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豫15行终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潢川县黄湖农场。法定代表人张兰英，女，该公司监事。委托代理人闫创，男，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潢川县宁西路。法定代表人肖伟，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志刚，男，该局副科级干部。委托代理人方志刚，男，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潢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潢川县跃进路**。法定代表人兰恩民，男，县长。委托代理人周琰，男，该县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邓开元，潢川县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来公司）因其诉被上诉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潢川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行政争议一案，不服潢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6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益来公司委托代理人闫创，被上诉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委托代理人王志刚、方志刚，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周琰、邓开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9日，，住所地为潢川县黄湖农场注册资本60万元，经营范围为生猪养殖，营业期限为2008年5月9日至2023年5月8日。2010年3月16日，原告向黄湖农场党委、管委提出增加厂区的批建申请。2012年原告获发改委批准同意建议前处理系统、厌氧处理系统。2013年4月28日，益来公司与黄湖农场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有偿提供低洼荒废土地共8亩；乙方自2013年起到2017年至一次性向总场交土地使用费2,400元，之后每五年交一次，顺延2043年，租期共30年。2013年，刘长纯缴纳土地有偿使用费2,400元。2017年原告在案涉土地建设沼气项目。2019年8月1日，潢川县自然资源局在潢川县黄湖农场巡查时发现，原告益来公司未经批准、非法在黄湖农场六队子弟小学附近从事生猪养殖活动。潢川县自然资源局在调查后认定，1996年至2010年益来公司在潢川县黄湖农场六队从事生猪养殖实施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建设使用土地总面积为9873平方米，其中：生产设施用地6140平方米，附属设施用地3733平方米（仓库、加工点579平方米、环保设施3154平方米）。按《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实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文件的规定，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应为691平方米，但其附属设施实际用地3733平方米，超出规定该类用地面积达3042平方米。且不符合潢川县黄湖农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故超出部分属于非法占用土地行为。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2019年8月8日，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并送达了（2019）13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9年8月9日，张兰英提交听证申请书、申辩书，2019年8月20日，潢川县自然资源局就本案组织听证。经集体研究，于2019年9月3日作出潢自然资罚字【2019】135号行政处罚书，对益来公司作出如下处罚决定：自接到本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3042平方米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同日，潢川县自然资源局向原告送达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潢政复决字【2019】31号潢川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请求撤销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潢自然资罚决字【2019】1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请求二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潢川县自然资源局的违法行政处罚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另查，2016年11月10日，潢川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向全县印发了《关于印发潢川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潢政〔2016〕41号），该文将包括原告所在的多处地域范围划定为禁养区。针对潢川县畜禽养殖污染的严峻形势，2019年6月26日颁布的潢川县人民政府第1号令，进一步明确了“县乡两级、黄湖农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区、医疗卫生区外延500米”的区域划为禁养区。原告所建的养殖场位于政府划定的禁养区内。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告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是否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2、潢川县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因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而应当予以撤销；3、原告的行政赔偿是否应予支持。关于被告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在诉争行政处罚的事实认定方面。综合庭审中双方举证、质证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在黄湖农场六队从事生猪养殖实施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建设使用土地总面积为9873平方米，其中附属设施用地3733平方米，被诉的3042平方米上的建筑在上述附属设施用地面积之内。涉案建筑所在土地类别为农用地、非建设用地，用于养殖场的仓库、加工点以及环保设施。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参照国土部门与农业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设施农用地的规范文件，其中《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20号）第三条第一款：“申请规模化畜禽养殖的企业或个人，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还是其他企业或个人，需经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向县级畜牧主管部门提出规模化养殖项目申请，进行审核备案”。第二款：“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申请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经县级畜牧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乡（镇）国土所要积极帮助协调用地选址，并到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用地备案手续。涉及占用耕地的，要签订复耕保证书，原则上不收取保证金或押金；原址不能复耕的，要依法另行补充耕地。”《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第三条：“农业设施的建设与用地由经营者提出申请，乡镇政府申报，县级政府审核同意。申报与审核用地按以下程序和要求办理：经营者申请……乡镇申报……县级审核……”；以及《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第三条：“从事设施农业建设的，应通过经营者与土地所有权人约定用地条件，并发挥乡级政府的管理作用。（一）签订用地协议……公告期结束无异议的，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三方签订用地协议……。（二）用地协议备案。用地协议签订后，乡镇政府应按要求及时将用地协议与设施建设方案报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不符合设施农用地有关规定的不得动工建设……”。检视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确定，设施农用地上建造的建筑物要合法，均需要经过审批、备案或经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后签约，即设施农用地的使用需经过相关行政机关的同意。据此，原告的养殖场在建设之初，即应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履行审批或者备案手续，但本案中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涉案建筑取得或履行了规范的设施农业用地审批或备案手续。其次，参照《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以及《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的规定，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但最多不超过15亩。本案原告养猪场使用土地总面积9873平方米，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按上述规定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应为691平方米，但原告实际附属设施用地达3733平方米，超出规定的附属设施用地面积为3042平方米。其超出设施用地规模部分构成非法占用土地，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和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建设用地相关审批手续，但本案中，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审批手续。被告据此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并无不当。原告认为其所经营的养猪场自1996年至2010年期间进行修建，根据法不潮及既往，不能适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的辩解意见，依法不予以支持。在适用法律方面，根据被诉处罚行为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潢川县自然资源局对原告非法占地行为具有查处职责。如前所述，设施农用地的使用需经过相关行政机关的同意，原告在未经审批或备案的前提下，擅自建设养猪场，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超出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面积，其行为违反了前述法律规定，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提出辩解认为该行政处罚违背国家支持设施农业和生猪生产养殖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国家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并不代表原告可以未经审批而违法使用土地。上述辩解意见于法无据，依法不予采纳。在执法程序上，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保障了原告享有的听证、陈述与申辩的权利，执法程序并无不当。综上，被告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合法，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潢川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的问题。针对益来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潢川县政府受理后立案审查，结合事实以及相关证据，潢川县政府认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潢川县自然资源局潢自然资罚决字【2019】1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行政复议机关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应当给予赔偿的，在决定撤销、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应当同时决定被申请人依法给予赔偿”。该项规定是在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才应当同时决定给予赔偿。但该行政复议案并没有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而是作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因此不存在遗漏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的问题。关于原告益来公司要求被告潢川县自然资源局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行政管理相对人只有因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赔偿请求。本案被告潢川县自然资源局的行为是合法行政行为，且行政处罚还未得到执行，原告诉称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不存在。庭审中原告亦未就损失的数额举证证明，故对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潢自然资罚决字【2019】1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潢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潢政复决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上诉称，一、潢川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应当予以撤销一审法院认为“认定益来公司在黄湖农场六队从事生猪养殖实施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建设使用土地总面积为9873平方米，其中附属设施用地3733平方米，被诉的3042平方米在上述附属设施用地面积之内。涉案建筑所在土地类别为农用地、非建设用地，用于养殖场的仓库、加工点以及环保设施。”被上诉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提供的标示益来公司违法占用土地的具体位置的材料未附说明材料，亦未对图纸和文件中益来公司所占用土地位置的确定方法作出说明、解释，无法判断益来公司占用的土地系农用地还是建设用地，即益来建造的养殖场是否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无法判断，因此作出处罚没有依据。被上诉人一审所提供的证据一第11页的地类说明中明确载明行政处罚决定中附属设施用地共3733平方米，其中坑塘水面3263平方米，农村道路45平方米，耕地425平方米。潢川县自然资源局所提供的证据一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用地种类不一致，前后矛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自然资源局在作出处罚时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合法的，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所规定了进行建设申请使用土地的原则，《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规定。益来公司所使用的土地性质为养殖用地，所建环保设施是从事养殖的生产设施、附属设施用地，属于合法合理使用。依据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全国土地分类》和《关于养殖占地如何处理的请示》规定，养殖用地属于农业用地，其上建造生产设施等不属于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养殖用地从事养殖业不再按照建设用地或者临时用地进行审批。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尊重土地承包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擅自干涉。被上诉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在作出潢自然资罚决字［2019］135号文时，认定原告非法占用3042平方米土地的依据为《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以下简称127号文）中“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在作出处罚时，却引用了《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但是，127号文第二条明确规定，“积极支持设施农业发展用地：设施农业用地按农用地管理。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农业生产，其性质属于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即上诉人用地行为本身不需批准，且土地性质仍然属于农用地，上诉人使用土地从事养殖行为没有有改变土地用途，是不需要办理审批手续的。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和“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行为。被上诉人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之一作出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国土资发〔2014〕127号第四条加强设施农用地服务与监管中第（三）款：“严格设施农用地执法．．．．应及时制止，责令限期纠正。”127号文的责令限期纠正，不能理解或扩大解释为《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限期拆除。第一，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规范性文件不能对法律作出扩大解释。第二，根据《行政处罚法》，规范性文件不能设立行政处罚。所以，127号文中的责令限期纠正，不能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即责令限期拆除。二、一审法院应审查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目的，被上诉人的处罚目的不具有正当性，是为了协助潢川县人民政府逃避对上诉人公司的补偿，应予以撤销潢川县自然局作出的【2019】13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被上诉人，协同以行政处罚的手段，达到廉价拆迁上诉人公司土地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不正当行政行为，和中央政策和国家的规定相违背，因此，其被上诉人所下达的处罚决定书应予以撤销。上诉人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从1996年就开始从事生猪养殖产业，公司日常生产管理规范、运营状态良好。前期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发布文件要求上诉人益来公司停止生产经营，并组织评估公司对益来公司的养猪场的投入的猪舍、环保设施等设施进行价值评估，但因评估价格过低，没有得到上诉人的同意。随即，被上诉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非法用地的名义要求益来公司自行拆除非法占用3042平方米土地，以行政处罚的手段，试图达到廉价拆迁的目的。三、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不合法，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应予以撤销。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4“提出答复通知书”所加盖的公章是潢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公章，属于程序瑕疵而违法。按照《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潢川县政府办显然不具有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6“延期审理通知书”一份为不盖章的为2019年×月×日，一份为盖章的2020年1月2日。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30日受理，其最迟应该于2019年12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被上诉人一于2020年1月2日作出的延期审理通知书已经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其后未按法律规定期限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违法，应予以撤销。四、被上诉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遗漏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二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上诉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要求潢川县自然资源局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潢川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提上诉人的复议请求，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遗漏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上诉人益来畜业从1996年开始经营猪场，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如今，在没有违法用地事实的情况下，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对上诉人益来公司涉及重大权益的处罚，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及信赖保护原则，侵犯了上诉人益来公司的合法权益。五、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与中央政策和部委的支持养殖业发展的文件相违背，破坏了当地的营商环境，是对养猪行业的沉重打击。上诉人一审所提交的证据7到11可以充分证明政策和文件规定的连续性，所有文件都规定兴建农业设施（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从事养殖行业占用农用地的，不需办理农用地审批手续。二被上诉人作出的文书与《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电发［2019］39号）（证据10）文件的规定相违背。通知第二条落实和完善用地政策规定：“一是，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二是，生猪养殖圈舍、场区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设施用地，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关于加快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通知》（豫政办［2019］52号）（证据11）第六条提到切实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取消生猪养殖附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保障生猪养殖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辩称：（一）上诉人非法占用土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土资发［2014］127号《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第三条之规定，从事设施农业建设的要履行审查备案手续，而上诉人在建设养殖附属设施占用土地时没有履行上述手续；上诉人从事生猪养殖实施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建设使用土地总面积为9873平方米，其中：生产设施用地6140平方米，附属设施用地3733平方米，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按照上述通知规定精神应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应为691平方米，而其实际用地3733平方米，超出规定附属用地面积3042平方米，且不符合潢川县黄湖农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超出设施用地规模部分没有办理审批手续，已构成非法占用土地行为，针对该非法占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有理有据。（二）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合法。虽然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进行管理，但不代表就可以任意使用土地，要合理界定范围并控制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规模，也要办理备案手续接受管理，同时也规定附属设施不得超过一定用地规模，超过规模的就应依法办理合法用地审批手续，上诉人超过用地规模占用的土地既没有办理备案手续，也没有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依法应予以处罚。对违法占地行为进行处罚是被上诉人依法履行职责，与政府拆迁补偿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上诉人诉称“是为了协助县政府逃避对上诉人益来公司的补偿”。上诉人所称的中央、部委出台支持养殖业发展的文件均在被诉行政处罚作出之后，不存在违背中央政策和部委支持养殖业发展的文件。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辩称，上诉人违法事实清楚，被诉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其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没有遗漏上诉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对潢川县自然局作出的【2019】135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9年10月30日申请行政复议，潢川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2月1日作出潢政复决字［2019］31号复议决定，维持原处罚决定。本院认为，经上诉人潢川县益来畜业有限公司的指界测量，其在黄湖农场从事生猪养殖实施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建设使用土地总面积为9873平方米，其中附属设施用地3733平方米，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220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5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相关的规定，规模化畜禽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但最多不超过15亩。上诉人养猪场使用土地总面积9873平方米，其附属设施用地面积按上述规定在项目用地规模7%以内应为691平方米，但原告实际附属设施用地达3733平方米，超出规定的附属设施用地面积为3042平方米。其超出设施用地规模部分构成非法占用土地，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和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建设用地相关审批手续，但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审批手续，可以认定上诉人非法占用土地。被上诉人潢川县自然资源局据此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文件《关于加快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通知》（豫政办［2019］52号）是2019年9月27日发布，而被诉处罚决定在2019年9月3日即作出，适用之前的有关规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辩解认为该行政处罚违背国家支持设施农业和生猪生产养殖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国家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并不代表上诉人可以未经审批而违法使用土地，上诉人关于被诉处罚决定违背国家支持设施农业和生猪生产养殖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的上诉理由，依法不予采纳。被上诉人潢川县人民政府对上诉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经立案审批、送达提出答复通知书、答复书、延期审理通知书后，作出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锋审判员 李洪宇审判员 阮晓强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杨砚犁书记员樊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