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12民终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乃春，男，196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枭，江苏中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靖江市皇佳水蜜桃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靖江市东兴镇惠龙村**。负责人：徐凯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华，男，195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靖江市。（该合作社员工）上诉人胡乃春为与被上诉人靖江市皇佳水蜜桃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皇佳合作社）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初4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乃春的上诉请求：1、撤销（2020）苏1282民初4287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确认案涉租赁合同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及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押金30000元。2、本案诉讼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涉租赁合同应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2018年4月10日，靖江市东兴镇人民政府通知关停生猪养殖，上诉人在案涉大棚中己无法从事生猪养殖事宜，上诉人遂于4月30日从案涉大棚撤出。就上诉人提出的撤出时间，被上诉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更未举证证明上诉人于4月30日以后继续承租的事实，结合限期关停治理告知书上载明的最后关停期限，可以推定案涉租赁合同应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原审法院仅凭惠龙村单方陈述，就推定案涉合同于2018年6月29日解除略显草率，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应当返还案涉租赁合同中的押金。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大棚的实际面积为992平方米(12.4米*80米)，案涉大棚一年的租金为74400元。上诉人仅支付了10万元，其中7万元为第一年租金，3万元为押金。上诉人自2017年3月底4月初至2018年4月30日，上诉人承租刚满一年。虽然案涉租赁合同没有约定租金的支付周期，但考虑到该租赁合同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结合合同履行的情况，可以推定租金的支付周期为一年。退一步讲，假设按照原审法院推定案涉合同于2018年6月29日解除，则已满15个月，早己大大超过一年的租金支付周期，被上诉人继续让上诉人承租且未进行任何租金的催要，明显不符合常理，结合原审法院认定的年租金的金额、上诉人主张的解除时间及所付价款的金额，可以推定上诉人实际承租期限为一年左右，所付押金至少为25600元。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相应押金。被上诉人皇佳合作社答辩称：一、关于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时间，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认为租赁合同并未解除，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三年租赁费用。但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撤出租赁大棚的时间为2018年6月29日并以该时间认定为双方解除合同之日，对于该事实的认定被上诉人表示尊重和服从。二、关于上诉人是否缴纳过30000元押金的问题。因案涉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于2017年3月5日前支付定金壹拾万元（此定金可抵付大棚租金），而上诉人也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一笔100000元款项，结合合同的约定该100000元款项明显是抵付租金的定金款，而非合同另行约定的押金，且无论押金是否支付都不影响上诉人因使用租赁大棚而应当支付的租赁费。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胡乃春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原皇佳合作社租赁合同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2、皇佳合作社返还胡乃春大棚租金10000元、押金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5日，双方签订大棚租赁合同一份，约定胡乃春承租皇佳合作社所建大棚用于养猪，租期3年，总租金70000元及大棚押金30000元，共计100000元，由皇佳合作社承建大棚。合同签订后，胡乃春按约向皇佳合作社支付了100000元。皇佳合作社于2017年3月底向胡乃春交付了大棚，胡乃春遂开始使用大棚从事生猪养殖活动。2018年4月10日，东兴镇人民政府通知2018年4月30日前关停生猪养殖，并拆除养殖设施，所建大棚只能用于经济作物种植，不得再从事畜禽养殖。胡乃春遂停止生猪养殖活动。胡乃春认为，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胡乃春向皇佳合作社租赁大棚从事生猪养殖，双方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现双方租赁合同因政府的关停行为而于2018年4月30日实际解除。合同解除后，胡乃春作为承租人，有权要求皇佳合作社返还已支付的部分租金及押金。皇佳合作社一审辩称：请求驳回胡乃春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双方签订的大棚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胡乃春交付了100000元、皇佳合作社交付大棚、东兴镇人民政府通知关停生猪养殖等情况均属实，但是胡乃春并未支付押金30000元。皇佳合作社认为，皇佳合作社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胡乃春亦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租赁合同现已经到期，但是胡乃春并未将大棚返还皇佳合作社，亦未依约结算租赁期间的水电费，故胡乃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胡乃春提供的大棚租赁合同、东兴镇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下达的限期关停治理告知书、皇佳合作社提供的案涉大棚照片等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证如下：胡乃春提供的解除大棚租赁合同通知书复印件及EMS快递回执，皇佳合作社认为大棚租赁合同在2020年3月租赁期限已到期，皇佳合作社也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胡乃春解除合同没有法定的理由和依据。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胡乃春提供的快递单回执可知，皇佳合作社已经签收该通知书，且皇佳合作社并未对此予以否认，故该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2017年3月5日，双方签订大棚租赁合同一份，合同载明：“乙方于2017年3月5日前支付订金壹拾万元（此订金可抵付大棚租金）……”、“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大棚押金，押金为每个大棚人民币叁万元整……”、“乙方若不能租满三年，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胡乃春向皇佳合作社支付了100,000元，皇佳合作社向胡乃春交付了大棚；2018年4月10日，东兴镇人民政府通知2018年4月30日前关停生猪养殖；2020年7月7日，胡乃春向皇佳合作社邮寄《解除大棚租赁合同通知书》一份。因双方就合同是否解除以及是否应当返还租金、押金产生纠纷诉至法院。一审中，一审法院至靖江市了解情况，该村村委会陈述“（2018年）6月18日，第一位养猪户徐闪闪才将猪圈清理交接完毕，是这么多养猪户中第一个清圈的，6月29日，记录显示除了老刘一家，其余大棚均已清空”；另至现场测量，确定案涉大棚长80米，宽12.4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案涉合同是否解除、何时解除；2、皇佳合作社是否应当返还胡乃春租金10000元、押金30000元。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关于争议焦点1，根据双方以及惠龙村委会的陈述可以确定，胡乃春最迟于2018年6月29日前清圈并撤出大棚，胡乃春称其于当年4月份撤出大棚，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胡乃春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在东兴镇人民政府通知关停生猪养殖后，胡乃春在案涉大棚中已无法从事生猪养殖事宜，其撤出案涉大棚的行为胡乃春亦未提出异议，亦未另外签订其他租赁合同，故一审法院推定案涉租赁合同于2018年6月29日由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关于争议焦点2，皇佳合作社认可胡乃春支付了10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乙方于2017年3月5日前支付订金壹拾万元（此订金可抵付大棚租金）……”，可知，胡乃春支付的100000元为该条款约定的订金。胡乃春认为支付的100000元中包含租金70000元以及押金30000元，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胡乃春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合同中虽然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大棚押金，押金为每个大棚人民币叁万元整……”，但并未约定交付时间，胡乃春亦未举证证明其交付了上述押金，故对于胡乃春要求皇佳合作社返还押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暂不予支持，胡乃春可在补充证据后另行主张。根据双方陈述以及案涉合同中的约定可以确认，案涉大棚的租赁价格为每年每平方米75元。根据一审法院现场测量结果可知，案涉大棚的实际面积为992平方米（12.4米ⅹ80米），故案涉大棚一年的租金为74400元（992平方米ⅹ75元/年），故胡乃春实际租赁的时间为2017年3月5日至2018年6月29日，折合租金为98248.77元（74400元/年÷365天ⅹ482天），故皇佳合作社应当返还胡乃春的租金为1751.23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确认胡乃春与靖江市皇佳水蜜桃专业合作社于2017年3月5日签订的大棚租赁合同于2018年6月29日解除；二、靖江市皇佳水蜜桃专业合作社返还胡乃春租金1751.23元；三、驳回胡乃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2元，减半收取计851元，由胡乃春负担831元、皇佳合作社负担20元（胡乃春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剩余部分20元由一审法院退回，皇佳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20元）。二审中，上诉人胡乃春提交1、2021年元月21日通靖村委员会的证明、2、2021年元月19日的泰兴市广陵镇畜牧兽医站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其已于2018年4月份左右搬离至泰兴市从事生猪养殖，已不在案涉大棚所在地从事养殖经营。3、加盖泰兴市广陵镇畜牧兽医站的印章的江苏省动物免疫证明书原件一册，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5月2日所购生猪均通过兽医站检验检疫，进一步说明其于2018年4月份就已至泰兴市从事生猪养殖经营，也不在案涉大棚经营。另提供4、2017年9月27日皇佳合作社的承诺书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处所有的生猪养殖在2018年4月份左右已全部出清，与上诉人撤出大棚的时间相互吻合。被上诉人皇佳合作社质证认为：证据1和本案没有关系，证据2也和本案没有关系，证据3，我们那里是适养区，至于关停情况，上诉人什么时候走，被上诉人不知道。这点政府已经讲清了。证据4和本案没有关系。上诉人到泰兴养猪，并不能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大棚合同。上诉人在2017年3月5日签订大棚租赁合同，在2020年7月7日才通知解除大棚合同，应该给被上诉人三年的租金。另外占有辅助用房、水电费没有跟被上诉人结清。被上诉人对一审查明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对一审法院的调查及测量不认可。经核实，一审现场测量笔录有上诉人代理人沈枭签名，对现场测量表示无异议。二审中，审查上诉人一审诉状请求为1、返还押金30000元；2、返还2018年4月30日至2019年3月5日租金42777.7元（7万元/36个月ⅹ22个月）；2020年10月10日，一审庭审中，胡乃春增加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租赁合同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撤回诉状请求2。至2020年11月19日，一审法院告知皇佳合作社，胡乃春增加诉讼请求返还租金10000元。二审法院要求胡乃春确认其诉讼请求。其代理人回复1、确认双方案涉合同于2018年4月12日解除；2、被上诉人返还押金3万元。胡乃春当庭说明“只要我的押金3万元”，代理人确认诉讼请求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押金3万元。胡乃春说明：政府通知是发在桃园，桃园没有跟我讲，他封闭起来了。惠龙村党支部书记3月份底让我到村里，跟我说我要走，让我必须在4月份走。第一次找我谈话后，3月份我就卖200头猪了，第二次谈我就剩病猪了，我准备搬了。我搬走被上诉人知道，我和桃园代理人朱君林说的。找朱君林要钱好多次，一直要这个3万元。（有没有押金的凭据？）没有，我农村人，就直接给他现金钱，实打实的，合同上都写的。没有票，他说有合同，有公章，我就相信他了。对于上诉人胡乃春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能否达到据证人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胡乃春主张返还押金30000元，是否合法有据？本院认为，押金是一方当事人将一定费用存放在对方处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对对方利益造成损害，如果造成损害的可以以此费用据实支付或另行赔偿。在双方法律关系不存在且无其他纠纷后，押金应予以退还。在违约时将会被扣除。本案中，上诉人胡乃春主张返还押金，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胡乃春与皇佳合作社于2017年3月5日签订大棚租赁合同，第三条为保证合同履行，第一款约定“乙方于2017年3月5日前支付订金壹拾万元（此定金可抵付大棚租金）……”对此胡乃春现金支付了100000元，皇佳合作社予以认可，第二款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大棚押金，押金为每个大棚人民币叁万元整，乙方应向甲方支付__个大棚，共计__元……”，因此该项空白尚不具备履行内容。胡乃春当庭说明没有交付押金凭据，故对于胡乃春要求皇佳合作社返还押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双方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条款约定“如政府原因，乙方在当年没有满一年，甲方返还乙方剩余租金。”根据胡乃春的陈述，其在2018年3月已经得知政府部门有相关要求，故涉案双方没有继续履行交付第二年度租金符合常理。虽然胡乃春以法律形式发送解除双方合同书面通知时间2020年7月7日，考虑皇佳合作社与政府相关部门多起行政诉讼的事实，一审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前往实地基层组织调查了解，确认胡乃春最迟于2018年6月29日前清圈并撤出大棚，推定案涉租赁合同于2018年6月29日解除，合情、合理、合法。一审据双方当场确认租赁面积，结合双方合同约定的租金计算方式，依照双方返还剩余租金的约定作出判决合法有据，本院亦予以确认。上诉人所举证据，证明其自2018年4月另行租赁场地从事生猪养殖经营，与本案交付租赁猪舍并无冲突，上诉人的举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胡乃春所提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2元，由上诉人胡乃春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云审判员  吴玫审判员  陈雨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