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粤71行终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伯娣，女，195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21。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国威，男，197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33。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卢娴茵、黄敏，均为广东比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雷虎，职务：局长。原审第三人：钟某1，女，汉族，2017年8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公民身份号码440××××××××××××867。法定代理人：钟某2，男，汉族，1990年5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8，系钟某1之父。委托代理人：蒋水潮、湛嘉豪，均为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伯娣、钟国威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分局（以下简称黄埔公安分局），原审第三人钟某1户籍登记管理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239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增城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于1998年11月25日制作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姓名为钟某3，户号为04*，钟某3登记为户主，住址为永和镇永岗村***6号，何时何因由何地迁来本址：1998年9月1日（所内移居）永和派出所永和墟居委永和食品站。据广州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于2012年11月30日签发的户口簿显示：户别为居民户口家庭户，户主姓名为钟某3，户号为0630***2，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该户口簿中由广州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制发，登记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姓名钟某3，系该户户主，记载于2007年12月31日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永和食品站迁入上址；该户口簿中由广州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制发，登记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姓名钟某2，与户主关系登记为子，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2007年12月31日广东省增城市。2013年7月8日,钟某2与罗某结婚。2017年8月23日，钟某2与罗某生育第三人钟某1。2017年9月30日，第三人钟某1随父亲钟某2落户登记。据广州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于2017年9月30日制作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记载，姓名钟某1，与户主关系为孙女，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2017年9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原告不服该户籍登记行为，诉至该院，要求撤销。另查，据广州市公安局永顺派出所于2008年1月10日签发的户口簿显示：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户主姓名为原告钟国威，户号为0000***6，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该户口簿中由广州市公安局永顺派出所制发，登记日期为2008年1月10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姓名为原告钟国威，系该户户主，职业为农、林、牧、渔劳动者，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2007年12月31日广东省增城市××××××××××××××。据广州市公安局永顺派出所于2008年1月11日签发的户口簿显示：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口，户主姓名为原告刘伯娣，户号为0000***7，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该户口簿中由广州市公安局永顺派出所制发，登记日期为2008年1月11日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姓名为原告刘伯娣，系该户户主，职业为农、林、牧、渔劳动者，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2007年12月31日广东省增城市。诉讼中，被告陈述自2005年12月原增城市撤市改为广州市增城区，被告接收原永顺派出所管理的户籍材料时，钟某3已经是永岗***6号登记的户主之一。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本案中，据广州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于2012年11月30日签发的户口簿显示，钟某3为户主，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且被告在诉讼中陈述自2005年12月接收原永顺派出所管理的户籍材料时，钟某3已经是永岗***6号登记的户主之一，而第三人钟某1出生后随父钟某2，于2017年9月30日经广州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核准，将第三人钟某1的户口迁入户主为钟某3的户号，故对两原告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是钟某3在涉案地址新立户的行为，而非诉争户籍登记行为，且钟某3至迟在2005年12月就已经在涉案地址立户，综上，诉争户籍登记行为对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对两原告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伯娣、钟国威的起诉。上诉人刘伯娣、钟国威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我方作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中我方充分举证证明涉诉广州市黄埔区××××××××是我方的宅基地和房屋，第三人未经我方同意擅自将户籍登记到上述地址，我方与此有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原审查明第三人于2017年9月30日办理户籍登记，我方2020年4月17日获知该情况，起诉并未逾期。二、原审认为第三人户籍登记行为没有影响我方权益，影响我方权益的是钟某3、钟某4的新立户行为，是指第三人户籍登记没有错误不影响我方权益，还是指引我方将本案纳入钟某3、钟某4的新立户问题中解决？原审对此阐述过于笼统，无法说服我方。三、钟某3、钟某4的新立户行为与本案户籍登记行为有先后之分，一脉相承，均对我方产生实际影响，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逻辑错误。所谓新立户的行为是指钟某3、钟某4在永岗***6号分户并成为户主的行为，而第三人后续才将户籍登记到分户口，可见两行为一脉相承。从物权角度，钟某3、钟某4分户地址及第三人户籍登记地址是我方的宅基地和房屋，利用该产权作为户籍地址是我方的重要权利，而钟某3、钟某4新立户的行为必然对我方造成实际影响，原审法院对此已作出肯定性意见。问题是后来第三人又将户口登记在新立的分户口内，那么其入户登记行为岂能对我方没有任何影响？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显然错误。从程序角度，同一类型的行政行为在不同时期往往有不同的程序和实体规定，即使钟某3、钟某4分户行为合法，也不代表第三人入户登记行为必然合法。何况原审法院在对钟某3、钟某4作为第三人的案件中只是认定此两人的新立户行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不具有可诉性，但不代表新立户行为本身合法有效。事实上，第三人办理户籍登记手续除需要户主同意外，还需要户籍地的合法产权证明和业主同意书等，但从原审举证中可以看出，钟某3、钟某4始终不是***6号业主，办理手续时未提交业主同意书和合法产权证明，也就是说第三人用虚假证明材料代替我方的同意书和合法产权证明，刻意隐瞒并骗取行政机关为其办理户籍登记，从而顺利入户，侵犯我方权利。四、钟某3、钟某4新立户行为与第三人的户籍登记行为是不同的行政行为，根据“一行为一诉”原则应当分案处理。行政机关为第三人等16人办理户籍登记，存在16个行政行为，且发生在不同时期，作出的主体和相对人也不同。根据“一行为一诉”原则，我方针对其中15个行政行为，在原审法院立案庭的指引下，以现管辖行政机关即被上诉人为被告，分别提起15个行政诉讼案件并无不妥。五、原审法院认为对我方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是钟某3、钟某4的新立户行为，但此前又在以钟某3、钟某4为第三人的案件中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属于踢皮球，给我方设置双重障碍，剥夺我方程序和实体权利，导致第三人的户籍登记行为缺失审查和纠错途径，助长违法办理户籍登记的行为，有失偏颇。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一、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20）粤7101行初2398号《行政裁定书》并发回重审；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黄埔公安分局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钟某1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第三人钟某1向广州市公安局永和派出所申请随父亲落户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2017年9月30日，该派出所核准钟某1的申请，并将其迁入户主为钟某3、地址为广州市黄埔区××××××××的户口内。钟某1所入户籍的户主为钟某3，并非上诉人，上诉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户籍登记行为与其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审认定该户籍登记行为未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并无不当。上诉人起诉的实质是对钟某3在上述地址新立户并允许第三人入户的行为不服，因此真正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应是钟某3在上述地址新立户的行为，而非被诉户籍登记行为。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撤销被诉户籍登记行为，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张 戈审 判 员  丁 玮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 静书 记 员  张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