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宿陲婴，女，195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唯，系北京市丹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英明，女，1963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喜民，系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迟晓杰，女，196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凤英，女，195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祎，系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兴工北街**。法定代表人：宿陲婴。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哲，系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湛湧，男，195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国、李婷，系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丽岩，女，197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鸿国、李婷，系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宿陲婴、姚英明、迟晓杰、刘凤英、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鸿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湛湧、刘丽岩股东资格确认、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6民初13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李妍、审判员林红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宿陲婴、姚英明、迟晓杰、刘凤英、兴鸿安公司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6民初13501号民事判決书,驳回被上诉人湛勇、刘丽岩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湛、刘丽岩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审理本案。原告湛湧、刘丽岩在起诉时未有明确的诉讼金额,一审法院按兴鸿安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收取诉讼费,但经审理查明,涉股权转让纠纷实际争议金额是6000万元,这一点各方当事人均不否认,承办法官也十分清楚。在姚英明申请鉴定过程中,主审法官曾向姚英明告知本案诉讼标的额实际是6000万元,并声称要按6000万元诉讼标的额收取鉴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5]7号文件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诉讼标的额为6000万元的案件应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铁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的规定,应当作为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的依据。五上诉人认为,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虽然本案已被受诉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但因其不符合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起诉条件,故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二、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程序违法。本案一审审理期间,宿陲婴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湛湧,要求解除2009年7月14日宿陲婴与湛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案号是(2020)辽01民初719号,现该案正在上诉中。为此,宿陲婴及兴鸿安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中止诉讼,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在先,且本案在审理时也需审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及履行问题,故另案诉讼不影响本案的继续审理,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五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做法是错误的。首先,《民事诉讼法》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与立案的先后没有任何关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了六种中止诉讼的情形,均与立案先后没有关系。其次,原告湛湧请求确认自己系兴鸿安公司股东,其主要依据为宿陲婴与湛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现宿陲婴已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解除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与否,直接影响到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继续履行,湛湧的主张能否成立。因此,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中止诉讼。待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三、关于借款《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问题，针对借款《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宿陲婴、姚英明及兴鸿安公司意见如下：借款《协议书》是湛湧与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6月3日成立的，内容为湛湧借给兴鸿安公司6000万元,兴鸿安公司交湛湧委托经营。借款《协议书》成立当日,兴鸿安公司收到湛湧6000万元借款,兴鸿安公司给湛湧出具了收据。因此,2009年6月3日湛湧支付的6000万元是兴鸿安公司借款。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是2009年7月14日成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本身并无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湛湧自认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为6000万元,但湛湧、刘丽岩实际上并未向宿陲婴、姚英明支付过任何款项。一审判决称6000万元借款就是股权转让价款,明显违反合同法基本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借款《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相互独立的民事合同,二者法律关系主体、内容、性质及缔约目的皆不同,一审判决并未否定借款《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在借款《协议书》合法有效的前提下,兴鸿安公司依借款《协议书》收取6000万元,只能是借款。一审法院强行将6000万元借款认定为股权转让价款,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根据,明显违反合同法中意思表示自治的基本原则。其次,2009年6月兴鸿安公司将6000万元借款转入凯大燃气公司等企业;2009年9月凯大燃气公司将其中的3795.432万元转回兴鸿安公司,用于支付兴鸿安公司的土地出让金,剩余款项用于凯大燃气公司等企业搬迁、安置。兴鸿安公司向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提交的土地《竞买申请书》也“保证与原用地单位签订补偿协议”,也就是说,兴鸿安公司与原用地单位凯大燃气公司是存在安置补偿问题的。因此,兴鸿安公司6000万元借款最终都用于兴鸿安公司取得土地,以及搬迁、安置等方面。一审判决称凯大燃气公司转回兴鸿安公司的3795.432万元是为了履行宿陲婴摘牌土地应交纳的相关土地费用,是兴鸿安公司2009年6月2日之前的公司债务。宿陲婴摘牌土地时(2008年6月30日)兴鸿安公司还没成立,是不存在公司债务的。再者宿陲婴摘牌土地时的土地出让金是3393万元,凯大燃气公司转回兴鸿安公司的是3795.432万元,根本不是一码事。事实上,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11月20日摘牌涉案土地,全部土地出让金是3950.81万元,其中第一期付款为3795.432万元,就是用凯大燃气公司支付的。第三,兴鸿安公司6000万元借款最终偿还给湛湧。兴鸿安公司取得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1亿元贷款后,已用贷款偿还给湛湧。一审判决称该银行借款并未实际用于偿还湛湧,完全是枉顾事实。一是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1亿元贷款合同中借款用途清楚地标明:“用于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二是2010年8月23日兴鸿安公司收到8100万元银行贷款,第二天湛沥就提取其中8000万元;2010年10月29日兴鸿安公司收到1900万元银行贷款,其中1700万元也由湛湧提取大量事实证明,兴鸿安公司与湛湧之间6000万元债务已经清偿完毕。第四、一审判决称,2011年12月26日、2012年1月9日、1月10日湛湧向兴鸿安公司分别转款8500万元、1460万元、400万元,都是用于兴鸿安公司向银行偿还1亿元贷款,因此,湛湧个人6000万元并未偿还。首先,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1亿元贷款的还款期限分别为2011年8月23日和2011年10月29日,兴鸿安公司在2011年12月、2012年1月的还贷与上述1亿元贷款合同无关。其次,即使兴鸿安公司与湛湧之间的债务最终未清偿,也不能否定他们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1亿元贷款合同中写明的借款用途,以及兴鸿安公司收到1亿元后被湛湧提取的行为,都表明兴鸿安公司与湛湧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这个民间借贷关系的合同依据就是借款《协议书》。四、湛湧成为兴鸿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接手兴鸿安公司,是履行借款《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无关。一审判决称“原告湛湧接手兴鸿安公司后,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为湛湧,重新开立了兴鸿安公司的银行基本账户、变更了公司税务登记表”,“双方对兴鸿安公司经营控制权的交割,宿陲婴、姚英明退出公司经营、湛湧承接公司后十余年实际控制、经营等事实来看,足以证明湛湧与宿陲婴、姚英明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且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宿陲婴、姚英明及兴鸿安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的认定是错误的,具体如下:首先,一审判决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湛湧成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是由宿陲婴、姚英明两位股东作出决议任命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原告湛湧自行决定并进行变更的。其次,湛湧成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是按照湛湧与兴鸿安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书》履行的结果。借款《协议书》约定:“乙方(兴鸿安公司)在收到甲方(湛湧)全部借款之日起,将兴鸿安公司委托甲方(湛湧)经营,甲方(湛湧)不负责处理公司委托经营前的全部债权债务,乙方(兴鸿安公司)不干预甲方的利益分配。”因此,湛湧成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与《股权转让协议书》无关,《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没有这方面的约定,如果说湛湧成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是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那么根本无需宿陲婴、姚英明两位股东作出决议;而且湛湧成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时,《股权转让协议书》还未成立。第三,湛湧接手兴鸿安公司后,重新开立兴鸿安公司的银行基本账户、变更公司税务登记表,也是在履行借款《协议书》中“将兴鸿安公司委托甲方(湛湧)经营”的内容。湛湧、刘丽岩在一审提交的第4组证据4.6《开立单位银行账户申请书》,其上面记载的“控股股东为宿陲婴”,况且变更兴鸿安公司的银行基本账户、变更公司税务登记表本身是兴鸿安公司的行为,与公司股东、股权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兴鸿安公司股权转让、股权变动的标志。五、关于两份《股东名册》。一审判决将湛湧、刘丽岩提交的两份兴鸿安公司《股东名册》作为定案依据,认定“湛湧接手兴鸿安公司后,将兴鸿安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为湛湧、刘丽岩。”其说法本身就违反《公司法》的规定。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将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是公司行为,湛湧无权将兴鸿安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为湛湧、刘丽岩。一审中,上诉人宿陲婴、姚英明及兴鸿安公司请求对两份《股东名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为这两份《股东名册》明显造假，与兴鸿安公司十年来所有的文件证据材料相矛盾。但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的鉴定申请,认为“因该两份股东名册是原告经营期间形成的至于时间是否形成于股东名册实际记载的时间并不影响结合其他大量证据对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事实的认定,而且股东名册的外在表现主要作用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故本院就被告提出的对股东名册形成时间委托省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意见未予采纳。首先,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份股东名册是湛湧经营期间形成的。湛湧经营期间自2009年6月至2019年8月,本案受理时湛湧经营期间的兴鸿安公司公章已经作废,但仍在湛湧手中,两份股东名册上正是加盖的这枚公章。鉴于十年来从未出现过这两份股东名册,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两份股东名册是湛湧、刘丽岩在本案审理期间制作的。其次,两份股东名册的实际形成时间并不影响对股权归属的认定,更是于法无据,而且自相矛盾。依照《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是公司股权变动的标志。如果兴鸿安公司在2019年7月将湛湧、刘丽岩的名字记载于股东名册,表明2019年7月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如果湛湧、刘丽岩用作废的兴鸿安公司印章将湛沥、刘丽岩的名字记载于股东名册,表明股东名册不成立,公司股权没有发生变动。一审判决说兴鸿安公司股东名册的实际形成时间不重要,可以不用查证。既然不用查证,一审法院在毫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应认定是在湛湧接手兴鸿安公司后变更了公司股东名册。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有义务审査证据的真实性,有责任根据真实、合法的证据查明事实。针对两份股东名册的实际形成时间,上诉人宿陲婴、姚英明及兴鸿安公司要求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本应去伪存真,查明事实。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仅剥夺了当事人举证权利,还将存疑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必然导致错审错判。第三,根据一审期间在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查询的涉案土地竞买资料,2009年11月2日宿陲婴、姚英明做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兴鸿安公司竞买土地。在宿陲婴、姚英明实缴全部注册资本,换发新的公司营业执照后,该《股东会决议》连同新的营业执照一并提交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用于申请竞买土地。这表明,兴鸿安公司始终认可宿陲婴、姚英明的股东身份,两份《股东名册》明显与事实不符,涉嫌伪造。结合兴鸿安公司十年来的多次変更工商登记,足以说明兴鸿安公司的股权没有变动。六、一审法院对宿陲婴、姚英明与刘凤英、迟晓杰之间的合同效力纠纷案件无管辖权。湛湧、刘丽岩请求法院确认宿陲婴、姚英明与刘凤英、迟晓杰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属于合同纠纷,不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本应另案审理,且因合同的相对性,还应分别审理。特别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属于合同纠纷,应由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宿陲婴、姚英明、刘风英、迟晓杰四个被告所在地均不在铁西区,而股权转让合同为权利转让合同,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接受货币的宿陲婴、姚英明亦不在铁西区。因此铁西区法院对两无效合同纠纷案件均无管辖权。七、刘凤英、迟晓杰受让股权属于善意取得。首先、宿陲婴、姚英明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刘风英、迟晓杰,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是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其次、即使宿陲婴、姚英明构成无权处分,刘风英、迟晓杰也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兴鸿安公司的股权。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刘风英、迟晓杰在受让股权时并不知晓湛湧、刘丽岩与宿陲婴、姚英明之间存在股权纠纷,刘风英、迟晓杰在査询公司登记时,也没有发现案涉股权存在异常,刘风英、退晓杰有理由相信宿陲婴、姚英明是有权处分,因此该受让属于善意;同时,刘风英、迟晓杰受让股权的价格是合理的,当时兴鸿安公司浄资产为负值,刘风英、迟晓杰以500万元的价格受让兴鸿安公司股权,价格并不低;最后,刘风英、迟晓杰受让股权已经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依《公司法》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至于一审判决所称的刘风英、迟晓杰受让股权时未到兴鸿安公司查看,未对公司资产、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等,这并不是受让股权的必备要件。按照一审判决,湛湧、刘丽岩受让股权时也没有对公司资产、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甚至连股权价格都没有写明,他们的股权转让合同可以合法有效,刘凤英、迟晓杰的股权转让合同却被判定无效,显然一审判决的逻辑是荒谬的。再者,一审判决称宿陲婴、姚英明未收到转让款就将股权过户不符合股权转让交易习惯,现实生活中,出让方未收到转让款就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比比皆是,而且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公司行为,出让方是否收到转让款是履行合同行为,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说到交易习惯,一审判决将兴鸿安公司借款视为湛湧、刘丽岩与宿陲婴姚英明的股权转让款才不符合交易习惯,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股权交易双方将目标公司借款作为股权转让款的范例。最后,一审判决称迟晓杰、刘凤英仅支付部分对价就不符合善意取得,更是于法无据。因为在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余款付款期限前,迟晓杰、刘风英收到法院传票,参加本案诉讼,当然停止支付。难道在发生纠纷后,退晓杰、刘风英还必须履行支付义务,否则就会导致合同无效,一审判决显然没有道理。合同无效与合同是否履行没有任何关系,受让股权的善意取得要件也不是支付全部对价,而是办理变更登记。终上所述,五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审理期间，上诉人姚英明在上诉人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增加以下内容：1.对于被上诉人湛湧、刘丽岩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姚英明”签名的真实性我方提出异议，并再次提出申请鉴定。同时，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签字的形成时间一并申请鉴定。理由是鉴定结果，能够对签名的真伪予以证明，也能对是否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得出结论。另外就是对“2009年7月份的股东名册”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予以鉴定。本案，一是历史时间久远，二是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我的委托人实际上是不知情、被动、甚至是某种层面上的受害者。我方提出鉴定的申请即包括是否为本人亲笔签名和笔迹形成时间，以及股东名册形成时间三个方面的鉴定，才能综合考量，查明事实真相，维护我的委托人合法权益。2.关于一审判决书第30页底部-31页上部“姚英明对6000万元一事以及将兴鸿安公司后续经营权交接给原告均是知晓并同意的，故对“宿陲婴”“姚英明”“湛湧”“刘丽岩”是否为本人签字进行鉴定的请求并不影响股权转让成立及履行事实的认定，确无进行鉴定的必须要性。”首先，我的委托人对6000万元一事并不完全知晓，换句话说，只知道是公司的借款，退一步讲，如果是私下商定的股权转让款，那也只可能是湛湧与宿陲婴之间侵害我方权益的行为。同时，我方对兴鸿安公司后续经营权交接一事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无所谓同意或不同意。其次，假使对股权转让协议上“姚英明”的签名鉴定结论是本人签名，协议即使成立，但我方既不知晓股权转让对价款是多少，亦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的对价款，股权转让没有实际履行，我方的股权转让并未发生生效并发生变动。而我方只与刘凤英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实际履行。3.我方在与上诉人刘凤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取得10%对价款后，曾向刘凤英主张过协议的继续履行，但刘凤英以存在股权纠纷为由，要求暂缓履行。另外，退一步讲，如果法院认定我方与被上诉人湛湧、刘丽岩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但我方未收到其任何股权对价款，从被上诉人湛湧、刘丽岩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看不出来我方应收多少对价款。为了维护我方的权益，我方不得不自行寻找证据，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民终1293号，得知上诉人湛湧购买宿陲婴80%股权费用为6000万元，那么我方20%股权应作对价1500万元，所以湛湧、刘丽岩应各向我方至少支付750万元的股权对价款才对。4.我方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刘凤英系有权转让，应受法律保护。第一，湛湧与宿陲婴之间的6000万，与我无关，我方一直不知情；第二，2009年7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姚英明真实意思表示，也从未实际履行，不能成立；第三，姚英明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款，在姚英明转让给刘凤英之前一直是合法的股权所有人，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第四，姚英明与刘凤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姚英明从未实际转让过案涉股权，否则我方不必再次低价转让股权，而应当是向湛勇、刘丽岩主张各自750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款才符合实情。所以，我的委托人与刘凤英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受法律保护的正规商业行为。综上，姚英明作为公司的股东，投资目的很明显，并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姚英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让了股权，但当自己处分该股权时，却被定性为非法转让。姚英明的合法权益一而再再而三受到非法侵害。首先是，湛湧与宿陲婴之间的6000万元借款，我方所知晓的是公司与湛湧之间的借款，但从法院的判决来看，至少法院判决为6000万系支付宿陲婴80%的股份转让对价款，那么我的委托人姚英明的20%股权转让对价就应该是1500万，这还得是在姚英明同意的情况下，但姚英明从未得到一分钱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其次，在姚英明转让名下股权时，仅收到了10万元的股权对价款，就因为涉及股权纠纷而对方暂停履行，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更意外的是姚英明的股权转让合法商业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非法。可以说，姚英明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侵害，更无法知道最终的权利保护会走向何方，但我方肯定会保留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权力。只能等待法院的最终判决，尔后再主张维护合法权益。上诉人兴鸿安公司就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增加以下内容：一、一审法院认定6000万公司借款即为股东股权转让对价款，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二被上诉人不享有兴鸿安公司股东资格，二审法院依法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1.被上诉人湛湧与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6月3日签订借款《协议书》，当日兴鸿安公司收到湛湧6000万元借款，兴鸿安公司给湛湧出具了收据，结合此笔款项使用情况，相继支付给政府土地中心和多家涉案拆迁土地上拆迁补偿法人单位，及后期湛勇代管经营兴鸿安公司期间于2010年8-10月间以兴鸿安公司名义从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处贷款9700万用于偿还兴鸿安公司实际控制人借款等事实，足以说明2009年6月3日湛湧与兴鸿安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并支付的6000万元是兴鸿安公司向湛勇的借款，而决非打给兴鸿安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款。另通过一审庭审，原告的代理人也陈述自认其对出借给兴鸿安公司6000万元的事实，是怕公司不能取得土地，担心资金不能按期回笼，进而与兴鸿安公司股东宿陲婴、姚英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陈述明显也否定了与宿陲婴、姚英明是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再结合《股权转让协议》文本约定内容和双方签字落款时间可知该协议只具有担保借款按期回笼的用途，即该协议签订是为保证兴鸿安公司如期还款而签订的具有让与担保性质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对价及交割方式、交割时间等股权转让核心必备条款，不符合股权转让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公司股东宿陲婴和姚英明在《股权转让协议》落款签字时间为2009年6月3日，而湛勇和刘丽岩签字时间为2009年7月14日，明显是依据湛勇和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6月2日签订借款《协议书》中约定一个月还款期到期未还款后湛勇和刘丽岩才签字成立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之规定，在二被上诉人自认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非真实转让的意思表示且无法举证证明其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及此后在接手兴鸿安公司运营后从未向公司主张过签发出资证明书，以及从未以自身公司股东身份履行或行使过任何股东固有权利，基于以上事实，二被上诉人不应享有兴鸿安公司股东资格，一审判决错误。2.二被上诉人至接受宿陲婴、姚英明授权委托接管兴鸿安公司经营担任法定代表人后，其取得公司经营权经营的行为，并不等于取得公司股东权利。即使在湛勇和刘丽岩于2009年7月14日签字成立《股权转让协议》并生效，兴鸿安公司仍然认可并授权公司股东宿陲婴行使兴鸿安公司股东权利，其多次与铁西区政府协调拟摘牌土地的用地性质和具体摘牌事宜，直至2009年11月兴鸿安公司成功摘牌，另外在此后长达10余年公司经营期间，二被上诉人从未依法进行公司章程股东修改、股东名册变更及工商登记股东变更等股东变更的实质行为，只是负责经营管理公司运营，而作为兴鸿安公司股东的宿陲婴、姚英明依然以股东身份多次行使股东权利，形成兴鸿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进行多次工商变更登记事宜，从未形成任何关于变更公司股东的股东会决议报予公司，而二被上诉人也均没有向公司主张对股权进行变更，足以说明二被上诉人不是更不想成为兴鸿安公司股东。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事实真相及本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认定湛湧接手兴鸿安公司后，兴鸿安公司即将股东名册的股东变更为湛湧、刘丽岩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且决绝兴鸿安公司申请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股东名册》形成时间的鉴定是严重的程序违法，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民事诉讼权利。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兴鸿安公司从未形成股东变更的股东会决议并将股东名册股东变更为湛湧、刘丽岩，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虚假《股东名册》，涉嫌伪造证据，一审中，兴鸿安公司也提出请求对两份《股东名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为这两份《股东名册》存在明显造假，其形成记载时间与兴鸿安公司十年来所有的经营和工商文件材料相矛盾。但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且就上诉人提出对股东名册形成时间委托省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意见未予采纳，认为两份股东名册形成时间不影响股权归属是严重事实认定错误和程序违法。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三条关于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履行相关行为的规定，公司出具股东名册时间直接关系股权是否已实际转让完成及确认股权变动归属的重要标准之一，本案湛湧经营兴鸿安公司期间从2009年6月至2019年8月十年来公司从未形成过这两份股东名册，上诉人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两份股东名册真伪。一审法院有义务审查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有责任查明事实真相。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不仅剥夺了当事人举证权利，还将存疑证据作为定案依据，事实上根据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查询的涉案土地竞买资料可知，2009年11月2日兴鸿安公司依然使用由股东宿陲婴、姚英明做出《股东会决议》决定竞买案涉摘牌土地，足以表明兴鸿安公司始终认可宿陲婴、姚英明的股东身份，而两份《股东名册》形成时间明显与事实不符，涉嫌伪造。在此，上诉人再次向二审法庭提出申请对涉案两份《股东名册》形成时间依法进行司法鉴定。三、一审认定湛湧借兴鸿安公司6000万元借款并未偿还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故被上诉人主张享有公司股东权利的诉请已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兴鸿安公司于2010年8月至10月期间从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以“用于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为名贷款1亿元后，就将此笔贷款中9700万元分两次支付给湛勇个人用于偿还6000万借款本金及利息，此一系列转账行为均是基于2009年6月2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中借款6000万而为之，故双方当初合意形成的借贷法律关系才是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并无实际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现被上诉人已实现经营管理兴鸿安公司目的并取得涉案土地，湛勇与兴鸿安公司借贷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作为担保借款6000万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无存在必要和价值。被上诉人本不享有兴鸿安公司股东资格。相反，基于上述已还款事实，被上诉人无权再行使公司经营权，应向公司合法股东交还公司财产、印章、财务账簿及公司经营管理权。四、如按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兴鸿安公司在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贷款的事实是公司行为，汇入湛勇个人账户只是公司资金的短期归集，湛勇已于次年归还”，被上诉人湛勇因占有此笔公司贷款资金超过3个月未归还已涉嫌挪用资金罪。如一审判决认定的2010年8月至10月间湛勇从兴鸿安公司账户内提取至个人账户9700万不是清偿其个人向公司6000万借款的行为，而湛勇分别于2011年12月26日、2012年1月9日、1月10日向兴鸿安公司分别转回8500万元、1460万元、400万元款项是归还此前兴鸿安公司向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偿还1亿元贷款的事实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2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湛勇已涉嫌刑事犯罪，且以上银行流水记录均是被上诉人单方有意选择性提供并多处涂抹，现上诉人申请法庭依职权调取湛勇经营兴鸿安公司期间在哈尔滨银行沈阳分行的全部银行流水，以便查清事实。综上，代理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提供证明其与宿陲婴、姚英明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事实，湛勇和刘丽岩也从未按照《公司法》依法向兴鸿安公司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兴鸿安公司更无义务确认被上诉人股东资格，故请求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公平的审理本案。依法改判驳回原告对我方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上诉人刘凤英就其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增加以下内容：姚英明已将案涉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刘凤英,双方的股权交易已经履行完毕，受法律保护。1.首先，姚英明与湛勇、刘丽岩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即便认定湛勇曾向宿陲婴支付过6000万股权转让款，但是湛勇、刘丽岩并没有向姚英明支付过股权转让款，因此姚英明有权处分其占有的百分之二十的股权，我方与姚英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有效。其次，我方与姚英明交易股权转让时，二被上诉人与宿陲婴、姚英明并不存在股权纠纷，且我方经工商登记查询，并没有发现案涉股权存在异常，所登记的股东信息就是宿陲婴及姚英明，姚英明与我方的处分行为是有权处分，我方与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并已经履行，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定宿陲婴、姚英明的处分行为是无权处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即使姚英明构成无权处分，我方也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案涉公司的股权。一审法院仅以我方在受让时没有查阅公司财务账目为由推断我方未尽审查义务，属主观臆断，法律没有规定，股权转让时必须经过查阅公司财务账目，所以一审此处认定有误。另外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未全部完成，是因为我方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没到。且在履行过程中，收到了人民法院的传票，发现本案股权存在纠纷，所以就停止支付了。但并不影响我方与宿陲婴、姚英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上诉人迟晓杰就其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增加以下内容：一审认定我方与宿陲婴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宿陲婴与湛湧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如果是真实的，宿陲婴可能涉嫌一股二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两份股权转让协议都应当有效，宿陲婴与湛湧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也没有对公司资产进行评估。依据现有证据也没有支付任何一笔款项，相同的理由法院却认定我方是无效的，属于主观臆断。即使找找善意取得制度，我方也构成善意，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湛湧、刘丽岩辩称，一、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就以同样理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铁西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该异议后，上诉人又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辽01民辖终160号”生效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故上诉人在本案二审中无权就本案管辖再次提出异议，《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的第一项及第六项不应得到采纳。二、关于本案应否中止诉讼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情况下，应当中止诉讼。本案系湛湧、刘丽岩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并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以及确认宿陲婴、姚英明与迟晓杰、刘凤英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另案系宿陲婴请求解除与湛湧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两案虽有一定关联，但案由不同、主体不同，审理范围和适用法律均不相同，且另案查明的主要事实（即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在本案一审中也进行了全面、独立的审查，审查结果结合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足以作出本案判决，故本案无需等待另案审理结果作为依据，不应中止诉讼。此外，另案已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该案一审判决，驳回了宿陲婴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诉讼请求，认定宿陲婴与湛湧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存续且已实际履行，与本案一审确认湛湧股东资格的结果完全相符，故本案二审中再行讨论本案应否中止诉讼的问题已无任何实际意义，恳请合议庭不予采纳。三、关于6000万元的性质。（一）6000万性质是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2009年6月3日，双方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后，宿陲婴将签署完毕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兴鸿安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交给湛湧，要求湛湧与兴鸿安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并通过公司账户打款6000万元。湛湧当日即将6000万元转至兴鸿安公司账户，6月8日、9日期间，宿陲婴将6000万元全部转至其个人控制的关联公司账户。由于《协议书》中包含湛湧向兴鸿安公司提供6000万元借款的内容，宿陲婴主张该6000万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一审法院结合宿陲婴、姚英明在同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事实、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也是6000万的事实、《协议书》最后一段的内容、宿陲婴将6000万元悉数转至其控制的关联公司的事实、双方对公司经营控制权进行交割的事实、宿陲婴和姚英明退出目标公司经营以及湛湧、刘丽岩在之后的十余年实际控制和经营目标公司的事实，综合认定60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即“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具体而言，从宿陲婴、姚英明的角度来说，如果6000万真的是湛湧对兴鸿安公司的借款，第一，《协议书》中不应该约定兴鸿安公司收到湛湧全部借款之日起，将兴鸿安公司委托湛湧经营，湛湧不负责处理公司委托经营前的全部债权债务，宿陲婴不干预湛湧的经营活动，不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等内容，这些内容显然是在进行股权交割，和借款没有任何关联；第二，如果6000万真的是对公司的借款，宿陲婴不应该将6000万全部转走，且其中的2000多万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再也没有转回公司；第三，如果6000万真的是借款，借款期限只有1个月，宿陲婴没有任何理由在借款未到期时就和湛湧办理各种交接，将公司的所有印鉴、原始资料、财务账册等经营控制权全部转移给湛湧；第四，如果6000万是借款而不是股权转让款，宿陲婴、姚英明作为股东，没有理由仅因为一笔借款就彻底退出公司，放弃对公司的决策权、分红权甚至知情权，在过去10多年中对公司情况不闻不问，甚至和湛湧之间没有任何联络。从湛湧的角度来说，第一，如果真如宿陲婴所主张的，双方在6月3日同时建立了借款和股权转让两个法律关系，且数额都是6000万，湛湧没有理由以6000万的无息借款仅仅换取经营权，却不用这6000万直接购买股权；第二，如果6000万真的是借款，湛湧不可能过了10年还不要求公司还款，还是在明知6000万中有2000多万早已被宿陲婴转走的情况下；第三，如果6000万真的是借款，湛湧只是公司的债权人而非股东，其没有理由在6000万尚未归还的情况下，又为公司提供大量的低息借款、无偿担保，甚至为他人补缴700万注册资本，并且10多年来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来经营公司，对公司大小事项进行管理和决策。因此宿陲婴、姚英明主张6000万系借款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和商业惯例，本案一审法院和另案两审法院各自经过独立审理后，均未采信这一主张，恳请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维持。（二）上诉人主张6000万中的2000多万元转给宿陲婴关联公司是为了支付拆迁安置费没有事实依据。兴鸿安公司用于开发的地块原本属于沈阳凯大汽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2008年3月，铁西区土储中心与凯大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将该地块正式收回。2008年6月，政府将该地块重新挂牌出让，宿陲婴以个人名义摘得该地块。2009年7月24日，宿陲婴将该地块的土地竞得人变更为兴鸿安公司。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9月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并于2009年12月28日与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铁西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出让人同意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应达到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土地条件：（一）场地平整达到宗地内场地平整；周围基础设施达到五通一平”。其中“宗地内场地平整”的土地条件表明该土地为净地出让，故兴鸿安公司只需向政府支付约定的土地出让金即可，场地内的拆迁安置补偿均由出让人即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铁西分局负责，兴鸿安公司无需向任何其他单位或个人承担额外费用，尤其不负有向原用地单位支付拆迁补偿款的义务。此外，按照当年的政策规定，在兴鸿安公司乃至宿陲婴个人摘取案涉土地前，国家已经明文禁止地方政府“未经拆迁安置补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而直接供应土地”，因此不可能出现上诉人所主张的由土地受让人负责拆迁安置补偿的情形。如国务院于2008年1月3日发布的《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储备土地出让前，应当处理好土地的产权、安置补偿等法律经济关系，完成必要的前期开发，缩短开发周期，防止形成新的闲置土地”，国土资源部于2008年1月29日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的通知》第四条也明确规定，“严格城市土地管理，严禁未经拆迁安置补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而直接供应土地，发放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至于上诉人主张兴鸿安公司向沈阳兴鸿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支付2599.997万元的性质是拆迁补偿款，其并未向法庭提供拆迁补偿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如果按照上诉人的主张，由兴鸿安公司负责对原用地单位进行拆迁补偿，则原土地使用权人及房屋所有权人凯大公司应该得到最多的补偿，但事实上凯大公司并未从兴鸿安公司处得到任何补偿，并且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从未向兴鸿安公司主张过拆迁补偿，二者之间也没有签订任何补偿协议，反而是政府和凯大公司之间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明显是捏造事实，且上诉人的该项主张在本案一审和另案一审中从未提出，恳请二审法院不予采信。（三）上诉人主张6000万已经由兴鸿安公司归还给湛湧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一审中，湛湧、刘丽岩为证明自己成为公司股东后实际履行了股东义务，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兴鸿安公司与哈尔滨银行的借款合同，以及湛湧以个人存单提供担保的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贷款金额共计1亿元，湛湧质押的个人存单价值1.12亿元。但上诉人在庭审中取得该份材料后，不仅不尊重事实认可湛湧、刘丽岩的股东身份，反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主张该项借款中有6000万用于归还湛湧对兴鸿安公司的借款，从而间接证明当年宿陲婴收取的6000万性质是借款。一审法院通过调查取证，已经查清了兴鸿安公司该笔贷款的资金走向，即兴鸿安公司收到1亿元贷款后，将其中的9700万转给湛湧，借款期限届满后，湛湧向兴鸿安公司转回1.036亿元，兴鸿安公司于收款当日向哈尔滨银行归还了本息共计1.00136324亿元。从资金流向中可以清楚看到，湛湧仅在资金使用期间对其进行了短暂归集，并未实际占有兴鸿安公司的资金，更未发生上诉人所捏造的归还6000万元情况。上诉人取得了该笔资金走向的完整银行流水后（共计7页），只截取其中兴鸿安公司向湛湧转账9700万的2页，用于证明兴鸿安公司向湛湧归还了借款，明显是捏造事实、欺骗法庭，恳请二审法院不予采信。四、关于委托经营。首先，上诉人主张湛湧、刘丽岩系兴鸿安公司聘请的公司管理人员，双方之间建立了委托经营关系，所依据的全部事实就是《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然而从相关表述的文义上看，虽然文本中出现了“委托经营”的字眼，但结合上下文的内容，尤其是“委托经营”后湛湧不负责处理公司之前的全部债权债务、宿陲婴不参与公司的利益分配的安排，显然更加符合股权交割的内涵，而非委托经营，如湛湧只是代表宿陲婴来经营公司，公司之前的债权债务也属于公司重要事项，没有理由湛湧接受委托后不予处理，且股东最重要的权益就是分红权，如宿陲婴、姚英明委托湛湧经营后，连分红权都放弃了，显然不符合公司法的常识。其次，委托经营法律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有关于委托期限、委托事项范围、经营目标和支付报酬的明确约定，然而两份文件中并没有关于“委托经营”的详细约定，一审开庭时主审法官就相关事项进行询问时，上诉人口头主张委托期限就是公司经营期限，报酬为湛湧给自己开工资，一方面不符合委托经营关系的商业惯例，另一方面缺乏证据佐证，显然是编造事实、欺骗法庭。再次，从湛湧、刘丽岩10余年来对兴鸿安公司实际投入的人力、财力来看，二者显然不是单纯的受托经营，而是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权利主要包含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知情权和分红权，股东义务主要就是缴纳注册资本。实践中，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股东除了缴纳注册资本之外，往往还要为项目开发提供股东借款，以及为公司办理银行开发贷款提供担保。本案中：第一，湛湧、刘丽岩自2009年以来对兴鸿安公司拥有持续的、完全的控制权，对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事项（包括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融资计划、预决算方案等）进行决策，期间公司经过三次工商变更（2009年补缴注册资本、2014年变更公司营业范围、2018年变更经营期限），后两次还修改了公司章程，都是在湛湧、刘丽岩的决策下进行的，宿陲婴、姚英明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参与，因此湛湧、刘丽岩一直对公司行使着股东决策权。第二，公司在存续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有重要文件（包括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历年审计报告、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各类证书、对外签订的合同等等）和财务资料，一直由湛湧、刘丽岩安排人员实际保管，二人对公司情况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而宿陲婴、姚英明自2009年将公司交接给湛湧后，就再未参与过公司经营，且在过去十余年间从未就公司情况与湛湧、刘丽岩有过任何联络，而这期间公司唯一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已开发完毕。第三，湛湧、刘丽岩控制公司期间不仅补缴了700万注册资本，还出资购买了项目土地，在项目初期向公司提供了低息借款和无偿担保，显然是在履行股东义务，而非上诉人所主张的委托经营。五、关于两份《股东名册》的真实性。首先，湛湧、刘丽岩提出该份证据时，同时提交了原件予以核对，且两份《股东名册》上均有兴鸿安公司的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其次，湛湧、刘丽岩共提出两份《股东名册》，其中一份载明的实缴出资额为300万（并注明余额交付期限为2010年），出资时间为2009年7月14日，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湛湧的签字日期相符；另一份载明的实缴出资额为1000万，出资时间为2009年12月15日，与湛湧补缴700万注册资本的日期相符，从中完全可以推定两份《股东名册》的制作时间分别为2009年7月14日和2009年12月15日。再次，在（2019）辽0106民初9378号宿陲婴诉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兴鸿安公司作为被告，早在2019年7月9日就将两份《股东名册》提交给铁西区人民法院作为证据使用，证明目的为兴鸿安公司已经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股东变更为湛湧持有90%股权、刘丽岩持有10%股权，表明《股东名册》的制作者兴鸿安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是完全认可的，也证明《股东名册》不可能形成于本案诉讼期间。因此，湛湧已经完成了《股东名册》的举证义务，宿陲婴主张《股东名册》为湛湧在诉讼期间制作的虚假证据，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中，宿陲婴申请对《股东名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法院也委托了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因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事项超出该所技术能力范围，导致鉴定工作客观上无法进行。宿陲婴又要求法院委托司法部直属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七条第二款、最高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法司[2017]19号文及法司[2007]46号文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诉讼活动中，需要进行司法鉴定时，不能委托‘司法部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故一审法院未同意宿陲婴的申请，并在判决书中进行了释明。至此，关于《股东名册》的真实性问题，宿陲婴虽口头上提出异议，但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一审判决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妥。六、关于善意取得。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上诉人迟晓杰、刘凤英在与宿陲婴、姚英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既非“善意”，也未支付合理对价，无权按照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相应股权。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关于“善意”的认定标准，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规定，“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而关于“重大过失”的标准，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规定，“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本案中，上诉人迟晓杰、刘凤英要整体购买一家资产数千万的公司，没有去公司实地走访，没有对公司的资质、业务、人员、项目开发的情况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委托第三方对公司进行审计、评估，也没有取得任何加盖公章的公司文件，甚至没有和法定代表人碰面或通过电话，就直接签了股权转让合同、去工商做了变更，而办理变更登记时，宿陲婴和姚英明既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公章，仅在《股东会决议》中声明“法定代表人侵害我公司股东权益，私自扣留公司印鉴及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公司内部控制明显存在巨大风险，上诉人迟晓杰、刘凤英也未进行任何形式的核查，显然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所谓的“股权转让”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上诉人迟晓杰、刘凤英对此具有重大过失，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二，关于“合理价格”的认定标准，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宿陲婴等四人转让的标的为股权，股权的价值是基于兴鸿安公司的审计和评估结果来确定，然而四人手中没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站上的《2018年度报告》也未公示公司的资产状况，双方也没有对公司进行审计或评估，根本就无从得知公司的股权价值是多少，双方仅凭协商就确定兴鸿安公司80%股权的转让款为400万，20%股权的转让款为500万，明显不合常理。即使按照双方约定的900万元价款，迟晓杰也仅支付了40万元（合同价款的10%），刘凤英也只支付了10万（合同价款的2%），显然没有支付合理价格。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结果公正，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湛湧、刘丽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湛湧系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90%股权；2、确认原告刘丽岩系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10%股权；3、确认被告宿陲婴与迟晓杰就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0%股权转让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转让行为无效；4、确认被告姚英明与刘凤英就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转让行为无效；5、判令被告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迟晓杰立即配合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名义上持有的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0%股权过户到原告湛湧名下；6、判令被告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凤英立即配合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名义上持有的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股权过户到原告湛湧名下；7、判令被告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凤英立即配合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名义上持有的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股权过户到原告刘丽岩名下；8、判令被告宿陲婴、姚英明、迟晓杰与刘凤英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兴鸿安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6日，公司原始登记股东为被告宿陲婴及姚英明。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宿陲婴认缴出资8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80%，姚英明认缴出资20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20%。公司设立时实缴注册资本3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2009年6月3日，兴鸿安公司与原告湛湧签订《协议书》一份（落款处有宿陲婴签字），内容为：湛湧（甲方，出借人）无偿借给乙方（兴鸿安公司）人民币6000万元，乙方同意用兴鸿安公司的资产担保。借款时间自2009年6月3日起至2009年7月3日止，借款期限一个月，乙方借款不支付利息。借款期限届满时甲方通知乙方还款，乙方应立即还款。乙方如果不能及时还款，甲方可以处置兴鸿安公司的股权。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借款之日起，将兴鸿安公司委托甲方经营，甲方不负责处理公司委托经营前的全部债权债务，乙方不干预甲方的利益分配。同日，兴鸿安公司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宿陲婴将持有的80%的股权转让给湛湧，姚英明将持有的10%股权转让给湛湧、10%的股权转让给刘丽岩，股东会决议有宿陲婴及姚英明签字。同日，宿陲婴向湛湧提交了该《股东会决议》以及一份其本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姚英明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为将宿陲婴持有的兴鸿安公司80%的股权、姚英明持有的兴鸿安公司10%股权转让给湛湧，姚英明将其持有的兴鸿安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刘丽岩。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均约定2009年6月2日之前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处理，与股权受让方无关。由股权受让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承担相关费用，股权转让方予以协助。股权受让方湛湧、刘丽岩于2009年7月14日在《股权转让协议书》落款处签名确认。2009年6月3日，湛湧分两次将6000万元汇入兴鸿安公司账户中。2009年6月8日、6月9日，兴鸿安公司依照宿陲婴的指示，将6000万元扣除手续费之外的余款均转入由宿陲婴实际控制或担任股东的沈阳凯大汽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账户中。2009年6月10日，辽宁立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受兴鸿安公司委托对兴鸿安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作出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所附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兴鸿安公司的负债及所有者权益为300万元，并披露2008年6月30日由宿陲婴个人名义中购买的原凯大加油站地块，正在办理更名为兴鸿安公司的相关手续。2009年6月15日，兴鸿安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选举湛湧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免去宿陲婴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职务。6月19日，宿陲婴指示工作人员将兴鸿安公司的名称章、财务专用章、公章、合同专用章、现金收讫章、现金付讫张、转账收讫章、转账付讫章等与原告方进行了交接。原告湛湧接手兴鸿安公司后，变更了法定代表人为湛湧，重新开立了兴鸿安公司的银行基本账户、变更了公司税务登记表，并将兴鸿安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为湛湧、刘丽岩（其中湛湧认缴出资900万元，刘丽岩认缴出资100万元）。2009年12月15日，湛湧于广发银行取现金700万元并于当日在该行向兴鸿安公司补缴了剩余的7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原告以宿陲婴的名义补缴560万元，以姚英明的名义补缴140万元。2009年9月16日由宿陲婴控制的案外人沈阳凯大汽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向兴鸿安公司转款37,954,320元，兴鸿安公司使用该款项支付了开发地块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009年8月3日至2010年11月27日，刘丽岩和案外人湛亮（湛湧之子）以公司借款的形式向兴鸿安公司投资4000万元用于瀚都项目的开发建设。为满足兴鸿安公司开发建设要求，湛湧代表鸿安公司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于2010年8月23日、2010年10月29日，签订了两份《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向该行分别借款8100万元及1900万元（合同中记载的借款目的为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湛湧以其自有的存单对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或保证担保。兴鸿安公司于2010年8月23日收到银行放款8100万元后，湛勇于2018年8月24日将800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2010年10月29日兴鸿安公司收到银行放款1900万元后，湛湧将其中170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2011年12月26日，湛湧转账至公司账户8500万元，用于同日兴鸿安公司向银行归还8100万元合同项下的部分本金6400万元及1900万元合同项下的还本付息19017548元。2012年1月9日、1月10日湛湧分别转账至公司账户1460万元、400万元，2012年1月9日兴鸿安公司向银行偿还8100万元合同项下的本息17118776元。据此可以认定，兴鸿安公司的前述两项银行贷款并非用于被告所主张的偿还湛湧个人6000万元。且鸿安公司银行流水显示2010年8月23日至2012年1月10日期间，刘丽岩为公司投入5000余万元。兴鸿安公司在成立之后，仅开发了“瀚都大厦”项目，该项目于2015年6月竣工验收，相关的手续办理、建设、装修、销售等职责均由湛湧、刘丽岩履行。原告湛湧、刘丽岩系亲属关系，湛湧自认其支付的6000万元及补缴的资本金700万元里包含刘丽岩的款项。另查明，兴鸿安公司在2009年12月15日修改公司实缴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9月17增加经营范围、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及2018年5月31日延长公司经营期限的股东会决议均由原告经营期间原告作出，其中决议上“宿陲婴”、“姚英明”签字均为原告找公司工作人员代签，对此，宿陲婴及姚英明也表示不是其本人签订。再查明，2019年8月18日，被告宿陲婴与迟晓杰签订了《股权收购合同》，约定宿陲婴将自己持有的兴鸿安公司80%股权转让给迟晓杰，转让价格总计人民币400万元整，迟晓杰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10%价款，6个月内支付40%价款，12个月内支付50%价款。2019年8月18日，被告姚英明与刘凤英签订了《股权收购合同》，约定姚英明将自己持有的兴鸿安公司20%股权转让给刘凤英，转让价格500万元，刘凤英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10%价款，6个月内支付40%价款，12个月内支付50%价款。2019年8月26日，被告宿陲婴、姚英明与迟晓杰、刘凤英共同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兴鸿安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宿陲婴将其名下的80%股权过户给迟晓杰，姚英明将其名下的20%股权过户给刘凤英，同时将法定代表人由湛湧变更为宿陲婴，并换发了公司营业执照。宿陲婴以兴鸿安公司名义申请重新刻制公司印章。该公司以新营业执照上记载的身份参与诉讼并以新公章向法庭提交材料。9月18日，被告迟晓杰向宿陲婴转账40万元，附言为“收购股权款”。9月16日，被告刘凤英向姚英明转账10万元，附言为“收购股权款”。公司成立以来“瀚都大厦”项目的档案资料、公司财务资料均在在两原告经营该公司期间的经营场所处保存。迟晓杰、刘凤英在受让股权时未到公司经营场所查看公司相关财务资料或项目运营情况，也未就公司资产、股权价值等委托相关部门进行评估。又查明，2019年6月，宿陲婴以股东知情权纠纷为由起诉了兴鸿安公司，后撤诉。2019年7月，湛湧、刘丽岩分别起诉宿陲婴、姚英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撤诉。2020年6月，宿陲婴起诉湛湧要求解除二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一审判决（案号（2020）辽01民初719号），驳回宿陲婴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上诉中。宿陲婴在（2020）辽01民初719号该案的起诉状中自认，其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当时被告承诺转让款6000万元，只不过其认为湛湧没有给付6000万元，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原告与宿陲婴、姚英明之间否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及原告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虽然原告与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6月3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原告无偿借给兴鸿安公司6000万元，但结合被告宿陲婴、姚英明在同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协议书》最后一段内容（即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借款之日起，将兴鸿安公司委托甲方经营，甲方不负责处理委托经营前的全部债权债务，乙方不干预甲方经营活动，不参与甲方的利益分配）的约定，以及原告将6000万元按宿陲婴指示转给其控制的公司、双方对兴鸿安公司经营控制权的交割、被告宿陲婴、姚英明退出公司经营、原告承接公司后十余年实际控制、经营等事实来看，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宿陲婴、姚英明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且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向被告支付的60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且在另案宿陲婴提交的起诉状中其也认可与湛湧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为6000万元，只不过认为该协议因湛湧没有给付股权转让款没有实际履行，故本案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宿陲婴、姚英明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原告从被告宿陲婴、姚英明处已受让取得兴鸿安公司的股权，并在取得股权后实际行使了补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延长经营期限等重大决策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在“瀚都大厦”项目相关手续的办理，资金筹集、建设、销售等过程履行股东职责。虽两人未在工商行政部门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但工商登记仅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不影响对原告股东资格的认定，故本院依法确认原告湛湧具有股东资格，享有兴鸿安公司90%的股权，原告刘丽岩具有股东资格，享有兴鸿安公司10%享有公司股权。关于被告宿陲婴、姚英明所称股东名册形成时间虚假的问题，因该两份股东名册是原告经营期间形成的，至于时间是否形成于股东名册实际记载的时间并不影响结合其他大量证据对当事人之间关于股权归属事实的认定，而且股东名册的外在表现主要作用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故就被告提出的对股东名册形成时间委托省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意见未予采纳。关于被告辩称6000万元系兴鸿安借款且已经还清的的问题，因60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的性质前述已论述，不再赘述。该转让款系原告向宿陲婴、姚英明交付的股权转让款，虽然宿陲婴控制的沈阳凯大汽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16日向兴鸿安公司转款37，954，320元，兴鸿安公司使用该款项支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但该转款系因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2009年6月2日之前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让方按出资比例负责处理，与股权受让方无关的约定，本案宿陲婴摘牌土地应交纳的相关土地费用是发生在2009年6月2日之前的公司债务，由原转让方宿陲婴负责该债务，承担该费用是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债务负担的约定，也正印证了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被告主张的还款。关于后期兴鸿安公司向银行贷款被告认为是公司偿还原告6000万元的借款的主张，本院认为，该款首先与股权转让方宿陲婴、姚英明无关，且从公司银行流水中能看出，该银行借款也并未实际用于偿还原告，故对被告该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其他鉴定问题，宿陲婴、姚英明要求对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的“宿陲婴”、“姚英明”、“湛湧”、“刘丽岩”、“2009年6月3日”、“2009-7-14”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在案件陈述中，宿陲婴认可股东会决议均是2009年6月3日宿陲婴、姚英明签订并由宿陲婴提交给原告，同日有宿陲婴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由宿陲婴本人提供给原告，有姚英明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同日交付给原告的，且姚英明对6000万元一事以及将兴鸿安公司后续经营权交接给原告均是知晓并同意的，故对被告申请鉴定签字形成时间以及对“宿陲婴”、“姚英明”、“湛湧”“刘丽岩”是否为本人签字进行鉴定的请求并不影响股权转让成立及履行事实的认定，确无进行鉴定必要性。另，即便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亦不能证明案涉协议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此外，本案姚英明的鉴定也因其未缴纳费用，终止鉴定。关于被告宿陲婴、姚英明与迟晓杰、刘凤英之间股权转让效力以及迟晓杰、刘凤英能否善意取得股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本案被告宿陲婴、姚英明在将股权转让给原告后，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仍登记在其名下的兴鸿安公司股权转让给迟晓杰、刘凤英，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而被告迟晓杰、刘凤英自认在双方签订《股权收购合同》时，未到兴鸿安公司查看公司财务状况及项目经营情况，也未对公司资产、股权价值等进行评估，而宿陲婴、姚英明在未收到任何转让款前，就将股权全部过至迟晓杰、刘凤英名下，上述行为显然不符合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习惯，迟晓杰、刘凤英从宿陲婴、姚英明处受让股权的价格也明显低于两原告从宿陲婴、姚英明处受让的价格，而迟晓杰仅支付10%对价，刘凤英支付2%对价，迟晓杰、刘凤英的受让行为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标准，迟晓杰、刘凤英、宿陲婴、姚英明的行为显然损害了原告的股东权利。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之规定，被告姚英明与刘凤英签订了《股权收购合同》以及宿陲婴与迟晓杰签订了《股权收购合同》均属于无效合同，迟晓杰、刘凤英不能据此取得相应股权。鉴于两原告系兴鸿安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兴鸿安公司股权，而目前兴鸿安公司的股权登记在迟晓杰、刘凤英名下，故兴鸿安公司、迟晓杰、刘凤英应当配合两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两原告名下。关于被告辩称，宿陲婴在本案立案后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要求解除宿陲婴与湛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案号2020辽01民初719号），本案应以该案终审结果为依据，本案应中止审理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立案在先，且本案在审理时也需审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及履行问题，故另案诉讼不影响本案的继续审理，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中止诉讼的情形，被告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湛湧系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90%股权；二、确认原告刘丽岩系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10%股权；三、确认被告宿陲婴与迟晓杰就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0%股权转让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无效；四、确认被告姚英明与刘凤英就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股权转让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无效；五、被告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迟晓杰、刘凤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原告湛湧、刘丽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其持有的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过户到原告湛湧、刘丽岩名下；六、驳回原告、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宿陲婴、姚英明、迟晓杰、刘凤英共同负担（原告已预交，由四被告直接给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其中，被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目的：证明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铁西分局和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案涉土地出让给兴鸿安公司。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出让土地应符合净地条件，故案涉土地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均与兴鸿安公司无关。2.工作联系单。证明目的：证明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曾就兴鸿安公司购买案涉土地的性质向沈阳市地税局铁西分局出具《工作联系单》，明确兴鸿安公司中买的案涉土地为净地出让，故兴鸿安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就案涉土地向凯大公司或其他主体支付拆迁补偿款。宿陲婴的质证意见为：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同意举证人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不仅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与兴鸿安公司无关;恰恰相反,结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土地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由兴鸿安公司负责。1.净地出让的前提是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根据沈阳市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以下称“土地中心”)与沈阳凯大汽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凯大公司”)于2008年3月2日订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第七条规定:“甲方(土地中心)同意为乙方(凯大公司)搬迁安置提供条件。具体条件由双方另行商议。”这表明,土地中心在收回凯大公司国有土地时,存在原国有土地使用单位的搬迁安置问题。土地中心只为凯大公司搬迁安置提供条件,并不负责搬迁安置补偿;土地中心与凯大公司除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外,并没有签订搬迁安置补偿协议。2.根据一审宿陲婴、姚英明、兴鸿安公司共同举证的证据七2009年11月11日《竞买申请书》,兴鸿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湛湧称“若实现中买,我们保证按《挂牌交易须知》的规定履行全部义务,并按期限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否则,履约保证金及支付给你单位的首期付款不予返还,并由我们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保证与原用地单位签订补偿协议后与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铁西分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履行相关审批手续。”，这表明,兴鸿安公司在竞买土地时,必须和原用地单位凯大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兴鸿安公司要负责(保证)对凯大公司(包括其他地上单位)搬迁安置补偿,而不是由政府安置补偿。这是兴鸿安公司竞买土地、与政府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3.根据一审湛湧、刘丽岩共同举证的第三组证据中10份《补制凭证》,2009年6月兴鸿安公司收到湛湧6000万元借款后,将6000万元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凯大公司等七个单位之所以兴鸿安公司向给凯大公司等单位支付赔偿金,是因为存在经济损失,即由于搬迁给凯大公司和其他地上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鉴于凯大公司于2009年9月将3795.432万元转回兴鸿安公司,凯大公司和其他地上单位实际用于搬迁安置补偿只有2204.568万元。4.根据刘丽岩签署的《土地使用证移交单》,2009年12月1日凯大公司将原国有土地使用证移交给刘丽岩,用于兴鸿安公司竞买土地,以及和铁西区政府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这表明宿陲婴控股的凯大公司全力配合宿陲婴控股的兴鸿安公司,尽快开展房地产项目。上述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表明兴鸿安公司负责涉案土地的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这是因为兴鸿安公司竞买土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招拍挂,而是基于宿陲婴是该公司控股股东,政府指定竞买;兴鸿安公司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也不是市场价格,而是政府收回凯大公司国有土地的价格。因此,铁西区政府不负责凯大公司土地的搬迁安置补偿工作,而由宿陲婴控股的兴鸿安公司负责。由此也可以看出,湛湧借给兴鸿安公司的6000万元,都是用于兴鸿安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支付凯大公司搬迁安置补偿费用,根本不是湛湧付给宿陲婴的股权转让价款。二、关于《工作联系单》，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举证人的证明目的。上述《工作联系单》出具日期为2010年1月26日,此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签署,凯大公司使用兴鸿安公司的赔偿金已完成搬迁安置工作,政府已收回国有土地,当然达到“净地出让”条件。具体事实及理由同第一组证据。姚英明的质证意见为：因未参加公司管理,对上述两份证据所涉及的问题不太清楚。迟晓杰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与我方无关。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如果是政府职能部门调取的证据,应该加盖档案章,所以本份证据无法证明真实与否。对于被上诉人所证明的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均是公司经营期间的证据,与股东没有任何关系。刘凤英的质证意见同姚英明、迟晓杰。兴鸿安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份,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提供的此证据按照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其仅具有证明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政府达成了关于案涉土地出让的意思表示,并不能证明案涉土地在竞买招标时是净地,按照房地产开发流程及法规要求,政府在向社会公布拟挂牌出让地块时,应提前对征用土地上的拆迁单位进行安置、补偿，并由第三方拆迁公司将拟出让土地上的建筑物及相关财产拆迁后形成净地方可在土地交易中心挂牌,在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审中已提交的拟竞拍申请单中,政府明确约定拟竞拍单位需自行负担对拟拆迁土地上的拆迁单位的补偿和安置,且根据当时的工商登记档案,及现场勘查,拟征用土地上,有七家包括凯大公司在涉案土地上进行经营,故被上诉人以此来说明其6000万元中不存在拆迁安置补偿款及竞拍的是净地,与事实不符，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二份证据有异议,该份证据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原件,且内容中表述的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买的地块系净地出让及结合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25日,均只能说明其是对于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铁西区政府达成了土地出让合同的再次确认,并不能证明实际征收土地为净地征收,被上诉人偷换概念征收土地时的土地性质,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时土地上的现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及法律意义，且该份证据是由土地储备中心提交给沈阳市地税局铁西分局,其只能说明该份工作联系单只代表政府两个局级单位工作使用,便于地税结算使用,并无本案被上诉人拟证明对象的使用。上诉人宿陲婴提供以下证据：1.沈阳市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沈阳凯大汽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2日订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以及沈阳市铁西区政府与沈阳凯大汽车燃气工程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25日订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充协议》。证明:沈阳市铁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承诺(同意)为凯大公司搬迁安置提供条件;沈阳市铁西区政府只负责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负责搬迁补偿安置。2.刘丽岩于2009年12月1日接收凯大公司原国有土地使用证时签署的《土地使用证移交单。证明:2009年12月1日凯大公司将原土地使用证交给刘丽岩，用于兴鸿安公司竞买土地,以及与铁西区政府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宿陲婴控股的凯大公司全力配合宿陲婴控股的兴鸿安公司，尽快开展房地产项目。3.湛湧《承诺书》，证明：在凯大公司将3795.432万元转回，兴鸿安公司法定代表人湛湧出具《承诺书》，承诺3795.432万元专门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上诉人姚英明、迟晓杰、刘凤英表示无异议。兴鸿安公司表示上述证据证明我方摘牌土地并非净地，而是从凯大公司到我方及后续湛湧所签订的《承诺书》中将3795.432万元专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是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关联职责，并非是我方股东，该款也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土地出让金。被上诉人湛湧、刘丽岩的质证意见为：1.《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这两份协议只能证明案涉地块在出让给兴鸿安之前，由政府从凯大公司处有偿收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其次，从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价款中包含了对凯大公司企业搬迁的补偿款，如补充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因企业搬迁改造费用较大…甲方重新确认收回乙方土地使用权单价为人民币6591.58元/平方米，即最终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795.423万元”，因此这两份证据不仅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反而能证明政府在收回土地时已经支付了高额的拆迁安置费用，兴鸿安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再向凯大公司支付任何费用。2.《土地使用证移交单》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凯大公司将原国有土地使用证交给刘丽岩，用于协助兴鸿安公司签订出让合同，恰能证明刘丽岩才是兴鸿安公司的实际股东；而宿陲婴作为原股东，其收取了湛湧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本就有义务配合兴鸿安公司取得案涉土地。3.《承诺声明》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不仅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反能证明凯大公司2009年9月16日向兴鸿安公司转款37954320元是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湛湧支付的6000万中包含土地出让金。宿陲婴将款项转回兴鸿安公司时，为确保湛湧收到款项后不会撤资，要求其出具了该承诺声明。经审查，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1.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铁西分局和兴鸿安公司于2009年12月28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案涉土地出让给兴鸿安公司。2.2008年3月2日，沈阳市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凯大公司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第七条约定：甲方（沈阳市铁西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同意为乙方（凯大公司）搬迁按照提供条件，具体条件由双方另行商议。2009年8月25日，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同凯大公司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充协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按照甲乙双方之前已达成的收回协议，按单价5745.05元/平方米，总价款约为3308.00万元收购。因企业搬迁改造费用较大，因此根据2009年8月22日规委会意见，甲方重新确认收回乙方土地使用权单价为人民币6591.58元/平方米，即最终收购总价款为人民币3795.423万元”。3.2009年12月1日凯大公司将原土地使用证交给刘丽岩，用于兴鸿安公司竞买土地,以及与铁西区政府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4.2009年9月16日，湛勇与兴鸿安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将凯大公司转回的3795.432万元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案在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曾就本案管辖权问题及所依据的事实及理由向原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2020）辽01民辖终160号民事裁定，驳回了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维持原一审法院的裁定。本院另查明，宿陲婴因与被上诉人湛湧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2020）辽民终1293号生效判决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宿陲婴主张湛湧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系根本违约事实依据不足，且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宿陲婴亦未提交其向湛湧催要股权转让对价的相关证据，故宿陲婴请求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具备合同解除的法定要件；3.宿陲婴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未被撤销的情况下，将兴鸿安公司股权再次转让给案外人迟晓杰，一审法院认定其存在主观上恶意，不符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基于以上事由，（2020）辽民终1293号生效判决维持了原审驳回宿陲婴要求解除2009年7月14日宿陲婴与湛湧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涉案合同金额4800万元）的一审判决。本院认为，关于二被上诉人所支付的6000万元应认定为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的问题，虽宿陲婴、姚英明与湛勇、刘丽岩于2009年6月3日签署的《协议书》中约定了二人向湛勇借款6000万元，但《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如二人不能及时还款，则湛勇有权处置兴鸿安公司的股权。同日兴鸿安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将二人所持的公司股权分别转让给湛湧、刘丽岩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湛湧、刘丽岩在宿陲婴、姚英明未按时还款的情况下，于2009年7月14日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确认的情况可以证明，各方当事人于2009年7月14日就借款转化为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已达成合意，在另案宿陲婴起诉湛湧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一案中，宿陲婴对此也有过自认。尽管湛勇、刘丽岩未及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变更股东登记的义务，但二人重新开立兴鸿安公司的银行基本账户、变更公司税务登记表，并将兴鸿安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为湛勇、刘丽岩、补缴兴鸿安公司剩余的700万元的注册资本以及此后开发“瀚都大厦”项目过程中，相关的手续办理、建设、装修、销售等职责均由湛勇及刘丽岩履行等行为表明，湛湧、刘丽岩在与宿陲婴、姚英明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确实履行了股东应尽的义务，湛湧、刘丽岩的行为早已超出上诉人所述的“将兴鸿安公司委托甲方(湛湧)经营”的范畴，故原审法院认定湛湧、刘丽岩与宿陲婴、姚英明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且已支付6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进而取得在兴鸿安公司的股东资格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关于上诉人提出湛湧转款的6000万元系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费用而非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本院认为，湛湧提出该6000万元款项中包括前述应由宿陲婴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余款为转让兴鸿安公司股权收益的主张，宿陲婴、姚英明应当提交反证予以反驳。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于凯大公司转回兴鸿安公司的3795.432万元的款项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的问题并无异议，本院在此不予赘述，其主要争议在于剩余款项22,045,350元是否用于该地块的搬迁、安置方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问题，本案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明其主张的相关证据如拆迁安置补偿的相关通告、付款凭证，收款凭证等，故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如前所述，湛湧、刘丽岩向宿陲婴、姚英明支付的600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而非借款，故兴鸿安公司与哈尔滨银行的借款合同关系以及湛湧以个人存单提供担保质押和保证等行为均为兴鸿安公司的经营行为以及湛湧、刘丽岩履行公司股东职责的行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更无法认定上诉人所提出的兴鸿安公司偿还湛湧、刘丽岩借款的主张。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违反级别管辖规定的主张，本院认为，鉴于上诉人已就相同的事实及理由向原审法院提出过管辖异议，生效裁定（2020）辽01民辖终160号已驳回上诉人的管辖异议申请，在上诉人未就管辖异议纠纷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本院不亦对生效裁定作出否定性评判，故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未中止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认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20）辽民终1293号终审判决，维持了（2020）辽01民初719号判决，故上诉人在本次上诉请求中再次提及中止审理的异议已无实际意义，对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各上诉人就被上诉人湛湧、刘丽岩所提供的两份《股东名册》真实性提出异议并对其形成时间等异议部分申请重新鉴定的主张，因宿陲婴在（2020）辽01民初719号案件中已就该异议向法院申请过鉴定，该案一审法院也委托了辽宁德恒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因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事项超出该所技术能力范围，导致鉴定工作客观上无法进行。此后，宿陲婴要求法院委托司法部直属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七条第二款、最高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法司[2017]19号文及法司[2007]46号文的相关规定，宿陲婴所申请鉴定的机构在人民法院的诉讼过程中不能作为鉴定机构，因此，该案一审法院未支持宿陲婴变更鉴定机构重新鉴定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各上诉人否认湛湧、刘丽岩所提供的两份《股东名册》的真实性并请求重新鉴定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姚英明提出其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知情，签字也并非本人所写，故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对其不发生效力，并对《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姚英明的签名重新申请鉴定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二条规定：“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因此，姚英明对两份证据上其个人签名有异议的，应当对该签名的真伪承担举证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一审中姚英明在提出鉴定申请后，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间内不预交鉴定费用，也未到鉴定机构进行字样采集，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认可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并无不当。姚英明再次申请鉴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湛湧、刘丽岩已经支付了兴鸿安全部股权对应的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宿陲婴、姚英明也配合湛湧、刘丽岩办理了公司印章等交割手续，且姚英明在十余年来从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兴鸿安公司的经营管理亦从未主张过分红等事实可以认定，姚英明、宿陲婴对于同湛勇、刘丽岩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关系应为明知。另外，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在现有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湛湧、刘丽岩为兴鸿安公司实际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姚英明是否收到股权转让款均不影响二者的股东身份。若姚英明坚持认为其未收到股权转让款项，其可以另行向宿陲婴主张其应得的股权转让款，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关于迟晓杰、刘凤英自宿陲婴、姚英明处受让兴鸿安公司股权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问题，本院认为，宿陲婴、姚英明在与湛勇、刘丽岩达成股权转让合意且湛勇、刘丽岩已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况下，擅自将兴鸿安公司股权转让给迟晓杰、刘凤英，本身属于无权处分。迟晓杰、刘凤英在购买兴鸿安公司股权时，既未去公司实地走访，没有对公司的资质、业务、人员、项目开发的情况进行调查，也未委托第三方对公司进行审计、评估，未尽到合理审慎的义务，同时宿陲婴、姚英明在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将兴鸿安公司股权过户至迟晓杰、刘凤英名下，也违背正常股权转让的交易习惯，故原审认定迟晓杰、刘凤英在与宿陲婴、姚英明签订《股权收购合同》时并非善意并认定《股权收购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宿陲婴、姚英明、迟晓杰、刘凤英、兴鸿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宿陲婴、姚英明、迟晓杰、刘凤英、沈阳兴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强文清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