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8民终17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学军，男，1976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渠继东、刘元凤，山东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梅，女，1965年4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强，男，198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曲阜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赵匡济，山东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曲阜市2711重点工程陵城镇红庙社区建设工程指挥部，住所地曲阜市陵城镇。法定代表人：丛艳芝，镇长。原审第三人：曲阜市陵城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辛雷，主任。上诉人任学军因与被上诉人刘庆梅、万强，原审被告曲阜市2711重点工程陵城镇红庙社区建设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红庙社区指挥部）、原审第三人曲阜市陵城镇红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庙村委会）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曲阜市人民法院（2019）鲁0881民初3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学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判决，在一审庭审中未进行释明，所查明的争议焦点与案由不符，认定事实错误。1、如本案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首先应确认被上诉人是否属于不当得利的诉讼适格主体，案涉拆迁安置补偿的宅基地及地上附属物与被上诉人无关，其无权要求我返还拆迁补偿利益。2、案涉宅基地及院落属于我父亲。我的二老爷爷生前一直在此院居住生活，老人一生单身，去世后由我父亲为老人操办后事（农村称“摔老盆”），根据农村风俗，谁为死者办理了丧事，死者的财产就归谁所有。被上诉人认为替老人送终是封建迷信，完全是对农村风俗的污蔑。一审法院仅凭一个年龄70多岁的老支书的一己之言就简单地认定宅基地上的院落归被上诉人，明显错误。3、根据《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及附属物丈量登记表》、《房屋及附属物评估价格一览表》能清楚看出，我父亲在取得该处院落后一直在居住，并且将地面修成了水泥地面，盖了简易房、搭了简易棚，多次对房屋进行翻修，院内种植了果树和其他树木，不然废墟一片。搬家费、奖金和房租仅仅只是针对的是我们红庙村村民，外人无权享有。一审已经查明，我二叔（也就是万强的父亲）1989年不幸去世，不久后刘庆梅就带着几个月大的万强改嫁到其他村，并将户口迁出红庙村，被上诉人早已不是我村的村民。4、争议院落只是因为我父亲为了让二叔找媳妇，而临时让其居住，并不能以此来认定居住着即万强的父亲就是所有权人。一审庭审时我也已当庭陈述，争议的院落是我父亲的，因为当时都家里穷，我父亲为了让二叔找上媳妇，就答应让二叔暂时在这个院落住，等结了婚以后二叔自己再挣钱盖房子。只是因为二叔出现意外事故，所以就没有取得属于他自己的宅基地和院落。在我二叔去世后，被上诉人又迁户到其他村子，院落当然就又还给我父亲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拆迁时村委和镇政府找我和父亲协商搬迁的事情，而不是找被上诉人协商。5、孔令举应当作为被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各方的质询，而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根据一审法庭出示的《调查笔录》显示，孔令举在曲阜居住和生活。被上诉人完全应当自行向法院提出，在无任何证据证明孔令举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正常出庭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且法院对孔令举的调查变相的剥夺了我对孔令举发问的权利。6、孔令举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7、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涉宅基地所有人的情况下，仅依据孔令举的个人陈述就简单的认定该宅基地拆迁利益归被上诉人所有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8、一审法院认为“能够认定通过事实上的居住对该宅基地拥有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坯房拥有所有权的事实”，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及其亲属生前在此居住，进而认定归其所有错误。一审已经查明，案涉院落被上诉人及其亲属仅仅是暂时居住，我二叔去世后我奶奶居住，我奶奶去世后我父亲搬过去居住和生活。如果仅仅因为我二叔在此居住过就属于他，明显讲不通，租房子的承租人住再长时间也不可能变成房主。二、《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是经过村委、镇政府严格审查、核实后签订，一审判决认定协议有效正确，但在认定协议有效的情况下又判决将属于我的拆迁安置利益属于不当得利存在明显矛盾，认定房屋补偿利益归被上诉人明显错误。1、我于2005年就已经与父亲分户，我系红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我对案涉宅基地有无权利处置红庙村村委会及拆迁安置小组早就进行了调查、核实，在经过严格的确认程序后，才最终确认我依法享有拆迁安置的权利，一审法院也认定我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却又判令返还安置补偿利益存在明显的矛盾。2、拆迁安置之前，指挥部就已经公告，且被上诉人也去拆迁指挥部和村委咨询过，因为被上诉人不是我村集体组织成员，没有拆迁安置的资格，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在村里有财产也被列入了拆迁安置补偿的范围，所以，一审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属于被上诉人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在认定《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的情况下，给被上诉人保留诉权错误。1、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的《曲阜市陵城镇红庙社区建设工程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表述“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旧村改造步伐，提高村民生活水平，根据曲阜市委、市政府关于“一轴三区”建设工程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对红庙社区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实施搬迁。”和第五条“实施细则（一）符合有关宅基地政策及建房条件的每处宅基地院落，按照“1+1”的模式，宅基地给予建筑面积120平方米的标准楼房安置，院落内房屋及构筑物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给予补偿”的规定，享受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人应当为红庙村本村村民，被上诉人为杨屯村村民，不是红庙村村民，无权参与安置补偿。2、红庙社区指挥部和我签订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已经充分证实，案涉的宅基地和地上附属物均归我本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再给被上诉人保留诉权。保留诉权只会让被上诉人乱诉，浪费司法资源，同时也给我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四、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1、被上诉人已经丧失诉权。被上诉人离开红庙村已经超过了30多年，且被上诉人万强也已经改姓万，与我任家没有任何的往来，如果二叔去世前有遗产存在的话，那么，被上诉人要求分割遗产的权利也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更何况本案不是遗产纠纷，其无权对本属于我的财产主张任何形式的权利。2、我与拆迁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是2014年7月19日，距离被上诉人2019年10月15日立案已经超过了五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明确提出了无论被上诉人以何种理由起诉均已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对时效问题未予审查。刘庆梅、万强辩称：一、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及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属于被上诉人，上诉人无权就此享有任何拆迁补偿的权利。1、上诉人主张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及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其父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刘庆梅于1987年11月份与任连朋结婚，1988年将户口迁入曲阜市陵城镇红庙村。二人结婚后分得了涉案的宅基地和房屋，任连朋生前与二被上诉人一直在该房屋中居住至刘庆梅改嫁，结合曲阜市陵城镇红庙村原支部书记孔令举、现支部书记辛雷的调查笔录中任连朋兄弟三人在孔令举任职期间分户，三人各有一处宅基地及一处房屋院落，且至今未再重新规划过宅基地的实际情况，能够认定二被上诉人对涉案宅基地和涉案房屋拥有使用权和所有权。2、上诉人称任连朋居住涉案房屋是其父亲为了任连朋能够结婚而让任连朋暂时居住与事实不符，而且也不符合社会常理和法律规定。首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原始常住户口登记表中已经没有任连印的名字，可以看出在任连朋结婚前上诉人父亲任连印已经分家另住，有了自己的宅基地和居住房屋。根据《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任连印在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提供一套房屋给任连朋居住。而且当时任连印三兄弟父母均在世，不可能让大儿子任连印为弟弟任连朋提供结婚用的房屋。其次，上诉人在一审质证中主张其与父亲任连印在2004年分户，任连印所有的院落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了补偿协议，符合“一户一宅”原则；但是根据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两份户口本信息，上诉人与其妻子孔宪菊及两个孩子为一个单独户口，其父亲任连印与其母亲为一个单独户口，而两份户口的地址均为曲阜市陵城镇红庙村东15巷2号，这说明任学军虽然和其父亲分户，但是其并没有依法另行单独向村集体申请批准新的宅基地。而上诉人在对法院依法调取的笔录质证中主张涉案房子由其二爷爷占据一间，在其代理词以及答辩状中又变成整个宅基地是其二爷爷的，二爷爷单身未娶，由于其父亲在二爷爷去世时发丧摔老盆了，宅基地就归其父亲了，父亲将这个院落又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对本案房屋和宅基地的主体不断变换且其主张明显前后矛盾。再次，在上诉人的父亲任连印和任某（其三叔）结婚后均各自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情况下，而其二叔任连朋即被上诉人这一户却没有取得宅基地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农村的风俗习惯，更不符合“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3、本案所涉房屋以及所在村庄已经被实际拆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而且因该村至一审开庭尚未回迁，村民各自在外租房住，四邻大部分都已联系不上，再加上被上诉人已经改嫁他村，所以被上诉人以及其一审代理人客观上无法自行调取涉案房屋相关权属以及涉案村中宅基地划分的状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其他材料。”的规定，被上诉人一审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而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红庙村两位村书记的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任何瑕疵，能够证明上诉人并没有单独向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过宅基地，其妻子孔宪菊签署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是其父亲任连印与其共有的一套宅基地。而上诉人自己签署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则是应该属于被上诉人所有的宅基地。综上，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被上诉人所有，任连朋与刘庆梅结婚后拥有一处宅基地，既符合“一户一宅”原则，也符合农村的风俗习惯。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归其父亲所有的主张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而且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二、被上诉人虽然改嫁到他村，但并不能因此剥夺其对涉案房屋以及宅基地的合法权益，任学军更不能违法侵占属于上诉人的该部分合法财产。首先，被上诉人是合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嫁给任连朋不可能不分得一处宅基地，不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这是无需置疑的事实,被上诉人取得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符合相关政策，而在该宅基地上加盖的房屋也符合建房条件，后该房屋赠与刘庆梅夫妻，被上诉人夫妻取得了该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根据《曲阜市陵城镇红庙村社区建设工程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第五条第（一）款“符合有关宅基地政策及建房条件的每处宅基地院落，按照1+1模式”的规定，应该给予被上诉人相应的拆迁补偿。其次，上述拆迁补偿是基于合法物权产生，并不因为被上诉人改嫁而发生变更。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户口迁出，但是并不影响其因涉案房屋和宅基地获得相应的拆迁补偿。因为：第一、《曲阜市陵城镇红庙社区建设工程搬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本案红庙村拆迁“一律实行产权调换”，也就是说拆迁补偿是按照物权进行补偿，而不是按照户口进行的补偿。第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第三、涉案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在其改嫁前就已经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况且根据地随房走的法律规定以及本案拆迁补偿政策，房屋和宅基地的补偿本来就是一体的，该补偿是基于物权补偿，是对被上诉人合法财产的拆迁补偿。第四、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房屋以及宅基地使用权是其所有的前提下，依然作为主体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并因此获得拆迁补偿款和房屋，明显属于主体不适格，其签署的协议应属于无效协议。退一步讲，即使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效，但是该协议并不能对抗被上诉人的合法物权。上诉人依据该协议取得的补偿款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物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权；（四）返还财产”的规定，上诉人应将取得的拆迁案补偿返还给被上诉人，而一审判决保留被上诉人合法诉权也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根据法律规定，本案被上诉人基于物权要求返还相关财产的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且被上诉人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后多次找相关部门以及被上诉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在上诉人上诉状第二条第2款对被上诉人找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的事实予以了认可，因此，上诉人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红庙社区指挥部、红庙村委会均未进行陈述。刘庆梅、万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签署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2、依法判令第一被告返还原告房屋置换所得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楼房一套，补偿款52,268.70元；3、依法判令二被告因签署安置补偿协议时放弃的60平方米的楼房差价款24万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二原告系母子关系，被告任学军系原告万强的大爷任连印长子。原告万强的生父任连朋于1989年9月19日因车祸去世，原告万强随其母亲原告刘庆梅由曲阜市陵城镇红庙村改嫁到曲阜市陵城镇杨屯村。随后，任连印搬进二原告原居住的土坯房（62.17平方米）及院落居住。2014年7月19日，被告任学军与被告红庙社区指挥部签订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搬迁房屋总建筑面积62.17平方米，总补偿52,268.70元，已领取44,000元，安置120平方的楼房一套。2014年7月20日，被告任学军之妻孔宪菊与被告红庙社区指挥部签订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搬迁房屋总建筑面积189.10平方米，总补偿87,472.50元，已领取44,000元，安置120+60一大一小两套楼房。现二原告与被告任学军就涉案安置房屋及补偿款的归属协商未果，故二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签署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依法判令第一被告返还原告房屋置换所得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楼房一套，补偿款52,268.70元；依法判令二被告因签署安置补偿协议时放弃的60平方米的楼房差价款24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红庙社区指挥部是通过严格、统一的程序与被告任学军、案外人孔宪菊及其他村民签署的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主张涉案房屋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却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根据万强生父任连朋兄弟三人及生前与二原告在62.17平方米的土坯房居住（直至原告刘庆梅改嫁之时）的事实，结合孔令举、辛雷调查笔录中该兄弟三人有三处宅基地及未再规划新宅基地的实际情况，能够认定通过事实上的居住对该宅基地拥有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坯房拥有所有权的事实。由于涉案宅基地及土坯房并没有证据证明登记在任连朋的父母名下，故不存在该涉案宅基地、土坯房及置换利益的继承问题，同时，原告刘庆梅携原告万强的改嫁及任连印的后续居住并不能当然发生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变更，根据“一户一宅”的分配原则，该涉案宅基地、土坯房的置换利益理应归属于二原告，被告任学军与被告红庙社区指挥部签订房屋搬迁安置补偿协议置换已领取的补偿款44,000元构成不当得利，理应予以返还。由于置换而得的120平方楼房一套目前尚未交房，下剩补偿款12,268.70元尚未领取，故二原告要求被告任学军返还该置换楼房及下剩补偿款12,268.7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可待交房、领取后视情况另行起诉。二原告要求二被告赔偿因签署安置补偿协议时放弃的60平方米的楼房差价款24万元，与根据有效安置补偿协议实际得到的置换利益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任学军在质证中主张自己与其父亲在2004年分户，其父亲所有的院落以任学军名义签订了补偿协议，符合“一户一宅”原则，当时其二爷爷占据一间，在辩解中又主张涉案宅基地是其二爷爷的，二爷爷单身未娶，由于其父亲在二爷爷去世时发丧摔老盆了，宅基地就归其父亲了，父亲将这个院又给了自己，这明显前后矛盾，也与任连朋生前按一子一宅居住于此及二原告居住至原告刘庆梅改嫁之时的事实不相符，且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上述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二原告要求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任学军返还原告刘庆梅、万强不当得利款44,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刘庆梅、万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84元，由二原告承担4,828元，被告任学军承担856元。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争议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应归谁所有；2、被上诉人刘庆梅、万强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1，根据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在村委会原支部书记孔令举的调查笔录显示，其为红庙村支部书记时曾为任连印、任连朋、任某三兄弟划过三处宅基地，其中任连朋的宅基地前面是赵玉昌，即与涉案争议被拆迁的院落位置一致；即使上诉人所主张涉案院落的房屋由上诉人的父亲任连印出资建设，按照上诉人的说法也是为给其二叔任连朋说媳妇，上诉人的二审证人任某也出庭证实任连印盖房是为了给其兄弟说媳妇，因此按照房地一体的原则，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争议被拆迁院落归任连朋所有并无不妥。任连朋去世后应由被上诉人二人继承所有，相应的拆迁补偿权益也应归二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主张涉案争议院落由其父亲继承上诉人的二爷爷的院落而来，该主张违背了农村一户一宅原则，也与上述孔令举证实给任连朋划拨宅基地的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本案争议的标的为原被拆迁院落的所有权，系物权确认纠纷，一审法院将案由确认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对于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任学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6元，由上诉人任学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连芳审判员  吕玉宝审判员  马 斌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周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