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4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郎育强，男，195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忠诚，浙江浩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宇宁，兰溪市长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根生，男，195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小云，女，195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清，浙江恒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郎育强因与被上诉人邵根生、章小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1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郎育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郎育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邵根生于2018年元月22日在《还款计划》复印件上用圆珠笔加注内容“今付郎育强伍佰元2018年元月22日邵根生”。这一事实是本案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关键。一审法院绕开了这个事实，认为无论是否是邵根生所写，无论是邵根生在2010年或者2018年手写，都不影响本案的结果。一审认为最长诉讼时效已过，这是错误的。如果确认邵根生是在2018年元月手写，至今不到三年时间，故没有超过本案诉讼时效。所以有必要对邵根生手写的内容进行鉴定，以还原本案事实。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诉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同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一审法院在一审中对最长诉讼时效的理解错误，按照民法总则规定最长诉讼时效是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计算，结合本案邵根生、章小云在1998年6月14日写下还款计划，郎育强予以认可，等于是在1998年6月14日达成了一个新的还款协议，在此协议当中，根据庭审认定事实，郎育强陈述30年是郎育强在同邵根生协商的情况下由郎育强所写。如果邵根生对30年的事实有异议，应该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郎育强已完成举证责任，因为在此还款计划中保证在某某年之内还清。这个地方某某年是空着的，然后这个还款计划在郎育强手中把持。根据郎育强陈述，当时是另行协商还款时间，现在郎育强在空白处填上30年完全与当时的想法一致。一审法院认为空白处填上30年的还款期限是极为罕见的，且一般空白是由邵根生填写比较符合常理，所以不认可双方协商一致后填写，这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当时所写的还款落款时间是1998年，现在双方协商一致写30年属正常，空白地方由郎育强或邵根生所写都不影响30年的事实。并且邵根生将空白的还款计划交于郎育强，本来就是认可将来可无论由谁填写，所以一审法院认定错误。4.在本案中，郎育强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的理解是指邵根生到期后不还款的行为日，在本案中双方达成协议30年内连本带利还清，也就是说最迟是在2028年6月14日还清上述本息。双方已经对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应该是从2031年6月14日之后郎育强才丧失胜诉权。5.郎育强在1996年就还款计划3万元起诉与还款计划8万元没有关联，这是两个法律事实，无论3万元从什么时候开始起诉，都不影响本案本金8万元的诉讼时效问题。两笔借款为两个债权，双方互不联系。邵根生的抗辩从3万元起诉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中断错误。综上，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诉讼时效问题，郎育强没有怠于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因为从一开始空白的还款年限计划书就一直在郎育强手中，当时双方约定另行协商还款年限。现在由郎育强在空白处填写30年也不影响还款计划整体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已过最长诉讼时效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郎育强的上诉请求。 邵根生、章小云答辩称：1.关于落款时间的问题，邵根生这几年都跟儿子住在一起，没有回过兰溪，该签名时间是在兰溪签的，因此该签字不是邵根生签的。经过辨别，最后的“0”是后期改成“8”的，因此，签字时间是在2010年。退一步说，即便时间是在2018年写的，因为记载的内容仅仅是付给郎育强500元，不等于承诺要归还其他的款项。2.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诉讼时效中断的前提是在诉讼时效内发生了情况产生中断。本案中，诉讼时效已经超过，郎育强上诉提及的事实不产生中断的后果。另外，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本案中邵根生并未对后续履行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3．《还款计划》中“30”数字产生的情况，一审已经调查清楚。该“30”的数字是郎育强后面自行添加，一审法官询问邵根生时，邵根生陈述当时还款时间未协商一致，郎育强要求一年内还清，邵根生要求三年还清，故双方未达成一致。因此，在《还款计划》中时间当时是空白的。如果郎育强认为是30年，那么郎育强应当予以举证证明《还款计划》中关于30年的时间问题是协商一致的。1998年6月14日写《还款计划》的时候，邵根生已经50岁了，再过30年之后其已经80岁，这么长的时间未必会使邵根生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且劳动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差。让一个接近80岁的老人连本带息偿还这么大一笔钱也不符合常理。郎育强上诉中陈述2028年6月14日还本付息，那么意味着2031年6月14日才丧失了胜诉权，从这个观点来看，郎育强的利益还没受到侵犯，也不应该起诉，如果起诉的话也应该是驳回诉讼请求，因为30年的时间还没到。综上，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请求二审驳回上诉。 郎育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邵根生归还郎育强借款本金8万元和利息424350元（利息暂算至2020年8月21日，以后按20‰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章小云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邵根生、章小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邵根生于1996年4月28日向郎育强借款3万元，出具借条一张，其中载明“借期3个月即96年4月28日—96年7月27日止，利息30‰月息”，还载明“本资金由服装厂固定和流动资产作抵押，由溪西房屋作担保，逾期后罚息，月息45‰，先付后用”。同年5月22日，邵根生再次向郎育强借款8万元，双方签订有一份《个人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期3个月1996.5.22-96.8.21止，月息20‰，逐个月付息先付后用，借款逾期按日息2%罚息，协议书中还约定了抵押及其抵押物的作价、提前还款的情形等条款。同日邵根生另向郎育强出具8万元的收条一张以表示收到借款。后因上述二笔借款逾期未还，邵根生以“具借人”身份于1998年6月14日向郎育强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邵根生之妻章小云以保证人身份在该还款计划上签名。还款计划的内容大意为，上述二笔借款（分别作了概要描述）合计11万元已经逾期，保证在一定的年限内连本带利还清，利息按原约定计算。该还款计划书交付与郎育强时，对于还清本息的年限数因故未予书写而预留了相应空格，后来郎育强自行填空书写上“30”年。1999年7月13日，郎育强就上述二笔借款中的第一笔3万元向一审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判令邵根生归还尚欠本金2万元和违约金34410元，邵根生对于该起诉讼未作应诉，郎育强对该案作缺席审理并于同年9月作出判决，判决邵根生应归还借款本金2万元和利息35450元（系按月利率30‰计息自1996年4月28日计算至1995年9月5日）。该案判决中认定邵根生之妻章小云与郎育强于1999年6月13日签订了以物折价1万元抵偿借款的协议，对于本案所涉8万元借款不论诉称还是法院认定事实均未有涉及，对于诉前是否已经偿付过利息也均未涉及。本案诉讼中邵根生为主张借款发生后实际是按月利率5%计付利息这一方面事实而提出的七张收条显示：郎育强曾经于1996年7月6日、9日、11日收取邵根生2000元、2000元、750元，收条中均记明7月份利息，8月16日的一张收条则未写数额只写了“上个月利息”；1996年12月7日收取4000元写明了9月份利息，1997年元月5日收取2000元只写利息未写几月份，1997年2月5日收取2万元则书写为“部分利息”。2020年7月28日，郎育强向邵根生寄出一份催款通知书，邵根生于次月3日签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点为诉讼时效。案涉借款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1996年5月22日至1996年8月21日止，因而诉讼时效开始期日为1996年8月22日应当是无可争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分为普通诉讼时效、特别诉讼时效、最长诉讼时效。普通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下具有时效中断、中止的规定，而最长诉讼时效不适用时效中断、中止的规定只有延长的规定。对于时效中断，民法通则规定了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还规定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现行民法总则对诉讼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的起始时点分为二类情形，一类是“从中断时起”，另一类为“有关程序终结时起”。本案而言，1998年6月14日邵根生向郎育强出具还款计划这一期日属于二年时效进行的期间之内，出具还款计划这一行为无疑可使诉讼时效中断，具有疑义的是时效于1998年6月14日中断后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应从何日起始问题。就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还款计划系邵根生单方书写且没有分期的归还时间和数额，不构成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情形，也不构成对原借款期限的变更，所谓的“30年之内连本带利还清”对郎育强行使还款请求权不论是诉讼上还是诉讼外均不具有时限上的阻碍，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应该从“中断时起”重新开始计算即从1998年6月15日开始。邵根生、章小云主张从3万元提起诉讼之日开始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指的是初始还是中断后的重新开始语焉不详，不论何种一审法院均难以认同。因为还款计划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新的合同关系，只能代笔债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从而使二笔借款同时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已，二笔借款仍然为二个债权，郎育强就3万元起诉也不构成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的情形。诉讼时效从1998年6月15日第一次重新开始计算，至2000年6月15日为时效届满之日，郎育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此期间具有时效再次中断的事实发生，应承担诉讼时效届满的不利诉讼后果。还款计划复印件上圆珠笔加注内容“今付郎育强伍佰元”的事实，不论其是2010年元月22日还是2018年元月22日发生，都是发生在时效届满之后的事实，自然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效果，而加注内容又不能构成同意履行剩余债务的意思表示，仅仅是单纯的已然事实记载。因此，即便这些内容是邵根生所写，邵根生、章小云仍然不失其时效抗辩权，本案也不应另行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正因为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圆珠笔添加内容是否邵根生所写无需作笔迹鉴定。综上，本案从普通诉讼时效的角度论，郎育强诉讼请求的时效已经丧失，邵根生、章小云提出了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对郎育强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或许郎育强对于一审法院上述关于时效的起算、中断及其重新计算的裁判观点持有异议，甚至邵根生、章小云的代理人也不能完全认同，但不论如何，民事诉讼适用特别时效或普通时效的场合，均不排斥最长诉讼时效的适用。本案从最长诉讼时效的角度论，其开始时间是1996年8月22日，至郎育强提出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了二十年的最长时效期间，因而郎育强即使举出更多的证据用以证明一次又一次的普通时效中断，其诉讼请求也不能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郎育强对邵根生、章小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22元（已减半），由郎育强负担。 二审中，郎育强向本院提交还款凭证一份，证明2016年4月1日邵根生归还了2000元的利息。 邵根生、章小云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笔款项是另外的案子中的执行款。 本院认为，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其关联性，在下文中予以阐述。 邵根生、章小云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首先，借条上的“30”郎育强自认系其事后添加，其抗辩该添加行为是在双方达成30年合意后添加，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双方之间的8万元借款到期时间为1996年8月21日，邵根生在1998年6月14日出具还款协议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而在此之后，郎育强主张的“今付郎育强伍佰元2018年元月22日”，“2018年”的时间上存在明显的改动，且不论是2010年还是2018年，以及二审中其提供的2016年的还款记录，均已超过当时两年的诉讼时效。而且，截止到一审郎育强起诉，也已超过了20年诉讼时效。故不论依普通诉讼时效还是最长诉讼时效，本案均已超诉讼时效。另外，即便“今付郎育强伍佰元2018年元月22日”情况属实，也只能表明邵根生在当日向郎育强支付了500元，不能认定为是邵根生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自愿履行义务的行为。综上，郎育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44元，由上诉人郎育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翠丹 审 判 员 王玲雅 审 判 员 黄 晖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罗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