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8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畅，女，200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宾（系刘畅父亲），男，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主要负责人：朱颖，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凤梅，江苏宁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畅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城北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3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黄伟峰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畅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农行城北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刘畅在未满18周岁的时候在中国农业银行南京云南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路支行）办理了银行卡，签订了《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并开通了电子银行服务包括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快Ｅ付，日累计限额为5万元。因刘畅当时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农行为其开通电子银行服务的行为应属无效。2019年8月28日，刘畅被他人通过电子银行服务转账的方式诈骗1.2万元，农行城北支行应当赔偿该损失。被上诉人农行城北支行辩称，刘畅在办理银行卡及相关业务时已经快成年，其在办理银行卡和开通电子银行业务时能够辨别自己的行为，也有能力自行决定是否开通相关业务，其母亲在旁也未制止刘畅的行为。且其在成年后仍继续使用该银行卡和相关业务，说明其认可案涉协议的内容。刘畅在被诈骗使用电子银行网上转账时已经年满18周岁，对其行为的后果应承担责任，且其可以通过刑事案件追偿或者退赔，刘畅被诈骗造成的损失与农行城北支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农行××路支行与刘畅签订的《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无效；2.农行城北支行赔偿对刘畅造成的损失1.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畅于2001年8月20日出生。2019年5月1日，刘畅至农行××路支行通过超级柜台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助办理开卡业务，银行卡卡号为62×××77。同时刘畅还开通了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短信银行等网络金融业务；掌上银行当前介质类型为未绑定，转账标志为不可转账，手机银行开通了快Ｅ付功能。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开卡业务申请书中载明：职业为学生；客户承诺：本人保证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信息真实、有效，如声明税收居民身份，同意《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内容，确认填写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且当这些信息发生变更时，将在30日内通知贵机构，否则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本人已详细了解相关业务章程、业务协议、功能说明及责任条款，业务收费标准，同意接受相关业务章程和协议的约束。如申请金融借记卡，同意遵守《个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金穗借记卡章程》及相关协议规定，如申请个人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短信银行服务，同意遵守《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电子银行业务章程》及相关协议规定，对信息失真或因违反规定而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刘畅作为客户进行了电子签名。开卡时，农行××路支行亦以《开设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涉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及防范提示告知书》的方式向刘畅进行了提示，刘畅作为开户申请人进行了电子签名。同日，刘畅亦在农行××路支行的指导下注册登录使用中国农业银行手机软件。《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第2.1条约定，甲方（（网络金融申办客户）有权向乙方（中国农业银行）申请注册网络金融业务，经乙方同意后，有权根据注册方式的不同享受相应的服务。第2.5条约定：甲方（网络金融申办客户）为未成年人时，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办理网络金融业务。2019年8月28日，刘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手机软件从其案涉银行账户向李亮银行账户（账号6128xxxx********）转账支付58.61元，因故该交易被冲正，58.61元由原路径转存至刘畅银行账户。同日，刘畅又通过相同方式向李亮银行账户转账支付11500元；刘畅将其支付宝账户中535.72元资金转入其案涉银行账户；后刘畅再次通过相同方式向李亮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元；刘畅向李亮转账支付合计1.2万元。2019年8月28日15时39分，刘畅向公安机关报警，处警内容：2019年8月28日14时46分许，在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万寿村8号金山花苑3栋2单元504室发生一起电话诈骗案；嫌疑人以冒充天猫以及银行工作人员的方式骗取受害人刘畅1.2万元人民币；已制作谈话笔录，拟报刑事案件。2019年9月2日，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对刘畅被骗案立案侦查，案号为栖公（迈）立字〔2019〕2877号。现该案仍在侦查中。2020年6月17日，刘畅注销了电子银行业务。一审法院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文件编号：农银规章〔2013〕191号）第二十条规定，除以下情形，个人网上银行所有业务申请必须由本人亲自办理：（一）不满16周岁的中国居民，须由监护人代为办理。（二）……。一审审理中，刘畅陈述，2019年5月1日，刘畅前往位于南京市的中国农业银行（即农行××路支行）办理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当时一名工作人员过来帮刘畅用机器办理业务，他一直在刘畅旁边协助办理。刘畅不能确定有没有人陪同办理，也记不清楚去银行的时候是否有刘畅妈妈陪同。当时，银行工作人员让刘畅下载一个中国农业银行手机软件，说该软件注册卡的时候需要用，所以刘畅当时就下载了。开通网络金融业务时，银行系统或者银行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刘畅的监护人代为办理。2019年8月28日，刘畅在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是淘宝还是天猫的客服，说刘畅办理了一个业务，问刘畅要不要继续。刘畅说不需要。对方就说如果不需要就要绑定银行卡，就将刘畅电话转接到所谓的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那儿，工作人员就一直引导刘畅，先验证刘畅的身份，需要刘畅报银行卡金额，然后说让刘畅要转到一个账户里验证刘畅身份，第一次只让刘畅转了一元，然后一元退回，之后就让刘畅把全部款项转过去。当时刘畅是使用中国农业银行手机软件操作的，对方的账号和姓名都是刘畅输入的。一审法院认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刘畅在农行××路支行开卡时年龄为17周岁零八个月，且刘畅当时系学生，根据法律规定，刘畅当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相关规定，刘畅当时可以办理开卡业务。刘畅在办理开卡业务过程中亦开通网络金融业务。因刘畅当时仍系未成年人，根据《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第2.5条的约定，该网络金融业务应由刘畅的监护人代为申请、办理，从该业务的协议约定来看，中国农业银行应当是认为办理该网络金融业务与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不相适应。刘畅因开通网络金融业务所签订的《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应由刘畅的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刘畅的监护人未对开通网络金融业务予以同意或者追认。刘畅在开通网络金融业务时虽未成年，但其于2019年8月28日使用中国农业银行手机软件进行了相关转账操作，该次使用时刘畅已经成年，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使用中国农业银行手机软件的行为，表示刘畅接受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的网络金融业务，视为刘畅对《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的追认。因刘畅已对《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通过实际使用的方式予以追认，且该协议尚无其他无效情形，故该协议应当有效。因此，刘畅主张该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畅被骗损失的问题。农行城北支行辩称，损失与其无关，不应当承担相应损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刘畅与农行××路支行之间的《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依法有效。刘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手机软件，输入收款人姓名和账号，并将款项转账支付给他人。刘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该转账操作会导致其个人账户资金减少，应当自行承担转账行为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刘畅损失1.2万元系刘畅被他人欺骗所致，只是刘畅使用了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的网络金融业务向犯罪嫌疑人交付了被骗资金，故刘畅被骗1.2万元与农行××路支行提供网络金融业务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农行城北支行对此损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畅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畅可以依法向侵权人主张相应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刘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刘畅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1日，农业银行云南路支行为17岁零8个月的刘畅办理了银行卡开户及开通电子银行服务（含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等网络金融业务），其中网上银行未绑定农行K宝，仅有查询功能，每日转账限额为0；掌上银行也未绑定K宝，开通了快E付功能，日累计转账限额为5万元。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刘畅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主要显示为通过支付宝、财付通等快捷支付方式进行日常消费，100笔左右的单笔消费金额在均在500元以下，仅有三笔交易消费数额在1000元以上，最高金额为2019年8月17日在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支付宝付款7299元。2019年8月28日，刘畅用快E付功能向李亮银行账户共转账1.2万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第2.2条规定：“甲方（网络金融申办客户）通过网络金融渠道（包括网上银行、掌上银行、短信银行、电话银行等）向非同名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转账的日累计限额、笔数和年累计限额等，以甲方在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开通上述渠道转账业务时在业务申请表、章程协议或业务凭证等法律文件上最终确认的信息为准。如甲方申请开通时未设置限额的，则乙方将自动为甲方设置为乙方默认限额。甲方可通过营业网点、网上银行、掌上银行渠道在默认限额内进行修改。甲方为乙方通用K宝客户的，可通过乙方营业网点进行修改设置更高限额。”中国农业银行官网智能客服关于快E付限额的回复为：“自助注册账户日累计最高不超过1万元，柜台注册账户日累计最高不超过5万元，开通刷脸主张功能后免验证限额将提升至20万元。”。本院还查明，农行城北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交《说明》载明，农行××路支行为农行城北支行的下辖网点，按照农行制度，农行××路支行对外无权应诉。故农行城北支行代替农行××路支行参加本案诉讼。刘畅对此予以认可。以上事实，有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开卡业务申请书、《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答复》、银行卡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说明》、中国农业银行官网智能客服回复打印件、《开设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涉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法律责任及防范提示告知书》《立案决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案涉《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是否无效；2.农行城北支行是否应当赔偿刘畅损失以及赔偿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案涉《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主要约定的是中国农业银行利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通讯通道或者开放型公众网络等为客户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涉及到服务种类、网络金融渠道选择等内容。虽然刘畅与农行××路支行签订《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时尚未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2019年8月28日，刘畅使用快Ｅ付功能向他人转账时已经成年，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刘畅自主实施的这一行为表明其对开通电子银行是认可的。刘畅以实际行为的方式对案涉《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作出了追认意思表示，案涉协议应当有效。刘畅主张案涉《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电子银行拓展了金融服务渠道，同时也客观上增加了对外支付的高风险。对外支付限额成为电子交易的重要保障，是影响储户账户安全的重要合同内容，应当由双方约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261号）规定，银行在为存款人开通非柜面转账业务时，应当与存款人签订协议，约定非柜面渠道向非同名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转账的日累计限额、笔数和年累计限额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392号）规定，银行应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存款人进行风险评级，根据存款人身份信息核验方式及风险等级，审慎确定银行账户功能、支付渠道和支付限额，并进行分类管理和动态管理。上述规定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性规定，亦符合电子银行模式下储蓄合同双方的合同权益，中国农业银行应当遵守。中国农业银行《网络金融个人客户服务协议》中约定未成年人开通网络金融业务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办理，系中国农业银行针对未成年人特殊客户群体设定的适当性管理义务，有利于弥补未成年人对电子银行交易规则的认知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的不足，确保金融消费者在充分了解电子银行交易风险的基础上，审慎确定银行账户功能、支付渠道和支付限额。本案中，农行××路支行在2019年5月1日为刘畅办理银行卡开户及开通电子银行服务时，刘畅为未成年人。农行××路支行提供的开通电子银行服务的所有流程、文件中，均只有刘畅的个人签名，没有刘畅监护人代办、同意的证据。农行××路支行也没有证明其在充分披露电子银行支付渠道、交易规则、认证方式、交易风险的基础上，按照人行规定与刘畅监护人约定快Ｅ付的对外支付限额，而是径行按照其单方设置的5万元最高支付限额操作，对此，农行××路支行存在过错。2019年8月28日，刘畅使用快Ｅ付功能向他人转账时，农行××路支行亦未能就快Ｅ付支付方式履行充分信息披露义务，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刘畅事先选择快Ｅ付对外支付限额。农行××路支行单方设置的5万元最高支付限额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并不匹配，不符合人民银行规定的对外支付限额确定的适当性、审慎性要求。农行××路支行的上述行为，缺乏对储户选择权的尊重，损害了储户的合同自主权，影响刘畅对使用快Ｅ付支付方式的风险的知情和预判，导致刘畅在遭受电信诈骗时丧失了发现异常并醒悟制止的时间保障和限额保障，因此，农行××路支行的责任承担主体农行城北支行，应当对刘畅的被骗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关于农行城北支行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刘畅1.2万元的资金损失直接原因系刘畅听信了不法分子的诈骗电话，自行转账导致其账户资金损失，显然刘畅本人对其账户资金被骗取，具有重大过错，应当对其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农行××路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开展电子银行业务时缺乏对储户合同权利的尊重，违反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亦存在过错，应当对刘畅1.2万元的资金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双方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酌定农行城北支行赔偿刘畅资金损失2000元。本案所涉诈骗已由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但刘畅与农行××路支行之间的网络金融服务合同关系与刑事案件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也无需以该刑事案件的结果作为本案裁判依据，本案根据刘畅诉请在网络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内部先行作出处理，所涉款项今后若能追回，双方可按损失承担比例分配受偿。综上所述，刘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对判决结果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3669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畅赔偿2000元；三、驳回刘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畅负担80元，农行城北支行负担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畅负担80元，农行城北支行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黄伟峰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李喆书记员尹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