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乐行（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五山科华街251号23、24栋自编3015房W。法定代表人：邓永锦。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安经，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日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188号大院33号首层自编W-2房。法定代表人：乐瑜。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刚，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乐行（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日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通公司）场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7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日通公司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解除日通公司与乐行公司之间的《场地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为2019年12月22日；2.判令乐行公司向日通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21日期间的租金92184元（34000元/月×2个月＋34000元/月÷31天×21天），并自逾期之日起至乐行公司付清之日止按每天千分之三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滞纳金；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乐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州日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乐行（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于2019年10月30日解除；二、乐行（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日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10月租金38080元；三、驳回广州日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97元，由广州日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177元，乐行（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20元。判后，上诉人乐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乐行公司无需向日通公司支付租金38080元人民币；2.案件受理费由日通公司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乐行公司依据《场地租赁合同》约定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关系，《场地租赁合同》终止的时间应该是2019年10月1日。首先，承租人自身资金链断裂，无力继续支付2019年10月的租金，自愿承担损失68000元人民币履约保证金的风险，也要提前终止租赁合同，这对合同双方都有利，法律、合同并不禁止承租人提前终止《场地租赁合同》。其次，在《场地租赁合同》中，双方并没有约定承租人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的通知。乐行公司依据《场地租赁合同》相关条款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关系，自愿承担损失履约保证金的风险，并无不妥。日通公司的《回函》提出终止时间问题：“按照合同签订的有关条款，任何一方在合同未到期之前要提前终止合同者，双方均应书面提前一个月通知。”日通公司关于合同终止时间的回函，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合同依据。没有依据的文件无法律效力，乐行公司从来没有承认该《回函》的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合同双方争议的最大焦点就是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乐行公司一直坚持租赁合同解除时间2019年10月1日，立场从来没有变更过。乐行公司一直都在电话与日通公司沟通场地交接事宜，日通公司明确以书面《回函》的形式，强迫乐行公司承担2019年10月的租金，才同意和乐行公司办理场地交接。否则，拒绝办理场地交接。最后，合同双方无法办理交接场地。乐行公司对《回函》异议，是通过电话向日通公司提出，乐行公司无法提供不同意《回函》的书面证据，但乐行公司没有继续使用日通公司场地，没向日通公司支付2019年10月的租金，乐行公司的实际行动足以明确表示不同意日通公司《回函》的租赁合同解除时间。依据《民法总则》第140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本案中，无论乐行公司明示或默示作出的意思表示，都足以明确表示不同意日通公司的《回函》。更何况，在没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乐行公司默认推导出乐行公司同意日通公司的《回函》，是认定事实错误。三、2019年10月，乐行公司没有再使用日通公司的场地，日通公司的《回函》既要乐行公司支付2019年10月租金，又要没收乐行公司的履约保证金，没有法律依据，也显失公平。假如2019年10月份，乐行公司使用了日通公司的场地，必然会产生水电费。在一审中，日通公司只向乐行公司主张2019年10月1日-12月21日的租金和滞纳金，没有主张该期间的水电费，这不符合《场地租赁合同》第二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符合合同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以及租赁行业的行规。由此可见，2019年10月份，日通公司的场地是空置的，乐行公司并没有使用日通公司的场地，自然不会产生租金。68000元履约保证金，是合同双方订立《场地租赁合同》时，都可以预料到、并可以接受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风险。一审法院的判决，变相强迫乐行公司多承担一个月的违约金，不符合《场地租赁合同》中履约保证金条款的相关约定，同时也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乐行公司也有实际困难，于2019年11月停止一切对外经营业务，乐行公司确实无力继续缴纳租金，乐行公司宁愿损失履约68000元履约保证金，也要提前终止租赁合同。2019年10月，乐行公司没有使用日通公司的场地，仍强迫乐行公司支付该期间的租金，没有法律依据，也显失公平。被上诉人日通公司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乐行公司是否需要支付2019年10月的租金。对此乐行公司虽上诉称2019年9月30日其已通知日通公司要提前终止《场地租赁合同》，2019年10月1日后，其已不再使用日通公司的场地，不存在拖欠2019年10月租金的情形。但本院审理期间，乐行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而双方的《场地租赁合同》并未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乐行公司要求提前终止合同，属于违约一方，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其通知对方即解除合同，不能成立。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日通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向乐行公司发出《回函》，明确其在2019年10月14日收到了乐行公司发来的《关于终止通知》，并拟同意在2019年10月30日终止该合同。乐行公司对此回复内容亦未有证据显示其提出异议，也即此时双方才对合同的解除时间达成合意，属于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因此，乐行公司提出租赁合同已于2019年10月1日终止的理由并无证据和事实支持，一审认定乐行公司的主张不成立，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另外，乐行公司提出2019年10月1月后其已没有继续使用涉案场地，由于乐行公司并未及时向日通公司就涉案场地办理交接手续，该事实亦可通过日通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向乐行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乐行公司在次日办理场地交接手续可以印证。相应地,乐行公司未归还土地，依据双方合同其应向日通公司支付租金作为对价，一审据此认定涉案场地于2019年10月31日交还日通公司，故乐行公司仍应向日通公司支付2019年10月的租金亦符合实际，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乐行公司上诉提出其不应向日通公司支付2019年10月租金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7元，由上诉人乐行（广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庄晓峰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胡 涛肖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