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6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纯如，男，196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军，江苏均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苗，江苏均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太华，男，196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松山，江苏同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纯如因与被上诉人吕太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2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纯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苗，被上诉人吕太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松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纯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太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1．2017年10月1日，吕太华与北京盛日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日公司）签订《中信银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项目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一份，2018年3月9日，又签订《北京海淀清琴麓苑收益权转让项目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一份，协议双方为吕太华和盛日公司。而目前盛日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戴纯如也被立案侦查，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本案争讼的事实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同一犯罪事实，并且戴纯如已经被立案侦查，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恢复审理。2．法院在受理该案前，盛日公司已经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吕太华与盛日公司的投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双方签订的《中信银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项目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北京海淀清琴麓苑收益权转让项目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应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答辩人的担保合同也应当无效。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2013）1号关于民间借贷的刑民交叉问题的规定：借款人涉嫌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被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出借人起诉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借款人的借款行为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构成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出借人起诉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保证合同无效。所以，主合同无效，该保证合同亦无效，戴纯如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3．《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本案中《担保承诺书》约定：在盛日公司兑付终止的情况下，戴纯如应当对全部剩余款项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并结合《担保承诺书》的约定，即在债务人盛日公司不能履行债务时，由戴纯如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应当属于法律规定的“一般保证”。在该案件中，盛日公司仍在支付状态，经侦部门已扣押相关财产，并准备统一返还。吕太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不能因为吕太华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将责任风险转嫁给戴纯如。4．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1012民初269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699号裁定书）第三页第12行载明：“该协议签订后，答辩人戴纯如于2018年10月8日向被答辩人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承诺如盛日公司兑付终止，剩余部分由答辩人承担，该担保方式为一般保证”，即法院生效裁定书已经认定戴纯如的担保方式为一般保证。综上所述，戴纯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不当判决，支持戴纯如的上诉请求。吕太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戴纯如的上诉意见。事实和理由：戴纯如援引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于本案是不适用的，应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本案是在戴纯如的全程安排下进行，双方应构成保证合同关系，戴纯如承担保证责任的条件已经成就，且应属连带责任，而不是一般保证。盛日公司实际兑付本金的数额应为10500元。吕太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戴纯如连带偿还本金6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戴纯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1日，甲方吕太华与乙方盛日公司就天信系列——中信银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项目签订《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约定甲方受让的标的收益权为天信三号，转让价款为400000元，甲方于本合同签字之日将该款项一次性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回购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10月9日起至2018年10月8日止。在受让期限届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乙方须按甲方受让收益权所支付对价金额一次性回购甲方收益权，并将回购价款支付至甲方收益账户。回购价款总额为回购价款=转让价款+预期收益。天信3号认购金额100000元（含）-500000元的预期年化收益为10％。预期收益由乙方于每月投资收益核算日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到期应付剩余预期收益连同转让价款一起支付。受让期限届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之内，乙方须保证负责将除已付预期收益之外的回购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收益账户。同日，吕太华向盛日公司支付了400000元。2018年3月9日，甲方吕太华与乙方盛日公司就盛恒系列——北京海淀清琴麓苑收益权转让项目签订《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约定：甲方受让的标的收益权为盛恒三号，转让价款为200000元，回购期限为12个月，自2018年3月12日起至2019年3月11日止。盛恒3号100000元（含）-500000元的预期年化收益为9％。其他约定均与双方于2017年10月1日签订的《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一致。同日，吕太华向盛日公司支付了200000元。2018年10月8日，戴纯如向吕太华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兹有吕太华投资了北京盛日融旺理财产品合计600000元，由于公司良性清盘，只兑付本金不兑付利息，公司承诺从2018年10月20日起首次兑付百分之一，按每季兑付百分之十，直至2021年3月结束，共二年六个月。如兑终止，剩余部分由戴纯如本人承担剩余的余款。最终日期2021年3月结清。一审诉讼中，吕太华称盛日公司就两份《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分别支付了部分收益，在回购期限届满前，盛日公司就未再支付收益了；后盛日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向吕太华支付了1500元，系兑付的本金，后未再支付认可款项。一审另查一，2019年6月21日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出具传唤证，兹传唤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戴纯如接受讯问。2019年8月30日，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书，载明：我局正在侦查北京盛日融旺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戴纯如取保候审，期限从2019年8月30日起算。就上述情况，吕太华称其并未进行刑事报案，并认为戴纯如向其介绍产品并提供担保，责任应该由戴纯如承担。一审另查二，2019年6月19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699号裁定书，其中法院经审查认为处载明：《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签订后，戴纯如于2018年10月8日向吕太华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承诺如盛日公司兑付终止，剩余部分由戴纯如承担，该担保方式应为一般保证，属于上述合同的从合同，应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而主合同双方已协议约定管辖法院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故该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并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诉讼中，吕太华称其不认可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中对一般保证责任形式的认定，但其因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就管辖问题作出的裁定没有异议，故未对2699号裁定书提出上诉，吕太华认为戴纯如应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本案因涉嫌刑事犯罪，戴纯如向吕太华出具的《担保承诺书》的效力如何认定；二，如有效，戴纯如的保证责任形式。关于争议焦点一，吕太华与盛日公司签订了两份《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虽然后北京盛日融旺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立案，但该罪名犯罪主体的行为系违反了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扰乱了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即是说违反了金融市场准入的管理性规定；因此该罪名作为违反市场准入型犯罪，打击的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并非否定或禁止其中单个借贷行为。故在刑事犯罪中所涉及的相关民间借贷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亦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无效。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吕太华作为投资人签订《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的真实意思亦非与盛日公司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故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戴纯如自愿对吕太华上述合同下的本金出具《担保承诺书》，戴纯如与吕太华之间构成保证合同法律关系，该《担保承诺书》合法有效。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保证责任形式。戴纯如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中约定，兹有吕太华投资了北京盛日融旺理财产品合计600000元，由于公司良性清盘，只兑付本金不兑付利息，公司承诺从2018年10月20日起首次兑付百分之一，按每季兑付百分之十，直至2021年3月结束，共二年六个月。如兑终止，剩余部分由戴纯如本人承担剩余的余款。《担保承诺书》中虽称公司从2018年10月20日起兑付直至2021年3月结束，但仅为戴纯如在《担保承诺书》中的单方意思表示，盛日公司未在《担保承诺书》上盖章，亦未以其他行为对前述兑付方式及期限予以确认，故就盛日公司应当承担的回购义务，仍应以两份《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约定的期限为准。现两份《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期限均已届满，盛日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回购义务，根据戴纯如出具的《担保承诺书》的约定，在盛日公司兑付终止的情况下，戴纯如应当对全部剩余款项承担保证责任。就戴纯如称其承担的系一般保证责任，虽然一审法院对于戴纯如单方作出的盛日公司兑付的时间不予采信，但就其担保责任而言，其明确了盛日公司兑付时间，并强调兑付终止时就剩余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即表明戴纯如向吕太华承诺的是在兑付期限未满时不能偿债的保证责任，此时戴纯如的保证责任形式应为连带保证责任。现因戴纯如所称的盛日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立案侦查，盛日公司客观上亦不具备继续履行回购义务的可能性，戴纯如在《担保承诺书》中所称的兑付行为现实上亦已经终止。因此，对于戴纯如认为其承担的系一般保证责任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就戴纯如所称2699号裁定书中已经对戴纯如承担的系一般保证责任进行了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699号裁定书系对管辖问题的认定和处理，且在管辖问题的审理过程中并不涉及对于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而戴纯如的保证责任形式问题系实体问题，应当在案件的实体审理过程中进行审查和认定。故对于戴纯如的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现吕太华主张戴纯如就全部剩余本金承担保证责任，向其支付本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就戴纯如所称盛日公司财产被公安机关扣押并准备统一返还的意见，因吕太华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被列为受害人，故其通过刑事案件受偿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可以受偿，目前也未得到实际清偿，故对戴纯如的该项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吕太华在诉讼中称盛日公司已经兑付本金1500元，对于此1500元应当在全部剩余本金中予以扣除。关于吕太华主张的利息，因戴纯如在《担保承诺书》中明确了仅对本金承担保证责任，故吕太华要求戴纯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如下：一、戴纯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盛日公司应偿还的本金598500元向吕太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驳回吕太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戴纯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北京盛日融旺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资产自查报告，2．承诺函，3．融旺科技集团及盛日资产良性清盘的兑付公告，上述证据用于证明盛日公司有大量债权未收回，盛日公司正在积极处置资产进行兑付。吕太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即便认定真实性，也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另查，吕太华于一审庭审中认可盛日公司已兑付本金10500元。本案二审中，吕太华认可其于2019年4月4日收到盛日公司兑付的本金4200元，盛日公司共计兑付本金14700元。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综合全案案情及各方当事人诉辩称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戴纯如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首先，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依照上述规定，本案中，虽然盛日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涉嫌犯罪，但盛日公司与吕太华签订的两份《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并不必然因此而无效。涉案《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并不存在法定无效之情形，应属有效；戴纯如自愿提供担保，其所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亦属有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案系吕太华要求戴纯如承担担保责任，即便主债务人盛日公司的行为涉嫌犯罪，但并不能据此免除戴纯如应承担的担保责任。戴纯如所援引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内部规定，属于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不予采纳。戴纯如主张涉案《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及《担保承诺书》均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戴纯如出具的《担保承诺书》载明：如兑终止，剩余部分由戴纯如本人承担剩余的余款。该项约定属于保证方式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戴纯如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虽然2699号裁定中认定为一般保证，但该裁定仅系对程序性事项进行认定和处理，而保证方式的认定应属实体审理范围，应以实体审理中所做认定为准，故戴纯如主张其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因《担保承诺书》中约定的兑付日期系戴纯如的单方意思表示，盛日公司并未予以确认，故盛日公司应承担的回购义务仍应以两份《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约定的期限为准；因盛日公司到期未依约兑付，故戴纯如应依约承担相应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即便《担保承诺书》约定的兑付日期系盛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盛日公司现已涉嫌犯罪，在《担保承诺书》约定的兑付日期明显无法依约兑付，且现该兑付日期即将届满，故戴纯如仍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任。戴纯如主张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债务数额。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吕太华于一审中认可盛日公司已兑付本金10500元，该项事实与在案证据相符，故应自吕太华主张的本金中予以扣减，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吕太华于二审中认可除上述10500元外，另收到盛日公司兑付的本金42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亦应自本金中予以扣减。戴纯如主张盛日公司于2018年9月26日至9月29日期间向吕太华支付的共计900元也属于兑付本金，吕太华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应属盛日公司支付的利息。根据戴纯如提交的兑付公告显示，首笔兑付时间为2018年10月20日，而上述900元的支付日期均早于2018年10月20日，故本院对于戴纯如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戴纯如的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案二审出现新的事实，故本院予以纠正及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2757号民事判决；二、戴纯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北京盛日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应偿还的本金585300元向吕太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吕太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吕太华负担240元（已交纳），由告戴纯如负担95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吕太华负担2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戴纯如负担958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张玉娜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李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