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浙民辖终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景升化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25号5号楼904室。法定代表人：顾景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复棣，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物产石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凤起路78号。法定代表人：邓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陈甜，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顾景升，男，1955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原审被告：顾少俊，男，198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原审被告：方登怡，女，198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上述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复棣，上海市鲤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景升化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升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物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公司），原审被告顾景升、顾少俊、方登怡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民初101号管辖权异议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物产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物产公司与景升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于2020年8月13日解除，并判令景升公司支付物产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代理费、货款损失等2100余万元。景升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本案不应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诉讼须知》，仔细对照受理范围，本案不符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的条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没有依据。二、本案的《代理进口协议》签订地是在上海市闵行区。《代理进口协议》是物产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虽然其中注明杭州市凤起路78号作为签约地，但是当时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铁不能坐，人员互不流通。此种情况下，双方通过电话联系，最终由物产公司将文件邮寄到上海市闵行区完成合同的签订，时任景升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顾少俊于2020年2月9日刚从国外回沪，正自我隔离在家，双方根本没有见过面。综上，景升公司认为根据原告就被告原则或是甄别实际签约地，本案都应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物产公司针对景升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答辩称，一、本案符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重大涉外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须知》第一条，“杭州地区的争议标的金额不满50亿元的信用证纠纷案件及涉外和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其中属西湖区、滨江区、拱墅区、下城区、余杭区、萧山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涉外和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争议标的金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一审案件属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本案中，无论是交易涉及的两家公司KINGMETORE公司和LINKOIL公司，还是提单、信用证、到单文件、终票等决定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的证据材料，均含有涉外因素，且诉讼标的已经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故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二、《代理进口协议》约定由签约地所在法院管辖，签约地为杭州市凤起路78号。受疫情影响，双方并未面签协议，而是物产公司以微信、电子邮件或者传真将协议电子版发送给景升公司，景升公司打印盖章扫描后再以同样方式回传给物产公司，由物产公司打印后盖章，然后双方又互相寄送了纸质协议盖章。因此，物产公司所在地杭州市凤起路78号为合同签约地。即使景升公司认为签约地有争议，在法律上，本协议的签约地仍然为杭州市凤起路78号。因为《代理进口协议》中已经对签约地有明确约定，该约定不属于格式条款，如果景升公司有异议完全可以在签订合同时提出，而且该约定也没有免除物产公司责任或者加重景升公司责任或者排除景升公司主要权利，不属于无效条款。因此，无论《代理进口协议》的实际签约地是何处，都不影响本案签约地的认定。双方的管辖约定排除了原告就被告等法定管辖原则的适用。综上，景升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审查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根据物产公司的起诉状和初步证据，物产公司依据《代理进口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在《代理进口协议》中当事人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是向协议签约地人民法院起诉。关于协议签约地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本案中的《代理进口协议》中约定“签约地：杭州市凤起路78号”，属于合同约定了签订地的情形，故应当以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结合本案具有涉外因素且争讼标的数额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原审法院作为案涉合同签订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景升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景升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21年2月5日裁定：驳回景升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管辖权异议受理费100元，由上海景升化工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景升公司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景升公司与物产公司未共同约定过签订地。《代理进口协议》为物产公司的格式合同，“签订地”中的杭州市凤起路78号即是物产公司的所在地。双方所有的微信往来从未约定过在杭州市凤起路78号签字。尤其是新冠疫情来袭，双方人员往来停止，只能是网上传达信息。景升公司是最后盖章的，双方在网上就主要条款确定后，物产公司将两份《代理进口协议》盖好章后寄到上海闵行区景升公司，景升公司盖章后留下一份，另一份寄回给物产公司。因此，双方是网上联络沟通，信函传递，并无约定“签约地”一说。二、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可接受争议标的金额1亿元以下的一审案件。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物产公司的起诉状和初步证据，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本案中，物产公司提交的《代理进口协议》第九条“争议解决”约定，“若协商不成，可向本协议签约地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首页右上部载明“签约地：杭州市凤起路78号”，故本案属于合同约定了签订地的情形，依法应以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景升公司上诉认为双方未约定合同签订地，应以最后盖章的地点为签订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此外，因本案具有涉外因素且争议标的额超过2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明确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标准以及归口办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原审法院作为本案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综上，景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张碧青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