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1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名县平安汽车驾驶技术培训中心，住所地：河北省大名县卫东林场内。 法定代表人：孙栓平，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敬斌，男，1969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大名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保文，河北时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玲，女，198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修起，男，1981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全，聊城法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钱洪胜，男，197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阳谷县。 上诉人大名县平安汽车驾驶技术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因与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钱洪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20）鲁1502民初11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付息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向钱洪胜借款1100000元、月息2分，孙敬斌向钱洪胜偿付过利息”，证据不足。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也不能提供借贷资金支付凭证，不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钱洪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次，是否存在利息约定、利息多少，完全是被上诉人钱洪胜一面之词，没有证据证实。再次，上诉人孙敬斌从来没有向钱洪胜支付过分文利息，一审判决认定孙敬斌偿付利息，毫无根据。（二）被上诉人陈述的借款过程互相矛盾。首先，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在2018年8月起诉时称“2017年8月1日与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上诉人向其‘借款’1100000元”，因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举证不能（不能提供资金支付凭证）而撤诉。本次起诉时又称“接受债权转让1100000元”，被上诉人前后两次陈述矛盾。其次，被上诉人钱洪胜陈述的借款过程为“2013年或2014年我分两次借给了孙敬斌1100000元”，又称“在2013年左右分两次汇款1100000元……，另一笔500000元也不知道谁打出、也不知道打给谁”，关于借款时间的陈述自相矛盾。对比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钱洪胜前后互相矛盾、自相矛盾的陈述，可见被上诉人没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三）一审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冯修起“偿付过利息”证据不足。上诉人孙敬斌与被上诉人钱洪胜系朋友关系，曾长期合作经营投资公司，多有经济往来。孙敬斌之所以向冯修起账户汇款11000元，是按照钱洪胜指定的（冯修起）账户代钱洪胜汇款。一审认定此款系上诉人孙敬斌偿付冯修起“借款利息”证据不足。（四）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没有查清。庭审时，被上诉人钱洪胜称“2017年向冯修起借款1100000元，冯修起通过银行转账给我1000000元，另100000元为现金”；而被上诉人冯修起称“2017年向钱洪胜账户转款1100000元”，并明确表示在庭审后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一审法院既没有针对被上诉人冯修起、钱洪胜互相矛盾的陈述进一步调查，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冯修起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钱洪胜与冯修起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五）一审认定本案存在债权转让，证据不足。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钱洪胜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钱洪胜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对其负有1100000元债务。其次，债权的有效存在是债权转让的前提。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钱洪胜之间并无债权债务关系，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债权转让的前提。（六）被上诉人虚构债权转让，损害上诉人利益。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于2018年9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以2017年8月1日《借款合同》为由，要求上诉人归还借款本息。由于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基于借贷关系提起前次诉讼，因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借款实际履行凭证而撤回起诉。本案中，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与钱洪胜虚构债权转让协议，意图损害上诉人利益。（七）一审认定上诉人明知“债权转让”无事实根据。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诉讼时，没有提交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也没有通知上诉人，一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对《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提出质疑，并要求对《债权转让协议书》形成的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认定上诉人“明知债权转让”，完全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八）即便债权转让属实，债权转让对上诉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转让通知是债权转让的一个必备条件。即使本案债权转让属实，因没有履行通知义务，故《债权转让协议书》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九）一审认定债权转让数额错误。首先，债权转让的前提是被上诉人钱洪胜对上诉人享有相应债权。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钱洪胜陈述，上诉人向其借款1100000元，也就是说钱洪胜所转让债权的范围不能超过110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范围包括“借款利息、诉讼代理费等”，并判决上诉人承担借款利息、诉讼代理费，没有事实根据。其次，本案中涉及的两个借贷关系即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与钱洪胜之间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钱洪胜之间的借贷关系如何约定（包括借贷金额、是否支付利息、利息多少等）均没有查清。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上诉人与钱洪胜之间存在利息约定、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与钱洪胜之间存在利息约定。而案涉《债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主体为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与钱洪胜，《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再次，如果认定上诉人对钱洪胜负有1100000元债务，上诉人现有证据证明通过孙栓平银行卡于2015年1月2日取现金200000元（存入钱洪胜银行卡）、于2015年6月20日、7月5日、12月25日分三次转账给钱洪胜账户500000元。也就是说，如果上诉人于2013年（或2014年）向钱洪胜借款1100000元，上诉人在2016年已经归还钱洪胜700000元。即便借款属实、债权转让属实，钱洪胜所转让债权的范围也仅仅限于400000元。二、一审程序违法。（一）应鉴定而未鉴定。由于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为达到恶意诉讼的目的，与钱洪胜恶意串通伪造《债权转让协议书》，为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明确要求对2017年7月17日《债权转让协议书》文字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拒绝鉴定，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违反程序。（二）应调查而未调查。一审开庭时涉及两个方面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一是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与钱洪胜借贷关系是否真实（被上诉人冯修起当庭表示庭后提交1100000元转账凭证）；二是法庭明确表示要求上诉人亲自到庭说明情况，以便于进一步核实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在告知后，未尽上述调查之责。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请求权基础不明确。在一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代理人要求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明确其请求权基础（究竟是基于借款合同主张权利，还是基于债权转让协议主张权利），被上诉人始终没有明确，应认定其诉讼请求不明确。（二）一审故意混淆法律关系。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如果是基于借款合同，则应当要求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提供借贷资金支付凭证；如果基于债权转让，则应当要求被上诉人钱洪胜提供证据证明对上诉人享有债权。一审判决究竟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明确。从一审判决表述来看，倾向于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之间系借贷关系，并有意将《债权转让协议书》作为该借贷关系的“支付凭证”。由于《债权转让协议书》的真伪存疑，故《债权转让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借款合同》的支撑依据。（三）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关于上诉人代钱洪胜汇给冯修起的11000元，被上诉人冯修起称是归还的借款利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就该11000元是不是利息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判决却以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为由，认定11000元属于利息，为被上诉人“举证不能”寻找借口。四、关于上诉人与钱洪胜之间经济往来介绍。（一）上诉人与钱洪胜属于合伙关系，非借贷关系。自2014年6月开始，孙敬斌与钱洪胜等人合伙经营投资公司，钱洪胜（通过他人银行卡转账形式）陆续投入合伙资金6000000元，至2018年12月钱洪胜陆续从合伙经营的投资公司已经收回资金7390000元。（二）上诉人与钱洪胜之间属于合伙争议。由于合伙经营的投资公司亏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钱洪胜等人合伙经营的投资公司被迫终止（经核算钱洪胜投资6000000元收回7390000元）。在清算合伙债权债务时，上诉人与钱洪胜产生纠纷。正如钱洪胜庭审陈述“张聚山、孙敬斌、林海山都欠过我的钱，张聚山已经偿还、林海山用海南房子代偿，只剩下孙敬斌的钱没有偿还”，因此上诉人与钱洪胜如果存在纠纷，也属于合伙纠纷，且涉及的债权债务数额尚不能确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钱洪胜借款1100000元证据不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提交的《债权装让协议书》系伪造，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付息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辩称，一、针对上诉人的第一个上诉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2013年至2014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钱洪胜借款1100000元经营驾校，由平安汽车培训中心法定代表人孙栓平（系孙敬斌的妻子）和钱洪胜的通话录音为证。2017年上半年钱洪胜因经营需要资金向答辩人冯修起借款1100000元。第三人钱洪胜向上诉人孙敬斌称：“我在冯修起处借款1100000元，我每个月还要向冯修起支付利息，你每个月向我支付利息，这样太麻烦，你直接给冯修起打个手续。”2017年8月1日，孙敬斌和孙栓平在聊城国卫保安公司四楼答辩人的办公室，给被上诉人写了借款合同。上诉人欠钱洪胜的欠款条当场撕毁，孙栓平与钱洪胜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上述事实。至上诉人于2017年8月1日向答辩人签订借款合同时，钱洪胜在上诉人处的1100000元债权及利息消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新的债权关系，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享有1100000元及利息的债权，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1100000元及利息的债务。该借款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也履行了合同义务，于2017年10月2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大名支行向被上诉人冯修起转账11000元，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11000元，正是借款合同中约定的1100000元、月息1分的利息。上诉人之后未再偿付借款本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没有借据，债权转让无事实根据等上诉理由，显然是推迟还款的说词，没有依据。二、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已经查清事实且已认定上诉人孙敬斌对钱洪胜转让债权明知、认可，上诉人要求对《债权转让协议书》实际签订日期进行司法鉴定无实际意义，上诉人纯属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拖延还款时间，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司法鉴定是正确的。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到庭，属于放弃权利。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法律关系明确，是上诉人故意混淆法律关系，为达到拖延支付欠款的目的。上诉人已经认可的11000元是偿还的是利息，依据借款合同的约定，1100000元按月息1分计算，上诉人支付的正是11000元的利息。上诉人否认是利息，应当举证证明不是利息的证据。四、上诉人与钱洪胜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属于上诉内容，不属二审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钱洪胜未到庭作应诉答辩。 原告高玲、冯修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偿还借款110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8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2%计算；2.判令被告支付因实现债权支出的诉讼代理费70000元，诉讼担保费156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高玲、冯修起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5年4月18日登记结婚。平安汽车培训中心于2013年4月8日成立，属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孙栓平（被告代理人在庭审时称孙栓平系孙敬斌之妻）。2013年至2014年，孙敬斌因其经营驾校需要资金为由向钱洪胜借款1100000元，钱洪胜称借款利率为月息2分。之后，孙敬斌向钱洪胜偿付过利息，未偿还借款本金。2017年上半年，钱洪胜因经营需要资金向冯修起借款1100000元，借款时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钱洪胜称因其与冯修起系同乡、朋友关系，所以没有明确借款利率，但其承诺不会“白用”钱洪胜的钱。2017年7月17日,原告冯修起与钱洪胜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如下：“转让人（以下简称甲方）:钱洪胜，受让人（以下简称乙方）冯修起。甲乙双方就甲方在孙敬斌及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处享有债权1100000元转让给乙方一事，经甲乙双方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在孙敬斌及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处的债权1100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债权。二、甲方负责通知债务人孙敬斌及平安汽车培训中心方债权转让事宜，并由债务人孙敬斌及平安汽车培训中心直接向乙方出具借款合同及约定。三、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本协议之日起，由乙方向债务人孙敬斌及平安汽车培训中心行使权力。四、本协议是甲乙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经甲乙双方签字生效。”审理过程中，钱洪胜明确表示其转让的以上债权包含1100000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2017年8月1日，冯修起（出借人）与孙敬斌（借款人）、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在聊城市东昌府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主要内容如下：“借款金额110000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7年8月1日起到2018年1月31日止；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内月利息为1%；还款方式：按期结息，利息不满整月时，按整月计算，借款到期利随本息;借款人在贷款期限届满时，未能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视为严重违约，应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差旅费等费用；如发生争议，由本合同履行地东昌府区人民法院解决。”孙敬斌在借款人处签字并按捺手印，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在共同借款人处加盖公章。借款合同签订后，孙敬斌于2017年10月2日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名支行向冯修起转账11000元，之后未再偿付借款本息。原告提交的钱洪胜与孙栓平的通话录音、冯修起与孙敬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孙敬斌向钱洪胜借款1000000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及冯修起向孙敬斌催还借款的内容，庭审过程中，被告代理人对以上证据当庭未发表质证意见，要求庭后与第三人核实，并承诺庭后七日内向法庭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但至今未提交质证意见。庭审时，原告称其与二被告除涉案借款之外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法庭向被告代理人询问二被告与原告除涉案借款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代理人要求庭后与第三人核实，但至今未提交核实意见。在庭审前，法庭为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孙敬斌到庭参加诉讼，但孙敬斌并未到庭，也未说明未到庭的理由。2018年9月7日,二原告基于2017年8月1日冯修起与孙敬斌、平安汽车培训中心签订借款合同向一审法院起诉二被告，要求被告支付借款1100000元及利息。2019年1月14日，一审法院以原告起诉没有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为由作出（2018）鲁1502民初6995号民初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因本次诉讼，原告支出代理费7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钱洪胜主张其向孙敬斌出借1100000元，并提交其与孙栓平的通话录音资料，被告虽对借款事实持有异议，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孙敬斌拒不到庭，同时，庭审结束后也未对通话录音资料发表质证意见，故依法认定钱洪胜向孙敬斌出借1100000元款项的事实存在。因孙敬斌未偿还钱洪胜1100000元借款，钱洪胜基于其欠付冯修起1100000元借款而将对孙敬斌的1100000元债权转让给冯修起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孙敬斌于2017年10月2日向冯修起支付11000元，在二被告未举证证明其与冯修起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与冯修起签订借款合同，应认定二被告对钱洪胜转让债权的明知和认可，而二被告应按其与冯修起直接签订的生效的借款合同履行义务。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1100000元借款，予以支持。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12%（月息1分）支付自2017年8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但应扣除孙敬斌已付的11000元利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诉讼代理费70000元，经审查，该收费标准不超过山东省相关规定标准，该原告该项主张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高玲与冯修起系夫妻关系，冯修起对被告的债权属于二人夫妻共同财产，高玲有权与冯修起向被告共同主张权利。原告在（2018）鲁1502民初6995号案件中未提及债权转让事实并不影响其在本案中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在已认定孙敬斌对钱洪胜转让债权明知、认可的情况下，二被告要求对《债权转让协议书》实际签订日期进行司法鉴定已无实际意义，故其对《债权转让协议书》实际签订日期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敬斌、大名县平安汽车驾驶技术培训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玲、冯修起偿还借款1100000元；二、被告孙敬斌、大名县平安汽车驾驶技术培训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以11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向原告高玲、冯修起支付自2017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三、被告孙敬斌、大名县平安汽车驾驶技术培训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玲、冯修起支付诉讼代理费70000元；四、驳回原告高玲、冯修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67元，由原告高玲、冯修起负担10元，由被告孙敬斌、平安汽车培训中心负担7657元。 二审中，上诉人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提交转账凭证一宗，拟证明孙栓平于2015年6月20日向钱洪胜转款200000元、7月5日向钱洪胜转款100000元。另外，虽无证据，2015年12月25日，孙栓平向钱洪胜银行卡存入200000元，2016年1月2日，孙栓平向钱洪胜银行卡存入现金200000元（卡号为：62×××65），上述四笔合计700000元。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质证称，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份转账凭证不完整，没有加盖银行的印章，真实性无法核实，系上诉人与钱洪胜之间的来往，即使属实，相应资金流转发生于案涉借款合同之前，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生在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冯修起签订1100000元的借款合同之前且仅为部分凭证，故对上诉人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称“即便债权转让属实，所转让债权的数额应当是800000元或者400000元”，不予认定。平安汽车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孙栓平确认，平安汽车培训中心或孙敬斌与高玲、冯修起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或借贷关系，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的认定。 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调解，因差距过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认定二上诉人应向二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偿还1100000元,该认定是否清楚，一审关于利息及诉讼代理费的认定是否适当。二、一审程序是否存在严重违法事项。 关于还款1100000元及70000元代理费的认定。首先，对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于一审中提交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的代理人在质证时未提出异议，而是辩称该合同与案涉纠纷无关，其辩解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上述合同签订于2017年8月1日，借款金额为1100000元，约定利率为月利率1%。2017年10月2日，孙敬斌向冯修起转账11000元。尽管上诉人辩称该11000元系按照钱洪胜的指示向被上诉人冯修起转款，但其该项辩解与被上诉人冯修起在一审中提交的2020年6月22日钱洪胜与孙栓平的通话录音内容不符。在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或借贷纠纷的情况下，孙敬斌向冯修起转账的行为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称该转账系支付的一个月的利息，本院予以采纳。再次，对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于一审中提交的冯修起与孙敬斌的聊天记录、2020年6月22日钱洪胜与孙栓平的通话录音，二上诉人的代理人在一审中质证称“庭后我方与当事人核实，庭后七日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其庭后未予提交，根据上述情况，就上述两宗证据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上述聊天记录中，孙敬斌对冯修起催要本息多次承诺出售名下房产筹集资金还债，上述通话录音中，孙栓平就冯修起催要债务及利息与钱洪胜进行了沟通。综合上述，应当认定2017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系冯修起受让了钱洪胜对孙敬斌享有的1100000元债权后，与债务人孙敬斌、平安汽车培训中心签订了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借款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合同，合同双方均应遵照合同约定履行。一审依照上述借款合同认定孙敬斌、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应向被上诉人冯修起、高玲偿还1100000元、支付70000元诉讼代理费，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上均无不当。二上诉人以签订书面借款合同的方式认诺了钱洪胜将其1100000元债权转让给冯修起，本案中，其二人辩称案涉债权转让未履行通知义务，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应提供与借款合同相关的支付凭证，冯修起与钱洪胜虚构债务，其前述行为有违诚信，本院不予采纳。二上诉人与钱洪胜之间的经济往来对认定案涉争议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审理。二上诉人辩称一审认定债权转让数额错误，缺乏事实依据，对其称的“转让数额为800000元或者400000元”，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二上诉人要求驳回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诉讼请求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就利息的认定，依照2017年8月1日的《借款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的约定，一审以11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自2017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由孙敬斌、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向高玲、冯修起支付利息适当，且认定2017年10月2日已支付的11000元应予以扣除，因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中未有相应表述，该11000元由被上诉人高玲、冯修起在执行阶段予以扣除，本院不再予以调整。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的认定。就二上诉人所称“一审应鉴定未鉴定属程序违法”之主张，结合第一个争议中认定的基本事实，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孙敬斌已知晓并同意钱洪胜将1100000元债权转让给冯修起，冯修起与钱洪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文字形成时间、实际签订日期对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无实质性作用，一审对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的鉴定申请未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就二上诉人所称“一审应调查而未调查属程序违法”之主张，本院认为，一审中，承办人庭前即告知孙敬斌的代理人通知孙敬斌本人参加2020年11月24日的庭审，其未到庭，二审中，孙敬斌本人仍未到庭，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以“法庭明确要求上诉人亲自到庭说明情况，以便于进一步核实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在告知后，未尽上述调查之意”主张一审“应调查未调查”理由不成立。另，除委托了代理人参加一、二审诉讼外，孙敬斌之妻孙栓平亦参与了二审法庭调查，二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辩论权利得以保障。对二上诉人所称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平安汽车培训中心、孙敬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大名县平安汽车驾驶技术培训中心、孙敬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晓光 审判员  吴艳锋 审判员  徐红杰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肖倩 书记员袁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