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4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况艳，女，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心岭，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远胜，安徽中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况艳因与被上诉人张心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52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况艳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粤0304民初52529号民事判决，驳回张心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张心岭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理由：一、两笔共90万元款项不是借款。（一）借条的出具时间和内容是张心岭精心设计，况艳因重大误解而出具了该份借条。根据借条内容“2018年4月2日借款50万，4月10日借款40万，共90万借款时间一年，若一年时未能按时还款，可延期三个月，落款时间2019年4月11日”，况艳的最终还款日是2019年7月10日。张心岭、况艳都认可借条出具的实际时间是2019年8月2日，故出具借条时已经过了最终还款日。张心岭请求况艳出具借条的目的是应付其外甥的催款，借条不需要真正履行，故况艳是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下出具了这份借条。（二）张心岭存在欺骗的故意。张心岭、况艳都认可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是2019年8月2日，但张心岭在一审中主张案涉借条出具时间是2019年4月11日，借条上写明的出具时间也是2019年4月11日。一审庭后张心岭才认可案涉借条是在2019年8月2日出具。因此，张心岭存在欺骗的故意。（三）90万元借条不可能是对双方过往借款的总结算。一审法院认定90万元借条可视为对双方在90万元借款之后往来款项的总结算，与事实及常理不符。在90万元借款后，张心岭还于2020年5月8日向况艳转账485000元，但这么大一笔款项双方都没有提到，更没有列入结算范围。况且，如果案涉借条是对90万元之后往来款项的总结算，应该是对总账进行汇算，厘清借款本金、利息、已还款金额，计算出欠款金额，而不是在转账记录里选取两个金额进行确认。（四）90万元借条不可能是双方合意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一审中，张心岭没有承认过双方存在投资款往来关系，双方之间的所有款项往来都是借款和还款，故不可能存在双方合意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五）张心岭、况艳自2016年以来存在大量大额资金往来，但张心岭没有对其在大量往来款中选取两笔款项90万元作为借款的理由进行合理说明。而况艳主张的重大误解则最能解释原因。二、案涉两笔款项是张心岭对案外人中×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公司）的投资款。（一）自2016年以来，况艳、张心岭、况某之间有大量大额等额资金往来，况艳在其中仅起中转作用。（二）况某是中×公司的员工，赵某是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况艳提交的《投资合同》载明，张心岭向中×公司投资两笔款共90万元。况艳提供的《投资合同》与况某、赵某的证人证言以及银行流水互相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该90万元是张心岭通过况艳对中×公司投资的款项。三、如果将案涉90万元认定为借款，况艳将没有任何救济途径，而案外人中×公司将获得不当得利，严重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投资合同》的甲方签名仅有况艳代张心岭签名，况艳没有在该《投资合同》上签名，故况艳无法依据该《投资合同》向案外人中×公司主张权利。如果争议的90万元被认定为况艳和张心岭之间的借款，则张心岭和案外人中×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况艳和张心岭都无法向案外人中×公司主张权利，案外人中×公司就会获得90万元不当得利。四、如果将案涉90万元认定为张心岭对案外人中×公司的投资款，则张心岭虽然不能对况艳主张债权，但可以向案外人中×公司以投资款名义主张权利，所有的权利都可得到保障。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张心岭答辩称，一、关于90万元款项的性质。（一）案涉90万元系双方之间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借款。张心岭是出借人，况艳是借款人，有况艳向张心岭出具的借条以及张心岭向况艳转账的凭证为证。《合同法》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案涉款项是借款，依据充分。（二）案涉90万元并非双方之间发生投资法律关系的投资款。首先，张心岭从未认可委托况艳向中×公司进行投资。其次，况艳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心岭委托其进行投资。况艳提交的《投资合同》上没有张心岭的签字，无法证明张心岭有委托况艳进行投资的意思表示。因赵某、况某均与况艳存在同事、老乡、宗亲的关系，故该证人证言应不予采纳。张心岭、况艳、况某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基于还款关系产生的出借和还款行为。况艳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有直接证据，且有法律依据。二、关于况艳的主观错误问题。（一）况艳仅从其自身角度对借条作出错误的重大误解解释，其解释主观狭隘且完全错误。首先，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亲戚朋友熟人之间往来借款不签订合同不写借条的现象，事后再补签借条或合同对以往的借款事实进行确认是常有之事。其次，况艳主张的中×公司投资款去向不明，存在况艳与案外人事前策划的可能性。（二）况艳主张张心岭存在欺骗的故意，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并未否认况艳与张心岭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在一审中是对案涉90万元款项存在争议，其他款项，无论是况艳认为的投资款还是张心岭认为的借款均无争议。一审法院认定90万元借条视为对双方在90万元借款之后往来款项的总结算，仅指基于90万元款项之后衍生、关联的款项，况艳关于其向张心岭转账485000元应列入结算范围的表述前后矛盾。三、关于法律救济问题。张心岭与中×公司不存在投资关系。若中×公司获得了90万元不当得利，况艳可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况艳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张心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况艳归还张心岭借款本金899500元；二、况艳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90万元的转账以及况艳出具《借条》的情况。2018年4月2日，张心岭向况艳转账汇款50万元；2018年4月10日，张心岭向况艳转账汇款40万元。上述转账90万元，况艳作为借款人向张心岭出具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1日的《借条》，载明：况艳于2018年4月2日借张心岭50万元整，同月10日借张心岭40万元整，总计90万元整；经双方协商，利息年化18%，借款期限一年，若一年未能按时还款，可延期三个月，利息顺延。关于况艳出具《借条》的具体情况，况艳主张该《借条》实际出具时间是2019年8月2日，具体出具情况与其在上诉状中陈述一致。张心岭本人于一审庭审后出具情况说明称，张心岭应况艳请求而将借款90万元转入况艳账户，当时口头约定借款利息年18%，借款期一年，到期后连本带息一次性还清，但到期后况艳拒不还款，因此，在2019年8月2日，张心岭和张心岭配偶一起找到况艳，在况艳家里由况艳出具了该《借条》。二、张心岭与况艳之间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1、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况艳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显示，自2016年开始，张心岭与况艳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金额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同时，就多笔转账，存在转账当日前后或转账前后几日况艳与案外人况某之间的银行账户有等额或金额相近的资金往来的情况。其中自2018年开始的资金往来情况具体如下：（1）2018年期间：2018年4月2日张心岭转给况艳50万元（同日，该笔转账之后况艳随即转给况某50万元）；2018年4月10日张心岭转给况艳40万元（同日，该笔转账之后况艳随即转给况某40万元）；2018年4月19日张心岭转给况艳50万元（同日，该笔转账之后况艳随即转给况某50万元）；2018年5月3日况艳转给张心岭525000元（同日，该笔转账之前况某转给况艳525000元）；2018年5月8日张心岭转给况艳485000元（同日，该笔转账之后况艳随即转给况某485000元）；2018年6月4日况艳转给张心岭15000元（2018年5月31日况某转给况艳15000元）；2018年7月6日况艳转给张心岭209000元（同日，该笔转账之前况某转给况艳21万元）；2018年9月9日况艳转给张心岭9000元；2018年10月8日况艳转给张心岭9000元；2018年11月11日况艳转给张心岭9000元；2018年12月18日况艳转给张心岭5万元；2018年12月24日况艳转给张心岭34000元。（2）2019年期间：2019年4月19日况艳转给张心岭20万元；2019年6月1日况艳转给张心岭1万元；2019年10月10日况艳转给张心岭1万元（摘要“还款1万”）；2019年11月7日况艳转给张心岭1万元（摘要“还款总计32万”）。上述款项往来，除2019年期间有两笔转账备注有摘要内容（前述已注明）以外，其余款项均无备注转账内容。二、其它情况。1、况艳提交了一份签订日期为2018年4月17日的《中×国际控股集团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张心岭和况艳，乙方为中×公司；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在香港证券市场进行股票交易操作，分享投资收益；甲方出资90万元；合作期限为12个月（如双方同意，自动顺延至18个月），至2019年4月16日止；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投资收益以本金当日的股票价值为基数，乙方为甲方增持至118%的股票作为甲方的投资收益保障，若股票市值上涨，超过118%的股票收益视为溢价收益。况艳在“甲方”落款处签字，并注明代张心岭签字；“乙方”落款处加盖了中×公司的印章。中×公司并书面指定收款账户，其中一个账户即为前述涉及况艳账户资金往来的况某名下账户。况艳主张上述合同系经张心岭口头委托而代张心岭签订。况艳提交了张心岭与案外人况某、赵某等人的合影照片，主张拍摄时间大概为2018年6月，以证明张心岭与中×公司的投资关系。2、况艳申请况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在其所作证言中的陈述为，证人在中×公司任职，2018年至2019年期间，张心岭作为投资人通过况艳的账户直接投资的资金有5笔、短期投资款项有3笔、固定长期投资款项有2笔；针对2018年4月2日和10日的两笔，是实时到账并登记投资的，也电话通知核实款项到账；90万元系原先为期一年的项目投资，到期日为2019年4月10日，因投资主体项目操作人原因暂时搁浅，投资款未能及时兑付客户，这期间投资人也到过公司，向其解释原因并对未能及时兑付表示歉意；2019年后至今有几笔付款也是通过况艳的账户转给张心岭的，其中一笔是公司财务直接转给张心岭2万元，转款账户是况某；在2019年6月份，公司也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给张心岭；张心岭向中×公司的投资都是张心岭委托况艳办理，委托办理之前张心岭有来公司考察过；因为张心岭、况艳是亲戚关系，所以都是口头委托，没有书面文件；就涉案90万元投资款有签署相应协议，但因90万元转账后张心岭本人不在深圳，所以协议是由况艳与公司签署；涉案90万元均是由况艳的个人账户转账至况某个人账户，由况某代表公司收取投资款；就涉案90万元投资，中×公司向张心岭支付过投资收益，其中通过况某的个人账户给张心岭转账过2万元，另外还通过况艳的账户向张心岭支付了大概二、三十万元；除了对中×公司的投资款以外，对于张心岭、况艳之间有没有存在其它经济往来或者债权债务关系，证人表示不清楚。3、况艳申请赵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在其所作证言中的陈述为，证人系中×公司的董事长，对张心岭的90万元投资款予以认可；2019年（从证人陈述整体内容来看应为2018年）4月6日证人与张心岭在合肥见面吃饭，期间张心岭对中×公司的项目和未来发展表示兴趣，并提到已经于4月2日投资了50万元；之后张心岭又于4月10日通过况艳的账户打款40万元追加投资，并声称投资协议等全权由况艳负责；4月15日张心岭与其朋友杨女士到公司进行了实质性考察并再次询问投资款的安排，证人当时告知张心岭这是长期一年的固定投资，张心岭还让公司与况艳办理协议签署工作，声称他们是亲戚，全权交由况艳负责；2019年4月份因公司项目问题，投资款没有按时兑付，期间证人安排公司兑付了一部分，6月份也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给张心岭；就涉案90万元投资款，张心岭本人与中×公司没有签署相应协议，但是张心岭口头委托况艳代理投资事项，况艳与公司签过协议，公司没有就该协议直接向张心岭确认；公司收到况艳转账的90万元后向张心岭本人口头确认过该款项；对况艳提交的合影照片予以认可，并称应该是2018年张心岭到公司考察时拍摄照片；除了对中×公司的投资款以外，对于张心岭、况艳之间有没有存在其它经济往来或者债权债务关系，证人表示不清楚。4、一审庭审时，就况艳所主张的投资情况，张心岭陈述：“双方在签署借款协议后，因张心岭多次向况艳催款，况艳要求延期还款并介绍中×公司人员给张心岭认识，并介绍况艳投资的项目及收益证明其还款能力”；张心岭没有委托过况艳投资，且没有签订任何委托合作协议；张心岭没有向“中×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过；张心岭与中×公司不存在经济往来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心岭与况艳之间就涉案90万元款项是否形成借款关系。从况艳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明细显示内容来看，结合况艳提交的其它书面证据以及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况艳关于涉案90万元款项发生当时系张心岭委托其投资款项的主张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首先，目前证据没有显示况艳所主张的投资关系曾经过张心岭的明确确认，仅根据银行转账记录不能得出排除其他可能的唯一性结论。其次，根据况艳出具的《借条》：第一，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况艳出具《借条》之时存在被胁迫、乘人之危等导致况艳真实意思表达受限等情形。因此，仅凭况艳单方陈述不足以推翻其出具《借条》的行为的真实合法性，况艳关于《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缺乏依据；第二，双方均确认《借条》的实际出具时间为2019年8月2日，此时间在双方多次大额资金往来发生之后，可视为双方就之前涉案90万元款项产生后的相关款项往来而作出的总结算的意思表示；第三，从《借条》内容看，即使如况艳所主张，涉案90万元款项在发生之时系张心岭委托况艳投入案外公司的投资款，但双方通过况艳向张心岭出具《借条》的方式将该90万元款项的性质明确为了况艳对张心岭的借款，并明确了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等借款合同关系的基本内容，即双方合意将该90万元款项性质最终转化为了借款；第四，从2018年至2019年期间况艳向张心岭转款的记录来看，在双方确认的《借条》实际出具时间2019年8月2日之后发生的况艳向张心岭的两笔转款均在转账摘要中备注有“还款”内容，可视为况艳在出具《借条》之后进一步以“还款”行为确认了将涉案款项转化为借款的意思表示。综上分析，无论涉案90万元款项发生当时的款项性质为何，但双方已通过况艳出具《借条》的方式将涉案款项转化为借款，张心岭以此为根据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况艳还款情况。张心岭主张况艳已还款共计23万元；况艳则在一审庭审时明确陈述：“况艳就涉案90万元投资的兑付均发生在2019年4月1日后，4月1日后况艳向张心岭转账的款项均为涉案90万元投资的兑付款项”。而根据况艳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2019年4月1日之后，况艳分别于2019年4月19日转账20万元、2019年6月1日转账1万元、2019年10月10日转账1万元、2019年11月7日主张1万元给张心岭，合计23万元，此金额与张心岭主张相符，故对上述还款情况，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况艳所主张的微信转账情况，因况艳仅提供了截屏图片而未能提交原始转账记录为证，张心岭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借条》约定内容，涉案90万元统一按年利率18%自2018年4月10日开始计息，则截至2019年4月19日，涉案90万元产生利息共计166500元【90万元×年18%×1年（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4月9日）＋90万元×年18%×10天（2019年4月10日至4月19日）/360天】，况艳于2019年4月19日偿还的20万元，在抵偿上述利息166500元后，剩余33500元应用于抵偿本金，即剩余本金为866500元；就此后的三次还款，均未超过截至还款当日产生的利息，故应全部用于抵偿利息。因此，张心岭有权主张的剩余本金为866500元，对张心岭主张的本金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张心岭与况艳之间、张心岭或况艳与其他主体之间因其它民事法律关系发生资金往来而可能产生的债权债务，张心岭或况艳可另循合法途径主张相关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况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心岭偿还欠款本金866500元；二、驳回张心岭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95元（已由张心岭预交），由张心岭负担470元、况艳负担12325元；保全费5000元，由况艳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况艳主张涉案90万元是受张心岭委托，代为投资款项，其不承担还款责任。况艳提交《中×国际控股集团合作协议书》，没有张心岭的签字，张心岭也不予认可。且况艳也没有提及张心岭对其的委托书，无法证明该协议书是张心岭委托其签署。故本院对《中×国际控股集团合作协议书》不予采信。况艳确认收到张心岭的二笔款项共计90万元，后于2019年8月2日补写《借条》，况艳也未提交受到胁迫、重大误解、乘人之危等证据，况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不利后果。况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知晓出具《借条》所产生的责任和风险，且况艳关于其出具《借条》的理由的解释也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借条》予以采信。另外，况艳支付给张心岭的两笔款项还备注为还款，明显与其主张是兑付的投资款相悖。综上，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就涉案90万元形成借贷关系。张心岭自认况艳已还款23万元，并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本院予以采信。况艳主张已通过微信账进行部分还款，并申请调取微信记录，况艳的微信聊天记录自己未保存，也未主张还款数额，况且在2019年8月2日补写《借条》，对款项性质、金额进行确认，况艳也未主张2019年8月2日之后双方对涉案款项重新达成新的一致意见，故对况艳申请调取微信记录不予批准。况艳提交2019年6月以后的其向微信老表多次转账，应为归还涉案款项，张心岭不予确认。微信老表的真实身份不明，况艳仅提供了截屏图片而未能提交原始转账记录，故本院不予采信。况且，况艳与张心岭之间、况艳或张心岭与其他主体之间因其它民事法律关系发生资金往来而可能产生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况艳可根据实际情况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根据况艳还款情况，核算况艳在抵偿涉案借款利息剩余本金为8665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况艳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795元，由上诉人况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邢  蓓  华审判员 蔡  雪  燕审判员 彭  建  钦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麦绮梨(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