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2民终2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1，男，197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屹，天津银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2，男，195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明（系苏某2之子），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3，女，195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江里5-1-401。原审第三人：天津市西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苏州道**。法定代表人：徐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洪钰鑫，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如月，女，该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天津渤海恒源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浦口道**。法定代表人：甄某，董事长。上诉人苏某1因与被上诉人苏某2、苏某3及原审第三人天津市西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京开发公司）、原审第三人天津渤海恒源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恒源公司）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3民初84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苏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被继承人苏海元签名的《遗嘱》是附加义务的遗赠，其定性错误。首先上诉人系被继承人苏海元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其次上诉人对被继承人苏海元具有法定赡养义务。2、一审判决确认《遗嘱》生效时间及继承开始时间错误。3、一审判决适用“受赠人两个月的表示期限”错误。被上诉人苏某2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苏某3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西京开发公司述称，听从法院判决，不发表意见。原审第三人渤海恒源公司未出庭应诉。苏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某2依法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名下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路××号楼××室房××份额（价值634000元）；2.判令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苏海元与前妻赵淑珍于上世纪××××年代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一女，即长子苏玉生、次子苏某2、女儿苏某3。赵淑珍于1973年4月去世。苏海元与常素英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苏玉生于1994年5月去世，其育有一子苏某1。苏海元于2002年3月10日在律师见证下订立了一份遗嘱，内容为：“一、我现在的住房是一个偏单，共计65平米，坐落在本市河**××号楼××室。该房是我原个人私产房（××庄××号，解放后××××年代自建）拆迁分配而来。此房现为我个人私产房，属我个人婚前财产。我去世后，此房产权由我长孙苏某1继承，别人不得干涉。二、继承条件：我去世后该房的居住权仍由我妻子常素英居住，我妻子去世后由长孙苏某1占有。长孙苏某1对我妻子应尽赡养义务，即生养死葬。（苏海元身份证号12010********）”该遗嘱有苏海元、常素英、苏某1及遗嘱见证人李某、许龙超律师签名。苏海元于2002年3月26日去世。常素英于2009年7月去世。苏海元与前妻赵淑珍婚后自建位于本市河西区××庄××道怀远里12号平房一间，1973年11月翻建，1983年取得产权证，1995年6月谦德庄平房拆迁。苏海元在拆迁时签署一份《产权转移声明申请书》内容为：“我名下有坐落在××庄××号私产房壹间，居室面积20.02平方米，因我无力购买房屋，同意将该房让儿子购买独单，偏单仍由本人出资购买，并将独单产权立于苏某2名下所有，如有纠纷，由我个人负责。”。1997年取得谦福里安置房两套，一套谦福里20-207-210登记在苏海元名下，未办理产权证，另一套是19-301-304的房屋由苏某2补交相应款项后登记在其名下。现苏某2以法定继承为由，要求分割继承苏海元遗留的诉争房。苏某1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认为应依遗嘱继承。苏某3同意原告的诉请。两位第三人称本案与其无关，只是判决后为原、被告办理产权登记。另，依据苏某2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苏海元的遗嘱笔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1、落款日期“2002年3月10日”《见证协议书》中申请人处“苏海元”的字迹与样本中苏海元的字迹是同一人所写。2、落款日期“2002年3月10日”《遗嘱》中遗嘱人处“苏海元”的字迹与样本中苏海元的字迹是同一人所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被继承人苏海元的死亡时间。原告苏某2提供的证据显示苏海元于2002年3月4日死亡，而火化时间为2002年3月28日，时间相隔20余天与本地民俗习惯相悖，且苏某2未作出合理解释；反观苏某1提供的证据显示苏海元于2002年3月26日死亡，与火化相隔时间符合本地民俗习惯，且2002年3月10日的遗嘱经鉴定签名为苏海元本人，又有苏某3提供的自书丧葬费用记录显示日期为阴历2002年2月12日，经过阳历换算为2002年3月26日，上述证据可形成证据锁链，故认定苏海元的死亡时间为2002年3月26日。2.本案是依据法定继承，还是依据遗嘱继承。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苏某1并非法定继承人，苏海元所书的遗嘱实为一份对苏某1附加义务的遗赠。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遗赠的生效时间应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计算，附条件的应从条件成就时计算；遗赠内容的明知，应从接受遗赠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时计算。苏海元所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属生效遗嘱，苏某1与常素英均在遗嘱上签字，可证实苏某1对遗嘱的内容是明知的。常素英于2009年7月去世，该遗嘱所附条件成就，此时继承开始，苏某1应在法定的期限内做出接受或放弃遗赠的表示，但苏某1无证据证实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对遗嘱的内容作出了是否接受的意思表示，故依法律规定应认定苏某1放弃遗赠，对苏海元遗留的谦福里20-207-210诉争房屋应适用法定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有三个子女即苏某2、苏某3、苏某1的父亲苏玉生（1994年5月去世），苏玉生先于苏海元去世，其继承份额应由其子苏某1代位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遗留的诉争房由苏某2、苏某1、苏某3按份继承。考虑苏某2现在身体残疾及劳动能力情况，其继承诉争房35%的份额；苏某1按照遗嘱对常素英尽到赡养义务，苏某1继承诉争房35%份额；苏某3继承诉争房30%份额。第三人西京开发公司、渤海恒源公司协助原、被告办理产权登记。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原告苏某2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遗留的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号楼××%的份额；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苏某1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遗留的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号楼××%的份额；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被告苏某3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遗留的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号楼××%的份额；四、第三人天津市西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渤海恒源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协助原告苏某2、被告苏某3、苏某1办理产权登记。案件受理费10140元，由苏某2、苏某1、苏某3各负担3380元，鉴定费9000元由苏某2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诉争房屋为被继承人苏海元生前所有的房屋，应作为其遗产予以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所做遗嘱应定性为附条件的遗赠。依照法律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本案上诉人按照被继承人苏海元的遗嘱履行了对常素英的赡养义务，应视为其以行为作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诉争房屋应由上诉人予以继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九条“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的规定，考虑被上诉人苏某2现身体残疾、缺乏劳动能力的事实情况，本院酌情由被上诉人苏某2继承诉争房屋30%份额为宜。原审判决不妥，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3民初844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被上诉人苏某2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遗留的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号楼××%的份额；三、确认上诉人苏某1继承被继承人苏海元遗留的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号楼××%的份额；四、第三人天津市西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渤海恒源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协助被上诉人苏某2、上诉人苏某1办理产权登记。一审案件受理费10140元，由苏某2负担7098元、由苏某1负担3042元，鉴定费9000元由苏某2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140元，由苏某2负担7098元，由苏某1负担30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文琦审判员  曹 静审判员  庞 艺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苏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