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兵08民终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新保，男，1976年9月12日出生，住新疆沙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健，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街56号1栋2段2层。 法定代表人：裴彬彬，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东，国浩律师（乌鲁木齐）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建华，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住第八师一二一团。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磊，新疆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慧丽，女，1985年6月26日出生，住第八师一二一团。 原审被告：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王港闸南首。 法定代表人：仲汉根，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梁新保、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辉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龙建华、原审被告安慧丽、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辉丰公司）财产损害赔偿及委托合同纠纷（原审案由：产品质量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野地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801民初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新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健，上诉人新疆辉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东，被上诉人龙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安慧丽、江苏辉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新保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龙建华对梁新保的赔偿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由龙建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龙建华知道并了解其承租的土地性质为退耕还林地，根据《退耕还林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禁止林粮间作和破坏原有的林草植被行为。龙建华违法种植退耕还林地从中获利，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2）原审查明，龙建华多次向梁新保询问除草剂的使用情况，梁新保向龙建华推荐了案涉“草甘膦异丙胺盐”除草剂。梁新保的推荐行为并无任何过错，追究梁新保推荐行为的法律后果显失公允，于法无据。（3）龙建华接受了梁新保的推荐后，向新疆辉丰公司购买了13箱案涉农药。梁新保没有农药经营许可证，并非农药的销售者。梁新保不是农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相应的法律后果与其无关。（4）案涉农药包装上已显示该药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而龙建华自认其是多年从事棉花种植的棉农，应注意到该农药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且新疆辉丰公司作为销售者已告知其该农药不适用棉花，龙建华仍旧使用该农药，造成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5）龙建华并未推荐不符合产品质量的瑕疵产品，造成损害结果系买受人不当使用与销售者未履行告知义务所造成，与梁新保无关。（6）即便梁新保应承担赔偿责任，也应按其与龙建华达成的补偿协议履行，即梁新保向龙建华支付4万元赔偿费用。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产品质量责任纠纷系侵权责任纠纷，梁新保并非农药产品的实际销售者，未实施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根据原审判决依据的法律规定，本案中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是农药的销售者与龙建华个人，梁新保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龙建华辩称：1.林地间种问题，属于当地林业部门来管理范围，多年来林地间种已形成惯例。2.从棉种开始一直到农药的推荐，都是由梁新保在操作。梁新保和龙建华的棉种是同一家生产的，梁新保应当知道案涉农药能否在相同棉种的种植地里进行喷洒。梁新保在向新疆辉丰公司购买农药期间还吃了550元的差价，而且农药在梁新保收取全款之后，是由乌鲁木齐发往一三五团龙建华的承包地里。3.从派出所的笔录也可以反映出来，梁新保和新疆辉丰公司的张某某一起也到了龙建华受损的承包地里，最后既没有对受损的棉花采取救治措施，也没有告诉龙建华去如何处理受损的棉花。龙建华棉花受损与梁新保、张某某所出售的案涉农药有因果关系，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新疆辉丰公司述称：梁新保与龙建华之间构成农药的转售关系。为此梁新保获得销售差额550元。新疆辉丰公司已告知梁新保案涉农药不可用于棉田除草，梁新保应如实告知龙建华，而不是相反。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由梁新保、龙建华按照过错责任分担。梁新保即是案涉棉种的提供者，又是销售者，其提供的棉种为假棉种，梁新保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龙建华长期从事棉花种植，在使用前多次询问咨询梁新保是否可以使用案涉农药用于棉田除草，龙建华在明知农药标签标明不得用于耕地除草，仅用于非耕地的情况下，仍然用于棉田除草，对损害的产生负有主要责任。 安慧丽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江苏辉丰公司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称：1.认可一审判决认定江苏辉丰公司产品质量合格，并依法无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判决结果。2.认可新疆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新疆辉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龙建华对新疆辉丰公司的赔偿请求；2．由龙建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新疆辉丰公司向梁新保合法销售案涉农药，且产品质量合格无缺陷，销售行为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龙建华从梁新保处购买案涉农药并错误施药，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梁新保误导龙建华，推荐使用并非法销售农药获利，其行为存在过错。龙建华的棉花损失，应当由其本人与梁新保共同承担。2.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农药造成药害与棉花损失有因果关系错误。忽略了龙建华非法种植转基因棉花品种的事实，未认定案涉棉种是否合法、合格以及对损失的影响，案件基本事实认定不清。龙建华非法种植转基因棉花品种，违法所得不受法律保护，本案不存在赔偿责任。梁新保非法销售假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一审判决认定龙建华损失金额为467798.52元，该认定无证据支持，所依据的《鉴定意见书》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定损依据。鉴定意见中的损失因果关系认定是建立在案涉棉花为抗草甘膦品种之上，是否抗草甘膦问题一审庭审并未查明，鉴定的基础事实真伪不明；鉴定忽略了种子未经品种审定，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无抗药性或者低抗药性的因素；产量损失鉴定仅凭经验，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非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鉴定产量损失与客观事实差距巨大。鉴定意见不成立，不应当采信，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龙建华应当就其主张的损失金额举证。龙建华若进行棉花采摘期田间测产，则有无损失及损失金额可以科学、合理确定。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损依据，而龙建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损失及金额，举证不能，应当依法承担不利后果。新疆辉丰公司补充上诉理由：1.假如梁新保与龙建华之间不是转售关系，那么两者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龙建华为委托人，梁新保为受托人，梁新保应当忠实履行代理人义务和责任。新疆辉丰公司向梁新保明确讲了“不要用于棉花地除草”，履行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农药经营者说明、提示义务。梁新保应当将说明和提示转告龙建华。但是，梁新保非但没有如实转告，反而推荐龙建华案涉农药用于棉花地除草。显然，在委托合同关系下，梁新保对于龙建华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新疆辉丰公司在农药销售过程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原审认定案涉棉花品种为“新陆中66”，但是“新陆中66”没有抗草甘膦的特性，原审忽略种子问题，导致案件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严重影响公正审理。如果棉种是“新陆中66号”，则案涉棉花没有抗草甘膦特性，产生药害应当由梁新保承担；如果是“抗草甘膦棉花”，则案涉棉花属于非法品种、非法种植，损害赔偿责任应当由梁新保、龙建华按照过错责任承担。 龙建华辩称：新疆辉丰公司所述大部分不属实。1.原审查明是梁新保向龙建华推荐使用，因为两人种植同一棉花品种，龙建华相信了梁新保，将2860元转给了梁新保，梁新保又将其中的2310元转给了新疆辉丰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某某。转款当天，新疆辉丰公司将案涉农药发送到了龙建华承包地所在的一三五团。新疆辉丰公司把所有责任都往梁新保身上推，显然不合适。2.新疆辉丰公司提出棉种为假棉种、伪棉种问题。本案审理的是药害造成棉花损害后果由谁承担的问题，不是审理种子的问题。种子真假问题，是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问题。3.新疆辉丰公司曾经在2019年10月初到了龙建华的地里去观察，而且也请了鉴定人出庭进行质证。对于棉花产量减少问题，新疆辉丰公司一直没有提出做一个棉花产量测定，实际上当时进行测定完全来得及。针对补充的上诉理由。关于抗草甘膦的棉花品种问题。棉花的种子都是由梁新保从博乐精河的一家种子公司所进。既然梁新保推荐了案涉农药，那么自然龙建华非常相信。但是新疆辉丰公司对其存在的过错一直是避而不谈，既然是有毒农药，为什么不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而且在2017年6月7日，新疆辉丰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某某到了现场以后，也不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此结果应由新疆辉丰公司承担。因此，新疆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 梁新保辩称：1.新疆辉丰公司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中，新疆辉丰公司认可梁新保与龙建华之间并非非法销售，同时梁新保收取的农药款2860元中的550元为产品的质保金，因此存在差价550元，而非获取的收益550元。2.新疆辉丰公司称棉种是由梁新保出售给龙建华，与客观事实不符。该批棉种系梁新保自己在承包土地种植完毕后剩余的棉种。3.案涉农药为特殊产品，且存在一定的毒性，因此在销售农药的过程中应该进行现场指导，但新疆辉丰公司并未进行任何的相关指导，同时其销售人员张某某在发生药害后到过现场，但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导致龙建华种植的棉花发生大规模减产，从而扩大了龙建华的损失，新疆辉丰公司应承担责任。4.关于该棉花品种是否为转基因的事实。本案审理的重点是农药与农作物之间发生药害的因果关系，而并非棉种是否为转基因种子。至于该批棉种是否为转基因，以及未经过品种审定，也是由国务院批准的行政部门来处理。5.鉴定意见存在一定瑕疵。因鉴定的时间并非采摘时间，且当时申请鉴定人出庭时，对有些部分问题无法说清，无法反映出该棉花的正常产量，故认可新疆辉丰公司提出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损依据的上诉理由。针对新疆辉丰公司的补充上诉意见。第一，梁新保不存在向新疆辉丰提出购买农药的相关事实。龙建华的收货便签上的电话是龙建华本人的，且实际收货地址也是龙建华的地址，并非梁新保的电话也并非安慧丽的地址。因此梁新保、龙建华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第二，关于棉花品种问题，新疆辉丰公司抛出“新陆中66号”，完全是为了误导庭审方向。本案不存在棉花品种问题。因本案涉及产品质量责任纠纷，新疆辉丰公司出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所以导致龙建华棉花发生药害从而减产。 安慧丽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江苏辉丰公司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称，不认可梁新保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龙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农作物损失593101.7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农药款2860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鉴定费10000元；4.请求判令该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疆辉丰公司于2013年7月3日注册成立，2018年9月12日登记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为“农药6类1项，肥料的销售；生物科技技术研发及推广服务。”江苏辉丰公司于1989年5月26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农作物种植；农药、危险化学品生产；农药杀虫剂、杀菌剂、蔬菜保鲜剂、除草剂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等业务。有效成分含量41%的“草甘膦异丙铵盐”水剂系江苏辉丰公司研制开发的一种有机磷类非选择性内吸传导型苗后除草剂。江苏辉丰公司2008年取得农业部批准的农药登记证，2015年经江苏农业厅许可生产农药。 2018年3月11日，原告龙建华与案外人金某某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金某某在第八师一三五团良繁连13斗1-2号、14斗1-7号、15斗1-3号、16斗1-3号、合同面积为1406亩的退耕还林地。龙建华陈述，2019年，其在承租土地种植了抗草甘膦棉花，该棉种系“新陆中66”，为被告梁新保种植剩下的种子。 2019年5月9日，龙建华通过微信方式向梁新保询问棉田除草使用除草剂情况，同年6月4日梁新保向龙建华推荐了江苏辉丰公司生产的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有效成分含量41%。后经梁新保联系新疆辉丰公司销售人员张某某，订购了13箱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2019年6月5日，龙建华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梁新保转账支付2860元，随后，梁新保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张某某支付2310元，当日新疆辉丰公司从乌鲁木齐库向一三五团龙建华处发货41%全地通（草甘膦异丙铵盐）AS1000g*12瓶共计13箱。 “全地通”产品包装的正面显示：草甘膦异丙铵盐，有效成分含量41%，剂型“水剂”，微毒。背面显示：产品性能（用途）：本品是一种有机磷类非选择性内吸传导型苗后除草剂。对天敌及有益生物较安全。主要通过抑制植物体内烯醇丙酮基莽草素磷酸合成酶，从而抑制莽草素向苯丙氨酸、酪氨酸及色氨酸的转化，使蛋白质的合成受到干扰导致植物死亡。它不仅能通过茎叶传导到地下部分，而且在同一植株的不同分蘖间也能进行传导，对多年生深根杂草的地下组织破坏力很强，能达到一般农业机械无法达到的深度。豆科和百合科一些植物对其的抗性较强。本品入土后很快与铁、铝等金属离子结合而失去活性。使用技术和使用方法：作物（非耕地）、防治对象（杂草）、制剂用药量（183-488毫升/亩）、使用方法（茎叶喷雾）；本品应于杂草生长旺盛期施药，注意喷雾均匀周到，视草害发生情况，每30天施药一次，可根据情况连续用药2-3次。一般杂草喷药后7-10天开始见效，天气干燥，杂草枯萎，请酌情增加用量。本品为非选择性除草剂，因此施药时应防止药液飘移到作物茎叶上，以免产生药害。本品需用清水配药，勿用浊水，以免减低药效，药后3-4小时内下雨，药效可能会降低。 同年6月7日，龙建华按照药品上的说明，使用渠道里的河水进行配药后，雇请工人蒋某某将“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喷洒至其种植的棉田中，共计喷施300余亩棉田。此后一周，龙建华发现棉花叶出现卷起的情形，于是联系了梁新保。梁新保到龙建华棉田查看后，也不知棉花枯萎的原因，遂联系了销售人员张某某。张某某在龙建华棉田查看后，认为龙建华棉田出现棉花受损的情形可能是其在配制农药时加入了其他农药，至此，已出现了龙建华种植的320余亩棉田内棉花出现上半部叶片呈柳叶状、鸡爪状的药害事故。 同年6月28日，龙建华向下野地垦区公安局沙门子派出所报警，沙门子派出所处警并对原告龙建华、雇工蒋某某、被告梁新保、销售商代理张某某作了询问笔录，在处警中查明：龙建华通过梁新保介绍在张某某处购买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龙建华按照购买药品用法用量使用后，棉花出现枯死现象。梁新保、张某某到达龙建华棉田也看不出什么原因，三人协商先去有关部门对药品进行鉴定，确定棉花枯萎原因后再做处理。处警后，龙建华妻子按照梁新保口述书写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为，“今由梁新保药害所造棉花受损，经协商双方同意以下方案：1.按亩数300亩平均每亩按25公斤计算，每公斤价格为5.5元，5.5元×25公斤=137.5元，137.5元×300亩=41250元，经双方协调共赔偿四万元整。2.救治所需费用由梁新保承担。”协议尾部由梁新保进行签名确认并书写了其身份证号及手机号码。 2019年7月13日，原告龙建华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2019年在一三五团良繁连种植的棉花田间出现叶片畸形的原因以及损失进行评估鉴定。同年7月19日该鉴定机构出具新臻冠达鉴字〔2019〕第0806号技术鉴定意见书，其中鉴定分析为：1.草甘膦是一种非选择性、无残留灭生性除草剂，对植物具有内吸及触杀双重防除作用，可通过茎叶吸收后传导到植物各部位的，用于防除单子叶和双子叶、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抗草甘膦棉花导入了抗草甘膦因子对草甘膦有一定的耐药性，但其稳定性不确定，没有通过品种审定，对相适应的草甘膦制剂要求严格，在施药过程中易产生药害导致棉花叶片上产生斑点、变黄、卷曲、边缘干枯，畸形，生长点凹陷，植株皱缩、新生叶展开缓慢等症状，影响棉花正常的生育进程。受害轻的棉花可通过加强田管，打营养药、增加水肥等措施将损失降至最低，受害严重的棉花很难解救，可造成大幅度减产，严重的可造成绝收。根据对被鉴定棉花受除草剂危害程度分析测算，受害严重的损失在70%-80%左右按中值75%计算。受害稍轻的损失在50%-60%左右，按中值55%计算。2.损失计算。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数据，第八师前三年棉花平均产量为410公斤/亩，根据被鉴定地土壤状况和栽培条件其产量按平均产量的85%计算。籽棉平均收购价格按7.1元/公斤计算（含国家棉花补贴价格）。损失金额为：285.5亩×410公斤/亩×85%×7.1元/公斤×75%+46.5亩×410公斤/亩×85%×7.1元/公斤×55%=593101.7元。鉴定意见为：龙建华2019年在石河子市135团良繁连种植的棉花田间出现叶片畸形的原因，与抗草甘膦棉花稳定性差对相适应的草甘膦制剂要求严格，在施药过程中产生药害存在因果关系。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93101.7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0000元。鉴定后，因双方就赔偿协议未达成和解，遂原告龙建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庭审中，被告新疆辉丰公司申请鉴定人陈某某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质询。鉴定人陈某某在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时表示，本次鉴定意见中，鉴定中的分析测算部分是根据被鉴定棉田的棉花受害症状和受害程度，通过观察、调查株数，再依据鉴定人员的自身经验和专业知识来确定鉴定地块的受损程度和受损产量。此鉴定意见的作出时间是2019年7月，而在棉花采摘期因没有人委托进行田间测产，所以鉴定人没有在龙建华的地里进行实地测产。鉴定人在田间调查时没有发现龙建华使用过其他农药进行过喷施的情况，但不能排除龙建华使用过其他农药，龙建华种植的是抗草甘膦的棉花，可以使用草甘膦除草剂进行除草，如果使用农达牌的草甘膦除草剂就不会出现药害，而棉花种植户种植过程中也不会使用二甲四氯和2、4滴丁酯进行除草。鉴定时龙建华没有提供相应的用药记录，鉴定人是根据龙建华申请鉴定的受害棉花的症状和种植棉花的地块的土壤条件、种植条件和经验，通过判断之后按照兵团统计年鉴上的平均产量410公斤/亩的85%来折合计算龙建华棉田能达到的正常产量，再根据新疆棉花指导价7.1元/公斤进行计算，通过棉花受损害的大小按照75%的比例计算得出受损金额。 另查明：原告庭审中陈述在棉花采摘后，其将棉花以5.6元/公斤的价格出售给了私人收购商，未获取棉花补贴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所使用的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是否为合格产品；二、原告棉田受损与其使用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是否有因果关系以及原告所请求的损失是否合理；三、原告所要求的具体损失数额为多少；四、如被告需承担责任，该如何承担。 关于原告使用的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是否为合格产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该案中，案涉的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是江苏辉丰公司生产，庭审中，被告江苏辉丰公司提交了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行政审批颁发的《农药生产许可证》，有限期至2023年2月5日，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有限期至2023年12月29日，经核查，案涉农药的登记证号为:PD20085856，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为：XK13-003-01081，生产批准号为：GB20684-2006。通过以上证据可以初步判定，江苏辉丰公司生产的案涉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为合法生产的合格产品。本案原告以产品质量存在瑕疵为由进行诉讼，还应当考虑案涉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是否存在缺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以及本法第二十七条“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裸装的食品和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可以不附加产品标识”的规定，即缺陷产品必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判断案涉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是否属于缺陷产品，最为直接的证据应该是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但本案的情况是案涉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未进行产品质量检测，无证据证明具有产品质量问题。本案消费者即原告龙建华在使用时扩大了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的使用范围。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假农药：（一）以非农药冒充农药；（二）以此种农药冒充他种农药；（三）农药所含有效成分种类与农药的标签、说明书标签的有效成分不符。禁用的农药，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生产、进口农药，以及未据附标签的农药，按照假农药处理。”以及本法第四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二）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分。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按照劣质农药处理。”的规定，将案涉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扩大使用范围也不能说明其为假农药或劣质农药，存在质量缺陷。故对被告江苏辉丰公司辩称其生产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系经登记生产的无质量问题的产品的辩解意见，予以采信。 关于原告棉田受损与其使用的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发现其种植的棉田在喷施了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后，出现棉叶枯萎的情形。后经原告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鉴定，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鉴定人员通过现场勘验、GPS现场定点测量等鉴定活动，从而出具新臻冠达鉴字〔2019〕第0806号技术鉴定意见，结论为：龙建华2019年在石河子市一三五团良繁连种植的棉花田间出现叶片畸形的原因，与抗草甘膦棉花稳定性差对相适应的草甘膦制剂要求严格，在施药过程中产生药害存在因果关系。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93101.7元。对于鉴定人出具的鉴定意见，被告新疆辉丰公司提出异议，认为案涉农药是合法销售的，鉴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损害进行了判断，原告龙建华违法种植没有经过国家审批的抗草甘膦棉花，且存在违反药物使用范围的情形，对鉴定意见中的棉花受损与药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认可。被告江苏辉丰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原告龙建华使用的抗草甘膦种子在种植过程中受损可能存在多种因素，鉴定没有通过实验验证，所以缺乏科学性，不能认定农药与原告棉花受损存在因果关系。因本案已不具备重新鉴定的条件，故经被告新疆辉丰公司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质询。根据鉴定人质询中表述，其通过自身经验和专业知识结合受损棉花地块的土壤状况，种植条件，观察棉花受损后的症状表现，认定了原告棉花产生药害受损与其喷施的农药具有因果关系，并据此计算出了原告龙建华棉花受损的金额。鉴定意见虽是在原告龙建华单方委托下作出的，但根据社会常理，原告棉花出现受损情形后，其为维护自身权益进行鉴定的行为并无过错，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根据现场观测调查，结合专业知识作出了鉴定意见，被告新疆辉丰公司及被告江苏辉丰公司尽管提出异议，但不足以推翻上述鉴定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故根据鉴定意见，可以认定原告棉花产生药害与其喷施案涉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具有因果关系。原告龙建华据此提出请求被告进行赔偿合理合法，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的具体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1.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种植棉田因药害受损的损失为593101.7元。其依据的是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的损失金额。被告梁新保认为该鉴定报告中鉴定价格包含国家补贴款，被告新疆辉丰公司认为鉴定时间为2019年6月，所测产量不具有客观性，鉴定人员根据其经验判断不具有科学性，应当进行田间测产，被告江苏辉丰公司认为，鉴定意见中的损失系鉴定人依据个人经验得出的估值。该院综合原、被告双方意见认为，原告在棉田受损害后为保障自身权益，委托鉴定的行为合情合理，虽然鉴定时原告的棉花未坐果，但鉴定机构根据原告棉田当时的受损情况进行了合理预估，并根据原告土质土壤情况综合判断后出具了鉴定意见。而原告2019年种植的棉花已经采摘，其将采摘的棉花出售给了私人收购商，如责令其提交棉花采摘票据不具有客观性，原告棉花采摘期间，被告新疆辉丰公司派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拍摄，但未就原告棉花采摘后的棉花数量进行证据固定，故其辩称鉴定意见不具有客观性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该院对该鉴定中棉花减产数量予以认可。鉴定意见中，鉴定人员依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鉴确定籽棉平均收购价格按7.1元/公斤计算（含国家棉花补贴价格），原告当庭陈述，其将2019年籽棉出售给了私人收购商，收购均价为5.6元/公斤，没有补贴，故鉴定意见中的鉴定价格本院不予采纳，以原告当庭自认的价格作为参考进行计算。故原告的损失金额为：285.5亩×410公斤/亩×85%×5.6元/公斤×75%+46.5亩×410公斤/亩×85%×5.6元/公斤×55%=467798.52元。2.关于原告请求返还购药款2860元，本院已查明案涉农药不存在质量问题，且原告请求返还购药款的请求权基础是原、被告之间农药买卖合同关系，而本案为产品责任纠纷，产品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的一种，原告的该项请求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原告的该项请求在该案中不予受理。3.关于原告委托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票据凭证，该院对原告主张的鉴定费10000元予以支持。 关于四被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江苏辉丰公司系案涉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的生产者，其生产的该农药经查明系合格产品且不存在产品缺陷，其在原告棉花受损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故其对原告棉花受损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新疆辉丰公司作为有资质的农药销售企业，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的规定，其应当对所出售的农药使用范围及安全性有充分的认知和了解。其明知原告购买该农药是用于棉花除草，但其代理人在提示了该药不能使用于棉花后却将案涉农药发货给了原告，其并未尽到告知和提醒注意事项，导致原告在使用该农药后造成棉花受害减产的后果，对该后果造成的损失新疆辉丰公司作为农药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的农药造成农药使用者人身、财产损害的，农药使用者可以向农药生产企业要求赔偿，也可以向农药经营者要求赔偿。属于农药生产企业责任的，农药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农药生产企业追偿；属于农药经营者责任的，农药生产企业赔偿后有权向农药经营者追偿。”案涉农药造成的损害已经查明系新疆辉丰公司作为经营者进行销售，其在销售过程中存在过错，故由其直接对原告棉花受损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梁新保系原告使用农药的推荐人，该农药经其联系后送达原告处。其虽未向原告销售案涉农药，但原告使用案涉农药与被告梁新保的推荐、联系购买有关，且被告梁新保在收取原告支付的农药款2860元后，扣留了550元，该笔费用被告梁新保虽然辩称是质保金，但其未将550元支付给农药销售商，亦未退还给原告，故其向原告推荐案涉农药的目的系从中获取一定利益，原告使用案涉农药造成损害与其推销行为具有一定关系，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安慧丽并非案涉农药的销售者，未从中获取相应的销售利益，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安慧丽系造成原告棉花受损的侵权人，故安慧丽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庭审中，原告自认其是多年从事棉花种植的棉农，其使用的案涉农药瓶体标签中已详尽载明了该药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其自身未尽到谨慎和注意义务，对棉花损害减产的损失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被告江苏辉丰公司生产并经新疆辉丰公司出售给原告的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与原告种植的抗草甘膦棉花稳定性差，对相适应的草甘膦制剂要求严格，原告在使用案涉农药进行施药过程中产生药害具有因果关系。相关损害应由被告予以赔偿。原告的棉花减产损失和鉴定费，属于合理损失，予以支持。根据棉花受损害和减产的直接原因及原告与被告各自应尽义务责任大小，酌情认定被告梁新保承担20%的责任，被告新疆辉丰公司承担50%的责任，原告自行承担30%的责任。故被告梁新保赔偿原告的损失为95559.70元[（467798.52元+10000元）×20%]，被告新疆辉丰公司赔偿原告的损失为238899.26元[（467798.52元+10000元）×50%]，对原告主张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梁新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龙建华棉花减产损失95559.70元；二、被告新疆辉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棉花减产损失238899.26元；三、对原告龙建华请求返还农药款286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驳回原告龙建华对被告安慧丽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龙建华对被告江苏辉丰公司的诉讼请求；六、驳回原告龙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3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自行承担1479元，被告梁新保承担986元、被告新疆辉丰公司承担2465元，与前款同期给付。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就案件事实部分未提交新的证据，新疆辉丰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当日新疆辉丰公司从乌鲁木齐库向一三五团龙建华处发货41%全地通”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该公司是向梁新保指定的收货人安慧丽处发货。梁新保和龙建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新疆辉丰公司所提异议均不予认可。梁新保认为，新疆辉丰公司是给安慧丽直接发货，梁新保并未指示该公司发货给某一个人；龙建华认为，收货信笺上写的收货人确实是安慧丽，但是留的收货电话和地址是龙建华的，货也是直接送到了龙建华处。本院认为，新疆辉丰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其异议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因原审案卷中的技术鉴定意见书缺少封三、封四，无法显示鉴定机构的资质情况，本院要求龙建华二审补充提交一份完整的技术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封三附有鉴定机构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及营业执照的彩色影印件。另外，鉴定意见书还分别附有鉴定人陈某某、哈某某某·胡萨音的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均标注有批准文号）。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案涉农药是否为缺陷产品；2.新疆辉丰公司与龙建华之间是否形成农药买卖合同关系，新疆辉丰公司是否存在过错；3.龙建华与梁新保之间是否形成购买农药的委托合同关系，梁新保是否存在过错。4.本案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药害损失的赔偿依据。 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各方当事人对案涉农药属于合格产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农药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以及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因此案涉农药并非缺陷产品。一审判决确定案由为产品质量责任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龙建华通过梁新保向新疆辉丰公司支付价款，购买案涉农药全地通牌“草甘膦异丙铵盐”除草剂，新疆辉丰公司将上述农药交付给龙建华，双方已形成农药买卖合同关系。新疆辉丰公司关于其向梁新保销售农药，未将农药销售给龙建华的上诉理由，没有充分证据证实。根据我国《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新疆辉丰公司未对龙建华尽到告知和提醒注意义务，对售出的农药造成龙建华棉花损失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疆辉丰公司虽辩称已经告知梁新保案涉农药不能用于棉田除草，但并无充分证据证实，且梁新保也未予认可。该辩解不能成立。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龙建华对案涉农药标签注明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未尽到注意义务，对所种植的棉花遭受药害受损具有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焦点三。龙建华经梁新保推荐，出于信任，向梁新保转款并由其代为向新疆辉丰公司购买案涉农药，双方已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梁新保作为受托人在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受益，应视为有偿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梁新保在联系购买农药时，对该农药能否在棉田中使用未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具有过错，给委托人龙建华棉花造成药害损失，依法应予以适当赔偿。梁新保虽辩称新疆辉丰公司已告知龙建华农药不能用于棉花，但无证据证实。一审判决认定梁新保实施推销行为，并据此认定其推销行为与龙建华使用农药造成损害具有因果关系的理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根据该规定，当事人单方委托有关部门所作鉴定意见，在对方当事人没有反驳证据且无新的鉴定意见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新疆辉丰公司虽然提出鉴定的基础事实不明，产品损失鉴定在采摘期没有经过测产，鉴定人仅凭经验，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非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鉴定产量损失与客观事实差距巨大等意见，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和新的鉴定意见推翻该鉴定意见。经本院审查，出具鉴定意见的相关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合法的资质，该鉴定意见具有合法性。因此该鉴定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此外，关于龙建华能否在“退耕还林”地种植棉花，即种植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不属于本院审查范围，梁新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梁新保与龙建华虽然曾经达成赔偿协议，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龙建华也已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令梁新保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不受该协议约束，梁新保关于按协议约定的数额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也不能成立。本案审理的是新疆辉丰公司销售给龙建华的农药造成龙建华棉花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与龙建华种植的棉花品种以及是否为非法种植转基因棉花没有必然联系，新疆辉丰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虽然鉴定意见是按照龙建华、梁新保所述抗草甘膦棉花品种进行分析认定，但无论是何种棉花品种，鉴定意见中关于案涉农药给农作物棉花造成损害的因果关系认定都是明确的。 一审法院根据棉花受损和减产原因及各自责任大小，酌情认定各方承担责任的比例划分适当，但按照侵权责任判令梁新保赔偿损失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上诉人梁新保、新疆辉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72元（其中上诉人梁新保预交2189元，上诉人新疆辉丰公司预交4883元），由上诉人梁新保、新疆辉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新宝 审判员  商 栋 审判员  胡少丽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