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民终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文街90号。法定代表人：陈升伟，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菁晖，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新天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石祥路71-8号。法定代表人：刘文东，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雄杰，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汉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新天地商务中心2幢西楼1705室。法定代表人：王学圣，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斌，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汉品新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西文街99号416室。法定代表人：王喆，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斌，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公司)、杭州新天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汉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新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汉品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创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周菁晖，上诉人新天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被上诉人杭州汉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喆、被上诉人浙江汉品公司和杭州汉品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海斌、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确认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签订的《新天地工业遗存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无效；三、确认创意公司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的《IN地块物业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IN预租赁合同》）无效；四、一、二审诉讼费由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创意公司对案涉合同存在恶意串通已尽举证责任，一审认为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恶意串通的实质是意思表示合意，无固定载体，存续时间极短，就在恶意串通当下，发生地点通常很隐蔽外人难以察觉，且往往是事后被发现。因此，若要求必须举出“作出意思表示”或“达成意思表示合意”的证据才能证明存在恶意串通，超越了受害人了举证能力，受害人一般难以举出录音录像或书面证据，且受害人如果当时就发现了恶意串通，那么恶意串通的不法后果就根本不会发生。因此，通过审查合同内容不合理的约定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权利义务失衡情况综合判断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较为合理，也即适用合理推定原则，实践中，法院也是根据该原则来认定恶意串通。2、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已尽举证责任。(1)恶意串通的违法行为人是徐天明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的负责人。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已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反映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已就案涉合同所涉违法行为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纪委、监察委进行报案，为明确违法主体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等，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曾反复要求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明确案涉合同的签订过程、时间、负责人。但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却对这些客观事实讳莫如深，拒绝回答。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含糊其辞的行为只能证明其想掩盖合同签订的不合法、不合规的事实，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官在庭审中纵容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拒不回答上述与本案争议焦点有直接关联的问题，也导致本案基础事实不清。(2)恶意串通的手段是未经公开招标程序暗箱操作签订案涉合同。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的交易习惯是通过公开招标程序确定交易对象与交易对价，而案涉合同却违背常规未经公开招标程序，足以证明有内外勾结、串通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3)恶意串通的目的是侵吞国有资产。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已证明若继续履行合同，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投入成本大于租金收入将承担巨额亏损，而杭州汉品公司毫无投入却将获得暴利，合同显失公平。依据创意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创意公司对IN地块物业已一次性投入成本2.55亿元，而据《预租赁合同》创意公司的20年总租金收入仅为1.5亿元，且需分20年才能分期收回。考虑创意公司先前投入资金的时间成本、利息成本、今后对于租金收入的相应税负成本等，案涉土地40年出让期限届满后创意公司根本不可能全额收回对IN地块投入成本，还将承受巨额亏损。与之相反的是，杭州汉品公司对案涉物业无任何投入，未支付任何租金与保证金，但根据其在另案中提交的次租赁合同，却可以平均租金单价超过6.5元/m/天、最高租金单价达18元/m/天收取高额租金。(4)恶意串通的后果是损害国家、集体利益。(5)徐天明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私交密切是本案恶意串通的佐证。庭审时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已向法院反映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曾在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3973号民事案件庭审中自认合同系由徐天明起草和提供的。又如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庭审时陈述的事实，据创意公司前案代理律师陈述，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曾向法官出示过一份由徐天明为杭州汉品公司作证的证人证言。徐天明原系创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却在杭州汉品公司与创意公司的案件中，作为杭州汉品公司的证人出具证言，已足以证明其与杭州汉品公司存在密切关系甚至存在共同利益。(6)骆旭升已被判入刑是本案恶意串通的又一佐证。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已举证，合同签订时与徐天明同时管理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的骆旭升已被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宣判构成受贿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据了解，判决书中也认定了骆旭升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通过签订合同向相对方输送利益。这足以证明合同签订时，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存在内外勾结、恶意串通，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形。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已就徐天明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报案，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坚信，徐天明终将对其行为承担责任。3、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应对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提供反驳证据。庭审中，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对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提问的关于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地点、负责人、租金1元/m/日的确定方式均拒绝回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等规定，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应对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负举证责任。举证内容包括杭州汉品公司承租人资格的确定方式、合同租金1元/m/日的确定方式、过程及合理性、杭州汉品公司与创意公司就合同商务条款谈判记录、创意公司就案涉合同审议程序等。(二)案涉合同权利义务显失公平，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应属无效，故一审认为即使案涉合同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也与法院案涉合同是否无效无直接关联，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合同内容显失公平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严重损害国有资产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1、创意公司一次性投入2.55亿元成本，20年分期收回总租金仅1.5亿元，涉案合同将造成创意公司超过1亿元直接投入损失以及相应资金、利息、税负成本；2、由于未经招投标程序导致价格发现机制缺失，约定的租金价格1元/m/日远低于市场公允租金2.28元/m/日，远低于同时期同类地段同类物业租金2.5元/m/日，案涉合同直接造成国有企业创意公司预期收益损失超过1.95亿元。3、合同签订后，杭州汉品公司未向创意公司支付任何租金或保证金，即无任何投入却将获得超过4亿元暴利。4、此外，案涉合同已造成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巨额实际损失，杭州汉品公司在关联案件中保全了创意公司3600万现金及价值2.1亿元房产，相关房产因法院查封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及办理融资业务，创意公司因此损失巨大。(三)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民法总则》第153条第一款及关于限制国有资产出租自由的相关强制性规定。一审认为资产评估、公开招租、内部审批等属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自身应完成事项，即使缺乏上述事项亦系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自身过错，系法律适用错误。1、《框架协议》、《IN预租赁协议》违反关于限制国有资产出租自由的相关规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条及第四十七条、国务院《国有企业评估管理办法》第四条及第三十八条、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八条及第十条、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条及浙江省国资委及杭州市国资委的进一步规定，国资出租的契约自由受限，必须经资产评估、公开招标、内部审批、上级报批等程序，否则交易无效。《框架协议》、《IN预租赁协议》的合同标的就是国有资产IN物业出租事项，两份协议未经资产评估、未经公开招标、未经内部审批、未经上级报批，所有法定程序都未履行，违反上述法律法规及规章等的规定。2、案涉合同至少违反了部门规章级别的关于限制国有资产出租自由的强制性规定。因下位法系根据上位法的授权，对上位法中规定不明确的内容进行明确或补充，与各级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匹配。因此，《框架协议》、《IN预租赁协议》未履行法定司法评估、公开招标、内部审批、上级报批程序，构成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4、上述强制性规定的规范对象包括合同双方即创意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故应由创意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共同承担违法后果。一审认为资产评估、公开招租、内部审批等事项是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内部应完成事项，应由创意公司、新天地公自行承担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四)当部门规章的内容关乎市场秩序且保护的法益超过合同自由时，违反规章的合同可以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2款被认定无效，且认定无效不会导致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五)一审判决认为《框架协议》已实际履行故保证金即使交了也应退回，故保证金未交不影响《框架协议》已生效，适用法律错误。浙江汉品公司在庭审中自认其至今未向新天地公司支付100万元保证金。因此，《框架协议》的生效条件至今未成就，自协议签订10日后即2013年5月3日起，《框架协议》的效力状态确定为无效。即自2013年5月3日起，创意公司有权就IN地块签订新的租赁合同，签订对象可以是经招投标程序的任何主体。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遗漏基础事实，且程序违法。(一)一审判决未查明在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时应查明的基础事实。1、未查明适用条件。合同签订时，出租人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是否为国有企业、案涉物业是否为国有资产。上述强制性规定的适用情形是国有企业作为出租人与非国有企业作为承租人就国有资产签订租赁合同时。2、未查明签订情况。案涉合同的签订过程是否经资产评估、公开招租、内部审批等程序。(二)一审判决未认定案涉合同构成恶意串通的各项基础事实。1、一审未正面认定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提交的证明案涉合同构成恶意串通的证据的证明力。2、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曾向一审申请对招投标文件进行调查取证，但一审至今未有回复，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未认定合同履行结果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事实。1、一审未查明同时期同地段同类物业的租金价格，未回复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提交的司法委托申请，程序违法。2、一审未查明创意公司就案涉物业已投入的成本、杭州汉品公司向创意公司支付租金保证金情况。两相比较，创意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投入巨大而受有亏损，杭州汉品公司毫无投入却收取巨额收益，显失公平，国资利益受损。(四)一审未查明案涉合同上创意公司印章真伪及形成时间，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曾对此向一审申请委托司法鉴定，但一审在判决前一直未有回复，程序违法。(五)上述(一)至(四)项事实也是审查案涉合同是否违反“公序”必须查明的事实。(六)《框架协议》亦未实际履行，杭州汉品并非协议中约定的合资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的股东系浙江汉品公司与新天地集团，但这并不意味着杭州汉品公司就是框架协议项下的合资公司。无论从《框架协议》对拟成立的新公司的命名、注册资本的约定、财务人员的委派、以及公司的管理上与杭州汉品公司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故杭州汉品公司并非《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合资公司。一审直接以杭州汉品公司等同于《框架协议》项下的合资公司，显然是存在严重认定错误。至于一审在此基础上，又推定《框架协议》是《IN预租赁合同》的基础，显然更是一个明显的主观无端臆测行为。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的上诉请求。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辩称，一、本案中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一)、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合谋订立的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这里的恶意，表明合同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为故意;串通，表明合同当事人存在合谋行为;损害，表明若履行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将导致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遭受损失。恶意串通一定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互相串通、通谋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主张的合理推定在本案中不成立，合理推定不是随意想象，合理推定仍需以可知事实为基础或以有效证据佐证，本案中，这些均不存在。(二)、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1)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是需要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做出判定或结论的，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上诉状中单方主观地将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的负责人和徐天明定性为违法行为人，指控双方通过内外勾结、暗箱操作的违法手段以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而且根据上诉状的内容，这里所指控的侵吞的是高达数亿的国有资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竟然肆无忌惮地作出如此严重的指控，这里不仅涉嫌名誉侵权，甚至有可能构成诬陷罪，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保留追究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法律责任的权利。(2)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所谓的徐天明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的负责人是违法行为人且将要向相关部门报案的说法从2019年就已经提出了，但是至今为止未看到任何有关徐天明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证据，更没有任何相关部门曾经联系过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了解相关情况，足以证明根本不存在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所指控的相关情形。(3)证人作证是我国法定的公民义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主观的仅仅凭借徐天明出具的一份证人证言就做出徐天明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私交密切且是恶意串通的结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4)骆旭升被判入狱恰恰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没有任何的违法之处。从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上诉状的陈述可以看出，目前该案已经做出判决，但无任何机关或组织对案涉合同的订立、履行进行过调查，恰恰证明了案涉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三)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主观上没有任何损害他人利益的想法，客观上没有损害任何他人的利益行为，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才是本案最大的受害者。杭州汉品公司在案涉标的深耕多年，付出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至今未获得任何收益。且由于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的恶意违约，单方解除合同，导致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与租户之间产生大量的纠纷和诉讼，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为此支付了巨额的成本，现在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而且，由于无法履行与租户之间的生效判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还对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作出了罚款。反观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单方恶意解除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后。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罔顾法官的再三提醒和司法权威，擅自将案涉地块租赁给了杭州新天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新天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又将案涉标的租赁给了其他承租人，继续赢利。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甚至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就明确表示一定要上诉，且拖在一审判决生效的最后一天提交上诉状。时至今日，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作为违约方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作为守约方，反而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四)案涉合同所涉及的房屋租金价格公平、合理与当时的市场价值相符。本案案涉合同中，日租金1元/平方米的租金仅仅是保底的租金，除此之外创意公司还享有收益分红。创意公司的母公司新天地公司本身就是杭州汉品公司的股东之一，享有40%的股权，如果将来在商业合作中杭州汉品公司从中获益，新天地公司也可以享有相应的分红。如果将来商业合作出现亏损，杭州汉品公司依然要向创意公司支付约定的日租金1元/平方米，而自己来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单方恶意解除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之后，2018年将案涉地块租赁给了案外人，其约定的租金标准为2元/平方米/天。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签订房屋预租赁合同的2013年相比，2018年案涉地块的商业价值已经有了巨大的提升，其约定的租金标准也仅仅为2元/平方米/天，进一步印证了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双方约定的租金标准完全公平、合理与当时的市场价值相符。(五)案涉地块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只是租赁给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案涉地块的投入是其对土地使用权及租赁标的所有权的投入,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之间的租期期满之后，该案涉地块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之间是房屋租赁关系,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对地块的投入与租赁关系无关。二、本案案涉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一)本案中涉及的房屋预租赁合同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类型。双方签订的预租赁合同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是创意公司内部自身的流程有瑕疵，杭州汉品公司并不知情，也与杭州汉品公司无关，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合同的有效性。本案中，杭州汉品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并无审查创意公司意思表示形成过程的义务，而且在签订框架协议书时创意公司的母公司新天地公司也是合同的签订方之一，这足以充分的证明案涉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属有效。(二)本案中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主张的国有资产向非国有单位出租应当进行评估的相关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无相关法律依据，至于审查在出租过程中企业内部流程是否存在瑕疵,系企业上级主管部门管理范畴。(三)《企业国有资产法》并未规定所有的资产出租都必须经过资产评估，只有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合并、分立、改制，转让重大财产，以非货币财产对外投资，清算或者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的，才应当按照规定对有关资产进行评估。(四)《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国有资产管理规范，不能直接否认合同效力。(五)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主张签订案涉合同的时候未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违背了强制性法律规定。但实际上，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在单方恶意解除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之后，2018年将案涉地块租赁给了杭州新天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该次租赁行为也没有经过招投标。如前面所述，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从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调取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相关评估报告足以认定案涉合同的真实有效性，无论是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包括新天地公司现在的控股股东前海人寿公司，对于案涉《IN预租赁合同》是早就明确知晓且予以认可的。三、本案案涉合同没有违背公序良俗。案涉合同恰恰是“契约自由”的体现，不存在破坏和违背市场秩序的行为。涉房屋预租赁合同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依照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合同所涉及的房屋租金价格公平、合理与当时的市场价值相符。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第二条关于房屋出租相关约定明确规定:“租赁满五年后双方根据经营情况对租金再行协商”。也就是说双方当初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将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收益，如果案涉项目经营状况良好，为了保护创意公司的利益，租赁期满五年后，双方完全可以对租金再行协商。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完全是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依照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四、案涉合同履行结果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不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五、案涉框架协议已经实际履行。首先，关于《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本协议签订后10日内丙方向甲方支付保证金100万元人民币，合资公司成立时退还”问题。虽然浙江汉品公司确未向新天地公司支付保证金但是该《框架协议》所指的合资公司就是本案中的杭州汉品公司，该公司早已于2013年9月26日成立，股东为新天地公司、浙江汉品公司，当时设立该100万元保证金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合资公司成立，合同明确约定成立之后就退还，合同目的早已实现。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新天地公司和创意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其次，在《框架协议》成立并已经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创意公司仅以一笔事实上应当退还的保证金未支付主张协议未生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六、案涉合同中所涉及的印章均是真实的。从现有证据已经证明，案涉合同中印章是真实的，不需要鉴定。(一)早在2018年6月12日，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中，案涉合同就已经作为该案中的重要证据提交，当时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对于案涉合同中印章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二)在本案的一审起诉状中，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并未否认案涉合同印章的真实性，只是认为案涉合同系相关人员越权签署的。(三)案涉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合资公司已经成立，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已经将案涉地块进行招商，与第三方签订了大量的租赁合同，并且经过了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确认，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还为此出具过同意转租的证明。(四)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对于案涉合同的签订及合同内容早就是明知的，这么多年从未提出异议。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七、本案案涉合同经过了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多次审查，均认定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八、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一味强调自己曾经是国有企业的身份，要求特别保护的观点错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均是一律平等的市场主体，要平等保护。法院对民营企业要跟对国有企业一样，对中小企业要跟对大企业一样，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反对歧视和偏见。绝不能单纯地以国有资产流失为借口损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权益。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创意公司和新天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未生效或无效；2.确认创意公司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的《IN预租赁合同》无效；3.本案受理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均由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22日，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浙江汉品公司三方签订《框架协议》，约定新天地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暂定名杭州汉品新天地凤凰艺术发展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逐步达到6000万元，新天地公司以现金投入2400万元，占40%股份，浙江汉品公司以现金投入3600万元，占60%股份；由创意公司按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对IN工业遗存项目进行建设，综合验收后毛坯房出租给合资公司(详见附件：出租合同)；由合资公司负责室内精装修等，并负责今后运营。该协议还约定创意公司将房屋出租给合资公司(IN面积17818平方米)，每天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按1元租金标准，每三年递增5%；租赁满五年后双方根据经营情况对租金再行协商；创意公司应于2015年10月1日前将竣工并经综合验收的房屋交付给合资公司，浙江汉品公司应确保IN项目与新天地其他商业项目同时开业(预计开业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出租合同于新公司成立后十天内签订；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并按约收到保证金后生效；协议签订后10日内浙江汉品公司向新天地公司支付保证金100万元人民币，合资公司成立时退还。协议签订后，浙江汉品公司未向新天地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100万元保证金。2013年9月26日合资公司成立，即杭州汉品公司。后创意公司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IN预租赁合同》，约定杭州汉品公司向创意公司承租杭州新天地IN地块工业遗存物业及其设施作艺术酒店文化艺术创意用途(具体详见业态规划)，面积17818平方米(正在建设之中)；租赁期为20年，自项目开业之日起算，最迟不超过新天地其他商业开业之日；杭州汉品公司应确保IN项目与新天地其他商业项目同时开业(预计开业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租金每年为6503570元人民币，每三年递增5%。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年12月8日，创意公司向杭州汉品公司发出《关于解除的通知》，载明：“我司与贵司就IN地块事宜，双方签订了《IN地块物业预租赁合同》...根据贵司履行《IN地块物业预租赁合同》的情况，我司认为不符合项目推进的要求和合同的约定，我司特此函告如下：一、自2017年12月8日开始，终止与贵司的合作关系，并解除《IN地块物业预租赁合同》...后杭州汉品公司与创意公司发生争议，2018年6月12日，杭州汉品公司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杭州汉品公司与创意公司双方签订的《IN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并判决创意公司继续履行该租赁合同；2.创意公司向杭州汉品公司支付因创意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房屋供杭州汉品公司使用的违约金35778544元(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暂计算至2018年7月1日，之后计算至实际交付之日止)；3.创意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2019年4月10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2018)浙0103民初3973号民事判决，杭州汉品公司与创意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1月9日作出(2019)浙01民终465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现该案正在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框架协议》是否未生效及案涉《框架协议》和《IN预租赁合同》是否无效。一、关于《框架协议》是否未生效的问题。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以浙江汉品公司未按约支付100万元保证金及约定的合资公司未成立为由，主张《框架协议》未生效。创意公司与新天地公司认为杭州汉品公司与约定的合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等不一致，但《框架协议》中明确合资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登记名称为准，各方对杭州汉品公司为成立的合资公司并无异议，创意公司与新天地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对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等提出过异议，且之后创意公司亦以《框架协议》为基础按约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IN预租赁合同》。在合资公司杭州汉品公司成立并与创意公司签订《IN预租赁合同》后，《框架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即使浙江汉品公司向新天地公司支付保证金，按约早在合资公司成立时该保证金亦应退还。故在《框架协议》成立并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对创意公司与新天地公司关于《框架协议》未生效的主张，一审不予支持。创意公司与新天地公司申请一审对案涉合同中印章印文的真伪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因其在起诉状中均确认案涉合同系相关人员超越权限签署形成，且《框架协议》已实际履行，同时结合创意公司发送的解除通知等证据，一审对该申请不予准许。二、关于《框架协议》和《IN预租赁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创意公司和新天地公司认为签订案涉合同因未经资产评估、公开招租、内部审批流程等而应被认定无效。而资产评估、公开招租、内部审批等属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自身应完成的事项，即使缺乏上述事项亦系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自身过错，其以该事由主张案涉合同无效，一审不予支持。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又认为存在恶意串通导致案涉合同无效的情形，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同时，即使如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所述案涉合同租金价格过低，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亦与本案审理案涉合同是否未生效或无效无直接关联，故一审对创意公司相应的评估申请不予准许，对欲证明案涉合同租金价格过低等相应证据不予采信，对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关于案涉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另，本案与前诉当事人、诉请等存在差异，尚不能认定构成重复起诉。综上所述，创意公司与新天地公司的诉请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创意公司和新天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1800元，由创意公司和新天地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创意公司和新天地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的(2020)浙01民终10664号民事裁定书及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6936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拟证实浙江汉品公司对杭州汉品公司有300万元借款债权，两者人格混同，对上诉人而言不属于善意相对人;证据二、浙江汉品公司于2019年12月2日起诉新天地公司的民事起诉状一份，拟证实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实。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经质证，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存有异议。本院经审核后认为，创意公司和新天地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及创意公司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的《IN预租赁合同》的效力。一、本案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本案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签订《框架协议》，徐天明代表新天地公司及创意公司在签章处签名并加盖了公章。《框架协议》就合作成立合资公司以及IN项目业态规划等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并就IN地块房屋出租给合资公司进行了约定，其中面积为17818平方米，每天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按1元租金标准，每三年递增5%，租赁满五年后双方根据经营情况对租金再行协商。同年9月26日，在杭州汉品公司成立后，创意公司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了《IN预租赁合同》。2015年7月23日，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2015年5月31日为基准对创意公司的清产核资结果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万邦分所进行专项审计，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万邦分所出具的创意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中明确载明创意公司已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了《IN预租赁合同》。同年9月28日，因新天地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新天地公司的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坤元评报[2015]519号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明确载明创意公司与杭州汉品公司签订《IN预租赁合同》、创意公司与浙江汉品公司签订《H地块物业预租赁合同》以及对应租期、租金等相关事宜。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抑或创意公司均未提出异议。此外，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虽主张创意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天明与浙江汉品公司、杭州汉品公司负责人恶意串通，并已向纪委等相关职能部门报案，但自2013年签订合同时起至本案二审期间，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也未有相关职能部门立案调查的证据材料，且在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主张的已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4651号民事裁定书撤销的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3民初3973号民事案件中也未有徐天明的证人证言。至于被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因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刑罚的骆旭升所涉的犯罪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原审据此对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主张的存有恶意串通导致案涉合同无效的情形的理由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二、本案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新天地公司、创意公司虽为国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国家出资企业对其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的经营自主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国有企业在从事民事经营活动中与其他民事主体均享有经营自主权，在商业经营中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在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抑或创意公司对《IN预租赁合同》均无异议的情况下，即使需资产评估、公开招租、内部审批流程等，也属于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自身应完成的事项，而非因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自身过错，导致涉案合同无效，原审据此对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主张的涉案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创意公司、新天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1800元，由杭州创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杭州新天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飞明审判员  卢世昌审判员  田建萍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文丽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