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皖07行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国俊，男，196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枞阳县。 委托代理人周新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枞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安徽省枞阳县枞阳镇金山大道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722796449953K。 法定代表人徐继华，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何宗勇，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传旺，男，该局法制股股长。 委托代理人方可，安徽枞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国俊诉被上诉人枞阳县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枞阳县城管执法局）撤销规划行政决定一案，不服安徽省枞阳县人民法院(2020)皖0722行初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国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明，被上诉人枞阳县城管执法局的出庭负责人何宗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传旺、方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国俊上诉请求：1.撤销枞阳县人民法院（2020）皖0722行初18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原判”），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枞城管拆决[2019]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事实与理由：1.原判在原审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为复印件（详见判决书第9页末段第一句）的前提下，公开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六）项、第六十条第（一）项等一系列明文规定的证据审核认定规则，将既不能提供原件供原审原告当庭核对，也没有加盖证据原件保管部门核对无异的印章的复印件认定为真实、合法的证据，并将它作为定案依据，程序严重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证的”，“应当提供书证的原件”；第（二）项则规定，“提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异后加盖其印章”。第四十条则强调“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第（三）项、第五十七条第（六）项、第六十条第（一）项则进一步规定，法庭应当从“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等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应当从“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等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等一系列证据审核认定规则。然而，原判在明知原审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为复印件，并且均没有提交原件当庭质证的前提下，在原审判决书第9页末段和第10页首段公开无视前述一系列证据审核认定规则，毫无依据地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并将其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程序严重违法。2.原判认定原告是在2011年间“先后在二屋主体建筑上加建第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并在第三层屋顶建设了钢瓦结构房屋”等等（详见判决书第10页末段），主要证据明显不足。首先，原审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根本不能证明原审判决书第10页末段关于原告是在2011年间“先后在二屋主体建筑上加建第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并在第三层屋顶建设了钢瓦结构房屋”内容。其次，原判关于原审原告是在2011年间“先后在二屋主体建筑上加建第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并在第三层屋顶建设了钢瓦结构房屋”的事实认定，即使以被上诉人2020年4月13日认定原审原告是“1997年至2011年先后在主体建筑上加建砖混和钢瓦结构房屋各一层”的“枞城管（规划）罚告（2019）2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来衡量，都是明显错误的。3.原判在判断被上诉人是否具有作出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职权，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适用法律均明显错误。首先，原判混淆行政强制行为和行政处罚行为的区别，将属于行政强制性质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混同于行政处罚行为，并错误适用《安徽省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同意在枞阳县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皖府法（2012）25号）、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枞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枞政办（2012）58号）关于城管执法局拥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具有作出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职权，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而并不属《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任何一种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安徽省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只赋予被上诉人具有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行使行政处罚的权利，而并不具有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职权。因而，被上诉人作出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明显超越职权。其次，原判在被上诉人2020年4月13日“枞城管（规划）罚告（2019）2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违法建筑面积是约300平方米（详见判决书第11页倒数第8-9行），而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的违建面积则为468.71平方米，甚至也并不清楚上诉人被指为违法建筑的各部分具体建成时间，而只能使用“1997年至2011年先后在主体建筑上加建砖混和钢瓦结构房屋各一层”的模糊表述方式，更无证据证明上诉房屋所处地段在上世纪90年代是否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内，即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上世纪90年建房是否构成违反《城市规划法》的前提下，仍然认为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并且认为上诉人存在从违反《城市规划法》（未点明具体条款）、《安徽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到违反《城乡规划法》的持续状态，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再次，原判在现场检验笔录、勘验记录、《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举行了听证等，均无上诉人签字，也无上诉人授权的前提下，仍然认为被上诉人基于这种情形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履行调查、取证程序，程序合法；再次适用法律错误。总之，原判明显违反证据的审核认定规则，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枞阳县城管执法局答辩称，1.被答辩人违法建设的基本事实。被答辩人高国俊于1997年在枞阳县××阳镇××龟××组××号，拆除老屋，在集体土地上建设了两层砖混结构房屋。至2010年期间，被答辩人未经规划部门许可而擅自在主体建筑上加建第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并在第三层屋顶上建设了钢瓦结构房屋；将原牲畜圈舍改建为砖瓦结构房屋；在主体建筑南侧建设砖混结构房屋并在其顶部搭建彩钢瓦棚子；在主体建筑北侧砖混结构房屋平顶上搭建彩钢瓦棚子等，陆续加建总面积为468.71平方米建筑延续至今，均未恢复原状。枞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枞阳镇蒲州社区居民高国俊涉嫌违法建设有关问题的复函》（枞自然资规函［2020］82号）认定：“枞阳镇蒲洲社区居民高国俊户位于枞阳镇蒲洲居委地境内建设的所有建筑物均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被答辩人擅自建设的468.71平方米违法建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属违法建设。2.被答辩人上诉故意回避实质问题，对自己违法建设行为（或是否合法）只字不提。被答辩人高国俊一审及二审的实体主张均为要求撤销答辩人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枞城管拆决字［2019］25号），被答辩人的实体主张是否合法、能否得到法庭的支持，至关重要的情节是其建设行为是否合法。被答辩人现住房建筑面积628.71平米，除去其中160平米经过审批建设外，其余建筑均未履行任何审批手续。被答辩人明知自己建设行为违法，采取环顾左右而言他的辩术，闪烁其辞。无论被答辩人有多少辩词、有多少客观原因或实际需要，均改变不了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或未经批准）而建设的基本事实。3.限期拆除决定系行政处罚，被答辩人辩称其为行政强制措施明显与法相悖。《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属于处罚决定，法条原文是“……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法发［2020］44号）规定，一级案由为行政行为，在二级案由“行政处罚”项中的三级案由第15项即为“责令限期拆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3615号”《行政裁定书》等司法实践中已将责令限期拆除行为归于行政处罚。据此，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作出的限期改正、限期拆除决定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是指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手段，通常是为了迅速查处违法行为而作出的临时性处置；而行政强制执行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为执行该行政处罚所采取的强制手段，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二者具有显著区别。答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对违法建筑依法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并非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的限期拆除决定不是行政处罚，系行政强制措施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4.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所有证据材料一概否认明显惘顾事实，属无理缠讼。在行政处罚或行政诉讼中，双方对事实、证据及对法律的理解有差异在所难免，但对行政机关的所有证据材料全盘否认实属罕见。被答辩人对答辩人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关联性不认可。答辩人实在不明白，被答辩人起诉的被告是答辩人，答辩人提供自己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这个证明主体资料的证据难道与本案没有关联吗？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能确定”。这组证据中包括被答辩人高国俊的户籍证明、《农村（城镇）居民宅基地申报表》，高国俊的户籍以及宅基申请表是假的吗？是违法的吗？被答辩人对听证告知书、通知书、听证参会人员登记表、桂晶晶、桂丽、高佩佩身份证、限期拆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等等的“三性”（或二性）均提出异议。试问，被答辩人没有收到、不知晓听证告知，何来申请举行听证会？没有收到听证通知书，怎么按时参加听证会？没有收到限期拆除决定书如何提起撤销之诉？综上，高国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 高国俊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2.案件受理费由枞阳县城管执法局负担。 高国俊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高国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房屋外观及室内设施照片打印件4张，证明高国俊户在龟颈组16号拥有房屋及屋内设施情况；3.《安徽省农村（城镇）居民宅基地申报表》，证明高国俊龟颈组16号的房屋合法拆建；4.《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证明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5.《枞阳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1份、《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2份，证明高国俊申请公开“征收旗山棚户区城中区改造相关政府信息”后，政府给予答复的内容是“公开信息不存在”，说明旗山棚户区城中区改造无安徽省政府相关批文，可以表明被告在无省政府批文的情况下，决定拆除原告的农村集体房屋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枞阳县城管执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2.枞阳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函》，执法人员唐胜利、唐义武、周得志、金如来执法证，中共枞阳县委组织部《调干通知》、王进执法证信息，《现场检查笔录》、《勘验记录》、《证据收集登记表（现场照片7张）》，对高国俊的《询问调查笔录》、高国俊户籍证明，《关于高国俊涉嫌违法建设有关问题的函》（枞城管函（2019）48号）、枞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高国俊涉嫌违法建设有关问题的复函》（枞自然资规函（2020）82号）、《农村（城镇）居民宅基地申报表》，证明高国俊户未经规划许可，于1997年至2011年在位于枞阳镇××与××交叉口东南侧××社区龟××组，擅自建设房屋的违法建设面积468.71平方米，该违法建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3.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案件调查报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公告、听证通知书、送达回证及照片，听证会参会人员登记表及桂晶晶、桂丽、高佩佩身份证、委托书，听证笔录、听证报告、《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实施行政处理程序正确。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系安徽省枞阳县枞阳镇蒲州社区龟颈组居民。1997年2月，原告岳父（与原告同住）××××蒲州村（现为蒲州社区）申请旧房拆建二层楼房并获得枞阳镇批准，获批的房屋占地面积8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60平方米。至2011年期间，原告先后在上述二层主体建筑上加建第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并在第三层屋顶上建设了钢瓦结构房屋，将原牲畜圈舍改建为砖瓦结构房屋，在主体建筑南侧建设砖混结构房屋并在其顶部搭建彩钢瓦棚子，在主体建筑北侧砖混结构房屋平顶上搭建彩钢瓦棚子等，陆续加建总面积为468.71平方米。2019年3月6日，枞阳县房屋征收办公室向被告出具函件，认为其在开展房屋征收过程中发现原告房屋疑似违章，请被告调查处理。同年5月9日，被告对原告涉嫌违法建设立案，次日派员到原告住所进行现场勘查、丈量并询问了原告。2019年12月13日，被告出具《关于高国俊涉嫌违法建设有关问题的函》，要求枞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认原告现有房屋中的1栋和附属一层砖瓦结构房屋2处、一层砖混结构房屋2处是否存在违法建设行为，建设行为是否取得规划许可手续，当事人的行为可否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2020年4月8日，枞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函被告，确认原告的建设行为未取得规划许可手续，违法建设行为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同年4月13日，被告作出枞城管（规划）罚告（2019）2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原告于1997年至2011年先后在主体建筑上加建砖混和钢瓦结构房屋各一层、将原牲畜圈舍改建为砖瓦结构房屋等，违法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该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违法建设。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定，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因此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拟对原告作出限期十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构）筑物的处罚。事先告知书同时告知原告如对告知事项有异议，可以进行陈述和申辩。根据原告的电话申请，被告于2020年5月11日举行听证会，原告委托其女儿高佩佩参加听证。听证期间，原告方出示了《农村（城镇）居民宅基地申报表》，以证明其建筑物具有合法审批手续。当日，听证主持人作出听证处理意见，认为该行政处理案事实基本清楚，处罚建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原告建筑物除其中160平方米不作为违法建设外，其余468.71平方米为违法建设。结合枞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函，建议限期拆除原告468.71平方米违法建筑。2020年9月26日，被告作出《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并于同日送达，因原告不服该限期拆除决定而成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被告是否具有办理案涉行政处理的职权问题，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虽然上述法律规定对违反城乡规划行为的处理由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主管，但按照《安徽省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同意在枞阳县城市管理领域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皖府法（2012）25号）、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枞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枞政办（2012）58号）的规定，枞阳县域内违反城乡规划行为的处罚权已经明确规定由被告单位行使。本案中，被告作为独立的行政执法主体，涉案建筑位于枞阳县行政区划内，属被告的管理、调查处理范围，因此，被告针对原告违法建设行为具有作出相应决定的法定职权。关于《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被告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问题。1.关于事实认定问题，本案被告在收到有关单位移送的违法线索后，就案涉建筑物违法事实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到现场实地进行了丈量、询问了原告、函询了有关单位，原告至今仅提供了合法建设的160平方米经过批准，对其他建设未能向被告提供规划(建设)审批手续，无法证明其他建筑的合法性。被告在听取原告申辩，扣除了原告合法建设的160平方米后，认定原告违法建设的面积为468.71平方米，认定事实清楚。2.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此节争议主要是原告认为即使其部分建筑没有取得合法批准手续，但其建设行为发生在2008年《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之前，是因为当时规划行政管理不善的历史遗留原因造成原告加盖部分没有审批手续，被告未从建筑的年代和房屋用途是否为本村村民自用、是否存在历史遗留原因等方面进行充分调查核实，就将原告房屋定性为违反2008年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新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适用原则，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涉案房屋建于1997年-2010年，2019年才发现，即使按照被告认定的事实，也不应进行行政处罚。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违法建筑系陆续实施建设的，虽然有部分违法建筑实施时间是在2008年《城乡规划法》颁布之前，但根据1990年4月1日起施行、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的凭证。建设单位和个人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开工手续时，必须持有工程所在地的市、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原告房屋建设地点处于枞阳县县城规划区内，故原告进行开工建设前必须先行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原告在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的情况下实施建设，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违法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虽然规定了“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该条的第二款亦同时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涉案建筑为违法建设的状态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办公室法工办发[2012]20号《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本案中的涉案建筑虽然建成，但其建设者并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涉案建筑为违法建设的状态一直处于持续状态，违法行为并未终了，其违法状态持续至《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后，且依然不符合现行《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故被告在2019年对其进行查处时，依据现行有效的《城乡规划法》进行处理，认定原告未取得合法手续的建筑物为违法建筑并作出处理决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原告以涉案建筑建设时距离被查处时间超过两年，应当不予处罚的观点与法相悖，不予采纳。3.关于被告处理程序是否合法问题。被告在收到其他行政机关移送的原告违法建设的线索后，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审批、集体讨论、作出决定、送达等程序性工作，符合行政处理的程序性规定，也充分保障了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认为被告程序违法的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针对原告违法建设行为，被告在依法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基于原告的违法事实作出的《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高国俊请求撤销枞阳县城管执法局枞城管拆决[2019]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的理由不成立。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国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高国俊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上诉人、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 本案经二审庭审，各方当事人均坚持一审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问题。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包括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查明上诉人违法建设的案件事实依法调查、履行法定程序、法律法规等证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审中对部分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全面予以否定，自相矛盾。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有相应原件，且原件均装订在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案卷中，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定，但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或是伪造的。因此，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称“原判认定原告是在2011年间等等，主要证据明显不足。”对此事实一审法院表述是1997年至2011年间，不是上诉人称的特指2011年间，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有高国俊2019年5月10日的调查笔录以及高国俊女儿高佩佩2020年5月11日听证笔录予以证实。本案是审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违法建设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的行政行为是否正确，上诉人始终称被上诉人认定的违法建设468.71平方米，其中有合法建设或是不能认定为违法建设，但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被上诉人通过调查取证，证实上诉人违法建设为468.71平方米，并决定给予限期拆除决定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 关于限期拆除决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明确限期拆除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对行政处罚种类规定，并没有规定行政处罚不包括责令限期拆除决定，该条第七项规定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上诉人认为限期拆除决定不属于行政处罚范围，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行为超越职权，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25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国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运华 审判员  姚爱玉 审判员  张庄女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吴 珊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