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80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治国，男，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君君、魏志朋，系辽宁联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涵，男，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波，系辽宁天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治国因与被上诉人李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66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治国上诉称，上诉人将特定资金账户五张信用卡支配权授权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取得支配权；被上诉人53194元还款是对信用卡债务的还款，一审将该款认定为系其他债务还款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李涵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刘治国一审诉称：1、请求判令李涵偿还借款本金16670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从2016年9月16日及至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共28883.53元）；2、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刘治国、李涵系同学和朋友关系，2014年李涵向刘治国借款，刘治国用ATM机向李涵账户：43×××81的建设银行卡内存入30000元，后李涵表示还需用钱，双方协商由刘治国为其办理信用卡并借给李涵使用，从2015年9月开始刘治国将办理的建设银行额度为7000元、广发银行额度为30000元、光大银行额度为30000元、交通银行额度为11000元、中信银行额度为7000元的信用卡均借给李涵使用，2015年10月27日刘治国通过银行转账又借给李涵16000元、2016年2月26日刘治国又借给李涵70000元，是通过父亲刘长宏转账给李涵，2016年5月25日刘治国通过支付宝又借给李涵15000元，以上借款共计216000元，截止2017年8月18日李涵仅偿还五张信用卡本金49294元，上述其他借款并未偿还，现总计欠刘治国借款本金166705元，李涵再未偿还刘治国款项，故诉至法院。李涵辩称：双方之间没有民间借贷关系，仅收到刘治国支付宝转账15000元，该款项是刘治国投资给李涵经营的公司，该款项是投资行为，不应作为民间借贷。双方之间不是民间借贷，没有借款合意凭证，无法确认双方之间是否建立了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按照实践性合同要求的法律要件，刘治国没有提供向李涵转账的真实凭证和现金的收款凭证，故无法证明李涵收到了刘治国支付的款项，本案没有关于借款的还款期限，支付方式，利率约定相关规定，所以有理由可以相信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特别是刘治国陈述将信用卡借给李涵，不具备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对于刘治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将自己的信用卡借给李涵所造成的风险应有明知意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李涵接收了刘治国的信用卡，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涵使用了信用卡消费，故对信用卡发生的债务应由刘治国承担，与李涵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治国、李涵系朋友关系。2015年10月27日，刘治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涵转账汇款16000元。2016年2月26日，李涵向刘治国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向刘治国借到人民币7万元，约定事项：约定还款日期：2016年8月26日，到期不还款，借款人负法律责任。借条借款人签名生效。2016年2月26日刘治国通过其父亲刘长宏银行账户向李涵转账汇款7万元。2016年5月25日，刘治国通过支付宝向李涵转账汇款15000元。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7月11日期间，刘治国通过微信向李涵转款3900元。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7月11日期间，李涵多次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刘治国转款56394元，其中有3200元并非李涵还款与本案无关，应当予以扣除，剩余53194元系李涵的还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刘治国于2016年2月26日向李涵出借7万元的事实有李涵出具的借据及刘治国父亲的转款凭据予以证明，事实清楚予以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刘治国通过支付宝、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涵出借31000元（16000元+15000元），通过微信向李涵出借3900元，就此刘治国提供了转款记录予以证明，李涵虽不认可这些款项系向刘治国借款，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李涵的该项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刘治国向李涵出借款项104900元（7万元+3900元+31000元），扣除李涵已偿还的53194元，剩余51706元李涵应当予以偿还。刘治国主张将5张银行信用卡出借给李涵，李涵使用了全部的信用额度85000元并要求李涵偿还，就此一审法院认为，刘治国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信用卡账单、微信截图、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但对微信截图刘治国没有提供原始载体、微信聊天记录中有部分语音无法听清，而且刘治国提供的这些证据不能证明刘治国已将其办理的五张信用卡交给了李涵并由其使用了全部的信用额度。就此，刘治国要求李涵偿还使用信用卡额度85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以支持。关于刘治国主张于2014年还向李涵出借3万元并由其父亲予以转款的诉讼请求因没有提供证据，不予以支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自2016年9月16日起按年利率6%给付利息，本案中，当事人双方仅就2016年2月26日发生的7万元借款约定了还款时间，其余借款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对于约定还款时间的款项，李涵应当自逾期之日给付逾期利息。对于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李涵应当自刘治国起诉之日给付逾期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之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另有约定的除外。故李涵已偿还的53194元应当视为对约定还款期限的7万元借款的偿还。借款16806元（7万元-53194元）应当自2016年9月16日起给付逾期利息；其余借款34900元（51706元-16806元）从刘治国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8日起计算逾期利息至李涵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治国借款51706元及逾期利息（16806元从2016年9月16日起计算逾期利息，34900元从2019年8月8日起计算逾期利息，逾期利息均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刘治国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12元，由刘治国负担3044元，李涵负担1168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虽然主张其名下的五张信用卡均授权给被上诉人使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已授权被上诉人使用上述五张信用卡，同时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实际使用了上述五张信用卡，亦无法认定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款项系偿还信用卡的款项，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佐证，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2元，由上诉人刘治国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明宇审判员  宋丽娜审判员  王 勇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任玲书记员曹雪冰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