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3民终15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臧茂林，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娜，河南豫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少帅，河南豫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天真，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伟，河南明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臧茂林因与上诉人王天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2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臧茂林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天真支付臧茂林饲料款52230元，利息19439.4元，合计71669.4元，漏判2020年11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欠款总额71669.4元计算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依法改判驳回王天真一审的反诉请求并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王天真购买的饲料中的3笔款12340元以双方未约定为由，判决不计利息错误，这三笔货款按现款优惠价已经从王天真支付的17200元中扣除，臧茂林起诉时就没有给其计息。欠款利息计算错误，一审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计算利息为37870元错误，计算时应按全部饲料料款169430元加上已结算利息14625.4元，然后减去利息应为（169430元+14625.4元-117200元）×1.2%×6个月=4814元+14625.4元-19439.4元+52230元=71669.4元，请求纠正。漏判2020年11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欠款总额71669.4元计算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反诉请求不能成立。1、王天真养的鱼没有死，若是鱼死了，王天真既然准备要求臧茂林赔偿，为何没有死鱼的现场照片和录像，没有捞死鱼、称死鱼、卖死鱼的现场照片和现场录像和公证机关的现场证据保全公证。鱼死了8700斤，造成损失45240元，为何不报110，既然说是臧茂林的责任造成，为何不通知臧茂林到场，疫情期间发现重大疫情为何不报告公安、安全、检疫机关和政府相关部门到场对鱼塘水质提取化验，对死鱼解剖化验，以确定鱼死亡的原因，重量、价值、责任，判定其他没死的鱼能否继续投放市场，××致残。事后王天真对鱼死亡的原因、责任、直接经济损失没有作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仅凭几份虚假证言，编造了死鱼重量和损失，就判决臧茂林承担60%的主要责任,赔偿王天真20880元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请求查明并纠正。三、交易习惯不成立，供应商只负责供料，不负责卖鱼。臧茂林有大量的证据证实，在孟津县供应鱼饲料的交易习惯就是，供应商只负责供料，不负责卖鱼。在一审中，王天真提供的虚假的证人证言均证实“买谁的料，谁负责卖鱼，鱼款直接由鱼贩打给供应商，供应商扣除饲料款后，将余款打给养鱼人”。在本案中，鱼贩李旺秋并没有将全部鱼款直接打给臧茂林，由臧茂林扣除自己的货款后再将剩余款打给王天真，而是将鱼款直接付给了王天真，这足以证明，法院认定的交易习惯不成立。王天真提供的证人证明的交易习惯与法院的判决自相矛盾，判决认定的交易习惯不成立，请中院纠正。四、一审认定诸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认定臧茂林深度参与卖鱼全程错误。王天真无证据证明臧茂林深度参与王天真卖鱼全过程，卖鱼、结账都是王天真自家操作的。一审认定是臧茂林拖延了拉鱼时间直到5月7日才拉鱼，导致鱼大量死亡错误。首先，臧茂林没有卖鱼的义务，卖鱼一事其和养鱼户之间既无书面约定，又无口头协议，买鱼是鱼贩买的，何时来拉鱼不是臧茂林能决定的；其次，新冠最早发现于武汉海鲜市场，疫情期间致村村封路，海鲜等鱼市场关闭，鱼无销路，鱼贩不拉鱼，养鱼户的鱼卖不出去，是自然灾害、属不可抗力造成，鱼若有掉膘、死亡责任自负。疫情缓解后，鱼价由节前每斤4.3元反弹到5.2元，王天真多收入5万余元。臧茂林约李旺秋来拉鱼，纯粹是应王天真的请求义务帮忙而已，没有收一分钱的好处费。李旺秋5月3日准时拉鱼，并未耽误和拖延，死鱼与臧茂林亳无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直到2020年5月7日才拉鱼属认定事实错误，请求纠正。综上，一审法院少计算利息应予纠正，王天真反诉缺乏证据，鱼死亡的原因不明，死鱼重量无原始证据，直接损失和责任未作司法鉴定，责任界限不确定，不好判定，交易习惯是只供料，不卖鱼，臧茂林也没有承诺过替王天真卖鱼，更没有拖延耽误其卖鱼，臧茂林不应对王天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天真答辩称：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是否正确问题。1、2019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日，《借条》显示的赊欠总额产生的利息应为13031.33元。一审判决关于该部分利息的计算基数为155070元的认定正确，但按月息1%分段计算的利息数认定错误，应为13031.33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4625.4元。2、关于王天真是否应该支付臧茂林清塘后利息、是否应该支付利息至2020年11月1日的问题，臧茂林在王天真清塘卖鱼后即直接从其寻找的买鱼人处扣除饲料款100000元，之后，因臧茂林违约导致王天真鱼塘“翻塘”，产生成鱼损失约5万元。为此，王天真曾多次和臧茂林协商，表明双方就王天真成鱼“减称”损失和“翻塘”损失赔偿等问题达成协议后，若尚欠臧茂林饲料款即刻付清。遗憾的是，双方并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王天真只好暂停支付剩余款项36175元。这是法律赋予王天真的自我救济权利，这部分剩余款项本来就不应该计算利息。退一步讲，即使按照臧茂林一审中明确的那样，利息计算至2020年11月1日，那么，一审判决关于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期间的利息计算也是错误的。该期间的利息应为2604.6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726.64元，更非臧茂林上诉所要求的数额。3、王天真与臧茂林之间系买卖合同纠纷，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臧茂林上诉所要求的“计算时应按全部饲料款169430元加上已结算利息14625.4元”的“利滚利”高利贷算法，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认定是错误的，臧茂林关于利息部分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理应依法驳回。二、关于王天真反诉要求的成鱼“减称”损失和“翻塘”损失是否存在、及臧茂林是否应该赔偿的问题。1、正如王天真上诉所言的那样，动物冬眠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王天真当地有这样的谚语“九月九鱼封口”，即每年的11月中旬至来年的3月中旬，黄河滩鱼池饲养的鱼不吃食、掉膘、减称，是当地人、特别是养鱼人熟知的自然规律，该规律无需王天真提供证据证明，王天真客观上也无法提供准确地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王天真反诉主张的成鱼“减称”损失是客观存在的，这些损失与臧茂林违约没能在每年越冬前将王天真所养的成鱼卖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臧茂林理应赔偿王天真此部分损失。2、王天真成鱼“翻塘”损失客观存在，由王天真一、二审所举的证据（如证人王辉、韩某、王某1、王某2、姚某、梅某、臧某、梁某等人的证言）所证明。这些损失完全系臧茂林没有如约找来买鱼人将王天真所养的成鱼卖掉所导致。这些损失无需到公证机关公证，更与新冠疫情及国家关于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没有一丁点关系，臧茂林此部分的上诉理由根本不能成立。3、关于在王天真与臧茂林当地是否存在“买谁的饲料，谁负责卖鱼”的交易习惯问题。关于该问题，王天真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予以充分证明，一审判决认定正确，臧茂林对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应依法驳回。王天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臧茂林承担。事实与理由：王天真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以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一、一审判决认定王天真最终下欠臧茂林饲料款的数额错误。1、一审判决第5页关于“审理中王天真认可其并未从其他经销商处购买过鱼饲料”的认定和引用错误。可能是王天真错误理解了一审法官庭审提问“是否从他人处购买饲料？”，认为自己从本村村民处“借”饲料和从柴江涛处“拉”饲料不属于“购买”，这样才导致一审法院错误理解和认定。这一点也从臧茂林所举的柴江涛的证人证言和将王天真从柴江涛购买的饲料款计入王天真欠款总额这一事实得到印证。2、一审判决以“审理中王天真认可其并未从其他经销商处购买过鱼饲料，从21张《借条》显示情况看，从2019年5月1日到2019年11月1日（越冬前），臧茂林共计向王天真供应鱼饲料820袋，《收条》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10袋），越冬后两个月（2020年3-4月）不投喂鱼饲料明显不符合常理”为由，来论证、认定“2020年3月15日穆廷磊送澳华膨化饲料40袋（价款5300元）、2020年4月11日所送硕康饲料25袋（价款4400元）”真实存在，存在逻辑错误。越冬前供应饲料的数量和越冬后两个月是否投喂饲料没有因果关系，况且王天真在一审中并没有说过“越冬后两个月（2020年3-4月）不投喂饲料…”之类的话。王天真非常清楚，每年3月开始，鱼儿开始吃料，慢慢投喂，这是养鱼的常识。因此，不可能向法庭做如此陈述。王天真关于此问题陈述的真实意思是“来年3-4月，随着天气转暖，试着投喂饲料”。另外，从一审庭审查明的情况看，臧茂林每一次送完饲料都会第一时间让王天真在其打印好的“借条”上签名确认，只有上述这两次直至2020年7月也没有让王天真签名确认，这明显不符合臧茂林的做事习惯。很显然，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臧茂林所言的两次赊饲料行为。3、王天真确实在2020年4月份分三次从柴江涛处拉饲料15袋，但这15袋饲料与本案没有关系，是王天真和柴江涛之间的关系。4、2020年4月22日，臧茂林从王天真处拉走草鱼苗226斤，价值1695元。一审判决并未将此款项扣减，明显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王天真最终下欠臧茂林饲料款的数额错误，正确数额应为36175元。二、一审判决关于王天真下欠臧茂林饲料款“利息”的计算错误。1、《借条》金额155070元的利息：按实际打条的时间，从2019年5月1日起至2020年5月1日期间，按月1%分段计算应为13031.33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4625.4元。2、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1月1日期间的利息应为2604.6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726.64元。由上可知，王天真下欠臧茂林饲料款所谓的“利息”总额应为15635.93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7352.04元。三、一审判决关于王天真一审反诉主张的“成鱼减称”及“鱼池翻塘”损失的认定错误。1、动物冬眠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当地有这样的谚语“九月九鱼封口”，即每年的11月中旬至来年的3月中旬，黄河滩鱼池饲养的鱼不吃食、掉膘、减称，是当地人、特别是养鱼人熟知的自然规律，该规律无需王天真提供证据证明，王天真客观上也无法提供准确地证据证明。因此，王天真反诉主张的“成鱼减称”损失是客观存在的，理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2、按照王天真与臧茂林的约定和当地的交易习惯，王天真的成鱼销售由臧茂林负责。正是基于此，臧茂林才会在2020年4月30日频繁地电话通知王天真“停料、抽水、消毒”，等待第二天拉网卖鱼。王天真严格照办，但臧茂林失约，并没有找来买鱼人，直至第四天才找来买鱼人，也正是这推迟的两天，导致抽水后的池鱼高温状态下缺氧，大量死亡，也就是俗称的“翻塘”。因此，王天真认为臧茂林的上述失约行为是导致王天真鱼池“翻塘”的直接原因，应对其因鱼池“翻塘”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所述，王天真认为一审判决关于王天真下欠臧茂林饲料款的数额、利息的数额、王天真因鱼池“翻塘”、成鱼减称等方面的认定和裁判均出现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臧茂林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的王天真欠付臧茂林的饲料款有证据证明，从柴江涛处拉的15袋饲料是臧茂林卖给王天真的，一审对饲料款的认定数额正确。2、一审对于饲料款的利息计算错误，臧茂林也提出上诉，请求法庭依法审理。3、臧茂林没有让王天真在4月30日抽水，王天真在一审提交的证言不客观属实，王天真的鱼死亡与臧茂林没有任何关系，臧茂林没有深入介入王天真的卖鱼过程，不应当对王天真鱼死亡的损失承担责任。臧茂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王天真支付借款53180元。2、要求王天真支付清塘前借款利息14840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天真承担。一审法院确认事实：王天真从2017年开始在本村的黄河滩租地养鱼，一直使用臧茂林售卖的鱼饲料，臧茂林为王天真联系成鱼的出售。2019年4月之前的饲料款王天真都及时付清，王天真所养的成鱼也都是臧茂林联系出售。王天真从2019年5月开始赊购臧茂林的鱼饲料养鱼。王天真本人每次收到臧茂林送的鱼饲料，都会在臧茂林提供的借条（系打印好的格式，金额、饲料名称及袋数等处为空白，随时手写填充）上面签名。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买卖合同纠纷问题。审理中臧茂林提供有21张王天真签名的《借条》，用以证明借款数额及利息；王天真认可该21张《借条》载明的金额，但坚持“不是借款而是臧茂林赊销的饲料款”，双方各执己见。该院认为：臧茂林提供的《借条》为事先打印好的格式借条，其内容为“今借到臧茂林饲料款-万-仟-佰-拾-元整小写--元，每月加1%利息。清塘后还清，如未还清，按月息1分2计算。欠款人签名--20-年-月-日送--鱼饲料--颗粒--袋--单价每袋元签名--”，空格处为手写款额、时间等。双方所述系对《借条》含义所作出的明显不同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格式借条系臧茂林提供，结合庭审情况，该院应认定《借条》载明的款额为臧茂林向王天真赊销的饲料款。故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二）、关于王天真下欠臧茂林的饲料款数额。1、王天真对臧茂林提供的21张格式《借条》予以认可，合计金额共计155070元，该院予以认定（臧茂林计算金额为156020元错误）。2、王天真对臧茂林提供的2020元手写《收条》不认可，否认是自己签名；王天真对臧茂林提供的2020年3月15日穆廷磊所送澳华膨化饲料40袋（价款5300元）、2020年4月11日所送硕康饲料25袋（价款4400元）及2020年4月20日从柴江涛处所供川海001饲料15袋（价款2640元）的相关证人证言、调查笔录、视频及录音资料不认可，认为无法判断其真实性，称这些饲料款根本不存在。该院认为，审理中王天真认可其并未从其他经销商处购买过鱼饲料，从21张《借条》显示情况看，从2019年5月1日到2019年11月1日（越冬前），臧茂林共计向王天真供应鱼饲料820袋，《收条》时间为2019年11月7日（10袋），越冬后两个月（2020年3-4月）不投喂鱼饲料明显不符合常理；尽管臧茂林的相应证据存在瑕疵，但王天真无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故该院对《收条》的2020元及2020年3-4月臧茂林向王天真供应饲料（5300元+4400元+2640元）1234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王天真向臧茂林赊购的饲料款共计169430元，扣除臧茂林2020年4月24日从刚峰公司处取得王天真的卖鱼款17200元、2020年5月12日从鱼行老板李旺秋处取得王天真的卖鱼款10万元后，下欠52230元。（三）、关于臧茂林要求的利息。本案虽系买卖合同纠纷，但21张《借条》载明的利息计算办法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认可；《借条》以外的部分（2020元+12340元=14360元）并未约定利息，不宜认定。故《借条》金额155070元的利息:从2019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日按1%/月分段计算为14625.4元；2020年5月1日后以（155070-117200）37870元为基数按1.2%/月计算至（开庭前）2020年11月1日为2726.64元。利息合计为17352.04元，予以认定。臧茂林对利息部分的过高诉求不予支持。（四）、关于王天真与臧茂林之间是否存在王天真主张的“由臧茂林来负责王天真的成鱼销售…若王天真能依约在成鱼售出后即付款，饲料价按每吨再减100元计算”的《协议》问题。王天真的相应证据为:证人赵某当庭陈述“我和被告是亲戚关系，…我们这的喂鱼模式，都是喂谁的料谁负责把鱼卖了”及赵某等人出具的证明；李旺秋于2020年10月1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20年5月7号拉王天真鱼，因用臧茂林饲料，他负责卖鱼，他叫李去拉王天真鱼，中间付给臧茂林鱼款拾万元整，剩下鱼款已全部付给王天真，我账已结清”；吉艳丽等4人各自出具的证明及邢治国补充证明，内容大体为“…是养鱼户…用谁料谁负责卖鱼，卖鱼钱由鱼贩转给饲料经销商，经销商扣掉料钱后，余钱给我…；…年前卖鱼不计息，年后卖鱼计息；…都是谁供我饲料谁负责联系拉鱼车卖鱼，卖鱼款…我与供料商结账；我们历年来的经营模式就是谁供料谁负责给用户卖鱼（联系买家和车辆），售鱼款打给经销商，由经销商和用户结账…”等等。臧茂林称:赵超峰与王天真存在利害关系；自己没有通知李旺秋来拉王天真的鱼、李旺秋根本就不知道原被告之间口头约定；吉艳丽、邢治国等人的证明都是虚假不能成立的，与原被告交易的具体情况相互矛盾，拉鱼人并没有直接将王天真的全部鱼款交给臧茂林，其中一部分款交给了王天真，若全部打给臧茂林，就不存在王天真欠臧茂林款的事，交给臧茂林的款是事先征得王天真同意的，这些证言也不能证明存在王天真所述的交易习惯，更不能证明经销商负责卖鱼的经销范围都是啥，经销商的责任是什么。臧茂林用以反驳的证据为:原告与郭志安等6人的饲料销售协议书各1份，拟证明“原告做为鱼饲料售卖方与所有用户从来没有承诺过代为销售成鱼，做为原告没有这种义务和责任。因为今年疫情，没人要鱼、鱼比较难卖，越冬的鱼不止王天真一家，都卖不掉，所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负责”；梅占峰证明，拟证明“饲料供应商不负责卖鱼，可协助卖鱼，卖鱼过程中出现问题与饲料经销商无关”；李旺秋证明，拟证明“王天真卖鱼时答应给臧茂林15万元，臧茂林与王天真有啥协议他不清楚”。王天真称:销售协议几乎每一张最后时间都存在涂改的问题，即使该协议真实，也无法证明臧茂林与王天真之间饲料销售的协议内容和这些协议内容一致，这些销售协议书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不认可梅占峰证明，即使梅占峰出具，仅仅能证明梅占峰个人销售模式，而不能证明大部分都是这个交易习惯；李旺秋给被告出具的证明与给原告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矛盾、前后说法不一，即使李旺秋出具，最起码说明李旺秋是臧茂林叫去拉鱼的，且李旺秋拉完后直接给臧茂林10万元，是李旺秋按照惯例直接将鱼款转给臧茂林，但因为有纠纷王天真不同意，李旺秋没办法，才未将剩余5万元鱼款付给臧茂林。一审法院认为：臧茂林与王天真之间存在饲料经销关系而无书面协议，臧茂林提供的自己与其他饲料用户间的协议存在瑕疵，也不能说明其与王天真之间有相同内容的约定。收鱼人李旺秋给双方均出具过证明，李旺秋给王天真出具的证明中显示“因用臧茂林饲料，他负责卖鱼，他叫李去拉王天真鱼”等内容，结合王天真的其他相关证据，能说明当地存在“用谁的饲料、谁负责卖鱼”的交易习惯。臧茂林否认有负责为王天真卖鱼的约定，认为可协助卖鱼但不负责卖鱼，坚持卖鱼过程中出现问题与饲料经销商无关；臧茂林自己提供的“梅留峰证明”却显示自己给王天真打电话说5月3日卖鱼，庭审情况反映出拉鱼人李旺秋系臧茂林所找，李旺秋在拉走王天真成鱼后按习惯直接将10万元购鱼款付给臧茂林，剩余5万元在王天真极力阻止的情况下李旺秋才未再付给臧茂林。对王天真卖鱼收鱼款过程，臧茂林深度介入的情形远远超出了其所述“可协助卖鱼但不负责卖鱼”的责任范围。前述情况说明，臧茂林主张的“用谁的饲料、谁负责卖鱼”交易习惯在当地是存在的，该交易习惯在臧茂林与王天真之间也存在并共同遵循。但双方对经销商负责卖鱼的范围及经销商的具体责任各执己见，且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均无法证明各自的主张。故经销商负责卖鱼的具体内容系约定不明。王天真所称的“饲料价按每吨再减100元计算”等，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该院不予认定。（五）、关于王天真所诉的“成鱼减称”损失及“鱼池翻塘”，损失问题。1、关于“成鱼减称”损失。王天真称“2019年11月以来多次找臧茂林要求其依约找买家卖成鱼时，臧茂林总以各种借口拖延至今年4月底，…致使…成鱼重量减称约一万斤，直接损失约5万元”等，但其提供的证据中并不显示相关内容，且2020年春节前后因疫情导致众多行业不景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该院认为，王天真无证据证明“成鱼减称”数额及是否造成损失，更不能因此就认为臧茂林造成了该损失，故对王天真该主张不予支持。2、关于“鱼池翻塘”损失的责任。王天真使用臧茂林经销的鱼饲料，按交易习惯臧茂林应当负责给王天真卖鱼。因对“负责卖鱼”的具体内容约定不明而导致双方各执己见。（1）王天真提供的2020年4月通话记录显示出臧茂林在2020年4月30日四次给王天真打电话，但不显示打电话的内容；王天真称是臧茂林说已经联系好买家、第二天（即5月1日）买家到鱼池上收鱼，并催促王天真“抽水、停料、消毒”、准备第二天卖鱼，自己即按臧茂林要求找人对鱼池进行抽水，把水抽好并消毒后告知了臧茂林，但之后的两天，臧茂林并未按时让人来把鱼拉走。（2）臧茂林坚持自己没有帮助王天真联系过卖鱼，基于前述（四）的分析，当地存在王天真所述的交易习惯，但无法界定经销商的责任范围。结合王天真的相关证据及庭审中双方的陈述情况，足以说明王天真按臧茂林要求做好了卖鱼前的准备工作后、自己的成鱼却未能及时被拉走而拖到2020年5月7日才拉鱼的事实。（3）造成王天真的鱼塘翻堂的原因双方各执己见。从审理情况看，鱼塘翻堂与王天真本身的管理水平及天气状况等因素密不可分，但鱼池做好抽水等准备工作后、鱼却被延迟拉走，也是导致翻堂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综合前述，该院认为，王天真的相应损失，由臧茂林承担60%较妥，其余部分应自行承担。3、关于“鱼池翻塘”损失的数额。王天真的一系列证据可以说明养貂户共计从王天真鱼池买走死鱼8700斤、合计支付给王天真4350元鱼款的事实。庭审情况反映出2020年5月开始，当地成鱼收购价存在缓慢上涨的趋势，但王天真的证据不能说明其“死鱼”全部为成鱼、全部符合鱼贩的收购标准，更不能说明这些“死鱼”在成活情况下每斤可售卖5.2元、其因鱼池“翻塘”的直接损失为40890元。综合考量各种因素，鱼死亡的损失以每斤4.5元计算，扣除卖死鱼款4350元后，认定为（8700×4.5-4350）34800元，臧茂林承担60%为20880元。综上所述，王天真应付臧茂林的鱼饲料款为52230元、利息为17352.04元，共计69582.4元，臧茂林诉求过高部分不予支持。臧茂林应赔偿王天真损失20880元，王天真诉求过高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五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天真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臧茂林鱼饲料款及利息共计69582.4元。二、驳回原告臧茂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反诉被告臧茂林赔偿反诉原告王天真损失2088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驳回反诉原告王天真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11.25元（减半收取后），由原告臧茂林承担37元，被告王天真承担774.25元。反诉受理费900元，由反诉原告王天真承担600元，反诉被告臧茂林承担300元。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二审期间，臧茂林又提供多份证人证言、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欲证明，根据行业惯例，鱼饲料经销商只是把饲料卖给鱼农，不负责卖鱼，鱼农应自行管理自己的鱼塘。臧茂林就一审认定王天真死鱼损失问题，二审期间又申请了一审时给王天真出具证言材料的赵朝阳出庭作证，赵朝阳称，经对账，实际拉走的死鱼是356斤，不是一审证言上写的3800斤，当时的数字是王天真让他写的。本院认为：关于臧茂林是否应负责卖鱼及其对“鱼池翻塘”损失承担责任问题。本院认为，王天真与臧茂林系两个分别独立的个体经营者，双方除业务上存在上下游的紧密关联外，并未有其他合同约定。原审仅依据数份证人证言就认定臧茂林对王天真饲养的成鱼负有直接销售责任依据不足。双方之间在经营收入上存在唇齿相依的高度关联关系，臧茂林也较多的参与王天真的卖鱼过程。在本案“鱼池翻塘”过程中，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臧茂林参与此次的卖鱼工作。就此次“鱼池翻塘”损失，原审是依据王天真一审时提交的数份证人证言来确定的，但在这些证人中，证人赵朝阳二审又到庭作证，称其一审出具的证明内容不实，在此情况下，原审认定鱼池“翻塘”的损失为34800元，且让臧茂林承担60%的依据并不充分。考虑到王天真“鱼池翻塘”而产生有损失这一客观现状，加之臧茂林也参与了王天真卖鱼的过程，鱼池抽水后空置数天无人买鱼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不好确认，臧茂林参与了此次售鱼行为，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这次行为中完全无责任，本院酌定臧茂林补偿王天真“鱼池翻塘”损失5000元。关于王天真上诉称，2020年3月15日及2020年4月11日两次赊饲料行为是否属实的问题。本院认为，臧茂林主张该两笔赊料款的依据是2020年7月11日其代理人对穆廷磊作的调查笔录及当天穆廷磊又书写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中显示，穆廷磊这两次送货王天真均不在场。其将货留下而由臧茂林通知王天真，4月11日那天他卸完货后并拍照发给臧茂林，叮嘱他记得打欠条或收取货款。该证据属穆廷磊单方面证言，其中穆廷磊作为送货人在货送达后不与收货人联系，而是通过委托人进行告知，这与普通的配送流程不符。另外，穆廷磊所称的拍摄视频不能反映饲料卸货至王天真鱼场的过程，同时臧茂林也不能提供其与王天真电话告知情况来和穆廷磊证言进行相互印证，故本院认为，臧茂林主张该两笔饲料款的依据不充分，王天真对该两笔款的上诉意见能够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王天真称臧茂林从其处拉走草鱼苗226斤，价值1695元一事，臧茂林辩称根据对方记账拍的照片，上面记载的是190斤，不是226斤，每斤4.3元，应付货款为817元。本院认为，臧茂林应支付给王天真的草鱼苗款为817元。臧茂林与王天真各自提供的利息、计息方式均不符合本案的客观情况，本院对原审计息方式不予变动。臧茂林一审诉求中曾要求按1.2分计息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支持。故，本案所涉利息自2019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日按1%/月分段计算为14625.4元，2020年5月2日起以37870元为基数，按1.2%/月计算至货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综上，本院认为王天真尚欠臧茂林的饲料款为52230元-5300元-4400元=42530元，加上利息14625.4元，王天真应支付臧茂林的货款为42530元+14625.4元=57155.4元。臧茂林应支付给王天真的款项为817元（草鱼苗款）+5000元（补偿款）=581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2民初2659号民事判决；二、王天真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臧茂林2020年5月1日前的鱼饲料款及利息共计57155.4元；三、王天真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臧茂林利息（利息以3787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日起按1.2%/月计算至本案货款本金还清之日止）；四、臧茂林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天真鱼苗及补偿款5817元；五、驳回臧茂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王天真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维持；二审案件受理费3190元，由臧茂林负担372元，由王天真负担281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庆刚审判员  于 磊审判员  王 睿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