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1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明华，男，1972年7月12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现住贵定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艳，女，1976年3月18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贵定县，现住贵定县。系死者韦某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贵华，男，1999年3月28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户籍所在地贵定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开龙，男，2001年12月14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贵州省贵定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明坤，男，1997年8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易，男，1992年6月30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居民，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建楠，男，1998年9月17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贵定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婷婷，女，1984年4月9日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个体工商职业者，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桃芬，女，1989年2月14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个体工商职业者，户籍所在地贵定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莉，女，1995年9月20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贵定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冉启下，男，2000年12月27日生，汉族，贵州省金沙县人，农民，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金沙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欣，女，1996年9月9日生，布依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农民，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华，男，1990年1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居民，户籍所在地贵定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缪亚军，男，1990年10月8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居民，户籍所在地贵定县，现住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涛，男，1994年2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居民，现住贵定县。 上诉人韦明华、唐艳因与被上诉人岑贵华、陈开龙、姜明坤、付易、邵建楠、张婷婷、韦桃芬、雷莉、冉启下、唐欣、赵华、缪亚军、沈涛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定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3民初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韦明华、唐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定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3民初28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216536.26元（721787.52×30%=216536.26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责任承担主体错误。（一）酒吧经营管理者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宾馆、商场、餐馆、银行、车站、机场、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韦桃芬在贵定县公安局金南派出所第二次询问笔录中称“最开始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到吧台和我打了声招呼，这个时候他已经满身酒气了....”、“赵华对韦某说叫他早点和朋友回家，他已经喝醉了。韦某自己还把板凳坐翻了摔倒在地..........”，警官问：“当时韦某是否醉酒?”韦桃芬答：“醉了的”，警官继续问：“韦某的醉酒状态是什么样的?”韦桃芬答：“醉的很严重了，自己摔了一次，又和赵华的朋友摔了一次，走路也是走不稳的。”充分的说明作为酒吧经营者的韦桃芬是知道韦某离开时处于深度醉酒状态，而且已经醉到走路都走不稳的程度。按照法律规定，韦桃芬、张婷婷作为酒吧的经营者，有责任对到酒吧饮酒的消费者韦某尽到合理的保护义务。在发现韦某醉酒后，不让其继续饮酒，同时对韦某采取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但韦桃芬却什么都没有做，在发现韦某严重醉酒，走路都走不稳时，只关心自己的酒钱，对韦某根本就是不管不顾。原话是这样的，警官问：“你是否知道都有谁出来外面?”韦桃芬答：”郭建华、张婷婷、‘韦小宝’还有他带的两个女生，另外几个人不记得了。”警官继续问：“你是出来彼岸酒吧门口之后是否有跟他讲话?”韦桃芬答：“有的，我出来问他，之前签单的钱什么时候给钱。我问完之后‘韦小宝’就跟他带来的女的讲，你不要说我静姐，后面我就直接进去彼岸酒吧了。”酒吧的另一经营者张婷婷，眼看韦某严重醉酒，并与他人发生矛盾，被缪亚军卡脖子，二人共同摔倒在地上后，更是冷眼旁观，根本就没有管过韦某，自顾与自己的男朋友郭建华去旁边的酒店开房去了。可见，作为酒吧经营者的韦桃芬、张婷婷对严重醉酒后的韦某并未尽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行为与韦某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且从酒吧视频来看，韦桃芬、张婷婷除了酒吧经营者这一身份外，还具有韦某同桌饮酒这一身份，二人在发现韦某醉酒后，仍与同桌饮酒，未尽到合理的劝阻义务，依法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审认定二人不承担责任错误。（二）赵华、缪亚军、沈涛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赵华、缪亚军、沈涛在一审庭审中均否认自己未曾与韦某喝过酒，并没有加重韦某醉酒的程度。但是根据彼岸酒吧的监控可知：2020年1月15日凌晨1时5分30秒时，韦某在外间酒桌与张婷婷、缪亚军等人围桌；2时24分18秒时，与缪亚军一起喝酒，在场的还有郭建华，同桌的人均未对韦某进行劝阻；2时33分9秒时，韦某举杯与郭建华、沈涛饮酒，同桌的人未对其进行劝阻；3时20分47秒时，赵华倒酒给韦某、韦桃芬、雷莉、郭建华等人；3时23分30秒时，韦某又与赵华、韦桃芬、沈涛等人同桌喝了一杯。最后，韦某与赵华、缪亚军、沈涛等人围成一个大桌进行饮酒。另根据赵华、缪亚军、沈涛、韦桃芬的公安询问笔录，赵华、缪亚军、沈涛等人围桌的人知道韦某已经醉酒，但是均未对其进行劝阻，还不断与其畅饮，加重了韦某的醉酒程度，导致韦某因醉酒进入不省人事的状态，最终掉入河中溺亡的悲剧，所以赵华、缪亚军、沈涛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三）第一场酒的共饮人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陈开龙、付易等一场酒局参与者应当预见到过量饮酒会导致饮酒人的身体受到伤害，醉酒会导致视觉、听觉下降、大脑反应迟钝、手脚不听指挥，容易摔倒受伤，严重时会因饮酒直接导致死亡的后果，但任与其饮酒。根据韦桃芬的笔录证实，韦某到她们彼岸酒吧时已是满身酒气。陈开龙、付易与韦某喝酒客观上加重了韦某的醉酒程度，也与韦某酒醉死亡的结果有因果关系。二、一审判决的过错比例明显失衡，违反同案同判原则，一审判决韦某自行承担90%的责任，唐欣、雷莉、冉启下仅承担10%的责任，显失公平。本案中，韦某醉酒与他人发生摩擦，唐欣、雷莉、冉启下跟随韦某从酒吧出来之后，虽然唐欣辩称自己有提议要送韦某回家，但是韦某发脾气予以拒绝，还与自己发生争吵，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从天网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唐欣等人追出去找韦某只是为了拿回自己的手机。从韦某身上找到手机之后，唐欣与雷莉、冉启下便将已经严重醉酒的韦某独自扔在人迹罕至、灯光昏暗的大街上，各自离去。此时的唐欣、雷莉、冉启下对于韦某已经处于醉酒且不能自理的状态是清楚的，但仍狠心的将其独自撇下不理。事发后，三人认为韦某的死亡与自己无关，不愿赔偿。综上，同样是发生在贵定县人民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的类似案件，该院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第一，对于共饮者是否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黔南州中院予以维持的贵定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2723民初1084号判决书中，判决共同饮酒的王海、杨小春等6人都承担了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一审法院只追究唐欣、雷莉、冉启下的侵权责任，却没有追究酒吧管理者和同桌共饮者赵华、缪亚军、沈涛、韦桃芬等人的责任。韦某离开酒吧之后并没有人对其进行护送以及采取保障措施，唐欣等人甚至是将其丢在寒冷黑暗的大街上，不管不问，性质更加严重，但一审只判决唐欣等人只承担10%的责任，显失公平。第三，关于案件受理费的分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2083.5元不当，应当按责任比例分担。三、一审漏判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和计算清单中均要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明显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一审判决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未做到情与法的平衡。在法庭上，酒吧经营者和在场共饮者均将自己摘得于干净净，而唐欣、雷莉、冉启下不愿赔偿，还声称韦某的死亡与自己无关，让上诉人心灵再受重创。韦某虽然有错，但错不致死，错不会达到90%的程度。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岑贵华、陈开龙、姜明坤、付易、邵建楠、张婷婷、韦桃芬、雷莉、冉启下、唐欣、赵华、缪亚军、沈涛二审未答辩。 韦明华、唐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十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共计358868.76元；2、判令十三被告支付原告4050元殡仪馆服务费；3、本案诉讼费由十三被告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2020年1月14日晚8时左右，韦某电话邀约陈开龙到糖果酒吧陪他喝酒。两人在糖果酒吧C04包房碰面后，陈开龙又邀约了邵建楠、岑贵华，随后邵建楠邀约付易，岑贵华邀约姜明坤，6人通过摇色子、猜拳的助兴方式喝了两件大瓶装啤酒，席间韦某饮了约3瓶啤酒。21时30分左右，邵建楠因接女朋友先行离开。22时许，因岑贵华朋友相邀，岑贵华、姜明坤、陈开龙一同到异度空间网吧上网，余下韦某和付易继续饮酒，直到当晚11时左右分开。两人分开后，韦某又邀约女朋友唐欣到彼岸酒吧陪他喝酒。当时唐欣、雷莉二人正在歌迷KTV唱歌，韦某到歌迷KTV楼下接上唐欣、雷莉后，唐欣又邀约冉启下来彼岸酒吧喝酒。到了彼岸酒吧，韦某、唐欣、雷莉三人同坐于第4卡座并要了1件啤酒，冉启下到彼岸酒吧后，加入唐欣他们一起喝酒。期间，韦某不时窜台去找其他卡座客人喝酒。当时，赵华、缪亚军、沈涛等客人也在彼岸酒吧第3卡座喝酒，酒吧老板张婷婷、韦桃芬二人与酒吧客人亦有应酬。15日凌晨4时左右，韦某因醉酒闹事到吧台砸东西，缪亚军上前劝阻时双方在酒吧门口摔倒在地上。沈涛、赵华等人把两人扶起来后，韦某与唐欣、雷莉、冉启下等一同离开酒吧。唐欣等人意欲送韦某回家，但被韦某拒绝。之后，韦某一人往小吃街方向走去。15日上午7时许，报案人廖楚林在庆熙桥边发现有人溺亡，遂报警。经核实，溺亡人员系韦某。2020年2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如前诉讼请求。 另查明，为办理韦某溺亡后事，原告支付殡仪馆各项费用共计40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朋友之间聚会饮酒属于善意的正常社会交往，对于在聚会饮酒后意外死亡的后果，组织、参与聚会的人员只有在存在与该后果相关过错的情况下，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聚会饮酒过程中有人饮酒过量或者醉酒，其他组织者、参与者负有保障醉酒者免于发生危害的谨慎注意义务。如果未尽到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则组织者、参与者存在过错。但该谨慎注意义务的程度应当以一般人的普通注意为限，即应在一般人的可预见范围内。同时，聚会的组织者、参与者对醉酒同伴的谨慎注意义务应当根据当时的饮酒状况、同伴在饮酒后的状态、酒后休息场所的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本案中，韦某与陈开龙、邵建楠、岑贵华、付易、姜明坤六人在糖果酒吧聚会饮酒以及韦某与唐欣、雷莉、冉启下在彼岸酒吧的聚会饮酒，均系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社会交往和情谊行为，属社交自由空间，法律干预应适当谨慎。虽然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韦某落水溺亡的具体原因，但根据公安机关在其血液中检出的264mg/100ml酒精含量，可以推定韦某系在过量饮酒状态下控制及自我保护能力降低而落水溺亡。在糖果酒吧聚会中，没有证据证明六名共同饮酒人之间存在强制灌酒、斗酒、拼酒等加害行为，且邵建楠、陈开龙、岑贵华、姜明坤先后离开，付易最后与韦某分开，糖果酒吧聚会即告结束。此后，韦某又邀约唐欣等人到彼岸酒吧聚会喝酒，已经超出糖果酒吧聚会参与者的普通注意义务，对其后发生的韦某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陈开龙、邵建楠、岑贵华、付易、姜明坤等五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韦某邀约唐欣、雷莉、冉启下到彼岸酒吧聚会饮酒，直到15日凌晨4时左右，唐欣、雷莉、冉启下作为聚会共饮者、参与者，与韦某彼此间负有保障醉酒者免于发生危害的谨慎注意义务，其中，唐欣作为韦某女友，其谨慎注意义务应略高于雷莉、冉启下。现唐欣、雷莉、冉启下以韦某拒绝他们送其回家为由，放任韦某独自离开，未尽到对聚会共饮者照顾、看护、帮助的注意义务，对其后发生的韦某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同时，韦某作为成年人，应预见到饮酒过多的风险，但其与陈开龙等人在糖果酒吧聚会饮酒结束后，又主动邀约唐欣等人到彼岸酒吧继续长时间饮酒，其未能严格控制饮酒量，且醉酒后还拒绝他人帮助，不注意自身安全，是溺水死亡的主要原因，韦某对造成其死亡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赵华、缪亚军、沈涛等作为彼岸酒吧客人，张婷婷、韦桃芬作为酒吧经营者，均不属于韦某本次朋友聚会的参与者、共饮者，韦某窜台饮酒，不产生韦某与他们之间的谨慎注意义务，同时，韦某溺水死亡的损害后果并未发生在彼岸酒吧的经营场所，不属于张婷婷、韦桃芬作为酒吧经营者所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故赵华、缪亚军、沈涛、张婷婷、韦桃芬等人对韦某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诉请的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关于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规定，本案中，原告已主张死亡赔偿金，故该项请求属于重复诉请，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具体请求不明确，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不予认定。 原告主张按贵州省2018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丧葬费和按贵州省2018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即丧葬费为5982.92元／月×6=35897.52元，死亡赔偿金为31592.00元/年×20=631840.00元，两项费用金额共计667737.52元。原告方认为其已承担50%的责任，被告方应承担50%的责任，理由不当，不予支持。 综合全案，对韦某醉酒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即丧葬费35897.52元，死亡赔偿金631840.00元，殡仪馆各项费用4050.00元，共计671787.52元，酌情确定由韦某本人承担90%（671787.52元×90%=604608.77元），由唐欣、雷莉、冉启下共同承担10%（671787.52元×10%=67178.75元），其中，唐欣承担6%（671787.52元×6%=40307.25元），雷莉、冉启下各承担2%（671787.52元×2%=13435.75元）的赔偿责任较为恰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被告唐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韦明华、唐艳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殡仪馆服务费共计人民币肆万零叁百零柒元贰角伍分（￥40307.25元）；二、被告雷莉、冉启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各自赔偿韦明华、唐艳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殡仪馆服务费共计人民币壹万叁仟肆百叁拾伍元柒角伍分（￥13435.75元）；三、被告唐欣、雷莉、冉启下对总赔偿款陆万柒仟壹佰柒拾捌元柒角伍分（￥67178.75）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韦明华、唐艳其余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5元，原告韦明华、唐艳负担2083.5元，被告唐欣负担138.90元，被告雷莉、冉启下各自负担46.30元。 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韦明华、唐艳主张陈开龙、付易应承担责任应否支持；2、韦明华、唐艳芬主张赵华、缪亚军、沈涛及张婷婷、韦桃芬应否承担责任；3、一审划分责任比例是否适当；4、一审对于精神上诉人一审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漏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认定上诉人一审诉请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殡仪馆数额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第一个争议焦点，即陈开龙、付易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贵定县公安机关对陈开龙、邵建楠、岑贵华、付易、姜明坤的询问笔录及庭审陈述来看，在糖果酒吧聚会中，上诉人韦明华、唐艳并未提供证据证实韦某与陈开龙、付易等共六名共同饮酒人之间存在强制灌酒、斗酒、拼酒等加害行为，且邵建楠、陈开龙、岑贵华、姜明坤先后离开，付易最后与韦某分开，糖果酒吧聚会也即结束。此后，韦某又邀约唐欣等人到彼岸酒吧聚会喝酒，已经超出糖果酒吧聚会参与者的普通注意义务，对其后发生的韦某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与陈开龙、付易等五人没有因果关系，故陈开龙、付易等不存在过错，陈开龙、付易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故韦明华、唐艳提出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赵华、缪亚军、沈涛及张婷婷、韦桃芬应否承担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赵华、缪亚军、沈涛等作为彼岸酒吧客人，张婷婷、韦桃芬作为酒吧经营者，均不属于韦某本次朋友聚会的参与者、共饮者，韦某窜台饮酒，脱离他们范围，不产生韦某与他们之间的谨慎、安全注意义务，同时，韦某溺水死亡的损害后果并未发生在彼岸酒吧的经营场所，根据法律规定，不属于张婷婷、韦桃芬作为酒吧经营者所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故赵华、缪亚军、沈涛及张婷婷、韦桃芬等人对韦某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故韦明华、唐艳提出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个争议焦点，即一审划分责任比例是否适当。从本案情况来看，韦某与陈开龙、付易等共六名共同饮酒人之间不存在强制灌酒、斗酒、拼酒等加害行为，且邵建楠、陈开龙、岑贵华、姜明坤先后离开，付易最后与韦某分开，糖果酒吧聚会也即结束。韦某又邀约唐欣等人到彼岸酒吧聚会喝酒，已经超出糖果酒吧聚会参与者的普通注意义务。唐欣、雷莉、冉启下作为聚会共饮者、参与者，与韦某彼此间负有保障醉酒者免于发生危害的谨慎注意义务，唐欣作为韦某女友，其谨慎注意义务理应略高于雷莉、冉启下。唐欣、雷莉、冉启下以韦某拒绝他们送其回家为由，放任韦某独自离开，未尽到对聚会共饮者照顾、看护、帮助的注意义务，对其后发生的韦某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但是韦某作为成年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到饮酒过多的风险，但其与陈开龙等人在糖果酒吧聚会饮酒结束后，又主动邀约唐欣等人到彼岸酒吧继续长时间饮酒，其未能严格控制饮酒量，且醉酒后还拒绝他人帮助，不注意自身安全，是溺水死亡的主要原因，韦某对造成其死亡的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对此一审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认定韦某9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韦明华、唐艳提出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个争议焦点，即一审对韦明华、唐艳一审诉请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否存在漏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受害人损害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中，韦某在喝酒中未能严格控制饮酒量，且醉酒后还拒绝他人帮助，不考虑注意自身安全，是溺水死亡的主要原因，韦某对此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因此，韦明华、唐艳诉请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故一审驳回其该项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对于韦明华、唐艳提出一审分担诉讼费不当的问题，一审根据当事人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分担诉讼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故韦明华、唐艳提出的该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韦明华、唐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元，由上诉有韦明华、唐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育义 审判员  莫玉魁 审判员  吴美岭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周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