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30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辉泓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蛇口太子路1号新时代广场23楼IJ单元。法定代表人：李官富，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泉，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明，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路1813号宝龙广场2号楼24-13。法定代表人：何心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晓萌，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洋路浦馨苑18号十二层1204房。法定代表人：朱建强，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深圳市辉泓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航公司）、一审被告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中良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54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辉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泉、陈建明，被上诉人鹏航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心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耿晓萌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洋浦中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辉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驳回鹏航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鹏航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诉讼财产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洋浦中良公司负有交货义务，辉泓公司不负有交货义务，不应额外负担码头作业包干费等费用。（二）鹏航公司与辉泓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二者为解决洋浦中良公司交付不能问题，达成按照每箱3200元标准（含运费、码头作业包干费）支付、收取的合意。（三）鹏航公司与辉泓公司达成约定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鹏航公司基于现实存在的客观因素及合同履行的风险，为解决洋浦中良公司交付不能问题，多次与辉泓公司协商，自愿达成约定，并在运单上作出批注。且双方约定的费用标准低于其他货主。辉泓公司与东莞港达成协议，按照小箱1000元、大箱2000元标准向东莞港支付码头作业包干费共计2332000元。一审判决认定辉泓公司主张收取的向东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的每箱1000元码头作业包干费不应另行主张及其理由，系属错误。（四）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之间运输合同事实上已得不到全面履行。洋浦中良公司已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履行主要债务。（五）一审判决认定鹏航公司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进行批注，系属错误。鹏航公司批注前已知晓洋浦中良公司资金链断裂、行将倒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鹏航公司与辉泓公司经协商达成由辉泓公司自行联系码头卸货、支付费用的共识，并商定无论大小箱均按每箱3200元标准支付整箱提货包干费的约定。鹏航公司在运单所作批注系对双方口头协商一致的书面确认。（六）东莞港出具的《东莞港收取天津鹏航的费用明细》中明确了码头作业包干费已于2018年8月全部收讫，一审判决认定辉泓公司未实际交付码头作业包干费，亦未对账结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七）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有误。一审判决认定鹏航公司与辉泓公司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系属错误。（八）辉泓公司按照每箱3200元标准收取费用系属合理。辉泓公司与鹏航公司达成一致支付相关费用，码头作业包干费平均每箱1015.9元，燃油、拖轮、护航、人工劳务费平均每箱535.09元。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每箱1735元运费标准，加上辉泓公司实际支付的每箱1551.03元（1015.9元+535.09元），共计每箱3286.03元。辉泓公司实际收取的费用低于上述标准，显属合理。（九）鹏航公司违反了诚信原则。鹏航公司为尽快提出货物与辉泓公司达成支付费用的合意，其在实现提货目的之后，又以胁迫为由提出诉讼，有悖诚信。鹏航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辉泓公司并非承运人而系船舶所有人，实施胁迫行为并收取不合理运杂费，属于胁迫方。托运委托书有证人证言为证，洋浦中良公司亦确认托运委托书上其印章真实性。辉泓公司占有鹏航公司货物，以支付高额赎货费相威胁，迫使鹏航公司在运单上作出批注，并在支付赎货费后放货，即成为胁迫方。（二）辉泓公司占有涉案货物，要求支付高额赎货费放货。辉泓公司拟定批注措辞，要求鹏航公司誊写在运单上，缴付赎货费并将运单交给辉泓公司指定的东莞港码头公司后，方才放行货物，批注剥夺了鹏航公司向洋浦中良公司主张违约损失抵扣的权利，且保证支付后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返还，并非鹏航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综合分析辉泓公司占有涉案货物优势地位、高额费用收取方式、公告、信息等事实，认定存在胁迫，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洋浦中良公司作为承运人，仅有权收取约定运费，且以将货物运抵目的地为对价。本案中，装卸费、加油费、拖轮费、护航费等费用已包含在运费中，无权另行收取，辉泓公司不具有合理权利来源。一审判决按照托运委托书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确定合理费用为1735元/箱，认定事实清楚。辉泓公司按照3200元/箱标准收取涉案货物费用大大超过全程运费达80%，不具任何合理性。至于辉泓公司主张系危急情形收费，显然不能成立，因东莞港码头公司系国有企业，为船公司提供服务且与洋浦中良公司有协议，应接纳船舶靠泊，不能趁火打劫。辉泓公司不应在危机发生后，借机将以往洋浦中良公司欠付费用加入本航次中胁迫货主承担。洋浦中良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发表答辩意见。鹏航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鹏航公司在涉案运单上所作的批注；2.判令辉泓公司返还鹏航公司超额支付的海运费、卸货费以外款项1739632.7元；3.判令洋浦中良公司对上述返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辉泓公司、洋浦中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具有长期沿海集装箱货物运输合作关系。2018年6月初，鹏航公司委托洋浦中良公司自天津港运输300*20GP煤炭、自曹妃甸运输200*20GP煤炭至虎门港，最终目的地是驳点，运输方式是堆场到堆场。承运船舶为“辉泓明珠”轮1811S航次，货物经由中转港卸下再通过驳船运往目的港。海运费双边全含为2135元/箱，费用构成明细如下：港建费35元，燃油附加费200元，箱体附加费100元，双边THC380元，天津码头提前集港费100元，目的港办单费50元，天津码头装卸费271.9元，虎门港码头装卸费236元，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海运费362.1元。另查明，洋浦中良公司与辉泓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运输合同》，约定洋浦中良公司租用辉泓公司所属“辉泓明珠”轮，运输期为从2018年4月20日起，2+2个月；洋浦中良公司支付船舶港务费、停泊费、系解缆费、开关舱费、拖轮费、引水费、代理费、集装箱装卸费、绑扎费、理货费及其他与货物相关的费用，以及船舶（主机和辅机）油料费等费用。“辉泓明珠”轮1811S航次共承运鹏航公司627个集装箱货物，其中小箱617个，大箱10个。“辉泓明珠”轮于2018年6月13日驶离天津港，同年6月21日抵达虎门-东莞集装箱码头。洋浦中良公司因经营困难于2018年6月24日对外发出公告自2018年6月25日起暂停航线经营。同年6月24日，洋浦中良公司曾对外发出《通知函》，载明因洋浦中良公司对“辉泓明珠”轮1811S等船东有未结清的运费而同意船东向在运货物的货物权利人收取本航次已到期且未支付的运费，但因船东收取高额的费用而解除委托（或指示）的行为。6月25日，洋浦中良公司向辉泓公司、东莞港码头公司发出通知函：“……现授权深圳市辉泓航运有限公司自行安排船舶靠泊卸货、交付货物并收取本航次合理的运费及装卸费、拖轮费、护航费、船舶燃油费等……”。2018年6月26日，东莞港码头公司发出公告：受船东委托由本公司代收整箱提货包干费（含码头费用）天津线为小箱4200元、大箱7500元。洋浦中良公司与东莞港集装箱港务有限公司2018年3月1日签订《内贸集装箱班轮装卸协议》约定“驳船中转重箱装/卸船”费用为236元/20’,355元/40’。洋浦中良公司与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签订的《港口费用结算协议》，约定2018年装载一般货物的集装箱装卸包干费率标准为271.9元/20英尺，407.9元/40英尺。2018年6月29日-7月9日，辉泓公司向鹏航公司交付该航次的618个集装箱货物，直接向鹏航公司收取费用1977600元：3200元/箱×618箱。618个集装箱中614个20GP集装箱煤炭、4个集装箱非煤炭货物（2个20GP集装箱、2个40GP集装箱），共计77份运单。鹏航公司按照辉泓公司要求在运单上作出如下批注：“本运单运费我方直接向深圳市辉泓航运有限公司支付。我司同意放货给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就本运单项下的运费，货方（包括托运人、收货人、货代等）均未支付给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也不与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有任何冲抵债务行为。我方直接将运费支付给深圳市辉泓航运有限公司。费用结清后，我方保证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返还。”辉泓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为涉案船舶加油297.6吨，21日支付加油款1184448元，同年6月23日支付拖轮费用24400元，6月25日支付护航费用19000元，8月9日支付货物交付人工费用20000元。鹏航公司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港口作业包干费260525元，并就涉案部分货物另行委托案外人进行了驳船运输，支付了驳船运输费用。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2018年6月上中旬，因洋浦中良公司债务危机，无法承诺支付费用，东莞港码头公司拒绝船舶停泊码头装卸作业。辉泓公司承诺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每20GP集装箱1000元、每40GP集装箱2000元码头作业包干费。东莞港码头公司安排涉案船舶靠泊作业。在提货过程中，货主部分直接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费用，部分向船东直接支付费用，码头作业包干费在应交给船东的代收费用中进行抵扣。涉案集装箱提货费用，货主直接向船东支付，辉泓公司与东莞港码头公司就码头作业包干费没有进行最后对账。向船东收取的码头作业包干费包括：船舶靠、离码头的靠泊费，停泊费，作业费，集装箱重箱卸下船舶的装卸货，集装箱重箱装上收货人指定驳船/拖车的装卸货费用等。向收货人收取的港口作业包干费包括：集装箱重箱超期堆存费、集装箱重箱超期转堆费、集装箱空箱回场装卸费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事海商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鹏航公司与辉泓公司、洋浦中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涉案运单批注是否存在被撤销的情形。3.如果存在运单批注被撤销的情形，辉泓公司是否应当返还鹏航公司费用及具体金额。4.洋浦中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鹏航公司与辉泓公司、洋浦中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涉案托运委托书、运单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可以认定，鹏航公司委托洋浦中良公司承运涉案货物，自曹妃甸港、天津港运至虎门港，最终目的地为驳点，双方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辉泓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双方确认是辉泓公司接受洋浦中良公司委托，向鹏航公司交付涉案货物并收取合理费用的事实，鹏航公司与辉泓公司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二、涉案运单批注是否存在被撤销的情形鹏航公司主张在提取货物时向辉泓公司支付高额费用并在运单上进行批注是受到胁迫，并非鹏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鹏航公司该主张予以认定：胁迫行为是指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首先，洋浦中良公司因经营出现问题对外发出公告暂停航线经营，辉泓公司作为涉案承运船舶所有人、船舶出租人对货物是否交付具有主动权。其次，辉泓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均确认辉泓公司接受洋浦中良公司委托交付货物并收取合理的费用，鹏航公司应履行的是辉泓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已经完成运输合同义务项下的支付费用义务，辉泓公司向鹏航公司收取3200元/箱的标准不具有合理性。鹏航公司提供的托运委托书及洋浦中良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丽霞的证言可以证明洋浦中良公司收取费用标准为双边全含2135元/箱，费用构成：港建费35元，燃油附加费200元，箱体附加费100元，双边THC380元，天津码头提前集港费100元，目的港办单费50元，天津码头装卸费271.9元，虎门港码头装卸费236元，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海运费362.1元。鹏航公司另行委托案外人负责驳船运输，并支付了费用，故此，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不应计算在内，具体金额为1735元：2135元-400元。东莞港码头公司确认鹏航公司支付的物流辅助服务、码头作业包干费260525元并非货物卸下船舶作业费，此费用不应在计费标准中扣除。辉泓公司主张就涉案船舶2018年6月20日加油而支付了加油款应计算在向鹏航公司收费中，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船舶6月21日抵达东莞港，收费标准已经以燃油附加费200元/箱计算，不应再另行主张。关于辉泓公司主张的拖轮费用24400元、护航费用19000元、人工费用20000元，因是本航次费用，涉及多个货主的货，成本较低，洋浦中良公司在运费定价时亦未列入费用构成，洋浦中良公司与辉泓公司完成的合同义务项下的其他应收费用均已计算，这三项费用不再另行计算。关于辉泓公司主张收取的向东莞港码头公司支付的每箱1000元码头作业包干费不应另行主张，一是该费用标准不是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运输合同项下约定的计费标准；二是辉泓公司没有向东莞港码头公司实际支付也没有对账结算；三是该费用标准应是洋浦中良公司、辉泓公司与东莞港码头公司三方之间协商处理，不能影响鹏航公司应仅就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标准，而且一审法院计算辉泓公司应收取费用标准1735元/箱高于辉泓公司实际支付成本。辉泓公司实际收取费用标准为在虎门港码头交付3200元/箱，超出应收费用标准的80%，辉泓公司收取的费用明显不合理。再次，辉泓公司在卸货前对外公告按照其公示标准收取费用后而予以放货，如果鹏航公司不及时提取货物势必导致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为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不得已而按照辉泓公司要求支付费用并进行批注。综合上述三个事实分析可以认定鹏航公司支付高额费用并进行批注的行为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进行批注。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涉案运单上的批注应予以撤销。三、如果存在运单批注被撤销的情形，辉泓公司是否应当返还鹏航公司费用及具体金额基于焦点二的分析认定，涉案运单批注存在被撤销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辉泓公司作为收取费用的行为人取得的不合理费用，应当予以返还。辉泓公司收取的不合理费用，超越了洋浦中良公司收取合理费用的授权范围，洋浦中良公司不是实际收费行为人，辉泓公司主张责任应由洋浦中良公司承担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鹏航公司只主张辉泓公司返还613个集装箱煤炭多收的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金额为898045元：（3200元/箱-1735元/箱）×613箱。鹏航公司请求辉泓公司返还其他费用的主张不具有合理性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洋浦中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洋浦中良公司虽与鹏航公司具有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涉案中并非实际收取费用和要求鹏航公司进行批注的行为人，鹏航公司请求洋浦中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撤销鹏航公司在涉案运单上所作的批注；二、辉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鹏航公司返还费用898045元；三、驳回鹏航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457元，由辉泓公司负担10560元，由鹏航公司负担9897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辉泓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辉泓公司补充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欠款催收函》，拟证明洋浦中良公司欠付东莞港码头公司费用共计65664759.61元，若逾期支付欠款，将不再提供服务。证据二，《关于中良红冶1811S、辉泓明珠1811S、中良新华远1809S抵扣运费事宜的通告》，拟证明辉泓公司在接手交货任务后，对于已经缴纳本航次运费给洋浦中良公司的客户允许抵扣、退款。鹏航公司如实际向洋浦中良公司支付本航次运费亦可抵扣。证据三，《公告》，拟证明东莞港码头公司收取港口应急作业包干费大箱每箱2000元、小箱每箱1000元。证据四，《关于反映东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收费问题的回复》，拟证明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对于东莞港码头公司收取涉案航次码头作业包干费小箱1000元/箱、大箱2000元/箱认可，东莞港码头公司可以自主定价，且已明码标价。证据五，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东莞港码头公司分两笔向辉泓公司支付代收的剩余整箱提货包干费。鹏航公司对辉泓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函件未载明东莞港码头公司将不再提供服务。证据二，不属于新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通告系辉泓公司等船东共同发出，提及洋浦中良公司负有巨额债务，正因如此，才试图以扣货胁迫鹏航公司支付高额费用。洋浦中良公司对于应付给该公司运费虽可以委托辉泓公司代收，但前提系货物要运到目的地，否则只能收取完成部分费用。辉泓公司仅提供了海运服务，不能收取更多费用。证据三，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东莞港码头公司收取的港口应急作业包干费缺乏依据，收费标准是天津港标准的两倍。证据四，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提及市场调节价的收费，由经营者自主定价，且已明码标价。但1000元/箱是否为自主、明码标价、在何处显示恰被回避。该证据无其他证据支持。证据五，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回单未标注费用名称，无法证明辉泓公司主张的与东莞港码头公司冲抵款项的事实。鹏航公司补充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东莞港码头公司与东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天眼查报告，拟证明东莞港码头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按照与洋浦中良公司协议约定的费率收取码头费用，东莞港码头公司仅代船东收取高额运费。证据二，《洋浦中良海运有限公司集装箱货物运单》《东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计费清单）》《收据》，拟证明装载40英尺“白货”的集装箱收费标准是7500元，而非辉泓公司主张的3200元。辉泓公司对鹏航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证据二，关联性有异议，其上记载货物不在鹏航公司诉请货物范围之内。洋浦中良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证据，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审查了各方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辉泓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据一系复印件，辉泓公司未提交可供核对的原件，鹏航公司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二，因辉泓公司提交了可供核对的原件，鹏航公司亦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二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三、证据四，结合一审相关证据，可证明东莞港码头公司收取码头作业包干费的事实，对其相应证明力予以采信。证据五，因辉泓公司提交了可供核对的原件，鹏航公司亦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五，因辉泓公司提交了可供核对的原件，鹏航公司亦对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阐释。对鹏航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因辉泓公司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二，该证据系复印件，鹏航公司未提交可供核对的原件，辉泓公司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但本案法律事实及民事纠纷均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批注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辉泓公司应否返还鹏航公司收取费用及具体金额。本案一审中，鹏航公司原以“显失公平”作为撤销涉案批注事由，后转以“胁迫”作为撤销涉案批注事由，其法律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之规定。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荣誉、隐私、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应当认定为该条规定的胁迫。本案如存在胁迫情形，属于“经济胁迫”，亦在该条调整范围内。在认定“经济胁迫”时，应当在认定胁迫构成要件的框架下，重点考量行为时的环境、是否存在胁迫行为及相应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意思表示方是否因不存在其他实际可行法律救济而不得不屈服、意思表示方是否提出了抗议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同时，在证明标准方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上述情形后，对方当事人提出合理怀疑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就需要举证排除该合理怀疑。本案鹏航公司从“显失公平”转而采取“胁迫”作为其撤销事由，应同时承担更高的证明要求，即对胁迫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以维护基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民事法律行为所形成交易秩序的稳定。首先，从行为时的环境来看。涉案运输过程中，出现了原承运人洋浦中良公司因经营困难暂停航线经营这一事件。虽然洋浦中良公司对外发出暂停航线经营相应公告时（2018年6月24日），“辉泓明珠”轮已抵达虎门-东莞集装箱码头（2018年6月21日）。但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可知，2018年6月上中旬，因洋浦中良公司出现债务危机，东莞港码头公司拒绝“辉泓明珠”轮靠码头及进行装卸作业。故此，涉案运输在“辉泓明珠”轮靠港前即已陷入非正常履行状态。事实上，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辉泓公司公告、东莞港码头公司公告等证据可知，辉泓公司在涉案船舶靠泊作业同时，即与收货人代表开展了提货费用的谈判，且最终费用显著低于公告记载费用。可证明紧急状态出现后，各方当事人就此对提货费用进行了重新协商并达成最终合意。故本案应在紧急状态造成履行艰难之下考量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其次，从是否存在胁迫行为及相应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来看。关于是否存在胁迫行为，本案中辉泓公司并未以留置通知等形式明确表示如鹏航公司不作出批注则将向鹏航公司施加危害。按照辉泓公司公告等证据，虽可认定辉泓公司具有指令放货权，但该状态的存在尚不足以等同于辉泓公司实施了胁迫鹏航公司作出批注的行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系辉泓公司与鹏航公司就银行汇款单备注、批注措辞、运单发送等事宜进行联系的情形，亦不能认定辉泓公司实施了胁迫行为。关于相应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应考察鹏航公司支付费用的合理性。按照现有证据，洋浦中良公司收取费用标准为双边全含2135元/箱（费用构成：港建费35元，燃油附加费200元，箱体附加费100元，双边THC380元，天津码头提前集港费100元，目的港办单费50元，天津码头装卸费271.9元，虎门港码头装卸费236元，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海运费362.1元），因鹏航公司另行委托案外人负责驳船运输并支付费用，故应扣除驳船及支线点码头费400元，具体金额为1735元。关于辉泓公司主张就涉案货物收取的1000元/箱码头作业包干费，虽然该费用并非鹏航公司与洋浦中良公司《运输合同》项下约定计费范围，且东莞港码头公司亦明确表示该费用系向辉泓公司等船东收取，但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可以认定该公司因洋浦中良公司债务危机曾一度拒绝船舶停泊码头装卸作业，在辉泓公司承诺支付码头作业包干费后方予同意。故此，辉泓公司收取该费用虽超出原运费范围，但其具有减少各方损失的有益性质，应认定为系辉泓公司在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情形下为鹏航公司所承担的费用责任，且该费用亦并未明显超出市场行情。此外，按照东莞港码头公司公告、《关于收取码头作业包干费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无论东莞港码头公司是否已经通过扣除等形式实际全额收取码头作业包干费，该费用均系辉泓公司等船东因完成涉案运输交货所负担的债务。综上，辉泓公司将其列入收取费用并非不合理。据此，辉泓公司实际收取费用3200元/箱高出实际成本17%，该差额并未显著偏离市场主体基于协商所确定费用的合理范围，故此，按照现有证据，难以认定辉泓公司相应行为具有不法性。再次，从意思表示方是否因不存在其他实际可行法律救济而不得不屈服来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五十一条“海事强制令是指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强制措施”、第五十六条“作出海事强制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请求人有具体的海事请求；（二）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三）情况紧急，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第五十七条“海事法院接受申请后，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作出海事强制令的，应当立即执行；对不符合海事强制令条件的，裁定驳回其申请”之规定，鹏航公司如认为辉泓公司存在违法胁迫行为，在事发时本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鹏航公司放货。但鹏航公司并未如此行为，而是直接与辉泓公司协商确定了最终运价并作出批注、提取货物，应认定其具有意思自主性，并非无奈所为。最后，从意思表示方是否提出了抗议来看。本案中，在鹏航公司清楚托运委托书约定洋浦中良公司收取费用标准、东莞港码头公司公告明示码头作业包干费标准情形下，并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在运单作出批注并按3200元/箱支付费用前后明确向辉泓公司提出抗议。虽然鹏航公司在嗣后向相关部门反映收费问题，但反映对象仅系东莞港码头公司而非辉泓公司，且并非事发时提出。在此情形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鹏航公司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故此，鹏航公司以胁迫为撤销涉案批注事由，但本案认定胁迫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尚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在此基础上，辉泓公司亦不需返还鹏航公司收取费用，鹏航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胁迫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海事法院（2019）津72民初54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457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781元，均由天津鹏航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昕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李善川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程旭丹书记员岳琰秋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