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5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海平，男，196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亚贤，女，196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芙蓉，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大卫，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全，男，1961年1月3日出生，满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波，威海文登大水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彭亚贤、于海平因与被上诉人王秀全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5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亚贤、于海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驳回王秀全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王秀全负担。事实和理由：1.王秀全凭欠条主张的事实明显与案涉《水貂养殖合作协议》约定的投资额等内容相互矛盾，一审法院认定欠条系于海平欠付王秀全合伙期间亏损形成，系认定事实错误。《水貂养殖合作协议》约定王秀全、柯某、于海平出资额200万元（分期投入）、50万元、50万元，而三人实际出资额为200万元左右、58万余元、56万余元。于海平的实际出资已经超出约定出资额6万余元，王秀全不存在多出资的客观事实。2.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担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条（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本案中，合伙期间的亏损，在三人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应按照三人实缴出资比例承担。王秀全主张于海平应承担40%的亏损金额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王秀全实际投资2003365元，于海平实际投资561565元，柯某实际投资582107元，三人共计投资3147036元，合伙期间养貂实际支出成本2621156元，按照三人实缴出资比例，王秀全应承担亏损1668596元，于海平应承担467725元，柯某应承担484834元。王秀全的投资额兑除亏损额后余额为334769元，于海平的投资额兑除亏损后余额为93840元。由此计算，于海平主张的30万元欠条是王秀全退出合伙事务的投资补偿，系合伙期间投资额减除债务承担后的余额，合伙期间的账目由柯某记录、于海平签字的经营习惯，该欠条由于海平签字，于海平对欠条形成的陈述更符合客观事实和交易习惯，并能达到证据的高度盖然性。王秀全不能合理说明欠条形成的原因和事实，并在于海平否认欠条事实和原因，王秀全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于海平并判决于海平承担责任错误。3.《水貂养殖合作协议》第八条约定貂场年底分红为王秀全40%、于海平40%、柯某20%，该分红比例的约定与债务的承担比例无关。合作协议中的分红约定是王秀全、于海平、柯某三人自愿协商的结果，三人合伙养貂前，王秀全与柯某不懂养貂，而于海平已养貂多年，有养貂专业技术和经验，故二人推举于海平为合伙事务主要负责人，对貂场进行管理、生产等实际工作，于海平在合伙养貂过程中投入资金、专业技术、劳动力，且按照约定不能自己单独从事养貂经营，也未额外领取工资等，王秀全将分红比例说成合伙的债务承担比例，无证据证实，不应采信。4.一审法院认定彭亚贤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彭亚贤与于海平虽系夫妻关系，但在于海平等三人合伙期间并未实际形成收益，于海平也未取得任何收入，更不可能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彭亚贤独立打工有经济来源，期间自行负担家庭生活开支，案涉合伙事宜与彭亚贤无关，依法应驳回王秀全对彭亚贤的全部诉讼请求。王秀全辩称，1.于海平向王秀全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欠付王秀全貂场投资款，并不存在于海平支付给王秀全退出合伙投资补偿款的事实。2.合伙人之间所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出资额，实际上是建貂场和经营貂场的启动资金。王秀全由于自有资金较为充裕，所以出资200万元，因此自认的出资额度与协议中约定的每人所占股份无关。协议约定投资利息按8%计算足以证实王秀全的解释成立。3.于海平否认亏损应按照股份所占比例分担，于情于理于法均不成立。4.王秀全在一审中列彭亚贤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王秀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30万元，以及2016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8月1日止的利息共计124800元，以上共计424800元。诉讼中，其将诉讼请求中的利息变更为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海平与彭亚贤系夫妻关系。2013年5月1日，王秀全、于海平以及案外人柯某签订水貂养殖合作协议，约定：“合作第1项：第1条王秀全出资额200万左右（贰佰万）分期投入，柯某出资额50万（伍拾万元）于海平出资额50万（伍拾万元），三人投资利息8%计算貂厂面积12亩，承租期为20年，厂址：侯家南寨村。第2条：王秀全主营全面，不参与第一线管理，于海平主要负责貂厂，技术管理和生产，柯某主管生产治安。第3条：厂内工作人员由三人协商合理雇佣。第4条：貂厂费用由柯某主管，貂厂账目由柯某、于海平二人主管。第5条：合作期间于海平、柯某不得自己或与其它人合作养貂。第6条：貂厂停产，有三人协商合理安排，特殊情况由三人协商解决，（注:10年内不得撤股）。第7条：合作期内三人不得相互排斥。第8条：貂厂年底分红：王秀全40%，于海平40%，柯某20%。第9条：第二年本金回归给三人按股份进行投资。”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王秀全、于海平、柯某在建设、经营过程中陆续出资，其中王秀全出资200万元左右，于海平出资56万余元，柯某出资58万余元。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由柯某负责记录，于海平签名确认。2016年，因貂场亏损严重，三人协商不再继续经营。于海平于2016年10月1日向王秀全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条一、币叁拾万元正￥300000.00元正二、系欠王秀全貂场投资款月利息6厘时限三年还清。欠款人：于海平2016年10月1日证明人：时卫东。”诉讼中，王秀全提供水貂养殖合作协议1份、欠条1张、结算清单1张，主张王秀全与于海平及案外人柯某合作养貂，王秀全出资200万余元，于海平出资56万余元，柯某出资58万余元。貂场投资及亏损共计262万元，按原、被告各自40%的股份计算，原告需承担104.8万元，被告也需承担104.8万元，但实际于海平仅投资56万元，剩下的款项就是欠王秀全的款项，在此前提下双方经协商确定于海平先给王秀全30万元，剩下的等貂皮及貂场处理后再处理。经质证，于海平对于三人之间合伙建貂场养貂的事实无异议，也基本认可王秀全所述于海平、柯某的出资额，但认为于海平已按协议约定完成出资义务，不存在欠付王秀全投资款的事实，王秀全所提交的欠条是原、被告双方在2016年10月份市场不景气、无法继续养貂的情况下，三人协商不再继续养殖，王秀全与于海平协商，如果于海平要继续养殖，就要对王秀全的投资进行补偿，三人经过协商，形成欠条内容，由于海平向王秀全出具，上述欠条并非因拖欠或占用王秀全投资款，而是双方协商，于海平向王秀全支付30万元后，王秀全退出合伙事务，由于海平接受王秀全的股份与柯某继续经营，但上述欠条后，王秀全并未退出合伙，而是将貂场租给他人经营，故欠条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并未实际履行，于海平并未实际取得貂场，所以于海平不同意按欠条履行付款义务。另外，合伙期间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并未最终清算，王秀全也并未退出合伙，故其所诉要求于海平支付上述30万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被告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从柯某处复印的账目明细1宗、柯某于2020年9月25日书写的2016年11月之后的貂场收入明细1份。经质证，王秀全认为貂场经营期间的账目都是由柯某记录，并由于海平签字确认的，只要与柯某处的账目一致，其均予认可。诉讼中，原告申请柯某以及时卫东出庭作证。柯某陈述，其系合伙人之一，貂场的账目都是其经手记的，三人协商合伙养貂，当时约定王秀全出资200万元，其与于海平各出资50万元，王秀全与于海平都占4个股，其占2个股，实际投资时王秀全出资了200多万元，于海平投资了561565元。经营后，第一年就开始赔钱，第二年也赔了，合伙时没想会赔钱，所以就不养貂了。建设貂场时共投资了145万元，养貂两年亏损了1171156元，共计2621156元，按照股份，于海平与王秀全每人均应承担约1048000元，但于海平仅投资了561565元，少投资了48万多，王秀全就跟于海平要他自己多投资的钱，于海平没有那么多钱，就商量先给30万，3年之内还清，并向王秀全出具了欠条。合伙经营期间，貂皮共卖了525880元，账目上没有记载，钱都给了王秀全，后来柯某认为自己多出资了，王秀全就将貂皮款中的57875元给了柯某。账目明细中时间是2016年、页码为13页的明细中记载的钱是貂场的收入，柯某认为貂场合伙中于海平欠王秀全的钱，柯某就把上述貂场的收入交给了王秀全，貂场的具体收益及亏损三人还未进行最后清算。时卫东陈述，其不清楚王秀全与于海平之间的账是如何算的，当天其到貂场玩，正好碰到他们在算账，王秀全和于海平就让其作个见证，签完字后双方聊了很多家常话，王秀全开玩笑地说了句“到时候我处理貂场，你们不许干涉”，当时双方都挺和气的，氛围很和谐。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提出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于海平虽辩称上述欠条是基于王秀全退出合伙，由于海平接受王秀全的股份与柯某继续经营而形成的，但2016年10月1日的欠条中没有关于王秀全退出合伙的相关约定，且于海平的相关辩称与证人柯某所述也不一致，现有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相关辩称，故一审法院对于于海平的辩称不予采纳。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证人柯某以及时卫东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上述欠条是于海平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或趁人之危等情形，于海平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于海平未按欠条约定履行支付欠款及利息的义务，根据欠条的约定，一审法院对王秀全所诉要求于海平支付欠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彭亚贤与于海平系夫妻关系，于海平的投资款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收入归家庭共同花销，上述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王秀全所诉要求二被告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于海平、彭亚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秀全欠款300000元，并承担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的利息。上述款项支付至王秀全名下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文登支行，卡号：62×××79）。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36元，由被告彭亚贤、于海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于海平、彭亚贤提交于海平、王秀全、柯某与秦玉国于2020年11月3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主要内容为于海平、王秀全、柯某将案涉貂场承包给秦玉国，每年承包金3万元。该协议签订后，承包金均由王秀全实际收取。截至2020年11月3日，王秀全仍实际控制合伙经营的貂场，且自2016年10月1日至2020年11月3日期间实际取得承包金等收入并未进行清算分割，这和王秀全一审主张的合伙终结且经最终清算后于海平欠付王秀全30万元投资款事实不符。经质证，王秀全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该承包协议与本案无关。王秀全提交其于2019年12月9日与于海平的电话录音，于海平在录音中明确表示对欠付30万元无异议，但由于市场行情不好，水貂皮未对外销售，所以资金无法回笼，暂时无能力清偿债务。经质证，于海平、彭亚贤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录音不能证实王秀全主张的待证事实，录音中王秀全多次谈到如于海平处置貂场周转资金，这样其所欠王秀全的款项就不多了，录音中双方对30万元欠条形成的基础法律事实均没有明确说明，但王秀全知晓于海平在2019年仍在继续养殖水貂的事实，且正是由于王秀全要退出合伙，于海平才向王秀全书写了案涉欠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于海平应否向王秀全支付30万元及利息，彭亚贤应否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王秀全主张于海平欠付其30万元投资款，于一审时提交了于海平于2016年10月1日向其出具的欠条，二审时又提交了与于海平的电话通话录音，其中，欠条载明于海平欠王秀全貂场投资款30万元，月利息6厘，案外人时卫东在证明人处签字，录音中于海平未否认欠款30万元的事实，于海平对欠条及录音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欠条与录音相互印证，可以证实于海平欠付王秀全30万元的事实。于海平主张其向王秀全支付欠条载明30万元款项的前提是王秀全退出合伙，但对此王秀全并不认可，于海平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该主张，且柯某一审作为证人出庭时亦未提及退伙事宜，证明人时卫东一审时亦证称该欠条系于海平真实意思表示，故于海平该主张依据不足。案涉欠条出具于彭亚贤与于海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并未约定财产相互独立，于海平虽主张50万余元的投资款均系借款，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判令于海平、彭亚贤共同向王秀全支付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于海平、彭亚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72元，由上诉人彭亚贤、于海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俊生审判员  郭庆文审判员  王玲丽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姚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