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13民终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双峰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南省双峰县汽车西站宾园路口**。 法定代表人：曾杰比，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匡放明，女，1963年10月20日出 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湖南省双峰县方圆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代雄，男，1996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湖南省双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合亮，湖南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双峰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因与被上诉人朱代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20）湘1321民初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2020）湘1321民初84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确认案涉婚姻介绍服务合同有效，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规章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人民法院审定合同效力，应首先适用以上该法律条款进行审查。2、一审法院将国办发（1994）104号文件认定为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是错误的，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通知，属于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位阶，国务院发布的法规是以条例来命名的。该文件以通知的形式下发，适用主体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不具有广泛的追塑效力，既不属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也不属于部门规章。以该文件来确定合同效力，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人民法院以涉外婚姻介绍是国家限制经营项目是事实认定错误。1、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中均没有将涉外婚姻介绍作为国家限制经营的项目。婚姻介绍以及涉外婚姻介绍也均未设定行政许可。2、国务院办公厅（1994）104号文件规定，今后凡成立国内婚姻介绍机构的，应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依据该文件规定，各级公安、民政部门、工商登记部门均未落实职责管理，如公安部门办理涉外婚姻人口暂住证。工商部门办理婚姻介绍机构注册登记。省民政厅办理涉外婚姻结婚登记均未按文件落实核查、审批的责任。该文件主体是对内不对外，不具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上诉人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系合法经营的工商户。如果认定成立婚姻介绍机构需经批准，那么作为代表国家行使登记的工商部门为何未经批准而发证，其责任由谁承担。20年以前的文件，在20年后，各职能部门均未审查也未告知，却要当事人来承担法律责任。4、一审法院将20年前的文件等同于现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是错误的。20年后改革开放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通婚大量普遍存在，从未禁止过国际通婚。5、再说我婚恋公司对涉外婚姻仅提供婚恋信息咨询服务，并没婚姻介绍。三、一审法院在处理该合同纠纷时完全脱离客观实际，其判决有失公允。1、未充分考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服务合同已基本履行完合同义务。在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中，经朱代雄母子及女方协商确定同意后，越南红娘才为其办理女方单身证明、护照、签证、婚姻确定书等越南女方所有结婚手续。本应在男女双方回国后的第一个月内，由男孩本人带着女孩及越南方所有相关结婚证件办理以下相关中国结婚手续：（1）到达中国境地24小时内，男孩带其越南女孩持越南方所有结婚手续到男方所在地派出所注册登记并领取外国人居住证。（2）男方带女孩持双方所有相关证件到越南驻中国广西南宁领事馆办理婚姻公正申明认可。（3）男女双方持双方所有证件（包括男方家的户口本）到长沙市××路××号湖南民政厅涉外婚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4）男女双方持所有证件到本县市计划生育服务部做好婚前检查。（5）夫妻俩到男方所在地村或社区计育专干那领取计划生育服务表填好并盖好公章。（6）夫妻俩持所有证件到男方所在镇或社区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取计划生育服务证。（7）夫妻俩持结婚证、护照到男方所在地级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将女方护照签证，每半年签证一次，连续签证5年即可。在回国当天即2019年腊月30日，朱代雄带女孩及越南方所有结婚手续到他所在的当地派出所甘棠所报告注册登记并领取了外国人居住证。因次日是大年初一春节期间，加上全国性的疫情影响，所有相关部门都已放假长达3个多月之久，导致余下的其它结婚手续无法正常办理，但我婚恋公司提供的婚恋信息咨询服务已履行完毕。至于朱代雄的婚变，可能是他本人与女孩内部矛盾而造成的：2020年正月初五，不知何因女孩与男方家先后报警到双峰县水陆派出所，经水陆派出所询问后，该所直接在男方处拿走女方所有结婚证件手续给越南女孩，并在当日把越南女孩送走。事后水陆派出所才通知我婚恋公司负责人匡放明来所询问，与此同时男方也找我婚恋公司退款。可越南女孩是通过办理正当结婚手续，双方自愿嫁娶的，而双峰县水陆派出所在送走越南女孩之前并没有通知我婚恋公司去核实了解事情的真相，仅凭一面之言就快速把女孩送走了，从而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民事纠纷案的发生。2、有关朱代雄在越南找对象的聘礼及相关开支付款问题，因跨国语言不通，特委托我婚恋公司代收代付其本人在越南征婚的一切开支，朱代雄自愿与我婚恋公司提前签订了代收代付委托书。一审以收条是复印件认定为我公司代收代付证据不足有失公允。因我婚恋公司只是提供婚恋信息咨询服务，匡放明没有陪同他母子俩在越南征婚，具体婚姻介绍是越南红娘陈秀琴牵线搭桥，而每次代付是朱代雄母亲先通知段我婚秘及国放明才代转付的，当时匡放明是在中国，鉴于疫情，中越俩方交通封闭，导致越南方收款条原件匡放明无法去取，快递也停运，但收款复印件上有手印及签字是真实的并非白水条，恳求贵院查明真假。至于朱代雄母亲转给匡放明的32000元，并非匡放明及我婚恋公司使用，而是匡放明仅为朱代雄母亲代转换越盾给朱代雄母子在越南相亲留宿几十天的自用开支，恳求贵院再次详查为感。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其判决结果有失公允，恳求再审法院撤销原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朱代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匡放明是曾杰比的妻子，是创世纪婚恋服务所的实际控制人，所有的款项都是汇入匡放明的账户，匡放明应该承担责任。 朱代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代雄与创世纪婚恋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共同退还朱代雄支付的婚姻介绍服务费200000元；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创世纪婚恋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29日，法定代表人曾杰比，经营范围：婚姻服务；家政服务；就业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被告匡放明与曾杰比系夫妻关系，在公司任总经理职务。2.2019年12月24日，原告朱代雄与被告创世纪婚恋公司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朱代雄）与乙方（创世纪婚恋公司）秉着自愿、平等、公平、真实的原则，甲方委托乙方提供婚姻咨询、信息等服务，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该服务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婚姻咨询、信息服务期限为壹年，即自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12月23日止，若甲方中途主动放弃此服务，甲方已缴付的信息服务费用，乙方不予退还；（二）……；（三）……；（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①……；②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过程中，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否则，……；③……；④……；⑤……；⑥甲方在签订本协议起24小时内，不满意乙方的服务，所缴付的婚姻咨询、信息服务费均可退还给甲方；（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①……；②乙方应遵循诚信、自愿、尊重等原则，竭诚为甲方提供优质服务；③在服务期限内，乙方为甲方最多只提供两次婚姻咨询信息服务；④……；（6）违约责任①……，②……；（7）其他①有效期满，本协议自动失效；②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自签订之日起生效；③以上条款逐条已解释清楚，双方无异议，自愿签订协议；④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除本协议明确条款中之外的补充条款（委托书、代收代付证明），同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签订《协议书》的同一天，朱代雄出具《委托书》，《委托书》内容为：本人通过创世纪婚恋公司提供的婚姻咨询信息服务与跨国女方自由恋爱成功。由于语言不通，不方便办理跨国的相关手续，特委托创世纪婚恋公司全权代办。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及一切相关费用，本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人朱代雄与被委托单位创世纪婚恋公司均签字盖章，落款时间是2020年3月1日，双方认可实际委托时间为2019年12月24日。2019年12月24日，朱代雄向匡放明在中国银行的账号6217××××0203内转账168000元。创世纪婚恋公司出具了一张30000元的收款凭证，付款事由栏注明婚姻咨询信息服务。另出具《代收代付证明》，内容为：兹有2020年3月1日，创世纪婚恋公司代收到朱代雄人民币138000元正，用于代付女方的相关开支。备注：代收代付费用，男方签字认可后，即视为男方自愿支付，创世纪婚恋公司仅负责代收代转付，不负责退款赔付的责任。朱代雄在备注的男方同意栏签字捺手印。这份代收代付证明上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日，实际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4日。3.2019年12月31日，匡放明与创世纪婚恋公司的一名员工领着朱代雄和其母亲刘美玲一起去越南相亲，2020年1月1日晚到达越南，第二天，经匡放明联系，越南的媒婆领着一个叫阮氏清银的越南女孩与朱代雄母子相见，朱代雄与阮氏清银互有好感，愿意交往，经过20多天的接触，经得越南女孩的母亲的同意，办妥了越南方面出境的相关手续，朱代雄母子带着越南女孩于2020年1月23日回到中国，此时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单位已经放假，便没有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越南女孩就住在朱代雄家。2020年1月29日，越南女孩偷偷离开朱代雄家并到双峰县公安局永丰水陆派出所报警，表示被迫来到中国，想回越南老家，并向派出所的民警反映其母亲收了彩礼钱折合人民币8700元，在派出所民警的安排下，越南女孩回了越南。4．匡放明与创世纪婚恋公司领着朱代雄与其母亲到越南相亲期间，介绍朱代雄与阮氏清银认识后，在双方愿意回中国结婚的情况下，创世纪婚恋公司支付了女方彩礼钱、越南媒婆的介绍费以及办理相关手续需要支付的费用。5．创世纪婚恋公司是否将朱代雄交付的138000元代为支付。创世纪婚恋公司提出，原告与越南女孩阮氏清银认识后，在双方愿意交往的情况下，公司通过匡放明的银行卡于2020年1月2日、1月14日、1月17日分别向陈林转账36080元、14873元、44000元，由陈林将人民币兑换成越南盾后转交给越南的媒婆陈秀琴，2020年1月22日，因陈林回中国过年了，便向留在越南过年的中国人彭芳云转账45000元，由彭芳云将此款兑换成越南盾后转交给陈秀琴，上述款项共139953元，除了其中的1953元留作公司开支外，其余的138000元均交给了越南的介绍人陈秀琴，由陈秀琴代为支付各项费用，被告提供了匡放明转款给陈林、彭芳云的交易明细，陈秀琴于2020年1月17日、1月22日出具的收到陈林93000元、彭芳云450**元的两张收条，注明用于支付朱代雄婚恋服务的相关开支。原告提出，被告在越南代为支付了一定费用，但具体支付了多少，原告并不清楚。法院认为，创世纪婚恋公司委托匡放明在前述时间内向陈林、彭芳云转了以上款项属实，同时，在前述时间内，匡放明另外还向陈林转款155775元，向彭芳云转款45000元，如果转给陈林、彭芳云的款项是用于支付婚介费用，则说明被告当时不只为原告介绍了越南女孩，还同时为他人作了介绍；对于陈秀琴出具的收到138000元的两张收条，是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原告表示不清楚，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创世纪婚恋公司提出138000元已经代朱代雄支付完毕，证据不足，对创世纪婚恋公司代付的金额由法院酌情认定。6．原告转给匡放明的32000元的去向如何认定。原告提出通过手机银行转账与微信支付分别于2020年1月6日、1月22日给了匡放明15000元、17000元，匡放明认可收到了该32000元，但说是原告交给其兑换越南盾的，兑换成越南盾后全部退给了原告。法院认为，原告的母亲在2020年1月29日向双峰县公安局永丰水陆派出所的笔录中反映：“匡放明在2020年1月6日要求朱代雄的母亲分两次再转30000元给匡放明去交给越南的媒婆，故于1月6日转15000元，1月22日转17000元，其中2000元是请匡放明兑换越南盾。”根据匡放明与原告的母亲的反映，这32000元中2000元是请匡放明兑换越南盾，可以认定，对于其他30000元是否支付越南的媒婆和支付的金额，匡放明没有提交已经支付的足够证据，法院酌情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朱代雄与创世纪婚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2．对于朱代雄支付的费用，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是否应返还以及如何返还。1．关于争议的焦点1，朱代雄与创世纪婚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国务院办公厅1994年12月6日发布的国办发［1994］10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中规定：“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或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民政部办公厅于1995年5月24日发布了民办函［1995］125号《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级民政部门要提高加强婚姻介绍管理的重要性的认识……；要认真做好清理整顿工作……”从国务院办公厅与民政部办公厅发布的两个《通知》来看，涉外婚姻介绍属于国家限制经营的范围。创世纪婚恋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虽未明确约定创世纪婚恋公司为原告提供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但事实上是为原告介绍越南女孩，创世纪婚恋公司为原告介绍越南女孩的行为，属于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的规定，也超出了创世纪婚恋公司核准经营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后，被告创世纪婚恋公司在履行过程中实际上为原告介绍越南女孩，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超出了其经营范围，同时违反了我国限制经营的规定，因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关于争议焦点2，对于朱代雄支付的费用，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是否应返还以及如何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出资委托被告创世纪婚恋公司为其介绍越南女孩和为其代付越南媒婆及女方聘礼等费用，有买卖婚姻之嫌，也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有认识，对《协议书》的无效，原告自身有过错，被告创世纪婚恋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的规定，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对《协议书》的无效，亦有过错。因此，对创世纪婚恋公司收取的原告的婚姻咨询信息服务费30000元，代收的138000元与匡放明收取的30000元应予返还。考虑到创世纪婚恋公司在为原告介绍越南女孩过程中，开支了一定的费用，也实实在在支付了越南媒婆、越南女孩父母以及相关的费用，原告本身存在过错的因素，酌情由创世纪婚恋公司返还原告所支付的费用的65％，即128700元。原告支付的费用均是由匡放明收取，没有证据证明匡放明收取原告的款项后转入了创世纪婚恋公司的账号上，创世纪婚恋公司的账务与匡放明的私人账号混同，对创世纪婚恋公司应返还给原告的费用，匡放明应承担支付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朱代雄与被告双峰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被告双峰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有限公司、被告匡放明返还原告朱代雄人民币128700元。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双峰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与匡放明承担2795元，由朱代雄承担1505元。上述款项限义务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自觉履行，将款汇入双峰县人民法院在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峰县支行账号7603××××1275，并注明本案案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上诉人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提供了创世纪婚恋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匡放明只是该公司的员工，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责任。被上诉人朱代雄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所有费用都是匡放明经手，匡放明与曾杰比系夫妻关系，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适格的被告。经审查认为，对该证据，结合一审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考虑。经查，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案涉《协议书》的效力及财产是否应予返还,如何返还的问题。上诉人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提出其与朱代雄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认定为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经审查认为,双方签订《协议书》后，创世纪婚恋公司在履行过程中实际上为朱代雄介绍越南女孩，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其行为有损社会公共秩序,故一审认定案涉《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创世纪婚恋公司、匡放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具体开支的费用,一审根据双方的过错及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返还朱代雄65%并无不当。朱代雄支付的费用均是汇入匡放明个人账户，没有证据证明匡放明收取款项后转入了创世纪婚恋公司的账号上，一审判决匡放明共同承担返还责任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双峰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匡放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74元，由上诉人双峰创世纪情缘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匡放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春贤 审判员  王芝芝 审判员  李 琛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唐满兰     代理书记员 李奥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