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申7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财生，男，1946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代理人唐丽丽，北京安理（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94号。法定代表人王建国，主任。再审申请人李财生因诉被申请人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履行立案调查处理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行终52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财生申请再审称：一、两审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审理本案，甚至以不真实的、虚假的事实做出裁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的规定，应依法纠正；遗漏再审申请人上诉状中的第二项上诉请求。1.“2010年11月8日开始，患者一直滞留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并占用医院病床”。被申请人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可以证明患者滞留并占用病床的证据，一审法院这一所谓的“经审理查明”更没有任何依据，根本不是客观事实。相反的是，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和法院已提交的证据（2019）津01民终1019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2010年11月7日后患者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存在医疗合同关系”，证明患者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是治疗，而不是滞留并占用病床。一审法院无视已有定性的判决和客观事实，凭空捏造所谓的“查明”和虚假的事实。然而面对再审申请人在上诉状中依法纠正一审法院这一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罔顾上述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没有对一审法院这一错误的事实认定依法纠正。2．“收件人写为王建国同志”、“该挂号信由被告（被申请人）收发室签收”。再审申请人2019年9月27日向被申请人邮寄挂号信再次提交立案调查申请书及证据，收件人信息分列写为“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王建国同志”，但一审法院在认定这一事实中却断章取义，在裁定书中刻意隐去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仅剩下“收件人王建国同志”。再审申请人上诉状随附的证据一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出具的“邮件查单及随附签收复印件”，显示再审申请人挂号信邮寄的立案申请已经由公共卫生监督所凭“公共卫生监督所收发专用章”签收、按照公务信件进行处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由“被告（被申请人）收发室签收”是不真实的。面对再审申请人在上诉状中依法纠正这两个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请求以及提交的证据，二审法院依然没有纠正。再审申请人曾去被申请人现场以及直播间热线电话等途径提出申请，2019年12月17日再审申请人针对立案调查申请到被申请人现场询问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受理后也当场表示“知情，但没办法解决”因此有理由证明被申请人已经收到再审申请人的立案申请。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认定其行政行为违法。二、两审法院“根据《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事项层级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被申请人明显不具有管辖职责”的认定错误，适用错误。从本案主要案情事实看，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控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违法行为、要求调查处理的主张，从2008年-2019年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在一审起诉书中，再审申请人对本案主要事实已经明确阐述：“申请人十年间一直向被申请人控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违法行为，被告不予查处。”在二审上诉状中，再审申请人更是对本案这一主要事实反复强调和举证，仅最近三年现场申请控告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10月24日被申请人医政处于先生受理后未予答复；2018年11月19日被申请人医政处杜先生受理后未予答复，称此前提交的材料经办人工作调动找不到了，并将再审申请人本次申请强行按照信访程序处理，要求再审申请人将医疗违法行为书面材料摘写在被申请人印制的“来访人员登记表”内；2019年12月17日医政处被申请人姜先生受理后未予答复。面对这一系列主要事实和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两审法院对于这个从2008年-2019年连续的、不间断的控告申请却视而不见，仅断章取义地截取了一个2019年9月27日再审申请人邮寄的申请，再套用这个2017年11月24日被申请人才制定的《暂行规定》，居心昭然若揭，2017年10月24日再审申请人的申请控告又该怎样解释。因此《暂行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从《暂行规定》制定时间看，两审裁定均刻意回避了2017年11月24日这个具体的制定时间。自2008年3月11日患者住院后，因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违反法律法规致患者重残，此后其继续实施医疗伤害，至2017年11月20日故意拖延急救致患者失去生命，因被申请人实施伤害一直在持续，十年间再审申请人为了保护患者生命安全只能从不间断地向被申请人提出查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医疗违法行为的请求，即使在患者被害离世后，因被申请人隐匿病历重要证据、无法进行伤害司法鉴定，妨碍司法诉讼，再审申请人2018年、2019年仍然继续向被申请人控告，但被申请人每次推诿扯皮、包庇肇事医院、不作为不履责，接待受理后不予答复。两审法院套用2017年11月24日制定的《暂行规定》来处理本案所涉及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8年3月11日至2017年11月20日的医疗违法，显然不适用本案。从《暂行规定》本身来看，其为被申请人自行制定的规章，没有经过批准等程序，不具有强制性。其中第四条第一款中的“原则上”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并没有准确固定。两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行政行为的依据，仅粗暴套用《暂行规定》却不结合本案的实际案情，是错误的裁定。从被申请人受理再审申请人请求时所做出的行政行为本身，也可以证明《暂行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再审申请人上诉状随附的证据二、三、四、五，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数次向被申请人提出申请时，被申请人没有向再审申请人告知或提及被申请人制订了《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不属于其职责”或者“其不具有管辖职责”，更没有告知过再审申请人应该将申请交给哪个单位。直到一审法院2020年10月13日作出裁定，在向被申请人提出查处医疗违法行为主张的十二年间，再审申请人更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暂行规定》。另一方面，被申请人2020年6月10日提交一审法院的《答辩状》中，并没有以其制订的《暂行规定》作为抗辩理由，也证明《暂行规定》不适用本案。再审申请人随附再审申请书向贵院提交的新证据包括，证据二是2019年12月17日再审申请人到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现场再次控告申请，与被申请人医政处姜先生的现场录音。2019年9月27日申请人通过挂号信向被申请人寄送立案调查申请和相关证据材料，被申请人没有答复。2019年12月17日再审申请人针对立案调查申请再次找到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医政处姜先生受理后当场表示“知情，但没办法解决”，依然没有向再审申请人告知被申请人制订了《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再审申请人的申请“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被申请人做出的行政行为证明《暂行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再审申请人近日找到的另一个新证据，证据一是天津市人民政府2011年1月13日向天津市卫生局出具的转送单。从2008年案发后，再审申请人即向被申请人控告申请，但被申请人一直没有履行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违法行为的查处职责，所以再审申请人向天津市人民政府举报，天津市人民政府要求被申请人予以处理。证明对本案中涉及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违法行为的处理属于被申请人职责。法律不溯及既往，“老的按老规矩办”，《暂行规定》不适用于本案。被申请人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违法行为履行管理、调查的行政职责。被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期限予以立案、任何通知、调查、移送等，其行为违反《行政处罚程序》第九条、第二十九条及《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事项层级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六条的规定，属于行政不作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应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审判和裁定的公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第十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这些规定的诉讼程序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和判决结果的正确，然而一审法院没有开庭审理，没有经过再审申请人举证质证、庭审调查、询问案情、陈述辩论等法定程序下，没有客观、全面衡量案情，即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起诉。违反法院裁判应当事实清楚、准确的基本要求，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必然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公正。对于两审错误的认定，如果不加以纠正，这不仅是再审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巨大损失，更是法律公平正义的巨大损失。有错必究，才能彰显法律的严谨性和权威性，取信于民。只有让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有实现“做到让人民群众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请求：1．撤销两审行政裁定；2．开庭公开审理本案，依法纠正两审认定事实错误：（1）“2010年11月8日开始，患者一直滞留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并占用医院病床”认定事实错误，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终1019号民事判决书“2010年11月7日后患者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存在医疗合同关系”这一已认定的事实不符。（2）“收件人写为王建国同志”、“该挂号信由被告（被申请人）收发室签收”认定事实错误，与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出具的“邮件查单及随附签收件”事实不符。3．“根据《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事项层级管理暂行规定》，被申请人明显不具有管辖职责”，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实际案情，请法院再审。4．判决被申请人承担两审及再审诉讼费用。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焦点是再审申请人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起诉条件。《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卫生部令第53号）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所辖区域内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省级卫生行政机关可依据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地区的实际，规定所辖区内管辖的具体分工。2017年，原天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进一步明确市区两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工作职责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市政府法制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行政执法的有关要求，依据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市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关于全面加强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组织制定了《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事项层级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案件原则上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区卫生计生委负责立案查处。”据此，被申请人作为直辖市一级卫生行政机关，针对再审申请人举报事项明显不具有级别管辖的职责，故再审申请人以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两审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再审申请人对两审裁定认定事实的异议主张，不能否定两审裁定的正确性。本案复查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的天津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访转字（2011）00525号《来访事项转送单》（复印件）、（2019）津01民终1019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录音文字版不能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主张。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财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财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 瑾审判员 王雅晶审判员 刘 迪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焦阳书记员牛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