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6民终12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顺英，女，1947年5月6日出生，住址：河南省项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令军，男，1972年1月20日出生，住址：河南省项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丽娜，女，1977年12月8日出生，住址：河南省上蔡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秀丽，女，1987年3月4日出生，住址：河南省项城市。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一力,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00670924755H(1-1)。法定代表人：史彩云，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222073941557G(1-1)。负责人：张宗志。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林，安徽浩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军，男，1987年3月10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安徽新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冬，男，1984年6月20日出生，住址：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上诉人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与被上诉人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栾军、刘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2020）豫1681民初5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未到庭，上诉人彭秀丽及其与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一力到庭；被上诉人栾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到庭；被上诉人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负责人张宗志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林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刘冬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2020）豫1681民初538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作为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刘冬的侵权行为致使彭炳言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因此，被上诉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交强险限额范围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如果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范围包括死亡补偿金、丧葬费、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被上诉人是侵权人，而非承保车辆交强险或者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对于受害人无法从交强险或者商业险种获得赔偿的部分，被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认定被上诉人的责任，该条适用于侵权人同时购买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情形，被上诉人未购买交强险，一审法院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此外，该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在于避免交强险保险公司、商业险保险公司和侵权人相互推诿，导致受害人及其家属无法获得及时、充分的赔偿，而非为未投保交强险违法者逃避法律责任提供法律依据，未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者应对受害人无法从商业险中获赔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因被上诉人未投保交强险，且被上诉人与商业险公司订立的商业保险合同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列为免赔项目，导致上诉人客观上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2、商业险保险合同系被上诉人与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祥公司）订立，保险理赔系经被上诉人参与、同意且未提出任何意义，视为其认可赔偿协议（商业险）的赔偿范围，自愿承担商业险以外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赔偿协议（商业险）系上诉人对其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事实认定明显错误。涉案车辆商业险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理赔，不仅是一种商业惯例，而且是基于被上诉人与中祥公司所订立《统筹服务条款》的明确约定。因此，上诉人客观上无法要求中祥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主观上讲从未、也不可能放弃该项诉求。一审法院认定赔偿协议是上诉人对其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必然由交强险优先赔偿，如果受害人或者近亲属既无法从交强险，又无法从商业险中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可另行主张。一审法院认定交强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4、被上诉人具有重大过错，给上诉人造成严重损失，应赔偿10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一，刘冬强行超车造成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第二，交强险是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涉案车辆未投保交强险，被上诉人不仅应承担行政责任，而且应承担更高的民事责任。第三，彭炳言在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其身体遭受严重碾压，给其家人带来突然打击。第四，交通事故发生后，四被上诉人相互推诿，不愿承担赔偿责任，不配合保险理赔。一审中也极力推脱，主观恶意明显。第五，彭炳言家庭经济困难，其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他的死亡给家庭经济带来重创。第六，事故发生后，彭炳言的亲属无法接受现实，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综上，应支持上诉人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及原审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辩称，1、被答辩人在交强险范围外另行主张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高且没有法律依据。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认定。本案中，受害人彭炳言事发时已73岁高龄，因此，被答辩人主张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过高。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赔偿的范围、顺序，以及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所有的权力，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而被答辩人却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所赋予的权力来进行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2、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肇事车辆购买了限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统筹，足以支付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交强险范围外的全部损失，而被答辩人在没有将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在内时，擅自与商业险公司庭外达成赔偿协议，且已履行完毕。被答辩人的行为明显加重了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于被答辩人又通过诉讼向其他赔偿义务人单独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应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虽然肇事车辆因车主原因未投保交强险，但只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栾军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刘冬未到庭答辩。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在相当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1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共计人民币112000元（大写：壹拾壹万贰千元整），四被告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大写：拾万元整），四被告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责任；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承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支付的律师费共计人民币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四被告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20年7月6日14时58分，被告刘冬驾驶挂靠在被告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名下，被告栾军所有的皖Ｋ×××**重型半挂牵引车/皖K9A**重型自卸半挂车沿G345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路段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孙店镇××路，在行经人行横道时，涉案车辆违法超车，与由西向北左转原告邓顺英之丈夫彭炳言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涉案车辆左侧后轮碾压彭炳言及其驾驶的电动二轮车，致使彭炳言当场死亡、电动二轮车严重毁损。（2）该事故经项城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验做出项公交认字【2020】第00048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皖皖Ｋ×××**型半挂牵引车/皖皖K9A**型自卸半挂车刘冬负事故全部责任，彭炳言无责任。（3）被告皖Ｋ皖Ｋ×××**半挂牵引车/皖K皖K9A**自卸半挂车在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机动车综合安全统筹服务第三者统筹限额为100万元。（4）事故发生后，原告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与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赔偿协议约定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110000元以外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四原告近亲属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各项损失共计163040.79元，已履行完毕。（5）被告皖Ｋ×皖Ｋ×××**挂牵引车/皖K9皖K9A**卸半挂车没有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6）被告刘冬系被告栾军的雇员。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刘冬驾驶皖Ｋ**皖Ｋ×××**牵引车/皖K**皖K9A**半挂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致四原告近亲属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害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人与侵权人不是同一人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肇事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存在过错，被告栾军应在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侵权人刘冬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肇事车辆挂靠在被告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总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有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的损失，被告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在综合安全统筹服务第三者责任统筹限额内承担，仍有不足的有侵权人予以赔偿。该肇事车辆在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限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统筹，足以支付原告的全部损失。但四原告与中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在综合安全统筹服务第三者统筹限额内庭外达成赔偿协议（商业险）,赔偿原告163040.79元，且已履行完毕，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系原告对其民事权力的自由处分，该处分行为不得加重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因此，四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不得超出交强险限额承担部分，即112000元（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财产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被告刘冬系被告栾军雇佣的驾驶人员，在该事故中在没有超车的条件下强行超车是造成该起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刘冬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雇主栾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四原告的近亲属因交通事故受害，应当获得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栾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四原告近亲属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财产损失共计112000元。被告刘冬、被告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被告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四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90元，由四原告承担1300元，被告栾军承担109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上诉人与中祥公司保险理赔人员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等。以此证明：被上诉人作为被保险人，涉案保险理赔经被上诉人参与、同意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被上诉人认可赔偿协议的赔偿范围，自愿承担商业险意外的赔偿责任。一审认定赔偿协议系上诉人对其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系认定事实错误。第二组证据：广东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以此证明：受害人彭炳言家庭生活困难，其儿子彭令军之子身患××，每月需支付上万元治疗费，彭炳言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其死亡给家庭经济带来重创，应综合考虑所有相关因素，由被上诉人承担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安徽阜阳盛金物流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从聊天记录来看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参与协商赔偿并自愿承担商业险以外的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上诉人在庭外与商业险公司私下达成赔偿协议，应视为其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对于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栾军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是新证据及改变案件定性的证据。对于第一组证据，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未提供原始载体，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另外，被上诉人栾军没有参与协商，也不可能放弃保险公司的理赔。从证据形式及内容看不能证明聊天双方，更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二组证据，从内容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栾军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依据。对于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对于第一组证据，第一，上诉人未提供原始载体，无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从内容看，仅能证明上诉人与中祥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栾军等人参与协商并在交强险限额外还愿意另外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第二组证据，从证据内容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更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综上，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由于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发生、责任的承担比例及涉案车辆在中祥公司购买有机动车综合安全统筹服务第三者统筹限额为100万元等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二审予以认定。对于双方争议的部分，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由于涉案事故造成受害人死亡，且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认定，车辆一方承担全部责任，故上诉人一方有权向各被上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由于涉案车辆未购买交强险，仅在中祥公司购买限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统筹险，故对于上诉人一方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应先由被上诉人刘冬、栾军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责任；超出较强险的部分，由中祥公司在统筹险限额内承担责任。结合本案实际，上诉人一方的各项损失数额除死亡赔偿金、丧葬费273040.79元外，还应当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高于10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对于上述损失，应先由被上诉人刘冬、栾军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12000元外，剩余部分可由中祥公司在统筹险限额内全部承担。但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上诉人邓顺英等人在与中祥公司协商时，仅主张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共计273040.79元，对于其他的部分并未主张。由于上诉人对其与中祥公司达成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并无异议，该协议应为有效协议。上诉人在与中祥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后在交强险外再向被上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加重了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故不应支持。因此，原审认定上诉人与中祥公司的协商是其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0元，由上诉人邓顺英、彭令军、彭丽娜、彭秀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发亮审判员  张淮滨审判员  张建松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昱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