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换丰，女，196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铮，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杰，男，198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审第三人：刘艳青，女，196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铮，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换丰因与被上诉人杜杰、原审第三人刘艳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8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换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支持刘换丰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杜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当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审理中杜春生作为被谈话人参加本案诉讼，出具了相关的谈话笔录。根据谈话笔录可知：首先，借条内容是杜春生本人书写，出具借条属于杜春生的真实意思表示，能够与刘艳青和杜杰的当庭陈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互印证，说明杜春生认可已收到45万元借款。其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杜春生自认在出具借条之后的2016年向刘艳青归还过6万元，其中一万元转账至刘艳青指定的案外人账户，剩下的5万由杜杰通过微信转账或现金支付，该还款行为能够证明第三人杜春生、杜杰与刘艳青之间形成了真实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再次，杜春生于2020年5月向刘艳青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会在5月30日前先还刘艳青3万元现金，说明杜春生认可借款事实。最后，一审法院根据刘艳青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查明2013年10月22日刘艳青向杜春生转账4万元，杜春生并未对4万元作出任何合理解释，结合杜春生亲自书写借条的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该认定第三人杜春生与杜杰为本案的共同借款人，应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本案应发回重审。二、刘艳青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杜杰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刘艳青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其有出借资金的合法来源。2012年至2015年之间，刘艳青的银行流水显示有多笔现金存入，足以支付涉案借款，证明出借资金有合法来源。（二）出借款项虽大部分为现金交易，但是结合本案借条等证据，刘艳青已实际支付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其一，由于大部分借款均由刘艳青现金取款后交付给杜杰，所以银行流水有多笔取款记录，且取款总数额与出借金额一致。其二，杜杰在写明“今借到刘艳青现金肆拾伍万元整”的借条落款人处签名捺手印，故该借条同时具有债权凭证的性质，表明杜杰在签订借条时认可已经收到45万元借款。其三，杜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签订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系明知，故该借条说明杜杰已通过书面形式认可已借到45万元借款。其四，杜春生在谈话笔录里自认其在2014年已经写好借条内容，而杜杰自认2015年杜春生和刘艳青发生争吵时要求他签字，他就签字，说明杜杰签字时借条内容已经明确，杜杰对杜春生书写的借到现金45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其五，借条是双方对之前多笔借款的结算，结合借条上明确写明借款方式为现金，与银行取款记录、刘艳青的当庭陈述互相印证，足以证明借款事实。其六，当刘艳青多次讨债后，杜杰在2019年10月11日向刘艳青出具还款承诺书，承诺会在2019年10月19日那天先还伍万元整。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刘艳青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已实际支付借款，借款合同已生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三、杜杰虽然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且与杜春生的陈述互相矛盾，一审法院不应采信。（一）关于借条的形成过程。1.借条内容与签名的先后顺序：杜杰在2020年9月8日的笔录中主张“具体内容不清楚，没注意看”，2020年10月16日的笔录中主张签名时借条是空白纸；杜春生在2020年10月22日的谈话笔录中主张早在2014年已写好借条的内容，二人陈述互相矛盾。2.签借条时何人在场：杜春生在谈话笔录中主张“杜杰签字的时候他不在场”，杜杰庭审中主张签字时杜春生和刘艳青在吵架，三人均在场。3.杜杰为何签字：杜春生主张不知杜杰为何签字，杜杰主张是杜春生和刘艳青要求其签字。4.签字地点：在2020年9月8日的庭审笔录中，法官第一次询问在什么情况下签字时，杜杰主张在其家中签字，法官第二遍询问时，杜杰改口说在车队签字。（二）关于借款的支付。杜杰虽然否认借款，但是对于2015年9月17日刘艳青向其转账1.5万元未作出合理解释和证据证明。（三）关于6万元还款事实。其一，杜杰在2020年9月8日的庭审中主张通过微信还款数额最多为2000元，但是根据刘艳青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2018年8月5日，杜杰向刘艳青转账5000元。其二，杜杰抗辩微信转账9000元系杜春生要求其支付给刘艳青的生活费，但是并未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其三，若杜杰主张刘艳青从未向其提供过借款为真，那么其在2019年10月11日向刘艳青出具欠款五万元的还款承诺书不符合常理。故，杜杰与杜春生关于借款的事实描述自相矛盾，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可以认定杜杰与杜春生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当认定杜杰是借款人，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刘艳青、刘换丰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在金额及时间上能够与其陈述相印证，再结合借条、本案现金交付的借款方式及杜杰微信还款、出具还款承诺书的事实，可以认定刘艳青以现金、转账方式向杜杰、杜春生出借款项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杜杰未能就刘艳青的主张提出反驳证据，且其陈述自相矛盾，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刘艳青与杜杰、杜春生之间系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刘艳青、刘换丰上诉要求杜杰、杜春生归还借款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杜春生属于债的加入，应与杜杰一起承担还款义务。杜杰辩称：认可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换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杜杰不清楚杜春生和刘艳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刘艳青述称：同意刘换丰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刘换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杜杰向刘换丰返还借款39万元；2.判令杜杰以3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向刘换丰给付2016年1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杰为杜春生之子。2012年至2015年间，杜春生与刘艳青有较亲密的关系，刘艳青称其与杜春生在2016年后就不再联系。杜春生在借条上书写“今借到刘艳青现金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元）”，杜杰在该借条上签名、按手印，借条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2020年7月21日，刘艳青与刘换丰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刘艳青将其对杜杰享有的39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权转让给刘换丰。2020年7月25日，刘艳青向杜杰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刘艳青、刘换丰与杜杰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是出借资金的事实。刘艳青的陈述为：杜杰为经营车队，在2012年3月30日至2015年9月17日期间向刘艳青借款45万元，分别为：2012年3月30日现金4.9万元、2012年4月11日现金2万元、2012年9月26日现金0.3万元、2013年1月27日现金4.5万元、2013年3月21日现金3万元、2013年4月2日现金1万元、2013年7月17日现金1.8万元、2013年7月22日现金0.5万元、2013年9月27日现金1万元、2013年10月22日向杜春生转账4万元、2013年10月24日现金0.4万元、2013年11月7日现金1万元、2013年11月19日现金1万元、2013年12月18日现金3万元、2013年12月23日现金2万元、2013年12月24日现金1万元、2014年4月20日现金1.5万元、2014年4月28日现金2万元、2014年4月19日现金1.6万元、2014年6月8日0.5万元、2014年7月1日现金2万元、2014年8月12日现金2万元、2014年9月17日现金1万元、2015年9月17日向杜杰转账1.5万元、现金1.5万元；在2015年12月30日汇总形成总的借条。刘换丰、刘艳青提供了刘艳青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对其主张事实进行证明。银行交易明细单中显示有多笔现金取款记录和其陈述的转账记录。杜杰否认刘艳青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其提供了借款，并称其仅是负责车队的管理工作，车队系由杜春生经营、账目由其负责。刘艳青在诉讼中又称，2015年9月左右，杜春生因不履行生效判决被法院拘留，其帮忙筹钱并向他人借款10万元交给杜杰用于履行杜春生的债务；2014年杜杰租房和买车时曾向其借款10余万元。刘艳青称该两笔款项均包括在其向杜杰出借的45万元借款中。二是借条形成过程。借条上“今借到刘艳青现金肆拾伍万元整（450000元）”的文字系由杜春生书写。刘艳青对此解释称是由于杜杰说自己“不会写、写字不好看”，故借条内容由杜春生书写，杜杰签名、按手印。杜杰称，当时杜杰与刘艳青在车队发生争吵，其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自己签字，自己考虑到刘艳青与杜春生的特殊关系就签字了，但是并不清楚借条的内容。三是还款的事实。刘艳青称杜杰已向其返还借款6万元，部分是通过微信转账还款。从刘艳青提供的证据显示，杜杰在2017年至2020年间曾通过微信向刘艳青转账，每笔金额从200元至5000元不等，但转账时双方的聊天内容无涉及双方间借款或还款的表述。杜杰称其未向刘艳青还款，转账与还款无关，是杜春生让其向刘艳青转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债权转让以存在有效的债权为条件。本案中，刘换丰主张，刘艳青向杜杰出借45万元，杜杰还款6万元后尚有39万元未返还，刘换丰受让了刘艳青对杜杰享有的债权，要求杜杰向其返还借款39万元并给付利息。刘换丰应提供证据，对刘艳青基于与杜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享有对杜杰相应债权的事实进行证明。刘换丰提供了有杜杰签名、按手印的借条，杜杰抗辩称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对于刘艳青与杜杰间民间借贷事实的发生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从借条的形成来看，该借条中关于借到刘艳青现金45万元的内容系由杜春生书写。对于借条内容由杜春生书写而非其主张的借款关系当事人书写的理由，刘艳青陈述为“杜杰说自己不会写、写字不好看”。该解释异于常理而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此外，刘艳青主张的借款产生时间为2012年至2015年间，借条出具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分别与刘艳青与杜春生关系较为亲密和二人关系出现转折的时间相吻合。故，仅依据借条尚不足以证明刘艳青与杜杰间的借款合意。其次，从借款给付的情况来看，刘换丰、刘艳青提供了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对其主张的借款给付时间和金额予以证明。但是，现金取款情况并不能证明相应款项的用途，该证据不能证明刘艳青以现金形式向杜杰出借资金。其中的两笔转账，一笔系向杜春生转账4万元，另一笔系向杜杰转账1.5万元，刘换丰、刘艳青亦未进一步就该两笔转账与其主张的45万元借款的关系提供证据。此外，刘艳青在诉讼中另主张其在2015年9月曾向案外人借款10万元并交由杜杰用于解决杜春生的债务履行问题，在2014年向杜杰出借10余万元用于杜杰租赁房屋和购买车辆，并称该两笔款项也包含在向杜杰出借的45万元中。关于45万元借款的构成和用途，刘艳青的陈述存在互相矛盾之处，且缺乏证据支持。综上，依据刘换丰、刘艳青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刘艳青向杜杰实际提供45万元借款的事实。最后，从刘换丰、刘艳青主张的借款返还情况来看，刘换丰、刘艳青主张杜杰已还款6万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杜杰曾以归还借款的目的向其转款，一审法院亦不能以此推定借款关系的成立。综上所述，刘换丰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艳青向杜杰出借45万元借款和杜杰尚有39万元未归还、而刘换丰依法受让了刘艳青对杜杰的有效债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刘换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换丰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刘换丰提交两张承诺便条用以证明其上诉主张。第一张便条载明：“2019年10月11日欠款。今欠伍万元正（50000元）。那天还款。杜杰。2019年10月19日还。”第二张便条载明“5月30日前给刘艳青叁万元现金”，落款处载有杜春生的签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关于第一张便条，刘换丰述称，刘艳青多次要求杜杰还款，杜杰在2019年10月11日书写还款条，承诺2019年10月19日还5万元。关于第二张便条，刘换丰述称，刘艳青一直联系不上杜春生，2020年在街上偶遇杜春生，就要求其还款，杜春生写了还款承诺。杜杰认可第一张便条的真实性，对第二张便条表示不知情。关于第一张便条，杜杰述称，当天刘艳青和杜春生打架，刘艳青找人堵着杜杰的一辆货车不让出行，货车司机报警，民警前来调解，调解不成后民警离开。随后刘艳青又带了三个人和杜杰见面，威胁杜杰打条，杜杰就书写了上述便条。杜杰出具便条后未再报警。关于2015年12月30日借条的落款签字过程，杜杰在2020年9月8日一审庭审中称“字是我签的，内容不是我写的，当时在我家，我不想签，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我看见我父亲和刘艳青在车队吵架，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签字，我签字之后着急有事就走了，具体的内容我不清楚，签字的时候没注意看”；杜杰在2020年10月16日一审庭审中称“当时没有内容，我在空白纸上签字、摁的手印”；杜杰在2021年1月27日本院庭审中又称“当时上面没写借条，只是一张空白的纸，刘艳青跟我说是为了办事用，我签字的时候纸上没有内容”“我父亲杜春生和刘艳青当时两人都在场，他们一起让我签的”。本院询问杜杰其对于签字时纸上是否有内容的陈述前后不一的原因，杜杰称其记不清一审的陈述。2020年10月22日，一审法院向杜春生调查案涉借条的形成过程，杜春生称：其在书写完毕借条内容后，并未签名，其与刘艳青关系恶化后，杜杰怕发生冲突，“不知道怎么就把条签了，杜杰签字的时候我不在场”，杜杰签完字后跟杜春生说过，杜春生说“签了就签了，要不然刘艳青总去车队影响正常经营”。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20年8月11日，一审法院按照杜杰身份证载明的住址向其邮寄送达起诉状，该邮件于2020年8月20日被签收。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刘换丰提供杜杰出具的借条、刘艳青银行卡支取现金和转账记录等证据，用以证明刘艳青与杜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杜杰认可借条落款处的签名是其本人书写，其虽否认借贷事实，但其对签署借条过程和原因的陈述前后不一，且未能对矛盾之处作出合理解释，不足以否定借条的真实性。刘换丰、刘艳青对于借款构成的陈述亦有前后不一之处，鉴于借条出具时间和款项发生时间距本案庭审时间较久，涉及多笔款项，根据杜杰向刘艳青出具借条的事实，结合杜杰在2019年10月11日向刘艳青出具部分还款承诺的事实，刘艳青与杜杰之间存在诉争民间借贷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刘换丰上诉称刘艳青与杜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刘换丰作为刘艳青借款债权的受让人，上诉要求杜杰偿还剩余的借款本金，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借款利息，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借条未载明还款日期，杜杰收到起诉状之后仍未还款，构成逾期还款，应自2020年8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向刘换丰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本院对刘换丰关于利息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余部分予以驳回。刘艳青在一审期间述称其与杜春生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刘换丰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应追加杜春生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换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8689号民事判决；二、杜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刘换丰借款本金39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39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刘换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75元，由杜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杜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孙兆晖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