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0104行赔初23号 原告程章钦，女，1951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侯县。 诉讼代理人洪国，男，197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系原告之子。 诉讼代理人陈武，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闽侯县人民政府甘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福建省闽侯县甘蔗街道校园路**。 法定代表人陈祥炜，主任。 出庭负责人林登峰。 诉讼代理人程仕慧。 诉讼代理人余超，福建熙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程章钦诉被告闽侯县人民政府甘蔗街道办事处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3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本案必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本院于2××0年4月29日作出（2019）闽0104行赔初23号行政裁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因本院收到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2××0）闽0121民特179号民事裁定，相关民事纠纷已解决，故本案于2021年2月2日恢复审理。本院分别于2019年10月31日、2021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洪国、陈武，被告的出庭负责人林登峰及诉讼代理人程仕慧、余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系闽侯县××街道××村××巷××号（Ｓ字第3××0号）的产权所有人洪伯修、洪伯榕的继承人。被告在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趁原告不在房屋之时，组织人员对原告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直至完全拆除。2017年12月6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行初32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不服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闽行终25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现该判决已生效。原告认为被告的这种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法，令原告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严重损失，应依法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原告在2019年10月31日第一次庭审中明确其诉请为：一、判令被告恢复产权人为洪伯修、洪伯榕的位于福建省闽侯县××镇××村××巷××号房屋的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根据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安置（产权调换，具体安置320㎡，系原告估算）面积的房屋，具体的产权调换的差价款，按照上述补偿安置方案据实结算，由原告多退少补）；二、判令被告赔偿闽侯县甘蔗镇化龙村福龙巷37号属于原告的天井（空地，无构筑物）赔偿款500000元（10000元／㎡×50㎡）；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福建省闽侯县××镇××村××巷××号房屋屋内物品损失共计242000元；四、判令被告赔偿自2017年6月4日上述房屋拆除之日起因丧失居住权需租房，按每月3000元计算，暂计36个月，实际应计算至原、被告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止；五、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及家人因违法拆除造成的维权诉讼成本100000元、误工损失30000元、精神损失70000元，共计费用200000元；六、判令要求被告支付违法强拆化龙村福龙巷37号房屋的惩罚性赔偿金，即重建费用共计1200000元（6000元／㎡×200㎡）及古建筑历史价值损失1000000元（5000元／㎡×200㎡），共计2200000元。原告于2021年2月2日第二次庭审中就诉讼请求作了以下的调整：原第一项诉讼请求调整为：要求被告根据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考虑容积率和建安成本的因素进行安置430㎡，不补产权调换的差价款，即等值置换，具体系依据《闽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2××0第四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该地块容积率是2.0-2.9，原告认为计算依据应采纳2.8，每平方米9200元计算，涉案被强拆的老宅，容积率大概在0.8左右，安置房的建安成本2225元／㎡，根据上述的数字，推出涉案被强拆房屋的地价为19530元／㎡，古建筑的建安成本是4683元／㎡，占地150㎡（私有面积30㎡，共有面积120㎡），地价150㎡×19530元／㎡＝2929500元，建筑面积180㎡（私有面积30㎡，双层为60㎡，共有面积120㎡是单层，即厅、廊），古建筑建安成本180㎡×4683元／㎡＝842940元，以上两项共计3772440元，3772440元÷9200元／㎡＝410㎡，因此被告应当安置410㎡。此外，未经过产权登记的还有厨房20㎡，被告应当同面积的赔偿原告20㎡，因此被告应当安置430㎡；原第二项诉讼请求调整为：闽侯县甘蔗镇化龙村福龙巷37号属于原告的天井（空地，无构筑物）赔偿款50万元（1万元×50㎡）；要求单价按照19530元／㎡计算，即19530元／㎡×50㎡＝976500元，被告可以支付赔偿款976500元，也可以等值置换106㎡（计算方法是976500元÷9200元／㎡＝106㎡）；原第六项诉讼请求调整为：判令被告支付违法强拆化龙村福龙巷37号房屋的惩罚性赔偿金,即重建费用共计1200000元（6000元／㎡×200㎡）调整为842940元（4683元／㎡×180㎡＝842940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Ａ1、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行初323号《行政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2018）闽行终25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强制拆除闽侯县××街道××村××巷××号房屋（Ｓ字第3××0号）的行政行为违法； Ａ2、房屋所有权证（Ｓ字第3××0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Ｓ字第3XXX-1号）、洪伯榕户籍档案及张凤林死亡殡葬证、洪伯修《户口簿》及《弃权声明》，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A3、房屋现场照片及赔偿清单，证明被告违法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8050000元； Ａ4、证人证明（洪某1、洪某2、洪某3、洪某4、洪某5、洪某6）；证明化龙村福龙巷37号确实属于百年老宅及证明历史建筑原貌； Ａ5、证人证明（陈某、洪某7、洪某1、洪某2、洪某4、洪某5），证明厨房的存在年限及长期归属洪伯修、原告一家使用； Ａ6、证人证明（田某、谢某），证明由专业评估人士证明化龙村福龙巷37号确实属于清代历史建筑，建议保留的意见及历史建筑原貌； A7、（2018）闽0121民初144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公摊计算时尚有未结诉讼，产权人尚未清晰，故推定公摊计算表的无效性； A8、快递回执单，证明原告已向赔偿单位申请赔偿，被告拒绝赔偿； A9、向闽侯县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所调取的档案材料（闽侯县人民政府房屋登记发证办公室笔录笺、抄录原土地房屋所有证存根、继承证明书、闽侯县甘蔗镇化龙村证明、房产登记总册、房屋四面墙界权利申报表、房地产分户实测平面图、私有房屋所有权继承登记申请表、房屋状况）、从闽侯县档案馆调取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案涉房屋属于百年老宅； A10、关于古建筑及安置房建安成本的计算表（附古建筑招标公示6份，安置房招标公示8份及相关网站截图），证明对古建筑及安置房建安成本约为4683元/㎡，安置房建安成本约为2225元/㎡； Ａ11、《闽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2××0第四次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证明宗地编号2××0-11号项目要求的容积率数据取值2.0-2.9及定向销售价9200元／㎡； A12、《荆甘一体化征收补偿安置政策来了，涉及闽侯这十四个村》的报道，证明现时点拆迁货币补偿金额为9100元/㎡； Ａ13、（2××0）闽01民终59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诉讼成本、误工损失、精神损失费赔偿应由本案判决； Ａ14、（2××0）闽0121民特17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诉权。 原告向本院申请证人洪某5、洪某2、洪某3出庭作证。 被告辩称，一、双方已经就征收房屋安置事宜达成协议，并签订了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不存在赔偿的法定事由。 （一）被告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2017］84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侯县2017年度第一批次土地征收的批复》、闽侯县人民政府侯政地［2017］25号《闽侯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闽侯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以及《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其签订的前提基础符合法律规定。（二）三方已经于2017年5月间经过协商一致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原告的丈夫洪伯修有二处房产（其中旧房和洪伯榕共有），经协商，由原告的儿子洪国代表原告一家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及相关法律文件上签字确认并认可。洪国签字的协议书后，将房产证、土地证件交给征收服务中心。在洪国现场签讨协议和签署相关文书时，原告程章钦也在现场，对上述洪国代理签字是认可的。二、程章钦、洪国已经放弃对洪伯修、洪伯榕共有产权部分的所有权，该放弃部分补偿安置权利已经归洪伯榕户所有。（一）在原告及其儿子洪国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对于洪伯修和洪伯榕共有的一座旧房，原告明确表示放弃，并签署弃权声明书，放弃对闽侯县××街道××村××巷××号（产权证号：Ｓ字第3××0号，建筑面积为30㎡）的所有权，并明确表示将放弃部分的产权归洪伯榕处理。因此，原告已经放弃对该共有房屋的所有权。（二）被告已经按照相关的规定，对洪伯榕户做出安置补偿。由于洪伯榕户平时无人在家，经甘蔗街道、化龙村委会多方打听，暂时无法寻找到其本人或亲属，为了保护该户在第一协商期内签订协议，并取得第一协商期签订的政策优惠，故由该村委会代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对洪伯榕户作出补偿安置。三、被告和原告之间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现原告提出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一）鉴于双方已经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补偿协议是根据闽侯县有关征收补偿方案制定的，属于规定，协议虽非原告亲笔签字，但由其儿子洪国签字，签字当时，原告在场，没有提出异议，洪国和程章钦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选房现场洪国也在场，对村委会代签的行为也没有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上述行为。因此，该二份协议书合法有效。（二）虽然法院对拆除行为确认为违法，但并没有对协议书效力作出否认，故行政强制的违法性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此外，原告诉请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一）从现有双方证据看，原告在诉请中主张的房屋200㎡或320㎡的面积，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负有举证不能的责任；（二）本案系针对案涉房屋的行政赔偿，天井仅属于空地，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三）国家赔偿法规定对直接损失进行赔偿，原告的第五项诉请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四）不存在惩罚性赔偿及古建筑历史价值的赔偿，原告对案涉建筑仅有约50㎡左右的共有权，原告提出的惩罚性赔偿或者古建筑历史价值的赔偿是针对整个大厝的赔偿，不符合规定。综上，被告已经对原告的被征收的房屋作出补偿，原告再次要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B1、闽政地[2017]84号征收批复； B2、侯政地[2017]25号公告； B3、闽侯县住建局侯建综[2017]98号《告知书》； B4、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证据B1-B4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土地及地上物已经省政府批复征收，被告依法和相关被征收人协商、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合法。证明被告对原告等被征收户补偿安置符合规定; B5、照片，证明甘蔗街道及征收服务中心和原告等亲属协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事宜; B6、情况说明，证明当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事实经过，以及因洪伯榕去世，为维护其权益，由村委会代为签订，并联系该家人洪燕，同意代签订的协议，同时对有关房屋拆除过程录像封存的事实; B7、洪伯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B8、征收补偿费和购房款计算表； B9、房屋示意图； B10、征收房屋面积核对通知单； B11、旧城改造二期项目征收房屋共有产权分割； B12、共有分摊承诺书； B13、承诺书； B14、代理人承诺书； B15、收件收据，关系证明； B16、选房顺序号； B17、签订协议证明书； B18、死亡证明； B19、侯集建（90）字第41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 B20、S字第2972号房屋所有权证； 证据B7-B20证明原告的丈夫洪伯修的二处房屋（含和洪伯榕共有部分），经征收服务中心测量、并经当事人核对，对有关房屋共有部分由产权人进行分割，对有关共有分摊作出承诺，签订了有关的房屋征收协议，原告的儿子洪国将相关的土地证、房屋所有权证交出，并取得选房号，证明诉争的房屋已经由原告自愿和征收部门签订协议，交由甘蔗街道拆除的事实。 B21、洪伯修、洪伯榕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B22、征收补偿费和购房款计算表； B23、弃权声明书； B24、选房顺序号； B25、共有产权分割协定书； B26、房屋平面示意图； B27、确权表； B28、房产登记总册； B29、选房顺序号中签表； B30、选房现场及结果录像； 证据B21-B30证明洪伯修和洪伯榕共有部分的旧厝，由原告的儿子洪国放弃安置，交由洪伯榕安置，经无法寻找洪伯榕情况下，为保护其首批拆迁的权益，由村委会代其签订了征收协议书，将上述旧厝的安置权利补偿给洪伯榕户，并在拆除时录像拍照封存；原告的儿子洪国在选房现场，对村委会代签洪伯修的相应法律文书的行为没有提出异议，认可该协议书签订程序。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Ａ1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文书系对被告行政强制程序确认违法。实际上，原告儿子洪国已对该处房产作出放弃，且化龙村委会也已代表洪伯榕签订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已不存在行政赔偿问题。对证据Ａ2中房屋所有权证（Ｓ字第3××0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Ｓ字第3380-1号）、洪伯榕户籍档案及张凤林死亡殡葬证、洪伯修《户口簿》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Ａ2中《弃权声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因为从该份证据表面形式上看，多为2018年8月8日制作，系属事后因诉讼等原因需要制作。但洪国系于2017年5月份即已签订《放弃声明书》，已代表原告对案涉房产作出了处置。证据Ａ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理由如下：1、案涉房屋屋内物品现由闽侯县化龙村民委员会保管，且根据该村陈述，该物品系属洪伯榕所有，非案涉原告所有，且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其也未能证明房间内物品属于原告所有的事实；2、原告所列物品损失清单皆与事实不符，房屋内多为破旧物件与其所述名贵物品差距极大，且原告已多年未在案涉房屋居住，根据一般正常理性人而言，也不可能在废弃房屋中存放诸多名贵物品。证据Ａ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因为厨房由谁使用与本案无关，且厨房的存在应该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的房屋平面示意图予以证明，且是否属于原告所有并非仅从原告提供的所谓证人证言中进行认定，其不具有认定建筑物所有权的权力。证据Ａ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理由如下：案涉房屋是否是“百年老宅”与本案无关，且证人至多也仅于1957年出生，其如何确认案涉房屋为百年老宅，即使原告提供的证据Ａ5可以证明案涉房屋为清代建筑，也无法确认是否属于文化古迹建筑，即使属于文化古迹建筑，维权单位也非原告。证据Ａ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因为该两位工程学院老师非专业鉴定人员，制作相关调查表也未有专业鉴定机构予以确认，调查表无任何证明力。证据Ａ7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Ａ8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认为本案不存在行政赔偿事由，具体理由同对证据Ａ1质证意见。证据Ａ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所谓的年代与本案赔偿事宜无关。证据Ａ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制作，无参考价值，原告陈述的属于古建筑没有证据证明，根据《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自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公告之日起生效。”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未提供县文物行政部门将案涉房屋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相关证明材料，其主张案涉房屋系文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历史建筑调查表》内容显示，系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程序规划学院，非法定鉴定单位且未有相关单位盖章，未有资质证明，调查人也未能体现资质，故该材料不符合证据形式，不具有参考价值。原告主张涉案建筑为古建筑，要求赔偿没有依据。证据Ａ11-Ａ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与涉案地块甘蔗旧城改造二期没有关联性。证据Ａ13无异议。证据Ａ14无异议，被告是结合当时的情况作出的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过错，同时该补偿安置协议未被有权机关撤销或确认违法。 对原告申请的证人洪某5、洪某2、洪某3在庭上所作陈述，被告认为洪某5、洪某2系原告亲属，证言具有利害关系，洪某3与原告关系紧密，且厨房是否存在于案涉大厝，厨房是否属于程章钦所有，应由行政机关作出认定，证人无权作出权属的认定，即使由原告使用，也不代表由原告所有，关于厨房建造时间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是对是直接损失进行赔偿。 原告对被告的证据B1-B4、B19-B20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B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情况说明可以证明被告拆除房屋的时候屋内无人，屋内物品并未搬离，有公证人员拍照封存，故屋内的物品应由被告进行举证，拆除时洪国并未在场。证据B5、B7-B18、B21-B3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Ａ1可以证明被告对涉案房屋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已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证据Ａ2、Ａ9、Ａ14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产权情况及继承权归原告一人享有；证据Ａ3中的房屋现场照片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可以证明化龙村洪氏大厝拆除前后的状况；证据Ａ3中的赔偿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的清单，不属于证据范畴，不予采信；证据Ａ4-Ａ6及原告申请的证人洪某5、洪某2及洪某3在庭上所作陈述均系证人证言，上述证人证言原告旨在证明涉案房屋属于清代历史建筑，且存在原告使用的厨房，面积约有十几平方米，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认定文物，由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负责，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自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公告之日起生效。因此，原告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同时，原告仅以证人证言来证明厨房的面积及由原告使用的事实，缺乏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明对象亦无法成立，故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均不予采信；证据Ａ7与本案无关；证据Ａ8可以证明原告已先行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证据Ａ10，涉案房屋未经有权机关认定为古建筑，且该证据与本案也无直接关联，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Ａ11-Ａ12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Ａ13系法律文书，仅能证明原告曾就闽侯县甘蔗街道化龙村村民委员会、洪新光侵权责任纠纷提起民事诉讼，该法律文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的证据B7-B20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能够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认定事实的根据。 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13日，闽侯县人民政府根据福建人民政府闽政地［2017］84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侯县2017年度第一批次土地征收的批复》，作出《闽侯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公告载明：一、建设用地名称：闽侯县2017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二、土地用途、土地权属及面积如下：该地块拟作为闽侯县旧城改造二期项目建设用地，…征收闽侯县甘蔗街道化龙村建制镇5.8029公顷…。三、涉及上述征收范围内的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由闽侯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发布；涉及上述征收土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征收补偿，由闽侯住建局组织实施，另行发布补偿方案。2017年4月10日，闽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侯建综［2017］98号《关于公布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集体土地征收房屋补偿安置方案的告知书》，并附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载明：甘蔗街道办事处应成立房屋征收认定工作小组，负责房屋征收认定工作。2017年4月26日，被告与闽侯县新南港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委托合同》，委托该征收服务中心具体实施上述建设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补偿工作。原告丈夫洪伯修与洪伯榕（二人均已故）共有的房屋（编号为Ｓ字第3××0号《房屋所有权证》）位于征收范围内。该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房屋为木构平房二间，私有建筑面积为30㎡，共有建筑面积为439.3㎡，该房屋登记总册上记载共有占地应分摊25㎡。2017年5月16日，原告之子洪国签署弃权声明书，同意自愿放弃涉案房屋面积的所有权给洪伯榕处理。2017年5月，被告以其与化龙村民委员会多方打听，暂时无法寻找到洪伯榕及其亲属为由，由化龙村民委员会代表洪伯榕与被告（房屋征收部门）、闽侯县新南港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由化龙村委会主任洪新光代表洪伯榕抽取选房顺序号。嗣后，被告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拆除。原告对被告的行政强制性拆除行为不服，诉至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闽01行初323号行政判决，判决认为被告提交的原告之子洪国签署的弃权声明书不能证明原告对涉案房屋放弃其享有的权利，且原告亦明确其从未放弃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原告持有的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也未交给被告及闽侯县新南港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原告在未交出涉案房屋的情况下，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明显缺乏依据，应确认违法。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在闽侯县××村××巷××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Ｓ字第3××0号）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闽行终258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于2019年3月向被告邮寄赔偿申请书，被告未予答复，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因洪伯修、洪伯榕已故，原告、洪国、洪娟、洪梅、洪燕因涉案房屋析产纠纷，于2××0年7月1日经闽侯县甘蔗镇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经程章钦、洪国、洪娟、洪梅、洪燕确认坐落于闽侯县××街道××村××巷××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Ｓ字第3××0号）为洪伯修、洪伯榕共有遗产，洪伯修的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程章钦、洪国、洪娟，洪伯榕的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为洪梅、洪燕；洪国、洪娟、洪梅、洪燕自愿放弃该遗产的继承。二、洪国、洪娟、洪梅、洪燕确认坐落于闽侯县××街道××村××巷××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Ｓ字第3××0号）由程章钦所有。闽侯县法院于2××0年7月9日作出（2××0）闽0121民特179号民事裁定，裁定：程章钦、洪国、洪娟、洪梅、洪燕于2××0年7月1日经闽侯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 此外，2019年10月31日第一次庭审时，被告就明确涉案房屋的屋内财产保存在化龙村村委会，但原、被告双方至今仍未对屋内财产进行交接。 同时，庭审中，对涉案被拆除房屋的认定和赔偿问题，被告认为应当依据化龙村民委员会代表洪伯榕与被告闽侯县新南港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认定进行补偿，被告具体意见如下：被告的证据B25共有产权分割协定书，系除了原告之外的共有人经过协商一致出具的，原告户体现的是序号23，数据体现共有部分已建面积为26.77㎡，未建为27.29㎡。根据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未建部分也给予补偿，被告就共有部分合计对原告的补偿面积是54.06㎡；关于涉案房屋的私有部分，根据证据B26房屋平面示意图，经过实际测量，已建面积第一层为29.4㎡，第二层是27.23㎡，总面积是56.63㎡。同样根据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未建部分面积为1.17㎡，私有部分已建加未建部分面积共计57.8㎡。以上涉案房屋被告认定的私有及共有已建面积合计83.40㎡，未建面积合计28.46㎡，并认为应按此面积对原告进行赔偿。对此，原告持有异议，原告认为产权证虽记载私有面积为30㎡，但是原告两层私有面积应为60㎡，被告实测56.63㎡有微小差异，但应以60㎡计算，且厨房也应属于原告；且共有部分被告计算有误，天井也属于共有。 本院认为，生效的（2018）闽行终258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被告闽侯县人民政府甘蔗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原告在闽侯县××村××巷××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Ｓ字第3××0号）的行政行为违法。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洪伯修、洪伯榕已故，其二人的法定继承人已通过闽侯县法院于2××0年7月9日作出（2××0）闽0121民特179号民事裁定，确认涉案房屋由原告程章钦所有。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有权就被告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请求赔偿。 关于原告的第二次庭审时的诉请系对第一次庭审做了部分的调整和增减，并未进行实质性的变更，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本院按原告第二次庭审时调整后的诉请进行逐一的评判。 关于原告的第一、二、六项诉请均是针对涉案房屋提起的赔偿，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闽政地［2017］84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闽侯县2017年度第一批次土地征收的批复》及侯政地［2017］25号《闽侯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涉案被违法强拆的房屋位于该征收范围内，房屋赔偿标准原则上应当按照该项目征收补偿方案即《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被拆除房屋面积认定问题，关于私有面积部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记载30㎡，被告认定系二层房屋，经过实际测量，已建面积第一层为29.4㎡，第二层是27.23㎡，已建房屋面积为56.63㎡，并提交了证据B26由福建国佳勘测有限公司所作的《房屋平面示意图》予以证实，原告主张二层房屋总面积为60㎡，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故采信被告所确认的房屋私有已建部分面积为56.63㎡这一数据；此外，原告主张其私有部分还有厨房20㎡，该面积未经产权登记，且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关于涉案房屋共有部分应分摊的面积，涉案房屋登记总册上记载共有占地应分摊25㎡，原告主张涉案房屋共有部分应分摊的面积为单层的厅、廊共计120㎡及天井50㎡，但原告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提交了证据B25《共有产权分割协定书》，认为以此作为依据，该协定书中体现原告已建面积为26.77㎡，虽该数据与涉案房屋登记总册上的面积基本吻合，但该《共有产权分割协定书》及被告提交的证据B26《房屋平面示意图》体现共有部分的总面积为728.29㎡，该数据已远超过涉案房屋产权证上所记载的共有建筑面积为“439.3㎡”这一数据，被告未能作出合理的说明，且原告并未在该《共有产权分割协定书》上签字确认，从庭审中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均无法明确属于涉案房屋共有部分应分摊的面积的具体数据，从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且对被征收对象进行补偿安置是被告应尽的法定职责,应由被告进一步核实原告房屋共有部分应分摊的面积并参照《甘蔗旧城改造项目（二期）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对原告房屋损失进行赔偿。关于原告主张涉案房屋系古建筑，被告应赔偿重建费用及历史价值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九条的规定，认定文物，由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负责，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自县级以上地方文物行政部门公告之日起生效。因涉案房屋未经有权机关认定为古建筑，故对原告该请求亦无法支持。 关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请，即要求被告赔偿屋内物品损失，被告明确涉案房屋的屋内财产保存在化龙村村委会，被告应协调化龙村村委会，通知原告前去领取，原告应予以配合，被告应进一步到场核实，若原告确有财产损失，应进行合理赔偿。 关于原告的第四项诉请，即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房屋强拆需另行租赁其他场所居住而产生的房屋租赁费用，因原告未能提交相关租赁合同及其实际支付租金的凭证，故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的第五项诉请，即要求被告赔偿因违法拆除造成的维权诉讼成本，误工损失费，因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只适用于侵犯人身权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涉及的侵犯财产权的情形，故原告的该项主张,均不予支持。 综上分析，因原、被告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明确涉案房屋共有部分应分摊面积的具体数据，该面积认定直接影响到原告所享有的重大赔偿安置权益；同时，对于涉案房屋屋内财产，双方至今未进行交接，是否存在丢失、损坏等客观情况，双方有进一步核实的必要，故本案宜先行交由被告对原告依法作出赔偿决定，予以行政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闽侯县人民政府甘蔗街道办事处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对原告程章钦依法予以行政赔偿； 二、驳回原告程章钦的其他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晓红 人民陪审员  林秀敏 人民陪审员  蔡梅兰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书 记 员  梁惠芬 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 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