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57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燕云娇，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利华。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超，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燕云娇，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凯铭。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乙桥，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智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乙桥，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乙桥，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军、韩利华因与上诉人肖凯铭、被上诉人肖智娟、肖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3民初29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军、韩利华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肖凯铭、肖智娟、肖军偿还货款870812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870812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肖凯铭、肖智娟、肖军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一、2018年2月起，肖凯铭以个人及案外人翁某的名义在戴军、韩利华处开立黄金交易账户。至同年12月7日肖凯铭一直以其本人或翁某的名义与戴军、韩利华进行黄金原料交易，期间双方也互有往来。至2019年1月17日双方经对账，肖凯铭确认，在其账下尚欠戴军、韩利华黄金5508.8克，案外人翁某帐下欠戴军、韩利华黄金2855.03克，同时，肖凯铭在戴军、韩利华处开立的账户中有存款1013381元，翁某在戴军、韩利华处开立的账户中有存款505145元。肖凯铭一审当庭确认由于案外人翁某开立账户与戴军、韩利华买卖黄金的行为是根据其指示行使，因此，案外人翁某应结算的所欠的全部款项由其本人负担。戴军、韩利华主张由于2019年1月17日双方结算当日，肖凯铭以微信的方式明确表示由于市场价格太高暂不结算，因此，要求肖凯铭继续按行业标准支付仓租和利息（每公斤每天10元及按月1%的利息），肖凯铭确认行业标准及其发出了上述微信内容，认为2019年1月17日前的款项、仓租、利息均已经包括在结清金额内。但主张因戴军、韩利华要求以其本人的名义出具欠条，双方产生争论因而未能达成共识。二、肖凯铭主张与戴军、韩利华之间黄金交易行为是代表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金×公司)的职务行为。由于其本人担任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的总经理，且戴军、韩利华和案外人作为上市公司均没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证照及许可进行黄金原料的买卖与回购，因此，不能以案外人公司的名义而只能以其本人及下属翁某的名义开立账户进行交易和结算。由于与戴军、韩利华结算时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已经歇业，无法找到案外人的原财务或出纳进行对账，只能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所以，涉案的真正的交易双方应当是戴军、韩利华与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但对此肖凯铭仅向该院提交了其与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以及案外人与其他珠宝客户之间往来的证据，对于其所主张的系与戴军、韩利华之间的交易是受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之托而进行的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肖凯铭提供了其与戴军、韩利华之间的多次信息往来，证明其曾要求戴军、韩利华将黄金原料送往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戴军、韩利华确认上述信息并确认戴军、韩利华的身份，但认为系肖凯铭上述所列出的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为均为送货地址，而非收货客户。三、戴军、韩利华主张曾与肖军达成口头协议，肖军与肖凯铭一起向戴军、韩利华赊购黄金，戴军、韩利华提交了2017年7月17日、2018年4月24日、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0月24日向肖军本人或向其指定的案外人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但对其主张的口头协议未举证证明。经查，肖军系肖凯铭的妻弟，其本人未在戴军、韩利华处开立黄金买卖的结算账户，也未通过肖凯铭的账户进行过款项的结算。四、肖智娟与肖凯铭系夫妻关系。经查，2017年7月17日，戴军、韩利华曾通过案外人吴春秀的账户向肖智娟的母亲王某莲转账支付539740元。肖智娟及肖凯铭均确认2018年10月肖凯铭曾通过肖智娟向其父母借款230万元，购买黄金原料以填补经营所出现的缺口，肖智娟也确认曾要求跟丈夫肖凯铭前往拖欠款项的客户处进行核实，并要求该客户出具债权人为其父母公司的《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之间的黄金原料买卖关系，经双方确认该院予以认定。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之间的黄金原料买卖的标的物黄金系贵重金属，属于我国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物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计价使用金银，禁止私相买卖和借贷抵押金银。”上述法规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在均未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证照及许可的情况下，私自从事黄金原料的买卖违反了法律规定，其交易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应由双方各自承担。由于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之间的黄金原料买卖交易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无效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因该交易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现戴军、韩利华主张肖凯铭所赊购的黄金原料已不存在，肖凯铭依法应折价返还。肖凯铭主张其行为为职务行为，而真正的黄金原料的交易行为发生在戴军、韩利华与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之间，但肖凯铭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院对肖凯铭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之间结算金额问题，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均确认2019年1月17日经对账确认肖凯铭及案外人翁某尚欠戴军、韩利华黄金5508.8克及2855.03克，同时，肖凯铭在戴军、韩利华处开立的账户中有存款1013381元，翁某在戴军、韩利华处开立的账户中有存款505145元，根据戴军、韩利华起诉时所主张的按照2019年3月5日黄金价格280元/克进行折算，再扣除肖凯铭及案外人翁某在戴军、韩利华处的存款后，肖凯铭所欠戴军、韩利华的黄金原料款应为823346.4元【（5508.8克+2855.03克）×280元/克-1013381元-505145元】。由于双方的交易行为无效,戴军、韩利华要求肖凯铭按行业标准支付仓租和利息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戴军、韩利华主张肖军与肖凯铭一起共同向其赊购黄金原料，因此，应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但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均显示付款人为戴军、韩利华而不是肖军，由此证明交易的买方是戴军、韩利华而非肖军，且戴军、韩利华未能举证证明与肖军的交易是通过肖凯铭的账户进行结算，因此，该院采信肖军关于其与戴军、韩利华之间是独立的黄金原料交易而与肖凯铭和戴军、韩利华之间的交易无关的抗辩主张。对戴军、韩利华要求判令肖军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因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买卖黄金原料而引发的纠纷。戴军、韩利华未举证证明肖凯铭将交易资金用于家庭生活，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肖智娟对其丈夫肖凯铭的买卖债务进行事后的追认。肖智娟在得知肖凯铭经营出现缺口后，协助其向其父母借款230万元，购买黄金原料以填补经营所出现的缺口及共同向债务人了解追偿货款的行为，属于夫妻之间的协助行为，且戴军、韩利华2017年7月17日向肖智娟的母亲王某一转账支付539740元，戴军、韩利华本身已确认是与肖军黄金原料交易的款项,因此，戴军、韩利华要求判令肖智娟对肖凯铭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肖凯铭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戴军、韩利华823346.4元；二、驳回戴军、韩利华对肖军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戴军、韩利华对肖智娟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戴军、韩利华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54元，由戴军、韩利华负担341元，肖凯铭负担5913元。上诉人戴军、韩利华上诉请求：改判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为支持戴军、韩利华的全部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应当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肖智娟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一审庭审中戴军、韩利华提交证据八中的账款明细表中，第一笔交易就是与肖智娟母亲账户发生的交易，而且交易中有多笔与肖军即肖智娟亲兄弟的交易。按照肖凯铭所称，涉案交易金额较大其一个人不能够动用如此多的资金，从交易记录来看，肖凯铭的岳母、肖军即肖凯铭妻弟均参与了与戴军、韩利华的交易，因此肖智娟对此家庭型的经营不应不知情。通过一审庭审中的证据来看，肖智娟知道与戴军、韩利华的交易，仅是不知道与戴军、韩利华的交易最终产生了亏损的情况。并且肖凯铭在聊天记录中明确告知其安徽客户跑掉造成了亏损，肖智娟并没有提出异议，并且协助肖凯铭进行处理，在得知产生的亏损系在戴军、韩利华处拿的黄金时，在戴军、韩利华第一次询问时承认其愿意共同与肖凯铭偿还，但第二次戴军、韩利华再次询问时，肖智娟就不再承认该笔欠款与其有关。结合本案案情，肖智娟承认该欠款共同偿是在其了解了全部前因后果之后做出的决定，而后续的不承认仅仅是为了逃避夫妻共同债务。按照肖智娟的逻辑，夫妻共同经营产生盈利则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产生亏损则是一方个人债务，这明显是藐视法律，因此肖智娟应当承担责任。二、肖军实际参与了经营，应当就涉案欠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庭审情况，肖凯铭与肖军的说法均矛盾重重。肖凯铭称其系受深圳市金×公司委托与戴军、韩利华交易，但其与戴军、韩利华的交易中充斥着自己亲属的收付款行为，明显是一种家族形式的经营，家族成员均有参与。其次肖军的说法前后矛盾，一方面肖军称其与戴军、韩利华的交易仅有一笔是钱货两清，但根据交易情况，肖军对一笔27万的交易以及一笔50万的交易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并且在交易过程中，肖军与戴军、韩利华的交易除一笔外其他均未结清，所余货款结余或欠款均计入戴军、韩利华账目中，因此肖凯铭与肖军应为合伙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戴军、韩利华的上诉请求。上诉人肖凯铭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肖凯铭不用支付823346.4元或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3.改判本案全部诉讼费由戴军、韩利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金料争议属于因肖凯铭履行职务行为引发，肖凯铭不是本案合同相对方，非责任主体。该事实肖凯铭提交的证据己经具备髙度盖然性。1.涉案金料争议发生在肖凯铭任职深圳市金×公司（以下称深圳市金×公司）总经理一职期间，受公司董事长指示进行借调，期间不曾在其他公司有担任职务或从事经营的行为。肖凯铭是2017年10月18日才入职深圳市金×公司,但直至2018年1月开始，因深圳市金×公司经营出现困难，金料出现周转不足的状况，深圳市金×公司才指派肖凯铭前往韩利华处借调金料。2.整个过程中金料借调往来有数百公斤流水，金额近亿元，相关金料不是送往深圳市金×公司就是送往深圳市金×公司指定的接收客户处，对接职员均是深圳市金×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韩利华无理由在毫无抵押担保等措施的情况下，且没有任何书面合同仅基于其主张的“口头协议”就借调给毫无相应承受能力的肖凯铭个人近亿金额的金料，完全是因为其知晓并清楚肖凯铭仅是执行深圳市金×公司指令，履行职务行为后才予以借调金料。3.如果不是知情对接的下属翁某是在履行深圳市金×公司的职务，韩利华主动向肖凯铭确认下属翁某账目情况，并要求肖凯铭一并结算翁某名下账目的逻辑基础就不复存在。而如果不是因为翁某同时是肖凯铭在深圳市金×公司的下属，同时也是受其指示履行职务，肖凯铭完全无需承认所谓“翁某”名义下的款项，自担不必要的责任。4.韩利华提供的《对账单》是单方制作的虚假证据，其特意将肖军委托肖凯铭转手售卖的单独几笔金料（2017年7月17日的2公斤，价值539740元；2018年4月24日的1公斤，价值27万；2018年10月16日的7公斤，价值1912400元；2018年10月24日的原定7359.35克，因仅付了202万，所以取货时只给了约7333.45克金料）做进账目，目的就是掩盖实际是职务行为引发的事实，其他如走账名单中的李晓洁是深圳市金×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如王某二、胡某、周某一、陈某、周某二、苏某、盛某、方某、福建百×、翠×等人员或单位是深圳市金×公司的客户，用高层账户走账，或者直接让款项打到深圳市金×公司的客户处，免于中间来回流程也是行业常见的做法。这些证据都足以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深圳市金×公司在本案中不能置身事外。5.在韩利华的记账单中，记在肖凯铭、翁某名下并不就代表个人业务往来，而是行业做法就是记经手人名下，由于实践操作中行业为了规避一些审计或合规层面问题，通常用这样方式处理，而肖凯铭、翁某事先没有在这方面有特别注意。而且第一次和韩利华对接时，明确是深圳市金×公司的业务也是通过电话沟通确认的。韩利华与肖凯铭的聊天记录中数次送料到深圳市金×公司，而深圳市金×公司有严格的客户进入安检登记等手续，金料没办法随意出入。如果韩利华不是深圳市金×公司的客户，是不可能随意就将金料送进金叶公司，因此戴军、韩利华称“深圳市金×公司均为送货地址，而非收获客户”的说法并不成立。韩利华也因为行业手法正好是记在经手人名下，期间没有与金×公司进行完整对账，而在肖凯铭被解雇后，金×公司为推卸责任事后又拒绝与韩利华就往来流水加盖公章确认。而从蚌埠客户出事直至肖凯铭2018年12月3日被解雇，期间肖凯铭已经丧失总经理的职权控制，基本是被派出去追索蚌埠客户拖欠款料，没有实权来处理韩利华与公司层面的对账。韩利华考虑证据层面上的困难才转而追索肖凯铭，并试图将肖凯铭妻子肖智娟、妻弟肖军一并拉入此案来解决后续款项追回问题。二、为查明事实佐证相关行为为职务行为，肖凯铭在一审答辩期内依法申请追加深圳市金×公司为被告参与本案审理，但一审法院未予追加。同时申请原审法庭向本案关联人员、单位进行调查取证，原审法庭未予依法调查。1.涉案未归还的结余3公斤金料是如何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引发。这一引发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单位及人员等具体背景情况介绍如下：2018年7月因深圳市金×公司董事长周某三口头授信肖凯铭向客户蚌埠经济开发区×首饰店（经营者骆某）放货,2018年7月9日深圳市金×公司放料部门向董事长确认口头授信真实性后向客户放货（授信申请表注明了单位，法定代表人骆某，联系人刘某一，提料11064.44克等信息），而之后该客户未能按时归还款料，事后董事长为推卸责任，把口头授信在事后补签的书面授信文件上改为了不授信。董事长周某三以保证肖凯铭的工作继续和不影响其在行业内的职业信誉为条件让肖凯铭揽下责任先行处理，让肖凯铭先把客户欠料账面上想办法先填平以应付集团董事会检查，之后再进一步处理追索客户的事宜。在此情况下，肖凯铭业务团队是先将其他客户（广东金×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金×公司的存料拆借了11公斤还到蚌埠经济开发区×首饰店的账面下。后续集团又要调查广东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对账。由于董事长口头授信是通过电话取得，而放料部门对于口头授信虽然是需要打电话向周某三确认才能放料，但放料部门都是周某三亲戚、亲信，肖凯铭苦于有利证据难寻，集团又以《岗位聘任书》的“任职期间内所负责的公司出现坏账、货物灭失，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在全权实施的经营活动中盈利和公司损失负全部责任”等向他追究责任，周某三为代表的公司领导层也以刑事责任等相威胁，迫不得己的情况下肖凯铭于是才骗得妻子肖智娟信任，肖智娟才找自己父母为其筹措了230多万购买了8公斤金料又还到广东金×科技有限公司的账面下,根据约定最多也是主要责任，剩余3公斤应由公司承担。当时为应付检查，业务团队于是将韩利华处借调结余的3公斤挪到了深圳市金×公司账面下。事后肖凯铭被深圳市金×公司解雇，而深圳市金×公司后未按规定追索蚌埠经济开发区×首饰店，并试图把责任全部转嫁给肖凯铭，从而引发本案。2.职务行为，由单位承担责任。在肖凯铭依法申请追加深圳市金×公司为被告参与本案审理的情况下，原审法庭不予追加，使得肖凯铭在程序上、实体上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综上，本案中应将深圳市金×公司追加为被告参加法庭审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3.肖凯铭申请原审法院向深圳市金×公司调取蚌埠经济开发区×首饰店在公司提料的授信文件，并指定其法定代表人周某三出庭说明相关情况。原审法庭未批准肖凯铭的调查取证申请，使得本可印证肖凯铭所述内容的关联证据未能核实。董事长周某三事先口头授信，后书面授信文件改为不授信，原件由公司存档，肖凯铭已经提供拍照留存的复制件，该授信文件所载信息可证明深圳市金×公司及其董事长周某三在授信问题上涉嫌作假，并把责任推给肖凯铭，从而引发本案的背景事实。而后续也是董事长代表深圳市金×公司领导层和肖凯铭谈协商解除，要求其写《述职报告》拦下管理责任，免得集团董事会继续追查以致牵连更多人，承诺肖凯铭写了《述职报告》此后相关事宜就与其无关。肖凯铭在同意补偿方案的情况下做了几点并不完全真实、未与揭露真实前因背景的不利陈述，但即便是《述职报告》其实也可以印证是挪移客户账面存料填补蚌埠客户拖欠款料应付检查的事实,并不是其个人不予归还韩利华。因此，深圳市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周某三了解整个事件相关情况，但鉴于利害冲突关系，肖凯铭无法直接申请其作为证人提供证言，遂请求原审法庭指定深圳市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某三出庭说明相关情况。前述申请均未获得准许。4.肖凯铭在原审申请法院向广东金×科技有限公司调查了解2018年10月8日以前在深圳市金×公司的存欠料情况，相关事实可以证明肖凯铭就相关金料入账、账面转移情况说法属实，但原审法院并未调查。该期间广东金×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是存料11公斤状态，并没有抽调走账面预存11公斤，然后又补足账面11公斤的情况，而且这样操作也不符合常识。而补足的11公斤，其中肖凯铭垫付款项购买了8公斤入账，另有3公斤是挪移了韩利华在深圳市金×公司的存料，相关入账单据肖凯铭已经提供证据提交。即前述金料处理情况，广东金×科技有限公司完全不知情，只要向其调查了解2018年10月8日以前在深圳市金×公司的存欠料情况，就可以证明肖凯铭所述属实。5.肖凯铭在原审申请法院向蚌埠经济开发区×首饰店（经营者骆某）调查了解其在深圳市金×公司提取金料未能归还，以及事后由肖凯铭代为垫付了230多万款项的情况，并指定其经营者骆某出庭说明相关情况。前述申请均未获得准许。2018年12月17日，肖凯铭就代垫的230万款项前往追索×首饰店老板骆某时，骆某派妻子刘某一出面解决，双方因此发生口角，报警后经蚌埠市公安局航华派出所出警处置并达成调解方案，刘某一承诺他们夫妻会配合肖凯铭在深圳开庭说明整个事发经过和案件情况。现蚌埠经济开发区×首饰店经营者骆某及其妻子事后逃避责任，拒绝出面说明问题，肖凯铭请求原审法庭能向蚌埠经济开发区×首饰店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并指定骆某到庭说明相关情况，相关内容可证明其向深圳市金×公司提取金料后无法归还，事后由肖凯铭代为垫付了230多万等相关情况。肖凯铭被深圳市金×公司违法解雇后，委托赵乙桥律师处理违法解雇劳动纠纷一案，陈述了前述相关情况。因陈述的情况背景复杂、牵连众多、真实性存疑，赵乙桥律师提出为了确认相关陈述的可信度，问询可否提供相关报警记录，肖凯铭告知可向派出所了解，后赵乙桥律师根据肖凯铭提供的信息联系到出警民警，并询问可否调取相关记录，经沟通得到同意后去函调取了2018年12月17日（编号：×)肖凯铭等人争议事件的《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其上确实记载有“随时配合肖凯铭在深圳开庭”的记录。法庭对相关情况若有存疑，可进一步核实真实性，并根据需要了解相关情况。因此，肖凯铭与韩利华之间的争议属于因职务行为引发，肖凯铭的证据己经具有高度盖然性。法庭应当追加深圳市金×公司参与本案审理。同时，通过调查相关单位、人员情况可还原案件事实，佐证肖凯铭所述属实。原审法庭未予依法追加及调查取证，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裁判，使肖凯铭为此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支持肖凯铭的前述请求。被上诉人肖智娟、肖军辩称，同意肖凯铭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驳回戴军、韩利华对肖智娟、肖军的诉请处理正确。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肖凯铭主张其系代表深圳市金×公司与戴军、韩利华进行交易，但承认无深圳市金×公司直接向两人付款的记录。微信对话记录显示，在韩利华通过微信向肖凯铭发送对账单时，肖凯铭未表明其代理人身份。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对于一审认定涉案买卖合同无效，因双方均无异议，故本院直接予以确认，不再作审查。本案中，戴军、韩利华主张其交易的相对方为肖凯铭，肖凯铭即主张其系基于深圳市金×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代表深圳市金×公司与戴军、韩利华发生涉案交易和确认涉案债权。针对上诉人的上诉事由，本院评判如下：戴军、韩利华请求肖凯铭清偿涉案债务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肖凯铭主张案外人深圳市金×公司才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系履行职务的行为，而肖凯铭在本案中既未能出示深圳市金×公司委托其与戴军、韩利华交易的授权文件，其亦未曾以深圳市金×公司的名义与戴军、韩利华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且深圳市金×公司既从未向戴军、韩利华支付过任何款项，也无证据证明深圳市金×公司通过其他方式事后对肖凯铭所称的代理行为进行过追认，故肖凯铭主张其与戴军、韩利华进行交易是职务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证据表明，就外观而言，肖凯铭是以自己名义与戴军、韩利华进行交易。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肖凯铭虽以个人名义与戴军、韩利华进行交易，而实际上是受深圳市金×公司的委托与戴军、韩利华进行交易，但在深圳市金×公司不能偿还债务，肖凯铭向戴军、韩利华披露了深圳市金×公司时，戴军、韩利华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亦可以选择以肖凯铭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故此，在无证据表明戴军、韩利华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向深圳市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情况下，一审未通知深圳市金×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肖凯铭就其主张的委托关系，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经审查，一审判令肖凯铭应向戴军、韩利华补偿823346.4元，驳回其关于仓租和利息的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肖智娟是否应对肖凯铭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事实表明，涉案债务系因肖凯铭及其下属人员的经营行为而起，无证据证明肖凯铭将与戴军、韩利华交易的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肖智娟后续虽有参与债务的处理，一审认为此系夫妻之间的互助行为，并无不当。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驳回戴军、韩利华对肖智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肖军是否应对肖凯铭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经审查，一审认定肖军与戴军、韩利华之间的交易系独立于两人与肖凯铭及其下属人员之间的交易，并无不妥；一审据此驳回戴军、韩利华对肖军的诉讼请求，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戴军、韩利华与肖凯铭的上诉请求皆不成立，本院均予以驳回；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24334元，由上诉人戴军、韩利华负担12508元（已预交），上诉人肖凯铭负担11826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冼  朝  暾审判员 张  永  彬审判员 徐  玉  婵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龙蒙 （ 兼）书记员 任楚妍（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