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6民终6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扶沟县水利局，住所地：扶沟县桐丘路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7214186250919。法定代表人：贾红杰，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联合，河南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留峰，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扶沟县扶新路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721MV1402220A。法定代表人：许伟可，系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泽宇，河南团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居心，河南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慧涛，男，汉族，1987年2月13日生，住扶沟县，系刘某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晨旭，男，汉族，2012年3月20日生，住扶沟县，系刘某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晨阳，女，汉族，2009年9月3日生，住扶沟县，系刘某长女。何晨旭、何晨阳的法定代理人：何慧涛，男，汉族，1987年2月13日生，住址同上，系何晨旭、何晨阳之父。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爱花，女，汉族，1963年4月5日生，住扶沟县，系刘某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满昌，男，汉族，1963年8月13日生，住扶沟县，系刘某父亲。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胜利、刘素芳，河南讯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扶沟县水利局、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因与被上诉人何慧涛、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何晨旭生命权纠纷一案，前由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621民初3424号号民事判决，扶沟县水利局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2月24日，本院作出（2020）豫16民终8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重审。2020年11月23日，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621民初1673号民事判决，扶沟县水利局、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扶沟县水利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联合、张留峰，上诉人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泽宇，被上诉人何慧涛及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芳、郑胜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扶沟县水利局上诉请求：1、撤销扶沟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1民初167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对扶沟水利局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桥梁不是扶沟水利局所建。（一）扶沟水利局作为行政机关，就没有此方面的资质，所有的桥水利局都不可能直接建设，有行政机关直接进行建设的吗？（二）一审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一审说何慧涛等五人已穷尽举证能力，显然还是有不充分的地方。本案不是举证责任倒置，亦不适用过错推定，一审在何慧涛等五人没有举出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武断认定水利局为案涉桥梁的建设者，属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严重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违反了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导致实体判决错误。（三）扶亭街道办事处也是本案的被告，其所说明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吗？一审在事实查明部分说：“扶沟县人民政府经过调查，将扶亭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交于何慧涛，内容如下……特此证明，扶亭街道办事处（并加盖印章）”，扶沟县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并未经过调查，仅是扶亭办事处出具的说明交于县政府后，县政府转交给的何慧涛，怎能说县政府工作人员对扶亭街道办工作人员、何老村支书何新等进行了调查询问，标准的偷梁换柱，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将这个责任推给水利局。（四）在一审中上诉人一直说因前任局长的原因，帐一直在财政局，一直被纪委控制，请求一审工作人员和各方当事人一起到财政局现场查账，但需和财政局、纪委协调一下，但一审法院就是不去，怎能说扶沟水利局不提供。（五）还是举证责任方面的事，所谓的根据公平原则和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是谁所建的举证责任应由水利局证明该桥不是其所建，故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是什么举证规定。二、重审不是初审，一审有违续审制规定。首先，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续审制而非新审制，发回重审是对初审的延续，所以，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对于一审判决中已经作出认定的问题，如果当事人在上诉时没有提出异议，应视为对一审判决相关认定的认可”。以上观点见最高院民一庭编著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74辑第236-237页“民事审判信箱”中的论述；初审判决何慧涛等五人承担70％的责任，水利局承担30％的责任，水利局提出上诉，然后发回重审，这次重审竟然又让水利局承担30％的责任，扶亭办承担10％的责任，何慧涛等五人又变成了60％的责任，是对初审的无视，更是对诉讼程序的不尊重。初审后，何慧涛等五人并未提出上诉，至少说明其对责任划分比例是认可的，是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重审违反上述规定错误。何慧涛等五人所得到的赔偿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初审。三、事发小桥不是水利设施。1、《河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的水库、灌排渠道、涵闸、水电站、排灌站、机井、沟洫、水窖、塘堰等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和管理。”该条就没有要求让水利部门管理公路桥。2、事发小桥不可能是漫水桥或过水路面。事发小桥不在河堤内，更是远超地面，认定为漫水桥已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四、事发小桥施工时是合格的（但不是水利局施工的）《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交通部2004年6月28日发布），对小桥的定义为多孔跨径总长8米≤L（总长）≤30米，单孔跨径L即5米≤L（单孔跨径）≤20米，从技术上案涉桥显然定义为小桥，而小桥可仅设缘石或栏杆即可，事发小桥两边设有37公分高度的缘石，显然施工时是合格的，至于后来有单位修路，使路面抬升，缘石高度相应降低，这已和施工者无关，而和管理者有关。五、公益性设施和营利性设施在赔偿方面应区别对待。公益性设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应止于一般预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界定了经营性组织的安全保障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该条对经营性企业设置了所需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公益性、开放性设施不属于营利性组织，不受《消法》关于营利性组织安保义务的规范。公益性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同于营利性场所的要求。因此，其赔偿比例也应有所不同。何慧涛、何晨阳、何晨旭、杨爱花、刘满昌答辩称，扶沟水利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庭审时何慧涛、何晨阳、何晨旭、杨爱花、刘满昌当庭提交扶亭办事处何老村委会支书何新证明该涉案桥梁系扶沟水利局所建，扶沟水利局说该涉案桥梁不是其所建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既然是发回重审案件就意味案件从零开始，何慧涛、何晨阳、何晨旭、杨爱花、刘满昌增加诉讼请求是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权利，而扶沟水利局认为何慧涛、何晨阳、何晨旭、杨爱花、刘满昌没有上诉是对一审判决的认同，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之所以当时没有上诉，两次一审何慧涛方均没有上诉，理由是在何慧涛妻子死亡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经济困难；事发桥梁无论是否属于水利设施，涉案桥梁水利局作为审批单位，承建单位都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无论是否是公益性还是盈利性，如果其承担工程建筑队当事人造成损害均具有赔偿义务。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辩称，无意见。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上诉请求：1、撤销扶沟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1民初167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对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慧涛、何晨阳、何晨旭、杨爱华、刘满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扶沟县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能够确定，涉案桥梁属于水利局承建，且证人王某,4也明确陈述“这个桥不是扶亭办事处修的”。涉案桥梁不应仅仅满足于能够通行，而且应该在桥梁上设置必要的防护措施，进而保障周边群众及过往行人的生命安全。作为桥梁修建主体，对涉案桥梁当然的享有所有权或管理权，以及需要承担相应的维修、看护义务。桥梁修建完成时，就应当注意到安全管理义务，修建符合法律及安全规定的护栏，树立安全警示标志。2、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不是该路段和桥梁的管理者、维护人。由人民政府或其他单位承建的桥梁、道路，如需移交管理、看护，建设单位应向主管单位申请后，报请人民政府对相应辖区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区居委、村委等应责单位下发桥梁、道路看护责任通知的政府文件。也即是，凡是扶沟水利局在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建设的桥梁，需报请政府下发管理看护文件或建设者同上诉人进行工程竣工证书移交，确定新的管理、看护人。本案所涉桥梁及路段，上诉人从未接到过管理、维修、看护的通知或告知。3、涉案桥梁是交通设施，上诉人不具有所有权和管理权，涉案桥梁起承接作用，连接并延续道路，属于公路的一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公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法。本法所称公路，包括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和公路渡口。”因此，事发地点虽然在桥上，但事发桥梁属于公路的一部分。扶沟公路局是事发桥梁的管理者，对事发桥梁两侧护栏缺失疏于管理，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涉案桥梁的自身属性导致其应归属水利局和公路局管辖，在没有任何移交管理看护手续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在上诉人辖区内，就理所当然的将管理、看护义务强加给街道办事处。4、本案受害人个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多次从该路段经过，对路段情况轻车熟路。其在桥梁上通过时本应及时注意周边环境，谨慎小心驾驶，而其因自身操作不当车辆坠入河道内，受害人本人在明知路况、桥况的情况下，未尽到安全行驶和自我保护的注意义务，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系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和桥梁两侧有无护栏没有任何关系，其本人应自负主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损失应由其自担70%。5、公益性设施和营利性设施在赔偿方面应区别对待。公益性设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应止于一般预见。对公益性、开放性设施受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约束应有一定限度，如果以营利性组织所要尽的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去要求公益性、开放性组织，一方面会加大政府管理该类型机构的成本，致使政府不愿意多设立这样的便民利民场所，导致公共性设施的萎缩，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公民群体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公益性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同于营利性场所的要求。因此，其赔偿比例也应有所不同。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华、刘满昌答辩称，虽然涉案桥梁和道路不是扶亭办事处修建，根据法律规定在扶亭办事处管辖区域内的所有道路和桥梁，扶亭办事处均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所以扶亭办事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与本案相类似的几个法院判决书，都判决受害人承担20%责任，虽然说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但是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承担60%责任虽有不公，但也接受了；法律并无规定公益性设施和盈利性设施对侵权赔偿方面有所区别，本案并不能因为涉案桥梁或者公路是否属于收费性质的就能减轻相关单位的赔偿责任。扶沟水利局辩称，案涉桥梁不是扶沟水利局所建，水利局对交通设施没有管理权，受害人应当承担90%以上责任，公益设施和盈利性设施赔偿比例有区别。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1,083,440元的50%即541,72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发回重审后诉讼请求：要求扶沟水利局、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共同赔偿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死亡赔偿金684,019.4元（34,200.97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丧葬费31,587元（63,174元／年÷2年）、被扶养人生活费384,648.03元（何晨旭131,829.42元、何晨阳98,872.07元、刘满昌11,545.99元、杨爱花76,973.27元），以上共计1,200,254.43元。本案诉讼费用由扶沟水利局、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扶沟县何××行政村西头庙陵岗泓桥位于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境内。2018年5月3日8时许，刘某骑两轮电动车下班回家，骑行到扶沟县何××行政村西头庙陵岗泓桥上时，从桥上坠落后溺水死亡。途经此处的何老村村民发现后报警。扶沟县公安局农牧场（现为扶亭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民警出警，因家属对刘某骑电动车意外坠入河中溺亡无异议，扶沟县公安局未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2019年6月10日，何慧涛向扶沟县人民政府申请对庙陵岗泓桥的责任主体政府信息公开，扶沟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将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交于何慧涛。经本院与原件核对，该情况说明客观存在，内容如下：“关于庙陵岗泓桥的情况说明，县政府法治办公室：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通过走访调查何老村干部群众，庙陵岗泓桥大概是2006年-2007年度扶沟水利局负责修建的。特此证明，扶亭街道办事处（并加盖印章），2019年7月26日。”扶沟水利局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其局2006年、2007年度的账目支出情况。何慧涛与死者刘某共生育两子女：长女何晨阳（2009年9月3日出生）、长子何晨旭（2012年3月20日出生）。死者刘某父亲刘满昌（1963年8月13日出生）、母亲杨爱花（1963年4月5日出生）共生育有刘某、刘冬冬、刘玲玲三子女。另查明，扶沟庙陵岗泓桥两侧无护栏、无危桥标识，所经公路经加高重修后使该桥两侧路缘石高度为15厘米左右。关于庙陵岗泓桥的修建单位，一审法院对何老行政村治保主任、村支书、民兵连长均作了调查笔录，三人均称该桥系扶沟水利局于2006、2007修建的，且扶沟扶亭街道何老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6月9号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庙陵岗泓桥系扶沟水利局约于2007年、2008年修建，该桥建成后没有两侧护栏、也没有危桥标识；扶沟庙陵岗泓桥按桥的大小分类应属小桥，根据扶沟水利局提交的2004年10月1日实施的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第6项规定，小桥的涵洞可仅设缘石或栏杆，不设人行道的漫水桥和过水路面应设标杆或护栏。扶沟庙陵岗泓桥所经路面未设人行道，且为过水路面。豫民行批［2010］54号河南省民政厅文件将扶沟何老村划归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管辖。河南省城镇居民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年；河南省城镇居民2018年人均消费性支出20,989.15元/年；2018年度河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99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生命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1、涉案泓桥是否属扶沟水利局建设；2、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是否负责涉案泓桥的养护和管理工作；3、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应当如何确定；4、本案的责任应当如何划分。一、关于涉案泓桥是否属扶沟水利局建设的问题。本案中，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已经穷尽其举证能力，最终申请扶沟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扶沟县人民政府对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相关责任人员王某,4、对何老行政村村支书何新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结合何慧涛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证实本案所涉桥梁系扶沟水利局所建。扶沟水利局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局2006、2007年财政支出情况，核实有无该桥梁项目的财政支出，但其无正当理由一直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根据公平原则及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涉案泓桥是谁所建的举证责任应由扶沟水利局承担。本案中，扶沟水利局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该桥不是其所建，故扶沟水利局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泓桥系扶沟水利局所建。二、关于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是否负责扶沟县何××行政村西头庙陵岗泓桥的养护和管理工作的问题。《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规划、建设、养护、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农村公路，是指纳入农村公路规划并按照国家或省制定的公路建设技术标准修建的县道、乡道、和村道及其附属的桥梁、隧道和渡口。”第四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在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乡道、村道的建设、养护和管理工作。”本案中，涉案泓桥位于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境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负责涉案泓桥的养护和管理工作。三、关于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所在的农牧场何老行政村何老村，已经划归为扶沟城区，属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管辖。本案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即应按河南省城镇居民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1,874.19元／年的标准计算。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按照201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00.97元／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某，1986年2月9日出生，2018年5月3日发生本案事故，其死亡时未超过60岁。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按照20年计算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法院认定为637,484元（31,874.19元／年×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晨旭、何晨阳主张的扶养费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即应按河南省城镇居民2018年人均消费性支出20,989.15元／年的标准计算。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按照201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971.57／年的标准计算扶养费，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何晨阳（死者刘某之长女），2009年9月出生，事故发生时8周岁8个月，何晨阳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94,451元（20,989.15元／年×9年÷2人）；何晨旭（死者刘某之长子），2012年3月出生，事故发生时6周岁，何晨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125,935元（20,989.15元／年×12年÷2人）。刘满昌（死者刘某之父亲），1963年4月生，事故发生时55周岁；杨爱花（死者刘某之母亲），1963年8月出生，事故发生时55周岁，刘满昌、杨爱花未提供二人无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故对其二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丧葬费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即应按2018年度河南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997元的标准计算，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按2019年河南省职工平均工资63,174元／年的标准计算丧葬费，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丧葬费，法院确定为27,999元（55,997元／年÷12个月×6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本次事故致刘某死亡，给刘某的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但刘某作为成年人，其在骑行电动车回家时，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其死亡，刘某自身也有责任。根据本案案情，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过高，根据本案案情，法院酌定为40,000元。四、本案的责任应当如何划分的问题。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侵权行为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本案中，通过扶沟县公安局扶亭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干警出警后所拍摄的现场照片来看，死者刘某所骑的电动车侧下方及庙陵岗泓桥路缘石上均有剐蹭痕迹，能证实死者刘某系骑电动车下班回家途中从庙陵岗泓桥上坠落后溺水死亡的事实。刘某作为成年人，涉案泓桥系其回家途中经常经过的桥梁，其应知道涉案泓桥存在安全隐患，其在熟悉的环境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刘某在此次事故中承担60％的责任。扶沟水利局作为涉案泓桥的建设者，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修建涉案泓桥时系按相关标准规范建设，未设人行道且未设置标杆或护栏，应当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扶沟水利局辩称，涉案泓桥建设时是完全合格的，至于后来修路的过程中，因路面升高，缘石高度降低，和施工者没有关系，更不是施工时存在的缺陷，对其辩称，扶沟水利局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扶沟水利局在此次事故中承担30％的责任。涉案泓桥位于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境内，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负责涉案泓桥的养护和管理工作，涉案泓桥存在安全隐患，系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未尽到对涉案泓桥的养护、管理职责，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定扶沟扶亭办事在此次事故中承担10％的责任。综上，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扶沟水利局、扶亭街道办事处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684,019.4元（34,200.97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丧葬费31,587元（63,174元／年÷2年）、被扶养人生活费384,648.03元（何晨旭131,829.42元、何晨阳98,872.07元、刘满昌11,545.99元、杨爱花76,973.27元），以上共计1,200,254.43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确定为637,484元、丧葬费27,999元、何晨阳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94,451元、何晨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25,935元，合计885,869元，精神抚慰金为40,000元。扶沟水利局应当赔偿的数额为290,761元【265,761元（885,869元×30％）＋精神抚慰金25,000元】。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应当赔偿的数额为103,587元【88,587元（885,869元×10％）＋精神抚慰金15,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扶沟水利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原告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各项损失290,761元；二、第三人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原告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各项损失103,587元；三、驳回原告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2元，原告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承担8,386元，被告扶沟水利局承担4,844元，被告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承担2,372元。本院二审期间，扶沟水利局提交2006年、2007年账目至庭审现场，表示由对方查看是否有涉案桥梁建桥费用支出，称一审之所以未提交是因为纪检会查账。扶沟水利局没有这类支出，也无证据提交，各方当事人可以随便查。何慧涛等五人称，水利局提供2006年、2007年账目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些账目也只是水利局自己提供，没有相关单位进行核查，是否全部是真实的无法核实，被上诉人不认可。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二审双方争议焦点：1、受害人责任承担是否适当？二上诉人承担责任理由及一审判赔比例是否适当？一、刘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涉案发生地点泓桥系其回家途中经常经过的桥梁，尽管泓桥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但并不必然导致事故发生甚至于死亡，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缘于其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结合本案刘某自身责任以及涉案桥梁的公益通行性质，一审法院酌定刘某在此次事故中承担60％的责任欠妥，刘某应承担70%责任为宜。二、涉案泓桥是否属扶沟水利局建设问题。扶沟水利局无建造桥梁资质，一审认定涉案泓桥系扶沟水利局所建，理由是扶沟水利局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该桥不是其所建，故扶沟水利局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理由显然不成立。一审认为，“扶沟县人民政府对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相关责任人员王某,4、对何老行政村村支书何新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结合何慧涛提交的其他证据，能够证实本案所涉桥梁系扶沟水利局所建”，二审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桥梁系扶沟水利局所建。但涉案桥梁系河道上的通行设施，在此建桥扶沟水利局显然有监管义务，何人所建以及是否符合建设桥梁标准要求，扶沟水利局均具有监管义务，在桥梁后期使用时，因路面增修导致的路缘石变化，作为水利部门也有着谨慎监管建议义务。扶沟水利局在本案应承担相应责任。《河南省农村公路条例》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规划、建设、养护、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本条例所称农村公路，是指纳入农村公路规划并按照国家或省制定的公路建设技术标准修建的县道、乡道和村道及其附属的桥梁、隧道和渡口”，第四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在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乡道、村道的建设、养护和管理工作”。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对涉案农村公路负有养护和管理职责，涉案泓桥用于公路通行中存在安全隐患，系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未尽到对涉案泓桥的养护、管理职责，在本案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扶沟水利局、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本案应各自负担15%责任为妥。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885,869元、精神抚慰金为40,000元，据此，扶沟水利局应当赔偿的数额为152,880元【（885,869元×15％）＋精神抚慰金20,000元】。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应当赔偿的数额为152,880元【（885,869元×15％）＋精神抚慰金20,000元】。综上所述，扶沟水利局、扶沟扶亭街道办事处的上诉请求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对责任比例判决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2020）豫1621民初1673号民事判决；二、扶沟县水利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各项损失152,880元；三、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赔偿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各项损失152,880元；四、驳回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2元，由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负担10,000元，扶沟县水利局负担2,801元，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负担2,8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34元，由何慧涛、何晨旭、何晨阳、杨爱花、刘满昌负担4,017元，扶沟县水利局负担1,186元，扶沟县扶亭街道办事处负担2,8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水安审判员  李保利审判员  秦天鹏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王璐书记员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