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宁，女，1992年6月3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艳（赵宁母亲），女，1973年6月18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立军，男，1967年12月24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铁映，男，1992年10月7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宝，辽宁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宁因与被上诉人刘铁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422民初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艳、宋立军，被上诉人刘铁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宁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原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两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充分证明这51000元就是借款。因为该聊天记录不完整，有部分聊天内容被删除了，并且还有很多语音没有转换为文字，所以这份聊天记录不能完整的反映案件客观事实。而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这份聊天记录就认定50000元是借款，在微信中及兑店的手续上都能看出被上诉人的出资额是51000元，并不是50000元，可见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二、本案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在认识被上诉人之前一直沈阳市一家服装店里当店员，给别人打工。2018年上诉人通过媒人李秀兰的介绍与被上诉人建立恋爱关系，在恋爱过程中，被上诉人出资51000元，上诉人出资22000元，在沈阳市兑了一个服装档口，兑店的手续是被上诉人出面办理的。因为被上诉人当时在红庙子镇政府作司机，所以服装店的经营主要由上诉人负责。后期在双方家长见面时，当着双方家长及媒人的面，被上诉人表示：自已不想从事现在的工作，和赵宁在沈阳市兑了个店卖服装，以后如果经营的好，现在的工作他就不干了。被上诉人的父亲也表示同意两个孩子开服装店。在双方恋爱交往过程中，双方家长多次见面，甚至谈论到了婚嫁问题，其中有一次见面，被上诉人的父亲还答应给两个孩子在桓仁县买婚房，还承诺服装店要是经营的好，他继续给出资沈阳市一点的服装店。恋爱过程中，双方对彼此都很满意，上诉人也早已把被上诉人作为结婚的对象。后期因为服装店经营效益不好，一直亏损，被上诉人开始经常为钱的事儿与上诉人发生争执，有时甚至会连续十几天不与上诉人见面，也不打电话、不发微信。这时，上诉人检查出自已怀孕了。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打电话，想告诉他自已怀孕了，也想谈谈双方结婚的事儿，但是被上诉人根本不接上诉人的电话。上诉人通过微信告诉被上诉人自已怀孕了，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表示，此后上诉人了解到，被上诉人又开始看对象了，不想跟上诉人继续相处了。2019年6月份，上诉人自己去作了终止妊娠的手术，花掉医疗费等各项费用3000多元。基于前述事实，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这51000元也不是借款；三、在双方分手后的一段时间，被上诉人到沈阳找过上诉人，当时上诉人的一个女朋友也在场。被上诉人跟上诉人讲：分手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是他父亲不同意，他也作不了主只能分手。上诉人还把自已终止妊娠的医疗费收据给被上诉人看了。双方在谈到服装档口的事时，上诉人表示：这个档口租期还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上诉人可以将这个档口交给被上诉人经营，毕竟被上诉人也出资了，但是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拒绝，对于被上诉人兑店时的出资，被上诉人也明确表示不要了。基于前述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人介绍相识、恋爱。期间双方在一起商量准备合伙经营一买卖。后准备沈阳市沈北区一档口经营服装生意。当时双方四处筹资7.3万元。其中，被上诉人筹资5.1万元，上诉人筹资2.2万元。这样，被上诉人与邹德坤、张爱英相继签订的合同。在实际经营期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说：“将来咱俩合伙赚钱了，就多分给你一些，如果赔钱了都算我（刘铁映）的”当时，我看他对我非常好，我什么事都非常相信他，并把我的青春给了他。在经营该生意过程中，我俩经营的生意发生了亏损，他又向我提出终止恋爱关系。现在又虚构借款提起诉讼。由被上诉人与邹德坤、张爱英签订的合同、收款收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5.1万元款项，实际是用于其投资经营店铺的款项。再结合上诉人投资2.1万元和本案的其它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合伙经营店铺的事实成立。如果被上诉人否认合伙的事实，那么，由其签订的合同和收据，有理由认定店铺是被上诉人经营的事实成立。因为在经营过程中，店主都是跟被上诉人办理生意款项的支出，上诉人根本无权办理。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是实际的经营者。现在被上诉人看生意亏损了，便虚构借款的事实。明显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关于被上诉人称该店铺是上诉人自己经营的，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为此，其虚构上诉人自己经营店铺向被上诉人借款事实不成立。被上诉人刘铁映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本案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从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便可以证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仅提出该款项是出资款、赠与款的疑问，而未明确此款是何种款项，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是出资款、赠与款，上诉人刚才提出的补充意见称邹德坤、张爱英的合同和收据便可以证明双方是投资款的关系，因当时被上诉人是基于上诉人没有时间才帮助其交纳和签订这份合同，而且签订之后是通过邮寄的方式给的上诉人，同时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也是上诉人，并非是被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均是由上诉人独立经营，而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铁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赵宁偿还刘铁映借款5.1万元，并以5.1万元为本金从2020年3月1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赵宁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刘铁映与赵宁经案外人李秀兰介绍相识并确立了恋爱关系。2019年1月初，赵宁因承租服装档口缺少资金，找刘铁映帮忙。签订租赁合同当天，赵宁让刘铁映代其办理交款、签订租赁合同相关事宜，在确定刘铁映手中有5万元后，赵宁打算将自己手中的3万元通过微信转账给刘铁映，但因系统原因只转账2.2万元。刘铁映代赵宁与档口原店主邹某签订租赁协议，并交给邹某7.3万元，其中现金4万元，微信转账3.3万元。事后，刘铁映将签订的租赁合同通过快递方式邮寄给赵宁，赵宁签收了快递。此后，赵宁开始经营服装店，合同到期后又续租并经营至今。刘铁映与赵宁虽已谈婚论嫁，但因为种种原因分手，刘铁映向赵宁索要5.1万元款项未果，诉讼来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铁映支出的5.1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其出借给赵宁的借款，还是其与赵宁共同经营服装店的出资，还是恋爱期间的附条件的赠与？刘铁映主张该笔款项是借款，赵宁辩称该笔款项可以认定为双方共同出资也可以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但不是借款。首先，该笔款项是否是借款？赵宁因承兑档口经营服装店资金不足，由刘铁映帮忙筹措资金。虽然从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没有明确借款的字眼，但结合俩人的对话内容来看，赵宁说“我闹心了，我爸把钱都抬出去那我兑完了店上货就没有钱了啊……我爸刚跟我说家里这点钱还不能都给我拿，弄的我自己有钱却不在手，真闹心……”，刘铁映说“我看看我这还有多钱……我这边想办法”，赵宁说“帮不了我”，刘铁映说“现在确实有难处但我一直在想着帮你……我努力给你凑够……总共缺多少钱……”，赵宁说“你能拿多少”，刘铁映说“目前凑了五万”，赵宁说“你能拿多少算多少，实在不行我再跟他们拿，我是一点都不想用我父母了，让我伤心……我哥能给我拿三万，不跟家里说了，不指他们啥，还有你借的钱啥时候还啊，一时半会还不上……朋友不朋友，人家真有事咱们这钱我一时半会给不上你……你帮我凑多少钱了”，刘铁映说“将能凑五万吧”，赵宁说“你爹是不知道你给我借钱了”，刘铁映说“借钱应该不能知道”，赵宁说“……你要想好的这个钱一时半会还不上……”，刘铁映说“你要开店她知道吗”，赵宁说“没跟她说,……别老拿借钱说事，你家也带说不说的说过这事，放心，即使有一天散了，你的钱我都会还你……”等等，以上对话内容可以看出，刘铁映的意思表示是为了帮助赵宁开店出借资金给赵宁，赵宁也表示这笔钱短期内没有能力偿还，即使有一天与刘铁映分手了，欠刘铁映的钱也会还，且证人也证明刘铁映是出借款项给赵宁，赵宁也曾向证人表示，没还钱是因为没钱，如果有就给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赖账，刘铁映的主张与二人的聊天记录以及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综合以上事实，刘铁映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双方在协商借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金额为5万元，故借款金额应认定为5万元，对另0.1万元不宜认定为借款。关于利息问题，借款发生时，双方为恋人关系，刘铁映主动出借资金帮助赵宁，且赵宁也明确表示一时半会还不上，刘铁映在明知此种情况的前提下自愿出借资金，现向赵宁主张利息不应予以支持。其次，该笔款项是否是双方共同经营的出资？赵宁辩称，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时，当着媒人的面，刘铁映表示想与赵宁在沈阳开服装店，刘铁映的父亲也表示同意给两个孩子拿钱开服装店，故刘铁映的5.1万元是二人共同开店的出资。经查，从刘铁映、赵宁二人微信聊天记录看，2019年1月3日聊天记录显示，赵宁说“那都没事，过了年让老人见面，昨晚我都说了，要往好地方走那该走的过程都得走……你家想见面确定关系……那你家人提出见面那就见吧，早晚的事儿”，2019年1月4日，刘铁映说“家里定的下周见面了”，2019年1月5日，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交款，从聊天记录和事情发展的时间来看，刘铁映答应出借资金给赵宁之后才谈到了双方家长见面的问题，家长第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1月5日之后的一周左右，也就是说，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时，刘铁映已经出借资金完毕，赵宁已经处理完了服装店承兑事宜，故赵宁辩称的刘铁映家当着媒人的面提出要出资给二人开服装店的辩解意见与事实相矛盾，且证人也证实，她所参与的几次家长见面，刘铁映家均没有提到过出资给二人开服装店的问题。另外，二人之间的行为也不符合合伙经营、共同出资的要件，综上，赵宁的该项辩解与事实不符，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最后，该笔款项是否是附条件的赠与？虽然恋人在恋爱期间相互赠与小额款项或特定数额款项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但是刘铁映将借来的大额款项赠与赵宁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也不能想当然的推定有赠与的意思，且赵宁也在事后明确向刘铁映表示钱会还，也向证人表示不会赖账，故该笔款项首先不应认定为赠与。如果该笔款项如赵宁所说，是刘铁映为了维持与赵宁的恋爱关系进而与赵宁结婚而附条件的赠与，那么，现在刘铁映与赵宁已经分手，赠与的目的无法达成，赵宁也应返还该笔款项，故赵宁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为维护诚信原则，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赵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铁映借款本金5万元；二、驳回刘铁映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赵宁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5元，减半收取538元，由刘铁映负担11元，由赵宁负担527元，随上述款项一并付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录音资料（上诉人与档口出租者张某的录音），欲证明这个店的实际经营者是被上诉人；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往来支出，欲证明双方合伙期间的账目。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录音当中体现的女性声音是否是档口出租者张某被上诉人无法确认，且该录音中并未明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无法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和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关系问题；2.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微信支付记录中并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确认，更无法确认是上诉人的经营账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合伙关系。首先，从案涉款项发生的起因来看。上诉人想要兑店经营服装但因资金不足，被上诉人帮忙筹措资金。有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为证，且一审法院对此问题已经进行详细论述，本院予以确认；其次，通过微信聊天内容可知，在签订合同的前一天，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说希望被上诉人第二天与店主谈，并且将店主的联系方式和微信告知被上诉人。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说：“按现在七个月算一个月一万块钱，一天我得卖七百块钱费用而且我人工不算钱，你知道不”“这么一算到明年交房租我得赔死”、“我还合计你吧，我这儿看挺重的呢，你来了，今儿给我办这样儿”、“我让你来给我办啥来了，不就办这些事儿吗？我昨晚跟你说我有一些想不到的，你在帮我问，结果你问啥了，我让你问的你一个也没给我办呢”，由此可知，被上诉人是代上诉人办理兑店一事，故对上诉人主张兑店时的手续均是被上诉人办理，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最后，虽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但是其提交的微信往来收支包含其个人生活开支、恋爱期间的开支，无法直接体现被上诉人参与了经营，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经营期间是如何向被上诉人告知进货、销货和存货情况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赵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赵宁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宫 颖审 判 员  李 艳审 判 员  李依桐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曲靖代书记员  刘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