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1民终30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郑淑安，男，197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斌，山东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范丰华，男，197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绪民，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丽娜，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淑安、范丰华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9）鲁1102民初8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淑安上诉请求:1.改判范丰华支付1100074.67元及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范丰华承担。事实和理由：郑淑安经人介绍委托范丰华帮助索要债权，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正确。但一审对范丰华的受托权限、足额收取债权后的权利义务、返还债权的范围均认定错误，尤其是对于协议书的形成原因、签字过程、签订目的和协议相对方是谁仍然没有查明，导致主要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改判返还或赔偿全部债权。1.范丰华领取110多万元债权后被其分为三部分(两套房及剩余20074.67元)，一审仅判决范丰华名下的房产不足额退还部分房款、任娇名下的房款另行主张，对剩余20074.67元债权没有判决处理，属于对诉讼请求的漏判。2.范丰华通过关系将案涉债权要到后，作为受托人负有及时返还债权的义务，或者交付相应房产给郑淑安或者交付相应数额的价款，一审法院三年多来无视委托合同中受托人的及时交付义务，导致2016年8月鑫德公司的付款至未能交付到郑淑安手中。3.对于范丰华名下的房产，应按当时载明的最低价54万元予以返还，一审仅判决返回部分房款，依据不足。范丰华如果留下自用、出售或转赠亲属，均应支付54万元；如果该房产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实不足54万元，范丰华可以将该房产直接交付郑淑安。范丰华处分该房产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未与郑淑安协商并获得同意，故如果范丰华低价处分该房产，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的，应当依照合同法承担不当处分的赔偿责任。4.对于任娇名下的房产，在未查清任娇与郑淑安之间存在何种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一审不予处理不当。郑淑安不认识任娇，索要房款的义务仍然在于范丰华，不能将向任娇索要房款的义务转移给郑淑安，一审认定系郑淑安直接将房产处分给任娇，丢失房子或房款的风险也由郑淑安来承担错误。5.范丰华获得案涉全部债权后，因其放高利贷有未收回的债权，于是找其债务人串通侵占案涉房产，以达该非法目的。郑淑安将鑫德公司的债权全部转给范丰华后，并没有再转给并任娇或吕某；处理房产的行为系范丰华指挥其利害关系人操作的，并未获得郑淑安授权；处理房子的房款吕某陈述还是交给范丰华，吕某或任娇从未陈述过是郑淑安将房子交给她们处理。一审将协议书认定为债权再转移协议或委托书错误。6.一审对协议书相关事实认定有误。通过对案外人吕某、贺照娟及范丰华的调查笔录和庭审笔录的内容，能够证明范丰华在一审庭审时虚假陈述，范丰华想通过编造协议书的手段误导郑淑安签字，然后再伙同案外人篡改协议书内容，伪造证据，以达到侵占郑淑安合法财产的目的，该协议无效应认定无效。(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案件中，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我单位原三位债权人郑淑安(1064626元)、盛安租赁处(35449.67元)、贺照娟(550220元)于2016年8月将其债权转让给范丰华，范丰华提出抵房申请，我单位协调其在鑫玉房产以1080000元的价款抵房两套”，郑淑安的债权(1064625元+35449.67元=1100074.67元)已经全部转让给范丰华。范丰华让郑淑安在协议书上签字，是因为当时房价高于协议书载明价格，而且房价还在上涨，范丰华的目的只是想让郑淑安作出价格确认或想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从鑫德公司出具的说明中可以看出郑淑安的债权已全部转让给范丰华，不可能再通过协议书中的债权二次再转让给范丰华54万元和转让给任娇54万元。7.对于另一套房屋是否真实转让给任娇及办理登记的过程中郑淑安并不知情。根据范丰华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及吕某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可以看出，顶账房转让给范丰华和任娇名下是范丰华与案外人商定的，是用来变现的一种形式，并不是郑淑安的真实意思表示。8.案涉协议书主体是原债权人与鑫德公司，但鑫德公司没有盖章确认，该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9.一审认定“后贺照娟到鑫德公司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错误，因为鑫德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该协议书，贺照娟到鑫德公司签的是转让给范丰华449220的债权协议。范丰华在一审庭审中明确的陈述协议书系在郑淑安办公室签字后，吕某又带着他找贺照娟签字，一审对此认定不清。范丰华答辩称：1.范丰华与郑淑安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不具有成立委托关系的合意也不具有从事委托行为的事实。郑淑安在2016年11月8日签字空白债权转让证明时（前）并未与范丰华见面协商委托事宜，而是与林某联系，在当天发给林某的短信中表明郑淑安授权委托给范伟元。林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案件中证实债权转让是其提议并牵头的，吕某证实是林某联系她帮郑淑安要钱，她找范丰华顶名要钱，本案一审吕某证实是“林某委托我”。郑淑安与范丰华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和协议，在“顶房”后郑淑安也是一直联系林某并非向范丰华催要，林某在一审中陈述“郑淑安催我，我就催范丰华”，结合郑淑安提供的短信和证人证言以及林某作为担保人在欠条签字的事实，完全可以认定郑淑安委托林某（林某委托或同吕某合作）催要欠款，与范丰华不具有委托关系的意思表示。林某是债权单位日照鑫德公司员工，吕某是所顶房单位日照鑫玉房产公司员工，郑淑安主张通过债权单位的内部人员委托给外部人员向债权单位催要款项完全不符合常理和正常逻辑，反而证明林某和吕某因身份不方便以其名义办理而是借用公司外部人员范丰华的名义，吕某一审中也明确证实该事实。2017年2月15日吕某将范丰华名下所顶楼房进行处置并实际收取款项，对任娇名下的房产因被查封没卖掉。2017年3月22日，林某作为担保人吕某向郑淑安出具欠条，2017年4月7日林某发短信表明跟吕某约好面谈。2017年5月5日郑淑安以债权转让合同而非是委托合同起诉范丰华。综合整个过程一直是林某、吕某与郑淑安联系，并处置所顶房产，出具欠条。范丰华与郑淑安不存在任何联系和从事受托回款或顶房卖房收款的行为。结合吕某在一审中证实在日建集团以债顶房手续中的孟祥峰、张纪堂、陈颖等债权是房款互相凑数并有“林某组织换条业务”以及林某将2016年12月8日协议中的剩余债权469294.67元转给林增功并由林增功顶房、林某和吕某向郑淑安出具欠条的事实，可以认定是林某与吕某借用其特殊身份关系（日建员工）从事代人要账业务，是受托人的事实。2016年11月8日的两封债权转让证明内容看郑淑安与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将日照鑫德公司的债权1064625元、35449.67元转让范丰华，该债权转让证明只是要账的一种方式，吕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案件中证实采取债权转让证明的模式是“公司要求采取的方式”，债权转让证明不能证实真实委托关系。2016年12月8日的协议书内容看是郑淑安、贺照娟、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与鑫德公司达成协议，将债权54万转让给范丰华、54万转让给任娇用于抵顶鑫玉公司楼房，该协议书中对郑淑安和盛安租赁的债权重新作出约定，替代2016年11月8日郑淑安与范丰华的债权转让证明。2017年3月22日，由林某作为担保人，吕某向郑淑安出具欠条对应的金额1100074.67元就是郑淑安和盛安租赁在鑫德公司的债权数额，该欠条是对2016年12月8日协议的替代，郑淑安与吕某、林某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论郑淑安与谁成立的委托合同关系已不存在。2.郑淑安非适格原告。郑淑安在鑫德公司的债权是1064625元，盛安租赁处的债权35449.67元，郑淑安对盛安租赁处的债权不是适格诉讼主体。2016年12月8日协议书明确三方债权合计1549294.67元，并未明确范丰华名下抵顶房产的54万是哪方的债权，且剩余469294.67元债权没有依据直接认定为是贺照娟的449220元债权，林某以原有债权人身份将469294.67元债权转给林增功，以林增功名义顶房，该事实无法排除林某受郑淑安的委托将郑淑安的债权以林增功的名义顶房达到回收欠款的事实，贺照娟、林曾功、范丰华等与鑫德公司并无真实业务，仅是名义债权人。因此没有证据证实范丰华名下所顶房产对应的54万债权是郑淑安所有，郑淑安非适格原告。3.郑淑安和林某对2017年3月22日的欠条无法自愿其说，如果是吕某与范丰华合谋，那么林某为何自愿作为担保人，并表示向吕某要钱而不是向其本人介绍给郑淑安的受托人范丰华要钱；其为何在吕某出具的欠条上签字当担保人；吕某不能控制或取得范丰华、任骄名下所顶房产的处置利益，其自愿出具欠条的目的是什么；林某和吕某作为日建集团的内部人员需要委托外部人员催要欠款。众多疑问的答案就是林某才是郑淑安的受托人，吕某是林某的受托人。范丰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二项，改判驳回郑淑安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郑淑安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郑淑安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与范丰华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但未明确是哪一份证据。相反，根据相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范丰华与郑淑安没有委托关系的合意，没有具体办理委托催收欠款的事实，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如双方系经介绍存在直接的委托关系，就不会存在郑淑安与林某直接联系和吕某办理顶房、卖房、收款、出具欠条以及用范丰华名顶账一处房产的事实。在郑淑安提交的债权转让证明以及行成时间、地点的证据中只有单方签字、盖章，结合在(2017)鲁1102民初3800案件中郑淑安明确“在债权转让证明出让方的地方签完字就走了”以及短信证据中2016年11月8日郑淑安给林某短信“上次你给我发的短信上帮我要钱的范丰华而在公司写的授权委托是给范伟元的没事吧”以及2017年3月4日林某才将范丰华电话号码告知郑淑安等证据可证实范丰华与郑淑安没有成立委托关系的合意，双方之间没有包括短信、微信、当面、书面协议等任何形式的直接委托联系。郑淑安直接联系沟通的对象只是林某。(2017)鲁1102民初3800案件中郑淑安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主张范丰华没有支付债权转让款，更证明双方没有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2017年8月24日郑淑安向林某发送短信，时间节点是郑淑安在(2017)鲁1102民初3800案件庭审结束后撤诉前，其内容“让吕某说实话，只是介绍而且说事成之后范丰华把我委托他要回来全款后给他好处费，我们之间只是介绍，而我与范才是委托关系”，林某回复“收到”，说明郑淑安通过诉讼庭审后改变策略，指使或与林某串通虚构事实。证人林某与郑淑安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且是剩余债权469294.67元的原有债权人，其证言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实，但结合其与郑淑安之间的短信可证实是郑淑安委托证人林某要钱以及林某牵头联系委托给了吕某以及林某并“没有在场”见证“2016年7月8月郑淑安与范丰华在日建公司面对面定委托的事”以及林某让吕某给郑淑安出具1100074.67元欠条好找吕某要钱的事实，也说明回款的责任不在范丰华而是在吕某，郑淑安与林某并非是委托范丰华而是委托给吕某要款、顶房。在郑淑安的短信中2017年9月14日“写年月日”、2017年9月15日“(债务关系)改为(财产和资金)”，于是郑淑安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14日的吕某出具的证明中第2条就出现了“他们之间的财产和资金一概与我无关”的内容。证人吕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案件中作为范丰华的证人出庭证明是林某联系她帮郑淑安要钱，吕某找范丰华顶名帮忙，郑淑安的钱由她偿还(与欠条相印证)。在本案一审中吕某作为郑淑安的证人出庭证明是林某委托她向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要钱以及范丰华帮忙顶房、顶账房登记在任娇名下是吕某的意思的事实。吕某作为顶房、卖房、收款、出具欠条的直接当事人，对本案客观事实的陈述包括顶房款项的组成、来源等内容具体明确且稳定，完全可以认定范丰华只是帮忙借名顶房，与郑淑安之间没有委托合同关系，原审对证据的采用和事实的认定存在明显而重大错误。2.郑淑安主张与范丰华形式上的债权转让数额为1100074.67元，并主张返还该数额。但郑淑安提交的两张收条证据中欠款顶房数额分别为54万，均有郑淑安、贺照娟、孟祥峰、张纪堂、陈颖五人的签字，吕某出庭证实是为了凑房款而由林某组织换条互相凑数形成的债权，“租赁费谁出面就写谁的名字”，结合2016年12月8日的协议书中载明郑淑安、贺照娟、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共计债权1549294.67元中54万由范丰华顶房一套，54万由任娇顶房一套，剩余469294.67元另行处理，并未明确顶房款、剩余款的具体所有人，因此两处顶账房所对应的债权并非是郑淑安单独所有，且范丰华名下只有54万元债权对应的房屋，本案郑淑安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3.原判决认定郑淑安与范丰华以债权转让方式要款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是对案件本质事实的认定错误。2016年11月8日两份债权转让证明数额合计为1100074.67元。2016年11月16日、12月1日两张收条分别载明范丰华以54万顶房，即以范丰华名义自鑫德公司要回欠款108万元。2016年12月8日的协议书内容显示郑淑安、贺照娟、吕某三方就与鑫德公司债权达成协议，用范丰华名以54万顶房一套，用任娇名以54万顶房一套，剩余债权469294.67元另行处理。共计债权1549294.6元中包括郑淑安主张的两份债权转让的数额1100074.67元，该事实证明郑淑安与吕某对鑫德公司债权达成新的处理协议，该协议是对2016年11月8日以债权转让形式要款的变更和替代。本案已不存在以债权转让方式委托范丰华要账的基础和形式。原判决认定范丰华只返还一套房屋处置款，对另一套郑淑安认可登记在任娇名下的房屋范丰华不承担返还责任也充分说明原判决对事实的认定矛盾且错误，登记在范丰华名下的房屋由吕某以范丰华且只能以范丰华名义处置并取得房款，基于吕某与郑淑安、贺照娟的协议以及出具的欠条等事实，郑淑安主张返还款项的相对方应是吕某，范丰华与郑淑安在顶房协议中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只是被借名顶房、卖房且未占有房款。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郑淑安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郑淑安和范丰华的委托合同关系，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委托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错误，且一审未对案件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并公开判断的理由。郑淑安答辩称：范丰华与郑淑安委托法律关系事实清楚，范丰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郑淑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范丰华返还1100074.67元并自2016年1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范丰华承担。事实和理由：郑淑安与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德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对鑫德公司享有债权1100074.67元。为回收该款项，郑淑安于2016年下半年经人介绍将其对鑫德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以债权转让的形式委托范丰华代为办理催收欠款，后范丰华在代理收回欠款过程中，未及时将回款物交付郑淑安，并擅自处置回款物，郑淑安多次向其催要未果。范丰华一审辩称:首先，郑淑安与范丰华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1.证人吕某于2017年6月3日出具的证明中证实，案外人贺照娟及郑淑安等三债权人在鑫德公司拥有债权共计1549294.67元，因收款困难，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委托证人吕某、林某到鑫德公司回收欠款。因为证人吕某、林某是鑫德公司的会计和项目经理，不方便直接出面，便以范丰华的名义办理，郑淑安与范丰华相不认识。从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中能够证实，早在2015年2月17日，郑淑安就把自己的收款账号发给了林某，委托林某回收欠款，双方有多次关于委托回收欠款的聊天记录。2.郑淑安与范丰华从未签订委托合同。范丰华只是按照证人吕某、林某的要求和日建集团的管理规定，与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收到条等手续。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及收到条的过程中范丰华和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没有见过面。直到2017年3月14日，林某才告诉郑淑安范丰华的电话号码，上述事实，有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签字的协议、收条以及证人吕某的证明、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3.案外人贺照娟、孟祥峰及郑淑安等五债权人委托证人吕某、林某以范丰华的名义，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从日建集团抵顶出两套房屋后，郑淑安回收欠款的事情就再也与范丰华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郑淑安、案外人吕某及贺照娟签署了顶账房屋的处置协议，贺照娟的债权449220元抵顶的18号楼3单元2403号房屋登记在范丰华名下，郑淑安的债权1064625元抵顶的18号楼3单元2503号房屋登记在证人吕某的外甥任娇的名下，并且郑淑安和债权人贺照娟均在协议上明确委托证人吕某处理顶账房屋进行变现。对于顶账给郑淑安且登记在任娇名下的房屋，郑淑安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中郑淑安也和林某提到了任娇名下的房屋。对于其他属于郑淑安的469294.67元未能顶房的债权，被证人吕某、林某转让给了林增功，由证人吕某、林某于2017年4月6日与林增功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4.对于郑淑安是委托证人吕某、林某全权处理其债权回收、房屋变现等事宜，2017年3月22日证人吕某在E尚筑21楼办公室向郑淑安出具的欠条也能够证实。在该欠条上，证人吕某向郑淑安出具了全额1100074.67元的欠款条，林某在该欠款条上也作为担保人签字。对于该欠条的性质和出具过程，证人吕某在2017年5月4日出具的证明中已经做出明确说明。其次，郑淑安与案外人吕某及贺照娟签署的债权处置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抵顶房屋的债权是属于郑淑安和债权人贺照娟二人所有。关于该协议：1.从该协议形式看，该协议是一份三方协议。郑淑安在原审中对该协议提出了异议，但是认可该协议上“郑淑安”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该协议上还有吕某、贺照娟的签字，该协议应当作为有效证据采信。2.从该协议内容看，是债权人郑淑安、贺照娟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吕某达成的债权处置协议。对此，2017年3月22日证人吕某在E尚筑21楼办公室向郑淑安出具的全额1100074.67元的欠款条以及林某在该欠款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的欠条，与该协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郑淑安是完全委托证人吕某来回收欠款和变现房屋的，该协议应当作为有效证据来采信。3.从该协议内容看，贺照娟的债权是449220元，郑淑安的债权是1064625元，抵顶来两套房屋，每套价值540000元。债权人郑淑安、贺照娟都同意对剩余债权469294.67元另行处理，可以推断出对抵顶来的两套房屋债权人郑淑安、贺照娟是每人一套，都对抵账来的房屋享有权益。4.从该协议内容看，贺照娟的债权449220元抵顶的是18号楼3单元2403号房屋登记在范丰华名下，郑淑安的债权1064625元抵顶的18号楼3单元2503号房屋登记在证人吕某的外甥任娇的名下。对此，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在该聊天记录中郑淑安明确向证人林某提到任娇名下房屋的事宜。并且，在郑淑安提交的和证人林某的聊天记录中，双方还明确提到对于属于郑淑安的剩余债权469294.67元的处理问题，证人林某还告知郑淑安该剩余债权469294.67元最终受让人林增功的电话号码。5.从鑫德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出具的证明来看，案涉顶账房对应的债权是三位债权人：郑淑安为1064625元、岚山盛安租赁站为35449.67元、贺照娟为550220元，这也能够证实，抵顶房屋的债权是属于郑淑安和债权人贺照娟二人所有。最后，范丰华与郑淑安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不存在任何其他民事法律关系。2017年3月22日，案外人吕某向郑淑安出具了内容为“今欠郑淑安1100074.56元，并由林某作为担保人”的新欠条。从该欠条的出具之日起，案外人吕某、林某与郑淑安之间形成了新的债务关系。郑淑安应当按照债权关系去向案外人吕某、林某主张欠款。郑淑安完全可以凭欠条来起诉欠款人吕某和担保人林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郑淑安对鑫德公司享有债权1064625元，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个体工商户，郑淑安系经营者）对鑫德公司享有债权35449.67元。郑淑安陈述因鑫德公司未付款，其多次找鑫德公司材料员林某追要。林某表示公司款项紧张，而自己家里人在该公司的欠款是找范丰华帮忙要的，可以介绍其认识范丰华，通过范丰华追要欠款,事后给其一、二万元的报酬即可。2016年8月18日，郑淑安出具转让协议一份，内容为：“今有郑淑安（3728021972××××××××）在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所有债务共计：壹佰壹拾万零柒拾肆元陆角柒分1100074.67元转让给范丰华（3711001977××××××××），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由郑淑安承担，由日照鑫德建设公司无关（包括日照市汾水盛安租赁处债权）郑淑安2016.8.18”。后郑淑安在两份债权转让证明上签字、加盖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公章。其中一份债权转让证明内容为“出让方：郑淑安，受让方：范丰华。出让方郑淑安自愿将在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债权壹佰零陆万肆仟陆佰贰拾元整￥1064625元转让给受让方范丰华，如在本笔债权转让后出现任何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日照鑫德建设公司及山东日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出让方处郑淑安签名捺印，受让方处范丰华签字。另一份债权转让证明内容为：“出让方：郑淑安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受让方：范丰华。出让方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自愿将在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债权叁万伍仟肆佰肆拾玖陆角柒分转让给范丰华，如在本笔债权转让后出现任何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与日照鑫德建设公司及山东日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出让方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名称处加盖公章，受让方处范丰华签字。上述债权转让协议除出让方、受让方、债权金额为手写外，其余均为打印内容。落款日期空白，对此郑淑安陈述系鑫德公司财务人员通知其去签字的，其顺手拍了照片，当时公司财务人员都在场，范丰华当时也应该在场。范丰华陈述“201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吕某找我，说以我的名义抵顶一套房子，我不同意，到了后来吕某多次做我工作，我就勉强同意了。到了后来我多次到日建集团财务室按照吕某的要求签署很多文件，这可能就是郑淑安提供的原件。是我和吕某去的财务，签字之前包括在签字过程中，我都没见过郑淑安，或者说见过郑淑安我也不认识”。2016年11月16日，范丰华向鑫德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欠款伍拾肆万元整（540000）鑫玉房产顶房”；于2016年12月1日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欠款伍拾肆万元整（540000）鑫玉房产顶房”。收条中收到人处范丰华签名。该收到条存放于鑫德公司，郑淑安亦在该收到条上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郑淑安陈述是鑫德公司财务人员说范丰华已用债权顶了两套房子，让其在收到条上签字。另外收到条还有贺照娟及陈颖、孟祥峰、张纪堂的签字。后范丰华持打印的内容为“原有债权人郑淑安（债权金额1064625元）、贺照娟（债权金额449220元）、盛安租赁处（债权金额35449.67元）共计债权1549294.67元与日照鑫德建设有限公司债权事宜达成以下协议：1.转让给范丰华540000元（大写：伍拾肆万元整）抵顶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楼房一套，房产号：18#3-2403；2.转让给任娇540000元（大写：伍拾肆万元整）抵顶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楼房一套，房产号：18#3-2503。剩余债权金额469294.67元尾款另行处理。原债权人签字：”的协议书到郑淑安办公的地点找郑淑安签字，该协议书未注明落款时间。郑淑安主张其在原债权人签字处签字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其当时签字后予以拍照留存，照片显示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后贺照娟到鑫德公司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在该协议上另有“并由吕某全权处理以上债权债务，代收上述款项”及“连带责任承担人：吕某37110019690920058X”的手写内容，吕某出庭作证时认可其与范丰华一起到郑淑安办公的地点找郑淑安签字，签字时房屋已经顶账完成了，但对于手写内容并非其当场所写，是事后写的。并对之前出具的书面证词、出庭作证的证言中与本案中证言不一致之处作出解释。经一审法院调查贺照娟，贺照娟陈述其并非真正的债权人，是林增功的债权挂在其名下，当时吕某打电话让其到鑫德公司签字，说范丰华在那等着她，范丰华让其在该协议上签字时只有郑淑安的签字。贺照娟还陈述协议书上顶账的两套房子不包括她的债权，本来说顶三套房子，后来没顶成，这44万余元又回到其名下，最后被实际债权人实际领走了。对于上述顶账所得的两套房屋。对于顶账到范丰华名下的新城花园18号楼3单元2403室房屋，吕某于2017年2月15日代范丰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将该房屋以510000元的价格卖与案外人段淑春，约定乙方（段淑春）支付购房定金10000元、2017年4月1日支付房屋首付款160000元，甲方收到全款后三天内交付乙方房屋。乙方支付见证方40000元包费用（其中包括契税、个税、增值税、评估费、工本费、中介费）。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签订过程，吕某出庭作证时陈述实际操作是范丰华，但是其签字。后范丰华于2017年5月4日将房款470000元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吕某，吕某于2017年5月4日向范丰华出具收到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收到范丰华鑫玉房产公司18号楼3单元2403号房屋房款470000元”。对此，吕某陈述因其欠了范丰华款，所以在其收到款后又给了范丰华。范丰华对此不予认可，但认可吕某欠其公司款项已还清，否认系用该款偿还。另外一套顶账至任娇名下的房屋，郑淑安、范丰华陈述被查封。另查明，郑淑安、日照市汾水盛安建筑设备租赁处曾以与范丰华存在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为由于2017年5月9日起诉范丰华，要求其支付债权转让款1064625元、35449.67元并支付利息，范丰华在该两案中答辩意见主要为“郑淑安、范丰华之间并不存在债权转让的客观事实，实际系郑淑安与吕某、林某存在委托关系，范丰华系接受吕某的委托且已完成全部义务”。在该两案诉讼过程中，范丰华提交吕某出具的收费确认单两份，证实自愿支付见证费用40000元，但无相关见证方盖章或出具收到条。范丰华还提交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其代收的契税1620元，燃气开口费、有线电视开口费合计3120元，另外还交纳维修基金10286元，不动产登记证费用80元。在该两案诉讼过程中，郑淑安曾将范丰华提交的有吕某书写内容的协议书等证据拍照发给林某，并于2017年8月24日向林某发送短信，内容为：“你是把我介绍给范丰华的，17年3月22号前你从来没与我说过有吕某这个人啊，而你可能是她介绍范丰华要钱能力更大，让我直接找范丰华给要，事成后给他一两万元好处就可以了，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再说即使你找了吕某，她也只是把你介绍给范，不可能存在委托啊，让吕某说实话，只是介绍而且说事成之后范丰华把我委托他要回来全款后给他好处费。我们之间只是介绍，而我与范才是委托关系”，林某回复“收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郑淑安也曾申请林某出庭作证，林某陈述：我是鑫德公司的材料人员，吕某在鑫玉房产工作，当时郑淑安在鑫德公司有债权，我和郑淑安说我认识吕某，吕某认识范丰华，范丰华有关系可以要到钱，我通过吕某要的范丰华的电话，在签协议的时候范丰华并不认识我，当时范丰华通过电话方式告诉我要1、2万元的报酬，当时在2016年7、8月在日建公司院内，郑淑安和范丰华面对面定下来在范丰华把钱要回来后给郑淑安，我当时在现场。2017年3月22日在E尚筑21楼吕某的办公室内，我、郑淑安、吕某在场，我让吕某出具了数额为1100074.67元的欠条，当时郑淑安在现场但并未看见该欠条，我作为担保人在该欠条中签字，但是我并没有把欠条给郑淑安，现在欠条还在我这，我让吕某出具欠条的目的在于万一范丰华不把要回的钱给郑淑安，我好找吕某要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郑淑安申请林某出庭作证，林某陈述其介绍郑淑安、范丰华认识，中间还有一个吕某，其通过吕某认识的范丰华，所以把郑淑安介绍给了范丰华。郑淑安在2017年3月22号之后通过其认识吕某。2017年3月22日，吕某写条的时候郑淑安已经走了，吕某写了这个条让其给郑淑安，郑淑安不要、不承认。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范丰华曾申请吕某出庭作证，吕某陈述：我与郑淑安并不相识，是通过林某介绍相识，当时是林某和我联系说帮郑淑安要钱，我就找了范丰华，顶他的名字要钱，因为范丰华有亲戚在日建集团可以帮忙。当时用郑淑安及盛安租赁处的债权抵顶了两套房子，贺照娟的债权没有抵顶出来，抵顶在范丰华名下的房子我委托中介卖了470000元，另一套抵顶在任娇名下的房屋现在还没有处理，范丰华将470000元给我后我又给了范丰华，因为我欠范丰华的钱而且利息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吕某出庭作证时陈述顶给范丰华的房子真实情况是范丰华处理的，款项最终还是在范丰华那里。后郑淑安以将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与范丰华纠纷为由对上述两案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准许。后郑淑安于2017年11月7日再次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7）鲁1102民初788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郑淑安要求范丰华返还收回款项1100074.6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后郑淑安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另查明，郑淑安为保全范丰华在交通银行日照分行的银行存款支出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郑淑安、范丰华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郑淑安主张与范丰华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范丰华未予认可，郑淑安应对与范丰华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该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郑淑安作为本案原告，主张与范丰华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郑淑安与范丰华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范丰华并未支付对价，且从证人证言来看，进行债权转让目的只是为了范丰华直接要账方便，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郑淑安委托范丰华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办理顶账业务，顶出房子后再进行变现，只是要账的一种方式，郑淑安的最终目的是要到欠款，因此郑淑安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主张，郑淑安、范丰华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范丰华提出“其并非接受郑淑安的委托，郑淑安系委托吕某、林某全权处理其债权回收、房屋变现等事宜”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从查明的事实看，林某、吕某仅是郑淑安、范丰华之间的介绍人，并非委托人或受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范丰华在顶账完成后取得两套房屋，其中一套房屋处置，应当及时将处置款项交付郑淑安，但范丰华在未得到郑淑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将其中470000元交给吕某，任意进行处置，超出了受托事项的范围，故应予返还。对于应返还的数额，虽然系以郑淑安的540000元债权抵顶，但考虑房产处置价格为510000元，同时日照市鑫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范丰华代收的契税1620元，燃气开口费、有线电视开口费合计3120元，合计4740元，该费用系为完成受托事项支出，应由郑淑安承担。另外范丰华交纳的维修基金10286元、不动产登记证费用80元，该费用亦系为完成受托事项支出，亦应由郑淑安承担。对于处置房产的相关费用，吕某出具的收费确认单无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且未经得郑淑安同意，结合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该费用由购买方承担，因此不予扣除。故范丰华应返还的数额为494894元。对于利息，以494894元为基数，结合房屋买卖合同交款时间及范丰华处分房款的时间，自2017年5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本案查明事实看，郑淑安、范丰华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系有偿合同，对于范丰华是否应当取得报酬的问题，因范丰华否认其与郑淑安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未主张，本案不予处理。对于剩余顶账到任娇名下的房屋，根据协议书的内容，抵顶的两套房屋其中一套登记到任娇名下，郑淑安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视为对签字内容的认可，对于顶账得来的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的风险也是明知的，范丰华并未占有该房屋，亦未取得该房屋处置得款，故不承担返还责任。对于该房屋的权利郑淑安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范丰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郑淑安494894元及利息（利息以494894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郑淑安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1元，由郑淑安负担5978元，由范丰华负担8723元；保全费5000元，由范丰华负担。二审过程中，范丰华申请证人许某出庭作证，证人许某主要陈述：其不认识郑淑安，范丰华是其售卖房屋的产权人；当时吕某让其出卖新城花园18号楼3单元2403室房屋并将房屋钥匙交给许某，房屋最终售卖价格为51万元；房屋售卖过程中，郑淑安从未参与；房屋价格系吕某提出并最终与买方确定，价格确定后吕某代范丰华与买方签订合同；后在签合同时需落实房产证产权人，故其与吕某共同找范丰华签字。郑淑安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陈述与2020年5月19日15时至18时庭审笔录内容相左，应为虚假陈述，不能采信。所售房屋的实际受益人为范丰华。范丰华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对于范丰华名下所有的房产的实际处置系吕某操办，范丰华仅是应吕某要求顶名并按照中介交易的要求补签买卖合同，并未参与涉案房屋的处置，且涉案房屋处置的价款已有范丰华支付给吕某，郑淑安与范丰华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对该证人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另查明，（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林某、吕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林某主要陈述：…当时我也把一个叫林增功的债权转给了范丰华，是469294.67元，这个钱没要成，后来又转回来给林增功了…我是介绍人，是郑淑安委托范丰华要款…。吕某主要陈述：…郑淑安和他租赁站的钱就顶了两套房子。贺照娟的债权没顶出来，又转回给贺照娟了…。经一审法院调查林增功，林增功陈述：…我在鑫德公司干了点活…工程款是550220元，我委托我侄子林某给我要钱…考虑我来回跑不方便，就用了贺照娟的名字，后来听说是跟郑淑安一块顶房子，房子没顶成，工程款后期顶了一套房子，钱已经到手了…。对于范丰华实际从鑫玉公司顶账顶出来的两套房子中是否有其工程款，林增功陈述没有，没顶成又转回来了，与范丰华无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郑淑安与范丰华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范丰华应否给付郑淑安主张的费用。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林某、吕某在（2017）鲁1102民初3800号案件中的证言等，郑淑安与范丰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委托索要债权的委托协议，郑淑安与范丰华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范丰华关于其与郑淑安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不成立。范丰华在抵顶出两套房屋后，郑淑安作为原债权人出具协议，同意将鑫德公司的债权转让给范丰华540000元，抵顶鑫玉房产18号楼3单元2403室；转让给任娇540000元，抵顶鑫玉房产18号楼3单元2503室;剩余债权469294.67元另行处理，双方当事人已经就债权及房屋的处理重新达成一致意见。郑淑安提交的用手机拍摄、保存在其手机里的该份协议书，并没有吕某手写内容，范丰华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手写载明的“并由吕某全权处理以上债权债务，代收上述款项”内容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结合林某、吕某关于1100074.67元欠条的陈述，范丰华关于吕某给郑淑安出具了欠条，其与郑淑安之间形成了新的债务关系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登记在范丰华名下的18号楼3单元2403室房屋以51万元的价格出卖给他人，扣除相关费用，获得价款494894元。根据贺照娟、林某、吕某、林增功的陈述，范丰华抵顶出的两套房屋均系郑淑安债权，并没有包括债权人贺照娟债权，一审判决范丰华扣除必要费用后予以返还并无不当。对于其他债权数额，因郑淑安作为原债权人已出具协议，同意转让给任娇540000元，抵顶鑫玉房产18号楼3单元2503室，剩余债权469294.67元另行处理，故其对范丰华主张该部分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郑淑安与范丰华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402元，由上诉人郑淑安负担14701元，由上诉人范丰华负担147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卜雪雁审判员  王林林审判员  李晓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吴丹书记员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