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5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宁市兖州区晶冠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银河路北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723860194B。法定代表人：薛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峰，山东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爽，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宗富，男，1971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学，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市兖州区晶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银河路北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092451692F。法定代表人：赵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学，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青特海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英萃路32号永胜大厦131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MA3F3TU96J。法定代表人：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昭令，山东恒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菏泽市新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太原路南段1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27392787489。法定代表人：姬雍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刚，山东鼎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济宁市兖州区晶冠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芦宗富、济宁市兖州区晶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新公司）、济宁青特海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特公司）、菏泽市新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民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20）鲁0812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晶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为虚假合同，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合同是否实际履行。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的目的是青特公司委托晶新公司拆除、清理晶冠公司厂区内的建筑物，但一审法院并未査清晶新公司是否完成了拆除、清理工作，亦未查清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支付3450.5万元款项的性质。晶冠公司厂区内建筑物的拆除工作实际上是由晶冠公司负责实施完成的，青特公司、晶新公司对此是明知的。2017年6月7日，济宁市兖州区土地储备中心与晶冠公司签订济宁市兖州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约定由晶冠公司负责拆除晶冠玻璃厂地块上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及附着物，清理运走所有垃圾，达到场地平整。此后，晶冠公司积极推进目标地块(“晶冠玻璃原厂区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拆除、清理工作。2017年6月30日，晶冠公司与李季文签订搬运合同，约定李季文负责将成品、半成品按照晶冠公司要求清理出场并搬运出去。2017年7月4日，晶冠公司与陈丙梁签订拆除合同及附加协议，约定陈丙梁负责将生产车间、2个办公室、3个玻璃窑、2个大烟筒、残疾人单身宿舍、化验楼等拆除。2017年8月20日，晶冠公司与王双全签订了拆除合同，约定王双全负责将原料库3栋、成品库4栋、包装库2栋及煤场、澡堂更衣室拆除。2017年9月4日，晶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梅女士通过微信向青特公司的代理人芦宗富告知，晶冠公司已将烟囱等建筑物拆除完毕。2017年9月5日，晶冠公司向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出具承诺书，承诺其将继续拆除目标地块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供电线路及设备并负责建筑垃圾清运工作，达到“净地”标准。2017年9月5日，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向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出具承诺书，承诺将严格监督晶冠公司加快拆除和建筑垃圾清运力度，确保10日内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供电线路及设备全部拆除完毕并清运垃圾完毕，达到“净地”标准。2017年9月20日，晶冠公司与赵文涛签订拆除合同，约定赵文涛负责将煤气管道清理、配电设施拆除、移除绿化植物、假山景观、水井填充、集热管地下储水池填平。2017年10月13日，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当时晶冠公司已完成绝大部分的拆除工作。晶冠公司拆除目标地块上建筑物的工作一直持续到2017年12月份。在此之前，青特公司及晶新公司的工作人员未曾进入过晶冠公司厂区内，未实施任何拆除、清理工作。一审庭审过程中，青特公司的代理律师称，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项下工程是否由晶新公司完成，青特公司在所不问、并不关心。芦宗富与晶新公司的代理律师在庭审中亦发表了青特公司不关心由谁拆除了目标地块建筑物的言论，这充分说明青特公司、晶新公司知晓实际拆除工作是晶冠公司完成的。因此，晶冠公司实际拆除了目标地块上的建筑物，晶新公司并未实施拆除、清理工作。晶新公司未实施任何拆除工作，也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开展了拆除工作。并且，晶新公司主张由其完成拆除工作没有资金基础，不符合商业逻辑。一审庭审过程中，芦宗富及晶新公司的代理律师主张拆除工作由晶新公司及其他方协助完成，但晶新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晶冠公司与拆除方签署的拆除协议等文件，晶冠公司完成拆除工作的总费用约226万元。但是，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约定的拆除清场工程款为3500万元，这个金额远远超出了市场价格，与青特公司作为一个营利法人的设立目的严重不符。根据晶新公司收取青特公司款项的账户明细，晶新公司将收取的款项以往来款、货款的形式支付给了郝元勋控制的曲阜新民三宝艺术开发有限公司（金额共计2225万元，约占64.5%）及芦宗富的关联公司山东昇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京德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济南云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额合计约787万元，约占22.80%)以及芦宗富、芦宗勇(芦宗富的兄弟)、赵远(晶新公司的现法人)个人账户(金额合计约42.89万元，约占12%)，并未支出与拆迁活动相关的任何费用，这严重不符合商业惯例。鉴于晶新公司收取的款项并未支出用于与拆迁、清理活动相关的支出，一审庭审过程中，晶冠公司多次申请对晶新公司开展拆除、清理工程的费用进行司法审计，但合议庭皆无正当理由予以拒绝。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支付的3450.5万元不是拆除清场款，而是晶冠公司应得的土地收益款。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要求，“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为虚假合同，青特公司支付的3450.5万元必然不属于拆除清场款。青特公司在己经取得土地的前提下，还愿意对外支出3450.5万元，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支付的款项的性质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晶冠公司主张的土地收益款，另一种是青特公司及晶新公司所主张的拆除清场款。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是虚假的，因此该款项必然属于晶冠公司主张的土地收益款。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依法应无效。芦宗富是青特公司的隐名代理人，其作为青特公司的代理人与晶冠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对青特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晶冠公司提交的承诺书及相关协议，应由晶冠公司负责厂区内地上物的拆除工作。青特公司对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项下工程对应的建筑物不享有所有权，无权发包给晶新公司拆除，且晶新公司实际也没有履行拆除义务。青特公司将晶冠公司合法所有的目标地块上的建筑物交由晶新公司拆除，属于无权处分，且事后未取得晶冠公司的追认，亦未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青特公司、晶新公司明知目标地块上的建筑物拆除工作实际上是由晶冠公司实施完成的，但却虚构事实签订虚假合同。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约定的合同金额3500万元并非是根据工程量的大小确定的，晶新公司主张其实际完成了拆除公司，却没有资金基础，不符合商业逻辑。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支付的3450.5万元不是拆除清场款，而是晶冠公司应得的土地收益款。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支付的款项实际上是在补足其与晶冠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晶冠公司的土地收益款。否则，青特公司不会愿意向一家未从事拆除工作的晶新公司支付如此高金额的款项呢。青特公司将应属于晶冠公司获得的土地收益款支付给其代理人芦宗富全资控制的晶新公司，从而达到否认其与晶冠公司达成合作开发目标地块的合意，将晶冠公司从合作开发目标地块的活动中踢出来，否认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对其的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认定芦宗富与青特公司不存在委托关系、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对青特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芦宗富与晶冠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符合隐名代理的具体要求，根据《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对青特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芦宗富以其个人名义与晶冠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符合“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的要求。芦宗富有代理权与晶冠公司签订协议。一审庭审过程中，芦宗富、青特公司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代理权，属于虚假陈述，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2017年7月25日，在薛梅与芦宗富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薛梅曾向芦宗富索要了青特公司的资料，芦宗富提供并介绍了青特公司的基本情况。在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前，芦宗富对外宣称其为青特公司的股东，并以青特公司股东的身份与晶冠公司、薛梅进行了多次洽谈。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生效后，芦宗富以青特公司的名义与政府领导沟通目标地块的出让工作，并与薛梅沟通进展。而且，青特公司通过芦宗富向晶新公司提供了支付竞拍土地保证金的资料。芦宗富于2017年9月4日14点55分通过微信向薛梅提交了青特公司支付保证金的两份银行转账回单，而青特公司支付目标地块竞拍保证金1.139亿元的时间为2017年9月4日14点47分，芦宗富的通知时间与青特公司打款时间间隔不到10分钟，这足以说明芦宗富与青特公司存在代理关系，青特公司通过其代理人芦宗富履行合作协议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此外，根据芦宗富与薛梅2017年12月25日的短信聊天记录，芦宗富提及土地拍卖款由其支付。青特公司成功摘牌目标地块后，共计向晶新公司打款多次，且多笔转款的摘要为厂区拆除款，而厂区的拆除工作实际是由晶冠公司完成的。青特公司已按照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通过支付厂区拆除款的方式履行补足义务。芦宗富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符合“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的要求。晶冠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时知道芦宗富为青特公司的代理人。芦宗富为新民房地产实际控制人郝元勋的朋友，芦宗富及青特公司由郝元勋拉入合作开发目标地块项目中。三、一审过程中，晶冠公司提出了新证据，一审法院并未组织质证，亦未在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程序违法。2020年11月19日，品冠公司向一审主审法官邮寄了新的证据。2020年11月23日，主审法官已收悉新的证据，但并未在民事判决书中进行认定。芦宗富、晶新公司辩称，一、晶冠公司歪曲了案件的基本事实，掩盖了其严重违约的事实。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晶冠公司2011年6月16日与新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晶冠公司协调政府负责以优惠低价、排他性地将合作土地拿到晶新公司手里，晶冠公司与新民公司合作开发该地块，新民公司提供前期安置拆迁资金（共计支付2000多万元），后晶冠公司与新民公司签订五份补充协议，均进一步约定晶冠公司负责低价将地块协调政府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给予晶新公司开发。晶冠公司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承诺，无法启动土地收储程序，不能将土地纳入晶新公司开发，新民公司无奈便退出合作，要求晶冠公司返还垫付的拆迁款和安置款。2017年8月27日晶冠公司、晶新公司、新民公司三方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晶冠公司同样承诺已经和政府协调好了，该地块由晶新公司开发，同时第七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如乙方（即晶新公司）不能拍得该两宗土地使用权，本补充协议不再执行。”同日，晶冠公司与芦宗富签署了内容一样的一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第七条亦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如乙方（即芦宗富）不能拍得该两宗土地使用权，本补充协议不再执行。”2017年9月8日青特公司通过政府土地部门竞拍以1.139亿元的价格获得土地。晶冠公司的承诺全部落空。2017年8月27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也因此不再执行，各方权利义务终止，晶新公司、芦宗富均未能拍得土地，无需再向晶冠公司履行补足相应土地收益款的义务。土地被第三方青特公司摘牌拿走后，晶冠公司仍然告知芦宗富，称还能从青特公司手里要回来继续开发，于是便将剩余的未拆迁办公楼部分故意不拆、场地垃圾不对外清运、派黑社会人员霸占场地，时间长达四个月。青特公司为了尽快进场开发，尽快完成清运垃圾、拆除剩余的建筑物，并清理霸占场地的人员，才与晶新公司签订了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于是才有了本案最有争议的合同，即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也有了后来的工程款3500万元（实际支付3495万元），该工程款包含了晶新公司为青特公司拆除剩余建筑物、清运剩余垃圾、清场黑社会人员、提供前期的勘验报告和初步规划图纸等报酬，合情合理，至于该款项如何花销，后续用途，后续如何支付均是晶新公司自主经营权的范围，与本案无关，不构成晶冠公司的上诉理由。综上，晶冠公司自身严重违约，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导致地块被第三方挂牌拿走，同时又故意阻挠土地中标方清特公司进场开发地块，是一种严重的不诚信的行为，反而还索要土地收益款，既没有事实依据，也违背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晶冠公司和所有的被上诉人均没有合作开发地块，哪来的“土地收益”，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二、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已经合法生效，依法受法律保护。正如前述，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是在晶冠公司故意不全部拆除场地剩余建筑物、故意不全部清运完场地垃圾、派人堵门不让开发商青特公司人员进场的背景下签订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签订后，晶新公司进行了场地清场工作，协调公安部门清除堵门人员，在挂牌后四个月开发商青特公司才在晶新公司的协助下顺利进场开发，为此支付了3495万元的厂区拆除、清场、获得勘验报告和前期设计图纸等报酬，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也不存在虚假的情形。晶冠公司一再强调拆迁由晶冠公司完成，这只是从义务上而言的，按照法律规定，拆迁清场工作完成后才能进行土地收储，本案并未完成拆迁即收储土地，但是拆迁补偿合同约定了土地收储后继续由晶冠公司完成拆迁任务。我们认为这是给晶冠公司设定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实际情况是，晶冠公司不但未履行义务，反而作为阻挡开发商青特公司进场开发的手段，晶冠公司不能以此排除青特公司在无法进场时另行委托他人完成拆除、清运和清场的事宜，更不能以此认定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无效。晶冠公司认为厂区建筑物和垃圾所有权归其所有，青特公司无权委托第三方拆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土地被国家收储以后，地上物所有权归政府，不再归晶冠公司所有。其次，土地已经被青特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在晶冠公司故意不拆除、制造障碍不让进场的情况下，支付工程款让第三方完成拆除、清运和清场工作并无不妥，晶冠公司给青特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而不是索要土地赔偿款。晶新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在收到青特公司的工程款后，对外如何支付、如何使用是晶新公司行使独立经营自主权的表现，不能成为晶冠公司主张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无效的理由。晶冠公司主张对晶新公司进行司法审计没有任何依据，也与本案无关。晶冠公司称芦宗富为青特公司的代理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与实际情况不符。晶新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就已经进行了明确的答辩，一审法院也予以查明，并不存在该事实，在此不再赘述。晶冠公司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未对组织新证据质证，程序违法，上诉人该述称没有任何依据。晶冠公司向一审法官邮寄新证据是在2020年11月19日，2020年11月23日主审法官才收到，这时已经进行了两次开庭，法庭辩论已经结束，晶冠公司在此时提交证据，已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院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故一审法官未组织新证据的质证并未违背法律的规定。晶冠公司称程序违法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土地收益款因土地被第三方青特公司摘牌开发而不存在，芦宗富不是青特公司的代理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晶冠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青特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适当，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主张芦宗富与青特公司形成隐名代理关系，进而主张由青特公司履行芦宗富与上诉人晶冠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民事法律中显名代理是原则，隐名代理仅是例外。《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隐名代理的法律认定条件离不开:1.受托人是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2.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确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代理关系。同时，根据该法条规定可以直接排除隐名代理适用的情形是：有证据证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结合到本案中，首先，青特公司与芦宗富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未举证出“授权委托书”之类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明确的授权委托关系，况且法庭上双方亦否认存在委托关系，所以不符合认定隐名代理要求的“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订立合同”这一先决条件。其次，本案上诉人虽然主张知道芦宗富是青特公司的代理人，但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举证所谓的薛梅与芦宗富的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内容根本无法确定真实性，内容中并没有显示出上诉人所称的“薛梅向芦宗富索要了青特公司的资料”的内容，而且此类聊天记录可以删减、增加，特别是上诉人本身存在着伪造关键证据的行为（详见一审判决书第26页倒数第6行），因此该聊天记录证据无法认定真实性。所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芦宗富是青特公司的代理人。况且单独从时间上来比较，2017年9月4日的聊天内容是在2017年8月27日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时间之后，时间上根本不符合认定隐名代理关系所要求的“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同时案件涉及的2017年8月27日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并未有涉及到青特公司的任何字眼，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涉及被上诉人新民公司、晶新公司、芦宗富及上诉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协议仅应对该四方当事人有约束力。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芦宗富是青特公司的隐名代理人不成立，芦宗富与上诉人所签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不应对青特公司产生任何约束力，一审未认定隐名代理关系完全正确。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是被上诉人晶新公司与青特公司所签，与上诉人无关，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试图通过否定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之间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达到替代自身所负举证义务目的，显然与《民事诉讼法》64条确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相悖。本案的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发起民事诉讼，有义务举证证明主张青特公司支付土地收益款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上诉人的上诉状内容中对无关联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进行长篇大论，明显偏离了案件审理的焦点问题，其目的无非是混淆事实，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三、假如按照上诉人自己的逻辑进行推断，青特公司也无法律义务向上诉人支付所谓的土地收益款。根据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第3页第3段部分）和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第20页和第21页第1、2、3、4段）上诉人的陈述内容，可以知道上诉人自己的观点是“答辩人青特海发向被上诉人晶新公司账户所付的700万元是向上诉人支付的的土地收益款；因晶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梅变更为芦宗富，所以其余的土地收益款应该直接支付给上诉人”。既然上诉人认为支付给被上诉人晶新公司的700万元是属于向上诉人支付的土地收益款，那么按照该种逻辑去推理，青特公司后续向被上诉人晶新公司支付的款项也应该被认为是向上诉人支付的土地收益款。因为无论是依照法律规定还是基本生活常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并不会导致公司收款账户的变更；况且在本案一审立案之前，上诉人从未曾向青特公司要求支付过土地收益款，更不存在通知变更收款账户的情形。所以按照上诉人自己的逻辑去推断，青特公司应付款项已经支付到位，青特公司没有任何义务再继续付款。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芦宗富、晶新、新民之间发生的纠纷，不应该牵扯到青特公司。四、上诉人通过法律碰瓷，伪造、变造案件关键证据，拖延案件审理等手段，欲达到施压青特公司的目的。青特公司是从兖州区国土资源局摘牌取得的国有土地，与上诉人不存在合作开发关系，青特公司从未授权过任何人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上诉人在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先申请兖州区法院诉前财产保全冻结青特公司的2459万余元银行存款，从而影响青特公司经营资金的正常周转使用；在一审时，上诉人又试图申请延期举证、申请审计等各种方式拖延案件的审理，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的时间是在2020年10月15日，因为上诉人当庭要求补充证据，一审法庭为照顾上诉人的举证请求才决定在2020年11月2日进行第二次开庭，而在第二次庭审之后上诉人又邮寄与案件审理的重点事实无关联的证据，其目的无非是继续拖延案件的审理，而且其举证期限显然违背《民事诉讼法》第65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所以一审判决程序正确。另外，本案上诉人还存在伪造、变造案件关键证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上诉人在网上立案和庭审时提交法庭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复印件的内容与其当庭拿出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原件内容不符（详见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的第13页及14页第一段上诉人的辩解“我们刚才提交的原件我们拿错了，证据四我们以复印件形式提交，庭后我们提交原件”），上诉人方伪造增加了“或由乙方寻求公司联合操作该项目”的内容（可详见一审判决书第26页倒数第6行认定），对于上诉人方故意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强烈要求法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依法追究上诉人方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综合以上，一审判决正确。同时鉴于答青特公司的2459万余元资金自2020年8月11日至今被保全冻结，上诉人意图通过多种方式拖延案件审理，请求二审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从快作出维持一审的判决，还上诉人以公道，避免青特公司经济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新民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在本案中，是由于晶冠公司的根本违约而造成了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是导致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新民公司无需向晶冠公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2017年8月27日的两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中第七条明确约定了“本协议签订后，如乙方不能拍得该两宗土地使用权，本补充协议不再执行…”即晶新公司、芦宗富不能拍得该两宗土地使用权，补充协议不再执行。案涉土地使用权由青特公司通过合法渠道取得，而晶新公司、芦宗富均未能拍得。因此，正是由于晶冠公司的根本违约，才导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且无法继续履行，故新民公司无需向晶冠公司履行补足相应土地收益款的义务。另外，双方之间没有对连带责任进行过任何的约定，因此晶冠公司要求新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于法无据。晶冠公司在一审及上诉书中所陈述的由晶新公司收取青特公司并支付给曲阜新民三宝艺术开发有限公司的2225万元是土地收益款，应当向其支付，但晶冠公司并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完全是其主观推断且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审法院根据一审庭审中各方提供的多份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并结合庭审陈述，来认定晶新公司所收取的款项是拆除清场款项，是对本案事实的正确判定。其次，晶新公司与三宝公司之间的款项流转是因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所形成，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晶新公司与三宝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因此该笔款项的流转既与本案无关，更与上诉人晶冠公司无关。晶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青特公司向晶冠公司支付土地收益款2459.04万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以2459.04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自2020年7月22日起计算至付款完成日，其中2020年7月22日至2020年10月15日的资金占用费为22.0471万元）；2.判令芦宗富、晶新公司、新民公司对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青特公司、芦宗富、晶新公司、新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晶冠公司（甲方）与新民公司（乙方）于2011年6月16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建设山东省兖州市银河路飞龙街29号地块（兖州市晶冠玻璃有限公司地块）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书》），2011年6月29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建设山东省兖州市银河路北首飞龙街29号地块（兖州市晶冠玻璃有限公司地块）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一》）、2012年1月10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二》，2013年12月31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三》、《合作开发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四》，2014年8月22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五》，上述《合作开发协议书》及五份《合作开发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了双方对晶冠公司相关地块进行合作开发建设，准备成立晶新公司，对双方的相关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及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014年2月14日，晶新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注册资金1008万，均为认缴出资，股东为郝元勋、郑义明、陈健强，法定代表人为薛梅，2017年8月30日，股东变更为芦宗富一人股东，2018年2月5日，法定代表人由薛梅变更为芦宗富，2019年10月28日，法定代表人由芦宗富变更为赵远。2017年6月7日，济宁市兖州区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晶冠公司（乙方）签订了《济宁市兖州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约定收购乙方使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合计81.5025亩，乙方取得的土地补偿款为原址拍卖价款的86.4%，乙方于2017年8月25日前负责拆除该地块上所有建筑物及附着物，清理运走所有垃圾，达到场地平整，并确保向甲方交付的土地四至清晰，无任何争议和纠纷……2017年8月8日，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在网上对案涉地块进行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兖国土告字[2017]19号），9月4日，青特公司交纳了竞拍保证金1.139亿元，9月7日，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与青特公司签订了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9月8日，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在网上对案涉地块进行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兖国土成字[2017]18号），9月15日，济宁市兖州区国土资源局与青特公司签订了两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8年1月12日，青特公司办理了鲁（2018）兖州区不动产权第0000197号不动产权证书，4月20日办理了鲁（2018）兖州区不动产权第0001968号不动产权证书。2017年8月27日，晶冠公司（甲方）与晶新公司（乙方）、新民公司（丙方）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鉴于甲方与丙方自2011年6月16日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后续补充协议共计6份，现设立了有投资人设立乙方公司。现在甲、丙方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基础上，签订本补充协议：一、目标地块位于兖州区，该地块包括两宗地，已经于2017年8月9日挂牌公示，具体见竞国土告字(2017)19号文兖土2017-43#(简称1地块)、兖土2017-44#(简称2地块)。二、目标地块原属于甲方，兖州区政府会议纪要(济兖政纪2017第5号)确定甲方作为目标地块的原权属单位，可取得甲方原有土地补偿金额为拍卖额的86.4%。三、甲、丙双方协议中的甲方土地收益以及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乙方同意并认可甲、丙双方原协议约定，即包含但不限于甲方获得土地收益不低于1.3亿元的承诺条件，如政府实际土地拍卖补偿金返还额低于该额度，乙、丙方负责全额补足。四、乙方保证甲方在土地拍卖价为1.139亿元时其土地收益不低于1.3亿元。土地拍卖价超过起拍价1.139亿元部分，政府返还土地拍卖补偿金额全部实际返还甲方后，超出甲方土地收益1.3亿元部分甲、乙双方各50%享有，甲方所得部分可借与乙方开发周转。五、对于甲、丙原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其他条款以及对于利润部分的分成约定，对三方继续有效。六、如乙方拍得该土地，甲方保证两月内将该宗地内建筑物拆除。七、本协议签订后，如乙方不能拍得该两宗土地使用权，本补充协议不再执行，但原甲、丙方签订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的条款对甲、丙方继续有效。八、本协议签字成立并生效。”该协议由三公司加盖公章，晶冠公司由薛梅签字，晶新公司由芦宗富签字，新民公司由郝元勋签字。同日，晶冠公司（甲方）与芦宗富（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该协议由晶冠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薛梅签字，芦宗富个人签字。内容与晶冠公司（甲方）、晶新公司（乙方）、新民公司（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乙方由“晶新公司”更换为“芦宗富”。晶冠公司在网上立案时提交了晶冠公司与芦宗富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复印件，该版本复印件载有“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后续补充协议，有乙方设立公司或由乙方寻求公司联合操作该项目。”庭审中，晶冠公司提交了晶冠公司与芦宗富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版本原件，该版本上原件载有“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后续补充协议共计6份，有投资人乙方设立公司”。两份协议版本的该部分内容存在差异，协议其他内容均一致。晶冠公司未能提供复印件版本的原件，并解释未能找到该原件，以当庭提交的协议原件为准。芦宗富个人与晶冠公司仅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而晶冠公司提供了两种版本的协议，晶冠公司未能做出合理解释，协议内容明显存在变造。2017年10月13日，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了《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主要约定：“工程名称：济宁市兖州区晶冠玻璃厂范围地面附着物的拆除、清理工程。工程地点：兖州区龙桥街道飞龙街北侧原济宁市兖州区晶冠玻璃厂院内(兖土2017-43#、兖土2017-44#地块所在地)。工程内容：地面原建筑物24000平方米、烟囱2座、附属建筑物2300平方米，原建筑物地下、外墙、设备基础的拆除及场内垃圾、拆除后建筑垃圾外运、处置等。工程日期：开工日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由甲方出具书面开工令。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30天。工程价款及结算方式，工程采取固定价即一次性包死价，共计人民币大写：叁仟伍佰万圆整(￥35000000.00)；结算方式：根据工程进度拨款，由乙方先开具甲方财务认可的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内部走完付款流程后付款……”。2017年9月30日，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银行转账500万元，2018年1月12日银行转账200万元，2018年2月8日银行转账500万元，2018年5月22日银行转账295.5万元，2018年12月11日银行转账1000万元，2019年9月10日银行转账300万元，2019年10月25日银行转账200万元，2020年1月15日银行转账100万元，2020年5月25日银行转账355万元，合计3450.5万元。对上述款项，晶新公司向青特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晶新公司向山东昇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济南云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曲阜新民三宝艺术开发有限公司等进行过银行转账。另查明，山东昇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4月19日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芦宗勇，股东为芦宗勇与朱小燕。济南云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7年8月1日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芦宗富，股东为芦宗富与康继平。曲阜新民三宝艺术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5月9日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郝元勋，股东为陈健强与郝元勋。再查明，晶冠公司主张2017年6-10月份期间，晶冠公司与他人曾签订拆除合同、搬运合同等，将案涉地块上的建筑物、附属物拆除及垃圾清运，并支付相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据该条规定，隐名代理合同关系成立需满足以下条件：(1)须客观上有委托授权；(2)须相对人于签订合同时知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3)须是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其中，本人与代理人之间客观上具有委托授权是隐名代理关系成立的基本条件，若缺之，则不能产生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具体到本案，晶冠公司主张芦宗富为青特公司的隐名代理人，其作为受托人与晶冠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对青特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晶冠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芦宗富与青特公司客观上存在委托关系。庭审中，青特公司不认可芦宗富系其代理人，芦宗富也不承认其系青特公司的代理人。事实上，芦宗富2017年8月30日成为晶新公司唯一股东，2018年2月5日成为晶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而薛梅既是晶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8年2月5日前也兼任晶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8月27日，芦宗富虽然以自己名义与晶冠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但是该协议明确约定，如果芦宗富不能拍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协议不再执行，且该协议未有涉及青特公司的任何字眼。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合同规定的义务。2017年8月27日的两份协议涉及的合同相对人为晶冠公司、新民公司、晶新公司、芦宗富，青特公司不是合同主体，青特公司与晶冠公司之间不存在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上述协议必然不能对青特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青特公司未以任何形式向芦宗富做出委托授权，青特公司与芦宗富之间无委托授权的意思表示。青特公司是通过兖州区国土资源局公开竞拍获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独立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与晶冠公司之间未签订任何协议进行合作开发。晶冠公司对青特公司与芦宗富有委托授权的主张，其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足以证明其证明目的，也不被青特公司认可或追认，其主张不能成立。因此，晶冠公司主张的芦宗富构成隐名代理的基本要件不存在，芦宗富与青特公司不构成隐名代理关系。故晶冠公司主张由青特公司向其支付土地收益款及资金占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支付的拆除清场款项，晶冠公司主张该款项是土地收益款，而非拆除清场款，应由青特公司向晶冠公司支付，本院认为，芦宗富不构成隐名代理，其与晶冠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的效力不能约束青特公司，由于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了相应的拆除清场发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青特公司向晶新公司的支付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同理，晶新公司收到款项后向其他公司或个人进行支付，系其公司内部行为，也不为法律所禁止，晶冠公司该主张，亦不能成立。2017年8月27日的两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了“本协议签订后，如乙方不能拍得该两宗土地使用权，本补充协议不再执行……”。即晶新公司、芦宗富不能拍得该两宗土地使用权，补充协议不再执行。案涉土地使用权由青特公司通过合法渠道取得，而晶新公司、芦宗富均未能拍得。故晶新公司、芦宗富、新民公司均无需再向晶冠公司履行补足相应土地收益款的义务。关于晶冠公司主张由晶新公司、芦宗富、新民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连带责任，应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而本案各方没有对连带责任进行任何约定，故晶冠公司要求芦宗富、晶新公司、新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济宁市兖州区晶冠玻璃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854元，由济宁市兖州区晶冠玻璃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2017年8月27日芦宗富与晶冠公司所签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是否应认定为系芦宗富代表青特公司与晶冠公司所签的问题，青特公司不认可芦宗富系其代理人，芦宗富也不承认其系青特公司的代理人。隐名代理合同关系成立需满足以下条件：(1)须客观上有委托授权；(2)须相对人于签订合同时知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3)须是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相对人签订合同。晶冠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芦宗富系基于与青特公司存在的授权委托关系而于2017年8月27日与晶冠公司签订的上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审法院对于晶冠公司关于芦宗富系代表青特公司与晶冠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关于2017年10月13日青特公司与晶新公司签订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及青特公司依据该合同向晶新公司转账交付的3450.50万元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2017年6月7日济宁市兖州区土地储备中心与晶冠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承诺于区政府批准该宗收购土地的处置方案后于2017年8月25日前，乙方负责拆除该地块上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及附着物，清理运走所有垃圾，达到场地平整，并确保向甲方交付的土地四至清晰，无任何争议和纠纷。如存在争议和纠纷等，在处理、解决完毕前属于不具备交付土地的条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全部承担。上诉人晶冠公司二审提交两份承诺书复印件亦主张厂区拆除、清场由其完成。晶新公司于2014年2月14日经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薛梅，2018年2月5日，法定代表人由薛梅变更为芦宗富，案涉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签订于2017年10月13日，该发包合同应认定为系薛梅代表晶新公司与青特公司所签，故从晶冠公司所主张的厂区拆除、清场由其完成与薛梅于2017年10月13日代表晶新公司与青特公司签订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本身并不存在矛盾。且对于青特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2018年1月12日向晶新公司转账的两笔共计700万元，从晶冠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和计算方式来看，其主动予以了扣减，应认为系晶冠公司对上述两笔700万元是予以认可的。如上所述，该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系薛梅在任晶新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代表晶新公司所签，虽然2018年2月5日晶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薛梅变更为芦宗富，但晶新公司与青特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签订的厂区拆除、清场发包合同并无变更，该法律关系亦无变化，青特公司自2018年2月8日至2020年5月25日共计向晶新公司陆续转账的2750.50万元与晶冠公司认可并自行扣除的上述两笔700万元在性质上亦应别无二致。晶冠公司如果认为该2750.50万元没有实际用于拆除地上物、芦宗富将该款转移或认为晶新公司将该款转移，亦应该由晶冠公司与晶新公司之间另行处理，而不应要求青特公司再行支付。故上诉人晶冠公司申请在本案中对晶新公司收取的2750.50万元款项及如何实际进行的拆除作业等进行司法审计，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晶冠公司主张由青特公司向其支付2459.04万元土地收益款，芦宗富、晶新公司、新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晶冠公司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院对晶冠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854元，由上诉人济宁市兖州区晶冠玻璃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先东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丁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