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8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卞举球，男，1963年6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彩侠，女，1960年10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卞波，男，1985年8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卞龙，男，1988年10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上诉人刘彩侠、卞波、卞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卞举球，自然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中科，男，1945年8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郁硕，男，1975年10月14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郁全好，男，1949年3月15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文太（郁全好之子），1975年1月12日生，汉族，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郁计坤，男，1975年11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郁全景，男，1955年6月12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全兵（郁全景胞弟），1969年12月7日生，汉族，住邳州市。原审第三人：邳州市戴庄镇山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邳州市戴庄镇山头村。法定代表人：郁宁宁，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运来，男，1965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邳州市，该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上诉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诉被上诉人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原审第三人邳州市戴庄镇山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山头村委会”）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0日作出（2017）苏0382民初9592号民事裁定。上诉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对该裁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9)苏03民终18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7）苏0382民初9592号民事裁定，指令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再次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8月12日作出(2019)苏0382民初338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上诉请求：1.撤销(2019)苏0382民初338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错误。1.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苏0382民初338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称“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既然是判决，为何又称是裁定，并且还剥夺了上诉人五日的上诉时间?一审法院的做法严重违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2.2016年5月20日，邳州市人民政府给上诉人确权颁发了涉案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基于此，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法律认可的权利。无论原审第三人在山北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前期工作中程序是否合规、合法，都不能在民事案件中否定上诉人持有涉案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合法性。原审第三人是否合法、合规应当由行政诉讼解决，上诉人提起的是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颁证程序是否合法不能理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原告起诉请求排除妨碍的请求权基础是对争议承包土地拥有权利，而其依据的权利基础是第三人为其颁发的2016年土地承包证”与事实不符。2016年5月20日，邳州市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了涉案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原审第三人无关，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明确载明了发证机关为邳州市人民政府。2.被上诉人在同一时间经确权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上诉人经确权的承包土地面积与以往承包的土地面积相等甚至还大于以往承包面积，只是承包土地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被上诉人原承包的涉案土地由邳州市人民政府确权给上诉人承包耕种。在确权颁证之前，被上诉人签字认可了政府的调整土地及确权方案。承包土地确权之后，被上诉人既承包耕种了2016年5月20日邳州市人民政府给其确权登记颁证的承包土地，又抢占并耕种了邳州市人民政府确权颁证给上诉人的承包土地。关于该部分事实，一审法院没有认定。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只有在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上诉人拥有邳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本案所涉土地拥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没有承包经营权，但被上诉人却耕种了上诉人拥有合法权利的土地，被上诉人的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故本案属于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4.即便原审第三人没有和上诉人签订书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并不能就此否认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2016年5月20日，邳州市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了涉案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书是对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的确认。因此，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法律认可的权利。一审法院却曲解法律歪曲事实，称上诉人排除妨碍的法律基础不存在，明显是在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判决，一审法院的错误行为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辩称，第一，2016年5月20日，邳州市人民政府给上诉人确权颁发了涉案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原审第三人违规违法进行土地承包、重复签订合同确权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五条规定，发包方承担下列义务：（一）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原审第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违法违规将被上诉人诉争土地发包给上诉人。自1980年以来，诉争土地一直由被上诉人承包经营并依法登记且有效期至2027年。1994年二轮承包土地没有变动，2000年9月25日邳州市人民政府换证后确定该土地被被上诉人耕种至今，原审第三人个别人员徇私枉法把被上诉人诉争土地重复发包给上诉人。第三，上诉人违规违法取得土地事实不存在。诉争土地被被上诉人承包经营至今，上诉人除违法违规取得2016年5月20日的承包经营权证外，没有其他有效证件。综上，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正确。原审第三人山头村委会述称，村委会在2016年调整土地是依据法律规定的政策来操作，也征得了村民代表同意。分地时，村里有村文书和当时没有承包地的农户共同丈量土地后分下去的。上诉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停止对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并排除妨碍；2.判令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赔偿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损失5万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要求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按照实际查明的占用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土地的实际面积按比例分配；3.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与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均系戴庄镇山头村村民，1994年二轮土地承包后，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分地后耕种至大约2000年，后没有再种植，因包括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在内的部分村民抛荒，村委会曾对土地进行调整，并在2000年调整土地后颁发了土地证书，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对诉争的部分土地取得了经营权证书，并一直耕种至今，期间曾因对大运河整理堰堤有所微调。2016年以来，邳州市人民政府结合中办、国办《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年61号）、苏政办2015年36号文件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徐委办2015年52号)等文件精神，要求本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以1994年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已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把土地承包关系还原至1994年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开展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山头村委会自2016年开始着手进行此项工作，通过广播宣传、分组走访和召集村民协商的方式征求群众意见，2017年上半年开始，采取由村干部带领部分村民代表下地丈量、分地的方式落实村民各户的承包地块。其间，山头村委会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分得了地块编码为3203821202120700140的位于该村6.86亩的土地，邳州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合同代码为320382120212070064J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庭审调查显示了山头村委会开展本次土地承包确权发证的流程，山头村通过走访村民并让其在同意重新确权发证的名单上签字同意的方式替代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签字，村干部在丈量确定各户承包土地的地块及面积后直接制作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0日并盖有邳州市人民政府印章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制作该土地承包证前并未与各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制作后至今也并未将土地承包证发放到每户村民手中，同时也未将老的土地承包证书予以收回。本案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至今未领取新证，亦未上交老证。因此出现了同宗土地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与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均持有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因之前耕种涉案土地，不同意退还涉案土地，其中刘中科占用0.9亩，郁硕占用0.54亩，郁全好占用0.72亩，郁计坤占用0.56亩，郁全景占用0.23亩。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认可自2000年颁证后一直耕种涉案土地，也认可涉案土地和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本次证书中的土地存在上述重叠部分，但不认可村委会此次重新和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签订的合同，认为自己对涉案土地仍享有承包经营权，而且涉案土地并非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1994年所取得的原有承包地。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又查，2018年1月，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以邳州市人民政府、山头村委会为被告，以卞举球为第三人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对卞举球土地承包的确权发证的具体行政行为。2018年8月，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卞举球的土地承包合同为无效而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起诉排除妨害的请求权基础是其对争议的承包土地拥有权利，而其依据的权利基础是山头村委会为其颁发的2016年土地承包证。通过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山头村重新调整土地并颁发土地承包证，其发包程序是不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了土地承包所遵循的四个原则：（1）自愿；（2）民主、协商、公平、合理；（3）承包方案经过民主议定原则，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4）承包程序合法。该法第十九条又规定了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五个程序去进行，最后一项即第五项程序是签订承包合同；同时，邳州市人民政府结合中办、国办《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年61号）、苏政办2015年36号文件和《关于全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徐委办2015年52号)等文件精神，要求本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以1994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已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对1994年承包关系和承包合同进行巩固和完善。庭审中，山头村委会自认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与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所在的七组是在对分配调整土地、怎么分、分多少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开展本次土地调整和确权发证工作的，同时也并未与农户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和山头村委会也未能提供该项证据。农民拥有承包土地的权利基础是在于遵循土地承包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所达成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颁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是对承包合同的确认程序。山头村委会与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在就涉案土地未曾达成一致意见并按照政府文件规定收回原有土地承包证、同时也未与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依法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即向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颁发土地承包合同证书，故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诉求排除妨碍的权利的法律基础不存在，其请求权不成立，因此其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而造成本案纠纷的起因是山头村委会对待本次土地调整及确权发证工作不依法依规、不认真负责造成的，本案产生纠纷的责任应由山头村委会承担。山头村委会理应对山头村七组的争议土地，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要求，依法依规定程序进行处理，妥善化解包括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与刘中科、郁硕、郁全好、郁计坤、郁全景在内的土地承包争议，定纷止争。以上意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2元，由山头村委会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图片（打印件），拟证明：2000年之后该村7组土地比之前的土地面积减少，2000年颁发的确权证书所载明的土地已经改变，与五被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土地不符；证据2.庭审笔录（1页），证明：山头村委会在2016年给被上诉人换发了新证。经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该村1994年至今做过微调，但面积没有变化，上诉人能够提供出诉争土地2016年之前的确权证书，愿意将诉争土地归还上诉人。诉争土地一直是被上诉人耕种，村委会给上诉人分得土地和被上诉人部分土地重叠；对证据2，当时没有给五位被上诉人发新证，在笔录中签字的村委会人员都受到了党纪处分、都停职了。山头村委会质证认为：对证据1同意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证据2没有意见，在笔录中签字的村委会人员都离职了。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系打印件，真实性不能确定，且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及法律规定予以综合分析认定。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停止对诉争土地的侵害、排除妨害并赔偿损失五万元是否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进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并赔偿损失，并提供当地政府于2016年为其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本案中，上诉人认可其在2016年前并未承包经营诉争土地，在二轮承包时诉争土地并非其家庭承包地，且被上诉人称其自1994年二轮承包时即取得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当地村委会2016年调整土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且原审第三人自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在的七组是在对分配调整土地、怎么分、分多少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开展的本次土地调整和确权发证工作。第三，被上诉人分别提供了其本人所持有当地政府于2000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书包括诉争土地，所颁发时间均早于上诉人所持证书颁发时间，目前无证据证实该证书已丧失法律效力，且被上诉人均不同意交回土地，亦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所规定的“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的要求交回土地。综上，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依法对诉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其一审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审查，一审法院已通过补正裁定将“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补正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且上诉人的上诉权客观上并未受到影响，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此外，本案系由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调整土地所引发，故原审第三人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求、现实情况等，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要求，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妥善化解土地争议，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元，由上诉人卞举球、刘彩侠、卞波、卞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涛审判员 周美来审判员 李帅胜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艾文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