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11民终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学升，男，1963年2月5日出生，瑶族，户籍地：富川瑶族自治县，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湘云，女，1964年4月5日出生，瑶族，户籍地：富川瑶族自治县，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90年11月9日出生，瑶族，户籍地：富川瑶族自治县，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2018年6月1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法定代理人：陈某，系杨某母亲。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克平，广东锐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女，1987年10月4日出生，瑶族，户籍地：富川瑶族自治县，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系杨学升女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住所地：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民族南路**。 负责人：温利军，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红，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意，广西锦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少华，男，1993年9月21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标，男，1968年11月8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泽溪，广西君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徐少华、徐建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1123民初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书面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认定：被上诉人徐少华承担交通事故90%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徐建标对徐少华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按全责为50000元计算。2.将一审判决第二项的赔偿额调整为711145.6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本案根本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关于适用简易程序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要求将本案改为按普通程序审理的《异议书》。对此，一审法院根本不予理会，仍按简易程序审理。在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明确指出，本案从交警部门提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中，五处当事人签名栏的“杨君”签名，五处见证人签名栏的“杨学升”签名，均为伪造。作为作出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书支撑证据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有部分内容不真实、《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所绘制的路面地形与事故现场基本不相符，所形成的假证是本案交警能够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事故责任认定的根本原因。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及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关司法鉴定申请书。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的司法鉴定申请，只通过书记员做一个笔录的形式，作出不予鉴定的回应。一审法院的上述程序严重违法，有意避开本案事故责任认定的主要事实查明，直接采纳了交警违背事实和法律的事故责任认定。二、一审对事故责任划分等主要事实的认定，完全是无视法律和事实作出。因为：（一）从一审法院调取的天网视频以及交警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和尸检鉴定意见，可完全证实杨佳桦头部离地25ｃｍ被小轿车前面的左侧雾灯下方碰撞、在地上被左前轮辗压的事故过程。事故认定书认定“杨佳桦在倒地过程中被桂Ｊ×××××号小型轿车辗压”，有违基本常识，倒地过程还未倒在地上，小轿车怎能辗压？（二）本案事故认定书依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1.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事故在辗压点的路面宽度及辗压点与路面两侧边沿距离、两车临近辗压点的行驶状态（是否避让、制动）和线路及夜间是否关闭远光灯等，是划分当事人违法行为与事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在事故中的作用大小等的主要证据，也是掌握行为责任原则、因果关系原则、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的依据。本案交警只选择性截取拍到杨佳桦驾电动自行车迎面驶过来的视频，没有截取拍到小轿车左转弯进入建设路交汇路段驶到事故辗压点的正面视频，人为删掉小轿车辗压杨佳桦后继续前行驶入建设路普通路段停下的背面视频，也没有截取从侧面拍到两车会车时杨佳桦跌倒被小轿车碰撞、辗压情形的视频。其选择性截取的视频，只突出杨佳桦骑电动自行车在会车时突然跌向小轿车一侧，以及在会车前电动自行车摇摆不稳。以上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六十三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九十二条有关规定。总之，本案交警作出事故认定书程序严重违法，根本性违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条的规定。2.刻意掩盖真相。以上所述均为交警掩盖事故真相。另外，根据事故时乘坐在小轿车上的王健双、钟清、钟妹三位证人的询问笔录，可证明小轿车在凤凰路交汇路段转弯时就看见杨佳桦所骑电动自行车，但一直没有采取制动措施，交警也百般阻挠上诉人查询、提取这些询问笔录。本案交警所绘的事故现场图与真实路面地形不一样，将建设路与凤凰路三岔路口交汇的路段，绘成是建设路普通路段直线延伸并同宽。因此，“事故辗压点路面宽1240cm，死者被辗压头部距其驾电动自行车这一侧路面边沿670cm，死者是占小轿车正常行驶路面而被小轿车辗压”系假证据制作。另外，交警还在现场勘查笔录中，选择标注事故路段类型为“普通路段”，未选择标注与实际相符的“路段进出口”或“其他特殊路段”，做成意指事故路段与建设路普通路段一样的假证据，以佐证上述假证据。另外，交警在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中记录徐少华酒精测试结果是146mg/100ml，但之后经广西盛邦司法鉴定中心对送检的适时抽取徐少华血液鉴定，酒精度测试结果是191.33mg/100ml，即徐少华实际上是在深度醉酒状况下驾驶小轿车碰撞、辗压杨佳桦致死。交警的以上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五十一条等有关规定。此外，交警还伪造杨君和杨学升的签名在事故现场图、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上签字。3.违背基本事实。为还原真实的事故现场路面地形，上诉人委托有资质的测绘公司，在数字化标准制图中对照大地坐标计算事故辗压点的路面宽度为2180cm，与事故认定书中表述：“建设路路宽为1240cm”，意指事故辗压点路面宽度1240cm，相差了940cm。根据真实的路面地形和宽度，事故辗压点根本不属于事故发生时迎面驶向杨佳桦的小轿车正常行驶路面。另外，事故认定书对事故成因分析，违背徐少华是深度醉酒危险驾驶小轿车、在100米外就看见杨佳桦骑电动自行车呈摇摆状态驶来不采取避让和制动措施并且占对面来车行驶路面碰撞、辗压杨佳桦致死的基本事实。用“饮酒后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的表述，将深度醉酒后危险驾驶小轿车越界碰撞、辗压杨佳桦致死进行轻描淡写化处理。4.违反法律规定。本案事实足可认定徐少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根据以上所述，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本案事故认定书在有上述列举证据推翻情况下，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三）被上诉人徐少华应承担接近全责的事故主要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对照上诉人委托测绘公司数字化标准制图绘制的事故现场路面地形图，并参照上诉人通过连续拍照随机采集从凤凰路左转弯进入建设路的一批机动车正常行驶路面位置，事故时徐少华小轿车左侧轮辗压位置距道路左侧边沿只有670cm，占了属于从其对面驶来车辆的行驶路面130cm，碰撞、辗压杨佳桦头部致死。假如徐少华小轿车是合法、正常行驶，行至事故位置，左侧轮辗压位置距道路左侧边沿有800cm，根本就不发生碰撞、辗压杨佳桦。杨佳桦从速度不快的电动自行车上跌到平坦的路面，即使不带头盔，也就是有点小伤或者不受伤。这一事实，足以认定徐少华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本案依法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徐少华应当对其小轿车临近杨佳桦所驾电动自行车时关闭了远光灯承担举证责任。徐少华不能举证，天网视频只拍到小轿车背面且当时沥青路面潮湿吸收了灯光，无法从小轿车背面判断小轿车灯光状态，则应依法推定徐少华当时没有关闭小轿车远光灯，是小轿车远光灯的临近照射刺激致使已醉酒的杨佳桦从电动自行车上突然跌倒，而不是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杨佳桦自行跌倒。还有，徐少华看到杨佳桦在小轿车面前跌倒时，如果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不至于造成杨佳桦死亡。综上，徐少华应承担本案事故接近全责的主要责任，应按全责50000元的90%计算得出精神损害抚慰金额为45000元。（四）杨佳桦的责任。杨佳桦醉酒骑电动自行车行车不稳的情况下，在与徐少华醉驾驶的小轿车会车时因受小轿车远光灯照射刺激跌倒在地，但其所跌倒在地的位置不属于迎面会车的小轿车行使路面。当时没有小轿车越界行驶造成碰撞、辗压，驾驶车速不快电动自行车的杨佳桦，即使不带头盔，也根本不会死亡。因此，受害人杨佳桦承担责任应不超过10%。三、被上诉人徐建标应当对被上诉人徐少华所承担事故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根据徐建标与徐少华为同住父子关系，应当知道徐少华因饮酒不能驾驶机动车，仍将小轿车给徐少华驾驶，对事故的发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即对徐少华所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上诉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申请复核，依法不应丧失相应诉权。《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已明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只可作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证据，根本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不存在道路交通认定书生效的说法，也不存在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申请复核就等于认可的讲法。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不在法定期限内对事故认定书申请复核，就丧失相应诉权，于法无据。五、—审“酌定”对损失承担的百分比，违背事实和法律，有失公允。上诉人在向交警申请查阅证据时，交警曾向上诉人表示，本案经诉讼后上诉人作为受害方可获40%损害赔偿，因为受害人杨佳桦所驾电动自行车属非机动车。一审判决“酌定”徐少华对事故损失只承担30%赔偿责任，实质上是认定徐少华只有20%的过错责任，违背事实和法律，有失公允。六、上诉人提出将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的赔偿额调整为711145.6元，理据充分。根据以上所述，徐少华承担90%赔偿责任理据充分，计算出平安财险富川支公司在机动车综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额是711145.6元。 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不承担本案商业险的赔偿责任；2.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由各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肇事司机徐少华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不仅违反了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与被保险人徐少华成就的商业险合同约定，更加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在醉酒状态下不得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是普遍公众所共知的，是具备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员驾驶车辆应遵守的基本道路交通规则。其次，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数年前应银保监会的要求和提倡，就已经采用电子投保单的形式订立保险合同，因电子投保单的特殊性，要求了在订立电子投保单的过程中必须在阅读“责任免除内容”之后才能最终成立保险合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徐少华只有通过自己在平安好车主软件上进行操作，上传所需投保的车辆行驶证、投保人自己的身份证，然后按照平安好车主软件的要求，在自行阅读保险条款，最终才能选择保费的支付方式，方才与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根据我国《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可见，根据平安好车主软件的系统设置，包括被上诉人徐少华在内的投保人与平安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必须进行《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投保单》、《免责事项说明书》等条款的阅读，并在阅读后勾选已阅读选项，确认已阅读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投保人签字，方可进行下一步的操作，最终才能与平安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共和国保险法〉若千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法律将对饮酒状况下不得驾驶机动车作为禁止性规定情形，保险公司只需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作出提示后，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生效。本案中，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被保险人徐少华在投保时的投保材料，包括了对于徐少华本人的身份证证件和其所驾驶的车辆的行驶证等其他材料。可见，本案中与其他的保险投保过程一样，徐少华也是按照一般的投保经过进行保险投保，那么本案保险公司进行投保的形式为电子合同形式，在电子合同的要求过程中,投保人必须阅读保险条款，则足以体现保险公司是在被保险人徐少华本人与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签订的，被保险人徐少华对于投保的事项、内容、投保金额、免责事项等均已了解，并自行上传了个人照片，双方的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同时合同中的免责部分也一样成立，且对被保险人发生法律效力，所以免责条款是合法且成立的，本案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险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因驾驶人徐少华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基于法律规定和合同效力，上诉人在本案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合理判决，无疑是纵容醉酒无证等违法行为，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二、受害人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按照法律规定，不应当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一审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的于法无据。 针对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上诉，被上诉人徐少华、徐建标答辩称：一、责任问题。杨学升等人主张徐少华承担90%的责任是没有依据的。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杨佳桦承担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徐少华承担次要责任是正确的。一是通过天网监控视频、证人笔录等材料可证实：受害人在发生事故前50米是骑着电瓶车摇摇晃晃的与徐少华驾驶的小车相遇，在相遇的一瞬间，受害人的车辆突然左转跌到在徐少华驾驶的小车左侧下，被害人被碾压身亡。二是通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可证实：事故现场路宽是12.4米，道路中心设有黄色实线，小车司机徐少华是在自己的6.2米宽的道路上行驶，受害人跌倒的位置是部分越过中心黄线，占用了另一车道。二、商业险是否能免赔问题。保险公司主张商业险免赔缺乏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徐建标的车辆保险是保险业务员一手操作下单、填写保险单信息、签字、缴纳保险费，购买保险前后，保险业务员都没有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一直到现在，投保人都没有收到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更不知免责条款。投保人没有在自己的手机上购买强制险和商业险，也没有到保险公司购买，对于保险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是没有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责任认定是正确的，杨学升等人主张徐少华承担90%的赔偿责任无依据；保险公司主张商业险免赔也缺乏依据。 针对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上诉，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答辩称：首先同意被上诉人徐少华一方对于本案事故责任的意见。其次，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责任认定以及双方对于事故责任的成因，过错方在造成事故结果的原因力上的评价，均已经进行了概括，上诉人一方对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法定期限之内未提出复核，其所述的交警部门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程序违法、滥用职权、权利使用不当均无证据予以确认。同时事故认定书确实作为人民法院对事故成因的调查性证据，但是目前其也未有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答辩人认为，本次事故责任认定是在考虑到了事故当事人在行为过程中的过错问题，违法行为在事故结果的参与度问题，作出的评价，相关的公安部门也未对徐少华的违法行为确认为主要责任，未对其进行刑事犯罪的追究，所以应当依法予以确认一审判决中徐少华应当承担30%的事故责任。第三，同意上诉人杨学升一方关于被上诉人徐少华与徐建标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作为车辆的管理人，疏于对车辆使用人的监督管理，存在对车辆使用的过错，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后，上诉人杨学升一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过错可以减轻甚至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所以答辩人认为本案事故责任认定正确，但是不应当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针对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上诉，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答辩称：保险公司所提的上诉理由缺乏基本的理据，只是一种主张，无法否定得了一审判决对保险公司责任的认定。特别是其主张是按照银保监会的要求和提倡进行电子投保，但是没有提交证据。一审已经审明了这些，其上诉主张缺乏理据，依法应予驳回。 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徐少华承担交通事故90％和责任，徐建标对徐少华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8000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赔偿；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683588.7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10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综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175215.2元；三、驳回原告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5258元，由原告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负担3258，被告徐少华负担2000元。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详见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桂1123民初848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向本院提交由柳州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在“平安好车主”ＡＰＰ平台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必须通过投保人本人的参与确认，保险合同条款及免责事由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份公证书只能够证明平安保险按规范操作合法有效，但不能证明本案案涉的保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法定提示和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徐少华、徐建标质证认为，首先此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实本案的投保情况；其次公证书公证的是2020年11月6日的投保情况，不能证实2019年本案的徐少华车辆购买保险时的投保程序。 被上诉人徐少华、徐建标向本院提交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1.徐少华由于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2.在本案事故中徐少华承担次要责任，受害人杨家桦承担主要责任，这一事实在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采纳。3.受害人驾驶的车辆是自行跌倒以后才被被上诉人徐少华驾驶的车辆碾压死亡的，证实了事故的过程。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质证认为，虽然法院的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但效力仅限于生效裁判判决事项，对于法院认为部分的认定如有证据可以推翻的，在后裁判不受在先裁判的影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作出独立认定。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以上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对被上诉人徐少华、徐建标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事故路段路面地形道路中心是否设有黄色实线事故碾压点、路面宽度进行司法鉴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徐少华因本次交通事故犯危险驾驶罪，被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桂1123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该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审程序是否违法；二、交警部门作出的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能作为定案依据以及本案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如何划分；三、徐建标是否应当就徐少华驾驶其车辆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四、一审判决认定的精神抚慰金数额是否正确；五、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对被保险人徐少华就本案承担的赔偿责任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是否可以免责。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并不属于明确规定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一审法院可以根据本案案情裁量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上诉主张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属于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亦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其他程序违法情形，因此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虽仅为交通事故案件中的证据之一，但因其出具机关的权威性、制作程序的严格性以及公文书证的性质，故其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如果当事人无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相反证据及理由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作为定案的重要依据。具体到本案，富川瑶族自治县交通管理大队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拍摄了现场照片，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及事故现场图，向相关当事人做了询问笔录，同时结合事故双方当事人的酒精检测司法鉴定意见书、车辆技术检验报告和天网监控视频等作出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原因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进行了分析认定，依此最终确定杨佳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徐少华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等作为该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的依据，与一审法院调取的事故现场监控录像一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所认定事实亦经（2020）桂1123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对此提出异议，并在一审中提交《富川县城凤凰路与建设路交汇处大屏幕前路面地形图》予以证明，但该图系事后根据照片绘制，无法准确反映事故发生时真实的道路状况及车辆运行情况，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主张本案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推定徐少华未关闭小轿车远光灯导致杨佳桦摔倒，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提出的对事故路段路面地形道路中心是否设有黄色实线事故碾压点、路面宽度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因富川瑶族自治县交通管理大队的现场勘查笔录及事故现场图等已经清晰明确反映了事发路面情况，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故本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二审中均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形或程序违法情形。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责任划分合理，一审法院认定该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确定本案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并综合考虑事故双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的过错等相关因素，依法确定由徐少华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受害人杨佳桦自行承担70%的责任，符合本案基本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出借人依法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而本案中，徐建标虽与徐少华系同住父子关系，但徐少华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并非在家饮酒，亦未与徐建标共同饮酒，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徐建标系知道或应当知道徐少华饮酒而将车辆交由徐少华驾驶，故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主张徐建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受害人杨佳桦因本案事故致其死亡，给其亲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但其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事故双方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认定2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要求支付4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请求以及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主张不应当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五，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徐少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其对该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后该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生效，即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在本案的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但保险人尽到提示义务的基本要件是向投保人提供免责条款，而本案中，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提交的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投保单、交强险投保提示书、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的投保人签章处虽然写有“徐少华”字样，但均为一模一样的电子手写签名，且徐少华既否认该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亦明确表示未收到案涉保险条款，而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既没有提交电子投保进行人脸识别或拍照的记录，所提交的身份证照片也并非投保人徐少华本人，其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已将保险条款及免责事项说明书交由徐少华阅知或者以其他方式就免责条款向徐少华履行了提示义务，因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未就涉案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而根据保险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无论本案涉案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是否为法律禁止性规定情形，都不能免除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就该条款进行提示的义务，因此，本案中，上诉人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主张其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参考案例，与本案情形均有所不同，不具有参考价值，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商业险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并据此判令平安财保富川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分析，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以及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37元（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已预交9159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已预交5578元），由上诉人杨学升、何湘云、陈某、杨某负担9159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川支公司负担55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永林 审 判 员 陈小坤 审 判 员 周成才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常国慧 书 记 员 白桂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