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顺霞，女，1961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彭世雄，男，196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武，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玉枝，女，196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周顺霞、彭世雄因与被上诉人曾玉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5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刘阳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顺霞、彭世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曾玉枝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曾玉枝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运用证据不足，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结果。2019年6月24日，周顺霞出具的822,000元借条和430,000元借条，这二张借条是受曾玉枝的误导下，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作出，它不能客观反映借款的实际金额事实，是受外力作用下的补签借据，没有相应的银行借款转账记录凭证支持，借贷关系根本不成立。原审法院支持的2007年12月27日借条金额64,500元，约定于2008年内偿还，此款既没有借款资金转账记录，其借款关系根本不成立，而曾玉枝现在本案中主张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限，法院应依法不予保护。上诉人早已在原审法院庭审中提出抗辩理由，并由代理词中进行陈述，原审法院对上诉的借贷关系进行认可，于法无据。2、原审法院认定2020年5月17日，上诉人与曾玉枝签订的所谓《还款协议书》，《房屋抵押合同协议书》事实，也是极其错误的。2020年5月15日，曾玉枝采用欺骗的手段，诱骗与周顺霞见面后，利用软暴力手段，会同亲属家人尾随跟踪干扰周顺霞，从2020年5月15日到5月17日三天二夜，将周顺霞限制在武昌区汉街附近，逼迫说出租住房屋地址，并带曾玉枝及家属众人到上诉人租住房屋内见到周顺霞丈夫彭世雄（因重症病人住院才回），威逼我们夫妻俩在他们事先打印好的《还款协议书》，《房屋抵押合同协议书》上签字，而在还款协议书上故意不填写时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须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二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显然不管从《还款协议书》的内容上，形式上都是不合法，都不具有法律效力。周顺霞2020年5月16日14时13分在武昌区公安分局汉街派出所的报案材料证明说明周顺霞人身受到威胁的事实，并不需要曾玉枝的行为是否受到处罚后果来决定，说明签订“还款协议书是被胁迫的行为，形式上讲曾玉枝事先拟定提供的格式合同，不利于其解释，空白”年、月、日时间就是2020年5月17日，而原审法院释明鉴定申请方，应是曾玉枝一方。因此《还款协议书》，《房屋抵押合同书》是无效合同。3、原审法院对案外人安某2018年12月27日与曾玉枝，周顺霞签订借款金额430,000元的借款合同进行认定也是错误的，而此借贷关系是另一法律关系，债权人安某是适格主体主张权利，不涉及本案诉讼范围，在借条上虽有周顺霞签名，但只是证明人作用，借款资金全是曾玉枝使用。原审法院否认上诉人偿还借款80余万元的事实，也是极端错误认定。上诉人偿还借款有明显的银行转账到曾玉枝的还款记录，这一客观事实不容否定，原审法院没有体现法律上公平公正，偏袒曾玉枝一方，歪曲上诉人偿还借款事实，导致枉法裁判的后果。4、2020年5月17日，曾玉枝及众家人上门骚扰彭世雄，趁其生病回家休养之时，乘人之危，胁迫在所谓《还款协议书》及《房屋抵押合同协议书》上的签字，是一种无效民事行为，有悖于法律，不具有合法性，夫妻一方在外借款，配偶没有在借条上签名，不应是夫妻共同债务，而且彭世雄根本不知道上述借款事实。而这些借款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虽然，原审法院既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但没有正确适用其法律解释，把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而夫妻一方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有法不依，有损于法律的公信力。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此案，认定事实不清，判决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明显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曾玉枝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全部是假话，与事实不符。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彭世雄均清楚，有一审中提交的视频为证。曾玉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周顺霞、彭世雄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280,000元；2、判决周顺霞、彭世雄共同向曾玉枝支付以1,280,000元为基数的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从2019年6月24日起算至全部还款之日止）；3、判决周顺霞、彭世雄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主要包括诉讼费、民事强制措施执行费、文件资料查询、打印、复印费）。一审法院查明，曾玉枝与周顺霞系朋友关系，周顺霞、彭世雄自认系夫妻关系。自2006年起周顺霞多次向曾玉枝借款。2007年12月27日，周顺霞签署借条一张，该借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因做工程需要，于2006年间陆续向曾玉枝借人民币64,500元，于2008年内偿还。借条下方借款人处有周顺霞字样的签名。本案审理过程中，周顺霞否认签名的真实性，后又认可是其本人签名，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法院依法予以确认。2019年6月24日，周顺霞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的内容如下，今借到曾玉枝人民币822,000元整。同日，周顺霞还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的内容如下，今借到曾玉枝人民币430,000元整。曾玉枝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周顺霞、彭世雄签订还款协议书两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借款明细：2006年借款64,500元，还15,000元，未还49,500元；2010年借款7笔共计580,000元；2012年借款4,000元；2013年借款760,000元；2016年借款50,000元；2018年借款二笔55,000元；2018年借款430,000元；以上共计借款1,928,500元。二、还款明细：2016年还款330,000元；2017年还款100,000元；2018年还款210,000元；2019年还款40,000元；以上共计还款680,000元。三、依照以上明细，乙方须向甲方还款人民币1,248,500元。四、乙方向甲方承诺：彭世雄的父母有一套私房位于武汉市汉阳区顿甲一巷27号，彭世雄父母去世后，彭世雄及其兄弟共三人为全部该私房的合法继承人，且该私房不存在已另售、抵押、保全等任何他项权或第三人权利的情况，彭世雄夫妻二人在该笔承继的财产权益能覆盖对甲方的债务，夫妻二人同意以该继承权益作为对甲方债权的保证。五、乙方表示该继承房马上面临政府拆迁，拆迁安置补偿完成后，乙方彭世雄应优先选择补偿款方式受偿，在将其按照继承实际所得且能覆盖对甲方债务的金额偿还甲方，还款时间应在补偿下发后一周内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六、甲方基于对乙方夫妻二人上述承诺及保证的充分信任，可免除在上述条件均依约履行的情况下对应债权的利息，若乙方有虚假表述或未依约定履行本协议，则全部债权按实际借用期限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甲方支付对应利息，且乙方夫妻二人放弃因自身违约导致的诉讼中，对于本金和利息的任何抗辩。2020年5月17日，曾玉枝（抵押权人、甲方）与周顺霞、彭世雄（抵押人、乙方）签订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1,380,000元，以武汉市汉阳区顿甲一巷27号拆迁还建房三套中的一套作为抵押，给予乙方；在抵押物还建房未分配之前乙方将顿甲一巷27号房产证交由甲方保管；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不得出售和馈赠抵押房产，乙方移迁、出租、转让、再抵押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转移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的，应取得甲方书面同意；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书面协议、协议未达成前，本合同各条款仍然有效。关于还款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曾玉枝认为是2019年10月，周顺霞认为是2020年5月17日与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同时形成。本案审理过程中，周顺霞表示协议书系曾玉枝和其丈夫及周顺霞、彭世雄在饭店餐桌上签署，因现场没有印泥，遂使用曾玉枝携带的口红按捺手印，后来又用印泥补按手印，并明确表示当日其仅签署了两份不同的协议书（一式一份，没有第二份），庭审中曾玉枝拿出两份内容相同的还款协议书后周顺霞表示其忘记了，后又表示其和彭世雄还在曾玉枝家中签署了一份协议，内容不记得了。周顺霞、彭世雄对两份还款协议书中签名、按印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且该两份还款协议书均未发现口红印记，结合周顺霞的上述陈述，两份还款协议书与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应并非同一时间形成。经法院询问周顺霞、彭世雄均不申请对还款协议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其主张两份还款协议书与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同时形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周顺霞提供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水果湖街汉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如下，2020年5月16日14时13分，我所接到110报警，报警人周顺霞报警称其在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金贵源酒店门口被两人跟踪，我所已受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2020年5月16日至17日曾玉枝夫妻一直跟随周顺霞要求其签署房产抵押合同，并认可房产抵押合同是2020年5月17日四人在饭店餐桌上签署。周顺霞、彭世雄未举证证明就其报案的两曾玉枝跟踪行为公安机关认定为违法、犯罪，并进行了处罚，结合当事人陈述的签署合同时的情形，对周顺霞、彭世雄认为曾玉枝胁迫其签署房产抵押合同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双方签署房屋抵押合同协议书后未至房屋管理部门进行抵押登记，不产生抵押的效力。2018年12月27日，曾玉枝、周顺霞作为借款人与案外人安某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安某向曾玉枝、周顺霞出借43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8年12月27日至2019年12月27日，借款月利率为1.25%。曾玉枝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反映其向周顺霞账户付款如下：2013年6月26日170,000元、2013年6月29日20,000元、2013年8月22日570,000元、2017年11月10日150,000元、2017年11月27日5,000，以上合计915,000元。庭审中，周顺霞认可收到曾玉枝支付的现金合计205,407元（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5,407元）。周顺霞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反映其向曾玉枝付款如下：2013年3月20日4,000元、2013年6月20日6,900元、2013年11月5日5,000元、2016年8月18日300,000元、2016年9月27日5,000元。2017年12月9日8,750元、2018年1月9日8,750元、2018年2月9日8,750元、2018年2月26日6,500元、2018年3月9日8,750元、2018年3月25日6,450元、2018年3月29日700元、2018年4月28日3,720元、2018年5月10日8,750元、2018年6月8日8,750元、2018年7月10日8,749.77元、2018年7月26日3,720元、2018年7月30日3,000元、2018年8月9日8,750元、2018年8月22日2,700元、2018年9月10日8,750元、2018年9月26日3,720元、2018年10月9日8,750元、2018年10月19日2,000元、2018年11月14日8,800元、2018年12月10日270,000元、2018年12月20日30,000元、2019年2月27日4,500元、2019年3月4日2,000元、2019年3月28日3,800元、2019年4月15日5,375元、2019年5月27日3,700元、2019年12月21日5,000元。庭审中，曾玉枝认可周顺霞向其支付现金40,000元。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曾玉枝多次以其住房抵押贷款，并将部分款项出借给周顺霞。曾玉枝表示双方约定其应支付的贷款利息由周顺霞支付，周顺霞不另外向其支付借款的利息，并表示周顺霞向其支付的8,000余元和3,000余元均系支付的贷款利息。庭审中周顺霞对此予以否认，表示其对曾玉枝的所有付款均系偿还借款本金。2020年8月17日，周顺霞到院领取诉讼材料时表示“我和曾玉枝是朋友。我们做生意需要钱，曾玉枝就从银行贷款后借给我，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因为曾玉枝贷款有利息，银行的利息由我们来偿还，所以不再另行向曾玉枝支付利息。我们把银行的利息打入曾玉枝账户上，由曾玉枝向银行偿还。”一审法院认为，周顺霞与曾玉枝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客观存在，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之规定，结合双方自2006年起发生借款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双方有多笔现金交易的事实，可以认定借条及还款协议书系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结算，周顺霞在借条出具后向曾玉枝还款5,000元（2019年12月21日），扣减该5,000元后，两张借条合计金额与还款协议书中的金额基本一致，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法院对借条及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均依法予以确认。周顺霞认为其偿还本金80余万元，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推翻其出具的借条及还款协议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其该项主张与其2020年8月17日陈述银行利息由其偿还不符，周顺霞对其不一致的陈述未做出合理解释，对其于己不利的陈述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结合周顺霞向曾玉枝付款的规律，周顺霞向曾玉枝付款中有部分款项系支付的贷款利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未办理抵押登记，曾玉枝主张还款协议书中的金额加上转贷费用组成了房产抵押合同中的1,380,000元，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费用、发生的金额及相应费用系因周顺霞的借款而必然产生的费用，对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中的借款金额法院不予确认。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还款协议书系借条之后形成，且还款协议书中确定的金额少于两张借条合计的金额。综上所述，本案借款本金应认定为1,248,500元。曾玉枝主张1,248,500元之外的金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相应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周顺霞主张仅借款1,135,000元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即便周顺霞认为还款协议书系2020年5月17日形成的主张成立亦不影响其履行还款义务，且此后周顺霞未向曾玉枝还款，周顺霞应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借条和还款协议书中均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予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曾玉枝可以随时向周顺霞催要借款，至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视为催要之日，至本案第一次庭审之日应视为已给予周顺霞必要的准备时间，此后应视为逾期，故自2020年9月19日起即为逾期。借条中没有约定借期利息及逾期利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精神，曾玉枝要求周顺霞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系对其权利的处分，法院依法予以照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彭世雄在还款协议书和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中签名按印，应认为彭世雄在签名时愿意承担还款义务，对曾玉枝要求彭世雄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周顺霞、彭世雄向曾玉枝偿还借款本金1,248,50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周顺霞、彭世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玉枝支付利息：以1,248,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曾玉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1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160元（曾玉枝均已预交），由周顺霞、彭世雄负担。二审期间，周顺霞、彭世雄向法院提交13份打款记录共计67,825元，内容是2016年、2017年间周顺霞支付给曾玉枝的款项，其中有一笔2017年周顺霞付给曾玉枝的儿子严顺道账户上3,720元，拟证明上述款项都是还款，应予以扣减。曾玉枝经质证认为，这里面全部是还的借款利息，金额都是固定的3,000多元、4,000多元，认可收到这些钱，但全部都是利息。有一笔3,720元的利息是曾玉枝儿子襄阳贷款的利息，因为曾玉枝当时把钱全部都借给周顺霞，曾玉枝的儿子要结婚急需用钱，房子贷款，每月需还贷款3,720元，所以周顺霞承诺帮曾玉枝还三年贷款，故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经评析认为，对周顺霞、彭世雄二审提交的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中对于周顺霞支付给曾玉枝的款项可以认定为本案还款，但所还款项性质是本金还是利息，能否在一审认定的尚欠借款金额中扣减，还需结合本案相关事实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通过曾玉枝提交的借条、还款协议、房产抵押合同协议书，及相关转款凭证，能够证明曾玉枝与周顺霞、彭世雄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曾玉枝已履行了相应的出借义务，周顺霞、彭世雄应按照约定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周顺霞、彭世雄上诉认为在出具借条、还款协议时存在胁迫，且未收到借款，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该项上诉观点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对于周顺霞、彭世雄二审提交的13份银行转款流水，周顺霞、彭世雄认为系一审遗漏的还款，应从尚欠的金额中扣减，本院认为，该13份流水中涉及的款项均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间，双方于2019年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后并无还款。且结合周顺霞向曾玉枝付款的规律性分析，一审认定周顺霞向曾玉枝付款中存在支付借款利息的情形，故一审依照还款协议中确定的金额认定尚欠的借款金额，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周顺霞、彭世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20元，由周顺霞、彭世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陈晓玲书记员张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