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8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万丽富德广场1号楼东单元二十七层。 负责人王焕峰，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光翠，女，198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正洪、洪莎莎，浙江北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治海，男，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宁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可明，安徽师阳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山昊宇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拳铺镇工业园区（泰福路南蔡西村）。 法定代表人高钟亭。 原审被告朱鹏，男，198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宁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可明，安徽师阳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宁国市宁阳东路。 负责人宋承华，公司经理。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程光翠、余治海、梁山昊宇货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宇公司）、原审被告朱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49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俞建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10月30日，余治海驾驶牌号为鲁ＨＳ××××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牌号为皖Ｐ××××挂号重型罐式半挂车由东向西行至201省道彭长线路口时与由西向东行驶的由程光翠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程光翠受伤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余治海过路口未注意前方动态措施不力未减速确保安全通过，程光翠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故余治海、程光翠负事故同等责任。另查明，程光翠因本次事故住院治疗20天，自行支出医疗费17607.01元。本案一审诉讼中，经程光翠申请，原审法院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及“三期”进行评定，该鉴定中心于2019年9月9日出具鉴定意见，评定被鉴定人程光翠因本次交通事故构成精神9级伤残，损伤后所需的误工期限以210日为宜、护理期限以60日左右为宜、营养期限以60日左右为宜，程光翠支出鉴定费3000元。2015年、2016年程光翠取得了杭州市暂住证，并取得了编号为余房权证瓶移字第1××1号房屋所有权证。程千武（1954年7月21日出生）与刘合会（1958年7月25日出生）育有程光翠、程光照子女二人。程光翠与刘兴纯于2002年11月17日育有女儿刘静。再查明，鲁ＨＳ××××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皖Ｐ××××挂号重型罐式半挂车在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处投保有商业三者险5万元，均保有不计免赔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一审诉讼中，经朱鹏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对皖Ｐ××××挂号重型罐式半挂车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中朱鹏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经鉴定，该两份证据中朱鹏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中盖有昊宇公司公章，该公章编号为×××82；而昊宇公司在留存于原审法院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所加盖公章编号为3700320011982。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商业三者险条款第24.2.5条约定“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余治海垫付9000元，包含在本案诉请中。还查明，余治海于2003年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资格证中载明余治海准驾车型为Ａ2；事故发生时余治海持有的驾驶证附页载明“增驾Ａ2，实习期至2017年11月16日”。程光翠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一、余治海、昊宇公司、朱鹏共同赔偿程光翠因本次事故损失的331918.3元，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二、本案诉讼费由余治海、昊宇公司、朱鹏、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共同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残疾赔偿金等应当予以赔偿。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认定，余治海、程光翠负事故同等责任，事故责任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程光翠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由承保交强险的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在交强险分项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按60%的责任比例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两公司按投保限额按比例进行分摊；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余治海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同样按60%的责任比例予以赔偿，昊宇公司未到庭说明其与余治海之间的关系，故作为鲁ＨＳ××××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营运利益的所有人，昊宇公司对余治海所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所主张的商业三者险免赔事由能否成立。首先，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所提交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中所加盖的昊宇公司公章与昊宇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公章存在肉眼可见的不同，两公章并非同一枚公章，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又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昊宇公司存在更换公司公章情形，故原审法院难以认定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已就本案免赔事由向昊宇公司尽到了免责告知义务。其次，即使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已向昊宇公司尽到了免责告知义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的体例来看，惯常意义上的“实习期”应指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实习期，即“初驾实习期”，不包含增加准驾车型的实习期，而“增驾实习期”的含义见于公安部颁布的规章《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余治海于2003年即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其中准驾车型即为Ａ2，故本案交通事故并不属于驾驶员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实习期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当对“实习期”含义存在争议时，应当做出不利于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的解释，即保险条款中的实习期仅指“初驾实习期”。第三，公安交警部门对于交通事故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具有相对权威的判断，而在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并未认定余治海存在驾驶准驾车型不符的情形。最后，恰恰由于增加的准驾车型与初次申请驾驶证的准驾车型并不一样，确定实习期就是为了让驾驶员熟悉相关驾驶车辆的驾驶情况，如果实习期内不能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的车辆，就失去了实习期的意义。综上，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的免赔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此外，关于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主张的因超载商业险加扣10%的抗辩事由，因未见相关证据，故对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经原审法院审查确认，本次交通事故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医疗费，为17607.0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00元（50元／天×20天）；3、营养费，为3000元（50元／天×60天）；4、护理费，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为11820元（197元／天×60天）；5、误工费，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为41370元（197元／天×210天）；6、残疾赔偿金，为240728元（60182元／年×20年×20%）；7、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35028.8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酌定6000元；9、鉴定费用，为3000元；10、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1000元，以上合计460553.81元。需要说明的是，因本案鉴定费系程光翠在诉讼中支出的用以确定损失的必要合理的举证费用，且鉴定结果支持其举证目的，故原审法院认定该鉴定费用属于其因本次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应由余治海、昊宇公司、朱鹏、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负担。而车辆损失未见程光翠举证证明，故本案中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具体赔付为：由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122000元，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193459.32【（460553.81-122000）×60%×20÷21＝193459.32元】，扣除余治海已垫付的9000元，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实际尚需赔付306459.32元。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付9672.97元。综上，程光翠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程光翠306459.32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国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程光翠9672.97元；三、驳回程光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278元，减半收取3139元，由程光翠负担149元；由余治海负担2990元，梁山昊宇货运服务有限公司对余治海应负担的2848元负连带责任，朱鹏对余治海应负担的142元负连带责任。 宣判后，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改判。一、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交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书以及商业险保险条款，尤其是保险条款中对免责事由的字体已作加黑加粗处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在以上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均有投保人的签章确认，足以认定上诉人尽到了免责告知义务。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昊宇公司提交的手续中公章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直接认定上诉人未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明显不妥。如果被上诉人昊宇公司存在使用两种公章的情况，那也是被上诉人昊宇公司自身的问题，本案认可保险合同的存在，又否认保险合同中该公章为被上诉人昊宇公司实际所使用，明显存在矛盾，于上诉人保险公司不公平。如果一审法院对公章存疑，也应当将鉴定公章真实性的举证义务分配给被上诉人昊宇公司，而不应当直接进行主观臆测，导致错误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行政法规和规章关于实习期有不同界定和理解，并认为存在冲突，明显是理解法律错误。《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系对实习期的具体细化和完善，并未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条文内容，也未违背上位法的立法本意，二者不存在理解和适用的冲突，同时是完善和细化的关系。保险条款中约定的实习期即为机动车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这不存在疑难和歧义，符合一般的正常理解和认知。根据实际情况，驾驶员A2证只能通过B2增驾获取，不可能存在初次申领的情形。而驾驶牵引挂车要求具备过实习期的A2证，这在以上法规中均有明确规定。因此，在保险人承保牵引车时所作出的实习期的界定，只能理解为B2证增驾后的12个月。这符合保监会和保险行业制定商业险条款的本意，也体现了保险利益与风险的一致和保险普遍公平的原则。三、一审法院认为“如果实习期内不能驾驶增加的准驾车型，不让当事人接触增加后的准驾车型，实习就失去了意义，实习目的将永远无法实现”，这样的认知明显片面和错误，也与法律规定相矛盾。首先，实习期内不能驾驶牵引挂车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明确禁止的行为。其次，实习期内不能驾驶牵引挂车并不代表不能驾驶所有的准驾车型，仅是对牵引挂车这一车型作出了限制，也是考虑到驾驶这种车型的危险较大，容易发生事故，且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较大，因此才专门作出了法律限制，保险条款也是基于保险利益和保险费用对应一致作出的合理约定，这明显是公平的，也是利于引导营造安全的驾驶环境，保障每一位道路行驶者的人身安全。这对于实习目的的实现并不矛盾。最后，即使法律并不禁止A2实习期驾驶牵引挂车，但是驾驶员实习期禁止驾驶牵引车系保险合同条款明确约定的免赔事项，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明确约定了免责事由且投保人已知法律后果，私权利的契约自由未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及禁止性规定，司法也应尊重私权利契约内容的自由约定。另外，公安交警部门依据简易程序处理该事故，对于A2实习期未全面分析，并不能否认该违法违规行为的存在，仍然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以及按照保险合同的免责约定处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49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不服一审判决193459.32元）；2、上诉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程光翠在二审中答辩称：首先，保险公司援引保险条款中“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进行免责抗辩，前提系保险公司已经向投保人尽到免责条款的说明和告知义务，但上诉人提交免责告知单上的盖章与投保人的公章明显不一致，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向投保人梁山昊宇货运服务公司尽到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而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则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该规定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也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上述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于“实习期”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客观上会给投保人的理解造成歧义。对“实习期”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后的实习期还是驾驶证再次领证的实习期存在争议，但对于实习期如何计算，保险合同条款均未有明确的解释说明。因本案所有保险条款均由上诉人制作并提供，属于格式条款，双方对免责条款中实习期的理解发生争议，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即上诉人保险公司的解释。结合本案实际，被上诉人余治海初次领证是2003年5月13日，准驾车型为A2，而本案事故是发生是2017年10月30日，早已过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实习期12个月。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余治海驾驶涉案车辆并非处于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实习期内。余治海因违章扣分降级再次领取A2驾驶证，驾驶证标注的“实习期”跟本次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商业险拒赔的情形。最后，确定实习期就是为了让驾驶员熟悉相关驾驶车辆的驾驶情况，驾驶牵引车相对驾驶技能、危险系数都较高于一般的机动车，但是本案余治海自2003年5月13日领取A2驾驶证，十余年来长期从事道路货物运输，有足够熟练的驾驶技能驾驶涉案牵引车，并不是新手司机，不存在需要再次熟悉、适应车况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程光翠的合法权益。 余治海、朱鹏代在二审中表示与程光翠的答辩意见一致。 人民财保宁国支公司、昊宇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对于“实习期”的理解，以及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是否可基于案涉商业险合同中有关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的免责条款主张免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除了规定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之外，还规定了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且均规定实习期内不得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上诉人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提出案涉商业三者险合同免责条款中的“实习期”只能理解为B2证增驾后的12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对于禁止性规定的免责事由，保险人仅需履行提示义务，而无需对相关禁止性规定进行明确说明。因此，对于增加准驾车型的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的规定，应区分其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规定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从具体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虽属于行政法规，但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初次申领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并未包括增驾实习期。《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虽规定实习期包含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但该规定是公安部制定的关于指导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的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因此增驾实习期内不得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并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的“禁止性规定”。有关“实习期”的现行规定存在不一致，对保险条款的理解易产生歧义，因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说明义务应当较之其他免责条款更需明确、详尽。本案中，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在其商业三者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中规定了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即应举证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时已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规定的实习期内容等进行了告知，以证明该部门规章关于实习期规定的内容已经成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虽提供了昊宇公司盖章的投保单，即使该公章属于昊宇公司，但投保人在投保人声明处只是笼统地确认表示保险人对保险条款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及合同约定内容等向其作了说明和提示，并未体现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已就案涉免责条款中“实习期”适用何种解释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故《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实习期的规定不能成为本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上诉人人寿财保济宁支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的理由及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69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中心支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俞建明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刘小敏 书 记 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