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3民终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利琴，1965年10月27日出生，现住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学良，汉族，现住乌海市。（系贾利琴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启剑，男，195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婧，女，现住乌海市。（系朱启剑女儿）上诉人贾利琴因与被上诉人朱启剑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304民初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贾利琴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确认被上诉人捏造子虚乌有的事实，反复告状的行为侵犯了上诉人的人格权及名誉权，并给上诉人造成两年不能注册执业的损失，应予承担民事责任给予赔偿；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2019年3月21日打下的“收条”，已经证明双方之间再无经济纠纷。然而朱启剑在他人挑动下，又于2019年10月8日起诉了贾利琴。在庭审中，上诉人贾利琴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朱启剑举报不实。被上诉人无中生有属于违法。一审认为被上诉人的举报不属于法律对特定人权利的保护性范畴，这违反了宪法对公民人格尊严的规定。朱启剑对贾利琴的举报已被新达所和司法局予以确认，至于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上诉人被解聘，不得注册执业，是与被上诉人违规举报有完全的关系，被上诉人的一再举报阻止上诉人转所，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失。恳请二审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朱启剑辩称，被上诉人发现上诉人的行为违背了法规法纪，所以在2019年3月20日向乌达区司法局及新达所对贾利琴伙同其父贾学良严重违法违纪进行了实名举报。在2019年3月21日法庭上调解结果仅限当次，并不能证明以前的收费都合法。上诉人私下超标的收费还不出具票据，违反了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上诉人还侵害了当事人的利益。贾利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朱启剑捏造事实，诬告贾利琴，侵犯了贾利琴的名誉权；2.判令朱启剑给贾利琴赔礼道歉、恢复名誉；3.判令朱启剑赔偿因其诬告给贾利琴2019年6月-2020年5月31日未能注册，无法执业一年的经济损失47085元；4.判令朱启剑赔偿给贾利琴造成精神损害费60000元，第3、4两项共计107085元；5.本案受理费由朱启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贾利琴接受朱启剑委托，作为朱启剑与刘永东在“（2018）内0304民初133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朱启剑的诉讼代理人。该案中，新达法律服务所为贾利琴出具了出庭函，贾利琴进行了调查取证，参加了庭审，朱启剑在法院主持下与刘永东达成调解协议，放弃了188635元的利息请求。后发现刘永东名下有一套楼房，朱启剑认为贾利琴在案件调解之前，贾利琴没有尽到代理义务，未如实汇报刘永东的财产情况导致的，导致朱启剑放弃了利息，双方发生争议，产生了之后的诉讼。贾学良、贾利琴诉朱启剑索要6000元代理费一案，在法院主持下调解解决，双方约定再无经济往来。2019年10月8日，朱启剑起诉贾利琴和新达法律服务所，要求赔偿利息损失和返还违规收取费用一案，乌达区法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0304民初1282号民事判决书，在本院认为中载明“对于法律工作者代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问题及需要如何处置是行政监管部门的职能，朱启剑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因此，本项请求，本院不予评价与调整”。故驳回了朱启剑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朱启剑于2019年3月20日书具举报信。该举报信的报送单位为乌达区新达法律服务所、海勃湾区海北法律服务所。举报贾利琴与贾学良违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构成严重违规违纪，要求法律服务所查明事实严肃处理。2019年3月31日，乌达区新达法律服务所向乌海市乌达区司法局作出《关于对贾利琴伙同其父贾学良超越执业区域、私自接受当事人委托，私自收费，索要额外报酬及滥用代理权、侵犯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等严重违法、违规、违纪问题，经本所调查属实，决定与其解除聘用合同的报告》，该报告载明“综上被举报人贾学良和贾利琴父女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司法部新颁布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中第（一）（五）（八）（十）（十五）款和第四十九条中第（一）款规定，构成严重违规违纪。因此我所作出与贾利琴解除聘用合同的决定，并责令贾利琴退还其违法所得的2100元调查取证费。另，涉及贾学良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本所已将举报人的举报及相关证据材料一并转送海勃湾区海北法律服务所处理。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此致乌海市乌达区司法局”等事项。乌海市乌达区司法局尚未作出回复。乌达区新达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证明载明：“贾利琴因2019年5月31日聘用合同书到期，不再聘用。贾利琴与新达所无债权债务关系，同意转所。”乌海市乌达区司法局在该证明上写明“贾利琴与旧所无债权债务关系，同意转所”并盖有乌海市乌达区司法局印章。2019年12月31日贾利琴向乌达区新达法律服务所书具申请书，2019年12月31日乌达区新达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新达所与贾利琴在2019年6月1日已不存在聘用关系，现贾利琴再次申请转所，同意转所，贾利琴与新达所无债权债务关系，特此证明。”并盖有新达所印章。贾利琴均未能转所成功。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根据这一规定，公民检举、控告他人违法乱纪是合法的，即使反映的情况不实或者不完全属实，也是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不是侵权行为。但是，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捏造、歪曲事实，侮辱、诽谤他人，就构成侵害名誉权。故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朱启剑是否借检举、控告之名，捏造、歪曲事实，侮辱、诽谤贾利琴。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社会评价依法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名誉侵权主要有三种方式，即：侮辱、诽谤、泄露并宣扬他人隐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的规定，行为人侵害他人名誉权应从以下四方面来确定：一是行为人对于特定人名誉仅受侵害的事实主观上存在过错，并通过不正当的违法行为表现出来。二是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对特定人权利的保护性规定，且不具有免责事由。三是行为人针对特定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且该行为须为社会公众所知悉，并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该特定人的评价。四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直接给特定人带来了名誉方面的损害后果。本案中，朱启剑的举报行为是基于其与贾利琴因代理案件过程中因代理行为和代理费用发生分歧，向贾利琴单位举报，其举报行为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无法证明朱启剑有主观过错，也并没有通过不正当的违法行为表现出来。朱启剑对贾利琴的举报不属于法律对特定人权利的保护性范畴。其举报内容是需要贾利琴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进行审核确认的，在相关权利单位没有对朱启剑举报的情况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确认之前，是无法确认朱启剑是否存在借检举、控告的名义捏造、歪曲事实而侮辱、诽谤贾利琴的情形，且贾利琴也没有证据证明朱启剑针对贾利琴举报行为为社会公众所知悉，并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贾利琴的评价以及朱启剑的行为直接给贾利琴带来了名誉方面的具体损害后果，故贾利琴要求确认朱启剑捏造事实，诬告贾利琴，侵犯了贾利琴的名誉权及判令朱启剑给贾利琴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和因诬告给贾利琴造成精神损害费60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贾利琴请求判令朱启剑赔偿因其诬告致2019年6月-2020年5月31日未能注册的经济损失47085元，因是否同意注册是相关机构的权利而决定权并不在朱启剑。故贾利琴该项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贾利琴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一海北法律服务所2020年11月26日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因被上诉人无事实告状导致上诉人转所被退回；提交证据二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证明目的：该案房屋没有房产证，无法做保全，上诉人没有收取被上诉人的调查费；提交证据三2019年9月4日上午乌达区三道坎法庭庭审笔录一份，证明目的：由于被上诉人的虚假举报被新达所利用，上诉人被无端解聘。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据相关法律参与案件的代理、诉讼、调查等法律服务工作。本案中双方的纠纷系因案件代理过程中代理行为和代理费用发生争议所致。被上诉人有向上诉人所在法律服务所及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举报的权利。对于被上诉人所进行之举报是否侵害上诉人的名誉权，因个人对法律理解参差不齐，无法证明其具有主观过错，在案也未有证据证实举报行为为社会公众所知悉，影响到社会公众对上诉人的评价，故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5.42元，由上诉人贾利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佩兰审判员 张新峰审判员 杨 硕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付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