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陕08民终35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荣，男，1968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居民，住山西省大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伟，男，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绥德县名州镇居民，住该镇。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国，男，1972年3月4日出生，汉族，陕西省绥德县名州镇居民，住该镇，绥德县名州镇东门滩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上诉人王荣荣因与被上诉人贺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绥德县人民法院（2020）陕082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荣荣，被上诉人贺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荣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判决撤销2017年12月26日、2019年11月11日上诉人写的借条，并判令被上诉人立即返回上诉人22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人形成合伙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与上诉人签订的任何书面协议，也没有关于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任何约定，被上诉人只是间歇性地提供资金，不参与经营，不共同劳动，不论市场好坏、是否赢利，均收取固定回报，并收回全部支付的款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显然是借款法律关系，而不是合伙法律关系。第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的雇员薛娇及其朋友张桂生给煤矿财务人员张文瑞打款共计80.5万元，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从没有主张薛娇付款，一审判决认定薛瑞付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薛娇、张桂生是其雇员或朋友、或受其委托，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文瑞与上诉人相识、受上诉人委托收款或是上诉人指定的收款人。事实上，上诉人并不认识薛娇、张桂生、张文瑞，不会接受其支付的款项，更不会指定不认识的人收款。一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口头陈述的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明收付款关系，认定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近百万元的款项，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打款310.5万元、上诉人汇款2637692.4元后仍欠款327万元，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借被上诉人的本金及利息已全部还清，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从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9月2日，暂不计上诉人还本金金额，被上诉人出借款累计只有23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出借款310.5万元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根据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从2016年8月2日即开始还本，截止2017年1月26日，已还清全部本金，且多付被上诉人款项；上诉人已付清被上诉人利息117692.4元，不欠被上诉人任何利息；根据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部分出借款项后，即要求上诉人还本，被上诉人实际出借金额从没有超过110万元，且全部发生在2016年5月16日至当年9月2日，上诉人一直还本付息，甚至多付款项，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截止2017年12月26日欠被上诉人款项327万元完全违背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第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采用欺诈、胁迫手段，导致上诉人重大误解，从而写下借条，一审判决仅凭没有任何基础事实依据的借条判决上诉人偿还327万元的巨款，并驳回上诉人撤销借条的反诉请求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因缺少资金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每次出借款不久，就以各种理由要求上诉人还款，上诉人本着对被上诉人的充分信任，根据其要求，在短时间内频繁地分期收本金、付息、还本、付息、还本、再收本金等，对被上诉人主导的一系列行为所迷惑，已还清本金和利息还不自知。2017年12月、2019年11月，被上诉人带人至上诉人家中拒不离开，上诉人无奈，根据被上诉人要求写下借条，直至2020年3月收到起诉状，上诉人到银行查询流水，才发现不但已还清所借本金和利息，还多付其22万元。贺伟答辩称，一审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法律关系是正确的，实体判决也是正确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从事煤炭贩卖生意，双方在生意场上相识，因上诉人贩煤缺乏资金就商议和上诉人合伙经营，主要的资金由被上诉人提供，双方约定利润和风险共担，盈亏均按二分之一划分。为此被上诉人为了资金安全雇佣安排了薛艳峰长期住在煤场监督资金的使用。因贩煤需要资金巨大，被上诉人的徒弟延波涛也参与合伙煤炭生意，由被上诉人负责出面与王荣荣联系。煤炭生意结束后，经结算上诉人共欠被上诉人结算资金327万元，因为上诉人王荣荣不能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被上诉人只能给徒弟延波涛打下欠据，因王荣荣长期不能支付欠款，延波涛将被上诉人贺伟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以延波涛和贺伟合伙做煤炭生意拖欠延波涛的欠款，判决贺伟向延波涛返回230万元欠款并支付利息，现此案已经执行完毕。上诉人本应积极向被上诉人支付所欠款项，但其反以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为由逃避还款。根据贺伟与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往来可以明显的看出，贺伟频繁的不间断向上诉人打款，这些款项均是在贩煤中需要大量资金，由贺伟不断投资的，完全不是民间借贷，而且因煤炭生意的连续性和特殊性双方只能在年底煤炭生意结束后，予以共同结算，正是这样双方就在2017年12月26日对合伙生意进行了结算，结算后，王荣荣共欠327万元，并打下条据，上诉人现以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来逃避还款责任。上诉人是生意人，多还了22万元的情况下还给贺伟打下327万元的借据根本不可能，上诉人称贺伟采用了欺诈、胁迫手段，上诉人完全可以在贺伟离开大同以后报案，但贺伟提供的录音中王荣荣从来都是以手头紧张为由推脱，从未提出过欺诈胁迫之类的理由。贺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483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王荣荣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撤销2017年12月26日及2019年11月11日反诉原告写的两张借条；2、反诉被告偿还反诉原告22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反诉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至2017年12月，原、被告合伙做煤炭生意，原告负责出资，被告负责经营销售。在双方合伙期间，薛艳峰受雇于原告贺伟在被告王荣荣身边工作，负责监督被告王荣荣的煤炭生意和资金使用情况。2016年5月16日至2017年3月13日，原告给被告打款总额共计2300000元，原告的雇员薛娇及其朋友张桂生给煤矿财务人员张文瑞打款共计805000元，共计投入资金3105000元。被告王荣荣在该期间给贺伟回款共计2637692.4元。2017年12月26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应付原告款项共计3270000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借据，后再未合作经营。2019年11月11日，双方再次结算，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1560000元的借据。后原告索要未果，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2月26日，被告出具的3270000元的借据，名为借款，实为合伙经营结算欠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被告应当按照该借据中载明的数额予以支付，故原告的该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1560000元的诉讼请求，双方在2017年12月26日已经进行了结算，而后再未合作经营，原告仍按合伙经营期间的利润分成标准计算2017年12月27日至2019年11月11日资金占用费，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的反诉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一方或第三人以胁迫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撤销；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被告以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于2017年12月26日和2019年11月11日出具了借据为由请求撤销，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撤销事由缺乏事实依据，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请求原告归还22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故被告的反诉请求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荣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贺伟欠款共计3270000元；二、驳回原告贺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王荣荣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20元，由原告贺伟负担7340元，被告王荣荣负担15380元。反诉费2300元，由被告王荣荣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2019）陕0826民初150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合伙做生意，延波涛在被上诉人处也有入股，因为上诉人不给被上诉人退合伙款，所以被上诉人也无法给延波涛退合伙款，延波涛将被上诉人起诉至一审法院，被上诉人现在已经履行完毕了。上诉人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书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清楚，也不认识延波涛。本院经庭审质证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期间，被上诉人贺伟和案外人薛艳峰多次向上诉人王荣荣转账付款共计230万元，上诉人王荣荣也多次向被上诉人贺伟转账付款共计2637692.4元。双方均认可是因为上诉人做煤炭生意需要资金，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资金，上诉人根据拉煤的数量固定给被上诉人支付收益。证人薛艳峰受雇于被上诉人贺伟在上诉人王荣荣处工作，负责监督被上诉人王荣荣是否在做煤炭生意。2017年12月26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327万元借条一支，载明：“借条，今借到贺伟人民币叁佰贰拾柒万元整，（¥3270000.00）借款人：王荣荣，2017年12月26日，此款已收到”。2019年11月11日，上诉人再次给被上诉人出具156万元的借条一支，载明：“借条，今借到贺伟人民币壹佰伍拾陆万元整，（¥1560000.00）借款人：王荣荣，2019.11.11，见证人：薛艳峰，此款已收到”。薛艳峰还称经其账户向王荣荣支付的200万元，上诉人每月给被上诉人支付7万元的利息。被上诉人贺伟在2020年4月15日与一审法院主审法官谈话时称：“2016年5月份被告和我借钱，说他要投资煤炭生意了，和我借款30万元，我记得一次给转账20万元，一次转账10万元，当时也没有谈利息，他说一个月给我还款，但是也没有偿还。后期在两个月后王荣荣电话上又和我借200万元，说给我计算利息了，按照一个月给我7万元的利息。”、“是在2016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我总共给王荣荣借款230万，分多次，有转账给个人，转账给他做生意的煤矿上，也给过现金。我的钱全部到位后，他给我打了230万元的借条，时间是在11月份左右，给我打了借条，口头约定每月给7万元利息，从11月份开始给付利息。”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薛娇与张桂生向张文瑞的打款是否为被上诉人所付款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关于法律关系的问题。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上诉人因煤炭生意需要资金，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资金，上诉人按照拉运煤炭的数量固定给被上诉人结算利润。双方均认可薛艳峰参与了借据的出具，经审查一审庭审中薛艳峰的证言以及二审中与薛艳峰再次核实，薛艳峰称其系贺伟雇佣，贺伟向其转账的200万元，其均转给王荣荣，贺伟让其去山西大同照看贺伟与王荣荣合作的煤炭生意，保证王荣荣拿钱后就是从事的煤炭生意，但其对具体买卖煤及数量收入不清楚，其经手的200万元王荣荣承诺每月给贺伟7万元的利息。被上诉人贺伟在第一次与一审法院谈话笔录中称的其总计给上诉人借款230万元，利息每月为7万元，327万元就是据此结算而来。被上诉人在之后则称327万元借条是合伙投资煤炭生意结算后产生。但被上诉人对于双方之间合伙清算的具体内容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以及双方对合伙进行了清算，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并清算依据不足，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按照借据金额支付合伙结算款项亦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关于薛娇与张桂生向案外人张文瑞的打款是否为被上诉人所付款项。上诉人否认薛娇与张桂生向张文瑞的打款是通过其指示支付的款项。仅根据薛娇与张桂生向案外人张文瑞的打款凭证尚不足以判断该款项是否经上诉人的指示向张文瑞支付，被上诉人主张该款项是向上诉人交付的款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是否可以要求撤销其出具的两支借据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多支付的22万元款项问题。上诉人称其出具的两支借据均是被上诉人的胁迫下出具。但对此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上诉人反诉请求撤销该两支借据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上诉人称多返还给被上诉人22万元。该金额上诉人是按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账往来计算的，被上诉人并不认可，仅根据双方的转账往来不足以判断出上诉人多向被上诉人返还了22万元的款项，上诉人请求返还该款项依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荣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陕西省绥德县人民法院（2020）陕082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陕西省绥德县人民法院（2020）陕0826民初20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三、驳回被上诉人贺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720元，由被上诉人贺伟负担。一审反诉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荣荣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4720元，由上诉人王荣荣负担4720元，由被上诉人贺伟负担3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 虹审判员 李文龙审判员 张彩莲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艾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