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民终1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负责人：朱建弟，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迅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敏，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金牛高科技产业园信息园西路81号16层1-2号。 法定代表人：熊建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曦，四川豪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晓英，女，197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峰，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婷婷，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旭辉，男，196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上诉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所）因与被上诉人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亚科技公司）、姜晓英、周旭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初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且本案涉及系列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立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姜晓英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姜晓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遗漏认定定案基本事实。1.一审法院遗漏认定立信所主观过错的事实，并未认定立信所的过错类型是故意或过失。该部分事实的认定直接决定立信所的责任方式和责任范围。金亚科技公司设置两套财务账册的行为属于财务舞弊，而立信所是根据金亚科技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计。虽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立信所未勤勉尽责，但投资者并未举证证明立信所系与金亚科技公司合谋或故意为之，立信所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过失。2.一审法院遗漏认定投资者买入金亚科技公司股票的动机。金亚科技公司重组导致的股价上涨，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主要动机。立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并未实质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信赖明显不合理，投资者损失与审计报告没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二）一审法院关于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其虚假陈述行为和系统风险对投资者损失同时存在影响，属于多因一果的认定错误。从金亚科技公司在虚假陈述实施前后股票价格走势看，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引起股票上涨，对投资者交易决策并无实质性影响，与投资者的损失无因果关系。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后，股价下跌是因为系统风险和之前金亚科技公司重组引发的股票泡沫所致；即使投资者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立信所合理的赔偿范围应与其过失程度相当，一审判决未区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责任和金亚科技公司等的会计责任，以及各自过错程度和行为对投资者损失的原因力大小，而判令立信所就金亚科技公司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三）本案诉讼时效已经经过。一审法院自2015年年底即已经受理部分投资者诉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案。诉讼时效应当自投资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本案是系列案件，投资者在2015年即知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应当自2015年起算，在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下，姜晓英于2020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时效已经经过。二、一审判决法律理解和适用存在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内容，会计师事务所的过错类型分为过失和故意两类，对过失和故意情形下构成的民事侵权行为，责任区分为过失情形下的补充赔偿责任和故意情形下的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类型仅为连带责任错误。（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第161条和第202条的规定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第二十七条关于“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适用于不同的情形。第二十七条归属于该司法解释“共同侵权”章节，该条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适用前提，仅为会计师事务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即会计师事务所的过错类型为故意、构成共同侵权的情形；第二十四条归属于该司法解释“归责与免责事由”章节，虽然该条未规定具体责任形式，但基于其所属章节，以及第二十七条的内容，该条应当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过失的情形，即在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观过错为过失的情况下，其仅应当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出台时间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责任作出了清晰明确的界定。该司法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会计师事务所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陈述的情形下，需与被审计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故意情形下的责任承担范围和方式；第六条明确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因过失出具不实报告，给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其过失大小确定其赔偿责任；第十条进一步明确了过失情形下的责任顺序和责任限额。因此，本案在立信所仅存在过失的情形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四）一审裁判与该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且与其他法院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冲突。一审法院审结的投资者诉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基本事实与本案相同。该案中一审法院区分了责任主次和过错承担，认定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作为保荐机构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比例。本案却未进行分责，判令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的全部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裁判尺度不统一。同时，立信所提交的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类似案件的判决显示，该院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主观过错、责任类型进行了区分，即故意情形下对被审计单位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过失情形下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裁判法律适用与其他法院的裁判存在冲突。（五）一审判决全部诉讼费用由金亚科技公司、立信所连带承担无法律依据，且无法执行。一审判决并未支持投资者的全部诉请，投资者须承担败诉诉讼请求对应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并非当事人损失，诉讼费用应当按照过错责任大小进行分摊。一审判决未明确各方当事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诉讼费金额，无法执行。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一）一审法院未中止本案审理错误。一审期间，立信所已就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提请复议，且以受到上市公司财务人员和银行的欺诈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受理，本案的处理必须以行政复议处理结果、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二）中国证监会对金亚科技公司多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行政处罚，除公司之外的其他受处罚对象均是本案适格被告，为此，立信所申请予以追加。一审法院未予追加严重损害了立信所的实体权利，程序违法。 金亚科技公司辩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年12月24日发布）第二条的内容，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作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立案受理时不再以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前置条件。金亚科技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后，投资者即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结合前述规定，本案应从前述规定发布之日，即2015年12月24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在2018年12月23日即已届满，投资者的起诉应当被驳回。二、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报财务数据差错不具有重大性，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假陈述行为。2015年4月3日，金亚科技公司发布2014年年报后，金亚科技公司的股价连续8个交易日下跌，说明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报虽有虚增利润，但没有刺激金亚科技公司股价上涨。三、2015年6月4日后，金亚科技公司股价下跌是由于系统风险造成，投资者的损失与金亚科技公司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2015年下半年发生了股灾，金亚科技公司股价下跌幅度与创业板指数下跌幅度一致，相比金亚科技公司股价下跌幅度，主营业务相同的公司的股价下跌幅度相同或更大。四、金亚科技公司股价下跌的根本原因是前期上涨幅度过大，估值过高，因风险聚集而导致。投资者未根据金亚科技公司财务报表等基本面进行理性投资，不顾风险，应自行承担损失。 姜晓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立信所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中国证监会（20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立信所、邹军梅、程进）》明确认定立信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为金亚科技公司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构成虚假记载。因此，对投资者因案涉虚假陈述遭受的损失，立信所应当与金亚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以及第二十七条规定，立信所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立信所在审计过程中，针对重要财务资料存在多处失责行为，如未按要求执行货币资金的函证程序、应收账款函证程序不当、对重大合同的异常情况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采购与付款函证程序不当、3.1亿元预付工程款的审计程序不当等，给上市公司造假大开方便之门，与金亚科技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即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应构成明知，应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立信所与金亚科技公司应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内部责任划分问题应另案解决，投资者有权要求其任何一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立信所在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构成证券虚假陈述，应就投资者全部损失与金亚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周旭辉未提交答辩意见。 姜晓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亚科技公司赔偿姜晓英的经济损失2259.11元；2.判令周旭辉、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立信所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金亚科技公司于2009年11月30日在深圳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证券代码为300028，证券简称为金亚科技，主营业务为数字电视系统前后端软件、硬件的开发、生产与销售，所属行业为信息技术-通信设备-通信终端设备。 2015年4月3日，金亚科技公司公布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6月4日晚，金亚科技公司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金亚科技公司涉嫌证券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金亚科技公司立案调查。 2018年3月1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8）10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张法德等17名责任人员）》，认定：金亚科技公司2013年大幅度亏损，为了扭转公司的亏损，时任董事长周旭辉在2014年年初定下了公司当年的利润目标为3000万元左右。金亚科技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将真实利润数据和按照年初确定的年度利润目标分解的季度利润数据报告给周旭辉，最后由周旭辉确定当季度对外披露的利润数据。金亚科技公司的会计核算设置了006账套和003账套两个账套。003账套核算的数据用于内部管理，以真实发生的业务为依据进行记账。006账套核算的数据用于对外披露，伪造的财务数据都记录于006账套。金亚科技公司通过虚构客户、伪造合同、伪造银行单据、伪造材料产品收发记录、隐瞒费用支出等方式虚增利润，2014年年报虚增利润总额80495532.4元，并使利润由亏损变为盈利。金亚科技公司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有关“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对金亚科技公司及周旭辉等人作出行政处罚。 2018年8月6日，中国证监会作出（20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立信所、邹军梅、程进）》，认定：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存在虚假记载的审计报告：（一）2015年1月20日，立信所审计人员对金亚科技公司基本账户函证时，未对询证函保持控制，未对询证函是否加盖银行公章事项给予充分关注，导致未能发现银行回函系金亚科技公司伪造，金亚科技公司因此虚增银行存款2.179亿元。（二）销售与收款循环函证程序不当，未关注重大合同的异常情况。1.应收账款函证程序不当。立信所未对存在不确定性的发函地址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导致未能发现错误及不存在的发函地址，且审计底稿未记录发函和回函过程，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对函证保持控制；同时未关注回函中的异常情况，未正确填写被询证者地址。现有证据未能证实其对未收到回函的客户实施了进一步替代程序，以证实应收账款是否真实存在，计价是否正确。2.对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前20大客户及金额较大合同进行查验时，其中7份合同存在异常情况，存在未签字盖章，两份合同编号相同等异常情况，审计人员未保持职业怀疑，未充分关注重大合同中的异常情况，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三）采购与付款函证程序不当。28份函证中13份存在发函地址与发票地址不一致等异常情况，立信所未关注上述异常情况。审计工作底稿未记录收发函物流信息，也未记录应付款的函证结论。（四）3.1亿元预付工程款的审计程序不当。金亚科技公司与四川宏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均未盖章签字，立信所取得的3.1亿元预付工程款的银行对账单系金亚科技公司伪造并提供。在合同形式存在不完备的情况下，立信所未特别关注，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针对立信所在听证中提出的申辩意见，中国证监会进一步认定：1.对立信所提出银行询证函在银行窗口取得、有理由相信真实的意见，中国证监会认为审计人员未保持对银行询证函的控制，事后才取得银行回函，取回函证后未实施验证程序。2.针对立信所提出将应收账款询证函寄至四川广电成都分公司奥林营业厅正常的申辩意见，中国证监会认为由一个营业厅代表四川广电成都分公司接受询证函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怀疑，加上发函地址和回函地址不一致，审计人员更应高度重视并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对立信所、邹军梅、程进作出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另认定下列事实： 一、2015年6月4日晚，金亚科技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后，6月5日、8日、9日（6日、7日为法定节假日，休市），金亚科技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2015年6月10日起，金亚科技股票停牌，2016年3月30日复牌，至2016年4月8日，金亚科技股票换手率达到100%。在此期间，金亚科技股票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为28.9元。 二、金亚科技股价于2015年6月4日收于47.36元，2016年4月8日收于23.9元，股价累计下跌49.54%。创业板指数于2015年6月4日收于3943.47点，2016年4月8日收于2229.93点，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43.45%。 三、姜晓英于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20日期间净买入金亚科技股票900股，于2015年6月10日分红入账270股。姜晓英在基准日后继续持有1170股。 一审法院认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中国证监会处罚决定书已经认定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对金亚科技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故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实施日为2015年4月3日、基准日为2016年4月8日。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姜晓英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虚假陈述所涉事项是否属于重大事件；三、虚假陈述的揭露日是2015年6月4日还是6月5日；四、姜晓英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大小；五、姜晓英的损失与金亚科技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六、周旭辉是否应与金亚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立信所是否应与金亚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关于姜晓英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投资人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起算：（一）中国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三）虚假陈述行为人未受行政处罚，但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有罪的，作出刑事判决生效之日。因同一虚假陈述行为，对不同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两个以上行政处罚的，以最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告之日为诉讼时效起算之日。”本案中，中国证监会针对本案涉及的虚假陈述行为分别于2018年3月1日、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10号、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以最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即2018年3月1日为诉讼时效起算之日。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立信所虽抗辩本案应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发布之日即2015年12月24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第二条仅阐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不再作为因虚假陈述等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立案受理时的前置条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亦不涉及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诉讼时效的具体规定，故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立信所关于应自2015年12月24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的主张于法无据。姜晓英于2020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对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所涉事项是否属于重大事件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经营情况属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主要内容，也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本案中，经中国证监会认定，金亚科技公司通过虚构客户、伪造合同、伪造银行单据、伪造材料产品收发记录、隐瞒费用支出等方式虚增利润，2014年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80495532.4元，并使利润由亏损变为盈利。金亚科技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属于严重、恶劣的财务造假行为，该行为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定有重大影响，属于重大虚假陈述行为。其次，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重大性，是指公司行为对投资决定的可能性影响，主要包括投资者投资意愿等，其主要衡量指标可以通过该行为对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来判断。本案中，金亚科技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后，金亚科技股价在停牌前的三个交易日均跌停，下跌幅度高达27%，而同期深圳创业板指数仅下跌6%。由此可见，金亚科技公司披露的上述事项，已对投资者购买或抛售金亚科技股票的意愿产生影响，同时也对金亚科技股票的交易价格产生了明显影响。故金亚科技公司关于其2014年年度报告会计差错不属于虚假陈述行为以及不具有重大性的抗辩意见，与本案事实和证券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 三、关于虚假陈述的揭露日是2015年6月4日还是6月5日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本案中，金亚科技公司在指定报纸上发布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日期为2015年6月5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对信息的及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股市收盘后在互联网媒体上发布第二天的公告已成为常态，互联网媒体发布金亚科技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时间为2015年6月4日股市收盘后，并未对当日的交易产生影响，真正对投资者投资决策和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是下一个交易日，即2015年6月5日。因此，姜晓英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为2015年6月5日的主张更具合理性，应予采纳。 四、关于姜晓英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大小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投资人在基准日之后卖出或者仍持有证券的，其投资差额损失，以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与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格之差，乘以投资人所持证券数量计算。”姜晓英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净买入金亚科技股票900股，于2015年6月10日分红入账270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关于“已经除权的证券，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证券价格和证券数量应当复权计算”之规定，经前复权计算其买入均价为43.71元。姜晓英在基准日后继续持有1170股，基准价为28.9元，故其投资差额损失为17327.7元【（43.71-28.9）×1170】，交易佣金损失为5.2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的通知》，目前股票交易印花税仅对出让方征收，姜晓英的投资差额部分不存在股票交易印花税损失。关于资金利息，以前述资金为基数，自买入至卖出日或者基准日，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为55.66元。姜晓英的投资损失共计17388.56元（17327.7元+5.2元+55.66元）。 五、关于姜晓英的损失与金亚科技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的问题。金亚科技公司的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具有重大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投资人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投资人所投资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二）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三）投资人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亏损，或者因持续持有该证券而产生亏损。”姜晓英买入金亚科技股票时间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之前，并在基准日后继续持有全部金亚科技股票，由此可以推定姜晓英买卖金亚科技股票的亏损与金亚科技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被告举证证明原告具有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四）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金亚科技公司、立信所据此认为，姜晓英的损失是系统风险造成的，与金亚科技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并提交了金亚科技股票、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日K线图对比、机顶盒、电子竞技行业相关上市公司跌幅对比、人民币兑美元2015-2016年走势图、相关新闻报道等证据证明。首先，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于2015年6月5日揭露，金亚科技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下跌27%，后金亚科技股票停牌。而在这三个交易日内，创业板指数仅下跌6%，说明金亚科技股价受到了虚假陈述行为的显著影响。其次，众所周知，我国股市在2015年、2016年初发生了剧烈波动，特别是2016年初发生了熔断的系统风险，金亚科技股票虽在此期间停牌，但复牌后补跌是股市中的常见现象，且金亚科技股价走势与创业板指数方向一致，故金亚科技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金亚科技股价下跌受到系统风险影响，对姜晓英关于不应考虑系统风险的主张，不予采纳。最后，在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金亚科技股价下跌49.54%，创业板指数下跌43.45%，金亚科技股价下跌幅度明显大于创业板指数。从金亚科技股价和创业板指数走势可以看出，金亚科技股价下跌既受到了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又受到系统风险的影响，属于多因一果。 对于系统风险的扣除，金亚科技公司提出应当以同洲电子、南京熊猫、卓翼科技、创维数字、四川长虹、四川九州、深康佳A、海信电器、兆驰股份、新大陆、东方明珠、大唐电信、游久游戏13只股票为参照。金亚科技公司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机顶盒制作，金亚科技公司选取参考的股票均非创业板上市，与金亚科技公司不具有可比性，故本案系统风险指数应以创业板指数为对比参照依据。对于系统风险的扣除方法，有直接比例法和相对比例法，直接比例法直接扣除参考指数的下跌幅度，相对比例法以参考指数的涨跌幅度与个股的涨跌幅度相比得出相应的比例，如参考指数下跌10%，个股下跌20%，则系统风险的影响为50%。与直接比例法相比，相对比例法更具科学性、合理性。故本案系统风险的扣除采取相对比例法，并将考察期间确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至基准日之间。金亚科技股价于2015年6月4日收于47.36元，2016年4月8日收于23.9元，股价累计下跌49.54%。创业板指数于2015年6月4日收于3943.47点，2016年4月8日收于2229.93点，指数累计下跌43.45%。根据相对比例法，应当扣除系统风险为87.71%（43.45%÷49.54%×100%），金亚科技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造成姜晓英投资损失的比例为12.29%，金亚科技公司应当赔偿因虚假陈述行为给姜晓英造成的投资损失2137.05元（17388.56元×12.29%）。 六、关于周旭辉是否应当对金亚科技公司的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发起人、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对其虚假陈述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前款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有证据证明无过错的，应予免责。”周旭辉作为金亚科技公司实施虚假陈述违法行为时的董事、董事长，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故姜晓英要求周旭辉对金亚科技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七、关于立信所是否应与金亚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案中，中国证监会作出的（20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认定，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存在未对银行询证函保持控制以及取得异常银行回函未实施验证程序、销售与收款循环函证程序不当、应收账款函证程序不当、未充分关注重大合同中的异常情况以及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采购与付款函证程序不当、3.1亿元预付工程款的审计程序不当等违反执业准则、规则的行为，立信所在此基础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立信所在对金亚科技公司2014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未勤勉尽责，未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制作、出具的审计报告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应当与金亚科技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立信所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向金亚科技公司追偿。 综上，姜晓英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关于姜晓英的损失完全是系统性风险造成的答辩意见，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四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一、金亚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姜晓英造成的损失2137.05元；二、周旭辉对金亚科技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姜晓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立信所负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2月26日针对立信所的复议申请作出（2018）18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20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准确，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申请人提出的相关复议理由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决定维持（2018）7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经过；二、一审判决认定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并认定系统风险对损失同时存在影响，对系统风险按照相应比例进行扣除是否恰当；三、立信所对投资者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严重违法。 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经过的问题 本案系证券虚假陈述引发的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关于“因同一虚假陈述行为，对不同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两个以上行政处罚；或者既有行政处罚，又有刑事处罚的，以最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告之日或者作出的刑事判决生效之日，为诉讼时效起算之日”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最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中国证监会针对案涉虚假陈述行为先后对金亚科技公司、立信所等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最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针对金亚科技公司、周旭辉等主体，公告时间为2018年3月1日。一审法院认定姜晓英于2020年1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立信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5年年底起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并认定系统风险对损失同时存在影响，对系统风险按照相应比例进行扣除是否恰当的问题 首先，公司利润是投资者选择是否投资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情况的重要途径即查阅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年报，公司的财务年报对投资者交易决策判断具有重大、甚至决定性影响。正基于此，法律、司法解释要求上市公司具有如实披露公司财务状况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确定了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应当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本案中，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金亚科技公司存在虚增利润的虚假陈述行为，姜晓英买入股票时间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后揭露日之前，并在基准日仍持有全部股票，应当推定其损失与虚假陈述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金亚科技公司未按照规定举证证明投资者损失与其虚假陈述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正确。 其次，一审法院对姜晓英买卖金亚科技股票的时间节点、数量、金额进行详尽审查后，依照规定对其损失进行了合理的计算，依据充分。同时，我国股市在2015年、2016年发生了剧烈波动，特别是2016年年初发生了两次熔断性系统风险，此系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一审判决认定投资者损失除受到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的影响外，还受到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影响，并结合金亚科技公司属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等因素，确定了系统风险的扣除比例，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合理性，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据此，立信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并认定系统风险同时存在影响、对系统风险按照相应比例进行扣除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立信所对投资者损失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立信所上诉称，会计师事务所的过错类型区分为故意和过失，对应的责任区分为故意情形下的连带赔偿责任和过失情形下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其未勤勉尽责，主观上并不存在故意，仅仅是过失或疏忽所致，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承担与其过失大小相适应的责任，而不应就金亚科技公司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或者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不予纠正或者不出具保留意见的，构成共同侵权，对投资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判断专业服务机构是否应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关键是该机构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如果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则构成共同侵权，需承担连带责任。结合上诉人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内容分析，审计机构在按照执业准则、规则，依法履行审计职责后，应当知道被审计单位存在会计报表的重要事项有不实内容等情形，不予指明仍出具不实报告的，即应当认定审计机构对被审计单位的侵权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本案中，从中国证监会对立信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所列多项事实看，立信所在履行对金亚科技公司基本账户函证程序，以及公司重大合同审查程序时，未严格遵守审计执业准则，独立进行审计，对相关询证函保持控制，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最终导致诸如涉及金额3.1亿元的公司合同未签字盖章等异常情况、金亚科技公司伪造大量财务资料事项均未予发现。换言之，作为专业的审计机构，立信所如果按照审计执业规则、勤勉尽责，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行为即应当被发现，即其过失并非一般疏失，而应系重大过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 据此，一审判决认定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进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判令立信所对金亚科技公司因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四、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的问题 立信所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本案应予中止审理而未中止；二是本案应追加参与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的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而未追加。 关于一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立信所虽在一审期间对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提请复议，但处罚决定书在未被撤销前合法有效，且目前中国证监会已经驳回了立信所的复议申请。一审法院未予中止审理，并未影响立信所的任何实体权益。其次，立信所虽以虚假资信证明受害人的名义向上海市黄浦区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正式立案，且该刑事案件是否成立及其处理结果，均不影响对立信所在本案中的民事责任的判断，本案不存在需要等待相关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据此，立信所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参与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应予追加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中国证监会对金亚科技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了处罚，受处罚的高级管理人员属共同侵权人，参与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应对投资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原告姜晓英基于其自身考虑，选择起诉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人之全部或部分，系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参与金亚科技公司虚假陈述的高级管理人员并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者，一审法院未追加其参加本案诉讼，程序并不违法。立信所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立信所提出的一审法院存在同案不同判、法律适用与其他法院裁判不一致的问题。本院认为，立信所提交的案例均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并非类似案件裁判必须参照适用依据。更重要的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中，相关专业服务机构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方式是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还是仅就其负责任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建立在判断其对该虚假陈述行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否构成共同侵权的基础上，其本质上应系事实认定问题。因个案具体情况的不同，法官依据个案查明事实作出的不同判决之间，并不具有完全参照意义。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个案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判断，进而适用不同的具体规定作出裁判，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立信所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立信所提出的一审诉讼费用承担不当的问题。本院认为，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关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一审法院结合金亚科技公司、立信所等虚假陈述行为系案涉纠纷发生的根本原因，在支持了投资者要求立信所应当就金亚科技公司因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基础上，确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金亚科技公司、立信所共同负担于法有据，并无明显不当。立信所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立信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述蓉 审 判 员 黄**东 审 判 员 兰 娟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玉强 书 记 员 周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