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96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瑾，女，汉族，1975年9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连勇，广东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瑛，女，汉族，1973年11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彤彤，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婉倩，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国鑫创沅移动互联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法定代表人：张礼义。上诉人高瑾因与被上诉人张瑛、原审第三人深圳国鑫创沅移动互联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鑫创沅中心）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9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瑾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瑛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张瑛向高瑾转款50.25万元，系用于购买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投资款，并非对于国鑫创沅中心增加的出资款，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以备注为“国鑫创沅投资款”且手续费相同，即将本案转款认定为向“深圳国鑫创沅互联网投资中心”的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国鑫创沅”系张瑛所在投资集团的总称，集团成员包括深圳国鑫创沅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国鑫创沅中心等多家公司、合伙企业，集团投资包括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即本案投资维维公司股权的投资平台）等，并非特指“深圳国鑫创沅移动互联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根据国鑫创沅投资集团惯例，每笔投资款一般按0.5%左右收取“基金认缴费”，经办人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减免。一审以张瑛向高瑾的该笔转款，与张瑛向国鑫创沅中心对公账户转款的“基金认缴费”比例相同，且备注为“国蠢创沅投资款”，就认定为张瑛委托高瑾向国鑫创沅中心投资，没有事实依据。2、张瑛转款时备注“国鑫创沅投资款”有客观原因。2015年5月左右，国鑫创沅集团即已开始运作购买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公司”）第二大股东GIANTHARVESTLIMITED持有股份的投资事宜，其中张瑛于2015年8月5日向高瑾个人银行账户转了第一笔维维公司投资款85万元。本案第二笔维维公司投资款50万元转款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而当时国鑫创沅集团用于投资维维股权的主体及名称尚未确定，投资主体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5年11月24日才成立。投资项目在运作初期因保密需要也以“某公司第二大股东股权”指代，2016年5月16日股权收购事宜公告后，才通知大家收购标的为维维股份。在这种情况下，张瑛转款时备注“国鑫创沅投资款”具有客观原因。本案50.25万元转款，与张瑛向国鑫创沅中心转款100.5万元发生在同一天。因为维维股权投资有门槛要求，各小投资人需要将资金汇集到一人通过代持（通过案外国鑫创沅中心“高某”代持）进行投资。因此张瑛先后将85万元、50万元转到了高瑾个人账户。而张瑛本身是国鑫创沅中心的有限合伙人，其在第三处增资是不需要代持的，如果张瑛需要增资，不需要将款项打到高瑾个人账户。当时案外人高某已将维维公司股权投资的代持协议制作好准备邮寄给张瑛，后来张瑛到高瑾家中取走后没有还给高瑾，因为大家是朋友就没有追要。但是张瑛对投资维维股权事宜一直都是同意的，且从未提出过异议。二、张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50万元系其向国鑫创沅中心投资增资的主张，高瑾已提交了较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即使一审认为高瑾提交的反驳证据仍不够充分，按照证据规则，也应当由张瑛继续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径行判决高瑾承担不利后果，错误地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张瑛知晓该50万元的投资去向为投资维维股份而非向国鑫创沅中心增资，过程中张瑛亦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2018年12月7日张瑛因无理要求退款未果，才转而否认投资维维股权的事实。张瑛声称该50万系用于本案国鑫创沅中心的增资，但是国鑫创沅中心于2017年1月13日、2017年2月17日、2017年11月2日多次进行了投资人变更（包括出资额、出资方式、投资人名称等），张瑛作为本案国鑫创沅中心的有限合伙人，其认缴出资额一直都为100万，张瑛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要求将其出资额变更为150万。根据张瑛提交的要求国鑫创沅中心的执行合伙人退还有部分本金的函，张瑛要求按照100万的投资份额退还相应本金，也从未主张其在国鑫创沅中心处的投资额应为150万。2018年10月7日张瑛与高瑾微信聊天记录，张瑛称“100万是转国鑫，有签国鑫基金的合同，另外140万是说你们收购了一家已上市的公司的股权，9个月可以自由买卖的短期投资，股价13元......”，聊天记录中的140万系张瑛2015年8月5日向高瑾转款85万，加上需要高瑾退还的5万，加上本案50万，共计140万元。该聊天记录说明张瑛清楚本案50万系用于“上市公司股权收购”而非“国鑫”（即本案第三人）增资。2018年10月11日，张瑛在微信中称“你们算个数给我把，我那140万投维维的现在全部退出，能退多少？”，张瑛仅仅要求“退出”而非认为高瑾未按其要求投资。因为收购上市公司的股权是一个过程，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后需要通过减持才能够将投资变现并进行收益分配。但是2017年5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突然出台，大股东减持受到限制，导致整个投资不能按预期顺利减持，该项目所有投资人的投资都被套牢，无法满足张瑛中途退出的无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张瑛才开始耍赖声称本案50万元系用于国鑫创沅中心处增资，而非投资维维公司股权。2、张瑛诉称本案50万元系用于向国鑫创沅中心增资，但是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高瑾已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在张瑛不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瑛主张高瑾“未按约定”将投资款转给国鑫创沅中心，按照民诉法上述规定，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张瑛主张本案50万元系委托高瑾在国鑫创沅中心处增加出资款，其提交的主要证据为银行转账记录备注“张瑛国鑫创沅投资款另外50万元及基金认缴费”，如前所述，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投资系在国鑫创沅中心处增资。对于张瑛的诉讼请求，高瑾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证明张瑛对投资维维股份是知情且同意的，张瑛也一直未对该投资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证据规则应当由张瑛继续举证证明其主张。即使双方证据都有瑕疵，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判定由张瑛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现有新证据进一步证明，根据高瑾和张瑛另案中提交的证据，张瑛对本案款项的投资去向和投资模式，是知情并同意的。关于维维股份投资及向国鑫创沅中心投资事宜，高瑾与张瑛及其他投资人一直在“资本市场纯股权……一级市场”进行沟通交流。张瑛在本案中仅提交了2015年9月21日当日微信聊天记录。在（2019)粤0305民初9849号张瑛起诉高瑾的另一案件中，张瑛提交了该微信群部分聊天证据。因高瑾手机问题该微信群信息未能保留，但是在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9849号案开庭前，高瑾取得了该微信群中另一投资人刘某某保存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群聊天证据已在9849号案予以质证，双方对该微信群聊天（具体内容详见张瑛二审补充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该微信群聊天记录：2015年10月8日，高瑾（群昵称：矮挫穷）在微信群中告知张瑛（群昵称：Lily)“你那50万搞定了！今天沟通好了”，张瑛于2015年10月9日回应“谢谢亲！”。该聊天系回应张瑛2015年9月27日与高瑾短信沟通“如果我在GP里能多投50，（周一和张总商量，）LP里就让出50给你”。2015年10月12日，高瑾在该微信群中与投资人接龙确认“【二级市场协议（协议5块多）1收购某公司第二大股东接龙，预期收益为：1.5-2倍投资时间为：9-12个月”】接龙：1、高瑾1920(含家人朋友）……5张瑛100+6……”。该接龙中，本案张瑛50万元款项包含在“1高瑾1920(含家人朋友）”中，9849号案件的90万投资款，则包含在“5张瑛100+6”中。该聊天记录表明，2015年10月12日前后，高瑾已将投资目标告知了张瑛，只是因为涉及上市公司大股东交易，在公告前要保密，当时沟通使用“某公司”指代。2016年5月16日，上述交易正式公告后，张瑛在群里通知大家“维维股份已公告”，证明高瑾已将投资对象正式告知了包括张瑛在内的各投资人，张瑛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同时，2015年10月13日，高瑾在微信群中通知“同学们这些资金全部放一个人名下，银行没办法用这么多人的劣后”，也证明高瑾已经将通过他人（即案外人高某）代为持股、作为劣后投资人的投资模式告知了大家。上述微信聊天证据表明，张瑛关于委托理财的指示，系将50万元投资于收购维维股份股权项目，并非张瑛所主张的在本案国鑫创沅中心处增资，高瑾依据张瑛的指示履行了受托义务，没有违反双方的约定。四、本案投资款的投资损失是国家政策变动造成的，高瑾并未超越委托权限，高瑾已完成委托投资任务，不应退还本金并对张瑛进行赔偿。本案投资款已经作为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财产份额由案外人高某代持，相应款项已由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根据方正证券“善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2016年5月16日从维维公司第二大股东GIANTHARVESTLIMITED处购买了其持有的维维公司的股份。该投资原计划购买后减持套现，然而2017年5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突然发布，导致投资不能按预期顺利减持，在股市走弱大背景下最终投资出现巨大亏损，目前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正在南山法院进行清算。该投资损失是国家政策变化造成的，并非高瑾的过错，不应由高瑾赔偿张瑛的损失。此外，张瑛的投资款项已经作为财产份额投入到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如果张瑛解除委托协议，因为投资行为已经完成，张瑛也仅得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要求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财产份额在清算时分配相应资产，而不能要求高瑾返还其本金。股权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追逐高额利益的同时，也应当承担其中的风险，高瑾本身也在该投资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现张瑛为转嫁其投资风险，歪曲事实真相，其诉讼请求既没有证据支持，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合市场规律和情理。综上所述，高瑾已履行了委托投资义务，不存在未按张瑛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情形，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瑛全部诉讼请求。张瑛答辩称，口头答辩如下：一、张瑛2015年9月24日转账的100.5万元及50.25万元均系投资于本案的国鑫创沅中心。1、两笔转账时间系同一天，两笔转账中均包括基金认缴费，且基金认缴比例相同，这与国鑫创沅中心有限合伙协议基金认缴费比例一致，基金认缴费均为0.5%。2、高瑾主张案涉50万元与另案的90万元投资款均系投资维维项目，没有事实依据，另案的90万元转账时并没有基金认缴费。3、高瑾与张瑛对案涉50万元系投资本案国鑫创沅中心达成一致意见，在张瑛提交的2015年5月22日与高瑾的QQ聊天记录、2015年9月27日、2015年10月-11月份短信聊天记录及高瑾自己提交的上诉证据微信群聊天记录中，都充分证明高瑾与张瑛双方对案涉50万元系投资本案国鑫创沅中心的约定非常清楚。因对国鑫创沅中心的投资，高瑾声称只能按照100万元的整倍数进行基金认购，双方协商由高瑾替张瑛向国鑫创沅中心沟通该事项。沟通成功后，将高瑾的50万元投给本案国鑫创沅中心，若沟通不成功，高瑾须将该50万元退还给张瑛。而高瑾声称案涉50万元系投资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当时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未成立，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5年11月22日注册成立。二、高瑾未按照张瑛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也未在变更委托事务时征得张瑛的同意。张瑛有权要求高瑾退还投资款，并因高瑾超越委托权限给张瑛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因为张瑛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国鑫创沅中心述称，国鑫创沅中心备案的基金，投资人的款项必须打到国鑫创沅中心的帐户上，最低投资额规定为100万元，上不封顶，不存在需要整倍数投资。对于高瑾的上诉，国鑫创沅中心没有意见。张瑛一审起诉请求：1.高瑾返还占有张瑛的投资款人民币50.25万元；2.高瑾返还占有张瑛投资款的应计利息人民币8.16万元（自支付投资款之日2015年9月24日起暂至2019年3月24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75%计息，最终计算至实际付款日）。3.高瑾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2015年9月，张瑛（有限合伙人）与深圳国鑫创沅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以下简称“国鑫创沅资本管理公司”）签订《深圳国鑫创沅移动互联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及附件《认购协议书》、《无托管协议》、《投资人确认函》等，约定各方为发起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从事投资业务，各方达成如下协议：本有限合伙企业，指本协议全体合伙人根据《合伙企业法》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即深圳国鑫创沅移动互联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账户，指本有限合伙企业在银行开立的账户，账号为44×××07；基金本有限合伙企业之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信息：指合伙人张瑛，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实缴出资额100万，以货币出资，2040年10月31日前缴足；本有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自本有限合伙企业成立日起3＋2年；任一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不得低于100万元；本基金的认缴费为0.5%，支付认缴款时一次性付清。协议落款处盖有国鑫创沅资本管理公司的公章及张瑛的签字。附件一显示张瑛（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100万元，占比0.76%。2015年9月24日，张瑛向《深圳国鑫创沅移动互联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中指定尾号为1607，户名为深圳国鑫创沅移动互联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金募集账户转账1005000元，备注为“张瑛投资款100万及基金认缴费5000元”；同日，张瑛向高瑾尾号为0512账户转款502500元，备注为“张瑛国鑫创沅投资款另外50万元及基金认缴费”。张瑛提供短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张瑛与高瑾商议，拟将在国鑫互联网基金新增投资50万元。短信中显示高瑾称：“美女账户给我，如果我在ＧＰ里能多投50（周一和张总商量），ＬＰ里就让出50给你。等明天吧”，张瑛回复“那就等你和张总确认后再说，账号也发给你，下周不能投再打给我，不急…”张瑛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张瑛在起诉前多次向高瑾沟通要求返还款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2月7日，张瑛通过微信询问高瑾：“你什么时候能还钱给我，给个时间。”同日，张瑛问：“我打给你的50万＋90万到底是去哪儿了？你让你姐帮你查清楚流向告诉我吧。”高瑾回复：“可以，我会给你。”张瑛称：“我本意是90万投9-12个月短期的，50万投国鑫基金，你姐说不是，你并没有按我的本意去投资。我看工商网站信息，你们公司投了国澳矿业？七个合伙人，维维是张霖投的，并不是合伙企业投的，也不是你投的，也不是你姐姐投的。”；高瑾对此质证称张瑛选择性地提交对张瑛方有利的微信记录。张瑛提交张瑛向国鑫创沅资本管理公司致《退换部分本金的函》、银行交易流水及《天眼查专业版企业信用报告》，以证明国鑫创沅互联网投资中心仍按100万元出资额退还张瑛部分投资款，自国鑫创沅互联网投资中心成立至今，张瑛持有的人民币100万财产份额未发生变化。高瑾与国鑫创沅中心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高瑾提交张瑛打款记录，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8月5日，张瑛向高瑾转款85万元，备注“张瑛投资款90万元（含高瑾未转回给我前次投资款5万元）”；2015年9月25日，张瑛向高瑾转款502500元，备注为“张瑛国鑫创沅投资款另外50万元及基金认缴费”。高瑾提交与张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证明张瑛是知悉和认可她通过高瑾代持投到维维的140万的投资额。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10月7日，原、高瑾在微信中对投资款项进行沟通，张瑛称：“100万是转国鑫，有签国鑫基金的合同，另外140万是说你们收购了一家已上市的公司的股权，9个月可自由买卖的短期投资，股价13元，我们是按不到10元的价格收购的，还有去银行融资了，大家都有杠杆。”高瑾回复称“股价不是13元，是4元多。”张瑛称：“你们算个数给我吧，我那140万投维维的现在全部退出，能退多少？”“算个数发我吧，把计算过程给我就行，我亏也退出。”高瑾提交了《委托投资协议》、高某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2016年1月10日，高瑾委托高某对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537万元，投资“方正证券善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6年4月11日、12日，高瑾向高某账户陆续转款20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1400万元，2016年4月12日，高某账户向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账户转款3930万元。以证明张瑛转给高瑾的投资款50万元包含在高瑾委托高某对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537万元投资“方正证券善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款项中，该款项实际投入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了账户，最终用于投资维维股份，高瑾实际履行了委托投资义务，张瑛对此亦知情。但之后因减持新规的出现，导致无法按预期退股并收回投资款并返还张瑛。庭审中，高瑾称2016年4月12日将张瑛的50万元由案外人高某代持投资到维维股份，是通过名为“资本市场纯股权投资群（一级市场）”通知，多次的通知均是以微信群来通知的，张瑛对该事实认可，并称原来有加入过该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委托理财投资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问题有二，一是双方的事实委托合同关系是否存在；二是高瑾有无按照张瑛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关于问题一，一审法院认为，张瑛向高瑾转款并委托高瑾进行投资，之后双方通过微信、群聊等方式，予以确认该款项投入了维维股份，张瑛对此系知情，应当认为双方由此形成了事实存在的委托投资理财关系。关于问题二，一审法院认为，张瑛于2015月9月24日分别转的两笔款项中均包括基金认缴费，且基金认缴费比例相同，而在此之前张瑛转款给高瑾的其他投资款亦未有注明包含基金认缴费。再结合该笔转款备注“张瑛国鑫创沅投资款另外50万元及基金认缴费2500元”，故张瑛主张该笔款项是投资给国鑫创沅互联网投资中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高瑾虽辩称高瑾认为张瑛转的这笔款项是投资维维股份，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高瑾辩解不予采信，高瑾未按张瑛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高瑾超越权限给张瑛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关于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请，因高瑾的过错对张瑛亦造成一定的损失，故一审法院酌定高瑾向张瑛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502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最终计算至实际付款日。一审法院判决：高瑾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瑛偿还本金502500元及利息（以本金5025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本案受理费4820.5元，保全费3440.5元，由高瑾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高瑾二审时提交了其与张瑛及其他投资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案外人高某与张瑛的短信记录、国鑫创沅中心的企业信用报告、高瑾与张瑛的微信记录，证明高瑾2015年10月8日在投资群里说“50万元已搞定”，即维维投资项目，张瑛当时将投资协议带回家没有拿回来，高某于2016年9月催促。张瑛在维维项目亏随后，要求退出，里面提到的140万元即包括了本案的50万元，表明张瑛清楚知道该50万元是用于维维项目投资。高瑾同时提交案外人的投资协议及转账记录，以证明投资维维股权项目，也会收取认缴费。张瑛对上述证据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高瑾的证明目的，认为双方没有签订投资协议，高某催促的协议是变更之前与国鑫创沅中心签订的协议，其也是后来催要退款时才知晓50万元的去向。张瑛对案外人的委托投资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该案外人并非投资群中接龙的投资人员，与本案没有关系。国鑫创沅中心确认高瑾提交的证据。二、张瑛二审提交在投资群接龙投资的案外人王某某的转账凭证以及自己转账90万元的转账凭证，证明群接龙中的投资项目为日本项目，且并不收取认缴费，结合张瑛同一天向高瑾转账150万元的转账记录，表明案涉50万元与另外的90万元系投资不同的项目。张瑛与高瑾的QQ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录音光盘及文字、高某向深圳国鑫丰XX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账记录、投资群接龙截图以及与康璇聊天记录，共同证明案涉50万元系通过高瑾向国鑫创沅中心投资的款项，案外人高某系替高瑾代持维维项目的人员，明确告知张瑛，只收到张瑛投资款60万元，而高瑾认为涉案50万元及另案的90万元均系投资维维项目，与高某所述完全不一致，表明高某作为代持人完全不清楚张瑛投资总额，有违常理。证明高瑾未按张瑛的意思投资，违反了受托人忠实及勤勉尽责义务。通过高某向深圳国鑫丰XX股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转账金额及群接龙的金额来看，高某转款中并不包含涉案50万元款项。高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张瑛的主张，并主张高某是分批转账，转账金额多于张瑛提交的转账记录，投资群接龙的数额后期也会有所调整，不能由此证明高某所转的投资款不包含涉案50万元。国鑫创沅中兴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与其没有关系，不发表质证意见。三、高瑾与张瑛为证明各自在庭审时的主张，于庭后又补充提交了案外人聊天记录、国鑫创沅中心的退投资款的相关资料，但均不能体现出高某代高瑾向国鑫创沅中心转款中包含了涉案50万元，以及高瑾在投资涉案50万时，与张瑛签订了委托投资协议。四、本院询问高瑾在将涉案50万元及另案90万元投资到其所主张的维维项目时，有无通知张瑛签订委托投资协议，高瑾主张当时已经签订了，但是张瑛带回家后没有带来，通过高某后通知张瑛带回协议可以证明。张瑛主张当时催促交回的协议并非涉案50万元的协议，且高某在录音中明确说张瑛没有签协议。五、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瑾有无依据张瑛的指示投资案涉50万元。高瑾上诉主张，其将涉案50万元投资到维维项目，张瑛一直是知晓且同意的。依据高瑾提交的证据，均无法体现出其在投资该50万元时，明确告知了张瑛具体投资项目。群聊天记录中，高瑾提到“50万元搞定了”的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而群里接龙维维项目投资的时间为2015年10月12日，且此时接龙时，张瑛接龙的数额为100万元，与张瑛的陈述以及聊天内容中体现的差10万元凑够100万元的内容相吻合，即张瑛本想投资100万元，后因资金不足，投资了90万元，并不包含案涉50万元。群接龙信息中无法体现出案涉50万元，高瑾主张该50万元包含在其个人接龙的数额总额中，并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张瑛在转款该50万元时，已经明确备注了“张瑛国鑫创沅投资款另外50万元及基金认缴费”，转款时间与投资国鑫创沅中心的另外100万元为同一天，可以认定张瑛转款50万元时的投资意向主体为国鑫创沅中心。如果高瑾将该款转投其他项目，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该转投经过了高瑾同意，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后期张瑛要求退款时，知晓了该款的投资去向，并不能证明其在投资时取得了张瑛的同意。结合张瑛投资100元到国鑫创沅中心时支付了认缴费，而投资的另外90万元到高瑾所述的“维维项目”并未另行支付认缴费的情形，本院认定，张瑛委托高瑾投资涉案50万元的主体为国鑫创沅中心，高瑾未按张瑛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属于越权处理，应当给张瑛赔偿损失。原审判决高瑾返还该笔投资款并酌定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高瑾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641元，由上诉人高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静审判员 彭  安  明审判员 邓  亚  玲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娱芬(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