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2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湖县东源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金湖县戴楼镇工业集中区浦楼路**。法定代表人：孙正林，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台市东源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东台市五烈镇广山社区东郊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孙正林，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正林，男，汉族，1962年10月1日生，住江苏省东台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江苏文爵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练平东，江苏文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嵊州市和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罗中路****。法定代表人：范赞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宇，江苏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沭阳县东创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塘沟镇胡桥村周塘路北侧梁汉波厂房法定代表人：孙正林，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金湖县东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湖东源公司）、东台市东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台东源公司）、孙正林因与被上诉人嵊州市和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嵊州和越公司）、原审被告沭阳县东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沭阳东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0）苏0981民初1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孙正林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依据2019年11月4日范赞宾与孙正林的微信对账单认定截止2019年10月31日，金湖东源公司欠嵊州和越公司货款886095.05元，加上2019年10月22日开具发票的13368.97元，扣除2019年11月8日付款30000元，尚欠货款869464.02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予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2、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对账单打印件既没有金湖东源公司加盖印章，也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庭审中对该账单上诉人予以否认，该对账单所记载的内容，对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3、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送货单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供货的事实。所有送货单系被上诉人公司单方制作，既没有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的印章也没有金湖东源公司仓库入库保管人员的签字确认。二、一审法院认定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部分经办人员混同、业务混同、付款混同，孙正林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滥用控制权，使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沦为控股股东孙正林逃避债务的工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东台东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9日，自2016年起与被上诉人建立订购海绵、胶圈等产品的业务关系。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于2016年6月6日成立，自2017年起与被上诉人建立订购海绵、胶圈等产品的业务关系。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系依法设立的独立经营的企业法人，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单独、分别与被上诉人下发样品采购订单，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分别向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和收取货款，财务独立核算。虽然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部分样品采购计划合同中均有沙某、翟某的名字，该名字的署名是打印件或印章扫描件。采购计划合同是金湖东源公司套用东台东源公司的格式文本，不能以此界定为经办人员混同。上诉人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注册资本均大于本案所涉及的债权数额，且两家公司均处于正常经营的状态，作为被告涉诉案件或涉及被执行人的案件寥寥无几。一审法院认定控股股东孙正林逃避债务与事实不符。三、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该规定由上诉人东台东源公司、孙正林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嵊州和越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我方在一审中提供了确实充分并且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不存在上诉人认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通过我方一审的举证可以证明上诉人存在财务混同、交叉发货，三个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正林利用其身份在三个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3、上诉人有违诚信原则，上诉人利用司法程序恶意拖欠货款，被上诉人因为疫情生存困难，恳请二审法院尽快处理。沭阳东创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嵊州和越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金湖东源公司支付嵊州和越公司货款869464.02元以及该款自起诉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依法判令东台东源公司、沭阳东创公司、孙正林对金湖东源公司的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沭阳东创公司、孙正林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正林系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沭阳东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正林分别持有金湖东源公司99%的股权、东台东源公司82.2%的股权、沭阳东创公司97%的股权。东台东源公司于2004年3月19日成立，金湖东源公司于2016年6月6日成立，沭阳东创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成立。2016年1月，嵊州和越公司与东台东源公司建立业务关系，东台东源公司向嵊州和越公司订购海绵、胶圈等产品。2017年起，金湖东源公司与嵊州和越公司也建立业务关系。后有时金湖东源公司向嵊州和越公司下达采购计划，有时东台东源公司向嵊州和越公司下达采购计划。采购计划中沙某既是金湖东源公司的采购，又是东台东源公司的采购。翟某既是东台东源公司采购计划的审核人（签名），又是金湖东源公司采购计划的审核人（签名）。嵊州和越公司按采购计划生产后发货到指定的东台、金湖、沭阳等地。嵊州和越公司供货后按月与东台东源公司、金湖东源公司进行对账，并根据对账后的确定数额及开票要求，开具发票给金湖东源公司或东台东源公司。后孙正林安排东台东源公司、金湖东源公司向嵊州和越公司支付货款。2019年11月4日，范赞宾与孙正林微信对账，截止2019年10月31日，嵊州和越公司合计供货3193816.74元，付款2307721.69元，金湖东源公司货款付至2019年1月份，总计应付886095.05元，其中到期应付款609425.70元（开票日期2019年2月-6月）。2019年11月8日，金湖东源公司付款30000元。2019年11月22日，嵊州和越公司根据双方对账确认数额开具13368.97元发票给金湖东源公司。后嵊州和越公司向金湖东源公司及孙正林催款未果，诉来法院。庭审中，东台东源公司认可翟某系工作人员，对翟某为何既在东台东源公司采购计划中审核签名，又在金湖东源公司采购计划中审核签名未作合理解释说明。一审法院认为，东台东源公司、金湖东源公司向嵊州和越公司购买电子元件海绵、胶圈等产品，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全面诚信地履行各自的义务。2019年11月4日，范赞宾与孙正林的微信对账单，与已开具的发票、采购计划及每月的对账及付款，能相互印证，一一对应，依法可以采信。截止2019年10月31日，金湖东源公司欠嵊州和越公司货款886095.05元，加上2019年11月22日开具发票的13368.97元，扣除2019年11月8日付款30000元，尚欠货款869464.02元，有嵊州和越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转账记录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明，该院予以采信。金湖东源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嵊州和越公司要求金湖东源公司赔偿所欠货款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损失，符合相关规定，但其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嵊州和越公司可以主张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4倍标准计算逾期利息。孙正林系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沭阳东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正林分别持有金湖东源公司99%的股权、东台东源公司82.2%的股权、沭阳东创公司97%的股权。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沭阳东创公司是孙正林作为实际控股人的关联公司。东台东源公司的沙某和翟某分别以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的名义向嵊州和越公司下达采购计划，嵊州和越公司按要求向指定的地点供货，双方对账后嵊州和越公司按对账确定的数额及开票要求，向金湖东源公司或者东台东源公司开具发票，孙正林安排金湖东源公司或东台东源公司付款。孙正林与范赞宾就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与嵊州和越公司的往来混合一起对账。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的部分经办人员混同、业务混同、付款混同。嵊州和越公司主张孙正林作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滥用控制权，使关联公司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的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股股东孙正林逃避债务的工具，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作为关联公司应当对公司的债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实际控制人孙正林应当对关联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法可以支持。沭阳东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也是孙正林，但沭阳东创公司并未与嵊州和越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嵊州和越公司主张沭阳东创公司对金湖东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嵊州和越公司合法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可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一、金湖东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嵊州和越公司支付货款869464.02元及利息（以869464.02元为本金，从2019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4倍计算）；二、东台东源公司、孙正林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嵊州和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94元，减半收取6247元，由金湖东源公司、东台东源公司、孙正林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金湖东源公司另一股东孙某1系孙正林弟弟，持股1%。东台东源公司另外两位股东为王某与孙某2，分别持股6.6%、13.2%。王某系孙正林妻子，孙某2系孙正林女儿。孙正林二审陈述其微信号由其本人与办公室主任翟某共同使用，其认可沙某系东台东源公司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采购计划上的付某也是东台东源公司工作人员。2018年2月-2019年12月，沙某通过微信与范赞宾要货并发送采购计划。2019年2月20日，范赞宾通过微信向孙正林发送“东源应收款对账单（2）”，8月23日发出“对账开过发票的记录”。2019年11月4日，范赞宾向孙正林发出“东源应收款”，要求孙正林核对，并要求尽早付清货款。孙正林在微信回复：知道了，在想办法。11月12日，孙正林向范赞宾发出“延期付款的情况说明”。2019年3月13日-3月14日，范赞宾与翟某在微信上进行对账。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东台东源公司与金湖东源公司是否仍欠嵊州和越公司货款；2、一审认定金湖东源公司和东台东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有无依据；3、孙正林在本案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本案当事人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从嵊州和越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采购计划、增值税发票等证据来看，嵊州和越公司与金湖东源公司及东台东源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从范赞宾与孙正林以及沙某的聊天记录可以反映，双方的交易习惯是金湖东源公司及东台东源公司向嵊州和越公司发送采购计划，嵊州和越公司提供货物，嵊州和越公司有时通过微信向孙正林、翟某发出对账单。嵊州和越公司并向金湖东源公司及东台东源公司分别开具增值税发票，金湖东源公司与东台东源公司对收取的发票亦从未提出过异议。2019年11月4日范赞宾与孙正林对账，截止2019年10月31日，欠款为886095.05元。范赞宾要求孙正林对其发送的账单进行核对并付款，孙正林表示知道了，在想办法，并未对嵊州和越公司的对账单内容提出任何异议。故该对账单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往来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据该对账单以及此后嵊州和越公司开具的13368.97元的增值税发票认定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欠款金额并无不当。三上诉人提出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往来，但在本案中，当事人之间不仅有增值税发票这一单独证据，还有众多微信聊天记录及采购计划可以佐证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关系。至于三上诉人提出的送货单没有其签字的问题。由于根据现有的其他证据如采购计划、增值税发票、微信对账记录等已经足以证明金湖东源公司与东台东源公司所欠的货款金额，故送货单没有签字并不影响本案货款金额的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东台东源公司与金湖东源公司均与嵊州和越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由于东台东源公司与金湖东源公司均系孙正林实际控制，故在买卖关系履行过程中，存在东台东源公司采购人员沙某、办公室主任翟某分别以东台东源公司及金湖东源公司的名义向嵊州和越公司发送采购计划的情形，实际收货地点存在交叉，开票也是根据东台东源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分别开票，对账时不分彼此，付款也是东台东源公司与金湖东源公司交叉付款。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金湖东源公司与东台东源公司之间业务混同、人员混同、财务混同，相互之间界限模糊，使交易相对方无法分清实际交易主体，故一审认定金湖东源公司与东台东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孙正林本人与东台东源公司或金湖东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人员以及资产的混同，嵊州和越公司要求孙正林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改判。综上所述，孙正林提出的其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东台东源公司与金湖东源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0）苏0981民初16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金湖县东源电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嵊州市和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69464.02元及利息（以869464.02元为本金，从2019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4倍计算）”；二、变更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0）苏0981民初16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东台市东源电器有限公司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嵊州市和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494元，减半收取6247元，由金湖县东源电器有限公司、东台市东源电器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494元，由金湖县东源电器有限公司、东台市东源电器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