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71民终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 法定代表人：尹诗品，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莉，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承文，男，1966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建国，沙依巴克区正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福万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大浦沟北路2688号新疆聚鑫交通物流港信息交通中心三层332室。 法定代表人：黄毛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秋双，上海市海华永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彩霞，上海市海华永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马恩元，男，197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莉，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嘉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承文、新疆福万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万达公司）及原审被告马恩元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重庆嘉川公司及原审被告马恩元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莉、被上诉人邓承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建国，被上诉人福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秋双、何彩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嘉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重庆嘉川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未进行确认，严重影响到我公司的实体权利。我公司和福万达公司之间存在书面运输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应按照该合同条款进行确认，但一审法院却没有进行审核和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福万达公司与邓承文构成运输合同关系，本案案由是运输合同纠纷，那么我公司就不应当向邓承文承担任何违约赔偿责任。只有在福万达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后才有权依据与我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提出索赔。一审法院将两个独立的运输合同关系放到一个案件进行处理，要判决我公司和福万达公司在本案中一起向邓承文承担赔偿责任，就应当将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也进行审理，确定双方共同向邓承文承担责任以后按照什么标准进行内部追责，否则必然导致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之间就内部追责另案起诉，且还必然会因在本案中已作为证据的《轿车托运合同》在判决中未明确其内容约束我公司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我公司的权利很可能会受到侵害。马恩元在福万达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轿车托运合同》上签了字，我公司和福万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受到该《轿车托运合同》的约束，即便该合同为格式条款，但却是福万达公司自己拟定的格式条款，对其下家承运人的责任限制条款和免责条款都必然是有效的，即：托运人不参加投保的，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的经济损失本公司按运费的20％给予赔付；托运人参加投保如遇任何意外造成经济损失，由保险公司实际赔付甲方。本案中，福万达公司已明确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了保险，按照《轿车托运合同》的条款约定，福万达公司是不能向我公司进行索赔，即便索赔也只能以运费的20％为限。 邓承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重庆嘉川公司的上诉请求。我将车辆交给福万达公司托运，并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福万达公司将我委托承运的车辆又委托给重庆嘉川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重庆嘉川公司应当对发生在其运输区段的损失和福万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重庆嘉川公司上诉理由中与福万达公司的责任分担问题，为其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的问题，与我无关。且，重庆嘉川公司在一审中未提出审理与福万达公司责任承担问题，其应另行起诉处理该问题。 福万达公司辩称，一、我公司与邓承文形成居间法律关系，在涉案法律行为过程中所履行的也是居间义务。我公司作为居间方为重庆嘉川公司与邓承文提供了订立运输合同的机会，邓承文在签署合同时也知悉承运单位为重庆嘉川公司，实际也是由重庆嘉川公司承担了本案运输，其与邓承文已经形成了实质上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二、即使认定我公司为承运人，重庆嘉川公司与我公司也是属于相继运输法律关系，在重庆嘉川公司负责运输路段发生的事故损失应当由重庆嘉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邓承文的诉讼请求进行，我公司与重庆嘉川公司向邓承文承担连带责任后的内部追责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马恩元述称，同意一审判决。 邓承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赔偿邓承文车辆损失380000元；2．判决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赔偿邓承文利息损失17100元；3．判决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赔偿邓承文诉讼代理费12956元（以发票为准）；4．判决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赔偿邓承文其他费用9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8日，邓承文与福万达公司签订《轿车托运合同》。合同约定由福万达公司将邓承文的×××号奥迪Q5轿车从乌鲁木齐市托运至重庆，收车人为邓荣友，车辆价值为300000元，运费2400元（包含保险费200元），支付方式为现付1400元，到付1000元。在签订合同前，双方于2018年12月27日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第二支公司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为300000元。双方达成运输合意后，福万达公司将车辆交由重庆嘉川公司进行了承运，承运司机为马恩元。重庆嘉川公司将车辆运输至G30连霍高速（甘肃省皋兰县青土砚隧道口附近）时，由于承运车辆×××／×××东风重型半挂车自燃着火，将×××号奥迪Q5轿车烧毁。邓承文索要损失赔偿无果，遂将本案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福万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重庆嘉川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邓承文案涉×××号车辆的损失数额是多少。一、福万达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由此可见，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主体即当事人，一方为享受运送权利并承担支付运费义务的托运人，另一方为享受收取运费权利并承担运送义务的承运人。承运人一般为运输工具的所有人，但不以所有人为限，使用他人的运输工具而进行运输行为的人，也可以作为承运人。承运人既可以自己实施运输，也可以再与第三人签订运输合同，由第三人实施运输。本案中，邓承文与福万达公司签订的《轿车托运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合同依法成立有效。从《轿车托运合同》内容看，该合同载明了车型，车牌号，数量，车辆价值，保险，运费，运费支付，合同规则等内容，具备了运输合同的基本要素。同时，该合同在甲方处有邓承文的签字，而在合同下方承运单位、身份证号、地址、车牌号、挂车号、司机电话、司机签字处均为空白。显然，邓承文在与福万达公司签订《轿车托运合同》时，并不知道承运单位是重庆嘉川公司。同时，邓承文是将自己的车辆交给福万达公司托运的，并未交给重庆嘉川公司，且重庆嘉川公司亦当庭陈述，邓承文的车辆是福万达公司委托其承运的，其与邓承文没有签订运输合同。因此，根据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相关陈述，能够认定福万达公司是本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虽然，福万达公司与邓承文在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后，自己没有实施运输，而是将邓承文的车辆交由重庆嘉川公司进行了承运，但福万达公司是与邓承文订立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即缔约承运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福万达公司当然是本案违约责任承担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关于“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规定，福万达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将托运人邓承文托运的车辆安全运输至约定地点重庆市的义务，而福万达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因运输车辆发生火灾，造成车上承运的邓承文的车辆被全部烧毁，福万达公司已构成违约，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福万达公司应对案涉车辆的全部烧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重庆嘉川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货物运输关系中，常存在一个承运人与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承担全部的运输，然后再将此运输的全部或一部分，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他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委托其他承运人承运的情形，即相继运输。本案中，托运人邓承文与承运人福万达公司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后，福万达公司并未实际运输，而是将邓承文委托承运的车辆又委托给重庆嘉川公司进行了运输，故本案属于相继运输的情形之一。虽然本案是邓承文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签订的独立的运输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才对托运人负运输合同上的全部责任，而其他承运人则不对托运人直接负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此规定，在相继运输情形下所发生的特殊运输合同关系中，不仅缔约承运人仍然要对全部运输负责，而且承担全部运输的实际承运人也要承担与缔约承运人同样的责任，换言之，实际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责任不是基于运输合同，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是一种法定责任。因此，重庆嘉川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应当对发生在其运输区段的损失和福万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重庆嘉川公司提出的关于“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的是被告福万达公司而并非我方，所以我方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三、邓承文案涉×××号车辆的损失数额是多少。本案中，邓承文将车辆交由福万达公司托运，并与福万达公司共同签订了《轿车托运合同》一份，双方在该合同中约定的案涉车辆价值为300000元。本案涉车辆已经被烧毁，已失去修复价值且车辆管理部门已按照报废注销该机动车，因此法院认定车辆损失情况为全损。关于×××号车辆托运时的价值，在邓承文于2018年4月27日为案涉车辆购买的商业保险中，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303537.60元，在2018年12月27日邓承文与福万达公司签订的《轿车托运合同》明确约定，车辆的价值为300000元，该约定符合车辆折旧的实际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货物的损毁、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此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号车辆的损失数额为300000元。关于邓承文主张的利息损失，因本案损失金额以及责任人没有明确，双方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邓承文主张的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邓承文主张代理费12956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轿车托运合同并未对货物损毁时的律师代理费的负担进行约定，且律师代理费并不是本案所必然发生的费用，亦并不属于因运输合同纠纷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故，邓承文要求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邓承文主张交通费用及其他因索要赔偿产生费用9000元的诉请，鉴于邓承文在事故发生后多次索要理赔偿款，并出具相关票据为证，一审法院酌定支持交通费为500元。判决：一、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承文赔偿车辆损失300000元；二、福万达公司、重庆嘉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邓承文赔偿交通费损失500元；三、驳回邓承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重庆嘉川公司是否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案涉纠纷系运输合同纠纷，承运人应当将托运人交付运输的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案涉托运货物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因运输车辆发生火灾，造成承运的A139DC号奥迪Q5轿车烧毁，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涉案运输车辆毁损损失发生在重庆嘉川公司承运过程中，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涉案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福万达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其并未实际承运，而是将承运的车辆委托重庆嘉川公司实际全程运输，该种方式不是典型的单式联运方式，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即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关于单式联运合同的法律规定，福万达公司应与重庆嘉川公司共同承担法定连带赔偿损失的责任。对重庆嘉川公司认为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是托运人作为原告向承运人主张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确认两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向承运人赔偿损失无误，本院予以确认。重庆嘉川公司上诉主张确定其与福万达公司之间的责任划分，即要求在本案中确定案涉实际承运人重庆嘉川公司与缔约承运人福万达公司之间在对托运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双方之间责任分担，该内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重庆嘉川公司与福万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可根据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重庆嘉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7.50元（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已预交），由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红   见 审判员 杨      明 审判员 毛   建   梅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苏比努尔·阿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