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13民终3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住所地：献县淮镇前厂。 法定代表人：张凤台。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凤台，男，汉族，1964年5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冬升，男，汉族，1969年9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以上三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增军，河北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娄底市长青中街鹏泰大厦**。 负责人：方继红，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志伟，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杨冬升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2020）湘1302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杨冬升上诉请求：一、请依法撤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2020）湘1302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及承诺书没有法律效力。和解、调解及撤诉是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而风险代理协议中的条款，尤其是第六条的约定，限制了当事人和解、调解及撤诉的合法权益，该协议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协议。承诺书具有担保性质，因主合同（风险代理协议）无效，该具有担保性质的承诺书当然无效。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份裁判案例，即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再申字216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833号民事裁定书。上述两个案例与本案雷同，第一个案例，同样有风险代理协议，该协议第十条约定：如甲方中途终止合同或未经乙方同意撤回起诉或私下与欠款责任方和解，视为总涉案标的全部追回，甲方应承担一切责任，并按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规定全额支付代理费。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诉讼中是否和解、调解、撤诉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上述风险代理协议第十条的约定实质上是对委托人权利形成了限制，与委托代理合同应有的目的、性质不符，认定该条款无效正确。第二个案例，涉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为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被申请人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案风险代理协议第七条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在乙方已提供追加被告或可供执行财产证据的前提下，如甲方私自与被告和解、放弃诉讼或终止代理等，仍按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收回额的40%提取风险代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约定虽然是当事人自愿达成，但确实加重了委托人的诉讼风险，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共利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503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条款为无效条款并无不当。即便认可其效力，因委托人并未实际收回不良贷款，本案也不满足向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支付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条件。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河南弘创律师事务所的再审申请。以上两个案例均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所做出的裁判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具有指导性，而一审法院对此却置之不理，仍我行我素的认为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未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错误的认定风险代理协议及承诺书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一审法官无视法律规定，无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裁判案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19行开始，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客观上阻止了应付被上诉人代理费的条件成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组织条件成熟的，视为条件已成就，就以上诉人还未实现的债权4016037元为基数，按照30%即1204811.1元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和解、调解、撤诉等是当事人的合法的、正当的权利，上诉人与被执行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合法正当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并非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一审对此的认定纯属主观臆断。三、上诉人的案款至今仅仅回收30万元，而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12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显然加重了上诉人的诉讼风险和诉讼负担，也严重丧失公平。综上所述，娄星区人民法院（2020）湘1302民初3984号民事判决书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于不顾，视法律于不顾，偏袒支持被上诉人的非法诉讼请求，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公平与尊严。 被上诉人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辩称:一、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与上诉人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及《承诺书》合法有效。上诉人主要的上诉理由之一是：其提交了两份最高法院的判例，以求认定《风险代理协议》及《承诺书》系无效合同，一审判决没有同案同判。该观点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上诉人提出的最高法院（2012）民再申字216号、（2017）民申2833号判例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与本案基本事实完全不同，不是本案可以参照适用的类案。所谓“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截至目前为止，上诉人并没有向法院提交上述两案的一审、二审判决书，所以两案的基本事实是否与本案相似，甚至雷同，还待考量。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方特意从裁判文书网获得了最高法院（2017）民申2833号案例相对应的二审判决书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终字5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附后）.经过仔细对比，得知上诉人用的该判例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事实完全不同，主要区别是：弘创所在签订风险代理协议后，所代理的案件未取得任何实际效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实现（诉争的五起案件，没有清收回一分钱）.而本案不争的事实是：通过我方提供的财产线索，献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依法向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下达了（2020）冀0929执422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的未付工程款中的4016037元予以扣留、提取。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该笔款项完全可以全部执行到位，我方的行为直接导致上诉人的利益得到了充分实现。根据以上分析得知，上诉人所引用的案例在事实方面与本案举证及认定的事实完全不同，不属于“类案”，对本案没有法律约束力。2、《风险代理协议》第六条合法有效。《风险代理协议》第六条规定：“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甲方如与被执行人和解，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依本合同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该条款并没有限制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和解的权利。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与认定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其真实意思表示。《风险代理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乙方财产线索以外的执行回款，乙方不收取律师代理费”，该条款明确表示只有我方提供的财产线索回款，我方才能收取律师费。再看第六条的约定：“...依本合同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结合这两条的意思表示，可以得知我方收取律师费的必要前提是我方提供了财产线索并据此回款。所以，在我方没有提供财产线索并回款的情况下，上诉方即使单方面与被执行人和解，并不需要向我方支付律师费，即使我方主张律师费，法律上也得不到支持。所以该条款并没有加重上诉人的负担，亦没有限制上诉人和解的权利。该条款真正的意思表示应理解为：在我方提供了真实有效且能执行到位的财产线索后，为了保证我方的利益，上诉人如与被执行人私自和解，上诉人也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我方应得的律师费。设立该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合同当事方的合法权益，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与社会公德。所以一审认定该条款合法有效是正确的。3、退一步讲，即使《风险代理协议》第六条是无效条款，合同其他条款及《承诺书》仍然有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所以，上诉人认为主合同（风险代理协议）无效，该具有担保性质的承诺书当然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二、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的行为有悖诚信，不正当的阻止了应付代理费的条件成就。通过仔细阅读《执行和解协议》和其他客观证据其不正当性分析如下：1、从《执行和解协议》签订的时间来看，我方提供财产线索并采取执行措施在前，《执行和解协议》签订时间在后。2、从《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和解金额来看，被执行人仅需支付3760000元、诉讼费38377.5元，共计3798377.5元。执行法院已采取执行措施扣留、提取的金额为4016037元，上诉人在和解协议里放弃了217659.5元。但如果通过与被执行人和解的方式，能达到不支付律师费90万元的目的，上诉人则可以多得到682340.5元。3、从《执行和解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付款方式和解除强制措施来看，被执行人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是2020年12月31日前，与协助执行人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向执行法院承诺的付款时间相同；解除对被执行人的强制措施：湖南区域的查封、冻结、协执措施即特指我方提供的财产线索措施。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显得知，《执行和解协议》的签订与我方提供的财产线索密切相关，上诉人与被执行人和解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不正当地逃避支付巨额的律师代理费。三、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最基本的“诚信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在司法个案层面上应给予否面评价。“诚信”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诚信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之一。然，本案上诉人在我方已经提供真实且可执行到位的财产线索后，被执行人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迫于执行压力主动找到上诉人和解。上诉人出于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仅不主动履行与我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还单方面解除协议，在解除协议后，又不申请法院解除对该财产线索的查封措施，赤裸裸的将该财产线索据为己有，其目的明显是给自己的执行回款上一个“双保险”：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的情况下，再申请法院去执行我方提供的财产线索。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过河拆桥”、“背信弃义”、“损人利己”。2021年3月1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正确贯彻实施民法典，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不诚信、不道德行为作出否定评价并予以谴责。四、如本案上诉人的不诚信行为在法律上得到支持，将对律师风险代理制度产生巨大冲击。风险代理是指委托代理人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代理费用支付方式，即当事人先不支付律师代理费，在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目标实现后，委托人按照代理协议约定的比例或金额给代理人支付报酬；如果败诉或者执行不能，代理人将得不到任何回报。这种方式对双方来讲都存在一定风险，所以称之为风险代理。在风险代理中，代理律师付出的时间成本及自行垫付的金钱成本较大。本案中，我方代理律师依约向执行法院提供真实有效且能执行到位的财产线索后，当事人与被执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私自和解，并单方面解除与律所的风险代理协议。在此种情形下，如果上诉人的不诚信行为得不到司法上的否定评价，律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必将导致律师不敢进行风险代理，不利于律师代理制度的健康发展。综上，我方认为，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应以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处理结果不应以结案方式的不同有所差别。只要律师在代理过程中尽到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并达到了约定的代理效果，就有权要求当事人按约定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120万元，并从本案起诉之日起以12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两分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二、被告张凤台、杨冬升对上述代理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杨冬升答辩称：《风险代理协议》中限制了委托人的和解、调解和撤诉的权利，而上述权利是当事人诉讼中的正当权利，协议的约定违背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协议；《承诺书》具有担保性质，因主合同无效，该具有担保性质的《承诺书》当然无效；且本案涉及的执行案件并未执结。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在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发生诉讼。双方于2019年7月12日在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达成了调解，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出具了（2019）冀0929民初102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在调解书中约定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给付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租金等各项费用共计4，700，000元，并约定案件受理费38，377.5元由被告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该调解书生效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仅支付了940，000元，该调解书确定的债务3，760，000元及38，377.5元案件受理费未能按照生效文书所确定的期限履行。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于2020年4月1日向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0年6月2日，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以己方为乙方，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为甲方签订了一份《风险代理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甲方将其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强制执行一案［执行案号为（2020）冀0929执422号］委托乙方指派律师廖志伟进行风险代理。双方在协议第五条中约定：“……乙方按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24％收取律师代理费……律师代理费限额不超过玖拾万（900，000.00）元，乙方财产线索之外的执行回款乙方不收取律师代理费……”；在协议第六条约定“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甲方如与被执行人和解，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依本合同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在协议第七条约定：“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乙方代理费的，甲方须按月息两分的标准承担违约金”。同日，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杨冬升在此前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基础上向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和廖志伟律师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三被告在该份《承诺书》中承诺：“……如不按《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同意按实际执行到位的30％支付律师代理费。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杨冬升（自愿加入作为担保人）三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上述《风险代理协议》和《承诺书》签订后，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即委派廖志伟律师与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局（2020）冀0929执422号执行一案的承办人员取得了联系，递交了授权委托书。2020年6月9日，廖志伟律师联系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飞赴长沙，并将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存在已满足付款条件但未付的工程款线索提供给了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人员。通过原告方提供的财产线索，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人员依法向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下达了（2020）冀0929执422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的未付工程款中的4，016，037元予以扣留、提取。 2020年6月24日，经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要求，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向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关于长沙恒玺与兰州一建结算及付款情况的说明》。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在该份《说明》中陈述，“我司已向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贰亿壹仟叁佰捌拾叁万叁仟伍佰捌拾柒元陆角肆分（小写：213，833，587.64元），剩余已达付款条件结算款暂为贰仟壹佰壹拾叁万玖仟陆佰玖拾陆元贰角壹分（小写：21，139，696.21元），因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相应发票暂未达到付款条件故未予支付”。2020年7月15日，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向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出具《申请函》一份，陈述称：“……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导致我司资金紧张，目前正在艰难经营当中，恳请贵院同意延缓我司该付款义务，我司争取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相关款项……”。此后，该案一直未继续推进，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将该款项执行到位。 2020年8月24日，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以己方为甲方、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为乙方、深圳国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丙方签订了一份《执行和解协议》。各方在《执行和解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经协商一致，甲方同意乙方仅需支付3，760，000元，诉讼费38，377.5元，即视为本案全部付款义务执行完毕”。第二条第1、2款中约定：“……1、第1期付款，乙方于2020年8月30日前支付30万元；2、甲方于收到第一笔款当日解除对乙方的强制执行措施（银行账户、湖南区域的查封冻结、协执措施、限高等）；3、第2笔付款，乙方于2020年9月30日前支付50万元……”。和解协议签订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支付了第一笔款项30万元，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据此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2020）冀0929执4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929民初1024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向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缴纳了执行费40，000元。 2020年9月初，原告方廖志伟律师从被告杨冬升处得知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和解，即通过电话和短信等方式劝说被告方不要和解，并告知深圳国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能力有限，不要相信对方，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具有相应的执行能力，能保证全部执行款执行到位。2020年9月11日，被告杨冬升通过短信通知廖志伟律师，称《风险代理协议》达成后案件无任何进展，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亦没有廖志伟律师所说的工程款，并宣布解除与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的《风险代理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风险代理协议》与《承诺书》是否合法有效。经审查，《风险代理协议》与《承诺书》均系原、被告各方真实意思之表示，从其内容看，原告与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虽在《风险代理协议》第六条约定了“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甲方如与被执行人和解，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依本合同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但该约定不能认定为限制了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和解的权利，应认定为如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和解，亦需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风险代理费，此约定未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风险代理协议》与《承诺书》均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三被告抗辩称《风险代理协议》与《承诺书》为无效协议的意见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二、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张凤台、杨冬升单方解除合同的责任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但具体到风险代理合同，其任意解除权是受到限制的，如果随意解除风险代理合同，则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在《风险代理协议》和《承诺书》签订后，依约向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提供了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线索，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亦根据原告提供的线索将该公司在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的未付工程款予以冻结。且从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15日向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长沙恒玺与兰州一建结算及付款情况的说明》、《申请函》中可以得知：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该公司已达付款条件工程款完全可以满足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需扣留、提取的款项，足以支付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的执行款。可见，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在接受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的委托后，已尽其勤勉之责，完成了主要的合同义务，原、被告双方只需按照《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诚实履行各自义务，该执行款即能顺利执行到位，原告亦能按协议约定获得律师代理费。但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却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并收取了执行和解款30万元，之后又以《风险代理协议》签订后执行一案毫无进展为由单方解除《风险代理协议》，其行为目的在于逃避支付巨额律师费提成，此行为有悖于诚信原则，属于滥用任意解除权，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仍需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代理费。三、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主张的风险代理费应如何计算。《风险代理协议》约定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按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24％支付律师代理费，且如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未按约支付代理费，须按月息两分的标准承担违约金，但是，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在《承诺书》中又承诺如未按约支付代理费，同意按实际执行到位的30％支付代理费，此应视为原、被告双方对《风险代理协议》相关约定的变更，即三被告应按实际可执行到位的执行款的30％支付律师代理费，且无须按月息两分另行支付违约金。三被告抗辩称本案涉及的（2020）冀0929执422号执行一案目前尚未执结，协议约定的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但是，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与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国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客观上阻止了应付原告代理费的条件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之规定，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向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的条件视为已成就，其应按协议约定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截止至本案立案之日止（2020年9月22日），兰州市第一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应支付给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的执行款为4，038，547.5元［3，760，000元执行款＋255，304元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起讫日期自（2019）冀0929民初1024号民事调解书第二条载明的付款日期次日（2019年8月31日）始至本案立案之日（2020年9月22日）止］＋案件受理费38，377.5元］，而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在长沙恒玺置业有限公司冻结的款项为4，016，037元，故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应以4，016，037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即为1，204，811.1元（4，016，037元×30％）。因本案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仅主张1，200，000元律师代理费，故法院视为原告对多出部分予以放弃。被告张凤台、杨冬升自愿加入为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就上述款项与献县凤台建材租赁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200，000元；被告张凤台、杨冬升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原告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800元，由被告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杨冬升负担。如未按照上述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是：1、案涉《风险代理协议》是否有效；2、上诉人一方是否应当按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3、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12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是否加重了上诉人的诉讼风险和诉讼负担。关于焦点1，本案中，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作为甲方与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第六条约定“在本案执行过程中，甲方如与被执行人和解，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依本合同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根据该条约定，甲方即便与被执行人和解，乙方要求支付风险代理费仍应当符合双方在该《风险代理协议》中约定的支付条件，故该条约定没有限制甲方与被执行人和解的诉讼权利，也没有加重甲方的诉讼负担或风险。同时，该约定系双方自愿达成，且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属合法有效，进而，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杨冬升自愿向湖南星奥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承诺书》也应属合法有效。因此，上诉人提出《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限制了当事人和解、调解及撤诉的合法权益，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协议。具有担保性质《承诺书》也当然无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承诺书》，上诉人一方支付风险代理费的条件是申请强制执行债权实际执行到位，而本案的实际是，被上诉人在执行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已在协助执行人处实际扣留4016037元可供执行的款项，执行法院只需依程序将该款扣划、提取至执行法院账户名下即可执行到位的情况下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其该行为与之前为实现债权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相悖，明显有违常理。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其应当按照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提出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客观上阻止了应付被上诉人代理费的条件成熟，并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以上诉人还未实现的债权4016037元为基数，按照30%支付律师代理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3，上诉人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执行法院根据本案被上诉人一方提供的财产线索，在协助执行人处已实际扣留400余万元可供执行款项，上诉人在其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已完全可以足额实现的情况下，与被执行人一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同意解除执行法院已对被执行人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其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没有足额实现完全是其自身造成的，与本案《风险代理协议》、《承诺书》的履行并不相关。因此，上诉人提出其至今仅仅回收30万元，而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12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显然加重了上诉人的诉讼风险和诉讼负担，也严重丧失公平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冬升、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杨冬升、献县凤台建材租赁站、张凤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黎平 审判员  谭 芳 审判员  俞永清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芳丽    书 记 员肖  婷   李奥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