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4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珠花，女，194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国海，男，196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泉国，男，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富英，女，197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伟男，男，199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丝洁，女，200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述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伯灿，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绍萍，女，1970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因与被上诉人余绍萍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5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伯灿及金国海、被上诉人余绍萍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余绍萍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程序问题。1.《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相对方是金国海和余绍萍两人。余绍萍以此为依据要求分割“金国海家庭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份额”，那么一审被告只能是金国海一人，其余各上诉人的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2.即使《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那也只能是金国海要支付给余绍萍423984元，而一审判令各上诉人共同支付给余绍萍423984元，显然于法无据。二、采信证据错误。一审法院所采信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1.《人民调解协议书》第1条确定：“在金国海家庭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份额中，余绍萍得人民币423984元，上述款项单项列支”，但本案中只有单珠花家庭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并无金国海家庭户的拆迁安置补偿。因此这第1条的内容根本就不存在。2.如果是分配单珠花户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那么应该有各上诉人共同签字确认，而不应该由金国海和余绍萍两人私自确认分配。这份由金国海和余绍萍私自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对其余各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3.单珠花户拆迁安置补偿中，除去232.50平方米的房屋因素，因人口因素得到的补偿款为167.50×8833=1479527.50元，即每个人的人口因素补偿款为147952.75元。即余绍萍在单珠花户拆迁安置补偿中的可得款项为147952.75元。因此，《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确定余绍萍可得423984元也显失公正。 余绍萍答辩称，金国海与余绍萍在没有离婚时就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相关证据已经提交一审法院，相信法院会根据事实依法判决。讼争房屋以单珠花名义与村里签订拆迁协议，拆迁款全部由单珠花领取，家庭内部没有进行分割，所以余绍萍将全部家庭成员作为被告起诉，一审程序没有问题。一审已经调查清楚，详见一审判决书，余绍萍要求分割的就是金国海小家庭的份额，不存在认定错误的问题。 余绍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方按编号为（2019）绍越东人调字第22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向余绍萍支付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23984元。 一审法院认定：单珠花与金长荣（2010年去世）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两个儿子，分别为金国海、金泉国。金国海与余绍萍曾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一女，取名金某；余绍萍于2019年12月13日向该院起诉离婚，该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19）浙0602民初116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余绍萍与金国海离婚，并对相关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处理，涉案拆迁安置权利在该案中因涉及案外人权益未予处理。金泉国与张福英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一子即金伟男，领养一女即被告金丝洁。另查明，1988年，金长荣申请建房用地审批，当时家庭4人，申请建造楼房二间，并获批准。1993年，金长荣申请土地登记审批，于1994年领取前述楼房绍集建（皋埠）字第2993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金长荣，地址皋埠镇枯桥村，图号2-2-27，地号35，用地面积74.8平方米。后因上述房屋涉及拆迁，2019年11月12日，金长荣（单珠花）户（乙方）与绍兴市越城区××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了《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1份，其中约定：一、征收房屋范围：乙方现有房屋丈量总建筑面积232.50平方米，认定为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232.50平方米；二、安置人口：认定乙方实际安置人口8人，可计入安置人口2人，合计可安置人口10人（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余绍萍、金某，因金某系独生女，金伟男系大龄青年可各增加1个安置人口）；三、安置面积：乙方可安置补偿面积为400平方米；四、乙方拆迁房屋补偿情况：1.装修补偿款：113601元；2.附属物补偿款：20504元；3.其他补偿：0元；4.上述各项评估补偿款小计136805元；五、各项补贴及奖励:1.搬家补助费1635元；2.安置过渡补助费16740元；3.提前腾空搬迁奖励23250元；4.上述各项补贴及奖励小计41625元；六、货币安置情况：1.乙方选择货币安置的面积为400平方米，货币安置补偿比准价为8833元／平方米；2.乙方确权房屋评估总补偿款：166144元；3.货币安置补偿款：3699344元；4.货币安置20%奖励款（不含附属物、装修）：739869元；5.上述款项小计：4439213元；七、乙方被征收房屋总补偿款合计4617643元。目前，补偿款均已由单珠花领取。又查明，2019年11月1日，余绍萍、金国海在绍兴市越城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主持调解下，对涉案拆迁安置权益达成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2019）绍越东人调字第22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该协议约定“1.在金国海家庭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份额中，余绍萍得人民币423984元，上述单列支出。2.金某的份额由金国海保管，专款专用，只能用于金某；3.余绍萍得到补偿金后，自愿放弃购房补贴等其他拆迁权益；4.协议签订后，题述纠纷即告终结，双方不得另起纠葛…”。再查明，被告方陈述涉案房屋在拆迁前由单珠花及金泉国一家居住；余绍萍与金国海女儿金某向该院陈述，对于其父母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其当时并不清楚，父母也没有给其看过；调解协议第二条载明其的份额由父亲保管，其不认可，其他没有意见，其认可母亲在家庭中有42万余元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该院查明事实，本案中所涉的安置补偿协议书确定的具有合法审批手续的住宅房屋确权面积为232.50平方米，可安置补偿面积为400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系占地面积74.80平方米二间楼房，因该处楼房系1988年金长荣申请建房，当时家庭人口四人，系金长荣、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故应视为系该四人的家庭共有财产。上述房屋建造时虽然金国海、金泉国已满十八周岁，但年纪均尚轻，金长荣系当时的户主及一家之主，且双方亦认可该房屋主要系金长荣、单珠花所建，故应认定金长荣、单珠花对建造房屋贡献最大，该院酌情确认对于被拆迁房屋金长荣、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各享有产权份额36%、36%、14%、14%。因金长荣已于2010年去世，在金长荣没有留有遗嘱的情况下，其对房屋的36%产权份额应由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按照法定继承分别继承享有12%份额，则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实际分别享有该房屋48%、26%、26%份额。而本次拆迁的安置人口为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余绍萍、金某，因金某系独生女，金伟男系大龄青年可各增加1个安置人口，可见总的来说拆迁包含了被征收房屋与安置人口两方面因素，应认定房屋征收安置权益系上述人员的共同财产。根据本次拆迁的具体情况及拆迁安置政策等综合情况，该院酌情确定本次拆迁权益，有60%的因素来自于被拆迁房屋，40%的因素来自于安置人口。金国海就拆迁安置权益中其享有的被拆迁房屋份额因素形成的部分，以及因其人口因素形成的部分享有相应的权益；余绍萍以及金某仅就拆迁安置权益中因各自人口因素形成的部分享有权益，对于被拆迁房屋份额因素形成的部分并不享有权益。对于双方争议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被告辩称本次拆迁是单珠花户，有八个人口大家庭，并没有金国海户小家庭户房屋拆迁，故余绍萍并不能以该人民调解协议作为依据。该院认为，分析该问题前必须明确金国海、余绍萍拆迁安置的具体份额，因两人签订协议时未离婚，故应先就两人共同享有的拆迁权益作一考察。根据相关拆迁安置政策的规定，同时考虑到余绍萍在被拆迁房屋中享有的份额，综合本案被拆迁房屋面积及安置人口因素的作用力（独生子女人口因素系及于其家庭）、房屋被征收前后对本案当事人生活影响程度、生活需要等整体情况，该院酌情认定在4617643元拆迁安置权益中，金国海、余绍萍共享有25%份额，共计1154410.75元。据此，对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该院作如下分析：首先，本次拆迁确实是以金长荣（单珠花）户作为拆迁单位，但根据被拆迁房屋产权以及安置人口的情况，可以明确拆迁时包括金国海一家三口，以及金泉国一家四口，还有母亲单珠花，虽然系家庭共有财产，但在余绍萍与金国海产生拆迁权益纠纷时，且在签订该协议时金国海、余绍萍尚未离婚的情况下，调解协议书描述“在金国海家庭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份额中，余绍萍得人民币423984元，上述单列支出”并未有不妥之处，符合当时各自已经组成家庭的情况，且现余绍萍与金国海已经离婚，余绍萍要求分割家庭共有财产亦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人民调解协议书系余绍萍、金国海双方在东湖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下所约定，且协议书亦明确金某的份额需专款专用只能用于金某，也未损害第三人的权益，金某亦表示认可余绍萍享有的拆迁安置权益，故应认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最后，根据前述分析的金国海与余绍萍共计享有的款项来看，系大于协议书约定的余绍萍享有的423984元，当然地，金国海家庭即余绍萍、金国海、金某三人可享有的权益更是远大于该数额，故可以理解为人民调解协议书系金国海与余绍萍对于应享有拆迁权益所作的分配，所作分配并未超出整个家庭、夫妻两人可以取得权益的范围。综上，该人民调解协议书除金某对于其享有的份额由金国海保管该部分内容有异议外，其余内容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余绍萍、金国海均应按约履行，余绍萍应享有约定的423984元拆迁权益。因现总的拆迁款由单珠花方领取，且在被告之间仍未进行过实质分割，故应由被告方共同支付给余绍萍，金某亦向该院表示认可余绍萍享有该款项的权益，该院对余绍萍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余绍萍享有的拆迁安置权益423984元支付给余绍萍。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60元，由余绍萍负担；财保费3020元，由余绍萍负担459元，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负担2561元，被告方负担的部分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付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一审确定的被告主体是否适当；二是《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首先，本案为分家析产纠纷，余绍萍所诉请分割的是《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项下的拆迁款项，而该补偿协议书项下获得的拆迁款项归属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余绍萍、金某共同共有，对此双方均无异议。现余绍萍与金国海已经离婚，其要求分割其享有的拆迁款，合法有据，余绍萍将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均作为被告列明并无不当，金国海主张上述人员被告主体不适格，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内容，讼争被拆迁房屋确权面积为232.50平方米，可安置人口10人，最终确定可安置补偿面积为400平方米，一审综合本次拆迁的具体情况及拆迁安置政策等情况，酌情确定本次拆迁权益有60%的因素来自于被拆迁房屋，40%的因素来自于安置人口较为合理，本院予以认同。金国海主张可安置补偿面积400平方米的其中167.50平方米来自于人口因素以及人口因素所涉拆迁补偿款为1479527.50元（167.50平方米×8833元／平方米），余绍萍仅可分得其中十分之一，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根据讼争房屋的审批人口、建房贡献、法定继承等因素，确定金国海享有讼争房屋26%的份额亦属合理，再结合金国海、余绍萍的人口因素，一审酌情认定金国海、余绍萍两人在全部拆迁款项中享有25%共计1154410.75元并无不当。最后，对于金国海、余绍萍两人所享有的款项，两人在签订《越城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涉及房屋安置补偿协议书》之前已经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由余绍萍分得423984元，该约定对金国海有约束力，即使该金额超过余绍萍所涉人口因素应当享有的拆迁补偿利益，也系金国海对自己所享有的拆迁利益的处分，且所处分的金额并未损害单珠花、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金某的利益，可作为金国海与余绍萍分割共有拆迁款的有效依据。金国海认为余绍萍分得423984元显失公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60元，由单珠花、金国海、金泉国、张富英、金伟男、金丝洁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瑜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茹赵鑫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