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7民终3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董林恒，男，195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俊华，女，195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董毅，男，199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姜姗，女，199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杰，山东文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同顺，男，196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昌邑市。 上诉人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因与被上诉人孙同顺庆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6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董毅和姜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违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婚庆服务合同是董毅的父亲董林恒和被上诉人孙同顺洽谈和签订的，被上诉人提供的服务订单足以证明该事实。此前，孙同顺曾就同一事实起诉过董毅和姜姗，但因被告主体错误，孙同顺撤回起诉，但其又在该案中起诉了董毅和姜姗，同样是错误的，虽然是为二人的婚庆服务，但本案是合同纠纷，因此，案件的主体应该是合同的相对人，而不是相对人以外的其他人。二、婚车费用包含在订单费用16800元中。被上诉人孙同顺提供的包括婚车在内的服务项目在订单中一一列举，并由双方确认，孙同顺主张婚车费用单独计算与事实不符，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是昌邑当地的婚庆习惯，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也与事实不符，婚车费用之所以包含在内，一是双方约定在先，二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是一条龙的服务，既包括婚庆所需要的物资设备，司仪、歌手、摄影、录像、酒店、婚宴等等。三、被上诉人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一是部分项目根本没有履行，包括灯光、音响、大屏幕、烟雾机、歌手等，相应的费用应当扣除，另外，被上诉人至今没有将婚礼的照片给付上诉人。二是没有适当履行，婚宴当天是高温天气，在客人还没有到齐的情况下停电，致使婚礼不能正常举行，客人不能正常就餐。众所周知，在婚宴中吃饭并不是主要的，其实婚宴讲究的就是形式和就餐的环境，而适宜的温度是就餐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几百人聚在一起举行婚礼和吃饭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折磨，可想而知。餐费不只是饭菜和酒水的费用，还应当包括环境、服务等费用，尤其像婚宴这种讲究形式更注重环境的情况，餐费的价格均大幅高于零点价格，由此也可见环境条件在餐费的组成中占比较大，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将没有履行的部分一并计算在内，仅扣除总额20%的费用，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显失公正。四、被上诉人对停电事故虽无故意但存在负有重大过失，因为此前，被上诉人的酒店发生过同样的停电事故，并且在婚宴前，上诉人也多次提醒被上诉人，还主动提出借一台发电机备用，但都因为被上诉人的盲目自信而没有准备，最终发生停电事故而给上诉人一家造成终身遗憾。五、一审判决依据证人高某和胡某的证言和微信聊天记录认定婚宴的酒席数量和价格是错误的。证人高某和胡某是被上诉人的朋友，并不了解酒席的情况，更不可能了解酒席的价格，其所做的证言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是不可信的。微信聊天记录是被上诉人单方作出，上诉人张俊华没有回复一是因为婚宴停电其因为生气而发病住院没有心情再提及此事，以免加重病情，二是因为不回复并不会对自己产生不利后果。微信中的账单是被上诉人单方作出，是其单方行为，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确认，依法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将此作为认定重要案件事实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孙同顺辩称，1、就婚礼停电的事宜，我已经向上诉人多次道歉了。2、婚车的费用都不在婚庆订单之内，当时双方协商的时候都说的很清楚。3、婚庆中没有用到的物资设备，在一审中已经扣除了一万多元。4、关于一审中证人的陈述是事实，两证人均参加了婚礼。 孙同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立即付清婚庆、酒席、车队欠款共计52000元及利息（以52000元为基数，自孙同顺第一次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向其赔礼道歉；2、赔偿其精神抚慰金20000元；3、诉讼费由孙同顺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孙同顺从事婚庆服务行业，以喜运来婚庆公司的名义对外招揽业务，同时亦经营喜运来酒店（现为昌邑石埠俊峰大酒店，登记在孙同顺儿子孙俊峰名下）。2019年6月，孙同顺承接了董林恒、张俊华为其儿子董毅、儿媳姜姗筹办的婚礼庆典和婚礼宴请等庆典服务工作，并与董林恒签订喜运来婚庆公司服务订单一份，订单载明：婚期为农历五月十六，新郎：董毅，地址董家村；新娘：姜姗，地址莱西；过门时间：巳时；喜神方向：西南；酒店地址：喜运来，备注：啤酒；家里司仪：同顺，龙凤司仪1，高清摄相1，照相1，喜字门庭1，龙凤拱门1，小拱门1，狮子1，路引1，航拍1，小舞台1，背景墙1；酒店2歌手，背景1，香槟塔1，烛台1，Ｔ台1，路引1，大屏幕1，光束1，帕灯1，追光1，烟雾机1，快剪1，舞狮1；婚庆车已定宝马5系6台，500，摄相1台；赠送装车、手捧花、手拧炮、大照片一张，小照片60张、Ｕ盘；程序及时间：新人化妆5：00，人员集合4：00，婚车集合5：00，迎亲时间5：30，回程时间8：18，过门时间10：00，喜宴时间11：4012：00；已交定金5000元，合计金额16800元；客户签字:董林恒；席主电话：136××××1731。2019年6月14日，孙同顺通过微信聊天方式与张俊华确定了婚宴菜单。婚礼当天上午，孙同顺按约定为董毅、姜姗的婚礼庆典提供了婚庆服务，迎亲以及在家中的服务项目都如约完成。中午在喜运来酒店举行婚礼宴请期间，酒店突然发生停电，孙同顺在没有灯光、音响、扩音设备等辅助设施的情况下完成婚宴庆典的主持工作，歌手也是以清唱的形式完成表演。婚礼当天正值2019年夏季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为35.4度。酒店停电致使空调、风扇等设备无法使用，宴请的客人无法在适宜的温度、环境下就餐，直至婚宴结束，酒店也未恢复供电。 另查，婚礼结束后，孙同顺多次通过口头和微信方式向董林恒、张俊华赔礼道歉。2019年6月27日，张俊华通过微信方式联系孙同顺，让孙同顺核对婚庆服务费用，孙同顺通过微信回复张俊华费用清单为：酒席1000×36桌是36720元，婚车是3500元，婚礼还剩11800元，并表示为表达歉意可减收费用。张俊华未作回复。 再查，喜运来婚庆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实际由孙同顺经营。 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孙同顺是否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以及被告应支付的服务费数额如何认定；二是孙同顺是否应支付被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具体数额。 围绕焦点问题，孙同顺主张其为董毅、姜姗承办了整个婚礼庆典，包括婚礼的主持、摄影、照相、婚车的安排、中午的婚宴等事宜。按照昌邑当地的婚庆习惯，婚车都是结婚的新人一方自己找或者是通过婚庆公司帮忙联系，婚车费用是由车队收取。如果是婚庆公司帮忙联系，是由婚庆公司代为收取费用，这部分费用与婚庆服务费用没有关系。孙同顺与张俊华同在一个歌唱团队，鉴于该关系，被告让孙同顺一并帮忙联系婚车车队，经与被告协商婚车用的宝马五系六台，摄相车一台，由于新娘家在莱西，距离较远，每辆车租用价格为500元，共计3500元，不在订单价格16800元之内。婚礼当天上午整个接亲过程是顺利的，婚礼宴请使用的是孙同顺经营的喜运来酒店，中午举行婚宴时酒店停电是因为当天气温确实很高，用电量较大，导致电压不稳超负荷造成的，不是孙同顺人为故意造成，停电以后音响、灯光等设备无法使用，孙同顺在现场仍为被告举行完婚宴仪式。作为补偿，婚宴中的啤酒、饮料孙同顺均未收取费用，婚礼当天晚上又专门在被告家中为其举办了晚会并且事后多次通过微信向被告表达了歉意，另外孙同顺还送了被告400元的礼金。孙同顺认为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应支付孙同顺服务费用。婚宴现场停电，纯属意外，孙同顺已经尽力弥补，也多次向被告道歉，孙同顺不同意再书面赔礼道歉，也不同意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孙同顺提交喜运来婚庆公司订单、婚宴现场照片、婚礼录像视频，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人高某、胡某的出庭作证笔录等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对订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订单是董林恒与喜运来婚庆公司签订的，孙同顺主体不适格，且孙同顺起诉其他被告也没有事实依据。对婚宴照片不认可，无法确认是否系涉案婚宴现场照片，从照片中也看不出喜宴的桌数。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孙同顺的主张，反而能够证明孙同顺没有完全和适当履行合同义务，聊天记录中的费用价格没有得到张俊华的确认，不能证明孙同顺的主张。对证人作证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孙同顺的主张。 被告方主张，婚车在订单中有记载，婚车费用已经包含在16800元中，而且被告已经支付了5000元的定金。婚宴桌数为26桌，每桌580元。婚礼当天气温很高，酒店停电后，灯光、音响、空调等用电设备均无法使用，婚宴庆典无法正常进行，孙同顺只是简单地走完了婚宴的程序。没有用到的设备及服务包括大屏幕、音响、灯光、摇臂、歌手、化妆等应扣除相关的费用。另外，众所周知，在酒店举行婚礼是绝大多数新人婚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孙同顺所承办的被告一家的婚礼中却在高温天气出现了停电的状况，停电直接导致客人不能正常就餐，菜肴造成浪费，这样的环境是对所有参加婚礼的被告家亲朋好友的折磨，并因此导致社会对被告一家评价及期望值的降低，也使被告的人格受到伤害，被告张俊华在举办婚礼后发病住院。婚礼的环境、温度是婚礼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庆服务合同实际上是以精神利益为主要标的的合同，也就是说其实参加婚宴吃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精神方面的需求。由于孙同顺的违约行为导致被告的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因此孙同顺在其严重违约的情况下，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其相关费用并且应当赔偿被告一家的精神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孙同顺以喜运来婚庆公司的名义承接了董林恒与张俊华为其儿子董毅、儿媳姜姗筹备的婚礼庆典服务工作，包括婚礼的主持、摄影、照相，婚车安排、婚礼宴请等事宜，双方之间形成了庆典服务合同关系。关于合同的主体，孙同顺经营的喜运来婚庆公司并未进行工商登记，且被告亦认可喜运来酒店实际由孙同顺经营，被告是与孙同顺协商的庆典服务相关事宜，与孙同顺签订的服务订单，故孙同顺系本案庆典服务合同的一方主体。被告方虽然只有董林恒在服务订单中签字，但服务合同履行期间，张俊华等其他被告亦参与了婚礼流程、婚宴菜单等事宜的确认，且根据该服务合同的性质，实际接受服务的主体应是被告一家，故四被告均系本案庆典服务合同的另一方主体。双方之间签订合同均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孙同顺作为庆典服务的提供方，应为被告方提供完善、优质的婚礼庆典服务，被告作为接受服务方，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婚礼对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婚礼宴请更是婚礼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婚宴过程中酒店突然停电，导致婚礼的灯光、音响等设备无法使用，确实给婚礼仪式带来了不便。婚礼当天正值高温天气，酒店停电致使空调、风扇等用电设施无法使用，而且至婚宴结束酒店也未恢复供电，致使婚宴宾客无法正常就餐，给被告方及其家人的心理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孙同顺作为婚庆、餐饮服务的提供方，对其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应该有一定的预知或者防备补救措施，孙同顺在酒店停电后未及时恢复供电或采取其他供电方式，致使其提供的服务存在瑕疵，孙同顺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方也有权要求减少支付服务费用。至于被告方应支付的服务费用，法院认为，双方签订了服务订单，确定了婚庆服务费用的价格为16800元，按照本地习俗，婚车费用以及婚宴费用均不应包含在订单价格中，而且孙同顺在事后应被告方要求已将全部费用明细通过微信方式告知被告方，被告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故应以孙同顺列明的服务费用为准，但综合考虑孙同顺的违约程度，服务项目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因素，法院酌定被告方向孙同顺支付庆典服务费用46316元（婚车费用3500元及其他费用的80%），被告方已支付的5000元，应从中扣除，尚应支付41316元。孙同顺要求被告自其第一次起诉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欠款利息，计息时间表述不当，法院予以调整，调整为自孙同顺提起本次诉讼之日起计算，以欠款数额4131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 至于被告方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婚庆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容和强烈的心理暗示。婚礼对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是个人的一种承诺、一种责任，还是男女双方爱情的纪念，幸福人生的里程碑，同时还是获得家人、亲朋好友和社会承认、祝福的见证，是极富纪念意义的重要人生时刻。本案中，由于孙同顺的服务存在重大瑕疵导致被告婚礼婚宴中断，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造成董毅、姜姗的婚礼缺少了其应有之义，给两人人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缺憾，给被告一家人都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影响和精神痛苦，本案属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被告方有权要求孙同顺支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被告主张20000元，数额过高，法院酌定孙同顺支付10000元。 关于被告方要求孙同顺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请，法院认为，婚礼当天参加婚宴的人均为被告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与被告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且参与了婚宴的全过程，了解事件的始末，基于亲情、友情的理解与包容，应当不会给被告方加以负面评价。而且孙同顺因其服务上的瑕疵在婚礼当天进行了弥补，且事后也多次向被告方赔礼道歉，从孙同顺与被告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孙同顺打算减收费用的意思表示上看，孙同顺确有赔礼道歉的诚意，孙同顺在本案中为其过错也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应当能够给予被告方精神上的慰藉，故对被告方要求孙同顺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支付原告孙同顺庆典服务费41316元及利息（以41316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原告孙同顺支付被告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三、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的案件受理费1100元，减半收取计550元，由原告负担113元，被告负担437元；反诉的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负担75元，被告负担75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审认定的庆典服务费用是否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二条规定，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报酬等违约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庆典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被上诉人孙同顺作为庆典服务的提供方，应为上诉人提供完善、优质的婚礼庆典服务，但因孙同顺对其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停电情况未能采取预防和补救措施，导致婚礼的灯光、音响等设备无法使用、婚宴宾客无法正常就餐，严重影响到婚庆质量和效果，虽然双方未予约定违约责任，但根据庆典服务性质和行业惯例，孙同顺提供的服务存在严重瑕疵，应承担本案违约责任，上诉人要求减少支付服务费用诉求应予支持。因提供庆典服务的地点是昌邑市石埠镇，董林恒主张的婚宴标准是580元一桌，孙同顺主张的婚宴标准是1000元一桌，双方均无达成共识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按照孙同顺主张的标准认定，在如此高的标准下，孙同顺作为专业庆典服务人员，理应提供周全、完备、高质量的服务，且婚宴具有不可逆的性质，更为体现纪念意义，因此，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减收20%的服务费用过低，本院根据孙同顺提供服务的性质、质量、影响、婚宴标准、行业惯例等因素，法院酌定孙同顺减收40%的服务费用，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庆典服务费用35612元[3500元+（16800元+36720元）*60%]，扣除已支付的5000元，尚应支付30612元。故上诉人主张一审认定减收20%服务费用过低的上诉主张，依据充分，应予支持。上诉人针对诉讼主体、证据采信等所提上诉主张，与一审查明及认定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6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即“二、原告孙同顺支付被告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三、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6民初22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一、上诉人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支付被上诉人孙同顺庆典服务费30612元及利息（以30612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减半收取计550元，由原告负担113元，被告负担437元；反诉的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负担75元，被告负担75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0元，由上诉人董林恒、张俊华、董毅、姜姗负担550元，由被上诉人孙同顺负担5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奉纲 审判员  高 波 审判员  冯海玲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书记员  王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