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09刑终11号 原公诉机关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建东，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为泰安市泰山区，泰安市公安局泰山景区分局民警，住泰安市泰山区。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于2020年4月1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阚吉峰、仉凯，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建东犯危险驾驶罪一案，于二O二O年十二月十七日作出（2020）鲁0902刑初37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建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泰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成军、检察官助理赵龙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孙建东及其辩护人阚吉峰、仉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20年4月3日23时58分许，被告人孙建东酒后驾驶鲁Ｊ×××××号报废普通二轮摩托车沿泰安市擂鼓石大街由西向东行驶至烟草公司门前西侧时与郭某1停放在道路南侧的鲁Ｊ×××××号轻型栏板货车相撞，致孙建东受伤、辆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检验，孙建东上肢静脉血中乙醇含量为195.4mg/100ml，属醉酒驾驶。 被告人孙建东明知他人报警，仍然在现场等待，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书证 1、被告人身份信息、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实：被告人孙建东的出生日期等基本情况，作案时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孙建东有机动车驾驶证，C1证。鲁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机动车所有人为魏某，出厂日期为1995年8月1日，强制报废期止2008年9月4日，检验有效期至2003年12月31日，保险终止日期2007年10月31日，机动车状态为注销，违法未处理； 2、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归案情况说明、事件单证实：2020年4月4日0时许，泰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电话报警称，在向某农贸市场，电动车和厢货发生交通事故，人伤，已通知120。民警到达现场，发现摩托车驾驶人孙建东有饮酒驾车嫌疑，其受伤被解放军960医院120带走。现场勘查结束，民警立即到医院找到孙建东，立即提取孙建东上肢静脉血进行酒精含量检测。经鉴定，孙建东上肢静脉血中乙醇含量为195.4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2020年4月5日，泰安市公安局泰山分局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其立案侦查； 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回执证实：孙建东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郭某1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该认定书已送达被告人； 4、交通事故和解协议书证实：郭某1与朱某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自负责自己的各项损失，不向对方主张权利； 5、诊断证明证实：解放军960医院于2020年4月8日出具证明，证实被告人孙建东上唇裂伤术后，牙外伤。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郭某1的证言证实：2020年4月3日晚，郭某1将鲁Ｊ×××××号轻型栏板货车停放在擂鼓石大街中国烟草西侧； 2、证人许某、陈某、李某、王某、孙某1的证言证实：2020年4月3日23时59分许，在中国烟草西侧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和一厢式货车碰撞，致前者受伤。证人李某拨打110报警电话。在120、交警来到现场后，伤者由120送往解放军960医院救治。 （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孙建东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20年4月4日晚上，孙建东和弟弟孙建军在的家中喝的酒，孙建东喝了大约三四两白酒。到了晚上22时许，孙建东得知母亲身体不适，就想去华新和园看望母亲。因出门未打到车，孙建东就骑着鲁Ｊ×××××号二轮摩托车出门了，沿着擂鼓石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烟草公司门口时，一辆货车在道路南侧停着，孙建东看到车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便和货车尾部发生碰撞。当时孙建东受伤，摩托车受损。事故发生之后救护车来到现场，孙建东没有上车，等到交警同志来到现场孙建东才去医院的。鲁Ｊ×××××号二轮摩托车是朋友魏某的，车辆状态是注销，车辆没有交强险。孙建东有驾驶证为C1证。孙建东对酒精检测结果没有异议。 （四）鉴定意见 1、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证实：被告人孙建东于2020年4月4日0时51分在解放军960医院提取血样。A、B样本盛装容器编号处有按手印，被提取人签名为孙某2代孙建东； 2、泰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于2020年4月4日出具的泰公刑鉴（毒）字【2020】040438号检验报告、鉴定意见通知书、送达回执证实：被告人孙建东静脉血中检出乙醇成分，血样中乙醇浓度为195.4mg/100ml。该鉴定意见已告知被告人； 3、泰安市鲁伟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泰鲁伟司鉴[2020]交鉴字第107号鉴定意见书（附检验照片）、鉴定意见通知书、送达回执证实：事故形成过程为2020年4月3日23时58分许，孙建东驾驶鲁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擂鼓石大街由西向东行驶至中国烟草公司西侧时，在现场道路中央黄虚线南侧非机动车道线处，遇前方头东尾西停放在非机动车道的鲁Ｊ×××××号轻型栏板货车，鲁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右侧前部与J6601G号轻型栏板货车后部左侧发生碰撞接触；碰撞后鲁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停止于事故现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计算鲁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事故时的行驶速度。该鉴定意见已送达被告人。 （五）视听资料 1、案发现场监控视频证实：侦查机关调取了岱道庵路与向某街、岱宗大街路口、烟草公司门口监控视频，2020年4月3日23时58分许，孙建东驾驶鲁Ｊ×××××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擂鼓石大街由西向东行驶至中国烟草公司西侧时，与前方头东尾西停放在非机动车道的鲁Ｊ×××××号轻型栏板货车碰撞； 2、侦查机关查获被告人孙建东视频证实：案发当时的道路情况、现场方位、到案过程及提取被告人血液样本的情况。民警来到现场处理事故中，孙建东多次拒不向民警交代姓名等个人信息，且以没事为由不配合前往医院；来到医院后，孙建东多次表示系个人行为，希望内部处理，并曾有拒绝抽取血样的情况。此外，在孙建东在整个过程中未提及其母亲身体不适的情形。 （六）现场勘验、检查等笔录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笔录（附事故现场图、事故照片卡）证实：2020年4月4日零时15分至35分，侦查机关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笔录记载了事故地点、现场环境、现场伤亡人员、车辆、痕迹等情况，并对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孙建东抽血进行酒精含量检测。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建东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对被告人抽取血样的行为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不是刑事侦查行为的辩护意见，原审法院认为，刑事侦查活动应始于刑事案件正式立案后，立案前公安机关根据查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可以采取不限制被调查对象人身自由及财产权利的初查行为。本案中公安机关强制提取被告人的血样是在刑事立案之前，且强制提取血样暂时限制了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亦不属于初查行为，因此并非刑事侦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测试检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为检验体内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含量，依法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可以明确强制检查血液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故该辩护意见正确，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抽取血样封装送检过程存在严重的程序漏洞，不排除检材在封装过程中被替换的可能性的辩护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侦查机关对当事人血样提取过程全程录像，提取的血样当场登记封存，被告人及亲属均在场，且未提出异议，可以保证收集的证据合法有效，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正确，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抽取血样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依此调取的物证不能作为刑事案件定案的依据的辩护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只有在收集物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本案中，在案证据显示本案中公安机关在作出抽取血样行政强制措施的决定时，违反了相关行政法规定，如未开具检验血液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未告知被执法对象公安机关采取行政措施的理由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等，但提取血样的过程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而获取的物证，对其血样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故本案通过行政强制措施收集的物证不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即本案公安机关强制抽取的血样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仍然在现场等待，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同时鉴于其初犯、偶犯，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无证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孙建东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九千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孙建东以“本案中交警执法部门对其实施的抽取检验血液的行为存在很多严重的违法事由；泰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泰公刑鉴（毒）字［2020］040438号检验报告因为其检材提取程序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且检材在封装送检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法事由，不能排除检材在封装送检过程中被替换混淆的可能性，该份检验报告作为本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存在重大问题，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案事出有因，上诉人骑两轮摩托车仅造成轻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并且得到了当事人的谅解，犯罪情节明显轻微，要求改判上诉人无罪或免予刑事处罚”为由提出上诉。 其辩护人提出“本案交警执法部门在对孙建东提取检验血样以及在对血样检材进行封装送检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泰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泰公刑鉴（毒）字［2020］040438号检验报告，因办案单位对孙建东的血样物证存在检材收集和送检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要求的情形，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所以该鉴定意见应当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上诉人孙建东具有自首情节，属于初犯、偶犯，平时表现较好，本次案发事出有因，认罪悔罪，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提出如下出庭意见： 1、上诉人孙建东某成危险驾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交警执法部门对上诉人孙建东未进行呼气检测，而是直接抽血进行酒精检验，并未违反相关规定。对孙建东抽血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其家人在场，能够保证血样的来源真实。公安机关出具的说明能够证实送检过程规范操作，不存在血样更换、被污染的情况。二审期间补充的录像资料完整呈现了整个采血过程，录像内容连贯、摄像头全程面对采血过程拍摄未曾中断，未见剪辑、增加、删改等情形。该录像来源合法、过程完整、内容客观，录制过程未见违反法律法规情形。二审期间经过调查了解，公安机关出具说明证实，孙建东血样送至物证保管室，当日工作时间由两名民警送至刑科所进行检验。该过程不存在更换、污染的可能，没有线索或证据指向公安机关会更换血样、变更血样。提取血样的过程有充足证据显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而获取的物证。 2、公安机关制作强制措施凭证的行政程序违法对检测结果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案中，公安机关强制抽取被害人血样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在作出强制措施凭证时违反了相关规定，如非上诉人本人签字，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前已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或在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手续，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也作出了（2020）鲁0902刑初6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上诉人检验血液的行为违法，但公安机关对上诉人提取封装血液的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且上诉人对血液检测结果没有异议，该程序违法并非导致通过非法搜查、扣押而获取血样，对血样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不产生实质影响，不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因此，抽取的血样和血液检测结果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时，虽然行政违法判决并未生效，但已经对公安机关执法情况及对证据的影响进行了表述，量刑时既考虑自首、初犯、偶犯等从轻情节，也考虑了从重处罚的情节，建议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内容。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的证据与一审相同。另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孙建东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行初61号行政判决书一份及申请播放了原审的一段视频资料，欲证实本案上诉人孙建东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行政违法纠纷一案，经过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判决，判决“确认被告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作出3709993000759964《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原告孙建东‘检验血液’的行为违法”。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2020年4月4日在960医院现场，交警执法部门在对孙建东酒驾进行处理时系执法人员主动给孙建东提出不进行吹气测试了，而不是因孙建东无法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对上述证据本身无异议，提出了“行政判决不影响本案物证、血液检验报告的采信认定；交警执法部门未给孙建东吹气测试主要基于孙建东嘴部伤情的原因，同时也符合相关规定”的质证意见。 上诉人孙建东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0医院住院病案一份、亲属关系证明一份、以及《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I级响应措施的通告》，欲证实在案发当晚，上诉人确系接到其母亲病危的通知，因情况紧急，而且时值新冠疫情防疫防控最为紧张的时刻，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均已停运，上诉人在万分无奈之下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老母亲住处探视，因此才铸成大错。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对上述证据本身无异议，提出了“该证据不是本案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上诉人孙建东的辩护人还当庭提交了泰安市公安局泰山景区分局出具的关于《孙建东同志平时表现》的情况说明一份以及关于孙建东立功受奖的情况，欲证实上诉人孙建东在工作中一直任劳任怨、在同事和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并且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在工作中多次立功受奖。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对上述证据本身无异议，提出了“孙建东表现良好，量刑时应该予以酌情考虑，但其作为警务工作者更应当遵纪守法，而非知法犯法”的质证意见。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向法庭出示了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出具的工作说明、民警赵某、冯某出具的工作说明各一份以及交警抽取孙建东血样的DV拍摄视频，欲证实2020年4月4日，刘特手持SONY(R)HDR-PJ670号数码HD摄录一体机跟随冯某、赵某在解放军960医院对孙建东抽血过程全程摄像，内容真实，无删除、修改、增加等情况。光盘内容显示，该视频录制的画面清晰，可见医生对孙建东抽血的整个过程。贴编号封装、填写登记表均当时完成。封装后，办案交警拿封装袋让孙建东签字，其妻子表示手不能签，让儿子代签，其儿子一开始提出异议，交警对其讲述全程录音录像，其儿子签字认可，签完字后又让孙建东看了封装袋，告知其儿子替其签字。其未提异议。2020年4月4日0时，接匿名电话“139××××5831”报警称，向某农贸市场，电动车和箱货，人伤，已通知120。城东大队事故中队值班民警赵某、冯某及辅警刘某、刘特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经询问现场群众及当事人，初步确定事故系厢式货车违规停车，摩托车驾驶员孙建东满身酒气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二轮摩托车）操作不当造成。孙建东当时受伤严重，神志不甚清晰，满面血迹且口腔不断出血，无法现场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在勘查现场过程中，孙建东家属和孙建东先行乘坐120急救车到解放军960医院救治，事故民警勘查完毕现场立即赶赴医院告知孙建东依据程序规定需要抽取其上肢静脉血液固定证据，在其家属及儿子孙某2的见证下采集了孙建东的上肢静脉血液并将血液装进血样密封袋封存，由于孙建东受伤不便签字，由其儿子孙某2对上述过程代其签字确认，民警返回中队后按规定将血样放到中队物证室冰箱内保存。 上诉人孙建东质证后认为，DV摄像机无法看出血样编号，说孩子签字了告知其了但是孩子不在现场，如何封装的其也不知道，孩子签字时表格是空白的，也没告知是什么表，填表时是辅警办理的，辅警没有办案权。血样也掉在了地上，编号也没拍清楚。上诉人孙建东的辩护人质证后认为，该视频资料在行政案件过程中交警已经向法庭提交，经质证后法院作出了交警部门违法、依法予以撤销的判决。该录像结合一审卷宗相关视频资料，所有视频资料都未清楚拍摄出抽取孙建东血样后所盛装血样容器的编号，因为该容器上存在两排相同的编号，封装人员需要撕下第一排编号贴到血样登记表上由被提取人进行确认捺印。但是整个过程全部在案视频录像均没有完整的拍摄到，而且在提取登记表上确认捺印的不是本案当事人孙建东，而是其儿子孙某2。根据现场情况来看，孙某2在血样提取封装的过程中并不在现场，而是在血样被装进封装袋贴上标签后才进入的提取封装现场，交警执法人员在其完全没有参与见证整个封装的过程下直接由其代孙建东签字。虽然交警执法人员在代签前有给孙建东的配偶讲让其儿子代签，但是恰恰孙建东及其配偶也均没有看到血样的整个封装过程，孙建东本人并没有明确授权让孙某2代签。基于上述情况该封装血样不排除被替换的可能，根据视频最后血样封装完毕后直接由交警执法人员在未经过低温密封保存的情况下带离提取现场。该视频并不能对一审公诉人出示的关于鉴定意见检材来源的证据进行补正。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向法庭出示了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提供的物证保管登记台账封面、物证保管登记台账、血液保存密封袋封面复印件各一份，欲证实2020年4月4日，向阳小区门口事故提取的血样两份送入物证室，当日将一份血样送检，孙建东被抽取的血样备份至今仍然密封低温保存在该物证保管室留待备查。 上诉人孙建东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其辩护人质证后认为，该登记台账记录内容不能证实执法人员对血样进行了低温保存。 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的检察员还向法庭出示了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山区城东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实2020年4月4日9时许，泰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东大队民警李健、张**由城东大队事故中队物证室领取孙建东上肢静脉血血样一份，立即至泰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科学研究所送检，并于当日上午11时许将泰公刑鉴（毒）字（2020）040438号检验报告领回。 上诉人孙建东质证后认为，没有编号无法证实其血样在里面放着。其辩护人质证后认为，根据该情况说明可以证实血样是4月4日9时被送检，执法部门如果不能证实该血样是送检之前低温保存，在送检前已经经过8小时，在当时的天气条件下不低温保存已经影响了最终的检验结果。 上述证据均经二审开庭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建东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对于上诉人孙建东提出“本案中交警执法部门对其实施的抽取检验血液的行为存在很多严重的违法事由；泰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泰公刑鉴（毒）字［2020］040438号检验报告因为其检材提取程序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且检材在封装送检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法事由，不能排除检材在封装送检过程中被替换混淆的可能性，该份检验报告作为本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存在重大问题，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案事出有因，上诉人骑两轮摩托车仅造成轻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并且得到了当事人的谅解，犯罪情节明显轻微，要求改判上诉人无罪或免予刑事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提出“本案交警执法部门在对孙建东提取检验血样以及在对血样检材进行封装送检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泰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泰公刑鉴（毒）字［2020］040438号检验报告，因办案单位对孙建东的血样物证存在检材收集和送检程序不符合法定程序要求的情形，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所以该鉴定意见应当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上诉人孙建东具有自首情节，属于初犯、偶犯，平时表现较好，本次案发事出有因，认罪悔罪，要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测试、检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到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九）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第五十六条中又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认定“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已经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本案中，交警部门在对上诉人孙建东实施检验血液的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且在执法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属于程序违法，但在案证据显示交警部门执法的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提取的血样当场登记封存，上诉人孙建东及其亲属亦在现场，交警部门违法取得的物证尚达不到“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程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依法不应予以排除。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孙建东具有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已在法定幅度内对其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上诉人孙建东在无驾驶摩托车资格的情况下，醉酒驾驶报废的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95.4mg/100ml，具有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本案不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泰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提出的出庭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凌强 审判员  王 蕾 审判员  王君远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崔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