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30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青岳，男，195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泮彩菊，女，196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198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200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上诉人朱某之母），女，198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胜，浙江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林辉，浙江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新前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童国斌，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君飞，浙江中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人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州公司）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3民初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请求：撤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3民初5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双方每月结算时已将郑军的100万元借款和朱君辉的4万元借款抵扣应付本州公司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品牌承包费。一审认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供的借款借据中的金额与合同约定的品牌承包费金额不一致，以此认定朱君辉未支付品牌承包费，但本州公司自认还款1050030元与郑军出借100万元之间也不一致。本州公司自认的几笔还款金额带有零头，与还款惯例不符。本州公司主张的3Ｃ换证费、培训费等费用已在每月结算单中扣减，故朱君辉的4万元借款不应予以扣减。 二、2017年7月本州公司转账给王某的1221644元款项已在2017年8月4日进行结算，结算金额系双方核算后的最终欠款金额。一审仅凭2017年7月的对账单未载明本州公司付款情况就把结算前的转账抵扣最终欠款金额，是错误的。 三、关于3666667元场地租赁费问题。一审认定本州公司变造的与2016年3月7日的《企业生产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2016》）相比凭空多出400万元租赁费的2017年1月20日的《生产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2017》）有效，与实不符且程序违法。《合同2017》中朱君辉的签名虽经鉴定属实，但前二页存在偷梁换柱的重大嫌疑。 首先，按照合同签署通常程序，如合同书多页，持有人会要求另一方在自己持有的合同上盖骑缝章或每页签字、捺印。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持有的《合同2016》第一页甲方名称和承包经营期限两处均有公司印章，本州公司持有的《合同2016》每页肯定有朱君辉签字，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多次要求本州公司出示，却被一审法院以无关联性为由拒绝。《合同2017》前二页无朱君辉签字及捺印，本州公司为显示前二页与第三页的关联性而自行加盖骑缝章且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拒不承认。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要求对骑缝章与第三页公章是否同时加盖进行鉴定，本州公司才承认是后来加盖，表明其知道前二页与第三页之间无关联性，为让替换内容更加真实而故意加盖公章。 第二，合同履行过程中品牌承包费从130万元/年变更到140万元/年、代加工费从100元/台变更到120元/台等细微调整符合常理，但在本州公司尚欠约680万元垫资款的前提下【详见2017年1月20日签订的《生产承包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认为朱君辉还需承担400万元/年的场地租金，不符合交易常理。《合同2017》中增加的场所也一直未交付。《合同2016》第六条约定本州公司提供生产场地及生产线给朱君辉使用作为基本合作条件且未约定租金，为何《合同2017》在未付清垫资款的前提下突然增加巨额租金，本州公司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第三，在《合同2017》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一审要求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对《合同2017》前二页与第三页是否同时形成申请鉴定，程序不合法。一审无非是认为，只要前二页与第三页系同时形成，即便无朱君辉签字也有效。一审把这一逻辑强加给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无非是要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同意这一观点。如同意鉴定，相当于认同本州公司拿无朱君辉签字的前二页进行替换的行为有效，故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无法认同。一审认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未申请鉴定，视为前二页是真实的，违背客观事实。本州公司自认在诉讼中加盖骑缝章且一开始隐瞒情况，应推定对其不利。一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是错误的。即便前二页和第三页同时形成，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另外增加租赁范围的情况下，一审认定400万元租赁费系双方真实意思，是错误的。 第四，朱君辉手机存有《合同2017》的照片，每页均有卢仁义签名（要求对卢仁义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且该合同约定“400万元租赁费用从2018年1月1日开始计算，如果本州公司提前付清垫资款的，朱君辉的厂房租金也相应提前支付”。本州公司一直未支付垫资款，故朱君辉无需支付场地租赁费用。 四、一审认定朱君辉未按约支付2016年、2017年品牌承包费，是错误的。《合同2016》第四条约定：“品牌承包费每年人民币130万元整，承包费按合同每6个月支付一次，签订本合同后乙方先支付甲方承包费人民币65万元。”《合同2016》约定朱君辉签订合同时先支付半年品牌承包费65万元，若未支付，本州公司岂会跟朱君辉合作？若未支付下半年品牌承包费65万元，2017年8月4日总结算时就会扣除。2017年8月4日双方对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的款项进行结算，结算单载明数量即朱君辉当月加工的出口摩托车数量，载明金额不是对应出口数量摩托车的总货款，而是和2017年7月的结算单一样，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的每月金额也是本州公司该月应付款项扣减朱君辉应付本州公司的款项得出的欠款金额，已将朱君辉应付的税费、认证费等所有款项罗列其中。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在遗物中找到的2017年4月对账单本州公司应收款项处载明摩托车品牌费325000元，证明朱君辉按时支付品牌承包费且双方一直按《合同2016》履行。《合同2016》约定履行期限从2016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19日，朱君辉分两次支付2016年3月20日至2017年3月19日的130万元品牌承包费后按本州公司要求分季度支付，本州公司在2017年4月对账单中扣减该季度品牌承包费。一审仅凭借据及转账凭证中的金额与约定的品牌承包费金额不一致认定朱君辉未支付2016年、2017年品牌承包费，未查明真正的结算方式。 五、关于446458.3元税款问题。2017年8月4日本州公司确认的关于2017年7月结算单载有“扣税115253.89”这一项，证明本州公司每月统计欠款时已扣除相应税款。 六、关于2017年8月4日结算后的品牌承包费及2017年8月12日台州市黄岩越隆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隆公司）与本州公司签订的《购销协议》涉及的货款121600元。2017年8月4日结算后，一审认定：“王某向本州公司转账4452265.1元，该款通过本州公司的账户已经全部支付给各配套户等货款。本州公司也在2019年8月至11月间向朱君辉转账1070538元。”一审支持本州公司辩称的将王某通过银行转账转入本州公司的款项一一支付给供货商双方就能平账的论点，是错误的。2016年4月至2017年11月王某汇给本州公司的款项是为本州公司出口车辆组装垫付的配套款，根据付款记录，均为王某转账给本州公司后本州公司再转账给相应配套厂家，证明朱君辉为本州公司垫付组装出口摩托车所需配件款，并非朱君辉欠这些厂家货款。一审认为2017年8月4日结算后的款项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却扣除结算后的品牌承包费、越隆公司欠本州公司的货款、结算后的税费等，对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不公平。 综上所述，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证据不足，请求改判支持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一审诉讼请求。 本州公司辩称，一、一审关于郑军的100万元借款、朱君辉的4万元借款的认定正确。 （一）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称，双方每月结算时已将上述两笔借款抵扣包括但不限于品牌承包费等，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其一审陈述不一致（一审时主张上述款项直接用于支付品牌承包费而不是每月结算时抵扣）。 （二）朱君辉在付款申请单中对4万元款项等用途亲笔签名确认，表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陈述与实不符。 （三）因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本州公司汇付款项多出50030元，符合交易习惯，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不能主观臆想，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2017年7月的结算单未包含2017年7月本州公司转账的1221644元款项，该事实可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二审时自行制作的对账单中进一步得以反证（对账单无付款栏），该款项应认定为本州公司付款。 三、一审关于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的认定正确。 （一）浙江光华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光华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充分证明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的真实性。 （二）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放弃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多次向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释明可对《2017合同》是否同时形成、是否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墨粉是否相同及朱君辉的签名、捺印是否本人所为等申请司法鉴定，但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故意放弃，结合其能够提供《合同2016》原件的事实，本案不能排除其持有与本州公司相同的《合同2017》原件的可能性，但拒不提供，在明知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真实的情况下故意避开司法鉴定。 （三）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诉称不符合常人逻辑思维。根据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逻辑思维，2017年1月20日本州公司签订合同时即预知到本案纠纷，故而在同一天利用同一台打印机伪造一份虚假合同以应付诉讼。假使本州公司拥有这样的预知超能力，则无必要另行签订合同后再伪造合同，可直接选择终止合作。 （四）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关于《合同2017》骑缝章的陈述不实，其一审庭审时未向本州公司询问骑缝章加盖时间。本州公司的行为符合司法实践及存档、调档时会在文件加盖骑缝章的惯例。 （五）《合同2016》反证本州公司提交的《合同2017》是真实合同，双方主要因增加租赁场地等重新签订合同。 （六）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供的手机照片不属于新证据，现申请鉴定不仅程序违法，更重要的是未提供原始证据作为样本，故不应准允。 四、朱君辉未支付2016年度、2017年度品牌承包费且应支付270万元，而非2366666元。 （一）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二审时的述称与一审时不一致且不能自圆其说。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述称，郑军汇付的100万元、朱君辉汇付的4万元、2016年4月6日王某汇付的93425.8元、2016年4月20日朱君辉汇付的50000元，合计1183425.8元，均用以支付2016年度品牌承包费，但二审时则予以推翻。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否认签订《合同2017》，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则提供手机照片，认可2017年度品牌承包费为140万元且未支付，但二审时又予以推翻。 （二）两份真实合同和手机照片表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诉称与合同约定和事实均不符。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二审时称品牌承包费已按《合同2016》约定支付，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且关于支付方式的陈述与一审不一致。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二审时自行制作的对账单及提供方式的不合理性反证其陈述与实不符。 1.对账单不能印证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诉称。根据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逻辑思维，朱君辉分别于2016年3月份、9月份各支付品牌承包费65万元（半年一次）、2017年3月份、6月份、9月份、12月份各支付品牌承包费35万元（三个月一次），如这一主观臆想与对账单属实，对账单必定会记载扣减项目及费用，但2017年1月至7月对账单记载的项目内容可直接推翻这一陈述，2017年7个月中仅4月份记载325000元摩托车品牌费且325000元与朱君辉手机保存的《合同2017》记载的品牌承包费支付时间与金额不一致。 2.退一步而言，假使对账单属实，朱君辉必定持有2016年4月至2017年11月所有月份的对账单，但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不提供，二审时仅提供部分对账单，有违常理，不能排除其他对账单对其不利而故意隐瞒的可能。 五、朱君辉未支付场地租金且应支付400万元，而非3666667元。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自始否认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亦否认租赁厂房，但提供的《合同2017》记载了租赁厂房事宜，手机照片与鉴定意见证明朱君辉租赁房屋及未支付租赁费。 六、一审关于朱君辉是否向本州公司支付446458.3元税款问题的认定正确。 （一）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称上述税款系本州公司销售国外摩托车产生的税款、应由本州公司承担，表示如查明是国内的则愿意承担，一审向国税部门调取的证据证明上述税款系内销摩托车税款且由本州公司代缴。 （二）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述称2017年7月1日账目载明“扣税115253.89”，但双方之间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即存在采购配件开票与未开票（向本州公司提供发票与未提供发票）之间存在票面差价，应由朱君辉退还差额。结合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自认，在本案无证据推翻一审陈述及已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七、朱君辉未支付2017年8月12日的货款121600元。 （一）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称朱君辉已归还该款、庭审后会提供证据，但至今未提供。上述货款发生在2017年8月4日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二审时无法再借用已扣减的理由主张朱君辉已支付，另行选择以朱君辉支付给各配套单位的货款用于主张朱君辉已归还该款，缺乏依据。 （二）朱君辉通过王某汇至本州公司账户用以支付给各配套单位的货款含购买生产国内外车辆的配套件的费用。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主张2017年8月4日后汇款给本州公司再由本州公司汇款给朱君辉指定的配套单位的款项是为本州公司支付的出口摩托车垫付款，这与台州市黄岩区税务局出具的证明及完税证明不符。在全部实物配套件由朱君辉实际占有的情况下，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应提供本州公司委托朱君辉加工出口摩托车的具体数量及加工款等确凿完整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但至今无法提供。 （三）如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二审时提供的对账单属实，根据逻辑推理，2017年8月4日后双方存在业务往来，其能提供2017年8月后的对账单而不提供，证明双方之间已无业务往来。 八、一审已向台州市黄岩区税务局调取证据，现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申请重新鉴定及调取证据等，违反程序。 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全部上诉请求。 本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3民初5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 （一）朱君辉应支付品牌承包费及场地租赁费6700000元，而不是6033333元。 1.品牌承包费及场地租赁费按年计收，而非按月计算。双方约定2016年度品牌承包费为130万元/年、半年支付一次，承包期间因业务扩展，朱君辉占用生产场地越来越大，双方因此签订《合同2017》，对2016年度品牌承包费130万元的截止时间作出变更即朱君辉同意截止2017年1月19日的品牌承包费为130万元/年。朱君辉主动搬离厂区，2017年度品牌承包费及场地租金应按年计收。 2.一审将2017年8月至11月本州公司转账的1070538元款项不作为还款处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述款项用以支付2017年8月4日结算的货款，此后双方并不存在业务往来。王某转账的44522265.10元系朱君辉用于采购、生产国内摩托车发生的零配件货款，已全部支付给配套单位。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此期间的具体业务往来及欠款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一审将2017年8月至11月本州公司转账的1070538元款项不作为还款处理，不符合先付旧账的交易习惯。 （一）根据交易习惯，在尚欠旧账未付的情况下，上述款项应优先用于偿还2017年8月4日结算的旧账中的未付部分。 （二）退一步而言，假使2017年8月至11月期间双方存在业务往来或欠款情况，根据债务清偿顺序，上述款项亦应优先偿付旧账，而不是偿付新账。 （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未约定债务清偿顺序，上述款项应优先作为本案还款处理。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辩称，本州公司提交的《合同2017》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虽然鉴定意见认为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第三页系朱君辉签名，但前二页无朱君辉签名或捺印，不符合书面合同签约规范。朱君辉手机保存的是真正的《合同2017》，每页均有卢仁义签名且笔迹清晰。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交手机照片供法庭质证，若本州公司存有疑问，可进行司法鉴定。《合同2017》尚未实施，朱君辉就被赶出厂区，证明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前二页被替换。 本州公司辩称其伪造证据的行为符合司法实践及存档调档时会在文件加盖骑缝章的习惯，这是偷换概念。加盖骑缝章的存档调档行为针对复印件而言且仅为证明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合同2017》系本州公司企图推翻《合同2016》而提交，其应保持合同原件形成时的状态。本州公司在本案最重要的证据上加盖骑缝章，无非是为了误导法官，证明其故意编造“增加使用面积”假象，从而把真实的前二页替换掉。 一审认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不同意对三页文本是否形成于同一时间进行鉴定，据此推定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认可本州公司提交的《合同2017》，不符合逻辑且程序违法。一审要求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对前二页与第三页是否同时形成申请司法鉴定，既无必要，也不符合法定程序。本州公司提交的《合同2017》是其当初想让朱君辉签字而被拒绝的合同文本，此后双方另行签订朱君辉手机保存的合同文本，但其保留了当时打印的前二页文本。双方争议的问题是无朱君辉签字的前二页是不是对朱君辉有法律约束力，而不是前二页是否与第三页形成于同一时间。双方各自保留《合同2016》且由对方在每一页签字，《合同2017》理应如此。 双方无争议的《合同2017》第三页第七条第三款均约定“如品牌承包与场地租赁时间不一致时，到期的相应合同内容需要另签合同补充”，言下之意是品牌承包费和场地租赁费的收取时间会存在差异，而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约定的两笔费用收取时间都是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朱君辉手机保存的合同文本约定场地租赁费用从2018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如本州公司提前付清垫资款，厂房租金也相应提前。 《补充合同》表明本州公司有在2017年分期还清垫资款的计划，如早于2018年1月1日付清垫资款，可提前向朱君辉收取租金，才会导致品牌承包费和场地租赁费的计算时间不一致，更加证明朱君辉手机保存的《合同2017》是真实的。本州公司不但应进一步证明三页文本均为朱君辉认可且已开始履行，还需进一步证明400万元/年场地租金何时开始履行。 《合同2016》是双方一直履行的唯一合同，朱君辉履行垫资等主要义务，本州公司应承担提供三年免费使用厂房的对等义务，故朱君辉无需再支付租金。400万元/年租金从未在月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中出现，更无增加租赁面积的交付行为。 2017年8月4日前的账目已全部结算完毕。结算单载明的欠款金额是结算落款时间前双方全部所欠账目，如存在未结算款项，应会注明。两份结算单未注明2017年7月本州公司支付的1221644元款项尚未结算，故本州公司在2017年8月4日前的付款不能抵销两份结算单载明的欠款。两份结算单是对之前每个月结算情况进行总结，本州公司二审时认可双方每月结算一次，从2017年7月的结算单和二审时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交的对账单可看出，每次结算都会算清款项，故本州公司称品牌承包费分文未付、税费446458元未结算等，不符合交易习惯。 至于2017年8月至11月本州公司转账的1070538元款项，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提交了配件清单、产品销售提货单、银行流水等证据，比方说2017年8月22日、2017年9月18日本州公司汇入的137068元、212857元就是同日签署的配件清单载明的款项，证明这些付款是2017年8月4日结算后形成的业务款，并非支付2017年8月4日的结欠款。 2017年8月12日的121600元货款发生在本州公司与越隆公司之间，该笔交易未实际发生（实为本州公司财务平账所用）且本州公司未能提供交付货物的证据，故仅凭该票据不能从结欠款中扣减。即使真实存在，也应由本州公司另案起诉越隆公司。 《补充合同》第一条约定“到2016年11月止还余金额人民币约680万元，实际付款金额按双方财务核对账单为准”，2017年8月4日由童国斌及财务沈瑞岳等签字确认的关于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的结算单将2016年4月至11月的金额相加为8255836.85元，减去两笔付款共140万元，得出截止2016年11月本州公司尚欠6855836.85元。因双方还需继续合作，《补充合同》载明约680万元，符合交易惯例。 《合同2016》约定朱君辉在三年内垫资500万元，双方各自提供的《合同2017》的签订时间均为2017年1月20日，与《补充合同》系同一天签订，表明本州公司应在2017年支付680万元垫资款。这段文字表述的意思与2017年租金400万元的支付条件有关即与朱君辉手机保存的《合同2017》约定。 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供的证据能互相印证，本州公司只要拿出账目就能够证明其观点是对还是错，却拒不提交，应推定这些账目对其不利。 朱君辉因患鼻咽癌意外猝死，故未能在生前做好材料交接工作，不能因此加重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举证责任。 综上所述，本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本州公司支付原告8931174.02元及利息损失（自2017年12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至2020年1月19日止为1160000元）；2.被告本州公司支付原告违约损失1693611元（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9日按年1300000元品牌授权费计算违约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7日，朱君辉与被告签订《合同2016》一份，约定：被告将义鹰品牌生产经营权承包给朱君辉，国内义鹰踏板摩托车由朱君辉自行采购生产销售，被告出口车型由朱君辉代加工，每台整车加工费100元，采购、生产由朱君辉负责，并提供采购发票，被告负责指导生产；采购费用经被告验收合格后支付；被告可延迟支付朱君辉货款，双方约定朱君辉代被告采购生产摩托车支付货款到5000000元止，采购货款由朱君辉负责，并不计利息，如超出双方协商处理；承包经营期间，朱君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限为3年，自2016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19日；义鹰品牌承包费每年1300000元（不含税），支付方式为每6个月支付一次，签订合同后，朱君辉支付被告承包费650000元；朱君辉销售的货款如需开具发票的必须经被告进出，该货款被告不得擅自使用，必须归还朱君辉，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朱君辉承担，并出具相应的采购发票；合同期满或解除终止后，朱君辉按交接验收单将资产和物品等完整交还被告，遗失和损坏的物品按交还时市场价格进行赔偿（合理损耗除外）；本合同生效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合同不受市场行情等任何因素影响，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需要或解除时，须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新的书面协议；朱君辉在合同期间与期满或合同解除时不能按本合同履行的，应当按当期承包费的5%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够支付被告损失的，被告可另行追究等条款。《合同2016》签订后，朱君辉在本州园区内组织了生产，并以越隆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被告也将出口摩托车委托朱君辉进行加工。 2017年1月20日，朱君辉与被告重新签订了《合同2017》一份，约定：被告将义鹰品牌生产经营权承包给朱君辉，国内义鹰踏板摩托车由朱君辉自行采购生产销售，被告出口车型由朱君辉代加工，每台整车加工费120元，采购、生产由朱君辉负责，并提供采购发票，被告负责指导生产；采购费用经被告验收合格后由被告负责支付，每月结算一次，货款次月15号付清（采购货款由朱君辉负责支付，并不计利息）；承包经营期间，朱君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被告将位于浙江××街道××村内的钢砖结构厂房及办公楼、部分宿舍租赁给朱君辉使用于摩托车制造生产，位置面积经双方认可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分厂房及宿舍、办公楼（包括本州办公大楼三间办公室及大楼以南二幢钢结构厂房、老宿舍南面三层楼一楼、包括前面老餐厅及专家楼2套间）；承包经营期限为2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场地租赁期限暂定为2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品牌承包费每年1400000元（不含税），生产场地租金（厂房、办公楼、宿舍）每年为4000000元（含税）；品牌承包费支付方式为协议签订后朱君辉支付被告3500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提前一个月支付下次租赁费；生产场地租赁费支付方式为协议签订后，朱君辉支付被告1000000元，租赁费每三个月支付一次，每次提前一个月支付下次租赁费；朱君辉无正当理由逾期支付品牌承包费或租金且在收到被告书面催告函后7个工作日仍未支付的，应向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如朱君辉无正当理由逾期支付承包费或租金一个月或以上且在收到被告书面催告函后7个工作日内仍未支付的，被告有权留置朱君辉财物折抵承包费或租金及违约金；朱君辉销售的货款如需开具发票的必须经被告进出，该货款被告不得私自使用，必须归还朱君辉，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朱君辉承担，并出具相应的采购发票；由于被告出租场地厂房另有用途使本合同无法完全履行或无法履行时，经被告提前2个月告知朱君辉，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被告不承担违约责任；本合同签订后，本合同之前双方签订的《企业承包合同》作废，以本合同为准等条款。《合同2017》签订后，朱君辉继续在本州园区内进行生产，并以越隆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被告也将出口摩托车委托朱君辉进行加工。 因朱君辉销售的部分内销义鹰踏板摩托车经本州公司开具税务发票，2016年4月19日至2018年1月16日间被告本州公司代朱君辉支付内销摩托车税款446458.3元。 2017年8月4日，本州公司与朱君辉双方对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之间的出口摩托车账目进行了结算，载明：金额为11289685.23元，付款5250000元，余款6039685.23元。由被告法定代表人童国斌在结算单中写明“请按此结算于越隆为此为准结付”。同日，双方对2017年7月的出口摩托车账目亦进行了结算，结算金额为2891488.79元，包括整车出口、加工款、水电、工资、认证、索赔等各种费用。由被告法定代表人童国斌在结算单中写明“请按以上结算于越隆结算以后为准”。该份结算单中未包括付款金额。以上两份结算单的结算金额合计为8931174.02元。2017年7月间，被告向王某转账1221644元用于支付货款。 2017年8月12日，越隆公司与被告签订《购销协议》一份，其向被告购买油箱等摩托车配件，合计货款121600元，该款朱君辉至今未支付。 2017年10月31日，被告向越隆公司发出联系函，称根据贵公司（朱君辉）与被告在2017年9月14日共同协商一致议定，贵方承诺在2017年11月30日前搬离本州园区；因时间将近，请尽快落实搬离的相关工作等内容。同年11月底，朱君辉搬离被告厂区，但双方没有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朱君辉至今未支付2016年3月至12月的品牌承包款1083333元（1300000元×10÷12），2017年1月至11月的品牌承包款1283333元（1400000元/年×11÷12），2017年1月至11月的场地租金3666667元（4000000元×11÷12），合计6033333元。 朱君辉于2019年11月11日死亡，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父亲朱青岳、母亲泮彩菊、妻子王某、儿子朱某。 经原告申请，该院委托光华中心对被告提供的《合同2017》第三页中朱君辉签字、捺印是否与原告提供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等样本中的朱君辉签字、捺印为同一人书写、捺印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合同2017》中的“朱君辉”署名字迹处所留红色指印与样本是同一人同一指捺印形成；《合同2017》中的“朱君辉”署名字迹与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另查明：2016年3月18日，王某以郑军名义暂借给被告1000000元，并由被告出具收据一张，载明借款事实。被告分别于2016年12月22日、23日、29日，2017年4月17日、5月3日、6月5日、6月7日、6月9日返还王某64240元、2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131420元、128000元、70450元、155920元，合计1050030元。 2016年3月28日、4月5日，朱君辉各借款给被告20000元，并由被告出具收据各一张，载明借款事实。2016年3月28日被告代朱君辉付3C证书换证费19450元，4月6日代付计量检定费9200元，4月7日代付3C培训费2800元，5月12日代付计量器具检定费1005元，6月21日代付2016年3C工商审查费29400元，8月19日代付委托检测费16000元，上述款项合计77855元。 2016年4月6日，王某转账给被告93425.80元，该款由被告支付给浙江永源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41154元、临海市和和纸箱厂33221.80元、台州市万力压铸有限公司19050元，合计93425.80元。该款系货款。 2016年4月19日，王某借款给被告450000元。被告于2016年5月12日归还王某借款450000元。 2016年4月20日，朱君辉借款给被告50000元用于支付钢管款。被告于2016年5月12日归还朱君辉50000元。 2017年8月至11月间，朱君辉继续使用被告的场地进行生产经营，被告销售的出口摩托车存在委托朱君辉代为加工的情况，但双方对此期间代加工的出口摩托车数量及费用等未进行结算。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1月4日，王某向被告转账4452265.10元，该款通过被告的账户已经全部支付给各配套户等货款。被告也在2019年8月至11月间向原告转账1070538元。 一审法院认为，朱君辉与被告本州公司之间发生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从本案原、被告的诉辩称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看，双方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被告辩称其与越隆公司签订的合同，朱君辉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但从本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合同2016》、《合同2017》看，与被告签订合同的均是朱君辉个人，朱君辉仅是在经营过程中以越隆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本案实际与被告发生承包关系的是朱君辉，并不是越隆公司，被告的抗辩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朱君辉亡故后，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权提起诉讼。 二、关于《合同2017》的真假问题及原告是否需要支付品牌承包款、场地租金问题。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对被告提供的《合同2017》有异议，称朱君辉与被告双方未在2017年签订过合同，也从未向被告承租过房屋，被告提供的《合同2017》系被告伪造。该院在第一次庭审中向原告释明，可以对该份《合同2017》中的前二页与第三页是否同时形成及“朱君辉”的签名、捺印是否本人所为申请鉴定，但原告仅对“朱君辉”的签名、捺印提出鉴定；经过鉴定，该份合同第三页中的“朱君辉”签名、捺印与原告提供的样本《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的朱君辉签名、捺印系同一人所书写、捺印。 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合同2017》的照片，没有原件，经该院比对，该照片与被告提供的《合同2017》存在明显差异。原告提出，被告更改了前二页的内容，向该院提出对该份合同中被告的骑缝章与合同第三页中的被告印章是否是同一时间加盖进行鉴定，但被告称该骑缝章是被告在本次诉讼提档时所加盖，与第三页中的公章确实不是同一时期所盖，被告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故该院于2020年9月29日再次通知原告，对于该骑缝章无须予以鉴定，其可以对《合同2017》中的前二页与第三页是否同时形成申请鉴定，如逾期不申请鉴定的，对于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将由你方承担。但原告在规定时间内拒绝申请鉴定。该院对被告提供的《合同2017》予以确认。朱君辉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被告2017年度品牌承包款及场地租金。 三、关于朱君辉有无支付过品牌承包款和场地租金问题。原告称2016年的品牌承包款已经支付给被告，并提供了5张借款借据及转账凭证用以证明，被告辩称原告提供的借据、凭证部分是借款，部分是货款，其中的借款已经归还，货款已经支付给供货商，并提供了相应的还款、付款凭证，且该还款、付款凭证中的金额均没有记录在2017年8月4日的结算单中，且原告提供的5张借款借据及转账凭证中的金额与合同中约定的品牌承包款的支付金额也不一致，该院认定朱君辉尚未支付2016年度品牌承包款、2017年度品牌承包款及场地租金。因朱君辉已于2017年11月底搬离被告厂区，其支付的品牌承包款和场地租金亦应按照实际使用时间予以计算，故朱君辉应支付被告2016年品牌承包款1083333元，2017年品牌承包款1283333元，2017年租金3666667元，合计6033333元。 四、关于被告在2017年7月间向王某转账的1221644元，朱君辉销售的部分内销义鹰踏板摩托车经本州公司开具税务发票后产生的税款446458.3元，朱君辉（越隆公司）于2017年8月12日尚欠原告的货款121600元，要否在本案的欠款中扣除的问题。从原告方提供的2017年8月4日的两份结算单看，双方在对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之间的出口摩托车账目进行结算时，已经将付款结算在内，而在对2017年7月的出口摩托车账目进行结算时，没有将被告的付款包含在内，故被告于2017年7月间转账给王某的1221644元应当作为被告的付款予以认定。另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国内义鹰踏板摩托车由朱君辉自行采购生产销售，朱君辉销售的货款如需开具发票的必须经被告进出，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朱君辉承担，该内销义鹰踏板摩托车所产生的税款446458.3元应当由朱君辉承担。对于被告提供的《购销协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已经支付，故该货款121600元亦应由朱君辉支付给被告。因此，该转账1221644元、税款446458.3元、货款121600元，均应从本案被告的欠款中扣除。 五、对于被告提出其代朱君辉支付的3C换证费、培训费等费用45605元，要否从被告应支付的欠款中扣除的问题。对于被告辩称在2016年3月至9月，代朱君辉支付3C换证费、培训费等费用共计85605元，经该院审查票据，其中有朱君辉签字的金额为77855元。朱君辉已于2016年3月28日、4月5日通过借款的方式支付给被告40000元。另外，从2017年8月4日双方对2017年7月出口摩托车账目结算单看，结算金额包括认证等费用，能够证明结算金额中已经包括了以上费用，故该3C换证费、培训费等费用45605元不应再从被告的欠款中予以扣除，对被告要求扣除该费用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 六、被告辩称朱君辉在经营期间至撤离厂房时，造成朱君辉使用的被告设备损失959045.61元，其所提供的《摩托车车间设备物资盘点表》均无朱君辉签字，该院不予采信。对其主张的该损失，证据不足，该院也不予支持。 七、关于2017年8月4日结算之后，朱君辉是否仍在继续加工经营的问题。从原告提供的2017年10月的产品销售提货清单及双方的汇款情况看，双方在2017年8月至11月间，朱君辉继续使用被告的场地进行生产经营，被告销售的出口摩托车存在委托朱君辉代为加工的情况，但双方对此期间代加工的出口摩托车数量及加工款、电费、人工费、损耗各种费用等均未进行结算，无法确认双方的欠款情况。对于此期间所发生的款项，不应作为本案新的欠款或还款进行处理，双方可以进行对账或结算后再予以处理。并且原告在起诉时亦未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该院在本案中不予审理。 综上，本案2017年8月4日结算的金额，扣除以上款项后，被告实际欠朱君辉的金额为1108138.72元（8931174.02元-1221644元-6033333元-446458.3元-121600元）。因朱君辉与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朱君辉在合同期间与期满或合同解除时不能按本合同履行的，应当按当期承包费的5%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够支付被告损失的，被告可另行追究；根据对等原则，在本案合同于2017年11月底终止后，被告也应同时支付给朱君辉所欠的价款，被告未支付该价款，其应从2017年12月1日起赔偿给朱君辉利息损失，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损失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因朱君辉已死亡，其权利义务应由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四原告享有和承担。原告另外主张的违约损失1693611元（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9日止按年1300000元品牌授权费计算），双方无合同约定，该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七）款、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价款1108138.72元，并赔偿给四原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中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原告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509元，减半收取46254.5元，由原告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负担38219.5元，被告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035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5600元，由原告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负担（四原告已支付）。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越隆公司对账单一份，用以证明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的结算单载明的各项数据的具体来源；二、存有《合同2017》照片的手机一个，用以证明朱君辉生前使用的手机保存的《合同2017》是真实的，本州公司提交的《合同2017》的前二页被替换。本州公司对此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不是新证据且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二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分析和认定：证据一系朱君辉制作，未经本州公司确认，无法证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二虽然保存了《合同2017》照片，但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无法提供《合同2017》原件，故证据二不能证明手机保存的《合同2017》照片是真实的合同文本。 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的“2017年1月20日，朱君辉与被告重新签订了《合同2017》一份……被告也将出口摩托车委托朱君辉进行加工。”和“朱君辉至今未支付2016年3月至12月的品牌承包款1083333元（1300000元×10÷12），2017年1月至11月的品牌承包款1283333元（1400000元/年×11÷12），2017年1月至11月的场地租金3666667元（4000000元×11÷12），合计6033333元。”两部分事实不予认定外，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合同2017》文本的效力如何认定？本州公司应向朱君辉支付多少款项？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关于《合同2017》应以哪一方提供的合同文本为准的问题。光华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第三页中的朱君辉签名、捺印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供的样本《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中的朱君辉签名、捺印系同一人所书写、捺印。但是，这一鉴定意见仅能证明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第三页中朱君辉签名的真实性。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时应当遵从真实、客观、合法的原则，完整地反映证据的原貌，但是，本案诉讼过程中，本州公司对本案关键证据即其保管的《合同2017》文本擅自加盖骑缝章后提交给一审法院且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未及时说明这一情况。朱君辉手机保存的《合同2017》虽仅是手机照片，但是，保存时间为2017年1月25日，与《合同2017》的落款时间非常接近。本州公司提交的《合同2017》对《合同2016》约定的品牌承包费作出了变更且增加了巨额场地租赁费，但其不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期间朱君辉的生产量明显增加或签署大额新订单，不能对朱君辉为何需要增加大量新场地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另外，本案也无证据证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对手机保存资料进行修改。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本州公司关于《合同2017》的说法欠缺合理性，其提供的《合同2017》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故依法不予认定。 二、关于朱君辉有无支付品牌承包费的问题。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述称，朱君辉已支付2016年品牌承包费并提供5张借款借据及转账凭证加以证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称，《合同2016》约定朱君辉签订合同时应先支付半年品牌承包费65万元，若未支付，2017年8月4日双方总结算时应会扣除。本州公司一审时辩称，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供的5张借款借据及转账凭证涉及的款项部分是借款、部分是货款，其中借款已归还，货款已支付给供货商。本州公司二审时辩称，朱君辉自始未支付品牌承包费，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二审时的诉称与一审不一致且不能自圆其说。本院认为，本州公司提供的还款、付款凭证中的款项均未记录在2017年8月4日的结算单，且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提供的5张借款借据及转账凭证中的金额与合同约定的品牌承包费金额不一致，不能证明朱君辉已支付品牌承包费。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的陈述与二审时的陈述存在较大差异，表明其陈述的可信度相对较弱。朱君辉虽已死亡，但本案现有证据表明，王某一直参与经营，涉案款项中的大部分均由王某亲自经手，而非朱君辉，可见王某对品牌承包费等如何支付一事应为知情，但不能举证证实。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称，在遗物中找到的2017年4月的对账单本州公司应收款项处载明摩托车品牌费325000元，但不为本州公司认可且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已支付该款项。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朱君辉未支付2016年度品牌承包费、2017年度品牌承包费，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故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合同2016》，朱君辉至今未支付2016年3月至12月的品牌承包费1083333元（1300000元×10÷12）和2017年1月至11月的品牌承包费1191667元（1300000元／年×11÷12），合计2275000元。因本州公司提供的《合同2017》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其主张2017年1月至11月的场地租赁费，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本州公司上诉称，合同约定品牌承包费按年计收而不是按月计算，朱君辉主动搬离厂区，2017年度品牌承包费应按年度计收。本院认为，本案系本州公司要求朱君辉离场且朱君辉已于2017年11月底搬离厂区，品牌承包费应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较为合理，故对这一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州公司于2017年7月转账给王某的1221644元款项的问题。两份结算单表明，双方对2016年4月至2017年6月的出口摩托车账目进行结算时已将付款包含在内，而对2017年7月的出口摩托车账目进行结算时未将付款包含在内，故本州公司于2017年7月转账给王某的1221644元应认定为付款。 四、关于446458.3元税款问题。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称，2017年8月4日本州公司确认的关于2017年7月结算单上有罗列“扣税115253.89”这一项，证明本州公司每月统计欠款时已扣除相应税款。本州公司辩称，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称该税款系本州公司销售国外摩托车发生的税款并应由本州公司承担，表示如查明是国内的则愿意承担，一审向国税部门调取的证据证明上述税款系内销摩托车税款且由本州公司代缴。本院认为，《合同2016》约定，国内义鹰踏板摩托车由朱君辉自行采购生产销售，朱君辉销售的货款如需开具发票的必须经本州公司进出，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朱君辉承担，故内销义鹰踏板摩托车产生的税款446458.3元应由朱君辉承担。 五、关于朱君辉的4万元借款问题。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称，本州公司主张的3Ｃ换证费、培训费等费用已在每月结算单中扣减，故4万元借款不应再予以扣减。本州公司辩称，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主张上述款项用于支付品牌承包费而二审时主张每月结算时已进行抵扣，缺乏证据支持且一、二审时陈述不一致。本院认为，本州公司一审时辩称2016年3月至9月代朱君辉支付3Ｃ换证费、培训费等费用共计85605元，其中朱君辉签字确认的金额为77855元且已于2016年3月28日、2016年4月5日通过借款方式支付40000元，2017年7月出口摩托车账目结算单载明结算金额已包括认证等费用，表明结算金额已包括上述费用即双方已进行结算，一审扣除该4万元借款，并无不当。 六、关于郑军的100万元借款问题。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上诉称，郑军的100万元借款已抵扣应付本州公司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品牌承包费等。本州公司辩称，本州公司向朱君辉汇付1050030元用以归还郑军的100万元借款，多出50030元也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本院认为，讼争双方对上述各自汇给对方的款项的性质认识不一，但上述款项与本案实体处理结果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故在本案中不作处理，双方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 七、关于2017年8月12日越隆公司与本州公司签订的《购销协议》涉及的121600元货款的问题。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认为，上述货款发生在本州公司与越隆公司之间且交易未实际发生（实为本州公司财务平账所用），本州公司亦未提供交付货物的证据。本州公司辩称，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时称朱君辉已归还该款、庭审后会提供证据，但至今未提供。本院认为，鉴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对《购销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朱君辉已支付该款项，故朱君辉应向本州公司支付121600元货款。 八、关于2017年8月至11月王某转账给本州公司的4452265.10元款项和本州公司转账给王某的1070538元款项的问题。2017年10月的产品销售提货清单及双方之间的汇款情况表明，2017年8月至11月间朱君辉继续使用本州公司场地进行生产经营，本州公司销售的出口摩托车亦存在委托朱君辉代为加工的情况，但双方并未进行结算。鉴于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一审起诉时未提出这一主张，故上述款项的认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行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 综上所述，本案2017年8月4日结算的金额扣除以上款项后，本州公司实际拖欠的金额为4866471.72元（8931174.02元-1221644元-2275000元-446458.3元-121600元）。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朱君辉在合同期间与期满或合同解除时不能按本合同履行的，应当按当期承包费的5%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够支付本州公司的损失，本州公司可另行追究。根据对等原则，涉案合同于2017年11月底终止后，本州公司应同时向朱君辉支付拖欠的价款，但未及时支付，应从2017年12月1日起赔偿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利息损失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本州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3民初541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接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支付价款4866471.7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7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19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三、驳回上诉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2509元，减半收取46254.5元，由上诉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负担24098元，上诉人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2156.5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5600元，由上诉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2509元，由上诉人朱青岳、泮彩菊、王某、朱某负担48196元，上诉人本州车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43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战平 审 判 员 王晓婷 审 判 员 汤坚强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鲍园园 30-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