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 代表人姚敖芬，系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红梅、来凌，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奉欣路**。 法定代表人王丽燕，系居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洁，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仲某，女，201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理人石某，女，198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仲某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浙江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以下简称东塘水产组）、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獐山社区）因与被上诉人仲某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5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俞建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8号户主为石来扣，户内成员为石来扣、王巧洪、石某、仲某（2018年1月30日户籍由东塘村迁来）、石奕扬（2018年1月30日户籍由东塘村迁来）。2019年1月12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发布2019年第1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该公告显示征收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0.2364公顷（3.546亩）集体土地；次月19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发布杭余规划资源（安）［2019］10号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对前述征收集体土地予以明确，并确认因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仁良路（临港路-獐山路）建设需要而征收前述土地，补偿金额为212760元。2019年3月14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发布2019年第8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该公告显示征收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0.8829公顷（13.2435亩）集体土地；同年7月17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发布杭余规划资源（安）［2019］133号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对前述征收集体土地予以明确，并确认因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獐山路（洛阳路-奉云路）建设需要而征收前述土地，补偿金额为794610元。2019年7月17日，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办事处与獐山社区签订编号为2019634号《代收代付补偿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因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仁良路北段、獐山路、河道两侧绿化工程需要……需征收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骆驼港以北区块）土地补偿事宜……征收土地面积167.89亩……”。同月19日，双方又签订编号为2019633号《代收代付补偿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因仁和獐山集镇提升改造项目需要……需征收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宅基地区块）土地补偿事宜……征收土地面积44.46亩……”。次月25日，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另就前述征收补偿签订《代收代付补偿协议书》，对前述两次征收补偿款项予以确认，并经东塘水产组组员签字确认。2019年12月6日，东塘水产组向石来扣户每人发放东塘水产组宅基地区块补偿款（即前述44.46亩集体土地所在区块）9189.80元，仲某、石奕扬确认已收到。同日，东塘水产组另向石来扣户3人发放洛山土地征用款及利息（即前述167.89亩所在区块）33153.10元，仲某、石奕扬未收到该款项。同月9日，东塘水产组向石来扣户发放东塘水产组原内塘承包款及利息（征收前土地承包分红）1075.80元，仲某、石奕扬确认已收到。另，经原审法院核实：前述2019年1月12日征收公告征收0.2364公顷（3.546亩）集体土地、2019年3月14日征收公告征收0.8829公顷（13.2435亩）集体土地，均包含于2019634号《代收代付补偿协议书》（167.89亩）中，其余土地为预征土地，缺乏相应征收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手续。2019年4月11日，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因名下集体资产征用完毕，经工商登记注销。仲某一审的诉讼请求为：东塘水产组支付土地征用款33153.10元；獐山社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本案中虽东塘水产组对2019634号《代收代付补偿协议书》（167.89亩）项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进行了分配，但本案系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而引发的纠纷，仲某未提供证据证明除2019年1月12日征收公告0.2364公顷（3.546亩）集体土地、2019年3月14日征收公告0.8829公顷（13.2435亩）集体土地外其余集体土地征地手续已完成审批并发布了征收公告，故原审法院仅就16.7895亩范围内土地分配权益予以处理，其余部分因缺乏征收及安置公告手续，原审法院不予处理。现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仲某是否享有前述16.7895亩集体土地征收分配权益，以及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主体是否适格。首先，仲某是否享有集体土地征收分配权益。依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补偿费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成员享有均等取得的权利；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以支持。”本案中，东塘水产组前述土地被征用时，仲某系该组在册人口，无证据证明其已在原户籍地享受相应征收、安置收益；且其母亲石某户籍一直位于东塘水产组并实际取得征收补偿收益，作为未成年人的仲某其生存物资基础来源于父母，结合东塘水产组就其他宅基地补偿、集体资产分红对仲某进行收益分配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仲某具有东塘水产组集体经济组织资格，享有平等的分配权利，故东塘水产组就符合法律规定征收的16.7895亩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收益3315.41元（即33153.1元×16.7895／167.89）未对仲某进行分配存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獐山社区对所属东塘水产组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负有监督和指导、管理职责，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其次，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抗辩主体资格理由是否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社为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为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名下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征收补偿亦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此内容在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中予以明确规定）；在其注销之后，已不具备主体资格，其相应资产收益、分配实际管理、督导主体为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结合案涉征收补偿款为东塘水产组管理、发放的事实，仲某据此向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主张补偿款分配，并无不当。综上，仲某诉请，其合理、合法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仲某补偿款3315.41元；二、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仲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4元，由仲某负担289元，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居民委员会、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负担25元。 宣判后，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混淆“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东塘水产组”两个不同的主体，错误地认为户籍落于“东塘水产组”，就必然应当享有“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被征土地的补偿款分配权。事实上，《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持有本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并取得本股份经济杭州市核发的股权证的股权人，为本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第十四条规定“本社共有股192个”，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本社经营性资产人口股按人口数量化，本社享有经营性资产人口股条件的人数共有192人，则191人每人享有人口股5.2股，1人享有人口股6.8股”；第二十三条规定“经营性资产股权实行‘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由此可见，除当时的192人外，之后新增的人员均不属于该社的股东（即成员）。换言之，具有当地户籍并不必然获取该社成员资格。2、一审判决仅因两上诉人对“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补偿款进行了代收代付，就错误地认定两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补偿款。2006年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东塘水产洛阳区块土地归均纳入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名下，对其实施征收，所得补偿当然也归属于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在收到政府给予的补偿款时，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已被注销，那么这些补偿款当归属于该社原股东，这是显而易见的法理。事实上，对这些补偿款如何分配，也是该社原股东集体决策的结果，两上诉人仅仅依照他们的决策结果代为分发了补偿款。再者，《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六条规定，“本社……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见两上诉人对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并不存在对其“资产收益、分配实际管理、督导”事实。3、即便被上诉人应当享有补偿款，其金额也不应当是3315.41元。一方面，被上诉人应向“杭州佘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原股东主张其权利；另一方面，“东塘水产组”与被上诉人同等情况未分得补偿款的村民多达22人，在补偿款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人数必然减少每个人能够分得的份额。而一审判决在支持被上诉人部分请求的情况下，却不对这一事实进行调查，更加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错误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版）第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导致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正因为案涉被征收土地归属于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而被上诉人并非该社股东（成员），故不应必然享有补偿款的分配权，只有当股东们作出决议愿意给予其相应待遇时，其方能获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5216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仲某在二审中答辩称：一、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农村的土地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东塘水产组的土地仍然归东塘水产组所有，杭州余杭獐山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只是负责经营和管理，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补偿仍归集体经济成员享有。另外，在杭州余杭獐山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第十九条中明确规定了“本社资源性资产指村、组集体所有的大田、旱地、鱼塘、宅基地等”，明确了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仍归村、组集体所有，并不是杭州余杭獐山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退一步讲，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为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名下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征收补偿亦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此内容在股份经济合作章程中予以明确约定，在其注销之后已经不具备主体资格，其相应的资产收益分配、管理、督导主体为二上诉人，结合涉案征收补偿款为上诉人东塘水产组管理发放的事实，二上诉人理应成为适格的主体。二、二上诉人实际所得的补偿款并没有全部用于分配。即使说未参与实际分配的村民还有22人，也并不会导致每个人分得的金额减少。即使金额有减少，也不是简单的数学的推定，而应由二上诉人具体举证证明实际收到的补偿款多少，用于分配的金额是多少，具体分配人数有多少，每个人实际分得的补偿款是多少。二上诉人并未举证，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被上诉人属于东塘水产组合法组民，具有该组织成员的资格，依法享有土地补偿款分配的权利，应该与同村的村民享有同样的村民待遇。在另外的宅基地补偿、分红等事宜中，二上诉人已经认可了被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况下，在分得其他补偿款的时候没有分给被上诉人，实际侵害了被上诉人的集体成员的利益。四、上诉人征地款分配方案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严重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该分配方案对被上诉人无效，并且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通过此方案的决议符合法定程序。五、上诉人獐山社区对上诉人东塘水产组的土地征收负有管理、指导和监督职责，故獐山社区对东塘水产组未获得土地征用补偿款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因其名下集体资产被征用完毕，已于2019年4月11日经工商登记注销。作为担负村集体资产经营、资产管理、资产积累和收益分配职能的杭州余杭獐山股份经济合作社注销后，其相应的职能由獐山社区及东塘水产组负责。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系东塘水产组管理、发放，故仲某以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分配补偿款，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的被告主体适格。仲某作为东塘水产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土地被征收取得的补偿款享有平等的分配权益，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东塘水产组支付仲某土地征收补偿款3315.41元，獐山社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东塘水产组、獐山社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东塘水产组、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獐山社区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俞建明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法官助理 刘小敏 书 记 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