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18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夏志，男，1974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现住重庆市涪陵区兴华西路。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于霞，女，1979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现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玲，重庆诚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滨江大道二段28号(锦天龙都)综合楼1-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050389261W。负责人：周渠毅，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凯，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婉茹，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夏志、杨于霞因与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2民初1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夏志，上诉人杨于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玲，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文凯、苏婉茹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夏志、杨于霞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2民初189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2.依法改判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诉讼请求。3、本案的诉讼费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未在保证期间内向我们主张权利，我们应免除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参照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提交的案例，认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效力均应及于其他尚在保证期间内的连带共同保证人”，判决我们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属错误。其理由如下：1.涉案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6月27日-2017年6月9日，即本案的保证期间为2017年6月9日至2019年6月8日。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未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我们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根据《担保法》第26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为约定期限的)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因此本案我们的保证债权消灭。2.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十二条的“精神”，认定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法律效力均应及于其他尚在保证期间内的连带共同保证人实为错误。通读两条法律条款不能直接表达出“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效力均应及于其他尚在保证期间内的连带共同保证人”的意思，一审法院仅根据“精神”作出认定，该“精神”不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仅仅是法官的个人认识。《九民会议纪要》第56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8条明确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但《物权法》第176条并未作出类似规定，根据《物权法》第178条关于“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的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本案中，我们与其他保证人之间未签订债务分担合同，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有连带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判定我们与其他保证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我们与其他保证人无相互追偿的约定，故其他保证人无权向我们追偿。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审法院的观点并不能成立，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向其他保证人要求承担担保人责任不等于向我们行使了保证债权。在即将施行的《民法典》对于以上法条精神及法律价值再次重申。该法第700条保证人的追偿权中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该条款取消了保证人之间的相互追偿，指明了保证人仅享有向债务人的追偿权，并未规定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3.本案债务发生时，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未按通常交易习惯通知我们签订保证合同，而是仅通知了其他保证人签订保证协议，从这一事实可以印证: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与各保证人系单独形成保证合同的客观事实。在主债务人不能清偿本案债务后，该行亦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再次印证: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仅要求其他保证人承担保证，主观上未要求我们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未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我们免除保证责任。因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有条件要求我们承担保证责任，而长期怠于行使权利，主观上存在严重过错，造成本案保证人的保证合同风险无法自行防控，客观上也导致主债务利息因该行不及时向保证人催收，增加了上百万的逾期利息，给保证人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损害。如果法院判决支持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这一消极行为，将其他保证人未履行债务的责任转嫁给本案上诉人，我们势必会成为另一个受害者。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请求的金额应当扣除担保人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预期可以实现的债权。2019年4月24日，涪陵区人民法院作出作出(2017)渝0102破5号之十八、十九号民事裁定书，对本笔贷款的担保人之一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重庆市涪陵区泰康医院有限公司、重庆市吉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行批准，并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涉及本案贷款的债权2739984.56元予以确认。2018年12月，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三债务人作出《重整计划》，给出的债权受偿方案中普通债权清偿率为27%即739795.83元。该债权是得到人民法院确认了的，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仅扣除36989.79元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提交的案例不属于参考性案例，不能作为普通适用的法律依据，且本案与案例中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参照适用。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涪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0102民初189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我行向其他保证人主张责任效力应及于周夏志、杨于霞，二人关于保证期间经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7号)，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无需向全部保证人逐一主张权利，可向任何一个保证人主张权利，而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其他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会因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而免除。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具有法律效力，批复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所有法院都应当按照批复执行，故本案引用的法释[2002]37号批复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且现行有效。即使是在九民纪要出台后，2020年5月28日，最高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322号《民事裁定书》中也引用的上述批复，体现的观点依旧是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连带共同保证人之一承担担保责任的，其效力自然及于其他保证人。我行有权向周夏志、杨于霞主张剩余全部债权，通过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可能实现的债权金额不应予以抵扣。依据合同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故我行向保证人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张剩余全部债权后，同样有权要求保证人周夏志、杨于霞承担对剩余全部债权的担保责任。此外，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确认裁定是为了固定债权，而破产重整具有不确定性，裁定中确认的债权不代表我行可实际受偿的金额。通过重整计划实际受偿的金额可在执行中予以抵扣，周夏志、杨于霞亦可在执行阶段主动提出。目前我行实际受偿36989.79元，若在本案判决中将重整计划可能实现的债权予以扣除，一旦重整失败或发生其他无法受偿的情形，我行的债权便无法主张。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周夏志、杨于霞对冉瑞刚、游贤兰所欠该行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立即支付冉瑞刚、游贤兰应支付给该行的借款本金1698243.68元、利息12441元、截至2020年3月26日的罚息734692.04元、复利3086.87元，以及自2020年3月27日起的罚息、复利(其中罚息以冉瑞刚、游贤兰未偿还的借款本金1698243.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基础上再上浮50%的标准计收至借款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复利以冉瑞刚、游贤兰未偿还的利息12441元为基数，按罚息利率计收至利息清偿完毕之日止)，律师费26745.28元、评估费25000元、违约金88万元；二、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周夏志、杨于霞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3日，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与案外人冉瑞刚、游贤兰签订合同编号为恒银(渝)[8]个授借字(2014)年第0188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以下简称第0188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额度授信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450万元，授信有效期为39个月，自2014年6月9日起至2017年9月9日止；本合同及分合同的担保合同有（一）编号恒银（渝）[8]个最高抵字（2014）年第0189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人为李英，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二）编号恒银（渝）[8]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190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为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三）编号恒银（渝）[8]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191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为李英，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四）编号恒银（渝）[8]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192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为毛义贵，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五）编号恒银（渝）[8]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193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人为周夏志，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6月13日，周夏志、杨于霞作为保证人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签订编号恒银(渝)[8]个最高保字(2014)年第0193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第0193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额度有效期为本合同第八条第一款约定的保证期间，即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主合同每笔贷款的到期日另加两年。任何一项具体贷款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止；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承诺对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和最高本金限额内的所有债务有效，除非债权人要求，保证人不再逐笔办理保证手续；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编号恒银（渝）[8]个授借字（2014）年第0188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450万元。2016年6月23日，案外人冉瑞刚、游贤兰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签订恒银(渝)[8]个授借字(2014)年第0188-3号《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以下简称第0188-3号《个人经营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4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6年6月27日至2017年6月9日；借款基准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借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30%；借款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债权人有权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逾期罚息利率对欠息计收复利；债务人按照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的方式偿还借款本息；债务人违约，债权人可要求债务人支付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若本合同为授信额度项下具体借款合同，则本合同作为恒银（渝）[8]个授借字（2014）年第0188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的分合同，与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合同中载明的担保合同与第0188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中载明的担保合同一致。第0188-3号《个人经营借款合同》签订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按约定向案外人冉瑞刚、游贤兰发放440万元借款。后借款到期，冉瑞刚、游贤兰未按期归还借款本息，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于2017年7月20日向重庆市涪陵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涪陵公证处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2017)渝涪证字第3008号执行证书，确认“被申请执行人为冉瑞刚、游贤兰、李英、毛义贵及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440万元，利息12441元，截至2017年7月17日的罚息41506.67元、复利205.29元，全部款项暂合计为4454152.96元；以及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贷款本息还清之日止的罚息(罚息以被申请执行人冉瑞刚、游贤兰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基础上再上浮50%计收)、复利（复利以被申请执行人冉瑞刚、游贤兰未偿还的借款利息为基数，按罚息利率标准计收）；2、违约金88万元；3、律师费35000元、公证费、执行费及其他实现债权费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根据该执行证书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0月31日收到执行款项2710311.04元（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自认抵扣律师费8254.72元、公证费300元、借款本金2701756.32元），执行过程中，因对被执行人李英名下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产生评估费25000元。后因被执行人冉瑞刚、游贤兰、李英、毛义贵及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故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一审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受理的泰康医院、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吉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合并重整一案中，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进行了债权申报，一审法院依法进行了确认。2020年4月26日，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收到按重整计划第一期还款36989.79元，该行对周夏志、杨于霞在应承担的债权余额中扣除该笔款项无异议。一审再查明，冉瑞刚、游贤兰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签订的恒银(渝)[8]个授借字(2014)年第0188号-1《个人经营借款合同》、恒银（渝）[8]个授借字（2014）年第0188号-2《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利率是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50%，借款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一审法院认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与冉瑞刚、游贤兰签订的第0188-3号《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以及与周夏志、杨于霞签订的编号第0193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冉瑞刚、游贤兰未按约定归还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借款本息，该行有权要求周夏志、杨于霞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周夏志、杨于霞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周夏志、杨于霞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一、关于周夏志、杨于霞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首先，周夏志、杨于霞主张其未在2016年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签订过保证合同，且该行在保证期间内并未要求二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冉瑞刚、游贤兰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于2016年6月23日签订的第0188-3号《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中约定该合同为第0188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的分合同，第0188号《个人授信额度借款合同》约定了主合同及分合同的担保合同包括了周夏志、杨于霞签订的第0193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且二人签订的第0193号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也明确约定“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承诺对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和最高本金限额内的所有债务有效，除非债权人要求，保证人不再逐笔办理保证手续”，根据上述约定，本案诉讼的该笔借款的借款时间和金额均是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和最高本金限额内的，故即使二人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在2016年未就第0188-3号《个人经营借款合同》单独签订保证合同，也不影响二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二人主张其未在2016年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行签订过保证合同，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其次，周夏志、杨于霞主张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在保证期间内并未要求二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7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一人或者数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保证人清偿应当承担的份额，不受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主张过保证责任的影响”的答复精神，在连带共同保证中，保证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连带共同保证人中的任何一人主张权利的行为，其法律效力均应及于其他尚在保证期间内的连带共同保证人。本案中，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英、毛义贵、周夏志和杨于霞分别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签订《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支行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未与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约定保证份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因此，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英、毛义贵、周夏志和杨于霞应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在保证期间内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对保证人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英、毛义贵主张权利的行为对本案保证人周夏志和杨于霞均产生效力。综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要求本案保证人周夏志和杨于霞承担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二、关于周夏志、杨于霞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本案保证人所提供的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周夏志、杨于霞主张应扣除保证人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可实现的债权即739795.83元(目前该行实际受偿36989.79元)，一审法院认为，破产重整具有不确定性，重庆瑞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重整计划中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不代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可以实际受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故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有权要求周夏志、杨于霞对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所有债权余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人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周夏志、杨于霞主张不应承担因保证人违约产生的违约金88万元，且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本案中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是根据第0188-3号《个人经营借款合同》中约定债务人违约，应承担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20%的违约金即88万元，周夏志、杨于霞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债务人承担的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二人承担的利息、违约金、罚息、复利和其他费用之和总计未超过按年利率24%计算的金额，故二人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周夏志、杨于霞应承担的保证范围为尚欠借款本金1698243.68元、利息12441元以及相应的罚息和复利、律师费26745.28元、评估费25000元、债务人违约产生的违约金880000元，另外还需扣除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收到按重整计划第一期还款36989.7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周夏志、杨于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冉瑞刚、游贤兰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未偿还的借款本金1698243.68元、利息12441元、律师费26745.28元、评估费25000元、违约金880000元及罚息和复利(其中罚息以借款本金44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10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再上浮50%计算，以借款本金1698243.68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30%再上浮50%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再上浮50%计算；复利以应付未付的借款期内利息为基数，按实际逾期天数按罚息利率分别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诸款项之和扣除36989.79元后的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主张所得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的总和，以不超过按年利率24%计算所得金额为限)；二、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33848元，由周夏志、杨于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举示新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根据周夏志、杨于霞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一、债权人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之一主张权利的效力是否及于其他连带保证人，即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可否向周夏志、杨于霞主张承担其担保责任。二、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受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本案并不是承担了担保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进行追偿的案件，而是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债权人以其已经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部分保证人行使权利为由，主张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他保证人行使权利的，人民法院是否应予支持的案件。其次，《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是，不论共同担保的形态如何，均允许担保人之间相互追偿。但《物权法》以及《民法典》均未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保证人可向其他保证人追偿。从《物权法》到《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看，不论是共同保证人之间、共同抵押人之间还是混合担保的各担保人之间，立法机关似乎都不认可担保人之间可以相互求偿。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意味着债权人的债权已经实现，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其上的担保也跟之消灭，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再向其他担保人求偿也缺乏逻辑依据。我国《担保法》并未规定代位求偿权，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不能代替原债权人，享有原债权债务关系中原债权人的权利。《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六条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担保人在担保合同中约定可以相互追偿的除外”。从以上规定来看，一审法院根据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特别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已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向其他保证人行使追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37号)进行处理，不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六条精神。且与2020年12月25日通过于20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二十九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债权人以其已经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向部分保证人行使权利为由，主张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他保证人行使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明显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除外。”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新的规定。因此，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请求周夏志、杨于霞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支持。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即不因重整计划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数额、清偿条件的调整而受到影响，仍应按照原有数额和条件进行清偿。也就是说，重整计划的效力不及于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后者不得依据重整中债权人作出的让步对抗其清偿要求。周夏志、杨于霞关于减轻担保责任的理由虽不成立，但鉴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请求未获得支持，本院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就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周夏志、杨于霞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二条、第六百九十三条、第六百九十四条、第七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2民初18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8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848元，共计67696元，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镝鸣审 判 员 陈江平审 判 员 项江陵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邬昌杰书 记 员 张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