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鄂01行终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超，男，198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洪湖市，现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义，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黄陂区烟草专卖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前川石阳街11号。法定代表人何晶，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军，武汉市黄陂区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子明，湖北鼎力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超诉武汉市黄陂区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黄陂烟草局）行政处罚纠纷一案，王超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116行初69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20年4月18日，黄陂烟草局收到群众举报，称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一带有人驾驶车牌号为鄂Ａ×××××的长安牌车辆违法经营卷烟。同年4月21日，黄陂烟草局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对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巢上城锦园9栋11单元102室进行检查，在该房屋内发现红金龙（软虹之彩）6061条、雄狮（硬）1644条、红梅（软黄）851条、庐山（精品）472条等共计63个品牌卷烟18258条，该批卷烟激光喷码主要以“HGYC”、“JMYC”等开头，非武汉市内卷烟。黄陂烟草局当场制作《检查（勘验）笔录》及《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交在场当事人王超及其妻吴佳佳签字，并对该批涉嫌违法卷烟现场进行清点及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同日，黄陂烟草局办理相关手续对该案以“未当进货”进行立案调查。王超及吴佳佳均于查获当日至黄陂烟草局处接受调查，黄陂烟草局分别对其制作了询问笔录。王超陈述被查获卷烟是其个人所有，均系非法购进，放在店内怕被查处了，所以放在家里。购进的这批烟均无发票或其他有效证明，准备加价销售赚差价。卷烟一部分购自孝感的王总、襄阳的朱老板、洪湖的颜学位，都是自己开车至约定的地点运回来，另一部分是自己开车在盘龙城、东西湖的副食、烟酒店购买的。卷烟已经销售了一部分给恩施的“龙龙”、福建的“福建民”、大连的“戴劲”及深圳一个姓肖的老板。吴佳佳陈述被查获卷烟是王超的，王超购进这批烟准备用来经营，其未和王超一起经营。这批烟都是王超用车运回来的，自己只是帮忙下货。购烟资金来源于自己父母。2020年4月22日，为确定查获卷烟真伪，黄陂烟草局向王超、吴佳佳送达《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处理通知书》，并对抽样样品进行感观比对，判定抽样样品均属于真品卷烟，王超、吴佳佳表示认可。同日，黄陂烟草局对查获涉案卷烟进行核价，制作了《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确认涉案63个品牌18258条卷烟，价格为1284605元，王超、吴佳佳进行签字确认。2020年4月24日，湖北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作出检验报告，结论为送检样品为真品卷烟。2020年4月23日，因王超、吴佳佳可能涉嫌犯罪，黄陂烟草局将该案移送至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调查。2020年4月28日，因该案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将该案退回黄陂烟草局依法处理。2020年5月2日，黄陂烟草局再次对王超、吴佳佳分别进行询问。王超陈述自己在洪湖市办理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许可证号为421083109196，登记名称为洪湖市戴家场超超副食批发部。该店每周在当地烟草公司的订货平台上订六、七千元的烟，每个星期烟基本都能卖完。吴佳佳为经营者的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曦好便利店，是由自己在当地烟草公司的订货平台上订货，每周订三、四千左右的卷烟，大多能卖完。涉案卷烟都是自己一人的，是自己非法购进的，放在店内怕被查处了，所以放在家里，这些烟准备加价销售赚差价。吴佳佳及姐姐和母亲都知道自己在购买和销售卷烟，对具体的经营行为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经营卷烟的行为。吴佳佳在做婴幼儿用品方面的微商。涉案卷烟一部分购自洪湖的颜学位、孝感的王总、襄阳的朱老板，颜学位那里的烟是自己开车运回来的，其余的是自己开车至约定的地点运回来的；另一部分是自己开车在武汉的副食烟酒店收购的。上述卷烟均无发票或证明文件，也未取得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其购进的卷烟部分卖给了恩施的“龙龙”、大连的“戴劲”、福建的“福建民”以及深圳一个姓肖的老板。吴佳佳陈述自己办理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许可证号为420116109932，登记名称为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曦好便利店，经营地址为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新力帝泊湾1栋1层商17号，该店是由王超经营，所售卷烟均是由王超予以订购。涉案卷烟都是王超的，是其多次驾驶鄂Ａ×××××车辆独自购买、运输回来的，目的是准备加价销售赚取差价。一般卷烟运回来时条码就已经毁损了，是卖家为了逃避烟草部门的检查自己毁损的。查获卷烟的住房有两层，二楼是居家生活区，没有堆放卷烟，卷烟分别堆放于一楼的客厅、餐厅、房间、过道。购买涉案卷烟是由夫妻二人共同出资。自己的收入来源于网上售卖婴儿用品及在云南大理的门面租金。王超的收入来源于卷烟生意。2020年5月27日，黄陂烟草局再次对王超进行询问，王超陈述除了从洪湖的颜学位、汉川的“王总”、襄阳的朱中亚处购烟外，自己还开车到孝感、潜江、黄石收购了大约4800条卷烟。2020年5月11日至5月12日，黄陂烟草局在黄陂××××经济开发区、滠口街范围内，询问了76家卷烟经营商户，经辨认王超及车辆照片，上述经营户均表示王超未在店里购买过卷烟。2020年5月19日，黄陂烟草局至孝感市询问王传涛，王传涛陈述其曾向王超销售过三次卷烟，约为1800条左右，都是自己将烟送至盘龙城的约定地点，王超过来接货。同日，黄陂烟草局至洪湖市询问颜学位，颜学位陈述其曾向王超销售过两次卷烟，约为2700多条，都是王超自己开车过来将烟运走。2020年5月21日，黄陂烟草局至襄阳询问朱中亚，朱中亚陈述其曾向王超销售过600多条卷烟，是王超自己开车过来将烟运走。2020年5月22日，黄陂烟草局至恩施市询问龙召，龙召陈述曾向王超购买400条卷烟。因案情复杂，黄陂烟草局于2020年5月20日将案件调查期限延长至2020年7月6日，并告知王超、吴佳佳。2020年6月19日，黄陂烟草局调查终结，认定王超涉嫌存在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2020年6月23日，黄陂烟草局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陂烟处告［2020］第93号）和《听证告知书》（陂烟听告［2020］第7号），告知王超拟对其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及其享有提出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并于2020年6月26日将上述文书送达给王超。2020年6月28日，王超向黄陂烟草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黄陂烟草局依法举行听证并形成听证报告。之后，黄陂烟草局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于2020年9月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陂烟处［2020］第93号），认定王超构成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决定将其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63个品种18258条真品卷烟全部予以没收。2020年9月4日，黄陂烟草局将上述决定书送达给王超。王超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依法撤销黄陂烟草局作出的陂烟处［2020］第93号行政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陂烟草局承担。另查明，王超及吴佳佳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二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的情况属实。原审法院认为，黄陂烟草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对辖区内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是否正确；2．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3．涉案行政处罚是否恰当。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评判如下：1．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是否正确。本案中，黄陂烟草局在查获涉案卷烟时，涉案卷烟的储存行为属王超个人实施还是王超与吴佳佳共同实施并不明确。因王超、吴佳佳均在现场，且二人属夫妻关系，黄陂烟草局要求二人均在《检查（勘验）笔录》、《先行保存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并无不当。之后，王超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涉案卷烟系其个人所有，且由个人购买、运输、销售。吴佳佳主要在做微商，并未参与经营。吴佳佳在询问笔录中亦陈述涉案卷烟是王超个人的，由王超一人驾车运回，其并未参与涉案卷烟的经营，自己的收入来源于电商及商铺租金。二人的陈述相互印证。另，根据黄陂烟草局后期对与王超交易的王传涛、颜学位、朱中亚、龙召的调查核实，涉案烟草专卖品的购买、运输、销售均是由王超一人完成，吴佳佳并未参与其中，该四人的陈述也与王超、吴佳佳的陈述相吻合。因此，黄陂烟草局确定涉案行政处罚的相对人为王超正确。王超主张其与吴佳佳共同经营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曦好便利店，涉案卷烟系二人的共同财产，行政处罚的相对人应为王超与吴佳佳，而非王超一人。对此，原审法院认为：（1）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行为是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认定上述违法行为主体的关键在于运输行为由谁实施。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卷烟不是在吴佳佳获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的经营场所内查获，而是在租住的房屋内查获，且该房屋一楼用于堆放卷烟，二楼由王超及家人生活，属于独立的储存地点。加之吴佳佳未参与涉案卷烟的购买、运输及销售行为，对涉案卷烟亦无实际控制支配权。因此，吴佳佳并非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2）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没收的对象是违法运输的卷烟，而不涉及到涉案卷烟的权属问题。综上，对王超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关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第三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三）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本案中，虽然王超之妻吴佳佳在黄陂区内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但是涉案卷烟并非储存在其经营场所内，而是储存在独立于经营场所外的地点。另，根据王超的陈述，其以吴佳佳店铺的名义每周订购的三四千元卷烟大多数能销售完，在此情况下，王超储存远远超过该店铺订购数量的卷烟用于店铺销售明显不合常理。因此，在王超未取得黄陂区内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的情况下，其购买、储存涉案卷烟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由于王超储存涉案卷烟的行为是其运输行为的延续，且购买涉案卷烟的目的是加价销售赚取差价，在其既不能提供上述烟草的准运证，又不能提供在当地购买的有效证明的情况下，黄陂烟草局认定王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并无不当。王超主张的行为主体问题，即王传涛、朱中亚将部分卷烟送至黄陂或仙桃服务区，也实施了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应为行政处罚的相对人。该主张既无法排除王超的违法行为，也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超主张的数额认定问题，即黄陂烟草局无证据证明王超每次或某次运输的卷烟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的数量超过100件，黄陂烟草局根据现有证据直接得出王超实施无证运输的行为并不合理，无法排除涉案卷烟是通过多次合法合规地被携带至本地的可能，也不能排除涉案卷烟是在黄陂区购进的可能。因王超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是一个连续性的行为，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多次购买卷烟并储存在同一地点，不应当单独进行认定，应以查获的总数量予以认定，并且王超提出该主张所依据的行政法规与本案也无关联，对王超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超关于鉴别缺失、来源不明的主张，因涉案卷烟储存在非吴佳佳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的经营场所内，且数量已明显超过正常经营所需，王超既不能提供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其行为符合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情形，对王超的该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超主张其运输行为并无营利目的，只是为了储存，方便对库存进行管理、降低库存成本，但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超已将部分卷烟出售，且涉案卷烟也是要用于加价销售，明显与其主张的事由不符，对该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3．关于涉案行政处罚是否恰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运输的烟叶，按照市场批发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运输的除烟叶外的其他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1、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每1万支为1件）的……”本案中，王超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卷烟为63个品牌18258条，共计约365.16件，价值1284605元，其违法运输的卷烟无论是在数额上还是价值上，均已远远超过规定的应当予以没收的情形，黄陂烟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恰当。因此，对王超关于涉案行政处罚法律适用不当，不符合“最小伤害”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黄陂烟草局作出的陂烟处［2020］第9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王超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王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超负担。上诉人王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行政处罚主体和流程错误。涉案行政处罚主体应当为上诉人与吴佳佳，涉案烟草由吴佳佳提供资金，上诉人购买，存放于二人共同租赁的房屋内，系二人共同财产，应为两人共同经营。二、认定事实错误。数额认定不清，在案证据无法证明运输了多少卷烟。鉴别缺失，导致上诉人应当提供“当地”购烟证明无法界定。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涉案烟草来源。三、行为性质认定错误。上诉人的运输行为无营利目的，其不是通过运输行为本身进行牟利，其运输的目的在于储存。四、处罚行为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未能根据法律规则规制的行为适用相应的法条，也不符合“最小伤害”原则。本案上诉人的行为存在法则竞合的情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而非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鄂0116行初69号行政判决。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陂烟处［2020］第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黄陂烟草局口头答辩称：一、上诉人所称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进行了充分阐述。二、涉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处罚内容适当。三、本案事实清楚。本案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竞合情形，上诉人无证运输行为已经查实。对于上诉人所称的鉴定问题，条码是否完整与被诉处罚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作出处罚行为对此也无程序上的要求。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黄陂烟草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法定职责。首先，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程序是否合法。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取证、审查并决定的职责，并在作出陂烟处［2020］第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依法给予了上诉人陈述、申辩的权利。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程序合法。其次，被诉行政处罚行为实体是否合法。本案中，被诉陂烟处［2020］第9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王超构成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决定将其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63个品种18258条真品卷烟全部予以没收。上诉人王超提起上诉主要对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实体内容不服，认为该处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处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第一，行政处罚相对人是否正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吴佳佳、王超、王传涛、颜学位、朱中亚、龙召等的询问笔录、手机通讯记录、销售记录照片等证据材料形成有效证据链，证明了涉案被查获的烟草专卖品的购买、运输、销售均由王超一人主导并完成。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为王超是正确的。第二，认定王超构成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违法行为的事实是否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市、县运输烟草专卖品，应当凭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及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三）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由此可知，运输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相应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既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属于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原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上诉人为了便于存储买卖涉案烟草专卖品，承租了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巢上城锦园9栋11单元102室，并通过驾驶鄂Ａ×××××车辆进行运输。后被上诉人在上述地点查获了涉案烟草专卖品共计63个品牌卷烟18258条。而上诉人既不能提供上述烟草专卖品的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属于上述实施条例所明确的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法定情形。故被诉行政处罚行为认定王超构成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正确。第三，被诉行政处罚行为适用法律是否合法、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可知，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每1万支为1件）的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本案中，已查明涉案被查获的烟草专卖品为18258条，价值1284605元，显然属于情节严重、应当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的情形。故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适用法律合法、适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金梅审判员  侯士宇审判员  程 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玲莉书记员范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