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5民终20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文玲，女，汉族，1973年9月20日出生，重庆沁园餐饮有限公司员工，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航，重庆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艳，重庆扬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海林，男，汉族，1944年4月1日出生，无业，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泽芳，女，汉族，1951年11月11日出生，无业，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2，男，汉族，1975年10月24日出生，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职工，住重庆市南岸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男，汉族，2004年11月11日出生，重庆市南岸区迎龙中学学生，住重庆市南岸区。法定代理人：徐某2，男，汉族，1975年10月24日出生，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职工，住重庆市南岸区，（系徐某1之父）。上诉人熊文玲因与被上诉人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8民初21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熊文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违反了法律关于审限的规定。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案涉房屋系熊文玲与徐某2婚后取得，且登记在双方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与徐海林等无关。一审过程中，徐海林等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代理关系。徐某2、熊文玲作为安置对象，同样有资格购买案涉房屋，与开发商签订合同是二人自主购房的行为。徐海林等的出资应视为对二人的赠与。徐某2答辩称：房子是安置房，四个人出钱买的，熊文玲是居民户口，其安置的钱全部领走。办证时是看在孩子份上写了她的名字。且未告诉父母。张泽芳答辩称：钱不是送给他们两的，其不知道登记在徐某2名下的事情。徐海林未答辩。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镇××路××号××号楼××层××号房屋归四人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熊文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海林、张泽芳系夫妻，徐某2与熊文玲原系夫妻，徐某2系徐海林与张泽芳之子，徐某1系徐某2与熊文玲之子。徐某2与熊文玲于2004年11月11日生育一子，取名徐某1，后于2005年5月13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2018年5月15日，徐某2向南岸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该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渝0108民初10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徐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7月9日，徐某2再次向南岸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该院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2019）渝0108民初169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某2与熊文玲离婚等。该判决现已生效。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原系南岸区迎龙镇石梯子村下湾村民小组村民。2011年7月1日，重庆市南岸区征地办公室（下称：南岸区征地办）对徐海林户，进行农转非拆迁安置，并确定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及熊文玲为安置对象。2011年7月19日，徐某2作为徐海林户的代表与南岸区征地办签订了《征地被拆迁人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安置人员即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共获得安置补偿款268000元。2011年7月19日，南岸区征地办出具《征用土地综合补偿审定表》，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获得构附着物、房屋补偿款共计90930.8元。2011年7月25日，徐某2代表四人与南岸区征地办签订《征地房屋拆迁协议》，四人农房被拆迁，获得拆迁款共计227648.20元。2011年7月25日，熊文玲作为乙方与甲方南岸区征地办签订了《征地被拆迁人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载明：……1、农转非人员住房货币安置面积为每人30平方米。2、需安置的城镇人员安置面积为每人15平方米。……乙方安置人口1人，其中城市人口1人。安置对象是熊文玲，乙方获得的货币安置款共计59500元。2011年8月16日，南岸区征地办以农村户口36000元/人，非农业人口18000元/人为标准，向徐海林户追加支付了补偿款162000元（36000元/人×4人+18000元/人×1人）。前述款项，除2011年7月25日熊文玲取得的安置补偿款59500元由熊文玲领取外，其余款项均由徐某2领取。其中，2011年7月19日，南岸区征地办向徐海林开具金额为358930.8元的支票，徐某2领取支票后于2011年7月20日将该款项存入徐海林尾号4948的账户；2011年8月3日，南岸区征地办向徐海林开具金额为227648.2元的支票，徐某2领取支票后于2011年8月4日将该款项存入徐海林尾号9152的账户；2011年8月15日，南岸区征地办向徐海林开具金额为162000元的支票，徐某2领取支票后于2011年8月16日将该款项存入徐海林尾号3683的账户，该笔款项中，其中属于熊文玲的补偿款18000元未支付给熊文玲。庭审中，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认为2011年8月10日，徐某2代表徐海林向征地办缴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镇××路××号××号楼××层××号房屋的购房款415436元，款项来源是四人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并提交了南岸区征地办出具的房款收据。熊文玲对房款收据、购房款来源无异议，但认为该笔款项不包含徐某1的款项，但未提交证据。2011年8月11日，徐某2代表徐海林户与重庆丹龙润洲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案涉房屋的《安置房选房协议》（载明：“迎龙湖水库农转非安置房二期”项目是为解决因征地拆迁安置农转非人员而实施的工程，乙方系本区农转非安置人员。……），该协议的房号、面积与南岸区征地办所出具的收据所载明的房号、面积一致，并提交《安置房选房协议》。熊文玲无异议。2012年4月19日，因安置房需完善相关手续，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认为原定由徐某2一人办理，熊文玲要求一同前往，并向徐某2提出要将房屋也登记在其名下，否则就要与徐某2离婚，因此徐某2就与熊文玲共同前往重庆丹龙润洲置业公司，并由徐某2、熊文玲共同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本商品房项目：现定名为：迎龙湖水库农转非安置房二期……土地使用权为：划拨……），并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熊文玲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无异议，但认为该手续系徐某2、熊文玲自愿办理。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认为涉案房屋系农转非定向安置房，而熊文玲并非农转非安置对象，并无购买该房屋的资格；熊文玲不认可，认为该小区并非只针对被拆迁人员出售，但未提交证据。徐某2认为办理涉案房屋产权手续后，其余三人不知晓房屋登记在徐某2、熊文玲名下，到2017年熊文玲与徐某2闹离婚，熊文玲提出房屋系其与徐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时才知晓。被告不予认可，认为房屋产权证在2012年办理，熊文玲与徐某2闹离婚是2017年，中间长达5年时间，其余三人不可能不知情，从本案的旧房拆迁协议的签署、拆迁补偿款的领取，到新房的购买，均有徐某2的参与，而徐某2与徐海林、张泽芳之间为亲子关系，所以房屋的购买及房屋产权情况，四人均知情。2017年系徐某2提出离婚，后续涉及婚后财产分割也是徐某2提出，所以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对上述情况也应知情。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认为由于徐海林、张泽芳年老、不识字，徐某1年纪小，家庭中大、小事务均系徐某2、熊文玲办理，整个拆迁事宜都由徐某2作为代理人，代表徐海林户与征地办等部门完善相关拆迁手续，故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徐海林、张泽芳、徐某1也未参与。熊文玲认为其与徐某2于2004年生育一子后于2005年结婚，到2012年购房时，双方感情深厚，长期稳定的家庭生活状态，构成了张泽芳、徐海林对徐某2及熊文玲共同购买房屋的出资，该出资为二人对徐某2、熊文玲的赠与，而熊文玲认为徐某1未出资，但未提交证据。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认为徐海林、张泽芳并未授权熊文玲办理相关手续，熊文玲无异议，但认为徐海林、张泽芳与熊文玲并非委托代理的关系，而是徐某2、熊文玲购房，徐海林、张泽芳部分出资，但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事实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限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安置房选房协议》明确载明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镇××路××号××号楼××层××号××房，购买方系农转非人员，故该房屋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在购买方式、途径上区别于一般商品房，本案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均系农转非人员，系符合条件的购买方，而熊文玲并非农转非人员，并非符合条件的购买方。另外，该房屋的购房款全部由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领取的农转非拆迁补偿款项支付，因四人的前述款项一同领取、一同保存、无法区分，故应视为由该四人共同出资，并对该房屋享有均等的权利，即由徐海林、张泽芳、徐某1、徐某2各享有该房屋25%产权份额。对于徐某2与熊文玲将涉案房屋登记为该二人共同共有的行为，首先，在办理涉案房屋产权手续时，熊文玲并非徐海林、张泽芳的代理人，而徐某2作为徐海林、张泽芳的代理人，熊文玲并未举证证明徐某2此时已取得徐海林、张泽芳的相应授权，即授权徐某2将该房屋登记为徐某2、熊文玲共同共有或授权徐某2可自行决定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在何人名下，故其将涉案房屋登记为由徐某2、熊文玲共同共有的行为已超越代理权，故该行为系无权代理，且该行为未得到徐海林、张泽芳的追认，故不应对徐海林、张泽芳发生效力。其次，徐某2、熊文玲作为徐某1的监护人，应按照最有利于徐某1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维护徐某1利益外，不得处分徐某1的财产，而徐某2、熊文玲将涉案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行为并非为维护徐某1利益，反而侵害了徐某1的财产权利，故该二人的前述行为应为无权处分。综上，徐某2、熊文玲将涉案房屋登记为该二人共同共有的行为系无权代理、无权处分，其行为不应产生排除徐海林、张泽芳、徐某1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的效力。同时，因徐某2享有涉案房屋25%产权份额，故其前述行为应对本人权利产生效力，即其所享有的涉案房屋25%产权份额由其与熊文玲分别享有12.5%。熊文玲认为徐海林、张泽芳的购房出资是对其与徐某2的赠与，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不予采信。熊文玲认为徐某1并未对购买涉案房屋出资，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不予采信。熊文玲认为涉案房屋产权证办理后，基于徐某2与徐海林、张泽芳之间的亲子关系，及从2012年产权证办理至徐某2与熊文玲2017年闹离婚时已长达5年时间，徐海林、张泽芳、徐某1不可能不知情的意见，因未举示相应证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镇××路××号××号楼××层××号房屋由徐海林、张泽芳、徐某1各享有25%产权份额，由徐某2、熊文玲各享有12.5%产权份额；二、驳回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30元，由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负担1430元（已缴纳），由熊文玲负担100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物权公示公信的原则，善意第三人均有理由相信房产证上记载的权利人就是房屋所有人，但是这仅为物权公示公信的原则的对外效力，对内并不一定能够认定登记房屋就属于房产证上记载的权利人。因本案不涉及到第三人，所以，案涉房屋不能简单地依据房产证上记载的事项确定房屋的所有权人，而应当结合我国的社会背景及本案当事人购房情形等来确定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安置房选房协议》明确载明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镇××路××号××号楼××层××号××房，购买方系农转非人员，故该房屋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在购买方式、途径上区别于一般商品房，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均系农转非人员，系符合条件的购买方，而熊文玲并非农转非人员，并非符合条件的购买方。另外，整个拆迁事宜都由徐某2出面办理，代表徐海林户与征收、拆迁等部门完善相关拆迁手续。案涉房屋的购房款全部由徐海林、张泽芳、徐某2、徐某1领取的农转非拆迁补偿款项支付，因四人的前述款项一同领取、一同保存、无法区分，故应视为由该四人共同出资，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作为案涉房屋共有权人之一的徐某2，在未取得共权人徐海林、张泽芳明确授权，且事后亦未追认的情形下，将案涉房屋权属登记在徐某2及熊文玲名下的行为，不应对徐海林、张泽芳产生效力；同时，徐某2、熊文玲作为监护人将涉案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行为也侵害了未成年人徐某1的财产权利。综上，徐某2、熊文玲将涉案房屋登记为该二人共同共有的行为不应产生排除徐海林、张泽芳、徐某1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的效力。根据法律对赠与的规定，赠与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故主张徐海林、张泽芳出资系赠予的熊文玲理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但其在审理过程中未提交相应证据，故对熊文玲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恰当。对熊文玲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30元，由熊文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忠曼审判员  陈 霞审判员  申 威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周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