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520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贵州建工楼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法定代表人：刘湘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昌胜，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娜，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荣城富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友庄路西侧金色家园******法定代表人：杨秀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虹余，贵州维律（剑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贵州维律（剑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贵州荣城富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城富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26民终3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建工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案件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荣城富民公司存在多方面违约，建工公司不存在违约，一审判决建工公司按月息2%支付工程款资金占用费错误，未支持建工公司反诉的违约金及损失错误；2．根据《专业分包合同》第20.2条约定。荣城富民公司应当提供税率为10%的税票，而不是税率为3%的税票；3．二审判决认定运输距离为14.8千米错误，应分开认定土方和石方的运输距离，石方的运输距离和路线是经业主方、监理方和建工公司确认的，二审判决仅依据荣城富民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单》和《情况说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二审判决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且对建工公司产生约束力错误，该协议书是建工公司迫于荣城富民公司、政府和社会稳定压力等情况下签订，是在被胁迫且意思表示不真实情况下签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且该协议书并未加盖建工公司公章，只有郑志强签字，但郑志强并非建工公司职工，《专业分包合同》上委托代理人“郑志强”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字，且没有委托书，郑志强不能代表建工公司参与调解和签字，该协议不对建工公司产生法律效力；5．赵荣富挂靠荣城富民公司，其同意案涉项目以建工公司提供的《定价表》作为项目单价，并于2018年1月13日在《定价表》上签字，验证双方落款为2017年12月27日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第20.3条约定的“附表1单价不作为结算依据”，故二审判决以荣城富民公司提供的《报价表》作为定案依据错误，应以建工公司提供的《定价表》的单价及计算方式计算工程款；6．本案土石方完工时间为2018年12月11日，二审判决认定错误，且二审法院偏袒荣城富民公司，对建工公司提供的证据极力否决，对荣城富民公司提供的证据极力支持。据此，建工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荣城富民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判决建工公司按月息2%支付工程款资金占用费正确，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对于运输距离已得到一审判决的认定，且建工公司提供的《付款转账凭证》、《付款进度总表》也证明工程进度款是按照14.8千米的距离计算。关于荣城富民公司开具3%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对不足10%的部分判决已经抵扣冲抵，法院依据《报价表》作为计算工程款的依据正确，建工公司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之规定，本院围绕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关于原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第一，关于按月息2%支付工程款资金占用费的问题。《凯里市全民健身中心土石方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专用条款12.2明确约定，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为月利息2%，因此原判决认定按照月息2%认定欠付工程款利息并无不当；第二，关于建工公司提出的税费问题，荣城富民公司虽仅向建工公司按照3%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原判决按照合同约定已从建工公司应付的工程款中扣除7%税率相应的税费。原判决并无不当。第三，关于运输距离的认定问题。荣城富民公司提供的《工作联系单》、《关于凯里市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土石方外运情况说明》、行车牌证明，与建工公司提供的《付款转账凭证》、《付款进度总表》等证据能相互印证，且《付款转账凭证》、《付款进度总表》能证明运输距离是按14.8千米距离计算工程款。因此二审判决认定运输距离为14.8千米具有事实依据。第四，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建工公司主张该协议是受胁迫签订，应属无效，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原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即受胁迫方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可撤销情形，而并非无效，且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建工公司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已行使撤销权。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书存在原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另，双方在2017年12月30签订涉案《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时，郑志强作为委托代理人代表建工公司签名，且涉案合同明确约定郑志强可代表建工公司对荣城富民公司的工程款进行结算，故荣城富民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郑志强系代表建工公司签订涉案协议，且协议签订后，建工公司亦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给荣城富民公司首期工程款80万元，可表明建工公司对于郑志强代表建工公司签订协议书的行为予以认可。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第五，关于工程款中项目单价的问题。《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专用条款20.3约定“附表1单价为分包方报价，暂不作为结算依据，如乙方能出具郑志强所签认报价单，则按郑志强签认报价单进行结算，如乙方不能出具郑志强所签认报价单，则按附表1单价进行结算”，《定价表》是建工公司提供，并非荣城富民公司提供并经郑志强签字确认的报价单。另，《调解协议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书明确约定，工程款按《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单价的约定计算。因此二审判决依据分包合同附件《报价单》的单价计算工程款并无不当。第六，建工公司提供的黄建平挖机决算单、欠条并不能充分证明案涉工程于2018年12月11日完工。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工程已进行结算，但从《调解协议书》内容看，涉案场平工程至少于2018年8月30日之前已完工。因此二审未采信建工公司2018年12月11日完工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建工公司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经查，原判决不存在民诉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解释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故建工公司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建工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贵州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周 朴审判员 冉 飞审判员 邓玉婷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江国秀书记员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