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15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才元，男，1968年1月18日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成、仲莹，江苏元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西庄，男，1969年8月30日生，汉族，现住址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孟宪芬，女，1968年7月8日生，汉族，现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谦，男，1994年01月04日生，汉族，现住址同上。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琳芳，江苏敏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才元与上诉人张西庄、孟宪芬、张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5240号民事判决上诉，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才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成、仲莹，被上诉人张西庄、孟宪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琳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才元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在一审基础上改判孟宪芬、张谦增加支付上诉人房屋征收补偿款125816元；孟宪芬返还上诉人陈才元17000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对方承担。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购房款的请求，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在本案中，鉴于上诉人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多年，涉案房屋被拆迁前，孟宪芬于2019年7月份以(2019)苏0303民初4196号案件起诉上诉人确认涉案协议无效的形式收回了涉案房屋。具体而言，其凭据该案的受理通知书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获得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应视为上诉人已履行了合同无效后的返还义务。孟宪芬、张谦本应在该案判决后向上诉人返还购房款17万元，但孟宪芬、张谦至今未返还。本案属于上诉人已经返还涉案被拆房屋。上诉人有权要求孟宪芬全额返还购房款17万元。退一步讲，即使法庭认为涉案协议的无效是由双方共同过错导致的，那也应当按照各自过错责任的大小，判决孟宪芬、张谦按其过错比例返还购房款。一审判决直驳回了上诉人的该项请求实属不妥，请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为，双方的过错比例为7：3，孟宪芬、张谦应向上诉人支付房屋补偿的70%，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于涉案合同的无效，上诉人仅负有次要过错，甚至几乎没有过错，而孟宪芬、张谦负有主要过错。首先，在签订涉案协议之前，上诉人就了解到被上诉人除涉案房屋外，已经合法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居住权利已得到合理合法的保障。上诉人购买涉案房屋的目的在于居住使用、特别是方便孩子上学，双方的涉案协议已经存在十年，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就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如果认为上诉人存在过错，那也仅仅在于不知晓关于城市居民禁止购买农村宅基地的法规规定。其次，孟宪芬、张谦通过诉讼形式恶意收回已卖出达十年之久的房屋，破坏了已经十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状态，企图单独占有全部或大部分拆迁补偿利益，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信赖利益。考虑作为民事主体都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应得的拆迁补偿利益之比例至少不低于80%。结合上诉人仅存在次要过错且涉案房屋补偿款已转化为定销商品房，即孟宪芬、张谦实际得到安置房屋等补偿财产价值约160余万元(即安置房屋189平方米、8500元/平方米)。因此，孟宪芬、张谦最少应向上诉人支付房屋补偿的80%及全部专属于房屋实际使用人的搬家费、误工费及过渡费等各项费用，即涉案房屋补偿部分的款项1258160元的80%为1006528元加上各项费用64256元，合计1070784元，即被上诉人应该在一审基础上增加给付房屋补偿款125816元。综上，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孟宪芬、张谦辩称，一、对于陈才元上诉的第一项上诉请求返还购房款，要强调返还购房款与主张分割购买合同继续履行的拆迁利益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同时主张。二、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是拆迁办在认为购房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依据拆迁政策依法认定的。三、张谦与征收部门只是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并未实际获得拆迁补偿利益。如果陈才元坚持分割这部分拆迁利益。张谦将自愿放弃已经签署的拆迁协议，本案既不存在拆迁利益，也就不存在拆迁利益的分配问题。四、陈才元称其购房合同的目的在于居住使用，并不是事实。这一点与一审陈才元的陈述以及提供的租房合同的证据相互矛盾。合同无效以后，并不会造成房屋升值或者拆迁利益的预期利益的损失。五、陈才元主张信赖利益，不应当包括合同有效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获得的利益，即本案的对方主张的拆迁利益。六、陈才元称是基于涉案买卖合同无效，才导致其无法就涉案房屋的合法面积进行产权置换不是事实，陈才元无法获得涉案房屋的产权置换是由拆迁政策决定的，而不是因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上诉人孟宪芬、张谦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唯一一份证据“翠屏山片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实施细则”，原判决对此只字未提，也未作出认定，而该证据至关重要，可以直接证明如下事实：一审判决第7页认定“在孟宪芬负有向陈才元给付房屋征收补偿收益义务的情况下，由张谦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利益，实为逃避法律责任”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该证据，孟宪芬因为名下已有一处宅基地，涉案房屋只能按照违法建筑标准对其予以补偿；陈才元由于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涉案房屋也只能按照违法建筑标准对其予以补偿。而张谦是在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前提下，视为自始没有房屋买卖的情况下，依据成年村集体成员身份和名下仅有一处宅基地的条件，依据拆迁政策按照拆迁流程获得合法确权和拆迁补偿利益，与房屋买卖合同根本无关。二、一审判决有法不依，错误适用衡平法。本案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被判无效，案由为缔约过失责任，依法适用《合同法)五十八条的规定：1、互相返还财产。孟宪芬在一审答辩中明确表示同意返还购房款，且可以返还。2、陈才元返还房屋。孟宪芬在一审答辩中明确表示不再要求陈才元返还，债权人予以免除以后并不存在无法返还的情形。一审判决第7页认定“故协议双方无法相互返还各自因合同履行所获得的财产”毫无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3、依据过错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对方因合同无效遭受的损失。对此，陈才元应当举证自己因合同无效遭受了无法获得同等拆迁利益的损失，显然其只能举证其曾在房屋及土地现状调查阶段被认定为产权人，但并不能证明其具有获得同等拆迁利益的可期待利益，根据(房屋征收实施细则)陈才元根本不存在获得同等拆迁利益的条件，不存在此部分可期待利益。至于陈才元原被认定为产权人，后又被拿掉，不是上诉人能左右。因此，一方面陈才元没有其主张的可期待利益，另一方面卖方孟宪芬也未获得实际也不可能获得陈才元主张的拆迁利益，一审判决第7页认定“孟宪芬负有向陈才元给付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义务”的认定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庭审中亦查明了合同双方的资金占用损失和房屋占用损失，但在判决中却未提及。因此在买卖合同无效后的纠纷处理有事实和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有法不依，转而直接认定如果依法、依拆迁政策“将会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直接要分配拆迁利益去实现所谓的“平衡”。一审法院有法不依必然导致判决错误。三、一审判决所谓“合理分配”并未实现权利义务平衡的结果及良性的社会效果。1、于公与立法目的相悖，会引导恶意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的社会不良风气。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无效合同是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意欲发生私法效果的根本否定，故当事人预期通过履行合同可以获得的利益为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更不应获得法律支持。陈才元购买农村房屋根本不是自住，其一直对外出租，目的就是等待拆迁并谋取拆迁利益，陈才元在买卖合同中特意要求添加关于要求配合拆迁及违约赔偿的相关条款就可以看出。买卖合同之所以被判无效，就是因为法律不允许城镇居民谋取对失地农民家庭的拆迁补偿。虽然买卖合同无效但是陈才元希望通过购买农村房屋获得拆迁利益的目的实现了大半。一审法院调整的目的本来是希望制止不诚信的行为，可是却变相鼓励了非法的农村买房行为，谋取拆迁利益.必然使得公共利益受损。2、于私一审判决为陈才元谋取了不法利益，让张西庄沦为获利工具。一审法院认为孟宪芬主动起诉合同无效是见利起意的不诚信行为，实际上孟宪芬希望依据法院判决，如果法院判决合同无效，那就相当于没有买卖合同，张谦理所当然获得拆迁补偿；如果合同有效或者陈才元确权也能获得一样的拆迁补偿，也就是如果所谓“毁约”会给陈才元造成远超过购房款的损失，张西庄都不会去起诉买卖合同无效，因为其知道这样才是见利起意，是不诚信的，也不会获得法院支持。上诉人在此一并表态，愿意向拆迁办主张放弃拆迁确权及拆迁利益，由陈才元自行去确权领取拆迁利益。四、张谦不是缔约过失责任之诉的适格被告，不应在本案中判决承担连带责任。按照一审判决的认定，张谦因为实际领取了拆迁利益，而且领取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因此陈才元应当依法对张谦领取拆迁利益的行为提起撤销之诉，并据此要求张谦承担给付义务。这显然与本案分属不同案由，应当另案起诉解决。一审该项判决说理不明，缺乏法律依据。张谦并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方面其不是合同相对方，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另一方面，张谦获得拆迁利益与买卖合同及陈才元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因为买卖合同无效，房屋权属恢复至原始状态，张谦才能获得拆迁利益。退一步说，张谦获得拆迁收益当然与涉案房屋有关是涉案房屋转化而来，但是涉案房屋在合同无效后陈才元应当予以返还：且合同无效为自始无效，即涉案房屋自始自终与陈才元没有产权关系，所转化的拆迁收益也与陈才元无关。因此在本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纠纷中，张谦对陈才元无任何给付义务。相反，一审判决是让陈才元借张谦的身份非法获益，张谦是不能接受的。五、一审判决对合同双方过错比例的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显失公平。1、合同双方的过错是签订无效合同的签订过错，应考虑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的主客观过错，至于判决书所考虑的“签订时间长”“辖区内房产升值”等均不属于合同签订时的过错行为或主观能考量的问题。涉案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双方及任何利益相关人如村委会、案外人张谦等均可以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并不能因张西庄提起合同无效之诉而加重其对签订无效合同的过错，且合同的合法性原则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和前提，起诉确认违法合同无效不属于不诚信行为。2、合同无效的过错认定应当考量合同签订过程中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判决认定陈才元“购房自住”并不是事实，而从买卖合同中关于拆迁的特别约定可以看出，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以陈才元为主导，其希望通过该合同谋取非法拆迁利益的主观故意明显，孟宪芬只是存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过失，因此从合同签订过程的主观状态判断陈才元存在故意，孟宪芬仅为过失，陈才元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六、农村房屋买卖合同与农村合资建房协议及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无效根本不同，不应适用统一裁判标准。城镇居民买卖农村房屋的行为，与城镇居民参与农村合资建房的行为，在所涉合同无效后拆迁利益分配问题上，性质并不相同，农村房屋的拆迁利益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和政策性，不是基于房产本身的增值或直接转化，与买卖合同无关，不应予以分配。综上，一审判决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严格审查改判。陈才元辩称，一、张谦是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所谓的恶意串通是指的孟宪芬与张谦之间的恶意串通，而不是涉案买卖合同双方的恶意串通。在其恶意串通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下，当然应该负有折价补偿、赔偿陈才元的义务。即使张谦作为被征收人在取得征收补偿款物之后，再次放弃，也是对自己财产的放弃，不影响其对陈才元的折价补偿赔偿义务。二、就是因为合同无效，陈才元才按照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价格要求折价赔偿的。假设合同有效，是能够要求得到全部的货币补偿和优惠价格购买的安置房屋。请对方不要混淆这个概念。三、对于陈才元作为买受人的损失，起码是被征收房屋的全部货币补偿。假设陈才元在占有使用期间，已经将涉案房屋拆除或损毁，那么无论是以对方三人都不可能获得任何房屋房屋征收补偿。请对方不要混淆是非影响法庭视听。四、双方的合同已经存在将近十年，双方也明确陈才元已经将房屋在被征收补偿前已经返还，并且对方也愿意返还17万元的购房款，因此陈才元的上诉请求请依法支持。陈才元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1.要求孟宪芬返还购房款170000元；2.孟宪芬、张谦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407112.8元（209.12平方米×8500元/平方米-18629元）×80%，即产权置换房屋财产价值的80%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孟宪芬系张谦父母。2010年9月27日，甲方（卖方）孟宪芬与乙方（买方）陈才元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位于云龙区砖混（三层）住房**（无证）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房屋总价为17万元，位置在黄长公路南左侧张继余、右侧张庆祥。二、甲方保证对其销售的房屋权属清楚，无债务或其他纠纷。三、款项17万元于2010年9月27日付清。四、本房产以后或拆迁安置办理产权证时，甲方要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并提供齐全的资料，否则视为违约，办证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交房时间定为2010年9月27日，房屋内外设施有包括顶层20平方米棚一并归乙方所有。如甲方一房两卖或拆迁安置时违约返回，甲方应赔偿乙方各项费用50万元。同日，孟宪芬向陈才元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陈才元购房款17万元。2019年涉案房屋拆迁，2019年7月19日，房屋征收部门（甲方）徐州市云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征收人（乙方）张谦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0031971），约定被征收房屋坐落云龙区乔家湖村，产权性质为私房，用途为住宅，房屋结构及层次为砖混，建筑面积为189平方米，用地面积13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乙方自愿选择产权调换方式补偿。（二）、选择产权调换方式，甲方提供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产权调换房屋与乙方被征收房屋调换产权，乙方选择的产权调换房屋如下：孟宪芬1，XX室110.08平方米；孟宪芬2.XX室99.04平方米。三、过渡方式，甲乙双方约定，乙方选择产权调换的，过渡期自协议订立之日起，至公告通知上房之日止，产权调换房屋为期房的，双方约定过渡期为30月，甲方预付乙方30个月过渡费，超过约定过度期限的加倍支付，待上房之日结清。四补偿总额。被征收房屋补偿总额1322416元，1.房屋价值1086750元；2.附属物43070元；3.搬迁、过渡、奖励等费用192596元。五、结算付款（二）选择产权调换乙方同意以被征收房屋补偿款与甲方产权调换房屋相互结算差价，甲方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总价款为1341045元，乙方补偿总款1322416元，差价18629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于上房之日内结清。乙方自收到被征收房屋补偿的相关手续之日起三日内完成搬迁。陈才元提交的房屋及土地现状调查表显示涉案房屋征收编号为：Q5-76，产权人为陈才元，涉案房屋共3层，共计304.28平方米。陈才元提交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片区改造项目房屋面积认定单，载明涉案房屋征收编号为Q5-76，姓名为张谦，类别为非成套住宅，土地面积为135㎡，认定依据为翠屏山片区改造项目（二期）确权认定单及翠屏山片区改造项目（二期）指挥部会议纪要，徐州市国测面积图，村委会关于和平路拆迁情况说明，房屋及土地现状调查表。公示总面积为304.28平方米，两层以下住宅面积为220.88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189平方米，搬迁奖励面积为22.32平方米，无手续建筑面积1-2层剩余砖混9.56平方米，三层及以上砖混63平方米，简易房20.4平方米。陈才元提交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核算表一份，载明房屋补偿款为1086750元、附属物补偿为43070元、搬迁、过度、奖励等费用为192596元，其中搬迁奖励为128340元、提前奖为14916元、搬家费为3780元。合计1322416元。对于涉案房屋所占用宅基地登记的问题，陈才元陈述孟宪芬在本村另有一处宅基地及房屋，涉案房屋是孟宪芬在2007年前后在一般农田或宅旁地空闲地建的房屋，因张谦当时尚未成年，按宅基地审批办法，村里一直未将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批为宅基地。张西庄陈述2007年宅基地不再进行审批，村民都是在自留地建设房屋，父母建的房屋拆迁时如果父母名下有其他的房子，子女已经成年均让子女去签拆迁补偿协议。孟宪芬曾于2019年7月10日将陈才元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在2010年9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苏0303民初4196号民事判决：确认孟宪芬与陈才元于2010年9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现该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此外，陈才元提交《房屋出租合同》一份，载明涉案房屋自2017年6月8日由陈才元出租给案外人韩书杰使用。双方对涉案房屋出卖后由陈才元实际控制并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陈才元与孟宪芬于2010年9月2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根据合同法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现陈才元所购房屋已被依法征收，征收补偿利益也已确定并将给付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人张谦，故协议双方无法相互返还各自因合同履行所获得的财产。而该房屋因征收补偿所确定的补偿款早已远远超出当时的建房成本，由一方获得全部的补偿利益或仅按照违章建筑对陈才元进行补偿将会导致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故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在之间合理分配。本案被征收房屋的补偿系对失地农民家庭的补偿，张谦作为被征收人出面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本无不妥，但在孟宪芬负有向陈才元给付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义务的情况下，由张谦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利益，实为逃避孟宪芬向陈才元所负的法律责任，故张谦应在领取的征收补偿利益范围内与孟宪芬承担共同给付义务。关于合同双方的过错问题。本案中，陈才元与孟宪芬均明知涉案房屋依法不能转让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但双方仍进行转让，故双方对合同的无效均存在过错。对于过错责任问题，考虑到涉案转让合同签订时间较长，陈才元购买房屋由其使用的客观事实，同时考虑辖区内房产升值的情况，孟宪芬应对合同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酌定双方的过错比例为孟宪芬70%、陈才元30%。关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财产返还及赔偿问题。上述合同无效后，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双方进行财产返还并理清赔偿问题，即孟宪芬、张谦应当返还所受款项并赔偿陈才元的损失，陈才元应当返还房屋。现涉案房屋因拆迁项目被拆除，房屋已转化为拆迁利益，原房屋已经升值。涉案房屋已经被拆迁不能复原，返还房屋事实上已经不能，同时考虑到孟宪芬作为涉案房屋出卖人，除了应当返还陈才元购房款外，还应当返还占用该款项期间的利息，对于孟宪芬而言，其出卖房屋后也存在部分损失，主要是买受人陈才元使用涉案房屋期间的占有使用费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双方之间相互返还已无必要和现实可能性，双方应当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进行分配。关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依据面积认定单、房屋及土地现状调查表可以知晓，涉案房屋所占宅基地面积为135平方米，确认的合法面积为189平方米，涉案房屋总补偿款为1322416元，虽然合同约定拆迁安置孟宪芬无条件协助陈才元办理手续的问题，但涉案合同无效，该条约定虽然系双方当事人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该约定明显会使双方当事人利益分配失衡，故根据双方过错程度，酌定陈才元与孟宪芬对上述拆迁利益中房屋价值、附属物补偿、搬迁奖励补偿部分分配比例为7:3，即孟宪芬应向陈才元支付补偿款金额为70%×（房屋补偿1086750元+附属物补偿43070元+搬迁奖励128340元）=880712元，搬家费、误工费、过渡费64256元应由孟宪芬、张谦支付给实际占有、使用房屋的陈才元，故孟宪芬、张谦应共同向陈才元支付房屋征收补偿金额944968元。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孟宪芬、张谦共同向陈才元给付房屋征收补偿金额共计944968元；二、驳回陈才元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6000元，由陈才元负担7800元，由孟宪芬、张谦负担18200元。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张谦应否承担相应责任问题。上诉人孟宪芬、张谦主张，张谦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是，陈才元所购买的房屋已被依法征收，张谦明知孟宪芬是房屋的出卖人，在孟宪芬因合同无效向陈才元负有相关义务的情形下，张谦在涉案房屋被征收时，却以被征收人的身份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利益，实为逃避孟宪芬向陈才元所负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张谦应在领取的征收补偿利益范围内与孟宪芬承担共同给付义务有事实依据。孟宪芬、张谦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涉案购房款应否返还问题。上诉人陈才元主张，孟宪芬通过诉讼的方式确认涉案协议无效的形式收回了涉案房屋。孟宪芬本应在该案判决后向上诉人返还购房款17万元，但至今未返还，上诉人陈才元有权要求孟宪芬全额返还购房款17万元。本院认为，尽管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是本案中合同无效房产买卖协议自始无效，陈才元自2010年9月即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也存在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期间的相应费用，结合双方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相互返还已无必要和现实可能性并无不妥，上诉人陈才元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一审法院确认的比例是否恰当问题。上诉人陈才元认为，作为民事主体都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张西庄方通过诉讼形式恶意收回已卖出达十年之久的房屋，企图单独占有全部或大部分拆迁补偿利益，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信赖利益，从而主张其涉案比例不低于80%；而上诉人孟宪芬、张谦也主张买卖合同的签订是以陈才元为主导、张西庄与孟宪芬只是存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过失，从而认为陈才元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双方对责任比例有较大争议。本院认为，孟宪芬作为出卖人在出卖涉案房屋时，明知其所出卖的房屋为农村集体土地上禁止流转的房屋面而仍然出卖，上诉人陈才元信赖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有效成立，但是孟宪芬在出卖多年后又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有违诚信原则，从而使陈才元丧失了与他人另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机会，产生了损失。依据法律规定，对于合同无效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上诉人陈才元不是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到该地购买房屋也有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孟宪芬、张谦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孟宪芬、张谦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在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形下，所应赔偿的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对于买受人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应当全面考虑出卖人拆迁、补偿所获利益，以及买受人因需要购买房屋现值和原买卖价格的差异造成损失两方面因素予以确定，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过错程度、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情况酌定孟宪芬、张谦承担70%的比例，裁量适当。上诉人陈才元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才元及上诉人孟宪芬、张谦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陈才元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737元，由陈才元负担；上诉人孟宪芬、张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孟宪芬、张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孙守明审判员 费 蜜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吴雨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