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1民再168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鹏宇通信器材厂，所住地山西省侯马开发区建工路6号。法定代表人：李某1，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山西汇川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程某，山西恒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王某2，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坞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某，山西均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山西荣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3。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姚某，住山西省太原市。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王某4，住山西省太原市。再审申请人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鹏宇通信器材厂（下文简称侯马鹏宇）因与被申请人山西汇川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文简称汇川公司）、王某2、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五建集团）、山西荣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姚某、王某4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4727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晋民申163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侯马鹏宇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汇川公司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而非债务加入属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侯马鹏宇与被申请人王某2、汇川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委托付款三方协议》并非任何一方单方承诺，而是侯马鹏宇与王某2、汇川公司三方签字、盖章确认的协议。该三方协议一是可以证明王某2向侯马鹏宇的贰佰万元借款，用于大同的地产项目；二是可以证明王某2与汇川公司签订过《大同地产合作项目》，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三是可以证明王某2在汇川公司有应付款项，王某2、汇川公司都同意将应付王某2的工程款转付侯马鹏宇；四是可以证明截止签订三方协议时，汇川公司仍欠王某2贰佰贰拾肆万元整。原审法院错误的认为仅有《委托付款三方协议》不能认定王某2与汇川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欠款金额。尽管《委托付款三方协议》中提到如丙方未能偿还甲方借款本息，甲方仍可继续追偿乙方的欠款。该约定并非是侯马鹏宇放弃要求汇川公司付款的权利，而是指在汇川公司加入付款的情况下，仍未放弃对王某2的追偿。2018年3月12日，申请人侯马鹏宇、被申请人汇川公司、姚某盖章签字的《调解协议书》约定：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支付给侯马鹏宇叁佰肆拾贰万陆仟元整，各方已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自行承担；对上述款项，由王某2、李清梅、汇川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姚某、太原荣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某4承担连带责任。该《调解协议书》虽然有部分当事人未签字盖章，但作为签字盖章的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签字盖章行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汇川公司应与王某2对欠侯马鹏宇的叁佰肆拾贰万陆仟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姚某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原审法院无视申请人提交的被申请人五建集团承担代付的义务的证据，属裁判错误。原审庭审中，侯马鹏宇向法庭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要求汇川公司给五建集团承担代付义务。其证据包括：1、2015年12月22日，汇川公司给五建集团的《委托付款通知书》，其内容为：“我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与侯马鹏宇、王某2签订了委托付款三方协议，我公司现通知贵公司将大同市南环路西延东侧廉租住房工程款转付给侯马鹏宇，转付金额为叁佰壹拾万元整。”证明五建集团欠汇川公司工程款，汇川公司同意将欠付工程款叁佰壹拾万元转付侯马鹏宇；2、（2016）晋0106民初801号民事诉讼过程中法院调取的大同市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对五建集团的预付帐薄、五建集团银行流水、汇川公司银行流水、对账单及申请人关于收款付款情况的汇总，证明大同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打给五建集团的工程款，五建集团在扣除管理费（该管理费的扣除方式与山西省第五建筑工程第十五家分公司与孙权、孙贯军签订的《工程项目承包责任合同》中扣款方式一致）后将款项打入汇川公司，汇川公司才是大同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大同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打给五建集团的款项中，五建集团尚余近1000万元未付汇川公司。与山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第十五分公司签订《工程项目承包责任合同》的孙权从汇川公司支取工资。原审法院认为：“山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第十五分公司与孙权孙贯军签订有承包合同，虽使用汇川公司的帐户，但不足以认定汇川公司是实际施工人，根据孙贯军、孙权的社保情况来看，也非汇川公司的员工”。原审法院的认定实属断章取义，避重就轻。难道本案孙贯军、孙权才是实际施工人吗孙贯军、孙权真的是在使用汇川公司帐户吗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五建集团打入汇川公司的款项最终都应转入孙贯军、孙权的帐户，而汇川公司的帐户中并无这样的体现。（三）、被申请人姚某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事实原审法院未予认定。原审法院认为“姚某与李某2（申请人公司原员工）个人借款合同中约定姚某对王某2欠侯马鹏宇50万元承担责任，王某2对此并不知情，且两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对其他人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合常理也无法律依据”。本案实际情况是姚某系汇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2借款后即将款项投入到汇川公司用于大同项目开发。李某2作为申请人单位的员工全权负责申请人公司的借款、收款事宜，在向汇川公司催款时，作为汇川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姚某，同意李某2向其借出50万元的情况下承诺解决王某2欠侯马鹏宇的借款，该事实王某2在庭审中也予以确认。申请人要求姚某承担还款责任不仅因为姚某与李某2在《借款合同》中有约定，而且在2018年3月1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中也有约定。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认为侯马鹏宇、王某2及汇川公司三方签订《委托付款三方协议》，汇川公司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义务，原审法院如此认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一书中对《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条文释义为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又称第三人负担的合同，指双方当事人约定债务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例如，甲、乙约定，甲欠乙的钱由丙偿付，即是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以债权人、债务人为合同双方当事人，第三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第三人只负担向债权人履行，不承担合同责任。第三人同意履行后又反悔的，或者债务人事后征询第三人意见，第三人不同意向债权人履行的，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瑕疵履行的，违约责任均由债务人承担。第三人不履行的，债务人可以代第三人履行；债务人不代为履行，应当赔偿损失。第三人瑕疵履行的，瑕疵责任由债务人承担。《基层法院裁决标准规范》中对债务加入作了明确定义，其定义为：“债务加入，又称并存的债务承担，指原债务人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第三人又加入到原存的债务关系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实践中一般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者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偿还债务人所负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偿还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申请人侯马鹏宇、王某2、汇川公司三方签订的《委托付款三方协议》完全符合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代为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5期关于广东达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中岱电讯产业有限公司、广州市中珊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作纠纷案的判决中认为：“合同外的第三人向合同中的债权人承诺承担债务义务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给该第三人或者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一般应认定债务加入。第三人向债权人表明债务加入的意思后，即使债权人未明确表示反对，仍应当认定为债务加入成立，债权人可以依照债务加入关系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对《合同法》第六十五条关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条文释义以及《基层法院裁决标准规范》中对债务加入的认定，本案中汇川公司在《委托付款三方协议》中明确表示同意将应付王某2的工程款转付侯马鹏宇的行为构成债的加入。本案到目前为止，共下发了三份判决书。第一份为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6）晋0106民初801号判决，判决被告王某2、汇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侯马鹏宇借款本金200万元及该款从2013年10月30日起至付清为止的利息：被告山西荣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五建集团在被告王某2、汇川公司、山西荣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返还原告借款本息之义务时承担代付义务。三份判决书中，该判决是一份客观公正的判决。该判决下发之前被申请人汇川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某因触犯刑法被刑事拘留，五建集团提起上诉期间姚某取保候审，案件被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于是太原迎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106号民初396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未依据相关事实，适用错误的法律规定判决取消汇川公司的共同还款责任，取消五建集团代付义务。申请人提起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仍对相关事实未予认定。被申请人姚某原系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因自身职务原因不便于开设公司，便以其同学孙某的名义开设汇川公司，对外承揽业务，挂靠五建集团承揽的大同市南环路西延工程即是其承揽的业务之一。终上所述，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472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山西汇川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王某2共同偿还申请人侯马经济技术开发区鹏宇通信器材厂借款本金2520000元及利息（从2015年7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但不能超过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础从2013年10月30日起到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3、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姚某、被申请人山西荣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代付义务。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王某2、山西荣茂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被申请人汇川公司辩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委托付款三方协议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债务加入具有担保的性质。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的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第419页和523页审理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债务人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如果第三人同意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但是并未明确表示愿意承担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的，应当认定为合同由第三人代为履行，不能认定为债务的加入。二、对于委托付款通知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原审判决中申请人提交的原件无合法来源，且五建集团和汇川公司并未出具过委托书、委托付款通知书，五建集团也没有收到过委托付款通知书。三、汇川公司并非实际施工人，汇川公司没有施工资质，且原审提交的书面证据材料明确表明大同廉租房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为孙权、孙贯军，而汇川公司仅仅是作为结算账户出现的，再审申请人的陈述断章取义。四、关于申请人所称姚某系汇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申请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希望法庭对其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这么说予以制止。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王某2辩称：1、我借申请人的流动资金200万用于大同廉租房项目，申请人是知情的。对于委托垫付310万元，我不认可。我欠申请人流动资金252万，是本金200万元，利息52万。2、调解协议书是申请人与汇川公司之间单方起草的协议，协议中支付申请人金额3426000元，本人不知情、不认可，而且其他被申请人也不知情，也未签字。故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申请人五建集团辩称：1、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无论是一审二审再审案由都是民间借贷，五建集团与涉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性。2、无论是申请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还是再审明确的诉讼请求，都是要求五建集团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本案第一次一审判决结果并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判决五建集团承担代付责任是错误的。五建集团上诉后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正确，申请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也维持了一审对五建集团的判决。因此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法律是正确的，判决结果也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对五建集团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侯马鹏宇与被申请人王某2、汇川公司在三方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委托付款三方协议》中约定，“2013年10月30日，甲方（侯马鹏宇）与乙方（王某2）签订《借款合同》，用于乙方在大同的地产项目，借款金额贰佰万元整。2014年4月30日到期，由于乙方资金未按预定期限回款，所以一直未付甲方贰佰万元本金，截止2014年10月30日本息合计贰佰贰拾肆万元整（不包含逾期利息）。乙方与丙方（汇川公司）签订了大同地产合作项目，经丙方同意将应付乙方的工程款可以转付侯马鹏宇，转付金额贰佰贰拾肆万元整。如果丙方未能偿还甲方借款利息，甲方仍可以继续追偿乙方的欠款”。再审中，申请人侯马鹏宇主张“王某2在汇川公司有应付款项，且王某2、汇川公司都同意将应付王某2的工程款转付侯马鹏宇，因此，汇川公司签订《委托付款三方协议》完全符合债务加入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汇川公司为债务加入，汇川公司应与王某2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但申请人汇川公司对此并不认可。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9）晋民申1636号民事裁定认为，“在《委托付款三方协议》中，三方均认为其相互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付款三方协议》符合债的加入特征，由汇川公司与王某2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一审法院对王某2在汇川公司是否存在应付账款及数额、三方签订《委托付款三方协议》真实意图及未履行原因等均未予查明。鉴于以上情况，应由一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再审申请人侯马鹏宇的诉讼请求，作出处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晋01民终4727号民事判决和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39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郭晓军审判员 滕 青审判员 张永明 二O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傅 雪书记员 薛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