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3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法光，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东旭。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涛，湖北武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明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2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陈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关于赔偿172112.72元；2.唐东旭承担本案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1.一审关于认定唐东旭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事实有误。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九条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的规定。一审庭审中查明，当天下午唐东旭爬坡翻车时，三轮车上没有装载工具和建筑材料。唐东旭从家里出发去邻近的工地，陈明根本料想不到唐东旭会去仓库骑三轮车。唐东旭完全没必要去仓库，可以直接从家里出发去工地，除非工地上需要建筑工具和材料，但是，工地的活已接近尾声，不需要工具和材料。一审认为唐东旭“出现的时间、地点及行为符合其一贯的工作常态，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从而唐东旭的行为客观上符合陈明日常对受雇工人先拿工具后到工地的指示要求。唐东旭骑三轮车去工地仅仅是为自己方便，与陈明指示唐东旭履行职务根本无内在的联系。2.一审关于陈明与唐东旭的责任划分完全是错误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陈明只有对唐东旭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的损害才承担赔偿贵任。陈明对造成唐东旭受伤的危险源完全无法控制和预料，事故发生因为不是发生在工地的场所。唐东旭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人，应该足够认识到骑三轮车上陡坡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并作出符合一般人的判断。唐东旭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属于重大的过错，应对事故发生的承担全部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损害了陈明的利益。为维护陈明的合法权益，现特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公正判处。唐东旭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陈明的上诉请求。唐东旭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明赔偿唐东旭损失450566.89元；2.判令陈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当庭明确赔偿费用包括：1.医疗费200987.89元、营养费180天×100=18000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228987.89元，陈明为唐东旭垫付医疗费55000元，唐东旭自行支付医疗费173987.89元。2.伤残赔偿金37601×20×0.14=105282.8元、误工费365天×250元/天=91250元、护理费42677÷365×180=21046.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交通费5000元，共计272579元。3.鉴定费1900+2100=4000元。以上三项合计450566.89元。陈明在一审中答辩称，我方没有指示或要求唐东旭运输建筑材料去工地，对唐东旭主张的各项费用有异议，营养费最多给付500元。我方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唐东旭经朋友介绍，到陈明处做木工散工，双方口头约定做工按天计算，每天工作8小时，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每天工资250元，不包吃住。根据唐东旭提交的视频显示，2018年9月28日约13点30分，唐东旭骑着一辆空三轮车上坡，随后三轮车沿斜坡后溜，发生翻车事故，唐东旭晕倒在地。唐东旭陈述当天是先到陈明位于广州市黄埔区永耀坊的仓库拿电动工具、脚手架、梯子，然后驾驶陈明提供的三轮车到工地做招牌。陈明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其当天并未要求唐东旭开车去运载建筑材料。事故发生后，陈明报警并将唐东旭送至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住院治疗，行脑血肿清除术（右侧额叶）+去骨瓣减压术（右侧额颞顶骨）+硬脑膜下血肿清除术（右侧额颞顶部），共住院19天，花费医疗费142925.36元及餐费607元。2018年10月17日，唐东旭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出院后，继续到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27天，花费医疗费27292元。出院诊断为：1.脑挫伤恢复期、四肢功能障碍、言语障碍、吞咽障碍、ADL基本依赖；2.硬膜下血肿；3.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4.脑疝；5.多发颅骨骨折（颅底、顶骨、枕骨）；6.肺挫伤；7.头皮血肿。医嘱：1.注意休息，保持良好心态，外院行颅骨修补治疗；2.继续服药治疗：丙戊酸钠口服液；3.不适随诊。2019年1月19日，唐东旭到鄂州市中心医院继续住院治疗，行颅骨修补术，共住院14天，花费医疗费30270.53元。出院诊断为：手术后颅骨缺失、脑术后、肝囊肿、肾结石（左）。双方确认陈明已向唐东旭垫付医疗费55000元。2019年8月27日，唐东旭委托鄂州博正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后期医疗费、误工损失日、护理时限、营养时限进行鉴定，并为此支付鉴定费1900元。2019年9月2日，鄂州博正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鄂鄂州博正鉴[2019]临鉴字第2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唐东旭构成双十级伤残（赔偿指数为12%）；2.后续治疗费约10000元左右；3.误工损失日为365日；4.护理时限为180日；5.营养时限为180日。2019年9月26日，唐东旭儿子唐碧委托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唐东旭头部受伤后的精神状态及智力水平进行鉴定，并为此支付鉴定费2100元。2019年10月11日，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鄂人医精鉴所[2019]精鉴字第66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脑挫裂伤后综合征，伤残等级为十级。陈明对上述两份鉴定报告均不认可，认为是唐东旭单方委托鉴定，程序不合法。唐东旭提交《付款工资证明》显示，2018年10月12日陈明已向唐东旭付清2018年3月4日至9月28日的工资47125元，计算方式是188.5天×250元/天，其中32000元唐东旭已收，余款15125元由唐碧代收。唐东旭提交《户口本》及鄂州市鄂城区古楼街道飞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其为城镇居民。《户口本》显示唐东旭是湖北居民户口，《证明》显示兹有辖区居民唐东旭现住技校小区2栋1单元201。陈明提交发生翻车事故的道路图片，认为事故发生道路窄且坡陡，开三轮车难以上去，唐东旭到工地有其他道路可走，偏选择此道路，是其驾驶不当导致翻车事故。陈明申请的证人郑某出庭证实：从2018年开始至2020年9月份，证人在陈明处干活，当时在广州市黄埔区长洲上庄从事装修、木工、水电类的工作。陈明租了一个仓库专门给工人放装修工具材料。陈明承接装修项目需做一个广告牌，翻车事故当天需要去仓库拿工具去工地做广告牌。其与唐东旭不是去同一个地方，只是在仓库一起拿东西，唐东旭是去做广告牌，其去另外一家做装修。唐东旭先到仓库，确实是拿了他的工具。以上事实有医院住院病历、医疗收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发票》《付款工资证明》《户口本》《证明》、视频、照片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口头约定唐东旭在陈明处做木工散工，约定了工作时间及工资标准，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已形成个人间的劳务（雇佣）关系。关于唐东旭在发生翻车事故时，是否从事雇佣活动。唐东旭主张是经过陈明的授权、指示到仓库拿工具材料去工地开工，陈明则抗辩未曾指示唐东旭运载材料去工地，翻车事故是发生在没有到达工地之前，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虽然视频显示，唐东旭发生翻车事故时驾驶的三轮车是空车，与其所述到仓库拿电动工具、脚手架、梯子等材料去开工的说法存在矛盾之处，但是，根据双方当事人及证人所述，受雇工人一般都是提前去仓库拿工具，然后再去工地开工。唐东旭在事故发生当天13:30左右去仓库，随后驾驶陈明提供的三轮车前往邻近的工地，途中发生事故。三轮车上虽没有装载工具材料，但唐东旭当天出现的时间、地点及行为符合其一贯的工作常态，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唐东旭的行为客观上符合陈明日常对受雇工人先拿工具后到工地开工的指示要求。同时，《付款工资证明》记载陈明已向唐东旭付清2018年3月4日至9月28日工资47125元的事实，亦证实事发当天陈明同样支付唐东旭劳务报酬。故此，唐东旭在发生翻车事故时，应认定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工作。关于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也有自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应自行负担一定的责任。本案中，事故发生在仓库对外的斜坡上，唐东旭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骑三轮车上陡坡的可行性及安全性作出合理的预判，唐东旭未对骑三轮车上陡坡的危险性提起高度重视，未对自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具体案情及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确定陈明承担70%的赔偿责任，唐东旭自行承担30%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核定唐东旭损失如下：1.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1）医疗费。唐东旭因从事雇佣活动，发生翻车事故，造成头部外伤，先后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鄂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200487.89元（142925.36元+27292元+30270.53元），该费用有医院住院病历及医疗收费票据为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唐东旭另主张的500元医疗费，仅有湖北省人民医院出具的门诊收费票据，未能提供病历资料佐证，一审法院暂不予支持，唐东旭可在提供相关证据后另行主张。（2）后续医疗费。根据广州市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院的出院医嘱，唐东旭需要进行颅骨修补治疗，唐东旭已于2019年1月23日在鄂州市中心医院进行颅骨修补术，出院医嘱并未载明其后续需要进行其他必要治疗。《司法鉴定意见书》仅出具关于后续治疗费10000元左右的鉴定意见，亦未明确需要进行何种治疗，且唐东旭未提交证据证明后续治疗费用已实际发生，故一审法院对唐东旭主张的后续治疗费10000元暂不予支持，唐东旭可待后续治疗费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2.营养费。唐东旭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住院治疗，加强营养确属必要，但其主张金额过高，结合唐东旭的伤情，一审法院酌情支持1000元。3.护理费。应当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住院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唐东旭三次住院治疗共60天，结合其伤情，唐东旭确有护理必要，其主张护理费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按120元/天计算，一审法院确定唐东旭住院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为7200元（120元/天×60天×1人）。关于出院后的护理费。根据其伤情、护理依赖程度、生活自理能力等因素，结合鉴定意见，一审法院确认唐东旭出院后护理时间为30天。因此，唐东旭该期间护理费应为3600元（120元/天×30天），两项护理费合计10800元（7200元＋3600元）。4.交通费。基于唐东旭需要就医治疗、往返医院的事实，必然产生交通费支出，其主张交通费5000元的费用过高，结合唐东旭住处距离医院等地的路程及公共交通工具价格，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5.残疾赔偿金。根据唐东旭提交《户口本》及鄂州市鄂城区古楼街道飞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唐东旭系居民户口，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陈明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其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唐东旭因本次事故向鄂州博正法医司法鉴定所和湖北省人民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申请司法鉴定，两鉴定机构具备相应司法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其依据唐东旭三次住院治疗的病历资料出具了关于唐东旭伤残程度的《司法鉴定意见》，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陈明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合法，但未能举证证明，其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唐东旭因本次事故造成三个十级伤残，其主张赔偿责任系数为14%过高，一审法院调整赔偿责任系数为12%。唐东旭定残时已年满61周岁，计算年限为19年，唐东旭主张按照2020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601元/年为计算基数合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唐东旭残疾赔偿金为85730.28元（37601元/年×19年×12%）。6.鉴定费。唐东旭的伤残是本次事故造成，其为了查明伤残等级，向鉴定机构申请伤残鉴定，并支出鉴定费4000元，有相应的鉴定费发票佐证，属于唐东旭的损失范围，一审法院予以支持。7.误工费。唐东旭发生本次事故时已经达到退休年龄，其主张误工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各项损失合计303018.17元（200487.89元+1000元+10800元+1000元+85730.28元+4000元）。综上，根据上述责任承担比例，陈明应赔偿唐东旭损失212112.72元（303018.17元×70%），其余30%的损失应由唐东旭自行承担。扣除已支付的医疗费55000元，陈明尚需支付唐东旭各项损失157112.72元（212112.72元-55000元）。唐东旭因本案事故造成脑挫伤等伤残，该伤情必然对唐东旭的生活、情绪等产生影响，造成其心理上的精神伤痛，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有据，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唐东旭超出上述计算标准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陈明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唐东旭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57112.72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172112.72元；二、驳回唐东旭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29元，由唐东旭负担2490元，由陈明负担1539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就涉案事故发生所致损失的责任承担和损失数额确定问题。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本案双方之间成立雇佣关系，双方均无争议。但对涉案事故发生时，能否被认定为唐东旭在从事“雇佣活动”，陈明提出异议。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即使按照陈明之陈述，唐东旭无需去仓库拿材料，无需驾驶三轮车，也只是认定唐东旭未按照陈明的指示范围从事劳务活动，存在过错，但陈明亦未否认，唐东旭驾驶三轮车的行为是为前往工地，而非进行私人活动。其仍属于履行职务，或者至少与履行职务存在内在联系。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认定唐东旭在涉案事故发生时属“从事雇佣活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陈明主张唐东旭就涉案事故的发生未尽到足够的谨慎和注意义务，具有过错，一审法院已予以认定，并酌定唐东旭自负30%的责任，在雇佣关系下，该责任分担比例基本符合本案案情，二审不再调整。关于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一审法院对因涉案事故所致唐东旭的各项损失进行了认定，陈明除主张有关损失项目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外，对其余项目或项目的计算未提出异议。但经审查，一审法院根据唐东旭提交《户口本》及鄂州市鄂城区古楼街道飞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认定本案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等损失项目，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各项损失数额予以确认。再结合上述责任承担分配情况和陈明已支付的费用，一审法院最终认定陈明尚需支付唐东旭各项损失157112.72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42元，由上诉人陈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乔 营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梁安安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