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2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云珍，女，197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洪，男，197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青峰，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燕娇，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彩英，女，195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芳，女，198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费红，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伶莉，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云珍、李洪因与被上诉人唐彩英、蔡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1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云珍、李洪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506民初11067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彩英、蔡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款项的历史背景。从2009年开始，包括蔡祥福、马云珍在内的诸多有闲余资金的人开始考虑对外投资，投资方式主要是对外出借。考虑到出借人数众多，管理不便，案外人张建龙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成立了苏州市华鸿伟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鸿伟永公司），将其作为对外投资的平台，当有合适投资项目时，感兴趣的投资人可以将款项汇入华鸿伟永公司，张建龙再安排华鸿伟永公司对外签署相关材料、出借款项，利息本金回收时再根据各投资人的投资额度进行分配。在张建龙去世之前，华鸿伟永公司一直都是由张建龙管理，马云珍与蔡祥福一样，都是投资人之一。张建龙去世后，华鸿伟永公司无人管理，对外业务往来无人管理和追踪，后马云珍接受各投资人的建议于2016年初逐步开始接手管理华鸿伟永公司，主要是追踪未结投资、并对回款进行分配。案涉款项主要系华鸿伟永公司出借给常州海德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海德公司）款项中的一部分，目前海德公司结欠华鸿伟永公司2亿元左右。二、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并结合本案现有证据，马云珍与蔡祥福就案涉4550万元不可能存在借贷合意，也无款项交付的事实，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案涉4550万元的组成：蔡祥福通过其关联公司苏州市祥隆电器厂（以下简称祥隆电器厂）、苏州市亿特隆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特隆公司）汇出至华鸿伟永公司，2012年1月19日至2013年3月18日十笔汇款累计金额为7100万；蔡祥福的上述两家关联公司收到华鸿伟永公司的回款，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月15日五笔收款累计金额为2550万元，差额为4550万元。2.马云珍曾与蔡祥福有过六次个人短借行为，均已结清。两人是在2014年12月8日微信加为好友的，以此时间点为界，在此之前的二次个人短借有书面借款凭证，且在借款结清后蔡祥福仍保留有借款凭证；在此之后的四次个人短借有微信电子借款凭证。与蔡芳有过两次个人短借行为，均发生在蔡祥福去世后且有微信电子借款凭证，也已结清。故马云珍在个人借款时会向出借方明确表达借款的意思表示，如果案涉4550万元系借款，那么蔡祥福应保留有数张书面借款凭证，累计金额应为7100万。3.唐彩英、蔡芳无法提供7100万元中的任何一张书面借贷凭证，是极其不合常理的。而原审直接采纳唐彩英、蔡芳的解释，认定因蔡祥福去世，唐彩英、蔡芳未能找到借款凭证具有一定合理性，是司法对社会常理严重背离的表现。虽说马云珍与蔡祥福两家私交甚好，但彼此间的借贷从未缺少过借贷凭证，已经结清借款的所有借款凭证完整无缺。蔡祥福是病逝而非意外所致，过世前有充分的时间向家人交代财务状况，马云珍也有充分的时间去核实情况，在发现蔡祥福嘱咐的地方没有巨额借款凭证时，无论当时还是事后不要求补签借款凭证，蔡芳也从未在微信里提及。4.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时先后使用了苏州鑫润天威贸易有限公司、苏州远立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立达公司）、华鸿伟永公司以及其个人账户，其中使用华鸿伟永公司账户的时间只能追溯到2016年，也就是马云珍接手华鸿伟永公司的时间。收款账户的多样性以及使用华鸿伟永公司账户的时间段，均能否定案涉4550万元系因马云珍借款而汇入华鸿伟永公司。5.关于马云珍于2017年11月4日给蔡祥福所发微信的解读，需要结合聊天的语境、上下文的意思、案涉款项的历史背景。从整个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蔡祥福在有闲余资金时是有通过马云珍寻找投资项目的习惯的，故马云珍与蔡祥福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仅限于民间借贷。在马云珍向蔡祥福或蔡芳借款时，其均会明确是“借”，而这段微信恰恰一反常态使用了“你在我这”，结合案涉款项的历史背景以及马云珍接手管理华鸿伟永公司的对外投资的事实，使用“你在我这”的真实意思就能得到很好理解。这段微信是蔡祥福对晋商银行投资感兴趣并征求马云珍的意见时马云珍主动发送的，马云珍是根据海德公司当年年底的预期回款情况而给蔡祥福一个总结性意见，不是确认彼此之间的借款事实。这段话以及后续的聊天中的确使用了“利息”字眼，究其原因，案涉款项是华鸿伟永公司出借给海德公司的，收益就是海德公司支付的利息，不能苛求马云珍在每次聊天中准确地使用专业法律用语，更何况在与蔡芳的聊天记录中，马云珍也曾将其描述为收益。6.蔡芳明确知道案涉4550万元的性质并非借贷。诚如蔡芳的描述，其在对蔡祥福的经营、债务、投资都不了解的情况下直接在2018年4月28日上午9：59分主动微信询问“阿姐，我想问一下我爸爸总共有多少钱委托你在投资”。按照蔡芳的庭审陈述，案涉4550万元系马云珍的个人借款，是蔡祥福在2018年4月28日下午告知家人的内容之一，蔡芳至此应该知道案涉4550万元系借款而非委托投资，但此后蔡芳从未与马云珍就此重大误解有过沟通。至亲过世前后心情悲痛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实乃人之常情，但蔡芳在蔡祥福过世前后连案外人孔东根150万元借贷都在关心，难道案涉巨款不关心真的是因为两家关系好吗？马云珍与蔡祥福两家私交的确很好，蔡祥福过世当天，马云珍是蔡芳唯一邀请与蔡祥福见最后一面的人，如此私交却被蔡芳用于解释本案当中各种不合常理的情形：与蔡祥福长达3年半的微信聊天记录只字不提案涉巨额借款、与蔡芳在蔡祥福过世后1年半的微信聊天记录只字不提案涉巨额借款、除了突然启动本案诉讼外从未催要巨额借款、发现巨额借款凭证消失从不要求补签等等。蔡祥福过世后，蔡芳逐步成为蔡祥福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授意公司财务于2019年2月15日向华鸿伟永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进一步证实其明确知晓案涉4550万元系华鸿伟永公司欠祥隆电器厂3000万元、欠亿特隆公司1550万元而非马云珍结欠蔡祥福的个人借款。华鸿伟永公司财务收到《企业询证函》后确认无误盖章回寄给了蔡芳的财务，故华鸿伟永公司不可能持有《企业询证函》的原件，蔡芳遂否认这一事实，对此马云珍庭后迅速补充了相关证据，但原审主审法官视而不见。7.本案现有证据完全能够证明案涉款项非借贷性质，借贷关系下诸多事实、描述严重背离社会常理也能进一步佐证借贷合意的缺失。在此情况下，唐彩英、蔡芳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案涉巨款是委托华鸿伟永公司对外投资还是委托马云珍对外投资则不应是本案查明的重点，但原审在未向马云珍释明并要求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仍然以马云珍未提供该方面的证据为由让其承担了不利后果。三、即便案涉巨款是借贷性质，也非夫妻共同债务，李洪不应对此承担共同偿还责任。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债权人应承担“共债共签”“家事代理权的行使”或者“共同受益”的举证责任。2.诚如原审判决所述，案涉借款金额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又欠缺书面借款凭证，故只能适用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三条，即唐彩英、蔡芳能否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为此唐彩英、蔡芳提供了以下证据：（1）马云珍作为股东或高管的四家公司以及李洪作为股东的一家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首先，马云珍、李洪在这五家公司中没有共同持股的事实，其次，这五家公司的成立日期均早于案涉款项交付的日期，且注册资本均是实缴，即便马云珍、李洪有共同投资这些企业的行为，投资资金也不可能来源于案涉款项。（2）（2019)苏0505民初4017号民事判决书、（2016）苏0508执126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首先，从文书内容上看，相关债权债务与案涉款项完全无关；其次，马云珍、李洪是因为对外担保而承担担保责任，与共同投资并没有任何关联。（3）李洪的户表，认为李洪与其母亲张正芳在同一户表上，所以是共同居住；马云珍曾在案涉款项汇出7年后使用过一次张正芳的银行卡汇款给蔡芳，所以李洪必然知道案涉借款。唐彩英、蔡芳甚至将李洪曾与蔡祥福一起吃饭的事实也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之一。3.按照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原审判决的认定完全突破了上述证据固有的关联性。四、原审程序严重违法。1.原审认定事实的关键证据未经质证。庭审中唐彩英、蔡芳无法直接提供相关银行转账记录原件，故马云珍、李洪代理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发表质证意见，并表示在唐彩英、蔡芳提供原件后再发表，但此后原审并未向马云珍、李洪出示原件并让代理人补充发表质证意见。2.马云珍、李洪向原审提交了《企业询证函》的打印件并解释了为何是打印件，据此说明案涉款项的性质非民间借贷。在唐彩英、蔡芳否认发出《企业询证函》的情况下，马云珍、李洪当庭申请追加《企业询证函》上的三家公司作为第三人以方便法庭查明事实，被当场拒绝。庭后马云珍、李洪再次书面申请，并详细说明追加理由，但依然没有得到原审的任何回应。3.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重大作用的证据不闻不问。闭庭后，马云珍、李洪代理人与主审法官就追加第三人问题进行沟通，主审法官认为马云珍、李洪应就《企业询证函》的收寄补充相关的证据。马云珍、李洪庭后第二日就补充了相关证据并再次提交了追加第三人申请，但原审再未安排质证程序。唐彩英、蔡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马云珍、李洪的上诉请求。一、马云珍、李洪所陈述的案涉借款的历史背景是虚假的，其相应的推测也不成立。据唐彩英、蔡芳查询，张建龙早已在2013年过世。华鸿伟永公司是马云珍设立的资金平台公司，马云珍从该公司设立起就在掌管公司。二、马云珍一直以来从事金融工作，其丈夫李洪也参与了部分公司的投资及管理，其应当知道马云珍在做金融投资经营业务，承担的风险和收益均应归于夫妻共同财产。唐彩英、蔡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马云珍、李洪向唐彩英、蔡芳归还借款本金4550万元及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利息900万元；2.请求判令马云珍、李洪向唐彩英、蔡芳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以4550万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3.2%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彩英、蔡芳分别系蔡祥福的妻子和女儿，蔡祥福于2018年5月3日死亡，蔡祥福父母均先于蔡祥福死亡。蔡祥福生前系亿特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个人独资企业祥隆电器厂投资人，祥隆电器厂亦是亿特隆公司的股东之一。蔡祥福去世后，亿特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祥隆电器厂投资人先后由蔡祥福变更为蔡芳。2012年1月19日,亿特隆公司通过农业银行账户向华鸿伟永公司转账1200万元，2012年3月2日、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18日，亿特隆公司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分别转账给华鸿伟永公司11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以上合计4100万元。祥隆电器厂于2012年10月16日、17日、18日、19日、22日、23日通过农业银行账户转账给华鸿伟永公司各500万元，合计3000万元。华鸿伟永公司于2012年10月19日、10月22日、10月23日、2013年1月5日、1月15日分别向亿特隆公司转账50万元、500万元、500万元、800万元、700万元，以上合计2550万元。审理中，唐彩英、蔡芳陈述，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蔡祥福通过其实际控制的亿特隆公司将上述4100万元支付至马云珍指定的华鸿伟永公司账户。蔡祥福的资金来源都是其经营所得和个人投资及积蓄，马云珍已于2012年10月19日、10月22日、10月23日、2013年1月5日、1月15日通过华鸿伟永公司归还蔡祥福2550万元，马云珍尚欠借款本金1550万元。马云珍还向蔡祥福借款3000万元，蔡祥福通过其实际控制的祥隆电器厂支付至马云珍指定的华鸿伟永公司账户，该部分借款本金尚未归还。故马云珍尚欠借款本金合计4550万元。马云珍陈述，亿特隆公司、祥隆电器厂与华鸿伟永公司之间的往来不能证明马云珍与蔡祥福存在借贷合意及其要求蔡祥福将借款汇入华鸿伟永公司的事实，银行流水只能反映两家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基础交易关系仍需从财务角度确定，相关转账没有一笔备注借款或马云珍借款。李洪陈述，其未参与马云珍与蔡祥福的所有经济活动。唐彩英、蔡芳陈述，上述借款总计4550万元，经蔡祥福与马云珍协商，蔡祥福同意作为长期借款借给马云珍，年利率15%，后改为每年按整数600万元计算利息。实际出借人蔡祥福已经去世，其在清理蔡祥福遗物时只找到了其他几笔借款的借条，本案所涉借款的借条没有找到。从2013-2018年的利息支付情况可以反映除了一开始没有按照600万计息以外，之后每年利息都是600万元。两家关系很熟，这么多年唐彩英、蔡芳家人都知道马云珍的借款。马云珍婆婆张正芳打给蔡芳的300万，马云珍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讲到是半年的利息。2017年之前的利息，据其后来了解，蔡祥福去世前是马云珍个人转账给蔡祥福个人银行账户的。唐彩英、蔡芳为证明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及尚余借款本金4550万元未归还之事实，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2017年11月4日，马云珍通过微信发给蔡祥福如下信息：“您在我这里：本金4550万，2017年到12月应付利息600万（难为情，比实际少）则：4550+600=5150万元。晋城银行至2017年9月每股净资产1.97元，预计到年底会超过2元。按我们投的这几年平均每股分红都超25%，我估计5年左右上市。你看要不5150万元折算2500万股，2017年的分红也归你拿。如果你不想拿这么多，那你看拿多少，老兄开口都可以的。如果可以，我这边要协助你会计准备材料，要做股权转让。转让价格晋城银行那里是不管的，但材料要银监备案的。这个需要点时间”。蔡祥福回复：“让我跟家人商量一下再定”。唐彩英、蔡芳称，其对马云珍与蔡祥福、蔡芳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进行了公证，上述聊天记录中马云珍确认截至2017年11月4日结欠蔡祥福本金4550万元，2017年年底应付2017年的利息600万元。证据二、1、马云珍与蔡祥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2月26日，马云珍发送信息：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1月初要付的利息先给你一半300万，还有300万到2月底付行不行？如果一笔资金的资金提早回那我早点付过来。当天蔡祥福回复：没事，南京投资的事我理解不清楚。后马云珍又发送信息：对了，300万元明天或后天打过来。帮银行的忙，存款不能动，拖到了现在，不好意思。2018年1月15日，划了300万到你农行卡，空时查一下哦。蔡祥福回复：收到，二个地方的投资没有回音了。唐彩英、蔡芳称，上述聊天记录证明马云珍与蔡祥福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马云珍多次通过微信确认4550万元的利息为每年600万元，2017年12月26日发微信给蔡祥福确认结欠2017年利息600万元并承诺支付时间。2、银行转账记录，2018年1月15日及3月6日，马云珍分5次共计支付了600万元。唐彩英、蔡芳认为，证明马云珍实际也是按照每年600万元支付利息，2017年12月26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涉2017年利息600万元由马云珍个人支付给蔡祥福。3、马云珍和蔡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3月22日马云珍给蔡芳发送微信：芳芳，不好意思要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月要还你的450万和月底应该付你的600万利息，能否分三个月付清。最晚到5月底，顺利的话4月底前付清。因为原计划月底三笔大的回款因为各种原因被拖了时间…，蔡芳回复：姐姐，没事的，看你方便！就是我打算近期投点钱到小沈加拿大的公司…所以姐姐这里三月份方便给我多少呢？马云珍回复：“好的，3月底最好先划200万过来”、“是我不好意思，拖欠了，14号的250万和今天的300万都收到了吧？”，蔡芳回复收到了，马云珍又发送信息：前面250万是春节前450万剩余部分，这个300万是那4000多万的一半收益，还有300万再晚些天哦。蔡芳回复表示感谢。证明2019年3月22日，马云珍发微信给蔡芳确认结欠2018年的600万元利息，并承诺付款时间。4、银行转账记录，张正芳于2019年5月22日转账支付给蔡芳300万元。唐彩英、蔡芳称，马云珍于2018年1月15日、2018年3月6日向蔡祥福各支付300万元，付清了2017年的利息600万元，马云珍和蔡芳于2019年3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涉300万的利息，是2018年上半年的利息，2019年5月22日马云珍通过其婆婆张正芳的银行账户支付给蔡芳300万元，并在微信中与蔡芳确认已经支付300万元，且明确是4550万元的一半利息。其中马云珍微信中提到的“这个月要还你的450万”是马云珍另外向蔡芳所借款项，该笔借款已经归还。证据三、蔡祥福与马云珍之间的其他六笔借款情况，该六笔借款本息均已结清，唐彩英、蔡芳认为可以证明蔡祥福与马云珍之间的借款支付方式都是根据马云珍指示支付至华鸿伟永公司等其他公司账户，借款利息由马云珍支付。具体包括：1、2010年4月2日，蔡祥福与马云珍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1000万元，年利率为15%，借期自2010年4月2日至2010年12月25日。签订《借款协议》当天，苏州市亿能电器有限公司通过农业银行账户分别向苏州鑫润天威贸易有限公司和远立达公司转账3805420.72元、6194579.28元，合计1000万元。马云珍在两份转账支票上签名。2010年12月17日远立达公司将1000万元转账到苏州市亿能电器有限公司账户，2010年12月30日远立达公司向蔡祥福汇款1079167元。唐彩英、蔡芳称，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该笔1000万元的本息均通过远立达公司归还。2、2010年7月20日，蔡祥福与马云珍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1000万元，年利率15%，借期自2010年7月20日至2010年12月20日。同年7月21日，亿特隆公司向远立达公司分别转账900万元、100万元。2010年12月17日，远立达公司向亿特隆公司转账1000万，12月30日，远立达公司向蔡祥福汇款620800元。唐彩英、蔡芳称，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该笔1000万元的本息均通过远立达公司归还。3、2016年9月21日，马云珍通过微信将其招商银行账号信息发给蔡祥福，当天蔡祥福通过农行账户向马云珍转账300万元，马云珍通过微信发送给蔡祥福：“收到300万”。华鸿伟永公司于2016年10月20日、11月21日、12月20日、2017年1月20日、2月20日、3月20日、4月20日、5月19日、6月22日、7月28日、8月21日分别向蔡祥福汇款4.5万元、4.65万元、4.5万元、4.65万元、4.65万元、4.2万元、4.65万元、4.5万元、4.65万元、4.5万元、4.65万元；2017年10月17日，蔡祥福农业银行账户收到300万元（对方户名显示为上海银行）。唐彩英、蔡芳称，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该笔300万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借款本息均通过华鸿伟永公司归还给蔡祥福。4、2016年11月12日，马云珍通过微信向蔡祥福发送电子版借款协议，主要内容为：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2000万元，期限15天，从2016年11月15日至2016年11月30日，借款利率为年息36%，上述借款支付至马云珍招商银行账户。2016年11月14日，苏州市亿能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向马云珍分别转账1万元、1999万元；同年11月28日、29日，马云珍向苏州市亿能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分别转账800万元、800万元、400万元，11月29日马云珍还向蔡祥福汇款28万元。唐彩英、蔡芳称，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该笔2000万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借款本息均由马云珍直接支付给苏州市亿能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和蔡祥福。5、2016年12月26日，马云珍通过微信向蔡祥福发送信息：“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1000万元，期限7天，请划以下账户：苏州市华鸿伟永贸易有限公司7324210182800024831中信银行苏州吴中支行”，当天苏州市亿能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向华鸿伟永公司转账1000万元，马云珍通过微信向蔡祥福发送“款已经收到”。同年12月30日，华鸿伟永公司向苏州市亿能家电制造有限公司汇款1000万元、向蔡祥福汇款4万元。唐彩英、蔡芳称，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该笔1000万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马云珍指示蔡祥福将借款支付至华鸿伟永公司账户，归还本息也通过华鸿伟永公司。6、2017年3月1日，马云珍通过微信将华鸿伟永公司中信银行账户信息发给蔡祥福，并发送“马云珍借款1500万元，期限7天，请划以下账户。苏州市华鸿伟永贸易有限公司7324210182800024831中信银行苏州吴中支行”。2017年3月6日，苏州市亿能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向华鸿伟永公司转账1500万元（摘要为借款），当天马云珍通过微信向蔡祥福发送“1500万已经到账”。3月13日，华鸿伟永公司向苏州市亿能家电制造有限公司转账1300万元、200万元（摘要为还借款），3月16日，华鸿伟永公司向蔡祥福转账9.6万元，当天马云珍通过微信向蔡祥福发送信息：“划了96000元，1500万的利息。这次利息低了一点点，客户太强势”，后蔡祥福回复：“利息收到”。唐彩英、蔡芳称，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该笔1500万元，双方未签订借款合同，马云珍指示蔡祥福将借款支付至华鸿伟永公司账户，归还本息也通过华鸿伟永公司。唐彩英、蔡芳称，从这六笔借款的交易习惯来看，蔡祥福没有和马云珍下属的平台公司发生借贷，借款是蔡祥福和马云珍发生，但资金是通过平台支付。没有借条的情况下，从蔡祥福和马云珍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借款的存在。涉案的借款有借有还，后因蔡祥福现金流充足，而马云珍需要投资资金所以一下子转账了3000万，形成了一笔较为稳定的4550万的借款。这笔借款蔡祥福作为长期的利息收入作为理财方式。其举证的支付利息的清单可以看出存在长期、稳定的利息收入，2013年1月15日至2018年3月6日期间，华鸿伟永公司或马云珍一直在支付较大数额的利息，并非如马云珍所称的未还本付息。证据四、亿特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公司于2012年1月19日、2012年3月2日、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18日转账至华鸿公司1200万元、11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系根据蔡祥福指示替蔡祥福出借的借款，而非本公司的借款，对此款本公司不主张权利。祥隆电器厂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公司于2012年10月16日、17日、18日、19日、22日、23日各转账500万元至华鸿公司账户，该共计3000万元的款项系根据蔡祥福指示替蔡祥福出借的借款，而非本公司的借款，对此款本公司不主张权利。马云珍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无法证明马云珍与蔡祥福存在4550万的借贷合意。该段聊天记录中没有提及借贷或与借贷类似意思的字眼。而是用了“您在我这里”，其次2017年到12月应付利息600万（难为情比实际少）的陈述没有任何请求蔡祥福降低利息的意思，如果是借贷固定利率更符合逻辑的描述应该是请求蔡祥福降低利息的疑问句。结合双方聊天的前后语境，如蔡祥福在2017年10月27日向马云珍发送“晋商银行的资料还没有到吗”，2017年11月4日蔡祥福回复“让我和家人商量一下再定”及“谢谢，每年都分红吗”，这部分信息是在蔡祥福对晋商银行投资感兴趣的背景下马云珍主动发送的，其真实意思是马云珍对其监督的所有蔡祥福的投资及收益给了蔡祥福总结并建议他转投晋商银行而非个人借款。蔡祥福与其一直有共同寻找投资机会的行为，2017年蔡祥福希望帮其寻找一些稳定的长期的投资，蔡祥福前面也知道马云珍等其他人有投资晋商银行，所以也希望能投资这个项目，而其、蔡祥福和其他人有对外共同的借出款项，预计本息会回收回来，所以其在2017年11月4日把蔡祥福的资金状况汇总和统计了一下，并给了一点建议。其知道蔡祥福的部分资金状况，其是明确知道4550万元蔡祥福控股的公司划给华鸿伟永公司，并通过华鸿伟永公司借给了其他的借款人。蔡祥福与其还有一部分有闲余资金的朋友都会在早期从事民间借贷，所以会把钱汇总到华鸿伟永公司再统一借出去或投资。钱到了华鸿伟永公司具体有案外人张建龙操作，马云珍进行主要监管，后张建龙生病去世后其处理后期的事情。蔡祥福的资金汇入华鸿伟永公司后，其对资金无支配权，资金也未转到其账户，其只是监管，没有支配权。华鸿伟永公司的账户上的钱也没有流转到其名下。华鸿伟永公司的债务人在归还利息时因为华鸿伟永公司账户不能使用才汇入了马云珍或其指定的账户。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微信聊天2是承接聊天1而来的，是在蔡祥福最终没有选择转投晋商银行后马云珍与蔡祥福协商投资收益600万的计划。虽然这600万从马云珍转出但不能证明是马云珍支付的个人借款利息，从唐彩英、蔡芳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马云珍安排支付蔡祥福的投资收益或者个人借款利息用了多个账户，包括华鸿伟永公司、苏州鑫润天威贸易有限公司、远立达公司等。微信聊天记录3中马云珍在2019年5月22日下午14时06分回复更能印证600万是蔡祥福投资收益的一半。该聊天记录中的描述是“收益”而不是“利息”。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其认可该六笔借款，钱已经还清了。其是借用了华鸿伟永公司的账户，因为款项出来的也是公司账户，个人之间的大额转账银行会有监管所以出于该目的划到了华鸿伟永公司。至于其向蔡祥福支付利息部分，是因为华鸿伟永公司的债务人支付的部分收益、利息，是经催讨过来的，华鸿伟永公司的账户不能用了，因为其在催讨，所以只能通过其的账户走账了。对证据三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以下内容：1.在微信尚未普及年代，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均会出具书面的借款协议以确定借贷合意，在微信普遍使用年代，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也会在微信中发送借款协议或表达借贷合意的短信，故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的习惯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借贷合意的凭证。2.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均为短期借用，且基本都能按时还本付息，涉案借款至今长达8、9年未能还本付息与此相悖。在此情况下，蔡祥福、蔡芳均有多次个人借款，钱均已结清，也佐证了涉案4550万并非个人借款性质。3.马云珍与蔡祥福是在2014年12月8日微信加为好友，在此之前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出具书面借据，而唐彩英、蔡芳主张的借款时间、交付时间是在2014年12月8日之前，却又在2010年7月20日及第二笔借款之后，跨度一年多，转账十多笔，但多笔借款的书面借据唐彩英、蔡芳均无法向法庭提供。但此前的两笔借款借据、转账支票等材料却能完整提交法院，唐彩英、蔡芳诉称的未找到借据显然不符合常理。4.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时收款账户并非华鸿伟永公司一家，涉案款项的收款账户均为华鸿伟永公司，故不能据此反推得出汇入华鸿伟永公司的款项均为马云珍借款的结论。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蔡芳目前为两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两家企业出具情况说明是唐彩英、蔡芳为了达到诉讼目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明。两家企业与华鸿伟永公司的往来性质应根据三家公司的财务账册确认。唐彩英、蔡芳应进一步提交这两家公司的资料确定往来资金的性质，如果情况说明属实证明出借资金并非蔡祥福个人的而是企业资金，那么该借贷行为也是无效的。李洪认为，其未参与马云珍与蔡祥福之间所有的经济往来，对唐彩英、蔡芳提供的证据不予质证。马云珍认为，唐彩英、蔡芳提供公证书中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唐彩英、蔡芳甚至将与本案有直接关联的聊天记录故意遗漏不进行公证，并在本案中对双方的聊天记录断章取义。在2018年11月20日、2019年1月16日蔡芳本人也分别向马云珍借款300万、450万，马云珍也与以往向蔡祥福借款一样发送了借贷合意的短信，再次确认马云珍个人借款的交易习惯是一定会出具明确的借贷合意的相关凭证。上述两笔借款也与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一样，短期借用且本息已经还清。蔡芳也与蔡祥福一样在短借前后均未提及巨额借款及尚未归还的情况。相反蔡芳、蔡祥福在马云珍仍未归还巨额借款情况下继续出借大额款项，并在借款前后多次向马云珍表达感谢，这些都与唐彩英、蔡芳诉称的巨额借款不符。马云珍为此提供公证书一份，其称对包含马云珍与蔡祥福的完整聊天记录及马云珍与蔡芳的部分聊天记录也进行了公证（与蔡芳的聊天记录是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12日及2019年10月19日）。证明内容为：1.马云珍与蔡祥福长达三年半的聊天以及与蔡芳截至2019年10月19日的聊天可以反映，氛围一直良好并且互有感恩知情，蔡祥福与马云珍长达多年的聊天记录中从未主动提及4550万是马云珍个人借款的内容，也从未有过巨额款项追索的内容。2.马云珍在2017年11月4日所发信息的真实意思前后表述，蔡芳对此明确知晓的，这点在2018年4月28日蔡芳与马云珍的聊天记录中可以得到证明，但蔡芳在公证聊天记录时故意遗漏该信息，“阿姐，我想问一下我爸爸总共有多少钱在委托你投资”，马云珍回复“4550”。蔡祥福生前有通过马云珍寻求投资渠道的习惯，如2017年5月12日、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17日、2018年1月10日，该时间段的聊天可以证明蔡祥福的国发基金投资由马云珍具体办理，并由马云珍向蔡祥福汇报。2017年10月27日-2017年11月4日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蔡祥福通过马云珍了解晋商银行投资情况。2017年9月22日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蔡祥福希望马云珍提供的借款人能提供有效抵押物，在此情况下愿意将款项出借给借款人。2017年12月26-28日的聊天记录证明蔡祥福明确向马云珍表示对于拆迁所得的3900万希望马云珍提供合适的投资项目。2018年3月27日的聊天可以证明蔡祥福对孔冬根的借贷也是通过马云珍协商的。与蔡芳的聊天记录，马云珍公证的是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12日期间的，如唐彩英、蔡芳所述蔡祥福临终前必然要将财务状况告知蔡芳，但蔡祥福告知蔡芳的内容可以肯定案涉款项并非借款，否则蔡芳不可能在2018年4月28日向马云珍求证4550万为委托理财的信息。蔡芳就连孔冬根150万的借款都在短信中多次询问马云珍，如果案涉款项是借款，没有任何理由解释蔡芳在蔡祥福过世前后在与马云珍的聊天中只字不提借款4550万元的事情。唐彩英、蔡芳经质证认为，对马云珍提供的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有异议。马云珍引述这些微信聊天记录中都进行了大量的推理，这些推理不符合逻辑推理要求及得出的结论不是唯一的。2018年4月28日蔡芳问“我爸爸投资……”，其发这条微信是在2018年4月28日上午9时50分，当时其父亲病情严重，之前其对父亲的对外经营和债务和投资都不了解，但其知道有一笔大概5000万左右的钱在马云珍那里，每年马云珍支付固定的利息。其父亲和马云珍之间有一些共同的投资，如国发投资这一笔，所以其搞不清楚这些钱的状况，但是其父亲不能接受病危的状况，一直以为能治好。2018年4月28日下午其父亲状况不好，其所以问了其父亲一些问题，其父亲向其进行了交代，当天晚上19时57分其又主动发给马云珍，说在陪其父亲，其父亲把资金状况和我讲了一下。这时候其才有大概了解，当时其心情比较悲痛，没有心情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让马云珍帮忙处理很多事情，包括孔冬根的钱。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在微信中催告巨额借款，是因为双方当事人两家关系非常好，其父母都很信任马云珍，双方关系一直很好，而且马云珍在其家人面前表现出来的经济状况也很好。至于公证书，当时微信公证时有一个光盘，公证处工作人员告诉其只要把重要的信息展示出来即可。马云珍还提供2019年2月15日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向华鸿伟永公司发出的企业询证函的打印件，对账金额分别为1550万元、3000万元，其称询证函是邮寄到华鸿伟永公司的，由华鸿伟永公司的陆会计签收的，陆会计在询证函上盖章后将原件邮寄给了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证明案涉4550万的性质并非蔡祥福交付给马云珍的借款，而是华鸿伟永公司结欠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的款项。该询证函是在蔡祥福过世后蔡芳实际掌控两家公司后发出的，与蔡芳主张事实相悖，也足以证明蔡芳对案涉款项并非马云珍个人借款是明确知晓的。唐彩英、蔡芳经质证认为，对马云珍提供的企业询证函打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与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均未发过这份询证函。唐彩英、蔡芳还认为，案涉借款属于马云珍、李洪夫妻共同债务，马云珍、李洪对借款债务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为此其又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工商信息，证明马云珍、李洪分别投资了多家公司，经营业务具有投资性质，其中马云珍、李洪均为苏州苏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董事，李洪为苏州亚玛达机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马云珍母亲孙美英参股，李洪母亲张正芳为苏州金葵花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孙美英参股，张正芳为苏州市睚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前身为苏州市沧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均为马云珍。马云珍、李洪及其双方父母商业关系交织，实际都是马云珍、李洪负责生产经营，投资业务是家庭共同业务也是共同经济来源。因此，投资所需借款是马云珍、李洪共同知晓并认可的，借款用途也用于共同经营的投资业务。案涉借款最后一笔300万元利息是马云珍用张正芳的账户归还，且张正芳与李洪在同一户表上，共同生活，因此李洪对案涉借款应当是知晓的，对该债务有共同意思表示。另外，马云珍利用借款与李洪形成了夫妻共同财产。本案借款发生后马云珍和李洪购入了多套房产，且登记为夫妻共有，显然是马云珍对于本案借款4550万元的运作产生的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添置房产等大宗物品是为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形成了夫妻共同财产，马云珍、李洪的投资行为是夫妻两人主要共同经营的收入来源和主营业务。证据2、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5民初401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查明：2016年9月15日，该案原告苏州市聚创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借款人苏州富丽贝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订立借款金额为600万元的《最高额借款合同》，苏州市睚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为上述《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6年9月19日，马云珍、李洪与苏州市聚创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订立《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坐落于常熟市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朝阳路房产为该案被告在600万元范围内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后判决被告李洪、马云珍对该案被告苏州富丽贝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等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在6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证据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8执126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一份，该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为苏州超联光电有限公司、苏州市沧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马云珍）、苏州新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魏良，马云珍、李洪提供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178号房产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另外，双方当事人两家较为熟悉，2015年8月8日、2016年12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都提到了李洪，说明马云珍、李洪与蔡祥福经常在一起，佐证马云珍、李洪具有借贷合意。马云珍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马云珍、李洪是夫妻关系，但案涉款项巨大，远远超过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且至今唐彩英、蔡芳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案涉所谓的借款由马云珍用于家庭日常所需。所投资企业注册资金均已实缴到位，且这些企业成立的日期均早于案涉款项的交付时间，故借用涉案巨款投资缺乏事实依据。对外担保仅是马云珍依据借款人的要求为其债务提供担保的自愿行为，与涉案款项没有任何关系。马云珍称，其不是华鸿伟永公司的股东和控制人，其也借钱给了华鸿伟永公司，华鸿伟永公司是在原苏州市沧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建龙主导下成立的公司，主要从事民间借贷，其和蔡祥福都是出借人之一。后来张建龙于2014年底左右突然因病离世，这个公司就无人管理，但有未收回的款项，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只能由其去追未收回款项。包括此案的4550万元，其知道是蔡祥福投到华鸿伟永公司的。主借款人有两个，一个是海德公司，一个是赵月娥，向他们催讨过来的款项，由其收到钱后分配。其曾经担任过苏州市沧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是张建龙。后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他人了。其认可和唐彩英、蔡芳私交关系很好，平时一起吃饭是正常行为。蔡祥福都没有李洪的微信，只是两家人吃个饭而已。唐彩英、蔡芳应该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款项被借来用于马云珍、李洪共同经营，否则任何夫妻一方个人的借款均可以通过这个理论来定性为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解释相悖。李洪经质证认为，与马云珍的意见一致。对于马云珍在外的投资活动其并不知情，不能证明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蔡芳、唐彩英为蔡祥福的法定继承人，其有权就蔡祥福生前对外出借的款项主张权利。蔡芳、唐彩英主张马云珍结欠蔡祥福借款4550万元，其中4100万元由蔡祥福控制的亿特隆公司支付至华鸿伟永公司账户、马云珍已经归还借款本金2550万元，3000万元由蔡祥福控制的祥隆电器厂支付至华鸿伟永公司账户，马云珍则称其与蔡祥福就蔡芳、唐彩英主张的4550万元无借贷合意。关于案涉4550万元，根据蔡芳、唐彩英提供的微信聊天内容，其中2017年11月4日马云珍发送信息给蔡祥福，主要内容称蔡祥福在马云珍这里本金4550万，2017年到12月应付利息600万，两项相加为5150万元，另根据马云珍提供的聊天记录反映，蔡祥福去世后，蔡芳于2018年4月28日向马云珍发送信息，询问其父亲蔡祥福总共有多少钱在委托马云珍投资，马云珍回复“4550”，综上可以确认，蔡祥福交付给马云珍款项尚余4550万元属实，双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4550万元款项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款的问题。对此，该院认定4550万元是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款项，理由如下：一、从蔡芳、唐彩英提供的案涉借款以外的蔡祥福与马云珍之间的其他六笔借款情况看，马云珍与蔡祥福之间存在大量、频繁且金额巨大的借款事实，蔡祥福多通过其实际控制的亿特隆公司等主体汇款出借款项，而马云珍收款、付款也多通过华鸿伟永公司等公司账户，2016年12月26日、2017年3月6日马云珍在向蔡祥福分别借款1000万元、1500万元时，其更是发送微信直接指示蔡祥福将借款付至华鸿伟永公司账户。因此马云珍关于案涉资金转账系亿特隆公司、祥隆电器厂与华鸿伟永公司企业之间往来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二、蔡芳、唐彩英虽然未能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但因出借人蔡祥福已去世，蔡芳、唐彩英作为法定继承人主张权利，其称未能找到案涉借款的借款凭证具有一定合理性，并且其为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提供了已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事项的微信聊天内容，2017年11月4日马云珍向蔡祥福发微信称蔡祥福在其处有本金4550万且还明确2017年利息600万元，对于该部分微信内容，从一般人认知角度看显然是有关借款的表述，并无蔡祥福委托马云珍对外投资之意思表示，另从2017年12月26日马云珍与蔡祥福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以及2019年3月22日马云珍和蔡芳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其中马云珍提出延期支付利息的请求，该部分内容也只能体现借款之内容，并无有关涉及投资之意思表示。2018年4月28日，蔡芳虽然在向马云珍发送信息询问其父亲总共有多少钱在委托马云珍投资，但发送该信息是在其父亲蔡祥福去世前几天，蔡芳也不是借贷关系的当事人，仅凭该微信聊天内容不能证明案涉4550万元系蔡祥福委托马云珍对外投资。马云珍对其主张的委托投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马云珍虽辩称蔡祥福资金汇总至华鸿伟永公司再与他人统一借出或投资，对此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案涉巨额款项，马云珍取得该款项显然是用于投资等经营行为，但据此不能反推蔡祥福给予其款项即为委托投资，因马云珍对于案涉4550万元系投资性质之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该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根据双方无异议的几笔借款反映，马云珍向蔡祥福借款时约定利息或实际支付利息均是按照年息15%计算，即便对于本案争议部分，从马云珍支付情况看，也存在蔡祥福投入款项后收取固定投资收益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约定，从双方的交易行为亦能认定马云珍与蔡祥福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该院认定案涉4550万元系马云珍向蔡祥福所借款项，其理应承担还本付息之民事责任。关于利息部分，蔡芳、唐彩英主张，上述借款4550万元，经蔡祥福与马云珍协商，蔡祥福作为长期借款出借给马云珍，双方原约定年息15%，后改为每年按600万元计算利息。上述事实，从蔡芳、唐彩英提供的多处微信聊天内容均可以得到印证，马云珍多次提及支付每年利息600万元或半年利息300万元，2019年5月22日的微信聊天内容中，马云珍更是直接表示“这个300万是那4000多万一半的收益”，由此可以确认蔡祥福与马云珍之间至少自2017年起约定利息按每年600万元固定数额支付，经核算该利率标准约为13.1868%，未超过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上限，故蔡芳、唐彩英主张马云珍结欠2018年半年利息300万元、2019年全年利息60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马云珍仍应依约向蔡芳、唐彩英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45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3.1868%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案涉借款4550万元发生于马云珍、李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金额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因马云珍、李洪未能提供书面借款凭证，故只能从本案相关事实判断借款是否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首先，马云珍、李洪分别是多家公司的股东或高管，马云珍、李洪不仅在多家公司同时担任公司高管，而且马云珍、李洪各自的母亲也参与多家公司，上述公司均有投资经营范围，可见马云珍、李洪具有共同投资经营的行为。本案所涉借款频繁通过华鸿伟永公司进出，马云珍称华鸿伟永公司主要从事民间借贷，其也是出借人之一，因此蔡祥福根据马云珍指示将借款汇入华鸿伟永公司后，马云珍再使用蔡祥福资金投资经营，该投资经营行为应当认定是马云珍、李洪共同经营行为。根据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反映，2016年期间，马云珍、李洪为其他企业融资多次共同提供担保并被判决共同承担清偿责任，亦可印证马云珍、李洪具有共同投资共同举债之事实。马云珍从蔡祥福处借款所形成债务应当认定为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其次，自2010年至2017年期间，马云珍长期与蔡祥福发生借贷关系，根据马云珍确认的其与蔡祥福之间的六笔借款本金金额就已高达6800万元，马云珍与蔡祥福个人账户之间交易频繁，马云珍也长期以其个人账户向蔡祥福支付巨额本息，李洪显然对此知情，其中最后一笔300万元还款直接通过李洪母亲账户归还，由此亦可印证李洪对案涉借款明知且有共同借款意思。再次，在蔡祥福向马云珍出借巨额款项并将其中4550万元作为长期借款后，马云珍、李洪夫妻购置大量房产，均为夫妻共同共有，李洪在本案借款中获得大量利益，案涉借款由马云珍个人归还对于债权人显失公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马云珍、李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蔡芳、唐彩英借款本金4550万元、利息900万元，合计5450万元，并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以45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3.1868%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4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319600元，由马云珍、李洪负担。为支持其上诉请求，马云珍、李洪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20）苏苏吴中证字第1237号公证书，证据二、（2020）苏苏吴中证字第1568号公证书，证据三、电话录音光盘，证据四、2019年2月15日《企业询证函》两份，证据五、EMS物流单及相应的签收记录查询单，证据六、亿特隆公司工商变更记录，以上证据证明案涉4550万元是华鸿伟永公司结欠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的款项，而非马云珍结欠蔡祥福的借款。证据七、马云珍与蔡祥福的短信记录，证据八、马云珍与汪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九、2017年2月16日《企业询证函》两份，证据十、马云珍与蔡祥福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十一、马云珍与陆双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十二、2018年3月10日《企业询证函》两份，以上证据证明蔡祥福在世时也认可案涉455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与华鸿伟永公司之间，并非马云珍结欠其个人的借款。证据十三、银行业务回单六份，证据十四、银行电子转账凭证及业务回单，证据十五、银行流水，证明2013年1月的800万元转账是亿特隆公司从银行贷得款项后为了规避贷后审查而自行安排的走账，并非借款款项的交付，同时也说明蔡祥福本人也在使用华鸿伟永公司平台，故不能将汇入华鸿伟永公司的款项都认定为是马云珍的借款。蔡芳、唐彩英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和二，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确定快递寄送的就是询证函。证据三，电话对象是柳晓芳予以确认，陆双红的身份暂时不能确认。柳晓芳所陈述的内容不完全准确，其称询证函交给了蔡芳，实际上蔡芳并没有收到。证据四，对该份复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是蔡芳、唐彩英询问过会计，确实曾经发过有关相同内容的询证函。证据五，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六，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七，真实性不予确认，短信记录不完整，与本案的关联性也不予确认。证据八和九，真实性不能确认，但是蔡芳、唐彩英询问过会计，应该也曾经在那个时间段发过有关的询证函。证据十，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十一，对该聊天记录不清楚，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证据十二，对该份复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样会计陈述曾经可能发过类似的询证函。证据十三、十四和十五，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不能证明马云珍、李洪的证明内容。蔡芳、唐彩英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华鸿伟永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据二、验资报告，证明华鸿伟永公司减资后资本金明显不足。证据三、减资公告，证据四、华鸿伟永公司2012年度年检报告书，证明蔡祥福转账给华鸿伟永公司的巨额资金在华鸿伟永公司的账面并没有反映，华鸿伟永公司并不是真正的债务人。证据五、华鸿伟永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六、苏州苏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七、苏州姑苏文化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证据八、苏州金葵花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以上证据证明华鸿伟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非是张建龙而是马云珍。证据九、苏州苏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李洪应当知道马云珍是在做投资理财的经营，所得收益应归为夫妻共同财产。马云珍、李洪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至四，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马云珍并非华鸿伟永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减资能够顺利完成并非代表华鸿伟永公司对外不存在债务。证据五至八，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案外人缪芳的工作岗位是会计，代办年检、工商备案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且缪芳最早作为华鸿伟永公司的会计，为马云珍、蔡祥福所熟识，介绍缪芳到投资人控制的公司代账也是人之常情。证据九，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苏州苏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现已经注销，股东并非马云珍、李洪，共同投资无事实依据，公司实收资本也与案涉借款金额相差甚远。二审经审理查明，马云珍、李洪提交2019年2月15日亿特隆公司、祥隆电器厂分别向华鸿伟永公司发送的企业询证函，载明：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款项，下列数据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回复意见”栏打“√”并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回复意见”栏填入正确数字并说明正确原因。亿特隆公司发送的企业询证函列示的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往来为：华鸿伟永公司欠1550万元；祥隆电器厂发送的企业询证函列示的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往来为：华鸿伟永公司欠3000万元。另查明，二审中，本院调取了华鸿伟永公司7324210182800024831账户的银行流水，该流水显示：2012年1月19日，亿特隆公司向华鸿伟永公司汇入案涉第一笔1200万元款项后，当日，华鸿伟永公司将1200万元转账至马云珍的账户。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款项的权利义务主体；二、案涉款项的性质；三、案涉款项是否属于马云珍、李洪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尽管案涉款项系由蔡祥福任法定代表人或投资人的企业转入华鸿伟永公司，但根据2017年11月4日马云珍在与蔡祥福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蔡祥福在其处有本金4550万，以及2018年4月28日马云珍在与蔡芳的聊天记录中确认蔡祥福总共有“4550”在委托其投资，结合部分案涉款项在转入华鸿伟永公司后立即转入马云珍的账户，蔡祥福与马云珍之间的其他借贷往来亦有通过蔡祥福或其配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与华鸿伟永公司等交付的交易习惯，以及相应的利息收益由马云珍支付等事实，一审认定蔡祥福交付给马云珍的款项尚余4550万元，并无不当。马云珍、李洪提供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与华鸿伟永公司之间的《企业询证函》，主张案涉款项系上述公司之间的往来，但《企业询证函》的作用系核实公司账户往来的真实性，并不足以推翻前述有关案涉款项权利义务主体的证据，且祥隆电器厂、亿特隆公司亦认可案涉款项系蔡祥福出借的借款，故对于马云珍、李洪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马云珍主张案涉款项系汇集至华鸿伟永公司后，再由华鸿伟永公司进行对外投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蔡祥福、蔡芳与马云珍之间的聊天记录，蔡祥福将案涉款项交付马云珍后，马云珍定期向蔡祥福支付固定收益，双方至少自2017年起约定每年利息为600万元，马云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的性质为民间借贷，并依据上述固定利息数额认定借款利率和马云珍结欠的利息金额，并无不当。蔡芳、唐彩英作为蔡祥福的法定继承人，有权就蔡祥福生前对外出借的款项向马云珍主张还本付息的权利。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借款发生于马云珍、李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马云珍、李洪具有共同投资经营的行为，自2010年至2017年，马云珍与蔡祥福长期频繁发生大额往来，案涉借款最后一笔300万元的利息亦由马云珍使用李洪母亲张正芳的账户归还，故李洪知晓案涉借款之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在本案纠纷发生前亦无证据证明李洪对此提出异议。且在案涉借款发生后，马云珍、李洪夫妻购置房产形成夫妻共同财产，李洪亦从案涉借款中受益。综上，一审认定案涉借款为马云珍、李洪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另，经审查，一审并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马云珍、李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4300元，由马云珍、李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一鸣审 判 员 柏宏忠审 判 员 丁 兵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法官助理 马歆悫书 记 员 花维力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