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男，1964年5月13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文斌，上海凯米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瑞春，男，1966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滨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祎，北京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冰洁，北京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友东，男，1972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旭鹏，江苏开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仁芳，男，1958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戚墅堰街道河苑家园****。法定代表人：臧本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庄锡锋，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明、高瑞春因与被上诉人杨友东、周仁芳、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大苏建设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王明、高瑞春不服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492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明上诉请求：1、撤销（2019)苏0492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上诉人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王明承担本案25%的责任不合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二款规定：“……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王明不知周仁芳没有资质，周仁芳提供相关资质证明和营业执照，并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周仁芳仅仅是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洽谈人，最终合同以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王明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也审查相关资质，不应再承担选任责任和连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25%的赔偿责任明显错误，应该改判上诉人王明不承担事故责任。2、周仁芳所代表的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合同真实有效，法院即使不采纳，过错方和责任方也是周仁芳及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法院应该判决加重该两方的责任。3、高瑞春作为直接加害方应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其仅承担30%太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笫6条：“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5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王明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人，也不属于接受劳务一方，因此责任方主要应固定在高瑞春和周仁芳及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上，而直接加害方仅承担30%责任，与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方无明显区别或者承担赔偿比例完全一致，明显错误，责任与其过错不成正比，因此应该判决高瑞春承担事故的绝大部分责任。4、被上诉人杨友东作为施工者，未尽到注意义务，未佩戴安全措施，未依规范施工过错明显，应该判决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5、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不能同时适用，在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责任的同时，又明确判决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各自承担比例责任，即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同在，这两种责任承担方式是矛盾的，应依法改判。综上所述，本案判决责任赔偿比例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与各自过错不成正比。二审法院应该立即改判并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杨友东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王明的上诉请求。高瑞春辩称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周仁芳辩称我认为这个事故和装潢公司没有连带责任，事发是2019年4月26日下午，我找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签合同是2019年5月11日，后来是2019年9月4日因为工程要结束了就又去找江苏大苏建设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盖了个章，签了份合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大苏建设公司辩称周仁芳不是我公司的员工，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周仁芳与王明是朋友关系，他们在2019年3月份就谈起了装修事宜，王明是明知道周仁芳没有施工装修资质，在2019年4月28日周仁芳在派出所所做的笔录中明确周仁芳是以个人的名义去装修的，因此在2019年4月26日发生事故时，王明与大苏公司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关于王明所提供的所谓的合同，在一审中周仁芳已经陈述了合同的形成过程，一审也对其予以查明。我们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王明对大苏公司的上诉请求。高瑞春上诉请求:1.撤销（2019)苏0492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周仁芳与高瑞春之间并非承揽关系。一、原审法院仅根据高瑞春自带吊机和召集工人，便认定高瑞春与周仁芳为承揽关系，并没有整体考量案件整体情况。首先，周仁芳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雇了一个瓦匠杨友东，还有三个小工，把材料调上去，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叫老高”。说明上诉人仅仅只是负责召集人员，三人都受周仁芳所“雇”。询问笔录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由公安部门进行出警并记录，体现为周仁芳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事故发生工地从一楼到二楼是没有楼梯的，所有的材料都要从门外运进来后再吊到二楼，周仁芳便需要设备将材料运至二楼。高瑞春与两个小工一道，应周仁芳工地需求将吊机放置工地，并不因此就改变双方之间的劳务关系。小型工程、包工头装修行业惯例中，小工都会自带工具。不能仅凭以上原因就推翻劳务关系而机械的认定为承揽关系。二、在均无证据证明周仁芳支付劳动报酬方式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周仁芳向杨友东支付的为工资报酬、向高瑞春支付为工作量报酬，有违公平。庭审中，周仁芳陈述：与杨友东结算方式为按平方结算、与高瑞春的结算方式为按数量结算。本质上一样，都是按数量结算。退一步说，家装行业中按照天或者按照数量结算都是极为合理正常的，杨友东的结算方式与高瑞春的结算方式并无区别。同理，高瑞春的身份与杨友东的身份也并无区别，皆是向周仁芳提供劳务。三、高瑞春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承揽合同的要件，上诉人与周仁芳之间应为劳务关系。《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本案中，高瑞春与周仁芳之间的合同内容仅是搬运建筑材料，并不需要任何技术要求，也不用达到何种指标，仅是单纯的劳务，同时工作内容上也不符合承揽合同类型中的任何一项。加之，高瑞春与周仁芳之间的口头合同中没有任何关于承揽内容的约定，根本不符合承揽的特点。劳务关系是指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接受雇主的指挥与安排，为其提供特定或不特定的劳务，雇主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高瑞春按照周仁芳要求，将施工材料运至二楼，符合劳务关系中雇员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四、原审原告在一审中也一直认为高瑞春与周仁芳之间是劳务关系。原审原告也从始至终认为高瑞春与杨友东一样，都是为周仁芳提供劳务。要求高瑞春承担责任的理由是高瑞春为周仁芳提供劳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应在原告的诉请范围内进行审理，而非超过一审诉请擅自认定所谓的承揽关系，完全属于超裁超判。五、基于公平合理原则，高瑞春也不应承担30%的责任。首先，三个小工当日都告知过周仁芳瓦工在场不能施工，周仁芳在一审中也认可这一点，但其为了加赶工期并未理会上诉人。无论是杨友东还是高瑞春在现场只能听从周仁芳安排，高瑞春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过错。这也是符合雇员听从雇主指示劳务活动的特点。其次，收益与风险成正比。周仁芳承担责任是基于其作为包工头承揽工程赚取利益，同时理应尽好管理义务（也应当为劳务者购买保险）。王明承担责任是基于作为发包人的选任义务。高瑞春只是作为小工，为周仁芳提供劳务，工钱与另两个小工平分，根本没有赚取所谓的承揽利益。再次，操作吊机的并非高瑞春，事故发生时高瑞春更没有目睹，根本不是导致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作为和杨友东一样的劳务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要承担本案与周仁芳责任相当的30%，责任如此之高，实在是有违公平公允。六、基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认可大苏建设公司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高瑞春与周仁芳为劳务关系，原审法院认定高瑞春与周仁芳之间为承揽关系实属错误。要求高瑞春承担30%的责任对上诉人实属不公。现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周仁芳辩称：我认为一审判决正确，我在一审中已经说明我和杨友东的结算方式是按照平方计算。我和高瑞春是按照吨位计算，我跟他之间是承揽关系。杨友东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高瑞春的上诉请求。王明辩称其将工程发包给大苏建设公司，至于具体的施工过程不是很了解。大苏建设公司辩称高瑞春已经认可了本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至于其他当事人的责任由法院认定，大苏建设公司不承担责任。杨友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用361178.34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周仁芳长期从事家庭装饰装修业务，2019年3月左右，被告王明将其所有的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戚墅堰街道汇龙湾家园5-24、5-25号店面房交由被告周仁芳装修，房屋面积约160平方米，双方所确定的装修内容中包含墙体拆除、铲墙、砌砖墙（70㎡包括电梯墙）、砌单墙（30㎡）等作业内容。后经他人介绍，原告杨友东至被告周仁芳所承包的上述项目中从事瓦工作业，双方对砌墙、贴瓷砖、粉墙的价格进行了约定。2019年4月26日上午，原告杨友东在作业的过程中，因同时在现场吊运材料的吊机倒塌，导致原告杨友东被砸受伤。当日，原告杨友东被送至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脑挫裂伤、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骨折、颅底骨折伴颅腔积气、多发肋骨骨折、胸另查明，被告高瑞春正常从事搬运工作，并在多年前购买吊机用于承接业务。因与被告周仁芳存在长期业务合作腔积液、腰椎横突骨折等。现因原告无力支付巨额医疗费用，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故在案涉房屋装修过程中亦经双方协商由被告高瑞春从事敲墙、铲墙、吊运材料等工作。具体作业过程中，被告高瑞春提供吊机，并找来丁俊林、丁树林一同作业。又查明，因被告王明需在装修店面房内安装一部内设电梯，被告周仁芳遂安排原告杨友东进行砌电梯井墙的作业任务。因室内砌墙无法安装脚手架，故原告杨友东采取边砌墙边粉墙的作业方式，其在砌好一定高度的墙后便站在砌好的墙上进行粉刷作业。2019年4月26日上午，被告高瑞春及丁俊林、丁树林至现场吊运装修所需材料，因吊机属于竖吊需要上下固定后作业，其便将吊机的上部胀在天花板上，下部固定在二层地板上，由于吊机高度不够，其又在吊机底部加塞几块砖头，将吊机上下胀紧后开始将装饰材料吊运至二楼。当日下午两点多钟，吊机松动倒塌，发生案涉事故。审理中，被告高瑞春陈述当日安装吊机时，其向被告周仁芳表示吊机作业时瓦工不能同时干活，但被告周仁芳表示如果出事他负责，故其开始吊运材料。被告周仁芳陈述因吊机高度不够，其曾向被告高瑞春提出找钢管焊接固定吊机，被告高瑞春表示用砖垫高就可以了。在吊机安装好后，被告高瑞春只是告知吊机下方不能作业，故其安排原告杨友东到另外一边去工作，被告高瑞春并没有想到吊机会倒塌，故其并未告知另外一边也不能作业。还查明，关于案涉装修工程承包事宜、价款等均系被告王明、周仁芳协商确定，并实际由被告周仁芳组织人员施工，但应被告王明的要求，被告周仁芳前后将多份施工合同文本至被告大苏建设公司盖章。审理中，被告王明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其中开工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0日，日期为手动填写，落款处被告王明签字并加盖了大苏建设公司印章，但未有被告周仁芳签字。另被告周仁芳亦向本院提交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室内装修施工合同》各一份，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载明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合同内容均打印形成，落款处被告王明、周仁芳签字并加盖被告大苏建设公司印章；《室内装修施工合同》落款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内容均为手动填写，落款处被告王明、周仁芳签字并加盖被告大苏建设公司印章。关于上述合同的形成，被告大苏建设公司负责人臧本华陈述，被告周仁芳是在2019年5月10日与其商量，有一家店面房要装修，需要一个有资质的装修合同，当时也没有在意，就同意被告周仁芳挂靠。2019年5月11日上午，其在被告周仁芳提供的内容均由电脑打印完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上加盖公章。后被告周仁芳又在2019年9月4日上午到公司告知工程已经结束，需要公司盖章办理工程完工事宜，其就让被告周仁芳自行盖章，具体这次盖了几份并不清楚。被告周仁芳于2019年4月28日在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街道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一直是做家装的，但是没有公司，只是自己喊着工人做做的。大概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朋友王明（音）将他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戚墅堰街道汇龙湾家园5-24、5-25店面交由我装修，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资质，所以也没有签订合同，就口头约定由我来装修。大概是今年的4月16日，我就开始进行装修了，我雇了一个瓦匠杨友东，还有三个小工，把材料调上去的，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叫‘老高’，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因为不是很大，而且二楼有点高，主家要求装一部内设电梯，然后工人就开始砌砖。4月26日上午9点我还在汇龙湾现场监工的，安排好工人的活之后，我就走了，到湖塘看另外一个家装了……”。庭审中，被告周仁芳陈述，其与被告大苏建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未以被告大苏建设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过工程业务，这一次是因为事故发生后被告王明要求找一个有资质的单位补签合同，其就找了姓臧的朋友盖了章，一次是在2019年5月10日盖章，另一次是在2019年9月4日盖章。再查明，根据被告高瑞春、周仁芳提供的收款收据显示，被告高瑞春实际支付原告杨友东医疗费用36000元，被告周仁芳支付原告杨友东医疗费用150797元。另被告周仁芳主张以现金方式支付7000元，但未有票据，原告对此表示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被告及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二、各被告是否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三、被告之间的责任形态；四、原告的损失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王明将位于汇龙湾小区5-24/5-25门面房装饰装修业务以包工包料的方式进行发包，对于装修价款、装修方式、施工内容等均系由被告王明与被告周仁芳进行洽谈，但对于同一施工项目，原、被告提供了以被告大苏建设公司为承包方的多份合同文本，多份合同之间除落款时间、开工日期及合同形式有所不同外，其他内容并无二致。庭审中，被告周仁芳与被告大苏建设公司负责人臧本华对上述合同的形成过程均进行了详细表述，双方一致陈述系在原告受伤之后加盖被告大苏建设公司的公章，原告受伤后被告周仁芳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时亦明确陈述其系个人承包案涉房屋装修业务，因不具备资质并无签订书面合同。同时，从几份合同文本的形式上看，被告周仁芳所提交的制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内容均系打印形成，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此与被告周仁芳、臧本华关于施工合同形成过程陈述相吻合，而其他合同文本内容均系手写形成。结合当事人对合同形成经过的陈述及对多份合同文本的比较，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仁芳所提交的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的制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即自此时起被告大苏建设公司同意被告周仁芳挂靠其单位从事案涉房屋的装修业务，原告受伤时被告周仁芳系以个人名义承接案涉房屋的装修业务。原告在被告周仁芳承接的装修业务中从事瓦工工作，并由被告周仁芳具体安排工作内容、发放工资报酬，故一审法院确定原告与被告周仁芳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即雇佣关系。被告周仁芳将案涉房屋装修的建筑材料交由被告高瑞春吊运，并由被告高瑞春自带吊机和自行召集工人，并根据完成的工作量支付报酬，其符合承揽合同法律关系的特征，故一审法院确认被告周仁芳、高瑞春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原、被告均应基于自身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周仁芳作为原告的雇主，在原告施工过程中没有明确安全注意事项，在要求原告现场进行瓦工作业、又将吊运材料任务交由他人完成的情况下，未根据现场条件统筹协调作业时间，缺乏现场管理秩序，亦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履行安全监督义务，是导致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高瑞春作为常年承接搬运、吊运材料业务的专业人员，其应当按照吊机操作的基本安全常识和规范进行作业，并对吊机采取何种固定方式、安全作业区域如何设定等起决定作用，但其在明知所采取的吊机固定方式不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冒险作业，亦未设置吊机作业时的危险区域标志，且在明知现场条件不允许吊运材料的同时进行瓦工作业的情况下，放任原告在危险区域内进行瓦工作业，最终导致吊机松动倒塌而发生案涉事故，其过错亦是导致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王明作为装饰装修业务的发包人，其与被告周仁芳约定的发包范围明确包含了墙体拆除、电梯井砌墙等施工内容，且电梯井砌墙需要高空作业，对此被告王明应根据装修活动内容依法选任有施工及装修资质的单位进行作业，且其在装修房屋内加装电梯的要求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装修过程中的危险性，故被告王明对原告的损害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与此同时，原告虽非因自身故意造成损害，但其作为具有一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有相应的分析、辨别施工安危的能力，可以意识到在吊机作业区域附近工作的高度危险性，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亦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最终导致在吊机作业的危险区域内发生自身伤害，其对自身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按照过失相抵原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责任。综合各方当事人过错及其对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原告自行承担15%的责任，被告周仁芳、高瑞春、王明各承担30%、30%、25%的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原告作为受害雇员既可以向被告周仁芳主张雇主赔偿责任，也可以向第三人即被告高瑞春主张侵权赔偿责任，被告周仁芳作为雇主在承担责任后可向被告高瑞春进行追偿，故被告周仁芳作为雇主应对被告高瑞春承担的30%赔偿责任负有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并可在实际赔偿后向被告高瑞春行使追偿权。同时，被告王明作为发包人亦应对被告周仁芳承担的30%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可在实际赔偿后向被告周仁芳行使追偿权。关于争议焦点四，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票据，经审核其医疗费金额为358547.34元，对其中原告未提交正规医疗费票据的2629元（2500元+129元），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据此，一审法院确定被告周仁芳、高瑞春、王明承担的赔偿数额分别为107564.2元、107564.2元、89636.8元。结合被告高瑞春、周仁芳已支付的费用，被告周仁芳对其自身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已全额支付，被告高瑞春尚应支付71564.2元，被告周仁芳多支付的43232.8元（150797元-107564.2元）视为为被告高瑞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被告高瑞春尚应支付的金额为28331.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王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友东医疗费用89636.8元；二、被告高瑞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友东医疗费用28331.4元；三、被告周仁芳对被告高瑞春的上述赔偿数额向原告杨友东承担连带责任，并可就该赔偿数额向被告高瑞春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杨友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6元，由原告杨友东负担1553元，被告王明负担572元，被告高瑞春负担181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认定周仁芳与高瑞春之间为承揽关系是否正确；2、一审法院认定王明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正确；3、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承担杨友东损失的责任比例认定是否适当。就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周仁芳与高瑞春之间是否系承揽合同关系问题。高瑞春上诉认为其与周仁芳系劳务关系，周仁芳则认为双方是承揽关系。本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劳务合同则是指提供劳务一方在接受劳务一方的授权或指示范围内提供劳务服务，由接受劳务一方按照约定给付报酬的合同。高瑞春日常从事搬运工作，并在多年前购买吊机用于承接业务，其自认与周仁芳合作15年。本案中，周仁芳先将案涉房屋装修中的敲墙、铲墙、运垃圾工作一口价承包给高瑞春，后周仁芳又将建筑材料的吊运交付给高瑞春，双方协商确定了吊运费用后，高瑞春自带吊机并自行找来丁俊林、丁树林一同到案涉现场作业。案涉工程价款的磋商、结算均由高瑞春一人与周仁芳协商确定，周仁芳不对高瑞春组织的人员考勤记工、发放报酬，周仁芳也没有为高瑞春提供劳动工具与设备，高瑞春自带劳动工具，周仁芳与高瑞春之间根据完成的工作量结算报酬。综上，高瑞春与周仁芳之间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王明是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王明上诉主张其与大苏建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方是大苏建设公司，周仁芳是该项目经理和项目洽谈人，王明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不应当对杨友东损害承担选任责任和连带责任，王明提供了开工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0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2019年4月10日的《预决算表》。对王明的主张，大苏建设公司不予认可，周仁芳对此也不予认可。关于案涉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出现了两种说法、两个合同文本：王明陈述其2019年4月10日与大苏建设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的开工日期为2019年4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0日；大苏建设公司和周仁芳陈述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盖大苏建设公司公章的时间是2019年5月11日，合同中的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两个合同除落款时间、开工日期、合同形式外其他内容并无二致。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正确，理由如下：1、2019年4月26日事故发生，2019年4月28日周仁芳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中陈述其系个人承包案涉工程，因不具备资质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是口头约定其负责装修；2、对于案涉工程的装修价款、装修方式、施工内容等均由周仁芳与王明进行洽谈，王明主张周仁芳系大苏建设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项目经理，但其提供的2019年4月10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既未有周仁芳签名，合同内容明确的项目经理也不是周仁芳；3、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不仅有周仁芳签名、联系方式，且合同内容中明确项目经理为周仁芳，合同侧面还加盖了骑缝章；4、周仁芳与大苏建设公司负责人臧本华对合同的形成过程均进行了详细表述，双方陈述一致，表示系在杨友东受伤之后加盖大苏建设公司的公章;5、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主要内容均系打印形成，而其他合同文本中主要内容均系手写形成。综合考虑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开工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竣工日期为2019年8月11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即案涉事故发生时，王明与大苏建设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王明主张其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不应承担事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各方当事人对杨友东损失的责任承担比例问题。周仁芳与杨友东在本案中系雇佣关系，高瑞春在损害事故中属于雇佣关系以外的侵权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第11条的规定，杨友东作为受害雇员既可以向周仁芳主张雇主赔偿责任，也可以向侵权第三人高瑞春主张侵权赔偿责任，周仁芳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高瑞春追偿，故杨友东有权在本案中同时起诉周仁芳和高瑞春。因周仁芳、高瑞春对杨友东损害后果的发生均有过错，应当对杨友东的损害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杨友东对自身安全未能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对自身损害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故按照过失相抵原则可以减轻侵害人高瑞春、周仁芳的民事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杨友东对自身损害承担15%的民事责任，高瑞春对杨友东的损害承担40%的赔偿责任，周仁芳基于未对雇员的人身安全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及对承揽人工作指示错误承担杨友东损失的45%的赔偿责任。周仁芳作为雇主亦应对高瑞春承担的40%赔偿责任负有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王明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应知接受案涉工程的周仁芳没有相应资质却在案涉事故发生前将案涉工程交给周仁芳施工，王明作为发包人应对周仁芳承担的45%赔偿责任负有连带赔偿责任。大苏建设公司对杨友东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即：对杨友东的损失358547.34元，周仁芳应赔偿161346.30元，高瑞春应赔偿143418.94元，杨友东自身承担53782.10元。结合周仁芳已经支付杨友东150797元、高瑞春已经支付杨友东36000元的事实，周仁芳尚应支付杨友东10549.30元，高瑞春尚应支付杨友东107418.94元。综上，一审法院对王明的责任、各方责任比例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其他事实的认定清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王明、高瑞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492民初1978号民事判决；二、周仁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友东损失10549.30元；三、王明对周仁芳的上述赔偿数额向杨友东承担连带责任；四、高瑞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友东损失107418.94元；五、周仁芳对高瑞春的上述赔偿数额向杨友东承担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并可就该赔偿数额向高瑞春追偿；六、驳回杨友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2306元，由王明负担1153元，由高瑞春负担11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孝云审判员  熊 艳审判员  李梅琼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沈 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