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9民终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岩峰，女，197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阜新市细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源、金艾丽，辽宁诚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住所地阜新市细河区解放大街8号。负责人：程海鹏，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辽宁紫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桂茹，女，汉族，1952年2月13日出生，现住阜新市细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海（徐桂茹丈夫），现住阜新市细河区。上诉人徐岩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以下简称工行阜新分行）、原审第三人徐桂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民初1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岩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源、金艾丽，被上诉人工行阜新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杨，原审第三人徐桂茹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岩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执恢18号民事裁定书，对徐桂茹名下即申请人徐岩峰的寄存款捌拾捌万元及存款利息解除冻结。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徐岩峰使用第三人徐桂茹(上诉人徐岩峰姑姑)名义，将自有的现金88万元借名寄存在其两张银行卡内。1.2014年11月28日上诉人徐岩峰用第三人徐桂茹名义从阜新银行葫芦岛分行办理的50万元定期存款，从首开户至今利用第三人徐桂茹银行账户借名寄存现金共存入现金50万元整；2.2019年12月5日上诉人徐岩峰将朋友徐某某的还款20万元并加上自己手中的10万元，共存入第三人徐桂茹中国银行的银行卡内30万元，2020年1月22日，上诉人徐岩峰转入第三人徐桂茹中国银行阜新分行卡内10万元又转出2万元，共先后寄存人民币38万元。3、因此，上诉人徐岩峰使用第三人徐桂茹的中国银行阜新分行、阜新银行海兴支行两张银行卡共计存入现金人民币88万元。二、上诉人徐岩峰在银行办理上述存款业务中，可还原的事实是本人办理，没有第三人徐桂茹参与，第三人徐桂茹也没有签字、照相。银行没有尽其审查义务。第三人徐桂茹对此事没有参与过，在一审中第三人徐桂茹也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明确说明两笔存款合计88万元均由徐岩峰个人办理，第三人徐桂茹没有参与过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实际存款人徐岩峰以徐桂茹的名义存款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未遵循诚信原则，是造成本案诉讼的主要原因。三、原审中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中法院所称“原告徐岩峰名下账户现金取款金额及部分取款时间与第三人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账户及中国银行账户现金存款金额及时间不一致，故原告徐岩峰不能证明该78万元系原告徐岩峰所有。”上诉人徐岩峰的每笔存款都是由其本人签字，第三人徐桂茹对上诉人徐岩峰的每笔存款不知情，第三人徐桂茹提交了书面的情况说明，已经明确。上诉人徐岩峰在一审中也提出每笔的存款单都是由其本人签字，借名存款人没有到场签字，如果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对此有疑可以去查或进行笔迹鉴定。上诉人徐岩峰也已经提交了这几笔的存款凭证。2.原审法院称：“货币遵循“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即取得实现直接占有者取得货币所有权，丧失货币占有者丧失所有权。银行账户作为货币占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账户内容亦不需要考虑资金的来源，银行和存款人仅需按照银行账户记载的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1)“占有即所有”为原则而非规则。(2)最高院曾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裁定书已刊登于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度第2期，指导性案例)“占有即所有”是原则不应做形而上的理解，而应当将该原则放置到具体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辩证的理解和适用。(3)款项流转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该种方式实际上等同于款项所有人向接受款项的被执行人增设了一定的存款债权，该款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并不相同；(4)未实际占有该款项，亦未获得作为“特殊种类物”的相应货币，既然该笔款项已被特定化，就不再适用该原则；(5)由于款项划至被执行人后，直接被执行法院所冻结，被执行人并未实际占有。因而从客体到特征均不符合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的条件。3.原审法院称：“在商业交易活动中，交易相对人对交易人银行账户记载情况的依赖，与对持实物货币交易人对所持货币具有所有权的依赖一样，应当受到保护。”而本案中所有操作都是由上诉人徐岩峰操作，第三人徐桂茹对此不知情，也不存在什么依赖而言，因此上诉人徐岩峰存入第三人徐桂茹账户里的货币仍应是上诉人徐岩峰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工行阜新分行辩称，一、上诉人称其将自己88万元借名寄存在徐桂茹的两张银行卡内证据不足。1.上诉人一审称2014年11月28日的50万元定期存单是由一笔42万元一笔8万元的转账存款而来的。通过查阅两份存款凭条可以体现，该两笔款项是在钟莉名下阜新银行尾号0107的存折或卡上办理的，与案涉的尾号1529银行卡不是同一账户，更不是借名存款，所以上述两笔款与本执行异议案不具有关联性。反而更加证明尾号1529银行卡上的50万元存款是徐桂茹本人的存款。2.上诉人在执行异议申请书里自认其于2013年5月6日在徐桂茹银行账户（卡号为62×××29）里存的50万元钱均是使用徐岩峰个人银行卡转存的；但是在一审诉讼中又改变了说法，变成了分三次共存入现金50万元；可是在上诉状中又把时间改成为2014年11月28日，又说成是从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葫芦岛分行办理的50万元定期存款转存入该银行卡的，前后矛盾，说法不一，且定期存单与银行卡账户之间各自独立存在，更证明该执行异议理由不真实。3.上诉人在2014年5月8日的离婚协议书里已经明确了“银行存款壹拾万元归女儿??????其他财产无争议”，说明上诉人承认在离婚时只有10万元的银行存款，与现在所称的借名存款是不一致的。而离婚协议属于存档的书面证据，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4.上诉人称2019年12月5日的中国银行卡内的30万元存款是由2019年4月24日20万元和8月2日15万元组成的，时间跨度长达半年多，不真实。尤其是上诉人称的此笔借名存款是在2019年12月份以后发生的，这时上诉人已离婚五年半有余，还需要借名存款、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吗？上诉人还提到了有2万元的转出款项，是归还上诉人自己的透支卡的欠款。既然自己有几十万元的存款，为何还要使用透支卡透支？违背常理且不符合逻辑！二、徐桂茹的书面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徐桂茹是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且与徐岩峰是老姨和外甥女的关系，上诉人也承认二人关系密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徐桂茹的书面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涉及本案的两张银行卡分别是阜新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与答辩人及本案无任何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应当审理。如果上诉人认为上述两个银行对其确有未尽审查义务的侵权或违约行为，可以另诉，但也与本案无关。三、一审判决有法律依据。1.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国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货币作为特殊种类物，占有即为所有是一项基本原则，所以账户内存款属于徐桂茹所有。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也有具体的规定，第（三）项明确了“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案涉款项无充分证据证明具备特定化属性，该账户权利人为徐桂茹，所以该账户内的款项属于徐桂茹所有，不能排除执行。最高院（2018）最高法民申31号也有生效的裁判文书（裁判要旨：当事人汇入他人银行账户的款项，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款项具备特定化属性，否则，该款项进入他人银行账户之时，即视为归该银行账户权利人所有。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对该银行账户内款项进行执行时，该汇款的当事人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3.银行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如果事实情况真是上诉人为了与前夫离婚故意隐匿财产（婚姻法第47条）而使用徐桂茹银行卡，既违反夫妻间财产权益的平等处理权（婚姻法第17条2款）更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这种双重违法行为也不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所述，银行卡是私人用品，里面的存款没有物权指向性，钱在谁的卡里就是谁的钱。上诉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常年做生意，其在执行异议及起诉状中也自认与徐桂茹关系亲密，不可能不知道徐桂茹一直欠银行钱，就算其真的使用徐桂茹的银行卡存钱，也应该了解该行为违法而且存在风险。答辩人执行徐桂茹的财产依据生效判决，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拥有最高的债权效力。上诉人要对自己宁愿违法也要自甘风险的行为负责，其与徐桂茹之间是借贷也好、还是不当得利也罢，应该另行诉讼解决，与答辩人之间根本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不应当支持。徐桂茹述称，徐桂茹卡中的80万元是上诉人徐岩峰的，当时徐岩峰由于离婚时想要自己留点钱，才将钱存在徐桂茹卡中，如果是我家的钱我卡中也应该有点钱。徐岩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辽0902执恢18号民事裁定书，对原告徐岩峰的寄存在第三人徐桂茹名下的存款捌拾捌万元及存款利息予以解除冻结。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工行阜新分行与徐桂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3日作出（2020）辽0902执恢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人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账户（尾号1529）、中国银行账户（尾号0522）存款共88万元。徐岩峰为证明第三人徐桂茹名下存款88万元系其所有，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13年4月25日徐岩峰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30万元销户取款凭证，2013年5月5日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尾号1529）账户35万元现金开户存款凭证。证据2、2013年6月28日徐岩峰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8.7万元现金取款凭证，2013年6月28日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尾号1529）账户10万元现金存款凭证。证据3、2013年8月9日徐岩峰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3万元现金取款凭证，2013年8月9日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尾号1529）账户5万元现金存款凭证；证据4-5、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账户明细查询单3张；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转账存款凭证2张及客户明细对账单，内容为徐桂茹名下账户中现金存入的50万元转为定期存款。证据6、徐桂茹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内容为2019年12月5日徐桂茹名下中国银行（尾号0522）账户存入现金30万元、该账户2020年1月ATM转入徐岩峰名下账户2万元、该账户2020年1月22日由徐岩峰名下账户转账转入10万元。证据7、2019年8月2日徐岩峰名下阜新银行15万元现金取款凭证，2019年4月24日徐岩峰转账给徐铭泽20万元转账凭证；证据8、2014年5月8日徐岩峰离婚协议。上述证据，徐岩峰主张的存款88万元中的现金存款78万元，徐岩峰名下账户现金取款金额及部分取款时间与徐桂茹名下阜新银行账户（尾号1529）及中国银行账户（尾号0522）现金存款金额及时间不一致，故徐岩峰不能证明该78万元系其现金存入徐桂茹名下账户中，也不能证明该78万元系徐岩峰所有。徐岩峰主张的存款88万元中的10万元，虽然由徐岩峰名下账户直接转入徐桂茹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尾号0522）中，但货币作为社会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具有高度流通功能，在高度流通过程中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为保障交易安全及流通需要，货币遵循“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即取得实现直接占有者取得货币所有权，丧失货币占有者丧失所有权。银行账户作为货币占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账户内容亦不需要考虑资金的来源，银行和存款人仅需按照银行账户记载的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商业交易活动中，交易相对人对交易人银行账户记载情况的信赖，与对持实物货币交易人对所持货币具有所有权的信赖一样，应当受到保护。其次，根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我国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故账户名义人应被认定为账户存款权利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是否系权利人。故该10万元不应认定为徐岩峰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徐桂茹名下银行账户中存款应认定为徐桂茹个人财产，即使本案诉争的徐桂茹名下被冻结的存款88万元均由徐岩峰名下账户直接转入，也不应认定该88万元系徐岩峰所有。徐岩峰就本案诉争的徐桂茹名下被冻结的存款88万元不享有足以排除工行阜新分行的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应判决驳回徐岩峰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岩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原告徐岩峰负担。本院开庭时，徐晓顺、霍春雨出庭作证。徐晓顺证实2014年或2015年其驾车载着徐岩峰去葫芦岛市两次、盘锦市两次，均是去银行存款、取款，但其未到银行营业室，未看见存款、取款过程。霍春雨证实其和徐岩峰是同学、好朋友，2020年徐岩峰说有一笔存款，在徐桂茹名下，被法院查封了。徐岩峰、徐桂茹对徐晓顺、霍春雨证言没有异议，工行阜新分行有异议，认为徐晓顺、霍春雨均与徐岩峰有利害关系，且徐晓顺是听徐岩峰说去银行存款、取款，听徐岩峰说徐桂茹名下的存款被法院冻结，证言内容不确定，有可变性，不可靠，不应作为定案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徐晓顺听说徐岩峰去葫芦岛市、盘锦市银行办理个人存款、取款业务，并未亲自目睹办理过程，霍春雨也证实听徐岩峰说其在徐桂茹名下的存款被法院冻结，二证人证实的内容均是听说的，并不确定，且二证人与徐岩峰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徐岩峰对徐桂茹名下的阜新银行海兴支行账号为62×××29的存款50万元、中国银行阜新分行账号为62×××22的存款38万元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阻却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明确规定“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银行账户内的款项体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而货币资金是具有高度流通性和可替代性的特殊种类物，其使用价值就在于交换。如果交易过程中接受货币资金时需要调查占有货币资金的人是否对资金具有所有权，不仅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影响交易安全，而且人人都会不愿意接受货币，这样的结果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流通机能将丧失殆尽。因此，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判断规则，但根据民法原理以及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是权利人支配特定物的权利的规定，银行账户内的货币资金采用“所有和占有一致”的一般原则，即银行账户内的货币资金属于储户所有。但以特户、专户、封金等形式将货币资金特定化，向社会公示银行账户内的货币资金处于所有权和占有权分离状态的除外。阜新银行海兴支行账号为62×××29的账户、中国银行阜新分行账号为62×××22的账户，不可能是特护、专户，账户的资金也不是封金。更何况关于88万元的来源和构成，徐岩峰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真实性存疑。因此，尽管徐桂茹承认阜新银行海兴支行62×××29账户50万元、中国银行阜新分行62×××22账户38万元所有权人是徐岩峰，但就法律意义而言，上述资金视为徐桂茹的资金。徐岩峰对徐桂茹名下的阜新银行海兴支行账号为62×××29的存款和中国银行阜新分行账号为62×××22的存款所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阻却强制执行。综上所述，徐岩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上诉人徐岩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树密审判员  刘书宝审判员  陈 垠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