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21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耀达，男，196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晓，上海圣知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亚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王荣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龙，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耀达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亚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3民初20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耀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向一审法院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仅凭辞职申请片面认定系其主动辞职，忽略了其从2003年1月起一直在原工作场所、原工作岗位从事原工作内容，以及其提交的辞职报告内容完全照搬公司提供的辞职申请内容所写的事实，故该认定不当，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现上诉如请。亚通出租汽车公司辩称，同意补发周耀达病假工资差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9，799.2元，但不同意周耀达提出的其他上诉请求。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因期满终止，周耀达请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另周耀达不同意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其直接主张公司支付医疗补助费没有依据，故一审判决无误，应当予以维持。周耀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支付其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7，518元；2．病假工资差额16，792元(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3．医疗补助费29，56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周耀达与上海瀛桥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桥公司”)签订一份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被派遣至亚通出租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合同到期后周耀达又与上海东升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签有多份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25日，东升公司派遣周耀达至亚通出租汽车公司继续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2016年8月16日，周耀达向东升公司提交辞职申请，称因个人原因辞职，要求与东升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瀛桥公司与东升公司注册于本市崇明区，系同一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均已注销。2016年9月1日，周耀达直接与亚通出租汽车公司签订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25日止的劳动合同，继续在亚通出租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双方另签订一份2014年6月26日至2018年12月25日止的出租车承包经营合同。一审审理中，周耀达称2016年8月从东升公司离职是应亚通出租汽车公司要求办理的，并非周耀达的真实意思，是亚通出租汽车公司为了规避用工风险，让周耀达等人写的辞职申请，周耀达的工作年限应自2003年1月起算。为此周耀达申请了上海诚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庄公司”)出庭作证。诚庄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出庭称诚庄公司与东升公司两家劳务公司负责向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派遣驾驶员，2016年7月，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打算与驾驶员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变更用工主体，诚庄公司应亚通出租汽车公司的要求配合亚通出租汽车公司使227名驾驶员从诚庄公司离职，然后再与亚通出租汽车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其中辞职申请表均由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提供。周耀达所在的东升公司与诚庄公司情形一样。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对周耀达及证人陈述均不认可，称当时周耀达等出租车驾驶员为了享受本市崇明区政府的跨区工作补贴10，000元，2016年8月主动向东升公司申请辞职并选择与亚通出租汽车公司直接签署劳动合同。周耀达的工作年限应当从2016年9月起算。2.2018年12月12日，周耀达发生脑梗，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因病休假，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支付周耀达病假工资12，369元。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向周耀达出具退工证明，载明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10月31日到期终止。周耀达所在出租汽车行业集体合同约定，病假工资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经济补偿标准按驾驶员当年社会保险费缴纳基数执行。双方确认周耀达社保缴费基数4，927元／月。亚通出租汽车公司认可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9，799.2元。一审审理中，在一审法院向周耀达释明后，周耀达仍未进行劳动能力鉴定。3．周耀达于2020年5月18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病假工资15，201.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167，518元、医疗补助费29，562元，后仲裁裁决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支付周耀达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9，799.2元，对周耀达其他诉求未予支持，周耀达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周耀达虽然早在2003年1月起即在亚通出租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但直到2016年9月1日才与亚通出租汽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正式建立劳动关系，在此之前周耀达分别与瀛桥公司和东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接受两家公司指派至亚通出租汽车公司从事驾驶员，周耀达与瀛桥公司、东升公司以及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劳动关系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因周耀达2016年8月主动向东升公司提出辞职并将劳动关系转至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可见周耀达不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故工作年限不应当合并计算。现对周耀达主张应将在瀛桥公司、东升公司的工作年限并入亚通出租汽车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又因本案周耀达2018年12月12日起因病休假，到2019年10月31日其医疗期已经届满，双方劳动合同因周耀达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而到期终止，并非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不符合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情形但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为减少诉累，现周耀达也同意调整为主张经济补偿金，予以确认。结合周耀达所在行业集体合同对补偿金计算基数的约定以及周耀达在亚通出租汽车公司的工作年限，判决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支付周耀达经济补偿金17，244.5元。关于周耀达主张的病假工资差额，双方对病假工资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计发无异议，予以确认。现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同意支付周耀达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9，799.2元，与法无悖，予以支持。关于周耀达主张的医疗补助费，根据规定“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该医疗补助费是指合同期满的劳动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医疗期满或者医疗终结被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5-10级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现周耀达在一审法院释明后仍未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故周耀达主张医疗补助费的支付条件尚未成就，故对周耀达该项诉求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亚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耀达经济补偿金17，244.5元；二、上海亚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耀达2018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9，799.2元；三、对周耀达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不含不予处理部分)。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争议，周耀达主张其虽提交了辞职申请，但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在申请仲裁委裁决时还称系在公司逼迫下所为，然其并未举证证明其所称属实。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其虽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但陈某并非其所在企业法定代表人，而是任职于案外其他企业，故一审法院在亚通出租汽车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未采纳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并无不当，本院对周耀达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难以采信。虽然周耀达多年来在相同场所从事相同工作，但其与不同企业订立劳动合同，尤其在与亚通出租汽车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前，向其前用人单位提交了辞职申请，故一审法院在周耀达同意在本案对经济补偿金予以处理的情况下，根据集体合同约定的标准判令亚通出租汽车公司支付周耀达相应经济补偿金无误，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病假工资差额，周耀达虽对全案提起上诉，但未提出实质性意见，亚通出租汽车公司则同意履行一审判决，本院对该项判决亦予维持。至于医疗补助费争议，周耀达在未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情况下直接主张该项费用不符相应规定，一审法院已经充分阐述相应理由，本院予以认同。综上，周耀达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周耀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皓审 判 员  姜 婷审 判 员  陈 樱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  蔺皓然书 记 员  蔺皓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