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兵08民终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元学，男，1965年12月15日出生，住第七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小玲，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胜利，男，1966年4月2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鸥，新疆疆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连真（王胜利之妻），女，1966年7月18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原审原告：闫起隆，男，1967年8月12日出生，住奎屯市。 原审原告：李振军，男，1970年5月1日出生，住石河子市。 上诉人卢元学与被上诉人王胜利、赵连真、原审原告闫起隆、李振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7）兵9001民初3002号民事判决，卢元学、闫起隆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该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遗漏当事人李振军为由，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兵08民终31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石河子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19）兵9001民初5033号民事判决，卢元学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卢元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小玲、被上诉人王胜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赵连真、原审原告闫起隆、李振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卢元学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二项，改判被上诉人王胜利、赵连真向卢元学支付颗粒款1073880元及利息损失884018元[计算方式：1073880元×5.6‰×150%×98个月（2012年4月-2020年4月）]，150%是利率上浮。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送达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王胜利、赵连真提交的2012年4月3日原审原告闫起隆出具的收条三性予以确认有误。闫起隆与卢元学曾因生意产生矛盾，关系已破裂，故在诉讼中，制造虚假证据。这张收条是2012年4月3日闫起隆给王胜利打的，在闫起隆不服新疆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2013）车垦民一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上诉案件中，即（2013）兵七民一终字第83号案件庭审中，闫起隆称“出示原审证据8张过磅单、8张收条、1张打款回单，证明闫起隆和卢元学两人把生产出的114吨塑料颗粒送至王胜利处，并且把870000元现金支付给王胜利，塑料颗粒和现金归闫起隆和卢元学两人所有。”而卢元学、闫起隆作为原告起诉王胜利，在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7）兵9001民3002号民事判决中，卢元学、闫起隆所主张的货款凭证与前案中的证据一致，说明其供货数量是固定不变的，除此再无新的货物。上述两案，均在闫起隆给王胜利打条子之后即在2012年4月3日之后，闫起隆从未提到曾收到过王胜利的颗料款366700元。同时，王胜利在新疆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2013）车垦民一初字第126号、第七师中级人民法院（2013）兵七民终字第83号案件中，认可当时提供的颗料数量、金额，仅不认可关联性，其未提到给闫起隆已付颗料款366700元；更何况在卢元学、闫起隆起诉王胜利欠付颗料款中，王胜利对8张过磅单的数量和金额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有6张过磅单是赵桂炎签字，关联性不认可，其未提到于2012年4月3日付给闫起隆颗料款366700元。且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9）兵08民终317号案件庭审中，经双方对账，当事人对王胜利尚欠货款620745元无异议。在此对账中，王胜利并未拿出闫起隆于2012年4月3日打给其颗粒款的收条。如果闫起隆收到这笔货款，首先应该告知卢元学，卢元学至今不知道。卢元学供给王胜利货，卢元学、闫起隆共同认可的就是8张过磅单，在此之外再无供货。如果有供货，是闫起隆何时、何地采购又供给王胜利的，不是这8张过磅单内的金额和数量；其次这么大一笔数额，仅凭闫起隆的一张收条就认定闫起隆已实际收到，实在是不能理解。从2013年到2020年经过7个案件的判决，王胜利、闫起隆对这笔36万余元的账目均无记忆，而在此次一审中突然拿出，显然是虚假制作的。 被上诉人王胜利辩称，原审关于货款数额的认定清楚，利息计算方法正确。按照卢元学主张的计算方法利息并不是884018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赵连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原告闫起隆、李振军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塑料颗粒货款1073880元（119320吨×9元/公斤）；2.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405926元（1073880元×6‰×63个月，2012年2月至2017年5月）；3.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送达费。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884018元（1073880元×5.6‰×150%×98个月，2012年2月至2020年4月7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0日，（2013）兵七民一终字第83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中记载，卢元学陈述在塑料颗粒生产时其与闫起隆负责外面的事情，李振军负责厂里的事情并管账。2016年10月25日，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兵08民终517号民事判决认定卢元学与李振军之间是合伙关系，判决卢元学、李振军给付赵连真滴灌带款277700元。2020年3月11日，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兵08民终881号民事判决认定卢元学与李振军之间是合伙关系，判决卢元学、李振军给付王胜利滴灌带款469200元。 庭审中，原告提交称重计量单八张，原告与被告对上述八张单据中塑料颗粒单价为每公斤9元均予以认可。两被告对其中六张予以认可，分别为2011年11月26日的净重6300公斤，2011年12月3日的净重14640公斤，2011年12月8日的净重15240公斤，2011年12月12日的净重7050公斤，2011年12月13日的净重6540公斤，2012年1月10日的净重18080公斤。上述六张称重计量单中载明的塑料颗粒共计67850公斤，金额为610650元（67850公斤×9元）。 对于其中有争议的两张称重计量单：一、2011年11月16日，诚信称重计量单载明的净重为7865公斤，但是在该份单据上方有原告卢元学书写的“收到现金12万元”，下方备注处原告闫起隆书写“28790斤前边4车颗粒。”两被告认可单据中载明的7865公斤，但认为原告卢元学已收到120000元颗粒款，并且备注处的颗粒不应当计算；原告卢元学认为收到的120000元不是颗粒款，书写该款只是记账，如果收到被告货款应当向被告出具收条，不可能在自己保管的单据上给被告出具收条，备注处的28790公斤颗粒是记账，应当计算为本案货款。二、2012年2月14日，称重计量单上载明的净重为4460公斤，用户签名为赵桂炎，但是在单据货名处书写“卢2690公斤2985公斤，刘1770公斤小刘59×25=1475”。原告卢元学认为应当以载明的净重4460公斤计算，两被告认为应以单据上赵桂炎书写的2690公斤计算。 原告卢元学提供2012年3月23日被告王胜利书写的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卢元学现金130000元，水带颗粒156袋，合计4680公斤。原告与被告均认可该收据载明的塑料颗粒款为35100元（4680公斤×7.5元），故该院予以确认。 被告王胜利提交2011年原告李振军、闫起隆出具的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王胜利兑钱抽滴灌带款90000元。两被告认为应当将该笔款项从原告起诉的塑料颗粒款中抵销。原告闫起隆、李振军对该收条予以认可。原告卢元学对该份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收条中无原告卢元学签字，并且该款是用于兑钱抽滴灌带与本案买卖合同无关，故对该份收条的关联性，该院不予确认。 被告王胜利提交2012年4月3日原告闫起隆出具的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王胜利塑料颗粒货款（2011年12月至2012年4月间供货即闫起隆与卢元学合伙期间）366700元整。被告认为该笔货款原告闫起隆已经收取，应当与原告起诉的塑料颗粒款抵销。原告闫起隆对该收条予以认可。原告卢元学认为该份收条是虚假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收条可以证明原告闫起隆收到被告王胜利塑料颗粒款366700元，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院予以确认。 另查，2011年11月16日，诚信称重计量单载明的净重为7865公斤，金额为70785元（7865公斤×9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之间是否为合伙关系；二、被告欠付原告货款金额应当是多少；三、本案利息应当如何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2016）兵08民终517号民事判决书、（2019）兵08民终881号民事判决书均认可原告卢元学与原告李振军之间属于合伙关系。本案中，原告卢元学与原告闫起隆作为共同原告起诉，并且在（2013）兵七民一终字第83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中，原告卢元学陈述在塑料颗粒生产时其与闫起隆负责外面的事情，李振军负责厂里的事情并管账。故该院认为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之间应为合伙关系。三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1年11月16日，诚信称重计量单中原告卢元学书写的“收到现金12万元”，两被告抗辩称原告已收到颗粒款120000元，应当从未付原告货款中扣减。该份称重计量单是由原告卢元学保存，在单据中书写的收款内容应当是用于记账。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原告如果收到被告案涉货款应当向被告出具收条，故两被告的抗辩理由与日常交易习惯相悖，该院不予采信。2011年11月16日，诚信称重计量单中原告下方备注处原告闫起隆书写“28790斤前边4车颗粒”，原告卢元学认为是被告欠付的货款，但该内容不是被告王胜利、赵连真书写，并且被告对其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收取其塑料颗粒28790公斤，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28790公斤塑料颗粒款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2012年2月14日，称重计量单上载明的净重为4460公斤，用户签名为赵桂炎，但是在单据货名处书写“卢2690公斤2985公斤，刘1770公斤小刘59×25=1475”。被告抗辩称单据中包括两人的塑料颗粒，其中原告卢元学的塑料颗粒应为2690公斤，但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并且该份称重计量单由赵桂炎签字确认，由原告卢元学保存，故应当确定该份称重计量单中被告收取原告的塑料颗粒为4460公斤计算，货款金额为40140元（4460公斤×9元）。综上，两被告欠付三原告货款金额共计为389975元（610650元+70785元+35100元+40140元-3667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两被告未能及时给付三原告货款，应当向三原告赔偿利息损失。但原告方利息损失计算参照的利率有误，本案利息损失应当为229305元（389975元×6‰×98个月，2012年2月至2020年4月）。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判决： 一、被告王胜利、赵连真给付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货款389975元； 二、被告王胜利、赵连真赔偿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利息损失229305元； 以上款项合计619280元，被告王胜利、赵连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 三、驳回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421元（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已预交），由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自行负担15329元；由被告王胜利、赵连真负担7092元，与前款同期给付原告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卢元学对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卢元学陈述在塑料颗粒生产时其与闫起隆负责外面的事情，李振军负责厂里的事情并管账。2016年10月25日，……判决卢元学、李振军给付王胜利滴灌带款469200元”、“被告王胜利提交2012年4月3日原告闫起隆出具的收条一张，……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院予以确认”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其与李振军在颗粒款范围内不是合伙关系、收条是伪造，366700元不应计算在本案颗粒款内，一审法院对该收条三性的认定错误。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如下：1.卢元学提交2015年10月其与闫起隆通话录音一份，证明闫起隆在通话中提到王胜利要给其50万元，将其收买，另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反映闫起隆已经列为失信人员名单，已经无偿还能力，其出具的2012年4月3日的收条是伪造。经质证，王胜利认可录音中闫起隆的声音，但认为其从未说过50万元之事，如果其要给闫起隆50万元，按常理闫起隆不会给卢元学说，且闫起隆是否列为失信人员名单与本案无关联性，该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2.王胜利提交卢元学、闫起隆于2015年1月12日书写的民事起诉状，证实卢元学、闫起隆曾向王胜利主张货款300000元，同意以其购买王胜利的滴灌带4000余件折抵其给王胜利供应的塑料颗粒款。经质证，卢元学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不认可，称其与闫起隆起诉时是基于滴灌带款及颗粒款未分开，判决对颗粒款及滴灌带款进行了区分后，卢元学、闫起隆是主张了颗粒款，未要求扣减滴灌带款。 三、一审中，王胜利对其提交的2012年4月3日的收条，称给闫起隆366700元是现金，并认为之前的庭审时没有必要提交；闫起隆陈述收到的366700元用于还账了，并称王胜利给的钱大多数是现金，支付方式有现金有打款。二审中，王胜利陈述“36万的条子是在2012年4月打的，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起诉我时，我才把条子拿出来。该条子在新疆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办公室打的，因为闫起隆说要告我，让我给其一部分钱。我实际没有直接给闫起隆支付36万元，是闫起隆拿了我的滴灌带款未付，闫起隆就用颗粒款给我抵了36万元，抵的是执行案款。……条子是倒打的。颗粒款是2012年欠的，条子是2015年打的，时间倒打到2012年……条子打完案子也执行完毕了。366700元抵的执行案款。……闫起隆说打条子中的颗粒款，由他和卢元学、李振军合伙人内部算账。当时我们还没有算账，我不知道366700元针对的是8张过磅单，还是8张过磅单之外的”。 四、本院调取新疆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及两案的执行笔录、收条，其中，1.（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中，王胜利作为原告，起诉闫起隆、卢元学向其支付成品滴灌带货款及利息。新疆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7日作出判决：闫起隆向王胜利支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合计264592元、驳回王胜利的其他诉讼请求；（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中，王胜利作为原告，要求闫起隆偿还借款。新疆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判决：闫起隆向王胜利偿还借款13500元；2.闫起隆在新疆车排垦区人民法院2017年6月27日的执行笔录中陈述：“王胜利向我支付了部分塑料颗粒的货款，我准备用这个货款支付执行款。我们自行履行并将履行凭据收条两张（共计356708.37元）交付法院。我最近手头紧，我将于2017年8月1日前将该两案执行案款4066.66元交至法院账户。同意两案报结案处理。”王胜利在该执行笔录中陈述：“同意自行履行并将履行凭据交付法院。同意两案报结案处理。”经质证，卢元学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在（2013）车垦民一初字第126号、（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3、14号及（2013）兵七民一终字第83号民事案件审理中，王胜利对8张诚信称重计量单均陈述颗粒买卖其只和卢元学算账；王胜利认可上述证据，并称“相互打条子的原因就是要执行（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书，我俩相互都没有给钱，我和闫起隆是相互顶账了……”。 2021年3月11日，本院对闫起隆进行了谈话，闫起隆在谈话笔录中陈述：“今天是王胜利把我找来的，2017年6月27日的两张收条（共计356708.37元），我实际没有给王胜利支付款，当时我和王胜利商量的通过颗粒款扣除执行案款。……2012年4月3日收条中366700元就是与（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书中的执行案款对冲。条子好像是2018、2019年王胜利找我补的，条子不是在车排子法院补的。王胜利找我说在车排子法院打的条子找不到了，他让我按2012年办厂子的时间打。……王胜利没有说过要给我50万元。对王胜利提交的2015年1月12日的民事起诉状真实性认可，但该案移送到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后，我与卢元学变更增加了诉请”。 本院认为，二审中，卢元学在法庭调查期间增加诉讼请求，主张其与李振军不是合伙关系。因卢元学在法定上诉期限内对原判决认定的此项内容未提起上诉，且本院生效的（2016）兵08民终517号、（2019）兵08民终881号民事判决均认定卢元学与李振军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对卢元学此项理由本院不作为争议焦点予以审查。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欠付货款及利息数额如何确认。 其一，关于欠付货款数额问题。当事人对原判决认定王胜利、赵连真欠付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塑料颗粒款610650元、70785元、35100元、40140元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1.关于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主张28790公斤塑料颗粒款问题。因卢元学提交的诚信称重计量单中备注“28790斤前边4车颗粒”的内容系闫起隆自行书写，非王胜利、赵连真书写，王胜利、赵连真不认可是其欠付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货款，且闫起隆对原判决未支持其此项主张未提起上诉，视为认可，卢元学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卢元学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卢元学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是否应扣减366700元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胜利、闫起隆在本次一、二审中对366700元的履行方式及收条形成时间的陈述内容前后不相一致。且已生效的（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认定由闫起隆支付王胜利滴灌带货款、利息损失及借款，未认定卢元学承担民事责任。王胜利在本次二审中明确陈述其提交的闫起隆出具并落款2012年4月3日的收条系其与闫起隆之间在履行生效的（2015）车垦民一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书中互打的冲减债权债务凭据，非实际履行了给付金钱义务。因闫起隆出具该收款凭据时未经其他合伙人即卢元学同意，卢元学对闫起隆用本案颗粒款冲减个人债务的行为不认可，且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之间的合伙账目亦未最终清算。故王胜利、赵连真要求将366700元在本案中冲减其欠付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的塑料颗粒款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另因王胜利、赵连真对原判决未扣减诚信称重计量单中卢元学书写的“收到现金12万元”的款项内容未提起上诉，视为认可。故王胜利、赵连真欠付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货款为756675元（610650元+70785元+35100元+40140元）。原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其二，关于利息损失问题。王胜利、赵连真未能及时给付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货款，应当赔偿利息损失。当事人对原判决认定的利息计算期间未提出异议，故王胜利、赵连真应赔偿卢元学、闫起隆、李振军利息损失为444925元（756675元×6‰×98个月，2012年2月至2020年4月）。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9）兵9001民初503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王胜利、赵连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卢元学、原审原告闫起隆、李振军货款756675元； 三、被上诉人王胜利、赵连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卢元学、原审原告闫起隆、李振军利息损失444925元； 四、驳回上诉人卢元学、原审原告闫起隆、李振军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421元，保全费2790元，合计25211元（卢元学、闫起隆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48元（卢元学已预交），前述费用合计42059元，由上诉人卢元学、原审原告闫起隆、李振军负担15169元，被上诉人王胜利、赵连真负担2689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巧贞 审 判 员 杨书钢 审 判 员 游绍群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媛媛 书 记 员 矫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