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7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栖霞分公司，经营场所在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栖霞街道广月路32-103号。负责人：崔国洪，该分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崔国洪，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道飞，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双，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市江宁区事成土石方工程队,经营场所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新园天元东路388号义乌小商品城B区11幢304号。经营者：杨幸福，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原审被告：孙志国，男，1982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上诉人南京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栖霞分公司（以下简称九建栖霞分公司）、南京市第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市江宁区事成土石方工程队（以下简称事成工程队）、原审被告孙志国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611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审被告孙志国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事成工程队对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事成工程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事成工程队提交的台班表、签证单有“南京九建”字样，可以证明孙志国以九建公司名义向事成工程队租赁设备，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有权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与事成工程队签订租赁合同，孙志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认定扩大了表见代理的适用范围，导致一审判决错误。孙志国作为工程分包人，有权以个人名义与事成工程队订立设备租赁合同，在承接的标段内债权债务均由其个人承担，自负盈亏。在没有九建公司授权情况下，孙志国与他人的交易应认定为其自身行为。事成工程队提供的台班表、签证单未经九建公司确认，仅能代表孙志国个人，不能证明孙志国以九建公司的名义与事成工程队订立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的订立、价格的洽谈以及租金的结算，均是孙志国个人与事成工程队确定，更进一步说明孙志国是以其个人名义与事成工程队确立租赁关系。二、孙志国与事成工程队订立租赁合同的行为既不构成有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九建公司不应承担支付租金的责任。孙志国并非九建公司员工，无任何职务身份，且案涉工程标段由孙志国实际承包，孙志国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代理，九建公司未向孙志国出具任何授权委托书，也不构成委托代理。孙志国与事成工程队未订立书面合同，没有向事成工程队提供任何授权文件，在孙志国与事成工程队发生合同关系时并没有形成孙志国有代理权的表象，事成工程队提供的相关资料均为事后取得；事成工程队并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未审查孙志国是否持有授权文件；欠条由孙志国出具而无九建公司盖章，欠款人明确为孙志国个人，以上可以说明事成工程队明知交易对象为孙志国，孙志国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一审判决认为“如孙志国与九建栖霞分公司系分包关系，九建栖霞分公司应向孙志国付款，由孙志国向九建栖霞分公司开具发票，而九建栖霞分公司收取事成工程队开具的发票，并按照发票金额向事成工程队付款，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该过错亦使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有权利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该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孙志国与九建公司系分包关系，孙志国个人也向九建公司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并开具发票。事成工程队向九建公司开具的发票，事成工程队认可是在孙志国的指示下开具的。作为孙志国与九建公司结算工程款的凭证，九建公司并不在意发票开具的主体。本案事成工程队主张的租金远不止事成工程队向九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16万元，其他租金事成工程队也并未向九建公司开具发票。至于九建公司向事成工程队支付的16万元款项，系在孙志国申请下向事成工程队代付的租金，在九建公司与孙志国结算工程款时予以扣除，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行为使得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有权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四、一审判决认定孙志国以其个人名义向事成工程队出具欠条，其行为已构成债务加入与事实不符。从《欠条》内容来看，孙志国本人并未认可事成工程队与九建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有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原债权债务关系并承担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反而在《欠条》落款处为“欠款人：孙志国”以及孙志国本人的身份证号和手印，孙志国认可其个人与事成工程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同意承担还款的责任，恰恰可以证明与事成工程队建立合同关系的是孙志国个人。事成工程队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孙志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案涉工程对外公示的施工方是上诉人，施工成果的最后受益人亦是上诉人。台班表、签证单亦署有“九建公司”字样，且孙志国在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机械设备前言明其代表上诉人，施工过程中孙志国也多次代表上诉人参加监理例会。被上诉人无论在设备租赁前，还是设备租赁中，以及租赁后，均有理由相信孙志国可以代表上诉人做出具体涉及工程的行为。孙志国作为个人，并不具备案涉工程相应资质条件，孙志国负责了案涉工程的全部施工，此点令被上诉人更加坚信孙志国就是代表上诉人的。二、事成工程队去案涉项目工地施工时，孙志国称案涉工程是九建公司的工程。工程现场办公室的挂图上显示孙志国是生产经理，进场、开会都是孙志国代表九建公司操作，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是九建公司的工作人员。至于孙志国与九建公司存在分包关系，事成工程队不知情。三、上诉人与孙志国之间的任何约定不影响其对付款责任的承担。首先，上诉人与孙志国之间任何协议即便存在，被上诉人也不可能知道。案涉工程所有对外公示的施工主体均为上诉人，没有显示施工人为孙志国，也没有任何向外公布的分包合同。案涉工程的最终成果享有人是上诉人，其应当负有支付工程款或租赁款的义务。其次，即便上诉人与孙志国之间系转包、分包关系，上诉人明知孙志国没有相应资质，依然将案涉工程转包、非法分包，存在明显过错，故被上诉人的利益受损与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具有高度充分的关联性。退一步说，即便孙志国个人需要承担付款义务，上诉人也应当共同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孙志国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事成工程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孙志国共同支付事成工程队机械租赁费58745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孙志国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京栖霞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栖霞山风景区山门广场项目施工（茶圣路九乡河-佛学院道路工程）中标人为九建公司。2018年6月，事成工程队经朋友介绍认识孙志国，并与孙志国洽谈“栖霞山风景区山门广场项目（茶圣路九乡河-佛学院道路工程）”挖掘机、压路机等机械设备的租赁事宜。事成工程队自2018年6月起向该项目工地提供租赁设备，形成收据、挖机施工签证单、台班表等若干，落款处均有案涉项目现场人员签名，部分收据、签证单上载明交款单位或施工单位为“南京九建”。2019年1月17日，孙志国在《2018年度栖霞茶圣路机械结算单》上签名，确认欠款234000元。2019年1月23日，事成工程队向九建栖霞分公司开具金额为16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并交付孙志国。2019年2月25日，九建公司背书转让给事成工程队一张金额为16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9年8月13日，孙志国向事成工程队出具《欠条》一份，载明“现有事成工程队在栖霞山茶圣路施工，机械费共计伍拾捌万柒仟肆佰伍拾元，承诺于2019年8月31日付清所有余款，若有违约愿意按余款每日千分之三的利息结算，愿意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欠款人孙志国，身份证号码3209811982××××××××。”一审法院认为：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事成工程队举证收据、台班表、签证单，其中部分单据如2018年8月31日收据上载明的交款单位为“南京九建”，且收据上由案涉项目现场人员签名确认，可以证明孙志国系以九建公司的名义对租赁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确认。事成工程队按照孙志国的指示向九建栖霞分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并收到了九建栖霞分公司背书转让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此后事成工程队继续出租设备，继续制作收据、台班表、签证单，其中2019年4月24日等收据上载明的交款单位为“南京九建”、2019年6月挖机签证单上载明施工单位也为“南京九建”，可以证明孙志国继续以九建公司名义向事成工程队租赁设备。事成工程队基于上述情况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有权利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与事成工程队签订租赁合同，孙志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即九建栖霞分公司承担。孙志国出具欠条确认欠事成工程队租赁费587450元，于2019年8月31日付清，如违约同意支付按照每日千分之三计算利息，该付款行为应由被代理人九建栖霞分公司承担，故事成工程队主张九建栖霞分公司支付租赁费58745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9月27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九建栖霞分公司系九建公司设立的无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九建公司应当对九建栖霞分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事成工程队主张九建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抗辩其与孙志国之间系工程分包关系，孙志国与事成工程队签订合同时并未持有九建栖霞分公司或者九建公司的介绍信、委托书等，不足以让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有权利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虽然孙志国未持有相关能够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的证明材料，但在履行租赁合同中所形成的收据、台班表、签证单等原始凭证可以证明孙志国一直系以九建公司名义向事成工程队租赁。如孙志国与九建栖霞分公司系分包关系，九建栖霞分公司应向孙志国付款，由孙志国向九建栖霞分公司开具发票，而九建栖霞分公司收取事成工程队开具的发票，并按照发票金额向事成工程队付款，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过错，该过错亦使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有权利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综合租赁合同的整个履行过程，孙志国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故一审法院对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孙志国以其个人名义向事成工程队出具欠条，其行为已构成债务加入，孙志国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孙志国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九建栖霞分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事成工程队租金587450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二、九建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中九建栖霞分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孙志国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事成工程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675元、保全费372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3955元，由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孙志国连带负担。二审期间，事成工程队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了2019年3月25日孙志国代表九建公司签字的会议纪要照片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孙志国有权代表九建公司。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真实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九建公司将案涉工程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分包给孙志国，孙志国作为实际施工人在现场会议纪要中签字并无不妥，该证据不能证明事成工程队在案涉租赁合同订立时便知道孙志国具有代表九建公司的表象。本院认证意见：由于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事成工程队亦未能提交证据原件，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对一审认定的“收据、挖机施工签证单、台班表等落款处均有案涉项目现场人员签名”有异议，认为签字人员是否是现场人员，事成工程队未提供证据证明，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事成工程队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事成工程队陈述，其认为是与九建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现场开会、剪彩时孙志国都是代表九建公司，办公室挂的牌子是九建公司，孙志国是生产经理，到过年付款时发票是开给九建公司；就案涉项目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孙志国是代表九建公司，其不需要审查孙志国的委托手续；其一般到工地做事，都是公司与公司对接，以个人名义其是不做的；其在开始谈价格时是与孙志国进行的磋商，孙志国称其是九建公司的生产经理。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陈述，孙志国不是九建公司员工，案涉公司系九建公司承包，中标合同中项目经理是罗刚；一开始九建公司将工程全部转包给了孙志国，后来孙志国跑路了，接下来就由九建公司自己完成；九建公司与孙志国之间是分包关系，孙志国是分包人；其与孙志国之间没有完全结算；其直接给孙志国付过钱，也帮孙志国代付过一些材料商、人员费用，根据统计，其已经实际超付。《栖霞山风景区山门广场项目（茶圣路九乡河-佛学院道路工程）实名制管理流程图》照片显示，项目经理为罗刚，生产经理为孙志国，安全员为刘德龙。收据、台班表、签证单中部分单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南京九建”或“圣茶路项目”，在2018年11月29日的台班表落款处“负责人签字”一栏有孙志国本人的签名，“孙志国”的名称从未在单据抬头处出现。《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担保承诺书》载明，孙志国全权负责由九建公司中标的栖霞山风景区山门广场项目施工（茶圣路九乡河佛学院道路工程）KO+O-KO+200段的施工管理工作。《欠条》内容除孙志国的签名为孙志国书写外，其余内容为事成工程队经营者杨幸福之子陈俊峰书写。事成工程队经营者杨幸福称案涉合同所涉工程由其子陈俊峰负责。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与事成工程队均确认现已无法联系上孙志国。上述事实，有收据、台班表、签证单、《栖霞山风景区山门广场项目（茶圣路九乡河-佛学院道路工程）实名制管理流程图》照片、《工程项目施工管理担保承诺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各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孙志国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基于被代理人的过失或其与无权代理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享有代理权而与之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受的制度。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表见代理具有以下构成要件：一是行为人系无代理权，并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二是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表象且该表象的产生可归因于被代理人；三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系善意无过失且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孙志国的行为构成对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的表见代理，理由如下：首先，案涉建筑设备租赁合同虽未采取书面形式订立，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收据、台班表、签证单等单据可以印证双方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的成立。部分单据载明的交款单位为“南京九建”或“圣茶路项目”，且收据经案涉项目现场人员签名确认，其中有部分单据在“负责人签字”一栏有孙志国本人签名，“孙志国”的名称从未出现在单据抬头处，说明孙志国系以九建公司的名义对租赁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确认，可以证明孙志国以九建公司的名义与事成工程队订立合同。其次，九建公司为案涉项目中标人，中标合同中载明项目经理是罗刚，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称孙志国系案涉工程的分包人，并非九建公司员工，但项目部内墙上悬挂的《栖霞山风景区山门广场项目（茶圣路九乡河-佛学院道路工程）实名制管理流程图》照片，其中显示“项目经理罗刚，生产经理孙志国”。九建公司将案涉工程全部转包给了孙志国，并没有对外公布转包或分包关系，孙志国作为案涉工程施工管理工作的全权负责人，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可以代表九建公司，孙志国代理权表象的产生亦可以归因于九建公司。再次，事成工程队向九建栖霞分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并收到了九建公司背书转让的电子银行承兑汇票16万元。九建公司称该承兑汇票系代孙志国支付，但未能提供任何代付款的手续材料予以证明。九建公司付款后，双方继续建筑设备租赁关系，此后的收据、台班表、签证单等单据有部分载明的交款单位、施工单位为“南京九建”，说明孙志国始终以九建公司名义向事成工程队租赁设备。另外，事成工程队出租的建筑设备实际使用在九建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上，九建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中标方及最终的受益方，孙志国系九建公司确定的分包人，现孙志国无法取得联系，相关风险不应由事成工程队承担。综合以上，事成工程队有理由相信孙志国有权代表九建栖霞分公司与事成工程队订立租赁合同，孙志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九建栖霞分公司承担。孙志国在结算后的《欠条》上签字确认欠付事成工程队租赁费587450元，承诺于2019年8月31日付清，如违约按照每日千分之三支付利息，被代理人九建栖霞分公司应当按该约定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九建栖霞分公司支付租赁费58745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九建栖霞分公司系九建公司设立的无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九建公司应当对九建栖霞分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关于孙志国承担的责任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鉴于孙志国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又以个人名义向事成工程队出具《欠条》，孙志国的行为已构成债务加入，孙志国应对九建栖霞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且孙志国在一审判决作出后未提出上诉，本院对一审法院对于孙志国责任的认定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675元，由九建栖霞分公司、九建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阿珍审判员  张广永审判员  王 存二○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李文达书记员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