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2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振兴，男，198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鄄城县。山东闻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继会，男，196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阳区济阳镇王家集村**。济南济阳浩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孙振兴因与被上诉人王继会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125民初3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振兴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0125民初385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王继会向上诉人孙振兴偿还欠款货款3994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欠款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问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诉讼费及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王继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有新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欠款货款3994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欠款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或将本案发回重审。1、一审判决书本院认定事实部分，双方对于涨2毛的事情，并非是单价或者鸭子款。微信中王继会发送微信消息“你看咱这批，咱能涨上2毛可，我快上上”，孙振兴回复“1.8吗”，王继会回复“行啊，1块8就1块8吧，你把合同、多少钱的苗、多少钱的料、回收多少钱你给我发到微信上，看能尽快的上上它”，孙振兴回复“合同3.23号执行，苗2元料1.25回收3.1元送0.8元兽药，棚前每斤降0.15药残不合格扣0.1元每斤”、“单独给你补上2毛钱吧，我跟厂里申请吧，你不用管了”。这些内容是指的“1.6元和1.8元的计算公式”是料肉比，一审法院对此处认定有误，且王继会不诚实守信，扭曲事实，对于自己明知的饲料比中的1.6元与1.8元之类的比值不如实陈述，属于浪费司法资源，应当依法改判此处。料肉比：鸭子的饲料斤数除以鸭子的重量，即如果每只鸭子吃12斤料，鸭子重量是6斤，料肉比就是2。当鸭子2元一只，料1.25元一斤时，如果是2.0料肉比1.6，则（1.6+2鸭子+12*1.25料）/6=3.1，此时收回价格为3.1元，也就是：当苗2元、料1.25元、回收3.1时，合同为2.0料比为1.6；本案中，苗2元、料1.25元、回收价3.13时，合同为2.0、料比为1.8；也就是微信聊天中的王继会说涨2毛就上上和上诉人同意涨2毛的意思一样，是指的料比。2、关于王继会不予认可的“2万元饲料款”欠料单，当时是王继会在第三人也就是送料司机送料时候，王继会让第三人代为签写，且本案第三人也出庭接受了双方的询问以及法院的询问，其真实性足以值得信任，并且孙振兴有新证据足以证实，王继会在撒谎，王继会实实在在的收到了并且使用了孙振兴提供了该2万元的饲料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审理时被王继会的谎言蒙蔽，王继会不诚信的态度不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应当改判，维护社会诚信以及农村诚信原则的交易习惯。3、关于兽药款，上诉人认为通过多次交易可以看出，双方均存在使用兽药的事实存在，且也是通过相同的方式，即孙振兴通过微信向王继会推送或者现场出示结算单据，双方多次均没有表示过异议，在本案中王继会系因不再继续合作而进行的耍赖不认账，目的是在尽可能的不再赔偿孙振兴钱财，属于趋利避害，且孙振兴的证人可以做书面保证，如出现虚假陈述自愿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加之双方的交易往来以及所在村落的风俗习惯，以及附近村落同样养殖期间药物等的使用习惯，本案孙振兴的技术员了解药物的使用与业主有紧密联系，其证言应予以采信，因为技术员就是为业主服务的，是双方养殖合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鸭苗进行养殖必然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疾病情况，使用药物以及技术员诊治也是正常现象，而不能单纯因为王继会的口头不认可，而直接否定了该技术人员口述的真实性，如果这样，或将破坏了农村诚信的风气，助长了部分不诚信人员的胆识，造成了将是更多类似诉讼的产生，希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公断。综上，上诉人有证据且有足够的理由证实上诉人诉求。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王继会向孙振兴偿还欠款货款3994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欠款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在没有正确的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的法律肯定是对上诉人不利且错误的，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上诉人有新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王继会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且一审判决没有支持王继会的部分请求，未认定销售肉鸭每斤补偿0.2元，而是认定为每只鸭苗补偿0.2元，以及未认定孙振兴应当赠送给王继会兽药但未赠送，导致王继会自行购药，增加了费用。因此一审判决中上诉人已经得到了利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振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继会向孙振兴支付尚欠货款3994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自欠款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间同行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王继会承担。王继会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孙振兴给付王继会肉鸭差价款等计28432.9元及利息损失；2.诉讼费、反诉费均由孙振兴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振兴与王继会曾就涉案肉鸭养殖与回购事宜通过微信交流。王继会发送微信消息“你看咱这批，咱能涨上2毛可，我快上上”，孙振兴回复“1.8吗”，王继会回复“行啊，1块8就1块8吧，你把合同多少钱的苗、多少钱的料、回收多少钱你给我发到微信上，看能尽快的上上它”，孙振兴回复“合同3.23号执行苗2元料1.25回收3.1元送0.8元兽药，棚前每斤降0.15药残不合格扣0.1元每斤”、“单独给你补上2毛钱吧，我跟厂里申请吧，你不用管了”。王继会主张微信消息中的“涨2毛”是指的回收肉鸭时每斤单独补上2毛钱，回收价应为3.3元；孙振兴主张“涨2毛”是指鸭苗原价1.6元，涨2毛后鸭苗价格为1.8元。庭审时，双方均陈述鸭苗总价款为22000元。孙振兴提交的饲料欠条载明：“2020年4月21日，禹城六合，25，1吨，欠料人王继会”、“2020年5月1日，禹城六合，70，2.8吨，欠料人王继会”、“2020年5月3日，禹城六合，150包，6吨，欠料人王继会”、“2020年5月8日，禹城六合，75袋，3吨，欠料人王继会”、“2020年5月13日，禹城六合，190袋，7.4吨，欠料人王继会”、“2020年5月17日，禹城六合，200袋，8吨，欠料人王继会”、“2020年5月21日，禹城六合，220袋，8.8吨，欠料人王继会”、“2020年5月25日，禹城六合，30袋，1.2吨，欠料人王继会”；孙振兴提交的收到条打印件载明“收到条王继会今收到禹城六合548，4吨，100袋。2020.4.26”、“收到条2020.5.8日收到549料52包送给王继会。收料人王继会”。王继会对上述欠条及收条打印件无异议。孙振兴另提交欠料单一份，载明：“欠料单杨爱东送料549料200包。2020.5.8日。欠料人：王继会”。王继会否认该欠料单是其本人所写，亦否认收到该欠料单上记载的饲料。为证明其主张，孙振兴申请其送货员出庭作证。送货员称该份欠料单是王继会让其代写，200包饲料已送至王继会处。双方均认可该欠料单记载的饲料价款为20000元。孙振兴主张王继会购买其饲料总价款为131200元；王继会称不包括有异议的饲料款20000元，购买饲料总价款为111200元。孙振兴主张王继会购买其兽药价款为23360元，王继会不认可。为证明其主张，孙振兴申请其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证人称已将每只鸭子0.8元的赠药随鸭苗送至王继会处，另向王继会送过计费的药物，具体的金额不清楚。王继会提交的肉鸭销货单载明：“养殖户孙振兴、王继会，只数合计9250，胴体合计16556.9，毛重合计23156.5，均重2.503，死鸭合计122”，该份结算单上加盖有“邹平海赢食品有限公司原料部养殖合同专用章”，孙振兴认可该份证据真实性。孙振兴提交的结算单显示：“合同户孙振兴，接苗数量11000，应收数量10780，实收数量9250，均只重5.007，毛鸭重量23156.503，价格5.9元/kg，金额136623，回收价格2.95，只重过小扣0.15/斤，养殖户王继会，2020年5月26日”，该份结算单加盖有邹平海赢食品有限公司章印，王继会不认可该份证据。双方均认可肉鸭回收款的交付过程为收购方将价款交付孙振兴，孙振兴再交付王继会。另，孙振兴提交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付款方为孙振兴、收款方为王继会）拟证明涉案合同双方主体是孙振兴、王继会，与孙振兴所在的公司山东祥泽牧业有限公司无关。山东祥泽牧业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经本公司核实，孙振兴与王继会之间往来，系孙振兴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也知晓该事”。一审法院认为，孙振兴向王继会提供鸭苗、饲料，王继会负责喂养，成品肉鸭由孙振兴回收，回收价款由孙振兴交付王继会，孙振兴与王继会之间成立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鸭苗款，双方均认可鸭苗款为22000元，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鸭苗每只2元，王继会共购进鸭苗11000只。关于饲料款，双方有异议的部分为2020年5月8日杨爱东代写的饲料价款为20000元的欠料单。一审法院认为，孙振兴虽申请证人出庭证明该份欠料单上的饲料确已提供给王继会，但证人作为孙振兴的送料员，与孙振兴具有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孙振兴关于该份欠料单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对于王继会认可的饲料款1112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兽药款，孙振兴主张向王继会提供了价值23360元的兽药款，为证明其主张，孙振兴申请证人出庭证明，王继会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证人作为孙振兴的技术人员与孙振兴具有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孙振兴的该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关于赠药，双方在鸭苗购进时约定按每只鸭苗0.8元赠送兽药，因此，赠药义务应在鸭苗交付及养殖程序中履行，所赠药品应用于鸭苗养殖，赠药的使用具有时段性。但在鸭苗养殖过程至肉鸭回收完毕，王继会均未向孙振兴就赠药提出过异议，视为王继会对孙振兴合同履行无异议，其现于反诉中以孙振兴未履行赠药义务要求折价给付，证据不足。关于肉鸭回收款，双方约定的回收价格为3.1元/斤，孙振兴主张实际回收价位2.95元/斤，并提交结算单予以证明；王继会主张为3.3元/斤，因孙振兴承诺涨2毛。一审法院认为，孙振兴与王继会之间的养殖回收合同、孙振兴与收购方邹平海赢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并非同一合同，孙振兴与王继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应据双方之间的合同进行认定，孙振兴与邹平海赢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的约定对王继会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消息的方式约定“回收3.1元”、“棚前每斤降0.15药残不合格扣0.1元每斤”，孙振兴提交的结算单显示“只重过小扣0.15/斤”，而孙振兴、王继会并未约定“只重过小”系回收价格的影响因素，因此，孙振兴主张双方的肉鸭回收价格按2.95元/斤计算，于法无据。根据双方微信聊天消息顺序，王继会在提出“涨2毛”的要求后，孙振兴回复“1.8吗”，王继会接着回复“行啊，1块8就1块8吧，你把合同多少钱的苗、多少钱的料、回收多少钱你给我发到微信上”，孙振兴发送“合同3.23号执行苗2元料1.25回收3.1元送0.8元兽药，棚前每斤降0.15药残不合格扣0.1元每斤”后，接着发送消息“单独给你补上2毛钱”，整个聊天过程符合基本逻辑，上述消息文本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根据上述消息文本，综合分析“涨2毛”的含义及可能性，应为鸭苗按2元每只计收，单独补贴2毛/只后，为1.8元/只。因此，“涨2毛”应在鸭苗款中扣除，而与肉鸭回收价格无关。王继会主张肉鸭回收价格为3.3元，证据不足；孙振兴主张“涨2毛”系对于鸭苗价格而言，意指王继会自行要求提高鸭苗价格，该主张违反日常生活法则，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综上，肉鸭回收款为46313斤×3.1元/斤=143570.3元。另外，根据双方的约定，孙振兴应按鸭苗2毛/只给与王继会补贴即11000×0.2元=2200元。综上所述，王继会应向孙振兴付款22000-2200+111200=131000元，孙振兴应向王继会付款143570.3元。抵销后，孙振兴应向王继会支付肉鸭款12570.3元。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王继会主张自肉鸭回收日2020年5月26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孙振兴的诉讼请求；二、孙振兴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继会肉鸭款12570.3元及利息损失（自2020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王继会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99元，由孙振兴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5元，由王继会负担197元，由孙振兴负担58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孙振兴申请证人李德银、颜丙磊出庭作证。李德银陈述，2020年5月8日中午吃过饭后在王集村南口遇到杨爱东给王继会送料，不清楚杨爱东所驾驶汽车的品牌、型号及颜色，仅记得汽车样式为车头高、有大车斗。颜丙磊陈述，其系济阳祥泽牧业员工，孙振兴系其老板，自2020年5月王继会开始上鸭苗以来，其给王继会送过程序药、给鸭子看过几次病并在鸭子出现伤亡时留下治疗药，程序药均为牧业公司赠送给养殖户，治疗药不赠送。王继会质证认为，李德银的证言对并非亲身感知的事实，对真实性不认可；颜丙磊与孙振兴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本院认为，李德银的证言缺少相关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2020年5月8日下午送货员杨爱东给王继会送饲料200包的事实；颜丙磊在一审中出庭作证，其在二审中所作证人证言与一审相同，不属于新证据。故上述证人证言本院均不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判决对案涉养殖回收合同中鸭苗款、饲料款、兽药款、肉鸭回收款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鸭苗款，一审法院认定微信聊天记录中“涨2毛”意为上诉人孙振兴给予被上诉人王继会鸭苗款补贴0.2元/只，共计2200元。孙振兴上诉称“涨2毛”的真实含义为“料肉比”由1.6变更为1.8，但其未能对“料肉比”作出合理解释，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鸭苗款为19800元（原价22000元-补贴2200元）正确。关于饲料款，双方对其中111200元无异议，孙振兴主张2020年5月8日下午其向王继会提供价值20000元的饲料，但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且上述饲料的欠料单非王继会本人所写，王继会对该事实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饲料款为111200元正确。关于兽药款，孙振兴主张其向王继会提供了价值23360元的兽药，但未提交书面凭证，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该事实，王继会对该事实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王继会不欠付饲料款正确。关于肉鸭回收款，孙振兴虽主张结算单中载明“只重过小扣0.15/斤”，但双方已在聊天记录中就肉鸭回收款达成合意，约定回收价格为3.1元/斤，未约定“只重过小”对回收价格的变更。双方对回收的肉鸭总重为46313斤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肉鸭回收款为143570.3元（46313斤×3.1元/斤）正确。综上所述，孙振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8元，由上诉人孙振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农泽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衣红蕾书 记 员 韩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