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5民终8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莲花塘组，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 负责人：张和余,该村民组组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4341503575715461Q。 法定代表人：许友海，该村委会主任。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允河，安徽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先凤，女，198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继冬，男，198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0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201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志伟，安徽冠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莲花塘组（以下称莲花塘组）、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称菊花村）因与被上诉人徐先凤、王继冬、王某1、王某2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2020）皖1503民初6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莲花塘组、菊花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四被上诉人具有上诉人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土地补偿费分配权利错误。1、从法律规定上看,土地补偿费不属于可以个人分配的财产。所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在该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或生活在该组织,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才于法有据。2、四被上诉人系空挂户。被上诉人王继冬系安徽省阜阳市人,其在阜阳市有承包地。2008年,其将户口迁入上诉人处时,村民均不同意。后徐先凤、王继冬因搞养殖经营需要，户口空挂在上诉人处,当时在二人承诺不需要村集体任何的费用,将来拆迁时自愿不享有当地任何补偿费用的情况下,出于对二人创业的帮助,村委会才同意迁入。有当时的村干部(现均离任)可以证明。空挂户主要指户在人不在的情形。村、组虽然同意迁入,但双方书面或口头约定其不享受其他村民同等待遇。此类人员虽将户口迁入,只是空挂在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而并不以经营本集体承包地为生活保障,其具有本村户口,但不能认定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3、被上诉人没有承包土地,没有承担过国家农业税费,就不享受与其他村民的同等待遇。判断是否有分配土地补偿费主要的标准是以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具有基本生存保障的功能,如同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应是界定成员资格的核心标准。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不仅仅是指实际取得了承包土地,更强调的是承包土地的资格。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家没有承包地,也不从事其他村民同样的种地经营,而是从事养殖等，其日常的、现时的生活来源并不以现有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4、被上诉人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贡献基本没有，所以不能与其他村民同样享受待遇。如果判决享受，就是对其他村民的不公平。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必须结合现实,即被上诉人要长期固定地生产、生活,并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及管理关系,即成员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关联度,以及对该集体经济组织的贡献力大小，作为评定的依据。本案被上诉人对本村没有做出贡献,也没有履行义务,而其他村民出生、生产、生活在本村,多年来一直承担了政府部门下达的各项政策性负担,如果现在一概按同等待遇,这对其他村民是不公平的。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必须要与村经济财产经营相联系，才能真正体现权利义务一致的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没有财产经营联系,就不属于村民,不应当享受同等待遇。我国相关法律都有相应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土地等集体所有财产为根本,以农业等生产经营为目的,以一定范围内的农民为其成员的经济合作组织,其有权对农村土地进行发包,组织生产经营、管理,进行收入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某些程度上类似于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只有具有成员资格,才享有相关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集体土地等财产的集体所有权,有将这些财产交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管理的义务,并享有土地承包、收益分配等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简要地定义为,在该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村、组居住生活,并以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依法登记常住户籍，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的当事人。一审仅以有户口、有宅基地就直接认定其享受村民资格，并享有同等村民待遇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应当不予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的就是分配土地补偿费数额的诉讼,应当不予受理。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是上位法,一审引用的《安徽省实施办法》是下位法,应当根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来适用本案。而根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第四条：普通成员是指拥有土地共有权、保留型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管理与处置的参与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项完整权利,承担完全义务的农村居民。第十一条：特殊成员资格因下列情形丧失:自愿放弃农村集体组织所有权利的;历史形成长期未履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义务,未享受权利的。第十二条：特殊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特殊成员因其不同情形享有法定的和集体经济组织赋予的部分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第十三条：本办法未规定的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丧失方式,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条件下,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全体成员会议,按照公开程序,经过公示进行确定。上述法律详细规定了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程序和享受村民资格的条件。本案被上诉人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一审以下位法直接判决,显然错误。四、村民资格的认定应当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规定程序来认定,对认定不服的才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法院直接认定。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属于村民自治事项之一,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作为认定主体较为合适,由集体经济组织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首先,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又作为村民的固定代理人,履行管理职责,与成员的资格认定息息相关。其次,村民委员会有权对本集体财产行使管理权。再次,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我国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成员是农村村民,村民委员会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体现既定成员的意志,因此,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委员会会议认定应当作为认定成员资格的主体和认定程序。本案被上诉人从没有向上诉人提出认定资格的申请,也没有通过村民会议认定的程序,其直接提起诉讼，通过法院进行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由于不是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法院也不应当进行司法认定。五、本案没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审开庭传票上确定的开庭时间是2020年12月18日下午3点。但是,当村民组负责人张和余及村民代表等人2点50分左右到一审法院时,门卫不许进，张和余出示传票后,门卫没有让张和余进去正常开庭,却让其他人进去。其他人进去后被告知开庭2点30分就开始了,已经不能参加庭审了。六、一审判决数额错误。一审以每人分配140365元,是没有证据证明的。其次,征收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是一定的,除以分配人数才得出这个数额。现突然增加了4个人。如果按一审这种认定,那么征迁部门还要追加561460元才可以足够分配,显然追加是不可能的。如果从其他村民头上再分配,显然就没有这些钱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详加审查,公正处理。 徐先凤、王继冬、王某1、王某2共同答辩称，一、针对上诉人陈述法律规定土地补偿款不属于可以个人分配的财产问题。首先，没有相关法律作出过此类规定；其次，案涉土地被征收所得补偿款，其中的2448余万元已被分配至上诉人的173名村民手中，当前仅剩预留的285万余元，上诉人此时提出补偿款不可以分配给个人的观点显然属于无理取闹。二、上诉人陈述四被上诉人系空挂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详细举证证明，并经一审法庭认定：徐先凤出生于上诉人莲花塘组，并自始生活于此。王继冬基于婚姻关系入赘女方，于2008年将户籍迁入上诉人处，并在上诉人处合法取得宅基地建房居住，王某1、王某2均出生于上诉人处，四被上诉人也实际共同生活于莲花塘民组。其次，王继冬自2012年始成为六安市裕安区庆堂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成员之一，从事畜禽养殖，徐先凤举证的微信朋友圈也记录了其家庭长期从事畜禽养殖的基本事实，即被上诉人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托于上诉人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另外，四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费用，尤其是被上诉人王继冬患有慢××，其实际也基于上诉人村民身份享受着六安市裕安区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为其提供的慢××医疗保障待遇。综合被上诉人的生活、生产、医疗等各方面与上诉人的密切交集情况，显然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所述的空挂户，而是实实在在的上诉人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然有权平等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王继冬曾于户口迁入时作出一些承诺，更是与事实不符。王继冬是基于结婚原因入赘至上诉人处，2008年当时当地更无任何拆迁征兆，各方也不可能考虑到时隔十几年之后的拆迁补偿事宜。退一步，假设上诉人陈述的承诺存在，户籍迁移属于行政管理行为，并非民事行为。依据《户口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户口登记工作是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的。《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公民因结婚等事由引起户口变动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变更登记。显然，户口迁移与上诉人并无关联，也无需经过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王继冬是基于户籍登记管理行为以夫妻投靠落户上诉人处，法律并未限制公民户籍迁移应当负担任何其他民事义务，更不能以此剥夺被上诉人王继冬已取得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权利。对此，《安徽省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村常住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本村出生、户口未迁出的；（二）与本村村民结婚、户口迁入本村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显然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被上诉人享有被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基于承包地被征收，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家庭承包方分户的，所分各户未独立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各分户的家庭成员仍然属于承包方的成员，也即同享有承包地经营权。因此，徐先凤虽因结婚原因与其父亲徐维胜分立两户，但其两户成员仍还属于承包方的家庭成员，四被上诉人与徐维胜户共享着徐维胜户登记的承包地经营权。至于上诉人提到的因被上诉人没有负担过国家的农业税费就无权参与分配土地补偿款，更是无稽之谈。首先，被上诉人徐先凤是因为结婚原因于2008年才从其父亲徐维胜户分出，而农业税费于2006年1月1日即已全部取消。其次，如果上诉人的该逻辑成立，那么自2006年1月1日之后所有嫁入上诉人处或者于上诉人处出生的新生儿都无权参与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而上诉人当前形成的分配方案却没有以此标准对村民作出筛选。四、根据上诉人形成的征地补偿分配方案载明内容，案涉被征土地系集体土地，但不限于承包地，还包括非承包地性质的“建设用地、路东、河涝、河堤、道路、循环路”，合计168.42亩。因此,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不享有承包经营地，也能基于其他非承包地被征收而平等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土地补偿费是对村民组被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归村民组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村民土地补偿费应具有普遍性和福利性特征，只要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当然地享有参与分配的权利。五、针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不应受理的观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上诉状中援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与其观点没有任何联系，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诉请的是应分配给被上诉人的土地补偿款，并没诉请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未对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款数额提出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土地补偿款,应予支持。本案系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分配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而发生的纠纷，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该起诉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六、上诉人提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系上位法，《安徽省实施办法》是下位法，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答辩人通过法律检索，自始未能找到上诉人所援引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具体出处；其次，依据网络上所流传包含着上诉人援引条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本身第十五条规定，“国家法律法规或市以上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专门规定后从其规定。”那么，假设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确定办法》如实存在，且也是上位法的话，一审判决援引《安徽省实施办法》中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具体专门规定的第八条也是正确的，不存在上位法、下位法冲突问题。七、针对上诉人认为村民资格的认定不能由法院直接司法判决认定的上诉理由，答辩人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是法定权利，对于当事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显然不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八、上诉人所称一审法院剥夺其诉讼权利的情况不实。一审传票通知开庭时间系当天下午15:00时，巧的是当天因为法庭的水管破裂致地面积水，继而因为清理地面积水，导致实际开庭时间还被延误了数分钟，实际开庭时间在15:00之后，不存在提前开庭情况。九、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应分配所得土地补偿款数额正确无误。上诉人处形成的征地补偿分配方案确认了村民每人应分得土地补偿款140365元，该数字是在排除了预留款项后按参与分配人口数计算所得，上诉人的其他村民也实际以该标准领取了土地补偿款。被上诉人现应领取的款项，也无需从已分发出去的土地补偿款中再分配，而是直接从上诉人所预留的、尚未分配的土地补偿款中支取，所以不影响应分配数额的计算。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徐先凤、王继冬、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人均140365元支付原告征地补偿款合计561460元;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徐先凤出生在被告莲花塘组，其于2006年5月1日与原告王继冬结婚，婚后双方共同在莲花塘组生活,原告王继冬的户籍也于2008年迁入被告处,俩人在莲花塘组原告王继冬户自有的宅基地上也建有自住房。婚后分别于2006年10月4日生育长子王某1、于2015年1月21日生育次子王某2，且四原告户籍均登记在该村民组。原告徐先凤父亲徐维胜在被告处享有承包经营地，承包期限为199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2006年，原告徐先凤和王继冬因结婚与徐维胜分立两户，但并未独立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属于承包方家庭成员，原告四人与徐维胜同享有承包地经营权。莲花塘组在2017年开始拆迁直至2020年11月最终确定分配方案，人均分得征地补偿款140365元。原告未被纳入本次分配范围，且多次要求分配补偿款未果，遂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具有莲花塘村民组村民资格，是否享有领取土地补偿费的权利。土地补偿费是对村民组被征收土地的补偿，应归村民组集体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村民土地补偿费应具有普遍性和福利性特征，只要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应该平等地享有分配的权利。《安徽省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村常住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本村出生、户口未迁出的；（二）与本村村民结婚、户口迁入本村的；……。”，原告徐先凤自出生就落户在被告村民组，原告王继冬因与徐先凤结婚也将户籍迁入被告处，并在被告处分配有宅基地，故原告徐先凤、王继冬具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告王某1、王某2出生后即随其父母，应同其父母一样取得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四原告要求分配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即被告菊花村对在事关全体村民重大利益的事项上，具有一定的监督、管理和指导职责。被告菊花村没有对发放集体收益款项尽到合理的监督、指导之责，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参照《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莲花塘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徐先凤、王继冬、王某1、王某2土地补偿款561460元（140365元／人×4人）；二、被告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村民委员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10元，减半收取4705元，由被告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村民委员会、被告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莲花塘组负担。 二审中，莲花塘组、菊花村向本院申请证人关某和出庭作证，证明目的：王继冬当时迁户口进来的时候没有经过村民组同意，是村委会没有履行相应程序擅自迁入的，故没有给王继冬分配土地。在第一次分配土地补偿款时其并没有主张，第二次才主张土地补偿款，说明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其知道没有权利主张。四被上诉人没有承包土地，也没有履行村民义务，不享有村民资格，现其要求分配土地补偿款，权利义务不对等，对其他村民不公。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该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该证人出庭申请未在法庭通知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视同其已经放弃了在二审中举证的权利，不具有合法性。基于该证人系上诉人之一的菊花村村民，与本案直接存在利害关系，其可能做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证言，因此不具有真实性。况且其在回答提问过程中持续有上诉人代理人及旁听人员的干扰，影响了其证言的真实性。假设证言是真实的，其描述被上诉人徐先凤的父亲明确以要求王继冬来本地帮忙养殖和耕种，且户籍迁入后各被上诉人均在当地建房居住，一直生活至土地被征收，也印证被上诉人实际取得了集体经济成员组织资格。假设证言属实，当时作出承诺的人也并非被上诉人，况且其承诺内容是不要新土地，并没有承诺不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利，该证言达不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 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二审申请的证人证言，不能证明王继冬当初将户口迁入上诉人处时附加有不享有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及获取村民利益的条件，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归纳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四被上诉人是否具有莲花塘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安徽省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村常住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本村出生、户口未迁出的；（二）与本村村民结婚、户口迁入本村的。”本案中，被上诉人徐先凤因出生取得莲花塘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其结婚后并未随夫在婆家生活。相反，徐先凤在婚后即单独立户，其在莲花塘组经合法审批建房居住、生产、生活至今，未丧失莲花塘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上诉人王某1、王某2因出生，该三人均系自然取得莲花塘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上诉人王继冬因结婚这一法定事由，于2008年将其户口从安徽省阜阳市颍**迁入莲花塘组。此后，其与妻徐先凤、婚生子王某1、王某2共同在莲花塘组居住、生活，长期从事畜禽养殖、销售，可见，王继冬系加入取得莲花塘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四被上诉人在案涉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形成时均具有莲花塘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享有分得与其他村民同等土地补偿款的权利。本案被上诉人并非是针对上诉人分配土地补偿款数额的多少提起诉讼，上诉人称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本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次人均分得土地补偿款140365元不持异议，上诉人认为如本案判决时被上诉人应分得该款，参与分配的人数发生变化，每人分得的土地补偿款应减少问题。因此后是否还有类似诉讼案件不可预料，人民法院事实上也不可能在每一起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诉至法院后，再按新的人口数重新调整每人应分得的土地补偿款。本案中，上诉人已经预留了一定的土地补偿款。即便不足，上诉人也应从其他方面予以保障。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二审中并未提交其按一审法院通知的开庭时间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而因为一审法院的原因无法参加庭审的证据，且村民代表只有经授权参与诉讼才能到庭陈述案件事实，未经授权，只能作为旁听人员参加旁听，而旁听人员是无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充分保障其权利，无事实依据，其该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莲花塘组、菊花村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10元，由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莲花塘组、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菊花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童竹平 审判员  王 芬 审判员  张海龙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丰春霖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