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5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涂，男，196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永方，男，198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华容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严婕，女，1987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南县。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宗兴成，男，196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吉夫，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建达，男，197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仁明，男，1961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平，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严涂、孙永方、严婕、宗兴成与被上诉人朱建达、邵仁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4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涂、孙永方、严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朱建达、邵仁明的诉讼请求（仅对原审判决书责令严涂、孙永方、严婕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提出上诉），或将本案发回张家港市人民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存在程序错误。1、错列、漏列案件当事人。其一，宗兴成提出的诉讼主张与朱建达、邵仁明的主张完全一致，其参加诉讼应列为原告地位。其二，没有通知徐某,4、芮树海参加诉讼。徐某,4、芮树海也是同时期参与租赁华容县永兴采石场的租赁人，同时期的年度矿山租赁费350万元由徐某,4完成，矿山机器设备也在朱建达、邵仁明参与租赁之前由宗兴成等人购置。足以证明徐某,4、芮树海的合同地位与朱建达、邵仁明一致。2、漏判原告诉讼请求及第三人宗兴成提出的诉讼请求。朱建达、邵仁明提出的本金债权数额为6655726元，原审判决主文支持4367615元，差额部分并未判决是否支持或驳回，明显漏判。第三人宗兴成要求严涂、孙永方、严婕也向其支付相关借款本息，但判决主文并未提及，也系漏判。二、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错误。1、关于参与租赁华容县永兴采石场的合同主体没有完全查清。同时期先后参与租赁华容县永兴采石场的当事人有徐某,4、芮树海、宗兴成、朱建达、邵仁明。但原审判决经认定本案只有朱建达、邵仁明具有原告地位，该部分事实认定明显错误。2、朱建达、邵仁明举证的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是否属于租赁合同主体之间解除清算租赁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查清。其一，租赁华容县永兴采石场的主要投资款项350万元租赁费由谁支付、矿山开采及其设备由谁购置、主要投资人的身份没有查清，不能正确认定租赁合同参与人。其二，徐某,4、芮树海、宗兴成如何退出矿山租赁的事实没有查清。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不能反映系案涉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清算租赁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判决严涂、孙永方、严婕只向朱建达、邵仁明清偿债务也明显会损害徐某,4、芮树海、宗兴成的合同财产利益。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1、本案当事人履行租赁合同过程中涉嫌采用非法占用农用地方式进行采矿的犯罪，朱建达、邵仁明主张的债权中有相当多的部分财产权利系基于朱建达、邵仁明涉嫌犯罪行为取得的收益，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明显欠缺正义。2、判决孙永方、严婕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其一，本案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应当依据实体法《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而不能按程序法《民诉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确认。其二，根据《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条，个体工商户是公民，是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起的字号并不具备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不发生承继。其三，《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形成时经营者只有一个人的就由该经营者承担，如果债务形成时，个体工商户是家庭经营的，则以家庭财产承担。本案债务形成于2015年12月4日，债务形成之时，华容县永兴采石场一直由严涂个人经营，即使朱建达、邵仁明的起诉的民间借贷债权成立，依《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也只能由严涂个人承担债务。孙永方是在2017年7月才以家庭成员身份参与永兴采石场的经营，经其账户向朱建达支付款项更是在2018年2月11日。宗兴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严涂、孙永方、严婕共同向朱建达、邵仁明及宗兴成支付案涉款项。2、上诉费由朱建达、邵仁明、严涂、孙永方、严婕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关键事实:1、宗兴成与朱建达、邵仁明共同享有本案债权。（1）本案债权债务是由2013年12月26日《华容县永兴采石场租货合同》产生并演化而来的。宗兴成与朱建达、邵仁明是共同作为该合同乙方是承租方共同权益人，因该合同产生的相关债权，宗兴成必然也应是权利人。（2）在严涂提交法庭的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中，有“以上协议如有其他股东异议，由乙方负责处理朱建达”的备注。在一审中，朱建达、邵仁明、严涂对该备注解释为:“其他股东”就是指宗兴成。说明在签订协议时，朱建达、邵仁明、严涂均认可宗兴成系协议书所涉权益的权利人之一。（3）在庭审和严涂答辩中，朱建达、邵仁明陈述宗兴成至少享有30%份额，严涂更直接陈述“他们之间是三个人合伙租赁采石场，签订合同的时候，宗兴成根本没有表明退出租赁”。说明自2013年底签订租赁合同时起至2015年12月4日签订协议书终止租赁时止，期间宗兴成一直是协议书所涉权益的权利人之一。2、2015年12月4日晚，严涂、宗兴成与朱、邵以及邵仁明带过去的协议起草人邵某，一起在岳阳市家宾馆里协商终止租赁合同的相关事宜。当晚商定方案后，严涂、宗兴成与朱建达、邵仁明四人即签订了协议书（宗兴成也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书一式两份，甲方严涂拿一份原件，乙方由朱建达拿一份原件，乙方邵仁明与宗兴成只能各拿一份复印件。此后宗兴成便离开宾馆，对之后发生的事情概不知。根据诉讼中严涂向宗兴成反馈：宗兴成离开后，朱建达、邵仁明、严涂并未离开，朱建达、邵仁明要求与严涂重新签一次协议，新协议中“乙方”变成了朱建达、邵仁明两人（宗兴成的名字删了），其他内容与前面协议书内容完全一致。新协议书一式两份，严涂拿一份原件，朱建达、邵仁明合拿一份原件。签订新协议书时，严涂为了避免将来有麻烦，就让朱建达在严涂拿的这份新协议书上签字做了备注“以上协议如有其他股东异议，由乙方负责处理朱建达”。严涂明确表示，当时朱建达早有预谋，故意在当天先后两次签订协议、以此来排挤宗兴成的合法权益，并要求严涂给予配合。庭审中，朱建达、邵仁明、严涂的多次陈述与上述过程也是完全一致的。3、2014年《租赁合同》签订时缺宗兴成签字所以一直未生效，直至2015年12月4日宗兴成参与协议书签字时通过认可该协议书第一条内容，这份2014年《租赁合同》经宗兴成追认后才有法律效力。所以宗兴成同样是2014年12月12日《租赁合同》项下承租方的权利人之一。二、朱建达、邵仁明、严涂在一审中分别提交的两份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协议。1、该两份协议书没有宗兴成签字确认，其法律效力必然是无效的或者效力待定。2、两份协议书是朱建达、邵仁明、严涂三人共同实施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也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应为无效协议。3、严涂也明确认为没有宗兴成签字的这两份协议书为“尚不成立”的无效协议。三、宗兴成一审中提交的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有宗兴成签字）虽为复印件，但真实有效，应当以该协议书确认各方的权利义务。1、该协议书第九条明确记载“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严涂作为甲方持有一份原件，乙方三人也只能持有一份原件:因为朱建达、邵仁明占有主导比例并主导协议的签订，所以乙方由朱建达拿一份原件。所以宗兴成怎么可能会有原件呢？2、宗兴成持有的协议书首页的乙方中的“宗兴成”三个字，与协议其他内容一样，均系打印字体，且协议书每页均有严涂签字、第3页均有朱建达、邵仁明签字，打印字体的型号、大小字间距、行间距等情况和每个人的签字字迹，均与朱建达、邵仁明以及严涂提供的协议书完全一致。故宗兴成持有的协议书虽为复印件，但是完全可以排除伤造、变造的可能性。3、第三次庭审中，朱建达、邵仁明陈述“到了2015年12月份所以就通知第三人一起来参与协商租赁合同的解除”、“在2015年12月4日签订协议时.宗兴成在签订现场参与协商并同意协议内容的，但是没有签字”。该陈述明显相互矛盾：（1）宗兴成既然已经千里奔波到岳阳，在现场参与协商并同意协议书内容，却对事关自己几百万元巨额权益的协议书竟然不签字？明显不合常理！（2）宗兴成既已参与协商并同意协议书内容，却又不在协议上签字，又去“伪造”一份内容完全一致的有自己签字的协议书复印件？这岂不是更加荒谬!4、宗兴成提交的协议书虽为复印件，但并非“孤证”，结合本案中的其他诸多证据和庭审陈述，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完全可以认定该复印件的真实性，并依据该份协议来认定案件事实。四、二审中：1、将申请证人徐某,4出庭作证，证明宗兴成提交的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复印件对应的两份原件由朱建达与邵仁明、严涂各执一份。2、申请打印字体信息和签字笔迹鉴定，申请对宗兴成提交的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复印件中打印字体的型号、大小、字间距、行间距等情况和各方签字笔迹，与朱邵、严涂提交的两份协议书是否一致进行鉴定。3、申请纸墨鉴定:申请对宗兴成提交的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复印件的纸张和墨迹，与朱建达、邵仁明、严涂提交的两份协议书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五、恳请法院责令朱建达、邵仁明、严涂三人务必本人到庭接受当庭对质。六、一审中，宗兴成已详细说明其提交的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复印件对应的两份原件分别由朱建达、邵仁明、严涂持有控制，并提交《责令提交原件申请书》申请法院责令朱建达、邵仁明、严涂提交原件，但一审法院并未准许该申请，程序不当。朱建达、邵仁明辩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本案三次开庭在前两次开庭中严涂均认为当时的承包人只有朱建达、邵仁明、宗兴成，直到本案最后一次开庭之前，从立案开始时间将近一年，才提出要求追加徐某,4为当事人，是希望拖延案件的审理。一审中严涂提起管辖权异议并上诉，向湖南的公安机关举报邵仁明、朱建达犯罪，其一系列行为表明是在拖延本案的时间。二、宗兴成一开始确实和邵仁明、朱建达一起承包，但2014年当时的矿场经营非常困难，他觉得可能收不回成本，在销售的过程中将石料的销售款据为己有，没有上交。而且当时邵仁明、朱建达、宗兴成一起商量追加投资，宗兴成不同意追加投资，自行离开了矿场。2014年12月份的时候，朱建达、邵仁明、严涂重新签订承包协议。2015年12月份，因为要结束承包考虑到宗兴成虽然离开了矿场，之后没有实际参与经营，但是还没有跟其他的承包人进行结算。所以就通知宗兴成到场一起参加。宗兴成对协议书的内容是认可的。其中第一条提到中止2014年12月份的租赁合同，该合同只有朱建达、邵仁明签字，也说明宗兴成认可当时已经不再参与租赁。实际上承包人只有朱建达、邵仁明，而且宗兴成确认对于协议书的内容是认可的，因此2015年协议书完全是有效的。三、本案所涉债务是成立于2015年12月份，为借贷关系，之后永兴采石场由严涂个人经营转为严涂家庭经营，孙永方为家庭成员，之后孙永方将永兴采石场（个体工商户）注销，又以原永兴采石场的资质财产及其他资料成立了个人独资企业的永兴采石场。孙永方承继了原永兴采石场的资质和财产，当然要对永兴采石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孙永方是严婕的丈夫，严涂的女婿。作为女婿已经承继了财产，作为严涂的女儿严婕，孙永方的丈夫没有理由不享有永兴采石场的权益，理所当然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且有100万元还款就是由孙永方打的款。四、关于宗兴成提供的2015年12月份协议书，乙方为朱建达、邵仁明、宗兴成三人。但是宗兴成在一审中仅向法庭提供了复印件，而本案的其他两方当事人都不予认可。所以乙方有三人是不能成立的。朱建达、邵仁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严涂、孙永方、严婕向朱建达、邵仁明连带归还借款6655726元，并向朱建达、邵仁明支付利息(其中300万元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3655726元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并扣除己支付的利息2063111元)；2、诉讼费用由严涂、孙永方、严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容县永兴采石场（以下简称“永兴采石场”）于2006年5月11日设立，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严涂，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2013年12月26日，永兴采石场（甲方）与朱建达、邵仁明、宗兴成（乙方）签订《华容县永兴采石场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拥有产权的华容县永兴采石场（以下简称采石场）出租给乙方经营，租赁期至2019年3月30日止，年租金500万元。甲方由永兴采石场的经营者严涂签字，并盖有永兴采石场公章。2014年12月12日，永兴采石场（甲方）与朱建达、邵仁明（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上述采石场出租给乙方经营，租赁期至2019年3月30日止，年租金500万元。甲方由永兴采石场的经营者严涂签字。2015年12月4日，永兴采石场（甲方）与朱建达、邵仁明（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4年12月12日的《租赁合同》终止履行，乙方在租赁期间投入采石场的生产设备折价760万元归严涂所有；双方经济往来经结算，截止2015年11月30日甲方结欠乙方3068643元；乙方在经营期间发生的全部债权归乙方享有，与甲方无关，全部债务由甲方清偿，与乙方无关，债务金额为4012917元；双方就应收、应付往来结算，双方确认甲方应付乙方6655726元，该欠款转为甲方向乙方的借款，于2016年5月30日前付300万元，2016年11月30日前付3655726元；甲方逾期付款的，应承担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乙、丙双方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矿山合伙开采协议》的履行或终止，由甲方承继，塘口中余留的块石归甲方所有，应付开采块石费用由甲方与丙方结算。甲方由永兴采石场的经营者严涂签字。2015年12月8日，严涂与邵仁明签订《永兴采石场交接单》，邵仁明将采石场的生产线等设备、设施交还给严涂。一审审理中，朱建达、邵仁明与严涂各提交了一份《协议书》原件，两份协议书的内容一致，只是严涂持有的协议书落款位置下方，朱建达另注明“以上协议如有其他股东异议，由乙方负责处理”。宗兴成对上述《协议书》的内容无异议。《协议书》签订后，严涂向朱建达、邵仁明还款共计2288111元，其中205000元系以2015年12月严涂代朱建达、邵仁明向他人的付款予以抵扣，朱建达、邵仁明认可该款抵扣本金；另有2083111元，双方对于该部分还款是归还的本金还是利息，意见不一。2083111元的还款明细如下：2016年10月28日，严涂向朱建达、邵仁明还款10000元，由陆剑一代收并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严涂《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还款10000元”。2017年9月19日，严涂向朱建达、邵仁明还款10000元，由陆剑一代收并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严涂《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还款10000元”。2017年9月26日，严涂向朱建达、邵仁明还款603722元，该笔还款系由严涂以石子、瓜子片作价偿还，由陆剑一代收并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严涂《2015年12月4日协议》还款603722元”。2017年11月4日，严涂向朱建达、邵仁明还款459389元，该笔还款系由严涂以石子、瓜子片作价偿还，由陆剑一代收并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严涂《2015年12月4日协议》还款459389元”。2018年2月11日，孙永方汇给陆剑一100万元，陆剑一于次日将100万元汇给朱建达。陆剑一出具的《说明》反映孙永方汇给其的100万元是严涂归还的借款，其将该100万元汇给朱建达后收到严涂的100万元借据一张，并于2018年5月19日将借据归还给了严涂。一审另查明，严婕系严涂的女儿，2015年8月25日严婕与孙永方登记结婚。永兴采石场（个体工商户）原由严涂个人经营，2017年7月25日，永兴采石场由严涂个人经营变更为严涂家庭经营，登记的家庭成员为孙永方。2017年7月26日，永兴采石场由严涂家庭经营变更为孙永方家庭经营，登记的家庭成员为严涂。2018年1月3日，永兴采石场由孙永方家庭经营变更为孙永方个人经营。2018年1月10日，永兴采石场被注销登记。2018年1月11日，孙永方申请将其经营的永兴采石场（个体工商户）升级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1月15日，永兴采石场（个人独资企业）被核准设立，投资人为孙永方。以上事实，有协议书、收条、企业信用信息、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申请书、企业登记注册档案、结婚登记信息、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朱建达、邵仁明认为，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虽没有宗兴成的签名，但双方已明确“如有其他股东有异议，由乙方负责处理”，此后严涂也已开始履行该份协议，双方已就租赁合同的解除达成了清算协议，协议书有效；严涂共计还款2288111元，其中205000元是归还的本金，另有2083111元是归还的利息，不应冲抵本金，特别要说明的是，2018年2月11日归还的100万元，当时已不存在单独的100万元借款，该100万元借款已计入协议书的总金额，朱建达是以催要该100万元借款之名要求严涂履行协议书，其他的还款也未明确归还的是本金还是利息，按照法律规定，应先冲抵利息；永兴采石场的性质、经营者的演变过程为：个体工商户（严涂个人经营）→个体工商户（严涂家庭经营，家庭成员为女婿孙永方）→个体工商户（孙永方家庭经营，家庭成员为严涂）→个体工商户（孙永方个人经营）→个体工商户注销并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孙永方），孙永方作为家庭成员参与经营的时候案涉债务已经存在，但孙永方享有了永兴采石场的全部权利，故也应承担永兴采石场的全部债务，且孙永方将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个人独资企业，承继了原个体工商户的财产、资质，故孙永方应对严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严婕作为严涂的女儿、孙永方的妻子，享受了采石场的收益，也应承担连带责任。严涂认为，朱建达、邵仁明与宗兴成合伙向严涂承包永兴采石场，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缺少宗兴成的签名，双方没有就租赁合同的解除达成清算协议；即使《协议书》成立，也涉嫌将非法采矿的部分利益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合法化，掩盖非法目的，《协议书》无效；即使《协议书》有效，严涂已归还的2288111元也应抵扣本金，特别是2018年2月11日归还的100万元，是在朱建达催要10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归还的，朱建达也将100万元的借条还给了严涂，所以该100万元归还的是本金。孙永方、严婕认为，永兴采石场是严涂从事个体经营期间使用的字号，字号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朱建达、邵仁明主张的债权成立，永兴采石场的民事责任也应由严涂个人承担；该债务形成于孙永方以家庭成员名义参与经营之前，要求孙永方对他加入之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三人宗兴成认为，2014年的夏天，宗兴成、朱建达、邵仁明合伙与严涂签订租赁合同，宗兴成是合伙人之一，租赁合同上的日期“2013年12月26日”是倒签的。2015年12月4日，宗兴成也参与了《协议书》的签订，当时协议书的乙方主体为朱建达、邵仁明、宗兴成三个人，宗兴成也签了名，原件由朱建达和严涂各持一份，宗兴成只持有复印件。宗兴成认可朱建达、邵仁明的主张，要求严涂、孙永方、严婕共同向朱建达、邵仁明和宗兴成归还借款。宗兴成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该院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4日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复印件的乙方主体为“朱建达、邵仁明、宗兴成”，而朱建达、邵仁明及严涂提供的《协议书》中乙方主体为“朱建达、邵仁明”，主体不一致，其余内容与朱建达、邵仁明及严涂提交的《协议书》一致。朱建达、邵仁明质证意见，2014年7、8月份开始，朱建达、邵仁明与宗兴成合伙租赁永兴采石场，租赁合同上的日期“2013年12月26日”是倒签的，在经营过程中，宗兴成截留了石料销售款，此后未再参与共同经营，故2014年12月22就由朱建达、邵仁明两人与严涂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2015年12月4日为了与严涂解除合同，考虑到与宗兴成还未进行清算，故让宗兴成也参与了协商，宗兴成同意由朱建达、邵仁明与严涂进行结算并享有债权，故宗兴成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对宗兴成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严涂质证意见，宗兴成未参与解除租赁合同的协商，也未在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书复印件的落款时间也是2015年12月4日，与朱建达、邵仁明及其本人提供的协议书是同一天，不符合常理，对宗兴成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第三人宗兴成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的真实性问题，该院认为，朱建达、邵仁明及严涂均否认存在这份协议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宗兴成所陈述的抬头乙方主体三个人的名字是打印的、三页纸均有严涂的签名等理由，均无法证明该协议书复印件的真实性，该院对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审理中，严涂、孙永方、严婕申请证人徐某,4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徐某,4、芮树海与永兴采石场签订的租赁合同、徐某,4与严涂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徐某,4签名的“关于承包永兴采石场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反映徐某,4、芮树海曾于2013年12月26日与永兴采石场签订租赁合同，并交付租金350万元。朱建达、邵仁明及第三人宗兴成均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徐某,4与本案有关联。该院认为，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徐某,4无需出庭作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朱建达、邵仁明与严涂2015年12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宗兴成是否与朱建达、邵仁明共同享有债权？2、孙永方、严婕对案涉债务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争议焦点1，该院认为，宗兴成虽与朱建达、邵仁明合伙租赁了永兴采石场进行经营，但在租赁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严涂又与朱建达、邵仁明于2014年12月12日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将永兴采石场出租给了朱建达、邵仁明，此后亦由朱建达、邵仁明两人实际经营，宗兴成未再参与，故自2014年12月12日开始的实际租赁人是朱建达和邵仁明,朱建达、邵仁明有权与永兴采石场（个体工商户）签订解除租赁的清算协议。2015年12月4日，朱建达、邵仁明与永兴采石场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严涂认为协议书中确定的部分利益是朱建达、邵仁明非法采矿所得，协议书无效，严涂为证明该抗辩意见，向该院提交了华容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该院认为，该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严涂的犯罪事实，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院对严涂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宗兴成是否享有权利，如果宗兴成认为其与朱建达、邵仁明存在合伙关系尚未清算，可另行向朱建达、邵仁明主张权利。对于争议焦点2，该院认为，案涉债务形成于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是永兴采石场与朱建达、邵仁明签订，严涂只是以经营者的身份签名，法律规定，在诉讼中，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以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故永兴采石场是债务的承担主体。2017年7月，孙永方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经营，并通过一系列操作将永兴采石场由严涂个人经营先后变更为严涂家庭经营（家庭成员为孙永方）、孙永方家庭经营（家庭成员为严涂）、孙永方个人经营，但永兴采石场承担债务的主体资格未变，后永兴采石场（个体工商户）被注销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严涂与孙永方均曾是家庭经营的经营者或家庭成员，故严涂与孙永方均应对永兴采石场的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上，有一笔100万元还款也是由孙永方支付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严婕既系家庭成员，又系孙永方的妻子，故严婕应与严涂、孙永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该院认为，朱建达、邵仁明与严涂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严涂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根据该协议书，严涂应归还朱建达、邵仁明借款6655726元（由欠款转为借款），并于2016年5月30日前归还300万元，于2016年11月30日前归还3655726元。协议书签订后，严涂已归还2288111元，对于该款是归还的本金还是利息，该院认为，1、严涂于2015年12月归还的205000元，朱建达、邵仁明认可归还的是借款本金，该院认定该笔还款是归还的借款本金；2、2016年10月28日、2017年9月19日、9月26日、11月4日的还款共计1083111元，均是由陆剑一代收，陆剑一出具的收条均写明“收到严涂《2015年12月4日协议书》还款”，该表述明确归还的是协议书中双方确认的款项，可以认定为归还的是借款本金；3、2018年2月11日的还款100万元，系由陆剑一代收，该笔还款是在朱建达向严涂催要100万元借款（即2015年1月5日的借款）的情况下归还的，朱建达收到该笔还款后随即将借条通过陆剑一还给了严涂，陆剑一出具的说明也反映该100万元是严涂归还的借款，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该100万元归还的是借款本金。故该院认定严涂已归还借款本金2288111元，尚欠4367615元未归还。严涂未按约定的期限还款，按约应承担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经核算，截至2018年2月11日止严涂结欠利息2107229.48元（其中2795000元自2016年5月31日起至2016年10月28日止的利息为277509.04元；2785000元自2016年10月29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的利息为60430.68元；6440726元自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9月19日止的利息为1240854.39元；6430726元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2017年9月26日止的利息为29598.96元；5827004元自2017年9月27日起至2017年11月4日的利息为149426.73元；5367615元自2017年11月5日起至2018年2月11日止的利息为349409.68元），此后的逾期利息以436761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孙永方、严婕应与严涂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的规定，判决：严涂、孙永方、严婕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朱建达、邵仁明借款4367615元，并承担逾期利息（截至2018年2月11日的利息为2107229.48元，自2018年2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436761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案件受理费716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76620元。由朱建达、邵仁明负担18389元，由严涂、孙永方、严婕负担58231元。二审中，严涂、孙永方、严婕提交一份华容县森林公安局沱江西派出所于2021年1月4日出具的《接报案回执》，载明严涂报称的朱建达、邵仁明、宗兴成非法占用林地案警情已受理。严涂、孙永方、严婕称朱建达、邵仁明起诉时依据的核心证据系基于非法占用农用地（林地）手段开采矿山后的《结算协议》，其主张债权金额涉及犯罪行为取得收益，请求裁定驳回朱建达、邵仁明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湖南省华容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处理。二审另查明，《协议书》主要内容有：一、甲、乙双方终止2014年12月12日的《租赁合同》的履行。二、乙方在租赁期间投入采石场的生产设备折价760万元归严涂所有。三、截止2015年11月30日，甲方结欠乙方3068643元，具体明细如下：1、水方石欠款1091388元。2、借款100万元。3、应退12月份租金416700元。4、乙方预付供电公司电费560555元，归甲方所有。四、乙方在经营期间发生的全部债权归乙方享有，与甲方无关，全部债务由甲方清偿，与乙方无关。债务明细如下：1、李汗军工程款1322849元。2、邹鲁建柴油款1283980元。3、张小青柴油款92503元。4、赵华红（碎石车队），9-11月份运费816756元。5、严婕（块石车队），9-11月份运费223732元。6、恒安公司10-11月份炸药服务费140682元。7、何传虎2014年工程款56415元。8、郑阿敏水道改造工程款55000元。9、江尚波11月份洒水费5000元。10、严婕8-11月份工资14000元。11、双永红8-11月份工资2000元。以上合计4012917元。五、双方就应收、应付往来结算，确认甲方应付乙方6655726元，该欠款转为甲方向乙方的借款，于2016年5月30日前付300万元，2016年11月30日前付3655726元；甲方逾期付款的，应承担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乙、丙双方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矿山合伙开采协议》的履行或终止，由甲方承继，塘口中余留的块石归甲方所有，应付开采块石费用由甲方与丙方结算。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本案是否因涉嫌刑事犯罪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同一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中，严涂、孙永方、严婕二审中提交的《接报案回执》尚不能证明朱建达、邵仁明从事犯罪行为。且朱建达、邵仁明与永兴采石场达成的《协议书》中结算双方债权债务的行为，与其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属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本案无需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二、宗兴成的上诉理由能否成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现朱建达、邵仁明不予认可宗兴成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宗兴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作为《协议书》当事人一并签字，宗兴成根据其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认为其与朱建达、邵仁明共同享有本案债权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认可并无不当。对于宗兴成要求鉴定其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三、邵仁明、朱建达能否依据《协议书》要求严涂偿还债务？关于邵仁明、朱建达能否依据《协议书》要求严涂偿还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案涉借款的形成系因朱建达、邵仁明与永兴采石场清算各方租赁期间的债权债务产生，各方通过《协议书》对清算结果予以确认，《协议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借款金额并无不当。严涂、孙永方、严婕认为应进一步查清投资款项支付及矿山开采及其设备购置主体，均属于对《协议书》中债权债务是否实际发生提出的异议，本院不予理涉。四、孙永方、严婕是否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孙永方在案涉借款存续期间作为永兴采石场工商登记的经营者，根据上述规定应当对永兴采石场对外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借款系永兴采石场所负债权债务转化而来，从《协议书》上载明欠付严婕的债务可以证明孙永方配偶严婕亦实际参与永兴采石场的经营活动，故该借款可以认定为用于孙永方、严婕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严婕应当对孙永方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五、一审判决是否错列当事人并遗漏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一，本案中宗兴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系案涉债权的共有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必要共同原告的条件。一审法院未其列为原告并对其主张未予认定并无不当。案涉《协议书》上案外人徐某,4、芮树海并非合同当事人，且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徐某,4、芮树海与案件处理结果存在其他法律上利害关系，故徐某,4、芮树海无需作为案件当事人参加诉讼。其二，朱建达、邵仁明起诉主张严涂、孙永方、严婕归还借款6655726元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严涂、孙永方、严婕已归还部分借款本金2288111元，核算后判决严涂、孙永方、严婕归还剩余借款本金4367615元并支付利息，一审程序合法，未漏判朱建达、邵仁明的起诉请求。综上所述，严涂、孙永方、严婕、宗兴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231元，由严涂、孙永方、严婕负担29115.5元，由宗兴成负担2911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一   鸣审 判 员  柏   宏   忠审 判 员  丁       兵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沈可尧书记员马歆悫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