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4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县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县京九路中段。法定代表人：张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明，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辉，河南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孝志，男，196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胜叶，女，196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系余孝志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孝志，男，1965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万柏，河南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明昌，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县。上诉人新县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胡明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3民初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明、冯辉，被上诉人余孝志及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万柏，被上诉人胡明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20）豫1523民初95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对上诉人的起诉或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1）上诉人是合法成立的公司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借过任何的款项，被上诉人胡明昌与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之间的借贷与上诉人无关。（2）根据合同相对性的特性，合同只对相对人产生拘束力，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强加于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方。被上诉人胡明昌向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出具的书面借据属于书面的借款合同，反映的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同的相对方分别是三位被上诉人，借条上明确载明了借款人是胡明昌，出借人是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从证据的表现形式上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3）被上诉人胡明昌在向被上诉人胡胜叶、余孝志借款时，只是上诉人的股东之一，其无论以何种方式对外承诺，都无权将上诉人的财产对外进行抵押或随意处置。因此在本案中，当法律没有限制和禁止自然人在担任公司股东期间对外借贷，亦无任何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胡明昌与上诉人的财产混同，结合上述几项理由，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无任何证据显示本案中的涉案资金用于公司。一审判决书第5页中载明的被上诉人胡明昌的当庭陈述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歪曲了被上诉人胡明昌的语义，其当庭明确陈述是因为前期以个人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了处罚，借款是用于解决遗留问题（该处遗留问题指的是成立公司前已经建好的以个人名义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并非公司成立后的楼盘项目。3、一审判决书第10页“2016年6月21日，胡明昌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与新县国土资源局……”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上最后一页盖章签字处明确显示的是“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说明可以签字的人有两类，一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是受公司委托代表公司行使签字权利的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应以工商营业执照及档案上的登记为准，但是委托代理人就很宽泛了，可以是公司员工，也可以是公司股东，也可以是其他人，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胡明昌是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签订出让合同，进而片面地认为被上诉人胡明昌是公司实际负责人，实属牵强附会，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而随后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第2款，在前述中将被上诉人胡明昌的身份认定错误，此处的法律适用必然是错误的。4、一审判决书第11页中关于“中昌公司认为胡明昌退出股东后，其欠下的债务应该由其自己承担，没有法律依据”的认定错误。公司的股东在以转让股份的方式退出公司经营后，与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其个人名下的债务理所当然由自己承担，法律上没有规定自然人在担任股东期间，公司必须为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一审判决结果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明昌共同承担的350万元适用的是月利率0.99％的标准；被上诉人胡明昌另承担的205.1万元适用的是年利率6％的标准。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余孝志与被上诉人胡明昌在还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金额12012000元属于虚增债务，协议无效，约定利息亦无效，那么就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的规定，按年利率6％确定利息。一审判决不应区别对待，在同一个判决书中，适用两种利息标准，实属罕见。上诉人在此仅就适用法律错误的地方提出上诉意见，不代表认可债务。二、一审法院诉讼程序违法。1、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应按照原告的起诉请求逐一支持或者逐一驳回，不应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在本案中，一审法院送达给上诉人中昌公司的起诉状中，被上诉人余孝志、胡胜叶在诉讼请求中没有要求人民法院将涉案款项支付到胡胜叶的个人账户中，但是原审判决却以余孝志、胡胜叶之间有内部协议的方式，在判决结果中单列一项对涉案款项的支付作出判决，明显超出了余孝志、胡胜叶的起诉范围。被上诉人余孝志、胡胜叶在庭审后以内部协议的方式变相的变更了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直接裁定驳回不允许变更。但是一审法院非但没有驳回，反而支持了此项诉讼请求，明显程序违法。2、在被上诉人余孝志、胡胜叶的起诉中，掺杂着两种法律关系的诉讼——欠条与借条，虽然同属金钱给付义务，但是非同一法律关系，能否一并处理，一审法院并没有当庭释法或在判决书中进行说理，结合被上诉人余孝志、胡胜叶的“内部协议”，此处就不言而喻，两个不同的原告起诉两种法律关系，同时审理明显不是正常的诉讼程序。三、被上诉人余孝志与被上诉人胡明昌之间的借款涉嫌“套路贷”。1、被上诉人胡明昌与被上诉人余孝志恶意串通，共同制作的“承诺书、还款计划”，形式上属于被上诉人之间的私自约定，内容上显示着串通的嫌疑，都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无法确认是不是为诉讼准备的“证据”，并且上诉人在本次诉讼之前对“承诺书、还款计划”中以“凤凰新村”项目地处置后偿还借款的约定毫不知情，更没有经过上诉人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被上诉人余孝志在一审庭审中提供此几份证据的目的就是给一审办案人员营造一种错觉，借款是用于公司项目，但该几份证据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经不起推敲的。假如被上诉人胡明昌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在向被上诉人余孝志出具书面借条、承诺书、还款计划时就加盖公司的印章，本次诉讼根本就不会这么麻烦。2、根据一审被上诉人余孝志、胡胜叶提供的证据显示，被上诉人胡明昌向被上诉人余孝志连续两次出具书面借条和书面承诺书的时候都没有拿到相关款项，最终是在短短几天内连续进出几次之后，被上诉人胡明昌才实际收到350万元。结合被上诉人余孝志在2019年向被上诉人胡明昌、上诉人起诉1900余万元和还款计划中虚增债务的事实，被上诉人余孝志应属于典型的“套路贷”。庭审中，中昌公司补充以下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详见一审被上诉人余孝志、胡胜叶的起诉状；2、一审法院对适用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23条“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借款……”进行了扩大解释，按照民法典实施前的司法解释中，“负责人”应为“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因此，只有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人民法院才会支持公司为共同借款人。本案中，胡明昌在2016年期间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向被上诉人余孝志、胡胜叶的借款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中昌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3、胡明昌在一审中陈述的解决遗留问题，是因为胡明昌以个人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因倒卖土地使用权被判处刑罚，政府要求追缴出让金，胡明昌的借款都是交纳以往卖出土地的出让金，公司成立其实就是个形式。胡胜叶、余孝志辩称：一、关于一审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1、答辩人是为了解救胡明昌本人，盘活其位于新县东城“凤凰新村”土地资产，自2016年6月1日起多次借钱给胡明昌用于“凤凰新村”项目的土地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其他费用支出。后胡明昌以“凤凰新村”项目土地为基础成立上诉人公司（此前胡均以个人名义从事房地产开发并运作“凤凰新村”项目），此前胡明昌为该项目进行的投资由上诉人继受取得，其个人资产变更为上诉人公司资产，胡明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该资产投资之对外举债当然应由中昌公司偿还，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确定无疑。2、胡明昌所出具的《还款协议》、《借款承诺书》及相关借条是以借款本金为据并依照双方约定的利息结算的结果，并非虚增的债务，据此完全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利息之约定。本案一审于2020年6月份受理，不适用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辩人对所借款项请求按月息2分4厘计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一审认定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并据以确定被答辩人应承担的利息是不正确的。3、一审判决将“余下205.1万元及利息”认定为胡明昌个人债务与事实不符。本案全部借款均是用于中昌公司。答辩人自己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2016年时新县的房地产业可谓日进斗金，将该资金用于自己的房地产业回报率远比放在胡明昌处来钱快且保险，何劳去搞什么套路贷。答辩人本来是为了帮人而借钱给胡明昌，鉴于胡明昌现在的实际情况，对于没有证据证明而胡明昌又不认可的借款只能不作计较，只希望尽快了结本案，所以经考虑再三，虽已提交上诉状而最终放弃上诉。二、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事由。1、因借巨额款项给上诉人及胡明昌，几乎导致答辩人夫妻、父子反目，为缓和矛盾，答辩人之间以协议方式确定本案款项的支付方式并以判决书形式确认，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实体或程序上的权利，恰恰是为案结事了而灵动司法的体现。2、对于胡明昌明确认可并愿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借款，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处理节约了司法资源，有效减少了当事人讼累，且与上诉人实体或程序上的权利义务无关，上诉人无权置喙。三、答辩人依然坚持认为，上诉人股东及胡明昌对本案所涉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庭审过程中，答辩人通过上诉人举证发现，中昌公司现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之情形，当庭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要求中昌公司股东对本案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对该请求未予处理。上述借款由上诉人用于公司项目，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还款付息责任。上诉人股东及胡明昌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作为上诉人债权人的答辩人利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明昌辩称：对于中昌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胡胜叶、余孝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中昌公司偿还借款本金6573800元，并自借款之日起按月息2分4厘支付利息，息随本清；2、被告胡明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胡胜叶、余孝志系夫妻关系，河南省寰宇祥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二原告控股企业。2015年5月28日，被告胡明昌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被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为解决前期土地征收、使用的历史遗留问题，2015年11月4日，被告胡明昌成立被告中昌公司，注册时胡明昌占85％的股份，其子胡远东（时年21岁）占10％的股份，案外人杨继海占5％的股份，胡远东作为名义上的执行董事、总经理但未参与实际经营。2016年6月，被告胡明昌以需资金解决土地手续问题为由，以个人名义向原告余孝志借款，原告余孝志的妻子胡胜叶于2016年6月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其转款138万元，余孝志通过河南省寰宇祥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6月1日向被告胡明昌转款330万元，2016年6月4日，原告胡胜叶以胡明昌代理人的身份从胡明昌工商银行卡上取走60万元和58万元，合计118万元。余孝志通过河南省寰宇祥川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向被告胡明昌转款20万元。2016年10月20日，原告余孝志使用银行支票借给被告胡明昌130万元。另外，原告主张被告胡明昌在看守所期间还向其借款75万元（无证据），买酒款9.1万（有借条），余孝志以中昌公司名义融资手续费2.8万元。期间，被告胡明昌多次就本金和利息给原告余孝志出具欠、借条，总金额高达1900余万元。经法院组织核对，被告胡明昌当庭认可的债务有：1、其在看守所期间，向原告借款30万元用于缴纳公安局的保释金；2、2016年1月29日，被告胡明昌向原告买酒欠款9.1万元；3、2016年6月1日借款330万元；4、2016年6月6日借款138万元；5、2016年6月24日借款20万元；6、2016年10月20日借款130万元；7、2019年1月20日借款1万元，8、2017年1月15日，借款15万元。除掉2016年6月4日原告胡胜叶从胡明昌卡上取走的118万元，共计为555.1万元。2018年11月15日，原告余孝志与被告胡明昌签订《还款协议》一份，约定胡明昌将凤凰新村B栋（最南边一栋），由西向东抵给余孝志还款（共计12012000元），剩余没有还清的借款，胡明昌在预售许可证下来一个月后，利息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庭审中，原告余孝志、胡胜叶认为全部借款是胡明昌为中昌公司开发新县东城花园南侧凤凰新村的所借，要求中昌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胡明昌承担连带责任，但中昌公司以该债务系胡明昌个人所借与公司无关，且胡明昌已退出公司股东，新股东已支付市场对价购买股权入股，主张中昌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被告胡明昌表示该借款部分用于办理中昌公司土地手续，具体多少钱用于办理手续，记不清了。2016年6月21日，胡明昌代表中昌公司与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中昌公司受让新县城关京九路八斗冲巷（东城花园南侧）51.227亩的土地使用权，支付出让金717.178万元，同时因容积率调整，补缴土地出让金215.0635万元。胡明昌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2017年2月7日，中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胡远东以需要大学深造为由，由胡远东（胡明昌之子）变更为胡明昌，2019年2月26日，胡明昌、胡远东、杨继海退出公司股东，由张涛、黄成周入股，之后经多次股东变动，现股东为曾宪林、张涛。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被告胡明昌因借、欠款多次向原告余孝志、胡胜叶借款和欠款，并出具借、欠条凭证，但因其借款凭证记载金额远远大于实际借款金额，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存在虚构债务的情况，故对于所有借条凭证和还款承诺书中记载的金额该院均不予认可。余孝志以中昌公司名义融资手续费2.8万元，无证据证明取得了中昌公司授权，该院不予认可。该院根据双方的银行转账记录和被告胡明昌的自认，核算实际借（欠）款为555.1万元（含1、胡明昌在看守所期间，向原告借款30万元用于缴纳公安局的保释金；2、2016年1月29日，被告胡明昌向原告买酒欠款9.1万元，3、2016年6月1日借款330万元，4、2016年6月6日借款138万元，5、2016年6月24日借款20万元，6、2016年10月20日借款130万元，7、2019年1月20日借款1万元。8、2017年1月15日借款15万元。以上共计673.1万元减掉2016年6月4日原告胡胜叶从胡明昌卡上取走的118万元，剩余借欠款为555.1万元）。对于该借款中还款责任承担问题，结合当事人陈述、银行转款凭证、借条所记载的借款用途和时间节点来看，2016年6月21日，胡明昌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与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可认定胡明昌其时是中昌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在该合同2016年6月21日之前，胡明昌为完善土地手续所借的2016年6月1日借款330万元、2016年6月6日借款138万元，扣除胡胜叶2016年6月4日取走的118万元，余下350万元可以认定胡明昌作为公司实际负责人为完善中昌公司凤凰新村用地手续所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的规定，该350万元债务胡明昌与中昌公司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胡明昌称同时缴纳其个人的土地手续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中昌公司认为胡明昌退出股东后，其欠下的债务应该由其自己承担，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对于余下205.1万元的债务，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与中昌公司经营有关，应认定为胡明昌的个人借款。对于利息问题，原告余孝志主张依照双方2018年11月15日的还款协议约定，从借款之日起按月息百分之二计算。该院认为，2018年11月15日的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金额远远超出实际借款金额（约定房屋抵扣金额为12012000元），明显属于虚增债务，该还款协议应视为该协议为无效约定，利息约定不具有约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的规定，对于胡明昌借款用于中昌公司经营的350万元的借款，结合其借款用途，该院持被告应自借款之日或者书面确认之日起可参照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执行借款利息，即：1、借款212万元（330万元-118万元）从2016年6月1日起，2、借款138万元从2016年6月6日起按月利率9.9‰的标准支付利息。对于二原告与被告胡明昌个人借、欠款205.1万元，该院依据其借款性质，双方在承诺书、借、欠条记载的还款期限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支持逾期利息标准如下：1、借款30万元保释金利息自2016年6月1日（有书面结算）起；2、被告胡明昌向原告买酒欠款9.1万元自2016年1月29日起（欠款之日起）；3、2016年6月24日借款20万元，从2016年9月2日起（借款承诺书约定借款时间至2016年9月1日）；4、130万元从2017年1月21日（借条约定借款期限90天，应于2017年1月20日前偿还）起；5、借款1万元从2020年6月16日（因未约定借款期限，应从起诉之日起算）起；6、借款15万元从2020年6月16日（因未约定借款期限，应从起诉之日起算）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对于二被告主张本案涉及套路贷，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如有相关证据，可向相关部门举证举张。庭审后，原告余孝志、胡胜叶达成内部协议，要求本案涉案款项应偿还至胡胜叶银行账户，该约定系二原告双方自愿达成，亦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置，该院予以尊重。本案经该院主持调解，三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胡明昌、新县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余孝志、胡胜叶借款35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借款212万元从2016年6月1日起、借款138万元从2016年6月6日起，按月利率0.99％的标准支付利息，利随本清；二、被告胡明昌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欠原告余孝志、胡胜叶借、欠款共计205.1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借款30万元保释金利息自2016年6月1日（有书面记载）起；买酒欠款9.1万元自2020年6月16日起（起诉之日）；借款20万元从2016年9月2日起；130万元从2017年1月21日（借条约定借款期限90天，应于2017年1月20日前偿还）起；借款1万元从2020年6月16日（因未约定借款期限，应从起诉之日起算）起，借款15万元从2020年6月16日（因未约定借款期限，应从起诉之日起算）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三、以上两判项的借款在还款时，应由二被告或者执行部门转账支付至胡胜叶名下账号（户名：胡胜叶，账号：43×××4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县支行）；四、驳回原告余孝志、胡胜叶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817元，原告余孝志、胡胜叶承担8210元，被告胡明昌、中昌公司共同承担32147元，被告胡明昌个人承担1746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围绕中昌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中昌公司是否对一审认定的350万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三是案涉借款是否涉嫌“套路贷”。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案涉借款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原审法院受理本案亦在2020年8月20日前，依照前述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2015年11月中昌公司设立时胡明昌持股85%，时任法定代表人胡远东系胡明昌之子，2017年2月7日由胡远东变更为胡明昌。综合中昌公司的设立时间、经营范围、持股情况以及胡远东、胡明昌的父子关系，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1日330万元借款、2016年6月6日138万元借款发生时胡明昌系中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无不当。原审中，胡明昌自认上述两笔借款用于解决凤凰新村项目土地遗留问题，结合2016年6月21日胡明昌以中昌公司名义与新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胡明昌关于其个人以及中昌公司均支付有该合同约定土地出让金陈述以及中昌公司、胡明昌均认可凤凰新村项目有两个楼盘是中昌公司的、部分是胡明昌个人开发等，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两笔借款用于中昌公司经营并根据余孝志、胡胜叶的诉请判决中昌公司、胡明昌对下欠350万元借款本息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由于原审法院认定胡明昌实际借（欠）款555.1万元中的350万元用于中昌公司经营、其余205.1万元系胡明昌个人债务，在此基础上原审法院区别适用不同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审中，余孝志、胡胜叶的诉请是中昌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胡明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庭审后，余孝志、胡胜叶达成的内部协议中关于案涉借款本息应偿还至胡胜叶银行账户的约定，系余孝志、胡胜叶对还款对象、还款方式的进一步明确，并未对二人诉请的借款本息数额进行变更，亦未加重债务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余孝志、胡胜叶未对诉请进行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以及实体处理。余孝志、胡胜叶诉请的款项虽包括借款、买酒欠款等性质不同的款项，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后将买酒欠款认定为胡明昌个人债务并与胡明昌的其他个人借款一并处理，减少了当事人诉累，胡明昌对此亦未提出上诉，故中昌公司上诉称原审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三，“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1）制造民间借贷假象。（2）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3）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4）恶意垒高借款金额。（5）软硬兼施“索债”。本案之前，余孝志曾于2019年起诉胡明昌、中昌公司要求偿还借款，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9日作出（2019）豫1523民初32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余孝志起诉，主要理由是余孝志该次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并非案涉借款涉嫌“套路贷”。中昌公司上诉虽称案涉借款涉嫌“套路贷”、胡明昌与余孝志恶意串通、虚增债务，但未提交足以证明胡明昌与余孝志恶意串通的证据。其以胡明昌与余孝志虚增债务为由主张案涉借款涉嫌“套路贷”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通过‘转单平账’‘以贷还贷’的方式不断垒高‘债务’”情形并不一致，亦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相关职能部门对于案涉借款涉嫌“套路贷”犯罪作出调查认定或者处理结论，故对中昌公司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中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817元，由上诉人新县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买戈良审判员  付 巍审判员  周振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严隆书记员邱成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