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5民终1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捷邦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庵前村中路三里38号。 法定代表人：沈荣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琼，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江鸿，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顺江，男，197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立太，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华，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姚庆全，男，198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上诉人福建省捷邦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顺江及原审被告姚庆全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9)闽0582民初9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捷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袁顺江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顺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划分的事故责任错误。根据捷邦公司提供的照片，事故发生的路段属于厂区装卸通道，通道两端有禁止驶入警示牌和限速警示牌。袁顺江为节省时间，未按指定的专门道路行驶，抄近路驶入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装卸通道，导致事故发生，该因素应作为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一审认定叉车与摩托车相撞错误。姚庆全发现摩托车时，因摩托车车速过快，其已没有反应的时间，摩托车就撞上了叉车。从黄治发的询问笔录可知，袁顺江驾驶摩托车的速度约为30公里/小时，而厂区内限速为15公里/小时，袁顺江明显超速行驶。从姚庆全的询问笔录可知，其正准备开叉车进入车间，叉车行驶速度很低，接近于静止，正要拐弯时发现摩托车撞上了叉车的纸箱。结合事故现场照片，该事故是袁顺江在视野开阔明亮的装卸通道，未注意道路安全情况，超速行驶撞上姚庆全驾驶的叉车，袁顺江应对事故发生承担全部责任。二、一审驳回捷邦公司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为共同被告的申请错误。卢有权和吴旭东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追加为共同被告。吴旭东和卢有权虽不具有直接的侵权行为，但其二人作为恒安厂区内的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是袁顺江的雇主，其二人对袁顺江未履行相应的安全管理和教育义务，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袁顺江辩称，卢有权、吴旭东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庆全未作陈述。 袁顺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姚庆全、捷邦公司赔偿袁顺江医疗费130807.8元(已扣除垫付的85000元)，误工费34813.97元，营养费10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护理费14837.42元，残疾赔偿金101090.4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2600元，后续治疗费7000元，以上合计317149.5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7日早上9时50分许，袁顺江驾驶摩托车（后载黄治发）在晋江市安东开发区××区内与姚庆全驾驶的叉车相撞，造成了袁顺江受伤的交通事故；在事故发生时，两车相向行驶，系袁顺江驾驶摩托车直行，姚庆全驾驶叉车左拐，该叉车的右前侧与该摩托车发生碰撞。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事故的相关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根据袁顺江和姚庆全各自的行为对发生本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根据现场照片及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当时袁顺江驾驶摩托车在该路段中心线的右侧直行，姚庆全驾驶叉车跨越中心线左拐过程中未能有效观察车辆来往的情况并确认安全后通过，未能及时让对向直行车辆先行，应承担该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袁顺江未有效注意到该路段系在厂区内，有别于用于公众通行的道路，其在载有1人时驾驶摩托车速度较快，未能及时有效地操控该车以确保安全行驶，应承担该事故发生的次要责任。在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方面，袁顺江及黄治发均没有戴安全头盔，虽然没戴安全头盔不是双方车辆相撞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规定，戴安全头盔是对驾驶摩托车人员的法定要求，袁顺江驾驶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且根据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袁顺江的伤情系急性重型颅脑损伤，与其未戴安全头盔存在关联，袁顺江对其自身受伤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姚庆全作为本起事故的侵权行为人，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上述对事故责任的分析，结合袁顺江因未戴安全头盔的过错程度而适当减轻对方侵权人的责任，综合确定姚庆全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为60%。叉车属于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定义的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不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投保交强险的范围，其驾驶人对行驶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不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的陈述，姚庆全系受雇于捷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姚庆全驾驶叉车与袁顺江相撞，系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发生了本起事故，依法应由雇主捷邦公司作为赔偿义务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袁顺江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姚庆全本人也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故袁顺江对姚庆全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袁顺江所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1.关于医疗费，袁顺江提供了医疗费用清单、发票等证据以主张相应的费用，但捷邦公司对袁顺江主张的部分费用提出异议。关于捷邦公司提出异议的Ｎ00157421票据中“其它项目”的金额8486元，该项金额与其他项目的费用金额一并列明于该份住院收费专用票据且加盖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相关印章予以确认，该票据所载期间与出院记录所载的住院期间一致，该票据上的费用系发生于袁顺江受伤住院治疗期间。关于捷邦公司提出异议的的外购药问题，从编号为×××79、×××78、×××77、03717720的票据体现的内容来看，该票据加盖有关药店的印章予以确认，该外购药购买方的名称体现为袁顺江，日期也系在出院记录所载的住院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规定，捷邦公司应对其异议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作为赔偿义务人的捷邦公司虽对部分医疗费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该费用不是用于袁顺江的本次受伤治疗，现有证据材料尚不足以反驳袁顺江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故对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进而，根据医疗费用清单、发票所记载的内容，袁顺江主张的医疗费中已结算的票据金额合计214807.8元，袁顺江一并提供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等予以佐证，故对该部分医疗费的主张予以认定。2.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袁顺江主张按50元／天的标准计算。参照本地县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结合出院记录所载明的住院天数，袁顺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天×30元／天＝1800元，对袁顺江的该项主张予以部分认定。3.关于营养费，根据袁顺江的伤残及治疗等情况，并参照诊断证明书上所载明的“加强营养”等相关医嘱，袁顺江确需加强营养以有利于恢复健康，故对袁顺江按10000元所主张的营养费，予以认定。4.关于护理费，袁顺江因本起事故住院达60天，所受损伤经鉴定伤残程度为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结合袁顺江的年龄、受伤治疗及恢复等相关情形，确定袁顺江出院后的护理时间为30天，合计90天。袁顺江住院期间的80天可确定完全护理依赖，出院后的30日根据其伤情及出院情况可确定为部分护理依赖，相应赔付比例根据《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附录Ｂ的规定可分别确定为100%及50%。鉴于现有证据未体现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可按2019年度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标准66815元／年计算，现袁顺江主张按60174元／年作为计算标准，予以照准。据此，护理费为60174元／年÷365天／年×60天＋60174元／年÷365天／年×30天×50%＝12364.52元，对袁顺江主张的护理费予以部分认定。5.关于误工费，福建中卫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闽中卫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1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了袁顺江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条第二款“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的规定，鉴于袁顺江已构成伤残，并结合相关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袁顺江主张按210天计算误工时间，超过定残的前一天（2019年3月28日）。根据双方的相关陈述，当时袁顺江系从事建筑施工等情形，故参照福建省建筑业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标准59959元／年，袁顺江的误工费应为59959元／年＋365天×192天＝31540.08元，对袁顺江主张的误工费予以部分认定。6.关于残疾赔偿金，根据《居住证暂行条例》第三条“居住证是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的证明”等规定，居住证作为相关职能部门依其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系作为持证人在居住地居住的书面证明，依照该规定应每年签注1次。在本案中，袁顺江提供的居住证体现的初领日期为“2016.4.19”，签注日期一栏为空白，并未体现有连续签注的情形；居住证明所载的居住起算日期为“2018年3月10日”，距案涉事故的发生日期不满1年。进而，鉴于现有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证明袁顺江所主张其本人的居住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四条“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规定的“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情形，在袁顺江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袁顺江提出的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袁顺江因本起事故造成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伤残，属多个级别的伤残等级，相应的残疾赔偿金应以伤残等级最高级即十级为基数，其他伤残等级的，每增加1处伤残所增加的附加赔偿比例在0%-10%之间确定。袁顺江的伤残等级是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则赔偿系数应为11%。鉴于袁顺江系农村户口，应按照上一年度福建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即19568.35元／年计算，则袁顺江的残疾赔偿金应为19568.35元／年×20年×11%＝43050.37元，故对袁顺江主张的残疾赔偿金予以部分认定。7.关于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的规定，虽然袁顺江未能提供有效的正式票据，但是因伤前往厦门等地医院诊治，且住院治疗较长的一段时间，袁顺江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治疗确实需要支出一定的交通费，根据本案的情形，酌情认定1500元，对于袁顺江主张的交通费予以部分认定。8.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袁顺江因本起事故遭受伤害，伤残等级达1处十级附加1处十级，结合本案的事故过程及责任认定等其他因素，袁顺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7000元。对袁顺江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部分认定。9.关于鉴定费，根据鉴定费用发票所记载项目及金额，该费用系袁顺江为确定其伤残等级等项目而支出的费用，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鉴于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误工期未直接采纳为定案的依据，结合鉴定费用发票所载明的相应项目的鉴定费用，对袁顺江主张的鉴定费按2200元予以部分认定。10.关于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九条第二款“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袁顺江的后续取内固定物治疗费用约7000元”的意见，袁顺江主张的后续治疗费7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以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31262.77元。结合前述分析，捷邦公司应对袁顺江的损失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即198757.66元。在本案中，袁顺江述称，其诉讼请求中注明的垫付款项85000元是由捷邦公司先行支付的，而捷邦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因而，对于袁顺江所确认的其收到该笔款项85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捷邦公司尚应赔偿袁顺江的金额为198757.66元-85000元＝113757.66元。 关于捷邦公司申请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为共同被告的请求是否应该在本案中予以支持的问题。捷邦公司主张，袁顺江在恒安公司内的施工作业是受雇于卢有权，而卢有权是向吴旭东承包部分工程。由于他们没有对袁顺江进行安全教育，且事故发生后卢有权、吴旭东与捷邦公司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捷邦公司也先垫付本起事故的医疗费用，后续再根据责任划分来承担相应费用。因此，捷邦公司认为卢有权、吴旭东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应追加为共同被告。袁顺江主张，卢有权是其直接雇主，吴旭东是承包工地的大包工头，他们不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被告，故不同意捷邦公司追加的申请。一审认为，本案是因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事故所导致的人身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损失等的纠纷，虽然捷邦公司提供了协议书用以主张该协议的三方有关分担费用的约定，但该协议书并未得到袁顺江的确认，袁顺江不构成该协议书约定内容的合同当事人，该协议内容对袁顺江并未产生法律约束力。在本案中，现有证据材料并未体现捷邦公司所主张的卢有权、吴旭东在该事故中具有直接的侵权行为或其他致害原因，也未体现依照其他法定的事由须由卢有权、吴旭东直接对该事故所造成的人身损害一并在本案中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卢有权、吴旭东并不属于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捷邦公司申请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的依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扣除袁顺江所确认的捷邦公司已先行支付的85000元，捷邦公司尚应赔偿袁顺江因本起事故伤害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计113757.66元。除此之外，袁顺江的其他部分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居住证暂行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福建省捷邦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袁顺江人身损害赔偿款合计113757.66元。二、驳回袁顺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捷邦公司称，事故发生时姚庆全驾驶的叉车已经左拐完成，行走在右侧车道，是摩托车撞的叉车。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捷邦公司在本案事故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是多少的问题。一审综合现场照片、袁顺江、姚庆全的陈述、黄治发在晋江市公安局安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定，事故发生时袁顺江驾驶摩托车在该路段中心线的右侧直行，姚庆全驾驶叉车跨越中心线左拐过程中未能有效观察车辆来往的情况并确认安全后通过，未能及时让对向直行车辆先行，应承担该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袁顺江未有效注意到该路段系在厂区内，有别于用于、、公众通行的道路，其在载有1人时驾驶摩托车速度较快，未能及时有效地操控该车以确保安全行驶，应承担该事故发生的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规定，戴安全头盔是对驾驶摩托车人员的法定要求，袁顺江在事故发生时没有戴安全头盔，未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对其自身受伤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一审综合姚庆全、袁顺江的过错程度，确定姚庆全应对本案事故承担60%的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姚庆全系受雇于捷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发生了本起事故，一审认定由捷邦公司作为赔偿义务人承担姚庆全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未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作为共同被告是否正确的问题。捷邦公司主张卢有权、吴旭东其作为恒安厂区内的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是袁顺江的雇主，其二人对袁顺江未履行相应的安全管理和教育义务，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但袁顺江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亦非在卢有权、吴旭东的指示下前往事故地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卢有权、吴旭东与本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也不足以证明其二人与本案有其他利害关系，袁顺江亦不同意申请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作为本案共同被告。一审对捷邦公司追加卢有权、吴旭东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裁定驳回，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捷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75元，由福建省捷邦供应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金旺审判员张兴裕 审判员 康   艳   华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苏   水   福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