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湘01行终1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男，汉族，1963年8月16日出生，住湖南省双峰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男，汉族，2006年3月9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肖某，女，1974年11月11日出生，现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赵某的之母。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余希，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苏俊梅，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雨花区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香莲路69号。法定代表人朱光，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行，女，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仇艳萍，湖南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肖某1，男，汉族，1972年8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上诉人曹某、赵某因诉被上诉人雨花区资规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107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长沙市环保大道东延线（振东路一红旗路）（中心城区段）建设项目，经湖南省人民政府（2018）政国土字第674号《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批准，在长沙市雨花区××镇××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同升街道同升、白田社区筹建委员会进行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合计7.7331公顷。案涉房屋在该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2018年6月1日，雨花区人民政府发布［2018］第009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于同日送达同升街道同升社区筹建委员会并张贴。原雨花区国土局于2018年10月11日发布［2018］第015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2018年10月23日，环保大道东延线项目拆迁指挥部（甲方）受原雨花区国土局委托与第三人肖某1（乙方）签订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了拆迁乙方房屋总面积333.70㎡（其中合法建筑面积270㎡，生产用房建筑面积100㎡）、人员及补偿费用等情况。2018年11月5日，协议约定的房屋已被拆除，并由原雨花区国土局征地拆迁事务所出具《房屋验收通知单》。原雨花区国土局于2019年1月23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该公告载明了征收土地房屋数量、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拆迁腾地期限等内容。2019年3月23日，原雨花区国土局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环保大道东延线（振东路一红旗路，同升村段）项目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公示表》（第三榜）及《环保大道东延线（振东路一红旗路，同升村段）项目人口公示表》，载明肖某1户各项补偿费用共计1294254.76元，人口情况为肖某1（户主）、妻子游某、女儿肖某2、儿子肖某3、母亲邹某（户主）、妹妹肖某（非农）。2019年8月20日，原雨花区国土局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环保大道东延线（振东路一红旗路，同升村段）项目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公示表（遗漏）》，该表载明肖某1户遗漏补偿的费用共计185860元，备注为分户。2019年9月，肖某1分两次领取补偿费用1294254.76元及185860元。另查明，1993年10月29日的《私人住宅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单存根》载明：姓名肖某4，建设地点同升村周家坳组，家庭人口4人，用地面积120㎡，建筑总面积180㎡，同意原基改建，旧房全拆。肖某4（已故）与邹某育有儿子肖某1、女儿肖某。肖某1居民家庭户登记人口5人，户主肖某1、妻子游某、女儿肖某2、儿子肖某3。曹某与邹某于2018年登记结婚。邹某户居民家庭户登记人口5人，户主邹某（2017年11月21日分户迁入）、丈夫曹某（2018年4月23日因夫妻投靠迁入该户）、女儿肖某、女婿赵某1、外孙子赵某（三人于2017年因分户迁入该户）。曹某、赵某提供的编号为湘财通字（2019）ＮＯ00624062湖南省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收款收据记载，曹某于2018年12月18日缴纳了同升仓库入股资金4000元。编号为Ｎ2430111ＭＦ0391296Ｎ066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记载的主要内容：持证须知：“一、股权证配置到户的集体股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本社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的依据，经集体经济组织盖章，法人代表签章后生效……”合作社名称：同升街道同升经济合作社（盖章）。理事长签章：柳某（印）；签发日期：2019年8月31日；户内成员：邹某（户主）、曹某（丈夫）；登记时间2018年5月31日；无经办人签章。再查明，因机构改革，原雨花区国土局的相关职能并入雨花区资规局。原审法院认为：一、雨花区资规局具有履行征迁补偿安置的职责。《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征地补偿安置具体工作。《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全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以下征地补偿工作：（一）发布预征地公告；（二）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组织进行现场调查核实；（三）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四）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公告；（五）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并报市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备案；（六）按规定拨付征地补偿费用；（七）责令限期拆迁腾地；（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征地补偿工作。各区的征地补偿费用概算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核；各县（市）的征地补偿费用概算由各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但应当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除外。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征地工作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委托给征地事务机构承担。本案中，雨花区资规局作为雨花区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依法对征拆范围内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履行征收补偿的法定职责。二、雨花区资规局已履行案涉征迁补偿职责。本案中，案涉房屋系案外人肖某4于1993年申请批建，批建时人口为4人，分别为肖某4、肖某1、肖某、邹某。长沙市雨花区同升拆迁建设指挥部与肖某4之子肖某1根据前期调查的资料，对案涉房屋的补偿面积、安置人口等相关信息进行确认并计算征拆补偿安置费用。双方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案涉补偿协议。原雨花区国土局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的征拆补偿公示表（第三榜）以及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公示表（遗漏）已对肖某1户补偿费用及人口进行核算并公示。肖某1亦拆除案涉房屋，领取三榜及遗漏榜公示载明的全部补偿费用。雨花区资规局已依法对该户履行了案涉征迁补偿职责。三、曹某、赵某请求雨花区资规局对其进行征迁补偿安置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依法登记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形式要件，以是否实际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为实质要件，考虑是否需要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及是否在其他组织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因素，一并进行综合判断。本案中，曹某于2018年4月23日以夫妻投靠名义，将户口迁入邹某户即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办事处同升村周家坳组，但直至本案诉讼时止，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组已经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其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曹某、赵某提供的曹某的股权证和入股缴费收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在案涉集体土地征收之前，与该组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联系或依赖该组土地作为其生活基本保障,曹某与该集体经济组织也未形成作为成员应该具备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赵某出生时其父母均不是案涉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户口虽于2017年迁入邹某户，但不因此取得案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故，曹某、赵某均不属于征迁被补偿安置对象，曹某、赵某主张雨花区资规局应对其进行货币补偿46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曹某、赵某的诉讼请求。曹某、赵某上诉称：2018年6月1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发布［2018］第009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确认省人民政府以〔2017〕政国土字第1582号和〔2018〕政国土字第674号审批单共批准征收102099公顷，确认被征地所有权人为同升街道同升社区筹委会，建设用地项目名称为环保大道东延线，并对征地位置、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途径等做了明确规定。2018年10月23日，长沙市雨花区同升拆迁建设指挥部、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同升社区筹委会（为被上诉人成立的临时性组织）与肖某1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认因环保大道东延线项目拆迁指挥部建设需要，须拆除肖某1坐落于同升街道同升村周家坳组的房屋及设施，协议书中载明了房屋面积，载明肖某1家庭人口6人，其中农业人口5人，非农业人口1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涉案房屋并非肖某1所有，产权所有人为邹某，上诉人曹某系产权所有人邹某的丈夫，上诉人与涉案房屋产权所有人邹某于2018年4月20日登记结婚，2018年5月31日，上诉人曹某登记成为同升街道同升经济合作社成员；上诉人赵某系邹某外孙子，户口登记在户主邹某名下，肖某系上诉人赵某母亲，邹某女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载明的肖某1家庭人口6人，其中农业人口5人，非农业人口1人不符合实际情况，本《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未将上诉人曹某、赵某纳入拆迁安置补偿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2018年6月1日）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上诉人曹某、赵某应当被纳入本次拆迁安置补偿范围。现涉案房屋已由被上诉人长沙市国土资源局雨花区分局征地拆迁事务所（为被上诉人的下设机构）拆除。被上诉人在未将上诉人曹某、赵某纳入拆迁安置补偿范围的情况下违法强拆了邹某房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曹某、赵某合法权益，为此上诉人向长沙市铁路运输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被上诉人按照拆迁政策及法律规定，对上诉人曹某、赵某予以拆迁补偿，给予货币补偿款46万元，2020年12月24日，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0）湘8601行初1074号行政判决书，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驳回原因为认定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从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上诉人曹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周家坳组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接纳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沙铁路运输法院的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交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证、入股缴费收据等，均可以明确认定，周家坳组已经将曹某纳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上述内容和事实，周家坳组进行了相应的公示，从形式要件上来说，曹某已落户周家坳组，从实质要件上来说，曹某已在上述集体经济组织中生活、工作，且已得到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明确认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一、依法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1074号行政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按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等拆迁政策及法律规定，对上诉人曹某、赵某予以拆迁补偿，货币补偿款为46万元；二、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雨花区资规局答辩称：一、答辩人已履行案涉征地拆迁补偿职责；被答辩人诉称的房屋在长沙市环保大道东延线（振东路-红旗路）项目建设用地拆迁范围内，系案外人肖某4于1993年申请批建，批建人口四人（肖某4、肖某1、肖某、邹某），占地面积100㎡，总建筑面积180㎡（正房2层160㎡，杂屋1层20㎡），户主为肖某4。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长政发（2015）21号文件规定，经区征地服务中心审核，最终认定该户内农业人口5人（邹某、肖某1、游某、肖某2、肖某3），非农业人口1人（肖某），肖某41个人口等份，共核算曹某、赵某户本次征收拆迁补偿合法面积315.00平方米，并据此计算出该户拆迁补偿款总额共计1480114.76元，上述补偿费该户已领取，同时拆除了房屋，腾出了土地。二、二被答辩人并非涉案拆迁项目范围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其在拆迁项目范围内也无合法的房屋被征收，答辩人对二被答辩人不存在拆迁补偿职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肖某1陈述意见如下：对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无异议，当时签字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进行补偿。拆迁前我的户口本、我妈妈的户口本由村上交到了雨花区征地服务中心进行审核，房子是我父母的，不是我的，我无权处理我父母的房屋。二审期间，上诉人曹某、赵某向本院提交了同升社区筹建委员会、周家坳组《证明》，拟证明周家坳组村民曹某于2018年5月31日已经村、组民主议定为同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上诉人雨花区资规局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如下：1、给予补偿不符合雨花区的操作惯例，其他项目类似情况均没有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给予补偿；2、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是否属于拆迁项目范围内需要补偿安置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除了需由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外，还需街道会同公安部门审核，最后由区人民政府核准，曹某身份并没有通过政府核准；3、曹某在2018年4月23日因夫妻投靠迁入了户口，村上在2018年5月31日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目的是曹某可以入股合作社，享受集体资产分红。事实上，曹某并不是依靠本次被征收的土地作为生产生活保障，与征收前的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该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获得补偿的依据。原审第三人肖某1对上诉人的该份证据无异议。上诉人提交的该份证据可以证实曹某于2018年5月31日经村、组民主评议为同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实，予以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两上诉人是否属于征收补偿安置对象。《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需要说明的是，现行法律中并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明确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应以是否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及是否长期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从事生活劳动、是否与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等作为考量因素。第一，上诉人赵某不属于涉案征收补偿安置对象。子女依附父母亲取得户籍登记，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亦依附其父母。本案中，赵某出生时其父母均不是案涉村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户口虽于2017年迁入邹某户，但不因此取得案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能随其户享受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待遇。第二，上诉人曹某亦不属于涉案征收补偿安置对象。本案中，曹某于2018年4月23日以夫妻投靠名义，将户口迁入邹某户（即长沙市雨花区同升街道办事处同升村周家坳组）后，未参与同升村周家坳组集体经济组织的劳作，未以同升村周家坳组的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及生活保障来源。至原雨花区国土局于2019年1月23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公告》时，曹某与同升村周家坳组并未形成稳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同时，曹某在同升村周家坳组没有相应房屋等被征收，其取得同升村周家坳组户籍的依据是与邹某的婚姻关系，而邹某户已获得足额征收拆迁补偿，故曹某要求被上诉人对其履行征收补偿安置职责缺乏事实依据。第三，上诉人主张曹某已经过村、组认定为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获得了涉案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证，应获得征收补偿安置待遇。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被征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包括将哪些人纳入分配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认定成员资格及如何分配集体收益均属于该组织自行处分民事权益的内容，但行政征收安置不等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益分配。经集体经济组织确定的成员即使享受了村组的民事权益分配，也并不代表其必然享受政府土地征收中的征收安置。据此，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曹某、赵某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曹某、赵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陈蔚宇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高思聪书记员卿艳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