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13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90号。主要负责人：邰金辉，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葵,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童心，女，199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大港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张童心银行卡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34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大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葵、被上诉人张童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大港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童心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张童心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首先张童心自认在银行卡发生案涉交易前已经丢失，具体丢失时间和丢失地点未得到证明，不能排除银行卡在张童心回国前就已丢失的可能性。从2019年9月17日农行大港支行向其发送的短信来看，银行卡丢失的时间应早于2019年9月17日。2.张童心未能对案涉交易属于境外伪卡交易完成举证责任。本案无法证明公安机关对于案件的侦查结论，不能排除使用真实银行卡交易的可能，不能就此推断认定案涉交易属于伪卡交易。3.农行大港支行已尽到必要的安全提示义务，张童心未及时办理挂失，案涉交易导致的资金损失应全部由张童心承担。张童心辩称，不同意农行大港支行的全部上诉请求。案涉银行卡确实是在2019年11月份丢失的，因为当时要打流水，所以没有立即挂失。农行大港支行的风险提示做的不好，短信内容非常不清晰。农行大港支行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在何处被盗刷，没有保障卡内资金安全。张童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农行大港支行立即向张童心赔偿银行卡被他人盗刷的损失8978.06元；2.判令农行大港支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4日，张童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胜利支行开户办理了卡号为6228××××2077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后张童心持有使用该卡。2019年11月13日，张童心在国内丢失涉诉借记卡，但其未办理挂失手续。2019年11月25日晚22点30分至22点32分期间，连续发生七笔金额为1258元的ＡＴＭ取款，每笔取款还扣取了24.58元的手续费。张童心收到提示后，分别于11月25日晚22点31分、22点32分、22点33分操作转走10000元、10000元、64000元。22点44分，张童心通过电话口头挂失了涉诉借记卡。当日23点28分，张童心前往深圳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就上述盗刷事宜报警。一审庭审中，农行大港支行确认诉争七笔ＡＴＭ取款均为境外交易。另，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胜利支行系农行大港支行管辖的二级支行，其权利义务均由农行大港支行行使。一审法院认为，借记卡是指先存款后消费（或取现），没有透支功能的具有储蓄性质的银行卡。张童心向农行申请开立个人账户，农行经审核向其发放借记卡，双方之间形成借记卡合同法律关系。农行应及时、准确地办理存款人的资金收付业务，并有义务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确保存款人账户内资金的交易安全。根据本案现有查明的事实，多方证据证实张童心身在深圳，但在夜间出现多笔连续的境外ATM取现，结合张童心正常使用卡的习惯，以及张童心在得知银行卡存在异常取现后，同时将卡内资金转移至其他账户，及时与农行取得联系，并对银行卡及时挂失，并前往公安机关报警，符合一般人被盗刷后的正常处理过程。农行未能有证据证明张童心和涉案交易信息存在某种关联，亦未能举证证明张童心对涉案借记卡密码存在保管不善的行为，故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涉案的8978.06元取现为银行卡内资金的盗刷行为。农行未保障张童心卡内资金安全，给张童心造成了损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张童心作为持卡人自认其在2019年11月13日发现银行卡丢失，其未及时挂失的行为，对本次盗刷的产生也负有过错，应自负30%的责任。故，张童心主张农行大港支行赔偿6284.64元，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张童心6284.64元；二、驳回原告张童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由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负担17元，原告张童心负担8元。”本院二审期间，农行大港支行提交了案涉银行卡在2019年8月27日至11月26日的交易明细查询截图和ATM流水查询截图，拟证明案涉银行卡自2019年8月27日至案涉交易发生前除发生过3笔境内ATM无卡存款外再无其他线下交易发生。张童心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且不属于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童心自称在2019年11月13日丢失案涉银行卡，丢失地点在国内，农行大港支行对此不予认可。因张童心在2019年8月6日至9月5日身在境外，且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银行卡丢失的时间和地点，故对张童心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认定。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张童心与农行大港支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银行卡合同关系，农行大港支行负有保障张童心的存款安全、防止银行卡信息、密码等数据被轻易盗用的义务。虽然张童心不能证明案涉银行卡丢失的地点和时间，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使用案涉银行卡在2019年11月25日晚22点30分至22点32分期间的七笔取现属于非正常交易。作为金融服务提供者，农行大港支行向张童心发送短信提醒的目的旨在为张童心提供便捷的账户变动信息通知服务，系保障张童心作为银行客户知情权的措施，但本案中农行大港支行在此存在明显的过错。具体表现在农行大港支行于2019年9月17日向张童心发出短信提示拦截了一笔可疑支出交易，但其后没有发出其他警示信息，提醒张童心需要注意银行卡的资金安全，也没有要求张童心发现异常应即刻挂失等内容；因案涉银行卡有境外消费支付功能，农行大港支行亦未区分张童心在境内外消费后收到短信提醒格式，无法使张童心收到短信的第一时间分辨消费的地点和币种。另外，在盗刷行为发生后，农行大港支行作为经营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负有相应的举证义务，但其既无法查明盗刷的具体地点，也无法查明是否使用了案涉银行卡，不能证明不存在伪卡交易。在农行大港支行无法举证证明银行卡信息或密码是因持卡人张童心故意或重大过失泄露时，农行大港支行应对其未保障储户资金安全承担违约责任。因张童心未能及时挂失银行卡也存在相应过错，一审法院判决农行大港支行对案涉银行卡被盗刷承担70%的责任，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农行大港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和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港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振英审判员  陈 晨审判员  张 振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朱茜茜书记员符笛附：本裁判文书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