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01民终2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福娟，女，1976年8月21日出，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艳艳，上海沪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腾飞，上海沪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梅，女，197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霞，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丽，山东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福娟因与被上诉人王春梅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494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福娟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03民初14949号民事裁定并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王春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法律适用错误，系作出的错误民事裁定，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裁定认定董福娟委托王春梅购买的基金系北京世纪瀚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销售的理财产品，依法属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系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董福娟委托王春梅购买的《基劳威亚私募投资基金》、《瀚亚卓奥友私募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是案外人河北瑞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是一审裁定认定的北京世纪瀚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涉案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委托北京世纪瀚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涉案基金，更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董福娟委托王春梅购买的基金是北京世纪瀚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的涉案基金，一审裁定对该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作出的市中公（大观）立字（2020）748号立案裁定书，对北京瀚亚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与董福娟与王春梅之间存在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董福娟因王春梅存在虚假陈述，造成董福娟重大误解，与王春梅签订委托协议，以及签订委托协议后，王春梅擅自超越委托代理权限，不能按期支付本金收益，造成董福娟损失，董福娟主张赔偿的诉求没有任何关联性，且王春梅至今未被刑事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一审裁定认定因案外人北京瀚亚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驳回董福娟的裁定系对案件基本事实、法律关系以及法律适用认定错误。（三）委托协议签订前，董福娟基于对同事，以及对王春梅多年从事理财的信任，申请添加微信，王春梅通过微信的方式向董福娟主动推荐了涉案两只私募基金，即《基劳威亚私募投资基金》、《瀚亚卓奥友投资基金》；在委托协议签订前，王春梅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中只是向董福娟介绍涉案两只基金的收益情况：即12月，年化收益率11%，一年到期还本付息，以及该基金的正规备案情况及项目亮点，未对王春梅进行任何风险告知，在此情况下，董福娟才作出委托王春梅以其名义购买涉案基金的意思表示，向王春梅指定的个人账户转款，与王春梅签订由其单方拟定的委托协议，两份委托协议中的第四条、第五十八条系委托协议的核心条款，王春梅同时还将该核心收益条款加粗。董福娟转款，签订委托协议后，直至董福娟起诉前，王春梅从未将委托协议中的《认购风险书》及《基金合同》告知并交付给董福娟。董福娟委托王春梅购买一年期的涉案基金到期，收益迟迟不能兑现时，王春梅才将涉案基金期限实际是三年的事实告知董福娟。通过委托协议签订的背景，可以充分证实，委托协议签订前，王春梅存在虚假陈述，造成董福娟重大误解，导致董福娟与其签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签订后，王春梅又超出委托权限，让案外人“段晓明”签订基金合同，涉案基金期限变为三年、封闭式运作、且在运作期限内不进行收益分配。退一步讲，王春梅在签订委托协议前，对以微信的方式向董福娟介绍涉案基金保本收益及基金亮点是否属实，也未尽到审核注意义务，对最终造成董福娟的损失也存在重大过失。以上，根据两份委托协议第六条、第六十条的约定：“乙方未按照约定购买指定基金计划，造成委托资金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委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董福娟起诉王春梅具有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二、一审裁定认定王春梅于2018年1月31日、2020年5月16日将董福娟的共计20万元款项，通过王春梅提供的520万、40万、880万元的流水支付给托管方的对公账户，系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一）王春梅提供的520万、40万、880万元的流水并不是支付给了托管方的对公账户，根据王春梅单方提供的基金合同内容显示，上述三笔流水转入的账户是案外人河北瑞晨投资管理公司在涉案基金认购之初提供的认购账户，至于上述三笔流水最终是否支付给托管方的对公账户无法确认，一审裁定对该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中王春梅提供的520万、40万、880万的流水不能证明董福娟的20万元包含在内，亦不能证明已按照董福娟的委托购买了涉案基金，一审法院就此关键事实并没有调查核实清楚。（三）王春梅认可其提供的520万、40万、880万的流水由多名不特定人的资金组成，但至今未向法庭提供明细组成情况。（四）根据王春梅提供的基金合同中关于申购的金额限制明确约定，涉案基金是可以10万元额度追加申购，并可多次认购，初始募集期间追加认购金额应为10万元的整数倍，王春梅应当可以提供每笔10万元的流水明细，证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但王春梅至今未能提供。（五）基于董福娟在信息渠道、资金管理、市场把控、政策法规等诸多专业领域内存在与王春梅了解和掌握的不对称性，王春梅该举证义务是否已适格履行，一审应当让王春梅承担较高的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应当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董福娟的起诉系法律适用错误。（一）本案董福娟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要件，符合第四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不属于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二）基于以上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本案应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即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委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在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内审核委托协议的效力、总结案件争议焦点并进行实体审理。除此之外，本案是董福娟基于对王春梅的信任，有且仅有这一次委托王春梅购买涉案基金，且至今未获取任何收益，王春梅虚假陈述以及超越委托权限的行为，已经造成董福娟的经济损失和极大诉累。综上，一审裁定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法律关系以及法律适用错误，严重侵害了董福娟的合法权益。董福娟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纠正一审错误裁定并依法改判，支持董福娟的请求。对上诉状事实和理由的补充：一、对本案法律适用做如下补充：因为本案事实发生在《民法典》生效实施之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关于无偿委托合同的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现该条款体现在《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根据该规定：无论是有偿的或是无偿的委托合同，委托合同一经成立，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合同约定，共同完成委托事项，受托人应在委托人委托的范围内处置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指示的，应事先经委托人同意，应本着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妥善处置委托事务，事后及时向委托人报告。本案，董福娟作为委托人，王春梅作为受托人，委托王春梅以其名义购买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1%，一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基劳威亚私募投资基金》、《瀚亚卓奥友投资基金》两只基金；但王春梅却超越委托权限购买：三年期，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不保证收益，且王春梅让案外人“段晓明”签订基金，王春梅的行为已超出了董福娟的委托权限，未在董福娟的委托的范围内处置委托事务，变更委托未经董福娟同意，未本着维护董福娟的利益妥善处置委托事务，根据委托协议第五十九条、六十条、委托协议的第五条、第六条，王春梅变更委托协议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且达成书面意见，未按照本委托协议约定购买指定基金，已成根本违约，且造成董福娟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王春梅至今未提供董福娟委托的20万资金（董福娟分两笔各10万元打款给王春梅个人账户）的流水明细，证明用于购买涉案基金。王春梅在一审中只提供了的520万元、40万元、880万元的流水，未提供资金的明细组成情况，未提供董福娟各10万元的流水明细，无法证实董福娟的20万元资金包含在内，一审法院就本案关键事实并未查清，应当由王春梅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王春梅在一审陈述与董福娟是共同投资人不能成立，本案的主合同是董福娟与王春梅签订的委托协议，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董福娟为委托人，王春梅系受托人，本案应当基于委托合同的相对性进行实体审理。综上，根据委托协议及上述法律规定，王春梅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王春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一、王春梅已经按照委托协议约定购买了董福娟指定的理财项目。本案系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根据双方签订的两份委托协议可以明确：1.王春梅系无偿接受董福娟委托；2.董福娟的权利义务为将用于购买理财项目的资金打入王春梅账户、享有王春梅购买的理财项目中董福娟委托资金份额应享有的全部权利、以委托资金为限承担相应理财项目的风险；3.王春梅的权利义务为购买董福娟指定的理财项目，在收到理财项目资金及收益后2个工作日内，将董福娟委托的资金及应享有的理财项目收益划入董福娟账户。董福娟于2018年1年31日、2018年5月14日分别向王春梅账户转入10万元，分别用于委托王春梅购买卓奥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劳威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王春梅在收到该两笔理财款项后分别于2018年1月31日、2018年2月1日和2018年5月16日将包含该20万元的在内的投资款打入了涉案两基金产品的募集账户，至此，王春梅完成了委托协议中购买指定理财项目的义务。一审中，王春梅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涉案两基金合同、王春梅向涉案两基金账户打款的银行流水，结合董福娟提交的向王春梅打款的银行流水，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可证实王春梅将董福娟的20万元购买了委托协议中约定的理财项目，王春梅已经完成了证明其履行购买义务的举证责任。而董福娟要求王春梅进一步向法庭提交560万元、880万元投资款的明细组成及董福娟每笔10万元流水明细的说法，是无理要求，不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王春梅已经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若董福娟仍主张王春梅没有将其20万元用于购买指定理财项目，董福娟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关于董福娟要求王春梅提供560万元、880万元投资款的的明细组成，王春梅没有义务也不能向法庭提供，首先，金钱是种类物，在王春梅已经提交银行流水、委托协议、基金合同充分举证的情况下，董福娟还要求进一步举证王春梅投入基金账户的560万元、880万元就包含董福娟的两个10万元，这是无法做到的；另，即便王春梅提供了560万元、880万元的明细组成，董福娟仍然可以狡辩是王春梅拼凑出来的名单，更何况560万元及880万元投资款的组成明细涉及案外人的隐私，王春梅无法向法庭提供。关于董福娟要求王春梅单独提供董福娟涉案两笔10万元的流水明细，王春梅亦做不到，因为王春梅不是单独接受的董福娟的委托去专门帮其投资理财，王春梅是在自己做投资理财的同时一并帮他人投资，他人让王春梅帮忙一块理财，王春梅愿意无偿接受他人委托，大家无非都是为了集合更多的投资本金使其达到私募基金的投资门槛以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所以王春梅帮董福娟购买涉案两笔基金产品时，投资款中不仅仅包含了董福娟款项，所以王春梅无法向法庭提供董福娟每笔10万元投资款的流水明细，若王春梅只接受董福娟的委托，按照其要求帮其投资理财，而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话，这不符合常理，王春梅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二、因涉案理财项目延期兑付，王春梅至今也没有收到涉案项目的任何回款，根据委托协议约定，王春梅在没有收到理财项目回款的情况下不负有向董福娟支付的义务。三、王春梅系无偿接受董福娟委托，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其不向董福娟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委托协议约定，王春梅应该将董福娟的款项用于购买合同指定的项目，在收到项目本金及收益回款后将款项支付给董福娟。董福娟委托王春梅购买的涉案两笔理财，王春梅均按约定购买了指定理财项目。2018年8月以来，因受中美贸易战及国内宏观经济增长趋势放缓的影响，涉案理财项目出现延期兑付，是投资理财本身的风险所在，应由董福娟自行承担。王春梅系无偿接受委托且在履行委托协议的过程中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负赔偿责任。四、涉案两基金产品的销售公司北京瀚亚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已被刑事立案，董福娟作为实际投资人应该诉诸刑事手段进行救济。涉案基金产品的销售方为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王春梅购买涉案理财项目时，都是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其进行产品介绍，基金合同也均是在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签订，也正是因为涉案理财项目系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出售的，所以投资人经常在产品名称前边加上瀚亚两个字，比如涉案卓奥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涉案委托协议中就体现为瀚亚卓奥友投资基金；在涉案理财项目出现问题后，北京瀚亚也积极成立投委会并在微信公众号上向投资人随时推送理财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随着项目的延期，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给公安机关施加压力，2020年4月8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对销售方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并在2020年9月14日发布公告：凡是向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投资、出借资金的集资参与人，尚未到公安机关报案登记的。请于2020年9月10日至2020年11月16日工作时间，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大观园派出所（经二路201号）登记报案。董福娟看到公告后，即作为受害人在大观园派出所进行了登记报案。因王春梅是显名投资人，在接到派出所民警要求王春梅配合董福娟登记报案的通知后，王春梅随即携带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和涉案基金合同等材料配合董福娟进行了登记。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王春梅将董福娟的涉案款项打入指定基金项目的账户的事实，并向派出所核实了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作为涉案基金产品的销售方被刑事立案以及王春梅购买的涉案理财项目系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销售的事实，虽然王春梅未作为受害人报案，但这不影响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因销售涉案理财项目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立案的事实。董福娟作为实际投资人，在涉案款项已经投资到涉案理财项目，销售方已被刑事立案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刑事途径获得救济。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被刑事立案和董福娟诉王春梅索要涉案款项，都是基于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销售的理财项目不能按时兑付，系基于同一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因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裁定驳回董福娟起诉是正确的。综上，请求法院查清事实，依法维持原判。董福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春梅立即返还董福娟资金人民币20万元，利息55510元（利息分别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0.91%，自2018年2月6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以1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0.91%，自2018年5月21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再依照上述计算方式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王春梅承担。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2月2日，王春梅分别为委托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河北瑞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认购金额560万元的《卓奥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年5月16日，王春梅与河北瑞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认购金额为880万元的《基劳威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董福娟分别于2018年2月6日、同年5月21日与王春梅签订委托协议两份及2019年2月签订补充委托协议一份，约定由董福娟（甲方）委托王春梅（乙方）以王春梅名义购买瀚亚卓奥友投资基金和基劳威亚私募投资基金，董福娟并分别于2018年1月31日、同年5月14日通过银行个人账户向王春梅的个人账户转款共计20万元，王春梅于2018年1月31日、同年5月16通过银行转账将理财款560万元、880万元支付给基金托管方的对公账户。另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于2020年4月8日作出市中公（大观）立字[2020]748号立案决定书，对北京瀚亚济南分公司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本案中，董福娟委托王春梅购买的基金系北京瀚亚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的理财产品，依法属于上述刑事案件的侦查范围，应当在刑事案件中一并处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裁定：驳回董福娟的起诉。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向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调查了解的情况，董福娟委托王春梅购买的理财产品系北京瀚亚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的产品。目前，北京瀚亚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以本案属于刑事侦查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为由驳回董福娟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李耀勇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