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9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宝耸，男，朝鲜族，1972年2月10日出生，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宝荣，辽宁晟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辽宁景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军，男，汉族，1967年4月23日出生，住辽宁省辽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勤，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新隆街2号。法定代表人：翟万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赫明阳（该公司员工），女，满族，1991年8月23日出生，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学彬（该公司员工），女，满族，1976年10月24日出生，住沈阳市浑南区。上诉人吴宝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六局”）、刘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2民初6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陈兴田、刘小丹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宝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天军公司与水电六局签订厂区租赁协议的时间是2015年8月，不是2018年8月，也可能这是笔误；签订厂区租赁协议的是天军公司不是上诉人；12万元是租赁费，5万元是保证金，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厂区租赁费17万元错误，且12万元租赁费可能只有8万元是厂区租赁费。二、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第一，关于租赁协议签订情况和协议内容不清。水电六局称与天军公司分别签订了《厂区租赁协议》和《厂房租赁协议》，将辽阳市太子河区祁家镇方双树村原辽阳水工厂厂区、厂房出租给天军公司，厂区租金每年8万元，厂房租金为4万元，保证金5万元。刘军称2015年8月6日天军公司代理上诉人与水电六局签订厂区租赁协议，场地租赁费5万元，税费7万元，保证金5万元。2015年8月17日针对租赁期的起止时间、租金支付方式进行了部分的修改补充。一审法院仅认定2018年8月水电六局与天军公司签订了厂区租赁协议，对厂区协议签订的其他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第三，水电六局将租赁费发票开给了上诉人还是天军公司事实不清。水电六局作为央企，在收取17万元后，肯定会开具发票，一定会记录付款人。该财务记录能够证明承租人是谁，付款人是谁，上诉人付款的原因。第四、上诉人是否与水电六局达成了租赁案涉厂区厂房的协议，天军公司租赁案涉厂区厂房与上诉人是否有关，该基本事实不清。第五，关于案涉厂区实际使用人事实不清。租赁标的物由谁实际使用，直接影响认定案涉租赁合同实际主体是天军公司，一审对该事实应当查清但却未审查。第六，水电六局收取租赁费用情况，事实不清。第七，案涉租赁合同是否终止，事实不清。该基本事实直接影响5万元保证金是否应当返还。三、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错误，并因此认定超过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上诉人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但水电六局和刘军均不予认可，对上诉人与水电六局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上诉人与刘军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刘军与水电六局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人民法院应当基于查明的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并向当事人进行释明。综上，水电六局已明确对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提出异议，刘军亦主张明确案涉费用为租赁费，上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陈述及法院查明事实不一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本案将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根据查明的事实进行认定。一审直接依据上诉人的主张认定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错误结果。另外，天军公司为刘军个人独资公司，该公司已于2018年3月15日注销，该公司法律责任应由刘军承担。被上诉人水电六局答辩：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理由详见书面答辩状。被上诉人刘军答辩：一、上诉人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均坚持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原审按照不当得利进行判决，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按照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人民法院仅能就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进行审理，审判过程也应当围绕诉请进行。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在水电六局、刘军均主张不构成不当得利的前提下，坚持要求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未变更诉讼请求或事实与理由，原审在上诉人坚持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按照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进行判决，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付款有因，且实际使用了租赁物，刘军没有不当得利的事实，上诉人也没有受到损失，自然也不可能返还所谓的不当得利。再次，无论认定本案为何种法律关系，都不能改变上诉人于2015年8月14日将款项支付给水电六局的事实，若上诉人认为水电六局的房屋或场地没有按照约定交付使用的，诉讼时效也是自纠纷发生之日，也就是2015年8月14日开始计算。至上诉人诉至人民法院，也已经远超诉讼时效，因此，原审以上诉人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未查清部分事实，但这部分事实的证明责任在于上诉人，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无论上诉人如何狡辩，均不能改变上诉人在租赁合同签订期间、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自行、自愿将款项支付给出租人的事实。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已经承认，自己转款的目的是为了租赁厂房、场地，但在上诉状中又辩称自己对自己的转款目的、款项组成、自己是否实际使用租赁物一无所知，上诉主张自相矛盾且与常理实在相距太远。上诉人上诉称人民法院未查清17万款项的组成、是否开具发票等，均是上诉人作为付款人应当明知的事实，上诉人自己未提供证据支撑自己的诉讼请求，但要求人民法院必须查清，这些上诉请求实在无理，不应得到支持。三、可以明确看出一审法院将签订合同的时间写为2018年，确属笔误，但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与上诉人自述的事实相互矛盾，且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水电六局归还原告不当得利款17万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水电六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初，原告与被告水电六局协商向被告水电六局租赁部分厂区用于生产，并于2015年8月14日，向被告水电六局账户汇款17万元。但被告水电六局于2015年8月17日与案外人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签订了厂区租赁协议，将厂区租赁给该公司。由于原告与被告水电六局缔约目的无法实现，原告多次向被告水电六局主张返还17万元汇款，被告水电六局以种种理由拒不返还，被告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刘军系朋友关系，案外人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系被告于2012年3月26日投资设立的公司。2018年8月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被告水电六局签订了厂区租赁协议，约定原告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租赁水电六局拥有的位于辽阳市太子河区的原辽阳水工厂厂区，原告于2018年8月14日向被告水电六局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第一年的厂区租赁费共计170000元。另查明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注销。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8月14日向被告水电六局汇款，且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在2015年8月即知道水电六局将厂区租赁给案外人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而本案中原告第一次向为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明显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原告并未提供其于2015年8月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期间，向二被告主张返还本案涉诉170,000元款项的相关证据，故原告本次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要求返还170,000元不当得利款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宝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原告吴宝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三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与刘军系朋友关系，案外人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系刘军于2012年3月26日投资设立的公司。上诉人欲承租水电六局的位于辽阳市太子河区的原辽阳水工厂厂区及厂房。2015年8月，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水电六局签订了多份厂区租赁协议，所约定的租赁的标有物相同，即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租赁水电六局拥有的位于辽阳市太子河区的原辽阳水工厂厂区及厂房，只是对17万元的租赁费用的构成约定不同。刘军把其代表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与水电六局签订的上述租赁协议中的一份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原件交与上诉人。2015年8月14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水电六局支付了第一年的厂区租赁费共计17万元，为此，水电六局给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开具了发票，并在账目中记载为辽阳房屋及土地出租收入。上述租赁协议签订后，水电六局将上述租赁协议中约定出租的厂区及厂房交与承租人使用。一、二审法院审理中，刘军均主张水电六局所出租的厂区、厂房实际上是上诉人与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共同承租使用，并由上诉人交付了一年的租赁费。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注销。另查明：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起诉状中所列被告为水电六局，诉讼请求是要求水电六局归还不当得利款17万元，事实和理由亦是主张水电六局无正当理由收取上诉人17万元汇款，但水电六局拒不返还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审理中，水电六局于2020年8月12日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告。2020年8月17日水电六局又向原审法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刘军为本案的被告。2020年8月25日，水电六局再次向原审法院提交《撤销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撤销追加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2日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并未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但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三方当事人就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辩论。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及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看，其起诉的案由是不当得利，而且，上诉人在一审所列的被告也仅是水电六局，并未要求追加刘军为被告，在水电六局书面申请追加刘军为被告后，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并未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应当围绕水电六局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向上诉人返还17万元进行审理。本案水电六局并不否认于2015年8月14日收取了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其交付的17万元，但其辩称是因与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签订了厂区、厂房租赁协议而收取的租赁费，而且其单位也给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开具了租赁费发票，在其单位的账目上也记载这笔款项的来源为辽阳房屋及土地出租收入，为此水电六局向法院提交与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发票和记账凭证，虽然上诉人提出水电六局所提供的租赁协议与刘军转交给上诉人的租赁协议、补充协议所约定的17万元款项的构成不同，但是因这几份租赁协议所约定的租赁物相同，租赁费用总额相同，故应当认定水电六局收取上诉人的这17万元具有合同依据，上诉人要求水电六局予以返还的主张与法无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提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一审时上诉人主张水电六局构成不当得利，而一审法院认为水电六局是因与辽阳县天军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而收取了17万元的租赁费，未将该案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重点审理，但是，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三方当事人就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辩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中“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对水电六局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认定事实有误的问题，本院二审已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吴宝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陈兴田审判员 刘小丹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李家宝书记员教添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