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204民初3525号原告：肇庆市捷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肇庆市高要区莲塘镇蚌岗产业集聚基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6559。法定代表人：林超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福香，广东建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敏，该公司厂长。被告：佛山市大眼熊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0793M。法定代表人：李树聪，总经理。被告：李树聪，男，197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西兴业县×××××××队**，住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52×××××××********。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超贤，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肇庆市捷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捷诚公司）诉被告佛山市大眼熊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大眼熊公司）、李树聪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捷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福香、徐志敏，被告大眼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树聪、被告李树聪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超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捷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05，73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年利率5.775％自2020年4月22日起计算至上述货款清偿日止（截至起诉日，逾期付款违约金暂为3044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函费。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9年10月开始承接被告的布料洗水加工业务，被告以“丰衣派”名义下单，每月以微信方式对加工费进行对账，由李树聪支付加工费。2019年10月洗水加工费为5662元；2019年11月洗水加工费为90，527元；2019年12月洗水加工费为80，159元；2020年1月洗水加工费为45，574元。被告李树聪于2019年11月30日支付了2019年10月加工费5662元、于2020年1月3日支付了2019年11月的加工费90，527元、于2020年4月19日支付了20，000元，此后被告再没有支付加工费，两被告至今尚欠原告加工费为105，733元（80,159元＋45,574元-20，000元）。原告多次催收，但截至起诉日，两被告仍未支付该款项。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以及2003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100％，按照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3.85％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上浮50％，即5.775％，从2020年4月22日起计算，直至清偿为止，截至起诉日前，共计利息105，733×0.05775÷365×182＝3044元。综上所述，为保障诚实信用、和谐文明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求。原告捷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在起诉时提供了如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大眼熊公司是合格的诉讼主体，李树聪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捷诚染厂洗水车间加工费明细对账表》《双方财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李树聪转账记录截图》等证据，证明：⑴对账表证明2019年10月份至2020年1月份期间原告与两被告的交易数额；⑵双方财务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方对原告的对账表予以确认；⑶三份转账截图，其中有两份分别与2019年10月份以及11月份的对账表金额相符，证明被告认可对账表的金额并按照对账表金额支付加工费；⑷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2019年10月及11月的加工费，2019年12月份以及2020年1月份的加工费被告仅支付20，000元，仍有105，733元未支付。3.《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证明：⑴原告的交易对象是佛山市大眼熊服饰有限公司、李树聪；⑵原、被告双方在微信群上传发货单的交易习惯；⑶李树聪以微信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加工费。原告捷诚公司在庭前补充举证的证据有：㈠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和“丰衣派”均为不存在的诉讼主体；2.银行流水，证明冯顺燎为原告公司的财务，银行流水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㈡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截图信息为原告的跟单徐志敏的手机微信截图，原告起诉两被告后，被告李树聪联系徐志敏协商处理，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2.社保记录，证明徐志敏和冯顺燎为原告的公司员工，冯顺燎作为公司出纳出庭作证，证明其收到的三笔李树聪转账为公司的加工费。㈢证人证言证词，证明李明杰为被告大眼熊公司和被告李树聪的跟单（收货人），原告与两被告存在真实交易。原告捷诚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补充提供的证据有：1.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微信截图，证明原告完成加工后送货到李明杰处，再由李明杰用货拉拉送货给李树聪方，截图为李明杰送货给李树聪的微信截图，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2.磅码单，原告根据李树聪方的指示，到指定的厂家拿坯布回厂加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交易；3.劳动合同，证明徐志敏、冯顺燎为原告的员工，并且在双方交易发生前已就职原告公司；4.微信截图，徐志敏与黄晓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黄晓光只是为李树聪打工。被告大眼熊公司对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举证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两被告是本案合格的诉讼主体。对原告举证2，⑴对证据《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发货单》的三性不予确认，该发货单上载明的发货人是“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不是原告；客户是“丰衣派”，不是两被告，且该发货单上均无两被告的签名。⑵对证据《捷诚染厂洗水车间加工费明细对账表》的三性不予确认，三份对账单的客户是“丰衣派”，不是两被告，且无两被告的签名。⑶对证据《TO：丰衣派应收汇总表》的三性不予确认，该汇总表没有两被告的签名确认，与两被告无关联。⑷对证据《中国电信短信截图》的三性无法确认，该证据没有显示接受信息的手机号码。⑸对证据《财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三性无法确认，该证据显示的是丰衣派与浩泰纺织的报价和往来对账，与两被告无关。⑹对证据《转账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仅仅证明了李树聪和冯顺燎之间存在资金往来，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原告举证3，对证据《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该证据是丰衣派和浩泰的业务往来，与原告无关联，且聊天中涉及的客户及送货地址不仅仅只有被告大眼熊公司。被告大眼熊公司对原告捷诚公司庭前补充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举证㈠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2.“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原告举证㈡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社保记录”，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理由为：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之规定，原告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的情形，应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第二，根据上述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原告未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给被告大眼熊公司质证，因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鉴于法庭要求被告大眼熊公司自2020年12月24日收到原告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后5日内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为了配合法庭查清案件事实，被告大眼熊公司现就该证据质证如下：关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存在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关于社保记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存在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事实。该证据显示徐志敏、冯顺燎开始缴纳社保的时间为2020年8月份，无法证明徐志敏、冯顺燎在2020年8月份之前是原告的员工。被告李树聪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认为，其是被告大眼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大眼熊公司承担，故其质证意见以被告大眼熊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准。被告大眼熊公司及被告李树聪对原告捷诚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补充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一、被告认为，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再次补充提交的证据（1.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微信截图；2.磅码单；3.劳动合同；4.微信截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之规定，原告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的情形，应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采纳原告第二次开庭时再次补充提交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鉴于法庭要求被告第二次庭审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的质证意见，为了配合法庭查清案件事实，被告现就该证据质证如下：1.关于证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微信截图”，对该组证据中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的三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的“微信截图”的三性有异议，理由是原告无法提供证据原件。2.关于证据“磅码单”，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理由是磅码单上并没有被告的签名或盖章确认，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3.关于证据“劳动合同”，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不是劳动合同的当事人；第二，原告未提供劳动合同的备案情况；第三，该证据不是原告无法调取的证据，原告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结合原告提交的《肇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劳动者冯顺燎、徐志敏的参保时间为2020年8月，被告有理由相信该组证据的劳动合同存在倒签的可能，并合理怀疑原告存在伪证的违法行为。4.关于证据“微信截图”，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有异议，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未提供微信聊天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无法确认真实性；第二，被告不是微信对话的当事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被告大眼熊公司答辩称，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李树聪是被告大眼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均由被告大眼熊公司承担。二、被告大眼熊公司和被告李树聪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大眼熊公司、被告李树聪存在加工合同法律关系。第一，第二组证据中的《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发货单》（《证据目录》第3-21页）上载明的发货人是“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不是原告；客户是“丰衣派”，不是被告大眼熊公司和被告李树聪，且该发货单上均无该两被告的签名。第二，第二组证据中的《2019年11月份捷诚染厂洗水车间加工费明细账表》《2019年12月份捷诚染厂洗水车间加工费明细账表》《2020年1月份捷诚染厂洗水车间加工费明细账表》（《证据目录》第22-25页）上载明的客户是“丰衣派”，不是被告大眼熊公司和被告李树聪，且无原告的签名，更无该两被告的签名确认。第三，第二组证据中的《TO:丰衣派应收汇总表》（《证据目录》第26页）上没有两被告的签名确认，与该两被告无关联。第四，第二组证据中的《财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目录》第30-35页）记载的丰衣派与浩泰纺织的报价和往来对账，与两被告无关。第五，第二组证据中《中国电信短息截图》《转账截图》（《证据目录》第27-29，36-38页）仅仅证明了被告李树聪和冯顺燎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无法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法律关系。第六，第三组证据《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目录》第39-99页）无法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法律关系。该证据是丰衣派和浩泰业务往来，与原告无关联，且聊天中涉及的客户及送货地址不仅仅只有被告大眼熊公司:例如，《证明目录》第48页载明《丰衣派-坯布明细单》中的织厂为“佛山市晟宏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证明目录》第52、57页载明的送货地址为“张槎大江路罗联工业区2号楼5楼东387＃电梯”；《证明目录》第53页载明的送货地址为“佛山市禅城区格沙工业区C3座5楼”；《证明目录》第61、95页载明的送货地址和客户为“张槎一区3路11号，龙和织厂”；《证明目录》第62页载明的客户和送货地址为“泰兴针织厂，存院路36号A座2楼”等。由此可见，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原告和两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法律关系，其主张两被告支付加工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主张两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诉讼费、保函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综前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原告和两被告之间存在加工合同法律关系，两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加工费的义务。第二，原告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计算逾期利息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而该司法解释适用范围的是买卖合同纠纷。第三，造成本案诉累的是原告，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函费，且原告应因保全错误赔付被告李树聪因财产被保全而产生的利息损失。以上答辩意见，请人民法院依法采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眼熊公司为其辩解在庭审后提供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通知、限制消费令、黄晓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截图”；2.“微信截图”；3.“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证明⑴案外人黄晓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事实；⑵案外人因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指定黄晓洁个人账户为其接收货款账户的事实；⑶被告与案外人黄晓光存在业务交易的事实以及被告通过指定账户向案外人黄晓光支付货款的事实。本院要求被告大眼熊公司举证的从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的《科目汇总表》（公司账本）（内含记帐凭证、银行客户回单、工资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以证明大眼熊公司是与黄晓光存在交易行为而不是与原告存在交易行为。原告捷诚公司对被告大眼熊公司提供的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被告举证1的“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通知、限制消费令、黄晓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截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微信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李树聪与黄晓光存在其他任何关系均与本案无关，并且与李树聪主张的代付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对证据3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确认，李树聪与“黄晓洁”或与其他人的账目流水均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该被告举证的《科目汇总表》（公司账本），从账本的内容上可看出，本案相关的交易事实没有在账本上反映，李树聪主张的其与黄晓光所谓交易事实没有在账本上反映，此证据更能说明，被告李树聪才是本案的实际交易人和付款义务人。被告李树聪答辩称，被告李树聪是被告大眼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李树聪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大眼熊公司承担，故被告李树聪的答辩意见以被告大眼熊公司的答辩意见为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支付货款、诉讼费、保函费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树聪为其辩解没有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作如下分析与认定：一、对原告捷诚公司起诉时提供的证据的分析与认定：１.《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大眼熊公司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不是合格的被告。本院对其关联性分析与认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只规定了“有明确的被告”，至于该被告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则在本院认为部分再作论述。该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捷诚公洗水车间加工费明细对账表》《双方财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李树聪转账记录截图》等证据，被告大眼熊公司仅对李树聪和冯顺燎之间存在资金往来没有异议，对该组的其他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的事实均不予确认。本院分析与认定如下：仅从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的每一项证据分析，不能认定原、被告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但从该整组证据及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结合分析，原告所举证据形成证据链，故该组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被告大眼熊公司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是丰衣派和浩泰的业务往来，与原告无关联。本院对其关联性分析与认定如下：因原告已举证证明“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为不存在的企业（诉讼主体），而“浩泰”只是原告的其中一个车间名称，结合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分析，原告所举证据形成证据链，故该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对原告捷诚公司庭前补充提供的证据的分析与认定：㈠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2.“银行流水”，被告大眼熊公司仅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其关联性分析与认定如下：虽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为不存在的企业，但因原告确认且持有以“浩泰”名义对外“交易”的凭证，结合原告举证的其他证据，可以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并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银行流水”反映被告李树聪共分三次汇款给原告的财务人员冯顺燎，因被告大眼熊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受其他单位或个人委托汇款给原告的财务人员，结合原告举证的其他证据，可以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并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㈡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社保记录”，被告大眼熊公司仅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其关联性分析与认定如下：有否给劳动者缴纳社保费不是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唯一依据，在原告每月均发上“丰衣派-浩泰染整交流群”的“加工费明细表”也列明了收款人户名为冯顺燎，而且冯顺燎出庭作证，承认其为原告的员工，其收取被告李树聪的汇款属于李树聪支付给原告的加工费；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提供了其与劳动者徐志敏、冯顺燎已于2019年3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对前述证据的补正并无不妥。对于被告大眼熊公司提出的因原告逾期举证及该证据未当庭出示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的问题，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19年10月14日通过修改并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被告大眼熊公司引用的原司法解释第三十四条已被删除且与修改后的规定不一致，不再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的规定，因无证据证明原告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故上述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被告大眼熊公司引用的原司法解释第四十七条（现被修改为第六十条），修改为：“当事人在审理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的，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另外，原告第一次庭审后提供的证据，已在第二次庭审时当庭出示并由两被告质证。因此，对被告大眼熊公司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三、对原告捷诚公司在第二次开庭时补充提供的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对两被告提出的原告逾期举证应视原告放弃举证权利，人民法院依法不采纳原告第二次开庭时再次补充提交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意见，本院分析和认定如下：如前所述，对两被告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已当庭出示其补充提供的证据，两被告认为需要质证时间，故要求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原告对两被告提出书面质证意见没有异议，本院也予以准许。事后，本院已将两被告的书面质证意见送交给了原告。1.关于证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因两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故该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关于证据1的“微信截图”，虽然该证据不是原件，但证人李明杰出庭作证时确认该证据是其在代收原告加工完成的布坯后委托“货拉拉”送货到被告大眼熊公司，由被告李树聪弟弟李树成收货的事实。故该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关于证据“磅码单”，虽然该证据没有两被告的签名，但根据原告的陈述、原告在起诉时提供的证据以及上述证据1的“微信截图”、证人李明杰的证言可知，黄晓光是被告大眼熊公司委托的收货人、跟单；李明杰是黄晓光委托的收货人、跟单。黄晓光以“丰衣派-浩泰染整交流群”的名义设立了一个聊天群，该群包括群主黄晓光，成员有原告的员工（收货人、跟单）徐志敏、被告李树聪及其弟弟李树成、李明杰等9人。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方式是由黄晓光或其在群里的团队成员在群里将需要染色的布坯发上“丰衣派”聊天群，通知原告到指定的厂家派车将需要染色的布坯运回其厂址在高要的公司加工染整，染整后委托大货车将成品布匹（不单只有被告大眼熊公司的货物）运到佛山张槎的“华兴科业钢化玻璃厂”等地址后，再由李明杰委托“货拉拉”将属于被告大眼熊公司的成品布匹运到被告大眼熊公司，每次均指定李树成为收货人。上述证据与原告所举的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故该组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3.关于证据“劳动合同”，虽然两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有异议，但该合同的用人单位即原告及劳动者徐志敏、冯顺燎对他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异议；两被告又没有证据证明《劳动合同》必须经过备案才有效的依据；对于两被告认为该证据属于原告“逾期举证”的证据、存在倒签的可能、怀疑原告存在伪证的违法行为的问题，本院分析和认定如下：第一、关于原告“逾期举证”的问题，前面已作为分析认定，这里不再重复论述；第二、两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倒签”及“伪证”的证据，本院对两被告的该质证意见不予采纳。故该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4.关于证据“微信截图”，虽然两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有异议，但两被告在开庭质证原告举证的证据时，确认微信群名“丰衣派”由黄晓光设立，且黄晓光在群里的“头像”“昵称”与本证据黄晓光的“头像”“昵称”以及被告大眼熊公司自己举证的证据中黄晓光的“头像”“昵称”完全相同，故该组证据可以采纳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四、对被告大眼熊公司提供的证据的分析与认定：被告举证1的“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通知、限制消费令、黄晓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截图”涉及的当事人均不是本案的原、被告，其举证的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被告大眼熊公司举证2的“微信截图”及举证3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因没有原件核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即使该证据真实，也不能确认被告李树聪所转账款属于被告大眼熊公司欠黄晓光的货款，也有可能是其支付给黄晓光的行纪或居间报酬。另外，从李树聪与黄晓光的微信聊天对话记录反映，2020年1月18日，李树聪要求黄晓光“帐号发来”，而黄晓光则将黄晓洁尾号为“5224”银行账号发给李树聪。从被告大眼熊公司举证3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反映，李树聪当即汇款30，000元入该账户，3日后又汇了两笔款共17，420元入该账户。而在2020年1月18日之前的2019年11月4日至2020年1月14日，李树聪共汇款11次入该账户。上述汇款过程证明，在黄晓光要求李树聪提供收款账户前，李树聪已与黄晓洁存在款项往来，上述汇款难以确认为李树聪通过黄晓洁支付给黄晓光的款项，更不能证明是被告大眼熊公司支付给黄晓光的货款，因为该款并不是从被告大眼熊公司的账户转给黄晓光的。因此，本院不确认被告大眼熊公司举证的上述证据证明其待证事实。对证据《科目汇总表》（公司账本），从账本的内容上可以看出，被告大眼熊公司主张的其与黄晓光存在交易关系的事实并没有在账本上有任何反映，因此，本院不确认被告大眼熊公司举证的上述证据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从2019年10月开始以高要区浩泰纺织有限公司（简称浩泰）名义为被告大眼熊公司承接布料洗水加工业务。根据证人李明杰陈述，黄晓光是被告大眼熊公司委托的收货人、跟单；李明杰是黄晓光委托的收货人、跟单。2019年10月，黄晓光以“丰衣派-浩泰染整交流群”的名称设立了一个聊天群，该群包括群主黄晓光，成员有原告的员工（收货人、跟单）徐志敏、被告李树聪及其弟弟李树成、李明杰等9人。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方式是由黄晓光或其在群里的团队成员在群里将需要染色的布坯发上“丰衣派-浩泰染整交流群”，通知原告派车到指定的厂家将需要染色的布坯运回其厂址在高要的公司加工染整。布坯的明细单、染整工艺单、染整的报价、议价、复价、确定价、送货地址、联系人电话、发货单、加工费明细对账表等均发上“丰衣派-浩泰染整交流群”进行确认。其中2019年10月发生的加工费为5662元；2019年11月发生的加工费为90，528元；2019年12月发生的加工费为80，159元；2020年1月发生的加工费为45，574元。上述加工费明细表，原告每月均发上“丰衣派-浩泰染整交流群”，加工费明细表列明了加工费数额、请求尽快核对并签名盖章、有错更正时间、无错安排货款、汇款账号、户名冯顺燎等内容。2019年11月30日，被告李树聪向冯顺燎在农业银行账号尾号为（9576）的账户转存5662元；2020年1月3日转存90，527元；2020年4月19日转存20，000元。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列出“应收汇总表”向被告催收加工费105，733元，但无果。2020年7月，原告的员工徐志敏与黄晓光微信对话，要求解决欠加工费问题，黄晓光则说一些“等聪哥回来”“我是打工的”“现在要卖掉些布，然后除去剩下多少金额，我就可以让李树聪解决”“他说只能清掉一些货，再借点有利息的钱来还款，问一下你们那边能不能减免一点，一次性”等对话。因加工费仍未得到解决，原告遂于2020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2020年11月27日，李树聪通过“丰衣派-浩泰染整交流群”添加徐志敏聊天，李树聪问徐志敏“是不是你起诉我”，徐志敏“对”，李树聪“兄弟！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一下，就起诉呢”等对话。又查明，被告大眼熊公司系由被告李树聪及其弟弟李树成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此外，根据原告捷诚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2020）粤1204民初3525号民事裁定，在价值108，000元范围内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大眼熊公司、李树聪的财产【详见（2020）粤1204执保492号查封财产清单】。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根据原告的诉请、两被告的答辩、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以及本院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本院对本案归纳了如下争议焦点：一、原告与被告大眼熊公司是否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二、被告李树聪应否与被告大眼熊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加工费?三、两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大眼熊公司是否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的问题。虽然原告与被告大眼熊公司没有签订加工合同，但双方的“交易”方式是通过被告大眼熊公司的委托收货人黄晓光与原告进行“交易”，完成“交易”后，货物由黄晓光委托的收货人李明杰（本案证人）将货物通过“货拉拉”公司运到被告大眼熊公司，并指定被告大眼熊公司的股东之一、李树聪的弟弟李树成签收，之后由被告李树聪进行付款，而被告大眼熊公司又不能举证证明其付款行为是受黄晓光委托。从被告大眼熊公司举证的公司账本及记账凭证看，又不能证明被告大眼熊公司主张的其与黄晓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另外，在2020年1月18日，黄晓光要求李树聪将款项转到黄晓洁尾号为“5224”银行账号后，李树聪仍然于2020年4月19日转存20，000元给原告的财务人员冯顺燎。上述所有证据形成证据链。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大眼熊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被告李树聪应否与被告大眼熊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加工费的问题。被告李树聪是被告大眼熊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虽然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但从现有证据反映，被告李树聪从未以被告大眼熊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进行民事活动，而是以其个人名义进行。被告大眼熊公司称其与黄晓光发生买卖布坯的交易行为，但又没有在其公司账本中进行记账，实为被告李树聪以个人行为代替公司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及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被告李树聪的行为已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其应对被告大眼熊公司拖欠原告的加工费承担连带责任。三、关于两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由于双方没有明确加工费的具体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原告曾向被告方主张过权利，也给了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故应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给原告。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由于2019年8月20日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称谓已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取代，因此，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20年10月的LPR为3.85%）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引起本案纠纷，是被告大眼熊公司没有及时付清加工费给原告所致，其对引起本案纠纷应负全责，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拖欠的加工费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理据确认、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大眼熊公司以其与原告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其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加工费及被告李树聪认为其是被告大眼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均由被告大眼熊公司承担等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佛山市大眼熊服饰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加工费105，733元给原告肇庆市捷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二、被告佛山市大眼熊服饰有限公司应以105,733元为本金，从2020年11月19日起至付清加工费时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20年10月的LPR为3.85%）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给原告肇庆市捷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该款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李树聪应对被告佛山市大眼熊服饰有限公司拖欠原告肇庆市捷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加工费105,73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肇庆市捷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3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060元，合计2297元，由被告佛山市大眼熊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彭 洪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龙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