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7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某1，女，1949年7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某2，女，1952年1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某3，女，1957年8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焦某4，男，1960年1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兼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某5，女，1964年9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五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丽，北京市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某6，男，1955年12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新建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新建村。法定代表人：刘长顺，主任。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成，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顺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路44号。法定代表人：包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慧，男，1979年10月1日出生，北京顺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因与被上诉人焦某6、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新建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建村委会）、北京顺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开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23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焦某6、新建村委会、顺开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焦某6、新建村委会、顺开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严重错误。错误1为1968年焦某7、周某夫妇所购房屋只有西厢房四间，北房根本不叫房，无房顶、无前脸、无门窗，只有三面墙基。因为北房无法居住，为此全家住厢房10年。所以，1968年所购房屋无北房。上述事实有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陈述、焦某6陈述、证人邢某证言可证，一审庭审笔录也有明确记载。但是，一审判决对此事实却故意隐瞒，只字不提。错误2为1978年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全家共同出资出力建设北房三间。当时焦某1出的门、窗和木料，焦某2出的米面和200元钱，焦某3、焦某6、焦某4在生产队劳动，工分收入由父母掌管，焦某5参与建房劳动。一审询问了1978年建北房时家庭成员人员及相关情况，对于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相关事实陈述，焦某6亦无反对意见。故北房始建于1978年、属于家庭成员共有财产，事实清楚、无需再举证。错误3为一审法院错误引用、错误解读（1996）通民初字第1177号民事判决书，且未认真阅读、分析该案庭审笔录内容。该案审理及判决内容只涉及西厢房，并不涉及北房。该案诉讼主体只有焦某6和焦某4，无其他人员。焦某4认可焦某6翻建西厢房事实，故该案判决焦某4腾房。焦某4多次提出1978年所建北房，是共同财产，分家是父亲分的，《分配协议书》已被父亲撕掉，已不算数。这起25年前诉讼案件的庭审笔录，具有真实性、可信性。错误4为一审判决对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提交的不利于焦某6的证据，只字不提。2018年焦某6起诉的分家析产纠纷案件的庭审笔录两份和焦某6提供的有明显撕毁痕迹的《分配协议书》，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分配协议书》已撕毁作废事实。另外，该案庭审后焦某6立即主动撤诉，有撤诉笔录为证。错误5为一审判决认定焦某4出售9号院房屋不属实，是父母为治病出售房屋。一审的认定不符合客观规律和客观逻辑。事实上，1992年出售×号院房屋是父母决定，因为当时父亲焦某7患半身不遂、脑血栓，多次住院，病情严重，没钱看病，故父母委托焦某4办理×号院房屋出卖事宜。此后，焦某4搬到×号院西厢房居住。如果1986年已分家，焦某4卖掉自己房屋拿着卖房款，转头又向焦某6要房居住，焦某6不可能同意焦某4一家搬到他的院落和房屋内居住生活。错误6为诉争房屋所在地于2013年开始拆迁入户登记，当年的入户资料中有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及各自家人、焦某6及家人。这次签约，新建村委会和顺开公司均认可延用原入户登记资料，却未将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及其家人确认为被安置人。二、一审判决对《拆迁安置协议》效力问题的阐述分析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1.1968年只购得西厢房及1978年全家人共同建设北房的事实，焦某6认可，故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无需再举证证明。2.焦某6以前诉讼中曾提交有明显撕毁痕迹的《分配协议书》，以前诉讼庭审笔录可证，并非一审判决写的“折痕处确有断裂”。3.×号院是家庭成员共有财产，一审判决用农村习俗认定女性家庭成员不参与家庭重大事项协议的签署的观点错误，同时邢某证言系与焦某6恶意串通的孤证，不具有真实性、可信性。4.关于1992年父亲没钱治病委托焦某4出售房屋，1996年焦某6、焦某4诉讼只解决西厢房腾房，前面已充分反驳并阐述观点，不再赘述。5.父亲将《分配协议书》撕掉，事后焦某6从垃圾中偷偷捡走，故焦某6手中不只一份《分配协议书》。焦某6所持《分配协议书》不具有合法来源。三、新建村委会和顺开公司作为《拆迁安置协议》的甲方，未提交确定《认定单》、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拆迁档案，且分别陈述由对方负责认定工作、自己不负责。一审法院对上述反常言行置若罔闻。新建村委会和顺开公司在诉争房屋的拆迁安置行为中存在严重舞弊行为，为少支付拆迁补偿款、少提供安置房而与焦某6恶意串通，损害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及家人的拆迁安置合法权益。如认定被拆迁房屋产权与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有关，拆迁甲方则应当为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及家人依法提供安置房屋和相应的补偿补助款项。焦某6家里本身八口人，实际签订了九口人，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对拆迁协议不认可。焦某6辩称，不同意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新建村委会辩称，在公示中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没有异议称其为产权人，新建村委会根据分家协议确认被拆迁人合理合法。拆迁协议不满足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条件，请求维持原判。顺开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房屋和宅基地都属于焦某6所有，且所有权的认定是根据新建村委会的认定，新建村委会认定焦某6符合被拆迁人资格，拆迁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焦某6与新建村委会、顺开公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焦某6、新建村委会、顺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焦某7与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六个子女，分别为焦某1、焦某2、焦某6、焦某3、焦某4、焦某5。焦某7于1999年7月28日死亡，周某于2016年3月25日死亡。1968年1月21日（焦某7与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焦某7从案外人处购置当时位于通县北关小辛庄×号院的北房三间、西平台房四间，有购房字据为证。1978年，上述房屋进行了翻建，翻建后房屋状况为北房三间半、西厢房两间。1983年10月11日，焦某7申请在小辛庄×号院宅基地内建正房三间以备次子焦某4结婚居住，并取得相关部门批准。加建后原宅基地形成两个独立院落，1978年翻建的房屋在后院（门牌号为北辛庄×号，后变更为北辛庄×号），为北房三间半、西厢房二间，1983年加盖的房屋在前院（门牌号为北辛庄9号），为北房三间、西厢房二间。1986年2月11日，焦某7、焦某6、焦某4等人签署《赡养父母及产权分配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一、赡养父母责任及义务：立字人焦某6（长子）负责父亲（焦某7），每月供给赡养费10元，年终一次付清。平时一次性医疗费在100元以内由自己负担。一次性医疗费在100元以上时，由焦某6、焦某4二人平均负担。父亲后事根据自己条件自理。立字人焦某4负责母亲（周某）的赡养义务，供养条件与其兄焦某6侍其父条件同。另外二位老人日后需要长期护理和伺候时，二子及子媳要轮流护理。女儿焦某1、淑兰、淑华、淑清有孝敬父母之义务。有督促、检查焦某6、焦某4执行义务是否的权利。二、房产分配清单：家有房屋六间，坐落在通县小辛庄×号院内，后院三间为焦某6所有，前院三间为焦某4所有。以上房产各为己业，各有出租、转让、典卖之自由。他人不得干涉。另外老人在世之时，各院东屋（一间）归老人居住。老人有优先居权。以上各条经中人说合，家庭会议决定，于1986年元月1日执行，空口无凭，特立此证为据。立字人：焦某7、焦某6、焦某4。中证人：刘某、邓某。代笔人：邢某。刘某系焦某1之夫，邓某系焦某2之夫，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陈述二人均已去世。该协议书一式三份，焦某7、焦某6、焦某4各持一份。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对该协议书真实性认可，但称协议书签完后，焦某6不愿意分摊债务，协议书早已全部撕毁作废，且签订协议时周某及其女儿均不在场。焦某6对此予以否认，其表示由于时间久远，协议书折痕处有断裂，但并非撕毁，其向法院提交协议书原件予以证明，且当时其母周某在场，父母二人同意才达成的该份协议书。从焦某6提交的协议书原件来看，折痕处确有断裂，但并非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主张的撕毁。诉讼中，焦某6申请协议书的代书人邢某出庭作证。邢某到庭陈述，其与焦某7系邻里街坊，焦某7、周某二人一起找其帮忙写分家协议，写前焦某7、周某将房产分配及赡养条件与邢某说清，邢某将焦某7、周某的意见告知在场人员，在场人员均无异议。当时通过抓阄方式确定焦某7由焦某6赡养，周某由焦某4赡养。协议书由邢某代写，成文后焦某7、焦某6、焦某4在“立字人”处签字，焦某7、周某的女婿刘某、邓某在“中证人”处签字，邢某在“代笔人”处签字，当时周某本人在场，其女儿是否在场已记不清，按照农村风俗分家等家庭事情由男性做主，故周某未在协议书上签字。至于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所称焦某7反悔将协议书撕毁一事，邢某表示其不知道，没人说过此事。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对证人证言不认可。2020年8月10日，新建村委会、顺开公司（甲方、拆迁人）与焦某6（乙方、被拆迁人）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因旧村改造及新农村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全部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附属物。经双方认定，乙方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附属物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北辛庄×号（旧×号），已认定宅基地面积197.21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38.26平方米。该协议就安置人口、拆迁补偿价款、拆迁补助费、自主安置楼购房款、付款方式、搬迁期限等进行了约定。现北辛庄×号房屋已被拆除。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认为《拆迁安置协议》应属无效，理由如下：第一，原房屋系其父母出资购置，购买时原房屋北房没有房顶和前脸，1978年全家出资出力翻建，翻建后为北房三间半、西厢房二间，《拆迁安置协议》涉及的被拆迁房屋为1978年翻建，系全家人的家庭共有财产。处分家庭共有财产须征得共有人的一致同意，但1986年焦某7在没有经过周某及其女儿同意的情况下与焦某6、焦某4签订协议，该三人无权处分家庭共有财产。第二，该协议书形成不久，因遭到周某及其女儿的反对及焦某6拒绝承担债务惹怒了焦某7，导致协议书被撕毁作废。第三，村委会及顺开公司以焦某6单方提供的资料认定其为被拆迁人，存在重大过错，焦某6、新建村委会、顺开公司的行为侵犯了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的合法权益，《拆迁安置协议》应为无效。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焦某6表示根据1986年2月11日签署的协议书可知，北辛庄×号院房屋归其所有，与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无关，因北辛庄×号院房屋归其所有，故1968年1月21日的购房字据原件在其手中。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称1968年的购房字据原件之所以在焦某6手中，系焦某6从父母处偷走。另查，1992年2月19日，焦某4将其分得的北辛庄×号院北房三间、西房两间出售给案外人王某和。2010年，焦某4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王某和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王某和签订的房屋无效，要求王某和腾退房屋。后焦某4撤回起诉。1996年，焦某6因焦某4将自己的住房卖予他人后搬到焦某6的西厢房居住一直未搬走，将焦某4诉至法院，要求焦某4腾退房屋。法院认为焦某4居住的西厢房系焦某6所有，故判决焦某4将北辛庄×号（现北辛庄×号）院内西厢房腾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焦某6与新建村委会及顺开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是否有效？法院将做如下阐述：第一，北辛庄×号院系焦某71968年购置并于1978年翻建，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主张拆迁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第二，1986年2月11日焦某7、焦某6、焦某4签订的《协议书》对赡养父母及房屋产权分配进行了明确约定，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主张该协议书已撕毁作废，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焦某6至今持有该协议书原件。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虽称焦某6持有的协议书已被撕毁，经核实原件发现协议书由于时间久远折痕处确有断裂，但与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主张的撕毁不同，故对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提出的协议书已被撕毁作废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第三，1986年2月11日的协议书上虽没有周某的签字，但不代表周某不知情不同意。其一，按照当时的农村习俗，就分家、分配财产、赡养父母等重大事项签署的协议，一般由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签字，通常不会要求女性家庭成员签字确认，这符合当时的农村风俗习惯和通常做法；其二，协议书除焦某7、焦某6、焦某4签字外，亦有中证人、代笔人的签字确认，其中代书人邢某亦到庭作证，其陈述当时系焦某7、周某二人一起找到邢某让其帮忙代写分家协议，写前焦某7、周某将房产分配及赡养条件与邢某说清，签订协议书时周某本人在场，但按照农村风俗家庭事情由男性做主，故周某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且之后没听说焦某7反悔将协议书撕毁。第四，协议书签订后，焦某4于1992年将自己分得的北辛庄×号院房屋出售给他人，无人提出异议，焦某6一家一直居住在北辛庄×号院，长达三十多年之久，亦无人提出异议，且焦某4将自己的房屋出售后居住在焦某6的北辛庄×号西厢房内，1996年焦某6起诉要求焦某4腾退房屋一案亦得到法院支持。现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又提出涉案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焦某6无权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显然与常理不符。第五，焦某6主张因其系北辛庄×号院的合法权利人，故1968年购置老宅时的购房字据原件一直由其持有，该原件确在焦某6处，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称购房字据系焦某6从父母处偷走，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法院对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的主张不予采信。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法院认为焦某6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其有权作为被拆迁人与新建村委会及顺开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该协议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对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要求确认《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效力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北辛庄×号院系焦某7于1968年购置并于1978年翻建，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主张涉案房屋属于家庭成员共有财产，但并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1986年2月11日焦某7、焦某6、焦某4等人签署《赡养父母及产权分配协议书》，约定涉案院落后院三间为焦某6所有，前院三间为焦某4所有等内容，上述协议立字人为焦某7、焦某6、焦某4，中证人为刘某、邓某，代笔人为邢某。协议中虽然没有周某的签字，但按照当时的农村习俗，就分家、分配财产、赡养父母等重大事项签署的协议，一般由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签字，符合当时的农村风俗习惯和通常做法。协议书除焦某7、焦某6、焦某4签字外，亦有中证人、代笔人的签字确认，代书人邢某亦到庭作证，证明协议签署在场人员及签约情况，能够据以证实上述协议的真实性。《赡养父母及产权分配协议书》签订后，焦某7、周某并未变更或撤销该协议，其他子女亦未提出变更或撤销该协议的请求。焦某4于1992年将自己分得的北辛庄×号院房屋出售给他人，无人提出异议，焦某6一家一直居住在北辛庄×号院，长达三十多年之久，亦无人提出异议。焦某4将自己的房屋出售后居住在焦某6的北辛庄×号西厢房内，1996年焦某6起诉要求焦某4腾退房屋一案亦得到法院支持。诉讼中，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上诉主张系父母委托焦某4办理×号院房屋出卖事宜，但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协议书签订情况、涉案房屋的使用状况，并结合农村分家的传统习俗，能够据以认定家庭成员签署上述协议的真实意愿及履行情况。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上诉主张该协议书已撕毁作废，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焦某6至今持有该协议书原件，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新建村委会、顺开公司与焦某6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并未举证证明《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存在法律规定之无效情形，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焦某1、焦某2、焦某3、焦某4、焦某5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印龙审 判 员 何灵灵审 判 员 周艳雯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