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1民终9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3幢3层。 法定代表人：任国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光、蒋秀海，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凤霞，女，198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河北威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黄河大道支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大道105号。 负责人：张振宇，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孙鹏飞，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商所”）因与被上诉人邹凤霞、原审被告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黄河大道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黄河大道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191民初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商所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原审法院（2020）冀0191民初5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保全、公证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系与“交易联合”，平台其他交易商进行交易，涉案交易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不能提供交易明细、不能证明交易向对方的情形。原审法院依据出入金发生在上诉人账户，即认定北商所系被上诉人交易对手方，应予纠正；1、结合北商所一审补充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作为交易商系与其他交易商在“易商联合”交易系统上进行交易的，且任何一笔买卖交易均存在特定的对手方，交易发生之后、交易商名称、成交对手代码、成交号、成交时间、商品代码、成交价、手续费等信息，虽然其中交易对手的姓名被隐去，仅以成交对手代码显示，系便于系统展示，后台数据中可查询其具体姓名，但并不能否认其与交易对手发生交易的事实。2、为便于交易商参与商品现货挂牌电子交易业务，北商所与银行合作，为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交易参与方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北商所开立了交易资金专用账户。被上诉人出入金流水虽发生在北商所交易账户，但被上诉人将款项汇入上诉人专用账户之后，仍享有资金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资金流水记录也进一步显示其可随时操作出金、入金或使用资金进行买卖交易。故该资金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交易金额，且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交易明细来看，其交易记录远多于资金转账记录，故原审法院的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3、案涉“入金”、“出金”系指资金存管系统根据被上诉人的交易情况及指令对被上诉人银行卡资金与上诉人存管账户项下的归属于被上诉人的二级交易账户之间的资金进行划拨、结转。也就是说,虽然出、入金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专门账户之间,但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易资金专用账户汇入资金,并非被上诉人直接向上诉人支付的交易价款,被上诉人仍然享有资金完全控制权,相关款项仍然可以后续参与买卖交易。原审法院将交易所提供平台结算服务(不考虑本案实际的平台提供方),并进而形成的平台服务法律关系,错误认定成交易合同法律关系,显然混淆了不同法律关系下的合同内容(交易合同法律关系项下以商品买卖、价款支付为核心;交易平台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以提供平台系统服务、收取手续费等为主要内容),并将不可避免的导致逻辑矛盾,贵院应予纠正。二、案涉交易在买卖完成之时即已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原审判决简单地将未进行提货就等同于未交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涉案66笔交易没有进行过任何一笔交易的交割客观事实存在,不符合一对一交易和交割实物的交易规则”,显然系概念及事实认定错误。2.事实上,案涉买卖交易完成后,不管买入方是否进行交割申请或提货,标的商品均已在交易系统中即时完成了货权交割或划转,所有权已发生变动。案涉平台的交易方式实行全款全货交易,并即时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该交易方式符合现货交易模式。《物权法》第二十六条:“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故指示交付作为观念交付或替代交付的一种形式,本身就与现实交付发生直接占有转移不同,在指示交付完成时即通过实现间接占有来完成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在案涉交易中,交易商对交易规则的确认以及特定一笔买卖交易的达成,卖方交易商已经事实上作出了代替交付的指示,交易平台据此对实物和资金进行交收和划拨确认,该指示交付显然已经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是否办理出库手续或通过提取实物的方式达到直接占有的效果,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3.具体而言,根据一审举证的《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提货管理办法(暂行)》可知,所有挂牌商品在交易前必须事前完成清点入库,交易双方在交易系统进行买卖之时即签订电子交易合同后就可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交易商品的物权变动而非债权变动,是否进行实物提货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该办法进一步规定:“拥有挂牌商品持有量的交易商即拥有现货仓库相对应的商品现货,交易商应尽快申请通过现货仓库自提或第三方物流快递的方式进行提货。”即交易平台为交易商提供了多种交收方式的选择,托管仓库在收到指令后即时为交易商完成货权划转和提货服务。因此,买方交易商在买入商品后是否即时办理出库提货手续,完全系根据其现实需求而定,而原审法院认为“实物交割才最终完成所有权的转移”明显违背《物权法》关于动产物权观念交付及物权变动的法律规定,其据此主张的案涉业务不进行实物交割的观点完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案涉交易的标的物系现货实物商品并非证券化的、虚拟的交易标的,涉案交易并非股票(证券类)交易1.通过上诉人一审举证的案涉业务的申购、交易、仓储、提货等规则、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其他与案涉交易实际履行情况相关的证据、北商所提供的关于现货实物提货流程的公证书,足以证明案涉交易标的物为现货商品实物,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证券化的、虚拟的交易标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23条的规定,“下列证券可以在本所市场挂牌交易:(一)股票;(二)基金;(三)债券;(四)债券回购;(五)权证;(六)存托凭证(七)经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交易品种。”很明显,证券交易下的交易品种均是权益凭证,没有任何有形的实物商品,涉交易模式下的交易品种恰恰与之相反,是具备真实仓储实物的现货商品,故仅从标的物角度分析即可看出案涉交易并非证券类交易。3.此外,案涉业务并未采取保证金杠杆制度、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强行平仓制度、买空卖空制度、对冲平仓制度等。买方交易商和卖方交易商在买卖交易前必须提供全额货款或全额商品实物,不存在 通过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等方式进行信用交易,故不存在交易所为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情形。虽然交易规则中有涨停、跌停的设置,但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商的利益,稳定市场,本质上属于风险控制的手段,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认定现货交易不能采取该制度,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交易系非法股票证券类交易,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北商所并无从事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行为1.在案涉交易中,北商所并无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行为,也未向交易商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行为。一审判决认定,北商所组织案涉交易的行为违反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就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等而言,均将对象限定为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即便无法认定本案的交易标的为现货商品,因商品销售企业根本不具备发行证券的主体资格,也显然不应该把易商联合平台中由商品销售企业挂牌销售的商品认定为证券。就非法融资融券业务而言,因其规避了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业务中资金来源、投资标的、杠杆比例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加剧了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必须予以限制。且从实务来看,非法融资融券业务主要是指一些P2P公司或者私募类配资公司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起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融资融券业务平台,将资金(券)融方、资金(券)融入方即用资(券)人和券商营业部三方连接起来,融资融券公司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将其自有资金(券)或者以较低成本融入的资金(券)出借给用资人,赚取利息收入的行为,显然案涉交易也不具备此情形,案涉交易为全款全货交易,不存在融资融券(货)的行为。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人民法院认定交易无效时,应当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即便无法认定本案交易标的为现货商品,原审法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第四款规定适用本案,也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贵院应予以纠正。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交易平台在提供平台服务中存在过错,且案涉业务实际上在2016年9月30日已被大连大宗收购,上诉人并非案涉业务的平台提供方,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1.如前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交易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系与“易商联合”平台其他交易商进行交易,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的交易对手方,交易平台仅基于向被上诉人提供软件、买卖交易、出库提货等服务收取手续费。即使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亦应首先理清本案双方在服务合同关系项下各自权利义务的界限。2.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需要举证证明被告提供的平台服务存在 欺诈或违法违规的情形,或者被上诉人资金的损失系上诉人未完全履行服务义务导致或上诉人履行服务不当所致。但是,在案涉交易过程中,显然不存在上述情形。就被上诉人、交易平台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而言,交易平台已经履行了其合同义务。简言之,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交易平台为被上诉人从事现货交易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未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资金损失与交易平台所提供服务之间的关联性,故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无效,进而确认被上诉人在交易平台处开户行为及发生的所有交易均无效并要求交易平台赔偿损失和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另外,被上诉人提供的收购协议、大连大宗官网公证书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商品现货挂牌业务,已于2016年9月30日被大连大宗收购,大连大宗系此后“易商联合”交易系统的实际提供方。原审法院错误采信了大连大宗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所谓报告,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具体而言,该证据从其提供方来看,并非法院有关大连大宗与被上诉人收购协议及效力的生效裁判文书,也非共同一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平台业务收购的居中认定,而是大连大宗这一与收购协议效力及客诉处置存在利益冲突的案外人的内部报告,该证据的证明力存在天然的瑕疵、事实描述难以客观真实。从该证据内容来看,该证据仅仅声称“北京大宗所没有按照收购协议约定进行业务移交,始终实际控制现货挂牌业务”,并没有否认大连大宗系交易平台的提供方。因此,在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其与案外人依法缔结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以及大连大宗关于业务收购的公证等证据时,原审法院不得在收购协议未经解除,未经合法有效判决认定无效、可撤销的情形下,径行否认收购协议效力,仅依据一内部报告即错误认定合同交易相对方及平台提供方。4.尽管在业务收购初期,为了交易商交易业务能过平稳过渡,存在大连大宗借用上诉人资金通道的短暂行为,但案涉资金流入上诉人的专用账户系业务收购期间有关结算渠道的过度性安排,不能因前述资金通道的短暂借用事实,即否认大连大宗的交易平台地位。故无论案涉交易性质及效力如何,其要求上诉人对交易亏损承担责任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被支持。六、退一步讲,即便案涉交易业务被认定为非法股票证券类交易,应当根据案涉交易的交易主体、平台责任及费用收取方式进行区分,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严重失当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案涉交易无效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主要过错,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支付利息,该认定并未正确区分交易平台实际提供方、案涉交易各方过错,责任划分明显不妥,其要求上诉人支付全部交易本金的判决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整个交易中,无论是开户、绑定银行卡、入金、出金,还是进行买卖操作,均是其本人亲自操作完成的,系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完全知晓相关规则制度及交易风险的。被上诉人在对交易模式、交易流程明确清楚的情况下仍然多次频繁参与交易,对发生案涉交易的结果,是主动积极参与,存在明显过错。故在本案中,即便合同无效,被上诉人亦存在重大过错,作为交易的实际操作者应对其损失负有主要责任。3.此外,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的入金与出金差额作为损失计算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交易账户项下目前仍持有其买入的大量商品现货实物,相关商品业已通过指示交付完成了动产物权的变动,且上述商品现货实物均可随时办理实物出库提货,上诉人也愿意协助配合其办理提货手续,故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并不能以入金和出金的差额来计算,更不能要求与案涉法律关系完全无关的上诉人对该差额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否则将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邹凤霞辩称，一、涉案交易的实际交易相对方是北商所,济南祥在仅仅是表面上签约的交易相对方。原一审双方当事人对答辩人涉案全部交易资金均进入北商所的账户的客观事实均无异议,北商所自称交易平台,本应只对交易的手续费进行扣划,事实上却对全部交易资金进行扣划,北商所自称答辩人交易亏损在“交易对手”—济南祥在处,但是不能提供答辩人与济南祥在的交易资金直接流转记录,也不能提供自己将盈利资金转给济南祥在的交易资金间接流转的客观证据。因此,北商所掌握全部交易资金并扣划手续费的事实证明自己就是涉案交易的实际交易相对方。二、涉案交易与现货交易规则相悖离,上诉人没有向答辩人进行过任何交付行为,不是现货交易,只是一种对虚拟的交易标的进行买卖的证券化交易形式。上诉人主张的所谓“货款划拨”与“货权转移”只是自我陈述的一种交付可能,这也正是证券交易的主要特征。实际上北商所涉案全部交易没有进行过任何一笔“货权转移”,答辩人没有收到过任何北商所的货物交付。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关于涉案交易的虚拟性问题。交易过程的公证文书显示交易页面中的的“双向委托、买和卖1、2、3、4、5手,”说明若干在线交易商报出自己的买卖价格以及买卖数量若干,涉案交易同时具备公开竞价、集中交易、电子撮合的股票交易交易特点;“涨幅、跌停”以及“均价、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换手率”说明涉案交易实行涨跌停板的股票交易规则;“上日资金余额和当日转让盈亏”的记载表明涉案交易实行股票交易中的“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甚至显示北商所为客户提供的交易的月线走势,引导客户买入或者,这与股票交易中的预测走势图几乎是复制粘贴。由此可见涉案交易与股票交易中的“公开交易、集中交易、电子撮合、涨跌停板制度、每日无负债结算”等主要交易特征完全一致。这种交易与现货交易规则完全背离,而且不会进行任何一笔交易标的的交割,根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证券化了一种虚拟的电子交易。结合北京市金融局【2019】第409号答复意见中“北商所交易业务未经报批、转移业务未经报批、出借资金通道未经报批,涉案的交易账户与北商所的自有账户并没有分离;涉案交易属于违规上线交易品种”的定论,可以认定涉案交易不是现货交易,而是证券化了一种虚拟的电子交易。三、北商所作为现货交易平台,未经批准采用“易商联合”交易软件诱导社会公众进行证券类(股票)交易导致原告亏损,违反《证券法》强制性规定,符合《合同法》五十二条的规定的无效情形,属于无效的买卖行为。依据《证券法》第二条规定,股票是我国最主要的证券种类,涉案交易以现货之名行股票交易之实,违反了《证券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未经批准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情形,符合《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和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四、上诉人北商所作为涉案交易的实际交易相对方和交易资金的实际控制者,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责任及赔偿责任。在整个涉案交易中,上诉人北商所具有完全的过错,依据《合同法》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北商所应当返还答辩人亏损的全部资金153497元及利息并承担因此给答辩人造成的直接损失。五、关于承担责任主体。1、作为交易平台的开设方一一北商所掌握全部的交易资金并实际扣划了所谓的交易手续费和原告的交易亏损资金;且拒绝提供资金去向,那么涉案交易被确认无效,作为交易资金账户的所有人、实际控制者,北商所应当承担应当承担返还资金及赔偿损失的责任。2、北商所是否与大连大宗签署“收购协议”不影响其承担返还资金及利息的民事责任。北商所声称在2016年9月26日与大连大宗签署“收购协议”,这是企业之间的商业运作行为,北商所并没有注销,其与大连大宗的商业运作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且答辩人的涉案交易的所有出入金结算均是通过北商所的银行账户结算,答辩人与大连大宗没有发生过任何交易行为。因此,“收购协议”是否存在,与承担民事返还责任的主体无关3、“易商联合”是经批准在关联企业之间进行资金扣划和流转的交易软件,未经特别批准,不允许向社会公众开放性使用。北商所利用未经批准的“易商联合”交易软件向社会公众兜售未经违规上线交易的虚拟产品,谋取非法利益,其具有完全的过错。综上所述,上诉人北商所背离现货交易的市场规则,违规进行证券类交易,通过中行石家庄黄河大道支行进行全部交易资金的结算,导致了答辩人的交易资金损失及其他经济损失。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五十二条、五十八条、《证券法》第二条、第一百二十条第四款之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并判令其返还资金及赔偿给直接经济损失,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北商所上诉为盼。 邹凤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邹凤霞在被告北商所全部交易无效；二、判令被告北商所返还原告邹凤霞交易损失160000元；三、判令被告中行黄河大道支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0日，原告邹凤霞与济南祥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一份《交易商入市协议》，协议约定由济南祥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原告邹凤霞提供经纪业务服务成为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商品现货挂牌交易平台的交易商。原告邹凤霞完成网上申请手续后，成为交易商，交易账号为77×××28。原告邹凤霞提供其在被告中行黄河大道支行的储存账户62×××82汇入被告北商所的光大银行账户35×××55资金进行了全部涉案交易。截至2019年9月10日，原告邹凤霞通过上述账户向被告北商所账户入金总额为171704元，出金总额为18207元。原告邹凤霞在交易平台参与了“泰山虫草”、“安化天尖”、“霍山石斛”等商品交易，涉案交易66笔。被告北商所提交的网上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信息显示：申购挂牌项下包括“挂牌价格”、“买卖币种”、“挂牌总量”、“挂牌总价”、“最小买卖数量”、“申购次数”、“单个账户最小申购量”、“申购预付款”，交易项下包括“涨跌幅比例：交易首日涨跌幅为挂牌价的±30%，正常交易日涨跌幅为前收盘价的±10%”、“交易时间：每周一至周五8:30-8:55为集中申购时间，8:55-9:00为系统自动四配时间，9:00一11:30、13:00-15:30、19:00-22:00为交易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9:00-11:30、13:00-15:30、19:00-22:00为申购日申购时间”。 被告北商所成立于2009年8月18日，系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组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含贵金属）、建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交易服务、投资管理、项目投资等。2016年9月30日，被告北商所与大连大宗签订《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协议约定由大连大宗收购被告北商所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自2016年9月30日起在大连大宗交易平台上运行。大连大宗于2018年9月26日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金融办出具《关于北大宗现货挂牌业务的报告》，载明：被告北商所与大连大宗签订的《商品现货挂牌交易业务收购协议》、《商品现货挂牌交易系统运维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并没有实际履行，业务没有交接，资金账户以及挂牌业务均由被告北商所掌握。被告北商所未能提交与原告邹凤霞存在现货交易的会员单位，以及原告邹凤霞亏损资金流向的明细记录。 在本案诉讼期间，原告邹凤霞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3日作出（2020）冀0191民初51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冻结被告北商所名下银行存款160000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原告邹凤霞交纳保全费1320元，并支付保函费400元。原告邹凤霞为收集证据向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支付公证费1000元。原告邹凤霞在本案诉讼中支付律师费1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一、被告北商所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原告邹凤霞在被告北商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三、被告中行黄河大道支行是否应当对原告邹凤霞上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被告北商所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虽然原告邹凤霞与济南祥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间《交易商入市协议》约定的交易平台为大连大宗商品现货挂牌交易平台，但是原告邹凤霞在涉案交易资金均进入被告北商所账户之内，并非与大连大宗之间发生交易，而且大连大宗向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提交的报告可以证实与原告邹凤霞实际交易方仍是被告北商所，因此原告邹凤霞将被告北商所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关于原告邹凤霞与被告北商所交易平台上的交易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告邹凤霞涉案交易的电子记录显示是在使用被告北商所的交易客户端“易商联合”进行交易，而“易商联合”交易软件采用的是与股票交易完全相同的交易规则。涉案交易具有公开交易、集中竞价、电子撮合的交易特点，与现实中的股票交易特点高度重合，证明涉案交易采用的就是股票（证券类）交易方式。被告北商所主张涉案交易是现货交易，而现货交易是指买卖双方以实物交割为目的的商品交易方式。按照交割时间的不同，可分为即期现货交易和远期现货交易。即期现货交易是现买现卖，钱货两讫，即由买卖双方即时交易的方式。远期现货交易，是一种成交在先，交割在后的交易方式，买卖双方达成契约后，在未来某一确定时间在进行交割的交易方式。被告北商所不能提供原告邹凤霞的交易相对方的对应交易明细，也不能证明涉案交易具体的交易相对方是谁，而涉案66笔交易没有进行过任何一笔交易的交割客观事实存在，不符合一对一交易和加盖实物的交易规则。因此，涉案交易买卖的标的只是一种证券化的、虚拟的交易标的，并非现货交易。被告北商所与原告邹凤霞之间的涉案交易名为现货交易，实为股票（证券类）交易。《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第四款规定，除证券公司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被告北商所非法交易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现原告邹凤霞要求确认其在被告北商所现货交易业务全部无效，予以支持。因双方之间涉案交易行为无效，被告北商所应当将原告邹凤霞投入的交易资金予以返还，原告邹凤霞共投入金额为171704元，收回金额为18207元，故被告北商所应当返还原告邹凤霞交易资金153497元。另，由于被告北商所对涉案交易无效存有过错，原告邹凤霞因采取保全措施而支出的保函费属于合理必要费用，应由被告北商所承担。原告邹凤霞为了收集证据而支出的公证费，亦应由被告北商所承担。原告邹凤霞主张的律师费，因双方未予约定，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中行黄河大道支行是否应当对原告邹凤霞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被告中行黄河大道支行不是原告邹凤霞与被告北商所之间涉案交易的当事人，也不是被告北商所指定的提供结算服务的金融机构，原告邹凤霞仅是通过其在被告中行黄河大道支行开设的存储账户向被告北商所的账户进行转账。原告邹凤霞要求被告中行黄河大道支行对被告北商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基此，一审法院判决为：一、确认原告邹凤霞在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全部交易无效；二、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邹凤霞交易本金153497元；三、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邹凤霞保函费400元、公证费1000元；四、驳回原告邹凤霞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保全费1320元，共计4820元，由原告邹凤霞负担163元，被告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4657元。 本院二审期间，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所有的交易客户端“易商联合”进行交易，且所有交易资金全部转入被上诉人银行账户，虽然被上诉人系与济南祥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交易商入市协议》，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并未与济南祥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产生真实交易，且依据大连金普新区财政金融局金融办提供的报告上诉人并未实际履行收购协议，在上诉人不能提交被上诉人交易单位及亏损资金流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实际交易方是上诉人，并无不妥。上诉人主张在买卖完成之时即已完成货款划拨和货权转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交易模式符合股票（证券类）交易方式，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以实物交割为目的的交易方式，亦无法提供其所称的被上诉人的真实交易方及交易明细，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名为现货交易实为股票（证券类）交易，适当。上诉人并非从事证券类交易公司，其与被上诉人进行证券交易，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易业务全部无效，合法有据。上诉人在交易中明显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由此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并无不妥。上诉人以其涉案业务已被大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收购为由，主张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