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3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远玲，男，1964年4月9日生，××族，住河南省夏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新力，男，1988年1月21日生，××族，住址，系武远玲之子。上诉人（原审被告）：如东金康泰化学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洋口镇化学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郭徐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建群，江苏震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远玲、如东金康泰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康泰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20)苏0623民初2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远玲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金康泰公司向其支付11个月未续签2019年度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57965.6元；上诉费由金康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金康泰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乙方签字落款日期中“11”月前面的“1”明显添加；合同中的起止日如当时签订的合同时期限真为2年，公司就没有必要改动落款日期，即可涵盖案涉争议的二倍工资期间。故金康泰公司蒙蔽法官，致一审错判。其一直申请对笔迹生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以证明该公司篡改合同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仲裁及一审未依职权对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证据进行鉴定，违反相关规定。金康泰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落款公司并未添加或改变，武远玲陈述不具有客观性。请求驳回武远玲的上诉请求。金康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公司不承担赔偿金52696元。事实和理由：其公司并未单方解除与武远玲的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间自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止，其公司此期间并未向武远玲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亦未口头单方解除与武远玲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约定，如需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必须双方协商一致后书面解除或单位书面通知解除，一审认定其公司单方口头解除劳动合同不当；武远玲与王洪圣2019年12月1日的谈话内容不能证明其公司已口头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谈话时已经下班，地点在王洪圣宿舍，王洪圣对话中明确表明双方的谈话系私人间交流，即并不代表公司意思。武远玲2019年12月1日前已经找到其他工作，其找王洪圣谈话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双方之间的谈话仅是一个协商过程，并未形成真正的解除合意。武远玲2019年12月1日后未去公司上班是其已找到工作，是自身原因。即使双方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劳动关系责任也不在其公司，不能推断其公司口头解除劳动合同。其公司让武远玲搬离宿舍是该宿舍租赁期届满，其公司也表示会重新安排武远玲宿舍；其公司在仲裁及一审中均询问武远玲是否愿意回公司上班，其均表态不可能。其公司曾于2020年4月26日通知武远玲体检，其表示不一定参加。从另一方面表明系武远玲自身想解除劳动关系。武远玲辩称：自2019年6月下旬放假以来，公司未向其发放假津贴，恢复生产后未通知其上班，双方已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公司违法未向其发放书面解除通知书，需向其支付赔偿金；劳动合同期间为公司事后修改，其已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因双方未协商一致，公司口头解除劳动关系一审认定违法解除并无不当。公司人事经理将事实上已经解除的劳动关系于12月1日口头通知，是公司擅自解除劳动合同违法且解除方式亦违法的证据，现公司认为无书面解除形式双方劳动关系即未解除，因果倒置。公司认为其工作人员非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所作谈话为私人交流，纯属狡辩。公司称其12月1日未去上班是因为找到工作，是自身原因，是推卸责任。其在失去主要生活来源、明知相当长期间无法正常上班情况下，临时应对才找的临时工，也是为公司通知上班后可立即到岗。王洪圣通知搬离宿舍并未重新安排新宿舍，且其原来的宿舍也未交还房主而是安排了新的员工。公司在仲裁及一审期间询问其是否愿意回公司，在2020年4月26日通知其体检，是在确认双方要对簿公堂后的补救措施，不能作为该公司之前违法行为的抗辩。在双方已经撕破脸的情况下，再到公司上班难道等被穿小鞋然后被伺机处罚吗？4月26日通知体检，应当安排离职体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武远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金康泰公司因未与其续签2019年度劳动合同需向其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差5269.6元×11=57965.6元；2、金康泰公司违法解除与其劳动关系应向其支付经济赔偿金5269.6元×10=52696元；3、2019年6月25日到2019年12月30日间，金康泰公司非因职工原因停产放假，应补发其六个月的生活费8784元。共计119445.6元；4、金康泰公司给其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并承担检查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远玲于2015年3月至金康泰公司工作，在二车间离心岗位工作。2019年6月25日公司放假前一年，武远玲在一车间工作。2018年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约定（1）劳动期限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2）武远玲的工作地点在南通如东洋口化工园区……（3）合同第十三条第5项约定，本合同自2018年11月1日起生效（本款未填写的，自本合同期限起始之日生效）。合同尾部加盖有金康泰公司印章。一审庭审中，1、武远玲确认（1）合同首页手写部分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合同尾页的“武远玲”均为其本人书写。合同尾页签名后的日期2018年11月1日，其当时所写的为2018.1.1，其中“月”字前的“1”是武远玲本人所写，“年”字后的“1”非武远玲所写；（2）武远玲在签订合同时，合同里的内容（合同期限、工作地点、内容等）均已填写。（武远玲在金康泰公司提供合同原件后，在合同首页左上角签名并捺印）；（3）2019年11月份，武远玲在南通市通州区另外找了工作，现仍在通州工作。2、武远玲、金康泰公司确认双方自2015年始签订劳动合同。武远玲陈述每一年签订一份合同，仲裁时对签过几次合同的回答是“记不清了，断断续续的不规范”。金康泰公司陈述此前签订过两份或三份合同，具体不能确定。3、金康泰公司确认其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基本正常。一车间未停产，园区在升级。2019年6月25日，金康泰公司放假，原定放假至2019年8月26日。2019年8月2日，金康泰公司通知武远玲上班，武远玲因家中房屋进行装修未能上班。8月26日单位复工后金康泰公司未再通知武远玲上班，武远玲亦未再至金康泰公司上班。2019年12月1日，金康泰公司人事经理王洪圣（音）就解除劳动关系及补偿问题与武远玲谈话，王洪圣在谈话过程中主要提及内容（1）武远玲若想继续留在金康泰公司一车间工作已无可能；（2）金康泰公司能给予武远玲的补偿是放假期间的工资5000元，另补贴6000元至7000元，合计约12000元至13000元。双方关系结束；（3）金康泰公司需要收房（武远玲住的宿舍），房屋清理后交还出租人。武远玲需将员工宿舍内的物品取走。2020年4月9日，武远玲向如东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自2015年3月下旬至2019年12月31日间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未签书面合同两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等。2020年6月4日，该委作出东劳人仲案字[2020]第8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认为武远玲、金康泰公司在2015年3月下旬至2019年12月31日间存在劳动关系。金康泰公司支付武远玲2019年7月至12月间的生活费8784元。对武远玲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金康泰公司认可向武远玲支付裁决确认的生活费8784元。此外，在仲裁庭审中，金康泰公司对武远玲与其公司王洪圣间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未予否认。另查明，（1）2019年6月前，武远玲的月平均工资为5269.6元。（2）自2019年6月25日后，金康泰公司未向武远玲支付工资或生活费。一审法院认为：武远玲、金康泰公司对于武远玲自2015年3月始至2019年6月25日单位放假，一直为金康泰公司工作的事实不存争议。案件的争议焦点：1.武远玲、金康泰公司间劳动关系是否已解除，若已解除，金康泰公司是否应向武远玲支付赔偿金；2.武远玲要求金康泰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有无依据。关于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解除，若已解除，金康泰公司是否应向武远玲支付赔偿金的问题，涉及两方面问题，其一，双方间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双方对于至2019年12月1日王洪圣与武远玲谈话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不持异议，主要争议在于在此之后双方间的劳动关系是否仍然存在。武远玲认为，金康泰公司人事经理王洪圣在2019年12月1日已口头通知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但单位解除合同应提前一个月通知，故双方关系实际于同年12月31日解除。金康泰公司则主张双方间劳动关系至今仍未解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监督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交换关系，即需要劳动力资源的资本方与需要出卖劳动力使用权换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力携带者（劳动者），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种交换。一方因此获得劳动力的使用权，实现生产经营目的，另一方获取劳动报酬，以获取维持生计的资源。也就是说没有劳动力的交换就没有实质的劳动关系。金康泰公司因经营需要通知包括武远玲在内的员工于2019年6月25日始放假，同年8月26日复工。但金康泰公司复工后并未通知武远玲上班，直至2019年12月1日王洪圣与武远玲谈话。虽然王洪圣口头表示只是私人间的谈话，但王洪圣是金康泰公司人事经理，且谈话的内容明确武远玲继续在金康泰公司上班的不可能性及单位可以给予补贴的具体数额，并要求武远玲在当日将员工宿舍内的物品搬离。金康泰公司自2019年6月通知放假至武远玲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没有向武远玲发放工资或生活费，按照金康泰公司陈述，其单位一直在正常经营，虽然金康泰公司在仲裁、诉讼期间均表示双方间的劳动关系仍然存在，但在此期间金康泰公司并未以任何形式通知武远玲上班。武远玲自单位放假后事实亦未再上班，现双方间已不具备劳动关系存在的基本要件。综上，双方间劳动关系实际已于2019年12月1日因金康泰公司单方解除的行为而终止。其二，金康泰公司应否向武远玲支付赔偿金，实质涉及到金康泰公司解除与武远玲劳动关系的行为是否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规定精神，（1）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2）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金康泰公司通知武远玲放假的同时，明确告知了复工时间，但在单位已经复工并正常经营后，不通知武远玲上班，不向武远玲支付工资或生活费，在武远玲期望继续工作的情况下，单方口头通知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金康泰公司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向武远玲支付赔偿金。武远玲于2015年3月入职金康泰公司，2019年12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金康泰公司确认2019年6月前，武远玲的月平均工资为5269.6元。因此，金康泰公司需向武远玲支付赔偿金5269.6元/月×5月×2＝52696元。关于武远玲要求金康泰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依据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在职工与其建立劳动关系后超过一个月且不满一年尚未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责任实质是用人单位在法定期限内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所应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武远玲、金康泰公司于2018年签订了劳动合同，虽然武远玲不认可合同尾页所载的合同签订日期“2018年11月1日”，而主张合同实际的签订日期为2018年1月1日。但无论合同是签订于2018年11月1日，还是2018年1月1日，武远玲当庭确认其在合同尾页签字时，合同里的内容，包括合同期限、工作地点、内容等均已填写，而合同约定的期限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故武远玲主张的2019年度没有书面合同的事实并不存在。故武远玲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至于武远玲主张的生活费及职业健康检查事宜，虽然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12月1日解除，但金康泰公司同意向武远玲支付自2019年6月25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生活费8784元。同时对于武远玲要求的健康检查，金康泰公司亦予以认可。金康泰公司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金康泰公司向武远玲支付2019年6月25日至2019年12月31日间的生活费8784元；二、金康泰公司支付武远玲赔偿金52696元；三、金康泰公司配合武远玲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上述一至三项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四、驳回武远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金康泰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武远玲认为，其签订案涉合同时，落款处的“2018年1月1日”及其签名、合同首页乙方部分的手写内容是其填写，合同中的其他内容均为空白。金康泰公司认为，签订案涉合同时，合同中的固定期限“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服务期限“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及工作地点为“南通如东洋口化工园区”即均已形成，不一定是武远玲所写。金康泰公司还认为，一审认定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错误。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武远玲主张系金康泰公司违法解除并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应否支持？2.武远玲要求金康泰公司支付未续签2019年度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1，2019年12月1日，金康泰公司人事经理王洪圣与武远玲谈话，谈话的内容明确武远玲继续在金康泰公司上班的不可能性及单位可以给予补贴的具体数额，并要求武远玲在当日将员工宿舍内的物品搬离。该通话内容构成金康泰公司单方与武远玲解除劳动关系的口头通知。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事由，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金康泰公司口头解除与武远玲的劳动合同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亦未通知工会，应当认定为违法解除，武远玲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超过一个月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于上一期合同期满后满一个月的次日起每月向劳动者支付两倍的工资，最长为十一个月。本案中，金康泰公司与武远玲2018年签订一份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对该合同签订的时间及期限存在争议：武远玲认为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日，其签字时期限部分空白；金康泰公司认为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期限为合同载明的2018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武远玲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出对落款时间中“11月”的前后两个“1”是否都为其本人笔迹及形成时间、固定期限截止时间“2020年10月31日”的数字与合同封面其填写的乙方信息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案涉合同落款处“11月”中的两个1，肉眼可辨明显生硬，固定期限约定为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止，亦与通常合同一般以公历或农历年周期为起止时间点的设定习惯不符，且武远玲系2015年3月进入金康泰公司工作，并非恰好2018年11月1日入职，故本院综合分析后认为，武远玲关于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日及固定期限截止时间“2020年10月31日”系在其签字后形成的说法，可信度更高。鉴于本院已经基本采信武远玲的主张，故对其上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关于应否支持武远玲主张的未续签2019年书面合同的二倍工资？本院认为，武远玲、金康泰公司于2018年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该合同签订日期即便为2018年1月1日，根据武远玲称，其2018年1月1日签字时合同中的固定期限并未填写，即双方所签劳动合同的截止日期在武远玲签字时并未固定、更未明确为2018年12月31日止，故并不能认定当时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一定为一年，不排除双方具有签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甚至更长期限劳动合同的合意，即双方仍存在签订可以涵盖2019年期间的书面合同的可能性。鉴于双方劳动合同在2018年12月31日后仍然正常履行、并未于此时终止的客观事实，结合双方关于签订劳动合同过程的陈述，考虑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兼顾法律关于二倍工资规定的立法目的，在基本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本院对武远玲主张的未续签2019年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对武远玲、金康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武远玲、如东金康泰化学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烨审判员 钱泊霖审判员 王吉美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周筱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