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绍军，男，196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圣瀑，山东龙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姜开源，男，195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原审被告：战淑萍，女，1956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上诉人姜开源、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荣、孙立伟，山东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绍军因与上诉人姜开源、原审被告战淑萍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1民初1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系2020年10月26日本院作出(2020)鲁06民再111号民事裁定撤销（2020）鲁06民终5150号民事裁定、恢复第二审程序后，于2021年1月6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绍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理由：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等方面均存在错误。一、涉案转包合同书应属无效，姜开源应当将收取的款项予以返还。1.原审法院并未查清涉案海滩地的真实权属，姜开源也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涉案海滩地属于龙口市中村镇北皂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皂后村村委会)集体所有。现经了解，姜开源向上诉人出租的涉案海滩地坐落于沿海防护林及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依法应在国家所有的土地、海域及滩涂范围内，所属范围应属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均无权处分，故姜开源的出租行为极有可能处分了属于国家所有范围内的财产，当属无效。原审法院在未调查核实涉案海滩地的真实权属情况下，仅仅根据北皂后村村委会的单方陈述简单的认定涉案海滩地属村集体所有完全错误。在涉案海滩地属国有的情况下，北皂后村村委会或姜开源则无处分权，姜开源与上诉人之间的转包合同书当属无效。2.假设涉案海滩地属北皂后村村委会所有，根据姜开源提交的1999年11月20日的合同书，发包方与承包方主体也分别是北皂后村村委会与烟台高新区耀龙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龙公司)，姜开源并非该合同的一方主体，而上诉人也非北皂后村村委会集体组织成员，《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2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据此，姜开源并未提供耀龙公司从北皂后村村委会承包海滩及姜开源将涉案海滩地出租给上诉人均已经村民民主议定程序通过且经政府批准的任何证据，故合同书及涉案转包合同书依法当属无效。二、退一步讲，若涉案转包合同书合法有效，那么上诉人与姜开源之间也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法律关系，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35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丛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据此，法律对转让、转包及出租之间的定义与区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到本案中，转让明显要求的是姜开源退出原其与村委会之间的承包合同，其将不再是原合同的承包主体，原承包关系消灭，由上诉人代替姜开源的主体地位与村委会成立新的承包关系、履行新的承包权利与义务。然而涉案转包合同书中已明确约定，上诉人与姜开源之间系转包人与承包人的关系、上诉人对于看护房、道路及变压器等仅有使用权、合同到期后如何处理等，尤其第6条明确载明“合同到期后，如甲方(即姜开源)取得继续承包权，乙方(即上诉人)亦自动取得承包权。承包费按甲方和北皂后村村委会标准执行”，非常明显，耀龙公司并没有退出原承包合同，原承包关系也并未终止与消灭，而是由其与北皂后村村委会履行其之间的承包合同，上诉人与姜开源履行该转包合同书，两者互不干涉与冲突，所以上诉人与姜开源之间非转让关系。转包要求的是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上诉人并非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本案也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转包关系。本案则完全符合出租的定义，即一定期限内租赁给他人(即上诉人)经营，耀龙公司与村委会的原承包关系并未改变，上诉人与姜开源执行该双方之间的涉案转包合同书，这也是上诉人与姜开源双方均认可的法律关系。关于原审判决所称的北皂后村村委会认可上诉人与姜开源之间系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据此认定双方为转让关系明显与法律相悖，也与事实不符。首先，上诉人与北皂后村村委会之间就涉案海滩地并无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没有向其支付任何的承包或租赁费用，其也未向上诉人履行任何的发包人义务，双方之间并无任何转让或承包等协议；其次，北皂后村村委会并非涉案转包合同书的一方主体，其并未参与该转包的任何事宜，其事后至今多年的单方言辞及陈述无任何法律效力；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而姜开源及北皂后村村委会并未提供任何在签订涉案转包合同书之前已提出转让申请且经同意通过的证据，现仅是村委会口头单方陈述为转让，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证实，相反姜开源却自认本案双方为出租的事实；第四，姜开源的原户籍及居住地即为北皂后村，其与该村委会的村委主任姜开海、姜某1均系亲属邻里关系，村委会或其主任的言辞明显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姜某1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出庭作证接收质询，故其言辞而不应被采信；最后，原审法院在双方均认可出租事实的情况下，竟然至北皂后村反复进行所谓的调查，这是多么明显的超越及滥用职权，完全超出了法律赋予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范畴，原审法院为了否定双方自认的出租事实，竟然根据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北皂后村村委会及主任的单方言辞陈述就否定双方自认及依法属于的出租关系，将很明显的出租关系硬生生的认定为转让关系，实属错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第25条规定，承包方转让承包土地，发包方同意转让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并配合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北皂后村村委会应当对其主张的上诉人与姜开源之间为转让关系提供除其口头陈述外的充分证据证实，如姜开源与上诉人签订转包合同书时向村委会提出的书面转让申请、村委会同意通过的书面会议记录及乡镇政府批准的档案材料等，否则北皂后村村委会现在的口头单方陈述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采信。关于原审法院认为的转包合同书的期限与北皂后村村委会合同的期限一致、若是转租合同不应当一次性付清费用等内容从而否定双方系出租关系完全系原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法律并未禁止出租的期限不能与原承包合同相同及租金可以一次性付清等，原审法院的该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本案双方为出租关系，且本案案由也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故在租赁期限未届满租赁合同不能再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姜开源当然应当退还未到期部分的租金。三、退一万万步讲，假设上诉人与姜开源之间系转让关系，那么也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转让，转让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二)流转土地的四至、座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流转方式；(五)流转土地的用途；(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七)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八)流转合同到期后地上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九)违约责任。由此可见，流转期限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然包括转让、转包或出租)的必要要件，而涉案转包合同书明确了流转期限为自2015年5月28日(合同签订之日)至2029年12月31日，上诉人向姜开源给付的200万元也是全部流转期间的费用。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转包合同书已经履行完毕完全错误。本案转包合同书为双务合同，即上诉人负有给付费用的义务，而姜开源负有保证标的物满足使用期限及条件的义务，现上诉人已经付清合同中的全部费用，付款义务已经完成，而姜开源并未完成保证上诉人在约定流转期限内正常使用标的物的义务(虽然因政府行为导致涉案海滩地被政府收回)，本案并非标的物所有权转让的一次性交易，而是负有约定流转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故姜开源的义务并未履行完毕，原审法院仅以款项的给付完毕作为合同履行完毕的判断，而忽略了流转期限并未届满的情形实属错误。另外，原审法院既然认为涉案转包合同书已经履行完毕，却又判决解除该合同，完全是自相矛盾，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则何来再行解除的问题？只有在合同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解除的问题，所以涉案转包合同书也并未履行完毕。上诉人与姜开源之间签订转包合同书的目的就是上诉人给付约定流转期限内的费用，在约定期限内能够正常使用涉案海滩地，而现在上诉人不能实现约定流转期限内正常使用的合同目的，则无论双方之间是转让还是出租关系，该合同在解除的情况下，姜开源均应当将剩余流转期限的流转价款返还给上诉人。再者，根据民法最基本的公平责任原则，姜开源也应当予以返还。五、原审判决将《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第49条适用于本案明显错误。首先，该条规定的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因此该条适用的前提必须是依法登记取得证书的才可以流转，而涉案海滩地姜开源并未提供及取得任何证书，其权属当然受到质疑，而且前已论述是耀龙公司在1999年与北皂后村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而非姜开源，耀龙公司若经合法程序可以对外流转，姜开源对此则无任何权利，所以姜开源与上诉人之间仅为出租关系，并不是转让关系，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流转中转让所需的各项条件；其次，本案起诉时2018年修正的土地承包法已经实施，故依法应当适用新的土地承包法，新的土地承包法第53条对旧法第49条已经进行了修改，明显将“转让”方式取消，故按照新法，即使经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那么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农村土地，也再无以转让的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综上，一审判决对双方之间合同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双方之间签订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而附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两间房屋属于普通财产的转让。因此，由于一审判决对合同性质的认定为转让错误而导致判决错误。姜开源及原审被告战淑萍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因王绍军与姜开源之间签订的《转包合同书》已履行完毕，故一审法院判决第一项解除王绍军、姜开源签订的《转包合同书》不当，应判决驳回王绍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王绍军与姜开源签订的涉案《转包合同书》合法有效正确，且王绍军在一审中确认转包合同合法有效，王绍军现上诉又主张转包合同无效不能成立。一审2019年12月16日第三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辩论意见时确认“转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见一审卷宗216页)。现上诉人上诉又主张转包合同无效，违反禁反言原则，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涉案《转包合同书》是否有效取决于北皂后村村委会与耀龙公司(战淑萍)签订的《合同书》(以下称《合同书》)是否有效。以下事实与法律依据证明《合同书》合法有效：(一)北皂后村村委会有权处分涉案海滩地。1、海滩地依法属于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政府部门对北皂后村村委会与耀龙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的标的物100亩海滩地属于北皂后村村委会集体所有无异议，北皂后村村委会依法享有对外承包100亩海滩地的权利。(1)《合同书》的标的物100亩海滩地位于北皂后村村委会所辖范围内。(2)1999年11月20日签订《合同书》，答辩人即对海滩地进行投资建设、改造，至2018年政府拆迁补偿，无任一政府部门以海滩地归国家所有为由主张过权利。(3)2018年政府拆迁时，与王绍军、答辩人协商拆迁补偿事宜，并支付补偿款。证明政府部门认可《合同书》中标的物海滩地属于北皂后村村委会，认可《合同书》的效力，依法对合同承包方做出拆迁补偿。(4)王绍军向本案一审递交的《民事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的陈述、《合同书》及《转包合同书》约定、北皂后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对村委会主任的调查等，均证明《合同书》中标的物海滩地属于北皂后村村委会所有，且王绍军对此无异议，而其在上诉状中又称标的物海滩地属于国家所有，违反了“禁反言”原则。2、即使《合同书》中标的物海滩地属于国家所有，无论是依据合同签订当时适用的1986年07月0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条第二款“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的水面、滩涂，集体所有的水面、滩涂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全民所有的水面、滩涂，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从事养殖生产。”还是现行有效的2013年12月28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集体所有的或者全民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养殖生产。”之规定，北皂后村村委会均有权对外包《合同书》中的标的物100亩海滩地。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从政府从未主张权利，且对王绍军、答辩人进行拆迁补偿看，也视为政府对北皂后村村委会承包合同的认可，该合同也有效。(二)王绍军主张《合同书》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程序即无效，与法律规定相悖。1、《合同书》自1999年11月20日签订后，至标的海滩地拆迁补偿完毕之日，发包方北皂后村村委会村民未提出任何异议，并没有以签订《合同书》时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而主张合同无效。2、即使北皂后村村委会村民主张合同书无效，该主张也不能成立。虽然根据《合同书》签订时所适用的1999年1月1日《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答辩人承包标的海滩地应当经过民主评议程序。但合同签订时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也不应因此即认定《合同书》无效。理由为：(1)北皂后村村委会已出具证明，对答辩人承包海滩地均予认可，且答辩人已按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承包费用。(2)即使根据《合同书》签订时仍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15号《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条之规定，村民要求确认合同效力提起诉讼，结合《合同法》52条规定，“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仅为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根本理由为“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而答辩人承包村委荒滩，交纳120万元之巨的承包费用，显然“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的合同无效的条件并不成就。(3)，《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而自1999年11月20日《合同书》签订，至2018年拆迁补偿《合同书》终止履行，《合同书》已履行近二十年，且答辩人已做大量投入。参照该条第二款的规定，王绍军主张《合同书》无效不应支持。(三)王绍军及北皂后村村委会均知悉《合同书》《转包合同书》，答辩人具备《转包合同书》签订的主体资格，《转包合同书》有效。《合同书》上加盖“烟台高新区耀龙经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及“战淑萍”小章，而“烟台高新区耀龙经贸有限公司”未经工商登记，其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由战淑萍享有及承担，合同相对方北皂后村村委对此认可。答辩人战淑萍、姜开源系夫妻关系，姜开源与王绍军签订的《转包合同书》，王绍军对合同主体及效力均无异议(一审卷宗193页-194页)。因此，王绍军主张答辩人无权转包不能成立。综上，答辩人与北皂后村村委签订《合同书》合法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修正)第四十九条规定，答辩人有权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答辩人与王绍军签订的《转包合同书》合法有效。二、王绍军与答辩人姜开源签订的《转包合同书》合同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正确，王绍军认为属于转包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第8至10页，从对《转包合同书》合同内容的分析，认定《转包合同书》虽然名为“转包合同”，但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法律属性，说理充分。且北皂后村村委会对王绍军与答辩人之间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知情且无异议，因此王绍军、答辩人所签订的《转包合同书》实为答辩人将《合同书》项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王绍军，王绍军所称双方系转包关系与合同约定及双方履行情况均不相符。三、答辩人已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王绍军，且王绍军作为涉案海滩的承包人已获得相应拆迁补偿，答辩人不负有返还王绍军转让费的义务，王绍军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答辩人已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王绍军，王绍军已支付转让价款，答辩人与王绍军关于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合同已履行完毕。王绍军作为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答辩人与王绍军签订的《转包合同书》第五条已明确约定“乙方承包的海滩地，如被依法征用、拆迁，乙方有权依法获得承包地段的相应补偿，甲方不得干涉”。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王绍军享有依法获得补偿的权利。其次，一审法院调取的涉案海滩征迁的《补偿明细表》，载明产权人战淑萍补偿总额为8876945元。王绍军与答辩人提交给龙港街道政府保存、作为支付补偿款的依据，双方签订了《补偿补充1》，双方在该份《补偿补充1》确认：“战淑萍、王绍军沿海防护林拆迁补偿款合计8876945元，其中王绍军部分共计2869710元，经双方协商同意，无任何纠纷，王绍军部分的2869710元补偿款单独支付给王绍军，具体明细见附表。王绍军速迁奖57394元，合计2927105元”。因此，王绍军已行使其作为涉案海滩承包人的权利，并已领取地上附属物的拆迁补偿款。其诉请答辩人返还租赁费不能成立。综上，王绍军上诉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所作判项第一项错误，应依法驳回王绍军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王绍军上诉理由不成立，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姜开源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王绍军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3229200元（138米*7.8米*30元/m3）；3.一、二审诉讼费、反诉费由王绍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王绍军之间签订的合同书的性质为租赁合同，而并非转让合同。1、一审法院以租赁合同所具有的的阶段性及是否让渡相关财产为由，从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的五个方面论述了涉案合同是出租合同还是转让合同，包括租赁期限、费用支付名称及付款方式、附属设施所有权的变更、拆迁补偿约定、违约退款及返地的约定，但上诉人认为该五项内容均不能作为认定合同的依据，理由如下：（1）、租赁期限问题。首先，租赁期限是租赁合同区别与转让合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土地承包法》第38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其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第三，《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明确规定：续租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第二百一十四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该两个条文均明确说明了，续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原合同的当事人，本案中，即应为上诉人和王绍军，而根据合同书第六条约定：“合同到期后，如果甲方取得继续承包权，乙方亦自动取得承包权。承包费用按甲方（上诉人）和北皂后村村委会商议的标准执行”，该条明确说明了，王绍军承包涉案海滩地的前提是上诉人继续取得承包权，而且承包费应由上诉人与北皂后村村委会商议，也就是说合同到期后，还是由上诉人与村委会先行签订合同为基础，然后王绍军再与上诉人签订合同，该特征只能是租赁合同所具备的。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王绍军签订的合同书约定的租赁期限与上诉人与北皂后村村委会签订的合同的剩余年限完全一致，恰恰符合租赁方式流转土地的法律规定。（2）、费用支付名称及付款方式问题。合同中关于付款名称分别出现过“土地款”、“转让费”、“承包费”、王绍军出具收据中也有“承包金”的载明，合同名称上分别不一致的称谓之所以出现不一致现象，是当事人法律称谓界定不专业所造成的，但不影响租赁的实际，至于支付方式是因为王绍军的支付能力问题，而这也恰恰符合租赁的特征，而不是转让合同的特征，而利息的约定是违约金的计付方式。（3）、附属设施所有权的变更。涉案土地系在海边，王绍军租赁是为了养殖海虾所用，而附属设施对于方便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具有特殊的作用，而且海水腐蚀性极大，考虑到该些实际问题后，考虑到方便生产和海水腐蚀性及使用寿命做作出的对附属设施所有权变更约定，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不能以此否认涉案合同的租赁性质。（4）、拆迁补偿约定。拆迁补偿约定仅是约定相应的补偿归王绍军，而不是全部，该相应补偿指的仅是王绍军青苗补助费，而不包括属于上诉人的建造物及其他补偿款，该约定同样符合租赁合同的特性。（5）、违约退款及返地的约定。如果是转让合同，则行使的应当是债权的追索权，而不是互相返还，之所以互相返还恰恰是租赁目的不能实现所要采取的相应措施，即只有在租赁合同中，如果租赁期限未满，解除合同，才会出现退还部分租金及返还租赁物的问题，所以这一表述故亦符合租赁合同的特征。2、王绍军在租赁涉案的海滩地及海参池子时，明确告知上诉人，其租赁海参池子的用途为养殖海虾，在此基础上上诉人才同意与王绍军签订租赁合同，该事实通过蔡波给王绍军出具的收条的内容可以直接予以证实。最后，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证人张某、姜某2、王某，证人证实了将涉案的涉案海滩地及海参池子租给了王绍军。综上，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的性质为租赁合同，在合同没有约定和未经上诉人同意的前提下，王绍军私自将上诉人所有的海参池子破坏，导致了上诉人本次拆迁补偿过程中的财产损失，对此损失过错完全在于王绍军，对于王绍军的行为导致的上诉的损失理应赔偿，故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绍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租金1,433,143元及利息（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3.诉讼费、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用由被告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证据一，由被告提交的龙口市交通运输局出具的证明及涉案海滩地平面图，证明租赁的标的物为海参池子、附属物及部分海滩地，海参池子的面积为15亩，大约7800.39立方米，海参池子的深度为7.8米。原告认为平面图中的海滩地与涉案海滩地不能确定具有关联性，原告租用的是被告的海滩地，对被告主张的原告租用的海参池子不予认可。证据二，反诉原告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土地上的海参池子是由证人公司进行挖掘，同时证明当时反诉原告对海参池子深度的要求。反诉被告认为该证人的当庭陈述与庭前提交的书面证言有不一致之处，且在没有票据往来及账目记载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证人安排他人挖掘上述三个海参池子。反诉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姜某2、王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场地共建有三座海参池子，其中西面的海参池子租赁给反诉被告，反诉被告用粉煤灰将海参池子填平后建造养殖大棚。反诉被告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证人对海参池子的回填具体由谁实施的描述，仅是听说，不能证明是反诉被告所为。同时上述证言也能证明反诉姜开源应该是了解养殖场的具体经营状况，如果反诉被告违约回填海参池子，姜开源应当是清楚的。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依法不予认定，具体理由详见审理认为部分。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到北皂后村村委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原被告双方对该调查笔录均无异议。由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到北皂后村对该村村委主任姜某1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反诉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通过该笔录可以与反诉原告提交的村委证明相互印证，从而证明村委证明的真实性。反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调查笔录无法证明涉案海参池子的回填是由谁实施的，且结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也能够证明王绍军并没有使用姜开源的海参池子。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依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姜开源与战淑萍系夫妻关系。1999年11月20日，战淑萍以烟台高新区耀龙经贸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龙口市中村镇北皂后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合同书一份，合同书载明：“甲方：龙口市中村镇北皂后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姜开海，系村委主任。乙方：烟台高新区耀龙经贸有限公司，代表人：战淑萍，系经理。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同意将座落在北皂公园东的海滩地，西至龙招一线015号高压线架西130米，东至龙招一线015号高压线架东290米，南至海龙宾馆北东西道，南北长160米，共计100亩，承包给乙方经营海产品养殖。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特订合同条款如下：一、承包期30年，从2000年元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为合同有效期。”该合同书于2000年12月16日由山东省龙口市公证处进行公证，并出具海滩承包合同公证书一份。合同签订后，姜开源在其承包的海滩地上挖掘海参池子三个，并从事海产品养殖。2015年5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转包合同书，合同书载明：“转包方（以下称甲方）：姜开源，身份证号：。承包方（以下称乙方）：王绍军，身份证号：。甲乙双方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就北皂后村海滩地转包事宜，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一、转包地块。甲方将原承包的北皂后村海滩地一部分转包予乙方经营管理。具体面积为：养殖场入场路以西，北至育苗场南墙，西至养殖场西墙，南至公路北侧，东至路基石西侧。东西一百三十八米，南北一百米。其中范围内的三间车库所有权归甲方。连接海水的管道归乙方所有。二、协议期限以甲方与龙港街道办事处北皂后村签订的承包合同规定的剩余期限为准，即以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二零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三、付款方式：转让费共计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整。协议签订后，乙方需支付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并于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前，支付人民币柒拾万元整。余款壹百万元于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前付清，并加付利息壹拾万元整，合计人民币壹百壹拾万元。四、甲方将养殖场入口处看护房两间无偿予乙方使用。如遇征用拆迁等事宜，补偿金归乙方所有。乙方对道路和变压器有使用权。电费按北皂后村村委实际收费标准支付。五、乙方承包的海滩地，如被依法征用、拆迁，乙方有权依法获得承包地段相应补偿，甲方不得干涉。六、合同到期后，如甲方取得断续承包权，乙方亦自动取得承包权。承包费用按甲方和北皂后村村委议标准执行。七、违约责任：甲方如有违约，应退还乙方全部转让费用，并承担相应经济责任。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收回转包的海滩地，并不返还已收取的转让金。八、双方如有纠纷，应进行友好协商，协商未果，可申请到当地人民法院解决。九、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章后即生效。”合同落款处载有转包方（甲方）姜开源及承包方（乙方）王绍军的签字。合同签订后，王绍军在涉案土地上建造养殖大棚共10个，从事海产品养殖，直至2018年12月因政府规划将涉案土地收回。另查明，2015年5月18日、2015年9月28日，原告分别向蔡波尾号0541账户存款15万元、25万元及30万元。2015年9月23日，原告向刘涛尾号6510账户存款10万元。2016年5月31日，原告向蔡波尾号0797账户汇款35万元。2016年6月1日，原告分别向蔡波尾号0797账户存款13万元、汇款6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188万元。刘涛系蔡波的儿子。又查明，2015年5月18日，蔡波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15年9月30日，蔡波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王绍军人民币柒拾万元整”。2016年6月1日蔡波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海参池承包金壹佰壹拾万元整”。上述三份收据载明蔡波共收到王绍军支付款项200万元。被告称蔡波与姜开源系朋友关系，蔡波为姜开源指定的收取相关费用的人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第四十九条之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在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虽然名为“转包合同书”，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合同名称不一致时，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期限与战淑萍与龙口市中村镇北皂后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剩余期限完全一致。二、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书在价款及付款方式上明确约定为转让费，且该费用的给付方式为一年内分三次付清，与租金的性质和交易习惯明显不符。三、原被告双方对标的物上的附属设施进行了变更所有权的约定，而且明确约定将养殖场入口处看护房无偿给原告使用，如遇拆迁则补偿金归原告所有。四、原被告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遇拆迁问题，则相应补偿归原告所有。五、原被告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果被告违约，应退还原告全部转让费用，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如果原告违约，被告有权收回涉案海滩地，并不返还已收取的转让金。综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与出租合同所具有的阶段性及出租人不让渡相关财产所有权的特点不同，相反，其更符合转让合同所具有的一次性及让渡相关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特征，且原被告关于一方违约时，相关转让费用处理方式的约定也与出租合同中租金处理方式的通常约定有明显不同。因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具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法律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在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涉案合同为出租合同，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将该合同认定为转让合同，且北皂后村村委对原被告之间转让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并无异议，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解除其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被告当庭表示同意，符合上述关于合同约定解除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返还租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且该合同现已履行完毕，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赔偿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认定的事实，原被告之间签订合同的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且该合同合法有效。故被告主张将海参池子出租给原告使用无事实依据，因而其关于海参池子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亦缺少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所欠租金12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本案中，反诉原告虽主张反诉被告尚欠其租金12万元，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反诉原告承担。根据王绍军提交的7份银行打款记录及姜开源指定的收款人蔡波出具的3份收据，能够认定王绍军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涉案土地的转让费200万元。故对于反诉原告关于租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判决：一、解除原告王绍军与被告姜开源于2015年5月28日签订的《转包合同书》；二、驳回原告王绍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姜开源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本诉案件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2190元，由原告王绍军承担；五、反诉案件保全费5000元、保全保险费10,500元，由反诉原告姜开源承担。本诉案件受理费11,798元，由原告王绍军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6,317元，由反诉原告姜开源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姜开源、原审被告战淑萍提交了2018年底战淑萍与王绍军签订的补偿补充材料1，证实2018年征迁时战淑萍与王绍军签订了该份补充文件，并提交过龙港街道政府保存、作为支付补偿款的依据。2、双方确认：“战淑萍、王绍军沿海防护林拆迁补偿款合计8876945元，其中王绍军部分共计2869710元，经双方协商同意，无任何纠纷，王绍军部分的2869710元补偿款单独支付给王绍军，具体见明细附表。王绍军速迁奖57394元，合计2927105元。因此，王绍军已行使其作为涉案海滩承包人的权利，并已领取拆迁补偿款，其与姜开源、战淑萍双方已处理完毕、再无任何纠纷，其诉请姜开源、战淑萍返还租赁费不能成立。上诉人王绍军质证称：1、这份材料不属于新证据。2、也不是所谓的从相关部门调取的证据材料。因此，我方对姜开源所提交的材料不予认可。另一方面，从材料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也仅仅是涉及到征迁时地面附属物的相关补偿，并不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事宜。因此，这份材料也与本案所争议的事项无关。上诉人王绍军还主张庭前其曾经给过代理人一份征迁补偿表，所补偿的数额与姜开源刚才所提交的补偿补充数额是一致的，就是针对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所涉及的土地上的附属物，包括自己建造的养殖棚、机井、房屋、发电机、氧气泵、水泥管等进行的补偿。该补偿并不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补偿。上诉人姜开源对此表示：正是因为涉案合同的性质为转让合同，上诉人王绍军在转让之后已作为权利人领取了相关的拆迁补偿款，双方也写明就此无任何纠纷。上诉人姜开源于2020年4月20日向本院提交撤回上诉申请。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姜开源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上诉人王绍军二审中放弃对本案所涉转包合同书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准许。2015年5月28日，王绍军与姜开源双方签订的转包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双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迁导致合同不能按约继续履行，对征迁后姜开源应否返还未履行期间的租赁费主张不一而产生纠纷，现双方对上诉人王绍军经营范围内是否包含海参池主张不一。根据所查明的姜开源在其承包的海滩地上挖掘了三个海参池子，并从事海产品养殖，后姜开源将原承包的北皂后村海滩地一部分（养殖场入场路以西、北至育苗场南墙、西至养殖场西墙、南至公路北侧、东至路基石西侧，东西一百三十八米、南北一百米）转给上诉人王绍军经营管理，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有连接海水的管道、看护房等附属设施及上诉人王绍军出示的收据中有注明“收到海参池承包金110万元”字样、姜开源提供的证人证言等，应认定姜开源主张的海参池包含在2015年5月28日的合同范围内。姜开源将其承包的部分海滩地转给上诉人王绍军经营，并未终止其与北皂后村村委会就该部分所签订的合同，且王绍军不是北皂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在原审中均认可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出租合同，双方的合同中未具体约定每年应交纳租赁费的数额，明确约定了如遇拆迁王绍军依法可获得承包地段的相应补偿，并未对应否返还未履行期间相关费用进行约定，故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应认定为以出租的形式将2015年5月28日的合同范围内的海滩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应附属设施一次性流转给王绍军经营管理，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为转让并无不当。因2015年5月28日的合同并无约定租金及约定的返还前提，上诉人王绍军单方根据合同理解应返还未履行部分的“租金”与该合同的性质及约定相悖，原审法院判决驳回王绍军的该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现上诉人在已领取相应的补偿款2869710元、速迁奖57394元合计2927105元后，没有证据证实姜开源应返还其未履行期间相关费用的情况下，请求姜开源返还1433143元租赁费及利息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绍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姜开源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减半收取2575元，由上诉人姜开源负担；上诉人王绍军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798元，由上诉人王绍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