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2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佩军，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新华大街16甲号楼1至7层。负责人：项彦文，该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禹，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珊珊，辽宁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谭佩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简称抚顺电信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20）辽0411民初1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佩军，被上诉人抚顺电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禹、黄珊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佩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赔偿上诉人9832元（原审庭审中变更为9832元）；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争议焦点，审理程序违法，判决违反事实。1、原审两次庭审己经查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取消增值业务，因此停止返费”没有证据支持，属于枉法判决。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八）款规定，一审将电信服务小额诉讼案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程序违法。3、—审第一次庭审结束时，法官分配了举证责任，要求被上诉人带上诉人到其单位现场核实其主张，但被上诉人拒绝执行法官令。第二次庭审中法官再次分配举证责任要求被上诉人三日内带上诉人到其单位现场核实其主张，但被上诉人仍然拒绝执行法官令。原审法官庭审中做出的“3日内依职权到被上诉人单位现场取证的命令，并当庭决定如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将承担不利后果”的行为违法，应承担对自己的主张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庭审结束前法官第三次分配举证责任，要求被上诉人在判决前提交指证上诉人取消增值业务而违约的IP地址，被上诉人仍然没有提交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原审法官对自已三次对被上诉人下达举证责任分配后，被上诉人拒不执行，视而不见，却判决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属颠倒黑白，应承担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第二款，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被上诉人一审逾期举证证据不应采纳。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妨害司法行为中第（一）款：伪造毁灭重要证据的规定，对一审中被上诉人到法官办公室窃取、纂改、偷换和故意毁灭卷宗中经过庭审质证的关键证据一“业务受理记录”的违法犯罪，应移交同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但一审法官，对上诉人三次书面申请依法查处和依法移交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处理，均以沉默方式加以拒绝，属于违背2020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属于有法不依，执法犯法。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采取窃取、纂改、偷换、甚至故意毁灭经过质证的关键证据，该证据恰恰证明了上诉人主张的内容“是被上诉人擅自取消增值业务，嫁祸上诉人违约，停止返费，构成服务欺诈”。依法应判决窃取毁灭篡改关键证据被告败诉，而一审故意枉法判决。7、在一审诉前调解阶段，被上诉人工作人员，通过电话侮辱、诬陷司法人员是骗子，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妨害司法行为(二）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侮辱、诽镑、诬陷。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对此违法行为，依法处罚，一审法官均以不予理会的方式加以拒绝，属有法不依，违反法律规定。电信服务欺诈案件经过上诉人于2016年9月11日到被上诉人营业厅，为80岁母亲办理每月消费最低档的电信服务。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推荐一项月消费9元的电信服务：购机返费产品，被上诉人对外宣传该产品月租9元，但经上诉人现场核实查明，实际是各项返还款冲抵各项月租后的最低消费9元，该业务套餐内含赠送1000M省内流量，1000分钟国内通话。上诉人入网手机号189××××8128;从2016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协议2年，到期后无异议顺延，但最终变成月租82元的欺诈结局。双方签订购机返费产品协议，被上诉人的新装产品内容如下：1、月基本费或最低消费19元，被上诉人返还20元，上诉人每月获返利1元；2、订购增值业务50元流量包，每月返还40元。上诉人实际消费10元；3、同时赠送上诉人1000M省内流量，赠送1000分钟国内通话；4、以上三项业务合计每月最低消费9元钱；被上诉人当庭提交窃取销毁的“业务受理记录”上显示，上述三项提供的服务名称是“产品新装”，受理方式是“集团4G-CRM”和“集团WEB门户网站”，当时被上诉人正在营业厅给办理产品新装，证明受理方式显示“集团4G-CRM”和“集团WEB门户”字样的操作实际是被上诉人所为；5、被上诉人业务受理记录证明上诉人获得华为手机一部。被上诉人仅执行协议2个月，便通过“集团4G-CRM”的受理方式，登录上诉人账户，单方退订增值业务，终止协议，停止购机返费，侵占上诉人购机返费款：1、月基本费应返20元，仅返还2个月，侵占22个月450元没返（最后一个月返30元）；2、50元流量包增值业务每月应返40元，仅返2个月，侵占22个月880元；3、9元最低消费增加到19元；每月窃取上诉人10元费用；直至8128号拆机；4、同时取消每月赠送1000M省内流量，赠送1000分钟国内通话。被上诉人取消流量包增值业务后，造成上诉人每月损失如下：1.每月损失月基本费购机返还款20元；2.每月损失月流量包增值业务购机返还款40元；3.每月增加10元的月租费（低消由9元上调到19元）；4.每月损失1000M流量；5.每月损失1000分钟通话时长；6.每月额外增加自费流量费用；7.每月额外增加语音通话费用。以上事实，经一审审理查明，有1457号判决认定，有被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提交的关键证据、经庭审质证又被被上诉人窃取销毁的“业务受理记录”证明。2017年8月8日，上诉人发现月低消不是9元，1000分钟通话和1000M流量被取消。经查询被上诉人，在2016年12月14日，仅入网三个月，被上诉人就擅自登录取消增值业务，不但停止每月的购机返费款，也停止1000分钟通话和1000M流量赠送，违反连续返还24个月的约定。上诉人找到被上诉人投诉，被上诉人称2016年12月14日半夜，上诉人在手机APP端电信营业厅上取消的。上诉人称80岁老人不会操作电信APP。且上述产品赠送的各项返费优惠不要，非要上述7大损失和各项自费，这不符合生活常理。被上诉人称可能是年底系统升级搞错了，跟上诉人说可以恢复原来待遇，但原号码增值业务取消了不能再改回去，需换个新手机号，谎称经特批继续享受原来政策，上诉人认为国企不会继续骗人，便轻易的相信了被上诉人所言。今年2月，上诉人发现月消费不是9元，变成82元。原来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8日处理投诉时，不但没有解决利用技术欺诈侵占返费款问题，而是继续采取欺骗的方式，实际就是重新办理个谁都能办的新号，从而彻底占有上诉人的返费款，庭审及判决中被上诉人根本不承认2017年8月8日当天，因被上诉人单方取消返费，告成上诉人投诉，而双方协商处理投诉的事实，属于习惯性撤谎。1、原审判决选择性忽略了2017年8月8日，把上诉人第一次投诉时，双方达成和解意向的事实，轻描淡写成上诉人在当日只是办理了新号入网，不提上诉人投诉停止返费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四款规定，根据己知的停止返费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合理推定，双方在投诉当日必然对侵占上诉人返费款达成某种合意，对此，原审法院故意避而不提，一带而过。2、原审判决选择性忽略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即2016年12月14日深夜，是谁取消增值业务的事实，选择性忽略双方围绕该争议焦点而展开的两次庭审辩论。主审法官姜艳同时审理的另一起（2020)辽0411民初1456号史继长电信服务欺诈案证明，被上诉人可以随意进出史继长的账户，进行高清电视等两种增值业务的退订，而不需要密码，而被上诉人退订增值业务的时间正是夜里非工作时间，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本案退订增值业务时间为夜里22点，非被上诉人工作时间，上诉人主张无据可证，与其同时审理的1456号史继长案查明的事实相违背，史继长案的增值业务的取消正是在被上诉人非工作时间，而且是被上诉人免密登录取消的，足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被上诉人取消增值业务，而原审法官姜艳同时主审这两起电信案件，却将两起相同性质、同一被上诉人的电信欺诈案割裂开来，揣着明白装糊涂，明知在1456号史继长案中，己经查明被上诉人在夜里非工作时间，可以免密进入上诉人账户，退订增值业务，却在1457号谭佩军案判决时，罔顾事实，认定被上诉人称“退订增值业务是夜里，非被上诉人工作时间；且退订增值业务操作只有使用密码或者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的方式才可进行”的主张成立，而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进行操作不需要密码、且增值业务取消在夜间被上诉人可以进行”的主张无据可证。原审法官姜艳其主审的1456号史继长案查明事实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否定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原审法官却罔顾事实，偏袒被上诉人，违反法律公平公正原则！3、法官在二次开庭时，已经进行了举证责任分配，法官命令被上诉人在判决前，向法院提交上诉人在2016年12月14日深夜，上诉人通过互联网操作该笔业务的IP地址，否则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官令完成上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依法判决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且将被上诉人的举证不能的举证责任分配，强行扣到上诉人身上。违背法官在二次庭审中，当庭驳斥被上诉人将举证责任推给上诉人不符合现实的结论。在判决书中，原审法院轻描淡写成被上诉人发现增值业务取消，视上诉人违约，据此停止返费。明显回避法官三次分配举证责任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对自己的主张举证不能的事实，在判决中忽略本案争议焦点而故意偏袒被上诉人。4、在第二次庭审中意外查明，在2016年9月11日，上诉人办理低消9元的新号入网当日，被上诉人就将上诉人宽带账号h024sc8854号同时拆机,侵占了上诉2年的宽带款，按每月35元计算，共计840元，这是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才得以知道。而上诉人在起诉时，不知道何时拆机，仅估计10个月的侵占返还。经1457号审理查明，该宽带是2013年4月29日入网，被上诉人在2016年9月11日拆机，该宽带是参加优惠活动办理的，应交2360元，优惠实交1460元，预交款后获得5年零6个月宽带使用期限，2018年10月到期。被上诉人当庭举证在办理本案第一个手机号28128入网当日，在宽带拆机协议上签字，上诉人当庭对宽带拆机申请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却又无法通过视觉对其真实性进行现场鉴别，因为那个签字的形态，完成就是上诉人亲笔写法，因此上诉人放弃对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按上诉人的书写习惯下笔很重，按理应该在纸张背面有很重凹凸痕迹,但该证据却没有。上诉人至今都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也没有理由对还有两年到期的宽带进行拆机处理，只能感叹被上诉人作为拥有行业优势的一方，在办理业务和投诉过程中，却能一次又一次的骗取消费者在不利于已的协议上签名，放弃自已两年的使用权益，只能说被上诉人骗术太高明，否则正常人不会为了办理一个9元最低消费的手机号，同时将还有两年到期，价值840元的宽带拆机！这点从原审法院同时审理的1456号史继长电信欺诈案件中可以证明，明明原告在投诉当天，用手机拍摄的“投诉满意书”是退还原告两年费用，额外再按月补偿，这符合民事关系中的过错赔偿处理常识。但是被上诉人却以向上级交待为名，让原告在另一份投诉满意表上签字（“投诉满意表”上没有指纹确认，当时被告多人围住原告史继长不让走，恳求既然双方达成退费并按月补偿合意了，帮忙在其预备的投诉满意协议书上签名，否则无法向上级交待处理投诉满意，而史继长认为双方已经在A4纸上签属了合解协议（该协议被上诉人拒绝不提供），史继长认为对方已退还多收款项，并回家等待按月返还的补偿，帮个忙也无防，便在这份投诉满意表上签字，与史继长最初拍照留存的退费加补偿“投诉满意书”不一致，被上诉人玩了文字手法，退费有了补偿款没有）。不过被上诉人能在办理业务时，成功骗取1457号上诉人谭佩军将还有2年到期的宽带拆机，并取得上诉人在拆机协议上签名来看，被上诉人欺骗侵占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从本案中第一笔手机号28128入网时就开始实施，只是手法太高明，导致上诉人至今都无法明白，被上诉人是如何实现的？骗取上诉人在被侵占利益的宽带拆机单上签字划押！或者这个拆机单本身又是伪造的？这或许就是原审法院在1456号电信欺诈案中电信诈骗手法的重演！但无论被上诉人提交的拆机单真假，都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被上诉人侵占了上诉人还有长达2年的宽带款，而上诉人损失了2年的宽带使用权。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提供电信服务中，利用技术手段和格式条款的优势，擅自退订增值业务，造成上诉人违约，从而停止购机返费，而在上诉人发现后，于2017年8月8日投诉处理时，被上诉人方前台资深工作人员，2天办理相同业务的一线熟练操作人员，却违反常态，在办理两个电信业务中，采取先后5次重叠打印，造成5张协议和业务单无法识别，又以需要事后补打为由，骗取上诉人在空白“全家嗨”协议上签名，然后违反电信内部规定，模仿上诉人笔迹，在协议上本应是上诉人亲笔抄录的声明部分：“已详细阅读协议全部条款的内容”字样，并补添协议有效期和费用。没有根据当日双方达成的合意做出任何补偿，购成二次服务欺诈。上诉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利用格式条款和技术手段的优势，对上诉人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及在解决争端时，再次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诈消费者，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被上诉人应在赔偿上诉人2458元基础上，依法增加三倍赔偿，共计赔偿上诉人9832元。抚顺电信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谭佩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抚顺电信公司立即赔偿谭佩军9872元；2、抚顺电信公司自2020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息24%支付利息;3、案件诉讼费由抚顺电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谭佩军于2016年9月11日在抚顺电信公司处申请订购飞young4G纯流量套餐，手机尾号8128，套餐月基本费19元。同时叠加订购4G畅聊流量包（每月资费50元）和放心打4G版定额话补促销业务，用户承诺每月最低消费49元，抚顺电信公司赠送话费490元，从次月起连续23个月每月返费20元，第24个月返费30元。同日，谭佩军、抚顺电信公司双方签订《购机送话费协议书》，约定用户自购CDMA手机一台，订购基本费19元的套餐，同时订购50元流量包，抚顺电信公司赠送960元的话费，分24个月赠送，每月赠送40元，协议期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在此期间用户申请降低套餐月基本费、取消订购增值业务，将视为违约，抚顺电信公司停止赠费。谭佩军购买了手机并办理了入网手续。2016年10月10日，谭佩军更改了初始密码。2016年12月14日22时许，从抚顺电信公司系统上显示取消了原订购的50元流量包，从此抚顺电信公司未再返费。2018年11月26日，谭佩军申请对此号码进行拆机。2017年8月8日，谭佩军、抚顺电信公司签订《中国电信“全家嗨”松散融合活动移动电话入网登记单补充协议》，约定谭佩军在抚顺电信公司处入网手机尾号7523，同时使用宽带，协议期24个月,自2017年9月起至2019年8月止。手机和宽带合账月消费39元。到期后用户可按当时政策续约或账户拆分，否则宽带和手机号码按原资费继续执行，不享受免费打优惠，即手机原价每月39元，宽带每月38元，副卡每月5元。谭佩军虽在合同上签字，但抚顺电信公司给谭佩军的合同文本上字迹重叠，内容无法看清，要求用户签的阅读规则并非谭佩军本人所为。同日，双方签订《红包套餐协议书》，约定谭佩军开通月租费39元红包套餐后，抚顺电信公司次月起每月返还10元，协议期24个月。合同到期后抚顺电信公司按每月82元标准收费，2020年2月谭佩军发现话费异常去找抚顺电信公司，投诉未果，故取消了与抚顺电信公司所有的业务。另查明，谭佩军在2013年4月29日在抚顺电信公司处一次性预存1460元办理宽带业务，每月套餐基本费35元，押金200元，抚顺电信公司赠送2年宽带使用期限。2016年9月11日，谭佩军申请对该宽带拆机。之后，谭佩军办理手续取回200元押金。谭佩军于2020年7月诉讼来院，抚顺电信公司以所有业务均系谭佩军申请或亲自操作为由理由拒绝赔偿，提供抚顺电信公司单位内部操作系统的业务受理记录作为证据，谭佩军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法院责令抚顺电信公司提供有谭佩军签字的原始业务办理申请单，抚顺电信公司对宽带拆机申请上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对尾号8128的拆机申请上的签字表示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严格按照《合同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合理合法确定格式条款的内容，严格限制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电信业务经营者应以民为本，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提供详细明确的提醒服务，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尤其是提供的附条件赠送服务，要做好释明和服务，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保障消费者能在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且应给予用户最大限度的宽容，即便发生用户错误理解和操作，亦应给一定期限内的补救机会。作为电信经营者不仅要提供用户操作增加或者取消各项服务的方式，更要留存用户自己操作的录音、操作地址等证据备查。本案谭佩军入网的手机尾号8128，根据合同的约定谭佩军每月仅付费9元，如果谭佩军清楚取消50元流量包不再返费，无理由选择取消。关于该流量包究竟是谁取消的问题，抚顺电信公司主张在其系统上显示是互联网上操作，这种操作只有使用密码或者通过该手机短信验证方可进行，该项操作时间为22点，并非抚顺电信公司的工作时间，故辩称应为谭佩军自身所为。谭佩军坚持是抚顺电信公司利用技术手段操作，无据可证。根据民事证据规则只能认定谭佩军自行操作。但抚顺电信公司格式合同内容对谭佩军释明不到位，在取消时未给予充分提醒。仅以是谭佩军自己操作为由使谭佩军失去返费的机会。抚顺电信公司的做法欠妥，抚顺电信公司合同中格式条款约定取消流量包即取消赠送话费对谭佩军不发生法律效力，故抚顺电信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返还谭佩军协议期内未返费用1330元（20元/月*21个月+40元/月*22个月+30元）。本案谭佩军在办理手机尾号9523入网时，合同文字不清，未向谭佩军交代清楚合同到期后的履行方式，到期后未做有效提醒，而该合同中合同到期后的履行条款对谭佩军有重大利害关系，故该条款对谭佩军不应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公平原则，抚顺电信公司应以合同期内的标准收取费用，多收取的318元（53元*6个月）应予退回谭佩军。作为消费者在签订电信服务合同或者办理电信业务时应当对电信服务合同的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了解，对于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条款要仔细阅读，清楚后签字确认，确保自身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从谭佩军在尾号9523入网协议及红包套餐协议上签字且已按此合同约定实际履行满2年期限，以及实际履行的内容中包含的赠送宽带与谭佩军第一份合同内容差距较大等客观情况看，谭佩军主张抚顺电信公司欺诈且承诺与尾号8128合约收费标准一致，本院不予采信，谭佩军主张三倍赔偿本院无法支持。谭佩军诉求的2013年安装的宽带已由其在2017年申请拆除，抚顺电信公司提供签字的证据可以采信。谭佩军要求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及其他诉求，无法可依，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则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谭佩军1648元，自2020年3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日期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负担。二审庭审中，本院当庭播放了上诉人提交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于2020年6月8日取证的视听证据，该视听证据中记者调查结果显示：“移动公司的人员有可能暗地操作用户服务密码；有时为了推广某项增值业务，靠逐个输入服务密码给用户开通方式效率不高，移动公司还会给各营业网点开通一批特殊权限，可以批量开通增值业务免密工号，方便操作”。上诉人以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完全有可能不经过上诉人同意而于2016年12月14日22时许自行操作取消上诉人订购的50元流量包，为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争议时间段此项业务操作的IP地址，以确定究竟是何方当事人实施的取消流量包业务操作。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该项业务操作的IP地址是122.224.33.171，被上诉人经查询此IP地址为浙江省绍兴市的IP地址，据此被上诉人主张如抚顺电信公司员工操作此项业务，其应该是在单位电脑操作，单位电脑的IP地址号码都是辽宁省号码，不可能出现浙江省绍兴市号码；另，经查询显示该取消流量包业务是用户通过Web门户操作，与电信公司员工通过网络操作业务在员工列的显示数据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推断出本案中取消流量包业务的操作是上诉人自己通过手机操作的。上诉人谭佩军否认自己持有浙江省绍兴市的手机号码，也否认自已用手机操作过案涉取消流量包业务。因此项争议问题涉及专业技术问题，庭审中，本院询问双方当人是否申请通过专业技术鉴定解决取消流量包业务到底是用户通过手机操作还是电信公司员工通过网络操作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均主张此项争议属于对方举证义务，不申请进行司法技术鉴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焦点问题是：一、购机送话费款（手机号码是189××××8128），应返24个月（每月返还40元），实际返了2个月，还差22个月共计880元（2016年10月份至2018年9月份），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上诉人？二、4G放心打应返24个月，前23个月返20元，最后一个月返30元，实际返2个月，未返金额是450元（2016年10月份至2018年9月份），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上诉人？三、月租应收9元，实际每月收19元，多收7个月，每月应多返回10元，7个月共计70元（2017年1月份至2017年7月份），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上诉人？四、手机尾号9523手机月租应收9元，实际收取29元，每月应退还20元，共24个月（2017年9月份至2019年8月份）共计480元，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上诉人？即涉及2016年12月14日22时许是何人实施了取消上诉人原订购的50元流量包的操作？五、尾号2149的宽带款应返6个月，每月返38元，时间是2019年9月份至2020年2月份，总计228元，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上诉人？六、尾号8854号的宽带款，应返10个月，应返的金额是35元，时间是2017年8月份至2018年5月份，总计350元，被上诉人是否应给付上诉人？七、上诉人主张三倍赔偿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二、三、五项内容，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当庭表示认可上诉人此四项主张共计1628元费用（880元+450元+70元+228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四，对于究竟是何人于2016年12月14日22时许实施了取消上诉人原订购50元流量包操作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上诉人谭佩军以其举证的焦点访谈记者调查的视听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完全有能力实施此项操作，被上诉人则予以否认。被上诉人二审中举证了争议业务操作的IP地址，经查询该IP地址是浙江省绍兴市的IP地址，故被上诉人坚持认为是上诉人自己通过手机实施的该项操作。因此争议问题涉及专业技术，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均不申请专业技术的司法鉴定，现通过被上诉人举证的IP地址本院不能确定取消流量包业务是被上诉人公司员工所为，上诉人谭佩军此争议问题的举证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其该项诉请。关于焦点六，上诉人谭佩军认可被上诉人提交的拆机服务的业务登记单上在申请人处签名为谭佩军本人签名，但辩称怎么签名的不清楚，其认为是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诱骗其签名，否则其不可能放弃20个月的免费宽带，被上诉人则否认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欺骗签名拆除免费宽带的情形。上诉人还提出被上诉人可能存在证据造假，因被上诉人提交的购机送话费协议落款时间是2016年9月11日，但是盖章时间是2016年3月28日，被上诉人对此辩解是可能存在电信公司工作人员将印鉴调错时间的情形，不能因此证明被上诉人对证据造假。本院认为，上诉人谭佩军已在拆机服务的业务申请登记单上签名确认，并且其本人亦认可签名并非伪造，故应视为谭佩军本人自己向被上诉人申请拆机服务。现在没有足够证据佐证的情形下，本院无法认定谭佩军所诉称的其是被抚顺电信公司员工诱骗签名以及被上诉人伪造证据的事实成立。综上，上诉人自己签名确认拆机，与此相联系的宽带服务也随之取消，上诉人现主张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其宽带款350元，本院无法支持。关于焦点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根据此条法律规定，谭佩军作为消费者向被上诉人主张三倍赔偿款的关键在于被上诉人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故意欺诈消费者谭佩军，但存在被上诉人对消费者谭佩军知情权保护不周的情形，故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谭佩军1648元（二审计算为1628元，因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未提出异议，二审不再予以调整）已保护了谭佩军的合法权益，谭佩军向被上诉人索要三倍赔偿款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谭佩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宫 颖审 判 员  李 艳审 判 员  李依桐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宁代书记员  刘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