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71民终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 法定代表人：尹诗品，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莉，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杰，男，1986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渠江，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钊，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福万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大浦沟北路2688号新疆聚鑫交通物流港信息交通中心三层332室。 法定代表人：黄毛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飞，上海市海华永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马恩元，男，197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莉，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嘉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邹杰、新疆福万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万达公司）及原审被告马恩元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重庆嘉川公司、原审被告马恩元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莉，被上诉人邹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渠江，被上诉人福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嘉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重庆嘉川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未进行确认，严重影响我公司的实体权利。我公司和福万达公司之间存在书面运输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照合同条款进行确认，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进行审核和确认。我公司和马恩元是被追加的当事人，在2020年5月15日开庭当天才看到证据材料，对于邹杰提供的《轿车托运合同》复印件上马恩元的签字无法当庭核实，故一审法院要求马恩元的代理人庭后向马恩元本人核实签字是否属实，代理律师庭后核实后于6月11日寄送的代理词中明确告知签字为马恩元本人签字，但一审判决书中对该事实并未进行描述，判决书中也未对我公司和福万达公司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进行确认，直接判决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向邹杰承担连带责任，不仅事实不清，还导致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的内部追责界限不清。一审法院认定福万达公司与邹杰构成运输合同关系，本案案由是运输合同纠纷，我公司就不应当向邹杰承担任何违约赔偿责任。只有在福万达公司承担了承运人责任后才有权依据与我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向我公司提出索赔。一审法院将两个独立的运输合同关系放到一个案件进行处理，就不能顾此失彼，要判决我公司和福万达公司在本案中一起向邹杰承担赔偿责任，就应当将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也进行审理，确定双方连带向邹杰承担责任以后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内部追责，否则必然导致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之间就内部追责另案起诉，且还必然会因在本案中已作为证据的《轿车托运合同》在判决中未明确其内容约束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我公司的权利很可能会受到实质性侵害。马恩元在福万达公司的格式合同《轿车托运合同》上签了字，我公司和福万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受到该《轿车托运合同》的约束，即便该合同为格式条款，但却是福万达公司自己拟定的格式条款，其中对于福万达公司的下家承运人的责任限制条款和免责条款都必然是有效的，即：托运人不参加投保的，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的经济损失本公司按运费的20％给予赔付；托运人参加投保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经济损失，由保险公司实际赔付甲方。本案中，福万达公司已明确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了保险，按照《轿车托运合同》的条款约定，福万达公司是不能向我公司进行索赔的，即便索赔也只能以运费的20％为限。 邹杰辩称，重庆嘉川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福万达公司是缔约承运人，重庆嘉川公司为实际承运人，而且在实际承运过程中，基于车辆事故造成了邹杰托运车辆全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重庆嘉川公司应与福万达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二、重庆嘉川公司与福万达公司内部责任划分不影响对邹杰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福万达公司辩称，请求驳回重庆嘉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我公司在涉案纠纷的法律关系中，仅是与邹杰形成居间法律关系，其在涉案法律行为过程中所履行的也是居间义务。涉案的《轿车托运合同》中约定的托运人为邹杰，承运人为重庆嘉川公司，同时合同中也约定了居间人的义务条款，因此本案的事实应当是我公司为中介方，不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二、即使按照原审所认定的法律关系，原审所适用的法律以及事实认定也是准确的，重庆嘉川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在其运输的路段发生事故，给托运人邹杰造成了损害，无论最终是否由我公司承担，重庆嘉川公司都是要承担最终的合同责任。 马恩元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邹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向邹杰赔偿车辆损失费256803.35元（车辆损失费以车辆最终评估金额为准）；2．判令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赔偿车辆保险费6338.08元（7320.88元÷365天×316天，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邹杰于2018年3月在重庆市永川区购买了案外人周平所有的英菲尼迪小型汽车一辆，该车辆新车购买日期为2016年9月5日，厂牌型号为英菲尼迪Q70L／JNKCY11E，进口证明书号为H22160174616，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JNKCY11E3GM782317，初次登记车牌号为×××，泸州和众利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周平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的该车辆价格为价税合计319800元。邹杰购买了该车辆后于2018年3月14日将车辆转入自己名下，并登记车牌号为×××。2018年11月13日，邹杰为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共支出保险费合计7320.88元。2018年12月28日，邹杰委托福万达公司托运其×××号车辆，并与福万达公司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发站乌鲁木齐，到站重庆，车型英菲尼迪，车牌号×××，数量一台，运费2500元，运费结算方式为到付。该合同在“特别声明”处载明：此车是贵重物品，托运人不参加投保的，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的经济损失本公司按运费的1-2倍给予赔付。该合同还载明了“合同规则”10条，其中第7条载明：托运人参加投保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经济损失由保险公司实际赔付甲方。该合同在甲方经手人签字处有邹杰签名，经办方签字处有黄毛迪签名，乙方经手人签字处为空白。同时，该合同下方载有，承运单位重庆嘉川公司，车牌号×××，挂车号×××，司机马恩元。该合同签订后，福万达公司将邹杰托运车辆交由马恩元运输，并于2018年12月29日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代邹杰为英菲尼迪×××车辆投保了200000元的货物运输险，该公司出具了保险单号为AWUXBJY04118E0033411号《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电子保险凭证》，该保险凭证载明的实际投保人为福万达公司，被保险人为实际货主。2019年1月1日7时20分左右，马恩元驾驶×××／×××号运输车辆，在行驶至G30连霍高速兰州市皋兰县青土砚隧道口附近时运输车辆发生火灾，造成车上承运的×××号车辆全部烧毁。2019年1月24日，皋兰县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皋公消火认字（2019）第0003号《火灾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19年1月1日7时20分左右，起火点为挂车右轮胎部分。经现场取证和事后排查，排除油路和电路起火发生火灾的可能。检查刹车轮毂出现裂痕，不排除由于轮毂裂损摩擦右后轮起火，扩散引燃全车。邹杰因其车辆损失至今未获得赔偿，遂诉至本院。一审另查明，马恩元在2016年8月22日至2019年8月21日期间为重庆嘉川公司员工，主要从事大型货车长途驾驶工作。庭审中，邹杰确认其主张的车辆损失费256803.35元的计算方式为：以新车价319800元为基数，新车第一次购买落户到灭失计27个月（自2016年9月13日至2019年1月1日止），新车折旧按照保险规定的折旧率每月0.73％计算（319800元－319800元×27个月×2338.69元÷320551.2元）；其主张的车辆保险费损失6338.08元的计算方式为：以邹杰支付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费7320.88元为基数除以365天，车辆灭失之日起到保险到期日共316天（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13日止），乘以每日的保费计算（7320.88元÷365天×316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福万达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为居间方，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重庆嘉川公司、马恩元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涉案车辆损失的赔偿金额；四、邹杰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福万达公司辩称，福万达公司属于居间方，实际运输人为重庆嘉川公司，福万达公司仅负责居间义务，其居间义务已履行完毕，因此，福万达公司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关于居间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依此规定，居间合同是以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为目的，居间人在合同关系中处于介绍人地位，其仅限于介绍或者协助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并不参加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具体的订立合同过程。而本案邹杰与福万达公司提交的涉案合同，从合同的名称看为《轿车托运合同》，而非居间合同，从形式上看为福万达公司制作的格式合同，从内容上看，该合同既未明确福万达公司为居间方，亦未明确福万达公司如果作为居间方应收取的报酬，同时，该合同在特别声明中载明“此车是贵重物品，托运人不参加投保的，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的经济损失本公司按运费的1-2倍给予赔付”，并且该合同中还载明了由福万达公司制定的“合同规则”，显然，福万达公司未将自己作为居间人角色。因此，邹杰与福万达公司提交的涉案《轿车托运合同》不具备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福万达公司在涉案合同中亦并非是居间人的法律地位。关于运输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邹杰与福万达公司提交的涉案《轿车托运合同》载明了发站，到站，车型，车牌号，数量，运费，结算方式，特别声明，合同规则，承运单位、车牌号，司机等项内容，具备了运输合同基本要素。同时，该合同在甲方经手人签字处有托运人邹杰的签名，在经办方有福万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毛迪的签名，而在乙方经手人签字处则为空白。同时，在庭审中，邹杰陈述，其车辆是交给福万达公司托运的，并未交给重庆嘉川公司，且重庆嘉川公司亦陈述，邹杰的车辆是福万达公司委托其承运的，其与邹杰没有签订运输合同。由此，本案应认定邹杰与福万达公司之间形成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且该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邹杰为本案运输合同的托运人，福万达公司为本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福万达公司与邹杰在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后，虽然自己没有实施运输，而是将邹杰的车辆交由重庆嘉川公司进行了承运，但福万达公司是与邹杰订立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即缔约承运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福万达公司当然是本案违约责任承担的主体。关于“合同规则”第7条的效力问题，本案中，涉案《轿车托运合同》在“合同规则”第7条载明：托运人参加投保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经济损失，由保险公司实际赔付甲方。福万达公司据此提出，涉案车辆购买了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200000元，邹杰也与福万达公司约定了发生损失由保险公司实际赔付，因此，福万达公司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对该条款应如何认定，首先，该条款为福万达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立合同时未与邹杰协商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关于“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定。福万达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对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具有提示、说明的义务，而本案中福万达公司提供的“合同规则”第7条的字体和其他条款字体一致，未作加粗加黑等显著标示以区别于其他条款，且福万达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对该条款向邹杰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次，该条款从内容上看，免除了福万达公司自己的责任、加重了邹杰的责任，排除了邹杰的主要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福万达公司提供的该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因此，即便福万达公司代邹杰购买了货物运输保险，也不能免除其作为承运人应承担的合同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关于“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规定，福万达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将托运人邹杰托运的车辆安全运送至约定地点郑州市的责任，而福万达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因运输车辆发生火灾，造成车上承运的×××号车辆全部烧毁。该火灾事故经皋兰县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皋公消火认字（2019）第0003号《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起火原因排除油路和电路起火发生火灾的可能。检查刹车轮毂出现裂痕，不排除由于轮毂裂损摩擦右后轮起火，扩散引燃全车。由此，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及×××号车辆本身自然性质的情形，亦无证据证明属于托运人邹杰的过错所致，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福万达公司应对涉案车辆的烧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在货物运输关系中，常存在一个承运人与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承担全部的运输，然后再将此运输的全部或一部分，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他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委托其他承运人承运的情形，即相继运输。本案中，托运人邹杰与承运人福万达公司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后，福万达公司并未实际运输，而是将邹杰委托其承运的车辆又委托给重庆嘉川公司进行了运输，故本案属于相继运输的情形之一。虽然本案是邹杰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签订的运输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才对托运人承担运输合同上的全部责任，而其他承运人则不对托运人直接负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此规定，在相继运输情形下所发生的特殊运输合同关系中，不仅缔约承运人仍然要对全部运输负责，而且承担全部运输的实际承运人也要承担与缔约承运人同样的责任，换言之，实际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责任不是基于运输合同，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是一种法定责任。因此，重庆嘉川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当对发生在其运输区段的损失和福万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马恩元为重庆嘉川公司的员工，重庆嘉川公司亦认可马恩元在本案中驾驶×××／×××号运输车辆承运货物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因此，马恩元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货物的损毁、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在邹杰与福万达公司订立的《轿车托运合同》中对涉案车辆的损毁或灭失的赔偿额未作出约定，根据皋兰县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涉案车辆已全部烧毁，即邹杰托运的×××号车辆已经灭失，因此，涉案车辆已不存在残值，也无法对涉案车辆烧毁前的价值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涉案车辆烧毁前的实际价值已无法确定。邹杰主张按其车辆的新车购置价格319800元，以保险的车辆折旧率每月0.73％计算车辆折旧，而邹杰主张的月折旧率0.73％的标准未超过保险公司通行的车险车辆折旧率每月6‰的折旧标准，故法院对该计算标准予以采纳。涉案车辆于2016年9月5日购置时新车价税合计319800元，于2019年1月1日被烧毁。因此，涉案车辆被烧毁时的价值为256767.42元（319800元-319800元×0.73％×27个月）。据此，福万达公司应向邹杰赔偿车辆损失256767.42元，重庆嘉川公司应对福万达公司赔偿的上述车辆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四，本案中，邹杰在购买了涉案车辆后于2018年11月13日分别为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机动车商业保险，共支出保险费合计7320.88元。该保险费为邹杰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而产生的费用，其主张的2019年1月1日火灾事故致其车辆烧毁至2019年11月13日保险到期期间的保险费损失6338.08元（7320.88元÷365天×316天），不属于因本案火灾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对于该期间的保险费，邹杰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向保险人另行主张。因此，邹杰主张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赔偿保险费损失6338.08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福万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邹杰赔偿车辆损失256767.42元。二、重庆嘉川公司对上述（一）项内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邹杰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重庆嘉川公司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案涉纠纷系运输合同纠纷，承运人应当将托运人交付运输的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案涉托运货物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因运输车辆发生火灾，造成承运的×××号车辆全部烧毁，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涉案运输货物毁损损失发生在重庆嘉川公司承运过程中，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福万达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其并未实际承运，而是将承运的车辆委托重庆嘉川公司实际全程运输，该种方式不是典型的单式联运方式，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即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关于单式联运合同的法律规定，福万达公司应与重庆嘉川公司共同承担法定连带赔偿损失的责任。对重庆嘉川公司认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重庆嘉川公司上诉称应当确定其与福万达公司对托运人赔偿后的责任划分，本案是托运人作为原告向承运人主张托运货物毁损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确认两承运人对运输货物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无误，本院予以确认。重庆嘉川公司上诉主张确定其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的责任划分，即要求在本案中确定案涉实际承运人重庆嘉川公司与缔约承运人福万达公司之间在对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双方之间责任分担，该内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重庆嘉川公司与福万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重庆嘉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51.51元，由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 湘 虎 审判员 张 红 见 审判员 毛 建 梅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陆慧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