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4民初5187号 原告：柴永发，男，1972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肇州县，经常居住地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四川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道娟，四川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琳，女，197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告：王生泉，男，197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以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星宇，四川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区锦盛路138号2楼附32号。 法定代表人：郭风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扬，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柴永发与被告王琳、被告王生泉、被告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原告柴永发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2020）川0114民初51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柴永发的财产保全申请。2020年7月22日，原告柴永发向本院提出追加共同被告申请，本院经审查准予原告柴永发将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追加作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2020年8月14日，被告王琳、被告王生泉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经审查后，作出（2020）川0114民初518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王琳、被告王生泉的管辖异议。2020年9月3日，被告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经审查后，作出（2020）川0114民初518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的管辖异议。被告王琳、被告王生泉不服本院作出的（2020）川0114民初5187号之一民事裁定，于2020年9月4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川01民辖终9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王琳、被告王生泉的上诉，维持原裁定。裁定生效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向东分别于2021年1月21日、于2021年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柴永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洋、邓道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生泉及被告王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星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柴永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琳、王生泉连带向柴永发归还借款1000000元，并承担以借款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4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7月9日的利息为107138.8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琳、王生泉承担。2021年1月22日，柴永发向本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王生泉归还柴永发另外200000元及从收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王生泉与王琳系夫妻关系，柴永发与王生泉、王琳系朋友关系。2017年9月1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均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了成都龙河投资专业市场二期工程，之后柴永发与赵彬合伙挂靠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资质承建该项目。2017年10月18日，柴永发与赵彬、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王生泉是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员工，柴永发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合作过程中认识了王生泉。因工程承建需要，柴永发、赵彬、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王清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之后开立了一个三方共管账户，该账户资金用于工程建设转款专用。2018年3月26日，王生泉慌称因柴永发未投入工程资金，赵彬要起诉柴永发，故柴永发为了避免矛盾发生，于2018年3月27日向共管账户转入100万元，王生泉知道上述账号由100万元转入后，向柴永发提出借支上述款项转入王生泉的指定账户中，并于当日出具《借条》一张。当时王生泉向柴永发承诺在2018年4月23日归还，2018年4月23日后在两年时间内，柴永发向王生泉催款达几十次，但王生泉以各种理由拖延。后柴永发迫于无奈，2020年6月19日找到王生泉位于武侯区××街××号××栋××单元××楼××号房屋处要求王生泉归还借款，但王生泉要求柴永发给其一段时间。另外，2018年4月4日，柴永发与赵彬解除了合作关系，项目中的所有债权由柴永发承担，2019年9月30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均泰投资有限公司解除《建筑施工合同》，同时柴永发与成都均泰投资有限公司解除《工程内部承包责任合同》。现王生泉一直未向柴永发归还该笔借款，随柴永发多次催促王生泉归还，但是王生泉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拒不归还，故为了维护柴永发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王琳、王生泉辩称，王生泉从来没有与柴永发建立并形成借款合意，柴永发也从来没有向王生泉交付过任何借款，本案应当依法驳回柴永发对王生泉的诉讼请求。理由有以下几点：1.柴永发与王生泉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形成和实际履行。本案中，王生泉个人从来没有与柴永发商量过民间借款的事宜，也从来没有在柴永发个人处拿过任何借款款项。也就是说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借款合意的形成，更没有任何借款事实及转账记录的发生，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实际履行；2.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2018年4月20日将其基本账户内的款项100万元转给王生泉的行为并不能够视为柴永发给王生泉的出借款项100万元行为。首先，柴永发2018年3月27日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内转款100万元是基于其与赵彬共同合伙挂靠在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名下实际承建施工成都龙河投资专业市场二期工程而需要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缴纳200万元履约风险保证金而为，是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给与柴永发、赵彬发出相关催缴函（NO.CCC20180327）后才从柴永发账户转入的履约风险保证金，根据催缴函的第四条内容载明：“如果你二人不在2018年4月5日前将500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转入我司与你二人设立的共管账户，我司有权单方面解除与你二人签署的《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并保留追究你二人违约的权利”，故该1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履约风险保证金而不是借款性质。其次，该100万元款项转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后，款项的所有权性质即依法发生了变化。根据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由于金钱属于种类物而不是特定物品，判断银行款项的所有权人是依据该款项的银行开户户名确定。故此，在该100万元从柴永发账号转账进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户之时起，款项的所有权人就不再属于柴永发，而是属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所有。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再将其民生银行一般账户内资金100万元调整转账至其基本账户内也完全属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行为，至此，柴永发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户的共管账户资金行为就此结束，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再将其基本账户内所有的资金转给王生泉这一员工去代为处理公司设立前期相关债务或实际控制人相关诉讼案件债务是属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企业发展人的日常经营管理行为，是属于另一个独立的民事行为；3.王生泉2018年4月20日收到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基本账户转来的100万元并非基于其与柴永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而产生。该100万元款项系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根据公司2018年4月18日会议纪要及2018年4月20日委托支付书而向王生泉转款。转款的目的并非王生泉个人借款，而是代公司处理相关债务，王生泉接受该100万元款项和将该100万元再按公司指令转出去的行为均属于履行工作内容的职务行为；4.王生泉没有占有、使用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2018年4月20日所转100万元款项中的任何一分钱，即从款项的实际流向、占有、使用来看不具备借款人实际占有使用借款的基本法律特性，故此涉案100万元对王生泉并不构成任何借款债务。从本案王生泉提供的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公司2018年4月18日会议纪要、公司2018年4月18日和4月20日四张委托支付书、100万元款项最终流向来看，王生泉没有使用该100万元中的任何一分钱款项。对此，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早在2018年4月25日即通过书面确认书明确王生泉已经按照公司会议纪要、委托支付指令代公司处理了该100万元，借条对王生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5.涉案关键证据借条仅仅是方便公司财务处理而由王生泉出具给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财务人员的财务记账凭证附件，该借条本身不具有真实民间借贷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借条早已经在2018年4月25日由借条权利人确定作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借条显示的借款对象为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故此借条载明的法律关系人应当界定为王生泉和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与原告柴永发毫无关系。借条法律关系人的界定从而可以确定借条的权利人、借条的债权人为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而不是柴永发，故此不能够依据此借条推断王生泉与柴永发建立并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柴永发依据王生泉出具给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已经作废的借条主张王生泉应当偿还其借款100万元本息明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从本案中，王生泉2018年4月20日书写的借条对象是是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而不是柴永发。该借条是王生泉交给该公司财务人员作为公司财务记账凭证附件而使用，目的是财务记账凭证合法化（附件应该有银行转账凭证、借条等），并非记载的是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生泉从来没有向柴永发出具过该借条，也从来没有向其交付过该借条。王生泉出具的借条是交给公司的财务人员用于记账附件，柴永发是从公司财务部偷走的该借条，其持有该借条完全不具有合法性。从2018年4月18日会议纪要、2018年4月18日和2018年4月20日的委托支付书、2018年4月25日《确认书》来看，该借条并非具有王生泉在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真实借款100万元的意思表示。该借条仅仅是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了解决公司设立前期的债务处理和解决公司负责人的诉讼案件债务而形成，属于公司内部财务账务处理凭证资料。公司2018年4月18日会议纪要明确此笔借款与王生泉个人无关，王生泉仅仅是代表公司处理账务2018年4月25日确认书更是明确借条仅仅是协助公司做财务方面的变通处理，并非真实王生泉在公司真实借款100万元。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作为该借条载明的权利人同时也明确该借条从2018年4月25日起作废，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所以，本案完全不能够依据该借条来认定王生泉应当偿还柴永发借款诉请的100万元借款本息。从本案柴永发的诉称来看，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也完全不符。其诉称给王生泉出借100万元却不是柴永发将诉称借款转给王生泉其诉称借款由三方同意出借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其诉称的王生泉承诺借款3天后即归还借款更是毫无事实依据，也与巨额借款借款期限仅仅为3天的常理不符。同时，其在诉状中声称的从2018年4月23日一直数十次向王生泉催款更是虚假陈述。虽然其向王生泉要过款，但王生泉也明确从来没有在其个人处借过款项，其缴纳的100万元履约风险保证金的退还只能找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现有负责人李泽元协商解决，并且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现有负责人李泽元也与柴永发多次商讨工程款项的结算过程，明确其缴纳的100万元履约风险保证金的退还只能找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与王生泉个人无关，其王生泉个人从来就不应当向柴永发承担任何借款偿还义务。柴永发诉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理由于法无据；6.柴永发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之间的挂靠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实际否定了涉案100万元为借款的事实，其履约保证金100万元是否应当退还不属于本案解决的问题。本案柴永发挂靠在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名下承建施工成都龙河投资专业市场二期工程的基本事实充分说明了柴永发本案诉争100万元并非借款的性质，该款项实际为柴永发、赵彬共同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保证金缴纳给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后，柴永发即不再享有所有权、支配权。是否应当退还该保证金，应当由柴永发、案外人赵彬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依据项目实施情况及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责任合同》进行结算。本案应当依法驳回柴永发诉讼请求；7.柴永发通过非法获得的公司财务凭证附件借条，并以虚假民间借贷案件诉讼的方式想实际实现退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诉请王生泉承担借款偿还责任更是毫无事实根据。柴永发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名义承建施工成都钩泰投资有限公司涉案项目后，将劳务分包给了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8年10月12日，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柴永发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名义与成都钩泰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三方达成了结算协议。根据该结算协议，柴永发确定应当支付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40万元。其中应当在在018年10月19日支付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30万元。由此可见，柴永发虽然实际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缴纳了100万元履约风险保证金，但该100万元风险履约保证金根本不足以覆盖其应当实际承担的项目240万元劳务费用支出。所以，即使柴永发、赵彬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通过另案诉讼算账，则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也不应当再退还柴永发、赵彬任何履约保证金。二、王琳不应当对柴永发的诉请承担任何责任。其一，柴永发诉请王生泉在其处借款100万元的事实根本就不能够成立。其二、从本案100万元款项的流向来看，王生泉或者王琳均没有实际使用其中的任何一分钱用于家庭生活共同开支。故此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讲，王琳均不应当对柴永发的诉请承担任何责任。综上所述，王生泉没有与柴永发建立民间借贷合意，柴永发也从来没有向王生泉交付过其所谓出具款项。涉案借条早已经作废，借条的权利人并非柴永发，借款也不能够确定柴永发与王生泉建立并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柴永发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柴永发对王生泉、王琳的全部诉讼请求。 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辩称，本案所涉100万元款项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内部承包合同纠纷，且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柴永发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王生泉与柴永发之间不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没有从柴永发处借款，柴永发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支付的100万元系其作为公司内部员工以内部承包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钓泰投资有限公司发包给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成都龙河投资专业市场二期工程而缴纳的保证金，因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柴永发对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1.柴永发在2020年5月前是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员工。根据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提供的柴永发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下属的成都分公司于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为柴永发缴纳了社保，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由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为柴永发缴纳了社保；2.柴永发、赵彬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2017年10月18日签订了《工程内部承包责任合同》，该合同约定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将其与发包人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钧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部承包给赵彬进行工程施工和管理。2018年3月19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赵彬、柴永发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补充约定》，约定赵彬、柴永发在2018年3月23日之前按双方与建设单位的商定结果，将200万元现金转入双方设立的共管账户等。由于柴永发为公司员工，其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内部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在未解除前对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柴永发均有约束力；3.2018年3月27日，因赵彬、柴永发未按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履行义务，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书面发函告知要求作为内部承包人的赵彬、柴永发缴纳项目电费、挂证费用及保证金等。赵彬、柴永发签收函件后，同日，柴永发将100万元转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下属的成都分公司对公账户。该款应视为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收到柴永发缴纳的保证金；4.2018年4月20日，经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柴永发、赵彬的同意，王生泉向公司出具借条，借支100万元用于处理被告公司事务。王生泉所出具借条是作为公司财务支出的附件使用，柴永发利用财务做账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司发现原件不在后对该借条进行了作废处理。柴永发主张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关键证据为“借条”，但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新都民生银行龙河二期工程款壹佰万元1000000元”，从字面含义判断是王生泉借到了上诉人成都分公司100万元，上面没有任何王生泉向柴永发借款的陈述。因此，柴永发主张对王生泉享有100万元的债权不成立。同样的，上面也没有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向柴永发借款100万元的陈述，所以原被告之间也不存在100万元借款的民间借贷关系。而且，因为该款由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下属成都分公司对公账户所借支，款项支付路径为对公转入对私，且借条系王生桌向公司出具，借款对象也为成都分公司，因此，对该借条性质应判定为王生泉向公司借款，而非向柴永发借款。虽然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用于出借的款项来源是柴永发缴纳的保证金，但该款是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依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合法所收取的柴永发应当缴纳的保证金，一旦缴纳进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账户，该款已经不属于柴永发个人所有，其涉及权利义务应当按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办理。由于动用该款征得了柴永发本人同意，因此，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出借100万元给王生泉用于处理公司事务合理合法。而且，按补充协议的约定，柴永发应缴纳200万元保证金，而非100万元保证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及成都分公司对100万元借款按内部员工借款进行了账务处理。王生泉借到公司100万元款项后按公司指示陆续为公司支付了各种应付账款，截止目前，该款项早已结清，公司也做了相应的账务处理，即王生泉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之间的100万元的债权债务已结清。本案中，王生泉个人从来没有与柴永发商量过民间借款的事宜，也从来没有在柴永发个人处拿过任何借款款项。也就是说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借款合意的形成，更没有任何借款事实及转账记录的发生，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实际履行。由于柴永发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没有办理结算也没有与业主方解除或终止合同，即事实上柴永发仍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及业主方处于履行各自所签订的合同状态，所以即使柴永发以承包合同纠纷请求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返还100万元保证金的理由也不成立。1.2018年9月6日，柴永发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出具书面《承诺书》，表明其对自己承包的工程项目现状均知晓，愿意入场施工并愿意自己承担因自已行为产生的一切风险和后果；2.2018年10月12日，成都钓泰投资有限公司、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四川国斌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结算协议书》，柴永发在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处签名并按拇指印。根据该协议书，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需向四川国斌劳务有限公司在2018年10月19日支付30万元，在四川国斌劳务有限公司酒店施工筏板浇筑完毕三日内支付70万元，即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需向四川国斌劳务有限公司支付100万元。2018年11月23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下属成都分公司向四川国斌劳务有限公司支付30万元。至此，柴永发缴纳的合同保证金应扣除该已支付的30万元；3.2019年6月14日，柴永发出具《承诺书》，同意发包人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钧泰投资有限公司将原承包合同中的分项工程等专业分包工程由发包人指定分包；4.根据柴永发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2019年8月，柴永发要求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配合解除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钧奉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就成都龙河投资专业市场二期工程签订的合同编号为GF-2013-0201的合同。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在柴永发提供的合同上加盖了公章，2019年9月30日，成都钧泰投资有限公司在甲方二处盖章，但合同中需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和签名处均为空白。由于该合同共同发包人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未盖章，即该单位对柴永发提供的合同没有进行认可，所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认为对合同三方当事人均没有约束力，该合同仍处于未生效状态。正是因为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发包人的合同一直未解除，处于合同履行状态中，造成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即使想与柴永发解除或终止合同关系也成为不可能。所以柴永发如想主张返还其100万元保证金也成为不可能，更何况柴永发在履行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内部承包合同中，还存在与业主方、第三方公司四川国斌劳务有限公司100万元债务、差欠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挂证费用等债务。综上所述，本案所涉100万元款项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内部承包合同纠纷，且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柴永发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王生泉与柴永发之间不形成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且由于柴永发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内部承包合同正在履行，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业主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在履行，上述合同均未能解除或终止。柴永发缴纳的100万元系工程保证金，该100万元保证金在扣除30万元已支付四川国斌劳务有限公司款项、按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应扣除每年108000元挂证费用及善后需要与相关各方解除或终止合同产生的费用后，是否还有剩余甚至还需柴永发补足差额部分，现阶段无法判定。所以，柴永发的诉请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柴永发对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王生泉、王琳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王生泉与王琳系夫妻关系，王生泉系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经理。2017年9月1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均泰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成都龙河投资有限公司与成都均泰投资有限公司将成都龙河投资专业市场二期工程发包给中城建第十六局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对工程名称、面积、价款、工期等作了明确约定。 2017年10月18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柴永发、赵彬签订一份《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将成都龙河投资专业市场二期工程发包给赵彬、柴永发，确定赵彬为工程承包人，协议约定保证金，如建设方要求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缴纳2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则由赵彬、柴永发缴纳，赵彬、柴永发应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缴纳风险保证金在200万元之内。 2018年3月27日，柴永发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内转账100万元。2018年4月18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及王生泉形成“会议纪要”，同意王生泉以个人名义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借款100万元处理遗留债务问题。2018年4月20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将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内999983.60元转账到该公司另一基本账户，从公司记账凭证载明，2018年4月20日收到龙河项目部支付往来款999983.60元。同日，王生泉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新都民生银行龙河二期工程款壹佰万元整”。2018年4月25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向王生泉出具《确认书》，认可王生泉将100万元借款用于处理公司其他债务，已完毕并明确2018年4月20日出具的借条作废。 2018年10月12日，柴永发代表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成都均泰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结算协议书》，明确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龙河二期工程工作量70万元，并终止施工合同，并对劳务费金额、支付方式作了明确约定。 2018年11月21日，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未收到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约定支付的劳务费，到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催要劳务费，柴永发通过自己微信，承诺一份《呈请》，载明：“因中城建于2018年4月20日借我个人欠款，至今未还，同意中城建从中拿出30万元转给四川国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人工费，剩余款项以原协议为准”。 另查明，2018年3月27日，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发给赵彬、柴永发一份函件，要求将500万元转入共管账户，赵彬、柴永发签字收到。2018年9月6日，柴永发向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发出一份《承诺书》，载明：“我自愿替发包人代缴报建费用500万元，该笔款项由我转入贵司账户后，由贵司转入本项目专用账户，与发包人报建费用一并缴入建设主管部门”。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授权委托书》、《工程内部承包责任合同》、《股权转让承诺书》、《借条》、转款凭证、《会议纪要》、转款业务回单、记账凭证、委托支付书、《确认书》、《工作联系函》、《结算协议书》、微信呈请、函件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向贷款人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柴永发依据王生泉出具一张“借条”主张王生泉向柴永发借款，该借条明确载明：“今借到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新都民生银行龙河二期工程款壹佰万元整，借款人王生泉，2018年4月20日”，该借条未载明王生泉向柴永发借款100万元。庭审中，王生泉认可从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基本账户上借款999983.60元，该笔借款如何使用，提供了相应证据，形成证据锁链。故王生泉未向柴永发借款，双方无借款合意。关于柴永发认为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在新都民生银行账户上余额100万元是柴永发转入的，与王生泉主张一致。但从柴永发系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员工，内部承包龙河二期工程，柴永发转入100万元到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该100万元的性质属于公司内部事务，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为内部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在本案借款纠纷诉讼中未提供有关内部承包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能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作出判决，有关当事人因内部承包合同而引起的民事责任问题可另案解决。王生泉作为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经理，使用账户上资金，属公司内部事务，本案柴永发要求中城建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返还借款10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 驳回柴永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元7382（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382元，由柴永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向东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许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