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0民终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琼芝，女，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承忠，湖北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必旺，男，196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青，重庆正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美玲，女，199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琼芝，女，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笔架山街道东岳山路**1-1-1。系李美玲母亲。上诉人刘琼芝因与被上诉人李必旺、原审第三人李美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2019）鄂1081民初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琼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李必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定性错误。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定性错误，本案应为房地产投资合同纠纷或者房屋买卖合同纠纷。2013年10月23日上诉人刘琼芝与被上诉人李必旺签订了一份《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2012年7月1日上诉人刘琼芝与被上诉人李美玲签订了一份《房产投资协议书》，2014年4月25日上诉人与李美玲签订了《门面房购买协议书》，上述三份协议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投资本金100万元及购房首付款20万元，其房地产开发后产生的利润等约定。三份协议与民间借贷之间毫无关联。3、2018年6月15日晚上12点左右在石首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徐文山的主持下进行调解，调解时并没有通知李美玲到场，也没有李美玲的授权，在调解过程中，双方一直发生争吵，公安民警是按照被上诉人李必旺的要求书写的调解书，并没有征询上诉人刘琼芝的意见。上诉人刘琼芝是在调查过程中，因种种压力被迫做出违背自己内心真实意思，违背客观事实而签名。一审法院认定公安机关没有参与调解，是双方自行和解与客观事实不符。4、2018年6月15日双方一直在争吵，公安民警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要求上诉人偿还投资款2万元给被上诉人，但一审法院将此款作为差旅费及诉讼费而不计入还款数额是错误的。5、一审应按照查明的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6、双方签订的两份《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以及《门面房屋购买协议》虽然约定投资100万元，门面房房款首付20万元，利润130万元，但必须在该项目完成后产生利润进行分配，该房地产投资项目因政策原因没有批复，该房地产投资项目没有完全施工，没有产生利润。三份协议内容非常明确，属投资款及购房款，且上诉人已经返还被上诉人本金123.7万元。一审将投资的100万元及购房款首付20万元作为民间借贷本金，将约定的130万元利润作为利息判决错误。被上诉人李必旺答辩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事实正确，上诉人想否定该关系没任何依据。根据双方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调解协议》及2019年2月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双方均认可借款的本金、应支付的利息、利率、还款期限、违约责任，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完全吻合，依照两份还款协议，双方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2.上诉人认为还款协议是被迫的，没有李美玲授权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调解协议》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调解协议》自愿达成，系双方的内在意思表示。该《调解协议》经由2019年2月2日的《还款协议》再一次确认，对所欠的金额、应当承担的利息、利率、违约金再一次的认可。两份协议无任何违反法律的情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调解协议签订后，刘琼芝按约定要求于2018年7月31日前还款5万元，这是调解协议签订后刘琼芝履行的第一笔还款义务，证明刘琼芝是自愿签订调解协议的。补充协议签订的当日刘琼芝转账5万元给被上诉人，证明上诉人是想履行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和补充协议的基础也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3年7月1日的《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方确定除归还本金50万元外，另行支付利润80万元整；2013年10月23日《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除归还本金50万元外另支付利润50万元。两份协议的性质均名为投资、实为借贷。3.调解协议和补充协议中所确定的还款金额以及利率没有违背我国的法律规定。调解协议和补充协议确认向原告归还本金120万，利息130万的利息计算没有超出我国利率规定。4.上诉人认为2万元差旅费应计入还款总额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应予驳回。第三人李美玲答辩称：其对原告李必旺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以其名义与上诉人刘琼芝签定的投资协议及门面房购买协议的转款事项都是委托李必旺办理，李美玲确认李必旺的代办行为。被上诉人李必旺与上诉人刘琼芝签订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得到了本人授权，李美玲对被上诉人李必旺的代理行为均予以认可。以李美玲名义所签的协议中共向上诉人刘琼芝转款70万元，均由被上诉人李必旺代为转款。上诉人所支付的利息也是向被上诉人李必旺支付、没有转账给李美玲，李美玲确认上诉人刘琼芝向被上诉人李必旺的还款行为，认可李必旺确认的还款金额。李美玲与被上诉人李必旺于2019年2月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上诉人刘琼芝的债权转让给李必旺，并通知了刘琼芝。李美玲确认李必旺享有对刘琼芝的全部债权，确认李必旺享有完整的诉讼权利。原审原告李必旺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按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返还约定款152万元；2、判令被告自2019年6月1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产生的利息，以本金152万元计算，按年利率20%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亲戚关系，因被告自称经营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资金周转，向原告进行融资。原告遂通过原告女儿李美玲名义分别与被告签订一份《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2013年7月1日）及一份《门面房购买协议书》（2014年4月25日）。其间，原告与被告还签订了一份《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2013年10月23日）。原告及李美玲按上述协议约定向被告履行支付资金的义务后，被告一直未履行上述协议约定的向原告返还本金支付利润等义务，也未能提供其开发项目的真实信息。为此双方产生纠纷。2018年6月15日，原、被告达成一份《调解协议》，对往来款项进行结算，被告确认实际收到原告（含代原告女儿李美玲）支付款项总计250万元。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应返还原告150万元，同时被告另应支付原告15万元利息，协议中约定了支付期限、违约责任。2018年6月15日签订调解协议时，原告初步认定被告向原告转账100万元，但实际转款共八笔：1、农行2014年8月29日转账3万元。2、农行2015年4月15日转账30万元。3、工行2015年11月9日转账5万元。4、工行2015年12月8日转账2万元。5、农行2014年12月11日转账20万元。6、工行2016年10月27日转账2万元。7、工行2016年11月10日转账10万元。8、农行2014年9月30日转账3万元。合计75万元。另有一笔工行2014年6月30日转账20万元待查实，是被告刘琼芝账户转账到户名为刘琼芝的账户上，还有5万元未还。虽然按100万元计算，原告实际收到仅75万元。调解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7月支付原告5万元利息。2019年2月2日，因被告未按调解协议付款，在原告告知被告已经取得原告女儿李美玲的授权下，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再次确认被告应付原告款项金额为165万元。协议约定“被告应在2019年2月2日支付5万元，2019年2月28日前支付8万元，2019年3月31日前支付5万元，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5万元，2019年5月31日前支付5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2万元，余款130万元在2019年9月30日前全部还清。”并约定原告收到2019年2月28日应付的8万元后，办理该协议的公证手续。同时约定被告违约未按期付款的，应向原告支付10万元违约金，并按20%年利率支付未偿还金额的利息。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约定期限还款，也未办理协议公证。被告实际于2019年2月2日支付原告5万元利息，2019年3月3日支付原告5万元利息，2019年3月4日支付原告3万元，其后再没有支付了。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已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还款义务。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双方《调解协议》约定和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准原告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李美玲与原告李必旺系父女关系。原告李必旺之妻刘琼芝（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与被告刘琼芝系姐妹关系，俩人同名，身份证号不同。2013年7月1日，被告刘琼芝与第三人李美玲签订《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李美玲出资50万元收购被告刘琼芝名下投资海南林业物质公司海府路房地产开发项目股权的1%，由原告李必旺经办将投资款给付被告刘琼芝。除本金外，分得利润80万元，于2014年12月底之前返还40万元，余款待房屋全部销售完毕后付清。协议签订前后，原告李必旺于2013年6月24日转账30万元、2013年7月15日转账20万元，两次向被告刘琼芝账户共转账50万元。2013年10月23日，原告李必旺与被告刘琼芝签订《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李必旺出资50万元收购被告刘琼芝名下的海南省江东地区博士村项目股份的4%，被告刘琼芝于2014年8月前返还本金50万元及利润50万元。此后，原告李必旺于2013年10月25日转账20万元、2013年11月11日转账20万元、2013年12月5日转账10万元，三次向被告刘琼芝账户共转账50万元。2014年4月25日，被告刘琼芝与第三人李美玲签订《门面房购买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被告刘琼芝将海口市林业物质公司拟开发项目中的一楼一间40㎡门面卖给李美玲，购房总金额为100万元，李美玲首付20万元。原告李必旺按此协议支付购房首付款，于2014年4月25日转账20万元至被告刘琼芝账户。因被告所称的项目开发未实施，经原告索款，被告刘琼芝分多次向李必旺转款：2014年8月29日3万元、2014年9月30日3万元、2014年12月11日20万元、2015年1月31日3万元、2015年4月15日30万元、2015年11月9日5万元、2015年12月8日2万元、2016年8月8日2万元、2016年10月27日2万元、2016年11月10日10万元，另于2014年6月30日向原告李必旺妻子刘琼芝转账20万元，此款原告李必旺经核对转账凭证后予以认可。至此被告刘琼芝向原告李必旺合计转账100万元，与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6月15日确认的金额相符。因被告刘琼芝对上述二份投资协议中的房地产项目并未开发开建，所称门面房也无房交付，原告李必旺多次索款未果，遂于2018年6月2日将被告刘琼芝以涉嫌诈骗控告至石首市公安局，第三人李美玲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刘琼芝提起了诉讼。在公安机关初查案件期间，原告李必旺经第三人李美玲授权，与被告刘琼芝双方经过协商，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刘琼芝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调解协议》对双方往来款进行了结算，该协议约定，双方确认被告刘琼芝实际收到原告李必旺投资款120万元，应付利润130万元，三份协议总金额为250万元。截止协议签订之日，原告李必旺实际收到被告刘琼芝还款100万元，被告刘琼芝还应给付原告李必旺投资本金及利润150万元。被告刘琼芝承诺调解协议签订后，于2018年7月31日前还款5万元，八个月内还款达到35万元，余款115万元在2019年6月15日前付清，并向原告给付一年内利息15万元作为补偿，被告刘琼芝共应向原告李必旺给付本金及利息165万元。协议还约定如被告刘琼芝违约，承担违约金10万元，同时支付未偿还金额起时间段内的利息，按年利息20%计算。双方约定由原告李必旺到相关法院、公安机关撤案，原合作协议、门面购买协议终止，作附件保存，如此协议不能按约履行，起诉由石首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李必旺、被告刘琼芝在协议上签名并捺下指印。2018年6月25日，石首市公安局对李必旺的控告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被告刘琼芝于2018年7月30日向原告李必旺转账5万元，此后再未还款。2019年2月2日，原告李必旺受第三人李美玲委托，与被告刘琼芝再次协商，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再次确认被告刘琼芝应支付给李必旺165万元。付款方式及时间：2019年2月2日支付5万元；2019年2月28日前支付8万元；2019年3月31日、4月30日前、5月31日前分别支付5万元；2019年6月30日前支付2万元；2019年9月30日前付清余款130万元。如果未按上述约定付款时间付款，被告刘琼芝应向原告李必旺支付违约金10万元，未偿还金额利率按年利率20%计算。并约定被告刘琼芝在2019年2月28日前支付8万元后，双方对协议办理公证，原告李必旺向相关法院申请撤销对被告刘琼芝财产的查封，被告刘琼芝在2019年6月30日前向原告李必旺支付诉讼费2万元。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未对协议进行公证，被告刘琼芝也未向原告李必旺支付诉讼费，第三人李美玲于2019年7月23日向法院申请撤诉，龙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以（2018）琼0106民初8638号民事裁定书，于2019年7月23日、26日以（2018）琼0106民初1087号之一、之二裁定书准予撤诉并解除了对被告刘琼芝财产的查封。至原告李必旺起诉止，被告刘琼芝按补充协议约定共分六次向原告李必旺还款，于2019年2月2日转账5万元、2019年3月1日转账0.2万元、2019年3月3日转账5万元、2019年3月4日转账3万元、2019年4月6日转账1.5万元、2019年4月5日转账2万元，合计还款16.7万元，加上补充协议前2018年7月30日转账5万元，被告刘琼芝在2018年6月15日后共向原告李必旺还款21.7万元。其另于2018年6月15日支付原告李必旺现金2万元。因被告在2019年4月5日后不再还款，原告遂向本院提起了诉讼。另查明，被告与第三人所签投资、购房合同款项均由原告账户中支付。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6月15日所签《调解协议》及2019年2月2日所签的《补充协议》，第三人均认可。第三人于2019年2月1日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于2019年8月1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将债权转让通知邮寄给了被告。又查明，本院于2019年7月16日受理李必旺与刘琼芝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一案，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2019）鄂1081财保6号裁定，查封了被申请人刘琼芝在海南省海口市××中房××公寓××房屋及被申请人××在海南省××路富豪花园的房屋。现该查封裁定仍在执行期间。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准则，也是履行合同的基本原则。原告、第三人出于亲情信任关系与被告签订了二份投资协议和一份购房协议，因被告没有房地产开发项目，也无房可供，没有兑现原告及第三人期望的利益，有违诚实信用，从而导致了本案纠纷。原、被告签订《调解协议》、《补充协议》后，被告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过错责任，并继续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关于原告代理行为效力及第三人债权转让问题，原告李必旺在履行合同期间代第三人转款，发生纠纷后代理第三人李美玲与被告刘琼芝签订《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均得到了第三人李美玲认可，其代理也符合家长代子女处理重大事项的生活习惯，委托代理行为合法有效。由此签订的《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对第三人与被告有约束力。第三人李美玲出于与原告李必旺系父女关系的原因，将法律上所赋予的对被告刘琼芝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李必旺，且履行了通知义务，债权转让成立，被告刘琼芝应当向原告李必旺清偿债务。关于《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调解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签订双方为原告李必旺、被告刘琼芝，原告李必旺在签订协议前已得到第三人的授权，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刘琼芝被胁迫、被强制。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签订时间虽为公安机关初查被告刘琼芝涉嫌诈骗案期间，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未参与调解，该调解不是行政调解，也不是刑事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自行和解，没有法律对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期间积极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有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上述规定看，《调解协议》不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且第三人对原告的代理行为是授权认可的，因此调解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辩解签订调解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此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也得到了第三人李美玲的授权，协议亦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差旅费及诉讼费的问题，2018年6月15日被告支付的2万元，原告陈述是与被告协商一致，由被告给付的差旅费补偿，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也符合常理，此款可不计入被告还款数额。补充协议中约定由被告刘琼芝给付原告李必旺诉讼费2万元，因被告在还款金额、给付时间、原告在向法院撤诉解封时间上各自存在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情形，被告可不予支付此款。关于本案投资款的性质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问题，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在2013年7月1日签订的《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由被告归还50万元本金外，还支付80万元利润；在2013年10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由被告除归还50万元本金外，还支付50万元利润。原告及第三人在投资中享有利润而不承担亏损风险，两份协议性质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投资款实为借款，利润即相对为借款的利息。原、被告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调解协议》，于2019年2月2日签订《补充协议》，确认被告向原告支付250万元，这其中原告实际本金为120万元，利润为130万元。因被告没有房地产项目，无房可卖，也无从获得房屋开发利润，因此协议中的100万元投资款、20万元购房款，实际上成为借款本金，130万元利润实际上也转化为被告向原告作出的利息补偿。该调解协议与补充协议从资金结算层面更加明确了原告、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故本案应当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调整双方权利义务较为妥当。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之间形成实事上的民间借贷关系，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利润可以参照民间借贷利率确定，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关于130万元利润折算为利息是否合法及返还金额的问题，借款期限从2013年6月、7月、11月、12月、2014年4月起至2018年6月15日签订调解协议时止，平均有近55个月，以120万元本金计息，130万元数额没有超过我国法律按年利率24%计息的最高限额，被告将130万元确定为应当付给原告的利息补偿，该利息合法，应予保护。原、被告经协商结算后，确认被告应还原告本息250万元，减除已还的100万元，下欠原告本息150万元。原、被告约定被告承担此欠款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一年内的借款利息15万元，该利息以120万元本金为基数，折算年利率为12.5%,未超过24%的年利率限额，本院予以准许。以上本息为165万元，应由被告偿还。原、被告于2019年2月2日签订补充协议，再次确认被告应还款的数额为165万元，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对被告反驳要求驳回原告诉求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从2018年7月30日至2019年4月5日，累计向原告还款21.7万元，实际下欠原告143.3万元。原告李必旺要求被告刘琼芝偿还152万元，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不合理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违约金是否适当及欠款后期利息问题，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补充协议》均约定如果被告违约，被告自愿承担违约金10万元。被告未按两份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10万元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655次会议通过）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得支持。原、被告在《调解协议》中约定的一年利息为15万元，折算年利率为12.5%，原告一并主张此一年内利息与违约金，利息加违约金共25万元，以120万元本金为基数，折算年利率为20.83%，未超过民间借贷法律规定的年利率上限。且从借款之日起到2019年6月15日，借款利息加违约金总额不高于从借款之日起，按借款本金，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的数额，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违约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原、被告双方在《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如果被告违约，按年利率20%支付未偿还金额超期时间段内的利息。《调解协议》已固定了2018年6月15日至2019年6月15日的利息，虽然被告最后一次还款的日期为2019年4月5日，但年利率20%的利息起止时间应以2019年6月16日为起始时间，以清偿之日为终止时间。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逾期还款利息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审理期间适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民间借贷的新司法解释，依其规定，该规定于2020年8月20日后施行，施行后，新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新规定，故本院适用此前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处理本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809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刘琼芝向原告李必旺返还借款1433000元及利息（以本金1433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6月1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二、由被告刘琼芝向原告李必旺支付违约金10万元；上述第一至二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李必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琼芝负担23597元，由李必旺负担783元。本院二审时，上诉人刘琼芝向本院提交二份证据：证据一、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调解协议上有公安机关民警签名，拟证明调解是在公安机关组织下签订的；证据二、两份录音，拟证明补充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被上诉人李必旺质证称，证据一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二录音嘈杂，听不清内容，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讨账，协商还款事宜，不能证明胁迫。原审第三人李美玲的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李必旺。上诉人刘琼芝庭后将调解书原件交本院予以了核实。本院认为，证据一调解书的内容与一审时被上诉人李必旺提交的调解书的内容一致，本院对此内容予以确认，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述；证据二的录音上诉人当庭进行了播放，因内容嘈杂，本院要求其将录音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后连同光盘提交给本院及被上诉人质证，但上诉人庭后未提交。从庭审时播放的录音内容来看，不能证明补充协议签订时是存在胁迫的情形。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上诉人刘琼芝与原审第三人李美玲在2013年7月1日签订的《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李美玲以50万元购买刘琼芝1%的股权，除本金外，分得纯利润80万元，2014年12月底前支付40万元，余款待房屋销售完毕后付清。上诉人刘琼芝与被上诉人李必旺于2013年10月23日签订的《房地产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李必旺以50万元收购刘琼芝4%的股份，刘琼芝在2014年8月前返还本金50万元及利润50万元。从两份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被上诉人李必旺及原审第三人李美玲在投资中既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承担风险，但享有固定利润，两份协议性质名为投资，实为借贷。2014年4月25日上诉人刘琼芝与原审第三人李美玲签订《门面房购协议书》，约定刘琼芝向李美玲出售一间门面房，价值100万元，2015年12月30日将门面房交付李美玲，当日向刘琼芝支付20万元首付款。三份协议书签订后，因上诉人刘琼芝既未按协议向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返还本金及利润，也未向原审第三人交付房屋，双方因款项返还问题发生争议。三份协议书中所约定的100万元投资款及20万元购房款实质为借款本金，协议约定的130万元利润为利息。故一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调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在双方因返还款项发生争议后，被上诉人李必旺于2018年6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上诉人刘琼芝诈骗。上诉人刘琼芝与被上诉人李必旺于2018年6月15日签订调解协议。从调解协议的签订时间以及二审时上诉人刘琼芝提交的调解协议书来看，该协议签订于公安机关初查刘琼芝涉嫌诈骗案期间，系在公安机关民警的参与下签订的。上诉人刘琼芝主张调解协议是违背其真实意思，违背客观事实而签订的。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从上诉人刘琼芝提交的调解协议来看，确有公安机关民警参与调解，但无论该调解协议是否属于行政调解，其效力均应从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来考量。首先，从调解协议的内容来看。调解协议确认上诉人刘琼芝收到李必旺120万元，利润130万元，已经偿还100万元，还应支付150万元。该调解协议所确定的内容与上诉人刘琼芝与被上诉人李必旺、原审第三人李美玲所签订的三份协议书所确定的本金100万元及门面首付款20万元，利润130万元以及上诉人刘琼芝的还款数额一致，该协议事实清楚，也并未通过协议加大上诉人刘琼芝的责任。其次，关于调解协议中确定利润130万元是否超过法律规定上限的问题。从李必旺转款时起至2018年6月15日签订调解协议时止，130万元没有超过按照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计算的利息。故该调解协议确定的利润130万元未超过法律规定。第三，在调解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刘琼芝与被上诉人李必旺又于2019年2月2日签订补充协议，再次确认调解协议所确定的债权数额，该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李必旺得到了原审第三人李美玲的授权。且上诉人刘琼芝在补充协议签订后分六次向被上诉人李必旺转款16.7万元。故一审认定调解协议、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80元，由上诉人刘琼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瑜审判员 赵祖发审判员 廖崇霞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单邓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