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483民初323号原告：朱正强，男，1982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忠，浙江正菲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亚梅，浙江正菲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告：应瑞多，女，1971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被告：杨张敏，男，197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妲烨，浙江天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国会，浙江天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原告朱正强与被告应瑞多、杨张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1年1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4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朱正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亚梅，两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于2021年3月24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忠，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妲烨、卢国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18220元，同时支付以118220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两被告存在皮毛制品买卖关系。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被告以赊欠的方式向原告购买皮毛制品，期间被告多次向原告支付货款。后，双方于2018年7月19日经微信对账，被告确认剩余118220元货款尚未支付。原告后来虽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向被告催要该款项，但被告至今分文未付。被告应瑞多答辩称：一、本案买卖业务主体是原告与海宁市大杨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杨公司），而不是应瑞多个人欠原告；二、应瑞多和杨张敏都是大杨公司的股东，其中在2018年11月13日变更登记前应瑞多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应瑞多签字的几张送货单认可，其余不认可，且应瑞多签字行为是代表大杨公司；四、原告提交的送货单中签字的段光明、李仁安都是大杨公司的员工，有一张2017年7月8日编号为2870571号，金额为14915元的送货单不应计算在内，因为根据原告庭审中陈述双方业务开始于2018年1、2月份左右，该张送货单不在该时间段内；编号为2870566号签字人员是否是段光明不确定，因为与段光明另几张送货单上的签字不一样；五、本案并没有正式对账，应瑞多在微信里说13万只是个大概的数字，并不是精确的；六、多处证据表明原告是知道大杨公司的存在，且是大杨公司与其发生业务的：1、原告与应瑞多2018年6月13日晚上22时17分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说“这个是你自己厂的清单：全做齐了”，说明原告是知道应瑞多有公司的；2、2018年7月17日上午9时03分，双方聊天记录里应瑞多发给原告一张订单里横线上方是“敦奴”，下方是“大杨”，说明应瑞多向原告表明了大杨公司的存在，原告也应该注意到了；3、2019年1月29日，应瑞多出具给原告的送货单（实际应为欠条）上收货单位写的是“大杨服饰”，再次证明应瑞多向原告表明大杨公司的存在；4、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屏幕录制中，原告解说到“杨张敏是老板”“应瑞多是老板娘”、“李仁安时任车间质检员，因为老板娘不在他签的”、“段光明是仓库管理员”，说明原告对每个人任什么职位都是知道的，所以是知道有个公司存在的，而不是与两被告个人之间做生意。以上证据都可以证明应瑞多曾向原告表明过大杨公司的存在，原告应当是知道两被告是代表大杨公司的。被告杨张敏答辩称，只承认杨张敏签字的送货单，杨张敏是大杨公司的股东，其签字及付款都是代表大杨公司。其余意见与应瑞多意见一致。经审理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与两被告素有买卖业务往来。2018年6月3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两被告共向原告购买毛领计货款82220元（有相应的送货单15份为证）。另，2018年5、6月份，两被告为其承接的“敦奴”品牌服装加工而向原告购买毛领，计货款66000元。2018年7月12日，被告杨张敏通过网银转账支付原告货款30000元（原、被告一致确认系用于支付“敦奴”品牌所涉业务的货款）。经原告催讨，2019年1月29日，应瑞多就“敦奴”所涉货款，向原告出具欠条1份，确认未付毛领款36000元。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送货单15份合计金额82220元的业务与“敦奴”66000元单据中的业务是两笔独立的业务往来，无重合之处。上述两项业务合计货款148220元，扣除杨张敏已付的30000元，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为118220元。另查明，两被告提出的海宁大杨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海宁市××路××号，杨张敏、应瑞多、杨贤林为该公司股东，2018年11月13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应瑞多变更为杨贤林。以上事实，由送货单、原告与应瑞多的微信聊天记录（附聊天记录中图片的原始单据）、应瑞多出具给原告的欠条、招商银行交易流水电子回单、企业信息查询，以及原、被告庭审陈述等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与原告发生买卖业务的主体是哪一方的问题。本案原告起诉所涉买卖业务往来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大部分都是原告与应瑞多通过微信联系，两被告称原告知道海宁市大杨服饰有限公司的存在，也知道两被告是代表该公司与原告洽谈买卖业务，两被告以及其他在送货单上签字人员均是该公司工作人员，代表该公司签收货物，被告对该主张所提供的证据以及依据见应瑞多答辩意见第六点，对此，原告的意见是：1、“这个是你自己厂的清单：全做齐了”，因为两被告向原告购买的皮毛一部分是自己厂里用的，一部分是贴牌敦奴这个牌子用的，原告这里所说的厂就是指两被告自己厂里用的，原告去过两被告的厂，就是一个加工车间，没有挂任何牌匾或以其他方式标明名称，原告在与两被告发生业务往来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大杨公司的存在；2、2018年7月17日上午9时03分，双方聊天记录里应瑞多发给原告的订单里的“大杨”，原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以为因为应瑞多丈夫也就是被告杨张敏姓杨，所以用“大杨”来简称；3、2019年1月29日，应瑞多出具给原告的欠条上收货单位写的是“大杨服饰”，是业务结束以后，原告去两被告家要账时，应瑞多写了个欠条给原告，原告拿过来一看怎么抬头写了“大杨服饰”，感到不解，应瑞多跟原告说没事的没事的，金额对就可以了，反正下面应瑞多签字了；4、原告一直认为就是和两被告发生的业务往来，所以称杨张敏是老板，应瑞多是老板娘，他们作为个人也可以雇佣人员，又不是非得是公司才可以。本院认为，被告所提的一系列为证明原告是明知与其发生买卖业务往来的是大杨公司的证据，缺乏证明力，而原告给出了合理有据的解释和反驳，本院予以认同。本案中，买卖业务均系两被告个人与原告联系，款项均为应瑞多和杨张敏个人支付，应瑞多在与原告的聊天记录里从未向原告披露过大杨公司，也没有其他证明表明原告在与两被告接洽过程中知晓大杨公司的存在，更勿谈被告所称的原告应当知晓其是与大杨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一说，故对两被告主张的与原告发生买卖业务往来的主体是大杨服饰，两被告仅是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代为联系业务、收货、付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被告并未就所有货款进行统一对账，经举证、质证、本院审核，原告的提交的每一份送货单以及单独注明是“敦奴”的单据，均有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对应佐证，其中对于被告有异议的2017年7月8日编号为2870571号，金额为14915元的送货单，原告陈述系笔误将年份写错，被告有异议的另一张编号为2870566号的“段”姓人员签字的送货单，原告陈述是因为段光明当时是站着写的所以笔迹有些不一样，因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均系联号，原告也对被告所提异议作出了合理解释，在原告将包括上述2份送货单在内的送货单拍摄发给应瑞多后，应瑞多表示是对的，从未提出过异议，所以对被告有异议的这2份送货单，本院也予以确认。在原告催讨下，应瑞多还单独就“敦奴”所涉货款出具了一份36000元的欠条。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两被告所欠原告货款金额为112220元的事实。虽然原告提交的只有与被告应瑞多的微信聊天记录而没有与杨张敏联系的聊天记录，但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结合杨张敏在送货单上签字，杨张敏向原告支付货款，以及杨张敏在庭审中也认可其一起参与经营（按照其说法是作为大杨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原告主张两被告系夫妻共同经营，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应瑞多、杨张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朱正强货款118220元及利息（以11822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从2021年1月11日起计算至两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64元，减半收取计1332元，由被告应瑞多、杨张敏负担（应于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账号为：6228××××8060，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员  张丹婷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智超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