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0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某，男，1977年11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蔺某，女，1930年6月21日出生。被上诉人兼蔺某之指定监护人（原审被告）：刘某10（蔺某之女），1963年3月28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49年8月1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58年1月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72年12月31日出生。蔺某、刘某10、刘某1、刘某2、刘某3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房贺，北京格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某因与被上诉人蔺某、刘某10、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蔺某、刘某10、刘某1、刘某2、刘某3共同支付我房屋拆迁款900000元，本案上诉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503房屋（以下简称503房屋）拆迁后，分两次取得拆迁补偿款442622元和5857378元。其中综合补助费4094936元是由于拆迁过程中房屋区位补偿价格上涨而产生的，一审法院仅以所谓工作人员的说法而认定这一款项是考虑拆迁进度、实际居住人的困难计算出来的，未对我方进行分割，缺乏依据。2.一审中对于拆迁款的领取问题未查清，仅依据拆迁单位将该6300000元打入蔺某名下的银行卡账户，就判决蔺某一人向我方承担支付拆迁款的义务，是错误的。事实上，全部拆迁款已经被刘某10、刘某1、刘某2、刘某3等人领取并分割，也同样应当作为支付主体。蔺某、刘某10、刘某1、刘某2、刘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韩某的上诉意见。1.韩某对于拆迁款各分项性质的质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目前韩某没有证据证明蔺某名下的拆迁款已经分割完毕，一审判决由蔺某作为唯一的义务主体向韩某支付拆迁补偿款是正确的。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我方取得刘某3名下的位于北京市丰台区×××0604室房屋折价款300万元；2、我方取得503房屋拆迁补偿款363750元（计算方式：344万减150万除以4乘以四分之三，减150万是因为之前双方都有协议150万给蔺某养老用）；3、诉讼费依法分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蔺某与刘某8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子女四人，分别是刘某7、刘某1、刘某2、刘某10。刘某7与孟某1于1984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韩某系孟某1之子，刘某3系刘某7之女。刘某8于2007年10月13日去世，去世时未留遗嘱。刘某7于2017年1月8日去世，去世时未留遗嘱。孟某1于2017年5月3日去世，去世前分别于2017年1月14日、2017年3月30日留有自书遗嘱，其中2017年3月30日自书遗嘱内容为“立遗嘱人孟某1……我和刘某7共有房屋三套其中两套分别位于北京市丰台区×××202室是在刘某7名下和北京市丰台区×××603室是在孟某1名下，现在这两套房产已经由我儿子韩某出钱购买，另外一套房产是刘某7父母拆迁时给刘某7和我的房产，后来在刘某7弟弟刘某1、妹妹刘某2、刘某10、女儿刘某3的哄骗下把位于张仪村附近×××家园的这套房产写在刘某3名下如果可以要回那套写在刘某3名下的房产应属于我的份额，我愿意全部留给我儿子韩某继承……”。1990年4月10日，北京市宣武区椿树房管所向蔺某颁发《准住证》，允许蔺某租赁503房屋。2000年6月10日，北京市宣武区椿树房管所（出租方、甲方）与蔺某（承租方、乙方）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蔺某承租503房屋，租期自2000年4月1日始至2003年3月31日止，租金自2000年4月1日月租金142.2元。承租期间，蔺某支付相应租金。2007年9月24日，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甲方、售房单位）与蔺某（乙方、购房人）签订《购买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筒子楼）协议书，约定蔺某以11005元价格购买503房屋，建筑面积为69.18平方米。同日，503房屋经北京龙泰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该房屋在估价时点2007年8月31日的房屋拆迁补偿价总额为451318元，其中区位补偿房价总价为38049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合计70828元。2012年6月24日，刘某10代蔺某（乙方、被拆迁人）与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甲方、拆迁人）签订编号为1-362《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一）》，约定根据京建宜拆许字[2007]第13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503房屋及其附属物。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费为451318元。拆迁补助费共计2309元，包括搬迁补助费1384元、电器移机费925元。扣除公房购房款11005元后，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款442622元。乙方应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7日内完成搬迁。甲方应在乙方完成搬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支付款等等。同日，刘某10代蔺某签署《承诺书》，载明“承诺人蔺某承诺不将北京中信房产有限公司给予的拆迁补偿款中“特殊补助”部分的具体数额、依据、明细等内容向承诺人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员泄露……”该拆迁协议后附户主为蔺某的户口本，该户口本显示的户口页有户主蔺某、之夫刘某8、之子刘某7（该页盖有迁出印章）、之女刘某2、之儿媳孟某1（该页盖有迁出印章）、之孙女刘某3、之孙子韩某（该页盖有迁出印章）、之外孙女袁某1。2012年6月28日，刘某10代蔺某领取拆除房屋通知单。503房屋拆除后，刘某3、刘某10、刘某1、刘某2分别购买并各取得房屋一套。其中，刘某3于2013年1月25日与北京广安置业投资公司签订《×××家园房屋买卖协议》，以1061663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604房屋（以下简称：604房屋），并于2017年3月9日取得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拆迁时户口在503房屋的有蔺某、刘某2、刘某3、袁某1。关于503房屋拆迁时实际居住人，韩某认为是蔺某、刘某3夫妇；蔺某、刘某3、刘某10、刘某1、刘某2认为是蔺某、刘某3夫妇、刘某2夫妇、袁某1。庭审中，蔺某、刘某3、刘某10、刘某1、刘某2提交北京市公安局陶然派出所于2019年2月27日开具的（2019年）西公陶所字1107114号证明信，用以证明刘某7、孟某1、韩某在503房屋拆迁时户口已经从503房屋迁出，503房屋拆迁时，被安置人无刘某7、孟某1、韩某。该证明信载明：兹有刘某2，女，出生日期1953年1月3日，身份证号码：×××户口登记地址宣武区×××503号，经查1992-1998年户籍登记，情况如下：户主：蔺某。之夫：刘某8（2007年10月13日死亡注销户口）。之女：刘某2。之子：刘某1。之子：刘某7（于2004年6月25日将户籍迁往丰台区×××202号）。之女：刘某10。之儿媳：孟某1（于2004年6月25日将户籍迁往丰台区×××603号）。之孙女：刘某3。之孙子：韩某（于2004年6月25日将户籍迁往丰台区×××202号）。之孙子：刘某21。之外孙女：袁某1（于2018年10月11日迁往朝阳区×××102号）。之外孙：张某9。韩某对上述证明信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拆迁协议后有韩某户口复印件，说明其还是被安置人，但其未提交其系被安置人的证据。另，法院向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调取拆迁材料，其中2012年6月25日大吉危改项目房屋拆迁补偿明细表显示503房屋性质为直管公房，拆迁补偿费451318元、搬迁补助费1384元、电视移机费925元、扣除购房款11005元、金额合计442622元；2012年6月25日大吉危改项目房屋拆迁补助明细表显示503房屋市场评估差价补助费1762442元、综合补助费4094936元、金额合计5857378元。上述拆迁补偿费442622元、拆迁补助费5857378元分别支付至蔺某名下银行账户。诉讼中，法院与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联系，就503房屋拆迁补偿款442622元、拆迁补助款5857378元及房屋购房指标的构成进行询问，该公司工作人员答复称：442622元是针对被拆迁房屋进行的拆迁补偿费，是根据2007年评估报告的价格计算出来的，5857378元是补助费，其中市场评估差价补助费1762442元是因为截至到2012年才实际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因而针对503房屋作出的市场评估差价，综合补助费4094936元及购房指标与503房屋无关，是公司综合考虑拆迁进度、实际居住的人的困难等情况计算得出。关于家庭会议，韩某述称2012年6月12日曾达成一致，刘某3名下的房子给刘某3，孟某1口头同意，但前提是角门的房子归韩某所有，后蔺某、刘某3、刘某10、刘某1、刘某2反悔，故其起诉。蔺某、刘某3、刘某10、刘某1、刘某2述称，2012年6月12日曾协商刘某3名下的房屋归刘某3所有，角门的房子给韩某，但因为韩某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按遗嘱和法定继承对角门的房子进行了处理。2018年，韩某以继承纠纷为由将刘某3、蔺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继承人孟某1名下的位于丰台区×××603号的房屋和被继承人刘某7名下的位于丰台区×××202室的房屋依据孟某1遗嘱由其继承。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京0106民初86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刘某7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为刘某3、孟某1、蔺某、韩某，判决上述两套房屋由韩某继承，韩某给付刘某3、蔺某房屋补偿款各2025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蔺某于刘某8去世前与售房单位就503房屋签订《购买公有住房平房（简易楼、筒子楼）协议书》，故法院认定503房屋系蔺某和刘某8夫妻共同财产。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503房屋已于2012年被拆迁，根据法院调取的503房屋拆迁材料显示，因503房屋拆迁产生的拆迁补偿款442622元、市场评估差价补助费1762442元是因503房屋拆迁而产生，属于503房屋财产形态变化，不影响财产权益归属。故刘某8去世后，属于503房屋拆迁补偿款442622元及市场评估差价补助费1762442元的一半为刘某8的遗产。因刘某8去世时未留有遗嘱，法院认定上述刘某8的遗产由蔺某、刘某7、刘某1、刘某2、刘某10依法继承。刘某7于2017年1月8日去世，去世时未留有遗嘱。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该两笔款项已由蔺某领取，且蔺某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已经分割完毕。故刘某7去世时，可继承刘某8的拆迁补偿款的部分由其合法继承人蔺某、孟某1、韩某、刘某3继承。孟某1于2017年5月3日去世，去世时留有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根据孟某1的自书遗嘱，韩某可继承属于孟某1的遗产。故对于韩某要求取得503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于604房屋和综合补助费4094936元，拆迁时韩某户口并未在503房屋中，亦不在此实际居住，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为被拆迁安置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及604房屋的来源与刘某8或刘某7有关。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拆迁时刘某3的户口在503房屋，且在该房屋实际居住。根据法院向拆迁人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核实的情况，该利益的产生也并非是考虑503房屋本身，而是在综合拆迁进度、实际居住的人的困难等情况后得出。故韩某要求取得604房屋折价款300万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蔺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韩某拆迁补偿款165379.8元；二、驳回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本案争议的503房屋拆迁款中综合补助费是否应当作为刘某8的遗产对韩某进行分割问题。本案中503房屋在拆迁前系蔺某与刘某8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刘某8死亡后，该房屋的所有权因拆迁而灭失，因此拆迁安置款中与503房屋所有权有关的款项应当作为刘某8的遗产发生继承。现韩某主张综合补助费也属于刘某8的遗产，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韩某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笔款项来源于房屋所有权。根据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一审法院调查时的答复，该笔款项是公司综合考虑拆迁进度、实际居住的人的困难等情况计算得出。上诉人韩某对此虽提出质疑，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上述答复内容，故韩某要求将综合补助费作为刘某8的遗产，缺乏证据支持，本院难以采信。关于刘某3、刘某10、刘某2、刘某1是否应当就拆迁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现有证据显示，503房屋拆迁后，拆迁款5857378元打入蔺某名下的银行卡账户。被上诉人虽曾自认分割过1500000元，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3、刘某10、刘某2、刘某1实际取得钱款的数额已超过其应当分割的范围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要求蔺某对拆迁款的支付承担责任，并无不当。若韩某认为蔺某赠与或处分账户内钱款的行为存在不当，造成其债权无法实现的，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韩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韩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屠 育审 判 员  魏曙钊审 判 员  宋 光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一树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