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吉建，男，汉族，1975年9月6日出生，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孝华，男，系社区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海玲，女，汉族，1981年12月13日出生，住江苏省姜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银新，江苏同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江苏同安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婉秋，女，汉族，1982年2月21日出生，住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袁吉建因与被上诉人钱海玲、原审被告于婉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5民初4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袁吉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孝华，被上诉人钱海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银新、赵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于婉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吉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袁吉建不承担返还90万费用及利息，由钱海玲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袁吉建是中介事实不符。袁吉建认可钱海玲与朱江在买卖房屋过程中曾陪同于婉秋去朱江家送钱，且由袁吉建转交给朱江，但房屋买卖事前协商，事中收钱，事后朱江还款给于婉秋，袁吉建均未参与，仅帮助转交钱款，并非共同参与人。2.一审法院混淆2012年于婉秋收取70万元的中介行为和2016年收取20万行为。朱江退给于婉秋70万元后，于婉秋没有归还给钱海玲。其又收取20万，是为了将袁吉建的房子卖给钱海玲。所有的交易和交付票据、钥匙均能证明。两种行为是不同性质。袁吉建参与中介，也不一定知道于婉秋和钱海玲买卖行为。3.一审法院认定袁吉建具有买卖自身房屋的合意与事实不符。整个过程都是钱海玲与于婉秋私自行为，无任何证据证明袁吉建参与、认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5669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也能够证明，该判决明确表述：“原告钱海玲与被告于婉秋就案涉房屋达成买卖合意属实，但不能证明被告袁吉建对该合意知晓并同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原告”。该判决的证据和本案证据完全一样，但得出的结果却不同。4.关于袁吉建房屋卖出四、六分成的协商，仅是在于婉秋私自与钱海玲买卖房屋行为无法收场后袁吉建帮助其解决问题的行为。2017年3月，袁吉建与于婉秋离婚。之后，债权人多次找袁吉建要钱，严重影响本人工作。当时还正值小孩“小升初”关键时期，看在多年感情且担心影响孩子学习的情况下，2017年4月29日，袁吉建与于婉秋一起去钱海玲家中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袁吉建的房屋是军产房，没有人愿意购买，故四、六分成解决方案未能实施。二、于婉秋取得的90万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三种情况为夫妻共同债务，尤其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该条明确了如果认定9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钱海玲就应该进一步举证，而一审法院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举证分配，而直接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认定90万元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无任何证据情况下，推断为共同债务，违反法律规定。另外，一审判决对于于婉秋收取90万元是否用于家庭生活未查明，该事实是认定袁吉建是否承担共同返还购房款的主要事实依据。于婉秋取得90万元后用于个人消费，以及赌博、从事个人活动，并未用于家庭生活。钱海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袁吉建与于婉秋具有共同卖房的意思表示。首先，双方曾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行为不是独立的，特别是处置家庭重要财产时，袁吉建声称是于婉秋个人行为，其在2017年3月才知情，明显与日常情理不符。其次，2017年4月30日，袁吉建与于婉秋一起和钱海玲一家协商分配卖房款，袁吉建声称是因于婉秋卖房而协议离婚，现在又称用卖房款帮助于婉秋还债，明显矛盾。二人离婚后，至今仍居住在一起，并且其还帮助于婉秋改名逃避债务，可以证明袁吉建一直知晓卖房一事，只不过试图让于婉秋一人承担责任。2.袁吉建对占有钱海玲房款具有恶意。首先，袁吉建具有军人身份，知道涉案房屋性质及买卖后果，其应当劝阻于婉秋参与居间卖房，以及后续自己卖房事宜，更加不能代收及转交房款，但其仍然积极帮助于婉秋撮合钱海玲买房，不能排除诈骗之嫌。其次，于婉秋在庭审中声称买房款大部分用于家用，袁吉建自然作为受益人。其作为家庭成员称对如此大笔金额使用浑然不知，不符合情理，对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事实正确。关于朱江卖房及退款事宜，都是袁吉建和于婉秋的单方陈述，现朱江已死，死无对证，且无证据证明。是否存在袁吉建所述中介行为均不能证明。3.袁吉建已经作出和于婉秋承担共同还债的意思表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涉案债务无论是否最终被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袁吉建既然已经作出愿意偿还意思表示，构成债务加入行为。钱海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袁吉建和于婉秋立即返还90万元购房款，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损失（以7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3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以2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3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钱海玲与袁吉建、于婉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8日由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苏0115民初5669号（以下简称5669号案件）。该案查明事实双方均予认可。该案已查明：袁吉建原为部队干部，与于婉秋原为夫妻关系，后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离婚。2012年袁吉建所在部队拟分配经济适用房。袁吉建分别于2012年6月6日、2013年1月8日、2013年7月20日、2015年10月17日、2016年1月13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73610部队营建办支付了购房款15万元、20万元、20万元、15万元、18361元。2016年开始选房，袁吉建获得南京市鼓楼区北崮山伍佰路65号幕府花园小区3幢二单元303室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于婉秋与钱海玲系朋友关系，于婉秋曾向钱海玲谈及袁吉建部队分配经济适用房，以及袁吉建的同事朱江欲出售所分配经济适用房事宜，钱海玲表示愿意购买朱江出售的经济适用房，于婉秋则表示负责居间工作。2012年3月11日，于婉秋向钱海玲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钱海玲现金柒拾万元整（700000）”落款为“袁吉建”。备注有：转让南京军区集资建房北崮山建房。钱海玲于当年3月6日从银行取款70万元并交给于婉秋。此后，于婉秋向钱海玲称朱江不愿出售房屋，碍于情面愿意将袁吉建分配的经济适用房转售给钱海玲。2016年初，袁吉建取得案涉房屋，并与江苏中住物业服务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于婉秋将案涉房屋的钥匙、购房票据、物业服务合同等全部交给了钱海玲。2016年3月9日，于婉秋向钱海玲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钱海玲北崮山房款贰拾万元整（200000.00）”，落款为：“于银华”。袁吉建否认知道于婉秋出售案涉房屋，并表示不同意出售。于婉秋称袁吉建并不知情。袁吉建问及将钥匙、购买票据、物业服务合同交给钱海玲的事情，于婉秋称仅系出租给原告使用。后袁吉建知晓详情后双方离婚，但袁吉建仍同意解决此事。2017年4月29日，袁吉建、于婉秋与钱海玲及其丈夫、父亲共同协商如何处理此事，袁吉建同意钱海玲的主张，拟出售案涉房屋，将售房款按钱海玲取六、袁吉建取四分配。后袁吉建将案涉房屋出租，双方产生纠纷。2018年10月12日，钱海玲向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称于婉秋涉嫌诈骗。公安机关进行了相应调查，与各方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但至今未立案侦查。一审庭审中，袁吉建陈述其对于90万元房款在2017年3月份才知道，在买朱江房屋未果后，其以为钱款已经退还给袁吉建。钱海玲打电话给其要求返还房款时其才知道未退。为了给小孩一个安稳的环境，其答应和钱海玲协商处理纠纷，即将房子卖掉分配房款，但因案涉房屋是军产，故没有交易。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钱海玲通过于婉秋购买朱江的部队集资房无果，后于婉秋告知其可以将袁吉建可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钱海玲，亦未完成交易。根据录音资料显示，在袁吉建得知于婉秋与钱海玲就案涉房屋达成买卖合意后，各方商谈并达成合意，袁吉建愿将案涉房屋出售，所得价款双方按四、六的比例分配。因案涉房屋属于部队营建办负责筹建的集资建房，就案涉房屋尚未领取权属证书，直接行使处分权受限，故卖房未果。于婉秋收取房款90万元，未交付房屋，故应承担返还购房款的责任。袁吉建与于婉秋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7年3月离婚，于婉秋收取购房款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钱海玲本意是通过于婉秋购买案外人朱江房屋，购房款70万元由于婉秋交给袁吉建转交朱江，后朱江退还。于婉秋陈述朱江退还房款时袁吉建不在家，由其代收，其和袁吉建商量将案涉房屋出售给钱海玲，未获袁吉建同意，且袁吉建以为其将70万元退还给了钱海玲。袁吉建亦陈述其在2017年3月才知道于婉秋收取了钱海玲90万元房款。就购买案外人朱江部队集资房未果，袁吉建和于婉秋均是参与人，代收及转交房款，在房产无法成交时，应退款给钱海玲。于婉秋表示将袁吉建所分房屋出售给钱海玲，并将房屋钥匙及相关交款证明交与钱海玲。于婉秋告知袁吉建系出租给于婉秋，房屋作为家庭重要财产，在一方家庭成员进行处分时，另一方表示不知情，不合常理。另，于婉秋和袁吉建作为钱海玲购买房屋的中间方，在交易不能达成时，应负责将钱款退还给钱海玲，袁吉建以为于婉秋已经退还给钱海玲，不能作为其不承担退还房款的抗辩理由。关于该90万元的使用，于婉秋在5669号案件庭审陈述其自己用掉了，于婉秋收取和使用该90万元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于婉秋和袁吉建应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因未及时退还房款，故钱海玲主张资金占用损失应予以支持，但起算时间均应调整为双方协商分配房款次日起，即2017年4月30日。据此，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于婉秋、袁吉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钱海玲购房款90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9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之后的资金占用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钱海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4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425元，由于婉秋、袁吉建负担。二审中，钱海玲出示照片一组，拟证明袁吉建与于婉秋离婚后仍一起逛街购物，举止亲密，是假离婚。袁吉建质证称，照片内容属实，但系共同为小孩购买商品。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均称不持异议。袁吉建另称，遗漏认定于婉秋取得90万元后用于个人消费，以及赌博、从事个人活动，并未用于家庭生活。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于婉秋拿到钱后用于投资，购买奢侈品等。根据于婉秋陈述，其与袁吉建婚姻存续期间，出售袁吉建婚前所购房产一套共计得款113万元，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消费也就是买了两辆轿车，共计40万元，案涉房屋购房花费71万元，一共110万元，家庭开支并未使用到钱海玲的90万元。本院另查明，于银华系于婉秋曾用名，其在取得钱海玲共计90万元钱款期间未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公安机关于2018年10月15日向于婉秋所作询问笔录中，于婉秋陈述，钱海玲所支付20万元于婉秋“存起来自己家里用了”。加上朱江所退70万元，共计90万元“在家里用掉了”。袁吉建二审陈述，因工作忙，对于于婉秋在夫妻存续期间投资、消费并不知情。家庭收支款项均由于婉秋负责。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凭。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袁吉建是否应对于婉秋未归还钱海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于婉秋收取了朱江所退的70万元，以及另收取钱海玲支付的20万元，均发生在其与袁吉建婚姻存续期间，故认定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应考量现有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等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于婉秋在婚姻存续期间收取90万元时并未工作，且无其他合法收入来源，其在公安机关已经陈述该90万元用于家庭生活。结合袁吉建所陈述，家庭日用收入开支均由于婉秋负责，故即便存在该家庭出售袁吉建婚前购买房产的情形，仍不能区分该90万元与其他财产用于该家庭购置车辆、缴纳案涉房产集资款等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换言之，也即不能认定该90万元完全用于于婉秋个人消费等行为，并应仅视为于婉秋个人债务。综上所述，袁吉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50元，由袁吉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夏雷二○二一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刘小琴书记员郭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