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113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福泽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4BTAL41。法定代表人：周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锦富，广东瀚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厚胜，广东瀚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托邦五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44Y。法定代表人：胡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雷，广东国晖（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福泽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泽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托邦五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14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托邦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泽康公司支付其拖欠托邦公司的五金产品货款173844元人民币给托邦公司；2.判令福泽康公司从2020年5月24日起至付清上述全部货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给托邦公司，暂计至本案立案之日为1738.44元人民币；3.判令由福泽康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判决：限福泽康公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托邦公司支付货款173844元（利息以173844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一审受理费1905.83元，由福泽康公司负担。福泽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托邦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托邦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有误。案涉货款是疫情期间临时成立的口罩机项目组与托邦公司之间产生，福泽康公司仅负责代开发票与走账。周某1没有参与口罩机项目组的经营，对与托邦公司产生的货款根本不知情。口罩机项目组是基于疫情期间临时组成的项目组，实质上是周志超与彭锋找到周某1来共同经营的项目，彭锋、周志超负责技术，周某1负责资金。因一大客户要求项目组提供发票，而三人的新公司东莞市福中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仍在注册中，所以暂时由福泽康公司代开发票与走账。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是周志超、彭锋，向托邦公司下单及相关签收的人员都是周志超的人员，周某1没有参与口罩机项目组的经营，对此货款根本不知情。2020年4月末，口罩机项目组收到客户的货款支票，彭锋、周志超要求提前分红，并不惜以停工进行威胁。但支票并不等同于货款到账，周某1迫于已停工几天的压力下，无奈向彭锋、周志超垫付了分红。后续因客户给的几百万支票无法兑现（客户账户被封）、口罩机价格的下跌及相关口罩机的订单被退回的原因，周某1要求二人退回垫付的分红，承担其自身应承担的经营风险，结果周志超、彭锋第二天即消失不见，导致整个口罩机项目陷入停滞并最终解散，相关人员也早已分散各地。2.福泽康公司并非买卖合同的购买者，非适格的被告。福泽康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口罩机的生产经营，仅是代开发票与走账，所有的订购单、议价、收货程序都是周志超的人在处理。合同指定的收货人郑萍是项目组的员工，与福泽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3.验货是付全款的必备程序，相关货物并未通过品质验收手续。项目组解散后，周某1未能在仓库找到托邦公司所送的货物，且未能找到相关的设计图纸，周某1对托邦公司是否已履行送货义务持否认的态度。即使法院认为相关货物已签收且相关责任应由福泽康公司承担，但在未进行验货的情况下要求支付货款，不符合交易习惯。4.托邦公司客观上存在逾期供货的过错，造成口罩机项目组生产延误、订单被取消的损失，且客观上存在疫情影响的原因，货款金额应该酌情扣减。口罩机项目组于5月6日向托邦公司下订单，约定托邦公司于合同签订后5-10天交货，但托邦公司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按时交货，根据送货单显示，托邦公司截止5月25日才向口罩机项目组提供货物。托邦公司的延迟交货，导致整个口罩机项目组生产计划延期9天，未能按期生产、调试、交货，最终被客户取消订单，52台机器被积压仓库。因生产延误期间口罩机价格暴跌，最终口罩机因为价格暴跌而无法卖出，托邦公司的逾期交货行为给口罩机项目组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托邦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作出的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依法应当维持一审的正确裁判。福泽康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和解协议》、《口罩机项目会议》等证据没有经过公证机关的公证，不能说明协议的真实性，明显是福泽康公司欺骗法庭单方面制作的虚假证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请求法院对于福泽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某1欺骗法庭的违法诉讼行为给予处罚。另外，福泽康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全部所谓的“补充证据”不但虚假，而且明显与托邦公司毫无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该“补充证据”与案件无关联，不得作为定案证据。二审期间，福泽康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合作协议，拟证明：口罩机项目组是基于疫情期间临时组成的项目组，实质上是周志超与彭锋找到周某1来共同经营的项目，彭锋、周志超负责技术，周某1负责资金。福泽康公司仅是代开发票与走账，福泽康公司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主体；2.微信聊天记录、口罩机项目会议，拟证明口罩机项目是周志超与彭锋找到周某1来共同经营的项目，因客户一定要提供发票，而三人的新公司东莞市福中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仍在注册中，所以暂时由福泽康公司代开发票与走账。福泽康公司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主体；3.和解协议，拟证明福泽康公司调查发现目前口罩机及口罩机周边产业存在大量货款问题，大部分是以3折的优惠折扣完成和解。托邦公司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证据并非和托邦公司发生，且未提交相应人员的身份信息资料与商事信息登记资料，托邦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增值税发票，金额和案涉合同完全一致，并且该发票已抵消完毕，故双方的交易是真实的。福泽康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形成时间是在一审之前，请求二审法院对福泽康公司法定代表人予以相应惩罚。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福泽康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围绕福泽康公司的上诉，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福泽康公司是否交易主体的问题。福泽康公司与托邦公司签订的《福泽康采购合同》载明案涉货物由福泽康公司向托邦公司采购，送货单抬头的客户名称也写的是福泽康公司，增值税发票中显示购买人也是福泽康公司，福泽康公司在二审中也确认曾向托邦公司支付过部分款项，故托邦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交易的相对方是福泽康公司，福泽康公司主张交易主体是项目组，并提交了《合作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口罩机项目会议记录等，本院认为，福泽康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曾向托邦公司披露过交易主体为其主张的项目组，而是一直以自己的名义与托邦公司签订合同、开具增值税发票及支付部分货款，故原审法院认定交易主体为福泽康公司与托邦公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福泽康公司与口罩机项目组的关系，其可另循途径解决。其次，福泽康公司主张应验货后才能支付相应货款，但未能提交合同依据，且货物未能验收的责任在于福泽康公司，福泽康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货物不符合验收条件，故福泽康公司以此为由抗辩无需支付货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福泽康公司主张托邦公司延期交货导致其损失，但并未提起反诉主张，本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福泽康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76.88元，由上诉人东莞市福泽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勇刚审判员  陈美苑审判员  黄宇齐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梁善华黄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