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市常春藤外国语学校，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靖子风景区。法定代表人：吴学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芳，山东颐衡（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淑涵，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冬冬，男，200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法定代理人：潘某（系潘冬冬之母），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某，女，197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瑜，山东环周（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市常春藤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常春藤学校）因与被上诉人潘冬冬、潘某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5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潘冬冬形成了事实上的教育培训合同法律关系。1.在疫情情况下，上诉人通过网络授课方式履行了双方之间达成的教育培训合同法律关系中上诉人的授课义务。2.被上诉人通过视频上课的形式接受了服务，因此双方在疫情情况下已经形成了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并已实际履行至2020年5月。二、潘冬冬法定代理人潘某已经以行为追认了上诉人和潘冬冬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1.潘某向校方工作人员询问了网课学费及上课形式等情况。2.上诉人的网络上课平台清晰记载了潘冬冬网课的出勤情况等。三、对于收费标准的问题。在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经实际履行教育培训合同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相关的培训费用。法院可参照正常授课费用酌定网络收费标准，但不能以上诉人主张的收费标准不准确而直接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这实际否定了学校付出的教育，允许被上诉人无偿享受教育服务，违反公平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潘冬冬、潘某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冬冬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能有效。而在入学前上诉人仅与潘冬冬签订了一学期的教育培训合同，合同期限届满后，上诉人擅自将一个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纳入学习群，并擅自更改了授课方式，且在法定代理人潘某多次询问网课是否收费的情况下，均未做出明确回复。因此，上诉人在未与潘冬冬的法定代理人达成合意续签网络授课服务合同的情况下，即使潘冬冬接受了授课，双方也未形成新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学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常春藤学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潘冬冬、潘某缴纳2020年2月10日至2020年5月22日期间线上授课学费共计32,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春藤学校系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2020年9月份潘冬冬、潘某与常春藤学校签署入学协议，约定学习一个学期，并交纳学费53,000元。就双方签署的入学协议，潘冬冬、潘某称，只签署了一份协议，保存在学校；常春藤学校则称该入学协议无法找到。2020年2月份，常春藤学校开始开设网络授课，2020年5月份开始，常春藤学校工作人员多次催促潘某交纳网课学费未果。2020年9月18日，常春藤学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2020年11月17日，潘某、潘冬冬向常春藤学校递交退学申请表，申请退学理由为：与学校约定2019年学期结止。庭审中，常春藤学校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20年2月10日到5月22日期间，常春藤学校电脑后台截取的数据27页，记录了潘冬冬的出勤情况，拟证明潘冬冬在上课期间正常出勤并上课的。2.常春藤学校王老师与潘某的微信聊天截图5页，微信显示：2020年3月23日，潘某询问“咱们上网课的学费怎么算？”王老师称“我得问一下”“关于学费，学校开学后根据教育局部署及要求，本学期会有后续安排”。2020年5月9日，王老师称“您好家长，财务那边说潘冬冬需要补交第二学期学费48,000元，请有空转到学校账户”。潘某称“还没开学，先交学费吗？”王老师称“对的”。2020年5月24日，王老师向潘某发送微信通知返校安排，并询问“听冬冬说要转学了？”潘某称“还没”。王老师称“准备啥时候”。潘某称“因为家里原因，不上没定”。2020年6月11日，王老师向潘某发送学校财务关于缴费的通知。潘某称“这学期冬冬来上过课吗？”王老师称“网课也算，具体情况您可以跟财务对接一下”。潘某称“你们说网课，孩子没上你们管过吗？孩子在家玩半年，你们不管不问，还好意思来要学费？”“网课你们只管开，孩子上没上你们问过吗？”王老师称“您可以问问孩子我找没找过他，给没给他打过电话催上课”。拟证明潘某作为学生家长，在2020年2月14日到5月22日期间参与了日常的教学沟通。3.微信群聊天截图以及其他学生的学费交纳单据一宗，学生家长微信群中显示，2020年2月27日，班主任通知所有人“由于当前疫情仍然严峻，我校将继续推迟开学日期，请各位家长督促学生形成自律的好习惯，合理安排时间，每日除正常网课外，坚持阅读和运动，保证每天选择人少地区，适当进行户外运动，具体开学日期另行通知”。潘某回复“收到”。拟证明潘某作为家长知晓并回复，而且在此期间并未办理任何退学退费的手续。4.退费单据及微信聊天截图一宗，拟证实常春藤学校退还了潘某第一学期的剩余学费。5.张磊、亨利两位老师的书面陈述2页，亨利称疫情期间，学校开始上网课，潘冬冬每天上课，但存在旷课行为，班主任也多次跟学生和家长沟通，让其按时上课。潘某、潘冬冬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证据来源于常春藤学校内部系统的后台数据，无法确认真实可靠，且也不能证实潘冬冬接受了教育培训服务；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聊天显示潘某多次询问网课是否收费以及收费标准，学校一直没有正面回复，5月初通知潘某交学费时也没有说明是网课费用还是下学期的学费；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作为常春藤学校收取网课费用的合理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系常春藤学校员工的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庭审中，常春藤学校称学费的计算方式为：按照全年学费为96,000元，学生一年在校时间为9个月，潘冬冬上网课时间为2020年2月10日到2020年5月22日，按照3个月计算即96,000元÷9×3=32,000元。潘冬冬、潘某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本案中，潘冬冬、潘某与常春藤学校签署的入学协议仅为一学期，交纳的学费也系一个学期的费用，在第一学期结束后，尽管疫情期间常春藤学校开设了网络授课，但潘某询问网课价格时，常春藤学校工作人员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双方未能就网课学费的收取形成合意。且根据法律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即使潘冬冬参加了部分网课学习，在其法定代理人潘某不予追认的情况下，亦无法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了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现常春藤学校主张潘冬冬、潘某欠其网络授课学费，在双方未能就学费的收取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仅凭其单方制作的上课统计数据及聊天记录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按照正常学期学费折算网课期间的学费亦缺乏依据，故常春藤学校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常春藤学校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常春藤学校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常春藤学校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潘冬冬上网课期间提交的化学作业，证明潘冬冬接受了常春藤学校提供的以网课形式进行的教育培训服务；证据2.国家教育部及山东省教育厅2020年2月份印发的关于疫情期间中小学线上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证明常春藤学校并非擅自更改上课模式，而是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了上课模式的调整；证据3.常春藤学校“校宝”考勤记录一组，证明潘冬冬参与的网课考勤均为一课一录入，其确实参与了网课教学，因常春藤学校刚接触钉钉软件，运用不熟练，故仍然采用之前习惯操作，将学生考勤情况录入“校宝”中，且钉钉授课系统仅能保存12月的通讯及视频资料，潘冬冬在3月份之前的上课记录已无法调取；证据4.2020年4月3日英语课聊天记录打印件，该记录中，潘冬冬自己表示:“老师我在,但是麦说不出话”，可以证明潘冬冬参与了2020年2月至5月的网课学习；证据5.常春藤学校将钉钉上课点名、考勤情况录入“校宝”全流程操作视频，证明常春藤学校在“校宝”中录入的信息都是一课一录入,且并未进行后期修改。潘冬冬、潘某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并非在一审之后新产生的证据，不予认可。其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因常春藤学校仅提交了该证据的打印件，该打印件存在篡改的嫌疑。另外，即使潘冬冬接受了常春藤学校的网课教育，但也是在其法定代理人未追认的情况下，双方没有实际形成新的培训服务合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常春藤学校的性质与普通的公立学校的性质不同，教育部发布的通知仅限于公立中小学，而常春藤学校属于一学年学费需要10万多元的私立学校，对于如此高额的学费，常春藤学校在未通知法定代理人的情况下，擅自将面授的授课方式更改为网课的授课方式，本就侵犯了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合法权益，因此潘冬冬、潘某不应支付该学费。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认可，出勤记录系授课老师手动录入，且来源于常春藤学校自己的系统后台，该数据是否为原始数据，是否经过修改，数据记录是否完整，无法确定，无法证明常春藤学校组织的网络授课系根据学校的教学进度、教学计划开展的针对性授课还是网络上提取的免费网络课程，更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即常春藤学校提供网络授课服务前是否取得潘冬冬法定代理人潘某的同意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聊天记录的来源无法确认，且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名称完全可以由该账号的使用人进行修改，不能证明聊天记录中显示的是潘冬冬本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即使常春藤学校当时网络授课是按照此流程进行的，也只能反映常春藤学校进行网络授课的操作流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3、5均系上诉人内部系统数据记录，相关数据系手动录入，且存在“编辑”操作项，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提供该证据的原始载体，无法核对聊天主体信息，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网课学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系民办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并非公立义务教育学校，其教育形式、收费标准等应与受教育者充分协商，订立教育培训合同。现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已就2020学年第一学期教育培训事宜签订书面合同或口头达成一致意见，其虽主张与被上诉人成立事实合同关系，但其提交的潘冬冬考勤记录均系上诉人单方手动录入生成，未经被上诉人核对确认，不能证实潘冬冬实际参与网课学习的情况；涉案微信聊天记录中虽可看出潘某知晓上诉人已开展网课培训，但并未体现潘冬冬参与网课学习的情况，亦未体现潘某同意继续订立教育培训合同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讲，即使潘冬冬参加了网课学习，在其法定代理人未对相关费用追认的情况下，双方未成立教育培训合同关系。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常春藤学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上诉人威海市常春藤外国语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李斐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