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13民终90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远辉，男，198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铿，广东伟伦（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小海，男，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厚顺，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海兰，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伟升，男，1967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海林，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权兴，男，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李辉雄，男，196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刘远辉因与被上诉人陈小海、伍伟升、原审被告刘权兴、原审第三人李辉雄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再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远辉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20）粤1302民再9号《民事裁定书》；2.请求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再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超范围审理，且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或者查清事实后予以变更。主要理由如下：一、本案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系受原审被告伍伟升的委托代收涉案的2000万，而再审法院却认定“无法证明刘远辉是受伍伟升的委托代收该笔款项”，明显是无视已有的证据和客观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已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审被告伍伟升委托上诉人代收涉案的2000万元。2015年8月26日，各方当事人签订《和解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2000万元支付给第三人刘远辉。2015年9月29日，伍伟升在小金口法庭作出陈述，并在《陈述意见》中签名确认：将2000万元直接支付给刘远辉，并承担源汇公司在（2011）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的义务，2000万元分2期支付。2015年9月29日，惠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和解协议书》及《陈述意见》中的内容，各方也在惠城区人民法院的《送达回证》中签名确认。2015年11月12日，伍伟升本人出具《收据》，证明其已收到调解书中的第一笔款项1800万元。以上充分说明原审被告伍伟升委托上诉人收款，且认可上诉人受委托收款的事实和结果。而且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审被告伍伟升的委托系胁迫或重大误解所为，现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该委托是其自愿而为，是真实有效的。其次，在再审前，本案其他事实也一再印证原审被告伍伟升对上诉人代收该2000万一直是自愿且认可的。原审案件达成调解协议后，各方均已积极履行完了调解协议的内容，调解协议早已履行完毕。上诉人在调解书生效后积极负责地完成了（2011）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涉及的义务，拆除了相关厂房，办理了涉案土地房产证的注销手续，伍伟升本人也根据调解书的内容向陈小海移交了源汇公司的相关资料。需要强调的是，上诉人处理完毕涉案土地的权利瑕疵问题后，该土地现已开发建造成了商品房。这一系列行为和事实也进一步印证了，原审被告伍伟升是认可已经收到了陈小海的2000万。而该2000万正系原审被告伍伟升委托上诉人代收的，这也充分说明委托上诉人代收该2000万其是自愿的，且是真实有效的。最后，再审庭审中，法官曾向伍伟升提问《和解协议书》中的相关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名。伍伟升的答复是“是其本人所签，但是是被强迫的”。法官接着提问被谁强迫、有何证据。伍伟升对该问题无法回复，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受胁迫。上述事实进一步证明伍伟升委托上诉人收取2000万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再审法院却将委托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再审法院在本案中无权予以审理，再审法院以此为由作为撤销原审调解书的理由更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并未确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伍伟升之间存在2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关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伍伟升之间的仅为代收该2000万，该调解内容也是根据各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书》及伍伟升签名确认的《陈述意见》作出的。上诉人认为伍伟升的委托行为真实有效，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或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如前所述，本案中有充分证据和客观事实证明了双方之间的委托行为是真实有效的。而且调解书的内容并未侵害社会或他人利益，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双方之间的意思自治，依法应当维持（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其次，再审法院未弄清楚委托收款的法律关系，就错误地将调解书并未涉及的原审被告伍伟升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作为委托是否成立的依据，委托收款并不以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前提，再审法院在裁定书第9页第一段中的陈述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三、再审法院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再次印证再审法院认定“结合原审及本案再审的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伍伟升与第三人刘远辉存在2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系超范围审理，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系认定事实错误。再审法院一方面认可“原审被告伍伟升要求第三人刘远辉返还陈小海支付的2000万元款项不属于本案再审的审理范围，可另循法律途径处理（裁定书第9页最后一行）”，一方面又认定“结合原审及本案再审的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伍伟升与第三人刘远辉存在2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裁定书第9页第8行）”，并进行相应的审理和作出相应的结论，明显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而且再审法院既然已经认定认可“原审被告伍伟升要求第三人刘远辉返还陈小海支付的2000万元款项不属于本案再审的审理范围，可另循法律途径处理”，那么对于原审被告伍伟升与第三人刘远辉之间是否存在2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自然也不属于本案的再审范围，这也印证了再审法院超范围审理，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且撤销（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的事实及理由是荒谬的及违反法律规定的。四、上诉人在再审中已经依法向法院提交了《调查证取证申请书》，用以查清2000万元去向，但再审法院未调取相关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案件关键事实未查清。再审庭审中，法官向上诉人询问2000万元去向问题，上诉人答复称相关资料不在上诉人处，需要向其他部门调取。法院当庭告知上诉人如需调取证据应在庭审结束后向法院提交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上诉人在2020年6月28日向法院提交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但法院对于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至今未作任何回复，导致案件关键事实即2000万元无法查清。陈小海提交答辩状称，（2015）惠城小法民初字第655号案件是股权转让纠纷，本人与被告伍伟升、刘权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且该协议明确约定了伍伟升有移交公章邓公司资料等义务，因此本人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有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起诉伍伟升、刘权兴，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移交公司资料等。因此，本人作为原告提起的（2015）惠城小法民初字第655号案件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是案件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否认本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明显与事实不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20）粤1302民再9号《民事裁定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伍伟升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被告刘全兴、原审第三人李辉雄未提交陈述意见，不影响本院审理。陈小海在原审起诉时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伍伟升、刘权兴立即将源汇公司的资料移交给原告；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伍伟升、刘权兴负担。一审法院再审中查明：陈小海起诉时提交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转让协议列明：“转让方（甲方）为伍伟升、刘权兴；受让方（乙方）为陈小海；见证方为刘远辉、李辉雄。标的公司为惠州市源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一、标的公司概况：2012年10月10日，源汇公司股东惠州市钦盛实业有限公司、伍伟升将股权转让给刘权兴、廖文明、陈洪生；2013年1月14日，源汇公司股东刘权兴、廖文明、陈洪生将股权转让给周彬、陈小海；2015年8月10日，源汇公司股东周彬将其股权转计给张国良。源汇公司资产：(2011)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土地。二、签订本协议原因。因源汇公司在多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遗留问题，而签订本协议。三、源汇公司的债务问题。因源汇公司公章一直由伍伟升保管，公章移交前，源汇公司债务由伍伟升承担（不得对抗案外人）。四、甲方的义务。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须在三日内向乙方提交源汇公司原有印章及所有证件原件（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证原件）。五、刘远辉作为伍伟升的债权人，为伍伟升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六、李辉雄为陈小海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签订地点：惠州市惠城区×××××办事处，签订时间2015年8月11日。”该协议签订后由于伍伟升、刘权兴未按照协议履行义务，陈小海于2015年8月24日向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伍伟升、刘权兴、刘远辉、李辉雄按照转让协议履行义务，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立案（2015）惠城小法民初字第655号，在655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陈小海于与被告伍伟升、被告刘权兴、第三人刘远辉、第三人李辉雄达成和解，原审法院出具了（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生效后，原告陈小海已按照调解书约定向被告伍伟升支付的款项2000万元直接支付到第三人刘远辉的账户，被告伍伟升于2019年12月30日以（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为由要求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0日裁定对（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案件再审。另查明，惠州市源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8月10日变更为张国良，股东变更为陈小海，股份比例为70%、张国良，股份比例为10%、张兆贵，股份比例为10%、张兆富，股份比例为10%。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再审案件，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先的民事调解书是否需要撤销。民事调解一方面需要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方面需要尊重基本事实，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原审案件调解书作出原告陈小海向被告伍伟升支付的款项2000万元由陈小海直接支付到第三人刘远辉的账户，现原审被告伍伟升称与第三人刘远辉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远辉无权代收该笔2000万元的款项。结合原审及本案再审的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伍伟升与第三人刘远辉存在2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亦无法证明刘远辉是受伍伟升的委托代收该笔款项，据此，原审调解书的作出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的规定，本案再审的范围为原审的诉请：1.依法判令两被告立即将源汇公司的资料移交给原告；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故原审被告伍伟升要求第三人刘远辉返还陈小海支付的2000万元款项不属于本案再审的审理范围，可另循法律途径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本案中原审原告陈小海如以个人名义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公司资料，需要符合上诉法律规定的条件才能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原审原告陈小海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能够以个人的名义去起诉主张公司的利益。因此陈小海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的（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原审原告陈小海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予以退回。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载明陈小海、伍伟升、刘权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陈小海同意向被告伍伟升支付款项人民币2000万元，该款项由原告陈小海直接支付到第三人刘远辉的银行账号……”。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一案，原审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载明原告陈小海向被告伍伟升支付的款项2000万元由陈小海直接支付到第三人刘远辉的账户。刘远辉上诉主张其是受伍伟升的委托代收该笔款项，但伍伟升称双方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刘远辉亦未能举证证明其与伍伟升存在2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审法院作出（2015）惠城法小民初字第655号民事调解书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再审裁定撤销该民事调解书，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远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弘扬书 记 员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