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终2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瓮安自立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 法定代表人：李付伟，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银松，贵州恩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黔南州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 法定代表人：邓智成。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贵州贵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友忠，男，1974年04月04日生，汉族，贵州省瓮安县人，住所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征，贵州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贵州瓮安自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立贸易公司）与被上诉人黔南州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建筑公司）、原审被告王友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瓮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2020）黔2725民初712号民事判决后，自立贸易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自立贸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诚信建筑公司与瓮安县教育局于2018年12月8日签订的《贵州瓮安九小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是通过依法招投标程序确定中标人为诚信建筑公司，合同第六条明确派驻到项目的项目经理、建造师、技术员、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造价员、资料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王友忠作为诚信建筑公司代理人在合同中签字；由此证明瓮安九小项目的承包人是诚信建筑公司，并不是王友忠挂靠和借用资质。如果是挂靠或者借用资质，诚信建筑公司不可能将公司相关技术人员派驻到项目中实际管理。2、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9年7月31日的《刑事控告书》载明：“2016年，被控告人因承接瓮安县第八、第九小学项目工程而挂靠控告人公司，双方签订了书面《内部承包合同》”，由此可知，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明确的是内部生产管理性质，被上诉人与王友忠之间并不是挂靠关系，与教育局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被上诉人承包瓮安九小工程项目后，通过内部承包管理方式进场施工，属于企业内部生产管理行为。证明王友忠在瓮安县九小项目中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是代理行为，更不是个人行为，因此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依法应由诚信建筑公司承担；3、瓮安九小项目部工地办公用房醒目处悬挂“黔南州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大牌子，另外还专门设置了《农民工维权告示牌》载明，工程名称：瓮安县九小建设工程；业主单位：瓮安县教育局；施工总承包单位：黔南州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时公示了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名称及电话号码，这是对外公开公示和告知，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该工程就是被上诉人所承建；《钢材买卖合同》王友忠作为诚信建筑公司代表人在上签字并加盖诚信建筑公司印章，并没有告知上诉人其是诚信建筑公司代理人，不能认定王友忠与诚信建筑公司之间成立代理关系，即使是代理关系，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案涉项目属于国家工程，工程实施进度有瓮安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实时监管，基于对国家行政机关的高度信赖，上诉人没有理由怀疑被上诉人在工地上公示的内容存在虚假，况且钢材也实际用于该项目，一审法院不应当苛求和增加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王友忠伪造印章并未经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和相应的刑事制裁，无法证明王友忠伪造印章事实存在，即使王友忠伪造了被上诉人公司印章，也是被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相对人；4、被上诉人2019年7月26日、2019年8月2日通过其设立在瓮安的分公司账户向上诉人支付100万元，并在付款用途中注明支付钢材款，被上诉人对《钢材买卖合同》确认并部分履行。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认为王友忠没有代理权，从而认定是王友忠个人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友忠代理人的身份在被上诉人与瓮安县教育局签订的《贵州瓮安九小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中已经确定，合同签订后，王友忠一直在项目工地实际进行管理，该事实行为足以让上诉人相信王友忠代表的是诚信建筑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之规定，无论王友忠是诚信建筑公司代理人或者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王友忠代表诚信建筑公司与上诉人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对诚信建筑公司依法均有拘束力，由此产生法律后果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2、双方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第五条第2项约定“因乙方未按约定支付甲方钢材款，甲方为维权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均由乙方承担。”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支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上诉人委托代理律师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代理律师已经实际出庭代理本案诉讼，上诉人必然向律师支付律师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因合同一方存在违约，合同另一方为此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诚信建筑公司二审未向本院作出书面答辩。 原审被告王友忠二审未向本院作出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自立贸易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诚信建筑公司及时支付货款人民币2214417.52元；2、判决诚信建筑公司支付自2019年8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资金占用费20364.8元，2019年8月20日后资金占用费以2214417.52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被告付清为止；3、判决诚信建筑公司支付实现债权的律师费11000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诚信建筑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友忠挂靠在诚信建筑公司，诚信建筑公司为瓮安九小项目的承建方，王友忠为瓮安九小的实际施工方，诚信建筑公司的公章在都匀公司总部办公室，王友忠未经公司同意擅自扫描了诚信建筑公司的公章对外签订合同。2019年4月1日，王友忠用自己扫描的诚信建筑公司的公章与自立贸易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并在合同尾部乙方处加盖上了扫描的诚信建筑公司的公章，王友忠自己在乙方代理人处签字。合同约定：需方为诚信建筑公司（乙方），供方为自立贸易公司（甲方），工程名称为瓮安县第九小学建设项目，付款方式为甲方为乙方总垫资期限为两个月，时间从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6月1日止；价格参照当日贵阳市场建筑钢材工程价行情上浮300元每吨为结算价；乙方逾期支付甲方货款，应从逾期付款之日起每吨每天5元标准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合同签订后，自立贸易公司便开始供货，在此过程中，王友忠通过黔南州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瓮安分公司的账户于2019年7月26日向自立贸易公司支付货款50万元，2019年8月2日向自立贸易公司支付货款50万元，共计100万元。2020年1月21日，经王友忠瓮安九小项目部会计郭乃涛与自立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付伟双方对账确认，王友忠九小项目部向自立贸易公司购买钢材总价款为3099433.22元，双方人员均在钢材入库单上签字确认，同时，钢材入库单上载明原告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8月18日。2019年7月31日，诚信建筑公司出具《刑事控告书》，请求公安机关对王友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立案侦查；2019年8月5日，王友忠写下书面《承诺书》给诚信建筑公司，承诺书载明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于2018年4月起私自伪造公司合同章，该章曾盖过几份合同，包含材料合同，瓮安九小项目有关的债务，由王友忠个人承担，与诚信建筑公司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买卖合同主体应是谁；二、资金占用费的起算时间和标准应如何确认定；三、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当支持。一、关于本案买卖合同的主体应是谁的问题；本案中,《钢材买卖合同》尾部乙方处王友忠盖上了扫描的诚信建筑公司的公章，根据前述查明事实,自立贸易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王友忠系诚信建筑公司的员工或取得了合法授权,事后也未获得诚信建筑公司的追认,自立贸易公司在签订该购销合同时,合同一方标明系诚信建筑公司,但在没有证据证明王友忠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仍然与王友忠签订合同,其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故王友忠以诚信建筑公司的名义与自立贸易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系王友忠的个人行为。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王友忠个人承担,诚信建筑公司抗辩其未与自立贸易公司签订任何合同,不应承担货款支付责任的理由成立,应予以采信。二、关于资金占用费的起算时间和标准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双方确认的总价款为3099433.22元，扣除之前已支付的100万元，未付金额为2099433.22元，王友忠委托其财务人员郭乃涛在双方钢材入库单签字确认的对账时间为2020年1月21日、自立贸易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19年8月18日。因此，根据合同约定，王友忠应从2020年1月22日起支付资金占用费，《钢材买卖合同》约定从逾期付款之日起每吨每天5元标准计算资金占用费，因该约定过高，自立贸易公司起诉和在庭审中均主张调减为按月利率2%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自立贸易公司要求按月利率2%（即年利率24%）计算资金占用费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对王友忠代理人提出不承担资金占用费的辩解意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采纳。三、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虽然双方在合同中对此进行了约定，但自立贸易公司并未实际支付，故该项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限王友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贵州瓮安自立贸易有限公司货款二百零九万九千四百三十三元二角二分（￥2099433.22元）及逾期付款资金占用费（从2020年1月22日起以欠付金额2099433.22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贵州瓮安自立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69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7697元，由贵州瓮安自立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697元，王友忠负担13000元。若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权利人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自立贸易公司提交了《贵州瓮安九小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中标通知书》、《财政直接支付凭证》4张、贵州省增值税普通发票3张、瓮安九小工地项目现场照片、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黔南州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瓮安县分公司登记信息，拟证实瓮安九小项目是诚信建筑公司中标，诚信建筑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承建人，教育局的项目费用也是直接转入诚信建筑公司账户，王友忠并非实际施工人，王友忠与诚信建筑公司之间并非挂靠关系；本院认为，以上证据不能直接推翻一审认定的事实，达不到自立贸易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审查，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诚信建筑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本案责任；2、律师费应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自立贸易公司主张诚信建筑公司是案涉合同的签订者，但是《钢材买卖合同》尾部所加盖的诚信建筑公司的公章与其在都匀市公安局备案公章并不是同一枚印章，王友忠也认可其是从网上扫描的公章所加盖。上诉人自立贸易公司作为长期销售钢材的专业公司，在与王友忠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时未查看王友忠是否得到诚信建筑公司的授权，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在合同签订后，其也并未得到诚信建筑公司的追认，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一审认定案涉合同对诚信建筑公司不发生效力，由王友忠履行合同义务并无不当应予确认。自立贸易公司主张诚信建筑公司是瓮安九小项目的承建方，自立贸易公司按照《钢材买卖合同》约定提供的货物均是由诚信建筑公司使用，其是实际履行主体，但是实际上自立贸易公司供货后与其对账的郭乃涛也不是诚信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即便诚信建筑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承建方，也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因此，对于自立贸易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二，虽然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如因乙方未按约定支付钢材款，甲方为维权而支出的所有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均由乙方承担。”的约定，但上诉人自立贸易公司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律师费已实际支付，故律师费可待实际支付后据实主张，即一审未支持律师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自立贸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394元，由上诉人贵州瓮安自立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王菲 书记员刘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