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40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茅台镇。法定代表人：王开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黔刚，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明星，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路28号万柳新贵大厦A座1-2层。负责人：徐建华，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飞，男，该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洋，天津士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元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20号百富国际大厦1号楼27层。法定代表人：卓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毓凯，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深圳市红钻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西，福中路北新世界商务中心2502。法定代表人：万宏伟。上诉人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保健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北京分行）、中元国信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元国信公司）、深圳市红钻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钻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津72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茅台保健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黔刚、毛明星，被上诉人南京银行北京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飞、王洋，被上诉人中元国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毓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红钻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事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茅台保健酒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为不得执行（2018）津72执恢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4号裁定书）列明的执行标的35700瓶红钻酒；确认4号裁定书列明的执行标的35700瓶红钻酒的所有权人为茅台保健酒公司。2.本案诉讼费用由南京银行北京分行、中元国信公司、红钻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茅台保健酒公司系涉案红钻酒生产厂商，一直控制、保管涉案红钻酒，未交付任何人，所有权未转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销售公司）系茅台保健酒公司全资子公司，营业范围无白酒生产许可。涉案红钻酒原材料采购、生产、储存均是茅台保健酒公司所为，外包装也载明其为生产厂商，茅台保健酒公司原始取得涉案红钻酒所有权。《情况说明》表明茅台销售公司仅经茅台保健酒公司授权对外签订销售协议，交付涉案红钻酒所有权人系茅台保健酒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交付涉案内部销售单构成标的物拟制交付、所有权发生转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未支付对价、未进行交付，涉案红钻酒所有权人未变动。交付系动产物权变动法定方式，只包括现实交付、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当事人只能约定选择其一。自2014年12月25日至今，红钻公司或其客户未持涉案内部销售单主张提货，也未根据《协议》约定在2014年12月25日前履行付款提货义务，茅台保健酒公司、茅台销售公司至今未收到红钻公司任何货款。涉案内部销售单并非到期债权，对应红钻酒权属不基于该单据发生转移。茅台销售公司与红钻公司签订《总经销合同》《协议》，并由红钻公司出具《申明书》，明确载明茅台保健酒公司开具合法有效提货单123张、红钻公司委托骆世新在茅台保健酒公司办理与红钻公司相关的一切事宜，且涉案内部销售单系茅台保健酒公司开具并载明其名称，提货处签名为骆世新。2015年6月24日，茅台保健酒公司向红钻公司出具《告知函》，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合同。一审法院以红钻公司、茅台销售公司未参加诉讼，不能认定当时合同真实交易状态，不能认定茅台保健酒公司为所有权人，无权提出执行异议系事实认定错误。案件审理过程中缺少诉讼参与人可依法依职权追加，红钻公司未到庭原因也不能归责于茅台保健酒公司。茅台保健酒公司已尽义务提交证据，且相关证据均系茅台保健酒公司与红钻公司交易时形成，所涉主体均为茅台保健酒公司，充分证明《情况说明》系签订《总经销合同》《协议》时的真实交易状态。红钻公司知晓且认可茅台保健酒公司系涉案红钻酒所有权人、实际交易人。如一审判决认定成就，茅台保健酒公司合法权益径受损害，且无法基于侵权或违约向红钻公司行使追索权。茅台销售公司基于茅台保健酒公司授权对外销售涉案红钻酒，在未向茅台销售公司或其他人交付前，所有权人系茅台保健酒公司。4号裁定书内容明显损害茅台保健酒公司合法权益，茅台保健酒公司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二）涉案内部销售单不能作为质权客体并据此设立质权。涉案内部销售单属于红钻公司与茅台保健酒公司之间买卖合同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存在、处置，并非物权凭证，不属于可质押权利。即便“质物”为所谓对应涉案红钻酒，至多属于动产质押，但中元国信公司从未占有涉案红钻酒，质权亦未设立。2013年8月13日,中元国信公司与红钻公司签订《委托保证合同》。同日，中元国信公司与红钻公司签订《提单质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将红钻公司合法拥有涉案“提单”出质给中元国信公司，并于2013年8月13日办理公证手续。但涉案内部销售单于2014年3月19日才开具。中元国信公司与红钻公司明知红钻公司尚无内部销售单，也不存在红钻公司存放在茅台保健酒公司、茅台销售公司涉案红钻酒的事实，更未约定履行通知义务，显系恶意串通。《提单质押反担保合同》之目的为非法占有茅台保健酒公司财产，双方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一审判决避重就轻，明显不作为，有失公允。南京银行北京分行辩称，（一）4号裁定书是针对涉案红钻酒进行的查封，上述红钻酒系按照红钻公司与茅台销售公司签订的《总经销合同》《协议》取得。茅台销售公司成立于2002年，与茅台保健酒公司系相互独立法人。在没有证据证明茅台销售公司将上述合同转让给茅台保健酒公司或茅台保健酒公司系涉案红钻酒合法所有权人的情况下，茅台保健酒公司对一审法院查封行为无权提出执行异议。（二）涉案内部销售单系红钻公司支付相应合同对价后，由茅台销售公司开具。故红钻公司持有的涉案内部销售单真实、合法、有效。此外，在《总经销合同》中，红钻公司与茅台销售公司对产品名称、商标、规格、包装及配方等都作了特别约定，故涉案内部销售单记载的红钻酒为特定物而非种类物。《总经销合同》还进一步约定红钻公司的第三方客户可以凭涉案内部销售单随时提货，表明涉案内部销售单具备无因性、对世效力。因此，涉案内部销售单是涉案红钻酒的唯一物权凭证。此外，茅台保健酒公司主张形成授权委托经销关系，但应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其未完成该举证责任。综上，茅台保健酒公司的上诉应予驳回。中元国信公司辩称，（一）中元国信公司对涉案红钻酒享有质权。2013年，中元国信公司在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公司）与红钻公司的《信托贷款合同》中提供了保证担保。为提供保证担保，红钻公司与中元国信公司签订了《提单质押反担保合同》并进行公证，之后红钻公司向中元国信公司交付涉案内部销售单。在中元国信公司代红钻公司履行付款义务后，依法享有涉案红钻酒质权。（二）涉案内部销售单加盖茅台销售公司财务专用章、注明“转账收讫”，且提货栏也有人员签名，表明茅台保健酒公司自认已收款事实，该单据具备提单属性。而后红钻公司又将涉案内部销售单质押给中元国信公司，已转移物权占有，中元国信公司合法享有涉案红钻酒物权。（三）茅台销售公司与茅台保健酒公司彼此独立，茅台保健酒公司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应予驳回。红钻公司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茅台保健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得执行4号裁定书列明的执行标的35700瓶红钻酒；2.确认4号裁定书列明的执行标的35700瓶红钻酒的所有权人为茅台保健酒公司；3.本案诉讼费由南京银行北京分行、中元国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京银行北京分行诉案外人天津开行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行海运公司）、中元国信公司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727号。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民事调解书。当事人协商一致确认，开行海运公司于2016年6月底前偿还南京银行北京分行贷款本金50万元，于2016年7月底前偿还南京银行北京分行贷款本金100万元，于2016年8月开始的每个月底前偿还南京银行北京分行贷款本金200万元，于2018年6月底前一次性还清剩余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开行海运公司于2016年6月底前向南京银行北京分行支付本案案件受理费150223元、诉前保全申请费5000元、律师费525600元，中元国信公司对开行海运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开行海运公司、中元国信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南京银行北京分行于2016年8月3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开行海运公司、中元国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且南京银行北京分行也未能提供其它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1日恢复执行，根据中元国信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4号裁定书，裁定对71张涉案内部销售单项下对应的、存放于茅台销售公司的35700瓶红钻酒予以查封。茅台保健酒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对查封、执行35700瓶红钻酒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4日受理该执行异议，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津72执异58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58号裁定书），裁定驳回茅台保健酒公司的异议请求。后茅台保健酒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茅台销售公司与红钻公司于2010年11月17日签订《总经销合同》，约定茅台销售公司生产的红钻酒系列由红钻公司总经销。2014年3月14日，茅台销售公司与红钻公司签订《协议》。《协议》约定，茅台销售公司负责提供产品供应并开具有效提货凭证，“甲方确保乙方的第三方客户可持有甲方开具的提货凭证随时提货”（甲方是茅台销售公司，乙方是红钻公司）。茅台销售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向红钻公司交付123张内部销售单。2013年8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签发编号为（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4043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四川信托公司与红钻公司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该《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四川信托公司为贷款人，红钻公司为借款人，贷款金额预计为8500万元整，可分期发放，具体金额以各期贷款金额之和为准，各期贷款期限均为12个月。中元国信公司对《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四川信托公司对红钻公司享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就《保证合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当日，蜀都公证处签署（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40432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赋予四川信托公司与中元国信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2013年8月13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以下简称方圆公证处）签署（2013）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6245号《公证书》，赋予红钻公司与中元国信公司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该《委托保证合同》约定，中元国信公司同意为红钻公司履行《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向四川信托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此，红钻公司同意向中元国信公司提供合法、有效、安全和充分的反担保。当日，方圆公证处签署（2013）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6247号《公证书》，赋予红钻公司与中元国信公司签订的《提单质押反担保合同》强制执行效力。《提单质押反担保合同》第3条质押权利部分，约定红钻公司“自愿将其合法拥有的前述提单（名为销售单，出质人、质权人与储存方茅台保健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共同认可本合同项下销售单即为提单，具备提单的法律效力）出质给质权人。提单标的合计35700瓶盛世红钻酱香型养生白酒。该段文字上部为一空白表格，表格所列项目有序号、提单（销售单）号码，对应货物及编号。2014年10月14日，因红钻公司未能如约履行还款义务，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从保证人中元国信公司账户扣划10000711.62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无法认定茅台保健酒公司对于被查封的红钻酒具有民事权益。涉案《总经销合同》《协议》均由茅台销售公司与红钻公司签订，按照合同记载，茅台销售公司为出卖人，红钻公司为买受人，茅台销售公司与红钻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在本案审理中，茅台保健酒公司提供了该公司与茅台销售公司共同盖章的《情况说明》，称“经贵州保健酒业公司授权，贵州保健酒业销售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相关酒品的销售协议，销售中所涉及的酒品的所有权人，在交付客户前，均为贵州保健酒业公司……”。该份《情况说明》系在本案审理中由茅台保健酒公司提供，在茅台销售公司未进入诉讼，而红钻公司也未出庭的情形下，无法查证该份《情况说明》所载内容是否真实，是否符合茅台销售公司与红钻公司在签订《总经销合同》时真实的交易状态。4号裁定书以及相对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协助执行义务人为茅台销售公司，并写明查封的红钻酒由其存放和保管。但茅台保健酒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71张涉案内部销售单项下红钻酒的所有权。所以，本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主体应是茅台销售公司，而不应是茅台保健酒公司。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能认定茅台保健酒公司是涉案红钻酒的所有权人，其无权就4号裁定书中列明被查封的红钻酒提出执行异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茅台保健酒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1606元，由茅台保健酒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确定本案焦点为：1.茅台保健酒公司是否就涉案红钻酒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是否应确认茅台保健酒公司为涉案红钻酒的所有权人；2.是否不得执行涉案红钻酒。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之规定，本案茅台保健酒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应对茅台保健酒公司是否系涉案红钻酒所有权人问题予以审理、裁判，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茅台保健酒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由于涉案红钻酒属于动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谓交付，即移转动产的占有，系属动态情形下的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具有权利变动效力。相对而言，对动产的占有，系属静态情形下的动产物权公示方法，具有权利推定效力。故而，本案应围绕占有状态认定茅台保健酒公司是否系涉案红钻酒所有权人。据此，一方面，按照4号裁定书主文明确记载，涉案内部销售单项下对应的红钻酒系存放于茅台销售公司。按照茅台保健酒公司的确认，涉案红钻酒存放库房系茅台销售公司租赁，并由茅台销售公司与仓库所有权人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时间为一年一签。故此，按照现有证据，难以认定茅台保健酒公司系涉案红钻酒的实际占有人。另一方面，在销售涉案红钻酒所产生的《总经销合同》《协议》中，当事人一方均为茅台销售公司而非茅台保健酒公司。涉案内部销售单加盖茅台销售公司财务专用章，且与《协议》中茅台销售公司“负责提供产品供应并开具有效提货凭证，该凭证统一交付给乙方（即红钻公司）以支持乙方开展灵活销售”、“确保乙方的第三方客户可持有甲方（即茅台销售公司）开具的提货凭证随时提货（甲方库房）”约定对应。故此，茅台销售公司以涉案红钻酒权利人身份与相对方进行签订合同、开具单据等活动，可证明该公司对涉案红钻酒具有可识别的自主占有状态。茅台保健酒公司一审提交的《申明书》与涉案内部销售单的记载存在矛盾、《告知函》当前已无法核实，上述证据均不足以认定茅台保健酒公司与茅台销售公司就涉案红钻酒存在占有媒介关系。至于茅台保健酒公司与茅台销售公司开具的《情况说明》，仅系诉讼期间制作的说明，在无其它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不足以认定该《情况说明》记载系茅台销售公司与红钻公司在签订《总经销合同》《协议》时的真实交易状态。此外，茅台保健酒公司虽主张茅台销售公司系其全资子公司，但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茅台销售公司即便系茅台保健酒公司的子公司，亦属于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民事主体。综上，茅台保健酒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占有推定，不能证明其享有涉案内部销售单项下红钻酒的所有权。一审判决据此驳回茅台保健酒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至于茅台保健酒公司上诉主张交付涉案内部销售单性质认定及交付该单据效力认定错误、涉案内部销售单不能作为质权客体、中元国信公司与红钻公司恶意串通等事项，因茅台保健酒公司并非涉案执行标的权利人，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评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606元，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昕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李善川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程旭丹书记员岳琰秋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