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4民终15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贞志，男，1977年8月1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华，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星良，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丽都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梦云，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梦晖，女，1990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丽都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梦云，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天目湖维景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溧阳市天目湖镇迎宾路**。法定代表人：李梦晖，不在公司上班，不担任公司职务。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鸿，女，1981年11月2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霍邱县。上诉人张贞志因与被上诉人李星良、李梦晖、溧阳天目湖维景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景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385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1年3月8日召集当事人听证，上诉人张贞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海华、韩冰、被上诉人李星良、李梦晖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梦云、维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贞志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2020）苏0481民初3855号民事裁定书并依法改判；二、依法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案件性质基础民间借贷事实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套路贷”认定条件不符，一审法院就此认定上诉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与“套路贷”相符，系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3855号民事裁定书中表述查明的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可知，本案上诉人受让的债权300万元已经由汤辉通过徐蔚实际支付给了债务人李星良、李梦晖，债权本身是真实合法的，另在庭中，被上诉人李星良亦确认向汤辉借款1250万，而李星良、李梦晖的还款远未达到汤辉出借款项的本金数额，而根据江苏省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关于建立健全严厉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沟通协调机制的意见》一条(―)款“套路贷”是出借人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借贷”协议、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隐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民间借贷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基于真实意愿的直接资金融通行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的目的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收益。也即是基于非法占有他们财物还是为了获取资金利息是涉不涉套路贷非法行为的落脚点，本案上诉人受让的债权300万元的出资是真实的，案外人汤辉出借资金的目的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收益，被上诉人未超额归还其所借款项，故本案不涉及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2、本案上诉人受让债权本身及受让行为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二款和第九条（二）款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合同，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出借款项交付给借款人，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本案受让的300万元债权通过庭审调查，案涉的债权系转让人汤辉通过徐蔚向被上诉人李星良、李梦晖出借，李星良、李梦晖与名义出借人徐蔚签订借款合同，但实际出借款项来源于汤辉，就借款事项进行洽商的也是汤辉，即被上诉人系与实际出借人汤辉形成借款合意和实际从汤辉处实际接收了所借款项，徐蔚出借款项来自于汤辉，徐蔚只是名义上的出借人，与被上诉人李星良、李梦晖之间不具备“借”与“贷”的合意，即汤辉才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实际出借人，有权作为债权人向李星良、李梦晖主张返还借款本息的真实债权人应为汤辉，在法庭调查中，上诉人明确受让汤辉债权且上诉人主张的受让的债权已明确了是一笔债权未向被上诉人重复主张债权。上诉人通过法庭调查查明事实，以从实际出借人汤辉处受让的债权主张权利合法有效。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星良、李梦晖口头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针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案涉借款，在第一次庭审中，徐蔚称其确实打给李星良和李梦晖300万元，该300万元的来源，是其自有款项。之后在2020年12月12日，徐蔚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钱全部是汤辉的，没有他的钱，300万**面都是汤辉的钱，只不过是通过他的账户转过去。而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中也提供了相关的借款合同、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以证明其是从徐蔚将案涉的债权转让过来，其却在2019年3月24日与汤辉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与徐蔚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在2019年3月28日，若其从徐蔚处转让债权，那么本案就涉及虚假诉讼，而两次债权转让协议时间相差很短，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在转让债权时是清楚案涉款项的。被上诉人认为案涉款项的转让涉及虚假诉讼，同时在庭审中的陈述前后矛盾，整个借款情况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操作习惯，应当认定为套路贷。被上诉人维景公司口头答辩称，维景公司对于借款这事从头到尾不知晓，包括盖章签字都不知晓，所以维景公司不承担责任。张贞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星良、李梦晖、维景公司立即给付欠款人民币300万元，利息人民币85.83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6月15日，余下利息以30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计算，自6月15日起至本金全部给付之日止）；2、请求李星良、李梦晖、维景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等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庭审中，张贞志另提供一份案外人汤辉与张贞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并陈述称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书转让的是同一笔债权，都是案涉的300万元，案外人徐蔚将债权转让给张贞志的时候，张贞志发现案外人徐蔚与案外人汤辉就案涉款项有资金往来，所以要求案外人汤辉一并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书。2020年8月5日，案外人汤辉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2月28日的100万元也是我转给徐蔚的，2019年3月20日的100万元也是我转给徐蔚的，2019年4月28日的100万元也是我转给徐蔚的，2019年8月21日的50万元是我转给徐蔚的”。2020年12月12日，案外人徐蔚在询问笔录中陈述：“问：你的债权转让的是哪几笔,你清楚吗？徐：具体当时我也看了，汤辉说这个钱是他的，具体哪几笔我说不上来。钱全都是他的，没有我的钱，300万**面都是汤辉的钱，我没有拿出一分钱，只不过是通过我的账户转过去。问：你认为你对李星良有没有债权？徐：按照我的流水和李星良的流水我认为有关系，这个钱按照道理是汤辉的，我跟李星良是流水上的债权。问：你和张贞志之间是否有债权债务关系？徐：我和张贞志没有债权债务关系。问：你为什么和张贞志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徐：因为签订借款合同全是以我的名字和李星良签订的。汤辉欠张贞志的钱，我打给李星良、李梦晖的钱实际上是汤辉的，当时怕法院不认可，所以是我和张贞志签的债权转让协议，当时汤辉也在场。问：案涉的这笔债务李星良、李梦晖有没有偿还过？徐：在2020年7月13日，李星良支付利息4万，同年8月28日，支付利息2万，10月15日支付利息1万，10月22日支付利息1万。问：你有没有把这些钱给汤辉？徐：给了。”。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权转让受法律保护，但是对于存在“套路贷”、虚假诉讼等情节的案件，法院将严格审查并重点打击。本案中，第一，李星良辩称其和李梦晖不认识徐蔚，李星良、李梦晖与徐蔚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这笔借贷是由汤辉拿的版本借款合同让我们签字，然后他再带回去签的，没有当着我的面签，所以我的一切的借贷和汤辉有关系，和徐蔚没有关系，所以不存在徐蔚的债权转让给张贞志。并且我把钱已经归还给汤辉了。案外人徐蔚在庭审中先是陈述：李星良、李梦晖签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在他们酒店签的字，后又陈述：我不是说我在现场，我就在他酒店外面。徐蔚的前后陈述明显不一致，也说明李星良在签署借条的时候并不知道债权人为徐蔚，结合案外人汤辉陈述2019年2月28日的100万元、2019年3月20日的100万元、2019年4月28日的100万元、2019年8月21日的50万元都是其转给案外人徐蔚的，另徐蔚在询问笔录中陈述300万**面都是汤辉的钱，徐蔚没有拿出一分钱，只不过是通过徐蔚的账户转过去，且2019年2月28曰、2019年3月20日、2019年8月21日，恰好案外人徐蔚向李星良、李梦晖转账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李星良陈述其只认识汤辉，只与汤辉有债权债务关系，并且把钱已经归还给汤辉了。整个借款情况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操作习惯，反而与“套路贷”人员的操作习惯相符。第二，张贞志提供两份指向同一债权的债权转让协议，张贞志提交的起诉状中陈述其从案外人徐蔚处受让了300万元及利息的债权，并未提到从汤辉处受让债权之事，在庭审中张贞志提交了案外人汤辉向其出具的与案外人徐蔚债权转让数额相同的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本人已通过徐蔚与您两位作为共同借款人于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4日、2019年3月20日、2019年8月21日分别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300万元的债权及担保物权、保证等权利全部转让给张贞志（身份证号码32********，联系电话：134××******）。此前徐蔚与张贞志已经通知过您两位，上述所有借款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催收借款、收款、提起诉讼、申请执行等）均由张贞志行使。现本人就以上所述转让事项再次通知您两位，上述所有借款合同项下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催收借款、收款、提起诉讼、申请执行等）均由张贞志行使”。同一债权不可能转让两次，张贞志与案外人汤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9年3月24日，与案外人徐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2019年3月28日，两份协议签订的时间仅仅相差几天，排除因时间长忘记前面已经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的可能，案外人徐蔚在询问笔录中称其与张贞志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时候，案外人汤辉也在场，对汤辉向张贞志转让债权的行为不清楚，也不知道，说明张贞志与案外人汤辉对两份债权转让的情况是知情的。综合上述案情，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审查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遂裁定：驳回张贞志的起诉。本案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听证。二审期间，上诉人张贞志向本院提交：证据1、李星良的微信头像截屏，李星良与张贞志在2020年7月2日聊天记录截屏，以及聊天记录截屏中所涉及的空白和解协议书文本，证明李星良对于张贞志取得受让债权是清楚和知情的。李星良与张贞志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对于受让债权及受让债权如何清偿，双方进行合意。所以说不存在上诉人虚假诉讼或套路贷的问题。证据2、2020年7月2日与李星良通话录音的整理记录以及通话录音刻录的光盘一份。证明的目的与证据1相同。被上诉人李星良、李梦晖质证意见：该份证据是上诉人当庭提供，同时也并非是新证据，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的整理记录，载明的通话时间为2020年7月2日，而一审第一次开庭的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该份证据上诉人完全可以在一审庭审过程当中予以提供，但其未提供，不应当在二审当中作为新证据。同时该份通话录音可以看出李星良在通话时间之前，也与上诉人沟通处理，虽然本案的该笔借款涉及汤辉和徐蔚，但李星良还有其他的案件在予以处理，有汤辉和胡良翠，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常州中院上诉。关于与胡良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该案件也涉及到汤辉，因此截止至目前涉及到4人，汤辉每次前去被上诉人处都带人多次闹事，被上诉人不堪其重，同时也考虑到被上诉人李梦晖，那么与上诉人进行和解也能够理解。且当事人愿意调解和本案的继续审理没有任何关系。至于通话录音的内容，代理人需庭后与被上诉人李星良核对后，再行发表质证意见。微信的内容也需要和被上诉人李星良进行庭后核实。被上诉人维景公司质证意见：不知道这事，维景管理公司不认可。本院对一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贞志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1）徐蔚与李星良、李梦晖签订的借款合同；（2）李星良、李梦晖出具的收到徐蔚借款的收条；（3）李梦晖签署《连带担保承诺函》和有维景公司公章的《连带担保承诺函》；（4）徐蔚名下账户向李星良、李梦晖账户转账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5）徐蔚与张贞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一审审理本案中，李星良、李梦晖、维景公司尚未提供证据推翻上述证据，依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借款真实发生。一审庭审中，李星良、李梦晖抗辩与徐蔚不认识，案涉借款相关事宜均是案外人汤辉操作，借款与汤辉有关，与徐蔚无关。张贞志在李星良、李梦晖作出上述抗辩后，出示了其与汤辉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首先，李星良、李梦晖、维景公司在庭审中没有作出案涉借款存在“套路贷”的负面抗辩；其次，李星良、李梦晖、维景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存在“套路贷”；第三，就同一笔债权由不同的人出具二份《债权转让协议》，尚不足以证明案涉债权存在“套路贷”的情形。因此，就本案而言，应当根据原告张贞志的诉请及被告的抗辩，审理查清本案借贷事实、借款人的还款情况、债权转让等情况，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张贞志的起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385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溧阳市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时 坚审 判 员  刘敬兵审 判 员  翟 翔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戴 强书 记 员  童亦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