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8民终3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吉阳，男，1980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出租车司机，现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胜利，系北京市德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盖州市双台镇思拉堡村。法定代表人：张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克，男，195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现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尚科，系辽宁哲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负责人：王曲，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可新，系辽宁昌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吉阳因与被上诉人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盖州市人民法院（2020）辽0881民初2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吉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胜利，被上诉人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克、全尚科，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可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吉阳的上诉请求：一、请求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辽0881民初232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560130元；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给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1日，上诉人父亲刘佰成（1954年生人）在入的被上诉人经营场所游泳溺亡。2019年6月6日，盖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死亡证明书》，证明死亡原因“符合溺水死亡”。一审法院对双方证据的审查未能查明事实。一、一审法院以“刘吉阳未能提供刘佰成的尸检报告，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佰成死亡的具体原因，不能排除刘佰成自身身体原因等非其他因素造成其最终死亡的可能，故刘佰成对其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作为理由，是事实认定错误。（一）上诉人举证盖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死亡证明书》，真实合法有效，应得到法院的确认。1.该证据系行政机关依法出具，其效力应得到法院确认，其证明的事实也应得到一审法院确认，而一审法院不予确认采信该证据没有法律依据，也是对事实审查的不清；2.该证据满足民事审判高度盖然性要求，应得到法院肯定评价，并确认其所证明的事实；3.被上诉人的举证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推翻该证据，法院应予确认其证据效力；4.该证据证明死亡原因“符合溺水死亡”，这己证明案件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以不能排除其他死因的推论是基于什么证据产生的？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质疑该证据的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该证据应予以采信，反之，这是对公安机关违法出具死亡证明的凭空指责，由此可导向上诉人因公安机关出具非法死亡证明提起行政诉讼，这是有悖事实和法规规定的，该死亡证明是法院应当采信的证据！（二）从举证责任分配来看，上诉人举证死亡证明已完成举证，上诉人对此证据无异议，而被上诉人对死亡证明提出异议，却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异议，更未向法院提出尸检申请，属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其异议，一审法院不得将此归责于上诉人，也不应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予以置疑。（三）一审法院以“未经尸检，不能证明死亡原因，不能排除其他死因”为由，没有证据支持其认定死亡证明不能证明死亡原因的认定，也没有证据支持其不能排除其他死因的怀疑，且一审法院如认为死亡证明不能证明死亡，不能排除其他死亡原因，那么在被上诉人未申请尸检的情况下，应依职权进行尸检，否则仅赁怀疑就作出前述认定，是没有证据支持的认定，是违背举证分配的认定，应予纠正。（四）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是符合法律条件，法医属于专业从业人员，出具的死亡证明具有证据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虽然设置了警示标识，并进行了一定的救助义务，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求助行为系在合理范围内且及时，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是过错责任认定的失当。（一）认定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未取得从事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资格的事实，却回避其未取得资格不得从事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这一根本错误，避重就轻的认定被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是失当的；（二）救生员不具有从业条件，不得从事求生工作，也避重就轻的认定被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是失当的；（三）救生设施设备不全，不符合从业条件，这同样是重大责任事故的成因之一；（四）从事高危体育项目经营的资格没有，现场救生员不具有救生资质，救生设施设备不全，是重大的责任事故成因，不能仅因为设置了警示标识、并进行一定的救助义务，应避重就轻的认定承担次要责任；（五）任何从事高危体育项目经营的从业者，都应当保护消费者生命权、健康权，这是最为重要的。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必须考虑判决的社会意义，应当在每一个具体判决中体现对生命权、健康权的最高关怀，而对漠视生命权、健康权的行为予以否定评价，对漠视生命权、健康权的商家给予恰当甚至严厉的否定评价，反之则是纵容，是有悖法律的教育意义的。三、被上诉人从事高危体育项目，其举证不能证明案发时的全貌，不能证明上诉人故意溺亡，因此其应承担全部责任。鉴于被上诉人从事高危体育项目，店堂告示、游泳者注意义务提示、人身损害及生命权免责声明均不能成为免责理由，而且其有义务举证证明公安机关出示的溺亡结论错误，才能产生上诉人非溺亡的怀疑，反之，其举证并不能满足引起一审法院质疑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的前置条件。并且，一审法院己经查明被上诉人无经营资质、救生员没有救生资质、救生设施设备不全、未能举证证明救助及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故意溺亡，因此其承担全部责任于法有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纠正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及无证据支持的怀疑不能对抗公安机关作出的死亡责任认定的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辩称，一、《死亡证明书》是盖州市公安局在未立案调查的基础上出具，是办理死者丧葬等事宜而必须出具的死亡凭证，仅能证明死者的法律上的死亡时间。在死亡原因上因未对死者进行尸检，不具有溺水死亡的证明效力。而事实上也是因为死者家属的拒绝，导致死亡无法查明。该证明对死亡原因不具有基本的证明效力，更谈不上高度的盖然性。在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死者死因的前提下，上诉人认为只要死者是溺水死亡，那么被上诉人就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死者的死亡不是被上诉人加害所致，游泳作为一项具有一定风险的运动方式，对游泳者的体能及相关身体机能具有较高的要求。死者被救助时的位置为游泳池浅水区，而按死者的身高，正常情况不可能发生溺水事件，所以应自身疾病或体质原因所造成。二、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害人应对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与伤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这是基本的举证责任应该由上诉人完成，尸检报告才是能够证明本案双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也是上诉人所隐匿的证据。上诉人所强调的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资格、救生员和就生设备符合相关要求，并且是行政管理问题，不是造成死者死亡的原因。本起事件是在政府变更职能管理部门换证期间，事件发生后十余日，新的证件就予以发放，可见游泳馆的经营是经过了行政许可，游泳馆也没有因本起事件而被管理部门关停。三、1、死亡证明书与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同，专门用途不是民事诉讼唯一证据；2、溺水死亡是死亡环境，不属于死亡原因的病例报告，上诉人对根本死因不清，无法确定与被上诉人温泉度假管理及设施有直接因果关系，3、关于死者下水后时间，不动多长时间救助、救助的意义应取决于确定溺水人员的根本死亡原因、有无绝对死因；4、依据最高法关于《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构成侵权的四个要件，被上诉人对死者的后果，既没有违法性，也不存在主观故意、过失，更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原因力，死亡纯属意外事件，被上诉人不构成侵权，故上诉人一审以侵犯生命权为诉讼标的不适格；5、事实上上诉人依据掌控尸检决定权，限定死因的证据，对被上诉人提出对其不利的事实，上诉人拒绝通过尸检来截断，并将尸体火化，有意灭失证据，应视为上诉人控制猝死证据而不提供，按最高法证据规则第九十五条规定应依法认定被上诉人提出主张成立；6、死者生前是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而且完全是自愿的行为，游泳馆对其死亡不存在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死者在入住酒店之初，我们即对其在游泳中可能出现的危险进行了明示，死者签字表示认可。按最高法《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第五十条之规定，受害人明知活动存在危险而自愿参加的，对损害的发生，不得请求他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驳回上诉，依法改判，不予赔偿。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辩称，事实部分同五爱答辩意见一致，对于一审判决中，保险公司非侵权主体，与五爱另行解决保险合同纠纷，认可一审判决。上诉人刘吉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父亲死亡赔偿金560130元、丧葬费23155元；2.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吉阳系刘佰成儿子。刘佰成，1954年1月31日出生。2019年6月1日，刘佰成在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经营的游泳池内发生溺水，经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救生员及120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盖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9年6月6日出具了《死亡证明书》，载明刘佰成的死亡原因为符合溺水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游泳属于高风险性运动项目，刘佰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运动行为的危险性应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其在进行游泳活动时应注意防范风险，事故发生后，刘吉阳未能提供刘佰成的尸检报告，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佰成死亡的具体原因，不能排除刘佰成自身身体原因等其他因素亦有造成其最终死亡的可能，故刘佰成对其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作为经营游泳馆的场所，负有必要的管理义务，虽然设置了警示标识，并进行了一定的救助义务，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救助行为系在合理范围内且及时，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对刘佰成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承担25%的赔偿责任为宜。刘佰成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37342元×15年=560130元；2、丧葬费23155元；3、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合计633285元。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应赔偿刘吉阳的各项经济损失633285元的25%，即158321.25元。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心支公司并非本案的侵权主体，其与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之间系保险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对刘吉阳要求的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吉阳各项损失158321.25元；二、驳回原告刘吉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32元，由原告刘吉阳负担7599元，由被告盖州市五爱温泉渡假酒店有限公司负担253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2021年2月22日（情况说明中写2020年2月22日经与冯文柱核实系笔误），盖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冯文柱出具了一份关于刘佰成尸检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2019年6月1日，刘佰成在盖州市爱温泉大酒店游泳池内死亡。经法医现场勘验尸体，死者面部及口唇粘膜紫绀，双眼睑结膜出血，口鼻腔内见呕吐物，鼻腔内见血性溺液流出。现场尸体旁见大量呕吐物，尸体表面无其他损伤。因家属拒绝解剖检验，因此无法出具尸检鉴定报告，明确其死亡原因。刘佰成的死亡证明是家属需要处理刘佰成遗体而出具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游泳属于风险程度较高的体育项目，其对游泳者的技能、体能以及游泳馆的安全保障义务均有较高的要求，游泳馆应当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并按照规定配备救生员及相应设施。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案涉死亡事件发生时，未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也未配备符合规定的救生员，其在经营和管理上存在不符合规定之处；上诉人的父亲刘佰成在被上诉人处游泳时死亡，其死亡原因究竟是因为被上诉人的经营和管理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所致，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所致，均因上诉人拒绝尸检而无法查清。一审法院据此情况而认定被上诉人承担次要责任未见明显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22元，由上诉人刘吉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红审判员 赵洪骥审判员 秦振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那晓梅书记员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