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川11行终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先伦，男，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玲，女，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伦（系陈玉玲丈夫），男，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8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伦（系刘某2父亲），男，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伦（系王某父亲），男，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女，2014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法定代理人：刘某2（系刘某1父亲），男，198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系刘某1母亲），女，1987年5与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先伦（系刘某1祖父），男，196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高新区乐高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000008557890C。 法定代表人：吴金埔，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浬伽，四川金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因诉被上诉人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确认行政协议违法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川1181行初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1年3月22日在本院进行了公开询问。上诉人刘先伦并作为上诉人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浬伽参加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刘先伦原系安谷镇双水村村民，于1981年在双水村9组修建房产一处。1986年，刘先伦与陈玉玲结婚，于同年12月生育儿子刘某2。刘先伦、陈玉玲因顶班工作，在1983年退还双水村土地，转为城镇居民。刘某2与王某于2013年1月结婚，于2014年6月生育女儿刘某1。 2008年12月3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出川府土〔2008〕714号《关于乐山市2008年第七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乐山市人民政府呈报的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同意将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双水村2、5、6、7、9、10组；龙口村3、4、5组；车子镇惠安村1组38.1204公顷农用地（其中：非基本农田耕地28.1261公顷，园地7.2015公顷，其他农用地2.792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将农用地转用土地及上述集体的建设用地7.1117公顷、未利用地0.5172公顷，合计45.7493公顷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作为乐山市2008年第七批城市建设用地。2009年8月27日，乐山市人民政府就上述土地征收事项发布第4号《征收土地公告》。 刘先伦在双水村的房屋位于上述征收范围内。2014年2月17日，刘先伦与乐山市市中区安谷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谷镇政府）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约定安谷镇政府拆除刘先伦在双水村九社征收土地范围内房屋及地面构筑物补偿总金额为80023.35元。该协议已经履行。2017年5月3日，刘先伦与安谷镇政府签订《货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安谷镇人民政府拆迁乙方刘先伦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双方按照《乐山市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区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乐山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等相关规定，乙方自愿选择货币安置，确定刘先伦及其妻子陈玉玲2人为货币安置对象。乙方自愿选择货币安置后，根据《高新区安谷片区统建还房安置分配方案》的规定，由甲方按2541元/㎡的价格，一次性给予乙方70㎡的安置房的货币安置资金，共计122870元。协议签订后，刘先伦领取了上述货币安置资金。 2018年3月16日，刘先伦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与安谷镇政府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货币安置协议书》。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作出《行政裁定书》，以安谷镇政府系受高新区管委会签订《货币安置协议书》，安谷镇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刘先伦在一审法院释明下拒绝变更被告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刘先伦不服，向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法院裁定。2019年7月30日，刘先伦以高新区管委会为被告向一审法院再次提起撤销协议之诉，撤销与安谷镇政府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的《货币安置协议书》。诉讼中，刘先伦与安谷镇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协议内容如下：1.鉴于刘先伦及其家庭成员（妻子、儿子、儿媳、孙女）经济困难，且无住房，安谷镇政府一次性给予刘先伦补助金198000元（该补助金包含对刘先伦及其家人的所有补偿费用）。该款项分两次支付，2020年1月21日前支付150000元，2020年2月28日前支付48000元。2.本协议签订之后，刘先伦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3.本协议签订之后，刘先伦的征地拆迁补偿事宜解决完毕，今后刘先伦不得再因征地拆迁补偿事宜向高新区管委会、安谷镇政府及其它相关部门主张任何权利。协议达成后，刘先伦签署了《保密承诺书》和《息诉息访承诺书》。在《息诉息访承诺书》中刘先伦承诺“同意安谷镇政府以任何名义给付我及我家人共计198000元调解结案，我本人及我家人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我承诺我本人及我家人均息诉息访，不再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到各级上访或诉讼”。2020年1月15日，一审法院出具《行政调解书》。安谷镇政府已将补助金支付刘先伦。 2020年1月4日，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高新区管委会征收四川省人民政府〔2008〕714号《关于乐山市2008年第七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所涉双水村9组土地行为程序严重违法。一审诉讼中，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明确诉请为：确认高新区管委会委托安谷镇政府与刘先伦签订的《货币安置补偿协议》违法。 上述事实，有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提交的川府土〔2008〕714号《关于乐山市2008年第七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第4号《征收土地公告》《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安置协议书》《行政裁定书》《和解协议》《保密承诺书》《息诉息访承诺书》《行政调解书》以及询问笔录予以证实。 一审认为，经审查，刘先伦在2019年7月已经向一审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安谷镇政府与其签订的《货币安置协议书》，该案审理中刘先伦与该案第三人安谷镇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并由一审法院出具《行政调解书》以调解方式结案，现刘先伦再次对该《货币安置协议书》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对于除刘先伦以外的其余四名原审原告，因本案诉讼标的即被诉《货币安置协议书》为生效《行政调解书》所羁束，对该四名原审原告的起诉亦应当裁定予以驳回。同时，案涉房屋为刘先伦婚前修建，安谷镇政府就拆迁该房屋与刘先伦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货币安置协议书》，刘先伦作为户主在起诉高新区管委会《货币安置协议书》撤销之诉一案中已经和该案第三人安谷镇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并签订《息诉息访承诺书》，承诺其本人及家人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其本人及家人均息诉息访，不再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到各级上访或诉讼。安谷镇政府向刘先伦支付补助金后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已经得到解决，现四原审原告认为相关部门在征地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当初是在受相关部门胁迫情况下签订《和解协议》及《息诉息访承诺书》进而提起本案诉讼已不具有诉的利益，也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综上事实和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以及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审原告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审原告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 上诉人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上诉请求：1.撤销（2021）川1181行初5号行政裁定书，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本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裁定的审判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没有进行公开开庭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2.原审裁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在2017年7月27日前是乐山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安谷镇政府受市中区人民政府领导，均应执行乐山市人民政府8号令，不能依据《高新区安谷片区统建还房安置分配方案》，故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书》违法。3.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书》《和解协议》《保密承诺书》《息诉息访承诺书》均系被上诉人采取欺哄吓诈的手段逼迫刘先伦签署的，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高新区管委会辩称，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且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此外，上诉人认为签订协议和相应承诺书是在受到威逼胁迫情况下签订的无事实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7年5月3日，刘先伦与安谷镇政府签订的《货币安置协议书》载明：“一、安置对象的确定。刘先伦户自愿申请，选择货币安置，经所在村社审查认可，确定刘先伦、陈玉玲2人为货币安置对象……”。 以上事实有《货币安置协议书》、询问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一、关于刘先伦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本案中，刘先伦的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货币安置补偿协议》违法，在（2019）川1181行初125号案的诉讼请求为撤销案涉《货币安置补偿协议》。虽然后诉和前诉在诉讼请求上表述不同，但被告均是高新区管委会，诉讼标的均是案涉《货币安置补偿协议》，且后诉的诉讼请求事项已为前诉裁判所包含，故刘先伦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重复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刘先伦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二、关于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故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安置补偿一般以一处宅基地作为确定一户的基础，且通常确定家庭成员中一人作为户主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本案中，案涉房屋为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书》虽系刘先伦签署，但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系针对刘先伦户进行的安置。协议签订后，刘先伦领取了货币安置补偿款。2019年7月30日，刘先伦以高新区管委会为被告提起《货币安置协议书》撤销之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刘先伦代表该户和该案第三人安谷镇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并出具《息诉息访承诺书》，承诺本人及家人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本人及家人均息诉息访，不再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到各级上访或诉讼。2020年1月15日，一审法院据此出具调解书，对刘先伦和安谷镇政府达成《和解协议》的内容予以确认。从《和解协议》《保密承诺书》《息诉息访承诺书》以及《行政调解书》的内容看，安谷镇人民政府给予刘先伦的补助金已包含对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的补偿费用。刘先伦领取补助金后，该户对涉案房屋补偿安置行为已不存在可以主张的合法权益，现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作为该户成员提起本案诉讼，已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也无不当。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据此，当事人以重大误解或者受胁迫为由请求撤销行政协议，应当在前述规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且该期间系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或延长情形。本案中，案涉《货币安置协议书》签订于2017年5月3日，上诉人于2021年1月4日以胁迫、欺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前述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故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先伦、陈玉玲、刘某2、王某、刘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罗喆予 审判员  钟小红 审判员  王 玲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朱蕾汀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制度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制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