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12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朋林，男，1949年2月10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静，女，1968年12月16日生，汉族，住邳州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庆松，江苏徐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建设中路**。法定代表人：张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柱，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薇，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朋林、汪静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邳州农商行）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11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朋林、汪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贷款纠纷已经被认定为涉嫌犯罪，邳州农商行对贷款的案件的性质是明确的，其应报案至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处理，但其以贷款纠纷起诉，并采取保全措施，是错误的。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邳州农商行对刘朋林、汪静是否享有债权，尚未可知，此时原告起诉被上诉人侵权，证据不足。那就意味着，该案的审理，须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那应裁定中止审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而不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依法裁判。邳州农商行辩称：邳州农商行根据借款合同等相关证据向邳州市人民法院起诉，属于正常主张自己权利的诉讼行为，而在正常的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也是权利人为了防止对方在诉前或诉讼中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使判决难以执行，依法采取的强制性保护措施，也不存在错误或恶意。上诉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存在过错，也无法证明该保全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当时申请的是财产保全，冻结的是上诉人的部分银行存款账户，是现金保全，并非上诉人的养猪场，而上诉人作为多年的经商人士具有较强的财产实力，部分银行存款冻结并不会直接导致其生猪厂的生猪死亡，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收到财产保全裁定之后三天内，被上诉人就向法院申请解除冻结，法院也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解除保全裁定，因此上诉人所谓的损害后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朋林、汪静向一审法院诉请：赔偿其损失暂计40万元（以评估为准）。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7月11日，邳州农商行以借款合同纠纷对邳州市红旗生猪养殖有限公司、徐州青山蒜业有限公司、汪静、谢青山、刘朋林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苏0382民初5937号。诉讼过程中邳州农商行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该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37号民事裁定书：“冻结邳州农商行邳州市红旗生猪养殖有限公司、汪静银行存款共计1500000元或查封相应价值财产”，并于2017年12月4日实施了保全措施。后汪静对保全措施提出复议，该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37-1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其复议请求。2018年12月28日，该院经审理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37号之二民事裁定，以该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了邳州农商行的起诉。邳州农商行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9）苏03民终181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8月7日，邳州农商行申请解除对汪静的财产保全措施，该院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37号之三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邳州农商行汪静银行存款1500000元的冻结或相应价值财产的查封。”2017年7月11日，邳州农商行以借款合同纠纷对邳州市红旗东方节能设备厂、徐州市宝树木业有限公司、邳州市天成经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刘朋林、谢君才、刘兆伦、席海雷、谢青山、刘邦顺提起提起诉讼，案号为（2017）苏0382民初5940号。诉讼过程中邳州农商行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该院于2017年11月30日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40号民事裁定书：“冻结邳州农商行邳州市红旗东方节能设备厂、刘朋林银行存款共计8000000元或查封相应价值财产”，并于2017年12月4日实施了保全措施。2017年12月6日，邳州农商行向该院申请解除对刘朋林银行账户62×××86的冻结，该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40-1号民事裁定书：“解除对邳州农商行刘朋林银行账户62×××86（开户行：邳州农商行官湖支行）的冻结”。后邳州市红旗东方节能设备厂对保全措施不服提出复议，该院于2018年2月8日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40-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其复议请求。2018年12月28日，该院经审理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40号之三民事裁定，以该案涉嫌经济犯罪为由驳回了邳州农商行的起诉。邳州农商行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9）苏03民终181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12月28日，该院分别作出（2017）苏0382民初5937号、（2017）苏0382民初5940号案件移送函，将该两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2017年12月11日，双方当事人在邳州农商行办公楼发生纠纷，邳州市公安局曾接处警，其出具的“接处警信息登记表”载明：“简要警情：2017年12月11日上午8：37分按110指令农商行内有人闹事，接警后民警达到现场，报警人赵大勇称我是农商行工作人员，现有王静、刘朋林在农商行办公楼内闹事。”诉讼过程中，刘朋林、汪静提供生猪死亡照片一组以及证人刘某1、刘某2证言，拟证明因邳州农商行保全错误导致其无钱购买饲料，仔猪、商品猪、正在成长的猪大量死亡的事实。并要求对猪死亡的数量和规格等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之规定，本案属一般侵权纠纷案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邳州农商行才能承担侵权责任：存在损害结果；损害结果和邳州农商行的申请保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邳州农商行申请保全具有过错。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邳州农商行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存在过错。首先，邳州农商行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载有刘朋林、汪静签名的《保证合同》提起民事诉讼，具有正当的起诉理由，其为保障债权的实现而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无证据证明其申请保全时具有恶意。其次，裁判结果并非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的充分条件。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通常达不到司法裁判所要求的专业水平，其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对当事人申请保全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不应过于苛责。况且，该案裁定驳回邳州农商起诉的理由，是该案涉嫌贷款诈骗或职务侵占等经济犯罪，对于相关债权债务的事实状态并未作出评判，现案件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最终是否构成刑事案件，以及邳州农商行对刘朋林、汪静是否享有债权，尚未可知，此时刘朋林、汪静起诉要求邳州农商行承担侵权责任，证据不足。综上，遂判决：驳回刘朋林、汪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刘朋林、汪静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在本案中，邳州农商行是否应当向刘朋林、汪静承担侵权责任取决于其在申请保全时是否具有过错，而判断邳州农商行是否具有过错，应当考量其在申请保全时是否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其次，邳州农商行系依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载有刘朋林、汪静签名的《保证合同》提起民事诉讼，具有正当的起诉理由，其为保障债权的实现而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无证据证明其申请保全时具有恶意，而且在终审裁定作出之后，其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解除保全申请，已尽到合理审慎义务，主观上没有损害刘朋林、汪静财产的故意。最后，上述案件裁定驳回邳州农商起诉的理由系涉嫌贷款诈骗或职务侵占等经济犯罪，且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最终是否构成刑事案件以及邳州农商行对刘朋林、汪静是否享有债权尚未可知，此时刘朋林、汪静起诉要求邳州农商行承担侵权责任所依据的事实并未确定，一审法院以其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刘朋林、汪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刘朋林、汪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国渠审判员  汪佩建审判员  张 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彭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