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湘09行终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红霞，女，197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源县。 委托代理人：王军，湖南公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益阳市。 法定代表人：陈燕群，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琳，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郭剑，该局法律顾问，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审第三人：益阳科力远电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益阳市。 法定代表人：文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郭燕，该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杜红霞因与被上诉人益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益阳市人社局）、原审第三人益阳科力远电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益阳科力远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的（2020）湘0922行初17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舒某某系益阳科力远公司品质部门员工，杜红霞系舒某某之妻。经益阳科力远公司指派，舒某某、肖某某于2020年5月21日前往杭州凯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设备调试、校准等工作。2020年5月28日，舒某某准备乘车返回益阳，在杭州湘湖地铁站检测体温时，因体温超标，于当日16时17分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发热门诊就医，初步诊断为发热，处理意见为服用退热药后再就诊。2020年5月28日20时37分，舒某某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发热，处理意见为不考虑新冠，抢救室留观。同日21时59分舒某某转该院急诊内科，初步诊断为“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感染性发热，细菌性感染，急性胃黏膜病变，重度贫血”。2020年5月29日8时53分，舒某某经该院急诊内科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感染性发热，细菌性感染，急性胃黏膜病变，重度贫血，粒细胞缺乏，休克”。后舒某某于2020年5月29日12时49分，转院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2020年6月1日17时15分，舒某某入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ＩＣＵ，诊断为“1．脑出血伴脑疝形成；2．中枢性尿崩症；3．电解质紊乱；4．血小板减少待查；5．贫血；6．白细胞减少待查；7．发热待查”。经家属要求，舒某某于2020年6月2日10时35分出院，于当日22时许转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于2020年6月3日凌晨2时30分去世。益阳市人社局于2020年6月11日收到益阳科力远公司对舒某某的死亡申请工伤认定的材料，于当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同日向杜红霞及益阳科力远公司送达了该受理决定书。益阳市人社局于2020年7月7日作出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20年7月8日向杜红霞及益阳科力远公司进行了送达。杜红霞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益阳市人社局具有作出工伤认定或视同工伤的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第一，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职工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按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舒某某并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不符合上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舒某某接受单位指派出差，在出差回来途中突发疾病，应认定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里“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本案中，2020年5月28日，舒某某因在地铁站检测体温过高而就诊于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而后病情严重转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经家属要求转至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舒某某于2020年6月3日凌晨死亡，从舒某某初次诊断时间到其死亡，明显已超过48小时，故舒某某的死亡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益阳市人社局以舒某某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二，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益阳市人社局收到益阳科力远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20年6月11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于同日将该受理决定书送达给杜红霞及益阳科力远公司。后该局经调查，于2020年7月7日作出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对舒某某的死亡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该局于2020年7月8日将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杜红霞及益阳科力远公司。因此，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综上，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杜红霞请求撤销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重新作出决定，认定杜红霞丈夫为工伤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杜红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杜红霞负担。 杜红霞不服原审判决，上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杜红霞之夫舒某某接受单位指派出差,在出差回来的途中突发疾病,认定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对此杜红霞不持异议。2.原审判决认定舒某某突发疾病后,不是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实属错误。⑴关于初次诊断时间的认定。原审判决以2020年5月28日21时59分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门诊病历的时间作为初次诊断时间是不正确的。①舒某某被送至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发热门诊检查,当时其并未突发疾病,而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体温超标被强制进去医院检查是否有新冠病毒的,其诊断结论是“……排除新冠病毒感染”,所以这次诊断是新冠病毒检测的诊断,不是舒某某突发获病后的初次诊断。②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病历记载舒某某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感染性发热等症状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第二次检查中都未予以确认,并且这也不是舒某某所突发的疾病和导致其死亡的病因。③舒某某突发疾病后转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ＩＣＵ,于2020年6月1日17时15分入院诊断中的“1.脑出血伴脑疝形成;2.中枢性尿崩症；3.电解质素乱”才是舒某某真正的突发疾病,是导致舒某某死亡的原因。故2020年6月1日17时15分才是舒某某突发疾病的初次诊断时间。⑵关于舒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时间因证据不足无法确认的问题。2016年6月30日公安部、民政部、卫计委、人社部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对于死亡证明的出具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需证明当事人正常死亡或者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非正常死亡的,由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桃源县架桥镇黄龙村委会证明舒某某于2020年6月3日凌晨2:30去世,这份证据因违反上述规章明显没有法律效力。综上,杜红霞之夫舒某某是在履行职务工作时突发疾病，并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舒某某应认定为工伤。上诉请求：1.撤销桃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922行初170号行政判决；2.改判责令益阳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 益阳市人社局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杜红霞之夫舒某某受益阳科力远公司指派于2020年5月21日前往杭州凯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设备校准。2020年5月28日，舒某某准备乘车返回益阳，因在地铁站检测体温过高，其于当日16时17分就诊于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后病情严重转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经家属要求转至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舒某某于2020年6月3日凌晨死亡，从舒某某初次诊断时间到其死亡，明显超过48小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三条的规定，从舒某某初次诊断时间到其死亡，明显超过48小时。故舒某某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杜红霞的上诉，维持原判。 益阳科力远公司述称：1.杜红霞的丈夫舒某某系益阳科力远公司员工，从事计量工作。2020年5月21日，舒某某受益阳科力远公司指派前往杭州凯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设备校准。2020年5月28日（新冠疫情期间）舒某某乘车返回益阳时,在高铁站因体温超标被强制送入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进行新冠检测,诊断结论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由于舒某某身体不适且有发热症状宜在当地就诊,所以次日转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2020年6月1日17时15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ＩＣＵ入院诊断为：“1.脑出现伴脑疝形成；2.中枢性尿崩症；3.电解质素乱；4.血小板减少待查；5.贫血；6.白细胞减少待直；7.发热待查”。舒某某突发上述重大疾病,经抢救无效，其于2020年6月3日凌晨2时30分去世（村委出具的死亡时间证明,非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舒某某在履行职务工作过程中因突发疾病，并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舒某某应认定为工伤。综上,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益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20〕30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原审法院的判决以5月28日舒某某新冠检测诊断,作为舒某某突发重大疾病的诊断系认定事实错误,因为此次是新冠疫情诊断,而非舒某某突发重大疾病主动去医院检查的诊断,所以认定舒某某突发重大疾病应以6月1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入院诊断为初次诊断，舒某某突发疾病是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依法应予认定工亡。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舒某某是否属于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舒某某的死亡不符合视同工伤的情形是否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政策是否正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所谓“视同工伤”，也就是说，这类情形本不属于工伤的保护范围，但立法者考虑到突发疾病的情况可能与工作劳累、工作紧张等因素有关，为最大限度地保障这部分劳动者的权益而规定作为工伤对待。同时，为了避免将“突发疾病死亡”无限制地扩大到工伤保险的范围，该法条作出了“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限制性规定，实质上是要求执法者在处理此类“视同工伤”案件时从严掌握法定条件，兼顾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基金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无限制、无原则地扩大此类“视同工伤”的范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于2016年5月20日给国务院法制办社会管理法制司的《发函》、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7年9月8日发出的《关于执行第十五条第（一）项有关问题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精神，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当理解为三种具体情形：一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当场死亡；二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直接送医疗机构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三是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情况紧急，经医疗机构当场抢救并在48小时内死亡。对于第二、三种情形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疗机构抢救或者经医疗机构当场抢救等四要件并重，具有同时性、连贯性来掌握。这实际上是强调发病、抢救、死亡为一连续完整的不间断的过程，发病与抢救、抢救与死亡之间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联系。上述政策性指导意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立法精神，可以作为处理此类“视同工伤”案件的政策依据。 本案中，舒某某受益阳科力远公司安排出差的返程途中应属于其履行工作职责的时间和场所的合理延续。各方对此也并无争议。各方争议的焦点实际上涉及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如何认定舒某某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或“初次诊断时间”问题；二是如何认定舒某某的死亡时间问题。 1、关于如何认定舒某某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或“初次诊断时间”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劳社部函〔2004〕256号）第三条的规定，“48小时”的起算时间应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杜红霞上诉认为应以“2020年6月1日17时15分舒某某被转入该院急诊ＩＣＵ的时间”，作为认定舒某某突发疾病的“初次诊断时间”。但是，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舒某某因身体出现无明显诱因发热，于2020年5月28日16时17分被送往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就诊，该院对舒某某病情先后进行了四次诊断，形成了四次门诊病历，其中第二次诊断为“发热”，排除新冠病毒，第三、四次诊断为其他症状，并进行了相应治疗与检查。因舒某某体温仍高，于2020年5月29日12时49分被转院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内科进行诊断与救治。由上可见，在2020年6月1日17时15分舒某某被转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ＩＣＵ之前，上述两所医院均对舒某某进行了多次诊断与救治，杜红霞的上述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上述文件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如何认定舒某某的死亡时间问题。杜红霞上诉称，对于舒某某死亡时间的认定，应以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为依据，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舒某某死亡的时间证据不足。但是，对于舒某某的死亡时间，益阳科力远公司和杜红霞负有举证责任；二者没有提供由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本案行政机关和法院只能根据其他有效证据来认定事实。益阳科力远公司提供的《关于舒某某情况说明》和桃源县架桥镇黄龙村委会的《证明》中均证明舒某某于2020年6月3日凌晨2：30分去世，杜红霞在一审也陈述舒某某“大概是6月3日凌晨去世”，还有其他知情人证明舒某某死亡的时间也与上述时间基本吻合。因此，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原审判决对舒某某死亡时间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本案证据足以证明舒某某突发疾病至其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已远远超过48小时，舒某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益阳市人社局作出的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法规并无不当；杜红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适当，对该判决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杜红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 星 审判员 刘文煜 审判员 傅爱军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法官助理吴丽亚 书记员宋静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