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1，男，194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现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昕光，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女，195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柏，江苏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立英，男，1955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湖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5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女，195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英，男，1955年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现住江苏省苏州市湖中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某，男，194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裘永良，男，197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裘某1，男，196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裘某2，女，195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某，男，198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裘永良，男，1972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上诉人郑某1因与被上诉人郑某2、陈立英、陈某1、陈某2、蒋某、裘永良、裘某1、裘某2、吴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郑为知名下位于苏州市北浩弄2××号房产拆迁协议项下可申购的安置房由其享有75%份额、郑某2享有25%份额；拆迁补偿款由其享有30%、郑某2享有70%。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1.北浩弄2××号房产购买的年份为××××年，当时苏州尚未解放，当地施行的法律为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制订的《中华民国民法》。当时实施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第1017条的内容：“联合财产中，妻于结婚时所有之财产，及婚姻关系存续中因继承或其他无偿取得之财产，为妻之原有财产，保有其所有权。联合财产中，夫之原有财产，不属于妻之原有财产之部分为夫所有。”显然，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当年郑为知父母出钱购买并登记在郑为知一人名下的房产系其个人财产，并非与蒋玲娥的夫妻共同财产。2.依据2014年10月6日分别由郑为知、郑某1、郑某2签订的《苏州房地产及养老安排》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房屋拆迁后的权益应由郑某1、郑某2按相应份额进行分配，与其他当事人无关。被上诉人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北浩弄2××号房产应作为郑某1、郑某2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某2、陈立英、陈某1、陈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郑为知遗产，即南京市鼓楼区（建筑面积34.45平方米）；苏州市姑苏区清塘路333号虎阜花园房屋两套（房屋建筑面积170平方米）。三套房屋价值为256.45万元，苏州房屋参考价值为每平方米1万元，房屋拆迁补偿款1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为知（曾用名郑为之，1930年出生，2017年去世）与蒋玲娥（1950去世）育有郑某1、郑元鑫（1947年出生，1951年去世）、郑某2三子女。蒋玲娥之父先于其去世。蒋玲娥之母蒋龚氏（1958年去世）育有蒋徐生、蒋玲娥、蒋杏生三子女。蒋杏生1940年去世，未留有子女。蒋徐生（1959年去世）与郁官妹（1994、95年去世）育有蒋某、蒋大媛（1998年10月19日去世）、蒋凤金（2015年4月3日去世）三子女。蒋大媛与陈永山（2006年8月1日去世）育有陈立英、陈某1、陈某2三子女。蒋凤金与裘小弟（2014年去世）育有裘永良、裘某1、裘某2、裘福英（2014年去世）。裘福英育有一子吴某。郑某1称郑某2被送养，并长期在苏州生活，并改名为蒋元玲，已与养父母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对于蒋玲娥去世时的遗产，没有继承权。郑为知于1976年取得南京市鼓楼区（原下关区）东井二村505幢47室房屋一套。××××年，郑为知父母出资以郑为之名义签订北浩弄2××号房地契，后该房参与社会主义改造。2000年8月7日，苏州市房产管理局下发苏房落〔2000〕4号《关于郑为之户房屋问题的处理意见》，北浩弄2××号房产证户名郑为之，部分使用单位进行了拆建，落实政策过程中，由于房主与使用单位在归还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致使落实政策部门作出的落实处理决定一直未能执行。后经协商，苏州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郑为之达成了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范围的分割协议。2001年，案外人郑伯贤以郑为知为被告在原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郑伯贤称其××××年化名“郑为之”购买了北浩弄2××号房屋，1969年归公，1986年、1987年将房屋发还给郑伯贤，2000年郑为知以“郑为之”名义签署了土地使用权协议，郑伯贤认为“郑为之”是其化名，郑为知一直名为郑为知。郑伯贤要求将北浩弄2××号确权给郑伯贤。郑为知辩称，解放前后由父母出资替六子女分别购置了房产，北浩弄2××号是购买给其本人的房产，并以郑为知的曾用名“郑为之”立契，因长期在外工作，委托郑伯贤管理，文革受冲击后，又委托郑伯贤办理落实政策发还手续，后发现郑伯贤有侵吞房产之意，遂自行办理了相关手续。该案审理查明，郑伯贤、郑为知系兄弟关系，××××年由“郑为之”购买了北浩弄2××号房屋。争议焦点为“郑为之”是谁的曾用名问题及北浩弄2××号是谁的产权问题。后该院审理后认定郑为知是“郑为之”，北浩弄2××号的产权归郑为知，驳回了郑伯贤的诉讼请求。该案审理过程中，郑为知提供由其郑惠黎、郑全凤、郑魁信签名的北浩弄2××号属于郑为知的说明一份。原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向证人葛林深做调查笔录中载明，葛林深称郑家买了六处房子（郑仲英经常谈起），北浩弄的房子是老四（即郑为知）的等内容。2008年6月12日，苏州市苏城拆迁有限公司（甲方）与郑为知（乙方）签订《苏州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一份，载明，北浩弄2××号所有权人为郑为知，建筑面积158.13㎡（其中住宅158.13㎡）。甲方对乙方实行货币补偿，房屋补偿49791元，区位补偿706695元，合计756486元。乙方须在2008年6月12日前搬迁完毕，甲方凭验房单支付乙方搬迁补偿费9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9487.8元。乙方可购买玻纤路热处理厂地块多层定销商品房90㎡贰套，均价2300元／㎡。同日签署《苏州市房屋拆迁补偿费用结算表》一份，载明，北浩弄2××号一次性补偿1148000元。2014年10月5日，郑为知书写《苏州房地产及养老的安排》，郑某1、郑某2于10月6日签字，该安排载明，对于郑为知在苏州北浩弄2××号房产拆迁后所得的房屋及补偿款分配及郑为知的养老问题作如下安排：（一）给儿子郑某1房屋壹套及人民币壹拾万元；（二）给女儿郑某2人民币柒拾万元；（三）其余下的房屋壹套及补偿款柒拾万元留给我自己；（四）与苏城拆迁公司谈判后如有变动则另作调整；（五）关于我的养老问题儿子郑某1及女儿郑某2轮流负责；（六）如我有困难，儿子郑某1及女儿郑某2应及时帮助解决。如经济问题则由儿子郑某1及女儿郑某2各负50%，日常赡养及照顾的优劣情况则作今后奖惩的依据。郑某2提供2017年7月21日的《遗嘱》一份，载明：“关于我和我妻子蒋玲娥的共同财产包括苏州市北浩弄2××号房屋及一切遗产，及南京市鼓楼区505幢47号之一切房产、财物，我生命结束后全由我妻子蒋玲娥三人共同所有，他人不得侵占。特此遗嘱（为蒋玲娥、郑某1、郑某2三人），遗嘱人郑为知”。郑某1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从该遗嘱的签名时间看，距离郑为知去世不足5天时间，遗嘱内容也语句不通，将1950年去世的蒋玲娥作为继承人，故该遗嘱即使为郑为知所写，也反映出郑为知当时神智不清，遗嘱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的依据。郑某1称有金银饰品及存款在郑某2处，郑某2予以否认，郑某1未提供证据。郑某2称郑某1之子向郑为知借款50000元，郑某1予以否认，郑某2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郑某1提出的郑某2被收养问题，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郑为知和郑某2的简历均明确记载了郑某2的母亲为蒋玲娥，故郑某1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登记在郑为知名下南京市鼓楼区不动产，在蒋玲娥去世多年后取得，系郑为知个人财产，郑某1、郑某2确认由双方各继承二分之一，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北浩弄2××号房产，现该房产已拆迁，2008年6月12日苏州市苏城拆迁有限公司（甲方）与郑为知（乙方）签订《苏州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苏州市房屋拆迁补偿费用结算表》，该拆迁权益可以作为遗产继承。关于北浩弄2××号房产是否为郑为知与蒋玲娥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郑为知本人在原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的陈述和相关证人证言，该房产应为郑为知父母于××××年出资购买。郑某1主张依据201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即该房产的拆迁权益系郑为知的个人财产，与蒋玲娥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购买的行为发生在××××年，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双方已经结婚并育有两子），不宜用2011年颁布的司法解释认定该房产或拆迁权益的归属。结合该房产购买时的情况（男方父母出资、坍塌房屋）、落实政策发还房屋有新建房产及2××号拆迁权益（区位补偿706695元、房屋补偿49791元，其他一次性补偿1148000元）等情况，一审法院酌定蒋玲娥享有北浩弄2××号房产拆迁权益的三分之一。关于2014年10月5日，郑为知书写的《苏州房地产及养老的安排》，因蒋玲娥继承人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欠缺共有人确认，不能作为本案处理遗产的依据。关于2017年7月21日郑为知的《遗嘱》，即使为郑为知所书写，因其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将早已去世多年的蒋玲娥作为继承人），不能认定郑为知书书写该内容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亦不能作为处理本案遗产的依据。综上，该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蒋玲娥去世后，其遗产应由其继承人蒋龚氏（母亲）、郑为知（丈夫）、郑某1（子女）、郑元鑫（子女）、郑某2（子女）各继承北浩弄2××号房产拆迁权益的十五分之一。郑元鑫去世后，郑元鑫的十五分之一应由郑为知（父亲）继承。郑为知去世后，其享有的五分之四（三分之二＋十五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由郑某1（子女）、郑某2（子女）各继承五分之二。蒋龚氏去世后，蒋龚氏应继承的十五分之一应由蒋徐生（子女）继承三十分之一，郑某2（代位继承蒋玲娥份额）、郑某1（代位继承蒋玲娥份额）各继承六十分之一。郑某1、郑某2各享有六十分之二十九（五分之二＋十五分之一＋六十分之一）。蒋徐生、郁官妹去世后，蒋某（子女）、蒋大媛（子女）、蒋凤金（子女）各继承九十分之一。蒋大媛、陈永山去世后，由陈立英（子女）、陈某1（子女）、陈某2（子女）各继承二百七十分之一。蒋凤金去世后，由裘永良（子女）、裘某1（子女）、裘某2（子女）、吴某（代位继承裘福英份额）各继承三百六十分之一。郑某1所称的金银饰品和银行存款，郑某2否认，郑某1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在郑某2处保管，一审法院不予处理。郑某2称的借款，亦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亦不予处理。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登记在郑为知名下南京市鼓楼区不动产由郑某1、郑某2各继承二分之一；二、登记在郑为知名下北浩弄2××号房产的拆迁权益由郑某1、郑某2各继承六十分之二十九，蒋某继承九十分之一，陈立英、陈某1、陈某2各继承二百七十分之一，裘永良、裘某1、裘某2、吴某各继承三百六十分之一。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北浩弄2××号房产的相关产权登记信息，经查，××××年，郑为知父母出资以“郑为之”名义签订北浩弄2××号房地契，郑为知之妻蒋玲娥1950年去世后，该房屋于1951年重新登记至“郑为之”名下，后该房参与社会主义改造，2000年11月，苏州市政府落实政策返还该房屋后，访房屋再次登记至郑为知名下（权证号：苏房权证市区字第××号），并确定相应的面积及四临位置，至该房屋被拆迁，产权人再未变更。经质证，上诉人对上述房产登记信息予以认可，并称，该房屋自始至终均系郑为知的个人财产；被上诉人郑某2对上述房屋产登记信息予以认可，并称，该房屋至落实政策房屋归还后的登记，其财产属性一直没有变化，仍应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延续。二审中，郑某1、郑某2均认可，如果法院最终认定苏州房产为郑为知个人财产，那么按照郑为知在世时签订的《苏州房地产及养老的安排》，原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项下的权益应该为可申购的安置房和可领取的补偿款，安置房部分，应由郑某1继承75%的份额、郑某2继承25%的份额；钱款方面，由郑某1继承30%的份额、郑某2继承70%的份额，双方在取得安置房时按继承房产份额比例承担相应税费及补差款。二审中，上诉人郑某1自愿承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户籍档案信息、房屋产权证登记信息、《苏州房地产及养老的安排》、《遗嘱》及《拆迁协议》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原位于苏州市北浩弄2××号房产自购买即登记在郑为知名下，至1951年重新登记在郑为知名下，以及该房屋被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国家及落实政策返还房屋时于2008年再次登记在郑为知名下时，郑为知之妻蒋玲娥已于1950年去世，故该房产应认定为郑为知的个人财产，其后被拆迁所涉及的拆迁利益也应认定为郑为知的个人财产。上诉人郑某1主张原苏州房产及拆迁利益应为郑为知的个人财产，郑为知生前有权处置该拆迁利益及与郑某1、郑某2共同签订的《苏州房地产及养老的安排》中关于拆迁利益分配的约定合法有效，对郑某1、郑某2均具有约束力的上诉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郑某2称上述拆迁利益系郑为知与蒋玲娥夫妻共同财产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按《苏州房地产及养老的安排》约定，原苏州市北浩弄2××号房产拆迁补偿协议项下的权益应当由郑某1、郑某2继承享有，即该拆迁协议项下可申购的安置房由郑某1享有75%的份额、郑某2享有25%的份额；可获得的补偿款由郑某1享有30%的份额、郑某2享有70%的份额；郑某1、郑某2在取得安置房时按照取得房产份额比例承担相应税费。因案涉苏州的房产非郑为知与蒋玲娥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陈立英、陈某1、陈某2、蒋某、裘永良、裘某1、裘某2、吴某对该房屋的拆迁利益无继承权。郑某1自愿承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综上，郑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4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登记在郑为知名下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不动产由郑某1、郑某2各继承二分之一；二、变更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4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登记在郑为知名下原苏州市北浩弄2××号房产的拆迁权益中，可申购的安置房由郑某1继承75%的份额、郑某2继承25%的份额；可获得的补偿款由郑某1继承30%的份额、郑某2继承70%的份额；郑某1、郑某2在取得安置房时按照继承的房产份额比例承担相应税费。一审案件受理费39316元，由郑某1、郑某2各承担196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郑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钰审判员 朱卫国审判员 相媛媛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