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14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光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小川信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宏峰，上海维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侠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罗翠侠，总经理。原审第三人：上海市徐汇区宜宾包装托运站。经营者：王金琪，男，195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XXX弄XXX号。上诉人上海光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侠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侠恩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市徐汇区宜宾包装托运站(以下简称宜宾包装托运站)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7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光起公司一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2014年9月22日《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系由王金琪所签。2019年11月25日，光起公司向侠恩公司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后，光起公司前往仓库清点时决策者也是王金琪。另依据一审查明的王金琪与罗翠侠系夫妻关系等事实，可以认定侠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金琪，宜宾包装托运站的经营人也为王金琪，故王金琪恶意利用关联公司，以光起公司和宜宾包装托运站系产品委托保管关系为由，借故不予返还仓储货物，又以尚未返还仓储货物为由，由宜宾包装托运站出面向光起公司计收仓储费用，违背诚信，给光起公司造成经营困难，一审法院对王金琪系侠恩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侠恩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存在人格混同不予认定，实属不当。光起公司向宜宾包装托运站支付仓储费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双方成立仓储关系的证据，法院应查明真实情况，支持光起公司一审全部诉请。侠恩公司辩称，侠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侠恩公司与光起公司系产品包装合同关系，而不是仓储保管合同关系，一审中已举证证明。虽然2014年9月至2018年年底期间，侠恩公司应光起公司要求，替宜宾包装托运站开具了仓储发票，但不影响双方为产品包装合同关系的事实。同时，一审已举证证明，自2019年1月起，光起公司寄存产品一直存放于宜宾包装托运站承租的仓库内，且光起公司收到宜宾包装托运站的仓储费用发票后，没有异议，并按发票陆续支付了11个月的仓储费用。光起公司主张赔偿的产品也是2019年7月以后陆续入库的，该产品至今由宜宾包装托运站保管，并非侠恩公司扣留光起公司的产品。另外，光起公司收到侠恩公司的《告知函》后，即向宜宾包装托运站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并向侠恩公司发出《通知书》，明确其解除与侠恩公司的产品包装关系以及与宜宾包装托运站的产品委托保管关系。最后，侠恩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不存在人格混同。两家单位之间可能存在人员上的交叉或混同，但经营的业务不存在混同。此外，光起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及利息损失没有明确的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宜宾包装托运站述称，不同意光起公司的全部诉请。《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由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签订，王金琪是具体盖章的工作人员，该协议书的形成，无法证明王金琪是侠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宜宾包装托运站与侠恩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人。光起公司主张二者人格混同，一审中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一审中，法院要求光起公司明确是否要求宜宾包装托运站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光起公司明确表示坚持要侠恩公司承担，对此，宜宾包装托运站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且有违常理，请求二审法院充分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诉请。光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间的《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于2019年11月30日解除；二、依法判令侠恩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114，671.91元(以下币种相同)；三、依法判令侠恩公司支付光起公司的利息损失1，678元(以11，4，671.91元为基数，按逾期利息4.39％／年计算，自2019年12月1日起，暂时计算至2020年3月1日止)；四、依法判令侠恩公司承担律师费3，000元；五、依法判令侠恩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曾有多年包装业务关系，由侠恩公司为光起公司提供包装服务，并由侠恩公司开具包装费发票给光起公司，光起公司支付侠恩公司包装费。自2014年9月起至2018年底期间，侠恩公司还按照固定仓储费金额向光起公司开具发票。2015年1月13日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发票内容为货运代理服务费，金额8，900元，2017年9月13日的2张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内容均为服务费，金额分别为10，200元、2，200元。光起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曾发生过包装运输业务关系，由光起公司委托宜宾包装托运站包装、托运货物。罗翠侠、王金琪、罗乾恩系侠恩公司侠恩公司的股东，罗翠侠系侠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金琪系宜宾包装托运站宜宾包装托运站的经营者。罗翠侠与王金琪系夫妻。2、光起公司(委托方、简称甲方)与侠恩公司(受托方、简称乙方)曾签订《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一份，约定：受托库房坐落区域、面积等。坐落为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方南路XXX号，面积为200平方米；受托库房的租赁、经营、管理等事宜，均由乙方自担责任、自行解决，与甲方无涉；受托期限为两年，自2014年9月23日至2016年9月22日止；如甲方欲在受托协议期满后继续委托并使用库房，甲、乙双方同意：A、甲方必须在协议期满前通知乙方继续委托要求，以使双方有充足协商时间；B、在同等条件下，甲方有优先委托权；受托管理费用2，000元，受托库房费用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天1.15元计算(按每年360天计算)，金额为6，900元，受托期间费用实行先用后结算，并以含税方式，开出增值税票后向甲方结算；甲方产品进出库房时，乙方应当验收产品型号和数量，签发仓单，并加盖公司印章等内容。该协议书中对于甲方要求受托库房能够保持恒温的具体要求、任何一方需要提前解除协议的书面通知时间、违反协议的违约金、滞纳金的计算方式等多处均为空白。该协议还约定：本协议在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该协议落款处有甲、乙双方的印章及乙方代表王金琪的签名以及签署日期2014年9月22日的内容，没有甲方代表的签名。3、2018年12月28日，宜宾包装托运站(乙方)与案外人上海明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锦公司、甲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松江区九亭寅西路XXX号厂房，面积约200平方米，作为乙方仓库使用，租赁期限2019年1月1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租赁费用每月租金8，300元，每季度一付，先付后用等内容。该合同落款甲方及乙方处分别有周云、王金琪的签名以及明锦公司、宜宾包装托运站的公章。签约当日，王金琪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周云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24，900元的房租。之后王金琪又以同样方式陆续按季度向周云转账支付每季度房租24，900元直至2020年7月7日。上述仓库由侠恩公司和宜宾包装托运站共同使用，罗乾恩在上述仓库中担任仓库管理员。光起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大部分存在内容涂改，其中部分送货单上有罗翠侠或罗乾恩的签名，其余部分送货单上有光起公司员工周斌、张英的签名。侠恩公司及宜宾包装托运站从未向光起公司出具过仓单。一审审理中，光起公司也无法对其主张赔偿的尚余库存产品与库存清单、送货单的一一对应情况予以明确。4、光起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之间没有签订过委托保管合同，自2019年2月起，宜宾包装托运站按月向光起公司开具上海市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记载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物流仓储费及物流仓储服务费，金额为每月12，400元(含物流仓储费10，200元、物流仓储服务费2，200元)。截至2019年12月16日，宜宾包装托运站共向光起公司开具了11张仓储费发票，光起公司收到后，未提出异议，并陆续按照发票金额支付了2019年1月—11月期间的仓储费用，即每月12，400元，合计136，400元。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2020年1月、2月，宜宾包装托运站仍向光起公司开具了相同金额仓储费用的上海市增值税普通发票，该两张发票的寄件人为罗翠侠，光起公司收到发票后未付款。5、2019年11月25日，光起公司向侠恩公司邮寄了《解除协议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记载：我公司(上海光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与贵公司(上海侠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签订了《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就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方南路XXX号(库房)房屋使用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该协议约定的期限(2016年9月22日)届满后，双方事实上延续了协议书的各项条件履行至今。现在我公司通知贵公司：该协议的事实履行，至2019年11月30日为止，其后解除双方的协议。我公司要求贵公司配合，于2019年11月29日在库房内进行清点后交接剩余产品，结清所有费用……。同年11月29日，光起公司至松江区九亭寅西路XXX号厂房仓库(以下简称涉案仓库)内清点库存产品数量，经清点，光起公司代表、员工顾君英、周斌作为盘库人与仓库保管人代表罗乾恩作为确认人在2019年11月29日零件盘库原表上共同签字，确认库存产品的清点数量合计1，581支。同年12月13日侠恩公司向光起公司发出《告知函》一份，该函记载：贵公司之前曾向我公司送达了《解除协议通知书》，通知我公司解除一直在履行的产品委托保管合同关系。现我公司正式告知贵公司，实际上贵公司是和上海市宜宾包装托运站建立的产品委托保管合同关系，一直也是由该包装站为贵公司出具发票，故贵公司要想解除产品委托保管合同关系，应提前书面通知上海市宜宾包装托运站。现贵公司已准备与上海市宜宾包装托运站解除产品委托保管合同关系，但对是否与我公司解除产品包装合同关系并未正式明确提出。多年来，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无固定期限产品包装合同关系，……我公司正式告知贵公司，如果想与我公司解除产品包装合同关系，应依法在合理期限内，提前正式书面通知我公司……。光起公司收到侠恩公司的《告知函》后，又将《解除协议通知书》邮寄给了宜宾包装托运站，光起公司先后发送侠恩公司和宜宾包装托运站的两份《解除协议通知书》内容完全相同。2019年12月24日，光起公司又向侠恩公司发送《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记载：贵公司2019年12月13日的告知函已经收到。我公司也已经同时通知上海市徐汇区宜宾包装托运站解除双方的产品委托保管关系。就我公司部分产品与贵公司的产品包装关系，于2020年3月31日终止。6、光起公司在清点库存产品后又陆续至涉案仓库提取了538支库存产品。剩余1，043支库存产品，均系粘尘胶带，外包装上除了标注型号外，未标注其他内容。目前该些库存产品仍存放在松江区九亭寅西路XXX号的涉案仓库内。后光起公司欲将库存产品提取至自己的仓库内存放，遂与王金琪交涉提取全部库存产品，但未果，光起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本案争议焦点：一、光起公司究竟是与侠恩公司还是宜宾包装托运站之间发生了仓储合同关系；二、侠恩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光起公司所提出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光起公司主张在《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约定的二年履行期限届满后，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之间一直实际履行该协议书内容，但光起公司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因该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已经届满，且光起公司不能证明该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一直在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之间实际履行，故光起公司要求确认与侠恩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于2019年11月30日解除缺乏事实依据。第二，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反映，自2019年1月起，光起公司的寄存产品存放在宜宾包装托运站承租的仓库里，该仓库所在地址与《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约定的仓库地址完全不同。宜宾包装托运站按月向光起公司开具仓储费用发票，光起公司收到宜宾包装托运站的仓储费用发票后，没有提出异议，并按照发票金额陆续支付了宜宾包装托运站11个月的仓储费用。庭审中，光起公司承认其主张赔偿的1，043支库存产品系2019年7月以后陆续入库的，且至今仍存放在涉案仓库内，故该些库存产品现在实际由宜宾包装托运站保管，并非侠恩公司扣留光起公司库存产品。光起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尚余库存产品因侠恩公司原因导致失效而产生了实际损失。第三，侠恩公司收到光起公司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后，回函光起公司明确告知光起公司实际是与宜宾包装托运站建立的产品委托保管合同关系，光起公司要想解除该关系，应提前书面通知宜宾包装托运站，侠恩公司与光起公司之间多年来形成的是产品包装合同关系，而光起公司收到侠恩公司的《告知函》后，即向宜宾包装托运站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并向侠恩公司发出《通知书》明确光起公司已经同时通知宜宾包装托运站解除双方的产品委托保管关系，就光起公司部分产品与侠恩公司的产品包装关系于2020年3月31日终止。另从光起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看，在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及宜宾包装托运站就解除仓储合同关系书证往来及光起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经营者王金琪为提取全部库存产品交涉无果之后，光起公司仍然于上述时间向宜宾包装托运站支付了仓储费用。基于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光起公司实际已经认可其与宜宾包装托运站之间存在仓储合同关系。无论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之前是否存在仓储合同关系，均不能否定自2019年1月起光起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之间的仓储合同关系。第四，虽然宜宾包装托运站的经营者王金琪系侠恩公司的股东、侠恩公司法定代表人罗翠侠系其妻、库存清单上的签名人罗乾恩系侠恩公司股东以及光起公司提供的部分送货单上有罗翠侠或罗乾恩的签名、罗翠侠邮寄了宜宾包装托运站开具给光起公司的两张发票，但这些仅能说明两家单位可能存在人员交叉或混同的情况。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王金琪系侠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侠恩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存在人格混同。综上，光起公司要求确认光起公司与侠恩公司双方签订的《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于2019年11月30日解除并坚持由侠恩公司赔偿其库存产品损失、利息损失及律师费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上海光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2，687元，由上海光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审理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侠恩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光起公司主张二者存在人格混同，主要的依据是宜宾包装托运站的经营者王金琪为侠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观点有王金琪代表侠恩公司与光起公司签订《产品委托保管协议书》及履行、终止该协议等行为为证。侠恩公司确认两家单位存在一定的人员交叉或混同，但主体资格独立，业务不存在混同，光起公司与二者建立的系不同性质的合同法律关系，光起公司有关二者人格混同的依据不足。宜宾包装托运站意见基本同侠恩公司。本院认为，公司法意义上的人格混同，指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的意思和独立的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本案中，王金琪系宜宾包装托运站的经营者，同时系侠恩公司股东，光起公司主张王金琪系侠恩公司实际控制人，侠恩公司人格与股东王金琪及其经营的宜宾包装托运站存在人格混同，则应举证证明侠恩公司与王金琪及其经营的宜宾包装托运站在人员、财产，尤其是财产上构成混同。如侠恩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所确认，二者在经营人员上存在交叉，但结合已查明的各方之间的交易事实，本院认为，认定二者存在人员、业务及财产混同进而构成人格混同尚依据不足。首先，光起公司分别与侠恩公司、宜宾包装托运站曾有多年的委托包装、运输、保管合同关系，其应对二者的经营及经营者情况较为了解，二者的人员及业务关联紧密，但光起公司与二者相关合同关系的结算和开票仍体现出明确的区分，故应认为光起公司与二者建立合同关系时对于义务和责任承担的主体有相当的认知。其次，对于本案诉请所涉产品保管期间，其仓储地址、开票及支付，以及各方就主体问题交涉形成的《解除协议通知书》《告知函》《通知书》，表明侠恩公司、宜宾包装托运站已向光起公司进行了明确的告知、光起公司对此亦作确认，可以认定涉案期间产品保管合同关系系发生于光起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之间，该节事实亦证明侠恩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在经营中对其合同相对方明示强调二者的独立性。再者，光起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二者在业务、财务等经营上存在混同的相关证据。基于此，一审法院依据涉案产品的实际仓储保管事实，结合各方履行及沟通情况，认定涉案期间产品仓储保管法律关系发生在光起公司与宜宾包装托运站之间，而宜宾包装托运站与侠恩公司之间尚不足以被认定为人格混同，进而对光起公司要求侠恩公司承担损失赔偿责任的诉请予以驳回，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光起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7元，由上诉人上海光起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庄龙平审 判 员 王 曦审 判 员 高中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沈 洁书 记 员 刘 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