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终20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路桥区桐屿街道立新村1组，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立新村。法定代表人项加根，系该组组长。上诉人（原审原告）路桥区桐屿街道立新村23组，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立新村。法定代表人陈**生，系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陈林茂，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文化路705号。法定代表人牟傲野，区长。委托代理人项沁娅，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小平，浙江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台州市路桥新城开发管理委员会（原浙江路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腾达路2129号。法定代表人陈晓彤，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小平，浙江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路桥区桐屿街道立新村1组（以下简称立新村1组）、路桥区桐屿街道立新村23组（以下简称立新村23组）诉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路桥区政府）土地征收补偿一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浙10行初104号行政裁定。立新村1组、立新村23组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3月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裁定载明：立新村1组、立新村23组起诉称：原告系坐落于路桥区××街道××村凤凰山林地的所有权人，林权证号为路林证字（2006）第0403003号、路林证字（2006）第0403016号。立新村1组和立新村23组的林地毗邻，经实际丈量，两地实际面积共计0.5975公顷，即8.9625亩。2009年11月30日，案外人路桥区桐屿街道立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立新村委会）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原告所有的上述林地与原台州市××路桥分局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原台州市国土资源局路桥分局征收位于立新村（东至与上保村交接界，南至与上保村交接界，西至上保村、向北屋村交接界，北至上保村交接界）的土地，面积共计0.5975公顷。后经原告调查得知，立新村委会另就原告所有的上述林地与第三人签订了《螺洋街道凤凰山土地开发协议（立新）》，约定了涉案林地的具体收益。第三人于2011年5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按《螺洋街道凤凰山土地开发协议（立新）》的约定，经街道与相关队组协调测算，现向立新村1队支付收益金87.8470万元，向立新村23队支付收益金88.0570万元，向立新村支付收益金53.856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229.7600万元由管委会拨付桐屿街道，并委托桐屿街道代付。”另外，两原告曾因与案外人立新村委会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第三人已经对涉案229.7600万元收益在两原告及立新村委会之间作出分配，该分配属于行政协议对土地补偿收益的分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范畴，无法通过民事诉讼对分配内容进行救济。原告认为，原告是涉案林地的所有权人，故因林地征收产生的补偿款及其他收益应当全部归原告所有，立新村委会无权享受。综上，1.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林地征收补偿收益款的分配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将分配给立新村委会的收益金53.8560万元重新分配给两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台州市路桥新城开发管理委员会作为路桥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其行为依法应由路桥区政府承担。故路桥区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申197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浙江路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11年5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按《螺洋街道凤凰山土地开发协议（立新）》的约定，经街道与相关队组协调测算，现向立新村1队支付收益金87.8470万元，向立新村23队支付收益金88.0570万元，向立新村支付收益金53.856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229.7600万元由管委会拨付桐屿街道，并委托桐屿街道予以代付’。据此，原浙江路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经对涉案229.7600万元收益在立新村1组、23组与立新村之间作出分配。该分配属于行政协议对土地补偿收益的分配，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范畴，无法通过民事诉讼对分配内容进行救济。”根据上述认定，被告于2011年5月9日就已作出对涉案林地补偿收益款的分配行为，但两原告直至2020年8月2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最长5年的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应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的条件，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立新村1组、立新村23组的起诉。立新村1组、立新村23组上诉称：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9日就已作出对涉案林地补偿款的分配行为为由，认定上诉人提起诉讼超过起诉期限与客观事实不符，极大地损害了两上诉人小组内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1.被征收林地的所有权人为两上诉人，而非两上诉人所在的立新村，两上诉人对林地享有的权利与一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同，立新村委会无权截留任何征收补偿收益款。2.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9日所分配的收益金来源于两上诉人共同所有的林地，且被上诉人在作出收益金分配行为时从未向两上诉人及组内村民告知过征收补偿的任何情况，也未就涉案《情况说明》的内容进行公示，两上诉人在客观上无法知晓被上诉人已做出涉案行政行为；若非上诉人因其他案件申请法院于2018年调取了涉案《情况说明》，上诉人至今都不可能知道《情况说明》，更谈不上提起本案诉讼。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提审。路桥区政府答辩称：2009年，原浙江路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立新村委会签订《螺洋街道凤凰山土地开发协议（立新）》，确定了双方合作开发凤凰山地块。2011年5月9日，管委会出具《情况说明》，其中款项在2011年5月16日已全部拨付给桐屿街道，并委托桐屿街道代付。桐屿街道在2011年6月30日前已将该款付到上诉人所在组的每户户主的银行账户里。2011年5月16日上诉人出具给桐屿街道的《领据》、所有村民签字的《分配清单》均充分说明上诉人同意分配方案，并愿意按该方案执行，且在随后的开发过程中从未提出异议。现上诉人称不知情，显然不符合事实，且在9年后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应予驳回。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台州市路桥新城开发管理委员会答辩意见与路桥区政府一致。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根据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原浙江路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11年5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按《螺洋街道凤凰山土地开发协议（立新）》的约定，经街道与相关队组协调测算，现向立新村1队支付收益金87.8470万元，向立新村23队支付收益金88.0570万元，向立新村支付收益金53.856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229.7600万元由管委会拨付桐屿街道，并委托桐屿街道予以代付”。上诉人对该分配行为不服，于2020年8月24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最长5年的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竺娉审判员  马良骥审判员  张 榆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韦若莎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