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102民初10号原告：张某，男，1954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周利锋，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被告：林某，男，197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峰、陈阵，吉林中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与被告林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周利锋，林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峰、陈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张某与林某在2016年7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判令林某赔偿张某自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本金122.8万元按照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判令林某向张某返还长春市巨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元公司）的1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26.5万元)，并协助张某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四、判令林某承担本案诉讼费。案件事实：1.经张某、林某双方协商，张某同意将其持有的巨元公司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526.5万元）转让给林某，双方于2016年7月2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如下:“乙方（张某）同意将所持公司15%的股权（价值122.8万元)转让给甲方（林某)指定的第三方，乙方配合甲方签订工商局备案所需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甲方于2016年12月31日前分批将此笔款项支付给乙方。”2.协议签订后，张某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于2016年7月配合林某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林某指定的第三方林木森，并于2016年8月2日配合林某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作为转让方张某已履行完毕全部合同义务。3.根据《协议书》约定，林某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张某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122.8万元,但被告此后从未向张某支付任何股权转让价款。4.2020年11月30日，张某向林某发出《催告函》，催告林某在收到《催告函》后5日内履行完毕付款义务。2020年12月1日,林某签收了《催告函》，但至今未履行付款义务，其行为已经根本性违反了《协议书》中约定的付款义务，经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诉请理由：1.张某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认为林某经张某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付款义务，张某享有解除权。2020年11月30日，张某向林某发出《催告函》，催告林某在收到《催告函》后5日内履行完毕付款义务。2020年12月1日，林某签收了《催告函》，但仍未履行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张某自2020年12月6日起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2、张某享有的解除权未超过除斥期间。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未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约定，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法律也未对此类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对方当事人也未催告的，解除权人在民法典施行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解除权消灭。故，除斥期间的起算起点为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算。本案中，张某一直要求林某履行付款义务，从未明确拒绝付款，2020年11月30日张某向林某发出《催告函》，林某在《催告函》规定的时间内以明确的实际行为表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张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时间点为送达《催告函》林某未在规定时间履行付款义务的时点即2020年12月6日，从此时点开始至张某起诉时未超过一年，或自民法典实施行之日至原告起诉时未超过一年，张某享有的解除权未超过除斥期间。3、解除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合同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即权利人仅凭自己的行为即能引起某种民事权利产生、变更、消灭的那种权利，因此合同解除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林某辩称，一、张某起诉所依据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已超过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此种情况下，张某不再享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权。合同解除权需要在合理的期限内行驶，如果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又允许当事人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寻求法律恢复对该相应利益的保护，明显与诉讼时效制度相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关于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也应在未超过诉讼时效的前提下进行适用。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林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张某未在诉讼时效届满前〔2018年12月31日）向林某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张某起诉所依据的原股权转让价款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张某在原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无权依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向林某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二、如果张某起诉的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则林某主张向张某行使抵销权，张某的债权也会因林某行使抵销权而消灭，林某不构成根本违约，张某在此种情况下亦无权行使合同的法定解除权。2013年12月23日，张某在林某处借款380万元，并约定借款月利率为一分，该笔借款张某只偿还了22，8万元利息及100万元本金，目前尚有280万元本金及利息未偿还，该笔借款从张某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对林某的《催告函》中可以看出，张某明确表示认可该借款。林某主张用该笔债权抵销林某对张某的应付122.8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同时，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3条之规定：“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一经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的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可知抵销具有溯及力，抵销产生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应溯及至最初适合抵销时，按照双方的债权能抵销的数额而消灭，本案中，林某主张的抵销应溯及到2016年12月31日，自2016年12月31日起，林某对张某应付的债务因林某行使抵销权而消灭，此时，林某的根本违约行为无从谈起，张某无权再行依据已经消灭的债权向林某主张违约责任，并行使合同的解除权。三、张某向林某主张逾期付款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与张某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相互矛盾，且也会因林某行使抵销权而消灭，故不应受法律保护。张某诉请的利息系在张某主张林某应付张某股权转让价款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本案中，张某已明确放弃向林某主张股权转让价款，无权向林某索要利息。另外，按照抵销具有溯及力的原理，林某行使抵销权后，张某债权在2016年12月31日起既已抵销，张某主张的利息根本无从谈起。四、假设张某向林某发出《催告函》中提及的“在扣除张某应付林某380万元借款及利息（至2016年7月22日已产生利息114万元）后，林某还应支付张某122.8万元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成立，则可以推论出原林某双方的股权转让价款为616.8万元，而林某已经履行了494万元的付款义务，已经向张某支付了大部分股权转让价款，未支付的122.8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占整个股权转让价款的19.9%）。因此可以说，林某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林某在此种情况下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张某仍不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另外，人民法院在审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应谨慎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尤其是在股权过户完毕至发生纠纷之日时间跨度较大的案件，更应谨慎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究其原因就在于受让方取得转让股权后，对标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外部环境往往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再行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后，无法平衡双方的利益，很容易会造成对一方严重不公平的现象产生。具体到本案中而言，本案股权在2016年已经过户到林某名下，至张某提起本次诉讼已达四年之久，林某在这四年中对标的公司的经营已经产生非常丰厚的利润，如果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允许张某收回股权，张某会因此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林某在此再次提醒法院谨慎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综上，张某起诉所依据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张某的债权也会因林某行使抵销权而消灭，因此，张某不享有合同的解除权，无权解除与林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2月23日，张某自刘博处受让巨元公司15%的股权，并已变更登记。张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有380万元为林某代为给付。故张某与林某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380万，借款利息为月利一分，还款日期为2014年5月1日。2016年7月22日，林某（甲方）与张某（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同意将所持（巨元）公司15%的股权（价值122.8万元)转让给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乙方配合甲方签订工商局备案所需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甲方于2016年12月31日前分批将此笔款项支付给乙方。”协议签订后，张某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于2016年7月配合林某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林某指定的第三方林木森，并于2016年8月2日完成股权转让变更登记。2007年2月3日，林木森将其名下巨元公司15%的股权变更至林某名下。2020年1月19日，林某取得巨元公司100%股权。2020年11月30日，张某向林某发出《催告函》一份，催告林某在收到《催告函》后5日内履行完毕付款义务。2020年12月1日,林某收到《催告函》。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张某与林某在《协议书》中约定甲方于2016年12月31日前分批将此笔款项支付给乙方，经庭审询问，对于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期间，张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再次期间曾向林某主张过股权转让款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又无其他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理由，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即应认定其对股权转让款的主张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协议书》中约定：乙方同意将所持（巨元）公司15%的股权（价值122.8万元)转让给甲方指定的第三方，该合同实为合同义务由合同双方当事人承担，但是权利归第三人享有，此种情况下第三方无需在合同上签字表示同意，只要实际履行中不明确表示拒绝即为接受之意思表示。但此种合同如解除，则直接涉及接受合同权利，取得合同标的物之第三方负担返还义务，涉及第三方已取得合法权益问题、第三方与合同乙方当事人之法律关系及第三方再次转让之合同效力问题，解除合同则直接涉及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第三方是否同意负担相应义务的问题，乙方同意将所持（巨元）公司15%的股权（价值122.8万元)转让给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份的诉讼请求客观上不能实现。且股权转让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和股权变更，就林某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行为，其行为属于金钱债务，一般而言，金钱债务不存在履行不能的问题，不履行金钱债务的行为通常不产生合同解除权；即便退一步讲，张某对于林某享有的支付股权转让余款这一债权已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不再受法律保护。合同解除权亦需要在合理的期限内行使。如果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又允许当事人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寻求法律恢复对该相应利益的保护，明显与诉讼时效制度相冲突。所以，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应已超过相应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因此，张某不仅未获得合同法定解除权，且已超过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不得再主张解除案涉相关合同。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某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3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张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金龙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李政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