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3民终3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爱民，男，1958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元清，男，196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湖北弘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爱民因与被上诉人朱元清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2020）鄂0323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爱民、被上诉人朱元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爱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汪爱民从未放弃过主张权利，只是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朱元清的身份信息，只能暂缓诉讼，该问题汪爱民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诉讼时即明确表达过。2.汪爱民要求朱元清偿还借款本息，并不排除或放弃要求债务人曾媛、胡爱琴承担清偿责任，否则也不会申请强制执行。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的规定，朱元清作为公司股东应当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以汪爱民要求朱元清单独承担责任违反法律规定，显然曲解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用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无法得出驳回诉讼请求的结论。朱元清辩称：1.原审判决并未否认债务人尚欠汪爱民1995752.44元借款本息的事实，只不过因汪爱民已经获得了胜诉判决，上海法院已经判决案外人曾媛、胡爱琴承担偿还责任，且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再向朱元清主张同一债权，可能使汪爱民得到双重清偿。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恰当。汪爱民所称适用法律错误，只是其对法律的理解问题，实际上一审判决并无适用法律错误之处。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朱元清归还借款本金1995752.44元及相应利息（按年利率6％，自2019年8月22日起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4日，湖北晨仕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仕公司）给汪爱出具《借据》一份，主要内容为晨仕公司因在竹山县工业园建设服饰公司厂房，借到汪爱民600万元，其中300万元通过湖北银行账户转到湖北银行丹江口市支行晨仕公司账户，另300万元以现金出借（借据由借款人另行书写）。借款月利率为2%，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4日。如到期不还，违约金为同期借款利息的两倍，胡爱琴在该《借据》的担保人处签名。之后，汪爱民于2017年11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晨仕公司出借300万元，晨仕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偿还了该款。2017年12月4日，晨仕公司又给汪爱民出具《借据》一份，主要内容为晨仕公司因在竹山县工业园建设服饰公司厂房，借到汪爱民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到湖北银行丹江口市支行晨仕公司账户20万元，另5万元以现金出借。借款月利率为2%，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8日。如到期不还，违约金为同期借款利息的两倍，胡爱琴和胡丰平在该《借据》的担保人处签名。汪爱民先后于2017年12月4日、2017年12月5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1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晨仕公司分别出借10万元、10万元、10万元和200万元，合计230万元，2017年12月4日晨仕公司给汪爱出具的《借据》中约定的5万元现金，汪爱民未实际支付。晨仕公司先后于2018年1月18日、2018年1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汪爱民分别偿还15万元、11万元，胡丰平于2018年1月13日向汪爱民转账5万元，合计31万元。另查明，晨仕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7日，股东为朱元清和案外人曾媛。2018年6月17日，朱元清和曾媛在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对晨仕公司进行简易注销登记时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清算工作已全部完结……本企业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受相关行政执法机关的约束和惩戒。晨仕公司于2018年8月7日被准许简易注销。再查明，2019年8月22日，汪爱民以曾媛、胡爱琴为被告，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曾媛、胡爱琴偿还晨仕公司尚欠的借款及利息。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2日作出（2019）沪0113民初18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曾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汪爱民借款本金1,995,752.44元。二、曾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汪爱民利息（以1,995,752.44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2日期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胡爱琴对上述第一、二项主文所确定的曾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胡爱琴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四、驳回王爱民的其余诉讼请求。该判决已于2020年3月23日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本案中，晨仕公司向汪爱民借款所形成的借贷之债，应当按照约定及时偿还。而本案朱元清和案外人曾媛作为晨仕公司股东，在既未对公司组织清算，又未清偿原告借款的情况下，即申请注销公司，并向公司登记机关书面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清算工作已全部完结……本企业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因此，朱元清和案外人曾媛对晨仕公司尚欠的借款本息依法应当共同承担清偿责任。而汪爱民在本案诉讼前已经就该借款起诉了曾媛和担保人胡爱琴，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已经判决曾媛和胡爱琴承担偿还责任，且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汪爱民又以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确定的借款本息请求判令朱元清单独承担清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朱元清辩称汪爱民以同一原告、同一借款事实提起诉讼，属重复起诉，根据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请求依法驳回起诉。因汪爱民提起的两次诉讼虽然原告和借款事实相同，但是被告不同，不属重复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规定，故，对朱元清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汪爱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62元，减半收取11381元，由汪爱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朱元清未提交新证据。汪爱民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强制执行申请书》《执行裁定书》，证明汪爱民诉曾媛、胡爱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判决生效后，汪爱民已经申请执行，经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执行，仅执行回11063.12元，剩余部分因曾媛和胡爱琴没有执行能力，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朱元清的身份信息、上海市律师协会发布的《工作提示》，证明汪爱民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曾媛与胡爱琴时未将朱元清一并列为被告，系因上海市自2020年6月10日起方可由律师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外省市户籍人员的人口信息，而汪爱民查询到朱元清身份信息的时间为2020年7月9日。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朱元清质证认为，相关申请书及执行裁定书证明汪爱民的债权已经得到法院的支持。而起诉时并不要求明确身份证号码，因此，汪爱民提交的新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将在说理部分进行阐明。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朱元清与曾媛作为晨仕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该行为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由于汪爱民已经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相关生效判决已经支持了汪爱民要求股东曾媛及担保人胡爱琴对其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现汪爱民再次就同一债权单独对朱元清提起诉讼，因朱元清与另一股东曾媛没有同案进行审理，二人究竟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在本案中不宜确定。且汪爱民作为申请人申请执行曾媛、胡爱琴的案件目前虽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汪爱民在发现曾媛与胡爱琴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可再次申请执行，并非完全不能执行。如果本院支持汪爱民的诉讼请求，就会因同一债权形成两份不同的生效判决，导致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与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各自执行各自的生效判决，进而导致汪爱民的债权得到两次清偿，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汪爱民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对朱元清的身份信息，除可以在上海本地查询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查询，汪爱民以其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因暂未查询到朱元清的身份信息而可以另行提起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汪爱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81元，由汪爱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玉玲审判员  汪 粼审判员  陈 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冷玉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