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民终35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连云港中北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海州区工农路**。法定代表人：许昌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宝兵，江苏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狄永平，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云港赣榆惠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土城村工业路**法定代表人：孙传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怡恒，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勇，江苏连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鹤起，男，197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连云港市赣榆区。上诉人连云港中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连云港赣榆惠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某公司）、王鹤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2020）苏0707民初50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诉人提交的重要证据，程序违法，且直接导致判决错误。针对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违背事实的虚假陈述，上诉人补充了关键证据并及时递交一审法院，但一审法院却不予理会完全搁置一边，径行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法院简单、机械的认定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形式上的合法性，而疏于对两被上诉人为了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进行挂靠施工违法事实的审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确系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王鹤起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在相关补充协议上签字。实践中，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施工，无非名义上或者在有关合同等书面文件上体现主体合法。本案也不例外，只有以具有资质的惠某公司的主体签订合同，王鹤起才能得以实际施工，这是所有违法挂靠施工形式上的通常表现，而一审法院主要着重围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形式本身进行审查，疏于对事实的审查，显属不当。2、惠某公司虽以其名义在施工现场设立了“公示牌”，公示了项目经理为“戚某”、安全技术指挥为“唐某”等等，以及公示了“施工安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等。但事实及证据证明，惠某公司从始至终没有参与实际施工，也没有对工程建设进行任何监督管理。庭审中，两被上诉人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称王鹤起是惠某公司的员工，一方面又称王鹤起是惠某公司的代理人，是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又承认双方之间（包括王鹤起之外的现场人员）并不具有“劳动合同、发放工资，以及社会保险关系”；另外，王鹤起承认其职业为农民，本人没有任何资质，本案属于典型的没有资质挂靠施工。3、证据证明，虽然有部分工程款付至惠某公司，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工程款直接支付至王鹤起及其侄儿王某1毅个人账户；一审中，被上诉人举证的“工资发放表”名单中全部为王鹤起雇佣的农民工，没有被上诉人辩称的惠某公司现场项目部任何人员；惠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当庭陈述在施工期间我们公司经常派人去协助工作。”，所谓“协助工作”是指，因上诉人公司股东均为外地人，被上诉人（实际施工人）王鹤起经常性的为我自大欺压上诉人，期间，曾以造成其损失为由，向上诉人索赔75万元，又强行索回20万元工程保证金，并且不按图纸施工，强行控制不在其合同施工范围的3号楼等等（上诉人向公安机关递交了控告王鹤起属于工程领域恶势力的材料)，产生大量纠纷，上诉人曾前往惠某公司寻求帮助，而其总经理则称“王鹤起只是挂靠惠某公司施工，公司也没有办法”；王鹤起的侄儿王某1毅系王鹤起之外唯一的工地管理人，他对工程项目的情况最为熟悉，另案中，他的证言证实，王鹤起挂靠惠某公司；同时，有新的证据证明惠某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工程项目施工；同时，有证据证明，王鹤起并非仅仅是代理人身份，在相关对外材料中，他是以负责人身份出现。而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没有依法查明、认定。三、一审法院没有尽到对违法挂靠施工有效性审查的义务，带有严重的倾向性。《建筑法》以及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等均有明确规定，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应当确认无效。而一审法院仅以“王某1毅在其他案件中的证言。得不到两被告认可，在无其他关联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成立”，置案件基本事实于不顾，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让人信服，显失公平。四、一审法院没有按照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依法处理。原有证据及新证据可以证实两被上诉人对案件基本事实进行了虚假陈述。如，惠某公司在答辩中陈述“惠某公司承建原告的工程所有的工程人员均安排到岗，根本不存在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没有参与施工的事实，王鹤起与惠某公司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在接受发问时惠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回答王鹤起是其公司员工;在工地设立了项目部，项目部的现场组成人员“现场都有”。王鹤起也同样对案件事实作了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并基于该虚假陈述作出了与事实不符的判决结果，严重影响了案件审理。五、一审法院以“案涉工程属于民营资金项目，也并非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项目，并不属于法定的强制性招标项目，原告主张案涉工程属于必须强制招标的工程，无法律依据”，也有待商榷。至于认定合同无效，并不影响两被上诉人另行主张实际施工部分的工程款权利。综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案件事实，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惠某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王鹤起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一审判决。中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等无效；2、王鹤起撤离罗阳镇中北花园1#、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双方另行结算；3、由惠某公司、王鹤起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惠某公司具有建筑施工资质。2019年1月16日，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中北公司将其开发的墩尚镇中北花园小区1#、2#楼发包给惠某公司施工，工程承包范围为土建、水电安装，计划开工日期为2019年2月28日，计划竣工日起为2019年12月31日，合同价款为1500万元。该合同发包方为中北公司，承包方为惠某公司，合同尾部有双方公司签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私章。2019年5月15日，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一、因建设单位手续不齐全，要求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如在施工过程中，造成停工及罚款，工期顺延；由建设单位出面协调、误工费用及罚款费用全部由建设单位承担。二、付款方式：标二完成付工程总价款的10%，标三完成付工程总价款的10%，主体完成付总价款的55%，如建设单位不能按时付款造成停工，施工单位机具架材及误工损失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每天损失按现场实际损失费用计算付给施工单位作为补偿，直到付清款项止……，协议尾部有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签章，王某2、王鹤起分别在协议双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2019年12月13日，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根据双方协商，建设单位付给施工单位工程款壹佰万元整，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待2#楼标三层封顶三日之内，建设单位再付给施工单位壹佰万元整，天气允许情况下，施工单位继续施工，标四层封顶，建设单位再付给施工单位壹佰万元整，标五层封顶，建设单位再付给施工单位壹佰万元整，剩余部分按照备案合同执行。冬季施工方案由施工单位向建设有关部门提交冬季施工方案，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施工单位继续施工，工程所发生冬季施工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砼、砂浆：早强、防冻剂增加一个等级，楼面覆盖根据天气情况而定，每栋楼每层费用捌仟元由建设单位支付给施工单位。双方必须按以上内容执行，如有违约，违约方向守约方每日支付违约金叁万元整，付清款项止。协议尾部有中北公司、惠某公司签章，并分别有双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昌森、孙传泗签字，王鹤起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中北公司为证明惠某公司与王鹤起之间系挂靠关系，提交（2020）苏0707民初2750号案件庭审笔录，庭审中案外人王某1毅作为该案的证人陈述王鹤起系挂靠惠某公司施工。惠某公司质证认为王某1毅并不知晓王鹤起系惠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惠某公司与王鹤起之间是挂靠关系。中北公司另提供工程联系单三份及向惠某公司邮寄的回执二份，证明惠某公司未组织任何的现场施工以及现场管理，王鹤起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导致现场管理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惠某公司、王鹤起质证认为未收到该工程联系单且该工程联系单不能达到中北公司的证明目的。现涉案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工。一审法院认为，中北公司主张王鹤起挂靠惠某公司施工，惠某公司、王鹤起均不认可，中北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中北公司提供王某1毅在其他案件中的证言，该证言并不是证人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所作证明，且也只是王某1毅个人认为王鹤起挂靠惠某公司施工，属于间接证据，得不到惠某公司、王鹤起的认可，在无其他关联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中北公司主张的事实成立。中北公司提供的工程联系单只能证明中北公司向惠某公司联系施工事宜，不能证明惠某公司、王鹤起之间挂靠施工关系的事实，中北公司主张惠某公司、王鹤起对于涉案工程存在挂靠施工关系，证据不足。涉案工程属于民营资金项目，也并非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项目，并不属于法定的强制招标项目，中北公司主张涉案工程属于必须强制招标的工程，无法律依据。惠某公司作为具有建筑施工资质的企业，与中北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北公司主张合同无效，证据不足。王鹤起受惠某公司委托在涉案工地管理施工，中北公司以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为由请求王鹤起撤离罗阳镇中北花园1#、2#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北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中北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减半收取80元，由中北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中北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专用条款备案表，证明该备案表中载明的是惠某公司项目经理是戚某，但是为名义上的项目经理；2、工程概况公示牌、应急预案公示牌，证明王鹤起在项目工地设立了名义上的项目部；3、2020年9月15日电话录音，形成于一审9月11日开庭之后，对话的双方为中北公司员工宋某以及惠某公司的所谓项目经理戚某；录音中戚某说该项目不是他干的，是王鹤起干的；戚某称惠某公司只是用他的证挂名项目经理，本人连工地都没有去过，从未到过中北花园项目工地；戚某表示要找被上诉人进行对质；4、工资表，为一审中惠某公司提供，但是该工资表内的包括王鹤起侄儿王某1毅在内的所有雇工均归公示牌中所列的项目部人员，实际全部为王鹤起所雇佣，且工资表中所发放的工资全部为王鹤起个人发放，与惠某公司无关，如惠某公司对此有异议，应当提供公司真实的人员花名册以及财务部门发放工资的相关凭证予以证实,；5、收条四份，证明上诉人的部分工程款直接汇入王鹤起侄儿王某1毅个人银行卡账户内，进一步证明两被上诉人之间系挂靠关系；6、工商变更记录，证明中北公司历年来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证明涉案工程开工时间是2013年8月9日，王鹤起要求退还工程款保证金20万元以及其他款项合计75万元；8、存款凭条，证明在涉案工程开工当天王鹤起向中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许某的银行账户内存入工程保证金20万元；9、两份收条，证明中北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分别于2018年8月10日、10月26日给付包括20万元保证金在内的合计110万元的所谓赔款，上述款项的实际接收人为王鹤起，并非惠某公司；证据7、8、9综合证明王鹤起为涉案工程的挂靠实际施工人；10、2020年3月24日电话录音，通话人是王鹤起及中北公司的工程项目负责人宋某；证明王鹤起确认20万元保证金与他有关；王鹤起强揽工程，虚列名目公开向上诉人要求至目前为止尚未动工的3号楼工程。经质证，被上诉人惠某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4、5无异议；对证据3录音有异议，录音具有诱导性，利用修砖款的名义诱骗，录音不应采信；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不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和观点，与本案没有相关性；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施工时间，虽然约定开工时间是2013年8月9日，但是工程在2013年上诉方所有的手续均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进行施工，而且2013年9月30日被上诉方又与上诉方达成补充协议，如果在施工过程中因建设单位手续不全造成停工及罚款、工期顺延由建设单位出面协调，误工费用及罚款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这份证据在最后一页加盖了上诉方与被上诉方的公章，明确了王鹤起是惠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证实了王鹤起并不是挂靠惠某公司；对于证据8，2013年8月份上诉方所有的开发手续均没有，而且银行也没有开设账户，这20万元保证金是应当时的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同意才将20万元转于其账户，也证明不了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和观点。对于证据9，35万元的收条是包含在75万元收条中，当时出具75万元这份收条是因上诉方与原上诉方法定代表人许某诉讼，应上诉方当时法定代表人石某要求，而且当时上诉方包括土地使用权、银行账户因与许某的诉讼全部被查封，他的转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上诉方提供的这份证据也不能证实王鹤起是挂靠惠某公司；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案涉工程是王鹤起挂靠惠某公司承建，王鹤起在电话录音是代表公司，使用的口语虽然用我，但实际是公司，因此电话录音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和观点。被上诉人王鹤起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4无异议；对证据3录音不认可；证据5工程款打到王某1毅的账户是因为中北公司的账户被查封了，工程款不好公对公进行支付，所以才打到王某1毅账号上；对证据6、7、8、9的质证意见同惠某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0，录音真实性无异议，在签订备案合同之前和中北公司签订的，2018年8月29日中北公司项目总经理和惠某公司代表人王鹤起签订一份补充协议说明了一切。被上诉人惠某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大中小型工程标准，证实被上诉人的工程属于小型工程标准；2、施工合同范例及填写说明，证实小型工程项目只需要安全员和项目经理，其他均不需要；3、2018年第29号江苏省住建厅停发建筑施工人员合格证书的通知，证实了对施工员、质量员停止备案，对于小型工程标准，只需要项目经理和安全员，其他的均不需要；4、建设工程施工备案合同，这份合同和证据三相互印证；5、戚某二级建筑师注册证书、唐某安全员资格证书，证实了这个工程的项目经理和安全员均是惠某公司的，不存在王鹤起挂靠情形；6、项目经理戚某的社保缴费明细表，证明戚某是惠某公司的工作人员；7、惠某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商品混凝土及钢筋买卖合同，证实惠某公司为上诉人承建工程而购买商品混凝土和钢筋，用于承建上诉人的工程。8、税务发票，证实惠某公司购买的砖、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用于承建上诉方的工程。经质证，上诉人中北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2、3请惠某公司说明证据来源，都是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且该三份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之间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惠某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份施工合同中虽然载明了项目经理是戚某，但是我方举证的证据3已经明确戚某仅仅是挂名的项目经理，并没有实际参与工程建设，也没有到工程现场；证据5均是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且戚某已经证明了只是挂名的项目经理，因此该建造师证书即便是真实的，与本案之间争议焦点也不具有关联性；戚某的注册证书的发证时间为2016年4月5日，社保缴费明细表起止时间为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而涉案工程的具体开工时间为2013年8月9日，结合戚某的电话录音内容恰恰反证案涉工程实际为挂靠施工的事实，以及两被上诉人虚假陈述的事实；证据6真实性予以认可，由于戚某并没有实际的参与案涉工程，因此该证据对本案是否挂靠的争议事实之间不具有证明效力，对惠某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7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就关联性而言，该份合同中没有明确送货的地点是案涉工程所在地，所以对于该份合同的履行与本案工程不具有关联性，混凝土买卖合同也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就关联性而言，该份合同如何履行、具体履行的数量及款项的支付等事实均从合同本身无法判断，所以仅凭买卖合同也不能证明惠某公司为实施工程而购买混凝土，挂靠关系的表象就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资质进行施工，该借用资质的行为贯穿于工程的整个过程，即与发包方签订合同以及对外采购时借用相应的资质签订采购合同，所以工程施工中的采购合同本身并不是判断挂靠关系的依据之一，依据司法解释及建筑部认定挂靠关系的规定中列明的认定挂靠关系的情形也不包括从合同的签订主体来判断，所以该份合同不能证明惠某公司与王鹤起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事实，对争议焦点不具有证明作用；对证据8，工程保险发票针对哪些人交的，是否是案涉工程的施工人员，即使是真实的，与本案的事实之间也没有关联性，砂浆等发票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无法证实该部分发票是属于案涉工程项下的发票，购货发票也不是认定挂靠关系的标准之一。被上诉人王鹤起质证意见为：同意惠某公司意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中北公司所举证据3，因通话当事人未到庭，本院对其不予确认；对上诉人中北公司所举的其他证据和被上诉人惠某公司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8月9日，王鹤起将涉案工程保证金20万元存入中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许某个人账户。2013年8月10日，惠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孙传泗系惠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惠某公司的王鹤起为我公司代理人，全权代理墩尚镇中北花园小区工程一切事宜，我均予承认。惠某公司、孙传泗在该授权委托书上签章，王鹤起作为委托代理人进行签字。2018年8月30日，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第十一条补充说明：由于本项目自2013年8月9日开工后由于甲方停工至今给乙方带来的损失，现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具体内容如下：1、甲方退还乙方保证金二十万元。2、甲方支付乙方临时设施、院墙围墙、道路费用六万八千元。3、甲方支付乙方塔吊运输及拆装费用八万元。4、甲方支付乙方停工损失费用四十万二千元。以上费用合计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750000元），不含各项税费及管理费，不再有其他费用。施工单位进场前甲方支付乙方45万元整，余款30万元待基础完成一次性付清。……该协议落款处有中北公司、惠某公司签章，王鹤起作为惠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王鹤起于2018年8月10日出具收条：今收墩尚镇罗阳中北花园小区1#、2#楼2013年至2017年部分误工费用柒拾伍万元整￥750000.00元（不含税、管理费）。王鹤起于2018年10月26日出具收条：今收到中北花园小区误工费用（部分）叁拾伍万元整￥350000.00元。再查明，王鹤起雇佣其侄子王某1毅从事涉案工程，王某1毅分别于2019年7月15日、7月18日、9月20日出具收条，收条中北花园1#、2#楼工程款23万元、17万元、20万元、40万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的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关于该争议焦点，上诉人中北公司二审庭审中主张，因王鹤起挂靠惠某公司施工涉案工程，故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2019年5月15日、2019年12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惠某公司、被上诉人王鹤起主张双方为委托关系，不是挂靠关系。因此，本案应对王鹤起、惠某公司之间就案涉中北花园1#、2#楼的关系作出认定。本院认为，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王鹤起与惠某公司在本案中为挂靠关系，理由如下：一、惠某公司于2013年8月10日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惠某公司的王鹤起全权代理中北花园小区工程一切事宜。从该内容看，惠某公司在出具该授权委托书时将王鹤起表述为惠某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惠某公司与王鹤起之间并无劳动合同，惠某公司亦未为王鹤起发放劳动工资或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二、王鹤起于2013年8月9日将涉案工程的保证金20万元存入中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许某个人账户，该时间早于惠某公司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的时间，说明王鹤起从涉案工程开始之初就参与到该工程的施工活动。另外，王鹤起二审庭审中就该20万元保证金的资金来源、惠某公司如何向其支付该20万元的陈述前后矛盾。三、中北公司与惠某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2019年5月15日、2019年12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王鹤起均作为惠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字，王鹤起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中北公司支付的部分误工费用，王鹤起雇佣的王某1毅也多次领取案涉工程的工程款，说明王鹤起直接从中北公司处领取工程款。四、涉案工程已经封顶，在本院要求惠某公司举证中北花园小区1#、2#楼施工项目采购或租赁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租赁施工机械设备的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后，惠某公司仅举证了混凝土买卖合同、钢材购销合同、工伤保险发票、多孔砖发票、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发票、砂浆发票、商品混凝土发票等，未能举证工程设备、施工机械设备的采购、租赁合同的相关证据，也未举证劳动工资的发放证据。五、惠某公司二审陈述工程结算之后利润部分和王鹤起进行分成，王鹤起陈述其全权负责工地的一切事宜，也说明惠某公司、王鹤起以全权委托的形式，将涉案中北花园1#、2#楼的工程交由不具有施工资质的王鹤起以惠某公司名义实际施工。综上，本院认定王鹤起借用惠某公司资质施工涉案中北花园1#、2#楼工程，双方系挂靠关系。该挂靠行为违反了法释[2004]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应当认定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综上，中北公司关于其与惠某公司就涉案中北花园1#、2#楼工程于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2019年5月15日、2019年12月13日的补充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和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王鹤起应撤离涉案中北花园1#、2#楼工程的施工现场，同时本案当事人应对王鹤起实际施工的工程量情况予以确认。至于工程款的结算问题，因涉及工程量的确认，双方可另案诉讼，本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北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2020）苏0707民初509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连云港中北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连云港赣榆惠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1月16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9年5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019年12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三、被上诉人王鹤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搬离中北花园1#、2#楼施工现场；四、驳回上诉人连云港中北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减半收取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均由被上诉人连云港赣榆惠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鹤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 晨审 判 员  王学明审 判 员  张淑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徐林杉书 记 员  王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