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12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泰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鹏湾社区海景二路**北侧公馆1710。法定代表人：徐斯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敏，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舟，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横河路******div>法定代表人：徐甫峨，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莉，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瑶，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泰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航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耐特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72民初1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21年1月26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泰航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敏、吴佳舟，被上诉人优耐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莉到庭参加。双方当事人于同年2月18日分别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但未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优耐特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泰航达公司赔偿优耐特公司货款损失33626.37美元（按2020年7月18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7.00折为人民币235384.59元。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诉讼中，优耐特公司明确其诉讼请求按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2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99折为人民币235048.33元计付。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优耐特公司委托泰航达公司代理出运三票货物从中国宁波至法国福斯等地。泰航达公司接受委托后即安排货物运输，对应集装箱号为EGSU3074148、EITU259227和TRHU3638554。优耐特公司已将该三票货物项下代理运费全额支付给了泰航达公司，泰航达公司向优耐特公司开具了对应的增值税发票。但是货物出运后泰航达公司始终未将正本提单交付给优耐特公司，且虽经优耐特公司多次明确要求泰航达公司未经其指示不得安排放货，泰航达公司仍在未取得优耐特公司指示的情况下操作放货，导致优耐特公司失去对涉案货物的控制权，从而未能收回涉案货款共计33626.37美元。优耐特公司认为，泰航达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代理过错给优耐特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赔偿，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泰航达公司辩称：一、如果优耐特公司选择按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起诉，由于其既不是契约托运人，也不是实际托运人，故优耐特公司主体不适格。二、就涉案三票货物，优耐特公司一直与FosMaritimeInternationalTransportsMaritimes（以下简称FMI公司）联系，并与FMI公司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而FMI公司系独立主体，其与泰航达公司间也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泰航达公司无需向优耐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下列事实：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优耐特公司因出口货物所需，与国外收货人指定的Ｇｒａｃｅ联系，委托其办理将三票货物从宁波运至法国福斯的货代业务。优耐特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发送的托运单载明“ＴＯ：泰航达，ＡＴＴＮ：Ｇｒａｃｅ，自拉自报，货已备好请订舱”；于2018年12月27日发送的托运单载明“ＴＯ：Ｇｒａｃｅ，深圳市罗湖区××路××大厦××楼××室，电话0755-8214****-604，货已备好请订舱，与其他工厂拼柜出”；于2019年1月21日发送的托运单载明“ＴＯ：Ｇｒａｃｅ，深圳市罗湖区××路××大厦××楼××室，电话0755-8214****-604，货大概21号备好，请订舱。”上述三份托运单均注明：“发货人优耐特公司，收货人ＤｌｕＢ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ｒｌ；提单正副本均三份，价款条款ＦＯＢ；提单必须经我司同意才可电放或寄单，如贵司自行放货给客户，我司将向贵司索赔一切损失；出货后请仓库提供装箱清单；提单未经我司确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后果由贵司承担。”就涉案三票货物，Ｇｒａｃｅ分别于2018年12月19日、2019年1月4日及2日通过电子邮件交泰航达公司订舱，其向泰航达公司发送的托运单载明“ＴＯ：ＦＭＩＡＳＩＡ，ＡＴＴＮ：Ｇｒａｃｅ，发货人ＮａｍｅＡｃｃｏｕｎｔ，收货人及通知方ＦＭＩ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Ｅ／ＦＯＳ”，托运单载有世嘉公司印章。泰航达公司随后委托宁波联洋船务有限公司向实际承运人订舱。优耐特公司遂依据Ｇｒａｃｅ指示提取了空箱，并将涉案货物装箱、进港、报关，涉案货物实际装船出运。实际承运人就涉案三票货物所签发的海运单编号为×××41、×××43、×××74，均载明发货人为泰航达公司，收货人及通知方为ＦＭＩ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Ｅ／ＦＯＳ，起运港中国宁波，目的港法国福斯，集装箱号ＥＧＳＵ3074148、ＥＩＴＵ259227和ＴＲＨＵ3638554，装船出运日期分别为2019年1月5日、21日及25日，运输条款ＦＣＬ／ＦＣＬ。2019年1月，泰航达公司先后向Ｇｒａｃｅ发送三份账单，据记载均系开具给世嘉公司，收款人为泰航达公司，收款人公司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路××大厦××楼××室，收费项目包括订舱、ＴＨＣ、箱单费、电子箱单费、ＶＧＭ等，其中涉案编号×××41、×××43、×××74海运单项下货代费用分别为2499元、2605元、2464元。Ｇｒａｃｅ收到上述账单后，将其中编号为×××41、×××74海运单项下货代费用账单直接转发给优耐特公司，另将编号×××43海运单项下货物（该票货物为拼箱货）重新制作了一份抬头为ＦＭＩＡＳＩＡＬＩＭＩＴＥＤ的费用账单，指示优耐特公司向泰航达公司账号付款1120元。优耐特公司全额支付上述代理费用后，泰航达公司按照Ｇｒａｃｅ提供的开票资料，开具了三份以优耐特公司为付款人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具体明细为代理运费，并将发票直接寄送给优耐特公司。2019年2月3日，Ｇｒａｃｅ联系泰航达公司要求安排退还装箱费、报关费等共计1145元，泰航达公司于同月22日通过电邮向Ｇｒａｃｅ发送了涉案三票货物的海运单。2019年3月21日，优耐特公司询问Grace涉案三票货物在目的港的情况。Grace于同日回复邮件称“货应该是已经放给客人了，这个也是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货代的责任，已经通知我们国外代理插手去催客人给贵司付款了，先看看客人下周给不给贵司付款，我们再跟进”，优耐特公司于同年4月1日表示“客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支付，到时候我司所承受的损失要由贵司承担”。2020年7月7日，优耐特公司再次向Grace发送邮件称，“关于前期与贵司沟通的三票无单放货的事项，截止目前为止，客户尚未全额付款给我司，贵司也一直未就无单放货、给我司造成的实际损失的事项作出明确处理意见，现要求贵司在三日内给出处理回复意见。具体清单明细如下：提单号：×××48，开船日期2019年1月5日，未收款9433.11美元；提单号ＥＧＬＶ×××43，开船日期2019年1月21日，未收款10948美元；提单号×××57，开船日期2019年1月25日，未收款13245.26美元，合计应收尾款33626.37美元。”同年7月9日，优耐特公司将上述邮件转发给泰航达公司，并告知在此之前是泰航达公司同事Ｇｒａｃｅ负责的。泰航达公司于同日回复优耐特公司称，“这三票货，我们是放单给了ＦＭＩＡＳＩＡ的Ｇｒａｃｅ，后续Ｇｒａｃｅ是怎么处理这个放单的我们并不知情。”并将Ｇｒａｃｅ同事Ｄｅｎｉｓ的邮箱及联系方式提供给优耐特公司。涉案纠纷发生后，据邮箱后缀为“fmigroupe-france.com”、落款为FMIGroupe法务部门的SophieBAH于2020年7月20日向优耐特公司代理律师及泰航达公司回复邮件称，“涉案货物到港日期在2019年1月至2月之间，但是我司在2019年3月19日才收到控货指令，因此，控货指令提出时间过晚，鉴于我司持有电放提单，故所有必要的步骤已经完成，涉案货物已被交付提取（RELEASE）；FMI公司无法对此情况负责；此外，Grace小姐已经不再是我司雇员，其已于2019年6月离职。”邮件附件提供了涉案箱号为EGSU3074148、EITU259227货物的无船承运人提单副本，该两份提单抬头显示为FMI公司，发货人为优耐特公司，收货人及通知方为DluBuInternationalSarl，装船日期分别为2019年1月15日及21日，加盖有电放提单章（TELEXRELEASE），提单落款处注明作为承运人FMI公司（此处简写为“FosMaritimeInternational”）的代理签发。该院另查明，Ｇｒａｃｅ使用的邮箱后缀为“ｆｍｉｇｒｏｕｐｅ-ａｓｉａ”，且其每份邮件落款处均写明“地址：深圳市罗湖区××路××大厦××楼××室，电话：0755-8214****-604”。就涉案货物，Ｇｒａｃｅ向优耐特公司电邮发送过三份提单ＣＯＰＹ件，其中两份系提单对单件，编号分别为×××48、×××57，抬头及落款均显示为泰航达公司，发货人为优耐特公司，收货人及通知方为ＤｌｕＢ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ｒｌ，箱号为ＥＧＳＵ3074148和ＴＲＨＵ3638554；另一份无船承运人抬头显示为ＦＭＩ公司，编号为×××-2，关联号ＥＧＬＶ×××43，发货人为优耐特公司，收货人及通知方为ＤｌｕＢ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ｒｌ，箱号为ＥＩＴＵ259227，系作为承运人ＦＭＩ公司的代理签发。还查明，据集装箱流转信息显示，箱号为EGSU3074148的货物于2019年2月14日在目的港卸货，同年2月19日空箱返场；箱号为EITU259227的货物于2019年2月21日在目的港卸货，同年2月28日空箱返场；箱号为TRHU3638554的货物于2019年3月1日在目的港卸货，同年3月6日空箱返场。涉案三票货物出口报关单记载的货值分别为34249.23美元、9176.35美元、13127.95美元，共计56553.63美元。优耐特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已收到22927.26美元货款。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优耐特公司、泰航达公司的诉辩意见，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一、关于优耐特公司与泰航达公司是否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问题优耐特公司主张，其作为货物的实际托运人与泰航达公司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泰航达公司则辩称其系接受FMI公司委托订舱，本案双方之间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有关优耐特公司与泰航达公司之间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问题，双方争议主要在于Grace在本案中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对此，优耐特公司认为，其系与Grace联系办理涉案货物的货运代理业务，并认为Grace系泰航达公司员工或代表泰航达公司；而泰航达公司则否认Grace系其员工或代表。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优耐特公司提供的订舱委托书显示，其最早一票托运单是发送给“泰航达”，并注明关涉者（ATTN）为Grace，其后两票货物的托运单则是直接发送给Grace，写明的受托人办公地址、电话均与泰航达公司信息一致。Grace使用的邮箱后缀“fmigroupe-asia.com”虽与泰航达公司使用的“szcargotrans.com”有较大差距，但其邮件尾部同样列明了泰航达公司的电话地址，且从泰航达公司提供的其向世嘉公司收取费用的往来邮件来看，其对Grace使用其公司信息亦属明知。其次，就涉案货物，Grace发送给优耐特公司的两份提单对单件的抬头及落款均显示为泰航达公司，另外虽有一份无船承运人提单抬头显示为FMI公司，并注明是作为承运人FMI公司的代理签发，但该票货物系拼箱出运，考虑到优耐特公司仅是进出口商，在无其他证据显示Grace向优耐特公司披露过其系代表FMI公司的情况下，泰航达公司辩称优耐特公司自始知悉FMI公司身份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最后，泰航达公司虽否认Grace系其公司员工，但却认可Grace使用其人民币账户对外开展业务活动，同时亦认可涉案货代费用是由优耐特公司实际支付到泰航达公司账户并由泰航达公司向优耐特公司开具发票的事实。综合分析上述事实可知，优耐特公司在涉案货物委托出运过程中，有理由相信Grace系泰航达公司员工或代表，Grace在为优耐特公司办理涉案货代业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泰航达公司承担。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优耐特公司委托Grace向承运人交付了货物，并且依Grace指示向泰航达公司实际支付了货代费用。鉴于泰航达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付款单位为优耐特公司，收取费用内容也与货代业务相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尽管优耐特公司与泰航达公司间无书面约定，但综合涉案货代业务的开展及费用支付、发票开具等情况判断，应认定优耐特公司与泰航达公司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二、关于泰航达公司是否存在过错及责任承担的问题优耐特公司主张，泰航达公司应当向其交付货物提单，但却依据Grace的指示径行对涉案货物进行操作放单，存在代理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泰航达公司辩称，其不存在向优耐特公司交付提单或海运单的义务，无须向优耐特公司承担过错责任。原审法院认为，优耐特公司与泰航达公司间构成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据此依法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优耐特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实际托运人，虽未主张交付涉案货物的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但优耐特公司在所发出的托运单中明确提出提单必须经其同意才可电放或寄单，显然具有行使货物控制权的意思表示，受托人理应按照指示处理。而Grace一方却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擅自电放处理，致使优耐特公司丧失货物控制权，具有过错，作为表见代理法律关系中被代理人的泰航达公司应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优耐特公司要求泰航达公司赔偿货款损失的主张，合法有理，予以支持。三、关于优耐特公司的经济损失的问题优耐特公司主张涉案货物价值按出口报关单记载为56553.63美元，且确认其已收到22927.26美元货款，系对自身损失的自认。泰航达公司虽对优耐特公司上述金额有异议，认为不能排除优耐特公司可能已收到全部货款的怀疑，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不予采信。扣减优耐特公司自认已收到的货款金额后，计货款损失33626.37美元，泰航达公司应予赔偿。优耐特公司要求上述货款损失按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2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99折为人民币235048.33元计付，并无不当，予以支持。至于逾期利息，优耐特公司要求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保护。综上，优耐特公司诉请有理，予以支持。泰航达公司的辩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条规定，该院于2020年10月12日判决：泰航达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优耐特公司赔偿货款损失人民币235048.33元及相应利息（以235048.33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831元，减半收取2415.5元，由泰航达公司负担。泰航达公司不服上述一审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优耐特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程序违法。1.原判决超出优耐特公司的诉讼请求，对其未主张的“表见代理”进行认定，违反处分原则。一审庭审中，优耐特公司明确否认以“Grace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向泰航达公司追责。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优耐特公司未主张的“表见代理”进行认定，剥夺泰航达公司的辩论权。2.优耐特公司在其提供的与Grace的邮件往来证据中，明确将Grace备注为FMI公司员工，其不得再以Grace系泰航达公司员工为由主张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未向Grace进行调查取证，也未追加Grace为共同诉讼当事人，判决泰航达公司直接向优耐特公司承担责任，属程序不当。二、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优耐特公司未举证证明Grace是国外收货人指定的人，即使国外收货人指定了Grace，优耐特公司也有义务向国外收货人明确Grace所代表的贷代企业，否则其存在重大过失。2.一审判决后，泰航达公司了解到Grace姓名丁燕芬，案涉纠纷发生时就职于深圳世嘉昌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2019年6月离职。3.一审法院未对FMI/世嘉公司的指定货代独立地位作出认定。Grace的邮箱后缀表明其系FMI公司员工。FMI公司是真实存在的全球性海运公司，FMI公司还在相关邮件中明确电放行为系由其作出，故其是控货主体。4.泰航达公司不是FOB项下国内指定货代。5.泰航达公司并不明知Grace使用泰航达公司地址、电话及人民币账户对外开展业务活动。6.优耐特公司未在合理时间内向泰航达公司提出交付提单、海运单等单据。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仅以开票、付款认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错误。2.Grace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优耐特公司并非善意且无过失，优耐特公司未向国外收货人明确国内指定货代的公司名称，货物被电放后，优耐特公司仍与FMI相关人员联系处理索赔事宜，索赔不得后才将矛头指向泰航达公司。泰航达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过失，从未向Grace出具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或公章。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4.退一步说，若要认定FMI/世嘉公司的独立地位，Grace应被认定为优耐特公司的代理人，泰航达公司根据Grace指示完成订舱并提供海运单已完成货运代理人的全部义务，不存在代理过错。5.海运单不是物权凭证，海运单的交付与否与优耐特公司的实际损失没有因果关系。6.优耐特公司的损失金额没有国外收货人的付款凭证相印证，且涉案货物系FMI公司经过优耐特公司同意电放，货物被电放后，国外客户仍支付了部分款项，其拒绝支付尾款的原因是货物质量原因。优耐特公司答辩称：一、关于程序。一审中优耐特公司没有按照表见代理进行主张，但从庭审记录可以看出，优耐特公司一直陈述在交易过程中自始认为Grace代表泰航达公司。而且双方沟通过程中，提单确认件是泰航达公司发送的，提单确认件右下角明确是泰航达公司，最后发票开具、付款都是针对泰航达公司，没有其他第三方主体出现。泰航达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对优耐特公司主张的Grace代表泰航达公司阐述了意见，认为Grace是世嘉公司员工以及与FMI公司的关系，因此，泰航达公司上诉主张一审剥夺其辩论权的程序问题并不存在。二、关于事实。本案指定货代联系人是Grace，明确抬头是泰航达公司，而且双方邮件往来中Grace的联系电话、邮箱地址尾部对应的也是泰航达公司，泰航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其对此明知。而且货物被电放后，优耐特公司联系Grace，Grace也说联系“我同事”，即泰航达公司员工。四、关于法律适用。司法解释规定根据取得报酬名义、方式、开票等综合认定，本案发送托书、代理费发票、提单右下角签单以及整个沟通过程来看，泰航达公司与优耐特公司除了货运代理关系，不可能存在其他关系。另外，表见代理并不局限于空白合同、介绍信，并不是所有合同关系都以书面合同的形式反映。关于泰航达公司强调的FMI公司在国内的公司就是世嘉公司的观点，优耐特公司认为FMI公司国内货代也完全可能就是泰航达公司。本案所有证据都指向泰航达公司，并没有指向世嘉公司。泰航达公司事后提交的核心证据就是Grace的社保记录挂靠在世嘉公司，但是社保记录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工作情况。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泰航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四组新的证据材料：证据一，Grace的身份信息、社保缴费单以及对单件等，拟证明案涉纠纷发生时，Grace为世嘉公司员工，优耐特公司提供的对单件中没有泰航达公司盖章，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基础表象。证据二，FMI网站介绍和世嘉公司工商信息，拟证明FMI公司系全球性航运企业，系独立主体，世嘉公司为FMI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证据三，一审庭审录音录像文字版，拟证明优耐特公司未提供Grace向其披露是泰航达公司员工的证据，优耐特公司不以表见代理为由向泰航达公司主张权利，Grace未以泰航达公司名义对外行事，不构成表见代理，以及国内指定货代是世嘉公司。证据四，优耐特公司律师与FMI公司相关人员邮件往来，拟证明泰航达公司并非FMI公司国内分支机构，FMI公司自认是责任主体，与泰航达公司无关，以及货物金额少于33000元。优耐特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优耐特公司对泰航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表面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均有异议，泰航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具体意见：第一组证据关于Grace身份问题，社保记录不能否认Grace代表泰航达公司的事实。泰航达公司认为Grace就职于世嘉公司，但是泰航达公司提交的托书记载抬头是“深圳世嘉昌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社保信息显示“深圳市世嘉昌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恰好反证Grace的业务行为所代表的对象与其真实劳动关系无关。泰航达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中，已表明FMI公司明确指向泰航达公司。对单件就是提单件，一审已查明泰航达公司与FMI公司进行提单确认时交付的就是这份提单，尾部签字是泰航达公司。第二组证据，无法仅依据网站介绍认定FMI公司与世嘉公司的关系，且对于优耐特公司而言无法识别FMI公司的具体身份，更无从知晓世嘉公司的身份，且该两家公司的内部关系与本案无关。第三组证据，优耐特公司庭审中已明确Grace报过来的托书抬头是泰航达公司，之后又将其同事邮件告知优耐特公司用于沟通，因此优耐特公司自始一直认为Grace是泰航达公司员工，有代表权。优耐特公司从未与世嘉公司联系过，世嘉公司是泰航达公司事后提供的。第四组证据，2020年3月份的邮件，优耐特公司在沟通过程发送给泰航达公司和FMI公司，目的是为了促进事情解决，FMI公司提出收货人没有这么多钱，优耐特公司向FMI发送了邮件截图，表明优耐特公司与收货人对货款已进行了充分沟通。本院对泰航达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经审核认证如下：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优耐特公司均无异议，故对泰航达公司二审提交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及是否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事实等予以综合认证。经二审审理，原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泰航达公司的上诉主张以及优耐特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原判认定泰航达公司与优耐特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如双方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判认定泰航达公司应对优耐特公司的货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的金额是否正确。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一、原判认定泰航达公司与优耐特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根据上述法条规定情形予以综合认定。优耐特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托运单显示，本案三票货物中最早一票托运单载明“TO:泰航达”，并注明ATTN：Grace，之后两票货物托运单虽载明“TO:Grace”，但载明的受托人办公地址、电话均与泰航达公司信息一致。且Grace发送给优耐特公司的两份提单对单件的抬头及落款均显示为泰航达公司。因此，优耐特公司称其在案涉业务开始时即确认Grace代表泰航达公司，有相应证据。此外，从泰航达公司提供的其向世嘉公司收取费用的往来邮件来看，泰航达公司对Grace使用其公司信息亦属明知，在诉讼过程中泰航达公司对Grace使用其人民币账户对外开展业务亦予认可。而且，优耐特公司直接向泰航达公司支付案涉代理费用，泰航达公司亦开具了付款单位为优耐特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载明收取费用内容为代理运费，并将发票直接寄送至优耐特公司。综合上述情形，原判认定优耐特公司与泰航达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有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妥。虽然泰航达公司否认Grace系其公司员工，并在二审中提交了Grace作为世嘉公司员工缴纳社保的相关凭证，以及FMI公司和世嘉公司相关信息等，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Grace向优耐特公司披露过其系世嘉公司员工的身份，或表明其代表世嘉公司与优耐特公司建立代理关系，故泰航达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否认泰航达公司与优耐特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二、原判认定泰航达公司应对优耐特公司的货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三份托运单均以黑体加粗文字载明“提单必须经我司同意才可电放或寄单，…”可见，优耐特公司已明确要求行使货物控制权，泰航达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按照优耐特公司的指示处理。本案中，尚无证据证明优耐特公司对案涉三票货物指示电放，但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被擅自放给收货人，致使优耐特公司货款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故在泰航达公司未能证明其无过错的情况下，其应对优耐特公司的货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泰航达公司上诉提出目的港放货行为是经过优耐特公司同意后操作的，但泰航达公司仅提交FMI公司在邮件中称其收到同意电放的单方陈述，未能提交相应电放保函等证据予以印证，故其该项上诉理由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不予采信。至于优耐特公司的货款金额，优耐特公司在原审中已经提交了出口报关单以及各方之间的电子邮件等证据予以证明，泰航达公司认为货损不足3300美元，以及收货人未支付货款原因是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亦仅有FMI公司在邮件中的单方陈述，且前后也存在不一致之处，故泰航达公司相关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至于泰航达公司上诉提出的原审程序问题。优耐特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泰航达公司赔偿优耐特公司货款损失，原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泰航达公司赔偿相应损失，并未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综上，泰航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31元，由上诉人深圳市泰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向红审判员  姜裕峰审判员  孔繁鸿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