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29民终4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立新，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庭礼，男，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作华，内蒙古惠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文志，男，汉族，。   原审第三人：赵俊红，女，汉族。   上诉人何立新因与被上诉人李庭礼、原审第三人赵俊红、王文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18）内292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内29民终3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18）内292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重审。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19）内292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何立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4日受理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立新，被上诉人李庭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作华，原审第三人赵俊红，王文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立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292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依法判令原审被告立即向原审原告支付MC2剩余驼绒款341520元；3、依法判令原审被告按照2017年国际市场价向原审原告支付MC5、MC15、三路、白驼毛款（以最终鉴定为准）181738.4元。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2020年11月5日作出的（2019）内292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书调查的案件与事实不符，严重违背本案中的客观真实有关联性的证据证明力，严重违反审判期限，对驳回重审的案件驳回诉讼请求严重违法。2、阿左旗人民法院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2018）内292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遗漏了本案中MC5、MC15、三路，白驼毛的毛款181738.4元的款项，请求二审法院补正，依法判令原审被告偿还。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发回重审的案件驳回诉讼请求严重违法，并严重违反审判期限，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庭礼辩称，上诉人何立新明知本案第三人赵俊红所书写的便条仅是涉案脱毛分选后的重量记录，并非涉案驼毛分梳出成的结果，这个结果是答辩人一再主张的客观事实，且被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仍然不服判息诉的行为应当被制止。另外，答辩人仍然认为本案属于重复诉讼。   原审第三人王文志述称，何立新在起诉书和答辩中多有虚假陈述，且这些陈述明显违背生活常识或者客观规律，本人作为从事驼毛行业的世家，不会也不可能对客户委托加工的物品进行造假，相反，何立新做出虚假陈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对案件公正处理。   原审第三人赵俊红述称，本人所写便条仅是对涉案驼毛分选分类后的重量记载，并非是驼绒分梳后的重量。   原审原告何立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MC2剩余驼毛款341520元；2、判令被告按照2017年国际市场价向原告支付MC5、MC15、三路、白驼毛款（以最终鉴定为准），价值225680元，合计567200元；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产生的其他费用。事实及理由：2016年8月23日，原、被告签订《购货协议》，约定被告购买原告驼毛107包，该批驼毛未去皮、未扣潮、未定价毛重4821公斤；被告预付原告现金15万元，该批驼毛按分梳成MC2驼绒结算；标准为含粗2%（MC2）；扣到15万元/吨；加工费按每吨3万元计算；如该批货物出成（制成率）达不到15万元/吨，就按实际出成计算（原料价格未定，以制成率定价）；由第三人王文志加工，该批驼毛合计总成本以18万元为标准。同时，双方口头约定待该批驼毛出成后通知原告进行确定。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8月25日以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15万元预付款。2016年9月被告通知原告前往第三人加工厂确定最后出成率。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到达工厂后，在工厂住了六、七天后出成率才最终确定。被告让其妻子也就是本案第三人赵俊红（当时在该加工厂担任技术化验员）亲自书写了一份《出成率清单》，并按照驼绒规格分别确定了出成率。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被告妻子出具的出成率清单已经明确了各种规格驼毛的出成率。被告应当按照清单中的出成率与原告进行结算。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依法诉至人民法院，望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原审被告李庭礼辩称，一、原审本案属于典型的重复诉讼，一审法院应裁定驳回本诉原告何立新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第一、本案中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本案中原被告与之前原告何立新的起诉完全相同。第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本次诉讼和前次诉讼是基于同一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诉讼标的相同。第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也是相同的，均是要求驼毛款。原告仅是对结算数据做出不一样的调整，且本次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属于重复诉讼。二、原告何立新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购货协议》中明确是以MC2驼绒进行结算，而非原告诉讼请求中所说驼毛。而MC2驼绒的最终出成率是以原被告共同委托的第三方，也就是本案的第三人王文志加工后的数据为准，王文志所出具的结算数据是案涉驼毛加工为驼绒的唯一结算依据。第三人赵俊红不是王文志工厂的技术员，而且赵俊红没有出具过所谓的“出成率清单”，只是代我参与了案涉驼毛的分类工作。王文志于2016年10月27日向原被告出具了案涉驼毛的结算表，其中MC2驼绒重量为789公斤。按照《购货协议》约定以出成MC2驼绒15万元/吨结算，我应付原告货款118350元，而我预付货款为150000元，我并不拖欠原告货款。原告要求的MC5、MC15、三路、白驼毛等均属于我的成本与利润，《购货协议》对此并无约定，原告要求该部分货款无事实依据。三、我向原告超付货款，其应返还。综上，原告滥用诉权，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极大的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反诉原告李庭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何立新向反诉原告返还超付的货款31650元；2、判令反诉被告何立新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23日反诉原告、反诉被告、第三人王文志签订了《购货协议》，约定反诉原告购买反诉被告107包驼毛，该批驼毛在运输中因下雨受潮，未去皮、未扣潮、未定价，反诉原被告共同委托王文志进行加工，以分梳出成的MC2驼绒结算，标准为含粗2%（MC2）扣到15万元/吨，加工费按每吨3万元计算，如该批货物出成（制成率）达不到15万元/吨，就按实际出成来结算。反诉原告于2016年8月24日向反诉被告预付MC2驼绒款15万元。之后王文志进行分梳，出成789公斤MC2驼绒，按照协议应收货款118350元，反诉原告超付货款31650元。故请求判令反诉被告予以返还。   反诉被告何立新辩称，一、（2018）内2921民初311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8月23日我与李庭礼就4821公斤驼毛签订了《购货协议》，并由王文志进行加工，合同总价根据分梳出成MC2驼绒进行结算。协议签订后，我交付了驼毛，李庭礼支付了15万元预付款。2016年9月李庭礼通知我到王文志的加工厂确定出成率，我在工厂住了六、七天出成率才最终确定。李庭礼让其妻子赵俊红（当时在该加工厂担任技术化验员）亲自书写了一份《出成率清单》，并按照驼绒规格分别确定了出成率。我拿该清单向李庭礼催款，李庭礼以驼绒还未卖出、资金周转不开等理由推托让再等几天，同时让王文志在协议上注明了两个月后付款的期限。两个月后我再次催款无果，双方发生纠纷。李庭礼对驼毛的《出成率清单》不予认可，无奈之下我于2017年9月1日向贵院提起诉讼。并于2018年3月12日和14日提出鉴定申请，要求按照国家标准及驼毛出成行业标准对4821公斤驼毛的出成率、价格及笔迹进行鉴定。之后赵俊红、王文志自认清单及协议注明的两个月期限，是二人书写的，我撤回了鉴定申请。李庭礼所说的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早已不存在了，王文志独自出具的假的结算表，我没有确认过。加工方在加工前必须通知当事人前去确认货物后，才能进行加工，或共同在场进行监督，否则不道德，应负法律责任。赵俊红书写的《出成率清单》，通过王文志确认，并在协议上注明付款期限，这是不容置疑的真凭实据。二、为了证明王文志出具的出成率证明不属实，我请阿拉善当地的三家大型驼绒公司根据其历年生产加工的数据，本着公正合法的原则，依照李庭礼认为的4633.8公斤驼毛作出出成率，按照驼绒行业的价格，李庭礼应付我货款40万元以上，其中两家公司作出声明，依法进行了公证，承诺各项指标不存在弄虚作假、故意抬高出成率、价格的情况。三、关于毛重的说明是全国绒毛行业通用的，因为无论羊毛、羊绒、驼毛、驼绒都是用包装袋进行包装的。我的驼毛是107包，也是用包装袋包装，除去包装袋就是净重。四、该批驼毛总成本是以18万元为标准，其中3万元加工费是按驼绒出成支付，不存在李庭礼去支付的说法，所以剩余MC5、MC15、三路毛、白驼毛应该归还于我，而不是送于李庭礼。李庭礼支付了加工费与事实不符。李庭礼、王文志、赵俊红为何不承认赵俊红书写的出成率清单，连赵俊红亲自交给我也不敢承认，待到司法鉴定时不得不承认，这是铁的事实。请求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原审第三人王文志述称，一、赵俊红所写的便条中各数据是原被告分选后一致认可委托我进行加工的各类驼毛的重量。原告持有的赵俊红书写的便条是我亲自交给原告的，便条上的数据是原被告分选后委托我进行加工的各类驼毛的重量。便条书写于2016年9月初，只是经过选毛工对驼毛进行分类分选还没有洗净、分梳，所以记录为“毛重”。原告要求我在两个月之内分梳出来，应其要求我在《购货协议》上备注二个月分梳完毕。二、第三人赵俊红不是我厂职工，更没有在我厂从事过所谓的“技术化验员”。我公司从未录用过赵俊红，赵俊红也未在我公司担任过技术化验员。赵俊红只是被告的妻子，代被告确认经分选后各类驼毛的重量。三、原告称案涉驼毛为阿拉善盟驼毛不符合事实，实际是新疆驼毛。原告向被告提供的驼毛，被告给我说过是原告从新疆商贩刘德福处赊购而来的，被告到新疆找到商贩刘德福后，由原告从新疆将驼毛运至阿拉善右旗，之后原告又拉远到临河卖给被告的。驼毛的产地并不是原告所说的阿拉善盟。四、驼毛的加工费是我向被告收取的，被告已支付该费用。依照《购货协议》加工费是按照MC2驼绒3万元/吨进行结算，所以协议中写明为“合计总成本以18万元为标准”。15万元/吨的MC2驼绒款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加工费3万元/吨是被告向我支付，对被告来说这个购货成本是18万元/吨的MC2驼绒，并非原告所说的“其中3万元加工费是按本身驼绒出成就支付了”。五、我曾担任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至今仍存续。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23日，是我父亲创办的家族企业，我于2014年10月至2017年1月担任法定代表人。虽该公司经营困难，但未注销或吊销，仍然存续。原告恶意攻击该公司已不存在，不知其是什么意图。综上，原告在诉讼中多有虚假陈述，且这些陈述明显违背生活常识或者客观规律，我作为案涉驼毛的加工方不会也不可能对客户委托加工的物品进行造假，作为从事绒毛行业的世家，这点行业操守我们还是有的。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裁判。   原审第三人赵俊红述称，我没有向原告出具过任何所谓的“出成率清单”。由于李庭礼不在临河，我便代表其到王文志的厂区核对选毛工对案涉驼毛分选分类后的重量，并将相关数字记录在一张便条上。众所周知的常识是驼绒加工的流程是驼毛分选分类、驼毛洗净、分梳提取。即我书写的便条上的数据只是记载了第一个必经流程分选分类的驼毛重量，还没有经过第二、第三个必经流程，不是驼绒的重量。我未在王文志处工作，也未担任技术化验员。我只是偶尔帮助丈夫李庭礼打个下手而已。综上，原告的陈述均不属实，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对本案件出公正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3日原告何立新、被告李庭礼、第三人王文志签订了《购货协议》，约定：今甲方（李三）入乙方（何立新）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购货协议，甲方现购乙方驼毛107包（壹佰零七包），未去皮、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下雨受潮（未扣潮），双方特定如下，甲方（李三）收到乙方（何立新）107包驼毛未定价（毛重4821kg，肆仟捌佰贰拾壹公斤），甲方（李三）预付乙方（何立新）现金150000元（壹拾伍万元正），该批驼毛按分梳成MC2驼绒给算，标准为含粗2%（MC2）扣到15万元/吨，加工费按每吨3万元计算（叁万元）。如该批货物出成（制成率）达不到15万元/吨就按实际出成来计算。（原料价格未定，以制成率定价）今双方协商按以上内容执行。合计总成本以18万元为标准（拾捌万元）。王文志为《购货协议》的丙方，即加工方。原告持有的《购货协议》由王文志签注：时间不超过2个月。同年8月24日何立新出具《收条》：今收到李三驼毛款壹拾伍万元（150000元）入同年9月2日至3日被告雇工对该批驼毛进行了分选，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入库单》载明：何立新新疆驼毛开始分选2日头路MC2：36包，毛重1726.6公斤，3日头路MC2：32包，毛1550.2公斤，头路共计68包，毛重3276.8公斤；3日二路MC5：25包，毛重956.6公斤；MC15：3包，毛重71.8公斤；三路：1包，毛重13公斤；白驼毛：11包，毛重315.6公斤。总计108包，总重量4633.8公斤，实付款4600元。并由雇工在《入库单》书写：今收到李三选驼毛款4600元。李庭礼之妻第三人赵俊红出具便条1张，载明：MC2毛重3276.8公斤，MC5毛重956.6公斤，MC15毛重71.8公斤，三路毛重13公斤，白驼（毛）毛重315.6公斤，总重：4633.8公斤。该便条交由原告保管。原被告、第三人对《购货协议》、《收条》、便条的真实性均予确认，但原告陈述其所持《购货协议》王文志签注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是对下剩货款给付时间的确认；便条是对分梳后各类驼绒等重量的确认，其中分梳出MC2驼绒3276.8公斤。被告与第三人不认可原告的陈述，认为该签注是在同年9月2日-3日驼毛分拣后对分梳时间的约定；便条是对分拣后可以分梳各类驼绒的驼毛重量的确认。王文志提交了2016年9月10日至2016年10月10日《内蒙古一信绒纺织有限公司实物入库票》11张、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加工手册8张，以证明原被告买卖的驼毛产地为新疆。驼毛中头路MC2驼毛选后重量3258.2kg，洗净后重量2567kg，分梳出MC2：789.9kg，出成率30.7%；MC5：88.2kg，出成率3.4%；MC10：232.8kg，出成率9%；MC20：242kg，出成率9.4%；粗细下角料566kg，占比22‰；损耗25.3%。二路MC5驼毛选后重量951.2kg，洗净后重量680kg，分梳出MC5：151.4kg，出成率22.2%；MC10：87.1kg，出成率12.8%；MC20：85kg，出成率12.5%；粗细下角料302.8kg，占比44.5‰；损耗7.9%。白驼毛洗净后重量176kg，分梳出MC5：44kg。同时被告提交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王文志的调查笔录1份，2016年10月27日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2016年8月来料加工，李庭礼购阿盟何立新驼毛结算表1份，载明：来料新疆原毛4633.8公斤加工费明细，分选原毛4600kg，单价1元，金额4600元；洗毛（洗后毛）3423kg，单价2.60元，金额8899.80元；分梳MC2789kg，单价30元，金额23670元；分梳MC5239.6kg，单价13元，金额3114.80元；分梳白MC544kg，单价13元，金额572元；分梳MC10319kg，单价11.80元，金额3764.20元；分梳MC20327kg，单价11.20元，金额3662.40元；分梳下角料1183kg，加工费合计48283.20元，并由王文志签名，以证明原被告买卖的驼毛产地为新疆；其支付加工费48283.20元。原告质证认为王文志所述原被告交易的驼毛产自新疆不属实；被告、王文志没有通知其参与分梳工作，而且以上证据所证明的各类驼绒的出成率不属实，并提交了张林文等七人的《证明》，张林文、张振文在本案原一审的证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诚成公证处（2019）阿诚成内证民字第56号、57号公证书公证的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明昇养殖专业合作社、阿拉善左旗莱芙尔绒毛有限责任公司的《声明书》，阿拉善宇联纺织原料有限公司的证明，以证明原被告交易的驼毛产自阿拉善盟。通常驼毛经洗净后分梳出63%的驼绒，其中80%为MC2的驼绒，下剩为MC5的驼绒，即按照被告提交的加工手册载明的头路驼毛洗净后重量为2567kg，那么应当产出MC2驼绒1342.28kg（2567kg×63%×83%），而非789.9kg，故对被告出具的以上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质证认为依据《内蒙古一信绒纺织有限公司实物入库票》、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加工手册可以证明驼毛产自新疆，《声明书》是对产自阿拉善的驼毛出成情况的证明，二者没有可比性。王文志、赵俊红认同被告的质证意见，同时王文志陈述电话通知原告参与分梳工作，原告以没有时间为由没有参与，分梳结束后向原告通知了出成情况，原告不予认可，其向原告发送信息，因原告将其拉黑没有发送成功，后向原告女儿的QQ发送了信息，因手机丢失无法证明。原告对王文志的陈述不予认可。该院认证认为，依据《购货协议》确认的驼毛重量为4821公斤，且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下雨受潮未扣潮、未去皮，2016年9月2日-3日进行了分选，期间潮气散失，分选中需去渣，以及依据《声明书》所证明驼毛MC2驼绒的出成率，可以确认便条是对分选后驼毛重量的确认，即原被告交易的驼毛去皮、出渣、散潮后净重4633.8公斤。依照分选出能够分梳MC2驼绒的驼毛的数量，可以确认原告交付被告的驼毛的品质上好。第三人陈述案涉驼毛产自新疆，但其提交的证据均是其单方制作的记录，并无原告的确认，且在《购销协议》、便条中均无反映，故对其陈述不予确认。对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王文志在《购货协议》签注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没有明确是给付货款时间，还是完成分梳工作时间，根据王文志系案涉驼毛的加工方，可以推定是对分梳工作完成时间的确认。故对原告的陈述不予确认；王文志、被告均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通知了原告参与分梳工作，加之被告提交的加工手册所证明的头路驼毛产出MC2驼绒的数量，与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明昇养殖专业合作社、阿拉善左旗莱芙尔绒毛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宇联纺织原料有限公司证明的通常头路驼毛产出MC2驼绒的数量不符。同时便条上所谓的956.6公斤MC5、71.8公斤MC15，应当是二路驼毛，只是71.8公斤的二路驼毛品质较差，该两个等级的二路驼毛可分梳出MC2驼绒，只是出成率较头路驼毛低，但加工手册中无71.8公斤二路驼毛的分梳和产出记录。经分选的315.6公斤白驼毛洗净后重量为176公斤，洗净率为55.77%，与加工手册中同批次的头路、二路黄驼毛的洗净率78.79%和71.49%，存在较大的差额，也与该批驼毛品质上好的实际存在差距，且白驼毛亦可分梳出MC2驼绒。故对被告、王文志以《内蒙古一信绒纺织有限公司实物入库票》、加工手册、结算表证明产出789.9kgMC2，依法不予确认。王文志陈述分梳时经称量进行分梳的驼毛总重4600公斤，但加工手册中仅有头路驼毛和部分二路驼毛的称量重量4209.4公斤，没有剩余二路驼毛和白驼毛的称量重量，故对其陈述不予采信。被告对两份《声明书》中证明的MC2的价格不予确认，并认为应当以2016年MC2的价格确定，但原被告对2016年MC2的价格陈述不一，且均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对2016年驼毛的价格陈述不一，且均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对二路驼毛、白驼毛能够分梳出MC2驼绒的出成率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另查明，2017年9月1日原告将被告李庭礼诉至该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购买原告驼毛款211575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17）内2921民初2591号民事判决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购货协议》约定“该批驼毛按分梳出成MC2驼绒给算”和“如该批货物出成（制成率）达不到15万元/吨，就按实际出成来结算”。原告提交一份其自述是被告家属出具的结算单，用以证明驼绒实际出成率，被告不予认可。该结算单中出具人和被告均未签名，且该结算单中标明为毛重，并不能证明出成率。原告主张其出售给被告的驼毛只去皮和去潮，但双方签订的《购货协议》注明“原料价格未定，以制成率定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可待双方结算或者提供充分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据此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作出（2017）内2921民初259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29民终21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又于2018年11月5日将被告李庭礼、第三人王文志、赵俊红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王文志签订的《购货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及王文志认为该协议不仅确立了原被告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也确立了原被告与王文志之间的加工法律关系的意见，符合协议内容，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原被告及王文志应当依法享有买卖及加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并履行由此产生的义务。原被告将驼毛分选后，被告确认了驼毛的重量，由王文志入库保管，等待分梳。被告、王文志均没有证据足以证明通知原告参与分梳。在原告没有到场的情况下，被告、王文志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在加工环节对驼毛的出库、称量、洗净、称量、分梳、出成、称量、入库等工作进行了正当诚实的操作。王文志对案涉驼毛分梳出成的结果，与行业通常的分梳出成不符，且不能说明理由。即原被告、王文志共同签订的《购销协议》明确约定原被告之间的驼毛买卖按照分梳出成的MC2驼绒进行计价确定货物价款，作为加工方的王文志在进行分梳时应当通知原告到场对加工工作进行监督。原告不到场其应当停止加工，也可以解除加工法律关系，并可以依法主张由此给其造成的损失。在加工各环节工作中，既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也没有独立的第三方见证，且出成结果与行业通常情况不符，经过审理王文志仍不能证明出成的合理性，致使原被告买卖合同的价款不能确认。依照《购销协议》原被告买卖的标的物为4633.8公斤驼毛，只是按照分梳后产出MC2驼绒的数量和质量确定价款，最低单价为15万元/吨。尽管原告向被告交付了驼毛，但原告没有认可王文志分梳出成的结果，故可以确认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买卖价款没有事实依据。同时依据原被告的约定原告将4633.8公斤驼毛出售给了被告，故分梳产出的其他驼绒、粗细渣、三路驼毛，应归被告所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部分价款，与双方的约定不符。反诉原告以反诉被告不予确认的MC2驼绒的数量要求原告返还多付货款，亦无事实依据。故对原告和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明知被告之妻赵俊红出具便条的内容存在货物称谓错误，并非案涉驼毛分梳出成的结果，却利用该错误向被告主张权利，实属不当。   通常驼毛分梳中二路驼毛、白驼毛亦可产出MC2驼绒。王文志既不能说明原被告交易的二路驼毛、白驼毛没有产出MC2驼绒的原因，也不能证明被告全程参与了分梳工作，如仅依据《声明书》所证明的头路驼毛产出MC2驼绒的出成率计算MC2驼绒的数量，将损害原告的利益；如依据《声明书》所证明的头路驼毛产出MC2驼绒的出成率计算MC2驼绒的数量，与王文志向被告实际交付MC2驼绒的数量不符，将损害被告的利益。再将二路驼毛、白驼毛能够产出MC2驼绒的价款计入交易价款，由被告向原告给付，更加损害被告的利益。   关于原告在本案所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重复诉讼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2、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3、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结合本案的实际，首先原告在本案中设置的当事人与（2017）内2921民初2591号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不同，其次两个案件的诉讼请求也不相同，故不构成重复诉讼。   综上原告与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何立新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李庭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72元，由原告何立新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91元，由反诉原告李庭礼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何立新一审提交赵俊红手写记录，拟证明其向李庭礼出售的驼毛共分梳出成MC2驼绒3276.8公斤，被上诉人李庭礼及第三人赵俊红、王文志对此不予认可，均陈述该手写记录是对驼毛分选后的重量记载，并非何立新主张的出成率清单。本院结合内蒙古一信绒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入库单》载明的“何立新新疆驼毛开始分选2日头路MC2：36包，毛重1726.6公斤；3日头路MC2：32包，毛重1550.2公斤，头路共计68包，毛重3276.8公斤；3日二路MC5：25包，毛重956.6公斤，MC15：3包，毛重71.8公斤，三路：1包，毛重13公斤，白驼毛：11包，毛重315.6公斤。总计108包，总重量4633.8公斤，实付款4600元。今收到李三选驼毛款4600元。”以及何立新作为证据提交的经公证机关公证的阿拉善左旗莱芙尔绒毛有限公司等关于驼毛分梳成驼绒的《声明书》记载的驼绒出成，本院认定赵俊红的手写记录记载的内容应当是驼毛经分选后，头路毛、二路毛、三路毛、白驼毛的重量，而非分梳成MC2驼绒的重量。   被上诉人李庭礼提交由原审第三人王文志任法定代表人的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出具的《2016年8月来料加工李庭礼购阿盟何立新绒毛计算表》和对王文志的调查笔录，拟证明何立新出售的驼毛共分梳出成MC2驼绒789公斤。上诉人何立新对李庭礼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且该计算表未经上诉人何立新签字认可，被上诉人李庭礼亦无法提交梳毛过程中上诉人何立新在场的相关证据。该结算单记载的MC2出成率明显低于公证书中记载的其他相关公司提供的驼绒出成率。被上诉人李庭礼和第三人王文志主张该批驼毛出成率低系因驼毛产自新疆，不是本地驼毛，品质较差。被上诉人李庭礼出具的《内蒙古一信绒纺织有限公司实物入库单》11张、原审第三人王文志出具的内蒙古一信绒羊绒制品有限公司《2016年李三加工驼毛》，拟证明上诉人何立新出售的驼毛产地为新疆。经审查，以上证据均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王文志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印证，且无上诉人何立新的确认，不能确认驼毛的产地问题。《购销协议》载明驼毛未扣潮、未去皮等品质问题，却对驼毛产地这一重大影响因素未记载，与常理不符，故对被上诉人李庭礼主张何立新的驼毛产地为新疆，驼绒出成率低于阿拉善标准，共分梳出成MC2驼绒789公斤的意见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经双方陈述一致，应予以确认，该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同时，该合同亦确认了上诉人何立新、被上诉人李庭礼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志之间的驼毛加工法律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履行约定或法定义务。依据2016年8月23日何立新与李庭礼签订的《购货协议》约定“该批驼毛按分梳出成MC2驼绒结算”和“如该批货物出成（制成率）达不到15万元/吨，就按实际出成来结算”，解决本案的关键是确定何立新出售的4821公斤驼毛分梳成MC2驼绒的数量问题。现上诉人何立新依据原审第三人赵俊红出具记录的笔误，以分选后的驼毛重量作为驼绒重量主张合同款。被上诉人李庭礼主张由王文志出具的《2016年8月来料加工李庭礼购阿盟何立新绒毛计算表》等证据计算本案的MC2驼绒出成，但该计算表与行业通常的分梳出成不符，且没有部分二路毛出成，白驼毛洗净率与王文志出具的加工手册中同批次的驼毛存在较大差距，原审第三人对此不能说明理由，亦无法证明其在加工环节对驼毛的出库、称量、洗净、分梳、出成等环节进行了诚实正当的操作。一审法院认定“头路毛、二路毛、白驼毛均可分梳出成MC2驼绒。便条上所谓的956.6公斤MC5、71.8公斤MC15，应当是二路驼毛，只是71.8公斤的二路驼毛品质较差，该两个等级的二路驼毛可分梳出MC2驼绒，只是出成率较头路驼毛低，”以及“通常驼毛经洗净后分梳出63%的驼绒，其中80%为MC2的驼绒，下剩为MC5的驼绒”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之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在双方交易的驼毛已经分梳完毕并出售，已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上诉人何立新与被上诉人李庭礼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驼毛的实际出绒率，确定本案合同价款的情况下，本院依据公平原则，参照驼毛行业通常的出绒率，作为认定应付价款的依据。经计算，阿拉善左旗莱芙尔绒毛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书》中的驼毛出绒率为“洗净率73.87%，分梳MC2比例为63%×80%”，阿左旗巴彦浩特镇明晟养殖专业合作社出具的驼毛出成率为“洗净率73.87%，分梳MC2比例为63%×83%”。鉴于涉案驼毛已分梳，驼绒已出售，李庭礼将驼绒及剩余毛、绒收取，何立新驼毛的利益全部归于李庭礼，李庭礼却未按合同约定将剩余的驼绒款支付何立新长达四年，故本案对头路毛、二路毛、白驼毛的出绒率不做区分，均参照阿左旗巴彦浩特镇明晟养殖专业合作社出具的驼毛出成率予以计算。因此，何立新出售的驼毛计算方式为3276.8（头路毛）+956.6（二路毛）+71.8（二路毛）+315.6（白驼毛）=4620.8公斤，4620.8×73.87%×63%×80%=1720公斤。由此算出驼毛的实际出成率1720÷4821=35.67%，该比例与李庭礼于（2019）内29民终325号案件开庭时申请的证人李某陈述的“阿拉善的出成率较高，好一点的应该在30%-40%之间”相符。何立新与李庭礼《购货协议》约定MC2驼绒15万每吨，即150元每公斤，故本案李庭礼应付何立新的合同价款应当为1720公斤×150元=258000元。李庭礼已付驼绒款150000元，剩余108000元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何立新给付。   关于上诉人何立新要求李庭礼按照2017年国际市场价向其支付MC5、MC15、三路、白驼毛款共计225680元的问题。因双方合同未对以上驼绒驼毛、驼绒款进行约定，且本院已将二路毛（即便条中的MC5、MC15）、白驼毛可分梳成的MC2驼绒计算至李庭礼应付何立新合同款中，故对上诉人何立新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何立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19）内292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2019）内2921民初33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被上诉人李庭礼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何立新支付驼绒款108000元。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472元，由上诉人何立新承担7668.45元，被上诉人李庭礼负担1803.5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91元，由被上诉人李庭礼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72元，由上诉人何立新承担7668.45元，被上诉人李庭礼负担1803.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生铎   审判员 王 娟   审判员 高 萱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鲍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