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13民终2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绍琴，女，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传忠（苏绍琴之夫），男，196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包益成，男，198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住所地随州市曾都区舜井大道**。负责人：李斌，该公司经理。上诉人苏绍琴因与被上诉人包益成及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随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20）鄂1303民初3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绍琴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调解是苏绍琴签字认可全责认定的条件。其次，调解是苏绍琴、包益辉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其可以监督和证明。包益辉签字时没有书面授权，但调解员说口头授权具有法律效力，并要求包益成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包益成将其身份证拍照后微信发给包益辉，并由调解员截图复印。最后，调解协议是多方协商的结果。包益辉是包益成的三姐，苏绍琴没有理由怀疑包益辉的代理权，属于表见代理。即使调解无效，包益辉明知无权代理故意签订协议，诱骗苏绍琴承担全部责任，属欺诈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应承担法律责任。2.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与事实不符。第一次事故认定适用简易程序，经复核程序违法，要求交警四大队重新作出认定。第二次事故认定书签字时，民警称复核没有时间认真审核。一审法院认定投保车辆并非机动车，与事故认定矛盾。请求法院调取现场照片及监控录像等证据。苏绍琴二审中称，苏绍琴在签订调解协议时，不知道保险理赔限额，故未告知包益辉保险理赔限额。事发后，包益成妻子找苏绍琴要医药费，苏绍琴称已经签订了调解协议不应赔偿，但包益成的妻子不认可，认为苏绍琴负全责，应承担医疗费。包益成辩称：包益成只是委托姐姐包益辉签订事故认定书。交警却让其签调解协议。包益辉签订协议时不知道保险只有5000元赔付额度。且苏绍琴收到调解协议后，又申请事故责任复核，事故责任经重新认定变为主次责任。事发后，包益成妻子找苏绍琴要医药费，苏绍琴称已经签订了调解协议不应赔偿，但包益成的妻子不认可，认为苏绍琴负全责，应承担医疗费。包益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苏绍琴、人××随州市分公司赔偿包益成损失共计51273.76元；2.本案诉讼费由苏绍琴、人××随州市分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6月20日，苏绍琴持C1证驾驶随州临E9690号两轮摩托车（鉴定系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沿随州市胜利大道由迎宾大道往文峰大道方向行驶，21时51分许，行至城东富丽城小区前路段越过道路中间双黄线逆向行驶时，遇对向直行的包益成无证驾驶的无号牌两轮摩托车，包益成驾车发生摔倒，造成包益成受伤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包益成被送往随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5天。2020年6月22日，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作出第42130142020000067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苏绍琴负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包益成无责任。同时，包益成姐姐包益辉与苏绍琴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约定：“一、（1）甲方赔偿伤者的医疗费和后期的各项损失，依双方投保的保险公司核定金额为准，按责分担；保险公司赔付时，退还司机垫付的医疗费用，赔偿款全部归伤者所有，伤者不再要求司机个人另外补偿。（2）甲、乙双方的车辆损失和财物由双方投保的保险公司会同4S店定损修复；按责分担。施救费按责承担。（3）甲、乙双方同意交警队放车结案……”。经一审法院与随州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核实，包益辉并未提交包益成的授权委托书即参与调解并签名，包益成事后也未追认该《人民调解协议》。2020年6月24日，苏绍琴对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向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申请，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撤销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作出的第421301420200000673号道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令其根据有关规定对案件进行重新调查、认定。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于2020年7月29日重新作出第42130112020000005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苏绍琴承担此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包益成承担此道路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2020年8月18日，受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委托，随州市中心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包益成的伤残程度、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医疗费用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8月20日，该所作出随中法司鉴［2019］临鉴字第11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一）被鉴定人包益成的损伤不构成伤残；（二）从受伤之日起误工评期定为120日，护理期评定为60日，营养期评定为60日；（三）前期医疗费用应以临床治疗实际发生为准；（四）后续治疗费用拟定为12000元。包益成支出鉴定费1400元。苏绍琴驾驶的随州临E9690号两轮摩托车，该车在人××随州市分公司投保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项目医疗费用累计责任限额50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10%；累计财产损失责任限额3000元；附加车上人员责任累计责任限额100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10%。保险期间自2020年5月23日零时起至2021年5月22日二十四时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据湖北省统计局统计，2019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455元/年、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38897元/年，包益成因此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有：1、医疗费17152.3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350元（90元/天×15天）;3、护理费6394.02元（38897元/年÷365天×60天）；4、鉴定费1400元；5、营养费1800元（30元/天×60天）；6、误工费11327.6元（34455元/年÷365天×120天），7、后期治疗费12000元。综上，包益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51423.96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论客观、公正，对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予以采信。因此次事故责任划分为主次责任，对此事故造成包益成的经济损失，人××随州市分公司应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按70%承担赔偿责任。苏绍琴称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在随州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自愿达成了赔偿协议，应按调解书履行赔偿。包益成则辩称该人民调解协议并无本人签字，且未授权包益辉参与调解，该调解无效。法律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包益辉代表包益成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但并无授权，属无权代理，事后包益成也未追认，故该人民调解协议对包益成包益成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苏绍琴此一辩称，不予支持。人××随州市分公司辩称，事故车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为机动车辆，苏绍琴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进行承保后，应针对承保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且投保时保险单上明确载明投保车辆为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说明投保车辆系电动车而非机动车辆。故对人××随州市分公司这一辩称，不予支持。因保单明确说明医疗费用累计责任限额50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10%，故人××随州市分公司应直接向包益成赔偿4500元（5000×90%），因包益成剩余损失不在保险理赔范围，故应由苏绍琴承担70%责任，即31496.77元（51423.96元×70%－45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包益成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4500元；二、苏绍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包益成经济损失31496.77元；三、剩余损失由包益成自行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元，减半收到56.5元，由包益成负担16.95元，苏绍琴负担39.55元。经审理查明，随州市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在本案二审中制作了一份书面说明和提供了包益成、包益辉身份证复印件，称该复印件是调解时包益辉提供的。包益辉二审中作证称：苏绍琴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未告知包益辉保险限额，以致于包益辉不知道保险理赔限额只有5000元，如果知道就不会同意调解，而苏绍琴后又申请责任复核，对签字予以否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针对二审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表见代理问题。包益辉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提供了包益成、包益辉身份证复印件，足以使苏绍琴相信包益辉作为包益成的姐姐，具有代理权。据此，有关调解协议成立有效。关于苏绍琴是否应予赔偿问题。首先，虽然包益辉签订调解协议时构成表见代理，但调解协议上明确载明苏绍琴负事故全部责任，故协议签订的基础为苏绍琴负全部责任。调解协议达成后，包益成不认可提起本案诉讼。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苏绍琴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未告知包益辉保险限额，以致于包益辉误以为保险能够全部赔偿。如果按此协议履行，包益成的损失将无法得到全部理赔。据此，上述调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包益成起诉要求按重新划定的责任比例赔偿，视为请求撤销该协议，应予支持。苏绍琴二审中以签订了调解协议为由要求不予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第三，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可以查阅、复制、摘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材料，但证人要求保密或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当事人复制的证据材料应当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事故处理专用章。”据此，如果公安机关制作、保存了现场照片及监控录像，苏绍琴依法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不需要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苏绍琴驾车逆行，严重违反交通法规，应负事故主要责任。事故责任认定书经交警部门复核后重新作出有利于苏绍琴的认定，现苏绍琴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其对交警认定的异议，不予支持。第四，一审法院认定投保车辆并非机动车，并据此确定保险公司承担责任，对苏绍琴有利。故苏绍琴对此提出的异议，不予支持。第五，保单明确说明医疗费用累计责任限额50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10%。一审判决免赔500元正确。综上所述，苏绍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苏绍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莹审判员  李超审判员  周鑫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