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2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人和街道光明东路**。法定代表人：朱贵恒，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臣，男，汉族，1972年9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高唐县，系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润，男，汉族，1978年8月16日出生，住山东省高唐县，系该公司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州名将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德州市陵城区经济开发区迎宾街北段法定代表人：范士堂，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洪志，女，汉族，1986年8月8日出生，公司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东方红东路高地世纪城**楼****，系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春红，女，汉族，1975年12月2日出生，山东省，山东省陵县城区司职工。上诉人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德州名将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3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飞力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1403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1、案涉合同法律性质事实认定不清，认定错误。《合同法》第251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根据双方签订的《包装码垛设备合同》开篇记述是就“全自动包装码垛设备项目定购事宜”，“定购”即代表着被上诉人对案涉设备有着特殊要求；同时依据案涉合同第3.1条的约定，根据被上诉人对定购设备安装空间、尺寸等的特殊要求设计的《设备设计方案图》，和被上诉人对《设备设计方案图》盖章予以确认；以及案涉合同的其他约定，案涉合同符合加工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简单认定为一般买卖合同纠纷，属事实不清认定错误。2、是否成立解除合同事实认定不清，判定错误。《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一条，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根据上述的法律规定，承揽人交付劳动成果的质量标准是以定作人认可的质量标准为标准。本案中，我方交付的案涉设备经我方派员安装、调试、试运行，业经被上诉人验收，被上诉人在验收单上签署“合格”字样，表明被上诉人对我方交付的案涉设备质量予以认可。在被上诉人使用案涉设备生产作业数月后，再以案涉设备质量存在瑕疵为由提出解除合同，被上诉人既是违约行为，也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我方交付、安装、调试的设备质量已经得到被上诉人签署“合格”认可、使用至今，“定作任务完成后定作人不得继续行使任意解除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设备存在质量瑕疵实属事实不清，判令解除合同是错误的。退一步讲，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我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还应当证明因违约致使被上诉人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的程度。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举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我方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的主张。因为案涉设备由“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和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两部分组成，被上诉人诉称的是“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存在质量瑕疵，而且被上诉人证明该部分的证据材料仅仅是没有出庭接受询问的第三人的手机一部。根据《证据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该第三人应以证人身份出庭，讲明事实接受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既没有向一审法院提出该证人出庭申请，一审法院也没有通知该证人出庭作证，该第三人也没有出庭接受询问，因此该手机记载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设备质量有瑕疵的证明目的，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手机证据具有证明效力与法律规定明显不符，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足以证明合同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进而以此为据判定解除合同，也属事实不清，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对包装机金额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案涉合同中具体配置及价格约定，合同总价格51万元是由三部分组成：①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②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含喷码机2万元)；③安装及运输费。一审法院参照我方与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12日签订《码垛设备商务合同》项下“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不含喷码机)”价格核算案涉合同中“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含喷码机2万元)”不具有合理性。因为三台设备被上诉人需分别安装在不同的空间位置，根据“设备设计方案”及“设备配置”的约定记载可知，三台设备在使用的材料材质、规格尺寸、技术设计、设备组件等方面均有差异，这些差异都体现着被上诉人对三台设备安装空间、袋装产品体积、重量、输送距离等的特殊要求，即使设备名称相同或者类似，但价值也不具有可比性。况且一审法院仅仅是以部分设备的“型号相同”去认定整套设备之间的价值具有可参考性，从而去认定涉诉包装机价值，是错误的;更何况一审法院是依“(不含喷码机价款)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去核算(含喷码机价款)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在此逻辑下的认定退还“包装机设备”价值36.12万元，更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认定我方逾期未提出案涉设备价值评估申请是错误的。根据庭审笔录记载，在法庭指令我方提出价值评估申请期间后，被上诉人随即当庭变更全部诉讼请求，请求解除全部合同，返还全部货款。我方向法庭请求，鉴于被上诉人变更全部诉讼请求的情况，要求重新给予答辩期间。至此休庭后，一审法院依法是否允许被上诉人变更全部诉讼请求、以及被上诉人是否撤销变更全部诉讼请求申请的情况，我方均不知情。判决书中称“庭审后原告又申请撤销该诉讼请求，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但一审法院既没有向我方出示被上诉人撤销所称“该诉讼请求”的书面申请，也没有告知我方被上诉人已经撤销变更全部诉讼请求的申请或者允许，更没有在允许被上诉人撤销变更全部诉讼请求后，重新指令我方提出价值评估申请期间，以致使我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错过价值评估申请期间。此过错不在于我方，而在于被上诉人庭上说一套，庭后作一套的“背后操作”，此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不应有我方承担。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我方逾期未申请是错误的。5、一审法院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事实认定不清。庭审记录明确记载如下:“原告:鉴于被告不认可原告主张价款，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解除全部合同，返还全部价款。”至此，被上诉人已经全部推翻了先前的一切诉讼行为。变更诉讼请求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诉讼请求，而不是对诉讼请求事项的增加。一审法院在判决书认定中称“庭审中原告增加解除全部合同返还全部货款的诉讼请求”，是对变更诉讼请求事实的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事实错误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本案作为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合同法》中“承揽合同”的法律规定，相比于《合同法》的“一般规定”是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理，该案应优先适用承揽合同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裁判本案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不准许我方追加第三人申请错误。被上诉人诉称“包装机”存在质量问题，但该“包装机”是我方根据被上诉人的特殊要求向合肥中典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加工制作的，根据我方与合肥中典包装技术公司签订的《包装设备合同》(合同文本已提交一审法院)约定也是由该公司提供、并依《包装设备合同》第5.2条约定运输送达到德州名将工贸有限公司所在地的，该包装机是我方交付设备的一部分，在事实上具有关联性，该包装机部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合肥中典包装技术公司具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应当准许予以追加。四、一审法院违反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1、在原告当庭提出变更全部诉讼请求后，一审法院在没有通知我方对被上诉人的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准许、是否答应重新给予我方答辩期的情况下，径直作出判决，违反辩论原则。2、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一审诉讼费用由我方承担的诉讼请求，而且在开庭审理后也没有提出增加请求，应视为被上诉人对该项权利的放弃。然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判定“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计5763元由我方负担”。根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违反处分原则。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存在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撤销原判，依法公正审理、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使上诉人感觉到案件处理的公平、正义。补充上诉理由：第一、就是本案案由的认定。我方认为是定作承揽合同，因为案涉设备是由我方提供材料。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数量和规格的包装码垛机器设备。而规格和数量的案涉设备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存在的。需要我方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利用我方设备技术和劳力进行制作，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通过类案检索有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048号民事裁定书和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80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我方定作的设备已经交付被上诉人且已经验收合格。通过类案检索已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鲁商终字第20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在一审时已经提交法院。第三、被上诉人请求货款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利息计算标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四、请求法院支持上诉人继续履行案涉合同的意见。名将公司辩称，因上诉人山东飞力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答辩人的合同目的是购买一套包装码垛设备。购买任何商品都会有规格要求，不能因为有规格要求就是承揽合同。上诉人在《追加第三人申请》中承认设备系合肥中典包装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该自认与《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承揽合同特征不符，可以证明本案不是承揽合同。因答辩人对第三人完成生产制造不知情，即使是承揽合同，答辩人也有权解除合同。2.上诉人已经明示解除合同。朱金汝系上诉人的销售主管、涉案合同的负责人，作出的拆除设备意思表示代表上诉人。答辩人提交的是电子数据证据，并非证人证言，无需证人出庭作证。设备不能正常使用、上诉人无力修好，答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同应当予以解除。3.原审判决认定设备价款正确。上诉人未提交鉴定申请，原审判决参照上诉人相同设备价款认定本案设备价款正确。上诉人申请鉴定与答辩人变更诉讼请求是不同的诉讼行为，不存在互为条件的问题。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合同法》分则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总则的规定。三、原审法院不准许追加第三人正确。见答辩人一审书面意见。四、原审判决不违反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答辩人撤回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无需通知上诉人。原审法院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决定诉讼费用负担，无需答辩人提出请求。针对上诉人的补充上诉理由补充答辩意见：我方认为该合同为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人的包装设备，自认由第三方制作完成，对此我方并不知情，而且涉案包装设备是市场通用，并非单独定制。上诉人的案例与本案无关。上诉方交付的设备虽已初步验收合格，但是在一审中我们已经作出解释，对方设备不能正常运转，且对方合同负责人朱金汝通知我方进行设备拆除，且后期不予处理。对方设备一直存在质量问题，不能实现我方购买合同的目的。名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包装码垛设备合同》中的“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买卖合同；二、退还货款36.745万元及利息（以36.745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1月18日签订《包装码垛设备合同》，价款510000元，原告已付486200元。该合同包括“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和“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两部分。自安装使用后，“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存在质量问题，2020年5月2日，被告工作人员朱金汝通知原告拆除“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另查明，双方于2020年4月12日签订的编号为FLD-20200412001的合同，合同中约定“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两套，型号与2019年11月18日合同中的“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型号相同，货款为2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分别于2019年11月18日、2020年4月12日签订的《包装码垛设备合同》和《码垛设备商务合同》，均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以上合同真实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交付原告的“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因存在质量问题，在被告工作人员的同意及授意下拆除，原告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被告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要求解除该部分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庭审中原告增加解除全部合同返还全部货款的诉讼请求，庭后原告又申请撤销该诉讼请求，是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诉讼中，被告向法庭提出追加合肥中典包装技术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的申请，原告不同意追加，经审查，被告提交的合同设备型号CJD/25、CZK-S与本案设备型号ZD-GFCK-Q不同,也即被告与合肥中典包装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与本案合同不具关联性，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因此被告该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涉案部分合同解除后，涉案设备应由原告返还被告；涉案合同货款应由被告返还原告，本案庭审中，法庭向被告释明5日内向法庭提交对涉案设备价值评估的申请，但被告逾期未提交申请。本院参照原、被告2020年4月12日签订的合同价格进行计算，被告应返还货款数额为：486200元-125000元=36120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原告德州名将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签订的《包装码垛设备合同》中的“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部分买卖合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原告德州名将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告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签订的《包装码垛设备合同》中的“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同时被告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德州名将工贸有限公司货款361200元及利息（以3612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12元，减半收取3406元，保全费2357元，共计5763元，由被告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承揽合同纠纷？第二、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第三、一审认定的返还货款数额及利息是否正确？第四、上诉人称一审中存在的程序问题是否成立？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飞力达公司与名将公司签订的涉案合同双方约定有设备价款51万元，且合同涉及的两套设备的各部件数量明确，并有交付设备及付款方式的约定，名将公司向飞力达公司定购设备，双方并无约定给付报酬事宜，所以涉案合同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应视为特定物的买卖合同，上诉人主张本案案由为承揽合同纠纷不成立，一审认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当。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涉案合同包括“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两部分，名将公司主张解除“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的买卖合同。名将公司一审中提交董福成与朱金汝的微信语音记录，朱金汝系本案定购合同中约定的飞力达公司一方的“发货联络人”，其“发货联络人”的身份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予以注明，朱金汝联系涉案合同业务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在“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出现问题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朱金汝在微信语音中作出如下表述：因为“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和“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是相互独立的，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不行的话先把全自动这一块拆下来，把半自动接上后先继续使用，我们现在已与厂家沟通，我们想请一个行业高手一次性把问题解决掉，我们想让厂家对设备进行综合性处理，维修维护好，到时候我们三方坐在一起处理，先别影响你方生产，因为先把它替换下来，我们也可以维修和维护。被上诉人按照朱金汝的意思表示将“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予以拆除，且至今上诉人未予重新调试成功该套设备，能够认定“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且不能达到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致使买受人不能使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一审判决双方解除“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该部分买卖合同并无不当。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涉案合同约定的两套设备金额共计51万元，并无分别约定“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及“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价格。一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返还的“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货款数额不认可，一审法院在庭审中限上诉人于5日内提交价格评估申请，但上诉人未在限定期限内提交申请。虽然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但最终又撤回所变更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将其未在一审中申请价格评估的原因归咎于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11月18日、2020年4月12日签订的两份定购合同中都约定有“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两份合同中的“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在部件名称及配置方面基本一致，在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真实价格的情况下，一审依据双方当事人于2020年4月12日签订的合同价格计算出涉案合同中“码垛机器人及输送设备”的价格为125000元，进而计算出飞力达公司应返还货款为361200元并无不当、公平合理。另外，因2020年4月12日签订的合同中不包括喷码机，而涉案合同中约定有喷码机并已交付，在名将公司认可喷码机为“全自动包装及封包设备”一部分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名将公司返还的设备中应包含喷码机，名将公司应将其一并退还给飞力达公司。针对第四个焦点问题，飞力达公司一审中要求追加的合肥中典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合同中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肥中典包装技术有限公司不承担合同义务，飞力达公司追加当事人的请求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未予追加并无不当。飞力达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违反辩论原则及处分原则，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12元，由山东飞力达自动化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振平审判员  赵立英审判员  魏 涛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刘洋书记员施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