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24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江金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东，山东保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雪广，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胜法，男，该总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杏坛，男，该总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思勇，男，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曲阜市。原审第三人：李光恩，男，198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原审第三人：岳映红，男，195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巴中市。上诉人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二建）、宋思勇及原审第三人李光恩、岳映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5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勇利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宋思勇对勇利公司的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宋思勇、济南二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岳映红并非勇利公司的代理人，亦构不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岳映红系勇利公司在该分包工程中的驻工地代表，是勇利公司的代理人，明显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代理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1、代理人必须具有代理权。2、代理人须以被代理人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3、代理人是在代理权限内独立的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代理人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归被代理人。在本案中，一审庭审中宋思勇明确陈述，其系由岳映红雇佣到涉案项目上进行施工，其只知道是岳映红自己承包了济南二建的工程，岳映红自己找人施工干活，并不知道有勇利公司，更是从来没听说过勇利公司，在施工现场也从来没见过勇利公司的任何标志标牌。且本案关键证据《证明》也是由岳映红自己签字出具，而不是因此勇利公司委托岳映红出具，因此，岳映红既无代理权更未以勇利公司名义与宋思勇为民事行为。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岳映红系勇利公司的代理人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且对于宋思勇来说，也根本够不成表见代理，因为其根本不知道有勇利公司这一主体存在，宋思勇具有明确的认知这个工地就是岳映红本人承包的济南二建的工程。二、勇利公司与宋思勇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任何结算。只依据与勇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一张《证明》就判决勇利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明显错误。如上所述，宋思勇自己明确认可不知道勇利公司的存在，因此，勇利公司与宋思勇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判令勇利公司对宋思勇承担付款责任明显错误。且宋思勇能够证明债权的证据就是一份仅有岳映红、济南二建公司李光恩签字的《证明》，是否真实存在债权勇利公司都不知情。如果仅依据一份劳务分包合同上岳映红为勇利公司的驻工地代表就判令勇利公司对岳映红出具的任何债权债务承担付款责任明显显失公平。本案存在合理怀疑，即岳映红可能与宋思勇恶意串通，虚构债权债务，要求勇利公司承担责任，或者可能存在岳映红将其个人债务写为涉案项目上的债务。因此，在勇利公司与宋思勇无任何合同关系的前提下，依据一份由他人书写未经勇利公司确认的债权债务证明判令勇利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不仅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更是显失公平。三、本案宋思勇对岳映红的债权已经构成债务转移，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证据《证明》的采纳明显错误。首先，本案关键证据为岳映红、宋思勇、李光恩三人签字确认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书明确载明“剩余工程款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另外项目支付。”、“上述工程款由济南二建代付，岳映红配合办理相关付款手续。”该表述可以看出，该项目由岳映红与济南二建公司自行结算，与勇利公司无关。且岳映红个人在济南二建其他项目上对济南二建公司仍有债权，剩余的工程款由济南二建从岳映红其他项目上的欠付岳映红的工程款中代付，因此，济南二建在涉案项目上是否超付工程款并不影响该《证明》的履行，因为该证明明确载明是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其他项目的工程款代付。其次，在各方签字确认的《证明》中，济南二建已经认可其作为债务转移后的新的债务人，该证明对济南二建具有明确的约束效力，一审法院仅以“济南二建不予同意”为由就可以判令济南二建不承担责任，合同效力、合同对各方的约束力何在?一审法院的判决岂不是在支持合同缔约方可以随意违约，可以随时不履行合同。最后，本案关键证据《证明》没有任何无效、可撤销情形存在，一审法院不顾“剩余工程款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另外项目支付。”的约定，仅以济南二建口头辩称的该项目已经超付为由，判令济南二建可以不用履行该证明的约定。一审法院既然判令不予采纳《证明》的约定，又在判决中其他部分采纳《证明》确认了宋思勇的债权数额。该证明书对同一事实进行了约定，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作证的情况下，选择性的使用该关键证据的证明内容。四、本案即使勇利公司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岳映红盗用印章的事实，但结合本案庭审及证据均可以认定岳映红存在借用资质的事实。首先，庭审中宋思勇明确陈述涉案项目为岳映红承包的济南二建的工程，不知道有勇利公司存在。其次，根据宋思勇提交的《证明》也可以看出来，岳映红在涉案项目上独立进行结算，独立于济南二建公司进行结算及工程款支付。最后，宋思勇提交的《证明》明确载明“剩余工程款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另外项目支付。”也就是说岳映红在济南二建还有其他项目，且岳映红可以以他对济南二建的个人债权清偿在该项目上欠付的向建的款项。各种证据均证明，涉案项目为岳映红自行负责、自主结算、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因此，该项目明显就属于岳映红借用勇利公司的资质或为工程转包。根据山东高院2020年11月4日下发的《山东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五条“没有施工资质的施工主体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借用资质人以自己名义将工程分包、转包他人施工，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仅可以向借用资质人主张工程价款。”规定，以及《山东高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在多层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原则上仅可以要求与其有直接合同关系的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对工程欠款承担付款责任。”的规定，宋思勇系由岳映红自己雇佣，自己出具欠款证明。宋思勇仅能向岳映红主张欠款，而不能向勇利公司主张。一审中，宋思勇明确说明不要求岳映红承担责任，就应当对此自行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就应当驳回宋思勇的诉讼请求，而不是判令没有付款责任的勇利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如此判决与山东省高院下发的规定背道而驰，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宋思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勇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济南二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勇利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李光恩、岳映红未陈述意见。宋思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济南二建、勇利公司共同支付其劳务费13,300元，并支付自2017年7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3,300元为基数，分别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019年8月19日之前）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宋思勇在本案诉讼中提供《证明》，内容为“由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岳映红）施工的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地块19#楼主体劳务，砌体工人宋思勇工程款余款45,950元（大写肆万伍仟玖佰伍拾元整），其中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项目支付21,000元（贰万壹仟元整），剩余工程款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另外的项目支付。工人宋思勇工程款余款21,300元（贰万壹仟叁佰元整），其中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项目支付8000元（捌仟元整），剩余工程款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另外的项目支付。上述工程款由济南二建代付，岳映红配合办理相关付款手续。”该《证明》由岳映红、宋思勇及“济南二建恒大翡翠华庭A5项目部”李光恩签名，日期为2020年1月17日。宋思勇提交的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济人社发〔2019〕28号文件《关于公布济南市工程技术职务中级、高级评审委员会2018年度评审结果的通知》中载明李光恩系济南二建的工程师。宋思勇陈述其在本案中主张的劳务是与岳映红协商后进行，其不认识李光恩。2020年1月17日出具《证明》时是济南二建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项目经理肖云让其去找李光恩签的字。宋思勇提交其个人《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20年1月23日由济南二建向其转账支付8000元。济南二建确认李光恩为其公司工作人员。其陈述李光恩不负责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项目，李光恩在宋思勇提交《证明》签名是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项目经理肖云的要求，并且只是说明代付。济南二建确认于2020年1月23日向宋思勇支付了8000元，并说明其与勇利公司已经结清了款项，且已经超付。因此不同意代付其他款项。勇利公司对宋思勇提交的《证明》《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质证陈述不知情，其主张岳映红并非其公司工作人员，在其他项目上有合作，但本案涉及的工程上没有合作。其还认为宋思勇提交的《证明》中明确剩余工程款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另外的项目支付，可以确认本案所涉款项应由岳映红自行办理结算，与其公司无关。二、济南二建在本案诉讼中提交订立日期2015年12月25日，合同编号：恒大翡翠华庭ZTLW－004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甲方为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乙方为勇利公司。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地块，工程概况为19#楼19771.62m2、车库部分约4590.33m2框剪结构；分包范围及工作内容为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地块19#楼及K－AD轴交16轴以东车库部分基础结构和主体结构中的工程图纸、图纸会审、设计变更、电梯图纸、安装设备图纸内设备基础范围内的及本合同文件中土建主体工程施工内容（从地基处理、管桩桩芯土清理、清槽、钎探开始至主体结构完成并达到本合同约定的验收标准等级止，含基坑积水清排）。合同约定分包作业期限暂定开始工作日期2015年12月20日，结束工作日期2016年7月16日，总日历工作天数为236天。合同还约定乙方驻工地代表岳映红。合同另对具体工作内容、质量安全标准及要求、双方的工作及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济南二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分公司，乙方处加盖勇利公司印章并由岳映红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名。济南二建主张与勇利公司签订合同后履行过程中，向勇利公司的付款都有勇利公司加盖印章，其并陈述现已超付工程款，因此不同意向宋思勇代付本案宋思勇主张的款项。勇利公司确认济南二建提交《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中加盖的其公司印章属实，但主张是岳映红盗用其公司印章。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本案审理，可以确认宋思勇与岳映红协商后向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地块19#楼提供劳务，并经岳映红确认余款为21,300元。此后济南二建向宋思勇支付了8000元，剩余13,300元未支付，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应向宋思勇支付剩余劳务费的主体是哪一方。综合审理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应由勇利公司向宋思勇支付剩余的劳务费用。理由为：宋思勇提供劳务的相对方具体人员系岳映红。但依济南二建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显示出本案所涉的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地块19#楼劳务分包由勇利公司具体实施，岳映红系勇利公司在该分包工程中的驻工地代表，也是勇利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委托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分别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也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宋思勇在本案诉讼中陈述其进入本案所涉工程项目是与岳映红协商，但其提交的《证明》中已经明确体现出“由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岳映红）施工的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地块19#楼主体劳务，”。依此可以确认，宋思勇对岳映红与勇利公司的关系应当知晓。宋思勇在本案诉讼中也明确表示不要求岳映红个人承担支付劳务费及利息的责任。勇利公司在本案诉讼中确认济南二建提交《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中其公司的印章属实，但辩称加盖印章系岳映红个人的盗用行为。勇利公司对该辩称内容未提供任何证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勇利公司还辩称本案已经构成债务的转移。但宋思勇提交《证明》并未显示出有关债务转移的内容，仅仅是写明济南二建承担代付责任。基于以上，勇利公司应向宋思勇支付剩余的劳务费用13,300元。宋思勇在本案中还要求济南二建与勇利公司承担共同向其支付劳务费用的责任，济南二建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就此认为，与宋思勇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的为岳映红作为工地代表的勇利公司，济南二建与宋思勇并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宋思勇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济南二建承担责任，其依据是2020年1月17日的《证明》。济南二建（由李光恩签名确认）在该《证明》中明确“工人宋思勇工程款余款21,300元（贰万壹仟叁佰元整），其中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项目支付8000元（捌仟元整），剩余工程款由岳映红在济南二建另外的项目支付。上述工程款由济南二建代付，岳映红配合办理相关付款手续。”由以上《证明》所载内容，可以确认济南二建对宋思勇的劳务费用承诺代付。后济南二建向宋思勇支付了8000元，对宋思勇现主张的剩余劳务费用13,300元，济南二建明确表示因款项超付不同意代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依该规定，济南二建作为宋思勇与勇利公司（岳映红为工地代表）劳务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不履行向宋思勇的代付劳务费责任，宋思勇应当向其债务人即勇利公司主张剩余的劳务费用。其要求济南二建与宋思勇共同承担责任在济南二建不予同意的情形下，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宋思勇要求济南二建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宋思勇除要求支付剩余劳务费外，还要求支付劳务费的利息，按其主张，自2017年7月1日起计算利息。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宋思勇虽自行主张其提供的劳务于2017年6月底完成，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勇利公司（岳映红经办或代理）应于2017年7月1日向其支付劳务费用。其在本案中作为主要证据提交的《证明》为2020年1月17日出具，该《证明》中也未明确劳务费用的具体支付时间。因此，一审法院对宋思勇要求的利息确认应从宋思勇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2020年8月25日）开始计算，宋思勇要求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因一审法院确认应由勇利公司向宋思勇支付劳务费用，该利息也应由勇利公司向宋思勇支付，济南二建无支付责任。宋思勇在本案立案前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作出裁定，冻结了济南二建的银行存款15,000元。因一审法院确认济南二建不应承担向宋思勇支付劳务费及利息的责任。因此诉前财产保全的案件申请费应由宋思勇自行负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思勇支付劳务费13,300元；二、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宋思勇支付以上劳务费的利息，以劳务费13,3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8月25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之日止；三、驳回宋思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元，减半收取计66元，由宋思勇负担6元，由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60元；案件申请费170元，由宋思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宋思勇二审期间称：其系包工头，其本案中主张的工程款系按工程量结算的，包括其施工队3个人的钱。本院认为，宋思勇本案中主张的费用系按工程量计算的，系宋思勇所带领的施工队的工程款，并非宋思勇个人提供劳务而产生的劳务费。因此，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非劳务合同纠纷。勇利公司、岳映红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影响勇利公司对外承担责任。本案处理的系勇利公司对济南二建及宋思勇的外部关系。勇利公司在2015年12月25日恒大翡翠华庭ZTLW－004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落款处加盖公章，岳映红作为勇利公司委托代理人在落款处签名。一审法院根据这一事实认定济南二建将济南恒大翡翠华庭A5地块19#楼分包给勇利公司，岳映红系勇利公司驻工地代表，并据此判决勇利公司支付宋思勇13,300元及有关利息并无不当。该款实质系工程款，并非劳务费，一审判决将该款定性为劳务费错误。鉴于一审判决金额正确，本院不再予以改判。因勇利公司与岳映红之间的内部关系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勇利公司与岳映红应另行处理。一审法院对济南二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分析和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亦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勇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2元，由上诉人济南勇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强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孙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