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6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滕兵，男，199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夏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永华，山东涵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庆，男，197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华，江苏储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华强，江苏储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滕兵因与被上诉人徐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7民初1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兵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或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涉及该案的有关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应依法追加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为案件被告参与诉讼。涉案无纺布并非是上诉人滕兵自己生产的，该事实被上诉人是明知的，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明确的委托手续，但通过双方的聊天记录足以说明被上诉人知晓涉案无纺布系上诉人滕兵联系无纺布的厂家代被上诉人购买的，双方系委托关系无疑。后滕兵与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的股东梁家琪联系，由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直接将被上诉人购买的无纺布通过物流发放到被上诉人处，并且被上诉人所有发回的无纺布，最后也由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接收，故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才是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即便被上诉人的诉求得到支持，也应当由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二、被上诉人一直主张涉案的无纺布质量不合格，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确实、充分的证实涉案无纺布存在何种质量问题，也并没有第三方检验机构作出明确、肯定的鉴定报告可予证实，对于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这一专业问题，应依据有检验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作为认定依据，原审程序中，法院也并未要求或者向当事人释明是否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最后仅通过主观判断来认定涉案无纺布质量问题，有违客观事实。为了便于后续合作，调换货物是很正常的过程，难道同意调换货物就是认可质量存在问题吗?该认定有违常理，也不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从无纺布加工成口罩，还需要多道工序，是因为无纺布质量不合格造成的口罩质量不合格还是因为原告加工口罩的工序存在问题，并不能确定。在被上诉人举证不能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应由其自身承担法律责任。三、被上诉人起诉主张要求返还货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阶段无纺布的价格下跌，并且被上诉人自身不具有对外出口贸易的资格，在所生产的产品滞销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此举无非是为转移风险，以交付的货物质量不合格为由将商业风险转嫁于他人，以弥补其自身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四、即便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的买卖合同在被告发货完毕、被上诉人已支付全部货款的情况下已经履行完毕，也就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诉的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货款的问题。在双方对货物质量及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上诉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应当承担的责任为修理、更换、重做、减少价款或报酬等，而不应当为退货。直接退货在现阶段无纺布市场价格与交易之初价格存在重大差距的情况下，对任何一方均不公平。综上，一审判决遗漏案件当事人，程序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徐庆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无误，适用法律准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交付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且极其违约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依法解除了合同，要求返还货款，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徐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人民币312616元和利息损失（以312,616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至2020年6月16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暂计算为494.62元以及此后至实际付清日产生的利息）；2.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4月7日，原告徐庆通过电话与被告滕兵联系以每吨4.6万的价格向被告订购10吨蓝、白无纺布，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先行付清全部货款。4月7日至4月8日，原被告通过微信约定买卖涉案无纺布规格、标准为：白色无纺布宽9.5cm、长19.5cm，蓝色无纺布宽9.5cm、长17.5cm，标准重量均为25克，蓝白无纺布各5吨。4月8日，原告通过尾号0213账户向被告尾号3285账户转账46万元用于全额支付货款。当日，原告在微信中要求被告交付货物期间为2020年4月18日至4月23日，又于4月9日通过微信协商变更交付货物期间为4月20日至4月30日。4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微信称“无纺布开始掉价”；4月24日，又向被告发微信称“无纺布很快就要大跌”、“一天一个价格”、“支撑点快没了”、“不用几天就会打回原形”，要求被告务必加快发货速度。4月25日、26日、27日，被告向原告分批发货1995.9公斤、6000.2公斤、1998公斤合计9994.1公斤无纺布，分别由原告依次收货完毕。2020年5月2日至5月5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反映涉案无纺布存在“品质比较差”、“里面纸管百分之三十以上没有切断”、“都得单独用锯子锯”、“都是粘合在一起”、“稀薄的地方多得很”、“一碰就断了”、“还有整桶没有切断，只能买了锯条切”、“现在拿出来的至少两百多斤这样子，还有的用掉一部分，还有的没法做了”等质量问题，并将涉案无纺布及后续生产口罩质量问题以微信图片、视频形式发送给被告，被告询问“最早的那一批（无纺布）用的怎么样”，原告回复“最早的已经用掉了，也有没切断的，稀的地方基本上就剩几根丝了”，被告回复需要去厂方确认质量情况，但后续并未向原告反馈确认情况。2020年5月6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要求将涉案无纺布退一点货，由被告进一步检查质量，被告随即将退货地址及联系方式发送原告。当日，原告向被告退回涉案无纺布269.8公斤，后由案外人“梁家琪”收货。5月6日至5月9日期间，原告通过微信继续向被告反映涉案无纺布存在“一层起绒”、“一碰就散”、“需要重新挑拣”、“重新包装”等问题，被告反馈“我会给他（厂方）反映的”。5月11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询问是否收到上述退回的269.8公斤涉案无纺布并是否检查质量，被告回复“我在开会徐总，到时候换就行，具体时间我给你说”，原告询问“发到哪个地方”，被告回复“发到夏津就行”。原告询问“你自己有看过品质了吧？”，被告回复“我没有看（无纺布的质量问题）”。5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无纺布总计退6796公斤”，并称“这几天口罩市场价格已经乱套了”、“最低的0.18元也报出了”，被告回复“厂家答应给你换了，到时候做（无纺布）的时候，你找个人来盯着”，原告回复“那就有劳关心一下，收到（退回无纺布）第一时间换过来”，被告回复“好的”，双方遂约定更换货物，但未明确约定更换货物的期间。原告同时通过微信要求更换涉案无纺布标准为“白色195、蓝色175”。当日，原告向被告退回涉案无纺布6526.2公斤，后由案外人“德冠无纺布”收货。上述原告于5月6日、5月13日两次向被告退回涉案无纺布合计6796公斤。5月15日至5月18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询问要求尽快更换无纺布，要求被告联系厂方尽快安排生产，提出“（更换）蓝白（无纺布）各三吨半左右，颜色也要当心，别一桶里几个色，颜色不要太深”，并要求被告确定发货时间。被告回复“（厂方）20号开始做，到时候直接来就行”，原告回复“20号？太晚了吧兄弟”、“想办法195白色先调500公斤过来应急吧”、“要不然5天左右拿到口罩的价格是多少我也没底了”。5月18日当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要求“前面退回去重新做的请白色195发4300公斤、175蓝色2500公斤”，并要求被告及厂方考虑原告的损失，被告回复“（无纺布）颜色我控制不了”、“到时候你让来盯着的，让他给厂家说就行”。原告回复“数量明细按我发你的”，被告回复“OK”微信手势，双方遂约定上述更换货物标准、数量为“白色195无纺布4300公斤、蓝色175无纺布2500公斤”。5月20日，原告又通过微信向被告询问要求尽快更换无纺布，并称“明天务必要发、断粮了、都出去接（借）了、口罩开始大逃亡了”，被告回复“可以，今晚上应该就开始做了”。5月21日，原告通过微信询问被告“今天确定可以发吧”，被告回复称“质量没问题，明天发货，随做随发”，原告提及“熔喷已经跌到谷底了”、“口罩都要停了”。后经原告催促，被告于5月23日向原告发送更换的涉案白色无纺布2532.8公斤，原告于5月25日收货。5月25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继续反映更换涉案无纺布存在“还是切不断”、“剥不开”、“同事手都受伤了”、“另外你问问克重多少”、“30克”、“25克为标准”、“这样要少做百分之二十（口罩）”问题，并将相关图片视频发送给被告，原告提及无纺布“关键是分量”问题，并要求“让他自己（厂方）也把把关”，被告回复“好的，我转给他（厂方）”、“有多少个，我看尽量让他（厂方）多发点给你”，原告要求被告所更换涉案无纺布要蓝、白两色同步发货。当日，原告还向被告通过微信反映所更换的“无纺布今天发过来的是漂白”，被告回复“他（厂方）说没加”，原告向被告解释口罩的白色差异，称“荧光剂欧美是禁止使用的”，被告回复“一开始没有说不能加，后来说不行，就给换”。5月26日，原告将上述5月23日被告更换的白色无纺布中的2510公斤退还被告。5月27日，原告通过微信催问被告“今天能发出（无纺布）吗”，被告回复“明天一早发（货）徐总”，原告回复“知道了，也得后天到了”。5月28日上午，原告向被告发送更换的白色无纺布898.4公斤、蓝色无纺布1413.9公斤合计2312.3公斤。当日下午16时许，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称“后面无纺布不要再发过来了”、“口罩已经做不下去了”，被告回复“今天已经发走了”，原告回复“不单是无纺布掉价的问题，是口罩没有订单了”、“由于质量和货期无法达到预定要求，导致错失时机”，并随即通过微信将“解除通知书”一份发送给被告，该份解除通知书主要内容为：“滕兵先生：我单位曾于2020年4月8日向您订购了10吨无纺布，协议2020年4月18日开始交货我单位，并于2020年4月23日全部交货我单位结束，我单位支付了肆拾陆万元(人民币)贵单位。实际交货明细如下：2020-4-251995.9公斤2020-4-266000.2公斤2020-4-271998公斤，以上货物因有质量问题退回你单位明细如下：2020-5-6-269.8公斤2020-5-11-6526.2公斤(起毛及布片无强力)，鉴于以上问题，贵单位2020年5月24日发货我单位2523.8公斤，但又发现布片有荧光剂，2020年5月26日我单位退回贵单位2510公斤。由于您的违约行为，导致我单位不能及时生产，已不能实现我单位的采购目的，故我单位正式通知您：1、解除与您的买卖合同关系；2、请在收到此函后三日内将货款人民币312662元退还给我单位；3、我单位保留追究您的违约责任的权利。特此通知!通知人：徐庆日期：2020-5-28”。后续，原告未予接收上述被告5月28日上午所发送的2312.3公斤无纺布。6月2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俊华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一份载明：“滕兵先生：本律师受徐庆先生的委托，就滕先生与徐先生之间的纠纷事宜，致函如下：徐先生曾向滕先生采购了无纺布，滕先生交付后徐先生即支付了肆拾陆万元货款。但后来发现滕先生交付的无纺布有质量问题，分别于2020年5月6日和5月11日退回给滕先生，滕先生于2020年5月24日又发送了部分产品给徐先生，但还是存在质量问题，故徐先生于2020年5月26日又退回给了滕先生，并于2020年5月28日通知滕先生，由于滕先生的违约行为，解除了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滕先生在三日内退还货款312662元，但是，滕先生至今未退还货款。本律师认为诚实守信是商事活动的准则，双方有责任和义务按照约定全面履行。滕先生应当提供合格的产品，现由于滕先生的违约行为，已导致了徐先生的损失，且徐先生已解除了买卖合同关系，滕先生应当退还未交付货物的货款。鉴此，本律师在徐先生的授权下，郑告滕先生如下：1、请在接函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货款312662元给徐先生；2、鉴于滕先生已违约，徐先生保留追究滕先生违约的权利。滕先生接到此函后也可与本律师(移动电话：138××******)或徐先生进行联系处理，如在上述期限内，滕先生没有任何积极反应，本律师将在徐先生的授权下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等)，届时可能给滕先生造成不便敬请谅解。本律师函并不对徐先生原有、现有和将有的权利构成影响。特此函告!江苏储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姚俊华，2020年6月2日”。被告于2020年6月3日收到上述律师函。后续期间，原被告协商未果，遂成此讼。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应予退还的货款计算方式、金额为5月6日、5月13日两次退回涉案无纺布合计6796公斤、每公斤46元合计312616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居间合同纠纷，被告作为被诉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应追加案外人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二、合同如何变更，涉案无纺布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如存在，哪些批次无纺布存在质量问题；三、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是什么，履行中哪方存在过错，原告于5月28日下午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的“解除通知书”的效力，是否及于5月28日上午被告向原告发送的2312.3公斤无纺布；四、如何确定原告具体损失，原告主张利息计算方式是否于法有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还是居间合同纠纷，被告作为被诉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应追加案外人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纵观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原被告虽未形成书面买卖合同，但一直通过微信联系，促成了涉案无纺布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及后续退货等行为，本案中，支付货款人为原告，涉案无纺布的出售人、收款人均为被告，被告虽主张发货人为案外人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亦系受原告联系指示后发货，后续原告虽曾退货，但通过审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达成退货合意的双方仍为原被告，且系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提交退货地址，后续具体收货人虽在被告的指示下有所变更，仍不影响原被告买卖合同的成立，故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即为徐庆及滕兵，本案案由应定为买卖合同纠纷，被告作为被诉主体适格。被告虽主张自己系居间人，系受原告委托所购，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与案外人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之间与本案原被告之间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被告主张追加案外人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合同如何变更，涉案无纺布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如存在，哪些批次无纺布存在质量问题。2020年4月7日至4月8日，原告通过电话联系以每吨4.6万的价格向被告订购10吨蓝、白无纺布，双方约定原告向被告先行付清全部货款，随即双方通过微信约定无纺布规格、标准，原告向被告转账46万元全额支付货款，并在微信中要求交付货物期间为2020年4月18日至4月23日，又于4月9日通过微信协商变更交付货物期间为4月20日至4月30日。后经原告催促，4月25日、4月26日、4月27日，被告向原告分批发货1995.9公斤、6000.2公斤、1998公斤无纺布，由原告依次收货完毕。原告遂将涉案无纺布用于生产口罩。5月2日至5月5日，原告通过大量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图片、微信视频形式向被告反映涉案无纺布存在“稀薄粘合、难以切断”等质量问题，期间经双方交流，被告承诺需要去厂方确认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但后续并未向原告反馈确认情况。5月6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要求退一点货，并向被告退回涉案无纺布269.8公斤。5月6日至5月9日，原告通过微信继续向被告反映涉案无纺布存在“一层起绒、一碰就散”等质量问题，被告反馈将会向厂方反映。5月11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询问是否收到退回无纺布并检查质量，被告回复“到时候换（无纺布）就行，具体时间我给你说”，原告询问“发到哪个地方”，被告回复“发到夏津就行”。原告询问“你自己有看过品质了吧？”，被告回复“我没有看（无纺布的质量问题）”。5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要求退货无纺布6796公斤，被告回复“厂家答应给你换了，到时候做（无纺布）的时候，你找个人来盯着”，原告回复“那就有劳关心一下，收到（退回无纺布）第一时间换过来”，被告回复“好的”，双方遂约定更换货物。上述原告于5月6日、5月13日两次向被告退回涉案无纺布合计6796公斤。经原告催促，被告于5月23日向原告发送更换的涉案白色无纺布2532.8公斤，原告于5月25日收货。5月25日，原告再次通过大量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图片、微信视频形式再次向被告反映更换的涉案无纺布存在“切不断、剥不开、克重超标、添加荧光剂”等质量问题，并称“荧光剂欧美是禁止使用的”，被告回复“一开始没有说不能加，后来说不行，就给换”。5月26日，原告将上述5月23日被告更换的白色无纺布2510公斤退还被告。原被告微信交流及退换货期间，被告对于原告所提及的无纺布质量问题并无异议。故上述原被告微信聊天内容与被告后续更换涉案无纺布情况以及原告当庭提交的物证口罩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于4月25日、26日、27日、5月23日向原告分批发货1995.9公斤、6000.2公斤、1998公斤、2532.8公斤无纺布均存在影响口罩生产的质量问题。被告虽提供了检验报告及行业标准，但并未举证证明所售各批次无纺布的合法来源及相关批次无纺布的具体检验报告，无法核实与待证事实具备关联性，故对于被告主张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是什么，履行中哪方存在过错，原告于5月28日下午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的“解除通知书”的效力，是否及于5月28日上午被告向原告发送的2312.3公斤无纺布。首先，被告于4月25日、26日、27日、5月23日向原告分批发货1995.9公斤、6000.2公斤、1998公斤无纺布存在质量问题，已影响原告口罩生产经营，在经历一次退换货之后，被告于5月23日第二次发货2532.8公斤无纺布的质量仍达不到双方约定标准，特别是5月23日发货无纺布涉及违规添加荧光剂问题亦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予以体现，而口罩作为特殊物品，切实关系到人们群众身体健康和疫情防控时期特殊需要，涉案无纺布的质量应予严格要求、从严规制，故被告提供的上述批次无纺布因存在质量问题，构成违约在先；其次，本案起因比较特殊，2020年1月底正处于新冠疫情峰期，医用口罩一度成为紧缺商品，作为口罩原材料的无纺布价格大幅上升符合市场规律。期间，伴随疫情防控措施升级完备，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口罩市场日趋饱和，无纺布价格开始大幅下降，故此双方均靠疫情时防疫物资价格上涨谋取高额利润，亦应承担价格回落带来的巨大市场风险。期间，原告于4月19日、24日、5月13日、20日通过微信多次提及“很快就要大跌”、“一天一个价格”、“支撑点快没了”、“不用几天就会打回原形”、“这几天口罩市场价格已经乱套了”、“口罩开始大逃亡了”等内容予以印证，足以认定自2020年4月下旬开始，涉案无纺布价格不断大幅下跌的事实；再次，5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被告约定更换货物后，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更换货物的期间，但原告明确提及被告收到返回货物后要“第一时间更换”。但5月15日至5月21日，原告多次通过微信要求被告尽快更换无纺布，双方同时对更换货物标准、数量为“白色195无纺布4300公斤、蓝色175无纺布2500公斤”进行了明确约定，但虽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供货屡次出现延迟，且发货颜色、数量蓝白两色并不均衡，已压缩了原告谋取利益的空间，后被告于5月23日向原告发送更换的涉案白色无纺布2532.8公斤依然存在质量问题，亦已影响了原告口罩生产经营，上述被告供货质量问题、延迟交付行为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根本违约，已不具备合同履行基础，亦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原告当然有权依法解除涉案买卖合同。但是5月27日，原告仍通过微信催问被告“今天能发出（无纺布）吗”，被告回复“明天一早发（货）徐总”，原告回复“知道了，也得后天到了”，双方又通过微信联系持续变更更换货物履行期限，后续被告已于5月28日上午向原告发送更换的白色无纺布898.4公斤、蓝色无纺布1413.9公斤合计2312.3公斤，原告于5月28日下午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解除通知书”，虽具备法定解除效力，但因被告发送2312.3公斤无纺布时间在先，原告发送“解除通知书”时间在后，其解除效力并不能及于上述2312.3公斤无纺布，而仅及于5月28日下午原告发送“解除通知书”之后所待更换的无纺布。况原告在未查验被告所更换的上述2312.3公斤无纺布质量的前提下拒不接受货物，具有规避无纺布价格大幅下跌市场风险的考量，亦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故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履行均有过错。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2312.3公斤无纺布亦存在质量问题，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如何确定原告具体损失，原告主张利息计算方式是否于法有据。2020年4月7日，原被告联系以每吨4.6万的价格向被告订购10吨无纺布，4月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460,000元并全额支付货款。后续合同实际履行中，4月25日、26日、27日，被告向原告分批发货1995.9公斤、6000.2公斤、1998公斤合计9994.1公斤无纺布，尚欠原告无纺布货物5.9公斤未发货。原告按每吨4.6万元即每公斤46元主张权利，系双方约定的货物价格，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于5月6日、13日两次向被告退回涉案无纺布269.8公斤、6526.2公斤合计6796公斤。被告于5月23日向原告发送更换涉案白色无纺布2532.8公斤，原告于5月25日收货后又退货2510公斤。被告于5月28日上午向原告发送更换的白色无纺布898.4公斤、蓝色无纺布1413.9公斤合计2312.3公斤，原告未予接收。原告于5月28日下午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解除通知书”的效力及于之后尚未交付的待更换无纺布数量为：被告尚欠的5.9公斤+6796公斤+2510公斤-2532.8公斤-2312.3公斤合计4466.8公斤，故被告理应向原告返还货款本金数额为4466.8公斤*46元每公斤合计205,472.8元。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标准为2020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经审查，2020年6月2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系对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期限的重新确认，原告要求被告于接函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货款，被告于2020年6月3日收到律师函，但未于三个工作日（6月4日-6月8日，其中6月6日、7日为周末）内即2020年6月8日前退还货款，因此涉案利息损失的起始计算时间应自2020年6月9日。原告主张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被告已于5月28日上午向原告发送更换的无纺布2312.3公斤，原告在当时涉案合同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未予接收不符合合同约定，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于原告主张退还该批次货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应予继续履行，如继续履行过程中再有违约和其他损失，则凭合法证据另案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滕兵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徐庆退还4466.8公斤无纺布货款205472.8元及利息损失（以205472.8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徐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97元，由原告徐庆负担1615元，由被告滕兵负担4382元；财产保全费2145元，由被告滕兵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法院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的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上诉人腾兵向被上诉人徐庆退还货款并承担利息损失有无依据。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是否存在遗漏当事人的程序违法，认定的关键在于上诉人滕兵与被上诉人徐庆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即双方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通过诉讼中的证据及已查明事实可知，被上诉人徐庆系口罩原材料“无纺布”的需求者，其通过电话及微信方式与上诉人滕兵取得联系，向滕兵表达了需要购买无纺布的意思表示，双方就此达成一致，并对产品规格、价格、数量及期限等合同内容进行了约定，订立买卖合同需要的要约和承诺实际发生于上诉人滕兵和被上诉人徐庆之间。合同订立后，被上诉人徐庆向上诉人滕兵支付了约定货款，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被上诉人徐庆也是向上诉人滕兵主张，被上诉人滕兵虽然自己不生产无纺布，但其通过个人关系从案外人处拿到货物，并通过案外人交付给被上诉人徐庆，滕兵挣取中间倒手的货物差价，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退换货一直也是由被上诉人徐庆和上诉人滕兵作为直接相对方进行协商。综上，贯穿买卖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及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全过程的合同相对方始终是上诉人滕兵和被上诉人徐庆，被上诉人徐庆与案外人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实际的沟通和接触，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滕兵属于典型的转卖中间商，其相对于被上诉人徐庆而言，属于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案涉无纺布是否由滕兵生产或直接交付，并不影响其出卖人身份。上诉人滕兵虽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徐庆系委托关系，但缺乏证据证明，其转卖无纺布挣取中间差价的行为也不符合委托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综上，上诉人滕兵和被上诉人徐庆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徐庆作为买受人起诉出卖人滕兵承担责任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案外人夏津德冠无纺布有限公司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更不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无需追加其为本案被告，故一审法院并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程序违法。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质量方面，案涉交易发生时，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让口罩在全球成为紧缺物资，无纺布、喷绒布等口罩原材料也因需求巨大价格飞涨。这种情况下，部分原材料商家为赶速度获取高额收益，制售的口罩原材料可能会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具体到本案，上诉人滕兵虽然主张未经鉴定不应认定案涉无纺布质量不合格，但鉴定并不是认定货物质量不合格的唯一方法。对于案涉的无纺布来说，质量不合格可以分为肉眼无法判断的不合格和肉眼足以判断的不合格，肉眼足以判断的不合格就无需再进行鉴定。对于案涉无纺布质量问题，被上诉人徐庆收到货物后，通过微信向上诉人滕兵反映无纺布存在“没有切断”“粘合”“稀薄”“一碰就断”“含荧光剂”等质量不合格问题，上述质量问题，除荧光剂问题外，用肉眼就足以判断，甚至荧光剂问题在借助简单工具后都可用肉眼判断。为证实反映的质量问题真实，被上诉人徐庆退回小部分无纺布以供上诉人滕兵确认，其后，上诉人滕兵即同意更换货物，并在微信聊天中实际默认了无纺布质量不合格的事实。对于上述交涉过程，一审判决论述非常充分，二审不再赘述，上述过程反映的事实足以证明案涉无纺布存在肉眼可见的质量不合格问题，故无需再行鉴定；且被上诉人徐庆购买无纺布是为尽快制作口罩获取利润，若无纺布不存在质量问题，其反复进行退换于己不利，也不合常理。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相关无纺布存在影响口罩生产的质量问题，并无不当。关于质量不合格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过程中，口罩系医护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个人防护的必备用品，作用至关重要，若用于出口，口罩质量问题同时影响着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正面形象，故对于被上诉人徐庆一方严控口罩原材料质量的做法应予肯定，上诉人滕兵需承担的质量责任应依法从严规制。另一方面，事发当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口罩价格波动非常大，时间对于口罩生产、销售方来说可谓是一刻千金，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徐庆高价买入原材料，但因上诉人滕兵先后提供的无纺布均存在质量问题且换货延迟，质量和货期均无法达到要求，导致被上诉人徐庆错过了合同目的实现的关键时期，合同目的实际已无法实现。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一审判决上诉人滕兵向被上诉人徐庆退还货款并承担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滕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82元，由上诉人滕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善文审判员  郑卫华审判员  高世民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刘立琛书记员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