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3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逸飞，男，199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志强，男，1993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王逸飞因与被上诉人任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4民初2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逸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任志强的起诉。事实与理由：1.王逸飞不是案涉借贷的债务人，不是适格被告。案涉借贷的债务人是案外人洪银海，其于2019年9月3日向案外人戴君借款8万元，并出具借条。戴君找到王逸飞，王逸飞找到任志强，并向任志强出示了洪银海出具的借条。任志强明知债务人是洪银海，于2019年9月4日向王逸飞转款8万元，王逸飞又转给戴君，戴君又转给洪银海。2019年10月还款5000元也是洪银海转给戴君，戴君转给王逸飞，王逸飞再转给任志强。综上案涉款项系洪银海所借，不是王逸飞从任志强处借款，王逸飞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2020年4月5日借条不是王逸飞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洪银海到期未能还款，王逸飞、任志强去找戴君索要，发生冲突，戴君报警。从该事实可以看出任志强认可债务人是戴君或洪银海。当天晚上11点，任志强胁迫王逸飞出具案涉借条，载明王逸飞向任志强借款8万元。出具借条后，王逸飞向任志强还款5000元，之后任志强多次向王逸飞、戴君索要欠款，双方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并报警。综上，任志强明知王逸飞不是债务人，其向洪银海或戴君索要款项不得，才胁迫王逸飞写下案涉借条。该借条内容不真实、客观。3.即便借条是真实的，王逸飞最多是代理洪银海出具借条，且任志强明知王逸飞与洪银海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任志强只能向被代理人洪银海主张，而不能向王逸飞主张还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王逸飞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任志强答辩称：1.王逸飞出具借条系王逸飞的真实意思表示，任志强没有胁迫行为，且出具借条之后，王逸飞还款5000元，更可以印证出具借条是王逸飞的自愿行为。2.借款时，任志强不认识戴君、洪银海，是王逸飞向任志强借款，任志强将款项交付王逸飞，至于王逸飞将款项给谁使用，与任志强无关。3.因借款到期未还，任志强找到王逸飞，王逸飞说款项给戴君使用了，任志强与王逸飞一起找到戴君，戴君报警。任志强是协助王逸飞追回款项，任志强与戴君之间没有债务关系，戴君也明确其只认王逸飞，公安机关的接处警记录不能否定任志强与王逸飞之间的借贷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任志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王逸飞返还借款本金7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债务清偿之日止），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任志强、王逸飞系朋友关系，案外人戴君系王逸飞的朋友，与任志强亦相识。2019年9月，王逸飞联系任志强称戴君有8万元资金需求。任志强于2019年9月4日经银行卡向王逸飞转账8万元，备注为借款。2019年10月18日，王逸飞经支付宝向任志强转账5000元。2020年4月5日，王逸飞向任志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任志强人民币8万元整于2020年5月4日归还。王逸飞，2019年9月4日，320105199306190410。2020年4月13日，王逸飞经银行向任志强转账5000元。任志强一审当庭认可其分别于2019年10月18日、2020年4月13日收到5000元，合计1万元，均系归还本金。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9月4日，王逸飞向案外人戴君银行账户转账8万元。2019年10月3日，戴君经支付宝向王逸飞转账5000元。2020年5月19日，戴君报警称其因债务关系，与王逸飞、任志强发生纠纷。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朝天宫派出所民警出警，告知各方债务纠纷协商不成要去法院起诉解决，不要有过激行为。任志强、王逸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显示：任志强要求王逸飞向戴君催要借款、让戴君给王逸飞补条子及起诉戴君等，任志强称自己是基于对王逸飞的信任等；王逸飞称戴君也是受害者，没有钱还，以及自己想办法喊戴君出来补条子等。任志强与案外人戴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任志强发微信称自己愿意放弃利息，戴君只还本金75000元即可；戴君则发微信称其与任志强不熟，且转钱给他的是王逸飞，如果任志强只要本金，戴君可以和王逸飞想办法将75000元还给他。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贷的债务人应如何认定。任志强提交了王逸飞出具的借条、任志强向王逸飞转账8万元的转账记录、王逸飞两次向任志强转账合计1万元的转账记录，拟证明王逸飞为本案借款人。王逸飞认可借条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辩称是戴君的朋友洪银海需要资金，自己只是介绍他们找任志强借钱，他们才是实际用款人，自己并非借款人。王逸飞提交了任志强与王逸飞之间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及任志强与戴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王逸飞向戴君转账8万元的转账记录、戴君向王逸飞转账5000元的转账记录等证据加以佐证。任志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当庭陈述：其不认识洪银海，只是从王逸飞和戴君口中知道有这个人，任志强和戴君也不熟悉，任志强和王逸飞是多年的朋友，任志强是基于对王逸飞的信任才会出借款项，任志强只认王逸飞，至于王逸飞把钱借给谁，与其无关；任志强确实听说王逸飞把钱借给戴君了，任志强之所以去找戴君要钱，是因为担心王逸飞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并不是因为王逸飞所说的借款人是戴君或者戴君的朋友洪银海，任志强认为自己的钱就是借给王逸飞了。一审法院认为，任志强将8万元出借款转账给王逸飞，并备注为“借款”，王逸飞事后向任志强出具借条承诺还款，并在出具借条后向任志强归还5000元。可见双方之间的借款合意真实、有效。王逸飞辩称其出具借条是因为任志强言语威胁，同时称双方并无肢体冲突，任志强则称自己从未有过胁迫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王逸飞辩称其系受言语威胁出具借条，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王逸飞另辩称自己将借款转账给了戴君，戴君转账给洪银海，款项实际使用人并非王逸飞，任志强对此亦知情，故王逸飞并非借款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任志强则称自己是将款项出借给王逸飞，王逸飞将款项用于何处与任志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暂不论任志强出借款项时，双方及戴君等人如何商谈，王逸飞事后向任志强出具借条承诺还款，并在出具借条后不久向任志强归还5000元，可见任志强、王逸飞之间的借贷合意已经形成，且合法有效，王逸飞应承担还款责任。任志强实际出借款项为8万元，王逸飞共归还1万元，任志强当庭认可该1万元均系归还本金，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故任志强诉请王逸飞返还借款7万元并自本案立案之日（2020年5月27日）起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有事实依据，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作出判决：王逸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志强偿还借款7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不超过年利率6%）。如王逸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保全费720元，合计2270元（任志强已垫付），由王逸飞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予以证明，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逸飞是否为案涉借贷的债务人。本院认为，借条等债权凭证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任志强提交了王逸飞出具的借条及相应的银行转款凭证（备注为借款），足以证明任志强与王逸飞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王逸飞上诉主张案涉借条系任志强胁迫其出具，但未能举证予以证明，且王逸飞在出具前述借条后向任志强还款5000元，更可以印证案涉借条系王逸飞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王逸飞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另王逸飞上诉主张其系代理洪银海出具案涉借条，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出具借条时取得洪银海的授权，且在案涉借条上王逸飞不仅未标明其代理人身份，还写明了其身份证号码。故本院对王逸飞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王逸飞应向任志强偿还借款本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逸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王逸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瑞煊审判员  程俊杰审判员  周宇浩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