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1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凡，女，196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黔，北京市康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杰，男，1963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亚信众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彩虹，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娜，女，住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由北京亚信众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推荐。上诉人周凡因与被上诉人张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4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张杰全部诉讼请求；2.确认八份《股票转让协议书》无效并依法撤销；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张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周凡在2016年10月前系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朗顿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并且是第一大股东，对中青朗顿公司有经营相对控制权。张杰控制的北京亚信众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中心）系中青朗顿公司的小股东，张杰代表中青朗顿公司大部分股东的利益，从2016年6月27日至今，担任中青朗顿公司监事会监事长，对中青朗顿公司有绝对的监督权及影响控制权。二、周凡虽然为中青朗顿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且为第一大股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中青朗顿公司有经营相对控制权，但并不代表周凡对中青朗顿公司的股东有控制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股东拥有的中青朗顿公司的股票为私有财产。公司法规定各股东都是独立的法人或自然人，他们各自均独立享有其民事经济权益与义务等。同时，中青朗顿公司章程规定同股同权，每个股东都拥有独立平等的表决权和享受及承担公司权益与义务。一审法官把中青朗顿公司和中青朗顿公司的股东视为一体，将周凡的控股股东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经营控制力认定为周凡可以控制中青朗顿公司的股东，并判决周凡回购张杰的股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中青实业一直在推动中青朗顿公司转A股。张杰是一个专业证券市场的投资高手，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在张杰强烈自我推荐的前提下，中青实业等股东委托张杰从2016年6月27日担任中青朗顿公司监事长，从此以后，张杰直接参与和推动中青朗顿公司的上市。2016年8月底，因周凡与中青实业在经营中产生分歧，中青实业要求周凡辞职离开公司，仅为股东。从此，周凡与中青实业进入中青朗顿公司管理权的斗争中。2016年9月，张杰找到周凡称会站在周凡一方，推动公司转版，并帮助其维持董事长位置，但要求周凡签署涉案《补充协议》。周凡认为其并未向张杰转让股权，《补充协议》约定不合理。且其中所列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周凡仅知晓2015年6月的两份，其他均不知情。故周凡增加了第7条的约定，并在核对后配合张杰与小股东协调。无论是股权回购还是给付股权转让款，针对的主体都是小股东。周凡当时在张杰的欺诈、引诱和承诺下，签署了《补充协议》，但之后张杰并未兑现承诺。周凡于2016年10月底被迫辞职，辞去中青朗顿公司的一切职务。张杰与小股东签署的八份《股票转让协议书》和与周凡签署的《补充协议》均没有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和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张杰在《补充协议》第2、3、4条多次强调其单方面有权要求周凡做出极大伤害其个人利益的行为。周凡实际并未转让股票给张杰，也未收取张杰的股票款，张杰却强行要求周凡按年化15%利率进行回购，对周凡不公平。前述《补充协议》条款显失公平且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五十四条的规定，《股票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属无效，法院应撤销。第一，八份《股票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严重违反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及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张杰在周凡孤立无助，被大股东中青实业剥夺公司权力的时候，用虚假承诺的欺诈行为，乘人之危让周凡签署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应无效。第二，八份《股票转让协议书》在实际履行中，其转让方和受让方主体、股票数量、价款都发生了变化，周凡对此不知晓也未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方可变更合同。故八份《股票转让协议书》已归于无效，不能约束周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因八份《股票转让协议书》没有生效履行，故《补充协议》也没有实际成立。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八份《股票转让协议书》就是买卖合同，合同载明了出卖人及买受人。一审认定基础法律关系和缔约主体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张杰擅自将合同权利转让给宁波金鼎华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金鼎华创），未通知周凡，故对周凡不产生效力。一审认定《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是2020年9月4日，而张杰擅自改变协议主体和转让权利的时间是2016年9月23日。故一审根据合同相对方的原则判决周凡给付回购款缺乏法律依据。第四，张杰以中青朗顿公司监事长的身份向公司借款200多万元，在财务借款凭证用途上，已经注明是张杰借款。一审将之认定为中青朗顿公司支付股票回购款，认定错误。四、一审未查明本案所涉全部《股票转让协议书》。一审判决中未对真正形成转让的协议书进行认定，相关协议对事实有重大改变，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及判决。张杰辩称，不同意周凡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周凡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周凡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为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同意纳入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一审对于股票转让的法律关系认定正确，判决结果准确。一审法院对整个股权转让回购事实的逻辑推理准确充分，对双方责任的法律认定也是准确的。周凡上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张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周凡支付张杰股权回购款1330万元；二、判令周凡从每笔转让款的收款次日开始对所收转让款项按年利率10%支付补充协议约定的利息；三、判令周凡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中青朗顿公司的更名、股权结构及关联方的相关事实中青朗顿（太湖）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9日。成立后，该公司名称先后发生过如下变更经过：广州埃美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变更时间为2007年1月5日）；广州蓝宝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变更时间为2007年5月28日）；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变更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广州朗顿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变更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时间为2014年3月18日）；中青朗顿（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时间为2017年2月7日）；中青朗顿（太湖）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时间为2017年2月20日）。关于该公司注册资本与股权结构，2016年5月24日，公司注册资金从1000万元增加至2040.8163万元；2017年2月20日公司名称从中青朗顿（北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至现用名，经营地址亦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2201内03室变更为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人民东路283号。根据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截止至2020年6月22日，周凡为公司出资比例73%的控股股东，段思飞出资比例为3.5%。此外，2020年6月19日前周凡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变更为案外人孔德景。案外人宗伟亦从2020年6月19日后任公司董事，而段思飞在此前后均任公司监事。根据中青朗顿公司于安徽省股权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的股东名册（打印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显示，原告张杰的股权数额为100000股（冻结数量为75000股），段思飞的股权数额为177500股，宗伟的股权数额为130000股（冻结数额为130000股），周凡的股权数额为13440000股（冻结数额为11100408股），亚信中心持股比例为40000股，宁波金鼎华创持股比例为370000股；广州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玺道公司）持股比例为105510股。此外，该股东名册总计记载37位股东，总持股数额为20408163股。另查明，亚信中心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亚信华创（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后者的法定代表人暨执行董事为张杰，持股比例为58%的股东为金鼎华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金鼎华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金鼎华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者的法定代表人暨执行董事亦为张杰，张杰对该公司持股比例为51%。二、张杰与周凡签署本案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和履行经过（一）关于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与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庭审中，张杰（乙方）与周凡（甲方）共同确认双方曾于2016年签署补充协议。于该补充协议中，张杰与周凡在“鉴于”部分就以下事实经过作出确认：“基于以下转让方（甲方及甲方控制的相关方）将持有的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计伍拾壹万股股票转让给受让方（乙方及乙方控制的相关方），转受让各方均已签署股票转让合同书，并已全额支付转让款。”该段文字下方附有如下表格：序号转让方受让方转让股票数量签署日期1周凡张杰10万股2015年6月23日2周凡张杰20万股2015年6月29日3段思飞张杰5万股2015年12月25日4广州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亚信中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4万股2016年2月5日5广州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张杰1万股2016年2月5日6广州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张杰5万股2016年3月3日7于丽娜张杰1万股2016年3月30日8广州玺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张杰5万股2016年4月25日合计51万股根据上述“鉴于”部分，周凡在补充协议中就股票转让事宜作出以下承诺：“1、由于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停牌限售中，故暂不能转让过户，周凡承诺待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可以转让过户时，转让方即将持有的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合计51万股无条件转让过户给受让方。周凡负责协调过户以上合计51万股股票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阻碍无法过户，张杰有权要求周凡用自己持有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等数量股票无偿转让给张杰或张杰指定的相关方。如在2016年12月31日前各转让方没有将股票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张杰有权要求周凡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对前几笔交易按同等股票数无偿转让给张杰或张杰指定的关联方。如在2017年12月31日前广东朗顿教育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没有被并购、借壳或IPO，张杰有权要求周凡在收到回购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转让本金及年化10%利率进行回购。”在上述打印字样下方，存在手书形成的约定内容：“周凡核对以上股数，以周凡核对的实际发生的股数为准。周凡、张杰双方共同联合对应其他小股东来变更股份转让。”一审庭审中，张杰提交了与该补充协议所载表格内容一致（包括转让方名称、受让方名称、落款日期、股票数量）的八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关于转让价格，八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依序形成如下约定数额：200万元、500万元、150万元、120万元、30万元、150万元、30万元、150万元；以上累计1330万元。其中，根据合同安排，张杰应向周凡支付转让款总额为700万元；应向段思飞支付转让款150万元；应向广州玺道公司支付转让款总额为300万元；应向于丽娜支付转账款数额为30万元。亚信中心应向广州玺道公司支付转账款120万元。（二）关于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的履行经过一审庭审中，张杰就以下款项交付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1.2015年6月29日，张杰分两笔共向周凡转账88万元；2.2015年6月30日，张杰分别向周凡转账50万元、49.9999万元、135万元、200万元，共计434.9999万元；3.2015年7月9日，张杰向周凡转账135万元；4.2015年7月27日，张杰向周凡转账42万元。以上转账款项合计699.9999万元。1.2016年2月5日，张杰向广州玺道公司分两笔共计转账100万元；2.2016年2月6日，张杰向广州玺道公司转账50万元；3.2016年4月7日，张杰向广州玺道公司转账30万元；4.2016年4月29日，张杰向案外人陈兰分四笔转账共计20万元；5.2016年4月30日，张杰向案外人陈兰转账5万元；6.2016年5月1日，张杰向案外人陈兰转账5万元；7.2016年5月3日，张杰向案外人陈兰转账20万元；8.2016年5月4日，张杰向案外人陈兰分两笔共计转账95万元。以上转账款项共计325万元，张杰主张均为其向广州玺道公司支付案涉股票转让合同书项下的转让价款。此外，张杰另主张2016年9月5日张杰另向周凡支付155万元转让款，但并未就此提交证据证明。9.2016年3月11日，亚信华创（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广州玺道公司转账150万元。此外，就案涉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项下股权转让变更经过，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2016年9月23日，广州玺道公司将其持有的中青朗顿公司4万股股权变更至亚信中心名下。《变更通知》载明成交金额为120万元，变更原因为协议转让；2.2016年9月23日，广州玺道公司将其持有的中青朗顿公司37万股股权变更至宁波金鼎华创名下。《变更通知》载明成交金额为910万元，变更原因为协议转让；3.2016年10月31日，段思飞将其持有的中青朗顿公司5万股股权变更至张杰名下。《变更通知》载明成交金额为150万元，变更原因为协议转让。4.2017年4月5日，广州玺道公司将其持有的中青朗顿公司5万股股权变更至张杰名下。《变更通知》载明成交金额为150万元，变更原因为协议转让。以上四次股票变更累计转让51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份，成交金额累计1330万元。三、2017年12月2日周凡向张杰出具承诺书的约定内容及其履行经过2017年12月2日周凡向张杰出具承诺书，并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周凡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价款总计为858万元，承诺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张杰指定账户支付首期承诺回购股份价款365万元，利息按年息10%计算。2018年5月31日前向张杰指定的账户支付第二期承诺回购股份价款350万元，利率按年息10%计算。逾期支付的，应以未付的承诺偿还价款（包括投资本金与利息）为基数向张杰支付每日15%的违约金。张杰承诺起诉中青朗顿公司的民事诉讼案于2017年12月10日前向太湖县人民法院庭外调解结案。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曾于2017年受理亚信中心与被告中青朗顿公司、第三人周凡、中青旅集团山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庆云京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红图恒岳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该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皖0825民初23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亚信中心于2017年12月5日提出的撤诉申请。此外，张杰自认2017年12月20日，周凡通过中青朗顿公司向张杰支付200万元回购价款。该笔交易备注显示“张杰借款股权回购款”。张杰主张除该笔款项之外，张杰另自认周凡通过案外人宗伟分别在2019年7月29日、8月2日与8月6日分别向张杰支付1000港元、50000港元与49000港元。经一审法院查询人民币兑港币历史汇率，查询到2019年7月29日至2019年8月6日平均汇率为1.1281港元兑换1元。10万元港币据此应折算88644.62元人民币。关于上述转账款项性质，张杰主张周凡通过中青朗顿公司以股东借款的方式向张杰支付了200万元回购价款，而ZONGW**系中青朗顿公司监事宗伟。周凡则表示对此款项性质的意见同此前案件中意见。经一审法院调取该案卷宗材料，该案庭审中周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对此款项性质庭后发表意见。于周凡庭后提交的代理意见中，周凡表示张杰主张周凡履行了承诺书约定的支付部分回购款的义务，但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周凡在承诺书签订后并未向张杰支付过回购款，在承诺书对回购比例、回购价款、回购方式均不明确的情况下周凡也不可能向张杰支付回购款。四、其他相关事实（一）（2018）京0102民初32308号原告（反诉被告）张杰诉被告（反诉原告）周凡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经由2018年7月23日，张杰曾在一审法院起诉周凡合同纠纷一案，该案中张杰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周凡向张杰支付股份回购款5150000元及期内利息1607900元；2.周凡向张杰支付利息（以2355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年利率10%的标准计算；以44027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的标准计算）；3.周凡向张杰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027300元。事实和理由为：张杰为亚信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亚信华创（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周凡为中青朗顿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杰是中青朗顿公司的股东。2017年11月15日，亚信中心起诉中青朗顿公司，请求法院判令中青朗顿公司2017年底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后双方达成和解，并由周凡向张杰出具《承诺书》。承诺书约定由周凡向张杰支付股权回购款总计8580000元。回购款分两期支付，首期于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3650000元回购价款及利息，利率按照年息10%的标准计算。第二期于2018年5月31日支付3500000元回购价款及利息，利率按照年息10%的标准计算。若周凡未按期支付则以未付的偿还价款（包含投资本金及利息）为基数向张杰支付每日15%的违约金。《承诺书》签订后，亚信中心撤诉。截至诉讼之日，张杰仅收到周凡支付的部分首期回购价款2000000元，故张杰诉至法院。该案审理过程中，周凡提出反诉请求，要求撤销2017年12月2日周凡向张杰出具承诺书。事实和理由为：《承诺书》约定周凡向张杰支付股权回购款，但并没有约定周凡回购的是谁持有的哪家公司的股权、回购的比例、回购时间、如何办理相应股权的股权变更登记，前述这些基本的回购股权协议应当有的最基本的内容，《承诺书》中均没有，且双方事后也没有就具体内容达成协议，更为重要的是，周凡并未向张杰转让过任何一家公司的股权，因此《承诺书》所约定的回购前提根本不存在。同时，张杰提交的证据涉及广东朗顿公司、中青朗顿公司的股权，因此张杰的证据已经证明承诺书对回购哪一家公司的股份是没有约定的。如法院依据张杰的诉讼请求判决周凡向其支付股权回购款，周凡却无法向张杰主张股权交付，因此《承诺书》从内容上不完整，从内容的形式上显失公平。2019年9月9日，张杰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全部本诉诉讼请求；同年9月12日，周凡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全部反诉请求。（二）另查明，2016年7月1日中青朗顿公司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此后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没有证据显示中青朗顿公司完成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被并购、借壳或IPO”事项。（三）本案审理过程中，周凡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段思飞与广州玺道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为段思飞与广州玺道公司实际转让中青朗顿公司股份于张杰及其关联公司，且段思飞实际收取了全部股份转让款，为查明事实特申请追加段思飞与广州玺道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此外，根据周凡提交证据显示，2015年7月31日广州玺道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周凡代张杰（宁波金鼎华创）交来广东朗顿教育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整。2016年2月15日，存在一份支付证明单证明某主体向段思飞支付股权款（代张杰支付）150万元。（四）张杰另提交证据证明张杰在2019年2月14日向周凡发送微信和电子邮件就回购款本金1130万元及利息421.85万元发出主张；于2019年9月7日另向周凡通过邮寄方式发送函件，要求周凡偿还本金1121.15万元和利息487.0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归纳为：一、如何解释张杰与周凡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同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的关系；二、周凡是否应当根据补充协议约定以及承诺书承诺向张杰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一、如何解释张杰与周凡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承诺书，以及如何解释补充协议与承诺书同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的关系本案中，张杰及其关联方与周凡及其关联方存在多对多的法律关系，且履行主体及其履行行为与书面合同约定亦存在不一致情形，由此导致在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特别是缔约主体方面存在一定障碍。通过庭审举证质证，结合双方诉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应当从双方共同确认签署过的补充协议以及承诺书内容开始分析本案法律关系。其中，补充协议中的“鉴于”部分系双方共同确认的基础事实，对本案其他要件事实的认定极为关键。而根据“鉴于”部分，因该部分所载表格列举的八次股票转让与张杰所提交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内容记载一致，结合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所涉主体与张杰、周凡二人存在的关联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能够认定张杰、周凡二人在签署补充协议之时，就51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票的转让事宜达成合意，但此时双方就转让安排，或转让合同的履行方式尚未达成合意，原因在于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从该约定中可以发现中青朗顿公司“股票在停牌限售中，故暂不能转让过户”。但根据该条约定后续内容，可以认定双方确实就履行案涉51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票转让事宜达成合意，这一要件事实从补充协议中关于“周凡负责协调过户以上合计伍拾壹万股股票……”一段，以及手书形成的补充条款“周凡核对以上股数，以周凡核对的实际发生的股权为准，周凡、张杰共同联合对应其他小股东来变更股份转让”中也可得到佐证。补充协议签署后，从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4月5日，案涉51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票分四次完成权属变更登记，且根据登记备案的转让协议，转让总价款与八份案涉股票转让合同书约定总额一致。上述变更事实与经过也能佐证该补充协议确实已经得到履行，进而使一审法院相信，张杰与周凡在签署补充协议之时确实共同确认案涉转让款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其数额应当以八份案涉股票转让合同书记载总额，亦即四次变更登记对应转让协议记载总额为准，即1330万元。二、周凡是否应当根据补充协议约定以及承诺书承诺向张杰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在周凡、张杰二人之间成立，应视为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在补充协议关于股票交割、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单独否认该协议中周凡所作回购承诺不应约束周凡本人。同时，从周凡、张杰二人于2017年12月2日签署的承诺书中，也可发现周凡再次向张杰作出回购案涉股份的承诺。此外，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张杰确实履行了该承诺书中撤回（2017）皖0825民初2352号起诉的合同义务，而周凡虽然曾请求以显失公平为由撤销该承诺书，但其自行撤回关联案件反诉请求后，应认定该承诺书对周凡继续保有约束力。据此，周凡应当向张杰按补充协议与承诺书约定，履行支付回购价款的合同义务。关于周凡于本案提出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回应如下：第一，周凡认为被回购股权的主体、数量、变更方式等必备条款在补充协议中没有得到体现，因此双方并未在补充协议中就回购股权达成一致意见，且补充协议也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对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张杰及其关联方向周凡及其关联方的转账汇款，以及案涉四次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股票数量以及转让总价与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所载股票总数与转让总价的一致性，能够认定补充协议所约定被回购股权即为案涉四次变更登记的中青朗顿公司股票，具体而言，包括：亚信中心于2016年9月23日自广州玺道公司受让的4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份；宁波金鼎华创于2016年9月23日自广州玺道公司受让的37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份；张杰于2016年10月31日自段思飞处受让的5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份；张杰于2017年4月5日自广州玺道公司受让的5万股中青朗顿公司股份。虽然上述实际被转让股权与八份股票转让合同书约定拟转让股权并不同一，但是如前所述，对此变更张杰与周凡在补充协议中已经予以预见，并同意在未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和安排。因此，应当将上述四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视为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嗣后所达成变更合意的履行结果。第二，周凡主张张杰两次起诉要求回购的股份数额前后冲突，因此证明双方并未就回购达成任何确定的、真实的回购协议。对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的实质内容与补充协议并无二致，其首部明确载明“承诺人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价款总计为858万元人民币”，而非“全部回购股份价款”，对此应视为对补充协议所约定回购义务履行期限的具体约定。而且承诺书还具有另一缔约目的，即周凡希望张杰尽快促使（2017）皖0825民初2352号案件以撤诉结案，对此亦可理解为撤诉这一行为本身对应的给付期限利益。因此，在补充协议与四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张杰主张以1330万元价款作为回购总价款，具有事实基础和合同依据。第三，关于周凡主张其本人并非案涉股权的实际转让主体，因此不应承担回购义务的主张，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补充协议与承诺书应当约束周凡与张杰二人，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周凡与张杰二人应当根据补充协议与承诺书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虽然实际转让主体并非周凡，但基于周凡对中青朗顿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及其所拥有的控制力，结合周凡在补充协议中预见到未来实际转让主体的可能变化，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认定周凡有能力，也有可能控制具体的转让主体人选与被转让股权比例。因此对于周凡此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关于周凡主张应追加段思飞、广州玺道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以便查明事实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在补充协议成立、生效，并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无须追加段思飞、广州玺道公司便可查明本案据此裁判的要件事实，因此对周凡此项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周凡应当向张杰承担支付1330万元股权回购价款的合同义务，待周凡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后，张杰作为补充协议与承诺书的相对方，应积极配合周凡就案涉实际被转让股权完成后续的变更登记程序。关于回购价款应计收利息，虽补充协议与承诺书中均约定年化10%利息，但对于利息起算时点，补充协议和承诺书中均未予以明确约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前所述，对于案涉承诺书与补充协议之间的关系，应将承诺书视为补充协议的延续或对具体履行方式的补充约定。因此，承诺书中对利息计收方式的约定可作为辅助查明双方真实意思的佐证。一审法院注意到，承诺书中对逾期付款产生的违约金存在特别约定，且违约金计收对象为投资本金及利息。据此能够合理推算，双方所约定的利息在逾期付款之前已经开始计收。而在补充协议中，该条约定的原文表述为“张杰有权要求周凡在收到回购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转让本金及年化10%利率进行回购”，换言之，此处回购总价款中同时包括了本金和利息两部分款项，据此能够排除收到回购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后开始计算利息的解释可能。此外，认定占用资金的一方自其实际占有资金之时起承担相应利息或成本亦符合投融资市场规律。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张杰有权要求周凡自案涉转让款项实际交付完成之日起承担相应利息。具体而言，对于张杰关于自第一次股权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即2016年9月23日起计算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至2016年9月23日时，应推定补充协议已经实际签署，进而推定补充协议载明的全部转让价款均已支付完毕，因此张杰此项主张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结合张杰自认的200万元人民币还款以及10万元港币还款，对于周凡应承担的具体履行义务，一审法院计算如下：截止至2017年12月20日，以1330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0%自2016年9月23日计收利息数额为1650657.53元。归还200万元首先抵充该笔利息，余款折抵回购价款后，剩余未还回购价款数额为12950657.53元。以此数额为计息基数，自2017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6日最后一次还款，累计产生利息数额为2104038.33元，减去已经港币折算人民币88644.62元后，剩余未还利息为2015393.71元。据此，周凡应继续向张杰清偿未付回购价款12950657.53元，截止至2019年8月6日的利息2015393.71元，并自2019年8月7日起支付以剩余回购价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判令周凡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杰未付股权回购价款12950657.53元；二、判令周凡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杰截止至2019年8月6日的利息2015393.71元，并支付以未付股权回购价款为基数，自2019年8月7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三、驳回张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周凡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周凡提交广州玺道公司出具的《证明暨情况汇报》，证明广州玺道公司单独与张杰形成的股权转让与周凡无关，广州玺道公司没有授权周凡回购股票。张杰对周凡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该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法院不应予以认可。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其证明内容不能成立。张杰起诉周凡不是基于广州玺道公司的授权，而是因为周凡在协议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周凡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周凡提交的《证明暨情况汇报》中仅加盖了广州玺道公司的公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广州玺道公司已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张杰，张杰与周凡是否另行进行了股权回购的约定亦与广州玺道公司无涉。综上，周凡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构成二审新证据，且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周凡系中青朗顿公司的控股股东，周凡与张杰就中青朗顿公司股权的转让及回购事宜先后签订了补充协议与承诺书，并以中青朗顿公司“被并购、借壳或IPO”作为回购义务的触发条款。上述协议符合商事交易的一般规律及利益平衡原则。现周凡主张补充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协议条款显失公平，但对此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应当认定涉案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周凡主张其并非向张杰转让股权的主体，故不应承担回购义务。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实际向张杰转让股权的主体并非周凡本人，且与涉案补充协议约定主体亦非完全一致。但首先，补充协议中的“鉴于”部分列明了股权转让主体、股数及金额，且周凡自认协议第七条内容为其手写添加，其中写明“周凡核对以上股数，以周凡核对的实际发生的股数为准。周凡、张杰双方共同联合对应其他小股东来变更股份转让。”以上表明双方就中青朗顿公司51万股股票的转让事宜均知悉并同意，且股权转让可能需要其他股东的配合。其次，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中青朗顿公司自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4月5日进行了四次股票权属变更登记，转让方均为补充协议表格中涉及的主体，转让的51万股股票的数额与补充协议约定数额相同，变更时间亦与补充协议中关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转让的约定基本一致。再次，2017年12月2日周凡向张杰出具承诺书，明确约定了周凡回购股份的价款及利息。综上，根据张杰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补充协议中约定的51万股股票的转让已经履行完毕，在回购条件已成就的情况下，周凡应当依约履行回购义务。现周凡主张其并非转让主体，对股票转让事宜并不知情，但综合股票转让的履行情况、承诺书的出具情况来看，其该项主张明显缺乏合理性。在涉及股权回购的交易实践中，各方约定由目标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股权回购符合一般的商事交易安排，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周凡关于其并非转让主体，不应承担回购义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周凡在二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本案中，张杰明确表示不同意就周凡二审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或与本案一并审理，故本院对此不予受理。综上所述，周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696元，由周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韩耀斌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高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