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鲁01行终28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德才，男，195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饶河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 法定代表人侯庆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麻晓莹、王晓霞，均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俊寿，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玉静，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邱帅，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上诉人刘德才诉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商业银行监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行初4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刘德才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二被告的举报调查意见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滥用职权等问题。主要证据不足。缺少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法发[2000]21号规定的“协助执行“法律文书”等必备要件“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执行法院之所以故意违反司法解释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自认有底气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生效法律文书”；故而施展投机取巧不轨伎俩，司法违法。复议决定书自我奉承的空、套话用了一大堆，但其援引的所谓“证据”，诸如“红兴隆农垦法院执行文书（2018）黑8103执209号之一和红兴隆农垦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2018）黑8103执209号之一”、“红兴隆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黑8109执恢423号之一和红兴隆人民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2019）黑8109执恢423号之一”、“红兴隆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黑8109执恢423号之二和红兴隆人民法院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2019）黑8109执恢423号之二”均来自枉法判决349号。“韩敬山以壹万元、壹万肆仟元两份造假“借条”起诉”的民间借贷案红兴隆农垦法院[2013]红商初字第349号独任审判员（饶河法庭庭长）孙明，舞弊隐匿被告刘德才证明韩敬山诉称的“债权债务关系已事实上消灭”、并证明韩敬山造假“借条”事实的“住房买卖证明”协议书和房产抵债后收回的出借人韩敬山的壹万元借条，两证据。孙明出于伙同韩敬山虚假诉讼不轨用心，又极力拒绝刘德才司法鉴定双方三份借条真伪的正当要求，认韩敬山两份造假借条为真，枉法判决韩敬山胜诉。农垦中级法院二审[2016]黑81民终271号及再审[2017]黑81民再3号效仿一审初衷，既不采信刘德才的两份证据，又不鉴定韩敬山的两份造假“借条”。非要弄假成真，实施“农垦一亩汾地”的窝子案。此等渎职枉法判决，何谈法理效力？民间借贷案终审判决[2016]黑81民终271号，先是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民申2452号以终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指令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再审。在继后的刘德才反诉韩敬山、韩玉华父子不当得利案二审农垦中级法院（2018）黑81民终475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本院的民间借贷案终审判决[2016]黑81民终271号，与判决文书对应曾经“驳回刘德才的执行异议申请”的执行裁定书（2018）黑8103执异2号，亦被农垦中级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黑81执复11号撤销。拥有基本良知者，浏览一下“民间借贷”和“不当得利”一事两案的全部裁判文书与双方当事人仅有的“五份证据借（欠）条”及审判笔录、答辩、司法鉴定申请等案卷材料虚假诉讼问题及其判决被最终撤销的事实，将一一浮出水面。总之，复议决定书所援引的上述各执行文书所谓“证据”均来自被撤销、无效的原终审判决。如果非讨论这些“证据”效力的话，那它们是证实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与虚假诉讼人合谋违法的确凿证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法发[2000]21号文：“人民法院扣划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存款的，执行人员应当出示本人工作证和公务证，并出具法院扣划裁定书和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还应当附生效法律文书副本”之规定；本案中“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执行法院没有；协助扣划银行不要，双方默契，合谋违法。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查询、冻结被执行人存款的规定》法释[2013]20号第六条：“金融机构认为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采取的查控措施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在15日内审查完毕并书面回复”之规定；金融机构对人民法院缺少协助扣划执行的必备要素手续“生效法律文书副本”，赤裸的违法执行情形下，不予“依法提出书面异议”，使执行法院违法扣划得逞，金融机构反过来装出一副“无奈”“无辜”相骗人，谁信啊？地道的同流合污！《行政复议决定书》则搬出来《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法[2015]321号文有关“总对总”“电子法律文书”……向金融机构发送说：“冻结及扣划柜员均为JICS，即中国农业银行司法查控系统”，说“冻结及扣划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执行”等说，意图为金融机构排解责任，但是徒劳。首先应当明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专门解释，才是本案“协助执行合法性争议案件”，应当优先适用的司法解释，而该司法解释是本案应当优先适用的司法解释，尤其“协助扣划执行”，“应当附生效法律文书”的规定，是“协助扣划”必备的核心要素手续。况且先后司法解释在无废止关系情形下，相互间是吸纳、补充关系，而非排斥对立关系，前者关于“协助扣划”必备“生效法律文书副本”规定，同样适用于“网络查询”、“总对总”、“电子法律文书”发送“完备必要性要求”。电子发送不意味着可以减损手续完备性，可以不要核心要素地位的“生效法律文书副本”。二被告意图规避司法解释核心内涵，袒护第三人。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查询、冻结被执行人存款的规定》有关“金融机构对人民法院违法执行行为，书面异议权”之规定，同样对后来的相关解释具有承继作用；即对“网络执行”中的法院违法、同样具有监督异议职责。第三，复议决定书又言称“冻结及扣划柜员均为JICS，即中国农业银行司法查询控制系统”，这与第三人自己的解释相互矛盾，对“柜员”的身份代码，各说为各自的一个版本。退一步说，此笔“扣划无据”问题，产生无论是“来人”执行的还是“网络”执行的，金融机构也都难辞其咎，推都推不掉失职责任。法律明定其责任，有章可循，赖不掉。滥用职权。本人反诉的“不当得利”案二审裁定（2018）黑81民终475号裁定撤销了[2016]黑81民终271号。原审[2013]红商初字第349号，也当然失去法律效力，相应地，“驳回刘德才的执行异议申请”的(2018)执异2号，亦经（2018）黑81执复11号执行裁定撤销。而红兴隆农垦法院的原审[2013]红商初字第349号，也随着终审判决[2016]黑81民终271号的被撤销，当然失去法律效力；同时执行裁定（2018）黑81执复11号撤销了[2018]黑81**执异2号。尽管本案法律文书较多，但“枉判”与“正判”类别清晰。被告故装看不懂袒护第三人。那么，红兴隆农垦法院、红兴隆人民法院所发的任何执行文书均失去法律效力基础，即便产生作出，在法律效力上，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两被告对此法理关系装聋作哑，意在袒护第三人与虚假诉讼人的同流合污性质问题。不顾危害社会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大局，袒护监管对象第三人乃至虚假诉讼人，两被告的错误是原则立场性的，有辱政府形象。综上所述，二被告的金融行政监管职责发挥不力，导致金融机构违法，危害国家司法秩序，侵害本储户合法权益事件屡屡发生，无奈之下，诉诸法院，请求撤销二被告的举报调查意见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履行行政职责，责令第三人立即解冻违法冻结的原告养老金账户，如数追赔还违法扣划的7400元养老金本息；并依法处罚金融违法、伙同违法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根据法院司法文书对原告相关账户内资金按照司法文书确定的要求进行冻结扣划，上述行为属于对司法机关的协助执行行为。涉事银行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无权对司法文书的效力进行评价，上述协助执行行为也不属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监管范围，同时在复议程序中也无法评价。原告对司法裁判不服或对冻结扣划的协助执行行为和后果不服，应当按照审判执行的特定救济途径进行救济。综上，原告起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作出的举报事项告知书从其内容看仅是对整个协助执行行为内容的有关陈述，不影响原告权益。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德才的起诉。 上诉人刘德才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二被上诉人的举报调查意见书和行政复议决定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滥用职权等问题。该调查意见书和复议决定违反了相关文件和法律，规避了司法解释的核心内涵。二被上诉人的金融行政监管职责发挥不力，导致金融机构违法，危害国家秩序，侵害储户权益，特诉诸法律保护。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二被上诉人的举报调查意见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履行行政职责，责令一审第三人立即解冻违法冻结的上诉人养老金账户，如数追赔还违法扣划的7400元养老金本息，并依法处罚金融违法，伙同违法行为。本案诉讼费、活动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刘德才因不服一审第三人基于司法文书协助执行而对其养老金账户冻结扣划的行为，向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提起投诉举报。但，银行业监管机构无权对司法文书的认定、效力等作出评价，亦无权对司法文书执行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审查，也不具有相应的查处职责。因此，上诉人刘德才亦不具有要求银行业监管机构对司法文书协助执行行为而履行监管职责的请求权。故，被上诉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对上诉人刘德才就上述行为提起的投诉举报事项是否受理、是否查处及如何答复等，均对其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刘德才的起诉，并无不当。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的规定，上诉人刘德才不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行政复议维持行为的起诉，亦应一并裁定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正升 审 判 员 孙继发 审 判 员 魏吉锋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法官助理 禹明璐 书 记 员 聂林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