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17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长源，男，1934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毅芬，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文华，女，195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伟，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妮，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文贇，男，1983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伟，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妮，上海市国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静安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刘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曼，上海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晨，上海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长源因与被上诉人陆文华、耿文贇、上海静安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安地产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7民初11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长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陆长源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一审法院认定陆1为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最初的实际购买人，忽略购房款并非全部由陆1出资，明显错误。1．从1993年形成的证据看，陆长源和朱某某是系争房屋购买人。本案中，陆文华、耿文贇提供的《房屋代购协议》《收据》，陆长源提供的支付长江葛洲坝工程局上海联络处咨询服务费人民币(以下币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16，875元的单据、协议以及静安地产公司一审中作出的已于1993年足额收取购房款的陈述，共同证明陆长源和朱某某于1993年出资购买系争房屋，由陆长源出面，约定的权利人是朱某某。由此，系争房屋是陆长源和朱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一审法院认定陆1为系争房屋最初的实际购买人，明显证据不足。本案中，陆长源与陆文华、耿文贇均确认陆1于1993年购房时出资近60，000美元。而1993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5.762，从关联年份查询情况看，汇率是不断上涨的，也就是说，1993年年中时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不到5.762。陆1出资的近60，0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345，000元。而当时系争房屋购房款为562，500元，加上咨询服务费16，875元，合计579，375元。陆长源购买系争房屋后，又花费100，000余元进行装修，总花费达到700，000元左右。即便不计入装修费用，陆1出资的345，000元在总房款579，375元中所占比例只有59.54％，计入装修费用后，陆1出资比例不到59.54％。陆长源认为，陆1出资的近60，000美元，属于儿子对父母的赠与，陆1常年在美国，对老人的陪伴和照顾很少，且当时美国的收入和国内的收入差距巨大，陆1拿出60，000美元孝敬老人，属于正常现象。因此，购房款的性质就是陆长源和朱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不论系争房屋登记在陆长源还是朱某某名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未征得陆长源同意的情况下，即便陆1与朱某某在2000年达成共识，也不足以推翻系争房屋是陆长源和朱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而确定系争房屋最初的实际购买人是陆1。一审法院以所谓的案外人陆1出具的《房屋转让合约及收据》及朱某某出具的《证明书》之内容，认定陆1为系争房屋最初的实际购买人，系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明显存在逻辑矛盾。一审法院以无证据证明陆长源有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为由，认定陆长源的身份为“执笔人”“代理人”“证明人”等，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房屋代购协议》《收据》显示，购房时约定系争房屋权利人为朱某某，故《房屋代购协议》上写“陆长源代”。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朱某某有购房行为，那么结合陆长源和朱某某系夫妻关系以及陆长源同样参与购房这两点，自然就证明陆长源是购房人。一审法院认定陆长源并非房屋购买人，本身就是悖论。三、一审法院未查明各方当事人在1993年最初购房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轻易采信陆文华、耿文贇提交的2000年、2009年形成的书面证据和一审中作出的不合逻辑的陈述，而无视陆长源的陈述。1993年购房时参与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和2000年购房时参与者的真实意思表示，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一审法院认为，“纵观整个房屋购买过程，系争房屋购买人应为陆1、朱某某、陆文华等”，一个“纵观”就可以跨越长达16年的时间。事实上，1993年虽未办理产权登记，但权利人已经明确，房屋的购买已经完成，而2000年的“购买”、2009年的过户，购房金额、给付对象都和1993年完全不同。一审法院怎可以一个“纵观”就将两件事情混为一谈。1993年的购房行为，参与者为陆长源、朱某某，暂且把陆1也算作参与者，三人的真实意思均无实质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中，朱某某已经离世，无法考证；陆1身在美国，一审法院亦没有传唤予以查明；三人中仅剩的陆长源，在一审中明确表示自己在1993年购房时的真实意思就是为夫妻两人购买。一审法院以未有证据证明该事实为由判定陆长源没有购房的意思表示，那么判定陆1和朱某某存在购房的意思表示是依据了什么证据。对于同样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明显区别对待，不具有公平性。2000年的购房行为，参与者为陆1、朱某某、陆文华等人，证明该事实的证据是《房屋转让合约及收据》。但该证据载明的形成时间是2000年，故只能证明陆1在2000年购房时认为1993年的购房行为是自己实施的，但无法证明陆1在1993年购房时的真实意思。如果一审法院认为2000年形成的文字可以推论1993年的真实意思，那么陆长源在2020年作出的陈述是否也可以推论其1993年的真实意思？按照一审法院推论陆长源没有证据证明其1993年具有购房的意思表示的逻辑，2009年过户给陆文华、耿文贇时形成的书面证据也不能推导出相关参与者在1993年购房时的真实意思。四、一审法院未查明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恶意串通的证据，未准许陆长源提出的鉴定申请，剥夺了陆长源查明真相的合理要求。本案诉请为确认合同无效，而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是确认涉案合同是否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关键要素。从司法实践来看，要求陆长源举证证明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如何恶意串通是不切实际的，陆长源不可能知晓其中的内幕。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只能通过书面证据加以证明。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提供的“请求书”、《证明书》《委托书》中均有“陆长源”字样的签名。陆长源坚决表示该签名非其本人签署，也不知晓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签订合同这一事实。陆长源在一审中要求进行笔迹鉴定，法官向陆长源本人释明鉴定的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后，陆长源认可并坚决要求鉴定。随后，陆长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正式提交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理由是在陆长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系争房屋具有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本案并无启动鉴定程序的必要。但本案中陆长源诉请确认合同无效，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如果所有陆长源的签名均系伪造，如何解释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非恶意？陆长源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签字系陆长源本人签署，陆长源不可能在需要花费大量鉴定费用并承担严重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坚持要求鉴定。对于本案的重大事实、重大疑点，一审法院置若罔闻，剥夺陆长源仅剩的查明事实、提供证据的机会。如果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认为陆长源不是系争房屋权利人，那么在相关材料上加上陆长源的签字不合逻辑。正是因为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明确知晓陆长源对系争房屋具有不争的权利，才会在相关材料上加上陆长源的签字。另，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均明确表示，这些签字是陆长源在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的见证下当场签署的，如果鉴定确认签字系伪造，就证明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向法庭作出虚假陈述，证实其恶意。结合全案证据和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确定的事实为：1993年，陆长源、朱某某夫妇出资购买系争房屋，购房款为579，375元。其中，近60，000美元出自陆1，系陆1赠与陆长源、朱某某夫妇。即便60，000美元的性质存在争议，剩余200，000余元购房款属于陆长源、朱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无疑。在没有证据证明陆长源认可陆1为系争房屋权利人的情况下，该房屋就是陆长源和朱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00年陆1出售系争房屋的文件上并无陆长源或者朱某某的签字，该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朱某某也无权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2009年系争房屋过户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材料，如果经鉴定确认陆长源签字系伪造，则将坐实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恶意串通，该行为损害陆长源的合法权益，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陆长源提出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理由牵强，难以服众，最终认定的事实不符合正常逻辑。陆文华、耿文贇辩称，不同意陆长源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驳回陆长源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静安地产公司辩称，不同意陆长源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长源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陆文华、耿文贇与静安地产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陆长源与案外人朱某某(2015年10月18日去世)系夫妻，案外人陆1与陆文华系该二人所育子女，耿文贇系陆文华之子。二、1993年5月27日的《房屋代购协议》载明：“经朱某某同志要求，请本单位代购静安区恒丰高楼9楼C室住房一套，建筑面积75平方米(实际面积以产证面积为准，多退少补)，每平方米7，500元，金额562，500元。”落款处有“陆长源代”字样及长江葛洲坝工程局上海联络处章印，另有“因分配原因，经静安区城市建设总公司同意，将原9楼C室改为8楼……”之内容。三、1993年5月28日，朱某某(甲方)与长江葛洲坝工程局上海联络处(乙方)的“协议书”载明：“一、乙方提供静安区恒丰住宅房源，帮助甲方签订购房协议。二、乙方为甲方购置住宅进行咨询服务，甲方支付给乙方咨询服务费16，875元。三、协议一经签订，甲方在付首期购房款的同时，将双方协定的咨询服务费一次支付乙方。”落款处有“朱某某”章印及葛洲坝工程局上海联络处章印和其工作人员签字。四、《房屋转让合约及收据》载明：“本人陆1于一九九三年六月出资近六万美元，由母亲朱某某代购石门二路XXX号恒丰大楼801室的产权房一套，至今还未办理产权证。现在本人决定此套房屋产权及所有权有偿转让给妹妹陆文华，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拾捌万元整(280，000元整)。转让费用一次性付清。转让日期为二〇〇〇年八月十日之前。正式交房日期为二〇〇壹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前。”该内容下半部分另附《收据》，载明：“今收到朱某某转交的陆文华购房款人民币捌万元整，美元贰万元整，折合总价为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的购房款(250，000元整)。余下三万元人民币由陆文华直接转给母亲朱某某作为陆1给母亲朱某某的零用钱。特此立据。收款及出售人：陆12000年八月六日，上海。”五、2009年2月20日的“请求书”载明：“关于将系争房屋产权归陆文华名下的请求：以本人朱某某名义于1993年8月27日购买的系争房屋产权事实上由我女儿陆文华出资购买，现在本人请求将上述房屋产权证直接归陆文华名下，要求给予准许，此致，上海静安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落款处另有“朱某某、陆长源”姓名字样，并有“朱某某”“陆长源”章印、捺印。该材料下半部分另附“执笔陆长源(系朱某某丈夫、陆文华父亲)，本人(陆长源)对朱某某的请求表示同意。”落款处有“陆长源”字样，并有“陆长源”章印、捺印。六、2009年2月20日的《证明书》，载明：“本人朱某某于1993年8月27日代替儿子陆1购买系争房屋一套(因故产权证至今未办)，在2000年8月陆1要购买外滩地区的外滩花苑三室二厅房屋，因资金不足，故把系争房屋转让给妹妹陆文华，当时我朱某某亲手把陆文华购买系争房屋的全部购房款现金亲手交给陆1，当时陆1也亲笔书写转让房屋收据交给我。当时陆1的父亲陆长源也在场，以上情况均为实情，特此证明。”落款处有“证明人签字朱某某”“证明人签字陆长源”字样，另有二人姓名章印和捺印。七、2009年3月5日的《委托书》，载明：“兹委托我丈夫陆长源全权代理系争房屋产权归我女儿陆文华名下事宜。”落款处有“委托人朱某某”字样及其姓名章印和捺印。落款处下方另附“目前朱某某骨折住华医院。”八、2009年3月10日的《委托书》，内容与上述《委托书》一致，落款处下方另附“系争房屋产权归女儿陆文华名下。”另有“朱某某”姓名字样及章印和捺印，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1日。九、2009年3月17日，陆文华、耿文贇与静安地产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陆文华、耿文贇向静安地产公司购买系争房屋，总价款544，110元，2009年4月15日前，双方至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合同另就房屋交接、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09年3月23日，上海市财政局向陆文华、耿文贇出具《契税缴款书》，载明二人缴纳房屋买卖税金12，359.07元。十、2009年3月17日，静安地产公司向陆文华、耿文贇出具《上海市房地产业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系争房屋的购房款金额为544，110元。2009年3月23日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主要载明：系争房屋转让人为静安地产公司，受让人为陆文华、耿文贇。2009年4月1日，系争房屋的产权登记为陆文华、耿文贇共同共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陆长源认为，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陆长源对系争房屋的合法权益，故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应为无效；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则认为，《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未侵害陆长源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陆长源、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之分歧，本案之争议焦点为：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之效力问题及陆长源是否拥有系争房屋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逐一此评述：关于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之效力问题。根据案外人陆1出具的《房屋转让合约及收据》及朱某某出具的《证明书》之内容，可以印证，陆1为系争房屋最初的实际购买人，而朱某某仅为“代替儿子陆1购买”之人，再根据上述《房屋转让合约及收据》及朱某某出具的“请求书”、《证明书》、两份《委托书》所载内容，足以认定，陆1后已将系争房屋的购买权转让于陆文华，并且双方已完成购房款的结算，因此，在系争房屋的出售人即静安地产公司未提异议的情况下，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完成系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于法不悖。陆长源未能举证证明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审法院对其该观点不予采信。关于陆长源是否拥有系争房屋合法权益的问题。陆长源认为其系房屋的购买人，但未提交房屋买卖合同、出资证明等基本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难以采信。结合上文分析，纵观整个房屋购买过程，系争房屋的“购买人”应为陆1、朱某某、陆文华等，未有证据证明陆长源有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因此，其并非房屋购买人。退而言之，即使陆长源有参与购买的行为，其身份也仅为“执笔人”“代理人”“证明人”等。另外，在朱某某之购买行为仅为“代替儿子陆1购买”、并未达到其作为系争房屋权利人的外观要件之前提下，朱某某对系争房屋不具有物权，因此，陆长源虽为朱某某的配偶，亦无法根据“夫妻共同财产”之共同利益获得系争房屋的物权。需要说明的是，陆长源在本案审理期间，申请对部分证据所载其姓名字样是否为其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在陆长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系争房屋具有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其诉请难以得到一审法院支持，鉴于此，陆长源再申请笔迹鉴定，既无必要，也徒增其经济负担，因此，本案并无启动鉴定程序的必要。综上所述，陆长源不具有系争房屋的合法权益，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就房屋的买卖行为合法有效，未侵害陆长源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对陆长源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对陆长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从案外人陆1出具的《房屋转让合约及收据》及朱某某出具的《证明书》所载内容，可以证明案外人陆1为系争房屋最初的实际购买人，朱某某仅为“代替儿子陆1购买”之人；其次，根据陆1出具的《房屋转让合约及收据》及朱某某出具的“请求书”、《证明书》、两份《委托书》所载内容，可以认定陆1已将系争房屋的购买权转让于陆文华，且双方已完成购房款的结算。再者，在出售人静安地产公司未提异议的情况下，陆文华、耿文贇与静安地产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完成系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因此，陆长源在未能举证证明陆文华、耿文贇、静安地产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情况下，其要求确认陆文华、耿文贇与静安地产公司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陆长源的其他上诉意见，一审法院已作充分合理阐述，本院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陆长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41元，由上诉人陆长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康威审 判 员 王 伟审 判 员 徐 庆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 沈 宸书 记 员 高兴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