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汪海梁，男，196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翔，广东广信君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广东广信君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熊文涛，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钢，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聪聪，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何惠淑，女，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翔，广东广信君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广东广信君达（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海梁因与被上诉人熊文涛，原审第三人何惠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1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海梁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熊文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熊文涛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汪海梁不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不是正当当事人，一审法院认定汪海梁为实际控制人从而判决其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汪海梁虽然在2019年12月24日《合作协议》上签署了本人的名字，但汪海梁本人并非股权转让目标公司的股东，而是在未经实际持有目标公司60%股权的股东何惠淑同意的情况下代何惠淑擅自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汪海梁为实际控制人，从而将其认定为被告，并判决其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有明确规定在股权转让纠纷中实际控制人可以作为当事人的规定。本案中，何惠淑才是真正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是适格的当事人，汪海梁并非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情况下，将汪海梁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并将其作为被告判定其承担法律责任，显属违法裁判，严重违反了程序法的规定。本案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何惠淑在一审中申请参加了诉讼，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对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请求未予以审理，亦未作出判决，属于漏审漏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属重大程序瑕疵，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以纠正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汪海梁为华一双师文化传播公司（以下简称华一双师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华一双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是熊文涛与何惠淑。虽然2017年汪海梁与熊文涛签订了《合作协议》商讨创设公司事宜，在设立华一双师公司过程中，汪海梁并未作为公司股东实际参与，上述《合作协议》最终没有实际履行，也充分说明汪海梁与配偶的关系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配偶何惠淑，因此公司登记在册且对外公示的有法律效力的实际股东是何惠淑。更为重要的是，华一双师公司实际出资人（实缴出资200万元）是何惠淑，她是经合法注册的法定代表人，华一双师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也是何惠淑，公司收取的收入也是进入了熊文涛与何惠淑的账户而并非汪海梁。上述种种事实充分说明，汪海梁在华一双师公司没有话语权，更谈不上可以实际控制公司，因此，一审法院将汪海梁认定为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都是由何惠淑进行的，教学管理是由熊文涛负责的，没有证据证明汪海梁有可单独支配公司的行为。另外，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公司实际控制人制度的创设主要是解决（上市）公司行为法律后果承担问题，即以公司名义对外实施法律行为是由公司承担或股东承担或由非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承担的问题。而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是股东之间的纠纷，事实上与公司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汪海梁为实际控制人，要求其承担股权转让的合同责任，属于股权转让所产生的义务，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规定上，还是从法律逻辑上都是错误的。三、汪海梁以何惠淑名义签订《合作协议》行为属无权代理行为，该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从汪海梁与熊文涛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所有条款可以看出，该协议的内容都与公司实际股东何惠淑有直接利害关系，相反与汪海梁无直接利害关系，汪海梁是以何惠淑的名义签订的合同，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汪海梁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完全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汪海梁与熊文涛签订协议及协议的内容都未事先告知何惠淑，其事后也不认可该协议，汪海梁在协议签订后多次要求撤销该协议，但熊文涛不同意。因何惠淑坚决反对受让股权，故没有在订立协议后7天内付款给熊文涛。有鉴于此，一审法院的前述认定与事实不符。依据我国合同法规定，无权代理签订的合同在被代理人没有追认的情形下，应认定为无效合同。退一步说，即使合同认定有效，也应是被代理人承担合同责任，而非代理人承担。四、一审法院判决汪海梁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汪海梁认为，股权转让纠纷在双方均未实际履行之前应属非金钱债务关系而不是金钱债务关系。汪海梁表面看违约行为是不按约定支付股价款，但其实质违约行为是拒绝受让熊文涛的股权。所以熊文涛应该是先请求汪海梁实际受让股权，在其受让股权后，再向其主张转让的股价款，而不是强制要求汪海梁先给付股款，因为汪海梁只有在受让股权后，才有实质上的付款义务，才负有真正意义上的金钱之债。即只有熊文涛对待履行义务之后，才能要求汪海梁履行付款的义务。否则，熊文涛不能强制要求汪海梁必须先付款。所以汪海梁认为本纠纷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而非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依据该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规定，债务标的不适用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的不可以要求继续履行。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形，因为华一双师公司控股股东是何惠淑，如果汪海梁按《合作协议》受让了熊文涛的股权，华一双师公司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人公司，损害了何惠淑的利益。汪海梁虽然拒绝受让熊文涛股权属违约行为，但其可以承担包括违约金在内的其他违约责任，法律不能强行要求汪海梁必须受让熊文涛的股份。所以汪海梁认为，一审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而非一审法院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其次，一审法院判令汪海梁继续履行合同违反了公平原则，继续履行的结果对汪海梁显失公平。理由如下：一是熊文涛虽然是华一双师公司股东，占有40%股份，但熊文涛并未实际出资；二是华一双师公司成立仅两年多时间，正常经营时间不到一年，目前公司财务处于亏损状态；三是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高达400万元，严重背离了股权实际价值。汪海梁因一时认识错误，擅自订立《合作协议》就要面临400万元财产损失，实属显失公平。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平的，违约方可要求解除合同不履行。在本案中，如果汪海梁依一审判决继续履行《合作协议》将要承担400万的损失，确属显示公平，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熊文涛辩称，一、汪海梁是实际控制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二、汪海梁认为合作协议项下的款项无对价基础，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惠淑述称，同意汪海梁的上诉，在一审何惠淑提出了上诉，但一审法院拒收了何惠淑的上诉状，一审程序对何惠淑的独立的诉讼请求未作审理，程序违法。合作协议根本无法履行，因协议第二条约定了华一双师公司的注销，但何惠淑不同意受让股权也不同意注销，故该协议无何惠淑的同意无法履行，即使汪海梁来履行协议也需要支出其婚姻共同财产，该协议侵犯了其权益，该协议剥夺了何惠淑的优先购买权，且该协议将华一双师公司变更为何惠淑的一人公司，侵犯了何惠淑的权益，应属于无效协议。该协议并非汪海梁、何惠淑的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汪海梁在签订协议前未与何惠淑商议，事后何惠淑也坚决不同意，故其一审提出了独立的诉讼请求。熊文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海梁向熊文涛支付《合作协议》项下的第一期转让款50万元；2、判令汪海梁向熊文涛支付违约金10万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汪海梁承担。汪海梁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撤销汪海梁与熊文涛订立的《合作协议》；2、熊文涛承担本案反诉、本诉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海梁与何惠淑为夫妻。武汉博奥鹏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奥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10日，法定代表人为汪海梁。2017年5月6日，熊文涛与汪海梁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约定：一、共同合作投资、注册一家投资公司，共同运作管理，利益共享共赢，共同创办学校，共同托管学校的运营管理；甲方（汪海梁）出资60%，乙方（熊文涛）出资40%，按照股份享受利益分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以投资公司的名义或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以其中任何一方的名义代表公司与合作方签订合作协议，对外签订的任何合作协议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同意并备案。二、共同合作办一所全日制学校，组织学校管理、师资和招生团队。三、合作托管，以入股形式参与相关学校的运营管理。四、利益共享、合作共赢、互不离弃，如果一方违约，须支付对方20万违约金并赔偿对方损失。五、友好协商，任何事情友好协商，未尽事宜、不断补充完善。2017年5月22日，武汉华一双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一双师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何惠淑，股东为何惠淑、熊文涛二人，何惠淑占60%股份，熊文涛占40%股份。2019年3月18日，汪海梁以“武汉博奥鹏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武汉小梅花学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合作办学的模式为武汉小梅花学校提供办学资质，汪海梁、熊文涛及何惠淑三人负责具体办学，“小梅花学校”经办过程中，汪海梁、熊文涛及何惠淑均参与学校经营管理，汪海梁、熊文涛二人为主要负责人，学费收入全部汇入何惠淑的个人账户。2019年7月28日，汪海梁与熊文涛签订《合作办学备案》，备案载明：按照汪海梁和熊文涛2017年5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合作投资、合作办学”（汪海梁60%、熊文涛40%）的有关“备案”要求，在与武汉小梅花艺术学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时，汪海梁和熊文涛共同协商，同意用“武汉博奥鹏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海梁作为“乙方”，全权代表汪海梁和熊文涛（汪海梁60%、熊文涛40%）与“甲方—武汉小梅花艺术学校”签约。因办学理念不同，汪海梁与熊文涛产生矛盾，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一方退出，另一方购买对方全部股份。2019年12月24日，汪海梁与熊文涛签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协议载明：甲（汪海梁）、乙（熊文涛）在华一双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梅花学校）的股份比例分别为甲方60%，乙方40%，现乙方（熊文涛）将自己在该公司所有的40%的股份以总计400万的价格全部转让给甲方（汪海梁），即甲方股份比例为100%，乙方（熊文涛）不再享有华一双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梅花学校）的股份；甲方（汪海梁）分八次（每次50万元）将总计400万元转入乙方（熊文涛）银行帐户，2020年1月1日前转账第一笔，2020年9月1日前转第二笔，2021年3月1日前转第三笔，2021年9月1日前转第四笔，2022年3月1日前转第五笔，2022年9月1日前转第六笔，2023年3月1日前转第七笔，2023年9月1日前转第八笔；乙方（熊文涛）配合甲方（汪海梁）完成华一双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注销工作；乙方（熊文涛）配合甲方（汪海梁）做好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稳定工作，如有故意损害学校利益的行为，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原世达校区的赔偿款在结清相关费用（如乐总的费用等）后按甲方（汪海梁）60%，乙方（熊文涛）40%的比例进行分配；甲方（汪海梁）按照相关奖励制度对乙方（熊文涛）进行奖励，乙方承诺每年中考的名高升学率不低于30%，普高升学率不低于60%，详见“教学责任奖励制度”；以前的学校开支由甲方（汪海梁）承担。甲、乙双方以后互不相欠；如有违约，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并承担相应责任。当日，汪海梁与熊文涛海还签订了《华一双师专家顾问委员会教学责任奖励制度》，约定甲方（汪海梁）根据“九大名高升学率”及“普通升学率”，按对应的奖金数额对乙方（熊文涛）进行奖励。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熊文涛退出“小梅花学校”的办学经营，由汪海梁及何惠淑继续经办“小梅花学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权转让协议（即协议二）是否有效，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2017年5月6日，汪海梁与熊文涛签订协议一，16天后，即2017年5月22日，华一双师公司成立，华一双师公司成立日与《合作协议》签订日时间接近，应为履行协议一而成立，尽管汪海梁不是该公司登记股东，但该公司股份构成与协议一的构想一致，即汪海梁（何惠淑）60%，熊文涛40%。华一双师公司的成立符合协议一“成立注册一家公司”约定，之后“小梅花学校”的开办也符合协议一“办一所全日制学校”约定。此外，在“小梅花学校”经营的过程中，汪海梁、何惠淑夫妇全程参与经营，相较何惠淑，汪海梁承担的职责更为重要，汪海梁能够实际上影响学校决策运营。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可以认定：虽然华一双师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何惠淑与熊文涛，但汪海梁作为何惠淑的丈夫，其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汪海梁承担了公司运营的部分重要职能；二、汪梁二人签订协议二，约定熊文涛退出经营，汪海梁购买熊文涛全部股份，对此，何惠淑自始未提出任何异议，汪海梁、何惠淑二人对“汪海梁购买熊文涛股份”的事实应知情，签订协议二应为汪海梁、何惠淑夫妻二人的共同意思表示；三、2019年12月24日，汪海梁与熊文涛签订的协议二也明确汪海梁占华一双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小梅花学校）股份60%，熊文涛占40%，这也佐证汪海梁为华一双师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此外，协议二约定熊文涛“将自己在该公司所有的40%的股份以总计400万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汪海梁……。熊文涛配合汪海梁完成华一双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注销工作”，该条款一方面表明熊文涛、汪海梁二人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关系，另一方面表明双方转让的股权标的为“华一双师公司”的40%的股权。该笔股权转让得到了公司登记股东之一何惠淑的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熊文涛、汪海梁二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即协议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熊文涛、汪海梁二人经充分协商确定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协议内容系双方在评估正常的商业风险及收益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则上无需评估公司资产，也不以公司盈利为前提，汪海梁以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评估，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该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庭审中，汪海梁提出申请，要求对华一双师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并无必要。此外，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不以出让方已实缴资本为前提，汪海梁以熊文涛未实缴资本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协议二签订后，汪海梁未按约在约定期限支付第一笔转让款，构成违约，双方在协议二中约定违约金为10万元，并约定“逾期按千分之一计算利息”，此二项约定或违约金过高，或约定不明确。一审庭审中，汪海梁要求对违约金予以适当减少，一审法院酌定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违约金。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汪海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熊文涛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50万元，并就此款，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1月2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向熊文涛支付违约金；二、驳回熊文涛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汪海梁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汪海梁负担8489元，由熊文涛负担1311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汪海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汪海梁提交《合作协议》的异议通知书及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以及向熊文涛寄送该两份通知书的邮单和投递情况作为新的证据，拟证明汪海梁拒绝受让股份，要求解除合同以及何惠淑对于合作协议提出异议，坚决反对受让也不同意履行协议。熊文涛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熊文涛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已经明确回复了汪海梁作为协议的违约方，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且协议已经在诉讼中，双方的权利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对何惠淑的通知书也是应当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其不享有异议权。何惠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何惠淑提交《合作协议》的异议通知书及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以及向熊文涛寄送该两份通知书的邮单和投递情况作为新的证据，拟证明汪海梁拒绝受让股份要求解除合同以及何惠淑对于合作协议提出异议，坚决反对受让也不同意履行协议。汪海梁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无异议。熊文涛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熊文涛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已经明确回复了汪海梁作为协议的违约方，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且协议已经在诉讼中，双方的权利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对何惠淑的通知书也是应当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其不享有异议权。经质证，本院认为，汪海梁向熊文涛发出《解除通知书》以及何惠淑向熊文涛发出《关于的异议通知书》发生在二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合法有效，汪海梁就此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将对合作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并不以汪海梁向熊文涛发出解除通知以及何惠淑提出异议而免除汪海梁合同项下的义务，对汪海梁、何惠淑提出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汪海梁提交资产评估申请书，要求对华一双师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熊文涛对该申请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已经对资产评估申请作了相应处理，熊文涛认为无必要作出评估，双方已经协商了价格。汪海梁的申请实质是对合作协议的对价提出异议，在签订协议之前未对受让资产进行评估而确定价格，是汪海梁自行对商业风险所作的选择，且熊文涛转让股权的价格是双方意思自治的范围，汪海梁在付款时认为价格过高并不足以推翻当时对价格之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对汪海梁的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二审中，何惠淑表示不主张案涉股份的优先购买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9年12月24日的《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汪海梁是否应按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合作协议》的核心内容是熊文涛将其所有40%的股份转让给汪海梁，汪海梁分八次向熊文涛支付股权转让款。虽然《合作协议》的甲方描述为占有华一双师公司60%的股东，根据工商注册登记文件，甲方指向何惠淑，但协议上签字的汪海梁，合同当事人即为汪海梁与熊文涛。从熊文涛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其是将股份转让给汪海梁本人。熊文涛有权将其持有的华一双师公司股份转让给他人，汪海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即受让熊文涛的股份，何惠淑作为华一双师公司的股东，不主张优先购买权，则《合作协议》合法有效。退一步说，即使汪海梁确系无权代理，亦仅是该民事法律行为对何惠淑不发生效力。汪海梁关于该协议系其无权代理亦未获追认而无效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汪海梁主张《合作协议》显失公平而申请撤销，是区别于其上诉所称的无权代理何惠淑受让股权之请求权基础，但汪海梁无任何证据证明其签订协议时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力，故对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在《合作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双方按合同约定享有权利，亦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汪海梁享有合同项下的受让股份的权利，熊文涛享有合同项下如期受让股权款的权利，熊文涛在本案明确主张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不因汪海梁是否放弃其权利而受影响，汪海梁上诉称其拒绝受让股权故可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海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汪海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文浩审判员  宋 飞审判员  申光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胡海洲书记员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