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辽01行终2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申弘，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回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张从国，辽宁申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方南路18号。法定代表人：关立光，系局长。出庭负责人：关立光，系局长。委托代理人：柳勇，系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洋，系该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拘留所，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文储路105号。法定代表人：张量，系所长。出庭负责人：程虎，系该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程虎，系该所副所长。原审第三人：赵广运，男，1956年4月26日出生，蒙古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于浩，辽宁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申弘诉上诉人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以下简称文保分局）、沈阳市拘留所、原审第三人赵广运停止行政拘留决定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行初1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6年10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沈公文（治）行罚决字（2016）1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6年7月18日14时许，在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工艺系办公室内，赵广运要求该系邵申弘在其学生赵明翰的任课聘任表上签字，邵申弘以此事需要院系党政联席会通过为由不予签字，双方言语不和发生纠纷，赵广运用邵申弘办公桌上的文件夹等物品将邵申弘鼻子打伤。经辽宁大学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为：邵申弘伤情为轻微伤。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违法嫌疑人赵广运做出了行政拘留七日、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称，处罚当日，在18时30分进行处罚告知时，赵广运心脏病突发，其随行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赵广运送往202医院进行救治。分局办案民警跟随其到医院了解赵广运真实病情，通过急诊医生了解到，赵广运病情危重（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高血型压三级），需住院治疗。因赵广运住院，无法于同年10月17日直接投送拘留所，10月19日分局办案民警在调取赵广运住院的相关病志后，到沈阳市行政拘留所办理执行拘留手续。2016年10月19日，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以赵广运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向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发送“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同日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以“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的形式，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同意对赵广运停止执行拘留。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该停止执行拘留决定未告知原告。原告通过其他途径知道后，对第三人的病情不认可，向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提出异议，该局未对原告异议进行答复处理。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起诉，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7）辽0102行初348号行政裁定，将该案移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我院继续审理。另查明，原告邵申弘、第三人赵广运对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的沈公文（治）行罚决字（2016）17号行政处罚决定均不服，分别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该院作出行政判决，分别驳回原告、第三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赵广运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市法院作出（2017）辽01行终87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第三人赵广运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辽行申726号行政裁定，裁定1、本案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二）项“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第三款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的规定，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是涉案行政拘留决定作出机关，因此具有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依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二款规定，作出“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该建议作出后，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即作出停止拘留行为。因此，本案对原告产生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是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的停止拘留决定行为，故沈阳市第一拘留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九条被处理人对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当事人针对处罚决定提起诉讼，判决生效后，提起再审不影响对本案的审理。依照公安部《关于行政拘留执行有关问题的意见》（公监管[2014]78号）第三条“关于被拘留人转其他处理。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或拘留期满后被办案单位又作其他处理的，依照下列情形处理”：2、依照《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经拘留所建议，拘留决定机关同意停止执行行政拘留的，行政拘留决定终止执行。被拘留人停止执行的情形消除后，不再执行原行政拘留决定规定，被告在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时应当谨慎，对认定的事实应准确无瑕疵，程序合法。根据《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二十二条“除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向特定对象告知执法信息外，公安机关应当通过提供查询的方式，向报案或者控告的被害人、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家属公开下列执法信息：（三）行政案件受案、办理结果。”规定，对具有知情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履行告知义务。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提出的异议，应进行答复处理，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加重的后果。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后，未告知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应予纠正。根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患有传染病需要隔离治疗的；（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三）生活不能自理的；（四）因病出所治疗，短期内无法治愈的。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的规定，可见对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被拘留人员，拘留决定机关应当作出停止执行拘留决定。而本案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提供的“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只是办公审批程序，并不是行政决定。因此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以该审批表代替行政决定，属违法法定程序，应予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2016年10月19日作出的对赵广运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二、责令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重新作出处理。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负担。文保分局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只是办公审批程序，不是行政决定与事实不符。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并没有停止拘留决定书，拘留决定机关接受拘留所建议，使用《公安行政案件审批表》审批同意停止执行拘留后，向拘留所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复函》即为完成停止执行拘留程序，无需单独作出决定。原审法院认定停止拘留决定未告知邵申弘的行为违反《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与事实不符。法律未规定我机关有主动告知义务。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邵申弘上诉称，文保分局在2016年10月1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因故没有送拘第三人，而以病志材料办理执行拘留手续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并没有收拘的事实，沈阳市拘留所依据《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作出停止拘留建议不符合规定。第十九条并不是文保分局和拘留所作出本案行政行为的依据，上述两个机关适用法律错误。沈阳市拘留所辩称，根据第三人的身体情况，和文保分局提供的材料，我们认为是收拘程序，我机关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邵申弘向原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建议停止执行通知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2、沈公文（治）行罚决字（2016）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2均证明二被告停止执行拘留的行政行为违法。文保分局向原审提供如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对违法行为的认定而作出的处罚决定。2、执行回执，证明正常情况下我单位作出决定后制作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连同嫌疑人送至行政拘留所执行拘留，经拘留所审查后符合拘留条件在回执上加盖印章，交决定单位存档附卷。现在提供的这份回执是因第三人在决定后送拘前之间突发疾病，不具备向拘留所投送的条件，但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文书已经制作完成，故我单位调取第三人2016年10月17日的急诊病志及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到拘留所履行送拘程序。3、2016年10月1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时第三人突发疾病后的急诊病志及住院病例，证明第三人确因身体突发疾病无法向拘留所进行投送。沈阳市拘留所向原审提供如下证据：病志，证明病志中载明第三人高血压三级（很高危），被告有理由相信沈阳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提供病志的真实性，所以作出了建议停止执行拘留的建议。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定，原审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拘留所不予收拘，并出具不予收拘通知书，通知拘留决定机关：（四）被拘留审查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收拘后发现被拘留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拘留所应当立即出具建议另行处理通知书，通知拘留决定机关。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处理并通知拘留所。”第十九条规定：“收拘时或者收拘后，拘留所发现被拘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建议停止执行拘留通知书，建议拘留决定机关作出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二）病情严重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拘留决定机关应当立即作出是否停止执行拘留的决定并通知拘留所。”本案中，第三人赵广运是在文保分局向其宣布处罚决定时病发并送往医院就医的，该情形并不符合上述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收拘时或者收拘后”的法定情形。即使文保分局使用病志履行送拘程序，拘留所也应该适用上述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作出不予收拘通知，出具建议另行处理通知书，而不是直接作出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书。另外，根据《关于行政拘留执行有关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适用《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的法律后果为“被拘留人停止执行的情形消除后，不再执行原行政拘留决定”，而适用《拘留所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的法律后果为“建议另行处理”。案涉的《建议停止执行拘留决定书》上亦记载：“建议办案单位停止执行拘留或该人疾病治愈后重新投送”。综上，文保分局作出的停止拘留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且对邵申弘的权利义务产生一定影响，原审法院撤销案涉决定结论正确，可以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世军审判员  白凤岐审判员  吴 锡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迪书记员王雨薇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