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3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住广西防城港市。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自由职业，住太原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某与被上诉人孙某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2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244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合同主体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邵艳，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作为案件的相对方，属于主体不适格。首先，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向邵艳购买口罩，被上诉人将26万元的口罩款支付给邵艳。其次，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自己与邵艳认识，在第二次庭审中又否认与邵艳认识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前后矛盾的说辞印证合同主体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应以邵艳作为原审的被告，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作为原审的被告属于主体不适格。二、本案中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邵艳已经以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按照法律规定案件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由公安机关处理，法院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将5.5万只口罩以每只口罩亏损0.25元的价格出售。被上诉人因此损失的1.375万元无权主张。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与邵艳达成协定口罩单价3.25元，数量8万只，共计货款26万元。被上诉人将货款支付给邵艳后，邵艳只发货5.5万只。后因种种原因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将口罩以每只3元的价格尽快脱手。后续，上诉人将5.5万只口罩以每只3元的单价销售获得的16.5万元全额转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自愿每只口罩以亏损0.25元的价格出售，那么5.5万只口罩亏损的共计1.375万元，被上诉人无权主张。四、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做的说明是附带条件的，目前因邵艳被刑事拘留，条件无法成就，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益。2020年3月2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中上诉人就本案对被上诉人做出了说明。其内容载明上诉人自愿在追回损失也就是95000元后支付给被上诉人，如果到时不予还款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邵艳已经被刑事拘留，上诉人无法追回，上述说明附带了相应的条件，目前条件尚未成就。故被上诉人无权直接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五、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因本案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上诉人并非合同相对方，应当适用相关法律规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上诉人既非本案的合同相对方，也未从中获取利益。被上诉人无权向上诉人索要任何款项。希贵院查明事实后，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孙某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合同主体是答辩人与上诉人。2020年2月，答辩人与上诉人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订立合同，约定答辩人向上诉人购买口罩。2月20日，上诉人将邵艳的银行卡账号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答辩人，并指定答辩人将部分口罩款打至该账户，之后，答辩人向上诉人主张返还口罩价款时，上诉人为推卸责任，告知答辩人邵艳才是实际卖方，该笔款项应由邵艳偿还。原审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询问答辩人是否知道邵艳的存在，答辩人予以承认，是基于上诉人事后告知“邵艳为实际卖方”，事实上答辩人向邵艳转款的当时并不知道邵艳为实际卖方，且邵艳是否为实际卖方，只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不能仅凭答辩人曾向邵艳转款即认定邵艳为实际卖方。此外，上诉人称答辩人与邵艳认识，且长期单线联系，但从未提供任何证据对此加以举证。2、原审认定证据确认充分。根据原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据，答辩人以自己的名义以及答辩人父亲的名义共向邵艳的账户转账18万元，剩余8万元中，2万元以微信方式转给上诉人，6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转给上诉人。上诉人将答辩人父亲向邵艳的两笔转账截图作为证据提交两份，造成答辩人向邵艳转账26万元的假象，上诉人隐瞒其曾收到答辩人8万元口罩款的意图明显。答辩人认为，若真如上诉人所言，其只是答辩人的委托人，购买口罩的26万元收款人是邵艳，那么答辩人以微信方式和银行卡方式转账给上诉人的8万元如何解释。3、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合同具有相对性，只对签订合同的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为合同相对方，邵艳是否被刑事拘留与本案无关。4、上诉人所称1.375万元亏损与本案无关，其可提起反诉或另案起诉。5、“还款说明”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庭审中上诉人的代理人称，答辩人以报警为由恐吓被告，使被告产生恐慌心理，从未出具该说明。经视频通话时询问上诉人，上诉人称其出具该说明前已知晓答辩人报警，且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事实，并明确表示自己并非处于恐惧心理出具该说明，那么说明出具该说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孙某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9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经朋友介绍认识，2020年2月20日原告经与被告微信聊天得知被告方有口罩供货的途径，遂双方商定口罩单价为一只3.25元，数量8万只，总货款为26万元。2020年2月20日，原告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2万元，随后被告为原告组织货源；同时被告微信要求原告将货款转给案外人邵艳开户为平安银行6230580000240496286的账户，原告通知其父亲孙树庭通过其建设银行的账户向邵艳的平安银行的账户分别于2020年2月20日20:15:24转账5万元、2020年2月20日20:16:01转账3万元，原告当日分两次经中国银行账户向邵艳平安银行账户分别转账5万元，共计10万元；2020年2月21日，原告通过中国银行账户给被告开户的中信银行转账6万元；以上转账共计26万元。后因质量问题，原告未收货，双方协商退款事宜。2020年2月23日16时09分被告通过支付宝给原告退款5万元，同时16时26分被告通过支付宝给原告退款8万元。2月25日0点被告通过微信转账退还原告1万元，2月25日21时8分通过支付宝给原告退款25000元，合计退款165000元，剩余95000元未能退还。2020年3月2日，被告以邵艳诈骗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永平派出所报警。2020年3月24日被告给原告微信中说明“本人唐某，原计划卖孙某口罩，但因为被人所骗，收款后无法发货，现本人承担孙某损失，共计人民币九万五千元整，待追回损失后向孙某还款，如无法还款有纠纷，孙某可通过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本人愿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因被告未还款，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偿还原告欠款95000元。一审判决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被告达成的供货协议，因故取消，并达成一致被告退还原告货款，被告未能全额退还原告货款责任在被告，庭审中，被告辩解原被告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原告委托被告属于代理关系，真正的卖方是邵艳，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微信对话，被告给原告作出还款说明，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关系，故对被告辩解不予认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95000元款项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孙某95000元。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唐某与被上诉人孙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孙某将货款支付给唐某及其指定的账户，唐某因故未能供货，双方达成一致退还货款，唐某未能全额退还孙某货款，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唐某被邵艳诈骗与唐某、孙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并不影响唐某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唐某可向邵艳主张权利，上诉人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176元，由上诉人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吕 斌审判员 张 燕 二O二一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 赵梓余书记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