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9民终1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绍武，男，1957年6月4日出生，蒙古族，现住彰武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云武，男，1968年5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彰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天，辽宁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绍武与被上诉人张云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法院（2020）辽0922民初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绍武，被上诉人张云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绍武的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彰武县人民法院(2020)辽0922民初48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依法保护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两份有效合同，慎重审理被上诉人的“虚假诉讼”和敲诈勒索的“好处费”。三、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上诉人认为阜蒙县人民法院的(2020)辽0921民初3502号判决错误，应予撤销，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委托两位律师代理诉讼，于2020年5月8日立案，6月1日开庭，审理时又增加了诉讼请求，如果说被上诉人以“芝麻”(6.66万元)立案而增加的诉讼请求就是“西瓜”(价值约40万元)，这样轻重倒置的诉讼请求真的令人怀疑!真实的情况是：我与被上诉人没有土地纠纷，当初我卖树没有卖地，两份合同都有明确约定，而在2020年5月4日，西六镇派出所为我和被上诉人调解时，被上诉人公开要的“好处费”只有李永涛的3万元和赵某的2万元，合计5万元，我也答应给3万元，被上诉人不同意并当场扬言：我和你法院见，宁可花费40万元把你的林地打没了!我劝被上诉人说：我们之间有合同，法院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这官司你没的打，再说：你公开以他人之名要好处费，这是违法的，法院也不会支持的!派出所刘所长也说：都让一步，钱不长花人长见，再说，这公开要好处费别整到敲诈勒索上，法院肯定也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好处费”，况且李永涛还在监狱!一审证人赵某也参加了调解，他表态说：我的2万元好处费少要1万，给我1万就行!被上诉人一点不让步，并气愤地说：用事实说话，法庭上见，打到倾家荡产或者涉黑我也认啦!被上诉人对于这些细节心里是清楚的，不轻重倒置，连案都立不了。二、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后既增加新的诉求，法庭审理时，审判长问被上诉人：增加的新诉求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法庭不支持!被上诉人回答说：没有直接证据，是口头协议，但有证人!(这时的一审法院就应驳回增加的诉讼请求，因为没有证据)法庭传唤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这是令人费解的事，简直荒唐!口头协议有法律效力吗？证人也没有真凭实据，作证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一审法院还在正常审理，这岂不是在亵渎法律吗？一审法院这是人为降低司法公信力，污辱法律的同时让公平公正的司法天秤滑落至垃圾堆里!代理诉讼的律师知法理明是非，却为了几个代理费而丧失良知道德，搞虚假诉讼，真乃损也!三、我买的林地是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拍买成功的，拍买之前我的合伙人是程德富和张恒春。拍买成功后，由于李永涛、赵某的5万元“好处费”的原因，程张二人就放弃树的权力，林地权力归我们三人共有，赵某联系到被上诉人，通过协商，被上诉人同意5万元“好处费”他支付4万元，由我支付1万元。他付给我40万元只买我1500棵树，当时他没有40万现金，只交给我20万元，我拿出10万元还给了程德富。三天后，被上诉人的合伙人彰武县林业局干部韩健又给我送来20万元，同日我与四家子村委会作了“林地转让合同”，与村委会签完合同后，我找被上诉人签“林木转让合同”时，被上诉人提出不合理要求：40万买1500棵树怕赔钱，要求林木必须卖到63万元，多卖归我，少卖我补齐63万元，如果我坚持退款就要退60万元，好处费5万元也全部由我来付。无奈之下我和被上诉人签订了第一份合同!作为耻辱，我把这“霸王”条款写进合同里，借以体现被上诉人的黑心与无良!直到现在，李永涛和赵某也没有得到好处费，真实情况就是被上诉人假借他人之名敲诈我，这5万元好处费，被上诉人必须给我返回，还要追究被上诉人“敲诈勒索”之罪。四、合同法明文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我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1)合同第二款约定：被上诉人负责办理林权证，当几个月后，被上诉人没办下来，就委托我替他办理，还答应5000元办理费用，可林权证办下来后，我多次找他要，他只是认账却不给钱，这个林权证是彰武县县长杨敬忠批示办理，也因此我与杨县长被无良村民“王向明”告向县法院市中级法院，如今树都采伐完了，又被诉至省高级法院，这三场官司我费了很大周折，这5000元办证费，被上诉人必须给我!(2)从2017年3月26日到2019年6月2日，这期间，林木经营权归被上诉人所有，经营期间林木丢失，他已报森林公安局立案，具体案件办理如何被上诉人自己知道，当2019年6月2日被上诉人把林木所有权转给我时，林木丢失15棵，按我采伐时价格是计9000元。合同存在时丢的树，被上诉人还以“树主”之名报了案，这9000元就应该被上诉人承担!(3)合同第二款约定：被上诉人保证在2017年之内将林木采伐完毕，不然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由他承担，第二份合同是2019年6月2日签订的，这期间的两年多时间，林木经营权是被上诉人所有，按合同约定，按彰武县林木交易习惯，被上诉人都是要负担“林木占地补偿费”的，第二份合同也明确了被上诉人违约：“乙方保证在2017年末将林木采伐完毕，可到目前为止，乙方并未将林木采伐!”违约事实被上诉人是承认的，合同第二款又约定：此林转让与买卖过程的“一切费用”都与甲方(上诉人)从此无关。我与被上诉人是买卖关系是合同中的甲方乙方，按约定扣除“林木占地补偿费”合理合法。而事实上，林木占地也是事实，一审判决中说：“因占用土地的期间林木归属为张云武(被上诉人)，即使应该支付土地补偿费，也应该由张云武支付，张云武并未委托于绍武(上诉人)代为支付该款，故于绍武的该主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也支持“支付土地补偿费”，只是因为“张云武(被上诉人)并未委托于绍武(上诉人)代为支付该款!”一审合议厅的法官只是想为被上诉人说句“暧昧”的话，但法官先生们：你们这样做就是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力。没有用证据和事实说话，从而降低了司法公信力!我与被上诉人是买卖双方，是甲方和乙方，是属于合理合法的“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既然承认“应该支付土地补偿费，也应该由张云武支付”，那么我在合同约定的前题下，扣下土地补偿费既合理又合法，我是合同的甲方，主张自己的权力，还用乙方委托吗？至于6万元土地补偿款我给了程德富，是因为林地拍卖前，程德富投入了6万元资金，按我与程德富张恒春三方约定：林地一旦出钱了，必须先行支付程德富的投资款。树没卖时，程德富三番五次催钱，我俩还曾经反目，树卖后，我就把土地补偿款给了他，也算是信守承诺。这件事情的发生，根本用不着被上诉人委托，因为“土地补偿费”是属于我与程德富、张恒春共同收益，一审法院要求“另行主张权利”是误判，也是变相剥夺我的合法权利，应予以纠正。五、我与被上诉人在签订第一份合同时，他提出“霸王条款”，我没说什么，他办不下来林权证，受他委托我给办了，可说好的费用5000元他总找借口不兑现。我也没说什么，两年多时间他办不下来“采伐证”，又把林权转回我手里，对于他的违约，我更没说什么，当我把林木批下来，他看到“树”涨价了，就跟我多要钱，并阻拦林木正常采伐，第二份合同就是在这种“无奈”之下我被迫与其签订的!被上诉人这种贪心、黑心，不讲道理真的令人气愤!上诉要求：在这起“合同纠纷”中，我没有违约，我完全履行了合同，一审的判决让我给付被上诉讼人6万元林木款就是误判，我不但不欠被上诉人的钱，反而被上诉人还欠我办林权证的5000元办理费，林木丢失15棵9000元树款，假借李永涛、赵某之名，敲诈勒索好处费5万元，合计6.4万元!这都是“合同纠纷”中发生的事，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恳请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平公正，秉公裁判。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一审之诉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是误判，违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宗旨，渴望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纠正。张云武辩称：1、本案涉案土地、林木是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取得，所涉土地、林木理应归被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有权利要求归还自己出资依法取得的土地。虽然，被上诉人没有上诉，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该土地主张权利。2、本案所涉土地、林木的转让总金额40万元，该款是由被上诉人所全额出资，并通过上诉人交付给出让人的。而上诉人及其所提及的程德福、张恒春却分文未出，这一点就连程、张二人在原审出庭作证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对所涉土地、林木分文未出的人对该土地、林木谈何权利，更谈何放弃权利，这岂不荒唐？3、从双方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林木转让合同”约定情况看，双方当时仅是就林木转让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约定。根据“协议”第3条约定，只有上诉人将林木的销售款63万元交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才放弃涉案的土地。但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并未能履行该条约定，所以，才最终导致该协议因上诉人不能履行双方于2019年6月2日重新签订林木转让协议。但上诉人仍不能完全履行重新签订的协议，拒绝全额给付被上诉人的转让款，拖欠6万元拒不给付，从而导致本案诉讼的发生。4、双方于2019年6月2日的“协议”第4条约定“双方在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合同废止。”前述已讲到导致2017年3月26日双方协议废止是由于上诉人不能履行所致，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四条）仍纠缠于已废止的“协议”，上诉人的做法纯属无理狡辩，并且，其中所言之事与本案毫无关系。至于上诉人主张的所谓“林木占地补偿款”，一则双方合同并无约定；二则该林地上诉人及程、张三人并未有任何出资，他们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所谓的“林地占地补偿费”；三则也未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或授权。总之，上诉人的上诉所述事实及理由均毫无依据，其上诉状中通篇所讲的基本都与本案事实风马牛不相及，纯属无理上诉，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张云武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买树款66600元(其中设计费66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张云武增诉讼请求，要求于绍武返还林地95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21日，彰武县西六家子乡四家子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于绍武签订林地转让合同书，将四家子村95亩林地、1500棵树转让给于绍武，期限为16年，金额为400000元。同年3月26日，于绍武与原告张云武签订林木转让合同书，约定在拍卖过程中，于绍武接受张云武400000元，同意把林木转让张云武；张云武负责办理林权证、采伐证、交造林抵押金、并保证在2017年内将林木采伐完毕，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由张云武承担；采伐证办理后，双方协商定价将林木取高价卖出，出售后张云武收取630000元，多卖部分归于绍武，如果出售金额达不到630000元，缺少部分由于绍武给张云武补齐，土地经营或转让张云武不主张权利。因林木未按期采伐，于绍武与张云武于2019年6月2日签订协议合同书1份，约定林木所有权归于绍武，办理相关手续及采伐均与张云武无关，于绍武给付张云武510000元，并约定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林木转让合同书废止。于绍武于2019年12月15日、2020年5月2日、2020年5月4日分别给付张云武130000元、220000元、100000元，合计450000元。现于绍武尚有60000元未支付张云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法律关系，案由原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应改为合同纠纷。原告张云武与被告于绍武签订的林木转让合同书和协议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于绍武未按约定完全支付张云武510000元，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继续履行剩余60000元的违约责任。关于张云武要求于绍武返还设计费6600元，因该设计费发生的时间在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之间，故应按前一份合同履行义务，该设计费应由张云武承担。关于张云武要求于绍武返还林地95亩，因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均只约定林木转让的相关事宜，并不涉及林地转让，故对张云武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于绍武主张其代张云武支付了因林木未采伐的占用土地补偿费，该费用足以抵顶其未支付的60000元，故其不应再支付张云武60000元。因占用土地的期间林木归属为张云武，即使应该支付土地补偿费，也应该由张云武支付，张云武并未委托于绍武代为支付该款，故于绍武的该主张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主张权利。故对张云武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被告于绍武给付原告张云武林木款6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张云武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5元，由原告张云武负担165元，由被告于绍武负担13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对各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张云武与于绍武签订的林木转让合同书和协议合同书所涉及的内容均为转让林木及相关价款的内容，并未涉及林地的占用土地补偿费。同时，彰武县西六家子乡四家子村民委员会与于绍武签订林地转让合同书（四家子村95亩林地、1500棵树，每亩每年转让金为100元）已写明将树木及林地一并转让给于绍武，期限为16年，金额为400000元。于绍武称其代张云武支付了因林木未采伐的占用土地补偿费，该费用足以抵顶其未支付的60000元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张云武的认可，且张云武也没有委托于绍武代为支付，故一审法院认定应由相关权利人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妥。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于绍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5元，由上诉人于绍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荣志审判员  陈 鹏审判员  黄 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李何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