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119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某1，男，1953年1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红，北京青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北京青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某2，女，1941年7月1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某3，女，1944年12月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某4（一级精神残疾），女，1949年4月5日出生。法定监护人：王连龙（原某4之夫），1950年12月3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某5，女，1959年4月2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女，1975年1月31日出生。上诉人原某1因与被上诉人原某2、原某3、原某4、原某5、肖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3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红，被上诉人原某2、原某3、原某5及原某4之法定监护人王连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按照遗嘱继承位于北京市×××303号房屋（以下简称303号房屋）以及位于北京市×××8号房屋（以下简称8号房屋）；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原某2、原某3、原某4、原某5、肖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某6所立《遗嘱》为其本人亲笔书写，该《遗嘱》一式两份，原某6留存于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党总支的《遗嘱》内容与其本人保存的《遗嘱》内容完全一致；一审法院以《遗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为由认定遗嘱无效过于刻板，曲解了立法目的，无视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情况。原某6所立《遗嘱》虽没有明确到日，但立遗嘱当日，时任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唐某在场并作为遗嘱见证人出具了《证明书》，上述《证明书》的落款日期为1998年5月25日，可以证明立遗嘱日为1998年5月25日。据此，该《遗嘱》能够查明立遗嘱日期，且系立遗嘱人原某6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遗嘱应为合法有效。原某2等人主张该遗嘱系原某1伪造、原某6在1998年订立遗嘱时即2018年认可遗嘱时不具有行为能力均无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原某6自原某7、尹某处继承的遗产（303号房屋）应发生转继承，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考虑到遗产分割是一个过程，涉及房屋评估、继承公证、房屋测绘、继承登记等多项环节，故该条款中的“遗产分割前”应理解为“遗产开始分割前”，而非一审法院认定“遗产分割完毕前”。本案中，原某7、尹某的遗产继承人原某6虽未能就303号房屋办理过户登记，但原某6及各方当事人生前多次就继承该遗产及办理过户登记事宜进行沟通，并尝试办理继承公证以完成遗产分割，故原某6生前已经开始继承分割303号房屋，该房屋不应发生法律规定的发生转继承的情形，应按照原某6遗嘱继承该房屋。3.即使认定原某6自原某7、尹某处继承的遗产（303号房屋）应发生转继承情形，在原某6遗嘱合法有效的前提下，该遗产也应由合法的遗嘱继承人原某1单独继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及该条款的立法沿革，遗产发生转继承时，转继承人并不局限于法定继承人，亦应包括被继承人合法的遗嘱继承人。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二条亦体现了转继承人不局限于法定继承人，故在原某6遗嘱日期瑕疵得以补正，该遗嘱合法有效的情况下，303号房屋应由合法的遗嘱继承人原某1单独继承。原某2、原某3、原某4、原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原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1.原某1提交的《遗嘱》并非原某6本人所写，而系原某1伪造的，《遗嘱》中表述的自筹资金买房事宜及备注中的借款事宜均与实际情况不符，不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2.原某6患有精神疾病，且一直在医院住院治疗，原某6在订立遗嘱时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3.关于303号房屋，原某6订立遗嘱时原某7、尹某仍在世，303号房屋仍属于其二人，原某6虽享有继承权，但其生前未完成对该房屋的继承手续，未继承成立，故原某6不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亦无权通过订立遗嘱处分该房屋，该房屋应由本案各当事人予以法定继承。4.关于8号房屋，原某6于1998年5月订立遗嘱时，其尚未购买该房屋，该房屋的产权方仍为其所在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原某6在遗嘱中对该房屋所作处分亦应无效。肖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原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按遗嘱继承分割1.被继承人原某7名下303号房屋；2.被继承人原某6名下8号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原某7（曾用名原某7）、尹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共育有子女七人即原某8、原某1、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原某6。原某7于2001年10月18日去世，尹某于2003年2月10日去世。原某6于2018年9月11日去世，生前未婚且无子女。原某8于2019年2月17日去世，有一女即肖某。303号房屋登记于原某7名下。1998年5月8日，原某7立有《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原某7……我与配偶尹某在×××303号共有三居室楼房一套，现我自愿立遗嘱如下：上述房产中属于我名下的份额，在我去世后由儿子原某6继承。本遗嘱一式叁份，由原某6收执一份，公证处存档一份，大女儿原某8收执一份。本遗嘱由大女儿原某8为遗嘱执行人。”原某7在遗嘱下方立遗嘱人处签字并盖章。北京市信德公证处于当日出具（98）崇证字第×××号公证书，对原某7所立《遗嘱》进行了公证。同日，尹某立有《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尹某……我与配偶原某7在×××303号共有三居室楼房一套，现我自愿立遗嘱如下：上述房产中属于我名下的份额，在我去世后，由儿子原某6继承。本遗嘱一式叁份，由原某6收执一份，公证处存档一份，大女儿原某8收执一份。本遗嘱由大女儿原某8为遗嘱执行人。”尹某在遗嘱下方立遗嘱人处签字并盖章。北京市信德公证处于当日出具（98）崇证字第×××号公证书，对尹某所立《遗嘱》进行了公证。8号房屋登记于原某6名下。原某1主张原某6生前立有自书遗嘱，将303号房屋和8号房屋留由原某1继承，并提交立遗嘱人为原某6的《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原某6……现自立遗嘱如下1.×××8号是一室一厅的单元楼房一套，于1998年1月自筹款购买，当本人去世后由胞弟原某1继承。2.本人有银行活期、定期存款和国库券8800元，分别存于胞姐原某8和胞妹原某2手中，当本人去世后，此项的所有存款和利息由原某8和原某2均分。3.×××303号是三居室的单元楼房一套，是本人父亲原某7和母亲尹某的共同财产。他们于98年5月8日立遗嘱，当他们去世后此项房产由本人继承。当继承成立后，并且当本人去世后，此项房产由胞弟原某1继承。本遗嘱一式两份，由数学系总支存档一份，本人保存一份。立遗嘱人：原某61998年5月注：本人购买×××8号楼房时，借用了原某8、原某2、原某1各五千元，至今没还。”原某1另提交落款为唐某的手写《证明书》一份，内容为：“兹证明立遗嘱人原某6于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3号楼现数学系323办公室，在我面前，立此遗嘱。立嘱时头脑清醒。”原某2、原某3、原某4、原某5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原某1主张原某6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提交原某6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赠书回执、公证处收据、出租车票据等予以佐证。原某2、原某3、原某4、原某5对赠书回执、公证处收据、出租车票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诉讼中，原某2、原某3、原某4、原某5认为原某61998年5月留有自书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申请进行鉴定。2019年12月10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出退案函，称因被鉴定人原某6已经去世，无法对其进行相关检查，难以对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明确判断，该鉴定所需技术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故予以退案。原某2、原某3、原某4、原某5认为原某6自书遗嘱上的签字非本人所签，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后撤回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肖某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故其放弃了当庭答辩和质证的权利。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原某7名下的303号房屋系原某7、尹某夫妻共同财产。现二人均已去世，上述房屋系二人之遗产。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原某7、尹某生前留有公证遗嘱，故其二人在303号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应当按照遗嘱继承的方式予以分割，由继承人原某6进行继承。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因原某6在继承开始后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故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也即自原某7、尹某处继承的303号房屋发生转继承，由原某6的合法继承人进行继承。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原某1提交的原某6所立《遗嘱》，虽由原某6亲笔书写、签名，但仅注明了年、月，未注明具体日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应为无效。原某6名下8号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现原某6已去世，故8号房屋作为原某6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因原某6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其遗产应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原某8、原某1、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进行继承。因原某8在原某6死亡后及遗产分割前去世，故其继承遗产的权利应转移给原某8之女肖某。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故原某7名下303号房屋由原某1、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肖某继承并按份共有，每人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原某6名下8号房屋由原某1、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肖某继承并按份共有，每人享有六分之一的份额。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原某7（原名原某7）名下位于×××303号房屋由原某1、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肖某共同继承并按份共有，每人享有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二、原某6名下位于×××8号房屋由原某1、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肖某共同继承并按份共有，每人享有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三、驳回原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原某1主张原某6所立《遗嘱》一式两份，一份为其一审中提交的现由其本人持有的《遗嘱》，另一份为保存在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党总支的《遗嘱》，两份《遗嘱》内容一致，可以证明原某6对其遗产及其可取得的财产权益的处分系其真实意思。为此，原某1提交原某6留存于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党总支的档案袋一份，内有留存在该校党总支的《遗嘱》原件一份（铅笔书写）、原某6自己持有的《遗嘱》复印件三份、唐某手写《证明书》原件一份、原某7所立遗嘱的《公证书》原件一份。本院就原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当庭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对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两份《遗嘱》的内容并不相同，一份备注了借款事宜，一份没有备注借款事宜，且档案袋中仅有原某6自留《遗嘱》及《证明书》有复印件，其他文件没有复印件，此亦存在疑点。对于原某1提交的两份《遗嘱》，合议庭注意到：首先，原某1本人持有的《遗嘱》正文下方注有“本人购买×××8号楼房时，借用了原某8、原某2、原某1各五千元，至今没还”内容，而原某6留存于学校党总支的《遗嘱》中未标注上述内容；其次，原某6自留《遗嘱》正文末尾载明“本遗嘱一式两份，由数学系总支存档一份，本人保存一份”，而原某6留存于学校党总支的《遗嘱》正文末尾载明“本遗嘱仅此一份由数学系总支收存”；最后，两份《遗嘱》在具体行文表述方面亦存在些微差异。对于合议庭提出的两份《遗嘱》存在差异的情况，原某1辩称，两份《遗嘱》虽然一份有标注，一份没有标注，但不能以此排除两份《遗嘱》为同日书写，保存在学校党总支的《遗嘱》系铅笔书写，可能是草稿，该《遗嘱》书写时间在先，而原某6自己保留的《遗嘱》书写时间在后，备注内容可能为原某6自书完《遗嘱》后，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实际经济情况后来添加的；原某6留存在学校党总支的《遗嘱》所称“本遗嘱仅此一份由数学系总支收存”的真实含义为党总支仅留存此一份《遗嘱》原件，与原某6自留《遗嘱》中所述“本遗嘱一式两份”并不冲突；两份《遗嘱》的内容之所以存在差异，不排除原某6将留存在学校党总支的那份《遗嘱》作为草稿的情况，因两份《遗嘱》实际处分遗产的意愿是一致的，故遗嘱内容的差异不影响被继承人处分财产的真实意思，亦不影响遗嘱的效力。为进一步证明原某6所立遗嘱的真实性，原某1另申请证人唐某、高某、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唐某陈述，原某6在学校订立了遗嘱，该遗嘱是真实的，为此，其当时还写了一个《证明书》。原某1主张唐某证言能够证明原某6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书写了《遗嘱》；该《遗嘱》书写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遗嘱》书写完成后放置于档案袋中并留存于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党总支保管。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对唐某证言不予认可，认为1998年原某6订立遗嘱时，8号房屋还不是原某6的，该遗嘱不能成立。证人高某陈述，学校党委办公室的柜子里有一个文件袋，里面有原某6订立的《遗嘱》、唐某的《证明信》、《公证书》。原某1主张高某证言能够证明唐某和刘某经办收存的《遗嘱》、《公证书》、《证明书》等材料均由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党委保管。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称无法确认高某证言的真实性。证人刘某陈述，其自2012年从其他岗位调到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岗位，该院以前的档案材料现由其负责保管。2018年下半年，原某1及其爱人找到其问起遗嘱的事情，让其找一下，之后几天其找到一个档案袋，里面存有《遗嘱》及相关材料。原某1主张刘某证言能够证明2018年11月初，刘某在数学学院办公室接待了原某1，经过了解情况后找到了档案袋，其中包括原某6《遗嘱》原件、《公证书》原件、《证明书》原件，2018年11月中旬其将复印件给原某1，其他材料还在档案袋保管。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对刘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另提交原某6在北京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病历、北京安定医院病历若干，证明原某6患有精神疾病，其在1998年5月订立自书遗嘱时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原某1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民事行为能力应通过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上述病历的诊断结果无法证明原某6在订立自书遗嘱和追认自书遗嘱的时候没有行为能力。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某6遗嘱的效力认定问题；二是原某6对遗嘱所涉房屋的处分权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原某1提交的原某6自书遗嘱为其本人书写、签名，但仅注明了年、月，未注明具体日期，在遗嘱形式上存在瑕疵，故本案关键在于对存在形式瑕疵的遗嘱，其效力应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从遗嘱要式性的立法目的来看，法律对遗嘱规定严格的形式要件系旨在最大程度的确保遗嘱的真实性，保障遗嘱人的遗嘱自由并最终实现对死者人格尊严的维护。其中，要式是手段，保真是目的，若过分强调遗嘱形式完整的观念，可能导致遗嘱人的意愿不能得以充分尊重的后果，故在关注遗嘱形式完整性的同时，更应注重遗嘱人终意表示的真实性。其次，从证据法上来看，书证依其制作主体不同分为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而自书遗嘱在证据类型上属于私文书证的一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该条款对于遗嘱效力的认定具有一般适用的效力。根据该条款规定，存在形式瑕疵的自书遗嘱并非当然无效，应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判断其效力。具体到本案，原某1提交的遗嘱虽存在未标注具体日期的形式瑕疵，但综合本案情况，应对原某6自书遗嘱的效力予以认定。本院从以下方面进行论证：首先，从形式要件层面，案涉遗嘱的形式瑕疵得以补正。案涉遗嘱虽未标注日期，但原某1提交的唐某手写《证明书》中明确表述了原某6于1998年5月25日在其面前订立该遗嘱，该《证明书》的落款日期亦为1998年5月25日；唐某在二审中出庭作证，认可该《证明书》系其本人所写，并对该遗嘱的订立情况，后续保管情况等进行了说明，唐某时任原某6生前所在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党委书记，从其对原某6个人事务知情的角度及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角度，其证言较为客观中立，可信度较高。综上，依据唐某手写《证明书》其及证言，能够认定原某6订立遗嘱的日期为1998年5月25日，据此，原某6遗嘱日期不完整的形式瑕疵得以补正，经补正后该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推定为真实。其次，从实质真实层面，原某1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遗嘱的真实性。第一，原某6遗嘱系在唐某在场见证下订立，此一节有唐某证言及其手写的《证明书》为证，该《证明书》亦随同原某6遗嘱一并封档保存；第二，根据原某1所述，该遗嘱一式两份，一份留存在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党总支，另一份由原某6持有，后经原某6交由原某1。二审庭审当日，原某1赴首都师范大学调取了包括案涉遗嘱在内的档案袋并经各方质证。经查，两份遗嘱虽在部分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对于如何处分案涉遗产的内容是明确且一致的，该两份遗嘱恰能够相互印证原某6对案涉遗产处分的真实意愿；第三，从该遗嘱的收存、保管情况来看，留存在学校党总支的原某6遗嘱附随唐某手写的《证明书》、原某7遗嘱的《公证书》等材料封存于档案袋中并留存在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党总支保管，该档案袋先后经由首都师范大学原数学系党总支书记唐某、现数学学院党委书记刘某、高某等人保管，且上述经手人均已出庭作证。综上，原某1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较为客观的反映了案涉遗嘱订立、见证、保管及其取得的全过程，案涉遗嘱体现了被继承人原某6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最后，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均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案涉遗嘱。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主张原某6订立遗嘱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仅根据其提交的病案材料，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另认为案涉遗嘱并非原某6本人书写，其亦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且其在一审提出笔迹鉴定后撤回了该鉴定申请，故对原某5等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以遗嘱中关于自筹资金买房及借款事宜的表述与实际情况不符为由主张遗嘱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案涉遗嘱的形式瑕疵得以补正后，符合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该遗嘱体现了被继承人原某6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原某5等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遗嘱的情况下，应认定该遗嘱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案涉遗嘱的效力未予认定有失妥当，本院予以更正。关于争议焦点二，原某6订立遗嘱将303号房屋和8号房屋留给原某1继承。根据双方诉辩主张，本案涉及原某6对303号房屋和8号房屋的处分权问题，本院分别分析之。关于303号房屋，系原某7、尹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原某7、尹某生前留有公证遗嘱将其二人在303号房屋中的产权份额交由原某6继承，因原某6在继承开始后并未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故其自原某7、尹某处继承的303号房屋发生转继承，即由原某6的合法继承人进行继承。原某1主张303号房屋不应发生转继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303号房屋发生转继承的情形下，原某6作为被转继承人能否通过遗嘱处分该房屋。该问题涉及被继承人死亡后至遗产分割前，遗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我国法律另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但是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综合以上条款，对于遗产所有权的归属，我国法律采取当然继承主义，即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已经开始，继承人即取得遗产的所有权。同理，在转继承法律关系中，被转继承人虽然在遗产分割前死亡，但其对遗产的所有权溯及至被继承人死亡之时，鉴于转继承系对遗产份额的再继承，而非继承权利的转移，故被转继承人有权通过遗嘱处分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本案中，原某6作为被转继承人有权处分其自被继承人原某7、尹某处继承的303号房屋，现原某6死亡，遗嘱中约定的继承条件已成立，原某1要求依照原某6遗嘱继承303号房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8号房屋，系登记在原某6名下，属于原某6的个人财产。原某6去世后，该房屋应作为原某6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主张原某6订立遗嘱时尚未取得该房屋产权，其无权在遗嘱中处分该房屋。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原某6于1998年5月订立遗嘱，2001年12月订立房屋买卖契约，2002年5月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原某6在订立遗嘱时虽未取得8号房屋的所有权，但其在自书遗嘱中陈述，8号房屋系其于1998年1月自筹购买；该房屋登记表亦显示，该房屋测绘时间为1998年6月；考虑到8号房屋系原某6单位所售房改房、该类房屋从认购、缴款至过户等需经历一定时间、该类房屋在实践中确存在先交款，后签订合同的情况等，应认定订立遗嘱时，原某6即已着手购买该房屋，该房屋对其而言系可期待的财产性利益。其次，根据继承法之要义，遗嘱虽然是遗嘱人生前的意思表示，但发生效力的时间却是在继承开始之时，即遗嘱人死亡之时，继承开始，遗嘱即发生法律效力，同时也具有执行力。本案中，原某6所立遗嘱在其2018年9月11日死亡时发生法律效力，此时，原某6已取得8号房屋的所有权。另，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自原某6取得8号房屋产权至其死亡期间，其未就该房屋的归属作出相反意思表示，故案涉遗嘱关于8号房屋所作处分具有法律效力，原某1要求依照案涉遗嘱继承8号房屋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某1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3729号民事判决；二、原某7（原名原某7）名下位于×××303号房屋由原某1继承；三、原某6名下位于×××8号房屋由原某1继承；四、驳回原某5、原某3、原某4、原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50元及公告费760元，由原某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0050元及公告费500元，由原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广辉审 判 员 宋 光审 判 员 张 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 政书 记 员 毕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