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21）津01行赔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泰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第一大街翠园公寓6号楼108室。法定代表人邹宗岳，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培尧，天津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11号。法定代表人蔡云鹏，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志青。委托代理人侯一男。上诉人天津市泰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1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经审查查明，原告天津市泰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曾于2002年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原天津市房地产产权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市产权处）对（1999）津房权售字第274号《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予以年检换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5日作出（2002）二中行终字第11号生效行政判决，查明原市产权处于1999年11月10日向天津市和平区吉林路商住房项目的开发商天津开发区泰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1999年津房权售字第274号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原告认为案外人申请办理“1999年津房权售字第274号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判决确认原市产权处2000年11月3日对“1999年津房权售字第274号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进行年检换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告曾于2002年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原市产权处要求原告交回（1999）津房权售字第274号（补发）《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进行重新审核、原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注销（1999）津房权售字第274号（补发）《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5日作出（2002）二中行终字第12号生效行政判决，判决撤销原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2000年4月14日作出的房权（2000）103号《关于注销‘（1999）年津房权售字第274号（补发）’（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通知》，撤销原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2000年4月17日在《天津日报》刊登的内容为“注销天津市泰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房权售字（1999）274号（补发）《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此证自颁发之日起无效”的《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公告》。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天津市泰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原市产权处与《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办理相关的职责现由被告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承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原告曾对原市产权处及原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与天津市和平区吉林路26号商品房《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相关的年检换证、注销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且相关生效行政裁判文书中已查明相关《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核发情况。因此，原告至迟于2003年就应当知道原市产权处作出的涉及天津市和平区吉林路26号商品房《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相关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在2020年6月22日向被告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对原市产权处违法办理《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行为提出行政赔偿请求，并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请求时效，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七）项、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上诉人天津市泰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2020年6月向被上诉人申请国家赔偿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两年法定时效，不应以2003年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时效起算点，而应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03刑初483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483号判决）的时间，即2018年12月18日作为起算点。483号判决认定原市产权处三名工作人员的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并依法对三人分别判处了刑罚，上诉人以此刑事判决作为认定原市产权处国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违法的依据，且上诉人于483号判决作出之时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即上诉人所拥有的十套房屋被原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违法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抵押登记，从而给上诉人造成重大物权损失。尽管在此之前，上诉人曾对原市产权处发放《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相关年检、注销等行为提起诉讼，但当时所请求的内容以及法院所裁判的内容，均未明确该许可证根本就不应当发放并由此导致上诉人所拥有的十套房屋被违法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抵押登记。一审法院以2003年作为起算申请行政赔偿的时间节点，混淆了当事人知道违法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与知道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时间之间的区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错误适用，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等规定，被上诉人应对其违法办理《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行为向上诉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对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均未进行调查核实，未开庭举证质证，未进行询问，相关事实未能查清，法律适用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没有考虑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的起诉期限是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20年的规定，认定上诉人超出法定时效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但一审认定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5日作出（2002）二中行终字第11号生效行政判决”及“（2002）二中行终字第12号生效行政判决”不当，应认定为“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5日作出（2003）二中行终字第11号生效行政判决”及“（2003）二中行终字第12号生效行政判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天津市泰岳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市产权处关于办理《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相关职责现由被上诉人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承继。上诉人认为原市产权处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玩忽职守，违法核发（1999）津房权售字第274号《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导致上诉人开发建设的天津市和平区吉林路26号商住房项目被非法出售，给上诉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于2020年6月向被上诉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请求被上诉人赔偿其财产损失5306400元。后上诉人不服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起诉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判令被上诉人对其申请重新处理并作出赔偿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４）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原市产权处核发天津市和平区吉林路26号商住房项目（1999）津房权售字第274号《天津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上诉人单独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综上，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于洪群审判员  张 全审判员  王 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淑萍书记员刘彦廷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