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原科，男，195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熙玉，山东泰祥（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秀，女，196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丽婷，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原科因与被上诉人王玉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原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杨原科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玉秀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杨原科提交的证据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能证明待证事实。王玉秀认可收到了杨原科20万的转账，但否认该款是杨原科委托其转付案外人，并称其转账给案外人的20万与本案无关。但杨原科提交的载有2018年11月30日由王玉秀转账给案外人袁学永的20万元的微信截图、银行流水等证据，均是由王玉秀提供的。如果王玉秀转账给案外人的行为与杨原科无关，杨原科不会知道该笔转账，王玉秀更不会主动提供转账记录给杨原科。且该两份证据提供给杨原科的时间是一年之后，这段时间正是杨原科与袁学永对账发生争议(袁学永提起了诉讼)的时间段，足以证实王玉秀向案外人的转账与杨原科存在关联，否则王玉秀不会大费周折的提供材料。2.王玉秀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为查明案件事实，二审申请王玉秀本人到庭参与庭审。本案中王玉秀所述的杨原科具备自行转账的能力不需要王玉秀转款、杨原科与王玉秀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0万为杨原科向王玉秀的还款等观点均与事实不符。因为本案是围绕双方之间已发生的事实进行审理，事实经过需要杨原科与王玉秀本人当庭陈述、对质，故为查明案情申请王玉秀本人到庭。并且在一审期间王玉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事实和杨原科的疑问，未能正面回答也未做详细陈述。且王玉秀还自述其认为该案是民间借贷关系，那么就应当对借贷行为发生的经过进行阐述，根据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代理人无法详细陈述案情经过的情况下也是需要王玉秀本人出庭的，故无论基于何种考虑，本案王玉秀本人应到庭参加庭审。如王玉秀坚持不到庭，则杨原科有理由认为其对案件事实做了虚假陈述，或怕当庭无法编造出合适的说辞，通过事后补充的形式在斟酌构思后进行狡辩。3.关于王玉秀所述2018年3月1日，向赵冬霞转账18万系借款，该笔款项系2018年3月1日当日由关树君、刘华春分别转给王玉秀店铺的pos机各转9万元，随后王玉秀又将已收到的共计18万元转给了赵冬霞，所以该款也是通过王玉秀的pos机的过付款，与本案无关。此外杨原科与王玉秀之间没有生意往来，因做同类生意双方还存在竞争关系。综上所述，王玉秀的陈述存在诸多疑点且与事实不符，杨原科已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充分的举证，故恳请法院依法改判。王玉秀辩称，王玉秀就涉案20万的取得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作出了合理说明，杨原科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有委托合同关系以及王玉秀取得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原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王玉秀返还杨原科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王玉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原科、王玉秀均系从事海产品加工的个体业主。2020年6月4日，案外人袁学永向一审法院起诉杨原科，要求杨原科返还预收货款273204元。该案在审理中，杨原科主张通过王玉秀向袁学永转款20万元，应从中扣除，而袁学永以该款是王玉秀支付给自己的货款为由予以否认。为此，杨原科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王玉秀不予认可。杨原科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如下：一、银行流水两份，证明2018年11月30日杨原科通过自己的银行卡向王玉秀之夫杨元波账户转款10万元；同日，杨原科之外甥女婿徐东阳通过自己的银行卡向王玉秀之夫杨元波转账10万元，证明杨原科向王玉秀之夫杨元波转款20万元；二、银行流水、微信截图各一份，证明王玉秀于同日通过自己的银行卡向案外人袁学永转账20万元。王玉秀对杨原科转账给其丈夫2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否认该款是杨原科委托王玉秀向案外人转款的事实，而是杨原科使用王玉秀款项的归还行为，并称双方之间因系亲属关系（杨原科与王玉秀之夫杨元波系堂兄弟关系），经常相互倒腾钱使用，且杨原科与案外人袁学永之间存在多年业务往来，都是杨原科直接向案外人袁学永转账，杨原科也有自行转账能力，杨原科陈述的转账过程不符合常理。对杨原科提供的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实有异议，该微信截图是杨原科在一年之后即2019年8月27日向王玉秀特意索要2018年11月30日其向王玉秀归还款项的凭证。之所以出现王玉秀与案外人的交易，是因手机截屏功能只能截整张图，杨原科以王玉秀与案外人的交易与杨原科与王玉秀之间的交易出现在同一界面而推定是杨原科委托王玉秀转款，完全不符合逻辑。王玉秀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如下：2017至2018年在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实双方之间有多笔转账交易，王玉秀与案外人袁学永、初明生之间有多笔转账交易。针对涉案款项2018年3月1日杨原科因购货向王玉秀倒腾借21万元使用，王玉秀通过银行向杨原科儿媳转账18万元，付给杨原科现金3万元。2018年10月6日，杨原科儿媳向王玉秀还款1万元，尚欠20万元于2018年11月30日向王玉秀之夫归还，杨原科与王玉秀的账目已清理完毕，该证据证实王玉秀收取杨原科的20万元有合法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原科通过银行转账给王玉秀之夫杨元波的款项是否系杨原科委托王玉秀转账给案外人袁学永的问题。通过庭审调查，杨原科主张其转给王玉秀之夫的款项是委托王玉秀转给案外人袁学永的事实，王玉秀予以否认，案外人袁学永在另一案件中也明确否认，而杨原科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相互通过银行转账的事实，而不能证明转账的款项之间存在的联系；再者，杨原科与王玉秀及案外人之间均有业务往来，并有多次银行转账的记录，杨原科主张的事实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同时，对杨原科转账给王玉秀之夫的款项，王玉秀也明确表示是杨原科归还王玉秀的借款，且杨原科所转账款项系转于王玉秀之夫账户。因此，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杨原科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判决：驳回杨原科要求王玉秀返还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系减半收取），由杨原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原科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杨原科、王玉秀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一份，拟以证明：1.王玉秀经常帮助包括杨原科在内的朋友代收代付，本案款项系王玉秀代为转款有事实依据；2.录音中杨原科一再请求王玉秀为其在与袁学永的案子出庭作证证实涉案20万元款项系王玉秀代杨原科向袁学永付款，王玉秀自始至终强调这是杨原科与袁学永之间的账目，与其无关，但从未对该款项属于过付款一事提出异议，亦从未提出该款项是杨原科归还王玉秀借款的观点。证据二，王玉秀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一份，拟以证明王玉秀所称的2018年3月1日向杨原科转账的18万系其出借给杨原科的借款，但该款项实则是关树君、刘华春通过王玉秀代付给杨原科的。从银行流水可看出王玉秀向杨原科转账该18万元后账户余款6万元，如果王玉秀所称杨原科向其借款21万元款项属实，王玉秀完全可以直接转账21万元，无需再付3万元现金。结合以上两证据可证实王玉秀称借款给杨原科21万元款项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证据三，（2020）鲁1082民初275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9）鲁1082民初3939号民事裁定书，拟以证明杨原科本案起诉王玉秀系因案外人袁学永、初明生曾起诉杨原科，双方在对全部的货款及发货金额进行对账后，法院判决杨原科支付案外人袁学永、初明生货款177900元。在这两件案件中杨原科均提出了其通过王玉秀账户向袁学永支付20万元，双方之间不再欠款，因王玉秀在该案中拒绝出庭作证，故本案另行向王玉秀提起诉讼，此次本案20万元纠纷的由来。王玉秀质证称，证据一的录音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在其未提供原始载体的情况下，无法证实录音时间及其真实性，且录音仅系杨原科的单方陈述，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该录音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原件王玉秀也不予质证；证据二的证明内容是杨原科个人推断，缺乏事实依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法律文书并不能推定杨原科与王玉秀之间存在委托付款关系，根据（2020）鲁1082民初2750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页杨原科辩称部分其自认一直用赵冬霞的银行卡进行转账支付，第四页法院查明的事实部分袁学永对于涉案20万元称其与王玉秀有业务往来，该款项是王玉秀支付给他的货款，该份判决书足以证实两点：一是杨原科的转账都是由其儿媳赵冬霞负责，其主张王玉秀代为转付款没有事实依据，与生效法律文书的先前陈述矛盾；二是袁学永就涉案20万元已经明确表示是与王玉秀的业务款，故涉案20万元并非是杨原科委托王玉秀代为履行的转付款，王玉秀取得的涉案款项有合法的依据。王玉秀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同杨原科提交的证据三中的（2020）鲁1082民初275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内容同王玉秀就该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二，王玉秀2018年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一审已提交，二审提交拟以证明，王玉秀与初明生、袁学永在2018年12月份仍有业务往来，王玉秀向袁学永的涉案20万元转款即系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之一；证据三，关树君的录音录像光盘以及书面的整理材料，在视频资料中关树君称，“我关树君，根本没有向王玉秀给原科转款，不现实的，他也没有委托我”，拟以证明杨原科所称的王玉秀2018年3月1日向杨原科儿媳的转账系关树君、刘华春的过付款与事实不符，关树君、刘华春从未替杨原科向王玉秀用pos机转款。王玉秀并申请刘华春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刘华春到庭称，其曾向王玉秀借过9万元款项，后又还给了王玉秀，其与杨原科之间并无业务往来，杨原科也从未委托其向王玉秀转款。杨原科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质证意见同其就该份证据的举证意见；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证据三中关于关树君的录音录像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同时关树君在音频中也未解释清其所涉款项是如何产生的。就刘华春的证言，王玉秀质证称，证人证言可推翻杨原科所称的2018年3月1日刘华春替杨原科转付过款项给王玉秀，即杨原科所述不属实。杨原科质证称，其与刘华春确无关系，是关树君从杨原科处购买了鱿鱼，货款18万元，当时协商由关树君于次日将18万元转至赵冬霞银行卡上，后来为什么会通过王玉秀的银行卡转入杨原科不知情，但该18万元款项确系其与关树君之间的业务往来。杨原科补充提交了杨原科、赵冬霞名下银行账户流水一宗，拟以证明：1.杨原科、王玉秀无生意往来，在王玉秀否认其存在代收代付的前提下，双方之间的转账结果为王玉秀欠杨原科2547232元，已远超过涉案的20万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王玉秀否认涉案20万元是帮杨原科的代收代付，那么应由王玉秀举证说明转账流水的具体原因。王玉秀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不是对账法律关系，杨原科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应当就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进行举证，而不是完全靠单方陈述以及之前的转账，杨原科是涉案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有责任也有能力对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进行举证，不能将举证责任转嫁给王玉秀，且该组证据也不能证实双方之间有代转代付相关的交易。该宗流水中双方之间之所以会有多笔转账记录，系因为杨原科作为王玉秀丈夫的堂哥，在外面买货时有时候转款不方便，然后由王玉秀给其垫付，再由杨原科还款。本院经审查认为，杨原科、王玉秀提交的证据二均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新证据；王玉秀提交的证据三在关树君未到庭的情况下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对杨原科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王玉秀提交的证据一以及刘华春的证人证言、杨原科补充提交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将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予以综合分析认定；本院二审查明，在杨原科提交的其与王玉秀就涉案20万元款项的谈话录音中，杨原科要求王玉秀就该款项系其代杨原科向袁学永、初明生的转款出庭作证，王玉秀就该款项自始至终未提及系杨原科向其的还款，亦未认可系替杨原科代为向袁学永转款，而是称，“你们当时都弄的么，当时怎么不把账弄清了，你就是转与不转这二十万，为么不记清了了，那头怎么都不告诉清了了，来这一天，你又问我，我怎么能想得住，我能记住了吗，不但给你转，我一年到头给多少人转钱，为了方便，我给多少人转款”。王玉秀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3月1日，关树君、刘华春向其银行账户分别转入9万元，王玉秀向赵冬霞账户转款18万元。杨原科提交的其个人及其儿媳赵冬霞名下的银行流水显示，自2014年4月至2018年3月，杨原科、赵冬霞与王玉秀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数额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原科主张其于2018年11月30日转给王玉秀之夫的20万元系其委托王玉秀向袁学永的转付款，在王玉秀与袁学永均予不认可且该笔转款在杨原科与袁学永之间的案件中亦未予认定的情况下，王玉秀接收该笔2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王玉秀应予返还该2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王玉秀认可收到该20万元款项，但主张其不构成不当得利，杨原科的该笔转款系向王玉秀的还款。为证实其主张，王玉秀提交了其于2018年3月1日向杨原科之儿媳赵冬霞转账18万元的银行流水，并称另支付3万元现金给杨原科，共向其出借21万元，在杨原科通过其儿媳赵冬霞偿还1万元款项后，于2018年11月30日杨原科尚欠付王玉秀20万元款项，故该笔转款系杨原科向王玉秀的还款。杨原科认可其曾收到王玉秀18万元款项，但称系案外人通过王玉秀账户转付的业务款，不是借款。杨原科与王玉秀就案涉的20万元款项是否系还款争执不一，本院经审查认为，其一，王玉秀主张其曾向杨原科出借21万元款项，提交了18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主张另3万元系现金交付。杨原科认可收到18万元银行转账，但辩称系王玉秀代为转付的其与关树君与刘华春的业务款，在刘华春到庭否认与杨原科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款的情况下，杨原科又称该18万元转付款与刘华春无关，而系未出庭作证的关树君应向其支付的业务款，杨原科的陈述前后矛盾，亦与证人证言相悖，在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该18万元款项系其他用途的情况下，本院对王玉秀所主张的借款予以采信。其二，关于3万元现金交付，杨原科主张在王玉秀银行账户余额足以支付其所主张的21万元借款的情况下，王玉秀另行支付3万元现金与常理不符，对此王玉秀解释称其当时有合适3万元现金，杨原科又同意接收现金，故该3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因王玉玲系做海产品加工生意，其关于有3万元现金并以现金方式交付的解释合理，本院予以采信。其三，杨原科以在其因袁学永、初明生案与王玉秀的谈话录音中，杨原科就案涉20万元提出希望王玉秀出庭作证的情况下，王玉秀自始至终未以该20万元转款系杨原科的还款予以反驳为由，主张王玉秀在本案主张案涉20万元系杨原科的还款与常理不符，王玉秀在该录音中虽未提及案涉20万元款项系杨原科的还款，同样未提及系替杨原科向袁学永的转款，杨原科以此为由否认案涉20万元系对王玉秀的还款，依据不足，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王玉秀所主张的案涉20万元款项系杨原科所偿还的款项，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认证规则，一审法院以王玉秀明确表示案涉20万元系杨原科归还的借款为由认定杨原科的主张证据不足，进而驳回杨原科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原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杨原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光成审判员  郑华章审判员  潘 慧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安姣姣书记员刘珍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