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13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配健，男，1971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郑琦，浙江舟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伟，男，197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俞宏波，浙江泽大（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舟山海得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东海西路**普陀海洋与渔业大楼**西。法定代表人：沈安，执行董事。上诉人严配健因与被上诉人胡伟、舟山海得利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得利公司）船舶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20）浙72民初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1年2月19日通过微法院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严配健的委托代理人郑琦，被上诉人胡伟及其委托代理人俞宏波参加了质证。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严配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严配健与胡伟于2019年1月22日签订的《股份协议》；2、判令向胡伟分割“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款178万元（暂按目前市价1500万元确定，减去船舶贷款430万元。最终以拍卖成交价为准），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3、判令向胡伟分配“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从2017年7月至今的经营利润暂定为250万元（以二年多初算利润约为1500万元，最终以查账确定的数额为准），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4、要求海得利公司对上述第一、第二、第三项诉请与胡伟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及因本诉产生的各类费用均由胡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严配健与胡伟系亲戚关系，经胡伟提议打造“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严配健按六分之一进行投资，该船舶于2017年5月建成，因政策原因挂靠在海得利公司名下，作业范围东南太平洋鱿钓。“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于2017年7月赴东南太平洋鱿钓作业，该船所有经营决策、鱼货销售、后方供给、财务管理等工作均由胡伟负责。经严配健多次要求胡伟签订协议，才于2019年1月22日签订《股份协议》。协议明确约定：船舶建造总价为1200万元。胡伟出资800万元，占总股本的66.666%（实际出资280万元，其余为国家造船补贴及船舶贷款）、严配健与另一个合伙人李再成各出资200万元，各占总股本的16.667%（实际出资70万元，其余为国家造船补贴及船舶贷款）。财务管理：海得利703船由胡伟保管资金，各项费用开支按实际支出进行报销。每季度向其他股东出具收支明细报表；财务结算时间为每年决算一次，时间可按实际情况变动；每次决算后的经营帐目须以书面形式向各股东公布。海得利703船经营至今，胡伟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各项费用开支让严配健及另一个合伙人李再成进行审核，收支情况存在虚假，帐目不清，及存在侵吞合伙体资金的行为。故严配健提起本诉。海得利公司一审答辩称，其仅系挂靠公司，与本案无关。胡伟一审答辩称，1、严配健诉称不属实。在涉案船舶“海得利703”打造前，严配健、李再成、胡伟三人曾合伙并约定各出资80万元经营鱿钓船，但严配健因资金不足实际出资43万元。后2015年因经营亏损，合伙体解散，原船舶以折价150万元出售给严配健。当年度，胡伟有意建造涉案船舶时，曾联系严配健与李再成是否出资拼股，但二人均未表态。后胡伟自行筹资打造涉案船舶，并挂靠于海得利公司名下经营。船舶建造期间，严配健未出资出力，即新建船舶与严配健没有关系。船舶投入营运后，因收益较好，严配健以主动支付原拼股船舶中其未出资额37万元和亏损款34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上述严配健应支付的金额有会计记录，截止2018年8月止，严配健应支付胡伟本息合计1779600元，扣除利润分配款60万元，尚需支付1179600元，后严配健至2018年12月底之前实际支付绝大部分）要求胡伟分得1/6的股份。因亲戚出面说情，且严配健实际支付绝大部分款的前提下，胡伟同意分配1/6的股份，并于2019年1月22日签订《股份协议》，约定有关事项。2、胡伟不存在严配健提及侵吞合伙体资金的行为。严配健系“海得利703”营运后中途提出加入合伙，在2019年1月22日三方签订《股份协议》之前，聘请的兼职记账会计将船舶从2017年10月始至2019年1月10日止经营期间的账目全部进行汇总，并有明细表发给严配健，严配健及另一合伙人对账目无异议，方才签订《股份协议》。协议签订至今，会计组织算过二次账，所有账目均依双方认可的惯例，按《股份协议》约定的精神，不存在严配健诉称收支虚假、账目不清的情况；3、严配健提出退伙的理由不成立。目前属疫情期间，船舶尚在国外作业，无法回国，经济效益不佳，因疫情对船员用工及船舶修理等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存在不确定因素，生产周期未结束，收益不明，且尚需较多投入，此情况下退伙会严重影响下一步的生产经营，故胡伟不同意严配健退伙。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海得利703”船于2017年4月8日由浙江腾龙造船有限公司建造完工，船籍港为舟山，用于远洋鱿钓，登记所有人为海得利公司。2019年1月22日，严配健与胡伟签订《股份协议》，约定合股经营新造“海得利703”船，以船舶总价即1200万元作为总股本，胡伟出资800万元，占总股本的66.666%，严配健出资200万元，占总股本的16.667%（严配健未提供出资证明）。《股份协议》第七条约定由胡伟保管资金，各项费用按实际支出进行报销，每季度向其他股东出具收支明细报表；财务结算时间为每年结算一次，时间可按实际情况变动，每次决算后的经营账目须以书面形式向各股东公布，第八条约定各股东原则上不准退股，若要退股或转让该船股权，须经股东协商同意，并应优先转让给内部股东，向外转让须经各股东认可。2019年3月21日，胡伟与海得利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舟山市海韵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同日该公证处出具（2019）浙舟海证内民字第446号公证书，对《产权确认协议书》、《挂靠经营合同》予以公证，该两份文件约定将“海得利703”船挂靠至海得利公司名下，实际出资人仍属胡伟，占100%产权，由“海得利703”船自主安排生产经营、补给、销售等经营活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严配健与胡伟就“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订立《股份协议》，约定出资并据此享受分红、承担亏损，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船舶合伙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在于严配健是否有权退伙，以及如何退伙分割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依据本案双方之间签订的《股份协议》第八条财产折旧及退股的约定，各股东原则上不准退股。严配健主张退伙，但未提供其出资的证据，亦未提供合伙的财产情况的初步证明，其理由为胡伟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各项费用开支让严配健进行审核，收支情况存在虚假，账目不清，存在侵吞合伙体资金的行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严配健与胡伟签订的《股份协议》已明确约定各股东原则上不准退股，且现阶段为疫情期间，涉案船舶尚在国外，经营成本与收入均为不确定状态，解除《股份协议》不利于合伙体的生产经营，严配健亦未提供解除协议的合理理由及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严配健解除《股份协议》的诉请不予支持。海得利公司仅系船舶挂靠单位，严配健与其无法律关系，严配健主张由海得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故此，一审法院对严配健分割“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船款、分配“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经营利润，由海得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并不予支持。综上，严配健诉请，证据与理由均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11日判决：驳回严配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040元，由严配健负担。严配健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胡伟承担。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本案的实际情况：2014年初严配健及另案上诉人李再成与胡伟合伙经营北太鱿钓船“汉益97”，当时船折价238万，每人股份三分之一(约投资近80万每人)，“汉益97”由胡伟实际经营，2014年6月份--2015年12月份共计亏损80万元左右。2015年底，胡伟提出建造新船，以“汉益97”船舶指标折现150万元，船拆解后的残船铁变现为近30万元，作为“海得利703”前期建造出资，以船舶抵押贷款(430万元)及国家对远洋船只补贴资金(350万元)作为剩余船舶建造款的来源，各伙人不用再行出资。“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2017年6月出门(由胡伟出面筹借船舶出门经营资金276万元)，7月开始生产，基于船舶的经营权均被胡伟把控，胡伟既不与各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也不向各合伙人公开帐目，导致各方矛盾加剧。因胡伟与李再成老婆是姐弟关系，经亲戚多次做工作，严配健与李再成迫于无奈，加之考虑到胡伟在“海得利703”建造过程中确也在资金筹备方面出过力，故同意胡伟持有“海得利703”三分之二的股份，严配健与李再成各持有六分之一的股份。三方才于2019年1月22日签订《股份协议》(该协议由胡伟拟订)。海得利703船经营至原审起诉日止，胡伟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各项费用开支让严配健与李再成进行审核，存在侵吞合伙体资金的行为，故严配健与李再成于2020年4月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股份协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于：(1)本案的争议除了退伙和分割合伙财产之外，还涉及合伙协议签订之前的合伙事实与合伙的出资，一审法院对此未加评述与认定。(2)胡伟答辩认可严配健与李再成与其自2015年之前就已开始合伙，只是胡伟主张2015已经散伙，同时主张2017年10月至2019年1月已经结算过帐目，但均未被法院采信。根据胡伟的答辩，本次合伙至少应从2017年10月开始。法院对此未予查明不当。(3)自2017年10月至今，胡伟未按约每季向严配健与李再成出具收支明细报表并每年进行财务结算，分配盈余，胡伟对此负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否定胡伟的主张和举证，同时又认定严配健与李再成未对此举证，是矛盾及错误的。(4)根据合伙协议的原则性约定判决不支持严配健与李再成退伙是错误的。胡伟的违约行为已经影响严配健与李再成合伙目的的实现，严配健与李再成为此请求退伙，不应受原则上不准退股约定的制约。原则上不准退股的约定，不应该用于制约守约、合法的行为，否则会助长胡伟违约行为。(5)判决胡伟分配盈余符合情理及法律规定。自2017年以来，“海得利703”轮的经营如果是亏损的，胡伟不可能不通报收支并进行年度财务结算，要求严配健与李再成分担亏损。只有在盈余的情况下，胡伟才不通报收支并进行年度财务结算，以期独享收益。一审开庭前严配健与李再成已申请法院责令胡伟提供账目资料进行清算，但胡伟拒不提供。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的规定，法院应按严配健与李再成预估的利润判决分配。(6)涉案合伙的其中两个合伙人均已提出退伙，涉案合伙体已处于散伙状态。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判。首先，涉案合伙协议对退伙没有具体约定，《民法总则》对退伙也没有具体规定，根据《合同法》第124条，本案可参照下列规定判决解散合伙：1.《合同法》第94条。本合伙协议的解除已经符合法定解除条件。2.《合伙企业法》第85条规定。涉案合伙体因两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合伙目的无法实现等，涉案合伙体应当解散。3.《民法总则》第106条规定。涉案合伙体因出资人决定解散，法院应准予解散。4.将实施的《民法典》第976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合伙。......合伙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合伙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其他合伙人。涉案合伙协议没有约定合伙期限，合伙人可以随时解除。其次，散伙后的船舶处理，可境外变卖、拍卖处理，也可待船舶回国后再变卖、拍卖处理。再次，新冠疫情不应该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成为胡伟违约、侵害严配健与李再成合伙利益的理由。法院以疫情影响期间解除合伙协议不利合伙体生产经营为由驳回严配健与李再成的诉讼请求，根本产生不了对合伙体、全体合伙人有利的结果，还会延长和扩大胡伟的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综上，原审判决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胡伟二审答辩称：一、严配健关于原合伙即“海得利703”打造前的陈述错误。因经营亏损104万，合伙体2015年解散，原船舶以折价150万元出售给胡伟。当年度，胡伟有意建造涉案船舶时，曾联系严配健与李再成是否出资拼股，但二人均未表态。后胡伟自行筹资打造涉案船舶。二、2019年1月22日《股份协议》签订前，双方曾对之前账目进行了结算。《股份协议》签订后，李再成尚缺33万，未足额出资。其他理由基本同一审答辩意见。请求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解除合伙的条件是否成就。对此分析如下：本案一审判决日期为2020年11月11日，在民法典之前。关于解散合伙的法律，最直接的是一审判决书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从以上规定可看出，合伙解散作为对合伙纠纷的最终解决措施，在穷尽其它手段后，原则上应允许。故对本案《股份协议》第八条约定“各股东原则上不准退股，若要退股或转让该船股权，须经股东协商同意，并应优先转让给内部股东，向外转让须经各股东认可”，不可过度解读为不可退股。但本案合伙股东间具有亲属关系，且诉讼期间适逢新冠疫情，涉案船舶尚在太平洋作业未回，一审判决认为尚不具备解除条件，驳回严配健的诉请，并无明显不当，可予以维持。但应当指出的是，一审判决属于案结事未了，当事人间纠纷并未得以解决。本案二审质证过程中，胡伟陈述涉案船舶已处于起航返回途中。故按照《股份协议》第七条财务结算时间为每年结算一次的约定，合伙人间应在涉案船舶本航次返航后的合理时间内，就相互间基于合伙的权益进行结算。如果届时仍然不能达成结算协议，则说明合伙僵局无法打破，合伙人可就相关纠纷提起诉讼。为避免给当事人造成诉累，对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调整为100元。综上，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严配健与胡伟就“海得利703”远洋鱿钓船订立《股份协议》，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船舶合伙关系。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严配健是否有权退伙，一审判决根据涉案《股份协议》中各股东原则上不准退股的约定及案情，认定目前尚不具备退伙条件，判决驳回严配健诉请，无明显不当。严配健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严配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 青审判员 黄 青审判员 吴云辉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