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1）湘01刑终193号原公诉机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杰，男，1964年2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大专文化，系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户籍地长沙市雨花区，住长沙市雨花区。因涉嫌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于2020年5月11日自动投案，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二看守所。辩护人曾东明，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原审被告人高杰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案，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作出（2020）湘0111刑初91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高杰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2日将案件移送本院，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合议庭审阅了全案卷宗材料，审讯了上诉人高杰，听取了辩护人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查明：2010年10月，被告人高杰伙同其妻子周某及彭建炜注册成立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2011年11月30日，被告人高杰以该公司名义与长沙县石燕湖村毛家塘村民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用该村集体土地90亩，其中耕地60亩，水塘10亩，林地（山地、旱地）20亩经营休闲农业、绿化苗木。耕地（旱地）租期至2026年12月31日，水塘、林地（山地）租期至2053年12月31日。随后，被告人高杰伙同当地村民刘国辉、肖富强（均另案处理）共同出资将上述地块建成卸土场，其中被告人高杰持股50%，刘国辉、肖富强共同持股50%，被告人高杰负责卸土场的协调工作，刘国辉则全权委托肖富强负责具体运作。该卸土场于2012年10月23日至2013年4月17日期间，堆放废弃渣土共计17929车，收取卸土费用人民币1792900元。经鉴定，堆放废弃渣土行为致使该地块内原有耕地52.6545亩、林地3.873亩毁损特别严重，已无法正常种植农作物。后肖富强组织人员对该地块进行了补植复绿，现阶段植被恢复情况良好。2020年5月11日，被告人高杰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开庭举证、质证并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1.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城市管理警察大队出具的抓获经过，证明2020年5月11日，被告人高杰经电话通知后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的事实。2.扣押决定书、现金存款凭证，证明公安机关分别扣押了刘国辉、肖富强人民币43万元、50万元。3.提取笔录及记账笔记本、授权书、“收回卸土票”统计表复印件，证明2019年11月19日，公安机关依法提取了肖富强持有的记账笔记本1本、授权书1页、“收回卸土票”统计表3页复印件。4.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明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5.湖南省耕地质量损毁鉴定报告，证明案发地块内的56.5275亩原耕地田间基础设施全部被破坏，原耕作层被破坏，耕地质量严重下降或耕地生产能力丧失，损毁程度为“特别严重”，已无法正常种植农作物。6.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底，高杰拿着其在毛家塘的租地合同找到当时为佳兆业四期项目工地负责人的刘某1，让刘某1把佳兆业四期的土方外运至其在毛家塘的那块租地上，因该租地距离佳兆业四期工地很近，刘某1便答应了。刘某1为了处理卸土票防伪问题，使用了其侄子袁冯恩的个体户“青山工程施工队”公章，所以外面的人都称刘某1的公司为“青山公司”。刘某1负责的项目土方工程于2013年5月完工后就离开了。关于卸土场的操作，刚开始是刘国辉和公司的人在现场画“正”字，后肖富强做了卸土票交给公司财务，刘某1这边再盖上“青山公司”的章，按照100元／车的价格计算卸土费，这个价格是刘某1与高杰、刘国辉等人协商确定的。后刘某1公司一共卸了1万7千多车渣土。卸土费的结算起初是高杰及其妻子来找刘某1结账，后刘国辉拿着毛家塘的租赁合同找到刘某1称这个卸土场是其和高杰合伙的，刘某1和高杰、刘国辉3人协商后同意将卸土费对半分别支付给高杰、刘国辉，而肖富强是刘国辉的代理人，由其代刘国辉结算。2014年政府要求复绿，刘某1将最后18万元卸土费给了高杰10万元，肖富强8万元。卸土前该租地是耕地、林地、水塘的原始状态，有植被覆盖，整个卸土面积有50多亩。7.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秋季的1天，周某的老公高杰称在××镇××村××组有块空闲地，想租来搞个农家乐，带周某去现场实地察看并进行了规划。在和村组商量租地的时候，因高杰是跳马镇的干部不能直接出面，便要周某以自己为董事长的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跟跳马镇石岩湖村毛家塘组的组长签订了租地合同，约定年租金9万元左右，周某签了该公司彭建炜的名字，彭建炜盖的公司公章。2011年底，高杰和刘国辉决定合作将该租地做成卸土场，之后都是高杰和刘国辉在处理卸土场的事，高杰只让周某找刘某1拿过三四次钱，每次10万元左右。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是2010年10月20日注册的，法人代表是彭建炜，董事长是周某，没有其他员工，是个空壳公司。8.证人刘某2、刘某3的证言及土地流转合同书、记账凭证、收据、收条等，证明2011年七八月时，高杰联系毛家塘组组长刘某2，称想租毛家塘的地开农家乐。刘某2与毛家塘组委会成员会计刘建武、妇女组长许喜莲协商后，经组民代表签字同意，于2011年11月30日由石燕湖村委会、毛家塘村民小组和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书。合同上是高杰的老婆周某签的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彭建炜的名字。合同约定将唐家汤组的耕地60亩、水面10亩、林地20亩流转给该公司，耕地流转期限为15年，林地流转期限为42年。合同签订没多久，高杰就用该地做了卸土场。9.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至2015年，吴某是刘某1所在公司在佳兆业四期项目的出纳。当时倒渣土的费用分别支付给过高杰、周某和肖富强3个人，价格为100元／车。10.证人游某1、游某2的证言，证明2011年，游某1以“南托建筑公司”的名义在水岸新都四期项目接了一些如石燕湖修路、池塘清淤、土方外运等小项目在做。2012年至2014年，肖富强、刘国富、高杰等人在毛家塘做了卸土场，项目的很多土方都将土卸在那里。游某1当时联系了肖富强，也以100元／车的价格在该地块卸过百来车土方。11.证人杨某的证言及领款凭单，证明2012年杨某所在的“湖南望新建设公司”接了水岸新都四期项目的外围挡墙、道路及厂内土方平整的施工工程，当时该工程由杨某负责。因施工需要，杨某以100元／车的价格卸了200多车的渣土在肖富强开设的位于毛家塘组的卸土场里，共计支付卸土费29400元。12.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王某的丈夫肖富强于2011年与刘国辉、高杰3人合伙在石燕湖村毛家塘组开设了卸土场，刘国辉没时间管理，给肖富强写了全权委托书进行管理，高杰是镇上干部不方便出面，就由肖富强全权负责卸土场的工作。王某用笔记本每天记了账。按照王某账本显示，该卸土场于2012年10月23日正式开始卸土，一直卸到2013年4月17日，账本上记载的数量有18000车左右。后因有人告状，肖富强怕出事，就在王某手上拿了10万元在卸土区植树种菜。13.同案人肖富强的供述，证明2011年，肖富强与高杰、刘国辉合伙在××镇××村××组搞了个卸土场，刘国辉出资50万元和高杰各持股50%，后肖富强支付10万元给刘国辉后占了刘国辉股份的一半。刘国辉全权委托肖富强管理该卸土场，高杰负责跟毛家塘村民签订租赁协议和处理政府、村、组关系。高杰本身是跳马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毛家塘村民签订了租地协议，听说是其妻子周某用一个叫彭建炜的名义签的。肖富强负责收卸土票，每车收取100元的卸土费。该卸土场没有经过任何许可或者协议。共计卸土17929车，其中游某1286车，杨某249车，刘某1的青山公司卸土17394车，价格为100元／车，时间为2012年10月至2013年4月17日。高杰和刘国辉分别找刘某1结账。总共收取了1792900元的卸土费，高杰收了85万元，刘国辉收了43万元，余下的459400元由肖富强收取用于人工、设备、日常开支以及复绿等开支。该卸土场于2013年5月关闭。2014年，政府出面要求将卸土场复绿，肖富强便组织对该卸土场进行了复绿。14.同案人刘国辉的供述，证明2011年8月左右，刘国辉在饭局上认识了跳马镇政府拆迁事宜负责人高杰，高杰提到佳兆业四期马上就要开工了，可以搞个卸土场。2012年9月左右，高杰带刘国辉现场看了其在毛家塘组租的地，其当时缺乏启动资金，称预计需要70万元，于是2人约定刘国辉出资50万元，高杰出资20万元并负责协调所有的租地、拆迁事宜，2人各持股50%合伙经营卸土场。刘国辉要同学肖富强出资10万元，并全权交给肖富强管理，让肖富强占自己股份的一半。刘国辉先后2次将共计50万元交给高杰后，高杰给刘国辉出具了1张借条，刘国辉认为高杰没有合作的诚意，就不同意动工卸土，要求高杰退钱。经协商后，高杰同意刘国辉从卸土场收取卸土费用于偿还投资款50万元。后刘国辉收取了43万元卸土费后就没再过问卸土场的事了。15.被告人高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明2011年，高杰想租赁××镇××村××组的地开农家乐，但因其是公务员身份，便让其妻子周某和彭建炜以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签了租赁合同。2011年底，石燕湖村的村民刘国辉提出想和高杰合作在高杰租的上述土地上搞卸土场，高杰因开农家乐资金上有困难便同意了。后陆续有杨某、游某1、刘某1等人过来卸土。跟刘某1谈好是按照100元／车的价格以土地设施赔偿费用的名义来收取卸土费。刘国辉入股了50万元，其中20万元是肖富强的。该卸土场由高杰、刘国辉、肖富强3人负责，后来刘国辉全权委托肖富强负责收发卸土票、出入证、对账等事宜，再根据卸土票，由高杰和肖富强各拿各的钱。高杰共收取了大几十万元的卸土费。该卸土场没有办理合法手续。庭审中，被告人高杰对上述供述予以否认，供称其系向刘国辉借款50万元开农家乐，后刘国辉等人不顾其反对强行在上述土地上开设了卸土场。16.被告人高杰的户籍证明及现实表现材料，证明被告人高杰的基本身份信息及现实表现情况。原判认为，被告人高杰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伙同他人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共计56.5275亩，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高杰起主要作用，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予以处罚。关于被告人高杰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高杰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辩解、辩护意见，原判认为，根据同案人刘国辉、肖富强的供述，证人周某、刘某1、刘某2、刘某3、吴某、游某1、游某2、杨某、王某等人的证言及记账笔记本、鉴定报告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高杰以长沙市常顺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的名义租用土地后，伙同刘国辉、肖富强违法开设卸土场，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构成要件，故对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人高杰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追缴本案违法所得人民币1792900元，上缴国库。高杰上诉提出：一、没有证据证明2010年成立常顺公司是本案犯罪预谋，高杰不是常顺公司的股东，常顺公司也不是本案的共同犯罪嫌疑人，租赁土地的目的是用于开办农家乐；二、没有证据证明《土地租赁合同》是高杰以常顺公司的名义签订，常顺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土地租赁合同》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三、没有证据证明高杰伙同刘国辉、肖富强共同出资将涉案地块建成卸土场。证人刘某1笔录中说，高杰曾打了个报告给长沙县国土局想办理卸土手续，最后手续没有办下来。可见初期确实有将卸土工程依法处理的过程，因此，不能把这一过程之前的行为界定为合伙犯罪。刘国辉的笔录中说“卸土未获政府许可后，高杰不同意合作卸土”，恰恰说明刘国辉与高杰从未就共同出资将涉案地块建成卸土场达成一致。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高杰参与了卸土场的建设，参与收取了卸土费用，参与了卸土场的管理；四、没有证据证明高杰在卸土场持股50%；五、没有证据证明高杰负责卸土场的协调工作和协调了哪些工作。事实上，长沙县跳马镇佳兆业项目开发建设中卸土的实施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长沙市国土局已经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行政处罚，将高杰定性为犯罪是错误的。高杰在一审中曾申请常顺公司工作人员就承租的土地被强行卸土并发函制止的过程予以作证，但一审没有同意，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故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原判，宣告高杰无罪。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高杰主观上没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的故意；跳马镇政府引入大型房地产项目却没有配备相应的渣土堆卸区是本案的诱因；刘国辉为了收回借款安排肖富强大量卸土不是高杰的主观意愿且也无法控制。涉案土地填土后可以继续栽种花卉苗木，原判依据的土地毁损鉴定结论经不起推敲。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高杰犯非法占用农地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列证据已在原审开庭时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二审期间，上诉人高杰及其辩护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高杰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伙同他人非法占用农用地56.5275亩，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占用农地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高杰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关于高杰提出其不同意在常顺公司租赁的农地上卸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了卸土场的建设和管理、没有收取卸土费用、所收取的费用为非法占用租赁地的赔偿等上诉理由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高杰没有非法占用农地的主观故意、高杰不能控制刘国辉、肖富强卸土的辩护理由。经查，同案人刘国辉、肖富强的供述，证人周某、刘某1、刘某2等的证词，以及上诉人高杰在本案前期的供述互相印证，充分证明高杰伙同他人改变土地用途、非法卸土，试图以所谓赔偿费的名义掩盖其分取卸土费之实的事实。故原审未予同意高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无不妥。其辩护人提出原判所依据的土地毁损鉴定意见依据不足的问题，经查，长沙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对涉案土地进行了现场勘查，出具《耕地质量毁损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已于一审举证、质证，依法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高杰的上诉理由和辩护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高杰所提其他上诉理由与本案处理无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考虑了相应的量刑情节，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对被告人高杰判处相应的刑罚，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新文审判员  刘 军审判员  余 丹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赵 柳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