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4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南路89号。法定代表人：佘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娄碧霄，江苏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匡强，江苏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卫忠，男，1981年10月22日生，住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春雷，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勇，男，1979年1月14日生，住南通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彦宏，女，1979年4月11日生，住南通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袁飞，男，1980年11月24日生，住南通市通州区。上诉人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盛卫忠、樊勇、包彦宏、沈袁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苏0612民初14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通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樊勇、包彦宏、盛卫忠对沈袁飞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借款不存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1.案涉借款到期后，在借款期限以及保证期间内，我行向各被上诉人主张了权利，应从2014年1月6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此后，被上诉人在2014年6月15日、2014年6月26日、2015年7月16日、2017年4月23日均在我行发出的贷款催收回单上签字。我行于2017年5月诉至法院未超过诉讼时效。2.2015年12月30日，我行通过EMS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各被上诉人发出贷款催收通知，应视为向其主张了权利。2015年12月30日，我行按照各被上诉人的户籍地址邮寄贷款催收通知，虽然有个别邮件被退回，但退回原因并非在于我行。案涉《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借款人或保证人住所地、通信地址等发生变动的，应及时通知贷款人。”虽然该合同中未明确送达地址，但被上诉人向我行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行为应当视为将其户籍地址作为合同的送达地址。3.沈袁飞于2014年1月6日、2015年7月16日、2017年4月23日的签收行为及樊勇、包彦宏于2014年1月6日、2014年11月22日、2015年7月26日的签收行为，对盛卫忠同样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第十七条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对案涉诉讼时效的认定过于严苛，违背了时效从宽的认定原则，背离了诉讼时效的价值，导致债务人利用诉讼时效制度逃避债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盛卫忠辩称，南通农商行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理解有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沈袁飞、樊勇、包彦宏未应诉答辩。南通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沈袁飞归还我行借款本息717473.27元（其中本金36万元，利息算至2017年5月24日计357473.27元）及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年利率10.908%上浮50%）给付利息；2.判令樊勇、包彦宏、盛卫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18日，沈袁飞与南通农商行签订了（姜灶）农商个借字[2011]第0078号《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4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布，借款期限自2011年3月18日起至2012年2月20日止，借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10.908%，还款方式为利随本清，到期一次性归还借款本息。合同还约定：1.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贷款人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一次性还款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二年。2.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樊勇、包彦宏、盛卫忠分别在合同中的担保人处签字并书写身份证号码。合同签订当日，南通农商行在其银行系统内生成沈袁飞名下尾号为3408的账户，并于同日将40万元贷款从上述账户转至沈袁飞名下尾号4436的银行账户中。借款到期后，沈袁飞于2012年3月30日归还了借款本金4万元以及该笔借款截至当日的利息47101.02元。对于剩余借款本金及之后利息，沈袁飞至今未能归还，樊勇、包彦宏、盛卫忠亦未归还任何款项。南通农商行于2017年5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沈袁飞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樊勇、包彦宏、盛卫忠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案涉《个人担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南通农商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个人担保借款合同》一份。根据该份合同，《个人担保借款合同》装订成册，除去封面共8页内容，前后文衔接顺畅，第7页顶端即第十二条第三款为手写的送达地址，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过程中，南通农商行工作人员茅惠硕自认该部分内容为其单方后补。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借款合同虽无骑缝章，但装订成册，为一整体而不可分，第8页为签名页，签名处均有借款人、担保人字样，沈袁飞在借款人栏、樊勇、包彦宏、盛卫忠分别在担保人栏签名并书写身份证号码。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其签字代表的认可合同约定内容的法律意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合同约定对其产生约束力的法律后果。关于合同中南通农商行工作人员单方后补的送达地址的条款，因未得到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的确认，该条款不生效，但不影响合同中其他条款的效力。合同其他条款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盛卫忠以南通农商行工作人员篡改上述送达地址为由，辩称《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整体无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对“南通农商行业务经办人违规操作将该笔款项借出”、“在提供担保时被告知是为樊勇提供担保，盛卫忠的担保行为是违背其本人意愿”等辩解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亦不予支持。二、沈袁飞应承担还款责任，樊勇、包彦宏、盛卫忠不应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该条款并不适用于主债务人与连带保证人的情形。理由在于：连带保证人为从债务人而非主债务人，其所负的债务为从债务而非主债务，与主债务并非同一层次的债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对主债务人享有追偿权，并不与主债务人分担债务，故最终的债务承担主体为主债务人，且连带保证人承担的债务具有独立于主债务的特性。因此，案涉借款于2012年2月20日到期后，南通农商行分别于2014年1月6日、2015年7月16日、2017年4月23日向沈袁飞发出《贷款对账回单》导致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沈袁飞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但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不及于樊勇、包彦宏、盛卫忠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现盛卫忠对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提出了抗辩，考量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是否中断还需从南通农商行有无证据证明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来进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现南通农商行提交的包彦宏于2015年7月26日签字的《贷款对账回单》系复印件，盛卫忠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南通农商行未能对上述证据提供原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盛卫忠该质证意见予以支持。南通农商行还提交了其于2015年12月30日向沈袁飞、樊勇、盛卫忠的户籍地分别邮寄《贷款核对、催收通知书、贷款对账回单》的快递退件，以证明其及时向沈袁飞、樊勇、盛卫忠主张了权利，但因借款合同中未约定三人户籍地为送达地址，南通农商行通过快递方式向担保人户籍地送达催收材料被退回，不能认定南通农商行实施了有效送达。而除此之外，南通农商行能举证的最晚向保证人主张债权的证据为盛卫忠于2014年6月26日签字的《贷款对账回单》。南通农商行于2017年5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樊勇、包彦宏、盛卫忠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沈袁飞、樊勇、包彦宏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判决：一、沈袁飞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南通农商行借款本金36万元及该款自2012年3月3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本金36万元，年利率16.3621%）。二、驳回南通农商行对樊勇、包彦宏、盛卫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74元，公告费690元，合计11664元，由沈袁飞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南通农商行提交樊勇、包彦宏2014年1月6日共同签字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回执复印件一份，该回执在（2017）苏0612民初4129号案件中曾作为证据提交，以证明该行在保证期间内向樊勇、包彦宏主张了权利。盛卫忠质证认为，对该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即使真实，至南通农商行提起本案诉讼时也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证认为，尽管该回执为复印件，但结合盛卫忠同一日在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的事实，对该回单的真实性应能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盛卫忠在本院（2019）苏06民再12号2019年9月30日的庭审中陈述，其在南通农商行提供的2014年1月6日贷款催收通知书上签了字，是当时南通农商行姓毛的代理人电话通知其去签字的。2014年1月6日，樊勇、包彦宏共同在南通农商行就案涉贷款出具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回执上签字。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南通农商行对案涉保证人提起诉讼有无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案涉借款于2012年2月20日到期，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两年。南通农商行于2014年1月6日要求樊勇、包彦宏、盛卫忠承担担保责任，南通农商行对三位保证人的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1月6日起开始计算。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据此，连带保证人为从债务人而非主债务人，其所负债务为从债务而非主债务，与主债务并非同一层次的债务关系，不能因为连带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具有涉他性就认为连带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也具有涉他性。本案中，南通农商行向主债务人沈袁飞发出的三份《贷款对账回单》分别导致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但该中断效力不及于各保证人。南通农商行称其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但对三位担保人自2014年1月6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后，南通农商行仅能提交盛卫忠于2014年6月26日签字的《贷款对账回单》原件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南通农商行另提交的包彦宏于2015年7月26日签字的《贷款对账回单》为复印件，在盛卫忠对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未能提交原件核对，亦无其他证据可综合判断其真实性，一审法院未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南通农商行还于2015年12月30日向沈袁飞、樊勇、盛卫忠户籍地址邮寄对账回单被退回，因各方未明确约定送达地址，故相应对账回单被退回不能视为有效送达，即不得据此认定南通农商行已通过信件方式主张权利。故因南通农商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保证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该行于2017年5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当时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南通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74元，由上诉人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丽云审判员  张 敏审判员  王作杰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文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