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8民终34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占立，女，1976年12月15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杰，河北天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东，男，1974年11月1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峰，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有民，男，197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承德市上板城镇西三家村。 法定代表人：周亚红，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亚林，男，1955年5月22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上诉人赵占立、刘海东因与被上诉人康有民、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琳公司）、周亚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占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杰、上诉人刘海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峰、被上诉人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亚红、被上诉人周亚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康有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占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自2017年5月7日按年利率7.73%计算利息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改为自2017年5月7日起按月息7.73‰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原告主张借款利率为年息7.73%，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但是，上诉人起诉状中明确主张的是按照月息7.73‰计算利息至给付之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也是月息7.73‰，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误将月息7.73‰写成了年利率7.3%，属于明显的笔误，应当予以更正。经申请人申请后原审法院未予更正，故此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刘海东辩称，1、赵占立上诉理由一审法院明确不属于更正事由。2、赵占立上诉的要求更正利息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刘海东在上诉请求不认可一审判决确定利息的支付方式和计算方法，赵占立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同刘海东意见。 周亚林辩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和判决是正确的，赵占立诉借贷诉讼中多次修改起诉书，我认为他说一审法院笔误，我认为一审法院不是笔误，在一审判决多次说年利率7.73%，已经高于国家贷款利率，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康有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刘海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赵占立对刘海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海东为共同借款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1、“2017年5月7日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被上诉人赵占立应向实际收到款项的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返还责任。原审被告周亚林以“赵占立涉嫌高利转贷”为由向承德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报案，承德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立案侦查后，因侦查中发现赵占立未获违法所得，不应追究刑事责，但认定了赵占立涉嫌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事实，及向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放贷的事实。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第一、三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之规定，“2017年5月7日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为实际收到借款方，系返还主体，故被上诉人赵占立应向实际收到款项的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返还责任，上诉人刘海东不应承担返还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刘海东在“2017年5月7日借款合同”及“借条”上签字，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非是共同借款人签字确认行为。2017年5月7日借款时，刘海东系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5月7日借款合同”借款人栏处由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确认，刘海东作为法定代表人在法定代表人栏处签字确认，上述行为刘海东均是履行的是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并非是作为共同借款人的签字确认行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刘海东系共同借款人本金事实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3、赵占立向刘海东出具的“15万元收条”载明收到刘海东代公司偿还借款l5万元，说明赵占立自认借款人系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刘海东非共同借款人。4、2017年5月7日发生的借款直接打到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账号，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业已实际收到该笔借款，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因此，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系实际借款人。二、“2017年5月7日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请求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802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赵占立对上诉人刘海东的诉讼请求。 赵占立辩称，一、借款人是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017年5月7日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赵占立借款200万元，资金使用用处是资金周转。因当时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已经陷入困境，因此，赵占立提出由刘海东、周亚林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才达成该借款合同。借款人是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合同首部借款人处标明刘海东、周亚林。如果是职务行为应当写公司名称而不是个人名，所以借款人包括刘海东、周亚林。其次，合同尾部借款人处有刘海东、周亚林本人签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说明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确认该行为。第三、借款借据上明确注明借款人为刘海东、周亚林，进一步确认了刘海东的借款人身份。第四、周亚林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确认了是借款人的身份。在2018年，赵占立索要借款时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赵占立涉嫌高利转贷向承德市公安局高新区公安分局报案。公安机关于2018年10月17日向周亚林调查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周供述：“我和当时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法人刘海东共同作为借款人在赵占立提供的这200万元借款合同上面签的字”。进一步表明了周亚林、刘海东作为借款人的身份真实身份。该举报经公安机关查证后因赵占立未获取违法所得，撤销案件。二、上诉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8月20日《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论证发生在2017年的借款行为无效是错误的。2020年“820”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但是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而本案立案时间是2020年5月22日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6月23日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这里强调的是转贷获利的才无效。高新区公安分局查实后正是因赵占立未转贷获利的才撤销的案件。上诉人引用2020年“820”解释来给发生在2017年的借贷合同定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三、本案的性质为借名贷款而形成的借款关系，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谓借名贷款是指实际用款人因各种原因不能通过正常程序在信贷机构获得贷款，从而采取借他人名义在信贷机构获取贷款。由名义借款人以自己的名义、证件办理贷款，名义借款人与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待出借人放款后，名义借款人再将所借款项交由实际用款人使用，并由实际用款人直接或间接归还借款及利息。1、借名借款行为违反的是行政规章，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借名借款行为违反的是《贷款通则》第19条“（借款人）应当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第20条规“（借款人）不得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通过“借名借款”取得的款项，事实上是由实际借款人使用，而名义借款人为申请贷款必须向银行隐瞒真实的借款用途，涉嫌“采取欺诈手段”，其违反借款合同约定将所借款项交由实际借款人使用，又属于“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由此，“借名借款”行为显然违反了《贷款通则》的规定。《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其所制定的《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规章并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2、赵占立与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抵押合同”是为了约束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于利息的约定无效，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如前所述，借名借款行为虽违反行政规章规定，但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赵占立与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是对双方之间使用借款行为的约定。赵占立从农村信用社所借款项直接转给了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指定的收款人李晓勇用于博琳公司经营。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超出了与信用社实际约定的7.732697‰贷款利率，该约定应属无效。但赵占立也没有按照该标准主张权利，并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使用了该笔借款，没有按照约定期限偿还借款应当承担支付利息赔偿相应损失的责任。3、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实际借款人未及时归还借款而导致名义借款人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上所述，借名借款通常由名义借款人与出借人订立借款合同，待出借人放款后，名义借款人将所借款项交由实际借款人使用，并由实际借款人间接或直接归还借款。在订立借款合同的过程中，名义借款人虽以自己名义与出借人订立借款合同，但其订立合同的行为系根据实际借款人的要求做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实际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因此名义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行为体现了实际借款人的意志。而在借款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实际借款人既是借款的使用者、也是借款的归还者，故实际借款人通过名义借款人实际承受了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综上所述，名义借款人接受实际借款人指示处理实际借款人事务，双方构成委托关系。名义借款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出借人订立借款合同，名义借款人的行为属于隐名代理。赵占立与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为三个月，但作为实际借款人至今仅偿还了51万。按照双方的合同第十三条13.3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偿还借款，除按约定利率继续支付利息外，每日向出借人支付万分之五的罚息。赵占立主张“820”司法解释标准按照年利率15.4%，远低于日万分之五的规定。四、赵占立主张要求按照违约责任承担损失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法》第407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构成委托关系，因实际借款人未及时归还借款而导致名义借款人向出借人承担责任，该事由显然下可归责于名义借款人。因此，名义借款人在偿还了借款后可以直接根据双方的约定向实际借款人主张权利。包括给付借款产生的利息、律师费等项损失。 周亚林辩称，刘海东上诉理由不成立，1、借贷关系是因刘海东职务侵占发生，他把公司钱拿走导致借贷关系发生，2、刘海东为什么当时急于借钱，他是法定代表人，是为了掩盖自己侵占公司利益而发生的，3、如果刘海东不是共同借款人，那本人更不是共同借款人。 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同意周亚林意见。 康有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赵占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周亚林、被告刘海东偿还借款本金1,510,000.00元及利息337,371.10元（并支付自2020年5月7日起按照月息7.73‰计算利息至给付之日）；2、各被告给付原告主张上述债权的费用103,862.00元；3、被告康有民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费用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7日，赵占立作为出借人，刘海东、周亚林、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康有民作为担保人，三方签署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约定：1、借款金额为贰佰万元整，小写2,000,000.00元；2、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7年5月7日起至2017年8月6日止；3、借款月利率为3%；4、保证方式为全额连带责任保证；5、保证期限为借款到期之日内两年期内有效至借款合同下本息结清后解除。赵占立于2017年5月7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1,900,000.00元及100,000.00元，合计2,000,000.00元。2020年5月19日,借款人赵占立与保证人康有民签订担保协议书，载明：1、保证人承诺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2、保证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2017年5月至2017年11月，被告周亚林累计偿还原告合计360,000.00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被告刘海东累计偿还原告合计240,000.00元。另查明，2018年9月26日，被告周亚林以“原告赵占立涉嫌高利转贷”为由向承德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报案，承德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于2018年10月19日进行立案侦查，后因侦查中发现赵占立未获违法所得，不应追究刑事责。于2018年10月29日对该案做撤销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和借款借据以及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能够印证原告与被告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刘海东、被告周亚林辩称其二人系履行职务行为，因二人在借款协议及借款借据借款人处签字，并以其个人账户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且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个人所偿还的借款系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故被告刘海东、被告周亚林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借款协议“签字认同”处加盖公章，系对借贷关系的确认，同样应认定为共同借款人。被告康有民在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及担保协议担保人处签字，应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如约履行了出借义务，被告应该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现被告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原告自认收到被告的款项系偿还其借款本金，即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为1,400,000.00元。原告主张借款利率为年息7.73%，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刘海东、被告周亚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赵占立借款本金1,400,000.00元，并自2017年5月7日起按年利率7.73%计算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刘海东、被告周亚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赵占立为实现债权的费用103,862.00元；三、被告康有民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计算。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赵占立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借款利率为月息7.73‰，一审法院对此项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立案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根据法律规定适用2015年颁布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中第十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上诉人刘海东并未举证证明上诉人赵占立存在高利转贷行为，故对其主张案涉借款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2017年5月7日的《借款担保合同》部首载明上诉人刘海东与被上诉人周亚林为借款人，且上诉人刘海东在该合同及案涉《借款借据》的借款人签字处均签字并捺指印，上诉人刘海东主张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而非共同借款人签字确认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赵占立在一审诉讼请求中主张借款利率为月息7.73‰，该主张符合实际情况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判令案涉借款自2017年5月7日起按年利率7.73%计算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为案涉借款自2017年5月7日其按月利率7.73‰计算支付利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刘海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赵占立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四条（201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刘海东、被告周亚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赵占立为实现债权的费用103,862.00元；三、被告康有民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撤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20）冀0802民初13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一、被告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刘海东、被告周亚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赵占立借款本金1,400,000.00元，并自2017年5月7日起按年利率7.73%计算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三、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刘海东、周亚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赵占立借款本金1,400,000.00元，并自2017年5月7日起按月利率7.73‰计算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对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计算。 一审案件受理费2400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427.30元，合计49431.30元，其中24004.00元由刘海东负担，剩余25427.30.30元由承德博琳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刘海东、周亚林、康有民四方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裴赤博 审 判 员 应春明 审 判 员 高伶丽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顾成龙 书 记 员 闫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