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8民终3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翠芳，女，196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钟祥市,系受害人杨某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莉，女，198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钟祥市,系受害人杨某之女。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秋月，女，198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系受害人杨某之女。上列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厚书，湖北王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光付，男，1952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钟祥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芳珍，女，195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钟祥市,系姚光付之妻。上列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丽花，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翠芳、杨莉、杨秋月（以下简称刘翠芳等三人）因与上诉人姚光付、刘芳珍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20）鄂0881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翠芳等三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厚书，上诉人姚光付、刘芳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丽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刘翠芳等三人上诉请求：1、撤销钟祥市人民法院（2020）鄂0881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姚光付、刘芳珍增加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293150.52元，并承担一审财产保全费3270元和保全保险费1650元；2、本案的二审诉讼费用由姚光付、刘芳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计算死亡赔偿金数额错误。原判确认的死亡赔偿金为37601元/年×19=639217元。首先是计算结果错误；其次按19年计算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者杨某于1959年7月20日出生，于2020年6月1日死亡时已年满60岁，但不满61周岁，死亡赔偿金应按20年计算即37601元/年×20年=752020.00元，少计算112803元。二、一审对处理事故亲属的误工费没有支持。事故发生时，死者的两个子女杨莉、杨秋月均在外地打工，回家处理事故和料理父亲的后事的误工费应予支持。每人计算半个月，因为在外从事餐饮业，故比照住宿和餐饮业平均收入标准计算，其误工损失为42416元/年÷12个月×0.5个月×2人=3534.67元。三、一审对精神抚慰金1万元没有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姚光付、刘芳珍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过错，对精神抚慰金1万元不予支持。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该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本案中，杨某受雇于姚光付、刘芳珍为其拆除旧房屋，姚光付、刘芳珍未提供安全防护用品，未采取任何安全预防措施，未履行必要的报批备案手续，未进行必要的安全隐患提醒，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存在严重过错，因此应当依法向死者亲属支付精神抚慰金。四、责任比例划分不当。原判确认刘翠芳等三人承担事故60%的责任比例不当。本案中，死者杨某受雇于姚光付、刘芳珍为其拆除老旧房屋，是在姚光付、刘芳珍指示范围内提供劳务活动。姚光付、刘芳珍对拆除老旧房屋存在安全风险心知肚明（见其提供的证据B1），但心存侥幸不会发生。因此，既未提供安全防护用品，也未采取任何安全预防措施，更未履行必要的报批备案手续和进行必要的安全隐患提醒，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据此，姚光付、刘芳珍应当承担事故70%的主要责任。五、一审中，刘翠芳等三人申请财产保全费3270元和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1650元应由姚光付、刘芳珍承担，原判未予裁决。综上，原判部分事实认定错误，责任比例划分不当，数额计算错误，保全费用未予裁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姚光付、刘芳珍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20）鄂0881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驳回刘翠芳等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全部由刘翠芳等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形成雇佣关系证据不足。刘翠芳等三人主张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形成雇佣关系，应当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但并没有。1、刘国云的书面证词不应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认定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形成雇佣关系，根据的是刘国云的书面证词，这既与客观常理相悖，也违反了法律规定。首先，刘国云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是事实上联系和雇请杨某的人，是本案争议的直接责任人，本应该是被告，其身份根本不适合作为证人，作为认定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实，其证词效力不应被认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2、《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人民调解终止告知书》不仅不能证实是姚光付、刘芳珍雇请杨某，反而能证实是刘国云雇请的杨某。两份文书中分别这样陈述事实：“姚光付委托亲家张某请人拆除自家老房，张某同意帮忙找人，在返回樊庙途中遇见刘国云问其是否愿意接拆房一事，刘国云答应，当即和张某一起返回冷水姚光付老屋处，三人共同商议好工钱后，定于2020年6月1日动工。”“经调查房主姚光付夫妇2020年5月30日找亲家张某请他帮忙找人拆除老屋，张某路遇凡庙村村民刘国云问其是否愿意接活，刘国云同意。当即和张某返回冷水，在姚光付的老屋与房主姚光付谈好工钱。”由此可知，本案是刘国云“接活”、“接拆房一事”，并且双方商谈好了拆房价格，这是姚光付、刘芳珍与刘国云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与他人无关。至于刘国云是找机械来拆还是雇请他人，雇请多少人，那是刘国云自己的安排；刘国云要求的2000元工钱是如何计算的，姚光付、刘芳珍并不懂，也不是姚光付、刘芳珍安排，那是刘国云自己的盘算。可见这两份文书内容并不能证实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形成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姚光付、刘芳珍和杨某形成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根本不认识，也没见过面，且未与杨某安排工作和发放工钱，根本不具备形成雇佣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刘翠芳等三人认为姚光付、刘芳珍是退休人员，经济状况比刘国云好，就与刘国云联合起来，想把责任往其身上推，称是姚光付、刘芳珍委托刘国云帮忙雇请他人拆屋，但刘翠芳等三人并没有提交委托书或相关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凭仅刘翠芳等三人的片面之词来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二、根据现有证据，应认定刘国云与杨某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刘翠芳等三人与刘国云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根据《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中所述，刘国云同意接活后，“刘国云喊了以往一起做工的杨某、李荣奎、胡大全、王长兴共5人，于2020年6月1日，前往房主姚光付家拆老房”，可见雇请杨某去拆房的是刘国云。况且，在场证人张某出庭证实，姚光付、刘芳珍是以2000元的价钱将老房拆除包干给刘国云，由刘国云组织施工，拆房器具由刘国云安排，不管用多少工，结多少工钱，吃多少费用，均由刘国云负担。不存在多退少补。事实上一审中刘翠芳等三人也认可是刘国云请的杨某，一审也查实了姚光付、刘芳珍只对刘国云支付2000元的工钱，刘国云的工人由刘国云付款，这也符合民间拆房交易习惯。因此，姚光付、刘芳珍与刘国云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刘国云与杨某形成雇佣关系。至于刘国云究竟怎样给杨某开工资，究竟从中赚多少钱或亏本，并不影响两人之间雇佣关系成立。三、杨某的死亡原因不明，死亡结果与拆迁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不清，刘翠芳等三人主张证据不足。一审中只有钟祥市冷水卫生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没有关于杨某死因鉴定报告，不能合理排除杨某因疾病死亡的可能。四、刘翠芳等三人的经济损失与姚光付、刘芳珍无关，其要求姚光付、刘芳珍赔偿相关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所涉建筑为农民自建低层住宅，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且杨某并非姚光付、刘芳珍选任，拆房工作也并非姚光付、刘芳珍指挥，姚光付、刘芳珍不存在定作指示或选任上的过失。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刘翠芳等三人全部诉讼请求。姚光付、刘芳珍针对刘翠芳等三人的上诉，答辩称，一、姚光付只请了刘国云包干拆屋，并没有请其他四个人，与其他四个人没有形成雇佣关系。姚光付将拆老房之事包干刘国云，刘国云自备工具、自己制定拆屋方案并组织实施，姚光付与刘国云是承揽关系。二、刘国云要1500元的工钱和500元的生活费，然后再由刘国云支付给杨某等人，事实上是刘国云与杨某形成雇佣关系。一人一天150元工资，是刘国云自己盘算，不是姚光付的安排。三、安排拆屋事项和现场指挥的是刘国云，不是姚光付夫妇。拆屋之前，刘国云雇请多少工人，与工人怎样谈的工程款，拆屋方案，姚光付夫妇不清楚，出事当天一大早，刘国云就直接带工人去拆屋，姚光付夫妇并不在现场，拆屋事宜均是刘国云现场指挥和安排。姚光付去现场时，老屋已拆除一半。因此，姚光付夫妇与杨某并未形成雇佣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刘翠芳等三人针对姚光付、刘芳珍的上诉，答辩称，1、一审认定杨某与姚光付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刘国云的书面证词、有姚光付的证人张某的证言，张某的证言与刘国云的证词基本一致。2、杨某与刘国云之间不构成雇佣关系，一审判决书对该理由已经进行阐述。3、杨某死因清楚。杨某是在现场被倒塌的墙体当场砸死。从被墙体砸倒到送医院不过15分钟，而且是姚光付亲自送往医院的。因此，杨某是在为姚光付拆除旧房时被倒塌墙体当场砸倒致死。4、本案所涉及的房屋拆除属于城镇房屋拆除，应当按照城镇房屋的拆建相关条例予以规范，而不是农村建房。5、原判适用法律正确，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确定姚光付的赔偿责任。刘翠芳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光付、刘芳珍赔偿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62942.72元；2.本案诉讼费由姚光付、刘芳珍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5月30日上午，姚光付委托其亲家张某（系姚光付、刘芳珍媳妇的父亲）找人拆除姚光付、刘芳珍位于钟祥市冷水镇街道老菜街××号的老屋，张某即介绍其同村村民刘国云与姚光付协商拆屋的具体事宜，姚光付与刘国云口头约定：由刘国云帮忙找5个人为其拆除老屋，两天拆完，每人每天150元，两天的午餐费500元，共计2000元；拆除物料按照姚光付的要求堆放好；2020年6月1日动工，6月2日完工。2020年6月1日早上，刘国云即邀约同村村民李荣奎、胡大全、王长兴、杨某共5人前往钟祥市冷水镇街道老菜街为姚光付、刘芳珍拆除老屋，众人到达现场后即开工拆除房屋，开工之后，姚光付、刘芳珍从钟祥市郢中镇居所回至老屋，到现场安排工人堆放物料等事宜。当天下午6时许，在拆除一面墙时，死者杨某所在位置的一堵被拆墙面突然坍塌，将正在施工的杨某和王长兴砸倒在地，王长兴小腿受伤，杨某当场就人事昏迷。姚光付即和他人一起用其电动三轮车将杨某送往冷水卫生院抢救，经查心电图，证实杨某已死亡。事件发生后，经钟祥市冷水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姚光付仅支付了3万元的丧葬费。一审法院对经济损失确认为672380.50元，其中:1.死亡赔偿金37601元/年×19年=639217元；2.丧葬费64661元/年÷12个月×6个月=32330.50元；3.交通费800元；4.医疗费33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姚光付、刘芳珍系夫妻关系，拆除房屋系二人共同财产的管理，刘芳珍应当与姚光付共同承担责任。杨某受姚光付、刘芳珍的雇请拆除房屋，在拆除房屋过程中被拆除的墙体倒塌压倒致死，姚光付、刘芳珍依法应当担赔偿责任，刘翠芳等三人请求赔偿，予以支持;刘翠芳等三人的亲属杨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伤害，应当与姚光付、刘芳珍按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姚光付、刘芳珍辩称已将房屋拆除发包给刘国云，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陈述和拆除房屋的过程来看，刘国云等五人与姚光付、刘芳珍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刘国云负责邀约另外数人参与拆除房屋，并不营利，拆除过程中，姚光付、刘芳珍到现场安排拆除物的堆放，拆除之后姚光付、刘芳珍按人工工价支付报酬，符合雇佣的形式要件，故对其辩解与刘国云形成承揽关系，刘国云是杨某等人雇主的意见不予采信。杨某在拆除墙体过程中，未充分注意自身安全，采取足够充分的安全措施，存在过错；姚光付、刘芳珍作为劳务接受者未充分注意安全，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和提示，存在对施工安全注意和保障措施不够的过错。综上所述，鉴于本案的损害结果是因在施工过程中被拆除的墙体倒塌所致，根据姚光付、刘芳珍和杨某对事故发生的避免能力范围综合考虑，确认双方责任份额划分为姚光付、刘芳珍承担40%的责任份额，刘翠芳等三人承担60%的责任份额。姚光付、刘芳珍已支付的30000元应当抵扣承担的赔偿额度。刘翠芳等三人主张的误工费标准计算过高，且没有提供证据，不予支持；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比照城镇标准计算符合湖北省地区当前的司法实践，予以采信，但应当计算19年；主张的交通费过高，超过实际必要开支，酌定800元。姚光付、刘芳珍对本案的发生没有直接过错，对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姚光付、刘芳珍向刘翠芳、杨莉、杨秋月赔偿268952.20元（已付30000元）；二、驳回刘翠芳、杨莉、杨秋月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项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14元，减半收取1457元，由姚光付、刘芳珍负担。二审中，姚光付、刘芳珍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但刘翠芳等三人提交了财产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发票二张，拟证明其开支财产保全费3270元、保全保险费1650元，该损失应当得到支持。姚光付、刘芳珍对二张发票的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刘翠芳等三人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该费用如何处理由法院依法审理。对证据的审核意见，双方对二张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二审予以采纳。至于财产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是否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将在争议焦点部分阐述理由。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刘翠芳等三人提出了下列异议：1、一审认定张某系姚光付、刘芳珍媳妇的父亲不正确，因张某的儿子是姚光付的女婿，应该表述为张某系姚光付、刘芳珍女婿的父亲。2、一审认定“张某即介绍其同村村民刘国云与姚光付协商拆屋的具体事宜”，但漏掉了一个前提，根据张某证言，张某本人与刘国云就拆屋价格协商好后，与刘国云一起到冷水镇找姚光付确认，并协商拆屋具体事宜。3、一审认定死亡赔偿金数额错误。一是按一审确定的19年计算的数额是错误的，二是死亡赔偿金应该按20年计算，不应按19年计算。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姚光付、刘芳珍对一审认定“姚光付与刘国云口头约定：由刘国云帮忙找5个人为其拆除老屋，两天拆完，每人每天150元，两天的午餐费500元，共计2000元；拆除物料按照姚光付的要求堆放好；2020年6月1日动工，6月2日完工”的事实有异议，认为应该是姚光付与刘国云口头约定由刘国云2000元包干拆除老屋，而不是由姚光付安排刘国云找人拆除房屋，至于找多少人拆，给多少工资，是刘国云自己的安排。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双方无争议的部分，二审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二审审核如下：关于张某是否系姚光付、刘芳珍媳妇父亲的问题。张某的儿子与姚光付的女儿结婚（一审庭审笔录第64页，张某的证言），张某的儿子是姚光付、刘芳珍的女婿，张某应是姚光付、刘芳珍女婿的父亲。姚光付、刘芳珍也认为一审表述错误，故二审予以纠正。关于一审是否遗漏了张某与刘国云就拆屋价格已初步协商的问题。从张某的证言，刘国云的证词来看，拆除房屋的具体事宜包括工钱，最后由姚光付与刘国云协商后确定，但张某与刘国云就拆屋工钱是否进行过初步协商，不影响对姚光付与刘国云系承揽关系，或者姚光付与杨某系雇佣关系的评判，故对该事实争议不予审查。关于死亡赔偿金是否计算错误的问题。对本案死亡赔偿金，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一审按19年计算错误，应按20年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按20年计算，故二审予以纠正。二审确定死亡赔偿金为752020元（37601元/年×20年）。关于姚光付与刘国云是否口头约定由姚光付安排刘国云找人拆屋及刘国云2000元包干拆屋的问题。1.张某一审中只证实了由刘国云拆除房屋，工钱按人工一人一天150元，大约要10个工，计1500元，另加500元的生活费的事实，没有提及姚光付与刘国云口头约定由刘国云帮忙找5个人拆除老屋。一审认定姚光付与刘国云口头约定由刘国云帮忙找5个人拆屋，只有刘翠芳等三人一审举证的刘国云书面证词，因刘国云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一审认定姚光付与刘国云口头约定由姚光付安排刘国云找5人拆屋的事实证据不足，二审予以纠正。2.张某与刘国云就拆除姚光付的老房子，需要10个工，每个工一天150元，午餐费500元，共计2000元的证词基本一致，一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对姚光付的老房子是由刘国云承包拆除即姚光付与刘国云形成承揽关系，还是由刘国云包括受害人杨某在内等5人共同拆除即姚光付与受害人杨某形成雇佣关系，涉及到对法律关系的评判问题，将在争议焦点部分阐述理由。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刘翠芳等三人二审提交的二张发票，二审补充查明如下事实：姚光付老房子的墙体与邻居家的房屋较近，中间是一个很窄的巷子，为防止墙体砸向邻居家的墙，杨某等人站在巷子里往姚光付屋里推墙，导致墙体倒塌砸伤杨某。刘翠芳等三人在一审中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3270元，并支付了财产保全保险费1650元。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杨某与姚光付、刘芳珍及刘国云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2、如果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存在雇佣关系，一审确认杨某承担60%、姚光付、刘芳珍承担40%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3、误工费、精神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4、财产保全申请费、保全保险费如何负担。下面就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关于杨某与姚光付、刘芳珍及刘国云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1、姚光付、刘芳珍与刘国云是否存在承揽关系。姚光付、刘芳珍主张其与刘国云之间系承揽关系，其提交的证据是姚光付起草的两份拆屋协议（一审卷第51页）、事故现场照片四张（一审卷第51-52）、马秀玲的证言（一审卷第62-63）、张某的证言（一审卷第63-65页）。从上述证据来分析，事故现场照片只能反映拆屋现场；拆屋协议上没有刘国云的签名，仅是姚光付自己起草的单方协议，不排除是事故发生后姚光付书写的；马秀玲只是证明在拆屋时看到姚光付手上拿着材料纸，并不能证明姚光付当时起草了协议及协议的内容；张某是姚光付的亲家，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姚光付、刘芳珍举证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刘国云之间系承揽关系。2、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刘翠芳等三人主张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存在雇佣关系，其提交的证据是刘国云书面证词（一审卷第47-49页）、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审卷第44页）、人民调解终止告知书（一审卷第45页），另外，其认为姚光付的证人张某的证言也可以证明姚光付与杨某存在雇佣关系。从上述证据来分析，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人民调解终止告知书，不能证明杨某与姚光付、刘芳珍存在雇佣关系。张某作为姚光付、刘芳珍的证人，在一审中陈述，刘国云与姚光付协商拆屋事宜，刘国云要1500元，是按人工一人一天150元，大约要10个工，加上500元的生活费，共计2000元。张某陈述的上述事实与刘国云书面证词内容基本一致。从上述事实来分析，姚光付与刘国云协商拆屋的报酬是按人工计算的，在实际拆屋过程中，刘国云喊了杨某、李荣奎、胡大全、王长兴一起拆屋，与协商拆屋需要10个工的事实基本一致，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国云从中获取了差价，一审认定姚光付、刘芳珍与杨某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二）一审确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的问题。姚光付一审提交的现场照片是本案事故发生之后拍摄的，不能依据该照片推断倒塌的墙体在拆除之前存在倾斜的事实。本案中，杨某作为成年人，应该意识到采用推倒墙体拆屋方式极易引起墙体倒塌发生事故，正是因其采用此种较高风险的拆屋方式是引起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杨某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根据双方的过错，确定杨某承担60%责任，姚光付、刘芳珍承担40%责任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三）关于误工费的问题。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误工损失应予赔偿。杨莉、杨秋月主张其从事餐饮业（在大学食堂工作），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一审对其主张的误工费没有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四）关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确定；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杨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一审对刘翠芳等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五）关于财产保全申请费及保全保险费负担问题。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及申请费等，财产保全申请费属诉讼费用范畴，由人民法院决定案件受理费负担时一并作出处理。刘翠芳等三人在一审中提出过诉讼费用负担的主张，当然包括财产保全申请费。二审根据当事人的败诉情况，决定财产保全申请费的负担。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其提供担保的方式并非仅保险公司担保这一种，也即财产保全保险费并非必需发生的费用。在当事人就该费用的承担无约定的情形下，没有依据判令对方承担。因此，对刘翠芳等三人要求姚光付、刘芳珍承担财产保全保险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翠芳等三人经济损失为785183.5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752020元、丧葬费32330.50元、交通费800元、医疗费33元），由姚光付、刘芳珍赔偿40%即314073.4元，扣除已赔偿的30000元，姚光付、刘芳珍还应赔偿284073.4元。其余损失由刘翠芳等三人承担。刘翠芳等三人关于死亡赔偿金应按20年计算的上诉理由成立，对该请求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姚光付、刘芳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20）鄂0881民初1588号民事判决；二、姚光付、刘芳珍赔偿刘翠芳、杨莉、杨秋月经济损失284073.4元，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三、驳回刘翠芳、杨莉、杨秋月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14元，减半收取145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270元，共计4727元，由刘翠芳、杨莉、杨秋月负担2800元，姚光付、刘芳珍负担192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28元，由刘翠芳、杨莉、杨秋月负担2000元，姚光付、刘芳珍负担3828元。刘翠芳、杨莉、杨秋月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4元，本判决生效后，本院退还刘翠芳、杨莉、杨秋月914元。姚光付、刘芳珍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914元，本判决生效后，由姚光付、刘芳珍自行向本院交纳914元或由一审法院执行后移送本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英审判员 罗 勇审判员 许德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翟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