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18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55号。法定代表人：尚红，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曼，北京隆安（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男，汉族，住址沈阳市沈北新区。法定代理人：孙立南，男，汉族，住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祖鸿鑫，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立南，男，汉族，住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祖鸿鑫，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振河，男，汉族，住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祖鸿鑫，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玉芹，女，汉族，住址沈阳市新城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祖鸿鑫，辽宁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与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14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已审理终结。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诉请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理由为，1、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偏高；2、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依据；3、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3万元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在一审法院诉称，原告孙立南系原告孙某的父亲，原告苗振河、华玉芹系原告孙某的外公、外婆。原告孙某的母亲苗某于2017年5月10日经被告确诊为头部存在垂体腺瘤一处，被告当天建议苗某入院手术治疗。2017年5月16日，原告孙立南同35岁的妻子、二岁孩子的母亲苗某来到原告非常信任、医疗水平超高的被告医院治疗。被告承诺：苗某颅内只有一处垂体腺瘤可以用微创手术治疗，该微创手术风险及小且非常成熟，该手术只需一个小时就能做完，三天就能出院，出院后苗某能跟正常人一样。原告孙立南按照被告的要求交付1万元住院押金办理入院手续。被告于2017年5月18日在没有对苗某头部没有做造影检查的情况下，在未发现苗某头部还另有一处动脉血管瘤的情况下违规给予苗某实施微创手术。被告术前没有意识到苗某血压升高的危害，在给予苗某手术过程中发现苗某血压高压升到200、心脏出现异常、鼻腔穿血等危急的情况停止手术，被告此时才想起给苗某头部做增强CT检查，检查结果发现苗某颅内出血。被告在苗某颅内出血的情况下才给予头部造影检查，被告在没有找到出血点时诊断苗某颅内动脉瘤破裂，被告对苗某行DSA及介入手术治疗系误诊误治。苗某在被告医院手术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抢救12天，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苗某生前身体非常健康，每月有3300元正常收入，丈夫开出租车月收入6000余元，一家三口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如果被告手术前认真负责为苗某头部全面检查，如果被告在术前将意外因素预防充分，如果被告医生在术前监测到苗某血压增高引起高度重视，本次医疗纠纷就不会发生，原告孙某就不会在两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原告认为：被告医院诊疗水平要高于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苗某才选择到被告医院进行诊治，原告孙立南相信被告医生景治涛主任的承诺及被告医院超高的医疗技术水平才将年仅35岁的妻子托付给被告诊治，但被告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告知、注意、重视患方的义务，苗某术前血压增高，被告没有引起重视，被告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被告存在重大过错，苗某死亡的严重后果是因被告术前诸多意外因素估计不足，被告出具的病志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存在篡改病志，被告在诊治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高度注意的义务应对原告合理诉求进行赔偿。苗某从进入手术室到死亡一句话都没留给家人就离开了人世，苗某去世时只有35岁，苗某的孩子只有两岁，原告孙立南在被告知需要交付苗某抢救费时，高息借款10万余元交付给被告，被告也没有救活年轻的苗某。苗某去世后，孙立南听说苗某的手术不是执业医生而做，而是一位没有执业资格的实习学生而做的，便找到被告单位负责人，要求出示苗某手术全程录像监控，被告拒绝给付。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并与患者的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112570元、死亡赔偿金69986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原告孙某被抚养人生活费406064元、原告华玉芹赡养费241100.5元、原告苗振河赡养费139584.5元、丧葬费31272.5元、护理费4200元、伙食补助费1400元、误工费1400元、交通费2000元、复印费400元、鉴定费15000元；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一审法院辩称，本案已经过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认为医方没有尽到谨慎并高度注意义务的过错，应承担60%-70%的责任。同时鉴定意见认定被告对患者蛛网膜下腔出血考虑为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具有理论依据，行全脑血管造影术符合常规，说明针对最后导致患者死亡的颅内动脉瘤破裂，被告的诊断正确，治疗措施得当，但由于颅内动脉瘤疾病本身的凶险性和极高的死亡率，才导致本案患者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综上，请法院充分考虑上述事实，合理划分责任比例，作出公正判决。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6日，患者苗某以“停经4年伴头痛1年”为主诉，到被告处住院治疗。诊断：鞍区占位××变、垂体瘤。2017年5月18日行经鼻蝶入路鞍区占位切除术、全脑血管造影+球囊阻断术，术后患者病情不见好转，2017年5月30日，经抢救无效，患者死亡。原告在被告医院处支付医疗费112570元。另查明，原告向法院提出对本次医疗纠纷进行司法鉴定，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医方在诊疗患方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并高度注意的义务存在过错，患方术后死亡的后果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同等-主要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对患方术后死亡的后果负同等-主要的责任，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建议医方承担60%-70%的责任比较合适。原告支付鉴定费15000元。再查明，原告孙立南为患者苗某的丈夫，原告孙某为患者苗某与原告孙立南的婚生子，原告苗振河为患者苗某的父亲，原告华玉芹为苗某的母亲。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利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经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定医方在诊疗患方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并高度注意的义务存在过错，患方术后死亡的后果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同等-主要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对患方术后死亡的后果负同等-主要的责任，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建议医方承担60%-70%的责任比较合适。故酌定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综上，对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请求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具体内容如下：一、医疗费。依据原告提供医疗费票据和住院病历。确认原告在被告处支付医疗费112570元，由被告赔偿67542元（112570元×60%）；二、住院伙食补助费。依据原告提供的住院病历，患者在院天数为14天，故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400元（100元×14天），由被告赔偿840元（1400元×60%）；三、护理费。依据原告提供的住院病历，患者住院共计14天，二级护理2天，护理人数按照一人计算，重症监护12天，护理人数按照两人计算，关于护理费标准，按照2019年居民服务业标准进行给付，故原告主张的护理费3754.47元（52707元÷365×12天×2人+52707元÷365×2天），由被告赔偿2252.68元（3754.47元×60%）；四、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关于患者误工时间，根据住院病历，确定患者的误工时间为14天。关于误工费标准本院酌定按照居民服务业标准进行计算，故患者误工费为2021.64元（52707元/月÷365天×14天）。由被告赔偿1212.98元（2021.64元×60%）；五、死亡赔偿金。患者苗某生前在城镇居住，故患者苗某的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标准，患者苗某死亡时为35周岁，故死亡赔偿金为746840元（37342元×20年），由被告赔偿448104元（746840元×60%）。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受害人苗某需要扶养的被扶养人有其儿子孙某（2015年3月5日出生，2周岁）。受害人苗某丈夫为孙立南且具备劳动能力，因此，受害人苗某应承担孙某被扶养人生活费的1/2。据此，孙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11584元（26448元/年×16年×1/2）。由被告赔偿126950.40元（211584元×60%）关于原告主张的患者苗某父母的赡养费，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予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死亡赔偿金应为575054.40元（448104元＋126950.40元）；六、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医疗事件造成原告受伤的后果，使原告身心承受了极大的伤痛，为补偿及抚慰给受害人精神上造成的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当给予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认为原告的该项赔偿内容为30000元；七、丧葬费。患者苗某因此次事件而死亡，原告支付丧葬费为合理必要支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丧葬费为31272.50元，由被告赔偿20709.90元（34546.50元×60%）；八、交通费。法律规定，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依据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同时考虑到原告进行鉴定及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用，酌定交通费为2000元，由被告赔偿1200元（2000元×60%）；九、复印费。关于复印费内容，原告诉讼过程中必然产生复印费用，故酌定复印费为1000元，由被告赔偿600元（1000元×60%）；十、鉴定费。本案中原告为了明确患者死亡及被告过错原因支付的鉴定费用为其因本次事件而产生的合理费用，本次鉴定费用15000元，由被告赔偿9000元（15000元×60%）。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医疗费67542元；二、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住院伙食补助费840元；三、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护理费2252.68元；四、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误工费1212.98元；五、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死亡赔偿金575054.40元；六、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七、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丧葬费20709.90元；八、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交通费1200元；九、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复印费600元；十、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鉴定费9000元。上述款项共计708411.96元，由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00元，减半收取46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孙某、孙立南、苗振河、华玉芹承担1840元，由被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担2760元。在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偏高的上诉主张，经查，一审法院依据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定医方在诊疗患方的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并高度注意的义务存在过错、患方术后死亡的后果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同等-主要的因果关系、医方应该对患方术后死亡的后果负同等-主要的责任、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建议医方承担60%-70%的责任比较合适的鉴定意见，酌定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依据的上诉主张，经查，一审法院依据患者苗某生前在城镇居住等事实，认定患者苗某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适用城镇标准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3万元精神抚慰金过高的上诉主张，经查，一审法院依据本次医疗事件使被上诉人身心承受了极大的伤痛并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认定该项赔偿内容为3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洋审判员 刘 晶审判员 吴永梅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万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