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池市瑞立车身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金城江区城西路1号。法定代表人：何建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小欣，广西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超储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421号三层A-2902。法定代表人：谢原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上海景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池市瑞立车身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超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储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10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超储公司销售给瑞立公司的钢材系转售，超储公司伪造4卷钢材的商品标签替代原商品标签，伪造的商品标签记载的钢材数量、规格、重量与交付给瑞立公司的出货单记载一致，但载明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符。瑞立公司现保留其中的一卷钢材，且包装完好。瑞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对钢材重量与实际重量是否相符及标签是否伪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超储公司伪造商品标签，将从案外人处购买钢材的商品标签拆下，换上其伪造的商品标签转售给瑞立公司，故意向瑞立公司提供重量短少的钢材，因此瑞立公司提出标的物不符合约定及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不受法律规定时间限制。3.超储公司应当提供18批钢材转售给瑞立公司的账簿和记账原始凭证，瑞立公司已于一审中提出相应申请，一审法院未予采纳系适用法律错误。超储公司辩称，不同意瑞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瑞立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超储公司返还瑞立公司多收取的货款659,272元；2.判令超储公司支付瑞立公司以659,272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起，瑞立公司、超储公司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由瑞立公司向超储公司采购钢材产品。2016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13日期间的销售单、出库单显示，瑞立公司向超储公司的供货情况如下：2016年3月20日，供货金额194,268元；2016年5月16日，供货金额176,094元；2016年6月25日，供货金额214,690元；2016年12月13日，供货金额180,752元；2016年12月13日，供货金额89,466元；2017年3月2日，供货金额196,421元；2017年6月3日，供货36.14吨冷轧卷；2017年8月11日，供货金额183,726元；2017年9月13日，供货金额200,660元；2017年11月4日，供货36.285吨鞍钢ST12；2017年11月25日，供货金额181,300元；2017年12月8日，供货金额191,383元；2017年12月22日，供货金额205,233元；2018年1月6日，供货金额189,486元；2018年1月16日，供货金额198,186元；2018年1月27日，供货金额184,003元；2018年3月16日，供货金额183,371.20元；2018年5月11日，供货金额193,103元；2018年7月27日，供货金额186,249元；2018年10月12日，供货金额209,921元；2018年11月3日，供货金额195,674元；2018年11月24日，供货金额185,640元；2018年12月8日，供货金额184,811元；2018年12月20日，供货金额185,217元；2019年1月2日，供货金额181,087元；2019年1月16日，供货金额170,980元；2019年3月13日，供货金额182,329元。上述销售单、出库单同时载明“本合同为交易时使用，购方签字确认即对以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的认可；并在收货时当面清点，事后不得提异议”。绝大部分销售单、出库单由瑞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建胜签收。瑞立公司付款情况如下：2016年3月15日，支付195,182元；2016年4月22日，支付100,320元；2016年5月11日，支付249,432元；2016年6月21日，支付214,690元；2016年12月8日，支付270,000元；2017年3月1日，支付196,421元；2017年3月28日，支付165,509元；2017年4月28日，支付141,628元；2017年6月1日，支付153,233元；2017年8月9日，支付183,726元；2017年9月12日，支付209,296元；2017年11月1日，支付184,328元；2017年11月23日，支付181,300元；2017年12月7日，支付171,383元；2018年1月5日，支付189,486元；2018年1月15日，支付183,186元；2018年1月26日，支付199,003元；2018年3月15日，支付183,371元；2018年4月12日，支付197,133元；2018年7月17日，支付108,500元；2018年7月26日，支付170,000元；2018年10月12日，支付209,921元；2018年11月2日，支付180,000元；2018年11月23日，支付185,640元；2018年12月14日，支付6,293元；2018年12月19日，支付185,217元；2019年1月15日，支付167,256元；2019年1月21日，支付178,266元；2019年3月12日，支付184,90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超储公司提供的货物是否存在重量短少的情况。瑞立公司认为，超储公司通过伪造商品标签，将鞍钢、包钢的商品标签拆下，换上其伪造的商品标签的方式，造成实际供货重量少于标签标明的重量，因此要求超储公司返还瑞立公司多支付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买卖合同中，若买受人未在约定或法定的异议期内，就标的物的瑕疵对出卖人提出异议，则视为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存在瑕疵。本案中，瑞立公司提出的货物瑕疵系数量短少，属于数量瑕疵。瑞立公司、超储公司之间的出库单和货物销售单中约定“本合同为交易时使用，购方签字确认即对以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的认可，并在收货时当面清点，事后不得提异议”，按照双方的约定，瑞立公司应当收货之时完成检验义务，如有数量或外观上的瑕疵应及时通知超储公司。瑞立公司、超储公司之间的交易从2016年开始，超储公司每笔供货均有相应的销售单，载明了标的物的数量、型号、规格，并由瑞立公司相关人员或法定代表人签收，应认定瑞立公司对货物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然而，直至2019年3月，瑞立公司才提出超储公司之前交付的19批货物存在数量瑕疵，已经超过提出异议的期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买受人未尽及时检验通知义务的，对标的物于交付时事实上存在的“瑕疵”，买受人丧失了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其次，即使瑞立公司于2019年3月向超储公司提出过数量瑕疵异议，从而认定，针对2019年的供货瑞立公司在合理期间内履行了检验通知义务，但瑞立公司明确超储公司交付的货物其已经使用完毕，只剩最后一批（2019年3月13日出库单项下）中的一卷未使用，且该剩余一卷产品的外包装已经由瑞立公司拆封，鉴于上述情况，超储公司实际交付的货物是否存在数量短少，现已经无法核查。瑞立公司认为超储公司供应的货物数量短少，对此其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然其未能提供充足证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至于瑞立公司提出超储公司伪造的商品标签，申请对商品标签进行鉴定，以证明超储公司实际供货数量少于标签标明的数量。对瑞立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理由如下：其一，诉讼中，瑞立公司明确可以通过扫码或测量货物直径的方式确定供货数量，其作为商事主体，明知检验货物数量的方法，具备一定的商事交易常识，则更应按照双方的约定在收货时及时检验，现在瑞立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提出数量瑕疵异议，须承担权利丧失的不利后果，已没有鉴定的必要；其二，瑞立公司提供的商品标签，载明的订单号、订货单位等信息均未指向双方之间的交易，即使标签载明的规格型号与双方之间订货单、出库单所体现的部分信息相同，但基于超储公司提供的产品系种类物，难以认定瑞立公司申请鉴定的商品标签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超储公司交付的产品均由瑞立公司使用完毕，剩余一卷产品的包装已经被拆封，缺乏鉴定的基础；其三，退言之，即使鉴定的商品标签与本案具有关联，商品标签并非鞍钢、包钢的标签，并不必然代表超储公司提交的货物数量存在短少的情况，瑞立公司的鉴定申请亦缺乏合理性。另外，诉讼中，瑞立公司还要求超储公司提交其认为存在数量短少的十九批钢材所涉及的账簿、记账原始凭证和原商品标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瑞立公司主张超储公司交付的货物数量存在短少情况，该节事实的举证责任在于瑞立公司。在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瑞立公司要求一审法院责令超储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并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瑞立公司在约定的检验期间未就数量瑕疵向超储公司提出异议，且案涉产品已经被使用或被拆封，超储公司送货数量已经难以核实，其主张超储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瑞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361元，由瑞立公司负担。二审中，瑞立公司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广西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拟证明瑞立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预付给超储公司的货款多于超储公司于同年3月13日交付给瑞立公司4卷钢材所应支付的货款，超储公司于同年9月19日退还给瑞立公司货款3,312元。2、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拟证明超储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最后交付给瑞立公司的4卷钢材而出具给瑞立公司最后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4卷钢材的交易真实发生。3、2018年12月23日、2019年2月17日的商品标签，证明标签系超储公司伪造，超储公司交付给瑞立公司的两卷钢材均比标签标明重量少。4、照片，拟证明超储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最后交付给瑞立公司的4卷中的1卷，实际重量比标记重量少。超储公司未提交新证据。经质证，超储公司对瑞立公司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是先预付，后结算；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确实是超储公司开具给瑞立公司的；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超储公司并非瑞立公司的唯一供应商，无法确定商品标签即为超储公司提供货物上的标签，且标签与实物完全脱离，仅有标签无法确认存在重量差异。本院认证认为，虽然超储公司对瑞立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超储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重量短少，而证据3、4不能证明是超储公司提供货物的标签，亦无法直接证明超储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重量短少，故本院均不予认定为二审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在于超储公司提供给瑞立公司的货物是否存在重量短少的情形。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瑞立公司作为货物买方，应负有及时对货物重量和外观的检验义务。瑞立公司与超储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之间的出库单和货物销售单上明确载明该单据为交易时使用，购方签字确认即对以上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的认可，并应在收货时当面清点，事后不得提出异议。瑞立公司所提出的数量短少系主张数量瑕疵，而该种瑕疵并非质量问题等隐蔽瑕疵，若确实存在重量短少，瑞立公司应及早发现。然双方自2016年开始交易往来，超储公司的每次供货均附有销售单，并载明货物的型号、数量等信息，瑞立公司均予以签收，直至2019年3月提出此前交易的19批货物存在重量短少异议，早已超出作为货物买方提出数量异议的合理期间。况且，瑞立公司明确超储公司提供给其的货物现已经使用完毕，仅剩最后一批4卷中的1卷未使用，但该卷钢材的外包装已经拆封，鉴于该种情况，超储公司交付货物是否实际存在短少的情况，现已无从核查。至于瑞立公司请求法院责令超储公司提供19批钢材所涉的账簿和记账原始凭证等，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瑞立公司应对其主张的超储公司提供货物存在重量短少负有基本的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对其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关于瑞立公司主张超储公司伪造商品标签，并申请对商品标签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对此阐述的理由翔实、充分，本院高度赞同，在此不予赘述并予以维持。综上，瑞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93元，由上诉人河池市瑞立车身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阳审判员 庞建新审判员 徐燕华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宋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