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闽09民终2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明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418-812室。 法定代表人：曹刚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正勇，上海许正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成令，男，198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明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成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20）闽0902民初346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明煜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裁定，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敬上生和赵进身份问题。案涉工程的总包方系中建八局（厦门）建设有限公司，明煜公司为案涉工程劳务分包人，敬上生系代表明煜公司和总包方签订合同，即其系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一审庭审中，王成令否认明煜公司的诉讼主体，认为案涉工程系从赵进分包，该说法不能成立。赵进与王成令之间根本不存在合同关系。若其说法成立，敬上生不可能直接向赵进支付工程款，而是应当由敬上生支付给赵进，然后支付给王成令。敬上生系项目经理，王成令提供的证据也体现明煜公司积极履行其与赵进之间签订的《木工承包协议书》。由此可见，敬上生所支付的工程款系为了履行该承包协议。一审认定明煜公司事后追认对王成令不产生法律效力，该观点不能成立。庭审中，明煜公司也强调赵进协助项目经理的工作，其工作内容是对各班组完成情况进行汇总，上报给敬上生统一安排支付工程款。从履行情况看，赵进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不存在追认的问题。即使是事后追认，该追认行为也对王成令产生法律效力。明煜公司为本案合同相对方，系本案基本事实。所有工程联系单、退场承诺书均是由明煜公司作出的。农民工垫付工资也是由总包方支付，而非赵进。一审王成令否认预借款系从明煜公司处借款。尽管明煜公司一再强调诉争工程项目存在总包和分包法律关系，但一审未作进一步查明，仅凭王成令的否认作出认定不妥。敬上生的付款是为了履行案涉合同，对此，只要总包方出庭即可查明该事实。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赵进能否作为本案的诉讼代理人与其能否代理明煜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系两回事，一审以不能证明赵进与明煜公司成立合法的用工关系，从而认为赵进的签字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认定错误，并非只有职务行为才能认定明煜公司的合同地位，赵进也可以接受明煜公司的委托对外签订合同或者完成其他法律事项，或者事后追认。本案工程项目在明煜公司所承包的工程范围内，支付工程款等行为又是明煜公司项目经理所为。根据建设法律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不可能进行工程项目施工合同签订和履行。因此，本案《木工承包协议书》的主体双方是明煜公司和王成令。综上所述，一审以协议书上的签名认定合同双方主体，不符合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裁判。补充意见如下：本案《木工承包协议书》的内容多处提到项目部，该合同内容可以证实本案合同双方系明煜公司和王成令。此外，该合同附件也可以证实赵进系该项目部商务部的负责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20）0211民初6203号案件与本案性质相同，对于合同主体双方均无异议，且该案件进入司法审计阶段。 王成令辩称，1.一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明煜公司在上诉状所述的内容与本案事实不符。本案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及项目经理是王志清。3.明煜公司在上诉状主张赵进系职务行为，另一方又主张系委托行为，自相矛盾。且赵进与上海大钧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属本案的基本事实。4.项目部并非法律上的适格主体，项目部无法实施相应的法律行为，其不是本案工程发包主体。 明煜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王成令立即退还明煜公司垫付的工程款1239329.40元，归还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中应由王成令完成而未完成的由其他班组施工完成明煜公司垫付的费用1005213.00元，归还材料费32980.00元，赔偿罚款10500.00元。上述合计2288022.40元，并赔偿以此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到法律文书生效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合同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首先确定案涉合同签订主体问题，此涉及到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这既是司法审判的程序性要求，也是回应本案王成令的答辩要求。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一审法院查明、分析并认定如下：首先，从合同形式上分析，明煜公司提供的案涉承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已清楚明确签订合同的甲方（发包方）为赵进，乙方（承包方）为王成令，协议上并没有加盖任何公司印鉴，因此能够认定案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为赵进与王成令，此为其一；其二，现虽明煜公司与赵进一致认为赵进系明煜公司委托签订案涉合同，但在王成令不予认可，且明煜公司又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合同时王成令知道或应当知道赵进的签字行为代表明煜公司的情形下，明煜公司的事后追认行为对王成令不产生拘束力；其三，赵进虽作为明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庭审，但其提供的用工合同系与案外人上海大钧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并不能证明其与明煜公司成立合法的用工关系，此节事实也能印证赵进的签字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其四，从合同履行情况分析，明煜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所支付的工程款或其所诉称的预借款22万元系其账上支付，相反，王成令辩称收到的工程款均是通过案外人敬上生转账支付，却能提供银行转账流水予以佐证。综上所述，明煜公司与王成令之间并无直接的施工合同关系，其起诉王成令，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且又无法定例外情形，故其起诉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条件规定，应裁定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明煜公司的起诉。 本院审理查明： 1.2020年5月22日，赵进与王成令签订一份《木工承包协议书》，合同约定由王成令承包工程名称福建宁德市建发-天行玺院项目；工程地点福建宁德市；工程结构高层住宅框剪结构，地下室为1层局部人防，地上层数不等；承包范围12#/13/15#/18#/19#楼。合同约定承包工程协议定价标准，即合同一次性综合包干价，包含人工费、材料费等。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本班组施工质量、进度、配合等达不到项目部要求，甲方（赵进）将随时可以抽离暂定施工区域交由其他班组施工或终止合同清退出场并按已完工程量的70%结算。 2.案涉天行玺院本工工程项目系由明煜公司承包。敬上生代表明煜公司与总包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相应工程款由敬上生直接支付给王成令。 本院认为，明煜公司主张王成令归还工程款的基础事实为，赵进与王成令于2020年5月22日签订的《木工承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该协议首部及落款甲方为赵进，从该协议形式上看，赵进为合同相对方。明煜公司认为赵进系其工作人员，系经其授权与王成令签订上述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明煜公司应当举证证明王成令签订合同时知道其与赵进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否则该民事法律行为对明煜公司不直接发生法律效力。明煜公司提供的《木工承包协议书》、《项目部签证点工管理办法》中所涉及到项目部相关内容，只是为了明确施工方应按照项目部的要求进行施工以及项目签证流程，并非认可该合同相对方即为天行玺院项目部。相关工程联系单亦无王成令签字确认或者送达至王成令，以上证据无法证实王成令知道赵进系代表明煜公司与其签订合同。而且，工程款系由案外人敬上生支付的，并非明煜公司。现实中，承包人以内部分包方式将工程转包给其内部职工的情形大量存在，如果明煜公司认为系其授权敬上生向王成令支付工程款，履行的是《木工承包协议书》的合同义务，其同样也要对王成令知晓该代理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其主张。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本案《木工承包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应认定为赵进，明煜公司与该合同不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明煜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 勇 审判员 吴惠玲 审判员 刘为河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周梦然 本案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