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湘01行终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女，194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委托代理人王霞林，长沙市望城区宏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桥头驿社区文化路8号。法定代表人郑文艺，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易钊，该镇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房炬，湖南首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郭亮中路227号。法定代表人舒志清，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何兼，该局征地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龚露露，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街道郭亮中路288号。法定代表人夏德军，该征地拆迁事务所书记。委托代理人何兼，该征地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龚露露，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与被上诉人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桥驿镇政府）、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望城区自规局）、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以下简称望城区征拆所）不履行土地征收补偿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上诉人周某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10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8月1日，案外人叶某申请在原地基上改建房屋，并提交《望城县个人建房申请审批表》。2011年9月7日，叶某出具《建房用地承诺书》，申请在xxx村xxx组改建，承诺在指定期限内拆除原有旧房100㎡。2011年10月26日，叶某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望规乡字第桥201110598号）。2018年4月19日，叶某、王某（叶某儿媳）向桥驿镇政府提交《自愿搬迁安置申请书》，称其户房屋位于长沙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边界外1500米范围内，在本次搬迁范围。经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协商，一致同意自愿申请搬迁安置。2019年12月12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1.5公里防护区村民搬迁的公告》（望征[2019]58号），搬迁范围及对象涉及桥驿镇沙田村、禾丰村、黑麋峰村共23个村民小组。案涉房屋在搬迁范围内。桥驿镇政府分别于2020年7月6日、2020年7月10日、2020年7月29日发布《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1.5公里防护区村民搬迁项目(第二批)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一、二、三榜）及按期拆迁房屋奖励费公示表（一、二、三榜）。2020年7月15日，叶某（乙方）与桥驿镇政府（甲方）签订《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1.5公里防护区村民搬迁项目房屋自愿搬迁补偿协议》，约定：乙方线内房屋总建筑面积171.72㎡，土木房屋建筑面积171.72㎡；补偿费用共计261868元；乙方负责协调处理家庭成员内部各种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搬迁补偿款的二次分配、分家析产、搬迁倒房等。2020年8月11日，叶某领取案涉搬迁项目费用261868元。另查明，周某1（男，1990年逝世）与杜某（女，1955年逝世）系夫妻关系，共同育有长女周某2，次女周某。周某2于1963年在望城县霞凝肉食站工作，于1996年退休，叶某与周某2系夫妻关系。周某因婚嫁将户口迁至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原审法院认为，《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属于征地补偿安置中的“农村家庭自然户”，是根据被征拆户的家庭成员结构、个人住宅建房、家庭居住现状等情况由相关职权部门经过规定的程序综合认定的。《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时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组成的家庭自然户为基本单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每户只认定一处宅基地建筑为合法房屋。农村家庭自然户是指由夫妻双方及其子女等家庭成员构成的家庭单位，户型由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区征地服务中心、公安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民政部门、卫健部门、街镇等单位，结合市、区关于个人建房相关规定确认；有争议的，由区征地服务中心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审核确认。本案中，案外人叶某依法取得案涉房屋建房许可证系户主，与其妻女等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于案涉房屋。经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后与桥驿镇政府签订搬迁补偿协议，自愿申请搬迁并拆除案涉房屋，领取补偿费用。该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案涉协议已履行完毕。周某因婚嫁将户口迁至广西，并非案涉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安置对象。周某主张案涉房屋系父亲周某1遗留财产，其享有法定继承权，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周某对其家庭内部之间关于继承产生的争议，其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救济。周某主张原审被告按照《长沙市望城区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对其补偿465646.2元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周某上诉称：一、程序违法。1、上诉人立案时，法院立案工作人员要求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将确认拆除房屋违法的诉求撤销，重新制作诉状后，才得以立案，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2、一审准许被上诉人证人出庭作证，违反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在诉讼期间不得向原告及第三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二、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诉求为要求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安置权益错误。2、认定涉案房屋系叶某于2011年10月26日经批准建设的房屋错误。3、本案不属于继承权纠纷。上诉人的房屋系家庭共有份额和因继承取得的房屋所有权，上诉人的权益为房屋所有权，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房屋，应补偿的相对人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将房屋补偿款支付给了叶某系其不当得利，一审将两者关系混为一谈。三、应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上诉人系涉案房屋50%份额的所有权人，应依法获得补偿而非对补偿给叶某的费用进行继承分配。据此，请求依法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1037号行政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所有的房屋被拆迁的补偿费465646.2元。被上诉人望城区自规局、望城区征拆所辩称：1、上诉人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2、桥驿镇政府已经就涉案房屋的补偿与叶某户达成一致，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补偿职责。上诉人与叶某户因继承产生的民事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建议通过其他途径维权。其他意见与一审答辩一致。被上诉人桥驿镇政府辩称：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继承了其父亲的老宅，其要求对其进行征收补偿没有事实根据。其他意见与望城区自规局、望城区征拆所的意见一致。本院二审中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被上诉人应否向上诉人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职责。本案中，涉案房屋系案外人叶某户自愿申请搬迁。根据《关于长沙市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1.5公里防护区村民搬迁的公告》（望征[2019]58号），其搬迁补偿安置标准参照征收补偿安置的政策文件执行。现涉案房屋已被拆除，若被上诉人符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条件，被上诉人应参照征收补偿安置政策进行补偿安置。第一，《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于1962年因婚嫁将户口迁至广西柳州市柳南区。经审查，上诉人在搬迁工作启动时在房屋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拥有相关生产资料，与集体经济组织未形成作为成员应该具备的权利义务关系。据此，上诉人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属于征收安置对象。第二，上诉人上诉时主张涉案房屋系分配其家庭的房屋，其对房屋享有部分所有权，同时其基于继承取得了房屋部分所有权益，应获补偿。被上诉人则主张涉案房屋系叶某所有，与上诉人不具有利害关系。首先，上诉人仅提供的证据证明涉案争议房屋系政府土改时分配给其父母的房屋，无法证明其基于政府分配房屋行为获得了房屋所有权利。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了叶某、熊国翔、佘明杰作为证人出庭以证明原属周某父母所有的老屋已倒塌灭失，涉案房屋系叶某在原老屋宅基地上新建的房屋。结合上述证人证言、搬迁项目发生时涉案争议房屋状况及由叶某家庭居住、使用以及周某已于1962年将户籍迁出被征收所在地，已丧失被征收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享受宅基地使用权等情况，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依法入户调查后，将叶某户作为涉案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对象，与其签订涉案房屋补偿协议，并已将涉案协议约定款项支付到位，已依法且谨慎的履行了其对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职责。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其履行房屋补偿职责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陈蔚宇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卿艳丹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