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6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成训，男，汉族，1963年7月6日出生，住青岛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长顺，山东鹏程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岩，山东鹏程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光选，男，汉族，1965年3月21日出生，住青岛市崂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浩舜，山东鲁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山东鲁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成训因与被上诉人朱光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2民初11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成训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对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首先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错误。事实上双方诉争的鲍鱼池系孙成训经朱光选介绍于2010年1月1日与原承包人王守林签订了转让协议，于2010年1月11日付清了转让款，王守林与朱光选给孙成训出具了收到条。如双方系合伙关系，签订合同时就应以俩人名义与王守林签订合同，收到条上应注明收到孙成训与朱光选的转让款，并非只注明收到孙成训转让款。且当时也无相关规定不允许转让给俩个人，只是当时转让时港东社区不予以更名。无论是从转让协议、收款收条及港东社区出具的证明均可证明诉争的鲍鱼池系孙成训个人所有与朱光选无关。其次，在起初港东社区进行测量登记时，为达到独占孙成训的补偿款的目的，朱光选与港东社区的工作人员王某恶意串通，变造转让合同，在申报时申报为朱光选与其兄朱光达为合伙人。如与孙成训为合伙关系为什么在当初申报时不直接申报为与孙成训为合伙关系，也无需变造转让协议。其原因就是朱光选见钱眼开，不择手段地来达到非法独占孙成训的补偿款。在将测量结果公示多日后，孙成训通过朋友才得知朱光选将孙成训承包的鲍鱼池以与其兄朱光达的名义进行了申请。孙成训多次找到要求更正，因朱光选与其申请的证人之一王某俩人从中作梗始终不予更正。无奈孙成训多次拨打市长公开电话进行投诉，最终改为孙成训一人。从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中可看出公示的名单中为朱光选，合伙人为朱光达，而朱光选却仅表述为“鲍鱼池明细公示，登记表测量鲍鱼池登记为原告，原告在该登记表签字”避重就轻，回避其当时申报其与其兄为合伙人的事实。港东社区将朱光选与其兄朱光达的名字改为孙成训后，朱光选见其目的不能得逞，又以合伙关系为由提起诉讼来分割补偿款的一半。再次，通过双方提交的证据看，孙成训提交证据均足以证明诉争的鲍鱼池属孙成训一人所有而非合伙关系，朱光选所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矛盾重重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其一，王某的证言称“双方是在2010年10月11日原被告以24万元的价格，由被告孙成训顶名买下鲍鱼池”。这一点与事实完全不符，孙成训是在2010年1月1日与王守林签订的转让合同，以24.6万元购买的，而证人王某的证言不能证明事实真相，只是为了帮助朱光选能够瓜分孙成训的补偿款出庭作虚假陈述，且该证人还涉嫌与朱光选一起变造转让协议。故王某的证言不具有可信度不应采纳。其二，证人刘某陈述自2010年冬天至年底打捞浒苔，在时间上也是矛盾的，违反自然规律的，浒苔的生长期一般都在春夏季节，冬天不会打捞浒苔。其证言也不具有真实性。据当庭向其发问是否具有合伙关系时，其明确回答不清楚。其三，证人吴某的证言也未能证明俩人系合伙关系，当庭也表示不清楚其俩是什么关系。孙成训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要大于朱光选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最后，朱光选系孙成训聘用的管理人。因朱光选与其兄朱光达的鲍鱼池紧邻孙成训承包的鲍鱼池，该鲍鱼池又是通过朱光选介绍所承包，再加上孙成训对养殖鲍鱼无经验也无时间进行打理，朱光选常年与其兄朱光达一起养殖鲍鱼，与当地关系比较熟悉，孙成训就聘请朱光选代为管理养殖及所需的维修业务。在朱光选管理孙成训承包的鲍鱼池期间，孙成训几乎年年亏损。后经朋友告知，朱光选与其兄多次偷取孙成训养殖的鲍鱼，无奈孙成训在2014年下半年加装了监控设施。孙成训在查看监控时发现朱光选、其兄朱光达与其他工人合伙偷取孙成训养殖的鲍鱼。该监控视频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因设备原因无法播放。无奈孙成训将视频截图以图片形式将其偷取鮑鱼的过程提交法庭，庭后又以邮箱的形式将该视频传送给朱光选的代理人(×××＠163.ｃｏｍ)，在第二次开庭中孙成训又提交了十几份证据证明孙成训在承包期间所花费的费用，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只字不提。孙成训自2014年底后就解除了朱光选的管理工作，自此也停止了养殖工作直至政府征收该鲍鱼池。综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仅凭其中一证人王某前后矛盾、漏洞百出的证言及几张单据，流水记录就认定双方属合伙关系，未免太过牵强，是有意偏袒朱光选，纵容其违法行为。一审法院未能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未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将孙成训的补偿款分割。 朱光选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一、本案中转让协议按照惯例不管是几个人合伙，都是由一人顶名签订承包合同，至今王哥庄社区合伙养殖的都是如此，这也是社区村委为了便于管理的需要。孙成训所谓的收到条实际是转包合同当中的价格约定协议，在转包合同中特别约定价格另有签约，本案中合伙是孙成训、朱光选达成口头合伙协议后，由孙成训顶名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确定了鲍鱼池的转包范围，之后朱光选与王守林签订了价格协议，最终商定该鲍鱼池以24.6万元的价格成交并现场交付；二、孙成训说的村委将合伙人更改为孙成训一人，这一点在孙成训的上诉状中也体现了，是因为其多次拨打市长热线，朱光选认为村委更改为孙成训一人，主要是因为孙成训的多次拨打市长公开电话，作为村委只能按当初的合同登记人为孙成训作为更改，但是村委并不是一个确权承包人的主体；三、王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的是朱光选找过村委要求更改合同，同时由王某找包工头刘某修缮朱光选和孙成训的鲍鱼池，刘某的证人证言是作为包工头是朱光选找到其修缮涉案鲍鱼池，并支付给刘某工钱。证人吴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的是涉案鲍鱼池给吴某鱼苗造成损害，最终朱光选和孙成训每人支付给吴某1万元，证明孙成训与朱光选是共享盈利、共担债务，各50%；四、孙成训在上诉状中称录像，因录像无原始载体，不具有真实性。通过孙成训认可朱光选在涉案鲍鱼池中收获鲍鱼，恰恰可以证明朱光选有处置鲍鱼的权利，而这也只有作为权利人即合伙人的情况下，对鲍鱼所有权采取的处置。 朱光选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朱光选、孙成训双方合伙协议；2.依法分割合伙期间共同经营、养殖的鲍鱼池拆除补偿款55370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成训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05年1月9日，案外人王守林（乙方）与王哥庄街道港东社区居委会（甲方）签订《港东社区海域滩涂承包合同》，就海域滩涂承包事宜达成协议，具体内容，“一、承包范围：甲方将所属村南沙窝浅海滩涂、四至分别是东至坝根，西至坝根，南至坝根，北至朱光达1.78亩承包给乙方建鲍鱼池，从事鲍鱼、海参等海产品养殖生产，在承包期内由乙方行使使用权和收益权，乙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二、建池时间：乙方于2005年将鲍鱼池建成。三、承包期限：承包期定为15年，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0日止，合同期满后乙方投资所建的鲍鱼池仍归乙方所有，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另行签订承包合同。四、承包费：自2005年1月1日乙方每年每亩向甲方交纳承包费1000元……”。 2010年1月1日，案外人王守林（甲方）与孙成训（乙方）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将案涉鲍鱼池转让给孙成训，为“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将港东社区鲍鱼池两个，以双方内定价格（另有签约）转让给乙方，有关事项如下：一、滩涂承包合同以与港东签约为准；二、2009年12月31号之前的滩涂承包费及有关费用问题由甲方承担并全面负责；三、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不得反悔；四、如有其他不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通过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五、本合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上述合同均经王守林及孙成训签字并摁手印确认。2010年1月11日，王守林及朱光选以经办人名义出具收到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孙成训港东社区鲍鱼池子人民币贰拾肆万陆仟元整”。庭审中，朱光选、孙成训均陈述该笔转让款系现金交付。朱光选提交了2010年1月11日提款49900元的银行记录，孙成训提交了2010年1月11日提款90000元的银行记录。 2019年11月1日，因案涉鲍鱼池需进行拆除整治，王哥庄街道港东社区居委会（甲方）与孙成训（乙方）签订《港东社区鲍鱼池拆除补偿协议》，约定，“一、补偿面积乙方养殖池面积2.6180亩。二、补偿金额（一）补偿款：210000元/亩*2.6180亩=549780元；（二）奖励：1500元*2.6180亩=3927元；共计人民币：553707元。乙方认可上述补偿金额为拆除其鲍鱼池所应获得的全部补偿款，并承诺不再就该鲍鱼池的征用提出其他任何补偿请求，并不再在该海域进行养殖。三、资金拨付形式甲方协助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将补偿款存入乙方银行补偿款专用账户，奖金待清理完成后再存入乙方账户……”。后，上述协议认定的拆除补偿款金额经港东社区居委会公示确认。孙成训庭审中认可收到了该笔拆迁补偿款。朱光选认为案涉鲍鱼池系其与孙成训合伙经营，有权利分割该笔补偿金，因双方多次协商未果，遂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2020年6月22日，王哥庄街道港东社区居委会开具《证明》一份，内容“因水产部门来我社区测量鲍鱼池面积时，所填姓名仅作为登记使用，不代表鲍鱼池归属，故登记了朱光选的姓名。此后，经社区落实及朱光选与孙成训两人分别向我社区提供了转让合同等相关证据材料，我社区又向原承包人王守林进行了两次落实确认，王守林均承诺其承包的鲍鱼池转让给了孙成训，与朱光选无关。另外孙成训于2019年12月27日补缴了承包费39270元。特此证明”。 一审法院再查明，朱光选申请证人王某、刘某和吴某出庭作证：1、证人王某出庭佐证称：朱光选、孙成训双方系合伙关系。案涉鲍鱼池于2005年以王守林的名义与村委建立承包关系，后2010年10月11日朱光选、孙成训以24万元的价格，由孙成训顶名买下鲍鱼池。朱光选曾委托证人王某找刘某帮忙维修鲍鱼池。2012年案涉鲍鱼池因发生污染事件与吴某发生纠纷，经王某介入调解，该事件于2014年以朱光选、孙成训双方各赔付1万元结束。 2、证人吴某出庭陈述称：2012年因朱光选、孙成训维修鲍鱼池将鱼池供水系统破坏，造成鱼苗损失，经多次与朱光选、孙成训协商未果，后引发冲突报警。经派出所调解，朱光选、孙成训双方于2014年10月份共同至证人吴某处，各赔偿其现金1万元。 3、证人刘某出庭陈述称，自2010年冬天起至2010年年底，经证人王某介绍，其前往鲍鱼池从事打捞浒苔、出鲍鱼、维修鲍鱼池等工作，费用由朱光选以现金方式支付。 一审法院还查明，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表示无对外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朱光选、孙成训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是否应当按合伙关系对鲍鱼池的拆迁补偿款予以分割。 合伙是指由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按合伙协议组成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独立从事经营活动的联合体。依照不同的标准，合伙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本案中的合伙类型应当属于个人合伙。我国《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由此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和有关工商登记法规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合伙就是一种协议，即合伙人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在协商、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而《民法通则》并未明确协议应当是书面协议还是口头协议。在本案中，朱光选、孙成训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依据朱光选、孙成训提交的银行流水，可证实朱光选与孙成训均于王守林收取鲍鱼池转让款的当日有现金提款行为；依据证人王某、刘某的证言，可证实朱光选参与日常管理行为并支付劳务费和维修费；依据证人吴某的证言，可证实朱光选和孙成训一起分担了对外债务。上述事实可以证明朱光选、孙成训对于案涉鲍鱼池系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因此认定朱光选、孙成训系合伙关系。案涉拆除补偿款553707元属于合伙财产。虽孙成训在庭审中主张其与朱光选系雇佣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其提出委托朱光选经营的抗辩，不予支持。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在本案中，因朱光选、孙成训均认可以现金方式支付王守林处案涉鲍鱼池转让款，并无银行转账记录。双方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对于二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无法查明。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朱光选、孙成训对于合伙期间的财产平均分配。庭审中，朱光选、孙成训均认可对外无债务，因此案涉鲍鱼池的拆除补偿款应作为合伙财产由朱光选与孙成训平均分配，即孙成训应支付朱光选拆迁款257218.5元{（553707元-39270元）÷2人=257218.5元}。 对于朱光选主张的解除双方合伙关系的诉请。朱光选与孙成训合伙经营的鲍鱼池已被拆除整治，合伙经营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因此对朱光选主张解除双方合伙关系的诉请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朱光选与孙成训合伙关系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予以解除；二、孙成训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光选拆除补偿款257218.5元。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337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11357元；由朱光选承担5678.5元，孙成训承担5678.5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孙成训提交证据一、港东社区海域滩涂承包合同1份。拟证明朱光选变造证据，歪曲事实，为了达到独自占有鲍鱼池拆迁补偿款，私自在王守林承包的合同复印件上添加于2011年转让给了朱广选，该字体经孙成训辨认不是朱光选所书写的，而且一审法院庭后在调查中向朱光选询问该证据的来源，以及上面添加的字迹是如何形成的，而朱光选避重就轻，不予回答证据的来源，也充分说明了朱光选为了达到独自占有的目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朱光选质证称，因证据一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中对该问题书写了一个回复交给了一审法院，本身合同是孙成训在一审中提供的，朱光选无合同原件，自始至终拥有的都是复印件，在起诉之前，朱光选多次咨询法律方面的相关人事，就在空白的部分添加了一句话。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在一审法院中出示过，本院不予确认。 孙成训提交2014年11月21日的两份视频，主张报警是2015年1月份出鲍鱼的时候，后纠正报警的时间应为2014年年底出鲍鱼的时候。拟证明朱光选在管理孙成训的鲍鱼池期间，伙同其兄弟及外人偷取孙成训养殖的鲍鱼。此后孙成训解除了朱光选的管理关系。朱光选质证称，1.因该证据非原始载体，对真实性不予认可。2.该视频非常模糊，无法分辨出人的面部，无法核实具体是谁。3.视频和孙成训的自述显示是孙成训找的工人进行收鲍鱼，第二次取鲍鱼的行为是什么行为没有相关的法律部门予以认定，不能证明是偷鲍鱼。孙成训陈述2014年11月21日发现朱光选偷取鲍鱼，将朱光选解聘，在被问到报警时间，孙成训陈述是2015年1月份，在2015年1月份，也就是双方分别支付给了案外人吴某一人1万元，这也可以证明双方是按照利益共享、债务共担的原则进行合伙。根据孙成训的陈述，假设双方同在收取鲍鱼的现场，这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各方均无法区分视频中人员，无法区分取鲍鱼人的身份，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询问收到条中王守林和朱光选的名字是否是同时书写时，孙成训主张“在王某是当时和王守林四个人承包的涉案鲍鱼池，2010年将涉案鲍鱼池转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经办人处签名说明了被上诉人朱光选与王守林都是原鲍鱼池的承包人，所以朱光选在经办人处签名”。朱光选主张“王守林和朱光选的名字是同时书写的。上诉人陈述不属实，在承包合同中写的价格另行约定，后面是朱光选和王守林商谈了价格，当天将价格谈好后一并支付给了王守林24.6万元现金，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缴款当天的银行流水提现明细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共同向王守林缴纳了承包款”。 询问上诉状中主张朱光选伙同别人盗窃过鲍鱼是否报案时，孙成训主张“没有报案”。朱光选主张“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收鲍鱼’，那可以证明只有所有权是合伙关系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才有可能参与‘收鲍鱼’”。 询问孙成训主张和朱光选是聘用关系，有无聘用的证明或支付报酬的证明时，孙成训主张“没有书面的证据，因为双方都是现金结算。每个月2000多元，年底出鲍鱼的时候，如果收成好就有奖金”。朱光选主张“双方系合伙关系，利益共享，债务共担，双方不存在聘用关系”。 询问有无结算凭证、经营时间时，朱光选主张“鲍鱼户都是自己结算自己、个人记帐，最后两个人一起对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期间，打扫鲍鱼池的时候，把邻居的鱼污染了，然后被上诉人一直未给邻居赔偿，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出货的时候，邻居吴某就把路封了，当时还报警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向吴某出了1万元，把事了结了，才把鲍鱼拉走了”。孙成训主张“没有。出货的时候上诉人都是亲自到场。鲍鱼池是自2014年年底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偷鲍鱼之后，就不干了，不干之后池子一直荒废着，上诉人就解聘了被上诉人”、“当时是上诉人报警的，事情是因为被上诉人工作失误造成的，因为上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的家庭情况比较困难，出于同情的原因，一共2万元，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垫付了1万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孙成训与朱光选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双方虽无书面的合伙协议，但从2010年1月1日案外人王守林与孙成训签订的转让合同看，并未涉及案涉鲍鱼池转让价格，而是约定“内定价格（另有签约）”，但均未提交“另有签约”的协议，而2010年1月11日王守林、朱光选以经办人名义出具收到条确认“收到孙成训港东社区鲍鱼池子人民币贰拾肆万陆仟元整”，确认了转让价格，同时孙成训、朱光选均认可该笔转让款系现金交付，孙成训、朱光选均提交了2010年1月11日提款的银行记录，证实双方均参与了转让款的支付。其次，孙成训主张系雇佣朱光选参与鲍鱼池的管理，但未提交雇佣的证据及支付雇佣费用的证据，在朱光选不予认可情况下，无法证实双方存在雇佣关系。第三，涉案鲍鱼池给他人造成损失时，系孙成训与朱光选每人赔偿1万元，符合共担风险的合伙经营的特征。综上，孙成训现有证据无法否认一审法院认定系双方合伙经营鲍鱼池的事实，孙成训认为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孙成训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37元，上诉人孙成训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法官助理 郭建才 书记员 张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