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4民终1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光文，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广西藤县人，农民，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泽文，男，1990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广西藤县人，农民，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全文，男，199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广西藤县人，农民，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彩琼，女，196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广西藤县人，农民，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月华，女，198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广西藤县人，农民，住广西藤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月丽，女，198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广西藤县人，农民，住广西藤县。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方耀，广西飞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六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婵，广西飞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有文，男，196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广西容县人，农民，住广西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忠，广西公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光文、谭泽文、谭全文、吴彩琼、谭月华、谭月丽因与被上诉人徐有文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人民法院（2020）桂0422民初3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光文、谭泽文、谭全文、吴彩琼、谭月华、谭月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桂0422民初305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查明和认定应查明和认定的全部事实。谭用伟生前于2019年9月28日与徐有文签订了《活立木采伐承包合同》并收取了徐有文交的25万元定金后，谭用伟生前承包的林地已于2020年5月被藤县新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依法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了，2020年7月12日，藤县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征地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证明后，上诉人谭光文于次日中午即通过微信发给了被上诉人；2020年10月30日，藤县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向上诉人谭光文户发出了《关于限期清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通告》，限上诉人方于2020年11月7日前清理完毕地面青苗等附着物，上诉人谭光文也及时电话告知了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将该通告作为证据出示质证并提交给审判员了，还说明了该通告可证明的事实是上诉人方的山林已经被征收了，所以采伐所有林木不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也就是500多亩的林木砍伐不需要采伐许可证，而且上诉人方也一直催促被上诉人采伐，是被上诉人自己不在三个月内去砍伐，一审判决中也写明了这一事实。但在一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中，并没有确认关于“山林已经被征收、藤县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已经向上诉人谭光文户发出《关于限期清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通告》限于2020年11月7日前清理完毕地面青苗等附着物、采伐已经被征收的所有林木已不需原被告办理采伐许可证”等法律事实，这明显就是一审判决未查明和认定应该查明和认定的全部事实。既然合同约定由被上诉人承包采伐的林地已被国家建设项目征收了，林地上的林木又被限期清理了，当然就不再存在什么采伐指标限制，生态公益林不得采伐的问题了，否则还如何限期清理？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和认定合同约定林地已被征收、林地上的林木已被通知限期清理这一事实就是没有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采信《伐区审批图》所载的可采伐面积、上诉人不知道在2019年被列为生态公益林的面积和藤县兴腾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受被上诉人单方委托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双方签订合同前已砍伐的5.05公顷（约75亩）并认定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重大误解是错误的。1、在签订合同前，谭用伟不仅将拟发包给被上诉人采伐的《林权证》（该林权证记明面积578.4亩）复印给了被上诉人，而且几次带被上诉人现场查看了林区面积和有林面积，被上诉人作为一个经常承包采伐林木的人，在查看了林区面积和有林面积时就应当知道其拟签合同的林区面积和有林面积了，如其认为林区面积没有约500亩，其完全可以不签合同或在当时就提出的，但被上诉人还是与谭用伟签订了合同并交了定金。直至合同约定的采伐期限差不多期满时的2020年11月6日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为据，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合同，这明显是不能成立的。2、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没有约定可采伐的有林面积，只是约定了“详见伐区调查图”和写明了“林区面积约500亩”，即合同上根本就没有约定有可使被上诉人产生重大误解的内容，又何来的重大误解？3、从藤县林业局的证明可知，双方签订合同约定林区面积约500亩中有260多亩是在2019年才被列为生态公益林的，在藤县林业局出具证明前，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根本不知道，又怎能在合同中提到呢？4、藤县兴腾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受被上诉人单方委托出具情况说明的，（1）兴腾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的服务企业，其既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又不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亦不是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只要付费，即可随意提供情况说明等，故该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图片等不具有公正合法性，（2）从情况说明所述来看，谭用伟林权证确定的578.4亩是准确的，其中过熟林面积419.1亩，但该情况说明所述的藤县林地及森林资源变更成果图是2019年形成的且上诉人并不知情，从该情况说明所述的内容来看，兴腾公司显然不知道案涉林地已被国家征收，所以该情况说明所述大部分不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但一审判决采信该情况说明并认定可采伐的有林面积仅381.15亩是错误的。5、在双方签订合同前，2018年已采伐的约75亩地林木本来就与合同无关，又为什么要在合同中提到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本来就不是约定按林权证面积（578.4亩）而是写明了“林区面积约500亩”，又还要怎么在合同中提到2018年已采伐的约75亩地林木呢？三、在一审诉讼时还有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2008年修正并从2008年12月24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3条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者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从2008年9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即使认为在签订合同时存在着重大误解要请求法院撤销合同，也应当自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内请求法院撤销，这里的一年属于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由于合同是谭用伟生前于2019年9月28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且在签订合同前被上诉人已几次现场踏勘了林区面积和有林面积，合同第一条第2点也写明了林区面积是约500亩，而第1点则没有约定具体可采伐的有林面积，而只是约定了“详见伐区调查图”，第二条第2点更是明确约定了“承包额为本次销售的最终价格与伐区的实际出材量无关”，即合同约定可采伐的有林面积是以今后办理手续时有关部门出具的伐区调查图所列面积为准的。也就是说，约500亩只是林区面积而不是合同约定可采伐的有林面积，即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就已经知道了其可采伐的有林面积不是500亩；而不是直到2020年7月中旬才知道的。即使被上诉人要行使请求撤销合同权，依法其也应在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内的2020年9月28日前行使，但被上诉人却迟至2020年11月6日才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合同，显然，被上诉人的请求撤销合同权依法已经消灭。但一审判决却认定被上诉人请求撤销合同显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间，这明显是错误的。四、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即将终止，且合同约定了“如违约合同定金归甲方所有”，一审判决是2020年12月29日才送达的，一审判决应认定是被上诉人违约且已没有必要判决撤销合同了。但一审判决却判决撤销合同，该判决不能令人信服。综合上述理由，一审判决未查明和认定应该查明和认定的全部事实、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都错误，判决不能令人信服，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徐有文辩称，一、签订合同时，被上诉人对林地面积有重大误解。谭用伟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前，带被上诉人到林地去查看了成熟的桉树林，称肯定有500亩左右，谭用伟又提供了林权证，该证记载林地面积为578.4亩，被上诉人才与谭用伟签订《活立木采伐承包合同》。2020年8月底，上诉人谭光文将林业设计部门出具的第二份伐区审批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才知道合同约定的采伐区面积只有381亩左右，与合同约定的500亩相差太大。二、在合同签订前，谭用伟故意隐瞒其于2018年已经将案涉林地159亩左右的桉树砍伐，林地上只有一年生幼林的事实，又隐瞒了案涉林地中有260亩生态公益林，无法申请到采伐指标的事实。按合同约定，是由谭用伟（上诉人直系亲属）负责办理采伐指标的，上诉人也无法按合同约定办理采伐指标，合同目的已经不可能实现。上诉人认为藤县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向上诉人发出的《关于限期清理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通告》可以代替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对被上诉人显失公平。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据此，被上诉人要求撤销合同合理合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谭用伟因本案合同而收取被上诉人的250000元定金，应当返还给被上诉人。六上诉人作为谭用伟财产的继承人，依法应当将其继承的谭用伟收取被上诉人的250000元定金返还给被上诉人，六上诉人没有合同或者法律依据占有被上诉人交给谭用伟的250000元合同定金。五、2020年8月底，上诉人将林业设计部门出具的第二份伐区审批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才知道合同约定的采伐区面积只有381亩左右，一审开庭前几日才知道案涉林地中有260亩生态公益林，无法申请到采伐指标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时效（一年的除斥期间）。综上，被上诉人的诉求合理合法，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与事实严重不符，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徐有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之父谭用伟于2019年9月28日签订的《活立木釆伐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2.由六被告连带退还定金25OOOO元给原告徐有文；3.由六被告连带退还林区设计费26637元、开路占用林地补偿6000元给原告；4.案件受理费由六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吴彩琼是谭用伟（已故）之妻，被告谭光文、谭泽文、谭全文、谭月华、谭月丽是谭用伟之子女。2000年起谭用伟承包了藤县同心乡力冲村暗冲林场。2017年12月，谭用伟取得了编号B451001373519《林权证》[藤林证字（2017）第04360902号]。该《林权证》记载有“林木所有权利人谭用伟”、“小地名暗冲林场”、“面积578.4亩”、“主要树种桉树”以及四至等内容。 2019年9月，原告徐有文经他人介绍，与谭用伟到实地考察并察看谭用伟上述林权证后，双方于9月28日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谭用伟）将其在同心镇力冲村的桉树一次性发包给乙方（徐有文）采伐、销售。其中第一条：“甲方将在藤县同心镇力冲村的桉树（详见伐区调查图）全部发包给乙方”“林区面积约500亩，伐区工作队从2019年9月28日开始至2020年12月31日底前全面结束”；第二条“上述伐区林木，双方约定的林木销售价格为壹佰柒拾伍万元（¥1750000元），活立木身价以外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合同签字生效后当日，乙方向甲方支付贰拾伍万元定金，带（待）采伐作业进展到50%时，尾款一次性支付清”；第三条：“甲方负责办理本伐区的采伐指标。”“甲方协助乙方办理采伐手续，办理采伐。”“甲方负责整块林区伐区内的林道连接处畅通，如因某种因素造成道路不畅的，由甲方负责在一个工作周内处理相关问题，如甲方处理未通，甲方须赔偿乙方的一切经济损失”。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双方在合同上签了名。合同签订当日，原告支付了定金250000元，乙方谭用伟写了收条给原告收执。之后，原告叫谭用伟找人在林区开路，开路过程中，因须借道其他村民的山林，原告支付了开路占用林地补偿6000元给谭用伟转被占地农户收。同时，谭用伟亦找林业有关部门对林区进行设计和测量，办理相关采伐手续。2019年12月17日，原告通过银行转了26637元给谭用伟用于交纳设计服务、伐区调查设计费，相关部门收取后出具了发票。2020年2月初左右，谭用伟不幸去世。2020年4月9日，藤县林业局颁发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许可砍伐面积为8.30公顷），林业设计部门出具《林区审批图》（面积为17.11公顷），被告方通过手机将《林木采伐许可证》及《林区审批图》传给了原告；2020年7月中旬，被告方又将林业设计部门出具的第2份《林区审批图》（面积为17.11公顷）传给原告。原告认为其两份《林区审批图》林区的面积仅为25.41公顷（合381.15亩），与合同约定的约500亩相差太大，7月21日原告便通过微信向被告方提出实际亩数与约定亩数相关太大合同应无效，要求退回定金和费用，8月4日被告微信回复原告，认为一直是乙方不执行合同约定、乙方提出的要求完全不合理，并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合同。后经多次协商，无果，原告遂于2020年11月6日向该院起诉，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2018年5月，谭用伟用藤林证字（2017）第04360902号林权证，申请在同心镇力冲村插花大××村××班××班3作业小班（小地名：暗冲林场）范围采伐5.05公顷巨尾桉，当年6月藤县林业局对该申请核发了林木采伐许可证。 起诉后，受原告徐有文的委托，2020年11月27日藤县兴腾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上简称兴腾公司）派出技术人员对案涉林地进行了现场核实。2020年12月3日，兴腾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认为编号B451001373519《林权证》的林地面积为578.4亩，其中一块是同心镇大梳村1林班14.1、16.1小班为二年萌芽桉树林，林木平均高度为5米左右，用GIS系统计算面积为159.3亩，实有林地面积为141.3亩；另一块是同心镇大梳村1林班4.1、5.1小班为一代植苗桉树林，林木平均高度为18米左右，面积419.1亩，实有林地面积为382.2亩。其中同心镇大梳村1林班4.1、14.1、16.1小班为一般商品林范围，面积为317.9亩；5.1小班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范围，面积为260.5亩。2020年12月14日藤县林业局出具《证明》，证实案涉林权证B451001373519范围内的大梳村1林班5.1小班涉及面积17.86436公顷（约合267.9亩），该范围属公益林。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可以撤销。一般而言，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真实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后果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本案中，双方在签订的合同对案涉林区面积表述为“约500亩”，而至2020年7月中旬林业设计部门出具的2份《林区审批图》，显示案涉林地面积仅有25.41公顷（合381.15亩），381.15亩与500亩与相差较大；双方在合同中并没有提到2018年已采伐而形成的二代林问题，亦没有提到260多亩的生态公益林问题，现在证据无法证实存在着欺诈，但可以看出合同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案涉林地的实际真实情况；另外，至目前为止案涉林地仅有2020年4月9日藤县林业局颁发的许可砍伐面积为8.30公顷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而案涉林地中大梳村1林班5.1小班面积17.86436公顷（约合267.9亩）的生态公益林，尚未得到林业主管部门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这意味着案涉林地现可合法采伐的林木面积124.5亩（即8.30公顷）与合同约定的“约500亩”相差甚远。因此，可以认定在签订合同时原告对可合法采伐的林地面积，的确存在着重大误解。综上，原告徐有文要求撤销其与谭用伟签订的《合同》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符合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原告在2020年7月得知案涉林地面积仅有25.41公顷（合381.15亩）并经协商无果后，于2020年11月6日向该院提起诉讼，显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间，故对被告认为原告的合同撤销权已消灭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虽然原告徐有文与谭用伟在签订合同前曾到合同案涉的林场进行了现场察看，但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对几百亩的山地现场察看是难于得出准确的面积数量的，对案涉林场的面积，原告应是基于对被告提供的林权证记载面积的信赖，而不可能基于现场察看的估算。因此，对被告方认为原告实地考察了林区面积及有林面积，原告作为经常从事林木采伐的商人、应该清楚林木有多少、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抗辩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谭用伟因案涉合同而取得了定金250000元，故谭用伟依法应返还定金250000元给原告徐有文。鉴于谭用伟已去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的规定，谭光文等六被告作为谭用伟的遗产继承人，应在继承谭用伟的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该250000元定金负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原告要求六被告连带返还250000元定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由于原告徐有文支付的设计费26637元、开路占用林地补偿6000元，谭用伟均已转给设计部门及被占地农户收，谭用伟并未取得该两笔款项，且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将在藤县同心镇力冲村的桉树（详见伐区调查图）全部发包给乙方”，双方却在没有伐区调查图的情况下便草率签订合同，对造成签订的合同存在有重大误解，原告徐有文亦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因此，原告徐有文要求六被告连带退还的林区设计费26637元、开路占用林地补偿6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因此，对被告认为其林地已全部被征收、砍伐被征收地的林木不需要砍伐证的主张，因其没有证据证实，也与上述法律规定明显相悖，该院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徐有文和谭用伟于2019年9月28日签订的《活立木釆伐承包合同》;二、被告谭光文、谭泽文、谭全文、吴彩琼、谭月华、谭月丽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继承谭用伟遗产范围内连带返还定金250,000元给原告徐有文；三、驳回原告徐有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40元（原告已预交277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为2770元，由被告谭光文、谭泽文、谭全文、吴彩琼、谭月华、谭月丽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案涉案的林地于2020年5月已被藤县人民政府征收，上诉人自认已经在自行砍伐涉案林木。谭用伟2020年2月初左右过世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与上诉人谭光文联系沟通，上诉人谭光文在2020年7月1日通过微信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开路占用林地补偿6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六上诉人应否在继承谭用伟遗产范围内连带返还定金250000元给被上诉人。 关于撤销权是否消灭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及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基于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可以申请撤销，撤销权期限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上诉人方在2020年4月9日办理的采伐许可证显示采伐面积是8.30公顷（约124.5亩），上诉人方在得知采伐许可林地面积为124.5亩时，应及时明确告知被上诉人许可采伐面积只有124.5亩并积极与被上诉人进行协商沟通。但上诉人谭光文在2020年7月13日才将涉案林地被征收的事实告知被上诉人，并在2020年7月11日通过微信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开路占用林地补偿6000元。被上诉人在2020年7月21日在与上诉人谭光文的微信聊天中以采伐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不符，要求上诉人谭光文退还定金250000元及返还的林区设计费26637元、开路占用林地补偿6000元，并表示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因此，被上诉人在2020年7月13日才知道涉案林地被征收，采伐面积与合同约定不符，并在与上诉人方沟通中明确因采伐面积与约定不一致而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自签订合同时即2019年9月18日起一年内请求法院撤销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被上诉人知道林木可采伐面积及涉案林木被征收的事实后，在2020年7月通过微信聊天与上诉人谭光文进行沟通协商主张权利。即使从取得涉案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日期即2020年4月9日来算，被上诉人行使撤销权亦未超过一年的期限。被上诉人于2020年11月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间，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的合同撤销权未消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问题。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本案中，2019年9月28日被上诉人与谭用伟签订了《活立木采伐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谭用伟）将其在同心镇力冲村的桉树一次性发包给乙方（徐有文）采伐、销售。约定林区面积约500亩，伐区工作队从2019年9月28日开始至2020年12月31日底前全面结束。并约定由谭用伟负责办理采伐指标，协助被上诉人办理采伐手续。在签订合同当日，被上诉人交付25万元定金给谭用伟，谭用伟出具收条给被上诉人收执。而根据一审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林木在2019年12月申请采伐时，设计单位兴腾公司作出的两份《伐区审批图》只是涉案林木大梳村1林班小班号5.1和4.1的面积测绘，其中5.1号采伐面积是17.11公顷，4.1林地采伐面积是8.30公顷。而2020年12月3日兴腾公司作出的林木情况说明载明，涉案林地面积包含大梳村1林班4.1、5.1、14.1、16.1小班林地，面积为578.4亩，其中14.1、16.1小班林木属于幼林面积共为141.3亩，不属于可以砍伐面积。4.1、5.1小班林木属于成熟林可以砍伐，面积为419.1亩，有林面积为382.2亩，其中5.1小班林木为国家生态公益林范围，面积为260.5亩。2020年4月9日上诉人方办理的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是8.30公顷（约124.5亩），即是许可采伐的4.1小班林木面积。而1林班5.1小班面积17.86436公顷（约合267.9亩）的生态公益林，尚未得到林业主管部门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本院认为，兴腾公司测绘得出林木面积与涉案林权证面积一致，都是578.4亩，但根据2019年9月28日被上诉人与谭用伟签订的合同约定林木承包采伐数量林区面积约500亩，伐区价格175万元，按常理理解应是可采伐面积双方约定约是500亩，而根据查明事实涉案可以砍伐面积382.2亩与涉案合同约定的可采伐面积500亩相差较大，且最终办理的许可采伐林木面积约124.5亩也与约定可采伐面积500亩相差较大。在签订合同时，谭用伟并没有告知被上诉人有141.3亩是二代林尚不能砍伐的事实，且现有证据也显示可采伐面积382.2亩中有260.5亩为生态公益林未获得采伐许可。综上，被上诉人认为案涉合同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予以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林区面积是500多亩并不是指有林面积，有林面积是300多亩符合双方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并不存在重大误解。上诉人还认为涉案林地已被征收，现可以不需办理采伐许可证砍伐林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本院认为，并没有相关规定林地被征收后砍伐林木不需办理采伐许可证，且上诉人自认目前上诉人方已在砍伐涉案林木，已事实上影响到被上诉人的合同权利，在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情况下，上诉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依据不足，对上诉人认为合同不存在重大误解应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在签订合同时，谭用伟是不知涉案林区包含了267.9亩的公益林，不存在故意隐瞒不告知被上诉人的情形。但一审并没有认定上诉人方存在隐瞒的故意，且被上诉人也是以重大误解作为撤销合同的依据，并未诉请上诉人方故意隐瞒承担违约责任，故对上诉人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谭用伟已于2020年2月初左右过世，一审判决六上诉人在继承谭用伟遗产范围内连带返还25万元给被上诉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谭光文、谭泽文、谭全文、吴彩琼、谭月华、谭月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4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谭光文、谭泽文、谭全文、吴彩琼、谭月华、谭月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邓振裕 书 记 员 陈志恒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