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3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国胜，男，1994年6月4日生，汉族，住盐城市滨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静霞，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金娉，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育佐，男，1963年10月9日生，汉族，住无锡市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婷，江苏雅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依梦，江苏雅言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李国胜因与被上诉人张育佐转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1民初8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在2019年12月10日的通话录音中张育佐承认没有交货，在一审庭审中张育佐称没有进行货物清点交接，说明张育佐未将《转让协议》提及的显示屏、压屏机、柜台、盖板，触屏等货物交付给李国胜。2.张育佐称转让金额是10万元，借条上多出的53000元是李国胜结欠的货款，对此张育佐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3.一审中证人朱某作证称其与张育佐未对货物进行清点，无法确认截至2018年11月底双方合伙经营的货物价值，故不同意李国胜入伙。朱某作为合伙人，其证言的可靠性应高于其他不知情的案外人。4.借条的签署时间应为2018年11月29日,而非2018年11月27日。一审中张育佐明确借条和《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均为2018年11月29日，李国胜在借条上书写日期时错写成了2018年11月27日。二、一审程序违法，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一审中李国胜多次要求李某出庭作证，法院在未予批准及李某的证言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并予以采信，明显属于主观臆断。三、由于张育佐未交付货物给李国胜，且朱某阻挠李国胜入伙，导致李国胜无法参与经营，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李国胜有权解除《转让协议》并要求张育佐退还8万元转让款及代付的租金。办理营业执照是一个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领取了营业执照不等于开展了经营活动，更不能因李国胜基于信任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和垫付了租金就认定已实际经营及反推案涉摊位仓库已交付。四、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转让款为10万元，李国胜已支付8万元，如继续履行《转让协议》，也应当判决李国胜支付剩余的2万元，而非73000元。张育佐二审辩称：1.一审中，朱某表示收到过《转让协议》的电子版、知悉转让事宜，但未以任何方式表明不同意转让，且李国胜已在案涉店铺地址登记了营业执照，对此朱某也未向市场方提出任何异议。朱某称李国胜未实际经营，但根据其他买卖关系人的录音可以得知朱某、李国胜共同经营的事实，朱某的证言不可信。即便按照李国胜的说法朱某阻挠其经营，那么李国胜也应当起诉并追究朱某的责任。2.在本案诉讼前，李国胜已支付8万元转让款和3万元租金，期间从未以未交付货物为由要求解除《转让协议》。张育佐起诉后，李国胜为逃避责任，开始串通证人编造谎言、作虚假陈述，李国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关于借条，系由李国胜自愿书写并签名，系对结欠张育佐转让款10万元和货款53000元的自认，且一审中李国胜并未否认存在53000元，只是认为153000元全部是转让款，可见其对153000元的金额也是认可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育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国胜支付73000元及利息（自2019年9月至实际支付日，按年利率6%计算）。李国胜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2.判令张育佐返还已付款8万元和代付租金48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胜向张育佐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张育佐153000元，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1月29日，张育佐与李国胜签订《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张育佐将案涉摊位仓库50%股份和现有显示屏、压屏机、柜台、盖板、触屏等一切固定资产的50%股份转让给李国胜，摊位租金截止5月20日前已全部付清；李国胜支付10万元收购张育佐50%股份固定资产，李国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与张育佐无关；李国胜将去年所欠租金8900元于年前付清，张育佐把交给市场的押金50%给李国胜；张育佐在经营期间的债务和往来与李国胜无关，李国胜负责张育佐经营期间的售后服务；李国胜从1月1日起每月还款1万元，直至付清为止。《转让协议》签订后，李国胜于2019年4月23日以其自己名义就案涉摊位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名称为梁溪区胜哥通讯器材经营部。2018年12月29日到2019年9月13日期间，李国胜通过微信、支付宝和现金向张育佐及张育佐儿子张某支付转让款共计8万元，前述期间除7、8月份没有付款外，其余付款均是每月1万元。李国胜于2019年1月18日、4月2日、5月5日分别支付宝转账给陈万付8900元、5000元、34800元，合计48700元，李国胜称该款系其支付的案涉仓库租金，陈万付系该仓库房东。李国胜提供2019年12月10日其与张育佐的通话录音资料，证明张育佐转让案涉摊位仓库时没有将货物交给其。在此次通话中，李国胜称张育佐没有将转让货物交给其，如果能交货其就支付73000元，其与张育佐之前的往来没有结欠了；张育佐称没有交货，但李国胜接手就等于默认了，153000元每月支付一万元，15万元欠条中有5万元是结欠的手机货款。张育佐确认其收到李国胜支付的8万元，但48700元是李国胜支付给第三方的，其不予认可，根据《转让协议》约定，案涉摊位仓库租金是由李国胜支付的；《转让协议》签订后第二天，李国胜就到案涉摊位经营了，一共经营八个月，每个月支付1万元，李国胜还办理了案涉摊位的营业执照，2019年1月至9月李国胜与其一直有联系的。一审诉讼中，李国胜申请证人朱某到庭作证，朱某称：其与张育佐2017年开始合伙经营案涉摊位仓库，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其负责维修等业务，张育佐负责财务和货物管理；2018年11月张育佐带着李国胜找到其，说要将摊位仓库中张育佐的50%股份转让给李国胜，张育佐将《转让协议》微信发给其看过；在股份转让之前张育佐与其对货物估值大概有30万元，货物有清单，其在2018年11月份左右清点过，当时说到2018年年底进行清点和交接，张育佐没有将货物交给李国胜，李国胜向其要货物，其也没有给，因为张育佐没有清点货物就走掉了，应该是三方现场交接，货物还保存在案涉仓库里；《转让协议》签订后是其一个人在经营，由于没有交接，其没有同意李国胜来经营，其现在同意股份转让，但要对货物进行清点。张育佐提供其与李某、任某、彭某、老梅、国耀的手机通话录音资料，以及李国胜与孙某的微信通讯记录。在手机通话中，李某、任某、彭某、老梅、国耀均称张育佐走后李国胜在案涉摊位经营，孙某与李国胜一直有生意往来，张育佐以此证明案涉摊位仓库转让后，李国胜与朱某共同经营。李国胜质证认为任某、老梅、国耀三人身份不明，李某、彭某、孙某与其生意往来的是其他货物，与张育佐转让给其货物无关，李国胜提供了李某、孙某的书面说明，李某、孙某在书面说明中称不知道张育佐与李国胜关于案涉摊位仓库转让事宜，其与李国胜是正常的业务往来。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借条中的153000元系转让款还是包含了其他53000元的货款；二、案涉摊位仓库是否已交付给李国胜经营，即《转让协议》是否应解除，李国胜是否还要向张育佐支付转让款和货款。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张育佐向李国胜转让的标的中包含案涉摊位仓库的经营权以及货物，关于转让价款，张育佐诉称是10万元，借条153000中的53000元系李国胜之前结欠的货款，李国胜认为转让款就是153000元，其中包含摊位经营权以及相应价值的货物；但《转让协议》中明确写明转让款为10万元，并且《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晚于借条落款时间，李国胜也无证据表明其与张育佐对转让款达成变更协议，因此案涉摊位仓库的转让款应为10万元，借条中其余53000元系之前双方往来货款。李国胜虽然向张育佐出具了借条，但借条所载款项实际是双方就案涉摊位仓库转让以及之前货款结算产生的债权债务，所以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转让、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就案涉摊位仓库转让和货物买卖行为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摊位仓库是否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李国胜辩称其未收到转让的货物也没有实际经营案涉摊位，但在《转让协议》签订后，李国胜按协议约定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连续向张育佐支付转让款8万元，还向案涉摊位仓库出租人交纳了相应租金，而且李国胜已将案涉摊位以个体工商户的形式登记到自己名下，李国胜对其所为上述行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即李国胜在没有收到转让货物并实际经营案涉摊位的情况下，仍按约支付转让款和租金等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张育佐通过电话向李某、任某、彭某、老梅、国耀多人了解核实到李国胜已实际与朱某一起经营了案涉摊位，上述证人虽未能到庭作证，但李国胜对李某、彭某的证人身份予以确认，只是对上述证言不予认可，而李国胜提供的李某、孙某的书面说明材料不足以推翻电话录音内容，故应认定李某、彭某等人的证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朱某虽称李国胜没有与其一起经营，但朱某对李国胜交纳案涉摊位仓库租金，并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并未提出异议，朱某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且朱某与案涉摊位仓库的转让存在利害关系，故朱某证言的证明力较低。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表明李国胜在《转让协议》签订后已实际接收并经营了案涉摊位仓库和相应货物，并且案涉摊位仓库的合伙人朱某也表示同意张育佐将股份转让给李国胜，故李国胜反诉要求解除《转让协议》并退还已付转让款和租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即李国胜应当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履行其付款义务。关于结欠款项的金额，因双方均认可李国胜已经支付8万元，李国胜在与张育佐的通话中也认可还结欠73000元，故李国胜结欠转让款和货款的金额为73000元，其中2万元系转让款，另外53000元系货款。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转让协议约定李国胜从1月1日起每月还款1万元，所以李国胜应于2019年10月1日付清转让款10万元，而李国胜截止2019年9月13日已付款8万元，故剩余2万元转让款李国胜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对于53000元货款，张育佐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之前向李国胜催要过，故该款利息应从李国胜收到张育佐诉状之日即2019年12月11日起算。因此，张育佐主张剩余73000元欠款自2019年12月1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李国胜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张育佐支付73000元，以及该款逾期付款利息（以73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付清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李国胜的反诉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关于借条的出具时间，双方均表示是2018年11月29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中，李国胜提供2019年12月20日张育佐与朱某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张育佐从未将货物交付给李国胜，朱某同意李国胜参与经营的前提是要和张育佐对货物进行清点。经质证，张育佐称该份通话录音一审中已经提交，其也发表过质证意见；该通话录音是偷录的，对合法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亦不予认可，通话录音的主要内容是协商朱某与张育佐儿子打架事宜，至于朱某提到的23万元货物，其并未认可。二审中，李国胜陈述：签订《转让协议》之前其去看过货物，当时确实有30万元的货物，签订《转让协议》第二天朱某去清点时，只有7万元左右的货物，不知道货物去哪里了；因为张育佐保证有30万元的货物，所以借条签了153000元，153000元都是转让款；因为合伙时朱某有10万元的原始股，为了保证朱某的10万元原始股，所以《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款也只有10万元，但实际应为153000元；其与张育佐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有货物往来，但都是当日结的，货款已经结清。上述事实，有通话录音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张育佐与李国胜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该《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协议》签订后，李国胜自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9月13日共向张育佐及其儿子张某支付转让款8万元，并向出租人支付了案涉仓库的租金，并无证据证明在本案诉讼前李国胜曾对货物交付提出要求或对转让金额提出异议，李国胜对其所谓一直未能经营却持续付款的行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2019年4月23日李国胜以自己名义就案涉摊位注册登记了个体工商户，结合张育佐提供的与李某、彭某、孙某的通话录音，可以形成证据锁链，证明李国胜实际开展经营的事实，李国胜称与上述三人往来的是其他货物，但并未举证证明；虽朱某出庭作证称李国胜没有参与经营及货物没有交接，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属于孤立的证人证言，且朱某与张育佐之间还存在纠纷，故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育佐、李国胜已实际履行《转让协议》并无不当，李国胜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款项的诉请，于法无据，不应支持。关于李国胜结欠张育佐的款项金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双方对借条所涉金额153000元中53000元的性质存在争议，张育佐认为是李国胜结欠其的前期货款；李国胜称前期虽有货物往来但已结清货款，该153000元全部为合伙份额转让款。根据李国胜二审中的陈述，签订《转让协议》前其去看过货物，当时确实有30万元的货物，这与一审中朱某关于在2018年11月份清点过货物、估值大概有30万元的陈述一致。即便按李国胜的说法，153000元全部为转让款，该金额也是李国胜在了解合伙资产后认可的转让对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现李国胜称签订《转让协议》后货物价值仅有7万元，对此除了朱某的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李国胜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张育佐存在转移货物的情形。故李国胜应当按照其自己书写并签字的借条确定的金额向张育佐付款，一审法院判决李国胜支付张育佐730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国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74元，由上诉人李国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中辉审判员  李 杨审判员  景 鑫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曹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