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3民终14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闫中恒，男，汉族，1987年12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闫闯，男，汉族，1989年12月3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显坤，河南国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丹丹，河南国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炳坤，男，汉族，1962年11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上诉人闫中恒、闫闯因与被上诉人张炳坤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豫1303民初78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中恒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炳坤对上诉人闫中恒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炳坤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1.张炳坤起诉我时没有通知到我本人，法院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不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中，我作为一审被告，在张炳坤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我很早就不在老家居住了，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打工，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和家人联系，家人均不知道我的下落。判决书内容也是我元旦回家时从我弟弟那里得知，判决书上的地址是我的户口本上的地址，我不在那里居住；2.本人从来没有收到张炳坤起诉的通知，也不知道法院定于什么时间开庭审理案件，在知道该案件存在时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这不符合法律规定，剥夺了我的答辩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本案中，我作为被告，是本案的当事人，我有权利得知案件的相关信息，法院有义务也有责任将通知送给我本人，法院未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做出不利于我的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闫中恒母亲闫玉霞与张炳坤之间有25000元债务关系证据不足。本人从未听到母亲闫玉霞向张炳坤借过钱，张炳坤应当提供转账凭证以证实其将钱款已经交给我的母亲闫玉霞，闫玉霞与张炳坤之间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民间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必须交付钱款之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才成立。如果张炳坤没有交付钱款凭证，则闫玉霞与张炳坤之间无法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闫玉霞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对于张炳坤提供的秦中梅的证言，秦中梅与闫中恒母亲闫玉霞之间关系极其交恶，此事村中人尽皆知，秦中梅的证言存在极大的报复闫中恒母亲的心理的可能性，具有极强的片面性，其提供的证言不足以为法院所采信。对于张炳坤提供的余明军的证言，余明军目前和本人还存在别的案件的纠纷，案件正在执行过程中，本案的审理结果对余明军也有很大的利益关系，余明军的证言也不足以为法院所采信。即使母亲闫玉霞与张炳坤之间存在债权债务，这与我本人无关，我既不是借款一方的当事人，也从未花过这一笔借款。其应当向闫玉霞主张，而非是我本人，我也不应当偿还；2.一审法院认定本人欠张炳坤25000元存在错误。我从未向张炳坤借款25000元，更谈不上签有书面的借条等依据，我与张炳坤之间从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张炳坤在起诉状中主张的是其与闫玉霞之间有25000元借款，从未主张我向张炳坤借款25000元，张炳坤向我主张债权的依据是张炳坤对闫玉霞享有债权，一审法院认定张炳坤既对我享有25000元债权，又对我母亲享有25000元债权。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炳坤对我及我的母亲享有共计50000元债权，这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闫玉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权独立对外行使自身的权利，我未经其母亲闫玉霞书面许可无权处分闫玉霞任何权利，更不能以自己名义处分闫玉霞的任何债权债务，因此我将属于闫玉霞的债务转移给靳燕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其债权转让协议无效。我与张炳坤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本质上是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其前提条件是我对张炳坤负有债务，本案中我对张炳坤不负有任何债务，仅仅是闫玉霞对被上诉人可能负有债务，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基于道德义务帮助闫玉霞处理债务，但在闫玉霞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这种处理行为是无效的，张炳坤应当向闫玉霞主张债务；2.即便债权转让协议生效，那么张炳坤此时应当对靳燕飞、靳晗享有债权，张炳坤应当向债权转让后的债务人靳燕飞、靳晗主张，若不成立应当向闫玉霞主张。本人从未继承父母任何财产，不应承担父母的债务。另外在一审的事实与理由中说：“我是自愿承担还款义务”这就是个谎言，协助和自愿承担是两个概念。债务转让协议，这个问题从一开始我都给他们说清楚了，我是协助他们处理而不是继承债务。综上所述，应当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改判我对张炳坤与闫立霞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不承担任何责任。闫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炳坤对上诉人闫闯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炳坤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存在程序错误。1.被上诉人未按法院确定的开庭时间到庭参加诉讼，应当依法按照撤诉处理，然而一审法院继续审理，程序违法。一审法院第一次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9时在第15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闫闯的诉讼代理人张立、杜丹丹在8点半已经提前到庭参加诉讼，然而等待至上午10时30分时张炳坤仍未到庭参加诉讼。在闫闯代理人与承办人联系时，才得知张炳坤及其代理人无法参加当天的诉讼。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时30分之前，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人通过任何形式向闫闯及代理人通知变更开庭时间，为此上诉人闫闯代理人在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特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因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然而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继续定于2020年12月25日再次开庭审理。被上诉人不遵守法院确定的开庭秩序，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即不处罚，也不按法律规定按照撤诉处理，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2.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违法。闫中恒于2019年外出打工，被上诉人起诉时，闫中恒下落不明，起诉状中列明的原审被告闫中恒的住址为其户籍地，闫中恒在多年以前已经不在此居住。一审法院迄今为止未将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送达至闫中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不适用简易程序”。一审法院在闫中恒下落不明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程序严重违法；3.一审法院在未将开庭传票送达给闫中恒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并作出缺席判决，其程序明显违法，侵犯了当事人合法权益。闫中恒从未接到过一审法院的开庭通知，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在闫中恒未到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并做出判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一审法院在闫中恒未到庭且不能确保闫中恒已经接到开庭通知的情况下，缺席审理本案，闫中恒未能当庭向法院陈述案情，侵害闫中恒的辩论权，导致法院对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同时作出不利于闫中恒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4.一审开庭时没有书记员，庭审笔录全程由法官自行记录，既不符合法庭组织形式，又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一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即使按照法院确定的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也应当由书记员个人独立完成法庭记录工作，如实记录法庭中各方庭审参与人员的陈述及意见。本案中，在案件开庭时案件承办人李哲法官独任审判且自行担任书记员记录法庭笔录。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庭的组织形式，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记录内容且与当庭陈述不符，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撤销一审判决；5.庭审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庭审的实际陈述严重不符，程序严重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对于庭审活动，法院有义务应当将其全部如实记录，在本案一审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庭审笔录全程由案件承办法官记录，对于双方当事人以及代理人的法律意见未能全面如实记载。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母亲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事实的存在明显错误。借款事实存在由张炳坤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其未提出有力证据证明借款事实存在。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系复印件，借条存在大面积的涂改痕迹，无法辨认被涂改部分的内容;借条中的关键信息如日期存在涂改;借条中明显记载有还款的事实;不能确认上诉人母亲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款行为。被上诉人提供的秦中梅、余明军的证人证言，因秦中梅与余明军两者均持有与本案原审原告提起诉讼的依据相类似的债权转让协议，本案的判决结果对二人均存在利害关系，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均存有疑问，不得作为认定本案借款事实存在的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即对上诉人的母亲闫玉霞享有25000元债权，又对上诉人享有25000元债权，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借款25000元，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出具任何债权凭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25000元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的起诉时主张的是被上诉人与母亲闻玉霞之间存在25000元借款，从未主张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250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债权是基于被上诉人对上诉母亲闫玉霞而主张。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及上诉人的母亲分别各自享有25000元，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则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与上诉母亲享有共计50000元债权，明显与被上诉人起诉状中陈述不符，更违背客观事实。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无权处分母亲闫玉霞的债务，债权转让协议无效，债权转让行为不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实质是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其前提条件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债务。本案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负有任何债务，仅仅是上诉人的母亲闫玉霞对被上诉人可能负有债务，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是为了帮助闻玉霞处理债务而代替闫玉霞实施行为。上诉人的母亲闫玉霞作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有权独立对外行使自身的权利，上诉人未经其母亲闫玉霞书面许可无权处分闻玉霞任何权利，更不能以自己名义处分闫玉霞的任何债权债务，因此上诉人将属于闫玉霞的债务转移给靳燕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其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成立错误，被上诉人应当向闫玉霞主张债务；2.即便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则被上诉人应当向债权转让后的债务人靳燕飞主张，而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即使《债权转让协议》成立，则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向靳晗、靳燕飞二位转移后的债务人主张权利。上诉人与靳晗、靳燕飞之间的调解协议是基于靳燕飞、靳晗起诉上诉人要求确定所出具欠条无效情况下，上诉人被迫无奈提起诉讼要求靳晗、靳燕飞支付欠款，经上诉人不断努力下达成调解，进一步确认上诉人与靳晗、靳燕飞之间的债权。该债权虽然确认为50万元，但是如果违约则应承担80万元本金并承担2分利息。该调解书内容维护和保障了债权人利益，并不存在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上诉人从未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更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上诉人的行为是为了协助母亲处理父亲闫德印生前遗留的债务，维护各个债权人的行为。迄今上诉人已经通过法院进一步确定了转让后的债权人，被上诉人应当向转让后的债权人主张；3.上诉人是孝敬长辈、积极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之人，法律应该基于公序良俗原则保护善意之人。现行法律从未规定“父债子偿”，上诉人在明知此情形下，仍愿意出面协调其父母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上诉人是一个善意之人，上诉人迄今没有从其母亲那里取得任何财产，反而每个月被告都需向母亲垫付2000多元医疗费，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虽然上诉人与靳燕飞调解确认了50万元的债权，但是该债权目前已经被上诉人母亲的债权人执行走25万元，15万元已经偿还了上诉人父母生前所欠债务，剩余的10万因欠付律师费被保全，迄今上诉人没有获得任何利益，更没有继承上诉人父亲任何财产，上诉人的母亲名下迄今仍有房屋一套，该财产系上诉人父母的共同财产，上诉人的母亲由个人独立财产承担债务，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的母亲主张，而非向上诉人个人主张。上诉人所做的一切均不是为了自己，是作为一个儿子对于父母的情谊，如果因此而背负上巨额债务，这将伤了社会上无数的孝子之心，以后更没有人愿意出面替父母协商此类事务，这既会大量的减少民间调解案件，造成司法案件的大量增加，又是对公序良俗基本原则的侵犯，因此上诉人没有应当承担父母的任何债务的责任。张炳坤辩称，一审判决正确。闫中恒去年已答应要还钱，借钱应当还钱。闫闯辩称，同意闫中恒的上诉。闫中恒辩称，同意闫闯的上诉。张炳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闫中恒、闫闯连带偿还张炳坤借款2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闫中恒、闫闯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2日，经秦中梅介绍，闫中恒、闫闯的母亲闫玉霞向张炳坤借款25000元，闫玉霞向张炳坤出具了借条。2018年6月，××，不能自理，经协商，2019年6月9日，闫玉霞的儿子即闫中恒、闫闯与张炳坤达成协议，约定，闫中恒、闫闯将对靳燕飞、靳晗享有的债权中的25000元转让给张炳坤，并注明价款25000元以张炳坤对闫中恒、闫闯的25000元债权冲抵。同时闫中恒、闫闯收回了闫玉霞向张炳坤出具的借条。2019年8月1日，闫中恒、闫闯与靳燕飞、靳晗之间的纠纷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确定靳燕飞、靳晗分5个季度偿还闫中恒、闫闯50万元，每个季度偿还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闫玉霞向张炳坤借款，并出具借条，张炳坤对闫玉霞债权成立。闫中恒、闫闯作为闫玉霞的儿子于2019年6月9日与张炳坤达成协议，承诺将其二人对靳燕飞、靳晗享有的债权中的25000元转让给张炳坤，并注明转让价款25000元以张炳坤对闫中恒、闫闯的25000元债权冲抵。尽管转让协议中未显示张炳坤对闫中恒、闫闯的25000元债权就是对其母亲的债权，但说明闫中恒、闫闯已承认张炳坤对其二人有25000元的债权。因此不排除张炳坤既对闫玉霞享有25000元的债权，还对闫中恒、闫闯同时享有25000元的债权，而张炳坤自愿放弃对其母亲的请求而只向闫中恒、闫闯请求，属于张炳坤对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闫中恒、闫闯以其对第三人靳燕飞、靳晗的债权来换取其对张炳坤等额债务的免除，但闫中恒、闫闯以和解的形式实现了对第三人的债权后，导致张炳坤无法向第三人主张债权，张炳坤继续向闫中恒、闫闯主张债权，一审法院应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闫中恒、闫闯共同返还原告张炳坤借款2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3元，由被告闫中恒、闫闯共同承担。二审中，闫闯提交照片和申请书等证据，拟证明一审程序违法，张炳坤一审庭审迟到。张炳坤质证认为，一审其没有迟到。闫中恒对该证据无意见。根据闫闯上诉状陈述，一审原定2020年12月18日开庭，后延期开庭至12月25日。合议庭评议后认为，一审案件延期审理未告知闫闯虽有不妥，但尚不构成程序根本违法，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方向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闫中恒、闫闯是否应向张炳坤承担返还25000元的义务？一、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当事人拒绝确认送达地址或以拒绝应诉、拒接电话、避而不见送达人员、搬离原住所等躲避、规避送达，人民法院不能或无法要求其确认送达地址的，可以分别以下列情形处理:（一）当事人在诉讼所涉及的合同、往来函件中对送达地址有明确约定的，以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二）没有约定的，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自己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三）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为送达地址；（四）无以上情形的，以当事人一年内进行民事活动时经常使用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按照上述地址进行送达的，可以同时以电话、微信等方式通知受送达人。”第九条规定：“依第八条规定仍不能确认送达地址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的住所或者在经常居住地登记的住址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第十二条规定：“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收发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查。”本案中，一审法院通过三网协查平台查询到闫中恒开户的多个手机号码，并通过上述手机号码向闫中恒送达了应诉手续和开庭传票，且相关手机号中包含闫中恒二审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填写的电话号码，闫中恒所使用手机收到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按照其户籍登记地址向其送达一审判决书，一审相关送达程序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未从程序上剥夺闫中恒的辩论权利，程序并无不当。本案不存在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形，一审也不存在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故对闫闯、闫中恒的上述相关上诉理由不予支持。闫闯关于一审庭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与开庭笔录显示情况不符，且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不予采纳。闫闯关于延期开庭及应按张炳坤撤诉处理的上诉理由，本院在证据认定中已进行评述，不再重复。二、关于闫中恒、闫闯是否应向张炳坤承担返还25000元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2019年6月9日闫中恒、闫闯与张炳坤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将闫中恒、闫闯拥有的对靳燕飞、靳晗债权中的25000元转让给张炳坤，闫中恒、闫闯与张炳坤之间形成债权转让合同关系。秦中梅、余明军等证人证实该25000元原系闫中恒、闫闯母亲闫玉霞欠付张炳坤的款项，债权手续在签订协议时已经收回，相关证人证言与协议内容、借条复印件等证据可以相互吻合，说明张炳坤已支付了债权转让的对价。但《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闫中恒、闫闯又违反合同约定与靳燕飞、靳晗签订调解协议，私自实现已转让债权，侵害了张炳坤的合法权利，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民事基本原则。一审在涉案《债权转让协议》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判决由闫中恒、闫闯承担向张炳坤返还25000元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闫中恒、闫闯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闫中恒、闫闯各负担425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屈云华审判员  王 彬审判员  李晓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陈垠君书记员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