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6民终2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九盛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曹海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强，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蜀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 法定代表人：谭起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淇淋，男，公司基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保全，邻水县旭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成都九盛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蜀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蜀耕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法院（2020）川1623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盛达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证据认定错误。1.《四川蜀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对罗超擅自使用公司公章与成都九盛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处理决定》是被上诉人自行拟定，不具备证据三性，不应当采信。2.法院应当对上诉人提供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并予以采信。二、案涉《咨询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四川蜀耕公司也据此合同获得国家的奖补，合同约定的咨询费付款条件已成就。1.林长宏在签订合同时，是九盛达公司的员工，虽然签字时未提供书面授权，但通过九盛达公司积极履行及配合合同，以及在《项目申报书》（第3页）林长宏被列为联系人，均能证明林长宏的代理行为。2.罗超是四川蜀耕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咨询服务合同》《项目申报书》上加盖了四川蜀耕公司的印章，罗超也就合同与九盛达公司积极联系开展工作，故虽然罗超没有书面授权，但九盛达公司有理由相信罗超具有代理权限。3.四川蜀耕公司举示的文件（主要是川财建〔2020〕35号）中并未规定企业依据该文件申请项目补贴不得委托第三方进行咨询和代理服务，且该文件也并非部门规章。此外，《咨询服务合同》第三条第（一）款仅是对计费标准的约定，并非是收取扶持资金，第四条第（一）款第4项也明确约定九盛达公司须做到专款专用，故《咨询服务合同》并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4.九盛达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是为了指导、帮助四川蜀耕公司朝国家产业扶持的方向发展，从而获得补贴，与补贴政策相符，是对扶持政策落地的有利促进。5.应当结合实质认定咨询服务项目与四川蜀耕公司获得的奖补有无关联。首先，《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的项目[2020年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规范化规模化多年生中药材种植项目（四川经信委）]与四川蜀耕公司获得奖补的项目[2020年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种植养殖奖补（四川经信厅）]中涉及的年度、主管部门、大项目（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小项目（中药材规模化规范化种植）均一致；其次，九盛达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谈论的均是中药材种植项目，还包括很多四川蜀耕公司的商业秘密（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财务票据、土地流转合同、中药材种植项目清单内含资料、答辩报告等）；最后四川蜀耕公司也是依据《项目申报书》获得118万元的奖补（申报书中载明的联系人林长宏、奖补类别、邻水经信局盖章与聊天记录印证、四川蜀耕公司的财务合同资料）。 四川蜀耕公司辩称，1.四川蜀耕公司是在上诉人诉至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院时才知晓罗超擅自使用公司公章，后经公司董事会会议讨论后才作出的处理，并非公司自行拟定、盖章。2.罗超仅是四川蜀耕公司的工作人员，未经公司或法定代表人的允许，无权代表公司对外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3.上诉人仅提供了微信聊天截图，无法确认聊天对象的身份，更无法证明聊天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4.《咨询服务合同》明确约定自双方盖章及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但该条件并未成就。5.川财建（2020）35号文件及市、县相关部门文件强调奖补项目是严格经申报相关部门论证合格审批获取，即通过企业申报、相关职能政策部门论证、验收，最终经过审理程序后，并对奖补资金严格督促专款专用的规定，这就是国家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6.甲方须做到专款专用且按时支付咨询项目费的约定，就是要求四川蜀耕公司获得的奖补资金拿出35%分成给上诉人。7.奖补申报审批机关是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并非是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8.在《项目申报书》上盖章证明四川蜀耕公司才是答辩人，并非九盛达公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九盛达公司是经营软件开发并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咨询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蜀耕公司是经营种植、销售中药材、水果、蔬菜、花卉；中药材、水果初加工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1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川委发（2018）26号《四川省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文件，将“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更名为“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19年3月12日，九盛达公司联系人林长宏与四川蜀耕公司联系人罗超，二人在均未经过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双方约定由九盛达公司为四川蜀耕公司关于：“2020年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规范化规模化多年生中药材种植项目（四川省经信委）”提供咨询服务。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收费标准按照甲方（注：即四川蜀耕公司）实际获得该项目扶持资金的35%计算。甲方获得本项目立项或对应的优惠政策扶持，待扶持资金到账或享受优惠政策后15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注：即九盛达公司）向甲方开具咨询服务费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该项目的咨询服务费。若甲方未能按约向乙方支付上述咨询服务费费用的，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应付的金额的2‰的违约金”。双方还约定“未尽事宜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自双方盖章及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该合同拟定后，林长宏与罗超分别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了“成都九盛达科技有限公司”和“四川蜀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司印章。双方的法定代表人均未签字。 2020年3月31日，四川省财政厅和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出文件，2020年4月3日，邻水县财政局邻财发出文件，下达2020年第一批工业发展资金和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并强调严格按照申报审批程序、严格执行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专款专用，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2020年4月8日，邻水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向四川蜀耕公司转发上述文件，并告知该公司已纳入享受该项目资金的企业，邻水县的第一批专项资金721万元已经到位（其中：四川蜀耕公司到位资金118万元），通知该公司加快项目建设、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合法、规范、高效。2020年4月10日，四川蜀耕公司获得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种养殖奖补金额118万元。 此后，九盛达公司要求四川蜀耕公司支付相关咨询费用而引发纠纷。九盛达公司于2020年9月28日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起诉。 2020年10月24日，四川蜀耕公司认为罗超未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和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擅自使用公司公章与九盛达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的行为，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决定对罗超停职反思6个月，并扣除2020年度绩效工资。 2020年10月27日，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193民初128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移送广安市邻水县人民法院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九盛达公司联系人林长宏与四川蜀耕公司联系人罗超于2019年3月12日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在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案涉合同是否生效；二是该合同是否实际履行。 关于案涉《咨询服务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四十六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的规定，虽然联系人林长宏与罗超分别在该合同上签名，并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印章，但是，根据合同中“自双方盖章及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的约定，联系人林长宏与罗超并未经各自公司的法人代表授权，均不是授权代表。并且，在九盛达公司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起诉后，四川蜀耕公司对罗超未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和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擅自使用公章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理。那么，案涉合同只仅仅具备加盖公司印章，是生效的要件之一。另一个生效要件是九盛达公司与四川蜀耕公司的代表签字。但是，在合同书上签字的林长宏与罗超均是联系人，既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经过授权的代表，故案涉合同尚未生效。 再就是，通过四川蜀耕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四川蜀耕公司所获得的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种养殖奖补金额118万元，是政府为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按照国家政策，通过政府审批程序，安排的专款专用的项目资金。由此证明，获得该项目资金的程序和方式，不存在通过与第三方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所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故案涉《咨询服务合同》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无效，对各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于案涉《咨询服务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虽然九盛达公司持有《四川省省级工业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并且承担申报单位是四川蜀耕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九盛达公司未举证证明四川蜀耕公司所获得的上述专项资金，是通过九盛达公司编制的申报材料，并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而获得的事实。九盛达公司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次，从四川蜀耕公司所获得的奖补金额118万元的内容显示是“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种养殖奖补”，而案涉《咨询服务合同》双方约定的是“2020年省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规范化规模化多年生中药材种植项目（四川省经信委）”项目。因此，四川蜀耕公司所获得的奖补金额与案涉《咨询服务合同》双方约定的服务项目不一致，故案涉《咨询服务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综上所述，九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九盛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9元，减半收取4029.5元，由九盛达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二人在均未经过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签订《咨询服务合同》”的事实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罗超系四川蜀耕公司执行董事，合同签订期间的公章管理人。 本院认为，案涉《咨询服务合同》系四川蜀耕公司执行董事罗超代表该公司签订，并加盖四川蜀耕公司印章，对四川蜀耕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罗超作为公司执行董事有代表权，一审法院以罗超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为由认定合同未生效是对代表权的法律规定的不当理解，本院予以纠正；九盛达公司认可林长宏的代理权。因此，案涉《咨询服务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有效。 但本案上诉人九盛达公司在一、二审诉讼中均未举证证明四川蜀耕公司所获得的上述专项资金，是通过九盛达公司编制的申报材料，并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审核而获得的事实。故九盛达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九盛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59元，由上诉人成都九盛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成代军 审 判 员 蒋 濒 审 判 员 张 波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方 媛 书 记 员 徐俊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