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粤06行终1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少英，女，汉族，住佛山市高明区。委托代理人谭海雄，男，汉族，住佛山市高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佛山市高明区。法定代表人陈文龙，镇长。委托代理人李芷莹，该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叶海薪，广东盈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温少英因诉被上诉人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明城镇政府）行政处理一案，不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行初106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9日，明城镇政府针对温少英提出的关于领取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岗边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岗边经济社）分配给个人的集体土地和山地征地款91255元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温少英在20XX年X月犯事逮捕，20XX年X月户籍因逮捕迁出，2017年11月9日刑满释放，2017年11月23日在明城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事实，并据此认为温少英在其原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即岗边经济社所在地）恢复户口之日起具有岗边经济社成员资格，同时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温少英具有岗边经济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同等待遇。上述决定书于2018年2月2日分别送达给温少英及岗边经济社。温少英及岗边经济社均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10月19日，明城镇政府针对温少英享有成员待遇的具体时间作出《补充说明书》，主要内容为：“申请人温少英自2017年11月23日起享有被申请人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东村民委员会岗边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而且至今没有丧失上述待遇。”温少英对《补充说明书》不服，于2019年10月9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2019）粤0606行初107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对温少英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是《行政处理决定书》，《补充说明书》对温少英的权利义务并无增减。温少英对《补充说明书》不服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对温少英的起诉应不予受理，裁定驳回温少英的起诉、温少英不服，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9日作出（2020）粤06行终26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法院认为，温少英因不服明城镇政府作出的《补充说明书》，已于2019年10月9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0606行初107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温少英的起诉，故现温少英又因不服明城镇政府作出的《补充说明书》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行政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案件中，明城镇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时间为2018年1月29日，从明城镇政府提供的送达回证来看，温少英签收该《行政处理决定书》的时间为2018年2月2日。温少英诉称明城镇政府于2018年2月2日并无将该《行政处理决定书》直接送达给温少英，而是交由温少英儿子谭海雄签收，谭海雄于2020年6月13日才转交给温少英。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因此，即使明城镇政府向温少英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时交由温少英儿子谭海雄签收，亦符合上述法律关于直接送达的规定，足以证明明城镇政府已经在2018年2月2日将《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给温少英。其次，从温少英不服明城镇政府作出的《补充说明书》于2019年10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可知，温少英至迟在2019年10月9日前已经知道明城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其直至2020年8月15日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当不予受理。鉴于案件已经立案，应当裁定驳回温少英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六）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温少英的起诉。一审案件不收取受理费。上诉人温少英上诉称：1.被上诉人明城镇政府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不属于诉讼文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关于诉讼文书送达的规定并不适用于确认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书》在2018年2月2日送达上诉人。2.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时已经查明上诉人的住址是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夹层住宅，并将上述住址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载明，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把《行政处理决定书》直接送达上诉人。3.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谭海雄于2018年2月2日签收《行政处理决定书》时的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期1街33号202房，此与上诉人的住址不同且距离远，上诉人也一直没有与谭海雄在一起生活，所以谭海雄不属于上诉人的同住成年家属。4.由于上诉人是文盲，与诉讼有关的一切资料，包括《行政处理决定书》均由谭海雄向一审法院提交，谭海雄长期在外地工作，即使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行政处理决定书》作为证据，但谭海雄在此诉讼过程中都没有把《行政处理决定书》转交给上诉人。即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2020年6月13日前收到《行政处理决定书》。实际上，谭海雄直至2020年6月13日才将《行政处理决定书》转交给上诉人，故《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上诉人的日期应为2020年6月13日，上诉人在2020年8月15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没有超过起诉期限。5.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将《行政处理决定书》交给谭海雄，并要求谭海雄在送达回证上签上温少英的名字，该文书送达程序有误。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明城镇政府答辩称：1.针对被上诉人作出的《补充说明书》，上诉人温少英已于2019年10月9日提起行政诉讼且作出生效裁判，上诉人就《补充说明书》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关于《补充说明书》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2.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并告知上诉人诉权，于2018年2月2日依法送达给上诉人。上述事实经生效裁判确认，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即上诉人于2018年2月2日就已知悉行政处理决定的内容和诉权，却于2020年8月1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目前亦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上诉人于2020年6月13日才知悉《行政处理决定书》，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并无不妥。3.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送达程序，也没有明文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存在不妥，即使上诉人认为《行政处理决定书》系被上诉人交由谭海雄签收，但生效文书已明确载明上诉人的身份证与谭海雄的身份证住址一致，且两人具有紧密关系，没有书面证据证明送达时谭海雄不是上诉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故被上诉人送达时由谭海雄签收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送达程序。退一步说，上诉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补充说明书》，于2019年10月9日委托谭海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也足以证明上诉人最迟在2019年10月9日前就已经知道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但其直至2020年8月1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同样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是上诉人温少英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明城镇政府于2018年1月29日向上诉人作出明府函〔2018〕3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为确认上诉人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待遇，若上诉人不服上述决定，可在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顺德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即明城镇政府已经明确告知上诉人被诉行政行为、诉权和起诉期限。且上诉人已在该决定书的送达回证上签名确认其于2018年2月2日收到该决定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于2018年8月3日届满前提起行政诉讼，而上诉人迟至2020年8月15日提起诉讼，即上诉人未在法定起诉期限届满前提起行政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主张《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不属于诉讼文书，本案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关于诉讼文书送达的规定。本院认为，送达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虽然《行政处理决定书》不是诉讼文书，但在现有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机关处理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案件的相关文书送达方式，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文书送达方式有较为完整规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方式送达相应文书，并无不当。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并未把《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上诉人，而是由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谭海雄签收后代替上诉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并于2020年6月13日才将《行政处理决定书》转交给上诉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即送达回证应具有确认文书送达的效力。本案中，上诉人已在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上签名并记录签收日期为2018年2月2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述日期应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送达日期。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既无相关证据支持，又于法不符，本院对此不予确认。至于上诉人关于撤销被上诉人作出《补充说明书》的诉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本案中，因本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已对《补充说明书》予以评判，上诉人再次起诉《补充说明书》的，属于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六）重复起诉的；……”故上诉人的该项诉请，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案件受理费免予收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智扬审 判 员 何丽容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谢 童书 记 员 黄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