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9M。 法定代表人：周运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钊，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国友，男，196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孝昌县，住湖北省孝昌县。 原审被告：中铁七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9H。 法定代表人：张晓东，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山佳，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武汉市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左国友、原审被告中铁七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七局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华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3民初54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袁建平签署的结算文件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1.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提交了袁建平出具结算单期间上诉人公司的人员名册（社会保险管理处盖章确认），显示袁建平并非上诉人公司员工，且袁建平亦非涉案项目负责人员，亦无代上诉人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的任何授权。上诉人仅委托袁建平处理被上诉人的信访事宜，其与被上诉人签署相关结算文书超越了授权范围，对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上诉人于当日支付被上诉人25万元款项并非对袁建平结算权限的认可，系因被上诉人在除夕当天带人到“建管局”闹事并拒不离开，上诉人迫于行政主管部门的压力，方才支付了前述款项，原审以此推断袁建平的代理行为有效，依据明显不足，而建管局的回顾内容多为“据回忆”、“好像是说”，均为不确定的表述，且结尾明确表述：“以上回顾，由于相隔数年，有可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而原审将建管局的回顾内容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予以采纳，导致错误裁决。2.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历次工程量结算过程中，双方均实际以金辉及乐威威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为依据，从未有过由他人核算工程量的情况。因此，即使被上诉人需与上诉人进行工程量结算，其亦应明知与谁进行签字确认，其明知袁建平不具备结算的权限，擅自与袁建平签署的所谓结算书明显违背以往结算模式，不产生有效的代理结果。3.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即给付工程款应以实际工程量为基础计算，不存在被上诉人陈述的以要求的结算数额倒求工程量的情况。二、袁建平签署的结算文件内容与实际不符。1.6#抹灰：被上诉人左国友在原审庭审程序中认可其实际施工面积为5625.8m，而袁建平在结算单中确认的施工面积为48444.52m，被上诉人解释是把零工的相关费用都计算在里面，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且与正常结算流程不符，故6#抹灰工程量应为5625.8m。2.1#、2#抹灰：工程量为24717.44m(被上诉人左国友提交的工程进度暂计算单机打部分已确认)，单价实际为13.5元/m，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亦认可了该单价，而袁建平在结算单中确认的工程量为29751.59m，单价按照15.6元/m计算，即袁建平结算的实际工程量及单价与事实不符。3.补偿：被上诉人左国友提交的“工程进度暂计算单”机打部分并无该项，该项目亦非工程结算中应有之项目，而袁建平在结算单中对被上诉人补偿105900元，该款项的结算脱离工程实际，亦无合法依据，依法不应支持。三、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已作出了生效裁定进行了确认，应维持裁判的一致性及法律的权威。被上诉人就案涉项目曾起诉于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了（2017）鲁0213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现被上诉人再次起诉，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2017）鲁0213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按照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2民终7750号民事裁定的认定结果，本次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故应依法撤销。四、被上诉人除了袁建平出具的“结算单”外，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施工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在原审程序中提交了相关证据证实左国友的实际施工量，且左国友亦予以认可，只是认为存在零星施工及相关损失，计入了工程总量，但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其主张依法不应采纳，即应按照上诉人主张的工程量作为定案依据。 左国友辩称，2016年上诉人起诉左国友，已被青岛中院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当维持原判。 中铁七局五公司述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左国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武汉华力公司、中铁七局五公司支付青岛越秀·星汇蓝湾项目1#、2#、6#砌体、抹灰及二次结构劳务费870260.7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武汉华力公司、中铁七局五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各方合同签订情况：武汉华力公司、中铁七局五公司就铁路青岛北站安置区D1地块商品房及商服项目（二期）工程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中铁七局五公司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中的相关劳务部分分包给武汉华力公司施工。合同价款38498514.6元，中铁七局五公司已付款总额为38580160.63元。2014年6月20日，武汉华力公司将其承包的铁路青岛北站安置区D1地块中的10、11号楼的砌体工程分包给左国友。左国友还施工了该工程中的6号楼部分工程及1、2号楼内墙抹灰项目。二、左国友提供证据证明的结算情况：左国友提供三份证据，分别是：武汉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包班组工程进度暂结算单（上面是表格部分的项目清单，下载有袁建平手写修改情况）、袁建平出具的结算单及承诺书。其中暂结算单表格部分所列左国友班组施工的项目、数量及价款情况为：6#楼5、13、14层除东户100㎡外内墙抹灰5625.8㎡，单价15.6，合计87762.48元；1.2#楼内墙抹灰(给李远金帮工)24717.44㎡，单价15.6，合计385592.06元；6#楼26-29层二构砌砖245.2㎡，单价200，合计49040.00元；6#楼26-29层二构模板414.24㎡，单价38，合计15741.12元；6#楼26-29层二构砼35.6㎡，单价240，合计8544.00元；6#楼26-29层二构钢筋2.52t，单价900，合计2268.00元；10-11#楼2-15层二构砌体1720.68㎡，单价200，合计344136.00元；10-11#楼2-15层二构模板2964.19㎡，单价38，合计112639.22元；10-11#楼2-15层二构砼243.99㎡，单价240，合计58557.60元；10-11#楼2-15层二构钢筋18.07t，单价900，合计16263.00元；10.11#楼2-15层二构末完成-20000.00元；6#楼内墙抹灰未完成-15000.00元； 小计：1045543.48元。袁建平在该暂结算单底部用手写体载明：以上结算单，其中6#楼按48444.52㎡结算，1、2#楼按29751.59㎡结算，10、11#楼按法院仲裁结算。此结算单是左国友班组最终结算单（包括所有已完成工程量、点工、误工费、交通费等）。结算单载明各单项及总价：6#抹灰755734.51元；1#、2#抹灰464124.8元；10#、11#钢筋、模板等587970.86元；6#砌砖75593.12元；6#抹灰未完成-15000元；补偿105900元；合计1974323.29元。 备注：此结算单与海创点工无关。袁建平在结算单上签字。承诺书载明：经过本人与左国友在建管局领导协调下，承诺左国友班组在越秀、星汇蓝湾项目的人工费1974323.29元于2015年5月31日前全部付清。袁建平在承诺书上签字。上述三份证据中袁建平的签字时间均为2015年2月17日。三、武汉华力公司对结算价款的异议：第一、6#楼抹灰工程量应该是5195.45平方，结算单中5625.8平方相差不大，可以认可，对单价15.6元没异议，但是袁建平确认的6#楼48444.52平方完全脱离了实际；第二、1号楼、2号楼抹灰工程量24717.44平米，单价应该是13.5元，依据是李金成出具的委托支付声明及武汉华力公司与李金成之间的合同。对袁建平手写部分确认的工程量29751.59平米不予认可。对6号楼的二构部分没有异议；对10、11号楼结算金额没异议。另外，补偿款105900元没有事实依据，不予认可，结算单表格中是没有这一项的，是袁建平私自确认，其没有公司授权。武汉华力公司向法院提供：该公司与李金成签订的《内外墙抹灰工程承包合同》、2015年2月12日李金成向武汉华力公司出具的《委托支付声明》。证明：2014年10月5日，武汉华力公司与李金成签订《内外墙抹灰工程承包合同》，将涉案项目1、2#楼内外墙工程承包与李金成。后李金成将1号楼、2号楼的部分内墙抹灰工程分包给左国友，2014年11月18日，经审核左国友班组。2015年2月12日，李金成向武汉华力出具《委托支付声明》，声明以左国友班组完成部分为限，按单价13.5元/㎡价格，直接向左国友支付工程款。左国友质证意见：对武汉华力公司与李金成签订的《内外墙抹灰工程承包合同》不知情，对李金成出具的《委托支付声明》也不清楚，左国友不认识李金成，他也没有把工程承包给左国友，左国友是通过武汉华力公司负责人胡礼清承揽的这个工程，左国友和胡礼清是老乡。左国友认可6号楼其实际施工面积5625.8平米、1号楼、2号楼实际施工面积24717.44平米。对于袁建平手写部分结算面积为何与实际面积出入较大，左国友解释称系因其从天津带200多人过来干零工，干了三个多月，当初有左国友方的签字，所以把零工的相关费用都算在里面。相关签证当时结算时袁建平和一同来的人员收走了。2号楼单价是按照13.5元算的，所以算面积时没有扣门窗洞口，其他施工队按照17.5元算的，所以计算面积时扣除了门窗洞口，左国友后来又改称2号楼单价按照结算单15.6元计算，扣除了门窗面积。这样全部算下来后左国友还亏损二十多万，当时双方协商，所以就出现了105900元补偿款。因武汉华力公司与李金成签订的《内外墙抹灰工程承包合同》、李金成向武汉华力出具的《委托支付声明》，均无左国友签字确认，左国友也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对左国友不具有约束力，与本案无关，法院不予确认。四、关于结算过程：左国友称其就欠费问题一直上访，2015年2月17日，经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协调，通知武汉华力公司和中铁七局五公司与左国友进行结算，上述两公司分别安排袁建平、童铁军等人到青岛市建管局与左国友进行结算。2018年5月10日，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工程管理局建筑队伍管理处出具《关于对2015年2月17日左国友上访情况的回顾》一份，载明：“2015年2月17日（腊月二十九）上午，左国友等人再次到我处上访，我处即电话通知中铁七局五公司派人来处理。据回忆，当天下午，童铁军、袁建平等人来我处与左国友进行沟通。童铁军与我处多次工作联系的身份是中铁七局五公司的驻青工作人员。据回忆，童铁军好像是说，袁建平是武汉华力公司的项目经理。童铁军与左国友见面后，好像到下午5至6点钟就走了。袁建平一直与左国友在核对、计算左国友完成的工程量。至晚上9时许，工程量核对完成后，双方签订了承诺书，但左国友仍不愿离开，要求必须要拿到部分工程款。袁建平又与武汉华力公司负责人许志文通电话，经多次通话后，许志文同意立即向左国友的银行账号上打进25万元。至晚上11时许，左国友在基本确认钱款已到账的情况下，才从我处离开。以上回顾，由于相隔数年，有可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2015年2月17日22点35分，郑丽霞向左国友方转账支付了25万元。武汉华力公司认可郑丽霞是该公司财务人员。武汉华力公司对关于对上述情况回顾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称该函件是时隔三年后对涉案事件的回顾，表述中多处是“据回忆”“好像是说”，带有明显的推测及不确定性，无法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且最后一句“以上回顾，由于相隔数年，有可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因左国友提供的《关于对2015年2月17日左国友上访情况的回顾》系主管城乡建设的部门出具，效力较强，虽因时间间隔较久的原因致某些细节可能存在出入或记忆模糊情形，但其所表述的基本内容与左国友的陈述基本一致，结合当晚武汉华力公司向左国友付款的事实，进一步佐证双方结算的事实，法院对该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对袁建平当天代表武汉华力公司参与结算的事实予以确认。五、关于袁建平的身份情况：武汉华力公司向法院提供青岛瑞丰兴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关于武汉市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的复函》及花名册。证明：袁建平为青岛瑞丰兴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武汉华力工作人员或涉案项目负责人员，亦无代武汉华力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的任何授权。即使左国友提交文书为原件且签字真实，袁建平与左国友签署的文书亦系其个人行为，与武汉华力无关，对武汉华力不发生效力，武汉华力不受其二人所签文书约束。 左国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无关，当时是在建管局结算的，建管局当时找去武汉华力的人就是袁建平。六、其他事实：武汉华力公司实际已支付左国友工程款1104062.5元；经生效判决确定，武汉华力10#和11#楼超付工程款53939.52元，左国友、武汉华力公司同意本金53939.52元加案件受理费4194元在本案中扣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袁建平签署的结算文件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一、关于袁建平是否具有代表武汉华力公司与左国友进行结算的代理权。依法院确认的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部门出具的情况回顾，是该委通知中铁七局五公司及武汉华力公司派袁建平等人参与结算，袁建平是否系武汉华力公司的正式工作人员，并不构成其有权代表武汉华力公司进行结算的必要条件。结合袁建平出具的结算文件内容，其熟知双方关于10#和11#楼还有诉讼一事（10、11#楼按法院仲裁结算），并且当晚11时双方结算完毕后，武汉华力公司向左国友支付25万元工程款的事实，法院认定袁建平具有代表武汉华力公司与左国友进行工程结算的权限，其为左国友对账并出具工程进度暂结算单、结算单、承诺书的代理行为有效，武汉华力公司对上述工程结算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二、关于袁建平签署的结算文件内容是否真实的问题。武汉华力公司提出关于6#楼抹灰工程量与袁建平确认的工程量差异巨大；1号楼、2号楼抹灰工程量与最终结算的量也存在差异，且单价应该是13.5元；对于105900元补偿款不予认可。对于这一问题，左国友的解释是关于工程量问题，是其从天津带200多人过来干零工，干了三个多月，所以把零工的相关费用都算在里面，相关签证当时结算时袁建平和一同来的人员收走了。此解释与袁建平手写的“此结算单是左国友班组最终结算单（包括所有已完成工程量、点工、误工费、交通费等）”相印证。关于单价和补偿款的问题，左国友称系因面积计算方式有差别，所以作的补偿。对此事实，因时间远，双方均已无法还原最初的事实，只能以袁建平出具的结算内容为准。因此，袁建平签字确认的左国友施工的工程量结算单内容合法、有效，是左国友、武汉华力公司工程结算的最终结果，法院予以确认。左国友劳务费及补偿款的总额为1974323.29元，扣除武汉华力公司已支付的1104062.5元、双方均认可的超付款53939.52元及案件受理费4194元，武汉华力公司还应支付左国友工程款812127.27元。关于左国友主张中铁七局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中铁七局五公司系总承包方，并非发包方，左国友请求中铁七局五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左国友也没有证据证明中铁七局五公司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因此左国友对中铁七局五公司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一、武汉市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左国友劳务费812127.27元；二、驳回左国友对中铁七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3元（左国友已预交），左国友负担582元、武汉市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921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袁建平与左国友就涉案工程进行的结算能否作为认定本案工程款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通过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工程管理局建筑队伍管理处出具的情况回顾内容看，袁建平与左国友就工程款的结算进行协商系受武汉华力公司指派，袁建平经与左国友核对工程量后为左国友出具工程量结算单和承诺书的行为，应认定为获得了武汉华力公司的授权，系代表武汉华力公司与左国友进行工程量结算的行为。其次，在袁建平为左国友出具工程量结算单和承诺书后，应左国友的要求及袁建平与武汉华力公司的沟通，武汉华力公司当即向左国友转账支付25万元工程款，由此可以认定武汉华力公司应知悉袁建平与左国友就工程量进行结算的事实。最后，武汉华力公司主张结算单记载的工程量与左国友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不相符，但其并未提交足以推翻该证据的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武汉华力公司提交的与案外人的施工合同与左国友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左国友施工工程量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武汉华力公司主张袁建平签署的结算文件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武汉华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03元，由上诉人武汉市华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向东 审判员  马 喆 审判员  齐 新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杨志昌 书记员张 旭 书记员 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