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2民终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忠平，男，196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婷，女，1976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平，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恒大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刘川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210932131949。法定代表人：王权，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尊梓，男，198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苍虎，甘肃策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忠平、蔡婷因与被上诉人甘肃恒大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杨尊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3民初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忠平、蔡婷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平，被上诉人恒大公司、杨尊梓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苍虎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忠平、蔡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向法庭出示的由被上诉人杨尊梓出具盖有恒大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四份收据收款事由分别是：“借给恒大公司（二线投资）、“借给恒大公司”、“借款”。如果被上诉人不予反驳的话，毫无疑问理应认定涉案款项360万元是借款。向被上诉人反驳该360万元是上诉人胡忠平作为恒大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款，被上诉人则有义务证明上诉人胡忠平系恒大公司的股东。依据我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拥有公司股东身份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定条件，并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之后方可认定股东身份。1、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上诉人胡忠平不具有恒大公司股东身份，涉案360万元的款项也就不应是胡忠平认缴的出资款。依据《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成为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三种途径：（1）公司设立时的设立股东（包括借他人名义设立成为隐名股东）；（2）通过受让（包括私下受让成为隐名股东）公司股权成为该公司股东；（3）公司股东会决定增加注册资本时，通过认缴（包括借他人名义认缴成为隐名股东）新增资本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在案证据显示，恒大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3日，而被上诉人胡忠平、蔡婷与恒大公司有交集的起始时间是2017年7月19日，上诉人胡忠平不可能成为恒大公司设立时的设立股东。恒大公司成立后，没有恒大公司股东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胡忠平，被上诉人胡忠平不可能通过受让恒大公司股权成为该公司股东。恒大公司登记变更内容显示，公司从成立至今其注册资金从未发生变更，公司不存在增加注册资本的事实，上诉人胡忠平也不可能通过认购恒大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恒大公司认为上诉人胡忠平股东身份的由来既不是通过受让股权而来，也不是因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通过公司增资程序取得，而是按照2017年8月1日公司显名股东与胡忠平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成为隐名股东，并根据该《股东内部协议》确定股东各自的权利。一审法院也认为胡忠平系通过该协议具有恒大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并履行恒大公司的股东义务和行使股东权利。我国《公司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的取得有明确的条件和严格的法律程序规定，凡是违反《公司法》或相关司法解释自认为公司身份的，均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不仅会损害公司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扰乱国家对公司管理的秩序。因此，考量胡忠平是否具有恒大公司的股东身份，也就是考量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上诉人胡忠平是通过《股东内部协议》成为恒大公司的股东是否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依照《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和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有限公司设立后的注册资本为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各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恒大公司从成立之初至今，其全体股东和全体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虽有过变更，但公司注册资本从未变更一直为2000万元，分别由陈道爱持有1200万元股权、邹爱华持有500万元股权、王权持有300万元股权。上诉人胡忠平没有从恒大公司原股东受让过股权，恒大公司对此也予以认可。恒大公司和一审法院均认为上诉人胡忠平是通过《股东内部协议》增资成为恒大公司的隐名股东。《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均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和严格的程序规定，即应由股东会作出修改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并办理变更登记。但恒大公司及公司原股东就其认为的增资扩股并没有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具备增资扩股的上述前提条件，即股东会作出增资扩股的决定，更没有实施增资扩股所需的严格法定程序，即修改公司章程、股东认缴新增资本、办理变更登记。在该《股东内部协议》对恒大公司增资都不符合《公司法》所规定的法定增资条件和增资程序的情形下，上诉人怎么能通过认缴所谓增资成为恒大公司的隐名股东。而且胡忠平的隐名股东又到底是隐名在哪位显名股东的名下呢？2、涉案的《股东内部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当属无效条款。恒大公司2014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至今未有变更。2017年9月1日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约定公司全体股东总投资9500万元，也就是恒大公司拟增资7500万元，该项增资未经股东会作出决议就签订增资的认缴协议条款已违反《公司法》增资所需的条件规定。该协议还约定增资后原“公司章程”及工商注册不变，该约定不仅违反《公司法》需强制登记事项的规定，而且是以协议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签订《股东内部协议》各当事人明知该协议所约定的增资事项需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却通过约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原公司章程及公司注册不变”的内容规避依法应予办理的变更登记，此说明签订《股东内部协议》各当事人具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其约定增资并计息而不予办理变更登记扰乱了国家对公司的监管秩序，逃避理应承担的税费，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股东内部协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当属无效条款。3、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和其原全体股东并没有将上诉人胡忠平视为恒大公司的股东。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如下证据以上诉人胡忠平在相关证据上是以股东身份签字从而证明胡忠平行使了股东权利和履行了股东义务：（1）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股东会决议》，（2）2018年11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书》，（3）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该《恒大股东会决议》和《廉政承诺担保书》的内容均是执行或承诺遵守廉政制度事宜，该制度不应只是股东所应遵守的，也是公司管理人员理应遵守的。执行或承诺遵守廉政制度并不仅是股东履行股东义务的事项，上诉人胡忠平作为董事长助理也理应遵守并执行廉政制度。《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孙政受让股东王权5%的恒大公司股权，并将受让的股权仍放在王权名下，孙政作为隐名股东。此时恒大公司的原股东如视上诉人胡忠平为股东，王权可以让胡忠平受让王权5%的恒大公司股权。孙政能受让王权名下股权成为隐名股东，为何不受让给胡忠平，让胡忠平的股东身份名正言顺。事实说明，被上诉人的原始股东并不希望上诉人胡忠平成为恒大公司的股东，哪怕是隐名股东都不愿意。恒大公司的原始股东在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上并没有视上诉人胡忠平为公司股东。涉案《股东内部协议》是2017年9月1日签订的，然上诉人提供的恒大公司公司登记材料证明在2017年10月25日股东芮福兵将5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股东陈道爱和王权，公司股东为何不同意转让给胡忠平？让胡忠平成为公司的显名股东，哪怕是挂在其他股东名下成为一名隐名身份的股东。2018年11月22日孙政以292.50万元受让王权450万元5%的股权成为隐名股东，其他股东为何不同意受让给胡忠平？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苏苍虎已道出真相（即胡忠平的股权当时没有人愿意转让给他）。上诉人提供的恒大公司公司登记材料中还显示2019年7月24日，恒大公司全体显名股东陈道爱、邹爱华、王权形成以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远县支行贷款50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2017年7月25日办理完毕股权出质登记。恒大公司全体显名股东陈道爱、邹爱华、王权就这影响股东重大权益的行为为何没有让他们认为也是股东的胡忠平签字同意？哪怕是私底下的签字同意都没有。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和股东陈道爱、邹爱华、王权并不认为胡忠平是恒大公司的股东，哪怕是隐名股东都没有认可。如2017年9月1日签订的涉案《股东内部协议》是股东投资协议，签订《股东内部协议》之后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在2017年12月25日和2018年8月14日分别出具的涉案360万元借款中的60万元收款事由为何还是“借给甘肃恒大陶瓷有限公司”和“借款”？而不是出资款？该事实也说明《股东内部协议》约定的内容名为出资协议，实为借贷协议。4、如《股东内部协议》属于股东出资认缴的协议并得到法院认可，恒大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国家利益也将受损。《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依据《公司法》第三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股东向公司缴纳出资后，该出资就转化为公司资产，公司股东只能就其出资享受分红，不得就已认缴的出资向公司收取出资利息。已按期认缴出资的股东就未能按期认缴出资的股东只能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向未按期认缴的股东追究违约责任。公司股东只有向公司拆借资金才可以收取利息。上诉人向法庭出示被上诉人恒大公司股东陈道爱根据《股东内部协议》拆借巨额资金给被上诉人恒大公司的证据，并由陈道爱收回借款本息的证据。如该拆借资金被认定为是股东出资款，陈道爱收回出资并计算出资利息的行为不仅损害国家利益（逃避应缴纳的出资收益所得税）和第三人利益（即公司债权人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利益），陈道爱还或涉嫌抽逃出资罪或职务侵占罪。正是因为《股东内部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无效，第三条对实际投资金额存有利息约定，并约定结息纳入财务成本，该《股东内部协议》理应属于被上诉人恒大公司向公司管理人员借贷的拆借协议，而不是出资性质的协议。恒大公司、杨尊梓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上诉人主要提出《股东内部协议》的效力问题，我方认为这个协议是所有的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共同签署的一个协议，主要内容是增资及胡忠平所有股东入股的事情，这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无效的法定要件，故应属有效协议。基于这样一个有效协议，我们认为主要的性质就是出资协议，不能因为这个协议的某些内容有瑕疵而推定出属于民间借贷协议。3、关于胡忠平股东身份的形式要件，上诉人一直强调胡忠平的股东身份未经工商登记，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形式要件，并说恒大公司未将胡忠平作为股东身份来对待，首先，登记机关的登记股东名册的记载等外观形式具有对外公示的性质，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内部应该严格按照出资协议来确认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所以是不是股东、有没有股东身份，要按照出资协议来认定，而非股权的外观形式。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如果对股东的形式要件不完善的，那么股东是有权要求公司来办理相关的登记记载，并且置办股东名册。第二十四条规定，隐名股东属于实际出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也就没有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工商登记以及置办股东名册的权利。实际出资人的权利是完全按照出资协议来确定，并非必须登记，至于说公司是不是将胡忠平作为股东来对待，就要看我们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在《股东内部协议》签订后，在历次的股东会重要的决策文件中，胡忠平都是作为股东的身份签字的，这些文件的内容和胡忠平的签字可以明确表明胡忠平是公司股东，是他在行使他的物权，而不能像上诉人所称的是董事长助理的身份，而不是股东的身份。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是真实的，应予维持。4、关于出资来源问题，在胡忠平入股的这个过程中经过协商之后，全体的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共同签署的《股东内部协议》中约定了增资，也约定了股东胡忠平的入股之后公司章程和工商注册不变，胡忠平的股权来自于增资，至于增资的协议的内容部分，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四条规定，股东的决议的程序和形式略有瑕疵的话，对于决议的内容无实质性影响的，并非当然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了胡忠平的股东身份符合本案事实，应予维持。胡忠平、蔡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恒大公司向两原告归还借款本金360万元，并分别自借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息1.2%支付借款利息（该利息算至2020年5月为136.08万元）；2、判令被告杨尊梓就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受理费和保全保险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忠平与蔡婷于2019年9月16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恒大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000万元。该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办理了“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即由投资人王权、邹爱华、芮福兵、陈道爱变更登记为陈道爱（出资额为1200万元）、邹爱华（出资额为500万元）、王权（出资额为300万元）。杨尊梓任恒大公司出纳一职。胡忠平原任恒大公司董事长助理一职。2017年7月19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蔡婷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给恒大公司（二线投资）”；2017年8月29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蔡婷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给恒大公司（二线投资）”。（上述两笔款项均由蔡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2017年9月1日，王权、陈道爱、邹爱华、芮福兵及胡忠平签订《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一份，该《协议》中载明：“2017年9月1日，恒大公司股东陈道爱、芮福兵、邹爱华、王权、胡忠平在恒大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会议一致同意胡忠平成为恒大公司的股东……经全体股东友好协商，根据平等互利、相互信任的原则，就投资款项事宜，订立以下协议条款：一、公司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各股东成员按所占股份比例分担债权债务，各股东按其所占股份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及亏损。总投资人民币9500万元，折合110股。陈道爱出资金额3600万元，占股40股，出资方式现金；芮福兵出资金额2250万元，占股25股，出资方式现金；邹爱华出资金额2250万元，占股25股，出资方式现金；王权出资金额900万元，占股10股，出资方式现金；胡忠平出资金额500万元，占股10股，出资方式现金。二、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原“公司章程”及工商注册不变。三、由于各股东成员实际投资金额与所占股份不成比例及股东成员实际投资款到账时间不等，为平衡各股东利益，决定对股东所投的原始股金按实际投资时间和金额计息：月息按一分二计算，结息一次纳入财务成本”。2017年12月25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上载明的金额为1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给恒大公司”（其中的4.5万元，系由蔡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2018年8月14日，恒大公司向胡忠平、蔡婷出具《收款凭证》一份，该《凭证》上载明的金额为人民币50万元，品名为“借款”（该笔款项系由蔡婷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2018年7月29日，陈道爱、邹爱华、王权及胡忠平签订《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胡忠平在该《决议》尾部，即“股东签字”处署名。2018年11月22日，王权（作为转让方，亦为甲方）与孙政（作为受让方，亦为乙方）就甲方在恒大公司合法持有15%股权，现甲方有意转让其在恒大公司拥有的5%股权，而乙方愿购买甲方的5%的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在该《协议书》尾部的“股东签字”处，陈道爱、邹爱华及胡忠平亦签名并捺印。在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胡忠平在该《担保书》中“股东签字”处签名及捺印，即由其向恒大公司作出廉政承诺。另，由胡忠平所作的一份恒大公司《会议记录》上，其写有“……从我的股份里面扣……”的字样。在陈道爱与胡忠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如下内容表述：……胡忠平称：“当时说投500万元，是拿了恒新的担保书，认为钱肯定能拿到，没预料恒新倒闭”……、……陈道爱称：“你是股东有权过问”，胡忠平在2019年3月14日晚18:39回复：“好的”……陈道爱称：“你关注一下，况且你又是股东……”，胡忠平回复：“好的，董事长”……。在恒大公司所开设的“恒大内部股东群”中，胡忠平于2020年元月12日16:07向恒大公司发出《辞职申请》，陈道爱在17:22的回复中称“胡总你是内部股东辞啥职，正月十六来移交”。在恒大公司2017年11月的《财务报表》“二线往来账款明细表”其他应付款一栏中，有如下记录：胡忠平，期初余额300万元，方向“贷”，期末余额300万元。在恒大公司2018年6月的《财务报表》“一线借入资金明细表”中，有如下记录：胡忠平，金额10万元，利率月1.5%，2017年12月25日借入；在该《报表》的“二线其他应付款”一栏中，有如下记录：二线胡忠平，金额300万元，利率月1.5%，临时借款。在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股东入股明细表”一栏中，有如下记录：胡忠平入股金额360万元；“二线短期借资”一栏中，有如下记录：二线胡忠平，300万元，贷，300万元。“一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有如下记录：借款单位或个人：胡忠平60万元，本金10万元及50万元，月利率1.5%，起息时间：2017年12月25日及2018年8月14日，均备注：入股不计提；“二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有如下记录：二线胡忠平，本金300万元，月利率1.5%，备注：入股不计提。另，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0日，就恒大公司、杨尊梓所提交的两段录音向蔡婷予以求证，并作出《民事谈话笔录》一份，蔡婷认可上述两段录音中，其均为谈话人一方，其对本案诉讼的提起并不持异议；就涉案款项360万元，蔡婷自述其转款354.5万元，胡忠平转款5.5万元（与胡忠平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一致）；蔡婷自认是胡忠平称将354.5万元转至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现胡忠平、蔡婷认为两人向恒大公司所支出的360万元为借款，因恒大公司拒不返还，导致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焦点为胡忠平、蔡婷就涉案款项360万元的定性主张理由是否成立。现胡忠平、蔡婷作为本案的原告，两人主张涉案款项360万元系借款，而恒大公司、杨尊梓作为本案的被告，两被告则辩称涉案款项360万元系胡忠平向恒大公司的投资入股。胡忠平、蔡婷及恒大公司、杨尊梓为彼此的诉请及辩称之成立均提交了相应的证据。现就相应证据所致的证明效力作出如下论述：1、就署期为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该《协议》首先在正文首段中即明确了是由恒大公司股东陈道爱……胡忠平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会议，且会议一致同意胡忠平成为恒大公司的股东。此时，胡忠平的身份为恒大公司股东（到会的恒大公司股东一致认可了胡忠平成为恒大公司股东的身份），且其参与的是恒大公司的全体股东会议。其次，该《协议》中明确了恒大公司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恒大公司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即各股东按所占股份比例分担债权债务，各股东按其所占股份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及亏损。由此，该协议条款对包括到会人胡忠平在内的恒大公司股东均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再者，该《协议》中就包括胡忠平在内的参会股东各自作为恒大公司的出资人，各自的出资金额、占股及出资方式均以表格形式化确认；另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恒大公司原“公司章程”及工商注册不变，即函括胡忠平在内的恒大公司股东对胡忠平在恒大公司的股东身份具有“隐名”性质的特征均予以认可，这亦与该《协议》的全称称谓相对应；最后，该《协议》中，各股东对“股东所投的原始股金按实际投资时间和金额计息，月息按一分二计算，结息一次纳入财务成本”的此一约定条款适用的前提或是原因明确为“由于各股东成员实际投资金额与所占股份不成比例及股东成员实际投资款到账时间不等，为平衡各股东利益”。由此，该《协议》的正文主旨在于约定投资入股事宜，亦对各股东认缴出资额的及时到账赋予一定的褒奖机制鼓励。2、就收款凭证、收据，在署期为2017年7月19日的《收据》（金额为100万元）及2017年8月29日的《收据》（金额为200万元）上，恒大公司在注明“借给”字样的同时，亦标注“二线投资”的字样；在胡忠平、蔡婷所提交的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二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亦有该“借款”“入股不计提”的备注。虽署期为2017年12月25日《收据》（金额10万元）及署期为2018年8月14日《收款凭证》（金额50万元）中载明的是“借款”，但在胡忠平、蔡婷提交的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一线短期借款计息及月摊销”表格一栏中，亦有该借款“入股不计提”的备注；另在恒大公司2019年8月的《财务报表》“股东入股明细表”一栏中，亦有“胡忠平入股金额360万元”的记录；现胡忠平、蔡婷主张上述三份《收据》及一份《收款凭证》中所载明的涉案款项（合计360万元）为借款的诉请理由，因证据本身的含糊表述度及各项证据之间的不一表述力，造成证实款项性质唯一性的缺乏。3、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含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在2020年10月20日的《民事谈话笔录》中，蔡婷亦证实其是受胡忠平的指示，将涉案款项汇入杨尊梓所开设的银行账户内。但该组证据无法证实蔡婷汇出的涉案款项系其和胡忠平所主张的系借款。4、恒大公司注册信息，就署期为2017年10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7年10月26日公司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及署期为2019年7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因在2017年9月1日的《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中，胡忠平对其在恒大公司享有的股东身份予以“隐名”的表现方式，亦以自身作出的相应民事行为（即对恒大公司原“公司章程”及工商注册不变此项协议条款的认可）予以确认，故由王权、邹爱华、陈道爱、芮福兵签署署期为2017年10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由王权、邹爱华、陈道爱签署署期为2019年7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及恒大公司在2017年10月26日办理的投资人信息变更登记行为并无不妥；5、恒大公司的考勤表，该表中反映出胡忠平原系担任恒大公司董事长助理一职，胡忠平担任董事长助理一职与其既为恒大公司股东的身份于法并不相悖，且在该表中亦反映出同为恒大公司股东的王权，亦担任恒大公司的总经理一职。6、恒大公司的财务报表（2017年11月份、2018年6月份、2019年8月份），因上述三份报表中，对涉案款项的性质定位，均有模糊表示，故使得胡忠平、蔡婷所主张的涉案款项系借款的理由不充足，缺乏款项性质单一性论证的基石。7、微信聊天记录，在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陈道爱在不同的时间段（含私聊及群聊）中，均表明胡忠平的股东身份，胡忠平亦对此称谓予以应允，故胡忠平以自身的明示行为肯定了其在恒大公司所享有的股东身份；8、会议记录，胡忠平庭审中亦自认一份恒大公司的《会议记录》是由其本人所书写，其在该份《会议记录》中写有“……从我的股份里面扣……”的字样，故胡忠平的此行为亦以表明其享有恒大公司股东的身份；9、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胡忠平在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均签名捺印，在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上亦签名，这亦是其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之职责所在。10、录音，结合上述证据各自及糅合形成的证据链所表现出的证明效力，就录音中，蔡婷所谈及到的有关涉案款项的所涉内容部分予以确认。另，胡忠平主张其是以董事长助理的身份在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签名的，但在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署期为2019年元月18日的《廉政承诺担保书》上，胡忠平均是在“股东签字”处予以签名及捺印，在署期为2018年7月29日的《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胡忠平亦是在“股东签字”处签名，且该《决议》的机打字体上，在“股东”处亦机打有胡忠平的姓名。因胡忠平就上述签名身份的诉称主张与其在签署上述文书中落笔处的名称记载不一，故一审对其该项署名身份的诉称主张不予确认。关于其就孙政受让股权方式的诉称主张（即署期为2018年1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孙政受让股权，是因王权愿意转让其就恒大公司所享有的部分股权，故双方达成转让协议；而胡忠平的入股是经恒大公司股东协商，是股东协商的结果，并非受让而来。故一审对胡忠平的此项诉称主张不予确认。综上，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之原则，胡忠平、蔡婷作为本案诉请之主张方，就本案诉请之成立，举证并不充足，理由并不充分，故胡忠平、蔡婷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一审对胡忠平、蔡婷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忠平、蔡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48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486元，由原告胡忠平、蔡婷承担。二审中，上诉人胡忠平向本院提交一份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201民初1206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来源于裁判文书网打印件），以证明恒大公司及其所有的实名股东在胡忠平为恒大公司董事长助理期间，将该公司的资产以及公司为他人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如果胡忠平是公司的股东，该担保就应当经公司股东会同意，但胡忠平并不知情，由此证明恒大公司及四名股东并未将胡忠平视为恒大公司股东，胡忠平并未履行公司的股东权利。恒大公司、杨尊梓质证认为，1、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2、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提供担保的事是存在的，但胡忠平系出资人、隐名股东，股东会决议权为名义股东，也不能倒推出其不是公司股东；3、如果名义股东或显名股东的某些行为侵害了实际出资人或隐名股东的权利，根据《公司法》的有关司法解释，隐名股东是有法定的救济途径，不能反推出公司没有将胡忠平作为隐名股东对待。被上诉人恒大公司、杨尊梓向本院提交九张恒大公司内部股东微信群聊天记录，以证明恒大公司董事长在胡忠平认缴的500万元出资里面还差150万元时，因为公司在经营时出现资金紧张，向胡忠平要求出资到位，胡忠平称资金暂时到不了位，还说拿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并未提到民间借贷如何归还的问题。胡忠平质证称，微信聊天记录在一审已提交，这只是补充聊天内容，是根据《股东内部协议》的约定向公司拆借资金属于拆借，并非作为股东身份的出资款。本院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2019）甘0201民初12062号民事判决书，虽然系打印件，但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检索到，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诉人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另查明，对于胡忠平在恒大公司任职的时间，上诉人称于2017年2月20日入职，2019年11月26日离职；被上诉人称于2017年3月任职，2019年12月26日离职。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对胡忠平主张的涉案款项360万元为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对于胡忠平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需审查双方有借款的合意及实际出借了款项。本案中，胡忠平虽举证证明将360万元交给了恒大公司，并出示了四张收据予以证实。经审查认为，对胡忠平的主张难以支持，理由如下：1、虽然四张收据上写有“借”的内容，但也有标注“二线投资”，且之后双方及公司其他股东于2017年9月1日签订了《恒大公司股东内部协议》，表明胡忠平为公司股东、占股10股。2、一审法院从《股东内部协议》、收款收据、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恒大公司注册信息、恒大公司考勤表、恒大公司财务报表、微信聊天记录、会议记录、《恒大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廉政承诺担保书》、录音等方面逐一进行了分析评判，二审予以认同，不再赘述。3、胡忠平系恒大公司的董事长助理，系公司高管人员，对在公司一系列文件上的签字，应有超过一般普通人的判断力。4、对于上诉人胡忠平上诉提出其未享有股东权利、公司的一系列做法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本院审查认为，其股东权利是否行使、公司是否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能据此认定涉案款项为借款，如果其股东权利受到损害，可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予以救济。综上所述，上诉人胡忠平、蔡婷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486元，由上诉人胡忠平、蔡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亮常审判员  欧阳国审判员  胡志勇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冯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