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鄂11民终5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桂国林，男，197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黄梅县人，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林，湖北鄂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琼珍，女，196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黄梅县人，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祥，湖北靖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椿烨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团风县团风江北大道与团方大道交界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158546335XC。诉讼代表人：湖北椿烨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王宗平，湖北齐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翊，湖北齐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上诉人桂国林因与被上诉人陶琼珍、湖北椿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椿烨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团风县人民法院（2020）鄂1121民初4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桂国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确认陶琼珍于2016年5月31日与椿烨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由陶琼珍、椿烨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桂国林原为椿烨公司新城公馆项目投资人，2016年初与椿烨公司协商撤资退出，椿烨公司无资金返还桂国林，经双方协商，椿烨公司以新城公馆项目新建预售房折抵桂国林投资款，桂国林经朋友介绍，以陶琼珍名义购买新城公馆5-1-1002号房屋，购房款以桂国林的投资款折抵；2016年5月31日，桂国林以陶琼珍名义与椿烨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购房款则以桂国林新城公馆项目投资款折抵，金额为265872元，陶琼珍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且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陶琼珍的签字系桂国林所签；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已基本查清并予以认定。但是，陶琼珍一审开庭时为了将所诉房屋据为己有的目的，和桂国林的案外人恶意串通、编造事实，一审法院不加审查甄别，草率地予以认定，导致本案事实不清。例如，陶琼珍、椿烨公司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为桂国林向案外人桂彬出具的收据和桂彬向陶琼珍出具的借据，以及2019年7月椿烨公司破产债权申报时，对陶琼珍申报关于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的债权，椿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艳群在债权审查意见中注明，案涉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系抵付桂国林退伙款，因桂国林欠桂彬借款本息未还，该房屋由桂国林抵给桂彬，桂彬则提供其债权人陶琼珍的居民身份证进行商品房预售登记。首先，桂国林出具给桂彬的借据只能够证实桂国林与桂彬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双方有以房抵债的合意；由桂彬向陶琼珍出具的借据，均不是本案当事人，根本没有也无法查明借据的真实性，更不能证明三方之间有以房抵债的合意。其次，一审法院判断桂国林与陶琼珍、桂彬之间存在以房抵债的唯一依据是2019年7月椿烨公司破产债权申报时，对陶琼珍申报的关于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的债权，椿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艳群在债权审查意见中注明，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系抵付桂国林退伙款，因桂国林欠桂彬借款本息未还，该房屋由桂国林抵给桂彬，桂彬则提供其债权人陶琼珍的居民身份证进行商品房预售登记。首先，该证据是陈艳群对该债权的个人意见，该意见是否属实，还有待椿烨公司破产管理人依法予以审查、提交人民法院予以审核、提交椿烨公司债权人会议通过等程序方能确认，一审法院不能单凭这一需要多个程序审查确认的案外人的个人意见认定桂国林与陶琼珍、桂彬之间形成了以房抵债的合意。其次，陈艳群系原椿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未必是本案发生时的法定代表人，为何对椿烨公司业务之外的以房抵债的事实如此了如指掌，并且画蛇添足在陶琼珍的债权登记表中注明与己无关的事实。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时，法院已查明陶琼珍与椿烨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不是陶琼珍、椿烨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陶琼珍的签字实为桂国林所签），且购房款系以桂国林的在椿烨公司的投资款抵付，陶琼珍既未签订合同，又未支付购房款，却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在房管部门预告登记，相反桂国林以自己在椿烨公司的投资支付了陶琼珍的购房款，却没有取得该房屋的预售登记，其权利明显受到了侵害。因此，桂国林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请求确认陶琼珍与椿烨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陶琼珍辩称，1、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合同，签订该合同是我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2、桂国林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体，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3、桂国林是根据我方当事人的委托在合同上代为签字的，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由三角债形成的买卖合同，合同是真实有效的，请求法院驳回桂国林的起诉。椿烨公司辩称，1、一审裁定并无不当；桂国林在一审中提交的陈艳群债权审核意见属于管理人内部尚未确定的审核意见，是管理人在债权审核过程中参考的依据，在未召开第一次债权人大会之前，债权审查意见仅作为内部参考使用，不具有确认债权的效力。该债权在一审中管理人已说明，没有加盖管理人的公章。2、在一审中，提交的桂国林、桂彬等人的借据均未在破产债权申报期间向管理人提供。管理人在申报期已充分告知债权人应遵守的权利义务，故而管理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根据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法院受理破产后，已受理而未终结的民事诉讼，应当中止。本案的合同纠纷，实际属于债权债务人之间的确权，已实际涉及破产债权债务人的权益问题。应当依法按破产程序进行，一审裁定并无不当。桂国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认定陶琼珍与椿烨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本案一切诉讼费由陶琼珍、椿烨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桂国林原系椿烨公司股东，其曾与椿烨公司就投资该公司新城公馆建设项目进行过结算，经双方协商一致，椿烨公司以新城公馆新建预售房五套折抵退还桂国林的投资款。2016年5月31日，桂国林以陶琼珍名义与椿烨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将椿烨公司折抵其投资款的五套预售房中5-1-1002号房向陶琼珍出售，椿烨公司应收房款265872元折抵了桂国林投资款，陶琼珍未实际支付购房款。签订合同后，椿烨公司出具了购房款265872元的收据，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桂国林现以陶琼珍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且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陶琼珍”的签名系桂国林所签为由，诉讼请求确认椿烨公司与陶琼珍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另查明，陶琼珍在庭审中认可案涉合同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桂国林与案外人桂彬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下欠桂彬借款本息未偿还，而桂彬又下欠陶琼珍借款本息未偿还。2019年7月，在椿烨公司破产债权申报时，对陶琼珍申报关于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的债权，椿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艳群在债权审查意见中注明，案涉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系抵付桂国林退伙款，因桂国林欠桂彬借款本息未还，该房屋由桂国林抵给桂彬，桂彬则提供其债权人陶琼珍的居民身份证进行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合同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合同的此种相对性原则特性限定了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对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的权利，与合同约定事项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若确有证据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某一合同的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此类情形规定了属于第三人的救济条款，但根据桂国林提供的证据及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比照该救济条款，桂国林不能证明椿烨公司与陶琼珍之间的购房合同侵害了桂国林的合法权利或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桂国林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适格原告主体资格，桂国林并非提起本案诉讼的资格主体，对其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桂国林对陶琼珍及椿烨公司的起诉。桂国林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644元，由桂国林持据予以退还。本院审理查明，桂国林原系椿烨公司股东，2016年5月31日，桂国林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收到新城公馆项目部房屋款1404825元，包括5-1-1002号共5套房，面积合计561.93平方米，并注明此房款抵扣桂国林新城公馆合伙资金。2016年4月27日，椿烨公司与陶琼珍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将新城公馆5-1-1002号房出售给陶琼珍。签订合同后，椿烨公司出具了收取陶琼珍购房款265872元的收据，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桂国林现以陶琼珍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且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陶琼珍”的签名系桂国林所签为由，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椿烨公司与陶琼珍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陶琼珍在诉讼中认为案涉合同是陶琼珍委托桂国林代为签字，该合同真实有效。2019年1月8日，团风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椿烨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年7月，在椿烨公司破产债权申报时，对陶琼珍申报关于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的债权，椿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艳群在债权审查意见中注明，案涉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系抵付桂国林退伙款，因桂国林欠桂彬借款，该房屋由桂国林抵给桂彬，桂彬则提供他老婆陶琼珍的居民身份证进行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桂国林起诉请求确认陶琼珍与椿烨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桂国林与本案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效力问题。桂国林主张其代陶琼珍在合同上签名，陶琼珍在一审庭审中主张桂国林是受陶琼珍的委托代为签字。对此，本院认为，尽管陶琼珍附条件认可其签名是桂国林代签，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直接涉及椿烨公司的利益，而椿烨公司管理人并未认可代签一事，且该合同已在房管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故不能以当事人自认来认定陶琼珍的签名系由桂国林代签。至于陶琼珍是否支付购房款，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的客观事实，是否支付购房款并不影响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故桂国林并无证据证实陶琼珍与椿烨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即使认定陶琼珍与椿烨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即陶琼珍应将商品房退还给椿烨公司，椿烨公司应将收取的购房款退还给陶琼珍，合同的效力将直接影响陶琼珍和椿烨公司的权利义务。对于桂国林而言，无论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均不能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从现有证据来看，在桂国林、椿烨公司、陶琼珍之间并没有由桂国林以陶琼珍名义取得案涉商品房所有权的约定，故桂国林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向法院起诉要求认定陶琼珍与椿烨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不符合起诉必须具备的条件，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其起诉。二、关于商品房价款支付的问题。桂国林主张陶琼珍的购房款系以其投资款折抵，但其不能提交其与陶琼珍、椿烨公司之间关于折抵的协议，是否折抵不能确定。另一方面，陶琼珍提交椿烨公司的购房款收据载明的收款方式为转账，但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陶琼珍也未充分证实其房款支付方式。综上，陶琼珍支付案涉商品房价款的方式不能确定。桂国林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陶琼珍约定以陶琼珍名义购买商品房而实际权利人为桂国林，即使该价款系由桂国林投资款折抵，在桂国林与陶琼珍之间也是债权债务的关系。三、关于桂国林主张其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桂国林主张其以自己在椿烨公司的投资支付了陶琼珍的购房款，却没有取得该房屋的预售登记，其权利明显受到了侵害。对此，本院认为，桂国林并未以本人名义与椿烨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没有关于椿烨公司将案涉商品房出售给桂国林的书面的意思表示，尽管桂国林在一审中提交了其向椿烨公司出具的收条，但该收条未提交原件，未经椿烨公司管理人的认可，且收条并没有将商品房出售给桂国林的意思表示。故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案涉商品房未登记在桂国林名下，并未侵犯其权利，如桂国林认为其他权利受到侵犯，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四、关于陈艳群债权审查意见的效力问题。一审认定：在椿烨公司破产债权申报时，对陶琼珍申报关于新城公馆5-1-1002号商品房的债权，椿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艳群在债权审查意见中进行了注明。对此，本院认为，一审认定陈艳群在债权审查意见中进行了注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债权审查意见佐证。至于陈艳群注明的情况是否属实，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对桂国林关于一审该项事实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五、一审认定桂国林以陶琼珍名义与椿烨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依据不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的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桂国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扬洲审判员  吴 刚审判员  李 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熊昌宇书记员马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