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74民终3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XXX号。法定代表人：吴瑞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迈，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慧珊，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友德，男，195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和鸽，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澳信托”)因与被上诉人邱友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58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迈、曹慧珊，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澳信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在投资期限届满时未收到投资收益与本金、并作为被害人参与和了解刑事案件侦查情况、向主管机关举报上诉人管理案涉信托的行为，足以表明被上诉人于2015年已经知晓自身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并且认为上诉人属于侵权人，应当立即向上诉人提出索赔申请。被上诉人在2015年投资期限届满时未收到投资收益与本金，应当知晓自身权利已经受到侵害；被上诉人在刑事立案侦查过程中作为被害人能够明确知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被上诉人在申请向有关行政机关举报上诉人时，已经明确知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并认为上诉人属于侵权人。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只有在有权机关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后才能知晓上诉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并认定从行政复议决定书生效之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二、(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所涉案件事实与本案存在根本差别。被上诉人不能适用侵权法的救济途径。被上诉人不是信托计划的合格投资者，不具有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三、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成立侵权责任的任一构成要件，上诉人无须对被上诉人承担任何侵权责任。被上诉人的财产损失并未最终确定，可以通过行使债权请求权和刑事追赃程序弥补财产损失。上诉人已经根据合同约定及委托人指令向指定账户发放贷款，履行完毕信托管理义务，上诉人不对信托资金来源承担穿透核查义务，上诉人在2013年设立案涉信托的时候未对信托资金进行穿透核查，符合监管法规要求；上诉人不负有信托资金运用项目实质性审查和审核义务。上诉人已充分履行《信托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其管理案涉信托的过程符合当时法律的各项规定，不存在主观过错。上诉人的行为与被上诉人的投资损失之间不存在事实或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犯罪分子的集资诈骗行为才是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综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缺乏请求权基础且上诉人设立和管理案涉信托的行为不符合成立侵权责任的任一构成要件。被上诉人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时效问题，刑事二审判决书是2018年8月14日做出，被上诉人曾经于2018年9月13日向浦东法院邮寄本案在内的立案材料，还在2019年1月30日直接发函给华澳信托公司要求赔偿，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与(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案件事实不一样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实际上最终资金流转模式都是一样的，资金走向的情形都是完全一致的，资金都是由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统一收取，然后全部都委托给上诉人进行管理。一审中，邱友德提出诉讼请求：华澳信托赔偿损失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华澳信托(作为受托人)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其中第一条“释义”约定：“……3、指定管理资金信托：指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资金设立信托时，在信托文件中就信托财产的运用方式、运用期限等进行明确指定，由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资金信托业务。”第二条“信托目的”约定：“委托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本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将信托资金以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方式进行运用，以获取收益。”第三条“信托类别”约定：“本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由受托人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第五条“信托资金及其交付”约定：“1、本信托项下信托资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万元……”。邱友德提供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资金不超过2.8亿元；企业名称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涵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邱友德在募集文件中的《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载明普通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楚公司)，邱友德作为有限合伙人。《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载明“合伙企业确认投资人之出资款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至合伙企业以下募集账户：户名：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2013年7月24日，邱友德向前述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60万元，后该60万元被陈某某等人用于归还辽阳红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3年7月27日，上海寅浔与杭州中楚公司共同向邱友德发布《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以下简称“《成立公告》”)，载明：“尊敬的邱友德女士／先生／公司：感谢您投资由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本项目对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期募集资金于2013年7月26日正式成立并起息。我公司已确认您认购的金额：陆拾万元正。本项目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个月结束)，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根据合伙文件的约定本项目可提前终止，具体以本项目的公告为准……”。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记载，上海寅浔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5月30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委派代表：陈某某)。邱友德并未被登记为上海寅浔的有限合伙人。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6月18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邱友德并未被登记为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在涉案信托项目进行期间，华澳信托内部曾于2013年12月出具过《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载明：“……六、项目风险判断：浙江联众财务状况良好，由建设的多项目保障营收稳定；保证人辽阳红美的现金流充足，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担保意愿正常，担保实力佳。该项目为单一被动管理类信托项目，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2017年11月8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包括：“……2．被申请人(即上海银监局)已对华澳信托违规问题依法作出处理：被申请人于2015年收到过其他信访人关于‘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的举报，并在当年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对该信托计划进行了检查。经检查，被申请人已查实华澳信托在管理上述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2016年7月1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某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同月21日立案，经审查后以该院不具有管辖权为由，于2017年4月11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同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移送管辖。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遂退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7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7)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联众公司系被告人陈某某于2007年通过变更注册方式成立，陈某某系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林某某担任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红美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法定代表人胡某某，被告人陈某某系股东之一。2014年4月，红美公司股权变更后，陈某某成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9月，红美公司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于某某。2013年初，被告人陈某某因红美公司有融资需求，遂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王某等人，在王某等人的帮助下确定了以联众公司为融资主体的信托融资方案。其间，陈某某自行伪造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指使被告人林某某伪造联众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授权王某成立并控制了寅浔中心等7家有限合伙企业(均由陈某某控制的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某控制银行账户和网银)。嗣后，陈某某、林某某等人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2013年6月签订了《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寅浔中心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联众公司，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联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王某使用寅浔中心等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以年化利率9.5-12.5％的高额利息为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非法集资2.8亿余元。嗣后，王某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划款2.8亿元至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贷款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收到后，划款2.53亿余元至红美公司，划款558万余元至被告人陈某某银行账户，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归还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千万元”；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同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亿三千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元，发还被害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林某某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9月13日，邱友德委托律师向一审法院立案庭邮寄其起诉华澳信托的立案材料。2019年1月30日，邱友德委托律师向华澳信托发出律师函，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XXX号花旗集团大厦XXXX室，要求华澳信托就上述邱友德之投资，赔偿认购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损失。一审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对吴某诉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判决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吴某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吴某与华澳信托均不服该判决，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吴某与华澳信托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华澳信托应否对邱友德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及华澳信托的侵权行为对邱友德造成损失的范围问题，(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已做充分阐述，一审法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华澳信托应对邱友德的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责任，即邱友德应自行根据前述生效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向犯罪分子追索其全部损失，但对其损失中不超过12万元的部分，在邱友德追索不成的情况下，应由华澳信托向邱友德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诉讼时效，2017年11月8日，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华澳信托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管理“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确定(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于华澳信托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邱友德系在上述机关出具法律文书并生效后才能明确知晓，故诉讼时效最早也应从2017年11月8日起算。邱友德又曾于2018年9月13日向一审法院立案庭邮寄其起诉华澳信托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要求赔偿的立案材料，于2019年1月30日直接发函给华澳信托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要求赔偿。据此，邱友德之诉请未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邱友德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12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1，350元，由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上诉人(作为受托人)签订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中第二十二条第2项“信托终止”约定，“受托人应当于信托终止后十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并送达受托人和受益人”。本院认为，有关上诉人是否应对被上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无论是(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还是本院作出的(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均已详细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损害行为、损害结果、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针对上诉人是否有义务核查信托资金来源、上诉人是否有义务对信托产品所涉项目开展尽职调查、上诉人是否有义务对信托财产进行监管、上诉人承担的责任比例等问题出发一一进行了分析，本院予以认同，故在此不再赘述。针对上诉人本案中提出的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存在以下两项：第一，被上诉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提起本案诉讼；第二，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在案涉信托项目到期之后被上诉人未收到项目本金及收益的情况下即已得知权利受到侵害，何况被上诉人在到期之后存在报案、举报等行为，故应以2015年7月26日即上海寅浔与杭州中楚公司向被上诉人发布《成立公告》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本案中被上诉人诉讼时效已经超过。被上诉人认为，认可一审认定最早也应以原中国银监会出具关于认定华澳信托未尽合规审查义务情况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时间即2017年11月8日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的做法，本案诉讼时效并未经过。本院认为，首先，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保护法律行为各方合法利益，进而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还应注意的是，不能滥用诉讼制度，使诉讼时效制度成为义务人逃避债务的工具，随意否定权利本身的做法将违反依法依约履行义务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应以案涉投资项目到期时间作为起算案件诉讼时效的时间，该主张实系混淆了可得行使债务请求权的时间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这样两个时间点。被上诉人收到《成立公告》后即已知晓对于案涉投资项目的投资期限届满时间，则形成被上诉人可得行使请求受托方偿付投资收益请求权之原因事实，而上诉人所主张的2015年7月26日系该债权请求权届满清偿期之时，两个时间点的法律涵义和后果存在较大差别。根据上海寅浔与上诉人签订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内容，上诉人负有到期清算的合同义务，而上诉人在本案审理中亦陈述其已经进行清算和收益分配等工作，则在项目清算和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即使已经形成债权请求权，亦未有证据表明其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身权利被侵害。第二，诉讼时效起算的条件是一，客观上必须存在权利人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二，主观上权利人必须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本案中，上诉人还称被上诉人进行举报和报案等行为说明其已经明知权利被侵害。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最早出现的认定案涉信托计划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内容并具有公示效力的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出具时间系2017年11月8日，载明“被申请人即上海银监局于2015年收到过其他信访人关于……的举报，”其中并未明确系本案被上诉人进行举报。相关刑事案件的最早提起公诉时间系2016年7月16日，(2017)沪01刑初50号案件中亦未明确本案被上诉人进行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情形下，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即使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已于2016年7月16日提起公诉之前即进行报案，按照上诉人称其诉讼时效起算于2015年7月26日的主张，报案行为发生的时间是诉讼时效未届满时间内，且报案行为发生的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而非诉讼时效经过的后果，何况上诉人并未就此上诉理由提供进一步证据予以佐证，因此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诉人认为，(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所涉案件事实与本案存在根本差别，被上诉人不能适用侵权法的救济途径。被上诉人不是信托计划的合格投资者，不具有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无需再由当事人举证证明。则根据已生效的(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和(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华澳信托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将前述项目募集资金交付华澳信托，华澳信托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浙江联众公司。由于上海寅浔和浙江联众公司均受案外犯罪分子陈某某等人的控制，被上诉人所投资金被犯罪分子转移而无法收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无投资、信托等直接的合同关系，故被上诉人在原审中选择起诉要求上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具备成立的原因事实。第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交付的货币没有特定化成为信托财产，故被上诉人无权对该笔货币资金主张财产权利。“货币占有即所有”作为物权法上特定原则，是指货币的所有权不得与对货币的占有相分离，因此占有货币情况下不区分合法或非法的原因事实而推定均享有货币所有权。该原则正是从货币本身具有的高度替代性和不特定性出发而设立，旨在避免因无法确认原因事实合法性占有货币而货币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情况，以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本案中，案由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理主要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前述生效案件的已查明事实和对本案法律关系的分析，在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提出该项起诉而被上诉人确有损失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有权就其财产损失在无直接合同关系时选择向侵权责任人即被上诉人主张进行弥补。进一步而言，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中并非向华澳信托主张归还当时交给上海寅浔的同一笔货币资金进行原物返还，因此不应认定被上诉人是针对特定化资金行使权利，故上诉人所称“货币占有即所有”的原则在本案中不具有适用条件。第三，根据(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被上诉人系“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的投资人，而未有裁判文书认定被上诉人系信托计划的投资人，可见(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并未从认定被上诉人等投资人作为案涉信托计划合格投资者的角度来确认上诉人的侵权责任。再结合(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前述关于各方法律关系的分析，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并无直接信托合同法律关系的约束，被上诉人向上海寅浔汇入款项，在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语境下，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并经已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上诉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对上诉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则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非信托计划的合格投资者故其不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华澳信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00元，由上诉人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周 荃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楼雨薇书 记 员  唐 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