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4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泰山大街399号鼎基时代广场。 法定代表人：常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潇，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准，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为民，男，196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坤，泰安泰山泰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常晋，男，196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元华，山东岳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苏林，男，196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原审第三人：杨和华，男，197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原审第三人：李良，男，198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为民、常晋及原审第三人杨和华、李良、苏林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3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鼎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为民、常晋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为民未实际出资，不是上诉人股东。（一）被上诉人王为民、常晋没有对鼎基公司进行过任何出资，王为民、常晋所提交的其向杨和华的转账并非股权出资款，而是三方民间借贷业务往来款项，一审法院以此认定为股权投资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不存在加盖鼎基公司公章的现金存款单。一审已经认定鼎基公司投资款确系来自于杨和华账户，仅凭交易记录无法判定王为民出资的情况下，验资单无法认定王为民已实际出资。（二）苏林、刘昊均明确表示与王为民、常晋之间并没有股权代持协议，也没有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苏林代持鼎基公司股权是受鼎基公司安排，实际是受永华公司股东常勇、杨和华、李良安排代替永华公司持有股权。二、王为民在明知股权转让给苏林后再次将同一股份转让给常晋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构成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其行为及协议均应属无效。三、即便苏林与王为民、王为民与常晋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也是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民事纠纷，应由双方另行解决。一审判决鼎基公司自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为第三人常晋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22%股权变更登记系适用法律错误，与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不符。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被上诉人常晋不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应当驳回其起诉。五、因王为民、常晋将永华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业务所发生的转账等款项作为本案鼎基公司股东出资款等其他用途，且擅自侵占经营民间业务时借款人已还款的部分回款，最终导致永华公司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受害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 王为民辩称，一、杨和华的涉案账户不是泰安永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华公司）的专用账户，是王为民、常晋和永华公司三方合作的资金专用户，该账户内的资金不是永华公司的资金。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永华公司出资成立鼎基公司。王为民、常晋为成立鼎基公司已签署公司章程，王为民的出资已经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鼎基公司的验资账户，并注明投资款。王为民与常晋在股权委托苏林代持前后，一直参与鼎基公司经营管理。二、无论是本案还是常晋起诉鼎基公司一案，苏林均没有否认为被上诉人代持股权的事实，刘昊为常晋出具情况说明证实苏林、刘昊代持股权的事实。上诉人关于苏林系受鼎基公司安排代替永华公司持有股权不能成立。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永华公司成为鼎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永华公司没有向鼎基公司出资。鼎基公司不存在分红事实。三、王为民将苏林代持的股权转让给常晋合法有效。因苏林与王为民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因此，苏林与杨和华、李良之间的股权转让是无效的。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鼎基公司发起设立时的五位股东均知道王为民、常晋是实际出资人，王为民是鼎基公司的经理，常晋是鼎基公司的监事，常晋一直在鼎基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因此，常晋请求恢复受让王为民22%股权的股东资格并进行登记符合法律规定。五、常晋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常晋的答辩意见同王为民。 杨和华述称，永华公司就王为民、常晋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被上诉人以涉嫌职务侵占资金作为向鼎基公司的出资完全不成立，王为民侵占、挪用永华公司巨额财产一直拒不归还，又将自己所谓的的股权转让给常晋，显然是躲避债权债务关系，请求法院对王为民、常晋的诉求予以驳回。 李良述称，从常晋诉讼到本案诉讼，其二人没有具体明确哪笔是出资款。从永华公司成立，我负责管理公司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每笔都是按照永华公司的安排进行汇款，包括永华出资成立鼎基公司的汇款，鼎基公司验资是我一人全权办理。苏林与常晋的录音是在受胁迫、恐吓情况下形成的。常勇、杨和华、李良是永华公司的股东，当年三人一致决定成立鼎基公司，鼎基公司的验资款全部来自永华公司。 苏林未陈述意见。 王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具有被告发起设立时至2013年2月25日的股东资格；拥有被告发起设立时至2013年2月25日22%的股权；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常晋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 常晋向一审法院提出独立诉讼请求称，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申请人拥有被申请人王为民转让的被申请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22%股权的股东资格；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申请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限期在公司登记机关为申请人办理被申请人王为民转让的22%股权的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鼎基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16日，初始登记股东为常勇出资450万元持股比例为45%、杨和华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李良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王为民出资220万元持股比例为22%、常晋出资130万元持股比例为13%，以上股东出资共计10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登记注册时，常晋为公司监事。在2010年9月1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通过了聘任王为民为公司经理的决议。2013年2月20日，鼎基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临时会议，并通过《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原股东会决议》，决定常勇将鼎基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刘昊，李良5%的股权转让给刘昊、5%的股权转让给苏林，王为民22%的股权转让给苏林，杨和华10%的股权转让给苏林，常晋13%的股权转让给苏林，依法转让股权后，王为民、常晋、杨和华、李良不再是公司股东，苏林、刘昊成为公司新股东，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相互之间分别按前述决议的内容签订了《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3年2月22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鼎基公司变更后的股权持股比例为常勇5%、苏林50%、刘昊45%。2013年2月26日，王为民与第三人常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为民将其原先在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22%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常晋，转让后其在鼎基公司的权利义务由常晋承担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对此原告称当时和常晋有资金往来，并且欠常晋的钱，数额不确定，而且当时原告要去外地做生意，就将其股权转让给常晋。2018年3月12日，苏林与李良、杨和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昊与常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林将其名下24%的股权转让给李良、26%股权转让给杨和华、刘昊将其名下45%股权转让给常勇，转让价款分别为240万元、260万元、450万元，转让价款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常勇、李良、杨和华三人召开公司新股东会，决议公司成立新的股东会，由三人组成，免去常晋监事职务，选举李良为公司监事，聘任杨和华为公司经理，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股东注册资金及持股比例。以上股权转让于2018年3月20日在有关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鼎基公司变更后的持股比例为常勇50%、杨和华26%、李良24%。原被告及所有第三人均认可鼎基公司的上述历次股权转让皆未有转让价款的支付。王为民主张2013年将股权转让给苏林时，口头约定苏林为代持，对此，第三人常晋提交了其于2018年3月17日，与第三人苏林的谈话录音一份，录音中第三人苏林多次认可代持一事。原告要求确认其拥有被告22%的股权，诉至法院。庭审中，第三人苏林主张其为鼎基公司的普通员工，从未参与过公司管理、未领取过公司分红、未参与过公司股东会，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系听从公司安排，无论是作为股权受让方还是出让方均没有支出或接受对价。另查明，泰安永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华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股东为常勇、杨和华、李良，三人投资占比依次为55%、25%、20%。2010年9月14日，杨和华泰安银行普照支行名下卡号为62×××46账户下取出1000万元（其中450万元的取款单标注有李良代杨和华），同日，鼎基置业五位原始股东名下账户分别存入相应投资款数额（常勇450万元、杨和华100万元、李良100万元、常晋130万元、王为民220万元），接着又分别取出相应数额，存入鼎基置业验资账户。银行流水显示，以上操作的时间前后不超过一个小时。对于五位股东的投资款即前述1000万元，鼎基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均主张系永华公司的资金，永华公司的资金存放在杨和华账户名下，王为民、常晋二人并未真正出资，只是替永华公司代持股份。鼎基置业的实际出资人为永华公司。鼎基公司的股权变更与登记，都是按照永华公司三个股东即常勇、杨和华、李良三人的安排进行，鼎基公司的股权比例经三次变化，最终也回到了与永华公司相近的持股比例状态。王为民对以上说法不予认可，主张投资款系从自己名下账户取出后存入鼎基置业账户，且自己已被登记为股东，当然具有股东资格。王为民提交银行流水明细一宗，证明在鼎基公司成立之前，其有大笔款项转入杨和华名下，两人有资金来源，有投资能力。王为民提交的流水显示，在2010年7月29日、2010年8月25日，王为民共计转入杨和华账号为62×××15的账户下302万元，在2010年7月21日，王为民向杨和华卡号为62×××46账户下转入50万元。王为民主张上述转账证实其为成立公司提前转入了投资款。对原告提供的转账记录，鼎基公司、第三人李良、第三人杨和华均主张，上述转账与投资款无关联性，不能证实常晋和王为民履行了出资义务，并称上述资金实际系王为民、第三人常晋与永华公司三方合作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所产生的资金往来。1、2010年7月29日100万元汇款说明：该款项系王为民、常晋为永华公司借案外人李升刚100万元，汇至永华公司杨和华农行账户；2010年8月10日永华公司还款给李升刚1013000元（13000元为利息）由杨和华泰安银行账户汇至王为民。2、王为民2010年8月25日202万元汇款说明：2010年8月20日王为民称联系一笔借款业务需永华公司提供200万元，永华公司对外借款200万元由杨和华农行账户付给王为民所联系的借款人，借款人为陈兴学；借款人于2010年8月24日将此笔借款及利息归还至业务联系人王为民名下银行账户，王为民常晋称收到对方还款本息共计202万元，于2010年8月25日由王为民农行账户汇至永华公司杨和华的农行账户，永华公司于收款当日将此笔业务借款归还至公司对外借款人名下。3、王为民2010年7月21日50万元汇款说明：2010年7月21日王为民筹款50万元给永华公司，汇款至杨和华泰安银行账户；2010年8月5日永华公司还款50万元给王为民，汇款至王为民农行账户。以上款项收支均由常晋本人填写永华公司制式《资金调出（入）审批表》一份，报公司财务记。据此，被告及第三人杨和华、李良称王为民未实际出资，且无出资能力。庭审中，被告提交常勇、李良、杨和华之间的转账凭证一宗，证明三人曾于2013年、2017年、2019年取得过鼎基公司的分红。对此原告称，该证据只是体现了从常勇的账户上转账，不能说明是分红，并且没有股东会决议，更没有征得王为民、常晋的同意。第三人常晋称公司的分红应当以公司的财务相应的凭证为准，并且以法人个人账户进行资金流动，不符合财务的相关的标准，假设确系公司资产进行分配，也涉嫌对公司资产的侵占。另查明，2019年3月19日，第三人常晋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其在鼎基公司拥有35%的股份，并为其办理股东身份变更登记。经审理，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鲁0902民初1540号民事判决，确认了第三人常晋在鼎基公司拥有35%的股份，但驳回了其要求协助办理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后该案原审常晋、原审鼎基公司、原审第三人常勇、杨和华、李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鲁09民终793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原一审判决，判决确认常晋持有鼎基公司13%的股权，并判令鼎基公司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该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王为民系鼎基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发起股东，确认其是否享有被告的股权，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况及其是否已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首先，鼎基公司及杨和华、李良三人均主张王为民未实际出资，其出资款实际来源于永华公司的资金，王为民及其他原始股东均系代永华公司持股。从现有证据来看，鼎基公司五个原始股东的1000万元投资款，确系均来源于杨和华名下卡号为62×××46的账户，但鼎基公司及杨和华、李良均没有证据证实杨和华名下卡号为62×××46的账户中的款项就是永华公司的款项，且将从杨和华名下取出的1000万元中的130万元和220万元分别作为常晋和王为民的投资款存入鼎基置业验资账户是五位原始股东合意的结果，仅是出资的方式，并无法由此王为民未实际出资。另，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永华公司有出资并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亦无法证实原告与永华公司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且在出资后，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股权登记手续，原告系登记在股东名册的合法股东，故不可仅凭此出资过程即认定王为民系为永华公司代持股权。其次，王为民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银行流水，证实其曾在鼎基公司成立前，向前述杨和华的银行账户内转入过大额款项，并称其中包括原告应缴纳的出资款。对此，被告及第三人杨和华、李良均称王为民、第三人常晋与永华公司曾合作经营民间借贷业务，原告与杨和华之间的交易往来均系与该业务相关的债权债务往来，并且提交了该三笔款项所对应的转账记录及常晋签字的账目，用于证实该三笔款项并非原告所述的出资款。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原告提交的交易明细为其与杨和华之间发生的，并非与永华公司之间发生的，永华公司与杨和华的财产应系独立的，如前所述，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杨和华账户中的资金来源于永华公司，故不可凭此认定王为民与杨和华之间的交易明细即为王为民与永华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被告所述无事实依据；其二，在鼎基公司成立前后，原告名下银行账户与第三人杨和华名下银行账户之间存在多次、大额财务往来，交易原因复杂难辨，故无法仅凭交易记录即判定原告出资与否。但鼎基公司曾于2010年9月14日向王为民出具了鼎基公司加盖公章的现金存款单一份，单据上注明系王为民投资款220万元，该单据实为鼎基公司向原告出具的出资凭证，亦为收据，若原告未实际出资，鼎基公司却向其出具出资凭证，并为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故结合原告与杨和华之间的交易记录，公司投资款来自于杨和华账户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王为民确已实际出资，享有公司22%的股权。另外，从2013年2月20日及2018年3月12日两次股权转让的实际情况来看，苏林先是受让了原告22%的股权，然后又将该股权转让给常勇，但苏林无论是作为股权受让方还是股权转让方，均未支出或接受对价，且苏林认可自己为公司的普通员工，从未参与过鼎基公司的管理决策，从未参与过公司的股东会，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系听从公司领导安排，也从未参与过公司分红。可见，苏林虽与王为民之间没有书面代持协议，但已形成事实上的代持关系。不能因苏林与原始股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登记在其名下就认定其系公司实际股东、对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享有实际权力。且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第三人常晋与苏林的谈话录音中，苏林认可了代持股权的事实，故综合上述情况，苏林应系代王为民代持股权，王为民实际系公司的股东，持股22%。作为鼎基公司的股东，王为民与其他股东常晋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故常晋依法受让了原告持有的鼎基公司22%的股权，其要求鼎基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王为民自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设立时至2013年2月25日期间，拥有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22%的股权；二、确认原告王为民与第三人常晋于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三、确认第三人常晋自2013年2月26日起拥有从原告王为民处受让的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22%的股权；四、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第三人常晋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22%股权变更登记。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鼎基公司提交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经侦支队出具的受案回执一份，证实永华公司已经就王为民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王为民在本案中所提交的款项系职务侵占刑事犯罪中的部分往来款项，不能证实用于向上诉人的出资验资款。王为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王为民至今未收到公安机关任何的手续。永华公司、王为民、常晋是三方合作关系，具有大量资金往来，与本案王为民成为鼎基公司股东没有任何关系。常晋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及目的有异议：1、该证据系受案回执，并非是立案证明；2、假设该案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也仅是王为民涉嫌犯罪，并不是最终定论；3、王为民涉嫌职务侵占与本案所诉争的股东资格确认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该受案回执与本案无关。杨和华、李良对该证据无异议。上诉人鼎基公司提供四份短信截图，证明常晋是代持鼎基公司股份，常晋也不具备出资能力。常晋质证认为，除2018年3月15日的短信与本案有关外，其余三份短信与本案无关。王为民质证认为该四份短信没有否认王为民、常晋是鼎基公司股东的事实。杨和华、李良对该四份短信无异议。被上诉人王为民提供证据一、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结合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综合认定，王为民是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确认的股东，王为民具有鼎基公司的股东资格。永华公司未对鼎基公司进行过出资，永华公司不具有鼎基公司的股东资格。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6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股东资格的认定是以工商登记和股东名册进行确认，王为民签署公司章程，并有工商登记确认其为鼎基公司的股东，王为民具有鼎基公司的股东资格。上诉人鼎基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两份判决与本案并不是相同类案情，并不能直接予以适用。在本案中王为民、常晋虽然刚开始登记为鼎基公司股东，但其后通过股权转让及股东会决议并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后，两人已经不再是登记股东，恰恰能够证实现有的股东登记才是公司的真实股东登记。常晋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杨和华、李良质证意见同上诉人。被上诉人常晋提交证据一、2018年3月15日常勇发给常晋的微信。证明：1、王为民、常晋确系鼎基公司的股东，苏林确实是为王为民、常晋代持股权。2、常勇要常晋、王为民带人到鼎基公司结算鼎基公司开发房产项目的销售收入、支出账目，证实王为民、常晋确实参与鼎基公司的经营管理，否则，常勇不会要常晋、王为民结算鼎基公司经营房产项目的账目。3、鼎基公司房产项目销售收入、支出账目尚未结算完毕，证实鼎基公司确实不存在分红，常晋不存在不参与分红的问题。4、鼎基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所称，王为民、常晋为永华公司代持股权、未参与鼎基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参与分红均与事实不符。证据二、2018年3月20日常勇发给常晋的微信。证明：1、常晋确系鼎基公司的股东，苏林确实是为常晋代持股权。2、常勇告诉常晋不要再找苏林追要股权，并承诺：“如你现在想要，想要多少，我保证全部转给你，想算账叫上你委托的人，一起来算账，我保证真实性”。常勇要常晋不要找苏林追要股权，并承诺再将股权转给常晋，证实常勇认可常晋是鼎基公司的股东，认可苏林为常晋代持股权，认可苏林应当将代持的股权转给常晋。3、常勇要常晋带人到鼎基公司核算鼎基公司开发房产项目的收入、支出账目，证实常晋确实参与鼎基公司的经营管理，否则，常勇不会要常晋到鼎基公司核算鼎基公司房产项目的账目。4、鼎基公司房产开发项目销售收入、支出账目尚未结算完毕，证实鼎基公司确实不存在分红，证实常晋不存在不参与分红的问题。5、鼎基公司、常勇、杨和华、李良所称，常晋、王为民为永华公司代持股权、未参与鼎基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参与鼎基公司的分红均系虚构事实。证据三、刘昊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3年2月，因鼎基公司经营需要，将鼎基公司原股东常勇、王为民、常晋、杨和华、李良五人的公司股份转予苏林50%、刘昊45%。苏林、刘昊均系顶名代持。证据四、2011年9月鼎基公司房展会展厅装修装饰材料清单、装修费用收据、收据两份，证明：鼎基公司房展会展厅装饰装修工程由常晋负责联系装饰装修人员进行施工，由常晋替代鼎基公司支付的装饰装修费用，至今尚未报销，并且部分材料由鼎基公司职工刘昊签字采购，证实常晋一直在鼎基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证据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申10227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常晋另案起诉鼎基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一审、二审、再审法院支持了常晋要求恢复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本案与常晋的另案是性质完全相同的案件，二审法院应当按照省高院的判决要旨裁判本案，支持王为民、常晋的本案一审诉讼请求。上诉人鼎基公司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这两条短信是常晋截取的，并不是整个事件真实情况。对证据三真实性有异议，不确定系刘昊本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法定格式，从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虽然记载苏林与刘昊均是顶名代持，但并没有向常晋所称系替常晋、王为民代持，在一审中刘昊在2020年11月10日出具了一份关于常晋、王为民诉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纠纷的情况说明，在该项情况说明中刘昊称其并不是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出资人，实际股东为永华公司，刘昊并非为王为民、常晋代持股份，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口头或书面约定代持股份，王为民、常晋也并未出资，苏林、刘昊、王为民、常晋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之所以没有支付对价的原因也因为都没有出资，都不是实际股东，是否担任公司股东都是听从永华公司的安排。对证据四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并非是为上诉人公司承担的装修款项。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与常晋案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更，不能简单适用同案同判。王为民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杨和华、李良质证意见同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良提供证据一、永华公司600万元：1、银行放款凭证；2、电汇凭证：永华公司电汇600万元至杨璐账户；3、杨璐银行流水：收到永华公司电汇600万元，并汇至杨和华农行账户。收到永华公司1756396元，并汇至杨和华农行账户。证据二、永华公司500万元：1、银行放款凭证，电汇凭证：永华公司电汇500万元至泰安市国宏物资有限公司；2、国宏公司银行流水：收到永华公司50万元汇款及杨和华350元。电汇500万元至山东光大日月集团有限公司。3、山东光大日月集团有限公司法人（李吉庆）身份信息。4、杨和华银行流水：收到山东光大日月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吉庆500万元还款。证据三、永华公司的证明一份，上述证据证明永华公司为了方便经营，资金都存放在杨和华个人账户上，并且决定成立鼎基公司也是将银行融资存放在杨和华账户为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王为民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借款是永华公司的商业贷款与上诉人公司成立没有关系。对证据三真实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是后补证据，单方证明，没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常晋质证认为，证据一、二两笔贷款是永华公司的经营贷款，与成立鼎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证据三只是杨和华个人账户，永华公司是永华公司的账户，两个账户不能等同，杨和华个人账户是三方合作资金的账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鼎基公司及杨和华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鼎基公司不符本院（2020）鲁09民终793号判决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民申10227号民事裁定，驳回鼎基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鼎基公司注册成立时，王为民、常晋、常勇、杨和华、李良均为鼎基公司股东，公司章程中注明了各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其中王为民出资220万元，持股比例为22%。鼎基公司主张王为民并未实际出资，但根据查明事实看，虽然鼎基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于杨和华名下卡号为62×××46的账户，但在鼎基公司成立前，王为民曾多次往该账户转入过大额款项，鼎基公司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上述款项不包括王为民的出资款，且鼎基公司成立后王为民担任该公司经理，参与公司经营，应当认定其行使了股东权利，因此，一审认定王为民在鼎基公司成立时具有股东资格并持股22%股权依法有据。鼎基公司主张王为民此时系代永华公司持有股权，但没有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3年2月20日，王为民将其持有的22%股权转让给苏林；2018年3月12日，苏林与李良、杨和华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苏林将其名下24%的股权转让给李良、26%股权转让给杨和华，以上两次转让均未实际支付对价，苏林亦认可其只是鼎基公司的普通员工，从未参与过公司管理、未领取过公司分红、未参与过公司股东会，因此一审认定苏林与王为民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股权代持关系并无不当。王为民作为鼎基公司股东，将其持有的22%股权转让给常晋，不违反法律规定，常晋依法受让并取得该股权，因此，常晋在本案中有权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主张权利。 关于鼎基公司是否应为常晋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系关于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定，而本案中常晋自鼎基公司成立之时就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并担任公司监事，因此，将案涉的股权份额登记在常晋名下，只涉及常晋股权份额的变化，而不会破坏鼎基公司的人合性，因此，鼎基公司关于一审判令其为常晋办理变更股权登记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泰安鼎基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峰 审判员 梁丽梅 审判员 张 萍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崔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