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0民终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松涛，男，197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登富，荆州市荆州区正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荆州市荆州区城南市场路城南世家****。法定代表人：徐京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松涛因与被上诉人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兆城置业公司”）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3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松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登富，被上诉人兆城置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聂松涛上诉请求：撤销荆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3民初154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该案属于程序错误。荆州区人民法院受理被上诉人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诉上诉人聂松涛赠与合同纠纷一案，该案涉及到《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房地产买卖合同》等多个合同纠纷，案件法律关系复杂，且《赠与合同》只是当事人使用一个错误的合同名称，所以该案不适宜用简易程序。上诉人在一审时也向法庭提出了该案不宜使用简易程序，但一审法官没有听取上诉人的意见，形成错误的独断。2、一审法院使用的案由错误，本案不是《赠与合同》纠纷，应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在人民法院立案时，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赠与合同》，经立案审查，人民法院以《赠与合同》立案。但该案由不是不能改变的。法庭在审理该案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向审判庭提供了完整的证据，审判庭应该对案由进行实体审查,确定正确的案由。本案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股份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房屋买卖协议》,其中《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明确说明“经转让双方商量决定，补聂松涛价值人民币200万元的商业门面两间，由其或其委托受益人直接在售楼部办手续”，然后才有上诉人、被上诉人、三股东三方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这份赠予协议显然是三方达成的对《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一种支付转让款的方式，其实质不是财产赠予性质的《赠与合同》。《房产赠与协议》，是由股权转让合同衍生出来的一份从合同，所以在审理过程中，法庭应当明示原告，变更案由。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提出本案的案由错误后，审判法官仍不做改变，错误的案由，会致使适用法律关系错误，造成判决必然错误。3、一审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赠与合同》的事实原因没有查明。《赠与合同》是一个没有履行的合同，撤销达不到被上诉人要求返还商业门面的意义。二审法院把本案定性为赠与合同纠纷后，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加审查，必然造成本案的事实不清，一审中，上诉人反复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赠与合同》虽名为赠与合同，实为上诉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公司三名股东三方共同达成的并签字的履行债务的合同。是因《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产生权利义务后，被上诉人对债的加入，代三名股东支付转让款的一种行为。上诉人于2019年4月4日，将其在被上诉人公司的65%股权转让给三名股东（程林、徐京治、冯辉），《股权转让合同》3.2条约定，三股东共同向被上诉人借款2045.9万支付上诉人聂松涛做转让款。同时，双方又签订了《股份转让补充协议》转让方同意增补200万元商业门面作转让款，并明确告知股权转让方到被上诉人处办理手续。依据股份转让协议，被上诉人作为第三方，对股权转让双方做了债的加入，同意代三名股东履行支付转让款2045.9万元股份转让款外，另外同意将其所有的二个商业门面作价200万元，抵偿给上诉人做转让款（本案的真实情况是被上诉人借款给三股东2245.9万元，支付给上诉人做转让款）。实际本案所涉及的商业门面，被上诉人并没有实施赠与，而是与案外人王秋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作价238万元出买，买卖双方已完成了相关的税款和购房款以及网签事宜。一个没有实施的《赠与合同》，何来请求法院撤销，法院是不是还要撤销案外人王秋菊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所以，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就撤销一个并没有履行的《赠与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其还会误导被上诉人错误的认为，凭一审判决书，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商业门面了。4、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作为诉讼主体不尽审核原则。被上诉人是一个三方合同行为的主体，其行为只是履行代付义务，其权益没有被侵害。被上诉人作为诉讼主体向法院请求撤销《赠与合同》，其主体不适。上诉人在一审中反复说明《赠与合同》只是一个名称，实为因《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产生的，由原告、被告、三名股东参与的三方履行协议。这份由被上诉人参与并且已经履行的协议，被上诉人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明知其与上诉人签订的《赠与合同》不是一份赠与合同，明知其是因债的加入履行的是用房屋抵偿借款的行为，以屋抵款为三股东支付了转让款的真实情况，（被上诉人代三名股东履行了支付上诉人转让款义务后，必然增加了其三名股东对其的债权，被上诉人的权益没有被侵害），仍要求撤销其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赠与合同》”，其用心实为不诚、不善。所以，被上诉人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其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名为赠与合同，实为履行股份转让款协议的合同，是三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会决议授权的结果，协议没有侵害被上诉人和任何股东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公司的登记股东原为三人:聂松涛、程林、冯辉。徐京治为聂松涛代持股的隐形股东。上诉人聂松涛于2019年4月4日将其在上诉人公司65%的股份转让给公司的其它三个股东，程林为31.7%、冯辉为7.3%、徐京治为26%。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程林由于特殊原因，不便来荆州行使股东权益，多次委托其儿子程凯和女婿舒取堂办理与股权转让有关的事宜（其女婿舒取堂的代理权是因程林电话明确告知被告舒取堂的代理权，舒取堂本人也多次在股权转让的事宜中代程林签字，其实质也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股东会议决议》，授权徐京治、冯程签字决定公司一切事宜的权利。因以上原因，徐京治、冯程、舒取堂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三方共同签订了实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赠与合同》。现股东程林以其没有签字为由是没有道理的。他的代理人舒取堂在协议上签字，就是代表他签字。其接受的股份最多，其应当向被告聂松涛支付转让款，他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综上，“《赠与合同》”的撤销之诉，是原告恶意隐瞒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前提，提起的撤销之诉，被上诉人的真实目的是基于不诚信的原因。其行为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兆城置业公司辩称，一、一审案由定性准确，上诉人称一审案由错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合同具有相对性。上诉人主张将其与其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作为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并以此确定案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是自然人股东聂松涛与冯辉、徐京治之间就公司股权转让达成的合同，效力仅及于该合同当事人。答辩人不是该合同当事人，依法不受其约束，该合同内容也不是本案争议焦点，故不得以该合同作为本案确定案由的依据。2、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非常单纯，存在且仅存在赠予合同关系，故答辩人仅受赠与合同约束，且答辩人亦根据该赠与合同起诉，故一审定性本案为赠与合同纠纷准确。3、上诉人称赠与合同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从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主从合同关系的基本理论。首先，合同主体是合同基本组成要素，两份合同主体不同何来主从一说？其次，根据法理，从合同离开主合同无法独立存在（比如担保合同相对主债务合同），试想，离开股权转让合同难道赠与合同不能独立存在吗？4、上诉人称答辩人赠与房屋是代付，是对股权转让协议合同之债的债的加入系无稽之谈。首先，赠与合同下的房屋是公司资产，不是冯辉或者徐京治名下的个人资产，何来代付？其次，债的加入和承担应为明示。不管是股权转让协议、房屋赠与协议或者其他文件，均没有答辩人明确债的加入和承担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对双方法律关系及案由定性准确。二、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1、鉴于本案双方之间法律关系单纯，事实简单清楚，争议金额不大，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中关于赠与人以撤销权的规定判决撤销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三、关于《房屋赠与协议书》效力的补充说明。答辩人坚持人《房屋赠与协议书》本身是份无效的协议，理由如下：1、该赠与合同签订时，受赠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赠与协议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八）项“公司高管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也损害了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为无效合同。2、对外赠与不是公司的经营范围，在没有股东会决议授权情况下公司是无权对外签订重大资产赠与合同的。换言之，民事主体没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何况公司第一大股东程林（持股56.7%）明确反对赠与。当然该赠与合同有效与否，并不影响答辩人在合同即使有效情况下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另外案涉房屋至今并没有交付，一审中被告称房屋已经交付不符合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对案件定性准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兆城置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赠与；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9日，赠与方（甲方）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受赠方（乙方）聂松涛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甲方自愿将价值人民币2000000.00元整不动产赠与乙方，双方自愿达成赠与房产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自愿将原坐落于南城·六号公馆总价值2286916.00元的1-104及1-105号商铺的房屋所有权归乙方，同时乙方补缴差价286916.00元给甲方，甲方不再拥有该房屋。二、甲、乙双方确认，虽然房屋所有权证未作记载，但依法对该房屋享有共有权的权利人均已同意将该房屋赠与给乙方。同时，甲方承诺所赠房屋不存在权属纠纷，并保证房屋不受他人合法追索，如将来该房产所涉纠纷均与乙方无关。……四、甲方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赠与的房屋交付乙方。……八、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九、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愿放弃该房屋产权。十、将来办理新房产证时所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与经济责任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合同还约定其他事项。甲方栏加盖“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印章，且有“徐京治”、“冯辉”、“程林（舒取堂代）”签名字样；乙方栏有“聂松涛”签名字样。聂松涛与王秋菊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19日，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王秋菊签订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标的商品房为南城六号公馆项目中的1幢1单元1层104号、南城六号公馆项目中的1幢1单元1层105号。合同约定商品房每套单价18614元、总价款1143458.00元。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房屋总价款合计金额2286916.00元。买受人应当在2019年4月19日前支付商品房全部价款。2019年4月19日，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财务收据，收取王秋菊人民币286916.00元。收款事由记载“1-104（商铺）1-105（商铺）部分房款”。2019年4月20日，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向购买方王秋菊出具四张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编号为NO06421315（金额990000.00元）、NO06421316（金额990000.00元）、NO06421317（金额153458.00元）、NO06421318（金额153458.00元），合计金额2286916元。发票编号为NO06421315（金额990000.00元）、NO06421318（金额153458.00元），发票分别上标注：房地产预收款、规格为1-104、项目名称南城六号公馆。发票NO06421316（金额990000.00元）、NO06421317（金额153458.00元）分别上标注：房地产预收款、规格为1-105、项目名称南城六号公馆。南城六号公馆项目中的1幢1单元1层104号房屋、南城六号公馆项目中的1幢1单元1层105号房屋已经实际交付聂松涛、王秋菊，但尚未办理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出《房屋赠与协议书》是无效协议的诉讼主张，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且其对被告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也无明确质证意见。故对其诉讼主张，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结合本案，2019年4月19日，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聂松涛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协议约定赠与标的物是价值人民币2000000.00元整的不动产。双方按照《房屋赠与协议书》实际交付，现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而依照法律规定，案涉不动产的赠与应当登记，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同时，案涉《房屋赠与协议书》不是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也不符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本院认为，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所赠与的案涉不动产没有办理产权登记的情况下，依法有权撤销赠与。综上，2019年4月19日，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聂松涛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主张协议无效，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案涉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赠与人在赠与房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有权撤销赠与。本院认为，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因未经双方友好协商，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单方撤销赠与。故本院决定，本案诉讼费用应由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自行负担。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聂松涛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本案诉讼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原告荆州市兆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除对一审法院认定“南城六号公馆项目中的1幢1单元1层104号房屋、南城六号公馆项目中的1幢1单元1层105号房屋已经实际交付聂松涛、王秋菊”，因无相关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外，其余的事实均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一、本案案由应否为赠与合同纠纷。二、一审应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三、被上诉人是否有权主张撤销案涉赠与合同。四、案涉赠与合同应否撤销。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三，被上诉人兆城置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赠与，案涉《房屋赠与协议书》的“赠与方（甲方）”为被上诉人，“受赠方（乙方）”为上诉人，且该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价值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不动产房产赠与乙方”。因此，被上诉人以其与上诉人订立的《房屋赠与协议书》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能够反映本案所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上诉人主张本案案由错误以及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经查，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并未对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关于焦点四，案涉《房屋赠与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应为赠与合同。被上诉人将不动产房产赠与上诉人，该赠与不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且未经公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被上诉人可撤销赠与。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赠与协议书》因《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履行而产生，并未损害被上诉人的权益，不应予以撤销。对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赠与协议书》并未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赠与不动产是代其他民事主体履行债务，如前所述，被上诉人作为该协议的赠与人有权依法行使其撤销权。即使《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未依约履行，上诉人可依据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另行主张权利。因此，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赠与协议书》不应撤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聂松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元亮审判员  陶齐学审判员  李 静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刘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