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某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526民初2366号 原告：孙某鹏，男，1972年出生，汉族，居民，住陕西省蒲城县城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延峰，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严，陕西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某民，男，1970年出生，汉族，居民，住陕西省蒲城县孙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吝红伟，陕西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县榜劳石灰石矿，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 投资人：张旭，系该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民，陕西诺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某鹏与被告李某民、某县榜劳石灰石矿（以下简称榜劳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姬延峰、赵严，被告李某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吝红伟，被告榜劳矿投资人张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鹏诉称，2016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榜劳矿签订《采石场生产碎石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进行资金投入、场地建设、设备安装、开采销售等全部生产经营事宜，被告榜劳矿提供矿山的合法手续。在生产销售利润的分配上，原告占70%，被告榜劳矿占30%，协议签订后，原告陆续与多方签订入股合作协议，对矿山生产建设投入资金近500万元。矿山投产后，原某县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9月4日发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矿山停产整改，企业生产停止。后原告追加投资，对环保安监等方面进行完善和规范。某县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4月11日下发关于恢复建设的通知，原则同意石矿恢复建设。原告得知可以恢复生产后，与被告榜劳矿协商恢复生产建设事宜，被告榜劳矿以合作亏损不同意恢复生产并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采石场生产碎石合作协议》，双方发生纠纷。2019年5月9日，被告榜劳矿向某县法院起诉原告，要求解除2016年9月10日双方签订的《采石场生产碎石合作协议》，后某县法院判决驳回被告榜劳矿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19年6月22日收到该判决书。此后，原告和被告榜劳矿矛盾不断，无法协商，被告李某民得知后，提出为尽快恢复生产，应当妥善解决此事，遂要求代原告与被告榜劳矿进行协商，基于多年好友关系及信任，原告向被告李某民出具委托书，委托事项为：处理与武榜劳当前纠纷；后续合作的商谈、签订、经营、款项支付、债权债务处理。后因被告李某民迟迟未反馈事情的解决进展情况，且原告已收到某县法院的胜诉判决，故原告通过微信向李某民发出撤销委托的通知。2020年4月8日，原告将被告榜劳矿起诉至某县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榜劳矿继续履行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尽快恢复建设以及原承包期的顺延。庭审中，被告榜劳矿提交一份其与被告李某民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合同》，合同双方为被告李某民和榜劳矿，合同约定由二被告就矿山开采事宜进行合作，合同第二条合作期限部分约定，对原告与被告榜劳矿在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作自行废止处理。同时，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约定，被告李某民必须在合同签订后10日内向被告榜劳矿支付固定分红80万元，迟延七日履行，合同自行解除且被告李某民需赔偿460万元违约金。被告榜劳矿提交证据意图证明其与原告2016年9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已经作废。原告因无法考证二被告在2019年6月25日签订合同的真实性，且该合同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撤回了在某县法院的起诉，另案主张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原告认为，被告榜劳矿通过私下协商及提起诉讼方式均无法达到解除与原告在2016年9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便与被告李某民恶意串通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合作合同，其双方真实目的并非就矿山开采开展合作，而是为了达到解除原告与被告榜劳矿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同时，被告榜劳矿通过设置不合常理的违约条款，在被告李某民主动放弃履行2019年6月25日签订的合作合同情况下，将原告高额的矿山投资据为己有。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二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的《矿山开采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现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李某民辩称，一、二被告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原告的行为。二被告签订2019年6月25日《矿山合作开采合同》是基于原告将原采矿协议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李某民，原告从原协议中自愿退出，为此，被告李某民与原告于2019年6月15日还签订了转交合同协议。起初，2019年5月9日，被告榜劳矿起诉原告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时，原告便与被告李某民口头协商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李某民，被告李某民因原告拖欠其借款迟迟未能偿还，遂答应了转让请求。2019年6月14日，原告即向被告李某民出具委托书，让其处理与被告榜劳矿的纠纷，事后，二被告协商纠纷，被告李某民表明了原告已将合同权利义务给其进行了转让，但被告榜劳矿称该委托书不能表明被告李某民是原协议权利义务的受让人。故2019年6月15日，原告在被告榜劳矿有关人员的当面出具了转交合同协议，明确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李某民。2019年6月25日，二被告遂签订了《矿山合作开采合同》。2019年7月3日，原告是在收到某县法院的判决书后仅仅以短信告知二被告解除委托，并未有任何行为要求解除委托以及转让，明显与常理不符，且有理由让人相信原告在收到判决书后认为纠纷已明确化，以及在诉讼中故意隐瞒已签署转交合同协议之事实，意图故意毁约。原告认为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而事实是原告已将其原合同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了被告李某民，至于二被告之后签订的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权益，在转交合同协议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不能认定2019年6月25日的合同无效，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且损害其利益的意思表示。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52条、第79条、第80条、第88条等之规定，原告要求确认二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签订该合同，是基于被告李某民已接受原告对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是对自己民事权利所作的处分，无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至于原告与被告李某民的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若原告认为该协议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等问题，可另案解决。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榜劳矿辩称，二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签订的《矿山合作开采合同》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2019年6月15日，原告与被告李某民签订了转交合同协议书，原告自愿退出2016年9月10日与被告榜劳矿签订的《采石场生产碎石合作协议》，原告已将此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交给被告李某民，由此，二被告才签订了《矿山合作开采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此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平合理，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10日，原告孙某鹏与被告榜劳矿签订《采石厂生产碎石合作协议》，协议主要约定：1、乙方（原告孙某鹏）负责安装一条碎石生产线，开采、生产等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2、甲方（被告榜劳矿）负责矿山的所有手续，在合作期间内合法有效，确保乙方的生产环境不受外界干扰；3、……等。后因故，矿厂被要求整改。2019年4月11日，某县自然资源局以书面方式通知被告榜劳矿恢复建设生产。2019年5月9日，被告榜劳矿向某县法院起诉原告孙某鹏要求解除双方于2019年9月10日签订的生产碎石合作协议，之后，某县法院于2019年6月15日驳回了被告榜劳矿的诉讼请求。期间，2019年6月14日，原告孙某鹏向被告李某民出具委托书，委托书主要载明，委托人孙某鹏就其与武榜劳（被告榜劳矿原投资人）矿山开采合作当前纠纷及以后合作一事特此委托李某民代为处理具体事项如下：1、与武榜劳当前纠纷处理；2、后续合作合同的商谈、签订、经营、款项支付、债权债务处理。2019年6月15日，原告孙某鹏与被告李某民签订转交合同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在2016年9月10日孙某鹏与某阳榜劳石灰石矿签订的《采石厂生产碎石合作协议》中，孙某鹏自愿从协议中退出，把此协议乙方的权利义务转交给李某民，并把此协议原件转交给李某民，自愿退出人孙某鹏，自愿接收人李某民，签字日期2019年6月15日。2020年4月8日，原告孙某鹏以合伙协议纠纷将被告榜劳矿起诉至某县法院，后撤回起诉。2019年7月3日，原告孙某鹏通过微信方式向二被告告知解除与被告李某民的委托手续。同时，二被告签订了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的《矿山合作开采合同》。 另查明，原告孙某鹏与被告榜劳矿就合作发生纠纷后，在向被告李某民出具委托书及转交合同书后，由被告李某民与被告榜劳矿指定的中间人郭某某协商纠纷处理的具体事宜。2019年6月25日，账号户名为姚某琴向郭某某转账200万元。2019年7月5日，转出户名为武某劳向郭某某转账114万元。案外人郭某某对上述转账陈述为武榜劳与其系战友关系，该转账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系武某劳与其共同欲开发华阴某项目。 再查明，原告孙某鹏与被告李某民之间有债权债务的事实，原告孙某鹏称其欠被告李某民100余万元，被告李红民称原告孙某鹏欠其200余万元。被告李某民称其与被告榜劳矿签订《矿山合作开采合同》后，因资金周转从中间人郭某某处借款100余万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2016年9月10日《采石厂生产碎石合作协议》，恢复建设通知书，（2019）陕1024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2020）陕1024民初340号民事裁定书，2019年6月14日委托书，2019年6月15日转交合同协议，2019年6月25日《矿山合作开采合同》，转账凭证两份，2019年7月3日微信聊天截图，本院与郭某某调查笔录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诉请所依据的事实为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进而要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2019年6月25日《矿山合作开采合同》为无效合同，二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依据原告提供的本案有关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二被告之间有恶意串通的事实行为，且通过原告提供的委托书以及被告李某民提供的转交合同协议，一方面能够说明原告知情且允许被告李某民与被告榜劳矿在2019年6月14日后对涉案矿山的后续合作进行协商，包括原告委托书中注明的“后续合作合同的商谈、签订、经营等”，另一方面说明2019年6月15日原告已将原合同权利义务转交给被告李某民，原告对此转交合同协议真实性认可，且出具转交合同协议时有被告榜劳矿指定的中间人郭某某在场，原告应当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却放任后续事实的发生，虽在2019年7月3日通过微信或短信方式向二被告告知解除与被告李某民的委托关系，但不足以否定被告李某民在此期间与被告榜劳矿进行协商合作的有关行为。显然，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并结合本案的其他案件事实，不能充分证明二被告之间有恶意串通之行为或事实。综上，原告的诉请，无相应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等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某鹏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孙某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斌 人民陪审员  王蒲蕾 人民陪审员  梁 鹏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