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4民终7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衡阳衡州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清江中路**。法定代表人：王中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敏，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中山北路金虹大厦**。法定代表人：谢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貌，湖南岩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松林，男，196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卫，湖南弘一（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谢军，男，196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原审被告：陈新凤，女，196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原审被告：谢易希，女，1991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原审被告：邹翔，男，1987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上诉人湖南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州农商银行）、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松林及原审被告谢军、陈新凤、谢易希、邹翔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20）湘0421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州农商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三富公司从未向被上诉人交付过案涉房屋；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基于《拆迁安置协议》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系一般债权，不能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案例，各权利之间的顺位为：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建设工程价款请求权、抵押权、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故被上诉人作为购买商铺门面的一般不动产买受人，其享有的物权期待权不能对抗上诉人享有的抵押权；3、本案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未向原审被告谢军、陈新凤、谢易希、邹翔等人成功送达传票，亦未依法进行公告的情况下，组织开庭审理，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袁松林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案外人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时效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被上诉人知道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侵害到自身合法权益的时间是2020年2月18日，于同年3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于同年7月24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3、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相应的交房协议，被上诉人依约补交了差价后，三富公司依约交付了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自交付之日起一直由被上诉人占有、使用或经营，三富公司未曾提出过任何异议；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衡州农商银行享有的抵押权不能对抗被上诉人的优先取得权；5、衡州农商银行在发放案涉贷款前，未对抵押物的权属、占有、使用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存在过错，不能以侵害被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方式以弥补其自身过错；6、本案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合法。三富公司述称，同意衡州农商银行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三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系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错误。①案涉《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因政府行为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原地的门面已不属于拆迁安置合同中的安置用房；②案涉房屋已被衡阳市人民政府征收，成为国有资产，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已无独立请求权，与（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被上诉人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2、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日前对案涉房屋已经抵押、已涉诉并判决的事实知情，距离被上诉人起诉时早已超过6个月的诉讼时效。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错误。被上诉人袁松林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三富公司主张被上诉人非本案适格原告，不能成立，理由：①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依据该协议书拆除了被上诉人原有的房屋；②三富公司向被上诉人交付了案涉门面，被上诉人也补交了面积差价；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对案涉门面享有优先取得权，可以优先于建筑施工方优先受偿权、银行抵押权及其他普通债权人取得案涉门面的所有权；3、三富公司与政府之间的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政府征收不影响有争议私产的正当确权及产权登记；4、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未超过诉讼时效。衡州农商银行述称，同意三富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袁松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决中有关衡州农商银行对三富公司提供的湘水左岸A栋111号房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内容的部分判决；2、确认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的（1884082300）最高额抵字[2017]第0000007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涉及湘水左岸A栋111号房屋抵押的部分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松林父亲袁幼生于1985年死亡、母亲何金凤于1994年死亡。2007年5月，三富公司因旧城改造开发建设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湘水左岸项目，需拆除袁松林父亲袁幼生名下位于衡阳市石鼓区××街××号××栋房屋。2007年8月15日，袁松林以其父亲袁幼生名义（乙方）与三富公司（甲方）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为支持甲方建设，乙方同意于2007年8月21日前将草后街103号房屋交甲方拆除；甲方同意于2009年2月9日前以产权调换形式在草后街地段安置乙方；双方并对搬迁补助费等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2010年2月27日，三富公司将草后街81号湘水左岸Ａ栋111号门面交付给袁松林使用，袁松林以袁幼生名义交齐了面积差价款、卫生费、产权代办费等费用。2013年8月27日，袁松林用Ａ栋111号门面开始经营“衡阳市石鼓区松林南杂店”。2019年8月26日，袁松林与其长兄袁世云、姐袁小云、二兄袁跃进签订《遗产分割协议》，约定：被继承人袁幼生名下位于衡阳市石鼓区××街××号房屋由袁松林继承，由袁松林支付袁跃进房屋分割款80000元、支付袁世云、袁小云房屋分割款各50000元。2017年3月13日，三富公司将坐落于衡阳市石鼓区××街××号××栋××室房屋的产权登记在该公司名下。2017年6月9日，谢军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了编号为（1884082300）最高额借字［2017］第00000384号《最高额借款合同》，双方约定自2017年6月9日起到2020年6月9日止，由衡州农商银行根据谢军的需要和衡州农商银行的可能及谢军履行本合同的情况，向谢军发放最高限额不超过1800万元的人民币贷款等内容。2017年6月9日，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884082300）最高额抵字［2017］第0000007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三富公司自愿以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81号湘水左岸Ａ栋101、103、104、105、106、107、108、111室，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Ｂ栋101、102、103、104、105、106、109、110、112及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8-110号湘水左岸Ｃ栋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4共30间房作为抵押物为谢军自2017年6月9日起至2020年6月9日止在衡州农商银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并约定其中主债务最高本金为1440万元等相关内容，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的附件抵押物清单中对前述用于抵押的房屋备注为抵押物目前已出租，暂未办理其他抵押登记。2017年6月16日，双方将三富公司的前述抵押物在衡阳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明。被告谢军分别于2017年6月16日、2017年6月19日、2017年8月15日申请提款480万元、960万元、360万元，被告衡州农商银行依约按谢军的申请如数发放了贷款1800万元，因谢军未能按期结息，衡州农商银行于2019年8月5日将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诉至该院，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与民事裁定书，判决谢军、陈新凤应于判决生效之日如数偿付所欠衡州农商银行借款本金1800万元及借款利息58.05万元，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对前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衡州农商银行对三富公司提供的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街××号××栋××室，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6号湘水左岸Ｂ栋101、102、103、104、105、106、109、110、112室，衡阳市石鼓区草后街108-110号湘水左岸Ｃ栋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4室及谢军、陈新凤提供的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沿江路单元号为430421005085ＧＢ00343Ｆ00020001房在借款本金1800万元额度项下的所有债权数额范围内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因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未按判决内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衡州农商银行于2019年11月13日申请对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执行，该院依法立案受理。2019年12月13日，该院作出（2019）湘0421执1190号之二执行裁定查封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街××号××栋××室等不动产，于同月17日向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将执行裁定予以公告。2020年3月10日，袁松林对前述执行标的105室提出书面异议，该院经审查，于2020年3月31日裁定中止对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街××号××栋××室的执行。袁松林于2020年7月24日向该院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另查明，2009年1月5日，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协调石鼓区草后街仁家巷危房改造项目建设及拆迁安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事项中提出：草后街仁家巷危房改造项目建筑规划用地占用了湘江风光带公共绿地，严重违反了衡阳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社会反响强烈，必须立即停止项目施工；责成三富公司、市房屋局向项目拆迁户作出书面承诺，一是安置过渡费要按协议支付，二是要保证在2009年底之前把拆迁户妥善安置好，三是开发商现所有房源及市房屋局掌控的现有相关房源要优先用于安置仁家巷项目现有拆迁户；由市规划局牵头，市房屋局、石鼓区政府、开发商参加，对仁家巷项目的拆迁安置点进行重新选址等内容。2014年6月19日，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衡政通[2014]8号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公告内容主要为：一、征收范围：湘江以西、蒸阳北路以东、蒸水河以北、北三环以南范围内的所有房屋（具体以规划蓝线图为准）；二、上述范围内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四、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在征收范围内另行公布；五、该项目分期实施，第一期签约时间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1日止，后续分期签约时间由市房屋征收部门另行通告……。2019年6月11日，三富公司向本院提起与衡阳市人民政府行为违法一案的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衡政通[2014]8号《衡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本院于同日立案，同年9月23日作出（2019）湘04行初80号行政裁定书，以三富公司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案件已立案为由裁定驳回三富公司的起诉。三富公司对本院的前述裁定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湘行终2087号行政裁定书，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三富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为由裁定驳回三富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本案诉讼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即原告袁松林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及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袁松林于2007年8月15日与三富公司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中约定，拆迁人三富公司以产权调换方式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并最终确定三富公司给被拆迁人安置的房屋位于草后街地段。该协议体现了双方真实意思，且现无证据证明双方签订该协议存在法律所规定的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依法认定双方签订的该协议合法有效。且袁松林提供的收据、证明及营业执照等相互印证，足以证实诉争的房屋已于2010年2月27日由三富公司实际交付给袁松林占有、使用及收益。三富公司明知其已与袁松林就案涉房屋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并将房屋交付袁松林，却自行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后，以该房屋设置抵押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军向衡州农村商业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三富公司的行为属于恶意，侵犯了袁松林的合法权益。袁松林享有要求三富公司进行物权变动登记的请求权，但因衡州农商银行对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确认衡州农村商业银行对已安置给袁松林并由袁松林合法占有的案涉房屋享有以该房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直接阻却袁松林基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对房屋所有权的取得，故袁松林在该案件中的身份应当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至于政府的征收行为，在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衡政通［2014］8号《衡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后，被告三富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仍将诉争的房屋向政府房地产登记部门申请登记在自己公司的名下，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了产权登记，三富公司以该产权登记进行抵押贷款，足以说明政府的征收决定并未对本案诉争房屋实际执行，三富公司的产权登记申请及抵押贷款行为已侵犯了原告袁松林的拆迁安置权。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现无证据证明三富公司将案涉房屋产权办理在自己名下并向衡州农商银行设置抵押时袁松林知情，且在衡州农商银行与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袁松林不是借款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对该合同的签订情况、合同的内容及因该合同履行所引发的诉讼亦不知情，在该案中袁松林未被列为第三人、未参加诉讼的原因并不在于袁松林自身。2019年11月13日,衡州农商银行申请对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执行，该院依法立案受理，袁松林不是该案当事人，此时对该案的执行情况不知情。案件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9年12月13日裁定对湘水左岸Ａ栋111室等不动产进行查封，并于同月17日对有关查封案涉房屋等不动产的执行裁定予以公告，故认定袁松林自公告期满之日即2020年2月18日起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符合常理。袁松林于2020年7月24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衡州农商银行主张袁松林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袁松林提起本案诉讼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程序和实体条件，被告三富公司提出本案诉争的安置房屋未实际交付、政府征收行为已致原告无独立请求权及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的主张，与该院查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袁松林与衡州农商银行对争议房屋分别享有何种权利，当双方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哪一方的权利应优先保护的问题。袁松林以其与三富公司订立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三富公司已将案涉房屋交付给袁松林占有、使用、收益等事实，主张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袁松林至今未能就案涉房屋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故袁松林对案涉房屋尚不拥有所有权。袁松林基于《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而对案涉房屋享有拆迁补偿安置权利。三富公司在未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给袁松林前，其基于建造事实，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三富公司以案涉房屋为谢军向衡州农商银行借款设置抵押时，未告知袁松林，对袁松林而言构成侵权。衡州农商银行基于抵押物产权登记在三富公司名下，有理由相信案涉房屋所有权属于三富公司，现无证据证明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故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属有效合同。且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已对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故衡州农商银行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抵押权自办理登记时已成立。因三富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袁松林后，恶意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并隐瞒实情，以案涉房屋向衡州农商银行设置抵押，为谢军向衡州农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最终导致袁松林、衡州农商银行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安置补偿权和抵押权发生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二、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消费者交付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所取得的债权不仅优于银行等债权人取得一般抵押权，而且优于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被拆迁人安置补偿权益优先于其他购房人及其他权利人的权利。本案原告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及《遗产分割协议》享有安置补偿权益，且在抵押前案涉房屋已交付给袁松林，当双方在案涉房屋上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因袁松林对案涉房屋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有别于一般的普通债权和抵押权，故袁松林的权利应优先于衡州农商银行的抵押权得到保护，对被告衡州农商银行提出的关于袁松林无权就案涉房屋排除衡州农商银行的担保物权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判决书是否侵害了袁松林的合法权益，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本案争议指向的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判决书第四项，确认衡州农商银行对袁松林实际占有的案涉房屋享有以该房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该判决书已经生效，且衡州农商银行已依据该判决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该判决书第四项得到执行，将直接剥夺袁松林对案涉房屋现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并导致袁松林丧失要求三富公司变更登记产权的权利，阻却袁松林对案涉房屋所有权的最终取得，明显侵害袁松林的民事权益。故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判决书第四项部分内容错误，该错误并不以衡州农商银行有无过错或者知不知情为前提条件。撤销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判决书第四项部分内容，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而未参加原诉的第三人利益的救济功能及本案的客观实情。综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247号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终111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袁松林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六条之规定。被告衡州农商银行提出袁松林无权就案涉房屋排除衡州农商银行的担保物权等抗辩主张及被告三富公司提出袁松林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袁松林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间及（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内容正确、法律适用正确、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具备法定撤销事由等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均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原告袁松林关于撤销该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有关衡州农商银行对案涉房屋享有以该房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内容的诉讼请求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原告袁松林诉请确认被告三富公司与衡州农商银行签订的（1884082300）最高额抵字［2017］第0000007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涉及案涉房屋抵押的部分无效，不属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范围且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但袁松林可要求三富公司协助其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被告谢军、陈新凤、谢易希、邹翔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该院依法缺席审理并缺席判决本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中关于“湖南衡阳衡州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街××号××栋××室在借款本金1800万元额度项下的所有债权数额范围内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内容；二、驳回原告袁松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谢军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袁松林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三、（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中关于争议房屋的判项是否损害了被上诉人的民事权益。对此，本院分别评议如下：一、关于被上诉人袁松林是否系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均上诉主张三富公司未曾向被上诉人交付过讼争房屋。本院认为，上诉人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一、二审查明，三富公司于2010年2月27日已将讼争房屋交付给被拆迁人袁松林占有用于发租收益，即被上诉人对讼争的拆迁安置房屋已经实际控制。尽管上诉人三富公司主张讼争房屋已被政府征收，属国有资产，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无独立请求权，与（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的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但上诉人三富公司在衡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了衡政通[2014]8号《衡阳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仍以自己名义向政府房屋登记部门为讼争房屋办理了产权登记，故政府的征收决定并未实际执行，目前讼争房屋的权利人仍登记为三富公司。本案中，三富公司明知被上诉人享有拆迁安置权并已将拆迁安置房屋交付被拆迁人使用的情况下仍以该房屋设置抵押为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军向衡州农商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主观上存在恶意，衡州农商银行对谢军、陈新凤、三富公司、谢易希、邹翔提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确认衡州农商银行对已安置给被上诉人并由被上诉人合法占有的案涉房屋享有以该房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该判项明显损害了被上诉人的拆迁安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的规定，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提出本案诉争的房屋未实际交付、政府征收行为已致被上诉人无独立请求权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主张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日前已向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其与三富公司的抵押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即被上诉人已明知案涉房屋已被抵押、诉讼并经判决。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20年1月2日前向法院提起确认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与三富公司抵押合同无效纠纷属实，但仅能证明被上诉人知悉讼争房屋已被抵押的事实，并不能据此证明被上诉人明知讼争房屋已经生效判决处分并损害其自身权益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三富公司以案涉房屋为其法定代表人谢军提供抵押担保及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对三富公司等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的事实均不知情，2019年11月13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前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被上诉人因非系该案的当事人，对执行情况亦不知情。2019年12月13日，一审法院依法查封包含讼争房屋在内的不动产并于同月17日对有关查封案涉房屋等不动产的执行裁定予以公告，应当认定袁松林自公告期满之日即2020年2月18日起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主张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关于“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一审认定被上诉人自2020年2月18日知悉上述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被上诉人于2020年7月24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三、（2019）湘0421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中关于争议房屋的判项是否损害了被上诉人民事权益的问题。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均主张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享有的权利不能对抗衡州农商银行的财产抵押权。本院认为，本案确实存在被上诉人享有的拆迁安置权益与衡州农商银行享有的财产抵押权相冲突的问题，但被上诉人享有的拆迁安置权应优先于衡州农商银行的抵押权得到保护，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三富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依拆迁补偿协议确定的拆迁户的权利依法应受保护;其次,该拆迁补偿协议发生于上诉人衡州农商银行与上诉人三富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谢军金融借款合同签订及抵押登记手续办理之前,且讼争房屋已实际交付给被上诉人并由其一直占有、使用、收益至今，即拆迁补偿协议已实际履行;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将被拆迁人享有的拆迁安置权利作为一种特种债权,并赋予其物权优先效力,依据此规定,被拆迁人的拆迁安置权应优先于债权人的抵押权;最后,衡州农商银行在签订抵押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应对抵押房屋的权属及占有情况负有充分的注意义务,三富公司作为债务人未告知债权人提供抵押的房屋存在拆迁安置的情况,衡州农商银行作为债权人在未查清抵押的房屋是否存在拆迁安置的情况下与债务人签订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双方均存在过错,而被上诉人作为被拆迁人在房屋被拆迁后,无法获知拆迁安置房屋被抵押的情况,本身并无过错。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被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属于生存利益,是最基本的人权,而抵押权人衡州农商银行的利益属于经营利益,这两种利益相冲突时,优先保护消费者的生存权利、基本人权,更符合法的公平、正义的精神。本案应当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认定衡州农商银行对讼争房屋不享有优先受偿权,故一审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衡州农商银行、三富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湖南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0元，由衡阳市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东审 判 员 罗 源审 判 员 刘 林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邓 薇书 记 员 周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