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甘民终1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永山，住甘肃省武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峰，甘肃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翠林，住甘肃省武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玮，甘肃曙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永山因与被上诉人董翠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6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永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永峰和被上诉人董翠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永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董翠林返还多收取的高利贷利息11373933.53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231340.41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中“……双方针对包含借款在内的相互之间的全部经济往来账目进行了一次性清算，其中借款的数额与其他款项已经混同合并处理，未作区分。杜永山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董翠林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现已转化为不当得利关系。根据本案事实，无法认定董翠林因向杜永山提供借款获取了不当利益，故杜永山主张董翠林返还不当得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的相关认定错误。杜永山与董翠林确于2017年3月10日签订了《杜永山与董翠林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协议》，其中对借款和工程款没有区分。但双方之间除借款之外，董翠林只从杜永山手中承包过一项工程，就是古浪鑫旺养殖场的养殖棚修建工程，该工程的总工程款为7852639.57元，于2014年12月31日前已支付工程款6577580元，尚欠工程款为1236060.07元。之后双方于2017年３月10日签订协议时扣除剩余工程款后，其余的款项让董翠林充抵了借款利息。因此本案双方借款金额为4456500元。2017年3月10日签订协议时，双方虽然未对借款数额和工程款数额加以区分，但董翠林所修建的养殖棚的数量和价格是确定，杜永山向董翠林支付的所有款项（包括实物抵顶的价款）除去工程款其余均是偿还借款的本息。根据计算，杜永山归还的借款利息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对超出部分的利息根据法律规定杜永山有权要求返还。一审判决驳回杜永山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杜永山的上诉请求。董翠林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杜永山的上诉请求。1.不当得利之债指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杜永山对其主张不当得利应该承担相关的证明责任。但杜永山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董翠林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依据，不当得利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杜永山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2.本案中杜永山与董翠林已经对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无论是2016年3月18日以“借条”形式的结算，还是2017年3月10日双方以《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协议》形式的结算，双方均以“冲帐后的结果”和“双方对几年来的往来账（包括财务成本）进行详细对账核算”等词语和条款予以明确，杜永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条和协议中均签字和捺印予以确认，且该份证据杜永山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足以证明杜永山对双方结算的事实和结算款项是明确知悉且认可的。上述文书系杜永山和董翠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若杜永山认为该协议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可以在签字后一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行使自己的撤销权，但杜永山没有在除斥期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杜永山以结算前的所有账目来主张不当得利的事实并不存在。3.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本案中杜永山是在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结算以后，为了达到赖账的目的，脱离基础法律关系而直接以不当得利进行起诉，实际上造成了不当得利的滥诉，法院应不予支持。综上，董翠林与杜永山对几年的债权债务已经进行了结算，且双方签订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杜永山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杜永山的上诉请求，维护董翠林的合法权益。杜永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董翠林返还杜永山多收取的高利贷利息11773933.53元；2.由董翠林承担获取不当得利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2292370.25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董翠林返还杜永山多收取的高利贷利息11373933.53元；2.由董翠林承担获取不当得利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2371340.4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至2017年3月期间，杜永山因流动资金困难，先后多次向董翠林借款，同时因承包建设工程及劳务，双方之间亦产生工程款、人工费、材料费等多笔债权债务。2017年3月10日，双方签订《杜永山与董翠林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协议》，约定对双方之前多年来的往来账进行详细对账核算，对甲方（杜永山）尚欠乙方（董翠林）的现金、人工费、工程款、工程保修金、借款、机械费、材料费、欠款等所有债权债务作一次性处理，杜永山将同心苑房屋一套及三希堂餐饮公司经营的三希堂人文茶楼的经营权、股权转让给董翠林作为双方一次性处理几年来相关债权债务的最终结果。后在该协议履行过程中，董翠林因杜永山将协议中抵顶房屋的钥匙提交法院作为他案的可供执行财产，遂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要求杜永山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等，经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其诉求。董翠林另行诉讼主张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要求杜永山退还相关房款并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杜永山认为董翠林在向其提供借款过程中收取了高出法律保护上限的高额利息，以不当得利主张返还，引发本次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相关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民间借贷合同当事人主张对方不当得利，应就其获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杜永山作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的一方，应对双方每一笔借款的发生时间、借款期限、利息约定、实际偿还利息的情况进行详细举证证明。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杜永山与董翠林之间的经济往来账目繁杂，不仅仅包含借贷款项，亦含有大量的工程款、人工费、工程保修金、机械费、材料费等等。杜永山向董翠林借款，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亦未对每笔借款的利息进行书面约定，无法界定双方多次借款中对每笔借款是否约定利息及约定利息的详情。杜永山未能就双方借款的上述详细情况举证证实，且在2017年3月10日，双方就其之间的现金、工程款、人工费、工程保修金、机械费、材料费、欠款等所有款项进行一次性处理的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以房屋、餐饮公司的经营权、股权、消费卡进行抵顶，协议中亦有“乙方（董翠林）同情甲方（杜永山）现状情况不好，严重资不抵债，乙方（董翠林）同意在古浪长庆生态园工程保修金539203元不向甲方（杜永山）索要......之后双方债权债务全清，各不相欠，一切凭据、借条、欠条、合同、结算单、人工费条子等全部无效作废”的约定，即双方针对包含借款在内的相互之间全部经济往来账目进行了一次性清算，其中借款的数额与其他款项已经混同合并处理，未作区分。杜永山未能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董翠林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现已转化为不当得利关系。根据本案事实，无法认定董翠林因向杜永山提供借款获取了不当利益，故杜永山主张董翠林返还不当得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永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杜永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198元，由杜永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2017年3月，双方签订《杜永山与董翠林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协议》后，除第四条约定的同心苑一号楼一单元13楼133室房屋未按约定交付外，协议约定的其他内容均已履行完毕。一审查明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实施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所引起的民事纠纷，故应依据民法典施行前、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对本案进行裁判。根据双方上诉请求及辩论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以举证不能为由驳回杜永山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关于上述焦点问题，杜永山主张，其对董翠林的所有还款减去董翠林向其转账的4456500元及利息和应当支付的工程款后，即为董翠林不当得利的数额，其在一审中举证充分，应当认定董翠林存在不当得利。董翠林认为，双方存在借款、工程欠款等多笔债务，不存在高息还款的事实，杜永山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证据不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三十一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故杜永山所主张的不当得利实际为其向董翠林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借款利息。对此问题，本院经审理认为，杜永山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董翠林获得了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自2013年至2017年，董翠林与杜永山之间存在多笔经济往来，董翠林直接向杜永山转账的款项数额不仅仅为杜永山在本案中所主张的9笔4456500元款项，还有其他转账的款项，杜永山提交的证据未能涵盖双方所有的借款关系。同时，杜永山主张扣减工程款数额为7852639.57元，但该数额与董翠林所提交的三份结算单的总计数额不一致，杜永山不能提交证据推翻董翠林提交的结算单中的结算金额，故杜永山所主张的以其所有还款扣除4456500元借款及36%利息，并扣除工程款7852639.57元后即为董翠林不当得利金额的计算方法不能真实地反应双方存在的法律关系。2.2017年3月10日双方签订《杜永山与董翠林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协议》，该协议明确双方存在“现金、工程款、人工费、工程保修金、机械费、材料费、欠款等”债务关系，故双方除借款关系以外还有工程款、人工费、工程保修金、机械费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的实质内容为双方对已有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并对杜永山如何偿还债务予以约定，其中并没有“借款”具体数额及利息形成过程的表述，不能证明双方在结算时对存在的借款予以高息计息的事实。另，杜永山、董翠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双方结算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均没有提出自己在结算中受欺骗或胁迫的主张，因此该结算结果，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作为双方清偿债务的依据。3.从杜永山向董翠林的还款情况看，所有还款、以房抵债均未注明所支付款项的性质是偿还借款还是支付工程款。货币作为种类物，在双方存在多个法律关系的情形下，不能界定杜永山的支付所针对的具体债务，亦不能直接证明借款法律关系中存在收取高息的事实。综上，杜永山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反应董翠林已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杜永山所主张的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由杜永山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杜永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432元，由杜永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志明审判员 盖维张审判员 周珺娜二Ｏ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何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