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4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东路********。法定代表人：刘秀芹，总经理。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牧，男，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海南牧迪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北京易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省，住所地广州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华路**海外装饰大厦****法定代表人：徐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少赟，北京市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花园别墅**楼及地下室的**宁泰广场写字楼****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负责人：刘涛，经理。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男，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泰新公司）、孙牧因与被上诉人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海外公司）、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3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甘肃泰新公司、孙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甘肃泰新公司、孙牧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深海外公司、天津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因天津分公司未盖章故认定双方并未就委托费用达成合意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与原审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相关条款也不应认定为附条件生效条款”的认定自相矛盾。深海外公司以及天津分公司（委托方）与甘肃泰新公司（受托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受托方已经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委托人已经接受该义务、系双务有偿合同、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相关条款也不得解释为附条件生效的条款得以认定，其他与此相矛盾的事实认定都是错误的。2017年7月17日前形成的仅有王利明签字的《咨询服务合同》（双方最早形成合意时间是2016年3月）充分证明天津分公司主要负责人王利明对于双方委托合同内容的确认，在仅有王利明签字的情形下，可以解释成一份对甘肃泰新公司有利的证言，是与深海外公司有密切关系的人所做的对其不利的证人证言，证明了委托费用为1151300元，此外还有劳务合同、辅材采购合同方式拟付委托费用可以证实1151300元这一数字是双方认可的（后面的两次付款数字都高于前述数字1151300元），尤其洽商拟付辅材款作为委托费用时，天津分公司的具体承办人刘森与孙牧团队成员杨云云的微信对话记录中明确提到了委托合同委托费用一百多万的存在，刘森明确提到“50多万走材料支付，50多万走设计竣工图支付”，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完全可以认定1151300元委托费用的存在。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一方未盖章为由，认定对结算金额未达成一致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应该仅对诉讼请求进行认定，即委托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委托事项是否履行完毕。现委托合同仅仅是委托方未支付相应费用，其余事项均已履行完毕，可以判决支持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的诉讼请求。三、孙牧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其资格，又一方面驳回其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关于本案债权转让问题，本案委托合同受托人义务完整履行完毕，整个合同仅存在委托人付费义务未履行，甘肃泰新公司将收取委托费用的权利转让给孙牧是一个标准的债权转让行为，债权人在诉讼过程中通知债务人当然具有债权转让通知的效力，应当判决天津分公司向孙牧履行付款义务。原审法院不认可债权转让的效力，可以直接判决天津分公司向甘肃泰新公司支付相关费用，而不是让当事人另行起诉。原审法院认定1151300元委托费用委托人单位与受托人未达成合意，却不让委托人提出证据证明其委托费用数字，这裁判行为实质也是拒绝裁判。深海外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涉案服务合同是书证并非证人证言。涉案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晚于涉案合同形成时间，即孙牧对于合同需要盖章确认的事实是明知的，且一直在催促公司履行。本案并不存在债权转让的行为，如果转让也是咨询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整体转移，所以必须征求合同相对方的同意。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中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的请求均是天津分公司向孙牧支付相关费用，所以一审法院应该只考虑是否应该向孙牧支付费用这一问题，不需要考虑甘肃泰新公司。天津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答辩意见与深海外公司一致。甘肃泰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居间、咨询服务费1151300元；2.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第1笔应付款项575000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的利息75109元（按照年利率4.75%计算）；3.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第2笔应付款项576300元自2017年2月15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的利息58168元（按照年利率4.75%计算）；4.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因追索居间、咨询服务费而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175030元（包含律师费160000元、公证费用5030元，以及差旅费、通信费、误工费等直接损失10000元）；5.全部诉讼费用由深海外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8日（此为甘肃泰新公司落款时间），甘肃泰新公司（甲方，合同抬头写明甲方为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乙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合同书抬头载明签约地点为北京，签约时间为2016年3月；就工作内容，合同书第一条载明：“1.1甲方向乙方推荐北京天恒置业大兴区西红门天恒世界集项目5号楼精装修工程（总装修面积28200.34平方米），并协助乙方签下该项目，合同额为人民币28782584.15元（以项目最后结算金额为准）。1.2双方开展业务合作，甲方对乙方的资产、负债、人员及其他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并协助乙方同北京天恒置业公司进行沟通与谈判，最终确定项目方案。1.3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与北京天恒置业签订的北京天恒置业大兴区西红门天恒世界集项目5号楼精装修工程（合同额为人民币28782584.15元）系在甲方的努力下促成的”；关于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书第二条载明：“2.1甲方应本着勤勉尽职、客户至上的原则，为乙方提供服务。2.2向乙方收取提供咨询服务的费用”；就乙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书第三条载明：“3.1向甲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开展工作所需的资料。3.2对甲方提交的方案及时进行研究和决策。3.3乙方应依据合同约定及时向甲方支付咨询服务费用”；就费用及支付，合同书第四条载明：“4.1双方同意本合同项下甲方应收的咨询服务费用为本合同金额的4%，按本合同签订金额（人民币28782584.15元）计算，本合同项下甲方应收的咨询服务费用为金额为人民币11513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壹拾伍万壹千叁佰圆整）。4.2乙方应当在北京天恒置业大兴区西红门天恒世界集项目5号楼精装修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人民币28782584.15元）签订后，业主支付乙方第一笔工程款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费用的一半（即约人民币575000元），业主支付乙方第二笔工程款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上述费用的剩余部分”；关于其他事项，双方在合同书第八条约定：“8.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在合同书甲方落款处写明系甘肃泰新公司，并加盖甘肃泰新公司公章，在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由孙牧签字确认，注明日期为2017年7月18日；在合同书乙方落款处写明系天津分公司，未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等印章，在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由王利明签字确认，未填写日期。就上述合同书落款王利明签字的日期，孙牧陈述称签订合同时王利明系天津分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合同上王利明的签字系在孙牧签字之前，合同抬头时间与落款时间相差1年多是因为在投标之前就做了合同书，但是对合同价款没有填写，在中标之后签订了该份合同书；就上述合同，深海外公司抗辩称对该份合同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合同书未加盖公章，按照合同约定，该份合同未生效，对孙牧所陈述称王利明签字系在孙牧签字之前不予认可，王利明的签字至少是在孙牧签字之后；就上述合同书，天津分公司抗辩称该份合同没有盖章就没有生效，王利明的签字应该是在王利明离职之后补签的。关于孙牧与甘肃泰新公司之间关系，孙牧、甘肃泰新公司陈述称，孙牧本打算直接和天津分公司签订合同，但是天津分公司是国有企业，按要求不能和个人签订合同，所以孙牧借用甘肃泰新公司的名义与天津分公司签订合同，合同实际履行上也是孙牧在履行；原系由甘肃泰新公司作为原告对深海外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孙牧要求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孙牧申请，追加天津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甘肃泰新公司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变更当事人同意函》；该《情况说明》载明：“一、《咨询服务合同》实际上只是居间人与委托人之间口头居间合同的确认/佐证，也是委托人拟支付居间费之证据：1.《咨询服务合同》4.1项下中标价的出现即可证明是事后确认合同关系的文件；2.乙方（委托人）代理人王利明先签字，即证明此文件系委托人确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二、《咨询服务合同》居间人全部义务系孙牧及其团队独立完成的：1.全案证据全部指向孙牧为实际居间人，且系唯一的居间人；2.我司在《咨询服务合同》上签章，系应孙牧要求，为方便委托人——合同乙方支付居间费”；在《变更当事人同意函》中载明：“鉴于涉案《咨询服务合同》项下甲方的权利、义务均系孙牧实际享有和负担，合同项下甲方实际工作均由孙牧团队完成，所以我司同意孙牧为本次诉讼原告或者共同原告，并享有和承担本次诉讼项下全部利益、义务”；本案中，原系由甘肃泰新公司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深海外公司向甘肃泰新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在孙牧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后，甘肃泰新公司、孙牧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相应款项。为证明孙牧实际完成了《咨询服务合同》所约定工作，其提交了孙牧与深海外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如王利明、张智强等）的邮件往来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孙牧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邮件往来记录等证据材料，孙牧于2020年1月15日向北京市国信公证处申请对上述往来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北京市国信公证处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公证书；孙牧支出公证费5030元。关于涉案《咨询服务合同》是否生效问题，深海外公司陈述称，根据《咨询服务合同》第8.1条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天津分公司没有在合同书中盖章即表示天津分公司没有最终认可该份合同，所以该份合同没有生效，且在孙牧所提交的孙牧与张智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可以显示天津分公司没有最终认可合同，双方还在协商的过程中，孙牧也是明知该合同书没有最终盖章而生效（例如在2017年7月28日下午4时28分，孙牧向张智强发送微信留言：“张总你好，手续办下来了吗？”，在2017年8月8日下午8时14分，孙牧向张智强发送微信留言：“张总你好，公司咨询合同手续是不是差不多了？”，在2017年8月16日下午12时14分，孙牧向张智强发送微信留言：“协议不签，钱至今一分未付！你说该怎么办？”）；天津分公司认可深海外公司的意见，亦表示根据孙牧提交的聊天记录恰好显示了合同双方对合同内容没有达成一致，还在洽商过程中；对此，孙牧表示不予认可，《咨询服务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没有最终盖章是深海外公司的失误，通过双方之间往来的邮件可以证明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已经完成且深海外公司已经实际接受了相关服务；同时，孙牧陈述称，根据所提交的其与张智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7年7月17日，孙牧即向张智强发送了由王利明签字后的合同书扫描版本，可以证明涉案合同系由王利明先行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甘肃泰新公司、孙牧先是以居间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后经法院释明后，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其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认识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不得将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即在本案中，经审查，诉争法律关系显然不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规定，经释明后，甘肃泰新公司、孙牧按照自己的理解选择了其认为最接近的有名合同——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并确定相应案由，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有两点，一是诉争《咨询服务合同》是否生效；二是孙牧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且请求深海外公司直接向孙牧给付款项是否具有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经形式审查，诉争《咨询服务合同》系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所签订，在合同中“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双方均签字，并加盖甘肃泰新公司公章，但未加盖天津分公司公章；对于合同书中8.1条之约定，即“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的理解，当事人之间存在分歧，对此法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孙牧所提交证据，可以证明孙牧完成了合同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天津分公司接受了孙牧的工作成果，且该份合同书经双方签字，故诉争《咨询服务合同》已成立。第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诉争合同关系已依法成立，在未附生效条件的情况下，诉争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三，根据合同书第8.1条之约定，虽然该条款的字面意思可理解为加盖公章后合同生效，即加盖公章系合同生效的条件，但考虑到诉争合同属于事后确认的补签合同，并非在委托的工作成果开始之前对双方之间需要完成委托事项、应得款项进行协商而达成的协议书，此时若按照该条款的字面意思理解为附生效条件，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故对该条款不应理解为附生效条件的条款，而应理解为合同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因一方履行主要合同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并生效；另一方面，诉争《咨询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是对受托人（接受服务一方）应获得必要费用（咨询服务费用）的结算确认，该结算确认结果需以天津分公司盖章确认为生效要件。据此，法院认定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所成立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因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故合同成立，属合法有效；但对《咨询服务合同》中所确定咨询服务费用1151300元，因天津分公司未盖章确认，故法院认定合同双方未对该款项结算达成合意。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为合同纠纷，应以合同相对方为本案当事人；涉案合同的订立双方为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应由双方根据合同约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或由所在总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虽然涉案工作系由孙牧带领团队完成，但孙牧并非合同相对人，系孙牧以甘肃泰新公司名义与天津分公司订立合同，故应以甘肃泰新公司名义根据合同约定向天津分公司等主张权利，孙牧作为本案共同原告且直接请求深海外公司向孙牧支付款项欠妥，即使孙牧基于其实际完成工作的事实主张款项，亦应在甘肃泰新公司向天津分公司等民事主体主张权利后，依据其与甘肃泰新公司之间关系另行解决，故对于甘肃泰新公司、孙牧共同请求深海外公司直接向孙牧给付款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需指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因诉争合同关系涉及各项权利及义务，且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系按照委托合同纠纷主张权利，而委托合同具有人合性特点，故在未经天津分公司等同意的情况下，甘肃泰新公司不宜单方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综上所述，对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争议方可在确定正确的诉讼主体及相应请求后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孙牧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咨询服务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首先，甘肃泰新公司提交的涉案《咨询服务协议》中虽标明甲方为甘肃泰新公司，乙方为天津分公司，但合同中明确写明，“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而在合同落款处，并无天津分公司印章，甘肃泰新公司也未提供签字人王利明接受公司委托的授权代理手续；其次，《咨询服务协议》中显示的天津分公司付费数额和时间均与其接受业主工程款相关，对甘肃泰新公司计算收费的依据和合法性缺乏说明；再次，甘肃泰新公司主张完成了合同约定服务项目，但除《咨询服务协议》外，并无证据证明天津分公司介入对甘肃泰新公司服务工作验收或费用结算的相关工作，甘肃泰新公司所提证据也不能证明天津分公司于工程结束后追认《咨询服务协议》或同意支付价款。因此，《咨询服务协议》虽有天津分公司工作人员签字，但并未经天津分公司确认并生效，对天津分公司并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咨询服务协议》属于甘肃泰新公司与天津分公司之间签订的生效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一审法院虽认定《咨询服务协议》生效，但未判令天津分公司及其上级深海外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对此，本院予以维持。孙牧并非《咨询服务协议》一方当事人，其依据《咨询服务协议》主张相关权利，缺乏依据，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甘肃泰新公司、孙牧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甘肃泰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孙牧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卫东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陈 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