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73民终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延文，女，196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芦瑾，北京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八棵杨树甲1号。法定代表人：李秀利，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平，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韩延文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歌公司）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5民初468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韩延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被上诉人北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孙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延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韩延文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北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7）京73民终2079号在先生效判决（以下简称在先生效判决）认定韩延文对歌剧《杜鹃山》享有著作权，一审判决违背该在先生效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二、韩延文已于一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歌剧《杜鹃山》发端于韩延文“四个一批”项目及韩延文与北歌公司相关负责人的接洽，韩延文一直参与歌剧《杜鹃山》的创作并与北歌公司协商确定导演、编剧、作曲等人选。根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项目负责人的微信通话记录可知，北歌公司与韩延文对歌剧《杜鹃山》共同享有著作权已达成合意。三、一审判决将歌剧著作权保护的客体狭隘的理解为歌剧剧本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既已认定韩延文为发起、组织、排演、推动歌剧《杜鹃山》项目提供了各种创意、策划、咨询、指导意见，就应当认定韩延文对整部歌剧享有著作权。四、在先生效判决虽未支持韩延文关于确认北歌公司与郑冰之间的《音乐委托创作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但亦未否定中国音乐学院、韩延文和郑冰之间的《歌剧作曲合同》的效力。根据韩延文与吴春燕、郑冰、北歌公司杨院长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北歌公司和郑冰也一直认可韩延文享有歌剧《杜鹃山》音乐的著作权。北歌公司享有歌剧《杜鹃山》音乐的著作权，不影响韩延文依据《歌剧作曲合同》共享音乐的著作权，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本案中，韩延文主张享有音乐的著作权，主要是依据《歌剧作曲合同》而非韩延文是否参与音乐的具体创作，郑冰对《歌剧作曲合同》法律后果的否认，是郑冰违约，不能据此否认该合同的效力。北歌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韩延文的上诉请求。一、歌剧《杜鹃山》的音乐是北歌公司通过正当程序委托创作形成，北歌公司与郑冰所签署的《音乐委托创作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二、韩延文主张其所拥有歌剧《杜鹃山》音乐著作权，从其举证来看，是受让于中国音乐学院，而中国音乐学院未参与歌剧《杜鹃山》创排，亦未与北歌公司达成任何合作协议，更未与郑冰有过就该音乐创作事宜方面的接触，更不存在任何口头协议，因此中国音乐学院无权就歌剧《杜鹃山》的音乐著作权主张权利或作出处分。中国音乐学院出具的确认函并未明确著作权应归属“项目资助人”韩延文，而是“属该项目资助课题负责创意人”，应理解为归属于作曲者郑冰。三、韩延文采取欺骗的方式让郑冰在《歌剧作曲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签署时，郑冰已与北歌公司签订《音乐委托创作合同》并完全交付作品，郑冰已无权再就相关事项接受创作委托，也无权处分已交付北歌公司的音乐作品，故《歌剧作曲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歌剧＜杜鹃山＞作曲合同》未实际履行，郑冰未从中国音乐学院收取报酬，亦未向中国音乐学院交付作品，故中国音乐学院无权就涉案音乐著作权主张权利。四、韩延文所称的“四个一批”资助与其所主张的音乐著作权无关。该项目仅仅是针对自主选题的资助，不代表对著作权归属的认定；该项目仅有落款为2017年1月5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局出具的证明，即便韩延文举证证明该项目的申报表日期为2016年9月10日，也不能说明在2016年歌剧《杜鹃山》创排之时就已确定该资金资助项目。歌剧《杜鹃山》完全由北歌公司独立投入资金，从未接受中国音乐学院或者韩延文提供的任何资金。北歌公司还向韩延文支付了演出费用税后五万元整。五、北歌公司创排歌剧《杜鹃山》之初，韩延文确曾表示愿意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专项扶持资金50万参与创作，并承诺该资金属于其个人支配，可以随时汇入北歌公司账户。但有关资金是否落实仅停留在韩延文口头，该项目的申报表上将资助项目变更为歌剧《杜鹃山》是在2016年9月10日，且经了解，该资金即便完成批复，也不能由韩延文个人随意支配。韩延文在资金问题上隐瞒事实，骗取了北歌公司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北歌公司与韩延文不可能达成合作意向，北歌公司独立完成《杜鹃山》的创排顺理成章。六、北歌公司享有音乐作品著作权的同时，享有歌剧《杜鹃山》剧本的著作权，同时，针对该剧首演的安排，北歌公司还分别与指挥、演员、乐队、舞美、服装、拍摄等签署协议并支付费用。歌剧《杜鹃山》在2016年10月16日、17日完成首演，宣传册载明“出品单位：北京演艺集团；演出单位：北京歌舞剧院”，故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应当归属北歌公司。七、在先生效判决中韩延文的诉讼请求仅为确认北歌公司与郑冰签署的《音乐创作委托合同》无效，并不涉及歌剧《杜鹃山》著作权的争议，该案超出诉讼请求作出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也非确定性结论，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八、在参与歌剧《杜鹃山》排演过程中，韩延文缺乏作为一名演员的基本素质，没有对艺术抱有敬畏之心。但是北歌公司并未按照演员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仍然全额支付其劳务费税后5万元整。韩延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2．确认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中音乐总谱和钢琴谱的著作权。事实与理由：2013年，韩延文产生了将经典京剧《杜鹃山》改编为歌剧的想法。2016年，韩延文正式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申报“改编创作中国歌剧《杜鹃山》”项目，经批准，列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获得资助金额50万元。2015年12月，韩延文与北歌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吴春燕开始商谈共同合作歌剧《杜鹃山》事宜，该歌剧的主要班底包括导演、编剧、作曲均是由韩延文安排确定，在韩延文与吴春燕长达一年的微信通话中，北歌公司明确表示与韩延文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另外，韩延文委托并指导郑冰创作了歌剧总谱，由韩延文所在单位中国音乐学院与郑冰签署《歌剧作曲合同》，中国音乐学院出具《确认函》，确认歌剧《杜鹃山》音乐总谱的著作权归韩延文。2016年11月21日，韩延文就该音乐总谱和钢琴谱向北京市版权局申请了著作权登记，并取得了《作品登记证书》。2016年10月16日、10月17日，歌剧《杜鹃山》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北歌公司在其宣传册中仅将韩延文列为“艺术指导和主演”，否认与韩延文共同享有该歌剧著作权的事实，该行为严重损害了韩延文的利益，给韩延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韩延文参与歌剧《杜鹃山》的相关情况2014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资助及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向韩延文划拨资助经费50万元，该资金已拨款至韩延文所在单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账户。2016年9月10日，韩延文填报《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申报表》，内容载明“项目名称：将现代京剧《杜鹃山》移植改编成中国歌剧《杜鹃山》，预算金额：50万元，项目主要合作者：吴春燕、歌剧团团长、项目负责人、北京歌舞剧院，项目预算：1．此剧音乐创作由原来的改编移植变成全部重新作曲……委托作曲经费用计40万元；2．导演将完成歌剧创意、剧本改编……导演经费10万元”，该申报表经中国音乐学院同意后，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予以申报。201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具证明，证明韩延文申报的“改编创作中国歌剧《杜鹃山》”列入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获得资助金额50万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10月期间，韩延文与北歌公司歌剧团团长吴春燕就歌剧《杜鹃山》的创作、资金以及组织、排演等事宜进行了大量微信语音沟通。其中，2015年12月19日，吴春燕与韩延文在通话中说道“行，你就早一点，然后你把你的所有的那些资料什么的这回你就都拿着，因为我要写可行性报告了……你就把相关的你有的资料都拿给我”。2015年12月22日，吴春燕向韩延文问道“你快点把简历发给我，另外，导演和编剧怎么定啊？”韩延文回复称“你就写王冼平、周广平吧，编剧，我好像记不清，反正现在是暂报嘛……”。2015年12月23日，韩延文向吴春燕发微信说道“我想了一下，导演必须得有，我不能当导演，因为这样的我什么也干不了……我们现在最首要的是先把剧本改出来，音乐拿出几段来咱们再看……另外我跟你们剧院签约这个事，各项条款都要非常清楚，担什么责任，做什么事，各个方面的这种说法必须说清楚了……如果说我不在这里掌控，不在这里做，我不挑这个东西，你这事成不了的，不是成不了，就是完成不了我们说的东西……”。2016年1月5日，吴春燕向韩延文发微信说道“亲爱的，你快把你那个四个一批那个表拍一个发给我，就看一下它有什么要求就行”，韩延文回复称“我尽快推进，我这边就赶紧敲定作曲”。2016年1月24日，吴春燕向韩延文说道“最好是这两天你把徐占海也好谁也好都确定……我觉得尽快，我们剧院也着急……”。2016年3月11日，韩延文催促吴春燕“那个春燕，下面就是咱们要找乐队和指挥了，然后你那剧场时间赶紧敲定……”。2016年4月1日，吴春燕向韩延文说道“现在郑冰的这个电话一定跟他说，我觉得四月份就必须得开始着手写……所以你要是郑冰不好说，就把他电话发给我，我直接给他打电话”。2016年7月22日，吴春燕对韩延文说道“让你的学生赶紧尽快发给那个姓田的吧，让他尽快的报，送上去以后他说你再跟市委宣传部的沟通一下……你跟他说一下，你说人家全部都写完了，到现在不付人家费用，都要演了，这不合适，他这样子说呢宣传部肯定会同意，只要他同意跟学校说，学校就可以直接用这笔费用啊”“这个都在前面，我都写了，这是著作权，改编权著作权，你是乙方吧跟甲方共同享有，但是这个事按比例的，那个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比例就完了，现在就是，就是谈共同享有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就行啦”“我跟你说，我快气疯了，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吧，我跟你们学校财务沟通说你这个钱还是属于财政资金，包括说不可以有收益，收益要有如果有收益的话，要进中国音乐学院账的……然后包括说跟郑冰签合同的这个都不行，必须得跟中国音乐学院签，而且还中国音乐学院还要享有著作权这个问题，这什么啊韩延文，你这都没搞清楚”“你不是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钱就是给你的吗？你不是说那个给你的就是落到中国音乐学院账上，然后由你自由支配什么的跟他都没关系吗？……这么长时间亲爱的你都没搞清楚……现在要是这样子那合同还真不能那么签，我都说头疼了都，这五十万你说”。2016年10月13日，吴春燕向韩延文说道“另外节目单上是不是要打上‘四个一批’那个什么，那个全称叫什么来着？现在你尽快告诉我节目册上打不打……那个全称怎么写，你尽快发文字给我”“我跟你说咱俩就别翻来覆去的说这个，就是说利益共享，最简单的就是利益共享，你别最后把韩延文给弄出去了，没韩延文事儿了……这一定是说利益共享，就是你将来韩延文，还不能一脚把你踢开，我没说吗从做朋友的角度，合作工作的角度我都不能这么做，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咱们不要再犟这个问题了……韩延文费了这么大精力，立项完了，把人韩延文踢出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二、歌剧《杜鹃山》乐谱创作的相关情况2016年9月7日，北歌公司（甲方）与郑冰（乙方）签署《音乐创作委托合同》，主要内容如下：甲方委托乙方创作歌剧《杜鹃山》的全部音乐，乙方同意接受此项委托。创作期限为本合约自签约之日起至10月17日（首轮演出后）；2016年9月10日前，完成本剧所有音乐的旋律创作并将完整的钢琴谱交付甲方；2016年10月1日前，完成本剧所有音乐总谱并交付甲方；甲方拥有本剧、本剧音乐（含乙方创作的曲谱）及本剧衍生产品的全部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本剧策划、创制及成果，以及录音、录像、CD/DVD等）；甲方与乙方共同享有本剧作曲的署名权。甲方向乙方支付酬金40万元（税后），支付款项分2次支付；甲方在本合约签订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本合约酬金总额的50%；音乐总谱交付并完成首演和专家评审后，甲方支付乙方本合约酬金总额的50%；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将其工作内容和成果及本剧的相关创制工作内容和成果擅自转让或授权第三方使用、发行、出版。此外，合同还对保密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合同生效及补充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4月30日，郑冰第一次将完成的部分乐谱即“血的教训《杜鹃山》柯湘咏叹调-完整总谱”“大火熊熊《杜鹃山》咏叹调-完整总谱”交付给吴春燕。2016年5月25日至2016年9月4日，郑冰陆续向吴春燕交付了“血的教训《杜鹃山》柯湘咏叹调-完整总谱”“歌剧《柯湘》温其久咏叹调《往哪走》-完整乐谱”“序幕一曲-完整乐谱”“一幕一场一曲-完整乐谱”“一幕二场一曲”“一幕二场二曲”等乐谱文件。2016年9月11日，郑冰整合了之前发送的乐谱，向吴春燕整体交付了含有22个文件的“歌剧《杜鹃山》完整乐谱”；2016年9月26日，郑冰再次向吴春燕交付“歌剧《杜鹃山》总谱和分谱”。2016年11月9日、2016年12月15日，北歌公司支付郑冰作曲费共计40万元。2016年9月28日，韩延文取得北京市版权局登记的京作登字-2016-B-00539224号《作品登记证书》，作品名称为“中国歌剧杜鹃山中的音乐总谱和钢琴谱”，作品类别为“音乐作品”，作者为“郑冰”，著作权人为“韩延文”。双方均认可上述登记的音乐总谱和钢琴谱为同一音乐作品，钢琴谱用于排练时的钢琴伴奏，总谱用于表演时的乐团伴奏。郑冰创作完成《杜鹃山》乐谱后，北歌公司向各演员提供了钢琴谱，总谱仅提供给了指挥张少。而韩延文用于上述作品登记的乐谱为指挥总谱，张少出具情况说明称“从未向韩延文提供总谱”。对于其如何获得该总谱，韩延文未作出合理解释。2016年10月12日，中国音乐学院（甲方；负责人：韩延文）、郑冰（乙方）签署《歌剧作曲合同》。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该歌剧的音乐作品创作工作委托乙方完成，由韩延文与乙方共同制定签署具体音乐委托创作合同工作，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和规定的时间完成上述歌剧的音乐创作工作，并将创作完成的全部音乐作品的电子版及纸质版总谱分谱钢琴谱交付甲方；合同标的额为人民币肆拾万元整；甲方委托乙方的音乐作品创作完成后，全部音乐作品产生的著作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享有署名权。此外，双方还对费用支付和工作安排、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落款处有中国音乐学院公章，及韩延文和郑冰签字。韩延文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日，郑冰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2日。该合同签订后，郑冰未向中国音乐学院及韩延文交付任何乐谱，亦拒绝收取韩延文提供的作曲费40万元。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郑冰分别向北京市版权局、中国音乐学院、国家大剧院发送声明，认为韩延文采取欺骗的手段与其签署了歌剧《杜鹃山》作曲合同，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其从未向韩延文交付任何乐谱，并已经接受北歌公司委托完成了乐谱创作并已交付。2016年11月12日，中国音乐学院出具《确认函》，内容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选主题项目资助人韩延文委托创作的中国歌剧杜鹃山音乐作品著作权属该项目资助课题负责创意人。”三、歌剧《杜鹃山》剧本创作的相关情况2016年2月26日，北歌公司向北京京剧院发函协商改编京剧《杜鹃山》事宜，主要内容为“北京歌剧舞剧院拟根据北京京剧院60年代中期版现代京剧《杜鹃山》改编、创排中国歌剧版《杜鹃山》。该剧将作为北京歌剧舞剧院的献礼剧目，在2016年10月份向社会公演。现代京剧《杜鹃山》创排演出迄今已50多年，是否可以改编成歌剧版还需与贵院协商，望贵院给予大力支持，盼复。”2016年3月17日，北京京剧院对此复函，称“贵公司关于京剧《杜鹃山》版权事宜的来函收悉。现代京剧《杜鹃山》是北京京剧院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创排演出的剧目，迄今已有50多年。我院同意贵公司将其改编成中国歌剧版《杜鹃山》，作为献礼剧目向社会公演。”另，北歌公司（甲方）与北京浅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浅采公司）签订《歌剧改编委托合同》，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指定编剧胡叠担任歌剧《杜鹃山》的剧本改编以及宣传工作。甲方有权根据歌剧《杜鹃山》艺术环节的创作需求，及甲方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条件，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意见进行修改并经甲方验收后，形成《杜鹃山》剧本的定本；《杜鹃山》剧本的著作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享有与该剧改编及宣传文案等相应的署名权。乙方应于2016年6月15日之前向甲方提交《杜鹃山》定稿剧本，甲方向乙方支付剧本改编费共计5万元。2016年12月21日，北歌公司取得了京作登字-2016-A-00657616号《作品登记证书》，该证书载明“作品：歌剧《杜鹃山》剧本，作品类别：文字作品，作者：胡叠，著作权人：北歌公司，创作完成日期：2016年7月7日，首次发表日期：2016年10月16日”。四、其他涉案情况2016年11月15日，北歌公司与世纪文澜城市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签订《歌剧导演合同》，委托该公司邀请王冼平担任导演。2016年9月3日，北歌公司与张少签订《歌剧指挥合同》，委托张少担任该歌剧的指挥。北歌公司与金郑健、高鹏分别签订《歌剧演员合同》，与北京圣煜朗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歌剧合唱合同》，与中国电影乐团就参与歌剧《杜鹃山》的演出签订《演出合同》，与大涵文化（北京）有限公司就歌剧《杜鹃山》签订《服装及造型设计委托合同》，与北京瑞思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歌剧同期拍摄合同》，并与韩延文签订《歌剧演员合同》，聘请韩延文担任该歌剧主要演员“柯湘”一职。2016年10月16日、10月17日，歌剧《杜鹃山》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两场，其宣传手册封面载明“歌剧根据同名京剧改编，作曲/郑冰，指挥/张少，导演/王冼平，改编/徐瑛、胡叠，乐团/中国电影乐团”，封底载明“制作人：吴春燕；艺术指导：韩延文；原著：王树元；出品单位：北京演艺集团；演出单位：北京歌剧舞剧院”。查，北京演艺集团系北歌公司的上级公司。诉讼中，韩延文以北歌公司与郑冰签订的《音乐创作委托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利益为由，向一审法院另案提起了（2017）京0105民初52180号合同无效之诉，因本案需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本案裁定中止审理。另案经一审法院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定北歌公司与郑冰签订的涉案合同不属于恶意串通并损害韩延文利益的情形，故驳回韩延文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北歌公司认可韩延文发起歌剧《杜鹃山》改编项目，也认可其曾经与北歌公司谈过合作事宜，但主张因韩延文承诺投资的50万元资金没有到账而最终未谈拢，韩延文在作曲和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并没有直接产生智力创作成果，50万元的项目资金也从未实际投入。上述事实，有微信记录、委托创作合同、公证书、付款凭证、声明、函件、节目册、作品登记证书、确认函、乐谱、合同、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韩延文上诉北歌公司、郑冰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予以驳回，故北歌公司与郑冰之间的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韩延文利益的情形。又经审查，北歌公司与郑冰于2016年9月7日签订的《音乐创作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合同约定，北歌公司对郑冰创作的涉案歌剧乐谱享有全部著作权。合同签订后，郑冰向北歌公司交付了歌剧《杜鹃山》包含总谱、分谱等的完整乐谱，北歌公司亦向郑冰支付了作曲费用，至此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北歌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对该乐谱享有著作权。2016年10月12日，中国音乐学院与郑冰就同一歌剧《杜鹃山》签订委托作曲合同，但该合同签订后，郑冰既未进行创作亦未交付乐谱，并持续发布声明否认该合同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也拒绝接受韩延文支付的作曲费，因此，该合同实际并未履行，韩延文亦不可能依据该合同享有歌剧《杜鹃山》乐谱的著作权。故韩延文提出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乐谱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权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第三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属于本法所称的作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四）项规定，戏剧作品是指话剧、歌剧、地方戏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可见，在著作权法上，歌剧属于戏剧作品的一种，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电影及类电作品、摄影作品、图形作品等均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不同作品类型。从上述规定来看，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是指具有独创性并可复制的智力成果，其目的在于鼓励智力创作，保护智力创作成果，因此，只有智力创作成果才可能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歌剧等戏剧作品，大多以舞台演出的形式出现在观众面前，一整台歌剧的呈现需要剧作家、导演、演员、灯光师、化妆师、舞蹈设计师等各类人员的付出，是不同工作岗位之间共同合作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人进行的劳动成果都可以成为作品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而必须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区分不同人、不同性质的劳动来决定哪些劳动成果构成作品，以及归入哪一类别的作品加以保护。这与著作权法所规定的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不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这种规定是根据创作产生著作权的原则，首先承认电影作品或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由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创作完成的，考虑到制片人的巨额投资和电影作品的商业运作，又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赋予制片者，在理论上讲是将著作权法定转让给了制片者。由此可见，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将包含在内的剧本、音乐、布景、舞蹈、服装、灯光、拍摄等所呈现出来的连续画面，整体视为一个作品，并通过法律规定由制片者享有著作权。但对于戏剧作品，著作权法却没有作出这种规定，自然也不能推定包含剧本、音乐、服装、舞美、布景、灯光等在内的“一整台戏”存在像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那样的著作权。因此，对戏剧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即保护被上演的剧本本身，一般是通过对话、旁白、配词等构成的剧本加以体现，至于音乐、舞蹈、布景、服装设计等具有独创性可能构成作品的，则分别归属于音乐作品、舞蹈作品、美术作品等类别予以保护，演员在舞台上进行的表演亦只能作为戏剧作品的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不能当然参照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的规定，将戏剧作品受保护的客体视为“一整台戏”。在本案中，歌剧《杜鹃山》的剧本系北歌公司委托案外人胡叠创作，北歌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对该剧本享有著作权，韩延文主张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但其提交的在案证据均体现为其为发起、组织、排演、推动该歌剧项目提供了各种创意、策划、咨询、指导意见，并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参与到了该剧本的创作过程或系其委托胡叠进行的剧本创作，而指导、咨询、策划、创意以及组织安排等思想范畴或组织性工作并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著作权法仅保护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其所称的创作也是指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因此，韩延文提供的各项指导、咨询意见并不直接产生歌剧《杜鹃山》剧本，又考虑到北歌公司实际掌握该剧本，并对剧本进行了著作权登记，而韩延文亦无法提供剧本的具体内容，故韩延文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三）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韩延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韩延文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包括：1．韩延文与编剧徐瑛于2020年4月25日的电话通话记录的文字整理稿，用以证明韩延文参与了歌剧《杜鹃山》的创作，整部歌剧的编剧是韩延文负责联系和委托的。该证据内容包括：（1）通话录音第9分52秒-10分06秒，韩：“我今天找您也是想证明一下，编剧也是我找的您，您推荐的胡叠。”徐：“对。”（2）通话录音第13分08秒-16分16秒，韩：“徐老师，我记得我跟您说完以后，您之前是跟胡叠说过的我们要找他是这样吧？说过他同意了。”徐：“对。”韩：“当时是吴春燕找您要的胡叠的电话是吗？”徐：“我带他过去的。”韩：“哦，她找的你，你带他过去的？”徐：“你找的我。”韩：“对，我找的你。”徐：“然后我先去开了个会，我对这个没有兴趣，然后我说给你们推荐一个编剧，然后我就把胡叠带过去了，跟他们见的面。”徐：“这个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你先找的我，我跟吴春燕又不认识。这个我可以证明，没有问题。然后我介绍的胡叠过去，我是因为你，胡叠是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跟吴春燕没有关系，我也不认识她。你如果是要证明这个，编剧是你找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俩是同事，以前在一个剧院，我也不认识吴春燕，然后你介绍我过去的，然后我又介绍了胡叠，他们也不认识胡叠，那就能证明这些主创是你来弄的，情况也是你跟我介绍的。”韩：“当时您也提了很多意见。”徐：“是，我还开了好几次会呢，没问题，如果要证明这个我是你找的，胡叠是我找的，这个可以证明。”对此，北歌公司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属于摘录并有删节；认为韩延文主张享有音乐著作权的来源为受让于中国音乐学院，并非基于创作，其个人负责联系和委托编剧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2．韩延文修改过的部分乐谱复印件，用以证明：韩延文共同参与了作曲和剧本的创作，是整部歌剧的灵魂人物和主要创作人员之一。该证据内容主要包括：有多处标注“说”“建议说台词，不用唱腔”“说台词而不是唱”“轻说”等，用以证明在韩延文的建议和指导下歌剧《杜鹃山》除了西方歌剧的唱的表演方式，还采取了京剧中说的表演方式；有对部分乐段标注“不变速”“下台阶”等，用以证明其对表演的设计；在《二幕一场一曲杜小杉咏叹调及重唱》的若干处分别有画圈及标注“强调”“说”“咬字强调”“满气强调”“摇头”“狠”“走一步”“坚定”“说”“成熟唱”“说上和李石坚交流”“迎党代表”“对望”“这拉手”“走向雷走在一起离开小杉”等，用以证明韩延文对角色杜小杉表演的设计及其他对歌剧《杜鹃山》台词和表演的设计等；有对部分乐段画，有标注“改”和以简谱书写的乐段，用以证明韩延文对唱段的修改和删减、对唱词的修改；有“带着革命必胜信念忠诚于党”“杜妈的儿子与我亲如兄弟，战斗中他为救我献出生命……”等大段批注，用以证明对表演的设计。另据该证据，韩延文主张在其要求下，男主角雷刚的表演内容中增加了一个核心咏叹调，唱词是按照韩延文写的内容，作曲进行了相应修改；主张在其要求下作曲者修改增加了二重唱等。对此，北歌公司认可该乐谱本身的真实性，但对该证据上的非打印字迹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相关乐谱为钢琴谱，每个演员均持有一份用于排练，标注的内容与乐谱著作权无关，且韩延文在本案中强调其主张音乐的著作权是基于其与郑冰、中国音乐学院的合同约定，而非其参与创作，故该证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3．韩延文搜集的豫剧移植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主要唱段选复印件，用以证明韩延文为筹备歌剧《杜鹃山》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搜集了大量素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北歌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4．北歌公司与吴春燕签署的《合作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歌剧《杜鹃山》项目表面上是由北歌公司运作，实际都是吴春燕个人在控制并获取利益，吴春燕在歌剧《杜鹃山》项目上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完全足以代表北歌公司，因此吴春燕和韩延文在微信通话中达成的歌剧《杜鹃山》整体著作权共享的合意就是北歌公司与韩延文达成的口头协议，北歌公司事后反悔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并不意味着口头协议未达成。对此，北歌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韩延文还提交了其他证据材料，经本院庭审中与双方当事人核实，其中主要系韩延文一审中提交过的证据材料，北歌公司以其一审中的质证意见为准。其中，双方确认韩延文曾于一审中提交中国音乐学院宣传部出具的《关于我校声歌系教授韩延文“四个一批”资助项目内容变更申报时间的说明》，该说明内容包括说明韩延文教授于2016年7月22日申报的项目歌剧《杜鹃山》（变更）申报表报至学校，由于学校正值假期期间，故9月10日开学后报送至北京市委宣传部，并由市委宣传部上报中宣部。另，本院于审理过程中询问双方是否提交过歌剧剧本，北歌公司称案外人胡叠的文稿即为歌剧剧本，其提交该稿复印件作为歌剧剧本证据。韩延文称未提交，称案外人胡叠的文稿只是台词，而歌剧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歌剧形式，胡叠的文稿不构成该歌剧的剧本，胡叠不因改编台词而成为歌剧的著作权人。经审核证据，该稿封面及内容均为文字，不包含音乐元素或指向音乐的提示。同时，一审证据中北歌公司提交的胡叠文稿的《作品登记证书》显示“作品类别：文字作品”，而非戏剧作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韩延文、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的事实委托创作合同及共同委托人内部约定在（2017）京73民终2079号案件的审理中，一审判决认为该案一审证据不足以证明韩延文与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与受托人郑冰达成事实上的委托作曲合同关系。后韩延文在该案二审审理中提交了（2017）京长安内民证字第7023号公证书为新的证据，该证据内容为2016年7月22日、2016年10月13日韩延文与吴春燕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用以证明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合作创作改编歌剧《杜鹃山》并达成了共享歌剧著作权的口头协议等。该案经二审审理，于（2017）京73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中确认了以下事实，包括：1．“歌剧《杜鹃山》发端于韩延文获批的‘四个一批’项目及其与北歌公司相关负责人的接洽，而后，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共同主导并参与了整部歌剧的创作过程，故两者对该歌剧均应享有著作权等民事权益。”2．“认定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均为郑冰作曲的委托方，至于有关费用的支付，应由北歌公司与韩延文协商处理。”即，该在先生效判决确认了韩延文与北歌公司之间达成了合作创作改编歌剧《杜鹃山》、共享歌剧著作权等民事权益的约定；确认了韩延文与北歌公司为共同委托人与郑冰形成了事实的委托创作合同关系。本案审理中，韩延文于一审中提交了2016年7月22日、2016年10月13日韩延文与吴春燕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京73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等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其与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与受托人达成事实上的委托创作合同，及其与北歌公司达成了关于共享歌剧著作权的口头协议等。北歌公司未提出足以推翻在先生效判决确认的上述事实的反证。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对韩延文的上述一审证据予以采纳，认定韩延文获批‘四个一批’自主选题项目后，与北歌公司相关负责人接洽，双方之间约定合作改编歌剧《杜鹃山》、共同享有歌剧的著作权等权益；另结合韩延文与案外人徐瑛的通话记录等证据，认定韩延文与北歌公司经双方协商约定共同委托他人创作歌剧，经韩延文引荐和参与确认受托人人选，韩延文、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与郑冰、胡叠达成了事实的委托创作合同。二、关于歌剧创排过程中的事实委托创作合同的履行情况和后续补签的各书面合同（2017）京73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中确认以下事实：1．“根据查明的事实，韩延文获批‘四个一批’自主选题项目后，与北歌公司相关负责人接洽商议，并开始合作创作歌剧《杜鹃山》；根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相关负责人等的通信记录及相关会议记录等证据，可以认定韩延文作为主创人员之一，一直参与歌剧《杜鹃山》的创作并与北歌公司协商确定歌剧导演、编剧、作曲等人选。”2．“对于歌剧《杜鹃山》中的相关曲目，其创作者郑冰系通过韩延文引荐并接受委托创作的。在作曲过程中，无论是韩延文还是北歌公司相关负责人，均与郑冰就曲目修改、作品交付等进行了多次沟通，但两者早期均未与郑冰签订过书面委托创作合同，亦无证据表明各方对曲目著作权归属等进行过明确约定。”即，该在先生效判决确认了在涉案歌剧的创排过程中，韩延文参与联络、确定和委托了委托创作合同的受托人，并履行了提出委托创作作品的要求和标准、提出修改意见、沟通作品交付等委托人的相关协作义务和受领义务；确认了韩延文及北歌公司在歌剧创排早期均未与郑冰签署过书面合同；确认了韩延文及北歌公司在歌剧创排早期均未与郑冰就曲目的著作权归属进行过明确的约定。北歌公司未提出足以推翻在先生效判决确认的上述事实的反证。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对韩延文的上述一审证据予以采纳。另，根据本案二审中韩延文与案外人徐瑛的通话记录等证据，本院依法认定胡叠系通过韩延文引荐并接受委托进行创作。综合上述证据以及韩延文与作曲、导演等人的微信通话记录等、北歌公司相关会议记录、相关媒体报道等，本院依法认定，歌剧《杜鹃山》产生于边创作边排演的创排结合过程中。根据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该歌剧于2016年10月进行首次演出的事实，歌剧创排过程主要发生于2016年4月至2016年9月期间。在此期间，无论是韩延文还是北歌公司相关负责人均与受托人就作品创作要求、修改意见、作品交付等进行了多次沟通；郑冰、胡叠等人陆续创作并交付了歌剧《杜鹃山》的音乐作品和文字作品供排演使用，基本完成了交付作品的主要合同义务。根据在案证据查明，郑冰在2016年4月26日、2016年5月25日、2016年9月4日已陆续交付了作品，此后的交付为整合后的重复交付。但早期，韩延文和北歌公司均未与受托人签订过书面委托创作合同。在支付报酬方面，根据（2017）京73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郑冰于该案中陈述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同属委托作曲合同的一方，作曲费应当由此二人一方向其支付。根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负责人、与郑冰等人的微信通话记录、项目申报表等证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达成了由韩延文向郑冰支付40万元报酬的内部约定。根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负责人2016年7月22日的微信通话记录等证据，北歌公司负责人说郑冰已全部创作完成了作品，催促韩延文尽快向郑冰支付作曲费。但韩延文因故未及时向郑冰支付40万元作曲报酬。2016年9月7日，北歌公司与郑冰另行签订了《音乐创作委托合同》。该书面合同内容显示的委托创作标的与在先的事实的委托创作合同相同，且根据该歌剧创排事实，郑冰已在在先的事实合同履行中交付了作品、完成了交付义务，故该书面合同已无实际可创作的标的、创作任务、创作期限等真实可履行的内容。但该合同中约定的由北歌公司向郑冰支付报酬40万元，系对在先的事实合同的补充约定；该合同中关于郑冰对歌剧著作权、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北歌公司的约定，系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对著作权属的新增约定，均为合法有效。北歌公司依据该书面合同向郑冰支付了报酬，并取得了郑冰对歌剧的著作权和郑冰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另，北歌公司与案外人胡叠签订书面合同，向胡叠支付了报酬，并依约取得了胡叠对歌剧文字作品的著作权。2016年10月12日，中国音乐学院（甲方；韩延文作为甲方负责人）、郑冰（乙方）签署《歌剧作曲合同》。该书面合同内显示的委托创作标的与在先的事实的委托创作合同亦相同，根据该歌剧创排事实，郑冰已在在先的事实合同履行中交付了作品，完成了交付义务，故该书面合同已无实际可创作的标的、创作任务、创作期限等真实可履行的内容。该合同约定了甲方向郑冰支付报酬40万元，但此后郑冰并未再依据此合同重复接受报酬；该合同约定全部音乐作品产生的著作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仅享有署名权。后中国音乐学院出具《确认函》，确认韩延文委托创作的歌剧杜鹃山音乐作品著作权属于该项目资助课题（即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选主题项目）负责创意人。三、关于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的约定根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负责人的微信通话记录，2016年7月22日，吴春燕说“这是著作权，改编著作权，你是乙方吧跟甲方共同享有，但是这个是按比例的，那个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比例就完了，现在就是，就是谈共同享有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就行了。”2016年10月13日，吴春燕说“对，我跟你说，咱俩就别翻来覆去的说这个，就是说利益共享，最简单的就是利益共享，你别最后把韩延文给弄出去了，没韩延文事儿了，我不跟你说了韩延文，这不是，你要是不在这里面，这不是我吴春燕干的事，我没说吗，这一定是说利益共享，就是你将来韩延文，还不能一脚把你踢开，我没说吗从朋友的角度、合作工作的角度我都不能这么做，就是这个核心问题，咱不要再犟这个问题了……”上述微信通话记录等分别发生在在先的事实委托创作合同履行中、2016年9月7日北歌公司与郑冰签订书面合同之后，通话内容涉及双方对歌剧著作权共享的商议、再确认等，足以证明韩延文主张的北歌公司曾与其达成过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的约定的事实存在，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韩延文与北歌公司曾达成过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的约定。但同时，因相关通话记录的内容并未能明确指向歌剧中的单独的音乐作品著作权，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就音乐作品达成共同享有著作权的约定。另查，根据韩延文于一审审理中提交的其与导演、作曲者的2016年7月间的微信通话记录、歌剧演出后的相关媒体报道等，韩延文作为歌剧的发起人，在歌剧创排过程中对歌剧的创作提出了质量要求、修改意见等，并承担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协调工作，参与了歌剧创作过程，是歌剧能够成功创排和演出的灵魂人物。上述事实，有（2017）京73民终2079号民事判决书、相关微信通话记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中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涉案纠纷事实主要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201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和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2013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施行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应当适用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2013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及其他相关的涉案纠纷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关于歌剧作品的著作权首先，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关于委托创作事实合同和受托人交付作品的认定。根据在先生效判决及相关微信记录、歌剧创排记录、演出媒体报道等证据，涉案歌剧发端于韩延文获批的中宣部“四个一批”项目及其与北歌公司负责人的接洽，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共同商定合作改编涉案歌剧，并商定委托他人创作改编涉案歌剧，郑冰与胡叠均系韩延文参与引荐、确定的受托人。在歌剧创排过程中，韩延文和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均就作品质量要求、修改、交付等进行多次沟通，受托人也在创排期间完成了交付作品的主要合同义务，该歌剧得以成功演出。据此，本院认定韩延文与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委托郑冰、胡叠创作涉案歌剧，形成事实的委托创作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北歌公司虽于2016年9月与郑冰再次签订书面的委托创作合同，但结合2016年7月22日韩延文与北歌公司负责人的微信通话记录、2016年10月涉案歌剧得以成功演出等事实，本院认定郑冰受委托创作的作品已于此书面合同签订之前基本完成并交付完毕。北歌公司与胡叠签订的书面合同、中国音乐学院与郑冰签订的书面合同中有关创作任务和交付作品的认定与此相同，本院不予赘述。关于支付报酬。根据在案证据查明，案外人郑冰于（2017）京73民终2079号案中陈述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同属委托作曲合同的一方，作曲费应当由此二人一方向其支付。另查明，郑冰在收取了北歌公司依《音乐创作委托合同》向其支付的40万元报酬后，未再接受韩延文依据《歌剧作曲合同》向其支付的40万元报酬。本院认为，一方面，郑冰接受任一委托人的报酬后，其依据委托创作事实合同对共同委托人所享有的报酬请求权归于消灭。另一方面，根据相关微信通话记录、项目申报表等证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曾达成由韩延文从其项目资金中向郑冰支付40万作曲费的内部约定，故北歌公司如认为其支付超出了其应负担的部分，可依共同委托人内部约定向韩延文另案主张。第二，根据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以及2013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相关规定，歌剧属于著作权法所称的供舞台演出的戏剧作品。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具体到本案中，涉案歌剧是受委托创作的合作作品，案外人郑冰、胡叠作为受委托合作创作该歌剧的作者，二人对该歌剧共同享有著作权。因该歌剧的音乐部分、文字部分可分割使用，故郑冰就其创作的音乐作品单独享有著作权，胡叠就其创作的文字作品单独享有著作权。根据现有证据，在先的事实合同中，韩延文和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均未共同或单独与各受托人达成关于著作权归属的约定。至北歌公司与郑冰于2016年9月7日签订合同，北歌公司依该书面合同取得郑冰对歌剧的著作权及郑冰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通过与胡叠签订书面合同，北歌取公司取得了胡叠对歌剧文字作品的著作权。韩延文主张其与北歌公司曾达成了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的约定。根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负责人于2016年7月22日、2016年10月13日的微信通话记录等证据，本院认定韩延文曾与北歌公司达成关于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的共同委托人内部约定，在北歌公司取得歌剧著作权后，韩延文有权依此内部约定与北歌公司共享歌剧著作权。韩延文的此项上诉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基于以上分析，韩延文关于确认其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歌剧的权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歌剧中的音乐作品的著作权根据201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根据现有证据，在先的事实合同中，韩延文和北歌公司作为共同委托人，均未共同或单独与各受托人达成关于著作权权属的约定。至北歌公司与郑冰于2016年9月7日签订合同，北歌公司依该书面合同取得郑冰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韩延文主张其依据《歌剧作曲合同》及中国音乐学院出具的《确认函》对歌剧中的音乐作品享有著作权。根据查明的事实，就同一音乐作品著作权权属的约定，北歌公司与郑冰签订的书面合同签订在先、韩延文主张依据的书面合同签订在后，北歌公司作为在先受让人应享有该音乐作品著作权，韩延文此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韩延文若欲就《歌剧作曲合同》提出违约之诉等诉讼主张，可另案解决，本案不予处理。韩延文虽提出其对音乐创作提出了创意、意见及指导等，具有创作行为，但同时表明其主张享有音乐的著作权主要是依据《歌剧作曲合同》而非具体创作。对此，本院认为，现有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韩延文的创意和指导行为构成对歌剧中音乐作品的创作行为，而如上段所述《歌剧作曲合同》不构成韩延文主张共同享有音乐作品著作权的合同依据，故对韩延文的此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韩延文主张其与北歌公司曾达成了共同享有音乐作品著作权的约定。根据韩延文与北歌公司负责人于2016年7月22日、2016年10月13日的微信通话记录等证据，相关通话内容未能明确对应到歌剧中的音乐作品著作权，难以认定韩延文与北歌公司就音乐作品亦达成共同享有著作权的约定，故对韩延文此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以上分析，韩延文关于确认其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中的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韩延文关于确认其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著作权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韩延文关于确认其与北歌公司共同享有歌剧中的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201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4683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韩延文与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享有歌剧《杜鹃山》的著作权；三、驳回韩延文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韩延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韩延文负担375元（已交纳），由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北京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仪 军审 判 员  李 洹审 判 员  杨 洁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晓霞书 记 员  姜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