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5民终1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勤裕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古槐路1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方，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义丰，江苏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志鑫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夹浦镇环沉。 法定代表人：顾会心，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明，浙江兴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常州勤裕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裕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志鑫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2020）浙0522民初4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调查、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勤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志鑫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志鑫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叶红英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勤裕公司对叶红英的授权时间截止至2015年5月20日。在此之后叶红英无权代表勤裕公司签字确认。而对账单上的签字日期为2015年7月15日，已超过勤裕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授权范围及期限。一审认为勤裕公司没有举证证明2015年5月21日之后授权其他业务员与勤裕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故推定叶红英有权代表勤裕公司，存在错误。志鑫公司应举证证明在此之后叶红英仍是勤裕公司的业务员。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勤裕公司要求志鑫公司提供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结欠货款11173946.83元，包括合同、税票、付款、送货单（收货单），但志鑫公司并未提供。一审也未要求志鑫公司提供。志鑫公司未举证证明实际交易的货款数额。三、案涉交易的当事人应是志鑫公司与钱卫东（叶红英的丈夫）。钱卫东租赁勤裕公司场所进行经营。在对账单中签字的是叶红英。勤裕公司在此过程中代为开具发票，但是其不清楚钱卫东跟志鑫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数额。且案涉交易款项基本上都是由钱卫东支付，基本不存在两公司之间公对公的转账。 志鑫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志鑫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合同、委托书、对账单及发票，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案涉交易主体是勤裕公司。如果仅是发票，仅凭发票的抵扣，根据司法解释确实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结合委托书、对账单以及勤裕公司在一审中的陈述（其亦自认已支付的货款有勤裕公司的款项），可以认定勤裕公司是案涉交易的相对方。一审中勤裕公司对两份合同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委托书可以证明叶红英是代表勤裕公司的。二、叶红英在对账单上的签字是职务行为。尽管委托书上面记载的权限是100万元，但案涉两份合同都是由叶红英拿过来和志鑫公司签订的。尽管勤裕公司的委托书权限限定为100万元，但是又签订超过100万元的合同，这个行为已经默认了叶红英可以超越100万元权限行使代理权。三、叶红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应该知道在对账单上签字所代表的法律后果，签字代表对双方往来账的确认。因此在案证据可以证明案涉货物已收到，志鑫公司无须提交所谓的送货单。 志鑫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勤裕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173946.83元以及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2.诉讼费由勤裕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至2016年期间，志鑫公司与勤裕公司有业务往来，双方于2014年5月21日签订了《销售合同》一份，由志鑫公司向勤裕公司供应“色浆”。同时，勤裕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公司员工叶红英代表公司办理上述合同项下的购买色浆业务。2015年5月21日，双方又签订了《销售合同》一份，由志鑫公司向勤裕公司供应“色浆”。志鑫公司按约履行了全部供货义务，并开具了394396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总计供货金额为3943960元。2015年7月15日，经对账，勤裕公司尚欠志鑫公司货款1775460元，由叶红英签字确认。对账前后，勤裕公司总计支付了2770013.67元货款，尚欠1173946.83元未予支付。该院认为，志鑫公司与勤裕公司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勤裕公司在对账后，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现志鑫公司要求勤裕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173946.83元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志鑫公司主张自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10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诉请，因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勤裕公司给付志鑫公司货款1173946.83元并支付截止至2020年11月12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173946.83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2020年11月12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2020年11月13日之后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173946.83元的未付部分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勤裕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25元（已减半）、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3025元，由勤裕公司承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叶红英在案涉对账单上的签字是否系职务行为？勤裕公司是否是案涉交易的适格当事人？二、在案证据能否证实勤裕公司已经收到了案涉货物？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是否以法人名义实施行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有法人的授权；行为人的行为与授权内容、工作职责的关联性；法人对行为人的监督管理职责等因素。首先，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确认的《销售合同》《对账单》的内容，志鑫公司与叶红英夫妻签订上述合同及对账时，叶红英均是以勤裕公司名义实施上述行为。《销售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勤裕公司和志鑫公司，勤裕公司亦在该两份合同上盖章确认。对账单的抬头也是勤裕公司，内容是确认勤裕公司结欠志鑫公司货款1775460元，叶红英是以负责人的名义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因此，在案证据证明，叶红英是以勤裕公司名义实施案涉货物购买和对账行为。其次，勤裕公司出具给叶红英的委托书虽载明委托叶红英代表该企业办理购色浆业务，授权范围为2014年5月21日签订的合同，总金额为100万元，自合同业务执行完后委托书自动作废无效。但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载明的产品采购的有效期限分别是2014年5月21日至2015年5月20日，和2015年5月21日至2016年5月20日。换言之，叶红英在案涉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时间在双方签订的产品采购有限期限内。虽然勤裕公司辩称其在签订后一份《销售合同》后没有与志鑫公司发生交易，但是其亦认可在签订上述两份《销售合同》时，勤裕公司的经办人是钱卫东（叶红英的丈夫），并称钱卫东租赁其厂房，在交易过程中需要用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抵扣增值税发票。因此，勤裕公司在案涉交易期间是明知叶红英夫妻以其名义对外发生色浆买卖的事实，并同意以该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抵扣发票。因此，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叶红英夫妻在签订上述合同及对账单时具有勤裕公司的授权的。再次，案涉两份《销售合同》的交易标的及对账单结欠的货款所涉货物均是色浆，而志鑫公司出具给叶红英的委托书亦是采购色浆。从叶红英工作职责的关联性，亦符合职务行为的特征。最后，从监督管理职责方面来看，勤裕公司将自己的场地出租给叶红英夫妻，让叶红英夫妻以勤裕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将交易所涉货款的增值税发票予以抵扣，其实施的上述行为足以让交易对方确认其为交易主体。勤裕公司虽然辩称曾向志鑫公司披露过实际交易主体是钱卫东，而非勤裕公司，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叶红英在案涉对账单上的签字是职务行为，勤裕公司是案涉交易的适格当事人。故对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叶红英出具的《对账单》，2015年7月15日勤裕公司结欠志鑫公司货款1775460元，结合案涉货款394396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由勤裕公司抵扣，且志鑫公司亦已提供应收账款明细账和明细分类账对于其主张的货款余额1173946.83元予以合理说明，而勤裕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他付款事实，原审认定案涉货物已交付及结欠货款数额，并无不当。故对相关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勤裕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50元，由常州勤裕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敏 审判员  周晓 审判员  郑扬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鲍俊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