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5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海妮，女，197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海，荣成昀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莉丽，女，1979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上诉人樊海妮因与被上诉人徐莉丽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6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海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樊海妮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徐莉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徐莉丽没有履行夫妻扶养义务。在樊飞确诊为肺癌晚期治疗期间，徐莉丽拒不交费为樊飞治病，也不照顾樊飞的生活。二、樊海妮为樊飞垫付的医疗费用应当由徐莉丽负担。1.徐莉丽拒不履行作为妻子的义务，拒不交费为樊飞治疗，从樊飞生病到去世徐莉丽没有照顾樊飞，樊飞出国打工的收入寄给徐莉丽，樊飞回国后身上一分钱没有。2.樊海妮作为樊飞的姐姐为了樊飞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垫付了医疗费用，特别是针对肺癌的靶向药和中药，都是荣成人民医院和威海中医院开具的药，对病情有效，樊海妮直到现在才起诉徐莉丽要医药费，是因为樊飞病重期间徐莉丽就起诉樊飞索要钱和房屋，樊飞去世后，徐莉丽继续起诉樊飞年迈的父母要钱。樊飞住院3天，徐莉丽就交了10元，肿瘤科杨主任多次和徐莉丽沟通，徐莉丽称得这病治也是死不治也是死，所以拒绝给樊飞交费治疗，杨主任找到樊海妮说樊飞才39岁，病情也不是到了完全不可治疗的地步，所以樊海妮和徐莉丽沟通才替樊飞交了医药费，樊飞去世后，部分医药费未结，徐莉丽拒交，最终杨主任联系樊海妮结清医药费。在北京出院时，徐莉丽也未结清治疗费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的主治大夫和科室主任见证了樊飞从意大利回国住院时徐莉丽对樊飞的所作所为，樊飞住院后，徐莉丽病房都不进，白天出去玩，晚上回医院找地方睡觉，都是樊海妮在病房日夜陪护，5天瘦了10多斤，后来在科室主任的帮助下连夜雇救护车赶回荣成，住进了荣成人民医院，后医生联系樊海妮结清樊飞住院费，樊海妮让北京的朋友帮忙结清。徐莉丽不让老人见孙子，樊飞走时也没能见到孩子最后一眼。3.水滴筹的款项系打到樊飞的账户，由樊飞领取，该8万元系樊飞自主支配，水滴筹也没有规定款项必须在多长时间内用完，与樊海妮垫付的医药费无关，即使刨除8万元水滴筹善款，剩余款项仍应由徐莉丽负担。徐莉丽原本对樊飞不管不顾，只交了10元住院押金，但当得知水滴筹之后，徐莉丽立即要求水滴筹网络平台将此款打到其银行卡，水滴筹网络平台经询问樊飞，得知徐莉丽作为妻子对樊飞不管不问后，将筹款汇给荣成市人民医院，再由荣成市人民医院给付樊飞，水滴筹款项没有给付樊海妮，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偿还了樊海妮垫付的相关费用。4.癌症患者的治疗花费几十万至几百万都是合理的，樊飞的治疗费用也有几十万元，樊海妮有证据佐证垫付了部分费用，该垫付的费用属于债务，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徐莉丽作为配偶应当承担清偿义务。5.依照荣成市人民法院(2018)鲁1082民初2133号民事判决，徐莉丽取得夫妻共同财产差额款54,329.27元；依照荣成市人民法院(2018)鲁1082民初6788民事判决，徐莉丽取得夫妻共同财产差额款50,888.36元；徐莉丽取得了夫妻共同财产差额款合计为105,217.63元，徐莉丽取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时也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6.樊海妮垫付的费用不属于赠与，樊海妮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7.樊飞在(2018)鲁1082民初2133号民事判决中明确表示从樊海妮处借款6万元用于治病，这与樊海妮垫款金额相符，所以樊海妮垫付的款项属于借款。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樊海妮的上诉请求。徐莉丽辩称，樊海妮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一、徐莉丽已经履行夫妻扶养义务，得知樊飞生病后，徐莉丽向亲戚朋友借款用于樊飞治病，樊飞在遗嘱中也认可徐莉丽为其出资在北京治病而非樊海妮所称拒不支付，樊飞起诉离婚前徐莉丽也积极照顾樊飞。二、不存在樊海妮垫付樊飞医疗费的问题，相反樊海妮在樊飞生病期间唆使其离婚，立遗嘱不保留孩子份额，从中获利。1.樊飞回国到离婚期间住院治疗费用合计为4.7万余元。包括在北京的费用4.4万元，北京回荣成住院的费用2,789.37元，起诉离婚至二审审结期间住院费用1,159.02元。2.樊飞治病报销及徐莉丽等亲人出资金额为⒋39万元。一审开庭时樊海妮陈述2018年4月份在荣成市社保机构提交的单据金额为29,880元，则报销金额至少是17,900余元,且这部分金额直接由樊海妮掌管，徐莉丽在北京为樊飞治病出资19,000余元，樊飞的姑姑樊伟3月6日给樊飞7,000元用于北京治病，以上共计4.39万元。再者，2018年3月水滴筹网络平台筹得善款86,131元。樊飞在律师处的调查笔录和法院判决中载明，樊飞出国期间向其父母及姐姐汇款10.7万余元，该部分款项及治病剩余款项被樊海妮据为己有。三、徐莉丽作为妻子已尽职尽责。事实上樊飞在2018年3月份之后只在威海中医院检查一次，并未住院，花费是1,159.02元。至于樊海妮提到的诉讼，到目前共有6次诉讼，5次是徐莉丽作为被告，并非徐莉丽一次次提起诉讼。至于徐莉丽只交10元钱的事，是因从北京回荣成人民医院时徐莉丽身上只剩下几十元，医生说先交10元办住院手续，而徐莉丽从未说过这病治也是死不治也是死。樊海妮根本没交过住院费，荣成人民医院住院共6天，花费2,789元，樊飞出院时并未进行结算，直到3月28日水滴筹善款打到医院才结算。四、北京医院的医生说樊飞癌细胞如果扩散到大脑，会引起神经系统紊乱，基于这种情况，樊飞不可能自己保管8万余元的水滴筹善款，樊海妮在所有的案件中，每次都到庭参加，不是代理人就是证人，表现非常积极，樊飞的钱完全是樊海妮掌管的。徐莉丽从未要求水滴筹平台把善款打到自己的账号。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樊飞自起诉离婚之日起治病的花费应认定为个人花费，如有债务，属于个人债务。六、樊海妮主张徐莉丽取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时也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与事实不符，在之前的案件中均未举证证明存在夫妻共同债务。在(2018)鲁1082民初2133号案件中，樊飞称在北京的治疗费6万元是借樊海妮的钱，而在(2019)鲁1082民初6992号案件中，樊飞称在北京治疗已花费6万元，均是借朋友陈延华的钱，前后陈述矛盾。樊海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徐莉丽给付樊海妮垫付费用135,721.8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徐莉丽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莉丽与樊飞原系夫妻关系。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樊飞诊断为肺癌。2018年3月1日至同年3月12日，樊飞分别在北京与荣成的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花费的医疗费用等为40,000余元。在荣成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因经济困难医院通过“水滴筹”网络平台筹得善款86,131元。2018年3月23日，樊飞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2018年5月30日，一审法院判决樊飞与徐莉丽离婚。现樊海妮主张在樊飞住院以及出院治疗（中医诊所治疗）期间，其垫付的费用为135,721.80元，请求判令徐莉丽支付。另查，2018年10月16日，徐莉丽因偿还樊飞个人债务的问题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2018年12月9日，樊飞去世，一审法院追加了樊飞的继承人参加了诉讼。2019年5月13日，一审法院对该案作出了（2018）鲁1082民初6788号民事判决；因樊飞生前所立遗嘱对楼房及个人债务的处置问题，樊飞的父母于2019年12月3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对该案作出了（2019）鲁1082民初6992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樊海妮、徐莉丽争议的主要问题是在樊飞患病治疗期间樊海妮是否支付了相关费用及如果支付了相关费用是否应由徐莉丽负责偿还。樊飞在回国住院治疗期间正常的花费为40,000余元，不排除有其他费用，但“水滴筹”善款的80,000余元足以支付该部分费用，应有剩余。且善款应用于支付樊飞的治疗，樊海妮主张该部分款项用于其他方面实属不该，不应予支持。关于樊海妮主张的樊飞出院后到中医门诊的治疗费用单据非正规医院所开据，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且即使花费也非正规必需的治疗手段，亦未征得徐莉丽的同意，现樊海妮主张要求徐莉丽支付该部分费用不应予支持。退一步讲，樊海妮作为樊飞的姐姐，在弟弟患病期间出于亲情出手帮助亦符合道义，但帮助不应等同于借贷，樊海妮主张要求徐莉丽偿还该债务证据不足。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樊海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7元（系减半收取），由樊海妮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樊海妮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8）鲁1082民初678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上诉人作为樊飞的妻子，在其患肺癌晚期时不仅不管不顾，反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导致樊飞病情加重去世，上诉人为樊飞垫付的医疗费用，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作为樊飞的妻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50,888.36元，应当承担清偿义务。证据2.和解协议，证明被上诉人得到樊飞的遗产差额款10万元，上诉人为樊飞治疗发生的费用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被上诉人得到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时，也应当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证据3.（2018）鲁1082民初2133号卷宗，其中第37页证明樊飞在离婚诉讼时承认，从上诉人处借款6万元治病，证明该费用是上诉人支付的；第42页至63页证明该费用是上诉人垫付的；第32页证明樊飞在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3月12日，在荣成市人民医院治疗期间，上诉人于2018年3月9日向荣成市人民医院支付1万元用于樊飞的治疗；第38页证明樊飞在北京市字会紧急救援中心的费用371元是上诉人垫付的；第39页证明上诉人在航天中心医院为樊飞垫付医疗费2,000元；第40页证明垫付的6,000元和2,000元与第37页樊飞说明的欠款清单相一致；第44页证明樊飞在威海市中医院的费用881元、268元是上诉人垫付的；第65页是被上诉人在离婚案件中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被上诉人作为妻子仅提供了三份治疗单据，合计1,345元，其他费用都是由上诉人垫付的；第47页门诊处方，证明医生为樊飞开具中药进行治疗，并且有实际效果，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中药费用单据是合理的。徐莉丽质证称，认可证据1、2、3中正规医疗费单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对于证据1，樊飞去世不是徐莉丽导致的，是在国外打工期间确诊为肺癌晚期，樊飞出国期间汇款给其父母和姐姐，樊飞本身有钱，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如果有债务，在离婚财产纠纷一案中应当进行分担。证据2和解协议是将前三次的判决内容整合后，出现的差额款10万元，与夫妻共同债务无关。证据3中第37页内容与事实不符，在离婚案件中，樊飞陈述在北京治病的钱是借樊海妮的，而在继承案中说在北京治病，这6万元实际借朋友陈延华的，前后表述不一致，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借款，如果存在，在离婚后财产分割一案中就应提出。对于证据3中的医药费单据，相关人员均可以打印，樊海妮持有单据不能证明费用是其支付的，樊飞在之前的案件中也承认徐莉丽在北京为其垫付了1.7万元的治病费用，樊飞在律师处的调查笔录中也有相应陈述；樊海妮3月9日垫付的1万元并未进行结算，该部分的住院费是水滴筹到账后结算的，不存在樊海妮垫付1万元；第47页门诊处方不属于正规的医疗单据，不予认可，现在都是电脑打印的单据，而樊海妮提供的就是手写清单，没有法律效力，樊飞应去正规医疗机构治疗；樊飞的医疗费由徐莉丽的出资、樊飞的姑姑出资、社保机构报销及水滴筹善款足以支付。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本院二审查明，樊海妮主张的135,721.8元医药费系由中国医学科学肿瘤医院、航天中心医院、荣成市人民医院等医院开具的收费票据、预付金收据所显示医疗费数额，及荣成市春雷医疗有限公司关爱中医诊所、威海海林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出具的收据、门诊处方笺中所显示药费数额相加得出；其中发票号码为0000431的救护车专用发票姓名处为手写的樊海妮，其余票据姓名处或为樊飞，或未填写。另查明，由樊海妮银行账户支付的医疗费共四笔，总计23,994.59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樊海妮要求徐莉丽偿还其为樊飞垫付的医疗费的主张是否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樊海妮主张其为樊飞垫付医药费，但从其提供的证据来看，均为医院收费票据、收据、门诊处方笺等，该证据不能证明樊海妮系实际付款人；其中由樊海妮账户支付的医疗费共四笔，总计23,994.59元，但结合相应单据来看，其中部分款项为预付款，樊海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所涉医疗费最终结算退费情况。综上，樊海妮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樊飞垫付135,721.8元医药费。且即使樊海妮为樊飞垫付部分医药费，基于其系樊飞姐姐的亲属关系，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樊飞成立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为樊飞垫付的医药费系借款，故对樊海妮主张其借款给樊飞治病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樊海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14元，由樊海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