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42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41号9层926室。法定代表人：张秋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吉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钳磊，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千景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庙城村临300号401室。法定代表人：林温，总经理。上诉人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信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千景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景泰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6民初3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清波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邦信阳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原判决“驳回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为“判令北京千景泰投资有限公司返还邦信阳公司服务费1200000元”；2．判令千景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案由确定有误、判决错误。1．邦信阳公司列一级案由“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而非原审判决中所载的“服务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合同纠纷”属于一级案由，下辖“缔约过失责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以及具体有名合同纠纷等子案由。邦信阳公司在原审案件提交法院的起诉状中列明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而非原审判决中所载“现邦信阳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起诉”。2．原审法院以“服务合同纠纷”案由审理案件存在错误。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所载“但因生效判决认定邦信阳公司与千景泰公司之间因涉案1200000元服务费不成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现邦信阳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起诉，庭审中又提出其与千景泰公司之间的合同不成立，该陈述明显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不符”，系案件原审承办法官未仔细查看邦信阳公司所提交的《起诉状》，亦未认真听取邦信阳公司所陈述的纠纷背景，更未深入分析邦信阳公司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本案一审开庭时法院要求邦信阳公司明确案由，邦信阳公司又一次明确告知法院为一级案由“合同纠纷”，即原审承办法官应考虑邦信阳公司的诉求及案件的纠纷实质，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而不应受系统中录入案由“服务合同纠纷”的束缚，并简单按照“服务合同纠纷”的法律逻辑审理本案，作出错误判决驳回邦信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千景泰公司故意不出庭应诉，法院应对其传唤（拘传），以查清事实，维护邦信阳公司的合法权益。1．因千景泰公司未到庭应诉，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查清事实，邦信阳公司在审理中已向人民法院说明，在2018年2月期间公司财务章、法人人名章等失控，并于2018年3月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包括登报作废失控章，刻制新章。邦信阳公司与千景泰公司不存在任何业务交集，2018年2月26日邦信阳公司向千景泰公司转账支票方式转款1200000元就发生在上述财务章失控期间。邦信阳公司提交了法治晚报、公证刻制证明，已完成相应举证。而怀柔区法院在不当得利纠纷案件的（2019）京03民终13670号民事判决中审理认为部分所载“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法院对于邦信阳的诉讼请求实难支持，邦信阳公司可在取得相关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且贵院二审维持了前述判决。而在我国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制度下，即使上述人找到所谓的“相关证据”，邦信阳公司也不可能再以不当得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原审中，千景泰公司曾委托代理人到庭领取了诉讼材料，且原审法院也电话联系了千景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亦向法院承认其收取1200000元但没有向邦信阳公司提供过任何服务（原审案件承办人告知），而千景泰公司却不到庭应诉，致使原审法院未能查清纠纷事实，原审法院再次以“邦信阳公司又未能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邦信阳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采信”而判决驳回了邦信阳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邦信阳公司按照贵院释法提起本案诉讼，期望合法权益获得法院救济在邦信阳公司以不当得利起诉已被法院二审驳回，如本案仍因千景泰公司故意不到庭应诉导致事实无法查清，将可能导致邦信阳公司合法权益最终无法获得保护，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并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在贵院前述（2019）京03民终13670号案件审理中，案件合议庭释法，让邦信阳公司另行以合同纠纷解决本纠纷。后邦信阳公司根据贵院释法后提起的本案诉讼。鉴此，邦信阳公司特申请二审法院依法适用上述法律规定，传唤被上述人到庭应诉，以查清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改判，维护邦信阳公司的合法权益。三、邦信阳公司主张合理合法，应得到法院支持。邦信阳公司在2018年2月期间公司内部发生管理纠纷，后经查询发现邦信阳公司在2018年2月26日通过转账支票，分三笔向千景泰公司支付了1200000元服务费。但经邦信阳公司核查，未找到双方之间有任何书面合同。在邦信阳公司通过不当得利诉讼无法获得救济的无奈情况下，才根据转账付款凭证上所标记的服务费项目属性，按照贵院释法建议，依法提起的本案合同纠纷诉讼。在千景泰公司未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八条、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百六十六条提起合同纠纷诉讼，要求千景泰公司返还邦信阳公司服务费1200000元，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千景泰公司未答辩。邦信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庭判令千景泰公司返还邦信阳公司服务费1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千景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京0116民初201号邦信阳公司诉千景泰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判决书载明，2018年2月26日，邦信阳公司通过交通银行以转账支票方式向千景泰公司招商银行账户转账三次，共计1200000元。2018年3月6日，邦信阳公司在法制晚报刊登声明一则，载明：“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001400124）作废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2018年3月9日，北京文正益商贸中心为邦信阳公司出具公章刻制证明一份，并出具印鉴留存卡一张，载明刻制原因为“非系统旧章换新章（未提供旧章）”，公章全称为“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人为张秋生。2018年11月22日，邦信阳公司委托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向千景泰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载明由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负责千景泰公司无合同依据收取邦信阳公司1200000元款项的相关事宜。2018年11月26日，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就此事委派的律师以邮件形式再次向邮箱261975068@qq．com发送主题为“致北京千景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律师函”的邮件一份，并附PDF格式的《律师函》一份。后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邦信阳公司的诉讼请求。邦信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2019年10月8日，本院出具（2019）京03民终13670号民事判决书，指出邦信阳公司财务失控系因其自己之行为致使原由其自己掌控之财产发生主体变动，则因该财产变动无法律上原因之消极事实举证困难之后果，自当由邦信阳公司自行承担，现邦信阳公司未能对千景泰公司收受钱款系无法律上原因举证证明，故驳回了邦信阳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另查，千景泰公司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庙城村临300号401室，但该地址为虚拟地址，该公司并未在该场所办公。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千景泰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当庭答辩、质证的权利。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本案中，邦信阳公司主张其与千景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成立，故要求千景泰公司返还已经支付的服务费。但因生效判决认定邦信阳公司与千景泰公司之间因涉案1200000元服务费不成立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现邦信阳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起诉，庭审中又提出其与千景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成立，该陈述明显与其诉讼请求依据的法律关系不符。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邦信阳公司又提出即使该公司与千景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但千景泰公司也完全没有履行约定的义务，故千景泰公司仍然应该返还服务费，但因银行回单上注明上述1200000元系服务费，邦信阳公司又未能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综上，邦信阳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公告费260元，由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中，邦信阳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另查，一审中邦信阳公司提交（2019）京0106民初12011号民事判决书显示：邦信阳公司曾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被告北京中天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呈事务所）及第三人刘金山，要求中天呈事务所返还10万元并支付利息，主要理由与本案基本相同，即公司因股东之间存在纠纷，在财务失控期间，不法人员以转账支票将10万元转给中天呈事务所，没有任何依据，故中天呈事务所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中天呈事务所辩称其与邦信阳公司签有委托审计协议，并对公司进行了审计，该10万元不属于不当得利。第三人刘金山述称其也是邦信阳公司的股东之一，在股东之间发生纠纷以及权利交接过程中，审计决定是由邦信阳公司的管委会（三位创始合伙人）集体作出的，也签订了审计协议，不属于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刘金山未经邦信阳公司授权，代理邦信阳公司与中天呈事务所签约对邦信阳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为由，判决中天呈事务所返还10万元并支付利息。邦信阳公司称该判决已生效并已经执行。邦信阳公司还曾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被告北京易华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华公司），要求易华公司返还248．3万元并支付利息，主要理由与本案基本相同，即公司因股东之间存在纠纷，在财务失控期间，不法人员以转账支票248．3万元转给易华公司，没有任何依据，故易华公司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易华公司辩称不存在不法分子转帐的情况。是邦信阳公司财务转的帐，易华公司代表邦信阳公司给保定分公司员工发工资，有协议约定，因为邦信阳公司股东之间的争议，没有给保定分公司开办帐户，为了解决员工工资和经费支出，委托易华公司代为支付和发放。该案查明2018年2月25日，邦信阳公司的股东刘金山、张保国代表邦信阳公司管委会与易华公司及邦信阳公司保定分公司签订委托代发工资协议，易华公司代邦信阳公司管委会向邦信阳公司保定分公司发放工资、补贴等。2018年2月26日、3月15日，邦信阳公司开出五张转账支票支付易华公司共计2483000元，用途为服务费。该案最终判决驳回了邦信阳公司的诉讼请求。再查，邦信阳公司本案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千景泰公司返还服务费120万元，一审庭审中称其确实没有签订过书面的合同，但支付了120万元的服务费，不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确实有服务合同关系，但是千景泰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服务，所以要求其返还120万元服务费。经询，邦信阳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张秋生与另外的股东刘金山、张保国之间有纠纷，不清楚本案涉及的三笔转账具体是谁经办的，有可能是邦信阳公司专利部的刘东办理的，但目前刘东在国外，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不清楚当时转账的具体原因。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邦信阳公司的陈述，本案涉及到的三笔转款均发生在邦信阳公司所主张的股东之间发生纠纷的公司财务失控期间，而此前的类案判决也确实反映了上述问题，尤其是此前邦信阳公司诉易华公司的不当得利纠纷中，该案查明的转款时间、转款方式及转款用途与本案一致。此前邦信阳公司主张与千景泰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而提起不当得利之诉，要求千景泰公司返还其已经支付的服务费，生效判决驳回了邦信阳公司的诉讼请求。现邦信阳公司在本案中又主张不论是书面还是口头，确实有服务合同关系，因千景泰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服务，故要求其返还120万元服务费。但银行回单上注明的上述三笔银行转账的用途均系服务费，而邦信阳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上述转款只是预付服务费或无需提供服务的其他费用，亦不能明确当初转款的具体经办人及转款原因，且邦信阳公司亦不能与公司当初可能的经办人联系核实相关问题，故邦信阳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邦信阳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北京邦信阳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菲书 记 员 高明晓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