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3民撤2号原告：何远雄，男，汉族，1956年12月16日出生。原告：骆振茂，男，汉族，1965年7月10日出生。原告：钟国金，男，汉族，1963年12月27日出生。原告：曾繁泼，男，汉族，1966年9月10日出生。原告：李新华，男，汉族，1956年7月19日出生。原告：刘志勇，男，汉族，1958年12月25日出生。原告：钟伟杰，男，汉族，1982年1月18日出生。原告：钟文洲，男，汉族，1985年9月23日出生。原告：巫子全，男，1989年8月12日出生。原告：梁小明，男，汉族，1963年4月4日出生。原告：钟少慰，男，汉族，1968年2月15日出生。原告：钟立权，男，汉族，1955年10月24日出生。原告：钟伟清，男，汉族，1952年5月4日出生。原告：李东辉，男，汉族，1971年10月20日生。原告：钟振东，男，汉族，1951年12月28日出生。原告：钟广夫，男，汉族，1976年12月24日出生。原告：戴德胜，男，汉族，1977年10月8日出生。原告：陈庆雄，男，汉族，1962年6月11日出生。原告：钟媛，女，汉族，1978年4月8日出生。原告：刘玉燕，女，汉族，1979年1月13日出生。原告：黄汉宁，男，汉族，1959年8月13日出生。原告：吴林安，男，汉族，1947年5月16日出生。原告：胡汉新，男，汉族，1955年6月26日出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莹，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广东益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兴东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31区裕安二路63号8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377185。法定代表人：刘月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书琴，广东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建宇，广东法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盛世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44区富源商贸大厦A座2201，组织机构代码：79386307-5。法定代表人：梁安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建宇，广东法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仰侠，广东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庄少华，女，汉族，1964年11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方钦，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邱春莲，女，汉族，1964年3月1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子彬，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明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原深圳市友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2139号世濠大厦17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48894024D。法定代表人：姚宝富，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子彬，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俊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布心东晓路3063号C座9楼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8789727E。法定代表人：王路，该公司执行董事。第三人：深圳市宝安华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三十五区2号楼403，组织机构代码：61929257X。法定代表人：梁新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仰侠，广东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新安上合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公园路3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76918H。法定代表人：黄超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珊，广东宝城（宝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B座21楼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428169。法定代表人：陈泰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龙生，男，该公司员工。第三人：深圳汇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汇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2003号华嵘大厦19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4701486M。法定代表人：王志雄，该公司董事长。原告何远雄等23人因庄少华与深圳市兴东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东源公司）、深圳市盛世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纪公司）、邱春莲、深圳市明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睿公司）、深圳市俊朗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朗公司）、深圳市宝安华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深圳市新安上合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上合公司）、深圳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安公司）、深圳汇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业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粤03民再62号生效再审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何远雄等23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本院（2017）粤03民再6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2.确认何远雄等23人分别为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北侧XX区商住楼各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由兴东源公司负责，俊朗公司协助，将该29套房产以何远雄等23人与兴东源公司的交易价格（总计6,519,000元），登记至何远雄等23人名下【29套房产对应关系如下：1-107（何远雄），3-107（骆振茂），2-107（钟国金），2-109（曾繁泼），2-110（李新华），2-111（刘志勇），2-302（钟伟杰），3-102（钟文洲），3-108（巫子全），3-109（钟国金），3-110（钟国金），3-111（钟国金），3-112（钟国金），3-113（梁小明），3-115（钟少慰），3-116（钟立权），3-201（钟伟清），3-202（李东辉），3-204（钟振东），3-401（钟广夫），3-402（戴德胜），3-405（陈庆雄），3-501（钟媛），3-601（钟国金），3-602（刘玉燕），3-603（黄汉宁），3-605（黄汉宁），4-102（吴林安），4-109（胡汉新）】；3.本案诉讼费由庄少华、兴东源公司、盛世纪公司、邱春莲、明睿公司、俊朗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何远雄等23人是涉案房产实际所有权人。涉案房产系上合公司和华新公司于1991年合作开发并挂靠恒安公司的商品房项目，后华新公司将涉案房产权益转移给兴东源公司。何远雄等23人中最早于1998年1月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以约定价格购买深圳市宝安区XX街道XX路北侧XX区商住楼的对应房屋。何远雄等23人以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了购房款，卖方（兴东源公司或华新公司）将房产交付给了何远雄等23人。自房屋购买至今，何远雄等23人一直要求办理房屋产权登记，但因历史遗留问题，深圳市国土和资源管理局对该房屋备案“属产权不确权状态”，由此未能将房屋产权过户到何远雄等23人名下。2001年，华新公司将该房产所有权转移给兴东源公司。其后，由于兴东源公司未向上合公司、恒安公司及时交清挂靠、管理费用等原因，未及时申请办理过户手续。2007年11月6日，时任兴东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梁安中，在不知涉案29套房产已由华新公司、兴东源公司的原负责人、实际投资人梁新民销售给何远雄等23人并实际由何远雄等23人使用的情况下，与明睿公司、邱春莲签订委托销售合作协议，受骗将涉案房产登记在俊朗公司名下，作为邱春莲向俊朗公司借款的担保。梁安中知道房产已出售后，兴东源公司与明睿公司、邱春莲签订解除协议，但明睿公司、邱春莲、俊朗公司拒不配合办理房产登记变更，之后兴东源公司提起诉讼，历经一审、二审、再审，至今未能解决过户问题。涉案29套房产的实际所有人为何远雄等23人而并非兴东源公司，亦非明睿公司或俊朗公司。涉案房产由何远雄等23人在购买后使用或出租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也没有接到案件审理法院的调查。原案再审时，才得知庄少华主张权属，何远雄等23人提出参与诉讼，但未获得法院同意。（二）涉案房屋产权形成及变更情况。1.1991年2月19日，上合公司与华新公司合作开发“XX区商住楼1-5栋”，华新公司为该房产的实际投资人和权利人，挂靠恒安公司开发及对外出售。2001年深圳市房地产登记机关进行初始登记，登记权利人为恒安公司、上合公司。2001年华新公司将该房产所有权转移给兴东源公司和盛世纪公司，兴东源公司和盛世纪公司因此成为该房产的所有权人。2006年9月26日，上合公司、华新公司、恒安公司约定将涉案29套商住楼房产先过户至上合公司和恒安公司名下，待华新公司出售房产后，上合公司和恒安公司负责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2.1998年至2006年间，兴东源公司负责人梁新民将涉案29套房产售出并实际交付，由何远雄等23人一直居住或租赁至今。3.2007年12月6日，上合公司按照华新公司的要求将涉案29套房产过户到俊朗公司名下。（三）涉案房产纠纷原因和经过。1.2007年11月6日，兴东源公司时任负责人梁安中在不了解房产此前已由原负责人梁新民出售的情况下，就该房产销售事宜与邱春莲进行委托销售合作，与兴东源公司及深圳市友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现明睿公司）订立《合作协议书》，约定由明睿公司包销涉案房产，以4000元/平方米为底价，超出部分除去税费、管理费及一切相关费用外，纯利润部分由双方平分。同日，为了资金管理方便，又以盛世纪公司和明睿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一份与上述内容完全一致的合作协议。2007年11月26日，应邱春莲的要求，盛世纪公司与俊朗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园支行（后改为深圳湾支行）签订了金额分别为6,451,180元和6,248,820元的《资金监管协议》。2007年12月6日，兴东源公司以为邱春莲是俊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邱春莲的要求，请求恒安公司和上合公司配合将该房产临时过户至俊朗公司名下，并将产权证留置在俊朗公司，作为合作销售的担保。后来，兴东源公司起诉俊朗公司后才知道邱春莲并非俊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是邱春莲向俊朗公司借款，将该房产登记在俊朗公司名下作为邱春莲向俊朗公司借款的担保。2.2007年12月，兴东源公司的时任负责人梁安中得知上述房产已被前任负责人梁新民售出后，积极与邱春莲联系，说明理由并要求解除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经邱春莲口头同意并于2007年12月20日签订《协议书》，内容如下：“①上述项目已过户给甲方名下，但销售期需安排到2008年2月15日之后，如乙方能正常交房给甲方，甲乙双方于2001年11月6日签订的合作销售协议书中所述内容正常履行；②如在2008年8月1日前，乙方仍未能将上述房产交付给甲方使用，则甲乙双方撤销之前所签关于合作销售宝安XX区商住楼39套房协议书，甲方需将产权过户给乙方名下，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及过户税费，包括原从深圳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上合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过户给甲方名下产生的一切税费及过户费用。在乙方支付费用后，甲方将产权过户给乙方名下。③在现阶段未能清场及进行销售时期，上述房产的产权证交由甲方妥善保管，甲方保证不得将上述房产进行抵押、质押及向第三方借款，如未解决上述事项前出现查封则由甲方负责处理，并赔偿一切损失。”该协议书没有邱春莲签名，事后发现邱春莲加盖的俊朗公章为伪造。2007年12月12日，梁安中在俊朗公司对邱春莲的出借款1320万元中第一笔6,248,820元到账的当日，将该6,248,820元以开具转账支票的形式返还给邱春莲，按照邱春莲要求，没有写支票收款单位，邱春莲收到支票后，将该6,248,820元全部转到其控股公司深圳市XX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账户。2007年12月20日，俊朗公司对邱春莲的出借款1320万元中第二笔5,885,201.87元汇入盛世纪公司账户，同日，梁安中如前操作将该5,885,201.87元以转账支票的形式返还给邱春莲，邱春莲收到支票后，于2007年12月21日将该笔资金转到XX公司账户。兴东源公司提供的2009年8月19日录音资料，证明邱春莲已经知道涉案29套商住房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前已被出售，《合作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邱春莲一方面表面答应解除《合作协议书》协商赔偿，另一方面伪造俊朗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骗取兴东源公司的信任，将俊朗公司已经转给兴东源公司的款项骗回，并全部转到其控股公司即XX公司的账户另作他用，同时又以各种理由拒不将涉案29套房屋的房产证返还给兴东源公司，导致漫长诉讼，29户房产实际权利人至今不能办理过户。（四）涉案房产纠纷的诉讼历程。1.2009年12月18日，盛世纪公司依据2007年12月20日《协议书》约定的仲裁条款，向深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深圳市仲裁委员会以该《协议书》加盖的俊朗公司公章为伪造为由，不予受理。2.2010年9月，兴东源公司、盛世纪公司共同起诉俊朗公司，请求判令将39套房产过户至兴东源公司名下，法院于2011年11月28日作出（2010）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364-1383、1385-1402号民事裁定，认为因涉及犯罪，裁定驳回起诉。同日，该案由法院移送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2011年11月28日，宝安公安分局接受案件。2012年1月18日，宝安分局将该案移送至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第七大队。2012年1月19日，在公安机关调查时，邱春莲及俊朗公司承认涉案房产登记在俊朗公司名下是对借贷的担保，邱春莲承认收到盛世纪公司的两笔返还款6,248,820元、5,885,201.87元，合计12,134,021.87元且已挪用未归还俊朗公司。2012年2月27日，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第七大队对邱春莲、郑某玲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对涉案人员进行询问。梁安中于2012年2月29日在公安询问笔录讲述：“2007年11月6日我以兴东源公司、盛世纪公司的名义与友联公司签订，之后又与俊朗公司、招商银行东园支行三方签订《资金监管协议》，俊朗公司将1200余万元转入监管账户后，得知我父梁新民已将《合作协议书》包销的39套房产出售了。得知此消息后找邱春莲协商，当时她口头大致谈好退回资金监管的钱以及税费，过户费等，但是数额没有确定；2007年12月12日其将第一笔款600余万元，按照邱春莲要求将支票转给邱春莲，没要填写接收账户，由邱春莲自己填写；2007年12月20曰，我到邱春莲新开的顿悟一泰公司，要求邱春莲和我签订一份书面解除合作协议，她让郑某玲打印的，并从抽屉里拿出俊朗公司的公章加盖，我加盖的盛世纪公司的公章，次日我将第二笔500余万元，以相同的方法返还给邱春莲。”邱春莲于2012年1月19日在公安局讲述：“2007年与梁安中就XX区39套房房产达成合作销售协议，并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每平米4000元，超出部分去除费用，双方各占50%。协议签订后，办完资金监管梁安中和上合公司将39套房产过户到俊朗公司名下。过户后，收到房款，梁安中对我说房子不卖了，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款转入我的XX公司账户里。转款后，梁安中找我说，房款我已经退还给你，你把房产过户给我，我说不行，之前办证及相关费用都是我垫付的，后来我们一直就赔偿问题没有谈妥。”邱春莲称将上述房款用于公司日常运营并称：“XX区的39套房的购房款是我于2007年11月向俊朗公司借的，我于2010年2月11日偿还借款给俊朗公司，俊朗公司将该房产证返还给我；我与梁安中就赔偿问题多次协商，梁安中决定赔我300万元，我不同意。”邱春莲在2012年3月7日讲述：“协议书上的俊朗公司的假公章出自我公司，但不知谁刻的和谁加盖在协议上的；我把这件事交给郑某玲去办理了，具体怎么办我不清楚。”王某2012年3月1日在公安机关供述：由其送往福田区法院的盖有印章的行政起诉状是邱春莲交给他的。3.2012年11月23日，公安机关因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2013年12月28日兴东源公司和盛世纪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俊朗公司、明睿公司、邱春莲，请求法院判令将涉案XX区39套商住楼房过户给兴东源公司。宝安区人民法院立案为（2014）深宝法民三初字第253号案件。2014年1月22日，宝安区人民法院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宝安登记点出具（2014）深宝法民三初字第253号协助查询函，2014年2月25日，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出具《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关于协助查询XX区商住楼共39套房产相关情况的复函》：“2001年初始登记权利人深圳市恒安公司、上合公司；2007年登记权利人为俊朗公司；2007年12月上合公司来文称XX区商住楼1至5栋实际由上合公司与华新公司合作开发，上述39套房地产已于1998年被华新售予他人（非俊朗公司），且已由他人使用，上述房地产的转移应当符合《深圳市经济特区房地产登记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2014年3月6日，庄少华递交亲笔签名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事实理由为：庄少华向俊朗公司购买该39套房产中的29套，且已全额预付全部价款，2010年2月11日，汇业公司向俊朗公司支付1700万元，此款为汇业公司代其预付的购房款。一审时，明睿公司、邱春莲、庄少华共同聘请律师孙桂林代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在一审庭审中，明睿公司、邱春莲认可庄少华关于购买过程、价款等陈述以及庄少华的诉求。俊朗公司一审中出具《情况说明》，证明2010年2月11日汇业公司向俊朗公司支付的1700万元，为代邱春莲对俊朗公司借款的还款。2015年3月31日，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宝法民三初字第253号判决书，确认2007年11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性质为委托包销合作，并非出售，确认2007年12月20日《协议书》解除，判决39户房产过户给兴东源公司，驳回庄少华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虽然对兴东源公司与其对方及庄少华房产争议的事实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但却侵害了39户房产实际权利人直接取得房产产权过户的权利。4.2015年4月27日，明睿公司、邱春莲、庄少华提起上诉。庄少华亲笔签名的上诉状中事实及理由为：庄少华向俊朗公司购买过程中，不知道相关房产系俊朗公司代明睿公司持有，亦不知相关房产复杂的流转背景和邱春莲与俊朗公司的借贷关系，只是认为俊朗公司报价比较便宜，故在购房合同签订前预付购房款以确定交易。2015年8月17日二审庭审中，庄少华提交一份房屋转让合约作为新证据，称证据原件在公安机关。该合约中房产出售方为俊朗公司，但没有该公司的盖章及签名，中介方为友联公司，但没有友联公司公章及邱春莲签名，邱春莲在出售方处签字，庄少华在购买方处签字。庄少华在庭审中的辩论意见中明确推翻之前一审时其亲笔签名的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及一审后亲笔签名的上诉状中关于房产交易的陈述，自相矛盾，明睿公司、邱春莲与对该交易过程的陈述同庄少华一致，同样推翻了其在一审中的陈述。2015年11月1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251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2016年9月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民申245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邱春莲、庄少华的再审申请。6.2017年3月31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7]44000000045号民事抗诉书。2017年4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民抗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018年11月30日、2018年12月17日再审庭审中，庄少华申请二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张某霞在法官询问其与庄少华有何关系时，称没有关系，也不清楚庄少华如何找到自己作证。证人张某霞与魏某婷虽表示其曾为俊朗公司工作人员，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再审庭审中上合公司主张“追加出售的案外人作为第三人，如果1998年已经出售，涉及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法庭却答复称“追加当事人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使需要追加，也不应在再审案件中追加”。再审庭审中，兴东源公司陈述39户购房人曾向宝安区人民政府请愿，向法庭了提交2010年39户请愿书的复印件，并在庭后邮寄了该原始文件。2018年8月1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作出（2017）粤03民再62号协助查询函：“①上述39套房产是否已于1998年卖予个人，有无实际交房？②如有上述情况，实际购房人是否曾经发生信访、上访或者其他群体性事件？③现上述房屋内的实际占有者和居住者是谁？”新安街道办及新安街道办综治办分别回函并附《居民采集表》，《居民采集表》显示有5位住户为自购房，证明该5户为实际权利人，是售予他人的证明，再审法院对此未做进一步核实2019年8月2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民再62号判决书，判决将29套房产过户至庄少华名下，将10套房产过户至兴东源公司名下。（五）原案再审判决程序违法、采信证据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再审法院不同意房屋实际权利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兴东源公司、盛世纪公司因39套商住房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后，何远雄等23人曾多次联名上访，请求相关部门维护合法权益，要求产权部门办理产权证。原案再审期间，何远雄等23人得知庄少华作为申诉人对涉案房屋主张权利，马上通过代表多次电话与再审法官助理沟通，要求以第三人身份加入再审程序，向主审法官寄送了《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但再审法院在明知何远雄等23人有极大异议的情况下，违反法定程序，无视何远雄等23人的诉求，剥夺参加诉讼的权利。再审法院没有通知俊朗公司出庭应诉，导致没有经过俊朗公司参与质证的证人证言得到采信，也属于程序违法。2.涉案房屋实际权利人即何远雄等23人未能参与诉讼，致使法庭调查结果错误。再审法院拒绝何远雄等23人参加诉讼，另一方面却向新安街道办发函调查有无实际权利人及是否发生信访，并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进行询问调查，自相矛盾。再审法院向新安街道办发出的协查函内容存在错误，本案实际发生在2007年11月6日，从1999年至2007年11月的9年期间如果发生房屋买卖，买房人权利同样应该受到保护，该函将9年的买卖时间排除在外，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街道办不具有对销售房屋进行登记的职责，街道办登记资料的准确率和真实性难以判定，《内地居民采集表》底部印章即注明：“本信息来自《深圳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登记系统》，本单位不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现应查询人申请打印，由此信息引起的任何纠纷与本单位无关。”涉案房产的历史交易都发生在1998年之后，1998年之前购买房产的没有产生纠纷，当然没有上访事件。虽然39套房产卷入纠纷，但是基于各种事实，房屋实际拥有人的物权没有遭到真正侵犯，实际拥有人也深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基于这些原因，即使没有上访事件也属正常。况且，信访部门很多，街道办仅是其中之一，一个信访部门出具的结果不能涵盖其他信访部门受理的信访案件，再审法院的调查结果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且，本案39户购房人多次上访的信访部门是宝安区政府信访局。新安街道回复商住楼一楼均不能住人，XX区商住楼X栋XX房未住人，其余房屋的实际占有者或者居住者详见《内地居民采信表》。《内地居民采信表》共计提供17户房产居住信息，其中五套房产即XX区X栋XX号（钟伟杰）、XX区X栋XX号（钟伟清）、XX区X栋XX号（熊某）、XX区X栋XX号（魏某周）、XX区X栋XX号（梁某民）的住所类别中明确标注为自购房。既然已调取上述证据，在明确有5户属于实际权利人的情况下，再审法院没有对这些证据进一步核查，没有入户调查，仍将该5套房产判定给庄少华。3.再审法院无视一、二审中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出具的深房登函[2013]974号、深房登函[2014]107号回复函中“2007年12月上合公司来文称XX区商住楼1至5栋实际有上合归属于华新公司合作开发，上述39套房地产已于1998年被华新售予他人（非俊朗公司），且已由他人使用”的事实，向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调查该工作人员不可能知道的事实。众所周知，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只负责过户，对于没有过户的房产买卖无从知晓，而再审法院偏就1998年是否有买卖、现在由谁实际居住等问题向工作人员发问，该工作人员拒绝在笔录签字并非没有理由，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问题。“上述39套房地产已于1998年被华新售予他人（非俊朗公司），且已由他人使用”的内容，是由有权机关依职权作出，即使再审法院对此存在疑问，也应当去现场实地调查、访问实情，但却仅凭新安街道办回复函的部分内容认定，太过于草率，完全置事实不顾。何远雄等23人有大量证据证明其为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再审法庭却对何远雄等23人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六）原案再审法院未查明涉案期间邱春莲与庄少华为同一公司股东及高管以及二人为达到非法占有涉案房产的目的虚构房产交易的事实，偏信庄少华前后矛盾的陈述以及不具有真实性的证人证言，事实认定错误。庄少华于2014年3月6日和2014年9月11日分别向原案一审法院递交了两份《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两份申请书均明确表示庄少华已经通过预付款的方式，向俊朗公司“全额”支付了购房款。其中一份申请书还附有两份附件：一是汇业公司支付给俊朗公司1700万元的转款凭证，即庄少华所主张的购房全额付款凭证；二是庄少华与俊朗公司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29套房屋交易总金额却显示为14,137,300元。两份申请书都有庄少华亲笔签名，且在庭审中经明睿公司、邱春莲确认。而庄少华在补充上诉状中，又要求撤销原代理律师向法庭作出的有关买卖过程及买卖价格的陈述，并提交了所谓庄少华与明睿公司、俊朗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以证明涉案房产的实际交易价格，但其提交的合同更是漏洞百出，合同中出售方俊朗公司没有盖章，中介方友联公司也没有盖章，只有邱春莲在出售方签字。明睿公司、邱春莲对庄少华完全相反的前后陈述均予以确认，说明明睿公司、邱春莲作出虚假陈述，同时也证明庄少华的前后陈述均不具有真实性，更证明邱春莲与庄少华恶意串通妄图非法占有涉案房产的目的。庄少华一审委托的代理律师系其本人特别授权，该代理律师在授权范围内向法庭所作的陈述即应视为庄少华本人的陈述，该代理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庄少华本人，庄少华不得也无权随意撤销。从庄少华本人向法庭递交的亲笔签名的申请书及其附件内容不难看出，庄少华提供给律师的证据材料及陈述就是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庄少华提交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的交易总金额，与其代理律师向法庭陈述的该部分内容一致，反而与庄少华提出的更正陈述相互矛盾。无论是在二审还是再审中，庄少华均未再提供能推翻其先前提交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交易价格的其他有效证据。因此，庄少华称购买房产，不是事实。庄少华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均表示其为俊朗公司的员工，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俊朗公司员工身份。证人证言本身具有极大主观性，而该证人作出与俊朗公司完全相反的证言，其真实性本就存疑，再审法院未送达俊朗公司开庭传票，因没有俊朗公司参与质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应不予认可。即便不存在实际权利人是何远雄等23人的情况，假设《合作协议》的性质是出售房产，假设《协议书》不存在，则“一房二卖”的是兴东源公司，有权行使选择履行权的也应该是兴东源公司，不可能是明睿公司、邱春莲。再审法院认定不拥有产权的明睿公司、邱春莲行使选择履行权，使庄少华获得优先债权，是严重的事实错误。再退一步说，何远雄等23人先于庄少华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亦早于庄少华支付购房款，且实际占有、使用房屋至今，兴东源公司并未将房产出售给庄少华。而且，俊朗公司只是名义上的持证者，无权出售房产，该公司明确表示未向他人出售涉案房产。销售协议解除后邱春莲、明睿公司无权出售房产，庄少华即便是向二者任何一方购买都无法构成善意取得，何况购买时是在登记机关已经查封的情况下。虽然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和当时法律法规及政策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无论是基于法律规定，还是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何远雄等23人作为买受人的权益都应当优先于庄少华受到保护。（七）原案再审判决对法律性质、法律关系的确定错误。2007年11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为包销，并非出售，产权一直不曾转移，明睿公司、邱春莲并未实际拥有过涉案房产，其权利只是代为销售赚取差价和佣金，再审判决认定明睿公司、邱春莲具有涉案产权是错误的。俊朗公司作为形式上的产权人，同样不拥有实际产权，因产权不属于明睿公司、邱春莲，俊朗公司不能构成为明睿公司、邱春莲代持，再审判决认定俊朗公司是为明睿公司、邱春莲代持是错误的。基于明睿公司、邱春莲、俊朗公司均无涉案房产实际权利的法律事实，无论2007年12月20日《协议书》是否生效，明睿公司、邱春莲、俊朗公司都无权出售涉案房产，庄少华向明睿公司、邱春莲、俊朗公司中哪方购买涉案房产都属于无效，更何况再审法院已认定《合作协议书》已经解除、俊朗公司否认出售。（八）明睿公司、邱春莲、庄少华涉嫌虚假诉讼。邱春莲、庄少华隐瞒其密切关系，掩盖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邱春莲与庄少华谎称交易前不相识，但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信息记载：深圳市钜X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6日对公司监事及股权信息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由邱春莲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为公司负责人，由庄少华担任监事；邱春莲持股23%,庄少华持股77%。2011年11月4日，庄少华转让全部股权，退出了公司股东会。原案一、二审期间，明睿公司、邱春莲、庄少华曾聘请同一律师代理诉讼，庄少华与邱春莲在诉讼中故意隐瞒双方关系，为了掩盖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邱春莲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明确讲述的内容和兴东源公司提供的2009年与邱春莲谈话的录音内容，可以证明邱春莲于2007年12月21日就已经明确知道涉案房产不能再次进行交易。在原案一审审理中，庄少华提交了与俊朗公司签订的2010年4月28日《二手房买卖合同》，明睿公司和邱春莲对该合同都予以确认，在邱春莲明知涉案房产不能再次交易的前提下，该《二手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原案一审中，庄少华称邱春莲2010年2月11日偿还俊朗公司的1700万元借款系其支付的29套房产房款，汇业公司为1700万元款项的用途出具证明材料，这些证据与庄少华提供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产生明显矛盾，俊朗公司也否认出售房产，可以证明该款项是偿还借款。庄少华在原案二审中提供的与友联公司、俊朗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合约》复印件，并称原件在公安机关，而2012年立案侦查时的案卷资料根本没有反映邱春莲出售涉案房产的事实，可见《房屋转让合约》的真实性不存在。如果庄少华因基于相信邱春莲是俊朗公司股东而于2010年1月签订《房屋转让合约》，则该合约应该只有俊朗公司与庄少华双方，不需要友联公司作为中介方，与其说辞自相矛盾，同时，该合约没有作为出售方的俊朗公司公章，作为中介方的友联公司也没有盖章，只有邱春莲在出售方签字，邱春莲在合同中的地位不明，以上矛盾足以证明该合约为事后伪造。真实情况应该是：因与俊朗公司没有交易事实，邱春莲和庄少华拿不到该公司公章，此文件并非签订于2010年，而是在2015年一审败诉后伪造，而2012年4月23日友联公司变更为明睿公司后，公章已收回，在2015年伪造合同时，邱春莲手里没有公章，基于之前伪造俊朗公司公章被公安机关调查的教训，没有再次伪造公章，因此该合约无友联公司的公章。可见，邱春莲、庄少华伪造该合约的原因在于俊朗公司已证明不存在与庄少华之间的房产买卖事实，邱春莲、庄少华在此情况下才推翻其一审中关于俊朗公司跟庄少华直接签订的俊朗公司与庄少华之间房产买卖合同的说法。而再审法院在认定《合作协议书》已经解除的同时，却自相矛盾采信该漏洞百出、无原件的伪造合约复印件。原案二审时，庄少华要求撤销原代理律师向法庭作出的关于买卖过程及买卖价格的陈述，有悖常理，是为提供虚假的《房屋转让合约》作铺垫。庄少华在再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魏某婷、张某霞，对涉案房产价格问题都是听邱春莲所说，没有具体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综上所述，再审法院无视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关于涉案房产已经出售他人的证明，无视新安街道办出具的居住人员信息中存在自购房的证明，无视实际权利人提交的购买入住、租赁等诸多证据，未告知并拒绝实际权利人参与诉讼，另一方面无视俊朗公司对1700万元是归还借款的说明，在没有俊朗公司参加庭审质证的情况下，偏信自称俊朗公司员工的证人作出的与俊朗公司意见相反的证言，对本案事实、法律性质、法律关系等认定错误，剥夺了何远雄等23人的房屋所有权，严重侵害了何远雄等23人的合法权益。何远雄等23人提供了房屋买卖合同、收款收据、银行流水等房产交易证据，水、电、煤气、电视、电话、网络、居住证等实际占有使用证据，《租赁合同》《税收完税证》《租赁缴费登记卡》《租赁凭证》、承租人身份证、承租人《营业执照》、收取租金收据、银行流水记录等收益证据，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出具《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关于协助查询XX区商住楼共39套房产相关情况的复函》证实涉案房产已经售出并交付占有使用，新安街道办出具居住人员信息中存在自购房的证明，宝安区信访部门出具的信访登记、请愿书、信访照片等证明何远雄等23人有主张所有权的行为，何远雄等23人以第三人身份主张所有权的参与诉讼申请书及邮寄单，与法官电话沟通记录，律师主张产权人参与诉讼不被法官允许的庭审笔录，足以证明在1998年至2007年之间何远雄等23人购买房屋并占有、使用、收益。该事实表明，自何远雄等23人购买并占有涉案房产之日起，何远雄等23人即为该房产的实际权利人并延续至今，只是由于当时土地房产政策的限制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后由于兴东源公司非法处分该房产引发被国土部门内部查封、被明睿公司、邱春莲、俊朗公司用于借款抵押以及一系列诉讼行为，导致房产被查封，从而一直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恒安公司、上合公司只是房产名义持有人，兴东源公司自售出交付房产之日起不再具有任何权利，兴东源公司与明睿公司、邱春莲签订包销协议，属于无权处分，明睿公司、邱春莲对涉案房产自始无实体权利，明睿公司、邱春莲将涉案房产作为其借款担保，属于非法处分，基于让与担保发生的俊朗公司与明睿公司、邱春莲之间的关系是债权关系，并非所有权转让，俊朗公司没有物权，只在明睿公司、邱春莲未偿还借款时享有优先受偿权，同时，俊朗公司于何远雄等23人之间，形成侵权关系。因此，何远雄等23人为涉案房产的唯一实际权利人，对涉案房屋拥有物权。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原裁判即本院（2017）粤03民再6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何远雄等23人在该判决执行过程中已先行提出执行异议，经执行法院审查后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粤0306执异441、453-4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其执行异议申请，何远雄等23人则于2020年1月14日向本院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明确规定，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符，认为原裁判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对其提出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2条亦再次强调，认为原裁判错误并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案外人，其对救济途径的选择受到限制，如其先启动执行异议程序，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只能向作出原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何远雄等23人提出执行异议在先，不再享有程序选择权，其仅能作为案外人对（2017）粤03民再62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而不能提出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受理条件。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何远雄等23人的起诉。何远雄等23人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共计259,300元，待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巫子全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 毅审  判  员  蔡妍婷审  判  员  刘灵玲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兼）  李开宇附本裁定所适用法律、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四）保全和先予执行；（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三条：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