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内02民终4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二道沙河北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杜智慧。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慧平，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勇，男，1977年11月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学，内蒙古维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凯，内蒙古维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二道沙河北村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刘勇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2020）内0207民初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二道沙河北村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207民初9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勇的诉讼请求。2、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不清，诉争土地的四至和位置并未查清，被上诉人刘勇所提交的会议记录是否有效未核实，且原审判决认定有15个村民代表同意刘勇领取征地补偿款的事实依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的点包括：1、原审法院未查清刘勇垫土的面积和位置，会议记录中显示不仅有刘勇一个人垫土。刘勇不是被征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无权取得征地补偿款，刘勇仅有垫土行为。刘勇的垫土面积和位置尚不确定，且刘勇的垫土面积是自行测量得出的数据，未经核地小组进行核地。在2018年1月4日的会议记录中记载“刘勇等垫土面积有8.125亩，刘勇等垫土面积没有收据....”即8.125亩中垫土的人员名单尚不确定，不是仅有刘勇一人。原审法院认定“虽2018年1月4日的会议记录中记载刘勇等垫土面积8.125亩。但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拒绝在一审中予以说明及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其认为刘勇等垫土面积事实不清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明显有倾向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刘勇作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已经明确“8.125亩土地不是由其一人所垫土，征地补偿款也不应由其一人所享有”。在举证不足的情况下，应驳回原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强加给上诉人。再者说庭审的实际状况也并不是如判决书所载上诉人拒绝予以说明。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开庭中陈述诉争地块尚有其他人垫土，但是因村主任未参加庭审，所以不知道具体的人员名单，代理人回答完毕，法官特意要求书记员记录二审时提交，并未给上诉人七日之内提交补充证据的示意。且在第二次庭审中村主任出庭，原审法院未就这一事实再进一步核实。2.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辩称2018年1月4日的村民代表会议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等事由，其仅提交2020年的律师调查笔录和证人证言作为证据，证据的证明力较低，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采信有明显的倾向性。且原审法院未核实2018年1月4日的会议纪录是否合法有效。认定2018年1月4日的会议记录不合法，不仅由律师调查笔录和证人证言一份证据，还有2020年5月召开的村民会议及原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原审判决只字未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将刘勇提交的证据作为了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针对刘勇提交的三份会议纪要的效力，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2020年5月村民会议的决议，该份村民会议已经撤销了2018年1月4日的会议记录，刘勇提交的三份会议记录无效。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证人证言和律师调查笔录作为证据，证据材料中显示，2018年1月4日并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之所以有村民代表的签字，是史春燕、刘勇等人拿着2018年1月4日的会议纪要私下找人签字。庭审的过程中，主审法官询问上诉人，能否找到在家签字不合法的法律规定，上诉人向主审法官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六条，“村民代表会议由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数的过半数同意。”但是原审判决并未认定2018年1月4日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仅是刘勇、史春燕等人拿着会议纪要私下签字的事实。原审判决未采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但是原审调查中已经知道村民代表的签字不是在召开会议中所签。原审在刘勇提交的2018年1月4日会议纪要（复印件）与上诉人提交的会议纪录（原件）不一致的情况下，要求邵祥元出庭说明其是否同意刘勇领钱，邵祥元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第一次是史春燕拿着会议记录找他签字，他碍于情面签字了，第二次是刘勇、田玉根拿着会议纪要找他签字，他也无奈给签字了，在邵祥元的笔录中已经明确了会议记录中签字并不是在召开会议时形成的（详见邵祥元的笔录）。上述事实足以说明2018年1月4日的会议纪要形成过程不合法，且村民会议已经撤销了该份会议决议，该会议决议无效。3.原审法院认定“村民代表史文学、王德贵、赵丽君、乔新龙、赵世有、郭兴、周三锁、赵文、梁四小、刘金全、菅富锁、史有、郝志伟、刘志勇的签字未添加备注，视为同意；村民代表邵祥元（签字的内容为邵祥元同意史东、张长命、赵世有领地款，同意田玉根、刘勇领地款）的签字添加了备注，依其备注的意思表示视为同意，共15人。”认定上述事实错误且缺乏依据。原审法院未核实村民代表的真实意思表示，仅核实了邵祥元是否同意刘勇领征地款，其他14名代表都推定同意领取征地款，损害了村民的利益。2018年1月4日的会议纪要决议的事项有三项，仅凭签字无法认定村民的真实意思，上诉人曾申请原审法院让全体村民代表到庭核实真实意思，原审法院的回答是当时也许可能同意，现在万一改变主意不同意刘勇领钱了怎么办2018年1月4日的会议纪录，内容之一是河槽地补偿款的发放，争议较大，村民代表签字混乱。因村民代表未在召开会议中签字，刘勇、史春燕私下找人签字，有碍于情面当时签了后来又划掉（周忠义）；还有是涉及自己的征地款所以签了字（赵世有）；也有明确表示不同意刘勇领取征地款的（付全民），还有仅同意承包地的征地款的领取的村民。村民代表是否同意刘勇领取征地补偿款，涉及全体村民的利益，推定村民代表同意领取征地补偿款，并未查清事实，不仅损害了村民的利益，也不利于基层的稳定。再者，2018年的1月4日的会议纪要不合法，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交了菅富锁等人的证人证言，明确表态不同意刘勇领取征地补偿款，所以原审法院认定有15名村民代表同意刘勇领钱依据不足。4.原审法院仅核实了村民代表的数量有22人，签字的人数有多少人，但是始终未核实参会的村民代表的数量。5.原审法院未核实诉争地块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是否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被征地块是集体所有，未向村民发包，依照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款属于集体所有，土地补偿款如何发放应经民主议定程序。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所援引的法条并不适用本案的情形。1.该案的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而本案所涉地块并非承包地。案由适用错误。2.2018年1月4日二道沙河北村并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史春燕、刘勇私下找人签字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原审认定2018年1月4日的会议记录是村民代表会议，并采信2018年的1月4日的会议记录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2018年1月4日的会议不是村民代表会议，即使可以认定为村委会会议，村委员会议无权决定征地补偿款的分配等。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四条错误。4.诉争地块征地款的发放并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诉争地块的面积未经核地小组确认，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支持刘勇的诉请，适用法律错误。5.原审判决所引法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并不适用本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该法条适用的前提是征地补偿方案已经确定，而本案诉争地块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并未形成征地补偿方案。该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被援引是部分村民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而未获得相应的征地补偿款，本案的实际情况为所有的村民都未分配补偿款，仅史春燕和刘勇（两任村委会主任）利用职务便利制造证据（欠条、村委会会议记录等），企图通过诉讼实现其侵吞征地款的目的，所援引的法条并不适用本案的实际情况。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有类案庭审前已经预设了判决结果，未分辨类案的不同点，判决结果有明显倾向性。判决公布后，村民对判决结果不满，要求村委会为了全体村民的利益，上诉至二审法院。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能公正的审理案件，维护广大村民的利益。   刘勇辩称，答辩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占地补偿款具备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关分配方案合法有效。答辩人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诉争土地的补偿费用分配方案应当由村委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而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所作的决定当然就是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二十六条规定的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合法有效决定。本案涉及的事项已经通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产生了具备法律效力的分配方案。答辩人认为本案涉及的三份会议记录中确认的分配方案已经生效且在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的款项已被领取，还有部分村民的款项正在办理领取手续。本案中，答辩人对案涉河槽地进行了垫土治理和管护，已经取得了对该四荒地的合法使用权，因此，答辩人有权请求获得相应份额征地补偿款。上诉人认为垫土的人不光有刘勇还有其他人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这种说法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而且这部分的举证责任应当在上诉人处，不应当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举证的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认为部分村民代表的签字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刘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占地补偿款65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刘勇于1977年11月6日出生，系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办事处二道沙河北村村民。2016年5月12日，被告二道沙河北××村民代表会议，会议决议：经三委会和村民代表一致同意210国道北侧北村养殖地征地36.75亩，政府征地地价每亩15万，征地位置地块一23.75亩，位置是水泥路和史东垫起那块河槽地，地块二12.98亩，位置是李占海到刘忠那从辅道向北60米，国道是国有的不给钱。2017年1月5日，被告二道沙河北××村民代表会议，会议决议：1.由于主河道是国有的，国家征占地时河道不予补偿，村民有自行垫土的，村委会与政府协调争取征地补偿款；2.村民经村委会划拨并且办理交款手续的划为一等；3.已垫土但没有村委会划拨和未交款的按二等计算；4.河槽占地（垫土）地价款为15万/亩为基数；5.划为一等的领取占地款的2/3，计10万，交村委会5万，本人拿10万；划为二等的领取占地款的2/3，计10万，再给村委会10万的20%,交村委会7万元，本人拿8万元，有手续但河槽未垫土的划为二等；6.核地小组核实征占垫土地块的准确亩数，核实依据为政府征占地（垫土）实际亩数和垫土村民的相关手续。2018年1月4日，被告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召开会议，会议决议：……④村民河槽垫土：1.田玉根河槽垫土经三委会成员实地测量及本人认可确定为2.4亩，依照2016年9月2日和2017年1月5日村民代表及三委会会议记录，田玉根2.4亩×8万元=19.2万元，田玉根应领垫土补偿款19.2万元；2.2016年7月7日包头市政澔测绘有限公司测量史东等垫土村民在二道沙河主河槽内西垫土面积为18.4592亩，因有斜坡等同意减去2.4592亩，按16亩计算。其中史东有手续（交款收据）、附收据复印件，垫土亩数为7.878亩，16亩-7.875亩=8.125亩，剩余8.125亩为刘勇等垫土面积；3.依照2016年9月2日和2017年1月5日村民代表及三委会会议记录（附复印件），史东有河槽地村委会收款依据（附收款依据复印件7.875亩为一等地，每亩按10万元，计算78.75亩），刘勇等垫土面积8.125亩没有收款收据依据为二等级地，每亩按8万元计算，计算65万。该会议记录中，同意签字的村民代表有史文学、王德贵、赵丽君、梁雨强、付全民、乔新龙、邵祥元、赵世有、郭兴、周三锁、赵文、梁四小、刘金全、菅富锁、史友、郝志伟、周忠义、刘志勇，其中，村民代表史文学、王德贵、赵丽君、乔新龙、赵世有、郭兴、周三锁、赵文、梁四小、刘金全、菅富锁、史友、郝志伟、刘志勇的签字未添加备注，视为同意；村民代表邵祥元（签字内容为：邵祥元同意史东、张长命、赵世有领地款，同意田玉根、刘勇领地款）的签字添加了备注，依其备注的意思表示视为同意，共15人。村民代表周忠义将其姓名划去，不应计算在内。该村村民代表有22人。同意的人数超过了村民代表的2/3。庭审中，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提出，会议记录中记载的为“刘勇等垫土面积”，刘勇等的事实并不清楚。本院询问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刘勇等其他垫土村民是谁，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回答：我方打算二审时再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征收产生的土地补偿款，是村集体的财产收益，如何分配由村集体根据民主议定原则来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原告刘勇系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办事处二道沙河北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经过2018年1月4日的会议讨论明确，刘勇等垫土面积8.125亩没有收款依据为二等级地，每亩按8万元计算，8.125×8万=65万（陆拾伍万元整），该项决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村民代表作出同意决议，会议记录有效。被告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辩称2018年1月4日的村民代表会议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等事由，其仅提供2020年的律师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作为证据，证据的证明力较低，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虽2018年1月4日的会议记录中记载“刘勇等垫土面积8.125亩”，但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拒绝在一审中予以说明及提供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其认为刘勇等垫土面积事实不清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二道沙河北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刘勇征地补偿款共计65万元。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被告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二道沙河北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道委会是否应支付刘勇征地补偿款65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即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对象是失地农民，而不仅仅是承包主体，用益物权人也应享有相应补偿。本案中，2017年1月5日，被告二道沙河北××村民代表会议，会议决议：……3.已垫土但没有村委会划拨和未交款的按二等计算；4.河槽占地（垫土）地价款为15万/亩为基数；5.划为一等的领取占地款的2/3，计10万，交村委会5万，本人拿10万；划为二等的领取占地款的2/3，计10万，再给村委会10万的20%,交村委会7万元，本人拿8万元，有手续但河槽未垫土的划为二等；2018年1月4日，被告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召开会议，会议决议：……④村民河槽垫土：……3.依照2016年9月2日和2017年1月5日村民代表及三委会会议记录（附复印件），史东有河槽地村委会收款依据（附收款依据复印件7.875亩为一等地，每亩按10万元，计算78.75亩），刘勇等垫土面积8.125亩没有收款收据依据为二等级地，每亩按8万元计算，计算65万，故由此可知，李勇已取得相应的用益物权，其有权请求上诉人支付相应份额的补偿款。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刘勇利用其任职村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补偿款等的上诉理由，该问题属于村委会内部管理问题，不足以抗辩对外的民事权利义务，上诉人可另行解决。上诉人二道沙河北村村委会自认其已收到相关征地补偿金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刘勇请求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分配相应征地补偿金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二道沙河北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0元，由上诉人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二道沙河北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雪冰   审判员 岳海岩   审判员 刘程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韩梦婷   书记员 杜 威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