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4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蓝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央北路**赛城国际大厦**。负责人：鲁林，该律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百艳，江苏蓝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化市博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住所地在江苏省兴化市长安北路**v>法定代表人：郁桂英，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国付，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悦，江苏天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蓝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蓝海律所）与上诉人兴化市博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0）苏0106民初5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蓝海律所负责人鲁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百艳，被上诉人博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国付、顾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蓝海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博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25.7万元，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20年4月26日开始到付清为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由博源公司承担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蓝海律所与博源公司签订四份法律服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蓝海律所根据合同约定己经提供了法律服务，双方于2020年3月25日进行了结算，博源公司对蓝海律所的服务是满意的，同意支付全部律师代理费。纠纷产生后，博源公司拒绝参加一审法院庭审，事后书面答辩称费用太高，所有合同都是后补的。一审法院无视蓝海律所提供的所有书面证据，对双方的结算结果作出金额调整，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裁判。二、蓝海律所代理兴化市联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优房地产公司）诉博源公司一审案件，诉讼标的为2411.9万元，根据苏价（2017)113号律师收费文件规定，应当收费65.7万元。三、蓝海律所除代理兴优房地产公司的诉讼外，还代理了三个诉讼案件，还担任二个公司的法律顾问一年多。一审判决三个案件、二个公司一年顾问费4.3万元，不知道是参照的什么文号收费标准。四、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引用博源公司的答辩内容，实属不妥。答辩只是一方之言，无证据印证，博源公司申请的证人与其提交的答辩内容也相反，蓝海律所提供的证据也证明答辩内容是错的，这样的答辩内容作为一审判决依据，违反证据规则对定案证据的要求。五、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称：双方对提供法律服务期间产生的诉讼纠纷如何处理并未明确约定。这是错误认识。纠纷如何处理在各个代理合同中均有约定，本案不是法律服务期间的纠纷，是服务之后，结算之后的纠纷，委托方在结算时对服务质量没有提出异议，结算之后只形成博源公司一方欠债，实质上是还债纠纷，只不过债的形成与法律服务有关。法律服务是债的形成基础法律关系，只要基础法律关系合法，债的形成就合法，一审法院没有理由替其免债，损害债权人利益。六、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称：朱海洋、顺逸企业，博源公司三个委托人都委托蓝海律所代理，只让博源公司一方付律师费，是有不公。这是错误的观点。作为受托人，只要有人付律师费，至于谁付，蓝海律所并不关心，付款人之所以替其付律师费，自有他的道理。委托人无必要也无权过问。一审的观点对蓝海律所不公正。事实是，蓝海律所做了三个人的活，一审只考虑给一个人的工钱，请问还有二个活向谁要？七、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称：在蓝海律所为博源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期间，博源公司现股东与前股东正在进行诉讼，所以，也要考虑减少律师收费标准。这又是讲不通的逻辑。股东纠纷只影响股东之间的权益，与公司对外进行的民事活动拉不上任何关系。如此推理，股东纠纷在诉讼期间，公司对外进行的民事活动都要打折？如果此观点正确，那份员工的工资在股东诉讼期间是不是也要打折？律师的劳动报酬与员工的劳动报酬性质上基本上一样的，只是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区别。八、法律服务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合同内容是经过双方协商确定的，没有任何一方强迫对方签订，只要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每个涉及法律服务的案件，委托事项办结并结算后，法院都能进行律师费的调整。那么双方签订法律服务与收费合同就没有任何意义。日后，凡在法律服务合同中涉及律师收费金额的，在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前势必都要请示法院，本代理收费是否合理？如此一来，法院成了律师收费的定价机构，司法权代替行政权。故一审法院错误地运用法律赋予的裁判权，逻辑思维混乱，裁判所述理由有悖日常情理、更没有法律与证据作为依据。严重损害蓝海律所依法应当获得的正当劳动报酬，对律师收费进行低价评估，让违约失信者得利。博源公司辩称：一、蓝海律所在一审中提交的合同及其他相关证据均是蓝海律所负责人鲁林与博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安勇松之弟安勇柏在股权转让案件败诉后，双方恶意串通采用虚构事实或抬高代理费的方式，指使博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形成，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应为无效或可撤销。二、博源公司并未拒绝参加一审庭审，博源公司在得知一审第一次（2020年8月20日）庭审时间后，随即于8月15日向法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并陈述了理由，8月26日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中止审理的申请，一审法院虽然没有作出中止审理的裁定，但给予了一个月的举证宽限期，10月27日博源公司将收集的证据提交一审法院，同时提出再次开庭审理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没有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蓝海律所称博源公司拒绝参加一审庭审没有事实依据。三、关于一审法院所判代理费金额70万元，为和稀泥。一审对事实认定不清以及没有对70万元的构成作适当区分，且70万元对博源公司来说仍然不公平。一审法院对蓝海律所的诉讼请求予以调低的判决，一定程度上一审法院还是采信了博源公司主张的事实。四、蓝海律所将一审法院判决的服务费金额70万元组成主观臆断为兴优房地产公司案件65.7万元，顾问费和其他三案代理费4.3万元是错误的，其真实意图是掩盖法律服务合同的虚假和其他三案的代理费恶意抬高。五、一审法院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仅叙述了博源公司辩称的部分内容，并没有以该辩称的内容作为判决的依据，蓝海律所以此认为一审违反证据规则对定案的要求是错误的。六、关于双方就法律服务已经进行结算的问题，博源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2020年3月25日的结算协议也是恶意串通，事后补签所形成的，在所依据的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况下，该协议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蓝海律所的上诉请求，依法支持博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博源公司上诉请求：依法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博源公司在2020年11月5日一审召开的听证会上，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对蓝海律所提交的相关合同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提出证据和理由，但一审判决对博源公司提出的意见是否予以采信及其理由只字未提，即在判决中认定了蓝海律所所主张的事实，并作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认定，该认定事实不清。1.博源公司及其兴化市博源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柏兹酒店分公司（以下简称博源柏兹酒店分公司）与蓝海律所之间的《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以及蓝海律所用于证明其已经履行该合同义务的证据《当面咨询工作情况记录》，均是博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安勇松之弟安勇柏，在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败诉后，与鲁林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在本案诉讼前指使博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盖章、签名所形成，意图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侵占博源公司财产的目的，该合同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2.案涉四份《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与前述《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的订立情况一致，虽然蓝海律所鲁林律师在4个个案中担任博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但合同中关于代理费收取部分的约定，亦是安勇柏与鲁林恶意串通，蓄意抬高所形成，对博源公司而言显失公平，应予撤销。3.案涉《结算》协议，其成立与生效的基础，是上述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在上述合同无效或条款可撤销的情况下，《结算》协议并不能成立并生效。二、一审判决是为“和稀泥”，事实依据不足且没有法律依据。1.一审之所以作出博源公司给付蓝海律所法律服务和代理费70万元的判决，根本原因是对本案证据没有作出认定，导致对事实认定不清，只能被迫以“考虑博源公司股权变动的实际情况，结合蓝海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具体情况，参照收费标准”的牵强理由对蓝海律所的诉讼请求予以调整，从而作出判决。2.本案为“和稀泥”式判决。本案蓝海律所诉讼请求标的额为125.7万元，其构成为法律顾问费及4个不同案件的代理费。博源公司在一审发表的质证意见中，对各费用分别提出不同的异议，但一审没有对判决支持的70万元构成作出适当的区分。三、一审审理程序违法。1.博源公司缺席一审2020年8月20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系因博源公司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执行导致治理机构缺失的客观原因所致，对此，博源公司的股东已在2020年8月25日致一审法院的《中止审理申请书》中充分说明了情况。博源公司在股东及其股权完成变更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后，即收集相关证据，并于2020年10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再次开庭审理的申请，但一审法院仅于2020年11月5日召集召开听证会，同月7日即作出判决，此举剥夺了博源公司的答辩和提起反诉以及辩论的权利。2.本案于2020年7月1日由一审法院立案，至2020年9月30日止，简易程序适用期间已经届满，依法应当裁定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如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依法应当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一审法院在没有依法征求博源公司意见的情况下，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违法。综上，一审对本案审理程序违法，所作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请求二审予以发回重审。蓝海律所辩称：一、博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蓝海律所会提供证据证明当时的法律服务合同是什么时间签订的。二、博源公司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成立，一审法院确实对本案采取“和稀泥”的方法，没有依法作出裁判，这也是蓝海律所的上诉理由。三、关于程序问题。一审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法院开庭传票博源公司是收到的，开庭当天等了半个小时博源公司没有来，法官当庭打电话，对方说不来了。本案判决确实有错误，但博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蓝海律所的上诉理由成立。蓝海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博源公司支付蓝海律所律师代理费125.7万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20年4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博源公司原名称为兴化市博源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4日，原股东为顾国防、昆山秋之水商务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秋之水企业）。2018年5月28日，顾国防、秋之水企业与上海释悦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释悦实业）、邵爱军签订投资协议，将持有的博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释悦实业和邵爱军。后因释悦实业、邵爱军未履行投资协议，顾国防、秋之水企业将释悦实业、邵爱军诉至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泰州中院）要求返还博源公司股权，泰州中院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2019）苏12民初120号民事判决，判令释悦实业、邵爱军将其受让的股权返还给顾国防、秋之水企业。2020年9月27日，博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顾国防、秋之水企业。朱海洋系博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博源公司、博源柏兹酒店分公司（甲方）作为聘请人与受聘执业机构蓝海律所（乙方）签订《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约定甲方聘请鲁林律师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法律顾问费用自2019年3月24日起算，每月顾问费3万元，一年一结算，甲方在本合同生效后，有权随时解除本顾问合同，但是要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付清前面已产生的顾问费及其他费用，服务不足一个月的，依一个月结算，如果甲方仅解除顾问关系，不结算或结清已产生的费用，承担日万分之五违约金；甲方聘请乙方的目的是为了甲方能够在经营过程依法、守法，让自己的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规避可能存在的潜在法律风险，需要乙方提供指导及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服务方式为可以口头、电话、微信、邮件或书面形式回复咨询问题，指出经营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或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乙方的服务是被动的，没有甲方的配合或问题提出，乙方是无法进入或了解甲方的公司机密或商业秘密，甚至连甲方单位大门都无法进入，所以乙方和甲方精诚合作非常重要，甲方为乙方开展工作提供便利，向乙方如实提供与需进行法律顾问服务的事务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是乙方能提供服务的前提要件，故甲方在结算法律顾问费或通知乙方解除顾问关系之后，不能借口乙方服务有无或服务内容多少等理由扣减已产生的法律顾问费，如果甲方不能举证证明与乙方通话联系的内容与本法律顾问服务无关，就视为此次通话乙方律师是在提供电话咨询服务等等。蓝海律所提供2019年3月24日至2020年6月16日期间的当面咨询工作情况记录，证明其已实际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博源公司辩称上述记录表为后补，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博源公司利益的可能，在上述记录表中签名的博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海洋陈述其一开始咨询时并未签署书面的记录表，后其补签了部分记录表。2019年8月，兴优房地产公司将博源公司诉至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兴化法院），要求博源公司偿还兴优房地产公司24119435.78元及利息，并支付保险费24119.44元。博源公司委托蓝海律所鲁林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双方签订了《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约定至一审判决或调解作出后支付律师代理费65.7万元。2020年1月，陈荣、朱静娟、陈蔚分别将朱海洋、兴化市顺逸旅游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逸企业）、博源公司诉至兴化法院，陈荣要求解除其与顺逸企业签订的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伙协议，顺逸企业、博源公司返还借款10万元，并支付9000元基准收益款，朱海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朱静娟要求解除其与顺逸企业签订的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伙协议，顺逸企业、博源公司返还借款30万元，并支付27000元基准收益款，朱海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蔚要求解除其与顺逸企业签订的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伙协议，顺逸企业、博源公司返还借款20万元，并支付18000元基准收益款，朱海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博源公司与蓝海律所分别签订三份《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约定博源公司委托蓝海律所代理朱海洋、顺逸企业、博源公司三被告一并出庭，律师代理费全部由博源公司支付，考虑上述案件具有代表性，虽为个案，但是首案，关系到后面许多人，类似情况涉案总标的达2000余万元，审判结果好坏对博源公司非常关键，故支付陈荣案件代理费3万元、朱静娟案件代理费12万元、陈蔚案件代理费9万元，博源公司应在合同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蓝海律所，未依约付款的承担日千分之三违约金。2020年3月25日，博源公司（甲方）与蓝海律所（乙方）签订结算协议，约定截止2020年3月24日，甲方应支付乙方全年顾问费36万元，兴优房地产公司案件代理费65.7万元，陈荣、朱静娟、陈蔚三案件代理费24万元，合计125.7万元，乙方同意甲方延期一个月支付，如果到时再不支付甲方承担利息，按民间借贷最高标准年息24%计算；双方签订（2019）蓝顾9号顾问合同，甲方要求在此次结算后双方继续履行，上述欠费不影响此顾问合同的正常履行，甲方如有意向解除，会提前十天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截止甲方发出通知日，乙方凭通知与甲方进行正常法律顾问费结算等等。该结算协议签订后，博源公司仍未支付任何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蓝海律所为博源公司提供了法律服务，双方形成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博源公司作为接受法律服务的一方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费用。对于服务费用的标准，博源公司辩称蓝海律所提交的《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及《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均系事后补签，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用标准畸高，严重损害了博源公司的利益。由于双方在《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中对提供法律服务期间产生的诉讼纠纷如何处理并未明确约定，且陈荣、朱静娟、陈蔚分别诉朱海洋、顺逸企业、博源公司三个案件中均约定三被告的代理费由博源公司支付，考虑到博源公司股权变动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结合蓝海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具体情况，参考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司法厅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试行标准，对蓝海律所主张的律师代理服务费调整为70万元。对于蓝海律所主张的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不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博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蓝海律所法律服务及代理费70万元；二、驳回蓝海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13元，减半收取8056元，由蓝海律所负担3570元，博源公司负担4486元。本院二审期间，博源公司未提交新证据。蓝海律所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鲁林与安勇柏微信聊天截图及微信聊天截图的公证书，以证明博源公司有经济纠纷时，自2019年9月20日，蓝海律所将《委托代理合同》在内的相关手续通过微信发送给博源公司总经理安勇柏，要求由朱海洋签字后回寄给蓝海律所的事实；对方回答是好的，2019年9月20日对应的是（2019）苏蓝民字第138号合同；2019年9月25日将代理朱海洋、顺逸企业、博源公司三人均为被告的合同发给对方，对应的是苏蓝（2020）第10号、苏蓝（2020）第11号、苏蓝（2020）第12号三份合同，博源公司称合同是伪造的不是事实。证据二、快递单及委托书等委托手续，以证明：1.在代理案件之前，博源公司将《委托代理合同》、谈话笔录、风险告知书、委托书邮寄给蓝海律所的事实；2.证明律师代理费的具体金额在代理之前就确定的，不是事后补写的。证据三、2019年11月12日《国家发改委文件》与省物价局、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以证明律师收费已经实现市场化，律师服务费除规定的几类情况外，其他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政府不再干预，蓝海律所的收费基本上没有超过规定。博源公司质证意见：蓝海律所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蓝海律所在一审中已经拥有该证据，却没有提交，应当不予采纳。对证据一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公证应当由公证员独立进行，而根据公证书记载，本次公证是公证员在鲁林的要求下进行的操作；陈荣、朱静娟、陈蔚分别诉朱海洋，顺逸企业、博源公司合伙纠纷的三个案件，兴化法院立案时间为2020年1月9日，而蓝海律所提供的证据合同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蓝海律所不可能提前知道三名原告2020年1月将起诉朱海洋、顺逸企业、博源公司，所以说这是伪造的。公证书中截图第5页为微信聊天记录的起始页，显示的第一次聊天时间为2020年3月25日，第6页显示的聊天记录是2019年3月5日，证据前后不连贯，说明公证员提取信息时是断章取义；不能证明微信中所发内容就是蓝海律所所主张的案涉合同。证据二中的快递单仅显示了接收单位，不能证明寄件人及所邮寄的内容以及邮寄的收发时间，不能达到蓝海律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蓝海律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公证机关公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二中快递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快递单未载明快递内容，故对蓝海律所主张快递内容系博源公司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书等邮寄给蓝海律所的事实不予确认；证据三系政府机关的文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有关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证。蓝海律所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博源公司对一审认定的案涉法律服务合同均有异议，认为都是事后补签的，是蓝海律所负责人鲁林与博源公司实际控制人安勇松的弟弟安勇柏恶意串通形成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2020年9月28日，博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延期举证申请书》，申请法院给予一定期限，让博源公司充分举证。后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又给予博源公司一个月延期举证期限，并据此延期审理一个月。顾国防、秋之水企业诉释悦实业、邵爱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顾国防、秋之水企业于2019年5月20日诉至泰州中院，要求解除顾国防、秋之水企业与释悦实业、邵爱军于2018年5月28日签订的《投资协议》，释悦实业、邵爱军分别将从顾国防、秋之水企业受让的博源公司股权返还。泰州中院于2020年3月13日判决支持了顾国防、秋之水企业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邵爱军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提起上诉。在该上诉案件中，邵爱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蓝海律所鲁林律师。蓝海律所与博源公司于2020年3月10日分别签订陈荣、朱静娟、陈蔚诉朱海洋、顺逸企业及博源公司三案的《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编号分别为苏蓝（2020）第10号、苏蓝（2020）第11号、苏蓝（2020）第12号。朱海洋自2019年4月26日起担任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此前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邵爱军。自2020年9月30日起，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郁桂英。朱海洋系顺逸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案涉《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未载明签署时间，注明的编号为（2019）顾9号。博源公司就兴优房地产公司起诉其偿还24119435.78元欠款及利息一案，与蓝海律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未载明签署时间，载明的编号为（2019）苏蓝民字第138号。二审中蓝海律所陈述，《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签署时间为2019年5月。编号为（2019）苏蓝民字第138号《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签署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几份合同博源公司的经办人为朱海洋和安勇柏。二审中博源公司表示，其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主要是指本案一审是2020年7月1日立案，到2020年9月30日简易程序三个月届满，应当转为普通程序，但一审法院没有转为普通程序，在超过简易程序审理期间情况下，没有征求其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程序违法。上述事实，有《立案审批表》《延期举证申请书》、扣除审限审批表、《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泰州中院（2019）苏12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江苏高院（2020）苏民终346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案涉法律服务合同效力的认定；三、蓝海律所要求博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数额应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问题。本案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2020年9月28日博源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给予一个月延期举证期限，据此一审法院扣除审限一个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至2020年11月7日作出判决，程序不违法。关于案涉法律服务合同效力的认定。案涉《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及四份《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均盖有博源公司印章，博源公司认可该印章的真实性，其主张合同中关于代理费收取部分的约定，是博源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安勇松之弟安勇柏与蓝海律所鲁林律师恶意串通，损害博源公司利益，但对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故博源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即便案涉合同确系事后后补，也不能当然否定其效力。博源公司主张有关代理费收取的条款可撤销，但其并未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故案涉法律服务合同应属有效合同。关于蓝海律所要求博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数额应如何认定问题。案涉《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及结算协议虽明确约定博源公司需向蓝海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25.7万元，但《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和代理兴优房地产公司诉博源公司纠纷案的《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均未载明签署时间。陈荣、朱静娟、陈蔚2020年1月分别起诉朱海洋、顺逸企业及博源公司，而三案的《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签署时间是2020年3月10日，从蓝海律所鲁林律师作为博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和邵爱军上诉案件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间看，此时蓝海律所应当知晓博源公司现股东与原股东之间存在纠纷，且泰州中院已判决释悦实业、邵爱军将从顾国防、秋之水企业受让的博源公司股权予以返还。此时，蓝海律所与博源公司当时实际控制人签署该三案《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在《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已约定博源公司需支付每月3万元顾问费的情况下，在该三案中又约定高达诉讼标的37%的律师代理费，且约定全部由博源公司支付。蓝海律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法律顾问服务和收费合同》及其代理的兴优房地产公司诉博源公司纠纷案《法律服务和收费合同》签署具体时间，不排除系事后补签。蓝海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其上述行为确实欠妥。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及蓝海律所已提供的法律服务，将蓝海律所主张的五份法律服务合同的律师代理费调整为70万元，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蓝海律所与博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13元，由蓝海律所负担7140元，博源公司负担89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阿珍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文达书记员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