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4民终7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清江中路**。法定代表人：王中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敏，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中山北路金虹大厦**。法定代表人：谢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貌，湖南岩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生，男，197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卫，湖南弘一（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谢军，男，196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河池路**原审被告：陈新凤，女，196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河池路**/div>原审被告：谢易希，女，199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原审被告：邹翔，男，198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住，住湖衡阳市蒸湘区船山西路********div>上诉人湖南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州农商银行）、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桂生及原审被告谢军、陈新凤、谢易希、邹翔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20）湘0421民初2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州农商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桂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富公司从未向被上诉人交付过案涉房产；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刘桂生基于《拆迁安置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权利系一般债权，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案例，各权力之间的顺位为：消费者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一般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故被上诉人作为购买商铺门面的一般不动产买受人，其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不能对抗上诉人享有的抵押权；3、本案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未向原审被告谢军、陈新凤、谢易希、邹翔等人成功送达传票，亦未依法进行公告的情况下，组织开庭审理，程序违法。上诉人三富公司同意衡州农商银行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被上诉人刘桂生针对衡州农商银行的上诉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案外人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被上诉人刘桂生知道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侵害到自身合法权益的时间是2020年2月24日，于同年4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于同年7月27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3、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桂生签订了相应的交房协议，被上诉人刘桂生依约补交了差价后，三富公司依约交付了案涉房产，且案涉房产自交付之日起一直由被上诉人刘桂生占有、使用或经营，三富公司未曾提出过任何异议；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衡州农商银行享有的抵押权不能对抗被上诉人刘桂生的优先取得权；5、衡州农商银行在发放案涉贷款前，未对抵押物的权属、占有、使用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存在过错，不能以侵害被上诉人刘桂生合法权益的方式以弥补其自身过错；6、本案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合法。三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桂生的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桂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刘桂生系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错误。①案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因政府行为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原地的门面已不属于拆迁安置合同中的安置用房；②案涉房产已被衡阳市人民政府征收，成为国有资产，被上诉人刘桂生对案涉房产已无独立请求权，与（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刘桂生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2、被上诉人刘桂生于2020年1月2日前对案涉房产已经抵押、已涉诉并判决的事实知情，距离被上诉人刘桂生起诉时早已超过6个月的诉讼时效。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刘桂生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同意三富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被上诉人刘桂生针对三富公司的上诉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三富公司提出被上诉人刘桂生非系本案诉讼主体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①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桂生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依据该协议书拆除了被上诉人刘桂生原有的房产；②三富公司向被上诉人刘桂生交付了案涉门面，被上诉人刘桂生也补交了面积差价；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刘桂生对案涉门面享有优先取得权，可以优先于建筑施工方优先受偿权、银行抵押权及其他普通债权人取得案涉门面的所有权；3、三富公司与政府之间的纠纷与被上诉人刘桂生无关，政府征收不影响有争议私产的正当确权及产权登记；4、被上诉人刘桂生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诉讼时效。刘桂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衡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决中有关衡州农商银行对三富公司提供的湘水左岸B栋110号房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内容的部分判决；2、确认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的（1884082300）最高额抵字[2017]第0000007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涉及湘水左岸B栋110号房屋抵押的部分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富公司因对石鼓区草后街61号至107号地段进行旧城改造，需拆除刘桂生所有的位于草后街71号房屋一栋，2007年8月20日，刘桂生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三富公司（甲方）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为支持甲方建设，乙方同意于2007年8月21日前将草后街71号房屋交甲方拆除；甲方同意于2009年2月9日前以产权调换形式在草后街地段安置乙方，安置房屋的使用性质为住宅房，砖混结构，建筑面积48.72㎡；双方并对搬迁补助费等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在协议书的其它事项中载明产权证已收回等内容。2009年12月7日，三富公司（甲方）与刘桂生（乙方）签订《拆迁补偿补充协议》，约定：因甲方现建成的门面小于拆迁协议约定安置门面的面积，乙方不同意接受，经协议一致，甲方从其开发的草后街B栋中安置一空门面给乙方，乙方表示接受，新安置门面的位置，为草后街B栋临街路由贰数第贰空门面；新安置门面应在2010年5月前交付乙方等内容。2010年5月31日，三富公司将刘桂生安置门面（湘水左岸B栋一楼110号门面）交付给刘桂生使用。刘桂生自2014年5月3日开始将门面出租，从事广告经营。2017年3月13日，三富公司将坐落于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B栋110室房屋的产权登记在该公司名下。2017年6月9日，谢军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了编号为（1884082300）最高额借字[2017]第00000384号《最高额借款合同》，双方约定自2017年6月9日起到2020年6月9日止，由衡州农商银行根据谢军的需要和衡州农商银行的可能及谢军履行本合同的情况，向谢军发放最高限额不超过1800万元的人民币贷款等内容。2017年6月9日，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884082300）最高额抵字[2017]第0000007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三富公司自愿以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81号湘水左岸A栋101、103、104、105、106、107、108、111室，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B栋101、102、103、104、105、106、109、110、112及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8-110号湘水左岸C栋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4共30间房作为抵押物为谢军自2017年6月9日起至2020年6月9日止在衡州农商银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并约定其中主债务最高本金为1440万元等相关内容，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附件抵押物清单中对前述用于抵押的房屋备注为抵押物目前已出租，暂未办理其他抵押登记。2017年6月16日，双方将三富公司的前述抵押物在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被告谢军分别于2017年6月16日、2017年6月19日、2017年8月15日申请提款480万元、960万元、360万元，被告衡州农商银行依约按谢军的申请如数发放了贷款1800万元，因谢军未能按期结息，衡州农商银行于2019年8月5日将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诉至该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与民事裁定书，判决谢军、陈新凤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如数偿付所欠衡州农商银行借款本金1800万元及借款利息58.05万元，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对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衡州农商银行对三富公司提供的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81号湘水左岸A栋101、103、104、105、106、107、108、111室，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B栋101、102、103、104、105、106、109、110、112室，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8-110号湘水左岸C栋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4室及谢军、陈新凤提供的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沿江路单元号为430421005085GB00343F00020001房在借款本金1800万元额度项下的所有债权数额范围内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因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未按判决内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衡州农商银行于2019年11月13日申请对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执行，该院依法立案受理。2020年3月11日，该院作出（2019）湘0421执1190号之六执行裁定查封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B栋110室等不动产，同日向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将执行裁定予以公告。2020年4月9日，刘桂生对前述执行标的110室提出书面异议，该院经审查，于2020年4月29日裁定中止对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B栋110室的执行。刘桂生于2020年7月24日向该院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另查明，2009年1月5日，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协调石鼓区草后街仁家巷危房改造项目建设及拆迁安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事项中提出：草后街仁家巷危房改造项目建筑规划用地占用了湘江风光带公共绿地，严重违反了衡阳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社会反响强烈，必须立即停止项目施工；责成三富公司、市房产局向项目拆迁户作出书面承诺，一是安置过渡费要按协议支付，二是要保证在2009年底之前把拆迁户妥善安置好，三是开发商现所有房源及市房产局掌控的现有相关房源要优先用于安置仁家巷项目现有拆迁户；由市规划局牵头，市房产局、石鼓区政府、开发商参加，对仁家巷项目的拆迁安置点进行重新选址等内容。2014年6月19日，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衡政通[2014]8号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公告内容主要为：一、征收范围：湘江以西、蒸阳北路以东、蒸水河以北、北三环以南范围内的所有房屋（具体以规划蓝线图为准）；二、上述范围内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四、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在征收范围内另行公布；五、该项目分期实施，第一期签约时间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1日止，后续分期签约时间由市房屋征收部门另行通告。……。2019年6月11日，三富公司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与衡阳市人民政府行为违法一案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衡政通[2014]8号《衡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该院于同日立案，同年9月23日作出（2019）湘04行初80号行政裁定书，以三富公司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案件已立案为由裁定驳回三富公司的起诉。三富公司对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前述裁定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湘行终2087号行政裁定书，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三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为由裁定驳回三富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本案诉讼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即原告刘桂生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刘桂生作为乙方于2007年8月20日与三富公司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中约定，拆迁人三富公司以产权调换方式对被拆迁人刘桂生进行补偿安置，并最终确定三富公司给刘桂生安置的房屋位于草后街地段。该协议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且现无证据证明双方签订该协议存在法律所规定的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刘桂生提供的拆迁补偿补充协议、杨家坪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门面租赁合同等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诉争的门面已于2010年5月31日由三富公司实际交付给刘桂生占有、使用及收益。三富公司明知其已与刘桂生就涉案房屋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补充协议并将房屋交付刘桂生，却自行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后，以该房屋设置抵押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军向衡州农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三富公司的行为属于恶意，侵犯了刘桂生的合法权益。刘桂生享有要求三富公司进行物权变动登记的请求权，但因衡州农商银行对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确认衡州农商银行对已安置给刘桂生并由刘桂生合法占有的涉案房屋享有以该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直接阻却刘桂生基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拆迁补偿补充协议而对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故刘桂生在该案件中的身份应当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至于政府的征收行为，在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衡政通[2014]8号《衡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后，被告三富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仍将诉争的房产向政府房地产登记部门申请登记在自己公司的名下，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了产权登记，三富公司以该产权登记进行抵押贷款，足以说明政府的征收决定并未对本案诉争房产实际执行，三富公司的产权登记申请及抵押贷款行为已侵犯了刘桂生的拆迁安置权。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现无证据证明三富公司将涉案房屋产权办理在自己名下并向衡州农商银行设置抵押时刘桂生知情，且在衡州农商银行与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刘桂生不是借款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对该合同的签订情况、合同的内容及因该合同履行所引发的诉讼亦不知情，在该案中刘桂生未被列为第三人、未参加诉讼的原因并不在于刘桂生自身。2019年11月13日,衡州农商银行申请对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执行，该院依法立案受理，刘桂生不是该案当事人，对该案的执行情况不知情。案件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20年3月11日裁定对湘水左岸B栋110室等不动产进行查封，并对有关查封涉案房产等不动产的执行裁定予以公告，原告于同年4月9日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刘桂生主张其是在衡州农商银行于2020年2月向石鼓区人民法院提供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后，于同月24日从该院执行局获取该判决书复印件时才知晓该判决及自身民事权益受到损害，并于同年7月24日向该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故认定刘桂生自2020年2月24日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符合常理，刘桂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衡州农商银行主张刘桂生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桂生提起本案诉讼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程序和实体条件，被告三富公司提出本案诉争的安置房产未实际交付、政府征收行为已致原告无独立请求权及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的主张，与该院查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刘桂生与衡州农商银行对争议房屋分别享有何种权利，当双方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哪一方的权利应优先保护的问题。刘桂生以其与三富公司订立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拆迁补偿补充协议》及三富公司已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刘桂生占有、使用、收益等事实，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刘桂生至今未能就涉案房屋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故刘桂生对涉案房屋尚不拥有所有权。刘桂生基于《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拆迁补偿补充协议》而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补偿安置权利。三富公司在未将涉案房屋产权过户给刘桂生前，其基于建造事实，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三富公司以涉案房屋为谢军向衡州农商银行借款设置抵押时，未告知刘桂生，对刘桂生而言构成侵权。衡州农商银行基于抵押物产权登记在三富公司名下，有理由相信涉案房屋所有权属于三富公司，现无证据证明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故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属有效合同。且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已对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故衡州农商银行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抵押权自办理登记时已成立。因三富公司将涉案房屋交付刘桂生后，恶意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并隐瞒实情，以涉案房屋向衡州农商银行设置抵押，为谢军向衡州农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最终导致刘桂生、衡州农商银行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安置补偿权和抵押权发生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二、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消费者交付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所取得的债权不仅优于银行等债权人取得一般抵押权，而且优于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被拆迁人安置补偿权益优先于其他购房人及其他权利人的权利。就本案而言，涉案房屋是刘桂生与三富公司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拆迁补偿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给予刘桂生，且在抵押前已交付给刘桂生拆迁安置房屋，当双方在涉案房屋上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因刘桂生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有别于一般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故刘桂生的权利应优先于衡州农商银行的抵押权得到保护，对被告衡州农商银行提出的关于刘桂生无权就涉案房屋排除衡州农商银行的担保物权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是否侵害了刘桂生的合法权益，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本案争议指向的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确认衡州农商银行对刘桂生实际占有的涉案房屋享有以该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该判决书已经生效，且衡州农商银行已依据该判决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该判决书第四项得到执行，将直接剥夺刘桂生对涉案房屋现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并导致刘桂生丧失要求三富公司变更登记产权的权利，阻却刘桂生对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最终取得，明显侵害刘桂生的民事权益。故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部分内容错误，该错误并不以衡州农商银行有无过错或者知不知情为前提条件。撤销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部分内容，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而未参加原诉的第三人利益的救济功能及本案的客观实情。综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247号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1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刘桂生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被告衡州农商银行提出刘桂生无权就涉案房屋排除衡州农商银行的担保物权等抗辩主张及被告三富公司提出刘桂生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刘桂生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间及（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内容正确、法律适用正确、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具备法定撤销事由等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均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原告刘桂生关于撤销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有关衡州农商银行对涉案房屋享有以该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内容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原告刘桂生诉请确认被告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的（1884082300）最高额抵字[2017]第0000007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涉及涉案房屋抵押的部分无效，不属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范围且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但刘桂生可要求三富公司协助其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被告谢军、陈新凤、谢易希、邹翔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该院依法缺席审理并缺席判决本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中关于“湖南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B栋110室在借款本金1800万元额度项下的所有债权数额范围内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内容；二、驳回原告刘桂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谢军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刘桂生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中关于争议房产的判项是否损害了被上诉人刘桂生的民事权益。对此，本院分别评议如下：一、关于被上诉人刘桂生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均上诉主张三富公司未曾向被上诉人刘桂生交付过讼争房产。本院认为，上诉人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桂生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一、二审查明，三富公司于2010年5月31日已将讼争房产交付给被上诉人刘桂生占有用于发租收益，即被上诉人刘桂生作为被拆迁人对讼争的拆迁安置房产已经实际控制。尽管上诉人三富公司主张讼争房产已被政府征收，系属国有资产，被上诉人刘桂生对讼争房产无独立请求权，与（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但上诉人三富公司在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了衡政通[2014]8号《衡阳市人民政府房产征收决定公告》后仍以自己名义向政府房产登记部门为讼争房产办理了产权登记，故政府的征收决定并未实际执行，目前讼争房产的权利人仍登记为三富公司。本案中，三富公司明知被上诉人刘桂生享有拆迁安置权并已将拆迁安置房产交付被拆迁人使用的情况下仍以该房产设置抵押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军向衡州农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主观上存在恶意，衡州农商银行对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一审法院作出（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确认衡州农商银行对已安置给被上诉人刘桂生并由被上诉人刘桂生合法占有的案涉房产享有以该房产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该判项明显损害了被上诉人刘桂生的拆迁安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被上诉人刘桂生在本案中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提出本案诉争的房产未实际交付、政府征收行为已致被上诉人刘桂生无独立请求权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主张被上诉人刘桂生于2020年1月2日前已向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其与三富公司的抵押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即被上诉人刘桂生已明知案涉房产已被抵押、诉讼并经判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刘桂生于2020年1月2日前向法院提起确认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抵押合同无效纠纷属实，但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刘桂生知悉讼争房产已被抵押的事实，并不能据此证明被上诉人刘桂生明知讼争房产已经生效判决处分并损害其自身权益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桂生对上诉人三富公司以案涉房产为其法定代表人谢军提供抵押担保及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对三富公司等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的事实均不知情，2019年11月13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被上诉人刘桂生因非系该案的当事人，对执行情况亦不知情。2020年3月11日，一审法院依法查封包含讼争房产在内的不动产并予以公告，被上诉人刘桂生于同年4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主张其于2020年2月24日从一审法院执行局获取（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时才知晓该判决损害了自身民事权益，该主张符合常理。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刘桂生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关于“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刘桂生自2020年2月24日知悉上述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被上诉人刘桂生于2020年7月24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三、（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中关于争议房产的判项是否损害了被上诉人刘桂生民事权益的问题。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均主张被上诉人刘桂生对讼争房产享有的权利不能对抗衡州农商银行的财产抵押权。本院认为，本案确实存在被上诉人刘桂生享有的拆迁安置权益与衡州农商银行享有的财产抵押权相冲突的问题，但被上诉人刘桂生享有的拆迁安置权应优先于衡州农商银行的抵押权得到保护，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桂生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依拆迁补偿协议确定的拆迁户的权利依法应受保护;其次,该拆迁补偿协议发生于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与上诉人三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谢军金融借款合同签订及抵押登记手续办理之前,且讼争房产已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刘桂生并由其一直占有、使用、收益至今，即拆迁补偿协议已实际履行;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将被拆迁人享有的拆迁安置权利作为一种特种债权,并赋予其物权优先效力,依据此规定,被拆迁人的拆迁安置权应优先于债权人的抵押权;最后,衡州农商银行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应对抵押房产的权属及占有情况负有充分的注意义务,三富公司作为债务人未告知债权人提供抵押的房产存在拆迁安置的情况,衡州农商银行作为债权人在未查清抵押的房产是否存在拆迁安置的情况下与债务人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双方均存在过错,而被上诉人刘桂生作为被拆迁人在房产被拆迁后,无法获知拆迁安置房产被抵押的情况,本身并无过错。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被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属于生存利益,是最基本的人权,而抵押权人衡州农商银行的利益属于经营利益,这两种利益相冲突时,优先保护消费者的生存权利、基本人权,更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的精神。本案应当保护被上诉人刘桂生的合法权益,认定衡州农商银行对讼争房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故一审对被上诉人刘桂生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湖南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0元，由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东审 判 员 罗 源审 判 员 刘 林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彭鑫琪书 记 员 邓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