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21）青行赔终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英，住青海省海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山，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住所：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古城大街50号。法定代表人曾水清，系该区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春，男，系该区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启兰，青海智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人民政府。住所：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东门村。法定代表人李胜业，系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生荣，男，系该镇土地干事。上诉人李秀英因其诉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乐都区政府）、海东市乐都区高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店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2行赔初1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秀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作山，被上诉人乐都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正春、马启兰，被上诉人高店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生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为推进旧城区改造，被告乐都区政府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政土函［2014］17号《关于乐都区2013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于2018年12月6日下发了乐政办［2018］240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乐都区旧城区改造（东门巷一号地块）项目征地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征地方案的通知》）、乐政［2018］106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关于征用碾伯镇东门巷村部分土地及补偿标准的通告》（以下简称《补偿标准的通告》）《东门巷一号地块征地示意图》。原告李秀英的房屋被列入征地范围内。原告以被告单方面制定的补偿标准太低，不足以补偿原告的损失为由，未能与被告达成房屋拆迁安置协议。2019年11月20日乐都区征地拆迁指挥部、高店镇政府向原告李秀英下发乐征办［2019］11号《通知》：“通知原告李秀英在通知送达之日起7日内，主动联系高店镇拆迁工作组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同时搬出屋内全部物品。逾期，由区公证处人员对你占用的房屋内物品按照程序现场进行公证；邀请有专业资质的摄影人员对公证过程进行录像”。2019年12月5日，被告乐都区政府委托被告高店镇政府，在乐都区征地拆迁指挥部及联合执法队的配合下，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因李秀英与乐都区政府未达成房屋拆迁安置协议，2019年11月4日乐都区拆迁指挥部委托青海宁恒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李秀英的商铺进行了征收补偿现时价值评估，经现场查勘，作出青宁恒房估字（2019）第050号《商铺征收现时价值估价报告》，出具评估报告显示为601224元，即房产价值594800元、附着物6424元。2019年12月4日根据乐都区拆迁指挥部、高店镇政府的申请，海东市乐都区公证处公证员到案涉需拆除房屋现场监督公证，公证登记内容为：李秀英的房屋为混合结构，房屋共两层：丈量面积为12.1米×7.8米×2层=188.76平方米。李秀英的房屋内主要家具已经搬走，第一层（一楼）门面房两间曾被“兴达彩钢”和“阳光彩钢”的个体户租赁过（已搬出）。“兴达彩钢”门面房有卷闸门，屋内有破旧小木写字台桌1个、破旧窗户玻璃约20片；“阳光彩钢”门面房内：3米×2.5米的钢框架子一处。李秀英的第二层房屋只能从后楼上去。现场看到：第二层安有小铁皮门1个（门已锁），屋内全部物品有：木制双人床1个（八成新、无被褥、空床）、2个破旧床头柜（无物件）、空木箱1个（装破皮球1只）、三件套破皮沙发1组、木制茶几1个（大理石面）、旧大烤箱1个、烟筒4节、小旅行箱1个（空）、单人床架2个（旧、空）、洗菜盆1个、小木柜1个（空）、废旧电饭煲2个、烟筒1节、木制桌1个、旧压缩版3片、木抽屉2个、木制旧双人床1个（无被褥、物件）、2块竹胶板、旧纱窗2个、落地旧电风窗1个、台式小电风扇1个、旧煤气罐1个、卫生间坐便池1个、旧脸盆架1个。原告李秀英提交的1989年10月1日乐都县房产管理局作出的乐房办字第32-50号《房屋所有权证》内容：所有权人为赵师祥，建筑结构土木、一层、66.01平方米。1995年4月5日乐都县土地管理局作出的乐集建（95）字第10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者为赵师祥。后上列房屋进行了翻建。原告李秀英提交的2011年7月18日《离婚协议书》中载明：“位于紫金花苑对面的房屋（上下两层，共计约180平方米）一切权限归女方所有。男方应在合适的时间协助女方办理好房产证、土地使用证等所有相关证件；……。”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赔偿义务主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乐都区政府委托高店镇政府对李秀英的房屋实施强拆行为，高店镇政府实施强拆行为的后果应由海东市乐都区政府承担。对此，有已生效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1日作出的（2020）青行终83号行政判决予以确认，故乐都区政府系本案赔偿义务主体，高店镇政府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二、关于原告李秀英主张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给原告造成的损失325万元的行政赔偿的具体范围、计算标准、事实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规定：“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4）项规定：“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乐都区政府征收案涉李秀英村集体宅基地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李秀英的村集体宅基地应予征收，其宅基地上建筑物房屋应予拆除。李秀英对征地补偿标准的异议，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该强制拆除行为之所以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是因为乐都区政府对李秀英的房屋强制拆除，应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直接对案涉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对此，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青行终83号行政判决已予以确认。原告诉请判令被告乐都区政府赔偿其损失，依法有据。庭审中，原告李秀英主张直接财产损失为案涉两层房屋即第一层为商铺，面积为100.104平方米，商铺按照市场价23000元／㎡予以补偿，计2302392元，第二层为住宅，面积为100.104平方米，按照市场价6300元／㎡予以补偿，计630655.2元，卷闸门6423.90元、屋内物品50000元、装修费100000元及精神损失费200000元等，共计32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被告乐都区政府应当依法赔偿强制拆除行为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此填平补齐原告在拆除当中受损的合法财产权益，被征收人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损失，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拆除房屋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补偿。因此，具体到本案赔偿损失的确认，应当参照被告乐都区人民政府颁布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来确定赔偿标准。因李秀英与乐都区政府未达成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乐都区拆迁指挥部委托青海宁恒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第一层商铺进行登记及价值评估，出具评估报告显示拆迁补偿价意见为601224元，即房产价值594800元，单价6462.41元／㎡、附着物6424元。对于原告被征收的第二层住宅被告乐都区政府依据东署办［2013］53号《海东行署办公室关于印发乐都县土地房屋及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中确定的1046.17元／㎡面积单价进行补偿，因原告所提交的房屋市场价格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之后的商品房价格，而原告的房屋土地所有权属于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东门巷村委会集体土地。房屋的结构、造价在客观上也没有可比性，故第二层住宅面积单价以乐都区人民政府颁布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来确定赔偿标准即第二层住宅94.38平方米，单价1046.17元／㎡，共计104726元。综上，原告李秀英宅基地第一层商铺和第二层住宅损失赔偿，共计705950元。另，青海宁恒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时只认定了原告李秀英商铺内墙面积，根据被告乐都区政府提供的《征用土地和附着物拆迁补偿发放明细表》，被告乐都区政府将原告李秀英商铺的外墙面积2.34平方米予以认定，商铺外墙2.34平方米以评估价格6462.41元／㎡计算，共计15122.04元，以及原告李秀英住宅所依附的土地补偿款10490.34元，被告乐都区政府予以认定，上述二项合计25612.38元，本案中按赔偿范围及数额予以确认。关于案涉房屋面积的确认问题。因案涉房屋已被乐都区政府拆除，且不能恢复原状，对于第一层商铺面积和第二层住宅面积的认定，应以2019年12月4日根据乐都区拆迁指挥部、高店镇政府的申请，海东市乐都区公证处公证员到案涉需拆除房屋现场监督公证的工作记录及评估机构产权登记作为参考依据，并结合原告提交的2011年7月18日《离婚协议》予以确认。原告李秀英主张案涉房屋面积为100.104平方米，并提交了2019年3月15日《房屋拆迁评估调查表》，该表无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被告乐都区政府对此提出异议，并且原告李秀英也未提供对案涉房屋建筑面积有效的初始登记证明，所以法院认为对案涉房屋面积以评估机构和公证机关的登记作为参考依据较为合理。三、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乐都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是因为乐都区政府对李秀英的房屋强制拆除，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直接对案涉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没有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及第十七条列举的行为，故原告主张精神损失的行政赔偿不能成立。四、关于原告李秀英主张的装修费以及屋内物品的损失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关于原告李秀英主张屋内物品包括沙发、柜子、床、火炉灶具等均系日常生活必需品，2019年12月4日海东市乐都区公证处公证登记内容中予以显示，对于上述物品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时，由被告高店镇政府暂时进行保管，现原告提出对上述物品其无处存放，待案件审结后再说，因其未能提供上述物品因被告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损失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李秀英主张房屋装修费及屋内物品损失赔偿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乐都区政府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李秀英强制拆除房屋损失731562.38元。二、驳回原告李秀英其他行政赔偿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乐都区政府负担。李秀英上诉称：一、撤销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2行赔初13号行政赔偿判决，对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举证责任的认定错误。本案中，因二被上诉人非法强拆，导致上诉人的房屋毁损、灭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在原审人民法院的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了相关损失清单，是为了配合法庭查明案情的需要，但并不能代表本案的举证责任完全由上诉人承担。二、原审法院把行政赔偿等同于行政补偿，明显错误。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的赔偿金额，完全是政府行政补偿的金额，甚至连政府当初的搬迁奖励都不予认定，体现了原审法官的极其不负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原审法院应当审查政府当方面委托的评估公司，依据2014年征收房屋标准，做出的行政补偿是否公平，另外，本案应当适用的是行政赔偿，应当按照强拆房屋当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本案原审法官的判决有失公允，与上诉人房屋周边的市场价值差距巨大。三、原审法院多次歪曲事实和法律，明显倾向政府。上诉人严重怀疑原审法院的独立性和公平性。本案中，原审法院首先在上诉人行政赔偿诉讼明确、具体的情况下，故意以明显歪曲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其次对被上诉人的强拆违法行为故意不予追究和认定，再次在二审法院改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我行我素，作出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等同的判决。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特提起上诉，请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乐都区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明确。上诉人要求对原审进行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但上诉事实和理由中对本案属于发回重审情形及原审存在程序违法等事实均未作任何阐述，属于上诉请求不明。二、关于上诉理由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诉人认为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属于对该法条的扩大理解。行政赔偿中规定，原告对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大小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原审中上诉人并未对此进行举证，该举证责任不应分配给被上诉人。三、关于上诉意见中原审法院将行政赔偿等同于行政补偿的问题。因征收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被征收人获得的赔偿金额不应少于其应当获得的合法补偿金额，故原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认定赔偿金额并无不当，不违反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则。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店镇政府的答辩意见与乐都区政府一致。诉讼双方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征地方案的通知》《补偿标准的通告》《东门巷一号地块项目》、乐征办［2013］03号《乐都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朝阳山片区二期征地拆迁工作中几项具体问题处理办法的补充通知》、乐政办［2016］117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乐都区国有土地及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有关事项的通知》来看，此次征收的补偿项目有：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房屋征收补偿；三、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及专项设施补偿；四、林木补偿；五、快迁费；六、过渡费；七、取暖费；八、搬迁费；九、农机具补贴；十、寿材补助（老年人）。十一、安置房建房补贴（该项目需由被征收人提供户口簿等身份资料经公安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发放）。其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为111.15元／㎡；过渡费的补偿标准为：每户（3人为准）每月发放800元，每增加1人每月增加300元，发放期限为半年；取暖费的补偿标准为2800元／年，发放期限为一年；搬迁费的补偿标准为1000元；农机具补贴的补偿标准为1000元。再查明，《东门巷一号地块项目》《商铺征收现时价值估价报告》《征用土地和附着物拆迁补偿发放明细表》载明：一、上诉人家中人口1人，宅基地面积为94.38平方米；二、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及专项设施补偿金额：卷闸门6424元。又查明，海东市乐都区公证处于2019年12月4日制作的《证据保全现场工作记录》及2020年11月30日出具的《乐都公证处关于参加对拆除碾伯镇东门村强来存、李秀英等两户被征用房屋拆除现场记录的情况说明》显示，由公证处工作人员对强制拆除现场进行监督、公证，并对上诉人屋内物品清点造册。二审庭审中查明，物品现由高店镇政府保管，上诉人可随时领取。上述事实有《征地方案的通知》《补偿标准的通告》《东门巷一号地块项目》《乐都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朝阳山片区二期征地拆迁工作中几项具体问题处理办法的补充通知》《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乐都区国有土地及集体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有关事项的通知》《情况说明》《商铺征收现时价值估价报告》《征用土地和附着物拆迁补偿发放明细表》《证据保全现场工作记录》《乐都公证处关于参加对拆除碾伯镇东门村强来存、李秀英等两户被征用房屋拆除现场记录的情况说明》、庭审笔录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违法强制拆除合法房屋而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高店镇政府是否本案赔偿义务机关，二是上诉人的行政赔偿请求能否成立。如不能成立，上诉人应当获得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具体论述如下：一、高店镇政府不是本案赔偿义务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四款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生效判决已认定高店镇政府与乐都区政府是委托关系，高店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后果由乐都区政府承担。故本案赔偿义务机关为乐都区政府。二、上诉人的行政赔偿请求部分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的规定，行政赔偿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在行为意义上都应当积极提供证据，以利于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及时作出裁判。但在结果意义上，仍须有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此种举证责任通常是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原告应当就行政行为是否造成损失、具体损失金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原告就损失金额承担的举证责任是法律预先规定的，是固定不变的。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此条规定的举证责任与前述原告的举证责任仍有较大区别，两种举证责任在证明目的、证明对象、不利后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特别是在对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金额的认定等方面可能存在根本性分歧，因而不能将该条规定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扩大理解为由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存在损失及损失金额多少承担举证责任，更不能进一步认定该举证责任属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当然，因被告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原告已就损失金额提供证据初步证明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证明标准，或者通过推定等方式依法作出对被告不利的认定。本案中，上诉人李秀英主张直接财产损失3289471.1元。（其起诉状中主张的赔偿金额为3250000元）包括：房屋第一层商铺面积为100.104平方米，按照市场价23000元/㎡予以赔偿，计2302392元，第二层住宅面积为100.104平方米，按照市场价6300元/㎡予以赔偿，计630655.2元，卷闸门6423.9元，屋内物品50000元，装修费100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过渡费100000元。第一，本案中，上诉人的屋内物品经清点造册后由高店镇政府保管，上诉人可随时领取。据此，除强制拆除的房屋本身及一些不可分割的附属设施外，上诉人就其财产所拥有的相关权证、支付凭证等并未因强制拆除行为导致无法进行举证。从上诉人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离婚证、离婚协议看，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房屋面积。其虽提交《房屋拆迁评估调查表》，该表显示的房屋面积计算后为100.104平方米，但该表无相关机关签章及调查人员签字，无法证明其来源，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上诉人提交周边房屋的购房合同及房价表，欲证明对其房屋应当参照周边房屋的市场价格，按照商铺23000元／㎡、住房6300元／㎡的标准予以赔偿。但该购房合同及房价表仅能证明周边新建商品房的售卖价格，与其在集体土地上自建房屋的新旧程度、规模、建筑结构、档次等均不相同，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房屋面积以及赔偿金额无事实依据。第二，上诉人主张赔偿卷闸门6423.90元。青海宁恒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诉人房屋的沿街一层进行了评估，其中卷闸门价值6424元，故上诉人的该项赔偿主张成立。第三，上诉人主张屋内物品损失50000元。乐都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于强制拆除期间对上诉人屋内物品进行清点、登记造册，现物品保管于高店镇政府，上诉人可随时领取，该项赔偿主张不能成立。第四，上诉人主张装修费用100000元，但其并未提交相关支付凭证作为依据，仅根据房屋面积参考了一个可能的装修均价计算得出。故该赔偿金额不能成立。第五，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前提是违法行为侵犯人身权，本案中，上诉人的人身权并未因强制拆除行为受到侵犯，故其要求精神损失费100000元的赔偿主张不能成立。第六，上诉人主张过渡费100000元，包括因强制拆除产生的居住费用及房屋租金损失，但其并未提交相关支出凭证予以证明损失金额。故该项赔偿请求亦不能成立。上诉人的合法房屋在征收过程中被违法拆除，上诉人请求给予金钱赔偿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因其主张的房屋面积及赔偿金额缺乏事实依据，故需依法重新确认。确定房屋赔偿标准时不应使上诉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低于因依法征收房屋所应得到的补偿。这一做法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直接损失”的基本原则，不违反法律规定。在大多数被征收人已经依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签订补偿协议，该补偿方案能够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照该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案涉房屋损失，但要注意类似房屋价格的市场变化，保障被征收人的实际居住权益。从乐都区政府提交的《征用土地和附着物拆迁补偿发放明细表》看，上诉人房屋一、二层面积相同，均为94.38平方米，共计188.76平方米。与上诉人主张的房屋总面积相差11.448平方米，且与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权证、协议中载明的面积相近，较符合客观事实，故对上诉人的房屋面积以该表中登记的面积予以认定。《征地方案的通知》中规定：“本次拆迁范围内，采用货币化安置。集体土地沿街铺面按经营情况确定沿街一层为铺面，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后采用货币补偿方式。”青海宁恒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强制拆除前对上诉人房屋的沿街一层进行了评估，综合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得出评估单价为6462.41元／㎡，该评估价格客观体现出上诉人沿街一层房屋的商用价值（包括装修价值），能够作为对上诉人沿街一层房屋进行赔偿的参考依据，故上诉人沿街一层房屋（包括装修费用）的赔偿金额为94.38平方米×6462.41元／㎡＝609922.26元。《补偿标准的通告》中规定，钢混结构十成新房屋的补偿标准为1046.17元／㎡，乐都区政府称其对上诉人的其他房屋按照十成新房屋的标准即1046.17元／㎡进行补偿，已将装修费用包含在内。经查，《补偿标准的通告》中规定的钢混结构十成新房屋与九成新房屋的单价相差229.61元／㎡，以此类推，成新率越低，单价越低，从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看，其房屋修建于2011年之前，故乐都区政府称已将装修费用包含在内的主张较为客观。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获得的房屋损失赔偿金额应当按照能够购置与其原居住状况相当的房屋计算。鉴于案涉房屋周边房地产价格上涨，从有利于上诉人的角度出发，同时体现对违法行政的惩戒，本院酌情在原标准基础上上浮10%，确定其他房屋的赔偿标准为1150.79元／㎡，赔偿金额为（包括装修费用）94.38×1150.79元／㎡＝108611.56元。就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及专项设施的赔偿，参照评估标准确定，即卷闸门6424元。综上，对上诉人房屋（包括装修费用）及其他建筑物等的赔偿金额为609922.26元＋108611.56元＋6424元＝724957.82元。此外，依法征收房屋所应得到的补偿应纳入赔偿范围。结合案件事实，上诉人应当获得的其他赔偿项目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过渡费、取暖费、搬迁费、农机具补贴、安置房建房补贴。鉴于该些项目补偿标准统一，仅存在土地面积或者人口数量差异，且并非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故对此些项目的赔偿金额参照补偿标准确定。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94.38平方米×111.15元／㎡＝10490.34元；过渡费800元×6个月＝4800元；取暖费2800元；搬迁费1000元；农机具补贴1000元。上诉人应当获得的其他赔偿金额为20090.34元。因安置房建房补贴设置有发放条件，需行政机关先行审核，不具备在本案中一并判决的条件，上诉人可就该赔偿项目向有关部门提交材料申请审核发放。如对发放结果不服，可另行提起诉讼。当事人提起上诉后，一审判决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允许上诉人在不超出原诉请的范围内于二审庭审辩论结束前增加上诉请求，并不必然损害被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且有利于实质解决行政争议。上诉人于二审庭审调查时增加支付赔偿金利息的诉讼请求，未改变被诉行政行为基础法律关系，本院一并予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规定的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不计算复利。参照上述规定，以作出生效赔偿决定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作为计付利息的标准。本案系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引起的赔偿诉讼，故对上诉人的赔偿金利息以强制拆除当日即2019年12月5日为基准予以认定较为适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赔偿项目及金额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另本案为行政赔偿诉讼，依法不收取诉讼费用，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乐都区政府负担不当，本院予以指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青02行赔初13号行政赔偿判决；二、被上诉人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上诉人李秀英强制拆除房屋等损失745048.16元，并给付利息（以745048.16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5日起按本判决作出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李秀英的其他赔偿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边红丽审判员 吴晓良审判员 孔 菲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江喜梅书记员 范献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