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35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红，女，汉族，住辽宁省法库县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希武，系辽宁省合同法研究会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秀丽，女，汉族，住辽宁省法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博，该公司员工，男，汉族，住辽宁省法库县。原审第三人：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康平县农业经济技术开发中心。诉讼代表人：卢建，系该公司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胥祥林，辽宁同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秀红因与被上诉人唐秀丽、原审第三人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4民初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庆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刘春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秀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本案被上诉人依据人为虚构的“欠条”到法院起诉，构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行为，不但应该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还应当依法追究各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二、原判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证据。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业务往来，也没有借款行为，更没有欠80170元的事实。此“欠条”的产生，完全是被上诉人在第三人破产前的会计段英波参与下形成的，上诉人当时找段英波补办顶房手续被拒绝，后找到被上诉人的丈夫求助，被上诉人答应帮助上诉人找段会计办理，但提出给她签一个欠80170元的条，上诉人出于无奈，被迫签字。这点可以通过《协议》与欠条标注的时间证明，其一，《协议》是2017年11月27日作出，表明上诉人退房，抵顶沈阳洁美工程款，由沈阳洁美或唐秀丽支付上诉人96750元。其二，欠条是2017年11月29日作出，表明上诉人反欠被上诉人80170元，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使得上诉人不要96750元了没有证据。退一步，即使上诉人又要房了，其应欠沈阳洁美（法人）80170元，与唐秀丽（属自然人）无一点关系。故欠条内容没有事实证据。其次、被上诉人在诉状中陈述的80170元形成事实与其诉请自相矛盾，故起诉主体错误。诉状中，被上诉人陈述自认“用原告工程款80170元补齐李秀红所欠购房欠款”。此时的原告应是沈阳洁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法人），而不是唐秀丽（自然人），唐秀丽自然人在第三人处没有经济往来。这点通过第一次庭审笔录第七页上数第四行记载的，被上诉人自称“这样也就是说李秀红欠公司（指沈阳洁美）工程款80170元”可证明。但是本案诉讼请求还款主体却变成唐秀丽自然人，法律规定法人与自然人是不同的概念，即使上诉人有纠纷，也是与沈阳洁美发生关系，唐秀丽自然人主张权利属主体错误，应予驳回诉请。另外，被上诉人的诉状中，将上诉人顶房的事实，改口为“购房”，说明其对所谓的欠款事实思维混乱，陈述不能自圆其说。其直接目的是想让法院相信，上诉人想买案涉房产，而被上诉人在这个房产里有80170元份额，但是，这80170元怎么形成的不说，最后通过法院判决把案涉房产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取得80170元就行。这是不能得逞的。其次、第三人管理人陈述房款中包含的80170元，是“想”顶账给沈阳洁美（不是唐秀丽自然人）的一种设想，但没有实现。管理人在一审中（判决第四页）陈述，“通过将案涉房产价值176920元，其中抵给沈阳洁美80170元，余款96750元由沈阳洁美支付李秀红”。这一点该管理人（段英波在场出庭）在另案法库县法院（2019）辽0124民初931号判决第四页也有同样陈述，并说另有252281元也给沈阳洁美。但是法库县法院判决没有采纳这个观点，同时沈阳洁美（不是唐秀丽）一审、二审也不认同用房顶账事实。随后该管理人在沈阳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民终6710号二审判决中（二审判决第四页下数第五行）不坚持这个说法了，故以房顶账的事实没有被法院认定，依《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款规定，“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可以认定，第三人及管理人和被上诉人陈述的以房顶账是个虚假事实。沈阳洁美通过上述两级法院判决获得全部的1668793.36元工程款，这是应得的，但沈阳洁美没有损失这80170元。同时说明用以房顶账形式编造出的“80170元”问题，最终只是一个莫须有的数字游戏。三、原判认定上诉人虽未在《补充协议书2》签字，但经推理其是知晓该《协议》的自由心证判断，没有事实证据。上诉人不但不知道这个《协议》存在，而且这个《协议》大部分内容是人为虚构的。首先、《协议》上明确是沈阳洁美与第三人“双方协商同意”的结果，没有第三方参与。其次、该《协议》形成时间为2017年10月27日，而沈阳洁美进入第三人工地，进行收尾工程，时间是2017年10月6日，短短21天的施工不可能进行结算，即使结算，也不是段会计的职责范围。另沈阳洁美在与第三人追索工程款判决第三页上数第五行陈述表明，其多次找第三人索要工程款，但第三人以各种理由推脱。两项对比，说明《协议》所述内容为假。其次、该《协议》的主要意思是“第三人将案涉房产抵付沈阳洁美，扣除李秀红96750元，实际抵顶沈阳洁美80170元”。从这个内容看，该协议也不需要上诉人知道或同意。并且该《协议》的内容，也与被上诉人诉状中所称的，“用原告（指唐秀丽）工程款补齐欠款”不符。另外，该《协议》即使真实的话，这个《协议》中80170元内含的权利义务，也与唐秀丽自然人无关，表面看是沈阳洁美（法人）的权益，如果受到侵害，也应由沈阳洁美主张权利。其次、该《协议》中表示，第三人还欠沈阳洁美工程款余额252281元，但是沈阳洁美在前述追索工程款案件中没有主张该《协议》部分的债权，这不合常理。第三人管理人在前述一审案件审理中表示，此252281元款项也已经（一审判决第四页上数第七行）支付完毕，加上80170元，合计332451元，但法院没有支持其观点，其也再没有坚持这个观点，这更不符合管理人尽职尽责的职业道德，陈述的事实要有证据支持，要诚实信用。如果该笔欠款是虚列的，事实上沈阳洁美或唐秀丽真没有追偿这笔相当明确的欠款，说明这个《协议》其他内容也是假的。原判对此没有认真自由心证。其次、第三人在本案一审中陈述（判决第四页上数第八行），“《协议》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一起找段英波要求做的”。先不说《协议》真假，光说段英波就是一个企业会计，没有权力做这个以房顶账的协议。那管理人需要指出第三人管理者中，谁批准做这个《协议》的，恐怕其答不出来。对这个《协议》的出炉及使用目的，只有被上诉人与段英波知晓。其次、该《协议》称“上诉人将案涉房产退回”（说明曾经给过上诉人，与李亮证言相符），这是关乎上诉人权利的大事，上诉人不可能不签字。若不签字，第三人擅自处理案涉房产，属无效行为。这也验证上诉人与段英波通话录音反映出的那样，即段英波有权把案涉房产想给谁，就给谁，因她控制第三人的公章及备案资料。第三人管理人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面对法官发问“李秀红将此房退回有无证据”，其回答庭后核实（见二次庭审笔录第十页），其后原审没有对此核实的材料进行质证，程序不合法。再次、该《协议》的备注标明“唐秀丽将此房转让给李云海”不合法。协议的双方是第三人与沈阳洁美，唐秀丽自然人此时没有取得案涉房产权利，无权转让案涉房产，故《协议》这样约定也是违法的。再次、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虚假，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80170元权利。既然收据上的付款单位是李云海，说明李云海支付176920元购房款，当然成为案涉房产的产权人。第三人就应当无条件为李云海办理房产权属手续，实际其没有这个权利，连收据都不在自己手中，更不知道有这个收据。该收款收据又标注“此房是抵付唐秀丽的工程款”。此时造假者又把沈阳洁美与唐秀丽（自然人）相提并论了，并且把此房与唐秀丽挂钩，造成唐秀丽在这个房产中有权利，最后向上诉人主张给付80170元的责任。而李云海则无法主张一点权利。最后、案涉《协议》有一句话是真实的，即“此房以前抵付李秀红”。关于这点，第三人应当说明什么时间抵付的，手续在哪？二次庭审时，管理人面对法官提问，表示庭后核实，但没有结果。通过第三人的段会计与上诉人的2019年8月30日电话录音，证明其确实知道这件事，并出主意让上诉人日后与其他两位顶账人法庭见面时，不承认得到过案涉房产（见一审第一次笔录第八页上数第九行）。说明其知道原来顶账事实。还有上诉人经证人李某（有书面证人证言），2015年9月1日确有顶房其事，只是上诉人把手续弄丢了，才引发此案。四、原判对段英波提供的记账凭证和询问笔录（卷75、76页）没有质证不符法律规定。记账凭证是一个空飞记录，不符会计规则，笔录明显虚假陈述，如段称关英知道，不符常理及企业规章制度，还有法官问话有问题，如问第三人欠不欠唐秀丽款？此话明显有问题，将唐秀丽与沈阳洁美等同，而段也虚假陈述，第三人欠唐秀丽款。五、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定本案是合同纠纷，但协议没有上诉人签字，依法上诉人不能作为当事人承担责任，此不符合《合同法》第60条规定。还有原判以欠条作为证据，令上诉人给付唐秀丽自然人欠款80170元，但上诉人与唐秀丽自然人没有经济往来，依法唐秀丽应证明上诉人收到过唐秀丽自然人80170元，且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但庭审中没有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关键证据程序违法，且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能服判，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唐秀丽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述称：补充协议二是我方与洁美公司签订，法库县法院（2019）辽0124民初931判决及沈阳中院（2020）辽01民终6710号判决，确认洁美公司对我方享有债权1668793.36元，其中管理人在一审时主张166万元中有80170元是已经协议顶账偿还，但当时因证据不足法院没有采信，补充协议二根据洁美公司最终的意思表示实质没有履行，对于协议中涉及的80170元债权，洁美公司不打算履行，对于该部分申报债权。原告唐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人民币80,17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29日，被告用工程款抵押鸿福嘉小区住宅房产一套，由于工程款不够房产价值，尚欠人民币80,170元，被告找原告协商，用原告工程款补齐所欠购房欠款，并为原告签订欠条一份，购房所有手续抵押在原告处，直至被告还清欠款。现房产已过户至被告名下，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欠款，被告迟迟不还，同时把用于抵押的房产手续骗走。被告欠原告欠款80,170元，但是至今仍未归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7日，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鸿福嘉分公司与沈阳洁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2》，载明：“鸿福嘉明都花园收尾工程尚欠乙方工程款332,451元，经双方协商同意，现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鸿福嘉分公司将开发的鸿福嘉明都花园9号楼2单元301（面积88.46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元，总价176,920元，此房以前抵付李秀红，现李秀红将此房退回，欠李秀红工程款96,750元由唐秀丽个人支付，抵付沈阳洁美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工程款80,170元，工程款还欠余额252,281元。备注：唐秀丽将此房转让给李云海，房屋备案李云海名。”2017年10月27日的收款收据载明付款单位李云海，收款单位乾德，金额是176,920元，收款事由是9#2-301面积88.46㎡，另标注此房为抵付唐秀丽的工程款。2017年10月29日，被告李秀红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唐秀丽人民币捌万零壹佰柒拾元整（80,170元）欠款人李秀红，身份证2101241980××××××××。”李云海与李秀红系父女关系。2018年11月29日，法库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李秀红为原告唐秀丽出具欠条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本案中涉案房屋现买卖合同中买卖人及收款收据中付款单位均为李云海，系在被告李秀红的要求下完成，李云海的相关手续也是被告李秀红提供的。李秀红虽未在《补充协议书2》签字，但通过被告李秀红为原告出具欠条中数额、时间等与该协议书中的数额、时间基本一致，且现房屋买卖合同中显示的买卖人均为李云海。因此被告李秀红对上述协议书是知晓的。被告李秀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和知晓为别人打欠条行为的法律后果，所以对被告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可以认定被告李秀红、原告唐秀丽、第三人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后，用涉案房屋抵顶工程款及支付相应差价的事实，且现房屋买卖合同中显示的买卖人为李云海，原告唐秀丽、第三人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已按约定完成相关义务，被告李秀红未按约定给付原告唐秀丽相应款项系违约行为，被告李秀红应按约定给付原告唐秀丽相应款项。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利息的主张，因其没有相关约定，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秀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唐秀丽欠款80,170元；二、驳回原告唐秀丽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4元，减半收取902元，由被告李秀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李亮出具的说明，李亮是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人员，当时以房抵顶工程款时李亮是经办人。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李亮就是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普通的技术员，根本不清楚合同及手续，没有参与以房抵顶。原审第三人质证意见：对说明实质上是证人证言，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李亮是我方工程部员工，我方经核实账目及合同没有查到上诉人主张的顶账合同。本院认证意见：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二：法库县法院（2019）辽0124民初931判决及沈阳中院（2020）辽01民终6710号判决，证明80170元与166万元申报债权是重合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2020）辽01民终6710号判决我方没有参与，对此事不清楚，80170元与166万元申报债权不是重合的。该判决中载明的内容不是我方的陈述意见，我方长期与辽宁乾德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166万元申报债权是在扣除抵顶后的债权。原审第三人质证意见：对判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支付80,17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欠付其80,170元承担举证责任。对此，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了《欠条》以及《补充协议书2》。其中，欠条载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80170元，而《补充协议2》载明案涉房屋曾抵付上诉人，现上诉人将案涉房屋退回，原审第三人用案涉房屋抵顶欠付案外人洁美公司的部分工程款80170元，原审第三人欠上诉人的工程款96750元由被上诉人支付。备注载明被上诉人将此房转让给李云海，房屋备案李云海名。本院认为，尽管上诉人未在《补充协议2》中签字，但根据原审第三人一审的陈述、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财务人员段某的通话录音、一审法院对段某的询问笔录来看，原审第三人及其财务人员段某均明确表示当时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到原审第三人处拟定的《补充协议2》，上诉人对《补充协议2》系知情。结合上诉人出具《欠条》一节，以及案涉房屋的确按照《补充协议2》的约定备案至上诉人父亲李云海名下，上述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能够认定上诉人系全程参与并同意《补充协议2》的内容，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补充协议2》系虚假的、对其不产生约束力的抗辩不予采信。根据《补充协议2》的内容，案涉房屋价值为176920元，扣除原审被告对上诉人的工程款欠款金额为96750元，剩余价值80170元，作为抵付被上诉人的工程款金额。案涉房屋抵顶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又转让给上诉人，相当于上诉人多获得80170元，该笔款项应向被上诉人返还。结合上诉人出具的《欠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已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能够证明上诉人欠付其80170元。针对上诉人提供的抵账合同及相关抗辩，因该抵账合同系空白合同，并无各方签字确认，且原审第三人亦否认该事实，故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采信。针对上诉人主张的《补充协议2》载明的顶账内容并未被（2020）辽01民终6710号民事判决所认定，顶账系虚假。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案涉房产的房产转让款80170元，不论原审第三人依据《补充协议2》抵顶给被上诉人的96750元是否已经认定在（2020）辽01民终6710号民事判决载明的原审第三人已经偿还给被上诉人的偿还金额中，都是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事宜，不影响被上诉人依据《欠条》及《补充协议2》向上诉人主张案涉80170元；其次，原审第三人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案涉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或撤销，才会涉及原审第三人收回案涉房产作为破产财产，并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提供证据后补充申报债权。也即原审第三人系认可被上诉人向其申报的债权数额系已经扣除了《补充协议2》抵顶工程款的金额。故根据原审第三人的表述以及以上证据和事实，上诉人该项理由不足以对抗被上诉人要求其支付80170元的请求，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秀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4元，由上诉人李秀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庆利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