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明春久，男，197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南三经街60号3-2-1，公民身份号码23232519780821079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石嵩，男，198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北六经街15号4-1-4，公民身份号码210102198712282258。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琳，女，198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同上，公民身份号码210105198809154921。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丽莎，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石岩，女，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同原告，公民身份号码210102198001052245。第三人：沈阳楚天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11号4层034号。法定代表人：石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苗，辽宁铭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明春久与被上诉人石嵩、赵琳，第三人石岩、沈阳楚天乐商贸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6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认定被上诉人石嵩、赵琳在本案的反诉为虚假诉讼。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1.一审遗漏当事人，没有追加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一审第三人石岩系上诉人明春久的配偶，系二人共同财产的共有人，亦是涉案贷款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和抵押房产的共有人，必须列为原告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未主动对石岩的诉讼身份进行变更，并且在上诉人要求将第三人石岩身份变更为原告时表示不予批准，此系一审程序违法。2.一审错列沈阳楚天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乐公司)为第三人。本案系上诉人依法向被上诉人石嵩、赵琳进行担保追偿，判决结果与楚天乐公司并无关系，楚天乐公司不应该被列为第三人，一审错列第三人，系程序违法。一审将楚天乐公司列为第三人并允许其对所有证据进行质证，系认为楚天乐公司与本案有关。但是对于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对楚天乐公司没有股东出资义务时提交的楚天乐公司股东出资证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证据，一审判决以“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不予审查。此系一审严重违法，自相矛盾，违背审判原则。与本案同期进行的(2020)辽0106民初8712号楚天乐公司诉石岩、明春久股东出资一案，楚天乐公司及其诉讼代理人田苗(由被上诉人石嵩委托)声称明春久对楚天乐公司完全未出资，起诉追要出资款25万元及利息合计41万余元。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明确指出：被上诉人石嵩和楚天乐公司就明春久对楚天乐公司股东出资一事，反复反言，其在本案的主张与在其他多个诉讼中的主张相悖。一审不予调查，但却做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因(2020)辽0106民初8712号诉讼系虚假诉讼，上诉人已经就楚天乐公司及其诉讼代理人田苗、法定代表人石嵩的虚假诉讼行为提出举报。3.一审确定第三人沈阳楚天乐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身份系程序违法。第三次庭审时，上诉人已经明确提出楚天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由石嵩变更成明春久，并提交证据证明。因此楚天乐公司在本案的诉讼代理人，不能由被上诉人石嵩以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委托，需由法庭指定楚天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进行委托。4.一审判决书中变更庭审时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系程序违法。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法官归纳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有向被告石嵩、赵琳追偿的权利；2.原告主张的追偿金额的依据。”但是在民事判决书中唯一争议焦点为：“本案争议焦点：石嵩、赵琳是否系涉案贷款的实际用款人。”庭审对于判决书中的争议焦点既没有明确提出，也没有围绕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剥夺了上诉人对于判决书所列争议焦点知情、举证、辩论的权利。5.一审法庭辩论程序违法，并未对上诉人提出的辩论意见展开辩论。被上诉人石嵩和第三人楚天乐公司主张75万贷款中的17万余元用于上诉人对楚天乐公司股东出资，上诉人已经在庭审时提供有力证据(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证明此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并明确指出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以及被上诉人和楚天乐公司就上诉人对楚天乐公司股东出资一事反复反言。但是从一审判决书中可以看出，此17万余元仍被认定为明春久对楚天乐公司股东出资。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在庭审辩论阶段着重强调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明和反复反言这两点，一审法院没有引导双方进行辩论，而是直接结束法庭辩论阶段，但是却没有支持上诉人的意见，此系程序违法。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法律依据的引用顺序应是特别法先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本案的诉讼请求为贷款担保追偿，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对于上诉人明春久和一审第三人石岩的共同财产处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贷款委托证明》的有效性判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审法院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系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石嵩应该对其主张上诉人追偿权消灭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石嵩应该对其主张《贷款委托证明》有效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被上诉人石嵩未就上述基本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根据一审判决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被上诉人石嵩、赵琳主张75万元贷款已经交由石岩、明春久使用，却未能提供有证明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当由石嵩、赵琳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一审在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对其主张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证明责任的情况下，却做出了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结果。此系一审分配不清举证责任，混淆“举证责任”和“举证证明责任”。三、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否认已生效判决的效力，同时也与庭审时的主张相悖。本案第一次庭审主张：“本院(2017)辽0102民初8562号民事判决已生效，该判决书中已认定的事实不作为本次诉讼争议焦点”。该生效判决已经明确了上诉人的追偿权。但是一审民事判决书：“明春久不应向石嵩、赵琳追偿。”此系一审法院否认已生效判决的效力，同时也与其庭审时的主张相悖。四、一审法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法院审判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审法院对相关事实审查不清、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书认为：“明春久、石岩系贷款实际用款人”，此系一审对相关事实审查不清、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石嵩、赵琳的主张“石嵩已经将75万贷款提出交给明春久”，却对该主张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证据举证证明，一审也完全未审理该主张的基本事实，因此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举证事实证据，证明该主张根本不成立。被上诉人石嵩、赵琳将75万贷款分成575779.20元和174220.80元两部分，分别以不同的理由声称已经交给明春久。对于575779.20元，被上诉人石嵩、赵琳仅仅举证了一份石嵩转账给明春久的银行流水。上诉人对此举证了与被上诉人石嵩、赵琳的近百条银行流水，证明该笔转账系资金往来，与贷款无关。对于174220.80元，被上诉人石嵩、赵琳主张“经明春久同意并承诺”作为明春久对楚天乐公司的股东出资。这与真实事实严重不符，完全是其捏造的事实。并且被上诉人对此主张没有举证证明包括记录、体现股东投入的会计账簿、原始凭证、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等必要证据，上诉人向二审法院申请法庭调查)。上诉人举证了其对楚天乐公司没有股东出资义务、不存在进行股东出资的证据。2.贷款实际为被上诉人石嵩、赵琳自行使用，贷款下发一个月就将被上诉人赵琳位于沈阳市浑南区沈营路28-3号(1-2-4)的购房贷款还清；并且根据另案中被上诉人石嵩自认其借款给楚天乐公司200万元，结合楚天乐公司流水可知，被上诉人石嵩也是在贷款下发之后才大量借款给公司。所以贷款实际为被上诉人石嵩、赵琳自行使用。一审判决书认为石岩、明春久系贷款实际用款人，完全背离事实依据，违背审判原则。(上诉人向二审法院申请法庭调查，调查前述被上诉人还房贷资金来源和石嵩与楚天乐公司资金往来事实，以确定贷款的实际使用)3、按月存款是明春久履行连带责任担保的事实。一审以明春久按月存款作为认定石岩、明春久系贷款实际用款人的裁判基础无法律依据。无任何法律禁止连带责任担保人此类还款行为，法未禁止即可为。更无任何法律以担保人还款行为认定担保人为借款人。一审判决书依据的法律条款与此认定更是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此系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没有法律依据，并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4.一审民事判决书：“事实上，涉案贷款(本息合计921929.56元)除47556元系石嵩偿还，此系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通过庭审举证和石嵩自认来看，该款中至少有29966元系楚天乐公司应收货款，不是石嵩个人资产，而楚天乐公司的实际股东为石岩、明春久。所以不能认定该款系石嵩偿还，在没有审查楚天乐公司财务和作为公司现金流转使用的石嵩个人银行卡之前，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上诉人申请对楚天乐公司和石嵩个人相关银行卡进行调查)。五、一审关于《贷款委托证明》的证据效力以及该证据本身的有效性认定错误。被上诉人石嵩、赵琳主张：“75万贷款已经交由石岩、明春久使用”，仅仅举证证明《贷款委托证明》的有效性是不够的，必须对该主张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证明。一审仅通过认定《贷款委托证明》的有效性就采信被上诉人的该主张，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同时该《贷款委托证明》本身也是无效的，一审对此认定错误，具体原因如下：1.《贷款委托证明》没有事实依据，所述内容为虚假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当被上诉人石嵩、赵琳不能证明《贷款委托证明》的基础事实时，应该判决《贷款委托证明》无效。2.《贷款委托证明》本身就是无效的，不必须申请撤销。这是石岩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签字时就可预见的法律关系，以及(2017)辽0102民初8562号已生效判决对《贷款委托证明》未予认定，因此石岩无需另行诉讼撤销。在《贷款委托证明》当事人石岩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书以石岩未行使撤销权来判定石岩认可《贷款委托证明》系认定错误。3.在《贷款委托证明》签订的同时，被上诉人石嵩、赵琳还逼迫石岩签署了一份《房屋权属证明》：“石岩、明春久于2013年9月把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11号4034室韵动领地写字间出售给石嵩、赵琳，房款叁拾万元整石嵩已经全部结清。此房屋属于石嵩、赵琳所有……”该《房屋权属证明》同样由被上诉人石嵩、赵琳和一审第三人石岩签字(手印)。该《房屋权属证明》的权属问题，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民终1520号民事判决书：“故原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房屋买卖事实存在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提出案涉房屋实际所有权人为石嵩、赵琳这一主张不予采信。”此两份证明性质相同，都是没有事实证据。在先结束的关于《房屋权属证明》的一审二审，都是根据审理事实得出结论。但是本案一审却不审理事实，才导致《贷款委托证明》的有效性认定错误。六、一审法院错误采信录音材料。1.被上诉人石嵩提供的两段录音，总计时长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一句话明确表述：“贷款名称”、“贷款金额”、“贷款用途”、“贷款人”；被上诉人未明确说明录音中具体某一句对话能够证明其观点；同时此录音证据有诸多疑点，而且没有任何事实证据佐证，不应被采信。一审判决在不查证事实，不结合事实的情况下，采信含糊不清、存有疑点的录音材料，违反了审判原则，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录音材料的疑点如下：被上诉人庭审举证录音证据时说该录音发生在2016年6月，而其提供的录音文字稿写明该录音是在2017年6月，而通过录音内容无法确定该录音的录制时间，该录音材料系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一审民事判决书：“对话录音(用手机录制)”“石嵩用自己的手机对其与明春久的谈话内容进行录音”。此系一审对事实认定错误：在第二次庭审中，石嵩当庭自认，录音证据是用录音笔录制，不是当庭播放录音的手机录制。被上诉人石嵩未当庭提供录音材料的原始载体，并且已经在当庭自认，但是判决书中却认定被上诉人当庭提供了原始载体。此系一审对事实认定错误。庭审时上诉人举证石嵩以个人名义帮上诉人另外公司“金驰房屋开发公司”做商铺贷款的全部由被上诉人石嵩手写的证据，在一审判决书中未予以否定，被上诉人石嵩当庭也未否定其真实性，因此为无异议证据，已经予以认定。那么该证据对于证明：录音材料提到的“贷款”非特指涉案贷款，具有证明力，但是一审判决遗漏了上诉人该组证据的证明力。“资金链断了的情况下，这一年半我没让你产生任何逾期”，系2017年上诉人另外公司亏损，资金紧张，与本案无关，同时可以推断上诉人资金紧张是从2016年才开始的，但一审却因此推断上诉人在2013年贷款时资金紧张需要贷款，属于严重的推理错误。根据当庭提供的证据及双方辨论观点可知，2013年贷款时，楚天乐公司需要贷款做流动资金使用，而上诉人明春久无贷款需求。2.一审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发表录音材料的质证意见断章取义。上诉人庭审质证时原话：“录音材料只能说明原告在录音时候资金紧张，不能说明贷款时原告资金紧张需要贷款。”本案一审判决书：“只能证明录音当时其资金紧张，不能证明其资金紧张需要贷款”。一审判决书删除“贷款时”这一关键信息表明，一审完全改变了上诉人意思表示。七、一审法院对法律关系审理不清。一审法院对于涉案贷款75万元的“贷款人”、“担保人”、“贷款实际用款人”、“资金使用人”的法律关系审查不清。贷款“实际用款人”，“资金使用人”为不同的法律关系。实际上，招商银行将贷款发放给被上诉人，是贷款关系，被上诉人石嵩、赵琳为“贷款人”。上诉人是此贷款的“担保人”。被上诉人支配、操作、安排贷款出借给楚天乐公司进货、还款、或其他方式使用，并且从楚天乐公司银行流水可知被上诉人已经从楚天乐公司收回贷款，被上诉人系贷款的“实际用款人”。被上诉人石嵩用与上诉人明春久及一审第三人石岩有频繁资金往来的银行卡，而不是贷款银行卡，转账给明春久的资金只能是双方往来，上诉人仅仅是该笔往来资金的“资金使用人”，与贷款无关。不应以被上诉人自身对贷款的使用方式否定其贷款事实，也不应根据另外的法律关系否定上诉人的担保人身份与追偿权。八、一审判决书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1.事实部分言而无据。一审判决书的“本院认定如下事实”部分，存在重大纰漏。一审根本没有审查《贷款委托证明》的基本事实和47556元贷款还款系谁还款的基本事实，在事实认定部分却没有列举事实依据，言而无据。一审判决书采信没有当庭提供原始载体、无其他关联证据、没有事实依据的录音材料，言而无据。2.说理部分理屈词穷，没有明确说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于《贷款委托证明》，首先当事人石岩明确表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亦从未承认，一审认定其有效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贷款委托证明》本身没有事实依据；录音材料没有对涉案贷款有清晰的表述，一审仅以其中几句意思模糊不清的话认定明春久承认使用招商银行贷款，没有法律依据。该录音材料没有事实依据与之相佐证，系无效证据。最后，通过上诉人还款行为认定其是贷款实际用款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九、本案追偿的前提、追偿的理由、追偿的金额确定。1.招商银行贷款的还款已经履行完毕，贷款担保关系的确立没有任何异议，即石嵩、赵琳是贷款人，石岩、明春久是担保人。因此满足担保追偿的前提。2.担保人石岩、明春久垫还贷款即是承担了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2017)辽0102民初8562号已生效民事判决书，担保人石岩、明春久可以对贷款人石嵩、赵琳进行追偿。3.被上诉人石嵩、赵琳试图通过主张石岩、明春久是贷款实际用款人来对抗上诉人的追偿权，但是对其主张却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进行举证证明。根据一审引用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应由未能提供证据的石嵩、赵琳承担不利的后果，其对抗上诉人追偿权的主张无效。4.对于上诉人追偿金额的确定，根据一审审理过程，涉案贷款还款总额921929.56元，除有争议的47556元以外系石岩、明春久偿还。对于有争议的47556元，上诉人主张也是上诉人偿还，申请法庭调查确定。被上诉人答辩：请求维持原判。石岩陈述：同意上诉人主张。沈阳楚天乐商贸有限公司答辩：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一审诉求：判令被告石嵩、赵琳归还原告垫还招行沈阳分行贷款本息合计921929.56元，判令二被告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计息，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7日，石嵩、赵琳作为授信申请人，明春久、石岩作为抵押人，与招行沈阳分行（授信人）签订《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授信协议编号：139999124084029100），约定授信人同意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75万元的授信额度（可循环），授信期间120个月（自2013年10月23日起到2023年10月23日止），授信申请人应在该期间内向授信人提出额度使用申请。同时约定授信申请人未按各具体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贷款的，授信人有权对其未偿还的贷款本金按日在各具体合同执行利率水平上加收50%计收罚息，直至贷款本息清偿完毕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复息。明春久、石岩以其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18-15号（1-1-4）、建筑面积148.80平方米的房产为该笔授信提供抵押担保，并在房产登记机关办理了抵押登记。招行沈阳分行于2013年10月28日通过周转易定向转账给石嵩605779.20元，2013年10月31日转账13025.70元，2013年11月5日转账86974.30元，2013年12月11日转账44220.80元，合计转账75万元。2015年6月30日，石嵩、赵琳与石岩共同签署《贷款委托证明》，载明‘石岩、明春久委托石嵩、赵琳，通过招商银行生意贷贷款出75万元整提出使用，抵押物为石岩、明春久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18-15号（1-1-4）房产，授信协议编号139999124084029100，截止2015年6月30日，贷款剩余欠款额545228.55元，根据目前利率石岩、明春久每月21日前还款15172.79元至石嵩招行账户6226090242344535。如有还款逾期或拖欠，石岩、明春久负全部责任，此贷款与石嵩、赵琳无关（6月30日，石嵩协助石岩从招行借出抵押房屋证给孩子办理上学事宜，银行要求一周内归还，使用后石岩负责联系银行归还房证）’，石嵩、赵琳及石岩均在该证明的落款处签名并捺印。前述贷款发放后，除有47556元系石嵩偿还，其他月供均由明春久存入石嵩账户，再由招行沈阳分行进行扣划。后因涉案贷款出现逾期，招行沈阳分行于2017年7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8652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如下：一、解除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石嵩、赵琳、明春久、石岩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二、解除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石嵩、赵琳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个人贷款周转易协议书》；三、被告石嵩、赵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本金360570.63元，利息、罚息、复息合计15350.17元（以上本金、利息、罚息、复息截止2017年5月20日）；并自2017年5月21日起，按《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个人贷款周转易协议书》约定的计息办法给付原告上述借款利息、罚息及复息至本判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若被告石嵩、赵琳逾期给付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上述款项，则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可依法对被告明春久、石岩名下的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18-15号（1-1-4），建筑面积为148.80平方米的房产行使抵押权，并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五、被告明春久、石岩对被告石嵩、赵琳在《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和《个人贷款借款合同》项下所欠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石嵩、赵琳追偿。该判决现已生效。截止2018年4月11日，涉案贷款全部清偿，本息共计921929.5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石嵩、赵琳是否系涉案贷款的实际用款人。首先，《贷款委托证明》明确载明‘石岩、明春久委托石嵩、赵琳，通过招商银行生意贷贷款出75万元整提出使用，抵押物为石岩、明春久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东路18-15号（1-1-4）房产’，石岩签名并捺印予以确认；其次，在石嵩与明春久的谈话录音中，石嵩多次提到“我用我的名帮你们贷款”，明春久未有反驳的语言，且答“我们当时倒不出现钱来，所以用首创和这两个房子去押，去抵押给你，就帮我贷点钱，都不是说借钱，是抵押”“我按月给你存”等。事实上，涉案贷款（本息合计921929.56元）除47556元系石嵩偿还，其他均为明春久偿还。据此，涉案贷款的实际用款人系石岩、明春久，而非石嵩、赵琳，明春久不应向石嵩、赵琳追偿。故对明春久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石嵩、赵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意以自己的名义为石岩、明春久贷款，并与招行沈阳分行签订《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应预见到贷款逾期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石嵩向招行沈阳分行偿贷既是履行合同义务，也为避免自己有不良记录。且本案系追偿权纠纷，石嵩主张明春久、石岩返还47556元的反诉请求与本诉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石嵩的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另，明春久与石岩系夫妻，石嵩与赵琳系夫妻，石岩与石嵩系亲姐弟，楚天乐公司是石岩与石嵩的家族企业，除本案诉讼，明春久、石岩与石嵩、赵琳及楚天乐公司在本院及铁西区人民法院还有返还原物纠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等多起诉讼。中华民族本是礼仪之邦，讲求仁、义、礼、智、信，兄弟姐妹间更应友爱互助，望石岩与石嵩多念及手足之情，和睦相处，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原告明春久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反诉原告石嵩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13019.30元，由原告明春久负担；反诉费597元，由反诉原告石嵩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仅就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保证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已经生效的（2017）辽0102民初8652号民事判决，判决明春久、石岩对石嵩、赵琳在《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和《个人贷款借款合同》项下所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石嵩、赵琳追偿。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为向石嵩、赵琳追偿，已经向一审法院立案执行。上诉人此部分追偿属于重复诉讼，本院不予审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审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判决生效之前偿还的银行贷款本息请求。对此本院需审查认定石嵩、赵琳是否系涉案贷款的实际用款人。《贷款委托证明》明确是石岩、明春久委托石嵩、赵琳贷款。电话录音中上诉人亦陈述用上诉人的房子抵押，让被上诉人帮上诉人贷款，上诉人每月存款。与上诉人用自己的房子抵押和上诉人自己每月还贷款相符。以上事实足以认定涉案贷款的实际用款人系石岩、明春久，而非石嵩、赵琳，故上诉人此项诉讼表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其他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鉴于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9.30元，由上诉人明春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丽审判员 贺新发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唐晓琬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