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82行初50号 原告罗静，女，198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原告胡某1，女，201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法定代理人胡某3，系原告胡某1父亲。 原告胡某2，女，201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法定代理人胡某3，系原告胡某2父亲。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卢新才，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德市乾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建德市乾潭镇马鞍路**。 法定代表人肖虎，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章万林，副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储立，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宋涛。 第三人罗苇，女，198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第三人罗仕联，男，195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第三人罗秋云，女，195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第三人童某3，男，1977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第三人童某1，女，200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法定代理人童某3，系童某1父亲。 第三人童某2，男，201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法定代理人童某3，系童某2父亲。 各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詹梅根，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静、胡某1、胡某2诉被告建德市乾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乾潭镇政府）、第三人罗苇、罗仕联、罗秋云、童某3、童某1、童某2行政协议一案，原告于2020年7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自愿选择诉前化解机制先行调解。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于同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乾潭镇政府、第三人罗苇、罗仕联、罗秋云、童某3、童某1、童某2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静、胡某1、胡某2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卢新才，被告乾潭镇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章万林及委托代理人宋涛、储立，第三人罗苇、罗仕联、罗秋云、童某3、童某1、童某2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詹梅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罗静、胡某1、胡某2诉称，罗仕联、罗秋云是第三人罗苇、原告罗静的父母，原告胡某1、胡某2是原告罗静的女儿。原告、第三人均居住在建德市，是建德市乾潭户口。2018年乾潭镇政府动员乾潭镇大畈村相关村民进行棚户区改造并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依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和建德市政府的建政函［2014］141号、建政函［2014］142号相关文件制定《建德市乾潭镇棚户区改造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选择公寓楼安置的按照家庭常住农业户口人数核定每人75平方米，选择货币安置的单价为4500元／平方米。现原告发现以第三人罗苇的名义与乾潭镇政府的房屋征收单位建德市胥溪农村住房改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胥溪房改公司）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和安置协议（货币）》（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第三人收取全部的安置补偿款计人民币5875328元，本案原告未得到安置。综上，原告认为，原告是乾潭镇大畈村的常住农业户口人员，政府对集体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原告也是安置的对象，有资格根据政府确定的安置政策和方案获得相应的安置，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判决撤销罗苇与胥溪房改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2.判决被告给三个原告公寓楼安置，面积合计为225平方米（按每人75平方米×3人）。3.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重新与原告签订以公寓楼安置的补偿协议。 原告罗静、胡某1、胡某2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户口本，证明三原告是乾潭镇大畈村的常住农业户口，有资格获得安置和补偿。2.《补偿方案》一份，证明原告是乾潭镇大畈村的常住农业户口，有资格获得按每人75平方米的住房的安置。3.《安置协议》一份，证明第三人罗苇与被告签订安置协议，且已收取政府支付的货币安置款和补偿款5875328元。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乾潭镇政府辩称，因乾潭镇大畈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需要，需对大畈村部分房屋实施征收，大畈村青山下村7号房屋在征收范围内。该房屋为钢砼结构，未办理权属登记，被告经向房屋居住人罗苇、罗仕联、村集体等调查了解，该房屋由罗苇出资建造，房屋上登记有两户人家，罗苇及其丈夫、子、女四人为一户，罗仕联（户主）及其妻子、次女罗静、罗静女儿两人共五人为一户。罗仕联虽持有建集用（2011）第23020001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但该权证范围内土地上的二层四间房屋（占地面积约为139.7平方米）已于2014年拆除。故根据权属登记调查结果及事实情况，大畈村青山下村7号房屋为罗苇等唯一住宅。2018年9月22日，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建德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估价报告》（以下简称《房屋估价报告》），确认案涉房屋的补偿价值为739879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值659032元，合计人民币1398911元。罗苇（户）及罗仕联（户）经商议后决定两户作为一户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选择货币的安置方式。罗仕联同意由罗苇代表两户一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该事实亦得到罗仕联的书面确认。2018年9月，罗苇代表两户与胥溪房改公司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对案涉房屋实施征收，并采用货币化的方式进行安置，货币化房屋补偿及补助和奖励金额共计人民币5875328元。协议签订后，罗苇（户）、罗仕联（户）向被告腾空交付房屋后，被告对房屋实施了拆除。被告认为：1.案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上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房屋价值经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评估，未违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罗苇代表两户人员签字亦得到两户户主的同意认可，故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诉请撤销协议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撤销合同之情形。且原告在签订案涉协议时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并依约与房屋内其他居住人履行了腾空交房义务，其在诉状中陈述才知道案涉协议的签订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其在2018年签订协议时就已知案涉协议存在的情况下，撤销权已消灭。2.大畈村的棚户区改造安置有两种安置方式，分为货币化安置及公寓楼安置，被征收人在上述两种安置方式中可自由选择，但只能选择一种安置方式。案涉协议系货币化安置协议，现原告以未得到安置为由主张对其进行公寓楼安置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3.原告签订案涉协议前、签订案涉协议时、履行案涉协议的过程中均未对案涉协议提出异议，现其提出本案诉请的实质系因家庭内部对于补偿安置款分配产生的纠纷，该纠纷应当通过协商调解或民事途径予以解决。综上，被告认为，案涉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提起本案诉请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乾潭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户籍证明》两份，证明大畈村青山下村7号的人员情况。2.建集用（2011）第23020001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证明》一份，证明罗仕联在大畈村的房屋于2014年拆除的事实。3.《房屋估价报告》一份，证明案涉房屋的补偿价值为739879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值659032元，合计人民币1398911元。4.《安置协议》一份，证明案涉协议的内容。5.罗仕联《证明》一份，证明罗仕联户认可、同意罗苇代表其户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等事宜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第三人罗苇、罗仕联、罗秋云、童某3、童某1、童某2述称，一、原告诉称的“现原告发现以原告姐姐罗苇的名义与乾潭镇政府的房屋征收单位胥溪房改公司签订《安置协议》，第三人收取全部的安置补偿款计人民币5875328元，本案三个原告未得到安置”事实，与本案所发生客观事实并不相符。与本案相关联的主要事实是：1.第三人和原告所在乾潭镇大畈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是乾潭镇政府2018年度实施城镇扩建的重点改造项目，项目的主要活动是政府对大畈村的部分房屋进行征收和拆除改造。在该项目启动前，由所在的镇、村两级组织对本次列入征收房屋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摸底、签约谈话、腾退动员等系列活动，这在大畈村可以说是男女老少、妇孺皆知的公开事实。第三人和原告系被征收房屋中在册人员，自然也不例外，和其他的被征收户一样，不但全部知晓政府部门就本次征收方案的全部内容，而且在家庭内部都进行讨论，确定必要的应对方案。就本次房屋征收方案，包括第三人和原告在内的全部家庭成员，一开始就一致支持和配合乾潭镇政府拟将进行的方案。2.虽然本案所涉的大畈村青山下村**房屋中所含有的人口为第三人和原告共计9人，但所涉的房屋仅属其中的第三人罗苇、童某3、童某1、童某2一家四人所有，第三人罗仕联、罗秋云和原告罗静、胡某1、胡某25人本来都有自己的房屋和独立于罗苇、童某3、童某1、童某2一家的另一户口。后因他们房屋处于危房状态而拆除未建，该五人后将户口挂靠在罗苇一家的房屋内，但胡某1、胡某2属于外来挂靠人员，并不享受大畈村的村民待遇。鉴于上述客观事实，根据村镇两级部门每一个房屋单位选派一名签约代表的要求，大畈村青山下村**房屋选派罗苇为全权签约代表人，这完全符合本户的实际情况。3.2018年9月，胥溪房改公司委托房屋价值评估人对被征收房屋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同月，罗苇代表大畈村青山下村7号房屋住户，与胥溪房改公司签订了《安置协议》，双方通过书面的方式明确，由被征收人交付房屋拆除，同时选择了货币补偿安置方式。随后房屋征收人根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将相关的补偿款支付到了代表人罗苇的账户内。期间全部的第三人和原告不但对《安置协议》的约定没有异议，而且一致配合罗苇另行租住房屋，同时将被征收房屋腾空后如期交付拆除。至此，作为大畈村青山下村7号房屋住户的被征收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而相对的房屋征收人已足额支付了约定的安置补偿款，其合同义务也已履行完毕，本次房屋征收活动结束。4.本次房屋征收活动结束后，第三人和原告就房屋征收后的安置补偿款的内部分配事宜，经充分协商，在考虑房屋所有权人利益和户口挂靠人相应情况下，一致同意由罗苇支付给罗静、胡某1、胡某2所得款计人民币10万元。2019年1月，罗苇向罗静以现金形式交付了分配款人民币10万元。至此，第三人和原告家庭内部对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分配事宜进行完毕。罗静收到该款，在一定的时期内并未表示任何异议。后因受他人挑拨，认为分配款过少，于2020年3月25日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判令第三人再支付补偿款101万余元，此案目前尚在人民法院的审理之中。二、原告就本案所提起的行政诉讼，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本案所涉的房屋征收补偿和安置协议主体适格，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和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在签约前未向第三人或参与征收活动的村镇两级部门特别要求，全体被征收人必须参与签订协议，本户和同期被征收的其他房户一样，选派代表人签订协议，完全符合本次征收活动中的一贯和通常做法。2.原告所提的未得到安置的事实根本不成立。《安置协议》约定的补偿款项包含房屋等地上附属补偿款、人口过渡费、人口一次性补助等全部因素。被征收人在签订协议时是选择货币安置还是房屋安置只是安置补偿形式的不同，在利益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至于原告如果对内部分配款存有异议，则不属于本次行政诉讼中应该审理或调整的范围，而是应通过在民事诉讼中解决的争议。3.本案原告之诉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时效。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的具体行政行为自2018年8月开始至2019年1月结束。特别是在2019年1月罗静在房屋已被征收和拆除的前提下，亲手收取了罗苇支付的分配款10万元现金，当天其又将该现金存入当地银行内的事实足以说明：即便原告可以说不知道协议的签订，那原告在房屋实际被拆除后，在收取罗苇给的10万元现金时，总应知道房屋被征收安置的政府行为吧？原告此后在2020年7月5日起诉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6个月。综上，原告之诉，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安置协议》真实、合法和有效，原告之诉明显已经超过行政诉讼时效，请求法庭在查明后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罗苇、罗仕联、罗秋云、童某3、童某1、童某2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居民户口簿（两本），用以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均为乾潭镇大畈居民区青山下村**的居民，但分属两个户口的事实。2.民事诉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不但知道和同意《安置协议》，而且在2019年1月收到内部的补偿分配款10万元，本案行政诉讼时效已超过，撤销权已经消灭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没有异议，认为从户籍证明看，本案的三原告就是在××镇××村××村××号常住的农业农村户口，是符合被征收安置的对象，原告的主体是适格。对被告证据2中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异议；对证据2中证明有异议，因为没有落款时间，故该证明在形式上不合法；罗仕联的房屋在三改一拆中被拆除，三改一拆并没有得到补偿安置，在这一次的补偿安置中，显然应当得到棚户区改造补偿安置，故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被告证据3没有异议，房子补偿款给罗苇户，原告对此没有异议，但对安置款项有异议，因为选择货币安置跟公寓楼安置是有不一样的情况。对被告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该协议签订后，安置款项共计五百多万，但三原告仅仅拿到10万元，显然损害被征收对象权益，且三原告并没有授权罗苇签订协议。对证据5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明没有落款时间，且该证明仅仅能代表罗仕联夫妇，不能代表三原告，三原告中有两位未成年人，而罗仕联不是两位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中证明有异议，认为本案所涉的房屋是罗苇一家在2012年建造，与2014年时罗仕联户下被拆的老房子不涉；罗苇户本案所涉的房屋在2014年并没有参加乾潭镇大畈村三改一拆，所以该证明与事实不符。对被告的其他证据均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没有异议，被告认可三原告是符合安置人口，在签订协议时候也将三原告记录到安置人口当中。对证据2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征收方案有两种安置方式，一种是货币安置，一种是公寓楼安置，公寓楼安置确实是按照每人75平方米进行安置，但存在两种安置方式并不代表在已经选择货币化安置的情况下，三原告还能够享受公寓楼安置的情形。对证据3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仅能够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罗苇签订案涉协议以及协议所约定内容的相关情况。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以及待证事实有异议。本案原告诉请的是一个撤销权，撤销是基于可撤销的情形，但是原告方所提供的三组证据，在待证事实和关联性方面根本不能证实，本案所涉的《安置协议》存在可撤销，或者是应该撤销的情形。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第三人认为三原告是从其他地方迁来，但罗静在乾潭出生，出生以后就申报了户口，不存在寄居或者是从其他地方迁来；胡某2、胡某1的户口从户口本上看是出生补报，胡某2、胡某1是罗静的女儿，出生以后报在自己母亲名下，显然也不存在挂靠或者寄居情况，而且被告也承认三原告合法的被征收安置对象。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虽罗静在2019年1月份拿到10万元钱，但罗静对于安置协议相关情况并不知晓，也没有人告诉其相关情况，只是知道房子被拆迁，有款项补偿。原告到乾潭镇政府后拍照才拿到案涉《安置协议》，才是知道安置情况，原告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两组证据没有异议。同时认为民事诉状是由罗静签字确认，民事诉状其中提到了2019年1月罗苇支付给罗静10万元，从该陈述中可得出自2019年1月起，原告应该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被诉的一个协议的具体内容。 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证据1、第三人证据1均系三原告及各第三人户籍信息，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证据2，被告及第三人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且系乾潭镇政府制定的《补偿方案》，予以采信。原告证据3即被告证据4系被诉行政协议，原告对真实性未提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证据2中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及被告证据3，原告对其本身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无异议，对该两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证据2中证明，原告及第三人对罗仕联所有的房屋于2014年拆除的事实均无异议，对该一事实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2，原告及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第三人罗苇（乙方）与胥溪房改公司（甲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因大畈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需要，决定对案涉房屋依法实施征收。依据建德市人民政府建政函[2014]142号文件、《补偿方案》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房屋征收和安置达成如下协议：乙方房屋坐落于大畈村，被征收房屋合法主房面积518.7平方米，为砖混一等结构，按8574元/平方米计算，计4447520元。其他主房面积508.91平方米，为砖混一等结构，按652.8元/平方米计算，计332216元；装修及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659032元；以上合计5438768元。乙方实际可安置人口9人。乙方选择货币安置方式。另有房屋评估奖、签约奖、腾空奖，合计414960元。过渡费16200元（9人，时间6个月）。搬家费，按家庭常住人口人数核定，每人一次性补助600元，合计5400元。2019年7月1日，第三人罗苇（乙方）与胥溪房改公司（甲方）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和安置协议（补充）》，约定核对后装修及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小计4880754元，以上金额增加101018元。协议签订后，房屋已腾空拆除，罗苇分别于2018年12月16日、2019年1月22日领取补偿款共计5875328元（增加的101018元亦已领取）。胥溪房改公司系受被乾潭镇政府委托与第三人签订《安置协议》。 另查明，乾潭镇政府委托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罗苇房屋进行价格评估，该公司于2018年9月22日出具《房屋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评估对象在价值时点（2018年9月15日）的房屋补偿价值为739879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值659032元，合计1398911元。 再查明，罗仕联持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建集用（2011）第23020001号]一本，该证所涉房屋已于2014年拆除。罗仕联、罗秋云共生育二女，分别为罗苇、罗静。 童某3系罗苇丈夫，童某3、罗苇共同生育童某1、童某2。案涉被征收房屋坐落于乾潭镇大畈村，为钢砼结构，系罗苇、童某3于2012年出资建造，未办权属登记。 胡某3系罗静丈夫，胡某3、罗静共同生育胡某1、胡某2。罗仕联、罗秋云、罗苇、罗静、童某3、童某1、童某2、胡某1、胡某2户籍所在地为××镇××村××村××号。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三原告主张其至2020年3月才知晓案涉《安置协议》内容，且案涉《安置协议》系从被告处拍摄所得，但三原告经本院释明后未提供拍摄照片的原始载体，无法佐证其主张系2020年3月才得知案涉《安置协议》内容。而案涉《安置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前，虽签订的具体时间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罗苇分别于2018年12月16日、2019年1月22日领取补偿款共计5875328元，罗苇亦于2019年1月支付10万元安置款给三原告。而三原告主张其“在案涉被拆迁房屋造好后，有一个房间，且居住在该房间”。故结合上述情况，可以确定三原告在收取罗苇10万元安置款时（2019年1月31日前）即应明知案涉《安置协议》内容，明知安置方式为货币安置。三原告至2020年7月5日才起诉要求撤销《安置协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应当不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罗静、胡某1、胡某2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志华 审 判 员  翁 婷 人民陪审员  陈金梅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费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