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3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晏和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春江，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见平，广东金桥百信（黄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男，198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欢，广东鹏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称鸿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0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瑞晖独任审理，并于2021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春江、伍见平，被上诉人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鸿胜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在劳动仲裁中刘伟自认是谭某某通过刘某某介绍雇佣其驾驶粤Ａ×××××车（2019年10月20日-2020年2月26日）。刘伟在鸿胜公司三进三出，对工资发放情况（提成制）及跑单情况十分清楚。刘伟的工资是根据跑单实行提成制（工资不固定），该单据具体由鸿胜公司财务与越发公司进行核对无误后，根据该单据进行抽成发放工资，期间谭某某作为刘伟的雇主并不会直接参与核算刘伟每个月的具体工资数额。又因谭某某与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约定年底才对粤Ａ×××××车的产值进行核算，这种情况下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代发工资也合情合理。原审法院认为谭某某无法明确说明刘伟每个月具体的工资金额，以雇主不知道自己员工每个月具体工资为由，认定该期间并非谭某某个人雇佣刘伟，实为认定事实不清。二、刘伟的离职时间实为2020年4月26日。刘伟因为私自与刘某某换单影响粤Ａ×××××车的产值而遭到曹某（粤Ａ×××××车一半产权）的批评，并要求其做到4月30日，刘伟的岗位由公司重新安排，但刘伟将粤Ａ×××××车钥匙和行驶证私自拿走，其已用行为表明离职，否则也不会出现在4月26日至5月22日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公司无一单派遣给他。而且刘某某也作证刘伟在这一个月内经常回越发厂休息室找他们娱乐聊天，却不去找公司询问不给他派单的原因，说明刘伟已经默认离职的事实。至于《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只是为了诉讼而采取的临时手段。三、双方当事人在仲裁时已确认刘伟上下班不需要进行考勤，原审法院以鸿胜公司未提供刘伟的考勤情况表、出车记录作为前提，认定刘伟的工资计算构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工资发放的具体情况应当以鸿胜公司财务提供的单据为准，原审法院未对鸿胜公司提供刘伟每个月的工资明细情况进行核实，仅以鸿胜公司未提供考勤作为前提而否定鸿胜公司的主张，并采纳刘伟主张的工资数额，自己计算的工资主张，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对刘伟擅自拿走粤XXXXXXX车钥匙和行驶证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刘伟的陈述，其拿走车钥匙和行驶证是按照贺某某的指使，但贺某某在仲裁庭审中作为证人已否定刘伟的主张。在贺某某、曹某作为证人出庭时均明确表示在刘伟拿走车钥匙和行驶证的期间，有通过微信（鸿胜公司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三次面谈（证人证言）、电话沟通（证人证言）等各种方式索要车钥匙和行驶证，但均遭到刘伟的拒绝。又因刘伟与鸿胜公司领导、同事均是湖南老乡，本想通过协商解决该事，最后被逼无奈才选择报警。原审法院以长达一个月后才报警处理，不符合常理为由驳回鸿胜公司的主张，对鸿胜公司过分苛刻。综上，鸿胜公司请求：撤销（2020）粤0112民初1069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鸿胜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伟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鸿胜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鸿胜公司与刘伟自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及从2020年4月26日至今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鸿胜公司无需向刘伟支付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4006.6元；3.判令鸿胜公司无需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5月28日工资差额3173.89元；4.判令鸿胜公司无需向刘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163元；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刘伟承担。原审法院查明，鸿胜公司主张刘伟于2019年10月20日通过刘某某（鸿胜公司的司机）介绍受雇于谭某某，驾驶粤Ａ×××××号车辆，2020年2月底谭某某将另外一台自有车卖掉，业务量减少，不再雇佣刘伟驾驶粤Ａ×××××号车辆，刘伟于2020年2月26日转入鸿胜公司成为正式员工，未办理入职手续，故鸿胜公司与刘伟系自2020年2月26日建立劳动关系。刘伟抗辩其系谭某某和鸿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晏和平打电话给刘某某，经刘某某介绍自2019年10月20日入职担任司机，入职时未被明确告知入职哪家公司或个人，但入职后其工资一直由晏和平发放，故其认为系为鸿胜公司工作。双方确认以下事实：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刘伟的工作岗位为司机。2019年10月、11月，刘伟驾驶车牌号为粤Ａ×××××号的车辆运货，2020年2月26日至4月驾驶车牌号为粤Ａ×××××的车辆（鸿胜公司所有）运货，2020年5月11日、12日驾驶车牌尾号为179的车辆运货。刘伟自2019年10月20日起被派至越发公司工作。鸿胜公司主张刘伟由越发公司指派工作、进行派单，统一进行管理。刘伟辩称其由贺某某（鸿胜公司的股东及司机）指派工作，一般是越发公司将运货单发至工作群，司机排队领单，有调整需经贺某某同意。对此，鸿胜公司回应贺某某自2019年11月底起已经不再担任越发公司派驻司机的管理工作。刘伟称并未收到鸿胜公司上述通知。为证明刘伟与鸿胜公司在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鸿胜公司提交了《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证明》、粤Ａ×××××车辆行驶证、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谭某某之间的多份转账记录，主张刘伟在该期间受雇于谭某某个人，粤Ａ×××××车辆的所有人系广州市环盛物流有限公司，并非鸿胜公司，因谭某某、鸿胜公司均与越发公司签订了运输协议，为方便结算，越发公司统一发放运费给鸿胜公司，鸿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谭某某代发刘伟工资后再与谭某某结算车牌号为粤Ａ×××××车辆的产值（运费）。其中，谭某某在《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中的陈述及越发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与鸿胜公司的上述主张吻合。行驶证显示粤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有人为广州市环盛物流有限公司。转账记录显示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晏和平分别于2019年11月30日、2020年1月18日、1月23日、3月25日、3月30日、5月18日转账支付谭某某8000元、10000元、10000元、4000元、22000元、7031元，其中，2020年1月18日、1月23日的转账附言为“工资”；2020年3月25日的转账附言为“借支”；2020年5月18日的转账附言为“保险款”，其他转账未附言。刘伟对行驶证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转账记录显示工资、借支及保险款，无法证明是谭某某的产值，并认为谭某某、越发公司与鸿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不予确认《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和《证明》的真实性。关于刘伟的工资构成，鸿胜公司主张为产值提成（越发公司提成产值15%、黄埔提成产值20%），上班满30天有2000元补助，提成加补助低于7500元按7500元计算，未满30天提成加补助低于7500元，则按实际计算，工资发放押二付一，即第三个月发放第一个月工资。刘伟辩称其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出车100元/趟+运费的15%提成+带货回来150元/趟，若当月总工资高于7500元则按实际计算，若低于7500元则按7500元计算。双方确认未发放过工资条，2020年3月至5月期间鸿胜公司每月为刘伟代扣代缴个人社保费用420.28元。鸿胜公司主张2020年4月26日刘伟与刘某某擅自换运货单，损害了粤Ａ×××××号车的产值，该车所有人之一曹某对其进行了口头批评，刘伟擅自将其驾驶的粤Ａ×××××号车的车钥匙及行驶证拿走并拒绝沟通视为自动离职，期间曹某于2020年4月27日催促刘伟返还车钥匙，贺某某在4月26日及5月22日期间曾三次当面要求刘伟归还车钥匙及行驶证，但直至2020年5月22日鸿胜公司报警后刘伟才归还。鸿胜公司提交了曹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报警回执、曹某、贺某某的书面证言及穗埔劳人仲案[2020]2466号仲裁庭审笔录予以证明，其中仲裁庭审笔录载明，曹某出庭作证陈述其有粤Ａ×××××号车辆50%股份，刘伟将该车钥匙拿走，其于2020年4月27日要求他返还，其不清楚车钥匙被拿走的原因；贺某某出庭作证陈述出车由越发公司安排和派单，2020年4月26日刘伟拿走粤Ａ×××××号的车钥匙和行驶证并非受其指示，其按照鸿胜公司的要求曾三次要求刘伟返还。除曹某、贺某某的书面证言外，刘伟确认上述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但辩称曹某在2020年4月26日电话通知其停车，其致电询问贺某某，贺某某让其将车停在越发公司门口，因每个司机固定一辆车，故其将车钥匙和行驶证带在身上直至5月22日。刘伟确认曹某在4月27日有让其返还车钥匙，但贺某某指示其继续保管车钥匙。庭审中，鸿胜公司主张因双方均是老乡不想将事情闹大，后面被逼无奈才在一个月后于2020年5月22日报警处理。刘伟辩称其自2020年4月26日起每天到越发公司报到直至5月22日，越发公司只在5月11日、12日派了两次单让其驾驶尾号179号车辆运货。刘伟提交5月11日、12日越发公司出车记录，上面均附越发公司盖章。鸿胜公司对该两张出车记录不予确认，主张此为贺某某私人请刘伟的帮工行为，并提交了贺某某与刘伟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及贺某某的书面证人证言予以证实。转账记录显示2020年6月24日刘伟收到银行转账1113元；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贺某某于6月告知刘伟“这是我私人让你帮我开179做两趟事的工钱是1113元，我已转到你的银行卡上了”；证人证言显示贺某某于2020年8月26日陈述“在2020年5月11日、12日曾让刘伟帮忙运输个人私人的两单业务，与公司无关”。刘伟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贺某某为其领导，代表公司，该两趟出车为公司出车的行为，并认为贺某某与鸿胜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2020年5月28日，刘伟向鸿胜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鸿胜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克扣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鸿胜公司于次日收到该通知书。鸿胜公司认为此系刘伟单方面解除合同，可视为自动离职，是为了掩盖其拿走车钥匙和行驶证的违法行为，即使不能认定为自离，其连续一个月不工作也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应当开除。此外，鸿胜公司还提交了越发公司于2020年5月30日发出的索赔函及支付索赔款转账凭证及收据，主张因刘伟私自带走粤Ａ×××××车钥匙和行驶证致使鸿胜公司无法按约定交付货物，为此于2020年7月15日支付了越发公司损失47000元。鸿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晏和平于2020年4月8日支付刘伟15347.5元，附言“12月份工资”；于2020年5月22日分别支付刘伟5150元和1356.67元，分别附言“1月份工资”和“2月工资”；于2020年5月29日支付刘伟12576.84元，附言“3月份工资”；于2020年6月24日支付刘伟9421.11元，附言“4月份工资”。鸿胜公司主张刘伟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未扣减社保）分别为5213.33元、16377.5元、13970元、5150元、1356.67元、12997.12元、10261.67元，因刘伟2020年5月未上班，故未予发放5月份工资，鸿胜公司提交了工资计算表、支付证明单、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并称因2020年5月27日才将刘伟在社保系统减员成功，故又为其缴纳了该月的社保。刘伟以工资计算表及支付证明单为鸿胜公司单方制作为由不予确认真实性，并提交其2019年10月、11月及2020年4月出车记录及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工资的银行转账记录辩称其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的工资分别为5190.8元、15952.5元、15347.5元、5150元、1356.67元、12576.84元、10595元，2020年5月因鸿胜公司没有给其安排工作，故其认为应按之前的平均工资10163元计算该月工资。刘伟辩称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未签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应为61137.01元（5948元+15347.5元+5150元+1356.67元+12576.84元+10595元+10163元）。鸿胜公司确认出车记录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具体工资发放应以公司财务计算为准。经原审法院核查，鸿胜公司提交的工资计算表上基本工资以2000元为基数按考勤予以扣减，并附有上班及请假天数，且有按绑带100元/趟计算，但未提交刘伟的考勤情况表、出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庭审中，鸿胜公司申请谭某某出庭作证，谭某某陈述：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晏和平陪其向广州市环盛物流有限公司购买粤Ａ×××××号车辆，其挂靠在鸿胜公司处担任司机，越发公司将货物给鸿胜公司发货，2019年10月刘伟经刘某某介绍为其开车，在越发公司拉货。2019年12月份起刘伟就没为其开车，2019年10月至12月其让鸿胜公司代发刘伟工资，刘伟工资为几千至一万，因其与鸿胜公司的账目未结清，不记得具体发放金额，刘伟的工资也不需其核算，其也未与刘伟协商过工资标准，具体按刘某某的标准发放工资，由刘伟将表格交给鸿胜公司，由该司直接发放。2020年开始刘伟为鸿胜公司开车，其未参与介绍刘伟去鸿胜公司工作，也不清楚刘伟具体入职鸿胜公司的时间。双方发生争议，刘伟于2020年6月3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一、鸿胜公司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5月28日工资21006元；二、鸿胜公司支付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61137.01元；三、鸿胜公司支付刘伟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0163元；四、原审案件仲裁费用由鸿胜公司承担。刘伟当庭撤销第四项仲裁请求。2020年8月10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1697号仲裁裁决，裁决：一、鸿胜公司一次性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差额3173.89元；二、鸿胜公司一次性支付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4006.60元；三、鸿胜公司一次性支付刘伟解除劳动关系补偿10163元。鸿胜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原审法院。以上事实，有《关于刘伟的用工说明》、车辆行驶证、工资计算表、支付证明单、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报警回执、书面证人证言、个人社保变动查询单、仲裁庭审笔录、出车记录、《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快递详情单及送达证明、索赔函、转账凭证及收据、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鸿胜公司与刘伟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关于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的劳动关系。首先，鸿胜公司主张该期间其系替谭某某代发刘伟工资，但其提交与谭某某的转账记录附言显示“工资”“借支”“保险款”，无法证明其所称为代发刘伟工资后与谭某某结算车牌号为粤Ａ×××××车辆的产值（运费），而谭某某出庭作证时虽称该期间刘伟系受其雇佣，但其却未与刘伟约定工资标准，不清楚刘伟每月具体工资，亦不需经其核算而由鸿胜公司直接发放刘伟工资，明显不合常理。鸿胜公司无法提交证据证明该期间刘伟受雇于谭某某个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次，原审案件中刘伟与鸿胜公司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的主体资格，刘伟提供的劳动成果是鸿胜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且鸿胜公司按月支付刘伟劳动报酬，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刘伟与鸿胜公司在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关于刘伟的离职时间。首先，鸿胜公司主张刘伟在2020年4月26日私自拿走粤Ａ×××××车的车钥匙及行驶证后拒绝沟通构成自动离职，其作为用人单位，在认定刘伟以实际行为作出自离表示的情况下，理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及时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但鸿胜公司未向刘伟出具任何证明，也未举证证明已对双方劳动关系作出任何表示，且其主张刘伟的违规行为造成越发公司无法出车的违约后果，却直到一个月后才报警处理，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鸿胜公司主张刘伟2020年5月11日、12日的出车行为系贺某某私人行为，但刘伟提交的出车记录上有越发公司的盖章，原审法院认为贺某某的派单行为应视为鸿胜公司的行为。再次，鸿胜公司还为刘伟缴纳了2020年3月至5月间的社会保险。原审法院对鸿胜公司认为刘伟于2020年4月26日自动离职的主张不予采信。最后，刘伟于2020年5月28日向鸿胜公司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鸿胜公司于次日收到，故双方劳动关系应于2020年5月29日解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鸿胜公司与刘伟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5月29日。关于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鸿胜公司虽提交了工资计算表，但鸿胜公司并未提交刘伟的考勤情况表、出车记录等计算依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采信刘伟的抗辩，认定其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2000元+出车100元/趟+运费的15%提成+带货回来150元/趟，若当月总工资高于7500元则按实际计算，若低于7500元则按7500元计算。关于2020年4月份工资，刘伟提交的2020年4月出车记录显示其该月工资为10595元（6795元+1800元+2000元），鸿胜公司对该出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鸿胜公司提交的工资计算表上显示其核算刘伟该月工资为10261.67元[提成工资6795元（15%）+基本工资1666.67元（上班25天、26-30号无故不上班5天）+1800元（绑带18趟）]，可见双方仅就基本工资2000元是否应按考勤进行扣减存在争议，鉴于鸿胜公司未提交考勤依据，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故对刘伟抗辩其该月工资为10595元，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故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2020年4月工资差额753.61元（10595元-已支付9421.11元-420.28元）。关于2020年5月工资。刘伟每月工资浮动，每月工作量并不固定，属于多劳多得，刘伟抗辩应按离职前的月均工资支付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刘伟2020年5月出单两次，运费提成1113元，其5月工资应为2919.45元（2000元÷31天×28天+1113元），现鸿胜公司已支付1113元，故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2020年5月工资差额1386.17元（2919.45元-420.28元-1113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鸿胜公司应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差额共2139.78元（753.61元+1386.17元）。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以及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前述已认定鸿胜公司与刘伟自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鸿胜公司未与刘伟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鸿胜公司应支付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刘伟在劳动仲裁阶段主张支付至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之日即2020年5月28日，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刘伟2019年11月的工资认定，鸿胜公司确认刘伟提交的该月出车记录的真实性，原审法院采信刘伟对该月工资的抗辩，认定其2019年11月工资为15952.5元。在计算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时，刘伟均用实发工资作为其工资基数，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原审法院据此核定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为53794.71元（15952.5元÷30天×11天+15347.5元+5150元+1356.67元+12576.84元+10595元+2919.45元）。关于经济补偿金。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鸿胜公司自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在2020年4月26日解除，理应在该日结清刘伟2020年3月、4月工资，鸿胜公司未支付，故刘伟在2020年5月28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时，鸿胜公司确实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其劳动报酬的情形，以往的工资支付情况也可以看出鸿胜公司存在拖延支付工资的情况，如在2020年4月8日才支付刘伟2019年12月工资，在2020年5月22日才支付刘伟2020年1月和2月工资，刘伟以鸿胜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向鸿胜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鸿胜公司应向刘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刘伟要求鸿胜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0163元，不超过原审法院核算后的刘伟离职前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期间的每月应发工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三条、第四十八条，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鸿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刘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工资差额2139.78元；二、鸿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刘伟2019年11月20日至2020年5月28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3794.71元；三、鸿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刘伟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163元；四、驳回鸿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鸿胜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伟为证明其与鸿胜公司自2019年10月20日起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鸿胜公司法定代表人晏和平给其发放工资的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鸿胜公司虽然主张刘伟是谭光文个人雇佣，其法定代表人晏和平只是代发工资，但鸿胜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招聘刘伟时，鸿胜公司或者谭光文已明确告知刘伟，其并非是与鸿胜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鸿胜公司与谭光文之间只是代发工资的关系。而刘伟入职后，其驾驶的车辆所产生的收益亦是由鸿胜公司对外进行结算后，再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给刘伟。因此，鸿胜公司上诉主张，其在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2月25日期间与刘伟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依据不充分，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刘伟的离职时间。鸿胜公司主张，2020年4月26日刘伟私自拿走车辆的驾驶证和车钥匙出走，且此后鸿胜公司亦并无对其进行派单，表明刘伟在当天已经离职。根据鸿胜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言，刘伟虽然拿走了驾驶证和车钥匙，但仍然经常回到之前上班的鸿胜公司外派点休息室。而鸿胜公司的曹某虽然在微信群中要求刘伟将车钥匙交回，（粤Ａ×××××号车）开到30号。但其中并未明确表示30号后不再安排刘伟开车，亦未明确30号后如何处理双方的劳动关系。虽然之后鸿胜公司以面谈、电话联系、报警等方式处理刘伟不交回驾驶证和车钥匙的问题，但上述行为并不意味着鸿胜公司已经明确告知刘伟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而根据刘伟提供的加盖鸿胜公司公章的出车单显示，其在2020年5月仍然为鸿胜公司出车两次。鸿胜公司虽抗辩认为刘伟是为贺某某私人工作，但贺某某作为鸿胜公司的股东，其与刘伟之间关于上述两次出车是为其私人提供服务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鸿胜公司内部出车底单记载的内容，均不足以推翻上述出车单的证据效力。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鸿胜公司与刘伟之间的劳动关系在2020年5月28日刘伟发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才予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刘伟2020年4月、5月工资差额的问题。根据鸿胜公司提交的工资计算表所列出的刘伟2020年4月工资计算公式显示，刘伟的基本工资2000元是与其每月上班天数相关联的。可见，虽然鸿胜公司没有对刘伟实行上下班定点考勤，但鸿胜公司每天对刘伟到岗的情况仍然是有要求的。因此，在鸿胜公司不提供刘伟上班天数记录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采信刘伟主张的工资数额，并以此计算刘伟2020年4月1日至5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对此亦予以维持。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该部分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鸿胜公司虽上诉称其无需向刘伟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但在本院审理期间，鸿胜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上述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鸿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鸿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鸿胜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瑞晖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泽如李芳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