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30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旺旺家缘小区******。法定代表人：毕永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培红，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路**宝龙广场**楼24-13div>法定代表人：何心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萌，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洋路浦馨苑******>法定代表人：朱建强，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航公司）、一审被告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中良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54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华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培红，被上诉人鹏航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心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耿晓萌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洋浦中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华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鹏航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鹏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事实存在忽略、认定错误。因洋浦中良公司债务危机引发运输中断，船货面临海上风险，货物无法交付。新华远公司作为出租人本不应支付船舶运营费用，但支付了引航费、拖轮费，说明供应商对洋浦中良公司航线船舶停止先服务后付费。且按照东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港码头公司）出具情况说明，2018年6月上中旬因洋浦中良公司债务危机无法支付港口作业费，东莞港码头公司已拒绝对涉案船舶提供服务，其他码头也纷纷拒绝，新华远公司不得已再次协商，最终同意支付因风险考虑提高的码头作业包干费（小箱1000元/箱、大箱2000元/箱）并承诺自担放货后果，东莞港码头公司才同意接卸涉案货物。在此情形下，货主纷纷要求提货，鹏航公司也多次表态愿意多付一定费用以便靠港卸货。新华远公司为减少各方损失，最终同意接受洋浦中良公司委托，支付本不应承担的燃油、引航、拖轮和码头费用卸货。鹏航公司与新华远公司经协商达成新运价，涉案运输合同通过付款、批注、提货已履行完毕。涉案船舶停在海上期间，洋浦中良公司已陷入瘫痪，将货主推给新华远公司。新华远公司与货主多次讨论解决方案，货主了解到后续航行靠泊需要新华远公司额外承担费用，且将高出运输成本。新华远公司靠港后先后发布两次公告，表明与货主存在协商。2018年6月26日公告降低了整箱提货包干费（含码头费用）。鹏航公司此前已与新华远公司协商，要求降价，否则不提货，新华远公司担心大批货物滞港造成新纠纷予以同意，商定本航次运费一律为3200元/箱，同时要求运单批注以避免事后追索，鹏航公司对此无异议并作出批注，很快完成付费、提货。洋浦中良公司自2018年1月开始均由系统生成《沿海内贸货物托运委托书》（以下简称托运委托书），有统一格式和填写要求，鹏航公司提交的托运委托书无运单号、收货人、运费构成标准及相关印章，且其记载箱量、货名、目的港与实际出入较大，不应认定真实有效。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确认运费构成和收费标准，上述权限属于洋浦中良公司总部，应以真实托运委托书格式样板为准。证人与原雇主洋浦中良公司存在利益冲突，与当地货主存在利益关联，其证言应谨慎认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洋浦中良公司期租新华远公司船舶，新华远公司系出租人，不负责船舶运营及燃油、拖轮、引航、码头装卸、交货等事务，危机爆发后不得已参与运输，承担洋浦中良公司代理人角色。因不能享受洋浦中良公司原有优惠，只能自行付费航行靠泊卸货处理相应事宜，成本上升、风险加大。此时新华远公司既是承运人代理人，也是共同运输方。在货物卸至目的港后实际履行货方义务，与鹏航公司达成新运输条款合意。本案无证据证明鹏航公司遭受胁迫。胁迫具备严格法律要件。本案不存在故意和非法行为。鹏航公司经协商享受远低于公告运价费率，且很快交费，并作出批注付款、提货，并无恐惧情形。涉案货物并非生鲜、滞留后霉变损坏货物，也已卸货，鹏航公司可以向洋浦中良公司支付运费要求提货，提货不得可申请海事强制令或发律师函等表明真实意愿，其未采取其他可行救济，证明本案并非胁迫。就损失鹏航公司未予举证，也无扩大可能。3200元/箱包含对不同货物、运输单位运价的协商妥协，加价同时有折让。且因洋浦中良公司交货不能客观增加涉案运输成本，新华远公司额外支出费用已超过鹏航公司支付运费。一审判决认定1735元/箱高于新华远公司实际支付成本系属不合理，无证据证明驳船费用、2135元/箱系天津到驳点价格，即使1735元/箱系全程运费，也应与洋浦中良公司前半段运输支出加新华远公司实际支出相比较。新华远公司收取运费中，洋浦中良公司原运费与其结欠新华远公司债务抵扣，就此洋浦中良公司仍是收取运费方。且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无论对账是否完成，新华远公司必须承担码头作业包干费，理应作为实际支出款项。目前，东莞港码头公司将扣除码头作业包干费后的整箱提货包干费支付给新华远公司，新华远公司已缴清码头作业包干费。此外，鹏航公司一审提交的包干费发票仅涉及驳船回空卸空箱费用及堆存费、转堆费，属于正常航次货主应承担费用，鹏航公司将其作为码头作业包干费证据，是不诚信的表现。鹏航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新华远公司并非承运人而系船舶所有人，实施胁迫行为并收取不合理运杂费，属于胁迫方。托运委托书有证人证言为证，洋浦中良公司亦确认托运委托书上其印章真实性。新华远公司占有鹏航公司货物，以支付高额赎货费相威胁，迫使鹏航公司在运单上作出批注，并在支付赎货费后放货，即成为胁迫方。（二）新华远公司占有涉案货物，要求支付高额赎货费放货。新华远公司拟定批注措辞，要求鹏航公司誊写在运单上，缴付赎货费并将运单交给新华远公司指定的东莞港码头公司后，方才放行货物，批注剥夺了鹏航公司向洋浦中良公司主张违约损失抵扣的权利，且保证支付后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返还，并非鹏航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综合分析新华远公司占有涉案货物优势地位、高额费用收取方式、公告、信息等事实，认定存在胁迫，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洋浦中良公司作为承运人，仅有权收取约定运费，且以将货物运抵目的地为对价。本案中，装卸费、加油费、拖轮费、护航费等费用已包含在运费中，无权另行收取，新华远公司不具有合理权利来源。一审判决按照托运委托书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确定合理费用为1735元/箱，认定事实清楚。新华远公司按照3200元/箱标准收取涉案货物费用大大超过全程运费达80%，不具任何合理性。至于新华远公司主张系危急情形收费，显然不能成立，因东莞港码头公司系国有企业，为船公司提供服务且与洋浦中良公司有协议，应接纳船舶靠泊，不能趁火打劫。新华远公司不应在危机发生后，借机将以往洋浦中良公司欠付费用加入本航次中胁迫货主承担。洋浦中良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发表答辩意见。鹏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鹏航公司在涉案运单上所作的批注；2.判令新华远公司返还鹏航公司超额支付的海运费、卸货费以外款项1396246.80元；3.判令洋浦中良公司对上述返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新华远公司、洋浦中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具有长期沿海集装箱货物运输合作关系。2018年6月初，鹏航公司委托洋浦中良公司自天津港运输400*20GP煤炭、自曹妃甸运输250*20GP煤炭至虎门港，最终目的地是驳点，运输方式是堆场到堆场。承运船舶为“中良新华远”轮1809S航次，货物经由中转港卸下再通过驳船运往目的港。海运费双边全含为2135元/箱，费用构成明细如下：港建费35元，燃油附加费200元，箱体附加费100元，双边THC380元，天津码头提前集港费100元，目的港办单费50元，天津码头装卸费271.9元，虎门港码头装卸费236元，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海运费362.1元。另查明，洋浦中良公司与新华远公司于2017年12月10日签订《运输合同》，约定洋浦中良公司租用新华远公司所属“中良新华远”轮，运输期为6+6个月；洋浦中良公司支付船舶港务费、停泊费、系解缆费、开关舱费、拖轮费、引水费、代理费、集装箱装卸费、绑扎费、理货费及其它与货物相关的费用，以及船舶（主机和辅机）油料费等费用。“中良新华远”轮1809S航次共承运鹏航公司509个集装箱货物，其中小箱503个，大箱6个。“中良新华远”轮于2018年6月6日驶离天津港，2018年6月21日抵达虎门-东莞集装箱码头。洋浦中良公司因经营困难于2018年6月24日对外发出公告自2018年6月25日起暂停航线经营。2018年6月22日，洋浦中良公司曾对外发出《通知函》：“……此前，考虑到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对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有未结清的运费，我司曾同意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向中良新华远轮在运货物的货物权利人收取本航次已到期且未支付的运费。但是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无权向货主或货物权利人收取任何其它运费或者任何其它形式的费用……”2018年6月25日，洋浦中良公司向新华远公司、东莞港码头公司发出《通知函》：“……现授权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自行安排船舶靠泊卸货、交付货物并收取本航次合理的运费及装卸费、拖轮费、护航费、船舶燃油费等……”。新华远公司2018年6月22日发出公告：“中良新华远”轮1809S航次的集装箱已卸至东莞PSA码头，客户办理提货手续需提供缴交运费及相关费用的付款凭证，缴交运费及相关费用标准为煤炭货6000元/箱；煤炭货以外的货物，小箱8000元/箱，大箱15000元/箱。东莞港码头公司2018年6月23日发出公告：码头作业包干费小箱1000元/箱，大箱2000元/箱（向船东收取）。东莞港码头公司2018年6月26日发出公告：受船东委托由本公司代收整箱提货包干费（含码头费用）天津线为小箱4200元/箱，大箱7500元/箱。洋浦中良公司与东莞港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2018年3月1日签订《内贸集装箱班轮装卸协议》约定“驳船中转重箱装/卸船”费用为236元/20’,355元/40’。洋浦中良公司与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签订的《港口费用结算协议》，约定2018年装载一般货物的集装箱装卸包干费率标准为271.9元/20英尺，407.9元/40英尺。2018年6月27日-7月5日，新华远公司向鹏航公司交付该航次的501个集装箱货物，直接向鹏航公司收取费用1603200元：3200元/箱×501箱。鹏航公司按照新华远公司要求在运单上作出如下批注：“本运单运费我方直接向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支付。我司同意放货给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就本运单项下的运费，货方（包括托运人、收货人、货代等）均未支付给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也不与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有任何冲抵债务行为。我方直接将运费支付给安徽新华远海运有限公司。费用结清后，我方保证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返还。”“中良新华远”轮于2018年5月25日加油567吨，油款2069550元，新华远公司已经支付完毕。新华远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支付拖轮费用12200元，支付货物人工费用20000元。鹏航公司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港口作业包干费23万元，并就涉案部分货物另行委托案外人进行了驳船运输，支付了驳船运输费用。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2018年6月上中旬，因洋浦中良公司债务危机，无法承诺支付费用，东莞港码头公司拒绝船舶停泊码头装卸作业。新华远公司承诺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每20GP集装箱1000元、每40GP集装箱2000元码头作业包干费。东莞港码头公司安排涉案船舶靠泊作业。在提货过程中，货主部分直接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费用，部分向船东直接支付费用，码头作业包干费在应交给船东的代收费用中进行抵扣。涉案集装箱提货费用，货主直接向船东支付，新华远公司与东莞港码头公司就码头作业包干费没有进行最后对账。向船东收取的码头作业包干费包括：船舶靠、离码头的靠泊费、停泊费、作业费，集装箱重箱卸下船舶的装卸货、集装箱重箱装上收货人指定驳船/拖车的装卸货费用等。向收货人收取的港口作业包干费包括：集装箱重箱超期堆存费、集装箱重箱超期转堆费、集装箱空箱回场装卸费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事海商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鹏航公司与新华远公司、洋浦中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涉案运单批注是否存在被撤销的情形。3.如果存在运单批注被撤销的情形，新华远公司是否应当返还鹏航公司费用及具体金额。4.洋浦中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鹏航公司与新华远公司、洋浦中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涉案托运委托书、运单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可以认定，鹏航公司委托洋浦中良公司承运涉案货物，自曹妃甸港、天津港运至虎门港，最终目的地为驳点，双方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新华远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双方确认是新华远公司接受洋浦中良公司委托，向鹏航公司交付涉案货物并收取合理费用的事实，鹏航公司与新华远公司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二、涉案运单批注是否存在被撤销的情形鹏航公司主张在提取货物时向新华远公司支付高额费用并在运单上进行批注是受到胁迫，并非鹏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鹏航公司该主张予以认定：胁迫行为是指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首先，洋浦中良公司因经营出现问题对外发出公告暂停航线经营，新华远公司作为涉案承运船舶所有人、船舶出租人对货物是否交付具有主动权。其次，新华远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均确认新华远公司接受洋浦中良公司委托交付货物并收取合理的费用，鹏航公司应履行的是新华远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已经完成运输合同义务项下的支付费用义务，新华远公司向鹏航公司收取3200元/箱的标准不具有合理性。鹏航公司提供的托运委托书及洋浦中良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丽霞的证言可以证明洋浦中良公司收取费用标准为双边全含2135元/箱，费用构成：港建费35元，燃油附加费200元，箱体附加费100元，双边THC380元，天津码头提前集港费100元，目的港办单费50元，天津码头装卸费271.9元，虎门港码头装卸费236元，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海运费362.1元。鹏航公司另行委托案外人负责驳船运输，并支付了费用，故此，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不应计算在内，具体金额为1735元：2135元-400元。东莞港码头公司确认鹏航公司支付的物流辅助服务、码头作业包干费23万元并非货物卸下船舶作业费，此费用不应在计费标准中扣除。新华远公司主张就涉案船舶2018年5月25日加油而支付了加油款应计算在向鹏航公司收费中，一审法院认为洋浦中良公司经营危机此时尚未对外爆发，收费标准已经以燃油附加费200元/箱计算，不应再另行主张。关于新华远公司主张的拖轮费用12200元、人工费用20000元，因是本航次费用，涉及多个货主的货，成本较低，洋浦中良公司在运费定价时亦未列入费用构成，洋浦中良公司与新华远公司完成的合同义务项下的其他应收费用均已计算，这两项费用不再另行计算。关于新华远公司主张收取的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的1000元/箱码头作业包干费不应另行主张，一是该费用标准不是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运输合同项下约定的计费标准；二是新华远公司没有向东莞港码头公司实际支付也没有对账结算；三是该费用标准应是洋浦中良公司、新华远公司与东莞港码头公司三方之间协商处理，不能影响鹏航公司应仅就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标准，而且一审法院计算新华远公司应收取费用标准1735元/箱高于新华远公司实际支付成本。新华远公司实际收取费用标准为在虎门港码头交付3200元/箱，超出应收费用标准的80%，新华远公司收取的费用明显不合理。再次，新华远公司在卸货前对外公告按照其公示标准收取费用后而予以放货，如果鹏航公司不及时提取货物势必导致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不得已而按照新华远公司要求支付费用并进行批注。综合上述三个事实分析可以认定鹏航公司支付高额费用并进行批注的行为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进行批注。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涉案运单上的批注应予以撤销。三、如果存在运单批注被撤销的情形，新华远公司是否应当返还鹏航公司费用及具体金额基于焦点二的分析认定，涉案运单批注存在被撤销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新华远公司作为收取费用的行为人取得的不合理费用，应当予以返还。新华远公司收取的不合理费用，超越了洋浦中良公司收取合理费用的授权范围，洋浦中良公司不是实际收费行为人，新华远公司主张责任应由洋浦中良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鹏航公司只主张新华远公司返还492个集装箱煤炭多收的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为720780元：（3200元/箱-1735元/箱）×492箱。鹏航公司请求新华远公司返还其他费用的主张不具有合理性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洋浦中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洋浦中良公司虽与鹏航公司具有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涉案中并非实际收取费用和要求鹏航公司进行批注的行为人，鹏航公司请求洋浦中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撤销鹏航公司在涉案运单上所作的批注；二、新华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鹏航公司返还费用720780元；三、驳回鹏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366元，由新华远公司负担8965元，由鹏航公司负担8401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新华远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新华远公司补充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关于中良红冶1811S、辉泓明珠1811S、中良新华远1809S抵扣运费事宜的通告》，拟证明新华远公司在接手交货任务后，对于已经缴纳本航次运费给洋浦中良公司的客户允许抵扣、退款。鹏航公司如实际向洋浦中良公司支付本航次运费亦可抵扣，但鹏航公司实际未支付任何运费，其在运单上批注相应陈述属实，3200元/箱系货主实际支付本航次所有费用。证据二，《关于反映东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收费问题的回复》及《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价格举报记录表》，拟证明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对于东莞港码头公司收取涉案航次码头作业包干费小箱1000元/箱、大箱2000元/箱认可，东莞港码头公司可以自主定价，且已明码标价。鹏航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反映东莞港码头公司收费问题，可证明鹏航公司缴纳提货包干费时明白其中包含新华远公司需支付的码头费用。涉案船舶鹏航公司配载实际箱量为503个小箱、6个大箱，3200元/箱适用于所有集装箱，相对原定运价有溢价、有折价，系协商结果。鹏航公司对新华远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据一系新华远公司等船东共同发出，提及洋浦中良公司负有巨额债务，正因如此，才试图以扣货胁迫鹏航公司支付高额费用。洋浦中良公司对于应付给该公司运费虽可以委托新华远公司代收，但前提系货物要运到目的地，否则只能收取完成部分费用。新华远公司仅对货物提供了海运服务，对应海运费为300多元，不能收取更多费用。且该证据亦非新证据。证据二提及市场调节价的收费，由经营者自主定价，且已明码标价。但1000元/箱是否为自主、明码标价、在何处显示恰被回避。故该证据无其他证据支持。且该证据载明经济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民事法律途径解决，此正系鹏航公司寻求法律救济的根据。鹏航公司法定代表人确实反映了收费问题，后补开了发票。鹏航公司补充提交一份证据：东莞港码头公司与东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天眼查报告，拟证明东莞港码头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按照与洋浦中良公司协议约定的费率收取码头费用，东莞港码头公司仅代船东收取高额运费。新华远公司对鹏航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涉案航次东莞港码头公司提高码头作业费系属应急费用，在其公告中也有记载，属于价格公示一种形式。新华远公司补充提交证据二表明鹏航公司当时了解东莞港码头公司收取应急码头作业包干费，该笔费用仅包含公告的整箱提货包干费，东莞港码头公司确已收取。洋浦中良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证据，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审查了各方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新华远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因新华远公司对证据一提交了可供核对的原件，且鹏航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亦不持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一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二中“我司付东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装卸特殊作业费1000元×1137箱”的记载，结合东莞港码头公司公告等一审证据，可证明鹏航公司了解该公司支付的费用中包含东莞港码头公司向新华远公司收取的码头作业包干费，该证据亦可证明鹏航公司嗣后于2018年8月15日向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反映东莞港码头公司收费问题，对其相应证明力予以采信。对鹏航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因新华远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但本案法律事实及民事纠纷均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批注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新华远公司应否返还鹏航公司收取费用及具体金额。本案一审中，鹏航公司原以“显失公平”作为撤销涉案批注事由，后转以“胁迫”作为撤销涉案批注事由，其法律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之规定。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荣誉、隐私、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应当认定为该条规定的胁迫。本案如存在胁迫情形，属于“经济胁迫”，亦在该条调整范围内。在认定“经济胁迫”时，应当在认定胁迫构成要件的框架下，重点考量行为时的环境、是否存在胁迫行为及相应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意思表示方是否因不存在其他实际可行法律救济而不得不屈服、意思表示方是否提出了抗议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同时，在证明标准方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后，对方当事人提出合理怀疑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就需要举证排除该合理怀疑。本案鹏航公司从“显失公平”转而采取“胁迫”作为其撤销事由，应同时承担更高的证明要求，即对胁迫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以维护基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民事法律行为所形成交易秩序的稳定。首先，从行为时的环境来看。涉案运输过程中，出现了原承运人洋浦中良公司因经营困难暂停航线经营这一事件。虽然洋浦中良公司对外发出暂停航线经营相应公告时（2018年6月24日），“中良新华远”轮已抵达虎门-东莞集装箱码头（2018年6月21日）。但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可知，2018年6月上中旬，因洋浦中良公司出现债务危机，东莞港码头公司拒绝“中良新华远”轮靠码头及进行装卸作业。故此，涉案运输在“中良新华远”轮靠港前即已陷入非正常履行状态。在一审庭审中，关于正常运输到达虎门时间，虽然新华远公司与鹏航公司陈述不尽一致（鹏航公司陈述“四到五天”，新华远公司陈述“大约6-7天左右”），但均大大低于涉案运输实际时长（2018年6月6日驶离天津港，2018年6月21日抵达虎门-东莞集装箱码头），亦可佐证涉案运输出现了相应非正常履行状态。事实上，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新华远公司公告、东莞港码头公司公告等证据可知，新华远公司在涉案船舶靠泊作业同时，即与收货人代表开展了提货费用的谈判，且最终费用显著低于公告记载费用，可证明紧急状态出现后，各方当事人就此对提货费用进行了重新协商并达成最终合意。故本案应在紧急状态造成履行艰难之下考量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其次，从是否存在胁迫行为及相应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来看。关于是否存在胁迫行为，本案中新华远公司并未以留置通知等形式明确表示如鹏航公司不作出批注则将向鹏航公司施加危害。按照新华远公司公告等证据，虽可认定新华远公司具有指令放货权，但该状态的存在尚不足以等同于新华远公司实施了胁迫鹏航公司作出批注的行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系新华远公司与鹏航公司就银行汇款单备注、批注措辞、运单发送等事宜进行联系的情形，亦不能认定新华远公司实施了胁迫行为。关于相应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应考察鹏航公司支付费用的合理性。按照现有证据，洋浦中良公司收取费用标准为双边全含2135元/箱（费用构成：港建费35元，燃油附加费200元，箱体附加费100元，双边THC380元，天津码头提前集港费100元，目的港办单费50元，天津码头装卸费271.9元，虎门港码头装卸费236元，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海运费362.1元），因鹏航公司另行委托案外人负责驳船运输并支付费用，故应扣除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具体金额为1735元。关于新华远公司主张就涉案货物收取的1000元/箱码头作业包干费，虽然该费用并非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运输合同》项下约定计费范围，且东莞港码头公司亦明确表示该费用系向新华远公司等船东收取，但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可以认定该公司因洋浦中良公司债务危机曾一度拒绝船舶停泊码头装卸作业，在新华远公司承诺支付码头作业包干费后方予同意。故此，新华远公司收取该费用虽超出原运费范围，但其具有减少各方损失的有益性质，应认定为系新华远公司在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情形下为鹏航公司所承担的费用责任，且该费用亦并未明显超出市场行情。此外，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公告、《关于收取码头作业包干费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无论东莞港码头公司是否已经通过扣除等形式实际全额收取码头作业包干费，该费用均系新华远公司等船东因完成涉案运输交货所负担的债务。综上，新华远公司将其列入收取费用并非不合理。据此，新华远公司实际收取费用3200元/箱高出实际成本17%，该差额并未显著偏离市场主体基于协商所确定费用的合理范围，故此，按照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新华远公司相应行为具有不法性。再次，从意思表示方是否因不存在其他实际可行法律救济而不得不屈服来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五十一条“海事强制令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强制措施”、第五十六条“作出海事强制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请求人有具体的海事请求；（二）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三）情况紧急，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第五十七条“海事法院接受申请后，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作出海事强制令的，应当立即执行；对不符合海事强制令条件的，裁定驳回其申请”之规定，鹏航公司如认为新华远公司存在违法胁迫行为，在事发时本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鹏航公司放货。但鹏航公司并未如此行为，而是直接与新华远公司协商确定了最终运价并作出批注、提取货物，应认定其具有意思自主性，并非无奈所为。最后，从意思表示方是否提出了抗议来看。本案中，在鹏航公司清楚托运委托书约定洋浦中良公司收取费用标准、东莞港码头公司公告明示码头作业包干费标准情形下，并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在运单作出批注并按3200元/箱支付费用前后明确向新华远公司提出抗议。虽然鹏航公司在嗣后向相关部门反映收费问题，但反映对象仅系东莞港码头公司而非新华远公司，且并非事发时提出。在此情形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鹏航公司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故此，鹏航公司以胁迫为撤销涉案批注事由，但本案认定胁迫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尚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在此基础上，新华远公司亦不需返还鹏航公司收取费用，鹏航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胁迫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海事法院（2019）津72民初5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366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8元，均由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昕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李善川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程旭丹书记员岳琰秋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