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9号603室。负责人：张光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会欣，北京市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生活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驼房营路8号新华科技大厦9层934室。法定代表人：康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生活家家居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北宅村488-2。负责人：康鹏，总经理。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贵祥，男，北京生活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生活家家居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芷泉段68号2幢1单元29楼2910号。法定代表人：白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兰，女，四川生活家家居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索邦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生活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家居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家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生活家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37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索邦律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三项；2.改判第一项为：北京生活家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索邦律所律师代理费1422688元及迟延付款利息（以1422688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法、滥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在一审判决书的第八页，一审判决认定：“因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收费方式属于风险代理，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双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比例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本案所涉《委托代理协议》是2018年11月签订的。国家发改委在2014年12月17日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放开了绝大部分的律师服务价格管理，由市场调节。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于2018年3月2日发《关于全面放开我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的通知》，通知：按照中央和北京市“放管服”改革要求，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自2018年4月1日起，取消我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实行市场调节价。显然，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合同标的额的情况下，又把早已废止的法规，作为裁判依据，滥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合同的约定进行了调整。这是本身就是违法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判决部分摘录了《委托代理协议》中“委托费用支付”的约定：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针对甲方的委托事务，甲方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向乙方支付委托费用：于本协议签订三日内，向乙方支付办案费用人民币壹万元。在本案终结后，以一年的房屋租金为基数，即人民币一千万元计算，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在本协议签订的七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0万元作为本案一期代理费用。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解除了双方的租赁关系，甲方除租赁押金外，不需要另行向北京天和兴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程润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赔偿金的，则甲方另行支付40万元作为本案代理费。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不能达到上述结果，则乙方除一期代理费外无权再向甲方收取代理费用。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解除了双方的租赁关系，不需要另行向北京天和兴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和兴盛公司）、北京天程润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程润泽公司）赔偿金，并且能够全部或者部分要回租赁押金的，则甲方收回押金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北京生活家公司的诉求是解除与天和兴盛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北京生活家公司最担心的是该《房屋租赁合同》第十条第四项和第十一条第三项的约定，这两条的约定是：如果北京生活家公司违约解除租赁合同，要赔偿对方租赁期未履行期间约定租金金额。该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为10年，在2018年起诉时，还有6年没有履行。这样违约金额就是6000余万元。当时，北京生活家公司找了包括索邦律所在内的三家律师事务所，按照北京生活家公司所提条件：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同时不能按照该合同第十条、第十一条的约定赔偿，索邦律所的报价是50万元。最后，北京生活家公司与索邦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先付10万元，如果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解除了双方的租赁关系，甲方除租赁押金外，不需要另行向天和兴盛公司、天程润泽公司赔偿金的，则甲方另行支付40万元作为本案代理费。至于北京生活家公司已经交纳的240万元押金，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北京生活家公司就没有指望收回。所以在支付代理费的条件中，双方特意约定：“甲方除租赁押金外……”。即，即使这240万元的押金不能收回，只要没有另外的赔偿，北京生活家公司还是要支付40万元的代理费。这在2019年10月代理结束到2020年9月开庭，双方是没有异议的。如果万一部分或者全部收回这240万元押金，索邦律所还要代理执行。经协商，并由北京生活家公司反复请示四川生活家公司后，双方约定了收回部分50%的提成比例。由此可见，前述的40万元是将押金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能否不赔偿对方而解除租赁合同。如能则支付这40万元的代理费。而后述的押金提成，是以收回多少押金为条件的。所以，一审法院将这两个约定强行认定为二者择一是错误的。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索邦律所的上诉意见。索邦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连带支付律师代理费1422688元及利息（以前述款项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4日期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1日，甲方（委托方）北京生活家公司与乙方（受托方）索邦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于2014年9月16日与天和兴盛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甲方作为承租方租赁该公司转租的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里河村北三楼的全部房屋。后，天和兴盛公司将本租赁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天程润泽公司。由于市场原因和出租方存在一些违约情形，甲方希望解除与该公司的房屋租赁关系，该公司拒绝解除双方的房屋租赁关系，并要求甲方继续履行合同。在此情形下，甲方决定通过诉讼解决与天和兴盛公司、天程润泽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纠纷。甲方委托乙方根据本案的事实和甲方的委托事项代理上述纠纷的全部诉讼程序（包括一审、二审、执行）。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并指派本所张光宇律师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根据《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针对甲方的委托事务，甲方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向乙方支付委托费用：于本协议签订三日内，向乙方支付办案费用1万元。在本案终结后，以一年的房屋租金为基数，即人民币一千万元计算，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在本协议签订的七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0万元作为本案第一期代理费用。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解除了双方的租赁关系，甲方除租赁押金外，不需要另行向天和兴盛公司、天程润泽公司支付赔偿金的，则甲方另行向乙方支付40万元作为本案代理费。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不能达到上述结果，则乙方除一期代理费外无权再向甲方收取代理费用。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解除了双方的租赁关系，不需要另行向天和兴盛公司、天程润泽公司支付赔偿金，并且能够全部或者部分要回租赁押金的，则甲方收回押金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因甲方向乙方委托本案全部诉讼程序，所以，甲方不得在本案全部诉讼程序终结前解除对乙方的委托，否则按照乙方已经完成代理事项支付律师费用。如发生庭上、庭外和解的，则为乙方完成代理事项。2018年12月21日，北京生活家公司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将天和兴盛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2019年3月12日，康博律所张光宇律师作为北京生活家公司委托代理人出庭，在中房协调解中心调解下，同天和兴盛公司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自本调解协议达成之日起，北京生活家公司与天和兴盛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自动解除。二、自本调解协议达成之日起，北京生活家公司补偿天和兴盛公司招租损失354624元。三、北京生活家公司支付天和兴盛公司自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3月15日房租768352元。四、北京生活家公司放弃请求天和兴盛公司支付全部装修补偿款。五、以上二、三项费用从北京生活家公司支付天和兴盛公司押金2400000元中扣除。六、2019年5月31日前，天和兴盛公司退还北京生活家公司剩余押金1277024元。2019年4月9日，朝阳法院出具（2019）京0105民初2042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北京生活家公司与天和兴盛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于2019年3月17日解除。二、天和兴盛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前向北京生活家公司退还押金1277024元。三、双方就此纠纷别无其他争议。2019年7月，索邦律所代理北京生活家公司向朝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10月24日，案外人许程代天和兴盛公司向北京生活家公司转账130万元。庭审中，北京生活家公司表示，其中，1277024元为押金，剩余金额为利息。当日，北京生活家公司员工向索邦律所律师张光宇发微信称“钱到账了”。一审庭审中，索邦律所提交了律师函以及张光宇同北京生活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康鹏的微信聊天记录，要求北京生活家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微信显示，2020年3月6日，张光宇发微信称“希望你们能够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我所也可以先开发票”，康鹏回复“我们最初给你提的要求就是要回240万”，“但最后发现要240万，要给你支付那么多费用，老板一直责怪我”。一审庭审中，索邦律所称，索邦律所实际要回的押金金额为240万-354624元，即2045376元。调解协议载明的房租768352元，系北京生活家公司未按期搬走，支付给天和兴盛公司的房租。上述768352元实际属于索邦律所要回的押金部分。一审另查，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系四川生活家公司的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为北京生活家公司的唯一股东。经询，北京生活家公司与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经营地址在一处，负责人均为康鹏，公司员工大部分一致，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基本重合，经营范围基本一致。一审法院认为，索邦律所与北京生活家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概括起来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北京生活家公司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以及应向索邦律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金额。二、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与北京生活家公司是否构成关联公司，以及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与四川生活家公司是否应就北京生活家公司应承担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别予以论述。关于争议焦点一，北京生活家公司辩称因其支付了损失，故未达到付款条件，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其中一项为不需要支付赔偿金。而北京生活家公司与天和兴盛公司签订的调解协议，内容为“补偿天和兴盛公司的招租损失”，且调解协议、调解书均未明确北京生活家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北京生活家公司承担的招租损失并不是《委托代理协议》中“支付赔偿金”之情形。现天和兴盛公司已向北京生活家公司退还押金，且北京生活家公司并未支付赔偿金，《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北京生活家公司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天和兴盛公司退还的押金金额。调解协议载明，招租损失以及房租均从押金240万元中扣除，但北京生活家公司支付房租期间为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3月15日，而北京市生活家公司起诉时间为2018年12月11日，此部分应属北京生活家公司在诉讼期间向天和兴盛公司支付的房租，应属于索邦律所追回的押金费用。故一审法院确认天和兴盛公司应退还的押金金额为2045376元。关于北京生活家公司应支付的律师代理费金额。从《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费用支付条款来看，协议约定了付款条件，即满足何种情形下应如何收费的问题。从协议条款约定内容来看，律师代理费的支付方式应为择一收费。现通过索邦律所的代理，北京生活家公司不需支付赔偿金，且天和兴盛公司退还了部分押金，符合按“甲方收回押金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的付款条件。索邦律所称代理费支付方式为并列收费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收费方式属于风险代理，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双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比例过高，一审法院予以调整。经核算，扣除北京生活家公司已支付的10万元代理费外，北京生活家公司应向索邦律所支付的剩余律师代理费金额为613612.8元。因北京生活家公司未按时支付，索邦律所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计算基数应以613612.8元为准。关于争议焦点二，从庭审查明事实看，北京生活家公司与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均为四川生活家公司出资设立，由同一自然人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还存在同一地址办公、公司管理人员基本一致的情况。上述事实表明，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公司，但公司之间已实际构成了人格混同。上述行为违反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因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系四川生活家的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债权债务应由四川生活家公司负担。现索邦律所要求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判决：一、北京生活家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索邦律所律师代理费613612.8元及利息（以613612.8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就上述第一项北京生活家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索邦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索邦律所向本院提交两份录音证据。第一份录音欲证明的目的如下：《委托代理协议》签订过程，经过了一个月十八天，双方对合同内容不存在争议；签约时北京生活家公司担心的是《房屋租赁合同》第十条的约定；50万元的由来；分别达到两个委托目标，按达到目标后的代理成果支付代理费用，不是二者择一。第二份录音欲证明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的代理人丁贵祥，也是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的副总经理，知晓并参与了案件始末，明知代理费是两部分，达到一个委托目标支付相应代理费，都达到了就要支付150万元，其在法庭上却表示要二者择一。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四川生活家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北京生活家公司、四川生活家北京分公司对索邦律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四川生活家公司对索邦律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录音只能代表丁贵祥个人的谈话，不能代表公司，更不能推翻合同约定。本院对索邦律所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两份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足以达到其关于两收费条款非二者择一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索邦律所与北京生活家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审中，争议焦点在于委托费用的支付标准及条件。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第五条系委托费用的支付，双方约定甲方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向乙方支付委托费用。还约定于本协议签订三日内，向乙方支付办案费用人民币1万元，关于风险代理部分，双方约定“在本案终结后，以一年的房屋租金为基数，即人民币一千万元计算，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以下部分分了两段，第一段约定“在本协议签订的七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0万元作为本案第一期代理费用。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解除了双方的租赁关系，甲方除租赁押金外，不需要另行向天和兴盛公司、天程润泽公司支付赔偿金的，则甲方另行向乙方支付40万元作为本案代理费。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不能达到上述结果，则乙方除一期代理费外无权再向甲方收取代理费用。”；第二段约定“如果通过乙方的代理，解除了双方的租赁关系，不需要另行向天和兴盛公司、天程润泽公司支付赔偿金，并且能够全部或者部分要回租赁押金的，则甲方收回押金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索邦律所主张该两段内容是并行的，并非择一关系，北京生活家公司认为该两段内容分别约定了两种不同的付款条件，只能择一。对此，本院认为，综合考虑涉案合同的目的，行文分段，以及两段文字的内容，应理解为通过两段文字分别约定了两种不同结果的情形下，支付委托费用的情形，索邦律所只能择一要求支付，故本院对索邦律所主张的两条款应并列收费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通过索邦律所的代理服务，朝阳法院出具调解书，主要内容是北京生活家公司与天和兴盛公司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天和兴盛公司向北京生活家公司退还押金1277024元，双方就此纠纷别无其他争议。根据调解协议的约定，招租损失及房租均从押金240万元中扣除，故北京生活家所应支付的房租应属于索邦律所追回的押金费用，一审中索邦律所亦主张实际要回的押金金额为240万减去354624元，即2045376元，一审法院就此确认天和兴盛公司应退还的押金金额为2045376元，北京生活家公司亦就此未再行提起上诉对该金额表示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因此索邦律所的工作成果是解除了北京生活家公司与天和兴盛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北京生活家公司不需要另行支付赔偿金，并能够得到退还的押金2045376元。因此，索邦律所完成的成果符合前述第二段约定的情形。因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收费方式属于风险代理收费，故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双方在涉诉《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甲方按“收回押金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因超过前述30%的比例，一审法院予以调整并无不当。北京生活家应向索邦律所支付的风险代理费应为613612.8元，北京生活家此前支付的10万元中扣除非风险代理部分的1万元后的数额均应当包含在613612.8元中，鉴于二审中仅索邦律所提起上诉，本院对该部分金额不再予以调整，并对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予以维持。关于索邦律所有关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发出《关于全面放开我市律师法律服务收费的通知》，取消我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实行市场调节价，一审法院不应对比例予以调整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央和北京市“放管服”改革要求，律师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仅是取消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并未取消对于风险代理的相关规定，故涉及风险代理仍应按原规定执行，因此本院对索邦律所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索邦律所有关风险代理的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应为以一年的房屋租金为基数，即人民币一千万元计算的主张，本院认为，双方虽然约定“在本案终结后，以一年的房屋租金为基数，即人民币一千万元计算，按如下方式向乙方支付代理费：”，但在具体风险代理的支付标准中亦约定，按“收回押金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应以哪个约定为准，本院认为，按照风险代理的内涵，结合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合同的目的，以收回押金数额作为收费合同约定的标的额更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故本院对索邦律所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索邦律所作为专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其更应当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希望其在今后开展业务过程中严谨完备地与对方协商合同条款，以避免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综上，索邦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处理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90元，由北京市索邦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9936元，剩余195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慧审 判 员 张玉娜审 判 员 张丽新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黄 璐法官助理 张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