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民终3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男，197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亚榴，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莉，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凯洋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588号卓誉中心2303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鹏，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标，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立，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军，男，197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秦家芳，女，197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上诉人王**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凯洋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周军、秦家芳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初1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亚榴，被上诉人安徽凯洋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光标、王自立，以及被上诉人周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秦家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安徽凯洋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洋公司）、周军、秦家芳归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291466.67元（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暂计至2018年7月26日，此后顺延计算至款清日止），合计691466.67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凯洋公司、周军、秦家芳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完全否定王**交付40万元借款本金的真实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案涉大额现金的交付，王**提交了其本人及近亲属的取款凭证、证人证明作为证据，且经手的近亲属均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证据之间并无不符之处。王**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已穷尽自身举证能力，所提交的借条、取款凭证、证明及证人证言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客观还原了整个借款事实。一审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结合多种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二、凯洋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其是否收到案涉借款及是否用于自身工程建设，并非本案考察范围，共同借款一方收到款项，借贷关系即告成立。1.凯洋公司系共同借款人。周军作为凯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其在借条上加盖凯洋公司公章、对外借款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相关行为后果凯洋公司应予承担。2.周军与凯洋公司资产混同。案涉谈话记录显示，周军陈述凯洋公司的租金部分支付给周军本人或其指定的个人，从银行流水也可看出，凯洋公司与股东秦家芳、周军有大量经济往来，反映周军与凯洋公司存在人格混同。3.凯洋公司资产与债务不匹配是公司内部经营问题，以此否定案涉债务的真实性，没有事实依据。三、秦家芳应对案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秦家芳系周军的配偶、凯洋公司股东，案涉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且秦家芳也分享了其作为凯洋公司股东所带来的间接利益。四、周军个人银行流水及凯洋公司部分债务往来凭证反映，周军和张某从王**处领取40万元后，将38万元存入张某账户，并由周军支取用于凯洋公司的经营周转。 凯洋公司管理人辩称，一、王**未与凯洋公司成立借贷关系。王**提供的借条虽由周军出具并加盖凯洋公司公章，但包括本案在内的三十余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均使用了相同样式的纸张和相同格式的借条，诉讼金额高达2400余万元。王**称案涉借款系其2015年6月22日从银行取出20万元并一直放在家中，然后从鲁某处借得20万元。王**在自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向他人借款再出借给周军，并将大额借款放在家中一个月，明显不合常理。案涉40万元借款均系现金交付，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王**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款项转入凯洋公司账户并为凯洋公司所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周军与张某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周军、张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应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否则无法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王**未提供其他证据辅助周军与张某的陈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案涉借条与凯洋公司的建设经营无关。王**无法证明其提供的借款用于凯洋公司经营，银行转账及取现记录等证据也无法证明王**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且仅建设综合楼和厂房就花费6300万元，显然不合常理。周军与凯洋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周军的行为不能代表凯洋公司。王**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凯洋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周军与凯洋公司财务并未混同。王**未就周军与凯洋公司财务高度混同提供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军辩称，王**是其战友，王**与王**是兄弟，大家相识多年。2015年周军的工厂向银行申请贷款，便询问王**能不能借钱，等贷款下来就还。 秦家芳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凯洋公司、周军、秦家芳归还王**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291466.67元（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暂计至2018年7月26日，此后顺延计算至款清日止），合计691466.6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凯洋公司、周军、秦家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军系凯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凯洋公司、周军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王**提出借款，王**在凑足40万元现金后，于2015年7月29日在家中将40万元交于周军，周军同日向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因公司资金困难，临时周转，借款人：周军，加盖凯洋公司公章，证明人：张某，周军：340103197304243533”。2017年1月20日，凯洋公司、周军就前期拖欠的利息向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现金支付，（因资金困难，临期周转），借款人：周军，加盖凯洋公司公章，周军340103197304243533”。2017年8月12日，凯洋公司、周军就前期拖欠的利息向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王**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320000元），（因资金困难，临期周转），借款人：周军，加盖凯洋公司公章，周军340103197304243533”。 申请人俞贤哨等人以被申请人凯洋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裁定受理，并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皖01破1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截至2018年7月26日，凯洋公司资产总额为18395184.25元，负债总额为39601086.22元，资产负债率为215.28%，凯洋公司已明显资不抵债，宣告凯洋公司破产，同时指定安徽高速律师事务所为凯洋公司破产管理人。随后王**向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2018年11月25日，破产管理人向王**发出不予认定债权的通知。王**对破产管理人向其发出不予认定债权的通知不予认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4日立案后，经审理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皖01民初1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的起诉。王**对该民事裁定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皖民终11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将案涉系列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审查后，公安机关至今未予立案。2020年6月4日，凯洋公司被依法注销。2020年5月，王**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与凯洋公司、周军其他涉诉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于系列案件。王**据以主张与周军、凯洋公司存在借贷关系的借条系周军在凯洋公司即将进入破产程序前出具，在凯洋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后，周军出具了大量借条并在借条上加盖凯洋公司公章，包含本案在内的相关三十几起民间借贷类案件的诉讼金额高达2400余万元，且大量借条使用了相同样式的纸张和格式。虽然案涉借条出具时间与王**主张的借款实际发生时间基本吻合，但其中20万元王**陈述系2015年6月22日从银行取出一直放在家中，如此大额放在家中一个多月不符合常理，而另20万元系向本案证人鲁某所借。王**作为出借人在自身资金不足需向他人借款的情况下向周军出借40万元，更不符合常理。本案结合后两张借条出具的时间与凯洋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时间上的相近性，及一审法院同期审理的涉及周军、凯洋公司的其他三十余件同类型案件中均存在类似情形的客观情况。从王**提供的三张借条看，其案涉款项均主张系现金交付，如此大额款项现金交付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是否实际交付存疑。且王**系通过另案周维林的丈夫王**认识周军，其二人系战友关系，证人张某系凯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军战友，也曾担任过凯洋公司经理，其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所述可信度不高。周军在前案中虽然对王**主张的款项出借情况予以认可，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前提下，其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王**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将案涉借款实际交付凯洋公司，即使案涉款项实际交付，该款项周军并未转入凯洋公司账户并使用，结合凯洋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周军出具的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早已超出凯洋公司的建设需要，案涉借款也难以认定为破产企业凯洋公司债务。因此，王**申报的借款债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认定为破产债权。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15元，由王**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王**提交了张某、周军个人账户明细表。证明：张某与周军从王**处领取40万元现金后，于2015年7月29日借款当日将其中的38万元存入张某账户，张某同日即将该38万元转给周军，周军实际收到本案借款。 凯洋公司管理人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既然是公司借款，款项就应直接打入公司账户，如此转账不符合常理。 周军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凯洋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和转账支票，而2015年合肥超润工贸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被查封，所以款项不敢转入该公司账户，资金只在周军、张某、秦晓祥三人账户之间流转。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个人账户明细表加盖有银行业务印章，故对其所反映的交易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能否达到王**的证明目的，因涉及对本案各方争议问题的判定，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分析认定。 本院二审另查明：周军向王**出具一张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29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王**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因公司资金困难，临时周转。借款人：周军，加盖凯洋公司公章；证明人：张某；周军：340103197304243533”。此后，周军又先后向王**出具两张借条，其中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王**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现金支付（因资金困难，临期周转）。借款人：周军，加盖凯洋公司公章；周军340103197304243533”；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2日的借条载明：“今借到王**现金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320000元）（因资金困难，临期周转）。借款人：周军，加盖凯洋公司公章；周军340103197304243533”。 一审庭审中，鲁某在法庭询问“王**有无出具借条及约定利息”时称：“当时没有讲到利息，王**向我出具了借条，借条在家里未带来”；在法庭询问“你给了多少钱，如何交付”时称：“20万元，我在王**家楼下交给他的，大约下午两点”，而王**称：“鲁某7月29日中午独自到我家交给我20万元……我没有向她出具借条，我们约定利息2分”。张某在法庭询问40万元交付过程时称：“当时我和周军一起去王**家，时间是下午三四点……好像有个麻布袋子装的，钱是周军和对方点的，钱是整沓的……周军自己拿走了，如何使用的我不清楚”，而王**称：“下午两点左右，在我家当面交付的，用一个黑色方便袋装好交给对方，共四十沓现金……周军和我约定利息4分”，周军在二审庭审中称：“我和张某一起去的王**家里，大概下午两三点……给我的确实是现金，用的是装衣服的纸袋子，有两个是捆在一起，剩余的是散装的……约定月息一分五”。 二审庭审中，周军在法庭询问2017年1月20日借条出具过程时称：“40万元借款从2015年7月29日到2017年1月20日的利息，张某和王**按照一分五的利息算的”；在法庭询问2017年8月12日借条出具过程时，周军表示记不清了，王**称：“40万元本金加20万元利息合计60万元为基数，算到2018年上半年的利息”。 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王**诉请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 王**依据案涉落款日期分别为2015年7月29日、2017年1月20日和2017年8月12日的三张借条，主张与周军、凯洋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凯洋公司管理人对于上述借条的形成时间持有异议，并以借款未实际交付为由提出抗辩。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凯洋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一审法院审理了包含本案在内的三十余起相关民间借贷类案件，所涉大量借条使用了相同样式的纸张和格式。同时，本案出借人王**系凯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军战友的亲属，周军全盘认可王**主张的借款事实。基于以上事实，本案应当结合借贷金额、交付细节、资金来源、交易习惯以及证人证言等因素，严格查证相关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对于案涉2015年7月29日借条所载40万元借款，王**主张其于借条出具当日以现金方式交付周军，并在一审中申请证人鲁某、张某出庭作证。首先，从资金来源看，王**陈述其于2015年6月22日从银行取款20万元并一直放在家中，另外20万元系向鲁某所借。王**将大额款项放在家中一个多月方才出借，与常理不合，其与鲁某就双方之间是否形成借据、利息标准及交付情形的陈述，亦存在明显矛盾之处。其次，从交付细节看，当时在场的王**、周军、张某三人关于40万元现金捆扎、包装方式及交接时间等细节的描述不完全一致。二审中，王**称周军领取40万元现金后于当日将38万元存入张某账户，但张某一审出庭作证时明确表示“周军自己拿走了，如何使用的我不清楚”。第三，王**认可2017年1月20日和8月12日借条是双方结算的利息，但其与周军对利率标准的主张不同，二人所述的计算方法亦无法与借条所载金额相对应。因此，本案中，王**、周军及相关证人在40万元现金交付这一核心事实上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足以使之与案涉借条建立实质性关联，无法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法律虽未明确禁止大额现金交易，但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王**作为出借人对此应为明知，其在有条件防范这一风险发生的情况下，却并未采取转账支付等有效措施，导致本案认定现金交付存疑，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王**以案涉借条为据，诉请周军、凯洋公司及秦家芳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15元，由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静 审判员 张如果 审判员 戴良桥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李晓茜 书记员王韩佩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