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7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自控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楼****（园区）。法定代表人：吕星辰，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星辰，男，197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中自控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河北省霸州市。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张卫，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云川，男，196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云南润滇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曼琳，云南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自控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自控公司）、吕星辰因与被上诉人江云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25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自控公司、吕星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江云川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江云川所提交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根本不能证明本案的关键待证事实，即“江云川与吕星辰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但是一审判决错误的采信有关证据，对本案的关键性事实认定完全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应依法予以纠正。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争议焦点为江云川所主张的与吕星辰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本案中江云川应该对其主张的与吕星辰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来讲，江云川应举证证明：(1)江云川是否与吕星辰之间形成借贷合意；(2)江云川是否已经实际向吕星辰交付了借款100万元。针对上述待证事实，江云川所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根本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未能完成其举证义务，具体理由如下：（一）现有证据，即江云川提交的借条根本无法证明江云川和吕星辰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借条全文如下：“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今借江云川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最迟於2019年1月15日前归还。借款人：吕星辰(131081197504111012)2018.11.28”。作为本案中最关键证据的借条，与一般的借条内容存在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借条上明确附上了条件，即“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吕星辰才向江云川借100万元。关于为什么会在借条上出现这样的条件，江云川在一审中竟然只表示“他也不清楚原因，是吕星辰自己写的”，证人孟某在庭审作证时，也表示“在吕星辰和江云川谈论借款和写借条时，双方没有谈过任何原有100万元欠款结清的条件”。此种陈述严重违反一般人的常识，江云川在向吕星辰支付所谓高达100万元的现金借款时，竟然对吕星辰在借条上书写的严重违反常理的“条件”不闻不问，任由其随意书写，究其原因，江云川和证人孟某之所以做出这种违背常理的陈述，其目的就是为了隐瞒和掩盖借条产生的真实原因和背景情况，吕星辰和江云川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中自控公司、吕星辰在一审过程中，已经对该借条形成的真实过程做出了合理解释，在此再次向二审法院做如下详细说明：中自控公司是一家从事国内外项目投融资、总承包及咨询的专业化公司。吕星辰是中自控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2018年9月26日，中自控公司的企业名称由“中自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中自控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2月6日，中自控公司和润滇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滇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开发云南省工程PPP项目和东南亚及国际市场合作。江云川是润滇集团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4月，案外人陈军钢以润滇集团代表的身份以现金形式向中自控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吕星辰和总经理孙姝育共支付了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双方合作的启动资金。在2018年5月，中自控公司得知陈军钢在润滇集团不担任任何职务，陈军钢和润滇集团及江云川仅为合作关系。陈军钢向中自控公司提出其支付给中自控公司的100万元是其自己的资金，与润滇集团没有关系，并且陈军钢与润滇集团江云川的合作关系已经破裂，要求中自控公司将该100万元归还给陈军钢。于是，中自控公司要求润滇集团及江云川确认该100万元付款的性质和实际付款人。2018年6月3日，江云川向吕星辰和孙姝育分别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两人各自支付的款项50万元，共计100万元整，希望以此表明，不论润滇集团与陈军钢之间对100万元款项性质和归属的协商结果如何，润滇集团都不再向中自控公司主张还款，希望双方能继续合作。2018年7月5日，中自控公司和润滇集团的关联公司天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启公司”）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一）》（以下简称“《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开展工程项目合作，中自控公司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的市场开发和整体策划，天启公司负责工程准备工作的落实，包括准备技术方案和推荐、选择分包单位等。江云川是天启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在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的同时，中自控公司和天启公司另行签订了一份《“澄江县抚仙湖径流区植被恢复治理工程PPP项目”“云南星云湖治理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项目合作协议》”），作为上述《框架合作协议》的具体落地项目的补充协议。在2018年底，因中自控公司和天启公司的项目合作未能成功推进，双方合作破裂。江云川推翻之前的承诺，再次要求中自控公司及吕星辰向其偿还100万元，并于2018年11月28日在云南昆明的酒店房间内与吕星辰翻脸，强迫吕星辰向江云川个人出具借条，写明“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今借江云川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最迟於2019年1月15日前归还。借款人：吕星辰（131081197504111012）2018.11.28”。借条上的“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是指润滇集团、江云川与陈军钢协商一致，由陈军钢确认其支付的100万元现金已经结清，不再要求中自控公司偿还。但是实际上，润滇集团、江云川与陈军钢一直未能协商一致，陈军钢还一直在向中自控公司要求偿还100万元借款。也就是说，借条上所附的条件一直就未能达成，吕星辰和江云川之间根本就没有形成借款100万元现金的借贷合意。润滇集团和中自控公司之间的100万元款项的纠纷，与江云川个人之间不存在直接替换的关系。该借条上的所谓现金借款根本就不存在，不论是中自控公司，还是吕星辰均未收到江云川支付的100万元现金借款，双方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随后，陈军钢得知江云川强迫吕星辰写下借条后，也多次找到中自控公司，要求中自控公司向其偿还借款100万元。中自控公司要求陈军钢必须和润滇集团及江云川对借款归属协商一致后，才能偿还借款，但陈军钢和润滇集团一直未能协商一致。2019年7月5日，陈军钢再次找到中自控公司，要求将其在项目开拓阶段支付的差旅费、招待费等款项折算成20万元借款，并要求中自控公司偿还。中自控公司向陈军钢支付20万元，并明确剩余100万元款项由中自控公司、陈军钢和润滇集团、江云川协商一致后，再行解决。2020年5月，中自控公司和吕星辰收到一审法院传票，才得知江云川于2019年3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自控公司和吕星辰偿还所谓江云川出借给吕星辰的100万元现金借款的本金和利息。综合以上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得知，江云川对借条上出现的“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而中自控公司、吕星辰已经提交了充分证据，对借条形成的过程和内容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现有证据根本无法证明江云川和吕星辰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二）江云川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的100万元已经实际支付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的不利后果。在江云川对借条内容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基础上，其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案涉的10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支付。第一，江云川未提交任何其从银行账户取款100万元现金的相应证据，而仅仅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解释成是江云川的自有资金，江云川的保险柜里常年存放着几百万的现金，江云川是从保险柜里取的。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一般常理，这是多么豪奢的情况，才会经常在身边存放高达100万元的现金，而且，100万元现金根本不需要任何筹措或者银行取款，随借随有，不合常理。第二，本案中的证人证言存在明显的证据瑕疵，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案件关键事实的依据，即“江云川已经向吕星辰交付100万元现金借款”的证据。一审判决错误地采信证人证言，认定“原告江云川向被告吕星辰交付了借款100万元”完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中，证人孟某出庭作证，称：“我和江云川系合作关系。2018年11月27日，江云川给我打电话，说2018年11月28日让我跟他去翠湖宾馆……我去接江云川的时候，他背着一个袋子，皮革材质的，可以提也可以背的包，具体大小和颜色记不清了。到宾馆以后，我也上去了，吕星辰也在，他穿着白色的打高尔夫球的套装。吕星辰跟江云川说了很多客套话，江云川就说把借条打出来，吕星辰说孩子出国没钱，钱要到2019年1月15日才能还。当时吕星辰就用翠湖宾馆的纸张写了借条……整个过程我都在场。”另外，一审法院在与中自控公司、吕星辰申请追加的第三人陈军钢联系时，陈军钢曾表示“吕星辰通过李元生（音）拿了中标合同，说分项目给我们做，因为我不是做项目的，所有我找了江云川。江云川、我和孟思平（音）出资500万元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对项目进行跟踪。我和我太太出资了255万元，江云川和孟思平出资245万元。”实际上，陈军钢所述的“孟思平（音）”的正确姓名就是孟某，也就是本案中的证人，孟某是本案所涉100万元借款的真实项目合作中的参与方，与本案的借款事实认定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和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证人孟某不仅是江云川的合作方，而且是本案所涉100万元借款的真实项目合作中的参与方，与本案的借款事实认定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和利害关系，因此，证人孟某所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然而，一审判决却仍然采信证人孟某的证言，并依此错误地认定“原告江云川向被告吕星辰交付了借款100万元”,进而作出错误裁判。该等事实认定完全错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充分证据支持，应当予以纠正。综合以上两点可知，江云川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的10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支付的事实，一审判决错误地采信江云川提供的瑕疵证据，据此错误认定“原告江云川向被告吕星辰交付了借款100万元”，并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应当予以纠正。二、从中自控公司和润滇集团、天启公司的合作进程来看，江云川和吕星辰之间在借条出具时（2018年11月28日），也不可能存在出借100万元现金的信赖关系和交易背景。第一，吕星辰和江云川个人之间不存在长期的私人朋友关系，也不存在长期的经济往来，在中自控公司和江云川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润滇集团在2018年2月开展合作之前，吕星辰根本不认识江云川，双方不存在任何私人的密切关系。第二，中自控公司和江云川作为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的天启公司在2018年7月签订的《“澄江县抚仙湖径流区植被恢复治理工程PPP项目”“云南星云胡治理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合作项目，即“澄江县抚仙湖径流区植被恢复治理工程PPP项目”“云南星云湖治理项目”在2018年11月初，因为种种原因，未能顺利推进，中自控公司和天启公司的合作关系破裂，因此，江云川才推翻之前向吕星辰和孙姝育出具收条时的承诺，要求吕星辰向其私人偿还双方公司合作时的款项，因此才产生了本案的“争议借条”。由此可知，在2018年11月28日案涉借条出具时，中自控公司和江云川实际控制的公司润滇集团、天启公司的合作已经完全破裂，吕星辰和江云川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的信赖关系或合作背景，在此种情况下，江云川更没有理由再向吕星辰出借100万元现金。因此，江云川和吕星辰之间不存在任何真实的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借贷事实并未发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存在根本性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江云川与吕星辰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当然更不应当支付借款利息，一审判决要求吕星辰向江云川支付利息存在根本性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如上所述，在江云川与吕星辰根本不具有借贷合意，江云川也未实际支付借款，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了借贷事实和借贷法律关系。并且，一审法院又直接适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2款的规定，判决吕星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偿还江云川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纠正。四、本案中证人孟某故意做虚假陈述，所作证言与案件事实完全相反，导致一审法院对案件的重大事实做出错误认定进而做出错误判决，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认为，法院应查清基本事实，并视情节依法对孟某进行罚款、拘留，必要时依法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江云川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中自控公司、吕星辰的上诉请求。1.中自控公司、吕星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诉主张。2.涉案借条、中自控公司及吕星辰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的交易习惯和证人证言均证实了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和100万元借款的真实交付。案外人陈军钢在一审电话询问中明确向法庭作了陈述，称《付款和退款经过说明》其连内容都不知道，因此陈军钢的陈述不应被采信。江云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连带归还江云川借款本金100万元；2.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连带归还江云川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由中自控公司、吕星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8日，吕星辰向江云川出具《借条》，载明：“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今借江云川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最迟於2019年1月15日前归还。”审理中，江云川称上述100万元款项系其以现金方式向吕星辰交付。孟某作为江云川证人到庭，称：“我和江云川系合作关系。2018年11月27日，江云川给我打电话，说2018年11月28日让我跟他去翠湖宾馆。28日上午，我到书香门第北市区去接江云川，一起去的翠湖宾馆。到的时候差不多是上午11点前后。当时只有我和吕星辰，去给吕星辰送100万元现金。我之前也认识吕星辰。通过陈军钢介绍做项目，后来就认识了。我去接江云川的时候，他背着一个袋子，皮革材质的，可以提也可以背的包，具体大小和颜色记不清了。到宾馆以后，我也上去了，吕星辰也在，他穿着白色的打高尔夫球的套装。吕星辰跟江云川说了很多客套话，江云川就说把借条打出来，吕星辰说孩子出国没钱，钱要到2019年1月15日才能还。当时吕星辰就用翠湖宾馆的纸张写了借条。写完之后，他们两个又抽了几支烟。吕星辰说一起吃饭，江云川说还有事情，我们就走了。整个过程我都在场。”中自控公司、吕星辰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表示借条系吕星辰在江云川胁迫下书写，事后未报警。另，中自控公司、吕星辰称案外人陈军钢曾于2018年4月以润滇集团代表的身份，以现金形式交付江云川50万元及中自控公司总经理孙姝育50万元，合计100万元。后因陈军钢与润滇集团的合作关系破裂，其向中自控公司提出其支付的100万元是其自有资金，与润滇集团无关，并要求中自控公司偿还其该100万元。随后，中自控公司要求润滇集团、江云川确认上述100万元的性质和实际付款人，江云川于2018年6月3日分别向吕星辰和孙姝育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二人各支付的50万元，以此表明不论润滇集团与陈军钢之间对10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归属协商结果如何，润滇集团都不再向中自控公司主张还款，且希望双方能继续合作。2018年底，天启公司与中自控公司合作项目未成功，江云川推翻之前承诺，要求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还款100万元，并于2018年11月28日胁迫吕星辰在酒店房间出具了本案中的《借条》，且《借条》中载明的“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指陈军钢交付的100万元已结清，不要求中自控公司偿还。为证明上述内容，中自控公司、吕星辰提交了江云川于2018年6月3日分别向吕星辰、孙姝育出具的收到50万元的《收条》及陈军钢于2019年7月5日出具的《付款、退款经过说明》。《付款、退款经过说明》载明：“本人陈军钢，在2018年2月至12月中自控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自控国际”）与润滇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滇集团”，实际控制人：江云川）洽谈云南项目合作的过程中，本人作为润滇集团的代表，付款给中自控国际120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万元整），无任何利息约定，用于该项目开发的前期费用，款项分别支付给中自控国际的董事长吕星辰和经理孙姝育。现本人确认中自控国际于2019年7月5日之前已经以现金方式退款给本人20万元（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本人已经收到该款项，剩余100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款项由中自控国际、本人和润滇集团、江云川协商一致后，再行解决。本人特向中自控国际对付、还款的经过做此说明，保证真实无误。”江云川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余的均不予认可。江云川称《收条》与本案无关，是天启公司与中自控公司合作项目产生的。《借条》中载明的“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系吕星辰自己书写的，书写该句话的原因其不清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要求追加陈军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曾向陈军钢进行送达，但未成功。后一审法院经与陈军钢电话联系，陈军钢称“吕星辰通过李元生（音）拿了中标合同，说分项目给我们做，因为我不是做项目的，所以我找了江云川。江云川、我和孟思平（音）出资500万元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对项目进行跟踪。我和我太太出资了255万元，江云川和孟思平出资245万元。中间机票、酒店、买礼品、红包等接待的费用花了几十万。江云川的公司和中自控公司签了合作协议，中间就把我踢出局了。江云川他们说把损失还给我，我就不跟他们的事情了，他们带有欺骗性质。《付款、退款经过说明》是吕星辰/孙姝育拿来让我签字，都没让我看具体内容就拿走了，我要拍照也没让我拍照。其中的100万元是我当初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他们的，钱是我出的，应当还给我。至于江云川和吕星辰之间的事情我不清楚，跟我无关，但是他们欠我的钱应当还给我。”后一审法院要求陈军钢到庭，陈军钢未按时到庭。庭审中，一审法院向中自控公司、吕星辰释明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不宜追加陈军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若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认为陈军钢对查清本案事实至关重要，其可以联系陈军钢让陈军钢作为证人参加诉讼。后陈军钢亦未出庭作证。关于江云川主张中自控公司、吕星辰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江云川称吕星辰系中自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将借款交付给吕星辰，本案中无法判断款项是吕星辰个人使用，还是中自控公司使用，其认为属于债务混同。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表示收到的100万元款项用于中自控公司的合作项目，如果要还款应由中自控公司偿还。另，经一审法院询问，中自控公司、吕星辰表示就其收到的100万元款项，其并未向陈军钢出具过借条等借款凭证，亦未向陈军钢偿还过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吕星辰向江云川出具《借条》，双方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江云川主张本案中借款系现金交付，并有证人出庭作证，吕星辰虽否认其收到了《借条》中的款项，但该《借条》载明“今借江云川现金壹佰万元”，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认定江云川向吕星辰交付了借款100万元。江云川支付借款后，吕星辰应依约还款，现其未偿还借款，故江云川主张其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吕星辰以《借条》系胁迫下出具否认其与江云川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吕星辰主张《借条》中的100万元应系陈军钢支付的100万元，应先确认该100万元的出借人，因吕星辰未向陈军钢出具借款凭证，同时其表示陈军钢系代润滇集团支付的合作款项，现三方有纠纷，且江云川表示本案中的100万元并非陈军钢代付的100万元，故吕星辰与陈军钢及润滇集团之间的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江云川主张利息一节，根据法律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故江云川主张吕星辰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江云川主张中自控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因中自控公司对江云川主张交付的100万元不予认可，且其未在《借条》中借款人处盖章确认，江云川亦无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中自控公司经营使用，故江云川的该项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吕星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江云川借款1000000元；二、吕星辰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江云川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江云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另查明，2018年7月5日，中自控公司和天启公司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一）》，约定双方开展工程项目合作，中自控公司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的市场开发和整体策划，天启公司负责工程准备工作的落实，包括准备技术方案和推荐、选择分包单位等。江云川是天启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在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的同时，中自控公司和天启公司另行签订了一份《“澄江县抚仙湖径流区植被恢复治理工程PPP项目”“云南星云湖治理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作为上述框架性合作协议的具体落地项目的补充协议。《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天启公司向中自控公司提供人民币三百万元的借款，用于上述两个项目的经营和开拓费用……第七条约定，天启公司向中自控公司提供人民币三百万元的借款（协议签订前已支付100万元，协议签订后再支付200万元），如六个月内无项目落地实施，且未与天启公司指定的工程分包单位签订任何工程分包协议，则中自控公司在归还天启公司全部借款本息后，本协议解除，不再执行。二审中，天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江云川出具说明，载明：“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的意思是指由江云川代表天启公司拿现金给陈军钢，委托陈军钢支付给吕星辰的案涉《合作协议》中的100万元已结清，今后不再主张返还。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在本案二审中，中自控公司、吕星辰主张案外人陈军钢曾在案涉《合作协议》项下代表江云川的公司（即天启公司）以现金形式向中自控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吕星辰和总经理孙姝育共支付了100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启动资金，案涉《借条》上的“在原有壹佰万欠款结清的条件下”意指上述100万元现金已经结清，不再要求中自控公司偿还。天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江云川亦出具证明，对上述事实加以认可，表示上述款项已经结清，今后不再主张返还。结合上述事实，再考虑到案涉《借条》的其他具体内容等因素，一审法院判令吕星辰向江云川支付案涉100万元等款项，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自控公司、吕星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中自控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吕星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朔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李 楠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