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兴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新华路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83011883L。法定代表人：石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西郊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10794933535。法定代表人：宁银涛，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陶兴胜因与被上诉人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村镇银行）、原审第三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得帅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6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兴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不是陶兴胜以及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俱进公司）制作并出具的，而是银行工作人员自行起草、陶兴胜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署形成的。2016年12月7日未召开过股东会决议，也没在当天签署过该两份文件，银行工作人员擅自编造并填写了两份文件的落款日期。2、案涉两份借款凭证的背面担保人处盖章签字是2016年12月8日形成的，而凭证正面填发日期是2016年12月9日，也就是说陶兴胜签字时，借款凭证正面内容尚未形成、是空白的，陶兴胜不知道爱得帅公司的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和“偿还欠息”。3、《最高额保证合同》形成时间在前，《借款合同》形成在后，不应当视为陶兴胜对借新还旧和不良贷款知情。《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内容是格式条款，其中“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明显加重了陶兴胜的责任，银行通过该条款逃避了对格式条款的释明义务，是无效的。4、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2月5日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申请降低贷款利率时，就应当知道撤销事由错误。俱进公司为爱得帅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是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鉴于拍卖损失较大，所以俱进公司不得已同意代还部分欠息。5、一审法院未经科学论证，就以现有鉴定水平无法鉴定形成时间先后顺序不予准许鉴定的做法是错误的。二、银行已经构成欺诈，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撤销。1、爱得帅于2016年12月获得银行1,200万元授信前就已经涉诉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爱得帅公司的股东大连如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日公司）以及其实际控制人张智慧于2016年12月前也已经涉诉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爱得帅公司2016年12月的1,200万元授信是2014年12月的900万元旧贷款延续而来，该贷款已是不良贷款。4、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大连监管局《举报事项调查意见书》，银行2014年12月向爱得帅公司发放的900万元贷款存在尽职调查不完整、贷款资金被挪用问题。5、2016年12月9日，爱得帅公司1,020万元(旧贷本金900万元、旧贷欠息120万元)贷款发放当天，瓦房店法院工作人员到银行处要求立即冻结爱得帅公司账户，但银行故意拖延采取冻结措施、并选择在下班后继续发放了1,02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后又立即扣收用于偿还了旧贷。银行为化解不良贷款、避免问责，故意隐瞒上述事实，将违法违规发放的贷款转嫁给陶兴胜承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银行辩称，不同意陶兴胜的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涉案《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均为陶兴胜提供的文件，陶兴胜认可签字的真实性。陶兴胜认可是应其外甥女赵洋的要求自愿为爱得帅公司提供担保，而不是银行要求其提供担保的，银行不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爱得帅公司的贷款在陶兴胜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并非不良贷款，不能因为存在拖欠款项的行为即将款项认定为不良贷款。2、涉案借款凭证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3、陶兴胜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依据《综合授信合同》的额度及期限提供保证担保，只要《借款合同》的总额及期限不超过《综合授信合同》的约定，陶兴胜均应予以担保，不能因保证合同在先就认定对借款用途不知情。4、俱进公司在2018年2月5日提交《关于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贷款利率下浮的申请》中明确说明该申请是经与爱得帅公司协商后出具，则至此陶兴胜也对借款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因此才会提出代偿及降低利率的请求。5、陶兴胜一审提出的鉴定申请不具有可行性，浪费司法资源。二、银行不存在隐瞒和欺诈行为。1、陶兴胜对于爱得帅公司失信情况可自行了解，其提供担保说明自愿承担后续风险，陶兴胜不能将本人的审慎判断义务强行转嫁给银行。2、如日公司及张智慧是否涉诉与本案无关。3、银行工作人员存在尽职调查不完整等情况，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与本案无关。4、银行正常发放贷款并依约代为划扣偿还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任何过错。陶兴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陶兴未通过与银行于2016年12月8日签署的、担保金额分别为900万元和300万元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二、本案诉讼费由银行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陶兴胜、郑茹夫妻是俱进公司的股东，陶兴胜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7日，俱进公司向银行提供股东会决议，表示经俱进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为爱得帅公司在银行处办理最高额授信贷款人民币9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此笔最高额授信贷款，授信期限为三年，用于“借新还旧”，该股东会决议由俱进公司股东陶兴胜和郑茹字盖章，由俱进公司加盖公章。同日，财产所有人陶兴胜、郑茹出具了《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同意用俱进公司名下的房产对爱得帅公司在银行办理的最高额授信贷款900万元人民币用于“借新还旧”提供抵押担保，授信期限3年，首笔贷款1年。2016年12月8日，银行与爱得帅公司签订两份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期间均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9年12月7日，授信最高额度分别为玖佰万元和叁佰万元，均由俱进房地产公司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采取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2016年12月8日，陶兴胜与银行签订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均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6年12月7日，保证范围系银行依据借款合同向借款人（爱得帅公司）发放的所有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补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和借款人应付的其他费用。其中一份合同所担保债权的全部本金不超过玖百万元整，另一份合同所担保债权的本金不超过叁百万元整。保证期间均单独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陶兴胜在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借款人和贷款人（债权人）协商同意变更主合同条款，除延长贷款期限和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需经甲方（保证人）同意，甲方仍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2月9日，爱得帅公司与银行签订两份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22323288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玖佰万元整，借款期间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另一份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22323291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偿还利息，借款金额壹佰贰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9日至2017年12月8日。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据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人偿还该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2016年12月9日，银行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爱得帅公司放款人民币900万元和人民币120万元，其中借款用途注明了900万元为“借新还旧”，120万元为“偿还利息”，俱进公司在该两份借款凭证背面担保人处加盖公章，陶兴胜作为俱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2018年2月5日，俱进公司向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称爱得帅公司因债务纠纷，经营不善，现处于停产状态，无法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经爱得帅公司与其协商，其公司同意承担贷款本金及利息，并承诺以打包出售或部分变卖房屋所得款项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同时鉴于银行利率偏高，申请降低贷款利率。2018年2月13日，银行将上述两笔贷款分别又进行了借新还旧，与爱得帅公司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均自2018年2月13日至2019年2月12日。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7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玖佰万元整；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6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壹佰贰拾万元整；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2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偿还利息，借款金额：壹佰捌拾万元整。上述三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据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爱得帅公司偿还该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大银保监罚决字【2019】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发现：截至2018年2月13日，借款人爱得帅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的两笔贷款（900万元与120万元）均已形成不良贷款，银行于2018年2月对该两笔不良贷款进行了借新还旧，上调至正常类，掩盖了信贷资产质量，违反了审慎经营原则，给予罚款20万元。银行书面说明，陶兴胜于2016年12月8日在该行签署合同时没有录像视频。陶兴胜陈述，其在爱得帅公司工作的外甥女赵洋说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要贷款，让其给提供担保，并通知其到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爱得帅公司在陶兴胜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前就已涉诉，且已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案新贷与旧贷非同一担保人，旧贷担保人系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陶兴胜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与俱进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的债权均是同笔债权，银行提供的《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中的打印内容均记载了900万元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不论该两份证据由谁起草打印，只有陶兴胜在认可了打印的内容情况下才会签字，现在陶兴胜认可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却称不知打印内容，明显违背常理。另，2016年12月9日借款900万元的借款凭证上载明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陶兴胜及俱进房地产公司签字盖章，说明陶兴胜应知借款用途。虽然借款凭证正面起息日由2016.12.08改为2016.12.09，但不能证明陶兴胜在签字时该借款凭证是空白。银行提供的上述书证均可以证明陶兴胜作为保证人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应知涉案900万元借款的用途系借新还旧。陶兴胜提供的录音证据，即使系原始载体，也不能对抗银行提供的上述书证证明效力，不能证明陶兴胜的证明目的。陶兴胜提供的书证同银行提供的书证证明力相比较，不能证明其在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不知道涉案的借款用途。其次，本案系最高额保证，陶兴胜、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先于借款合同一天签订，陶兴胜作为保证人应了解此时借款法律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本来即是不特定债权，在此情况下，陶兴胜作为保证人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可视为对上述不确定性有了充分了解，并自愿对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并且陶兴胜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已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现陶兴胜事后以银行未出示借款合同、未能了解借款合同内容、不知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借款用途为由提出抗辩不予支持。再次，最高额保证合同先于借款合同签订，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特点，但并不影响陶兴胜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金融机构放贷给借款人，并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就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陶兴胜提供的爱得帅公司涉诉并被列入失信人的证据，即使银行对爱得帅公司涉诉一事知情没有告知陶兴胜，不能据此就证明陶兴胜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银行对陶兴胜有欺诈行为，陶兴胜不应把自己的审慎、注意义务转嫁给银行，并且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对银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对银行的放贷行为违反银行业管理性规定所作的处罚，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无关。从陶兴胜的陈述，其同意担保，是受在爱得帅公司处工作的亲属请托，即使爱得帅公司没有告知陶兴胜借款用途，通过银行提供的证据，其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也应知借款用途，其提供的证据也均不足以否认保证人自愿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18年2月5日俱进公司在向银行申请降低贷款利率时，就已明知爱得帅公司涉及债务纠纷和处于停产状态，俱进公司作为商事主体，陶兴胜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时应当对担保的借款用途及风险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如果按照陶兴胜自己的主张，认为银行骗取其担保欲行使撤销权，至少此时陶兴胜也应知道撤销事由，陶兴胜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从2018年2月5日开始计算，至今陶兴胜早已超出一年期间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也应归于消灭。综上，陶兴胜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银行行使欺诈手段，使其违背真实意思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其要求撤销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对陶兴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爱得帅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其放弃质证、答辩的一切诉讼权利，不利后果自负。判决如下：驳回陶兴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陶兴胜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新证据：1.如日公司、国立融资担保公司、爱得帅公司和张智慧所有涉诉被执行情况，拟证明爱得帅公司和国立融资、张智慧已因相关案件被列入限制消费名单，张智慧也被列入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张智慧利用空壳公司骗取贷款明细以及相关3份判决书，拟证明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3.辽（2016）金普新区不动产权第01000316号不动产登记证明，拟证明该案涉抵押系在放款前办理。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对前述证据1的关联性和证明事项有异议，无法认定张智慧是爱得帅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诉人自愿提供担保，风险应自担；对前述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银行存在隐瞒和欺诈的行为；对前述证据3的证明事项有异议，不动产登记证书无法证明借款凭证背面签署时间，也无法证明上诉人在空白凭证背面签字。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在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导致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愿为原审第三人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对案涉借款用途不知情一节，上诉人及其配偶与其二人持股的俱进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内容表明其二人知晓担保的案涉贷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2016年12月8日，案涉贷款900万元和120万元的借款凭证载明的用途为“借新还旧”和“偿还利息”，而上诉人及其配偶、俱进公司又在借款凭证背面签章；2018年2月5日，俱进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关于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贷款利率下浮的申请》，申请将900万元和120万元逾期贷款进行转贷并申请降息，表示愿承担还款责任。以上书面材料和凭证均表明上诉人对案涉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应属明知。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于2016年12月8日、两份《借款合同》确签订于2016年12月9日，但前述保证合同中载明的合同目的为“为了确保2016年12月8日至2019年12月7日期间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借款人）……与本合同乙方（被上诉人）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及项下所有《借款合同》借款人义务得到切实履行……”，而此处所涉《综合授信合同》系于2016年12月8日签订，且载明了借款金额、借款用途的前述股东会决议和同意抵押意见均出具于2016年12月7日。故上诉人以保证合同签订于借款合同之前主张其本人对借款用途不知情依据不足；其主张系在空白凭据上签章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贷款真实用途和原审第三人已涉诉、贷款已出现不良等信息，诱导其基于错误认识而签订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一节，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上诉人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述系在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工作的外甥女赵洋以资金周转需要为由请求其提供担保，并通知其到被上诉人处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此可知，上诉人系出于自愿而非受被上诉人诱骗进行了承保，上诉人无据证明其曾向被上诉人问询过原审第三人的资信情况，也无据证明被上诉人曾向其作出不实答复致其产生错误认识。同时，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有谨慎承保的注意义务，因本人失查而作出的错误判断，不能归咎于被上诉人。据此，上诉人前述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系由被上诉人起草，其本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署一节，上诉人既认可签章的真实性，则表示其对文件内容予以认可，且无据证明其在签章时受到了胁迫或诱导，故上诉人应对自己的签章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案涉两份借款凭证担保人处签章日期早于填发日期一节，因借款凭证担保人签章处没有日期显示，而上诉人亦没有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故一审法院未对其就本人签章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手写内容形成时间先后顺序提出的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无不当。至于被上诉人在案涉贷款转贷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因涉及金融业内部监管范畴，非上诉人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法定事由，故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陶兴胜上诉人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陶兴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王家永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连亚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