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男，196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河南太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曾用名马飞），男，198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卫峰，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路，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河南第一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170051070N。法定代表人：刘定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男，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河南第一建筑集团劳务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97310016W。法定代表人：刘定国，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家邦，男，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杨某，男，196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河南太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与被上诉人马某及原审被告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建集团”）、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劳务公司”）、杨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20）豫0403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同时也是本案原审被告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卫峰、任路，原审被告一建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峰,原审被告一建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家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马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依法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审起诉前上诉人已将欠付被上诉人马某所有劳务工程款和点工费支付完毕，不再欠付其任何款项。（一）被上诉人马某诉讼请求系依据2017年1月23日《证明》载明的金额215000元，且明确该金额系下余的全部劳务工程款。被上诉人马某在起诉状中已自认，就其施工量双方经过决算，截至2017年1月23日，上诉人仍欠付工程款215000元。此外，一审庭审期间经询问，被上诉人马某再次明确：“如《证明》显示的215000元支付完毕，则所有工程款结算完毕双方别无纠纷，点工费70000元已支付完毕”。（二）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出具该《证明》后，未再向其支付任何劳务工程款与事实不符，明显系虚假陈述。一审庭审期间经询问，被上诉人马某明确称：“在2017年1月23日杨某出具《证明》前一天或当天，或往后再推一天，杨某没有支付过任何工程款”。据此，如上诉人在出具《证明》结算后或者在出具《证明》前一天或当天向马某支付工程款，依法应抵减欠付的215000元劳务工程款。（三）有证据证明杨某出具《证明》后，己将剩余工程款及点工费支付完毕。杨某2017年1月23日出具《证明》当天为当年农历腊月二十六，临近年关，马某以工人等着要钱回家过年为由，在杨某出具《证明》后立即逼要工程款现金发放，杨某无奈当天又筹钱向马某支付20万元现金用于工人工资，此后又另支付7万元工程款和点工费，由此可充分证明，杨某于2017年1月23日出具《证明》后，已就剩余劳务工程款及点工费全部支付完毕。（四）被上诉人马某明知上诉人杨某不欠付劳务工程款后，单独起诉发包人，故意绕开杨某，也印证了杨某不再欠付工程款的事实。杨某提请法庭注意，被上诉人马某在明知杨某不欠付劳务工程款的基础上，在2017年1月23日《证明》上，私自加盖伪造的发包人印章，起始故意绕开不起诉杨某，有违常理，故意让杨某不参与庭审调查，颠倒事实，就杨某已实际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向发包人重复起诉索要，主观恶意明显，也侧面印证了杨某不再欠付工程款的事实。二、被上诉人马某已涉嫌刑事犯罪，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的基础上，依法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本案系被上诉人恶意虚假诉讼。《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一条规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当事人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本案中，马某故意隐瞒杨某已支付完毕全部工程价款这一事实，虚假陈述，并且采用私刻发包人公章的方式“伪造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企图掩盖事实，重复索要工程款，致使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开庭审理并作出错误的裁判文书，明显属于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方式提起恶意虚假诉讼，并且已导致法院开庭审理作出判决的严重后果。（二）本案马某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马某起诉时，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2017年1月23日《证明》及2016年2月29日的《协议书》的落款处加盖的被告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项目部印章，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证实系伪造该公司印章。被上诉人马某在明知杨某不欠付劳务工程款的基础上，在《证明》上私自加盖伪造的发包人印章，故意绕开不起诉上诉人，就上诉人己实际支付的剩余工程款向发包人重复起诉索要，其伪造一建集团公章行为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马某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马某已干劳务工程剩余21.5万元未付，事实清楚，上诉人称已将剩余21.5万元支付给马某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观点主要是推断，但无相关证据证明；2.本案虽然涉嫌私刻印章行为，但该行为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是杨某、杨某或其他案外人，而非马某，就本案而言，私刻印章的行为不影响本案的实际审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马某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而与马某实际结算人员为杨某、杨某。上述两人没有相应资质，在一审查明中由一建劳务公司与上述两人承担劳务连带责任并无过错；3.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中说杨某已经支付了21.5万元，但至今未提交相关证据，也没有到法庭说明情况，涉案中的假章均是杨某加盖的。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建集团述称，1.一建集团不是适格被告。一建集团承建的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与康复街交叉口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心8#楼工程，已合法劳务分包给一建劳务公司，有一建劳务公司盖章和一建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杨某签字确认，并且一建集团支付劳务款项只对一建劳务公司支付。一建集团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2.马某提交的证据“协议书”中载明：工程款由杨某、杨某支付，由马杰、马飞双方签字，该协议书的主体为杨某、杨某与作业队马飞、马杰，协议意思表示清楚真实，应为有效，故原告要求被告一建集团支付工程款，没有依据，不应支持，应当向杨某、杨某索要工程款。一建劳务公司述称，如果杨某、杨某已将工程款付完的话，一建劳务公司也不承担责任。杨某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15000元及利息25800元，共计240800元（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年息6%自2017年1月23日暂计算至2019年1月21日为25800元，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建集团承建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与康复街交叉口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心8#楼工程，后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签订“主体劳务分包合同”，将其中劳务工程分包给一建劳务公司，合同具体约定了工程范围、劳务工作内容、承包方式、工程工期等内容。该合同并记载签订日期，落款处加盖有一建集团印章、一建劳务公司合同专用章，并加盖有“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其中一建劳务公司盖章处显示有“杨某”签名。一建集团和一建劳务公司各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共同确认称：“二者是劳务分包关系，因为工程没有完工，没有进行最终结算，经过初步估算，前期已完成的工程量，已经全部支付工程价款。”提供的付款记账凭证显示最后付款日期为2016年6月17日。2016年2月29日，杨某与马杰（马某在庭审中称“马杰是跟着我干活的”）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有：“经杨某、杨德作业队与马飞、马杰钢筋班组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8#楼及附楼工程量面积以公司结算面积为准。2.8#楼标准层钢筋单价为35元/平方。3.8#楼转换层以下钢筋单价为80元/平方。4.8#楼附楼钢筋单价为50元/平方。5.主体全部完工，按公司支付工程款比例支付工人工资，剩余工程款在公司结算完后付清。工程款由杨某、杨某支付，由马杰、马飞双方签字。杨某马杰2016年2月29日注：以此协议书为准，以前杨某给马飞的结算作废。”其中，马某提供的该“协议书”中，签名处加盖有“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杨某提供的该“协议书”中，未见加盖有印章，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称系“杨某与马某等签订协议书”。2016年10月12日，杨某出具“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表一份，分别显示有“筏板基础及层面”、“地下负二层”、“地下负一层”、“地上一层”、“地上二层”、“地上三层”的工程量面积及合计，以及“四层至三十一层主体标准层”的每层工程量面积、“三十二层”的工程量面积，总计工程量面积为22633㎡。落款处显示有“杨某”签字及摁印，并加盖有“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马某另提供书面“证明”一份，显示内容有：“马飞平顶山鹰城中心8号楼钢筋工班组贰拾壹万伍仟元整（215000元）。17层点工未算。证明人：杨某2017.1.23日”。签名及金额处均有摁印，另加盖有“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其中，“17层”经肉眼识别应为添加内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建集团对上述“协议书”、“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表、“证明”中显示加盖的“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主张均不是其公司印章，并申请对上述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湖北东湖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样本为在河南省现代印章艺术有限公司提取的印模原件，其上“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4101055148936”红色印文为比对样本印文。经鉴定分析，司法鉴定意见为：标称日期“2017.1.23”的《证明》落款处“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410105514***6”红色印文与比对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标称日期“2016.10.12”的《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落款处“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4101055148936”红色印文与比对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一建集团支付鉴定费5400元。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对此陈述称：“（印章是）杨某加盖的。是在协议签订后只有一份，杨某拿走一份复印件，随后工程款一直不给，原告催要时，杨某拿着这个协议去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是去资料室加盖的。”马某本人陈述称：“章是杨某加盖的，在工地上盖的，我们在外面，是杨某进去盖了给我们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书面证明和工程量明细表加盖的印章我手里有盖章的原件，其中证明是原件，工程量明细表是复印件加盖的印章，协议书包括上面的印章都是复印件，我手里没有加盖印章的协议书原件。”一建劳务公司提供书面“协议”一份，显示甲方为一建劳务公司，乙方为杨某，主要内容有：“乙方承接省一建三分公司鹰城商务中心一期8#楼主体等工程劳务分包任务，并签订了定包合同，乙方自愿接受合同中的责任。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监督管理，如乙方有违约行为，甲方有权终止承包合同；甲方收取乙方%的管理费，监管执行合同内容，协调解决劳务纠纷，不承担经济罚款等责任。”落款处加盖有一建劳务公司合同专用章，杨某签名，日期为2014年3月3日。一建劳务公司以此证据主张“劳务公司把劳务部分交给杨某施工，劳务公司仅对现场进行监督管理，其它责任由杨某本人承担。”并称“我们和杨某是合作关系，合作方式是劳务分包，具体见提交的协议。杨某不是我公司的工作人员。”“收取有（相关管理费用）。”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因为和杨某核实，仅代表劳务公司签订过劳务分包合同，并没有这份协议书。另该协议应属无效协议，这仅属于内部管理的一个约定，不能作为任何杨某是实际的分包人，劳务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另称“杨某与第一被告一建集团没有任何关系，但杨某系属劳务公司第二被告的工人。关于涉案工程是内部承包，但是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杨某在做这个工程。”“没有（系内部工人关系相关的劳务合同或劳动合同）。”另，马某承认在“证明”出具后收到付款70000元，但在庭审中称：“不是证明中215000元的款项，而是在该证明中显示的点工费用价款，不包含在215000元里面。是杨某和一建集团刘经理（159××××****、180××××****）一起给我们的，当时给我的时候说是点工费用，不包含在215000元。”“（证明中显示的215000元如果全部支付你完毕，是否所有工程款已结算完毕？）是的，没有纠纷，不包含点工费70000元，具体点工钱已结算完毕，再支付我215000元双方就没有纠纷了。点工费付了7万元，已经结完。”“（在2017年1月23日，杨某出具证明条前一天或当天，或往后再推一天）没有支付过任何工程款。”但是，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反驳称：“关于原告所说的70000元，是付的工程款，不是点工费用。没有（具体的支付明细，可以证明支付款项的用途）。”“（原告所称点工费）与事实不符，点工的计工方法、工程量和收费，点工费不可能有7万元。”在庭审中，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称与杨某之间没有关系，一建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另称与杨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关于涉案工程，“杨某全部转包给杨某，劳务公司把钱打给杨某的账上，杨某把钱全部转给杨某。”“已将劳务公司所付工程价款全额都给杨某。”“没有收取（相关费用）。”关于一建劳务公司与杨某之间是否结算并支付完毕工程价款的问题，一建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因为工程没有全部完工，杨某最终没有和劳务公司结算，但是已经完工的部分价款已支付完毕。”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工程确实未完工，付款没有按全额支付，据杨某所称还有二十万左右劳务公司未支付。”均未提供所主张的付款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施工，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合同标的是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是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本案中，对于一建集团承包建设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与康复街交叉口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心8#楼工程，以及一建集团建其中主体劳务工程分包给一建劳务公司，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无异议，可以确认。杨某与马某（名为马杰，双方均认可实为马某）签订书面“协议书”，将其中钢筋施工劳务工程分包或转包给马某，后杨某向马某出具“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表及书面“证明”，对马某施工的劳务工程量及劳务价款进行了确认。现一建劳务公司与杨某对其双方之间关于涉案工程的法律关系提出争议，一建劳务公司主张“是合作关系，合作方式是劳务分包”，并提交书面“协议”来证明其主张；杨某主张“杨某系属劳务公司的工人，关于涉案工程是内部承包”，但“没有（系内部工人关系相关的劳务合同或劳动合同）”。此问题应为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建劳务公司提供的书面“协议”中显示内容有：“乙方承接省一建三分公司鹰城商务中心一期8#楼主体等工程劳务分包任务……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监督管理……甲方收取乙方%的管理费，监管执行合同内容，协调解决劳务纠纷，不承担经济罚款等责任。”从该“协议”文本内容来看，杨某承接的是“省一建三分公司”的主体工程劳务分包，而非从一建劳务公司承包劳务工程。这与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签订的“主体劳务分包合同”加盖“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以及一建劳务公司盖章处“杨某”签名，能够相互印证。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签订的“主体劳务分包合同”加盖有一建劳务公司印章，并有杨某签名，从正面与反面逻辑推理来讲，一建劳务公司与杨某之间一般必然存在着劳动或劳务关系、或者授权代理关系、或者挂靠借用资质关系等可能情形。而一建集团作为与一建劳务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法人，一建集团在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陈述到：“有一建劳务公司盖章和一建劳务公司现场负责人杨某签字确认”，更加能够印证一建劳务公司与杨某之间的上述可能情形。但是，无论一建劳务公司与杨某之间是一建劳务公司主张的劳务分包关系，还是杨某主张的内部承包关系，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或第四条中规定的情形，依法应认定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同时，杨某与马某之间关于钢筋劳务施工的“协议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也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杨某与杨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因为与马某签订书面“协议书”的是杨某，但是向马某出具“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表及书面“证明”的是杨某，二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直接决定到相关劳务工程价款的付款责任承担主体。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主张关于涉案工程，“杨某全部转包给杨某，劳务公司把钱打给杨某的账上，杨某把钱全部转给杨某。”“已将劳务公司所付工程价款全额都给杨某。”“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是杨某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而杨某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举证权利，依法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从杨某与马某签订的“协议书”上来看，“经杨某、杨某作业队与马飞、马杰钢筋班组友好协商”，“工程款由杨某、杨某支付”，“以此协议书为准，以前杨某给马飞的结算作废”，以及其后杨某向马某出具的“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表及书面“证明”，杨某、杨某应当共同向马某承担支付劳务工程价款的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无论杨某与杨某之间是否为杨某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从建筑资质的强制性规定与法律后果承担及合同相对性角度来讲，均不影响其共同承担支付劳务工程价款的法律责任。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为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是否要对马某劳务施工工程价款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以及经过依法鉴定两枚涉嫌伪造并加盖的印章应如何认定处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之间的“主体劳务分包合同”，因一建劳务公司与杨某之间存在该条规定的情形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同时，杨某与马某之间关于钢筋劳务分包的“协议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也依法应认定无效。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之间的“主体劳务分包合同”虽然无效的，但是并没有证据证明一建集团对此存在明知等过错情形，一建劳务公司在庭审中也承认一建集团已经向其支付了全部分包劳务工程价款，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一建集团不应向马某承担支付劳务工程价款的法律责任。虽马某提供的“协议书”、“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表及书面“证明”中均加盖有“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但经依法鉴定其中“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及“证明”中所加盖印章系伪造，马某在庭审中亦称“协议书包括上面的印章都是复印件，我手里没有加盖印章的协议书原件。”并另在庭审中较为详细地陈述了上述印章加盖过程，即为杨某所加盖，且不是当面加盖。虽这些印章与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签订的“主体劳务分包合同”加盖“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形式上一致，但是“主体劳务分包合同”中并未显示有杨某，其亦未提供其他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杨某系受一建集团授权委托，或者存在其他借用资质等情形，故不能认定杨某加盖上述印章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也就不能因此而科处一建集团承担支付劳务工程价款的法律责任。但是，一建劳务公司作为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资质企业，允许杨某借用其资质即以其名义承包劳务工程，且杨某在其后又将钢筋劳务施工分包给马某。因此，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建劳务公司应当与杨某向马某承担连带责任，支付拖欠的劳务工程价款。关于拖欠马某的劳务工程价款具体金额，马某提供书面“证明”，显示为杨某出具，具体内容为“马飞平顶山鹰城中心8号楼钢筋工班组”215000元，马某以此为据诉请被告支付劳务工程价款。在庭审中，马某与杨某就其后向马某支付70000元款项用途产生争议，马某主张该笔70000元系付“点工费用”，并以“证明”中记载的“点工未算”为主张凭据，但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主张该笔70000元系付“证明”中记载的劳务价款215000元，而非“点工费用”。双方除此“证明”外均无其他证据佐证各自的该部分主张，但杨某在答辩时及庭审中均一直否认其为向原告应付劳务工程价款的适格主体，现马某主张该笔款项为“杨某和一建集团刘经理一起给我们的，当时给我的时候说是点工费用，不包含在215000元。”杨某却对此提出款项目的用途的异议，与其之前反驳抗辩意见相悖。同时，结合杨某答辩意见中主张其“不拖欠原告任何的工程款，据杨某与一建劳务公司所了解到不拖欠原告任何工程款，且已超额支付”，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向马某付款。以上种种可佐证杨某存在不诚信行为，同时其亦未对反驳主张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依法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对杨某的反驳主张不予支持，马某承认的已付款项70000元可以视作支付“点工费用”，杨某等责任主体应当向马某支付拖欠工程劳务价款金额为215000元。原告马某诉请要求的逾期付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上述“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及“证明”等均未明确约定欠付工程劳务价款利息的计付标准，“协议书”中约定“主体全部完工，按公司支付工程款比例支付工人工资，剩余工程款在公司结算完后付清。”而一建集团与一建劳务公司共同确认之间已经完工部分工程价款已全部结清，提供的付款记账凭证显示最后付款日期为2016年6月17日，早于“证明”显示的结算日期即2017年1月23日。因此，可以视为符合“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期限，原告诉请利息可以自2017年1月23日起算，以欠付工程劳务价款215000元为基数，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但是相关利率至多不超过原告诉请的年利率6%的标准，且截至2019年1月21日的利息总额至多不超过原告诉请的25800元。至于被告一建集团所主张的上述“平顶山鹰城国际商务中河南一建项目部8#楼主体劳务工程量明细”、“证明”中显示加盖的“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分公司平顶山鹰城商务中心项目部”印章伪造私刻的问题，其在本案中并未因此而构成表见代理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以上已作具体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一建集团多次请求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但因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书需经当事人质证，故可待质证及本院处理后再行向公安机关移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劳务有限公司、杨某、杨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马某连带支付工程劳务价款215000元及利息。（具体利息以21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23日起计付，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偿清之日止，但是计付利率至多不超过年利率6%的标准，且截至2019年1月21日的利息总额至多不超过25800元。）二、驳回原告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杨某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马某所书写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3日收条两份（一份金额为1万元，一份金额为19万元），拟证明杨某已经向马某支付了20万元的工程款。被上诉人马某对该两份借条的质证意见为：对两张条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马某所干的总工程款为925454.5元，截止到2017年1月23日，剩余工程款有41.5万元没有支付，杨某当时只有20万元，没有那么多，所以先向马某支付了两张收条上的20万元，剩余21.5万元的证明是在上述20万元支付后出具的。被上诉人马某针对杨某的上诉请求提交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的结算单一份，拟证明：总工程款是925454.5元，在工程进行中马某以向工程出具借条或收条等形式借支了43.7万元，实欠488454.5元，2017年1月23日向马某支付20万元，后又向马某支付7万元的点工费，剩余的218454.5元，让杨某出具了21.5万元的证明条。上诉人杨某对该结算单的质证意见为:马某提供的结算单不是杨某写的，上面项目部的章也不知道是谁盖的，总工程款不是90多万元，而是886790元，这80多万元已经向马某支付了并且给超了,支付的票据目前不全。对该两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杨某所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3日两份收条，因被上诉人马某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本院依法审查确定，并在说理部分详细论述；2.对马某所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的结算单，马某于二审诉讼过程中依据该证据陈述“总工程款是925454.5元，……马某……借支了43.7万元，实欠488454.5元，2017年1月23日向马某支付20万元，后又向马某支付7万元的点工费，剩余的218454.5元，让杨某出具了21.5万元的证明条。”之事实论证逻辑为“先结算总价款（包含7万元点工费），后出具《证明》”，而马某于一审中认可其系“先出具证明《证明》，后收到点工费70000元”，结合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3日的《证明》中所载明“……点工未算”之内容，应当认定马某于一审诉讼过程中所陈述的事实论证逻辑为“先结算部分价款（不包含7万元点工费），后出具《证明》，最后明确并给付点工费70000元”，鉴于马某依据该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的结算单所陈述的事实论证逻辑与其一审所陈述的事实论证逻辑存在明显矛盾，且杨某对该结算单的真实性未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及相关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此外，针对杨某关于“80多万元已经向马某支付了并且给超了,支付的票据目前不全。”之质证意见，法庭要求杨某限期向法庭提交相关付款票据，杨某以“我方认为本案所审理的焦点是杨某出具的21.5万元的证明与马某出具的20万收据之间的关系，如果让我方再提供全部的支付凭证，属于举证责任倒置。”为由拒绝提交其相关付款凭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21.5万元是否已经支付完毕。对此，结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理由，综合分析评议如下：本案中，涉及涉案21.5万元的证据主要为两组，第一组系马某于一审诉讼过程中所提供的书面《证明》，该《证明》载明：“马飞平顶山鹰城中心8号楼钢筋工班组贰拾壹万伍仟元整（215000元）。17层点工未算。证明人：杨某2017.1.23日”；第二组系上诉人杨某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所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月23日的马某所书写的两张收条（一份金额为1万元，一份金额为19万元）。针对两组落款日期同为2017年1月23日的证据材料之间的关系，马某主张该两组证据所指向的款项系两笔不同债务，其于二审诉讼过程中陈述称：“马某所干的总工程款为925454.5元，截止到2017年1月23日，剩余工程款有41.5万元没有支付，杨某当时只有20万元，没有那么多，所以先向马某支付了两张收条上的20万元，剩余21.5万元的证明是在上述20万元支付后出具的。”；而杨某则主张两张收条所指向的20万元与《证明》所指向的21.5万元系同一笔债务，其于二审诉讼过程中陈述称：“证明条是2017.1.23日上午形成的，两张收条是2017.1.23日下午形成的，并无矛盾。2018.2.12日又向马某支付7万元，包括剩余1.5万元及点工费，因而全部已经支付完毕。”因此，认定涉案的21.5万元是否已经支付完毕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判断落款日期同为2017年1月23日的《证明》与两张收条之间所指向的债务是否具有同一性。本院认为，通常情况下，债务人在已经出具相关书面材料认可其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特定债权债务关系后，又清偿所负债务的，应当与债权人签订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清偿结算协议，或者追回其向债权人出具的相关书面材料并销毁，以固定自身清偿特定债务的事实，避免面临重复清偿的风险。首先，上诉人杨某所提交的两张收条所载明的数额（总计20万元）与马某所提提交的《证明》（21.5万元）并不能完全对应，故并不能从证据表观上认定该两组证据所指向的债务具有同一性；其次，如果杨某确系上午写的证明条且又于下午清偿了相关债务，那么杨某则应将上午所书写的证明条要回，或另行与马某就清偿事宜书写具体明确的结算协议，这样才符合常理，故针对杨某关于“证明条是2017年1月23日上午形成的，两张收条是2017年1月23日下午形成的，并无矛盾。2018年2月12日又向马某支付7万元，包括剩余1.5万元及点工费，因而全部已经支付完毕。”之解释，因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再次，针对杨某关于“80多万元已经向马某支付了并且给超了,支付的票据目前不全。”的质证陈述意见，法庭释明要求上诉人杨某限期提交相关付款票据，但杨某拒绝提交，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此外，根据马某于一审诉讼过程中关于“章是杨某加盖的，在工地上盖的，我们在外面，是杨某进去盖了给我们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书面证明和工程量明细表加盖的印章我手里有盖章的原件，其中证明是原件，工程量明细表是复印件加盖的印章，协议书包括上面的印章都是复印件，我手里没有加盖印章的协议书原件。”之陈述，马某并未认可其伪造了涉案印章，上诉人杨某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马某在本案中存在恶意虚假诉讼及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等行为事实存在，故上诉人杨某关于“依法将马某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之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杨某在收集相关证据后，可另行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24元，由上诉人杨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明审判员  郭滨审判员  彭莉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雷东书记员王艳华附：本案裁判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