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49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健，男，198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金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飞晨，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199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金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新洪，浙江宏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健因与被上诉人刘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1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章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刘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由刘伟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一、关于76950元差价的形成过程。从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外帐分配金额各540961元，该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收款-应付款）/2，即（1207148.20元-125226元）/2=540961元，可以反映双方是以5：5的比例计算。章健分得五笔应收款共计617911.20元，看起来是多分了，因此当时以分得应收款-外帐应分配金额即617911.20元-540961元=76950元，得出章健应找补刘伟差价76950元，该计算前提是应付款全部由刘伟负担。但在协议第三项，章健又负担了债务18880元，这样计算出来的差价76950元显然是错误的。因该数额未正确计算，故特殊条款约定刘伟应找补章健差价26250元，已对该18880元进行了修正。二、分给章健的福旺应收款166546元中，由刘伟收取了84300元，故76950元并非最终计算结果。平均应分货款540961元、差额76950元，均是基于福旺应收款为166546元计算得出，一审对章健提交的证据1、2、3未予以确认，显然是错误的。一审对章健提交的证据4、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伟的母亲邓萍已从福旺处收取了84300元，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刘伟也确认84300元已经收取，既然如此，散伙协议中“福旺应收款166546元”的事实并不存在，找补差价的基础也不存在，刘伟根本无权要求找补任何差价。三、协议最后一行“石红文2019年10月份货款要扣除26250元给章健补差价”才是最终的结算结果。基于福旺应收款已由刘伟收取84300元，分给章健的福旺应收款实际并非166546元，且76950元差价的计算是基于债务全部由刘伟负担，而事实上18880元的债务是由章健负担的，故以货款数额84320-76950+18880元=26250元。章健对于该最终结果已经作出了明确、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故无须就76950元向刘伟出具欠条、支付差价。而刘伟的陈述却自相矛盾，如果确实存在应找补的差价，为何没有根据协议约定及时要求章健出具欠条？更何况，按刘伟在一审中的陈述，其已经多承担了债务87466元、双方之间差额有11万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刘伟称“因为不急，所以未要求出具欠条”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常理。如果协议中“由章健另打欠条给刘伟76950元”，与最后“石红文2019年10月份货款要扣除26250给章健补差价”是并列关系，为何两项不直接扣除呢？而按刘伟的主张，如果章健还未付差价，刘伟为什么会通知石红文将这笔款项给章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章健向刘伟支付差价款显属错误。 刘伟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2018年4月18日，章健与刘伟合伙创办保温杯抽真空加工的工厂。合伙之后，因章健将主要精力投入其创办的另一家公司永康市奈欧工贸有限公司，导致其开拓的业务很小。2018年为48万元，2019年仅为26万元，总计为74万元。而刘伟却投入全部精力开拓业务，2018年为1433135元，2019年968798元，总计2401933元，是章健的3倍之多。章健平时就讲，要有所体现，有所补偿。2019年10月1日，合伙解除。一开始刘伟不在，是刘伟的母亲邓萍与章健确认债权债务及共有财产的。据事后了解及一审庭审中调查的情况，在核对债权时，福旺公司的欠款就不是原来的166546元，其中的84300元已被邓萍领取，仅剩82246元。章健是会计出身，精通文墨，其早已在手机里拟好协议。当章健得知仅剩82246元时，他提出补给其26250元，刘伟的母亲邓萍也表示同意，章健于是在协议上加上了这条特殊条款。等刘伟从外地赶回来时，他们已经谈妥。于是，章健与刘伟一起去打字店，打印协议，双方签字确认。之后，章健拉走了机器，收取货款，开始履行协议。二、本案证据充分。协议第一条已明确章健应补偿给刘伟的事实。同时，章健在质证过程中，也承认知晓福旺公司的欠款非166546元，而是82246元，其中84300元已被邓萍领取了。因此，章健在手机里本已拟好的协议中，加上了“特殊条款”。且在协议达成后，除向刘伟出具欠条外，其余事宜均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上述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章健应补偿给刘伟76950元的事实。至于章健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五五分成，难以自圆其说；所谓的“特殊条款”才是最终结算结果更是站不住脚。首先，该“特殊条款”未说明是最终结算条款。其次，“特殊条款”与第一条是并行条款，没有包容性。再次，该“特殊条款”仅仅是扣除26250元给章健补差价，并没有否认第一条中的补差价76950元。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章健支付散伙补偿款7695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损失自2020年1月25日开始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伟、章健曾合伙经营抽真空加工业务，双方经协商后于2019年10月1日达成协议一份，其中第一条中约定“因中间有差价，由章健另打欠条给刘伟76950元，春节前付清”，特殊条款中约定“石红文2019年10月份货款要扣除26250给章健补差价”，同时对货款、货车、机器、工资等事项作了约定。嗣后，章健未出具欠条给刘伟，其余事项均按协议约定履行，刘伟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刘伟与章健合伙经营抽真空业务，章健需找补刘伟76950元，有由双方签字确认的协议为凭，章健理应支付该款项并赔偿相应的逾期利息损失。综上，刘伟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章健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由章健支付刘伟补偿款7695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逾期利息损失从2020年1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68元（已减半收取），由章健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章健陈述本案协议由其起草。章健、刘伟均陈述合伙之初双方都是投入三十多万元；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刘伟的销售额约220万元，章健的销售额约70万元，刘伟在开拓客户方面付出的更多；散伙后，章健、刘伟各分得一台机器，型号相同，先买的（较旧）分给了刘伟，后买的（较新）分给了章健；刘伟的母亲邓萍从“福旺”应收货款166546元中收取了84320元；本案协议列入章健应收货款的客户中，“福旺”实际是刘伟联系的客户，“普利斯”是章健、刘伟共同联系的客户。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章健是否应支付刘伟补偿款769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本院认为，章健应支付刘伟补偿款769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理由如下：一、本案协议由章健起草，并由章健、刘伟签字确认。章健主张“由章健另打欠条给刘伟76950元，春节前付清”并非最终结算条款、特殊条款才是最终结算条款，但其作为协议起草人，既未在签订协议前将“由章健另打欠条给刘伟76950元，春节前付清”的约定删除，或在协议中明确特殊条款才是最终结算条款，在签订协议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应认定“由章健另打欠条给刘伟76950元，春节前付清”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二、章健、刘伟对合伙的利润分配并无约定，因刘伟的母亲邓萍已从“福旺”应收货款中领取了84320元，特殊条款亦已履行即章健已从案外人石红文处领取了26250元，目前刘伟实际分到589237+84320-106346-26250=540961元；章健实际分到617911-84320-18880+26250=540961元。但鉴于双方合伙之初投入相当，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刘伟的销售额是章健的三倍之多，章健也自认刘伟在开拓客户方面付出的更多，故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由章健另打欠条给刘伟76950元，春节前付清”亦不违反公平合理原则。章健未按期出具欠条也未付款，一审判决章健支付刘伟补偿款769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并无不当。综上，章健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6元，由上诉人章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周俊梅 审 判 员  胡 照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代书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