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28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文源，男，196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怀刚，男，195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树真，男，1958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启方、刘恩民，山东九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善镇，男，198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宏剑，山东德恒（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宁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镇政府南500米路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27326313347。法定代表人：刘春香，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素，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因与被上诉人济宁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山石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9）鲁0812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彭文源及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启方、刘恩民，付善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储宏剑，济宁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春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红山石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对于红山石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请，红山石公司曾以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过起诉，后在二审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后，红山石公司申请撤回起诉。现在红山石公司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属于虚假诉讼、重复诉讼。且红山石公司在本案重复起诉时隐去了《关于承包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对宁夏鸳鸯湖电厂和灵武电厂煤炭供应合作合同协议》这一重要证据。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通过假借“不当得利纠纷”案由，绕开了红山石公司此前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时涉及的民事裁定、相关案卷材料以及已经经历过的诉讼过程，拒绝调取此前的相关卷宗，达到使上诉人不再申请调取被上诉人已经实际从宁夏回收的总资金额的相关证据，不再申请通知宁夏实际的煤炭采购方作为第三人或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抛开被上诉人此前诉请事由中涉及的所谓“。2011年5月，四被告借用原告公司名称进行煤炭购销业务…2011年12月21日…为原告出具欠条一份…”，仅将案件焦点及其调查的问题明确归纳为：“四被告是否存在占有案涉的6000吨煤款，如占有是否有返还义务。”但是，本案一审法院的(2019)鲁0812民初1528号民事判决均涉及到了被上诉人在（2017）鲁0812民初658号案和(2018)鲁0812民初2595号重审案时的民事起诉状中的事由部分，即“。在2011年5月原告同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在2011年12月21日…三被告向原告书写了欠条…”的事由。但该事由必然的涉及到了已实际履行了的“合作协议”，即由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甲方与上诉人彭文源作为乙方，于2011年5月3日直接订立的《关于承包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对宁夏鸳鸯湖电厂和灵武电厂煤炭供应合作合同协议》。本案实质纠纷，就是如何对上述合作协议中相关合作业务进行对帐。一方面，首先要查清楚在上诉人彭文源与被上诉人的合作经营过程中，宁夏两电厂作为煤炭的采购方一共采购了多少煤炭，即宁夏两电厂共应支付多少煤款，支付的方式，均支付到了何处，是否均直接支付给了被上诉人，两电厂是否还欠货款，欠货款的数额是否与1100万元欠条的数额相符；其次，也应当查清彭文源是否存在直接从宁夏两电厂领取及截留货款的行为等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查清楚双方合作业务的盈亏情况，即是否盈利以及盈利多少，是否亏损以及亏损多少，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彭文源之间是否存在因合作业务而需要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彭文源返还除其前三个月每吨10元、三个月之后每吨12元之外的利润资金。对于上述合作业务所需要的“对账”活动，在被上诉人所持有的其在未经双方对账就要求上诉人在其专用稿纸上书写的所谓货款欠条内容中，已通过括号内容“以对账为准”进行了专门备注。该备注本身已表明被上诉人所持有的货款欠条是一个无效不实的债权凭证。因此，如果围绕需要对账的货款欠条进行审理案涉债权债务，那么就应当针对货款欠条所涉煤炭货款的买卖双方以及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参与对账，以查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正是由于被上诉人不敢直面上述问题，被上诉人才撤回了重审案。如果按照一审判决在2019年11月12日庭审中针对焦点及其审理的问题所归纳的关于“四被告是否存在占有案涉的6000吨位煤款，如占有是否有返还义务”该焦点问题，那么只需要审理被上诉人所持有的由一审被告付善镇作为承诺人其中上诉人胡树真、刘怀刚实为中间人共同于2013年4月1日出具的《承诺书》的第(2)部分内容“截止4月1日起给东平电厂上的6000吨煤，由红山石公司出具发票”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可。对此，被上诉人红山石公司有何权利以及有何义务，被上诉人红山石公司对该部分内容中的6000吨煤的煤款是否具有债权，该6000吨煤的煤款究竟是多少，该6000吨煤是否存在着真实的买卖关系，该6000吨煤款是否被上诉人所取得，一审法院在未对上述问题进行审理查明的情况下，就无法得出上诉人不当的得到了上述煤款的结论，被上诉人据此所主张的不当得利请求完全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应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具体分析如下：本案被上诉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的主要依据就是涉案《承诺书》中的第2项，而该第2项具体内容则是：“截止4月1日起，给东平电厂上的6000吨煤，由红山石公司出具发票”。被上诉人在诉状中将该项中前面的“截止4月1日起”这7个字的内容掐掉，而又在该项的后面自作聪明的添加了“收款”二字。被上诉人对该条款进行“掐头添尾”的变造行为证明了以下两个事实：1、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主观上就有弄虚作假的不良动机；2、被上诉人自己内心也知道该条款并没有赋于被上诉人对6000吨煤款的债权。意图通过修改、变造条款以扰乱视听，才可达到不当得利之诉，在兖州法院得以立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就是建立在被其“掐头添尾”后的承诺条款之上的，恢复该条款的本来面目，被上诉的诉讼主张根本就不能成立。承诺书中写明的是“截止4月1日起，给东平电厂上的6000吨煤，由红山石公司出具发票”。这里已经意思表明的很清楚了，那就是从2013年4月1日起，如果在此之后卖给东平电厂6000吨煤的话，由被上诉人出具发票。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3年4月1日以后卖给东平电厂了6000煤炭和被上诉人为此而出具了发票的事实存在。客观的实际事实是，2013年4月1日以后根本就没有发生卖给东平电厂6000煤炭和被上诉人向平电厂出具发票的事实。没有卖煤也没有开具卖煤的发票，哪来的应取得的卖6000吨煤的煤款？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主张的所谓6000吨煤的煤款根本就没有产生。另外，在第二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为了达到证明自己已拥有了6000吨煤款债权的意图，又补充提交了所谓《应收账款明细账》账页一张，但该《应收账款明细账》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该《应收账款明细账》的来源不明。虽然一审法官称该《应收账款明细账》是从其他刑事卷中调取的，但在该《应收账款明细账》上没有提交人的签名，或合法的公安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比如搜查机关、搜查人、搜查地点、见证人等予以证明该刑事卷中《应收账款明细账》这一证据来源的正当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该《应收账款明细账》显示该账目的制作人是济宁万嘉经贸公司，但经网上查询根本就没有济宁万嘉经贸公司这个企业单位，该济宁万嘉经贸公司是一个虚假单位；该《应收账款明细账》显示的应付款人是肥矿集团鑫宇物流公司，应收款人是济宁万嘉经贸公司，既没有显示二者与被上诉人有关联性也没有显示二者与上诉人有关联性；该账页做账的时间是2012年12月31日，也就是该账页上记载的两批卖给东平电厂的货物均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已完成了交易。而本案涉案的承诺书承诺的是2013年4月1日起，给东平电厂上的6000吨煤由被上诉人红山石公司开具发票。从时间逻辑上看该《应收账款明细账》与涉案的承诺书也没有任何关联性。该《应收账款明细账》账页虽然是一审法院从本院的另一刑事卷中调取的，但并不能排除该账页本身是一个没有任何法律证明意义的虚假资料，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享有6000吨煤款的权利，更不可能证明上诉人得到了其6000吨煤款的不当利益。括号注明需以对帐为准的1100万元货款欠条存在重大瘕疵，一审判决依据所谓据1100万元货款欠条推论出上诉人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从源头上就发生了错误；一审时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7份证据，一审判决认定这些证据与本案诉讼请求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1100万元货款欠条是一审判决推论不当得利发生的重要前提依据，可以说没有所谓货款欠条的存在，本案就无法发生。实际上，早在之前一审法院(2017)鲁0812民初658号初审案和(2018)鲁0812民初2595号重审案的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就已提交了上述的7份证据，正是上述7份证据证实了以下两个重要事实：1、债权债务不明确，需要双方对账才可知道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2、如果欠被上诉人货款，那么也应是作为购煤方的宁夏两电厂，即国网能源宁夏煤电有限公司、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而不是上诉人。也就是说该货款欠条的真正的义务主体不是上诉人，而是应付款人国网能源宁夏煤电有限公司、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也正是基于上诉人对该7份证据的举证，才证明了货款欠条的重大瘕疵，被上诉人也才在重审时迫不得已撤回了起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红山石公司辩称，上诉人于2011年12月21日出具欠条，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因素，属于真实、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对账，也是针对2011年12月21日之前双方形成的账目。为了欠条得到实际履行，上诉人于2013年4月1日又出具了承诺书，结合兖州法院案号为2015刑初字第73号刑事卷宗中济宁万嘉经贸有限公司2012年6月至2012年12月的应收账款明细（科目：应收账款/肥城集团张家口鑫宇物流）记载，东平电厂第一批10824.9吨（红山石13.2.6开票），价格为6858041.12元（已经实际支付，该685万元为承诺书中第一项）。而应收账款明细账中东平电厂第二批12315.7吨预计销售额（未开票）中，其中有6000吨位红山石公司的（也是承诺书第二项），以每吨633.54元价格计算，6000吨煤炭价格为3801240元，该款至今未付给红山石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红山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给付红山石公司6000吨煤款每吨633.54元，共计3801240元；并以38012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3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由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山石公司与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原有煤炭业务与经济来往，彭文源与付善镇系合作关系。2011年12月21日，彭文源、胡树真、刘怀刚向红山石公司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红山石公司货款1100万左右（以对账为准）。并负责解决红山石公司在里彦电厂挂账1480万元的清收。此款由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三人负责偿还”。同日彭文源向红山石公司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彭文源保证在2012年元月15日前还清欠红山石公司欠款1100万左右（以对账为准），并负责清收里彦电厂挂账1480万元货款”。刘怀刚作为保证人签字按印。2013年4月1日，付善镇、胡树真、刘怀刚向红山石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1.红山石公司出具的685万元发票，保证4月15日前将资金打入红山石公司账户。2.截止4月1日起，给东平电厂上的6000吨煤，由红山石公司出具发票”。另查明，彭文源、付善镇等人以鑫宇物流的名义向东平电厂销售煤炭两批。第一批10824.9吨，由红山石公司根据承诺书第一项内容向鑫宇物流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红山石公司收到煤款共计6858041.12元；第二批12315.7吨。上述两批煤炭均以鑫宇物流的名义向东平电厂销售并全部结清后，承诺书第二项内容仍未有兑现。同时还查明，749万元的债务是彭文源与付善镇合伙时，在与红山石公司另立新账，通过三方协议向里彦电厂上煤的业务中，付善镇未有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向里彦电厂上煤所形成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向红山石公司出具的欠条，以及彭文源与刘怀刚向红山石公司出具的保证书，系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欠条与保证书内容可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欠红山石公司货款1100万元左右的事实，虽欠条与保证书均注明以对账为准，但不能够否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彭文源与付善镇系合作关系，付善镇在对欠条、保证书内容知悉的情况下，与刘怀刚、胡树真向红山石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且承诺书所承诺货款金额与欠条金额相近，并在承诺书签订后，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积极履行完成了承诺书第一项内容，可以视为付善镇对欠条与保证书所形成的债务的加入，故欠条、保证书与承诺书均合法有效，并对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具有约束，其四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内容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在通过鑫宇物流向东平电厂销售煤炭并全部结清后，承诺书第二项中6000吨煤的销售已实际发生，向东平电厂销售的第二批煤12315.7吨中根据承诺书约定，应有6000吨是归属于红山石公司的，该6000吨煤的销售煤款理应由红山石公司出具发票并收取，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不履行承诺的内容，未有将6000吨煤的煤款支付红山石公司，致使红山石公司利益受损，其四人从中获利，应当承担返还不当利益的民事责任。红山石公司主张以承诺书第一项内容中开具发票数额6858041.12元，煤炭10824.9吨，计算煤炭每吨价格633.54元，再以每吨633.53元的价格，计算6000吨煤炭总价值为3801240元；并以380124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3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因双方签订承诺书时未对煤炭价格以及利息约定，但根据承诺书已实现的第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应收明细账款可以证实6858041.12元煤炭所对应的总吨数为10824.9吨，以此所得每吨价格633.53元，用于计算6000吨煤炭价格，符合双方在签订承诺书时对煤炭价格的市场预期，红山石公司对利息的主张亦符合法律的规定，故对红山石公司的主张，予以认可。付善镇主张685万元系归还749万元的债务，而非1100万元的欠条，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该749万元债务是红山石公司与彭文源、付善镇之间单独结算的一笔债务，与本案没有关联，故对付善镇的主张，不予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济宁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6000吨煤炭货款共计3801240元；并以380124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3年4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40元，由彭文源、刘怀刚、胡树真、付善镇负担。二审查明，2012年10月26日，刘春香作为甲方、付善镇作为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投资付善镇货场的煤炭正常出进，乙方不得干涉（院内所有煤炭归甲方所有）。先前付善镇与彭文源的经济财务与甲方无关。同日，彭文源作为甲方、付善镇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清理合作中有关事项的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初步清算，甲方欠乙方投资资金370万元。乙方同意分期在将库存煤和煤泥消化后清偿。甲方代表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为里彦电厂每月完成供煤合同2万吨，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负责提供每月2万吨煤炭采购的资金供应。在煤炭出货期间，乙方同意维护安全出货，库存货物全部出货后再行清算。后红山石公司提供了749万元的资金，该749万除了被彭文源拿走60多万元经营石材生意外，其余的由付善镇具体操作，从河北元氏煤业、徐涛等处购置煤炭，在汶上寺前铺煤场掺煤、混煤后以鑫宇公司及以鲁嘉公司的名义给东平电厂及里彦电厂上煤。红山石公司派刘江至汶上寺前铺煤场对煤炭进出进行监管。付善镇认为红山石公司、彭文源串通对其进行欺骗以弥补宁夏地区业务的亏损，故在由其实际操作上煤的过程中将部分煤炭通过自己控制的鲁嘉公司上煤给安然公司，由安然公司上煤给兖州煤业公司，最终上煤给里彦电厂，以确保煤炭汇款资金安全。本院认为，对于彭文源、胡树真、刘怀刚于2011年12月21日向红山石公司出具的1100万元的欠条，上诉人彭文源、胡树真、刘怀刚、付善镇上诉均称系彭文源与红山石公司基于宁夏鸳鸯湖电厂、灵武电厂的煤炭购销合作所出具，上诉人称宁夏鸳鸯湖电厂、灵武电厂已经向红山石公司汇付煤炭款，现已经不欠红山石公司1100万元煤炭款，且存在超付，并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对宁夏鸳鸯湖电厂、灵武电厂的相关账簿，包括向红山石公司的汇款等进行调查。而根据上诉人持本院调查令向上述两电厂调取的材料来看，并没有在2011年12月21日之后向红山石公司汇付煤炭款的情况，上诉人主张现已经不欠红山石公司1100万元煤炭款，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根据红山石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2015）兖刑初第73号刑事卷宗材料中彭文源、付善镇提供的应收账款明细账中关于肥矿集团张家口鑫宇物流公司（以下简称鑫宇公司）应收账款明细显示（2012年6月至2012年12月），在该明细中明确记载以鑫宇物流公司的名义向东平电厂销售两次煤炭，该应收账款明细账记载销售给东平电厂第一批10824.9吨煤炭，红山石公司2013年2月6日开票。同日记载的销售给东平电厂第二批12315.7吨，显示未开票。红山石公司实际收到煤款共计6858041.12元，该事实与上述应收账款明细账中的记载及2013年4月1日付善镇、胡树真、刘怀刚出具的承诺书的第1项能够互相印证；承诺书记载的第2项即“截止4月1日起，给东平电厂上的6000吨煤，由红山石公司出具发票”，虽然从字面记载来看，该表述有“截止”“起”字词，但从“给东平电厂上的……”表述来看，出具该承诺书时已经将该6000吨煤供应给东平电厂完毕，该事实亦可以从上述应收账款明细账记载的是从2012年6月至2012年12月的账目可以得到印证。付善镇、胡树真、刘怀刚在给东平电厂供应第二批12315.7吨煤炭后的数月后向红山石公司出具该承诺书，承诺其中的6000吨煤由红山石公司出具发票，结合该承诺书中的第一项及履行情况，应当认定当时承诺和表达了6000吨煤炭对应的发票由红山石公司开具，6000吨煤炭款归红山石公司所有的意思表示。付善镇在2014年8月14日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检察院对其的询问笔录中称“2013年过了年之后，大概在3、4月份，安然公司分多次给鲁嘉公司打款，一共有900万元，这900万元里面包括这次的煤矿及前期安然公司欠鲁嘉公司的煤泥款。具体安然公司和兖州煤业公司怎么结算的我就不清楚了。”上述鑫宇物流公司应收账款明细及承诺书显示的第一批10824.9吨、第二批12315.7吨煤炭亦应认定为系履行上述协议的一部分，即从汶上寺前铺煤场通过鑫宇公司上煤给东平电厂。付善镇、胡树真、刘怀刚在2013年过了年之后3、4月份安然公司分多次给鲁嘉公司打款的情况下仍然给红山石公司出具上述承诺书，虽然该6000吨煤并未由红山石公司开具发票，但依据该承诺书，该对应的煤款应当归红山石公司所有。故对于该6000吨煤对应的煤款3801240元，应给付红山石公司，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4月1日的承诺书是为了偿付2011年12月21日向红山石公司出具的1100万元欠条对应的煤炭款所出具，一审法院该认定并无不当。红山石公司此前以民间借贷起诉，后撤回起诉，系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红山石公司现再次起诉，并非重复诉讼。红山石公司一审中提交了欠条、保证书、承诺书及案涉协议等，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义务异议，红山石公司与彭文源、付善镇之间存在煤炭经销的合作关系，上诉人称红山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系虚假诉讼，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法律关系来看，本案应为合同纠纷，非不当得利纠纷。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彭文源、付善镇、胡树真、刘怀刚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210元，由上诉人彭文源、付善镇、胡树真、刘怀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先东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亓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