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1民终3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执行案外人）：杨国安，男，197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娟，四川墨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乐山双益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府街20号3幢。 法定代表人：李学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茜，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玉，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被执行人）：乐山凯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柏杨路38号。 法定代表人：欧亚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祥华，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杨国安因与被上诉人乐山双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益公司）、原审被告乐山凯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川1102民初5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国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双益公司的诉讼请求，并依法改判不准许对登记在凯利公司名下位于乐山市市中区××路××号××公寓××楼××号地下车位的执行措施；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双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事实未查清，未查明案件事实就径直裁判。一审认定杨国安未提交其购买了负2楼14号地下车位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杨国安与凯利公司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关系，系事实认定不清。 凯利公司于2016年1月9日将负2楼14号车位出售给王永强，但未与王永强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导致车位仍登记在凯利公司名下，后王永强于2020年5月7日将案涉车位转卖给了杨国安，并与王永强签订了《车位买卖合同》，当日杨国安通过其妻子陈明珍账户向王永强的委托代理人谢志成转账支付购买车位价款65,000元。按照房地产市场的交易习惯，开发商对未办理产权证书的不动产发生再次转让的一般采用更名的方式为新的购买人办理登记手续和不动产权利证书。本案中，杨国安在购买案涉车位时，案涉车位尚未办理产权证书，为了减轻第一次的购买人及转卖车位后的办证程序，凯利公司参照行业交易习惯，以更名形式为第二次购买人杨国安办理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故将2016年1月9日出具给王永强的车位价款收据原件收回，并按第一次交易的日期即2016年1月9日为杨国安出具更换后的车位价款收款收据。杨国安在从王永强处购买了案涉车位后，之所以更换后的收款收据票号出现票号在前、而出票时间在后，是因为出票时间只能以第一次购买人王永强购买的时间为准，否则无法办理更名手续。 因凯利公司自身的原因，导致凯利公司在销售时只接受现金方式付款，且购买了住房或车位的均无法在房管部门备案系统中进行备案登记和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所以，王永强在2016年1月9日购买案涉车位时以现金方式向凯利公司支付的车位款且未进行备案登记，是凯利公司原因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应由购买人个人来承担凯利公司的过错和房管部门限制备案登记的不利后果。故杨国安与王永强之间、王永强与凯利公司间均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王永强在案涉车位查封前已合法购买了车位，其可以随时自愿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其将案涉车位转卖给杨国安是合法有效的。由于杨国安不懂法、不知法，故在一审时并未提交与王永强之间购买关于案涉车位的相关证据。一审也未查明案涉车位自符合交付使用条件之日且出售之日起至今的实际使用情况，就断然认定车位未实际交付给购买人占有使用。 “领江.88公寓”项目被政府定性为问题楼盘，经政府协调在2019年3月29日才取得《竣工验收备案书》，双益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申请查封时，项目尚未取得竣工验收备案书，一审法院对涉案车位采取查封执行措施本身应存在错误，尚未取得正式产权的不动产只能进行预查封，不能对案涉车位采取正式查封的措施。 综上，杨国安购买的车位是从王永强处购买，王永强购买时间是2016年1月9日，杨国安购买的车位已在2016年1月9日就由凯利公司出售给王永强了，双益公司提出查封申请时就已经不是凯利公司的财产，仅因凯利公司自身原因无法办理备案登记，一审法院对案涉车位采取查封等执行措施是错误的，执行法律错误的执行了案外人的合法财产。一审未查明案件全部事实就判决支持双益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二审依法改判驳回双益公司的诉讼请求。 双益公司辩称，第一、上诉人在一审中第一次庭审陈述与第二次庭审陈述及上诉状中陈述是相悖的，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可以证明上诉人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请求人民法院追究其虚假诉讼的责任；第二、根据上诉人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应当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认定，关于杨国安存在转卖情形的案件，转卖时间在2020年以后，是双益公司已经申请人民法院查封案涉车位之后，上诉人购买的是查封了的车位，其不是善意买受人，也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条件，即需要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且合法占有相应不动产，明显主张的买受时间在查封之后，其诉讼主体不适格；第三、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转卖的真实性，也没有证据证明其转卖上家与凯利公司或其本人与转卖人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证据证明合法占有相应的车位且支付相应价款及办理相应的过户登记；第四、上诉状中提及的采取更名形式办理不动产权证，故伪造相应的收款收据，其主张的更名形式是为了避税，是无效的法律行为，且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票号出现票号在前出票时间在后情况，是伪造证据将出票时间倒签；第五、被人民法院查封的资产不得处置，上诉人当然不是案涉车位的合法所有权人；第六、不管是预查封还是查封都是司法机关采取的限制查封标的的措施，不能说明采取执行措施本身存在错误。综上，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凯利公司辩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查封之前王永强就购买了车位，在2019年办理整个88公寓楼盘车位产权证时通知业主，业主向公司出具的票据上名字和本人不一致，通过向公司汇报，为杨国安更换了新的票据，票据载明的时间和原王永强票据时间一致，公司向杨国安收取了2000元的更名费，采取撤案备案的方式在房地产行业中属于交易习惯，2016年1月9日双益公司查封88公寓22个车位，部分车位解封已办理不动产权证，由于业主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换了票，所以就认为是在凯利公司购买的车位，同意杨国安的上诉意见。 双益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准许双益公司继续对凯利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路××号××公寓××楼××号地下车位续查封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6年7月18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双益公司诉凯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2016）川1102民初653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的债权债务产生于2001年11月，凯利公司分别于2012年4月17日、2015年11月23日以签字形式确认，于是判决凯利公司支付双益公司合同价款共计108.5万元。2016年12月6日，一审法院根据双益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6）川1102民初653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凯利公司开发的包括案涉车位在内的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路××号××公寓××住房，查封期限为二年。 2017年2月6日，双益公司依据一审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川1102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同日立案，案号为（2017）川1102执170号。在该案执行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除依法查封了凯利公司开发的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路××号“领江.88公寓”负二楼2号、4号、11号、12号、14号、18号、19号、21号、29号、31号、32号、34号、35号、44号地下车位及1-1-13-5号住房外，暂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上述查封财产因尚未竣工验收，暂不具备处置条件。经一审法院依法告知后，双益公司表示也不能提供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依职权将被执行人凯利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惩戒。2017年6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川1102执170号之二执行裁定，裁定终结该案的本次执行程序。2018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根据双益公司的申请作出（2017）川1102执170号之三执行裁定，裁定续查封登记在凯利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路××号××公寓××楼××号住房，查封期限为三年。 2020年1月3日，双益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一审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川1102执恢13号。2020年5月12日，一审法院到案涉车位所在的“领江.88公寓”小区张贴公告，公告载明：本院再次限期凯利公司在2020年5月30日前履行还款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凯利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路××号“领江.88公寓”包括案涉车位在内的10个地下车位，杨国安遂以其系案涉车位所有权人为由提出前述异议请求。2020年8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川1102执异40号执行裁定：中止本院（2017）川1102执17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中对登记在凯利公司名下的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路××号××公寓××楼××号地下车位续查封的执行。 另查明，凯利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取得项目名称为“斑竹湾88公寓”（即“领江·88公寓”）的乐市住建（2011）房预售证第36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总建筑面积为38197.68平方米，其中车位预售面积为4845.95平方米。案涉车位属于该项目车位预售范围。 再查明，1.杨娟（杨国安女儿）系“领江·88公寓”业主，杨国安用自己名字向乐山天卓物业公司缴纳了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的车位物业服务费。 2.日期2016年1月9日的《收款收据》（票号：0005811）载明：“今收到杨国安交来88公寓地下车位负二层14号全款金额（大写）陆万伍仟元”，该《收款收据》加盖有凯利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经手人”处签名为“余岷”。 3.同批案件中，向往的车位《收款收据》出具时间为2015年10月17日，票号为0005807；易勤的车位《收款收据》出具时间2015年9月29日，票号为0005813。 4.日期为2016年1月9日《收款收据》（票号：318756）载明：“今收到王永强交来88公寓地下车位负二层14号全款金额（大写）陆万伍仟元”，该《收款收据》加盖有凯利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经手人”处签名为“刘”。 执行异议审查中，杨国安陈述，其系案涉“领江·88公寓”小区住户。凯利公司向其出具购买车位的《收款收据》时，承诺随后即与其签订书面车位买卖合同，其也向凯利公司催告签订书面合同，亦多次催促该公司办理产权登记事宜，但均因找不到公司具体经办人员而未果。 第一次庭审中，杨国安陈述，其是2016年1月9日购买了88公寓地下车位负2层14号车位并交付现金65,000元。 第二次庭审中，杨国安陈述，案涉车位是向王永强购买，购车位的钱也是直接支付给王永强的。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本案案外人负有举证证明其情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本案案外人所举的证据《收款收据》的时间为2016年1月9日，票号：0005811。同批案件中，向往的《收款收据》载明，出具时间为2015年10月17日，票号：0005807。易勤的《收款收据》载明，出具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票号：0005813。出票时间在前的而票号在后，这不符合生活常理，有悖逻辑。并且杨国安陈述其车位是向王永强购买。而王永强的《收款收据》日期与杨国安《收款收据》日期一致。故，杨国安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购买并实际占有案涉车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杨国安对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杨国安的诉讼请求成立。 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准许对登记在凯利公司名下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路××号××公寓××楼××号地下车位予以执行。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凯利公司负担。 二审中，杨国安提交以下新证据：1.杨国安与王永强于2020年5月7日签订的车位买卖合同；2.2020年5月7日收条，王永强委托谢志成办理案涉车位事宜的委托书；3.杨国安与陈明珍的户籍证明、陈明珍向谢志成转款65,000元银行明细，杨国安称陈明珍为其妻子；4.王永强身份证复印件；5.2020年5月7日88公寓代办证处出具的代办车位代收税费收据；6.刘英证人证言，周茂强收据票号318900、吴昆收款收据票号076096、王永强收据票号318756，李志忠收据票号318758均是刘英在票据上载明的时间收款并出具的收据，案涉车位是其本人经手收现金售出的。上述证据拟证明王永强在查封之前购买了案涉车位，杨国安是从王永强处购买的车位，车位被查封前已不属于凯利公司财产，且杨国安已支付全部价款。双益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凯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王永强未到庭陈述买卖合同是否签订、收条是否本人出具的意见，委托书是否是其本人出具，且王永强是否向凯利公司购买案涉车位也不确定，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是否是陈明珍代杨国安向王永强支付的车位款不能确定，本院对证据3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6刘英的证言与其陈述的票据载明的时间票号存在矛盾，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双益公司没有提交证据。 凯利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车位交款人为王永强的收款收据，票号0001658、时间2015年9月29日；车位交款人为周茂强的收款收据，票号318900、时间2015年10月17日；车位交款人为吴昆的收款收据，票号076096、时间2014年8月25日；车位交款人为王永强的收款收据，票号318756、时间2016年1月9日；车位交款人为李志忠的收款收据，票号318758、时间2015年12月27日，上述5张收款收据的经手人均为刘。双益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杨国安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5张收款收据载明的时间与票号存在矛盾之处，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结合其他证据认定本案事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已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凯利公司二审提交5张收款收据，均为凯利公司刘英出具，1.王永强的收款收据，票号0001658、时间2015年9月29日；2.周茂强的收款收据，票号318900、时间2015年10月17日；3.吴昆的收款收据，票号076096、时间2014年8月25日；4.王永强的收款收据，票号318756、时间2016年1月9日；5.李志忠的收款收据，票号318758、时间2015年12月27日。王永强、周茂强、吴昆、王永强、李志忠均没有与凯利公司签订关于案涉车位的书面买卖合同。杨国安陈述从王永强手中购车位，向往陈述从周茂强手中购买车位，邱昌蓉陈述从吴昆手中购车位，易勤陈述从王美湘手中购车位，钟莉陈述从李志忠手中购车位。 杨国安于2020年10月29日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车位没有合同，在售楼部购买的案涉车位，2016年1月9日交付，交付以后空置，偶尔朋友来停，2018年左右入住该小区，钱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的。杨国安于2020年12月8日向一审法院陈述：2012年购买了房子，签了书面合同，购买车位是现金交付的，只给了收据，没有签书面合同，我们做生意也没有去管这个事情。 杨国安在二审中陈述其在2018年左右购买了车，2020年5月7日与王永强签订车位买卖合同，从2020年5月7日起开始使用案涉14号车位，在此之前，是停在租赁的车位上的。杨国安主张向王永强支付车位款的依据为2020年5月7日由其妻子陈明珍向王永强委托的谢志成转账65,000元的银行转账明细。杨国安及凯利公司均陈述杨国安在一审中提供的0005811号票据系2020年5月7日由凯利公司向杨国安换票出具，因王永强票据时间为2016年1月9日，于是在杨国安票据上也载明为2016年1月9日。 上述事实有收款收据5张，证人证言，一、二审庭审中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该规定是对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杨国安以该条主张其为无过错真实买受人，应当举证证明符合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条件。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杨国安是否在本案查封之前购买案涉14号车位？二、杨国安是否在本案查封之前合法占有使用案涉14号车位？三、杨国安是否已向凯利公司支付全部车位价款？四、凯利公司没有为杨国安办理车位权属证书的原因是什么？ 一、关于杨国安是否在本案查封之前购买案涉14号车位的问题。本案14号车位的首次查封在2016年12月。第一、杨国安没有与凯利公司签订关于14号车位的书面买卖合同；第二、杨国安在一审时陈述关于14号车位是在售楼部与售楼部工作人员协商后在2016年1月9日买的，并以现金方式交付款项；第三、杨国安在二审中陈述系在2020年5月7日与王永强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从王永强手中转买的14号车位；第三、王永强未与凯利公司签订书面的车位买卖合同，王永强是否在2016年1月9日从凯利公司处购买14号车位不能确定，也不能确认其是否向凯利公司交付了14号车位的购买款项。综上，本案车位查封之前杨国安没有从凯利公司购买14号车位，杨国安关于车位的购买过程、款项的支付等均前后陈述矛盾，且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能认定查封之前其从凯利公司真实的购买车位也不能认定其从王永强处真实的购买车位，也不能认定王永强购买的真实性，即使认定其转手购买是真实的，因王永强未取得车位的物权，杨国安也是受让合同债权，也仅能认定杨国安在2020年5月7日取得合同债权与凯利公司建立关于14号车位的买卖合同，杨国安在本案查封之前没有购买案涉14号车位，没有与凯利公司建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 二、关于杨国安是否在本案查封之前合法占有使用案涉14号车位的问题。杨国安在一审陈述于2016年1月9日当日就取得了车位，在购车前车位处于空置状态，后在二审中又陈述2020年5月7日向王永强付款后开始使用案涉14号车位，在此之前系租赁车位使用，前后陈述完全矛盾，即使按其二审的陈述，杨国安也是在2020年5月7日才开始使用14号车位，其在本案查封之前没有合法占有使用案涉14号车位的事实。 三、关于杨国安是否已向凯利公司支付全部车位价款的问题。第一、杨国安在一审陈述于2016年1月9日向凯利公司现金支付车位购买款65,000元，因其提交的收款收据在时间和票号上与类似案件当事人票据相矛盾，于是在二审陈述系2020年5月7日向王永强的委托人谢志成转账支付65,000元购车位款，前后矛盾；第二、凯利公司在二审提交的5位前手买受人的票号与时间仍存在不合理处，凯利公司工作人员刘英二审作证的内容也与票据载明的内容矛盾，王永强是否在2016年1月9日向凯利公司支付14号车位的购买款也不确定；第三、杨国安二审提交的陈明珍向谢志成转账65,000元的银行明细无法证明该笔款项即为支付的二手购买车位的款项。综上，不能认定杨国安已向凯利公司支付关于14号车位的全部车位价款。 四、关于凯利公司没有为杨国安办理车位权属证书的原因问题。凯利公司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期间向案外业主销售车位与业主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并在房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即2016年4月之前购买车位的业主是能够与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并办理备案登记的，杨国安陈述其前手王永强在2016年购买14号车位，没有书面合同更没有进行备案，不符合常理和当时的客观情况，据杨国安自述在2012年购买房屋时（其女杨娟的户名），与凯利公司签订了住宅的书面买卖合同，其明知购买不动产要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未与凯利公司签订，其自身存在过错，更重要的是杨国安在本案查封之前没有与凯利公司建立关于14号车位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对14号车位不具有物权期待权，其上诉主张不得执行案涉14号车位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杨国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国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晓兰 审 判 员 黎 琳 审 判 员 李 霞 审 判 员 王 进 审 判 员 刘一铭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朱保见 书 记 员 唐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