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7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50号2栋。法定代表人：吴永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明，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青，北京市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玉东，女，1987年3月3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娇，江苏智临（徐州高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恒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利贾路南侧。法定代表人：徐计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山，江苏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利国村。诉讼代表人：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彤，江苏法德东恒（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红，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路66号招商大厦24层01单元。法定代表人：吴永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利，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曾玉东、徐州恒亨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恒享公司）、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国钢铁公司）、原审被告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2民初10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京华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曾玉东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南京华能公司并未向曾玉东采购废钢。南京华能公司并未向曾玉东采购废钢，根据本案的事实，向曾玉东采购废钢的是利国钢铁公司。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曾玉东举证的《称重计量单》，收货单位是利国钢铁公司，司磅员为王芹、彭丽、陈娟，根据《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工资发放表(2019年6月)》《利国钢铁职工债权表》，上述人均是利国钢铁公司的员工。根据曾玉东举证的《废钢结算单》，结算处签字人为李春晓、复核处签字人为王珊、审核处签字人为邵某,4，李春晓、王珊、邵某,4均为利国钢铁公司员工，南京华能公司并未在《废钢结算单》中签字。根据曾玉东举证的《铜山县利国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用款申请单》，收款单位为曾玉东，款项用途说明为废钢，经办为李春晓、主管处签字为邵某,4、审核处签字为张贯银，张贯银是利国钢铁员工，且《用款申请单》的抬头为利国钢铁公司而非南京华能公司。南京华能公司韩培礼虽然在复核处签字，但仅为确保南京华能公司向利国钢铁公司支付的加工费用于履行《委托加工合同》之目的支出的费用，而对利国钢铁公司对外支付的款项进行监督(利国钢铁公司已欠付大量债务，如不对其资金进行监管，南京华能公司支付的加工费可能被挪作他用)。根据2020年8月27日一审法院质证笔录，证人邵某,4承认是其将结算单复印件交给供应商的，因此向曾玉东出具结算单复印件的也并非南京华能公司而是利国钢铁公司。上述证据充分证明，曾玉东向利国钢铁公司供应废钢，并与利国钢铁公司进行结算，利国钢铁公司人员向曾玉东出具结算单复印件，一审法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二)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并非委托采购关系。1.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为定作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签署《委托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场地租赁协议》，以及实际履行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南京华能公司提供主材并支付加工费，利国钢铁公司采购辅材并加工成钢坯、铁锭等成品并向南京华能公司交付，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符合《合同法》第251条规定的定作承揽合同法律特征。该事实已被徐州中院、江西新余中院生效裁判所确认。2.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在定作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了废钢等部分材料采购支付模式。合同履行过程中，利国钢铁公司提出在价格可行的情况下，在炼钢中加入废钢有助于降低成本，南京华能公司也认可利国钢铁公司的意见。因此形成了利国钢铁公司利用其渠道采购废钢并计入加工费，南京华能公司向其支付该项成本的废钢采购模式。交易过程均由利国钢铁公司自主决定，南京华能公司仅是对用款性质进行监督。因此，废钢采购依据的是定作承揽法律关系，而不是所谓的委托法律关系。3.王业飞案二审法院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采购法律关系是滥用裁判权的主观臆断，完全不符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在废钢买卖合同中的委托与受托关系经生效判决，即徐州中院就王业飞案作出的(2020)苏03民终393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王业飞案二审法院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采购关系这一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在定作承揽法律关系中对废钢采购进行切合实际的权利义务分配简便易行，人之常理上也没有另行通过委托关系划分权利义务关系的必要。前述王业飞案一、二审判决强行认定所谓委托关系完全不顾基本常识。事实上，利国钢铁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在长期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利国钢铁公司通过其结算平台签订书面合同或事实履行，计入加工费要求付款，南京华能公司审核用款符合约定用途即同意支付。徐州恒亨公司提供的近两年的银行流水单均证明了上述事实。(2)在没有任何真实可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牵强附会用毫不相干所谓“证据”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委托关系”存在。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既未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协议，也未有委托利国钢铁公司进行采购的行为，一、二审法院凭空捏造“因南京华能公司没有废钢采购资质故委托利国钢铁公司采购废钢”的事实。双方合同关系中“加工费”范围的灵活约定，决定了部分材料通过“加工费支付模式”采购简便易行，需要资质的材料采购更适合通过“加工费支付模式”解决，根据商事活动经济性原则，实在没有另行委托之必要。(3)王业飞案一、二审法院均偏袒、片面采信证据，表现为对客观、支持南京华能公司诉讼主张的证据视而不见，对矛盾的、不可靠的证据均作出对王业飞有利的解释。比如法院采用证据即胡小满与王业飞的聊天记录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是委托采购关系，有失偏颇且与案件事实不符。根据王业飞案中的《铜山县利国钢铁公司有限公司业务用款申请单》《交通银行进账单》《交通银行转账支票》、利国钢铁公司向银行出具的《说明》，王业飞所供废钢货款的支付路径是：结算平台徐州恒亨公司向利国钢铁公司开出转账支票，利国钢铁公司背书给王业飞，银行将款项划入王业飞银行账户。首先，该微信对话与王业飞案中争议的废钢交易无关，该对话时间为2018年4月，而王业飞案纠纷事实发生在2019年6、7月，利国钢铁公司已于2018年7月控制了徐州恒亨公司，且徐州恒亨公司本身即为利国钢铁公司委托的结算平台；其次，胡小满与王业飞的聊天记录与实际情况和该案书面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再次，在案证据十分清楚地证明了利国钢铁公司负责采购废钢等辅料的事实。利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王培珍在2019年7月19日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中承认废钢由利国钢铁公司采购的事实。邵某,4在他案出庭作证中，多次提及废钢采购“报厂里定”。奇怪的是，一、二审法院对此群体缄默、假装不知、不予回应。(4)揣着明白装糊涂地认定废钢“委托采购”关系。一、二审法院在南京华能公司与徐州云创公司之间所谓的《委托采购合同》上大做文章，在虚假证据基础构建其认定南京华能公司承担责任的法律基础。首先，《委托采购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如果南京华能公司真实履行了委托采购合同，必然在入库环节和出库环节体现出来，入库单必然全部是南京华能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而不仅仅是复核环节，出库单在徐州恒亨公司、利国钢铁公司都掌握，也就是利国钢铁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领取废钢的出库单，如同南京华能公司采购其他主材出库单一样，但本案并没有相关证据，而且在王业飞、徐州恒亨公司、利国钢铁公司已串通诉讼的情况下取得这些证据也不难。其次，该合同的履行时间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与王业飞或本案的争议交易履行时间2019年6月-7月并不一致，此时徐州恒亨公司的公章、财务管理完全在利国钢铁公司的控制之下。其三，王业飞案二审法院片面采用当事人为达到特殊目的而向江西新余中院提交的不实证据认定徐州云创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之间的委托采购合同实际履行且南京华能公司公司工作人员参与履行合同。但是根据新余中院2017年9月17日作出的(2017)赣05执异12号执行裁定书，并未认可徐州云创公司提交的证据，而是认为利国钢铁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中的加工费应属于被执行人利国钢铁公司的合法收入，南京华能公司将所有加工费直接支付给徐州云创公司在交通银行徐州堤北支行账户内，可以认定徐州云创公司是利国钢铁公司加工费的结算平台，徐州云创公司被该院冻结账户的资金应属于被执行人利国钢铁公司的收入。新余中院驳回了徐州云创公司的执行异议，也就是不认可当事方提交的证据。一、二审法院不采信已经生效的(2017)赣05执异12号执行裁定书的相关内容，反而采信徐州云创公司为提出执行异议而单方提交的证据，实属毫无公正性可言。其四，徐州云创公司与徐州恒亨公司先后受利国钢铁公司指定为结算平台，在定作承揽结算上有接续关系，但两个主体相互并无其他继承关系。因此，徐州恒亨公司并未取代徐州云创公司在事实不存在的《委托采购合同》中地位。(三)南京华能公司不是废钢的付款义务人。就本案的证据而言，实在推导不出南京华能公司是利国钢铁公司与曾玉东废钢买卖的付款义务人。南京华能公司仅在定作承揽法律关系承担付款义务，而并不在曾玉东与利国钢铁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利国钢铁公司经办的采购原告废钢的付款义务人应当认定为南京华能公司”，本案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利国钢铁公司向曾玉东采购废钢，利国钢铁公司与曾玉东进行废钢款的结算，南京华能公司并不是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但一审法院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采购关系并无任何证据进行支持，事实认定错误，南京华能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片面引用部分证据认定事实。一审法院在其查明的事实中引用新余中院对南京华能公司陈晓成制作的执行笔录，陈晓成陈述由南京华能公司提供原料并负责销售成品，中间付给利国钢铁公司加工费。实际上，《委托加工合同》项下包括原材料和辅料，2019年7月19日铜山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利国钢铁与华能的材料购买方是谁出资。王培珍(利国钢铁副总经理)：大宗原料由华能采购部门出资，辅材由恒亨公司采购。覃：属实，大宗原料是矿粉、焦炭、合金、铁水、球团，主要是这些。王培珍：属实，辅料包括石灰粉、石灰块、废钢、白云石粉、脱硫粉等。”由此可知，《委托加工合同》项下原材料是由南京华能公司采购的，但是废钢等辅料是由利国钢铁采公司购的。一审法院在其查明的事实中仅写明陈晓成承认原料由南京华能公司采购，但并未写明该院早已查明的《委托加工合同》项下包括原材料和辅料，废钢等辅料由利国钢铁公司采购的事实，仅引用部分对南京华能公司不利的证据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偏袒一方当事人的目的过于明显。综上所述，大量证据证明了曾玉东向利国钢铁公司供应废钢，并与利国钢铁公司进行结算，利国钢铁公司人员向曾玉东出具结算单复印件，表明双方对交易对象心知肚明，并不会产生歧义。所谓“华能的项目华能就要承担付款义务”，充分暴露其投机的心态。要知道，废钢供应商大多是利国钢铁公司的关系人员，其长达二、三年的数十笔废钢交易，使他们对南京华能公司利国钢铁公司合作关系了如指掌，根本不可能出现误解的外观。一审法院根据王业飞案民事判决书对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在废钢买卖合同中的委托与受托关系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任何依据，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为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委托采购法律关系，南京华能公司不应当是废钢买卖的付款义务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159条、161条、402条，《民事诉讼法》第64条，判决南京华能支付废钢款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南京华能与利国钢铁在废钢买卖合同中的委托与受托关系经生效判决确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但王业飞案一、二审法院的事实认定错误，南京华能仅在定作承揽合同关系中有付款义务，鉴于南京华能已超付加工费，利国钢铁对南京华能不享有债权，曾玉东等利国钢铁的债权人对南京华能也无债权的代位权。本案一审法院根据王业飞案错误的事实认定而援引前述条文进行判决必然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曾玉东对本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一、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显然系合作联营关系，应共同承担责任。二、徐州恒亨公司承继了徐州云创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之间的委托采购合同，南京华能公司作为委托人应当承担责任。三、从所有权的角度，案涉废钢应当为继受取得。南京华能公司并不能直接取得废钢的所有权，但其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并无废钢的买卖合同，所以只存在一种可能即南京华能公司系废钢的买受人。四、从逃避执行的角度，法官来执行，南京华能公司说废钢是我的，东西都是我的。该付钱了，南京华能公司说这事与我无关。我们认为南京华能公司既然通过这种方式逃避了执行，就理应承担相应的后果。五、从利国钢铁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之间的委托加工关系，我们特别强调在双方合作期间南京华能公司并未向利国钢铁公司分配任何利润，且在一开始双方之间的合作并不存在废钢这一物品。双方的约定为利国钢铁公司提供产能指标、土地、厂房、设备，南京华能公司提供原材料。后又加入了废钢，废钢在炼钢中起到的作用是减少了焦炭、铁矿石的用量，降低了南京华能公司的原材料成本，从这一点也应当由南京华能公司来承担责任。且每吨钢铁的成本大约为3000元每吨，利国钢铁公司提供的产能从拍卖的结果来看，大约是600元每吨，而废钢每吨的价格大约是2500元-2700元之间，每吨钢铁废钢的用量大约是20%，可见废钢在生产成本中占据的比例非常之大。而南京华能公司并未向利国钢铁公司分配利润。虽然我们不认可双方是委托加工关系，但按一审法院的判决，即便双方是委托加工关系，废钢的款项也应由南京华能公司来支付。曾玉东辩称：一、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显然系合作联营关系，应共同承担责任。二、徐州恒亨公司承继了徐州云创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之间的委托采购合同，南京华能公司作为委托人应当承担责任。三、从所有权的角度，案涉废钢应当为继受取得。南京华能公司并不能直接取得废钢的所有权，但其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并无废钢的买卖合同，所以只存在一种可能即南京华能公司系废钢的买受人。四、从逃避执行的角度，法官来执行，南京华能公司说废钢是我的，东西都是我的。该付钱了，南京华能公司说这事与我无关。我们认为南京华能公司既然通过这种方式逃避了执行，就理应承担相应的后果。五、从利国钢铁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之间的委托加工关系，我们特别强调在双方合作期间南京华能公司并未向利国钢铁公司分配任何利润，且在一开始双方之间的合作并不存在废钢这一物品。双方的约定为利国钢铁公司提供产能指标、土地、厂房、设备，南京华能公司提供原材料。后又加入了废钢，废钢在炼钢中起到的作用是减少了焦炭、铁矿石的用量，降低了南京华能公司的原材料成本，从这一点也应当由南京华能公司来承担责任。且每吨钢铁的成本大约为3000元每吨，利国钢铁公司提供的产能从拍卖的结果来看，大约是600元每吨，而废钢每吨的价格大约是2500元-2700元之间，每吨钢铁废钢的用量大约是20%，可见废钢在生产成本中占据的比例非常之大。而南京华能公司并未向利国钢铁公司分配利润。虽然我们不认可双方是委托加工关系，但按一审法院的判决，即便双方是委托加工关系，废钢的款项也应由南京华能公司来支付。徐州恒享公司辩称：1、从上诉人的上诉状中可以看出，其对于我公司没有提出上诉请求。因此本案不应当判决恒亨公司承担责任。2、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系列案件所查明的事实已经证实，恒亨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利国钢铁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南京华能公司是案涉标的物买卖合同中应承担货款支付义务的主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南京华能公司主张《委托加工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本案标的物等原材料的采购义务主体、利国钢铁通过《工作联系函》以实际履行的方式确定了其在定作承揽合同中采购本案标的物等原材料的义务、南京华能公司与徐州云创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采购合同》没有履行，以此否定其作为案涉标的物等原材料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但从本案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法庭调查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不应支持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述主张，具体理由如下：一、就利国钢铁项目中原材料的采购事宜，以利国钢铁公司或徐州恒享公司名义的采购，属于存在事先委托的采购方式。2016年5月18日，利国钢铁公司、徐州云创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以及《利国项目补充协议》，根据该合同及协议的约定，南京华能利用利国钢铁的设备、资质和产能，以来料加工形式，委托利国钢铁公司生产加工南京华能公司所需产成品，南京华能公司根据客户订单需求和利国钢铁公司的产能状况，组织原料采购的品种、数量，原材料归南京华能公司所有，存放地点是利国钢铁公司厂区内设立独立标识的南京华能仓库（2号仓库），未经南京华能公司、上海华能公司同意，利国钢铁公司不得对外承接任何业务或销售订单，系独家委托加工，由此证明了南京华能公司作为委托加工人根据《委托加工合同》的约定对生产生铁、钢坯等产成品所需的原材料负有采购的义务，故利国钢铁公司或徐州恒享公司采购原材料不是自购自用行为，而是基于来料委托加工合同而发生。故在来料委托加工合同项下，利国钢铁公司或徐州恒享公司既没有法定的原材料采购义务也没有该合同约定的原材料采购义务，如对外发生相关的原材料采购行为，只能是受采购义务人委托而发生的采购行为。既然是受托采购，承担付款的责任和义务必然是委托方，委托方当然是南京华能公司和上海华能公司，上述事实的主线是非常清晰的。既然《委托加工合同》约定了南京华能公司和上海华能公司组织原料采购的品种、数量，利国钢铁公司或徐州恒享公司的采购行为属于存在事先委托的采购行为。2017年4月7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徐州云创公司签订《委托采购合同》，南京华能公司在该合同中明确表示：“甲方（南京华能）委托乙方（徐州云创）向原材料供应商采购炉料、废钢等原材料，用于甲方向利国提供生铁、钢坯产成品加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不管《委托采购合同》有无实际履行，该份材料恰恰进一步证实了南京华能公司在委托加工项目中负有原材料采购的合同义务。南京华能公司将部分原材料采购义务委托给徐州云创公司实施、后期实质上是委托给徐州恒享公司实施，徐州恒享公司并非利国钢铁公司单方面的结算平台，而是整个利国钢铁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委托加工项目的结算平台。二、南京华能公司称在定作承揽合同实际履行中，形成了废钢等部分原材料切合实际的采购支付模式而不是委托采购，该观点不能成立。南京华能公司称双方在定作承揽合同实际履行中形成了废钢等部分原材料切合实际的采购支付模式，南京华能公司该观点其实可以证实在《委托加工合同》中约定的原材料采购范围是包括废钢及本案标的物等原材料的采购。南京华能公司强调其和利国钢铁公司之间只是加工费的计算，没有其他法律关系，欲以加工费支付模式来证明废钢及本案标的物等原材料的采购义务在于利国钢铁公司。我们看到联系函上有特别载明，是预付加工费名义，也就是说各项明细只是以预付加工费名义予以走账而已。废钢等原材料是先送货后付款，应付供货商货款是据实向南京华能公司指派的项目负责人韩培礼以管理部门的身份予以批准，具体付款需要南京华能公司指派的财务人员郭棋阳办理、徐州恒享公司的银行付款流程需要南京华能公司指派的人员进行核对。上述事实说明采购的义务主体是南京华能公司，徐州恒享公司或利国钢铁公司只是受托采购并受南京华能公司的管控，而不是南京华能公司认为的合理监督。南京华能公司及其指派人员在整个委托交工合同履行中的地位和身份足以说明利国钢铁公司对废钢等原材料的采购没有独立自主权。综上，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驳回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请求。徐州恒享公司辩称：一、从上诉人的上诉状中可以看出，其对于我公司没有提出上诉请求，因此本案不应当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二、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系列案件所查明的事实已经证实，我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华能公司对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意见无异议。曾玉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南京华能公司、徐州恒享公司、利国钢铁公司、上海华能公司支付货款849194.5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南京华能公司、徐州恒享公司、利国钢铁公司、上海华能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18日，利国钢铁公司（甲方）、案外人徐州云创公司（乙方）、南京华能公司（丙方）及保证人张贯银、杨洪珍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一份，约定：为帮助甲方发展生产、恢复经济，逐步消化降低甲方所欠丙方的货款债务，丙方同意利用甲方的全部生产制造设备并以来料加工形式，委托甲方生产加工丙方所需产品；丙方根据客户订单需求和甲方的产能状况，组织原材料采购的品种、数量；丙方委托甲方对丙方采购的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成产成品；丙方负责全部产品及产出副产品的销售；乙方徐州云创公司代甲方进行加工费结算，丙方直接将加工费支付给乙方。合同另约定以下内容：原材料名称：矿石、焦炭等；原材料存放地点：甲方厂区设立独立标识的丙方南京华能仓库，原材料由丙方委托的保管方南京金宁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保管；原材料和产成品所有权均归丙方，厂区内所有加工过程中的成品、半成品、废品、生产副产品等所有权亦归丙方。加工费由甲乙双方每月以书面对账的形式确认，由丙方直接支付给乙方，乙方开具足额加工费发票给丙方。甲方对丙方的原材料和产成品以及其他物资（半成品、废钢、生产副产品、备品备件等）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本合同有效期（2016年5月30日至2024年5月30日）内，甲方应当保证加工产能满足丙方的委托加工需求，未经丙方同意，甲方不得对外承接任何业务或销售订单。甲乙丙三方于同日签订《利国项目补充协议》作为对上述《委托加工合同》的补充，约定：丙方根据实际加工量支付的加工费包括基础加工费和浮动加工费，实际加工费由丙方根据每月生产订单（生产计划）确认。基础加工费：丙方根按实际加工量支付给甲方基础加工费，专项用于维持生产、经营需要，支付加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水费、电费、人工成本（劳务报酬）、维修、保养费用，税金及其它生产必需费用等。浮动加工费：作为对甲方的奖励，丙方同意在基础加工费以外，按照每月实际加工量另行增加支付浮动加工费。上述加工费确认后，丙方直接支付给乙方，且乙方须及时提供加工费发票。对于加工费，甲方可部分充抵《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的甲方所欠丙方货款及资金占用成本。冲抵的货款及资金占用成本，由甲乙双方在每月的对账中体现，以此实现丙方的委托加工目的。协议另约定了委托加工的成本构成和销售利润的分配，其中成本构成包括：1、完全成本=原料采购成本+物流费用及税金+基础加工费+生产损耗+采购原料的新增资金成本；2、新增资金成本=（原料采购款+物流费用+基础加工费+产品库存资金+原料库存资金）×5%/年（不含税），该资金占用成本由甲乙双方每月进行对账体现。销售利润扣除上述二项成本后由甲方占70%，丙方占30%，甲方占有的70%部分的30%由甲方自行分配，解决甲方自身其他经济问题，另40%冲抵甲方欠丙方的债务。2016年6月30日，利国钢铁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南京华能公司租赁利国钢铁公司位于利国矿山路西北侧，104国道西侧，占地面积约62万平方米的场地，其中厂房约13万平方米，仓库约8万平方米，用途为原材料、辅助材料、生产副产品、废品、产成品、半成品等的仓储。租赁期内，南京华能公司存放于租赁场地、租赁厂房、租赁仓库中的财物，包括但不限于为加工生产所需采购的原料、加工的产成品、加工边角料等以及乙方的其他财物，其所有权均属于南京华能公司。双方同时约定租金标准与支付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2017年4月7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徐州云创公司签订《委托采购合同》，南京华能公司委托徐州云创公司向“原材料”供应商采购炉料、废钢等“原材料”，用于南京华能公司向利国钢铁公司提供生铁、钢坯产成品加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交货地点为“南京华能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二号库”。基于双方在利国钢铁公司来料加工合同中的合作关系，除了收购炉料、废钢等原材料的货款外，徐州云创公司不收取南京华能公司的代理费。徐州云创公司采取先货后款的方式，即原材料供应商交付货物后，南京华能公司根据徐州云创公司与原材料供应商的结算情况支付货款。2017年6月16日，徐州云创公司向上海象盈实业有限公司采购废钢时的业务员系南京华能公司员工胡小满，由南京华能公司向出卖人出具《进厂物料质量现场验收单》。2017年7月20日，徐州云创公司向上海象盈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废钢结算单由南京华能公司的陈晓成审批。2017年7月1日，利国钢铁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就其2016年6月30日双方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双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所约定的利国钢铁公司对南京华能公司所欠货款债务及其资金占用成本全部清偿前，南京华能公司对租赁场地无偿使用，不需要支付租金。2017年7月17日，利国钢铁公司与徐州云创公司、南京华能公司、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签订《利国项目补充协议（五）和（六），约定：南京华能公司在《委托加工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承继南京华能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对其他各方的债权债务。2017年8月，徐州云创公司的账户被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徐州云创公司提起执行异议，在《执行异议书》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载明：南京华能公司为了在本地采购原材料以降低成本并根据当地政府属地纳税的要求，委托徐州云创公司采购炉料、废钢等原材料，自2017年4月起为南京华能公司采购了徐州市伟华炉料有限公司及上海象盈实业有限公司、徐州鑫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石灰块、石灰沫、废钢，被冻结的781余万元即南京华能公司支付徐州云创公司用于支付徐州鑫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钢款，徐州云创公司的账户用于委托采购的结算。因徐州云创公司主张该781万余元属于南京华能公司预备支付的废钢款，2017年9月17日，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05执异12号执行裁定书，以徐州云创公司不是合适的异议主体及加工费结算账户与货款账户不同为由驳回了徐州云创公司的异议。2017年8月3日，利国钢铁公司、徐州云创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出具函，内容为：因贵司委托利国钢铁来料加工项目结算平台徐州云创公司的银行账户出现异常，不能正常进行代付工资、代付电费及代采购备品备件业务。为保证该项目持续、稳定运行，现临时变更结算平台为徐州恒亨公司。在徐州云创公司账户恢复正常之前，暂时由徐州恒亨公司履行《委托加工合同》中徐州云创公司代利国钢铁进行加工费结算的内容，包括进行代付工资、代付电费及代采购备品备件业务等。2017年8月10日、2017年9月5日、2017年9月6日徐州恒亨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发出三份《工作联系函》，均以预付加工费的名义分别向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申请支付利国钢铁公司自备电厂7月电费和本月税款合计3466395.88元、利国钢铁公司8月份工资380万元、利国钢铁公司本周电费300万元。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均以货款的名义分别于2017年8月11日、2017年9月5日、2017年9月6日支付至徐州恒亨公司账户。2017年11月1日，上海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签订《委托来料加工框架合同》、《场地租赁合同》，合同权利义务与南京华能公司和利国钢铁公司的相应合同权利义务基本一致。2018年5月2日和2019年1月21日，徐州恒亨公司向上海华能公司出具2份《工作联系函》，以预付加工费的名义申请支付工资和电费。2019年6月12日，徐州恒亨公司向南京华能徐州分公司出具《工作联系函》1，内容为：因利国钢铁生产需要，申请支付利国钢铁公司以下款项：1、工程外包款225000元，2、废钢款7585222元，3、备品备件款1171492.10元，4、辅料款4982384.32元，5、电费4000000元，6、恒亨5月税款3304403.06元，7、利国钢铁5月税款16456964.97元，8、张衍刚电厂收益2630099.50元，9、3KW电厂收益786107.40元，10、中石华电厂收益5392140元，合计46493813.35元，特以预付加工费名义申请此款。该《工作联系函》所附的用款申请明细中体现：备品备件用款、废钢用款、辅料（石灰沫、石灰块、脱硫粉、工业盐等）用款、工程外包用款等。2019年6月19日，徐州恒亨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出具《工作联系函》3，申请以预付加工费的名义支付利国钢铁公司税款3000000元。2019年6月25日，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和上海华能公司分别向徐州恒亨公司出具《往来账项询证函》，载明截止2019年6月25日，徐州恒亨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435222369.66元、欠上海华能公司0元。该询证函信息证明无误处有徐州恒亨公司和利国钢铁公司的签章。同日，本院作出（2019）苏0312破2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了利国钢铁公司的破产申请。2019年6月25日-7月6日，曾玉东向利国钢铁公司等供应废钢价值751499.6元，称重计量单载明发货单位为曾玉东，收货单位为利国钢铁。2019年7月1日、7月8日，曾玉东办理了业务用款申请单，利国钢铁公司等经办人为李春晓，主管为邵某,4，审核为张贯银。利国钢铁公司等出具的废钢结算单载明结算为李春晓，复核为王珊，审批为邵某,4，曾玉东没有为开具增值税发票。2019年7月18日，南京华能公司与上海华能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南京华能公司将其徐州分公司2号库内的矿粉、烧结矿、喷吹煤、烧结煤、球团、硅锰合金、硅铁合金、焦炭、生铁等共40494吨的材料以53432122元的价格出售给上海华能公司。同日，上海华能公司又与徐州顺恩晖钢铁材料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上海华能公司将上述货物以53432122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徐州顺恩晖钢铁材料贸易有限公司。同日，韩培礼代表南京华能公司与徐州顺恩晖钢铁材料贸易有限公司（中天钢铁）办理了交接手续，同时交接的还有6503支钢坯。另查明，徐州恒亨公司并无实际工作人员，也没有办公场所，其法人徐计德系利国钢铁公司的员工，公章也不由徐计德持有。徐州恒亨公司在开立银行账户时经办人和U盾持有人是利国钢铁公司员工江莹，联系人除江莹外还包括南京华能公司的员工郭棋阳。2018年7月23日，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对徐州恒亨公司的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人私章进行交接，由郭棋阳移交给刘北，韩培礼作为监交人签字。自2017年8月4日起，徐州恒亨公司的账户并无其他业务收款，均系南京华能公司和上海华能公司向其支付款项，业务支出也全部用于南京华能公司、上海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的合作项目。至2017年年底，南京华能公司均系以货款的名义支付款项至徐州恒亨公司账户，且在2017年8月和9月徐州恒亨公司所收款项绝大部分用于代徐州云创公司支付货款（含钢材、石灰、石粉、碱石、石子等等）、发工资、招待费、维修费、购买工伤保险等。自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21日期间，徐州恒亨公司的账户收款均系上海华能公司以加工费名义支付，自2019年5月24日起至2019年7月15日止，徐州恒亨公司账户收款均来自于南京华能公司徐州分公司，付款事由包含加工费和货物。徐州恒亨公司在2018年2月至3月的公章使用登记簿载明最终审批人系南京华能公司的员工陈晓成，用章人均是利国钢铁公司员工签字，用章部门载明的是“采购”和“人事”，盖章事由包括采购石灰块、蛇纹石、白云石粉、废钢、石灰沫、黄沙、增碳剂、吹氧管、工业盐、工作服等等。2017年7月11日，在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对南京华能公司的员工陈晓成制作执行笔录一份，在执行人员询问南京华能公司和利国钢铁公司是如何合作时，陈晓成陈述：委托原料加工方式，我们提供原料，并负责销售成品，中间付给他们（利国钢铁公司）加工费、电费和工资。对于加工费的计算和组成，陈晓成在笔录中陈述加工费是摊在每吨里面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并认可加工费由电费、工资和零件的费用组成，并称（合作过程中）实际不存在加工费，这些只是成本，利国钢铁公司欠南京华能公司很多钱，南京华能公司不可能支付加工费。利国钢铁公司具有采购废钢的资质，徐州恒亨公司、南京华能公司和上海华能公司均没有采购废钢的资质。上海华能公司在涉案合作项目的经办人员均系南京华能公司的人员。南京华能公司和上海华能公司并没有按照《委托加工合同》的约定与利国钢铁公司每月以书面对账的形式确认加工费。再查明，该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了（2019）苏0312民初877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在涉案项目的废钢采购中南京华能公司系委托人，利国钢铁公司系受托人，并判决南京华能公司对废钢款承担付款义务。后南京华能公司不服该判决并提出上诉，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3民终3935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在废钢买卖合同中的委托与受托关系经生效判决确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因此，本案中利国钢铁公司经办的采购曾玉东废钢的付款义务人应当认定为南京华能公司，利国钢铁公司等不应承担责任。根据称重计量单及业务用款申请单、废钢结算单等可以确认曾玉东向被告供应废钢价值751499.6元的事实，该款应由南京华能公司承担。曾玉东主张税款应由被告支付，因其并未开具相应增值税票据，故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因被告没有及时付款，曾玉东主张应自其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利息，予以支持，但利率标准调整为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曾玉东废钢款751499.6及利息（以751499.6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6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曾玉东曾玉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290元，由曾玉东负担5975元，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315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院已生效的（2020）苏03民终393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与利国钢铁公司之间系来料加工合同，由南京华能公司提供原材料，利国钢铁公司负责加工。同时，约定对于厂区内原材料及产成品所有权均归南京华能公司所有，明确利国钢铁公司对于南京华能公司的原材料和产成品及其他物资（含废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后，在合同履行中，南京华能公司与徐州云创公司签订了《委托采购合同》，约定南京华能公司委托徐州云创公司采购废钢等，用于南京华能公司向利国钢铁公司提供生铁、钢坯产成品加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在徐州云创公司结算账户出现异常后，利国钢铁公司、徐州恒亨公司向南京华能公司出具函，明确由徐州恒亨公司履行委托加工合同中徐州云创公司代利国钢铁公司进行加工费结算，包括代付工资、代付电费及代采购备品备件业务等。一审结合徐州恒亨公司人员、财务、业务状况等，认定徐州恒亨公司仅是利国钢铁公司与南京华能公司委托加工合同的结算平台，进而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认定……，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利国钢铁公司，并无不当”，即已经认定南京华能公司与徐州云创公司、徐州恒亨公司（利国钢铁公司）之间存在委托采购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本案中，南京华能公司上诉主张与利国钢铁公司就本案买卖合同系定作承揽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委托采购关系，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另南京华能公司以已对本院（2020）苏03民终3935号民事案件申请再审为由要求中止本案审理，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该案已经被裁定再审，故其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予支持。南京华能公司委托利国钢铁公司对外采购炉料、废钢等原材料，利国钢铁公司执行委托事务于2019年6月25日至7月6日向曾玉东购买废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故本案中曾玉东向南京华能公司主张权利，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南京华能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15元，由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佩建审判员  秦国渠审判员  张 洁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陈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