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18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英，男，196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洪涛，河南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兴锁，北京甲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州市颍河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禹州市颍川办柏山路中段名亨花园**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1589704640F。法定代表人：艾现甫，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振杰，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玉玲，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绣都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禹州市颍川办柏山路中段东侧名亨花园**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15610096624。法定代表人：海松建，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耀，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亿香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禹州市中华药城滨河路二段**房**，组织机构代码：56102189-9。法定代表人：艾晓宇，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耀，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州市鼎鑫伟业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禹州市苌庄乡长路村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81667218534P。法定代表人：艾梦龙，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少朋，该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二伟，男，1969年6月26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禹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耀，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朝辉，男，197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锋，女，1974年9月1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禹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耀，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少举，男，1975年2月21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禹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耀，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帅领，男，1975年4月2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禹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耀，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晓宇，男，1988年1月20日出生，回族，住河南省禹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耀，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勇英与被上诉人禹州市颍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颍河置业公司）、河南省绣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绣都置业公司）、河南省亿香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香餐饮公司）、禹州市鼎鑫伟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鑫伟业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豫0185民监1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该院作出（2020）豫0185民再1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张勇英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勇英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0）豫0185民再13号民事判决，改判为维持（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再审判决认定张勇英“作为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12年2月27日从登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卢店信用社贷款40000000元，2012年3月至9月期间又分别以自己的名义放贷给原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等人赚取高息符合高利转贷的特征…其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符合职业放贷的特征”，系认定事实错误。张勇英具有合法经营的产业，出借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其以自有资金（自有财产）帮助陷入困境的颍河置业公司等缓解其资金危机，并非“职业放贷人”，更不存在高利转贷的行为和事实。1．张勇英从事汽车配件生意30余年，是登封市知名企业家，市政府授予唯一登封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为登封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并因此当选为登封市政协常务委员。张勇英作为河南省嵩岳商会副会长和登封市政协常务委员，当登封市当地或者周边地区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省商会通过协调，要实力雄厚的企业家张勇英伸出援手，助力因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脱困，本来就是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践行商会携手共赢的宗旨，接受资金援助的人并不是“不特定多数人”。这种商会会员间基于互助原则而进行的相互短期拆借资金的行为，并非“具有营业性”，目的并非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张勇英多年来仅有的向四个借款人拆借资金的行为，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特征。2．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2843号判决驳回当事人关于张勇英“职业放贷人”的理由，认定张勇英“职业放贷人”理由不成立。3．张勇英并非“职业放贷人”，亦不构成高利转贷。张勇英本人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并未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也不存在尚欠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未偿还的情形，不符合高利转贷的构成要件。而颍河置业公司举示的证据，是关于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材料，与本案显然不具有关联性。张勇英与跃博公司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跃博公司有银行贷款未偿还，并不意味着张勇英也尚欠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未清偿。更何况跃博公司申请的该笔贷款是购买原材料的专项贷款，所贷款项并未支付给跃博公司，而是直接支付给供应商，款项并非由跃博公司所享有、支配。跃博公司作为登封市正常经营的知名企业，自有大额流动资金实属正常，跃博公司受张勇英指令、将所欠张勇英的款项直接交付给颍河置业公司，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因跃博公司尚欠金融机构贷款未偿还，就将张勇英指令跃博公司代为交付款项的行为解读为构成“高利转贷”。二、再审判决关于“张勇英称向颍河置业公司的总经理孙朝辉支付了1450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孙朝辉支付款项受到了颍河置业公司的指示，且颍河置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张勇英系根据颍河置业公司的要求向孙朝辉支付款项，颍河置业公司应对向孙朝辉支付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1．孙朝辉于2014年及之前持有颍河置业公司20％的股权，并担任颍河置业公司的经理一职，张勇英拆借给颍河置业公司的所有款项均是由孙朝辉具体经办。颍河置业公司因开发房地产致使资金链特别紧张，多次经孙朝辉联络张勇英请求给予其资金支持与帮助。颍河置业公司除要求张勇英将款项汇至自己银行账户、其财务人员柴露苗个人银行账户外，也时常要求将款项交付给孙朝辉，并出具盖章确认的书面借据对交付给孙朝辉的款项予以确认。2014年12月25日，张勇英与颍河置业公司就已产生的多笔期限不等的借款经清理、结算后，确认颍河置业公司尚欠张勇英1858.8万元未偿还。于是，颍河置业公司及各担保人向张勇英重新出具借据、债权债务确认书等书面凭证，对双方之前的债权债务予以重新确认。2．退言之，根据再审判决的认定，颍河置业公司陆续归还张勇英本息17848000元，远超再审判决认定的“本金15000000元”，颍河置业公司及各担保人作为具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经济人，若不是将张勇英向孙朝辉支付的14500000元确认为颍河置业公司的借款，为何仍向张勇英出具债权债务确认书并确认尚欠张勇英18588000元，孙朝辉为何要对颍河置业公司的债务提供个人担保。颍河置业公司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张勇英向孙朝辉支付的款项，显然实际上就是颍河置业公司的借款。3．张勇英与孙朝辉之间无其他业务往来，无债权债务纠纷，若张勇英不是应颍河置业公司的要求向孙朝辉支付款项，孙朝辉理应向张勇英归还款项，张勇英也理应向孙朝辉主张债权。假设孙朝辉不是代颍河置业公司接收款项，张勇英多年来从未向孙朝辉主张债权，显然与常理不符。三、再审判决认定案涉借贷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借贷合同应为有效。1．案涉借贷行为发生于2012年，起诉于2016年，（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作出及生效于2017年。而无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10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9）24号），还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严格依法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豫高法（2019）59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对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行）〉》，均在（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才颁发。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针对已生效判决，若援引生效判决作出后施行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评价之前的民事法律行为，不但有违“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也是对法律安定性、可预见性的严重破坏。2．再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案涉借贷合同无效，更系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借贷合同无效。如前所述，不能认定张勇英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退言之，即便牵强附会地认定张勇英构成“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而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才能认定借贷合同无效。本案被上诉人在借款时及原审诉讼时不知道张勇英“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被上诉人只关注能否获取出借资金，至于资金来源显然事先也“不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也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3．再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案涉借贷合同无效，虽未在说理部分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下称“《会议纪要》”）第52条、第53条之规定，但从该判决的说理部分明确可推导出，再审判决实质上就是根据《会议纪要》第52条、第53条之规定作出的认定。如前所述，张勇英不构成“高利转贷”“职业放贷”。张勇英虽曾有向四个借款人出借资金的行为，在前述规范性文件颁发前，对“高利转贷”“职业放贷”尚缺乏具体衡量标准，人民法院对“高利转贷”“职业放贷”不宜做随意性自由裁量，应严格依法审判。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会议纪要》通知中已明确了《会议纪要》的应用范围，即明确“《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因本案系再审案件，按照通知要求不在该《会议纪要》适用范围内，故该《会议纪要》显然不适用本案。在《会议纪要》不适用本案、被上诉人在借款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的情况下，再审判决径行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案涉借贷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显然适用法律错误。3．再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认定案涉借贷合同无效，亦系适用法律错误。再审判决认定案涉借贷合同无效的理由系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而该第（五）项所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固然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张勇英的行为显然与该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并不相符，并未违反这一规定。张勇英显然并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亦不能将张勇英的行为界定为“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如前所述，多年来，张勇英仅向四个借款人拆借资金，而且都系商会会员之间偶然发生的资金拆借行为，并非“向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其出借行为并非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张勇英并非“以放贷为业”，借款目的也不具有营业性，显然不能将其随意定义为“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再审判决并未说明，张勇英近十年来仅向四个借款人拆借资金的行为，如何就“扰乱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了。张勇英多年前虽有向四个借款人出借资金的行为，但如果将张勇英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必须要有法律上的具体衡量标准，对“以民间借贷为业”不得做随意性自由裁量。更何况本案系再审案件，在生效判决已认定张勇英不构成“职业放贷人”的情况下，认定张勇英偶尔的资金拆借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即“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显然于法无据，适用法律错误。四、再审判决认定案涉借贷合同无效，进而认定担保合同亦无效，亦属错误。如前所述，案涉借贷合同应系有效合同，担保合同亦应属有效。五、登封市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并强行推进再审程序而非终结再审程序，程序违法。1．（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作出后，被上诉人未依法上诉；张勇英申请执行后，被上诉人亦未依法申请再审。执行过程中，在被上诉人多次主动请求下，经登封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并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书》，且被上诉人在和解协议中并未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和解协议签署当日，被上诉人履行了相应义务。至此，围绕（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产生的债权债务全部履行完毕，双方再无其他争议。被上诉人以上不依法上诉、不依法申请再审并在执行阶段主动要求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均表明其服从（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系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各方主体应予以尊重。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借贷纠纷已经彻底解决、再无争议的情况下，登封市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剥夺了上诉人就是否应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法陈述、答辩的权利，违背了司法居中裁判、司法被动性原则。退言之，即便生效裁判存有一定程度瑕疵，是否接受裁判或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再次寻求司法救济，系当事人的权利。如果人民法院依职权而不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启动再审程序，实质是否定已经生效裁判的效力并重新进行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对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已作出预判，有失中立立场、有违被动司法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即便原裁判存有瑕疵，说明当事人又通过执行程序对已生效裁判的履行实际变更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再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显然不利于维护当事人自愿协商而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稳定，也干预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2．在上诉人强烈抗议登封市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涉嫌违法的情况下，再审合议庭坚持推进再审程序而非终结再审程序，亦属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06条之规定：“再审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四）有本解释第四百零二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的；”第402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06条虽规定“可以裁定终结’，而非‘应当裁定终结’”，但原审法院以“因案涉借款合同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援引借贷行为发生后、且一审判决生效后施行的相关规定，依职权对已生效裁判启动再审，有失中立立场、有违被动司法的原则，亦属严重程序违法。按照再审判决的逻辑，原审法院是否应该把关于“职业放贷人”的相关规定施行前、该院既往所有关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都予以仔细审查，并检索所有案件的原告是否符合“职业放贷人”特征并决定是否依职权启动再审。再审判决关于“不宜裁定终结再审的程序”的说理逻辑显然十分荒谬，程序显然错误。综上所述，登封市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并作出实体审理亦非裁定终结再审程序系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依法应予以纠正。颍河置业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张勇英系职业放贷人、高利转贷，事实清楚。（一）张勇英系职业放贷人。张勇英在上诉状中称其是发扬互帮互助的友爱精神，助力受困企业脱困，诚然，法律鼓励“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提倡“仁爱”精神，但是，通过颍河置业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查明的事实显示，张勇英对颍河置业公司等人放贷出借款项，却约定3%月利率实际收取4%月利率，这种高利放贷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更与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相违背。张勇英具备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具体简略如下：1.张勇英出借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出借行为反复性、经常性。张勇英出借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出借地域分布在郑州、登封、禹州市，多次放贷；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金额累积高达2200万元以上。2.张勇英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无论是颍河置业公司提供的嵩山特材集团河南磨料有限公司卷宗，或者是郑州市神马迪汇达冶金有限公司的卷宗，张勇英收取的月利率均高达3%。本案中，张勇英在借款合同上规定月利率3%，实际一直按照4%收取高额月利率。张勇英起诉的358.8万元就是按照4%月利率计算的欠付利息。而张勇英为了掩盖其已经违法收取4%月利率事实，在（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书中张勇英向法庭虚假陈述“358.8万元借款系现金交付的借款本金”，而本案一审中，张勇英又否认原判庭审的陈述，改成说“1858.8万元是张勇英与颍河置业公司经前期的债权结算的结果”。对于张勇英起诉的基本事实，对358.8万元的性质，前后两次审理出现证据不一致、矛盾，两次法庭陈述有重大出入、严重矛盾。3.张勇英制作的借款合同、协议均是格式条款、不同借款对象的借款合同版本却是一模一样。以郑州市神马迪汇达冶金有限公司卷宗（（2018）豫0185民初1980号）中的《借款合同》为例，该卷宗中的借款合同与本案的借款合同均是一模一样，这是典型的职业放贷人特征。另外，张勇英向放贷对象的一笔放贷款，同时出具“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款合同、协议书”，这种做法是比照了金融机构放贷的操作模式，放贷做法非常专业、职业化特征明显。4.张勇英除了自己收款，还指定他人收款。在嵩山特材集团河南磨料有限公司卷宗中（2014郑民三初字第221号）、郑州市神马迪汇达冶金有限公司两个案件的卷宗中，该两案的被告借款人、担保人也均提到，曾经受张勇英指示还款给张石峰、王书峰。本案中，颍河置业公司向法庭提供的还款凭证，除了张勇英本人收取还款和利息，还有还款给张石峰、王书峰，与此相印证。5.张勇英收取“砍头息”。张勇英诉称其中之一笔500万元借款，实际上张勇英只向颍河置业公司交付了450万元，这与张勇英提交的400万元、50万元转账凭证相一致，而这没有转款却写进借款协议的50万元，是张勇英按照4%月利率提前预扣的利息，体现了“砍头息”事实。（2）张勇英系高利转贷。1.张勇英系跃博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简称“跃博公司”）股东是张勇英与张石峰，张石峰是其张勇英的儿子，张勇英系跃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2年2月28日，张勇英通过跃博公司向银行贷款4000万元的17天后，又通过跃博公司转款给颍河置业公司1000万元，跃博公司在背负贷款的情况下，短短17天，拿出1000万元转账给颍河置业公司作为张永勇出借资金，该出借资金是信贷资金。2.他方收款账户不影响4000万元贷款资金属跃博公司所有、不影响张勇英实际控制4000万元资金。银行在发放贷款环节，通常仅按照贷款人指示的账户转款即可，该账户可以是贷款人账户、亦可以是第三方账户，这仅仅是发放贷款形式上操作，这4000万元贷款的所有权是跃博公司、不是郑州伟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简称“伟博公司”）。张勇英上诉称4000万元支付给供应商，并不能否认4000万元资金的所有权是跃博公司。退一步讲，如果真如张勇英所陈述，那么，张勇英提供的应该是当年与伟博公司购进原材料的4000万元合同、4000万元发票等真实交易的证据，而不是仅仅在发放贷款指定账户上作言辞反驳。在上诉状中，张勇英为避嫌也为争取先入为主取信二审法院，故意将伟博公司描述成“供应商”，更加说明伟博公司仅仅是一个贷款发放的指定收款账户，4000万元实际控制权在跃博公司和张勇英。3.跃博公司与伟博公司、该两个公司股东之间在借款融资关系上极为密切，4000万元贷款资金受张勇英控制。通过检索天眼查网站、裁判文书网，发现伟博公司住址与跃博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勇英住址是同一的，二者关系密切。同时，（2020）豫0185民初1648号民事裁定显示，两个公司及股东均以借款人、担保人身份作为共同被告，且张勇英、张石峰的多处房产因该案被查封。两个公司、两个公司股东之间在借款融资关系上极为密切。伟博公司作为收款账户，不影响4000万元贷款资金受张勇英控制。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勇英出借资金来源是信贷资金，其使用信贷资金牟取高额利息差的利润，属高利转贷，认定事实清楚。二、孙朝辉与张勇英之间1450万元与颍河置业公司无关。1.“拼凑的”1450万元凭证显示与颍河置业公司无关。张勇英一审出具的现金借据、汇票、其本人取款凭证等“凑出”的1450万元凭证。单从文书内容来看，也与颍河置业公司完全无关，包含的有：孙朝辉个人向屈香存借款的现金借据、张勇英转款孙朝辉的凭证，案外第三方公司转给案外其他公司的汇票等，没有一份文书是与颍河置业公司有丝毫关系的。2.张勇英无客观证据证明1450万元系颍河置业公司借款。张勇英既没有提供颍河置业公司对孙朝辉借款的授权委托书、更没有提供颍河置业公司股东会对孙朝辉代表公司向张勇英借款的决议。显然，在公司向他人借款数千万元这样重大事项上，张勇英陈述孙朝辉收取的1450万元是代颍河置业公司借款，不仅不真实、更不符合常理，该陈述完全是无事实依据的。3.张勇英起诉请求印证1450万元不是颍河置业公司借款。假若张勇英在一审所称1450万元属于颍河置业公司借款，那么在原审中张勇英向法院起诉的借款本金最少应当是2900万元以上，而非本案原判中起诉的1000万元、500万元、358.8万元。这是其意图掩盖收取颍河置业公司2516.4667万元款项事实、掩盖一直以来收取颍河置业公司4%月利率的事实，掩盖颍河置业公司偿还其资金远远高于其出借资金的事实，隐瞒职业放贷人身份。故张勇英所称其与孙朝辉间1450万元与颍河置业公司无关。三、涉案借款合同无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适用前提。职业放贷人、高利转贷的违法行为，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的破坏、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我国200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1999年实施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均对职业放贷人、高利转贷行为予以禁止性的、否定的法律评价和规定，不存在原判（2017年3月裁判）之前的法律对职业放贷人、高利转贷的违法行为没有规定这一说，更不存在“法不溯及既往”的适用前提。2.细化指导不是创设新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张勇英在上诉状中提到的“银监会文件、最高法院关于非法放贷刑事案件等意见、九民会议纪要”等规定，他们均没有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合同法》等上位法内容规定，更不是创设新的法律规定，他们仅是对上述法律在实践适用中的细化指导。故无论从内容规制还是时效适用上，均不存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不应适用本案的情形。张勇英系职业放贷人、高利转贷借款违法行为违反了我国的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为无效合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四、本案再审程序正当、合法。1.名为“和解”，不是真实、自由、自愿意思表示的“和解”。无论是司法强制执行的1255.6726万元，还是《执行和解协议》支付的2400万元，均是颍河置业公司在原判生效文书和强制执行双重重压下，在被以涉嫌拒执刑事犯罪列入网上追逃、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即将被定罪量刑的危急情况下，为了企业继续生存、为了众多员工的生计，颍河置业公司被迫和张勇英签署“交钱放人”《执行和解协议》。在此种情况下，颍河置业公司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真实、自由、自愿的意思表示的“和解”。2.一审未终结再审程序，合法正当。张勇英在原判中通过虚假陈述用法院正当程序获取了非法利益，张勇英系职业放贷人、高利转贷，涉案的借款合同因违反国家强制性、禁止性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本案全部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绝对无效。一审作为再审纠错救济机关，未终结再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是正确的、合法的。综上，答辩人颍河置业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张勇英上诉请求。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艾二伟、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20）豫0185民再13号民事判决书合理合法，张勇英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七名答辩人一致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张勇英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如下：一、同本案颍河置业公司的答辩意见。二、涉案的借款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主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依法亦无效，担保人不承担保证责任。故七名答辩人一致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鼎鑫伟业公司答辩称，同绣都置业公司的答辩意见。孙朝辉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张勇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大写：壹仟捌佰伍拾捌万捌仟元整（小写：185880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3％计息，利息从2014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至本金履行给付完毕止）。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逾期一天均按所欠款项的千分之二计算。其中伍佰万元（5000000.00元）的逾期时间从2015年1月24日开始计算至被告全部履行偿还原告本金伍佰万元（5000000.00元）完毕止；壹仟叁佰伍拾捌万捌仟元整（小写：13588000.00元）的逾期时间从2015年6月25日开始计算至被告全部履行偿还原告本金壹仟捌佰伍拾捌万捌仟元（小写：18588000.00元）完毕止。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等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原审认定案件事实：2014年12月25日，被告颍河置业公司由被告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鼎鑫伟业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共同担保分三笔向原告张勇英借款（现金人民币）18,588,000元。其中第一笔借款金额为5,000,000元，约定借用期一个月，月利息按3%计算；第二笔借款金额为10,000,000元，约定借用期六个月，月利率按3%计算；第三笔借款金额为3,588,000元，约定借用期六个月，月利率按3%计算。被告颍河置业公司、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鼎鑫伟业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宁作为借款人及担保人均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其公司印章及个人印章，并签名捺印，被告颍河置业公司作为债务人并向原告出具债权债务确认书予以确认。借款到期后，被告一直未偿还原告，故成讼。一审法院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债权债务确认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系有效合同。借款人颍河置业公司，保证人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鼎鑫伟业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其公司印章、私章，并签名捺印的行为客观真实。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均应按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欠原告借款18,588,000元，一直未偿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要求被告颍河置业公司偿还借款及利息、要求被告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鼎鑫伟业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合法有据，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及违约金问题，因双方约定的计算标准总计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对原告诉请的支付律师代理费问题，因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交原告和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约定具体代理费数额的代理合同和原告已支付代理费用的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颍河置业公司、绣都置业公司以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18,588,000元与事实不符，被告实际借原告本金只有15,000,000元，其中的3,588,000元借款系前期计算的利息，不应计入本金的辩由因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颍河置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勇英借款本金（人民币）18,588,0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4年12月25日到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二、被告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鼎鑫伟业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张勇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20年4月30日之前，原审原告张勇英系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石峰（张勇英之子）系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4月17日、4月28日、5月3日，原审原告张勇英指示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分三笔向原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转账5,000,000元、2,000,000元和3,000,000元，共计10,000,000元。2014年5月29日、6月24日，原审原告张勇英又分两笔向柴露苗（原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的财务人员）转账4,000,000元和500,000元，共计4,500,000元。自2013年2月2日至2014年8月15日期间，柴露苗分16笔向原审原告张勇英转账共计17,848,000元。2014年12月25日，原审原告张勇英与原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对之前的债权债务算账后，原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出具了三份数额分别为10,000,000元、5,000,000元和3,588,000元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同时双方又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和三份展期协议书，约定月利率3%。另查明：1、原审（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后，原审原告张勇英申请执行。2019年4月11日，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已履行完毕，共计执行到位36,556,726元。2、2012年2月27日，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从登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卢店信用社贷款40,000,000元，月利率9‰，期限2年，张勇英系保证人。3、原审原告张勇英放贷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借款时间              借款人              金额              法律文书                  1              2012.3.9              嵩山特材集团河南磨料有限公司              500万              （2014）郑民三初字第221号（2015）豫法民二终字第470号                  2              2012.4-5              颍河置业公司              1000万                                 3              2012.9.15              郑州市神马迪汇达冶金有限公司              500万              （2018）豫0185民初1980号（2019）豫01民终2843号                  4              2012.9.26              梁占伟、张秋菊              200万              （2014）金民二初字第2017号                  5              2014.5-6              颍河置业公司              450万                     一审法院再审认为，一、关于合同效力。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由资金。原审原告张勇英作为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12年2月27日从登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卢店信用社贷款40,000,000元，2012年3月至9月期间又分别以自己的名义放贷给原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等人赚取高息，符合高利转贷的特征。2012年度内，原审原告张勇英向不特定对象放贷4次，累计数额22,000,000元，其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亦符合职业放贷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他人，且借款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上述规定，案涉借款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原审被告颍河置业公司应当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因主合同无效，故担保合同亦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鼎鑫伟业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自愿为颍河置业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其存在主观过错，本院酌定其对原审被告禹州市颍河置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二、关于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审时张勇英主张本金数额为18,588,000元，并称其中15,000,000元系转账，3,588,000元系现金交付，但并未提供转账记录和现金交付的证据，原审对此未予审查，应予纠正。再审时，庭审中张勇英的代理人认可2014年12月25日的借款手续系之前的债权债务算账后重新出具的借款手续，但根据张勇英提供的转账记录，其仅向颍河置业公司支付了14,500,000元。张勇英称向颍河置业公司的总经理孙朝辉支付了14,500,000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向孙朝辉支付款项受到了颍河置业公司的指示，且颍河置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鉴于颍河置业公司在原审中及申诉书中均认可2014年12月25日算账后的借款本金为15,000,000元，故本院认定借款本金为15,000,000元，对张勇英主张的3,588,000元本金不予认定。颍河置业公司称其自2012年7月13日至2014年8月15日期间分24笔偿还了25,164,667元，但其中8笔并转入了张石峰、王书峰、梁崇来等人的账户，无证据证明受到了张勇英的指示，且张勇英不予认可，故不能认定为偿还本案的借款。其余16笔共计17,848,000元虽转入了张勇英的账户，但未明确支付款项的性质，数额与颍河置业公司主张的付息数额不符，颍河置业公司在原审中、执行和解协议中以及申诉书中均未提及该16笔款项，明显不合常理，颍河置业公司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案涉借款合同无效，颍河置业公司应当返还本金15,000,000元，张勇英主张的借款利息本院不予保护，但颍河置业公司应当自2014年1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占用资金的利息损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撤销。三、关于应否终结再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再审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四）有本解释第四百零二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该条规定的是“可以裁定终结”，而非“应当裁定终结”。本案中，虽然双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符合第四百零二条第三项规定情形，但因案涉借款合同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故本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而不宜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豫0185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书；二、原审被告禹州市颍河置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审原告张勇英借款本金15,00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5,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原审被告河南绣都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亿香餐饮有限公司、禹州市鼎鑫伟业发展有限公司、艾二伟、孙朝辉、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对原审被告禹州市颍河置业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原审案件受理费133,328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138,588元，由原审原告张勇英负担21,528元，由原审被告禹州市颍河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17,06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勇英提供第一组证据：1.借款合同书（1000万元，2012年4月16日）；2.借款合同展期协议（1000万元，2012年7月6日）；3.借据（500万元，2014年5月27日）；4.借款合同书（300万元，2012年9月2日）；5.借款合同书（400万元，2012年10月5日）；6.借款合同展期协议（400万元，2012年12月2日）；7.（张勇英与屈香存）结婚证；8．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目的：（详见张勇英与颖河置业公司结算明细表），张勇英最初借款给颖河置业公司时并未收取利息，系嵩岳商会会员之间的相互资金支持，张勇英并非以营利为目的，不符合“职业放货人”特征；借款合同、付款凭证与2014年12月25日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相互呼应，印证了张勇英交付给孙朝辉的1450万元款项，系颖河置业公司所借，孙朝辉仅是经办人和收款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颖河置业公司实际向张勇英借款2900万元，最终结算完毕后尚欠本金18588000元。第二组证据9.记账凭证（记账凭证16份、收据7份、转账凭证6份）；10.记账凭证（记账凭证3份、转账凭证3份、委托付款证明3份）。证明目的：2011年4月12日至2012年4月28日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向张勇英借款共计22219760.7元，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汇款给颖河置业公司的3笔共计1000万元系受张勇英委托支付，实际上系偿还所欠张勇英的借款。张勇英出借给颖河置业公司的1000万元，系张勇英自有资金，并非“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与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没有关联性，不属于“高利转贷”。第三组证据11.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终284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该民事判决系原审判决书所列举的四起案件中，张勇英作为原告提起的最后一起案件，且该生效判决认定张勇英并非“职业放贷人”，不符合职业放贷的特征，原审认定张勇英“符合职业放贷的特征”与上级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冲突，没有法律依据。另上诉人张勇英提供案例检索报告。颍河置业公司质证称：针对对方所提供的所谓的七组证据，第一组是无效的，不是新证据，2014年12月25日合同签订成立生效后，前边的合同掩盖了民间借贷的高息，上诉人只拿出来了其给被上诉人的付款，没有拿出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付款。本案中张勇英起诉了1858万元，所以再审只认定了本金1500万元。在再审一审中孙朝辉及代理人已明确同意那1450万元是他与张勇英之间的事情，不代表公司，与公司无关。张勇英起诉时根本没有提孙朝辉的1450万元的事情。从借款合同、展期合同来看都是格式合同。印证了上诉人是职业放贷人的特征。结婚证与本案无关。注册信息不能证明张勇英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是单方的证据，张勇英和有关所关联的公司之间的证据，没有提供证明张勇英1000万元是自有资金。检索的供法庭参考的案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四份证据不能成立，因为信贷资金和信用资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信贷资金，包括信用贷款、抵押贷款，以及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等。对方代理人把信贷资金和信用资金混淆了。所以，原审认定是正确的，说是滥用司法资源等不成立。绣都置业公司、亿香餐饮公司、艾二伟、刘晓锋、艾少举、艾帅领、艾晓宇质证称：同颍河置业公司的质证意见。鼎鑫伟业公司质证称：同颍河置业公司的质证意见。另外，上诉人张勇英提供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书，申请调查孙朝辉的银行资金流向。根据本案具体情形，本院对此不予准许。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勇英上诉主张，其本案的借款不构成高利转贷及职业放贷人。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本案中，上诉人张勇英作为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郑州跃博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12年2月27日从登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卢店信用社贷款40,000,000元，2012年3月至9月期间又分别以自己的名义放贷给被上诉人颍河置业公司等人赚取高息，符合高利转贷的特征。2012年度内，上诉人张勇英向不特定对象放贷4次，累计数额22,000,000元，其通过向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亦符合职业放贷的特征。虽二审中上诉人张勇英提供记账凭证、收据、转账凭证、委托付款证明等证据，但不能充分否定本案中其已符合高利转贷及职业放贷人的特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借款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故本院对上诉人张勇英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张勇英还上诉主张其向被上诉人孙朝辉支付1450万元，最终结算后颍河置业公司尚欠张勇英本金1858.8万元未偿还，颍河置业公司应对向孙朝辉支付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颍河置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因上诉人张勇英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孙朝辉支付款项受到了颍河置业公司的指示，鉴于颍河置业公司在原审中及申诉书中均认可2014年12月25日算账后的借款本金为1500万元，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借款本金为1500万元，对张勇英主张中的358.8万元本金不予认定并无不当。故本院对此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上诉人张勇英所称案涉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有效。被上诉人对此均不予认可。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一审法院再审认定案涉借款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为无效，该认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当。经查，一审法院再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勇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3328元，由上诉人张勇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建新审判员  刘泽军审判员  邵晓斐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许言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