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民终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保税区保税港区六路**。法定代表人：黎晓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女，汉族，1984年3月2日出生，住址：大连市中山区。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黑龙江远东木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西经济开发区div>法定代表人：任瑞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星，黑龙江鑫元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航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明泽街******div>法定代表人：赵风先，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男，汉族，1980年1月7日出生，住址：大连市金州区。大连航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卫祥，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集装箱码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集装箱公司）因与上诉人黑龙江远东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被上诉人大连航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丰公司）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海事法院（2020）辽72民初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3月1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大连集装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被上诉人航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戴卫祥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集装箱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航丰公司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支付集装箱堆存费（自2016年9月9日起至集装箱出门之日止，按照每天32.96元进行计算）；2.远东公司就上述堆存费与航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15年3月4日，PONU7972247/40HC集装箱卸船至大窑湾二期码头。2016年9月7日，航丰公司在DPN系统平台委托大连集装箱公司对该集装箱进行进口查验。2016年9月8日，大连集装箱公司按照航丰公司委托的要求，将该集装箱从大窑湾二期码头疏港至大连集装箱公司查验场地进行进口货物查验。查验业务符合政府查验免单条件，航丰公司在查验放行后，办理了政府查验免单手续，但未提走集装箱。该集装箱至今仍在大连集装箱公司场地堆存并持续产生堆存费。大连集装箱公司认为，基于航丰公司与大连集装箱公司之间的委托查验合同，航丰公司应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支付堆存费；同时，提货单显示远东公司为实际收货人，海关《查验通知书》亦显示远东公司为收发货人和消费使用单位，故远东公司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应就堆存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航丰公司原审辩称，不同意大连集装箱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远东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航丰公司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远东公司承担。航丰公司履行了代理职责，对堆存费的产生不存在过错。2.涉案堆存费的产生与大连集装箱公司未采取有效的止损措施有直接关系，大连集装箱公司存在过错。远东公司原审辩称，应由航丰公司支付堆存费。理由如下：1.远东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远东公司已将涉案集装箱货物报关、通关的所有费用支付给航丰公司，远东公司未参与报关、通关，与大连集装箱公司订立委托合同关系的是航丰公司。2.航丰公司未将提单交给远东公司，导致远东公司无法提货，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航丰公司承担。航丰公司不能证明滞港是远东公司造成的。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4日，PONU7972247号集装箱（40英尺）通过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卸船至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大窑湾二期码头。2016年3月10日，航丰公司与远东公司签订了《进口货运代理协议书》，远东公司委托航丰公司代理海运进口货物的报关、报验、国内运输及费用结算等事宜。2016年9月7日，大窑湾海关向航丰公司发出《查验通知书》，告知航丰公司申报的PONU7972247号集装箱所载货物业经审核，可以办理查验手续。该通知书载明收货人和消费使用单位为远东公司，提单号为565454136。同日，航丰公司通过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提出查验上述集装箱货物的委托，在“委托信息”中填写查验方为海关，委托方为航丰公司，受理方为综合查验场地DCTL，在“提单信息”中填写了主提单号、货物件数、重量和体积，在“箱信息”中填写了箱号、箱持有人、预约查验时间、查验方式、尺寸、箱型和重箱。2016年9月8日，大连集装箱公司将涉案集装箱从大窑湾二期码头疏港至大连集装箱公司查验场地，海关查验了货物，大连集装箱公司协助海关进行开箱、关箱等操作。查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海关在提货单上加盖放行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盖检验检疫专用章，工作人员在公章上署名并写明日期为9月8日。辽宁中外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加盖进口提货专用章。航丰公司在提货单的“收货人”处加盖业务专用章。提货单载明，收货人为远东公司，提单号为565454136，集装箱号为PONU7972247，尺寸为40英尺，到达日期为2015年3月4日，提货单还记载了货物名称、件数、重量等。2016年10月12日，航丰公司将《查验通知书》复印件和一份提货单原件交给大连集装箱公司，大连集装箱公司向航丰公司出具《查验政府买单委托确认书》，载明箱号为PONU7972247，收费项目为进口查验包干费，平台费用项目为移位费用，金额为1215元。航丰公司将其余的提货单原件交给了远东公司。该集装箱至今仍在大连集装箱公司场地堆存。另查，2016年8月30日，航丰公司曾通过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对40英尺的CBHU8347934集装箱和CBHU8425493集装箱提出查验委托。提箱时，大连集装箱公司均按照32.96元/天的标准收取了两笔进口查验箱堆存费，并向远东公司出具了发票。2016年12月30日，大连市港口与口岸局、大连市财政局、大连海关、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大连港集团发布大港口发[2016]286号公告及附件，载明：自2017年1月1日起，查验场所接收客户委托日起至查验放行结果次日为查验仓储时间，对查验没有问题的海运进出口集装箱货物，免除企业缴纳查验作业服务费，包括吊装、移位、仓储等费用；超过查验仓储时间的，40英尺的集装箱按照32.96元/天计收堆存费。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海运集装箱自海关查验至货物离港前一直堆存保管在大连集装箱公司的场地，大连集装箱公司依法有权收取堆存费。根据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远东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大连集装箱公司收费数额的合理性。一、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大连集装箱公司主张，本案为委托查验合同纠纷，航丰公司是委托人，大连集装箱公司作为受托人对涉案集装箱进行了疏港、开关箱等，协助海关完成了查验。涉案集装箱货物为进口货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必须接受海关的查验。航丰公司通过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委托查验涉案集装箱货物，系统上明确记载查验方为海关，不是大连集装箱公司，实际查验方也是海关。大连集装箱公司对涉案集装箱进行开箱、关箱等是协助海关工作，不是协助航丰公司工作。综上，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查验合同关系。大连集装箱公司将涉案集装箱从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码头移到大连集装箱公司查验场地，并进行了保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根据该规定，向大连集装箱公司交付涉案集装箱的人是与大连集装箱公司订立保管合同的寄存人。涉案进口集装箱由承运人代有权提货的人交付给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大连港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又转交大连集装箱公司，故有权提取涉案集装箱货物的人是寄存人。本案中，提货单载明收货人是远东公司，即有权提取涉案集装箱货物的是远东公司，故远东公司是与大连集装箱公司订立保管合同、应支付集装箱堆存费的人。航丰公司从未占有涉案集装箱，未向大连集装箱公司交付过涉案集装箱。航丰公司与远东公司存在货运代理委托合同关系，其作为远东公司的代理人办理报关、委托查验涉案集装箱货物等事宜，在没有远东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无权提取涉案集装箱货物，故，航丰公司不是寄存人，与大连集装箱公司之间没有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没有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其要求航丰公司支付集装箱堆存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大连集装箱公司收费数额的合理性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保管是无偿的。”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远东公司未签订书面保管合同，未约定保管费，亦未就保管费达成补充协议，按照交易习惯可以确定保管费的，远东公司应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支付保管费。在查验涉案集装箱前，航丰公司曾代远东公司通过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对2个40英尺的集装箱提出查验委托。提箱时，大连集装箱公司均按照32.96元/天的标准收取了集装箱堆存费并向远东公司出具了发票，故大连集装箱公司提出的按照32.96元/天的费收标准计收涉案40英尺集装箱的堆存费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大连集装箱公司提供的大连市港口与口岸局、大连市财政局、大连海关、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大连港集团发布的大港口发[2016]286号公告及附件亦载明，超过查验仓储时间的40英尺的集装箱按照32.96元/天计收堆存费。综上，远东公司未证明大连集装箱公司的费收标准不合理，该费收标准亦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故远东公司应按照32.96元/天的标准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支付涉案集装箱的堆存费。大连集装箱公司主张按照大港口发[2016]286号公告及附件的规定计算应收堆存费的日期。该公告的附件载明，查验场所接收客户委托日起至查验放行结果次日为查验仓储时间。大连集装箱公司于2016年9月7日接受货物查验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窑湾海关于2016年9月8日查验放行，故至2016年9月9日均为查验仓储时间，大连集装箱公司自2016年9月10日起开始收取集装箱堆存费。自2016年9月10日至提取涉案集装箱之日，远东公司应按照32.96元/天的标准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支付堆存费[其中，自2016年9月10日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共计1392天，远东公司应支付堆存费45880.32元（32.96元/天×1392天）]。航丰公司主张，大连集装箱公司未采取合理的止损措施，未及时通知远东公司和航丰公司提箱。远东公司和航丰公司知道涉案集装箱堆存在大连集装箱公司场地，也持有提货单知道海关已经对涉案集装箱予以放行，大连集装箱公司无需通知远东公司和航丰公司提箱。大连集装箱公司无权处置涉案集装箱，航丰公司未能列举大连集装箱公司可以采取的合理止损措施，故航丰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远东公司主张是因为航丰公司的过错导致货物滞留场地，故应由航丰公司支付堆存费。航丰公司在委托代理过程中是否有过错与本案无关，远东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的纠纷可另行提起诉讼解决，远东公司对航丰公司的抗辩不能对抗大连集装箱公司，故远东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远东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32.96元/天的标准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支付自2016年9月10日起至提取涉案集装箱之日止的集装箱堆存费（其中自2016年9月10日至本判决作出之日的堆存费为45880.32元）；二、驳回大连集装箱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远东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7元（大连集装箱公司已预交），由远东公司负担。宣判后，大连集装箱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法律规定的承担查验辅助义务主体是被申请人航丰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八条进出口货物应当接受海关查验。海关查验货物时，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到场，并负责搬移货物，开拆和重封货物的包装。因此，根据法律的规定，进口货物查验时，搬移、开拆、重封是收货人的义务，在本案中是航丰公司的义务。大连集装箱公司作为海关指定的查验场地不是承担查验辅助义务的法定义务人。大连集装箱公司对涉案集装箱进行开箱、关箱等查验辅助工作不是协助海关完成的，是航丰公司委托，协助航丰公司完成的，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是查验委托合同关系。2、查验包干作业服务费用支付方是查验作业委托人。2015年5月涉案集装箱到港。2016年9月7日，航丰公司在口岸物流网的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做查验委托，委托日期：2019年9月7日，委托方为航丰公司，受理方为综合查验场地DCTL(DCTL为英文名称的缩写（DALIANCONTAINERTERMINALLOGISTICSCO，LTD),委托类型：整箱，查验类型：人工查验，预约查验时间：2019年9月8日，查验方式：落地查验。大连集装箱公司按照航丰公司的委托对涉案集装箱进行了疏港、开关箱门等查验辅助作业，实际履行了查验委托合同。2016年10月12日，航丰公司办理了政府查验买单确认手续，确认了查验费用金额及支付方。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订立了书面的查验委托合同，双方实际履行了合同，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按照大连市港口与口岸局、大连市财政局、大连海关、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大连港集团发布的大港口发【2016】286号公告的规定，查验结果为正常的,查验作业包干费由政府承担；查验结果为异常的，则查验作业包干费由客户自费。涉案货物查验结果为正常，根据286号公告的规定，查验作业包干费应当由政府承担。即便查验作业包干费支付主体变更，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查验委托合同关系并未变更，不能因为涉案集装箱的查验作业服务费由政府承担而认定大连集装箱公司是辅助海关查验的。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成立查验委托合同关系，大连集装箱公司提供了查验包干服务以及集装箱堆存服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应当由航丰公司承担涉案集装箱的堆存费。一审法院认定大连集装箱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不成立查验委托合同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大连集装箱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远东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系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纠纷，远东公司并未与大连集装箱公司形成保管合同关系，对案涉滞港集装箱没有委托其保管的意思表示，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或按照责任划分案涉堆存费的比例。大连集装箱公司未告知远东公司案涉集装箱已经滞港，及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取将产生堆存费的情况，航丰公司亦未告知远东公司案涉集装箱滞港将产生堆存费的情况，远东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故案涉集装箱堆存费与远东公司无关，远东公司与大连集装箱公司未形成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关系。案涉堆存费的产生系大连集装箱公司未及时告知远东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止损有直接必然的联系，故案涉堆存费的产生，大连集装箱公司存在重大过错，按照责任划分的原则，大连集装箱公司应承担70%的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涉集装箱场地堆存保管费，航丰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部分责任，远东公司不应承担责任。1、一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航丰公司代理范围包括国内运输，且远东公司提交的证据《银行付款凭证》能够证明远东公司已经向航丰公司支付了案涉集装箱的清关及国内运输的全部费用，案涉集装箱滞港产生堆存费与远东公司无关，案涉集装箱所有报关手续均由航丰公司负责，所有的报关通关费用均由航丰公司代为缴纳，远东公司并未参与报关通关的任何过程。对集装箱滞港远东公司并不知情，仅知道并未交付该集装箱货物给远东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远东公司对航丰公司的抗辩与本案无关，实属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航丰公司提交的《缴费发票》、《进口货物报关单》等能够证明案涉集装箱己经由其代缴了所有的报关、通关费用，且远东公司给付的费用中包含了国内运输的费用，远东公司想得到该集装箱内的货物的意图显而易见，不可能出现因远东公司的原因导致案涉集装箱滞留港口多年的情况，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航丰公司未将该批货物提单交付远东公司，远东公司对该集装箱货物滞港亦不知情，其不利后果应由航丰公司自行承担。综上，大连集装箱公司未尽告知义务，导致大量堆存费的产生，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航丰公司未尽委托职责，未将案涉集装箱国内运输给远东公司，导致案涉集装箱清关后滞留码头产生大量堆存费，且集装箱内物品已失去价值，应承担本案的次要责任。远东公司作为案涉集装箱的所有者，也是本案的受害人。审判决远东公司给付全部堆存费，实属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远东公司无责任。航丰公司二审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一审查明的事实航丰公司与大连集装箱公司不存在委托查验合同关系，是正确的。据此，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合法有据。二、航丰公司与远东公司只是货运代理关系。所以，一审判决由远东公司承担费用正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大连集装箱公司诉请航丰公司与远东公司连带支付集装箱堆存费产生的争议，故本案为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原判判令远东公司支付案涉集装箱保管费是否妥当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和第九百二十五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可知，除有确切证据证明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航丰公司系受远东公司的委托为案涉货物办理报关、报验、国内运输及费用结算等事宜的。因案涉货物为进口货物，故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接受开箱检验。为完成案涉货物的开箱检验，航丰公司根据大窑湾海关《查验通知书》的要求，通过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向大连集装箱公司提出查验上述集装箱货物的委托，在“委托信息”中填写查验方为海关，委托方为航丰公司，受理方为综合查验场地DCTL，在“提单信息”中填写了主提单号、货物件数、重量和体积，在“箱信息”中填写了箱号、箱持有人、预约查验时间、查验方式、尺寸、箱型和重箱。但大窑湾海关向航丰公司发出的《查验通知书》载明：收货人和消费使用单位为远东公司，提单号为565454136。而大连集装箱公司作为海关检验部门指定的协助开箱检验辅助单位，其应当知晓航丰公司委托协助验箱的相关信息，无论从航丰公司填写的提单号，还是从大窑湾海关《查验通知书》的信息，大连集装箱公司都应当知晓其协助验箱货物的所有人为远东公司。而且，2016年10月12日，航丰公司将《查验通知书》复印件和一份提货单原件交给大连集装箱公司，故大连集装箱公司至迟于2016年10月12日也已经知道其协助检验货物的所有人为远东公司。另外，2016年8月30日，航丰公司曾通过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对40英尺的CBHU8347934集装箱和CBHU8425493集装箱提出查验委托。提箱时，大连集装箱公司均按照32.96元/天的标准收取了两笔进口查验箱堆存费，并向远东公司出具了发票。该事实与案涉货物检验委托系前后发生，也均是远东公司委托航丰公司办理报关、报验，航丰公司按照委托通过集装箱场站智能商务服务系统委托大连集装箱公司协助检验，从大连集装箱公司开具发票的名头也可以看出大连集装箱公司知道委托其协助检验的货物所有人系远东公司，且大连集装箱公司在上诉状中明确指出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八条“进出口货物应当接受海关查验。”的规定，在进口货物查验时，协助有搬移、开拆、重封集装箱义务的收货人工作，故从大连集装箱公司以往为远东公司提供协助检验工作的事实和其从事海关检验业务的初衷看，大连集装箱公司应当知晓要求为案涉货物提供海关检验协助工作的委托人系远东公司，所以原判认定委托大连集装箱公司为案涉货物提供海关检验协助工作的委托人为远东公司并判令远东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并无不妥。至于大连集装箱公司上诉所提，航丰公司系委托其从事协助案涉货物海关检验的合同相对人，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理由。因大连集装箱公司应当知道航丰公司的代理人身份，故即使航丰公司用自身信息填报了委托信息也属于完成远东公司的委托事宜，故航丰公司填报委托信息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远东公司承担，大连集装箱公司无权要求航丰公司承担责任。所以大连集装箱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远东公司的上诉主张。因远东公司系案涉货物的所有人，其有义务在案涉货物海关检验合格后及时提取货物并支付相应的费用。虽然其委托航丰公司为案涉货物办理报关、报验、国内运输及费用结算等事宜，但产生的法律后果均应由远东公司承担。至于航丰公司在处理远东公司的委托事宜时是否符合约定，则属于远东公司与航丰公司之间的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如远东公司认为航丰公司违约或侵犯其利益，可以另诉主张权利，无权在大连集装箱公司要求远东公司承担责任的本案中要求航丰公司承担责任。对于远东公司认为大连集装箱公司未通知其提货的问题。因案涉货物海关检验合格可以提货的信息航丰公司早已知晓，且航丰公司也早已配合大连集装箱公司办理了案涉货物海关检验协助费用的政府结算事宜，故远东公司的代理人早已知晓案涉货物可以提取的事实，所以远东公司应当为案涉货物长期未提取的后果负责。远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14元，由大连集装箱公司负担1207元、远东公司负担12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善超审判员  贺立春审判员  张岩松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冯万平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