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1144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场东路20号滨海金融街E3-C-301室。 法定代表人：万钧，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男，198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住山东省莱芜市钢诚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兴文，男，197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早厚，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莘县王奉镇西岩村村西路北。 法定代表人：孙海晶，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蒋先鑫，男，198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 原审被告：刘燕红，女，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 上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兴文、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泰公司）、蒋先鑫，原审被告刘燕红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4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狮桥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原审事实不清，原审中关于车辆交付的事实并没有核实清楚，就妄下结论。1、上诉人向承租人刘燕红交付车辆，即已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车辆交付情况必须刘燕红出庭说明。《合同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上诉人与承租人刘燕红是回租模式下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上诉人向刘燕红购买车辆并交付刘燕红使用。根据《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约定，原审被告、刘燕红均认可已获得租赁物所有权，上诉人为履行合同交付车辆的义务，还留存刘燕红提车照片及刘燕红签字的租赁物件签收单。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刘燕红实际控制车辆并运营，上诉人收取相应租金，并在租金支付完毕后，将诉争车辆所有权转移给刘燕红。租赁物件交付后，刘燕红及挂靠公司如何运营车辆是否由本人操作车辆，上诉人无法控制也无权控制。上诉人认为提交照片及刘燕红本人于2017年5月24日签订的确认收到租赁物的签收单，已足以证明上诉人获得所有权的证明目的，也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审法院在未增加可以说明和还原事实的必要第三人刘燕红参加诉讼，也未向其进行核实的情况下，推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物权，也间接剥夺了刘燕红的预期既得的物权。2、作为提车人之一和收取原审原告款项的孙百虎参加诉讼是合理、必要的。在一审过程中，原审原告曾举证付款，收款人为“孙百虎”。原审法院所谓事实查明中，也表述诉争车辆由“孙兴文与案外人孙百虎提走”。据上诉人了解，孙百虎其人并非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主要工作人员，反倒是上诉人的承租人刘燕红的丈夫。其所谓的提车行为是为其妻刘燕红融资租赁车辆而进行？为帮助孙兴文而进行？孙百虎收取原审原告的费用，是用于支付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的购车款，还是用于支付其妻刘燕红与上诉人之间应支付的每月租金及原审原告使用其车辆的使用费？原审法院判决事实查明中写明，“在2017年5月23日至24日期间”提车，本身就是事实未查明的明确表现，交车是一个行为，该行为不可能存在期间的过程。刘燕红确认收到租赁物的签收单时间明确是2017年5月24日，其丈夫孙百虎去提车的行为完全可以印证。以上疑问，还需孙百虎、刘燕红予以说明。否则，本案交易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事实无法明确。偏听偏信孙兴文一家之言，上诉人认为与事实不符，与法不合。3、原审法院认定孙兴文提车出厂、或者说对车辆具有部分控制权即意味着购车合同交付完成，所有权转移，并没有具有证明力及关联性的证据予以支持，完全是推论而成。即使上级经销商交付车辆，也应该交付给合同相对方也就是原审被告，那么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此次交付是否完成？孙兴文直接提车的所谓交付，从法律上如何定义？4、原审法院对从王代存处提取的证据，从证据形式上讲应是一份证人证言，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要求该证人出庭，由上诉人进行问询。但原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正是由于原审法院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对案外自然人采取单独问询的行为，导致该证人受引导侧重性的进行陈述，并没有反应事实的全貌，从而导致了原审法院判断错误，推论错误。根据以上疑点和陈述，上诉人也可以给出合理的推论：首先孙百虎及其家庭成员的妻子刘燕红为了家庭生计，通过上诉人融资租赁获得本案诉争租赁物件的控制权并运营，此后雇佣原审原告开车，并收取原审原告车辆运营费用。原审原告陪同孙百虎提车，在提车后再交付给原审原告开车、并由原审原告先期支付车辆运营中的成本（包括车辆违章、车辆维修等）是完全合理的也是符合当地重型卡车运营市场模式的。另外，由于原审被告从上手经销商处购买车辆，再交付实际买车人，因车辆通过型号、车架号、发动机号予以固定，具有唯一性。因此，刘燕红在车辆没有提车出厂的时候预定诉争车辆，并获得所有权完全可能，也是必然完成的。否则，上诉人无法获得租赁物已交付给刘燕红的证明，也必然无法完成后续融资租赁合同。5、原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在2017年5月23日-24日之间与孙百虎提走涉案牵引车辆，到底是孙百虎提走车辆还是原审原告提走车辆，原审法院没有进一步调查清楚。孙百虎与上诉人的承租人刘燕红为夫妻关系，而刘燕红签署的租赁物签收单明确已经收到案涉车辆，足以证明提走车辆的并非原审原告。原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在2017年5月30日提走案涉挂车，原审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原审法院调取的证人证言，在上诉人明确要求证人出庭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未予准许，违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原审法院调取的证人证言不应当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在2017年5月31日向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购车首付款50000元。同时认定原审原告提车时间在2017年5月23-24之间和2017年5月30日，提车时间竟然早于支付车款时间，这明显不符合商业惯例和社会常识，明显违背常理，原审法院在原审原告没有提交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如此违背社会常理的认定，明显事实认定不清。原审法院既然认定原审原告与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关系，原审法院为何没有审查原审原告与滕泰物流公司关于车辆价款的约定，关于交付车辆的约定等关于车辆买卖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原审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买卖关系车辆价款的证据，没有提交车辆交付的证据，更无法解释交车时间早于付款时间这一违背社会常识的情况。上诉人与承租人刘燕红、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之间有完整的融资租赁合同证据材料，明确的车辆价款，明确的车辆交付，明确的车辆所有权约定，明确的租金约定，上诉人将涉案车辆出组给承租人刘燕红，车辆挂靠登记在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名下，各方约定涉案车辆未经上诉人同意不得转租、转让等处置车辆，车辆所有权归属上诉人所有。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依据错误的事实判断，使用错误的法律适用。原审法院以原审原告实际控制车辆视为所有权转移，以收款收据、还款明细视为购车买卖合同构件，本身就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中没有证据表明，本案诉争车辆所谓买卖双方签订了车辆购销合同，不签合同其本身即不符合车辆买卖的市场操作常规，双方对买卖必要的合同构成要件没有约定，那么违约责任、所有权转移等等均无法核实。而单看所谓还款计划也无法明确是针对本案诉争车辆的购买货款，如其各方均认为还款计划针对的就是本案诉争车辆的购买，那么该买卖合同也就是分期买卖合同。而分期买卖合同中，所有权的转移均是在买卖款项交付完成后才转移的，其所有权转移本身就是存在滞后性，交付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当然转移。原审法院以原审原告控制车辆作为所有权的唯一标志明显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的所有权合理合法对抗第三人原审原告。原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推断，认为原审原告或者提车时间先于上诉人提车，或者所谓实际提车出厂。但在实务操作中，《机动车登记证书》的上户办理、抵押办理，均需要车辆在车管所予以验车。本案诉争车辆在2017年6月1日办理上户登记、同年6月12日办理以上诉人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均需要车辆出现在车管所方可进行。如车辆真是原审原告于2017年6月之前实际控制，如真是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于6月2日签订的《挂靠协议》，那么，6月1号车辆上户，并在此后办理与交易双方完全无关的抵押，原审原告没有任何表示，并配合车辆前往车管所，与常理明显不符，与事实明显相悖。合理的也是必然的解释，就是车辆办理上牌登记及抵押登记时，控制人并非原审原告，原审原告的所谓交付控制并非持续稳定的。其也明知车辆所有权存在瑕疵，并默认上诉人的所有权地位。另外，根据《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4条则规定：“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而基于融资租赁交易中无法实际控制租赁物的特殊性，2014年出台的《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中，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了，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出租人的所有权可以对抗第三人。上诉人完成了车辆上户、抵押的全过程，完全可以据此对抗任何第三人，包括善意的、不善意的、在此之前控制动产的、在此之后控制动产的第三人的所有权妨害。据此，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物权是明显符合法律、符合事实，应受到保护。 被上诉人孙兴文辩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应予维持。第二，上诉人公司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称已向刘燕红交付车辆不实。庭审证据显示，涉案车辆系答辩人从车辆销售方处提出，此后答辩人一直占有、使用车辆，涉案车辆从未由刘燕红占有。上诉人主张将涉案车辆交付给刘燕红缺乏事实根据。同时，上诉人称向刘燕红购买车辆并交付刘燕红使用也不属实，上诉人向刘燕红购买车辆的前提是刘燕红对涉案车辆具有合法处分权并实际占有车辆，但该前提不存在，所以上诉人公司所称的融资租赁过程仅是其为了掩盖借款合同的本质而刻意编造的，上诉人公司与刘燕红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融资租赁关系。所以上诉人公司基于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所提出的上诉理由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上诉人公司称孙百虎应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孙百虎对涉案车辆不具有任何民事权益，与涉案车辆买卖合同也没有法律关系。孙百虎作为滕泰公司员工参与了购车过程中的部分工作不代表其应当作为诉讼参与人。上诉人对本案诉讼程序提出异议是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的，该上诉理由应予驳回。3、上诉人公司对本案基本事实存在曲解。事实上，上诉人公司与刘燕红之间仅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从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合同为电子签章，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协议书均没有显示任何具体车辆信息，更没有显示本案所涉车辆的信息。足以说明上诉人与刘燕红达成借款合意的时间应当是在本案所涉车辆购买之前。上诉人公司为了出借款项，获取高额利息收益，刻意放宽审查标准甚至放纵刘燕红使用并不属于其个人的车辆信息从上诉人公司借取项。对于该笔借款，上诉人公司明知存在巨大风险，而仍然出借，其应当自行承担借款收回困难的不利后果。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孙兴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对鲁ＰＬ××××（鲁Ｐ××××挂）号重型半挂货车具有合法的所有权；2.依法判决排除第三人对原告占有、经营、使用鲁ＰＬ××××（鲁Ｐ××××挂）号重型半挂货车的妨害；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1日，孙兴文向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交付定金2000元，用于购买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半挂车。在2017年5月23日至24日期间，孙兴文经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自聊城市坤源商贸有限公司购买陕汽牌ＳＸ4250ＭＣ4号重型半挂牵引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为ＬＺＧＪＬＧＶ43ＨＸ044781，价税合计296000元，上述车辆由孙兴文与案外人孙百虎提走；2017年5月30日，原告经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自冠县泰通车辆有限公司购买恒廉牌ＳＪＳ9410ＣＣＹＥ仓栅式运输半挂车一辆，车辆识别代号为ＬＡ99ＣＪ733ＨＪＳＪＳ992，价税合计85000元，同日，上述车辆由原告提车出厂；前述车辆购车发票开具后交由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发票载明购买方名称为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后被告将发票抵扣联交由孙兴文。2017年5月3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指定账户转购车款30000元，并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被告购车款18000元，至此原告支付被告购车首付款50000元。2017年6月1日，陕汽牌ＳＸ4250ＭＣ4号牵引汽车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车牌号为鲁ＰＬ××××，登记车主为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同日，恒廉牌ＳＪＳ9410ＣＣＹＥ仓栅式运输半挂车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车牌号为鲁Ｐ××××挂，登记车主为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同日，鲁ＰＬ××××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鲁Ｐ××××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办理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均为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上述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由孙兴文持有。2018年6月2日，孙兴文与被告签署车辆挂靠合同，合同约定：“甲（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乙（孙兴文）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合同条款：一、乙方出资（抵押贷款）购置的车号为鲁ＰＬ××××车架号：ＬＺＧＪＬＧＶ43ＨＸ044781，挂车号鲁Ｐ××××挂，车架号：ＬＡ99ＣＪ733ＨＪＳＪＳ992的车辆自愿挂靠在甲方公司从事运输业务，合同期限为2017年6月2日起至2020年6月2日止，如需要双方可协商续签。二、甲方为乙方办理营运行驶手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被告法定代表人在甲方处签字并捺印，原告在乙方处签字并捺印，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在车辆挂靠合同上加盖公章。被告另向原告出具分期付款明细，明细载明孙兴文为购买前述车辆付款50000元，被告付款350942元，原告就被告出资部分按月向被告支付按揭款项，约定还款账户为孙百虎名下银行账户，期限为24个月，月利率为1%。原告还款明细如下：2017年7月4日还款18132元、2017年8月5日还款17985元、2017年9月2日还款17839元、2017年10月8日还款17693元、2017年11月2日还款17547元、2017年12月12日还款17400元，上述共计106596元，被告分别为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为“孙兴文”、项目为“还车款”，并加盖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公章。2018年1月10日，原告通过微信向孙百虎转账8500元，2018年1月12日，原告通过微信向孙百虎转账8754元。2017年5月24日，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出租人）、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经销商）签署协议书，协议书载明“［刘燕红］（以下简称‘承租人’）”以全款方式向我司购买约定的设备，承租人为向我方履行付款义务，我司为取得交易价款，故经我司推荐，承租人通过在线电子合同签约方式与贵司签订了编号为［ＣＮＺＫＨＰ0020172222］的《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及其附件（以下简称‘售后回租合同’）。一、乙方承诺：在售后回租合同生效前承租人已经完全取得售后回租合同中设备的所有权。二、乙方同意并支持承租人将设备以同等价格（‘租赁物价款’）出卖给甲方办理售后回租业务。乙方承诺：自售后回租合同生效之日起，上述设备的所有权即属于甲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处分设备。”同日，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刘燕红作为乙方、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作为丙方签署协议书（适用于售后回租设备的发票开于第三方名下），载明“鉴于：1.乙方以融资为目的，通过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方式将自有所有权的设备（以下简称‘设备’）出售给甲方并租回，故甲乙双方签署编号为ＣＮＺＫＨＰ0020172222《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以下简称‘售后回租合同’）。2.乙方与丙方为挂靠关系，乙方原购买上述设备时，因经营需要，已将上述设备的整机发票名称开具在丙方名下，并要求将设备登记在丙方名下。现甲、乙、丙三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如下协议：一、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设备所有权不因设备发票、登记证书开具在丙方名下而归属丙方，在甲方未出具所有权转移证明前，甲方为设备的唯一所有权人。”；同日，陕汽牌ＳＸ4250ＭＣ4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被投保商业险，保险单载明“本保单的第一受益人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2017年5月25日，恒廉牌ＳＪＳ9410ＣＣＹＥ仓栅式运输半挂车被投保商业险，保险单载明“本保单的第一受益人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2017年5月25日，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刘燕红通过在线电子合同签约方式签订编号为［ＣＮＺＫＨＰ0020172222］的《融资租赁合同（回租）》及其附件，合同第二条第2款约定“2.租赁物件交付及所有权转移由于签订本合同前租赁物件为承租人所有并实际占有，出租人购买后由承租人租用，故本合同项下租赁物的交付于本合同生效时即完成。租赁期间内，出租人是租赁物件的唯一所有权人。”；该合同附件一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买受人）与刘燕红（出卖人）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1.出卖人保证在签订本合同保证其对所转让租赁物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且租赁物性能、品质良好，不涉及任何争议或纠纷，非任何人追索的对象。亦未为任何第三人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形式的担保权益或负担。如任何第三方对租赁物依法提出权利或主张赔偿致使出租人的全部损失均由承租人承担。2.出卖人转让的租赁物件的原出卖方是：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发票由原出卖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开具。”合同附件二为租赁支付表；合同附件三为租赁物件签收单，显示刘燕红已于2017年5月24日在山东聊城收到前述重型半挂牵引车及仓栅式运输半挂车，第三人另提供照片打印件两张，证明刘燕红已提车，但该照片无法显示车辆具体信息，亦无法证明与本案所涉车辆系同一车辆。2017年5月27日，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向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分两次转账共计323555元，备注载明“刘燕红山东省分公司（实时转账）”。2017年6月12日，前述车辆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均为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29日，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将其与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刘燕红签署的前述文件进行公证，拟证明三方签署的合同及协议真实存在、合法有效。前述重型半挂牵引车及仓栅式运输半挂车于2018年1月前一直由孙兴文占有使用，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业务；2018年1月底，原告途径日照市岚山区汾水镇时，车辆被扣；2018年7月23日，原告在莘县境内发现该车，该车由第三人蒋先鑫驾驶，蒋先鑫系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及蒋先鑫发生纠纷后由莘县公安局东鲁派出所出警进行处理，双方约定将车辆交由公安机关停放于西环停车场，由法院确认权利归属。 一审法院认为，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就本案而言，孙兴文经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分期购买争议车辆，由原告支付首付款50000元、被告支付剩余款项350942元，原告就被告支付部分按月向被告偿还购车款及利息。在2017年5月23日至24日期间，原告与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即完成陕汽牌SX4250MC4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交付，至此，孙兴文已实际占有该争议车辆并实际取得该争议车辆的所有权；对于恒廉牌SJS9410CCYE仓栅式运输半挂车，由原告于2017年5月30日自冠县泰通车辆有限公司提车出厂，至此，孙兴文也已实际取得前述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仓栅式运输半挂车的所有权；按照挂靠合同，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作为登记车主，因没有和原告约定在全部车辆款付清前，被告公司对车辆保留所有权，故该公司对原告只享有债权，即要求原告按约定支付购车款的权利。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辩称因车辆登记在其公司名下即享有车辆所有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构成融资租赁合同的前提是，要有明确、客观存在的租赁物。就本案而言，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刘燕红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前提是有确定、客观存在的租赁物，且租赁物或租赁物所有权发生实际转移。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主张现刘燕红提供的其向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购买车辆并实际占有车辆的唯一证据即刘燕红提车照片两张，该照片无法显示车辆具体信息，亦无法证明与本案争议车辆系同一车辆。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涉案车辆在融资租赁合同签署时并未提车出厂，刘燕红无法实际占有车辆，即在刘燕红与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之间无租赁物的转移，故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刘燕红之间不存在租赁物的实际转移，其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并未成立，因此，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主张车辆所有权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无法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名为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因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刘燕红之间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则双方构成了民间借贷关系，第三人可以按照其与刘燕红约定的付款协议要求刘燕红按期支付购买车辆款，因第三人没有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其可以向刘燕红另行主张权利。因蒋先鑫系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员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一、原告孙兴文享有对鲁ＰＬ××××、鲁Ｐ××××挂车辆的所有权；二、驳回第三人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要求鲁ＰＬ××××、鲁Ｐ××××挂车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莘县滕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孙兴文与被上诉人滕泰公司的挂靠合同及分期付款明细，孙兴文向滕泰公司购买涉案车辆，并挂靠在滕泰公司名下运营，事实清楚。孙兴文支付了首付款5万元，滕泰公司支付了购车款350942元。孙兴文在车辆被扣前一直按月支付给滕泰公司按揭款项。涉案车辆是孙兴文从车辆销售商处提取，并且一直占有车辆从事运营。一审认定孙兴文是涉案车辆的购买人，挂靠在滕泰公司名下运营是正确的。 上诉人狮桥公司和滕泰公司、刘燕红虽然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但上诉人并未仔细审查滕泰公司对涉案车辆是否有全部的所有权，刘燕红是否实际租赁了涉案车辆从事运营。涉案车辆本身是孙兴文购买，滕泰公司不具有涉案车辆的全部的所有权，更不能在与孙兴文存在挂靠合同的情况下将车辆出售给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主张涉案车辆的所有权，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可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另行主张违约责任和损失。 综上所述，上诉人狮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狮桥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进 审 判 员  石 鑫 审 判 员  孙久强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崔欣欣 书 记 员  郑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