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浙07行赔初3号 原告楼志兴，男，195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代理人楼笑含，女，199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系原告之女。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县前街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健，市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何旭明，副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协斌。 委托代理人王英豪，浙江纵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楼志兴与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2月17日作出（2019）浙07行赔初15号行政裁定，以构成重复起诉驳回楼志兴的起诉。楼志兴不服该裁定，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浙行赔终20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9）浙07行赔初15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重新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楼志兴及其委托代理人楼笑含，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的出庭行政负责人何旭明及委托代理人陈协斌、王英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楼志兴起诉称，2002年5月22日，原告合法取得位于义乌市××街道××村××幢，建筑占地面积178.64平方米，并取得义乌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2004年，原告为了配合义乌市人民政府建设国际商贸城，同意义乌市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系义乌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原告的上述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当时为了以大局为重，积极配合国际商贸城的开工建设，原告同意接受指挥部暂时就原房屋占地面积的60%（即108平方米）进行安置的安排，并于2004年5月25日达成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原告于2004年5月完成腾房、交付钥匙等义务之后，义乌市人民政府却迟迟没有履行《安置协议》约定的义务，一直没有为原告办理安置手续。直至2010年9月，义乌市人民政府方才给原告按原房屋占地面积的60%土地予以安置，整整迟延了六年。在给原告安置土地之后，义乌市人民政府要求原告按照2015年的标定地价缴纳土地出让金。原告认为土地出让金的缴纳时间的迟延完全由于义乌市人民政府对原告拆迁安置的迟延所致，因此不应依据2015年标定地价缴纳土地出让金，而应该依据义乌市人民政府本来应当履行安置义务的时间即2005年1月，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7月3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终203号行政判决，该终审判决确认义乌市人民政府应当为原告作出拆迁安置的时间是2005年1月。所以迟延安置及迟延办理安置手续违法，并判决土地出让金应按照本应交付安置土地的时间即2005年1月的标准缴纳。原告就义乌市人民政府迟延安置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提出行政赔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2019年6月6日，原告向义乌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9年8月2日，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另，义乌市人民政府在之前的诉讼中曾辩称原告所有的被拆迁房屋功能属于居住并非出租，因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要求，即不属于直接经济损失，因此不能得到赔偿。关于这一问题原告作如下陈述：义乌市人民政府这一反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取得位于义乌市共和村的房屋时并非为了自住，原告也一直将该房屋租给他人，因此原房屋本身就是用于出租。2、共和村村民和原告的房屋被拆迁之后安置的地方为义乌市福田市场，属于商业贸易区，被拆迁户安置到福田市场后都将房屋用于出租，因此拆迁安置房屋也是用于出租和商用。3、直接损失是指因遭受不法侵害而使现有财产必然减少或消灭或使现实确定可得之权利或利益遭到损失，或增加了被侵害者本不应承受的负担。原告本来用于出租的房屋被拆迁后因义乌市人民政府的迟延安置租金未能收取，该损失具有确定性、现实性，与义乌市人民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构成直接因果关系，应当属于直接损失。同上，原告因义乌市人民政府迟延履行安置义务房屋造价上涨从而导致的原告经济损失也完全符合直接损失的要求。因此原告因义乌市人民政府迟延履行安置义务导致的租金损失、因房屋造价上涨导致的经济损失及其相应产生的利息应当得到赔偿。诉讼请求：1、撤销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义政赔决〔2019〕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义乌市人民政府依法向楼志兴赔偿因迟延安置拆迁房屋给原告造成的租金损失及其利息和房屋造价上涨造成的损失及其利息合计人民币2874851.67元。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证明应当对原告进行安置的时间是2005年1月份。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明实际上对原告进行安置的时间是2010年9月13日。 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203号判决书，证明本应该对原告进行安置的时间，拆迁协议上写明了安置的手续但被告实际上没有进行安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应该按照2005年标准缴纳出让金。 4、义访告〔2017〕155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邮寄凭证、信访材料，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主张迟延安置的经济损失。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答辩称，2000年7月27日，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1999）义执字第871号民事裁定书，将被执行人王勤共有的坐落于义乌市××街道××村××村××梯××层房屋过户给买受人楼志兴。2002年5月22日，楼志兴依法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2003年9月25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稠城街道办事处批准长春村、共和村、畈田王村为了配合义乌国际商贸城工程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而制定的旧村改造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义乌国际商贸城工程建设农村房屋拆迁结合旧村改造安置。楼志兴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建筑占地178.64平方米的农村房屋，虽已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但未经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因楼志兴既不是共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不属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其房屋拆迁不能按照共和村旧村改造实施细则安置。而现行法律与政策并无对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买受农村房屋拆迁安置的相关规定。为了妥善处理该类房屋拆迁安置问题，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经研究，并与拆迁户沟通后拟出安置意见。2004年5月25日，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与楼志兴协商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建筑占地面积暂安置60%（108平方米），对剩余建筑占地面积40%（70.64平方米）楼志兴随时有权通过法律途径主张相应的权利。2007年7月17日，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就义乌市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请求解决部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问题的请示》，下达义办告第44号告知单。市政府意见：经市政府研究，现将法院执行中涉及部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问题的意见告知如下：在2004年2月10日最高院、国土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出台之前，已经由各级法院依法执行的，属集体土地的农民住宅的，且因各类工程建设需要拆迁或已经拆迁的，在买受人自愿的前提下，同意按照买受人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占地面积的60%给予安置；安置的土地按协议出让的方式供地，按照标定地价补交土地出让金。产权发生再次转移的，应按规定交纳相关税费和补足土地出让金。2009年5月4日，义乌市国土资源局根据2007年7月17日市政府办公室义办告第44号告知单精神，审核准予出让楼志兴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107.16平方米。2010年6月24日，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同意楼志兴户安置在共和住宅安置区61号楼3号地块。当时由于该幢楼房三户拆迁户的房屋需统一建造，楼志兴户的出让手续和建房手续同步办理。2010年9月15日，楼志兴户取得规划许可证并进场施工，2011年12月建成房屋。2015年7月26日，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了义土字〔2015〕008号《义乌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同意以协议方式向楼志兴供地0.010716公顷，土地出让金182.6327万元（估价基准日2015年3月6日）。楼志兴对该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5）浙金行初字第228号行政判决。楼志兴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浙行终203号行政判决：一、维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228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228号行政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责令义乌市人民政府在收到本判决之日起30日内对拆迁安置户楼志兴重新作出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出让金估价基准日为2005年1月）。为履行生效的法院判决，2017年10月29日，义乌市政府第30次土地集体会审通过了楼志兴安置用地协议出让方案。2017年12月15日，楼志兴交纳了出让方案核定的经评估的44.1499万元土地出让金，但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综上所述，被告对楼志兴依法履行了安置义务，不存在侵犯楼志兴合法权益的情形，没有给其造成损害。原告被拆迁的房屋是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因原告不是共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按照旧村改造规定进行安置。原告这种类型的土地安置当时法律政策无明确规定。因此，2007年7月17日被告下达44号抄告单按60%给原告安置建房用地，省高院（2017）行终203号判决书确定的出让金基准日是2005年1月，但这并不是对原告进行安置的时间，对原告此类建房用地的安置应当按照国土资发【2006】114号文件《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办理。原告的起诉已过法定期限，原告提起（2008）浙07行赔初7号时间是2018年8月1日，在此之前原告没有提起仲裁和诉讼，而原告自认2010年9月获60%的安置，2011年10月已建成房屋，无论从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计算，到2018年8月1日，也已过起诉期限。原告的第一诉讼请求内容不能作为其未过起诉期限的依据，因为起诉期限是法定的，是法院审查原告是否具备起诉条件的内容之一，属于法院主动审查范围。原告是与其他三户拆迁户一起进行安置办理相关手续的，因此，原告提出被告迟延安置与事实不符，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楼志兴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义乌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 1、义乌市人民政府义政赔决【2019】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等内容。 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916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该判决书与本案相关的一些内容。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含遗留安置户一览表；国际商贸城拆迁遗留安置户王善良、王关龙、楼志兴、王政启等户安置规划图），证明该4户都是在61号楼一起安置，同时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第二条、第三十六条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没有异议，对证据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实际上是认为被告未按照行政协议履行要求赔偿。首先本案要查明约定时间点是什么，原告认为是2005年1月份，被告不认可，证据1补偿协议书第6条第3项甲方应负责在共和村被拆迁户安置之前办妥一切安置手续，注意到是共和村被拆迁户，共和村有旧村改造不属于被拆迁户的情形，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需要拆迁的才是被拆迁户，因此判断本案原告如何安置的应当以是否被拆迁户为标准，其他旧村改造不是拆迁的时间点，证据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第10页，认定以2005年1月作为出让金估价基准日的理由是因为被拆迁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的原则来确定的，但并不是说被告应当在2005年1月为原告完成安置，所以原告的证据1、3不能证明被告应当在2005年1月对其进行安置，原告提供的证据2和被告提供的证据3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包括原告在内的4户共和村拆迁安置及拍卖户，协议书中说在共和村拆迁安置之前办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显示4户人家在同一本证里面一起办，原告如果举证出其他拆迁户比他早才能证明被告违约。所以原告的3份证据达不到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的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楼志兴2017年12月4月提出申请时，本身已经超过时效，也不属于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情形。 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安置拖延了6年之久，原告和指挥部的协议很明确原告享受拆迁户同等权利，延迟6年安置产生了租金收益损失和造价上涨等问题。 经审查，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7月27日，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1999）义执字第871号民事裁定书，将被执行人王勤共有的坐落于义乌市××街道××村××村××梯××层房屋过户给买受人楼志兴。2002年5月22日，楼志兴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证。 2003年9月25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稠城街道办事处批准长春村、共和村、畈田王村为了配合义乌国际商贸城工程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而制定的旧村改造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义乌国际商贸城工程建设农村房屋拆迁结合旧村改造安置。2004年5月25日，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与楼志兴协商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建筑占地面积暂安置60%（108平方米），对剩余40%建筑占地面积（70.64平方米）楼志兴随时有权通过法律途径主张相应的权利。 2007年7月17日，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就义乌市人民法院提出的《关于请求解决部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问题的请示》，下达义办告第44号告知单。义乌市政府意见：经市政府研究，现将法院执行中涉及部分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问题的意见告知如下：在2004年2月10日最高院、国土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出台之前，已经由各级法院依法执行的，属集体土地的农民住宅的，且因各类工程建设需要拆迁或已经拆迁的，在买受人自愿的前提下，同意按照买受人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建筑占地面积的60%给予安置；安置的土地按协议出让的方式供地，按照标定地价补交土地出让金。产权发生再次转移的，应按规定交纳相关税费和补足土地出让金。 2009年5月4日，义乌市国土资源局根据2007年7月17日市政府办公室义办告第44号告知单精神，审核准予出让楼志兴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107.16平方米。2010年6月24日，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同意楼志兴户安置在共和住宅安置区61号楼3号地块。当时由于该幢楼房三户拆迁户的房屋需统一建造，楼志兴户的出让手续和建房手续同步办理。 楼志兴户于2010年9月15日取得规划许可证，2011年1月开始建造房屋，2011年8月建成房屋。 2015年7月26日，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义土字〔2015〕008号《义乌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同意以协议方式向楼志兴供地0.010716公顷，土地出让金182.6327万元（估价基准日2015年3月6日）。楼志兴对该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5）浙金行初字第228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涉案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二、责令义乌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建设用地审批。三、驳回楼志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楼志兴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浙行终203号行政判决：一、维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228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撤销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228号行政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责令义乌市人民政府在收到判决之日起30日内对拆迁安置户楼志兴重新作出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出让金估价基准日为2005年1月）。为履行生效判决，2017年10月29日，义乌市人民政府第30次土地集体会审通过了楼志兴安置用地协议出让方案。2017年12月15日，楼志兴交纳了出让方案核定的经评估的441499万元土地出让金，但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019年6月6日，原告就义乌市人民政府迟延安置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9年8月2日，义乌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本案《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于2004年5月签订，且原告系认为被告未及时履行协议约定的安置义务，主张由被告赔偿因迟延履行造成的租金损失、房屋重置成本上涨带来的损失，属针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的诉讼，可适用当时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案涉房屋于2011年8月建成，原告主张的租金损失计算至2011年8月、主张的房屋重置成本上涨带来的损失以建房时间2011年1月为基准时间，故应认定2011年8月原告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从此时开始计算，并适用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提交的义访告〔2017〕155号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单、邮寄凭证、信访材料可以证实其曾于2017年向被告主张经济损失，但其主张时距离2011年8月已经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故根据现有证据，本案中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法定事由，原告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二年诉讼时效，被告所提关于时效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对原告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楼志兴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红彦 审 判 员 徐青雅 审 判 员 虞 行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代书记员 叶文静 14-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