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3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天目山路**。法定代表人：崔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住，住所地徐州市泰山路文化市场3-06/div>主要负责人：金巧洪，该公司经理。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员。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良剑，浙江海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峥峥，女，1984年6月7日生，汉族，住徐州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柱法，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一建集团）、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彭峥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9）苏0303民初4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项良剑、被上诉人彭峥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柱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案涉《材料合同》的当事人错误。1.《材料合同》中彭建国在供货方处签字，杜长德在购货方处签字、捺印，已明确表示彭建国和杜长德为合同主体，并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杜长德明确以上诉人的名义与彭建国签订合同。2.合同中“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印章加盖在日期上，并非加盖在购货方处，不能以此作为对杜长德代理人身份的确认，更不能认定上诉人对该合同的认可，且该章系杜长德私刻加盖。3.被上诉人提供的《结账单》上明确写着欠款人是杜长德，且未加盖上诉人或浙一建的印章，也证明案涉合同的双方系杜长德和彭建国。4.案涉合同发生在2012年，截止目前超过8年，但被上诉人从未向两上诉人主张过款项，也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认为合同的相对方系杜长德。二、上诉人对该债务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单，被上诉人供货三种材料数量合计有255吨，但其无法提供相关的供货单、收货单、车辆运输等证据证明相关基础事实。另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合同》4“付款方式为每50吨结账一次”，但被上诉人在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却一直供货，且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与常理不符，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一审审理前上诉人申请对材料合同中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以无助于本案事实的查明为由不准许鉴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决定是错误的。印章是否真实，有助于本案事实的查明。三、被上诉人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仅通过杜长德的证言认定诉讼时效依法中断依据不充分且不符合法律规定。杜长德证言中说彭建国最后一次问他要货款是2016年春节，但他又说当时工地信号不好，电话打不通。那彭建国又是如何联系到他、在哪里并向他主张债权的，相关内容杜长德都没有明确提到。因此，对于2016年春节彭建国向杜长德主张货款这一情况，杜长德证词存在矛盾，事实不清。浙江一建公司与杜长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自2015年至今法院一直在审理中，浙江一建公司与杜长德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根据相关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外，杜长德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存在大量失信记录。该证人的诚信度存在明显瑕疵，一审法院将他的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唯一依据有失妥当。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向杜长德主张权利，也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杜长德自始至终都不代表浙一建公司，即使其在签订合同时有代表权，但其在2012年竣工后就离开了工地，此后也不再代表浙一建公司。故向杜长德的主张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彭峥峥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认为杜长德为合同主体上诉人不是适格合同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签订的材料供货合同上可以看出分公司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该加盖公章行为既不是分公司和总公司所主张的确认杜长德代理身份的行为，也不是对杜长德作为合同主体的认可行为，而是作为合同购货方当事人的身份对供货合同予以确认的行为。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加盖公章的地方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单方面错误理解。2.上诉人对债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缺乏依据，彭建国与徐州分公司的负责人杜长德之间经过对账之后由杜长德代表徐州分公司出具对账单，所有的收货单已经交给徐州分公司，因此上诉人在诉讼阶段要求彭峥峥提供相关材料没有法律依据，彭峥峥只需要提供对账单就足以证明上诉人尚欠彭建国货款的事实。3.至于上诉人认为已过诉讼时效，亦没有事实依据。彭峥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给付货款266250元，赔偿损失暂定79875元（以2662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0日，彭建国作为甲方、供货方，与杜长德签订《材料合同》一份，约定材料名称为粘结剂、抹面砂浆，材料单价为粘结剂1150元每吨、抹面砂浆900元每吨，货到地点为国信7-3一标段1-6、10-13#楼工地现场，付款方式为每50吨结账一次。彭建国在甲方处签名，杜长德在乙方处注明“浙江一建国信新城区7-3地块一标段1-6、10-13楼”并签名、捺印，合同落款时间处加盖“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字样的印章。2012年8月5日，杜长德向彭建国出具《结账单》一份，上载：“今欠彭建国粘结剂款155吨×1150元=178250元、抹面砂浆90吨×900元=81000元、勾缝剂10吨×700元=7000元，合计178250元+81000元+7000元=266250元，大写贰拾陆万陆仟贰佰伍拾元整。欠款人：浙江一建徐州市新城区7-3地块一标段杜长德2012.8月5日”。彭峥峥为证明其主张权利未过诉讼时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期间，彭峥峥方证人王某,4陈述，其随彭建国于2013年9月中旬、2014年、2015年3、4月份找过杜长德主张权利，但2014年以后找不到杜长德了。证人张某,4陈述，2013年天冷的时候，2014年过了清明随彭建国去找过杜长德。证人艾某,4陈述，2013年、2014年、2015年跟随彭建国去要账，2014年、2015年找不到杜长德了。二审期间，彭峥峥提交杜长德的书面证言一份。重审其间，杜长德出庭作证，称彭建国在其签过结账单后，于2012年至2015年不间断向其要钱，最后一次要钱是在2016年春节。另查明，彭峥峥系彭建国的女儿。彭建国于2016年10月21日去世。彭建国父、母、配偶均已去世。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系浙江一建集团设立的分公司。2010年9月，浙江一建集团中标徐州市新城区7号地7-3地块一标段。2010年9月27日，浙江一建集团与发包人签订了徐州市新城区7号地7-3地块一标段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2010年9月16日、10月23日，杜长德作为第二施工队与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签订了承建徐州市新城区7号地7-3地块一标段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项目承包合同》，杜长德实际承包的楼号是：1-6#楼，10#楼、11#楼、12#楼、13#楼，计10幢。庭审中，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对《材料合同》中加盖的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印章不予认可，称该公章系伪造，其提供了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公章印模，并申请鉴定。杜长德出庭作证称，其与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系挂靠关系，在材料合同中加盖的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印章系工地刻制，专人保管，经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认可的。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材料合同》的当事人问题。案涉徐州市新城区7号地7-3地块一标段工程系浙江一建集团中标承建，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又与杜长德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项目承包合同，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杜长德施工，因此杜长德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杜长德在与彭建国签订材料合同时，虽未告知彭建国案涉工程的分包关系，但明确以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名义与彭建国订立合同，其代理人的身份亦经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按照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及杜长德的陈述，该公章系由工地专人保管，则无论该印章是否与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提供的公章印模一致，在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杜长德另行刻制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公章的情况下，在材料合同中加盖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公章即表明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对杜长德的授权及对材料合同的认可。因此，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系本案《材料合同》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申请对材料合同中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无助于本案事实的查明，依法不予准许。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杜长德与彭建国于2012年8月5日进行结算并形成《结账单》一份，该结账单中并未载明付款期限，依法应自结账单形成之日计算诉讼时效。虽然彭峥峥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不能有效证明彭建国向杜长德主张货款的事实，但杜长德在二审和本案重审期间均认可彭建国不间断向其索要货款直至2016年春节，故在此期间诉讼时效依法应当中断。因杜长德系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认可的材料合同的签订人，故彭建国向杜长德主张权利，效力及于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自2016年春节至2018年4月11日彭峥峥起诉之日，未超过三年，故彭峥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付款义务主体及付款数额问题。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系本案《材料合同》的当事人，该材料合同中约定了合同标的物、价格、支付方式等，符合买卖合同的要件，依法成立并生效，故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应当按约支付价款。因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系浙江一建集团设立并领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故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应首先在其自有资产的范围内承担货款给付义务，浙江一建集团对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根据2012年8月5日的结账单记载，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尚欠货款266250元，亦无证据证明此后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支付了该货款，故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应当按此数额清偿其债务。因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长期未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同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赔偿利息损失，彭峥峥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其中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的部分，不予支持。彭峥峥作为彭建国的合法继承人，有权主张上述货款及利息损失。综上所述，彭峥峥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遂判决：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支付彭峥峥货款266250元并赔偿彭峥峥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266250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6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再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浙江一建集团对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上述债务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6192元、由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二上诉人应否依据涉案材料合同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对于本案债务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买卖合同结算单属于债权凭证的一种，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能够初步推定买卖关系的发生及交易数额等。本案中，案涉材料合同及结算单能够与涉案工程承建时间、杜长德系工程实际承包人、及二上诉人确认杜长德系该项目管理人员等事实相印证，且杜长德对买卖合同及结算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彭峥峥对于结算单产生债务的真实性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二上诉人虽对该债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对于材料合同的效力应否及于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问题。《材料合同》显示案涉材料所供之处为浙江一建国信新城区项目，购货方有杜长德的签字，合同尾部时间处加盖有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印章。现二上诉人虽否认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并主张未授权杜长德签订合同。但盖章行为的主要作用在于区分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自然人通过盖章行为向外表明其从事的系单位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自身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没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加盖的印章，即便是真实印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对涉及加盖印章行为效力的认定需重点审查加盖印章的当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即便加盖公章系虚假的，但合同相对方有正当理由相信用章人为有权代理，用章人的行为仍应作为单位的行为，由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二上诉人认可涉案工程由浙江一建集团承建，承建时间为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份，二上诉人亦认可杜长德与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系内部承包关系，且二上诉人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浙江一建国信新城区7-3地块一标段1-6、10-13楼使用的案涉材料存在其他供货人。彭建国为案涉工程提供建筑材料，其根据合同内容及实际履行行为有理由相信杜长德对该工程具有代理权。故，涉案《材料合同》对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产生法律效力，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与彭建国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最后，对于本案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提供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与杜长德之间签订的项目承包合同复印件，主张双方之间构成内部承包关系，杜长德亦确认其挂靠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实际承包涉案工程，并以工程决算总造价的1％向该公司缴纳管理费。可见，杜长德关于彭建国至2016年一直向其索要材料款的证言亦可能关系到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处分问题，杜长德的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在上诉人无充分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认定被上诉人的本案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如前所述，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与彭建国之间就案涉合同形成买卖关系。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未根据约定支付货款，一审法院判令该分公司依法履行支付货款及迟延履行利息，浙江一建集团对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92元，由上诉人浙江一建集团、浙江一建徐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审 判 员  孙守明审 判 员  王月辉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 伟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