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1民终4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玉红，女，汉族，1974年10月10日出生，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瑞滑，河南益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川隆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西须水镇须水村西四环以东白家庄以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2791926335J。法定代表人：梁静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圣合，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菲，上海知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玉红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川隆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2民初57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玉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瑞滑，被上诉人川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圣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玉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将上述裁定结果予以改判，驳回川隆公司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对本案关键事实审查缺失。1、孙玉红已向被上诉人川隆公司交付商铺款项。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孙玉红通过常世维的垫付款项来购买涉案商铺，该购买方式经川隆公司同意，川隆公司才会给孙玉红出具全款收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仅以口头所述不合常理，未向法庭阐明当时出具收据的真实情况，隐瞒购买商铺时的基本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完全没有审查孙玉红已经将拆迁款项交付给常世维的重要事实。一审中,孙玉红明确表明,在领取拆迁款后,孙玉红已经将拆迁款项全部交付给了常世维。3、一审法院未能查明川隆公司在销售商铺时是否使用对公账户收取房款、川隆公司在销售商铺时存在先租赁后出售的情形、以及在2018年川隆公司与指挥部签订协议,可以自我安置的三项重要事实。4、另案中常世维与川隆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资金来源问题与本案中委托合同纠纷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常世维对资金来源、资金交付等陈述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本案委托合同纠纷无关,孙玉红亦无需对常世维陈述承担责任。本案中,孙玉红与川隆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口头、书面等委托合同,不存在委托关系。孙玉红通过常世维的垫付方式购买涉案房屋,川隆公司同意并认可孙玉红的购买方式后向孙玉红出具收据。领取拆迁款后,孙玉红已将拆迁款项交付给常世维。至于川隆公司与常世维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孙玉红无关,一审法院将上述两个法律关系强行关联,予以混同,并将另案中当事人的庭审义务强加给孙玉红,既损害了孙玉红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本案客观事实的查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违背了我国民诉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川隆公司作为一审原告,因委托合同纠纷起诉孙玉红,却在整个诉讼过程未向法庭出示任何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一审法院没有结合司法解释的全部条款综合适用,单独适用法律条文严重损害上诉人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七条是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具体描述,全部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对外签订经济合同的情形，本案中，孙玉红与川隆公司签订的《联建协议》、《解除协议》,是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川隆公司向孙玉红出具的收据是其认可其购买方式的具体表现。现川隆公司与常世维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该法律关系是独立于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另一法律关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常世维与川隆公司之间存在涉嫌经济犯罪的,也应该根据双方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继续审理孙玉红与川隆公司之间的委托纠纷。川隆公司辩称，孙玉红否认受托代领动迁款,认为其购买商铺并领取动迁款,却无实际支付房款和接收管理使用商铺的证据。相反,被上诉人提交的商铺施工建设、出租收益等证据,足以证明商铺为其所有。孙玉红既然不是商铺所有人,就无资格领取动迁款，现领了动迁款,只能是基于商铺所有人的委托,否则没有领款的法定或合同依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孙玉红与常世维(夫妻关系)串谋,伪造证据,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将本该属于被上诉人的动迁款占为己有,涉嫌构成诈骗罪或侵占罪。一、孙玉红陈述与事实不符。1、孙玉红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购房款,孙玉红将动迁款转给常世维不是偿还垫付款,夫妻之间还款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所建中原建材城,部分以联建商铺的形式出售，部分未出售。2014年建材城列入动迁,需要拆除,中原新区白家庄片区改造指挥部(简称指挥部)当时为了减少麻烦，委托被上诉人作为安置主体与联建商铺所有人签署动迁安置协议,按照联建价加适量的搬家费等进行补偿安置。其中涉案的被上诉人名下32间未售商铺,被指挥部拆除,需要领取动迁款，被上诉人无法自己给自己签安置协议。河南北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常世维作为被上诉人的常年法律顾问提议委托由他和孙玉红等9人出面代领动迁款,被上诉人口头请示指挥部同意,参照周边相同做法,将32间商铺中的A区10栋15、16号、D区1栋15号与孙玉红签署安置协议,并按照领取补偿款需要提交的材料,将被上诉人的商铺倒签时间,做在孙玉红名下。因不是实际购买,没有交款银行流水,只能说明是现金交付,而其他真实联建的商铺都有购房付款流水。孙玉红领取动迁款后,自称转给常世维,是在履行当时委托代领动迁款义务,而非向常世维偿还垫付款,妻子偿还丈夫购房款不合常理。2、被上诉人对公账户正常使用，商铺出租并收取租金,孙玉红所谓的指挥部与被上诉人所签的安置协议,进而证明可以自我安置,不需要代领。该协议是2018年建材城拆迁后期，被上诉人名下公寓部分等，由被上诉人与指挥部直接签署安置协议,与孙玉红那批商铺情况不同,也不能证明当时可以与指挥部直接签协议。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当庭发表的质证、答辩意见以及上诉状中的陈述,均系虚假陈述,与事实不符，反而再次证明其占有动迁款的主观故意,与丈夫常世维涉嫌共同构成诈骗罪或侵占罪。1、常世维系被上诉人常年法律顾问。常世维否认系被上诉人的常年法律顾问,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自2009年12月起聘请常世维作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每月向常世维发放工资至2020年5月份,作为律师,十余年连续不断领取固定工资，足以证明常世维是被上诉人的常年法律顾问。常世维在另案中称其并非被上诉人法律顾问，仅为个案委托，显然与事实不符。正是基于对常世维的信任，被上诉人采纳其代领动迁款的建议并委托他找了上诉人等9名亲友出面,把被上诉人的该批涉诉商铺做到上诉人等名下,委托领取。2、孙玉红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伪造证据，与常世维串谋,涉嫌共同犯罪。按照孙玉红的说法,涉案商铺系常世维垫付出资购买，领到动迁款后,又将垫付款偿还给常世维，涉案商铺和动迁款都属于孙玉红或者常世维所有,而非被上诉人所有,与事实严重不符。在被上诉人起诉常世维一案中,常世维提交《商铺合同抵账明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均不合常理,漏洞百出,自相矛盾。除了一审裁定明细资金来源、资金交付不具有合理性，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外，二审被上诉人提交李本川证言，直接证实明细为常世维伪造。三、一审裁定认定双方不存在委托关系，引用法条不完整，存在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一审裁定仅仅引用前半句裁定驳回起诉,应当一并引用后半句，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孙玉红上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孙玉红的刑事责任。川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玉红返还川隆公司拆迁款1842047元；2、孙玉红支付川隆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以1842047元为基数，从2015年4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利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孙玉红承担。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问题：一、川隆公司、孙玉红之间是否存在民事委托法律关系。川隆公司认为，川隆公司作为市场的唯一拆迁安置主体，由川隆公司与拆迁户签署安置协议提交指挥部安置补偿，川隆公司作为安置主体，对于自己名下的房产不便自我签安置协议，为便捷川隆公司名下房屋拆迁安置，参照周边市场普遍做法，川隆公司法律顾问常世维提议，将川隆公司A区10栋15-16号、D区1栋15号商铺委托孙玉红提交指挥部安置补偿，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孙玉红认为，双方就本案的拆迁赔偿事宜及赔偿款收取，不存在委托关系，双方之间无任何委托手续、委托合同及其它可以证明委托关系的材料，A区10栋15-16号、D区1栋15号商铺属于孙玉红所有。一审法院认为，经查，川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孙玉红之间存在口头或书面的民事委托关系，且孙玉红坚决否认与川隆公司之间存在口头或书面的民事委托关系，因此目前无法认定本案为民事纠纷。二、孙玉红是否向川隆公司交付联建商铺的款项。孙玉红认为，款项已经支付完毕，为此向原审法院提交川隆公司为孙玉红出具的两份收据，该收据显示川隆公司于2011年收取D区1栋15号商铺联建房款891781元、2012年收取A区10栋15-16号商铺联建房款895266元，孙玉红主张其与常世维是夫妻关系，款项是常世维支付的，具体如何支付的不清楚。川隆公司认为，孙玉红从未向川隆公司实际缴纳过涉诉商铺的购房款，孙玉红领取商铺动迁款后，没有按受托时的承诺，按时退回川隆公司。真正联建商铺业主购房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或POS机刷卡缴纳。这批由常世维找人帮助川隆公司代领的，均是写现金缴纳，实际没有付款。一审法院认为，孙玉红主张款项由常世维交付，根据法律规定，孙玉红必须对此进行合理性陈述和充分举证，孙玉红陈述不清楚如何支付的款项，亦未提交相关证据。经查在原审法院审理的（2020）豫0102民初8297号川隆公司与常世维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双方陈述相互矛盾，孙玉红主张款项由常世维交付，但常世维对资金来源、资金交付等陈述不具有合理性，亦没有提供任何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目前无法认定孙玉红或常世维支付款项的真实性。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常世维等案涉案金额本息合计高达1700余万元，孙玉红陈述购房款项由常世维支付，但孙玉红、常世维并未提供资金来源及交付的证据，鉴于常世维作为川隆公司的法律顾问，双方合作时间较长，存在利用职务之便与孙玉红共同非法占有川隆公司财物的可能性。基于以上重大问题，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孙玉红以及常世维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本案诉争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川隆公司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河南川隆物资有限公司的起诉。二审期间，川隆公司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川隆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川隆公司对公账户2009年-至2010年银行明细；予以证明川隆公司对公账户正常使用，孙玉红所述出售商铺时未启用对公账户与事实不符。二、刷卡凭证、收据；予以证明孙玉红购房前后，其他购房者采取刷卡方式支付购房款。三、常世维执业信息截图，工资汇总及工资表；予以证明川隆公司自2009年12月至2020年5月聘请常世维担任川隆公司常年法律顾问，连续十余年领取固定工资。四、情况说明、撤诉裁定书。予以证明常世维诱导川隆公司前股东、法人李本川出具不是法律顾问、公司借款证明、抵账明细认可并追认有效的虚假材料，并教唆、诱骗李本川以不实内容起诉川隆公司股东高瑞林，后明白真相后，主动撤诉，常世维等人提供虚假证据、通过上诉，再次企图非法占有被上诉人财物。孙玉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显示2009年-2010年银行流水明细，没有2010年以后的尤其是2014年的银行流水明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对公账户在2014年出售商铺时处于正常使用状态。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刷卡凭证不清楚，且没有加盖银行业务章，银行账号也不是川隆公司的对公账户，收据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收据格式和内容基本一致，可说明收据是川隆公司认可购房款已缴纳的合法证明。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证据四不是合法有效的证据形式，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关于双方争议的涉案商铺拆迁款归属问题。根据川隆公司的陈述，该拆迁款的领取系其与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常世维共同协商后，通过伪造商铺联建合同、收款收据等形式委托常世维、孙玉红等人从指挥部领取，现常世维、孙玉红等人在领取后拒不交出。而根据孙玉红的陈述，涉案商铺系常世维代付形式购买，且其领取拆迁款后又将拆迁款返还给常世维，川隆公司无权要求其交出涉案商铺拆迁款。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常世维与川隆公司之间存在多年法律服务关系，且孙玉红与常世维系夫妻关系，孙玉红陈述的涉案商铺购买过程与常世维有关，对于合同的签订、资金交付等问题孙玉红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也与常世维在另案中的陈述相矛盾，且本案与常世维等案所涉金额已高达1700余万元，故双方之间的纠纷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一审法院认定川隆公司的起诉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裁定驳回川隆公司的起诉，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综上，孙玉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邓先理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显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