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6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永安兴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院**楼**1801。法定代表人：赵雪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男，北京永安兴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强，男，1983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安国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晓东，男，1976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敦化市开发区，现羁押于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上诉人北京市永安兴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兴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建强、樊晓东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20）京0115民初108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安兴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我公司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我公司与张建强签订《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错误。涉案《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加盖的公章是樊晓东伪造，我公司对于合同的整个过程完全不知情。我公司不具有张建强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收据加盖我公司字样章错误。张建强未向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雪纯账户中汇款，也没有向我公司公户汇款。结合樊晓东关于“有我的户，很少用公司的户”的陈述，可以得知樊晓东也没有将相关款项归入公司。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令我公司承担退还押金及租金的责任是基于表见代理制度。但本案因樊晓东系私刻公章，并不适用表见代理制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樊晓东虽然是无权代理行为，但并非为我公司谋利，而是单纯地谋取私利冒名行为，我公司无须承担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张建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永安兴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樊晓东未向本院发表答辩意见。张建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永安兴达公司退还张建强车辆押金12000元（原押金1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合同签订及押金支付情况2019年6月6日，永安兴达公司（出租方、甲方）与张建强（承租方、乙方）签订《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约定：1.1永安兴达公司将丰田雷凌，车牌号×××车辆租赁给张建强，月租金5500元，租赁保证金13000元；2.1租期6个月，自2019年6月6日起至2019年12月5日止；3.1.3保证金的退还：租赁期满后，日租车辆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月租车辆和经出租方同意驶出北京的车辆在四十五个工作日内，经出租方核实车辆无相关未处理事宜的，核实期满后出租方无息退还车辆租赁保证金；3.2承租方应当按照第1.1条约定的车辆月租金标准向出租方支付租金，支付周期为月付，即承租方应于合同签订时将每月租金人民币5500元支付给出租方；3.3.2出租方收取租金银行账户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黄亦路支行，户名赵雪纯；5.1租赁期满，承租方应于本合同约定的时间之前归还车辆。还车时依据本合同附件一《车辆交接清单》进行车辆归还验收，还车时应保持车辆内外清洁如新、技术状况良好、设备齐全、车辆证照齐全、任何新添剐蹭；7.1出租方无故不退还车辆租赁保证金的，应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向承租方支付迟延退还期间的违约金。该合同落款处有加盖永安兴达公司合同专用章，经办人签字为符洪文。同日，张建强支付租车押金13000元，永安兴达公司向其出具收据，收据上显示“今收到张建强交来租车押金人民币13000元”。收据加盖永安兴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字样章。合同签订后，张建强支付了一个月租金和押金，之后的租金转到永安兴达禁语音的微信内。2019年12月5日，永安兴达禁语音发送微信，内容为破损划痕1000元发个银行卡姓名给我，经询问，张建强称是要扣除1000元押金，剩余的退回张建强银行内。二、关于本案合同主体及责任主体的情况永安兴达公司认为其公司非合同主体，不认可上述合同及收据的真实性，主张上述证据上公章均系伪造，该公司未收到租金及押金，公司没有唐龙其人，樊晓东原系公司老板，私刻公章后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羁押，其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并提交录音光盘予以证明。该录音光盘系2020年2月份永安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雪纯与樊晓东聊天录音，录音中樊晓东认可其私刻公章；张建强不认可录音真实性。一审法院另查，樊晓东涉嫌诈骗罪案情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樊晓东经合法送达开庭传票因被羁押未到庭应诉，亦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诉，在庭前谈话中其已表明答辩、质证、辩论及最后意见。本案争议焦点系应由谁承担合同义务及押金是否全额退还。考虑永安兴达公司自认在2018年5月至12月与樊晓东系合作关系，2019年后其公司允许樊晓东继续使用其公司的办公地点并以其公司名义对外出租车辆，签订合同等需要经过其公司准许；张建强提交的《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及收据上均加盖有永安兴达公司字样的公章，《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亦印有永安兴达公司名称等；虽然永安兴达公司主张樊晓东私刻公章，但其公司仍然存在未尽到监管义务的过错；张建强系个人，无法核查公章的真伪，其有理由认定合同和收据上的章是真实的，故对于善意的合同相对人张建强来说，合同书加盖公章，其可以信赖合同上显示的主体为永安兴达公司，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永安兴达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虽《汽车租赁合同》内的公章确与永安兴达公司公章不一致，但不应以此过分加重张建强一方的注意义务，故永安兴达公司仍应承担退还押金的合同义务。关于退还金额，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故其要求永安兴达公司退还押金12000元的诉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永安兴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张建强押金12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诉讼中，永安兴达公司提交与“樊晓东”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及“樊晓东”的微信名片截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樊晓东”认可其私刻公章。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永安兴达公司的上诉意见和庭审情况，本案争点可以归纳为樊晓东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进而判断永安兴达公司是否承担《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合同义务，即押金是否全额退还。永安兴达公司自认樊晓东曾参与合作经营其公司，在2019年年初合作结束后，同意樊晓东继续租用办公地址并用其公司名义经营车辆出租业务。永安兴达公司主张樊晓东私刻公章，其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依日常经济交往常理，要求交易相对人核查公章真伪，显然属于强人所难的过高注意义务。樊晓东在永安兴达公司办公地址，无干扰、无异常持续经营，交易相对人从外观上足以相信合同主体就是永安兴达公司。永安兴达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张建强明知樊晓东使用私刻公章仍然故意进行交易，故理应推定张建强属于善意相对人，其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因此，樊晓东与张建强签订《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并在合同和收据上亦加盖有永安兴达公司公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由永安兴达公司承担相关合同义务。现张建强已经退还车辆，永安兴达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退还押金的义务。永安兴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永安兴达公司的代理人张健在庭审中表示对樊晓东私刻公章及所为之事并不知情，不应承担责任。本院对其心情表示理解，但仍要说明，永安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雪纯与经营者张健明知樊晓东继续使用永安兴达公司办公地址，应当意识到如果疏于监管就可能存在交易风险。这是本案发生纠纷的根本原因。关于交易风险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平心而论，若苛求任何人在交易过程都到工商管理部门比对备案公章，交易成本将极为高昂且不可实现；相比之下，经营者一方监管义务的成本相对较低。交易风险应当由最低成本且最方便控制风险一方承担，是人之常情，也是民法设计表见制度以保护善意相对人和第三人的法理基础。永安兴达公司为车辆闲置车主和用车人之间搭建供需平台，属利国利民的经济业态。望永安兴达公司的经营者能够充分理解民法中表见代理制度的立法初衷，对善意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进行换位思考。虽本案裁判结果未遂心愿，但以此案为鉴，提高商业经营相关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思维，成为更好的经营者，焉知非福。综上所述，永安兴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北京市永安兴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俊晔审 判 员 李明磊审 判 员 王 琪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郝琪琪法官助理 王若净书 记 员 张 爽书 记 员 刘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