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女，1959年8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涛，北京京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男，1958年6月8日出生。法定代理人：朱某3（朱某2之子），1986年2月12日出生。法定代理人：杨某（朱某2之妻），1956年9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利，北京市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某1与被上诉人朱某2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63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朱某2承担。朱某1的主要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朱某42009年10月16日所写的《赠房说明》定性错误。我认为该《赠房说明》应为自书遗嘱。二、一审法院对朱某4处理其个人财产与处理他人财产的法律后果进行了混淆，不仅对涉及本案的事实进行了错误认定，还对与本案无关的事实进行了错误认定，应予纠正。即对于涉案房屋中，朱某4本人的份额部分与他人的份额部分必须加以区分，分别作出评价，朱某4对其个人份额部分的处置与对他人份额部分的处置，其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同时，虽然公证程序没有完成，但相关行为是否产生法律效力，应当在法定继承案件中另行评价，本案一审中对此进行评价、定性是错误的，公证过程中对于朱某2的意愿进行了明确记载与体现，我会在继承案件中进一步举证证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该部分事实认定应予纠正。三、一审法院对我同意接受涉案房屋归自己所有的意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综合本案，将涉案房屋留给我是朱某4老人一直以来的愿望，自2009年写了自书遗嘱至2016年与我、朱某2一起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朱某4老人的意见从未变过，其目的也非常明确，涉案房屋给女儿，×××的三间房由儿子朱某2一家住。朱某2违背老人意愿来争涉案房屋，人民法院应当对这样不诚信、罔顾亲情的行为作出否定。我对父母尽孝，父母生前一直与我居住，我将父母养老送终，对于父亲朱某4对房屋的处理意见，朱某1一直是支持与同意的。针对朱某1的上诉请求，朱某2辩称，不同意朱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赠房说明》不是自书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定条件，且对于赠与的意思表示，朱某1自己都不是这么主张的。朱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要求朱某2配合朱某1办理朱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2号×××103号房屋六分之四份额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2、朱某1系兄妹关系。其母王某于2004年8月17日去世，其父朱某4于2017年8月9日去世。2020年1月10日，朱某2曾起诉朱某1法定继承纠纷，该案审理过程中朱某1以赠与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法定继承纠纷裁定中止诉讼。1993年12月15日，朱某4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订立《住宅房屋买卖契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朱某4。1994年10月20日，涉案房屋登记在朱某4名下。诉讼中，朱某1提交1、显示朱某4于2009年10月16日手书《赠房说明》：为了避免以后为了房产发生争吵，我写赠与如下：我和我女儿朱某1一家住在东城区×××二号×××103号，小三居，是我从中央宣传部买的房，款已付清，手续已办完。我和我女儿一家一直住在一起，我的生活由他照顾，我决定把这套房赠送给我女儿朱某1。经过我征求我儿子朱某2的意见，他表示同意把这套房赠给他妹妹朱某1，并说“不和他妹妹争房，他仍住在×××的三间房。我儿子一家现在住在东城区×××二号×××2门3层三间房（筒子楼），是中央宣传部租给我的，特此说明。”2、《大事记笔记本》（扉页载有“说明：此本记录我经手办理的重要事情，以备今后查看。朱某4”），朱某1解释称朱某4在世时有做笔记的习惯，因此朱某1在整理朱某4遗物时发现记载于日记本中的诸多内容。在《大事记笔记本》中，载有1993年12月25日朱某4向中宣部交购房款10986.19元购买涉案房屋，购房款中朱某4交6486.19元、王某交1000元、朱某1交3500元。2009年10月15日关于涉案房屋转让给朱某1的问题，朱某4征求朱某2的意见，他表示同意转让给朱某1，并说不和妹妹争房产，仍住在×××。2009年11月14日，朱某4第二次和朱某2谈话，关于将涉案房屋转让给朱某1的问题，征求朱某2的意见，他表示同意转让给朱某1，并说不和妹妹争房产。经质证，朱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存在质疑，且称即使上述证据系真实的，也仅能证明朱某4曾在2009年有赠与的想法，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朱某1已经于此时接受赠与，双方形成合意。此后，朱某4又将“赠与”的想法变更为“转让”。朱某1认可其于朱某4去世后在遗物中得到该《赠房说明》，但此前朱某1知晓朱某4有将房屋赠与朱某1的意思表示。朱某4作为没有法律常识的老人，转让可能系笔误。根据朱某1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示，2016年10月18日朱某4召集朱某1、杨某针对房产问题召开家庭会议。朱某4表达这边三间（涉案房屋）归朱某1，那边三间（×××）归朱某2，还有一个放东西的10平方米的房屋，也归朱某1，给朱某230万元；询问杨某有何意见，同时本来应该由朱某2作为第一继承人参加会议，因朱某2身体不好，要求杨某再跟朱某2说说，如果能解决就现在解决，不能解决就按照朱某4的遗嘱执行；如果能解决，立一个文字材料，以免子女再争吵，不在的话就算立遗嘱了。杨某表示其没有意见，会将朱某4的想法告诉朱某2，朱某2应该能听明白。朱某2称朱某2并未参加家庭会议，杨某仅代表其个人意见，家庭会议中朱某4要杨某做朱某2的思想工作，以形成新的协议。从朱某4要求杨某告知朱某2，并听取朱某2、杨某的意见及“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按照遗嘱办事”来看，朱某4并未形成明确的将涉案房屋赠与朱某1的意思。2016年12月27日，朱某4、朱某1、朱某2、杨某至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办理朱某1继承涉案房屋王某个人所有的份额。朱某4在《公证申请表》中签名，但在尚未完成公证程序时，朱某4突发脑出血，公证程序终止。在公证处留存的档案中，显示由朱某1代朱某4草拟《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人处尚未签名。由杨某代朱某2草拟《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声明人处亦未签名，但有代书人及见证人杨某签名。公证接谈笔录中载明被询问人（朱某4、朱某1、朱某2）认可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有两个亲生子女。在工作人员询问房产是否存在转让、出售和赠与以及担保、抵押和典当等处理情况时，被询问人答复没有。在工作人员询问对于继承房产，最后确定的继承情况如何时，被询问人答复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确认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个人所有的全部份额由女儿朱某1继承，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权。但该公证接谈笔录并未由被询问人签名。朱某1称因朱某4突发疾病，因此未能完成继承公证，也没有留存相关影像资料，但朱某2本人已表示放弃了继承。朱某2对此不予认可，称公证程序并未完成，不产生法律效力。另查，2019年11月7日，朱某2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某与朱某3为朱某2的法定监护人。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的一种，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赠与合同才成立。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一方当事人提出要约，对方表示承诺，当事人达成合意，合同宣告成立。本案中，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朱某1提交的《赠房说明》是否成立赠与合同。该《赠房说明》载于朱某4的日记本中，首先，朱某2对朱某4的日记本真实性存在异议，即使该日记本记载内容为真实的，根据法律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这里强调要约必须由要约人实际发出，要约人主体的内心活动不能称之为要约。本案中，朱某1自认其于朱某4去世后取得该《赠房说明》，从合同成立的要件分析，朱某4将赠与的意思表达于日记中，但朱某1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朱某4将该《赠房说明》交付朱某1或表达于朱某1，虽然朱某4日记中两次提到与朱某2协商涉案房屋处分问题，但并未提及将该意思表示向朱某1表达，也即从《赠房说明》这一证据分析，朱某4赠与涉案房屋的要约并未送达至朱某1。而朱某1于朱某4去世后获得《赠房说明》，此时朱某4已不具备订立赠与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赠房说明》并未成立赠与合同。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是否能将2009年形成的《赠房说明》与2016年10月召开的家庭会议作为一个法律行为，以此分析上述过程是否成立赠与合同。从合同成立要件上分析，如前所述，朱某4并未将《赠房说明》的要约送达至朱某1，即使朱某1在2016年家庭会议中知晓朱某4有赠与的意图，但从录音内容分析，此时其知晓的为朱某4分配家庭财产的提议，而并不知晓《赠房说明》的内容，故并不能将《赠房说明》与家庭会议分别作为一个法律行为之中的要约与承诺，从而成立赠与合意。从朱某4表达赠与的意愿上分析，2009年《赠房说明》中朱某4表达了确切的赠与意图，但2016年则将赠与涉案房屋与分配家庭其他财产作为整体分配方案提出，并对家庭成员进行询问、商议，因此从赠与意愿上也不能将《赠房说明》作为要约行为，而将家庭会议作为承诺行为，从而认定两者构成一个法律行为。本案第三个争议焦点为2016年家庭会议能否作为独立的民事行为成立赠与合同。根据法律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即要约人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相对人，要约必须向相对人表明相对人承诺合同即成立，要约人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分析家庭会议录音的内容，朱某4表达的意愿为提议涉案房屋赠与朱某1（同时包含其他家庭财产分配）并征询杨某意见及朱某2意见，因朱某2未在场，需要杨某将意愿转达给朱某2，如果家庭成员都同意，则进一步履行法律程序，否则朱某4将立遗嘱分配家庭财产。可见朱某4并未将赠与合同成立的最后决定权交予相对人朱某1，而是需要征得家庭其他成员的同意。因此家庭会议中朱某4的意思表示并不符合法定要约形式。同时朱某1提交的证据也并未明确体现朱某2的意思表示，虽然其后家庭成员至公证处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王某个人份额的继承公证，但该公证程序未完成，未产生法律效力，而档案记载中亦未明确载明朱某2的意愿。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家庭会议体现的内容也无法证明朱某4与朱某1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关系。综上，法院认为朱某1以其与朱某4成立赠与合同为由主张由朱某2配合办理涉案房屋部分产权份额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判决：驳回朱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经询，朱某1坚持其主张的《赠房说明》系自书遗嘱性质，其应基于遗嘱继承案涉房屋，其与被继承人之间并无房屋赠与之意思表示。另，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财产继承纠纷诉讼一审法院已立案受理，现已中止审理。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就案涉《赠房说明》之法律性质认定是否正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院认为，一般性赠与合同的成立既需要有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又要求赠与财产的交付。本案中，朱某1于审理中自认其于朱某4去世后取得该《赠房说明》。朱某2对朱某4的日记本真实性存在异议。即使该日记本记载内容为真实的，依前述事实及现有证据、从合同成立要件分析，可见，朱某4表达于日记中的赠与意思与朱某1取得《赠房说明》之间，不具有存在作为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这一事实基础。在朱某4死亡后，订立赠与合同并交付赠与财产已无可能。因此，就一审法院所作依《赠房说明》并未成立赠与合同的认定，本院不持异议，予以确认。本案审理中，朱某1要求本案中对于该《赠房说明》的法律定性给予正面回应，即该《赠房说明》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系基于朱某1以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主张权利形成的诉讼，故，应以围绕朱某1赠与合同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之主张予以审理，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一审中，朱某1没有提出请求就《赠房说明》是否符合自书遗嘱法定形式要件的审查处理之诉求，因此，本案不应予以审理。双方可于涉案财产继承纠纷诉讼提及相应诉求。综上所述，朱某1之相应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朱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珊审 判 员  张 鹏审 判 员  侯晨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史佳伟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