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晋08行初2号 原告王玺斌，男，1968年5月4日生，汉族，住山西省安泽县。 委托代理人王东斌，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泽县府东街25号。 法定代表人杨玉果，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红刚，安泽县法制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高平，山西勤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玺斌诉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受理后，作出（2019）晋08行初79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王玺斌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8日作出（2020）晋行终957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本院（2019）晋08行初79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继续审理。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登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玺斌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东斌、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红刚、高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玺斌诉称，原告于2007年响应国家治理小流域的号召，在本县府城村承包荒山30亩，并进行了植树绿化。2016年10月，被告因“长临高速”施工，派人对原告承包的土地强行征收，造成原告的菜地、果树林木、构筑物及其他财产损失186.22万元。被告是法定征收主体，有义务按照《土地管理法》、《山西省实施办法》规定的征地程序实施征地。而被告人在此次征地过程中，未发布征地公告，未评估被征收人财产，在征收过程中进行暴力拆迁，造成原告重大的财产损失。综上所述，被告在“长临高速”的征地过程没有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并造成了原告的巨额财产损失。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安泽县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2、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1999）安政小流域政字第87号； 3、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权转让协议； 4、中共安泽县委文件安发（1998）7号； 5、原告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强拆前后照片； 6、原告被征收土地实际面积登记表； 7、长临高速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协议书； 8、山西路桥集团长临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安泽县征用土地合同，编号c-01-201307-06； 9、安泽县财政局文件安财非税（2018）86号； 10、襄汾县人民政府长治至临汾高速公路工程（襄汾段）建设用地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政府的征地公告； 11、长子县人民政府文件长子政发（2013）41号； 12、2018年9月13日原告向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的行政起诉状； 1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晋08行初92号； 1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晋行终278号； 15、拆分后的两个行政起诉状及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晋08行初65号。 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证据与依据不足，且其起诉时已超出诉讼时效，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曰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如果按照原告所说2016年10月遇到征收或拆迁，其才知道权利受到侵犯，那么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最迟也应该在2017年10月前提起行政诉讼，然而他却在2019年10月才提起诉讼，显然是严重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请求虽然是要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但是事实与理由却是围绕征地程序违法，属于文不对题。并且该案件基于同一事实原告已经于2018年9月18日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征地拆迁行为违法，且该案件仍然运城中院发回重审中，而本次起诉基于相同的事实再次起诉，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4085号行政裁定书】。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是答辩人下达的强制拆除决定，也没有证据证明是答辩人组织的拆除行为，并且现场是谁在实施拆除也是无法证明的。另外，也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是县级以上政府是下达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因此，起诉答辩人实施强制拆除的证据与法律依据均严重不足。四、原告起诉状中所谓的小流域治理、承包荒山植树绿化并非事实，根据目前照片显示，原告是在该土地上生产煤球，不存在所谓的小流域治理。 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2013年4月17日《关于建设长治至临汾高速公路（临汾段）的通告》；证明目的:长治至临汾高速公路是省政府批准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是国家高速公路G22青岛至兰州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征地拆迁区域级物项；被征用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自通告发布之日，不准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堆放物品、倾到垃圾、投置障碍、新建、改建、装修房屋、抢种抢栽各种作物。 2、2017年3月21日国土资函（2017）125号文件批复；证明目的：国土资源部核准长临高速公路建设用地。 3、2017年4月26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以晋政地字（2017）81号文件；证明目的：山西省政府批复长治市、临汾市政府征地。 4、2013年5月31日晋政发（2013）22号《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证明目的：调整了全省范围内的征地补偿标准，新标准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晋政发（2009）38号文件不再适用，安泽县成辐射区土地补偿款为每亩42756元。 5、2015年1月21日临政法（2015）5号关于印发临汾市告诉公路工程建设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证明目的：对各项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做了明确规定。 6、2016年10月20日安泽县长临高速公路土地及树木附属物钱拆补偿明细表；证明目的：清点核对高速公路占用王玺斌土地和需要移除的树木。 7、王玺斌树木附属物补偿明细表；证明目的：根据补偿标准和王玺斌签字确认的数量计算的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王玺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为16505元。 8、占地前王玺斌土地照片4份；王玺斌在承包的土地上取土生产煤球，不存在所谓的小流域治理，为防止塌方，有一石砌坝。 9、目前状况2张。证明目的：王玺斌取土生产还进行，实际占地比原丈量尺寸小。 10、府城村除王玺斌拒绝领款外，其他占地户分两次领取土地补偿款，总计每亩40313。 证据11、2016年11月11日高之军与村委会《长临告诉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协议书》证明目的：村委会与村民签订补偿协议书，第一次补偿标准为34200元/亩，该协议为领取第一次补偿款协议书。 12、山西路桥集团长临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安泽县征用土地合同，证明目的，长临告诉公路建设项目征用府城镇府城村168.38亩土地。 13、山西省政府晋政发（2016）54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的意见》证明目的：该文件第二部分第（二）项：“保障建设用地和征收拆迁。国家高速公路网和省高速公路网项目建设用地分别从国家、省级用地指标中统筹解决。各设区市政府研究制定本行政区内公路建设拆迁补偿标准和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按照设区市指定的补偿标准执行。”证明征地拆迁行为合法。 14、安泽县政府文件证明目的：2018年9月27日拔付长临高速拆迁补偿资金800万元。 15、安泽县府城镇财政所证明。证明目的：收到长临高速拆迁补偿资金800万元，现于741万元左右，王玺斌的资金还在账上。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4、5、10、11、12、13、14、1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在证据6、7的补偿明细表上签字是迫于无奈。对证据10、11则认为于本案无关。认定证据8、9与事实不符。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不是该村的成员，证件不能证明他原告的主体资格。因为原告没有从事过小流域治理工作。证据2、原告并非该集体组织成员，该土地流转协议不能证明原告的治理权和承包权是合法的03、是现场局部的拆迂照，不能证明是被告组织人事实拆除的。证据4-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不了被告是征收和拆迂主体。襄汾县政府网站公告的截图不能证明被告是征收和拆除的主体。证据6跟本案无关。证据7协议书是别人签的跟原告无关。证据8与本案无关，也没有被告的名字。证据9只能证明安泽县财政局给长临高速工程建设协调工作者拨过钱，政府只负责转拨，不是政府自己的钱。证明不了安泽县政府是征收和拆迂主体。证据10意见同证据4-5．证据11政府文件首先与本案是否强拆违法没有关系。文件上的价格标准与本案无关。证据12-15原告早应该分开起诉。高院没有明确写让你分开起诉，跟你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没有关联性。你不会起诉不代表你没有超过起诉期限。一个案子起诉并不代表另一个案子的起诉期限可以中断。两个案子起诉状大致一致，就是一回事。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玺斌曾于2018年9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安泽县政府的征地拆迁行为违法，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行初9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王玺斌的诉讼请求。王玺斌提起上诉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2019）晋行终278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行初92号行政判决，发回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重审中于2019年10月18日，将本案诉讼请求拆分为二，一为确认安泽县政府征地程序违法一案，二为确认安泽县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本院针对原告王玺斌确认安泽县政府征地程序违法一案，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晋08行初65号行政裁定，驳回了王玺斌的起诉，王玺斌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晋行终199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20年6月2日针对原告王玺斌请求确认被告安泽县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对本案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本案原告及被告均认为不应追加第三人贾银龙。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同时查明，2013年4月17日，临汾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建设长治至临汾高速公路（临汾段）的通告》，载明了长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区域及物项、动迁期限、补偿标准村。原告王玺斌从他人处受让的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权指向的山地，位于长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征地范围内。长临高速公路建设系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该项目用地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后国土资源部作出《关于长治至临汾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的批复》，现原告王玺斌诉称是由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对其开发使用的小流域治理山地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提供的证据“山西路桥集团长临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安泽县征用土地合同”的甲方为山西路桥集团长临高度公路有限公司、乙方为长临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安泽段协调工作领导组，提供的安泽县财政局安财非税[2018]86号文件“关于从征集资金中拨付长临高速拆迁补偿资金的通知”载明是安泽县财政局向长临高度公路建设工程安泽段协调工作组作出的通知。庭审中，原告当庭用手机播放视频，主张视频上系由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组织的对其开发使用的小流域治理山地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经质证，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认为该视频只显示正在施工，看不出施工地点，也看不出施工人员是被告组织的人员，否认其强制拆除行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原告王玺斌所诉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原告王玺斌所诉请求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属于重复起诉；三、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是否对涉案土地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 一、关于原告王玺斌所诉请求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本案原告王玺斌于2018年9月18日即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安泽县政府的征地拆迁行为违法，本院判决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该判决、发回重审，本案原告王玺斌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行终278号行政裁定产生的，而非被告辩称的本案原告是2019年10月才提起的本案的诉讼，故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王玺斌所诉请求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王玺斌所诉请求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原告王玺斌本案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系山西省高院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定后，原告将原征地拆迁行为违法一案的诉讼请求拆分为确认征地程序违法和本案主张的诉讼请求，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属于重复起诉。故被告该答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是否对涉案土地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的问题，根据被告提供的安泽县财政局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的安财非税[2018]86号《关于从往来资金中拨付长临高速拆迁补偿资金的通知》及安泽县府城镇财政所于2018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明，同时结合由安泽县府城镇府城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0月20日对原告王玺斌涉案土地及地上所种树木清点登记表及安泽县府城村长临高速公路树木附属物补偿明细表，另根据原告王玺斌主张的2016年10月12日，其涉案土地被实施拆除时，其报警后停止，后又于2016年10月20日涉案土地被强制拆除的事实。证实被告安泽县的下属机关和组织对涉案土地实施了征收补偿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应推定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系涉案土地的征收及补偿主体，且对涉案土地实施了强拆拆除行为。综上所述，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无证据证实其非本案的强拆主体及强拆主体是其之外的其他主体行为，在未与原告王玺斌签订补偿协议并履行的情况下，强制拆除涉案土地、应认定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请求确认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0月20日对原告王玺斌承包的土地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安泽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伟 人民陪审员  赵胜利 人民陪审员  刘引第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