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立堂，男，194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3号。法定代表人：刘爱力，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邮政支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3区7号楼1层。负责人：龚朝君，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光明楼邮政支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光明楼中街1号。负责人，郑子强，局长。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宇，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惠，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立堂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邮政）、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邮政支局（下称东花市邮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东城区光明楼邮政支局（下称光明楼邮局）邮政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3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立堂、被上诉人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宇、黄永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立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掩盖中国邮政发布虚假信息的事实，不公正地开脱了中国邮政的法律责任。本案的重要事实之一是中国邮政在其官网上发布虚假信息，欺骗了我，将东花市邮局和光明楼邮局没有投递我邮寄给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龙潭派出所（下称龙潭派出所）的挂号信《受案申请》谎称为“已妥投”，导致我起诉龙潭派出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败诉。二、一审判决以所谓“标注错误”判决东花市邮局不构成欺诈，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以我与中国邮政及光明楼邮局不存在邮寄合同服务关系为由，驳回我对中国邮政、光明楼邮局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中国邮政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本案东花市邮局进行了收件与退件服务、光明楼邮局承担着投递服务，中国邮政提供收集、编制和发布给据邮件全程信息的服务，与消费者形成邮寄服务合同关系的不只是接收邮件的邮局，投递邮局和收集、编制和发布邮件信息的中国邮政共同与消费者形成邮政服务合同关系。四、一审法院将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在庭审中说的“系统标注错误”改为“标注错误”，系统标注错误的责任人是中国邮政，而其他“标注错误“就可以排除中国邮政的责任。五、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对其辩称的“系统标注错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做出任何合理解释，所谓“标注错误”发生在哪个环节？哪个部门？什么岗位人员造成的？是怎样发生的？概无事实和证据。六、我现在控告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公布和向我提供的虚假信息不止“已妥投”一处，其他还有“2017.9.5正在投递”、“再投递”、9月6日“转光明楼邮局处理”和9月20日妥投后在10月7日“已退回”。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在退回的信封上光明楼邮局贴的《再投邮件批条》上标注“自取”以及《改退批条》上标注的“逾期退回”都是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制造的虚假信息和证据，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对这些虚假信息均未作出任何解释，而且编造这些虚假信息的法律事实都与东花市邮局无关，不可能都是东花市邮局“标注错误”。七、我在本案之前起诉的违约案件中，判决认定“东花市邮局在2019年8月8日陈述已将信件交给龙潭派出所收发室的人，但在2019年9月19日东花市邮局又称龙潭派出所没有收发室及收发章，有专人负责接收报刊、平信，但给据邮件要凭通知单领取，东花市邮局已向龙潭派出所发出了领取通知单，东花市邮局的陈述前后矛盾，还不能明确未能完成投递信件义务，其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判决后，东花市邮局没有上诉。我在本案中提交了该份判决书，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仅不认定该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立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王立堂与中国邮政、光明楼邮局之间不存在邮政服务合同关系，中国邮政提供邮件查询系统，该系统是全国邮政共同使用的系统，中国邮政并非实际上的操作者，仅凭中国邮政查询邮政系统就认定中国邮政与王立堂之间存在邮政服务合同关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的。光明楼邮局按照相关的业务规范进行投递，与王立堂之间不存在邮政服务合同关系。东花市邮局完完整整的将邮寄的全过程向王立堂进行公示，不存在欺诈行为，没有欺诈或欺骗的主观故意，标记成“已妥投”是标记错误，东花市邮局已将此事的真实情况多次向王立堂进行了说明，不存在编造和发布虚假信息的情况，东花市邮局严格按照邮寄规范进行投递，进而将邮件退回王立堂手中。王立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告知我涉案信件未投递给龙潭派出所的真实情况，包括中国邮政在其官网“中国邮政-给据邮件跟踪查询系统”上编造和公布虚假信息以及东花市邮局和光明楼邮局在《给据邮件全程跟踪查询》中编造与发布虚假信息的真实情况；2.判令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赔偿我495.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4日，王立堂在东花市邮局处办理邮寄挂号信业务。王立堂交给东花市邮局的信件信封上载明收件人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3号，收件人为龙潭派出所。东花市邮局接受了此项业务，收取王立堂4.6元邮费，为王立堂开具了国内挂号信函收据（邮件编号为XA42179643511）。东花市邮局给王立堂出具的给据邮件全程跟踪查询单显示该信件在2017年9月20日已妥投。2017年10月7日，已退回。2017年10月8日，东花市邮局将上述信件退回王立堂，退还原因为逾期退回。东花市邮局对2017年9月20日标记已妥投的情况解释为标注错误。另，东花市邮局称其已向龙潭派出所发出了领取通知单，其已履行了邮寄服务合同义务。王立堂曾以邮寄服务合同纠纷将东花市邮局诉至法院，要求东花市邮局退还王立堂邮资4.60元。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京0101民初13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东花市邮局退还王立堂邮费4.60元。民事判决书送达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所查明的事实，本案王立堂与东花市邮局之间存在邮寄服务合同关系，与中国邮政及光明楼邮局不存在邮寄服务合同关系，故中国邮政及光明楼邮局不承担邮寄服务合同关系的相关责任。东花市邮局在履行合同中存在标注错误的瑕疵，但并不构成欺诈行为，亦不存在编造和发布虚假信息的情况。故王立堂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19日判决：驳回王立堂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补充查明，在东城法院出具的（2019）京0101民初13137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记载：“诉讼中，东花市邮局先表示信件已妥投送达了收件人，事实上信件却是退还给了王立堂，于是东花市邮局还称虽然信件没有妥投，但其对信件的处理是规范的，收寄和投递环节完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东花市邮局的言行前后矛盾，还不能明确信件未成功完成投递的原因，其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在东花市邮局未能完成投递信件义务，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王立堂要求东花市邮局退还邮费，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审理中，经询，中国邮政、东花市邮局、光明楼邮局称：接受王立堂信件的是东花市邮局，履行投递行为的是光明楼邮局，光明楼邮局与龙潭派出所存在投递协议，其不需要给龙潭派出所投递信件，龙潭派出所接到光明楼邮局的通知后自行来邮局领取邮件，光明楼邮局已经通知龙潭派出所，但龙潭派出所没有来取王立堂的信件，最后导致信件退回给王立堂。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合同关系问题。王立堂在东花市邮局办理邮寄挂号信业务，其与东花市邮局形成邮政服务合同关系，其与中国邮政、光明楼邮局不存在邮政服务合同关系。其次，关于东花市邮局是否应承担违约欺诈的合同责任问题。虽本案中，东花市邮局在已生效的（2019）京0101民初13137号案件中曾经就未妥投王立堂信件的原因一事前后陈述不一致，亦存在标注错误的明显瑕疵，但东花市邮局的上述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合同欺诈行为，故现王立堂以合同违约欺诈为由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立堂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立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立堂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苑薇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袁 芳书 记 员 陈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