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2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法定代表人：张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觉，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曌，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故县东大街**。法定代表人：贾向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长治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3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矿钢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追加首钢长治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在其抽逃出资345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北京金长钢贸易有限公司所负五矿钢铁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首钢长治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首钢长治公司不能对涉案345万元款项的用途作出合理解释。1.一审法院已经查证北京金长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长钢公司）将验资账户中的345万元汇给了首钢长治公司。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金长钢公司的工商银行流水及底单可以看出，金长钢公司在收到验资款项当日（2003年2月28日）便将所有款项转至其尾号为“28049”的工商银行账户之中。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将该账户中的345万元转给了首钢长治公司，而2003年2月28日至2003年4月14日期间，“28049”账户中并未有款项进账。2.案外人山西长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钢铁公司）于2002年12月就已设立，且其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直接业务往来，根本不需要首钢长治公司代为收取货款。首钢长治公司主张该款项是其代山西钢铁公司收取的金长钢公司的货款，但根据山西钢铁公司的工商登记，山西钢铁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31日，即2003年4月14日时山西钢铁公司已具备法人主体资格，可以以其名义开展业务，无需首钢长治公司代为开展业务，除非首钢长治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就代收货款事宜存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但是，首钢长治公司在一审及原追加听证程序中均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存在代收预付货款的相关协议或委托协议，或作出合理解释，五矿钢铁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众多直接的业务往来，根本不需要由首钢长治公司作为合同交易之外的第三人代山西钢铁公司收取货款。3.首钢长治公司所用于举证证明存在其于2003年4月代收345万元的基础合同关系的山西钢铁公司的“合同、运输收据、发票”都与涉案345万元款项之间无关联性。（1）首钢长治公司并未提交其向山西钢铁公司转付345万元款项的转款凭证。首钢长治公司主张涉案345万元系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采购货物的货款，但是首钢长治公司从未提交其收到该345万元货款后将“货款”支付给卖方山西钢铁公司的转账记录。即该345万元自金长钢公司处流转至首钢长治公司后未再进行流转用于支付货款。（2）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山西钢铁公司的记账凭证并不是2003年4月14日的，而是2003年5月29日的，两者之间时间间隔一个半月之久。在已知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直接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5月29日的记账凭证显然与首钢长治公司于2003年4月收到的345万元款项之间难以建立关联性。并且2003年5月29日山西钢铁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记载的金额系3403347.38元，不是345万元。（3）首钢长治公司主张该345万元系2003年5月6日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但是该345万元系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成立后便转回给了首钢长治公司，两者之间相差了1个月时间，明显不具备关联性，并且该合同金额为800万元。故即便涉案345万元款项系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就提前支付的货款，那么必然金长钢公司又支付了剩余的455万元货款，但首钢长治公司却无法举证证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金长钢公司的2003年5月8日及2003年5月13日的转账底单可以看出，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确实存在业务往来，但是金长钢公司是直接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的款项，而不是通过首钢长治公司代为收取。另外，该2003年5月6日的买卖合同与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8日及2003年5月13日的转账记录可以结合对应，该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为800万元，而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8日及2003年5月13日的两次付款为500万元、300万元。（4）首钢长治公司举证的四张增值税发票金额与其所提交的买卖合同无法对应，4张发票的金额仅为3310464.36元。故首钢长治公司只能证明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采购业务，但是根本无法证明其收到涉案345万元款项的实际用途，更不能证明该345万元是用于支付2003年5月6日《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2012）郊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首钢长治公司、北京金基业工贸集团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出资850万元，待注册验资后首钢长治公司将多出资的700万元转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在五矿钢铁公司已经提供抽逃出资合理怀疑证据的情况下，首钢长治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应当依法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二、证人李某系首钢长治公司员工，且于2017年才入职，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且根本无法还原2003年的事实，不能代表金长钢公司，不应作为定案证据采用。1.李某自认其是于2017年才入职，而本案争议事实所发生的时间是在2003年，其根本不知道、不清楚当时的实际情况。故李某根本不具备说明2003年事实的客观能力。2.李某承认，其系山西长治人，是首钢长治公司的职工，并非金长钢公司的员工，平时上班地点就在首钢长治公司，故其身份不能代表金长钢公司，其证言不具有中立客观性，不应作为证据采用。3.李某自认其不清楚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不清楚2003年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存在多少份合同，故其根本不具备判断涉案345万元款项的实际用途的能力，其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换言之，李某无法代表金长钢公司出庭作证，其证言无法还原2003年的客观事实情况，其证言的效力至多等同于首钢长治公司的单方陈述，根本不具有客观性，一审判决不应将其作为判决依据，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三、登记在金长钢公司名下的土地并不属于金长钢公司，而是首钢长治公司借金长钢公司之名所购买的，该土地不属于首钢长治公司出资的资产。1.金长钢公司2003年的《公司章程》第5章第15条第2款规定：“首钢长治公司出资购买的顺集建（95）字第004号证属土地使用权属首钢长治公司所有，供金长钢租用”；第10章第28条约定：“双方同意金长钢公司租用首钢长治公司在北京顺义区南法信镇所购土地进行生产、经营。该土地证为《顺集建（95）字第004号证》，年租金50万元”。2.首钢长治公司与另一发起人北京金基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基业公司）于2003年4月9日签署的《补充协议》也明确约定“双方确认由首钢长治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土地使用权，虽然国有土地证户名为金长钢公司，但所有权为首钢长治公司，不占金长钢公司股份”。3.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于2011年6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也明确写明“金长钢公司名下土地变现后，全部收益归首钢长治公司所有”。4.（2013）长刑终字第314号刑事裁定书中明确记载：“首钢长治公司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土地使用权，虽然名称是金长钢公司，所有权为首钢长治公司，不是金长钢公司”。鉴于以上四点可知，上述土地虽然登记在金长钢公司名下，但是实际权属系首钢长治公司所有，首钢长治公司并没有将该土地作为资产出资给金长钢公司，金长钢公司使用该土地需支付50万元/年的租金，并且该土地转让后的收益也均归属于首钢长治公司，即首钢长治公司所支付的购地款不等同于对金长钢公司的出资，一审判决存在明显事实认定错误。首钢长治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五矿钢铁公司的上诉。理由如下：一、本案争议的345万元款项问题。金长钢公司2003年4月14日支付给首钢长治公司345万元款项属实，用途系购货。同年4月首钢长治公司以银行承兑方式将该款项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5月6日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随后双方开票结算交易完成。首钢长治公司一审提供的买卖合同、支付凭证、记账凭证、发票等证据，足可以证明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是存在真实的钢材买卖交易，本案争议的345万元金长钢公司已获得交易对价。在执行听证阶段以及一审阶段金长钢公司均予以认可。二、关于本案争议345万元款项流转问题。山西钢铁公司是首钢长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股份公司，其目的是为了上市融资。因此首钢长治公司将生产、经营以及配套的采购、销售、仓储全部纳入山西钢铁公司。2002年12月31日山西钢铁公司设立后，因后续办理税务登记、开户、刻制印章等等一系列工作需要过程也需要时间，在此过程中金长钢公司先向首钢长治公司转款345万元用于订购钢材，同月该款项被上诉人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又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因此五矿钢铁公司认为山西钢铁公司于2002年12月已设立，不需要首钢长治公司代为收取货款的理由完全是五矿钢铁公司的揣测，是不成立的。三、关于345万元款项合同对应关联问题。买受人先预付货款，然后出卖人根据买受人所报钢材品种、规格签订合同并安排生产、运输，合同期内发货完毕后，双方根据月度实际发货数量、规格品种及对应的当期市场价并参照收货地市场价结合出卖人优惠政策进行结算开票，这是钢材贸易通行的交易习惯。本案一审以及与本案关联案件中首钢长治公司提供的多次交易合同、发票、运输收据、财务记账凭证等均可以证明。钢材亦需要生产及运输时间。因此首钢长治公司提出的345万元款项对应合同系拼凑证据无关联性的理由不能成立。四、关于刑事裁判文书记载的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的问题。五矿钢铁公司提供的有关刑事裁判文书是审理朱某某职务犯罪行为，并不是审理抽逃出资行为，对于首钢长治公司转回出资的描述仅是证人证言，并没有转账记录等具体证据，而且法院也没有针对抽逃行为进行专门的调查，因此该刑事裁判文书不能直接认定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五、五矿钢铁公司所谓的“合理怀疑”不能成立。根据五矿钢铁公司一审提供的金长钢公司验资报告已证明首钢长治公司出资到位，因此五矿钢铁公司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条之规定是错误的。五矿钢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六、五矿钢铁公司提出的金长钢公司土地问题。首先该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应是本案审理的范围。其次在执行听证阶段首钢长治公司已经提供了为金长钢公司购买土地的付款凭证等资料，而且金长钢公司也予以认可。首钢长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第一项中“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内容及第三项。2.判决不得追加首钢长治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且不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承担任何责任。3.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第二项，并立即解除对首钢长治公司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4.本案诉讼费由五矿钢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五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首钢长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长钢公司给付五矿钢铁公司所欠货款2217万元及延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判决生效后，五矿钢铁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查询，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裁定书，确认金长钢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一审法院执行五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五矿钢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金基业公司在未实际缴纳出资350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首钢长治公司在抽逃出资345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该裁定书于2020年1月14日送达首钢长治公司。首钢长治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经查，2003年2月21日，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各出资500万元成立金长钢公司（曾用名北京金长钢工贸有限公司），公司2003年2月14日章程载明股东为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自出资500万元。2003年2月8日，北京明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证实2003年1月30日，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顺义支行144115709入资账户缴纳500万元。2003年2月28日，金长钢公司将验资账户中的资金10005900元转入尾号为28049的银行账户中。2003年3月27日，金长钢公司将500万元转入该公司建设银行账户内。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将345万元转入首钢长治公司。对此，首钢长治公司称，该款项为首钢长治公司替山西钢铁公司代收的钢材预付款，并向法庭提交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支付该345万元的工行存根，载明该款项用途为购货。首钢长治公司提交2003年4月记账凭证及收银行承兑汇票通知单，称其将代收金长钢公司购货款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首钢长治公司提交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5月29日的记账凭证，载明预收账款3403357.38元，摘要为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28日运费收据显示245003-06发票运费92893.02元。山西钢铁公司向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28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共四张，其中245003发票金额954483.78元，245004发票金额1782774.68元，245005发票金额141914.16元，245006发票金额431291.74元。首钢长治公司还提交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5月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载明标的名称为热轧钢铁、热轧带肋钢筋合计3000，价款800万元。备注：买受人分次付款，现承各半，不足部分现款，承兑按5元/月贴息补足。运输方式火车代运，费用由买受人承担。结算方式为按款发货，当月发货当月结清，预付款未提货部分遇涨不涨，遇落则落。合同自交付货款，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截止于5月31日。就首钢长治公司主张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所购上述800万元钢材（2003年5月6日签订买卖合同），五矿钢铁公司提交两张电汇凭证，其中2003年5月8日凭证显示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500万元，2003年5月13日凭证显示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300万元，用途均为货款。针对五矿钢铁公司提交的上述两张凭证所载80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提交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7月记账凭证及收款通知书合同、增值税发票及运费收据，称该800万元山西钢铁公司已经发货并开具发票，该合同并非2003年5月6日买卖合同。其中7月15日记账凭证载明，摘要金长钢公司，预收账款7597183.87元。2003年5月6日首钢长治公司到款通知单显示：5月8日现500万元，14日现300万元，计800万元。该凭证后附买卖合同系2003年5月30日签订，合计3000，价款830万元，其他条款与前述合同基本一致，合同明确自交付货款，双方签字告知后生效，截止于6月30日终止。2003年7月11日运费收据载明242627-37发票运费198730.52元。就上述款项所涉及交易的账目和凭证，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证据的原件进行了核对。金长钢公司委托财务负责人李某出庭，李某称“关于345万元款项的问题。345万元转给了首钢长治公司，总公司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是山西长钢公司，是股份公司给金长钢公司开的票发的货”“李某2017年入职，2003年的财务情况可以通过档案查看，也可以通过银行进行查看。原来的负责人涉及刑事已经被逮捕，具体2003年我们公司和山西长钢公司有几份合同不清楚。金长钢公司采购山西长钢公司的钢材，金长钢公司支付预付款给对方，然后给金长钢公司发货签订合同。一开始支付预付款给首钢长治公司，然后与山西长钢公司签订合同，股份公司给金长钢公司发货。在实际操作中没有那么严格，不一定非要签订合同才可以记账。345万元对应的合同不能确定。5月6日签订的800万元合同不清楚。金长钢公司给山西长钢公司打款的事实是存在的。付款、发货、签订合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大体可以确定。过渡期具体多久金长钢公司不清楚。从资料看345万元对应的业务、货物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了。从付款到签约发货有一个期间。当时单独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工商登记、税务登记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当时的生产、销售都在股份公司，所以那个时候金长钢公司先把款项打给了首钢长治公司。”五矿钢铁公司提交刑事判决(2012)郊刑初字第135号，认为能够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曾签署出资协议，该协议约定金长钢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资各150万元，金长钢公司原法人党某与总经理张某亦知悉此事。该判决书载明：公诉机关提交证据7.金长钢公司章程共十一章，董事会决议及补充协议，证明聘任张某为金长钢公司总经理，朱平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该协议内容确认由首钢长治公司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土地使用权，虽国有土地证户名为金长钢公司，但所有权为首钢长治公司所有，不占金长钢公司股份，双方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的协议书第三章约定，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10.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该企业的名称为金长钢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11.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他系金长钢公司经理，首钢长治公司和金基业公司商定各出150万元成立金长钢公司，后考虑到300万元的公司太小，决定要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公司，后金基业公司出资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出资850万元，待注册验资后首钢长治公司将多出资的700万元转回，成立的金长钢公司2003年1月8日正式挂牌；12.证人党某的证言，证实为了打开北京市场，进军奥运工程，首钢长治公司和金基业公司各投资150万元，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立了金长钢公司。公诉机关对上述判决提出抗诉；被告人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2月27日，二审法院作出（2013）长刑终字第31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书中关于公诉机关的证据显示：5、首钢长治公司关于成立金长钢公司决定、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协议书、补充协议、公司章程、金长钢公司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于2003年2月21日合资组建了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垫付700万元用于验资；党X为该公司董事长，赵X3为副董事长，张X为董事、总经理，朱平原为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赵X4为董事，孙X2为监事；首钢长治公司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土地使用权，虽然名称是金长钢公司，所有权为首钢长治公司，不是金长钢公司。五矿钢铁公司提交2011年7月6日金长钢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公司决议免去党某的董事长职务……解聘张某的公司经理职务。五矿钢铁公司提交2011年6月2日甲方金基业公司与乙方首钢长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系首钢长治公司在追加当事人听证程序时提交），载明：双方对2011年6月2日所签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如下：一、双方确认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各占50%股份。包括:（一）甲乙双方各投入现金150万元；(二）甲乙双方各支付给金长钢公司的购地资金350万元。二、乙方2003年因金长钢公司注册借给甲方350万元，当年已由甲方支付给金长钢公司用于购买顺义土地使用。现金长钢公司名下土地变现后，全部收益归乙方所有。同时，甲方350万元欠款也无需再偿还乙方。至此，双方没有任何债务拖欠。2011年7月6日，金基业公司将其所持金长钢公司股权以215万元转让给首钢长治公司，首钢长治公司成为金长钢公司唯一股东。2002年11月4日，首钢长治公司出具拟组建长治钢铁股份公司的说明，由首钢长治公司拟组建长治钢铁股份公司。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2002]208号文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山西长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即山西钢铁公司）的批复，同意首钢长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股东共同发起设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345万元转款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就该345万元款项，首钢长治公司主张，该款项为货款，首钢长治公司在2003年4月14日收到金长钢公司该笔款项后，于2003年4月23日转付给山西钢铁公司，故不构成抽逃出资。五矿钢铁公司辩称，首钢长治公司对该345万元款项用途未作出合理说明，山西钢铁公司在转款时已经设立，无需首钢长治公司代为开展业务，首钢长治公司亦未就此举证证明其与山西钢铁公司存在委托关系；现有证据证明，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业务往来，无需首钢长治公司代为收取货款。就上述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结合查明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分析如下：首先，金长钢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各出资500万元于2003年2月21日，设立金长钢公司。金长钢公司2003年2月14日章程亦载明股东为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自出资500万元。同时，2003年2月8日，北京明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表明，2003年1月30日，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顺义支行144115709入资账户缴纳500万元。由此，应当认定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作为股东完成了向金长钢公司各自交纳500万元的出资义务。其次，根据查明事实，2003年2月28日，金长钢公司将验资账户中的资金10005900元转入尾号为28049的银行账户中。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将345万元转入首钢长治公司。首钢长治公司对此并未否认，该款项移转过程应当予以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明确该款项后续于2003年4月23日转付给山西钢铁公司，且该款项系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的合同款项。就争议的345万元款项，首钢长治公司提交2003年4月记账凭证及收银行承兑汇票通知单，其中2003年5月29日的记账凭证，载明预收账款3403357.38元，摘要为金长钢公司。山西钢铁公司向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28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共四张，245003发票金额954483.78元，245004发票金额1782774.68元，245005发票金额141914.16元，245006发票金额431291.74元。针对五矿钢铁公司提出的异议，首钢长治公司还提交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关于上述款项于2003年5月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载明标的物名称为热轧钢铁、热轧带肋钢筋，合计800万元。该合同约定，合同自交付货款，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截止于5月31日。上述查明事实显示，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证据，争议的345万元款项工行存根明确为购货，记账凭证及收银行承兑汇票通知单显示款项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虽金额并不完全对应，但该组证据所附的合同、运费收据、发票等，结合出庭的证人陈述，足以印证交易的真实存在。再次，虽刑事裁判文书显示，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但二股东实际注入资金各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垫付700万元用于验资。但结合五矿钢铁公司提交的证据，首钢长治公司在金长钢公司验资时已经完成出资义务，其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土地使用权，登记于金长钢公司名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明确金基业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各自支付给金长钢公司购地款350万元。综合以上分析，现有证据显示，首钢长治公司就案涉345万元款项的交易并不构成抽逃出资，五矿钢铁公司关于首钢长治公司该345万元不能合理说明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首钢长治公司有关撤销（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第一项中“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内容及第三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不得追加被申请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无需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首钢长治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行为。首先，根据金长钢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记载：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于2003年2月21日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各自出资500万元。关于双方的实际出资情况，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郊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记载，金长钢公司原总经理张某以及金长钢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党某作为证人均证实，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商定各投资150万元。张某还证实金基业公司出资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出资850万元，待注册验资后，首钢长治公司将多出资的700万元转回。在金基业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于2011年6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双方对于各自向金长钢公司投资现金150万元的事实再次做了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在金长钢公司成立之初以及金基业公司向首钢长治公司转让股权时，对于各自向金长钢公司投资现金150万元的事实均予认可。其次，首钢长治公司在本案中否认抽逃出资行为，主张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4月14日向其转款345万元系代山西钢铁公司收取预付货款，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运费收据以及山西钢铁公司向金长钢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山西钢铁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据可以证明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于2003年4、5月间存在钢材买卖业务关系，山西钢铁公司在2003年5月29日的记账凭证上记载预收金长钢公司账款共计3403357.38元。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2003年4月23日记账凭证及收银行承兑汇票通知单，可以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于2003年4月曾向山西钢铁公司共计汇款490万元的事实。鉴于首钢长治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汇款与山西钢铁公司收取金长钢公司预付货款在数额上、时间上不能建立对应关系，无法证明两笔款项的关联性，亦与金长钢公司向首钢长治公司转款345万元在数额上不一致。金长钢公司证人并非转款当时的业务经手人或公司负责人，对于当时具体业务情况不清楚，其仅依据公司财务资料所做的推断性证人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故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4月14日向其转款345万元系代山西钢铁公司收取预付货款的主张。综上，首钢长治公司在完成出资义务后，对于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4月14日向其转款345万元款项用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五矿钢铁公司主张上述转款行为构成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首钢长治公司作为金长钢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五矿钢铁公司作为债权人在金长钢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情况下，申请追加首钢长治公司为被执行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首钢长治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首钢长治公司应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首钢长治公司构成抽逃出资，一审法院执行中裁定追加首钢长治公司为金长钢公司债务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首钢长治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依法改判。综上所述，五矿钢铁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第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36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孙 盈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高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