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05民初1527号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负责人：朱俞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润卿,浙江远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1，男，2007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方某、王某2，系王某1父母。 被告：方某，女，197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王某2，男，197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与被告王某1、方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诉讼中，本院通知王某2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21年3月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人保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润卿，被告方某、王某2并作为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人保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已垫付的保险理赔款30535元及其利息损失(以30535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9日起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王某1、方某、王某2答辩称，2017年1月23日中午，王某1在杭州市拱墅区××路××大门口的麦当劳用餐完后，走回园区准备回到方某工作单位，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的钥匙没有拔掉。因为小孩子的贪玩和好奇心，他就坐上了电动三轮车玩耍。由于三轮车未拉手刹，三轮车很快冲了出去，撞到了在园区内停放的浙Ａ9××××的奔驰车，造成奔驰车左侧受损。王某1也从车上摔下，造成面部撞伤和门牙撞缺一角。事后车主报警，祥符派出所出警。事发之后，当天下午车主带着方某和王某1，还有快递公司三轮车车主廖楠，一同前往景芳汽车维修站进行车辆定损;当时维修部报价15000元左右,廖楠听到报价后，就自行走掉了。车主跟方某说他要找快递公司赔偿。晚上7点左右车主开车把方某和王某1送到杭州大厦，双方留了电话，之后就一直没有和方某联系过。直到2020年7月初，祥符派出所打电话给方某，跟其确认此事。7月中下旬人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打电话给方某，说他们要行使代位求偿权。《交通损害司法解释》第十八条已作了明确规定“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由于追偿权是一种普通的民事权利，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在这三年半时间内车辆被保险人从未履行向方某追偿汽车维修费用，原告也没有联系方某赔偿维修费用。因此，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被告无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恳请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7年1月23日中午，廖楠送快递到杭州市拱墅区××路××，将三轮车停放在园区空地，未拔钥匙而离开送快递。此时，王某1在园区大门口的麦当劳用餐完后，走回园区准备回到其母亲方某的工作单位，看到电动三轮车的钥匙没有拔掉，就坐上了电动三轮车上玩耍。三轮车启动后前冲，撞到了在园区内停放的浙Ａ9××××的奔驰车，造成该车辆受损。 浙Ａ9××××车辆的车主方寅发现车辆受损后拨打110报警，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祥符派出所予以出警。民警调查了相关情况后，告知三方协商处理。当日，祥符派出所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7年1月23日祥符派出所接到110指令（警情单号：2017012313085169），系吴穷（男，身份证号……）到该处送快递，一辆快递三轮车停放在该处，后当事人廖楠（女，身份证号……）的小孩将三轮车手刹放下，导致三轮车撞坏奔驰车主方寅（男，身份证号……）的奔驰车。 方寅于2017年2月20日向人保公司保险事故报案。因维修该车辆，方寅支付了修理费30535元。方寅向人保公司要求理赔，并向人保公司出具了《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人保公司于2017年3月8日向方寅支付了保险理赔款30535元。 2020年3月27日，人保公司将起诉材料交付邮寄，以廖楠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收案后，以（2020）浙0105民诉前调808号引导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因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本院于2020年7月6日予以立案，案号为（2020）浙0105民初4150号。诉讼中，人保公司得知廖楠并非是“小孩”的监护人，故要求公安部门予以核实。2020年7月15日，祥符派出所重新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1月27日13时许，我所接110指令称在杭州市拱墅区××起纠纷，民警出警至场了解到系快递员廖楠（女，身份证……）的三轮电动车停放在该处空地上时未拔钥匙，后离开送件时，被一在旁玩耍的小男孩王某1（男，身份证号……）拨弄玩耍发动电动车，撞坏方寅（男，身份证号……）停放在该处的浙Ａ9××××白色奔驰车。后经查找，小男孩的母亲方某（女，身份证号……）。之前开具的情况说明因当时警情反馈不准确，导致开具错误，现予以补正。 人保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 嗣后，人保公司提起本案诉讼。 以上事实有权益转让书、定损单、受损照片、付款凭证、修理发票、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为证。 本院认为：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人保公司向浙Ａ9××××号车辆的权利人赔付了保险金，其取得向侵权人请求赔偿的权利。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人保公司向被告方主张权利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方主张，人保公司于2017年3月8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自该时起取得代位求偿的权利，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即到2020年3月7日止。人保公司在2020年3月27日向法院邮寄诉讼材料，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人保公司则主张，其之前都以为赔偿义务人是廖楠，是在2020年7月才知道被告方为赔偿义务人，故时效应当从知道赔偿义务人之时起算，其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人保公司在2017年3月8日向方寅赔偿保险金并取得代位权，当时方寅已经明确告知车辆受损系第三方的原因造成，该时公安部门也已经出具了《情况说明》，对事故发生的经过进行了说明，并明确载明了相关事故当事人以及当事人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故该时，人保公司可行使追偿权利的主体是可知并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利人的诉讼时效期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是因为如果权利人不知道赔偿义务人是谁，则导致其主张权利因缺乏指向而无法行使权利。故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还需要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的义务人。根据该规定，权利人对义务人情况的了解程度只要达到具体、明确、可以被识别、能够与其他主体相区分即可，因为权利人了解了以上信息，其向义务人行使权利已经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至于行使权利的对象是否准确，不构成当事人进行时效抗辩的事由。如果因权利人非主观上的原因，所知晓的义务人信息有误，因不知晓真正的义务人，而向他人主张权利，也同样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的义务人的程度应当是指“明确”而非“准确”。只要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且知道或应当知道有明确的义务人，时效期间就开始起算。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防止权利长期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状态，设立诉讼时效制度，是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故人保公司在赔偿保险金时，已经知道有具体、明确的赔偿义务人，其行使追偿权利的时效从该时起算，时效期间为三年，即到2020年3月7日止。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人保公司在2020年3月27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人保公司提出，因新冠疫情，其不能及时主张权利，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止。被告方则提出，虽然疫情原因原告不能到现场要求立案，但原告可以通过多种线上、线下的渠道、方式向人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不会造成原告不能起诉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之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当事人举证证明因受疫情影响不能及时行使请求权的，依法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本案中人保公司仅笼统提出要求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但未明确其受疫情影响不能及时行使请求权的期间，亦未就该事实进行举证，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现被告方提出，人保公司主张权利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可以不履行赔偿义务，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陈颖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江 晶 书 记 员 黄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