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晋05民终18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杜某，男，汉族，1980年8月23日生，山西省晋城市人，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山西本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裴某，女，汉族，1981年6月25日生，山西省晋城市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晋城中心支公司员工，现住晋城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文昌西街2033号6层。负责人:宋俊刚，任公司总经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男，汉族，1972年9月29日生，山西省高平市建宁乡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城中心支公司理赔负责人，现住凤苑小区一水厂1单元502室，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晋城市城区凯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杜某因与被上诉人裴某、被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上诉人裴某、被上诉人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裴某存在不当得利错误。1.上诉人杜某为公司垫付保费后，经核算张艳霞尚欠杜某57569.9元，公司尚未结算，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宋俊刚对此事知情，并替张燕霞出具57569.9元的欠条，原判认为该欠条非张燕霞本人出具而不予认可，存在错误。2.原判认定手写欠付清单是裴某本人书写，对该手写欠付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判最后认为因该清单不能反映对账结算的全貌而不予认可是错误的。该清单每一笔都是经过双方核实确认过的，上诉人从宋俊刚处两次拿钱，其中一笔拿走27099元，在对账时已经冲减过，在该清单明细倒数第二行明确予以了载明，该清单可以反映对账结算的全貌。3.上诉人亲友的信用卡消费记录证明，上诉人通过亲友的信用卡为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合作车行垫付保费的客观事实真实存在，公司并没有将保费返给上诉人。4.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欠上诉人6万元，裴某对这个欠款金额无异议，且录音中裴某承诺按照上述欠款金额，该还上诉人多少欠款就还多少，足以认可裴某自认欠杜某6万元。5.被上诉人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会议纪要（2018.11.1）明确裴某应支付上诉人杜某55760元，该数字与裴某手写的欠付清单金额一致，原判仅因裴某未签字，就不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认定错误。6.证人崔某的证言可证明，裴某对会议纪要记载的欠付杜某的款项，在开会询问时，裴某口头认可。（二）原判认定被上诉人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不存在不当得利行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晋城城区车商2016.11-2018.01费用统计表中所载明的佣金并非返还上诉人垫付的保费，此费用与上诉人和二被上诉人之间未结的垫付保费无关。2.上诉人用自己或亲友的信用卡为其维护的各个车行垫付保费，是职务行为，并非为了增加个人收入。3.会议纪要真实有效，原判仅认可该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但未认定会议纪要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裴某辩称：1.宋俊刚替张燕霞出具的57569.9元凭条是为了核对账目时方便算账而写的，被上诉人同样持有好几张这样的凭条，所以此凭条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2.当年车商部的这种对账明细有许多，杜某随便拿一张说是欠他的钱，而清单上所写的55760元并非最终欠款数字。答辩人还找到杜某写的清单，欠款金额是6186元，而杜某已经在宋俊刚处取起了两笔款（分别为27099元和8500元），因27099元的款额在杜某所写清单中进行了冲减，故另一笔8500元已经足以冲减6186元。3.杜某提供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只能证明当年确实垫付过保费，但是垫付的是哪个4S店的没有进行核实，答辩人已经将收到的保费如数交于宋俊刚手中。4.录音是杜某在大家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录制的，录音内容只是表明大家在对账，在讨论数字，但最终也没有确定准确无误的数字。5.会议纪要中提到已由车商部结算至答辩人账户，应由答辩人支付给每个人，但事实上车商部所有员工代理人都收到过钱，并不是只发给了裴某，足以说明未达成一致意见。6.崔某与杜某在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上班时是同事和朋友关系，后二人一起辞职，一起又去了另一家保险公司上班，崔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同时判令上诉人赔偿答辩人因诉讼而产生的损失，包括误工费、交通费、资料费、精神损失费，共计5000元，并予以道歉。被上诉人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辩称，上诉人杜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请主张，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告杜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裴某支付原告557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12月，原告入职阳光财险。2017年1月，原告以销售编正式入职阳光财险车商业务部，负责维护晋城煤销、晋城机电、晋城宏达等4S店的业务，负责垫付车行保费、出单和送单等相关工作。所有垫付保费、管理费等费用都是由各个4S店统一结算给阳光财险授权人即被告裴某，再由被告裴某将结回的保费等费用，按实际垫付情况结算给原告。上述情形，属于行业惯例，各大保险公司大都如此。2017年1月至12月，经与被告裴某结算，垫付保费、管理费等费用综合冲减后，应付原告55760元，至今未付。原告认为，原告系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的员工，原告向各4S店垫付车辆保费，并非用于原告本人，系职务、工作的要求。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与被告裴某是代理关系，被告裴某代理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履行退款结算义务。被告裴某未将结算后的各项费用退还给原告，构成不当得利，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应与被告裴某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杜某、被告裴某均曾任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车商部员工，裴某为车商部负责人，杜某为车商部团队（长）经理。原告杜某通过各4S店向机动车所有人开展保险业务工作，其工作流程为：原告先用自己或亲友的信用卡为各投保人垫付保费，并付至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账户，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给各投保人出具保险单，并根据保单向原告支付佣金补助等费用。被告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持保单按周期通过4S店从各投保人手中收回垫付的保费。在这个过程中，原告应从被告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处取得垫付保费，从保险公司取得与保单相适应的佣金补助等费用。在工作过程中，因原告杜某、被告裴某均向4S店垫付款项，且均可向4S店收回垫付款，使原告的部分垫付款项并非本人从4S店收回，逐渐导致车商部账目不清，产生纠纷。后经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出面组织车商部全体员工进行结算，结算过程中采用彼此相互出具欠条的方式，后因垫付经费承担等原因原、被告意见不能一致，导致对账结算无结果，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裴某是否取得了不当利益？被告裴某向原告出具55760元的手写欠付清单上明确标示有“？”，且在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出面结算过程中，不仅存在员工相互出具欠（借）条，还出现公司经理代员工出具欠（借）条、原告直接给公司经理出具欠（借）条的情形，历时一年，最终也未明确结算出裴某应返还原告款项的金额。根据裴某举证的宋俊刚和杨二强向其出具的收条、欠条和转账记录，能证明裴某在业务结算过程中将从4S店代收的款项交付宋俊刚（系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和杨二强的事实。从宋俊刚出具的原告杜某拿钱明细也可看出，杜某从宋俊刚处两次拿钱46899元，原告杜某对上述拿钱事实亦表示认可，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裴某应向自己返还欠款。原告杜某所持被告裴某出具的欠付清单从公司结算起即是原告杜某单方主张的金额，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该清单不能反映对账结算的全貌，综上，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裴某存在不当得利，对原告要求裴某返还欠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原告为增加自己的收入，采取了先垫付保费取得保单，再向投保人收回保费的行为，公司根据其交回的保费出具保单承担保险责任，并根据其业绩支付佣金补助等费用，该费用经上述证据认定第8项证明已结清，公司并无取得不当得利的行为，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保险公司有其他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阳光财险晋城中心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三十四条、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0元，减半收取595元，由原告杜某承担。经查，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诉讼中，上诉人杜某提供了宋俊刚于2018年2月9日代张燕霞出具的金额为57569元的欠条一支，但宋俊刚在一、二审期间接受法院询问时述称，打欠条“只是为了理清账，并不是真的欠那么多钱”，“不是最终欠款数字”。上诉人杜某另向法院提交有2018年2月9日经裴某、杜某二人签字的条据一支，该条据虽标注有“欠条”二字，但“欠条”二字系杜某本人事后添加，且该条据载明的内容为“今核算阳光财险手续费公司员工杜某金额15763元”，不能反映出杜某和裴某个人之间的欠款事实。上诉人杜某还提供了保险公司的会议纪要一份，该份会议纪要写明裴某应当支付杜某垫付保费及绩效共计55760元，注明“经双方确认无异议”，会议纪要上有被上诉人省分公司副总、晋城中心支公司负责人、相关重要岗位负责人多人签字确认，但裴某未签字。还查明，被上诉人裴某述称，其在离职时已经将相关款项交给了宋俊刚。二审中，上诉人杜某及被上诉人裴某均述称垫付保费是公司要求负责人做的。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纠纷发生于上诉人杜某等人的履行职务过程中。上诉人杜某垫付的保费均用于了被上诉人阳光财险的公司业务，被上诉人裴某也是接受被上诉人阳光财险授权从事车商部的相关管理工作，因此本案纠纷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劳动关系，纠纷性质属于劳动争议。鉴于劳动争议具有法定的前置程序，在未经劳动争议委员会处理前不属于一般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一审作为不当得利纠纷径行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502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杜某的本次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减半收取5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0元，退还给上诉人杜某。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艳丽审 判 员 王天明审 判 员 焦瑛琴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苏瑞庭书 记 员 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