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3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玲，女，199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超，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毓婷，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蓝兜社区仙东南路红星路段南侧。经营者：陈庆洪，男，198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子鹏，广东法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祯祺，广东法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晓玲因与上诉人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以下简称合利鲨制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10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叶建伟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晓玲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要求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自行取回订购合同中的7390双彩虹女鞋，并向刘晓玲退还货款118240元及利息（以11824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利率上浮50%的标准，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决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赔偿刘晓玲的经济损失8421元，其中包括仓储费用4622元，运输费2898元以及客户退货901元；3.解除刘晓玲与合利鲨制造厂之间的订购合同；4.判决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5000元。一审庭审中，刘晓玲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陈庆洪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自行出资提走存放于广州市荔湾区“广州世贸服装城”负一层B1B区709“莱泽”铺位后面仓库的女鞋4870双、存放于佛山市南海区新德工业区门口一侧墙有“康辉”字样的仓库二层的女鞋2520双。二、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陈庆洪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退回7390双女鞋对应的货款118240元给刘晓玲。三、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陈庆洪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运输费2898元给刘晓玲。四、驳回刘晓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4元，由刘晓玲负担25元，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陈庆洪共同负担1529元。判后，上诉人刘晓玲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改判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向我支付利息（以118240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改判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向我支付仓储费4672元、客户退货901元；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负担。上诉主要理由：一、原审法院以“原告没有退回存在质量问题的女鞋”为由，不支持我利息的诉讼请求，与所认定的事实不相符。1.原审法院认为，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提供的女鞋存在质量问题，应当接受我退货并将对应货款退还给我，即认定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我有权请求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返还货款并支付利息。2.在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的行为构成违约后，我曾多次要求退还货物，以及要求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取回货物，但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均未理会。故未退还货物并不是我不予退还，而是因为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的原因导致退还不能。二、原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支持我要求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支付仓储费及客户退款的损失，与庭审中所查明的事实不相符。1.我在庭审中提交了仓库房租收据及物业管理费发票来证实本案的仓储费用，原审法院在认定的事实中也提到“原告提供了《商铺临时使用承诺书》及收据”。有承诺书及收据来证实我为存放有质量问题的女鞋花费了4627元，原审法院应当予以支持。2.我在庭审中提供了与第三方客户的订货合同，来证明因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我转售利益损失。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因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故我请求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赔偿客户退货损失901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合利鲨制造厂辩称，第一，刘晓玲请求我方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刘晓玲请求我方支付仓储费及退货901元证据不足。上诉人合利鲨制造厂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刘晓玲全部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刘晓玲负担。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审判过程中程序违法。刘晓玲在一审过程中总共分两次提交证据，第一次在首次开庭前提交并进行了质证，根据举证通知书举证事项通知第四条及第十三条，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则刘晓玲的举证期限截至2020年10月2日，而第一次开庭的时间是2020年10月21目，明显在第一次开庭后，刘晓玲的举证期限已过。但是，刘晓玲针对陈庆洪的质证及答辩意见，再次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则组织了开庭质证。在庭审中，陈庆洪对刘晓玲逾期举证当庭提出异议，然而，一审法院并未要求刘晓玲对其逾期举证说明理由，而对于是否采纳刘晓玲逾期举证的证据以及为何采纳，一审法院也并未作出回应。随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委托公证机关对留存于原告处的女鞋进行了比对证据保全，广州市公证处以对比拍照的方式对存于原告处的女鞋进行了证据保全，完成清点的女鞋共计7390双女鞋”，直接对该证据进行认可，却未提及刘晓玲逾期举证的问题，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刘晓玲列举当事人错误，一审维持了刘晓玲错误的列举，并支持其诉讼请求，明显判决错误。刘晓玲起诉时，将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均列为被告，但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陈庆洪作为经营者，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而应当以合利鲨制造厂为被告，注明陈庆洪的基本信息，而非将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及陈庆洪列为共同被告，故一审判决有误。三、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女鞋存在质量问题，所依据的证据便是刘晓玲提供的聊天记录及逾期举证的照片。首先，刘晓玲虽然于2020年6月7日便提出女鞋发黄的异议，但实际上，双方当事人并非只有本次女鞋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多次进行了同型号的女鞋买卖交易，而刘晓玲一审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提出异议的女鞋是2020年5月24日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交付的女鞋，相反，刘晓玲所提供的证据都存在疑点，甚至可以证明其所主张退还的女鞋，并非全部都是同一批货物。如刘晓玲第二次开庭举证时，提供的佛山仓库的照片，而其第一次开庭并未提到涉案货物有存放在佛山的仓库，显然自相矛盾。此外，刘晓玲举证时声称，‘‘其拍下鞋盒的照片中，有货号，且货号与《合利鲨订购合同》内的鞋子货号一致”。然而，照片中所拍下的鞋盒，有许多并未标明货号，一片空白，亦不足以证明该部分空白货号的鞋子与《合利鲨订购合同》内的“25899号”鞋子是同一批货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刘晓玲提出异议的时间仅间隔10多天并不符合事实，证据也不足；其次，刘晓玲虽然提供了证据证明鞋子发黄，但该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不应当被采纳；最后，虽然刘晓玲所提供的鞋子照片可以看出鞋底发黄，但是，根据陈庆洪所提供的证据“合利鲨订购合同”可知，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与生产厂家关于质量的约定，都是以鞋子不能出现缩水、变形、伤痕、开胶、溢胶等现象，并未约定鞋子变黄作为违约的事项，民事活动中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双方当事人并未在合同中约定，鞋子变黄是退换货的理由。此外，根据生活常识可知，白色的鞋子在运输及存放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各种客观原因，如沾水、发霉等，导致其变得不够纯白，刘晓玲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变色完全是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发货时便存在，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同意将所有的鞋子退货。2.刘晓玲第一次开庭时未能列举清楚诉讼请求，其要求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退还货款的数额是118560元，但对于涉案鞋子的数量，刘晓玲没有列清，无法举证，也没有对颜色发黄的女鞋进行统计，随意提出退款数额。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该部分诉讼请求不具体，不清晰，便不应当被支持。然而在第一次开庭后，刘晓玲根据陈庆洪的质证及答辩意见，逾期补充提交公证的证据，虽然对其诉讼请求的数额进行了具体的计算，列举出其仓库中存放的女鞋数量为7390双，但该证据已逾举证期限，不应当采纳，且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从始自终并未看到刘晓玲变更其诉讼请求的书面材料。此外，刘晓玲即便再次补充提交证据，其对变黄的女鞋的数量，也未进行具体的举证，仅有靠部分照片，便证明7390双女鞋全部发黄，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一审法院仅凭上述证据，便认定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应当将刘晓玲所诉请的7390双女鞋取回，并退回货款，属证据不足。3.一审判决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赔偿运输费2898元给刘晓玲也属于证据不足，刘晓玲一审时关于该笔运输费用所提供的证据仅为两份货运单及微信聊天记录，货运单可以成为刘晓玲支付运输费的证据，但该证据对应的运输费仅为1998元，另外提供的聊天记录，是刘晓玲与不知名的第三人的聊天记录，除了数额存在1998外，根本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更无法证明是运输涉案女鞋的运输费，一审法院将没有任何证据相互佐证的聊天记录作为认可900元运输费的唯一证据，明显判决错误。四、一审判决违背了民事活动中“意思自治”及“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首先，一审当事人双方都未在合同中约定，“发黄”属于可退货的理由，一审法院不应当强行干涉民事自治行为，认定“发黄”是退货的理由，支持刘晓玲的诉讼请求；其次，陈庆洪在聊天记录中承认部分女鞋存在发黄现象，并同意协助刘晓玲与生产厂家协商退换货，想与刘晓玲共同分担损失，将其损失降低到最小。本身在货物已经签收，且并非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情况下，销售亏本的风险本应由刘晓玲自己承担，但陈庆洪出于诚实信用的经营原则，以及与刘晓玲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想法，承诺只要刘晓玲清点好数量，可以协助其与厂家退货，甚至将亏本的风险与刘晓玲共同承担，并非是对货物质量问题的自认或者同意自负风险。上诉人刘晓玲辩称，第一，我方并未延期提交证据，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同意我方去申请证据保全，针对公证书组织了质证，陈庆洪也进行了质证；第二，我方列举当事人正确。我方通过陈庆洪微信向合利鲨制造厂订购货物，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及《合利鲨订购合同》可以看出，合利鲨制造厂与陈庆洪均为出卖人；第三，一审判决涉案女鞋质量问题及运输费问题正确。我方提交的证据是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交，且证明了女鞋存在质量问题，该问题直接导致我方无法销售，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构成违约。另外我方提供了货运单，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支付记录足以证明我方支付了运输费用；第四，一审判决未违背“意思自治”及“诚实信用”原则。本案是陈庆洪、合利鲨制造厂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导致违背合同根本目的，构成违约，且迟迟未妥善解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个体工商户的诉讼主体地位及其责任承担。个体工商户本质上是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即商事活动资格的法律化表述，是对自然人商事资格的确认，自然人通过商业登记，转换为商自然人，取得了从事某些商品生产经营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对外以“户”（外化为“字号”）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所谓字号就是个体工商户的商号，它是经营者的一种外部标记，因此，个体工商户具有一定特殊地位，在诉讼中应当作为诉讼主体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当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据此，本案应以陈庆洪的字号为诉讼主体，并注明陈庆洪的个人信息。但是，个体工商户并非独立法人，并不具备独立的财产责任能力，其仅为该经营者（自然人）对外经营使用的字号，责任承担最终还是要该实际经营者来承担。关于个体工商户的责任承担，首先需要区分个人经营还是家庭经营，个人经营的，以其全部个人财产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家庭经营的，则以家庭财产来承担。本案中，不存在家庭经营的事由，故陈庆洪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二、关于举证程序问题。一审诉讼中，在第一次庭审中，合利鲨制造厂、陈庆洪发表了抗辩意见并对证据进行了质证，作为诉讼相对方的刘晓玲才明确知悉合利鲨制造厂、陈庆洪的立场与态度。为查清案件事实，刘晓玲申请补充提供证据，在获得法院准许后，其委托公证机关作了证据保全，并作为证据提供给法院。法院对于案件的审理，应当以事实查明清楚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据此，该举证符合程序正义，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的实体处理。对于双方交易女鞋的质量，根据公证处证据保全的比对照片，鞋底发黄肉眼可见，外观明显存在质量瑕疵，再结合双方微信聊天内容，陈庆洪本人也承认存在该质量问题并同意退货，故一审判决支持刘晓玲提出的退货还款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至于刘晓玲上诉所称的利息损失及退货损失问题，一审判决以其举证不足为由未予支持，亦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之列举有误，属裁判文书制作瑕疵，本院二审予以纠正。对于个体工商户责任之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故一审判决主文本只需判决陈庆洪个人承责即可。考虑到陈庆洪登记注册了个人字号，且当事人没有单独就该责任主体承担提出上诉，故本院对该判决结果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8元，由上诉人刘晓玲负担50元，揭阳市榕城区合利鲨鞋业制造厂负担305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蔡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