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辖终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楼**40-3内**303。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沈晓超。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妍，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化北里******706iv>法定代表人：茹祥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北京市天元（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玲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iv>法定代表人：汪超涌，董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蓉，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振伟，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实兴大厦**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汪超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蓉，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振伟，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达中心）与被上诉人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公司）、原审被告北京信中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中利管理公司）、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中利股份公司）合伙企业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初22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5年12月，信中利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与长安公司、案外人长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合同》（以下简称《合伙合同》），约定长安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盈达中心，认缴出资1亿元。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盈达中心成立于2015年7月15日，信中利管理公司是盈达中心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2016年1月7日，长安公司向盈达中心支付1亿元投资款。盈达中心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向长安公司支付700万元优先回报、于2018年2月2日向长安公司支付700万元优先回报，但于2019年1月31日，盈达中心仅向长安公司支付200万元优先回报。《合伙合同》第1.6条约定：“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本合伙企业之存续期限为2年，自本合伙企业之成立日起算。为确保有序清算本合伙企业所有投资项目，经普通合伙人和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同意后，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将存续期限延长1次，每次1年。若存续期间结束后经普通合伙人决定已经延长1次的，但普通合伙人认为有必要继续延长的，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可继续延长。”2018年1月2日，信中利管理公司向长安公司发送《关于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存续期限延长的决定》，要求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将盈达中心的存续期限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3日，长安公司向盈达中心发出《关于要求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存续期限届满清算的通知》，告知盈达中心存续期限已于2018年12月31日届满，并要求信中利管理公司尽快返还实缴资本并支付2018年投资收益。由于盈达中心与信中利管理公司均未答复，长安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再次向盈达中心发出《关于要求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清算的通知》，重申上述内容。2019年7月19日，信中利管理公司向长安公司发送《关于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决定存续期限延长的函》，告知其拟决定将盈达中心的存续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8月26日，长安公司向盈达中心、信中利管理公司发出《关于对我司投资款项进行清算的函》，要求盈达中心于2019年9月27日前向长安公司支付1亿元实缴资本并支付2018年剩余500万投资收益及2019年未支付投资收益。但盈达中心、信中利管理公司至今未支付上述款项。《合伙合同》第9.3条约定：“在本合伙企业解散之前，有限合伙人不得退伙，除非……（4）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有权在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满2年或者在本合伙企业发生严重亏损时自动退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及《合伙合同》上述约定，长安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有权要求退伙。《合伙合同》第10.1条第（ii）款约定：“来源于某一投资项目所得到可变现收入应在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全体合伙人之间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1）返还优先级合伙人对该投资项目支付的实缴资本……（2）支付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年7％的优先回报……”因此，长安公司有权要求盈达中心返还其已支付的1亿元实缴资本，并按照7％的年利率计算向长安公司支付优先回报。根据《合伙合同》第5.3款的约定，在盈达中心财产不足以清偿盈达中心全部债务及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缴资本7％的年固定收益时，信中利管理公司同意将对该等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合同》第15.3条第二款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信中利管理公司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信中利股份公司作为信中利管理公司的股东，应当对其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盈达中心未按照《合伙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出资款及优先回报，已严重损害长安公司的合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因此给原告造成的相关损失。信中利管理公司根据《合伙合同》的约定、信中利股份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均应当对盈达中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恳请贵院依法支持长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为：1.依法判令盈达中心向长安公司退还实缴出资额100000000元；2.依法判令盈达中心向长安公司支付全部未付优先回报（自2016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的标准，扣除盈达中心已经支付的16000000元后，暂计至2020年5月25日为14684931.51元）（以上第1、2项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114684931.51元）；3.依法判令信中利管理公司、信中利股份公司对盈达中心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依法判令盈达中心、信中利管理公司、信中利股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盈达中心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一审法院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理由如下：一、盈达中心的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均在北京市朝阳区。本案中，盈达中心是《合伙合同》的签署方，《合伙合同》的履行地也在盈达中心住所地，即北京市朝阳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合伙企业纠纷，合同履行地应为盈达中心住所地，即北京市朝阳区。因本案涉案金额超1亿元，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以及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本案应当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二、《合伙合同》管辖条款中约定的“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特指盈达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且盈达中心是《合伙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承担方。《合伙合同》第15.3条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盈达中心既是签订《合伙合同》的签署方，也是《合伙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承担方，而信中利管理公司、信中利股份公司既不是《合伙合同》的签署方，也不是《合伙合同》的主要当事方。因此，无论从诚信守约以及本案的法理逻辑上讲，还是从节约诉讼成本和方便本案审理的角度，本案都应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更为适宜。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长安公司起诉要求盈达中心向其退还实缴出资额，支付全部未付优先回报，要求信中利管理公司、信中利股份公司对盈达中心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请求，依据为《合伙合同》，该合同第15.3条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长安公司主张《合伙合同》系其与信中利管理公司、长利基金管理公司签订。盈达中心则主张《合伙合同》的签署页系盈达中心签章，故盈达中心系该合同的签订主体，而非信中利管理公司。根据《合伙合同》第1.1条约定：“盈达中心之有限合伙合同由以下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其他适用法律，特此于签署页所示日期签署：普通合伙人：信中利管理公司；有限合伙人：长安公司。”《合伙合同》签署页分别有盈达中心、长安公司、长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章。2018年1月2日，信中利管理公司出具《关于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存续期限延长的决定》，载明：“我方与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为对在中国境内经营的实体进行法律及经营范围内所允许的股权投资，实现资本增值，双方于2015年签署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合同。”2019年7月19日，信中利管理公司出具《关于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决定存续期限延长的函》，载明：“我方与长安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为对在中国境内经营的实体进行法律及经营范围内所允许的股权投资，实现资本增值，双方于2015年签署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合伙合同”。另根据长安公司提交的《关于要求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存续期限届满清算的通知》《关于要求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清算的通知》《关于对我司投资款项进行清算的函》中，亦有《合伙合同》系长安公司与信中利管理公司签署的表述，信中利管理公司、盈达中心亦未提出过异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信中利管理公司系《合伙合同》的签订主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伙合同》第15.3条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各方通过书面协议约定了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各方具有法律效力。信中利管理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为一审法院辖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的相关规定，北京市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的，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北京市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中长安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东城区，盈达中心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信中利股份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故长安公司以被告住所地作为管辖依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具有合同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属于一审法院管辖案件范围，盈达中心提起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能成立。综上，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裁定如下：驳回盈达中心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盈达中心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为：一、法院应严格按照《合伙合同》中盖章确认的签约主体以及15.3条争议解决条款之约定确定管辖。虽然《合伙合同》第1.1条约定：“盈达中心之有限合伙合同由以下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其他适用法律，特此于签署页所示日期签署：普通合伙人：信中利管理公司；有限合伙人：长安公司”。但是，在本《合伙合同》最终签署页分别由盈达中心、长安公司、长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章确认，信中利管理公司并没有签章。并且在《合伙合同》附件一“合伙人名录”中的合伙人也是长安公司和长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信中利管理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又因为《合伙合同》15.3款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合伙合同》中的“各方”是指盈达中心、长安公司、长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不包括信中利管理公司。无论是盈达中心还是长安公司、亦或是合同的履行地、签订地均不在一审法院的管辖范围内，因此，一审法院无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二、在未确定管辖之前，一审法院无权对本案中长安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的内容进行实质的审查和认定，一审法院通过信中利管理公司多次发函内容，就认为信中利管理公司是合同签约主体，即认可了函件与本案的关联性，属于对本案的实质审理，应予以撤销。根据裁定书所称，2018年1月2日信中利管理公司出具《关于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存续期限延长的决定》，2019年7月信中利管理公司再次出具《关于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决定存续期限延长的函》并结合长安公司提交的函件，即认定信中利管理公司系《合伙合同》的签订主体，该认定事实上是对长安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关联性进行了认可，对本案的实体问题进行了超权限审查。上述往来函件是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函件中所称的合伙合同是否是指本案中的《合伙合同》，诉讼中原审被告各方尚未就此发表任何意见，也尚未进入审判程序，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往来函件中所称的合伙合同即是本案中的《合伙合同》，进而认定信中利管理公司即是《合伙合同》的签约主体，该认定系越俎代庖，替被告各方发表了法院所认为的质证意见。照此结果，实质上是剥夺了原审被告各方在庭审程序中，对往来函件与本案关联性质证意见的发表。因此，在未确定管辖之前，一审法院无权就本案的实体问题进行审查，该裁定错误，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本案中，当事人之间在2015年签订的《合伙合同》中约定的签署主体为信中利管理公司和长安公司，但该合同实际由盈达中心、长安公司、长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章；在之后的业务往来中信中利管理公司多次出具函件载明为股权投资、资本增值事宜于2015年与长安公司签署了合伙合同，信中利管理公司作为盈达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未向法院证明其与长安公司签订有其他类似合伙合同。同时，信中利管理公司是否为签约主体涉及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认定，故一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阶段认定信中利管理公司系《合伙合同》签订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合伙合同》第15.3条约定，因本合同引起的及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应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长安公司依据《合伙合同》起诉要求盈达中心退还实缴出资额，支付全部未付优先回报等，要求信中利管理公司、信中利股份公司对盈达中心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信中利管理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信中利股份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均为一审法院辖区，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结合本案诉讼标的，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所述，上诉人盈达中心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信中利盈达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福华审 判 员 曹玉乾审 判 员 张 爽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范 琳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