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6民终2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殿龙，男，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迎旭，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女，2010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 法定代理人：杨某1，女，197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系郑某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海东，河北振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男，1981年6月10日出生，满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系郑某的舅舅。 上诉人杨殿龙因与被上诉人郑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3民初1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殿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遗赠抚养协议》系杨会芹所签，且签字时杨会芹意识清楚、意思表达明确；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因案涉协议属于人身关系协议，故不应受合同法调整；3、案涉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4、第一顺序继承人在杨会芹病重时，未积极救助，且曾明确表示放弃财产、由上诉人救助杨会芹，上诉人已对杨会芹生养死葬。 郑某辩称，1、案涉协议中并非杨会芹签字；2、对上诉人所称新的证据不认可，既不能证明案涉协议是医生打印，也不能证明医生及护工在场见证；3、案涉协议因存在重大瑕疵而存在实质问题；4、因案涉协议并非身份关系，故原审适应合同法正确；5、因上诉人未能证明杨会芹签署案涉协议，进而未能证明杨会芹真实意思表示及协议的真实性，故案涉协议无效；6、被上诉人之母对杨会芹无法定赡养义务；7、本案不存在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 郑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与杨会芹所签《遗赠抚养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郑某系被告杨殿龙姐姐杨会芹的孙女。原告郑某的父亲郑文举和母亲杨某1于2005年12月19日登记结婚，于2010年1月15日生育独生女郑某。郑文举的父亲名叫郑庆忠、母亲名叫杨会芹，郑庆忠夫妇婚后生育独生子郑文举。2013年，郑庆忠去世。2016年8月12日，郑文举因公殉职。2019年5月22日，杨会芹去世。2019年3月，被告杨殿龙向杨会芹出示《遗赠抚养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遗赠人）：杨会芹，性别女，出生日期1950年1月20日，家庭地址河北省涞水县涞水镇北南租村，身份证：1324291950××××××××。乙方（受赠人）：杨殿龙，性别男，出生日期1962年11月8日，家庭地址涞水县时代鑫园，身份证：1306231962××××××××。甲方由于年迈，并患有重病，家人无人抚养，因担心发生其他意外，为了防止身后发生财产纠纷和其他争议，在甲方头脑清醒、思维清晰、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之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经甲乙双方同意达成以下遗赠抚养协议：一、甲方财产情况。（1）位于涞水县块（约8分左右）、房屋三间，土地证号为：冀第**。（2）宅基地外4米宽南北通道一条（胡同居住人共同所有）。（3）位于本村的机耕地、自留地、菜园地共计约四亩。二、财产遗赠。在甲方多年患病期间，乙方给予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及精心的照料，并且支付了一定的医疗费用。现甲方病情加重，需要第三次去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甲方孤身一人，没有能力去医院就医，更没有能力负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后续费用，故将自己上述所有财产赠予乙方，乙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对上述财产转让、买卖、管理和做出任何处理，同时乙方负担甲方所有医疗费用和日常生活费用，并为其养老送终。本协议一式五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份交遗赠人，一份交受赠人，其他交本村委员会和见证人。甲方在此明确，订立本遗赠抚养协议期间，本人神志清醒且就订立遗赠抚养协议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赠为本人自愿做出，是本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本人其他亲属或任何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受赠人受赠本人所有的上述财产进行干涉（包括官道的自由通行）。”此《遗赠抚养协议》内容为打印，后有签名及按手印，事后由北南租村“两委”干部杨某2等在见证人处签名并按手印。另查明，本案中涉及的宅基地上房屋为杨会芹夫妇所建。再查明，杨某1于2016年10月8日申请保障性住房一套，其在《涞水县保障性住房申请登记表》中写明共同居住家庭成员有杨会芹、郑某，申请理由是婚后一直住在娘家，丈夫郑文举因公殉职后，有责任赡养婆婆杨会芹。后于2016年11月14日，杨某1与涞水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签订《涞水县保障性住房实物配组租赁合同》，租赁了位于润××小区××楼××单元××号房屋。自2019年1月，杨某1因病住院，被告杨殿龙开始照顾杨会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案涉《遗赠抚养协议》无效，故《遗赠抚养协议》是否自始无效才是本案争议焦点。本案中，原被告就《遗赠抚养协议》形成前后，原告母亲杨某1和被告杨殿龙履行抚养义务情况进行的举证质证，与本案所涉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在此不做相关评判。关于争议焦点《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问题，应结合《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以及签署时的具体情形予以判断，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从《遗赠抚养协议》的属性来看。遗赠抚养协议属于人身关系的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之间，关于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的义务，遗赠人的财产在其死后归扶养人所有的协议。遗赠行为成立的前提是遗嘱，而遗嘱是立遗赠人生前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财产，并于去世后生效的法律行为。为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确保遗嘱体现遗嘱人处分自己死后遗产的真实意思，应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从严把握，以防止确定死者终意表示的困难，防止他人变造、篡改遗嘱，故一个合法的遗嘱必须具备构成要件，未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作出的遗嘱应当无效。本案中的《遗赠抚养协议》为打印遗嘱，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关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即由见证人在场见证等，以便探究被继承人的内心真意。其次，从《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来看。本案涉及协议中，杨会芹将承包土地、宅基地、共有官道以及宅基地上的房屋遗赠给了被告杨殿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按户承包而非按人承包，在家庭部分成员死亡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继承问题；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灭。本案中虽然杨会芹去世，但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家庭成员尚在，因此不发生继承问题，杨会芹的相关处分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经济所有，宅基地使用权不属于被继承人遗留的合法财产，不能被继承，故本案中杨会芹对宅基地的处分亦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还有杨会芹对宅基地上房屋的处分，结合本案查明事实，该房屋为杨会芹夫妇共同建造，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杨会芹丈夫郑庆忠去世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杨会芹、郑文举对郑庆忠的遗产均有继承权。在郑文举因公殉职后，郑文举在该房屋中的财产权应由其配偶杨某1、其母亲杨会芹、其女儿郑某继承。故本案中杨会芹处分的涉案房屋中，在郑庆忠、郑文举无其他相关遗嘱的情况下，应有杨某1以及原告郑某的遗产份额。显然，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和原告母亲杨某1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杨会芹的处分行为非法处分了杨某1和郑某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特别是未成年人郑某的财产权益。再次，从《遗赠抚养协议》的签署过程情况看。本案中，因原告得知《遗赠抚养协议》并起诉时杨会芹已经去世，杨会芹在《遗赠抚养协议》上的签字是否为本人所书写无法查清。根据庭审查明情况，杨会芹在病重期间，自2019年后由被告杨殿龙进行照顾，在杨会芹的家庭成员即原告以及原告的母亲杨某1因病住院未在场的情况下，形成《遗赠抚养协议》。该《遗赠抚养协议》的形成中，被告只是录制了杨会芹宣读协议稿的过程，未录制杨会芹签字按手印等过程，且无录制现场在场见证人的情况；被告提供的证人杨某2也承认其在见证人处的签字虽属实，但未在场进行见证；原告提供的《遗赠抚养协议》复印件，与被告提供的《遗赠抚养协议》内容一致，但见证人签字位置有区别、日期空缺。综上，综合该《遗赠抚养协议》形成过程中杨会芹病重期间的背景、无录像杨会芹签字的情况、见证人部分未在现场等，结合双方在诉讼中的举证和陈述等，本院认为该《遗赠抚养协议》的签署是否为杨会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由《遗赠抚养协议》持有人即被告杨殿龙进一步承担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因被告杨殿龙未提供充足证据，导致该《遗赠抚养协议》形式上欠缺，故无法证实《遗赠抚养协议》上的签字系杨会芹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案涉《遗赠抚养协议》既存在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形，也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既没有照顾缺乏劳动能力的原告，更无法确定案涉协议是否为杨会芹的真实意思，故该《遗赠抚养协议》应认定无效，对原告的主张，本院应予支持。本案值得提示的是，如本案中涉及对杨会芹的扶养属实，在杨会芹晚年，在其独生子郑文举去世后，丧偶儿媳杨某1于2018年年底前与杨会芹一起生活，申请了廉租房，尽了赡养义务；被告杨殿龙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人，在2019年以后对杨会芹给予了较多的扶养，这些行为值得称赞，也让杨会芹安享了晚年，杨某1和杨殿龙均享有依法参与遗产分配的权利。本案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杨殿龙与杨会芹于2019年3月3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杨殿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张某、刘某出庭作证，证明杨会芹签署案涉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质证称，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认可，且能够达到杨会芹签署遗赠抚养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两位证人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证人张某并未提供其护理杨会芹的相关证据，仅是凭该证人单某陈述，而该证人恰恰是由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本身具有易变性，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宜仅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二、证人刘某的意见仅是凭该证人单某陈述，而该证人恰恰是由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本身具有易变性，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宜仅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另外该证人所称协议是由其打印，而该协议本质上属于代书遗嘱，根据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其作为打印人应在该协议上签字，但实际上该协议中并没有该证人签字。其它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诉请无效的案涉协议并非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是有关上诉人在杨会芹生前对其扶养、杨会芹处分其死亡后财产的协议，故上诉人主张本案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案涉协议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法定形式要件，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无效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是否放弃财产和上诉人是否履行了案涉协议与案涉协议效力无关。综上所述，杨殿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殿龙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志强 审 判 员 康珍惠 审 判 员 杨玉龙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董 丽 书 记 员 李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