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37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友成，男，196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京，男，198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东阳市新时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阳市横店镇横店社区郭新宅居民小区，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横店社区郭新宅居民小区。 负责人：郭叶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春如，浙江无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友成、郭京因与被上诉人东阳市横店镇横店社区郭新宅居民小区（以下简称郭新宅小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3民初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友成、郭京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郭新宅小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郭新宅小区负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形成高度盖然性，以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与本案近似的案件即（2018）浙民再651号，与被上诉人在本案中除保证书之外，其余证据可谓完全相同，省高院再审认定被上诉人的诉请尚不能成立。本案核心争议是保证书是否能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认为该保证书也无法确实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请。首先，该保证书存在一定的瑕疵。虽然经过鉴定认定右下角的“郭友成”的签名系上诉人郭友成所书写，但笔迹鉴定结论准确性并非100%，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何况，该鉴定结论中，鉴定结论认为不能确认保证书中除了签名之外的内容确系郭友成所书写。作为一份手写的保证书，主文手写笔迹与落款签名并非同一人，不符合常理。其次，保证书中的具体内容，也无法直接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请，保证书中载明的是“竞拍价”，与“最高投标价”的8500元显然不能等同。参与竞拍的投标价、投标平均价、最高投标价都是“竞拍价”，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直接以“最高投标价”予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最后，上诉人郭友成一直坚持认为其没有书写过该保证书，也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郭友成没有书写过，更何谈同住的郭京对此“不可能不知”。二、一审判决对本案重要事实的认定错误。首先，上诉人为村里做路将老房子拆除、村镇给予重新安置，申请审批宅基地在先，被上诉人开会作出决议在后。如果没有明确的拆迁补偿方案，上诉人肯定不会自行拆除老房，被上诉人也不会予以审批通过新宅基地。而上诉人拆除时，无论是按“最高投标价”还是“上浮5%”的决议根本没有形成。其次，上诉人拆迁新房安置新地块的具体内容，都经过村两委会讨论通过、并张榜公示，本案双方及当地村民都清楚，自始至终无人提出异议，并己由国土局批准。上诉人配合拆迁、村镇给予安置位置较好的新宅基地，是对上诉人新房拆除的补偿，不仅经过双方认可，且张榜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经政府机构层层审批确认。再次，从合理性角度来说，既然被上诉人早就已经决定该地块不仅需要按最高投标价还要上浮5%支付，但其后双方签订的《建房协议书》中却对如此重要的事项只字未提，仅约定了建房的规范与要求，并经过被上诉人签字盖章同意。若被上诉人需要上诉人支付最高投标价并上浮5%，又未经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不可能同意与上诉人签订《建房协议书》。最后，被上诉人在郭拥军案中坚持称押金数额正好是用10万元一间，按间数乘以上浮比例得来，但郭友成的押金收据为30万元，上浮5%后按郭友成的3间半房屋计算，应缴纳36.75万元而不是30万，也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引用公平原则予以裁判，裁决却显失公平。上诉人在本案中支付的“对价”为带头拆迁和拆除旧房未补偿。按一审法院的判决，被上诉人唯一给予上诉人的对价就是“优先安排位置”，另外，无论新宅基地按最高投标价还是上浮5%另行支付屋基款，都显然不足对上诉人拆除的老房、老宅基地、老房的装修等等进行补偿。四、本案系合同纠纷，双方系平等的合同主体，达成合意应当同时具备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并达成合意。本案中，双方对于“对价”各有说法，并无直接证据达成一致。人民法院并无对“合同”对价进行“酌定”的自由裁量权利，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裁判驳回或支持诉讼请求。五、一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郭某出庭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其证明力，程序不当。郭某系本案争议事实发生期间的村书记，也是代表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六、郭京依法审批获得三间土地使用权，从未委托或授权郭友成向郭新宅小区作出承诺和协议，两人虽系父子，但各自财产独立，土地使用权也是各自审批所得，郭友成所作承诺对郭京无效。 郭新宅小区答辩称，1.保证书一审中已进行鉴定，经鉴定笔迹确实是郭友成书写，事实清楚。2.保证书中没有郭京签字的问题，郭京和郭友成系父子关系，且系共同建房，双方在《建房协议书》中有两人共同签名，并且两人建房的规划许可证中也是共同的，审批的房屋也是两人共同所有。郭友成的签字自然对郭京发生法律效力，并不存在郭京未签字就不承担责任。3.涉案屋基在××镇××庄路的一个支线上，第一户是郭拥军，第二户是郭友成，本身地段存在着级差优势，临近康庄路价值最高，依次递减，后面第3、4、5户已经按照8500元缴纳地基款，郭友成、郭京也已经出租有收益。基于级差优势，首先要进行投标，对于上诉人及郭拥军等四个带头拆迁的不用参与投标，但是要按投标最高价上浮，第一户上浮20%，第二户上浮5%，当时上诉人为能争取安排在好的地段，对上浮没有意见，然后才开会表决，表决通过以后也进行通知。屋基审批过程和招投标屋基安排穿插进行，符合东阳、义乌各村习惯。4.带头拆迁不参加投标直接给予上诉人确定位置，已经给予了巨大的利益，如投标可能竞价会更高。公平原则是合同法的原则，一审法院按合同法规定自由裁量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5.郭某确曾系村书记，但其个人与本案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没有虚假陈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郭新宅小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郭友成、郭京支付屋基款82455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友成、郭京系父子关系并共同生活。2012年7月8日，郭友成作为村做路拆建户，与儿子郭京分别领取《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审批表》申请安置的屋基，其中郭友成申请拆除旧房1处1间1弄，计面积93.2平方米，要求审批占用建设用地1弄，面积18平方米；郭京未婚无房，故立户报批，要求审批占用建设用地建房3间，面积108平方米。同年10月13日，郭友成拆除旧房。同年10月23日，郭新宅小区村二委会成员召开村委会就村里申请建房户的屋基安排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为村做路拆建户优先安排，康庄路东边起开始安排，第一户郭拥军安（按）其他拆建户最高投标价提升20%、第二户安排给郭友成户提升5%，其他为做路拆建户按照其他拆建户最高投标价算，投标底价1500元正、田园200一个平方……”。2013年10月8日，郭友成交纳“押金（宅基地选位费）”30万元。同年10月24日，郭友成、郭京取得《横店镇农村私人建房定位记录表》。2014年3月9日，郭友成向郭新宅小区当时的负责人郭某出具《保证书》一份，内容如下：“本户建房已交押金三十万整，如村里经竞拍产生竞拍价，将根据竞拍价找补建房款。”同年5月4日，郭新宅小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并形成《关于郭拥军郭友成户屋基安排的决定》，内容为“为村通路拆建户优先安排，康庄路东起开始安排第一户为郭拥军、第二户郭友成。第一户屋基款为投标最高价提升20%。第二户屋基款为投标最高价提升5%每平方米，田园200元每平方米。应到会村民代表为24人，实到23人”，共有18位同意上述方案的村民代表在决定上签字。同年5月9日，郭新宅小区与郭友成、郭京签订《建房协议书》。同年7月22日，郭新宅小区举行屋基公开投标，投标最高价为许志根户，价格为每平方米8500元，共计2间，面积72平方米，位于××庄路××户。同年8月31日，因郭友成、郭京未交纳后续的宅基地选位费，郭新宅小区组织村二委会成员、村民代表、全体党员召开会议，就“郭拥军、郭友成户在没有交齐屋基款前提下擅自动工”一事，全体与会人员表决通过“屋基款在没有全部上交之前，郭拥军、郭友成（郭京）户，不得动工建房。如再不及时交纳屋基款，将走法律途径。” 另查明，涉案宅基地使用权面积为126平方米，其上房屋已建成，共计3间，郭友成、郭京已入住。原拟安置于康庄路东起第三户的郭威中曾于2013年10月18日交纳宅基地选位费押金20万元，于2014年9月22日续交119000元；安置于康庄路东起第四户的郭世朝曾于2013年10月8日交纳宅基地选位费押金20万元，于2014年8月19日续交419000元。为涉案纠纷，郭新宅小区曾于2017年8月8日诉至法院，后因未在指定的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于同年11月1日裁定按撤诉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宅基地批建过程中引发的村集体组织与村集体组织成员间的纠纷。郭友成因响应村里做路而拆除面积为93.2平方米的老房，与新立户的儿子郭京共同拆迁安置于康庄路东起第二户，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即郭友成、郭京经由郭新宅小区安置于涉案屋基处，应支付多少金额之对价。本案系合同纠纷，故应探求双方曾达成如何之合意。关于该合意，双方陈述不一。郭友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其因积极响应村做路拆迁之号召，故其取得涉案屋基的对价，乃每平方米500元，并举与其拆迁安置情况殊不相同之黄惠娣户系交纳每平方米500元的例子作对比，然而，无任何证据表明郭新宅小区、郭友成、郭经之间曾达成如此内容之合意，且郭友成交纳30万元屋基选位费押金之举动亦与该主张矛盾。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宅基地系村集体组织所有的集体财产，优质宅基地尤其是有区位优势的宅基地更是稀缺资源，本案郭新宅小区位于横店镇中片，地处横店镇中心地段，涉案宅基地系当时由村里直接安排、无需参与招投标的最靠近康庄路（镇区主要路段）的四户中之第二户，在其他位置优势尚不如涉案宅基地的屋基（第五户起）均须进行竞价择位的情况下，郭友成、郭京户得直接提前安置于第二户，显然郭新宅小区已考虑其带头拆迁之因素并给予适当照顾，故其应支付的屋基对价并不当然为低价，因此，郭友成的主张显不成立，不予采纳。郭新宅小区则主张双方达成的合意为“按投标最高价上浮5%”计算屋基价格，并举村二委会会议记录、村民代表决议、村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郭友成出具的保证书、郭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以资证明。然上述证据中，除保证书外，其余均未获郭友成、郭京直接确认及认可，故不得据此内容即作论断。其中《保证书》则为郭友成直接作出之意思表示，其内容为：“本户建房已交押金三十万整，如村里经竞拍产生竞拍价，将根据竞拍价找补建房款”，可知其先前交纳的3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押金，而后续应交纳的款项，则应视其后产生的竞拍价再行找补。然具体应如何找补，语嫣未详。此后，2014年7月22日，郭新宅小区举行屋基公开投标，投标最高价为同排第五户许志根户，价格为每平方米8500元。同排第三户郭威中在投标结束后只补交了119000元，郭新宅小区庭审中陈述，此系因当时郭威中户的屋基审批手续尚未完成，其最终能否取得第三户之两间屋基尚不明朗之故；郭友成庭审中则陈述郭威中户应交纳的屋基选位费总额即为319000元，按72平方米折算下来为每平方米4430元，即便如此，郭威中仍嫌贵，故后来从郭新宅小区退回了全部款项；双方说法相异。因此后郭威中的屋基审批未获通过，其最终并未取得第三户之两间屋基，郭新宅小区也已将其两次交纳的款项退还，故对郭威中户的情况不作深究。同排第四户郭世朝在投标结束后已按每平方米8500元的价格补足交纳了屋基选位费，此与郭新宅小区提供的村二委会会议内容亦相合，故同排第四户的屋基选位费价格于投标结束后乃确定为每平方米8500元之事实，甚为清楚。而郭友成出具保证书中所谓“找补”，究双方当时之本意，显然不应当低于第四户之价格，否则即与情理不合，盖因屋基的区位优势乃是衡量一处屋基之价值的核心因素，郭友成、郭京户为第二户，更靠近于地处横店镇中心地段的康庄路，故其屋基价值不低于第四户，显为不证自明之道理，双方不可能不清楚，故《保证书》中承诺找补之价格，显然不应低于每平方米8500元。现郭新宅小区主张应按每平方米8500元的价格再上浮5%，但没有证据能证明郭友成、郭京曾对此予以认可。虽然安排屋基是村里的重大事项且涉及村民自身的重大利益，为涉案屋基一事，村里曾先后召开村二委会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扩大会议等多次讨论，郭友成、郭京作为村民及事件当事人，按理不可能不关注、不知晓其决议的内容，但知晓并不等同于同意，故郭新宅小区不得根据会议的决议内容要求郭友成、郭京依照投标最高价上浮5%支付屋基对价。但因双方签订的《建房协议书》与郭友成出具的保证书中均未明确约定涉案屋基的具体价格，唯笼统之一句“根据竞拍价找补”，此乃双方合同行为之不足。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一审法院基于该条公平原则之精神，确定郭友成应按屋基投标最高价，也即8500元一平方米之价格，向郭新宅小区支付涉案屋基之对价，以保护双方之合法权益，达到权利与义务对等之效果，实现合同目的。另外，郭友成拆除老房后，虽然其与郭京系作为两个主体申请屋基，其中郭友成再婚批得18平方米，郭京立户批得108平方米，但两者系共同与郭新宅小区签订《建房协议书》，同属一本《建设工程规范许可证》（号码为横建字第2014011号），实际建房中亦将126平方米共同建造为三间，未区分各自批得的面积，故两者应共同向郭新宅小区支付屋基的对价。郭友成曾向郭新宅小区交纳126平方米的宅基地选位费押金30万元，郭京作为同住的儿子及事件当事人，不可能不知，其未作反对表示，可知在与郭新宅小区交涉涉案屋基对价一事上，郭京已向郭友成授予充分的代理权限，而该代理显为郭新宅小区所知并同意，故郭新宅村二委会决议内容中亦不作区分地将两人统称为“郭友成户”。因此，虽然郭友成出具的《保证书》中只有郭友成一人签名，但该承诺的效力理应及于郭京。综上，郭新宅小区诉请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经计算，涉案屋基款为8500×126＝1071000元，扣除郭友成已支付的押金30万元，郭友成、郭京尚应支付郭新宅小区屋基款771000元。因郭友成、郭京拖延交纳屋基款，客观上确给郭新宅小区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对于郭新宅小区主张的利息损失，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郭京、郭友成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郭新宅小区屋基款771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郭新宅小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92元，减半收取6146元，由郭新宅小区负担388元，郭京、郭友成负担6147元；鉴定费12395元，由郭友成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郭友成、郭京是否应向郭新宅小区交纳涉案屋基选位费的问题。郭新宅小区主张“安排郭友成户屋基在康庄路东起第二户，其应按最高投标价提升5%向郭新宅小区交纳屋基款”，郭友成、郭京则主张其屋基安排在第二户系郭友成为村里做路带头拆房的优待，其不需要交纳屋基款。本院认为，首先，郭友成、郭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次，2013年10月8日，郭友成曾向郭新宅小区交纳30万元，横店镇农村集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为此出具的收据上标明为“押金（宅基地选位费）”。郭友成对该30万元的款项性质有异议，但不能作出合理的、有证据支持的解释，其关于性质的辩解难以采信。再者，关于保证书，郭友成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向郭某出具的保证书所写的内容为1500元每平方米而并非郭新宅小区提交保证书上所写的按竞拍价，如按该陈述其所交款项应为189000元，但其2013年10月8日就已交押金30万元，押金数额已超过应交纳金额，并无必要再出具保证书，故其关于保证书所作解释亦不合常理。最后，为奖励郭友成带头拆迁，郭新宅小区已保证了其不参加投标即可安排在康庄路第二户的优先待遇。而同为做路拆迁安排在康庄路第四户的郭世朝，其位置不如郭友成户，也已在投标后按照投标最高价交纳屋基选位费。综上，原审法院根据相关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结合郭新宅小区屋基安置的情况，认定郭友成应向郭新宅小区按照投标最高价交纳屋基选位费并无不当。至于郭京所提郭友成所作承诺对其无效，其作为独立主体不应交纳涉案屋基选位费的问题。从本案情况看，郭友成、郭京系同住父子，两人虽系作为两个主体申请屋基，但郭新宅小区在安排屋基位置时系按郭友成户共同进行安排，两人也共同与郭新宅小区签订《建房协议书》，实际建房中亦将获批126平方米共同进行建造，未区分各自获批面积，且郭京系因与郭友成共同安排而取得安排在康庄路东边第二户的资格，系获益行为，故原审判决郭京支付屋基款的处理也无不当。综上，郭友成、郭京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10元，由郭友成、郭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巧慧 审 判 员 唐 骥 审 判 员 赵 娟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吕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