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传付，男，1975年4月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妙平，上海兴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建路**。法定代表人：苏向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忠，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传付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集团）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36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传付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任传付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园林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涉案《承诺书》内容事实错误。截止2014年12月26日,双方工程款并未进行结算,所谓结清没有事实基础,《远香湖一期土方工程结算》结算时间是2015年元月。故《承诺书》所载于理不通、于事实不符。结算后仍欠付127万,而《承诺书》却承诺“全部结清”,故结算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一份事实错误的《承诺书》具有法律效力明显有误。任传付因当时配偶患病急需用钱，来不及查明结算情况，因此《承诺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承诺书》内容载明只有款项结清才与园林集团无任何经济关系，后续查明还有未结清的部分，园林集团仍需要承担责任。任传付从园林集团领取款项高达八百多万。由于任传付要跟园林集团签合同而园林集团不同意，故不能走公司账，陈某和项目经理钟某代表园林集团分批以现金支付。任传付打的收条都在园林集团处，此前结算主体是园林集团，所以延续下来也应当是园林集团。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园林集团将远香湖一期土方承包给陈某做是合法的,系法律认知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建筑法》禁止工程总包人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企业和个人;其次,涉案工程承包合同也禁止承包人将涉案工程分包给无资质企业和个人,土方工程系专项分包内容,分包企业需取得专项分包资质,案外人陈某作为自然人,不可能具有资质。一审无任何证据证明自然人陈某分包的存在及分包的合法性,一审认定分包存在并合法,系法律专业认知与适用明显错误。况且,根据法律规定,即使自然人分包存在,承担责任的也系总包发包人。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园林集团辩称，不同意任传付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依据准确。第一，《承诺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有任传付的签字，当时解决的过程是园林集团考虑到实际的情形之下，多次做了几方面的工作，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已经履行，任传付也签字认可,所以该解决方案应该是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一审对此节事实认定的清楚。从解决方案来看，解决方案本身有几方主体，包括有任传付、陈某、项目经理钟某，而园林集团是作为见证人的身份或者说是协调人的身份在上面签字盖章确认。当时是解决方案就是通过项目经理将两期中间的50万元工程款支付给陈某，然后又借款50万元支付给陈某，由陈某解决这100万元的问题。第二，从任传付与陈某以及园林集团的关系来看，园林集团从未参与过陈某与任传付之间任何与工程运输有关事实及付款。前述的所有的结算从来与园林集团无关，园林集团也不知道。长期过程中，陈某是一个土方分包的角色，任传付是完全明知的。第三，任传付提及的资质问题，现在整体的绿化工作已经不需要资质了，而且就土方外运或者说土方工程中间，在实践的建设工程中间分包给个人去做，这是经常性发生的情况。在本案之前任传付曾经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该案庭审笔录记载，在之前这么长时间的付款过程中,任传付对陈某的角色完全明知，所以一审认定的事实完全清晰的，也是正确的。第四，一审的适用法律正确的。本案是运输合同纠纷，一审已经查明事实，任传付明知陈某系园林集团的土方分包人。任传付与园林集团没有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一审适用的法律正确。任传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园林集团支付任传付土方运输款127万元及利息25万元(利息自2010年10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园林集团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园林集团偿付任传付因诉讼而聘请律师的开支7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任传付持有一份远香湖一期土方工程结算（外运部分）。结算中载明工程情况小计9,795,543元；支付情况为2011年12月25日前支付2,920,000元，2014年1月30日支付100万元，代支付挖机费（闫某）790,322元，代支付运输费（方某）3,774,550元，零星支付37,000元；欠任传付127万元。尾部有任传付和远香湖项目部陈某签字捺印。任传付另持有上海市A有限公司远香湖景观工程监理项目部出具由周某签名的出土数量记录表，其中2010年5至7月累计外运土方13,567车。2010年10月9日，该A公司曾于土方量表上确认实际外运土方量为22,380立方米。一审另查明，2014年12月26日，任传付、园林集团及陈某、钟某在一份解决方案上签名。方案载明，由于任传付催讨远香湖一期土方工程款一事，经协商，远香湖工程项目负责人钟某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代陈某支付任传付100万元，其中50万元为工程款，50万元为陈某向钟某个人借款。任传付、陈某、钟某均表示同意此方案，园林集团盖章表示以上情况属实。同日，任传付出具《承诺书》，表示其远香湖景观工程一期土方工程款已全部结清，与园林集团无任何经济关系。一审庭审中，任传付认可其于2015年元旦前收到了100万元。2015年12月7日，钟某起诉陈某，要求后者归还前述50万元。后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一审又查明，2008年11月28日，上海B有限公司与上海市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就远香湖景工程签订《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2008年12月25日，A公司任命周某为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代表。A公司于任命书上加盖远香湖景观工程监理项目部章。2009年1月至3月的四次工程监理例会中，陈某均参加且于会议纪要参加人员的“园林集团”项下签名。2015年8月18日，任传付聘请上海兴浦律师事务所代理与园林集团的一审案件，《民事案件代理合同》中载明的诉讼标的为127万元及利息，律师服务费为76,000元。嗣后，任传付起诉园林集团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该案一审庭审中，周某到庭作证，任传付也认可园林集团将远香湖一期土方承包给陈某做。2017年12月18日，任传付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任传付现向园林集团主张剩余的土方运输款。然而从查明的事实而言，任传付、园林集团及陈某、钟某均确认任传付土方工程款的解决方案。任传付亦承诺其远香湖景观工程一期土方工程款已全部结清，与园林集团无任何经济关系。任传付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受人欺诈、胁迫，或者被乘人之危，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确认方案进而作出承诺，并业已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况下，前述解决方案和承诺书当然对任传付具有拘束力。且从前案的笔录及此解决方案来看，任传付对于园林集团和陈某是不同主体，园林集团系将远香湖一期土方承包给陈某做这些是明知的。故任传付径直依据陈某的结算确认向园林集团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任传付若认为自身权利受损，可另行向陈某主张，本案不予处理。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任传付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164元，减半收取计9,582元，由任传付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案涉2014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是否是任传付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其含义的理解；第二，园林集团就本案系争的土方运输相应费用是否负有付款义务。关于争点一，任传付述称其出具的《承诺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对此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一审判决理由对此亦已作详尽阐述，本院不再赘述。另对该《承诺书》的理解，根据其所载内容“本人任传付远香湖景观工程一期土方工程款已全部结清，与园林集团无任何经济关系”，明确无误表明款项结清，且与园林集团无关，并不存在任何理解上的歧义，应视为对双方再无债权债务的清晰表示，故任传付相关述称不能成立。关于争点二，基于对前述《承诺书》证明效力的确认，任传付无证据证明其与园林集团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抑或园林集团有进行债务承担的表示，而任传付就建设资质提出的异议，亦非本案审理范围，故园林集团就本案系争合同产生的费用不应承担付款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任传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164元，由上诉人任传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文芳审判员  敖颖婕审判员  王 敬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杨 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