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50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自编B）。法定代表人：赵维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嵩，广东众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燕，女，196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日雄，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娅玢，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维稚，男，196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审第三人：赵维禾，男，197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原审第三人：黄碧芬，女，193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上诉人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燕、赵维稚及原审第三人黄碧芬、赵维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金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为支持金唐公司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赵维稚、林燕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未厘清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的区别，导致裁判错误。金唐公司作为有多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赵维稚作为金唐公司的大股东，擅自将金唐公司名下资产用于其与林燕的日常开支，损害金唐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其与林燕应向金唐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一审法院不能仅因赵维稚作为金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认定其存在主体及利益混同。赵维稚作为金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起诉状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而且其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仅以被告的身份发言，不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金唐公司发言。同时，金唐公司共有三个股东，金唐公司的起诉不仅涉及赵维稚，还涉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如按一审的裁判逻辑，大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转走公司款项，公司不能向其主张权利，否则就是利益混同，那小股东的利益该如何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三、金唐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已尽到了举证责任，证明力亦足以支撑诉讼请求。金唐公司对于其出借款项的主张，有银行汇款凭证为证，赵维稚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亦采信赵维稚在离婚案件中的陈述，认定该款项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同时，债务人林燕对于其抗辩主张，并无相反证据证明，只是强调双方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依据仅仅是离婚案中那份语焉不详的审计报告。对于金唐公司提交的转账凭证，林燕无法做出合理解释。鉴于此，既然一审法院采信了作为连带债务人之一的赵维稚所作的自认，那么理应作出林燕、赵维稚有共同举债合意及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的认定，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四、一审法院多次引用赵维稚、林燕离婚案的判决书作为裁判依据，存在严重错误。一审判决多次引用赵维稚和林燕在离婚案中的材料作为定案依据，以赵维稚在离婚诉讼中未主张赵维稚、林燕拖欠金唐公司款项为由推定其二人对金唐公司无借款显然缺乏合理性，首先，离婚诉讼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金唐公司并非离婚案的当事人，赵维稚在离婚案中以自然人身份发言，而非以金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发言，其所作的任何表述，均不能推定是本案金唐公司的意思表示。其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离婚案的二审判决书第68页第七行明确指出，“…因受到相关审计情况的限制，无法对金唐公司的股权价值（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发表审计意见。”这一内容说明在林燕、赵维稚离婚诉讼进行期间，并未查清金唐公司的资产情况。一审法院不应以离婚案判决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综上所述，金唐公司的起诉是为了金唐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而且厘清赵维稚、林燕与金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也不会妨碍赵维稚、林燕后续的财产分割。一审法院将金唐公司保护自身财产的行为认定为大股东追求不当利益而驳回起诉，是在错误认识法律事实基础上作出的错误裁判，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改为支持金唐公司的上诉请求。林燕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判决不存在未厘清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导致裁判错误的问题。金唐公司关于赵维稚作为其大股东，擅自将其名下资产用于林燕与赵维稚的日常开支的陈述不属实。金唐公司主张借贷纠纷，如按其所述，涉案款项系赵维稚擅自作为日常开支，则金唐公司与赵维稚、林燕如何能达成借贷的合意？金唐公司为何在本案主张借贷纠纷？其前后表述完全自相矛盾。事实上，涉案款项系赵维稚向林燕支付的家庭开支等款项，虽然通过公司账户支付，但该款项系赵维稚分红、报销等所得款项，已经过财务审计核销，并非借款，也没有在专项审计报告中作为借款披露，涉案款项系林燕和赵维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及开支，并非公司财产。金唐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与其陈述涉案款项系赵维稚擅自作为日常开支自相矛盾且均完全不属实，涉案款项不是借款更不是赵维稚擅自作为日常开支的款项。二、一审法院没有关于因赵维稚系金唐公司法定代表人故二者存在主体及利益混同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金唐公司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因林燕提供了相关证据抗辩借贷关系，故金唐公司仍需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成立。金唐公司主张的借贷不属实，因此其也无法提供除银行转账凭证之外的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关系存在，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未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此外，赵维稚在与林燕离婚诉讼二审中明确确认涉案款项系其支付给林燕的家庭开支，其在本案中所称该款项为借款与前案主张存在矛盾且明显不符。赵维稚是金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与林燕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其在本案承认借款存在损害林燕合法权益的嫌疑。因此，一审法院只是认定了金唐公司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及赵维稚在本案承认借款存在损害林燕合法权益的嫌疑等内容，并以此驳回金唐公司的诉求，并没有任何关于金唐公司与赵维稚之间存在主体和利益混同的认定，更没有仅依据赵维稚是金唐公司法定代表人认定二者存在主体及利益混同，金唐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依据。三、金唐公司并未尽到举证责任，且证据证明力不足。如前所述，金唐公司仅提供了银行汇款凭证，并未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任何协议、书面函件、微信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及存在借款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金唐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林燕提出足够的证据予以抗辩，因此金唐公司仍应当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因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因此金唐公司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一审法院引用的是离婚判决书中查明的相关事实。而非引用离婚判决书作为裁判依据，且金唐公司及赵维稚在一审开庭时明确表示对两份离婚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此外一审判决的依据是金唐公司除银行凭证外无法提供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并且赵维稚在离婚案件中明确自认涉案款项系其支付给林燕的家庭开支，其在离婚案件与本案所述存在矛盾，可能为虚假陈述。赵维稚、赵维禾、黄碧芬均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意见。金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维稚、林燕向金唐公司返还欠款本金236.7万元及利息（以236.7万元为本金，自立案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的标准）；2.判令赵维稚、林燕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唐公司是于2000年10月30日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成立时至今登记的股东为赵维稚及案外人赵家兴（赵维稚是赵家兴儿子，两人为父子）。2009年12月28日，金唐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资本经原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由205万元变更为1100万元，其中赵维稚的注册资本、实缴资本由174.25万元变更为1045万元，而赵家兴的注册资本、实缴资本由30.75万元变更为55万元，另赵维稚的持股比例由85%变更为95%，而赵家兴的持股比例由15%变更为5%。赵维稚自金唐公司成立至今，担任金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为金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家兴于1937年12月17日出生，于2020年1月8日因病死亡，其儿子为赵维稚及赵维禾，而其妻子为黄碧芬。林燕、赵维稚于1992年3月13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1月8日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离婚。金唐公司于2020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的落款处有赵维稚的签名（即以金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上“赵维稚”的三字手写文字），另金唐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转账凭证材料共计41页（含《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银行公户转账林燕转账凭证》清单表格1份、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9份、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1份等），拟证明其向林燕转账支付了借款236.7万元等。上述转账凭证材料显示金唐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至2015年2月12日期间分30日及40笔向林燕转账付款合计236.7万元，并显示转账付款的用途为“往来款”、“业务费”等（未显示借款），金唐公司称该236.7万元是赵维稚指示其公司账务向林燕转付的借款（赵维稚在诉讼中予以认可），而林燕承认其收到上述40笔共计236.7万元的款项，但以其答辩所称否认为其（含赵维稚）向金唐公司所借的借款，而是赵维稚支付夫妻存续期间的家庭费用。林燕就其答辩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民事判决书2份、《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金唐公司净资产构成明细表1份、开庭笔录复印件2页、林燕、赵维稚在广州中院二审离婚诉讼中赵维稚提供的补充新证据材料的部分证据材料（含补充证据清单1份、统计表格1份、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9份、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1份等）、林燕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其与赵维稚离婚生效判决的申请执行材料（含申请法院执行书、受理案件通知书、失信被执行人下载打印件等），拟证明其辩称属实等。林燕提交的上述2份民事判决书，为林燕、赵维稚在一审法院及广州中院进行离婚诉讼的民事判决书[案号分别为（2015）穗天法民一初字第817号、（2018）粤01民终10340号]。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书显示林燕（作为原告）于2015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赵维稚，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上述民事判决，并显示一审法院作出十八项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判决书），其中第十项内容为：“十、离婚后，被告赵维稚持有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归被告赵维稚所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赵维稚支付给原告林燕5559537.65元”。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的33页至34页间载有“1.金唐园林公司：该公司成立于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股东为被告和赵家兴，被告占有95%的股权，被告持有的股权应属于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现被告以及赵家兴均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成为公司股东，故原告要求对被告持有的股权价值进行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持有的股权价值，本院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进行了审计，该事务所出具的致同专字（2017）第440FC0362号《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中虽无法对金唐园林公司的股权价值（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发表审计意见，但同时也载明截至2014年9月30日金唐园林公司的账面所有者权益为10640263.45元。原告主张在所有者权益金额内应增加工人工资和向梁健开的个人借款，但就此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述款项确实不属于金唐园林公司的支出，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在所有者权益金额中所包含的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欠的9587650元，由于该款项已无法追回故应予以扣除。本院认为，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虽然已经注销，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所主张该笔款项确实无法追回，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鉴于金唐园林公司由被告经营，相关的会计账册亦由被告掌控，故可以将该司账面显示所有者权益金额10640263.45元作为股权价值的分割依据。综上，被告持有金唐园林公司的股权可归被告所有，由被告支付给原告5559537.65元（10640263.45元×95%×55%）”的内容。广州中院的上述民事判决书显示广州中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上述民事判决，并维持除本院第十判项的其他判项，另变更第十项判项为“离婚后，赵维稚持有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归赵维稚所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赵维稚支付给林燕883162.65元（不含对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广州中院上述民事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的67页至68页间载有“关于公司权益的分配。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婚姻存续期间，股东为林燕和赵家兴，其中林燕占有86%的股权，赵家兴占有14%的股权。2014年10月19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同意该司的清算备案申请，经清算审计，该公司于2015年6月4日注销。赵维稚在未有证据证明该清算审计不合法的前提下，要求重新审计该公司没有依据。至于赵维稚主张该公司另一股东赵家兴认为注销公司不合法，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可由赵家兴另寻途径主张。赵维稚在一审要求重新审计该公司，即表明其主张对该公司的权利，故一审法院根据清算审计报告所载明林燕拥有的公司所有权权益作为夫妻财产分割，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30日，股东为赵维稚和赵家兴，其中赵维稚占有95%的股权，赵家兴占有5%的股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于2017年9月26日出具《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认为因受相关审计情况的限制，无法对金唐园林公司的股权价值（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发表审计意见。同时，该审计结论还显示截至2014年9月30日金唐园林公司账面显示所有者权益金额为10640263.45元。一审以审计报告的记载所有者权益金额作为股权价值参考并无不当。但该所有者权益金额包含有对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895万元，因为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且在该公司清算审计报告结论中没有该未清偿债务，林燕作为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也否认该债务存在。基于债权的实现有不确定的因素，故一审法院要求赵维稚就该债权对林燕进行补偿不合理，本院予以更正。该债权的权利的95%由林燕、赵维稚享有，待债权实现后再作分割。赵维稚就金唐园林公司股权价值（不含对广州雷可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8950000元）应补偿林燕883162.65元［（10640263.45－8950000）×95%×55%］”的内容。一审法院及广州中院的上述民事判决书未显示赵维稚主张林燕、赵维稚拖欠金唐公司的欠款或借款（含案涉金唐公司主张的40笔转账付款的款项）。金唐公司、赵维稚及赵维禾、黄碧芬对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林燕提交上述《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林燕、赵维稚在一审法院的离婚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进行了审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未载明林燕、赵维稚（含林燕）拖欠金唐公司借款（含案涉的40笔转账付款）。金唐公司认可该报告真实性、合法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林燕提交的上述金唐公司净资产构成明细表，林燕称是金唐公司在其与赵维稚在一审法院进行离婚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交，该明细表未载明林燕、赵维稚（含林燕）拖欠金唐公司借款（含案涉的40笔转账付款），金唐公司不认可该表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赵维稚及赵维禾、黄碧芬均认为上述明细表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林燕提交的上述开庭笔录复印件及林燕、赵维稚在广州中院二审离婚诉讼中赵维稚提供的补充新证据材料，均显示：赵维稚在其与林燕的离婚诉讼二审诉讼中，主张案涉40笔金唐公司向林燕转账支付的款项（合计236.7万元），为赵维稚向林燕支付家庭开支（支付购房款、按揭款、物业管理费等）。金唐公司、赵维稚及赵维禾、黄碧芬对上述两份证据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金唐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林燕提交的上述申请执行材料（含申请法院执行书、受理案件通知书、失信被执行人下载打印件等）显示：林燕于2019年3月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其与赵维稚的离婚生效民事判决，赵维稚被一审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金唐公司、赵维稚及赵维禾、黄碧芬对该部分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赵维稚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称：金唐公司向林燕转账支付40笔款项（合计236.7万元）为其指示金唐公司向林燕支付的借款，为其与林燕共同所借，林燕（含其本人）未出借据（或借条）给金唐公司，由金唐公司财务人员作挂账处理；因被林涛（林燕的哥哥）抢走金唐公司的财务账册，现无法提交。赵维稚及赵维禾、黄碧芬在本案中无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一审法院认为：金唐公司主张其向林燕出借其向林燕转账付款40笔合计236.7万元的款项，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未提供相关借款借据（借条）或书面借款合同（含转账凭证未载明为借款），而林燕答辩否认，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8月6日公布）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金唐公司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成立，但除赵维稚在本案所称（承认借款）外，金唐公司再未提供证据材料。虽赵维稚在本案中承认为借款，但由于其本人为金唐公司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与林燕原为夫妻（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进行离婚诉讼，最终判决离婚），存在矛盾及利益冲突，且依据两人的离婚诉讼生效民事判决，金唐公司的95%出资（或股权）属于赵维稚，赵维稚在本案承认借款，存在损害林燕合法权益的嫌疑，结合赵维稚在与林燕离婚诉讼二审中称所涉的40笔转账付款（合计236.7万元）为其支付给林燕的家庭开支的所称（与赵维稚在本案所称明显不符，存在矛盾，也可能为虚假陈述），因此，一审法院对赵维稚称林燕向金唐公司借取了上述40笔转账付款（合计236.7万元）不予认定。基于上述认定及理由，金唐公司起诉要求林燕向其偿还借款236.7万元及利息，证据及理由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赵维稚为金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其签署本案起诉状起诉包括其本人及林燕的林燕、赵维稚，存有主体及利益混同（含冲突），且其在本案诉讼中承认40笔转账付款（合计236.7万元）是其指示金唐公司的财务人员转账给林燕，其也同意向金唐公司偿还，其本人与金唐公司并无争议，金唐公司无诉讼的必要，现金唐公司在本案中起诉要求赵维稚向其偿还借款236.7万元及利息，实属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8月6日公布）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金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736元，由金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金唐公司向林燕转账款项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2015年9月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金唐公司未能提交债权凭证，仅以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转款性质为借款，符合前述规定的情形，因此，本案的举证责任应当依照该规定分配。林燕声称该款项并非为借款，并以赵维稚在金唐公司获得的报销、分红的款项抗辩，应围绕其主张举证。考察本案中林燕的举证情况，一方面其已经提交了《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及该公司的净资产构成明细表等证据，拟证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在本案一审时也已经得到金唐公司确认；另一方面，另案中对金唐公司的审计也是依据该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等财务资料进行，而前述财务资料也不能证明案涉转账为出借款项的行为。综合前述原因，本院认为，林燕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前述款项性质并非向金唐公司的借款。此时，依据前述规定，金唐公司应当依法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再进一步举证。虽然赵维稚认可金唐公司的主张，但其作为金唐公司持股95%以上的大股东、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与金唐公司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且其在其他案件陈述的事实，与金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存在明显的矛盾，因此，赵维稚在本案中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明金唐公司主张的证据，其自认的效力，不能及于林燕。而金唐公司亦无法再进一步完成举证，因此，本院认为，金唐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不能对其在不同案件中相互矛盾的行为作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金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5736元，由上诉人广东金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