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3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牟中伟，男，197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托代理人：姚伟铄，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新北村2区22号。法定代表人：罗邦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丘凤香，广东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百纳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官道村、塘边村中心埔，卖柴寮（土名）厂房A5。法定代表人：牟中伟，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姚伟铄，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牟中伟因与被上诉人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泽公司）、原审被告广州百纳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55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牟中伟与原审被告百纳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铄、被上诉人思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凤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牟中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思泽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如果不予支持，则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受理费由思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结算的核心依据是双方均无异议的送货单，并非未经确认的对账单；涉案对账单是思泽公司依据32张送货单自行制作而成，在形式上固然能和其提供的32张送货单“相互印证”，但在交易流程上，须先有经确认的送货单后才有对账单，一审法院颠倒该顺序，在牟中伟针对32张送货单中“8张虚假的送货单”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却以“对账单”反推“送货单”并拒绝牟中伟的司法鉴定申请。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直接导致定案事实被扭曲。1.涉案对账单是思泽公司依据32张送货单自行制作而成，编号为2005017、2004986、2004990、2004993、2004842、2004849、2004868、2004811等8张送货单并非由牟中伟签字，牟中伟也未收到该部分货物，据此理应剔除该部分货款39635元。2.一审法院颠倒了正常交易顺序，拒绝牟中伟针对8张送货单的鉴定申请违反法律规定，扭曲了定案事实。3.在送货单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思泽公司应继续对牟中伟提出异议的8张送货单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二）一审法院以“牟中伟在微信收到对账单后未提出异议”为由认定牟中伟已确认对账单，并以对账单作为定案核心依据确认交易主体、思泽公司实际交付货物的数量和金额，否认了牟中伟已支付货款57720元的事实，属于严重的事实查明及法律适用错误。1.涉案对账单仅系思泽公司单方制作的，且对账单存在严重的错误。（1）单方制作的对账单不能作为与送货单相互印证的凭证。（2）涉案对账单存在明显的错误。2.牟中伟从未确认对账单，一审法院以“牟中伟在微信收到对账单后未提出异议”为由认定牟中伟已确认对账单违反了法律规定的默认原则。牟中伟从未确认对账单，牟中伟从始至终都没有确认思泽公司发送的对账单，同时也针对2018年10月-12月的对账单明确表达了异议，且因思泽公司制作的对账单与送货单有多处不符，因此牟中伟还要求思泽公司将其已签字的送货单与对账单一并比对。（三）一审法院依据对账单及“常理”否认牟中伟己支付货款57720元属于严重的事实查明错误。而截至今日，思泽公司仍未提供任何有关证据，其本质原因就是牟中伟与思泽公司在2019年4月后根本不存在现货现结的交易方式，牟中伟于2019年4月-8月期间已经支付了部分货款合计57720元。（四）思泽公司确认已取走了牟中伟一批价值167822元货物，但一审法院既不受理牟中伟的反诉请求，也不采纳牟中伟关于“抵销”或“代物清偿”的意见，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罗邦祥取走牟中伟的货物即属于“以物抵债”，该“以物抵销”属于双方之约定抵销。退一步说，即便在“以物抵债”不能被确认的情况下，自思泽公司（罗邦祥）取走牟中伟货物之日起，牟中伟即对思泽公司享有价值167822元的债权，而思泽公司则对牟中伟享有货款的债权，双方互无债务，符合抵销的法定。（五）牟中伟并未欠付思泽公司货款，双方货款或存在争议，但并无任何违约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要求牟中伟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思泽公司辩称，不同意牟中伟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百纳公司述称，同意牟中伟的意见。思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百纳公司支付思泽公司货款242268元，利息16716.49元（利息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利率上浮30%计息违约金，2019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息违约金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等费用由百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思泽公司主张在2018年10月开始，牟中伟找到思泽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向思泽公司购买摩托车配件。思泽公司提出由于思泽公司是公司，需要与公司进行交易，为此，牟中伟以牟中伟及百纳公司的名义向思泽公司购货。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牟中伟通过电话或微信向思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邦祥订货，罗邦祥通知思泽公司员工送货给百纳公司，有时是百纳公司到思泽公司在新塘的仓储点取货。双方约定月结，仓储员工制作对账单通过电话或微信的方式发送给牟中伟。一直到2019年3月，百纳公司一直未付过款。从2019年4月开始，百纳公司先付款给思泽公司后再发货，双方现货现结。百纳公司则表示，双方是牟中伟与罗邦祥之间的交易，交易的是电动车配件，而非摩托车配件。送货均是牟中伟到思泽公司处提货。对2019年4月开始也不存在现货现结的情形。思泽公司提交了对账单到庭，对账单载明对账单位为百纳公司与牟中伟，还列表载明了日期、入库单号、产品名称、单位、送货数量、单价、金额、备注等内容。包含2018年10-11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57250元）、2018年12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25450元）、2019年1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63858元）、2019年2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26520元）、2019年3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31700元），总对账单【载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总账为209278元（除2019年3月份相应货款为36200元，与2019年3月份对账单载明金额为31700元不符外，其他均相符），在下方还列明了牟中伟收取其他人部分货款，相加后总金额为242268元】到庭，上述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对账单，均由思泽公司方人员在对账月份的次月通过微信发送给牟中伟，总对账单于2019年12月3日发送给牟中伟。牟中伟收到上述对账单后，均未提出异议。思泽公司还提交了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3月期间的《送货单》（32份）到庭，送货单中载明收货单位为“牟中伟”，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签署“牟中伟”，送货单载明的产品名称包含中迅鹰连体后货架（短款）、鹰王连体铝后架货架、大金牛后货架等。百纳公司对其中8张送货单有异议，认为并非牟中伟本人签名，并申请笔迹鉴定。对此，思泽公司主张上述8张送货单系由百纳公司的员工缪建强代签名。上述8张送货单在案涉对账单列表中均有列明。百纳公司提交牟中伟与罗邦祥之间的在2019年4月至8月期间的微信记录（主要为微信转账记录），期间，牟中伟合计向罗邦祥转账支付了57720元，在部分微信转账记录下方，牟中伟会发送譬如“迅鹰200套，大金牛200套”“鹰王后衣架200套”“大金牛200套”等内容，百纳公司表示上述付款均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货款，下面发送的文字描述的是微信支付款项对应的货物。法院询问为何如此结算（而不是按月结算金额或者送货单所涉金额）。百纳公司表示配件金额是浮动的，应当以付款时的单价为准，所以这么结算。百纳公司提交《协议书》中载明，百纳公司（乙方）与案外人广东雷致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甲方）约定，关于甲方拖欠乙方的全部货款，甲方拖欠121567元，广州雷致机车有限公司欠乙方44365元，合计165932元，甲方以车辆产品作为抵销对乙方所有欠款。并主张上述货物由罗邦祥取走，应抵销案涉货款。思泽公司则表示上述《协议书》中相应货物由罗邦祥提走没有异议，但主张上述协议书中欠款系由案外人到百纳公司下订单，百纳公司作为中间商赚1元/件差价，思泽公司向案外人送货，系其他案件纠纷，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对账单中载明的对账双方为思泽公司与牟中伟，送货单中亦载明客户为牟中伟，为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交易为思泽公司与牟中伟之间产生。思泽公司主张系与百纳公司、牟中伟进行交易，并未提交证据到庭，百纳公司亦主张仅系牟中伟参与案涉交易，为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百纳公司认为系与思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邦祥个人交易，与案涉对账单载明的交易主体不符，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思泽公司与牟中伟之间的案涉买卖交易成立，且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有效。思泽公司与牟中伟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交易，有思泽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及思泽公司方人员向百纳公司发送的对账单为凭，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牟中伟抗辩其中8张送货单并未其本人签名，为此否认收到货物，但案涉对账单中载明了上述送货，且百纳公司在微信中收到对账单后并未提出异议，为此，对上述8张送货单所涉货物已经送交牟中伟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牟中伟的笔迹鉴定申请，并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根据案涉对账单中载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总货款为204778元，牟中伟收到微信后并未提出异议，且上述送货情况有相应送货单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百纳公司主张2019年4月至8月期间其通过微信向思泽公司法定代表人罗邦祥支付的款项为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货款，但与双方通过微信分期支付且多数情况下在支付款项后列明产品名称及数量。根据常理，双方对之前供货的付款，要么根据逐月对账单进行付款，要么根据总欠款金额分期付款，将相应款项从总对账款项中扣减，要么根据每份送货单进行付款。但本案2019年4月至8月期间的付款系分散且支付款项后列明付款对应的产品名称及数量，而上述产品名称及数量与之前的送货单并无对应关系，与对账单亦未见对应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相反，上述微信付款情况，与思泽公司主张在上述月份继续供货但变更付款方式为现结的交易方式相符。且思泽公司方人员在2019年12月向牟中伟发送总对账单，载明了欠款金额，牟中伟亦未提出应当扣减2019年4月至8月期间支付的款项问题。为此，对思泽公司主张2019年4月至8月期间牟中伟支付的系2019年4月至8月期间的货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对思泽公司要求牟中伟向其支付20477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思泽公司主张货款超出部分，思泽公司并未对总对账单中3月份货款与2020年3月份对账单存在差异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应由思泽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牟中伟抗辩思泽公司取走一批价值167822元用于抵销本案货款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上述《委托书》中所涉的167822元系为思泽公司拖欠百纳公司的债务，并不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百纳公司可另觅法律途径解决。百纳公司拖欠思泽公司货款204778元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思泽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思泽公司与牟中伟之间约定了付款期限，为此，思泽公司要求自2019年4月1日起计付利息，并无法律依据，但一审法院对思泽公司主张的自本案立案之日即2020年7月8日起的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标准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牟中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思泽公司支付货款204778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自2020年7月8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思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90元（思泽公司已预交5184元），由思泽公司负担440元，牟中伟负担4250元。经审查，牟中伟在收到对账单后，对于部分对账单表示还需要进一步核对，对此后发送给其的对账单一直未回复。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以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牟中伟提交了如下证据：广东雷致电动科技有限公司配套供应商供货及价格协议两份（打印件），拟证实其与广东雷致电动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但上述货物被罗邦祥取走，故应抵销案涉货款。思泽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来源不清，记载的内容不清不楚，无法确认合法性和真实性，且两份协议与本案毫无关联性。二审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1月21日百纳公司员工通过微信向牟中伟发送《价格协议》，牟中伟并未提出异议，《价格协议》显示：牟中伟，价格明细如下：鹰王连体铝后货架17元/只，中迅鹰连体铝后货架（短款）22.5元/只，中迅鹰连体铝后货架（长款）24.5元/只，电镀普通龟王后货架16.5元/只，大金牛铝后货架（外购）22元/套，小精灵铝后货架22元/只，小精灵铝靠背支架（外购）8.5元/只，大疆铝后货架20元/只，小米伽铝后货架（外购）23元/只，备注：合同签我们公司的全部货架提成1元/只，（外购货架没有提成），时间2018年11月18日，加盖思泽公司合同专用章。牟中伟在微信中并未提出异议，其庭审中表示该《价格协议》与本案无关。关于牟中伟付款的情况。牟中伟表示双方在2019年4月后并没有交易，故其支付的57720元款项均为此前的货款，由于送货单没有单价双方结算时是浮动单价去结算，没有明确对应的送货单，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思泽公司认为上述款项是双方此后现货交易的货款，并表示转款情况与其在微信中提到的货物金额一一对应，且均是在收到款项之后再出货。其中，中迅鹰连体铝后货架此前单价是22.5元，由于是现货交易给予了优惠，单价为22元。经查，上述微信中牟中伟有提到货物名称及数量的，除了中迅鹰单价为22元，其支付的其他名称产品金额与《价格协议》约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牟中伟是否拖欠思泽公司货款。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关于牟中伟提出送货单中有8张并非其本人签名的问题，百纳公司已确认该8张送货单是由牟中伟的员工缪建强签名，故对上述送货单上的签名进行鉴定已无必要。第二，牟中伟不认可的送货单与其他送货单格式一致，并无区别，上述送货单在此后发送给牟中伟的对账单中也均有列明，且牟中伟虽然对对账单提出了意见，但并未明确表示对送货金额有异议，且在最后总的对账单发送给其后也一直未予以回复，与常理不符，牟中伟若有异议，理应及时回复。综上，本院确认思泽公司向牟中伟送货的数量应以32份送货单记载的为准。第三，虽然思泽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并无列明产品的具体单价，但其已提供员工与牟中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送的《价格协议》，协议约定的产品在送货单中均有体现，牟中伟表示《价格协议》涉及的并非本案交易但并并未提供双方存在其他交易的证据，且该《价格协议》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18日并于11月21日发送给牟中伟，思泽公司在2018年10月开始向牟中伟送货，微信发送《价格协议》的时间仅在开始交易后不久，思泽公司主张上述《价格协议》所记载的产品单价即为双方交易货物的价格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第四，关于牟中伟付款的情况。经查，上述微信中牟中伟有提到货物名称及数量的，其支付的金额与《价格协议》以及思泽公司陈述的一致。但根据牟中伟微信付款的内容来看，其从2019年4月18日开始付款，付款金额与送货单及对账单均无法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对此，牟中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反而是与其在微信转付款时一并说明货物及数量的付款金额可以对应。且在思泽公司于2019年12月向牟中伟发送对账单时，牟中伟并未提出应予以扣除已付款的意见，故本院确认牟中伟支付的57720元为双方在2019年4月之后的货款。第五，关于牟中伟主张的抵销的问题。百纳公司主张上述协议书中欠款是由案外人到百纳公司下订单，而百纳公司只是作为中间商赚取差价，在此情况下牟中伟仅提交了送货单的打印件且该打印件无法与其主张的广东雷致电动科技有公司确认的167822元金额对应，故其举证并不足以证实罗邦祥取走的货物即为牟中伟向广州雷致机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也不能证实上述167822元系思泽公司拖欠百纳公司的债务，并不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牟中伟应向思泽公司支付货款金额应为204778元。关于利息，牟中伟迟迟未支付货款，一审法院认定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利息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牟中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0元，由上诉人牟中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