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涛，男，197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欣帅，男，197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齐亮，男，197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玉倩，山东洪筹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坤，山东洪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来斌，男，197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雪，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孙蕾，女，198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因与被上诉人孙来斌、原审被告孙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欠条违反民事活动等价有偿原则。欠条对应的金额上诉人没有对价履行行为，内容不应支持。2、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对象应该是维盛公司。3、一审法院没给王洪涛话语权，一审程序违法，应该发回重审。4、被上诉人孙来斌未对与上诉人王洪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行使撤销权。5、欠条的签署是由于被上诉人孙来斌的威胁、恐吓。 被上诉人孙来斌辩称：1、欠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约定款项。2、欠条出具主体是上诉人，支付义务人也是上诉人。被上诉人诉讼主体适格。3、欠条签署不存在欺诈恐吓。被上诉人退出公司双方协商了近四个月，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主动出具了欠条，上诉人支付了100万元中的31万元，可以印证签署欠条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原审被告孙蕾未作陈述。 原审原告孙来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洪涛、刘欣帅、孙蕾、齐亮向原告孙来斌支付欠款69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王洪涛、刘欣帅、孙蕾、齐亮赔偿原告孙来斌自起诉之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3.依法判令被告王洪涛、刘欣帅、孙蕾、齐亮赔偿原告孙来斌保全保险费损失1000元；4.依法判令四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7日前，孙来斌、刘欣帅、齐亮、孙蕾同为山东中安维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盛公司）的股东，孙来斌担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7日，孙来斌将持有的股权转让于王洪涛。2017年7月6日，刘欣帅向孙来斌转账支付31万元。2017年7月7日，孙来斌不再担任维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来斌持载有四被告签名的《欠条》一份，据以提起诉讼，《欠条》记载四被告欠孙来斌69万元，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7日。四被告对该《欠条》的形成经过存在争议，王洪涛、刘欣帅、齐亮三人认为签名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孙蕾认为签名不是本人书写。 一审法院对上述争议事实认定如下：涉案《欠条》的形成源于孙来斌退出维盛公司经营，刘欣帅、王洪涛、齐亮认为孙来斌利用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便利将公司公章、资质证书等控制，以此胁迫形成欠条。由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微信记录来看，向孙来斌支付31万元和书写《欠条》已经上述三人协商，且在此过程中，刘欣帅和齐亮发挥了主导作用，刘欣帅主动提出将剩余款项向孙来斌出具欠条。本涉案《欠条》形成前，王洪涛、刘欣帅、齐亮三人曾向孙来斌出具过一份《欠条》，但该《欠条》中记载的孙来斌的身份证号码有误，该三人应孙来斌的要求重新出具了孙来斌持有的《欠条》，即涉案《欠条》。涉案《欠条》除更改了孙来斌的身份证号码之外，其他内容与前份《欠条》一致。刘欣帅和王洪涛在涉案《欠条》中签名后，刘欣帅代齐亮和孙蕾签名，并将交于孙来斌。涉案《欠条》中“孙蕾”的签名不是孙蕾本人书写，系由刘欣帅代签，孙蕾并未对该代签予以追认。 一审法院认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须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各被告均抗辩受孙来斌“敲诈勒索”、胁迫作出的意思表示而在《欠条》中签名，但涉案《欠条》形成于2017年7月，各被告直至一审法院受理本案未行使撤销权。各被告虽曾报案，但公安机关未对孙来斌“敲诈勒索”行为立案侦查。由此，一审法院对王洪涛、刘欣帅、齐亮受“敲诈勒索”、胁迫出具涉案《欠条》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孙蕾未对刘欣帅代签行为予以追认，涉案《欠条》对孙蕾不具有约束力。齐亮虽未在涉案《欠条》中签名，但从两份《欠条》形成的经过和内容来看，齐亮对涉案《欠条》的事实应当明知，由该三人对诉争权益的处理习惯看，齐亮以默示的形式作出了意思表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向孙来斌出具涉案《欠条》认可欠款69万元，是该三人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该行为属于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孙来斌主张王洪涛、刘欣帅、齐亮支付欠款69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来斌主张自起诉之日按照年利率6%计算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来斌为实现债权申请财产保全并为此支出保全保险费1000元，该费用系孙来斌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来斌主张孙蕾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洪涛、刘欣帅、齐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来斌支付欠款69万元，并支付经济损失（以69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被告王洪涛、刘欣帅、齐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孙来斌赔偿保全保险费1000元；三、驳回原告孙来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10元、保全申请费3970元，由被告王洪涛、刘欣帅、齐亮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刘欣帅就孙来斌的敲诈勒索行为的报案证明一份，拟证明刘欣帅已经代表维盛公司和签署《欠条》的涉案人员报案，孙来斌威胁恐吓，已构成敲诈勒索，侵犯他人财产。证据2.证人郑某的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孙来斌拿走维盛公司的资质证书、公章、法人章等，并以毁掉公司资质证书、不办法人变更、不交接公章、一起进监狱等作为胁迫，采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要求上诉人给付100万，明显为敲诈勒索行为。证据3.王洪涛出资16万的流水证明一份，拟证明王洪涛于2017年3月9日受让股权成为维盛公司的大股东，《欠条》签订时间为2017年7月7日，王洪涛受让孙来斌股权之前与孙来斌毫无瓜葛，王洪涛本着对维盛公司投资日后有可期待收益的目的实缴16万元，如果不是被上诉人以毁了维盛公司资质作为威胁，使上诉人面临投资到维盛公司的16万元立即打水漂的风险，并威胁上诉人作为维盛公司的大股东必须签字，是不可能愿意签《欠条》的。证据4.股权转让合同一份、企业变更情况一份，拟证明孙来斌已于2017年3月6日与王洪涛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持有的维盛公司16%股权进行处分，以6万元价格转让给王洪涛，并于2017年3月9日与王洪涛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而《欠条》形成时间为2017年7月7日，在此之前孙来斌与王洪涛已完成股权的对价转让。且孙来斌于一审时自认其并未对所持有股份进行实缴，所实缴的6万元是其他股东代其缴纳，孙来斌无权向王洪涛索要6万元对价款。证据5.桓台县公安局于2021年2月19日对孙来斌的询问笔录一份，拟证明《欠条》内容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等价有偿的基本民事原则。孙来斌因无正式工作，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来斌从未对维盛公司进行过出资，维盛公司当时没有任何盈利，股东无法也不可能自愿给孙来斌100万，是孙来斌凭空要求的。即使按照最高工资标准发放，两年期间工资总额也与孙来斌要求的100万元相差甚远。孙来斌拿走公章及资质只是为了对上诉人进行威胁，以挟持公章和手续作为要挟，掩盖获得不法利益的真实目的。被上诉人孙来斌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能够证明刘欣帅报案，但是公安机关并没有出具立案侦查的文书，该份报案证明是在2020年11月2日出具的，并且上诉人在2020年6月也同样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均未出具立案文书，也可以印证被上诉人并未涉嫌敲诈勒索。对于证据2，该份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采纳，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出庭，该份证言中仅是郑某的个人意见。从一审中郑某与孙来斌的录音来看，孙来斌要求公司最好是恢复其股东身份，会配合公司的经营，没有对上诉人用印章进行要挟。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应采纳，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股权转让合同签订的背景是公司需要融资，齐亮与孙来斌协商，要求孙来斌在不退出公司经营的情况下，暂时将股权给王洪涛。孙来斌出于对齐亮的信任，于2017年3月9日配合王洪涛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但事后孙来斌认为上诉人是合谋以欺骗的方式让其退出股权，故而其要求恢复股权，或者给予补偿。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从孙来斌与郑某的录音中，孙来斌两次表示希望能够由其继续经营公司，并且在孙来斌与刘欣帅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孙来斌陈述，你们都商量好的，要把我踢出中安维盛是吧？也可以看出孙来斌一直不愿意退出公司经营，但是上诉人经过其商业利益的考量之后，选择了要求孙来斌退出公司的经营。在公司成立初期公司的运营，均由孙来斌负责。其余股东有正式的工作，没有在企业的运营中进行各种精力的投入。孙来斌一直是维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实际运营，其有权管理公司的资质证书和印章，如果上诉人觉得不应由孙来斌掌管上述内容，其完全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提起印章返回之诉，其有法律救济的途径。孙来斌没有对上诉人进行要挟。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欠条的形成过程系在被上诉人威胁、恐吓之下形成，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向被上诉人孙来斌出具的欠条，清晰记载了欠款数额，内容完整，形式要件完备。该欠条反映的欠款性质与上诉人实际支付的31万元之间，也存在互相印证关系，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债权债务的性质。上诉人虽主张其系在受敲诈勒索的情况下出具该欠条，但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公安机关并未对此立案侦查，一审法院因此未采信其系受“敲诈勒索”出具涉案欠条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上诉人主张系受胁迫而出具欠条，但其自2017年7月欠条出具后，在法定期间内未行使撤销权，该欠条合法有效。上诉人关于欠条内容不应得到支持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主张其作为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认为被上诉人孙来斌主张权利的对象应该是维盛公司，但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落款处欠款人为上诉人，且该欠条中并未体现任何公司名称。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主张一审法院没给王洪涛话语权，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47.00元，由上诉人王洪涛、刘欣帅、齐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禚慧聪 审判员  苏晓宇 审判员  孙德啟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尹衍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