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辽07行终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洪生，男，194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凌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春兰，女，1947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凌河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恒，辽宁锦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凌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住所地锦州市凌河区云飞街2段**。法定代表人：孙成，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亮，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玲，辽宁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洪生、邓春兰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20）辽0703行初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杜洪生与邓春兰系夫妻关系。原告在XX里X号和XX里XX号有两个有照房和四个无照房。2010年3月、4月，原告方与锦州市凌河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先后签订四份“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其中两份有照房屋，两份无照房屋。原告杜洪生于2020年10月13日向信访部门反映两套房屋（XX里X号、XX里XX号）和补偿款尚未得到的情况，被告锦州市凌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受理信访事项后，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锦凌住建访答字[2020]8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锦凌住建访答字[2020]11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均载明信访人所提的有两户无照房没给安置是因为该两户无照房屋不符合“四有”条件，不能给其安置房屋，只能给予重置价格补偿，该补偿在协议中已经体现。所以不存在信访人所诉的少给其安置两户房屋和未给其补偿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锦州市凌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针对原告杜洪生、邓春兰向信访部门反映问题，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锦凌住建访答字[2020]8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锦凌住建访答字[2020]11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均属于信访答复意见，原告不服上述答复，提起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所诉事项必须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2011年1月21日《国家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之前，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不同于之后征收管理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不是行政协议。拆迁补偿协议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根据（2007）民立他字第5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问题的复函》规定，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解决，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拆迁安置补偿事项的时间发生在2010年3、4月份，是依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的拆迁安置补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告方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杜洪生、邓春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免交。上诉人杜洪生、邓春兰上诉称，2010年锦州市凌河区XX里和XX里棚户区房屋拆迁改造，原告位于XX里和XX里6套住宅位于改造范围，其中有两套有房照，其他4套是无照房，现原告只得到两套有照房和两套无房照房的安置协议，另两套无照房竟然没有了结论，上诉人通过锦州市和凌河区信访最终找到被上诉人凌河区住建局，并要求被上诉人给予解决。具体情况是2010年锦州市凌河区XX里和XX里拆迁改造时，上诉人因年岁大了搞不清楚当时的政策，再加上想调换低楼层，所以就找到上诉人邓春兰在建筑投资公司任职的弟弟邓某文，叫他帮忙将自己位于XX里和XX里的两处有照房和四处无照房给予联系拆迁安置，最终上诉人只得到两处有照房的安置协议，并回迁安置。其弟弟邓某文谎称将其中两处无照房卖了八万元并添置到两处有照房的安置协议里，上诉人信以为真，然而在2018年上诉人听说位于XX里和XX里所有的无照房屋在当年棚改期间都得到了回迁安置，遂上诉人求助马家派出所到被上诉人处调取到当年的两处无照房屋的安置协议，这才真相大白，有了之后和邓某文的侵权诉讼，所以上诉人认为自己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对当年另两处无照房如何安置做出说明。被上诉人以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形式，分析认为该两户房屋不符合四有条件，只能给予重置价格补偿，并认为在补偿协议中已有体现，补偿标准分别为每平米400元、320元。上诉人认为，当时四户无照房屋并无本质区别，应当全部进行了回迁安置，但通过公安机关调查只找到两户回迁安置协议，是单独签订了回迁安置协议。据此我们认为同类房屋同样安置，剩余两户无照房应当也进行了回迁安置，但被上诉人予以隐匿，拒不提供原始的争议房屋安置协议，谎称当时进行了货币安置。上诉人认为，如果该两户房屋原来没有安置，现在被上诉人出具的决定书就是一个新的行政决定，如果原来已经进行了安置，被上诉人就应当提供令人信服的原始安置方案，也能够让上诉人息访息诉。但是，被上诉人凭自己主观推断，另行做出一个处理决定，侵犯了上诉人的实体权利。特别是在上诉人起诉后，被上诉人又再行出具一个信访答复意见书，意图使法院将本案引入信访程序，但该答复仍然存在与行政处理决定书同类问题，仍然侵害上诉人实体权利，具有可诉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精选行政审判案例要旨（二）10、关于改变原处理意见的信访答复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信访答复、复查或者复核意见改变原处理意见，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新的处理的，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信访事项作出的新的行政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据此，上诉人向一审提起诉讼，但一审法院认为信访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并且拆迁安置属于民事诉讼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认为裁决错误。一、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一审法院认定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错误的，虽然上诉人通过信访途径找到被上诉人（因老人不清楚该找谁），被上诉人又以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形式回复上诉人。并且补充信访答复，但两份文书均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侵害，属于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该决定书属于对行政相对人做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因当年事实上给的是回迁安置），所以具有可诉性。二、本案属于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将回迁安置协议认定为民事法律关系是错误的，因当年是被上诉人凌河区住建局主导的征收行为，理由是在每一份和被拆迁户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中经办人一栏都盖有凌河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的章，而凌河区房屋征收办公室是被上诉人凌河区住建局的下属部门，所以上诉人认为该征收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凌河区住建局是适格的被告。如果被上诉人能够拿出上诉人该两户房屋原始的拆迁安置协议，并且完全是平等主体签订，上诉人可以走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1、撤销被上诉人（2020）8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判令被上诉人对XX里X号，XX里XX号两户无照房屋进行回迁安置补偿，并提供该两户无房照安置协议；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上诉人锦州市凌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上诉人锦州市凌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针对上诉人杜洪生向信访部门反映其XX里X号，XX里XX号两户无照房屋未进行回迁安置补偿，要求给付安置补偿款问题，作出的锦凌住建访答字[2020]8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锦凌住建访答字[2020]111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均答复杜洪生该两户无照房屋没给安置的原因，并说明补偿在协议中已经体现，不存在信访人所诉的少给其安置两户房屋和未给其补偿款的问题。并未改变原处理意见，也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均不属于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故上诉人杜洪生、邓春兰不服行政处理决定书，提请人民法院要求撤销锦凌住建访答字[2020]8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给予补偿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原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杜洪生、邓春兰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小凡审判员  李 俐审判员  闻 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宋启林书记员张艾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