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7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金华，女，1967年9月10日生，满族，户籍地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慧，上诉人儿子，男，1987年11月8日生，满族，户籍地大连市普兰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红旗福利中心，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街道棠梨村。法定代表人：周鹏，该中心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妍、上海市协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毅，上海市协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金华因与被上诉人大连红旗福利中心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11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金华上诉请求：1.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20）辽0211民初11539号民事判决书。2.要求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至2016年12月4日至2020年7月24日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3.要求被上诉人依法补交上诉人自2016年12月4日至2020年7月24日各项社会保险待遇。4.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八个月3811.375×8=30491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第47条的规定）。医疗补助金六个月3811.375×6=22868.25元，（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六条规定）。核酸血清检测费232.25元，××各项检查费461.7元，交通费1000元。5.要求被上诉人依法赔偿上诉人因隐瞒病情致病情加重，身体损害费3万元，营养费1万元，后续检查治疗费3万元。事实与理由：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20）辽0211民初11539号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明，具体表现如下：1.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明。2.被上诉人隐瞒上诉人××小三阳一年导致病情加重的赔偿问题，一审判决并非基于同一请权基础，不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处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上诉人2016年12月4日进入大连红旗福利中心工作，职位护理员，是由当时的院长进行面试，介绍的工资构成，福利待遇，工作性质及内容，然后分配到贾秀琴班组任职，在三年半多的时间内，任劳任怨，服从院里各级领导安排，并两次获奖，有荣誉证书为证，且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均未发生改变，更没有中途离职后再入职的情况。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及案外人，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由上述两家公司派遣上诉人至被上诉人处工作，且工资也不是被上诉人发放的，再根据上诉人在2017年9月10日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我对此判决表示不服，观点如下：1.上诉人从未接触过任何劳务公司和劳务公司的个人，是由福利院曾经的工作人员直接介绍到该公司工作，所以不存在被劳务公司派遣至福利中心工作的可能。2.我在福利中心签的合同，首先被上诉人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一份，一审中被上诉人拿出三份合同，分别是我与案外人所签署的劳务派遣空白合同，上面只有我的签名，以一张空白合同的签名就做出我与福利中心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我认为此判决有失公允，属于严重的偏向判决。3.退一步讲，就算养老中心可以代替劳务派遣公司与我签约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0条的规定劳动派遣单位的告知义务，第63条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的规定，如果福利中心可以替代劳务公司让我签约合同，那就应该同样代替劳务公司跟我讲明劳务公司的资质，被派遣员工所去的单位以及工资保险和其他的各项福利待遇，而显然福利中心并没有告知我这些。另外订立劳动合同需要建立在公平公正，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这些显然福利中心都违背了劳动法的规定。另外，从录音证明我与陈晓玲主任的对话中可以得到证实，陈主任只是对我要求赔偿的问题提出异议，但始终没有说我是劳务派遣员工，对我是福利中心的优秀服务员一事并无异议。4.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6条劳务派遣适用岗位的规定，劳务派遣属于我国企业用工的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实施，这与我的工作性质也完全不符。5.福利中心让我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的是退休返聘协议，首先我在来本单位以前一直在家务农，所以根本就谈不上退休返聘一说，其次我是2017年9月10日达到50周岁，而我在2016年12月4日已经来到福利中心工作，另外，《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二项及劳动法第73条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或领取退休金，是导致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而我从未领过一分钱的养老金，所以不应该按劳务关系处理。6.如果按照福利中心提供的合同，我与大连奥远劳动服有限公司签订的【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时间为2016年12月10日-2018年7月31日，又分别于2018年8月1日，2020年1月1日与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了【聘用退休人员协议书】这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欺骗点，第一，我与奥远劳务解除劳动合同，首先应该有解除劳动合同书，事实上这个是没有的，第二，我与奥远劳务在2018年7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8月1日又与奥美劳务签订了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而我与奥远劳务解除劳动合同又重新与奥美劳务签订了劳动协议书，再有奥美劳务派遣到福利中心工作这至少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秒钟换两家公司，而劳动协议的签署都是在福利中心签的字，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7.《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6条劳动合同的无效或部分无效，一，以欺骗威胁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被上诉人在福利中心内部却让我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属欺骗性质，在订立变更劳动合同时未对我进行说明，违背了我的真实意思。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福利中心让我签订了三份空白劳务返聘合同只放在自己手里，本身就存在隐瞒和欺骗性，开除我也是福利中心的直接行为，而在一审中却突然拿出了劳务派遣合同，其目的在于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作为福利中心直招的员工，却在福利中心签了劳务派遣合同，一未告知，二隐藏合同，三只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签名，这些都违反了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第81条规定。8.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劳动关系双方主体间不仅存在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还存在人身关系及隶属关系，劳动者除提供劳动外，还作为内部职工接受管理，服从安排，遵守规章制度。而劳务关系是只存在财产关系，彼此无从属性，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动服务，用人单位支付报酬，各自独立，地位平等，这是劳动与劳务的基本最明显的区别。另外因劳动合同履行的劳动报酬不完全和不直接随市场供求情况的变动而变化，其支付形式往往是特定的一种持续定期工资支付，一般按月支付，而劳务合同的报酬按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支付，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其支付方式往往是一次性的或者是按阶段支付。另外大连红旗福利中心业务范围只有养老服务，而我作为24小时看护老人的服务人员，工作3年半，地点固定，工作固定，受福利中心管理，其工作性质符合劳动法中的劳动性质。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67条，用人单位不得自设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我于49岁直接进入福利中心工作，本身就不存在被派遣的可能，依照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也只能看出是福利中心让我签署了一份他指定的劳务公司所属的劳务派遣合同，而我从事的却是福利中心原有的工作，其行为是恶意将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变成劳务派遣人员，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规避作为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义务和非法目的。这与《劳动合同法》中禁止用人单位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立法本意相冲突，实际上就是自行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派遣劳动者，属于典型的逆向派遣，该行为违反了劳动法的立法精神，与劳动派遣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其本质就是来规避法律责任。该逆向派遣行为颠倒了劳务派遣单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劳动者关系的归属，损害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依法应属无效。综上所述，故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直存在合法有效的事实劳动关系，由被上诉人承担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第二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6条，29条的规定及《劳动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医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负伤停止工作治疗，休息但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被上诉人以××大三阳为由开除上诉人，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况且福利中心是已知我患××小三阳后故意隐瞒一年，致使变成××大三阳后以××大三阳严重为由将我开除，其行为更是恶劣。再根据违反解除合同经济补偿办法第六条除经济补偿外，赔偿最低六个月医疗补助金。所以我认为所要医疗补助金有理有据，更有法律为依托。第三条：要求被上诉人补交上诉人2016年12月4日-2020年7月24日各项社会保险待遇，首先需要人民法院确定双方劳动关系属同一劳动争议范畴之内，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处理。第四条：要求被上诉人依法赔偿上诉人因隐瞒病情致病情加重的身体损害费，一审认为并非基于同一请求权基础，我不认同此说法，第一，福利院可以对员工进行福利体检，但没有权利开除××小三阳或大三阳的员工，这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更是一种歧视行为。此事的前因后果是由福利院隐瞒我××小三阳一年导致变为××大三阳，造成了我病情加重，而后福利中心以此事为由将我开除，此事前后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如果把这项请求和确定劳动关系分开处理，就无法直观清楚的对此事进行判断，所以我认为此请求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第五条：一审法院认为，我提出与福利中心确定劳动关系，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说明，我认为我已提供的证据已经可以清晰明了的证明我与福利中心的事实劳动关系，观点如下：两份荣誉证书已经表明我是福利中心的优秀服务员而非派遣员工。从录音证明的多次对话中都可以证明福利院与我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其次我的叙述虽不能作为证据，但是是事实发展的一种表述，应该予以认可。一审还认为我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有符合其行为能力的认知，这一点我更不能认同，因为我并没有否认我自己签的名字，但是任何一条法律也不能因为我本人的一个签名而认定我与其存在某种关系，而让我在一份空白合同上只单独签一个名字，其目的性显而易见。另外我对劳务性质和劳动性质，我与福利中心实质的工作性质也都做了详细的表述，对无效合同也都提出了相对应的法律条款，所以我认为我所表述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法规适用。而被上诉人只凭一份空白合同上我的签名和劳务公司给我开工资的银行流水，就否认我与福利中心的事实劳动关系，这才是明显的证据不足。首先，一份空白合同的签名不足以证明任何东西，其次我们的工资构成，奖金，福利待遇，出勤休假都是由红旗福利中心直接安排的，而福利中心通过什么方式给我们发放工资是他自己的权利，此两点就认定我是劳务派遣退休返聘员工，第一缺乏证据，第二合同也未做到一式两份，第三，让我签空白合同本身就存在许多目的性，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责任。第六条：一审中被上诉人认为他并非医疗机构且××小三阳转变为大三阳，在医学上存在多种因素，需要我证明患××小三阳到××大三阳存在因果关系。这其中又存在许多矛盾点。第一，既然不是医疗机构，怎么能证明××小三阳转变为××大三阳就一定不是因为你隐瞒造成的呢？第二点，录音证明中陈晓玲主任曾说过，她问过医生，××小三阳也是治不好的，是不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如果能影响到我们是不会隐瞒你的。这里我更要问一下是哪个医生说的，这个医生又是哪个医疗机构的呢？我认为任何疾病都应该本着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如果在开始检查出我患有××小三阳时能及时告诉我，我是完全有可能治愈的，即使没有治愈，我也可以有效的控制，不至于又在短短一年之内发展成××大三阳。福利中心隐瞒我病情致病情加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我病情加重推脱到医学的多种因素方面，这更是对法律赤裸裸的挑衅。第七条：我方作为劳动者弱势群体的一方，在采集证据时本身存在诸多困难。所以请求法院要求福利中心提供2017年4月，2018年4月，我身体体检合格的报告。2019年4月患××小三阳的体检报告，2020年5月××大三阳的体检报告。还有我在福利中心的工作服，工作证返还我三份持有我签名的空白合同，以此来更直观的证明我与福利中心的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以上是针对主要上诉请求事项，上诉事实与理由的具体阐述。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上诉至法院。肯请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决。大连红旗福利中心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具体答辩意见如下：一、上诉人属于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退休返聘员工，经劳务派遣至我中心从事护理工作，我中心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要求确认与我中心存在劳动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与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及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已不属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应当属于劳务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1、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第一条已作出规定，即“……（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由此可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是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充分条件。《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的”涵义的复函》（劳社厅函[2001]125号），均明确规定国家法定的女职工退休年龄系50周岁，本案中，上诉人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的主体范围，应当属于劳务关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虽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但该条是关于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认定问题，不能反推得出劳动者虽未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的结论，上诉人主张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无法律依据。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上诉人赵金华于1967年出生，于2017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其与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及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已不属于《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应当属于劳务关系。三、上诉人与我中心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按照法律规定，我中心无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退一步讲，即使需要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上诉人要求我中心补交社会保险的请求，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当驳回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王某与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申请再审一案使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法研〔2011〕31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2010）甘民申字第416号《关于王某与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申请再审一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原则同意你院审委会的第一种意见，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的规定，上诉人的此项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应当予以驳回起诉。四、因上诉人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上诉人与我中心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主张赔偿金，无任何法律依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中所规定的补偿金及赔偿金，系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劳动者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向用人单位主张补偿金及赔偿，而上诉人已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并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与我中心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与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及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因此，上诉人依据劳动法主张赔偿金于法无据。五、上诉人××并非我中心原因造成的，同时，上诉人所患××亦不属于工伤或职业病，上诉人要求我中心支付医疗补助金、检测检查费及交通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所患××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15条所规定的工伤或职业病，故其并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无权要求我中心支付赔偿金、医疗补助金、检测检查费及交通费。六、我中心并非医疗机构，且××小三阳转为大三阳，在医学上存在多种因素，故上诉人主张因我中心隐瞒病情致使其身体加重损害，须证明我中心未告知2019年体检结果与原告患××大三阳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因我中心属于养老院福利机构，老人免疫力普遍较低，因此我中心需要对护理老人的人员每年进行体检，其目的系检查护理人员是否符合岗位工作要求，并非系为了检查护理人员身体是否健康。而且，我中心亦并非专业的医疗机构，上诉人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自身身体状况负责，应当自行向具有体验资质的医院或医疗机构进行体检。而且上诉人体检后，应当主动了解体检结果，并就其自身身体状况至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2、××小三阳转为大三阳，在医学上存在多种因素，我中心并非医疗机构，上诉人主张系我中心未告知体检结果致使其病情加重，则上诉人须证明两者之前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七、《聘用退休人员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中心并未对上诉人存在任何隐瞒或欺骗的行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已可表明其认可该协议。同时，如上诉人认为我中心存在隐瞒或欺骗其签订该协议，应当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八、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上诉人主张被告未告知体检报告而致使上诉人病情加重的身体损害属于侵权责任纠纷，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审理。综上所述，我中心与上诉人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上诉人系退休人员，无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上诉人所患××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工伤或职业病情形，且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我中心未告知体检结果与其患××大三阳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我中心的合法权益。赵金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自2016年12月4日至2020年7月24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依法补交原告2016年12月4日至2020年7月24日各项社会保险待遇；3、被告依法赔偿原告8个月赔偿金30491元、医疗补助金6个月22868.25元、核酸血清检测费232.25元、××各项检查费461.7元、交通费1000元；4、被告依法赔偿原告因隐瞒病情致病情加重的身体损害费3万元、营养费1万元、后续检查治疗费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原告到被告单位从事护理工作。2017年12月15日，被告向原告颁发了被告单位第二届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的荣誉证书。原告曾荣获2019年大连棠梨养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最佳服务之星荣誉称号。被告与案外人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书》约定案外人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向被告派遣辅助岗位工作人员，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7年4月1日，双方又进行续签，合同期限自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被告与案外人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劳务派遣协议书》约定案外人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向被告派遣工作人员，合同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原告于2016年12月10日与被告及案外人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又分别于2018年8月1日、2020年1月1日与被告及案外人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了《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上述《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约定，由上述两家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原告至本案被告处从事护理岗位。2016年12月17日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原告的工资分别由案外人薛玉凤、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发放。再查明，原告曾到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本案中诉讼请求。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甘劳人仲不字（2020）第52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同被告及案外人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由上述两家公司派遣原告至被告处工作，工作期间原告的工资亦不是被告发放的。因此无法作出原告、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认定。另外，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人员，双方形成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本案原告1967年9月10日生，2017年9月10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此后不具备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2016年12月4日至2020年7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无法得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无论本案被告是否负有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的义务，该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医疗补助金、核酸血清检测费××各项检查费、交通费，原告上述诉讼请求得以支持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及原告病情依法认定为职业病或工伤，原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原告主张的因被告隐瞒病情致病情加重的身体损害费3万元、营养费1万元、后续检查治疗费3万元，该诉讼请求和前述诉讼请求并非基于同一请求权基础，一审法院不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处理，原告可组织相应的证据后另行主张。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对《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提出的异议，称原告是应被告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签字的行为有符合其行为能力的认知，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合同存在无效、可撤销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金华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和案外人大连奥美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大连奥远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聘用退休人员劳动协议书》，由上述两家公司派遣上诉人至被上诉人处工作，工作期间工资亦不是被上诉人发放。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如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其他合法权益，上诉人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赵金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赵金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国救审判员  林荣峰审判员  苏 娓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葛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