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10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吉田，男，194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美儿，女，194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世帆、蒋新，浙江奇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吉伟，男，196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荣，女，1966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东，浙江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吉田、姚美儿与被上诉人董吉伟、孙国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7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韦薇独任审判，于2021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吉田及其与姚美儿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世帆、蒋新，被上诉人孙国荣及其与董吉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位于河畔新村4栋2单元101室的房屋原为临平房管所所有，董吉田的女儿董晓宇自1998年起居住在该房屋内，并由其向临平房管所交纳租金。2000年，董吉伟曾将其印章交给董晓宇，由其以董吉伟的名义向临平房管所购买案涉房屋，双方签订了《余杭市城镇共有住房买卖协议书》，并由董晓宇支付了购房款及相关费用。产权证一直由董吉田保管，该房屋由董吉田及家人居住至今。2003年2月25日，董吉田向余杭区房管处提交《房屋买卖合同》、收据、董吉伟名下的房产证、董吉伟与孙国荣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办理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董吉田名下。2003年董吉田向董吉伟支付了款项15000元。董吉田妻子姚美儿于2007年11月14日将户口迁入案涉房屋，董吉田于2010年2月25日将户口迁入案涉房屋。2019年1月2日董吉伟向原审法院起诉董吉田，案号（2019）浙0110民初113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董吉田、姚美儿与董吉伟、孙国荣于2003年元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董吉伟、孙国荣承担。原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判决双方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经（2020）浙01民终9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审法院难以认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董吉伟所签，董吉伟并无作出签订2003年元月17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认定该合同未成立。于2020年3月25日判决：撤销（2019）浙0110民初113号民事判决，驳回董吉伟的诉讼请求。2020年4月29日原审法院（2018）浙0110行初15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董吉田名下的余房权证临移字第0××9号房屋所有权证。2020年5月28日案涉房屋再次登记于董吉伟名下。2020年6月3日，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董吉伟妻子孙国荣名下。 2020年6月董吉田、姚美儿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位于余杭区南苑街道河畔新村×幢×单元×室（原地名为临平镇新乐小区××幢××室××的房屋归董吉田、姚美儿所有；2、董吉伟、孙国荣协助董吉田、姚美儿办理上述房屋的转移登记手续，登记为董吉田、姚美儿所有。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由董吉伟、孙国荣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董吉田、姚美儿主张其系房屋实际所有权人，案涉房屋系董吉田、姚美儿借用董吉伟名义所购；董吉伟、孙国荣认为，双方不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现房屋系董吉伟名义购买，后登记在孙国荣名下，应属于孙国荣所有。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原系董吉伟根据房改政策向原临平房管所购买的事实清楚，根据公房买卖协议书、房款支付票据等证据均明确指向董吉伟为购房人，董吉伟亦据此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故，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效力，董吉伟基于公房买卖协议并办理了房产登记，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现因2020年6月3日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至孙国荣名下，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应为孙国荣。董吉田、姚美儿陈述其系借名买房，进而主张房屋所有权，但董吉田、姚美儿自认2000年时其并无购买此公房的资格，董吉田、姚美儿就借名买房这一事实亦未与董吉伟形成书面合同，其代董吉伟支付购房款、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行为并不当然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故对董吉田、姚美儿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董吉伟、孙国荣协助过户的诉请，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吉田、姚美儿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董吉田、姚美儿负担。 宣判后，董吉田、姚美儿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查明全案事实，且部分事实认定有误。上诉人认为本案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原审法院并未予以查明。另，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在认定事实“2000年，董吉伟曾将其印章交给董晓宇，由其以董吉伟名义向临平房管所购买案涉房屋……由董晓宇支付了购房款及相关费用。产权证一直由董吉田保管，该房屋由董吉田及家人居住至今。”的情况下，作出了“原告董吉田代董吉伟支付购房款”的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上诉人借用董吉伟名义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判定案涉房屋上诉人无法取得所有权，系适用法律错误。1、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书面的借名买房协议，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情况以及结合法律规定可以认定本案中借名买房的事实。（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事实上，2000年被上诉人向临平房管所购买案涉房屋，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了口头借名买房的内容后，再由作为上诉人女儿董晓宇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及相关费用的事实，并持被上诉人的私章办理购房手续。该事实也经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民初113号案件认定。董晓宇支付案涉房屋的购房款的原因就在于上诉人系要借用被上诉人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因为案涉房屋属于福利性用房，无法直接由上诉人购买及购买后立即过户。因此，借名买房的事实是成立的。（2）从孙国荣在原审法庭调查阶段陈述到“我后来才知道哥哥借用董吉伟的名义购买，但购买的是使用权、居住权”的事实。上诉人认为通过孙国荣所陈述的言语可以判断，在董吉田和董吉伟之间，确实就案涉房屋达成过借名买房的事实，无非是被上诉人认为是“买的使用权、居住权”。但结合本案证人董某的证言，是可以判断当时几个兄弟所商量的就是由哥哥董吉田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3）从上诉人通过董晓宇支付案涉房屋2000年房款24998.36元，以及事后在2003年再支付15000元用于补贴董吉伟工龄损失的事实，结合当时房屋市场价格，也足以证实上诉人购买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的事实。因此，本案中关于董吉田借用董吉伟名义购买案涉房屋的事实清楚。2、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以及对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书的保管情况，结合2003年被上诉人将案涉房屋过户给上诉人的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为案涉房屋的事实所有权人。3、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的“借名买房”内容，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可以引起物权变动。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符合物权变动的法定事由和规定。三、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在有类案的前提下（详见（2019）浙0110民初3162号和（2019）浙01民终6944号民事判决书），现有判决结果的出现与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同案同判审判要求不相符。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董吉伟、孙国荣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到孙国荣在原审法庭调查阶段陈述：“后来我才知道，哥哥借用董吉伟名义购房，但购房是使用权居住权。”的描述与事实不符，孙国荣并没有在原审中陈述，请法院予核实。二、针对上诉人提供的类案判决书，被上诉人认为与本案不属于同类型。因此，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以及事实调查事实认定均没有错误，请法院依法核实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董吉田、姚美儿向本院提交：严敬荣出具《证明》、高娟美出具《证词》、金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并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共同拟证明案涉房屋系二上诉人出资借由被上诉人名义向临平房管所购买，且二上诉人居住在案涉房屋至今二十余年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董吉伟、孙国荣认为：对前两份证人证言，由于证人未到庭，故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对金某证言的真实性亦有异议。因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金某所说的真实性，况且金某对一些事实根本记不起来，其本人也说有些是听别人说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其亲眼所见。而且在双方当事人之前4个案件的开庭，金某也都参与了旁听。所以，对其证言的三性也都有异议的。本院认为：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的《证明》和《证词》，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故本院不予确认。金某证言中有其他证据佐证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董吉伟、孙国荣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虽2003年董吉田提交给余杭区房管处的《房屋买卖合同》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不成立，但该生效判决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关系并未作出认定。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系其借董吉伟名义所买，并分别在一、二审中各申请一名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一审的证人董某系董吉田、董吉伟的亲兄弟；二审的证人金某系两人的表兄弟。两名证人均是双方当事人关系紧密的亲属，平日走动较多，对双方当事人家庭事务亦较为了解，其中董某还牵头安排了借名买房的整个事宜。两人对借名买房的背景、过程等均可相互印证，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结合双方的论述，本院对两位证人的证言予以采信。 案涉房屋的房款由上诉人女儿以董吉伟名义支付，上诉人另支付给董吉伟15000元。对于上述两笔款项性质，上诉人解释为因当时被上诉人刚刚购房，故无多余款项参与案涉房屋的房改，几兄弟商议后由董吉田以董吉伟名义购买，故上述款项系购房款以及对董吉伟折抵工龄的补偿；被上诉人则称其当时完全具有经济实力参加房改，上述两笔款项均为租金。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由上诉人代付房款，双方却将该笔购房款视为上诉人的租金，与常情不符。该解释与其之前所谓没有租金的陈述不一致，且被上诉人对于上述两笔租金对应的时间段无法说明，其后上诉人一家亦未再支付过租金。因此，相较双方当事人关于上述两笔款项性质的解释，上诉人更符合常理。案涉已生效行政判决认定2003年2月25日董吉田办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手续时，向余杭区房管处提交的材料中包括董吉伟与孙国荣的身份证、结婚证。上述证件无特殊需要不可能加以他人之手，被上诉人对此未进行合理解释。加之，案涉房屋一直由上诉人自住，最初的房产证一直由上诉人保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董吉田的居住权等细节以及一、二审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借名买房的事实与理由成立。双方之间形成的系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债权关系。上诉人要求依据双方的合同关系直接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但被上诉人依照上述买卖合同关系负有配合上诉人办理过户手续的义务。二上诉人均系杭州市居民，现无证据证明其不符合目前房产政策的购房产权登记条件，故二上诉人依照双方之间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要求二被上诉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7719号民事判决。 二、董吉伟、孙国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董吉田、姚美儿办理位于余杭区南苑街道河畔新×幢×单元×室（原地名为临平镇新乐小区××幢××室××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所有权人为董吉田、姚美儿。 三、驳回董吉田、姚美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董吉伟、孙国荣负担50元，由董吉田、姚美儿负担6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董吉伟、孙国荣负担50元，由董吉田、姚美儿负担13750元。 董吉伟、孙国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董吉田、姚美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薇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苏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