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925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工业园北京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711320525。 法定代表人：邓尚武，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欧阳苏，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36881233233。 法定代表人：刘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琼，安徽万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黄建，男，196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上诉人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竹公司）、一审被告黄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313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不承担付款义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安徽东昌建设集团系案涉租赁合同承租人，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出具的合同是黄建个人所签，上诉人并未盖章确认。上诉人并不知情。而被上诉人除签字外，还加盖了“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可见被上诉人是明知合同是需加盖公章的，因此可证明被上诉人是知晓合同是与黄建个人所签，而不是与上诉人签订，否则则会要求上诉人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实黄建及赵长勇有权代理东昌公司实施以上行为，黄建及赵长勇所履行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对东昌公司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责任。如法院最终认定黄建及赵长勇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那么将构成对该法律制度的无限扩大解释并予以适用，可以扩展到所有参与本工程的施工人员都可以代表东昌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对外结算，显然是对东昌公司不公平，并且被上诉人添竹公司应明知只有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公司章才能代表公司的行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明显过错。二、合同签订时黄建虽然名义上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但其实际身份是案涉工程承包人，黄建不是上诉人公司员工，无交社保，无工资发放，其与被上诉人所签的合同只有黄建个人签字，是其个人行为。其民事责任应由黄建个人承担。三、被上诉人承认其是与黄建本人签订合同并与黄建个人进行交易，所有交易发生均是与黄建单线联系，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进行过结算对账，上诉人更是无从知晓被上诉人所称的供应钢管数量、金额及使用情况。四、一审判决称“黄建作为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结算单签字确认，应视为对租赁合同项下产生的未付租金，缺失租赁物赔偿款予以确认”、“承租人在支付部分租金后，黄建出具承诺并加盖项目资料章对剩余租金予以确认，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也向原告项目负责人支付部分租金”系认定事实不清。事实是一审法院查明黄建在2013年12月以后就已不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公司已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赵长勇有权代表东昌公司进行结算。而被上诉人出具的结算单日期为2015年1月28日，此时黄建早已不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没有任何资格代表上诉人签字。被上诉人如需结算，也应找上诉人公司结算并盖章确认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黄建能代表上诉人，是因为一审法院认定黄建当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以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公司。那么2015年黄建在签结算单和承诺书时早已不是法定代表人。而2016年2月7日黄建出具给被上诉人《承诺》一份，也清楚地写明“由我本人承建的贾大郢复建点工程，租用谢文才钢管租金…”等等，以上事实更进一步证明该项工程由黄建个人承包建设，被上诉人是知情的。被上诉人一直在与黄建单线联系，被上诉人据以信赖的合同相对方是黄建，而不是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东昌公司不应承担责任。黄建在2015年签字时早已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支付的部分款项是受黄建委托支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往来。而黄建在结算单上签字时特别注明“已付款以财务对账为准”，黄建所签《承诺》也没有具体结算金额，只是承诺付款时间段。而被上诉人截止起诉日也没有与黄建进行案涉工程的最终结算，没有进行整个账务的对账核算，更没有与上诉人进行对账或决算。被上诉人也没有出具完整的决算表。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已付款、没有涉案工程总决算的情况下，认定决算已完成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系事实认定不清。而黄建所写的承诺付款的最后期限是2017年春节，且被上诉人与黄建之间的合同写明“双方办完决算3个月内付清租金”。故据此判决上诉人以2016年4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缺乏依据。五、被上诉人无权对其扩大损失部分要求赔偿。被上诉人一直未采取适当措施，其提供的证据也证明其一直没有完成对账决算。之前及2016年以后找不到黄建后也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更没有任何证据与上诉人进行对账决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4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9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无权就其扩大的损失部分要求上诉人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添竹公司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建与被上诉人订立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相关合同义务应当由上诉人安东昌公司承担。黄建签字、盖章等行为系职务行为，在订立合同之初，被上诉人就有理由相信是和上诉人东昌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1、案涉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8月20日，而黄建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一直担任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被上诉人和黄建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的地点是在贾大郢复建点项目部，现场公示牌显示黄建系项目工程技术负责人。3、在2015年1月28日出具的结算单上有黄继志和黄建二人的签字，而黄继志系项目部材料员；在2016年2月7日出具的承诺中，除了有黄建本人的签名以外，还加盖有“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资料章”的印章。4、上诉人东昌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5年10月8日、2016年2月6日、2016年5月24日分别支付至被上诉人项目负责人谢文才个人账户30000元、50000元和140000元，该三笔转账均是在黄建不再担任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后发生，并且2016年5月24日的140000元转账是在2016年2月7日由黄建签字、东昌公司盖章的承诺出具之后。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是与时任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黄建，在贾大郢复建点项目部签订的案涉合同，在被上诉人的要求下，还款承诺上加盖有东昌公司项目资料章，承诺出具前后，东昌公司均有向被上诉人付款，退一万步来说，即便黄建不是法定代表人，没有东昌公司的授权，亦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亦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东昌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东昌公司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黄建二审未作答辩。 添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昌公司、黄建支付租赁费用442800元；2、判令东昌公司、黄建支付违约金暂计265680元（违约金以442800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4月份起计算至2018年10月份，暂计265680元，以后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及其他费用由东昌公司、黄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8月20日，黄建以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贾大郢复建点项目部（承租单位、甲方）的名义与添竹公司（出租单位、乙方）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租赁钢管、扣件等，具体数量以实发数结算。合同对租赁期限、使用地点、费用组成、结算、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其中，合同第六条结算、付款方式中约定：乙方按实际租赁数量、租价（包括装卸费、运输费）每月30号和甲方对账。甲方在收到乙方租金统计表后应及时核对，第一次供货满二个月付清乙方全额租赁费用，以此类推。合同第十一条违约责任约定：甲方应按合同期限付给乙方租金，任一次违约甲方应付给乙方总租金每月2%的滞纳金。合同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结尾部分，黄建在甲方项目负责人处签字。乙方处加盖添竹公司公章，谢文才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字。 上述合同签订后，添竹公司依约向案涉项目提供租赁物。2015年1月28日，结算人黄继志出具《添竹租赁站贾大郢恢复楼次月钢管等租赁物结算单》一份，载明：租赁物租金为1859800元、租赁物服务费54200元、扣件（缺失）赔偿款184600元、槽钢（缺失）赔偿款4200元，合计2102800元，已付款为1140000元，下欠962800元。黄建在结算单签字并备注：已付款以财务对账为准。此后，东昌公司给付200000元承兑汇票，支付100000元现金，并分别于2015年10月8日、2016年2月6日，通过东昌公司的银行账户向添竹公司项目负责人谢文才个人账户转款30000元、50000元的方式，支付租金等380000元。 2016年2月7日，黄建出具《承诺》一份，载明：由我本人承建的贾大郢复建点工程，租用谢文才钢管租金尚欠部分未付，现承诺在2016年阴历二月底付200000元，端午节支付150000元，中秋节支付150000元，在2017年春节前支付完余款。在承诺人黄建签名处加盖有“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资料章”字样的印章。2016年5月24日，东昌公司向谢文才转款140000元，尚欠租金及赔偿款442800元未付。 另查明：黄建在2007年4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担任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东昌公司是案涉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贾大郢拆迁复建点工程的总承包方。 另，添竹公司称：合同是在项目部签订的。黄建是公司法人代表，不需要盖章。项目工地大门边的指示牌显示黄建是项目负责人。东昌公司则称：我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总承包单位，黄建是其中一个项目技术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租赁合同是黄建以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贾大郢复建点项目部名义与添竹公司签订的，在该合同签订时，黄建系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建在项目部与添竹公司订立合同，现场公示牌显示黄建系项目工程技术负责人，且案涉工程系东昌公司承建，租赁物系建设工程所需的材料，上述事实足以使添竹公司有理由相信黄建系代表东昌公司签订、履行合同。故东昌公司系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东昌公司与添竹公司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钢管扣件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添竹公司按照约定向案涉工程提供租赁物供东昌公司使用，其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黄建作为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结算单签字确认，应视为对租赁合同项下产生的未付租金、缺失租赁物赔偿款予以确认。承租人在支付部分租金后，黄建出具《承诺》并加盖对“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资料章”对剩余租金予以确认，东昌公司亦向添竹公司项目负责人支付部分租金。故添竹公司要求东昌公司支付剩余租金4428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因东昌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及时支付租金，构成违约，应当承当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添竹公司主张以欠付租金4428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日计算违约金的诉请，予以支持。但添竹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调整为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为宜。由于签订合同时黄建系东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以项目部的名义订立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因此，要求黄建支付租金等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由于东昌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已付租金的具体金额，且未在指定的时间提供可进行比对的检材，故对于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租金及赔偿款4428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租金4428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日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租金及赔偿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对黄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涉诉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查明：东昌公司确认该公司系涉案工程的总承包单位，黄建系该该项目工程的技术负责人，并自2007年4月至2013年12月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1月28日，黄建、黄继志出具的《结算单》中所及的1140000元付款中部分付款由公司转款支付。 另查明：2015年10月8日、2016年2月6日，东昌公司向添竹公司转款30000元、50000元。2016年2月7日，黄建出具《承诺》后，东昌公司向添竹公司转款140000元。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东昌公司系涉案工程的总承包单位，讼争合同订立时，一审被告黄建既是东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该项目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且通过东昌公司向添竹公司付款的事实，可以表明东昌公司对黄建与添竹公司签订的《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以及尚欠款项的事实予以追认。故一审法院确定东昌公司给付尚欠租金等并无不当。对于涉案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问题，黄建于2016年2月7日出具的《承诺》，实质上改变了涉案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因而应当自承诺的最后付款期限“在2017年春节前支付完余款”计算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故一审法院确定东昌公司自2016年4月1日起承担违约责任欠妥，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东昌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3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9）皖0111民初3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租金442800元，并自2017年1月28日起，以本金44280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至款清之日止； 三、驳回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885元，公告费800元，合计11685元，由安徽添竹架业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685元，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000；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885元，由安徽东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烜 审判员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邓金晨 附：相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