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浙02行终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国强，男，196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刚辉、周东萍（特别授权代理），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鄞州大队，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湖下路**。 法定代表人朱连军，大队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兴宁路**。 法定代表人余承嗣，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宏磊（特别授权代理）。 唐国强因诉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鄞州大队（以下简称鄞州交警队）、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以下简称宁波交警局）行政强制措施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1日作出的（2020）浙0212行初1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6日20时26分许，邬贤华驾驶浙ＢＴ××××号小型轿车在宁波市鄞州区××路××路交叉口由南往北左转弯过程中，与唐国强驾驶的悬挂宁波484267号牌的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及唐国强受伤的交通事故。鄞州交警队接警后对本起事故进行处理，唐国强因受伤被送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鄞州交警队工作人员到达该院后，于同日22时24分许通过该院医生抽取了唐国强的血液样本3管。此后，鄞州交警队将该3管血液样本委托宁波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乙醇检验，并出具了编号为（交警）［2019］第734号的《鉴定委托书》。宁波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7月8日受理该鉴定委托，并于2019年7月9日作出甬公鉴（理化）字［2019］3387号《理化检验鉴定报告》（以下简称《鉴定报告》），检验意见为“在送检血检材中检出乙醇成份，浓度为127㎎／100ｍｌ”。2019年7月18日，鄞州交警队以邮寄形式向唐国强指定的收件人寄送该《鉴定报告》，唐国强收到后，向鄞州交警队提交《血液乙醇检验报告异议书》，就该《鉴定报告》的检验意见包括检材、鉴定程序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可靠性、规范性等提出异议。对此，鄞州交警队于2019年8月8日告知唐国强，认为对唐国强交通事故涉嫌酒后驾车抽血检验符合相关规定。2019年9月23日，鄞州交警队对该起事故作出甬（公）交［鄞州］认字［2019］第3302272019Ｂ001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下简称《事故认定书》），认为邬贤华驾驶机动车疏忽大意且左转弯时未靠近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而唐国强醉酒后驾驶电动二轮车在途经路口时未保持安全车速，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据此认定唐国强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邬贤华应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唐国强对此不服，向宁波交警局申请复核。对此，宁波交警局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甬公交复字结论［2019］第013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以下简称《复核结论》），决定维持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因唐国强认为鄞州交警队根据上述《鉴定报告》认定唐国强存在醉酒后驾驶电动二轮车进而作出的事故认定结论错误，故提起本次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具体的诉讼请求系指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等具体情形，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来看，上述行政行为一般仅指一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一个行政行为，而不包括同一行政机关或者两个行政机关作出的两个以上行政行为。本案中，唐国强最初向该院提起诉讼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四项，分别为确认鄞州交警队实施的血液检验行政强制措施违法；确认《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唐国强醉酒驾驶的证据；确认鄞州交警队认定唐国强醉酒驾驶缺乏事实依据；确认宁波交警局复核认为唐国强醉酒驾驶缺乏事实依据。因唐国强提出的该四项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对唐国强进行了释明。经释明后，唐国强明确并坚持其诉讼请求为：一、确认鄞州交警队实施的血液检验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二、责令鄞州交警队重新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三、撤销宁波交警局作出的《复核结论》。唐国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指向为鄞州交警队作出的对唐国强实施血液检验的行政行为，第二项诉讼请求指向为鄞州交警队所作的《事故认定书》，第三项诉讼请求指向为宁波交警局作出的《复核结论》，因上述三项请求所涉的三个行政行为系两个行政机关独立作出，且其中并不存在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时的法定“双被告”情形，唐国强应当针对其中可诉的行政行为单独提起诉讼。因此，本案的诉讼请求不明确，本次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唐国强的起诉。 唐国强上诉称：一、在交通事故处理中强制抽血检验，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原审法院不予明确认定强制抽血检验的性质，系法律适用错误。强制实施抽血检验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使用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载明，检验血液属于行政强制措施。鄞州交警队答辩所称法律、法规未设定检验血液酒精为行政强制措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设定的强制检验不符，与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明确规定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内容公然违背。原审法院不予明确认定强制抽血检验的性质，系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唐国强的诉讼请求明确，本次起诉符合受理条件，原审法院的分析认为有误。经释明后，唐国强明确并坚持其诉讼请求为：1.确认鄞州交警队实施的血液检验行政强制措施违法；2.责令鄞州交警队重新作出交通事故认定；3.撤销宁波交警局作出的《复核结论》。第一项诉讼请求指向鄞州交警队作出的对唐国强实施血液检验的行政行为，第二项诉讼请求指向鄞州交警队《事故认定书》中行政确认唐国强醉酒驾驶，第三项诉讼请求指向宁波交警局不依法实质履行复核职责行为。三项诉讼请求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紧密关联。若确认实施的血液检验行政强制措施严重违法，就不能依此血样检验确认唐国强醉酒驾驶；若人民法院支持唐国强提出的前二项诉讼请求，但是唐国强不提出或者人民法院不处理或者不支持第三项诉讼请求，将造成行政裁判文书与行政复核文书的确认内容抵触，因此第三项诉讼请求与前二项诉讼请求应当一并提出和审理。复核机关复核行为应当参照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即经复核的案件，复核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核机关是共同被告。本案的诉讼请求明确，本次起诉符合受理条件，原审法院的分析认为有误。三、鄞州交警队强制抽取血样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宁波交警局不予依法纠正，违法不实质履行复核职责。四、鄞州交警队抽血视频证据材料是以违反法规禁止性规定形成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鄞州交警队不能证明送检血样具有真实性、同一性、合法性的情况下，《鉴定报告》证据材料应当不予认定，原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六、唐国强依法申请要求实施强制抽血检验的两名执法人员及办理事故复核的两名执法人员出庭接受询问和质证，原审法院未通知其出庭，系法律适用错误。 综上所述，唐国强的起诉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或者由本院按第一审普通程序自行审理。 鄞州交警队及宁波交警局未作答辩。 本院认为，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唐国强明确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鄞州交警队实施的血液检验行政强制措施违法；2.责令鄞州交警队重新作出交通事故认定；3.撤销宁波交警局作出的《复核结论》。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系唐国强针对鄞州交警队进行血液检验行为提起的诉讼，该行为系行政强制措施，依法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二、三项诉讼请求系对鄞州交警队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及宁波交警局的复核行为提起的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对其复核的行为同样不属于行政行为，故唐国强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针对唐国强提起的本案诉讼，基于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原则，原审法院应当在履行释明义务后，以判决吸收裁定的方式，对唐国强提出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诉请进行实体审理并依法判决，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诉请一并驳回起诉。而原审法院直接对全案裁定驳回起诉，存在不当，本院予以指正。鉴于原审法院以唐国强诉讼请求不明确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故唐国强仍可对鄞州交警队实施的血液检验行为另行提起诉讼，原审裁定并不影响唐国强诉权的行使，可不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贺 磊 审 判 员  贾红霞 审 判 员  孙 雪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代书记员  郑 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