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7民终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昭前，男，1970年8月18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石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华，广东水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耿名，常德市武陵区新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春泉，男，1969年1月3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湖南省石门县宝峰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联委，湖南楚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曾昭前因与被上诉人杨春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6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昭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华、易耿名、被上诉人杨春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联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昭前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6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春泉要求上诉人曾昭前偿还借款本金555256元及利息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杨春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认定杨春泉与曾昭前存在借贷关系错误。原判认定借贷关系成立与杨春泉参加股东会议、签名确认合伙投资、认缴合伙投资及从石门相和大酒店领取63万多元分红款等事实明显相悖；2、原判认定不存在通谋虚伪行为错误。杨春泉明里通过曾昭前以借条、借款合同防风险，暗中与曾昭前等人投资合伙经营相和大酒店，实际按12.5％的股份获取高收益，其向曾昭前出借555256元的“借贷”行为，已构成通谋虚伪行为，应认定为无效；3、原判对“合作经营石门相和大酒店”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石门相和大酒店《营业执照》、《股东会议纪要》、杨春泉签名的《领条》和《收条》、《股东合作协议》等证据，足以证明杨春泉签名确认合伙，合法有效且已完全实际履行，杨春泉参加股东会议、签名确认会议文件、交缴确认股款、领取签收红利的行为，是实际意义上的合伙行为。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为合伙纠纷，应适用有关合伙的法律规定审理，原判将本案定为民间借贷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本案进行裁判错误。三、原判在审理程序上有违法或不当之处。本案杨春泉故意只诉借贷关系，隐瞒合伙关系，上诉人在一审明确提出本案系合伙产生的关系后，审判员未对本案“二事一诉”的问题进行依法处理；本案违反了关于回避的规定；本案案情复杂，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杨春泉辩称，从本案签订《借款合同》和《合伙协议》的时间顺序来判断，本案双方当事人最后的意思表示是借贷的意思表示，原判认定本案系借贷关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春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曾昭前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5525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合计77735.84元(以555256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7月30日止)、律师费60000元，以上共计692991.84元；2、对于2020年7月30日以后的占用费和违约金，判令被告按年利率24%的标准支付至清偿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4月18日，被告因经营石门县相和大酒店需要向原告借款530000元(其中20000元系债务转移)，2015年6月17日被告就上述借款出具了借条，同年11月10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借款25256元，被告共计借款555256元。2015年6月18日，原、被告在借款合同中约定：资金占用费按经营石门县相和大酒店收益的12.5%支付，不得低于10‰的月利率；如未按期支付资金占用费的，原告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同时被告应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未及时支付的，每逾期一日则支付3‰的违约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诉讼费和律师费等费用。被告按合同履行至2019年12月底，自2020年1月起违约不予支付。原告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具状起诉，请求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8日，原告杨春泉、被告曾昭前与案外人马先庆、杨建国、卢祖文为重组酒店进行商讨并形成了《股东会议纪要》，同年9月30日，上述五人签订了《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中载明:酒店总投资额为4442053.8元，其中曾昭前投资2443130元，占用股份55%，杨春泉投资555256元，股份12.5%，马先庆投资555256元，占股份12.5%，卢祖文投资444205元，占股份10%，杨建国投资444205元，占股份10%；酒店成立董事会，曾昭前为执行董事，负责酒店全面工作，杨春泉为董事监事，负责对酒店经营过程进行监督；利润分配按股份占有比例，按季度领取。原告在该《协议》上签了字，但没有持有该《协议》。 在原、被告签订《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之前，被告曾昭前于2015年6月17日向原告出具了530000元的借条一份，借条上批注“借款回报以合同为准”，同时双方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双方约定：乙方（借款人）曾昭前向甲方（出借人）杨春泉借款530000元用于相和大酒店经营，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18日至2021年8月15日止；乙方按经营服务项目收取的全部收益的12.5%向甲方按月支付资金占用费，该资金占用费不得低于10‰的月利率，自乙方实际收到借款当日起计算资金占用费，每月与借款实际到账日对应的日期为付资金占用费日。资金占用费自甲方实际提供借款之当月起，按月支付，借款到期，资金占用费随本清；借款期满之日，乙方一次性还清借款本金及未付资金占用费；乙方未按期付资金占用费的，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借款合同，乙方在收到《借款合同终止通知书》后的三日内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资金占用费，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借款金额的3‰向甲方支付惩罚性违约金；如果双方产生纠纷，协商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则提交石门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财产保全费、评估费、律师费等费用均由乙方（借款人）承担。被告于2015年11月10日再次向原告借款25256元，并在原借条和原《借款合同》上补写了借款总额增加25256元，即被告共计向原告借款555256元。另查明，原告给被告借款后的资金占用费已结清至2019年12月30日，均是按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资金占用费的费率收取，收取的方式是按照相和大酒店阶段性利润，由相和大酒店直接支付给原告，并由原告给相和大酒店出具领条，原告自2015年10月至2019年12月30日分十次在相和大酒店领取分红现金533081.25元，交纳相和大酒店分摊房租费162500元，实际获取纯利润370581.25元（即原告按借款合同约定向被告共计收取资金占用费370581.25元），所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未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利率标准。同时查明，2020年4月25日，石门相和大酒店股东曾昭前、马先庆、卢祖文、杨建国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议决议：一、同意相和大酒店整体转让给谭家食坊，时间2020年5月1日；二、同意酒店整体转让金额为750000元，含所预交至本年8月15日房租费；三、酒店财务立马进行清算，把应交费用与应支费用支付后，剩余资金按原股东出资比例分配给各位股东；四、全体股东承诺……。四位股东及列席人员杨某在决议书上签名，当天原告杨春泉也到了现场，但未参与决议并签字。2020年1月1日以后，被告及相和大酒店再未给原告支付现金。2020年5月4日，原、被告在石门县城钓鱼岛茶楼就还款事宜进行沟通协商未果，2020年7月2日，原、被告再次电话联系还款事宜，未达成协议。原、被告两次当面沟通或电话联系，原告均有录音，从录音内容印证下列事实：①被告曾要求原告合伙酒店，原告怕亏，不同意合伙，即由被告给原告打借条并签订《借款合同》，作为“押宝箱”，保证原告的本金不亏；②被告要求两人之间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③被告向原告借款的目的是让原告参与进来，用原告的人脉关系（原告当时是工商联副主席、个私协副会长等）让酒店生意红火起来；④原告虽在合伙协议上签了字，但未持有该协议。后因原、被告就还款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于2020年8月3日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其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终止；二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通谋虚伪行为；三是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原告能否提前要求被告偿还本金，其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应如何确定；四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是否有依据，其标准应如何确定。一、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其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终止？被告于2015年6月17日给原告出具了金额为530000元的借条后，同时于2015年6月18日，双方还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中就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息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被告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出具借条及签订《借款合同》时未受到任何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充分说明出具借条和签订《借款合同》是原、被告的自觉行为，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亦按《借款合同》约定将530000元支付到了被告指定账户，原告至此已履行了《借款合同》约定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2015年11月10日，被告追加了向原告借款，并在原借条和原《借款合同》中载明增加借款的金额，原告将追加借款如数支付给了被告，其借贷法律关系并未改变。从借贷关系发生到2019年12月30日止，原、被告双方并未产生分歧，且被告一直按照借款合同中利息的约定给原告支付利息，即原告按照相和大酒店的收益情况按比例直接在相和大酒店收取利息，并给相和大酒店出具领据，由此可见，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自始成立，并未终止。虽然原、被告及马先庆、卢祖文、杨建国于2015年4月8日、9月30日签订了《股东会议纪要》和《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但原告没有参与相和酒店成立时的资产核资，也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酒店的实际经营管理，特别在2020年4月25日相和大酒店股东会议决议解散酒店时，原告并未参与表决和签名，说明原告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合伙。被告辩称，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借条及借款合同中显示的借款金额即是合伙入股资金。从签订借款合同及合伙协议的时间顺序来看，2015年4月8日签订股东会议纪要，2015年6月17日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条，2015年6月18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合同，2015年9月30日签订股东合作协议，2015年11月10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借款，并在原借条和原《借款合同》中就增加的借款金额补充说明，如果原告为实际合伙人，那么在2015年9月30日签订合伙协议后被告就应将借款金额转为入伙资金，应该将原借条和《借款合同》收回或销毁，重新给原告出具入伙资金凭据，而实际情况是被告既没有要求收回借条和《借款合同》，也没有在股东会上进行说明，相反，被告在2015年11月10日继续向原告借款，并在原借条和原《借款合同》上就借款总金额补充完善，进一步证实原、被告个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其签订合伙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原告按借款合同约定收取利息，故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二、原、被告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是否存在通谋虚伪行为？通谋虚伪行为构成需同时满足四个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二是须表示与内心目的不一；三是须有虚伪故意；四是须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从被告的初始表示是要求原告合伙经营相和大酒店，而原告认为投资有风险，不同意合伙，但愿意给被告借款，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原告给被告借款用于相和大酒店经营，被告按酒店的收益按比例给原告支付利息。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表示与其内心目的一致，并无虚伪故意，故原、被告之间借贷行为并非通谋虚伪行为。三、被告是否构成违约，原告能否提前要求被告偿还本金，其违约后利息及违约金应如何确定？原、被告在《借款合同》第五条第2、3款约定：乙方未按期付资金占用费的，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借款合同，乙方在收到《借款合同终止通知书》后的三日内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资金占用费；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资金占用费，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借款金额的3‰向甲方支付惩罚性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被告自2020年1月1日至今未给原告支付资金占用费，违反了按月支付资金占用费的合同约定，原告即有权终止借款合同，并可以提前收回借款本金；原告要求被告每逾期一日按借款金额的3‰向原告支付惩罚性违约金，再加上借款合同约定的保底月利率10‰，两项合计其标准达到了年利率120%，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利率标准相违背，只能按《规定》执行，因该案受理于2020年8月3日，在2020年8月20日前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其利息计算应按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即年利率最高可为24%；被告已给原告支付利息至2019年12月31日止，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属于支付当月资金占用费的约定期间，并非违约，被告应按10‰的约定支付该期间月利息，自2020年2月1日起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即应按24%的年利率标准给原告支付利息及违约金。四、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依据是否充分，其标准应如何确定？《借款合同》第五条第4款约定：乙方(被告)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偿还借款……，乙方还须向甲方支付因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虽然借款期限未到，但因被告未按约支付资金占用费，原告有权提前收回本金，原告于2020年5月4日要求被告还款未果，原告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今已逾两月，被告仍未偿还本金，按合同的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因实现债权而产生律师费。被告辩称，律师费的约定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因该案属合伙关系之法律规范调整，在合伙关系中未约定律师费，即使应承担律师费，也应按相关规定，利息及其他费用合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按前述分析，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有合同约定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本案律师费系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损失，并非借款产生的利息及其他收益，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其他费用”范畴。被告主张本案律师费和借款利息总计不应超过年利率24%，于法无据，故对被告的辩解主张不予采纳。原告已与湖南楚江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代理合同，代理行为已经发生，律师代理费已经支付，考虑到本案代理的实际情况并结合《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酌情支持律师代理费3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曾昭前偿还原告杨春泉借款555256元，并支付原告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的利息5552.56元；二、被告曾昭前自2020年2月1日起以555256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原告利息及违约金至清偿之日止；三、被告曾昭前赔偿原告杨春泉律师费损失30000元；四、驳回原告杨春泉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一、二、三项均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730元，减半收取5365元，由原告杨春泉负担1365元，被告曾昭前负担4000元。被告应负担的部分已由原告杨春泉垫交，在执行时由被告直接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曾昭前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石门相和大酒店2015年《营业执照》，拟证明石门相和大酒店系个体合作性质，合伙股东5人；2、2015年4月8日《股东会议纪要》，拟证明杨春泉签名确认占相和大酒店12.5％的股份；3、2015年9月30日《股东合作协议》，拟证明杨春泉签名确认占股12.5％，出任合伙公司监事；4、杨春泉签名的《领条》和《收条》，拟证明杨春泉作为股东，在相和大酒店经营期间，多次领取酒店现金的事实；5、2020年4月25日《石门相和大酒店股东会议决议》，拟证明2020年4月25日股东会议决议解散酒店时，杨春泉参加了股东会议，对酒店解散事宜表示认可，未提出不同意见；6、石门相和大酒店财务总表，拟证明杨春泉已领取相和大酒店635884.23元；7、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杨春泉是相和大酒店股东，2020年4月25日股东会议决议解散酒店时，杨春泉到场参加股东会议，对酒店解散各项事宜表示认可，未提出不同意见；8、杨建国、马先庆、卢祖文的书面证明材料，拟证明2020年4月25日股东会议决议解散酒店时，杨春泉参加了股东会议，对酒店解散各项事宜表示认可，未提出不同意见；9、相和大酒店部分财务账册，拟证明在相和大酒店经营期间，杨春泉以监事身份在酒店财务票据上签了字。 对上诉人提交的以上证据，结合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提交的第1、2、3、4、5、6组证据，被上诉人杨春泉的质证意见为均系在一审期间已经举证质证的证据，不属新证据，从酒店拿的资金占用费仅有30多万元，没有63多万元。本院认为该6组证据均系在本案一审期间已经举证质证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属新证据。且根据该6组证据证明的相关情况及一审庭审查证的情况，杨春泉实际获取纯利润为370581.25元。根据相和大酒店财务账显示，杨春泉名下仍有102802.98元款项未领取；2、对上诉人提交的杨建国、马先庆、卢祖文的书面证明材料，上诉人未申请该三人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3、对证人杨某证言及相和大酒店部分财务账册，证明杨春泉以酒店监事身份在酒店部分财务支出账上签了字。被上诉人杨春泉认可自2015年6月至2018年，有应曾昭前要求在酒店财务支出凭证上有签字的事实，但其签字对酒店财务支出不起决定作用。该证据与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有关联，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自2015年6月至2018年，杨春泉在石门相和大酒店部分财务支出凭证监事栏签了字。相和大酒店财务账显示，杨春泉名下仍有102802.98元款项未领取。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法律关系究竟是民间借贷还是合伙；二、本案打《借条》、签《借款合同》是否属于通谋虚伪；三、本案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或不当之处。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款项金额及杨春泉已交付至曾昭前指定账户的事实并无争议，但对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产生争议。上诉人曾昭前认为本案系合伙关系，并提交了杨春泉签字的2015年4月8日《股东会议纪要》、2015年9月30日《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领条》等证据。被上诉人杨春泉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关系，并提交了《借条》、《借款合同》、转账凭证及双方对话录音资料等证据。在本案既存在民间借贷证据，又存在合伙证据的情况下，应根据证据优势原则，结合证据的证明力、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关系的法律特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更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理由为：1、杨春泉提供的《借条》、《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完成了款项交付，已形成证据链来证明其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对杨春泉提供的民间借贷证据，曾昭前不能提供证据予以否定。2、对曾昭前提供的拟证明双方间系合伙关系的《股东会议纪要》、《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领条》等证据，被上诉人杨春泉提供了相反证据和事实予以反驳，使得其证据的证明力降低，不足以推翻杨春泉所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体现在：第一，本案认定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合伙合意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杨春泉虽然在相关《股东会议纪要》、《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领条》上签了字，但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和证据综合审查判断，不足以认定杨春泉与曾昭前已达成合伙合意。其一，杨春泉自始至终未持有合伙协议。根据《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第十条约定：以上协议一式五分，股东各执一份签字生效，共同遵守。但协议签订后，杨春泉并未持有该协议，而仅持有《借条》和《借款合同》，印证了杨春泉“只想借钱，不想合伙”的说法。说明了杨春泉并无合伙意愿；其二，有证据证明曾昭前拉杨春泉入伙的真实目的是利用杨的人脉关系(杨当时是石门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个私协副会长等)带动酒店生意。在杨春泉提交的已经庭审质证属实的录音资料中，曾昭前认可其找杨春泉借钱的目的是拉杨进去，利用杨的人脉关系带动酒店生意，并表示二人之间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其三，在签订合伙协议后，曾昭前对杨春泉交付的款项，仍出具了《借条》和《借款合同》，而对此曾昭前并无合理解释；其四，在2020年4月25日的《石门相和大酒店股东会议决议》上，杨春泉认为自己不是股东，无权参与酒店剩余资产的处分和分配，故未签名，亦未领取酒店清算后的剩余资金；其五，从情理上分析，杨春泉并无参与合伙必要。在《借款合同》中，二人约定曾昭前按经营项目收益的12.5%向杨春泉支付资金占用费，且不得低于10‰的月利率，在收益已有约定且有保障的情况下，杨春泉不参与需共担风险的合伙符合常理。3、不能认定案涉款项已转化为合伙投资款。本案中，杨春泉交付给曾昭前的款项，由曾昭前转入用于酒店经营，属于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不能据此认定该款项已转为合伙投资款。首先，曾昭前两次将杨春泉交付的款项确定为借款，且系在分别签订《股东会议纪要》、《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之后。2015年4月8日形成《股东会议纪要》后，杨春泉于2015年6月17日交付给曾昭前第一笔款项，曾昭前于2015年6月17日给杨春泉出具了《借条》，并于2015年6月18日签订了《借款合同》。2015年9月30日签订《相和大酒店股东合作协议》后，杨春泉于2015年11月10日交付给曾昭前第二笔款项，曾昭前再次将该款补充进双方的《借条》和《借款合同》；其次，曾昭前对杨春泉交付的款项的处理，有别于其他股东。曾昭前对杨春泉的款项出具了《借条》，并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对其他马先庆、卢祖文、杨建国三位股东的款项，直接投入酒店经营，并未办理借款手续；其三，曾昭前在酒店经营期间，从未提出收回《借条》，解除《借款合同》，要求将借款转为合伙投资款。4、本案不符合合伙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杨春泉提供的录音资料证实，曾昭前对“杨春泉的真实意愿是怕亏，二人讲好签借款合同就是‘押宝箱’”是明知的，并基于此，曾昭前给杨春泉出具了《借条》，签订了《借款合同》。从二人约定的情况看，二人约定了保底收益，其本质是享受收益，不承担风险，不符合合伙“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上诉人曾昭前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杨春泉借款给曾昭前是虚假的意思表示，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杨春泉与曾昭前通谋以虚假的借款关系来隐藏真正的合伙关系。从现有证据看，杨春泉是基于怕亏的真实心理，与曾昭前讲好打《借条》和签《借款合同》作为“押宝箱”，曾昭前对此是明知的，并表示“俺两个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故上诉人提出打《借条》、签《借款合同》属通谋虚伪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一审期间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借款关系还是合伙关系，已列为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并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情形。关于上诉人提出违反回避规定的理由，上诉人并未提出具体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且从原审情况看，并未发现有违反回避规定的情形，且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明确表示不申请回避。故上诉人提出“本案一审程序存在违法或不当之处”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曾昭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借款合同》自2015年6月18日成立后，因相和大酒店在2020年4月25日已经决定解散转让，《借款合同》约定的用于相和大酒店经营的借款用途已不能实现，故杨春泉诉请提前收回借款的诉讼请求可予支持。本案中，因相和大酒店自2020年以来并无收益，合同约定按经营收益12.5%收取资金占用费已无执行依据，因《借款合同》又同时约定了该资金占用费不得低于10‰的月利率，该利率标准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其后利息宜按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0‰计付。本案中，杨春泉已领取的资金占用费虽仅结清至2019年12月3日，但曾昭贤提供的证据证明，杨春泉在相和大酒店财务账上仍有102802.98元款项未领取，据此可以认定曾昭前在2020年1月1日后仍有给杨春泉支付款项行为，故原判认定2020年1月1日后，曾昭前及相和大酒店再未给杨春泉支付现金这一事实错误。原判根据《借款合同》第五条第三款“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资金占用费，每逾期一日乙方应按借款金额3‰向甲方支付惩罚性违约金”的约定，认定曾昭贤违约并判赔违约金不当，应予纠正。根据《借款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18日起至2021年8月15日止。本案杨春泉于2020年8月3日起诉时，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并未到期。故原判认定曾昭前违约，并根据《借款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约定，判决支付杨春泉律师费3万元亦属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20)湘0726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 二、曾昭前偿还杨春泉借款555256元，并自2020年1月1日起，以555256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标准支付杨春泉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杨春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曾昭前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730元，减半收取5365元，由杨春泉负担1365元，曾昭前负担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58元，由杨春泉负担2658元，曾昭前负担7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金明 审判员  郭 洪 审判员  欧贤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永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