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4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桑牡丹，女，198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虹、周培敏，浙江启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明，男，1981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伯金，男，195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彩文，女，1952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桑牡丹因与被上诉人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9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桑牡丹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2019年7月26日黄晓明将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被黄伯金、范彩文的行为无效；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6年10月8日，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40%的股权系黄伯金、范彩文赠与给桑牡丹与黄晓明。1.一审庭前调查时，法官对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分别进行了调查，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对2016年10月8日股权的转让性质均定义为买卖，系有偿转让，不是赠与。并且在2020年8月17日的庭审中，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对桑牡丹提出的2016年10月8日黄晓明获得的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的意见均未提出异议。但是在2020年8月25日的庭审中，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提出讼争股权系对黄晓明的个人赠与，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的前后陈述存在矛盾和争议。以上可以证明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为损害桑牡丹的合法财产权益，在最后一次庭审中谎称是对黄晓明的个人赠与。讼争股权系黄伯金与范彩文对桑牡丹与黄晓明的赠与，系桑牡丹与黄晓明的夫妻共同财产。2.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40%的股权价值比较大，若是对黄晓明的个人赠与，应当在达成转让意向时予以明确。黄伯金、范彩文直至2020年8月25日才陈述系对黄晓明个人的赠与，不符常理。桑牡丹在与黄晓明婚变之前，一直与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共同生活了13年，同时桑牡丹婚后在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担任财务一职，系公司重要职务，与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一起经营公司，桑牡丹从未领取过工资。若2016年10月8日40%的股权系对黄晓明个人的赠与，桑牡丹早就提出异议，正因为是对黄晓明与桑牡丹的共同赠与，才一直没有提出过异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桑牡丹与黄晓明于2003年10月4日登记结婚。黄晓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黄伯金与范彩文处受让了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4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定该转让行为系赠与，桑牡丹没有异议。但是在无特别约定是对黄晓明个人赠与的情况下，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没有证据证明确认对黄晓明个人的赠与。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讼争股权应当系桑牡丹与黄晓明的夫妻共同财产。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仅是对房产的规定，现有法律还未对其他形式的财产作出明确规定，不宜类推适用于其他形式的财产。股权不是以“登记”的形式来体现权利人对该财产的占有的，如果仅根据财产登记在一方名下就认定为是对夫或妻其中一方的赠与，那么将会覆盖大部分的财产，还会覆盖多种情况下的赠与。这对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制将会产生极大冲击，不利于我国婚姻家庭财产的稳定。 被上诉人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桑牡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第一，黄晓明于2016年9月13日从黄伯金、范彩文处受让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40%的股权，系黄晓明的个人财产。1.黄晓明从黄伯金、范彩文处受让的案涉股权，的确是通过转让方式受让的，该事实有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在一审中提交转让时间为2016年9月13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为证。且上诉人桑牡丹一直没有支付该股权转让对价，在一审审理中双方均认可该事实。由于黄晓明一直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故对应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以口头协议的方式解除，并且黄晓明同意将该40%的股权返还给黄伯金、范彩文。2019年7月25日，黄晓明与黄伯金、范彩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本案案涉股权转让给黄伯金、范彩文，黄伯金、范彩文也同样没有支付对价。2019年7月26日，在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备案登记。因此，黄晓明名下已无该40%的股权。桑牡丹认为该40%的股权为其与黄晓明的夫妻共同财产，与事实不符。对于上述基本事实，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前后陈述始终均是一致的，并没有任何矛盾和争议。至于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当中，提出案涉股权转让性质为赠与，也应视为是黄伯金、范彩文对黄晓明个人的赠与。这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案件事实发表的一种观点，桑牡丹完全将事实与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混淆。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法条精神，结合本案来看，黄伯金、范彩文股权转让的对象是黄晓明，而不是黄晓明与桑牡丹，受让的股权也登记在黄晓明一人名下。3.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桑牡丹如果认为本案案涉股权的赠与惠及桑牡丹本人，应该由桑牡丹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案涉股权转让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都是由桑牡丹代为办理的，桑牡丹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4.黄伯金、范彩文于1996年12月3日共同出资创办的原萧山市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1年6月13日变更为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期间，公司的注册资本虽经多次增资，但黄晓明及桑牡丹没有出资，所以该公司的全部股权实际上完全属于黄伯金、范彩文。2017年9月12日，黄伯金、范彩文为黄晓明、桑牡丹出资购买了萧山区××街道的房产一套，面积为141.13平方米，购置价是4726161元，现在的市场价格是500余万元，还给桑牡丹购买了价值40余万元的宝马轿车使用。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也给予桑牡丹家庭其他经济帮助，为桑牡丹及黄晓明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桑牡丹在公司所获利益，远超其正常应该获取的工资报酬，故其陈述从未领过工资并不属实。第二，桑牡丹不具备主张本案案涉股权协议无效的主体资格。1.股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权，除其具有的财产权益的内容外，还具有与股东个人的社会属性及其特质、品格密不可分的人格权、身份权等内容。如无特别约定，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类的司法私权范畴，其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在股权流转方面，我国公司法确认的合法转让主体也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所在的家庭，股权转让并非必须征得配偶同意。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均规定了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并非需征得其配偶的同意。因此，在不违背合同法、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有限公司股东资格不能共有，夫妻的共有关系指向的仅是股东的财产性权益。 桑牡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黄晓明将黄晓明、桑牡丹共同持有的案外人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黄伯金、范彩文的行为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0月4日，桑牡丹与黄晓明登记结婚，并在杭州市萧山区××街道××村与黄晓明的父母，即黄伯金、范彩文共同生活。2016年9月13日，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即黄伯金（系黄晓明的父亲）、范彩文（系黄晓明的母亲）因将其分别持有的合计40%的股权赠与黄晓明的事宜，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份。随后，桑牡丹接受该协议所涉当事人的委托办理了相关工商注册变更登记手续。自2016年10月8日，黄晓明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工商变更登记再次成为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东，股比40%。2019年7月25日，黄晓明与黄伯金、范彩文签订《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份，该协议约定：黄晓明将其持有的40%的公司股权以15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伯金、范彩文。基于此，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黄伯金、范彩文，股比分别为60%、40%。2020年4月10日，桑牡丹以其与黄晓明感情不和，并于2019年8月开始分居等事实理由向该院提起离婚诉讼。2020年5月21日，经本院调解，桑牡丹与黄晓明达成合意：一、桑牡丹与黄晓明自愿离婚。二、婚生儿子黄凯南（2004年11月5日出生）、黄泽凯（2013年6月19日出生）由黄晓明负责抚养教育，抚养费由黄晓明自行承担。对此，该院依法作出（2020）浙0109民初649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桑牡丹在提起离婚诉讼当日也向该院提起了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来讲，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于2019年7月25日签订的《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黄晓明出让的40%股权是否属于桑牡丹与黄晓明的夫妻共同财产是认定该《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与否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此，根据以上认定的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该院确定该股权系黄晓明的个人财产。理由如下：案涉黄晓明的40%股权系基于其于2016年9月13日分别与父母（即黄伯金、范彩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得,从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和庭审调查看，黄晓明的父母，即黄伯金、范彩文出让股权实质为赠与,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于黄晓明的父母赠与的股权登记在黄晓明名下，故应当视为黄晓明父母对自己儿子个人的赠与。如果黄伯金、范彩文的赠与惠及桑牡丹和黄晓明，那么根据当时桑牡丹、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的生活状况，《股权转让协议》应当由桑牡丹与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共同签订。同时，鉴于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股东为黄伯金、范彩文，加之也无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债权，且也无证据证明桑牡丹在受托办理相关的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时未提出过异议，故黄晓明、黄伯金、范彩文于2016年9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承上所述，黄晓明于2019年7月25日将其持有的属于其个人财产的股权以合计152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的其他两位股东，即黄伯金、范彩文，未违反公司章程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债权，故基于股权转让所签订的《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当属有效。综上，桑牡丹关于《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涉的黄晓明40%的股权系其与黄晓明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进而对桑牡丹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桑牡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桑牡丹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黄晓明于2016年9月13日分别与黄伯金、范彩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晓明受让黄伯金、范彩文合计持有的40%股权，但黄晓明并未支付转让对价，且相应股权均登记在黄晓明一人名下。基于上述案件事实，黄晓明未支付案涉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其与黄伯金、范彩文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转回个人名下的案涉股权，并未涉及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桑牡丹认为案涉股权系其与黄晓明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杭州华凌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当属有效未有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桑牡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桑牡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明贵 审 判 员 赵 魁 审 判 员 陈俊杰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林言伊 书 记 员 严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