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9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贤广，男，196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萍，女，196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圣杰,浙江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洪璋，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美云，女，196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晓钢,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贤广、王爱萍因与被上诉人王洪璋、马美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嵊州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3民初4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贤广、王爱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合意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评析错误。1.“收条”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明确“收据”是民间借贷中债权凭证之一，既然“收条”是法定的债权凭证，就可以证明借贷合意，一审法院不应对此进行狭义、缩小地解释。第二，关于借据、收据、欠条的不同含义和法律后果，绝大多数人都是难以区分的，不能以法律人的标准去要求上诉人。第三，从周贤广己收到两个VIP资格这一事实看，周贤广确实是想要通过马美云去购买郑教授的理财产品，但马美云在收到款项后擅自变更用途要求将款项暂时出借使用也是上诉人意想不到的，也正因为如此上诉人对收条中的理财投资款没有提出异议。但被上诉人擅自变更款项用途的行为，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2.关于收据相关的事实进一步补充说明。第一，收条均是被上诉人事先单方写好之后交给上诉人的，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以及核对金额无误后收下收条合情合理。即使上诉人看到收条后心存疑虑，往往碍于情面和事后交往的考虑，难以启齿要求更改。第二，收条中的表述：“如要收回款项，提前通知”，该承诺符合借款人的意思表示，如果被上诉人不是实际借款人，其并无权利作出如此承诺。第三,退一步讲，假设是委托被上诉人出借款项，“收条”中没有明确委托内容，也没有让实际借款人出具借条，也没有让上诉人直接转账给真正的借款人，与常理不符。3.一审法院对于转账事实及马美云陈述的认定、评析存在错误。（1）被上诉人对转账金额具体组成没有合理解释。马美云收到转账后转给费银君，并未备注相应款项为谁的出借款，故费银君如何确定具体的款项及对应具体的债权人，如果费银君确定不了，或者说在费银君的认识中，上述款项其实都是向马美云借的，与其他人无涉。（2）一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无需借款的认定错误。第一，关于费银君的刑事判决书中只认定马美云及其儿子出借给费银君款项共计653万元，未认定上诉人的相关债权债务情况，马美云及其儿子独立与费银君存在借贷关系，借贷金额为653万元。第二，马美云陈述该653万元中包含上诉人的60万元，那其为何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申报。且该陈述仅是马美云的单方陈述，本案中就存在相反的证据，如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中就有向章兰燕借款35万元，及收到夏某花20万等事实，以及其经常向本案证人支付借款利息等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一直存在向身边好友借款的事实，同时也不排除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4.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的利息分配情况可以证明是费银君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而被上诉人与其名下各债权人之间存在各自的借贷关系，即费银君都是不定期转给被上诉人一笔款项，时间、具体金额都是不定，于费银君而言，只要确认向被上诉人借了多少钱，应还多少利息即可，至于被上诉人向多少人借了多少钱，应支付多少利息，费银君均是不清楚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洪璋、马美云辩称，1.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所列举的借据、收据、欠条等是法律规定债权人在主张债权时必须提供的一项证据，而并不是上诉人所理解的提供了收据就是已经足以证明存在借贷合意。其次，关于借据和收条的含义，普通公民的正常理解都能区分，更何况周贤广是有着丰富银行工作经验且具有投资经历及经验的人员。案涉收条形成是上诉人将款项出借给费银君后，声称让费银君出借条不方便，且有被上诉人作为中间人（也就是受托人），只要被上诉人写个手续就可以，被上诉人对此表示反对，但在上诉人的再三要求下，碍于情面，遂当场书写了收条。关于投资郑教授的款项出借给费银君的事实，是上诉人在与案外人王某商妥投资郑教授后，其为多赚取利息，才转而要求并委托被上诉人将其款项10万元加上40万元合计50万元出借给费银君，该款项并不受被上诉人控制，不存在擅自改变用途的情况。2.被上诉人未曾将上诉人出借的款项截留，案涉款项已当日交付费银君，至于超出上诉人所出借金额的款项，则是被上诉人与费银君之间的借贷关系，与上诉人无关。费银君转账给被上诉人款项的用途，系因被上诉人与费银君为邻居，为图方便且不迟延支付利息问题的产生，费银君交由被上诉人代为转交利息，且被上诉人未赚取任何利差。其次，被上诉人不存在向他人借款后再转借费银君的情形或介绍他人将款项出借给费银君的情形，退一步讲，如上诉人有充分证据来证实，被上诉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3.案涉款项已经包含在马美云的报案中。费银君案发后，被上诉人让上诉人也去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声称届时公布出他们也在费银君处赚取高额利息不方便，遂让被上诉人一同将其全部债权申报，同时言明能拿回多少算多少，反正也拿了十几万的利息。马美云报案记录单及提交的借条中，其中，2018年3月28日的60万元借据以及2017年5月9日的20万元借据即对应案涉款项，已经一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贤广、王爱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判令王洪璋、马美云偿还周贤广、王爱萍借款60万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以6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贤广、王爱萍系夫妻，王洪璋、马美云系夫妻；周贤广与王洪璋曾系在金融单位工作时的同事。2017年5月9日，周贤广方转账给马美云10万元，同日，马美云转账给费银君12万元；次日，王洪璋、马美云出具给周贤广一份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周贤广投资款10万元，参与投资，如要收回投资项，须提前半个月通知。收款人王洪璋、马美云。2018年3月27日，周贤广方转账给马美云60万元，其中10万元系周贤广方归还王洪璋方的借款；3月28日，马美云转账给费银君60万元，当日，王洪璋、马美云出具给周贤广一份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周贤广理财投资款现金50万元。收款人王洪璋、马美云。周贤广、王爱萍共计收到王洪璋、马美云支付的利息143400元，王某收到王洪璋、马美云支付的利息15400元。 另查明，费银君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费银君向马美云(包含其子王东旭)吸收存款653万元，已支付利息97万元。 庭审中，周贤广对王某为其购买二个ｖｉｐ资格而垫付74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合意。周贤广方认为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王洪璋方认为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该款系周贤广方委托王洪璋方出借给案外人费银君。民间借贷的基本事实是由借贷合意、款项支付、本金数额和利息约定等方面构成；出借人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周贤广方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是二份“收条”；该“收条”所记载的内容是“投资款、参与投资”和“理财投资款”。但周贤广方仅凭该“收条”能否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对此，该院评析如下：首先，1、根据双方提供的转账凭据即周贤广方于2017年5月9日转账给马美云10万元，同日，马美云转账给费银君12万元，其中马美云将2万元存款一并借给费银君；周贤广方于2018年3月27日转账给马美云60万元（其中10万元系周贤广方归还王洪璋方的借款），次日，马美云转账给费银君60万元，包括周贤广方将王洪璋方归还的借款10万元亦一并出借给费银君；2、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及马美云陈述“共出借给费银君653万元中只包含原告60万，其余593万是王洪璋方的”。这说明王洪璋方并不缺少资金，向周贤广方借款的必要性并不大。其次，周贤广与王洪璋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均从事金融工作，应当知道“借据”与“收条”的不同含义及所产生的不同法律后果。王洪璋方出具给周贤广二份“收条”时，周贤广对该二份“收条”的内容并未提出异议。退一步说，如果是“借款”，在第一笔出具“收条”时，第二笔不可能出具相同内容的“收条”。对此，周贤广方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再次，王洪璋方将从费银君中收取的利息（月利率30‰）支付给周贤广方并没有从中渔利。周贤广方对第一笔10万元是按月利率30‰收取利息，对第二笔50万元每月收取12800元利息未提出异议；但结合证人王某陈述每月收到马美云支付74000元的利息2200元及周贤广当庭承认购买ｖｉｐ资格并由王某垫付740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第二笔50万元的月利率亦是30‰；同时周贤广在当时曾有投资理财的意愿。综上分析，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和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周贤广方在庭审中对王洪璋方需要借款的事由未作出合理的陈述；该院认为，周贤广方现仅凭二份“收条”，无法证明双方间存在借款合意及民间借贷的基本事实。综上所述，周贤广方主张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该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贤广、王爱萍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为查明案情，本院依职权调取了马美云的报案记录一份及借条两份。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组材料明确马美云借款后以自己名义出借给费银君，系其与费银君之间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以自己名义申报债权，说明马美云自认是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其将案涉借款极力牵扯费银君，目的是为了逃避本案债务。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如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所述一致，其中，20万借条包括了上诉人出借给费银君的10万元，被上诉人以转账2万元和现金8万元方式出借的10万元，该借条实际出具日期是2017年5月10日，费银君按照其日常以收款日为借款日的习惯将借条落款日期倒签至前一日即收款日2017年5月9日。60万元包括了上诉人出借给费银君的50万元和被上诉人出借的10万元，借款收款日即2018年3月28日由袁剑平代费银君出具。且二审庭询中已明确了收条出具经过，该两份借条中的10万元和50万元实际债权人为上诉人。报案单载明原本申报债权是723万元，其中70万元利息转化为借款未被认定为借款本金，扣除利息97万元后认定实际借款本金为556万元，其中包括上诉人要求写在被上诉人名下对费银君(袁剑平)所享有的60万元债权。本院认证意见在下文说理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认为被上诉人一审中所述费银君同意由被上诉人转交，费银君现正在监狱服刑，申请就该事实向费银君进行核实。本院经核实，费银君尚未在监狱服刑，无法对其进行询问，对该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关于债权凭证的举例，所表述的意思是出借人起诉时应提供相应的债权凭证，并不代表“收条”可以当然作为债权凭证认定。本案中，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诉请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故其应就就借贷合意及交付行为等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虽提供了收条，但显见收条的意义不同于借条，尤其两份收条分别载明“理财投资款”、“投资款”，内容上不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结合周贤广的职业经历，可以推定其应知晓收条与借条，投资款与借款的不同之处，在2017年5月10日拿到收条后，在2018年3月28日仍以收条、投资款的方式确认借款，现据此主张双方达成借贷合意，本院不予采信，其仍需就双方的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二审期间，马美云陈述其在费银君一案的报案中，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2017年5月9日两份借条即包含了案涉借款，其将被上诉人的款项及自有款项一起出借给费银君。根据本院调取的证据，该两份借条确实存在且金额高于案涉款项，虽报案单仅有马美云个人报案记录、借条也仅载明借款对象为马美云，但综合案涉款项流转发生日期与借条出具日期、金额，以及一审查明的利息交付情况，在上诉人尚未就借贷合意完成举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的抗辩及举证使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事实更加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周贤广、王爱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周贤广、王爱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卫东 审 判 员 孙世光 审 判 员 王晗莉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孙禾允 书 记 员 虞悦悦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