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9刑终75号原公诉机关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夏正林，男，1955年10月30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盐城市亭湖区。曾因犯盗窃罪，于2009年3月3日被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0年2月28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9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江苏省盐城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卫娟，江苏中茵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立山，男，1963年1月15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响水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9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江苏省盐城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陈珊，江苏盐海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闫淑霞，女，1973年12月29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9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2020年10月10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江苏省盐城市看守所。指定辩护人戴静，江苏盐海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夏正林、朱立山、闫淑霞犯诈骗罪一案，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苏0902刑初21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夏正林、朱立山、闫淑霞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8年2月，被告人夏正林与陆某受民族资产解冻类犯罪幕后组织操纵者指使，发起、推广“精准扶贫”项目，并以微信群为载体拉人进群（总部微信群名称“精准扶贫协会”，后为逃避打击变更为“总部传统文化与股权交流群”），被告人夏正林在微信群中陆续发布幕后组织操纵者伪造的民政部任命其为“精准扶贫协会”会长的委任状、民政部关于“精准扶贫协会”的批复等文件，以小投入就能获得大回报为诱饵实施犯罪，蛊惑任命下线被告人闫淑霞及陆某、刘某甲（另案处理）等人为副会长层级递增管理、发展下线，下设大队、中队进行裂变式传播，扩大、发展被侵害群体。该团伙所宣传的“精准扶贫”并非国家民政部倡导项目，属于《公安部公布43个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虚假项目和组织》中确认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虚假项目和组织，其编造的虚假内容为：国家对百姓进行项目扶贫，成为会员后，国家会给每个会员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6万元的家庭安置费，另外还给200万至300万元的创业基金，此项目为国家层面的精准扶贫项目，具体诈骗方式以虚构国家行为、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民政部文件，通过微信群发布层级宣传讲解诱骗被害人，并按层级收取会员钱款至被告人夏正林处，部分人员并从中截留转账钱款。经查证，至2019年6月，被告人夏正林团伙发展、裂变会员计15130人，先后四次以收取会费、收取转账费用、资金发放、众筹等名义向会员收取31元、10元、32元及每人100元起步的众筹费。被告人夏正林通过被告人朱立山、闫淑霞向会员收取钱款合计1275212元，被其支配或挪作他用。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夏正林的银行卡内冻结265014.07元。2017年以来，被告人朱立山多次参与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组织，在明知上述项目虚假，没有成功兑现的情况下，于2018年9月通过他人介绍认识被告人夏正林并参与“精准扶贫”项目，并担任“统计部长”协助被告人夏正林负责汇总各中队微信群上交的会员、收取各大队及中队层级上交的会费。经查证，被告人朱立山收取会员的钱财上缴给被告人夏正林1063912元，其个人截留款项从中牟利计15000元。2018年8月份，被告人闫淑霞经他人介绍认识被告夏正林并参与“精准扶贫”项目，在明知该项目虚假且无法兑现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微信群推广、宣传“精准扶贫”项目，蛊惑下线袁某、邱某等人，通过层级递增的方式发展、管理会员。经查证，被告人闫淑霞发展、裂变会员达5271人，收取会员钱财计442537元均交给被告人夏正林。被告人夏正林、朱立山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闫淑霞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书证被告人夏正林、朱立山、闫淑霞的户籍信息，证明作案时三名被告人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证明被告人夏正林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刑罚，并于2010年2月28日刑满释放。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出具的发破案经过、抓获经过，证明三名被告人均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闫淑霞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从被告人夏正林手机邮箱里查获的任命书、文件、通知等，证明上游诈骗分子提供给被告人夏正林用于作案的虚假材料。公安机关从公安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办平台调取的相关银行、财付通账单等，证明三名被告人诈骗资金的流向情况。资金流一览表，证明三名被告人从被害人处诈骗资金的情况。2.证人证言证人赵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年初的时候，其通过张某甲参加一个叫“军民融合”的项目，2018年9月上旬的时候，徐毅发微信说他是“精准扶贫”项目五大队的大队长，请其做大队会计，五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个中队长，中队长会不定期的把新加入会员的会费通过微信转给其，其把收的三个中队的名单表格和会费汇总之后，按照徐毅的要求把收的会费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总部的统计部长朱立山，然后把汇总好的表格和转账的截图发给徐毅。其记得总共收了2740个会员的会员费，每个会员31元，也就是收了84940元。其收的会费都是用的尾数为8777农业银行手机银行转到朱立山农业银行6228**0671卡上的，总共汇总转给朱立山4笔钱，分别是2018年9月22日转了17010元、2018年9月24日转了11059.50元、2018年9月26日转了16937.7元、2018年9月30日转了37844.7元，四笔加起来共计82851.9元。证人陆某的证言，证明其是“原会长”，发展365个会员，未收费的事实。证人刘某甲的证言，证明其是“副会长”，发展10多个会员，夏正林在群中发了几个任命文件。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其是“财政部长”，发展100多个会员，帮助夏正林收费几万元，夏正林在群中发了几个任命文件。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其是二大队大队长，发展7个会员，管理七八百人（名册473人），帮助夏正林收费12000元。证人任某的证言，证明其任宣传部长，管理三四百个会员，发展几十个会员，收费后付给闫淑霞7882元。证人陈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任四大队副大队长，帮助夏正林收费883人共计28000元，管理三四百个会员，名册273人，发展7、8个会员。证人梁某的证言，证明其任四大队统计员，帮助闫淑霞收费几千元会费。证人袁某的证言，证明其任四大队会计，帮助闫淑霞收费400余人10000余元的费用。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明其任四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发展1000多个会员，帮助闫淑霞收费7、8万余元费用。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系四大队四中队录单员，张余梅200人群中帮助收费8000余元，交给陈某乙了。证人邱某的证言，证据其系四大队五中队副中队长，发展200多个会员，帮助闫淑霞收费14600余元。证人赫某的证言，证明其是四大队五中队报单员，帮助闫淑霞收费10000余元，交给邱某了。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其任五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发展管理四个群，成员1000余人（名册353人），收费并付给赵某17000余元。证人宋某的证言，证明其任五大队一中队1群群主，发展管理1个群，成员100人（名册100人），收费并付给孙某6000余元。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任五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发展管理六个群，成员600余人（名册353人），收费并付给赵某21483余元。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明其任总部办公室主任，发展过几个会员，代收过会费，付给赵某3284元。证人张某乙的证言，证明其任五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发展管理10个群（后并为5个群），成员1000余人（名册），收费并付给赵某19654余元。证人李某乙的陈述证实其任五大队二中队4群统计，群成员100余人，收7161元，付张某乙7006元。3.被害人陈述被害人刘某乙、金某等70人的陈述，证明有人在微信群里宣扬“民族资产解冻”“精准扶贫”等内容,承诺缴纳几十元钱即可成为会员,等将来民族资产被解冻后可以分到几十至几百万不等的扶贫资金,其按照群里发要求以微信红包的方式缴纳会费及提现手续费,后来得知是骗人的事实。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夏正林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在侦查机关曾供述了部分犯罪事实，但辩解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后翻供。具体内容如下：陆某介绍其加入民族资产解冻项目，是国家财政部搞的一个扶贫项目，首先要交钱成为会员，国家会给每个会员36万元的家庭安置费，另外还给200万至300万元的创业基金。其当时手里有以前搞山东聊城东正惠农项目时发展的一万多人的团队，于是就将这一万多人拉了进来，并让每人交了45元的会员费，这些钱由各个群的群主收了之后都交给项目扶贫协会副会长陆某了。其主要就是帮助会长陆某整理资料，胡锦林部长有电话给陆某的时候，其帮着接电话，胡锦林要收钱的时候，其和陆某、田素杰三个人商量，然后通知团体里的其他干部收取费用。2018年3月份左右的时候，其在弄“项目扶贫”期间，有个自称是国家民政部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刘振国的人打电话给其，说社会团体要运营必须得到民政部的认可。当时其想通过创立团队申请项目来赚钱。其就向刘振国申请了“精准扶贫”项目社会团体，审批后通过139邮箱发了一份委任书，任命其为“精准扶贫”项目社会团体会长。后将刘振国发的委任书转发给团体里的中层干部，大家看过之后也没看出委任书有问题，认为是真的，上面都有“民政部”字样的大红印章。陆某当时带了200多人进来，其任命他是项目副会长；有个叫闫淑霞的也带了10000多个会员进项目，其也任命她为项目副会长，还任命刘某甲为副会长，他也拉了不少人进项目。因为涉及到收钱做账的事情，经过大家推荐李庆华为会计。后来刘振国跟其说要交会费，还有国务院的报备费等费用，总共是11万多元，其和团体干部商量后认为团体内每个人就是31元，这里面包括加进去的转账费，团体内的干部自己也要有一点好处，也需要一些日常开销，转账的账号是刘振国发的，钱是其转给刘振国的。后来刘振国又陆续让其交了两次钱，一次是让每个团体成员10元钱的卡号升级费，直接将钱转给刘振国。一次是刘振国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到其邮箱，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发每个人36万元的安置费和100万元到200万元的创业基金，当时其将文件发给中层干部，干部再发给团体成员，这次也要收取一些费用，算下来每个人32元，这个32元里面也有其和中层干部加进去的转账费。三次算下来，每个团体成员就是73元钱。2019年5月份，当时一个自称是中国银行行长李刚的人打电话说“精准扶贫项目”的扶贫款468亿元中央已经批下来。让其抓紧时间把30多万元的税钱交掉，抓紧时间把468亿打给其。后来经过其跟项目常委们商量，决定众筹，也就是由会员自愿交钱，100元起交，不封顶，并承诺会员等468亿扶贫款下来按照1：100的比例返还。后经过众筹，总共筹了20多万元，这个钱是闫淑霞收后通过微信转账转给其，其收到钱后转了16万元到李刚提供的银行账户，另有11万元被其扣了。其对参与的几个项目产生过怀疑，但是每次都跟团体干部商量，大家同意交钱后其就把钱上交，按照3：5：2的比例进行分的，最下面的各个群管理员拿3份，中间的大队长拿5份，因为要上下承接多拿一点，上面领导层拿2份。其向“精准扶贫”项目会员收过四次钱，分别是31元、32元、10元，还有一次众筹。共计收了130多万元。其转给“雷超群”3万多元，转给“李云光”8万多元，都是用于“精准扶贫”项目协会在民政部的注册费用。其还转了10万元钱给“陈嘉健”，是帮陆某转的。另外其以“精准扶贫”协会名义在贵州运作了国家机密“东方红计划”，建立办公室花了将近20万元，其和几个副会长、常委等人来去贵州、北京、四川等地吃住、交通费用等又花了50多万；其个人消费等花了大概8万元左右，卡上还剩20多万。被告人朱立山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告人朱立山在侦查机关曾作过有罪供述，后翻供。具体内容如下：其以前参与过“物联网”项目、“一带一路”项目、“军民融合”项目、方圆慈善基金会，钱筹过之后没多长时间，方廊翠就被抓起来了，之后这个微信群也就停掉了。2018年的时候，其通过嫂子介绍加入了夏正林建立的“精准扶贫”项目，做统计部长。精准扶贫项目分为七个大队，建立了微信群，每个大队都有专门的统计报单的，他们报单是三笔钱加起来73元，一笔是包含会费10元，证件工本费，照片印制费用加上1元的转账费用共计31元，还有第二个就是协会资金发放要收32元，第三个就是收取转账费用10元。每个报单员录一个能得到0.5元的好处费，他们报单员的数据发给其做总的汇总，其也能拿到每个人0.5元的好处费。报单的理由就是国家要被扶贫的名单，所有钱都是转到其这边，其扣掉应得的好处费，将剩下的钱转给会长夏正林。后来夏正林会长提出民政部底下的一个项目是通过中国银行解冻资产的，夏正林说中国银行要转账费才能提出来，之后闫淑霞发了一个众筹项目的通知给其，大体意思是因为精准扶贫项目的款项发放缺23万元转款费，中国银行暂时不能发放款项，夏会长筹13万元，剩下的钱我们会员参加众筹，架构人员、普通会员自愿参加，100元起步上不封顶；总部对会员众筹款以有偿形式回报，具体按照1:100的比例回报，与精准扶贫款一起发放。收款方式以大队为单位上交，众筹款项统一发到闫淑霞卡上，其也交了200元的众筹款。其参与这些项目因为报单能赚点钱，前后在这些组织中获利至少2万元。另外就是其也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万一真有一个项目能有回报，所以就一直做下去。被告人闫淑霞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认罪认罚。具体内容如下：2018年8月下旬的一天，其通过一个叫刘传华的朋友介绍加入精准扶贫协会，会长夏正林主动添加其微信后推送了一些民政部的任命书以及文件、图片，介绍“精准扶贫协会”是民政部下设的一个机构，具体负责“民族资金解冻”及“精准扶贫”工作。包括其副会长共有5个人，记得有徐毅、刘某甲和陆某，统计部长朱立山，另外还设有财政部长、督查部长等职务，这些负责人组建了一个总部微信群、一个常委群，其和朱立山、夏正林是常委成员。协会下设七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若干中队，设大队长、中队长职务，原来各大队、中队都有微信工作群，后来都解散了。更改群名是“精准扶贫”这个群名太敏感了，被封号了，之后为了逃避检查，就把群名改了。其刚加入的时候，就担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后来因为发展的会员数最多，夏正林就任命其为副会长兼任四大队大队长。主要负责协会四大队下面会员的招募和会费的征收。其分管的四大队一共招募了5000多个会员。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30+1”、“31+1”、“10”和众筹等四个项目，“30+1”的项目，是每个新会员加入协会的时候，必须交纳会费31元，等协会的“民族资产解冻”以后，就可以拿到扶贫款30万元。“31+1”是夏正林发的通知，就是民族资产需要资金解冻，就让会员交纳32元用来解冻。10元的项目是之前都是使用的农业银行卡，夏正林通知扶贫款发放需要用中国银行卡，让都换成中国银行卡，就让每个会员交纳10元的转账费。众筹的项目是夏正林说扶贫款已经批下来，但是缺少一笔23万元的转款费，他自筹了13万元，还需要会员众筹10万元。其刚开始加入协会的时候也是半信半疑，但等夏正林发了那么多的文件、图片后就相信了，其也交了31元的会费，说是等国家扶贫款下来就可以拿到30万元的安置费。等到“31+1”项目出来之后，又通知会员交纳32元钱，因为之前交纳的31元还没有兑现，这次又要交钱，就怀疑“精准扶贫”和“民族资产”解冻的项目是假的，其也在网上、电视上看到“民族资产解冻”的项目都是骗人的，这时候其就知道这些项目都是骗人钱的。其知道后还参与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收集会费及项目资金的过程中，可以截留一部分钱。另一方面，虽然看到网上的宣传，但自身经济条件不好，对这些项目还抱有一些幻想。这些项目都是“+1”的，意思是加一元钱就是给截留的劳务费。其经手的会费及众筹款金额其记不清了，以农业银行账单为准。朱立山的账户在被封之前，其都是转给朱立山的，最后众筹款是其直接转给夏正林的。5.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制作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证明侦查机关对朱立山、夏正林的4部手机进行检查的情况。原判认为，被告人夏正林、朱立山、闫淑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上游犯罪分子虚构的民族资产解冻项目,实施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关人员身份和有关项目的虚假,却不去认真核实并加以辨别,反而通过微信群以小投入即可获得大回报为名,积极往下宣传并层层发展群众会员参与投资,致使众多群众会员陷入错误认识而上当受骗交出财物,夏正林的犯罪数额为1275212元，其中朱立山为1063912元、闫淑霞为442537元,被告人夏正林、朱立山犯罪数额均达特别巨大情形,被告人闫淑霞的犯罪数额接近特别巨大，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夏正林组织、指挥整个团队犯罪,行为积极，起主要作用,属于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朱立山、闫淑霞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夏正林具有犯罪前科,酌情对其从重处罚。被告人闫淑霞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自愿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结合三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所起作用、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等事实,决定对被告人夏正林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朱立山、闫淑霞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夏正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二、被告人朱立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三、被告人闫淑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四、责令被告人夏正林、朱立山共同退赔赃款人民币一百零六万三千九百一十二元，被告人夏正林、闫淑霞共同退赔赃款人民币四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元，依法发还被害人。（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夏正林的赃款人民币二十六万五千零十四元零七分，应折抵上述款项。）上诉人夏正林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判认定其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在侦查阶段从未讲过虚构事实，其讲的很多话都被办案人员改动，所以很多笔录其没有签字。“精准扶贫协会”是由民政部社会团体管理局根据相关规定审核批准并报民政部审定的民间社会组织，其受任命担任会长，根据社会团体组织法和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协会常委研究决定收取会费等。其本人只是执行者，如果任命书是伪造的，其也构不上主犯。原判夸大其词，百万资金即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量刑有误等。上诉人夏正林的辩护人主要辩护意见为，夏正林在上游犯罪分子的骗局下，随着项目的推进，应当知道有关人员身份和项目虚假，仍然进行宣传，致使多人资金损失，故夏正林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但其从受害人转变成为被告人，均是在幕后操纵者的推动下完成的，故夏正林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等。上诉人朱立山主要上诉理由为，其没有和夏正林共同策划骗局，没有共同犯罪。其不知道是假平台，也没有在平台拿过工资、好处费，检察院在诉前谈话时改其口供说知道是假平台、夏正林让其收钱作为蝇头小利等。原判认定其获得2万元不是事实，0.5元转账费是白坤兰让其留下作为总部费用，其中闫淑霞中队没给其转账费，重复报单的钱已汇给财务。原判认定共同退赃错误，应由夏正林全部退出等。上诉人朱立山的辩护人主要辩护意见为，本案系多人实施的诈骗犯罪，朱立山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从客观上看，朱立山犯罪情节较轻，从中获利较少，现实危害性较小，且其在实施本案“精准扶贫”项目前也多次受骗。请二审法院综合考虑其从犯地位、犯罪情节较轻等，对其从轻处罚。上诉人闫淑霞主要上诉理由为，其提供卡号收钱是事实，但不知道这件事是骗人的。其系从犯，并自愿认罪认罚，原判对其量刑及罚金刑均过重。上诉人闫淑霞的辩护人主要辩护意见为，闫淑霞具有坦白、从犯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对原判认定的闫淑霞收取的款项及人数没有异议，其收取的会员款项及人数较多，但其仅是参与者，所收款项也全部上交，且其中有一半系其提供卡号帮刘某甲转交的，原判在量刑时未考虑闫淑霞实际所起作用。闫淑霞主观恶性不深，并自愿认罪认罚，检察院原建议量刑是恰当的，原判量刑过重等。请法庭结合上述事实对其从轻处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相关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其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夏正林、朱立山、闫淑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其中上诉人夏正林、朱立山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上诉人闫淑霞犯罪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上诉人夏正林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朱立山、闫淑霞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闫淑霞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上诉人夏正林有前科,酌情从重处罚。关于上诉人夏正林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有罪供述采信的问题。夏正林在侦查阶段共有6份讯问笔录，除1份拒绝签字外，另5份均签字确认与其供述相符。从笔录内容看，侦查人员对其有罪、无罪供述均作详细记录。夏正林在本院提审时亦表示侦查人员对其无刑讯逼供行为。现其以侦查人员未如实记录、不让其看笔录、传递笔录的侦查人员态度不好等来推翻其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既无合理理由，亦与其提审时陈述的“笔录如果内容正确，我就签字”等内容相矛盾。故其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能够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2.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涉案“精准扶贫”项目属于《公安部公布43个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虚假项目和组织》中确认的虚假项目和组织。夏正林虽受幕后组织操纵者的指使，但结合其参与民族资产解冻类项目的经历，其有关“这些东西我也知道是假的，但我可以通过这些假的东西来骗人家投钱”等主观心态的供述，能够认定其明知涉案项目虚假，且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夏正林利用上游犯罪分子虚构的民族资产解冻项目，以“精准扶贫”等为幌子，积极推广涉案虚假项目，发展、管理会员，骗取众多会员因陷入错误认识而交出财物等，其行为构成诈骗罪。3.从犯问题。夏正林纠集、支配其他组织成员实施本案诈骗犯罪，并负责涉案款项的分配使用等，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并非从犯。4.关于量刑。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5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判综合夏正林的犯罪事实、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对其量刑并无不当。故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朱立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1.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朱立山曾多次参与民族资产解冻类项目均无回报，其参加涉案项目后，不核实项目真实性、相关人员真实身份及相关证明文件真实性的情况下，即帮助夏正林收取相关项目费用等，结合其有关虽明知涉案项目虚假仍参与，是为获得报单劳务费以及对项目抱有幻想等主观心态的供述，能够认定其主观上明知涉案项目虚假，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朱立山在侦查阶段稳定供述报单费中0.5元是给其的好处费，其将报单员转来的钱扣掉应得好处费后转给夏正林等事实，与闫淑霞的供述、在案证人证言及转账记录等相印证，足可认定。综上，朱立山、闫淑霞等人加入夏正林组建的涉案项目后，明知项目虚假，仍帮助推广，或帮助收取费用等，为夏正林等人实施诈骗提供帮助，其行为均应以诈骗罪进行评价。2.退赔违法所得的问题。诈骗所得属于违法所得，依法应当追缴。本案系共同犯罪，朱立山根据夏正林的要求汇总收集涉案款项并交由夏正林处置，系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分工，朱立山对其所涉违法所得仍应承担退赔责任。故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闫淑霞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6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上诉人闫淑霞所涉诈骗数额44万余元，属“数额巨大”，原判认定其为情节特别严重不当，应予纠正。但综合闫淑霞在本案中具体实施项目宣传，直接发展、裂变会员5000余人、收取会员钱财44万余元等犯罪事实，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等，原判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10万元，量刑亦无不当。故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正确，量刑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方朝军审判员  樊丽萍审判员  陈 斐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许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