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52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岑由方，男，1990年1月12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安龙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江东街道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樊村11幢。 法定代表人：樊恒菁，副董事长（主持工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超，女，198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炜，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丽萍，女，196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岑由方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江东街道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刘超及原审第三人刘丽萍缔约过失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10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岑由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岑由方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岑由方与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存在服务合同关系，这是本案案由定为缔约过失责任纠纷的基础。1、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未向岑由方提供具体出租人身份信息的情况下，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自己名义向岑由方收取租金，《义乌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管理条例》第二款第十九条卫生费约定、第三款第六条过户费约定均说明岑由方和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2、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布的《招商广告》、《义乌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管理条例》约定，专业街实行统一管理，岑由方必须遵守专业街管理办关于规范管理专业街的各项规章制度。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是政府有权部门，和岑由方之间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的管理和被管理只能来自双方的约定，该约定也只可能是合同关系。3、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面向全体商户在商户微信群中作出的开业前“招满700间”的公告构成单方承诺。4、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单一的，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关系，而是可能存在多种法律关系并存，不能因为双方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就当然排除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一审法院仅凭岑由方和刘丽萍之间的《租赁合同》就将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列为见证人，就认定岑由方和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是合同当事人，是机械错误的。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可能不是《租赁合同》的当事人，但不能据此排除其是服务合同的当事人。而服务合同是否成立，不能仅凭有无书面合同做出判断，关键要看有无相应的权利义务约定。二、一审判决相关联的判决有十多件，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不慎重查明事实，而直接引用岑由方未参与庭审的（2020）浙0782民初2427号判决书认定的“已招满700间商铺”的事实，是怠惰的表现。1、法律规定是“可以”引用已作出的判决书，而非“应当”引用。该法律规定是从效率的角度，但在一审及关联的十多个案件都对该事实认定提出异议时，不应再强调效率，而应以事实和公正为主要矛盾，把该事实的认定作为本案的诉争焦点，并单独做出事实认定。2、由于岑由方及其他关联的十多个案件的原告均未参加（2020）浙0782民初2427号案件的庭审，该判决“当然”引用已作出判决书的行为，事实上剥夺了岑由方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不合乎立法原义。三、一审法院引用（2020）浙0782民初2427号判决关于“已招满700间商铺”的事实认定错误。1、该判决书无视“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专业街管理者更具有举证条件，应当以便利为原则进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在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没有确凿书面证据且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武断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未招满700间，将举证责任推给岑由方，据此做出的认定错误。2、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义乌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管理条例》中约定“商铺不得作为仓库使用”，微信群中一再强调“定金1万元1间”。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陈述有些商铺定金不是1万元、有些商铺被作为仓库使用，那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赚取招商费而故意误导商户，导致大批商户血本无归。专业街的特殊性在于如果没有同类商铺的大量聚集，不可能有人定铺。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强调“招满700间”、“不得作为仓库使用”是岑由方决定定铺的前提条件。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刘超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案岑由方与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之间没有服务合同关系，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的服务都是为房东服务，对外签订定铺书的行为也代表房东签订。此外，按照岑由方的说法，如果双方之间存在服务合同的话，必然也会向中介机构一样对岑由方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但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没有对岑由方收取任何费用，足以说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没有权利义务的约定。同时，在金华中院审理生效的（2020）浙07民终3735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对收取700间店铺定金的事实予以认定。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缔约过失责任以当事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为前提，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未生效的应对给对方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失予以赔偿。本案中岑由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了一年，并没有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未生效的情况。岑由方请求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不存在。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是合同履行的一方，最重要的是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已经收取了700间店铺定金，且市场已经开业，市场的繁荣兴旺需要一个过程，对此，岑由方在签订合同时应当知晓。此外，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是信赖利益的损失，而岑由方主张的房屋租金等一系列费用是其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应支付的费用和经营支出，岑由方也已经实际使用了房屋，取得了相应的价值。故这些费用不是岑由方的信赖利益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岑由方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刘丽萍未发表答辩意见。 岑由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岑由方房屋租金损失36000元、保证金损失3000元、房屋装修费损失21685元、门头广告费1560元，合计62245元，刘超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未经相关部门的审批，自行决定成立了管理办，由管理办负责樊村库存品专业街的招商事宜。2019年1月2日上午，管理办在群名称为“樊村库存街商户群1”的微信群里发布通知，内容为：“……定铺时间：2019年1月3日早上8点开始，先到先得，以先缴纳定金为准；商铺定金：1万（元）一间，现场只收现金；市场办承诺：2019年2月28日前未招满700间，定金无息返还……。”通知发布后管理办开始接受定铺并收取定铺人的定铺定金。截至2019年2月28日，定铺数量已超过700间。后管理办通知各定铺人签订租赁合同。2019年6月5日，岑由方向管理办交纳租金36000元、押金3000元。当天，岑由方向管理办交纳门头铁架费1560元。2019年6月6日，岑由方（乙方）与第三人刘丽萍（甲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见证方在合同上盖章，该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义乌市××村××栋××号××平方米的店铺，出租给乙方作商业用房使用。租赁用途为商业用房，经营范围以樊村专业街总体业态定位为准，乙方须保证该店铺月开门营业时间不低于25天。租赁期限自2019年6月15日至2029年6月14日止。租赁期限十年一轮，租金前五年不涨，第六年开始租金在上一年度基础上涨10%。该商铺年租金为36000元，于签订本合同时即付清。租金一年一付，下一年度的租金应于前一年度租期到期前二个月付清。乙方应以现金形式向甲方支付，甲方收款后应提供给乙方有效的收款凭证。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店铺租赁保证金，具体金额为3000元（3000元／间）。乙方门面广告由管理办统一制作由乙方承担制作费用和使用安全。乙方对房屋装修不得损坏主体结构，同时消防安全要符合市政府相关规定。同时特别约定：乙方保证两年内必须履行本合同，两年内不得无故提前终止本合同，否则算乙方违约；两年后若乙方经营不善需提前终止本合同的，甲方有权利不退还乙方剩余租金、保证金等，合同自行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当天，管理办将案涉的商铺首年租金（扣除佣金后）及租赁保证金交付给刘丽萍。后岑由方对店铺进行装修并使用。岑由方于2020年6月15日搬离案涉商铺。另查明，2019年2月至8月期间，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出租车ＬＥＤ媒体文字广告、公交车后视频广告、龙门架ＬＥＤ显示屏广告等各种形式，对库存品专业街进行宣传推广。门头铁架由被告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包给案外人制作完成。樊村库存专业街于2019年8月18日开业。 一审法院认为，岑由方要求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那么岑由方应当举证证明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行为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关于缔约过失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从该规定可以明确缔约过失责任是当事人在缔结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以补偿缔约相对方损害后果为特征的民事责任。现岑由方要求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岑由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行为符合上述情形，理由如下：首先，岑由方提供《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为第三人刘丽萍，承租方为岑由方；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系合同见证方，刘超系管理办的工作人员，非合同当事人。其次，岑由方主张库存品专业街的商铺数量未达700间，未尽招商管理责任，与一审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不符。再次，岑由方支付房屋租金36000元、保证金3000元、门头广告费1560元，是其履行涉案租赁合同应支付的费用，岑由方也实际使用涉案房屋，故上述费用并非岑由方的损失。综上，岑由方要求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刘丽萍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岑由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8元（已减半），由岑由方负担。 二审中，岑由方向本院提交《策划招商服务合同书》一份。证明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合同的主体，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存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 刘超质证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同时，该证据的合同双方是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岑由方无关。 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刘丽萍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刘超、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刘丽萍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岑由方与刘丽萍签订《租赁合同》，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合同见证方，并非合同直接相对人；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也没有在《租赁合同》签订过程中向岑由方收取利益，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刘丽萍之间的内部约定，与岑由方无涉。故岑由方与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岑由方主张其与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岑由方主张其愿意定铺的前提是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诺的“招满700间”，岑由方基于对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信赖与刘丽萍签订《租赁合同》，现其主张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未实现其承诺导致岑由方决定错误并造成损失，但是，根据现查明的事实，并没有证据证明岑由方搬离商铺系因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过错导致，而且在另案的生效判决中已经认定“截至2019年2月28日，定铺数量已超过700间”，岑由方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前案的认定存在错误，故不能认定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存在过错造成岑由方损失。故岑由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6元，由上诉人岑由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翠丹 审 判 员 王玲雅 审 判 员 黄 晖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代书记员 罗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