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5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友余，男，196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涛，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住所地薛城区兴仁乡政府北邻，统一社会组织机构代码：33370000MD31381336。法定代表人：孙忠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平，山东守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辉，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罗友余因与被上诉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3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友余上诉请求：1.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原告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原告是“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刻有印章），经枣庄市司法局出具证明，该主体不存在。按照法律规定，该案件不符合立案条件，开庭后查明该原告不存在，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起诉。其次，一审法院更换“原告”的代理人。本案开庭审理，“原告”的代理人孙忠辉，有庭审笔录为证，“刘焕平”在2020年11月12日证据质证时露面，其并没有参加案件的庭审，但判决书上，“原告”的代理人换成了“刘焕平”，没有了孙忠辉。再次，一审法院在2020年11月12日组织质证意见时，没有查明“刘焕平”的身份，其接受谁的委托参加质证，法庭并没有告知上诉人；同时本案于2020年10月12日9时开庭，庭审笔录中明确写明本案宣判时间是2020年11月11日14时，然而该日并没有宣判。第二，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首先，孙忠辉提交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因签订主体不存在而应无效。一审称“虽然签订合同的原告一方是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然登记名称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孙忠辉为法定代表人，孙忠辉也在合同上签字，本院认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是对涉案代理合同的追认”，该认定是错误的。“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和“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签订代理合同是加盖了“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印章的，不是简单文字上的错误，孙忠辉作为个体，作为法律工作者只能挂靠一个服务处所，才有资格代理案件，而其服务处所是“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其只能在该所执业，不能在加盖了印章的“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执业，因此孙忠辉向法庭提交的合同是无效的。签订合同是双方的行为，一方主体不存在，上诉人不认可孙忠辉在主体不存在的合同上，重新加盖“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的印章，就不存在一审法院的“追认”行为，更不存在“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行为就是“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的行为，孙忠辉无权在主体为“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和罗友余的代理合同上签字。第三，一审法院支持“原告”611,243.59元的代理费没有计算依据。假设两份合同有效，合同的内容也无法履行，孙忠辉所代理的案件罗友余能拿到的钱不过200万元，却要支付代理费60多万，违反了公平原则。孙忠辉让罗友余在空白的《委托代理合同》上签字，上诉人就中了计，且上诉人已经支付完代理费，而且已经超额支付，孙忠辉给上诉人说，每个案子绐他2000元代理费，上诉人贪图便宜，就让其代理案件。孙忠辉伪造、私刻根本不存在的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印章和上诉人签订服务合同。司法局出具了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在本辖区内注册登记，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没有注册登记的证明，也印证了本案是虚假的诉讼。综上，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事实，枉法裁判，请求二审法院对错误的判决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按约履行完了代理义务，且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欺诈、恶意串通行为，合同形式瑕疵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按约定支付代理费，有事实依据，上诉人没有履行给付代理费的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一、请求判令被告偿付拖欠代理费80万元及违约金（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的6%计算；2.二、本案的一切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分别于2014年6月14日、2017年1月1日签订了委托代理费率为标的的3%、20%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孙忠辉为被告的法律顾问并代理案件，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本案涉及原被告间的代理案件有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件：1、（2014）市中民初字第602号，该案原告罗有余诉被告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于2014年12月1日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标的款110万元及利息，并进行了该案的执行代理；2、（2014）市中商初字第90号，该案为原告枣庄市东正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罗有余买卖合同纠纷，于2014年6月12日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标的款85万元及违约金；3、（2018）鲁0402民初1755号及其上诉案件，该案原告罗有余诉被告浙江花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于2018年10月8日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工程款的利息（以8，386，713.73元为基数，自2013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依据上述三起案件的判决原告计算所产生的代理费共645，043.59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代理案件期间原告收取被告的款项15，000元用于司法鉴定但鉴定报告明显晚于判决时间，2014年收取了代理费10，000元，2015年1月27日，被告收到法院退给罗友余款项32，200元，原告用其中的23，400元支付了（2018）鲁0402民初1755号民事案件费用，剩余88，00元未有归还被告，以上款项应当从被告承担的代理费中扣除（645，043.59元-33，800=61，1243.59元）。因代理合同中没有约定代理执行案件，对执行案件的代理费95，200元不予认定。另外，一审法院查明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实际登记名称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原告履行了代理义务，被告不支付代理费违反合同约定其应当承担支付代理费及违约责任。虽然签订合同的原告一方是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然登记名称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孙忠辉为法定代表人，孙忠辉亦在合同上签了字，一审法院认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事务所是对涉案代理合同的追认。其次，法律事务所和法律工作者的代理区域的规定是行政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并非禁止性规定，而且原告已履行了相关代理义务，故原告具有代理被告相关案件的主体资格。原告请求的代理费数额，一审法院确认至2020年5月16日为611，243.59元。另外，对被告辩解的原告没有主体资格、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其不欠原告代理费等的辩解，因原告长期以来一直为被告提供案件的代理服务，并且被告没有提出证据证明上述辩解成立，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的代理费中一审法院已确认的部分数额及利息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判决：一、被告罗有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登记名称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代理费611，243.59元及利息（以611，243.59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1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计算至实际偿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登记名称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减半收取5，900元，由被告罗有余承担4，956元，原告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登记名称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承担94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证据均为一审已提交过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提交的新证据。本案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除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外，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上诉或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补充第一审判决内容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不予审查。本案上诉人为罗友余，故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上诉人罗友余的上诉请求。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本院认为，虽原告使用“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作为起诉状中的名称书写，但在其起诉状下方具状人处亦注明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并加盖公章，并且在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诉讼代理函和授权委托书中也均写明当事人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并加盖公章，故本案原告主体不存在不适格的问题。关于案涉合同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及《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诉讼代理执业区域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是部门规章、批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而司法部的规定属于部门管理性规定，是对法律工作者的行政管理行为，法律工作者如违反该行政管理措施，司法行政机关会对该法律工作者有相应的行政处理措施，但不当然导致该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行为无效。本案中，孙忠辉是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是该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孙忠辉在2014年6月14日、2017年11月1日与罗友余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其中2014年6月14日的委托代理合同虽是以其个人名义签订，但在该委托代理合同涉及的（2014）市中民初字第602号和（2014）市中商初字第90号代理案件中，其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代理公函均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加盖公章出具，即得到了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的追认，因案涉委托代理合同而产生的法律权利义务，应由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享有和承担；其中2017年11月1日的委托代理合同虽乙方处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和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分别盖章，但经查明，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并未登记注册存在。本院认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和其法律工作者孙忠辉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履行过程中，至于是否存在不规范使用法律服务所登记名称以及该行为是否在其上级主管部门监管下，均不属于本案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应予审理的范围，且与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效力无关。上诉人以主体不存在、超出辖区代理案件主张案涉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但在一审法院已查明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实际登记名称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后，应予判决中明确原告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而不应使用“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虽然一审判决对原告名称表述不准确，但不影响案件实体处理，本院在二审中对裁判所列主体予以纠正。关于支持代理费正确与否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认定，2014年6月14日签订委托代理费率为标的的3%、2017年11月1日签订委托代理费率为标的的20%的两份委托代理合同涉及的案件有（2014）市中民初字第602号、（2014）市中商初字第90号、（2018）鲁0402民初1755号，其中602号和90号判决书中罗友余的委托代理人为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孙忠辉；1755号判决书中罗友余的委托代理人为枣庄鑫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孙忠辉。虽上诉人罗友余对有其签名纳印的上述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均不予认可，称合同中的约定内容未经其同意，自己当时签的只是空白合同，合同中代理费金额是孙忠辉后期填写，且三起案件的代理费均已完全支付，但罗友余对此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以罗友余所举证据不能支持本人主张而未予采信。对此，本院认为，罗友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知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其并未否认案涉两份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签字纳印不是自己所为，同时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合同存在后期伪造、欺诈或胁迫等情形，罗友余应对其签名负法律责任。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枣庄高新鑫诺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孙忠辉为罗友余提供了法律服务，罗友余应按约履行支付代理费的义务。一审法院依据本案事实证据作出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罗友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上诉人罗友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光明审判员  陈德山审判员  朱运涛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赵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