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8民终4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文华，男，1971年2月23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Ｒ××××（3）。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任兰，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荣，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俊贤，男，197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俊龙，福建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秋霞，福建尚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长宁县鼎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长宁县长宁镇竹都大道一段左岸春天综合楼6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24567630011K。 法定代表人:冯维成，执行经理。 上诉人林文华因与被上诉人沈俊贤、原审被告长宁县鼎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9)闽0803民初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文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任兰、陈章荣，被上诉人沈俊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俊龙，原审被告鼎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维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文华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803民初669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沈俊贤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沈俊贤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沈俊贤一审诉请的股权仍然存在，实际出资人权益未受损害，不存在损失，沈俊贤无权变相主张公司或股东回购其股权，其一审诉求应驳回。1､鼎昌公司2018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案涉沈俊贤股权现由郑浩强代持，足以证明沈俊贤股权安然无恙，仍然存在，沈俊贤权益未受损害，无权主张赔偿。2､案涉股权代持一事，形成以沈俊贤股权由显名股东代持为目的的操作惯例，故现由显名股东郑浩强代持沈俊贤股权，符合惯例，并未对沈俊贤权益造成损害。从沈俊贤成为鼎昌公司隐名股东的过程来看，其经历了数次的代持人（或挂靠人）变更。由最早的陈某代持到郑胜辉、再到林文华，沈俊贤均未提出异议。追溯被上诉人股权，因陈某系隐名股东，故沈俊贤要求确认其股权挂在显名股东名下，因此经由陈某而转挂在当时的显名股东郑胜辉名下，后郑胜辉因自身原因不能显名持股，因上诉人代持郑胜辉股权，郑胜辉及鼎昌公司安排被上诉人股权挂靠在上诉人名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认识，但被上诉人认可这种挂靠操作，故被上诉人只是为了确认其股权挂靠在显名股东名下，而对鼎昌公司安排哪一个人甚至安排不认识的人作股权代持人都不关心。当上诉人因自身原因无法显名持股时，郑胜辉及鼎昌公司安排被上诉人股权挂靠在代持有郑胜辉股权的郑浩强名下，符合被上诉人历来的要求和双方对此事的操作惯例，也为了更好的保障被上诉人作为隐名股东的权益，并非出于否认被上诉人股权或损害被上诉人作为实际出资人权益。被上诉人股权仍然存在，郑胜辉和鼎昌公司的安排并无过错，并未损害被上诉人权益。即使被上诉人称与郑浩强不熟悉，但根据操作惯例，只要被上诉人股权由显名股东代持并由鼎昌公司确认其股权，即达到被上诉人历来的要求，不影响被上诉人的权益保障。3､被上诉人明知其名下2%股权仍然存在，只是代持人身份发生变化，且鼎昌公司再次确认其股权，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权益并未受损，但却回避或并不关心其股权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不愿接受其股权尚在的事实，而极力主张返还出资款，与常理不符。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保障其名下股权和维护其在鼎昌公司作为隐名股东的权益，而是想通过本案达到股权回购或出让的目的，其诉求不应支持。 二、上诉人并未处分被上诉人股权，上诉人不存在因无权处分而导致被上诉人损失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形成直接代持关系，被上诉人股权系通过郑胜辉股权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仍从属于郑胜辉的股权，此系鼎昌公司及郑胜辉的安排，被上诉人也认可该安排。真实意义上的股权代持是指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实际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为代持人（显名股东）。因此该代持人所代持的股权的出资款应由实际出资人出资，但登记于显名股东名下。就被上诉人股权出资款，上诉人从未收受，因此上诉人本人的股权与被上诉人无关。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至今不认识，素未谋面，该股权代持并非被上诉人亲自委托上诉人，也非上诉人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形成直接代持关系，上诉人系间接代持被上诉人股权。被上诉人股权从始至终从属于郑胜辉股权，因郑胜辉股权代持人变化而变更代持人，符合常理，也才能保障被上诉人权益。郑胜辉在2016年3月11日时已非显名股东，其股权分别由上诉人与郑浩强代持，为保障被上诉人的权益，因此经郑胜辉及鼎昌公司安排，确认被上诉人2%股权包含在郑胜辉股权名下一并挂靠在时为显名股东的上诉人名下。上诉人对于郑胜辉股权名下其他隐名股东情况并不知情，对上诉人而言，仅对原代持对象郑胜辉负责，郑胜辉名下股权有哪些隐名股东存在或其股权如何分配，与上诉人无关。无论郑胜辉对其股权如何分配，上诉人仅须保证原代持的郑胜辉股权份额未受损害即可，而上诉人并未损害郑胜辉的股权。被上诉人一审出具的鼎昌公司于2016年3月11日出具的《证明》，证明主体是鼎昌公司而不含上诉人本人。该《证明》内容所指向的证明出具主体是鼎昌公司，该《证明》上虽有鼎昌公司盖章及林文华名字的法人私章，但上诉人本人并未在证明上签字，林文华名字的法人私章系基于其原作为鼎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而刻制及保管于公司（该法人私章上刻有公安部门对印章的编号），用于公司经营管理之用，所盖章之效力系代表公司而非代表林文华个人进行民事活动时所用。且该法人私章并非由上诉人所盖，而是鼎昌公司授权郑胜辉办理被上诉人股权代持一事时，由郑胜辉持鼎昌公司公章及该法人私章以公司名义出具《证明》。郑胜辉在一审中也确认被上诉人股权安排由林文华代持及2016年3月11日的《证明》是其经手办理，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就股权代持进行过接触，被上诉人股权系通过郑胜辉股权挂靠在上诉人名下，且是由郑胜辉及鼎昌公司所安排。被上诉人明知其与上诉人不认识也从未协商过股权代持一事，明知其的出资款并未转给上诉人，明知其与上诉人个人本无股权上的法律关系，也明知其的股权从属于郑胜辉，被上诉人认可该《证明》，也即认可郑胜辉及鼎昌公司的此种安排。2、2018年9月15日起上诉人不再代持郑胜辉股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不存在股权挂靠关系，被上诉人无权起诉上诉人。如前所述，上诉人作为显名股东期间代持的郑胜辉股权名下有哪些隐名股东，及这些隐名股东是否挂靠在上诉人名下，是郑胜辉的权利及由其所控制，上诉人仅听从于郑胜辉及鼎昌公司安排。鼎昌公司、郑胜辉通过2018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解除了被上诉人股权挂靠在上诉人处的挂靠关系，自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股权挂靠关系。之后同日，按鼎昌公司、郑胜辉安排，为保障隐名股东权益，上诉人、郑胜辉与冯维成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林文华、郑胜辉在公司股份34.1%不能再持有，由冯维成代为持有”，该《股权代持协议书》除了有甲方林文华、郑胜辉、乙方冯维成签字外，鼎昌公司也在协议上盖章确认。该《股权代持协议》证明此时上诉人作为显名股东期间持有的34.1%的股权仅含上诉人及郑胜辉的股权，并均已委托冯维成代持，对此郑胜辉、鼎昌公司在协议中签字及盖章确认。至此，原由上诉人代持的郑胜辉股权，已经由冯维成直接代持，郑胜辉股权仍全部归郑胜辉，上诉人并未对其占有处分或有损害。至此，上诉人不再代持郑胜辉的任何股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不再存在股权挂靠关系，被上诉人无权起诉上诉人。3､上诉人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冯维成处，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而仅是股权代持行为，上诉人并未也无权从冯维成处获得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不存在处分股权的行为，更不存在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行为。2018年9月15日经鼎昌公司安排上诉人、郑胜辉股权变更至冯维成处由其代持，双方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载明“甲方将长宁县鼎昌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乙方，股份转让没有实际资金往来，乙方只为代持有”。该《股权代持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可证明上诉人股权变更登记至冯维成处，并非股权转让关系，而仅存在代持关系，双方不发生实际转让资金往来，实际也未发生股权转让资金往来。 三、本案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应追加郑胜辉、郑浩强、冯维成为本案第三人而未追加，致使本案的审理未能查明事实，导致判决错误，本案应发回重审。本案所涉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分别为郑胜辉、郑浩强、冯维成，该三人均与被上诉人的股权及诉求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应依法追加而未追加第三人到庭说明事实或提出其主张。因此本案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应依法发回重审。 综上，本案被上诉人一审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鼎昌公司的2%股权仍然合法存在，被上诉人作为实际出资人的权益未受到损害，其无权主张赔偿损失。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沈俊贤辩称，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建立的是委托代理关系。转委托应征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在林文华的上诉状中，其大篇幅的陈述了答辩人与陈某、郑胜辉的委托代理关系到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过程，只是刻意的回避了这几次委托代理关系是征得答辩人同意这个事实。而这次，答辩人也不知上诉人林文华与冯维成之间是什么关系，在答辩人闹起来之前也没有人告诉答辩人。一则不知道林文华与冯维成等人是否因为本案诉讼而串通，以达成他们股份随意处分而实际出资人永远拿不到钱的目的；二则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是信任关系，现在答辩人与林文华等人的信任基础已被破坏，无法再信任他人。所以除非股份直接登记到答辩人名下，否则答辩人认为股份肯定是被林文华卖掉了，林文华的陈述只是与他人串通想要不付钱的诉讼手段。 至于上诉人林文华所谓追加郑胜辉、郑浩强、冯维成为第三人一事，这是根本不需要的。从林文华的上诉状就可以知道，他对于答辩人确有作为实际出资人如实出资的情况是清楚的，对其帮答辩人代持2%股权的事实也是清楚的，本案的基础事实清楚，没有追加郑胜辉、郑浩强的必要。至于冯维成与林文华之间的关系，与答辩人无关，与本案无关，也没有追加的必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原判。 鼎昌公司述称，鼎昌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是林文华，公司股份划给谁是有各种原因，但都没有金钱交易，沈俊贤的股份还在鼎昌公司。 沈俊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林文华和鼎昌公司共同返还沈俊贤投资款190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8年9月2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林文华、鼎昌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在四川省长宁县开发房地产，林文华、郑胜辉、冯国才、冯维成、郑浩强等拟成立公司，遂以发起人名义以招募隐名股东的方式为公司吸收资金。沈俊贤通过陈某介绍认购了公司股份，挂靠在郑胜辉的名下（双方未签订代持股权协议），并于2011年1月10日按郑胜辉的指示转账给陈某1200000元，陈某向沈俊贤出具收条一张。2011年1月17日，鼎昌公司在四川长宁县工商局注册成立，公司第一期出资，郑胜辉的出资为15000000元、占持股比例25％，其中包括沈俊贤投资的1200000元，占2％的股份。2011年1月25日，郑胜辉以股东代表的名义向沈俊贤出具“长宁县鼎昌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公司第一期出资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整，兹有沈俊贤第一期于2011年1月25日止实缴出资额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整，其占公司总股份的百分之2％。特此证明！证人：陈某（签字），股东代表签字：郑胜辉（签字按指模），2011年1月25日”。2012年，鼎昌公司增资，沈俊贤于2012年5月2日再支付2％股份对应出资额700000元，并将该款转账给陈某。2015年，因鼎昌公司内部股东发生股权交易行为，沈俊贤通过郑胜辉持有的2％股权转移到林文华处，由林文华代持，林文华亦未向沈俊贤支付对应2％的股权交易款，双方也未签订代持协议。2016年3月11日，因名义股东的股权流转给林文华，为保障沈俊贤的股东权益，鼎昌公司及林文华特出具一份《证明》给沈俊贤，内容为“兹证明沈俊贤、身份证×××0013在本公司总投资中占股份百分之二，由于其他原因沈俊贤股份现挂靠在林文华名下（之前股权证作废），享受本公司权利和义务。”。林文华将其持有的鼎昌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冯维成，并于2018年9月19日登记在冯维成名下，但鼎昌公司及林文华均未告知沈俊贤，股权转让后也没有将沈俊贤的出资支付给沈俊贤。 一审法院认为，林文华为香港居民，本案为涉外合同纠纷案件。因沈俊贤的住所地在一审法院辖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作为有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权。双方未约定解决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故本案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 沈俊贤出资1900000元持有鼎昌公司2％的股权，有郑胜辉出具的股权证明书及沈俊贤投资入股鼎昌公司的介绍人陈某的收条、沈俊贤的银行转账业务回单等证实，予以确认。鼎昌公司否认有收到此款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不成立，不予采信。沈俊贤委托林文华代持鼎昌公司的2％的股权，有鼎昌公司、林文华于2016年3月11日的盖章确认，予以认定。从工商备档及登记信息显示，2018年9月19日，林文华所持有的鼎昌公司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冯维成，并登记在冯维成的名下，由此可认定林文华也将其代沈俊贤持有的2％股份全部转让给冯维成。林文华作为代持人有义务维护其股东权益，但林文华转让隐名股东沈俊贤的股权时未经沈俊贤的许可，转让后沈俊贤对其转让行为也没有予以追认，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沈俊贤向林文华提出侵权赔偿的主张，依据充分，予以支持。沈俊贤的损失，林文华未举证证明其代持的股权的市值情况及其转让的价格，沈俊贤的损失宜按其主张的出资金额1900000元计算。因林文华转让沈俊贤的股权，占用了沈俊贤的资金，故沈俊贤主张林文华支付自其从股权被转让次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沈俊贤以鼎昌公司明知沈俊贤持有公司2％股权却未尽监督保护义务，放任沈俊贤权益被侵犯为由，主张鼎昌公司应与林文华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林文华转让其股权是在公司显明股东之间转让，该转让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沈俊贤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此转让行为及予以办理股权工商登记，鼎昌公司没有过错，退一步讲，法律没有规定鼎昌公司必须履行对隐名股东股权转让负有告知、监督、保护义务，故沈俊贤的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林文华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林文华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沈俊贤损失1900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8年9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二、驳回沈俊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元，减半收取10950元，由林文华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林文华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9）闽0803民初669号案件庭审笔录;第二组：证据2.印章销毁证（长）公治第2018142号;第三组：证据3.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证据4.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证据5.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证据6.首届股东会决议、第一次董事会决议、任职决定、法定代表人信息，证据7.公司章程;第四组：证据8.董事会决议，证据9.股东会决议，证据10.任职通知、法定代表人信息，证据11.公司章程;第五组：证据12.股东会决议，证据13.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据14.公司章程;第六组：证据15.股东会决议，证据16.股份转让协议，证据17.公司章程;第七组：证据18.股东会决议，证据19.股份转让协议，证据20.公司章程;第八组：证据21.股东会决议，证据22.股份转让协议，证据23.公司章程;第九组：证据24.股东会决议，证据25.股份转让协议，证据26.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证据27.公司章程;第十组：证据28.股东会决议，证据29.股份转让协议，证据30.法定代表人信息，证据31.公司章程。 沈俊贤、鼎昌公司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林文华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林文华提交证据是为说明鼎昌公司成立后的工商登记变更情况，而本案股权纠纷仅发生在鼎昌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证据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对林文华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用。 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林文华认为，一、对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2段第4行和最后一行有异议：1、沈俊贤等人是主动投资的，不是公司召集的。2、陈某也是公司发起人，是沈俊贤最早的股权代持人，沈俊贤、陈某之间存在股权的代持关系。3、最后一次股权变更不是2018年9月19日登记在冯维成名下，变更登记的时间是2018年7月12日。4、鼎昌公司2015年没有发生股权变更，真实发生股权变更的时间是2014年8月1日。二、一审遗漏查明：1、鼎昌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11年1月17日。2011年1月25日郑胜辉出具了股权证明书，出具的时候公司是不知道的，这是陈某、郑胜辉、沈俊贤之间的关系。2、一审判决书没有完整表述2015年陈某与郑胜辉出具的股权证明书的内容。3、2016年3月11日鼎昌公司出具的股权证明是郑胜辉亲自经办的手续，没有经过林文华同意。股权也不是2016年变更的，2014年8月1日-2016年3月11日股东都没有发生变更，郑胜辉为了再次让沈俊贤放心，用了鼎昌公司的名义给他盖章，证明其2%股权还存在。这个是鼎昌公司出具的证明不是林文华出具的证明。4、一审判决书第6页还遗漏查明2018年9月15日鼎昌公司再次出具证明，证明沈俊贤的2%股权还存在，证明沈俊贤的钱也是转给陈某，再由陈某转给鼎昌公司。三、沈俊贤提供的2011年1月25日的股权书也证明了我们陈述的事实，郑胜辉把股权书进行复印，由郑胜辉个人出具给沈俊贤的证明书，郑胜辉的身份是陈某的股权代持人，陈某是沈俊贤的代持人，陈某在2011年1月25日的股权证明书上签字，这写的是郑胜辉作为隐名股东的代表，当时是为了让沈俊贤安心，才会出现这个股权证明书。四、一审法院遗漏查明郑胜辉的股权在2014年8月1日变更至林文华名下。变更的时候林文华不知道郑胜辉名下有多少隐名股东。五、2014年8月1日郑胜辉已经变成隐名股东了，是他跟郑胜辉、陈某协商的，沈俊贤是听从于他们，跟林文华没有关系，也不认识林文华。 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2015年陈某与郑胜辉向沈俊贤出具《鼎昌公司股权证明书》，内容主要为：兹证明沈俊贤在鼎昌公司投资四川长宁县“左岸春天”房地产开发，占鼎昌公司总股份的2%（备注：该股份原先挂在股东郑胜辉名下，现更改挂在股东林文华名下）。 2018年9月15日，林文华、郑胜辉（甲方）与冯维成（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1.甲方将长宁县鼎昌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乙方，股份转让没有实际资金往来，乙方只为代持有。2.甲方在公司的债权债务还是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3.甲方二人还是股东会成员，公司重大决议、决定都还要与甲方协商。 二审庭审中，林文华、冯维成均明确表示：所有的股权变更都没有真实交易，只是挂靠人变更，所有人的股份都没有变；沈俊贤可以显名登记为股东。 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一审是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林文华是否实际转让沈俊贤涉案的2%股权；3.林文华应该返还投资款还是应该赔偿沈俊贤的损失。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林文华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属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纠纷属法人的股东权利义务事项，应适用登记地法律。即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对此，双方当事人也在庭审中予以确认。 关于一审是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法院第一次邮寄的诉讼材料，林文华已于2019年8月5日签收。2019年9月20日一审法院按照林文华的相同地址邮寄送达，但林文华拒收。根据人民法院有关送达的规定应视为已送达。林文华认为一审法院应追加郑胜辉、郑浩强、冯维成为本案第三人，但郑胜辉、郑浩强、冯维成均不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追加他们为第三人并无不当。因此一审并未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林文华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沈俊贤实际出资1900000元持有鼎昌公司2％的股份，得到了公司及显名股东的认可,且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以认定沈俊贤为鼎昌公司的2％股份的实际出资人。沈俊贤的2％股份原先挂在股东郑胜辉名下，后更改挂在股东林文华名下。沈俊贤主张林文华擅自转让其股权份额,侵害其作为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益。林文华则主张其与冯维成之间并非真实的股权转让而是股权代持，不存在处分股权的行为。本院认为，根据2018年9月15日，林文华、郑胜辉与冯维成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林文华、冯维成及鼎昌公司均认可沈俊贤为隐名股东地位并在二审庭审中表示沈俊贤可以显名登记股东。因此应认定林文华仅是将包括沈俊贤2%股权在内的股份由冯维成代持,并非转让股权。沈俊贤未能提供冯维成支付股权转让款给林文华的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变更名义股东对其作为实际出资人造成损失及对沈俊贤的股权造成损害。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林文华擅自处分沈俊贤的股份。沈俊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林文华返还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沈俊贤作为鼎昌公司2%股份的实际投资人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享有相应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林文华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2019）闽0803民初66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沈俊贤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减半收取10950元，由沈俊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沈俊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静瑜 审 判 员 严建锋 审 判 员 林发富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法官助理 赖晓敏 书 记 员 钟丽平 附：相关法律条文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六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八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 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 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 （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 （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