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0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茹，女，1972年2月19日生，汉族，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现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兴胜（郑茹配偶），男，1969年7月18日生，汉族，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新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83011883L。法定代表人：石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雷，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郊工业园区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10794933535。法定代表人：宁银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郑茹因与被上诉人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6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如下：1、案涉《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不是上诉人郑茹以及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制作并出具的，而是银行工作人员自行起草、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署形成的。上诉人从未在2016年12月7日召开过股东会决议，也没在当天到银行签署过该两份文件，银行工作人员擅自编造并填写了两份文件的落款日期，目的是使法官相信上诉人对借新还旧是知情的，进而让上诉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案涉两份借款凭证的背面担保人处盖章签字是2016年12月8日形成的，而凭证正面填发日期是2016年12月9日，也就是说上诉人签字时，借款凭证正面内容尚未形成、是空白的，上诉人不应当知道原审第三人的借款用途是”借新还旧”和偿还欠息”。3、《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形成时间在前，《借款合同》形成在后，不应当视为上诉人对借新还旧和不良贷款知情。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对借款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充分了解，并自愿对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的观点是错误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内容是格式条款，其中”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银行通过该条款逃避了对格式条款的释明义务，是无效的。4、原审法院认定2018年2月5日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申请降低贷款利率时，就应当知道撤销事由是错误的。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原审第三人提供抵押担保的是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如果拍卖损失较大，所以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迫不得已同意代还部分欠息。5、原审法院未经科学论证，就以根据现有鉴定水平无法鉴定形成时间先后顺序不予准许鉴定的做法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故意隐瞒了如下事实，已经构成欺诈，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撤销。1、原审第三人于2016年12月获得银行1200万元授信前就已经涉诉，并已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原审第三人的股东大连如日重工有限公司以及其实际控制人张智慧于2016年12月前也已经涉诉，并已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原审第三人2016年12月的1200万元授信是2014年12月的900万元旧贷款延续而来，并且该贷款已经是不良贷款。4、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大连监管局《举报事项调查意见书》，被上诉人2014年12月向原审第三人发放的900万元贷款存在尽职调查不完整、贷款资金被挪用问题。换言之，该900万元是银行违法违规发放的贷款。5、2016年12月9日，也就是原审第三人1020万元(旧贷本金900万元、旧贷欠息120万元)贷款发放当天，瓦房店法院工作人员到被上诉人处要求立即冻结原审第三人账户，但被上诉人故意拖延采取冻结措施、并选择在下班后继续发放了1020万元贷款，贷款发放后又立即扣收用于偿还了旧贷欠款。被上诉人此举表明其为了化解不良贷款、转嫁风险、避免被问责，甚至欺骗法院。按照正常操作，银行放款前会核验企业账户是否为正常状态，如被上诉人配合瓦房店法院立即冻结了原审第三人的账户，那么该1020万元贷款将不会发放，这样也就不会给保证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化解不良贷款、避免被问责，被上诉人故意向上诉人隐瞒上述事实，将自己违法违规发放的贷款转嫁给上诉人承担，丧失了基本道德、违反了商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意上诉人郑茹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主要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准确。1、涉案《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均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文件，一审开庭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已经认可以上两份文件中的签字为其本人亲自签署，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文件最后一页加盖的公章以及加盖的骑缝章均真实无误。同时，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已经表述其是根据其外甥女赵洋的要求自愿为原审第三人提供担保，而不是被上诉人要求其提供担保的，由此更可以说明上诉人是有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隐瞒事实的行为。以上文件不存在上诉人工作人员编造填写日期的情形。原审第三人的贷款在上诉人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并非不良贷款，不能因为存在拖欠款项的行为即将款项认定为不良贷款，上诉人的主张完全不成立。2、涉案借款凭证签署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背面形成时间为2016年12月8日，正面形成时间为2016年12月9日的情形。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3、上诉人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依据《综合授信合同》的额度及期限提供保证担保，只要《借款合同》的总额及期限不超过《综合授信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均应予以担保。不能因保证合同在先就认为上诉人对借款用途不知情。4、上诉人持股的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5日向被上诉人提交《关于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贷款利率下浮的申请》，其中明确说明该申请是经过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协商后出具的，假使确如上诉人所述其此前并不知晓案涉借款用途，那截至2018年2月5日其持股公司提交申请时，其也对该借款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因此才会提出代为偿还及申请降低利率的请求。5、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欲说明借款凭证正面及背面签署时间相差一天，仅相差一天是无法被鉴定出来的，更何况上诉人所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上诉人申请做此种鉴定，明显是浪费司法资源，拖延法院审查时间的行为，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的做法非常正确。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隐瞒任何事实，更不存在欺诈行为，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效。1、原审第三人在授信前已经涉诉并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样的事实上诉人可以自行了解到，如果上诉人认为有风险可以不予提供担保，而上诉人在其外甥女介绍后主动选择向被上诉人提供担保，说明其自愿承担后续风险。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非被上诉人联系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提供的，且借款人是否涉诉并非判断贷款是否可以出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隐瞒和欺诈行为。而上诉人更不能将其应当尽到的审慎判断义务强行转嫁给被上诉人。2、案外人大连如日重工有限公司及张智慧是否涉诉与本案无关，并不能因为公司股东涉诉就当然认为公司存在问题，更不能因此判断被上诉人存在隐瞒和欺诈行为。3、在上诉人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涉案贷款并非不良贷款。4、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存在尽职调查不完整等情况，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与本案无关。更无法据此推断出被上诉人存在隐瞒和欺骗的行为。5、被上诉人正常发放贷款并依约代为划扣偿还的行为符合各方的合同约定，不存在任何过错。上诉人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肆意言辞。更何况，被上诉人是否存在上述行为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郑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原告与被告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8日签署的、担保金额分别为900万元和300万元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陶兴胜、郑茹夫妻是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俱进房地产公司）的股东，陶兴胜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7日，俱进房地产公司向瓦房店长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银行）提供股东会决议，表示经俱进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为爱得帅慧乐（大连）气体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爱得帅公司）在银行处办理最高额授信贷款人民币9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此笔最高额授信贷款，授信期限为三年，用于“借新还旧”，该股东会决议由俱进房地产公司股东陶兴胜和郑茹签字盖章，由俱进房地产公司加盖公章。同日，财产所有人陶兴胜、郑茹出具了《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同意用俱进房地产公司名下的房产对爱得帅公司在银行办理的最高额授信贷款900万元人民币用于“借新还旧”提供抵押担保，授信期限3年，首笔贷款1年。2016年12月8日，银行与爱得帅公司签订两份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期间均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9年12月7日，授信最高额度分别为玖佰万元和叁佰万元，均由俱进房地产公司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采取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2016年12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均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6年12月7日，保证范围系银行依据借款合同向借款人（爱得帅公司）发放的所有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补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和借款人应付的其他费用。其中一份合同所担保债权的全部本金不超过玖百万元整，另一份合同所担保债权的本金不超过叁百万元整。保证期间均单独计算，自每笔借款合同确定的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原告在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均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借款人和贷款人（债权人）协商同意变更主合同条款，除延长贷款期限和增加贷款金额外，无需经甲方（保证人）同意，甲方仍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12月9日，第三人爱得帅公司与被告签订两份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22323288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玖佰万元整，借款期间自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另一份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22323291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这：偿还利息，借款金额壹佰贰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9日至2017年12月8日。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据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人偿还该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2016年12月9日，银行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第三人爱得帅公司放款人民币900万元和人民币120万元，其中借款用途注明了900万元为“借新还旧”，120万元为“偿还利息”，俱进房地产公司在该两份借款凭证背面担保人处加盖公章，陶兴胜作为俱进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2018年2月5日，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称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因债务纠纷，经营不善，现处于停产状态，无法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经第三人与其协商，其公司同意承担贷款本金及利息，并承诺以打包出售或部分变卖房屋所得款项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同时鉴于银行利率偏高，申请降低贷款利率。2018年2月13日，被告银行将上述两笔贷款分别又进行了借新还旧，与第三人爱得帅公司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均自2018年2月13日至2019年2月12日。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7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玖佰万元整；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6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借新还旧，借款金额：壹佰贰拾万元整；合同编号2016借字第CCON201802090000062号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用途：偿还利息，借款金额：壹佰捌拾万元整。上述三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据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三人偿还该合同项下借款本息的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大银保监罚决字【2019】9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调查发现：截至2018年2月13日，借款人爱得帅公司于2016年12月9日的两笔贷款（900万元与120万元）均已形成不良贷款，银行于2018年2月对该两笔不良贷款进行了借新还旧，上调至正常类，掩盖了信贷资产质量，违反了审慎经营原则，给予罚款20万元。被告书面说明，原告于2016年12月8日在该行签署合同时没有录像视频。原告陈述，其在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工作的外甥女赵洋说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要贷款，让其给提供担保，并通知其到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在原告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前就已涉诉，且已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案新贷与旧贷非同一担保人，旧贷担保人系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原告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与俱进房地产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的债权均是同笔债权，被告提供的《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中的打印内容均记载了900万元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不论该两份证据由谁起草打印，只有原告在认可了打印的内容情况下才会签字，现在原告认可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却称不知打印内容，明显违背常理。另，2016年12月9日借款900万元的借款凭证上载明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原告的丈夫陶兴胜及俱进房地产公司签字盖章，说明原告作为配偶应知借款用途。虽然借款凭证正面起息日由2016.12.08改为2016.12.09，但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其丈夫陶兴胜在签字时该借款凭证是空白。被告提供的上述书证均可以证明原告作为保证人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应知涉案900万元借款的用途系借新还旧。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即使系原始载体，也不能对抗被告提供的上述书证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供的书证同被告提供的书证证明力相比较，不能证明其在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不知道涉案的借款用途。其次，本案系最高额保证，原、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先于借款合同一天签订，原告作为保证人应了解此时借款法律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本来即是不特定债权，在此情况下，原告作为保证人出具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可视为对上述不确定性有了充分了解，并自愿对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并且原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已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完全出于自愿”，现原告事后以被告未出示借款合同、未能了解借款合同内容、不知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借款用途为由提出抗辩不予支持。再次，最高额保证合同先于借款合同签订，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特点，但并不影响原告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金融机构放贷给借款人，并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就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原告提供的第三人爱得帅公司涉诉并被列入失信人的证据，即使银行对第三人涉诉一事知情没有告知原告，不能据此就证明原告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银行对原告有欺诈行为，原告不应把自己的审慎、注意义务转嫁给被告银行，并且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对被告的放贷行为违反银行业管理性规定所作的处罚，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无关。从原告的陈述，其同意担保，是受在第三人处工作的亲属请托，即使第三人没有告知原告借款用途，通过被告提供的证据，其在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时也应知借款用途，其提供的证据也均不足以否认保证人自愿对此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在2018年2月5日俱进房地产公司在向银行申请降低贷款利率时，就已明知第三人涉及债务纠纷和处于停产状态，俱进房地产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原告的丈夫陶兴胜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时应当对担保的借款用途及风险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如果按照原告自己的主张，认为银行骗取其担保欲行使撤销权，至少此时原告也应知道撤销事由，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从2018年2月5日开始计算，至今原告早已超出一年期间行使撤销权，撤销权也应归于消灭。综上，原告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银行行使欺诈手段，使其违背真实意思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其要求撤销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告郑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其放弃质证、答辩的一切诉讼权利，不利后果自负。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郑茹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三份新证据，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新证据一是旧贷款的担保人大连国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涉诉的信息，拟证明原审第三人及其股东在上诉人签署担保合同之前都已涉诉并被立案执行，被上诉人明知此情况未告知，有欺骗之嫌。上诉人新证据二是瓦房店法院2018辽02**民初1399号、2018辽02**民初1400号、2017辽02**民初6362号判决书，拟证明类似案件都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张智慧恶意串通，通过为被上诉人背负不良贷款的方式，陆续为张智慧实际控制的包括原审第三人在内的五个公司发放了贷款。上诉人新证据三是一份不动产权证书，抵押日期是2016年12月9日，拟证明2016年12月8日上诉人去被上诉人处签字时，借据是空白的，上诉人对借新还旧一事不知情。被上诉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新证据一和二，因在本案一审诉讼前，通过网络都可以查询到，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且上诉人无据证明张智慧是原审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自己未尽注意义务，自愿提供担保，风险应自担。三份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新证据一和二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隐瞒和欺诈的行为。新证据三同样因形成于一审之前，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书无法证明借款凭证背面签署时间，也无法证明上诉人是在空白凭证背面签字。原审第三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采纳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交的三组新证据材料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故意隐瞒原审第三人借新还旧的事实，欺骗、诱导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愿而签署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故请求撤销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双方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上诉人签订两份保证合同时是否知晓所承保的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二是被上诉人是否故意欺骗上诉人，使上诉人作出违背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首先，一审中各方提交并被采信的证据显示，上诉人、上诉人配偶陶兴胜及二人持股的俱进房地产公司于2016年12月7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内容表明其知晓自愿担保的案涉贷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2016年12月8日，案涉贷款900万元和120万元的放款凭证正面分别载明用途为“借新还旧”和“偿还利息”，上诉人配偶陶兴胜和其夫妻二人持股的俱进房地产公司在凭证背面签章；2018年2月5日，俱进房地产公司向被上诉人出具《关于大连俱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贷款利率下浮的申请》，申请将900万元和120万元逾期贷款进行转贷，增贷180万元用于归还利息，并申请降息，愿承担还款责任。以上的上诉人、上诉人配偶陶兴胜及二人持股的俱进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材料均表明上诉人对案涉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明知，上诉人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于《借款合同》之前、在空白凭据上签章及不知贷款用途的说法与已查明事实不符，也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故意隐瞒真实贷款用途和原审第三人已涉诉、贷款已出现不良等信息，诱导其基于错误认识而签订最高保证合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存在主观故意与实施了欺诈行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但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述，其在第三人爱得帅公司工作的外甥女赵洋说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要贷款，让其提供担保，并通知其到被上诉人处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上事实说明上诉人是出于自愿而非受被上诉人诱骗进行的承保，上诉人无据证明其曾向被上诉人问询过原审第三人的资信情况，也无据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作出过不实答复致其产生错误认识，故上诉人因举证不能而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有谨慎承保的注意义务，其因失查而作出的错误判断，不能归咎于被上诉人。上诉人还提出《股东会决议》、《财产所有人同意抵押意见》是被上诉人起草，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署形成的上诉理由。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诉讼中认可该两份文件上签章的真实性，其签章行为即表示其对文件内容的认可，且上诉人无据证明其在签章当时受到了胁迫或诱导，应对自己的签章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上诉人提出的案涉两份借款凭证的背面担保人处签章于2016年12月8日，而凭证正面填发日期是2016年12月9日，说明上诉人是在空白凭据上签章，进而证明上诉人对借新还旧的贷款用途不知情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两张借款凭据背面并未书写日期，上诉人无据证明其签章时间是2016年12月8日，其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无法提供能够对形成于2016年年底的相差一天的文字形成时间作出鉴定的专业机构，故上诉人因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被上诉人在案涉贷款转贷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因涉及行政管理范畴，而不是上诉人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法定事由，故本院对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主张的撤销权不能成立，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郑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