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6民终1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文博，男，汉族，2005年1月21日出生，学生，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法定代理人：文某（常文博之母），女，1984年4月1日出生，汉族，个体，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虹，黑龙江智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高新区新发展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高新区祥阁花园商服S-3（01）楼2楼。法定代表人：王鑫怡，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岚英，黑龙江灵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文博与被上诉人大庆高新区新发展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展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黑0691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文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虹、被上诉人新发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岚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常文博上诉请求：撤销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黑0691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学费39800元并三倍赔偿。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全部培训义务与事实不符。1.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吕校长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艺术课并不是免费赠送的，课时费用均包含在39800元的学费中，在上诉人犹豫是选择其他学校还是新发展时，孩子是否要走特长时，吕校长表示自己的优势就是签保过协议，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体现，上诉人家长是基于吕校长的这份承诺于2019年12月22日签订了《艺术文化课包过协议》。依据《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口头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没有实现艺术课包过的合同目的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全额退费的违约责任。2.本案所涉培训协议发生重大变更是基本事实，被上诉人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保质、保量的履行合同义务。依据培训协议内容、收费凭证及宣传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是线下全日制小班授课，合同签订后上诉人脱离公立学校的义务教务，全天接受被上诉人封闭教学培训，并且由被上诉人提供食宿条件，尤其是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合同一直正常授课。2019年2月起，是被上诉人将线下培训改为线上培训，培训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属于合同的重大变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应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而本案被上诉人并未与上诉人协商，直接变更培训方式，未对新的培训内容及收费标准进行阐明，很明显网络教学根本无法替代线下教学，尤其是这种变更不仅培训质量和效果明显下降，并且极大的缩减了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网络授课有着明显和客观的局限性，培训内容和培训效果严重缩水，是上诉人最终中考落榜的主要原因，被上诉人将大量的教育管理工作转嫁到了家长身上，不公平、不合理，线上、线下教学质量和培训投入差距客观存在，线上课程按照线下标准收费，明显显失公平，据此上诉人要求退还培训费的要求理应得到支持。二、关于三倍赔偿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宣传单是要约邀请，但要约邀请不能免除被上诉人欺诈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定责任。本案虚假宣传进行欺诈的事实客观存在，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尚未注册成立事实，编造虚假信息，自称办学23年，有着丰富中考培训经验的学校，有雄厚的师资力量(省命题组出题人)，并且贴出往年学生录取成绩喜报(并不是自己的业绩）进行宣传，导致上诉人陷入错误认识而签订协议，并支付了高额培训费用，而实际上被上诉人不仅尚未真正成立，没有教学资质和能力，也没有任何往年业绩，甚至消防手续都没有办理就开班授课，属于欺诈行为。一审法院以宣传单等是要约邀请为由，否定被上诉人的欺诈行为更无法律依据。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被上诉人在签订的培训协议中称师资力量雄厚，有丰富的中考培训经验，这恰恰是宣传单内容在合同中的体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宣传单作为要约邀请没有写入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观点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免除被上诉人法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上诉人在此主张的三倍赔偿并不是依据合同约定，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和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被上诉人有欺诈行为，就应承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赔偿。三赔偿是惩罚性赔偿，不以实际损失为前提。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首先，惩罚性赔偿金并未以消费者的损失作为计算标准，而是以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作为计算标准；其次，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而言，目的主要是在于惩罚而非填补损害，通过高额的经济惩罚制裁欺诈行为，从而达到威慑和预防的作用。本案被上诉人在不具备开班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方式，吸引大批学员，快速敛财，将“保过”“全日制”作为招生的噱头，课程质量和培训效果均难以保证，尤其是恰逢新冠疫情，借此缩减培训内容和合同义务，是导致上诉人中考最终落榜的主要原因，上诉人备考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损失是金钱无法衡量的。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避而不见，片面认为被上诉人履行全部培训义务就不承担责任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新发展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新发展的宣传单是要约邀请，未成为合同内容，宣传单未产生合同效力。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三条规定商业广告和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宣传单是2020年1月份寒假之后只针对报考铁人、实验冲刺班的定向招生，而上诉人常文博2019年11月就已经接受被上诉人的培训，12月签订了培训合同，也就是上诉人入学在先，被上诉人的宣传在后，这与上诉人称是因被上诉人的虚假宣传，才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事实不符。宣传单上用红色的加粗大字在显著位置标明实验、铁人冲刺班。上课时间预计2020年1月11日开始上课，所以称“寒假集训营”。宣传单对报考这两个学校的学生仅仅是邀约邀请，后因疫情原因，该“寒假集训营”也没有开班。上诉人常文博与被上诉人2019年12月22日签订的是普通省重点高中培训，不在2020年1月11日新发展只对铁人和实验冲刺班的招生范围内，且被上诉人宣传单的内容并未体现在合同内，故宣传单与上诉人无关，对双方未产生合同效力。二、上诉人家长与被上诉人吕校长的聊天记录没有形成完整的合同，按照上诉人家长的要求签订了书面合同，双方履行的是书面的合同。上诉人家长2019年11月22日微信聊天记录明确表示，合同在过一个月签吧，到时候看孩子不走特长可不可以。尊重上诉人的选择，一个月后即2019年12月22日（在此一个月的时间上诉人一直接受被上诉人的培训)，经过上诉人及其家长的全方位的慎重考察，双方签订了正式的书面文化课合同，包括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五门课程，美术课是免费赠送的，不包含在合同内，这与其他同学签订的合同中关于文化课的培训内容一致，并无特殊之处。也与一审中被上诉人负责人王鑫怡在质证时回答，如有特殊情况会在合同中注明的意见一致，聊天记录证实2019年12月22日签订书面合同前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合同中培训的内容是否包含美术没有确定，其它权利义务也没有确定，聊天记录不能成为完整的独立的合同，至于“签约保过、不过全额退”之类的语言是上诉方对其它学校的转述，不是被上诉人方的承诺，因此聊天记录没有成为合同的内容，不具有证明力。三、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按照与上诉人签订的培训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上诉人对培训方式的变更接受并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被上诉人2019年12月18日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2019年11月22日与上诉人签订培训协议，签订合同后3天，2019年11月25日取得营业执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第2条，培训内容为黑龙江省大庆市中考文化课课程，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共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精心授课，其中2020年发生疫情以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一直是正常线下授课，但自2020年1月末全国受疫情影响，为了阻止疫情向传播，教育部和市教育局下发了严禁线下授课和延期开学的通知，并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解决方案，上诉人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习，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特意安排了网课授课。上诉人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该款规定的是当事人基于双方行为的变更，该法律规定恰恰适用于本案，属于协议变更。协议变更，往往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来变更合同内容。但这种明示的变更合同形式并非协议变更的全部形式，还有基于当事人一定的履行行为的协议变更，即当事人通过实际的履行行为，变更了之前合同约定的内容。一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内容与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对方明知此事实并认可和接受的，表明双方已以事实行为变更了合同的该项约定。上诉人对培训的方式由线下变为线上后，继续接受被上诉人提供的网上授课，并在2020年2月、2020年3月、2020年4月、2020年5月分4次按合同继续交清剩余的培训费，直至全部培训费交清为止，可以确认授课方式由面授变更为线上授课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形成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变更的合意成立，发生合同变更的效果。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线上授课时间持续到2020年7月14日中考前一天结束。上诉人2020年中考文化课成绩381.1分，省重点录取分数线是370.8分，超过了省重点录取分数线10.3分。这是上诉人接受被上诉人长达8个月时间，培训学习文化知识得到积累加深发挥的作用的结果，证实被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全面履行了全部义务，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美术成绩不佳导致上诉人未被省重点高中录取，美术成绩不在合同约定的退费范围内，不符合退费条件。在中考成绩发布后中考录取之前，上诉人从未对培训方式的变更提出过任何异议和反对意见，并实际接受了网上授课的方式，事实上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新发展学校的全部学生及大庆2020年2万余名中考生自2020年2月-2020年7月全部接受的都是网上授课。现上诉人以授课的方式发生变更未与其协商协商为由，对被上诉人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要求解除、退还培训费并三倍赔偿是无理诉求，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因疫情原因培训方式为线上授课，老师工作量没减少反而增加了，上诉人认为上网课被上诉人缩减合同义务是错误的。改成网课后，这种授课不是和平常一样直接到教室里面就可以授课了，还要准备直播，网上改作业，上网课也是经历了备、教、辅、改、查这些环节的，并且工作的时间相对于平常还多一些。其次，工作时间没有变，培训内容没有减少。授课时间也由合同中原定的2020年6月24日延长到2020年7月14日，上诉人接受了超过合同培训20天时间的授课，因培训时间的延长，按收费标准上诉人本应另行加收8000元左右的培训费，但被上诉人没有另外收取培训费，还要多支付给各科授课老师20天的工资，等于被上诉人相应增加了合同义务，上诉人认为上网课被上诉人缩减合同义务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常文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常文博与新发展公司签订的《大庆市新发展教育中考艺术文化课培训协议书》（以下简称培训协议）；2.判令新发展公司退还学费39800元；3.判令新发展公司三倍赔偿119400元；4.诉讼费由新发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4日，常文博在其法定代理人文某陪同下至新发展公司接受学习培训，并于2019年12月22日与新发展公司签订《大庆市新发展教育中考艺术文化课培训协议》一份,约定由新发展公司（甲方）负责对常文博（乙方）进行中考培训，培训内容为黑龙江省大庆市中考文化课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培训期限自2019年11月14日至2020年6月24日，培训费用39800元。合同5.3条款约定：若乙方中考体育成绩加上会考分总和达到160分及以上，则甲方保证乙方经过培训期内的培训后，参加当年的黑龙江省大庆市中考，乙方成绩达到省重点线（含配额）。若乙方成绩未达到省重点线（含配额），且无本培训协议第6条规定的情形，甲方全额退还乙方所交全部培训费。合同5.4条约定：若乙方中考体育成绩加上会考分总和未达到170分，则甲方保证乙方经过培训期内的培训，参加当年的黑龙江省大庆市中考，乙方文化课成绩可达到省重点线。若乙方中考文化课成绩未能达到省重点线，且无本培训协议第6条规定的情形，甲方退还乙方所交培训费的50%。合同6.2条约定：乙方应按照甲方的培训计划按时上课，不能按时上课，应提前请假，若无故迟到或早退15分钟视为旷课一次，累计旷课10次，学校有权劝退且不退学费。2019年11月25日至2020年5月14日期间，常文博的法定代理人文某先后向新发展公司交款十笔共计39800元，其中由新发展公司出具的两张收据中记载收款事由为“全日制学费”。培训协议签订后,常文博参加了新发展公司组织的线下授课，除了合同约定的五门文化课以外，新发展公司还向常文博提供了免费的艺术课培训。2020年1月起，因受疫情影响，新发展公司改为通过互联网进行授课，授课内容包括赠送的艺术课。2020年7月,常文博以艺术考生的身份参加了2020年大庆市中考,文化课总成绩为381.1分，已经超过2020年大庆市艺术考生中考省重点线,但其因艺术课成绩排名不佳未被录取。另查明，新发展公司2019年12月25日注册成立，其民办办学许可证期限自2019年12月18日至2021年12月18日。民办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载明，其办学内容为文化课业余辅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常文博与新发展公司签订的培训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该协议的效力，新发展公司在最初与常文博接触及签订培训协议时未取得营业执照，不具有教育培训资质,存在超越范围经营的问题，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其公司已取得了办学许可证及营业执照，且该公司是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教育公司，并非民办学校，故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关于退还学费，常文博的中考体育成绩加上会考成绩总和为168.1分，超过160分，其中考的文化课程成绩381.1分，该中考成绩已经超过中考艺术考生文化课省重点线，根据培训协议5.3条款的约定，该情形不符合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常文博主张其中考艺术课也由新发展公司予以培训，故其因艺术课中考成绩排名不佳而未被录取，新发展公司亦应予以退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培训协议中明确记载培训内容为黑龙江省大庆市中考文化课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对艺术课培训的考试目标、退款条件为进行约定，故对常文博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三倍赔偿，协议签订后，常文博认为新发展公司在办学资质问题上存在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应按学费金额三倍进行赔偿。对此本院认为，新发展公司未在宣传单上宣传其具有相应民办教育的审批手续及相应资质,并且宣传单属于要约邀请,只有宣传单上的内容成为合同约定的内容,才产生法律效力。双方签订培训协议之时,常文博对新发展公司的主体情况可通过相关途径查询了解,进行合理判断和风险预测，而其未就此问题进行询问、查验,且新发展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培训义务，故对常文博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常文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42元，由常文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庭审调查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常文博主张新发展公司退还学费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大庆市新发展教育中考艺术文化课培训协议》第5条约定，全额退款的条件是常文博中考成绩未达到省重点线（含配额）。现常文博在2020年大庆市中考中文化课总成绩为381.1分，超过2020年大庆市艺术考生中考省重点线,虽其因艺术课成绩排名不佳未被录取，但该艺术课并不包含在案涉培训协议内容中。常文博主张新发展公司吕校长微信中承诺培训内容包括艺术课程，但该微信内容并不具体明确，无法证实其主张。且该微信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前，并不能发生变更协议的法律效力。故常文博主张新发展公司退还学费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常文博主张新发展公司三倍赔偿的上诉请求应否支持。本院认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新发展公司宣传单使用“想考省重点请来新发展，签约保过，不过全额退款”字样，而其在收取常文博培训费用后依约提供了培训服务，且常文博在2020年大庆市中考中文化课总成绩超过省重点线，培训协议目的已经实现，故常文博主张新发展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要求三倍赔偿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常文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8.00元，由上诉人常文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余审判员 金 宁审判员 李美鸥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李维靖书记员衣萌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