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228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康颜军，男，1979年6月21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禹明，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负责人：高靖峰，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心支公司五常支公司，住所，住所地黑龙江省五常市五常镇金山大街金泰家园新区**东4门div>负责人：董岩，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康颜军因与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心支公司五常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五常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3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方式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颜军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阳光保险公司向康颜军支付保险金，一、二审诉讼费由阳光保险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康颜军投保时，阳光保险公司仅告知了保费及保额，康颜军交纳保费后，阳光保险公司直接出具保险单。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阳光保险公司完全没有告知保险条款和免责条款。二、阳光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条例”是格式条款，康颜军对此完全不知情。阳光保险公司对涉案合同的所有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免责条款均未尽到法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三、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告知保险条款和免责条款，阳光保险公司未说明保险条款的情况下，免责条款应认定无效。四、康颜军作为投保的车主，发生事故时并非其本人驾驶，涉案事故中康颜军没有任何过错。是否存在醉酒驾驶是对交通事故归责的依据，与保险合同无关。交强险赔付后，康颜军又向意外事故伤者支付了13万余元的赔偿金，一审法院错误判决导致投保人承担巨大经济损失。阳光保险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康颜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阳光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30,126.40元；2.判令阳光保险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兴华系五常市人和汽车修配厂的司机，该修配厂的实际经营者为本案康颜军。2019年7月3日18时许，朱兴华驾驶康颜军所有的黑Ｌ×××**号轻型普通货车，将冯某撞伤并导致死亡。经检测，朱兴华血样中乙醇含量为247.11mg／100ml，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朱兴华负事故主要责任，冯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登记在康颜军名下的案涉车辆在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2019年11月28日，五常市人民法院（2019）黑0184刑初4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朱兴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阳光保险公司承担12万元保险责任（仅诉交强险）；五常市人和修配厂（经营者康颜军）与朱兴华连带赔偿受害人家属130,126.4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商业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驾驶人饮酒、吸食或者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使用被保险车辆的，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的规定，本案对于商业三者责任险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阳光保险公司是否已尽到必要的提示义务，进而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免予承担赔偿责任。分析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康颜军提供涉事车辆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中“重要提示”第2条：“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及第3条：“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已经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康颜军否认收到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对于未收到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的主张，康颜军未举证证明其曾就此向阳光保险公司提出过异议，故其主张不能成立。前述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已经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故应当认定阳光保险公司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饮酒驾车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康颜军及案发驾驶员朱兴华应当了解饮酒驾驶车辆的含义及对社会的危害性，而不会对前述免责条款的理解发生歧义。因此，在保险人对该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作出提示后，无需保险人再进一步解释饮酒驾驶车辆的定义和法律后果。故康颜军主张免责条款不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康颜军举示的（2019）黑0184刑初4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判处阳光保险公司承担12万元保险责任（仅诉交强险）以及五常市人和修配厂（经营者康颜军）与朱兴华连带赔偿受害人家属130126.40元。判决生效后，阳光保险公司就交强险部分已经向高兰等人进行了赔付，根据法律规定取得了追偿权，而另一方面康颜军并没有对高兰等人进行赔偿，也就更无权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对其承担赔付责任。综上所述，康颜军并没有取得追偿权，且阳光保险公司对于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即禁止饮酒驾车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已履行提示义务。故阳光保险公司拒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符合双方约定，应予支持。至于酒后不能驾车应为普遍社会常识，不应以此加重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判决：驳回康颜军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阳光保险公司应否承担本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责任，免责条款效力如何认定。首先，一审中康颜军举示的保险单载明，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康颜军承认收到保险单，应确认阳光保险公司与康颜军订立保险合同并收到保险合同。其中保险合同所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的条款作出了特殊标记，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据此，阳光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约定合同内容涵盖保险条款，且免责条款也以加粗、加重的方式进行了明显标注，应认定对免责条款作出了明确的提示，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饮酒不得驾驶机动车。本案中，康颜军将车辆借予案外人，因驾驶员醉酒驾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一审判决依据阳光保险公司商业险条款的约定，判决阳光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康颜军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康颜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3元，由康颜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泉审判员  杨蕊审判员  于敏（）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张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