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1民终1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勇跃，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湘鄂，女，197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艳，湖南正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永州市东兴房地产建筑开发公司，住所地永州市零陵区××路××号。法定代表人：龚夏宝，系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社平，湖南九子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时珍，男，196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军平，男，1969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吉萍，女，196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荣，湖南君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勇跃、龚湘鄂，上诉人湖南省永州市东兴房地产建筑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2020）湘1102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勇跃、龚湘鄂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此次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龚勇跃、龚湘鄂与其他22位买受人实际购买和使用案涉房屋24年之久，三被上诉人对此从未提出任何异议。且东兴公司售卖房屋时，召开了相关会议，三被上诉人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作为东兴公司职工均参加了此次会议，对东兴公司售卖房屋的事实明显知情，但三被上诉人却称，因长期在外，直至2019年12月份才知道此事，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实质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因当时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调整，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2、东兴公司销售房屋的行为系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东兴公司销售的房屋系公司财产，而非个人财产，三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且案涉产权登记的名字为“陈時珍、唐君平、谢吉平”，产权登记的名字与本案中提起诉讼的三被上诉人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不一致，主体明显错误，应驳回三被上诉人诉请。3、上诉人龚勇跃、龚湘鄂与湖南省零陵地区裕达房地产建筑开发公司（原东兴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坐落在永州市零陵区××路××号（原芝山区解放路102号）院内的案涉房屋，并支付了相应款项，上诉人龚勇跃、龚湘鄂善意取得案涉房屋。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辩称，1、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答辩人此次起诉并未超过法定期限。2、案涉房屋依法登记至三答辩人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以登记为准。在房屋产权登记证书未被依法撤销前，该不动产登记证书系有效的权属凭证，三答辩人系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东兴公司在未经共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与龚勇跃、龚湘鄂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3、龚勇跃、龚湘鄂不构成善意取得，龚勇跃、龚湘鄂的购房情况与其他20户职工的购房情况不同，其余20职工的购房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全体员工知情，且在办证过程中，三被上诉人全程参与，并委托陈时珍到场签字确认。龚勇跃、龚湘鄂与裕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被上诉人均不知情，且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亦未委托他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且龚勇跃、龚湘鄂至今仍未提交购买案涉房屋的转款凭证及财务会计凭证，东兴公司在前诉中认可龚勇跃、龚湘鄂的诉讼请求，放弃抗辩权力，隐瞒案涉房屋真实的登记情况，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龚勇跃、龚湘鄂不构成善意取得。东兴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八条及第十一条规定禁止性规定，属违法转让行为，一审判决对该《房地产买卖契约》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错误；（2）三被上诉人无出资依据，没有获得案涉房屋所有权的合法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的三份《房屋买卖契约》并非原始、真实的交易合同，该《房地产买卖契约》系裕达公司办证所有的合同；（4）房屋产权证上产权人的名字与三被上诉人不相同，三被上诉人非案涉房屋所有权人；（5）《房地产买卖契约》上三被上诉人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2、一审判决证据认定明显错误，上诉人提交的裕达公司《关于变卖公司房屋的会议纪要》，三被上诉人未提出实质性异议，且有会议记录人邓运森的签字确认，一审判决不予采信，却认定被上诉人谢吉萍提交来源不清、去向不明的90000元收条为有效证据，明显存在错误。3、上诉人出售案涉房屋系公司行为，非公司法定代表人龚夏宝的个人行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裕达公司与三被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4、一审认定龚勇跃、龚湘鄂不构成善意取得错误，善意取得的核心系是否支付合理对价，本案中，龚勇跃、龚湘鄂支付合理对价，构成善意取得。5、一审判决认定三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相关规定，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0后，其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本案已过20年诉讼时效期间，三被上诉人权利不受法律保护。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辩称，1、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答辩人此次起诉并未超过法定期限。2、案涉房屋依法登记至三答辩人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以登记为准。在房屋产权登记证书未被依法撤销前，该不动产登记证书系有效的权属凭证，三答辩人系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东兴公司在未经共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与龚勇跃、龚湘鄂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3、龚勇跃、龚湘鄂不构成善意取得，龚勇跃、龚湘鄂的购房情况与其他20户职工的购房情况不同，其余20职工的购房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全体员工知情，且在办证过程中，三被上诉人全程参与，并委托陈时珍到场签字确认。龚勇跃、龚湘鄂与裕达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被上诉人均不知情，且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亦未委托他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且龚勇跃、龚湘鄂至今仍未提交购买案涉房屋的转款凭证及财务会计凭证，东兴公司在前诉中认可龚勇跃、龚湘鄂的诉讼请求，放弃抗辩权力，隐瞒案涉房屋真实的登记情况，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龚勇跃、龚湘鄂不构成善意取得。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向一审法起诉请求：一、撤销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2019）湘1102民初445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驳回被告龚勇跃、龚湘鄂的诉讼请求；二、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期间，零陵地区乡经委因为搬迁新址需要，计划将其原有的宿舍、办公楼出售给其下属单位裕达公司办公、住宿用，双方于1993年3月8日达成一份《关于房地产让售协议》，主要约定：一、乡经委将位于零陵区××路××号房产出售给裕达公司管理使用。该房产的占地面积为1.89亩，其中建设面积为1.319亩，1962.34平方米。包括：1.砖混结构房屋：宿舍20套，办公楼15间，1810.89平方米；2.砖（土）木（混）结构结构房屋9间，151.45平方米；二、乡经委将原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共五件全部移交给裕达公司，由裕达公司办理过户手续；三、房产让售总金额为280000元。裕达公司在合同生效3日内预交款180000元，其余100000元于1993年8月31日前付清，过期则协议失效；四、从1993年8月31日底算起到1994年9月止，乡经委将所有搬迁工作做好，交付裕达公司管理使用。签订上述协议后，由于裕达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向乡经委支付预交款，双方又于1993年8月8日签订了一份《关于房地产让售协议》，在第一份让售协议的基础上另行约定：房产让售总金额为352000元。裕达公司在合同生效3日内预交款30000元，其余322000元于1993年8月31日前付清，过期则协议失效。第二份让售协议的其余内容与第一份让售协议基本一致。两份让售协议中，龚夏宝均作为裕达公司的代表在协议上签名确认。签订第二份让售协议后，由于裕达公司内部资金紧张，该合同并未完全得到履行。1993年8月8日，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龚夏宝等六人签订了一份《关于购买乡经委房屋贷款的协议》，主要约定：一、乡经委房屋及地产的价款为360000元，每人分配60000元；二、购房的资金来源为贷款。不管任何人借贷到款，由公司负责利息，月利率按三分计算。若六人中有人借不到贷款，有人能贷到60000元以上，费用由贷不到钱的人负责；三、各人的款项须在8月20日前交清，不交款者在此项目中失权；四、房证、产权归公司所有，盈余按股分配；五、款项作为上缴公司的股份资金，在公司利润中偿还。1994年4月1日，龚夏宝与裕达公司向永州市信用社借款300000元，贷款付出凭证上记载的借款用途为基建购材料款。1994年4月9日，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裕达公司作为买方与卖方乡经委、乡企局签订了三份《房地产买卖契约》，主要约定：一、乡经委、乡企局将坐落在永州市原解放路102号的房屋产权证号分别为9××4、9××6、9××7号的房地产出售给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裕达公司；二、上述房地产的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408.82平方米、151.46平方米及796.52平方米，房地成交价格分别为58338元、21611元及113663元；三、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裕达公司应于1993年8月31日前向乡经委、乡企局付清购房款；四、乡经委、乡企局应于1994年8月31日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裕达公司。房屋移交时，该建筑物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1994年4月11日，永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经现场调查，认为：上述三份《房地产买卖契约》中的永州市原解放路102号房屋为乡企局所有，并由乡企局出卖给裕达公司的陈时珍、龚夏宝、唐军平、谢吉萍。在该所办理买卖手续后，上述房产的产权归裕达公司的陈时珍、龚夏宝、唐军平、谢吉萍所有。因此，永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同意办理了上述交易手续。基于上述三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及房地产管理机关的审批意见，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龚夏宝于1994年4月12日取得了位于永州市原解放路102号的9××4、9××6号房屋的所有权及所有权证。1996年3月6日及1996年6月18日，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与裕达公司签订了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一、裕达公司将坐落在永州市解放路102号院内的部分房屋、车库出卖给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二、上述房屋的产权证号分别为9××4、9××6号，建筑面积分别为136.27平方米、151.46平方米，价格皆为60000元；三、被告龚勇跃、龚湘鄂应当于合同签订当日向裕达公司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上述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龚夏宝均作为裕达公司的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名确认。上述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当天，被告龚勇跃、龚湘鄂向裕达公司交齐了购房款。1997年1月9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批准，裕达公司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名称变更为东兴公司。法院另查明，被告龚勇跃、龚湘鄂向被告东兴公司购买的房产长期由其二人占有使用，用于经营永州市小巨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2019年期间，由于零陵区××路××号地段面临拆迁，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于2019年11月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零陵区解放路110号（原102号）面积为287.73平方米的房屋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属于其二人所有。被告东兴公司在该次诉讼中承认了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法院遂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了（2019）湘1102民初445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被告龚勇跃、龚湘鄂的该诉讼请求。2020年5月7日，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就（2019）湘1102民初4452号民事判决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认为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与被告东兴公司存在恶意串通，且原审法院在未审查房屋的真实权属状态时直接确认物权侵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三原告向法院请求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即本案的法律法规溯及力问题及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因此，除另有特别规定外，法律法规一般不具备溯及力。本案的争议民事法律行为主要发生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该段期间内“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均未生效，因此法院主要依据争议法律行为发生时已生效或具备溯及力的法律法规（如程序性法律法规等）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根据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诉讼时效是限制请求权的期限。本案中，原告方认为其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而向法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该行为属于依据绝对权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并非行使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属于行使“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救济权，因此不适用诉讼时效。即便认为原告方在本案中行使的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原告方所行使的请求权性质也是物权请求权。根据有溯及力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物权请求权在“民法总则”施行前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因此，即便认为原告方行使的权利是物权请求权，被告也不得以此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综上所述，对被告方辩称的原告方主张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即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是否对9××4、9××6号房屋享有所有权的问题。根据1987年4月21日开始实施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城镇房屋所有人都必须在限期内到房屋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共有权保持证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房屋所有者凭证管理和使用自己的房屋。因此，1993年至1996年期间，我国已经建立起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制度，且当时的所有权登记具有物权推定效力，经房产部门登记的所有权人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房屋的所有人。本案中，9××4、9××6号房屋经房产管理部门登记确认的所有权人自1994年4月12日开始即为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被告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夏宝，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记载的所有权人也与房产部门的登记保持一致，因此在不存在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龚夏宝是9××4、9××6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被告方提供的证据能否推翻产权登记，法院认定如下：一、虽然1993年的两份《关于房地产让售协议》的受让人是裕达公司，但现有证据表明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龚夏宝四人取得9××4、9××6号房屋的所有权的依据是1994年4月9日签订的三份《房地产买卖契约》而非之前的两份《关于房地产让售协议》。因此，被告方提供的《关于房地产让售协议》尚不能推翻9××4、9××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二、1993年8月8日签订的《关于购买乡经委房屋贷款的协议》中，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龚夏宝等六人约定：房证、产权归公司所有，盈余按股分配。但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裕达公司是以共同购买人的身份与乡经委、乡企局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龚夏宝四人在申请9××4、9××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的行政审批时也是以共同所有权人名义进行的，并且最终的房屋所有权登记也是落在四人的名下，因此当事人通过行为表示的意思与《关于购买乡经委房屋贷款的协议》的上述约定不一致，应当以之后的当事人通过行为表示的意思表示为准。因此，被告方提供的《关于购买乡经委房屋贷款的协议》尚不能推翻9××4、9××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三、龚夏宝于1994年4月1日向信用社借款300000元，但贷款凭证中该款的用途为基建购材料，且无其他证据表明9××4、9××6号房屋系龚夏宝个人出资购得，因此被告方提供的借贷凭证尚不能推翻9××4、9××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四、虽然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从被告东兴公司购买的涉案房屋长期由其二人占有使用，但本案中的9××4、9××6号房屋已经登记在了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龚夏宝名下，且1996年的产权登记制度已经相对完善，因此并不能直接根据占有事实推定所有权的归属。被告提供的房屋占有相关的证据不能推翻9××4、9××6号房屋的产权登记。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即被告龚勇跃、龚湘鄂能否善意取得本案争议房屋所有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本案中，9××4、9××6号房屋的共有人为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龚夏宝。1996年期间龚夏宝以裕达公司的名义将9××4、9××6号部分房屋出售给被告龚勇跃、龚湘鄂并未经过共有人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的同意，属于无权处分，因此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不能继受取得9××4、9××6号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对被告龚勇跃、龚湘鄂能否通过善意取得的方式原始取得9××4、9××6号争议房屋所有权的问题，法院认定如下：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于1996年同裕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夏宝签订了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向裕达公司购买了9××4、9××6号房屋中总面积为287.73平方米的部分房屋，虽然被告龚勇跃、龚湘鄂向被告裕达公司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并完成了房屋的交付，但9××4、9××6号房屋在1994年便已登记在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龚夏宝四人名下，且当时我国已经建立了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制度，因此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通过善意取得的方式原始取得本案争议的房产。综上所述，被告方提供的证据尚不能推翻现有的房屋所有权登记，被告龚勇跃、龚湘鄂也不能善意取得本案所购房屋的所有权，同时基于房地一体原则，也不得在仅有合同约定而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争议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确认给被告龚勇跃、龚湘鄂，故原审中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法院在本案中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判决直接依据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确认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存在错误，侵害了本案原告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的民事权益，应当予以撤销。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参照《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的（2019）湘1102民初4452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原审原告龚勇跃、龚湘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龚勇跃、龚湘鄂、湖南省永州市东兴房地产建筑开发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东兴公司向本院提供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成交金额86,411.00元），拟证明东兴公司出卖给上诉人龚勇跃、龚湘鄂的房子与出卖给其他20户的房屋一样，均登记在公司及龚夏宝、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名下。被上诉人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与不动产的登记正好是印证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非东兴公司所有。经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零陵地区乡镇企业经济委员会与裕达公司、龚夏宝及被上诉人签订了房产地买卖契约，房屋产权应以产权证为准。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达到东兴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2019）湘1102民初4452号民事判决书是否予以撤销。根据1987年4月21日《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城镇房屋所有人都必须在限期内到房屋所在地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第四条规定：“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共有权保持证是国家依法保护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凭证。房屋所有者凭证管理和使用自己的房屋”。本案中，案涉房屋经房产管理部门登记确认的所有权人自1994年4月12日起即为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夏宝。东兴公司上诉提出，三份《房屋买卖契约》并非原始、真实的交易合同，但是《房屋买卖契约》均加盖了零陵地区乡镇企业经济委员会公章。而且，房屋已登记在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龚夏宝名下，性质为所有。因此，（2019）湘1102民初4452号民事判决书依据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确认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存在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如有证据证实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不是被上诉人，可以依据相应证据提起确权诉讼。东兴公司及龚勇跃、龚湘鄂上诉提出，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因此，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于2020年5月7日向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法定期限。关于龚勇跃、龚湘鄂是否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问题。龚勇跃、龚湘鄂于1996年同裕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龚夏宝签订了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向裕达公司购买了产权证号分别为9××4、9××6号房屋中总面积为287.73平方米的部分房屋，但案涉房屋于1994年便已登记在陈时珍、唐军平、谢吉萍及龚夏宝四人名下，龚夏宝明知房屋登记在四人名下，仍然与子女龚勇跃、龚湘鄂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同时，亦无证据证明征得了其他共有人同意或告知了其他共有人。因此，龚勇跃、龚湘鄂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综上，上诉人龚勇跃、龚湘鄂，上诉人湖南省永州市东兴房地产建筑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上诉人龚勇跃、龚湘鄂负担80元，湖南省永州市东兴房地产建筑开发公司负担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振湘审判员  万竹婷审判员  李秋云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吕 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