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闽05行终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跃光，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华安县。 委托代理人叶枝林，福建瀛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江市公安局，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中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森建，局长。 出庭负责人龚志勇，该局分管领导。 委托代理人许重庆，男，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江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罗山街道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文贤，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文炎，男。 上诉人陈跃光诉被上诉人晋江市公安局、晋江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晋江市政府）行政拘留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504行初8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陈跃光的户籍地为福建省华安县，现住址为晋江市安海镇星塔前乡。石锁位于晋江市××镇××村××路××号许丽贞住宅前面挡土墙的下沿，周边为用简易栅栏围起来的菜地，在菜地与挡土墙之间有用条石构建的台阶供人行走、出入。陈跃光自述其于案发一年前在为许丽贞家砌挡土墙过程中发现了石锁。2020年3月7日上午，陈跃光与其朋友特意驾驶车辆从安海镇到现场寻觅石锁。车辆到达案发现场附近路边后，陈跃光下车独自从许丽贞家的挡土墙上沿石阶走到放置石锁的地点。当日10时许，许丽贞发现陈跃光要将其所有的石锁拿走便以言语制止，陈跃光匆忙应答后径直拿走石锁。许丽贞随即报案。晋江市公安局东石派出所接到报案后将该案列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在安海镇星塔前乡抓获陈跃光，对查获的石锁进行扣押（已依法返还给许丽贞）。随后，办案民警向陈跃光送达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对陈跃光进行讯问、制作了辨认笔录，但未采取强制措施。同日，晋江市公安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陈跃光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处罚前，晋江市公安局已向陈跃光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有权提出陈述、申辩。陈跃光不服，向晋江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4月10日，晋江市政府受理该申请后，向晋江市公安局发出提出答复通知书。2020年6月1日，晋江市政府经公开听证，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向晋江市公安局和陈跃光邮寄了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陈跃光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陈跃光此前无违法犯罪经历。因疫情原因，晋江市公安局暂缓对陈跃光执行拘留。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的规定，晋江市公安局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和管辖权，其行政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晋江市政府作为晋江市公安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相应的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 一、关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事实认定。1.原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占有的行为，其中数额较大或多次窃取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盗窃，与触犯刑律的盗窃罪，二者在主观方面（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对行为人的评价内容相同，为便于论述是否“非法占有”，下面主要从刑法角度就如何判断盗窃所牵涉到的占有问题进行阐述。刑法中的占有指的是事实上的占有，要根据一般社会观念判断，也就是说社会上一般人认为这个东西是谁的，那么这件物品就由谁占有。占有的形式包括：实际上的掌握、监视（管理）着的财物；财物在自己概括地支配的场所内；从财物的性质、放置的区域等能够推定所有者；财物在难以被他人发现而自己知道的场所；从财物的性质能够推断不是被遗弃之物等。本案中，石锁存放于许丽贞住宅前面挡土墙的下沿，一处难以被他人发现而占有者自己知道的场所，该场所四周系用简易栅栏围起的菜地并非为原告所述的杂草丛生之地，暂不论石锁是否为古董，仅凭其具有一定价值（对此原告亦不否认）以及一般社会观念，可判断石锁并非原告所述的无主物或抛弃物，而为他人的占有物。基于石锁所处场所的菜地必须经许丽贞家门前的挡土墙沿石阶走下去才能“正常”到达（其余路径必须翻越简易栅栏，显非正常路径），以及石锁的存放地点可视为许丽贞概括地支配的场所内，以一般理性人判断，该财物能够推定为许丽贞占有（除非有其他相反证据）。况且，当许丽贞见陈跃光持石锁欲离开时便质问了陈跃光，根据占有制度（不论刑事还是民事）的设计和保护功能，此时应由从安海镇驱车到达位于东石镇井林村现场的陈跃光证明其有权利取走该财物，而不是由许丽贞来证明她有权利占有。在陈跃光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石锁有权占有情况下，其对该财物的占有即应认定为非法占有。另外，我国物权法上要求物权进行公示是有条件的，只有不动产物权在设立或者变动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因此，原告以物权公示原则来否定许丽贞为石锁主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要是按照原告的逻辑，任何人以某个动产未经公示为有主物就可认定是无主物为理由将他人占有的财物（甚至是别人手上合法持有的现金）拿走，那么整个社会秩序都会乱套。抛开晋江市公安局补充提供的证据15-17不论，案发后，许丽贞第一时间报警表明其为石锁主人，晋江市公安局结合对许丽贞、陈跃光所做的笔录（包括辨认笔录），认定陈跃光具有盗窃故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对被盗物品的价值。《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购买发票等票据能够认定价值的涉案物品，或者价值明显不够刑事立案标准的涉案物品，公安机关可以不进行价格鉴证。本案中，许丽贞陈述石锁价值700元，陈跃光在回答公安人员对该价值是否有异议的讯问时，其也表示无异议。鉴于被盗物品价值明显不够福建省关于盗窃罪刑事立案标准（3000元），故晋江市公安局可以不对石锁进行价格鉴证。二、关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法律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在认定了陈跃光的上述违法事实之后，晋江市公安局适用该条法律，对陈跃光处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方面。晋江市公安局在接到许丽贞的报案后，进行了受案登记并依法立案侦查，在正式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向被处罚人陈跃光进行了处罚告知，告知其拟作出的决定、依据的事实、理由、法律规范以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在陈跃光表示不进行陈述申辩后，经过审批，最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送达被处罚人陈跃光，并将处罚决定结果告知报案人许丽贞，其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根据现已掌握的证据，晋江市公安局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晋江市公安局在讯问笔录的制作过程中存在校对不认真的瑕疵，应在以后的执法工作中予以改进。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对于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延长审限是否提交负责人批准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晋江市政府做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结论正确，但其于2020年4月10日受理申请，于同年6月2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超过了60日的法定期限，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履行了审限延长审批手续，因此，应认定其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超期的行为违法。但该程序违法行为轻微，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所以原告要求撤销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九条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晋江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的晋政行复﹝202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陈跃光对被告晋江市公安局的诉讼请求。 陈跃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确认晋公（东石）行罚决字〔2020〕000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确认晋政行复〔2020〕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不具有盗窃的主观故意，上诉人对于无主物或抛弃物的捡拾行为不构成盗窃。1.案涉石锁为动产，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并结合其实际所处的环境及长期处于被弃置的状态，认定其为无主物或者抛弃物。原判认为只有不动产物权设立或者变动才存在物权公示的必要系对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错误理解，动产以占有作为权利归属状态的公示方式，当动产处于静态形态下，发挥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作用，占有推定所有权。本案中，从案涉石锁所处位置、状态、石锁处于混杂着杂物和生活垃圾且荒草丛生的环境下被弃置7、8年，即便其形状特殊，但不等同于是有主物，应当从其长期无人占有的实际状态，认定为无主物或抛弃物。上诉人提供的视频中老伯确认石锁放置在该位置7、8年了，处于他人田地旁，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到，所处状态并不隐蔽，许丽贞知晓石锁位置但不能认定其为石锁占有者，反而证明石锁长期处于被弃置状态。2.许丽贞未实际控制或占有该石锁，石锁所放置的土地并非许丽贞管理范围，许丽贞认为石锁归其所有仅是其单方陈述。虽然挡土墙系许丽贞所有，到下面需要经过许丽贞家的挡土墙，但在农村，经过他人门口或者路过他人铺设的道路、甚至是院落到其他地方系平常之事，不能以此认定石锁所处位置即为许丽贞所管理支配的范围，更不能就此认为石锁即为许丽贞所有。如果石锁真为其所有且具有一定的价值，按照社会大众的理解和做法，应将其置于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而不会随意丢置在远离其居所的深坎下的荒草丛中。3.遇到许丽贞时，上诉人毫无忌讳地向陌生人表明来捡石锁，在公开场所大白天大方的捡拾行为也表明上诉人认为石锁为无主物，主观上没有盗窃的故意。二、本案调查取证等程序存在诸多不合法之处，认定陈跃光构成盗窃的证据不足。1.本案认定陈跃光盗窃成立的关键证据“讯问笔录”制作过程严重违法，不真实、不合法，应予以排除。上诉人系文盲，没有阅读能力，只会签自己姓名，这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不提出陈述和申辩(由民警陆璐璐代签)”及讯问笔录最后“由民警陆璐璐代签”并结合陈跃光在庭审过程中的真实表现可证明。但本案中办案人员在做完笔录后未向上诉人宣读确认内容，而是直接让上诉人在笔录上签名按手印，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根据讯问笔录内容证明晋江市公安局在笔录制作过程中有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被上诉人主张有向上诉人进行宣读，却拒绝提供同步录音录像，以“根据规定可以不做录音录像”隐藏该证据，以掩盖其未宣读笔录的事实，且其在法庭中“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陈述与笔录的记载矛盾，以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应予以排除。一审法院苛求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所做笔录存在未向其宣读笔录的违法事实，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晋江市公安局拒不提供同步录音录像，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规定，可推定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未向上诉人依法宣读笔录的事实成立。(二)晋江市公安局违反“先取证，后裁决”的合法行政原则，对行政处罚作出后再行调查取证的材料应依法予以排除。晋江市公安局庭审中提交的、形成于行政处罚作出后的补充询问笔录中陈述石锁来源为许丽贞公公留下来与晋江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中“石锁是许丽贞丈夫80年时所制作”的陈述完全不一致，且被上诉人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就应当查明石锁的所有权、实际占有者，即“必须先取证，后裁决”，被上诉人只能依据行为之前调查收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所做的行政行为合法，该事后补充的询问笔录从接受询问的人员及所形成的时间均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且为言辞类证据，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以此来确认石锁的权属为许丽贞所有的说法不能成立，该证据应予排除。(三)对于石锁价值的认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晋江市公安局于事发当天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认定案涉锁石价值700元，该认定未经鉴证机构评估，仅凭许丽贞的单方陈述，而陈跃光在讯问笔录中对石锁价值的“无异议”，如前述陈跃光不识字，但并无证据证明晋江市公安局对于讯问笔录的内容及相关权利义务已经尽到了法定的告知义务，故被上诉认定石锁价值7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晋江市公安局辩称，一、案涉石锁并非是无主物或抛弃物，上诉人无视石锁所有人出面制止仍将他人所有的财物非法转移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成盗窃。1.本案中石锁的权属为许丽贞一家所有有充分翔实的图文证据予以证实。我局所提供的被侵害人许丽贞及上诉人、证人许某1、许某2等人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以及上诉人所拍摄的现场周边环境视频等，能相互印证，共同证实石锁为许丽贞一家所有，石锁放置的地方为许丽贞家所有的菜地，菜地用简易栅栏隔离保护，菜地内耕种着农作物，案发现场有人打理、秩序井然。上诉人称的“石锁系处于混杂着杂物和生活垃圾且荒草丛生的环境下”，为无主物或抛弃物的观点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判断一个物品是否为无主物或抛弃物，不能仅以该物品所处位置是否偏僻、存放时间的长短或事发时周边是否有人来判断，更要考虑当地的社区习俗、生活习惯、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法则等。物品放置位置、时间、周边情况并不直接导致该物品所有权发生变化。本案案发地点为农村，村民习惯将价值较小的生活用品或农具等放置于房前屋后或自家田地之内，这在全国各地农村中普遍存在。案涉石锁长久放于许丽贞家门口挡土墙之下的田地当中，无需采用额外保护措施或立牌示明就能被其他村民知晓该财物是有主物。上诉人作为一个外乡人，驾车跨越两个乡镇到案发现场，进入他人圈围起来的菜地内拿走明显属于他人所有的财物，现却称石锁为无主物或抛弃物，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心态，即只要我认为是无主物或抛弃物，就可以拿走。这既不符合情理，也不合法。退一步讲，即使其最初认为财物是无主物或抛弃物属于认识错误，但当其在现场挪动石锁欲使之脱离领地所有人管控，被许丽贞及时发现并当场质问时，上诉人已然明确知道该石锁为有主物。但上诉人并不是象认识错误，当场放下石锁向许丽贞解释清楚，消除误会讨要赠送或提出购买，这样被害人也不至于报警。然而在被害人许丽贞发现质问制止的当场，物品仍未脱离许丽贞管控的情况下，上诉人借口做工地的继续将石锁拿走，使许丽贞失去对石锁的管控，其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主观故意明显。2.一审法院对物权公示原则的表述并不存在理解错误，依法应予维持。《民法典》第208条规定的价值在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同人对同一物的争夺，保护交易过程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本案上诉人先是要采用秘密手段非法占为他人财物，在拿走的过程中不幸被财物所有人发现并制止，上诉人不予理会径直拿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本案既不存在交易行为，上诉人也不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上诉人以物权公示原则作为辩解，明显是错误引用法律规定，张冠李戴，依法不能成立。通俗地讲，上诉人的辩解属于偷盗别人的东西被抓还怪别人没在财物上写名字，以非法占有质疑合法所有权，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二、我局对上诉人制作的讯问笔录内容真实、程序合法。2020年3月7日，我局两名民警依法讯问上诉人，并形成讯问笔录一份，庭审中，上诉人对案发经过的陈述与该笔录记载内容一致，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已得到证实。程序上，笔录由两名民警讯问取得，笔录完成后有宣读给上诉人听，上诉人也逐页签名捺印对该法律事实予以确认，这完全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相关规定，依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是否识字并非合法的抗辩事由。至于笔录中记载的体现有制作同步录音录像的内容则是民警套用他案的笔录模板，因疏忽未将之前笔录中留存的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一问一答文字删除，属于笔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相关规定，法律只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制作同步录音录像，除上述案件之外的其他刑事或治安行政案件则未作硬性要求。涉案石锁价值仅七百元，不是重大刑事案件，且案情简单明了，对盗窃事实和经过，双方没有多大争议，因此讯问上诉人时未制作同步录音录像，程序上并不违法，也符合基层公安机关办理治安行政案件的实际，并无不妥。三、关于我局补充三份询问笔录材料作为庭审证据材料的合法性说明。我局在办理上诉人盗窃案中，上诉人并未对石锁以及放置石锁位置所在的土地归属提出异议，诉讼中上诉人提出质疑，为进一步证实该问题，我局向许丽贞以及同村邻居（村干部）许某1、许某2三人取证并制作询问笔录，证明该石锁及土地确为许丽贞一家所有。我局在庭审过程中补充证据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四、关于涉案石锁价值问题。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三条规定，许丽贞报案时称被盗石锁价值700元左右，询问上诉人时其也表示无异议。在涉案物品价值查证及认定问题上，公安机关已尽到合理的查证、告知义务，在行政处罚前的告知阶段，上诉人也并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可见双方对石锁的价值无争议。因石锁在市场商品流通中比较少见，双方无异议，且价值明显达不到应追究刑事责任标准，我局直接认定其价值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严重违背事实、违背生活常识、违背法律，依法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晋江市政府辩称，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答辩人具有作出案涉复议决定的职权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所作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于2020年4月10日向答辩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当日，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晋政行复受〔2020〕14号)，对晋江市公安局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晋政行复答〔2020〕14号)，于4月13日分别向晋江市公安局和陈跃光邮寄送达。2020年6月8日，因本案情况复杂，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经复议机构负责人同意将本案延期至2020年7月8日，并将《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晋政行复延[2020]2号)向陈跃光、晋江市公安局邮寄送达。经审查，答辩人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晋政行复〔2020〕8号)，依法维持晋江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于6月24日分别向陈跃光、晋江市公安局邮寄送达。三、晋江市公安局所作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根据案件事实，晋江市公安局认定陈跃光的行为构成盗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对上诉人陈跃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晋公(东石)行罚决字[2020]00045号)，因疫情期间对陈跃光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答辩人认为，被害人许丽贞看到陈跃光拿着一块石锁准备离开时对其予以制止，陈跃光在他人对该石锁主张物权的情况下仍将该石锁拿走，其有明显占有该石锁的主观故意，并且陈跃光的陈述与许丽贞的询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陈跃光盗走该石锁的事实。晋江市公安局依据陈跃光的陈述、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许丽贞的询问笔录、石锁扣押清单、抓获经过等证据认定陈跃光的行为构成盗窃，并无不妥。一审判决第一项错误，答辩人已依法通过审批延期并送达陈跃光及晋江市公安局，应予更正，请求驳回陈跃光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陈跃光不服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陈跃光认为原判遗漏以下内容：石锁距离住宅尚有几十米、许丽贞未进行言语制止、石锁与杂物堆放在一起、陈跃光系文盲及询问笔录中记载有同步录音录像有异议外，其余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庭审中各方对晋江市××期××期审理通知书及通知书的物流信息查询单均无异议，且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确有送达双方。 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石锁是否无主物或抛弃物，陈跃光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2.晋江市公安局制作的询问笔录内容是否真实、处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讯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性问题。从一审庭审中陈跃光陈述看，他明知石锁位于许丽贞家的挡土墙下沿，并且碰到了许丽贞，陈跃光以其制作的视频主张石锁不在许丽贞控制范围内、许丽贞未制止，但视频中对于地块的指认含糊不清、陈跃光与许丽贞对于是否曾言语制止明显可听出存在争执，且有断章取义现象，因此该视频不足以采信。讯问笔录由两名民警对陈跃光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在向陈跃光宣读后，注明宣读情况后，由陈跃光本人签名捺印，现其以不识字为由否认宣读的事实，但陈跃光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且已步入社会三十余年的人，对于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上签名的严肃性、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可能没有基本的认知，故对陈跃光的以其系文盲为由否认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无理，不予采纳。在许丽贞报案的询问笔录中体现，她问了陈跃光“为什么拿走我家石头，他说他是做石头的”，这与讯问笔录中陈跃光的陈述是一致的，故对讯问笔录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予以确认。至于石锁的价值确定程序问题，许丽贞提出价值700元，晋江市公安局询问了陈跃光是否有异议，其明确表示没有，因此对价值不够刑事立案标准的石锁不再进行估价是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的，应认定该估价程序合法。陈跃光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对受害人系许丽贞并无异议，到复议阶段才提出石锁非许丽贞所有的主张，针对这一主张，晋江市公安局在复议阶段补充有关物权的证据是合法的。 关于石锁是否无主物抛弃物问题。本院认为，石锁系加工物，非自然生成，必是物有其主。案涉石锁位于报案人许丽贞雇佣陈跃光所砌的挡土墙下沿，这是无争议的事实，而许丽贞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陈跃光拿了石锁并出面阻止，可见石锁处于其掌握监控范围内，即石锁处于许丽贞的占有控制之下。石锁因其属性，放置于室外甚至较为恶劣的环境，并不当然表明所有者放弃对其行使所有权。农户在房前屋后存放长期闲置物品较为常见，该石锁虽长期闲置但并不等于是被丢弃了，否则许丽贞也不必出面阻止并报案了。因此陈跃光主张石锁系无主物丢弃物不符合事实，不予采纳。既是有主物，有一定价值，那么具有善意的第三人要取走理应征得同意。本案中，陈跃光若开始误认为石锁是无主物或抛弃物欲取走，但在取走的途中遭到许丽贞阻止时，其并未向其征询或索取，而是找一借口后迳行拿走。在讯问笔录中，其也明确陈述“当时现场有一名老妇女问我为什么拿我石头，我就假装说我是工地做石头的就拿了｀锁石＇就走了”“你是否有向主人讨要过这块石头”“没有的”，以上内容可证实其具有将石锁不经同意占有己有的故意，此时再以认为是无主物或抛弃物为自己开脱明显不成立。不论涉案石锁所有者是谁，陈跃光未经征得所有者同意不问自取即是非法占有，如果每个人都不问自取予取予求，将严重扰乱现有社会秩序，因此本案陈跃光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 综上，晋江市公安局对陈跃光所作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可予以维持。晋江市政府在二审中才举证其办理延期审理审批手续及送达延期审理通知书的证据，未在一审指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视为没有证据，故原判认定晋江市政府的复议决定违法正确，应予维持。陈跃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跃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丰 兰 审判员 杨钊胜 审判员 邱旭锋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 芳 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