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5民终1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瑞，男，196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根顺，河南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素芬，河南万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泽，男，199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素芬，河南万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四成，男，195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瑞锋，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耿安波，男，196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小亮，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运景，男，196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北关区。上诉人刘红瑞、刘泽因与被上诉人郭四成、原审第三人耿安波、张运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2020）豫0502民初4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红瑞、刘泽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2、依法判决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不服判决金额为489725.51元)。事实与理由:1、刘红瑞实际支付的律师费及违约金共计839713.68元。按照债权比例，郭四成应当承担591578.29元。本案上诉人的行为相对耿安波来说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本案是风险代理合同，应该按风险代理合同的服务标准来确定本案的律师的服务费，一审按一般代理的律师收费标准来计算不当。2、(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执行中刘红瑞实际缴纳的评估费是21820元。3、刘红瑞在执行中退还给邯郸博地公司5万元，一审未在执行款中扣除。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对案件产生的费用未达成一致意见才导致涉案款项没有分割，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利息无事实和法律根据。5、刘泽对于上诉人刘红瑞使用自己的卡不知情，一审判决刘泽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6、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剥夺了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的抗辩权和答辩权。被上诉人郭四成辩称,1、本案是郭四成与刘红瑞之间的合同纠纷，与永生律师事务所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在一审期间，刘红瑞及刘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为永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就是说永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从头到尾参加了一审的庭审，不存在剥夺相关诉讼权利的事实。2、本案不属于表见代理，不能采用表见代理来处理本案。一审之所以就律师代理费产生了一个重大争议，原因是在于上诉人刘红瑞并没有同名义出借人耿安波、具有实体权利的被上诉人郭四成就涉案律师代理费用事宜进行过任何的协商和洽谈。而上诉人所提供的律师代理律师服务合同，我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上诉人是刻意在一审庭前紧急处理财产的。本案是在2020年7月7日正式立案，上诉人所称的80万余元的巨额律师代理费是在一审第一次开庭（2020年10月22日）前四天打到永生律师事务所，这明显不符合常理。我们以及第三人耿安波明确表态对该份法律服务合同是不予追认。3、最终的款项其中140万流向了刘泽的账户，而刘泽对该执行案款并不享有任何实际权利，属于法律上的不当得利，同时刘泽的行为属于出借账户的行为，违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故刘泽依法应当在14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当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耿安波述称，虽然案涉款项来源为耿安波诉邯郸博地公司所得执行款，但所得款项权利人实际为原告郭四成和被告刘红瑞，其中并没有耿安波一分钱。因此法庭根据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即可，不需要以耿安波名义起诉主张权利。原审第三人张运景未到庭，未答辩。郭四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应得款项965227.2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0月1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965227.27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告刘红瑞系原告郭四成的妹夫。第三人耿安波与郭四成、刘红瑞无亲属关系，耿安波原系邯郸博地公司员工，2011年至2013年期间，郭四成、刘红瑞、张运景以耿安波的名义向邯郸博地公司出借借款本金共计88万元，其中刘红瑞出资26万元，郭四成出资16万元，张运景出资46万元。2013年，张运景因购房需要，原告郭四成偿还张运景46万元款项，本案审理过程中，张运景向法庭提交书面声明，称本案款项中已经没有其款项。耿安波认可以其名义向邯郸博地公司出借的借款本金88万元及利息的实际权利人系原告郭四成和被告刘红瑞，其中郭四成出资62万元，刘红瑞出资26万元。刘红瑞与郭四成女儿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刘红瑞认可其出借款项的本金为26万元。2、因邯郸博地公司拒不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2017年2月，耿安波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邯郸博地公司。2017年5月25日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503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邯郸博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耿安波借款本金88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1.5%从2016年8月14日起计算至判决书限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邯郸博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耿安波2016年8月14日前所欠利息756745元”。案件受理费20068元，保全费5000元由邯郸博地公司负担。后耿安波对（2017）豫0503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5月29日，耿安波（甲方）与邯郸博地公司（乙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约定：邯郸博地公司同意支付耿安波本金和利息共计200万元。诉讼费20068元和执行费18767元由邯郸博地公司承担。评估费2万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耿安波承担。耿安波本人及刘红瑞在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名捺印。后邯郸博地公司未按上述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该案由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结案，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转账支付耿安波执行款共计225万元。3、耿安波尾号为“4599”的中原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8年6月21日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分转入该账户70万元，当天该70万元转入被告刘泽尾号为9177的银行账户。2018年7月19日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转入耿安波账户70万元，当天该70万元转入被告刘泽尾号为9177的银行账户。2019年9月20日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转入耿安波账户85万元，后该款于2019年9月21日至2019年9月23日转入被告刘红瑞尾号为1569的银行账户共计80万元，于2019年10月11日转入案外人庞冬春尾号为3558的银行账户5万元。耿安波尾号为“4599”的中原银行账户实际由被告刘红瑞管理和使用，绑定的手机号为被告刘红瑞的手机号。4、（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审理时，耿安波于2017年1月3日向刘红瑞出具委托书1份，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收法律文书，代为申请强制执行，代领执行款物等一切诉讼权利。该案案件受理费20068元、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2万元系刘红瑞实际支付。耿安波在该案一审、执行时均有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参与。该案一审阶段耿安波对律师陈燕民、执行阶段耿安波对律师田玮的特别授权委托书签名不是耿安波本人所签。5、2020年4月3日、2020年4月14日、2020年4月24日被告刘红瑞分三笔共转账支付原告女儿郭新娜62万元，原告认可该62万元系被告刘红瑞支付原告的（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执行款。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1、被告刘红瑞提交微信转账记录，辩称2019年4月3日微信转给名为“张灯结彩”的1820元为案件评估费尾款。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刘红瑞提交《法律服务合同》、转账交易凭证、律师服务费发票，辩称其在（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诉讼过程中与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服务合同，产生律师代理费及违约金款项共计839713.68元，系合理支出，应予扣减。被告提交的《法律服务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6日，甲方处为被告刘红瑞代耿安波签名，乙方为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合同主要内容为：乙方受甲方委托，指派陈燕民等担任甲方就2011年开始出借给邯郸博地公司88万元借款及相关利息诉讼事宜的代理人。甲方实现债权的，给付乙方提成，提成方式为：按照实现收回金额的百分之三十。实现债权所实际支出的费用（诉讼费、公告费等）由甲方承担。乙方努力实现债权的最大化，调解必须有甲方签字确认，甲方对乙方达成的条件及放弃的权利均予以接受。甲方在收到实现的债权后，应当在30日内向乙方代理人，逾期不支付视为违约，违约金为款项的30%。被告刘红瑞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2020年10月18日，被告转账支付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839713.68元。被告刘红瑞提交法律服务费发票1组，显示2020年10月19日，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向刘红瑞出具（耿安波案）律师服务费发票共计839713.68元。原告对被告刘红瑞提交的法律服务合同及辩称意见不予认可，称刘红瑞未与原告商议过委托律师进行风险代理事宜，也未就律师费与原告进行过协商。第三人耿安波称其从未授权刘红瑞以耿安波名义与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法律服务合同，耿安波对此不知情，也不认可。被告刘红瑞提交转账记录，录像资料1份，辩称执行款到账后，其转账退回邯郸博地公司5万元（2019年10月11日转给庞冬春的5万元）款项，执行款实际到账金额为220万元。原告郭四成对被告刘红瑞该辩称意见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关于原告郭四成的主体资格问题，第三人耿安波认可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执行款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郭四成和被告刘红瑞，被告刘红瑞对该案借款中有原告郭四成的出资款无异议，现该案已执行完毕，被告刘红瑞控制执行款未分配完毕，故原告郭四成对该案执行款享有权利，主张被告支付相关款项主体资格适格。关于被告应支付原告的款项数额，根据审理查明事实可知，以耿安波名义向邯郸博地公司出借的借款本金88万元中，原告郭四成出资额为62万元，被告刘红瑞出资额为26万元，即原告郭四成出资额占比70.45%，被告刘红瑞出资额占比29.55%，二人因该出资取得的孳息收益亦应按该比例予以分配。该案经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判决并强制执行，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转账支付至耿丹波账户中的执行款共计为225万元。刘红瑞在（2017）豫0503民初232号中预先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评估费共计45068元。扣减去被告刘红瑞先行支付的因诉讼产生的费用后，该案实际执行款数额为2204932元，原告郭四成应分得执行款数额为1553374.59元。被告刘红瑞辩称返还邯郸博地公司5万元款项，原告对被告该辩称意见不予认可，被告该辩称意见不符合常理，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刘红瑞辩称2019年4月3日微信转给昵称为“张灯结彩”的1820元为案件评估费尾款，原告对被告该意见不予认可，被告该辩称意见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刘红瑞提交《法律服务合同》、转账凭证、律师服务费发票，辩称应扣除律师费及律师违约金839713.68元，原告及第三人耿安波对被告该辩称意见均不予认可，称被告未就签订风险代理法律服务合同事宜与原告及第三人进行商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被告刘红瑞提交的法律服务合同甲方处系刘红瑞代耿安波签名；耿安波在（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中向刘红瑞出具的委托书委托事项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和上诉，代收法律文书，代为申请强制执行，代领执行款物等一切诉讼权利”，并未包含委托刘红瑞代签法律服务合同事项；本案审理时，第三人耿安波明确表示对该法律服务合同不知情，不予认可；耿安波接收执行款的账户系由被告刘红瑞控制，被告刘红瑞在接收执行款后未及时支付费用产生的违约金系被告刘红瑞自身原因导致；被告刘红瑞代表耿安波签订风险代理法律服务合同未经耿安波同意及追认，该风险代理法律服务合同的依法对第三人无效，故对被告刘红瑞辩称原告应与其分担律师费及违约金共计839713.68元的意见，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称同意负担合理的律师服务费用，且（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审理及执行阶段确有律师参与诉讼、执行，提供法律服务，原告基于该案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有获益，故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律师服务费。参考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附件《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二.（一）.2民事案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标准规定：10万元以下部分（含10万元），收费3000-5000元；1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3-5%；100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2-4%。按案件争议标的额差额累进计费。二.（二）实行风险代理收费规定：最高收费金额原则上不得高于委托人约定的财产利益的30%，法院酌定原告应承担的法律服务费为138359.96元[（5000元+900000元×5%）+1204932元×4%)×2个阶段×70.45%]。原告认可被告刘红瑞已支付原告62万元款项，故被告刘红瑞应再支付原告的款项数额为795014.63元（1553374.59元-620000元-138359.96元）。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最后一笔执行款转款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原告主张从2019年10月1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被告刘红瑞收到执行款后将其中的140万元转账支付至被告刘泽账户，被告刘泽辩称其银行卡系交由被告刘红瑞使用，其没有实际处分该部分款项，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银行账户接收的款项系由刘红瑞使用，对被告刘泽的辩称意见，法院不予支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刘泽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违法，刘泽账户接受款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在140万元限额内对原告主张的债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红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四成人民币795014.63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795014.63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0月1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刘泽在140万元的限额内就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郭四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52.27元，由原告郭四成负担1702.27元，被告刘红瑞、刘泽负担11750元。本院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案涉执行款的实际权利人为郭四成和刘红瑞，两人同等享有案涉款项的利益，形成合同关系，应按照两人的出资比例予以分配。关于双方所争议的律师费问题。刘红瑞主张支付的风险代理律师费及违约金是839713.68元，但郭四成及第三人耿安波均称郭四成未就签订风险代理法律服务合同事宜与刘红瑞及第三人进行商议。经查，刘红瑞提交的法律服务合同甲方处系刘红瑞代耿安波签名；耿安波在（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中向刘红瑞出具的委托书也未包含委托刘红瑞代签法律服务合同事项；本案审理时，郭四成、耿安波也明确表示对该法律服务合同不知情，不予认可。综上，刘红瑞所主张的律师费数额巨大，属于应由郭四成、刘红瑞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刘红瑞所提供的转账手续时间不符合常理，刘红瑞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律师风险代理费用经过了共有权利人郭四成同意和追认，故该风险代理法律服务合同依法对郭四成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考虑到（2017）豫0503民初232号案件审理及执行阶段确有律师参与诉讼、执行、提供法律服务，客观上郭四成也从中受益，故郭四成应当承担合理的律师服务费。一审参考《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一般代理的最高标准认定郭四成应承担的法律服务费已经充分考虑了刘红瑞为实现本案债权的付出，郭四成对此也未提出上诉，本院对一审确定的郭四成应承担的合理的律师服务费数额予以确认。关于评估费，刘红瑞主张支出的评估费是21820元，但执行和解协议上载明的评估费是20000元，刘红瑞银行交易明细载明的交评估费数额也是20000元，时隔一年之后刘红瑞再次支付评估费1820元不符合常理。关于刘红瑞主张的应扣除5万元的问题，刘红瑞辩称又返还邯郸博地公司5万元款项，刘红瑞的该辩称意见不符合常理，也不能证明该5万元是主张债权的合理支出。且一审在律师费数额上已经按照指导收费标准的最高比例予以计算，故本院对刘红瑞关于评估费和5万元的异议主张不予支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最后一笔执行款转款时间为2019年9月20日，刘红瑞在获得案涉款项之后长时间不向郭四成支付相应款项，郭四成主张相应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刘红瑞主张不应支付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红瑞收到执行款后将其中的140万元转账支付至其子刘泽账户，刘泽账户接受款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损害了郭四成的合法权益，该转移行为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判决刘泽应当在140万元限额内对郭四成的债权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刘泽上诉称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郭四成与刘红瑞共同享有的债权之间的内部纠纷，河南永生律师事务所不属于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故无需追加其为当事人，上诉人主张一审遗漏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红瑞、刘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45.88元，由上诉人刘红瑞、刘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飞审判员  杨晓审判员  常青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刘俊华书记员张红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