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7民终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三洋，男，195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湖北祥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正秋，男，1959年2月1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华容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明、邵学军，鄂州市古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袁继康，男，196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华容区。上诉人袁三洋为与被上诉人袁正秋、原审被告袁继康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2020）鄂0703民初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三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被上诉人袁正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华明，原审被告袁继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三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袁正秋的一审诉讼请求；由袁正秋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之前，被上诉人曾就同一事实请求提起过相同诉讼，后撤回起诉。此外，本案还与袁正秋诉袁三洋、袁继康另案民间借贷纠纷的事实存在部分关联。综合本案一审、袁正秋前次诉讼和另案诉讼中的陈述，上诉人认为，袁正秋陈述的基础事实前后矛盾，有捏造事实且是与一审被告袁继康共同捏造事实的嫌疑，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标准前后不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编造的事实有：1、被上诉人陈述的《租赁协议书》签字的经过前后矛盾。袁正秋前次诉讼中的陈述是，2011年4月，将本人签过字的《租赁协议书》送由两被告签字，第一被告袁三洋签字后称需要其合伙人第二被告袁继康确认并同意后，才能将该协议书交由被上诉人，后该协议由第一被告实际保存。本案诉讼中，袁正秋的陈述是相反的，认为“2011年4月1日，将本人签过字的《租赁协议书》送由被告袁继康签字，被告袁继康签字后称需要合伙人袁三洋签字确认，才能将该协议书送给被上诉人一份”。2、《承包沙场协议》上，被上诉人、袁某2、袁某1等人的签名是事后添加的，系伪造证据。3、试图以村民领取股金的签名表冒充村民大会签到表来证明袁某2、袁某1等人是村民推举的代表，有权代表集体经济组织签署《承包沙场协议》，从而达到证明《承包沙场协议》合法性、被上诉人对案涉沙场权利来源正当性的目的。4、请求金额与事实不符，与袁正秋另案民间借贷纠纷案和前案主张相矛盾。被上诉人前次诉讼主张的租金是22万元（60万元-38万元），本次诉讼主张的租金是27万元（60万元-33万元）。5万元的差异在于其主张的第一笔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的10万元租金的支付上。按袁正秋前次诉讼和另案民间借贷纠纷案中的主张，袁三洋第一笔10万元租金中没有支付的5万元，是袁正秋抵偿差欠袁三洋的5万元，差欠的这笔5万元，正是袁正秋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主张的袁三洋、袁继康差欠16万元的组成，而该16万元经二审法院协调，袁三洋已经支付给了袁正秋。基于上述事实的一审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一审判决应依法撤销。二、一审判决错误采信证据，致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一审认定原、被告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的证据达不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规定的可以“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是否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依然真伪不明，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1、袁正秋营业执照副本，仅可证明被上诉人注册了名称为袁径大沙站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与其是否租赁了三江村码头黄沙站没有关联性。2、《承包沙场协议》在上诉人提起的前次诉讼中是一份空白协议，被上诉人、袁某2、袁某1等相关人员的签字是事后添加，袁某2、袁某1等人并不是村民推举的代表，无权代表集体经济组织签署该协议。袁正秋提供的三江村村民签名表，并不是村民大会的签到表，而是一份股金发放表，且上面的签名不具有真实性。该协议上的村委会盖章，时任村支书也作了书面说明是事后加盖的，对当时的情况并不清楚。该协议，袁某2、袁某1证言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确定袁正秋对案涉黄沙站权利的证据。3、关于袁正秋第三至六证据。（1）《租赁协议书》是一份空白协议，没有被上诉人签字，也没有上诉人袁三洋的签字，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法定要件。（2）同为一审被告的袁继康因与袁三洋有正在进行的诉讼纠纷，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在两次诉讼中，对袁正秋包括前述编造的事实在内的所有陈述、证据无一丝一毫的反驳或辩解，均全盘认可。袁继康本为本案原审被告，竟然接受被上诉人委托人调查，其调查笔录仅作为被上诉人证据出现，结合袁正秋日常中只是向袁三洋要钱，而从不向袁继康要钱的行为看（民间借贷纠纷中的16万元也是仅向袁三洋一人索要，并由袁三洋一人支付），我们不得不怀疑两人存在通谋、编造事实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嫌疑。袁继康所有陈述均属无效，没有证据效力。（3）袁正秋与黄江林的对话录音。首先，黄江林没有到庭接受质证；其次，从内容上看，黄江林仅证明当时为袁正秋起草了一份协议，对话时又反复强调“协议应该签字啊，不签字就没有效力”，可见黄江林也是认为其起草的协议在经双方签字确认前对双方都是没有拘束力的，该份证据对本案待证事实没有证明力。（4）袁正秋与上诉人袁三洋的对话录音，如果是在自愿、平等协商状态下双方就某一分歧达成一致，则具有证据效力。但从该录音记录的内容来看，袁正秋与袁三洋全程都在争吵，袁三洋语气中透露出强烈的被迫和不满。没有承认袁正秋所谓的事实，没有证明力。三、本案诉讼主体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一审同案被告袁继康与袁三洋之间的另案合伙纠纷已经在湖北省高院再审，是否是合伙关系仍是一个待证事实，袁继康与袁三洋能否成为本案共同被告也成为不确定。上诉人认为，为节约司法资源，本案以中止审理等待省高院裁判结果为宜。四、袁三洋历年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费用，不是袁三洋真实意思表示，是被胁迫下的无奈之举。被上诉人以袁三洋这些付款行为为依据，要求继续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金额上看，每年10万元的租金也是显失公平的，即使需要支付，也应比照三江村最近出租给汇鑫公司的租金标准降低支付。袁三洋码头在近三十年的漫长积累建设中，袁三洋受到了太多不法因素的干扰，承受了巨大压力。不同时期的法治环境、对亲友相邻的友情眷顾，让袁三洋在处理这些干扰时，对很多非分要求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近年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一些费用，就是此背景下的无奈选择。实际上，袁三洋至今就没有使用被上诉人诉称的场地。袁三洋2001年起向三江八队2、3组租用的场地，向三江村九组租用的场地面积是被上诉人诉称场地面积的5至6倍，年租金却不到被上诉人要求袁三洋支付的款额的四分之一，明显不合常理，显失公平，即使需要支付，也应比照三江村最近出租给汇鑫公司的租金标准降低支付。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袁正秋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维持原判决。答辩人不同意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错误采信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的观点。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承包黄沙场协议》及五十六户股东的签名、《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调查袁新普、袁林艳、袁某2、袁某1的笔录、《砂站承包正秋转场零件清单》、《五十八户股东领股金的名单》，这一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袁家径黄沙站的土地是三江村九组的，由五十八户村民每户集资3000元开办的，属集体企业。2001年6月30日，由现任组长袁某2、原沙场的站长袁新普和袁林艳等人代表五十八户股东将黄沙站承包给答辩人，答辩人每年给每户股东100元分红。2011年4月1日，答辩人将黄沙站租赁给上诉人袁三洋、原审被告袁继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举证。2020年8月12日，证人袁某1、袁某2出庭作证，也证明了他们叙述事实属实。袁继康在2020年8月12日的答辩状中“承认自己和袁三洋合伙的‘三江码头’与答辩人袁正秋在2011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上诉人袁三洋在上诉状中承认袁家径黄沙站是集体经济组织。一审法院采信答辩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是因为这些证据是真实合法的，与本案有密切关联。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认定2011年4月至2017年3月31日，袁三洋和袁继康租赁了袁正秋所承包的土地是正确的。一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和事实，依法作出的判决也是正确的。二、合同的形式多样化，决定了《租赁协议书》的合法性。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和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根据本条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推定租赁合同成立，称之为默示合同。纵观本案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一是上诉人袁三洋、原审被告袁继康有租赁袁正秋承包的黄沙站的意思表示；二是袁正秋也有出租黄沙站的意思表示；三是双方协商租赁期限为六年（即从2011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四是双方协商了每年租金为10万元；五是袁正秋找段店镇司法所的黄江林起草了《租赁协议书》；六是袁正秋和袁继康都在《租赁协议书》上签名之后，由袁继康交给上诉人袁三洋，袁三洋再没有将《租赁协议书》给袁继康和袁正秋；七是上诉人袁三洋承认六年的租金是60万元；八是原审被告袁继康在民事答辩状中说六年的租金60万元已全部由袁三洋支付给袁正秋了；九是袁正秋在民事诉状中称租赁期为六年，每年租金10万元，六年袁三洋、袁继康只支付租金33万元，尚欠27万元。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租赁协议书》上虽然双方没有签字，但双方的意思表示和约定是很清楚的，从双方履行协议的一系列行为可以推定合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根据本条规定，上诉人袁三洋和被上诉人袁正秋、原审被告袁继康以对话的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是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所以《租赁协议书》是合法的。三、上述已说明《租赁协议书》的合法性，合同成立后，不管是否实际生效，均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拘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全面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请求其继续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每年租金10万元，是袁正秋与袁三洋、袁继康真实意思的表示，袁继康向一审法院提供的2015年10月3日答辩人写的2万元领条，证实了答辩人每次领取租金，都写了领条给上诉人袁三洋。上诉人袁三洋不愿意拿出答辩人写的领条与答辩人结账，就应负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袁三洋与袁继康合伙租赁袁正秋向五十八户股东租赁的袁家径黄沙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袁继康不负责黄沙站的财务工作，是袁三洋的女儿袁平平负责黄沙站的财务，答辩人不找袁三洋讨要租金，难道还能找袁继康讨要租金吗？所以，答辩人要求袁三洋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是合法的。四、袁三洋在上诉中称“袁三洋至今就没有使用过袁正秋诉称的场地”，上诉人袁三洋在上诉状中又称“袁三洋历年向袁正秋支付的费用，不是袁三洋的真实意思的表示，是被强迫下的无奈之举。被上诉人以袁三洋的这些付款行为为依据，要求继续付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每年10万元的租金也是显失公平的，即使需要支付，也应比照三江村最近租给汇鑫公司的租金标准降低支付。”从上诉人上诉状中这两段话可以看出，他至今没有使用过被上诉人诉称的场地是假话，他承认租赁过被上诉人诉称的场地，不愿意每年给10万元租金是他的真实意思。答辩人认为，袁三洋租赁黄沙站时是三江村的党支部书记，答辩人敢胁迫他吗？他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胁迫过他。袁三洋要求比照最近三江村租赁给汇鑫公司的土地价降低租金也是违背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每年10万元租金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袁三洋现在反悔和抗辩是无效的。五、本案的诉讼主体适格，待定事实不成立。上诉人袁三洋在上诉状中称“本案的诉讼主体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与袁继康和袁三洋都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平等主体，所以答辩人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至于上诉人袁三洋在上诉状中提到他与袁继康合伙纠纷一案，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未结案，他与袁继康的合伙关系仍是一个待定的事实。上诉人袁三洋与袁继康合伙纠纷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何况我国法律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袁三洋与袁继康合伙纠纷案，已经经过了一审、二审，二审是终审判决，终审判决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上诉人袁三洋申请再审能否胜诉，才是待定的事实。所以，答辩人认为袁三洋要以另案的判决结果才能审理本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六、答辩人不存在与袁继康通谋编造的事实。袁家径黄沙站是上诉人袁三洋和袁继康从答辩人手上租用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袁继康述称，其与袁三洋的合伙关系已经经过终审，袁三洋上诉是其权利。答辩人承认自己和袁三洋合伙的“三江码头”与袁正秋在2011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但是合伙企业“三江码头”已经将在此期间应付给袁正秋的租金全部支付了。袁正秋称只收到33万元租金，尚有27万元租金未收到，对此答辩人不清楚。根据证据推测，27万元已在合伙企业报账，只是出纳（袁三洋之女）私下截留没给袁正秋，这27万元应由袁三洋给付。袁正秋在一审起诉请求：袁三洋、袁继康共同向袁正秋支付尚欠租金人民币603,333.30元（从2011年4月1日起计算到2020年8月31日）及逾期付款利息人民币55,809.00元（见逾期支付租金利息计算表），合计人民币659,142.30元；袁三洋、袁继康承担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6月，袁正秋草拟《承包沙场协议》，该《承包沙场协议》没有签名。2004年4月7日，袁正秋注册成立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袁径大沙站，经营了《承包沙场协议》中约定的土地，按《承包沙场协议》约定给付了组民股金至2016年。2011年4月，黄江林（系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为袁正秋、袁三洋、袁继康草拟《租赁协议书》，袁正秋、袁三洋、袁继康均未在该《租赁协议书》上签名，袁三洋、袁继康事实上租赁了袁正秋所承包的土地，租赁时间至2017年3月31日，每年租金10万元。2017年12月22日，袁正秋所承包的土地由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三江村及该村九组组长及代表签名发包给鄂州市汇鑫货物装卸有限公司。另查明，袁三洋、袁继康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场地由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三江村九组发包给袁正秋，袁正秋将该场地租赁给袁三洋、袁继康，该事实双方虽无书面的协议，但袁正秋提供的证人证言、录音材料及生效判决书，袁继康作为租赁合伙人对该事实及每年租金10万元认可，故可以认定袁正秋与袁三洋、袁继康已形成事实上的租赁关系。袁正秋要求袁三洋、袁继康给付租金符合法律规定，但是袁正秋提供的证据显示双方租赁时间至2017年3月31日，且所诉争的土地从2018年1月1日已经由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三江村及该村九组组长及代表签名发包给他人经营，故袁正秋要求袁三洋、袁继康给付2017年度之后的租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已经给付租金的举证责任在于袁三洋、袁继康，袁三洋、袁继康没有举证证明租金给付凭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袁正秋表示袁三洋、袁继康已经支付租金33万元的自认，一审予以认可。故袁正秋要求袁三洋、袁继康给付六年间尚欠租金27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予以支持。但袁正秋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无相应约定，一审不予支持。袁三洋有关袁正秋主体资格不适格、袁三洋、袁继康的合伙关系是否存在还有待证明、袁三洋、袁继康与袁正秋之间没有租赁合同也没有实际使用过涉案沙场的场地和设备等辩解意见，因未提供有效针对性的证据予以支持而不成立，一审不予采纳。袁继康辩称袁正秋应该向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袁三洋追偿，要求追加鄂州市汇鑫货物装卸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辩解意见，因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合伙事务所产生的债务，应由各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袁继康未提供鄂州市汇鑫货物装卸有限公司与本案租赁关系有利害关系的证据，且在法院规定的期限未提出追加第三人的申请，故袁继康的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袁三洋、袁继康向袁正秋支付租金人民币270,000.00元。上列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逾期履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袁正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196.00元，由袁正秋负担3,100.00元，袁三洋、袁继康负担2,096.00元。在二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袁正秋与袁三洋、袁继康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关系及袁三洋、袁继康是否拖欠袁正秋租金。根据当事人在一审的举证，袁正秋、袁三洋、袁继康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租赁协议，但袁正秋在一审提交的一份录音显示，袁三洋并未否认其与袁正秋之间的租赁关系，且自认尚欠袁正秋租金，只是对对方主张下欠的租金数额有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故未签订书面合同不是相关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袁三洋在录音中做出的对己不利的事实的陈述，视为其对与袁正秋之间存在事实租赁关系的自认。二审中，袁三洋主张录音是在其被胁迫的情形下表述的，但其未对遭受胁迫的情形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袁三洋认为其与袁正秋之间不存在租赁关系、袁正秋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袁正秋与其所在的村委会之间的租赁关系问题，则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袁三洋与袁继康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经终审判决认定，一审认定袁继康的诉讼主体地位适格并无不当。根据袁三洋在电话录音中有关6年60万元租金的自认，一审认定每年租金为1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关于原袁正秋起诉袁三洋民间借贷纠纷中16万元的最终处置问题。上述16万元的组成为袁正秋出资的11万元及抵扣租金的5万元。在此案二审中，袁三洋给付袁正秋11.5万元后，袁正秋撤回上诉。袁三洋上诉称已经将全部16万元支付给袁正秋不符合事实。因关于租金的给付问题，袁正秋已经另案起诉，双方先行在另案中对其中的5万元租金进行调解不符合常理，且袁三洋也无法举证袁正秋已经放弃该5万元的实体权利。故双方和解给付的11.5万元并不包含抵扣的5万元租金。袁三洋上诉请求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再扣减5万元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袁三洋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92.00元，由袁三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柯君审判员刘岳鹏审判员郭玥彤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李沐轩书记员肖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