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初172号 原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树下王路38号。 法定代表人：方林苗，系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丹萍，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友根，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殷阿三，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剑飞，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光祥，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勇，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然，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因与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王光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1月27日、2021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丹萍、俞友根，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剑飞、被告王光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勇、陈浩然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活动；原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丹萍、俞友根，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剑飞、被告王光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勇、陈浩然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活动；原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丹萍、俞友根，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剑飞、被告王光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然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活动；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2.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暂存在企业仓库的约315.7吨污泥处置费（以处置合同确定金额为准）；3.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土壤损害赔偿金人民币3,362,000元；应急防控处置费人民币868,596.6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人民币1,622,000元，三项合计人民币5,852,596.6元；4.依法判令两被告以原位修复的方式共同对受污染损害的地下水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启动修复程序（以与有资质的第三方修复单位签订委托合同的时间为准），恢复至原址未发生污染前的基线水平，逾期未启动修复程序或未修复的，则承担经评估的修复费用合计人民币43,841,000元；5.依法判令两被告在浙江省省级主流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6.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人民币300,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审理期间，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明确第2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暂存在企业仓库的约315.7吨污泥处置费人民币975,451元。另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28日期间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人民币42,695.10元。事实和理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原绍兴市柯桥区环境保护局），为原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的派出机构。被告王光祥系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03年1月9日成立，涉案污水收集中转池于2003年建设并于2004年投入使用。2017年6月8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污水收集中转池存在疑似渗漏问题。后又根据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开展调查，并委托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开展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确认污水池无防渗漏措施。由于污水池中污染物不断向底部及周边区域迁移扩散，导致污水池周边区域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2017年9月起，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委托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污水池及污水池底部污泥进行了应急防控处置工作，共产生费用868,596.6元，其中包括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项目费94,757元；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施工费263,091.6元；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监理费30,000元；初沉池、浓缩池清理腾空施工费57,452元；污泥处置工程项目费233,000元；污泥处置工程项目监理费18,000元；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172,296元（另有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28日期间新产生的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42,695.10元，自2020年9月29日委托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进行具体处置后即不再计算处置费）。期间由污水池转移至初沉池、浓缩池内的污泥经压滤过磅后暂存至企业仓库，数量约315.7吨。同时，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分别于2017年11月和2019年5月委托了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分别形成了《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625m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初步环境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和《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根据鉴定评估报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合计人民币47,203,000元，其中土壤损害数额为人民币3,362,000元，地下水损害修复费用为人民币43,841,000元，产生鉴定评估费用共计人民币1,622,000元。被告王光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已于2019年12月21日提起公诉，该案尚在审理中。原告认为，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生产中产生的废水通过无防渗漏措施的污水池进入污水池底部及周边区域，对污水池周边区域土壤及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等规定，依法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被告王光祥作为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在企业迁建至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时，在厂区内建造未采取防渗防漏措施的污水收集池（面积约为1625平方米），用于收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水。2013年，原绍兴县人民政府出台化工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后，王光祥仍未对该污水收集池进行防渗漏改造提升，放任企业生产的污水通过污水收集池向外环境排放，经损害评估确认土壤环境介质污染物浓度和地下水污染物浓度有多项指标超基线水平20%，其中不乏1,2-二氯苯、1,4-二氯苯等有毒物质，生态损害数额高达4000余万元，造成了影响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对造成的损害后果，依法应当由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2020年5月15日，原告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向两被告送达了绍市赔偿函字〔2020〕3号《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意见书》及其附件，要求两被告以“货币赔偿+原位修复”的方式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中以货币赔偿的方式承担土壤损害赔偿金、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项目费、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施工费、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监理费、初沉池和浓缩池清理腾空施工费、污泥处置工程项目费、污泥处置工程项目监理费及鉴定评估费共计5,680,300.6元；以原位修复的方式对受污染损害的地下水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原址未发生污染前的基线水平，修复费用43,841,000元。嗣后，两被告均书面答复各自不应该是赔偿义务人。为保护生态环境，依法制止违法行为，保证人民财产和生命健康，现原告作为绍兴市政府指定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的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等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公正判决。 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辩称，一、本案程序上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诉讼。案涉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目前尚在审理中，本案民事案件审理的环境污染基本事实与刑事案件审理的环境污染事实属于同一事实，本案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二、对原告诉称的环境污染损害的事实没有异议。三、对案涉环境污染损害造成的具体损失，由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证据材料依法予以核实。四、关于原告的具体诉请：1.关于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请，案涉环境污染系污水收集中转池造成，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5日进行股权转让，在接管经营权后没有使用过污水收集中转池，即不存在继续损害的事实，该项诉请缺乏继续损害的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驳回。2.关于第二项诉请中产生约315.7吨污泥的事实没有异议，原告诉请以处置合同金额为准，该项损失属于刑事案件中需要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应以刑事案件查明并认定的损失为准，具体金额由法院审查确认。3.关于第三项诉请的赔偿金额，该项损失属于刑事案件中需要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应以刑事案件查明并认定的损失为准，具体金额由法院审查确认。4.关于第四项诉请的修复费用，该项损失属于刑事案件中需要查明并认定的事实，应以刑事案件查明并认定的损失为准，具体金额由法院审查确认。同时，原告已经委托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对受污染损害的地下水生态环境实施修复程序，其诉请的启动修复程序与正在实施的修复程序存在矛盾，但具体修复方案的认定和损失金额由法院审查确认。5.对于第五项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请，对本案环境污染损害的事实没有异议，由法院审查确认。6.关于律师费的诉请，原告没有提供支付凭证，无法证明律师费已实际支出。同时请求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律师费的具体金额。五、原告诉请的环境污染损害应由被告王光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王光祥辩称，一、本案起诉时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早在2017年5月4日前就已知道了涉案污水池渗漏情况，诉讼时效最晚应从2017年5月4日起算。本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已经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二、王光祥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即使存在污染环境行为，实施主体是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应由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承担责任，不应由公司的经营者个人承担责任。王光祥只是公司前股东之一，没有法律规定其在该种情况下需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三、针对本案具体诉讼请求的意见：1.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与事实不符。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早已停产，涉案污水池已经进行了应急处理，现在已在进行地下水治理，污水池对外部环境已没有危害，原告诉请停止侵害已没有意义。2.关于污泥处置费，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的收费标准是按照危险废物的收费标准，约315.7吨污泥是否属于危险废物尚需进一步鉴定，是否为危险废物对处置价格有重大影响，如原告将其作为危险废物处理，被告王光祥对相应的处理费用不予认可。3.对于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的赔偿金额请法庭查明之后予以确认。其中的土壤损害赔偿金，评估机构直接跳过优先级更高的理论治理成本和基于污染物排放量的虚拟治理成本计，直接采用金额置换法不合理。4.对于第四项诉讼请求中的水体修复费用金额有重大异议。4000多万的金额是基于一种方法理论模拟推测的金额，根据被告王光祥提交的证据材料，实际中标金额只有300多万元，如果最终确认水体确实受到了损害，也应当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5.对于赔礼道歉的诉请，原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存在重大过错，甚至有渎职行为，如果要赔礼道歉，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也应当作为赔礼道歉的主体。6.关于律师费，目前没有支付凭证，无法证明实际已经发生。 原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及负责人身份证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王光祥的身份信息,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资格； 2.绍柯检公诉（2019）1203号起诉书，证明王光祥因案涉环境污染事件涉嫌污染环境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8）68号）、中共绍兴市委办公室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绍市委办发（2018）31号），证明本案系一起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国务院授权省级、市地级政府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绍兴市人民政府指定原告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权利人，原告依据上述规定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定条件；绍市赔偿函字〔2020〕3号《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意见书》及其送达回证和答复，证明原告向两被告书面送达了赔偿意见书，两被告书面回复称各自不应是赔偿义务人，致使磋商无法进行，遂依法提起本案诉讼； 3.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案件移送书1份、现场检查（勘察）笔录7份、调查询问笔录2份、《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废水、底泥、地下水样品有毒物质鉴定意见》、《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625m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污染初步调查技术咨询合同》、《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625m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咨询合同》、《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625m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初步环境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厂区1625m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场地环境调查实施方案》，证明2017年6月8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环境污染执法检查，发现案涉1625m2污水收集中转池底部未做防渗漏措施，导致污水池中污染物不断向底部及周边区域迁移扩散，导致污水池周边区域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经委托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为：污水池废水、底泥、地下水样品中含有1,2-二氯苯、1,4-二氯苯等有毒物质及其他超标物质，造成严重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及土壤生态环境损害。原告为此支付评估费人民币150,000元； 4.《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初沉池、浓缩池清理腾空施工项目协议》及其方案、费用清单，《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施工项目协议》及其方案、费用清单，《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总结材料》，《关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协议的情况说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施工环境监理技术咨询合同》及其《环境监理总结报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项目技术咨询合同》及其费用清单，《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情况总结》，《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泥处置工程项目合同书》，《浙江嘉业化工污泥处置工程项目总结材料》，《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污泥处置项目施工环境监理技术咨询合同》其《环境监理总结报告》，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统计表，增值税发票，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营业执照，证明案涉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环保部门为防止生态环境进一步损害及防止损失扩大，采取一系列应急防控措施，共产生费用868,596.6元，其中包括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项目费94,757元、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施工费263,091.6元、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监理费30,000元、初沉池、浓缩池清理腾空施工费57,452元、污泥处置工程项目费233,000元、污泥处置工程项目监理费18,000元、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172,296元； 5.《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意见征询书》及其送达记录和回复，《绍市环柯桥（2019）14号关于要求申请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单一来源采购的请示》及其公示、《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补充调查与评估项目技术咨询合同》、《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证明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就案涉污染事件开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经征询两被告无果后，通过政府采购，依法委托环保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在册机构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对案涉污水池及周边地块进行环境补充调查和损害评估，评估结论为：土壤损害方量约为168105.7m3损害数额约为3,362,000元；地下水损害方量约为59251.5m3损害数额约为43,841,000元。原告为此支付评估费人民币1,472,000元； 6.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证明原告已委托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次诉讼活动，律师代理费为人民币300,000元； 7.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股东登记信息、王光祥家庭户籍信息，证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由王光祥实际控制，其中王光祥占股51.82%、王光祥妻子徐某占股45%、王光祥妻子胞姐徐鸣占股3.18%，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0元，由各股东认缴（未缴纳）； 8.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风险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出具的《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区域环境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补充说明》以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针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的补充说明以及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委托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实施的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仅系地下水修复工作的前置程序，后续仍需按《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中的地下水修复方案开展地下水的整体修复工作； 9.招投标合同附件，证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采购项目仅系前期处置工程； 10.排污费垫付统计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证明2020年6月至9月28日期间新增的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为人民币42,695.10元； 11.废物（液）处理处置服务合同，证明原告诉请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的污泥处置费用金额为975,457元。 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仅提供了一份要求中止诉讼的书面申请，认为王光祥涉嫌污染环境罪已被审查起诉，本案与上述刑事案件具有密切关联，本案有待刑事案件查明事实并作出判决后方可继续审理。 本院认为，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中止诉讼情形，对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提出的中止诉讼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被告王光祥为反驳原告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该公司是由多个股东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王光祥仅系股东之一，2017年2月8日，公司高管由王光祥、徐鸣变更为殷阿三、殷阿土； 2.股权转让协议及交接材料，证明2016年12月6日，王光祥、徐某、徐鸣将三人持有的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殷阿三、殷阿土，双方于2017年2月5日至6日完成了交接手续； 3.绍市环柯停〔2018〕1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证明因涉案污水池渗漏受到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体是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而非王光祥个人； 4.2004年绍兴县环境保护局的《验收会议纪要》； 5.2015年绍兴市柯桥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600吨蒽醌类分散染料技改项目环保“三同时”阶段性验收的意见》； 证据4、5共同证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04年、2005年两次经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进行三同时验收，两次验收结果均为通过，环保部门未向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提出过任何对污水池进行整改的要求； 6.绍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县造纸制革化工等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 7.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化工行业整治提升技术绩效评估报告； 证据6、7共同证明2013年原绍兴县人民政府出台化工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聘请环科公司进行了全面的环境评估，并于2014年11月出具了书面报告，专业机构经过全面检查未提出污水收集池存在渗漏的问题； 8.排污许可证，证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一向正规经营，严格遵守环保相关要求，具有排污资质，根本没有通过渗坑偷排污水的必要； 9.会议录音及摘要； 10.（2020）浙06民初172号案件收立案信息； 证据9、10共同证明2017年5月4日上午，柯桥区滨海工业区管委会组织王光祥、殷阿四就污水池渗漏问题开会，时任绍兴市柯桥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助理兼监察大队大队长的潘军参会，上述事实证明，环保部门至少在2017年5月4日就已知晓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渗漏问题，但本案的收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已经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11.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采购项目的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12.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采购项目的合同公告及《施工合同》； 13.现场照片； 证据11、12、13共同证明2020年7月，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由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施工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根据《施工合同》：“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地块范围内的地质水文勘察、抽水井建设、污水抽出并达标处理后纳管排放，污泥压滤并外运处置，地下水监测井建设及定期监测等工作。本项目需抽提并达标处理污水总量约20000立方米”。该施工范围已经基本涵盖了《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地下水修复方案的内容。此外，《施工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为3,063,520元，远低于原告主张的地下水修复费用43,841,000元。 审理期间，原告向本院提交书面调查申请一份，要求本院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调取王光祥污染环境罪一案中王光祥的讯问笔录以及证人徐某、傅某、谢某、罗某、伍某、王某的询问笔录，证明王光祥作为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案涉污水收集中转池的设计、施工过程中未作防渗措施，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导致污水池中污染物不断向底部及周边区域迁移扩散，导致污水池周边区域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的事实。本院对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予以准许，依法调取了相关证据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通知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负责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施工工作的员工张军港以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负责出具《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的鉴定人员张志宏出庭接受质询。 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两被告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被告的身份情况；证据2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王光祥涉嫌污染环境罪被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以及原告具备提起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资格；证据3-5均系原件且来源合法，可以证明涉案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处置过程以及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估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九条、第十条规定,本院依法采纳上述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根据；证据6系原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与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事实，且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已接受委托并实际处理了委托事务，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是否应由被告承担以及承担的具体金额，本院将结合本案审理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证据7，两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原告所主张的王光祥应当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证据8、9的相关内容已由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及鉴定人员的说明相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相关证据；证据10、11系原件，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第2项诉讼请求即暂存在企业仓库的约315.7吨污泥处置费共计人民币975,451元以及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28日期间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为人民币42,695.10元的事实，本院均予以采纳。 对于被告王光祥提交的证据：证据1、3，原告及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2系原件，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亦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能否达到被告王光祥主张的其不应承担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证据4、5、6、7、8，原告及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影响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以及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认定，因此不能达到被告王光祥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9、10不能达到被告王光祥所要证明的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11-13，系被告王光祥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且不能达到其所要证明的地下水修复金额应为3,063,520元的证明目的，不足以否定原告提供的相关鉴定评估意见以及出庭作证的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的工作人员证言、鉴定人员的陈述等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对于本院依原告的申请调取的相关证据，能否达到原告所要证明的王光祥存在侵害生态环境行为的证明目的，亦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 对于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负责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施工工作的员工张军港以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负责作出《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的鉴定人员张志宏的陈述，均系其依据各自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及专业知识所作的客观陈述，且当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合法依据，本院均予以采纳。 被告王光祥在庭审结束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调查申请，要求调取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提交的地下水每周数据报告，用于证明目前污水池周边地下水的实际情况，从而确定地下水的修复费用。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申请所要调取的证明不足以推翻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鉴定人员对相关鉴定内容所作的说明，不影响本案相关的事实的认定，对于上述申请，本院不再予以准许。 经审理查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03年1月9日依法经工商登记设立，营业期限至2022年12月31日，王光祥系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51.82%的股份，公司原另两位股东分别为徐某、徐鸣，分别持有公司45%、3.18%的股份。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03年建设污水收集中转池并于2004年投入使用。2016年12月6日，王光祥、徐某、徐鸣与殷阿三、殷阿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光祥、徐某、徐鸣将其持有的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殷阿三、殷阿土。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8日变更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殷阿三。 2017年6月8日，绍兴市柯桥区环境监察大队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污水收集中转池存在疑似渗漏问题，遂就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于2017年9月30日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开展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625m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污染损害初步调查评估工作。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于2017年12月24日出具《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625m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初步环境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污水池污水样品中各项检测指标未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地下水样品中苯酚类指标超标，最严重点位超标28099倍，色度、（浑）浊度、耗氧量、氨氮等指标超标约为7-70倍。土壤样品没有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三级标准和《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非敏感用地标准限值。与对照点值比较，苯、1，3-二氯苯、氯苯、1，4-二氯苯、1，2-二氯苯、苯酚浓度值超过对照点浓度值。一个点位底泥样品的总石油烃含量比《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非敏感用地标准限值高，其余点位检测指标没有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三级标准和《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非敏感用地标准限值。环境损害评估结论为：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的损害，损害金额未能计算。污水池内污染物较多，需将污水通过管网运至绍兴市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理1625m3方污水共需要5,687.5元。2018年4月2日，绍兴市柯桥区环境监察大队委托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于2018年5月2日出具《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情况总结》，确认该污水池无防渗漏措施，池内污水可通过池体（池底、池壁）渗入地下水及污水池周边区域，造成环境污染。2018年8月17日，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柯桥区分局委托绍兴零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分别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初沉池、浓缩池清理腾空及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工程进行施工。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柯桥区分局委托浙江爱闻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施工进行环境监理。2018年8月29日，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柯桥区分局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作出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 2019年5月15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为进一步确定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损害程度，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开展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污染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工作。2019年8月24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出具《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调查结果显示：根据数据检测结果，土壤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损害污染指标为氯苯、1，2-二氯苯、1，3-二氯苯、1，4-二氯苯、苯、苯胺。地下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损害污染指标为1，2-二氯苯、氯苯、2，4-二氯苯酚、2，4-二甲基苯酚、2-氯苯酚、4-甲基苯酚、硝基苯、苯胺、苯酚、萘。恢复措施：调查区土壤中各项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风险筛选值，调查区土壤无需进行土壤修复。对比《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确认调查区地下水1，2-二氯苯、氯苯、苯酚超标，建议采用“原位化学氧化-还原＋阻隔墙＋监测自然衰减”恢复方案对地下水进行恢复。环境损害评估结论为：根据损害调查结果，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土壤损害方量约为168105.7m3，损害数额约为3,362,000元；地下水损害方量约为59251.5m3，损害数额约为43,841,000元。 2019年8月22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委托绍兴零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了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泥处置工程，该项目工程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委托浙江爱闻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施工环境监理。 2020年7月，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通过公开招投标与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签订了《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处置工程施工合同》，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地块范围内的地质水文勘察、抽水井建设、污水抽出并达标处理后纳管排放、污泥压滤并外运处置、地下水监测井建设及定期监测等工作。 2020年11月，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与绍兴华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废物（液）处理处置服务合同》，委托绍兴华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涉案暂存脱水后污泥处置项目工程。 上述委托评估及施工项目共计产生以下费用：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项目费94,757元；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施工费263,091.6元；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监理费30,000元；初沉池、浓缩池清理腾空施工费57,452元；污泥处置工程项目费233,000元；污泥处置工程项目监理费18,000元；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172,296元；自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28日期间新产生的污水池内地下沉积水处理费42,695.10元；暂存在企业仓库的约315.7吨污泥处置费共计975,451元；评估鉴定费用为1,622,000元；另根据评估报告显示，土壤损害金额约为3,362,000元；地下水修复费用约为43,841,000元。 被告王光祥因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已于2019年12月21日提起公诉，该案尚未审结生效。 2020年5月15日，原告以直接送达的方式向两被告送达了绍市赔偿函字〔2020〕3号《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意见书》及其附件，要求两被告以“货币赔偿+原位修复”的方式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中以货币赔偿的方式承担土壤损害数额、污水池渗水侦察实验项目费、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项目施工费、污水池应急防控处置监理费、初沉池和浓缩池清理腾空施工费、污泥处置工程项目费、污泥处置工程项目监理费及鉴定评估费共计5,680,300.6元；以原位修复的方式对受污染损害的地下水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恢复至原址未发生污染前的基线水平，修复费用43,841,000元。嗣后，两被告均书面答复各自不应该是赔偿义务人，致使磋商无法进行。2020年6月3日，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与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由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接受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委托，代理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活动，律师费总额为300,000元。原告于2020年6月4日以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王光祥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致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交起诉材料，后于2020年6月22日补齐相关起诉材料，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 另查明，根据中共绍兴市委办公室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绍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绍市委办发〔2018〕31号），绍兴市政府为绍兴市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指定市环保局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市政府及其指定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的部门或机构有权提起诉讼。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月成立，前身为绍兴市环境保护局。 本院认为，绍兴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及《绍兴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在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无法进行磋商的情况下，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案是否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绍兴市柯桥区环境监察大队于2017年6月8日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污水收集中转池存在疑似渗漏问题，但不能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是否造成了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起始时间。生态环境是否受到损害应以专业的调查结论作为依据。故从调查结论作出时起算，原告于2020年6月4日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起诉材料，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二、本案是否应当中止诉讼。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所依据的实体法基础、保护法益、诉讼目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刑事案件的审理重点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民事案件的审理要解决的是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行为效力及民事责任承担的问题，且刑事与民事案件对于证据的采纳及证明标准均不相同。本案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要审查的是被告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生态环境是否受到损害以及所需修复费用、损害赔偿等具体数额，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等事实，对于上述事实，并不必然以王光祥涉嫌污染环境罪一案的审理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因此，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中止诉讼情形，对于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要求本案中止诉讼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两被告是否存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以及是否应当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首先，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作为生产经销化工染料的公司，在建造污水收集池用于中转存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时，应当严格按照专业设计规范及标准进行建造，做好防渗防漏措施。但从绍兴市柯桥区环境监察大队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的情况来看，该公司污水收集中转池存在疑似渗漏问题。此后，绍兴市柯桥区环境监察大队就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委托专业的鉴定评估机构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1625ｍ2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污染损害情况进行了调查评估。调查评估结果显示，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受体端和污染源的污染物存在同源性，且损害数额较大，发生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九条规定,负有相关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规定第十条同时规定,当事人在诉前委托具备环境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以及委托国务院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存在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后果，且该公司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作为法人，依法应当就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次，王光祥系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虽从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王光祥的讯问笔录及证人傅某等人的证言中可以证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由王光祥实际负责经营管理，公司污水收集池由傅某按照王光祥的要求建造，但上述事实不足以否定污水收集池的建造系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亦不足以证明建造污水收集池系王光祥的个人行为而非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履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因此，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王光祥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侵权行为，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至于本案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情形，本院认为，目前仅凭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2003年登记时显示的三名股东身份（原告称三名股东系王光祥及其妻子和姐姐）及出资金额，尚不足以证明存在公司与股东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综合上述分析，原告主张王光祥应当与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四、原告要求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承担的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修复生态环境、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首先，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因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早已停产，涉案污水池已经进行了应急处理，故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已不存在继续实施侵害行为的事实，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停止侵害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承担的污泥处置费、应急防控处置费、土壤损害赔偿金、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地下水污染修复费用及鉴定评估费用，环保部门依法委托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评估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对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污染情况进行了调查评估，调查及评估程序合法，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质询，采用的计算方法和结论科学有据，在两被告无充分证据足以证明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况下，本院依法将原告提供的相关鉴定评估报告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予以采信。原告依据鉴定评估报告依法委托专业公司实施了应急防控处置工程、污泥处置工程及地下水污染前期修复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承担上述费用。针对两被告提出异议的具体项目金额，本院分析如下：对于污泥处置费用的收费标准问题，《废物（液）处理处置服务合同》中对于服务内容一项中明确载明“涉案污水池北面临时危险废物仓库内暂存的水处理污泥为其他油墨、染料、颜料（油漆）（不包括水性漆）生产过程中产生，具有毒性危险特性，属危险废物，危废代码为264-012-12，台账数量总计为315.68吨。”在绍兴零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浙江嘉业化工污泥处置工程项目总结材料》中，也明确涉案的污泥是化工污泥，属于危废（HW12）。因此，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涉案处置污泥属于危险废物，原告主张的污泥处置费用标准以处置危险废物的标准计算依法有据。对于土壤损害金额的认定所采用的评估方法，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出具《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中对于土壤恢复方案进行了详细分析，对于不需修复的受损土壤评估，根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土壤与地下水》（环办法规〔2018〕46号），如果不需要开展修复，且现状污染水平高于基线水平，应对现状污染水平与基线水平之间的损害进行评估。由于涉案不需修复的受损土壤现状污染水平与基线水平对应的土地利用类型相同，且无法获取土壤中污染物从现状污染水平修复至基线水平的理论治理成本，因此采用土壤置换成本法量化确定现状污染水平与土壤生态环境基线水平之间的损害数额并无不妥。被告王光祥认为评估机构采用的评估方法不合理，依据不足。对于地下水修复方案的确定及修复费用的评估，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出具《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环境补充调查与损害评估报告》及鉴定人员的陈述，地下水修复方案选择原位化学氧化-还原＋阻隔墙＋监测自然衰减方案的原因，系考虑到选择此种修复方法，能够较彻底地去除含水层中污染物，且调查区地下水中污染物分布相对集中，可以集中注入氧化药剂，恢复效果更好，化学反应速度快，清除时间相对较短，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风险较小。对于修复费用的评估，系综合考虑了涉案场地含水层相对较厚,且含水层岩性为粉细砂，部分粉砂颗粒在水中呈悬浮态，导致化学药剂扩散速度及扩散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且原位处理技术的边际成本较高，特别是对于渗透性较差的含水层及吸附性较强的污染物，存在明显的拖尾和反弹效应，随着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的降低，治理成本将显著升高，此外，由于污染物组分复杂，需要用化学氧化-还原结合的方式治理，增加了处置难度，实际处置效果、处置费用与处置单位的技术水平、选用药剂的适用性、治理方案设计的合理性等因素有直接关系，随着处置方量的增加，治理成本可能呈现非线性变化等实际情况，根据国内外以往类似项目的修复费用、修复周期等信息对地下水修复费用进行了估算。上述修复方案及修复费用的估算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本院予以采纳。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通过公开招投标委托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对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损害实施的修复处置工程，仅系对地下水污染修复进行的前期处置工程，不应以该处置工程所需金额作为认定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地下水生态环境受损的全部修复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二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被告承担修复责任，并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鉴于本案涉及的地下水修复技术极为复杂，处置难度较大，且修复周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加之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早已处于停产状态，结合其自行修复的意愿并不明确，为更及时有效地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本院认为采取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支付修复费用43,841,000元，由原告结合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修复的方式更为适宜。 再次，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承担赔礼道歉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被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本案中，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建造的污水收集中转池因渗漏致使污水池及周边地块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影响了社会公众享有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权益,故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诉请，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鉴于本案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后果以及所造成的影响,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通过省级报刊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并无不当。因本案系生态损害赔偿诉讼，行政机关有否履行监管职责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被告王光祥主张绍兴市生态环境局柯桥分局应当作为赔礼道歉的主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五、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原告提供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可以证明原告与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的事实，且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已接受委托并实际处理了委托事务。考虑到本案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性质,结合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原告诉请的律师费300,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不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应支付污泥处置费人民币975,451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的财政专户； 二、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应支付应急防控处置费人民币911,291.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的财政专户； 三、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应支付土壤损害赔偿金人民币3,36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的财政专户； 四、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3,841,000元至本院指定的财政专户，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结合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修复； 五、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应支付鉴定评估费人民币1,622,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的财政专户; 六、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应支付给绍兴市生态环境局律师费人民币3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的财政专户； 七、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就其破环生态环境的行为在浙江省省级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定； 八、驳回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1,768元，由浙江嘉业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启龙 审 判 员  韦 玮 审 判 员  季璐璐 人民陪审员  金 萍 人民陪审员  黄凤英 人民陪审员  余 凯 人民陪审员  茹哲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鲁 易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六十条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六十二条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四十二条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安装使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第六十六条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收集和处理产生的全部废水，防止污染环境。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应当分类收集和处理，不得稀释排放。 工业集聚区应当配套建设相应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工业废水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工艺要求后方可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第一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因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一）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二）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 （三）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 前款规定的市地级人民政府包括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不设区的地级市，直辖市的区、县人民政府。第二条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基金会等，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由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在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后，裁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由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或者指定的专门法庭审理。 第六条原告主张被告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应当就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一）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情形； （二）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以及所需修复费用、损害赔偿等具体数额； （三）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 第七条被告反驳原告主张的，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主张具有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情形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负有相关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条当事人在诉前委托具备环境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以及委托国务院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十一条被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十二条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被告承担修复责任，并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第十四条原告请求被告承担下列费用的，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予以判决： （一）实施应急方案、清除污染以及为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调查、检验、鉴定、评估等费用； 合理的律师费以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