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1民终1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达军，男，197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佑军，四川中奥（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得萍，四川中奥（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259号1栋8层816号。 法定代表人：冯春禄，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魏，四川彰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草金路9号。 法定代表人：程晓波，总经理。 上诉人刘达军因与上诉人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序州公司）、原审被告中信国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0)川1181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达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庞佑军、上诉人序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中信国安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达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序州公司支付刘达军工程款741,826.76元（以741,826.76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或发回重审；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序州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不清，导致序州公司欠付工程款计算错误。一、一审判决漏算刘达军实际施工部分（温礼芳）的工程款187,920元。首先，《地下车库模板劳务协议》确系刘达军与案外人温礼芳签署，但同时该协议上也有序州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军、宋京泰、方吉平签字，因此对于温礼芳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转包给刘达军施工，序州公司知情且认可。其次，2019年1月23日，就该部分工程由序州公司与刘达军直接办理《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班组结算单》结算金额为187,920元，该结算单上班组栏系刘达军签字，也进一步印证序州公司对刘达军施工的追认。再次，该部分工程款187,920元，已经由刘达军向序州公司请款，由序州公司通过民工工资等形式直接支付给刘达军班组的工人。若按照一审判决，由刘达军另行向温礼芳主张该笔工程款，但该笔工程款刘达军已经从序州公司处领取，故刘达军再向温礼芳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基础，并且也与实际相悖。若该部分工程款不在本案中查明，无疑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最后，关于刘达军自认的领款3,593,124元的依据是序州公司出具的刘达军2019年1月31日撤场前请款汇总表《明细分类账》，因《明细分类账》是按照月份合计制表，无法展示每笔款项的具体请款事由，根据刘达军与温礼芳《地下车库模板劳务协议》第三条约定工期是2018年6月23日-2018年7月13日，该部分工程款请款、付款均发生在《明细分类账》期间内，故该部分施工产值187,920元应计入刘达军施工总产值。二、一审判决漏算刘达军施工的《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的工程款5,890元。根据序州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的工程款5,890元系零星用工，但该笔费用并未计入零星施工结算单中，同时根据序州公司的举证，该笔款项刘达军已于2018年5月8日向序州公司请款，并于2018年5月11日微信支付给刘达军，该笔款项实际已包含在《明细分类账》3,593,124元中，故该笔款5,890元也应计入刘达军施工总产值。三、序州公司主张的罚款25,500元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该笔费用不应从质保金中扣减。首先，序州公司主张的罚款的证据仅为2018年6月11日的《罚款通知单》200元，以及2018年11月21日的《罚款单》8,000元，合计8,200元，并非一审判决中认定的25,500元。其次，一审判决既然已认定刘达军与序州公司签署的《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无效，则序州公司无权依据该合同向刘达军主张罚款。综上，一审判决漏算上述两笔工程款合计193,810元，并且多扣除罚款22,500元，致使序州公司欠付工程款少算。二审中刘达军认可已收到完成温礼芳工程的工程款共计239,200元，其中187,920元由序州公司支付，剩余款项由温礼芳支付。另外，对于序州公司主张的罚款金额只认可8,200元，对于其余罚款不予认可。对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计算方式和标准无异议。 序州公司辩称，一、温礼芳的工程款与本案无关。该工程款不应在本案中审理并计入序州公司对刘达军的应付工程款。刘达军已经在上诉状中自认该部分工程款189，720元由序州公司通过农民工工资等形式直接支付给了班组工人，即使该款项应计入刘达军的应付工程款，因为已经实际支付也应该计入序州公司已付工程款。二、序州公司微信支付的5,890元，对应的施工内容是2019年7月29日的《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班组结算单》（以下简称《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的第30项“临设”，不存在漏算施工产值的问题。并且，该笔款项的施工内容不属于零星用工的部分，5,890元不包含在刘达军认可的已付款3,593,124元，应该从已付款中再次扣减。三、在一审中序州公司已经举证出示了扣、罚款的相应证据，《工作联系单》和《罚款单》上刘达军的签字，且刘达军质证并认可其真实性。序州公司在《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中第31项因未完善和修补的扣、罚款真实发生，不应作为质保金再向刘达军支付。 序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刘达军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达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中刘达军起诉时认可的已收取工程款3,593,124元并不包含序州公司另外支付的零星用工工程款222,302元和2018年5月11日微信支付的5,890元，一审对序州公司已付工程款的金额认定错误。序州公司就案涉工程共计向刘达军支付工程款（含生活费、工资等）14笔。（一）刘达军在一审起诉时已认可收取10笔工程款共计3,593,124元，明细如下：1.2018年6月18日付款34,500元；2.2018年6月29日付款10,500元；3.2018年7月20日付款108,000元；4.2018年8月6日付款20,000元；5.2018年8月31日付款351,434元；6.2018年9月6日付款60,000元；7.2018年9月22日付款142,500元；8.2018年11月26日付款252,000元；9.2019年1月3日付款500,000元（含周某现金领取59,000元）；10.2019年2月2日付款2,114,190元（含转账支付周某的52,526元）。（二）刘达军在一审中已质证并认可另外4笔付款，明细如下：1.2018年9月26日付款42,959元；2.2018年12月10日付款47,188元；3.2019年2月2日付款132,155元；4.2018年5月11日付款5,890元。其中第1、2、3笔的付款对应的是刘达军一审主张的零星用工工程款，经序州公司与刘达军结算确认支付222,302元。此4笔付款与前述10笔付款分别独立，并不包含。二、周某是刘达军名下的班组，其组织施工工程内容已经由序州公司与刘达军全部办理结算确认（其中353,340元中的零星用工132,155元在刘达军的零星用工产值222,302元中，剩余的221,185元的工作内容在《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的3,768,147.66元中）。（一）1.一审认定的周某施工产值353,340元是按照点工方式确定的金额，是周某与刘达军结算依据，353,340元的金额不能认定为序州公司与刘达军之间结算支付的金额。序州公司与刘达军之间签订的合同约定了合同承包范围内的工程款按照方量结算，合同承包范围外的零星用工按照点工结算。而周某与序州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其属于刘达军名下班组，序州公司项目经理余华勇给周某出具的结算材料是在春节前夕，农民工在政府部门向刘达军讨要工资时，项目部配合政府协助调查而出具的，是为了帮助周某确定其与刘达军之间按照点工方式结算的民工劳务报酬金额，并不能作为刘达军与序州公司之间结算的依据。2.周某施工产值对应的工程内容已全部进入刘达军的零星用工产值和《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部分工程中，已经由序州公司与刘达军全部结算确认，具体数额不等同于353,340元。3.一审中刘达军申请周某出庭作证，证人周某当庭陈述其是被刘达军叫到案涉工程做工，在刘达军撤场前，其带领的班组只在刘达军名下做工，所做的工程量都是刘达军的，周某班组的工程款以刘达军的名义向序州公司申请，然后直接支付给周某。序州公司直接向周某支付的款项共计3笔，包括：①2019年1月3日刘达军申请支付合同进度款时，现金领取59,000元；②2019年2月2日支付的零星用工费用132,155元；③2019年2月2日刘达军申请支付合同工程款时支付52,526元。以上款项合计243,681元，与周某本人陈述已收取款项吻合。周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已经收取的243,681元工程款全部都包含在刘达军应该给他支付的施工产值应付款中，即零星用工费用132,155元包含在周某施工产值353,340元中，一审法院将零星用工费用132,155元和周某施工产值353,340元分别认定为序州公司应付工程款，属于重复计算。（二）1.序州公司与刘达军签订的《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中约定刘达军承包工程内容包括“二次结构砖砌体、混凝土浇筑”、“二结构钢筋绑扎”、“混凝土反坎（止水带）混凝土支模浇筑”、“预制过梁（含配电箱、消防箱、门窗洞口）”等，2019年2月24日周某签字确认的施工图纸中，明确注明了周某的施工要求和标准，施工图纸反映的“止水带”、“过梁”、“腰带以下砌砖”、“砖砌电缆沟”、“1、2构（1根、2根构造柱）”等施工内容，都包含在序州公司与刘达军约定的合同承包工程内容中，说明周某施工工程内容除零星用工外都是合同内工程内容，刘达军坚称的周某施工工程为其合同外工程并不属实。2.刘达军将周某的工程款作为合同进度款和合同内工程款向序州公司申请支付，均是将周某列为木工，与刘达军名下其他木工班组一致，也说明刘达军认可周某施工工程内容为其合同内工程。《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中，列明了“砖砌体”、“出屋面楼梯构造柱钢筋绑扎”、“过梁钢筋”等结算内容，再加上该结算单的第17项和18项的备注栏明确载明“实际施工人为周某”，可以充分反映周某施工工程内容除零星用工外，已经全部由序州公司和刘达军进行了结算确认。周某己收款全部包含在刘达军确认已收取的3,821,316元工程款中，且该产值也全部进入了序州公司与刘达军的结算中。三、《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出具之时刘达军“未完善和修补扣款”对应的工程内容已经由序州公司组织实际完工，结算时刘达军明确知晓扣款事项真实发生，且一审中刘达军也明确自述有施工洞未完工应该扣减，一审法院只认定罚款不认定扣款明显错误。刘达军在组织施工过程中，存在很多质量问题和操作不规范，针对这些问题序州公司向刘达军下发了《工作联系单》和《罚款单》，刘达军也进行了签收确认，刘达军的签收确认说明工程确实存在未完善的地方，需要进行修补。刘达军于2019年2月撤场，案涉整体工程于2019年6月28日验收合格，2019年7月29日序州公司与刘达军之间办理结算，序州公司组织安排的修补都发生在与刘达军2019年7月29日的结算之前，结算单的第31项明确载明“未完善和修补扣款”250,000元，备注“未完善和修补扣款250,593.5元”，如果在办理结算时，刘达军不知晓未完善和修补扣款的事实和金额，就不会在结算中单独列明这一项内容，更不会将金额确定到“250,593.5元”这样详细。序州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未完善和修补扣款250,593.5元”的具体金额统计明细，也提供了其中部分对应的其他班组结算单和付款单，结合《工作联系单》《罚款单》《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序州公司提供的扣款信息、付款单据和刘达军自认未完工的事实，可以准确地反映出250,000元并不是“质保金”，而是扣款，并且已经实际发生，不应再作为未付工程款向刘达军支付，若支付给刘达军，会导致刘达军不当得利。同时，根据建筑行业的结算惯例，办理结算时通常都不会单独将质保金的金额列明，而是整体工程款的确认，质保金的具体金额是按照合同约定按照比例确定，在付款方付款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刘达军应收工程款为3,768,147.66元（结算款）＋222,302元（零星工程）＝3,990,449.66元，序州公司已付和代付工程款为3,593,124元＋222,302元＋5,890元（微信支付）＋454,648.90元（代付工人工资）＝4,275,964.90元，序州公司已经超付刘达军工程款4,275,964.90元-3,990,449.66元＝285,515.24元。因序州公司已超付工程款，故不应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 刘达军辩称，一、欠付工程款计算方式应为：序州公司应付工程款4787,599.66元（结算金额3,768,147.66元＋质保金250,000元＋周某工程款353,340元＋温礼芳工程款187,920元＋零星用工费用222,302元＋微信支付工程款5,890元）－序州公司已付工程款4045,272.9元（已付工程款3,593,124元＋代付工程款452,148.9元）＝742,326.76元。二、零星用工费用222,302元及序州公司微信支付给刘达军的工程款5,890元已包含在刘达军认可的已付工程款3,593,124元中。（一）一审法院仅将零星用工费用222,302元计入应付工程款，漏算了微信支付的5,890元，具体事由以刘达军上诉理由第二项事由为准。（二）关于已付工程款3,593,124元的情况：1.该款是在刘达军2019年2月撤场前序州公司向刘达军实际支付的款项。2.该数据来源于序州公司制作的《明细分类账》，其对应的时间是2018年至2019年1月期间，由序州公司按月份合计制表，无法展示每笔款项的具体请款事由，因相关账目由序州公司保管，故刘达军在计算欠付工程款时，已付款项未做细化也无法细化。3.从《明细分类账》可看出，已付工程款3,593,124元均发生在2019年1月31日前，根据序州公司在一审举证的第二至五组证据展示，刘达军对上述零星用工费用及微信支付款项的请款时间均在2019年1月31日之前。三、关于周某施工的工程款353,340元，系周某与序州公司（项目部经理余华勇）自行办理结算，序州公司上诉认为是刘达军与序州公司结算与事实相悖。（一）周某施工内容是一结构（主体工程）未完工的楼梯、外包柱，而刘达军合同承包的内容是二结构砖砌体，周某施工范围不属于刘达军合同内的内容。（二）序州公司一审所举第三组证据的零星工程款132,155元系《刘达军班组零星用工计价表（18年10月－19年）》的结算金额，该零星施工内容与周某做的“外包柱、楼梯”工程无关，是由刘达军与余华勇于2019年1月27日结算。而周某与余华勇签署的《调查情况》结算时间是2019年2月20日，两份结算单据彼此独立，不存在重复计算。（三）周某工程款353,340元，其中序州公司已付243,210元，尚欠110,130元。因周某无相关劳务合同且周某本属于刘达军的工人，故周某施工工程款均以刘达军名义向序州公司请款，且相关款项也是直接支付给周某，尚欠的110,130元已由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川11民终636号民事判决确定由刘达军向周某支付。周某已领工程款走的是刘达军的账，周某未领工程款也由刘达军承担。故一审法院将周某施工产值353,340元计入刘达军施工总产值中的认定并无不当。四、暂扣的250,000元系保证金。《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31项备注中已清楚说明了250,000元性质为保证金，一审法院将该款项扣除罚款后计入刘达军应收工程款中并无不当。对扣除罚款金额的异议以刘达军上诉理由第三项事由为准。 中信国安公司未针对刘达军、序州公司的前述上诉请求及理由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未到庭参加诉讼。 刘达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序州公司支付刘达军工程款1,321,368.26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1,321,368.26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中信国安公司在欠付序州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刘达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序州公司、中信国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信国安公司总包峨眉城市中心综合体建设项目后，将案涉工程劳务分包给序州公司，序州公司又与刘达军签订《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将峨眉城市中心综合体建设项目山上住宅项目的砖砌体和砼二结构以及相关辅助工序、外墙装饰结构线条等工作分包给刘达军，并约定了各项工程劳务计算单价；合同5.2条约定了承包范围以外的点工计价方式；合同8.5条还约定：该分项工程待抹灰工程验收合格后付至90%，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结算金额95%，剩余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一年。刘达军于2018年4月进场施工，2019年2月完工，整体工程于2019年6月28日竣工验收合格。2019年7月29日双方办理结算，结算金额3,768,147.66元，其中，在最后一项“因未完善和修补扣款”栏的备注中注明“因扣款事项未谈妥共计276,093.5元（未完善和修补扣款250,593.5元、罚款25,500元），现扣250,000元质保金，经方吉平经理与刘达军班组协商后续扣款谈妥后直接从250,000元质保金中扣除”。另，双方已确认的合同外零星用工费用为222,302元。 案外人温礼芳系峨眉城市中心综合体建设项目一结构木工班承包人，2018年6月25日，温礼芳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刘达军施工，双方签订《地下车库模板劳务协议》，2019年1月23日序州公司对该部分工程费用结算为187,920元。 案外人周某系刘达军班组工人，经序州公司项目部要求，周某带领工人独立完成合同外工程353,340元，并以刘达军名义向序州公司请求付款，公司已付款243,210元，余款110,130元。2020年6月18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11民终6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刘达军支付周某劳务报酬110,130元。 序州公司代刘达军垫付工人劳务报酬共计452,148.9元，序州公司已付刘达军工程款共计3,593,124元。 一审法院认为，序州公司将案涉工程非法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刘达军并签订《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序州公司是否还欠刘达军工程款，以及欠款金额；二、中信国安公司是否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刘达军承担支付责任。 一、双方于2019年7月29日办理结算，已结算金额3768147.66元，双方无异议。争议部分，即该结算单最后一项“因未完善和修补扣款”栏的备注中注明“因扣款事项未谈妥共计276,093.5元（未完善和修补扣款250,593.5元、罚款25,500元），现扣250,000元质保金，经方吉平经理与刘达军班组协商后续扣款谈妥后直接从250,000元质保金中扣除”该备注已经清楚说明了250,000元的性质为质保金，未完善和修补以及罚款在质保金中扣除。而现序州公司有证据证明的罚款为25,500元，对于未完善和修补费用，序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质保金250,000元还应当退还刘达军224,500元，该质保金于2020年6月28日到期。其次，双方未统计在结算单中的合同外工程量，双方无异议部分为222,302元。争议部分：1.案外人周某带领工人独立完成合同外工程353,340元，因是以刘达军名义向序州公司请求付款，公司已付款243,210元，也是已经计入序州公司已付刘达军工程款3,593,124元中。2020年6月18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11民终6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刘达军支付周某劳务报酬110,130元，故该工程款353,340元应当计入刘达军施工产值内；2.刘达军与案外人温礼芳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地下车库模板劳务协议》，温礼芳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刘达军施工，该部分工程不是由序州公司分包刘达军，没有温礼芳以及刘达军、序州公司共同确认工程款由序州公司直接支付给刘达军，故该部分工程款刘达军应向温礼芳主张。综上，刘达军应收工程款为3,768,147.66元＋224,500元＋353,340元＋222,302元＝4,568,289.66元，序州公司已付和代付工程款3,593,124元＋452,148.9元＝4,045,272.9元，现序州公司尚欠工程款4,568,289.66元-4,045,272.9元＝523,016.76元。 二、因刘达军与中信国安公司无合同法律关系，中信国安公司只是该工程的总承包人，而非发包人，所以刘达军主张中信国安公司在欠付序州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对刘达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支付工程款，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之规定，序州公司应当支付刘达军资金占用利息（分别以298,516.76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8日起算；以224,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8日起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达军工程款523,016.76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分别以298,516.76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8日起算；以224,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28日起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刘达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87元，由刘达军负担1,587元，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 二审中，刘达军提交以下证据：一、第一组证据：1.2号车库工程款审批表；2.民工工资现金发放花名册（2号车库支模）；3.2018年9月26日承诺书；4.2018年10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5.2018年10月17日刘达军借款单。该组证据拟证明刘达军所做温礼芳地下车库工程款已支付给刘达军班组工人，该部分工程款已经计入序州公司的已付工程款3,593,124元中，序州公司与刘达军就温礼芳的工程款结算金额187,920元也应该计入刘达军的施工总产值。二、第二组证据:经序州公司签字确认的《明细分类账》，拟证明序州公司在刘达军撤场前实际付款3,593,124元包含刘达军合同内工程款、零星工程款、替温礼芳所做工程款及代周某领取的工程款。序州公司在《明细分类账》之后的时间新增付款才能另外计算已付款的金额。 序州公司质证认为，一、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是刘达军与温礼芳之间建设工程分包法律关系的付款情况，该款项187,920元不能在本案中处理，不应计入刘达军与序州公司之间的施工总产值中。即便该笔款项金额计入序州公司对刘达军的应付款，也应在序州公司的已付款中再据实核减。二、对第二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刘达军的待证目的。《明细分类账》在摘要部分及双方举证的项目支付审批表和借款单上均明确注明了每笔款项的付款性质和内容。序州公司一审举证已支付刘达军的零星用工费用228,192元（47,188元+132,155元+42,959元+5,890元）对应的付款日期都发生在《明细分类账》之前，但该四笔款项不包含在《明细分类账》的核对款项之中。 中信国安公司未到庭对刘达军二审中所举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刘达军提交的上述两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上述两组证据能否达到刘达军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判。 序州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一、第一组证据：1.有双方签字的《明细分类账》；2.序州公司自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间分10次发放生活费、工资、进度款共计3,593,124元的借款单、项目支付审批表、民工工资发放花名册、转账电子回单。该组证据拟证明：1.在刘达军与序州公司确认的已付款3,593,124元中并不包含序州公司一审举证的零星用工费用222,302元和微信支付的5,890元，上述228,192元应该单独作为已付款在刘达军的应收工程款中扣减。2.周某作为刘达军的班组成员的请、付款，一部分是在132,155元的零星用工费用中，另一部分刘达军以合同内工程进度款的名义申请并支付（2019年1月的500,000元进度款中周某以“Ｂ区二木”名义收款59,000元；2019年2月的2,114,190元进度款中周某以“Ａ、Ｂ区木工”名义收款52,526元），周某的施工内容部分包含在刘达军的合同工程范围内，周某的施工产值353,340元不能单独作为刘达军的结算工程款向序州公司主张。二、第二组证据：2019年2月24日周某签字的收方单，拟证明收方发生在2019年7月29日刘达军与序州公司的最终结算之前，收方单上明确注明了周某的施工内容，与刘达军和序州公司签订的《劳务班组用工协议》第2.2条的工作内容一致。《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17、18项明确说明了该部分是周某在施工。周某施工内容除了零星用工外的部分外其他均已在《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中结算确认过。三、第三组证据：苟方山、官朝均、姜海登、黎应军、周某、李才仲、黄秀君、梁廷胜班组的零星用工项目支付审批表、零星用工计价表、零星用工单、民工工资发放花名册、转账电子回单、零星用工计价汇总表。该组证据拟证明刘达军在施工过程中和退场后，序州公司为了完善刘达军施工存在的质量问题和操作不规范，另外雇佣了工程队来处理该部分工程，并且刘达军在一审中也认可有施工洞未完成，这些代工费用应该在刘达军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31项的250,000元不属于质保金，不应退还刘达军。四、第四组证据：1.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0）川1181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书；2.2020年11月25日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该组证据拟证明序州公司除一审判决已确认代刘达军支付的劳务报酬452,148.9元外，现新增代刘达军付工人工资2,500元。五、第五组证据：《结算附件》，拟证明刘达军2018年4月开始修厕所和门卫，序州公司微信支付5,890元的时间在2018年5月，整体支付具有连贯性。刘达军报上结算材料后，序州公司审计的金额为58,000元。序州公司微信支付的工程款5,890元已在《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30项“临设”中予以结算，不应再单独计入刘达军施工产值。 刘达军质证认为，一、对第一组证据中刘达军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对应的款项都包含在一审法院已查明的序州公司的已付款内。二、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序州公司的待证目的不予认可。周某的工程款没有包含在《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内，周某的施工内容是在刘达军与序州公司《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之外的部分。三、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扣款的合理性无法确认，扣款不应该由刘达军承担。四、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认可序州公司代刘达军付工人工资2,500元。五、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刘达军与序州公司于7月29日办理结算时并没有附《结算附件》。 中信国安公司未到庭对序州公司二审中所举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序州公司提交的第一、二、三、五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该部分证据能否达到序州公司的待证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判。刘达军对第四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且认可序州公司代其支付工人工资2,500元，本院对第四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序州公司作为甲方与刘达军作为乙方签订的《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砖砌体、二次结构）第6.1条约定：甲方驻工地代表姓名：余华勇，职务：项目执行经理……第6.7条约定：甲方对乙方实行施工管理和质量监督，有权对乙方违规、违章行为进行纠正教育和处罚。第7.8条约定：由乙方原因造成工期拖延，或在工程中产生了遗留问题，或对其他专业施工班组产品造成损坏和污染，在甲方规定时间内不能按要求处理好，甲方有权另派他人突击完成和整改，实际发生人工费在乙方当月结算工资中扣除。 2017年6月25日，序州公司与温礼芳签订《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模板工），将峨眉城市中心综合体建设项目山上住宅工程（1栋－30栋及附属设施）工程模板分项施工分包给温礼芳。2018年6月25日，温礼芳与刘达军签订《地下车库模板劳务协议》，温礼芳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交由刘达军施工，协议第2.6约定：“甲方接到乙方结算书后进行审核；结算前提：先由甲方组织有关人员核实乙方的劳务内容和工作量，满足条件后进入结算程序。”序州公司该项目的工作人员李军、宋京泰、方吉平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2019年1月27日，序州公司出具《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班组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施工班组“温礼芳模板班组（刘大军）”、工作内容/分项工程名称“7区水库（含水泵房）”、工程量6480m2，单价29元，结算总金额为187,920元。2019年1月28日，温礼芳与刘达军签订《结算说明》，约定“峨眉城市中心山上住宅项目A区2#楼下车库主体模板本应在温礼芳班组合同承包范围内，后温礼芳班组将此部分交由刘达军班组施工，温礼芳与刘达军协商合同单价为36.5元/m2，按公司预算收方总模板工程量为6480m2，总价为6480m2*36.5元/m2＝236,520元。现温礼芳已付刘达军180,000元，下差刘达军56,520元……”。 再查明，序州公司《明细分类账》载明：1.业务日期2018年6月30日，分别付刘达军B区砌体班组2018年6月工资（生活费）10,500元、34,500元；2.业务日期2018年7月31日付砌墙班组刘达军2018年7月工资108,000元；3.业务日期2018年8月31日支付刘达军B区砌体班组借款20,000元、付砌体班组人工工资351,434元；4.业务日期2018年9月30日分别支付刘达军B区砌体班组2018年8月工资（生活费）60,000元、2018年9月工资（生活费）142,500元；5.业务日期2018年11月30日付刘达军B区砌体班组进度款（生活费借款）252,000元；6.业务日期2018年12月31日付刘达军B区砌体班组进度款（借款）500,000元；7.业务日期2019年1月31日付刘达军B区砌体班组进度款（借款）2,114,190元，以上10笔付款累计金额为3,593,124元。二审中，刘达军确认收到上述10笔款项。 序州公司向刘达军支付零星用工费用：1.2018年9月26日付款42959元；2.2018年12月10日付款47,188元；3.2019年2月2日付款132,155元（经刘达军同意转入周某账户），上述三笔款项共计222,302元。二审中，刘达军确认收到上述3笔款项。 2018年5月11日刘达军向序州公司请款，请款事由：土地临时厕所门卫、砖支木等杂工，序州公司通过微信向刘达军支付5,890元。 中信国安公司峨眉城市中心综合体山上住宅项目部分别于2018年6月9日、8月22日、11月9日、11月14日向刘达军发送《工作联系单》，于2018年9月13日向刘达军发送《峨眉城市中心综合体建设项目山上住宅工程项目工作（范围指令单）》（以下简称《工作指令单》）要求刘达军就部分工程内容进行整改，刘达军对上述五份单据予以签收。 2019年2月20日《调查情况》载明:周某施工内容为楼梯、外包柱，总工天含小工：1606个工日×130元／天＝208,780元、大工：556天×260元／天＝144,560元。序州公司项目经理余华勇在《调查情况》上签字。 又查明，2019年7月29日，序州公司与刘达军就案涉工程办理结算，《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17项载明:楼栋号28－30＃楼附楼，工作内容／分项工程名称：1.垫层浇注，该项备注“1号收方单，实际施工人为周某”；2.基础混凝土浇注，该项备注“挖机浇注，实际施工人为周某”；3.主体混凝土浇注，该项备注“车泵，实际施工人为周某”。第18项载明：楼栋号：车道及水泵房、2、3号楼负二层，工作内容／分项工程名称：砌体、模板、混凝土浇注、钢筋绑扎，该项备注“原李军和班组协商包干价，有议价表，实际施工人为周某”。第30项载明：楼栋号：临设，工作内容／分项工程名称：厕所、门卫室及23＃楼砖胎，结算金额为58,000元。 还查明，2020年9月17日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1181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判决刘达军向付孝友给付劳务报酬3,900元，序州公司对此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年11月25日序州公司付款2,500元。 本院作出的（2020）川11民终636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载明：“中信国安公司系峨眉城市中心综合体建设项目的总承包方，序州公司是该工程劳务分包方。之后，序州公司又将该工程的部分劳务分包刘达军个人，由刘达军组织人员进行施工。自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周某带领其他人员在刘达军承包的劳务工地务工”。 本院除认定以上事实外，对一审已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结算说明》《明细分类账》、项目支付审批表、领款单、民工工资发放花名册、转账电子回单、《工作联系单》《工作指令单》《调查情况》、当事人陈述、（2020）川1181民初2071号民事判决书、（2020）川11民终636号民事判决书等在卷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之规定，序州公司将案涉工程违法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刘达军，双方所签订的《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应属无效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鉴于案涉整体工程已于2019年6月28日竣工验收合格，故对刘达军已完成工程部分，序州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款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序州公司是否差欠刘达军工程款。 一、关于序州公司应付工程款金额的认定。 （一）刘达军代温礼芳完成部分的工程款应否向序州公司主张的问题。首先，《地下车库模板劳务协议》系刘达军与温礼芳签订，序州公司项目上的工作人员李军、宋京泰、方吉平仅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序州公司没有就该部分工程直接与刘达军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序州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人。其次，2019年1月27日，序州公司出具《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班组结算单》，对刘达军完成温礼芳工程部分的工程量进行了确认，次日，温礼芳依据此工程量与刘达军办理了结算，确认刘达军完成的工作量为6480m2，工程总价为236,520元（6480m2×36.5元/m2），双方就已付款和欠付款金额进行了确认。刘达军在二审中认可已收到代温礼芳完成工程的工程款共计239,200元，其中187,920元由序州公司支付，剩余款项由温礼芳支付。可见，刘达军系与温礼芳签订转包合同并进行结算，序州公司系代温礼芳向刘达军支付工程款，刘达军与温礼芳之间的转包合同与序州公司无关，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再次，关于序州公司已付款3,593,124元中是否包含刘达军代温礼芳完成工程的工程款187,920元的问题。根据刘达军在二审中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序州公司就刘达军代温礼芳完成的工程于2018年10月17日向刘达军支付款项183,631元，刘达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明细分类账》中记载的业务日期2018年9月30日分别支付刘达军B区砌体班组2018年8月工资（生活费）60,000元、2018年9月工资（生活费）142,500元的部分即对应序州公司支付刘达军代温礼芳完成工程的工程款187,920元。根据前述已查明的事实，刘达军所领取的代温礼芳完成工程的工程款与《明细分类账》中的记载的款项请款事由、付款金额等均不一致，刘达军于二审中所举证的第一、二组证据不能达到其待证目的，刘达军关于序州公司已付款3,593,124元中包含其代温礼芳完成工程的工程款187,920元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关于《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的工程款5,890元是否已计入刘达军与序州公司《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中的问题。《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30项“临设”的工作内容为厕所、门卫室及23#楼砖胎，结算金额为58,000元。序州公司主张《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的工程款5,890元包含在58,000元中，并于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了《结算附件》。从《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5,890元的项目支付审批表、《结算附件》的内容上看，三份证据反映出的刘达军修建临时厕所、门卫的工程款金额均不一致，也不能反映序州公司与刘达军就修建厕所、门卫室进行结算的经过，无法确认《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30项58,000元的具体组成，序州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结算附件》不能达到其待证目的。《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的工程款5,890元应单独计算施工产值，作为《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外的零星用工费用计入序州公司的应付款。 （三）关于周某施工部分应否单独计算施工产值并计入刘达军名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从查明的事实看，第一，2019年2月20日的《调查情况》载明:周某施工内容为楼梯、外包柱，总工天含小工：1606个工日×130元／天＝208,780元、大工：556天×260元／天＝144,560元（上述款项合计353,340元）。序州公司项目经理余华勇在《调查情况》上签字确认。序州公司主张《调查情况》系为便于周某与刘达军结算确认工时而出具，但《调查情况》上不仅载明了周某的施工天数，还载明了周某的用工计价标准及总的施工产值，序州公司项目经理余华勇在《调查情况》上签字确认的行为表明序州公司认可周某的工作天数及完成的工作产值，故周某施工的工程总产值可确定为353340元。根据已查明事实，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周某带领其他人员在刘达军承包的劳务工地务工，双方当事人确认周某已领取的款项均系通过刘达军向序州公司请款，且其未领取的劳务报酬110,130元也由本院已生效的（2020）川11民终636号民事判决确认由刘达军向周某支付，故周某施工完成的工程产值应计入刘达军名下；第二，序州公司主张周某完成的工程（除零星施工工程）已在2019年7月29日全部进行了结算，但从其提供的《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17、18项能够确认对周某施工的工程款50,310.34元进行了结算，其提交的证据无法反映出《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中包含了周某完成的除零星施工工程外的所有工程内容，序州公司二审中所举第一组证据中向周某的付款情况及第二组证据2019年2月24日周某签字的收方单，不能达到其主张已在2019年7月29日结算中包括了周某完成的除零星施工外全部施工产值的待证目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刘达军主张周某除完成了上述353,340元工程产值外还完成了其他工程，但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不能成立；第四，如前所述，《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包含了周某施工的工程款50,310.34元，另序州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基于刘达军请款向周某支付的工程款132,155元也已计入了双方结算的刘达军零星用工款222,302元的产值中，故周某施工部分已进行了结算的工程款为182,465.34元（50,310.34元＋132,155元）。根据前述分析，本院认定周某施工部分未结算工程款170,874.66元（353,340元-182,465.34元）应当单独计入刘达军的施工产值。 （四）关于250,000元款项的性质认定及序州公司应否向刘达军支付的问题。《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第31项备注“因扣款事项未谈妥共计276,093.5元（未完善和修补扣款250,593.5元、罚款25,500元），现扣250,000元质保金，经方吉平经理与刘达军班组协商后续扣款谈妥后直接从250,000元质保金中扣除”，从该结算单中反映出未谈妥款项共计276,093.5元，实际是刘达军完成工程的产值部分，即使结算单载明为质保金，但其性质实为工程款。双方当事人对于该笔款项应否支付给刘达军存在争议，即对扣、罚款能否确定的问题存在争议。1.关于罚款的问题。第一，从《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31项备注的内容上看，序州公司与刘达军在7月29日结算时并未就罚款金额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中载明的“罚款25,500元”为序州公司单方面的意思表示。第二，序州公司主张其罚款依据为《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砖砌体、二次结构）第6.7条“甲方对乙方实行施工管理和质量监督，有权对乙方违规、违章行为进行纠正教育和处罚”，但该条约定并未明确罚款的事项及标准，序州公司对刘达军的罚款依据不足。第三，序州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三份罚款通知，其中2018年9月5日的《罚款与整改通知单》载明“……对以上存在的楼栋浪费项材料进行罚款处理每户材料浪费扣罚200元…”，但在该《罚款与整改通知单》中并未明确罚款的户数，罚款金额无法确定。其余的两份罚款通知，即2018年6月11日罚款200元、2018年11月21日罚款8,000元，刘达军在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表示认可，刘达军对上述8,200元罚款的自认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2.关于扣款的问题。第一，序州公司与刘达军在7月29日结算时未就扣款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序州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结算之后另行就该扣款金额进行过商议并确认，故不能依据《2019年7月29日结算单》中的“未完善和修补扣款250,593.5元”来确认扣款金额。第二，序州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经刘达军认可签收的五份《工作联系单》《工作指令单》能够证明其就刘达军完成的部分工程不符合要求向刘达军提出过整改要求，刘达军未就《工作联系单》《工作指令单》对应工程已整改完毕提供证据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三，序州公司二审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苟方山班组、黎应军班组部分零星用工可与2018年9月13日的《工作指令单》及2018年11月14日的《工作联系单》对应，二者可形成证据链证明序州公司就《工作联系单》《工作指令单》要求刘达军整改的工程内容找案外人代工并支付了工资，该部分零星用工符合双方在《劳务班组用工协议书》第7.8条的约定，故根据上述证据本院确认序州公司就对应《工作联系单》《工作指令单》刘达军需整改工程部分的代工支出为7,400元，该笔款项应在序州公司的应付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对序州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通知过刘达军整改及零星用工单显示代工发生在通知刘达军整改之前或内容无法与刘达军签收的《工作联系单》《工作指令单》对应的代工款项本院不予支持。序州公司应支付刘达军该笔工程款250,000元，扣除刘达军自认的8,200元罚款及序州公司为案外人代工支付的7,400元，即为234,400元（250,000元-8,200元-7,400元）。序州公司关于250,000元系扣、罚款不应支付刘达军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序州公司的应付款金额为4,401,614.32元［376,8147.66元（结算款）＋222,302元（零星用工费用）＋5,890元（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170,874.66元（周某完成的未结算工程款）＋234,400元［250,000元（暂扣工程款）－8,200元（罚款）－7,400元（代工款）］。 二、关于序州公司已付工程款金额的认定。 （一）刘达军确认其依据《明细分类账》收到序州公司分10笔支付的工程款3,593,124元，分3笔支付的零星用工费用222,302元及通过微信支付的“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5,890元，但主张222,302元及5,890元系已付款3,593,124元的组成部分。从序州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关于向刘达军付款的借款单、项目支付审批表、民工工资发放花名册、转账电子回单等证据，能够体现出每次付款的时间、金额、事由，并且可与《明细分类账》摘要部分彼此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序州公司已支付的零星用工费用222,302元及“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5,890元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确认的已付款3,593,124元彼此独立，零星用工费用222,302元、“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5,890元并未包含在序州公司已付款的3,593,124元。（二）一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序州公司代刘达军垫付工人劳务报酬共计452,148.9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序州公司于2020年11月25日支付工人劳务报酬2,500元，故序州公司代刘达军支付工人劳务报酬共计454,648.9元（452,148.9元+2,500元）。 综上，序州公司的已付款金额为：3,593,124元（结算内已付款）+222,302元（零星用工费用）+5,890元（修临时厕所、门位、砖支木款）+454,648.9元（代付工人工资）=4,275,964.9元。 根据前述认定，序州公司应向刘达军支付工程款为4,401,614.32元，扣除已支付的工程款4,275,964.9元，序州公司尚欠刘达军工程款125,649.42元。 三、关于欠付工程款的利息计算。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及第十八条第一项“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本案中，刘达军与序州公司未就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进行约定，也未就刘达军完成工程交付时间提供证据，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整体工程于2019年6月28日竣工验收合格，可确定刘达军完成工程至迟已于2019年6月28日交付序州公司，依据上述规定，欠付工程款利息应从2019年6月28日起算，但鉴于刘达军一审起诉时请求欠付工程款利息自2019年7月29日起算，其主张系刘达军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刘达军对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计算标准无异议，故序州公司应当支付刘达军欠付工程款利息为：以125,649.42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一审判决中信国安公司不承担本案连带付款责任，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以致一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刘达军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上诉人序州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0)川1181民初1964号民事判决； 二、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达军工程款125,649.4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以125,649.42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刘达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587元，由刘达军负担6,823元，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612元，由刘达军负担10,828元，四川省序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7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乌建英 审 判 员 杨梅娜 审 判 员 余 遥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 童渝婷 书 记 员 周惠琳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 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 (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 (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 第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 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 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