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9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幼喜，男，196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雄刚，湖北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湖北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动，男，196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克非，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丹，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幼喜因与被上诉人聂动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4民初5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幼喜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郑幼喜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聂动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认定郑幼喜在支付第一期100万元后，并未支付后续款项，也没有依约履行合同义务；郑幼喜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进行过合理催告，而是在合同签订42个月之后径行通知解除，因此，认定本案所涉《承诺函》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存在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一、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郑幼喜在支付第一期100万元以后，多次要求聂动解封一处案外人傅伟林房产，但聂动至今未申请解封，郑幼喜才未支付后续款项。郑幼喜因案外人傅伟林与聂动的债务纠纷，就执行事宜为案外人傅伟林提供了担保，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形成了《承诺函》，约定郑幼喜于2017年5月15日前以每月100万元分七次向聂动账户支付700万元，每支付100万元，聂动解封一处傅伟林房产，《承诺函》合法有效。郑幼喜依约于2016年12月8日向聂动支付了100万元，但聂动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解封傅伟林的房产。聂动为此多次到一审法院执行局及武汉市法院反映此事，但聂动至今未申请解封。因聂动违约在先，郑幼喜才未支付后续款项，故一审法院不能以此认定郑幼喜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庭审中，聂动称郑幼喜付款后长达三年多的时间未向其进行催告，但一审法院并未就此向郑幼喜核实是否进行过合理催告，也未将郑幼喜是否进行过合理催告作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法庭辩论，故不能以此直接认定郑幼喜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进行过合理催告，从而认定《承诺函》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郑幼喜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解除《承诺函》的行为合法有效，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承诺函》已于2020年6月9日解除。聂动延迟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严重导致《承诺函》的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郑幼喜依法享有解除权。郑幼喜分别于2020年6月5日、2020年6月9日向聂动送达了解除《承诺函》的通知，而聂动未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故郑幼喜的解除行为合法有效，《承诺函》已于2020年6月9日解除。三、聂动应当向郑幼喜返还1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郑幼喜依约于2016年12月8日向聂动支付了100万元，而聂动至今未依约解封一处傅伟林被查封的财产，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郑幼喜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通知聂动解除合同，聂动也未提出异议，故双方签订的《承诺书》已于2020年6月9日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聂动应当返还郑幼喜支付的100万元款项及资金占用利息。聂动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方支付的100万也被拿走，相应证据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且将郑幼喜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的线索移交相关部门。郑幼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郑幼喜与聂动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承诺函》于2020年6月9日解除；2．判决聂动向郑幼喜返还1000000元款项及利息（从2016年12月8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至款项付清时止）；3．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聂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案外人傅伟林与聂动存在债务纠纷，郑幼喜就执行事宜为案外人傅伟林提供了担保，双方于2016年11月15日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约定：1．聂动应于该协议签订15日内将法院查封以外的案外人傅伟林房产归还，同时该协议生效；2．郑幼喜应于该协议生效后7日内将人民币7000000元汇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指定账户中，聂动即向法院申请解除对案外人傅伟林财产的保全措施；3．若郑幼喜与案外人傅伟林未按该协议支付款项，则该协议自动解除，若聂动未按协议办理解除保全措施，则应赔偿案外人傅伟林因未及时解除保全措施造成的损失。2016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聂动返还湘商大厦股权时间延长至2016年12月15日，2016年12月1日，双方就权利义务关系再次明确并签订承诺函，确认聂动已履行了“湘商大厦三楼百分之百股权及常码头广空石材市场全权委托抵押合同无条件归还给案外人傅伟林”的义务，重新约定2017年5月15日前郑幼喜将执行和解协议中的7000000元以每月1000000元分七次转入聂动内动账户，每支付1000000元，聂动解封一处房产。2016年12月8日，郑幼喜向聂动分两次共转账1000000元，后聂动未根据《承诺函》的约定履行义务，故郑幼喜诉至法院，诉请如前。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之后重新签订《承诺函》，对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进行更改，重新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故法院依法认定《承诺函》有效。关于郑幼喜诉请确认该《承诺函》于2020年6月9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中：１．《委托函》并未约定附条件解除，不属于前述第四十五条的情形；２．双方合同约定“郑幼喜将执行和解协议中的7000000元以每月1000000元分七次转入聂动内动账户，每支付1000000元，聂动解封一处房产。”该协议为双务合同，不仅约定了聂动的义务，亦约定了郑幼喜的义务，且没有对聂动解封房产这一义务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３．郑幼喜在支付第一期1000000元之后，并未支付后续款项，也没有依约履行合同义务；４．郑幼喜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进行过合理催告，而是在合同签订42个月之后径行通知解除。因此，本案所涉《承诺函》并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郑幼喜以此为理由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幼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郑幼喜承担。本院二审期间，郑幼喜向本院提交一组证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执来访登记表及处理意见一张、一份电话录音，拟证明郑幼喜于2017年通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要求聂动解除傅伟林资产的事实。聂动经质证认为，不认可郑幼喜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经审核，对郑幼喜提供的证据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判断。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幼喜与聂动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承诺函》是否已于2020年6月9日解除，聂动是否应向郑幼喜返还1000000元及利息。本案中，郑幼喜与聂动签订的《承诺函》对双方之前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更改，重新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承诺函》有效，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郑幼喜上诉主张聂动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郑幼喜依法享有解除《承诺函》的权利，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承诺函》没有对聂动解封房产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郑幼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因聂动迟延履行债务，郑幼喜经催告后聂动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亦不能证明因聂动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证据的审核，认定本案所涉《承诺函》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并驳回郑幼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郑幼喜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郑幼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菁审判员  王伟审判员  胡浩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