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15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磊，男，汉族，1978年6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世祥，男，汉族，1950年8月9日出生，住安徽省长丰县。 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文，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政，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何庆珍（原审原告朱庆来母亲），女，汉族，1938年4月15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被上诉人：高宗芳（原审原告朱庆来妻子），女，汉族，1972年10月26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被上诉人：朱兴义（原审原告朱庆来儿子），男，汉族，1998年6月28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三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宜林，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婵，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方磊、孙世祥因与朱庆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2民初12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方磊、孙世祥提起上诉后，朱庆来于2020年12月12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何守珍、高宗芳、朱兴义（以下简称何守珍等三人）向本院申请做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磊上诉请求：1.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方磊赔偿被上诉人医疗费29137.42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朱庆来驾驶的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本案应按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责任，且朱庆来在本次事故应承担主要责任。首先，朱庆来事故中驾驶的“XR800DQT-3D”型号电动车（车架号LXRBB3GD0L0007669）是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瑶海大队合公交（瑶）认字第[2020]第13059号事故认定书对于该车辆属性认定错误。因为朱庆来驾驶车辆生产厂家为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系上市公司，生产日期为2020年1月13日，系新国标实施后正规电动车厂家生产，属于电动摩托车，不是电动自行车，也不是非标准车。朱庆来驾驶的电动车型号为“XR800DQT-3D”，根据《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GB/T24158-2018)第4.1“型号组成”的规定，“XR”为企业代号即新日牌，“800”为规格代号即电动摩托车驱动电机额定功率为800瓦，“D”为电动摩托车代号，“QT”为类型代号，“3”为涉及顺序号，“D”为改进型号。另外，按照《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额定功率为400瓦。朱庆来车辆型号的组成完全符合电动摩托车国家标准的认定，属于机动车。从朱庆来驾驶车辆上的铭刻的车架号来看，其所驾驶的车辆应属于机动车，不属于电动自行车。在与车辆不可分割部位铭刻编号为“☆LXRBB3GD0L0007669☆”，而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18）第5.2“车辆编号”的规定：“电动自行车车架本体不可分割的醒目部位（前管和中接头应该优先考虑）表面，应当永久性地标上每辆电动自行车唯一的整车编码，整车编码采用15位全数字代码结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编号在15位，本案中朱庆来的车辆编号完全不符合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规定，该17位识别代号符合《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GB16735-2004）中对于机动车识别编号的规定，朱庆来车辆属于两轮电动摩托车，为机动车。电动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存在明显和根本的区别。涉案车辆性质根本无需鉴定，仅需根据车辆客观情况（车型号和车架号）认定即可。我方所举证据足以直接认定朱庆来驾驶车辆为电动摩托车，为机动车，不是电动自行车。其次，事故认定书认定朱庆来驾驶车辆为非机动车明显错误，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的事故责任认定进行责任划分明显错误。根据方磊提供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已经能够对朱庆来的车辆属性作出认定，已无司法鉴定必要，一审法院认定司法鉴定不予受理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明显错误。根据事故发生后的鉴定报告，朱庆来的车辆信息（包括型号、车辆识别码等）是准确清楚的，在方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朱庆来驾驶的车辆为机动车时，一审法院仍然以交警部门的错误认定作为本案依据明显错误。朱庆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其驾驶摩托车应当依法上牌，并持有合法摩托车驾驶证，但朱庆来无牌无证上路，对于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未佩戴安全头盔更是加重了损害结果。就本案事故发生的事实而言，方磊行驶在机动车道内在自己的方向上驾驶，并未改变方向，属于合法驾驶。而朱庆来属于行驶过程中改变行驶方向，应该负有更大的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更何况，如果依瑶海区交警大队认定朱庆来驾驶车辆为电动自行车，其更不应该驶入机动车道，此种情况下，根据事故发生时的路权理论，事故发生时借道行驶的自行车应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另外，朱庆来未佩戴头盔导致损害结果扩大，对此扩大的损害结果应当由朱庆来承担。据此，我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为29137.42元【计算依据：（253791.42-10000）X30%次要责任比例+10000-54000=29137.42】。二、一审未履行法定职责，重大程序错误，属于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重要证据。上诉人于2020年11月11日签收举证通知书，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满之日为2020年11月20日，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法院调取交警部门保存的事故发生经过的监控录像。在本案的事故责任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事故经过的监控视频对于重新确定事故责任不可或缺，一审法院对于此证据并未依法调取关键证据明显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法院应依法履行职责重新确定鉴定机构。上诉人认为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的车辆属性的认定是案件审理的重要争议点。上诉人一审已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可以认定被上诉人驾驶车辆为电动摩托车，但承办法官以不具备专业知识为理由无法确认，需要依赖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来确认，那么在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以不具备鉴定资质对于车辆属性的鉴定不予受理时，一审法院应当重新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因为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是由承办法官当庭确定，然后由双方当事人代理律师签字确认的。一审法院不履行法定职责，直接忽略鉴定程序属于重大程序错误。3.简易程序应转化为普通程序。鉴定时间本来就不计算在审理期限内，不能因为审限所迫仓促结案，如果因为审限，一审法院应将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来审理；而且就本案而言，因为涉案基本事实存在重大争议，涉及法律责任划分，直接影响双方当事人的重大权益，属于案情复杂，也应该转为普通程序。鉴于本案上诉过程中朱庆来已经死亡，为防止发生案件重大事实一案两判，减少讼累，故此申请将本案发回重审，由朱庆来继承人继承诉讼，由其继承人将其相关权利一并追加主张更为妥当。 孙世祥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孙世祥不承担连带责任；2.请求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孙世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认定错误，适用法错误。孙世祥作为车辆所有人，其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孙世祥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指导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借用或租赁他人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借用人或租赁人承担赔偿责任。涉案车辆属于儿子方磊借用父亲孙世祥车辆，上诉人孙世祥并不具有但书条款所列明成为事故发生因素的过错或瑕疵，因此，孙世祥不应当不承担连带责任。二、其他的事实与理由同方磊的上诉。 何守珍等三人二审辩称：1.关于事故责任，交警部门已经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方磊、朱庆来均负事故同等责任，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以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为准。方磊在收到事故认定书后，并没有提出异议和复核，应视为放弃了相关权利，其一审期间申请调取相关证据、申请对朱庆来驾驶车辆的属性进行鉴定，没有相关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经给了方磊、孙世祥充分的救济途径，准许其鉴定申请，但是鉴定机构没有受理该申请，应由方磊、孙世祥承担不利后果。而且朱庆来驾驶车辆的属性应以事故认定书为准，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载明了朱庆来驾驶的车辆为非机动车。2.孙世祥与方磊为父子关系，二人就肇事摩托车不仅仅存在借用关系。孙世祥在名下的摩托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情况下仍然交由方磊使用，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与方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庆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方磊、孙世祥赔偿朱庆来医疗费128275元（不含方磊的垫付款）;2.判令方磊、孙世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7月25日11时55分左右，方磊驾驶皖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和平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与茂林路交口东侧时，遇朱庆来驾驶电动自行车沿和平路由东向西行驶在其前方，方磊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在超越向左渐偏移的朱庆来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过程中，普通二轮摩托车右侧后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前部发生碰撞，致朱庆来受伤，车辆损坏。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瑶海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方磊负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朱庆来负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朱庆来在安徽省立医院救治，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脑疝，右额颞部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头皮挫伤，脑积水，××；行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于2020年9月24日出院；朱庆来共花费253791.42元。方磊于事故发生后支付朱庆来54000元。另查，皖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登记车主是孙世祥，孙世祥与方磊系父子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方磊驾驶皖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与朱庆来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致使朱庆来受伤的事实存在，应予认定。交警部门责任认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定责恰当，应予采纳。对于方磊、孙永祥辩称朱庆来驾驶的电动车有17位车架编号，应当是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范畴，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该院委托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对朱庆来驾驶的电动车车辆属性进行鉴定，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不予受理，方磊、孙永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院认定朱庆来驾驶的车辆为电动车；因方磊驾驶的皖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事发时未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故方磊应在交强险范围内先予赔付，超出交强险部分，由方磊承担60%责任，朱庆来承担40%责任。孙世祥为登记车主，应与方磊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朱庆来主张的各项损失，朱庆来诉请医药费253791.42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方磊与孙世祥连带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赔偿朱庆来医疗费10000元，余款243791.42元，方磊与孙世祥连带负担60%即146274.85元，朱庆来自行负担40%责任即97516.57元。方磊已付朱庆来54000元应从赔偿款中扣除。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方磊、孙世祥连带赔付朱庆来医疗费102274.85元;二、驳回朱庆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6元减半收取358元及财产保全费1136元，由方磊负担1436元、朱庆来负担58元。 二审期间，方磊、孙世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朱庆来驾驶车辆的照片，证明朱庆来驾驶车辆的型号及相关参数；2.《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证明朱庆来驾驶车辆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3.视频资料，证明朱庆来驾驶车辆同型号在售车辆附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标注的产品名称为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方磊、孙世祥另申请本院就证据3向销售点进行调查。朱庆来二审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对方磊、孙世祥二审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1，方磊、孙世祥一审时已作为证据提交，且经庭审质证，本院不予重复评价；证据2，车辆属性属于专门性的事实问题，且无证据证明机动车、非机动车即以该三项标准的内容进行界定，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视频资料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既然上诉人能够通过走访销售点的方式获得该视频资料，则该视频资料反映的内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本院对方磊、孙世祥的调查申请不予准许。 结合当事人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及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朱庆来驾驶车辆的属性；二、孙世祥的赔偿责任；三、一审审理程序。 一、朱庆来驾驶车辆的属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内容包括：朱庆来为非机动车驾驶人，交通方式为驾驶电动自行车，朱庆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等。可见，交警部门做为法定的车辆管理部门，在事故认定书中已对朱庆来驾驶车辆的属性作出了明确认定，方磊在法定期间内未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复核，方磊、孙世祥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推翻该认定，案涉事故认定书应予采信。且，一审法院已准许方磊对朱庆来驾驶车辆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并组织方磊与朱庆来协商确定由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以超出该机构的鉴定业务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一审判决认为应由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的方磊一方承担不利后果，符合法律规定。 二、孙世祥的赔偿责任。孙世祥为皖Ａ×××××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的所有人，其负有为该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义务。因孙世祥未为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孙世祥做为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应与侵权人方磊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对于受害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的损失，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由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孙世祥与方磊与父子关系，其将肇事车辆交由方磊驾驶，没有证据证明孙世祥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审判决孙世祥与方磊就朱庆来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三、一审审理程序。1.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有权复制相关证据材料。故，方磊做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案涉视频监控资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经查一审庭审笔录，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系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方磊、孙世祥上诉主张该机构由一审法院指定，与事实不符。3.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交警部门对案涉事故作出了责任认定，朱庆来主张的医药费用均有病历和票据佐证，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一审判决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朱庆来的医疗费数额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朱庆来本案中主张的医药费总计253791.42元，应由方磊与孙世祥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0000元；余款由方磊按照责任比例赔偿146274.85元（243791.42元×60%），方磊已赔偿的54000元从中扣减。因朱庆来在一审判决后死亡，其在本案中的权利义务由其近亲属何守珍、高宗芳、朱兴义承继。 综上，上诉人方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孙世祥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2民初12156号民事判决； 二、方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何守珍、高宗芳、朱兴义156274.85元（含方磊已赔偿的54000元）； 三、孙世祥对上述第二项中的10000元与方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驳回何守珍、高宗芳、朱兴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16元减半收取358元及财产保全费1136元，由何守珍、高宗芳、朱兴义负担58元、方磊负担14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2元，由方磊负担630元、孙世祥负担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刘付兴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陆 波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