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鄂10行终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韶颖，男，汉族，1980年8月21日出生，住荆州市沙市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北京路毛家坊40号。法定代表人马挟超，局长。上诉人万韶颖诉被上诉人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信息公开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2行初6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万韶颖原审诉请：1.被告公布参与抢夺手机的民警的信息和职务，以及处理结果；2.被告就不当行为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3.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00元整；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认定，原告万韶颖于2020年6月5日上午持湖北海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介绍信》到被告下属的中山路派出所申请开具证明，值班民警经查询系统后发现万韶颖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曾被行政拘留15日，故告知其存在违法记录。万韶颖即要求民警只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民警向其解释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必须如实全面填写违法犯罪情况，不能选择性出具。原告万韶颖在民警不同意为其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后，跟随民警到二楼办公室，坚持要求民警向其出示不能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依据，并持手机拍摄录像，因而与民警发生争执并引来派出所其他工作人员，继而发生抢夺手机删除资料的行为。原告认为民警抢夺其手机并删除资料的行为违法，遂向“e线民生”平台投诉，被告处理后原告对处理结果不满，遂诉至法院。原审认为，本案中，结合原告提出其相关的四项诉请，原告核心诉请在于“原告认为民警抢夺手机、删除手机中拍摄资料的行为违法，并据此提出案涉四项诉请”，故本案的焦点为“原告私入被告的办公区，民警暂扣手机、删除资料，将手机归还给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首先，行政行为成熟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之一,也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一项重要基准,它是指被指控的行政行为只有对相对人产生了实际不利影响并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即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才能接受司法审查。本案中，原告指控的行为并未对原告产生实际不利影响并发展到适宜由法院处理的阶段,即尚未达到成熟的阶段,不宜接受司法审查。其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指向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具体到本案中，原告仅能对民警从事的符合法律规定要件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在本案中，原告起诉所指向的核心行为系认为民警抢夺其手机、删除资料的行为。评价“民警暂扣手机、删除手机影像资料、归还手机的行为是否可诉”应依据发生该行为的时空环境和相关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民警已对原告要求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事宜处理完毕，民警从办案区域（接待原告的地方）返回办公室（非工作人员不可擅自进入），原告擅自跟随进入该办公室。被告对原告采取的涉案行为，类似于对原告擅自闯入办公室的救济行为，从法律上倾向认为被告案涉行为属于过程行为，且被告对原告并未继续实施（对原告的权利义务有实质影响的）行政处罚等行为。故原告起诉该过程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权益,应当是合法的具有保护价值的权益。原告擅自进入被告办公室，未经被告许可在办公室里进行录像录音。民警暂扣原告手机、删除录制影像资料的行为，因原告取得上述影像资料，不具正当性，且删除资料对原告合法的权利义务未产生实际影响。故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第二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万韶颖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万韶颖。上诉人万韶颖上诉称：原审法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经过质证和审查就作为定案的依据，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一、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已对原告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事宜处理完毕，而原告提出的诉求是：要求答复“违法记录和犯罪记录证明不能分别开具”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被告民警拒绝回答后才引发后面的事情，原审法院在未查清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草率的作出裁定。原告因出国需要到被告下辖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被告以原告“因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被立案，处以治安拘留十五天”为由拒绝。“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是刑法中的罪名，违法是违法，犯罪是犯罪，两者岂可混为一谈？被告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给原告安插罪名，是对原告合法权利严重侵害。原告六年前因租车给朋友不慎卷入违法事件被治安处罚，起初民警认定与原告无关将原告释放。两周后办案民警假借帮忙修电脑的名义将原告骗至派出所，以曾经签收过相关快递为由将原告拘留。办案人员威逼利诱胁迫原告承认参与违法，声称处以治安拘留之后就没事了，不会留下案底。原告因此向被告法制科提出申诉，法制科陈姓教导员通过查询得知原告是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被处罚。该法条明文规定满足“经有关部门指出后，拒不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干扰的”前置条件才构成违法，而当时没有任何部门以任何形式通知过原告，因此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从程序上就是非法的。无论被告以何理由立案，根据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没有事实和证据就应该依法撤销立案。法制科陈教导员建议原告先找出派出所领导沟通，鉴于目前暂无“违法记录和犯罪记录必须同时出具”的法律规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争取说服领导，只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不写明违法记录。通过诉讼纠正错误记录要耽误数年时间，无疑会影响原告的出国计划。原告被陈教导员的正直诚恳打动，接受调解向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乐反映情况。张乐知情后给张诚毅副所长打电话安排此事，但张诚毅查询后却不愿意单独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原告认真解释仍被拒绝。要求单独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并非原告异想天开的无理要求，而是接受法制科陈教导员调解的结果。原告要求被告答复“违法和犯罪记录证明必须同时出具的法律依据”，是宪法赋予原告的知情权。张诚毅不仅拒绝履行答复义务，还在证明材料中偷换概念，将“原告咨询违法和犯罪记录证明必须同时出具的法律依据”的问题与“他已答复开证明需要哪些材料和流程”的回答故意混为一谈。目的是制造原告无理纠缠的错觉和假象，误导法院为被告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言行开脱。从错误的行政处罚记录起因，原告向被告法制科申诉并接受建议单独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再遭派出所拒绝，最后询问被拒的法律依据未果反被抢夺手机消灭不作为的证据，因果关系和时间线清晰无误。任何人遭冤假错案时据理力争是人之常情，原审法院忽视的事实是：正是因为被告对原告滥用公权力以及行政不作为，才让原告失去协商解决的机会，耽误出国计划，已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损害。原审法院认定“原告质控的行为未对原告产生实际不利影响”的裁定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擅自进入被告办公室，未经被告许可在办公室里进行录音录像，民警暂扣原告手机，原告取得上述影像资料，不具正当性”是严重违背事实的。1.原告询问“违法记录和犯罪记录证明必须同时出具的法律依据”，张诚毅态度十分蛮横，大声吼道“我已经给你官方的答复了，你（可以用你的手机上网）查，你说我说了不算，你把我的话录音下来都可以，你可以去告我”。即便是在民警胡佳和邓华抢夺手机时，张诚毅仍然说：“没得问题，只管录”。以上对话充分证明了原告在被告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开始录音，被告不仅拒绝回答而且对消灭证据的行为胸有成竹。而被告却在事后的证明材料中改口称“被告民警令其不得拍摄”，录音反映的客观事实和主观的书面证明材料哪一个更接近真相？原告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录音取证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录音经过被告允许且地点并非办案区和办公室，该录音是合法的证据。2.被告胡佳副所长的证明材料表明：原告站在办公室外，即走廊和楼梯口的位置，根本不是所谓的办公区域和办公室内。被告也未举证上述区域是保管有国家秘密的禁区，被告民警抢夺原告手机是违法的。被告三名民警在证明材料里无中生有，恶意捏造不存在的事实，虚构“拍摄案件材料和国家秘密”的违法行为诬陷原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手机在录音时话筒被占用是无法开启摄像的。录音地点在走廊上而非办公室内，原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拍摄与办案目的无关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保守国家秘密载体的专门场所为保密要害部位，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配备、使用必要的技术防护设施、设备”。原告只是来访群众，只身一人能抵达的区域不过是被告的接待区而已，根本不可能接近存放国家秘密的要害部位，被告故意将涉密区的概念无限扩大到普通接待区。除非被告故意在走廊或其他接待区保管国家秘密，那将是被告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应另立专案调查。在原审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多次向审判长申诉：被告三人的书面材料是捏造的虚假证明材料，要求追究其作伪证的责任。审判长却呵斥原告说：“是不是虚假证明材料要看我是否采信，你可等判决结果出来后再向纪委举报”，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录音也被拒绝。除了三名民警的书面证明材料，被告至今无法提供任何客观真实的证据（走廊监控视频）。原审法院仅凭被告一面之词就认定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是非法的，实质上是采信了三名民警的虚假证明材料。被告的虚假证明材料已经影响了法院审理案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对被告责任人依法进行处罚。三、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原审裁定助长了被告蛮横无知的霸道作风，加剧其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气焰。被告六年前对原告非法程序裁定的治安拘留、对原告出具非法安插刑事罪名的违法记录证明、拒绝对原告履行办事法规的告知义务、抢夺手机消灭证据、甚至是虚构“原告拍摄案卷”诬陷原告并且欺骗法院。列举被告种种违法行为，背后的逻辑是公权力的傲慢，缺乏起码的法律常识。本案如不能公正判决，势必将开辟一个恶劣的先例，让民警利用本次判决的诸多漏洞就能“合法”的不作为。今后再有群众咨询法律依据，被告拒不回答但又不准群众举证。以接待群众的公共区域内子虚乌有的国家秘密当作实施侵权的挡箭牌，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服务的合法监督权就此不复存在。原告对原审法院的裁定不服，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20）鄂1002行初65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告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被上诉人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万韶颖要求开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而引发的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万韶颖诉请的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万韶颖的起诉状来看，其请求四项：1.判令被告公布参与抢夺手机的民警的信息和职务，以及处理结果；2.判令被告就不当行为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00元整；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从第一项诉请来看，万韶颖实质上是要求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但万韶颖并未向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提交信息公开的申请，其要求公布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民警的信息和职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其要求公布民警的信息和职务没有事实依据。万韶颖的第二项诉请中的“不当行为”应是指万韶颖认为民警抢夺手机、删除手机中拍摄资料的行为不当。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民警已经告知万韶颖不能选择性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但万韶颖在民警不同意为其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后跟随民警到二楼办公室，并持手机拍摄录像，继而发生“抢夺手机、删除手机资料”的行为。民警为了保守国家秘密及警务工作秘密，在万韶颖不配合检查的情况下，强行对万韶颖手机进行检查，民警查看手机内容检查完毕后，及时返还了手机，万韶颖未举证手机中资料有丢失，本院认为民警的该行为未侵犯万韶颖的人身权、财产权，未对万韶颖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其提起的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至于万韶颖第三项诉请，系要求行政赔偿，在基础行政行为未被确认违法的前提下，其不具有请求行政赔偿的基础，其要求行政赔偿没有事实根据。至于上诉人提到的其行政处罚不合法的意见，因本案不是审理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合法，本院对之前的行政处罚行为不予评判。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万韶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何炳松审判员  李爱民审判员  孙开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文娟书记员陈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