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申9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国英，男，195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付冬梅，女，196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北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果园南道**。法定代表人胡志国，该局局长。再审申请人李国英、付冬梅因诉被申请人天津市北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2行终33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国英、付冬梅申请再审称：1993年3月9日,二再审申请人和案外人李国强共同出资成立“天津市北辰区敦恒客运出租车队”,并在被申请人处办理了工商登记。2001年1月,案外人李国强伪造《天津市北辰区敦恒客运出租车队第八次股东会议决议》(以下简称《第八次股东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并冒用二再审申请人的名义在以上两份文件中签名,以两份虚假伪造的文件将“天津市北辰区敦恒客运出租车队”变更登记为“天津市敦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二再审申请人得知此情况后,于2015年11月17日向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第八次股东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无效的诉讼,在诉讼中二再审申请人提出对《第八次股东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中二再审申请人的签名真伪进行鉴定,但是,由于鉴定单位的原因,对签名真伪无法作出明确的鉴定结果,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驳回了二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诉讼程序结束后,二再审申请人分别向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对《第八次股东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中的二再审申请人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鉴定结果均为《第八次股东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中的签名不是二再审申请人书写。鉴于以上事实,二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撤销2001年1月15日将“天津市敦恒客运出租车队”变更为“天津市敦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登记行为。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津辰市场监管信[2020]3号),对二再审申请人的申请事项拒绝履行。二再审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申请人履行撤销登记行为的职责,两审法院裁定驳回二再审申请人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二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再审申请人履行行政职责,而就履行行政职责之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起诉期限,即使对履行行政职责诉讼同样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0年1月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二再审申请人于2020年4月提起诉讼未超出法定起诉期限。两审法院驳回二再审申请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综上，二再审申请人依法提起再审申请,请求撤销两审行政裁定,依法决定再审。本院经审查查明：再审申请人诉案外人李国强合同纠纷民事诉讼，已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02民终3712生效民事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该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11月17日，李国英、付冬梅曾将李国强列为被告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了确认《转股协议书》无效等诉讼请求。2017年3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辰民初字第589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李国英、付冬梅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就相应股东会决议与《转股协议书》鉴定事宜载明了“本院于2016年2月26日委托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6年7月26日，该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退案函，载明：‘接受委托后至五月中旬调档结束，此案初步具备鉴定条件，就目前双方认可的比对样本，我中心鉴定人做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工作，并且多次请北京的文检专家共同研究，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鉴于此种情况，我中心经研究决定，予以退案处理。’后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继续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11月10日向一审法院发函：‘根据现有样本材料，无法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此鉴定予以退回’。经过双方同意后，一审法院选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最终鉴定机构，2017年2月23日，该所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1、鉴于缺少付冬梅签名，其笔迹鉴定无法开展。2、经与李国英签名进行检验发现，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在笔迹特征方面既存在符合又有一定的差异，无法评价特征价值的高低，根据现有材料无法得出明确性意见，故将此案退回”等内容。李国英、付冬梅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后以其与李国强达成和解协议为由撤回上诉，2017年6月2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民终4462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李国英、付冬梅撤回上诉。嗣后，李国英、付冬梅另就该案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其委托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对该案中相应股东会决议与《转股协议书》进行了鉴定，结果是“上述检材中李国英、付冬梅的签名与样本中李国英、付冬梅的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有新证据足以推翻该案判决，故提出了相应的再审申请。2019年12月12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2民申18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李国英、付冬梅的再审申请。再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民申181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李国英、付冬梅虽然提出了上诉，但又撤回上诉，自己主动放弃了二审主张权利的机会。申请再审之前，李国英、付冬梅虽然以个人的名义委托了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敦恒车队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中自己的签名分别做了笔迹鉴定，但该鉴定所并非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鉴定机构，故该鉴定意见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证明李国英、付冬梅申请再审的主张。”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请求判令被申请人履行撤销2001年1月15日将天津敦恒客运出租车队变更为天津市敦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登记行为，本案焦点是二再审申请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审查，根据二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的涉案《申请书》，二再审申请人在其相关民事诉讼程序结束后，委托北京民生物证司法鉴定所、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中李国英、付冬梅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果均为《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中再审申请人的签名不是再审申请人书写，二再审申请人据此主张被申请人2001年1月15日作出的被诉工商登记行为所依据的《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属于伪造虚假材料，要求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撤销2001年1月15日将‘天津市敦恒客运出租车队’变更为‘天津市敦恒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登记行为”。但是，根据（2020）津02民终3712号生效民事判决，二再审申请人曾以案外人李国强为被告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民事诉讼，就涉案《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的法律效力主张异议，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辰民初字第5896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后以其与案外人李国强达成和解协议为由撤回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民终4462号民事裁定，准予再审申请人撤回上诉。二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涉案《申请书》之前，已经根据其民事二审之后委托笔迹鉴定的鉴定结果，就前述（2015）辰民初字第5896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2民申181号民事裁定，认定二再审申请人“以个人的名义委托了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对《敦恒车队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中自己的签名分别做了笔迹鉴定，……该鉴定意见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证明李国英、付冬梅申请再审的主张”。根据上述事实，二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涉案申请时，涉案《第八次股东会会议决议》和《转股协议书》的合法有效性未经法定程序予以否定，二再审申请人就其涉案请求事项不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被申请人针对二再审申请人申请事项所作出的相应答复行为，对二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两审法院裁定驳回二再审申请人起诉的结果并无不当，二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李国英、付冬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国英、付冬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雅晶审判员  李 瑾审判员  刘 迪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