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9民终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卫东，男，196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天宇，男，199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天成，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桂华，女，196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彩建，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丽伟，女，1963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天成，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原审第三人：吕淑华，女，196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彩建，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代卫东因与被上诉人宁桂华，原审被告于丽伟，原审第三人吕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豫0902民初5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代卫东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天宇、代天成，被上诉人宁桂华、原审第三人吕淑华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岳彩建，原审被告于丽伟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天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卫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吕淑华仅提供了2015年5张借据和2014年已作废的3张借据，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向代卫东实际给付借款的证据，代卫东翻阅银行流水，仅有50万元转账凭证，故仅认可50万元本金，吕淑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吕淑华的经济状况和积蓄与其大额现金款项的出借能力不相符，其委托代理人对出借款项来源未作明确回答，一审对大额现金出借审查不严；3．一审判决对借贷金额认定存在不合理之处，若认定本金169万元，则2015年5张借据中36万元利息属高利贷，按照169万元本金基数，36万元的月利率为1.775%，与一审认定2%不符，若按照月利率2%以及36万元的利息反推本金，则本金基数为150万元，与169万本金基数不相符，故吕淑华、宁桂华自认与证据之间存在矛盾；4．涉案借据均未约定利息，应当依法不支付利息，一审类推存在利息错误，一审认定代卫东2014年7月4日所还2.5367万元为清偿2015年借据出具前的借款错误，若认定为利息，借据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数字，按照2014年3张借据中自书的“息结至2015年1月20日”，并经过宁桂华自认，即否定了36万元存在的基础，故2015年借据之后不存在利息；5．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对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公允，代卫东并未完全否认借贷关系，自认存在50万元银行转款，一审仅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16条不当；一审以代卫东诉讼代理人援引司法解释时间对不上而不合理牵强；一审认为代卫东未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反证借款金额真实错误；一审认定通话录音中代卫东对借款事实反复确认错误，代卫东并未确认具体金额，称“借条显示多少就是多少”并未指明哪一张借条，直到诉讼才知道竟然205万元；一审判决2018年1月21日起算利息时间及利率标准无事实根据，超出法律保护上限。6．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可能，宁桂华、吕淑华之间205万元的债权转让，不符合交易习惯和一般常识，本案符合虚假诉讼情形第一、五、九款规定，应予审查。现代卫东认可吕淑华出借50万元，双方未约定利息，已偿还本金29.5367万元，剩余20.4633万元，请求二审支持上诉请求。宁桂华答辩称，1．吕淑华已对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及生效提交了借条及录音资料，完成举证责任。2.2015年的5张借据与2014年3张借据中借款数额及约定的利息相吻合，能够证明双方民间借贷的真实性，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并非单笔，不是孤立存在的，有录音印证。3．涉案利率未超出法定最高标准，偿还的利息已转化为出借人的合法财产，之后代卫东又以资金周转为由借款，不存在利滚利的情形。4．吕淑华与代卫东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吕淑华将债权转让于宁桂华，是行使的处分权，只需对代卫东履行通知义务即可产生法律效力，本案并无虚假诉讼情形。一审认定正确，应当维持。于丽伟述称，同代卫东上诉意见。吕淑华述称，同宁桂华答辩意见，本案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宁桂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代卫东、于丽伟偿还宁桂华借款本金205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2．代卫东、于丽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开始，代卫东陆续从吕淑华处借款，双方每年结算一次、更换一次借据。至2015年1月份，双方经过结算，代卫东向吕淑华出具5张借据，金额共计205万元，分别为：1.2015年1月20日74万元的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吕瑞华”；2.2015年1月20日62万元的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宁桂华”；3.2015年1月20日52万元的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吕淑华”；4.2015年1月20日7万元的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李玉平”；5.2015年1月23日的10万元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李美卓”。2014年1月20日，代卫东、于丽伟向吕淑华出具三张借据，金额共计152万元，分别为：1.2014年1月20日60万元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李**”；2.2014年1月20日50万元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宁桂华”；3.2014年1月20日42万元借据，吕淑华在该借据抬头“部门”处标注“大姐”。上述三张借据上均书写有“作废”、“息结到2015年元月20号”。宁桂华提交4张“于丽伟、代卫东结息凭证”，四张结息凭证中的文字内容为：1．“50＋12万无结余结息1年于丽伟手笔吕淑华提供”；2．“42万＋10万余800元结息1年吕淑华提供”；3．“2012年3月1日-2013年元月16号10万-21000于丽伟手笔吕淑华提供”；4．“2012年4月25日-2013年元月16号28万-48,720元于丽伟手笔吕淑华提供”。2014年7月4日，代卫东向吕淑华尾号为1080的银行卡转账25,367元。2016年2月2日，吕淑华在濮阳东环大众4S店购买车辆时，代卫东向其支付现金5万元。2016年3月8日，代卫东向吕淑华建行尾号为5301的银行卡转账4万元。2016年5月23日，代卫东向吕淑华建行尾号为5301的银行卡转账1万元。2019年8月19日，代卫东向吕淑华建行尾号为5301的银行卡转账15万元。2020年6月29日，吕淑华与代卫东的通话录音中，主要内容如下：1．代卫东在录音中多次表示认可自己出具的5张借据，称借据显示多少就是多少；2．代卫东称以现金或者转账的方式偿还过利息，吕淑华表示借款约定月利率2%，代卫东并未作出否认的表示；3．代卫东称已经偿还27万元，吕淑华认可其中22万元包括李玉萍收到的现金2万元，剩余5万元表示记不清了。又查明，2020年6月29日，吕淑华与宁桂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自协议签订之日，吕淑华将其对代卫东、于丽伟的205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债权转让给宁桂华。在一审法院向代卫东、于丽伟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后，代卫东于2020年8月17日申请延期审理并申请追加吕淑华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再查明，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宁桂华主张其提交代卫东2015年出具的五张借据和2014年的三张借据中：1.2014年的60万元借据按照月利率2%计算一年的利息为14.4万元，本金加上利息共计74.4万元，对应2015年的74万元借据；2.2014年的50万元借据按照月利率2%计算一年的利息为12万元，本金加上利息共计62万元，对应2015年62万元的借据；3.2014年的42万元借据按照月利率2%计算一年的利息为10.08万元，本金加上利息共计52.08万元，对应2015年52万元的借据。宁桂华主张2015年的205万元的借据中包括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一年的利息36万元（14万元＋12万元＋10万元）。另查明，于丽伟与代卫东于2011年5月6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宁桂华依据其与吕淑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主张吕淑华将其对代卫东、于丽伟的债权转让给了宁桂华，要求代卫东、于丽伟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结合代卫东、于丽伟的辩解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吕淑华与代卫东的借贷关系；2．宁桂华与吕淑华的债权转让关系；3．涉案款项是否为于丽伟与代卫东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吕淑华与代卫东的借贷关系。一、吕淑华与代卫东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代卫东向吕淑华借款，有代卫东出具的借据、代卫东与吕淑华的通话录音以及当庭陈述为证，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吕淑华应履行出借义务、代卫东应履行还款义务。代卫东辩称，对吕淑华的出借能力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若存在套取银行贷款、非法吸收存款转贷的情形则借贷关系无效。一审认为，代卫东对其上述辩解意见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吕淑华对资金来源进行了合理解释，故代卫东抗辩其与吕淑华的借贷关系无效，不予支持。二、吕淑华向代卫东出借金额。吕淑华主张代卫东向其借款205万元，代卫东认可以转账方式收到5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凭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在庭审中法庭向代卫东提问为何出具总金额为205万元的借据时，代卫东的代理人解释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出台后，我们知道如果出借人没有实际履行借款只出具借据是不能认定实际借款的，所以先出具了借据。”一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8月6日公告公布的，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2015年的5张借据均为1月份出具，代卫东的这一解释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中，结合代卫东出具的2015年的5张借据、2014年已经作废的3张借据以及代卫东与吕淑华的通话录音，双方针对借款金额进行结算反复更换借据，代卫东对于向吕淑华借款的事实进行反复确认，其通话录音亦表示认可借据上的金额，并且代卫东并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申请撤销2015年的5张借据，故代卫东2015年出具的5张借据足以证明代卫东向吕淑华借款的事实及金额，因庭审中宁桂华、吕淑华自认上述5张借据中包括36万元的利息，一审认定，截止到2015年1月份，代卫东尚欠吕淑华的借款本金为169万元（205万元-36万元）及利息36万元。三、吕淑华与代卫东是否约定利息。吕淑华主张双方约定月利率2%，代卫东予以否认。一审认为，虽然代卫东2015年和2014年出具的借据中均未显示约定有利息，但是代卫东在与吕淑华的通话录音中明确表示偿还过吕淑华利息，在吕淑华陈述月利率2%时，代卫东亦未作出否认的意思表示，结合2014年的三张借据及对应的2015年的三张借据，一审认定，双方之间的借贷约定利息为月利率2%。宁桂华在起诉状中自认代卫东利息已经支付至2015年1月20日，代卫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在2015年更换新的借据时其已经支付利息的金额和时间，故对于宁桂华的自认予以确认。四、2015年的借据出具后代卫东还款情况。吕淑华对代卫东通过2016年2月2日向其支付现金5万元、2019年8月19日以转账方式偿还15万元无异议，予以确认。吕淑华主张代卫东2016年3月8日偿还的4万元和2016年5月23日偿还的1万元已经收到，但是系偿还的其他款项，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认定该5万元为偿还的本案的借款。吕淑华主张2016年4月7日并未收到代卫东偿还的2万元，一审认为，吕淑华提交的与代卫东的通话录音中，吕淑华称李玉萍收到现金2万元，并将该2万元作为代卫东偿还的款项，故代卫东主张2016年4月7日支付现金2万元，予以确认。代卫东在2014年7月4日偿还的25,367元，为在其出具2015年的新的借据之前所还，系其偿还的2015年结算之前的借款，不应计入新借据出具之后的还款。以上代卫东自2015年1月20日、23日出具新的借据后，共偿还吕淑华27万元。综上，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截止到2015年1月代卫东出具新的借据时，代卫东尚欠吕淑华借款本金169万元及利息36万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2015年出具新的借据之后代卫东又偿还了27万元，故代卫东尚欠借款本金169万元及2015年1月份之前的利息9万元（36万元-27万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宁桂华与吕淑华的债权转让关系。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代卫东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并经过两次开庭审理，双方证据交换、质证等程序，宁桂华与吕淑华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代卫东与吕淑华之间的债权债务并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双方也未约定不得转让，故宁桂华已经依据其与吕淑华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取得了吕淑华对代卫东所享有的债权。本案中，宁桂华的诉讼请求为要求代卫东自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宁桂华自愿要求代卫东自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代卫东应偿还宁桂华借款本金169万元及利息9万元（以后的利息自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涉案款项是否为于丽伟与代卫东的夫妻共同债务。于丽伟与代卫东于2011年5月6日登记离婚，而宁桂华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发生在于丽伟、代卫东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宁桂华主张2015年的新借据中“代卫东”为于丽伟书写、代卫东捺印，于丽伟、代卫东不予认可。一审认为，代卫东认可借据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为，对于是否为于丽伟书写无需鉴定，因为即使如宁桂华主张的“代卫东”为于丽伟书写，于丽伟签名的行为也仅为代表代卫东所为，之后经代卫东捺印予以追认，于丽伟的行为后果应由代卫东承担；若“代卫东”真为于丽伟书写，根据一般的生活常识，双方如果达成的合意是于丽伟、代卫东共同还款，那么于丽伟在场的情况下亦应在借据中签上自己的名字，而非代卫东的名字，故一审认定，在2015年出具新的借据时，双方达成的合意为由代卫东承担还款责任。宁桂华提交了2014年代卫东、于丽伟共同出具的三张借据以证明代卫东和于丽伟为共同借款。一审认为，该三张借据上均已经书写“作废”字样，且2015年代卫东出具了新的借据，宁桂华依据代卫东出具的新借据提起诉讼，对于双方的债权债务达成了新的合意，新的借据中仅有代卫东的签字，于丽伟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宁桂华提交的4张“于丽伟、代卫东结息凭证”中没有落款时间、出具人签名，即使如宁桂华所述为于丽伟出具的，于丽伟也没有在上述证据中作出与代卫东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宁桂华的证明目的。综上所述，涉案借款并未发生在代卫东、于丽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于丽伟在最新的借据中亦未作出与代卫东共同还款的意思表示，故宁桂华要求于丽伟与代卫东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不予支持。综上，代卫东应偿还宁桂华借款本金169万元及利息9万元（以后的利息自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被告于丽伟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代卫东偿还宁桂华借款本金169万元及利息9万元（以后的利息自2018年1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之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宁桂华对于丽伟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宁桂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宁桂华负担2,380元，代卫东负担25,82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代卫东上诉称其仅收到50万元转款，吕淑华未提交履行其他款项出借义务的证据，应由吕淑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借据、结算证明等证据，能够查明双方并非单笔借款，而是自2011年以来，代卫东陆续多次从吕淑华处借款，代卫东出具的2015年的5张借据合计数额为205万元，其中有3张借据188万元与2014年同时期出具的3张借据152万元具有关联关系，系2014年的3张借据结算而来，超出部分36万元为利息，符合月息2%的计息标准，亦与2014年1月20日三张借据上方记载“结息至2015年1月20日”的内容相印证。一审据此从2015年5张借据记载总额205万元中扣除36万元利息，即认定出借本金数额为169万元（205-36），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代卫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同一日出具涉案多份借据，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录音资料中代卫东多次陈述“放心，我打的条绝对算数，以借条为准吧”、“总之一句话我承认这个条”、“反正以条为准吧”等内容，能够印证涉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故代卫东上诉所称出借人未履行出借义务、无利息约定以及超出法定利率标准的上诉主张，均不予支持。代卫东主张已偿还29.5367万元，一审经审查认定自2015年1月20日、23日出具涉案5张借据后，共偿还27万元，剩余2.5367万元转账时间为2014年7月4日，发生在2015年涉案借据出具之前，故不应认定为借据出具之后的还款，该认定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代卫东上诉称一审对2.5367万元认定错误的主张，不予支持。代卫东上诉称吕淑华与宁桂华之前债权转让存在虚假诉讼情形，一审已对吕淑华、宁桂华之间的债权转让的合法性及履行通知义务方式进行了审查和认定，代卫东的上述主张，无证据印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代卫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820万元，由代卫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章臣审判员  张慧勇审判员  李光胜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高嘉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