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根，男，196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天宁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于红，女，197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萌，江苏常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斌，男，197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丽朴，女，197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王金根、孙于红因与被上诉人朱斌、潘丽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402民初4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根、孙于红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25日，王金根与潘丽朴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王金根将常州市劳动西路勤业新村怀德中路部分区域的圆通速递网点转让给潘丽朴，由朱斌、潘丽朴接手管理和运营该圆通速递网点，转让费用26万元。该《合作协议》本质上系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实际也由朱斌、潘丽朴经营管理，王金根作为员工在该圆通网点继续工作。然而朱斌、潘丽朴在接受圆通速递网点后，因其自身缺乏速递网点方面的经营管理经验，导致网点经营状况一直处于不良状态，2015年“双11”期间，快递交易量大，该网点经营状况更显恶劣，圆通总公司发现后告知王金根决定对该圆通速递网点进行处罚，王金根向朱斌、潘丽朴反映了这一问题，告知其可能存在的亏损和风险，朱斌、潘丽朴于是觉得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了，提出将该圆通速递网点回转给王金根的无理要求，与王金根之间开始发生争执，2016年4月开始朱斌、潘丽朴甚至擅自将圆通速递网点“弃之不顾”，虽然圆通总公司并没有禁止网点经营者将网点转让给第三人经营，但与圆通总公司直接有关联的还是王金根，王金根也考虑到网点如一直无人管理，圆通总公司会追究责任，出于万般无奈，才不得已暂时与朱斌、潘丽朴妥协，才形成了2016年11月25日由王金根出具的欠条，并接手处理朱斌、潘丽朴留下的“烂摊子”，该欠条并非王金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欠条形成原因系朱斌、潘丽朴意图擅自单方面解除转让协议，甚至采取直接甩手不管的方式，逼迫王金根不得已接手管理，并签了一张26万的“欠条”。而后的18.46万元“欠条”与2.7万元“欠条”也均系在类似情况下出具，需要说明的是，该两张“欠条”实际上与第一张26万元“欠条”系同一笔金额，出具时，朱斌向王金根谎称第一张26万元的“欠条”已经撕掉了，重新理了一下账，让王金根重新签一份。王金根没有过多质疑，便签了字。另外，朱斌、潘丽朴自行整理的费用清单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未出具任何证据证明清单上项目和金额的真实性，即使项目和金额真实，也均属于其自主经营中产生的费用，应由其自负盈亏。上诉人认为，第一，本案双方对《合作协议》的本质系转让协议均表示认可，协议真实有效。上诉人从未同意被上诉人将网点回转给自己，双方亦从未达成任何新的转让协议。第二，退一万步讲，即使回转网点的事实能够认定，按照被上诉人的想法及一审法院的认定，该圆通网点2015年7月签订合同时的转让费是26万元，一年后就高达47.16万元，显然极不符合常理。另外，在被上诉人经营期间，其产生的所有亏损应由其自行承担。第三，本案一审认定“欠条”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欠款”仅有“欠条”作为证据，除了26万元以外，其余共计20万元左右的“欠条”并无任何其他比如交易流水、转账记录等能够证明款项确实发生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直接简单地将“欠条”总额认定为回转费用，真实性严重缺乏证明力。朱斌、潘丽朴辩称，一、双方只是私底下签了一个转让协议，公司并不知情。二、由于对方多次带动业务员罢工拉电闸等，导致双方不能继续经营合作，双方口头协商于2016年4月1日将圆通网点转让给对方，并非我方弃之不顾。三、圆通网点转让给王金根后一年之内，王金根又将圆通网点转让给了其他人，从中又收取了一笔转让费。四、欠条和借条是双方经过多次对账商定的，是对账的结果，不是我方逼迫他写的，有孙于红的录音为证。朱斌、潘丽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金根、孙于红夫妻支付接手圆通网点以及合作期间欠款454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朱斌、潘丽朴、王金根、孙于红系经济往来关系。2015年7月25日，王金根（甲方）与潘丽朴（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将圆通速递在劳动西路勤业新村怀德中路部分区域的经营权转让给乙方，有限期1年，自2015年8月1日始至2016年8月1日，甲方一次性收取乙方经营费贰拾陆万元整。2016年4月1日，朱斌与王金根口头约定将圆通快递勤业网点转让给王金根经营。2016年4月20日，王金根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朱斌人民币伍万元正，作为圆通运行费用，至结束为止。”2016年11月25日，王金根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于2016年4月1日接手于圆通经营权所欠朱斌人民币贰拾陆万元，在二年内归还，特此立据”，其中包含转让费210000元和2016年4月20日的50000元欠款。2017年3月18日，王金根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朱斌人民币184600元正，在二年内归还，特此立据。”2017年6月2日，王金根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朱斌人民币贰万柒仟元正，在一年内归还。”2017年1月26日至2019年5月1日，王金根、孙于红通过支付宝、微信向朱斌、潘丽朴转账归还欠款，合计1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朱斌、潘丽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王金根出具的欠条和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能够证明朱斌、潘丽朴与王金根、孙于红就圆通快递勤业网点转让事宜产生经济往来，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王金根出具的欠条实为圆通快递勤业网点的转让费和双方对账后所需支付的费用。王金根先后四次出具欠条，总计471600元，在2017年1月26日至2019年5月1日期间，王金根和孙于红均通过支付宝或微信向朱斌、潘丽朴转账归还欠款，现已归还17000元，剩余欠款454600元。王金根、孙于红为夫妻关系，共同经营圆通快递勤业网点，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和经营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朱斌、潘丽朴依据王金根出具的欠条向王金根、孙于红主张拖欠的费用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王金根、孙于红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斌、潘丽朴归还拖欠费用4546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19元，减半收取4059.5元，由王金根、孙于红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1月21日，潘丽朴向王金根转账1200元（子系统升级费）。2016年2月7日，潘丽朴向王金根转账1万元，并备注“朱斌押金”。2016年3月31日，潘丽朴向王金根转账3万元（分三次转账，每次1万元）。2016年4月8日，潘丽朴向孙于红转账3000元。2016年4月9日，潘丽朴向孙于红转账7000元。2016年4月16日，潘丽朴向王金根转账3500元。2016年4月19日，潘丽朴向王金根转账6500元。2016年4月20日，潘丽朴向王金根转账3500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王金根向朱斌出具了两份借条和两份欠条，分别为：2016年4月20日的借条、金额为5万元；2016年11月25日的欠条、金额为26万元；2017年3月18日的借条、金额为184600元；2017年6月2日的欠条、金额为27000元。其中，2016年4月20日借条中的借款5万元后已被计入2016年11月25日欠条金额中。现被上诉人依据2016年11月25日的欠条、2017年3月18日的借条、2017年6月2日的欠条要求上诉人归还欠款，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理由如下：1.上述欠条或借条系王金根自愿出具。王金根称系受到逼迫或欺诈所出具，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结合双方一、二审的陈述及举证来看，除2016年4月20日借条中的5万元系借款外，即2016年11月25日欠条中的5万元为借款，其余款项应系双方对账结算后就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款项所达成的合意。虽然部分款项系以借条形式确认，但并非民间借贷意义上的借款，仍是双方对账结算的相关欠付款项。3.结合双方举证和陈述来看，上述欠条或借条中的款项包括了借款、经营权回转费用、押金、派件费、走件费等，并非上诉人所述仅为经营权回转费用。综上所述，上诉人王金根、孙于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19元，由上诉人王金根、孙于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庆审判员  是飞烨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