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02民终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斌，男，1969年1月8日出生，汉族，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住耀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姣，陕西秦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广耀，男，197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莲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陕西司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天鹏，男，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鑫鸿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长安区。 法定代表人：刘铜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娥，陕西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斌因与被上诉人李广耀、孙天鹏、陕西鑫鸿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鸿辉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2020)陕0204民初1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姣，被上诉人李广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孙天鹏，鑫鸿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连带清偿上诉人借款多还的7534260.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中认定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有误。1.刘斌向林某某的借款行为并不在本次诉讼标的的范围内，刘斌与林某某之间有直接的借款和还款行为，本次诉讼的标的是刘斌与李广耀之间的直接借贷关系，担保人为铜川发达工程承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达公司）的借款行为，并非与林某某的借贷行为。2.2017年5月31日，刘斌补写的欠条，数额与实际发生的金额不符，实际转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20日、3月21日以及2015年7月1日，这期间的还款双方都认可。写欠条当日，刘斌被强迫写下李广耀所要求的数额12711000元，该欠条上没有写明借款时间和还款时间，没有约定利息，没有实际付款行为，该欠条不具有证明借贷行为的法律意义。二、一审中对于事实的查明有误。1.鑫鸿辉公司给李广耀的转付行为，在鑫鸿辉公司的财务报表中下账两次，上诉方在调取法院案卷后，提供证据证明鑫鸿辉公司已于2017年6月开具付款凭证，庭审中，鑫鸿辉公司又提供2020年支付李广耀款项，同一笔款项支付两次的行为违背常理。而欠条中所列的12711000元的欠款，恰好是刘斌借款的本金利息，是鑫鸿辉公司与李广耀恶意串通故意多计算了两年多利息，刘斌不应该承担这期间的利息。2.一审所认定的欠条数额中，包括了刘斌与林某某之间的借款，刘斌与林某某的借款并没有发达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不能通过鑫鸿辉公司的转付行为得到偿还，发达公司仅在自己的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3.在刘斌和发达公司所得到的票据中，鑫鸿辉公司已于2017年将该笔款项下账，认为已经支付给发达公司。鑫鸿辉公司私下与李广耀所写的转款时间，并不能作为对刘斌和发达公司的合法抗辩，刘斌不应该承担借款本金在两年内产生的利息。 李广耀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刘斌所借李广耀的借款中涵盖970000元，而不是刘斌与林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在原审中，李广耀向一审法院出示了林某某的证明及委托支付凭证，和相关的转账记录书证加以佐证。原审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该事实的成立，所以上诉人关于在上诉状中所谈到的970000元的诉请不能成立。对于上诉事由第二项中的12711000元，这个数字由刘斌和李广耀是经过核对后，计算到2019年年底，实际付款是在2020年的年初，分三笔由第三方鑫鸿辉公司把刘斌的款项支付到李广耀手中。刘斌诉称的所谓胁迫行为，是不能成立的，在原审中，李广耀通过证据足以体现双方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合法自愿、真实有效的，不存在强迫行为。本息截止2019年年底，是刘斌与李广耀之间约定的，由鑫鸿辉公司在2019年年底，将刘斌所欠李广耀的款支付于李广耀，所以该款的形成是经过原审中对账，案卷里面足以体现。原审在判决中间查明的事实和引用的法律是正确的。 孙天鹏辩称，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鑫鸿辉公司辩称，第一部分与公司无关。针对第二部分，接到付款委托书履行了债款转让的义务，鑫鸿辉公司只是收到了收据和委托书之后在2020年1月，分三次履行了委托义务，付款期间没有取得任何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刘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清偿原告借款多还利息7534160.5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4年3月20日，原告在被告处借款300万元，实际打款2883200元，扣除利息116800元。2014年3月21日，原告在被告处借款100万元，实际打款100万元。2015年7月1日，原告在被告处借款100万元，实际打款96万元，扣除利息4万元。原告在被告处实际收到借款共计4843200元。从2014年3月20日至2016年4月15日，原告共还款3144000元，还款均还在李广耀、孙天鹏、陈新建银行卡内。2017年4月1日，被告通过发达公司扣付鑫鸿辉公司应付原告的工程款1070万元，2017年6月1日，被告发达公司扣付鑫鸿辉公司应付原告的工程款201万元。共计扣款1271万元。实际原告共还款15854000元。法律规定，借款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核算，原告多偿还借款本息7534160.5元，故请求予以返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 1、2014年3月20日，刘斌在李广耀处借款，李广耀出借2883200元；次日，李广耀出借1000000元；2015年7月1日，李广耀出借刘斌960000元。后刘斌共偿还李广耀款项3148800元（其中2014年4月17日偿还112000元，2014年5月17日偿还112000元，2014年6月19日偿还112000元，2014年7月17日偿还4800元，2014年7月18日偿还124000元，2014年8月18日偿还124000元，2014年9月18日偿还124000元，2014年10月19日偿还124000元，2014年11月19日偿还124000元，2015年1月19日偿还124000元，2015年2月16日偿还124000元，2015年3月26日偿还160000元，2015年4月24日偿还160000元，2015年5月21日偿还100000元，2015年5月26日偿还60000元，2015年6月19日偿还160000元，2015年8月12日偿还200000元，2015年8月20日偿还160000元，2015年8月29日偿还40000元，2016年3月31日偿还200000元，2016年4月12日偿还600000元，2016年4月15日偿还100000元）。上述款项中部分还款由刘斌转入孙天鹏账户。 2、2015年7月29日，因刘斌需要资金，林某某向刘斌转款970000元，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借款后，刘斌于2015年9月7日偿还利息30000元，2015年9月30日偿还利息30000元，2015年12月3日偿还利息60000元，2016年1月7日偿还利息30000元，2016年3月11日偿还利息30000元，2016年4月14日偿还利息30000元，2016年5月5日偿还利息30000元。案件审理中,案外人林某某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陈述其受李广耀委托出借给刘斌资金且970000元资金所有人为李广耀。 3、2017年5月31日，刘斌向李广耀出具欠条一张，载明其欠李广耀人民币12711000元。 4、鑫鸿辉公司系新时代商贸中心项目的发包方，发达公司系承建方，刘斌挂靠于发达公司并收取发达公司转付的新时代商贸中心项目工程款。 二、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 1、关于案涉12710000元是何时转款。原告主张系2017年4月、6月先后两次转款，提供了发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两张（2017年4月1日收款10700000元，2017年6月1日收款2010000元）；被告认为当时新时代商贸中心项目工程未结算，双方同意待2019年年底付款，后鑫鸿辉公司于2020年年初转款12710000元，并提交了付款委托书、付款承诺书及转账凭证。一审法院认为，刘斌仅提交了盖有发达公司财务章的收据两张,但没有提交同时期的转帐凭证予以佐证,且12711000元的欠条出具时间在2017年4月1日之后，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对刘斌陈述12711000元系在2017年4月、6月支付的主张,不予采信；对2017年6月12日，鑫鸿辉公司接受发达公司委托，承诺将工程款12710000元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付至李广耀，后鑫鸿辉公司分别在2020年1月3日、1月6日、1月7日向李广耀转款4000000元、5000000元、371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2、案涉借款数额、被告是否取得不当利益。对于刘斌借款2883200元、1000000元、960000元，被告均认可，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2015年7月29日的970000元款项，刘斌认为其向林某某出具借条，系其与林某某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李广耀认为林某某是受自己委托出借及收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斌与李广耀之间借贷交易习惯、林某某转账给刘斌970000元的转账凭证、李广耀委托林某某付款的委托支付书及林某某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对李广耀系该笔借款实际出资人予以认定；即便刘斌向林某某出具借条，但在林某某明确表示同意由实际出资人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可以视为林某某将其债权转让给李广耀，故该笔970000元借贷关系当事人应为李广耀，刘斌向林某某账户还息应视为向李广耀偿还借款利息。关于该四笔借款利率，刘斌主张前三笔当时月利率是按照月利率4%计算，认可第四笔按照月利率3%计算；被告认为当时约定年利率36%，实际计算中低于36%；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实际出借本金，刘斌的多笔有规律、定额的还款情况及还款凭证标注“利息”，能够看出双方月利息计算标准实际超出月利率3%。由于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借贷已经得到履行，故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的利息按照月利率3%计算，对于原告已支付超过月利率3%利息部分，原告要求返还的，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中，2017年5月31日刘斌因未清偿李广耀借款本息，遂出具载明欠款12711000元的欠条；根据刘斌实际借款金额，一审法院对刘斌多次还款按照先息后本原则抵扣，按照年利率36%核算，至2019年年底，刘斌需偿还李广耀金额超出欠条载明金额；当事人双方约定偿还12711000元，系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刘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多次借贷，应知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其不能举证证明该欠条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故对其主张自己受胁迫出具欠条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原、被告陈述，欠条所载金额已经全部得到履行。李广耀依据其与刘斌之间借贷关系收取借款本息，于法有据，并未损害刘斌利益，故刘斌以不当得利诉请李广耀返还利息7534160.5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孙天鹏、鑫鸿辉公司是否承担返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是双方当事人必须是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一方收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且没有合法依据。刘斌多笔还款均转入孙天鹏账户，但凭证上标注：“自记用途：李广耀利息”，结合孙天鹏及李广耀关于孙天鹏账户由李广耀使用支配的陈述，一审法院对刘斌还款相对人为李广耀予以认定，孙天鹏并未受益。鑫鸿辉公司基于发达公司委托将工程款支付李广耀，其未从中得利，故纵观本案事实，本案原告所诉称的款项不是孙天鹏、鑫鸿辉公司占有，因此孙天鹏、鑫鸿辉公司不是受益人，因而也就不是本案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中的适格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李广耀与刘斌发生借贷关系，经对本息核算形成欠条。民间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的，超出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但本案中债务已经得到履行，且欠条所载金额的计算并未超出年利率36%，刘斌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欠条系胁迫下所出具，故李广耀因与刘斌之间借贷关系取得欠条上载明的款项，有合法依据。刘斌主张李广耀返还不当得利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借款不是孙天鹏、鑫鸿辉公司占有，孙天鹏、鑫鸿辉公司不是受益人，故刘斌诉请孙天鹏、鑫鸿辉公司承担返还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斌对李广耀、孙天鹏、陕西鑫鸿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539元，减半收取计32269.5元，由刘斌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认定。 刘斌二审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刘斌和林某某的经济往来记录，内容为刘斌和林某某的转款记录共6页。证明目的：1.林某某和刘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和本案无关，与李广耀无关；2.李广耀所谓的债权转让不成立。首先没有送达到刘斌。她的转让通知没有送达和告知到刘斌，在她转让之后，刘斌与林某某有十次的转款，因此债权转让是不能成立的。3.林某某与刘斌的转款，与李广耀和刘斌之间的借贷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第二组证据：鑫鸿辉公司交于法院的付款明细和发达公司的收款收据。内容为：在2010年发达公司和鑫鸿辉公司的建筑工程纠纷中，在鑫鸿辉公司提供给法院的证据中显示，鑫鸿辉公司给李广耀的收据时间是2017年4月1日和2017年的6月1日，付款时间是2016年的6月12日，这个工程表上有付款时间、收据时间、付款金额以及收据编号，收据编号是0600700、0100460。证明目的：鑫鸿辉公司的账户中表明给李广耀支付款项的时间应该是2017年的4月1日和2017的6月1日。收据的时间是2017年的4月1日和2017的6月1日，然后付款时间是2016年的6月12日。鑫鸿辉公司和李广耀存在故意延长付款时间，延长产生利息的时间，故意把2017年已经清偿的债务拖延至2020年1月1日，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故意延长利息计算的时间，进而进一步的损害刘斌的合法权益。鑫鸿辉公司与李广耀之间的转款行为是鑫鸿辉与李广耀双方，对于债务人刘斌以及担保人发达公司，双方的债务已经在2017年的清偿完毕，因为作为债务人在2017年的6月已经开具了收款收据，并且作为支付方鑫鸿辉公司也将此入账。双方清帐的时间是2017年的6月，至于鑫鸿辉公司和李广耀为什么要在2020年1月1日突然产生了三次转款，应该是鑫鸿辉公司和李广耀之间的债务问题，不是本案的债务问题。 李广耀质证称，对林某某付款明细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同。在上诉人的付款明细目录前三行，就是2015年的7月15日、7月27日、9月7日之间是分开的，李广耀安排林某某代为支付970000元，是在2015年的7月29日，在7月29号之后，刘斌的汇款记录上面体现的是利息，原审部分已经查明，而该利息也是由李广耀受偿和认同的，并不能证明上诉人表述的刘斌与林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在付款明细的前三部分的经济事宜，在本笔债务发生之前，因为对于该笔款项的事实，林某某能够充分的说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因为刘斌借用资质，建设大耀城工程中间向社会大量的筹借资金，不是林某某一个人。李广耀出借给刘斌的资金，在一审的证据里面已详尽。对于第二份证据，李广耀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证明的目的也不能成立。刘斌和李广耀在2017年的5月31日进行了对账，因为大耀城的工程刘斌决算是在2019年的年底，并且通过发达公司和鑫鸿辉公司支付的话，是要经过发达公司，鑫鸿辉公司决算完以后，才能代刘斌清偿李广耀，这是刘斌和李广耀于2017年的5月31日沟通，并且在得到发达公司以及鑫鸿辉公司认同以后，双方经过对账，形成的欠条。2017年5月31日双方在对账，那么在5月和6月就给李广耀付款，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逻辑。最重要的是大笔的资金，是在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在20120年的1月，鑫鸿辉公司分三次将12710000元付到李某某该账户，银行转账以及转账明细中间所表述的事实，充分的说明李广耀最终拿到刘斌委托发达公司或者鑫鸿辉公司支付12711000元，是非常吻合的，上诉人当庭出示的第二组证据，其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能成立。 孙天鹏质证称：不同意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鑫鸿辉公司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不是本案的新证据。另外上诉人虽然提供了收据两张，事实上是，2017年的5月31日刘斌和李某某进行的结算，我公司是在2017年的6月12日收到发达公司要求12710000元工程款的转付委托，转付委托上也没有付款日期，当时工程没有进行结算，我公司也没有资金给他支付，在2020年的1月份付了三笔，共计12710000元。上述款项2017年实际没有支付，只是记载这一笔款项是发达公司的账，将来不再给发达公司，这笔款项要转移支付给李广耀，只是这样写的。所以说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我们是收到委托转付后才向李广耀付的款。 李广耀二审申请证人林某某出庭作证，林某某称，我和李广耀是朋友关系，970000元是经商中间的来回拆借，2015年7月28日，李广耀给我写的委托书，让把钱转到刘斌账户，刘斌知情，这个钱属于李广耀本人。钱是我代替李广耀支付的，我不欠李广耀的钱。我和刘斌认识，2015年7月28日之前，我和刘斌之间也有经济往来，但是已经结清了，除了970000元之外，我和刘斌再无经济往来。 刘斌质证称，林某某所说的2015年7月28日以前，双方也是朋友，她和刘斌有账目往来，说明了她和刘斌之间有历史交易习惯。林某某很清楚地表明，在2015年7月28日以前他们没有债权债务，在此之后刘斌还有未清偿的债务，林某某认为这笔钱，刘斌至今为止没有清偿完毕。 李广耀质证称，证人出庭作证说明原一审出具的书证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予以成立。通过林某某的出庭，说明了确认了970000元是李广耀的，由林某某代为支付，其债权人是李广耀。那么按照时间节点，上诉人当庭出示证据所论述的观点，恰恰与证人林某某当庭表述的观点是一致。2015年的7月29日为第一节点，在此之前刘斌和林某某相识，刘斌曾向林某某借过资金，林某某对这个事实不予否认，但是双方的经济往来已经终结。2015年的7月29日之后，970000元系债权人李广耀，并且林某某收到刘斌所支付的利息，也转交给李广耀。 孙天鹏质证称，没有什么说的 鑫鸿辉公司质证称，证人证言是客观真实的，应当予以采信。 本院对刘斌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020年9月16日刘斌在调查笔录中称，我与李广耀之间借款涉及三笔，没有第四笔970000元。2015年7月29日，我在林某某处借了1000000元，利息三分，给了我970000元（扣除利息之后），担保人是侯建忠（鑫鸿辉公司实际控制人），这笔钱与李广耀没有关系。关于12711000元，2014年3月20日借了李广耀4000000元，2015年7月1日借了1000000元，共5000000元，2017年5月算账，利息、本金、滞纳金、罚款计12711000元，这是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给李广耀打的条子，期间我清偿本金利息3148800元。后李广耀通过发达公司和鑫鸿辉公司把12711000元在2017年4月、6月份分两次划走，说明自2017年4月和6月已将12711000元已还李广耀。 2021年3月9日，刘斌在谈话笔录中称，12711000元条子的形成过程，该条子是按月息四分算，每天5‰滞纳金，算账后打了两个条子，共计12711000元，一个是一千零几万，一个是二百万元左右，共12711000元。最后这笔钱李广耀让发达公司出钱，发达公司打了条子后把这笔钱还了，这笔钱不是转账，这个钱顶了酒店，没有现金转账，是顶账方式，打条子这个钱没有还清。打条子的时候把我关在办公室，要我打了条子才让走。打了条子之后，没有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撤销该条子。林某某的账与李广耀没有关系。2018年我和林某某算了账，132万元左右，打了条子给了她，和政府对账的时候有这笔钱，但是当时算账的时候没有这笔钱。 另，欠条数额为12711000元，委托付款数额为1271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1.2017年5月31日欠条中12711000元是否包含林某某转款970000元；2.刘斌书写欠条时，是否存在胁迫行为；3.鑫鸿辉公司付李广耀12710000元实际付款时间；4.是否超过年利率36%的问题。 2017年5月31日，刘斌书写“现欠李广耀人民币12711000元”欠条一张，刘斌认为该欠条系在李广耀胁迫的情况下书写，但刘斌未报警，未通过法律程序撤销该欠条，也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胁迫的情形，刘斌认为写欠条时存在胁迫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2017年6月12日，发达公司给鑫鸿辉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委托鑫鸿辉公司将其承建的新时代商贸工程项目工程款12710000元付给李广耀。同日，鑫鸿辉公司出具付款承诺书，承诺将发达公司委托支付承建新时代商贸工程项目工程款12710000元，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付给李广耀。2017年4月1日、6月1日发达公司向鑫鸿辉公司出具二张收据，合计12710000元，鑫鸿辉公司以此下账。鑫鸿辉公司二审称，上述款项2017年实际没有支付，只是记载这一笔款项是发达公司的账，将来不再给发达公司，2020年的1月份，鑫鸿辉公司分三笔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李广耀，共计12710000元。从上述事实来看，2017年5月31日，刘斌书写欠条后，鑫鸿辉公司并未支付款项，而是按照其承诺，于2020年的1月份分三次将1271000元支付给李广耀。李斌在谈话笔录中认为2017年上述款项顶了酒店的理由，但无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刘斌多次还款按照先息后本原则抵扣，按照年利率36%核算，自2017年5月31日至2019年年底，刘斌需偿还李广耀金额超出欠条载明金额；当事人双方约定偿还12711000元，系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该认定并无不当。 刘斌一、二审认可2015年7月29日借林某某970000元，但认为该笔借款与李广耀没有关系。李广耀一审提交2015年7月28日李广耀给林某某书写的委托支付书，以及林某某书写的证明，二审林某某出庭作证，证明970000元系李广耀让其给刘斌支付。李广耀认可该欠条中包含刘斌借林某某的970000元，其与刘斌结算后，刘斌书写的欠条，欠条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刘斌认为1271000元中未包含970000元借款的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刘斌此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539元，由上诉人刘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玉荣 审 判 员 陈建安 审 判 员 康建军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浩楠 书 记 员 张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