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终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全红，女，197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代理人霍拥锋，天津平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闫富有，天津平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跃进路38号。法定代表人谢元，区长。委托代理人陈武钟，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张贵庄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跃进南路87号。法定代表人章锐，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宗林，天津君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全红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丽区政府）、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张贵庄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张贵庄街道办事处）拆迁行为违法并赔偿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3行初2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董全红原审诉称，原告于2012年4月13日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签订了房地产租赁合同，在天津市东丽区××路××号土地上建设汽修厂用于汽车修理业务。后因军队体制改革需要收回租赁土地，原告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书，约定原告在2018年3月30日前将租赁的房地产腾空并返还。2018年1月29日，在原告未收到任何法律通知的情况下，二被告对原告的租赁土地进行强拆，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原告于2019年12月26日收到了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根据该意见书，原告得知拆迁系被告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并安排的拆迁工作。二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进行拆迁应属违法拆迁，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综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判决确认二被告对东丽区跃进路9号拆迁行为违法并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东丽区政府原审辩称，1.原告所诉称的强拆行为并不存在，被告东丽区政府并未实施强制拆除涉案土地房屋的行为，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2.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属于军队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3.原告主张拆除行为发生于2018年1月29日，原告于2020年5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原审辩称，1.2018年1月29日被告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出动二十名执法队员和一辆挖掘机协助进行涉案土地上的拆除工作，被告东丽区政府并未参与拆除工作，《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2.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属于军队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3.原告主张拆除行为发生于2018年1月29日，原告于2020年5月19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原告起诉请求确认二被告对天津市东丽区××路××号拆迁行为违法并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关于被告东丽区政府是否实施了原告诉称的拆除行为，原告仅提供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予以证明，但该意见书系被告张贵庄街道办事处所作，仅依其他行政机关的表述不足以认定被告东丽区政府实施了被诉的拆除行为，且被告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明确表示被告东丽区政府并未参与被诉的拆除工作，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东丽区政府实施了被诉的拆迁行为，原告对被告东丽区政府提起的诉讼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告对被告东丽区政府的起诉应予驳回。原告对被告东丽区政府的起诉被驳回后，本案剩余被告为张贵庄街道办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项“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之规定，被告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并非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故对其提起的一审行政诉讼不属于原审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范围，应由被告张贵庄街道办事处所在地的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告对被告张贵庄街道办事处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亦应予驳回，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董全红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董全红。董全红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审理本案；2.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上诉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12年4月13日，上诉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产管理处签订了房地产租赁合同,在天津市东丽区××路××号土地上建设汽修厂用于汽车修理业务。后因军队体制改革需要收回租赁土地,上诉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经法院调解达成调解书,约定上诉人在2018年3月30日前将租赁的房地产腾空并返还。2018年1月29日,二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对租赁场地进行强拆,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损失。上诉人经过多次上访,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出具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根据该意见书,上诉人得知二被上诉人实施了上述拆迁行为,因此,上诉人将二被上诉人起诉至原审法院。原审庭审中,二被上诉人否认《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认为该意见书是其工作人员未了解清楚情况出具的,否认被上诉人东丽区政府参与拆迁。上诉人认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是根据信访程序由政府作出的法律文书,二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否认意见书的内容,严重影响了政府机关的公信力,并且该法律文书在没有经过任何程序撤销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依据二被上诉人的庭审意见否认意见书的内容进而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以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部门未能与拆除行为实施的部门沟通为由，否定《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但其内部管理行为并不具有对外的效力,《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加盖的是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公章而非部门印章，不可能没有经过调查而擅自出具。二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并没有否定《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事实上已经认可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上诉人在立案后向原审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上诉人报警记录以及东丽公证处的公证文书,但原审法院未能调取,该证据能够证明二被上诉人进行拆迁的事实。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实施拆迁行为,在庭审结束后邮寄给原审法院,但原审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定。被上诉人东丽区政府辩称：原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东丽区政府未实施被诉拆除行为。上诉人仅提供了另一被上诉人张贵庄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信访处理事项意见书》,用以证明是东丽区政府实施了强拆行为，但是,仅依其他行政机关的表述不足以认定东丽区政府实施了强拆行为，而且,原审中张贵庄街道办事处明确表示东丽区政府未参与被诉拆除工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东丽区政府实施了被诉的拆除行为，故上诉人对东丽区政府提起的诉讼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张贵庄街道办事处答辩称：坚持原审答辩意见，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诉称2018年1月29日，在上诉人未收到任何法律程序通知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对租赁土地进行强拆。事实上，上诉人所诉称的强拆行为并不存在，上诉人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2.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属于军队单位，不是行政机关，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军队单位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及其编制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作为军事机关的工作部门，并非行政机关也非法律、法规授权开展行政行为的组织，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上诉人二审中提交以下证据：1.四段录音光盘及其相应文字材料。（1）“东丽张贵庄派出所录音”，用以证明上诉人于2018年1月29日报警，出警民警对现场进行核实，证明二被上诉人是联合拆迁；（2）“东丽妇联录音”，用以证明拆迁办/部队存放着拆迁物品，并且是区委要求在一月底全部停止有偿服务活动；（3）“东丽法院录音”，用以证明并非法院进行拆迁，而是政府行为；（4）“市妇联录音”，用以证明上诉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向市妇联反映情况；2.邮政特快专递封套（复印件）及邮件查询截图，用以证明上诉人原审庭审后向原审法院邮寄了第二次调取证据申请、录音光盘等材料，原审法院如果不允许调取举证据应该给上诉人出具书面说明，原审法院突然作出原审裁定程序违法。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1系上诉人原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且无正当理由，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接纳；上述证据2系上诉人二审中提交与其原审一致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已作出《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审法院未予调取相关证据并无不妥。本院经审理查明，根据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上诉人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于2015年9月8日签订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上诉人租赁涉案东丽区跃进路9号房屋，租赁期限至2017年9月1日到期，并约定租赁期限内，乙方（注：上诉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不得擅自在承租的场地上新建和添建各种建筑物、构筑物，确实需要新建和添建的……租赁期满后或者解除合同时，必须完好无偿移交给甲方（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另查，根据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0民初8464号民事调解书，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以上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上诉人腾空租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的场地，经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上诉人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自愿达成协议：上诉人于2018年3月30日前将占用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房地产腾空并交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本院认为，上诉人请求确认二被上诉人对东丽区跃进路9号拆迁行为违法并赔偿上诉人损失，本案焦点是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上诉人主张因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导致其租赁经营权以及存放于涉案被拆除房屋内的汽车修理配件等财产权遭受损失，经审查，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用于经营汽车修理业务，二审中，上诉人自述该汽车修理厂由上诉人实际经营，因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天津房地产管理处一直未能办理相关内部审批手续，导致该汽车修理厂尚未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根据上述情况，上诉人以个人名义主张该汽车修理厂相关经营利益和财产利益，主体不适格。即使考虑上诉人在涉案房屋内实际经营的问题，在案《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及相关生效民事调解书能够证明，因其租赁期限已到期且出租人已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予以腾退，上诉人就涉案房屋仅负有腾退义务并不同时享有相关权利，故上诉人在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腾退期限内不享有继续租赁使用的合法权利。上诉人主张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侵犯其在涉案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交付期限内所拥有的继续租赁经营权益，理由不能成立。二被上诉人两审中均主张涉案房屋并未拆除，只是对屋顶、窗户进行了破坏，屋内物品并未进行处理，上诉人对此不予否认。上诉人主张被拆除房屋内汽车修理配件等财产权遭受侵害，但未能提供佐证亦未提供财产损失明细。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被拆除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上诉人本案起诉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的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王雅晶审判员  刘 迪审判员  廖希飞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