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吉民申1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延边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延吉市芳草胡同****楼**。法定代表人：刘玉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亓凤国，吉林众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崔成日，男，朝鲜族，1971年6月13日出生，住吉林省，住吉林省图们市v>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席，吉林延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张福森，男，汉族，1961年4月27日出生，现羁押于吉林省龙井市。再审申请人延边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达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崔成日及一审第三人张福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吉24民终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成达公司申请再审称，崔成日是第三人张福森个人民间借贷的债权人。延吉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吉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福森为了回避其公司及个人的巨额债务，其个人于2014年4月10日与李某、张某达成联合开发“首尔春天”小区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作合同）。李某与张某依此合同率先出资4000万元，并于2014年5月22日受让了成达公司的全部股权和公司用于开发的土地使用权。履行过程中，张福森严重违反合作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于2015年7月退出合作开发，以安徽建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的名义承包建设“首尔春天”小区（也称为丹虹小区）的5#、6#楼房。此后，成达公司为完成工程建设项目，由实际投资人再投入1800万余元推进建设进度。工程建设期间，张福森以施工单位建华公司的名义请求拨付工程进度款等理由，从成达公司拨付了大量房屋和现金，总价值已超过了实际施工价款和张福森前期合作投资款的总额。2019年3月末，成达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刘某被举报故意伤害犯罪遭受羁押；同年6月份许，张福森涉嫌诈骗犯罪被羁押；2019年7月，崔成日以成达公司为被告、以张福森为第三人在延吉市法院起诉，要求成达公司交付房屋。延吉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开庭前主审法官边某到看守所给张福森制作了询问笔录一份，向张福森征求了崔成日书面起诉状的意见。开庭时，崔成日突然放弃原交付房屋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返还购房款并主张双倍返还定金。就此，由独任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这个争议巨大案件，开始走上了错误方向，最终，延边州法院以违法的审理程序，错误维持了这起错案。本案存在如下错误：（一）原审认定的主要事实错误。1.原审采信崔成日提供无原件核对的复印件——合作合同的日期是伪造的，与原件不符。原审将该合同的自然人主体错误认定为成达公司，并判令成达公司承担责任错误。2.崔成日出示的证据已充分显示，本案是崔成日与张福森存在个人之间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与成达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成达公司既未与崔成日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也从未见过崔成日的购房款。原判认定崔成日和成达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等事实错误。3.崔成日出示的《购房证明单》和交款收据中载明的内容已清楚证明，崔成日与成达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签署过立约定金合同并交付了5000元的立约定金，但因崔成日放弃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依约交纳购房款而没有建立房屋买卖关系。原审认定崔成日与成达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关系错误。（二）一审审理程序错误。1.本案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争议巨大，不符合简易审的标准，且在成达公司已明确提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前提下，一审仍以独任审判的简易程序审理错误。2.一审拒绝重要诉讼参与人张福森参加诉讼，以一纸极其简单的询问笔录替代参加庭审，造成认定事实错误。（三）二审审理程序错误。1.成达公司在二审开庭前已经书面申请二审合议庭开庭审理，而二审只有主办法官一人开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之强制性规定。2.二审对成达公司提出新证据和新事实一概置之不理，既不评析、也不论证，拒绝依法查明基本事实。崔成日提供的合作合同的落款日期系伪造的复印件（见新据证合作合同原件）；张福森在与崔成日签订房车置换协议前，已于2015年7月退出了与李某、张某之间的合作开发关系（见二审新证据《承诺书》）；成达公司和目标土地使用权以及“丹红小区”的建设申报完全与张福森没有关系（见新证据《成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成达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保证书》、《收条》、《三枚印章交接单》），原二审认定的“张福森靠挂成达公司开发”，完全错误；张福森在处分因承包建设获取成达公司给付的工程价款（房屋）时，代表的是延吉公司，冲抵延吉公司的债务（见新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书》），并非代表成达公司。3.成达公司对于崔成日与第三人张福森之间的经济往来一无所知，为了查明主要事实，特申请二审人民法院通知张福森参与诉讼。二审开庭时，主审法官声明是“第三人拒不到庭”，然而判决书中却称：“张福森未陈述意见”，似乎第三人张福森已参加诉讼而放弃陈述意见。实际上，原审第三人张福森从未参加诉讼，诉讼主体严重缺失，二审法院直接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七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的规定，规定，依法应发回重审。4.二审在明知一审遗漏当事人张福森且违法缺席审判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径行判决严重违法导致错案，并直接剥夺了成达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张福森的基本诉讼权利。（四）二审论理明显错误。1.二审新证据合作合同是原件，而原审证据是未经原件核对的复印件，除了日期不符之外，原件没有公章，并非二审判决论理部分所称“除了日期不同其他内容一致”。2.二审认为自然人签订后成为公司股东，该公司自然成为合同的主体、接受合同内容的权利义务，完全没有法律和理论依据，而且严重违反了合同相对性的最起码的基本原理。3.案卷中，从来没有能够证明“成达公司允许张福森以成达公司的名义开发建设”的证据。张福森因严重违约，在工程尚未完全开始前就退出了合作开发，承包了整体工程中的两栋楼房施工。成达公司的售楼处依法预售房屋有行政许可为凭，与张福森完全没有关系。二审以“成达公司允许张福森以成达公司的名义开发建设，并在开发建设的现地设立房屋销售处对外公开出售在建房屋，成达公司对此应当是明知的”为事实前因，推论出“所以，张福森此时的行为应属于得到成达公司授权而实施的行为，其后果应由成达公司承担”的结论，属于错误假定前提而得出的错误结论。（五）本案依法应裁定再审的法律依据。1.成达公司在二审提供的九组新证据，未得到二审人民法院的评析，这九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之规定；2.原二审判决在论理中认定的“成达公司允许张福森以成达公司的名义开发建设，并在开发建设的现地设立房屋销售处对外公开出售在建房屋”，完全没有证据证明，符合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之规定；3.原一二审认定主要事实的合作合同的落款日期以及公章印记是伪造的，符合第二百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之规定；4.原判所有的证据均有第三人张福森签字字样，但均没未经第三人张福森的质证，符合第二百条第四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之规定；5.二审法院对成达公司书面申请调取建华公司保留的书证置之不理，符合第二百条第五项“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成达公司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之规定；6.原一、二审判决适用的证据采信法律规则以及法律法规时，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符合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规定；7.原一审不顾当事人的坚决反对，在法律关系复杂、诉讼主体缺席、证据矛盾的情况下，仍坚持独任简易审，二审一名法官开庭，显属审判组织不合法，符合第二百条第七项“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之规定；8.原一、二审均未传唤第三人张福森参加诉讼，二审合议庭中有两人未听取当事人辩论意见，剥夺了成达公司的辩论权，符合第二百条第九项“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之规定；9.原一、二审法院均明知重要诉讼参与人张福森羁押于龙井市看守所，能够采取措施参加诉讼，但均未传唤第三人张福森参加诉讼，直接缺席审判，符合第二百条第十项“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之规定。成达公司有新证据：延边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0月21日作出的（2019）延仲字第1298号裁决书，及建华公司向延吉市法院起诉要求成达公司给付张福森挂靠施工的5、6号楼工程款的起诉状，能够证明崔成日提交的合作合同虚假，合作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应为是2014年4月10日，系张福森与李某签订，与成达公司不具有关联性，原审判决认定张福森挂靠成达公司开发首尔春天项目，以及认定张福森有权代理成达公司销售房屋等事实错误。综上，应再审本案并予以改判。崔成日提交意见称，本案经过延吉市人民法院及延边中院的庭审查明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成达公司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系成达公司与张福森内部之间关系，不能对抗、损害购房人的信赖利益。恳请驳回成达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事实认定问题。合作合同虽为复印件，但一审中成达公司对合作合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合作合同书中约定丹虹小区项目以成达公司的名义开发并加盖了成达公司的公章，原审采信合作合同并无不当。合作合同中约定张福森有权参与和负责案涉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销售等运营事务，结合时任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玉新陈述案涉工程项目实际开发人系张福森以及张福森实际对部分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建设并有通过房屋抵顶部分工程款相关事实，买受人有理由相信张福森有权出售房屋。《购房证明单》明确标注交易房屋的位置、价格、面积等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其上亦有成达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成达公司并据此收取了定金。原审法院综合以上事实，判决成达公司承担返还购房人购房价款并无不当。（二）关于一审、二审审理的程序问题。1.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是否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二）发回重审的；（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五）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七）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本案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故成达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违法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张福森未参加庭审是否存在程序性错误问题。本案中，张福森系为查明事实而追加的第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是否通知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规定，张福森是否参加诉讼，应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且原审审理期间，张福森羁押于看守所，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之前，询问了张福森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在庭审过程中宣读了张福森的询问笔录，各方当事人亦进行了质证，因此，张福森未到庭参加一审庭审，并不属于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按撤诉处理。”但并未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必须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以及传唤后不到庭如何处理。因此成达公司主张原审法院未传唤张福森参加诉讼，直接缺席判决，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项“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而应予再审的情形，没有法律依据。张福森已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并未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故成达公司关于张福森未参加原审开庭审理导致事实不清、诉讼主体缺失、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再审申请，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3.二审听证程序问题。二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组织了听证活动，听证时明确告知各方当事人合议庭组成成员，并释明“其他合议庭组成人员未到庭，组织听证的法官会将听证内容向合议庭进行汇报，如果合议庭认为本案需要进行开庭审理，会另行通知各方当事人”，二审中成达公司提交九组新证据，二审法院在听证中对成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成达公司对此并提出异议。成达公司在听证过程中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现成达公司以二审审判组织不合法、听证活动仅由一名法官组织、二审未予开庭审理为由主张二审法院剥夺其辩论权的情形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4.其他程序问题。成达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提交了九组证据，二审判决虽未一一评述，但在判决确认的事实和论理中已实际进行了回应；成达公司主张二审法院对其申请调取建华公司保留的书证置之不理，但经查阅二审卷宗，未发现有成达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在成达公司提交的二审举证目录及听证笔录中，亦未有相关申请；成达公司在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2019）延仲字第1298号裁决书与成达公司在原审提交的（2017）延仲字第1196号裁决书、建华公司起诉状与成达公司在原审提交的建华公司与张福森的《工程施工挂靠协议》内容以及拟证明内容基本一致，成达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提出有新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书》，但未向本院提交，故上述材料均不属于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成达公司据此申请再审，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成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延边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 敏审 判 员  黄一鸣审 判 员  任淑秋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范丽丽书 记 员  邵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