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5民终2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莘县王庄集镇余粮海村。 法定代表人：代学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军辉，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瑞沛，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未爱军，男，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汤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河南大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可忠兴，男，196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上诉人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未爱军、可忠兴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2民初5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三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瑞沛，被上诉人未爱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可忠兴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三信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未爱军、可忠兴支付三信公司自2019年5月1日至今的承包金及利息或发回重审；2.改判驳回未爱军要求三信公司支付变压器费用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未爱军、可忠兴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三信公司与未爱军、可忠兴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已于2019年12月29日解除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未爱军、可忠兴应承担自2019年5月1日至今的承包金及三信公司利息损失。(一)可忠兴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聊天记录截图仅是片面截取的部分对话，无法全面反映交流情况，不能作为《承包经营协议书》解除的证据。且，胡尚文并非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信公司仅授权胡尚文与未爱军、可忠兴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并未授权胡尚文处理解除《承包经营协议书》等相关事宜。(二)在《承包经营协议书》中可忠兴与未爱军分别为乙方与丙方，未爱军一审始终未提交关于《承包经营协议书》解除的相关证据。《承包经营协议书》第八条第一项明确约定：“甲乙丙三方签字后，此合同不受市场行情等任何因素影响，合同期内，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包括中途退场等)，则按违约处理。”第八条第六项约定：“此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字生效。”该协议书于2019年5月1日已生效，三方应共同遵守该协议，任何一方不能擅自终止合同。未爱军、可忠兴无故退场构成违约，应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至今的承包金及利息损失。二、一审法院判决返还变压器费用30000元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该30000元系增容费，不是购买变压器的费用，三信公司已经依约增容，不应返还该费用。最初提出该30000元费用是在一审2020年4月15日的《交换证据笔录》中，法庭询问“第八条第二款书写部分(新增变压器在合同期满后按原价折算给甲方)解释”，可忠兴述称“交给甲方30000元购买变压器，变压器没有购买，需要增加变压器，变压器太小无法生产”，三信公司述称“没有新增变压器，只是扩容了，三信公司的变压器功率太小，无法正常生产，增容到莘县金亿豪织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亿豪公司）变压器上，承包方用的电都是从金亿豪公司变压器上引出来的电”。第二次提到该30000元费用是在一审2020年7月15日的《庭审笔录》中，未爱军、可忠兴陈述30000元的交付过程是“未爱军将30000元变压器费用交付到金亿豪公司孟庆龙账户中”，并称“该30000元可以和协议书上第八条第二项约定相对应”，后又陈述“三信公司让我们交钱30000元增容电压，但既未增容，也未退还给我方钱”。以上陈述充分证明了三信公司与未爱军、可忠兴一审对该30000元没有购买变压器没有争议，仅对是否增容存有争议，未爱军、可忠兴是因为没有增容所以要求退钱。三信公司已按双方约定对金亿豪公司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不应返还该费用。请二审法院查明案情，支持三信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未爱军辩称，一、《承包经营协议书》的解除时间应为2019年10月4日，三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9年12月29日，三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尚文与可忠兴的微信聊天记录确认协议书在2019年10月4日解除，即是为了明确这一事实并非是现在解除的意思。二、关于变压器费用，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案件事实，我方一审提交了茌平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能证明胡尚文是三信公司及金亿豪公司实际控制人，三信公司已收到我方30000元变压器费用，协议最后一页手写文字已经明确约定了变压器在合同期满后按原价折算给三信公司，现在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对方应返还该30000元。无论是增容费用还是购买变压器均应当予以返还。 被上诉人可忠兴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三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未爱军、可忠兴依约支付三信公司承包金暂计100000元(大写：壹拾万元整)及利息；2.判令未爱军、可忠兴支付原料费、电费、危废污泥处理费、通信服务费等费用和工人工资共计210386.78元(大写：贰拾壹万叁佰捌拾陆元柒角捌分)及利息；3.诉讼费、保全费等由未爱军、可忠兴承担。庭审中，三信公司申请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165871.78元，并明确利息为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 可忠兴、未爱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可忠兴、未爱军与三信公司签订的协议解除；2.判决三信公司返还未爱军变压器费用30000元；3.判决三信公司支付毛巾染费34080元；4.本案原诉和反诉的诉讼费、保全费均由三信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5月1日，案外人胡尚文作为三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可忠兴、未爱军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发包方(甲方)：胡尚文，承包方(乙方)：可忠兴，(丙方)：未爱军，经甲乙丙三方互相协商，甲方将山东三信织业染色工厂承包给乙方和丙方经营。甲乙丙三方在平等、互利、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如下协议：一、承包方式。甲方将权属于甲方的山东三信织业染色工厂承包给乙方和丙方自产自销经营。承包期内，承包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甲方提供工厂染纱的一切厂房、设备设施，乙方和丙方自筹经营资金；一切开支包括水、电费、工人工资、维修管理费等费用均由乙方和丙方负责支付，甲方概不负责。甲方需要染纱时，价格同市场价格，不享受优惠。二、承包期限。合同承包期限为两年，从2019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三、承包范围。工厂染纱厂房、机器设备等配套设施以及开设工厂所需各种证照。四、出资、利润分配方式。(一)出资方式：承包方乙丙两方共同经营，工厂生产经营所需费用由乙丙两方共同承担。(二)利润分配方式：发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限内将公司经营权提供给承包方，甲乙丙三方共担风险，乙丙两方负盈亏。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乙丙两方每年保证分给甲方的利润不低于100000元。工厂经营所获利润50%分配给甲方，作为承包金，与保底利润不重复计算，25%分配给乙方，25%分配给丙方。甲乙丙三方对每年度。已实现并回收的利润全部进行分配，每年度分配一次利润。五、生产经营方式。乙方负责生产；丙方负责销售。六、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一)承包方的权利。第二条，承包方在承包期间，对本公司享有自主、独立的经营权。有权决定公司的机构设置，制定规章制度，人事聘用、任免和奖惩。(二)承包方的义务：。第七条，甲方原有的染料、助剂等按市场价格折算，逐步抽回，以现金形式返还给甲方。七、发包方的权利与义务。(二)发包方的义务：第三条，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承包方的经营权。八、其它事项。(一)甲乙丙三方签字后，此合同不受市场行情等任何因素影响，合同期内，任何一方擅自中止合同(包括中途退场等)，则按违约处理。(二)甲方将原厂的厂房和设备移交给乙丙两方使用，维修费用由乙丙两方负责。如需增加设备，在三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乙丙两方出资购买，承包结束后根据使用情况折价算给甲方。设备由甲乙丙三方在接交时签订清单，合同期满后乙丙两方按清单将设备移交给甲方，遗失或损坏的物品按价赔偿，正常损耗除外。(新增变压器在合同期满后按原价折算给甲方)。(三)。甲方不可抗拒的原因。则三方按终止合同处理并进行结算，此种情况不按违约处理，但每年给甲方的最低利润按实际月份支付。(四)如双方发生合同纠纷，须在甲方工厂所在地莘县提出诉讼。2019年5月1日”，胡尚文、可忠兴、未爱军均在协议书上签名捺印。 协议书签订后，三信公司依约将染纱厂房、机器设备等交与可忠兴、未爱军使用，双方未制作资产交接清单。2019年9月底可忠兴、未爱军离厂后未再生产。2019年10月4日胡尚文与可忠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忠兴表示：“我和未总商量了不在和你合作了”。2019年12月3日三信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承包金及利息，并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原料费、电费、危废污泥处理费、通信服务费等费用和工人工资共计165871.78元及利息。2019年12月28日胡尚文和未爱军的通话记录中，未爱军未明确表示是否继续承包经营。2019年12月29日胡尚文和可忠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胡尚文说：“老可，你们还干不干，如果你们不干的话，我就包给别人，免得到时候你们再说我们的合同还没到期呢，今天给我个信，人家在厂里等着呢”；当晚19时零3分，可忠兴回复：“胡总，你们干吧，我们不干了”。庭审前，可忠兴、未爱军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协议书解除，并要求三信公司返还30000元的变压器费用和支付34080元的毛巾染费。 关于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经审查，协议书系无名合同，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具有高度相似性，本案名为承揽合同纠纷，实际应按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予以处理。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承包范围包括“开设工厂所需各种证照”，因该约定实质上构成出租、出借营业执照，违反法律规定，故该条约定部分无效。协议书第八条第(一)项约定：“甲乙丙三方签字后，此合同不受市场行情等任何因素影响，合同期内，任何一方擅自中止合同(包括中途退场等)，则按违约处理”。该条款中“不受市场行情等任何因素影响”的约定，规避了在协议书实际履行过程中存在不可抗力的现实可能性，构成显失公平或存在重大误解之情形，可忠兴、未爱军没有在除斥期间内申请一审法院予以变更或撤销，故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上述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后自愿订立，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基本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另，可忠兴、未爱军诉称三信公司干涉其人事聘用和任免，给其造成了损失，并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袁裕云的证明、客户书面证明等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三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证人无正当理由并未出庭作证。经审查，就三信公司是否实施了人事干涉行为并导致承包方彻底无法经营，承包方是否受有损失及损失数额问题，以及三信公司干涉行为与承包方受到的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通过上述证据尚无法证明，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 关于协议书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协议书解除的条件，而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须以通知对方为必要条件。第一，协议书由三信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尚文与可忠兴、未爱军签订。关于协议书是否继续履行的问题，也一直由胡尚文与可忠兴、未爱军接洽和商讨，故一审法院认定胡尚文的表示意思或受领意思，对三信公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二，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具有同等的权利，合伙人之一实施的合法经营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具有法律效力。可忠兴、未爱军作为承包方，二人共同投资，分别负责生产和销售，且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其内部应按合伙关系处理，故可忠兴的意思表示，亦可作为未爱军之意思。第三，债务是义务人按照债权人的请求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可忠兴、未爱军不再继续经营，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2019年10月4日胡尚文与可忠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忠兴表示：“我和未总商量了不在和你合作了”；2019年12月28日胡尚文与未爱军的通话记录中，经胡尚文再三追问后，未爱军不置可否，即10月4日可忠兴表示不再合作之意思，应视为仅代表其个人。截至2019年12月28日，三信公司并未就协议书是否继续履行向可忠兴、未爱军正式通知，或充分理解并受领了可忠兴、未爱军的解除通知，即双方就协议书是否履行仍心存疑义。2019年12月29日胡尚文与可忠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胡尚文说：“老可，你们还干不干，如果你们不干的话，我就包给别人，免得到时候你们再说我们的合同还没到期呢，今天给我个信，人家在厂里等着呢”，胡尚文的该意思表示，应理解为三信公司以实际行为向承包方履行了解除通知义务；可忠兴回复：“胡总，你们干吧，我们不干了”，至此双方就解除协议书实际已达成合意。三信公司辩称协议书并未解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未爱军、可忠兴请求一审法院确认协议书解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三信公司与可忠兴、未爱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 第一，关于承包金。协议书第(四)项第二款约定：“……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乙丙两方每年保证分给甲方的利润不低于100000元。工厂经营所获利润50%分配给甲方，作为承包金，与保底利润不重复计算，25%分配给乙方，25%分配给丙方……已实现并回收的利润全部进行分配，每年度分配一次利润”。可忠兴、未爱军辩称：“该约定显失公平，违背了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如赚钱支付利润的50%，则不存在100000元的保底，当时没有约定不赚钱怎么办”。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据条款使用的词句，结合当事人陈述、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该条款应解释如下：双方系以利润分配的方式代替或囊括了关于承包金的约定；对于“保底利润”，可理解为双方对承包经营期间不能实现盈利已有预见，且约定了三信公司在此种情况下所获取的承包金应不低于100000元；根据实际盈利情况，不低于100000元的“保底利润”或每年度实际营收利润的50%，即三信公司向承包方让渡公司经营权每年所应获取的承包金，二者不叠加计算。自2019年5月1日开始承包，至同年12月29日协议书解除，期间共计243天，可忠兴、未爱军应向三信公司支付承包金66575元=243天×(100000元÷365天)，自离厂歇业至协议书解除期间的损失，应由承包方自行承担。故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承包金100000元，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 第二，关于原料费。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编织袋、装纱内袋、染料、图板打印、钢材、管道用料等费用共计75722元，并提供出库单、入库单、送货单、收据以及案外人胡尚举的证人证言等，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可忠兴、未爱军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证据之间也无法相互佐证，三信公司亦未再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故，对于原料费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三信公司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第三，关于电费。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电费共计15310.78元，并提供莘县供电公司向三信公司和金亿豪公司分别出具的261.81元及15048.97元之收据两张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三信公司诉称：“签约的三信织业公司变压器功率太小，无法正常生产，增容到金亿豪公司变压器上，承包方用的电都是从金亿豪公司变压器上引出来的电……三信是一百千瓦的，金亿豪是二百千瓦的……如按被告所说只用了三信公司的变压器，不可能只产生260余元的电费”。可忠兴、未爱军辩称：“我们当时需要增加变压器，交给甲方30000元，因为变压器太小，无法正常生产。三信只有一台变压器，用的也是三信的。我们9月25日离厂，9月份之后的费用不应由我们承担。是一个院里两个厂子，金亿豪使用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上述收据显示的计费年月为2019年10月，2019年9月底可忠兴、未爱军离厂后未再经营。根据可忠兴提供的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9年9月24日可忠兴向莘县供电公司分别缴纳了261.81元和33270.01元的电费。另，三信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承包方于2019年10月份正常经营并产生了15310.78元的电费，且该电费系全部由三信公司缴纳。故，对于电费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三信公司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第四，关于通信服务费。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通信服务费3600元，并提供中国移动聊城分公司出具的收据一张及《互联网专线接入协议》、《信息安全责任承诺书》、《IP地址资源核配协议》各一份，以证实自己的主张。根据《联网专线接入协议》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甲方采用预付费方式向乙方缴纳互联网专线使用费。将专线使用费3600元按年。方式支付给乙方。”。上述协议及承诺书，均由三信公司作为甲方盖章，并由可忠兴签名，签约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中国移动聊城分公司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可忠兴、未爱军辩称：“对于通信服务费，当时签订合同了但没有安装，也没有给钱，当时离厂时也没有安装。通信服务费是10月份的，我们9月25日离厂”，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3600元通信服务费，系因承包方在经营期间安装互联网专线所产生的费用，为正常经营开支，应由承包方承担。故，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3600元通信服务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第五，关于危废污泥处理费。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危废污泥处理费44000元，并提供蓬莱海润化学固废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海润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出具的预交款收据一张和《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书》、《危险废物处置定价单》、案外人胡尚举出具的证明各一份，以及照片4张，欲证明自己的主张。可忠兴、未爱军辩称：“关于危废污泥处理费用，两答辩人不予认可，从答辩人进厂生产开始到退出，被答辩人从来没有请专业公司处理过危废污泥，该费用没有实际产生，而且被答辩人请求的费用不是答辩人应全部承担的。”；庭审时，可忠兴辩称：“污泥处理预交费我不知道，当时曾与我说过让专门公司处理，处理一吨5000元，处理多少给多少钱”。一方面，海润公司向三信公司收取的4000元危废污泥处理预交费，系在承包方经营期间所产生，依照协议书约定，应由承包方承担。另一方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合同书》第一条规定：“。3.合同数量：以双方确认的5联单和当日过磅单的数量为准。4.合同数额：以双方约定单价和确认的重量，合计计算为准”；第二条规定：“。11.甲方根据乙方所统计的危险废物的实际数量计算交纳处置费用。甲方支付完该车次的处置费用后，乙方将完整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送至甲方”。除照片4张及案外人胡尚举提供的证词以外，三信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及其他有效证据，以证明承包方在经营期间确实产生了4吨危废污泥需要处理，或证明三信公司因处理承包方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危废污泥而受到损失，抑或涉案危废污泥全部系于承包方经营期间所产生，故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危废污泥处理费40000元，一审法院部分不予支持，但就《危险废物处置定价单》的报价，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印染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危废污泥属于普遍现象，如不作妥善处理，将严重污染自然环境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可忠兴、未爱军辩称的“从来没有请专业公司处理过危废污泥”，一审法院认定承包方在经营期间确实产生了部分污泥需要处理。依据诚实信用和绿色环保原则，一审法院酌定可忠兴、未爱军向三信公司支付危废污泥处理费10000元，加之预交费4000元，可忠兴、未爱军应向三信公司支付污泥处理费共计14000元；如双方仍有争议，均可于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第六，关于设备损坏的问题。三信公司主张染色机纱笼、污水泵、松式落筒机变频器均有损坏，要求可忠兴、未爱军赔偿9600元，并提供案外人胡尚文、胡尚举、张彩红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及照片9张，以证明自己的主张。至于设备损坏的时间、原因，设备损坏与可忠兴、未爱军的经营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设备的市场价格或实际维修成本等，通过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故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赔偿设备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信公司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第七，关于工人工资。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工人工资17639元，并提供案外人靳洪岭、靳现其、胡尚奎、张复祥、张彩红、李风存、张秋华、张美英、张国珍分别出具的证明9份，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述9份证明的格式、措辞极为类似，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无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三信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可忠兴、未爱军享有工资支付请求权。故，三信公司或利害关系人可于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第八，关于变压器费用。反诉原告要求三信公司返还变压器费用30000元，并提供金亿豪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2017)鲁1523民初3609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工商银行境内汇款电子回单、协议书各一份，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对反诉原告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信公司辩称：反诉原告应向孟庆龙主张该部分费用；对其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2017)鲁1523民初3609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结果，三信公司与金亿豪公司构成关联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依诚实信用原则，并依照协议书的补充约定，三信公司应向未爱军返还变压器费用。 第九，关于毛巾染费。可忠兴、未爱军要求三信公司支付毛巾染费34080元，并提供了协议书、证人王某出具的证明各一份，以及销货清单两份，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对其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两份销货清单的编号和签署时间相互矛盾，未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对未爱军、可忠兴要求三信公司支付毛巾染费34080元之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可忠兴、未爱军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 第十，关于利息。双方未约定利息，亦未约定违约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故三信公司要求可忠兴、未爱军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指在不改变所有权归属的情况下，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发包方有权让渡全部或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承包方对外以发包方名义经营，并且承担经营风险的合同。本案中，三信公司作为发包方有偿向可忠兴、未爱军让渡公司经营权，由可忠兴、未爱军自主经营，双方平等自愿地签订了协议书。可忠兴、未爱军离厂后未再经营，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协议书之约定，自三信公司于2019年12月29日明确通知后，双方就协议书之解除达成合意。协议书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对于三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认定部分支持如下：可忠兴、未爱军应向三信公司支付承包金66575元、通信服务费3600元、危废污泥处理费14000元，共计84175元。对于可忠兴、未爱军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经认定部分支持如下：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三信公司应向未爱军返还变压器费用30000元。双方如有其他争议，以另行协商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可忠兴、未爱军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二、被告(反诉原告)可忠兴、未爱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支付承包金、通信服务费、危废污泥处理费共计84175元。三、原告(反诉被告)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未爱军支付变压器费用30000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可忠兴、未爱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第二项、第三项折抵后，被告(反诉原告)可忠兴、未爱军应向原告(反诉被告)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支付54175元(履行期限同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288元、保全费212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40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可忠兴、未爱军负担366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负担514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三信公司提交证据如下：一、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莘县供电公司出具的三信公司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历月电费明细及金亿豪公司2019年5月至2019年10月电费明细一份，拟证明三信公司及金亿豪公司该时间段用电情况，其中三信公司在2019年8月15日以后未再产生电费；二、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莘县供电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三信公司及金亿豪公司在2019年9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产生的电费具体数额，结合证据一同时证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莘县供电公司的电费计算方式，即2019年10月份的电费实际抄表日期为2019年9月15日至2019年10月15日；三、聊城通利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未爱军给付的30000元实际用于变压器增容，三信公司委托聊城通利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对金亿豪公司变压器增容，工程验收合格后供电公司于2019年7月底顺利送电。 经质证，被上诉人未爱军认为，证据一中三信公司的电费明细与其一审提交的证据相印证，能够证明我方在使用期间已经按约定缴费，我方未使用金亿豪公司的供电，金亿豪公司的电费明细与本案无关，不应采纳；证据二中明确了公司的电费已经结清，且我方并未使用金亿豪公司的电，因此我方并没有支付电费的义务；对证据三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三信公司为我方购买变压器，合同解除后应予返还我方30000元变压器费用。 因上诉人三信公司对可忠兴与胡尚文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可忠兴庭后邮寄提交了其与胡尚文的微信聊天记录光盘。经质证，三信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从证据形式来看，聊天截图仅是片面截取的部分对话，无法全面反映交流情况，不能作为《承包经营协议书》解除的证据。另，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胡尚文，在三信公司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胡尚文无权处理解除《承包经营协议书》等相关事宜；第二，从当事人意思表示来看，解除合同需要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达成合意，但在2019年10月4日的聊天内容中，可忠兴聊天记录下面并无胡尚文的回复，无法认定双方协商解除了《承包经营协议书》。可忠兴提交的2019年12月29日聊天记录也仅是片面截取的部分对话，不能全面反映交流情况，不能得出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后达成合意的结论；第三，从当事人各方权利义务来看，《承包经营协议书》中将可忠兴和未爱军分别列为乙方和丙方，就解除《承包经营协议书》而言，未爱军自始至终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与三信公司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并达成合意。综上，案涉《承包经营协议书》并未解除，因协议约定承包期限为2019年5月1日起至2021年4月30日止，故可忠兴、未爱军应向三信公司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至今的承包金。 二审查明：未爱军虽对本案提起上诉，但未按开庭传票限定的时间及时应诉，并向法院递交了书面撤诉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应准许未爱军撤回上诉。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原审法院查明。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认定涉案《承包经营协议书》的解除时间及承包金数额是否正确；二、一审判令三信公司退回变压器费用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三信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已经明确载明“对于胡尚文与可忠兴、未爱军所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一切法律效力归三信公司。胡尚文签订协议以及协助处理的相关事宜，公司均表示接受”，结合签订协议后胡尚文与可忠兴微信联系、与未爱军电话联系询问二人是否继续承包经营的事实，未爱军、可忠兴有理由相信胡尚文有权代表三信公司处理承包经营的所有事宜，胡尚文的行为效力当然及于三信公司。三信公司对可忠兴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不持异议，胡尚文与可忠兴2019年10月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可忠兴明确表示其与未爱军不再继续经营，但胡尚文与未爱军2019年12月28日的电话录音中，未爱军对其是否继续经营未作出明确表示，最后胡尚文询问未爱军“他也不干了，你也不干了，那这个事都不干了哟？”，未爱军回复的是“我再跟他看看什么情况”，可见，此时就协议书是否解除未爱军与可忠兴二人之间尚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12月29日，胡尚文对可忠兴再次微信询问时，明确提出“如果你们不干的话，我就包给别人”，可忠兴明确回复“我们不干了”，此时可忠兴的回复应视为其与未爱军的共同决议。三信公司虽认为聊天截图无法全面反映交流情况，但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三信公司与未爱军、可忠兴在2019年12月29日后就解除协议重新达成合意。故，一审认定三信公司与未爱军、可忠兴在2019年12月29日达成解除合意，并根据《承包经营协议书》载明的保底利润100000元，计算自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29日期间的承包金为66575元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承包经营协议书》第八条第（二）项载明“甲方将原厂的厂房和设备移交给乙丙两方使用，维修费用由乙丙两方负责。如需增加设备，在三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乙丙两方出资购买，承包结束后根据使用情况折价算给甲方”，并在该条款下面书写了“新增变压器在合同期满后按原价折算给甲方”的内容。通过该条款的约定，可看出新增变压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厂房基础设施及满足生产需要。现双方对三信公司没有新增变压器的事实均无异议，虽三信公司主张其为同一厂区的金亿豪公司变压器进行了增容，可以满足承包方的生产需求，因此承包方应支付该变压器增容的工程费30000元，但未爱军、可忠兴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仅使用了三信公司的变压器。三信公司提交的聊城通利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未有公司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的签字或者盖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不能达到三信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未爱军、可忠兴作为承租方，系承租的三信公司的工厂，与金亿豪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三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对金亿豪公司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及未爱军、可忠兴实际使用了金亿豪公司变压器增容后的所供用电。一审判决三信公司返还未爱军变压器费用30000元，具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4元，由上诉人山东三信织业有限公司负担；未爱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13元，减半收取356.5元，由未爱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红 审判员 陈家勇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李敏 书记员冉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