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9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冠益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江海区。法定代表人：陈启能。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浩，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柳练兵，广东经国（肇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永生，男，1977年9月6日出生，满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凯鹰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张永生。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卓莹，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演枨，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门市冠益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永生、广州凯鹰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2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冠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浩、柳练兵，被上诉人张永生、凯鹰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卓莹、梁演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冠益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令张永生、凯鹰公司支付冠益公司货款1853837.8元，同时以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509830.8元(从2015年11月27日计算至2020年6月26日)；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和保全费由张永生、凯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虽查明基本事实，但适用法律错误。(一)按照2015年3月15日国正公司与张永生签订的《协议》，国正公司是将公司资产、债权、债务一揽子捆绑式转移的方式转让给了张永生，张永生承担了本案债务，这一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债务的受让，国正公司与冠益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性溯及于张永生，张永生成为了国正公司的债务承担者，同时，公司资产和债权是公司延续经营以及清偿债权人债权的基础，鉴于张永生承接了国正公司的资产和债权，那么，张永生对冠益公司债务的履行也应是基于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的包含内容。2015年3月15日之前国正公司对冠益公司的债务在冠益公司提供的出货明细表中与国正公司和张永生所签《协议》附件中(2月份应付账款明细表)应付给冠益公司的金额是完全一致的，该附件是《协议》的组成部分，这也充分说明，根据《协议》，张永生对其需向冠益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的债务金额是知晓并认可。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的承担与转移，只需债权人的同意即可生效。作为国正公司的债权人，冠益公司2019年8月才知晓《协议》的存在。知晓债权被转让后，冠益公司作为债权人，积极以诉讼方式向债务承担者张永生主张债权，充分表明冠益公司同意国正公司与张永生之间关于债务转移的约定，同意张永生对冠益公司进行债务承担的约定。冠益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冠益公司申请仲裁和向江门市蓬江区法院起诉的时间顺序的法律事实。如果冠益公司在2015年3月知晓了《协议》存在或者债务承担人张永生告知了债权人的前提下，冠益公司当然会直接向张永生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简单以冠益公司已经向国正公司主张过了权利而否定继续向张永生主张权利，没有查清法律事实。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2015年3月15日《协议》签订后，张永生成为国正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其利用国正公司的品牌、账户、资质等进行实际的对外经营，形式上是国正公司对外，实质上是张永生或者张永生控制的凯鹰公司以国正公司的名义销售产品、收取货款。利之所在，损之所归，从维护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张永生或者其控制的凯鹰公司对货款的支付义务理应承担责任。《协议》是为了今后政府的拆迁补偿款能顺利的给到国正公司而已。一审法院也查清事实并予以了认定。(三)据(2020)粤01民终701号之判例，涉案“新发公司”与冠益公司之所涉案情、案由、诉请完全一致。新发公司与冠益公司同为国正公司同一时间段的不同供货方。张永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利用壳公司(国正公司)从“新发公司”及冠益公司处大量购买树脂材料，并对卖方隐瞒了与国正公司所签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之后又利用“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国正公司之法律规定，让壳公司国正公司承担支付货款义务。(2020)粤01民终701号判例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了事实，并认定2015年3月15日，国正公司与张永生签订《协议》，表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已不可能是国正公司，而对应方应为凯鹰公司。综上，上述时段(2015年3月15日以后)的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凯鹰公司。上述终审判决充分表明了本案中《协议》签订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已不是国正公司，冠益公司作为债权人通过诉讼也己经同意了张永生作为债务承担者对国正公司的债务进行承担。故张永生作为债务承担人应对国正公司2015年3月15日之前的货款承担支付义务，为债务承担。2015年3月15日以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凯鹰公司，故凯鹰公司应承担《协议》签订后的支付义务。张永生辩称，（一）冠益公司依据《协议》主张张永生承担本案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债务承担从法理上讲是基于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第三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就债务人债务清偿由第三人共同或者取代债务所承受的合同义务。在此情形下，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形成新的合同关系，也是合同的当事人。但是该债务的承担必须以第三人明确向债权人作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才可视为其对债务进行了承担。而冠益公司主张的《协议》是张永生与国正公司两个民事主体签订的协议，张永生自始至终也没有向该协议所谓的有关债权人作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该份《协议》所约定条款内容也没有实际履行，不能认为张永生已成为该合同关系的一方主体。即冠益公司不能因此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要求让张永生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二）冠益公司在一审所提交的部分材料及证据材料存在后期制作及伪造的情形，张永生在一审庭审后提交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有关的证据材料进行认定，但是一审法院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并在一审判决中作出了说明。冠益公司认为2月份的应付账款明细表与其该案的诉讼金额完全一致，但该明细表是冠益公司在起诉期间找到国正公司新加盖的公章形成的。在张永生与国正公司签订《协议》期间并没有该份材料。该应付账款明细表的金额与《协议》所列的数额也不一致，且从应付账款明细表看出，之前的《协议》是有加盖骑缝章，但该明细表并未有任何骑缝章的痕迹，也没有张永生任何签名确认的情形。因此张永生认为是冠益公司与国正公司恶意串通从而让冠益公司的债权获得清偿所制作的材料，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对其后期制作证据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凯鹰公司辩称，涉案货款的合同主体是国正公司，与凯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凯鹰公司不应当成为本案的被告或者被上诉人，凯鹰公司的主体不适格，请求驳回冠益公司对凯鹰公司的诉请。冠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请求：1.张永生、凯鹰公司连带支付冠益公司货款1853837.8元，同时以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从2015年11月27日计算至2020年6月26日）；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张永生、凯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冠益公司因国正公司拖欠2014年至2015年的货款申请江门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委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江仲经字第014号仲裁裁决，裁决国正公司向冠益公司支付货款1871383.8元及利息。冠益公司因国正公司拖欠2016年的货款向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粤0703民初4471号民事判决，判令国正公司向冠益公司支付货款306504元及利息。目前，上述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已经生效。本案一审庭审中，冠益公司陈述其主张的款项包含在上述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的款项中。2015年3月15日，国正公司（甲方）与张永生（乙方）签订《协议》，协议甲方处实际控制人列明为冯某锋，约定国正公司拟将其存留资产，包括一切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及产成品和应收应付、所有者权益等（以二月份双方确认之报表为准）全部作价转让给张永生并将该部分资金用于偿还国正公司的欠款。协议第4条:乙方可以自由支配使用所有的生产资料及所有权益，并使用甲方公司品牌进行经营，且得到政府拆迁款之前不得中断经营，但转让不影响甲方对公司的壳资源所有权益，甲方公司基本资料和公章由甲方指派人员代管，乙方可另外设立公司及账户进行经营。但如经营过程中用到甲方资料甲方应予以配合，甲方账户在得到政府赔偿前允许乙方使用，由甲乙双方共同控制。乙方在使用甲方品牌公司期间应保护、维护公司品牌，合法经营，合法合规纳税，因人员工伤、税务及法律诉讼等问题都由乙方负责，在不影响乙方生产经营情况下，甲方有权随时核查，乙方每月需向甲方提供一份实际经营的财务报表，甲方有权委派常驻人员在国正公司工作（1.李锦英负责财务会计，2.臧新军负责管理），工资由乙方支付，乙方支付完冯冬梅欠款后，基本资料由臧新军保管，银行账户U盾由李锦英保管，否则属于违约。凯鹰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即张永生。2017年2月22日开始，凯鹰公司迁至国正公司经营场所。冠益公司认为张永生在2015年3月15日之后实际经营控制了国正公司，凯鹰公司于2017年2月份之后迁至国正公司经营场所，实际上为同一家公司，要求张永生、凯鹰公司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已经生效的江门市仲裁裁决和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判决表明，与冠益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国正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非因法定或者约定事由，冠益公司无权向国正公司以外的人（自然人和法人）主张因买卖合同产生的权利。现冠益公司主张张永生、凯鹰公司应当承担国正公司的付款义务，所持的理由有：一是国正公司系由张永生实际经营，张永生设立凯鹰公司并迁至国正公司的地址，以国正公司名义购自冠益公司的货物被凯鹰公司实际使用等等，但这些理由均不是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定事由；二是国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张永生之间达成了资产转让的协议，但同样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这个协议只能约束签约的双方，不能视为张永生同意代替国正公司偿还货款，冠益公司无权据此直接向张永生行使合同权利。因此，冠益公司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永生要求对签名真实性、盖章形成时间等的鉴定申请，因无必要，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接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冠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7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冠益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冠益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2020）粤1284民初36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案经办法官到凯鹰公司进行了实地调查，凯鹰公司已经替代国正公司在国正公司原住址上进行生产经营。2015年3月15日国正公司与张永生签订的《协议》得到切实履行，张永生已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2020）粤1284民初369号案中被判决承担对肇庆万**旺公司的债务。2.诉讼材料接收凭证，拟证明国正公司认为江门仲裁委裁决错误，请求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执行。经质证，张永生、凯鹰公司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确认。该案尚未生效，该判决并非是生效判决，该案判决载明的内容并非最终法院确认的事实，不能依照另外的判决书来确定张永生、凯鹰公司是否应当对冠益公司所述的货款承担偿还责任。而对于合同相对性的问题，一审判决中已将相应的事实情况及法律依据具体列明。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首先，该诉讼材料接收凭证的当事人为国正公司，提交人为冠益公司的代理律师，这可印证国正公司对冠益公司后期制作的材料为何提供如此多便利的原因。说明冠益公司与国正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违法行为。其次，证据2仅是国正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但具体的异议结果并未出具正式的裁判文书。而在国正公司与冠益公司存在利益勾结、恶意串通的情形下，该违法行为对张永生、凯鹰公司不公平、不公正。再次，国正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公章掌握在国正公司手中，能够出具证明并办理这么多的委托手续足以证明国正公司并非由张永生承接，国正公司由原有的控制人冯任锋实际控制并掌控，其二者的做法原因是想将债务推给张永生、凯鹰公司承担，因张永生、凯鹰公司有钱。只要这样做了，冠益公司的债权就有清偿的可能性，这仅是国正公司与其相应的债权人串通的结果，不应当侵害法律公平正义的原则。本院认为，冠益公司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也不影响本案处理，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冠益公司是否有权主张张永生、凯鹰公司连带向其支付货款1853837.8元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冠益公司本案所主张的货款已在其他民事（仲裁）案件中主张过了，并已得到了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根据已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与冠益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国正公司，冠益公司现再主张张永生、凯鹰公司为该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与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不符，且亦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否则的话，将会导致同一个债权同时存在两个债务的情形。其次，冠益公司、国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国正公司、张永生基于《协议》的转让关系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协议》也没有明确约定张永生应对国正公司欠付冠益公司的涉案货款承担偿还义务，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冠益公司不能直接向张永生主张相关权利。再次，张永生、凯鹰公司是依据合同关系使用国正公司的相关财产（权益），其与国正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财产或人格上的混同。因此，冠益公司无权主张张永生、凯鹰公司连带向其支付货款1853837.8元及相应利息。综上所述，冠益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709元，由上诉人江门市冠益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佑平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王丽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陶智斌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