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3民终6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绍臣，男，汉族，1969年5月13日出生，住址：鞍山市立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杨，辽宁宇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雨，辽宁宇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颖，女，汉族，1969年9月20日出生，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彤，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刚，男，汉族，1968年7月6日出生，住所地：鞍山市铁西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住所：鞍山市铁东区219路28号。负责人：温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景美，辽宁金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解放东路323-11号。负责人：王连民，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崔绍臣因与被上诉人孙颖、王利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鞍山市分公司）、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303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绍臣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303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重新审理，依法改判赔偿车辆停运损失费25637.42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承担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判令赔偿被上诉人孙颖的车辆停运损失费为4747.67元为宜（20天)。上诉标的：25637.42元。三、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修车停运期限为108天一节。本案一审判决认辽Ｃ×××××7号出租车修车停运期限为108天。一审法院认为“因春节是我国传统节假日，涉案车辆在此期间受损，配件购置修理人员安排都会受影响，即使没有疫情，修理时限也会长于平时，而此时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时能够遇见，因此，此段时间应当计入修理时限”。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9日,距离春节还有26天（2020年1月24日为除夕），这期间被上诉人孙颖如及时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完全可以将车辆修复完毕，而被上诉人孙颖将所属辽Ｃ×××××7号出租车没有及时送入修理厂进行车辆维修，而是于2020年3月9日进厂维修，期间被上诉人孙颖提供的2份《鞍山和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险结算单》中显示两次不同的维修车辆进厂时间分别为（1)2020年3月9,行驶里程10.0000万公里（2)2020年5月6日，行驶里程10.0521万公里，结算单均没有显示维修车辆出厂时间，结算时间均显示2020年5月29曰，显然结算时间并非维修车辆出厂时间，且车辆第二次进厂维修时车辆公里数已发生重大变化，能够证明维修车辆在第二次进厂维修前已上路行驶，第二次进厂维修无证据证明与上诉人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12月29日，被上诉人孙颖提供的鞍山和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证据《证明》显示2020年5月29日才将涉事车辆修好，期间长达152天，该证据属虚假证据，贵院应予以排除，如涉嫌违法、犯罪的，贵院应将涉案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刑事立案。另有，上诉人孙颖恶意拖延修车时间，扩大损失，造成停运期限过长系被上诉人孙颖主观故意，应由被上诉人孙颖自行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距离春节有长达26天时间，快递公司停止接单休假时间普遍为法定假日即1月24日至1月31日（网上可查)，各企业、公司也均严格按照国家公布的法定假期休假，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修车时间因受春节影响毫无事实根据。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于修车停运期限争议较大，在无足够证据证明合理的修车期限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对案件当事人予以释明，是否主张对合理的修车期限申请司法鉴定，待鉴定结论出具后，依据鉴定结果依法判决。而一审法院在原告提出的证据有重大瑕痴、与事实明显不符的情况下，仍对原告的主张予以认定，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结果，应系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2、停运损失费用应由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承担。首先，本案中肇事车辆辽Ｃ×××××号营运轿车投保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孙颖的车辆为出租客运车辆，属于从事旅客运输的经营性车辆，其修理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必然产生停运损失，故该停运损失的赔偿主体应归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并达到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程度。现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司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其己对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法律后果及投保人对上述免责条款有真正的了解，并无理解上的偏差。因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出具的免责条款应为无效条款，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其次，案涉合同系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条款为被上诉人提前拟定的格式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保险公司除就合同中相应的免除其责任的条款应进行特别标识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而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在签署保险合同期间没有履行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免责条款的解释，上诉人车辆投保人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按照保险人的指示加盖公章，对于免责条款并不清楚，而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应对其尽到完全的释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应对本起交通事故中产生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孙颖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王利刚未到庭答辩。被上诉人人保鞍山市分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被上诉人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未到庭答辩称。孙颖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赔偿车辆停运损失费36974元。其中停运损失32224元，施救费400元，税费435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事故发生概况：2019年12月29日6时50分，王利刚驾驶车牌号为辽Ｃ×××××的小型轿车载乘张勇，沿立山区万水河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水岸华府”南侧路段时，由于路面结冰操作不当，导致其所驾驶的车辆侧滑驶入对向车道后，与毕连辉驾驶车牌号为辽Ｃ×××××的小型轿车载乘王泽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和王利刚、毕连辉、张勇、王泽受伤的交通事故。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经鞍山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王利刚在此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毕连辉无责任；张勇无责任；王泽无责任。三、受害人概况：无四、其他赔偿权利人概况：无五、其他赔偿权利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无六、财产损失构成：施救费400元；停运损失25637.42元七、医疗费（含后续治疗费）：无八、护理费：无九、误工费：无十、交通费：无十一、住宿费：无十二、住院伙食补助费：无十三、营养费：无十四、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费人生活费）：无十五、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费人生活费）：无十六、丧葬费：无十七、精神损害抚慰金：无十八、受害方已获得赔偿情况：无十九、保险合同主体及内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王利刚驾驶的辽Ｃ×××××号的小型轿车在被告人保鞍山市分公司投保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二十、保险合同主体及内容（第三者责任险）：王利刚驾驶的辽Ｃ×××××号的小型轿车在被告人保鞍山市分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50万，含不计免赔；二十一、其他必要情况：1、辽Ｃ×××××的小型轿车的实际车主为孙颖；2、原告孙颖于2017年7月26日与鞍山报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出租车联营挂靠协作协议》，约定孙颖将辽Ｃ×××××靠在公司名下，协作期间，车辆所有权归孙颖所有，出租营运手续归鞍山报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所有；3、王利刚驾驶的辽Ｃ×××××号的小型轿车交强险及综合商业保险的投保人为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有限公司，且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有限公司已在投保人声明上写明“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并盖章确认；4、被告王利刚系实际车主崔绍臣雇佣的司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5月29日停运损失一节，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1月24日，共计27天，因春节是我国传统节假日，涉案车辆在此期间受损，配件购置修理人员安排都会受影响，即使没有疫情，修理时限也会长于平时，而此时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时能够遇见，因此，此段时间应当计入修理时限。2020年1月25日，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辽宁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相应，随即，鞍山发布一号令，该疫情的发生属于不可预见、不能避免，并且在当时的卫生医疗技术下不可克服，百姓正常生活被限制，同舟共济居家隔离，属于公共交通的出租车运营受影响较大，且结合修理车出具的进厂修理时间为2020年3月9日，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可推定疫情期间减少44天（1月25日至3月9日）的运营收入，不应计入事故所致的停运损失。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5月29日，共计81天，修理厂提供了维修明细有明确的进出厂时间，因此该81天，可计入修理时限，综上，原告的停运期间应认定为108天。停运损失应为86645元÷365天×108天=25637.42元。关于原告主张税费4350元一节，因该院计算停运损失依据的是道路交通运输业标准，该标准应为刨除成本后的经营收入，原告主张的税费在成本范围内，不应重复计算，故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王利刚主张停运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的抗辩意见及被告崔绍臣认为其和交通肇事没有关系不负责赔偿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因被告人保鞍山市分公司已经将免责条款充分向鞍山市全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明确说明，故该免责条款免除赔偿停驶所造成的损失，对投保人发生法律效力，故被告王利刚的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保险公司不赔偿停运损失。又因被告王利刚及崔绍臣均认可其间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从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被告崔绍臣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停运损失的责任，故被告崔绍臣的该项辩解意见，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提出车辆实际所有人为崔绍臣依据双方之间协议对超过保险限额或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部分应由车主赔偿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因被告崔绍臣与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系挂靠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应当就被告崔绍臣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对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此项辩解，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合理损失为停运损失25637.42元，施救费400元，共计26037.42元。停运损失25637.42元，由被告崔绍臣及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施救费400元，由被告人保鞍山市分公司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孙颖施救费400元；二、被告崔绍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孙颖停运损失25637.42元；三、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被告崔绍臣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孙颖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4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承担10元，由被告崔绍臣、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441元，随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孙颖；由原告孙颖负担263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崔绍臣提出一审法院认为“因春节是我国传统节假日，涉案车辆在此期间受损，配件购置修理人员安排都会受影响，即使没有疫情，修理时限也会长于平时，而此时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时能够遇见，因此，此段时间应当计入修理时限”。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9日,距离春节还有26天（2020年1月24日为除夕），这期间被上诉人孙颖如及时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完全可以将车辆修复完毕，而被上诉人孙颖将所属的辽Ｃ×××××号出租车没有及时送入修理厂进行车辆维修，而是于2020年3月9日进厂维修，期间被上诉人孙颖提供的2份《鞍山和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险结算单》中显示两次不同的维修车辆进厂时间分别为(1)2020年3月9,行驶里程10.0000万公里(2)2020年5月6日，行驶里程10.0521万公里，结算单均没有显示维修车辆出厂时间，结算时间均显示2020年5月29曰，显然结算时间并非维修车辆出厂时间，且车辆第二次进厂维修时车辆公里数已发生重大变化，能够证明维修车辆在第二次进厂维修前已上路行驶，第二次进厂维修无证据证明与上诉人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12月29日，被上诉人孙颖提供的鞍山和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证据《证明》显示2020年5月29日才将涉事车辆修好，期间长达152天，该证据属虚假证据，贵院应予以排除，如涉嫌违法、犯罪的，贵院应将涉案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刑事立案。另有，上诉人孙颖恶意拖延修车时间，扩大损失，造成停运期限过长系被上诉人孙颖主观故意，应由被上诉人孙颖自行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距离春节有长达26天时间，快递公司停止接单休假时间普遍为法定假日即1月24日至1月31日（网上可查)，各企业、公司也均严格按照国家公布的法定假期休假，故一审法院认定的修车时间因受春节影响毫无事实根据。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于修车停运期限争议较大，在无足够证据证明合理的修车期限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应对案件当事人予以释明，是否主张对合理的修车期限申请司法鉴定，待鉴定结论出具后，依据鉴定结果依法判决。而一审法院在原告提出的证据有重大瑕痴、与事实明显不符的情况下，仍对原告的主张予以认定，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结果，应系认定事实错误且程序违法，本案一审判决认定辽Ｃ×××××号出租车修车停运期限为108天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故意拖延修车时间，由于事故发生后，涉及车辆损失的赔偿，上诉人崔绍臣系肇事车辆辽Ｃ×××××的小型轿车的车主，有义务协助人保鞍山市分公司及时处理对被上诉人孙颖的赔偿事宜，及时让孙颖的车辆恢复营业，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辽Ｃ×××××号出租车何时已经修理完毕已经可以运营。原审时，孙颖主张因为本案涉及车辆修理，只有车辆修理完毕，保险公司已经赔付完毕，才能提车，根据鞍山和卓维修公司的证明“该车2019年12月29日在该公司维修，2020年5月29日维修完毕”。所以应认定2020年5月29日维修完毕。对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孙颖提供的2份《鞍山和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险结算单》中显示两次不同的维修车辆进厂时间分别为(1)2020年3月9,行驶里程10.0000万公里；(2)2020年5月6日，行驶里程10.0521万公里，结算单均没有显示维修车辆出厂时间，结算时间均显示2020年5月29曰，显然结算时间并非维修车辆出厂时间，且车辆第二次进厂维修时车辆公里数已发生重大变化，能够证明维修车辆在第二次进厂维修前已上路行驶，第二次进厂维修无证据证明与上诉人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一节，本院认为，按照上诉人的主张，2020年3月9日,行驶里程10.0000万公里；(2)2020年5月6日，行驶里程10.0521万公里，两处公里数相差0.0521公里数，在近两个月时间里，车辆只有521公里的行程，恰恰反映了车辆没有营运，所以不能通过该车辆行使里程数认定车辆已经运行。所以原审法院对受损车辆停运时间的计算方式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崔绍臣此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崔绍臣提出，首先，本案中肇事车辆辽Ｃ×××××号营运轿车投保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含不计免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孙颖的车辆为出租客运车辆，属于从事旅客运输的经营性车辆，其修理车辆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必然产生停运损失，故该停运损失的赔偿主体应归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并达到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程度。现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证明其己对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内容、法律后果及投保人对上述免责条款有真正的了解，并无理解上的偏差。因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出具的免责条款应为无效条款，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其次，案涉合同系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条款为被上诉人提前拟定的格式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保险公司除就合同中相应的免除其责任的条款应进行特别标识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而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在签署保险合同期间没有履行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免责条款的解释，上诉人车辆投保人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是按照保险人的指示加盖公章，对于免责条款并不清楚，而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应对其尽到完全的释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应对本起交通事故中产生的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院认为，提供格式条款投保单一方即人保鞍山市分公司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因被上诉人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在原审庭审时主张“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人声明，签署的笔迹不是公司的工作人员签署，不能说明保险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本案中，人保鞍山市分公司在原审时提供了其主张的同期保险车辆辽Ｃ×××××号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该投保单在投保人声明一页中，只有投保人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盖章，没有盖章人签名，对手写“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内容投保人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不予认可是其工作人员书写，现人保鞍山市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是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书写，人保鞍山市分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向何人出示并解释相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使免责条款内容无法传达各保险车辆的实际车主，所以本院不能认定人保鞍山市分公司已尽了免赔提示和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无效，所以人保鞍山市分公司应当对停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上诉人崔绍臣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303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孙颖施救费400元二、撤销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20）辽0303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即：（二）被告崔绍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原告孙颖停运损失25637.42元；(三)被告鞍山市公用事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被告崔绍臣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孙颖其他诉讼请求。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孙颖停运损失25637.42元。四、驳回原告孙颖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4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承担503元，由孙颖承担21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0.94元，由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市分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岩审判员 王宇明审判员 程义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赵紫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