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4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应礼祯，女，1949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群英，女，197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毛越、蔡本强,浙江高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洪峰，男，199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岑建中，上海九州通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慧雯，女，199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161号野风现代中心北楼2001、2201、2203、2301、2302、2303室。 负责人王辉，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玲玲、邢莹莹，浙江临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应礼祯、金群英因与被上诉人朱洪峰、陈慧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1民初4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孔文超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判，于2021年3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群英及金群英、应礼祯共同委托代理人毛越、蔡本强，被上诉人朱洪峰委托代理人岑建中、平安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邢莹莹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慧雯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2月23日8时49分许，朱洪峰驾驶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沿恩波大道由南往北行驶至杭州市富阳区恩波大道烟草局路段时，与金明生驾驶的沿恩波大道由北往南逆向至该路段后由东往西横过道路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金明生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6月7日，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采取制动措施前的行驶速度进行鉴定，并于2019年7月1日作出鉴定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依据送检监控视频图像分析计算，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采取制动措施前的行驶速度为43.68ｋｍ／ｈ～45.46ｋｍ／ｈ。2019年7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330183120190000031-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发生后经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发现朱洪峰驾驶车辆，未按规定安装临时号牌，载人超过车辆核定载人数，途径限速路段时超速行驶且在行驶过程中疏于观察，未及时发现横过道路的自行车，以致措施不及发生碰撞，且在事故发生后移动车辆未标注位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应禁止的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但未按规定安装临时号牌，载客超过核定载客人数和事故发生后移动车辆未标注位置等行为与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金明生驾驶自行车逆向行驶，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从人行横道通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应当禁止的行为，也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朱洪峰和金明生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严重程度基本相当。认定朱洪峰和金明生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时，朱洪峰驾驶的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为陈慧雯，该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其中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500000元。事故发生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金明生经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花费医疗费共计2118.91元。事故发生后，朱洪峰通过其父亲朱启龙银行账户转账给金群英丈夫100000元。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及有效证据，认定应礼祯、金群英主张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应礼祯、金群英提交的医疗费票据金额显示为2118.91元，但其实际主张2118.86元，系其自行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平安保险公司抗辩要求扣除非医保费用317.90元，但其未提交相应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认定医疗费为2118.86元。2、死亡赔偿金。关于赔偿标准，金明生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居住在城镇，故应礼祯、金群英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原审法院根据受害人金明生（出生日期为：1944年11月3日）的年龄，认定死亡赔偿金为361092元（60182元／年×6年）。3、丧葬费36039元（72078元÷2）。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朱洪峰与受害人自身过错等，酌情认定30000元。5、家属误工费。应礼祯、金群英自愿主张3人4天及标准按照197元／天计算，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据此，认定家属误工费为即2364元（197元／天×3人×4天）。6、交通费。应礼祯、金群英未提交相应的交通费票据，平安保险公司认可800元，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据此，认定交通费为800元。7、财产损失。虽应礼祯、金群英未提交金明生驾驶的自行车损失的相应证据，但根据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自行车实际损失的事实，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财产损失为100元。8、咨询费。应礼祯、金群英主张的咨询费3500元，系其对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的事故认定书不服后自行委托的咨询，要求朱洪峰、陈慧雯、平安保险公司承担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故对该项费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以上合理损失共计432513.86元，其中属于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范畴的为2118.86元（医疗费）；其中属于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范畴的为430295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误工费）；其中属于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范畴的为100元（财产损失）。应礼祯、金群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朱洪峰、陈慧雯赔偿应礼祯、金群英损失共计人民币3875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求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2、判令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范围内先行赔偿上述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朱洪峰、陈慧雯、平安保险公司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上述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朱洪峰驾驶的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应礼祯、金群英的损失应首先由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各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即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畴内支付应礼祯、金群英损失共计112218.86元（2118.86元＋110000元＋100元）。另应礼祯、金群英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应礼祯、金群英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损失为320295元（432513.86元-112218.86元）。平安保险公司抗辩朱洪峰驾驶的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超载，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应实行10%的免赔率，但其未提交相应依据，原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应礼祯、金群英认为案涉事故中朱洪峰的违法行为的过错程度明显大于死者金明生，应对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及对金明生的死亡产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朱洪峰、陈慧雯、平安保险公司抗辩朱洪峰与金明生的违法行为相当，交警队的事故认定正确，应按照同等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第一，从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首先，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本案中，受害人金明生骑行的自行车（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而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还横穿机动车道行驶，把自己置身于较大的危险之中，却不注意观察来往的车辆情况，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同时，应注意观察路面动态。本案中，朱洪峰虽在机动车车道行驶，但其已超过该路段规定时速40ｋｍ／ｈ，超速行驶及未注意观察路面，也是引起本次事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本次事故的发生，双方的过错相当，即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本案交通事故作出的双方为同等责任的事故责任认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认定。第二，从损害后果的责任分担分析：朱洪峰与金明生的交通违法行为过错相当，虽应礼祯、金群英认为朱洪峰的超速行为是导致金明生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超出交强险部分损失的分担，原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车辆优势原则等认定由朱洪峰承担320295元的60%，计192177元。鉴于朱洪峰驾驶的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500000元（含不计免赔险），则原审法院认定由平安保险公司承担上述损失，即192177元。应礼祯、金群英在审理中提出，朱洪峰方支付给应礼祯、金群英的100000元，朱洪峰未在本案中主张权益，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但朱洪峰在审理中已要求在本案中处理，且应礼祯、金群英方未举证该笔款项的性质为非垫付款，故朱洪峰要求在本案中处理并返还，原审法院予以准许。鉴于朱洪峰方垫付款项100000元，视为替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垫付，扣除后，平安保险公司尚应在交强险内支付应礼祯、金群英损失12218.86元（112218.86元-100000元）。至于朱洪峰的垫付款项可向平安保险公司另行理赔。另陈慧雯虽系浙Ａ0××××号临时号牌小型轿车的车主，但应礼祯、金群英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故应礼祯、金群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应礼祯、金群英提出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事故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行为，并认为可能会影响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要求在本案中处理。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应礼祯、金群英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事故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行为；其次，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当中的性质就是证据的书证，在损害赔偿诉讼中，相当于一种技术性鉴定或专家答复、专家证言，是否采信，由人民法院决定；再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并不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本案中，最终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并不仅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是结合应礼祯、金群英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对双方的过错进行评析，从而对损害赔偿责任作出最终认定，这已在上述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故对于应礼祯、金群英提出的要求在本案中处理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事故认定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行为，原审法院认为非系本案处理范围，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应礼祯、金群英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应礼祯、金群英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朱洪峰、陈慧雯、平安保险公司抗辩意见部分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应礼祯、金群英损失12218.8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应礼祯、金群英损失19217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应礼祯、金群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17元，减半收取3558.50元，由应礼祯、金群英负担1375.50元，由朱洪峰负担2183元。 宣判后，应礼祯、金群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原审判决认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朱洪峰通过其父亲朱启龙银行账户转账给上诉人金群英丈夫100000元，并认定该款项为替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的垫付款。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朱洪峰未对该笔款项进行主张，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款项如何支付，上诉人就此提出异议并要求被上诉人朱洪峰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审法院仍要求上诉人对款项性质进行说明，系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朱洪峰承担的举证责任强行转移至上诉人处。因该笔款项系杭州市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交警组织被上诉人朱洪峰家属与受害人金明生其他家属协商，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朱洪峰均未参与，且款项也并非上诉人收取，故上诉人金群英应原审法院要求，向其丈夫及亲属了解该款项的具体情况。该款项并非被上诉人朱洪峰通过其父亲给付，而是案涉事故发生后其父亲为减轻其责任自愿支付给受害人家属，其本意作为侵权人家属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补偿，希望受害人早日入土为安，井非朱洪峰的垫付款项。上诉人说明款项情况后，原审法院仅凭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该款项并非垫付款项，仍将该款项认定为被上诉人朱洪峰在交强险范围内的垫付款，并在赔偿款中直接扣除，系认定事实有误。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2.1.原审法院应对交警部门的程序违法行为予以处理及纠正。上诉人认为交警部门在本案事故认定中存在严重程序错误，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及第五十二条规定，未排除被上诉人朱洪峰酒驾、毒驾的可能性，所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不合法、不正确，导致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认定也不正确，故要求原审法院对事故责任认定及赔偿责任予以纠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中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事故责任认定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只能在与此牵连的民事赔偿案件中进行处理，据此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对事故责任认定及赔偿责任进行纠正并无不当。但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程序错误并非本案处理范围，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明显违反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意见》，系适用法律错误。2.2.上诉人已证明交警部门存在程序违法行为。因案涉事故发生后上诉人金群英曾在现场目击交警对被上诉人朱洪峰进行过酒精含量的检测，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朱洪峰也自认在事故发生后进行过“吹气”，故上诉人向杭州市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案涉交通事故案卷。但该案卷中无任何关于对被上诉人朱洪峰进行酒精含量、管制药品和麻醉药品测试的记录及结果，事故认定书中也未对其测试结果进行记录，足以证明交警部门未按法定程序进行测试及记录，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四十七条第款规定及第五十二条规定。但原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交警部门存在程序违法行为，系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及举证责任理解有误。2.3.原审法院未对交警部门程序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导致上诉人实体权利受损。上诉人在交警部门对案涉事故责任进行初次认定、复议、维持复议、撤销复议、重新认定等程序期间，一直在对交警部门处理本案事故的程序及责任认定提出异议，已穷尽了其在行政机关的所有救济手段，只能诉至法院。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对交警部门的程序违法行为不予处理，并依据未按合法程序做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民事赔偿责任，实际上已经导致上诉人实体权利受到损害且在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均无救济途径，显失公平。2.4.咨询费应由三被上诉人予以承担。上诉人支出的咨询费因本案事故产生，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因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的财产损失，且该次咨询结果直接推动了杭州市交警支队撤销了维持复核的结论并责令富阳交警部门重新调查、认定，富阳交警部门在此基础上重新对案涉车辆进行测速，对本案事故中被上诉人朱洪峰超速违法行为的认定有重要影响，应予以支持。3.被上诉人违法行为数量及严重性增加的情况下，事故责任也应加重。原审法院认为本次事故的发生双方过错相当，即交警部门对事故作出同等责任的事故认定并无不当，系忽视了案涉事故两次责任认定中被上诉人朱洪峰违法行为数量及严重性增加但责任并未加重的情况。交警部门初次认定被上诉人朱洪峰负事故同等责任依据的违法行为仅包含未减速让行、疏于观察等，在后续鉴定、调查中发现其违法行为还包含超速、超载，即被上诉人朱洪峰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在其违法行为数量和严重性高于初次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其所负的事故责任却并未加重，仍与自行车骑行人金明生一样负同等责任。换言之，交警部门及原审法院均认为超速、超载并不会导致事故责任的加重，系变相支持了此类违法行为，明显违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及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常理。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朱洪峰的超速行为是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受害人系因案涉事故撞击致死，根据生活及物理常识，冲击力与速度及质量呈正相关，速度越快质量越大的物体冲击力越大，超速及超载必然会使案涉机动车撞向受害人的冲击力变大，无疑是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该事实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自然规律，无需上诉人举证证明。结合以上情况，被上诉人朱洪峰的违法行为严重性及数量均高于受害人金明生，应当承担主要事故责任及赔偿责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请。 被上诉人朱洪峰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案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朱洪峰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上诉人方100000元费用，该费用实际系在事故发生后朱洪峰方支付给上诉人方的垫付款项，并非如上诉人所说的补偿费用，且被上诉人朱洪峰在庭审过程中已经要求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并处理.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该笔费用系垫付款。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在经过重新调查后，作出新的第33181301000001-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朱洪峰与金明生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该责任系根据双方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严重程度进行认定，被上诉人认为该责任认定准确。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对最终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并不仅仅只是依据该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且经过庭审对双方过错进行评析后作出的一个认定，被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最终的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上诉人提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中“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表明就民事赔偿部分即本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认为上诉人可依据相关法律另行主张是正确的。上诉人主张的咨询费系其自行委托的咨询，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无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该费用正确。三、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数量虽然增加，但是交警认定事故责任是结合本次事故的发生、双方的过错进行综合考量作出的责任认定。双方责任相当，应当负同等责任，且一审法院在损害后果的责任分担方面已经考虑了侵权责任、车辆优势原则等认定朱洪峰承担相应损失60%的责任。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朱洪峰通过其父亲朱启龙银行账户转账给金群英丈夫10万元，上诉人已在庭审及上诉状中自认其丈夫收到该10万元，双方仅对该款项性质发生争议。上诉人主张系为减轻责任而支付的补偿款逻辑上不合理且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交警部门程序违法行为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在人民法院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中起证据作用，其本身并不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采信由法院认定。因此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的，由法院结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以及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双方的过错认定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系综合上述因素进行认定，至于交警部门在事故认定中的程序违法行为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二)一审法院认定同等责任并无不当。经鉴定朱洪峰超速约10%，未明显超速；车内人员为其一家三口，虽载人超过车辆核定人数，但因其女儿年龄较小，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载客超过核定载客人数与本次事故发生无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结合重新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双方的过错认定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并无不当。(三)咨询费属于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陈慧雯未口头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事故发生后朱洪峰父亲向金群英丈夫所转的100000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问题；2、朱洪峰、金明生就案涉交通事故所致损失的过错责任分担问题；3、上诉人所支出的咨询费的负担。 首先，关于100000元转账的性质。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为朱洪峰父亲给付上诉人家属的额外补偿款，被上诉人则主张为垫付款。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父亲给付该100000元时表示系为了让受害人金明生先“入土为安”。该表意符合以逝者为大、尽早安排逝者入葬的传统观念，故被上诉人关于该款项系其父亲代为支付的垫付款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曾明确约定该笔款项的性质为赔偿款之外的额外补偿款，故原审法院将该笔款项从平安保险公司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双方就案涉交通事故所致损失的过错责任分担问题。上诉人主张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应当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理及纠正。本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案件中的性质为案件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在综合分析交警事故认定书及其他证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等的基础上，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及原因力等因素认定各自的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对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所确认的金明生的违章行为包括驾驶自行车逆向行驶、横过机动车道未下车推行而从人行横道通过未有异议，对于事故认定书已载明的朱洪峰的违章行为包括超载、超速及疏于观察等也未有异议，但认为超载与事故发生之间也有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因双方认可朱洪峰的超载系因其车上另载有其幼女所致，考虑到朱洪峰女儿尚属年幼，本院认为事故认定书载明超载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合理性。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朱洪峰另存在饮酒驾驶等情节。故原审法院根据金明生、朱洪峰各自存在的违章行为，认定双方的交通违法行为过错相当，并结合朱洪峰驾驶的为汽车，相较金明生驾驶的自行车危险程度更大、对风险的回避能力更强等因素，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已认定由朱洪峰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金明生自担40%责任，应属妥当，本院予以确认。 再者，关于咨询费的负担。上诉人主张的咨询费系因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复议所引发的，非本案交通事故所致直接损失，系上诉人自行委托产生，其要求被上诉人赔付，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正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62元，由应礼祯、金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毛胜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