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0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永庆街**。法定代表人：李欣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令，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辛乐全，男，1959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绸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辛乐全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11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丝绸集团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1141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辛乐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丝绸集团公司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根据辛乐全的申请将丝绸集团公司列为被告无法律依据。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系独立法人，辛乐全以烟台桑蚕原种场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后发现该企业已经注销。丝绸集团公司作为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的主管部门实际上并不参与该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根本不了解、更不知晓烟台桑蚕原种场的用人情况。在用人单位主体已不存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直接驳回辛乐全的诉讼请求。其将丝绸集团公司列为被告并直接确认辛乐全与已注销企业存在劳动关系明显错误。二、即使丝绸集团公司主体适格，一审中各方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够认定1995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辛乐全一直与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以工资的发放、规章制度的适用等劳动管理的实际性要件作为依据，并非以主办人员的主管臆断或推测来予以认定。在确认劳动关系的普通劳动争议案件中，为了查明案情，用人单位确实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本案中丝绸集团公司并非实际用人单位，其作为主管部门根本不参与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的日常经营及用人管理，也不保有该企业的经营资料及管理资料等原始信息，作为主管部门不应当承担也不可能承担与用人单位同等的举证责任。涉案的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于2003年1月24日注册成立。即使其与辛乐全存在劳动关系，也应当认定自2003年1月24日之后双方才开始建立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两个烟台桑蚕场存在关系的情况下，就以丝绸集团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前后两个烟台桑蚕场的关系来认定1995年1月辛乐全即与烟台桑蚕场建立劳动关系，并一直延续至2003年1月24日成立烟台桑蚕原种场之后，明显加重了丝绸集团公司的举证责任，也背离了客观事实，有意偏袒辛乐全。虽然烟台桑蚕原种场向辛乐全出具了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但该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是烟台桑蚕原种场破产清算时的格式性版本，其上载明的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仅是作为给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的计付依据。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以工资的发放、规章制度的适用等劳动管理的实际性要件作为依据。为了查明事实，一审中丝绸集团公司提交了烟台桑蚕原种场的部分原始财务凭证。凭证显示，2009年9月之前，烟台桑蚕原种场根本没有辛乐全的工资支付记录。由此可见，2009年9月之前辛乐全的劳动关系并非与烟台桑蚕原种场建立。且据丝绸集团公司了解，2005年5月至2009年8月期间辛乐全是在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从事季节性临时工。辛乐全根本不可能与烟台桑蚕原种场建立劳动关系。因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7月注销，丝绸集团公司及一审法院根本无法获取该公司的原始财务凭证等经营管理信息。一审法院对烟台桑蚕原种场财务凭证等实际经营性证据视而不见，仍认定2005年5月至2009年9月与烟台桑蚕原种场存在劳动关系明显错误。三、辛乐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的申诉时效，应当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关于“确认劳动关系不受时效限制”的认定，与法相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辛乐全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也属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也应当适用一年的规定。2016年4月16日，烟台桑蚕原种场被宣告破产。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原种场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4月16日终止。若辛乐全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也应当适用一年的申诉时效即应当于2017年4月15日前提出。否则，应视为已过申诉时效。一审法院关于“确认劳动关系不受时效限制”的认定无法律依据。辛乐全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辛乐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辛乐全与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于1995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辛乐全申诉至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仲裁委），请求确认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场自1995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0月26日，该委员会作出烟劳人仲案字（2018）第429号裁决书，裁决驳回辛乐全的仲裁请求。辛乐全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一）关于丝绸集团公司的诉讼主体烟台桑蚕场于2003年1月24日经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登记注册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桑蚕原原种、原种的生产经营等，地址位于芝罘区。2015年11月23日，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芝商破字第1-1号决定书，其中明确了该院根据烟台桑蚕场清算组的申请，于2015年11月23日裁定受理烟台桑蚕场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烟台桑蚕场清算组担任管理人。2016年4月18日，芝罘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芝商破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烟台桑蚕场生产经营困难，于2005年停业至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清算的法律条件，裁定宣告烟台桑蚕场破产。该裁定自即日起生效。2017年11月21日，芝罘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芝商破字第1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认为烟台桑蚕场财产不足清偿破产费用，且无其他财产可供清偿，裁定终结烟台桑蚕场破产程序。仲裁审理过程中烟台桑蚕场尚未办理注销手续。2018年11月2日，烟台桑蚕场办理了注销登记。一审法院遂通知烟台桑蚕场的主管部门丝绸集团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关于烟台桑蚕场2003年1月24日前的主体情况，辛乐全提供了烟台桑蚕场的部分工商登记内档材料，其中《山东省蚕种生产许可证》载明有效期为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关于王纪成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载明：“烟台桑蚕场：经研究决定，聘任：王纪成同志为烟台桑蚕场厂长（兼）；张心雨同志为烟台桑蚕场调研员，不再担任烟台桑蚕场场长职务”，落款日期为2002年7月12日。该两份材料载明的名称与烟台桑蚕场名称一致。辛乐全以此证明，2003年1月之前，烟台桑蚕场就实际存在。审理中，一审法院出示了烟台桑蚕场诉山东省牟平东油企业联合总公司案件的起诉状、烟台桑蚕场事业法人代码证书各一份，其中诉状日期为1998年9月22日，事业法人代码证书显示烟台桑蚕场的单位地址位于烟台市芝罘区，颁发日期为1993年9月15日。辛乐全、丝绸集团公司对此均无异议。关于1993年9月15日成立的烟台桑蚕场与2003年1月24日注册成立的烟台桑蚕场之间的关系，丝绸集团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5月13日。（二）关于劳动关系问题丝绸集团公司称，烟台桑蚕场属于事业单位，后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当时的出资人为山东省丝绸总公司。2003年左右出资人山东省丝绸总公司破产。2003年1月24日，山东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并登记成立了烟台桑蚕场。辛乐全于1995年左右到烟台桑蚕场干临时工，负责挑大粪，需要时就来，不需要就不来，后来还干过采桑叶、锄地等季节工。2005年7月，烟台桑蚕场改制，成立了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烟台桑蚕场不再负责生产。自此，辛乐全开始至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干季节性临时工。2009年9月，辛乐全才到烟台桑蚕场工作，2016年4月16日烟台桑蚕场被宣告破产，辛乐全依法领取了经济补偿金。辛乐全作为破产管理人雇佣人员，由破产管理人发放了破产清算期间的工资，工资支付账户为烟台桑蚕场的银行账户。辛乐全主张自1995年1月1日起与烟台桑蚕场建立劳动关系，在烟台桑蚕场工商注册登记厂址从事后勤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给桑树施肥、管理水电卫生等；烟台桑蚕场被宣告破产后，其仍在该处工作至2018年4月30日，主要负责水电卫生等后勤保障工作，并受烟台桑蚕场法定代表人吕绍侠管理，烟台桑蚕场为辛乐全发放工资至2018年4月；上述各时间段内，均是与烟台桑蚕场建立劳动关系。根据双方陈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时间段：1、1995年1月至2005年5月辛乐全提交以下证据：（1）1995年3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其上约定甲方必须保证乙方的基本工作日达到十个月以上，合同期三年，甲方处加盖烟台桑蚕场印章，乙方处有辛乐全签字。（2）2002年4月1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其上约定甲方必须保证乙方的基本工作日达到十个月以上，合同期为一年，甲方处加盖烟台桑蚕场印章，负责人处为曹日军签字，乙方处有辛乐全签字。（3）劳动合同书一份，其上约定甲方必须保证乙方的基本工作日达到十个月以上，劳动合同期限为一年，甲方处加盖烟台桑蚕场印章，负责人处为吕绍侠签字，乙方处有辛乐全签字，但未体现签订时间。辛乐全不能明确何时签订。（4）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一份，其上载明：“本单位与职工辛乐全签订了1995年1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其在本单位从事工作岗位为后勤，本单位工作年限22年。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于2016年4月18日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原因：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因企业被法院宣告破产。”落款处加盖烟台桑蚕场管理人印章，时间为2017年5月17日。烟台桑蚕场对辛乐全提交的未体现签订时间的劳动合同书中甲方印章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明确具体签订时间，对其余两份劳动合同书中甲方印章均不认可，但不申请司法鉴定；对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上述时间段内辛乐全系在烟台桑蚕场从事季节性临时工。丝绸集团公司称，当时烟台桑蚕场破产，为了照顾辛乐全让其多领点经济补偿金，故就在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中载明了自1995年1月1日起的劳动合同，工作年限为22年，但这只能证明是按该标准给付辛乐全的经济补偿金，并不能证明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场自1995年1月1日起就存在劳动关系。2、2005年5月至2009年9月丝绸集团公司称，2005年5月，烟台桑蚕场改制，成立了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辛乐全该阶段系与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形成季节性雇佣关系，并为此提交了2003年至2009年期间的部分财务凭证，分别为2003年6月、9月，2004年1月、10月，2005年1月、3月，2006年2月、12月，2007年8月、10月、12月，2008年12月，2009年8月、10月、11月，以此证明辛乐全在2009年9月前未在烟台桑蚕场工作，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辛乐全称其不识字，也不知道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其一直在烟台桑蚕场从事挑大粪的工作，故其该阶段是与烟台桑蚕场存在劳动关系。2003年9月记账凭证里未有职工工资的凭证，而是职工奖励情况，2006年12月记账凭证里的工资也只是管理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工资，不包含生产工人的工资，2007年8月记账凭证也只是管理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工资，生产人员和各个蚕室工资均是空白的。辛乐全以此认为以上凭证中根本没有工人的工资情况，全部是退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丝绸集团公司称，以上均为原始记账凭证，上述人员也均是在职职工，因辛乐全非烟台桑蚕场职工，故该凭证上没有辛乐全工资的相关记录。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成立后，烟台桑蚕场不负责生产，只负责经营，因此无生产工人的工资支付记录。生产工作由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负责，生产工人也由该公司管理，工资由该公司发放。一审法院出示了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其成立日期为2005年5月13日，辛乐全、丝绸集团公司对此均无异议。3、2009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丝绸集团公司提交了辛乐全本人书写的《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自愿将单位依法承担的社会保险自行办理农保，其保险费要求每月随工资发放。落款处有辛乐全签名，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1日。丝绸集团公司以此证明自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场建立劳动关系后，辛乐全本人承诺将单位依法承担的社保部分每月随工资发放，其自行办理农保。辛乐全认可该承诺书系辛乐全本人所签，但缴纳社保是单位的义务，不应因本人承诺而不履行法定义务。辛乐全称其未参加过烟台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也未开始享受农保。辛乐全、丝绸集团公司均认可辛乐全该阶段与烟台桑蚕场存在劳动关系。4、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辛乐全主张该阶段其与烟台桑蚕场仍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其上可体现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期间每月有一笔转存收入，2011年10月至2018年4月期间每月均有工资收入，但未能体现对方付款户名。烟台桑蚕场在仲裁时称，2016年4月16日烟台桑蚕场被宣告破产后，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已终止，烟台桑蚕场原厂址已抵给其主管部门丝绸集团公司，辛乐全并非为烟台桑蚕场工作，并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2007年度、2008年度、2015年8月、2017年度的原始财务台账，其中2007年度、2008年度、2017年度的财务台账中均未有辛乐全相关信息，2017年度台账中未有职工工资发放记录，2015年8月台账中有辛乐全工资支付记录。2、2009年、2011年至2015年、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工资发放表，其中2009年1月至2009年8月未有辛乐全工资支付记录，2009年9月起每月均有辛乐全工资支付记录，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的工资发放表中的职工信息未有变化。烟台桑蚕场主张辛乐全2016年5月的工资系由丝绸集团公司发放，未有证据证明。3、烟房权证芝字第**房产证复印件，其上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丝绸集团公司，房屋坐落在芝罘区，登记时间为2015年12与8日，填发单位处加盖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登记专章。辛乐全对烟台桑蚕场提交的2007年度、2008年度、2017年度原始财务台账及2009年1月至2009年8月期间的工资发放表真实性均有异议，理由是未有辛乐全工资发放记录，但未有相反证据证明；对2009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工资发放表及房产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审理阶段，丝绸集团公司又称，2016年4月16日烟台桑蚕场被宣告破产，辛乐全依法领取了经济补偿金。辛乐全作为破产管理人雇佣人员，由破产管理人发放了破产清算期间的工资，工资支付账户为烟台桑蚕场的银行账户，故其认为该阶段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场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2017年5月24日，烟台桑蚕场清算组支付辛乐全经济补偿40040元。辛乐全自认2018年5月起，其与丝绸集团公司其他下属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未能明确单位具体信息，但工作地点仍在烟台桑蚕场原厂址，工作内容仍为后勤保障工作。一审法院认为，（一）成立于1993年9月的烟台桑蚕场虽为事业法人，但辛乐全提交了其于1995年3月与烟台桑蚕场签订的劳动合同，且烟台桑蚕场于2017年5月出具的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上明确载明与辛乐全于1995年1月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场于1995年1月即建立劳动关系。因丝绸集团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前后两个烟台桑蚕场的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辛乐全的劳动关系一直延续至2003年1月24日成立的烟台桑蚕场之后。（二）2005年5月13日，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丝绸集团公司主张辛乐全在2005年5月至2009年9月期间与烟台广通蚕种有限公司形成季节性雇佣关系，辛乐全对此予以否认，因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明确载明工作年限22年，丝绸集团公司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2005年5月后辛乐全仍与烟台桑蚕场存在劳动关系。辛乐全主张2005年5月至2009年9月期间与烟台桑蚕场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辛乐全、丝绸集团公司均认可2009年9月至2016年4月期间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场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四）2016年4月18日烟台桑蚕场被宣告破产，辛乐全与烟台桑蚕场的劳动关系即依法终止。辛乐全主张2016年4月之后与烟台桑蚕场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五）因确认劳动关系不受时效限制，丝绸集团公司主张辛乐全请求确认2017年5月24日之前的劳动关系已过一年申诉时效，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辛乐全与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自1995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辛乐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丝绸集团公司负担。二审中，丝绸集团公司提交2015年10月26日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鲁国投资管函（2015）13号《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海阳市丝绸公司等13户困难企业实施依法破产的批复》复印件，以证明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系政府主导破产。辛乐全对该批复无异议。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该批复中明确，丝绸集团公司依法履行股东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有关规定，规范实施审计评估，防范资产流失，妥善安置职工，确保企业稳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本院认为，丝绸集团公司系烟台桑蚕场主管部门，辛乐全因劳动争议，向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时，烟台桑蚕场尚未办理注销手续的事实清楚，根据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鲁国投资管函（2015）13号《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海阳市丝绸公司等13户困难企业实施依法破产的批复》，烟台桑蚕场的破产系由政府主导，一审法院根据辛乐全的申请追加丝绸集团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于法并无不当。丝绸集团公司认为其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辛乐全提供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终止）证明书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辛乐全自1995年1月始即与山东省桑蚕原种场形成劳动关系，并存续至2016年4月的事实，丝绸集团公司虽否认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与辛乐全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不能推翻辛乐全的主张及证据。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丝绸集团公司认为山东省烟台桑蚕原种场与辛乐全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丝绸集团公司认为辛乐全的诉请已超过法定申诉时效的主张，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丝绸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山东省丝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张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