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5民初3850号 原告：宁波国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县大道东钱湖段2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3090142838。 法定代表人：陶亚琴，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仁利，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跃，男，196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雷，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赫纳，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宁波市联合志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高新区新梅路179号大漕村新梅园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074948953M。 法定代表人：邬静芬，该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王浩光，男，196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红松，男，196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鄞州区。 原告宁波国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禾公司）与被告郑跃、第三人宁波市联合志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在征得原告同意情况下诉前登记，即（2020）浙0205民诉前调2807号，后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郑跃在答辩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经本院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本院组织双方于2021年1月20日进行证据交换。为查明事实，被告郑跃申请追加王浩光和吴红松为第三人，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于2021年2月8日、3月4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21年3月4日、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宣告了判决。原告国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仁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所有活动；被告郑跃、第三人吴红松到庭参加了2021年2月8日、3月4日的证据交换和庭审，被告王浩光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阳到庭参加了2021年2月8日、3月4日的证据交换和所有庭审诉讼；被告郑跃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雷到庭参加了2021年1月20日、2月8日的证据交换和3月23日的庭审诉讼；被告郑跃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赫纳到庭参加了2021年3月4日的证据交换以及庭审；第三人联合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国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被告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10万元；2.被告承担自款项交付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相等额的违约损害赔偿金；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第三人联合公司是由被告郑跃与第三人王浩光二人作为股东于2013年9月24日成立。因联合公司在2013年10月9日与梅墟街道嘉桥股份经济合作社达成《合作开发地块协议书》需要融资，遂被告郑跃与其何第三人王浩光商议，由其出资180万元受让他们对第三人的股权。其同意后，于2014年6月20日和2014年9月23日分别向第三人联合公司账户转入100万元和80万元。2014年9月24日，其与郑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予以确认。该协议书约定，郑跃愿意将对第三人联合公司11%的股权以110万元出让给其，并约定，郑跃须配合原告和第三人联合公司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以来，郑跃和第三人联合公司未对原告确认股东资格，亦未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也一直未参与联合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以及决策。因其受让股权的背景原因是联合公司与梅墟街道嘉桥股份经济合作社存在合作，后第三人联合公司与梅墟街道嘉桥股份经济合作社达成的《合作开发地块协议书》终止履行，且被告将联合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邬静芬。因被告一直未履行自身义务，导致原告未能有效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对第三人的经营、管理和决策。数年来，联合公司以及行业状况的变迁已不可同日而语，亦显然不适合继续履行。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落实，故原告特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郑跃辩称，国禾公司的原告资格不适格。虽国禾公司与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实际的股权受让主体是吴红松，国禾公司只是代吴红松出面。涉案股权转让的背景是，最初由吴红松以1000万元的对价受让宁波海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川文化公司）在联合公司的35%的股权，后因吴红松资金问题，吴红松终止履行与海川文化的股权转让。因其与海川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熟，故由其以450万元的价格代为受让海川文化公司在联合公司的相应股权，然后在由吴红松向其受让股权，但吴红松不得出面，故吴红松的股权由国禾公司出面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此，联合公司名下的14%的股权实际由吴红松享有，后暂时由其代持。其在联合公司的股份现暂由邬静芬代持，若需要办理股权变更，邬静芬愿意配合办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国禾公司的起诉。 第三人王浩光述称，首先，其不是联合公司发起人，其是在2014年5月16日从海川文化公司处通过股权受让方式成为联合公司股东，但其不参与联合公司经营管理，联合公司一直由郑跃经营管理。其次，联合公司的股东实际为其与郑跃、吴红松。虽然联合公司现登记股权为郑跃占股71%、其占股29%，实际上郑跃股份中的11%、其手中的6%的股权为吴红松所有，吴红松在联合公司享有17%的股权，但是吴红松的上述股份到底是以个人名义持有还是以关联公司名义在郑跃处持有其不知情，应由吴红松自己予以确认。但其与吴红松之间的代持股是口头约定的。再次，其对案外人邬静芬为何会受让郑跃的股份以及代替郑跃成为联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知情也未同意，上述变更未召开过股东会。综上，请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吴红松述称，其曾与王浩光、郑跃确实有过三方协议，由三人一起受让海川文化公司持有的联合公司35%的股份，受让价格为450万元。后因其资金问题，三方协议没有履行，其没有受让联合公司的股份。联合公司35%的股份由郑跃与王浩光以400万元受让后，因当初其是国禾公司股东，故之前由其受让的联合公司的17%股权转由国禾公司出面受让，故国禾公司与郑跃、王浩光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国禾公司受让了郑跃在联合公司的11%的股份和王浩光在联合公司的6%的股份。且国禾公司受让联合公司17%股份的转让款系国禾公司支付，因此涉案股权受让人为国禾公司，与其无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三方协议书》、《共同投资合作协议》、《关于要求放弃受让宁波联合志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股份的函》、证明，虽未参与的当事人对真实性不能确认，但涉案参与的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郑跃与海川文化公司签订《协议书》，因郑跃未提供补强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定。 本案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及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情况，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4年3月14日，郑跃、吴红松与海川文化公司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海川文化公司将其持有的联合公司35%的股份以1000万元转让给吴红松，郑跃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协议还约定，自协议书签订之日的三个工作日内，吴红松需支付800万元，并在七天内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剩余200万元将根据三方确认的由海川文化公司开发前期的相关协调工作之日付清，海川文化公司需完成的项目开发前期协调工作为公司开发项目的涉及位于宁波国家高新区××地块（位于宁波××墟街道××村，东邻翔云路，南侧、西侧邻规划河道，北邻规划路）的摘牌成功事宜……。若海川文化公司未能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容按约定完成前期协调工作，吴红松可以支付剩余转让款200万元，剩余前期协调工作也改由吴红松和郑跃自行完成……。因本协议书所涉的股权转让事宜，在向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时，本协议各方将全力配合，并另行签订针对性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转让协议，但本协议三方在实际履行时，以本协议的所有约定为准。 2014年4月27日，郑跃（作为甲方）与吴红松（作为乙方）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称因双方受让海川文化公司所持有的联合公司35%股权等事宜，按照郑跃与海川文化公司转让协议，转让款在450万元以内，郑跃出资77万元、受让6%，吴红松出资373万元、受让29%，最后双方对联合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分别为：郑跃持有54%＋6%＝60%，吴红松持有11%＋29%＝40%，郑跃与吴红松按上述6:4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和收益。宁波国家高新区××地块的土地摘牌和开发建设所需资金按郑跃:吴红松＝5:1的比例筹措……。郑跃担任联合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吴红松担任联合公司的监事和总经理，财务部门双方各派一名。郑跃负责与澳嘉桥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协调工作，修订与澳嘉桥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开发地块协议书》的补充协议或备忘录，并报吴红松同意，吴红松负责位于宁波国家高新区××地块开发项目的招投标等施工管理等事宜，报郑跃同意。该协议甲方处由郑跃签字，乙方处由王浩光、吴红松签字。 2014年4月28日，吴红松向郑跃与海川文化公司出具《关于要求放弃受让宁波联合志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股份的函》，确认表因其个人原因，要求放弃《三方协议书》中本人受让股权。 2014年6月20日、9月23日，国禾公司向联合公司分别转账100万元、80万元。 2014年9月24日，郑跃（作为协议甲方）与国禾公司（作为协议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经联合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双方就转让联合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愿意将占联合公司11%的股权（出资额为110万元）以110万元价格出让给乙方，转让后甲方的相关股东权利和义务由乙方承继；乙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天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将110万元交付甲方；甲方保证对出让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无被质押或冻结事由，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和联合公司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标的股权的转让变更手续；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违约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014年9月24日，王浩光（作为协议甲方）与国禾公司（作为协议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愿意将占联合公司6%的股权（出资额为60万元）以60万元价格出让给乙方。协议书其他内容与国禾公司和郑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一致。 同日，郑跃、王浩光以及国禾公司在一份《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或盖章。该决议载明，公司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如下决议：1.股权转让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调整为:郑跃以货币出资600万元，占注册资本60%，王浩光以货币出资230万元，占注册资本23%，国禾公司以货币出资1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7%；2.公司组织机构人员不变；3.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郑跃、王浩光、吴红松确认，该股东会决议并未召开，该《股东会决议》本意用来工商变更登记。 2016年7月21日，国禾公司向联合公司出具证明，称由我司名义汇入联合公司的180万元，拥有14%的贵公司隐名股权，至此起由吴红松享有，望在1个月内取得郑跃、王浩光的同意并完成股权转让手续，并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吴红松或其指定名下。 另查明，1.联合公司一直由郑跃经营，王浩光和国禾公司、吴红松等均未参与公司经营；2.国禾公司与郑跃、王浩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均是由吴红松出面沟通；3.涉案股权一直未办理变更登记至国禾公司或国禾公司指定的吴红松名下；4.登记在郑跃名下的股权于2018年7月10日变更登记至邬静芬名下，联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由郑跃变更为邬静芬。 经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所涉股权的受让人是国禾公司还是吴红松？二、若国禾公司的原告主体适格，那么原告是否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违约损害赔偿金？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其系涉案股权的权利人。首先，其是在吴红松退出与郑跃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以及终止履行与海川文化公司的三方投资协议后签订，是对吴红松之前商谈的债权债务的概括承受，因此其与郑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变更了吴红松与郑跃之间的协议，其也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因此股权的主体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准。其次，其在2016年7月出具的证明，是进一步印证其与郑跃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实。该证明出具的目的是郑跃和联合公司没有履行工商变更手续，其在一个月内指定郑跃和联合公司变更股权至吴红松名下，因股权不同于债权，该证明不能等同于债权转让，股权不仅具有财产性还具有身份性，因股权的人合性，股权转让还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问题，不能仅凭通知，就认定其退出了股权转让。至于其与吴红松之间的商议，因吴红松系其股东，是内部关系，与郑跃和联合公司无关。另外，其出具证明时，联合公司尚未确定其股东资格，何来其将股权转让给吴红松一说呢？故该证明仅是其单方请求，但是根据后面郑跃将其名下股权全部转让给他人，说明郑跃与联合公司是拒绝其请求的。因此其系《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所涉股权的受让人，其有权据此提出本案诉讼。 郑跃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股权受让的真正主体是吴红松。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是其与吴红松磋商的，其根本不认识国禾公司的其他人员。其次，国禾公司之所以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因为其与吴红松、海川文化公司签订过《三方协议书》，由吴红松以1000万元受让海川文化公司在联合公司35%的股权，因吴红松资金问题不能履行，而其与海川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熟，故由其以450万元的价格受让海川文化公司持有的上述股份，但前提是吴红松不能出面，否则海川文化公司要求吴红松再支付剩余550万元股权转让款。故，吴红松与其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两人共同出资450万元，其中吴红松出资373万元、其出资77万元，分别占联合公司股份的29%、6%，再由其出面与海川文化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其受让了海川文化公司在联合公司的股权后，因吴红松不能出面持股，故由国禾公司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国禾公司代吴红松持有股权。再次，国禾公司在2016年7月向其出具了证明，也明确将其受让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吴红松名下；另外国禾公司向联合公司转账的180万元，按照其与吴红松签订的《共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股价折算，180万元股份款对应的就是证明上所涉及的14%的股份，这些都印证了吴红松才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正主体。 王浩光认为，首先，虽然其在郑跃与吴红松的《共同合作协议书》上签名，但是该协议书并未真正履行，只是磋商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次，其与国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其代吴红松持股的，双方当初是口头约定过的。对国禾公司与郑跃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受让人到底是吴红松还是国禾公司代吴红松持股，应以吴红松的意见为准。 吴红松认为，首先，其因资金问题退出了与海川文化公司签订《三方投资协议》以及与郑跃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因此由国禾公司代为履行，国禾公司也与郑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股权受让人是国禾公司。其次，2016年7月国禾公司向郑跃、联合公司出具证明的目的，是因为郑跃和联合公司一直不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因股权转让系其牵线搭桥，所以才由国禾公司出具证明，看郑跃与联合公司是否愿意变更至其名下，但这并不代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受让人为其。 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受让人应为国禾公司。首先，涉案当事人对吴红松不再履行与郑跃和海川文化公司的《三方合作协议书》并无异议，虽然郑跃与其他当事人对郑跃与吴红松、王浩光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上由王浩光与吴红松作为一方当事人签订）是否履行存在不同意见。但吴红松和王浩光认为该协议书并未真正履行，郑跃也明确之后由国禾公司受让的股份份额和金额与吴红松、王浩光与其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股份比例不一致，故本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情况下，不能认为国禾公司与郑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国禾公司代吴红松履行《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其次，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吴红松为国禾公司的股东，因此由吴红松牵线并由国禾公司受让郑跃在联合公司的股权并未违反股权转让（包括公司人合性）的相关规定。再次，根据2016年7月国禾公司出具的证明，联合公司已经确认收到了投资款180万元，因此，本院认为国禾公司已经履行了股份转让款的支付义务，郑跃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的股份转让款并未支付的意见不能成立。第四，2016年7月国禾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认定为国禾公司已经将股权转让吴红松。因为在该证明出具后，郑跃与联合公司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且股权转让给股东以外的他人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故吴红松并不能凭借该证明成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股权的权利主体。第五，根据联合公司股东郑跃与王浩光在2014年9月24日联合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确认，国禾公司确实出资了170万元（实际国禾公司转账给联合公司180万元，国禾公司认为系该转账系根据郑跃指示以及其中10万元是股份溢价款，在无相反证据推翻情况下，国禾公司的该陈述并无不妥）以及占联合公司股份17%，与国禾公司与王浩光关于签订的受让王浩光6%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国禾公司与郑跃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所涉11%的股份对应的110万元相对应。因此，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股权的受让主体为国禾公司，因此国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适格。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国禾公司认为，因郑跃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其也一直未参与公司经营，公司以及行业状况变迁不可同日而语，故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违约损害赔偿金。 郑跃认为，其是代吴红松持股，虽其名下股权已经转让给邬静芬，但邬静芬持有的11%的股份实际为其所有，邬静芬会配合其只是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为此，郑跃提供了邬静芬出具的证明一份。 为查明事实，本院对邬静芬进行了调查。邬静芬称，其与郑跃系母子，在2018年7月，郑跃在联合公司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并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其没有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其不参与公司经营，其愿意按照郑跃的指示配合办理股权变更。 经质证，国禾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郑跃与邬静芬是否代持股份与本案无关，该证明不能否认郑跃转让其在联合公司股份的事实，退一步说，郑跃也不能将本属于国禾公司的股份权利进行处分。王浩光认为邬静芬受让联合公司股权以及担任法定代表人均未经这次恒公司股东会决议，也未经王浩光同意，非联合公司股东，其无权代持任何股权。吴红松表示对该证据表示不知情。对邬静芬证言，国禾公司认为，其对内容真实性不认可，邬静芬对持股份额的陈述与书面证明存在出入，没有证据能证明邬静芬是代郑跃持股，且不能以内部代持对抗其，转让已成既成事实，不能回转，公司经营状况瞬息万变，回转登记也没有意义。郑跃对邬静芬陈述无异议。王浩光认为其对郑跃转让股份给邬静芬不知情，也无股东会决议。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邬静芬陈述，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名下的联合公司股份可以配合郑跃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鉴于邬静芬与郑跃的母子身份以及未支付对价等因素，本院对邬静芬代郑跃持股的事实予以确认。现郑跃也明确若法院认定本案国禾公司主体适格，则其愿意指示邬静芬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涉及的郑跃办理股权变更的义务仍能履行。因此，国禾公司认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原因是郑跃已经将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邬静芬，无法办理股权工商变更，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理由不成立，故国禾公司该解除理由不能支持。退一步说，郑跃已经在2018年7月10日将其名下所有股权变更登记至邬静芬名下，国禾公司作为受让联合公司股份的受让人，其称一直催促郑跃和联合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在股权变更没有完成之前，国禾公司应及时关注联合公司股权变更情况，因此，国禾公司应当在知悉郑跃将在联合公司名下股权变更登记为邬静芬的合理期间内，认为股权无法办理变更手续而提起相应诉讼，但是国禾公司在2020年10月才提起，因此，国禾公司即便享有解除权，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期限。其次，国禾公司在2016年7月已经催促郑跃与联合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在郑跃和联合公司不配合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情况下，国禾公司也应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解除权诉讼，否则国禾公司也丧失了解除权。再次，国禾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应及时要求郑跃和联合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但是国禾公司一直不积极行使相关权利，是导致国禾公司对联合公司经营状况以及行业状况不知情的原因，因此国禾公司不能以联合公司现在的经营状况与行业状况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不同、不适合继续履行为由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 综上，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前所述，涉案股权变更登记，因相关人员同意配合办理而能够实现，因此，国禾公司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要求郑跃返还投资款并赔偿违约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对郑跃认为国禾公司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当事人提供的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材料，本院不予审查。第三人联合公司与吴红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四条，《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宁波国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14700元，依法减半收取计7350元，由宁波国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建贞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丁成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六十四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三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