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0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惠龙，男，196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一飞，贵州继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正煌，贵州继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云德，男，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平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友伟，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钻康，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惠龙因与被上诉人周云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12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惠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外人何惠强系上诉人何惠龙之弟，何惠强于2009至2010年间曾向被上诉人周云德分次借款共计510万元。之后何惠强向周云德转账还款共计120万元。2016年2月5日，上诉人何惠龙在何惠强的指示下向被上诉人汇款50万元偿还前述借款，但被上诉人否认该50万元系上诉人代何惠强还款。法院生效判决也未认定是上诉人代何惠强归还的借款。该笔款项系基于另案的借贷关系产生，既然被上诉人不承认该笔款项系上诉人代何惠强所还借款，那么被上诉人理应返还上诉人50万元。二、2010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工程设备材料是事实，虽然材料清单上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签字，但该材料清单上有上诉人的负责人周主明和被上诉人指派的王学英共同签字确认。同时，被上诉人于同年向上诉人转款40万元也可证明该笔款项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工程设备材料的转让款。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50万元的事实发生在2016年，从时间上分析，上诉人关于2010年双方因物资交易发生款项给付的陈述，明显比被上诉人所称借款关系更符合市场交易习惯和民事行为规律。三、上诉人一审申请作证的三位证人与本案双方均认识，是福建老乡和熟人关系，他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本案有关事实的知情人，出庭陈述相关事实应依法予以采纳。即使三位证人曾经是上诉人聘请的员工，但他们与上诉人间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证人证言不能采信的利害关系人。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0年发生的物资交易距今已10年之久，在交易发生后，经上诉人多次催要，被上诉人总共就该物资向上诉人支付43万元（其中2010年给付40万元，2012年给付3万元），剩余物资款一直未予支付。上诉人、被上诉人均系做工程项目的施工人，各自常年在国内项目工地上工作，沟通联系不便，追索困难。因此，上诉人就剩余物资款追索无果后，其主观上已放弃对该笔物资款的追索。上诉人在本案诉状中表述除本案50万元以外，双方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该表述系上诉人主观上对自己权利的放弃所作出的，如果仅以上诉人因其主观认定或判断存在瑕疵而作出错误的陈述来认定本案，不够严谨，应依据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对本案作出认定和裁判。五、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并不是孤证，包括了两个证人出庭的证言以及书证，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被上诉人周云德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10月2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借款40万元，2012年又向上诉人提供借款3万元，因此案涉50万元是上诉人的还款。2．上诉人的前后陈述矛盾，在起诉状中称借款，在一审中又辩称为不当得利，且上诉人称除了本案的50万元双方并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而在一审中又讲到2010年又还有材料款的往来。诉讼中禁止反言，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两份材料费清单并没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签字，属于白条。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申请的证人是上诉人以前的雇员，双方有利害关系，而且这些证人只是说听说双方有材料款往来，因此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何惠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2月5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2月31日利息为92,65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5日，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转款50万元。原告曾主张该50万元系其代何惠强向被告偿还的借款，但被告不予认可。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民终35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判决）也未认定该50万元系原告代何惠强向被告偿还的借款。被告提供其名下建设银行流水显示：被告于2010年10月20日向原告转款40万元。被告提供该证据拟证明：被告曾于2010年10月20日向原告出借40万元，原告于2016年2月5日向被告转款50万元是用于偿还之前的借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提供两份材料清单，其中一份材料清单备注“周云德工程队材料费”，表列18种设备材料，金额共计943250元，但该清单上没有任何人的签字；另一份材料清单备注“周云德工程队”，表列有17种设备材料，金额共计943250元，该清单“接收人”处有“王学英”签名字样，另有“周主明”签名字样。同时，原告申请证人郑某、余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及提供一份周主明的证人证言。原告提供上述证据、证人证言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于2010年向原告的转款40万元系上述工程设备材料转让款，而并非借款。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审理中，双方均认可被告曾于2012年向原告支付3万元。但原告称该3万元系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上述工程设备材料款，而被告称该3万元系原告向被告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于2016年2月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转款5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原告主张上述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原告在庭审中又称为不当得利），被告则不予认可，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曾于2010年10月20日向原告转款40万元，并称原告的转款50万元系偿还该借款40万元本金及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现被告已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原告转款40万元，且金额相当，故原告仍应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为此又提供了新的证据，拟证明被告于2010年向原告转款40万元系工程设备材料转让款。但原告提供的材料清单上并无原、被告本人签字确认，也未作任何的说明。如原告陈述属实，原告主张工程设备材料转让款为94万余元，在被告只支付43万元的情况下，原告未再向被告主张余款51万余元，显然不符合常理。另外，原告申请的证人均为原告之前聘请的工人，在没有其它证据进行相互印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同时，原告在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表示“原告与被告之间除该笔50万元代还款外也并无其他经济往来”，而在被告举证证明被告曾于2010年向原告转款40万元后，原告又称其曾向被告转让过工程设备材料，并因此产生了转让款的给付，原告前后相互矛盾的陈述，显然降低了其陈述的可信度。因此，在被告不予认可的前提下，原告提供的新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于2010年向原告转款40万元系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工程设备材料款。综上，虽然原告举证证明了其向被告转款50万元的事实，但是在被告也同样举证证明了其在之前有向原告转款40万元的事实之后，原告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进一步证明被告之前向原告转款40万元与本案无关，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惠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26元，减半收4,863元，由原告何惠龙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本院责令上诉人提供其提交的材料清单中签名人“王学英”的相关身份信息，但上诉未能提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但仅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在被上诉人抗辩转账系偿还之前借款并提交相应银行转账凭证后，上诉人应继续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10年向上诉人转款的40万元系工程设备材料转让款，但上诉人提供的材料清单中并无被上诉人的签名，上诉人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也未能提交其主张受被上诉人委托代为收取设备材料的“王学英”的身份信息，在此情况下仅凭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判对上诉人就案涉50万元前后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已经作了详细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原判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惠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26元由何惠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钟钦书记员朱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