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淄博科雅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城建设街。法定代表人:马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召学，山东大地人（桓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荣成市大兴电机厂，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黎明南路**。法定代表人：鞠世清，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梅，女，系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立民，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马强，男，197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上诉人淄博科雅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荣成市大兴电机厂（以下简称大兴电机厂）及原审被告马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5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依法改判驳回大兴电机厂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大兴电机厂返还科雅公司货款38772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无异议的事实：1.2010年5月6日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拉回69307元的返修电机；2.大兴电机厂认可其职工姜洋从科雅公司取回货款28000元未上交大兴电机厂;3.大兴电机厂在原审第一次开庭认可车军毅系其业务员。二、1.科雅公司于2020年9月5日收到一审法院的开庭通知，开庭时间为同年9月16日，答辩期不足15天，违反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系程序违法，应裁定发回重审。2.大兴电机厂的诉讼请求已远超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大兴电机厂提交的照片系复制品，一审法院当庭并未对该图片的原始载体予以质证，该认定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事实未予查清。3.一审开庭审理期间大兴电机厂委托了三名诉讼代理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4.车军毅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用人单位即大兴电机厂承担责任，而一审法院偷换概念将职务行为与表见代理混为一谈。一审期间科雅公司已提交证据证明，在车军毅之前由业务员姜洋代表大兴电机厂与科雅公司发生业务，代为送货、拉回需返修的电机及收货款等事项。车军毅去世后大兴电机厂的多名员工(包括龙福、侯立华、梁华永等人)亦代表大兴电机厂给科雅公司送货、拉回需返修的电机及收货款等事项。一审中大兴电机厂认可2010年5月6日其从科雅公司拉回69307元返修电机，该事实科雅公司也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证明上述返修电机系车军毅代表大兴电机厂拉回，故2010年6月19日车军毅从科雅公司处取走6万元的承兑汇票货款亦应是代表大兴电机厂的职务行为，车军毅于2010年7月底或8月初意外去世，此后科雅公司与大兴电机厂又发生了两年之久的业务往来，两年期间若车军毅取走的6万元货款未上交其公司，大兴电机厂是不会与科雅公司继续发生业务往来的。从一审法院查明的大兴电机厂亦认可的“大兴电机厂认可其处职工姜洋从科雅公司处取回货款28000元未上交大兴电机厂”事实也充分说明，大兴电机厂的业务人员代收货款后是否及时上交其财务，系其内部管理事项，不应因其业务员将货款窃为己有就否认其业务员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5.一审法院仅依据大兴电机厂提交的启信宝查询的企业信息就认定车军毅经营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存在科雅公司与车军毅之间进行经济来往的可能性实属荒谬。该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成立于2009年11月2日，注销于2013年11月1日，一审中大兴电机厂提交的证据证明2010年5月6日拉回69307元的电机，系车军毅代表大兴电机厂履行职务行为。车军毅虽名为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的负责人，但与科雅公司发生业务系代表大兴电机厂的职务行为，况且在车军毅去世后，该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持续经营多年，亦表明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实为大兴电机厂在周村地区的一处代理点。6.科雅公司一审期间提出的反诉证据，一审法院未予查明。大兴电机厂的职工车军毅、龙福、梁华永等人从科雅公司拉回的货物均由相关人员签名且相应证据均载明价值；一审中科雅公司提交的大兴电机厂职工姜洋的书证，因其系职务行为，故该证据系大兴电机厂出具，足以证实涉案价值为17846元的14台电机大兴电机厂未予在欠款金额中扣除。针对2012年10月26日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处拉回的47台电机，大兴电机厂单方认定价值为66475元，其并未再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该47台电机的实际价值，而科雅公司认为该批电机实际价值应为70589元，且科雅公司提交了该47台电机收货时间点相对应型号电机的价格单据，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就认定以大兴电机厂单方制作的66475元的发货单为依据，实属认定不当。综上，一审判决在查明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职工的前提下，不认定车军毅系职务行为，反而混淆视听为表见代理，判决有失公允，亦没有法律依据，应予撤销。大兴电机厂辩称，第一，2010年5月6日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拉回价值69307元的电机，该款已在账目中扣减，双方对金额均无争议，但科雅公司称该批电机是车军毅拉回来的，与事实不符。一审中科雅公司认可大兴电机厂提交的单据是其法定代表人马强本人书写，其中没有车军毅的签字，因此不能证实该批电机是车军毅拉回来的。科雅公司关于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职工、代表大兴电机厂拉回该批电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相关证据支持，不能成立。事实上，该批电机是大兴电机厂直接派车拉回来的，单据中标明了拉回电机的车牌号，一审中对该事实已经查明。一审笔录中大兴电机厂陈述“车军毅原来是我公司的业务员”，应为记录失误或代理人口误。第二，关于姜洋取回28000元货款的问题，该部分事实一审已经查明，尽管姜洋未将该款上交大兴电机厂，但该款项大兴电机厂已从总欠款中扣除，不存在争议。第三，大兴电机厂于2012年10月26日从科雅公司拉回47台电机，大兴电机厂认定价格为66475元，是因为该47台电机全部是大兴电机厂此前发给科雅公司的，且大部分电机还被使用过，由于科雅公司迟迟不支付货款，双方才商定按照大兴电机厂出厂的新电机价格回收该批电机。科雅公司主张实际价值应为70589元缺乏事实依据。且事实上科雅公司使用过的电机，大兴电机厂按新电机价格回收，不存在任何不合理因素。第四，关于车军毅身份问题，车军毅在淄博有自己的经销部，其本人与大兴电机厂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大兴电机厂也从未发放过车军毅的工资，车军毅非大兴电机厂单位职工。事实上，车军毅作为经销商多年经销大兴电机厂的电机，在其去世前仍欠付大兴电机厂40多万元货款。从一审大兴电机厂提交的2010年6月17日车军毅从大兴电机厂拉走84台价值154057元电机的事实，可以看出车军毅的经销商身份。科雅公司关于车军毅为大兴电机厂职工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相关证据支持，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科雅公司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马强述称，1.根据账目记载，科雅公司在2012年年底最后一批拉回47台电机后，货款就已结清，不存在其他欠款事实。2.大兴电机厂自2012年结清货款直到2020年的8年时间里，从未以任何形式主张欠付货款，大兴电机厂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大兴电机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尚欠货款61652元及利息(以61652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淄博科雅商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更名为科雅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马强，科雅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马强、王晓玲。大兴电机厂与科雅公司存在多年的业务关系，科雅公司从大兴电机厂处购买并经销其电机。2010年4月27日，双方经对账签署对账单一份，对账单载明科雅公司尚欠大兴电机厂电机款215933元。该次对账后至2012年10月26日期间，双方再次发生业务往来。庭审中，双方对以下事实产生争议：1.大兴电机厂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科雅公司是否尚欠大兴电机厂货款？3.大兴电机厂是否应返还科雅公司货款？大兴电机厂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如下：1、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出差住宿费发票、报销汇总单、2020年要账照片以及大兴电机厂单位工作人员去淄博出差的差旅费单据一宗。经质证，科雅公司辩称大兴电机厂在淄博另有两个合作伙伴，系张店六安机电有限公司以及周村的吴树荣，因此该组证据不排除系大兴电机厂到上述两家合作伙伴洽谈业务的可能，照片也仅仅是淄博科雅住所周边的照片，其并不能证实大兴电机厂在出具对账单至起诉之日期间向科雅公司主张过涉案款项，实际上双方业务往来持续到2012年10月25日，之后双方再无经济往来，也没有其他经济纠纷，因此大兴电机厂诉科雅公司支付欠款远超3年的诉讼时效。2、2010年4月27日对账单一份，欲证实截止2010年4月27日，科雅公司尚欠大兴电机厂电机款215933元。经质证，科雅公司对真实性及证明事项均无异议，但该证据中不包括2009年9月17日时任大兴电机厂销售业务员姜洋从科雅公司处拉走的14台电机对应的货款，针对该款科雅公司保留在本案中提起反诉的请求。3、自2010年4月27日至2012年10月26日双方账目往来一份，欲证实2010年4月27日之后大兴电机厂、科雅公司再次发生业务往来，截止至2012年10月26日账面数目是89652元，扣除大兴电机厂员工姜洋在科雅公司处要回货款28000元未上交原告，最后核算科雅公司尚欠大兴电机厂货款61652元。经质证，科雅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组证据中大兴电机厂漏记了科雅公司于2010年6月19日支付给大兴电机厂的60000元的承兑汇票一份。4、收货单六份，证实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处拉回的47台电机价值66475元，已在往来账目中扣除。经质证，科雅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仅仅能够证实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处拉走了电机47台，但具体金额系大兴电机厂单方制作，况且对应的款项与同期销售价格存在偏差，科雅公司认为涉案金额应为70589元。5、营业执照变更登记一份，证实科雅公司和马强资金混同，故马强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经质证，科雅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组证据系科雅公司在工商登记处正常的变更事项，并不能证明马强在涉案纠纷中存在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的情形。6、马强本人书写出具的退回电机明细，欲证实大兴电机厂于2010年5月6日从科雅公司处拉回电机价值69307元。经质证，马强认可系其本人所书写出具的，但该份证据是其与大兴电机厂的职工车军毅形成的，车军毅在该时间段系大兴电机厂方的委托代理人与科雅公司发生业务往来。7、启信宝查询企业信息一份，欲证实车军毅是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的负责人，并非大兴电机厂单位职工，而是经销商。经质证，科雅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大兴电机厂所证实的车军毅非其员工与上次庭审大兴电机厂方的陈述明显不同，结合科雅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方业务员，代表大兴电机厂方与科雅公司发生业务。8、出库单一宗，欲证实车军毅在2010年6月17日从大兴电机厂拉走电机84台，价值154057元。经质证，科雅公司对出库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9、收据一份，证实2010年11月16日大兴电机厂去科雅公司处送电机25台，价值48572元，科雅公司给大兴电机厂出具了收据。经质证，科雅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事项也无异议。科雅公司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如下：1、收条一份，欲证实大兴电机厂职工车军毅（已故）2010年6月19日在大兴电机厂与科雅公司双方对账，科雅公司尚欠大兴电机厂61652元，收取科雅公司60000元承兑汇票一份，票号尾号是02055614。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有异议，车军毅（已故）原来是大兴电机厂的业务员，但只负责大兴电机厂周村区的业务，与科雅公司毫无关联，大兴电机厂也没有收到该笔60000元的承兑汇票。2、通话录音一份，欲证实马强与大兴电机厂职工姜洋在2020年9月11日通话过程中，姜洋认可大兴电机厂提交的对账单中没有记载2009年9月17日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处拉走14台电机的款项。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姜洋应该出庭作证，科雅公司所述的姜洋拉回14台电机的时间是2009年7月18日，双方在2010年4月27日的对账单中科雅公司是认可的，这视为已经扣除这14台电机的款项。3、收款收据一份，欲证实2011年1月5日大兴电机厂负责人妻子张启水打电话让科雅公司去桓台的苏士杰处代大兴电机厂拉回滚轮4个，价值8000元，款项由科雅公司垫付，并同意在货款中扣除，苏士杰给科雅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该款项在涉案诉讼款项中没有扣除。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有异议，科雅公司应当提供电话录音予以佐证，大兴电机厂也并不认识苏士杰。4、书面证明一份，证实2010年7月5日大兴电机厂职工车军毅（已故）从科雅公司处拉走电机6台，价值约为8532元，该款项在涉案诉讼款项中没有扣除。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不清楚，即使此事是真实的，也是科雅公司与车军毅（已故）的个人业务，与大兴电机厂无关。5、书面证明一份，证实2010年11月16日大兴电机厂职工龙福从科雅公司处拉走电机2台，价值约为4394元，该款项在涉案诉讼款项中没有扣除。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内容系科雅公司自行添加。6、书面证明一份，证实2009年9月17日大兴电机厂职工姜洋从科雅公司处拉走了14台电机，价值约为17846元，该款项在涉案诉讼款项中没有扣除。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有异议，姜洋原件当中在合计的台数旁边有一个“订账”，意思就是已经在货款中扣除。7、车军毅（已故）签字认可的对账单一份，结合大兴电机厂提交的2010年5月7日一个对账单中的第二项扣除了69307元的应收金额，针对该69307元金额的出处该证据予以证实，证实车军毅在上述金额买卖行为中其系大兴电机厂负责淄博地区的销售工作人员，并非如大兴电机厂所述车军毅从未与科雅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有异议，大兴电机厂提交的原件上面并无车军毅的签字。8、对账单一份，证实2010年1月25日在双方对账单中载明涉及2009年7月18日返修14台电机，价值17846元以及服务费用2326元未予扣除，该组证据显示截止2010年1月25日科雅公司欠大兴电机厂货款239393元，至同年4月27日，该期间大兴电机厂收到货款282280元，大兴电机厂向科雅公司送货308820元，得出科雅公司共计欠付大兴电机厂265933元货款，同日张启英收取科雅公司支付的货款承兑汇票50000元，得出4月27日对账的215933元，明显价值20000余元的返修14台电机款未扣除。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有异议，这14台电机的款项已扣除，只是服务费当时没有扣除，后期在2010年4月27日的对账单中已全部扣除。9、对账单一份，欲证实大兴电机厂职工车军毅与马强对账时书写，证实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在淄博地区与科雅公司发生业务的代理人，其所作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大兴电机厂承担。经质证，大兴电机厂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单据只是科雅公司跟车军毅双方签订的，大兴电机厂没有在该单据上盖章确认，另外代理人是车军毅自封的，大兴电机厂并没有相应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其代理，车军毅在2009年就已经在淄博设立了经营部，为经营部的负责人，其销售大兴电机厂电机的行为是谋生手段，该单据与科雅公司想要证明的事实缺乏关联，作为单位的职工，应当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领取工资等必备要件，但车军毅自始至终没有在大兴电机厂上过班，领取过劳动报酬。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大兴电机厂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大兴电机厂提交的证据一能够证实大兴电机厂连续在2013至2019年期间派出员工去淄博出差，其中大兴电机厂提交的照片能够证实大兴电机厂曾至科雅公司处，结合科雅公司的住所地在淄博市以及双方存在经济往来的因素，一审法院认定大兴电机厂向科雅公司主张过权利存在高度可能性，对此予以认定。2、关于科雅公司主张的车军毅收取了60000元承兑汇票以及车军毅拉走的6台电机（价值8532元）应计入科雅公司给大兴电机厂的货款的事实能否认定的问题，将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作出认定，在此不予赘述。3、关于科雅公司主张的应扣除2011年1月5日大兴电机厂负责人妻子张启水让科雅公司从苏世杰处拉回4个滚轮（价值8000元）的事实，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大兴电机厂对此亦不予认可，故科雅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认定。4、关于科雅公司主张的龙福作为大兴电机厂司机从科雅公司处拉走的电机（价值4394元）应予以扣除的事实，因科雅公司提交的证据五中科雅公司所主张的4394元系科雅公司单方所添加，大兴电机厂对此亦不予认可，故科雅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认可。5、关于大兴电机厂于2012年10月26日从科雅公司处拉走的47台电机价款的问题，大兴电机厂主张价款为66475元，科雅公司主张价款为70589元，该电机系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处拉走，科雅公司应负有举证证实该47台电机价款为70589元的责任，科雅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认定上述电机价款为66475元。6、关于科雅公司主张的大兴电机厂自2009年9月17日至2011年1月5日期间大兴电机厂分四次从科雅公司处拉走返修电机价款38772元的事实，因双方于2010年4月27日签署的对账单明确载明科雅公司尚欠大兴电机厂电机款215933元，其中科雅公司未提及2009年7月18日姜洋代表大兴电机厂拉走返修14台电机的事实，科雅公司提交的证据八可证明2010年1月25日双方进行了对账，但自此至2010年4月27日期间，双方又继续发生了多少往来，只有科雅公司的单方陈述，科雅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大兴电机厂对此亦不予认可，故科雅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证据不足，对此难以认定。另查明，科雅公司自述姜洋在2010年4月底之后与科雅公司再无发生业务往来，之后接替姜洋与科雅公司进行业务对接的是车军毅一直持续到其去世，去世之后就没有具体的业务员负责这个业务了，科雅公司直接和厂里对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科雅公司所称的车军毅的收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马强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科雅公司所称的车军毅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进行审查，即在客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在主观上相对人须善意无过失。具体来说，在客观上是否存在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方面，可以综合代理权的来源（如代理人是否持有授权证明文件、代理人是否仅出具业务员等身份证明）、交易习惯、交易时间、交易场所、相对人的防范能力和防范成本等因素进行认定；在主观上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方面，可以综合相对人在交易时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包括对代理人身份的审查、对各类授权证书真实性的审查、对代理内容（如代理事项、权限、期限等）的审查、相对人的认知能力等因素进行认定。结合本案来看，车军毅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关键要看是否存在能使科雅公司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科雅公司是否善意且无过失。首先，从车军毅是否有代理权的表象来看，科雅公司主张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的业务员，代表大兴电机厂与科雅公司开展业务，但科雅公司并未提供大兴电机厂给车军毅出具身份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证据，从交易习惯上来看，科雅公司自认姜洋在2010年4月底之后与科雅公司再无发生业务往来，之后接替姜洋与科雅公司进行业务对接的是车军毅（已故），从科雅公司提交的证据七（价款69307元的退回电机明细）来看，数额存在明显的涂改，而大兴电机厂提交的证据六（价款69307元的退回电机明细）系科雅公司马强本人所书写，马强对此亦予以认可，此两份证据比较来看，大兴电机厂提交的证据六明显具有证据优势，科雅公司未再提供车军毅具有大兴电机厂相关授权的证据，综合上述证据，难以认定车军毅具有大兴电机厂的代理权与科雅公司开展业务的表象。其次，从科雅公司是否善意且无过失来看，科雅公司主张车军毅代表大兴电机厂与其发生交易应负有审查代理人身份、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代理内容（包括代理事项、权限、期限等）的义务，从科雅公司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来看，科雅公司未尽到查看车军毅的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证明的义务，而从代理权限来看，科雅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七，即科雅公司主张车军毅代表大兴电机厂收受60000元承兑汇票及拉走电机的事实，此事项涉及大兴电机厂的重大利益，而科雅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只有车军毅的签字，并未加盖大兴电机厂的公章，从大兴电机厂提交的证据七来看，车军毅曾经营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存在科雅公司与车军毅个人之间进行经济往来的可能。综合以上因素，科雅公司未尽到相应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在主观上并非善意无过失。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难以认定科雅公司主张的车军毅代表大兴电机厂与其开展业务的事实成立，故科雅公司主张车军毅代表大兴电机厂收受60000元及拉回电机的事实，不予认定。关于争议焦点2，马强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大兴电机厂主张马强存在注册资金不到位、个人资产与科雅公司资产混同的情形，马强对此不予认可，大兴电机厂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大兴电机厂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科雅公司购买大兴电机厂的电机尚欠大兴电机厂电机款61652元，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故大兴电机厂要求科雅公司给付货款61652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科雅公司反诉请求，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科雅公司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淄博科雅机电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荣成市大兴机电厂货款61652元及利息（以61652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荣成市大兴机电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淄博科雅机电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1元（原告预交）、385元（被告预交），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科雅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0年5月6日的两份收款证明，落款处载明出具人为“荣成市大兴电机厂车军毅”、“荣成市大兴电机厂代理人车军毅”，科雅公司主张该组证据是车军毅以大兴电机厂代理人的身份收取科雅公司付款6626元后为科雅公司出具，与一审中大兴电机厂提交的付款明细中记载的收款情况完全吻合，证实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职工，代表大兴电机厂从科雅公司收取货款。证据二、荣成市人民法院（2011）荣民初字第931号民事判决书、（2017）鲁1082民初586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职工。证据三、龙福出具的收条两份，证明2010年10月16日、2011年4月20日大兴电机厂职工龙福分别代表大兴电机厂收取科雅公司货款36403.09元、6万元。证据四、侯立华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2012年4月16日大兴电机厂职工侯立华代表大兴电机厂收取科雅公司货款50466元。证据五、梁华永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2010年12月21日大兴电机厂职工梁华永代表大兴电机厂收取科雅公司货款8万元证据六、姜洋出具的收条七份，证明2008年6月2日、2009年3月9日、2009年5月19日、2009年6月2日、2009年12月30日、2010年1月16日、2010年4月19日大兴电机厂职工姜洋代表大兴电机厂收取科雅公司货款2230元、5万元、2万元、30072.4元、10万元、8万元、3000元。证据七、通话录音一份，通话时间2021年1月9日8:36，主叫科雅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强，被叫苏士杰，证实一审中科雅公司主张大兴电机厂负责人的妻子张启水打电话让科雅公司去桓台的苏士杰处，代其拉回滚轮四个，价值8000余元，该款项由科雅公司垫付，大兴电机厂同意在货款中扣除，后苏士杰给科雅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该款在案涉诉讼款项中并没有扣除。证据八、2012年10月25日科雅公司退回大兴电机厂返修电机47台清单及出库单一宗，清单中每台电机后面标有型号、销售时间，三页清单的每一页下方均有“张起英”签字。科雅公司主张出库单为大兴电机厂向科雅公司销售电机时随车附带的销售出库单，载明了该47台电机的型号和单价，据此得出该47台电机价值70589元。经质证，大兴电机厂认为，证据一科雅公司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车军毅作为经销商从大兴电机厂拉电机销售给科雅公司，因欠大兴电机厂货款，收取科雅公司货款后又交付给大兴电机厂，属于正常的商业往来。对于证据二，裁定书并未认定车军毅系大兴厂电机厂职工，其中引用的“大兴电机厂职工刘军刚驾驶鲁k7828462号货车与另外两职工张会永、车军毅为单位送货”系该案原告的陈述，而非荣成市人民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反而判决书认定车军毅生前经营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与大兴电机厂尚有经济往来账目未清，恰恰证实了车军毅非大兴电机厂职工的客观事实。对于证据三至五，科雅公司举证的所有大兴电机厂职工的取款记录在大兴电机厂的账目中已全部扣减。客观上看，从科雅公司原欠大兴电机厂货款24万多元到目前只剩下6万余元，扣减的就是科雅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中载明的款项。对证据一、三、四、五的真实性不认可，无法核实该证据是否系车军毅或梁华永等人书写，但相应款项已经扣减完毕。对于证据六，姜洋并非大兴电机厂职工，但大兴电机厂以前授权姜洋代表大兴电机厂办过事情，并为大兴电机厂经销过电机，姜洋收取的款项部分交给了大兴电机厂，部分至今没交，包括一审当中已经提到的28000元，尽管没有交，大兴电机厂也已经予以扣减。本案的基础是2010年4月27日双方的对账记录，此前所有账目双方进行了核对，本案争议的是之后发生的业务。对于证据七，该录音证据系马强与苏士杰二人的通话记录，无法证实大兴电机厂欠款的事实。大兴电机厂未在淄博购买过滚轮，科雅公司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该事实，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对于证据八，科雅公司以2008年、2009年的出库单证明2012年的价格明显不合理。经向张起英本人核实，张起英否认清单下方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关于该47台电机价款问题坚持答辩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及本案其他证据在裁判说理部分阐述。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科雅公司已付货款的数额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其一，关于车军毅身份及收取款项认定问题。科雅公司主张车军毅系大兴电机厂职工，2010年6月19日车军毅从科雅公司取走60000元的承兑汇票货款是职务行为，该款应认定为已付款。从科雅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来看，上述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一2010年5月6日的收款证明落款处虽有“荣成市大兴电机厂车军毅”、“荣成市大兴电机厂代理人车军毅”的签名，但车军毅于2010年8月因车祸去世，该收条是否是车军毅本人出具、是否经大兴电机厂授权均难以查证。收条中所载收款6626元，大兴电机厂已从货款中扣减，即使该6626元确由车军毅从科雅公司收取后交给大兴电机厂，但鉴于车军毅生前经营周村大兴机电经营部，与大兴电机厂有业务往来，该收款、交款行为不足以认定车军毅是以大兴电机厂职工身份收取货款。科雅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两份法律文书，并未认定车军毅是大兴电机厂的职工，对科雅公司的主张不具有证明力。对于科雅公司提交的证据三至六，大兴电机厂对所载款项均予认可，并确认龙福、侯立华、梁华永系其职工，姜洋虽非其职工，但对姜洋的代理行为认可，证据三至六虽与有“车军毅”签字的证据形式上相似，但在没有有效证据证实车军毅身份的情况下，不能以此类推认定车军毅的收款行为是代表大兴电机厂的职务行为。科雅公司主张车军毅从科雅公司取走的60000元承兑汇票是支付大兴电机厂的货款，应予扣减，缺乏事实依据。其二，关于姜洋拉回的14台电机价款17846元是否已经扣减问题。姜洋于2009年9月17日从科雅公司拉回14台电机，一审中科雅公司提交的姜洋出具的书面证明即使属实，也仅能证实姜洋拉回了14台电机，不能证实相应价款17846元大兴电机厂未从货款中扣除。从一审中科雅公司提交的2010年1月25日的对账单来看，载明截止2010年1月25日，科雅公司欠大兴电机厂货款239393元，其中已扣除“姜洋2009年3月16日收条20000、2010年1月25收1万现金1万承兑、09年7月18日返修14台178**元服务费用2326元未扣除至此双方所有收条欠条同时作废”，科雅公司依据该对账单主张未扣除的款项包括2009年7月18日返修14台电机价值17846元以及服务费2326元，但联系上下文，不能得出科雅公司主张的结论。且即使双方对2010年1月25日的对账内容有异议，2010年4月27日双方再次对账时仍未对该14台电机价款17846元予以扣减，显然不合常情，故应认定2010年4月27日双方对账确认的欠款215933元中已经扣减该14台电机价款17846元。其三，关于大兴电机厂拉回的47台返修电机问题。大兴电机厂虽然对科雅公司提交的返修清单上“张起英”的签字不予认可，但对已经拉回该47台电机并无异议。关于该47台电机应扣减的货款，科雅公司主张应为70589元，并在二审中提交了证据八证实购买时的价格。但经查，科雅公司提交的出库单的时间与47台电机清单中列明的每台电机购买的时间并不一一对应，科雅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且该47台电机购买时间为2008年至2012年，2012年10月该批电机拉回大兴电机厂返修，大兴电机厂按照2012年同类型新电机价格扣减科雅公司尚欠货款并无不当。其四，科雅公司主张2011年1月5日为大兴电机厂从苏士杰处拉回4个滚轮，垫付8000元，应在欠付货款中抵扣。二审中科雅公司提交了证据七马强与苏士杰的通话录音，大兴电机厂对录音的真实性及科雅公司垫款事实均不认可。科雅公司主张的垫付款与本案争议的买卖合同货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双方对垫款事实有争议，可以另行处理，本案中不予一并处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科雅公司上述主张均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的诉讼时效问题。一审中大兴电机厂为证实其2013年至2019年每年向科雅公司主张权利，提交的证据中不仅有照片，还有差旅费单据一宗。科雅公司虽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一审法院根据证据反映的内容，结合科雅公司住所地及双方经济往来等因素，认定大兴电机厂向科雅公司主张过权利存在高度可能性，符合民诉法相关规定，并无不当。科雅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未满15天答辩期即开庭审理，程序违法。经查，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6日组织庭前会议，9月24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时答辩期已经届满，并不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一审中大兴电机厂委托诉讼代理人问题，大兴电机厂于2020年9月16向一审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本厂职工张秀梅、徐玲玲作为诉讼代理人，该二人参加了9月16日的庭前会议。9月21日大兴电机厂再次向一审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本厂职工张秀梅及律师何立民作为诉讼代理人，该二人参加了9月24日的庭审。大兴电机厂更换代理人，没有先行申请撤销对徐玲玲的委托，一审法院也未予审查，程序上确有瑕疵，但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本案实体处理结果。综上所述，科雅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1元，由上诉人淄博科雅机电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