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5民终108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涛。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辉。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庆，上海正源（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远宝。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海燕，江苏峰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新华。 原审第三人：向上（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迫启。 原审第三人：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湖置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永昌泾大道1号漕湖大厦。 法定代表人：沈毅，董事长。 上诉人徐涛、徐辉因与被上诉人王远宝、原审被告吴新华、原审第三人向上（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向上房产公司）、原审第三人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湖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漕湖置地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507民初6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涛、徐辉上诉请求：一、撤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507民初645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请；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案涉场地的实际出租人为吴新华个人，与徐涛和徐辉无关。1.案涉场地的实际使用权系吴新华从向上(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由吴新华对外出租并与被上诉人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吴新华没有必要额外增加人员来分配利益，且上诉人亦无资本和能力与吴新华共同对外出租案涉场地。2.根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执6、7、8号执行裁定书，吴新华是案涉场地的实际、唯一出租人。二、徐涛仅是吴新华的员工，徐辉是吴新华朋友，与吴新华均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存在共同出租的行为。1.徐涛系吴新华员工，一直为吴新华工作，其代收租金、代签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不能将之认定为共同出租的行为。（1）徐涛签署的合同，均是代吴新华所签。徐涛代签的租赁合同，系应部分承租人的要求，并经吴新华确认的情况下才代签的。徐涛代签的合同系基于吴新华之前签订的租赁合同，之前的租赁合同租期也涵盖徐涛代签的租赁合同租期，且徐涛在协议上明确写明为“代签”。（2）徐涛每月向吴新华汇报水电费用的收支情况，收取的水电费、租金等，均已全部支交给吴新华。（3）徐涛作为吴新华的员工、场地的现场管理人，其参与管理现场的行为系其本质工作，因此认定其与吴新华为共同出租人，缺乏事实依据。2.徐辉与吴新华系朋友关系，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也从未与出租人联系、收取过承租人的任何费用。仅因吴新华为失信人员，无法正常办理银行账号，徐辉曾将银行卡交给吴新华使用，其并不清楚吴新华将该卡用于收款，也从未收取过任何租金。3.徐涛、徐辉系在吴新华的要求下帮忙联系人员搭建大棚，且帮忙搭建大棚与场地的租赁是不同法律关系，不能据此得出徐涛、徐辉与吴新华存在共同对外出租的情况。徐辉在该过程中仅应邀帮忙而已，之后与本案无任何关联。因此，从法律上来说，徐涛、徐辉均与本案无任何关系。 被上诉人王远宝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徐涛、徐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来证明吴新华是“一路发”场地的唯一出租人不能成立，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首先，两上诉人在明知吴新华为失信人的情况下，不可能仅为吴新华的员工。其次，徐辉将银行卡借给吴新华收取租金的事实属单方说辞，掩盖不了其实际收取租金的事实。最后，徐涛在向各承租人发送催缴租金的通知时，均以出租人的口吻要求各承租人支付租金。若徐涛仅是吴新华员工，那么应由吴新华向各承租人发送催缴租金的通知，徐涛则仅可帮忙代收。另外，既然两上诉人称徐涛为吴新华员工，那么其必须对徐涛如何将收取的租金交给吴新华以及吴新华如何给徐涛发工资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否则三人事实上即为合伙关系。二、两上诉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有利益时就以出租人的身份收取租金，承担责任时就由失信人吴新华签订欠条，有悖诚信。自2016年合同签订之初，上诉人徐涛、徐辉就参与场地的招租、合同价格的商定、大棚的搭建、现场管理以及两年来租金、场地搭建费和水电费的收取。因此，两上诉人与吴新华之间的合伙关系是“一路发”物流园场地内所有承租人和受雇人员有目共睹的，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三、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远超一审法院支持的款项。一审法院仅支持了王远宝等七人的实际租金损失。即使租赁合同无效，亦不应由承租人单方承担大棚搭建的损失。甚至有的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后只经营了两个月，投入的费用无法收回。被上诉人尊重一审判决，故未上诉。 原审第三人漕湖置地公司述称，一审法院对其权利义务认定部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上诉人所提的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与漕湖置地公司无关，由法院依法核实并裁决。一、上诉人所提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部分均不涉及漕湖置地公司的权利义务，也不存在要求改变一审法院对漕湖置地公司的判决内容，故本案与漕湖置地公司无利害关系。二、对于本案所涉租赁关系中上诉人属于何种身份漕湖置地公司并不清楚，对于本案的租赁情况漕湖置地公司亦不清楚，漕湖置地公司仅仅是通过司法拍卖程序依法拍得本案所涉土地使用权，程序合法且已依法办理过户手续，故漕湖置地公司参与本案审理并无实际意义。 原审第三人向上房产公司未作述辩。 王远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吴新华、徐涛、徐辉向王远宝退还未履行部分的租金33750元，多预付的水电费160元，承担违约损失22500元，赔偿王远宝投入的设施损失34800元。以上合计91210元。二、向上房产公司与漕湖置地公司对王远宝主张的全部损失承担共同给付的责任。审理中，王远宝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租金为262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0日，徐涛签有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大宝物流场地费肆万伍仟元整（45000）元。2017年10月30日之2018年10月30日”。落款处有“徐孝华”签字。 其后，因第三人向上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由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平台进行拍卖，并于2018年1月4日成交，由第三人漕湖置地公司拍受。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2月5日发布公告，要求该土地上所有占有人于3月5日前自行搬离，逾期将强制执行。 一审法院受理的其他关联案件查明：徐涛、吴新华曾分别与场地承租人杨海龙、杨从等人签订过《场地承租合同》。徐辉名下银行账户曾收取场地使用费。徐涛、徐辉认可承租人搭建大棚的事实，并表示工人是由徐涛联系，工钱也是由徐涛转交给工人的。2018年3月4日，包括李勇、杨海龙、杨从等在内的场地承租人与吴新华等人在派出所协商、对账，并由吴新华出具书面材料一份，其中载明应退每户租金金额，应退款作为借款由吴新华于三个月内还款。杨海龙及其他每户代表，吴新华分别签字、捺印。在该份书面材料中，第9项内容为“信赖（大宝）王爱召32082619670211063426250元29750元134××××6122”，王爱召在该项末尾空白处签名。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举证的《场地租赁协议》、收条、法院公告、一审法院调取其他关联案件卷宗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附卷佐证。 一审审理中，王远宝认为，其与另一名承租人王爱召本来就认识，都做物流生意。第一年是由王爱召代表我俩一同与徐涛签订合同的。我承租的面积是250平方米。借条中第9项中的大宝物流就是我方，当时由王爱召一同签字确认了。王远宝为此举证：证据1案外人王爱召与徐涛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复印件1份，该协议落款下方另有徐涛签收的收条，载明“今收到信赖物流肆万伍仟元整（45000）元后面场地另加陆千元（6000）元”。证据2、杨海美、周楠、周京、李道林、何华、刘菊平、王爱召、陈小刚、邹卫兵等证人的书面证言（因疫情影响无法出庭），拟证明吴新华、徐涛、徐辉三人系合伙关系，另外王远宝搭建大棚的价值，搭建大棚实际也是由吴新华、徐涛、徐辉找工人搭建，各户大小不等，都是按照平方计算价格。 经质证，徐涛、徐辉认为，证言格式均一致，签名时间也大致一致，有理由相信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存疑，另外证人仅提到徐涛有代收租金的情况，并不能说明吴新华、徐涛、徐辉存在合伙关系，同时，整个场地的出租人是吴新华，合同签订人也是吴新华，初次收取租金的人也是吴新华，最后的派出所协调、沟通、解决也都是吴新华，其也通过欠条形式对涉诉金额及承担人有了明确的约定。第三人漕湖置地公司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认可。 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曾电话向王爱召核实情况，王爱召述称：“我和王远宝之前都在“向上一路发”那里承租场地做物流，王远宝开的叫“大宝物流”，我开的叫“信赖物流”。第一年时，由我和吴新华签的场地租赁合同，面积是我和王远宝一人一半。第二年时，因为我租赁面积变多了，所以我和王远宝分开了，我和徐孝华签了合同，王远宝是否签合同我不清楚，但他的租金是交掉的。2018年3月在派出所协调时，我签字确认了应退给我以及应退给王远宝的金额，其中大的金额29750是退我的，小的26250是退王远宝的，因为我租的面积多”。 庭审中，关于王远宝主张的大棚搭建及场地装修费用34800元，王远宝除了证人证言及付款凭证外，没有其他凭据举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王远宝举证的收条及其他现有证据情况，可以对其主张为承租案涉场地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然而，因当事人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出租人有权出租涉案场地，而该场地的前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第三人向上公司不予认可，显然王远宝在承租时也未能尽到注意义务，因此该口头建立的场地租赁协议应属无效。王远宝在使用场地过程中，因第三人向上公司的财产被拍卖，而无法继续使用，经协商，王爱召等人与吴新华达成退还预付款的协议，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向王爱召核实的情况，认定由吴新华退还王远宝26250元。吴新华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该债务，故应当向王远宝承担退还预付款26250元的民事责任。对于王远宝主张的预付电费160元，没有任何凭据，一审法院碍难支持。对于王远宝主张的赔偿其投入的设施损失34800元，由于王远宝搭建的上述设施显然均无任何审批手续，并非合法建设，其本就应自行拆除，故对该部分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王远宝主张的违约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吴新华在确认还款之后至今未能清偿，应当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吴新华应向王远宝支付以26250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至的前期利息，经核算为1527.42元，并支付以2625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对于王远宝要求徐涛、徐辉承担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受理其他关联案件中查明的事实，反映徐涛也曾作为出租人签订过场地租赁合同，还协助王远宝搭建大棚等不合法建设，在关联案件中徐辉的银行账户也收取过租金，虽然该徐涛和徐辉在最后的对账明细中没有签字，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徐涛和徐辉均实质性参与到王远宝承租该场地的整个过程中，其应与吴新华作为无权的共同出租人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徐涛、徐辉对吴新华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于王远宝主张两第三人承担责任的请求，毫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对于王远宝审理中提出要求追加江苏华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相城区人民政府为第三人的申请，毫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准许。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吴新华、徐涛、徐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王远宝预付款26250元，支付前期利息1527.42元，并支付以2625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王远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为人民币1892.75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492.75元，由王远宝负担1192.75元，吴新华、徐涛、徐辉负担1300元。 二审中，徐涛、徐辉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 1.第一组证据：《委托书》图片（两张），证明案涉场地的实际所有人为苏州安吉商会向上168小业主。苏州安吉商会向上168小业主原本想委托徐辉对场地进行管理，但徐辉因个人原因没有参与，后介绍徐涛成为吴新华的员工，由徐涛对场地进行实际管理。因此，徐辉其实与本案无任何关系。 2.第二组证据：2019苏05执6、7、8号结案通知书（一份），证明吴新华与案涉场地有直接关联关系，两名上诉人在该案中实际从未参与过该场地的出租。徐涛仅仅是作为管理人收取相应的工资，也证明两上诉人对案涉场地没有处置权。 3.第三组证据：《报警记录》图片（两张）、《情况说明》图片（三张）、《欠条》图片（一张）。证明徐涛系吴新华的员工，月工资5000，吴新华至今尚欠徐涛两个月的工资，而徐辉则是吴新华的朋友，二人均与本案没有关系。 4.第四组证据：短信图片（一张），证明徐涛向吴新华汇报电费情况，二人是从属关系，徐涛是吴新华的员工。 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一、对于《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具有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与案涉的“一路发物流园”有关联。该委托书中无签订时间，且徐辉对委托书的解释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即使该委托书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上诉人与吴新华有密切合作关系。二、对于(2019)苏05执6、7、8号结案通知书，如确为法院的结案通知书，则被上诉人对通知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对于关联性及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结案通知书只能证明吴新华在(2019)苏05执6、7、8号案件中存在妨碍执行的行为，不能证明徐涛、徐辉没有合伙参与案涉场地的租赁。况且，(2019)苏05执6、7、8号案件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法律关系不能等同。三、对于《报警记录》、《情况说明》和《欠条》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吴新华是一个失信人，《报警记录》是虚假报警后得到的，是为了帮助上诉人逃避法律责任。《情况说明》和《欠条》也是虚假的，因为若徐涛确为吴新华的员工，则徐涛应向法庭提交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和发放工资的证据，而非上述虚假的《情况说明》和《欠条》。四、就短信截屏而言，该证据只能说明在2017年底吴新华、徐涛和徐辉对用电情况有过沟通对账，这也与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相符，故不具有上诉人认为的证明目的。 二审中，上诉人陈述，“徐孝华”即徐涛。 以上事实，由二审调查笔录予以佐证。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徐涛、徐辉是否应与吴新华共同承担返还预付款及利息的责任。案涉《场地租赁协议》系“徐孝华”与王爱召签订，“徐孝华”即上诉人徐涛。根据现有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向王爱召核实的情况，可以认定王远宝为案涉场地的实际承租人。虽然《场地租赁协议》的甲方为“徐孝华”，徐涛称其为吴新华的员工，其在《场地租赁协议》上的签字系代吴新华签订，但该协议内容并未明确指明徐涛代何人签订，且徐涛收取了案涉场地的租金并出具收条，故一审判决认定徐涛与吴新华作为无权的共同出租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徐涛主张其系吴新华员工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徐辉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徐辉并没有签订《场地租赁协议》，本案中的租金收条也均由徐涛签字。虽然，在关联案件中，徐辉的银行账户收取过场地租金，但无证据证明徐辉参与签订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徐辉参与了其他合同履行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徐辉对吴新华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徐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徐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民初6458号民事判决； 二、吴新华、徐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王远宝预付款26250元，支付前期利息1527.42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三、驳回王远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892.75元、公告费600元，由王远宝负担1192.75元，由吴新华、徐涛共同负担1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92.75元、公告费300元，由王远宝负担1096.375元，由徐涛负担1096.3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源榕 审 判 员 徐 辉 审 判 员 杨 兵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孟 涛 书 记 员 徐 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