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初600号原告：北京中瑞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1区689幢11层1117室。主要负责人：董鑫冉，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明，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莉莉，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玉生，男，1956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婉霞，天津秉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园308号1单元6层601。法定代表人：李雪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辰光，北京德和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建民，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瑞森（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园区天中路3号。诉讼代表人：中瑞森（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丽丽。原告北京中瑞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中瑞森）与被告杨玉生、北京博泰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泰峰公司）、中瑞森（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瑞森）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中瑞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晓明、付莉莉，被告杨玉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婉霞，博泰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辰光、叶建民，天津中瑞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中瑞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天津中瑞森于2019年8月2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的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无效。2.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告系被告杨玉生和天津中瑞森的合法债权人。2.被告天津中瑞森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及其他印鉴均被监管方监管使用。3.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与天津中瑞森之间相互恶意串通，虚假挂失天津中瑞森的营业执照、公章等资料。4.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与天津中瑞森之间恶意串通，签订《还款协议》，追加被告天津中瑞森为保证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5.被告杨玉生作为天津中瑞森的法定代表人，擅自追加公司成为个人债务的保证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担保行为无效。《还款协议》因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杨玉生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不符合作为第三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条件。因为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第三人与合同约定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且符合合同无效构成的情况下，第三人才可以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但是原告与涉案合同约定的事项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在事实与理由部分也写到了涉案合同约定内容，严重影响了被告对原告债务的担保能力，削弱了其偿债能力。这里的影响、削弱等词表明了原告认可涉案合同并非对其是一种直接的权利义务冲突，影响和削弱的也只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实际的权利。其次，涉案的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符合原告所述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三，原告是被告的合法债权人，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债务，被告也对此没有进行否认回避。在涉案合同中被告也是其他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债务人，所以并非是为了逃避原告的债务或隐匿财产低价转让等这样的情形去放弃自己的债权，使得原告利益受损。原告可以为了实现债权与债务人签订监管协议。那么同样，其他合法的债权人也可以采用相应的法律行为，都是为了保障自己合法债权的实现方式，所以是相互独立且没有利害关系联系的。关于原告在诉请中称起诉书当中所述的基于监管协议而虚假挂失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资料的情况，被告是与北京的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监管协议，是原告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其债权而要求被告签订的合同。这对被告来说不利于公司的管理经营，也是不符合常理的，被告是在无奈之下才签订了上述的监管协议。该协议充其量只是一种意定的合同行为，而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被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声明挂失公章、营业执照等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至于被告委托谁来办理相关手续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委托的主体适格，委托的手续也齐全，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第四，对于恶意串通的认定，在法律认定上应当是十分严格和严肃的，因为涉及了重大的权益问题，甚至是名誉问题。恶意串通是为了谋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被告杨玉生不管是最初签订的借款合同还是之后签订的还款协议，都是基于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所以不属于恶意串通的范畴。第五，原告所述的被告作为法定代表人，擅自追加公司为个人债务的保证人的情况。追加公司为担保人是由股东会决议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博泰峰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关于原告与被告杨玉生之间的债权问题，答辩人是不知情的。原告与杨玉生之间达成的调解书，属于不公开的文书类型。调解各方也从没有把相关情况告诉答辩人，答辩人也无从知晓调解书的内容。第二，博泰峰公司怀疑原告与杨玉生之间虚构债权。经调解书各方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其能达成调解协议，形成一致的调解意见。博泰峰有理由怀疑原告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实现逃避债务等目的，因此对于原告所称其为被告杨玉生与天津中瑞森的债权人一事，博泰峰不予承认，怀疑其虚构债权侵害博泰峰公司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三，调解书也没有履行。原告滥用诉讼权利。假使调解书债权真实存在，根据原告提供的调解书，各方互负履行义务。原告既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法律义务，也没有及时采取有力的手段要求对方履行义务。原告怠于主张权利实现债权。现原告又对博泰峰提起诉讼，有滥用诉讼权利的嫌疑。第四，关于原告所述的印章监管的问题。博泰峰对于印章监管一事不知情。杨玉生也从没有告诉博泰峰公司存在印章监管的问题。第五，监管协议也没有生效。原告所称的监管协议，多方合同主体均没有加盖公章，协议也没有履行。监管期限、协议的订立时间也没有标注，该协议没有成立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第六，关于挂失天津中瑞森营业执照公章的问题。博泰峰公司与杨玉生之间的债权真实，不存在恶意串通。博泰峰对杨玉生天津中瑞森享有真实的债权，一切操作均合法合规，不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杨玉生关于丢失公章证照的说辞是可信的，丢失公章证照的情况非常的多。杨玉生告知博泰峰公司其丢失了公章、证照也符合常理。杨玉生及天津中瑞森提供公司股东会决议，也足以说明公章丢失证照丢失的事实。新的公章、证照也是真实合法的，为了避免债务人伪造公章证照，经杨玉生公证授权，依法定程序申请办理了新的公章证照。根据法律规定，新的公章证照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丢失的公章证照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博泰峰有理由相信并认可新公章、证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其法律效力。第七，关于追加天津中瑞森为保证人的问题。博泰峰对杨玉生的债权存在多年，杨玉生多次承诺还款，但均未能履行。在博泰峰公司再次催款时，杨玉生承诺还款，并且通过股东会决议，愿意以天津中瑞森作为保证人。还款协议的签订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法规，也不存在侵害他人利益的问题，应为合法有效。第八，天津中瑞森提供担保，符合法定程序。天津中瑞森有两位股东，杨玉生和北京中瑞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告关于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的说法不能成立。天津中瑞森提供担保经过了股东会决议程序，全体股东作出了一致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博泰峰作为债权人充分信赖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及效力，不存在恶意串通。综上，博泰峰作为债权人经协商一致，签订还款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天津中瑞森辩称，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天津中瑞森的破产管理人发表四点答辩意见。第一，原告确系被告杨玉生和天津中瑞森的合法债权人。如原告所述，2016年6月2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2016）京01民初188号民事调解书，对该调解书管理人予以认可。第二，原告提供的监管协议内容真实，经管理人核实，2016年为监督前述民事调解书的履行，天津中瑞森作为被监管方之一，与北京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协议生效以后，天津中瑞森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一并移交给了中海投指派的负责人。在天津中瑞森进入破产程序以后，监管方将以上借款材料交接给了管理人。第三，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之间恶意串通、虚假挂失营业执照、公章等的行为，管理人并不知情。被告杨玉生作为天津中瑞森的法定代表人，在2020年9月1日确系向管理人移交了天津中瑞森营业执照正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等。但是对于原告提出的几个被告之间恶意串通、虚假挂失、营业执照、公章等的行为，管理人并不知情。最后一点，对于原告提出的被告等人签订还款协议，天津中瑞森为保证人的行为系恶意串通的事实，管理人并不知情。在天津中瑞森破产清算一案的债权申报阶段，博泰峰公司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供了本案涉及的还款协议。经管理人审核，该还款协议于2019年8月20日签订，经渤海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并赋予了强制执行力。被告博泰峰曾作为申请执行人向天津宝坻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宝坻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12月13日作出2019津0105执3476号执行裁定书终结了执行程序。但对于原告提出的以上行为系几个被告恶意串通的管理人并不知情。综上所述，恳请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京01民初18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第一条确定：杨玉生及天津中瑞森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共同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合计76674963元。2016年8月26日，被告杨玉生（《协议》丙方之一）、博泰峰公司（《协议》甲方）以及北京中瑞森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森通信”）（《协议》乙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瑞森通信的原股东杨玉生和杨彦鑫将其二人持有中瑞森通信全部股权以人民币20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博泰峰公司，由博泰峰公司100%控股中瑞森通信（见《协议》第一条）。《协议》第二条约定，博泰峰公司将全部股权转让款分两次支付：2016年9月10日前支付10000000元，2016年10月20日前支付10000000元，博泰峰公司按照要求将股权转让款转到中瑞森通信和杨玉生、杨彦鑫指定的银行账户，收款账户为原告账户。2016年10月27日，合同当事人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瑞森通信现股东为被告博泰峰公司。2017年6月21日，博泰峰公司（合同甲方，出借方）与杨玉生（合同乙方，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1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13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还款期限为2017年12月31日，借款利率按借款发生时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利息按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杨玉生在上述借款合同中指定的收款账户为原告名下账户。2016年9月13日，原告收到博泰峰公司直接划转的人民币10000000元。2016年6月21日，博泰峰公司（合同甲方，出借方）与杨玉生（合同乙方，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人民币10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28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还款期限为2017年12月31日，借款利率按借款发生时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利息按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博泰峰公司指定的甲方付款账户为北京博泰隆石油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收款账户为中瑞森通信。2016年4月28日，北京博泰隆石油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分两笔共向中瑞森通信转款人民币10000000元。2018年3月11日，杨玉生（甲方、债务人）与博泰峰公司（乙方、债权人）签订《借款展期合同》，约定：截至2017年12月21日，杨玉生已向博泰峰公司累计借款人民币20000000元，相应的利息为1450000元，合计金额为21450000元，依原借款合同，借款本息金额为21450000元，展期金额为21450000元，上述展期金额的利息利率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支付；上述借款期限展期至2018年3月31日。2019年8月20日，杨玉生（债务人、出质人）、博泰峰公司（债权人、质权人）、天津中瑞森（保证人）使用挂失、补刻的天津中瑞森公章，在天津市渤海公证处签订了《还款协议》，对该《还款协议》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还款协议》内容为：（1）债权人（博泰峰公司）与债务人（杨玉生）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协议约定债务人向债权人借款人民币10000000元整，用于铁塔工程项目，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借款利率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债权人于2016年4月28日分别向债务人支付人民币2500000元和7500000元。（2）债权人（博泰峰公司）与债务人（杨玉生）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协议约定债务人向债权人借款人民币10000000元用于铁塔工程项目，借款期限在2016年9月13日至2017年12月31日，借款利率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债权人于2016年9月13日向债务人支付人民币10000000元。（3）2018年3月11日，债权人（博泰峰公司）与债务人（杨玉生）签订了《借款展期合同》，约定债务人（杨玉生）在2017年12月31日前已经累计向债权人（博泰峰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人民币21450000元整，借款展期自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3月31日，展期利率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债务人应在借款展期到期日当日一次性归还博泰峰公司本金加利息，每逾期一日，债务人（杨玉生）应按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向债权人另行支付违约金。各方就还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a.截至2019年8月19日，债务人尚欠债权人本金人民币20000000元整，利息共计人民币3795275元整，违约金人民币1995372元整。债务人所欠债权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合计人民币25790647元整。债务人保证在2019年8月25日前将所借本金、利息违约金还给债权人。如双方另行协商，最终还款时间以另行协商为主，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内容仍有效。b.出质人同意以其持有的天津中瑞森的40%股权（对应注册资金：人民币20000000元整）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c.保证人天津中瑞森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按期归还上述款项的，债权人应将质押物及相关权属证明归还债务人，双方应办理注销登记手续。d.协议人在对强制执行公证的程序、法律后果了解的前提下做此确认。协议人对协议中约定的债权债务数额、期限、利息、违约金、计息方式、违约责任等均确认清晰无误、无疑义。e.关于担保的确认等内容。另查明，2016年9月12日，北京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管方与被监管方即被告天津中瑞森及北京中瑞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瑞森通信、北京中瑞森贸易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共同签订了《北京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中瑞森系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瑞森（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瑞森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瑞森贸易有限公司监督管理协议》，约定监管经营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所欠原告的债务本息偿还完毕之日。另，依前述协议的约定，协议生效后，被监管方之一天津中瑞森需将其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杨玉生的个人名章及其他印鉴移交给监管方中海投资指派的负责人。监管期间，被监管方天津中瑞森如需使用上述证照和印章，应提前三日通知监管人员，在取得监管方授权后，天津中瑞森方可使用。2019年8月，杨玉生委托其时博泰微星（北京）药业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3日变更名称为博泰微星（北京）创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田诗瑶为经办人，由其代理杨玉生和天津中瑞森办理申请公章补刻并领取新的公章。2019年8月16日，杨玉生以天津中瑞森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对处于中海投资监管下的天津中瑞森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发布作废声明，内容为“本企业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2019年8月19日，杨玉生前往宝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天津中瑞森补办的新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并在领取确认《承诺书》上签字。2019年8月20日，被告杨玉生(债务人)、博泰峰公司（债权人）、天津中瑞森（保证人）使用补刻的天津中瑞森的公章签订了《还款协议》，《还款协议》中约定的最后还款日为2019年8月25日。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的主张与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原告是否是提起案涉合同条款无效的适格当事人；二、在第一争议焦点为肯定的前提下，案涉合同条款的订立是否具备法定的无效事由。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原告以被告杨玉生、被告博泰峰公司和被告天津中瑞森恶意串通，签订《还款协议》侵犯了其作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由，诉请确认该《还款协议》无效之诉，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虽非《还款协议》的当事人，但依据其请求的事实与理由，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天津中瑞森恶意串通，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虚假挂失和补领天津中瑞森的公章、营业执照等手段，订立《还款协议》，追加天津中瑞森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削弱了天津中瑞森作为原告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损害了原告作为天津中瑞森债权人的受偿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根据前述规定，法人与他人恶意串通签订合同，表面上损害法人自身利益，实质上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三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案被告明确，原告诉讼请求具体，原告认为其债权的受偿能力由于各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受到侵害，原告对本诉的诉讼标的具有诉的利益。被告杨玉生关于原告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自述，其请求确认案涉合同条款无效的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依据该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无效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合同有效的，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亦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无论基于新法还是旧法，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实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均将导致该法律行为无效的效果。依据前述规定，本案的待证要件事实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及该民事法律行为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所举证据能否认定符合前述要件事实特征的具体事实，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原告对杨玉生及天津中瑞森享有债权的事实2016年6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京01民初188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第一条确定：杨玉生及天津中瑞森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共同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合计76674963元。依据该生效的调解书内容，被告杨玉生及天津中瑞森系本案原告的债务人，上述二被告对欠付原告款项的事实是明知的。2.关于各被告签订借款合同的情况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称，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其借贷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的合同。本院在梳理上述二被告之间借贷合意的成立及款项实际授受情况的基础上，确认了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如下具体事实：2016年4月28日，北京博泰隆石油设备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向北京中瑞森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森通信）合计转款10000000元，款项授受时未签订任何借款协议。2016年8月26日，杨玉生与博泰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博泰峰公司以20000000元价格受让中瑞森通信的股权。2016年9月13日，博泰峰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原告账户转款10000000元。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2016年10月27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瑞森通信现任股东为博泰峰公司。2017年6月和12月，杨玉生与博泰峰公司分别签订追认两笔10000000元借款的《借款合同》，均约定为杨玉生向博泰峰公司的借款，且借款的起始时间均与两次10000000元的转款时间一一对应。由上述具体事实，本院对杨玉生、博泰峰公司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主张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要式合同，需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因此，对于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而言，需要在双方当事人就借款用途、借款数额、还款时间等合同常素、要素进行磋商的基础上首先订立书面借款合同。本案中，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所主张的两次1000万元款项发生授受时双方并未订立借款合同，订立如此标的的借款合同却在转款前不签订借款合同，且二被告亦未就案涉款项达成使用借贷合意的磋商过程提交原始书证记录予以佐证，这与一般交易习惯严重不符，故杨玉生、博泰峰公司对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举证尚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3.关于各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首先，原告提交《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杨玉生表示其确曾签署过《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文本是否与原告所提交的相同其记不清楚了。经审查，该合同是以杨玉生为当事人所订立的协议，依据一般交易习惯，杨玉生是该合同原件的控制人。经本院释明，杨玉生未向本院提交该书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应认为该书证的内容系真实的。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中瑞森通信的原股东杨玉生和杨彦鑫，将其持有中瑞森通信全部股权以人民币20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博泰峰公司。该股权转让款应分两次支付完毕，其中2016年9月10日前支付10000000元，2016年10月20日前支付10000000元。合同约定收款人为原告，收款账户为原告银行账户。而杨玉生、博泰峰公司为证明其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向本院提供的款项流水记录为2016年4月28日转款10000000元，2016年9月13日转款10000000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上述转款的目的有股权转让合同作为依托，且上述转款完成后的2016年10月27日当事人完成了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杨玉生、杨彦鑫作为自然人股东退出，博泰峰公司成为中瑞森通信的持股比例100%的股东，而杨玉生仍担任中瑞森通信的法定代表人。本案中，杨玉生、博泰峰公司等二被告仅提出了总计20000000元的转账记录，主张上述20000000元系基于借贷法律关系而发生款项授受，但在原告提交了《股权转让协议》后，二被告关于其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主张进一步陷入真伪不明状态。其次，在原告提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后》，博泰峰公司质证时表示，即便在《股权转让协议》为真的前提下，股权交易是对杨玉生与博泰峰公司在此次股权转让前历次借款的担保措施。杨玉生亦陈述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系为借款提供担保。即按照上述二被告的主张，此次股权转让款名为股权转让，其实为担保合同。但在《股权转让协议》的文本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系此前借贷法律关系的担保合同，仅约定了股权转让合同的一般条款。由此，杨玉生与博泰峰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意思表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通谋虚伪表示，行为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即单纯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杨玉生与博泰丰公司在订立前述协议时如存在让与担保的意思表示，基于意思自治及合同自由的原则，完全可将其意思表示订入合同中。但双方仅订立了股权转让合同，意图掩盖双方当事人所称的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经本院释明，杨玉生、博泰峰公司亦未就其进行虚伪通谋表示掩盖其真实的效果意思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及民法的外观法理，因为当事人以通谋虚伪行为故意制造了虚假表象，理应自担风险，故当事人不得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原告作为合同外的第三人知晓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为虚假表示，原告属于善意第三人，故即便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确以股权让与合同隐藏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亦不得以该虚假表示即股权转让行为的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最后，杨玉生、博泰峰公司在2017年6月、12月分别补签了两份《借款合同》。由此事实可知，上述被告订立《借款合同》并无法律上的障碍，其在转账行为发生时并未签订借款协议亦非由于其不能控制的原因所造成。案涉款项首次转账时间为2016年4月28日。其时尚未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杨玉生、天津中瑞森对本案原告的给付义务。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所称的借款合同及其还款协议具有对抗本案原告债权实现的法律效果，而在原告的债权未经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前，杨玉生、博泰峰公司亦无必要签订前述协议用以对抗本案原告。故《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转账记录、股权变更登记更具有股权转让法律行为的信评性，《股权转让协议》亦未约定股权回购条款，杨玉生及博泰峰公司所称双方系以转让合同之名行担保合同之实的主张既无充分的证据支撑，同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二被告亦未签订法律所规定的要式借款合同，难以说明被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存在。4.关于天津中瑞森的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及公章等资料的持有及挂失情况因借款合同可由杨玉生与博泰峰公司补签，但若由天津中瑞森成为主债务的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条款，需由天津中瑞森作出意思表示，即需天津中瑞森在《还款协议》上用章。从本院查明事实部分天津中瑞森相关材料办理挂失，补领材料及订立合同的时间间隔来看，天津中瑞森办理相关材料遗失及补领手续的目的系为签订《还款协议》。综合《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款义务人，天津中瑞森办理遗失、补领手续的目的，杨玉生办理相关手续的委托人，中瑞森通信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等情况来看，《还款协议》系用以削弱本案原告债权掴取力的手段。出质人对质押财产的处分将影响原告债权的实现能力。此外，担保合同系单务合同，在天津中瑞森未向博泰峰公司借款的情况下，其未取得合同的对价而主动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将削弱其自身的清偿能力，在其明知对本案原告负有债务的前提下，其签订《还款协议》可认定有损害原告债权实现的恶意。综上，《还款协议》第二、三、五条的实际履行将损害原告的债权实现能力，故《还款协议》可以认定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虽然合同法的首要立法目的系鼓励交易，但保证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的诚信进行亦是合同法的立法目的所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规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行为无效的前提下，应认为该类行为具有破坏交易安全的特征从而需要从效力上予以否定性的评价。综合本案的上述具体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杨玉生、博泰峰公司及天津中瑞森所订立的《还款协议》第二、三、五条具备合同无效的法定要件事实，应认为是无效合同的合同条款。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玉生、北京博泰峰公司技术有限公司、中瑞森（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约定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杨玉生、北京博泰峰公司技术有限公司、中瑞森（天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尹春海审 判 员  姚 鹏人民陪审员  杨 琴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聂晓昕书记员李佳霖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