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5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平，男，197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启星，男，198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通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翱骏，河南龙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平与被上诉人侯启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1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平上诉请求：支持高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侯启星返还高平多偿还的借款697345元。事实和理由：高平和侯启星一直以来存在500多万元的借贷关系，因为高平多偿还了侯启星的部分钱款，超过月息3%的部分侯启星应当返还给高平。侯启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高平的上诉请求。高平和侯启星是投资合作关系，并非高平所称全部都是民间借贷关系，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民间借贷。一般来说，如果是借贷，都会有备注或者有借条。高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侯启星返还高平多偿还的借款6973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至2019年2月间，高平与侯启星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相互之间转账百余笔，涉及金额一千多万元。高平通过整理双方之间的账目往来，2016年6月至2019年2月间，其累计给侯启星转账金额为5812750元，侯启星累计给其转账金额为5047750元；高平认为其与侯启星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支付给侯启星转账金额高于侯启星给其的转账金额，双方之间约定的每笔转账借款月利息10%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侯启星应返还其多支付的利息。侯启星辩称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投资合作，其转账给高平的500余万元，是其给高平用于在苏宁易购炒货的投资款，以及其委托高平从苏宁易购购买相关电子产品款。高平给其转账的580余万元，是高平返还其的投资款、利润分红、高平租用侯启星车辆的租车款、高平雇佣侯启星的报酬等。高平与侯启星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相互之间转账百余笔期间，高平系苏宁易购的工作人员。一审法院认为，高平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侯启星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侯启星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侯启星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高平依据银行、微信、支付宝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侯启星抗辩双方之间的银行、微信、支付宝转账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并非完全的借贷关系，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在侯启星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高平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依据高平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高平与侯启星就民间借贷合意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在高平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换言之，高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15日高平与侯启星的聊天记录显示：（侯）：高哥，我现在是正儿八经做电视的。我们这主做乐视。而且今天没时间看机器，刚才姓高的我们合计一下，这个机器本身出的也慢。您这非得必须把这台电视卖出去吗，如果是非要卖的话我就给你买了自己看，为你提高销售。随后通过微信转账6500元给高平，高平接收了该款项。（高）：收到，发票拍照给你。2017年9月30日高平与侯启星的聊天记录显示：（侯）：你先借我五千元人民币。高哥。高平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给侯启星，侯启星接收了该笔款项。（侯）：先谢了高哥。2018年2月28日高平与侯启星的聊天记录显示：（高）：这期做多少，今天务必告诉我。（侯）：二十，最低二十。（高）那上下浮动不要超过五万。（侯）：好。2018年7月2日高平与侯启星的聊天记录显示：（高）：5号中午12点前入账，这次加上天津大区了。财务压力很大，别耽误了。（侯）：好的。2018年7月30日高平与侯启星的聊天记录显示：（高）：这期做多少。这期是6号，给我个数。（侯）：应该还是那个数。上下浮动不会超过五万。2019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第三页第15行记载：法官：“你在起诉状中称你们当时约定利息标准是月息10%？”高平：“是的，侯启星要求我每月支付10%的利息。”2019年11月28日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第四页倒数第1行记载：高平：“因为他多问我要了，我说的月息10%是所有借款平均下来的标准，是借款中最少的标准。”2021年1月29日本院询问笔录第七页第2行记载：法官：“你能说一下发给他们的文件他们是如何赚钱吗？”高平：“他们想要参与就把钱借给我，我给他们买参与活动。在苏宁金融APP直接买，买完到期后，我再把本金和利息给他们。”第七页第11行记载：法官：“你刚才说是他们把钱借给你，那么如何决定的利息？”高平：“也是按照10%约定的。”二审中，高平提交一份录音证据。该证据为2021年1月20日高平和侯启星姐夫的电话录音，具体内容为侯启星的姐夫问高平是否偿还了欠侯启星的47万元。以此证据证明高平和侯启星的500多万元的资金来往都是借贷关系。侯启星不认可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侯启星认为，如果录音真实，反而证明了高平欠侯启星的47万元尚未偿还的问题。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高平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微信转账凭证等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侯启星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侯启星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后，高平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高平主张其与侯启星在数年内存在大量借款关系，且其已偿还完侯启星本金并多支付了利息，故请求法院判决侯启星返还多收取的高息。双方均有义务提供证据并予以说明，但高平作为原告应当就以下两个主张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一是高平向法院提交的转账统计表中的钱款，均围绕借款关系，而非其他性质；二是侯启星多收取了应当返还给高平的高息。结合各方提供的证据和各自陈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高平未能充分举证证明以上二主张，并应当因此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理由如下：一、高平和侯启星在谈及案涉事宜时的表述，并非借款关系的通常表述方式。如高平与侯启星2018年2月28日和2018年7月2日的聊天记录中“这期做多少”“加上天津大区了”的表述，按照高平向法院提供的解释，虽不能完全排除借贷关系之可能性，但整体沟通语气与侯启星辩称的投资关系更加接近。二、高平关于利息的表述存在前后矛盾。高平在一审法院2019年10月12日庭审笔录中，表示二人之间的所有借款，从一开始侯启星就要求按照10%支付利息；高平在一审法院2019年11月28日庭审笔录中，又表示其所陈述的月息是所有借款（利息）平均下来的，是借款中最少的标准。需指出，“最少”和“平均下来的”两种表述从数理上即存在矛盾（根据高平之表述，此处可以排除利息均为10%的不矛盾情形）；高平在一审法院2020年6月11日庭审笔录中，高平称约定的利息是固定的10%。关于高平将苏宁内部文件发给侯启星的原因，高平解释为自己出于有钱大家一起赚的分享心理，让侯启星等人参与。具体参与方式为侯启星等人将钱借给高平，高平在苏宁金融app上购买完并到期后，再把本金和利息返还给侯启星等人，自己并不会有什么好处。但高平在利息的表述上，先是表示按照苏宁的活动约定标准，后又表示按照10%的标准。三、双方流水与高平所称利息标准不相符。根据高平所主张的利息，其2016年9月12日只需要归还34000元，而其偿付的金额为55000元，与高平所主张的利息说法不符，且不能提供合理解释。四、高平为证明自己多还高息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借还情况统计表中存在并非借贷性质的款项。高平在本院庭审中称，该表中的“收入”为侯启星借给自己的钱，“支出”是自己还给侯启星的钱，并依据此表计算差额为微信转账借款为-14．555万元。经本院再次询问，其再次表示“收入”为侯启星借给自己的钱，并强调陈述并无虚假。经本院核查，侯启星2017年9月15日转给高平的6500元，系侯启星支付的购买电视机费用，而非借款，但该笔费用在高平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借还情况统计表中，被统计在“收入”一栏，即高平所称“侯启星借给自己的钱”，前后陈述矛盾。五、高平对于同一款项的性质存在矛盾表述。高平在本院庭审中称，其在2017年9月30日转给侯启星的5000元系其出借给侯启星的借款，并非其向侯启星还款。但高平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借还情况统计表中，将此笔款项统计在“支出”一栏，也就是高平所称的“自己还给侯启星的钱”，前后陈述矛盾。综上所述，本案双方均就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一定的证据，并予以了解释和说明，均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高平作为原告应当进一步举证，并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基于以上论述，高平未能证明其向法院提交的转账统计表中的钱款，均围绕借款关系，而非其他性质，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高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74元，由高平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磊审 判 员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