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3民初6261号 原告：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嵊州市官河南路575号华汇大厦北楼17层。 法定代表人：宋建明，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晓波，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红贝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嵊州大道173号。 法定代表人：朱福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江峰、薛国民，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浙江红贝投资有限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宋建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江峰到庭参加诉讼。根据原、被告申请，本院给予一个月和解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律师代理费188.5万元，并从2019年5月30日起至付清日止按日支付万分之二的违约金（计算至2020年11月29日为545天，每日377元，合计20546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担任法律顾问情况介绍。2017年11月15日起，原告接受被告的聘请，担任被告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聘用合同一年一签，聘用期至2019年11月14日，合同约定法律顾问费为每年人民币5万元，同时约定若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参加诉讼、仲裁、调解以及其他民事代理活动时，应另行办理委托手续，乙方应优先接受委托，并按收费标准给予优惠;二.高置（上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纠纷案代理。2019年4月9日，被告与高置（上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发生商品房委托销售合同纠纷，案件委托原告代理，为此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按照浙价服（2011）212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5折优惠，律师费为15万元，并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清，逾期支付以每逾期1天，按欠付金额万分之二另行支付滞纳金（违约金）。合同签订后，经原告律师努力案件以调解结案，原告按约完成代理工作，但被告至今未支付上述款项;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代理。2019年4月26日，被告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发生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号（2018）沪02民初683号、（2018）沪02民初684号）。为此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并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计算和支付方式，为先支付2万元，余款按照浙价服（2011)212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5折优惠。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律师多次参与开庭和调解，经原告律师努力（2018）沪02民初683号案于2019年5月29日撤诉结案；（2018）沪02民初684号案于2019年5月15日调解结案，原告完成了代理工作。按照收费标准计算（浙价服（2011）212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为最低与最高之间的区间收费标准，为此按照中间价计算），律师代理费金额如下：一是（2018）沪02民初683号案标的5850万元（其中本金5500万元、补偿金172.3万元、违约金189.7万元），计律师代理费52万元；二是（2018）沪02民初684号案标的14850万元（其中本金14500万元、补偿金74.1万元+125.6万元、违约金94.2万元、律师费赔偿21.7万元、保全担保费34.9万元），计律师代理费119.5万元。以上两案合计律师代理费173.5万元。原告在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于2020年7月13日向被告发送《律师代理费支付商榷函》一份，要求被告早日安排支付，但未得到回应。无奈特向贵院起诉，请依法裁判。 被告浙江红贝投资有限公司辩称，第一，根据高置房地产商品销售合同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这两个案件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合同》里面的条款，两份委托合同均约定了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由甲方实际支付律师费后生效”，因合同约定由甲方实际支付律师费后生效，故本案中，甲方即被告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因此委托合同尚未生效，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没有相应的依据；第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这个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第4条约定律师费先支付2万元，余款按照浙价服（2011）212号给予5折优惠在案件结案后协商支付，被告方认为根据该条约定，后续相应的律师费在相关文件5折优惠以后再协商是否打折或者其他方式再确定律师费。本案中，因双方最终没有对后续的律师费进行协商一致，原告现直接根据相关文件5折进行计算也是缺乏相应的依据；第三，本案原告主张的相关案件都是通过调解、撤诉结案，其中华融资产公司委托合同还具体分为两个案件，这些案件主要是通过被告自行与相对方沟通进行解决，当然原告在代理这些案件中付出了相应的工作，希望原告可以根据案件具体的过程调整相应的律师费，并且这两份委托合同签订的时间也是在案件快结束的时候进行的一个补签，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也是原告将相应的合同交付给被告后，由被告印章管理人员进行签署，但是印章管理人员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对里面的具体的条款也没有过多的关注，所以当时签订的时候程序上面也存在瑕疵；第四，关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代理的委托合同，该份委托合同里面包含了（2018）沪02民初683号、684号两个案件，被告方认为这两个案件的律师费应合并计算，因为这两个案件是签订了一份合同，但是本案原告将这两个案件的标的额分开进行了计算；最后，被告公司面临倒闭，原告当时作为代理人应该也是清楚这个情况的，被告方希望原告可以与被告方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希望在法庭主持下通过调解的方式进行结案。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8年11月15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一份，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期限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2019年11月14日止，顾问费5万元；若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参加诉讼、仲裁、调解活动以及其他民事代理或刑事辩护性质的活动时，应另行办理委托手续，乙方应优先接受委托，并按收费标准给予适当优惠。 2019年4月9日，原、被告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代理被告与高置（上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即（2019）沪0104民初8666号案件，约定代理费为15万元。另第6条约定“律师费的支付：计件收费方式的，于本合同生效之日30天内一次性付清。”第11条约定“本合同由甲方实际支付律师费后生效，在此之前，乙方没有义务向甲方提供法律服务，但律师在签订合同前已提供的预备性法律服务包括在本合同内。”同日，原、被告办理了委托手续。原告开具相应公函并按约指派律师作为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后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19）沪0104民初8666号民事调解书。但对15万元代理费被告至今未支付。 2018年9月13日，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被告等借款合同纠纷两个案件。2019年4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一份，被告委托原告代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被告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即（2018）沪02民初683号、684号两个案件。该合同第4条约定“律师费先支付2万元余款按照浙价服（2011）212号给予5折优惠在案件结案后协商支付。”第10条约定生效条件，即本合同在被告实际支付律师费后生效。（2018）沪02民初683号、684号两个案件均在2018年5月2日立案审理，（2018）沪02民初683号案件以法院在2019年5月29日裁定准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撤诉结案，（2018）沪02民初684号案件则在2019年5月15日以调解方式结案。（2018）沪02民初683号案件审理标的5850万元，按约定计算需律师代理费52万元，（2018）沪02民初684号案件审理标的14850万元，按约定需律师代理费119.5万元，加上需先支付的2万元（实际未付），共计173.5万元。该款被告至今未付分文。 2020年7月13日，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代理费支付的商榷函》，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188.5万元。 以上事实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及发票，两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8666号民事调解书及授权委托书、公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初683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诉状、传票、授权委托书、公函，（2018）沪02民初684号民事调解书及该案诉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传票、授权委托书、公函，《律师代理费支付商榷函》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均明确约定合同生效的条件，即在被告实际支付律师费后生效。被告至今未付律师费，约定的条件尚未成就，因此案涉两份委托合同均未生效。被告辩称案涉委托合同尚未生效，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信。但事实上被告已经委托原告参加相关诉讼代理，原告亦接受被告的委托并代表被告参加了诉讼，被告接受委托后积极处理委托事务，相关案件分别以调解、撤诉等方式结案，即原告已经完成了委托事务。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此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律师费。案涉委托合同虽然未生效，但合同中就律师费的支付金额或计算方式的条款包括违约金条款均为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达成的，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目前双方就律师费的支付金额等发生纠纷，又未达成新的协议情况下，可以参照案涉委托合同约定的条款处理律师费和违约金。对“按照浙价服（2011）212号文件规定给予5折优惠计算”的理解，被告在庭审中对原告计算方式并无异议，即按此方式计算（2018）沪02民初683号、684号两个案件律师代理费金额为173.5万元。加上（2019）沪0104民初8666号案件律师代理费15万元，以上合计律师代理费188.5万元。至于被告辩称案件以调解、撤诉结案，被告自行沟通付出了相应工作，应减少律师费，以及（2018）沪02民初683号、684号两个案件包含在一个委托合同中应合并计算律师费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原、被告未就律师费支付时间达成一致，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履行，但应当给被告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在2020年7月13日向被告发函主张律师费，本院对合理准备时间、寄送在途时间等因素综合考量认为可将支付时间确定在2020年8月20日前。因此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点为2020年8月21日。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请，理由正当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当部分，依法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红贝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88.5万元，及该款自2020年8月21日起至付清日止按日万分之二计算的违约金。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524元，依法减半收取11762元，由浙江同守律师事务所律师负担762元，浙江红贝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东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许芝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