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9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茜，女，198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一方印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九曲港路**。 法定代表人：林学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军，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晓茜为与被上诉人浙江一方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0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张一文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晓茜，被上诉人一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爱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王晓茜系一方公司员工，双方订立期限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王晓茜从事统计工作，工作时间实行标准工时制，月工资3500元。一方公司为王晓茜参加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社会保险，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杭州泰方印务有限公司为王晓茜参加社会保险，自2018年8月起一方公司为王晓茜参加社会保险。2020年3月26日，王晓茜以一方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一方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日、4月8日、4月30日支付王晓茜2020年1月工资2119元、2月工资3151元、3月工资1312.46元（发放金额中已扣除王晓茜2020年1-4月社保个人部分348.77元/月）。2020年4月20日，王晓茜以一方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方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8050元；2、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欠发工资7042.41元；3、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8772.41元；4、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0317.24元。2020年7月8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余杭劳人仲案（2020）446号仲裁裁决，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浙江一方印业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王晓茜2020年1月至3月工资2485.30元、2019年度和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813.79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0200元，上述共计15499.09元；二、驳回申请人王晓茜的其佘仲裁请求。后王晓茜不服，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一、判令一方公司支付王晓茜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8050元；二、判令一方公司支付王晓茜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欠发工资2954.27元；三、判令一方公司支付王晓茜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8772.41元；四、判令一方公司支付王晓茜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5158.62元；五、本案诉讼费用由一方公司承担。 另查明：一方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日、4月8日、4月30日支付王晓茜2020年1月工资2467.77元（实发2119元+社保348.77元）、2月工资3499.77元（实发3151元+社保348.77元）、3月工资1661.23元（实发1312.46元+社保348.77元），以上共计7628.77元。王晓茜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5100元/月。 庭审中，王晓茜、一方公司双方确认王晓茜在一方公司实际工作至2020年1月17日。2020年2月至3月10日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王晓茜未返岗工作，2020年3月11日至3月26日应一方公司要求王晓茜待岗延缓复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晓茜在一方公司工作年限、工作时间、工资发放标准以及一方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工作年限，王晓茜主张杭州泰方印务有限公司与一方公司为关联公司，故其在杭州泰方印务有限公司工作年限应一并计入一方公司，即应从2014年9月28日起算工作年限。该院认为，王晓茜将另一公司的工作年限计入一方公司，对此主张王晓茜负有举证责任，但王晓茜并未提供确凿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另从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以及社会保险参保情况亦无法印证王晓茜主张，故该院对王晓茜在一方公司处工作年限从2014年9月28日起算之主张，不予采信。结合劳动合同、社保记录以及双方庭审对于解除时间的陈述，对王晓茜在一方公司的工作年限，该院认定为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关于工作时间和工资发放标准，王晓茜实际工作至2020年1月17日，2020年2月至3月10日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未返岗工作，2020年3月11日至3月2日应一方公司要求待岗延缓复工。王晓茜2020年1月份按正常出勤为13天，一方公司按16天计发该月工资，该院予以认可。2020年3月份王晓茜按17天计薪（其中3月1日至10日为7天，3月11日至26日为10天），该院予以认可。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方公司应支付王晓茜2020年1-3月份工资合理部分：1月份工资3751.72元（5100元÷21.75天×16天）、2月份工资3500元（合同约定）、3月份工资2862.35元（2010元×80%÷21.75天×7天＋5100元÷21.75天×10天），共计10114.07元。本案一方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日、4月8日、4月30日支付王晓茜1月工资2467.77元（实发2119元+社保348.77元）、2月工资3499.77元（实发3151元+社保348.77元）、3月工资1661.23元（实发1312.46元+社保348.77元），共计7628.77元。经核算，王晓茜2020年1-3月工资一方公司理应予以补足。故王晓茜要求一方公司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欠发的工资7042.41元请求，其合理部分2485.30元，该院予以支持。王晓茜要求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其中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因未予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院不予支持。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王晓茜是否存在休息日加班情形，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劳动者证明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持有，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但本案王晓茜对其加班事实，未提交确凿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有证据证明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持有而用人单位拒不提供，对此王晓茜应承担不利后果。故王晓茜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劳动关系建立时间，王晓茜2018年1月1日至7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王晓茜2018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故该院对该部分不予支持。依据王晓茜在一方公司的工作年限，王晓茜每年可享受年休假天数为5天。王晓茜2019年可享受年休假5天，2020年可享受年休假1天（86天÷365天×5天）。一方公司应支付王晓茜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为2813.79元（5100元÷21.75天×6天×2倍），一方公司虽主张其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给王晓茜的3600元即为年休假工资，但未有相应原始凭证印证款项性质，且一方公司在2019年4月份即支付当年度年休假工资福利，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一方公司已支付2019年度年休假工资的主张，不予采信。故对王晓茜未休年休假工资请求，其合理部分为2813.79元，该院予以支持。关于一方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案一方公司在2020年4月份陆续发放王晓茜1-3月份工资，该发放周期确有悖双方劳动合同关于工资发放时间的约定。但该院认为疫情发生系不可抗力，属于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形，一方公司因疫情影响于2020年3月2日仅部分人员复工，之后逐步展开复产、员工工资核算等相关工作，一方公司发放工资时间虽有延缓，但确存在客观原因，且延缓时间在合理期限内，因此一方公司延缓发放工资具有合理理由，王晓茜主张一方公司“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解除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信。但经核算，一方公司确实存在少发王晓茜2020年1-3月份工资2485.30元的情形，该情形构成王晓茜解除理由中“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主张，该院予以采信。据此王晓茜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相关规定，一方公司应当支付王晓茜经济补偿金。结合王晓茜在一方公司工作年限以及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月均工资，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合理部分为10200元（5100元/月×2个月），对该部分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浙江一方印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晓茜2020年1月至3月工资2485.30元、2019年度和2020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813.79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0200元，以上共计15499.09元。二、驳回原告王晓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浙江一方印业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王晓茜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上诉人的入职日期及工作年限。一审法院简单地依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其中一份劳动合同，就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工作期间为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认为，其在被上诉人处的工作期间应从2014年9月28日起计算，理由如下：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28日即已建立劳动关系。2014年9月28日，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公司，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只是被上诉人一直未将其中的一份交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从2014年10月开始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直至2015年2月。如果被上诉人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为什么会为上诉人缴纳社会保险呢？2、上诉人2018年6月即已加入被上诉人财务工作微信群。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入职日期为2018年8月1日，但实际上，上诉人2018年6月7日即已加入了被上诉人的财务部微信工作群，这也足以证明上诉人入职被上诉人的日期至少要早于2018年8月1日，说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的入职日期上做了虚假陈述。3、上诉人的入职日期及工作年限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可见，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上诉人的入职日期及工作年限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4、上诉人对社保缴费主体的变更并不知情。2015年3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社保缴费主体变更为杭州泰方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方公司”）直至2018年7月。但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2015年3月时，上诉人既未与被上诉人办理过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也未与泰方公司办理入职的相关手续。5、2014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上诉人的工作地点未变。上诉人自2014年9月28日入职被上诉人处，直至2018年6月被上诉人搬迁，上诉人的工作地点一直是杭州市拱墅区康惠路7号，即被上诉人的原住所地。2018年6月，被上诉人搬迁到新址杭州市余杭区××路××号，上诉人的上班地址也随之改变。6、泰方公司和被上诉人属关联公司。泰方公司的股东有两名，分别为薛成勇（持股51%）、陈光众（持股49%）；而薛成勇和陈光众同时又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分别持股37.5%和25%。薛成勇同为泰方公司和被上诉人的控股股东，两家公司的业务范围完全一致，属于关联公司。2018年9月27日，泰方公司注销，注销的原因为“因公司合并或分立”；而2018年9月30日，被上诉人进行了投资人（股权）备案和注册资本（金）变更，重新核发了营业执照，其营业执照上的“核准日期：2018年9月30日”清晰载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2017年2月直至2018年10月，被上诉人一直是用“童雪凤”的私人账户每月给上诉人转账支付工资，童雪凤为上诉人及泰方公司共同股东陈光众的老婆。如果如被上诉人所辩称，上诉人在2018年8月1日之前和泰方公司构成劳动关系，2018年8月1日以后才和被上诉人构成劳动关系，泰方公司和被上诉人无关联关系，陈光众的老婆童雪凤为什么会给泰方公司和被上诉人的员工转账支付工资呢？综上，上诉人2014年9月28日即入职被上诉人，期间2015年3月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社保缴费主体转移至泰方公司，但上诉人的工作地点并无变化，且上诉人并未与被上诉人办理过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被上诉人在2015年3月时也未向上诉人支付过经济补偿金。应当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工作年限应从2014年9月28日起计算。 二、关于上诉人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关于加班工资的举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2020年3月9日，被上诉人财务部负责人在被上诉人财务工作群内发布1月考勤数据，并据此来核算上诉人2020年1月的工资。这表明被上诉人有考勤制度，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员工进行考勤管理。但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居然否认其财务部指纹打卡。试问，如果被上诉人没有考勤制度，无需指纹打卡，2020年1月的考勤数据又从何而来？另一方面，《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企业支付工资应当编制工资支付表，并向劳动者提供工资清单。工资支付表应当载明发放对象的姓名、工作天数、加班加点时间、应发和减发的项目与金额以及发放单位、发放时间等事项。企业保存工资支付表时间不得少于2年。”因此，在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处有考勤制度，且上诉人有初步证据证明存在休息日加班的事实的情况下，上诉人详细的考勤及加班数据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经过统计，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上诉人休息日共出勤104天，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8772.41元（5100元/月÷21.75天/月×104天×200%）。 三、关于上诉人的年休假工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2018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故本院对该部分不予支持。”这完全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或者跨1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应征得职工本人同意。”这表明，上诉人的年休假应由被上诉人统筹安排，且可以跨年度安排，即，上诉人2018年度的年休假被上诉人最晚可以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安排，相应地，其仲裁主张时效到2020年12月31日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浙高法民一〔2014〕7号）第十九条规定：“经劳动者同意跨年度安排年休假的，顺延至下一年度的1月1日起计算；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的，从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计算。”上诉人从未反对年休假不能够跨年度安排，因此，上诉人2018年度的年休假并未过主张时效。因此，上诉人2018年和2019年各可享受5天带薪年休假，2020年可享受年休假1天（86天÷365天/年×10天/年=1.18天）。上诉人的月工资为5100元，因此，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5158.62元（5100元/月÷21.75天/月×11天×200%）。综上，一审法院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有失法律之公允。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特上诉至贵院，请求判决：1、撤销原判；2、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8050元；3、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工资差额2954.27元；4、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8772.41元；5、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5158.62元；6、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一方公司答辩称：仲裁之后的2020年7月16日，被上诉人已经将涉案金额已经打给上诉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本院调查时，一方公司自述：2020年7月16日已经将仲裁裁决金额15499.09元支付给王晓茜。王晓茜确认该日收到一方公司上述金额。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王晓茜要求一方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从现有证据来看，一方公司确实存在少发王晓茜2020年1-3月份工资的事实，故王晓茜解除理由中“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理由成立，一方公司应支付王晓茜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因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涉及王晓茜工作年限和工资标准，对此，王晓茜主张工作年限从2014年9月28日开始计算，并主张双方此时间签订过劳动合同。但王晓茜并没有提交2014年9月28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面证据，对此王晓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晓茜同时主张杭州泰方印务有限公司与一方公司为关联公司，在杭州泰方印务有限公司工作年限应一并计入一方公司。而根据现有证据，王晓茜主张泰方公司与一方公司系关联公司的事实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对王晓茜在一方公司工作年限从2014年9月28日起算的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一审法院结合王晓茜在一方公司工作年限以及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月均工资，判决一方公司支付王晓茜经济补偿金10200元（5100元/月×2个月）并无不当。根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一方公司应支付王晓茜2020年1-3月份工资应为10114.07元。现一方公司实际支付王晓茜2020年1-3月工资计7628.77元，故一方公司尚应支付王晓茜工资2485.30元。关于王晓茜要求一方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8772.41元的请求。根据上述确认劳动关系的时间，王晓茜主张的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对王晓茜主张的该期间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王晓茜主张的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的主张。根据相关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工资的，应对加班事实负举证责任。劳动者证明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持有，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现王晓茜对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未提交确凿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有证据证明加班事实的相关证据由用人单位持有而用人单位拒不提供，对此王晓茜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王晓茜主张的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王晓茜主张2018年1月1日2020年3月份26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5158.62元的请求。原审法院对王晓茜2018年1月1日至7月3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王晓茜主张的2018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超过一年的仲裁申请时效，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据王晓茜在一方公司的工作年限，王晓茜每年可享受年休假天数为5天。原审法院判决一方公司应支付王晓茜2019年、2020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813.79元（5100元÷21.75天×6天×2倍）正确。 综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晓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