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3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炬烈，男，1995年2月7日生，满族，住贵州省黔西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猛，男，1990年5月10日生，汉族，住安顺市普定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金山口江南汽车城店面。法定代表人：卢促跟。上诉人陈炬烈因与被上诉人邵猛、被上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航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4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陈炬烈上诉请求：请求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的案涉车辆的权属和性质等基本事实无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车辆由第三人为罗照昌融资购买，双方2017年5月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租期18个月，租金总金额119712元。同时约定未经第三人书面同意，不得将汽车转让或转租”等基本事实无证据证明。一审中被上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未出庭，也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虽然其《陈述书》中提到提供合同和车辆相关手续复印件给法院，但一审法院并未出示，是否提交不得而知。即使已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其提交的复印件未在法庭上出示，更未经当事人质证，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那么，一审法院以何依据作出上述事实认定?，有暗箱操作之嫌。2.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案涉车辆经多次转让，至少应当追加第一交转让人罗照昌参加诉讼，才能查清罗照昌与被上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之间是融资租赁还是挂靠经营（上诉人从前一转让人处知晓的是挂靠经营），才能查清罗照昌是否欠有租金或挂靠费用，是不有权转让案涉车辆。如果是挂靠，罗照昌有权转让自己的车辆。如果是融资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条“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的规定，因从被上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提交的《陈述书》，租赁合同期限至2018年11月17日。如果合同约定租赁物归罗照昌所有，罗照昌是有权转让案涉车辆的。被上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将案涉车辆收走，现被起诉，肯定要找理由（不排除用假证）为其行为进行辩解。法院不能仅凭其辩解或提供的未在法庭上出示和质证的复印件认定案件事实。车辆登记在其名下，不等于其就享有所有权。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和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中明确：“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买卖合同中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和《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中也明确：机动车所有权从机动车交付时起转移；车辆所有人的确定应依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不是以登记名义人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因此，不能仅凭涉案车辆登记于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就认定该公司享有所有权。为了查清事实，至少应当追加罗照昌参加诉讼。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一审判决认为“陈炬烈购车后得知该车存在纠纷，就降价2万余元转给邵猛，违反常理，目的在转移该车带来的不便，陈炬烈不能证明举证证明对案涉车辆享有处分权，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解释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人将车收走，对邵猛要求退款60000元应予支持”等理由不成立。首先，被上诉人邵猛受让案涉车辆时是知道案涉车辆是登记于被上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名下，并非登记于上诉人名下这一事实的，车辆交付时，上诉人将行驶证、交强险单、前一手购车协议《二手车交易协议》等交付给被上诉人邵猛，行驶证上记载所有人是被上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也是知道的。上诉人以80980元购车后两个余月就降价20000余元转让给被上诉人邵猛，邵猛是悉知这一情况的，是自甘风险行为。其次，上诉人向前一手购买案涉车辆属于善意取得，上诉人对案涉车辆有处分权。由于法院未追加罗照昌参加诉讼，无法获知罗照昌是否对案涉车辆是否有处分权。但即使罗照昌无处分权，导致前几手转让人也无处分权，上诉人取得案涉车辆也是善意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和《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条“转让人将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交付给受让人的，应当认定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条件”等的规定，上诉人购买涉案车辆，属于善意取得，上诉人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就有权处分。上诉人不负有保证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不得向被上诉人邵猛主张权利将车收走的义务。被上诉人邵猛与上诉人签订《购车协议》时知道涉案车辆登记于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即使其否认知道，因交付车辆时就交付行驶证的，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是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其也应当知道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对涉案车辆可能享有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和第一百五十一条“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义务”的规定，上诉人不负有保证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向邵猛主张权利的义务。4.一审超出诉讼请求作出判决错误。从被上诉人邵猛的诉状上可知，并无解除《购车协议》的诉求，一审判决解除，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违反法律规定。邵猛二审期间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证据佐证和支撑；2.一审判决不存在遗漏当事人。《购车协议书》上的合同双方是陈炬烈与邵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用追加罗照昌参加诉讼；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邵猛并不清楚车辆不是陈炬烈所有，且陈炬烈欺骗邵猛称其是车辆所有人的，在《购车协议书》上，车主一栏的签字就足以证明。陈炬烈不是车辆所有人，没有所有权，该车被第三人收走，故陈炬烈负有赔偿的义务；4.本案不存在有超出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的情形。邵猛在一审举证期内就向法庭书面申请请求判令解除《购车协议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邵猛增加诉讼请求，陈炬烈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审理中陈炬烈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对案涉车辆有处分权，故一审判令解除《购车协议书》是有法律依据的。邵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陈炬烈退还购车款6万元及修车费2200元；2.解除陈炬烈、邵猛之间的购车协议；3.诉讼费由陈炬烈承担。陈炬烈一审辩称：我将车卖给邵猛并已交付，我并没有欠第三人的管理费，保险费，我与邵猛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第三人将车收走，邵猛应当找第三人维权。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邵猛对我的诉请。第三人锦航公司一审述称：案涉车辆归我公司所有，我公司通过购买获得于2017年4月26日登记在我公司名下至今。2017年5月17日我公司将该车租赁给罗照昌，罗照昌长期拖欠我公司租金，经我公司多次催促仍不支付，且私自转让他人。该车现脱审脱保，有重大隐患，所以我公司不得不收回车辆，邵猛、陈炬烈之间的纠纷与我公司无关。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案涉车辆系“车牌为赣Ｆ×××××大货车（发动机号为51982613）”。由第三人为案外人罗照昌融资购买，2017年5月17日第三人与罗照昌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将该车租赁给罗照昌，约定租期18个月，租金总金额119712元。同时约定，租赁期内乙方（罗照昌）除非征得甲方（第三人）书面同意，不得将汽车转让或者转租给第三者。合同后该车多经转让，2020年5月30日，该车经他人转让而由陈炬烈持有，受让价为80980元。2020年6月，第三人找到当时的车辆持有人即陈炬烈交涉拖欠的费用事宜，双方协商未果。同年8月1日邵猛、陈炬烈签订《购车协议》，陈炬烈将该车作价60800元转让给邵猛，邵猛实付款60000元。8月10日，第三人以该车欠公司租金、管理费，保险费未交纳，将车从安顺市西秀区开回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建昌镇。一审法院认为：出卖人对出卖标的应当具有处分权。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系第三人江西省南城县锦航汽运有限公司，根据第三人与罗照昌签订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转让车辆应当经第三人书面同意，该车几经转让，其情况现无从核实，但始终没有出现第三人的书面同意材料。而陈炬烈2020年5月30日受让该车后的次月就从第三人处得知该车存在纠纷，8月1日就降价2万余元转给邵猛，如此违反常理，其目的是在转移该车带来的不便。审理中陈炬烈始终不能举证证实其对涉案车辆享有处分权，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邵猛受让车辆仅10日，第三人就将车辆收走，邵猛要求全额退款60000元应予支持。对邵猛诉请的2200元的修车费，因未充分举证，不宜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1.解除邵猛与陈炬烈签订的《购车协议》。2.限陈炬烈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退还邵猛购车款60000元。3.驳回邵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60元，减半收取680元，由陈炬烈负担600元，邵猛负担8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车辆系锦航公司为案外人罗照昌融资购买，且该车在租金未付清前系租赁给案外人罗照昌使用，除非锦航公司书面同意，该车不得转让。陈炬烈主张该基本事实无证据证明，但锦航公司提交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已经证明该事实，如陈炬烈主张该事实不存在，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明予以推翻，或提供锦航公司书面同意转让车辆的证据，但并举证证明。且案涉车辆登记在锦航公司名下，在没有证据证明锦航公司书面同意转让车辆的情况下，陈炬烈还未取得案涉车辆的处分权。陈炬烈明知案涉车辆存在纠纷争议，有可能被被锦航公司取回，仍然将车辆低价转让给邵猛，主观上并非善意。现案涉车辆已经被锦航公司取回，购车协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予以解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现锦航公司既未追认转让车辆的事实，陈炬烈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已经取得车辆处分权，故邵猛与陈炬烈之间签订的《购车协议书》应予以解除，陈炬烈应返还邵猛购车款60000元。陈炬烈主张一审遗漏了当事人，本案中《购车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是陈炬烈与邵猛，罗照昌并非合同相对方，不属于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罗照昌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陈炬烈主张一审中邵猛的诉请并无解除《购车协议书》的诉求，一审判决解除《购车协议书》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违反法律规定。邵猛于2020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增加解除《购车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的规定，邵猛于2020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增加解除《购车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案于2020年9月22日开庭审理，一审将解除《购车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合并审理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陈炬烈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和方式履行义务，导致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能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元，由陈炬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虹审判员 朱俊蓉审判员 董伟才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赵强强书记员陈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