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11民终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杏稳，女，1955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新柱，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荣，女，1972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品红，河北杨建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杏稳因与被上诉人刘俊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5民初1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杏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新柱、被上诉人刘俊荣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品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杏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安平县人民法院（2020）冀1125民初167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317458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未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承担再次举证责任，并据此作出判决结果，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在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中承担再次举证责任的前提是，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之后，而不是被告提出了抗辩、提供了证据之后，更不是只要被告提出了抗辩，原告就应承担再次举证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且被告抗辩转账系依据合伙协议的投资行为并提供合伙协议书予以证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判决仅描述了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名称，并未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伙协议书》能否证明其抗辩主张进行认定。在没有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仍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并据此作出判决结果，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相悖。 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伙协议书》没有约定上诉人应将入伙资金交付给被上诉人的内容，也没有约定入伙资金由被上诉人管理的内容，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入伙资金的合同义务，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伙协议书》不能证明转账资金属于上诉人按照合伙协议应投入的合伙资金的抗辩主张。 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合伙协议书》等证据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上诉人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再次举证证明责任。 四、上诉人在给被上诉人出借钱款项之前，征求过介绍人、合伙人、被上诉人所经营公司的员工马某的意见，之后给被上诉人以转账的方式提供借款363458元，被上诉人于2017年3月10日向上诉人偿还了46000元，上诉人举证证明了借贷的合意、提供借款行为、偿还部分借款等事实，已完成了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经马某介绍认识不久，被上诉人提出借款的，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提出借款的事电话告诉了马某，马某建议为了能争取更多的合作业务，能帮就帮吧。作为从被上诉人担任法人的亚荣公司领取工资的马某（上诉人一审开庭时才知道），在一审庭审时已向法庭陈述了他获知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想借款一事的途径、方式以及他就借款一事向上诉人的建议。另外，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也陈述了被上诉人在2017年向上诉人还款46000元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款凭证、马某的证言、起诉状中还款46000元的陈述，综合证明了借贷合意的存在、提供借款363458元的事实、部分还款的事实，上诉人完成了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 五、被上诉人伙同其所经营的亚荣商贸公司的员工马某，以合伙做生意为幌子，以给更多业务作为诱饵，从上诉人处骗取借款，借款到手后，合伙业务也没有了。上诉人与马某之前没有经济往来，马某介绍上诉人认识被上诉人，提出由上诉人一个人出钱的合伙，当时上诉人并不知道马某是被上诉人所经营的亚荣商贸公司的员工，即答应合伙，上诉人当时为防止被骗，上诉人的入伙资金都是按照为合伙事务采购货物所需的金额直接支付给该货物的卖方的，被上诉人和马某是无法管理、支配入伙资金的，在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借款项之前和出借款项期间及出借款项之后，都是上诉人为合伙事务采购货物并支付货款的。对此，马某在一审时已向法庭说明。 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采购清单为合伙事务采购了几批金额不大的货物后，被上诉人提出借款，并许诺将给更多大笔金额的业务来作，马某也建议上诉人为了合作能帮就帮，为能从合伙生意上多挣点钱，上诉人就为被上诉人提供借款。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提供借款期间，合伙业务的金额没有明显增加，后来就没有合伙业务。再后来上诉人才发觉，被上诉人与马某串通，以合伙做生意为幌子，以给更多业务做为诱饵，从上诉人处骗取借款。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317458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答辩称：马某的一审出庭证言，已明确表示他不知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真正借款。马某是合伙人之一，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利润三个人平分，那么亏损也三个人分担。做合伙业务时因上诉人方所选货物均系假冒伪劣产品，被合伙协议约定的鑫晶钢厂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付货款。被上诉人刘俊荣多次向闫杏稳要求共同解决该问题，但闫杏稳不予理睬，反而恶意狡辩，说合伙汇款属于个人借款，证人马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合伙业务的亏损他也应进行赔偿。上诉人说合伙协议中没约定这个合伙资金转给刘俊荣，那么合伙协议没有约定不一定在实际履行中就不存在这个事实，因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业务是靠挂在刘俊荣后面的亚荣商贸公司，无论是进货开具票据还是卖货都是以亚荣商贸公司的名义进行，如果闫杏稳不把款打给亚荣商贸业务就无法进行。按照正常财务制度，供货商或者需货商都是要求公账对公账的。所以在履行合伙协议中，把需要的每笔这个货款精确到万、千、百、元转给刘俊荣，刘俊荣再存入公账或直接转给供货商。如果是个人之间的借款，数额不可能精确到几百、几十、几元的。 上诉人以收到刘俊荣转款46000元为由认为这是还款，这也是上诉人在恶意狡辩。因为合伙协议中约定了清一笔货款先把本金返给投资方闫杏稳，如有利润的话分三份，三合伙人一人一份。这是在早期有合伙利润的时候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返还本金和利润的行为，特别是本次提交的王宁签的42200元的供货合同，这个合同上需要的材料是40483元，那么闫杏稳转给刘俊荣是40483元，刘俊荣转给各厂家的票据也是40483元。这足以说明这是在履行合伙协议，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也不可能把它理解为借款。谁在恶意狡辩，一看便知。 闫杏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还款31745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11日，原告闫杏稳（甲方）、证人马某（乙方）、被告刘俊荣（丙方）共同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一、因甲方不能独立开展电器配件经销工作，故三方同意以丙方的唐山市亚荣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俊荣）名义经营，合伙经营期间的票据业以丙方唐山市亚荣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具合伙经营。二、合伙期间，由于资金数额比较大、甲乙丙三方协商共同出资（甲方出全资，乙方、丙方不出资）以完成供货任务，合伙期间由乙方、丙方负责联系业务。盈利由三方按照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分配，所负债务也由三方各占三份之一的比例负担。三、结算方式：购货方唐山鑫晶特种钢有限公司每向丙方唐山市亚荣商贸有限公司结算一笔，就由三方扣除成本、税款等费用后，将甲方所出资的成本支付甲方，盈利再按照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分配给三方。如因种种原因，导致货款无法收回，甲方出资的成本费用由三方均担。 原告闫杏稳分别于2016年7月8日、7月9日、7月18日、7月30日、8月16日、8月29日，向被告刘俊荣转账90100元、3100元、40483元、66690元、29000元、134085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和陈述，可证明原告闫杏稳确实向被告转款363458元，但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且被告抗辩转账系依据合伙协议的投资行为并提供合伙协议书予以证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原告不能提供借据等债权凭证，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17458元证据不足。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驳回原告闫杏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3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闫杏稳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又提交以下三组证据： 证据1、上海玉禾电器公司发票2张，价款90100元（对应一审提交的2016年7月8日刘俊荣向上海玉禾电器公司汇款90100元凭证），证明：原一审提交的刘俊荣的汇款用于合伙经营中购买合伙业务中的钢厂所用货物与发票相符。 证据2、长沙顺丰机械贸易公司发票1张，价款54415元（对应原一审提交的2016年7月31日刘俊荣向长沙顺丰汇款54415元），证明：原一审提交的刘俊荣汇款用于合伙经营中购买合伙业务中的钢厂用货物与发票相符。 证据3、王宁签订的合同、及刘俊荣给材料供应商汇款凭证、供应商给亚荣商贸公司开具的发票40483元（对应原一审提交的2016年7月19日向亚荣公账转款40000元），共15张，证明：上诉人的委托人王宁与唐山鑫晶特种钢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价款是42200元，其选好供货厂家并谈好价后，将所需货款40483元于2016年7月18日汇给刘俊荣，刘俊荣按王宁的指示向多家供货方汇款共计40483元，各供货方开据的票据也是40483元，足以说明双方约定的合伙业务流程是：上诉人的委托人王宁与需方鑫晶公司先行订立购销合同，按合同组织货源，然后上诉人闫杏稳将所需货款转给被上诉人刘俊荣，再由刘俊荣转给供货的厂家，供货厂家给亚荣商贸公司开具购货发票。 上诉人质证后称：对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这是亚荣公司自己的业务，他们本身就和唐山鑫晶特钢厂存在业务关系。我们合伙供货志宁经销处给闫杏稳有采购清单的。所以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电汇凭证、增值税发票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是他们本身自有的业务。 本院对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上海玉禾电器公司开具的销货发票，金额90100元，与上诉人2016年7月8日转款给刘俊荣、以及同日刘俊荣转款给上海玉禾电器公司数额一致，予以确认。证据2，长沙顺丰机械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销货发票，金额54415元，与被上诉人转款给该公司货款电汇凭证一致，予以确认。证据3，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闫杏稳要求被上诉人刘俊荣偿还借款本金317458元，并提供了2016年7月8日至同年8月29日间其向刘俊荣账户转款六次计363485元凭证及借记卡明细清单，被上诉人对闫杏稳转款的事实认可，但称该转款并非系借款，而是闫杏稳、马某、刘俊荣三人合伙经营电器配件时闫杏稳的出资款。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所举转账凭证、流水仅能证实其与刘俊荣之间存在转款问题，并未提供能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款合同、欠条等相应证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7月11日闫杏稳、马某、刘俊荣三人合伙协议以及刘俊荣向销货方（卖方）转款凭证、销货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能证实该三人以唐山亚荣商贸公司名义共同经营电器配件经销业务，由闫杏稳出资，马某、刘俊荣负责联系业务，盈亏按各自占三分之一份额收益和分担亏损事实。三人协议约定向唐山鑫晶特种钢有限公司供货，鑫晶公司每向亚荣公司结算一笔，由三方扣除成本、税款等费用后，将闫杏稳出资成本支付给闫杏稳，盈利按三分之一比例分配，导致货款无法收回的，闫杏稳出资的成本费用由三方均担。还约定了三人履行合伙协议中如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安平县人民法院起诉。从被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及卖方专用发票等证据看，自2016年7月8日至同年8月11日，刘俊荣以亚荣公司名义向卖方转款37万余元，其部分款项来自于闫杏稳的转款。诉讼过程中，闫杏稳主张向刘俊荣转款363485元系借款，未进一步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所举证据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闫杏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62元，由上诉人闫杏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天杲 审判员  贾志英 审判员  张 晓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