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民终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振飞，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安路玉田巷西29排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玲，女，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安路玉田巷西29排1号。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呼东红，北京市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静，北京市中兆（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双人，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金鸡滩镇柳树村南白家伙场8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峰，陕西锦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虎生，男，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柳营镇。上诉人任振飞、任玲因与被上诉人白双人、原审被告王虎生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8民初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振飞、任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呼东红、潘静，被上诉人白双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峰，原审被告王虎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振飞、任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白双人对任振飞、任玲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无事实依据，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严重不公和错误。本案系榆林华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庆公司）与任振飞之间因履行《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向外借贷合作开发资金后，以开发房地产部分房屋抵偿所借贷借款本息，被上诉人白双人并非实际履行担保人责任的主体，其所谓担保追偿权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担保法中的追偿权是保证人替债务人偿还完债务后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从被上诉人白双人提交的起诉状所陈述内容看，实现作为债权人榆林市银通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公司）债权的对价是华庆公司名下开发的房地产中的商品房，并非白双人自己所有的财产。白双人自称其付出的仅为指示的义务，再无任何事实陈述和证据证明其付出相应的对价，也即其并未就银通公司的债权付出任何偿还义务。对于给银通公司以房抵债的商品房，均是上诉人任振飞与华庆公司共同签订《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后，投资建设形成的财产，作为各享有50%股份的共同开发人的上诉人任振飞对所抵债房屋享有50%的份额。被上诉人白双人对抵债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更无凭空得来由上述房产抵债后的所谓追偿权。一审依据白双人的诉请和陈述即偏听偏信认定其享有向上诉人追偿的权利明显缺乏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判决混同了法人财产抵债行为和自然人的履行义务行为，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2.一审错误认定案件核心证据，进而认定白双人享有追偿权，严重错误。2016年6月1日订立《以物抵债协议》时，华庆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为李彦东，白双人既非法定代表人亦非股东。白双人本人未签字，反而是李彦东盖章签名。可以证明白双人并非实际履行还款义务。3.一审颠倒证据形成的时间次序，进而颠倒事实发生的顺序，将被上诉人主观陈述的事实认定为已经发生的事实，严重错误。2016年5月24日任玲出具的便条仅能证明任玲当时同意白双人代为偿还案涉借款，但该便条并未实施，不能证明白双人已经代为偿还了案涉借款的事实。（二）一审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开庭审理时参与审理和告知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与一审判决载明的合议庭成员不一致。2.一审遗漏华庆公司参与诉讼。3.（2018）陕民终408号民事判决未经双方当事人提交也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一审判决直接抄写作为其认定的事实，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白双人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事由不成立。1.上诉人多次提到与华庆公司间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进而认为本案所抵债的房屋，有一半份额属于上诉人所有，该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房屋属于不动产，依据物权法定原则，抵债房屋的产权人属于华庆公司；其次上诉人不是华庆公司的股东，且在另案及一审中均向上诉人释明告知另案处理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再次，原审查明华庆公司与上诉人间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合作关系，该关系经生效判决所认定；最后，本案中的《以物抵债协议》合法有效，也是白双人履行担保义务的内容，至于是否损害上诉人利益，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可另案主张。2.本案中，上诉人与银通公司间属于借贷关系，白双人和王虎生与银通公司间属于保证担保关系，上诉人与白双人、王虎生间属于委托关系，白双人与华庆公司间属于委托关系。合同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相对性，相对方互负权利义务，相互约束，与他人无关。白双人指示华庆公司向银通公司履行给付义务后，必然享有追偿权。因此本案不存在混同法人财产与自然人财产的行为，更不存在颠倒证据的事实。（二）一审确实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判决公正。1.上诉人诉称一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发生变化一节属实，一审法院没有告知白双人回避权利等其他诉讼权利。2.本案中白双人与王虎生属于共同连带保证人，并且上诉人在借贷关系中没有提供不动产抵押，换言之，本案不存在混合担保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物权法176、178条无事实基础，属法律适用错误。3.一审中白双人聘请王志宁、叶小菊两位律师作为代理人，但一审判决没有向两位代理人送达。白双人所留的送达地址未收到判决，2020年11月6日白双人从一审法官处领到判决书后，也签了送达回证，11月13日一审法官拒不接受白双人的上诉状，无故剥夺了白双人的上诉权。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遗漏案件当事人，(2O18)陕民终408号民事判决未质证等理由，于法无据，不能成立。王虎生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从上诉人贷款到被上诉人起诉，未经通知王虎生就把房产抵押了。上诉人从未问王虎生要过钱，王虎生不应承担责任。白双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共同偿还原告8114000元及利息损失1890000元，合计10004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25日，任振飞作为借款人、任玲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银通公司借款两笔，各300万元，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均自2014年9月25日起至2015年1月24日止，约定月利率为35‰，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王虎生、白双人，借款合同约定：“后附《保证担保合同》，保证人未列明的，以保证担保合同为准。”同日，任玲向银通公司出具共同借款人承诺书一份，自愿作为任振飞向银通公司两笔300万元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同日，白双人与银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附件一《保证担保合同》两份，约定白双人对任振飞的上述两笔30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借款期限均自2014年9月25日起至2015年1月24日止，保证期限为两年。2016年5月24日，任玲给白双人书写便条一份，内容为：“任玲、任振飞于2014年9月25号借榆林市银通典当行公司人币陆佰万元正，利息贰佰壹拾壹万肆仟元正，同意保证人白双人还清此款。13991062520任玲，2016年5月24日”。2016年6月1日，银通公司作为甲方，白双人作为乙方，任振飞、任玲作为丙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一份，约定：丙方所借上述两笔借款本息共计人民币811.4万元，乙方同意用自己位于靖边县长城路东侧华庆雅苑小区房产抵偿该债务，抵偿房屋的范围以本协议附件为准。甲方在接收抵偿房屋后，甲与乙、丙三方的上述债权债务及担保责任解除。甲方在接收房屋的同时应将借款合同及借条等原始单据交还给乙方。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该协议落款处甲方银通公司盖章确认，乙方由白爽平代表白双人签字，丙方由任玲签字，华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彦东签字盖章，该协议后附抵偿房屋清单，清单中分别由华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彦东签字盖章，借款人处任玲签字，保证人处白爽平签字。白双人称白爽平是其姐姐，系其委托出面签字的人。另查明，原告华庆公司诉被告任振飞、任玲以及原审第三人白双人、郭建林、白双萍、白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榆林市中院作出（2017）陕08民初113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事实为：“2010年2月10日，原告公司与被告任振飞签订《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该合同约定对外贷款由双方各负担50%。从2010年3月15日起至2014年5月4日止，被告任振飞向原告华庆公司转款支付款项21次，共计5310万元。…从2010年4月3日起至2013年10月17日止，原告、原告公司工作人员白双萍及案外人华庆工程公司向被告任振飞、任玲及案外人朱启银陆续转账支付13笔，共计26452680元。…2015年6月21日，第三人白双人代表原告向被告任玲、案外人刘敬平出具《全权授权委托书》，代原告处理原告公司项目中天然气问题，与当地政府沟通、销售方案涉及房屋定价等。2015年11月6日，第三人白双人代表原告公司与被告签订《抵债还款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截止2015年10月30日，原告公司欠任振飞本息共计1.5亿元，但未注明具体的本金和利息金额。原告公司以其雅苑小区单元楼307套商品房，约41655.69平方米抵偿所欠款项，每平方米作价3600元，共计149960484元。同日，被告与案外人张国林、张琨签订《账务结算及以物抵债合同》一份，结算了双方之间截至2015年10月30日借款本息共计1.5亿元，并以华庆雅苑项目房屋以每平米3600元的价格抵偿给案外人。2016年5月6日，原告在榆林日报发布《解除授权委托书的声明》，解除2015年授权任玲、刘敬平处理该公司地产项目的授权，废除了该委托书。2016年9月4日，被告任振飞在榆林日报发布《公告》，公告内容为：‘榆林华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白双人：关于你本人借我款项人民币本金6070万元用于你公司（榆林华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靖边县雅苑小区项目，现项目已竣工。我多次电话与你联系并多次到你家找你，均未找到你本人，请你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5天到公司与我进行财务结算，逾期不归，我将采取法律措施。’另查明，原告华庆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23日，现法定代表人为沈黎明，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沈黎明、白双萍，分别占股5%和95%。2013年12月1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第三人白双人变更为李彦东。2016年12月2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彦东变更为沈黎明。”该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往来资金的性质。对于双方资金往来的性质，从被告在报纸发布的公告以及在网站发布的新闻，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故本案中证据所显示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款项以及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的款项应视为被告对借款的支付以及原告对借款的偿还。对于借款主体的问题，由于原告公司认可曾借被告款项，被告认为借款人为白双人，但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白双人共同认可原告公司以房抵债，并确定了借款本息的金额，故应认定该笔借款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对于被告认为其向案外人张国林借款用于原告公司，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与张国林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故应认定为被告的个人债务，被告如将对外借款用于原告项目开发，应为被告支付出借给原告的借款或者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合作投资款。被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对于原被告双方的其他经济往来，并非本案审理范畴，相关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对于抵债协议所偿还款项的认定，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抵债还款协议》系处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被告认为该《抵债还款协议》系处理原告向张国林借款的本息，但被告同时认为，向案外人张国林借款系被告以原告名义借款，但被告并未提交将所借款项支付给原告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或财务人员的证据，而且从该《抵债还款协议》约定的内容中也体现了结算的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并非结算原告与案外人张国林之间的债权债务，也非处理被告与案外人张国林之间的债权债务。故应以原告公司认可收到的款项为借款本金，以原告公司及原告授权的其他人向被告偿还的款项以及抵偿的公司房产为偿还借款本息。依据先付息后还本的方式计算超额支付的借款本息。由于双方对其存在的借款约定的利率不明，且原告认可按照年利率36%扣减利息，故应认定抵债房屋系双方按照年利率36%结算的利息，对于原告超额支付部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于超额部分应予支持。经计算，原告向被告借款本金共计5310万元，直接还款金额为2645.268万元，依据被告支付款项的时间和原告偿还款项的时间，按照年利率36%先扣减利息，再偿还本金后，截至2015年11月6日，双方签订《抵债还款协议》时，原告共向被告支付利息6273221.9元，偿还本金20179458.1元，剩余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32920541.9元，未偿还的利息为49023815.52元，本息共计81944357.42元，在双方签订《抵债还款协议》后，价值149960484元的房屋先支付利息，再核减本金，原告向被告超额支付68016126.58元。对于该款，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虽然原告用房产抵偿相关借款本息，但是由于被告认为其已将相关房产抵偿他人，无法返还给原告，故应由被告向原告返还相应的款项。对于原告向案外人转款六笔，原告认为系向被告偿还款项，但只有案外人朱启银认可其收到的200万元系代被告任玲收款，故对其他五笔转款共计623万元，被告不认可系他人代其收款，故对于该部分款项，本案并不涉及，原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由于本案审理的内容仅为双方之间存在的借款事项，并不否定双方之间还存在合作关系，故对于双方合作期间的纠纷，本案并不涉及，各方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由于被告是依据双方所签《抵债还款协议》才取得相关房产，故原告对此也有过错，故从2015年11月6日双方签订《抵债还款协议》至原告起诉之日止，不应该计算相关利息，但在原告起诉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相应的银行利息，故对原告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案判决：一、由被告任振飞、任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华庆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利息68016126.5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损失从2017年1月12日其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华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华庆公司与任振飞、任玲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8）陕民终40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该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互之间的往来款是否正确，包括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 5310 万元以及是否存在委托付款情形；3.一审判决任振飞、任玲偿还华庆公司多支付的利息 6000余万元以及利息损失是否正确；4.华庆公司主张增加给付以6800余万元为本金从 2015 年 11 月 6 日到 2017 年 1 月 12 日利息损失3885893 元能否支持；5.一审对证据的采信是否适当,程序是否违法;6.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关于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上诉人华庆公司一审提交 2015 年 11 月 6 日其公司与任振飞签订的《抵债还款协议》以及任振飞向华庆公司支付款项、华庆公司及其委托付款人向任振飞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人任振飞、任玲一审抗辩主张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并提交双方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签订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及银行转账凭证。经查，华庆公司以本案第三人的名义向任振飞、任玲借款，对此第三人不持异议。2015年 11 月 6 日，华庆公司与任振飞达成《抵债还款协议》载明华庆公司截止 2015 年 10 月 30 日欠任振飞本息共计 1.5 亿元。从该《抵债还款协议》可以看出，双方确实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从双方往来的款项数额看，任振飞或通过其指定付款人向华庆公司以及华庆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转款，而一审认定有银行转账凭证和华庆公司向任振飞偿还款项进行抵扣，远未达到《抵债还款协议》载明的本息数额，故一审认定本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任振飞、任玲上诉主张本案属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案涉《抵债还款协议》载明的内容体现了系处理华庆公司与任振飞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二审中，任振飞、任玲提交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与案外人张国林形成的“借款核算”表，载明任振飞、任玲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向张国林借款 10500 万元、2014 年 9 月 30 日向张国林借款两笔合计 13155 万元，以上借款本息合计 15447.16 万元。该证据仅为核算表，任振飞、任玲未提交借款借据、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明上述借款实际发生的证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任振飞、任玲提交的《财务结算及以物抵债合同》，落款处仅有华庆公司全权授权委托人任玲、刘敬平签名，华庆公司未加盖公司印章。华庆公司任玲、刘敬平无权代表其公司签订该协议，对《财务结算及以物抵债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经查，2015 年 6 月 21 日，华庆公司向被授权人任玲、刘敬平出具的全权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是处理华庆雅苑目前的天然气断供、处理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接洽、负责华庆雅苑未来的销售方案设计，包含但不限于住房及商铺的定价问题。委托人将华庆雅苑房屋抵偿给案外人显然已超出授权委托范围，对华庆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故任振飞、任玲主张华庆公司已将《抵债还款协议》载明的房屋抵偿给了案外人张国林，《抵债还款协议》系处理华庆公司以及任振飞、任玲与案外人张国林之间债权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任振飞、任玲未提交证据证明华庆公司向案外人张国林借款，也不能证明该《抵债还款协议》是结算任振飞、任玲与案外人张国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华庆公司以《抵债还款协议》以及双方之间真实存在的借贷数额，请求任振飞、任玲返回超付的利息，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审理本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往来款数额及判令任振飞、任玲向华庆公司返还多支付的利息及资金占用损失是否正确。一审任振飞、任玲对其向华庆公司转款 5310 万元的数额无异议。关于二审中任振飞、任玲提交第二组证据中的《任振飞支付投资款汇总表》包括序号 1-9 号合计 3070 万元。其中，序号 3、4、6、7、8、9 号合计 2050 万元包含在一审认定的 5310 万元中；序号 1《证明》涉及金额 600 万元，华庆公司、白双人对真实性不认可，任振飞未提交该款的银行支付凭证，也不属新证据，故对该《证明》涉及的 600 万元不予认定；序号 2,2010 年 2 月 20 日徐忠林向华庆公司支付 370 万元。华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系徐忠林与华庆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且华庆公司提交2010 年 7 月 2 日向徐忠林银行账户支付 307 万元的存款凭证以及 2009 年 9 月 30 日向任玲银行账户支付 63 万元的存款凭证，证明任玲欠华庆公司 63 万元，其公司委托任玲向徐忠林转付，华庆公司已向徐忠林支付完毕该款项。任振飞、任玲虽对华庆公司委托转付不予认可，但对华庆公司提交的上述两笔支付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任振飞、任玲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徐忠林向华庆公司支付的该 370 万元与本案相关，故对该笔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序号 5,2010 年 3 月 22 日任振飞向张治革转账支付50 万元，该银行转账汇款单无转账日期。一审任振飞已提交该证据，根据张治革的银行流水，该笔款项发生于 2011 年 5 月 23日，一审已认定该 50 万元，并包含在 5310 万元中,且任振飞提交的《任振飞为项目支付其他款项汇总表》之序号 24，已将该笔款项计入，故此处不应重复计算。综上，任振飞、任玲提交的《任振飞支付投资款汇总表》中的 2050 万元款项，包含在一审认定的 5310 万元中，本院予以认定。关于二审中任振飞、任玲提交第三组证据中的《任振飞指示案外人给白双人打款汇总表》包含序号 1-4 号，合计 860 万元。其中，序号 1、3、4 号,2011年 4 月 7 日张琨向榆林市榆阳区金源商贸开发有限公司转账 200万元、2011 年 6 月 22 日韩仲金向白双仁转账 40 万元，华庆公司对此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任振飞、任玲未提交上述转款系案外人接受任振飞的指示以及与本案相关，序号 4 郭美霞支付20 万元无支付凭证，故对上述三笔款项本院不予认定；序号2,2012 年 11 月 9 日，案外人刘华山向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转款 600 万元，华庆公司予以认可。二审华庆公司提交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向刘华山及其出纳姜爱玲支付 676 万元的银行电子回单，可以证明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已向刘华山偿还上述 600万元款项。综上，任振飞、任玲提交的《任振飞指示案外人给白双人打款汇总表》涉及的款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关于二审中任振飞、任玲提交第三组证据中的《任振飞为项目支付其他款项汇总表》包含序号 1-25 号，合计 53827217 元。其中，序号 2、3、4、6、7、8、9、11、12、14、20、22、23、24、25号共计 15 笔，合计 3260 万元，包含在一审认定的 5310 万元中。序号 1，任振飞向账号尾号为 0180 的账户付款 40 万元，无收款方名称。华庆公司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华庆公司、白双人无该账户。任振飞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系向华庆公司或该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支付，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序号 10，任振飞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向华庆公司转账 300 万元；序号 13，任振飞 2011 年 10 月 9 日向华庆公司转账 400 万元；序号 15，任振飞 2012 年 6 月 13 日向白双人转账 100 万元；序号 16，任振飞 2012 年 6 月 14 日向白双人转账 170 万元。华庆公司认可上述转账凭证的真实性，认为该四笔款项华庆公司及白双人已通过刘华山账户清偿完毕，华庆公司提交冯焕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借据、现金付出凭证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 2012 年 12 月 7 日白双人向冯焕借款 1000 万元，并按照任玲的要求将 965 万元借款汇入刘华山账户，该借款本息已由华庆公司向冯焕清偿完毕，上述四笔款项已经偿还。任振飞、任玲质证认为冯焕支付刘华山的款项以及与之对应的现金付出凭证、借据与情况说明，均指向白双人个人与刘华山、冯焕、任振飞、任玲之间的借款关系，与华庆公司无关，不能证明系华庆公司偿还任振飞上述借款。本院认为，结合任振飞提交的 2012 年 11 月 9 日刘华山接受任振飞指示向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转款 600 万元以及该公司向刘华山偿还 676万元的事实，与华庆公司提交冯焕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借据、现金付出凭证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可以证明华庆公司通过刘华山账户已向任振飞偿还了上述四笔款项。序号 18、19 号，任振飞 2013 年 4 月 16 日分两笔各 500 万元，共计向白双人转账 1000 万元。华庆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款项系由案外人班虎林、班莉向华庆公司出借，从任振飞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班虎林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向任振飞转款 1000万元，当日任振飞分两笔各 500 万元向白双人转款 1000 万元。华庆公司提交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向班莉按月支付利息及还款的转款凭证以及白双人与班莉之间的短信截屏，证明该 1000万元已由华庆公司向班虎林及其女儿班莉清偿完毕。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上述 1000 万元款项实际为华庆公司向班虎林和班莉的借款，该借款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序号 5、17、21，均显示为任振飞向案外人支付利息，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予认定。关于二审中任振飞、任玲提交第三组证据中的《任振飞为项目支付款项汇总表（公告部分）》包含序号 1-14 号，合计 6070万元，均为借据，华庆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除序号 2、4、5、6、7、11 的借据与一审认定的付款凭证可以印证外，华庆公司认为其公司未收到借据载明的借款，对此，任振飞、任玲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已实际履行，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关于二审中任振飞、任玲提交第三组证据中的《任振飞为项目支付钱款汇总表（其他部分）》包含序号 1-4 号，合计 7008 万元，均为白双人向任振飞出具的借据。华庆公司对该四张借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上述借款未发生，华庆公司与白双人未收到上述借款。任振飞、任玲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已履行，故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综上，一审认定华庆公司向任振飞、任玲借款本金为5310 万元并无不当，任振飞、任玲上诉主张一审认定双方往来款项数额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华庆公司向任振飞、任玲的还款数额问题。2010 年 6月 1 日，华庆公司委托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向任玲指定收款人朱启银转账支付 200 万元，一审华庆公司提交朱启银出具的证明以及朱启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任振飞于 2010 年 3 月 26日向朱启银借款 200 万元。朱启银的证明内容为 2010 年 6 月 1日收到来自榆林华庆工程有限公司的 200 万元是任玲、任振飞于2010 年 3 月 26 日借朱启银 200 万元的还款。该证明与银行转账凭证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该 200 万元系华庆公司向任玲的还款。2010 年 7 月 15 日，华庆公司委托榆林市榆阳区政飞商贸有限公司向任振飞转款 70 万元以及 2012 年 4 月 26 日，华庆公司委托榆林市榆阳区金源商贸开发有限公司向任振飞转款 100 万元，一审任振飞、任玲对上述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榆林市榆阳区金源商贸开发有限公司与白双萍对上述转款出具了相应证据支持，任振飞、任玲不认可上述付款未提交反驳证据支持，故对任振飞、任玲关于一审认定华庆公司还款数额错误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利息虽未超过年利率 36%，但任振飞、任玲通过《抵债还款协议》取得本息合计 1.5 亿元的案涉房屋，并再次抵偿给案外人，故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以本案确认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还款时间和数额，分段计算华庆公司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为 68016126.58 元，并判令任振飞、任玲向华庆公司予以返还并无不当。前述法律规定对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是否应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并未明确规定，故一审自华庆公司起诉之日起计算本案资金占用损失亦无不妥，华庆公司上诉主张一审认定资金占用损失起算时间错误的理由不予采信。关于一审对本案证据的采信是否适当以及程序是否违法问题。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且一审对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均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不存在遗漏或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任振飞、任玲上诉主张一审对证据的采信不当、审理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华庆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对案件受理费及其分担不当的理由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该案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任振飞、任玲于2020年4月16日提交申请追加华庆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书。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1.任振飞、任玲所借银通公司借款是否由白双人偿还；2.白双人是否享有向任振飞、任玲追偿的权利；3.白双人是否有权向王虎生追偿；4、白双人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后的利息损失是否应予支持。关于借款是否由白双人偿还的问题。根据2016年6月1日的以物抵债协议约定，任振飞、任玲所借银通公司的借款本息总额确定为811.4万元，白双人同意用自己位于靖边县长城路东侧华庆雅苑小区房产抵偿该债务，抵偿房产的范围以本协议附件为准。任振飞、任玲认可用上述房产抵偿债务的事实，但是辩称该房产属于任振飞与华庆公司合作开发，白双人当时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振飞对抵债房产也享有的权利，上述借款并非由原告白双人偿还。对于任振飞与华庆公司合作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任振飞、任玲在原告华庆公司诉被告任振飞、任玲以及原审第三人白双人、郭建林、白双萍、白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提供了与本案相同的证据，但在该案件的生效判决中将被告任振飞、任玲支付给华庆公司和白双人的款项认定为系华庆公司向被告任振飞、任玲的借款，该案件终审判决被告任振飞、任玲向华庆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超出法定限额的利息。任振飞、任玲所称的支付的合作项目投资款均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2018）陕民终408号判决中被认定为被告任振飞、任玲出借的借款，那么华庆公司用于抵偿案涉债务的房产被告任振飞、任玲是否享有份额并不清楚。结合在案涉借款的以物抵债协议中约定用白双人自有房产清偿债务，该时间华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更换为李彦东，在以物抵债协议和后附的抵偿房屋清单中李彦东均作为华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以及任玲在2016年5月24日的出具的便条中也表明其与任振飞于2014年9月25日所借银通公司6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同意由保证人白双人还清此款，可以认定任振飞、任玲认可案涉借款由保证人白双人偿还的事实，至于白双人如何取得华庆公司的房产系其与华庆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足以构成任振飞、任玲否认原告白双人代偿借款的事实，任振飞、任玲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应当认定案涉借款本息由白双人代偿。关于白双人向债务人的追偿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白双人作为任振飞、任玲所借银通公司的借款本息的保证人之一，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任振飞、任玲追偿，结合以物抵债协议中确认的借款本息811.4万元，以及抵偿房屋清单中的确认的房屋总价8074416元，应当认定白双人偿还的总金额为8074416元，白双人只能在其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内享有向任振飞、任玲的追偿权。关于白双人主张向另一保证人王虎生的追偿权问题。王虎生作为任振飞、任玲所借银通公司的借款的另一保证人，其对保证担保的事实认可，但辩称其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同时还签订过附件保证担保合同，而银通公司并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其保证责任免除。经审查，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白双人与银通公司签订过两份保证担保合同，结合借款合同约定后附保证担保合同，以及白双人的保证担保合同中载明系借款合同的附件一，借款时间、金额均与案涉借款合同相符，王虎生与白双人均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保证人，可以认定王虎生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与白双人提交的保证担保合同的内容是一致的，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该借款期限于2015年1月24日届满，白双人偿还借款本息的时间为2016年6月1日，在保证期间内。王虎生与白双人作为连带共同保证担保人，担保法及担保司法解释均规定了连带共同保证人之间有相互追偿的权利，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物权法未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向其他担保人追偿。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看，不论是共同保证人之间、共同抵押人之间还是混合担保的各担保人之间，立法机关都不认可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求偿。而且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意味着债权人的债权已经实现，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其上的担保也跟之消灭，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再向其他担保人求偿也缺乏逻辑依据。故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不应予以支持。本案白双人作为保证人偿还借款本息后请求向另一保证人追偿不应予以支持。关于白双人主张的承担保证责任后的利息损失问题。白双人请求从代偿之日计算利息损失，但并未明确利息的计算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白双人代偿借款本息为8074416元，从代偿之日2016年6月1日开始即存在占用白双人资金造成利息损失，但双方未约定该代偿还后的利息标准，而原告请求的利息损失为固定金额189万元，故仅应当支持从2016年6月1日起至代偿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且该利息总额以189万元为限。对于任振飞、任玲申请追加华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任振飞、任玲申请追加华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主要理由是案涉债务系用华庆公司的房产清偿，对于该事实白双人与任振飞、任玲已经在以物抵债协议中予以确认，华庆公司并不属于必须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对于任振飞、任玲追加的第三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白双人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遂判决：一、由被告任振飞、任玲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白双人代偿借款本息8074416元及利息损失（从2016年6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总额不得超过189万元）。二、驳回原告白双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820元，由被告任振飞、任玲负担81000元，由原告白双人负担82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对（2018）陕民终408号民事判决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对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明确载明双方的联营合同存在且合法，只是要通过另案处理。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任振飞、任玲因不服本院（2018）陕民终408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裁定驳回任振飞、任玲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关于白双人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问题。首先，上诉人称其与华庆公司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其享有案涉房屋50%的权利。但另案中，任振飞、任玲二人因其与华庆公司签订《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并向华庆公司支付款项而主张其与华庆公司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但另案生效判决已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任振飞、任玲仍以相同理由主张其与华庆公司系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上述生效判决。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案涉2014年9月25日两份《借款合同》载明的保证人为白双人、王虎生，华庆公司并非案涉借款法律关系中的担保人。且根据2016年6月1日《以物抵债协议》载明的内容，甲方为出借人银通公司、乙方为保证人白双人、丙方为借款人任振飞与任玲，华庆公司并非其中一方主体。虽然在该协议尾部乙方落款处并非白双人本人签字，但白双人称系其委托姐姐白爽平进行的签字。且虽然在该协议尾部有华庆公司盖章并经时任华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彦东签字，但该盖章及签字行为应仅为对协议尾部载明的“注：榆林华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用附件清单的房屋抵偿此借款”之内容的确认。华庆公司并不因此代替白双人成为该《以物抵债协议》的主体。上诉人称该《以物抵债协议》证明白双人未实际履行还款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虽然白双人在一审中称案涉房屋“是华庆公司的”，但白双人与华庆公司之间系另一个法律关系，并不影响白双人在以物抵债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上诉人称一审混同了法人财产抵债行为和自然人的履行义务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后，2016年5月24日任玲出具便条，2016年6月1日三方订立《以物抵债协议》，从时间先后顺序以及上述两份证据的内容看，两份证据具有一致性，上诉人称该便条并未实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审认定白双人作为保证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任振飞、任玲追偿，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根据一审卷宗记载的内容，2020年4月9日，一审法院对任振飞、任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了谈话，告知了变更后的合议庭成员并询问是否同意变更，是否申请回避，任振飞、任玲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回答：“同意，不申请回避”，并表示认可之前庭审笔录的内容，不需要重新开庭。故一审并不存在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问题。因华庆公司已在案涉《以物抵债协议》中同意用案涉房屋抵偿案涉借款，且如上所述，白双人与华庆公司之间系另一法律关系，故华庆公司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上诉人称一审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二审中，上诉人认可（2018）陕民终408号民事判决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任振飞、任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51元（任振飞已预交），由任振飞、任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建民  审 判 员    张叡婕    审 判 员    滕欣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谢  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