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4民终6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耒阳市蔡伦北路**。法定代表人：梁新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方耀，湖南南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以信，男，194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春燕，湖南湘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欧阳淑芳，女，197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现在湖南省女子监狱服刑。上诉人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耒阳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黄以信、欧阳淑芳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法院（2020）湘0481民初8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本院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耒阳农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法律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不顾欧阳淑芳诈骗一案已经认定的事实，用大量篇幅内容认定欧阳淑芳的相关情况，缺乏证据证实，且部分与相关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相悖，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欧阳淑芳向原审原告出具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卡片账（副本）”，不是原信用社遗留的，而是欧阳淑芳伪造的。欧阳淑芳向原审原告收款及开具凭条时已被清退多年，且凭条上并未加盖公章。撤销信用站后，上诉人亦进行了相应的公示公告。三、原判决认定欧阳淑芳的行为对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亦不具备“善意且无过失”的主观要素。四、原判决认定本案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欧阳淑芳出具的凭条已查明系伪造，由其个人出具，不是上诉人下辖机构办理和出具，也没有加盖公章，原审原告未到网点办理而将款项交给欧阳淑芳个人，不能认定原审原告与耒阳农商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五、欧阳淑芳收取原审原告款项系诈骗犯罪行为，应由欧阳淑芳承担返还款项法律责任。六、从程序上来看，原审原告被骗的款项应按刑事诉讼程序，通过依法追缴、退赔方式处理，刑事判决未涉及的被害人，依法应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机关，通过刑事追诉方式处理。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黄以信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没有尽到审核义务，管理上存在漏洞。公告中已没有体现辞退或另行安排欧阳淑芳的情形。欧阳淑芳作为土生土长的白阳渡人，长期办理银行业务，原审原告系基于对银行的信任继续在欧阳淑芳处办理存款业务。另，本案不存在民事案件需以刑事案件为依据的前提。欧阳淑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黄以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耒阳农商行向黄以信支付存款本金10000元整，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自2016年6月15日起至本金实际支付完毕日止的利息；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耒阳农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于2013年8月6日作出湘银监复［2013］245号文件，同意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所辖47个分支机构开业，该行开业的同时，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及所辖农村信用合作社（分社）自行终止，债权债务由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在1995年以前，原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设立了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办理存款、小额贷款等业务，并为此制作了“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的招牌，为聘请的信用站代办员统一雕刻了私章用于开展业务。欧阳淑芳于1995年受聘入职青麓信用站，任业务联络员即代办员，职责为该信用站会计，办理业务所使用的统一雕刻的代办员私章名为“阳淑芳”。欧阳淑芳未与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或其下属的三架信用社签订委托代理业务合同，既未经过上岗培训，亦未取得信用业务代办员资格证或会计从业资格证。欧阳淑芳进入青麓信用站工作后，期间有一、两年被调至白洋信用站工作。2003年青麓村搞开发，业务量大，欧阳淑芳又调到青麓信用站工作。为开展业务，自2003年起，三架信用社租用青麓村21组村民李治雄的房屋供该信用站办公，房租由三架信用社委托欧阳淑芳向李治雄支付。欧阳淑芳在青麓信用站任会计期间，起初由一姓曹的人任出纳，此后由贺红琼（时任三架信用社主任邓先芽之妻）任出纳。所使用的整存整取定期存单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卡片式，另一种是裁剪式，所需存单由欧阳淑芳从三架信用社登记领取，庭审中，耒阳农商行称相关登记簿已无法找到，不能向一审法庭提交。按照三架信用社当时的规定，信用站每10天轧账一次。2003年至2006年5月期间，青麓村村民的征地补偿款由负责征地的耒阳市经济开发区按当时的征地补偿标准拨款，从其在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村组的农村信用社个人（组上会计或当地信用站驻点工作人员）账户，再由青麓村各组集体发放给其组上村民。因当时欧阳淑芳系青麓信用站的代办员，青麓村组集体的财务基本是通过欧阳淑芳经手在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储和取现使用。对于青麓村村民的征地补偿款，也是按照以往村集体财务习惯及当时任职村干部的同意的情况下，用欧阳淑芳提供的账户接收耒阳市经济开发区划拨给青麓村的征地款，村组集体提供有资格领取征地补偿款的村民的花名册给欧阳淑芳，由欧阳淑芳按花名册和人均补偿标准按户写好领取补偿款的领条，领条上加盖了农村信用社的公章。欧阳淑芳分清并填写好每户领征地款的领条后，就按村组把领条给各组会计。之后各组集体就通知村民开会按户领征地补偿款领条，并在会上告知村民凭征地补偿款领条各自去找欧阳淑芳领征地补偿款现金。在村民凭征地补偿款领条找欧阳淑芳领款时，存在有少部分村民被欧阳淑芳说服，不当场领取现金，而是转为定期存款存入欧阳淑芳所在的青麓信用站的情况。在此期间，青麓信用站还开展了其他相关业务。但因监督管理不力，未建立健全的稽核制度，对欧阳淑芳在职期间挪用储户存款以致短款的情形未能发现。2006年5月，青麓信用站被撤销，信用社发了几张撤站公告给欧阳淑芳所在的信用站，信用站人员将公告张贴在站门口电线杆和墙壁上。信用社撤站时并未告知对欧阳淑芳如何安排，还继续给欧阳淑芳发放了两个月工资，欧阳淑芳仍在信用社原承租的李治雄家为信用社代办业务。撤站后，村组发放的土地征收款仍然由欧阳淑芳代办存折，村民愿意存的，就存在欧阳淑芳处。2010年欧阳淑芳将办公点从原李治雄家搬到青麓村李志成家，2016年又将办公点搬至青麓村李运生家，对外以代办员的身份吸收黄以信等人的存款。信用社在撤销青麓信用站的当年未及时公示公告欧阳淑芳被清退的情况，直至2008年底才以在《衡阳日报》上登报、耒阳电视台播放、在青麓村和白洋村电线杆上张贴公告等方式公布代办员被清退的消息。2008年12月20日，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印发“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于清退农村信用社业务联络员的公告”内容如下：为了适应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和科技网络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促进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南省农村信用联合社有关指示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经联社研究决定，到2008年12月29日止，我市农村信用社原有业务联络员（曾称信用站代办员）全部予以清退，凡农村信用社的客户办理业务一律到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并确认持有湖南省农村信用社统一格式的对外有效凭证，对非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出具的统一格式凭证，我联社概不负责任。农村信用社不再聘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代理农村信用社业务。特此公告，请相互转告。2009年6月20日，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印发公告，内容如下：为了适应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和科技网络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促进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湖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有关指示精神，我市农村信用社原有业务联络员（曾称信用站代办员）已于2008年12月29日前全部清退。为了防止极少数已清退的原业务联络员利用无效凭证和伪造印章非法向群众吸储和收贷等违法现象的发生，保障广大群众的资金安全，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再次郑重声明：凡农村信用社的客户办理业务一律到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台办理，并确认持有湖南省农村信用社统一格式的对外有效凭证，并加盖信用社业务公章和正式员工私章，对非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柜面出具的凭证与办理的业务，我联社概不负责。农村信用社不再聘请任何单位和个人代办农村信用社业务。监督及咨询电话：（0734）43340194368020，特此公告，请相互转告。关于上述两份公告是以何种形式、在哪些地域公示的情况，耒阳农商行在诉讼过程未提供证据证实。但从78案原告提供的共同证据3可以看出，欧阳淑芳至2009年10月25日止，仍然以信贷员的身份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为信用社收取欧阳淑芳此前于2007年10月25日发放的贷款，信用社的信贷主管刘轼森在信用社贷款债权凭证（会计部门保管）联签了名。至2013年4月25日时，欧阳淑芳仍被确定为贷款清收责任人。耒阳市信用合作联社作出撤销青麓信用站、清退信用站代办员的决定后，未对青麓站开展业务期间的财务会计等提交审计，就撤站时是否办理移交手续或怎样移交、移交时是否做到了“人到、钱到、账到、重要空白凭证到”，耒阳农商行在本案中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说明。而事实上，在撤站时，尚有部分未使用完毕的空白凭证仍由欧阳淑芳保存，既未收回原信用社为青麓信用站制作的招牌，亦未收回信用站存续期间为欧阳淑芳雕刻的并用于办理业务的私章。撤站后，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三架信用社是否组织人员对被撤信用站予以清查、延伸检查、定期回访已撤销信用站所服务辖区的村民、开展撤站后续监督工作等，耒阳农商行在本案中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黄以信于2016年6月15日在欧阳淑芳处办理了存款手续，存款金额为10000元，未约定期限和利息，2016年11月26日支取了4000元。欧阳淑芳向黄以信出具了存单，并加盖“阳淑芳”私章。至今尚有本金6000元及利息未兑付。另查明：耒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耒检公诉刑诉[2019]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欧阳淑芳犯诈骗罪，于2019年3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同年8月28日耒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裁定准许撤回起诉。2019年10月9日，耒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耒检公诉刑诉[2019]2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欧阳淑芳犯诈骗罪，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19）湘048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欧阳淑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9日起至2033年10月8日止。）二、被告人欧阳淑芳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元予以追缴，分别返还被害人（详见附表）。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欧阳淑芳现在湖南省女子监狱服刑。经公安机关侦查，未能查获欧阳淑芳的违法所得的去向，故未能向被害人返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撤销青麓信用站、清退欧阳淑芳后，欧阳淑芳签字、盖章出具的存款凭证、收取黄以信等公众存款的行为，对外是否构成对耒阳农商行的表见代理？还是系欧阳淑芳的个人行为？黄以信与欧阳淑芳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二、黄以信与耒阳农商行之间是否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耒阳农商行应否向黄以信兑付存款本金、支付利息及具体金额？造成黄以信不能兑取存款的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三、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48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刑事判决追缴、退赔后，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诉讼？该刑事判决未涉及的存款问题，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主张权利？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析如下：一、关于撤销青麓信用站、清退欧阳淑芳后，欧阳淑芳签字、盖章出具的存款凭证、收取黄以信等公众存款的行为，对外是否构成对耒阳农商行的表见代理、还是系欧阳淑芳的个人行为、黄以信与欧阳淑芳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行为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首先，欧阳淑芳在1995年至2006年5月期间系耒阳农商行前身即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聘请的信用站代办员，双方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欧阳淑芳具有代理权，对于该事实，各方均予认可。其次，相对人即黄以信信赖行为人即欧阳淑芳有代理权且信赖是有理由的。行为人欧阳淑芳在撤站、清退后，所使用的办公地点虽几经搬迁，但最初仍然是使用原信用站所承租的李治雄的房屋，信用社未收回为欧阳淑芳雕刻的原用于办理业务的私章（阳淑芳）、信用站招牌，尤其是未收回当时尚未使用完毕的空白存款凭证，欧阳淑芳任代办员已有多年，信用社关于撤站、清退的宣传力度不够，对已撤销代办站和取消代办资格的代办员的情况，未及时公告、公示，未发挥村委会、居委会密切联系村民的作用，未确保每一户村民知晓，未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导致储户不知道欧阳淑芳被解聘的情况，深信欧阳淑芳仍然有代办资格。再次，黄以信将存款存入欧阳淑芳处，在主观上是善意的，并无过失。欧阳淑芳在办理业务过程中，虽有伪造存单的情形，但储户不具备识别真假的能力，撤站后的当初，欧阳淑芳仍在原信用站所在办公点办理业务，尤其是在撤站后，至2009年10月25日止，欧阳淑芳仍然以信贷员的身份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收取贷款。另经公安机关侦查及刑事判决确认，欧阳淑芳使用的凭证中有部分是信用社的制式凭证。因此，欧阳淑芳的行为对耒阳农商行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二、关于黄以信与耒阳农商行之间是否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耒阳农商行应否向黄以信兑付存款本金、支付利息及具体金额、造成黄以信不能兑取存款的民事责任应由谁承担、如何承担的问题。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责任。本案中，欧阳淑芳的代理权虽已终止，但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前文已论述），那么耒阳农商行作为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权利义务承受者，与黄以信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应当向黄以信兑付本金6000元，利息自2016年6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本金实际清偿完毕日止。从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耒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还是农商行，在处理撤销代办站和取消代办资格的代办员的工作中，未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18号］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已撤销代办站的案件风险，因此，在认定欧阳淑芳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下，考虑到欧阳淑芳尚在服刑，不具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情况，应先由耒阳农商行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从另一方面讲，欧阳淑芳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刑事判决亦责令其退赔，因此，在耒阳农商行承担责任后，可向欧阳淑芳追偿。三、关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湘0481刑初295号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刑事判决追缴、退赔后，被害人能否另行提起诉讼、该刑事判决未涉及的存款，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主张权利的问题。按照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之规定，黄以信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黄以信存款本金6000元，并自2016年6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本金实际清算完毕日止，限判决生效后2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觉履行的，可将标的款付至耒阳市人民法院标的款账户，户名：耒阳市人民法院执行案款专户；账号：8335********；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耒阳支行。付款时需注明案号）。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耒阳农商行向本院提交了七组证据，证据一、中国银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拟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8月6日被银监局批准成立；证据二、2013年8月26日衡阳晚报；证据三、上诉人网站页面；证据四、金融网网站页面；证据五、照片，上述四组证据拟共同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8月27日隆重开业、开业现场人潮如涌；证据六、三架支行存款业务统计情况，系单方统计制作，拟证明上诉人成立后案涉乡镇储户逐年递增，案涉储户数量占比约为4.5%；证据七、百度地图截图，拟证明涉案人员所在地位于耒阳市原市郊，交通发达信息通畅。被上诉人黄以信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能够证明耒阳农商行经银监会同意开业。该份文件第三页核准了邓先芽为支行行长。其作为本地人，在村中与支行均担任职务，但其从未向村民告知欧阳淑芳被清退；证据二不能证明全部被上诉人均已知情；证据三、受众大部分是老年人不上网，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四、五中照片的时间地点没有明确体现，照片上面的人员亦不清楚，且邀请的都是耒阳农商行的工作人员；证据六系内部资料的数据，无审计机关统计，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七、不能代表上诉人尽到管理监督提示的义务。被上诉人欧阳淑芳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备关联性，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上诉人耒阳农商行与被上诉人黄以信的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与否取决于被上诉人欧阳淑芳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具体到本案而言，首先，欧阳淑芳自1995年以来一直以业务代办员的身份代理青麓信用站为村民办理存款及贷款业务，上诉人对其被取消代理权的事实未进行有效公告。虽然上诉人耒阳农商行称2006年撤销代办点时,其已对外张贴公告表明对原有业务员进行清退，并提交照片佐证，但就本案现有证据来看，粘贴具体时间、地、地点难以体现涉案地区系农村,上诉人亦未遵循农村的社区民情通过当地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向村民进行及时、有效的宣传、告知,故其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在被上诉人欧阳淑芳原服务范围进行了有效公告,未达到银监会相关文件关于清理公告要做到“服务区域内每一户居民都要知晓”的要求。其次,上诉人耒阳农商行未能有效清理欧阳淑芳表征代理权的物品。上诉人清理代办点后未能有效回收信用站原有的存款凭据、统一雕刻的私章等,导致被上诉人欧阳淑芳大量使用，为欧阳淑芳继续以上诉人名义挂牌揽储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明显过错。且欧阳淑芳在办理储户存款时的流程、形式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而当地农村储户多年来对其已存在合理信赖,故该存款凭据、私章等对欧阳淑芳的代理权已具有明显表征作用。最后,被上诉人欧阳淑芳被解聘后仍为信用社收取欧阳淑芳此前于2007年10月25日发放的贷款，且直至2016年仍成功代为办理存折开户手续，这一事实也导致储户误信欧阳淑芳具有代理权。基于上述事由，造成欧阳淑芳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是耒阳市农村信用社及其下设机构三架信用社青麓信用站管理上的过失所导致，欧阳淑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据此,上诉人对于解除欧阳淑芳代理权后,未消除代理权的表象特征具有明显过错,使得被上诉人黄以信对欧阳淑芳继续为上诉人代办揽储产生合理信赖,欧阳淑芳的行为依法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应对欧阳淑芳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上规定适用的对象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被害人。上诉人耒阳农商行并非诈骗罪一案的犯罪主体,故不存在向耒阳农商行追缴或责令退赔的情形。被上诉人黄以信向非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合同相对方耒阳农商行主张合同权利,并不违反该规定。综上所述，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龙  飞       审  判  员   张  震  东      审  判  员   罗      源      审  判  员   陈      慧      审  判  员   刘      林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廖  晓  欢      书  记  员   肖  玉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