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24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超，男，196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清，山东昶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山东昶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继福，男，197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萍，济南历城鸿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世超因与被上诉人李继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10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世超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0112民初107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事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113000元或依法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李继福一审中陈述不实，一审中李继福陈述2019年6月6日给上诉人王世超转款2万元及2019年9月9日给王世超转款4万元是借给王世超的钱(总计6万)，但其转账说明中明确的注明：2019年9月9日给王世超转款4万元是还款，2019年6月6日给上诉人王世超转款2万元是工资。上述证据不但能证实李继福一审中陈述不实，还能证实在2019年9月9日之前李继福欠上诉人钱，并且从上述证据还可以看出李继福对借款和工资(运费)进行了区分，也就是在2019年9月9日之前李继福向王世超借款不少于4万。在2019年9月9日之前，有证据证实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记录有：2015年9月25日存被上诉人账户5万元，2018年12月18日王世超向李继福转款13000元，有待进一步查证的是2019年3月14日王世超通过无卡存款向李继福打款20000元，无证据证实的是2015年现金支付2万元。一审中被上诉人直接否认后两笔借款的存在，那么2019年9月9日被上诉人给王世超转款4万元是偿还那笔借款?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也未客观的分析，很显然2015年9月25日王世超存李继福账户5万元是一笔借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同时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王世超主张其与李继福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世超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借条等债权凭证，证实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且因双方日常具有业务往来，王世超向本院提供的山东农信客户回单、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个人活期存款支取凭证等证据亦无法直接证实其与李继福之间的转款行为既具有借贷关系，另，根据王世超主张的是2015年开始其与李继福开始发生借贷关系，但至2020年起诉前，王世超才向李继福进行过索要，该事实也有悖于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世超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李继福存在借贷关系，王世超主张李继福归还借款17万元及利息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处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据此我们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上诉人是代收货款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的错误的前提下，必然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转款的数额来看，转款数额皆为万元、千元为单位的整数(5万元、6万元、2万元、1万元，13000元)，该组数字根本不符合货款数额的特征。综合整个案情，上诉人有证据证实的借款事实有：2015年9月25日上诉人存入被上诉人账户5万元；2018年12月18日上诉人微信转账给被上诉人13000元；2019年8月16日上诉人微信转账给被上诉1万元；2020年2月24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转账6万元；可以查证的有2019年3月14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无卡存款2万元。上述总计153000元，减除被上诉人已付的4万元，被上诉人总计应付上诉人113000元。李继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1.一审中，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向其借款17万元，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后又称借款113000元，显然前后矛盾，被上诉人作为企业负责人流动资金上百万元，根本不存在向靠运输生活的上诉人借款，且，上诉人所称在与被上诉人认识10年的时间以各种理由向上诉人借款17万元，但没有一张借据及微信、短信借款、催款凭证，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因上诉人为被上诉人运输货物，并且存在代收货款的情形，所以，存在账目款项往来，上诉人以此为依据称系借款无事实证据及依据。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6万元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因当时被上诉人对于手机银行转账操作不熟悉，因此，手机在提示选项时，被上诉人就随便选了“还借款”及“工资”，上诉人称该笔转款系偿还上诉人原来借款及工资与事实不符。首先，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向被上诉人出借过4万元，其次，十几年时间也没有出现过其他支付工资的转账记录，因此，上诉人以此为依据证实被上诉人在此之前还欠上诉人借款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以转款记录为整数为由，认为不符合货款数额特征无事实证据及依据。上诉人与上诉人系长期运输业务，且有亲属关系，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因此，并不是一车一结算，上诉人代收了货款也不是一天一交，收购货物也不是几元几角都算上，有时结算时扣除上诉人运费，零头被上诉人也不要了，因此，出现整数很正常，上诉人的推论不能成立。4.上诉人存在盗窃行为，其品行有问题，其陈述出借行为无证据证实，不应得到采信。2020年4月13日上诉人在为被上诉人运送货物时，收货单位仅这一次就发现了上诉人盗窃运送的货物“钢丝切丸”1.05吨，上诉人盗窃了不是这一次，上诉人看到盗窃行为败露，且上诉人与其终止了运输业务，因此，恼羞成怒，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盗窃案件济南市历城区唐王派出所已经立案受理，该案正在审理之中。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王世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李继福向王世超归还借款本金17万元；二、判令李继福向王世超支付借款利息（以1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利率计算）；三、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李继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世超为证实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一、山东农信客户回单（账号90102xx********），予以证实2015年王世超向李继福出借款项2万元，其中王世超自行从银行取款1.5万元，从其哥哥处转借5000元，王世超出借款项时在回单上予以备注该款项用于李继福房屋装修；二、山东农信银行客户回单（户名王世超、账号90102xxxxxxx********）、山东农信银行客户回单（户名李继福、账号6223********）、济南农商唐王支行一本通存折（户名王世超、账号90102xxxxxxx********），予以证实李继福为了偿还银行贷款，于2015年9月27日向王世超借款5万元，王世超于当天取款5万元存到李继福银行账户中；三、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余额明细查询（户名王世超、账号6223x********）、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个人活期存款支取凭证，予以证实为了向供货单位支付货款，李继福向王世超借款10万元，王世超从ATM机取现4万元（取现8次，每次5000元），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继福转账6万元；四、2020年9月22日，王世超与李继福的通话录音，予以证实王世超一直向李继福主张还款的事实以及李继福向王世超借款的资金用途；五、交易明细查询两张，予以证实双方除了借款关系，因为王世超为李继福开办的公司运输货物，李继福需要向王世超支付货款。李继福所称的2019年6月6日出借给王世超的款项，实为李继福向王世超的还款；六、微信转账记录，予以证实2018年12月18日王世超向李继福出借款项1.3万元，2019年8月16日王世超向李继福出借款项1万元。另，李继福向王世超于2019年6月6日转账4万元为李继福偿还王世超的借款，但该4万元实际有3.3万元是偿还的借款，另外12800元是李继福向王世超支付的运费。经质证，李继福对王世超提交的山东农信客户回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回单没有加盖银行公章，上面也没有载明与李继福有关的信息，且回单上的手写字体都是王世超自己书写，没有李继福的签字认可，客户回单中的5万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款项系王世超在运输货物时代李继福收取货款后给李继福的；对于济南农商唐王支行一本通存折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够证实与本案有关，也不能证实李继福借王世超款项；对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个人活期存款支取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王世超转给李继福的6万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款项是王世超在2019年6月6日借李继福4万元、9月9日借李继福2万元，后王世超向李继福偿还的借款；对于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余额明细查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该明细查询单中不能看出王世超所称的借给了李继福10万元的事实；对双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此之前王世超从未向李继福主张过还款；对于交易明细查询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从该证据中看出双方存在运输关系，也不存在李继福要支付王世超货款的问题；微信转账记录恰恰能够证明王世超曾代李继福收取过货款。为反驳王世超的主张，李继福提供以下证据：一、济南农村商业银行唐王支行的交易流水，予以证实李继福于2019年6月6日借给王世超4万元，2019年9月9日借给王世超2万元，王世超2020年2月24日向李继福转款6万元就是偿还的该两笔借款；二、资产负债表、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实2014年-2020年11月30日期间李继福有资金能力，不存在向王世超借款的事实；三、李继福拍摄其家内装修照片，予以证实李继福居住在农村，装修花费3万元左右，李继福根本不需要向王世超借款；四、受案回执、济南市公安局短信回复，予以证实王世超因有盗窃行为唐王派出所已经立案，该盗窃案件公安机关正在侦办处理中。经质证，王世超对济南农村商业银行唐王支行的交易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继福在2019年6月6日向王世超转款4万元时，自行备注该笔款项系还款，2019年9月9日向王世超转款2万元，李继福自行备注该笔款项系工资；对于资产负债表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系李继福单方制作，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照片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仅从照片中无法证明李继福为其家庭装修只花费3万元，而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李继福在装修时向王世超借款2万元的事实；对于受案回执、济南市公安局短信回复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经庭审质证认证，一审法院对王世超、李继福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另查明，王世超与李继福为亲戚关系，自2014年起，王世超为李继福运送货物，并获取运费。双方因有运输关系而存在资金上的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继福是否向王世超借款17万元即王世超与李继福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属实践性合同,除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之外,还需当事人实际交付借款,借款合同才能生效。在确认借款人的还款责任时,必须以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借款为事实依据。本案中,王世超主张与李继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以现金及银行转账等方式向李继福实际交付17万元借款,对此,李继福不予认可,辩称借贷事实并不属实，王世超曾为李继福经营的银卓公司运输货物，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王世超主张其与李继福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世超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借条等债权凭证证实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且因双方日常具有业务往来，王世超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山东农信客户回单、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个人活期存款支取凭证等证据亦无法直接证实其与李继福之间的转款行为即具有借贷关系；另，根据王世超主张的自2015年开始其与李继福开始发生的借贷关系，但至2020年起诉前王世超才向李继福进行过索要，该事实也亦悖于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世超所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与李继福存在借贷关系，王世超主张李继福归还借款17万元及利息的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王世超要求李继福偿还借款本金17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王世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计1850元，由王世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2015年9月25日，王世超存入李继福账户5万元；2018年12月18日，王世超微信转账给李继福1.3万元；2019年8月16日，王世超微信转账给李继福1万元；2020年2月24日王世超转账李继福给6万元。以上王世超共支付给李继福133000元。2019年6月6日，李继福转账给王世超4万元，李继福自行附言“还款”；2019年9月9日，李继福转账给王世超2万元，李继福自行附言“工资”。李继福对上述附言内容无异议，但主张附言内容是李继福随便点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涉案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二、李继福应否支付利息。关于涉案款项性质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世超共转账给李继福133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足以认定。李继福抗辩涉案款项是王世超代收的货款，但其不能陈述是代收谁的货款，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代收货款的事实存在，结合2019年6月6日李继福转账给王世超4万元中，李继福自行附言“还款”等情况，李继福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涉案款项133000元应当认定为借款。王世超主张2019年3月14日存款2万元到李继福银行卡，但未能提供存款回单等予以证实，本院对该2万元依法不予认定。以上，李继福累计向王世超借款133000元，于2019年6月6日偿还40000元，李继福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93000元。关于李继福应否支付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因此，本院认定李继福应自王世超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之日即2020年12月9日起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综上所述，王世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10725号民事判决；二、李继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世超借款本金93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20年12月9日起，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王世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计1850元，由李继福负担1062.5元，王世超负担78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李继福负担2125元，王世超负担15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亓雪飞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敬星书 记 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