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宁03民终1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盐池县生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党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系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1，住陕西省榆林市。原审第三人：孙某，住陕西省榆林市。上诉人宁夏盐池县生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存劳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某1、第三人孙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2020）宁0323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生存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被上诉人叶某1，原审第三人孙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生存劳务公司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2020）宁0323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法院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案涉及陕西三愚煤炭集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愚公司）在吴忠市盐池县高沙窝的集运中心工程。中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公司）承包该项工程后设立项目部，孙某任项目部经理。被上诉人叶某1是孙某的合伙人，与孙某共同负责该项工程的具体施工事宜。2013年7月21日孙某和叶某1与上诉人签订《路基土方工程承包合同》将工程转包给上诉人进行施工建设，加盖了项目部印章。因严重拖欠工程款，2016年9月上诉人将三愚公司、第二公司起诉至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过程中孙某主动加入诉讼，叶某1未加入。吴忠市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16）宁03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6号判决书）。判令第二公司、孙某承担支付工程款和违约金，三愚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判决后第二公司和孙某分别提出上诉，上诉被驳回后二者又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认为二者的再审申请不成立予以驳回。上诉人依据生效的56号民事判决书向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尚有1960528.69元未执行完毕。在56号案件庭审过程中，孙某出示了给上诉人公司聘请的工程负责人朱安的转款证据，其中包括了这次庭审中出现的叶某1转款证据。我方对所有付款证据逐一进行了质证。最终法院认定孙某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项为1009万元，至于这1009万元是怎么算出的，56号判决书并未明示。本次一审开庭前上诉人代理人到吴忠中院查阅卷宗时才得知56号判决书下发前四天即2017年10月26日孙某突然向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己经经过庭审质证的五张原件转款证据：分别是2013年9月11日100万元；2013年10月30日12万元；2013年10月31曰10万元；2014年3月20日3万元，2014年8月29日3万元共计128万元，这些证据由被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作为付款证据进行了出示。2017年10月30日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56号判决书。了解了以上事实后再看（2020）宁0323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书就能清楚地知道一审法院的这份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被上诉人的起诉状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都证明被上诉人和孙某是涉案工程的合伙人，被上诉人支付给朱安的款项是工程款，这是依据法律和事实原因转款，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且上诉人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从2013年建设工程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年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有1960528.69元未执行完毕。如果上诉人在经过法院执行之后，存在超拿的情况则属于不当。本案上诉人并没有这样的情况。相反作为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人叶某1在应该承担责任时逃避在外，在上诉人还未收到全部工程款的情况下，想通过“不当得利”的诉由将已经支付的工程款索回，这是滥用法律概念，滥用法律权利。一审法院在己经查明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就是应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在己经得知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并没有将生效判决确认的工程款项全部执行完毕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返还所收取的工程款是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认定“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庭审中认定的1009万元已付工程款的付款明细与166万元的付款明细并无重合”系认定事实不清。在孙某给一审法院的1009万元付款构成中有四处与56号案件上诉人认可的付款不符合，分别是：2013年11月2日25万元和15万元，2013年11月22日20万元，2014年7月29日20万元，这80万元上诉人并没有收到。除去56号判决书减去的两笔45万元，另有35万元56号判决书是怎样认定的并不清楚。所以56号判决书认定孙某已经付款1009万元必定包含了本案所诉的这166万元中的35万元款项。如果没有重合的话，孙某的付款证据只能证明支付了964万元不会是1009万元。一审法院用第三人孙某所出示的付款记录简单做加法认定付款时间和金额得出166万元付款与1009万元付款明细不重合的结论是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款项利息是认定事实不清。这是错误归结责任。56号案件开庭时上诉人核算后承认收到的款项是1130万元。由于孙某在一审判决前撤回128万元证据原件，所以一审未予认定该付款。其后在上诉、再审阶段孙某均不出示该付款证据原件，造成无论是宁夏高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均认为其举证不能，未支持孙某的主张。孙某的行为是造成56号判决未认定被上诉人付款的直接原因。即使可以判决上诉人返还不重合部分款项128万元，也只能从56号判决生效之曰起计算这部分的利息，不能从2013年11月付款时间起算。上诉人提供的56号案件庭审笔录可以证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所以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款项利息的计算是错误归结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朱安收款有法律和事实原因，不符合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依据该条法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实行）》判决上诉人返还工程款和利息是适用法律不当。2、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明确的被告不仅是要有具体的被告信息，最为重要的是与原告之间存在法律联系。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付款证据没有一份指向上诉人，而是全部指向了上诉人聘请的工程负责人朱安。本案是因为款项转入而引发的纠纷，谁是收款人谁就是相对方。被上诉人在庭前撤回了对朱安的起诉，就是放弃了向收款相对方索要返还款项的法律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就应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但是一审法院不仅不适用该条法律规定还错误地将朱安收工程款的行为认定成上诉人不当得利判令上诉人返还，是适用法律不当。3、一审法院查明该款项是工程款支付，查明该款项未包含在生效判决确认的已付款之内后，应当释明被上诉人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从孙某的付款义务中扣减相应款项。一审法院不予采用是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在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就是应付工程款，已查明上诉人还有近200万元尚在执行环节中，认定朱安收取的款项是上诉人不当得利，判决上诉人返还款项及利息是严重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本就是以不当得利为案由提起诉讼的，一审法院错认为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纠正成了不当得利案由，可见一审法院仅对付款细节不清楚，更对案件事实不掌握。在被上诉人已经自认是工程合伙人的情况下，不告知被上诉人去通过执行异议获得法律救济，却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判决上诉人返还朱安收取的工程款，是严重错误的。结果就是上诉人未拿到全部工程款前先要给付款义务人返还已经支付的工程款，这于理不合于法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告知被上诉人通过执行异议程序少执行128万元款项，获得法律救济。被上诉人叶某1辩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本案上诉人收取的166万元款项在事后因其诉讼行为丧失了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支付的166万元源于被上诉人实际施工的陕西三愚煤炭集运有限公司高沙窝能源物流铁路专用线路基工程项目的工程款，但是这166万元工程款的性质在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宁03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宁民终7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发生了变化，成为上诉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得利。（2016)宁03民初56号判决和（2018)宁民终79号判决都认为被上诉人在原案件中既非案件被告又非第三人，以被上诉人是案外人为由未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166万元款项，判决中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支付上诉人工程款。生效判决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上诉人便“没有合法根据”继续占有被上诉人给其支付的166万元款项，否则上诉人就重复获利。(二）一审人民法院认定166万元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中认定的1009万元已付工程款无时间及金额上的重复是完全正确的，证据确实充分。1.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支付的166万元打款记录分别为：2013年9月11日100万元，2013年10月29日38万元，2013年10月30日12万元，2013年10月31日10万元，2014年3月20日3万元，2014年8月29日3万元。第三人给上诉人支付的1009万元打款记录分别为：2013年11月2日15万元，2013年11月5日40万元，2013年11月19日50万元，2013年11月22日30万元，2013年11月25日20万元，2013年12月27日40万元，2014年1月13日50万元，2014年1月15日60万元，2014年1月27日8万元，2014年3月24日40万元、20万元，2014年6月17日10万元，2014年6月26日10万元，2014年7月8日450万元，2014年7月11日20万元，2014年7月24日26万元，2014年8月29日20万元，2014年10月3日90万元，2014年11月11日10万元。对比上述转款明细，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给上诉人转款的时间及金额无重复，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清楚明了。2.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2017年6月1日的庭审笔录第18页载明的内容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到了工程款1009万元，但1009万元中根本不包括其在上诉状中所述的2013年11月2日25万元和15万元，2013年11月22日20万元，2014年7与29日20万元。由此可知，上诉人在两个密切相关的案件中前后所述自相矛盾，滥用诉讼权利，意在混淆视听，逃避责任。3.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第17页第二行至第四行载明“被告孙某先后支付原告工程款1009万元，代原告支付油款5037007元”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宁民终79号民事判决书第23页第三行至第七行内容“孙某主张通过案外叶某2支付工程预付款166万元...本院不予支持。”证明第三人孙某向上诉人支付的1009万元中并不包含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166万元，上诉人已无合法根据继续占有被上诉人的166万元。(三）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返还利息认定事实清楚(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中上诉人明确自认收到了1009万元工程款，不认可被上诉人向其支付的166万元。即使案件经二审、再审，上诉人亦只认可第三人孙某给其支付的1009万元工程款，导致被上诉人的166万被其非法占有。以该事实讲，从体现法律公平、公正的角度而言，上诉人收了钱拒不承认且恶意不当得利使得被上诉人遭受损失，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七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及《最高人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之规定向被上诉人支付166万元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二、上诉人颠倒是非，所述事实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本案一审中上诉人一再强调被上诉人给其支付的166万元包含在了1009万元的工程款中。而其在上诉状中载明“56号判决书认定孙某已经付款1009万元必定包含了本案所诉的这166万元中的35万元款项”，“即使可以判决上诉人返还不重合部分款项121万元”等内容与一审中辩称的内容大相径庭，自打嘴巴。（二）上诉人的诉状第2页载明“至于这1009万元是怎么算出的？是哪些付款相加得出，上诉人并不清楚，56号判决书并未明示”，而第3页又载明“在孙某给一审法院的1009万元付款构成中有四处与56号案件上诉人认可的付款不符合”，明显是狡辩。三、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属于典型的给付不当得利。一审人民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条完全正确。(二）已生效的（2018)宁民终79号民事判决书第20、21页载明“《路基土方工程承包合同》中加盖的是生存劳务公司的公章，虽然“乙方代表人”处签字是朱安，但朱安是生存劳务公司派驻工地的项目负责人，收取款项等行为均是代表生存劳务公司履行职责，是职务行为”和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2017年6月1日的庭审笔录19页至20页载明的“无论是孙某还是叶某2，将款项转入朱安账户，我们认可是中铁二公司在履行付款责任，由于双方约定了不含税的价款，所以用个人转款更为方便”内容足以证明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不仅如此，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自认其收到了166万元款项且包含在1009万元中，所以被上诉人诉上诉人不当得利符合起诉条件，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返还166万元及利息(三）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孙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事主体，在（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中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一审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判决上诉人返还166万元及利息，适用法律正确。原审第三人孙某述称，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不予认可，上诉人在有意拖延案件，混淆视听，浪费司法资源。（2016）宁03民初56号判决书中明确载明孙某先后支付生存劳务公司工程款1009万元，代生存劳务公司支付油款5037007元，自治区高院作出的（2018）宁民终79号判决书中载明孙某主张通过案外人叶某1支付工程预付款166万元该院不予支持，这些都证明了孙某支付给生存劳务公司的1009万元之中不包含叶某1支付给生存劳务公司166万元在内，孙某认可已经生效的判决，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叶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宁夏盐池县生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叶某1支付的工程款壹佰陆拾陆万元（￥166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中100万元从2013年9月12日计算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60万元从2013年11月1日计算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3万元从2014年3月21日计算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3万元从2014年8月30日计算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8日，陕西三愚煤炭集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高沙窝铁路专用线DKO+200至DK4+700路基施工工程合同》。2013年7月23日，中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孙某签署合作协议。2013年7月21日，原告叶某2及第三人孙某以中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三愚高沙窝能源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部的名义与被告生存劳务公司签订了《路基土方工程承包合同》，被告生存劳务公司代表人为朱安。合同签订后，被告生存劳务公司负责实施组织施工。施工期间，朱安以按工程进度结算工程款为由要求原告及第三人支付工程款，原告叶某2于2013年9月11日通过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向朱安转账100万元，朱安于当日向中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出具收条一张；原告叶某2又于2013年10月29日通过陕西农村商业银行向朱安转账38万元，于2013年10月30日通过陕西农村商业银行向朱安转账12万元，于2013年10月31日通过陕西农村商业银行向朱安转账10万元，于2014年3月20日通过陕西省农村金融机构向朱安转账3万元，于2014年8月29日原告委托案外人艾某通过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向朱安转账3万元，共计支付朱安166万元。2016年8月12日，被告生存劳务公司向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陕西三愚煤炭集运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中铁七局集团公司、被告中铁七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孙某共同支付其下剩工程款，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已支付1009万元的工程款。依据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中的银行流水单及第四组证据（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第一次庭审笔录中被告生存劳务公司所举第四组证据及质证记录可知孙某及叶某2向原告支付1009万元工程款，双方无争议的明细为：2013年11月2日向朱安支付15万元，2014年10月3日向朱安支付90万元，2014年7月8日向朱安支付450万元，2013年11月5日向朱安支付40万元，2013年11月19日向朱安支付50万元，2013年11月22日向朱安支付30万元，2013年11月25日向朱安支付20万元，2013年12月27日向朱安支付40万元，2014年1月13日向朱安支付50万元，2014年1月15日向朱安支付60万元，2014年1月27日向朱安支付8万元，2014年3月24日向朱安支付40万元，2014年3月24日向朱安支付20万元，2014年6月17日向朱安支付10万元，2014年6月26日向朱安支付10万元，2014年7月11日向朱安支付20万元，2014年7月21日向朱安支付26万元，2014年8月29日向朱安支付20万元，2014年11月11日向朱安支付10万元，共计1009万元。通过166万元收款明细与1009万元收款明细对比可知，两次收款明细无时间及金额上的重复。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认定事实及举证质证情况，本案应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予以纠正。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本案依据原被告双方举证质证情况来看，原告叶某2支付给朱安的166万元工程款没有被认定在已支付的工程款1009万元中，也没有认定在已支付的其它款项中，故朱安及被告生存劳务公司占有166万元无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原告叶某2诉请被告生存劳务公司返还已支付工程款166万元，应当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原告所述款项166万元已经在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初56号判决书事项中作出了认定，不应重复诉讼，经一审法院核查，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初56号判决中并未对166万元款项作出明确认定，且在（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庭审中认定的1009万元已付工程款中的付款明细与166万元的付款明细并无重合，故被告该项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诉请的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它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166万元系分多次打款，故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每次打款之日起开始计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判决：被告宁夏盐池县生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叶某2不当得利1660000元，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3月2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3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3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740元，由被告宁夏盐池县生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未提交证据，上诉人针对其上诉请求提交（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卷宗庭审笔录、上诉状。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根据本案事实综合认定。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生存劳务公司上诉主张涉案166万元部分款项包含在（2016）宁03民初56号案件所认定的付款1009万元之中。但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叶某2支付给朱安的166万元工程款在（2016）宁03民初56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没有被认定在已经支付的工程款1009万元之中，已付工程款明细1009万元收款明细与本案叶某2所主张的166万元付款明细并无重合。且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宁民终7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明确：“孙某主张通过案外人叶某2支付工程预付款166万元……但未通过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462号民事裁定书中，针对孙某申请再审主张的166万元转账问题亦明确：“孙某主张部分款项未予认定，但孙某对其主张的未予认定的转账款项，并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推翻二审判决的认定”。生存劳务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与生效判决所认定事实、判处结果及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均不相符。生存劳务公司对自己提出的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直接证明其事实主张能够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朱安系生存劳务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收取工程款系履行职务行为，故生存劳务公司占有该笔财产利益并无合法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生存劳务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并无不当，叶某2有权请求生存劳务公司返还已支付的款项166万元。故本院对生存公司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生存劳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0元，由上诉人宁夏盐池县生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芬审判员 艾进春审判员 侯士俊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常慧慧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