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5民终11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公司，住所地长治市城西路**。负责人：任庆峰，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陈义，山西中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姬永军，男，汉族，1981年9月30日出生，住河南省安阳县。被上诉人：刘海燕，女，汉族，1981年11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安阳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双喜，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阎亚博，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波，男，汉族，1980年8月6日出生，住山西省长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翠红，女，汉族，1978年5月9日出生，住山西省长子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长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姬永军、刘海燕、刘翠红、刘红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522民初2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民财险长治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一审判决使上诉人多承担的400000元予以改判；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肇事逃逸是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保险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作为免责内容的，保险人仅承担提示义务。本案保单已经用突出的字体，将免责内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上诉人在本案中对逃逸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已经到了法定的提示义务，一审判决上诉人在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责任错误；2、“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险人按照保险单哉明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该条款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规定，是保险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自愿达成的，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只是在权利义务上做了一定的限制，且主车限额明显高于挂车限额，将赔偿总额以主车为限，并没有达不到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的程度，根本不会导致双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挂车三者险并不是不予赔偿，而是要和主车按照限额比例赔偿。以上条款应当予以尊重，一审法院主动干预裁判双方的保险合同，认为该条款是无效条款，没有约束力，明显是对该条款的误解。姬永军、刘海燕答辩称，保险公司理由均不能成立：1、案涉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保险公司并没有将不利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保险条款告知或者提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保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回执上的签名刘翠红是伪造的，保险公司也认可该签名是伪造的。2、关于主车和挂车保险问题，法律并没有禁止主车和挂车同时购买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应当在主车和挂车投保商业险的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综上保险公司上诉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翠红答辩称，签名不是答辩人签的，由法院依法判决。刘红波未到庭、未答辩。姬永军、刘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刘翠红、刘红波连带赔偿原告姬永军、原告刘海燕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767，815.40元；2、判令被告人民财险长治公司在交强险、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由被告刘翠红、刘红波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7日14时左右，被告刘红波驾驶晋Ｄ×××**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Ｄ×××**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安阳县水冶镇辅岩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大林301省道133公里水冶镇辅岩路交叉口右转弯时，与由西向东原告刘海燕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刘海燕受伤，姬紫怡死亡。事发后，被告刘红波弃车逃逸。本次交通事故经安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第41052212019000048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红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刘海燕、姬紫怡无责任。经安阳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姬紫怡符合颅脑损伤死亡。原告刘海燕系姬紫怡母亲，原告姬永军系姬紫怡父亲。姬紫怡在抢救过程中产生医疗费162.50元。另查明，被告刘红波为晋Ｄ×××**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Ｄ×××**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实际车主，该车挂靠于经营者刘翠红名下。晋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人民财险长治公司投保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3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晋Ｄ×××**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在被告人民财险长治公司投保责任限额为10万元商业三者险，均含不计免赔，被告刘红波系被保险人，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原告刘海燕（另案处理）受伤，原告刘海燕同意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优先用于赔偿姬紫怡死亡损失。被告刘红波赔付原告方16万元在另案中予以处理。诉讼中，姬永军、刘海燕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经审查，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20）豫0522民初29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刘红波、刘翠红名下存款（含银行、微信、支付宝等）500，000元或查封、扣押被申请人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期限为一年。法院于2020年7月28日查封经营者刘翠红名下车牌号为晋Ｄ×××**重型半挂牵引车、晋Ｄ×××**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晋Ｄ×××**重型半挂牵引车、晋DN2**车。上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系发生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被告刘红波驾驶机动车与原告刘海燕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有安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证明，刘红波负事故全部责任，刘海燕、姬紫怡无责任，该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适当，法院予以确认。二原告主张被告刘红波、刘翠红系合伙经营关系，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由于事故车辆在被告人民财险长治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40万元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首先应由人民财险长治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该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因被告刘红波系事故车辆实际车主，该车挂靠于经营者刘翠红名下，保险公司责任限额赔偿不足部分，由刘红波予以赔偿，被告刘翠红对刘红波赔偿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人民财险长治公司关于刘红波系肇事后逃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免赔的意见，被告刘红波肇事逃逸的行为属于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对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应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义务，免责条款生效。本案中，被告人民财险长治公司仅提供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向投保人提供了免责条款，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故人民财险长治公司该项免赔主张成立，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人民财险长治公司所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九条虽约定了“主车和挂车连接使用时视为一体，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主车保险人和挂车保险人按照保险单上载明的机动车第三者任保险责任限额的比例，在各自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金额总和以主车的责任限额为限”的内容，但该条款为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分别收取主车和挂车的保险费，却将两车的赔偿总额限制在主车的保险限额内，双方权利义务明显失衡，该条款免除了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且人民财险长治公司未举证证明就上述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而上述条款并无约束力，故人民财险长治公司主张商业三者险赔偿总金额应以主车限额为限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针对并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法院审核，二原告的合理合法损失为：1、医疗费：162.50元；2、死亡赔偿金：34，200.97元／年×20年=684，019.40元；3、丧葬费：67，268元／年÷2=33，634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以支持，优先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以上损失共计767，815.90元。二原告上述合法合理损失超出交强险死亡分项赔偿限额11万元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40万元，故被告人民财险长治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为510，000元＋162.50元=510，162.50元；超出保险限额部分，即767，815.90元―510，162.50元＝257，653.40元由被告刘红波予以赔偿，被告刘翠红对刘红波赔偿二原告257，653.40元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姬永军、刘海燕的合法合理损失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姬永军、刘海燕合法合理损失共计510，162.50元；二、刘红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姬永军、刘海燕合法合理损失共计257，653.40元；三、刘翠红对刘红波赔偿姬永军、刘海燕257，653.40元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78元，由刘红波、刘翠红负担；保全申请费3020元，由刘红波、刘翠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人民财险长治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保险人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后逃逸属于商业三者险规定的免责事由，该条款系格式条款，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交载有格式条款的投保单，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将保险条款交付与投保人，故其主张商业险免赔的理由，不予支持。上诉人分别收取了案涉主车和挂车的保险费，却将两车的赔偿总额限制在主车的保险限额内，属于明显减损投保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条款，依据《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该条款无效，对投保人不具有约束力，故上诉人关于赔偿总额以主车责任限额为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素萍      审判员   张利平      审判员   彭立辉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谢跃楠      书记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