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2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锋，男，汉族，1983年4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819，住广东省蕉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凡，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柳云，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叶增清，男，汉族，1970年4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718，住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益兴，广东法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锋与上诉人叶增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支持杨锋的一审诉讼请求；2.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叶增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杨锋主张根据银行交易记录确认双方存在年利率超过36%的利息约定，并要求叶增清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缺乏足够证据证明”。一、一审法院认定杨锋与叶增清对于每一笔借款金额、具体借款时间及借款笔数均无法确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杨锋所举证据，可以证明叶增清出借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及借款笔数，其中借款本金合计为人民币2507800元。首先，杨锋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及出借本金明细表，可以证明杨锋向叶增清借款本金为2507800元(其中含现金出借100000元及银行转账)。叶增清对上述金额未提出异议，叶增清认为双方之间还有其他现金出借的款项，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次，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出借人对出借事实负举证责任，所以本案的出借款项的举证责任应在于叶增清，叶增清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叶增清对上述出借金额未提出异议，根据杨锋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即可确定借款本金金额、借款时间及借款笔数。二、杨锋所举证据可以证明，杨锋偿还借款本息为人民币5006837元，即使剔除叶增清不认可的金额，亦应认定杨锋的还款为4876837元。叶增清否认现金付款10万元及付至钟秋玉的30000元款项，其余款项4876837元确认，同时叶增清主张余款中除了杨锋的还款付息外，还包括投资利润分配及杨锋转账后让其取现送礼的款项，但叶增清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利润分配款及取现送礼款，所以叶增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或未能合理解释的不利法律后果。另，即使剔除叶增清不认可的两笔金额，应认定杨锋的还款为4876837元。三、根据出借人出借金额和借款人的还款金额、还款时间，按先息后本、年利率36%计，即可计算出借款人是否存在支付超出年利率36%以外的款项。该计算规则是民间借贷纠纷中通行且符合法律规定的。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大量的与民间借贷纠纷有关的案件，都是采用上述计算规则，杨锋也提交了类案裁判文书。具体到本案，杨锋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中有具体的借款、还款的时间、金额，根据先付息后还本的计算规则，采取分段计算方式，即可计算出杨锋是否存在支付超出年利率36%以外的款项，而无需准确查明具体哪一笔借款对应的利息支付情况。案涉民间借贷从第一笔2011年11月1到最后结算即2016年11月23日时间跨度足足五年，涉及40多个出借时间、100多个还款时间，要查明每笔借款本金和利息支付的对应问题显然是困难的且苛刻无必要。一审法院认为需要查明具体哪一笔借款对应的利息支付情况，才能计算出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与类案裁判规则不一致。四、一审法院未受理杨锋的司法鉴定申请，未能依法保护杨锋的程序权利，使实体处理有失公正。杨锋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请求法院委托专业机构，按民间借贷纠纷的通行计算规则，对借款、还本、付息的情况作出司法鉴定。通过司法鉴定，可以厘清借还款情况及是否存在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该鉴定申请，是杨锋举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证明本案存在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一审法院却以待证事实缺乏足够证据证明为由，不受理申请。杨锋申请二审法院对案涉是否存在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委托司法鉴定。叶增清上诉请求：1.改判杨锋向叶增清偿还借款98万元及利息；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杨锋承担。事实和理由：杨锋向叶增清借款98万元事实清楚，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一、叶增清与杨锋于2016年11月23日对此前的借款及其他经济往来进行了对账结算，杨锋确认仍有四笔借款(含现金、银行转账)合计98万元一直未偿还，叶增清已提供原四笔借款借条复印件予以证实，现杨锋重新出具借条交由叶增清收执，足见杨锋对双方此前的经济往来、结欠借款金额是认可的；且杨锋已明确收到2016年11月23日借条中的第一笔及第二笔借款。叶增清已就叶增清与杨锋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及实际支付98万元借款予以举证。一审法院认定叶增清未完成举证，认定事实错误。二、鉴于双方对所有借款进行了最后的对账结算，杨锋亦承认2016年11月23日的借条是其亲笔签名和按指模，借条内容是双方当时确认内容，且杨锋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清楚向他人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杨锋在(2017)粤1403民初21号案中要求返还的借款，未提及未支付98万元借款的事实，由此可看出杨锋对该98万元借款是认可的。对杨锋的上诉，叶增清辩称，请求驳回杨锋的上诉请求。对叶增清的上诉，杨锋辩称，与一审的反诉答辩意见一致，请求驳回叶增清的上诉请求。杨锋2019年7月2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锋与叶增清在2011年11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借款的利率约定中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约定无效；2.判决叶增清向杨锋返还杨锋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人民币2438221.16元；3.判决叶增清向杨锋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2438221.16元为计算基数，从借款本息还清之次日即2016年9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人民币428720.55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以上二、三项暂合计人民币2866941.71元。叶增清反诉请求：1.判令杨锋偿还叶增清借款本金人民币980000元；2.杨锋支付叶增清利息人民币705600元（此息从2016年8月23日暂计至2019年8月22日，从2019年8月23日起至全部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实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继续计算利息）；3.反诉费用由杨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反诉被告）杨锋与被告（反诉原告）叶增清系朋友关系。2011年至2016年期间，双方之间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原、被告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多笔民间借贷关系。一、关于借款笔数情况。杨锋主张，2011年11月1日是出借的第一笔，2016年8月23日是出借的最后一笔；其中，其提交法院的“叶增清出借本金明细”统计表序号显示为50笔，实际上2015年8月10日现金存款26000元分了10个序号，如果该26000元统计为同一笔的话，则应该是41笔；但因时间较长，可能存在部分数据未统计的情况。对此，叶增清确认杨锋主张的出借第一笔和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但认为上述“叶增清出借本金明细”只是其中一部分，未包括其他现金借款，具体借款笔数未统计。二、关于款项往来情况。杨锋提交其本人历年来的银行交易明细（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广发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微信转账记录，以及杨欢（杨锋的弟弟）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并经自行统计，主张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6年8月23日期间，叶增清共向杨锋实际出借本金2507800元（如叶增清能提交其他凭证，杨锋亦予以认可属出借金额）；截至2016年8月31日止，杨锋共计还款5006837元【其中包括：委托案外人杨欢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等方式向叶增清支付10笔（合计107500元）；杨锋通过微信向叶增清支付14笔（合计29300元）；杨锋于2012年11月2日支付叶增清现金100000元；杨锋付至钟秋玉尾号“1363”共4笔（合计30000元）；杨锋付至叶增清妻子利小苑账户2笔（合计12000元）；其他为杨锋本人向叶增清本人账户转账（合计4728037元）】。为此，杨锋主张根据先付息后还本的计算原则，采取分段计算方式，在下期借款本金之前按月息3%计，已偿还完本息后多偿还的款项应由叶增清返还，即主张叶增清应返还2438221.16元及相应利息。对此，叶增清主张除上述向杨锋转账的2507800元以外，双方还有现金借款（如第一笔借款100000元即为现金交付），但具体金额和借款次数没有统计。关于收款情况，叶增清否认收到上述现金付款100000元及付至钟秋玉的款项30000元；转账款项4728037元没有统计，具体数额未确认；确认收到其余款项。叶增清主张收到的款项除了杨锋的还款付息外，还包括投资利润分配以及杨锋转账后让其取现送礼的款项。三、关于利息约定及支付情况。双方均表示利息无书面依据，为口头约定，杨锋主张曾口头约定月利率3%，后又约定月利率5%，甚至还有日利率3%；叶增清则主张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月利率2%、2.5%、3%，没有杨锋陈述的超出年利率36%的情况。为查清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超过月利率3%约定情况，一审法院从第一笔借款100000元的实际支付利息情况开始审查。根据杨锋出具的“叶增清出借本金明细”显示，第二笔借款日期为2015年4月23日，距离第一笔借款日期有三年多时间。杨锋主张上述期间共向叶增清交付21笔款项合计376520元（其中，第一笔为2011年11月16日转账7000元，第二笔为2012年11月2日现金交付100000元，其余均在2014年1月5日至2015年4月22日期间交付）。杨锋表示，第一笔2011年11月16日转账7000元是借款当月利息，第二笔2012年11月2日现金交付100000元双方约定为偿还本金，其余在2014年1月5日至2015年4月22日期间交付的款项均是偿还该100000元借款的利息和罚息。对此，叶增清表示，想不起第一笔7000元款项的性质，未收到第二笔100000元现金，并主张双方在上述期间内还存在其他民间借贷关系，体现在杨锋在2014年9月11日还向其出具100000元《借条》。为此，法庭又询问杨锋，在2012年11月2日偿还100000元本金后，双方对剩余欠款、利息或罚息有无结算？杨锋表示，有进行结算，但具体结算情况记不清楚，结算后又向叶增清出具《借条》，结算是按月息5分、罚息不等，所欠利息还要利滚利。对此，叶增清予以否认，主张利息约定在月息3%以内，且双方在2016年11月23日对于借款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借条》。2.法庭询问杨锋，其主张的第二笔借款20000元的利息约定情况，杨锋表示,“具体多少记不清楚了，没有具体计算标准，叶增清要求多少就是多少”。法庭又询问杨锋，为何在如此高息的情况下，又于2015年10月14日向叶增清借款150000元？杨锋表示,“除了向叶增清偿还利息和罚息外，有时因做生意需要支付货款，会向叶增清短期拆借款项，单笔是按日计算利息。”但杨锋无法明确具体计息标准。杨锋除银行转账记录外，无其他证据可证明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及实际支付情况，而银行转账记录繁杂、凌乱，亦无法体现出具体哪一笔借款对应的利息支付情况。四、关于2016年11月23日《借条》的情况。2016年11月23日，杨锋向叶增清出具《借条》，其中载明“兹出借方叶增清（身份证号：441××××××××××××718）与借款方杨锋（身份证号：441××××××××××××819）双方确认，出借方与借款方自有经济往来如下：（1）2011年11月1日出借方借给借款方人民币（￥100000壹拾万元）；（2）2015年10月14日出借方借给借款方人民币（￥150000壹拾伍万元）；（3）2016年06月21日出借方借给借款方人民币（￥60000陆万元）；（4）2016年04月13日出借方借给借款方人民币（￥670000陆拾柒万元）。以上肆次借款含现金、银行转账在内合计人民币（￥980000）玖拾捌万元整。注：除此之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本借条之外的其他借条、现金借款一律无效，本借条一式两份，借款方和出借方各执一份。备注：还款方式由出借方定。”关于为何存在该份2016年11月23日《借条》的问题，叶增清表示，是双方按照以往的借条和投资分红结算而来。杨锋则否认双方有投资分红，并主张当时是按照叶增清手中持有的四张借条原件而将金额予以叠加起来，双方没有对长期以来的往来款项进行结算。关于该份2016年11月23日《借条》所列借款本金的实际交付问题。（1）2011年11月1日的借款100000元，杨锋确认收到，但主张已还清；（2）2015年10月14日的借款150000元，叶增清主张以现金交付，杨锋则主张是对应2015年10月12日的转账127300元，其中预扣利息22700元，但对于22700元是以何种标准预扣利息，杨锋表示记不清楚了；（3）2016年6月21日的借款60000元，叶增清主张以现金交付，杨锋则主张未实际收到；（4）2016年4月13日的借款670000元，叶增清主张是2015年11月11日现金支付57万元和另一笔100000元现金（具体日期记不清楚）组成，无取款记录或转账记录，杨锋则主张均未实际收到。五、关于双方是否存在投资理财的问题。叶增清主张，因杨锋有中标医疗项目工程，在资金不足时请求叶增清出资合作，待医疗项目款项结算后再支付投资本金及利润给叶增清。经法庭询问，叶增清表示无书面证据证明，并且银行流水中具体哪些是对应投资理财项目的，叶增清表示因时间久远记不清楚了。对此，杨锋否认双方存在除民间借款以外的其他投资理财项目。另查，杨锋作为原告曾经于2017年1月3日以叶增清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案号：（2017）粤1403民初21号，诉讼请求判令叶增清返还不当得利3296117元，起诉事实和理由“杨锋在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4月12日期间，只向叶增清借有两笔款：1、2011年11月1日借款100000元；2、2015年10月14日借款150000元，共25万元。其为向叶增清偿还2011年11月1日的借款100000元，自2011年11月1日借款后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向叶增清银行账户转账偿还了120笔款共计2301012元；其为向叶增清偿还2015年10月14日的借款150000元，自2015年10月14日借款后至2016年4月12日期间向叶增清银行账户转账偿还了103笔款共计1417605元，即杨锋向叶增清共偿还了3718617元，杨锋向叶增清偿还的款项扣减本金25万元后超出年利率36%的3296117元”。后杨锋对该案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1403民初2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因杨锋在（2017）粤1403民初21号案件诉请主张的借款金额、利息约定标准及返还金额与本案主张存在较大差距，经一审法院询问，杨锋表述为“因时间太久，记忆矛盾。利息、罚息不断的滚，后面自己也模糊到底有多少借条原件在叶增清处，草率的起诉了叶增清，其中有一些数据没有正确统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杨锋提交《申请书》，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本案申请人超付被申请人款项的金额进行司法鉴定，申请理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民间借贷始于2011年11月1日，申请人最后一笔还款时间为2016年8月31日，时间跨度5年。期间涉及被申请人出借款项时间点40多个、申请人归还款项时间点100多个，期间还有委托他人还款等，整个计算过程较为繁杂。为更清晰、客观地反映借还款情况和申请人超付被申请人的款项金额，申请人现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一审庭审中，法庭告知杨锋，如认为本案所涉债务涉及非法高利，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在指定期限内告知法庭公安机关的受理情况，但杨锋在指定期限内未向法庭告知受理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本诉部分。原告杨锋主张被告叶增清应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但从审理查明的情况看，双方对于每一笔借款金额、具体借款时间及借款笔数均无法确定；杨锋除银行转账记录外，并无其他证据可证明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及实际支付情况，而银行转账记录繁杂、凌乱，亦无法体现出具体哪一笔借款对应的利息支付情况；并且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双方借款本金还存在以现金方式交付的情况。因此，杨锋主张根据银行交易记录确认双方存在年利率超过36%的利息约定，并要求叶增清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缺乏足够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于杨锋的本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同理，对于杨锋的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受理。关于反诉部分。叶增清虽持有2016年11月23日《借条》原件，但杨锋否认收到该《借条》中的第3笔款项60000元及第4笔款项670000元。对于上述2笔借款款项的交付，叶增清无法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或相关取款记录予以佐证。而从杨锋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在双方借款期间，杨锋向叶增清的转账金额远远超过叶增清向杨锋的转账金额。另，叶增清虽主张双方之间还存在投资理财等业务，但未能举证证明，亦无法说明银行流水中具体哪些是对应投资理财项目的款项。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因叶增清未能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于叶增清的反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杨锋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叶增清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973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杨锋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998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叶增清负担。二审中，叶增清提交证据：1.钟安祥的身份证复印件、声明书、借条，拟证明叶增清向钟安祥借款250000元用于转借给杨锋使用，叶增清长期代杨锋支付利息；2.邹敬平的身份证复印件、声明书，拟证明叶增清向邹敬平借款500000元用于转借给杨锋使用；3.微信红包记录，拟证明叶增清与杨锋在2016年11月23日就借款结算后，叶增清将差额5元以微信红包形式发给杨锋；4.电话录音光盘（共5份录音），拟证明叶增清与杨锋在2016年11月23日结算后，叶增清多次向杨锋催收借款，杨锋对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并称等杨锋外面的项目付款后一次性还款给叶增清。对上述证据，杨锋主张，该四组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依法不应认定；对证据1的钟安祥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该声明书中提到杨锋资金周转困难，由于该声明书属证人证言性质，证人未出庭，且钟安祥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借条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邹敬平的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声明书属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对声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当时杨锋要支付滴滴打车费用19.20元，但微信余额只有17.45元（见杨锋微信账单），而与叶增清商量由叶增清发5元的微信红包以凑足车费（杨锋称当场支付叶增清5元现金，叶增清发5元微信红包给杨锋）；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杨锋认为按约定高利率计算，确实有欠款没有还清，所以杨锋在通话中承认欠叶增清的款项；对于证据4的通话中叶增清表示要付钟安祥利息，以及叶增清与钟安祥之间有无借贷关系，杨锋不清楚；对于证据4通话中提及的邹敬平，杨锋曾向邹敬平借款并由杨锋父亲提供担保，邹敬平把款转账给杨锋，邹敬平向杨锋催债也向杨锋父亲催债，还把杨锋父亲的一台车拿走抵债；叶增清在证据4通话中未提到其与杨锋有生意上合作，可佐证叶增清称其与杨锋除借贷关系外有其他资金往来的说法不成立。经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据杨锋二审陈述，其最后一笔付款给叶增清的时间是2016年8月31日，金额2000元；其约在2004、2005年租住叶增清的房屋时认识了叶增清，租房约2-3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为：能否认定杨锋向叶增清超出年利率36%还款，能否认定2016年11月23日《借条》的债务。杨锋主张，其从2011年11月1日至2016年8月23日共向叶增清借款本金2507800元（除2011年11月1日叶增清以现金交付借款100000元、2015年8月10日借款26000元由叶增清存现金至杨锋银行账户外，其余借款本金都是叶增清以转账方式支付给杨锋），其从2011年11月16日至2016年8月31日还款给叶增清5006837元，按法定最高利率年利率36%（月利率3%）计算，其超额还款2438221.16元属叶增清的不当得利，叶增清需返还给其2438221.16元。叶增清则主张，除杨锋主张的2507800元外，其还有以现金出借给杨锋的借款，杨锋支付给叶增清的款项，除偿还借款外，还有支付投资利润分红等，经双方结算，杨锋出具2016年11月23日《借条》确认仍欠叶增清980000元，杨锋需承担还款责任。首先，杨锋与叶增清是相识多年的朋友，从2011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杨锋与叶增清相互之间有多笔转账往来，2016年11月23日杨锋出具《借条》确认仍欠叶增清980000元。按双方陈述，2016年11月23日的《借条》在杨锋向叶增清借款及杨锋最后一次付款给叶增清之后出具，是对杨锋在前出具的几张借据的转单。该借条注有“除此之外无其他经济往来，本借条之外的其他借条、现金借款一律无效”。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杨锋在出具2016年11月23日《借条》时意思表示不自由。杨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知悉出具该《借条》的含义及相应法律后果，其出具《借条》时理应对980000元债务金额进行谨慎审查核算。从借条出具时间及借条内容看，2016年11月23日的《借条》是双方对此前经济往来的结算。其次，叶增清与杨锋在诉讼中对2011年11月至2016年8月期间借款的利息约定有争议，双方均无法明确各笔借款对应的利息约定及本息偿还情况。杨锋主张除2011年11月1日叶增清以现金交付借款100000元、2015年8月10日借款26000元由叶增清以现金存至杨锋银行账户外，其余借款本金都由叶增清转账。叶增清对此否认，主张其还有其他现金交付的借款。从杨锋主张的借款明细，可知杨锋向叶增清的借款中存在现金交付借款的情况。杨锋出具的2016年11月23日《借条》，亦约定980000元债务含现金在内。在双方存在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杨锋在借款后还出具了具有结算性质并注明包含现金债务的2016年11月23日《借条》的情况下，对在杨锋主张的2507800元借款之外，双方还存在其他现金债务的可能性无法排除，难以认定杨锋主张的借款明细即等于其向叶增清的全部实际借款明细，进而难以认定杨锋向叶增清的还款超过年利率36%。在难以认定杨锋主张的借款明细即等于其向叶增清的全部实际借款明细的情况下，杨锋以其主张的借款明细，申请司法鉴定是否超过年利率36%，依据不充分，难以支持。再次，叶增清在诉讼中提交了2016年11月23日《借条》的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杨锋对2016年11月23日《借条》借款已还清或借款金额未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高额利息转本金）的主张，应提供证据证明及作出合理说明。在根据本案证据难以认定杨锋向叶增清超额还款，且双方以2016年11月23日《借条》结算以前经济往来的情况下，杨锋主张2016年11月23日的《借条》债务已还清或未实际发生，依据不充分，难以采信，杨锋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对叶增清主张的2016年11月23日《借条》的980000元债务，可予认定。对于叶增清请求该《借条》980000元债务利息的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利息，可支持从叶增清提起反诉请求之日2019年8月25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因此，对杨锋的本诉请求予以驳回；对叶增清的反诉请求，可支持偿还980000元本金及从2019年8月25日起按年利率6%付息的部分，其余反诉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8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8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杨锋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本金980000元给叶增清，并自2019年8月25日起，以实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给叶增清至款清之日止；四、驳回叶增清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9736元由杨锋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9985元由叶增清负担4179元，由杨锋负担58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721元，由杨锋负担35542元，由叶增清负担4179元。杨锋已预交上诉费29735.53元，还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6.47元；叶增清已预交上诉费19970.4元，可向本院申请退还15791.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宝华审 判 员 张孟棋审 判 员 陈国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范宜洪书 记 员 巫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