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8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先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键，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春良。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明鑫。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书霞，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干泉。原审第三人：黄志强。上诉人张先啸因与被上诉人朱春良、董明鑫、原审第三人刘干泉、黄志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独任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先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无需返还合伙剩余财产；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酒店处于亏损状态，没有进一步查明亏损金额，进而要求朱春良、董明鑫二人按比例承担亏损。截止到2019年9月14日，酒店总收入为3602973.86元（该款构成为经营性收入2752973.86元、合伙人第一期投资款75万元、朱春良第二期投资款60000元、董明鑫第二期投资款20000元、刘干全第二期投资款20000元，其中经营性收入包含2019年9月14日前的公账余额31985元)、总支出3987641元(含日常经营性支出3053320元，开业前投资714321元，第二期房租2019年6月14日至2019年9月14日的房租22万元)。投资款85万元全部亏完之外，仍负债384667.14元。2019年9月13日，转让80%的酒店股权之后，虽然转让价格为356000元，但实际收到的转让金额为286000元(扣除了7万元预付充值卡)，所以扣除2019年9月13日转让收入236000元，仍负债98667.14元。另外，公账余额31985元已经全部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及供应商货款股权转让款，实际收到转让款248000元，也已经全部用于支付员工公司及供应商货款，饭店已经没有任何余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各合伙人应对合伙经营产生的债务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具体到合伙人内部，各合伙人应按实际的合伙份额按比例承担负债。朱春良、董明鑫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干泉述称：由法院依法判决。黄志强述称：认可一审判决。朱春良、董明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各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予以清算；2.判令张先啸退还朱春良出资款21万元、董明鑫出资款12万元，并支付分红款。审理中，朱春良、董明鑫明确分红款按照346000元计算，投资总额575000元，朱春良按比例分配所得126400元，董明鑫按照投资比例分配72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苏州市工业园区娄葑镇葑谊街148号的小小园外楼酒店由张先啸、朱春良、董明鑫、黄志强、刘干泉合伙经营，占股比例为35%、20%、15%、20%、10%。2019年4月1日，朱春良与张先啸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经营位于苏州市工业园区娄葑镇葑谊街148号的小小园外楼酒店，总投资75万元，朱春良投资75000元，占20%股份，协议约定张先啸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并开工资11000元/月，刘干泉负责协助监督整个酒店的运行管理，各股东义务为：张先啸应对股东利益负责，所有运行中产生的进出账目做到分类清楚，数据每月5号左右把上月经营账目供各股东审核，负责安全、质量、效益，打造工作和业务团队；刘干泉负责协助张先啸日常工作并进行监督；其他股东不得参与经营，关系到企业重大利益的意见由股东会按照3：2原则决定。张先啸与朱春良均认可合同所载出资金额为笔误，应为15万元。同日，董明鑫与张先啸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合作小小园外楼酒店，总投资100万元，董明鑫投资15万元，占15%股份，其他条款与朱春良的合同一致。张先啸陈述，因当时董明鑫想用老婆的钱，所以约定上述投资金额，实际约定是总投资75万元，董明鑫占15%。小小园外楼酒店各股东决定以朱春良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卡号：62×××99）作为公用账户（以下所称公用账户，均指该账户）。2019年3月19日该账户余额为0，朱春良向该账户支付20万元，黄志强向该账户支付7万元，该款项系朱春良出资14万元、黄志强出资13万元。朱春良另以微信方式向张先啸转账支付1万元作为出资。黄志强陈述，其另以微信方式向刘干泉转账2万元作为出资。董明鑫通过其父亲董元强向张先啸银行转账支付10万元、微信转账支付2万元，共12万元作为出资。张先啸陈述其与刘干泉亦实际出资，主要是前期装修及采购等支出由其负担。经营过程中，因资金不足，张先啸要求追加投资40万元，朱春良追加了6万元（2019年6月17日向公用账户转账8万元，后于2019年9月10日从该账户转出2万元），董明鑫、黄志强未追加，张先啸陈述其和刘干泉追加了投资。2019年9月13日，张先啸与蒋敏、徐金芳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张先啸以356000元的价格将小小园外楼酒店80%的股份转让给蒋敏、徐金芳，张先啸占20%份额，由蒋敏、徐金芳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张先啸陈述，因酒店亏损无法运营，房东不允许转租，其将酒店80%股权转让。2019年9月2日，张先啸曾在股东的微信群里要求大家表态是否同意转让，但其他股东未回复。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经营期间的收益及支出的结算。张先啸陈述，酒店的装修等前期投入均是通过我来支付的，装修费用在73万元左右，房屋以我的名义向戴某,4承租，每季度租金22万元，需缴纳13万元押金。2019年4月份开始营业，4、5月份的收入由我收取，该期间的各项支出也通过我的账户支付的。2019年6月1日起收入均支付至公用账户，支出的部分款项由公用账户支出，但因账户没有钱，我垫付了约40余万元。酒店转让的款项，我实际收取346000元，用于支付拖欠的货款、工资等。因客户充值有7万元多元需要再去店里消费，所以房屋押金未退。公用账户由会计控制，朱春良也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控制。2019年9月15日起，酒店转让后新的经营者使用过一段时间公用账户。会计每个月都做账的，根据账目发送到微信群里。张先啸提供刘干泉、会计许茹做出的书面说明，表明每月均向股东报账。朱春良、董明鑫均陈述，没有看到过张先啸提供的账目，对其陈述不认可。朱春良提供了公用账户的交易明细，张先啸就酒店营收等事项进行了举证，张先啸提供的证据无序且混乱，经归类整理，列明如下：1.朱春良名下的公用账户：2019年3月19日余额为0，2019年3月份朱春良转入20万元，黄志强转入7万元，张先啸转入40×××00元，上述款项中的26万元转给戴某,4支付房屋租金，5万元转给张先啸。2019年6月1日账户余额归零，6月收入约59万元、支出57万元，7月收入约55万元，支付约55万元，8月收入约53万元，支出约53万元，9月收入约19万元，支出约16万元，至9月14日余额为31985元。6至9月的收入中包含朱春良追加投资的8万元，支出中包含戴某,4房租23万元（6月共12万元、8月共11万元），支出中包含支付给朱春良的2万元（9月10日），支出中包含转账给张先啸的183326元，用途载明为支付水电费、煤气费、工资等，支出中包括ATM取现约38万元左右。2019年9月14日账户结余31985元，后转至张先啸31000元。2.张先啸提供垫付明细表（411046元）、2019年3月至9月出资明细表（1282794元）及部分的微信、银行交易记录与之对应，证明从其账户的支出情况，本院对该两份表格整理并去除重合的部分为1623643元，其中2019年3月至5月合计1076457元，6月至9月合计547186元。其中6月至9月的款项中包含转入公用账户100200元：2019年3月40×××00元，2019年9月6日6万元。对于2019年9月6日转入公用账户的6万元，因公用账户明细中未包含该款项，朱春良不认可，张先啸提供的中信银行交易流水显示转入账户尾号为8099，张先啸未进一步提供该款项已经实际转出的证据。3.张先啸提供装修明细表（729931元），证明装修的组成，并提供部分费用相关证据：广告牌制作费用明细复印件（35495）、家具、橱柜销售单复印件（总计1300+22560+1780+27300+32800+7310=93050）、小李出具的“装修费用表”复印件（86000元）。4.张先啸提供的利润表，证明酒店营收情况：2019年4月：收入404793.96-采购成本、各项费用、工资662717=亏损257923.04；2019年5月：收入523586.96-采购成本、各项费用、工资586818.75=亏损63231.79；2019年6月：收入536730.68-采购成本、各项费用、工资=557571.95=亏损20841.27；2019年7月：收入548195.56-采购成本、各项费用、工资538003=盈利10192.56；2019年8月：收入528143.97-采购成本、各项费用、工资525298=盈利2845.97；2019年9月：收入211522.73-采购成本、各项费用、工资181612=盈利29910.73。利润表中的房租均记载为0。本院要求张先啸提供支出的对应销售单、采购单等，张先啸陈述，原来在会计那里，现在找不到了。一审法院根据以上账目分析如下：1.2019年3月至5月期间：该期间收入与支付均由张先啸负责管理，其未提供具体的证据证明装修支出为73万元，有复印件佐证的装修支出仅为214545元。2019年3月至9月出资明细表显示包含房租、装修、各项支出的金额仅为1076457元，而利润表中扣除装修、房租的支出就已经达到1249535.75元（662717+586818.75），两者相差甚大，显然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该期间张先啸自行计算的盈亏不予采信。2.2019年6月至9月期间：该期间因采用朱春良的账户收取营业款，利润表中营收记载与公用账户进账金额（扣除朱春良追加投资6万元）高度一致，故该期间利润表中营收的记载基本可信。但支出情况因公用账户中存在大金额取现，支出记载是否属实，难以查明。张先啸主张其垫付各项支出54万余元，然而上述垫付款存在以下问题：1）张先啸主张转入公用账户40×××00+6万元，其支付40×××00元后公用账户即向其支付5万元，另2019年9月6日转账6万元亦无证据证明转账成功，该主张显然不是事实；2）公用账户向其转账支出183326元用于支付水电费、煤气费、工资等，另公用账户ATM取现约38万元左右去向不明，该款项由张先啸用于支付各项费用有更大的可能性；3）张先啸的所谓垫付款中存在2019年9月15日之后的付款，因张先啸仍持有酒店20%股份，该付款是否为合伙支出难以确定。故张先啸主张该期间垫付大额款项，本院不予采信。3.张先啸将案涉酒店转让给他人，并提前向其他股东告知，但其他股东均未积极响应，亦未提出反对意见，现已无进一步证据对酒店剩余价值进行审查，朱春良、董明鑫将责任全部归责于张先啸并不公平。张先啸将酒店以346000元的价格转让80%，即酒店价值按照432500元计算，尚属合理，本院予以认定。综合以上分析，张先啸主张的由其支出的款项缺乏充分的证据证实，但装修部分确实为张先啸实际付出，且存在因资金短缺垫付的可能，其主张其和刘干泉的出资已实际到位（两人合计出资337500元，张先啸262500元，刘干泉75000元），具有较高的可信性。据此核算由张先啸名下支出的款项为487500元（包含了董明鑫向其转账的12万元，朱春良向其转账的1万元、黄志强向刘干泉转账的2万元），主要为装修款，该款项与酒店转让价格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张先啸、刘干泉已经实际出资予以采信。对于张先啸主张的垫付费用及追加出资，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朱春良、董明鑫、张先啸、黄志强、刘干泉合伙经营小小园外楼酒店，各方之间的合伙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根据各方的约定，朱春良、董明鑫、张先啸、黄志强、刘干泉持股比例为35%、20%、15%、20%、10%，各方应该按照该约定分享利润、承担风险。现张先啸已经将酒店的80%转让给他人，且不具有经营权，合伙经营不再具备条件，朱春良、董明鑫与张先啸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应予以解除，朱春良、张先啸退伙。因案涉酒店转让后的款项在张先啸处，张先啸应与朱春良、董明鑫结算。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应认定酒店处于亏损状态，朱春良、董明鑫要求张先啸向其分红，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朱春良、董明鑫提出张先啸应该按照投资额赔偿，但其应该承担相应的亏损，一审法院对该金额不予支持，但对剩余合伙财产应进行处理。至2019年9月14日，公用账户剩余31985元，应认定属于合伙共有财产，该财产被张先啸支取。张先啸以432500元将酒店作价出售，且领取其中的346000元（80%计），并占有剩余20%股份，应认定酒店剩余财产价值为432500元。以上两项合计剩余财产464485元，张先啸应分配给各股东。因朱春良、董明鑫出资超出应出的份额，张先啸应先向朱春良、董明鑫退还多出资的6万元、7500元，剩余的款项396985（464485-67500），由各股东按照比例分配，即朱春良应得79397元、董明鑫应得59547.75元、黄志强应得79397元、张先啸应得138944.75元、刘干泉应得39698.5元。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张先啸应支付朱春良剩余合伙财产139397元（60000+79397），支付董明鑫剩余合伙财产67047.75元（7500+59547.75元）。黄志强、刘干泉在本案中未提出主张，张先啸仍持有酒店20%的股权，黄志强、刘干泉是选择与张先啸共有该股份继续合作，还是选择上述分配方案，由黄志强、刘干泉决定，本案不予理涉。张先啸陈述刘干泉部分款项是其垫付的，本院照双方出资比例计算，如有异议二人可另外结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朱春良与张先啸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董明鑫与张先啸于2019年4月1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朱春良、董明鑫退出与张先啸、黄志强、刘干泉关于小小园外楼酒店的合伙关系。二、张先啸支付朱春良合伙剩余财产139397元，支付董明鑫合伙剩余财产67047.75元。三、朱春良、董明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3125元，由朱春良、董明鑫负担1170元，张先啸负担1955元。二审中，张先啸提交：证据一，财务明细及利润表原件，证明公司财务所作利润表及明细是真实有效的，充分的反映饭店的经营状况。证据二，股份转让款转账凭证原件，证明上诉人实际收到股份转让款248000元。证据三，水电气等费用垫付清单原件，证明股份受让人为饭店实际垫付金额为128456元。该款项直接冲抵股份转让款。证据四，物料清单复印件，证明饭店转让时还剩余部分物料折价30654元，交付受让人冲抵股份转让款。证据五，8月份工资表及转账凭证原件，证明上诉人收到股份转让款后用于支付员工8月份工资。证据六，9月份工资转账凭证原件，证明上诉人收到股份转让款后用于支付员工9月份的工资。证据七，临时工转账凭证原件，证明上诉人收到股份转让款后用于支付临时工工资。证据八，供应商货款支付协议及送货单原件，证明上诉人收到股份转让款后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证据九，供应商货款转账凭证原件，证明上诉人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供应商货款。证据十，调料供应商费用转账凭证原件，证明上诉人收到股份转让款后用于支付调料供应商费用。证据十一，一次性餐具供应商费用转账凭证原件，证明上诉人收到股份转让款后用于支付餐具供应商费用。证据十二，证明及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证明财务明细及利润表制作人表示该明细及利润表为真实的。证据十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页、短信截图1页，证明张先啸2020年1月18日在微信股东群中提前通知其他股东于2020年1月20日晚上一起清算，无人理会。在2020年1月20日下午3:05又再次通知晚上8:30一起清算，也无人理会。张先啸在2020年1月20日下午3:04单独通知朱春良，晚上8:30所有供应商在饭店结账，朱春良推脱不参加。以上说明几位股东消极对待，现在又否认张先啸在股权转出之后结算给供应商货款，支付员工工资等情况。朱春良、董明鑫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财务明细及利润表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制作时间，签字真实性及目的无法确认。该表数据混乱，9月份进行转让，又另支付房租，不合常理。即便按照该表格，总支出3317320元，总收入2703214元，则亏损614106元，结合投入对75万，则账户应有135894元剩余合伙财产，另结合酒店剩余价值432500元，以上共计568394元剩余财产应分配，其且他多余出资仍应退还。利润表一审已提供，不应算作新证据，第一张4.5-4.30利润表中数据与一审上诉人张先啸自己提供不一致，陈述不稳定，印证上诉人有做假账的嫌疑。对证据二，股份转让款转账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其证明内容与一审开庭庭审笔录陈述不一致，上诉人应当承担虚假陈述的不利后果。对证据三，水电气等费用垫付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四，物料清单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转让店铺计算价格时是否已含有现有的物料、设备等一揽子转让，还是分开折算，因张先啸隐瞒转让过程，无法确认。对证据五，8月份工资表及转账凭证真实性请法庭予以核实，工资表中没有全部签字，也未全部支付，且该份证据的签字情况不一致，被上诉人有理由怀疑签字真实性。对证据六、七，9月份工资转账凭证、临时工转账凭证。无考勤表、工资表比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八，供应商货款支付协议及送货单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九，供应商货款转账凭证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中，有笔24800元应支付给马士英，但备注为吴清动，该笔转账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十、十一，调料供应商费用转账凭证关联性不予认可，且第九份证据中已主张有调料商，重复结算，自相矛盾。张先啸自行提供的证据一中有“收入”、“支出”，以上第三—九所谓垫付情况，均已计入支出项，与75万出资和营业收入，根本无须垫付，张先啸存在隐匿合伙财产的情况，其更不会将转让款支付其他费用。对证据十二，证明及聊天记录真实性须结合证人证言确认。对证据十三，微信聊天记录、短信截图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朱春良明确回应当天有事出差不在苏州，是因客观情况不能参与；其次，张先啸转让股权价格未经其他股东协商、同意，其他股东在知晓其转让价格后，均提出要求张先啸全面清算、“给个说法”，张先啸怠于清算在先；最后，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确实当天曾结算了部分供应商账款，结在收入、支出结算之后，出资款仍应有余款，无须从转让款中扣除。黄志强质证意见为：同朱春良、董明鑫质证意见。刘干泉未发表质证意见。张先啸申请证人戴某,4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戴某,4与张先啸之间有租赁、承包经营关系。在没有和张先啸合作前不认识朱春良、董明鑫、刘干泉、黄志强，合作后几个人都见过。2019年9月份饭店股份对外转让事情戴某,4具体细节不清楚，转让给徐金芳的时候，戴某,4和几个股东在现场。对于现场涉及的水、电、煤及会员卡等款项结算、支付情况和戴某,4无关，这是他们的帐，戴某,4未参与。8月份水费是徐金芳付给戴某,4的。9月15日支付部分供应商欠款及工资时，戴某,4在现场。从2020年1月20号之后没有员工和供应商到园外楼讨要过供应商款跟工资。关于租金支付问题，2019年6月份到9月份的房租是张先啸他们支付，不是同一个人付，都是股东在付，8月底的时候朱春良付过一笔11万，具体要看流水。截止12月所有房租已经付清。张先啸与原股东之间的利润和出资利润结算的具体情况戴某,4不清楚。张先啸与受让人徐金芳，蒋敏之间的具体约定和清算情况、结算情况具体不清楚，只知道出让80%的经营权。张先啸与供应商、员工之间具体的结算扣除的是利润还是原有财产还是转让款戴某,4不清楚。2020年1月20日，张先啸付的货款应该是9月14号之前的货款，但所有货款是否都是与园外楼相关戴某,4不清楚。在2019年9月15日之前饭店的经营状况戴某,4不清楚，因为没有支付房租，转让了80%的经营权给徐金芳和蒋敏，转让以后租金正常支付、后面的合同是与张先啸，徐金芳和蒋敏三个人签的租赁合同。前合同有13万押金，放在续签的合同里，接下来签合同没有重新交押金，三个人签订的合同到期后将押金退还，合同将于2021年3月30日到期。张先啸申请证人顾某,4出庭作证，证言主要内容为：顾某,4与园外楼酒店之间有合作关系，合作时间大概一年不到。双方于2020年1月20日结清园外楼酒店酒水款。当时有十几个供应商都在，晚上20:00左右过去的，到11点左右结完。从4月份到9月份的酒水，都是由会计转账给其，结算也是和会计结算，再发给张先啸。结算单的签字是顾某,4本人所签，拿了8月到9月14号的往来21600元，当时商量下来付80%，实际上是27000扣了20%。顾某,4经营单位名称是苏州市九龙酒业有限公司，有没有开过发票想不起来。领取的两万多元钱是园外楼自己的利润款还是转让款顾某,4不清楚。对于证人证言，张先啸认为,两位证人可以证明在80%的股权转让之后，张先啸依然代表园外楼对外付款.主要是包括供应商的货款、人员工资。当时银行存款是31900余元，其他的款项就是80%的股权的转让款，那么对外支付所使用到的款项就是这两笔款。证明酒店已经没有剩余财产可供分配。对于证人证言朱春良、董明鑫质证意见为：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张先啸所谓结算货款及人员工资，并没有征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其他股东并不清楚中间细节。其次，小小园外楼在经营过程中账目不清，但从张先啸在一、二审中多次提供的数据来看，小小园外楼有利润结余，并不能证明是用转让款支付。最后，两位证人并不能代表其他供应商和员工的结算情况。朱春良是不同意转让的，张先啸说要付房租时，朱春良直接打8万元给其。如果说要转让的，朱春良不会打款。二审经审理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先啸、朱春良、董明鑫、黄志强、刘干泉合伙经营小小园外楼酒店期间的收益及支出的结算。张先啸与朱春良、董明鑫分别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均约定“张先啸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张先啸应对股东利益负责，所有运行中产生的进出账目做到分类清楚”，因此张先啸对于设立、经营期间的收支情况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张先啸举证了关于装修、房租、水、电、煤等部分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作出分析认为存在大金额取现用途不明、支出计算不合理等因素，故对张先啸自行计算的盈亏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要求张先啸提供支出对应的销售单、采购单等，张先啸表示在原来会计那里，无法提供，因此张先啸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现朱春良、董明鑫对于张先啸所计算的盈亏提出异议时，张先啸无法提供全面具体的依据，导致合伙期间的收益及支出无法据实结算。一审法院综合分析后，结合已将80%份额以346000元转让给案外人的事实，另加公用账户剩余31985元，计算出剩余财产464485元，该种计算方式并无不当。据此，一审法院法院判决张先啸应支付朱春良剩余合伙财产139397元，支付董明鑫剩余合伙财产67047.75元。二审中，张先啸提出在2019年9月3日转让80%的份额后，仍有款项的支出，故认为已无盈余分配。本院认为，因张先啸未能尽到相关的举证义务，导致经营期间的盈亏无法据实结算，二审中张先啸也未能举证在经营期间实际盈亏结算后，应当分配给朱春良、董明鑫的款项少于一审判决的金额，所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的金额予以维持。综上，张先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上诉人张先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卞干国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徐馨岚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