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42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胶州市中云街道办事处华云乐园4号楼2单元1层东附。 法定代表人：孙兆云，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周江，男，1955年4月2日出生，汉族，系原告公司职员，住所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平，山东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台柳路557号。 法定代表人：苏小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蓉，山东元鼎（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顺香，山东元鼎（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香港恒亿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新蒲岗大有街32号泰力工业中心705室。 法定代表人：曾天赐，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蓉，山东元鼎（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顺香，山东元鼎（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伏莱特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吴兴路7号104户。 法定代表人：甄建国，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志坚，青岛李沧胜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瑞公司）、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恒亿公司）与被上诉人香港恒亿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恒亿公司）、青岛伏莱特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伏莱特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10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正确认定富瑞公司对投资的天怡景园A区1-15号楼座中的投资比例及可分配利润，依法改判；2.上诉费由青岛恒亿公司、香港恒亿公司、伏莱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2003年香港恒亿公司与伏莱特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一年后2004年11月26日我方加入该协议，与伏莱特公司作为乙方，共同与青岛恒亿公司合作，签订补充协议。该合作及补充协议约定按土地面积分配比例各自建设，各自销售，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二、审计报告中确认我方开发支出比例为12.693%，可分配利润为71,095,341.32元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该报告以2007年2月28日作为投资总额的开发支出截止时间是错误的。我方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2005年9月7日青岛恒亿公司借款1000万元，2005年9月8日借款980万元，并因这两笔借款分11次支付了利息100万元的事实，即青岛恒亿公司发生第一笔银行借贷的时间不是2007年2月28日，以该时间作为投资总额的开发支出截止时间是错误的。2.2005年9月青岛恒亿公司的借款1980万元是包含在审计报告中所确认的投资总额78,778,142.39元中，青岛恒亿公司截止2007年2月28日已付款合作开发支出应减除1980万元，应为58978142.39，即我方所占投资比例应为10000000÷58978142.39=16.955%。3.该审计报告多列甲供材合作开发支出267万元，使我方可分配利润减少。我方已提交天怡景园A区1-15楼座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统计甲供材金额为1303万元，青岛恒亿公司提交甲供材金额为1570万元，我方在对账时发现青岛恒亿公司采用收料单小票重复记账，应扣除虚增的甲供材金额，以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为依据。 青岛恒亿公司答辩称，一、《开发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且富瑞公司也从未实际履行，富瑞公司的第二项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1.2003年10月24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无效（本文所述《开发合作协议书》均指该合同）。从签订该份协议的当事人来看，香港恒亿公司（甲方）与伏莱特公司（乙方）均无房地产开发资质，一审法院认定该份协议无效并无不当。2.从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开发合作协议书》自始至终没有实际履行，探讨该协议是否有效也不具有诉的利益。《开发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各自建设，各自销售，各担税费，共担风险，自负盈亏……具体分配方案乙方与甲方在青岛的全资公司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另签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负责协助甲方该项目征地及土地定点规划；乙方有责任协助甲方办理项目开工有关手续”等，可实际上，富瑞公司作为共同乙方从未按约定履行过各自建设、各自销售、承担税费、协助办理手续等义务，也没有与青岛恒亿公司就分配方案签订过任何协议，即前述协议虽然签订，但事实上并没有履行，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通过自己实际的履行行为来确定。因此，无论该协议是否有效，均不会对富瑞公司的权利带来实质性影响，富瑞公司主张《开发合作协议书》有效，也不具有诉的利益。3.最重要的是，富瑞公司关于《开发合作协议书》的主体及内容的主张存在明显错误。从《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各方从未有过“以投资方式入股青岛恒亿公司”的意思表示或约定，富瑞公司所称“香港恒亿公司、伏莱特公司、富瑞沃克公司三方当事人所签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三方作为青岛恒亿公司的股东……”完全是无稽之谈，其本意是为审计机构错误地将青岛恒亿公司作为核算平台找借口。如果富瑞公司主张1000万元是其增资入股青岛恒亿公司的股金，则其在本案中，就不能作为所谓的“合作方”提出分配利润的主张，其作为原告的主体就不适格。并且，如果富瑞公司主张香港恒亿公司也应作为股东来分配青岛恒亿公司的项目开发利润，则本案就不成立，而应改立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4.富瑞公司在合理期限内未提出权利主张，也可以证明其不享有本案所主张的权益。一审已经查明，涉案工程实际上是由青岛恒亿公司独立开发，且涉案工程实际开发至今已经10余年，富瑞公司在起诉之前长达近10年的期间内，一直未向青岛恒亿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富瑞公司认可其出资1000万元是借款且已经收回并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所以才在合理的期间内一直不主张权利。二、一审审计机构作出的审计结果确实存在明显错误，不应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首先，本案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之间实质应为借款纠纷，而非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因此该审计报告在本案中不应被引用为判案依据。其次，即使是作为合作开发项目进行审计，青岛恒亿公司也认为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存在诸多严重错误，部分问题已列举在青岛恒亿公司提交的上诉状中，针对富瑞公司提出的问题，青岛恒亿公司认为：开发成本的截止时间确实认定有误。审计机构毫无根据地将青岛恒亿公司有借款的时间认定为投资截止时间无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投入建设工程中的资金必须是开发方的自有资金，青岛恒亿公司无论通过何种途径筹措来的资金，只要投入到了项目建设中，就应当认定为开发成本。因此，无论是审计报告认定的2007年2月28日、还是富瑞公司主张的2005年9月7日，都不应该被认定为投资截止的时间。如果按照审计机构及富瑞公司的逻辑，伏莱特公司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找富瑞公司代为出资的1000万元，也应当从合作开发成本中扣除，因为在青岛恒亿公司的财务账目上，富瑞公司的该1000万元始终记载为是借款；从伏莱特公司的角度来讲，这也不是其自有资金，甚至还应该查一查，富瑞沃克公司当年支付这1000万元时其公司有无借款，如果有，都应该扣减，都不应当算作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的投资款。2.富瑞公司主张2005年9月青岛恒亿公司的借款1980万元应当从已付款合作开发支出中扣减，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青岛恒亿公司是否有1980万元或者其余金额的借款，与青岛恒亿公司对建设工程项目投入了多少资金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这完全是两个会计核算概念。如前所述，青岛恒亿公司投入到项目中的资金，没有法律法规限制必须是自有资金；同理，青岛恒亿公司借回来的钱，也不一定全部投入到建设项目中去，可能还有其他运营事项也一样需要资金。因此，富瑞公司认为青岛恒亿公司有借款就一定要从涉案项目的总投资中扣除借款的金额，属于常识性错误，不应得到支持。如果按照该逻辑，法院和审计公司也应该核查一下富瑞公司是否有贷款和借款，如果有，则也应该从其主张的所谓投资款1000万元中扣除。3.关于甲供材的金额问题，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在一审中均提交了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已反复核实，没有重复记账等情形，富瑞公司主张审计中多列了甲供材的金额是不成立的。综上，本案不是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审计报告在本案中不应被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何况审计机构坚持错误意见不予更正，导致审计报告还有严重错误。因此，即使法院认定青岛恒亿公司应当向被富瑞公司支付投资利润，也不应采用一审《专项审计报告》的结论。三、最后，退一步讲，即使双方之间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仅以出资为依据来确定利润分配比例也显失公平，且没有法律依据。由于房地产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有资金、土地使用权等资本的投入，还有征地、立项、办理开发建设手续直至实际施工、管理、销售等一系列的活动，因此，一般在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协议中，都会综合考虑各方的实际投入及贡献，选择合理的利润分配依据及比例，只有在当事人有明确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时，才会按照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司法原则进行司法裁判。而本案一审已经查明，整个涉案项目的开发建设都是由青岛恒亿公司独自完成，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没有任何贡献，因此，一审法院如果仅以现金出资比例来确定各方的利润分配比例显属不当，显失公平。另外，对照各方所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可见在各方“各自建设、各自销售、各担税费、共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合作原则之下，富瑞公司富瑞沃克公司才可以拿到35%*35%=12.25%的利润分成比例；而本案中，法官仅以错误的审计报告确认的开发资金投资比例就确定给予富瑞公司12.693%的分配比例，显然太不合理！并且，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富瑞公司与伏莱特公司是共同乙方，法院把全部收益都判归富瑞公司一方享有，也属明显错误。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精神，只有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投资数额有明确约定且约定仅以投资数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予以变通适用，但一审法院在各方既无明确的出资金额、也无仅以投资金额作为利润分配比例的约定的情况下，就确定参照各方实际出资比例考察富瑞公司应得利益，显然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精神，属于适用自由裁量权错误。因此，即使青岛恒亿公司应当向富瑞公司支付投资利润，法院也应当在充分考虑合同各方实际出资、参与管理、施工、办理相关手续等各方面的投入和付出，确定恰当的分成比例，以维护青岛恒亿公司的合法权益。 香港恒亿公司答辩称，同意青岛恒亿公司意见。香港恒亿公司在本案中没有任何实际行为，没有参与，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涉案的开发项目由青岛恒亿公司独自完成，富瑞公司的出资1000万元系借款性质，已经归还。 伏莱特公司答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 青岛恒亿公司上诉称：一、请求依法撤销（2019）鲁0203民初1065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富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富瑞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结果与事实认定不一致。一审判决已认定《开发合作协议书》（2003年10月24日）及《补充协议》（2004年11月26日）无效，则青岛恒亿公司无须向富瑞公司支付投资利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香港恒亿公司与伏莱特公司于2003年10月24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于2004年11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其结果应当是青岛恒亿公司将1000万元款项返还富瑞公司，富瑞公司无权向青岛恒亿公司索要赔偿。而一审判决却在确认协议无效的同时，又支持了富瑞公司要求分配利润的主张，使富瑞公司基于无效合同获取了巨额利益。一审判决结果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裁判精神，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驳回富瑞公司主张投资利润的主张。 二、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上述协议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也存在错误，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之间不存在合作开发关系，不应向其支付投资利润。（一）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开发关系。从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仅有合作意向，协议中约定的办理手续、建设、销售等责任富瑞公司并未遵照执行，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也并无开发建设资质，涉案项目自始至终由青岛恒亿公司一方开发建设，与《开发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各自建设、各自销售”明显不符。青岛恒亿公司未再就具体分配方案与富瑞公司签订协议，《开发合作协议书》只是一个框架协议（意向），各方当事人并未实际履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已达成合作的意思并已实际履行系认定事实错误。（二）富瑞公司向青岛恒亿公司转款1000万元的性质应为借款。如前所述，在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之间没有具体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意的情况下，伏莱特公司让富瑞公司向青岛恒亿公司转款1000万元，其性质不能被认定为是合作开发的“投资款”。首先，青岛恒亿公司2004年11月30日收到该1000万元时，开具的收据注明是“工程开发款”，而非投资款；其次，富瑞公司于2011年1月27日将该1000万元收回时，富瑞公司自己出具的收据上明确记载“今收到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借款壹仟万元”，这已经明确表明了该笔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非投资款。富瑞公司虽主张这是应恒亿公司财务人员的要求而写为借款，但富瑞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且无论何种理由，富瑞公司在未受到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其明知借款与投资款的巨大区别，仍然向青岛恒亿公司出具该份收据，应当认定为富瑞公司也认可该笔款项是借款。最后，富瑞公司收回1000万元时，涉案开发项目还没完工，如果是合作开发的投资款，富瑞公司没有理由中途撤资。综上，一审判决枉顾案件客观事实，以“富瑞公司同意将1000万元投资转化为借款予以取回，不符合常理”为由认定该笔款项为投资款，逻辑不通，认定事实错误。（三）青岛恒亿公司已向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交付了房屋、支付了款项，作为使用富瑞公司1000万元的补偿，富瑞公司无权再向青岛恒亿公司主张所谓的“投资利润”。一审过程中，青岛恒亿公司提出已向孙兆云、吕周江、张乃翔等人交付了6套房屋、支付了560万元款项，作为使用富瑞公司1000万元款项的补偿。但一审判决以“涉及案外人，其处理与案外人有利害关系为由”，作出不宜在本案中合并处理的处理意见。但事实上，他们均不是案外人，他们收取房屋及款项均系代表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的职务行为。如孙兆云是富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吕周江是富瑞公司员工、张乃翔是伏莱特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他们的行为，代表的是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且诉讼过程中，伏莱特公司也出具了《情况说明》，确认收到青岛恒亿公司交付给张乃翔的6套房屋。因此，张乃翔等人接受青岛恒亿公司交付的房屋、款项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其行为结果应由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承担。同时，从节约诉讼成本、减少诉累的角度考虑，该部分事实也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裁决。2.青岛恒亿公司将补偿款交付给伏莱特公司并无不当。富瑞公司与伏莱特公司作为“共同乙方”，均可以代表乙方接收全部或部分补偿；至于二者之间对该收益如何分配，应由二者内部协商处理，与青岛恒亿公司无关。3.青岛恒亿公司已经向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交付的房屋、款项的总金额远远超过按照普通借款应当支付的利息，因此，富瑞公司无权再向青岛恒亿公司主张索要所谓的“投资利润”；退一步讲，即使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开发关系，也应当从富瑞公司与伏莱特公司应分配利润中扣减青岛恒亿公司已经交付的房屋及款项，该房屋及款项的价值也远高于900万元，故青岛恒亿公司也无需再向富瑞公司支付所谓的“利润”9,008,000.18元。综上，一审判决不认定张乃翔等人的身份及职务，将他们与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的关系人为地割裂开来，系事实认定不清，并由此导致最终裁判结果错误。综上，无论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青岛恒亿公司均无需再向富瑞公司支付“投资利润”。 三、审计费用、鉴定人员出庭费用不应由青岛恒亿公司承担。本案进行审计是建立在如果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开发关系、青岛恒亿公司应当向富瑞公司支付利润的基础上。如前文所述，无论是由于协议无效、还是由于各方当事人未实际履行协议内容，从实际情况来看，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作开发关系，因此，本案没有审计的必要，相关费用应当全部由富瑞公司承担。 四、即便认定本案各方系合作开发关系，一审审计机构作出的审计结果也明显存在错误。1.审计机构否认了青岛恒亿公司的主体地位，错误地将香港恒亿公司作为被审计主体，从而导致审计结果严重错误。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德所专审[2020]8-019号《专项审计报告》曲解了一审法院的委托事项内容，以香港恒亿公司作为协议的合作主体，仅将青岛恒亿公司作为核算平台，否认了青岛恒亿公司的主体身份，忽略并否定了青岛恒亿公司的实际融资及投资、开发等行为，更直接否定了一审法院委托审计的目的，无法体现青岛恒亿公司的实际利润。其审计结果不应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2.涉案项目尚未完成税务清算，该项目已经预缴土地增值税，并非审计报告认定无需缴纳，该份审计报告确认的总利润并不正确。3.由于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均认可审计范围为天怡景园A区1-15号楼，如法院认定富瑞公司是涉案项目的合作方，那么富瑞公司应当与青岛恒亿公司一同承担1号楼尚未支付的办证成本。但审计机构的报告仅将1号楼的销售收入计入利润分配，却未扣除成本。一审法院据此作出的判决结果不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共担风险的特点，与其阐述的事实内容自相矛盾。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经青岛恒亿公司提出异议，但审计机构坚持错误意见不予更正。因此，即使法院认定青岛恒亿公司应当向富瑞公司支付投资利润，也不应采用一审《专项审计报告》的结论。 富瑞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书中认定涉案各方按拥有土地所占比例各自开发，各自建设，按比例分配房屋的约定无效，并没有认定涉案的合同全部无效。一审判决书认为2003年10月24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及2004年11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各自按拥有土地所占比例分配房屋，即甲方分得65%，乙方分得35%”此内容是三方分割让渡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发建设权，因此判定此约定无效，但合同中其他约定有效，没有认定涉案合同全部无效。二、青岛恒亿公司作为上诉人，只针对富瑞公司提出上诉，而对香港恒亿公司、伏莱特公司没有提起上诉。青岛恒亿公司的上诉状中只列明一个被上诉人是富瑞公司，其他二方不是被上诉人。青岛恒亿公司认为给付伏莱特公司房屋权益，也支付了560万元款项的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没有体现，青岛恒亿公司也没有明确的上诉请求，富瑞公司认为青岛恒亿公司没有对该六套房屋及560万元款项的上诉权，依法应驳回。三、2004年11月30日富瑞公司给付青岛恒亿公司1000万元工程开发款，青岛恒亿公司财务账本是以投资款做账，青岛恒亿公司在账目中已列明，可以证明该款项为投资款。因此，青岛恒亿公司上诉状中称富瑞公司给付的1000万元，不是投资款而是借款的理由不成立，上诉状称给付张乃翔的6套房屋及560万元款项，视为给付富瑞公司，应从富瑞公司应分配利润中扣除的理由，从上诉主体、上诉程序、上诉理由都不成立。请求贵院判令驳回其上诉请求。 香港恒亿集团公司答辩称，同意青岛恒亿公司的意见。 伏莱特公司答辩称，认为与我公司无关，同一审答辩及庭审意见。 富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青岛恒亿公司、香港恒亿公司、伏莱特公司给付富瑞公司19,156,320元；2.诉讼费由青岛恒亿公司、香港恒亿公司、伏莱特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3年10月24日，香港恒亿公司（合同甲方）与伏莱特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开发合作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合作共同开发四方东部新区范围内所征收的土地（土地面积待定）；该地块主要用以开发商品住宅和经济适用房。一、甲乙双方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各自建设、各自销售、各担税费，共担风险，自负盈亏。甲方作为建设单位，拥有开发项目全部土地面积的65%，乙方作为联建单位，拥有开发项目全部土地面积的35%，项目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后（以有关机关批准方案为准），甲乙双方按各自拥有土地所占比例分配房屋，即甲方分得65%，乙方分得35%，具体分配方案由乙方与甲方在青岛的全资公司青岛恒亿公司另签协议。二、双方责任：甲方承担该项目的先期征地费、负责该项目建设用地征至甲方全资公司青岛恒亿公司名下、负责办理并为乙方提供项目的全部手续；乙方负责协助甲方该项目征地及土地定点规划、协助甲方办理项目开工手续、有权对项目提出建议并实施监督。三、违约责任及解决办法：任何一方违反合同，使本合同不能履行或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由违约方赔偿经济损失；甲方如不能对本项目进行开发，则本项目无偿转让给乙方名下。 2.2004年7月10日，伏莱特公司（合同甲方）与富瑞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开发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合作共同开发四方东部新区河西村改造1＃地（以甲乙双方与香港恒亿集团青岛恒亿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一、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青岛市四方区地，规划为经济适用房住宅用地，建筑面积约20,370平方米（以最终竣工面积为准）。二、合作方式和责任：甲乙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开发，共担风险，按协议约定比例分配开发利润：甲方拥有开发项目全部的65%，乙方拥有开发项目全部的35%；甲方负责土地规划许可证费用和手续（费用2000万元）；甲方协调政府及影响工程的不利因素，保证项目实现预期目标（2004年8月开工、2004年12月主体完工达到售房条件、2005年6月达到备案验收条件）；乙方负责缴纳工程配套费、负责工程的全部建设及主体工程的建设费用并保证工程不因工程施工原因影响预期目标实现；房屋建成后，甲乙双方按政府规定，以青岛恒亿公司名义共同销售，销售房屋甲乙共同参与、共同执行，售房款优先支付工程施工款，之后回收款按比例分配。同时对违约责任等做了约定。 3.2004年11月26日，青岛恒亿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富瑞公司、伏莱特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就香港恒亿公司、青岛恒亿公司同伏莱特公司签订的、共同开发四方东部新区经济适用房（天怡景苑）范围内所征收的土地开发合作协议书，自愿签订补充协议：一、开发合作协议书中的乙方增加富瑞公司，与伏莱特公司两个公司共同为乙方，共同履行和承担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等全部条款；二、本补充协议与开发合作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2004年11月28日伏莱特公司（合同甲方）与富瑞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开发合作资金投入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就双方共同参加青岛恒亿公司开发的四方东部新区经济适用房（天怡景园）工程资金投入比例达成协议：一、乙方投入开发资金1千万元，已经履行双方于2004年7月10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全部投资；二、至工程全部竣工验收止，乙方不再投入资金，不足部分由甲方投入；三、开发分成比例及利润双方执行2004年7月10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 5.2004年11月30日，青岛恒亿公司给富瑞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记载收到富瑞公司“投入四方东部经济适用房（天怡景园）工程开发款壹仟万元”。 6.2011年1月27日富瑞公司向青岛恒亿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记载：“今收到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借款壹仟万元”。 7.2014年青岛恒亿公司向伏莱特公司股东张乃翔出具“交房确认单”，将所建设的“天怡景园”A区6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568.69平方米）交付给张乃翔。 青岛恒亿公司称上述房屋系对使用上述1000万元资金的补偿；该6套房屋系对伏莱特公司及富瑞公司作为合作协议共同乙方的交付。 诉讼中伏莱特公司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其公司已经收到上述6套房屋，该房屋是对其公司和富瑞公司作为共同乙方向涉案项目投入1000万元的补偿，除该1000万元外，我们再无其它投资。 富瑞公司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 经核实，张乃翔在香港恒亿公司与伏莱特公司于2003年10月24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中，其作为伏莱特公司的“法人代表”签署协议；其还在伏莱特公司与富瑞公司在2004年7月10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中，作为伏莱特公司的“代表”签署协议；还代表伏莱特公司同富瑞公司在2004年11月28日签订《开发合作资金投入协议书》。 8.各方对上述第6项事实所列1000万元收据所记载的款项性质存有争议。 青岛恒亿公司主张，富瑞公司针对开发所需的数亿元资金无能为力，在筹集1000万元后就再无力投入，根本无法实现“各自建设、各自销售”的初衷，故双方约定乙方投入的1000万元作为借款，并于2011年将上述借款退还了乙方；作为补偿，向乙方交付了6套房屋。 富瑞公司对青岛恒亿公司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称收款收据是应青岛恒亿公司财务人员要求所填写，该款不是借款。青岛恒亿公司主动提出先行将双方的原始投资各自撤回，富瑞公司1000万元，青岛恒亿公司约4000万元；此时正是1-15号楼销售已近完毕之时，销售房款已达3.3亿元，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将本金和利润进行分配，并不是青岛恒亿公司所称富瑞公司中途撤回投资；青岛恒亿公司为加大投资开发成本、以达到少交税金的目的，向富瑞公司退回1000万元投资款时要求富瑞公司将收款事由记载为借款，但不能据此孤立断定富瑞公司1000万元投资在该时间点自愿转为化借款，更不能将富瑞公司的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已经转化为借款关系。 伏莱特公司，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否认青岛恒亿公司的上述主张，后公司又提供上述书面“情况说明”予以认可。 香港恒亿公司同意青岛恒亿公司的上述主张。 9.各方对涉案工程项目范围及投资存有争议。 富瑞公司主张三方投资合作开发的范围是天怡景园A区1-15号楼，不包括天怡景园C区项目。2011年4月14日政府颁发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验字370200201103008号），证明被告开发四方区台柳路557号天怡景园A区项目1-15号楼总建筑面积59,502.66平方米。协议约定富瑞公司和伏莱特公司开发面积是20,370平方米，正好是约定35%的面积；面积有误差是因为签订协议时用的设计院施工图纸计算面积，最后规划证上的面积是测绘面积。以上足以证明富瑞公司投资建设的房屋应为1-15号楼。2012年9月11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20021213013号）建筑面积24,515.10平方米，明确载明在天怡景园A区以西、以南同意建设住宅、老年活动中心。2011年1月28日恒亿公司已将富瑞公司1000万元投资退还给富瑞公司；该规划房屋是由恒亿公司独立开发，富瑞公司并没有参与建设开发。 青岛恒亿公司则称，天怡景园是青岛市重点工程，一号地块由三家单位建设，青岛恒亿公司建设天怡景园A区、青建集团建设B区、青岛市住宅开发公司建设C区。青岛恒亿公司在2004年开始建设，规划为15栋住宅楼、地下车库和老年活动中心。我们先期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建设了15栋住宅楼，面积约57,479平方米，项目已完工交付，工程手续陆续补办。上述A区项目规划用地57,377.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6,408.92平方米，其中住宅59,071.2平方米、老年活动中心7,837.72平方米、地下车库6,403.53平方米。又称2011年由于市政府为解决天怡景园（后期由市北城投接管）群访事件，决定在原A、B、C三个地块增加住宅400套，并都变更了原规划，其中在我们原老年活动中心地块内规划增加一栋70户住宅楼，项目名称变更为“天怡景园C区安置房（C地块）”，特指为天怡景园原C区建设的安置房。因原A、B、C三个地块都增加建筑面积，由于我公司开工手续最晚，原C区市北城投开工最早，因此三个项目顺序变为市北城投——天怡景园C区安置房（A地块）、青建集团——天怡景园C区安置房（B地块）、青岛恒亿公司——天怡景园C区安置房（C地块）。至此，青岛市规划局2012年C区安置房（C地块）规划为：增加住宅9,197.01平方米、原老年活动中心变更为7,630.12平方米、原地下车库变更为7,687.90平方米。还称根据项目总规划，该一号地块总共有三家分别建设，前期青岛恒亿A区已建成住宅约57,479平方米，青建集团B区、住宅公司C区住宅已经完成全部交付使用；地下车库及其他项目三家均为后期建设，我公司所建项目已经接近完工尚未交付使用。 富瑞公司主张双方投资范围是A区1-15号楼；1-15栋楼利润为每平方米3,071.43元，青岛恒亿公司应当支付富瑞公司22,382,577.90元，富瑞公司现仅主张19,156,320元；富瑞公司主张按照协议分配比例完全合理。 青岛恒亿公司及香港恒亿公司主张A区住宅基本销售完毕，销售收入约3.3亿元，C区安置房项目、老年活动中心项目、地下车库项目尚未销售；A区住宅、老年活动中心和地下车库项目分别投入约2.8亿元和7千万元，新增C区安置房投入约5千万元，共计投资约4亿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在确认审计事项和审计范围时，对该争议事项，富瑞公司同香港恒亿公司、青岛恒亿公司各自站到了对方的立场上，即：富瑞公司认为其投资合作开发的范围和审计鉴定范围除了天怡景园A区1-15号楼外，还包括天怡景园C区项目。香港恒亿公司、青岛恒亿公司则认为合作范围和审计鉴定范围仅限于涉案A区1-15号楼，C区项目富瑞公司没有参与。 经核实，富瑞公司所举示的上述2011年4月14日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验字370200201103008号），载明建设项目范围为天怡景园A区2-15号楼，不含富瑞公司主张的1号楼。 经核实青岛恒亿公司出示的青岛市规划局在2003年9月26日作出的《建设工程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青规规审字[2003]243号）及其附图，记载涉案地块规划方案包括青岛恒亿公司主张的老年活动中心工程和地下车库工程。 经核实富瑞公司所举示的上述2012年9月11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20021213013号）记载：建设项目名称为天怡景园C区安置房（C地块），住宅建筑面积9,197.01平方米、老年活动中心建筑面积7,630.1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7,687.96平方米，合计24,515.10平方米；并载明在天怡景园A区以西、以南同意建设住宅、老年活动中心。 2010年12月27日青岛恒亿公司取得涉案青岛市原四方区台柳路557号土地使用权证。 2016年8月26日富瑞公司向青岛恒亿公司出具《关于工程清算的函》，主要记载内容有：我公司于2004年与伏莱特公司协议共同投资青岛河西天怡景园项目房屋开发，我公司按约定于2004年拨付1000万元；该工程项目开发至今已有10年有余，一期2-15号楼已于2010年验收交付，房款已经全部收回；1号楼也于2016年全部售出，房款收回；二期工程现已基本完工，进入竣工验收阶段；鉴于以上情况，我公司要求依据合作协议约定尽快作出会计审计结算报告书，以利于我公司收回协议约定的利润分成。富瑞公司称该函件由青岛恒亿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天赐签收，以此证明被告认可富瑞公司的投资、同时认可该项目一、二期工程全部竣工应当进行会计审计。青岛恒亿公司认可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但主张仅是收到了该函件，并不表示对其内容的认可。 10.由于双方难以就合作开发范围、投资比例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富瑞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提出申请，请求对涉案青岛市市北区台柳路557号天怡景园A区1-15号楼座中原被告投资比例、该15栋楼的总成本、净利润等事项进行审计，并称对二期C区（C地块）项目保留诉权，暂不申请审计鉴定。 一审法院依富瑞公司申请，并考虑到案件审理需要，依法委托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涉案青岛市市北区台柳路557号天怡景园A区1-15号楼座中富瑞公司所占投资比例、该15栋楼的可分配利润进行审计。该审计单位于2020年7月2日出具鲁德所专审[2020]8-019号《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确认富瑞公司投资占涉案天怡景园A区1-15号楼座建设项目合作开发支出的比例为12.693%，该15栋楼的可分配利润为71,095,341.32元。 富瑞公司及青岛恒亿公司、香港恒亿公司均对审计报告提出了异议，伏莱特公司对审计报告未陈述质证意见。针对当事人的有关异议，审计单位予以书面回复，一审法院也针对有关问题专门询问了鉴定人员，并应富瑞公司和青岛恒亿公司的申请，通知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并准许富瑞公司提供的专家出庭。审计单位的书面答复和情况说明以及鉴定人员的当庭陈述，对青岛恒亿公司提出的审计报告第22页关于爱迪克森门窗计提款169,452.88元不应予以调整的异议予以肯定，认为该笔款项应予以冲回，相应减少审计报告第八部分该15栋楼的利润127,089.66元，即最终确认该15栋楼的可分配利润为70,968,251.66元（71,095,341.32元-127,089.66元）。除此以外，审计单位的书面答复和情况说明以及鉴定人员的当庭陈述，对各方当事人提出的其它各项异议进行了不成立说明。 富瑞公司为此支付审计费用98万元；富瑞公司与青岛恒亿公司各自支付鉴定人员出庭费用4350元。 11.青岛恒亿公司还主张吕周江、孙兆云、张乃翔自青岛恒亿公司领取560万元，还有前述六套房屋，系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应当从富瑞公司所得利润中扣除。 12.法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以下焦点事项陈述了辩论意见：（1）各方共同或者分别签订的涉案土地开发建设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是否按照协议约定予以实际履行；（2）富瑞公司主张按照协议约定比例对15楼的利润予以分配，富瑞公司主张的分配标准是否成立；（3）青岛恒亿公司主张富瑞公司投入的1000万元资金转化为了借款，是否成立；（4）审计报告认定富瑞公司出资比例是否合理；（5）审计报告认定的可分配利润是否合理；（6）青岛恒亿公司向张乃翔、吕周江、孙兆云等交付的六套房屋及款项560万元是否应当自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分配利润中予以扣减。 案经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其一，各方共同或者分别签订的涉案土地开发建设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是否实际履行协议；其二，应当如何确定富瑞公司可得利润的计算标准；其三，审计报告认定富瑞公司出资比例及可分配利润是否合理。 首先，对于各方共同或者分别签订的涉案土地开发建设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是否实际履行协议这一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修订前为第二十九条）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的规定，《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九条关于“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以下简称资质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规定，国家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实行强制性管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禁止从事相应的房地产开发建设行为，违背该强制性管理规定的民事行为，进而最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主要是所开发建设建筑物的安全性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本案所涉香港恒亿公司（合同甲方）与伏莱特公司（合同乙方）在2003年10月24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以及青岛恒亿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富瑞公司、伏莱特公司作为合同乙方在2004年11月2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其约定内容“甲乙双方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各自建设、各自销售、各担税费，共担风险，自负盈亏。甲方作为建设单位，拥有开发项目全部土地面积的65%，乙方作为联建单位，拥有开发项目全部土地面积的35%，项目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后（以有关机关批准方案为准），甲乙双方按各自拥有土地所占比例分配房屋，即甲方分得65%，乙方分得35%”，其实质是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分割让渡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发建设权，而富瑞公司、伏莱特公司并未有相应的房地产企业资质，因此，该约定内容违背了前述国家法律法规对房地产企业资质强制性管理规定，扰乱了房地产业管理秩序，属于无效约定。 各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按照约定分割土地、各自建设，而实际上系由青岛恒亿公司整体开发建设了涉案土地，富瑞公司的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项目财务监督等相关工作。 第二，对于应当如何确定富瑞公司可得利润的计算标准这一问题，其一不应按照协议约定标准（即富瑞公司所称的“35%的35%”）考察富瑞公司应得利益。根据2004年7月10日伏莱特公司（合同甲方）与富瑞公司（合同乙方）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以及2004年11月28日伏莱特公司（合同甲方）与富瑞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开发合作资金投入协议书》的约定，如果按照各方当事人关于分割土地、各自建设的约定，富瑞公司可以分得建成楼房利润的“35%的35%”，即12.25%。但是，如前所述，各方当事人关于分割土地、各自建设的约定无效，事实上也未按约定履行，因此，富瑞公司主张的该利益计算标准，自然也就不能再在当事人间执行。富瑞公司在庭审中也明确，一旦各方土地开发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其主张按照审计报告确定的投资比例计算利润。其二青岛恒亿公司和香港恒亿公司认为富瑞公司投资的1000万元转化为了借款，其向张乃翔交付的六套房系借款的利息补偿，这一主张不合理。一是该1000万元系富瑞公司投入的用于涉案土地开发建设的投资款，性质确定；二是在15栋楼已经基本建设完毕并已经开始销售的情形下，富瑞公司如果同意将该1000万元投资转化为借款予以取回，不符合常理；三是恒亿公司主张的六套房系对借款利息补偿，但该六套房屋并未交付给富瑞公司，这与事实不符。各被告关于该六套房屋系对使用富瑞公司1000万元借款的补偿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总之，各被告对于富瑞公司1000万元投资转为了借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也就不能按借款利息计算富瑞公司应得利益。其三结合各方协议的目的、富瑞公司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案件所涉项目的实际开发建设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参照实际出资比例考察富瑞公司应得利益较为妥当。 第三，关于审计报告认定的富瑞公司出资比例及可分配利润是否合理这一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其一，根据富瑞公司诉讼主张以及申请审计范围、涉案项目实际开发建设情况，将本案处理范围和审计范围限定在涉案A区15栋楼的投资比例及利润分配范围并无不妥。至于其它地块范围内事项，在本案中不再合并处理，当事人如有争议，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其二，根据审计报告所依据事实，以及审计单位的书面答复意见和鉴定人员的当庭陈处，双方对报告及其补充说明所提异议，无证据支持。因此，该审计报告的相关审计意见应当予以采纳。其三，富瑞公司关于“审计报告中未扣减补亏款28,710,318.00元”的异议，经审计单位复核和庭审质证，该笔款项系政府部门对C区安置房项目的补偿这一指向事实清楚，不再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对此如有其它争议，可以另行主张。其四，青岛恒亿公司关于其向张乃翔、吕周江、孙兆云等交付的六套房屋及款项560万元应当自富瑞公司及伏莱特公司分配利润中予以扣减的主张，因为该事项涉及案外人，其处理与案外人有利害关系，因此不宜在本案中合并处理。相关权利人可以就此另行主张权利。总之，审计报告及其补充说明意见，合法合理，应当作为确定富瑞公司投资比例和应分配利益范围的依据。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修订前为第二十九条）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关于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规定，各方关于合作开发建设的相关约定内容无效，但是富瑞公司同青岛恒亿公司的实际履行行为，仍然在开发建设涉案A区15栋楼过程中成立合作投资行为，因此应当按照富瑞公司实际投资比例，确定富瑞公司的应得利益。即就涉案15栋楼的可分配利润，其中9,008,000.18元（70,968,251.66元×12.693%）属于富瑞公司应得利益，青岛恒亿公司应当支付富瑞公司。富瑞公司该项诉讼请求中超出部分，应予以驳回。 审计费用由富瑞公司和青岛恒亿公司予以分担。富瑞公司预先支付的部分49万元，由青岛恒亿公司支付给富瑞公司。 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由申请方即富瑞公司和青岛恒亿公司按照各自实际缴纳的数额负担。 富瑞公司要求香港恒亿公司、伏莱特公司支付利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青岛恒亿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富瑞公司应分配利润人民币9,008,000.18元；二、审计费用98万元，富瑞公司与青岛恒亿公司各自负担49万元；青岛恒亿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富瑞公司49万元；三、富瑞公司与青岛恒亿公司各自负担鉴定人员出庭费用4350元。四、驳回富瑞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6,738元（富瑞公司已预交），富瑞公司负担其中61,882元，青岛恒亿公司负担其中74,856元；财产保全费10,000元（富瑞公司已预交），富瑞公司负担5000元，青岛恒亿公司负担5000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二审诉辩，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性质以及效力应如何认定。二、涉案1000万元款项性质如何认定。三、富瑞公司主张的利润该如何分配。 关于焦点问题一。2003年10月24日香港恒亿公司与伏莱特公司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2004年7月10日伏莱特公司与富瑞公司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2004年11月26日青岛恒亿公司与富瑞公司、伏莱特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004年11月28日伏莱特公司与富瑞公司签订《开发合作资金投入协议书》系一个有机整体，就内容来看系以上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效力应予以整体性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本案中，青岛恒亿公司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一审仅以富瑞公司、伏莱特公司无房地产开发资质为由认定涉案合资合作开发合同无效，于法不符。至于一审提到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分割让渡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动产所有权分割转让应当经相关部门批准，但该规定系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一审以此认定涉案合同无效，亦于法不符。涉案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效力应予以确认，一审对此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问题二。青岛恒亿公司主张富瑞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投资款转化成了借款，且其已退还并就借款利息进行了补偿，故富瑞公司不应再享受利润分配。本院认为，2004年11月28日伏莱特公司（合同甲方）与富瑞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开发合作资金投入协议书》明确约定“一、乙方投入开发资金1千万元，已经履行双方于2004年7月10日签订的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全部投资”，两日之后，即2004年11月30日，青岛恒亿公司给富瑞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记载收到富瑞公司“投入四方东部经济适用房（天怡景园）工程开发款壹仟万元”，足可以认定富瑞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系投资款而非借款。青岛恒亿公司在使用该投资款近七年之久后，再主张该投资款已转为借款，因投资款与借款性质的不同导致利益差距较大，且借贷合同涉及内容较多并非只有借款数额一项，在投资方富瑞公司明确否认的情况下，青岛恒亿公司应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的投资款转为借款的相关事实，如提交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洽商记录、会议纪要等来证实投资款转为借款的合意达成、转为借款的具体日期、借款期限如何约定、利息如何约定等，本案中其仅以富瑞公司投入该款近七年之后出具的收据上载明“借款”二字主张该事实，依据不足。至于青岛恒亿公司提出的已向孙兆云、吕周江、张乃翔等人交付了6套房屋、支付了560万元款项，作为使用富瑞公司1000万元款项的补偿的主张，青岛恒亿公司作为专业的开发公司，理应知道法人公司与自然人的不同，且其自认张乃翔非富瑞公司人员，吕周江仅是富瑞公司员工，即使孙兆云是富瑞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不能得出其所有交易行为必然代表其公司的结论，本院对其主张难以支持，其应自担交易不审慎的不利后果，一审告知其就此另行主张，处置妥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问题三。据前所述，涉案协议均属有效，且富瑞公司的1000万投资并未转化为借款，根据相关协议之约定，富瑞公司应得到建成楼房利润的12.25%。关于可分配利润的确定，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及答复、当事人提出的异议综合认定可分配利润为70,968,251.6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富瑞公司就涉案15栋楼的可分配利润为8,693,610.83元（70968251.66×12.25%）。一审法院对富瑞公司应得利润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一审法院关于审计费、鉴定人员出庭费用的分担处置妥当，本院予以确认。富瑞公司、青岛恒亿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106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3民初106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 三、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应分配利润8,693,610.83元； 四、驳回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6,738元，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4,683元，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其中62,055元；财产保全费10,000元，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缴纳136,738元，由青岛富瑞沃克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136,738元，由青岛恒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楷 审判员 李 丽 审判员 潘红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法官助理王明 法官助理邴兴飞 书记员孔怡 书记员庞连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