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14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履松，男，196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传芳，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荣志辉，女，1938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北京勤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履松因与被上诉人荣志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4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履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荣志辉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朱履松与荣志辉之间并非有偿委托合同，荣志辉对理财风险充分知晓且免除了朱履松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银豆网最后显示的协议的利率13％与一年半之前9％的利率有差距，进而认为朱履松未尽报告义务，是认定事实错误。朱履松之妻在电话里所说“9个点”与当庭提交的13％利率的“臻选个贷”之差异是因为每次协议的借贷方主体和利率均不完全相同。银豆网爆雷后，网站能打印出的协议是2018年7月份爆雷时未到期的协议，这些协议的利率13％不能代表2017年3月时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利率也是13％。朱履松不会受“尽量多赚”的利益驱动导致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荣志辉为了获得更高收益，得知朱履松自己买理财收益较高时，主动要求朱履松也为其操作理财。朱履松为荣志辉进行理财未获取任何酬劳，“尽量多赚”所得利益是归荣志辉所有，并非朱履松获得“多赚”的利益，朱履松不可能被属于他人的“利益”所驱动，“尽量多赚”是人与人之间的客气，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意思。一审判决认为委托关系是建立在双方遗赠扶养关系基础之上，这显然不成立。荣志辉前后向朱履松转出四笔资金做理财，其中第一笔钱16万元转账时，双方尚未建立遗赠扶养关系。就时间上来说，是先有委托理财关系，后建立遗赠扶养关系。朱履松与荣志辉无论是委托理财还是遗赠扶养关系，朱履松均未从中获得任何报酬或好处，不属于有偿委托合同，朱履松与荣志辉的交往过程都是无偿的、未获取任何酬劳。从委托理财关系来说，荣志辉充分知晓理财的高收益和高风险，对于P2P爆雷也有心理预期，通话中进行过明确的表述，朱履松代为理财并未从中获取报酬，是无偿委托关系。就遗赠扶养关系来说，朱履松夫妇对荣志辉付出了真实情感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从未向荣志辉要过任何报酬。《遗嘱》撤销后，所涉及的财产更与朱履松夫妇无关。二、朱履松既非故意亦不存在重大过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朱履松在市场一片向好时，不可能对P2P这一业态的前景未卜先知，既不存在故意也不是重大过失。荣志辉辩称，不同意朱履松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对一审判决有异议，但未提出上诉。荣志辉认可一审判决中第一项朱履松应当赔偿荣志辉本金27.7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对一审判决第二项，荣志辉实际上并没有将16万元赠与朱履松的意思表示。荣志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履松偿还荣志辉借款本金43.7万元；2.朱履松按照年利率24％向荣志辉给付借款43.7万元的利息，从2018年2月26日开始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3日、11月8日、12月8日、2018年2月26日，荣志辉分别向朱履松转账16万元、43万元、2.7万元、22万元，共计83.7万元。2017年8月22日，荣志辉签署一份《遗嘱》：“我自愿将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做如下处分：处分的财产包括房产一套，房屋为荣志辉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勘测处宿舍楼……将以上房屋中属于本人的份额由朱履松夫妻共同继承2/3，由妹妹荣志春个人继承1/6，妹妹荣志洪个人继承1/6，其他任何人无权享有。由朱履松夫妇负责本人的生养死葬，包括但不限于本人日常生活的照顾、生病期间的照顾与护理以及本人丧葬事宜的料理等等。如朱履松夫妇没有履行上述义务，则本人上述房产中的应由其夫妇继承的份额由两位妹妹共同平均继承，其他任何人无权享有。”当日，朱履松签署《接受遗赠声明》一份，表示接受荣志辉遗赠给朱履松的上述遗产。2017年9月22日，荣志辉（本人/甲方）与朱履松（意定监护人/乙方）签订《意定监护合同》。该合同相关内容：乙方的监护职责从甲方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开始；在此之前，乙方自愿向甲方提供必要的照护职责，以保障甲方的正常生活所需；甲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甲方有权解除监护合同。2018年5月8日，朱履松向荣志辉返还40万元。2018年11月12日，荣志辉签署了两份声明：《关于撤销我于2017年8月22日的遗嘱声明》《关于撤销意定监护合同的声明》。主要内容：“对此遗嘱因本人与朱履松夫妻在办理意定监护事后，由于不和并产生不必要的争议，故此本人特写此声明，自即日起撤销该遗嘱，同时声明免去朱履松对我本人生养死葬义务”；“2018年10月19日朱履松夫妻提出‘补充协议书’，他们说：‘不同意就解除监护合同’。为此，我同意解除监护合同。特此声明，对上述所签的‘意定监护合同’撤销。”2019年10月18日，荣志辉签署《声明》：“我与朱履松于2017年9月22日签订了《意定监护合同》，约定在我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朱履松担任我的监护人，对我生活照料、财产管理及人身权益保护等的全部事宜承担监护责任。现我郑重声明，我决定撤销上述《意定监护合同》。”北京市求是公证处针对上述《声明》的签署情况，进行公证并出具了（2019）京求是内民证字第3226号《公证书》。朱履松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1）2017年3月23日，荣志辉在与贾淑英的通话中说：“……好孩子，谢谢你们呀，履松辛苦了，又给我挣钱，又走心，跟我说着话吧，后来要走了，还给我把电暖气给弄好了……我挺感动，心里头难受了半天……”“他自己弄的，这样就行了，叫他弄吧，能赚就赚，赚不着咱们就玩儿吧，是吧，也不特别走心，甭走心，爱跌就跌。”贾淑英说：“他今天回来跟我说，买了那个了，9个点的那个。”荣志辉说：“嗯，对对对，他已经买了，我知道。我给他身份证，他又给我了，都弄好了，都弄到他那个上头就行。我说还有那个5月23号还有一个10万的”“别都弄了，先这个弄了，然后，鸡蛋也不能放一个篮子里。”贾淑英说：“投资就讲这个嘛，咱们先这个弄了，让您看看，看看他做得怎样再说，踏实不踏实，然后再说。”荣志辉说：“对，不用走心啊。就是让人坑了，咱也不生气，为什么，咱们以咱们保命为主，是吧”“万一，或者是，谁知道他们这里头人，有的卷钱跑了也不是有的是嘛，咱们要是遇到那个，咱也不往心里去啊，别走心……”（2）2017年11月8日，荣志辉在与朱履松的通话中说：“……你拿16万的利息啊，你给我买衣服也好，给我买别的吃的也好，请我吃饺子也好，这些钱就从这里出……”荣志辉说：“半年多了，200多天，我数了数月份牌了，数了数200多天，刨去那些节假日……我算了算有200来天，可能是按照百分之9或者是8.9算话，你告诉我盈了了利息8000多了。”朱履松说：“对。”荣志辉说：“所以这样算百分之8.9、9.0啊，百分之9有这可能啊。这8000块钱，你跟英英说，你们买衣服，如果给我买多了，你们就亏了，你明白吗？我意思是，叫你们别给我多买，你们多省下点……”荣志辉说：“我得也好你得也好，都是咱们一家子的，明白吗？以后跟我说，告诉我。但是，我那个43万的利息单给我搁着，给我续在里头就行了。”朱履松说：“好的。”荣志辉说：“就这样。你拿43万你爱炒股也好，是理财也好，我们不管了，反正你会赚钱的。”朱履松说：“尽量多赚。”（3）2018年5月2日，荣志辉在与朱履松的通话中说：“我跟你说个事，我说那个16万啊，是给你们的，就是给你们的，你倒给我混到一块……这里头啊如果有些利息，利息比较高嘛，用利息买点东西，给我买点东西，我心里也踏实，这是使的利息，不是别的。你不要和四十几万、六十几万混到一块。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给你们就是给你们了，我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要，明白吗？”朱履松说：“妈妈您真是的”。荣志辉说：“……我就说你那个16万单搁到你们那个里头去，我自己的帐户单入，把它合并了，你把22万、43万合并到一块，看到底最后多少利息，我心里也有数。”朱履松说：“行。近期跟您说说呗。”荣志辉说：“说说也行，不说也行。如果它要能打单子，最好打个单子，心里有数……”“16万分开了吗？你把16万拿出去了吗？”朱履松说：“是啊。16万在另一个帐户里头，这个是没问题的。”荣志辉说：“那行。那是属于你们的，跟你们的合并就可以了，别跟我掺和就行。”荣志辉说：“你多弄几个帐，就是麻烦点。还要我的身份证吗？”朱履松说：“不用。这个都是用我的身份证和英英的身份证。这是这样的，跟你年龄有关系，如果看你年龄是80这样子的，它就不给你那个的，看你这么老年人是操作不了这些东西的。”荣志辉说：“对对对。年龄太高的话不会给你操作。我知道了，弄你们的就行了。如果要用身份证，你跟我说，拿过去就行了。”朱履松提供的多份《站内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显示：债权受让人/甲方为朱履松（或贾淑英），债权出让人/乙方为“周纪凌”（不同协议项目的债权人、债务人均不同），担保人/丙方为中亿（北京）担保有限公司，平台服务方/丁方为北京东方财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站内债权转让项目为“臻选个贷”；债权年化利率13.00％；甲方有利用丁方提供的平台自由选择债权进行购买的权利；甲方承继和享有原债权人权利，并要求债务人和/或担保人承担相应义务；丙方为本合同项下债权交易的本金及其利息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朱履松提供的多份《借贷、担保及服务协议》的内容，除债权人为贾淑英外，其他合同条款与上述《站内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类似。朱履松述称，上述理财产品“债权”中，朱履松名下197064.25元，贾淑英名下270397.24元。朱履松提供的“海淀公安分局#情况通报#”（2018年9月28日）显示：“自2018年7月18日接报北京东方财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银豆网）涉嫌集资类犯罪以来，海淀警方组成办案专班，经多方调查取证，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男，公司实际控制人，案发前已出逃境外）、朱某某（女，公司重要涉案人，案发前已出逃境外）、王某某（男，公司CEO，在押）等人已被海淀区检察院批准逮捕，警方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李某某、朱某某发布红色通缉令。2018年9月27日，经警方进一步工作，李某某被从境外劝返回北京接受警方审查，相关案件调查和追赃减损工作正在进行中。警方提示：为最大限度的挽回投资人损失，请涉及此案的投资人尽快到户籍地或实际居住地派出所进行登记、报案，依法理性反映诉求，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一审诉讼中，朱履松述称，其将荣志辉转账的83.7万元，一部分购买了理财产品，还有一些投资到股市；投资到股市的钱已经在还给荣志辉40万元时都转出来了；剩下的43.7万元都在“银豆网”理财平台上购买了理财产品；朱履松、荣志辉已经按公安机关的要求做了笔录，对于在“银豆网”登记的相关权益，“公安机关说谁的名义，就登记谁”。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由于朱履松夫妇主动承担照顾、扶养荣志辉的责任，双方于2017年8月22日分别签署《遗嘱》和《接受遗赠声明》，建立了遗赠扶养关系；在此期间，荣志辉向朱履松转账累计83.7万元，朱履松返还40万元；但由于发生争议，荣志辉声明撤销《遗嘱》和《意定监护合同》。现荣志辉要求朱履松偿还借款本金43.7万元及利息，朱履松以委托理财和赠与合同关系提出抗辩。法院结合双方争议，简要分析如下。1.电话录音证据的有效性。朱履松向法庭提供了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间的部分电话录音，荣志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核对过录音手机载体后表示：“我方拿到录音之后给原告本人听过，因原告已经80多岁，时间也很久，原告称不记得了，对于真实性不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依据上述规定，在朱履松提供了音频资料原始载体并当庭播放的情况下，法院认为该证据的取得方式不属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可以确认其合法性、有效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现荣志辉仅否认上述录音证据的真实性，而未提供相反证据，法院对其该等抗辩不予支持；再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在案其他证据，法院综合认定涉案事实及因果关系。2.款项往来的性质。荣志辉在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间，分4次向朱履松转账83.7万元；荣志辉于2017年8月22日签署《遗嘱》，又于2017年9月22日与朱履松签订《意定监护合同》。结合上述证据及朱履松提供的电话录音，可以看出，荣志辉与朱履松之间的遗赠扶养关系是双方之间发生款项往来的前提条件。正因为朱履松夫妇的扶助行为让荣志辉感动，所以荣志辉于2017年3月23日、首次转账的当日在电话中表示“履松辛苦了，又给我挣钱，又走心”，于2018年5月2日在电话中表示“那个16万单搁到你们那个里头去，我自己的帐户单入，把它合并了，你把22万、43万合并到一块，看到底最后多少利息，我心里也有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基于上述规定，朱履松提供的电话录音能够证明，荣志辉转账系出于“给我挣钱”的目的，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事项，不符合借款合同特征；鉴于在案没有进一步证据证明荣志辉与朱履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主要款项往来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范畴，并以此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3.受托人的返还义务。朱履松述称，其将荣志辉转账的83.7万元，一部分购买了理财产品，还有一些投资到股市，目前所剩下的43.7万元都在“银豆网”理财平台上购买了理财产品。分析在案证据，（1）朱履松与贾淑英夫妇以自己的名义在“银豆网”理财平台上购买了理财产品。朱履松提供的《站内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及《借贷、担保及服务协议》显示，朱履松（或贾淑英）通过出资购买“银豆网”平台上的贷款债权、再从借款人处受偿的方式获取收益。公安机关自2018年7月18日接报北京东方财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银豆网平台服务方）涉嫌集资类犯罪后，朱履松表示其夫妇所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中，尚有“债权”总额467461.49元。显然，作为被害人的朱履松夫妇系上述“债权”的法律上的权利人，朱履松夫妇有权就北京东方财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银豆网）所涉刑事责任人的犯罪行为获得损害赔偿。（2）荣志辉认可其款项被朱履松夫妇以朱履松、贾淑英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在2018年5月2日的通话中，荣志辉询问：“还要我的身份证吗？”朱履松回答：“不用。这个都是用我的身份证和英英的身份证……”荣志辉表示：“我知道了，弄你们的就行了。如果要用身份证，你跟我说，拿过去就行了。”（3）朱履松夫妇没有向荣志辉有效告知理财产品的完整信息。在2017年3月23日的通话中，贾淑英说：“他今天回来跟我说，买了那个了，9个点的那个。”荣志辉说：“嗯，对对对，他已经买了，我知道。”贾淑英说：“看看他做得怎样再说，踏实不踏实，然后再说。”在2017年11月8日的通话中，荣志辉说：“半年多了，200多天，我数了数月份牌了，数了数200多天，刨去那些节假日……我算了算有200来天，可能是按照百分之9或者是8.9算话，你告诉我盈了了利息8000多了。”朱履松说：“对。”不难看出，朱履松通过“银豆网”购买“臻选个贷”所约定的债权年化利率为13％，与贾淑英向荣志辉告知的“9个点”存在明显差异；同时说明，朱履松夫妇在购买理财产品后，从未向荣志辉交付过相关协议文本。朱履松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关于受托人的报告义务的规定。（4）朱履松所进行的投资品类系其自主决策的结果。在2017年11月8日的通话中，荣志辉说：“就这样。你拿43万你爱炒股也好，是理财也好，我们不管了，反正你会赚钱的。”朱履松说：“尽量多赚。”朱履松在法庭上亦认可，荣志辉的款项“一部分购买了理财产品，还有一些投资到股市；投资到股市的钱已经在还给荣志辉40万元时都转出来了。”应当看到，“尽量多赚”的利益驱动会直接导致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5）朱履松夫妇签署的《站内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及《借贷、担保及服务协议》对荣志辉没有约束力。在2018年5月2日的通话中，荣志辉说：“你多弄几个帐，就是麻烦点。还要我的身份证吗？”朱履松说：“不用。这个都是用我的身份证和英英的身份证。这是这样的，跟你年龄有关系，如果看你年龄是80这样子的，它就不给你那个的，看你这么老年人是操作不了这些东西的。”荣志辉说：“对对对。年龄太高的话不会给你操作……”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朱履松没有使用荣志辉的名义购买理财产品，不论其出于何种动机，其与荣志辉均认可“第三人（银豆网）与受托人（朱履松）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荣志辉）就不会订立合同”的事实，故委托人（荣志辉）无权行使受托人（朱履松）对第三人（银豆网相关责任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荣志辉不享有涉案《站内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及《借贷、担保及服务协议》项下的任何权益，荣志辉与朱履松之间只能依据委托合同关系确定财产责任。（6）朱履松负有返还财产的责任。“银豆网”举办方北京东方财蕴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因涉嫌集资类犯罪被立案侦查后，朱履松夫妇所购买的“债权”未获清偿。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由于朱履松与荣志辉之间的委托关系是建立在双方遗赠扶养关系基础之上，故该委托合同应当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朱履松受托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未能审慎查核该种“银豆网”所出售的理财产品的合法性风险，因而对其自行选择理财产品而给委托人荣志辉造成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4.关于赠与合同。在案证据显示，荣志辉与朱履松的通话中，多次提及16万元的问题，特别是2018年5月2日，荣志辉明确表态：“我说那个16万啊，是给你们的，就是给你们的……你不要和四十几万、六十几万混到一块。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给你们就是给你们了，我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要，明白吗？”合同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鉴于荣志辉在电话中所述16万元已经由朱履松以个人名义购买了理财产品（包含在荣志辉所主张的剩余43.7万元之中），故荣志辉的上述表态可以认定为财产权利已经转移，该赠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荣志辉对于上述赠与是否享有其他法定撤销的权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5.责任承担。基于前述分析，荣志辉与朱履松之间的遗赠扶养关系，因荣志辉于2018年11月12日签署《关于撤销我于2017年8月22日的遗嘱声明》和《关于撤销意定监护合同的声明》、又于2019年10月18日在公证机关签署《声明》而解除；该遗赠扶养关系所衍生出的委托合同关系亦因委托人所享有的“任意解除权”应予一并解除；朱履松应当按其不当选择理财产品的过错，向荣志辉赔偿剩余款项；扣除荣志辉向朱履松赠与的16万元外，朱履松还应自2018年11月13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利息损失。荣志辉所提其他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朱履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荣志辉赔偿277000元及利息损失（以277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为9243.45元；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荣志辉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补充查明，案涉全部《站内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借款、担保及服务协议》均在“年化收益率”或“债权年化利率”中存在“13.00％”的表述，其中一份《借贷、担保及服务协议》的“借款期限”表述为“2017-07-08到2018-7-25”。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荣志辉并未提出上诉，亦不存在前述法律条文但书下的情形，本院仅针对朱履松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点：一、双方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系有偿合同抑或无偿合同；二、如果该委托理财合同系有偿合同，朱履松是否存在过错。关于争议焦点一，鉴于本案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在事实上系以个人情感为基础，且双方另因个人情感曾产生了遗赠扶养、意定监护等其他法律关系，故区分委托理财合同系有偿抑或无偿，在本案中并不应孤立评价委托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明确财产对价，而应结合本案基本事实综合判断朱履松是否通过受托理财的行为产生财产性利益。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系建立在遗赠扶养关系的基础上，遗赠扶养系委托理财合同的前提，理由分述如下：首先，根据《遗嘱》《接受遗赠声明》的内容，朱履松因遗赠扶养可以期待获得房屋份额的财产性利益，并应承担扶养荣志辉的义务，具体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生活的照顾”等。《遗嘱》《接受遗赠声明》并未明确界定扶养行为的种类，系开放式列举，亦不排除受托管理荣志辉的财产，管理财产从文义上亦未超出“日常生活照顾”的范畴。其次，根据双方电话录音的内容，双方多次就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实进行沟通，沟通中亦多次掺杂日常生活内容，双方在历次沟通中均未明确将委托理财排除在遗赠扶养关系下的日常生活沟通之外，亦不存在可以推定排除该项的对话内容。因此，根据本案基本事实，可以认定朱履松因受托理财行为产生财产性利益，委托理财合同应认定为有偿。朱履松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朱履松在受托理财的过程中有以下行为需要评价：其一，朱履松对理财收益是否向荣志辉真实报告。在本案证据中，双方最后一次沟通收益事宜是2017年11月8日，朱履松仍认可以9％或8.9％计算收益的事实，而早在2017年7月8日的《借贷、担保及服务协议》即载明收益为13％；此外，案涉全部《站内债权转让及服务协议》《借款、担保及服务协议》均载明收益为13％，并无任一协议有9％或8.9％收益率的表述。上述事实应认定为朱履松未真实报告理财收益。其二，朱履松在受托理财中是否存在不合理选择理财产品的情形。结合双方历次的对话内容，不能认定荣志辉对理财投资方向及收益有明确要求，亦不能认定荣志辉存在明确的收益预期，而是全权交由朱履松处理。在此基础上，朱履松与荣志辉既已形成遗赠扶养关系，尤其是荣志辉系孤寡老人的情况下，更应意识到荣志辉系将自身多年积蓄交由朱履松理财，且之后可能会因年龄、健康问题面临就医等大项支出，从而更加审慎处理受托财产。在此基础上，朱履松更应选择稳健型理财产品，而非P2P、股市等相对较高风险的理财产品。针对朱履松的上诉理由，另有以下事实需要论述：其一，荣志辉对于财产损失“不往心里去、别走心”的表述时间系在案涉委托理财合同成立之前数月，当时即使存在委托理财合意，财产金额较小，不能认定荣志辉对案涉委托理财合同项下财产损失亦持相同态度；在受托理财内容由朱履松自主决定的前提下，亦不能以荣志辉知晓高风险对抗朱履松可能因不合理选择理财产品需承受的法律后果。其二，根据双方对话内容，朱履松“尽量多赚”的表述之前，并不能判断荣志辉有尽可能高收益的期待。结合双方形成有偿合同的事实性质，应当认定朱履松关于“尽量多赚”这一合同履行基本事实的表述存在法律效力，该行为系告知荣志辉自身的投资预期、倾向及目的，继而可以认定朱履松自身存在尽可能高收益的利益驱动。其三，即使2017年的P2P投资环境处于市场向好的状态，朱履松作为投资人，亦应知晓高收益必然高风险的基本投资规律，尤其是对于其被照护人荣志辉的财产，应尽到更高的审慎义务。因此，本院在鼓励、倡导社会关爱，扶助孤寡老人的同时，亦有必要说明，对于受托孤寡老人自身积蓄的理财行为，受托人应尽到与委托人自然情况相对应的审慎义务，谨慎理财。综合朱履松的行为，应当认定朱履松在受托理财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朱履松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履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94元，由朱履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国强审 判 员 张 琦审 判 员 柳适思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太 昊书 记 员 韩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