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长松，女，196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工人，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友、王兴富，均系普兰店清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立发，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思远，辽宁申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甜，辽宁申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原告王长松因与原审被告孙立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5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长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理由是:1、庭审中原告出具的孙某证实材料中已证明孙立发欠王长松承包费80830元，这个是孙某涛与原告父亲王福利发生经济纠纷前书写,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申孙某涛出庭作证,被告孙某涛又是亲兄弟,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直系亲属无权给自己亲兄弟作证，所以在庭审孙某涛出庭所述证言改口否孙某涛自己书写的证明材料，不应支持。该证明材料孙某涛真实意思表示的证词,是白纸黑孙某涛自已签名摁手印，不予采纳是不妥的,对孙立发欠款事实应以原告出具孙某涛证实材料中证实内容为准。2、原告自述海参圈经营至2017年末止,原告要求被告承担2016年4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承包费用,没有不妥,这是因为王福利还要负责其他几个海参圈管理,所以才在2017年末离开海参圈,与孙立发承包的1号、2号海参圈不发生关系。原告在与李迎东签订的“海滩池子养殖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期为2011年4月30日至2021年4月30日止。因原告不能一次性支付承包费,故承包费用是分几次支付给李迎东的,2016年4月30日始至2019年4月30日,1号圈和2号圈口头承包给孙立发,三年承包费应为130830元,孙立发当时没钱交这两个圈的承包费,是王长松连同另外几个海参圈的承包费一起打给李迎东的220500元,其中孙某用王长松卖海参款代替孙立发交了5万元,剩余的80830元是孙立发应该交给王长松,因为王长松已经代替交纳了承包费,所以这80830元应该由孙立发归还给王长松。孙立发在庭审中不承认转包了王长松名下1号、2号海参圈,可是原告提供的李迎东证明材料证明:“2016年5月份1号2号池子由孙立发改造成一个池子”,孙某书写证实材料证明:“王长松口头协议将1号圈和2号圈转给孙立发承包,三年承包费130830元,孙立发欠王长松承包80830元。”刘玉和书写证明一份:“王福利、孙立发、刘玉和三家用一个泵站,共七个海参池子1-2号是孙立发,3、4、5、7号是王福利,6号是刘玉和的”。另有孙某手写电费清单二份证明:一、“2017年4月份王福利交盐厂电费8000元,由王福利、孙立发、刘玉和三家按地亩均分,王福利4800元、孙立发欠王福利1920元。2017年(5-7)月份交李迎东电费,收孙立发现金1500元、8月份电费360元、9月份-10月份1700元。二、2016年9月12日盐厂电费8000元、配件等共计9355元,按地亩均分孙立发1-2号2440元。”以上证据都能说明是孙立发在经营王长松1号、2号海参圈,怎么能以证人孙某庭审中改口否认的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呢？故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王长松的诉讼请求是违背事实，是不妥的。4、李迎东证实:“2016年5月份,1号2号池子由孙立发改造成1个池子,证明人李迎东,2020年6月4日”,证明孙立发从2016年5月份已经开始经营王长松海参圈养殖,改造1号2号海参池子为一个池子,如果孙立发不是承包经营王长松海参圈,孙立发怎么有权利自己改造王长松海参圈呢？说明孙某(孙立发亲兄弟)证明孙立发承包王长松1号、2号海参圈,欠王长松承包费80830元情况属实。孙立发不同意王长松的上诉请求，并也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理由是：本案中,在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双方当事人不存在海域承包合同,且被上诉人已经在另案中自认上诉人代为向案外人李迎东支付5万元的海域使用权承包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否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负有5万元债务,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王长松辩称，不同意孙立发的上诉请求。王长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8083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年利率的4倍计算，自2017年5月1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一切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孙立发的反诉请求是：判令反诉被告偿还反诉原告欠款5万元，并自反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欠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长松在山东省东营市自案外人李迎东处承包210亩海参圈，经营至2017年末。期间原告委托其父亲王福利管理，王福利于2017年4月1日起聘用案外人孙某管理。2017年5月17日，案外人孙某向案外人李迎东支付220500元承包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是否存在海参圈承包合同法律关系；2、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是否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未与被告签订书面转包合同，关于转包合同的实质内容如承包期限、承包金额、承包范围等权利义务关系均无法确认。其提供案外人孙某、李迎东、刘玉和的书面证言，因不符合证据规则，且被告否认，无法采信。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孙某当庭否认原、被告存在承包关系。且原告自述海参圈经营至2017年末止，却主张被告承担2016年4月30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承包费用，不符合常理。故对于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承包合同法律关系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反诉原告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之前向反诉原告孙立发借款5万元未还，2017年5月，王长松需要向案外人李迎东支付承包费时资金不足，向证人借款，证人将应偿还孙立发的5万元转借给王长松，用于支付案外人李迎东承包费。但依据银行交易明细，证人农业银行尾号8175账户于2017年5月16日进账228700元，该款证人自述系卖海参款，之前账户余额仅1175.68元。故证人所述其将准备偿还孙立发的5万元转借给王长松显然与常某。反诉原告孙立发当庭陈述“反诉被告资金紧张交不齐，要求案外人孙某垫付5万元……反诉原告同意把钱借给王长松，如果王长松不还就找你（孙某）”，可见反诉原告孙立发与反诉被告王长松之间不存在有借贷的合意。故反诉原告主张与反诉被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意见，亦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王长松、被告孙立发对其各自诉求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长松的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孙立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0元，由原告王长松负担。反诉费减半收取525元，由反诉原告孙立发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需补充的事实是：1、二审审理时，在回答法庭询问“有什么证据证明你和孙立发之间建立承包关系？”王长松代理人回答：“有口头协议，还有他弟弟手写的几份账本，证明他们收的电费都是分开算的，从这个可以来推定这个事实。孙某曾经还写过这个证明。”问“这个口头协议孙立发是否认可？”答“不认可”；2、孙立发证明与王长松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是2017年12月19日王长松第一次起诉时提交的起诉状，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表述为“2017年5月17日，孙立发叫其弟孙某代替王长松向李迎东账户打5万元承包费”。本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基本的证据规则。本案中，原告王长松主张与被告孙立发之间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关系；孙立发主张与王长松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均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对各自主张的法律关系成立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王长松陈述双方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主张有口头合同被告不予认可。即使孙某的证言没有反复，仅凭证人证言这一孤证，也不能采信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孙立发证明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是王长松第一次起诉时提交的起诉状，表述为“2017年5月17日，孙立发叫其弟孙某代替王长松向李迎东账户打5万元承包费”，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显然，无论是王长松还是孙立发均未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一审认为双方“对其各自诉求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王长松预交1820元，孙立发预交1050元。各自预交的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孙文英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