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10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阿良，男，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江，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真，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良，男，196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兴娟，女，1970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利，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阿良与上诉人孙国良、钱兴娟共有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8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孙阿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阿良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孙阿良与孙国良、钱兴娟于2017年7月29日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孙国良、钱兴娟于2017年8月31日依托孙阿良分得的宅基地房屋领取了困难赔（补）偿款879312.5元。孙国良、钱兴娟的二个子女与其为一个家庭而共同获益，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孙国良、钱兴娟的二个子女同样应将相应的款项支付给孙阿良。孙国良、钱兴娟的子女均未独立生活，一个尚未成年，孙国良、钱兴娟系该子女的监护人，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孙国良、钱兴娟行使。孙国良、钱兴娟与孙阿良签订的协议即代表其二个子女。即使法院认为孙国良、钱兴娟未经其子女授权或事后追认，但造成该过错的责任应在孙国良、钱兴娟。从事实和常理判断，孙阿良有理由相信孙国良、钱兴娟是代表全体家庭成员与其签订协议。孙阿良基于协议约定和了解的情况，主张利息应从2017年9月3日起计算，一审法院判决从2020年8月19日起计算错误。 孙国良、钱兴娟对孙阿良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有效，则孙阿良应受该协议约束。一审法院对补偿款的分割不当。孙国良、钱兴娟无权处置属于子女的份额，孙阿良认为孙国良、钱兴娟可代理子女行使权利，但未提供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从孙阿良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没有错误。请求驳回孙阿良的上诉。 孙国良、钱兴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阿良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在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时，孙国良、钱兴娟对拆迁政策存在重大误解，以为必须挂靠在孙阿良名下的房屋才可以享受住房困难补助，但实际上孙国良、钱兴娟享有住房困难补偿款是依托挂靠在父亲孙友仁名下的房屋。孙国良、钱兴娟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对该协议应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本案孙国良、钱兴娟事实上享有住房困难补偿款是依托挂靠在父亲孙友仁名下的房屋，孙阿良并未按照《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孙国良、钱兴娟也无需承担支付义务。3、即使《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有效，孙姗姗因适龄未婚增加的一个安置人口，是专属于孙姗姗个人所有，增加的该安置人口相对应的利益不应按照户为单位平均分配，一审法院将此增加的人口利益按照四人平均分配存在错误。 孙阿良对孙国良、钱兴娟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答辩称：1、《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是应孙国良、钱兴娟的要求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2、涉案房屋已分给孙阿良所有，相应的权益应归属孙阿良所有。孙国良、钱兴娟应根据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3、孙国良、钱兴娟系代表家庭户与孙阿良签订协议，孙阿良应获得整个家庭利益的一半。 孙阿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孙国良、钱兴娟向孙阿良支付房屋拆迁赔(补)偿款人民币439656.25元；并支付该款从2017年9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类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至判决履行之日止(至起诉之日利息约7万元)；2、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孙国良、钱兴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7年7月19日，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公布《华舍街道湖门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拆迁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对湖门村范围内的住宅、非住宅等房屋及附属物进行拆迁，并公布了补偿安置与奖励标准。2017年7月29日，孙国良、钱兴娟（甲方）与孙阿良（乙方）就农村宅基地及房屋拆迁赔偿事项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宅基地房屋情况：乙方已分得原土地使者为其父孙友仁，坐落于浙江省绍兴县××镇××村西沿头二间两楼两底朝东楼房，该房屋东起道地，南起孙秋海，西至路，北至孙爱祥，用地面积为陆拾贰点柒柒平方米（62.77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为绍集建（华舍）字第002041号。于1996年2月23日签订的《房契》经四子孙爱祥、孙国祥、孙国良、孙阿良，母亲章秋花，子女孙爱香、孙爱娟商定一致同意，从1996年2月23日起该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归属于乙方孙阿良所有，乙方拥有全部对于该房屋及其不可分割的土地的任何权利。......三、由甲方提议，并经甲、乙双方同意，甲方孙国良全部家人暂按5人计算，依托该宅基地房屋为基础另外所得的住房困难赔（补）偿款（按人均50平方米面积补偿计），除去该宅基地、房屋面积部分赔偿款项外，其余所得赔（补）偿款项由甲方和乙方平均分得（按一方一半计）。甲方孙国良、钱兴娟收到住房困难赔（补）偿款之日起三天内一并按上述约定打给乙方孙阿良，否则以乙方应分得赔（补）偿款项为基准的日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孙阿良，直至支付全部乙方应分得拆迁赔（补）偿款为止（以实际住房困难赔偿款为准）。2017年8月27日，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两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征收人，甲方）、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办事处（受委托人）与孙国良（被征收人，乙方）签订《绍兴市柯桥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整体货币化）一份，载明：一、被拆迁房屋及安置人口情况，对坐落于华舍街道湖门村宗地号为出让7733／090，确权建筑面积为271.57平方米，其中出让216.6平方米，集体54.97平方米，按净值价补偿的超占地、超建等面积为72平方米，按结构价补偿面积为25.07平方米。安置人口为5人，为孙国良（本人）、钱兴娟（妻子）、孙颢庭、孙姗姗（孙姗姗伟适龄未婚，按政策共增计1个安置人口）。本户保底情况：本户独立核算保底，享受保底面积140.06平方米，本户已批未建面积0平方米，住房困难户保底面积为140.06平方米。二、补偿与奖励：已批未见、保底面积补偿为875375元。根据《绍兴县城市建设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政策意见》（绍县政〔2002〕64号绍兴县人民政府文件）规定，被拆迁人是指集体土地上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安置人口以在册常住人口（不含外来挂靠人员的户口）计算，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1.已婚尚未有子女的家庭；2.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独生子女已结婚的除外）；3.依法登记的初婚夫妇（包括再婚未生育子女的），持《一孩生殖健康服务证》和县计划生育指导站出具的确定其已怀孕的证明，可按独生子女家庭标准安置。根据《关于调整房屋拆迁提前腾空奖及严格保底政策的通知》（绍柯拆办〔2016〕3号）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住宅拆迁保底政策，是为确实解决农村住房困难户的一项惠民措施，必须认真落实并严格执行。1.可安置人口的确定，必须为在册常住且在户内。2.挂靠户不得计入。3.（略）。4.因离婚分割财产所引起的保底，在拆迁公告发布之日起五年内离婚的，一并计算。因分户、调剂、买卖引起的保底，一并计算。无房户不得享受拆迁保底，按区有关住房解困政策执行。现孙阿良、孙国良、钱兴娟双方确认一致，已批未见、保底面积补偿875375元即为住房困难户补偿款，双方因对该款项的分配分歧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双方当事人对被拆迁房屋被依法征收后所获得的一笔住房困难户保底面积所对应的补偿款的归属意见不一而引起的共有纠纷。本案中，《绍兴市柯桥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整体货币化)载明的安置人口为5人为孙国良、钱兴娟、孙颢庭、孙姗姗(孙姗姗伟适龄未婚，按政策共增计1个安置人口)，且根据拆迁政策，孙阿良作为现役军官，按照拆迁政策不计入安置人口。孙阿良认为，孙国良、钱兴娟依托孙阿良分得的宅基地经过拆迁安置后取得住房困难户补偿款875375元，且根据在拆迁之前双方自愿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孙阿良对上述住房困难户补偿款875375元享有一半的权益。孙国良、钱兴娟则认为，孙阿良利用孙国良、钱兴娟对拆迁政策的误解，让孙国良、钱兴娟以为必须依托孙阿良的宅基地才能取得上述款项，但是实际上孙国良、钱兴娟依托于父亲孙友仁名下亦可以取得上述款项，故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书因重大误解、显示公平而可撤销。同时，孙国良、钱兴娟认为，上述住房困难户补偿款属于孙国良、钱兴娟家庭共有，赔偿协议书因未经其他共有人签字同意而无效。该院认为，孙阿良与孙国良、钱兴娟在《华舍街道湖门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拆迁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布之后，自愿签署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就孙阿良、所国良、钱兴娟双方之间应受上述赔偿协议约束。孙国良、钱兴娟主张存在对拆迁政策存在重大误解以及赔偿协议显示公平从而导致赔偿协议可撤销的辩称，未有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根据有关政策，住房困难户补偿款系以户为单位独立核算，故住房困难户补偿款应系家庭共有，即孙国良、钱兴娟、孙颢庭、孙姗姗四人共有。因孙颢庭、孙姗姗未对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签字确认，孙阿良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孙国良、钱兴娟有权代表或已获得孙颢庭、孙姗姗授权以及孙颢庭、孙姗姗事后予以追认的证据，故孙阿良、孙国良、钱兴娟签署的赔偿协议书虽有效，但是效力不及于孙颢庭、孙姗姗份额。因此，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当事人陈述以及公平原则，孙阿良、孙国良、钱兴娟双方约定的平均分得仅限于对孙国良、钱兴娟名下的份额，由孙阿良、所国良、钱兴娟双方按照一方一半平均分得。孙姗姗因适龄未婚增加的一个安置人口，系以户为单位的增加安置，故该增加的一个安置人口应在户内平均分配，即由四人平均分配。因此，孙国良、钱兴娟名下的住房困难户补偿款应为437687.5元(875375元+4人×2人)，孙阿良对上述孙国良、钱兴娟名下的住房困难户补偿款437687.5元享有一半权益即218843.75元。至于孙阿良的利息诉请，孙阿良未向该院提交证据证明孙国良、钱兴娟收到补偿款的具体时间，故对孙阿良的利息诉请，该院予以调整至起诉之日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孙国良、钱兴娟应向孙阿良支付人民币218843.75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8月1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孙阿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95元，由孙阿良负担3947.5元，由孙国良、钱兴娟负担3947.5元，孙国良、钱兴娟应负担部分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中，孙阿良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孙国良、钱兴娟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其系依托父亲孙友仁名下的房屋取得涉案住房困难户补偿款。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本院认证认为，孙国良、钱兴娟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审理认为，孙国良、钱兴娟主张其对与孙阿良签订的《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其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辩称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根据在案证据，可认为该协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孙阿良、孙国良、钱兴娟均应受该协议约束。孙国良、钱兴娟主张其系依托其父亲的房屋取得涉案住房困难户补偿款，然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中记载，该房屋已经分给孙阿良所有，故对孙国良、钱兴娟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孙阿良主张孙国良、钱兴娟系代表家庭全体成员与其签订《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然根据查明的事实，孙国良、钱兴娟的子女孙颢庭、孙姗姗未对《农村宅基地房屋拆迁赔偿协议》签字确认，孙阿良亦未提交能够证明孙国良、钱兴娟有权代表或已获得孙颢庭、孙姗姗授权或者孙颢庭、孙姗姗事后予以追认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为孙阿良、钱国良、钱兴娟签署的赔偿协议书虽有效，但是效力不及于孙颢庭、孙姗姗份额，并无不当。孙国良、钱兴娟主张孙姗姗因适龄未婚增加的一个安置人口，相应利益应为孙姗姗个人所有，无相应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该增加的一个安置人口系以户为单位增加，相应利益应在户内平均分配，应属合理。因孙阿良未提交证据证明孙国良、钱兴娟收到涉案补偿款的具体时间，一审法院对孙阿良诉请的利息调整至从起诉之日起计算，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阿良、孙国良、钱兴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95元，由孙阿良负担3960元，由孙国良、钱兴娟负担39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 玮 审判员 王常山 审判员 季璐璐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鲁 易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