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17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得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红石路78号B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4UQ93A9D。法定代表人：李三文，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梓文，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淇锋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596。法定代表人：陶艳梅，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桂，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红玉，男，汉族，1970年9月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住址为湖南省涟源市桥头河镇桥头河煤矿宿舍，公民身份号码为432××××××××××××315。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阳，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得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淇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锋公司”）、原审被告邓红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3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得宝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归还淇锋公司货款67370元及利息（利息以67370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1.4倍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4倍计算）；二、驳回淇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由得宝公司负担。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3273号民事判决。得宝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淇锋公司对得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淇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仅凭邓红玉的陈述即认定邓红玉代表东莞市宏喻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喻公司”）与淇锋公司签订《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并认定淇锋公司与宏喻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宏喻公司与淇锋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淇锋公司举证的订货单、收货单、《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均没有宏喻公司的盖章，淇锋公司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受宏喻公司委托与其设立买卖合同关系，故宏喻公司并非淇锋公司提起本次诉争的买卖合同相对人，淇锋公司无权要求宏喻公司支付货款。2.从《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文义上看，虽然“宏喻”两字与宏喻公司有相似地方，但不能证明就是指宏喻公司，该证据主语欠款人是邓先生而非宏喻表面厂，落款处也只有邓红玉与张芝伟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该份证据所证明的也只能是邓红玉与张芝伟二人的个人行为，与宏喻公司无关，更与得宝公司无关。3.从邓红玉与淇锋公司签订《旧货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债权债务的双方是邓红玉与淇锋公司，现邓红玉称是代表宏喻公司，应就其代表行为承担举证责任。邓红玉作为与本案审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原审判决在只有邓红玉口头陈述无任何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其代表宏喻公司显然是错误的。二、邓红玉代表宏喻公司与李三文签订转让协议。并不代表邓红玉就有权代表宏喻公司行使其他权利义务。其次，邓红玉向淇锋公司出具案涉欠条不构成表见代理。邓红玉出具的《旧货款付款义务及后期合同方式》只能证明是邓红玉个人与淇锋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宏喻公司无关。淇锋公司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无宏喻公司的印章，淇锋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邓红玉以及送货单上收货人签名的人员是宏喻公司的员工，更未提供证据证明前述人员是受宏喻公司委托与淇锋公司交易。宏喻公司与淇锋公司也并无任何款项往来，淇锋公司提交的银行交易清单证实，其交易的款项是邓红玉的太太刘桂娥与淇锋公司之间的往来，与宏喻公司无关。第三，邓红玉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受宏喻公司委托与淇锋公司发生交易。邓红玉出具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同方式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邓红玉承担，与宏喻公司无关，更与得宝公司无关。被上诉人淇锋公司向本院答辩称：虽然淇锋公司提交的订货单、收货单没有得宝公司的盖章，但实际收货人和使用人是得宝公司。邓红玉作为当时得宝公司的实际经营者，代表得宝公司订货及确认货款，符合交易惯例，且得宝公司在原审期间提交的工厂转让协议中也印证在2019年4月22日之前，邓红玉均是得宝公司的代表（实际经营者），其直接与得宝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李三文签订有关得宝公司的工厂转让协议，且代表得宝公司接受李三文的转让款，以私人名义向李三文出具收款收据，足以证明邓红玉在案涉交易发生时是得宝公司的代表（实际经营者）。案涉交易的双方为得宝公司与淇锋公司的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得宝公司股东（实际经营者）的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并不影响公司的延续性，公司的责任财产并不因此转移，不影响公司人格的延续性，亦不影响得宝公司债务对外承担责任。不管案涉债务最终是由得宝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李三文承担，还是曾经的实际经营者邓红玉承担，都是得宝公司股东（实际经营者）内部责任划分的问题，与本案无关。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邓红玉向本院答辩称：邓红玉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案涉买卖合同双方为宏喻公司与淇锋公司，后宏喻公司变更为得宝公司，买卖合同双方变更为得宝公司与淇锋公司，得宝公司应当相应承接宏喻公司的相关权利与义务，淇锋公司应当要求得宝公司承担剩余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邓红玉不需承担任何责任。二审期间，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得宝公司提交的宏喻公司建设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由来”中显示，宏喻公司拟在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红石路78号B区××设立，主要从事五金钟表配件的加工生产。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得宝公司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得宝公司是否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案涉《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约定：“宏喻表面厂邓先生欠淇锋张芝伟货款92370元……从2018年3月份开始，如双方再合作，货款全部按押数90天结算，此货款找数时间方式：由得利钟表集团全程监督。”首先，前述约定的表述显示，合约签订人“邓先生”及“张芝伟”前均冠以“宏喻表面厂”及“淇锋”公司简称，且相应款项性质约定为“货款”，足见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发生在“邓先生”的“宏喻表面厂”及“张芝伟”的“淇锋”公司之间。其次，《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提及，2018年3月后合约方再合作的，货款找数时间方式由“得利钟表集团”全程监督。后2019年宏喻公司与李三文签订的工厂转让协议第一条中亦约定李三文把转让金转入“东莞得利钟表有限公司”，由“得利公司”转入给宏喻公司。结合前述查明宏喻公司系从事五金钟表配件加工生产等事实可以确认，《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中的“宏喻表面厂”即指宏喻公司。而从邓红玉代表宏喻公司与李三文签订的工厂转让协议来看，邓红玉曾作为宏喻公司的有权代表对外行使职权，接收相应款项的账户并非宏喻公司公账，协议落款未加盖公章，亦仅由邓红玉个人签名。同时，邓红玉的妻子刘桂娥以其个人账户向淇锋公司支付25000元货款，该事实亦可与得宝公司原审期间关于宏喻公司在变更前没有开立基本账户的陈述相印证。故在得宝公司没有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不能以邓红玉未在《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中加盖公章等行为即否定其系代表宏喻公司的事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淇锋公司与宏喻公司。本案中，淇锋公司虽仅提交了2017年部分送货单，但宏喻公司代表人邓红玉已于《旧货款付款计划及后期合作方式》中确认截至2018年3月宏喻公司尚欠淇锋公司的总货款金额，故得宝公司作为宏喻公司变更名称后的法人，理应承继相应债务并予清偿。综上所述，上诉人得宝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均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元（已预交），由东莞市得宝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丽莉审判员  邹凤丹审判员  罗艳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邓绮琪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