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民终4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芬，女，198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勇波，男，198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俭，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文路**众美商务公馆**。 法定代表人：杨新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妍妍，河北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焦彦龙，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河北，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台上村联通街**>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林，河北和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新辉，男，198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上诉人陈晓芬、史勇波因与被上诉人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108民初3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晓芬、史勇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俭，被上诉人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妍妍，原审第三人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焦彦龙、杨新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史勇波、陈晓芬上诉理由：一、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和杨新辉、焦彦龙之间是代持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帆公司”）股份的法律关系。2015年12月份，基于对本案第三人杨新辉（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信任，二上诉人与杨新辉等六人签订《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成立了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该合伙协议第七条约定“合伙企业的目的：投资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同时可面向其他成长型企业进行投资，获取投资回报。”。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提交的财务凭证证实，2016年2月2日，该合伙企业账户向杨新辉个人账户转账300万元，款项用途为“股权转让”；2016年7月4日，该合伙企业账户向迎帆公司股东焦彦龙个人账户转账170万元，款项用途为“购买股份”。迎帆公司当庭承认收到了该470万元。上述证据可充分证实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和杨新辉、焦彦龙达成了代持股份的合意，双方之间是代持迎帆公司股份的法律关系。二、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和杨新辉、焦彦龙代持股份的合意，不需要迎帆公司股东表决同意。一审卷宗中的迎帆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实，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不是迎帆公司的股东。从公司登记的角度，杨新辉、焦彦龙没有向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转让股份，故上诉人无需提交证据证明：迎帆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召开股东会讨论，并经过半数同意”（参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综上所述，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和杨新辉、焦彦龙之间是代持股份的法律关系。对于该代持股份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岐峰中心与杨新辉和焦彦龙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双方无股权协议，也无空头承诺，也无股权价格的约定。2双方也不存在代持法律关系，无代持协议书，也无代持的口头协议。二、双方是投资合作关系。1、岐峰中心与迎帆公司之间事实上是岐峰中心投资迎帆公司，共同开展电信宽带业务，业务范围包括石家庄以及周边县市，双方签订有合作协议书，两公司均出资470万元，各占50％股份，并根据所占股份享有受益和承担责任。从法律意义上讲，两公司应属于合伙联营的法律关系（详见最高院关于合伙联营纠纷的司法解释）。2、从资金流向看，资金均进入迎帆公司的账户，未归杨新辉、焦彦龙个人所有。并且岐峰中心转给杨新辉的款项，杨新辉没有停留地转给了迎帆公司，岐峰公司转给焦彦龙的款项，焦彦龙转给杨新辉，杨新辉也立即转给了迎帆公司。可以看出，资金流向是明确的，毫无迟疑的。更能够看出，不是股权转让款。如果是股权转让款，则转让的是杨新辉和焦彦龙的个人股权，股权转让款应当由两个自然人收取，不需要再向迎帆公司转款，但事实上并非如此。3、从宽带项目的经营过程看，投资人岐峰中心的各个合伙人，都是宽带项目各县市的负责人，具体由岐峰中心的股东实际运营了合作的宽带项目。也可以看出，双方是投资合作关系。4、2018年在宽带项目运营后期，由于中移动、中联通大型国企电话绑定宽带业务，抢夺市场，项目遇到困难，项目参与各方对该项目投资资产进行了处置，并形成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中明确的记载了关于投资资产如何处置，如何分配。岐峰中心的各合伙人均在会议纪要上进行了签字，包括两上诉人，其中董少锋代表上诉人史勇波，两人是表兄弟关系，刘树辉代表了上诉人陈晓芬，两人系夫妻关系。所以各个合伙人都是签字确认了的，投资合作关系一直是清楚的，毫无疑问的。两人现在提起的诉讼，实际是虚假诉讼或者诬告。三、关于转账过程中的文字备注问题。一审时也进行了陈述。事实上各投资人在协商投资事宜之初，迎帆公司是有上市新三板的计划的，也仅仅是计划。一个公司要上市新三板要有员工持股平台、以及投资公司进行注资等特殊要求。若日后迎帆公司上市新三板，则将来把这笔投资款看做是股权转让款，用来符合上市新三板的要求。但这也仅仅是计划，并未达成股权转让合同，实际上不是股权转让款，并且迎帆公司最终不符合要求，未上市。所以，仅仅是为了合规，才有了转账凭证中的备注股权转让款的文字描述，并不是真实意思。该事宜在双方合作协议第四条中讲明了470万元投资款已支付，实际上岐峰公司就是对宽带项目投资以获得回报，双方之间只是投资合作关系。四、首先不存在代持股份的关系，假设存在代持的法律关系，那么也不应由于代持的法律关系就剥夺了迎帆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法定享有的。 原审第三人焦彦龙答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时正确的。2、请求贵院支持一审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诉人史勇波、陈晓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同）享有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14.24%的股权；2.判决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限期将上述股权的工商登记从杨新辉、焦彦龙名下变更至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事实和理由：2015年底，被告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当时的名称是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长）杨新辉向原告史勇波、陈晓芬等人游说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说该公司将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将上市发行股票，企业前景非常好，鼓动原告等人和他一起成立合伙企业，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向该公司投资，会有不错的投资收益。2015年12月份，基于对杨新辉的信任，二原告与杨新辉、樊俊卿、郝西强、张碧豪、刘孟、徐省波等六人签订《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合伙企业的目的：投资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同时可面向其他成长型企业进行投资，获取投资回报。”2016年1月5日，石家庄市岐峰投资中心注册成立，杨新辉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二原告等7人为有限合伙人。此后，该合伙企业与河北迎帆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杨新辉、焦彦龙口头约定，合伙企业以杨新辉、焦彦龙的名义向该公司投资，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将岐峰投资中心登记为被告的股东。岐峰投资中心的财务资料证实，截止2016年1月31日，该合伙企业收到樊俊卿、陈晓芳、郝西强、刘孟、张碧豪、徐省波六人的货币出资430万元；2016年2月2日，该合伙企业账户向杨新辉个人账户转账300万元，款项用途为“股权转让”，该款项的《记账凭证》附有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2月2日向杨新辉出具的300万元《收据》。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2月18日，岐峰投资中心收到史勇波四次出资共计50万元。2016年7月4日，该合伙企业账户向迎帆公司股东焦彦龙个人账户转账170万元，款项用途为“购买股份”。至此，岐峰投资中心的7位合伙人出资480万元，将其中的470万元以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杨新辉、焦彦龙的名义向该公司投资。2017年5月份，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被告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300万元，公司性质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二原告发现岐峰投资中心没有登记为迎帆公司的股东，迎帆公司不认可岐峰投资中心持有其14.24%的股份（470万元投资占迎帆公司3300万元注册资本的14.24%）,岐峰投资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也怠于向迎帆公司主张投资权益。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有限合伙人的下列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七）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之规定，二原告作为岐峰投资中心的有限合伙人有权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向迎帆公司提起诉讼。综上，为维护岐峰投资中心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二原告与杨新辉、樊俊卿、郝西强、张碧豪、刘孟、徐省波等六人签订《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约定成立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企业目的为投资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同时可面向其他成长型企业进行投资，获取投资回报。合伙企业合伙人共8人，其中杨新辉系普通合伙人，其他均为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认缴总额1000万元，杨新辉认缴出资170万元，樊俊卿认缴出资150万元，郝西强认缴出资100万元、刘孟认缴出资100万元，徐省波认缴出资100万元、史勇波认缴出资300万元、陈晓芬认缴出资50万元，张碧豪认缴出资30万元。2016年2月2日岐峰投资中心向杨新辉尾号为9880的账户转款3000000元（回单载明用途为股权转让），随后杨新辉将该笔款项转至迎帆公司账户。2016年7月4日岐峰投资中心向焦彦龙尾号为1227的账户转款1700000元（回单载明用途为购买股份），2016年7月5日焦彦龙将该款项转至杨新辉账户，之后杨新辉将该笔款项转至迎帆公司账户。2016年11月26日迎帆公司与岐峰投资中心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就合伙投资开展“宽带业务项目”达成协议。协议约定：迎帆公司出资470万元，占比例50%；岐峰投资中心出资470万元，占比例50%。第四条约定，岐峰投资中心已通过杨新辉、焦彦龙账户向迎帆公司支付了上述470万元投资款。2018年4月28日，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纪要，会议内容记载：“1.范庄资产归张碧豪所有，应支付迎帆公司100000元；2.赵县资产归史勇波所有，用剩余投资款的40%购买赵县资产，实际退给史勇波162372.21元；3.元氏资产归刘树辉所有，用剩余投资款的40%购买元氏资产，实际退给刘树辉162372.21元；4.石家庄市区及栾城区资产归杨新辉、刘孟、徐省波、郝西强、樊俊卿所有...”。该会议纪要有董少锋、张碧豪、杨新辉、刘树辉、徐省波、樊俊卿、郝西强签字捺印。被告称，董少锋代表史勇波签字，刘树辉系陈晓芬丈夫其代表陈晓芬签字。原告对此予以否认。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河北迎帆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河北益源宏耀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于2007年3月15日成立。2017年5月25日迎帆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发起人）为焦彦龙出资522.87万元；杨新辉出资2205.67万元；李静出资183万元；石家庄迎航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出资295万元；刘永科出资93.46万元。原告称，涉案的470万元款项的转账回单中分别载明“股权转让”和“购买股份”，真实意思是迎帆公司的股东杨新辉及焦彦龙将各自名下，分别价值300万元及17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岐峰投资中心，岐峰投资中心与杨新辉、焦彦龙之间存在代持迎帆公司股权的代理关系，岐峰投资中心实际履行出资义务。迎帆公司及杨新辉对此不予认可，岐峰投资中心成立目的是对外投资，并不存在原告与杨新辉达成口头约定，迎帆公司转为股份公司的时间为2017年5月，岐峰投资中心成立和支付款项时间均为2016年，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470万元系投资款，与杨新辉、焦彦龙没有股权转让的合意，岐峰投资中心与迎帆公司系合伙联营的法律关系。 岐峰投资中心称，对原告主张不予认可。原告主张的股权计算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岐峰投资中心与迎帆公司事实上是投资合伙联营的法律关系，不涉及股权问题。之所以载明“股权转让”和“购买股份”，系因各投资人在协商投资事宜之初，迎帆公司有上市新三板的计划。根据证券公司要求，需要有投资公司的注资。当时汇款时考虑若以后迎帆公司上市新三板，则把这笔款看做股权转让款，用来符合上市新三板的要求，这仅仅是因为合规，为将来计划中的上市进行准备，仅是从材料中文字表述上进行准备，实际上从投资中心的成立就是为投资宽带项目来获得回报，才写股权转让字眼，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庭审中岐峰投资中心的主张，其未就本案原告所主张的事宜提起民事诉讼或向迎帆公司主张过权利，故史勇波、陈晓芬选择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并无不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等关于合同成立的要约与承诺的相关规定，要求合同内容必须具体明确，具有可履行性。本案中，虽岐峰投资中心曾分别向杨新辉、焦彦龙汇款300万元及170万元，但该470万元转让款相对应的股权数量并不明确，双方并未就此磋商达成合意，亦未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依据《合作协议》，上述470万元系岐峰投资中心与迎帆公司合伙投资款，并非股权转让款项，故不应认定该笔款项系用于购买股权。其次，原告主张，系迎帆公司的股东杨新辉及焦彦龙将各自名下，分别价值300万元及17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岐峰投资中心，焦彦龙、杨新辉代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为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本案中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所谓的股权转让经迎帆公司召开股东会讨论，并经过半数同意，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岐峰投资中心与焦彦龙、杨新辉存在代持股份的合意，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岐峰投资中心与迎帆公司就转让股权达成合意，故本院对其要求确认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同）享有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14.24%的股权以及河北迎帆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限期将上述股权的工商登记从杨新辉、焦彦龙名下变更至石家庄岐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名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史勇波、陈晓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计6900元，由原告史勇波、陈晓芬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杨新辉、焦彦龙系迎帆公司的股东。上诉人提交的岐峰投资中心向杨新辉、焦彦龙的转款回单记载款项用途为股权转让或购买股份，上诉人以此主张岐峰投资中心享有迎帆公司14.24%的股权。仅按照回单用途的字面理解为岐峰投资中心购买杨新辉、焦彦龙在迎峰公司的股权，但杨新辉、焦彦龙否认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或股权代持的关系，该款项对应的股权份额并不明确，且款项已转入迎帆公司。该股权转让亦未经迎帆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迎帆公司及岐峰投资中心、杨新辉、焦彦龙均主张该款项为合伙投资款。迎帆公司与岐峰投资中心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迎帆公司出资470万元，岐峰投资中心出资470万元合伙投资开展“宽带业务项目”，第四条约定岐峰投资中心已通过杨新辉、焦彦龙账户向迎峰公司支付了上述470万元投资款。综上，本院认定该470万元并非购买股份的款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岐峰投资中心在迎帆公司享有14.24%的股份。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00元，由上诉人陈晓芬、史勇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史亚宁 审判员  孟维山 审判员  张国顺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 书记员  张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