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5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勇，男，198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中信，男，197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喜，男，196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标，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43号1幢1-2号。法定代表人：李廷赞，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廷赞，男，196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勇、王中信、李喜、上诉人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7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勇、王中信、李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马勇、王中信、李喜一审诉讼请求；2.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合作经营合同》于2020年7月6日即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收起诉状之日解除是错误的。第一，马勇、王中信、李喜于2020年5月27日就已经通过邮寄方式向一审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一审法院在同年7月6日才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送达起诉状，程序违法，对马勇、王中信、李喜不公平。第二，马勇、王中信、李喜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解除的日期应当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违约行为发生之日即2020年1月21日为准，而不应该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收本案起诉状之日为准。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收取朱某的50万元房屋租金的日期是2020年1月21日，而在收取该租金的时候，朱某已经在该房屋内经营，因此，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在与马勇、王中信、李喜租赁合同履行期间擅自转租并收取朱某租房定金之日即为其对马勇、王中信、李喜构成合同根本违约之日，该日应为《合作经营合同》解除之日。第三，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收取朱某定金之日，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一审法院应考虑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因素确定解除合同的时间和返还租金的具体数额。二、一审法院认定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不构成单方违约是错误的。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收取朱某50万元租房定金即视为承诺将房屋出租给朱某，该行为对马勇、王中信、李喜而言，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意味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不再将本案争议的房屋出租给马勇、王中信、李喜。朱某已经在本案争议的房屋内从事经营活动，并在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收取50万元的定金后拒绝向马勇、王中信、李喜交付合作期间应上交的利润或租金，导致相关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三、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不符合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是错误的。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是全世界公认的。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本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在疫情最初的几个月，全北京甚至全国的很多商家、企业都几乎处于停产停业状态，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认为马勇、王中信、李喜应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停业的原因。由于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府井管委会）是口头通知马勇、王中信、李喜停业，所以马勇、王中信、李喜只能申请法院向王府井管委会调查取证，但没有想到王府井管委会不向法院如实提供证明。第二，王府井管委会出具《复函》没有经办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签名和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因而不具有合法性，一审法院不应以该《复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根据相关规定，众所周知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在发生疫情的情况下，马勇、王中信、李喜已经口头多次告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因疫情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自己无法履行合同，要求解除合同。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也知道疫情已经发生。四、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存在瑕疵。一审法院在马勇、王中信、李喜提交向洪德仁调查取证的《证据调查申请书》后，没有向洪德仁调查取证，程序违法。此外，在马勇、王中信、李喜向法庭提交向王府井管委会调查取证的《证据调查申请书》后，一审法院没有在开庭前进行调查，而是在开庭后才匆匆向王府井管委会通过信函的方式进行调查，导致该函件证据无法在法庭上当庭进行质证。再有，马勇、王中信、李喜在一审开庭前向法庭递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要求法庭通知证人朱某出庭作证，但一审法院没有在开庭前通知，只是开庭后才通知朱某到法院接受法官的调查询问，导致马勇、王中信、李喜无法在开庭当日，当庭向证人朱某进行询问、质证。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辩称，不同意马勇、王中信、李喜的上诉请求。马勇、王中信、李喜从来没有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发出解除通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也没有和其他方订立过租赁合同，2020年1月21日也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一审判决认定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与朱某之间没有成立租赁合同关系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不属于因疫情及其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是正确的。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马勇、王中信、李喜在租赁的房屋也开展了相应的经营活动，并不是不能经营。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瑕疵。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合作经营协议书》于2020年9月3日解除，驳回马勇、王中信、李喜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合作经营协议书》于2020年7月6日解除错误。马勇、王中信、李喜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于2020年1月1日解除（后变更为2020年1月21日），系确认之诉，并不是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鉴于本案不存在合同于2020年1月21日已经解除的事实，因此确认之诉并不成立。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收到马勇、王中信、李喜的起诉状时（即2020年7月6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的诉讼请求仍为确认之诉，而并非请求解除合同，况且马勇、王中信、李喜一直持续占有、使用租赁房屋。一审期间，马勇、王中信、李喜一方于2020年9月3日将租赁房屋交付房东洪德仁，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考虑到继续履行合同已无意义，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认可马勇、王中信、李喜一方交房事实，且同意解除合同。因此，鉴于马勇、王中信、李喜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现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同意自双方实际交接房屋的日期即2020年9月3日起解除合同，双方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因此，二审法院应改判合同于2020年9月3日解除。二、一审法院判令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返还马勇、王中信、李喜租金100万元及押金80万元是错误的。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解除的原因、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判令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返还马勇、王中信、李喜租金100万元，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合作经营协议书》的解除，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一方并不存在过错，并不存在返还租金的理由。由于马勇、王中信、李喜实际于2020年9月3日才交回租赁房屋，租金也应当计算至上述日期，马勇、王中信、李喜只支付至2020年8月17日，应再支付2020年8月18日至2020年9月3日的租金37.5万元，上述租金可从押金中扣除。另外，按照《承诺书》的约定，马勇、王中信、李喜应于2020年1月20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租金，逾期支付的，应每天加收两万元滞纳金。现马勇、王中信、李喜逾期支付租金达数月之久，构成违约，押金已经不足以弥补违约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有权不予返还已经收取的80万元押金。马勇、王中信、李喜辩称，不同意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的上诉请求，《合作经营协议书》解除时间应为2020年1月21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与朱某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50万元收条上写明包含部分租金，且朱某已经在商铺中实际经营，已经实际履行。一审法院应根据马勇、王中信、李喜的请求向房东调查是否给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免除租金的事实，但一审法院没有调查。该调查结果对本案审理有影响，如果房东免除了紫云腾公司和李廷赞的租金，但是后者却没有给马勇、王中信、李喜免除租金，就显失公平。马勇、王中信、李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马勇、王中信、李喜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自2020年1月21日解除；2.判决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向马勇、王中信、李喜返还押金80万元；3.判决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向马勇、王中信、李喜返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8日提前支付的利润525万元；4.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合作经营协议书》（2017年1月16日签订）记载：甲方李廷赞，乙方马勇、王中信、李喜。第一条，甲方将自己承租的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43号建筑面积为460平方米的商业经营用房作为投入，所经营商品应不得违反本大厦要求。第二条，乙方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并承担因经营产生的各种税费，甲方提供经营场地，负责营销策划与员工培训。乙方承担因经营产生的所有税费，并完成甲乙双方商定的必须完成的利润指标。第三条，双方合作时间：2017年8月18日至2022年4月2日。第五条，双方合作经营协议在2017年8月18日至2022年4月2日的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解除，双方签字后，即有不可提前解除合同的强制性。协议尾部甲方签章处有李廷赞签名及紫云腾公司盖章。上述《合作经营协议书》所涉场所王府井大街243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洪德仁。马勇、王中信、李喜共同签订《承诺书》，载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43号营业用房每年1月20日之前乙方向甲方交纳至少850万元（含租金）的税后利润。2017年8月18日至2022年4月2日止。乙方需向甲方提供80万元的保证金（押金），即执行合作协议的承诺。乙方没有在规定的时间段内交纳税后利润，延误壹天要每天加收两万元滞纳金，延误壹周后要每天加收三万元滞纳金”，尾部手书“付款时间以房主实际收款时间为准胡宗飞”。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认可尚未退还马勇、王中信、李喜押金80万元。2017年7月28日，紫云腾公司责任人李廷赞（甲方）与马勇、王中信、李喜（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在付给甲方原有年租金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元整，起始时间按原合同执行（即从2017年8月18日）起，首次支付增加50万元时间定于2017年7月29日”。一审庭审中，李廷赞认可委托胡宗飞代理涉案商铺洽谈和其他所有事宜。2019年2月28日，马勇、王中信、李喜向胡宗飞支付王府井大街243号2019年8月18日至2020年8月17日租金共计900万元整。一审庭审中，马勇、王中信、李喜称涉案店铺一共三层，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到2018年1月1日是马勇、王中信、李喜和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共同经营；2018年1月1日后，马勇、王中信、李喜将一层出租给朱某经营，租期到2022年4月2日，二、三层由马勇、王中信、李喜自用办公。2020年1月25日，因疫情政府不让经营，所以店铺关闭，5月10日之后断断续续开过，朱某和马勇、王中信、李喜均开业，6月20日也是受疫情影响，店铺经营困难再次关门，至今一直未开业。经一审法院询问，马勇、王中信、李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朱某交纳原告租金交到什么时候不清楚，当事人称不愿意回答法院”。马勇、王中信、李喜提交王中信与朱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2020年1月21日朱某向胡宗飞交纳王府井大街243号租金50万元。马勇、王中信、李喜申请的证人朱某当庭发表证言：“原告租给我涉案店铺一层，租金是每年1000万元，胡宗飞租给我是850万元，胡宗飞租给我的便宜，我就给他打了50万元定金。后来因为疫情，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继续履行。今年7、8月份因为疫情期间生意不好干，之前交定金是我让郑双喜（朱某姐夫）交给胡宗飞，胡宗飞就退给郑双喜了”“我和原告的租赁合同租期到2022年，合同至今没解除，租金交到了2020年2月1日，没有退我押金”“店铺我使用到2020年1月24日疫情爆发，王府井建管办通知我们因疫情卖食品的不让卖了，后来就一直不让卖，因为卖的小吃不符合王府井的消费档次，疫情之前也说过不符合消费档次的事。中途2020年5、6月份开过十天半个月，新发地疫情爆发后又关了，王府井建管办又通知我们因疫情卖食品的不让卖，后至今从未经营。7、8月份洪德仁（房屋业主）直接从我这把钥匙拿走了”。马勇、王中信、李喜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认为证人所述向马勇、王中信、李喜交租金的时间与马勇、王中信、李喜所称不一致，也不认可王府井建管办口头通知关店的事实，认可其他证言的真实性。2020年7月6日，一审法院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送达了本案起诉状。在此之前，马勇、王中信、李喜未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发送过解除通知。一审法院当庭询问“如果涉案合同不能解除，你是否与被告协商合同履行期限和租金”，马勇、王中信、李喜表示坚持解除合同，不同意协商合同履行期间和租金，并称如果法庭认定合同解除，亦不同意协商疫情期间租金。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就交接房屋进行协商。马勇、王中信、李喜称2020年9月3日已经交房，并将钥匙交给房主洪德仁。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认可马勇、王中信、李喜已向房主洪德仁交房，同意涉案合同于2020年9月3日解除。另，一审法院向王府井管委会发函核实疫情期间是否口头通知王府井大街243号店铺暂停营业，该单位回函称“此函未说明相关当事人陈述的口头告知时段、地点和通知人员等具体事实，据目前掌握情况，我委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未发出过此类通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1.《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性质及合同相对方；2.《合作经营协议书》应否解除、解除的依据及解除后果。一、关于《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性质及合同相对方首先，《补充协议》记载“乙方在付给甲方原有年租金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元整”，可以说明双方均认可马勇、王中信、李喜支付的款项性质为“租金”。且经法院审阅《合作经营协议书》《承诺书》具体条款并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名为合作经营，实为租赁合同。其次，紫云腾公司认可其为《合作经营协议书》相对方，但李廷赞认为自己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首部记载“甲方：李廷赞”，尾部甲方签章处有李廷赞签名和紫云腾公司盖章；《补充协议》首部记载“紫云腾公司责任人李廷赞”，尾部仅有李廷赞签名。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紫云腾公司和李廷赞均系涉案合同的相对方。马勇、王中信、李喜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二、《合作经营协议书》应否解除、解除的依据及解除后果双方均同意解除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但双方主张解除的时间不同。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解除时间为2020年1月21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同意于2020年9月3日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应从两个层面分析涉案合同的解除问题：一是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的解除事由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二是双方的合同是否陷入僵局，能否事实履行及是否有履行的必要，合同应否解除。第一层面，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解除的理由是不可抗力及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将房屋出租给朱某，构成单方违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朱某的证言、王中信与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的陈述，可以认定朱某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就租赁事宜进行磋商并交纳了定金，但朱某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的租赁合同并未成立，故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不构成单方违约；其次，关于不可抗力，经一审法院与王府井管委会发函核实，该单位表明未发出暂停营业的通知，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不符合因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综上，一审法院对马勇、王中信、李喜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层面，涉案合同系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为长期性合同。根据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且在本案审理期间马勇、王中信、李喜已经交付房屋，可以认定双方已经形成合同僵局，没有继续履行的必要。马勇、王中信、李喜在本案起诉前并未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一审法院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及马勇、王中信、李喜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判定涉案合同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收本案起诉状之日即2020年7月6日解除。关于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经一审法院释明，马勇、王中信、李喜不同意协商疫情期间的店铺租金。故一审法院依照涉案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综合考虑合同解除的原因、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予以确定，判定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返还马勇、王中信、李喜租金100万元并退还押金80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马勇、王中信、李喜与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李廷赞2017年1月16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于2020年7月6日解除；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李廷赞向马勇、王中信、李喜返还租金100万元及押金80万元；三、驳回马勇、王中信、李喜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关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是否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案外人朱某，马勇、王中信、李喜是否可以据此解除合同。朱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称：其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之间没有签订或履行租赁合同，其支付的50万元定金已经收回；马勇、王中信、李喜与朱某之间的租赁合同并未解除。马勇、王中信、李喜在质证时明确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马勇、王中信、李喜自认其自2018年将涉案房屋一层转租给朱某，朱某已经支付了截至2020年3月的租金，故仅凭朱某在涉案房屋经营的事实，不足以证明朱某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在与马勇、王中信、李喜租赁合同关系存续期间与朱某磋商涉案房屋租赁事宜，有违诚实信用，但其行为并未影响马勇、王中信、李喜利用涉案房屋。马勇、王中信、李喜在一审中亦认可其在2020年5月、6月仍在利用涉案房屋。综上，朱某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之间未订立租赁合同，马勇、王中信、李喜以存在该租赁合同为由，上诉请求确认《合作经营协议书》自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收取朱某定金之日起解除，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合作经营协议书》签订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已将房屋交付马勇、王中信、李喜使用，马勇、王中信、李喜的合同义务是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交付租金。新冠肺炎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并不导致马勇、王中信、李喜不能履行交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其上诉主张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此外，马勇、王中信、李喜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致其权益受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人民法院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协商和解、共担风险、共渡难关，要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准确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案各方当事人经营的背景下，根据合同的性质、履行情况、转租情况和转租磋商情况、双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意愿等因素，一审法院确认《合作经营协议书》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收到本案起诉状之日解除，并结合涉案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租金交纳情况、合同解除时间等因素，判令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返还马勇、王中信、李喜租金100万元并退还押金80万元，合理妥当。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上诉主张《合作经营协议书》于2020年9月3日解除，且其不应返还租金和退还押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马勇、王中信、李喜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800元，由马勇、王中信、李喜负担40800元（已交纳），由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李廷赞负担210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兆晖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何 柳-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