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3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杰，男，1984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禹光，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卫民，男，198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健，浙江轩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周鹏，男，198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临安区。 上诉人王杰因与蒋卫民、原审原告周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9）浙0185民初2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蒋卫民返还王杰、周鹏款项598605元。2.请求判令蒋卫民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1.一审法院认定蒋卫民履行了主要义务是认为蒋卫民为王杰方开设了物联网API接口，并将自管理的账号和秘密交付给王杰方使用。但实际上，根据电信公司的行业特点，客户去开设物联网API接口以及账户的使用等行为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根本不存在其为了开通账户需要花费290000元的说法，且王杰方使用的接口账户都是由蒋卫民控制。物联网流量卡的使用过程中，双方发生矛盾，此后蒋卫民擅自将账户收回。至于蒋卫民交付的部分的物联网流量卡（当时也是说拿来试用），价值远低于王杰所支付的款项。蒋卫民完全没有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属于一种欺诈行为。2.本案中王杰不想继续投资并非因为经营风险，是因为蒋卫民提供物联网流量卡不符合一般使用标准。根据电信部门要求，这些物联网流量卡只能在电梯内部使用（因为这些物联网流量卡是通过蒋卫民以电梯公司的名义签约），_所以蒋卫民提供的物联网流量卡应当是在电梯设备中使用。如果使用在别的设备上，事实上是违反电信部门的相关规定。蒋卫民提供的物联网流量卡与王杰的需求不一致，该批流量卡不能在市场上使用和贩卖，故经营无法继续。3.除涉案之间的款项来往之外，王杰与蒋卫民不存在着其他业务往来。二、蒋卫民介绍给王杰合作的“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是国家工信部、电信部门严禁的业务。在双方合作过程中，蒋卫民隐瞒了上述事实，诱骗王杰对该违法、违规的业务进行投资。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案涉业务的内容实质，仅凭蒋卫民履行了电信签约、交付账户、密码等表象，就认定蒋卫民履行了主要义务，进而驳回王杰诉讼请求，这完全错误。第一、王杰与蒋卫民之间是合作关系，案涉的TT通话、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均是蒋卫民推荐提供的。一直以来是蒋卫民与电信公司接触沟通、签订合同，王杰只是按照蒋卫民的要求支付款项,但对于业务本身并不了解,甚至相关的与电信公司的合同，王杰也不曾看到过。2016年12月，蒋卫民介绍了TT通话业务给王杰，但在试用的过程中，王杰客户反馈通话断线严重，经常无故停机。所以该业务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继续开展下去。2017年5月份，蒋卫民又介绍了“物联网卡销售业务”给王杰，并告知该业务利润空间大。当时的手机上网流量大约需要60元一个G，而蒋卫民推荐的“物联网流量卡”大约只需要5元一个G。双方约定，王杰之前TT通话的投资款转为“物联网卡销售业务”的投资款。另外，蒋卫民还表示，由于王杰没有资质，不能直接与电信公司签订合同，要由蒋卫民对接电信公司、签订合同，并且需要每个月支付其10万元保证金。之后，王杰从2017年5、6月份开始打款给蒋卫民，蒋卫民交付了1000多张“物联网流量SIM卡”，但在试用过程中，王杰的客户同样反映“物联网流量卡”经常出现网络断线、手机停机后不能联网等问题。而每次出现上述问题，王杰都无法通过蒋卫民交付的管理账号予以解决，只能让蒋卫民找电信公司协助解决。由于案涉的物联网卡使用效果差，王杰自身无法正常维护，且蒋卫民一直拒绝出示其与电信公司签订的物联网合同，所以王杰就对该业务的可行性，以及王杰的诚信产生严重怀疑。王杰在试用了四五十张物联网卡后，就将剩余的卡全部退还给蒋卫民，没有再投资付款。可见王杰不再投资的原因，并非一审法院说所的内部之间存在分歧，而是业务产品效果差、无法正常投入市场。第二，事后王杰了解到，“物联网业务”具有专属性，蒋卫民推荐的“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是被电信公司、工信部所明文禁止的业务。与普通的流量卡不同，电信部门的“物联网流量卡”是单独针对企业开发的，它的终端是企业的硬件设备，如用于共享单车、自动售卖机的网络连接，而不能插入手机，作为个人上网卡使用。如果物联网卡改变企业专属用途，流入公众市场，则会扰乱正常的电信通讯秩序，甚至会被不法分子用于犯罪活动。在电信诈骗高发区的云南、广西、西藏等地，销售、使用物联网卡都是需要经过政府部门备案许可的。而针对物联网卡违规销售、使用的现象，从2018年开始，电信部门、工信部都曾发布通知，明确规范物联网卡的使用和销售。从《关于开展物联网超范围使用号卡大数据精准筛查关停工作(试行)的通知》[中国电信市场业(2018)123号]文件可知，使用物联网卡需要实名制，且不能超越合同范围使用，不能插入手机终端，不能作为上网流量使用，不能转售。从2017年5月份开始，中国电信公司就对物联网业务中，“假物联、真批卡”、虚假包装成不限流量卡、插入手机终端使用的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管控，并建立了物联网疑似风险客户核查举报机制。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发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源头治理进一步做好移动通信转售企业行业卡安全管理的通知》工信厅网安(2018)75号]，该文件同样表明，销售物联网卡需要实名制、不能超出合同约定范围使用、不能网络销售、违规售卡等事项。第三，很明显，在与王杰合作过程中，蒋卫民恶意隐瞒了“物联网业务”的内容实质，将“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与“普通流量卡销售业务”混淆，诱骗王杰对一个违法、违规业务进行投资。一直以来，包括在本案一审期间，蒋卫民始终拒绝出示其与电信公司签订的物联网合同，故意隐瞒了“物联网卡”的真实用途，并且还告诉王杰“物联网流量卡”可以直接插入手机使用，不需要另外实名制。在录音中蒋卫民就说“我现在可以给你吹个牛逼的，你把这张卡你直接插在手机里用，不需要实名制的,为什么,它已经实名制了,我所有三百张卡上一次激活的，每一张卡都实名制认证过了”。对于物联网卡用于手机上网，蒋卫民也从未表示这是违规禁止的，反而说“现在你是放在手机里面用的或者是放到这个设备里做无线WIFI的，你肯定要实名。这是我们要把关的东西不是说运营商要把关的东西，反正我这边来配合你做配合”。正是在蒋卫民的误导、诱骗下，王杰才支付了所谓的保证金，但实际上“物联网流量卡销售”这一业务根本不可能正常开展。王杰并非电梯企业，不存在自己使用物联网卡的需要。投资该业务的目的本就是想售卡获利，但蒋卫民提供的物联网卡仅能用于开卡企业的机器设备，并不具备转售条件。对此事实，蒋卫民一直清楚，因为负责与电信公司对接、签订物联网合同的是蒋卫民，且该协议始终未曾出示过，协议相关内容也只有蒋卫民知晓。所以，在明知王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继续开展售卡业务会承担违规、违法风险的情况下，蒋卫民仍不断收取王杰的投资款,这明显属于欺诈行为。第四，由于蒋卫民存在上述欺诈行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王杰可主张行使撤销权。同时，蒋卫民违法的物联网卡销售业务交由双方合作，该合作行为也应认定无效。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蒋卫民应当返还王杰已支付的投资款。三、一审法院认定蒋卫民主要义务是从电信公司取得“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权利，且蒋卫民控制的杭州恒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豪公司)已经取得“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权利错误。“物联网卡”仅能由开卡企业自身使用，电信公司、工信部也已发文，明确表示“物联网卡”不得超出合同范围使用，更不能对外转售。而“物联网卡的使用权、购买权”与“物联网卡的销售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物联网补充合同》、《关于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业务合同说明》仅显示了恒豪公司、富士达公司取得了向电信公司优惠购买“物联网卡”的事实，根本无法体现两家公司及蒋卫民已经取得了“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权利。蒋卫民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已经取得了电信公司的授权，可以转售“物联网流量卡”。四、王杰支付投资款后，案涉两项业务均未实际开展，且原因是蒋卫民造成的。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仍支持蒋卫民收取高额投资款错误。由于案涉的TT通话、物联网流量卡业务均是电信公司专门为蒋卫民电梯企业而开设的，如用于个人通话、上网，会存在断网、占线、停机后无法开机联网的情形。而蒋卫民交付的电梯公司物联网账户、密码也仅能查询充值金额和流量数据，不能解决上述客户投诉问题。虽然蒋卫民有与电信签约、交付账户、密码、开设API接口的行为，但其所提供的产品无法正常使用，也不能投入市场，王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仍认定蒋卫民履行了主要义务，不应返还投资款错误，也有违公平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未查明双方合作项目的实质内容，错误认定蒋卫民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导致错误判决。 蒋卫民答辩称：一、需再次强调的是，关于物联网业务这一块，蒋卫民与王杰、周鹏之间并不是合作投资的关系，系周鹏和王杰欲通过周鹏名下的杭州临安康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能公司)共同投资经营物联网业务，蒋卫民只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帮助周鹏和王杰(康能公司)取得中国电信的物联网API接口和与之紧密相关的流量价格优惠。正常的办理流程是:蒋卫民首先需以其名下企业与中国电信旗下公司签订物联网业务合同，取得物联网API接口;然后由蒋卫民名下取得接口的企业与中国电信旗下提供接口的公司及康能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由此确保康能公司能合法地使用接口并经营物联网业务;三方协议签订后，康能公司便可实际从中国电信获取物联网流量并承担相应的流量费，中国电信则可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康能公司，以使康能公司在正式经营物联网业务时可用于抵税，而蒋卫民在三方协议签订后需做的则是为康能公司继续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为了履行对周鹏和王杰的义务，蒋卫民主要做了如下工作:1.利用其家族企业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达电梯公司)于2017年3月份专门设立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并借助富士达电梯公司与中国电信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进行物联网业务谈判，争取流量价格优惠。2.2017年9月20日，蒋卫民以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签订《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帮助周鹏和王杰(康能公司)取得物联网API接口。合同签订后，中国电信公司泰州分公司开通自管理账户及API接口并于2017年9月29日完成测试对接后将自管理账户的账号和密码直接交付给周鹏(康能公司)使用，一并交付的还包括1000张物联网卡(6GB/张)，接口平台交付时，已能查询上述账户下所有物联网卡，包括卡开通套餐、流量使用及变更等情况。3.为更好地帮助周鹏和王杰(康能公司)经营物联网业务，蒋卫民以其名下的恒豪公司与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签订《物联网补充合同》，经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同意，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将其在上述《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恒豪公司。蒋卫民完成以上工作后，周鹏和王杰开始以康能公司对外进行物联网业务宣传，但在业务正式开始运营之前，周鹏和王杰之间因为内部分歧、资金不足以及对经营前景担忧等原因未能继续合作，由此导致康能公司未能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及恒豪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离正式运营物联网业务只差最后一步。综上所述，按照蒋卫民与周鹏和王杰之间的约定，蒋卫民已履行其主要义务，系周鹏和王杰因自身的原因未能正式经营物联网业务。至于王杰上诉称开通物联网API接口及账户使用等不需要任何费用且其使用的接口账户由蒋卫民控制等，毫无根据。实际上，开通物联网API接口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开通接口问题，更重要的是与之紧密相关的流量价格优惠，没有蒋卫民的帮助，周鹏和王杰根本无法从中国电信争取到他们想要的流量价格优惠。此外，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系直接将API接口自管理账户的账号和密码交付给周鹏的，周鹏是接口账户的管理员，因此不存在账户由蒋卫民控制的问题。二、王杰上诉称蒋卫民(实际上是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提供的物联网流量卡系以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的名义签约，故只能在电梯内部使用，亦毫无根据。实际上，以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的名义申请并提供给周鹏和王杰的物联网卡不仅可用于电梯监控，也可用于乘用车的车载WiFi，而周鹏和王杰拟通过康能公司经营的物联网业务就是车载WiFi业务(此可从康能公司的业务宣传资料中看出，详见蒋卫民提供的一审证据十六)。三、原审判决中“本院不能排除其余款项为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款项”之表述，实际上是从证据规则的角度来说明周鹏和王杰向蒋卫民主张返还投资款的依据不足问题，并不意味着王杰与蒋卫民之间不存在其他款项往来王杰即有权向蒋卫民主张返还本案中的款项。此外，周鹏和王杰之间系合作(合伙)关系，即使蒋卫民与王杰之间不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也并不能排除蒋卫民与周鹏之间不存在其他款项往来。四、从周鹏和王杰一审诉称蒋卫民欺骗，到王杰本次上诉继续称蒋卫民欺诈，蒋卫民对此想说明的是，哪怕是到今天，周鹏和王杰如欲继续经营物联网业务，只要他们能完成原先承诺的每年不低于550万元的折后消费额，蒋卫民仍然可以帮助他们继续经营，包括从中国电信取得物联网API接口及原先承诺的流量价格优惠。五、无论是案涉的TT通话业务，还是物联网业务，蒋卫民与王杰、周鹏之间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合作投资关系，经营或拟经营前述业务的均系王杰和周鹏(康能公司)，蒋卫民仅仅是提供与此相关的软件(APP)开发、技术支持、协助获取物联网API接口、争取流量价格优惠以及其他技术服务，且系周鹏和王杰主动寻求蒋卫民提供上述帮助和服务。六、关于TT通话。1.蒋卫民通过租用运营商的光纤及阿里云服务器(云端)并通过自行购买的服务器(实体)、为王杰和周鹏开发的APP以及自有技术帮助王杰和周鹏完成TT通话业务的开发，相关费用均系与周鹏和王杰自愿协商确定，且蒋卫民基本上是在每提供一部分服务之时或之后即向周鹏和王杰收取相应的费用。2.王杰虽然声称其客户在使用TT通话过程中存在断线、通话质量不好、停机等情况，但其并未提供实质性地证据证明此点。3.蒋卫民是基于王杰和周鹏经营车载WiFi业务而提供相关帮助和技术服务。根据富士达电梯公司(恒豪公司)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之间的《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基于该合同所购买的流量卡的用途虽限于特定范围，但其中包括车联网或乘用车的车载WiFi。车载WiFi设备属于物联网终端设备，周鹏和王杰事实上也购买了300台车载WiFi设备并通过蒋卫民将设备号报给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进行备案后试用。4.蒋卫民并未向王杰承诺物联网卡可以直接插入手机使用。蒋卫民在与周鹏的谈话录音中的本意是，周鹏将物联网卡(300张)插入车载WiFi设备中不需要实名，是基于周鹏前期已购买了300台车载WiFi设备并通过蒋卫民将设备号在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进行备案，至少按照当时的管控政策，将物联网卡插入车载WiFi设备使用只需备案即可，备案了就相当于实名了。蒋卫民并非向周鹏承诺物联网卡可以直接插入手机使用，也并非鼓励周鹏这样做，而是客观地陈述在当时将物联网卡插入手机也可以实现上网的功能，但这并不代表插入手机使用符合当时的管控政策，正因为如此，蒋卫民方才在谈话录音中又向周鹏表示“你把实名制作好，放在手机里给我”。蒋卫民向王杰和周鹏承诺的是帮助他们获取物联网API接口、流量价格优惠以及提供后续技术服务，蒋卫民兑现了承诺，不存在欺诈。5.按照实现经营物联网业务的正常流程，周鹏和王杰尚需以康能公司名义与恒豪公司和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共同签订三方协议，但最终因周鹏和王杰自身的原因而未能签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周鹏未作陈述。 周鹏、王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蒋卫民立即返还周鹏、王杰投资款共计598605元；二、蒋卫民立即赔偿周鹏、王杰租赁及装修房屋损失共计299470元；三、蒋卫民立即赔偿周鹏、王杰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以89807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蒋卫民承担。审理过程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一、蒋卫民立即返还周鹏、王杰投资款共计628605元；二、蒋卫民立即赔偿周鹏、王杰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以62860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蒋卫民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之间经常有业务往来，蒋卫民向周鹏、王杰提供TT通话业务、微信公众号平台对接、APP开发等服务。2017年期间，周鹏、王杰经蒋卫民介绍，有意投资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因签约主体的资质问题，周鹏、王杰不便于直接与电信公司签订物联网流量卡的业务合同，故蒋卫民向周鹏、王杰承诺其会与电信公司签订相应授权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合同，然后让周鹏、王杰借由蒋卫民取得的授权来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周鹏、王杰向蒋卫民支付其履行与电信公司所签订合同中的费用。经协商，双方就上述内容达成口头协议，但未形成书面合同。2017年9月20日，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签订了《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为富士达电梯泰州分公司开通了自管理账户及API接口，于2017年9月29日完成对接测试，将自管理账户的账号和密码交付管理员（即周鹏）使用，该管理账户开通后可以查询上述账户下所有物联网卡，包括卡开通套餐，流量使用以及变更等。2017年10月19日，富士达电梯公司（合同甲方）、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合同乙方）、恒豪公司（合同丙方，恒豪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蒋卫民）三方签订了《物联网补充合同》，约定甲方将上述《物联网M2M通道型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丙方，丙方基于乙方提供的业务优惠，承诺在合同期内向乙方购买不少于30000张实体卡，折后年消费额不低于550万元，如丙方的年消费额达不到承诺金额的，则乙方有权视情况调整丙方可享受的优惠幅度乃至取消优惠，丙方应另行向乙方增加支付API接口使用费60万元，并支付50万元违约金，前述费用及违约金最迟应在合同期限届满前付清。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周鹏、王杰以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共向蒋卫民汇款598605元。蒋卫民陈述其中290000元为开设物联网流量管理账户及API接口使用费，16000元为购买物联网流量卡（实物卡）的费用，其余款项为TT通话业务费、APP开发技术服务费和其他往来款项，与本案所涉物联网流量卡业务无关。在《物联网补充合同》签订后，周鹏、王杰对该项业务的经营前景、资金投入等方面表示担忧，周鹏、王杰内部之间意见存在分歧，故向蒋卫民表示不愿继续投入资金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此前，周鹏、王杰已经向蒋卫民支付APP接口费及部分购买流量卡（实物卡）的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陈述，蒋卫民的主要义务是从电信公司取得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权利，然后交由周鹏、王杰经营。根据蒋卫民提供的《物联网补充合同》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新兴ICT业务中心出具的《关于上海富士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业务合同说明》，由蒋卫民控制的恒豪公司已经取得销售物联网流量卡的权利，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也开通了物联网API接口，并将自管理帐户的账号和密码交付给周鹏使用，这通过蒋卫民与周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得到印证，因此蒋卫民已经履行了其主要义务。周鹏、王杰诉称蒋卫民自始至终未与电信公司签订代理协议，仅是以该理由欺骗周鹏、王杰，索要款项的事实依据不足。从双方提供的通话录音来看，周鹏、王杰之所以不愿继续从电信公司购买物联网流量卡，开展物联网流量卡的销售，主要是周鹏、王杰自身对于经营前景等方面的担忧以及内部意见出现分歧，周鹏、王杰由此产生的投资损失，应由其自身承担。至于周鹏、王杰在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0月26日期间汇给蒋卫民的款项。周鹏、王杰认可双方之间除了案涉物联网流量卡业务外，还存在着TT通话及APP开发技术服务等业务，除蒋卫民认可其中29万元系APP接口使用费和16000元系购买物联网流量卡（实体卡）的费用外（周鹏、王杰承认收到四、五十张物联网流量卡），该院不能排除其余款项为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款项。根据《物联网补充合同》的约定，恒豪公司购买物联网流量卡的年消费额达不到550万元，恒豪公司应另行向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增加支付API接口使用费6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0万元。由于周鹏、王杰之后不愿经营物联网流量卡销售业务，停止向中国电信泰州分公司购买物联网流量卡，故导致恒豪公司可能面临增加支付API接口使用费60万元及违约金50万元的情况，基于上述情况，该院对于周鹏、王杰要求蒋卫民退还其投资物联网流量卡业务的资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20年5月2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周鹏、王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8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5087元，由周鹏、王杰负担。 二审期间，王杰向本院提交业务通知、民事判决书、网络新闻报道、物联网卡、工商登记信息、证人证言等为证，经审查，该些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无直接关联，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对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不予认定。其他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王杰另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经审查，其调查取证申请不属于法院依法应当调取的证据范围，亦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本院未予准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一审中，王杰、周鹏以蒋卫民从未与电信公司签订过代理协议，仅以该理由欺骗索要款项为由起诉要求蒋卫民返还款项。二审中，王杰上诉又以双方往来过程中蒋卫民存在欺诈，且案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要求蒋卫民返还款项。就案涉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双方之间录音证据反映的内容，案涉物联网流量卡项目中，蒋卫民负责与电信公司方的对接，现蒋卫民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电信公司签订的合同情况以及其他履约行为，而王杰既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曾约定其他蒋卫民应负担的合同义务，亦未能举证证明蒋卫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结合双方之间还存在物联网流量卡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内容以及并未区分案涉款项在各项目间如何分配的事实，同时考虑到王杰方在双方并未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径行起诉要求返还全部款项，实质上系不再继续履行双方之间合同的意思表示，由此将给蒋卫民方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原审法院认定王杰方要求返还案涉款项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于法有据，实体处理得当，王杰对此所提上诉异议不能成立。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杰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86元，由王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赵  魁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章 宗 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