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98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柳，女，199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蓉，贵州云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明翠，女，199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雪，上海市协力（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柳因与被上诉人莫明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1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借款事实，双方并非借贷关系。1.《借条》载明的40万借款金额上诉人并未收到。《借条》载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40万，但是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均无法证明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的40万借款。2.《借条》内容载明从2018年9月起杨柳每月还款13,000元至2019年3月每月还款15,000元，该内容与被上诉人提供转款凭证欲证明的借款事实及总金额自相矛盾。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7日通过微信向上诉人转款4,700元；2018年9月18日转款1,000元；2018年9月22日转款1,964元；2018年12月10日转款3,600元；2018年9月3日通过支付宝转款23,493元；2018年9月通过交通银行透支89,000元；2018年12月建设银行透支12,000元；2018年9月通过被上诉人丈夫的中信银行卡透支5,500元；2019年1月通过被上诉人丈夫交通银行卡透支27,000元；自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款144,764元，这与《借条》约定的上诉人还款计划自相矛盾，出借人不可能向明显不具备偿还能力的上诉人转款。3.《借条》载明的借款40万的数额与出具《借条》时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合伙投资款项数额相差甚远，与事实严重不符。截止2018年9月6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合伙投资款共计14万多，且大部分转款都发生在签订《借条》之后，同时《借条》载明的40万数额与实际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合伙投资数额相差甚远，因此《借条》所载明的内容与实际事实严重不符。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往来的转款凭证系借贷转款事实属事实认定不清。双方系合伙经营关系，并非借贷关系。1.从上诉人出资转款的数额和款项用途看出，2017年12月15日起至2019年1月止，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共计转款20多万，上诉人均将该款项用与双方合伙经营的婚纱门店的各类支出，这完全符合合伙经营的实质条件。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短时间来往的转款频繁、数额较小，不符合借贷关系的实质要件。无论是从被上诉人所称的2018年5月2日退伙后的时间节点看，还是从《借条》签订2018年9月6日的节点来看，双方之间的转款往来频繁，且数额较少，符合合伙经营期间账务往来的经常性。3.双方之间的转款凭证均系合伙经营资金往来。因为被上诉人称：自2017年12月15日起至2018年5月2日止双方系合伙关系，其明知上诉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仅凭双方系发小而不断借钱给上诉人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三、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并非借贷关系，无论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还是双方的转款往来都无法证明双方系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在未查清双方的关系时，仅凭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借条》及相互矛盾的转款凭证等就草率认定双方系借贷关系，并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0条。完全忽略了《借条》与实际转款不符的事实，才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的判决。莫明翠辩称，对上诉人的事实理由及法律关系不予认可，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2018年9月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上诉人称双方属于经营关系，但是提出的证据不充分，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2018年5月2日被上诉人已退出合伙关系，上诉人出具借条的时间是在2018年9月6日，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给的钱是属于合伙性质，完全不符合常理。因双方是朋友关系，长期以来，上诉人经常向被上诉人借款，每次往来的金额也不大，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之所以会在2018年9月6日出具借条，是基于双方在长期形成的习惯性借款认定清楚的基础上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诉人的父亲与上诉人之间这种特殊的亲人关系，上诉人的父亲仍向其表示，若上诉人无力承担还款的情况下，会在充裕的情况下帮助上诉人，也侧面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有事实理由及证据作为支持的，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请。莫明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400,000元；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朋友关系，二人从2017年12月15日开始合伙经营婚纱摄影工作室，双方对于合伙相关事宜未签订书面协议，后因经营亏损双方发生分歧。原告陈述，原告于2018年5月2日向被告短信提出退伙，被告明确表示要还钱给原告，并提交有短信聊天予以证明，该短信聊天记录如下：原告：“是不是明天我就还不到款了。”被告：“不要逼我。”原告：“那我呢，你找我要钱的时候没逼我？不停的告诉我会还的，不会有问题的。”被告：“你等一下，我找到股东，我全部给你。”就上述证据，被告称双方意思表示即为找到新的股东后退钱，但至今仍未找到股东，故原、被告并未解除合伙关系。期间，原告向被告微信转款83,434元、支付宝转款56,893元，向“互诚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转款55,600元。原告陈述，上述共计款项195,894元，其中55,600元系用于工作室美团宣传广告费用，另原告还提供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信用卡用被告POS机透支155,500元交付被告。原告明确，其诉请的400,000元还包括原告在网贷平台上贷款用于出借被告而产生的砍头息35,000元和中介费25,000元，全部款项总金额已超400,000元，但原告仅按借条载明的400,000元主张权利。就原告所述全部款项，被告仅认可收到原告所述微信、支付宝转款140,294元（195,894元-55,600元）及通过POS机透支的155,500元，其余款项均不认可。2018年9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欠到莫明翠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现承诺，从2018年9月起每月还款13,000元至2019年3月每月还款15,000元，2019年10月起每月还款20,000元至还清楚。”就借条出具背景，原告陈述，考虑到被告独自经营的困难和双方多年的好友关系，原告虽于2018年5月2日退伙，但其后被告提出借款请求，原告仍然出借款项，并按照被告要求，通过多个网贷平台贷款用于交付被告，被告称经营情况好转后就立刻还钱，但其后网贷平台利息越来越高，被告的经营情况也不见好转，故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借条，被告自愿向原告出具借条，并主动留下被告父亲电话，并非被告所述系为了给原告丈夫交代而随意出具。被告认为原告主张款项均为合作投资款，工作室已于2019年1月停止经营，亏损情况严重，故不再退还款项，且借条系应原告要求出具，内容均由原告书写，被告仅进行了签名和书写被告父亲联系方式。被告补充提交有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2018年7月28日原告要求对账，双方仍然是合作关系，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向被告提出“你电话没人接，有时间把这两天收入支出报一下，不然时间一久就忘记了”。对此，原告提出，系被告称亏损无法还钱，原告才要求其展示账目，并非进行合伙对账。原告明确双方未约定利息。对于还款情况，原告自认被告曾还款10,000元。被告称曾向原告微信转款2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审理中，原告还提交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数次催款，被告均表示将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另，被告学历为中专。一审法院认为，法律对合法的借贷关系予以保护。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并提交了借条、微信和支付宝等转款记录予以证明。被告辩称实际收到转款140,294元和信用卡透支款155,500元共计295,794元，且上述款项均为合伙投资款，案涉借条系应原告要求，为缓解其与丈夫之间的矛盾而出具。对此，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系合伙投资款，且被告作为具有中专学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向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风险及后果应有清楚认识，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对于还款金额，原告主张借条400,000元，但提交证据未能说明400,000元的全部组成情况，被告仅认可收到款项295,794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余款项实际交付情况，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告辩称已向原告转款20,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认可收到被告还款10,000元，故应扣除已还款10,000元。综上所述，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285,794元（295,794元-1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莫明翠借款285,794元；二、驳回原告莫明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莫明翠负担1,042元，被告杨柳负担2,608元。本院二审期间杨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微信转账及支付宝截图一份，拟证明:1.因为双方合伙事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的金额分别为微信转账65,355元，支付宝31,535元，共计96,890元；2.上诉人在双方合伙期间因合伙事务向其员工支付公司10多万元。莫明翠质证称，是我的支付宝和微信账号，根据被上诉人统计，在出具借条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31,454元，出具借条前转款56,281元，共计87,735元，两笔转账确实是上诉人转给我的，但之后被上诉人已经将部分资金转回给上诉人，对其他未转给被上诉人的转款凭证我方不予认可，2018年5月2日之后双方已经不是合伙关系，关于本次借贷纠纷，仅仅是双方借款的事实，至于合伙存在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因此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二、微信和支付宝转款截图，拟证明双方在合伙期间向工人及房东转款的事实，共计314,864.44元。莫明翠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案是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纠纷，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以及投入和支付的情况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款项是否应认定为杨柳向莫明翠所借款项。杨柳主张莫明翠向其支付的款项均系因双方合伙产生，并非借贷关系。本院认为，杨柳的该项主张成立，理由如下：1.从一审查明事实来看，莫明翠与杨柳系朋友关系，两人从2017年12月15日开始合伙经营婚纱摄影，在杨柳向莫明翠出具借条之前，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后因经营问题发生分歧，莫明翠主张其于2018年5月2日已经退伙，杨柳于2018年9月6日向其出具了借条，但从2018年7月28日莫明翠向杨柳发送内容“有时间把这两天收入支出报一下，不然时间一久就忘记了”的微信信息，从该信息内容来看，双方仍在就合伙事务的收支进行沟通，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亦陈述未就合伙事项进行结算；2.从双方资金往来情况来看，莫明翠与杨柳之间从2017年开始资金往来频繁，数额从几十至几千不等，且款项有零有整，与民间借贷的特点有所区别；3.在杨柳主张双方的合伙事务已经结束且杨柳向莫明翠出具借条后，双方之间仍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且大部分款项数额均较小，对于该资金往来，莫明翠主张部分系还款，部分系其他经济往来，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4.莫明翠提交的证据不能印证《借条》中400,000元的款项组成。综上，莫明翠与杨柳从2017年12月15日开始合伙经营，莫明翠虽主张已于2018年5月2日退伙，但现有证据来看，双方当事人未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在杨柳向莫明翠出具了《借条》之后，双方之间仍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数额较小且有零有整，莫明翠提交的证据与《借条》数额无法对应，亦无法具体说明《借条》中款项的构成，上述事实均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特征，故2018年9月6日的《借条》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就合伙事宜已经清算达成新的借贷合意，原判认定案涉款项属于借款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莫明翠主张案涉款项系借贷产生并主张杨柳还款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杨柳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1民初226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莫明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已减半收取），由莫明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87元，由莫明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 珑审判员 邱翠雪审判员 汪 静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