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1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伟，男，198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铜陵市郊区，现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玺成，江苏守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男，198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泗县，现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原审原告：龚伟达，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天宇，上海申浩（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伟因与被上诉人刘永、一审原告龚伟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2民初8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永承担。事实与理由：方伟一审中提交了其与刘永2020年9月5日的通话录音及2020年6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刘永对上述材料真实性均认可，该材料可以证明方伟与刘永之间系合作关系，刘永联系销售渠道，利润双方对半分成。刘永亦明确承担付款责任。故请求改判方伟与刘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刘永辩称，同一审诉讼意见，如果能够收到上家的钱就能支付这笔款项。龚伟达述称，我方一审中认为方伟与刘永系共同购买方，应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后经一审法院审理判决由方伟向我方支付货款，我方对此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龚伟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方伟、刘永向龚伟达支付货款2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方伟、刘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16日下午，龚伟达与方伟加为微信好友，两人通过微信等方式商议方伟向龚伟达采购口罩的事宜。5月19日双方达成合意，约定由方伟购买口罩100万只，每只0.57元，共计价款57万元，按每只1.03元开票，扣掉税点后将收到的超额部分返还给方伟，同时龚伟达向方伟返点每只口罩0.01元。当日，龚伟达将口罩装车后发往方伟指定的地点浙江安吉，5月20日凌晨货物完成验收交接。2020年5月25日，刘永根据方伟的指令向龚伟达付款20万元，后龚伟达多次向方伟催款，方伟在5月30日让龚伟达与刘永对接，称货款由刘永负责，其只负责供货。2020年5月29日，龚伟达与刘永加为微信好友，龚伟达要求刘永安排货款，6月13日刘永向龚伟达付款10万元。上述证据，有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记录和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龚伟达认为，刘永向其支付过货款30万元，方伟还让其与刘永直接对接，称他与刘永是合作关系，其负责供货，刘永负责货款，说明方伟与刘永是合伙关系，两人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方伟在一审答辩时认可欠龚伟达货款27万元，一审庭审中又改变自己的答辩意见，认为其没有向龚伟达购买口罩，其只是让龚伟达把口罩送到浙江，买方是浙江的公司，其和刘永是合作收口罩，也就是介绍人，其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此外，方伟还认为，龚伟达的这部分货款，刘永实际上已经拿到了，刘永也表示愿意承担付款责任。方伟为证明上述主张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方伟与刘永于2020年9月5日的通话录音（一审庭审结束之后形成），方伟说“龚伟达的那个钱是下来的，你不是打给江阴了吗，你没给他，按道理来讲我们这钱也应该去给人家的呀，人家现在起诉了，我们骂人家也没有道理，对不对”，刘永说“反正哪边起诉都一样，他（江阴）那边价格低就先付他那边的”；方伟说“从龚伟达那里拿货是每只0.57元，送到浙江去是每只0.67元，双方讲好利润两人对半分，如果龚伟达一直起诉，我们理亏的话，两个人要对半承担责任的”，刘永说“承担肯定要承担的，该怎么弄怎么弄”、“哪怕浙江真的（不给钱），我也会想办法承担的，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承担这个事情的”；2.方伟与刘永、方伟与龚伟达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2020年6月13日、6月19日方伟问刘永货款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他好回复龚伟达，刘永说三天之内解决，方伟也根据刘永的意思回复了龚伟达。龚伟达质证意见为：对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通话录音可以反映方伟并不是通过将口罩转卖给刘永来盈利，而是两人合作，由刘永联系销售渠道，利润由两人对半分成，刘永亦明确肯定要承担付款责任，印证了方伟与刘永是合伙关系；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刘永对于共同向其采购口罩是清楚的，刘永对其直接催款也无异议，结合刘永已支付30万元货款的事实，可以认定方伟与刘永是共同向其采购口罩再转卖。刘永质证意见为：对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所说的愿意承担付款责任，前提是其要收到了货款，收不到货款其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其是拿到过一部分货款，但包括龚伟达在内的几家供货单位的货款，并不是龚伟达一家的，也没有明确与方伟讲好利润对半分。一审法院认为，龚伟达在买卖口罩过程中仅与方伟进行沟通、协商，并根据方伟的指示将口罩运至浙江交货，货物交付后也是向方伟催要货款，龚伟达与刘永就口罩买卖事宜从未有过联络，可以认定买卖关系发生在龚伟达与方伟之间，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方伟应按约向龚伟达支付货款57万元，实际已付30万元，对余款27万元应予给付，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方伟辩称其只是介绍人，不应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永并未参与向龚伟达购买口罩，其仅是根据方伟的指令向龚伟达支付了30万元的货款，虽然龚伟达认为方伟与刘永是合伙关系，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方伟与刘永有共同向其购买口罩的合意，刘永在电话录音中认可与方伟平分利润等内容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刘永自愿加入方伟的债务，龚伟达要求刘永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方伟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龚伟达支付货款2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7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龚伟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75元、保全费1920元，合计4595元，由方伟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刘永陈述口罩货款由购买口罩的浙江公司（公司名说不清楚）支付，刘永的上家支付给刘永后，刘永平均分配支付给四家口罩供应商，目前浙江公司资金紧张在诉讼，如果能够要到货款愿意解决本案纠纷，其收到货款后会支付给方伟。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刘永是否应对案涉口罩货款承担付款责任。方伟认为其与刘永系合伙进行口罩买卖，方伟负责寻找口罩货源，刘永负责销售及回款，盈利双方各半分配，故刘永应与其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刘永认为从龚伟达处进口罩销售给浙江的公司，中间有很多介绍人，其与方伟都是介绍人，其并非口罩买卖中的购买方，故不应承担付款责任。龚伟达认为根据方伟的陈述及举证，其与刘永合伙购买口罩，故其一审中主张刘永承担付款责任，具体由法院依法认定。对该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龚伟达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案涉口罩买卖的价格、数量、付款方式等交易内容均是龚伟达与方伟协商确定，在买卖过程中，方伟并未透露实际购买人情况或其系代理或中介的身份；从龚伟达后续催款及付款情况看，方伟也认可由其支付货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方伟系龚伟达的交易相对方，由方伟支付剩余货款并无不当。整个交易过程中，除了后期根据方伟的指示联系刘永催款之外，龚伟达与刘永并无直接联系，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永有向龚伟达购买口罩的意思表示。方伟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刘永系合伙关系，刘永付款的行为亦不能构成债务加入，现要求刘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缺乏依据。至于方伟与刘永之间的关系，双方可以另行处理。综上，上诉人方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上诉人方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郭 锐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袁丽媛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