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负责人：王兵，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国强，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滢，北京宸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永恒达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农林路**（北京石油交易所**）。法定代表人：孟令合，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静利，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永恒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6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财险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化工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化工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化工公司与死者李洪水、伤者杨伟杰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明确确定李洪水、杨伟杰受案外人于克宁雇佣，与于克宁之间建立了劳务关系，于克宁也认可，与北京信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风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涉案车辆也仅仅是挂靠在信风公司名下。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分，其实也认可李洪水和杨伟杰与于克宁之间的雇佣关系。但原审法院又认定，化工公司均已与李洪水、杨伟杰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依据是化工公司的口述及化工公司提交的《借用协议》。但是在没有证据证明李洪水、杨伟杰存在两份工作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前后矛盾。二、即便化工公司自认于克宁是其员工，但仍应当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缴纳凭证等客观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李洪水及杨伟杰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就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仅凭化工公司口述的且对自己有利的陈述就认为于克宁与化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明显不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仅是被保险人一方的自认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化工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先是提交空白版的《借用协议》，后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盖章版的。本案在原审中共开庭两次，间隔一个多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化工公司没有时间调取档案原件，却有时间准备空白版本的协议，且对此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平安财险有足够理由认为，该协议并非在本案发生之前所签。一审庭审中化工公司所提交的该协议系空白版，无法进行质证，法庭辩论终结后提交的证据也仅仅是提交给了法院，未当庭出示，也未进行质证，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的规定。三、从上述《借用协议》的内容来说，也是对车辆借用的一个约定，完全没有提及劳动人员的约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仅凭此认定劳动关系无法自圆其说。且本案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洪水、杨伟杰就是固定只使用案涉车辆这一辆车，不能仅凭化工公司借用这辆车，李洪水、杨伟杰恰好使用了这辆车就认定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化工公司称于克宁是其公司的员工，其又借用了这辆车，但车辆又是于克宁购买，既然这样，车辆可以直接挂靠在化工公司名下。很明显于克宁其实和化工公司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而且即便存在关系，也不代表于克宁雇佣的人也就随同于克宁系化工公司的员工。如果该二人也与化工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化工公司应该提供工资流水、社保缴纳凭证等客观有效的证据证明，即便该二人工资由于克宁发放，化工公司也是应该先把该二人的工资转给于克宁，再由于克宁转账给该二人。且李洪水和杨伟杰是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事故，若化工公司和该二人建立了劳动关系，其应该进行了工伤申请，但化工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材料予以证明劳动关系。四、原审法院认为平安财险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化工公司与李洪水、杨伟杰不存在劳动关系，化工公司对该二人不存在保险利益，且无法对化工公司为何为李洪水、杨伟杰投保雇主责任险作出合理解释，明显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严重失衡，变相的加重平安财险的举证义务。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对是否具有保险利益的审查只能是依据被保险人提供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缴纳等凭证来做出判断，因此举证责任本就应该由化工公司承担，平安财险在穷尽手段提供了各生效判决书之后，仍要求平安财险继续举证，明显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且平安财险提交的证据已经足够说明本案中劳动关系的认定。综合本案来看，于克宁购买车辆挂靠在信风公司名下，但双方约定对车辆包括保险在内的其他一切事宜都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再配合经营，双方仅仅是挂靠关系，而于克宁作为个人也不具备投保雇主责任险的资格，因此于克宁找其他公司购买雇主责任险是很正常的，而且化工公司为什么替该二人投保雇主责任险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应该由平安财险对此进行解释。五、一审法院对影响本案的其他事实未核实清楚，导致本案事实认定模糊不清。生效判决明明认定信风公司与李洪水、杨伟杰没有任何关系，不应该支付赔偿款。信风公司没有赔付主体资格却承担赔偿责任，即便是替化工公司垫付，也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化工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洪水的法定继承人都有谁，是否将涉案款项支付给了这些人，化工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化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收据》，却提供不了转账记录。首先，化工公司称系现金交付，但实际中大额的款项用现金交付很难让人采信；其次，两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即便是现金交付，财务也应该有所记账，化工公司提交的证据属于孤证；最后，收据中体现的是化工公司将钱支付给了信风公司，但未提交信风公司将款项支付给李洪水家属的证据材料。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不管是放弃还是私下和解，这种行为都应该通知到保险人，被保险人应该做到向保险人进行明示的一个行为。六、原审法院认为赔偿李洪水家属的22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属于对高度盖然性原则适用范围的扩大以及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审法院也认可化工公司提供的证据存在问题，在明知一方证据有问题，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仍然加重平安财险的举证义务，判决平安财险承担赔偿责任。且，判决书中明确认可，即便存在高度盖然性事实，也是对李洪水家属赔偿的事实，但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是谁应当支付，谁实际支付了，是否支付了。原审法院认定的高度盖然性事实只解决了是否支付这一问题，对剩余的争议焦点未作出任何判断，且该高度盖然性认定本身还存有一定问题。七、原审法院认为平安财险对李洪水的理赔，并未超出在出具雇主责任险保单时应当预见的赔付预期，平安财险获得了合同对价，进行理赔有利于实现利益平衡，该观点违背市场交易规则，是对公平原则的曲解。公平原则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对任何经营者都只能以市场交易规则为准则，享受公平合理的对待，既不享有任何特权，也不履行任何不公平的义务，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本案中，平安财险、化工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双方都本着诚信原则，根据市场规则进行交易。众所周知，一般规模较大的公司对其员工有日常的培训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尤其是运输行业，司机的驾驶行为更注重强调安全，而一些挂靠的个人或者小规模的企业在该方面是很欠缺的，保险公司也是基于此对保险种类进行了分类，并专门设有对挂靠等情况的投保险种，所以保险公司对赔付的预期在金额上是没有超过，但在事故发生概率的风险上是明显超过。且保险公司在签订时也是充分的相信投保人，并且在出险时进行一定的审查。不能仅仅依据收了保险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八、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化工公司作为投保人，存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违法最大诚信原则，该后果应该由化工公司自行承担。根据《平安雇主责任保险（A）款条款第15条第四款明确约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本案中，化工公司明知其与李洪水、杨伟杰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也明知雇主责任险的前提是需要建立雇佣关系，却还是在雇员清单一栏中盖章，其主观上存在一定的欺瞒。九、平安财险对本案的赔偿金额不予认可。保险是分摊意外事故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是一种合同行为，是一方同意补偿另一方损失的一种合同安排，雇主责任险的主要目地是为了将雇主责任的风险进行转移，不仅要求雇主实际应该承担损失，而且要求雇主实际赔付。从上述判决书中可以明确看出，对死者李洪水的损失，法院已经确定赔偿金额，且已经确定应该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公司和杨伟杰承担，也就是说李洪水的损失已经得到了相应的赔付，化工公司又怎么会承担31万的损失，这属于对死者李洪水损失的重复赔偿。对于信风公司调解达成的22万赔付金额没有任何主张依据：从李洪水的损失上来看，其损失已经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赔付；从赔付主体来看，信风公司和李洪水之间没有任何雇佣关系，却在确定没有劳动关系，不符合赔偿主体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而非判决，是其自愿赔付，且该金额具体包括哪些分项也不可知，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化工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平安财险作为保险机构应该对投保的相关文件进行严格审核，现化工公司已经交纳了保险金，平安财险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涉案事故发生在投保期限内，投保人完全符合投保资格，且事故也并未触及法律规定，平安财险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李洪水与信风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有房山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李洪水与丁克宁之间是化工公司内部承包关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务关系。涉案调解书的22万元赔偿款已经支付给李洪水的家属，有收据等予以证明。化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平安财险向化工公司支付保险金312356元；2.平安财险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保险合同的缔约。2017年，化工公司向平安财险投保雇主责任保险，并填写《平安道路运输业综合保障计划（雇主责任保险）投保单》。2017年5月8日，平安财险出具《雇主责任险保单（适用于A版条款）》。前述投保单和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均为化工公司；行业类型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道路运输业-道路货物运输；雇员人数为37人；保险期间为自2017年5月14日至2018年5月13日；主险条款版本为A版；属全员投保、记名投保；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70万元；保险费为88800元。前述投保单和保险单均附有《投保雇员清单》，其中包含李洪水和杨伟杰。《平安雇主责任险保险（A款）条款》载明了如下内容：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致伤、残、死亡，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具体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死亡赔偿金为按保险合同约定的每人伤亡伤残赔偿限额赔偿死亡赔偿金；投保人应在投保时列明被保险人雇员名单，对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列入名单的雇员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金、工资的人员，包括正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等，但因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其他合同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或工作的人员不属于本保险合同所称的雇员。二、关于事故的发生以及化工公司进行的赔偿。2017年10月11日1时30分许，卢磊驾驶×××号货车沿高速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高碑店市鸣鸡村路段处逆行时，与由东向西行驶的杨伟杰驾驶的×××、×××号半挂车（乘车人：李洪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卢磊、杨伟杰受伤，李洪水死亡，卢磊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为，卢磊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杨伟杰负次要责任，李洪水无责任。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出具（2018）冀0684民初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伟杰赔偿李洪水家属李金磊、姚书珍、汤秀芬共计92356元。在该案件中，杨伟杰主张应由其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平安财险陈述称，认可事故发生、李洪水死亡时，李洪水、杨伟杰在从事交通运输工作，该工作属于保险单载明的行业类型。2018年，李洪水家属李金磊、姚书珍、汤秀芬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李洪水于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11日期间与信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裁决书，确认李洪水与信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信风公司不服并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0111民初85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信风公司与于克宁约定于克宁以信风公司名义买车，于克宁聘请的车辆司机不属于信风公司的工作人员，车辆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的车上人员人身损失，由于克宁或车辆实际控制人承担；李洪水发生交通事故时所乘坐的车辆由于克宁个人出资购买，挂靠在信风公司名下进行经营，李洪水由于克宁进行管理并发放工资；杨伟杰出具的证言陈述称其与李洪水的老板是于克宁；李洪水与信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法律要件。该判决书判决，确认信风公司与李洪水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1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李金磊、姚书珍、汤秀芬不服前述判决并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02民终1037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信风公司与李金磊、姚书珍、汤秀芬达成以下调解协议：确认信风公司与李洪水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1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信风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前支付原告5万元，于2018年12月22日前支付原告17万元。2019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京0111民特916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信风公司与化工公司达成了以下调解协议：根据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2018）冀0684民初327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0377号民事调解书，化工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前返还信风公司垫付李洪水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火化费、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等所有相关费用共计312356元。该民事裁定书确认前述民事调解协议有效。2019年11月8日，信风公司出具《收条》，声明收到化工公司赔偿李洪水家属的赔偿款共计312356元。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化工公司确认，其诉讼请求中主张的312356元，由信风公司代化工公司垫付的22万元，以及杨伟杰赔偿李洪水家属的92356元，两者相加构成。化工公司还陈述称，杨伟杰赔偿的92356元，系由信风公司赔付，再由化工公司支付给信风公司，信风公司出具《收条》。三、关于化工公司、信风公司以及于克宁的关系。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化工公司向法院提交空白的其与信风公司签署的《协议》与《借用协议》，并于庭审辩论终结后向本院提交了内容相同但加盖有两公司印章和负责人签名的《协议》与《借用车辆协议》。前述材料载明，化工公司与信风公司系合作关系，化工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为信风公司管理的员工在平安财险投保雇主责任险；化工公司借用信风公司名下的车牌号为×××、×××（即事故发生时李洪水、杨伟杰所在车辆）的车辆使用，信风公司同意车辆为无偿借用。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化工公司陈述称，于克宁是化工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化工公司与信风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化工公司还陈述称，除了本案提交的证据材料，再无其他证据可以提交，化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不知晓关于本案纠纷的其他详细信息。一审法院认为，化工公司与平安财险对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单所附的《投保雇员清单》包含李洪水、杨伟杰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同时，平安财险亦认可，事故发生时，李洪水、杨伟杰在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平安财险承保的交通运输工作。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洪水、杨伟杰是否与化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平安财险是否应当向化工公司赔偿一定的保险金。依照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1民初853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内容，法院认定，李洪水、杨伟杰均由于克宁聘用并进行管理、发放工资，而事故发生时二人所乘坐的车辆由于克宁出资购买。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化工公司陈述称，于克宁是化工公司的员工。同时，化工公司又提交了《借用协议》，称化工公司向信风公司借用了前述车辆。不论属前述那种情形，化工公司均已与李洪水、杨伟杰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平安财险虽然主张，化工公司与李洪水、杨伟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化工公司对李洪水、杨伟杰不存在保险利益，但平安财险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且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平安财险无法对化工公司为何为李洪水、杨伟杰投保雇主责任险作出合理解释。《平安雇主责任险保险（A款）条款》约定，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金、工资的人员，包括正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等。现平安财险认可李洪水、杨伟杰的姓名记载于化工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所附的雇员清单之中，且化工公司均已与李洪水、杨伟杰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平安财险应当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化工公司主张其已经赔付李洪水家属的款项，分为由信风公司代化工公司赔偿的22万元和信风公司代杨伟杰赔偿的92356元。关于其中22万元的部分，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0377号民事调解书和信风公司出具的《收条》佐证。由于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民事调解书本身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法院认定化工公司已经通过信风公司赔付了李洪水家属22万元。关于其中92356元的部分，化工公司欲以《收条》以及（2019）京0111民特91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化工公司已经代杨伟杰承担了赔偿责任。截至本案一审庭审辩论终结之时，化工公司并未提交诸如杨伟杰的证人证言、信风公司代杨伟杰交款的汇款记录等直接证据证明杨伟杰履行判决书确认的赔偿义务的方式。同时，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化工公司陈述称，“不知晓杨伟杰的赔偿款是怎么付的”。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基于化工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法院难以认定化工公司已经代杨伟杰履行了判决书确认的对李洪水家属的赔偿义务。综上所述，法院认定，化工公司已经赔付了李洪水家属共计22万元。《雇主责任险保单》载明，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70万元。据此，对于李洪水的死亡，平安财险的赔偿限额为70万元。现法院认定的化工公司对李洪水家属的赔偿金额为22万元，低于70万元。对于化工公司诉讼请求中的22万元，法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法院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化工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有种种不完善之处，但不论是化工公司、信风公司还是于克宁，其赔偿李洪水家属22万元，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事实。平安财险认可李洪水、杨伟杰在事故发生时，从事的是保险单所承保的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作，因此，平安财险因李洪水的死亡进行理赔，并未超出其在出具雇主责任保险单时应当预见到的赔付预期。换而言之，化工公司交纳了李洪水、杨伟杰的保险费，平安财险收取了保险费并从中获取了商业利润，平安财险获得商业利润后，应当支付一定的合同对价，该对价即为因李洪水的死亡进行赔付。法院认定平安财险承担一定的赔付责任，更有利于实现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永恒达化工有限公司220000元；二、驳回北京永恒达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虽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李洪水发生交通事故时所乘坐的车辆由化工公司借用，运输业务与化工公司直接相关，李洪水虽受聘于克宁，但化工公司承认于克宁为自己公司员工，并由化工公司为李洪水投保雇主责任险，因此化工公司与李洪水之间应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化工公司与李洪水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平安财险主张化工公司与死者李洪水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0377号民事调解书、信风公司出具的《收条》、化工公司当庭陈述以及本案实际情况，能够证明化工公司应对李洪水家属予以赔偿并已经实际履行，故一审法院认为化工公司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向平安财险主张保险金的请求成立，判决平安财险向化工公司给付22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平安财险否认化工公司对李洪水家属实际履行了赔偿义务，明显与上述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故其以此为由拒绝支付保险金，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平安财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卫东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付天缘书 记 员 宋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