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47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翁超颖，女，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爱军，浙江君安世纪（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克洲，男，196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小玲，女，1966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雪艳，女，198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洁，浙江六和（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何如忠，男，196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阳，浙江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傅文通，男，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翁超颖因与被上诉人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以下简称何克洲一方）及原审第三人何如忠、傅文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2民初13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翁超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由何克洲一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房屋绝卖契约》明确约定支付方式为现金，当日即完成了54万元的现金收款手续，该54平方米的房屋及土地是翁超颖委托何如忠向何克洲一方购买，交易款54万元也是翁超颖委托何如忠以现金方式支付；2017年2月17日何克洲数次与傅文通确认并收回全套绝卖房屋土地的材料后，把54万元交给傅文通，这是一笔已经完结的交易。（2019）浙07民终3153号判决第8页已确认、何克洲一方也质证确认：何克洲以其名下18平方米房产及其地基指标作为担保，于2010年5月5日向何如忠借款34万元，2010年5月17日何克洲一方与何如忠签署了18平方米委托代理转让房产及其土地安置指标承诺书、转让土地安置指标协议书。（2019）浙07民终3153号判决第11页载明，“方小玲在与叶梓余、何如忠于2018年10月9日的录音中，对尚欠何如忠34万元的事实进行了肯定，方小玲明确表示钱肯定要还的，只是认为自己比较困难，希望能够少还一点”。（2019）浙07民终3153号判决第8页还载明，何兆纪作为见证人也确认2笔交易包含了两个34万元，性质不同。因此，2015年2月17日，何克洲一方结清翁超颖54万元，本案所涉房屋土地交易款34万元已结清。2015年2月18日以后，何克洲一方尚欠何如忠34万元借款未归还。2018年10月9日，何如忠和叶梓余向方小玲催讨34万元借款的录音中，方小玲明知其尚欠何如忠34万元借款未归还。如果何克洲一方于2015年2月17日结清的54万元包含（2019）浙07民终3153号判决所涉的34万元借款，方小玲应该马上告知叶梓余和何如忠该款项已于2015年结清。所以，何克洲一方把卖54平方米房产土地而收取的54万元说成卖18平方米收取的34万元，是一款两用，故意混淆房屋土地交易款34万元与借款34万元，是不诚信的。2、2015年2月17日，何克洲一方已经书面确认地基面积54平方米的所有资料由何克洲收回，其在起诉状中称“未将借款协议收回”，缺乏依据。3、（2019）浙07民终3153号判决已认定，何克洲以名下18平方米房产及其地基指标作为担保，于2010年5月5日向何如忠借款34万元；而2010年6月1日翁超颖通过何如忠与何克洲一方发生关系的54平方的54万元是房屋土地交易款，这是两笔完全不同的款项，是何克洲一方故意张冠李戴。因此，一审判决导致一笔34万元支付了54平方米和18平方米两宗土地买卖款，明显违反了（2019）浙07民终3153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房屋绝卖契约》已经明确了支付方式为现金，一审还要翁超颖提供非现金支付给何克洲的付款凭证，这明显是错误的。何克洲一方未能提供34万元房屋土地交易款的付款凭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无权向翁超颖索要34万元房屋土地交易款。在（2019）浙07民终3153号案件审理中，翁超颖于2019年8月16日陈述“签合同前后几天直接打给何克洲，具体信息要去银行查清楚”，属于记忆错误。后经银行查询，翁超颖已于2019年10月14日8：31明确告知（2019）浙07民终3153号审判长，“是现金支付的54万元”，同时也已经在本案一审时告知法庭。翁超颖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何克洲一方退回给傅文通的54万元房屋土地交易款不包括金华中院认定的34万元借款，因此翁超颖没有必要归还何克洲一方34万元房屋土地交易款。 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共同辩称，一、翁超颖上诉超过法定上诉期限，应当予以驳回。翁超颖提交的上诉状中的落款日期是2020年8月20日，但一审法院收到上诉状的日期是2020年9月8日，已经超过15天的法定期限。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除2010年5月5日的34万元转账及20万元现金外，翁超颖没有向何克洲一方交付过54平方米的购房款。1、本案54平方米和另外的18平方米是两个不同的合同，54平方米对应的是54万元，18平方米对应的是18万元。何克洲一方从未将34万元与18平方米牵扯在一起，是何如忠在借款案二审中陈述“本案所涉34万元借款是以翁超颖名下的18平方米房产及其地基作为抵押担保”，翁超颖却极力撇清34万元与18平方米的关系。翁超颖与何如忠，一个是买受人，一个是经手人，双方却存在不一致的说法，说明至少有一方作出了虚假陈述。翁超颖在购房合同解除后，将已经支付的34万元购房款指认为借款，才是真正的一款两用。2、假设如翁超颖所说，另行支付了54万元购房款，但其对于购房款如何支付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无法自圆其说，对于支付时间、地点也含糊其词。在借款案二审中，翁超颖对于款项如何支付应当是经过慎重思考和回忆的，但其明确陈述“直接打给何克洲，签合同的前后几天打给何克洲”、“54万元分几笔打过去，打给何克洲提供给我的账号”、“签合同是何如忠签字，然后账号给我，我把钱打给何克洲”，并且同意提供打款凭证。如此信誓旦旦的陈述却在本案中以一句记错了就糊弄过去，实在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翁超颖称另有购房款交付给何克洲一方，却又无法举证证明，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何克洲一方无法证明“2015年2月17日没有收回借款协议”，翁超颖主张有借款协议交付过，应当由翁超颖举证证明。四、2018年10月9日叶梓余与方小玲的对话中所提到的还款是另外18个平方米的购房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五、翁超颖无法举证证明另行交付过款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翁超颖捏造了“另行支付了购房款的事实”，属于无中生有；借款案中将34万元购房款指认为借款，属于张冠李戴。翁超颖因自身不实陈述导致的讼累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 何如忠述称，一、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二、本案所涉34万元为借款的事实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该款项为借款，而不是购房款。所以何克洲一方将34万元认定为购房款是错误的。三、本案中有两个重要事实：2015年2月17日翁超颖与何克洲一方已经就购房合同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终结，何克洲一方退回了翁超颖54万元购房款。由这一行为也可以推定翁超颖已经按约支付了54万元；方小玲依然承认何克洲一方欠何如忠34万元借款。结合这两个事实，可以确认本案所涉的34万元是借款，而不是购房款。一审法院将其在借款和购房款中二选一的判决逻辑是错误的。四、何克洲一方提出18平方米对应的是18万元，这一主张是错误。18平方米对应的是借款34万元，这已经得到了一审、二审及再审的确定。 傅文通未作陈述。 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翁超颖支付何克洲34万元，并赔偿损失790613.38元（以3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0年5月5日计至2019年11月22日，并持续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翁超颖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系一家人，何克洲、方小玲系夫妻，何雪艳系何克洲、方小玲的女儿，何如忠与何克洲系同村村民，何如忠与翁超颖系朋友，傅文通系翁超颖所建厂房工程的承包施工人。2010年5月5日，何克洲一方在何兆纪见证下出具“收条”1份，载明收到何如忠现金270万元。同月15日，何克洲一方向“西河居委会”出具“委托代理转让房产及其土地安置指标承诺书”，载明，何克洲一家协商同意委托居委会代理转让承诺人拥有的坐落于西河的房产及土地安置指标54平方米（注：系何克洲诉称的54平方米宅基地买卖），转让所得归承诺人所有，所转让房产及其土地安置指标54平方米归买受人所有，等等。当月20日，西何居委会（甲方）与何如忠（乙方）签订“转让土地安置指标协议书”，约定，乙方购买甲方旧村改造土地安置指标54平方米，转让价款为1万元/平方米，合计转让款54万元，于本协议签订后一次性付清；乙方购得土地安置指标后以1：1比例获得住宅建设用地，并参与甲方旧村改造建设，等等。2010年6月1日，何如忠（买受方，受翁超颖委托）以自己名义与何克洲一方（出让方）签订《房屋绝卖契约》，载明，双方因房屋转让事宜，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出让方将坐落于义乌市后宅街道西河居委会的共有房屋一幢出让给买受方，房屋占地面积54平方米，转让价230万元，支付方式为现金，等等。翁超颖因未能支付傅文通工程款，经双方协商，由傅文通前往何克洲一方处将其购买54平方米宅基地的54万元取回用于折抵部分工程款。何克洲要求傅文通交回购买宅基地的全部材料，傅文通依照要求从翁超颖处取得了何克洲所需的材料并交给何克洲，2015年2月17日何克洲退付傅文通54万元，傅文通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何克洲卖何如忠房屋契约地基款伍拾肆万元整（地基面积计54㎡），所有资料由何克洲收回”。另查明，2018年11月13日，何如忠向义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何克洲一方归还借款34万元及相应利息，并提交了借款协议、银行打款明细、录音等证据，即借贷案件一审。案经审理，义乌市人民法院认定借贷事实成立，判令何克洲一方归还借款本息。何克洲一方不服提起上诉，坚称何如忠所诉借款不成立，34万元属于何如忠向何克洲购买54平方米宅基地所付款项54万元中的部分，且已将54万元全部退给傅文通。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何克洲一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作出借贷案件二审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克洲一方仍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均无不当，作出再审申请裁定书，驳回了再审申请。在借贷案件二审审理过程中，翁超颖在金华市中院人民法院依法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案涉的向何克洲一家购买54平方米土地的合同是何如忠签的字，宅基地转让款54万元系其分几笔直接打款至何克洲提供给其的账户，其没有委托何如忠借给何克洲34万元。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翁超颖则称原先所述的打款支付系误记，经过回忆确定54万元其系按照合同约定的现金方式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何如忠受翁超颖委托并以自己名义与出让方的何克洲一方、与受出让方委托代理转让房产及土地安置指标的西何居委会签订了与涉案54平方米宅基地转让事项相关的《房屋绝卖契约》、《转让土地安置指标协议书》，宅基地的实际买受人为翁超颖，该宅基地转让事项在2015年2月17日因转让款54万元退付傅文通而终止的事实，何克洲一方、翁超颖及第三人并无争议，对此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宅基地的实际买受人翁超颖是否全额付清转让款54万元。在何如忠所诉的借贷案件一审、二审中，何克洲一方坚称宅基地转让款54万元已付清，由现金20万元+何如忠转账方小玲34万元组成，否认何如忠转账方小玲的34万元是借款；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的认定，该笔何如忠转账方小玲的34万元为借款。何克洲对于其表述的退回傅文通的54万元中，其以现金收取的仅为20万元这一事实，虽无证据证实，但作为实际买受人的翁超颖，对于其主张的由其直接支付何克洲54万元的支付方式负有不可推卸的举证责任。《转让土地安置指标协议书》中仅约定了54万元转让款的付款时间“本协议签订后一次性付清”，并未就支付方式作约定，采取现金支付方式的条款系出现在转让价为230万元的《房屋绝卖契约》中；翁超颖明知何克洲与何如忠因34万元的转账款属于宅基地转让款还是借款争执不下正处于二审审理中，在何克洲一方的抗辩主张处于对其有利的情况下，其却明确表示54万元系其自行转账支付给何克洲，但迄今却未能提供转账支付的凭证，而在本案庭审中其又作出依照合同约定全款现金支付的抗辩，该抗辩同样缺乏事实依据。54万元的退款行为系发生在借贷案件发生之前，不能以退款行为本身这一事实作为免除其举证责任的抗辩事由。故，翁超颖应对其前后陈述不一的事实与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鉴于案涉宅基地买卖事项早已终止，何克洲一方诉请买受方依照买卖事项终止前的约定继续履行给付转让款的义务，缺乏法律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就此向何克洲一方作出释明变更为返还之诉，但何克洲一方不予采纳，为避免累讼，依据已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变更。故翁超颖应就傅文通已收取的54万元中的34万元承担返还之责。何克洲要求赔偿损失的请求，合法有据，但鉴于双方未就受让方不履行给付义务的违约责任作过约定，诉请的按年利率24%计算于法无据，其损失宜参照民间借贷案件资金占用期间的计息利率标准即年利率6%计算，并自2015年2月17日起计，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对何克洲一方诉请中合法有据的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傅文通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对其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翁超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34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34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至2019年11月22日的利息损失为97127元，此后利息损失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二、驳回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76元，由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负担7119元（已预交），翁超颖负担7857元。 二审中，翁超颖向本院提供了：证据一、录音及文字稿打印件一份，证明在案涉54万元土地款结清后，方小玲承认尚欠何如忠34万元借款的事实。证据二、存折取款记录一份，证明54万元土地款的取现记录。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翁超颖在民间借贷案件二审询问笔录后确认系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何克洲一方54万元土地款，法官知晓后作出判决的事实。证据四、（2019）浙07民终3153号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何克洲一方在庭审中对18平方米土地款交易事宜作出虚假陈述。 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共同质证认为，该四份证据系当庭提交，也不是新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关于证据一，对录音文字稿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录音并不完整，翁超颖只选取了对其有利的部分。本案中，叶梓余系案外人，如果对于案件事实比较清楚，应当作为证人出庭。该录音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谈话人叶梓余关于本案款项是转让款还是借款，是前后矛盾的。在录音中明确了翁超颖向何克洲一方购买房屋的事实。另外，也提到了18平方米的购房事宜，叶梓余故意将两者混为一起，无法证明当时的借款事宜及本案的购房款交付事宜。关于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翁超颖在2010年4月4日取出了现金，无法证明该现金就是购房款，也无法证明已经交付给了何克洲一方。另外，时间发生在双方签订购房协议之前长达一个月，也无法证明该款项就是购房款。关于证据三，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微信聊天的对方就是借款案二审法官。该证据没有录入到借款案二审卷宗，故该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询。即使微信相对方系借款案二审法官，也不能仅凭翁超颖的单方陈述就认定款项是现金交付。关于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在该庭审笔录中，何如忠故意将18平方米与34万元牵扯在一起，何克洲一方从未将34万元借款与18平方米牵扯在一起。 何如忠质证认为，对四组证据均无异议。 傅文通未发表质证意见。 针对翁超颖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关于证据二，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该取款记录无法证明翁超颖已现金支付了54万元转让款。关于证据三，该证据无法达到翁超颖的证明目的。关于证据四，该证据无法达到翁超颖的证明目的。 何如忠向本院提供了：收条一份，证明何克洲一方说当时收回了其他材料，却没有收回借款协议的陈述是虚假的；本案所涉34万元借款相应的手续和材料完全由何如忠持有。 翁超颖质证认为，三性均无异议。 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共同质证认为，该证据是当庭提交，庭后经核实，何克洲与方小玲均陈述2010年5月5日仅出具了一张收条，该收条可能系何如忠伪造，故申请对何如忠当庭提交的收条中何克洲一方的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 傅文通未发表质证意见。 针对何如忠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宅基地的实际买受人翁超颖是否全额付清转让款54万元，翁超颖在（2019）浙07民终3153号民间借贷案中明确表示54万元系其自行转账支付给何克洲，在本案一审中主张全款现金支付，故该收条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对于何克洲一方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傅文通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翁超颖对2015年2月17日何克洲一方已退付54万元宅基地转让款的事实无异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宅基地的实际买受人翁超颖是否已全额付清转让款54万元。在何如忠所诉的借贷案件一审、二审中，何克洲一方坚称翁超颖已付清宅基地转让款54万元，由现金20万元+何如忠转账方小玲34万元组成，否认何如忠转账方小玲的34万元是借款；而翁超颖明知何克洲与何如忠因34万元的转账款属于宅基地转让款还是借款争执不下正处于二审审理中，在何克洲一方的抗辩主张对其有利的情况下，其却明确表示54万元系其自行转账支付给何克洲，在本案一审中又主张全款现金支付，其前后陈述明显矛盾。54万元的退款行为系发生在借贷案件之前，何克洲一方基于何如忠转账方小玲34万元系宅基地转让款的认识向翁超颖退还了54万元，但生效判决已认定何如忠转账给方小玲的34万元为借款，故翁超颖应对支付34万元宅基地转让款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翁超颖在（2019）浙07民终3153号民间借贷案中明确表示54万元系其自行转账支付给何克洲，在本案一审中又主张全款现金支付，明显矛盾,对其“反言”无合理解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现翁超颖无证据证明有另外34万元转账支付给何克洲一方用于购买宅基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翁超颖返还何克洲、方小玲、何雪艳34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翁超颖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57元，由上诉人翁超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周俊梅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