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1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兰君，女，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益民，男，1972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立森，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昊，北京市中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茹萍，女，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思友，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剑飞，浙江横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兰君、郭益民因与被上诉人郭茹萍、陈思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3民初5162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金兰君、郭益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金兰君、郭益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郭茹萍、陈思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对诉争1053万元的性质认定错误，1053万元是金兰君、郭益民作为税务准备金而支付。1、金兰君、郭益民支付1053万元的缘由系2017年10月22日，陈思友在微信“实事求是探讨群”中发送“根据天建及各位股东的意思，要求郭益民打款1000万元税务准备金，应对税务，以备及时调用”。马铃发送“3000万的存货，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骆平发送“510+（3000-510）*0.25=自己算。”郭益民、金兰君根据上述信息于2017年10月30日至2017年11月3日间向郭茹萍转账1053万元。根据所谓的3000万元存货，不考虑抵扣成本就通过税率算出1053万元税款是不符合常理的，故该金额系预估金额。陈思友称1053万元是会计师事务所计算出的结果，但天建会计师事务所并未出具审计结果，陈思友也未能提供1053万元的合理计算方式及依据。该1053万元应认定为先行垫付的税务准备金。2、其他股东在2017年10月31日时亦认可该1053万元为税务准备金。2017年10月31日，金兰君向郭茹萍转账353万元，股东郭黎明在“实事求是探讨群”发送“钱还没到关于补税及账目风险的责任完全你们自己承担，别过分了”及“就说第一笔钱不到位，账务怎么整，好像不光是交税吧？”的相关信息，根据该信息可以看出，郭黎明认为1053万元的作用是补税整理账务，处理账目风险。3、1053万元不属于赔偿及补偿协议书中的赔偿及补偿款。1053万元支付的时间为2017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而郭益民、陈思友、郭如良、郭黎明及江西省万年群兴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兴公司）的《赔偿及补偿协议书》形成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除载明了郭益民将其持有的群兴公司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陈思友、郭如良、郭黎明作为补偿，郭益民赔偿群兴公司1650万元经济损失外，该协议还载明了确定郭益民应赔偿的赔偿款和补偿款，系由群兴公司和四名股东在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对群兴公司自2011年以来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确认的。《赔偿及补偿协议书》对2017年11月14日股东决议的赔偿及补偿金额进行了修改，一审庭审中陈思友也表述《赔偿及补偿协议书》覆盖了该股东会决议。可见《赔偿及补偿协议书》并未确认1053万元为补偿款。即除该协议以外的款项均不属于郭益民对群兴公司的赔偿款及补偿款。1053万元在郭益民转出时双方均认可为税务准备金而非赔偿款。后续的《赔偿及补偿协议书》也未追认1053万元为赔偿款，陈思友、郭茹萍在一审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郭益民、金兰君认可1053万元为赔偿款。一审法院推定1053万元为赔偿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金兰君、郭益民支付1053万元委托陈思友、郭茹萍代公司补缴税金，是基于被欺诈形成的。群兴公司的业务主要由郭益民负责经营，陈思友作为执行董事负责全面工作、财务税务等。2017年郭益民被解除经理职务后，陈思友等几个股东以郭益民在企业经营中存在不合规行为联合向郭益民施压，称生产记录中有3000万的存货实际并不存在，要求郭益民打款1000万元税务准备金应对税务，以备及时调用。事实上，根据群兴公司的实际生产情况，实际上并不存在上述所称的存货问题。陈思友每年都会派人对群兴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其他股东对上述情况也均了解、认可。上述事实通过公司财务主管给陈思友发送邮件可以证明，邮件内包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成本表等三个财务表格。郭益民对陈思友等人的说法信以为真，误以为公司情况危急，基于恐慌和责任将1053万元打给郭茹萍、陈思友作为公司的税务准备金。但郭茹萍在收到1053万元后并未用于补缴税款，而是与几个股东把钱分掉了。而群兴公司实际上也不需要补缴税款，税款备用金只是郭茹萍、陈思友为骗取款项编造的借口。一审法院未查明1053万元是因欺诈形成，认定该1053万元属于赔偿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郭茹萍、陈思友应退还1053万元。1、金兰君、郭益民基于被欺诈将1053万元支付给郭茹萍、陈思友，起诉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金兰君、郭益民是在本案一审期间才发现上述1053万元被私分，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起算时间并未超过1年。2、该委托行为被撤销后，基于此支付的1053万元应当予以返还。1053万元未用于补税款，而是被陈思友、郭如良、郭黎明等股东私分。故陈思友、郭茹萍应将1053万元全额退还给金兰君、郭益民并承担期间的利息。四、一审法院程序错误，遗漏了必要的共同诉讼人。郭茹萍将上述1053万元私分给了郭如良、骆平、郭京飞、郭黎明等四人，该四人同样具有返还义务，故一审法院应当将上述四人追加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并未追加，程序上存在错误。五、金兰君、郭益民认为本案涉嫌诈骗，应移送公安机关。陈思友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处理税务问题，骗取金兰君、郭益民1053万元，涉嫌诈骗，请法院依法进行审查。综上，金兰君、郭益民基于被欺诈向郭茹萍、陈思友支付1053万元税务准备金，委托其处理群兴公司税务问题，郭茹萍、陈思友未将1053万元用于处理税务问题，应予以退还并赔偿损失。参与私分该1053万元的其他股东，应当被追加为共同被告，就收到的私分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二审庭审中补充：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遗漏了1053万元这个具体金额产生的来源。在微信聊天群，其他股东陈述了1053万元是通过账面存货金额计算出来的，但一审庭审过程中，郭茹萍、陈思友和代理律师几次承认这笔钱当时就是以税款准备金的名义从金兰君、郭益民处索要的。2、一审判决中未审理查明1053万元是否用于补缴税款，群兴公司解决该笔账面存货问题是否进行了补税。庭审过程中，郭茹萍、陈思友明确表示该存货问题已经通过其他手段解决了，没有补缴税款，但一审判决中并没标明此事。事实上该笔钱是由几个股东分掉了。3、一审判决未查明股东决议赔偿3600万元是否有依据、万年县公安局见证的赔偿及补偿协议书赔偿1650万元是否有依据。从始至终，金兰君、郭益民未看到任何正式的会计审计报告，在金兰君、郭益民明确表示该协议属于被胁迫签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此为依据推定1053万元为退赔款，有失公允。4、一审判决未查明此1053万元的去向。该款项于2018年4月21日和5月3日，分给股东郭如良、骆平、郭京飞、郭黎明，共638万元，郭茹萍、陈思友分得415万元。二、郭茹萍、陈思友等股东在以税务备用金的名义索要到该笔款项后，才开始主张是赔偿款。一审法院依据1053万元到账后各股东的意见，推定1053万元为赔偿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1053万元还需继续支付剩余的部分，而这1053万元被推定为以前的补偿款，是否能够抵扣1650万元中剩余的部分，也没有明确，抵扣剩余的部分是否应该退还，也没有明确。金兰君、郭益民对这1053万元失去了救济途径，这是不公允的。三、在已发现郭如良、骆平、郭京飞、郭黎明参与私分该1053万元后，各股东已经认可该1053万元是作为公司与股东个人损失的竞合，具备了返还该款项的客观义务。一审法院应当将上述四人追加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并未追加，程序上存在错误。 被上诉人郭茹萍、陈思友答辩称，一、本案金兰君、郭益民对郭茹萍、陈思友一审的诉讼缺乏请求权基础。金兰君、郭益民认为委托郭茹萍或者陈思友构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但无任何证据，故请求权基础不成立。二、一审认定金兰君支付给郭茹萍的1053万元的性质是退赔款完全正确。从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来看，金兰君支付1053万元给郭茹萍的整个过程均反映出该款系因金兰君、郭益民在经营期间存在滥用股东职权、大量关联交易而造成公司大量资金流失，其他股东要求其支付的税务准备金和调整账户资金。金兰君是贷款出资，但无任何垫付的体现，也不存在借款，也没有需要返还的意思表示。故该笔款项是金兰君、郭益民支付给公司及股东的补偿款或赔偿款。三、从1053万元的税务准备金内容来看，实际上是补偿金的性质。比如3000万存货不在账目上体现，税务部分会认为3000万元存货没有入账，会造成17%的增值税。同样3000万元不入账会造成3000万元的收入没有，会交隐瞒3000万元的所得税20%。这也是准备金的计算方法，也是符合会计准则法。陈思友、郭茹萍陈述会计事务所在盘点公司资产时发现3000万元的存货没有，补足的办法就需要违规操作。一种就是税务准备金。当时是所有股东和会计事务所人员一同在宾馆要求解决存货问题，当时的资产应该减损了900万元，需要900万元现金补足使公司销售恢复900万元的收入，故900万元*1.17=1053万元，也就是说有1053万元的收入才能弥补900万元的亏损。所以才有1053万元的支出来补充公司由于存货补足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税务、股东注册资本补偿金、股东权益减损等。1053万元可以理解为税务、股东注册资本补偿金、股东权益减损的补偿，金兰君、郭益民要支付1053万元是因为其关联交易导致公司资产减损。认定1053万元的退赔款性质可以从股东会决议得到验证。股东会决议的形成时间，是在金兰君、郭益民支付1053万元款项后形成，当时是要求赔偿4653万元。2018年3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赔偿及补偿协议书》也验证了这个问题，双方都确认金兰君、郭益民存在大量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和关联交易的行为。故1053万元款型的性质是退赔款。四、金兰君、郭益民认为存在欺诈，是不存在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赔偿及补偿协议书》都明确金兰君、郭益民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等损害公司权益的事实，且公司掌握在金兰君、郭益民手中，不存在其他股东欺诈的情况。1053万元支付以及《赔偿及补偿协议书》达成后，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股东气氛祥和不存在欺诈。事实上，其他股东在要求金兰君、郭益民赔偿4653万元的基础上，在最后的协议书中又做了让步，金兰君、郭益民也一直在微信中进行感恩。本案一审开庭过程中，金兰君、郭益民主张该款项是为公司垫付，要求返还，审判长当庭向金兰君、郭益民释明，该案究竟是以借款纠纷起诉还是以委托代理合同起诉，金兰君、郭益民坚持认为以委托代理合同纠纷起诉，由陈思友或郭茹萍作为代理人，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委托代理合同相对方也就是陈思友、郭茹萍，故不存在遗漏必要诉讼参与人，且一审中金兰君、郭益民也未申请追加，一审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兰君、郭益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茹萍返还应当退还的委托代交款项1053万元，并赔偿该笔款项的利息损失131.7万元（自2017年11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陈思友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金兰君、陈思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金兰君、郭益民系夫妻关系，郭茹萍、陈思友系夫妻关系。2011年4月，郭益民与陈思友及案外人郭如良、郭黎明共同开设了群兴公司，由郭益民负责实际经营。2017年10月22日，在微信“实事求是探讨群”中，陈思友发送“益民：根据天健及各位股东意思，要求郭益民打款1000万元税务准备金，应对税务，以备及时调用”、“从14年起目前发现的滞留增值税发票47份，全国都罕见，闻所未闻，财务风险极大”等内容，2017年10月23日金兰君在群内回复“无论如何尽快解决，我这边抓紧办贷款”、“非常非常抱歉，相信我们该承担的不会退缩”等内容。金兰君分别于2017年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1日、11月2日、11月3日向郭茹萍转账353万元、1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60万元。此外，金兰君、郭益民还于2017年11月3日通过案外人朱慧琴的账户向郭茹萍转账240万元。至此郭茹萍共计收到1053万元，此后双方在微信中对收款金额进行了确认。2017年10月31日，股东郭黎明在微信群内发送“钱还没到关于补税及账目风险的责任完全你们自己承担，别过分了”以及“就说第一笔钱不到位，账务怎么整，好像不光是交税吧？”。2017年11月9日，陈思友在微信群内发送“实盘资产出来了，这几年公司内部实际减值了900万”等内容。2017年11月14日，郭益民、陈思友及其他股东郭如良、郭黎明形成了《江西省万年群兴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一份，载明2011年至2017年8月，郭益民负责经营群兴公司导致公司资产和利润流失，经股东商议决定由金兰君、郭益民夫妇支付3600万元作为其他股东补偿，并约定分别于2017年-2019年的每年12月31日前各支付1800万元、900万元、900万元。款项支付结束后，锐欣公司和群兴公司的财务结算问题各股东不再提出异议，且视同郭益民和陈思友交结完毕。2018年3月19日，郭益民、被陈思友及其他股东郭如良、郭黎明又形成《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甲方（郭益民）将持有的群兴公司的价值为607.5万元的22.5%的股权份额出让给陈思友16.7%、郭如良4.35%、郭黎明1.45%作为补偿。当日，四人又和群兴公司达成《赔偿及补偿协议书》一份，除了载明股权转让事宜，还载明郭益民应赔偿群兴公司1650万元经济损失，并约定于2018年3月29日、4月29日、2019年4月29日及2020年4月29日前支付450万元、540万元、330万元和330万元。此外，还确定郭益民应赔偿的赔偿和补偿款系由群兴公司和四名股东在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对群兴公司自2011年以来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确认的，协议签订后各方均不得反悔或提出撤销请求，郭益民履行后对其经营公司所产生的风险和经济责任不予追究。该协议书系在江西省万年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见证下签订。此后，在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5月14日期间，金兰君通过转行或承兑汇票形式向郭茹萍或群兴公司的账户共计支付了款项990万元。此后金兰君向陈思友发送短信“况且1053你们也没有去纳税还不够吗”，陈思友回复“1053只是补足了咱们11年总的投资款”，金兰君称“1053是明明白白税款当时为避免税务危机让我们紧急先备的，税额数字的计算聊天记录上都有，压根也没提什么补足款”、“企业的亏损都要总经理承担当初也没有协定的吧”，陈思友回复“如果现在还狡辩，我不同你交流了”。 一审法院认为，从陈思友提到的款项性质为“税务准备金”的字面上看，款项用途系用于应对税务，即该款项应用主体应为公司。但综合微信中股东郭黎明提到的“钱还没到关于补税及账目风险的责任完全你们自己承担，别过分了”以及“就说第一笔钱不到位，账务怎么整，好像不光是交税吧？”以及短信聊天记录中陈思友认为1053万元是补偿款，再结合一审法官向各股东了解情况时，各股东认为涉案的1053万元系用以补足公司资本、处理税务问题和股东个人损失的竞合，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认为1053元系在其主持下计算得出的郭益民应拿出来用于初步弥补公司漏洞的款项，在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中也并未体现出“借贷”或“垫付”的性质或作出过需要返还的意思表示，故足以认定涉案的1053万元并非金兰君、郭益民垫付或暂借的款项。此外，在2017年底至2019年初的一段较长时间内，金兰君、郭益民未就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向郭茹萍、陈思友主张过要求退回不合常理，金兰君、郭益民在履行最后支付的990万元时未在该1053万元中予以抵扣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推断该1053万元的性质应为退赔款而非垫付或暂借款。退一步讲，即便诚如金兰君、郭益民所说，该款项系用于公司的“税务准备金”，金兰君、郭益民认为郭茹萍、陈思友并未依照金兰君、郭益民的委托将涉案款项用于处理公司税务问题，即郭茹萍、陈思友并未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主张。当时的四名股东均同意将款项汇至郭茹萍账户，则款项到达郭茹萍账户即可视为已到达公司账户，不存在郭茹萍、陈思友未履行委托义务的问题。同时，金兰君、郭益民在汇付后续应汇入群兴公司指定账户的990万元款项时也有一笔系汇入郭茹萍账户，更可以推断出本案中四名股东均确认郭茹萍账户具有代公司账户收款的权限。综上，金兰君、郭益民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判决驳回金兰君、郭益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882元，保全费5000元，由金兰君、郭益民负担。 二审期间，金兰君、郭益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一、邮件截屏一份，证明在郭益民任群兴公司总经理期间，陈思友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直接接受公司财务报告，郭益民只负责业务，不负责管理公司财务报表。 二、资产负债表一份，证明：1、群兴公司账面上的存货自2012年开始增加，至2017年7月账面存货多出近3000万元，时间长达近六年，并非郭益民违规操作所致，而是群兴公司固有记账模式导致。2、陈思友每月接收的报表也清楚表明了账面存货是累积增加的，并非郭益民恶意操作所致。3、群兴公司股东索要的1053万元税款本身无依据，只是欺负金兰君、郭益民不懂税务又害怕承担责任，通过欺诈手段先要到这笔钱，拿到之后又要认定为补偿。该行为属于欺诈行为。 郭茹萍、陈思友质证认为，证据一发生在2014年6月26日至2017年8月29日，证据二发生在2012年3月到2017年7月。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的陈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二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郭茹萍、陈思友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案涉1053万元款项性质问题；2、案涉1053万元是否系金兰君、郭益民受欺诈而支付，郭茹萍、陈思友是否应当返还该笔款项；3、本案一审是否遗漏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 关于争议焦点一，1、2017年10月22日，各方当事人在“实事求是探讨群”（微信群）中谈及郭益民需打款作为“税务准备金”，次日，金兰君在该微信聊天群中亦明确表示尽快解决。股东郭黎明于2017年10月31日在该微信群内发送“钱还没到，关于补税及账目风险的责任完全你们自己承担，别过分了”、“就说第一笔钱不到位，财务怎么整，好像不光是交税吧？”金兰君于2017年10月30日至2017年11月3日分五次向郭茹萍的账户转账共计1053万元。2、2018年3月19日，各方当事人与群兴公司最终达成《赔偿及补偿协议书》载明，“相关股权转让事宜及郭益民还应赔偿群兴公司1650万元的经济损失，该1650万元的赔偿和补偿款系在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对群兴公司自2011年以来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确认的，协议签订后各方均不得反悔或提出撤销请求。”该协议系在江西省万年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见证下签订，郭益民、金兰君、陈思友等人均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确认。郭益民、金兰君当时亦未对案涉1053万元款项性质问题提出异议。3、签订了上述协议书后，金兰君在与陈思友的短信聊天记录中陈述，“况且1053你们也没有去纳税还不够吗”，陈思友则回复，“1053只是补足了咱们11年总的投资款”。在卷的相关聊天记录中，郭益民、金兰君亦未作出需要陈思友、郭茹萍返还1053万元的意思表示。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1053万元为退赔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7年10月22日陈思友在“实事求是探讨群”中谈及案涉1053万元，次日，金兰君在该微信聊天群中亦明确表示尽快解决，后金兰君将案涉1053万元转入郭茹萍账户中，双方在微信中对收款金额也进行了确认，金兰君、郭益民称受欺诈而支付该1053万元的辩解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案涉1053万元系由金兰君转入郭茹萍账户，且金兰君、郭益民起诉主张委托郭茹萍、陈思友代缴税款，故其要求追加郭如良等人参加诉讼，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郭益民、金兰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882元，由上诉人郭益民、金兰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金 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卢芷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