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05民初562号原告：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马晓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慧，该公司职工，住济南市。被告：许锡平，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职工，住济南市。原告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锁总厂）与被告许锡平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制锁总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慧、被告许锡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制锁总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服济天劳人仲案[2020]968号仲裁裁决书，判令制锁总厂不予支付许锡平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生活费16044元；2.本案诉讼费由许锡平承担。事实与理由：济南市天桥区工商局登记材料中调取的：1、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济天正（2011）30号】《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关于济南市制锁总厂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金返还的请示》文件，证明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对原告实施兼并重组，因此，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在《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可以代表原告同职工签订安置意向；2、《济南制锁总厂、济南防护设备厂改制重组方案》，可以证明，原告在改制前的企业名称为济南制锁总厂，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对原告实施兼并重组。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出资对济南制锁总厂改制，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可以代表原告同职工商定安置意向。对选择解除合同的，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3、《济南制锁总厂、济南防护设备厂职工安置方案》，证明原济南制锁总厂职工选择解除劳动合同的，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手续，被告在《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签字解除劳动合同，在办理有关手续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符合约定；4、济南市天桥区国有资产管理局【济天国字（2007）7号】《关于济南制锁总厂改制重组的批复》文件，证明济南市天桥区政府批复同意上述济南制锁总厂的改制文件及职工安置方案；5、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与济南制锁总厂签订的《协议书》，证明《济南制锁总厂、济南防护设备厂改制重组方案》、《济南制锁总厂、济南防护设备厂职工安置方案》，经职工代表会议通过，获得政府认可批复，济南安德经贸有限公司对济南制锁总厂进行改制。综上证据，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依法对原告实施兼并重组，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在《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代表原告同职工签订安置意向符合改制文件规定，已为政府批复认可。被告于2007年10月23日在《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中，与“原企业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一栏中签字“同意”，即为被告同意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且被告对于济南制锁总厂改制及其改制文件的内容是清楚的，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意思是明确的，对于《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的一方主体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为改制主体、代表原告是明确认可的，该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3日。不仅是被告，原济南制锁总厂的所有其他解除劳动的员工都是签订的《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另一方盖章的主体均是济南安泽经贸有限公司，该《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始终作为申请人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的改制文件为政府、原告处的职工认可，并为天桥区、济南市两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文书确认的。故被告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及索要生活费的主张因此不能成立。原济南制锁总厂是国有企业，这个国有企业的性质和生命持续到什么时间为止?那就是自北坦街道办事处2007年7月5日签订《济南制锁总厂产权转让协议书》进入过渡期，到2007年12月24日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成立，就是原济南制锁总厂注销和国有性质消亡之日。在这一天之前，那些职工是国企职工，这一天之后，要么与新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新公司民营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的一员，要么按照《职工安置方案》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取得应有的补偿金。新公司在办理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中，考虑到人多面广、情况复杂，办理过程顺延几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许锡平于2007年10月23日在《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中做出了明确选择，即同意与原企业终止劳动合同，即放弃原国企职工身份，原国企济南制锁总厂职工劳动合同解除，也没有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济南制锁总厂经政府有权机关批准改制，到新公司注册成立，是原济南制锁总厂国有企业的法定消亡日，许锡平是否与民企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是判定劳动合同是否延续的唯一标志，由国企到民企的职工身份不是一个自然转换，劳动合同也不是自然延续。否则就是否定了企业改制，仍然承认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具有国企身份。法院支持许锡平关于“济南制锁总厂没有注销”，劳动关系仍然延续的观点；同时支持许锡平关于新公司无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观点。那么自2007年12月24日之后，原国有济南制锁总厂已法定消亡后，应该由谁来履行这个职责?让已经消亡了的原济南制锁总厂与他解除合同，不就如同让死人履行公民法定义务一样吗?如果这个判决是正确的，就应该同时判定企业改制无效，恢复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的国企身份。这个案例错误犯在基本概念不清的问题上，把原国企济南制锁总厂与新民企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混为一谈。就像正在进行的国有事业单位改制一样，部分事业单位改制成了民营企业，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原来的事业单位撤销，改革成立了新的民营企业，政府就收回事业编制，这部分国有事业单位就不存在了，原来的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员工的身份自然消亡，与原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自然终结了，他如果与新成立的民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就是新公司的一员，新的劳动合同自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如果他不愿意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按规定拿补偿走人。他如果什么手续都不办，过若干年再到新公司要生活费，法院也支持这种诉讼主张吗?许锡平2007年10月23日就在《企业职工安置意向选择登记表》中签字同意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其后一直不予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这是明知不做，故意为之，实质是一种欺诈无赖行为，错误应该由他来承担。法院判我们败诉，于法、于理、于情均有失公允。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早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要求生活补助无依据。被告许锡平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制锁总厂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相关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7月20日，许锡平作为申请人，以制锁总厂为被申请人，向济南市天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基本生活费16044元。2020年12月1日，济南市天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济天劳人仲案[2020]968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以许锡平与制锁总厂自1987年10月起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非因申请人的原因造成其没有向被申请人提供劳动，申请人亦未到其他单位工作，被申请人应根据《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向申请人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生活费16044元。制锁总厂对裁决不服，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另查明，2020年7月15日，制锁总厂作为原告，以许锡平为被告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制锁总厂不予支付许锡平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的生活费16044元。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2020）鲁0105民初43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告许锡平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期间的生活费16044元。”制锁总厂不服该民事判决书，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1年2月5日作出（2021）鲁01民终8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该一、二审民事判决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认定制锁总厂与许锡平自1987年10月起存在劳动关系，且劳动关系至今尚未解除。本院认为，根据《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企业停工、停产、歇业,企业未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停工、停产、歇业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当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该工资支付周期的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劳动者没有到其他单位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本案中,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非因许锡平的原因造成其没有提供劳动,许锡平也没有到其他单位工作,制锁总厂应当按上述规定支付许锡平基本生活费。许锡平主张的生活费16044元，未超过法定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告许锡平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生活费1604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济南制锁总厂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滨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