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6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灌云同仁医院，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伊山镇新民南路**。法定代表人：周立春，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红伟，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奎山****法定代表人：蒋金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青，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剑钧，男，1963年7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上诉人灌云同仁医院因与被上诉人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何剑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1民初7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灌云同仁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红伟，被上诉人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金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国青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何剑钧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灌云同仁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是被上诉人主张的2016年7月29日的产品购销合同系上诉人与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签订，灌云县民政局因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是灌云仁济医院申请在先，并没有批准作为灌云同仁医院下设机构，只批准灌云同仁医院注册，在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一审法院已进行了认定，出于对被上诉人照顾，理应驳回起诉，结果让其自行撤诉。本次起诉，却作此判决，且连账目没有对清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是根据其他人员所发信息推断上诉人欠款数字进行判决，明细错误。二是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蒋金龙，在一审并没有出庭，坐在代理席的是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及蒋吉岭，可以调取一审的庭审录像，蒋吉林没有代理权，其在一审的代理发言应当属于无效。第二点，一审超诉讼请求判决，一审被上诉人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来计算，后来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出现了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没有经过被上诉人的变更。第三点，在一审判决书的第14页第二段，同仁医院的会计短信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蒋金龙联系，这个证据因为一审上诉人没看到过这个证据。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辩称，1.通过上诉人在民政部门的备案登记信息可知，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系上诉人的内设机构，其医院门头及宣传册上均有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的显著标识。因此对于其内设机构及在筹建灌云同仁医院期间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均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2.上诉人主张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系灌云仁济医院下设机构，没有事实依据。3、我方曾在第一次诉讼时保全了上诉人银行账户，上诉人多次和我方协商，请求解除保全并承诺每月3万元支付剩余货款，处于对其信任及解决争议，我方撤诉，然上诉人非但未能兑现承诺，反而转移、隐匿财产。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何剑钧未到庭答辩，庭后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灌云同仁医院、何剑钧偿还货款共计422727元及支付暂计算至2019年12月12日的逾期利息并继续支付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后续利息；2、案件受理费用和其他费用由灌云同仁医院、何剑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9日，何剑钧在发起筹建灌云同仁医院的过程中以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法定委托人的身份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其中约定：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向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订购合同总价483070元的医疗器械，货物送达地址为灌云县伊山镇新民南路65号同仁医养康复医院，并约定货到清点验收后六个月内付总宽的50%，余款确保一年内付清。同日，何剑钧在该合同所附的载明货物名称、型号、数量、成交价的《灌云县医养康复护理院采购目录》中签署“同意此价格”的意见。上述《产品购销合同》及《灌云县医养康复护理院采购目录》加盖有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供方）和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需方）的印章。2016年9月24日，何剑钧在与上述采购目录相应的《医疗设备销售清单》中签署“以上货全部收到、验收合格”并加盖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的印章。2016年8月8日，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灌卫医设自[2016]8号《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设置地址位于灌云县仁医院（内设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2016年11月15日，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了医疗机构名称为灌云同仁医院、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的执业证书，其上载明该医院的地址为灌云县伊山镇新民南路65号、法定代表人为周立春、主要负责人为何剑钧。2016年11月16日至18日，灌云同仁医院填写发起人为周立春、何剑钧、主要负责人（院长）为何剑钧、法定代表人为周立春的有关备案资料并向灌云县民政局提交申请注册登记灌云同仁医院的报告。2016年11月23日，灌云县民政局下发灌民发[2016]118号《关于同意灌云同仁医院注册登记的批复》，同意注册登记灌云同仁医院。在此前后，何剑钧分别以灌云同仁医院的名义并作为该医院的法定委托人于2016年10月16日、11月20日、2017年4月16日、5月30日与原告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上述合同需方单位处加盖有被告灌云同仁医院印章、其法定代理人处均由何剑钧签名。其中2016年10月16日的《产品购销合同》载明所购物品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总价款，合计金额原为97180元，后增补120元后为97300元，货物到达地点为灌云县伊山镇新民南路65号（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六个月内付总款的50%、一年内付清全款。该合同附有何剑钧于2016年10月25日签署“货已收到”字样的《医疗设备销售清单》；2016年11月2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原载明便厕床垫10张1950元、库房药架8架19200元、药盘16个2176元，后追加不锈钢输液架带两个勾（2016.12.19日发货）60个2700元，相应的合计金额由23326元变为26026元，货物到达地点为灌云县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货款六个月内付50%、余款一年内付清；2017年4月16日的《产品购销合同》载明购买单摇床、双摇床等合计金额40843元，货物到达地点为灌云县新民南路65号（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约定货到清点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2017年5月3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载明购买护理车、治疗车等合计金额5490元，货物到达地点为灌云县同仁医院，货款结算方式为货到清点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其后灌云同仁医院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于2017年3月28日、9月27日、11月23日、2018年2月7日、6月22日、9月25日向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0000元、40000元、40000元、40000元、10000元和40000元。2019年2月11日至3月3日，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金龙通过微信与何剑钧联系索要货款，何剑钧称“医保费用还未下来，大约要在20号以后”、“25号左右医保处才放款”、“款还在协商，未放，正在查”、“目前医院极端困难”。2019年3月4日，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业务员蒋吉岭前往被告处索要货款，何剑钧制作打印甲方（购买方）为灌云同仁医院、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乙方（供货方）为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还款计划协议书》并在甲方灌云同仁医院处签名且签署“相关金额以双方账务核对为准”的内容后交给蒋吉岭。该《还款计划协议书》所载内容为：甲方在筹建医院期间购买医疗设备总价值652727元，乙方已付230000元，下欠货款422727元，因医保政策等原因支付能力不足，经甲乙双方协商，从2019年3月算起，医院待医保局统筹费用支付后，根据实际情况支付乙方。2019年3月14日，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灌云同仁医院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被告偿还货款共计422727元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以（2019）苏0311民初1772号立案受理并于2019年8月12日开庭进行了审理。灌云同仁医院在该案审理中认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称其只找到两份合同，即其在案件审理中提交的签订日期为2016年10月16日和11月2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各一份，其中签订日期为2016年11月20日的合同内容与原告提交的同日期合同相一致，签订日期为2016年10月16日的合同与原告提供的同日期合同相比，差异在于“追加不锈钢输液架带两个勾（2016.12.19日发货）60个2700元”的内容以及合计金额不同。灌云同仁医院在该案中主张其已超付货款并称对超付的货款保留诉讼的权利。该案审理期间，灌云同仁医院的会计曾通过短信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金龙联系，表示愿意私下协商解决，称被查封的账户存款有50000元并要求解封被查封的账户“2万是我们员工住院报销款，3万付给你们。你们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方案可行性”。其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9日申请撤回该案诉讼。2019年12月12日，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灌云同仁医院、何剑钧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何剑钧在提起的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灌云同仁医院应诉后以辩称理由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灌云同仁医院在审理中认可曾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四份《产品购销合同》，但以部分合同存在添加、涂改为由主张具体货款金额需财务对账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灌云同仁医院对其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认可其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之间签订过四份《产品购销合同》且对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交的加盖灌云同仁医院印章的四份《产品购销合同》不予否认，而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合同中签订日期为2016年10月16日和11月20日的《产品购销合同》与灌云同仁医院在前案审理中提交的相同日期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除所供货物增加及相应货款变动外，其他内容均相同，因此，一审法院确认上述《产品购销合同》确系原、被告之间签订且基于上述合同在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除上述四份《产品购销合同》外，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还提交了何剑钧作为法定代理人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的需方为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并加盖该护理院印章的《产品购销合同》及所附采购目录和被告何剑钧签署“以上货全部收到、验收合格”内容的医疗设备销售清单，并以此主张灌云同仁医院应承担由其内设机构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与原告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即支付该合同约定的货款。灌云同仁医院否认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系其内设机构并主张该《产品购销合同》与其无关，也不同意支付该合同涉及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该《产品购销合同》签订于灌云同仁医院（内设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筹建期间，系由灌云同仁医院发起人之一且在灌云同仁医院经批准设立后的主要负责人（院长）的何剑钧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洽谈签署并实际接收合同约定的货物，合同约定的送货地点为灌云同仁医院的所在地灌云县伊山镇新民南路65号；灌云同仁医院经批准设立后何剑钧作为灌云同仁医院的代理人继续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的加盖灌云同仁医院印章的四份《产品购销合同》（被告在前次诉讼中提交了其中的两份）中有三份载明的需方为灌云县同仁医养康复医院或灌云县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且四份合同的收货地址分别约定为灌云县伊山镇新民南路65号（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灌云县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或灌云县同仁医院；何剑钧于2019年3月4日向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还款计划协议书》明确载明购买方为灌云同仁医院、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其中确认的“在筹建医院期间购买医疗设备总价值652727元”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交的需方为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和需方为灌云同仁医院的五份《产品购销合同》所载货款数额之和相一致；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交的照片显示灌云同仁医院的经营场所立的标牌为“同仁医院·医养康复护理院”，结合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何剑钧及灌云同仁医院财务聊天记录所涉及的内容，足以认定何剑钧以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的名义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系为筹备中的被告灌云同仁医院购置医疗器械且该部分医疗器械用于灌云同仁医院经营的事实，故一审法院确定该合同约定的货款与被告灌云同仁医院与原告签订的四份合同所涉货款均应由灌云同仁医院向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上述五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灌云同仁医院应分别在货到清点验收后六个月内付总款的50%、余款一年内付清或货到清点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现合同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均以届满，而灌云同仁医院仅向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30000元，故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货款422727元的诉讼请求具有合同依据和实施依据，予以支持。被告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为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所认可由被告何剑钧出具的《还款计划协议书》在确定尚欠货款422727元的同时承诺所欠货款自2019年3月起支付，应视为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放弃对被告此前违约责任的追究。因此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主张的被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应自2019年4月1日起算，其标准在2019年8月20日前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而自2019年8月20日则应按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何剑钧系被告灌云同仁医院的发起人、理事会成员且系该医院的主要负责人（院长），其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应认定为履行职务的行为，该履行职务行为的后果应由灌云同仁医院承担，故一审法院对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要求何剑钧支付涉案货款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遂判决：一、灌云同仁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22727元；二、灌云同仁医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欠付货款422727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灌云同仁医院涉案交易发生时对外宣传册一页，证实上诉人对外宣传册上有同仁医院医养康复护理院的标志，且在该医院导航地图上也能清晰显示灌云同仁医院和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系同一地址，结合上诉人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材料足以认定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是上诉人的内设机构。经质证，灌云同仁医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从来没有成立，与灌云县民政局批准的灌云同仁康复护理院不一致。本院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依赖于当事人双方举证和提供反驳证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否完成取决于其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将待证事实证明到合理程度，并明显占有证据优势。灌云同仁医院主张其已了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对于2016年7月28日《产品购销合同》，其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付款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本院认为灌云同仁医院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共提供了5份《产品购销合同》，灌云同仁医院主张除2016年7月28日《产品购销合同》外，对其余四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其认可的四份合同合计金额为169659元，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分析，灌云同仁医院现已支付230000元，远超其认可的合同价款，对此灌云同仁医院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其二，从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内容分析，5份合同均采用统一格式对于灌云同仁医院认可的四份合同中，有三份合同在首部需方处注明为：灌云县同仁医养康复医院或灌云县同仁医养康复护理员；从指定的收货地点看，灌云同仁医院认可的四份合同中，有三份合同注明（灌云县）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从合同的签订主体分析，买方法定代表人处均系何剑钧签字。其三，从一审何剑钧提供的证据（原审卷84页）分析，2019年6月30日，灌云同仁医院法定代表人周立春与何剑钧召开合伙人会议，明确周立春、何剑钧合伙筹建灌云同仁医院、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的事实，以及灌云同仁医院、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的财务人员和财务账册一直由周立春管理。故对于灌云同仁医院主张的灌云同仁医养康复护理院与其无关的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另结合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照片亦显示办公楼顶部悬挂的为同仁医院•医养康复护理院铭牌。综上分析，一审结合何剑钧身份、灌云同仁医院在灌云县民政局的审批资料以及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在案证据，认定灌云同仁医院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灌云同仁医院主张的超诉请裁判问题。经查，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有关事宜的公告》，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此，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经代替了贷款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据此参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主张的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此外，对于灌云同仁医院主张的程序问题，经审查，蒋吉岭与徐州薪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金龙系父子关系，涉案争议的买卖合同系蒋吉岭经办，后续索要款项事宜亦由蒋吉岭经办，蒋金龙对其陈述均予认可。基于此，对于该问题，本院不再支持。综上，灌云同仁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71元，由灌云同仁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超审判员 费 蜜审判员 孙守明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王俞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