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8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心怡，女。 法定代理人：朱某，女，系李心怡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男。 法定代理人：朱某，女，197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系李某之母。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伦辉，山东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德宝，山东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优安华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 法定代表人：孙方庆，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慧谦，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某、李心怡、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优安华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1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某、李心怡、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202民初1619号判决，依法改判确认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自2017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优安华泰电力公司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朱某、李心怡、李某的亲属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李涛于2010年被德州禹城劳务输出公司派往印尼公司，从事技术服务工作，2017年3月，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方庆沟通，李涛到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处，继续留在印尼公司工作。李涛的工作内容都是根据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安排，为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在印尼的发电站项目提供后期维护工作。由于李涛在印尼工作，很少回国，并不像在国内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处上班一样，按照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制度上下班，和听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直接管理和安排工作，而是在印尼根据其服务的企业制度上班，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对李涛的安排只能通过微信等方式，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方庆、工作人员赵苑坤、顾业云均有微信记录，特别是与孙方庆的微信，明确提到了签订劳动合同事宜，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后期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顾业云、赵苑坤都加了李涛微信，2017年5月23日的李涛与顾业云的微信明确提到“孙经理说我到青岛去咱公司签合同”。从顾业云、赵苑坤的微信记录看，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之前沟通交流密切，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不仅是技术指导，更多的是单位对员工的管理和安排，包括购买李涛机票、回国的时间等。李涛和顾业云、赵云坤微信中对于印尼公司的称呼都是客户，对优安华泰电力公司都是咱公司，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联系是以员工口吻而不是一个印尼公司员工身份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联系。综合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三人的工作人员微信记录，可以明显看出并不是一个代表印尼公司的员工与国内技术指导单位的聊天，而是一个单位的员工与同事之间的交流。而且在李涛出事之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与上诉人联系时，也突破了业务指导单位应该做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称，李涛作为印尼公司员工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联系，其仅是印尼公司的技术指导，如果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与印尼公司仅是技术指导，那其与印尼公司应当存在技术指导合同，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应当提供其与印尼公司的合同，证明仅是技术指导，而不是派职工到印尼提供维护服务。上诉人了解到，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主营业务就是为发电站提供后期维护，需要有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员工到印尼公司驻地服务，如果仅是技术指导而不必使用国内员工，使用中国的员工成本远大于印尼工人；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涛只能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朱某、李心怡、李某已经对劳动关系进行了充分举证。《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李涛不可能直接与印尼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李涛也不是印尼公司的雇员，李涛只能通过国内的公司到印尼工作。如上所述，李涛实际上已经从德州禹城劳务公司转到了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处，由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安排李涛在印尼进行相应的工作。对于劳动关系，作为职工李涛的近亲属朱某、李心怡、李某已经提交了大量的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且在微信中李涛与孙方庆也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如果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否认劳动关系，应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 优安华泰电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某、李心怡、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朱某、李心怡、李某的亲属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于2017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用由优安华泰电力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涛生前与朱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女儿李心怡和儿子李某。李涛生前通过禹城的劳务公司到印度尼西亚务工。2017年3月6日，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方庆互加微信，李涛提出要跟着孙方庆干，孙方庆称首先十分感谢，关键是如何转到其公司，并让李涛回国后跟他联系。2017年5月23日，李涛通过微信问孙方庆是否需要去公司签合同？孙方庆没有回复。之后，李涛与孙方庆、顾业云、赵苑锟多次微信联系有关购买机器零部件等事宜。2017年11月份，李涛还让赵苑锟帮着订机票，赵苑锟帮着定了机票。2019年4月21日晚7时左右，李涛从其居住的宿舍楼跌落身亡。2019年4月22日，赵苑锟微信联系朱某，与朱某商讨李涛去世后处理相关事宜。在微信中，朱某问“赵，咱公司全称您发一下”，赵苑锟回复称“山东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后朱某、李心怡、李某分别向市南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自2017年3月6日至2019年4月21日存在劳动关系。市南区仲裁委依法合并审理。2019年12月13日，市南区仲裁委作出南劳人仲案字[2019]第105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朱某、李心怡、李某的仲裁请求。现朱某、李心怡、李某不服此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关键是看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是否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李涛虽然提出到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工作，但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方庆虽未拒绝，也没有直接同意，而是让李涛回国后跟他联系。之后，李涛曾提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孙方庆却没有任何回复。从朱某、李心怡、李某提交的李涛与孙方庆、顾业云、赵苑锟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双方虽然有业务相关内容的联系，但据此并不能得出李涛受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管理的结论。从朱某与赵苑锟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在朱某问公司名称时，赵苑锟称是“山东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并没有提及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由于李涛到国外工作，其家属对其工作内容知之甚少，导致朱某、李心怡、李某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李涛的实际工作单位。法律规定，当事人有义务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提交证据证明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朱某、李心怡、李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涛接受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劳动管理，更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向李涛支付劳动报酬，一审法院依据朱某、李心怡、李某提交的证据，无法得出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朱某、李心怡、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朱某、李心怡、李某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与李涛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某、李心怡、李某主张其亲属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朱某、李心怡、李某作为劳动者一方应对其主张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但从朱某、李心怡、李某仲裁及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作为主要证据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反映出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之间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也无法证明李涛接受优安华泰电力公司的管理，亦无法证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向李涛发放劳动报酬。因此，朱某、李心怡、李某所提交的证据无法有效证明其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上述规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认为依据朱某、李心怡、李某提交的证据无法得出李涛与优安华泰电力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朱某、李心怡、李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朱某、李心怡、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喆 审判员 齐 新 审判员 孙向东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王冉冉 书记员 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