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5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华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德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名，男，该司雇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新，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梅，女。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永辉，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威，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华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永新、王红梅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审理，已审理终结。华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华强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陈永新和王红梅承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陈永新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归责须具备的四个要件如下：侵权行为、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陈永新的行为满足上述四个要件。1.陈永新利用其为案外人吴某相关业务的负责人，具有申请并促成华强公司向吴某关联方付款的职务便利，收取吴某的好处费。福田法院2019年10月23日作出的（2019)粤0304刑初X号刑事判决，已认定陈永新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故陈永新申请并促成华强公司向吴某关联方付款，并且具有过错。2.华强公司因陈永新促成而支付给吴某关联方的合同款项5000万余元，该债权由福田法院（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2070号、12071号判决确认，并强制执行。但截至2019年10月28日，经执行未获清偿款项金额50028620.22元（未包含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吴某确认款项用于偿还其他债务而非用于真实的货物买卖，因此，尚受偿的5000万余元在客观上将无法获得清偿，构成了华强公司的实际损失。3.吴某在（2019)粤0304刑初X号刑事案件中，向侦查机关出具证言，证明：陈永新知道吴某两家关联公司亏损，但要求吴某提供虚假的盈利账目，以获取华强公司的业务；在吴某与华强公司第一宗合作时，陈永新带了一个女性到吴某公司考察，知道该关联公司亏损，所谓的考察实际是招待陈永新玩几天，没有实际的考察（详见（2019)粤0304刑初X号刑事判决书第15-16页）。可见，陈永新明知吴某关联方不符合华强公司正常的业务资格要求，但仍然促成涉案5000万余元的合同。陈永新为了能拿到非法的“好处费”而不顾公司利益，未向公司如实披露吴某关联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亏损的事实，直接导致了华强公司最终5000万余元的损失，陈永新的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综上，陈永新的行为符合侵权归责四个构成要件，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仅从“陈永新恶意串通的事实能否成立”的角度审查，导致认定错误。二、一审错误认定华强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恶意串通的事实。1.华强公司未将嘉捷公司和吴某等人列为被告，要求与陈永新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不等于放弃向吴某关联方主张权利。首先，受害人有权主张共同侵权的一个或多个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其次，陈永新与吴某关联方恶意串通，不仅包括串通骗取华强公司签订合同支付的5000万余元，还包括串通提供虚假的财务资料、骗取上诉人的信赖而获得签订交易合同的机会，一审对后者未作认定。2.证据足以证明华强公司主张的事实。首先，认定陈永新是否应承担本案侵权责任要审查的是其是否满足侵权归责原则的四个要件，而非仅仅限制于陈永新是否与吴某关联方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公司财产的事实。如前所述，陈永新的行为已经满足四个要件，应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刑事案件实质上已经认定了陈永新与案外人嘉捷公司及吴某等人恶意串通侵害公司财产，因而判决陈永新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该刑事判决书第33页载明：“根据吴某的证言，其支付89.9万元到陈永新指定账户，是为了华强公司能够依约付款，其证言与李某晖、吴某短信截图，陈永新向华强公司出具的致歉信、以及陈永新与鞠某明的短信截图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述89.8万元是陈永新利用其为该项业务负责人具有申请并促成华强公司付款的职务便利的对价。”可见，陈永新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伙同吴某等人利用其职务便利，实施了损害公司财产的意图明显，且最终实际收取了受贿款。刑事判决明确采信了吴某的证言。再次，华强公司在本案提交的吴某出具的证言（证明陈永新明知吴某提供的财务资料虚假等），来源于前述刑事案件中的吴某证言,该证据经刑事案件查证，已经认定属实并且用作认定陈永新犯罪的关键证据。可见，一审法院以吴某系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缺乏其它证据佐证为由而否定了该证据的做法，与刑事案件中采信该证据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和冲突。3、与本案有关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由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的情形，并不影响在本案中对陈永新侵权责任问题的归责和认定。首先，上诉人基于与案外人（吴某关联方）的合同关系而提起民事诉讼，如果相应的判决债权能够通过民事途径得到受偿，则不存在实际的损害后果（即不符合侵权归责原则第四个要件），也无权再向陈永新主张侵权责任。其次，在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之后，法院查明的事实已证明，吴某收到五千余万元的合同款项后已用作其它用途，并非真实的履行合同约定的买卖交易，上诉人最终无法收回五千余万元的事实已经实际发生，这才产生了损害后果。因此，上诉人就付出的五千余万元向吴某关联方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影响的只是上诉人的实际损害后果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具体数额），而并不影响本案中对陈永新侵权责任的归责和认定。综上，一审法院关于恶意串通的事实能否成立的问题的分析及认定是存在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四个构成要件重新审查本案。三、一审关于上诉人的债权不能追回而产生的损失，认定与陈永新收受贿赂的行为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债权不能追回产生的损失，系因交易相对方违约，不能收回的风险应由上诉人承担，该观点是错误。首先，如果不是陈永新为了收受贿赂而故意提供交易相对方虚假的赢利的财务报告，上诉人就不会与吴某的关联方签订交易合同。其次，由于签订交易合同之初，陈永新明知交易相对方不符合华强公司的交易要求，才会骗取华强公司为交易付出五千余万元。再次，事后的刑事判决已查明，吴某利用与华强公司签订合同获取的合同款系用于清偿其此前的欠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所以，上诉人债权不能追回是基于陈永新的未尽职责而引发，且损害后果实质上是必然会发生的，并不属于自然的商业风险所致。2、一审判决认为，从刑事判决的认定来看，并没有认定陈永新在收受交易相对方贿赂的同时，存在与交易相对方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上诉人认为审查角度有误，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并不是依赖刑事判决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认定，而是依赖刑事案件所查明的相关事实。如前所述，刑事判决已经查明吴某证言的真实性，陈永新与交易相对方恶意串通提供虚假财务资料的事实极为明显。因此，即便刑事判决没有明显认定其恶意串通的事实，但从刑事案件采信的证据却能证实该等事实，一审法院没有在本案中采信吴某证言，才导致错误的认定。综上，一审判决没有采信吴某证言及刑事案件的关联证据，因而没有认定陈永新侵权行为与上诉人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性，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纠正。四、一审关于被上诉人王红梅与本案的关系问题，认为无论陈永新与上诉人之间的侵权之债能否成立，王红梅均非本案适格被告的观点是错误的1.上诉人于一审过程中，已提供证据证明：王红梅2011年1月13日起任深圳市金鼎融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2013年11月28日辞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但至今仍为该公司董事；王红梅在其任该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对公司财务（吕利颖）名下银行账号10×××02的使用情况应当知情，并且其已将配偶陈永新转入该卡的款项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本案侵权责任的后果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由王红梅连带承担。2.即使法院不能认定侵权责任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基于王红梅在陈永新潜逃之前，两人共同将夫妻共有财产全部转移至王红梅名下，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之行为，为节省当事人的讼累，本案亦应将王红梅列为本案当事人，进而保障上诉人在本案的诉讼权益最终得以实现。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因而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调查中，华强公司补充以下事实和理由：一、陈永新为收取“好处费”而利用职务之便教唆案外人吴某向华强公司提供虚假财务资料，并骗取了华强公司与吴某实际控制的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合同，导致华强公司巨额货款无法收回，陈永新存在侵犯华强公司财产权益的主观故意。陈永新刑案二审查明：2011年8月，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嘉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某因急需资金周转，通过李某晖认识陈永新，由陈永新引荐与华强公司开展合作业务，商定由华强公司出资为嘉捷公司采购特种车辆零部件，零部件向嘉捷公司指定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某的南京科特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禄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采购，嘉捷公司找来南航担保有限公司作为华强公司垫付货款的担保，陈永新收取项目金额2%-3%的好处费。项目开展期间，陈永新负责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将李某晖交给其的相关虚假财务资料提交给华强公司（详见二审刑事判决书第2页）。陈永新刑案一审查明的吴某的证言：科美特公司和禄港机械公司因高利贷亏损，所以其到处募集资金；其公司与华强公司产生业务需要提供公司产品介绍、嘉捷科技、嘉捷重工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审计报告等材料，但是公司是亏损的，其就跟李某晖讲了，李某晖跟陈永新讲了;其公司有两套账，一套是真实亏损的账，一套是假的盈利的账，陈永新知道其两家公司是亏损的，就要其提供虚假的盈利那套，说是可以帮其争取业务（详见一审刑事判决P15第2段）。陈永新刑案二审法院认定其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一审所采信的证据已当庭出示、宣读并质证，经二审法院审理未发生变化，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详见二审刑事判决P3倒数第2段）。由此可见，陈永新明知吴某控制的嘉捷公司是亏损的，仍然要吴某提供虚假的盈利资料，其侵犯华强公司财产权益的主观故意是很明显的。二、陈永新明知嘉捷公司原本亏损，但为个人利益仍利用职务之便，不断安排吴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与华强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合同，逐步将交易额度从2000万元提升到5000万元，陈永新的妻子王红梅对此知情且提供帮助，夫妻两人应承担连带责任。陈永新刑案一审查明：吴某证实，一开始华强公司给其2000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就是说货款在2000万以内，华强公司可以先垫付货款，如果额度用完,要先将钱还清或增加额度才能继续垫付；框架协议签订后一个星期，就开始了第一单业务，金额是1000万元；做成第一笔业务后，其给了李某晖20万元，他说她转交给陈永新；在做第二笔业务前，陈永新就跟其说要先将佣金给他，他才会安排华强公司支付货款，所以第二单开始，其就先将钱打到陈永新指定的账户，账户持有人叫吕某颖，之后所有业务都是这样操作的；2012年4月或5月，华强公司将额度提高到4000万元，陈永新找到其将佣金在原有基础上提高0.5%；2012年6月份，华强公司将额度提高到5000万元（详见一审刑事判决书第16页）。陈永新在第四份笔录中确认：其认识吕某颖，吕某颖是深圳市浩鑫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兼职会计（详见一审刑事判决书第27页）。而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吕某颖”即为吕利颖。根据2019年3月27日福田分局经侦大队对吕利颖所做《询问笔录》记载，吕利颖说“我没在深圳市浩鑫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上过班，可能陈永新记错了，我……2011年开始在深圳市金鼎融投资公司上班任财务”；经查询工商信息，深圳市金鼎融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自2011年1月13日起就由陈永新之妻王红梅担任（详见华强公司一审补充证据8、9）。由此可见，王红梅安排了财务人员吕利颖提供账户，以配合陈永新收取“好处费”，因此王红梅对陈永新侵犯华强公司财务权益的过程也应当是知情的。陈永新刑案二审认定：华强公司支付货款期间，陈永新通过李某晖指示吴某将好处费总计人民币89.8万元汇至其指定的吕某颖账户，随后吕某颖按照陈永新的安排将其中人民币50余万元转至陈永新妻子王红梅名下的银行账户，其余取现交给陈永新（详见二审刑事裁定书第3页）。综上，陈永新明知吴某实际控制的多个公司原本经营亏损，却为了索取“好处费”而不断促使华强公司给予嘉捷公司高达5000万元的的垫款额度，这是造成华强公司最终损失5000万元的根本原因。而王红梅则安排了财务人员提供账户配合收取“好处费”，帮助其丈夫陈永新实施侵害华强公司财务权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王红梅亦应与陈永新承担连带责任。三、陈永新与吴某共同骗取华强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合同后，华强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至8月14日期间总共向吴某控制的公司支付了5000余万元货款，而吴某则将上述款项用于偿还高利贷、付工程款，最终在客观上造成了华强公司5000余万元无法收回的损害后果。陈永新刑案一审认定：吴某支付89.8万元至陈永新指定账户，是为了华强公司能够依约付款，其证言与李某晖、吴某短信截图，陈永新向华强公司出具的致歉信、以及陈永新与鞠某明的短信截图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上述89.8万元是陈永新利用其为该项业务负责人具有申请并促成华强公司付款的职务便利的对价（详见一审刑事判决书第33页第2段）。陈永新刑案二审认定：项目审核通过后,华强公司在2012年5月22日至8月14日期间，总共支付科特美公司、禄港机械公司合计5000余万元货款，吴某则将上述款项用于偿还高利贷、付工程款（详见二审刑事裁定书第3页）。经华强公司统计，在通过民事途径另案起诉吴某及其控制的公司后，虽然获得判决支持吴某等人应向华强公司支付货款52,130,177.84元及受理费344,251.00元，但如前所述，吴某本无履行合同之意而是将所收款项挪作它用，导致华强公司无法执行回款，最终造成50,028,620.22元的实际损失后果（详见华强公司一审补充证据1-4）。而华强公司两被上诉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仅在本案主张侵权赔偿1000万元而非赔偿全部损失5000万元，这是合理合法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陈永新侵害上诉人财产权并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陈永新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依法承担本案民事侵权责任，而王红梅帮助实施侵权行为，故两被上诉人依法应向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永新未答辩。王红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有法律准确，实体处理妥当，请求维持。华强供应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陈永新赔偿原告损失1000万元；2.被告王红梅对被告陈永新应向原告赔偿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相关刑事案件的情况2019年10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304刑初X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陈永新无视国家法律，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陈永新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上述刑事判决审理查明部分记载：深圳华强联合计算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联合公司）为深圳市华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华强供应链公司的子公司，陈永新任华强联合公司业务经理。2011年8月，深圳市嘉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某因急需资金周转，通过李某晖认识被告人陈永新，由被告人陈永新引荐与华强供应链公司开展合作业务，商定由华强供应链公司出资为嘉捷公司采购特种车辆零部件，零部件向嘉捷公司指定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某的南京科特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特美公司）、南京禄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禄港机械公司）采购，嘉捷公司找来南航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担保公司、负责人李某晖）为华强供应链公司垫付货款作担保，华强供应链公司从中收取固定比例的资金占用费，被告人陈永新则收取项目金额2%-3%的好处费。项目开展期间，被告人陈永新负责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将李某晖交给其的相关虚假财务资料提交给华强供应链公司。项目审核通过后，华强供应链公司在2012年5月22日至8月14日期间，总共支付科特美公司、禄港机械公司合计5000余万元货款，吴某则将上述款项用于偿还高利贷、付工程款。华强供应链公司支付货款期间，被告人陈永新通过李某晖指示吴某将好处费总计89.8万元汇至其指定账户（深圳发展银行户名吕某颖，账号：62×××79），随后吕某颖按照被告人陈永新的安排将其中50余万元转至被告人陈永新妻子王某梅名下的银行账户，其余取现交给被告人陈永新。2013年2月，华强联合公司发现被告人陈永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客户的好处费，遂找到被告人陈永新调查核实。陈永新承认收取客户好处费，退还华强供应链公司共计141.8万元。2013年5月8日，华强供应链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3年7月4日立案侦查，陈永新则潜逃。2018年10月31日，陈永新到公安机关投案。上述刑事判决记载，吴某在刑事案件中出具如下证言：陈永新以支付货款为由向其索要大约100万元。其是科特美公司、禄港机械公司的控制人，这两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嘉捷科技的雇员。2011年这两家公司都是亏损的，其各种募集资金，2013年1月，其因涉嫌集资诈骗被深圳市公安局经侦局抓获。陈永新是华强公司的业务经理，其与华强供应链公司的业务都是和陈永新对接的。科美特公司和禄港机械公司因高利贷亏损，所以其就到处募集资金。其曾经向南航担保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李某晖讲过公司需要资金。2011年8月，李某晖跟其说，华强供应链公司可以拆借资金，但是不能直接将钱给其，要用供应链的形式，也就是说其公司先要与华强供应链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就是其指定的公司向华强供应链公司订购特种车辆的零部件，然后华强供应链公司向其指定公司采购货物，货款支付是先由华强供应链公司垫付给其指定的公司，过4到5个月之后再将货款由其公司支付给华强供应链公司。这种业务形式是没有实际货物来往的，只是资金的周转。李某晖跟其讲，需要货款数额的2%到3%作为陈永新所在部门的佣金，李某晖说是陈永新跟他说的。除此之外，其还要支付华强供应链公司作为货款的佣金，为年利率20%。其公司与华强供应链公司产生业务需要提供公司产品介绍、嘉捷科技、嘉捷重工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审计报告等材料。但是公司是亏损的，其就跟李某晖讲了，李某晖跟陈永新讲了。其公司有两套账，一套是真实亏损的账,一套是假的盈利的账。陈永新知道其两家公司是亏损的，就要其提供虚假的盈利那套，说是可以帮其争取业务。在与华强供应链公司合作第一单之前，陈永新带了一个女的到其公司考察，陈永新知道其公司是亏损的，实际上考察就是其在南京招待他玩了几天，根本就没有进行实际的考察。2011年12月份，其用嘉捷科技的名义与华强供应链公司签订了框架协议，因为嘉捷重工是嘉捷科技的子公司，所以只签了一个框架协议。一开始华强供应链公司给其2000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就是说货款在2000万以内，华强供应链可以先垫付货款。如果额度用完，要先将钱还清或增加额度才能继续垫付。框架协议签订后一个星期，就开始了第一单业务，金额是1000万元人民币。其公司与华强供应链公司发生的业务都没有实际货物来往。做成第一笔业务后，其给了李某晖20万元人民币，他说他转交给陈永新。在做第二笔业务前，陈永新就跟其说要先将佣金给他，他才会安排公司支付货款。所以第二单开始，其就先将钱打到陈永新指定的账户，账户持有人叫吕某颖。陈永新跟其说吕某颖是华强供应链公司财务。之后所有业务都是这样操作的。2012年4月或5月，华强供应链公司将额度提高到4000万人民币。陈永新找到其将佣金在原有基础上提高0.5%。2012年6月份，华强供应链公司将额度提高到5000万元。其总共支付了陈永新佣金大约100万元左右。其是南航担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永新也知道。2012年8月份，其公司资金链完全断裂，导致有49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没有还。二、相关民事案件的情况2013年12月11日，华强供应链公司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两个民事诉讼，案由均为买卖合同纠纷，案号分别为：（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2070号、（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2071号，两案被告分别为：1、嘉捷重工公司、南航担保公司、江苏嘉捷公司、吴某；2、嘉捷科技公司、南航担保公司、江苏嘉捷公司、吴某，两案诉讼请求分别为：1、被告嘉捷重工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31285534.89元；被告南航担保公司、江苏嘉捷公司、吴某对被告嘉捷重工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被告嘉捷科技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0844642.95元；被告南航担保公司、江苏嘉捷公司、吴某对被告嘉捷科技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之间签署的《华强采购执行服务双方合作协议》、《购销合同》、《还款协议》、《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遂判如所请，支持了华强供应链公司的上述全部诉讼请求。上述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原告陈述，进入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后，因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已经于2015年11月1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因参与分配得到部分清偿，截至2019年10月28日，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尚未得到执行部分的金额为50028620.22元（未包含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三、本案原告主张的相关情况本案中，原告主张陈永新与案外人吴某等骗取原告货款52130178.15元，即是以上述民事判决确认的金额为基础。原告主张其系按照上述金额不足20%的比例提出本案诉讼主张。原告在本案中诉称的合作协议，即是上述民事判决中查明和认定的《华强采购执行服务双方合作协议》、《购销合同》、《还款协议》、《保证合同》。上述刑事案件中出具证言的吴某，即本案原告诉称所指的吴某，也即上述民事判决中所指的吴某。两被告于2007年1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2月26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原告主张被告陈永新恶意串通的事实能否成立；二、原告对案外人享有的债权不能追回而产生的损失，与被告陈永新收受贿赂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三、被告王红梅债与本案的关系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评述如下。一、关于恶意串通的事实能否成立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陈永新与案外人嘉捷科技公司及吴某等人串通，为谋取私利而侵害公司财产，并导致其产生债权损失5000余万元。为此，一审法院查明，首先，原告并未起诉嘉捷科技公司及吴某等人，要求其与被告陈永新共同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其次，原告对于其主张的事实，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实。第一，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只认定被告陈永新犯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没有认定陈永新与案外人嘉捷公司及吴某等人有恶意串通侵害公司财产的事实。第二，原告在本案提交了吴某出具的证言，并以此主张陈永新与案外人嘉捷公司及吴某等人恶意串通，但根据原告诉称的事实，吴某系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因此，对于利害关系人吴某出具的证言，在缺乏其它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依法不能采信。第三，与本案有关的原告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由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该判决确认双方的合同关系有效，认定案外人存在违约行为，应当向原告承担支付货款5000余万元的违约责任。对于被告陈永新经办的涉案项目，原告早已经基于买卖合同纠纷提起民事诉讼，并获胜诉判决。在该案的审理中，吴某等人有出庭应诉，其并没有提出陈永新与其恶意串通侵害公司财产的主张；原告亦没有主张陈永新与案外人嘉捷公司及吴某等人恶意串通侵害公司财产的主张；法院确认陈永新经办的涉案项目所形成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故从该案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来看，亦不能得出陈永新有与案外人嘉捷公司及吴某等人恶意串通侵害公司财产的行为。综上，原告关于被告陈永新与吴某等人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二、关于原告的债权不能追回而产生的损失，与原告收受贿赂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被告陈永新作为原告子公司的项目经理，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接受原告委托，在原告与案外人的有关交易中作为具体经办人所从事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故该交易所形成的原告债权，因交易相对方违约，不能收回的法律风险亦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从刑事判决的认定来看，并没有认定被告在收受交易相对方的贿赂的同时，存在与交易相对方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故原告的该债权不能得到清偿的而产生的损失，与原告收受贿赂的行为之间亦不具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在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原告并未主张陈永新经手的交易所形成的合同关系无效，也未在该合同纠纷的审理中，主张陈永新与交易相对方内外勾结，损害其利益，而是仅仅以交易相对方存在违约行为，要求交易相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交易相对方在该合同的审理中，亦未陈述其与陈永新之间有内外勾结的行为。因此，从该合同被认定有效的事实，可以推定原告主张陈永新与交易相对方内外勾结，损害其利益的事实不能成立。现在原告享有基于有效合同所形成的债权，该债权不能得到清偿的风险，是该债权的债务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所造成的，属于正常的法律风险，该债权不能得到清偿所产生的损失，亦是债务人给原告造成的，与陈永新在经办该合同中存在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原告的涉案债权损失不能认定是陈永新给原告造成的，依法也不应当由陈永新予以赔偿。关于被告王红梅债与本案的关系问题。债之关系具有相对性。本案审理的是原告与被告陈永新之间的侵权之债能否成立的问题。无论该债之关系能否成立，被告王红梅均非该债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故被告王红梅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当事人。至于原告主张两被告的离婚及其财产分割行为损害了原告合法利益。本院认为，两被告的离婚及其财产分割行为是两被告人之间的行为，离婚目的是否正当、财产分割是否公平，均属于两被告意思自治的范畴，只要该行为没有损害到原告的实际利益，原告均无权予以干涉。本案中，原告对被告陈永新提出的侵权之债能否成立，债权金额多少，能否得到债务人的清偿，均有待司法判决的认定和执行。从法律上来看，原告的本案债权主张尚不属于原告的实际利益。故在此情形下，两被告的离婚及其财产分割行为，尚没有损害到原告的实际利益，原告无权予以干涉，也即，在目前情形下，原告与两被告的离婚及其财产分割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对此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故在本案中，法院对原告就两被告的离婚及其财产分割行为提出的有关主张，不予审查和评判。综上所述，原告的本案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判决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深圳华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6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本院2020年5月18日作出（2019）粤03刑终3092号刑事裁定书，确认（2019）粤0304刑初X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并维持该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陈永新是华强供应链公司的子公司雇员，华强供应链公司起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也确认陈永新在华强供应链公司任项目经理，故本案法律关系本质是雇员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存在过错时，应否承担公司因合同另一方违约和缺乏赔偿能力导致的损失。二审争议焦点是过错与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故意侵权的因果关系。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不同。故意侵权的，对直接造成的所有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不管该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本案，负有支付货款义务的是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陈永新没有取得款项，也非买卖合同的一方，故认定陈永新故意侵权的前提是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构成故意侵权，而陈永新与该两司构成共同侵权。华强供应链公司虽然主张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合同诈骗，但款项是支付给该两司指定的设备供应商，其在（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2070号案和（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2071号案中主张已向该两司交付了设备，而该两司未被追究合同诈骗刑事责任，故华强供应链公司主张该两司在商谈和签订合同时具有诈骗的故意，证据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故可以认定华强供应链公司的损失是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违反购销合同的约定，未支付约定的货款，是违约非侵权造成的结果。而陈永新的刑事责任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诈骗罪，故即使该两司具有诈骗的故意，华强供应链公司的证据仍不足以证明陈永新在商谈和签订合同时明知该两司诈骗的故意，故陈永新与该两司缺乏意思上的联络，不构成共同故意侵权。二、过失侵权的因果关系和违约的因果关系。1.雇员在工作中过失的特殊性。在论述一般的违约或者过失侵权的因果关系之前，应当考虑以下本案的特殊因素：首先，雇员在雇佣关系中具有从属性，受雇主的管理；不管雇员是否乐意、是否胜任、是否有足够资源、是否有团队支持，均必须执行雇主安排的工作。其次，雇员工作中的过失，有相应的制裁，比如公司的行政处分、降薪、调整岗位、解雇，涉及刑事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责任的承担，并不当然推定应当赔偿损失。公司要求雇员赔偿损失时，应当证明过失与损失之间具有合同法上或者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再次，公司的损失是合同另一方违约造成，该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这与雇员的过失直接造成公司损害不同，比如雇员操作机器违反程序，导致机器损坏；又比如雇员在工作中驾驶机动车过失撞伤行人，导致公司承担雇主责任。第四，即使如前述例子中雇员的过失直接导致公司损失，过失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并非清晰无争议。比如公司将出纳和会计安排由同一雇员负责，该雇员因过失被冒充司法人员的电话骗子骗走了公司资金。公司是否有良好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是否谨慎地选择了合适的财务人员、是否安排良好的培训等都与损失的发生有关联。第五，公司投资失败，或者合同交易亏损，并非具体经办雇员一个人的过失导致。公司依赖良好的治理制度运作，决策前的调研、合同相对方的选择、内部的论证、高层的讨论，以及各个环节由谁负责、如何监督，最终才决定投资或交易。投资本身具有风险，不良的公司治理制度可能是失败投资的一个原因，但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也难以保证没有失败投资。具体经办雇员的过失，与投资失败致公司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第六，雇员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与商事代理不同，商事代理提供专业服务，常常按交易的金额收取相应的费用，对本人的责任也高；雇员提供的是个人劳动，每月取得劳动报酬，在签订比工资高达上千倍金额的合同时，通常没有额外的与合同标的挂钩的报酬，故雇员的注意义务与商事代理的注意义务不同。如果雇员因为一般过失而需要承担合同相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其权利义务将完全失衡，并非法律应当追求的目标。2.一般过失侵权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一般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标准包括两层，一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二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前者的判断标准是没有该侵权行为，则不会发生损害后果；后者的判断标准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损害后果在可以合理预见的范围，也即损害后果距离侵权行为不远。3.适用一般过失侵权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于本案具体事实。如前所述，如果雇员与违约方恶意串通，故意骗取公司财产，则违约方与雇员构成共同侵权，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但在雇员与违约方无意思联络的情形，雇员与违约方不构成共同侵权。这时，应当考虑雇员本身的过失是否构成一项独立的对公司财产的侵权。由于雇员的过失行为与违约方的故意骗取财产行为属两个独立的行为，而违约方的诈骗行为导致了全部的损失，故认定雇员的过失行为与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时，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没有雇员的过失，就不会有损失；二、雇员应当合理预见到其过失很可能会导致公司因被诈骗而导致损失。本案，陈永新的过失是未合理审查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的履约能力，但在本案的合同签订前，合同双方已有相似商业合作并正常履约，本案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如果陈永新合理审查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的财产和履约能力，便能合理预见该两司很可能会违约，华强供应链公司就不会签订本案的合同。故陈永新行为构成侵权的因果关系并不能成立。陈永新过错当中包含了收受贿赂的恶劣行为，违反了雇员对公司忠诚的雇佣合同义务，其收受的贿赂款项应当认定为因该违约导致公司损失的一部分，故贿赂的款项应当上缴公司。但在侵权关系中，收受贿赂的过错行为是导致陈永新未合理审查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的履约能力的原因，故收受贿赂与损失的因果关系仍应以陈永新的未合理审查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的履约能力与损失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如前所述，因果关系并不能成立。此外，如前所述，华强供应链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两司在商谈和签订合同时具有诈骗的故意，也不足以证明陈永新与该两司恶意串通。陈永新虽然在商谈和签订本案的合同中具有过失，但并没有造成损失的故意，不足以预见该两司很可能违约的后果，故陈永新的过失与损害后果不具有因果关系。4.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合同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是，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可以合理预见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由于合同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合同的目的和损失赔偿的范围，在没有约定时，其因果关系的认定比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更为严格，同一损害，可能具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但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却可能因距离违约行为太远而不成立。5.适用合同法上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于本案具体事实。陈永新的过失同时也违反了雇佣合同默示的雇员在工作中应当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但也如前所述，陈永新签订雇佣合同时并不能预见如果违反合理注意义务会导致公司商业合同的相对方违约和缺乏履约能力致损失，故也无合同上的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永新与嘉捷科技公司和嘉捷重工公司恶意串通，陈永新虽有过失，但与公司损害后果缺乏侵权法和合同法上的因果关系，故上诉人对陈永新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相应地，本院也不支持其对王红梅的承担责任请求。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深圳华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