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34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振杰，男，195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宁海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晓飞，男，1971年9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梁丽娜，女，198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普宁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柏松，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泽棠，男，195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晓玲，女，1980年9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子塔，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秀萍，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因与被上诉人郭泽棠、郭晓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6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郭泽棠、郭晓玲原审诉讼请求，改判支持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的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郭泽棠、郭晓玲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为“鉴于郭泽棠、郭晓玲既未依约支付租金构成违约，有奖涉案商铺交由案外第三人使用至今，故其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对此，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认为：其一，原来的签约主体保欣公司已注销，涉案合同因为一方主体消灭而没有继续履行的条件，故涉案合同应终止。其二，在承租主体消灭的情况下，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需要承担的只是违法注销的赔偿责任，而不是承担合同继续履行的义务。关于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已于2019年5月23日发函（发函通知虽无签名，但签名版本已发给郭泽棠、郭晓玲且快递单上显示有发件人姓名）说明“由于保欣公司未能出租使用，且保欣公司已经办理清算和注销手续，现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通知阁下于2019年12月25日收回商铺”，该函已告知涉案商铺的承租主体已消亡，并通知郭泽棠、郭晓玲到现场查看和收回涉案商铺。即使涉案商铺由第三人在使用，也应由郭泽棠、郭晓玲决定是继续出租还是收回自行处置。郭泽棠、郭晓玲未按照该通知到现场查看和收回商铺，对于此后的损失，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不负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认定现场已经改变，完全是枉顾事实。事实上，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从未改变过二楼和一楼商铺的间隔，三楼改动过的也已经大部分恢复。涉案商铺已经空置且恢复原状。被上诉人郭泽棠、郭晓玲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并无法定和约定的解除权。根据《九民纪要》第四十六条及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只有享有法定或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的方式解除合同，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只有在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下才可依据特定条件主张解除合同。就本案而言，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作为保欣公司的股东属于恶意注销公司，故不符合前述规定的行使解除权的条件。此外，根据之前的判例，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在注销保欣公司时未将涉案商铺交还给郭泽棠、郭晓玲，而是继续出租获取收益，前案也认定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三个股东应承继合同权利义务承担支付租金的义务。因此，在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未依法对涉案商铺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其主张解除合同不合理。郭泽棠、郭晓玲于2020年1月2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支付郭泽棠、郭晓玲3101号商铺自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止的租金（其中2017年1月至2017年10月租金按每月1723元计算，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租金按每月2215元计算，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租金按每月2461元计算，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30日每月租金按2707元计算；其中扣除已付的从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每月936元的租金及从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期间每月支付936元的租金）；2.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向郭泽棠、郭晓玲支付逾期支付上述租金的违约金（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付清上述租金之日止，以当月应付未付的租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以不超过所欠付的租金总额为限）。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反诉请求确认：《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于2019年12月25日解除。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68号3101铺的权属人为郭泽棠、郭晓玲（为共有关系），建筑面积16.4505平方米，用途为商业。2013年8月6日，郭泽棠、郭晓玲（甲方）与保欣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上述北京路68号3101铺，乙方承租及授权经营管理的物业为北京路68号北京大厦首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的全部物业，建筑面积约为12857平方米，租赁期为10年，其中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月租金为984元，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月租金为1231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月租金为1723元，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月租金为2215元，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月租金为2461元，第六年开始到第八年每年按上一年度递增10%，第九年到第十年每年按上一年度递增15%，直至合同期满。租金每月支付一次，每月10日前（如遇节假日则以休假日的次日期限为最后一天）支付当月租金；甲乙双方在签订达到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0%以上（含70%），乙方向甲方支付租赁保证金为两按（即两个月基准价租金）4922元及首月租金984元；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违约方须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守约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如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租赁保证金的，每逾期1日，按未付金额的百分之一支付滞纳金，逾期一个月未支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收回商铺，乙方缴纳的保证金甲方不予退还，由此而收铺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租赁期届满，乙方需将物业按现状交还甲方，但必须保证每个业主铺位按产权面积图间隔好等。郭泽棠、郭晓玲在该合同落款处注明的通讯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碧桂花城紫华B区12座T01。合同签订后，郭泽棠、郭晓玲将涉案商铺交付保欣公司使用。原审另查明，保欣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被注销，清算组为全体股东即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在保欣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中显示：2018年5月21日，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签署《清算报告》，载明清算组已于2018年4月2日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清算组已于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于2018年4月3日在民营经济报纸上刊登了公告，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制定了清算方案，并报请股东确认，清偿顺序如下：1.支付清算费用，2.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已全部结清，3.本公司所有税款已缴完毕，税务部门已出具《注销税务事项通知书》，4.公司债务已全部清偿等。2018年8月22日，卓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保欣公司企业注销税务登记税款清算鉴证报告。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为证明其已通知郭泽棠、郭晓玲解除合同，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向郭泽棠、郭晓玲发出的《解除合同及收回物业通知书》及顺丰速运邮寄单，其中《解除合同及收回物业通知书》载明：作为原广州保欣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现通知阁下如下：由原保欣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承租阁下的物业，合同期限2014年11月1日到2024年10月31日，由于保欣公司未能出租使用，且保欣公司已经办理清算和注销手续，现在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通知阁下于2019年12月25日前收回商铺，同时原有的租赁合同即告终止。该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12月15日，通知人一栏为空白。顺丰速运邮寄单载明寄件方为周晓飞，寄件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68号703室，收件方为郭泽棠、郭晓玲，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碧桂花城紫华****T01。郭泽棠、郭晓玲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无法确认通知人，且凭邮件单上的寄件人不能认定是解除合同的通知人。原审法院认为，郭泽棠、郭晓玲与保欣公司签订的《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保欣公司未依约支付2017年1月起的租金，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保欣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注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保欣公司的清算组应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郭泽棠、郭晓玲等已知债权人。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为证明其已通知郭泽棠、郭晓玲保欣公司清算及解除合同的事项，提交上述《解除合同及收回物业通知书》及顺丰速运邮寄单，但上述《解除合同及收回物业通知书》既未注明通知人，其寄送时间亦已在保欣公司注销之后，致使郭泽棠、郭晓玲并未能在保欣公司注销前及时申报债权；因此，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已将公司清算事宜书面通知郭泽棠、郭晓玲。郭泽棠、郭晓玲主张作为清算组成员的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承担本案责任，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标准的问题，因郭泽棠、郭晓玲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故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违约金以调整至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为宜，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则应参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且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所欠租金为限。关于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要求确认上述《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于2019年12月25日解除的反诉请求，如上所述，上述《解除合同及收回物业通知书》未注明通知人，亦未有证据证实郭泽棠、郭晓玲已收到上述通知；此外，现有证据亦未能证实涉案房屋已具备交还给郭泽棠、郭晓玲的条件，在此情况下，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发出上述解除合同的通知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故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上述反诉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于2020年9月17日判决如下：一、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泽棠、郭晓玲一次性支付从2017年1月起至2020年4月止的商铺租金（其中2017年1月至2017年10月租金按每月1723元计算，2017年11月至2018年10月租金按每月2215元计算，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租金按每月2461元计算，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30日每月租金按2707元计算；其中扣除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已支付的从2017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每月936元的租金及从2019年1月至2019年9月期间每月936元的租金）；二、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泽棠、郭晓玲支付逾期给付2017年1月1日起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租金的违约金[自2017年1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当月所欠租金为基数，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如遇节假日则以休假日的次日期限为最后一天）；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当月所欠租金为基数，参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遇节假日则以休假日的次日期限为最后一天）]。该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上述所欠租金总额为限；三、驳回郭泽棠、郭晓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的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2240.2元、反诉受理费50元，由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共同负担。经二审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向本院提交两张图片，以证明：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已根据房产证附图对涉案商铺进行间隔，涉案商铺已恢复原状。郭泽棠、郭晓玲发表质证意见称：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因郭泽棠、郭晓玲未到商铺现场核实过。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提交的该照片与郭泽棠、郭晓玲原审时提交的不一致，故不确定照片所反映的是否是涉案商铺的现状。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经查，本案纠纷所涉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故本案处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其一，郭泽棠、郭晓玲与保欣公司签订的《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是否应于2019年12月25日解除；其二，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是否应向郭泽棠、郭晓玲支付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止的租金及相应违约金。关于郭泽棠、郭晓玲与保欣公司签订的《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是否应于2019年12月25日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本案中，依据已查明的事实，郭泽棠、郭晓玲与保欣公司于2013年8月6日签订《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在该合同履行期间，保欣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被注销工商登记，自此丧失民事主体资格，故其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郭泽棠、郭晓玲签订的《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应终止。据此，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反诉请求确认该《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于2019年12月25日解除，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此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是否应向郭泽棠、郭晓玲支付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止的租金及相应违约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郭泽棠、郭晓玲与保欣公司签订的《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租期至2023年8月5日止，现无证据反映该合同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故应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尚在履行期间，作为保欣公司股东的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即在明知保欣公司对外尚有债务未清偿完毕的情况下未依法定程序履行清算义务而于2018年5月22日将保欣公司注销，导致包括郭泽棠、郭晓玲在内的保欣公司债权人遭受相应的损失，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作为保欣公司原股东，应就其违法注销保欣公司的行为对郭泽棠、郭晓玲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终止前，保欣公司自2017年1月起即存在拖欠租金的违约行为，故应当向郭泽棠、郭晓玲承担继续支付租金及相应违约金的违约责任，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的前述行为导致保欣公司未能在被注销之前实际承担前述违约责任，郭泽棠、郭晓玲因此而遭受相应的欠租及违约金损失，应由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赔偿。在《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终止后，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应对保欣公司与郭泽棠、郭晓玲之间基于《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所产生的租赁合同债权债务进行及时清理，包括将涉案商铺按约定的返还条件及时腾空交还郭泽棠、郭晓玲，其未及时腾空交还，导致郭泽棠、郭晓玲遭受相应的损失，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亦应对此予以赔偿，该损失可参照前述《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及逾期交租违约金的标准计算。据此，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诉请郭泽棠、郭晓玲支付自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止的租金及相应的违约金合法有据，原审判决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妥，可予维持。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以其已通知郭泽棠、郭晓玲在2019年12月25日收回涉案商铺为由，上诉认为其无需向郭泽棠、郭晓玲承担自此之后的损失，但如前所述，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作为保欣公司的股东，在违法注销保欣公司之后，应当将符合约定返还条件的涉案商铺及时腾空交还郭泽棠、郭晓玲，而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在本案中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已将涉案商铺恢复至符合约定返还条件并通知郭泽棠、郭晓玲在合理期限内接收，故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如此，在《北京大厦商铺租赁合同》已经终止且作为原出租人的保欣公司的民事主体资格已丧失的情况下，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作为保欣公司的原股东应当善尽股东责任，尽快将涉案商铺恢复至符合约定返还条件并通知郭泽棠、郭晓玲在合理期限内接收，郭泽棠、郭晓玲作为原承租人亦应及时办理交接手续，任何一方未履行相应义务，导致双方未能及时办理涉案商铺的交接手续，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20元，由上诉人陈振杰、周晓飞、梁丽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红玉审判员  郑怀勇审判员  邓 颖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文杰书记员唐颖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