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23民终5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庞勇福，男，196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来军，男，197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新疆函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东升，男，197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升伟，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章，男，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星，男，1976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勤，新疆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庞勇福、上诉人曹来军、上诉人陈东升、上诉人冯升伟、上诉人王学章因与被上诉人王洪星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2020）新2301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庞勇福，上诉人曹来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上诉人陈东升，上诉人冯升伟，上诉人王学章，被上诉人王洪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庞勇福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3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王洪星请求支付采摘费用30,000元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1.2014年11月，被上诉人经人介绍，为上诉人位于昌吉下巴湖监狱附近的棉花地进行机械采摘棉花工作，后经结算，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计算的采摘棉花亩数有异议，产生纠纷。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30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上诉人支付棉花采摘费。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机械采摘完上诉人的棉花后明知自己的权利无法实现，却在2019年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应予以支持。2．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与曹来军的录音光盘，是2019年3月11日被上诉人录取的，且该录音仅是被上诉人与曹来军对采摘棉花亩数的争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该录音资料反映的事实，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任一情形，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更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上诉人不认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进行了口头约定，被上诉人将棉花进行机械采摘后卖出应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棉花款，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棉花采摘费用，双方承担的义务与享有的权利相关联，应同时对等给付，属于双务合同。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与曹来军的录音光盘与上诉人提供的棉花交收发票，明确了被上诉人包采包卖棉花，并将上诉人200亩棉花拉走的事实。因被上诉人拉走上诉人的棉花后，没有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棉花款，当年被上诉人自己选定的轧花厂倒闭，被上诉人将卖棉花的票据事后交给上诉人，造成上诉人的棉花款至今无法收回，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上诉人未支付的棉花采摘费应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相抵销，故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支付机械采摘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顾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仅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采摘费，显失公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曹来军辩称，认可庞勇福的上诉请求。 陈东升辩称，认可庞勇福的上诉请求。 冯升伟辩称，认可庞勇福的上诉请求。 王学章辩称，认可庞勇福的上诉请求。 曹来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遗漏重要案件事实。2014年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口头订立的合同既包括被上诉人为上诉人采摘棉花的内容，也包含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包卖所采摘的棉花的内容，并约定采摘费从包卖棉花的价款扣除。并且，订立这种“包采＋包卖”内容的合同，是被上诉人在进行棉花采摘前自己主动提出的。之后，被上诉人自己不及时履行包卖义务，又不让上诉人自行将棉花就近卖到下巴湖监狱花厂，造成棉花价格从5.1元一路下跌至4.3元左右，最后上诉人不得不自行贱卖棉花，也因此才拒付采摘费。以上事实是导致本案争议发生的关键原因，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各被告当庭陈述以及提交的当年棉花售卖票均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在本案判决中仅仅载明了采摘棉花的事实，却没有载明包卖棉花的相关事实，对案件基本事实认为进行删减，因此做出的裁判结果不公正。2．上诉人起诉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上诉人提出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对是否发生债务重新确认问题没有查清。3．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真实，所谓的证人不过是被上诉人的利益共同体，是变相的被上诉人一方，一审期间上诉人代理人和法庭对证人进行了详细发问，可以证实证言有大量不实之处，一审判决却对证人证言真实性全部认可，上诉人不服。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对上诉人依法提起的反诉请求不受理，不审理，甚至在判决书中不作说明；2．对上诉人依法提出的以包卖棉花损失抵消采摘费问题不做处理；3．不依法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本案双方在采、卖交易中互负履行义务，对于价款报酬问题，约定的结算支付方式就是被上诉人从包卖棉花价款中扣取采摘费。对这样一种交易模式，虽然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和所谓的证人一直否认其存在，但是无法否认其客观真实性和现实合理性。被上诉人之所以提出这种交易模式，是出于两种很现实的考虑：第一，自己包卖棉花，就可以控制棉花，进而控制售卖棉花的价款，这样自己的采摘费债权可以更有保障；第二，在其订立口同合同时，棉花的市场行情尚好，仅被上诉人地头下巴湖轧花厂棉花收购价已经达5.1元每公斤，如果被上诉人自己将采摘的棉花以更高价格包卖出去，那么自己可以多一份收益。一审法院应当结合据双方交易时的背景因素和约定的合同权利义务全面审理本案，但一审判决仅依据《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审理被上诉人提出的采摘棉花部分权利义务，而对上诉人提出包卖部分权利义务不做任何处理，割裂了双方合同利益整体性和平衡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不允许上诉人反诉、不允许上诉人行使抵消权扣减被上诉人采摘费，结果只能倒逼上诉人对包卖部分另行起诉。但是从2014年至今，时过境迁6年，上诉人在诉讼证据准备、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存在种种现实困难，另行起诉对上诉人而言明显极为不公。三、一审违反法定程序。1．本案重审一审期间，合议庭组成不合法。陪审员中有一人是曾与被上诉人、证人韩大琴共同到上诉人家中进行录音取证人员。该陪审员依法应当回避，不得参加本案审理。2．上诉人书面申请法院要求被上诉人王洪星出庭，一审法院不做处理。王洪星本人不出庭，无法还原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始终未要求王洪星本人到庭。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庞勇福辩称，认可曹来军的上诉请求。 陈东升辩称，认可曹来军的上诉请求。 冯升伟辩称，认可曹来军的上诉请求。 王学章辩称，认可曹来军的上诉请求。 陈东升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12,000元。事实和理由：一、2014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口头订立采摘包卖合同，约定采摘费为每亩地第一遍的机械棉花采摘费为150元，复采棉花的机械采摘费为每亩70元，采摘费从售卖所得价款中扣除，后被上诉人未能按照约定及时出售棉花，棉花市场价格由5.1元/公斤跌至4.3元/公斤，由于被上诉人的拖延行为，上诉人遭受巨大损失，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为自己未能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应当与其应收取的采摘费抵消；二、被上诉人起诉时，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该债务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2019年3月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2014年到2019年3月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债务，被上诉人打电话向曹来军主张债务，无论其承认与否，都与上诉人无关，曹来军无权处分上诉人的权利，无法中断本案诉讼时效。民法总则实施前，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上诉人在一审期虽然认可了被上诉人采摘棉花的亩数，但不认可应支付采摘费。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采摘包卖合同为双务合同，但是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人不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导致上诉人损失的事实，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采摘费，告知上诉人另行起诉，由于该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已过，上诉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有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机械采摘费12,000元的诉讼请求。 庞勇福辩称，认可陈东升的上诉请求。 曹来军辩称，认可陈东升的上诉请求。 冯升伟辩称，认可陈东升的上诉请求。 王学章辩称，认可陈东升的上诉请求。 冯升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四项，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16,95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1.2014年11月，被上诉人通过熟人介绍，为上诉人承包的棉花地进行机械采摘棉花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每亩地机械采摘费为150元，复采棉花每亩机械采摘费为70元，且被上诉人采摘后负责卖出所摘棉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合同关系为采摘加包卖的双务合同。合同履行期间，由于被上诉人没有按时履行包卖棉花的义务，拖延卖棉花，拖延期间棉花价格大幅降低，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损失。该事实一审期间已经查明，但一审判决书没有记载。2．对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问题，由于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已经不具有另行起诉的可能性。二、一审法院对该案的法律适用错误。1．本案的事实发生在2014年，期间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而被上诉人于2019年才向法院起诉，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受理时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故法院应该判决驳回起诉。2．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王洪星所提供的录音证据，仅能证明是被上诉人王洪星与曹来军对结算事实进行了商量但并未达成合意。且该录音是被上诉人王洪星与曹来军之间的通话内容，并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直接对话，不能作为该案证据，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庞勇福辩称，认可冯升伟的上诉请求。 曹来军辩称，认可冯升伟的上诉请求。 陈东升辩称，认可冯升伟的上诉请求。 王学章辩称，认可冯升伟的上诉请求。 王学章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五项，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6,900元。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在立案审理时已过诉讼时效。1．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给上诉人采摘棉花，直到2019年9月被上诉人才向法院申请立案索要棉花采摘费，在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以任何方式索要过棉花采摘费，故本案已过时效，上诉人有行使抗辩的权利。2．虽然被上诉人向一审被告曹来军索要采摘费时做了录音，但是双方在录音中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且在做录音时上诉人不在场，因此只能代表曹来军本人，不能代表其他人，故此录音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也就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双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在给上诉人采摘棉花时答应上诉人为其包卖棉花，上诉人基于合理信赖并未出售棉花，但是被上诉人一直未实际履行包卖棉花的义务，致使上诉人等待无果后不得不以低价卖出，被上诉人的违约给上诉人造成了实际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若上诉人因本案产生的争议再另行起诉，则面临诉讼时效的问题，致使上诉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事实重新审理，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庞勇福辩称，认可王学章的上诉请求。 曹来军辩称，认可王学章的上诉请求。 陈东升辩称，认可王学章的上诉请求。 冯升伟辩称，认可王学章的上诉请求。 王洪星对五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一致。王洪星辩称，一、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符合证据的证明效力以及证明力。一审出庭的两个证人系对案件事实的真实叙述与描述，与本案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上诉人在一审自认的事实相互印证，亦可以证明上诉人分别尚欠被上诉人机械采棉费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的基本案件事实清楚。二、本案的上诉人一直声称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包采包卖的双务合同，但是基本的案件事实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仅仅是介绍一个收购棉花的人员给本案的被上诉人曹来军，其关于收购的价格还是其他事项，本案的被上诉人并未参与。而上诉人实际的损失是由于扎花厂经营不善，而导致未向棉农及时支付相关费用，故本案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包采包卖的法律关系，如产生损失，上诉人可以向实际侵权人或者实际的违约方主张，而非本案的被上诉人王洪星。三、本案中从2014年的机械采摘棉花的协商以及洽谈和结算均与曹来军本人沟通，并不知道案件的其他人员，在（2019）新2301民初6943号庭审过程中本案的上诉人曹来军都未向本案的被上诉人清楚的陈述本案的案件还牵扯其他人员，直到在二审的上诉状中，被上诉人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本案的其他案件当事人，故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法律问题。综上所述，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洪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机械采摘费176,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机械采摘费利息至清偿之日至，截至2019年5月22日的利息为46,348.2元（176,000元×6％÷365天×1602天=46,348.2元，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22日合计1602天）。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五被告按照各自的采摘亩数承担机械采摘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原告经人介绍，为被告曹来军、庞勇福、陈东升、冯升伟、王学章承包的位于昌吉监狱附近的棉花地进行机械采摘棉花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每亩地第一遍的机械采摘棉花费为150元，复采棉花的机械采摘费为每亩70元。后经结算，被告对原告计算的采摘棉花亩数有异议，双方产生纠纷。在庭审中被告曹来军认可原告采摘棉花亩数为570亩，被告庞勇福认可原告采摘棉花亩数为200亩。被告陈东升认可原告采摘棉花亩数为80亩。被告冯升伟认可原告采摘棉花亩数为113亩。被告王学章认可原告采摘棉花亩数为46亩。经计算被告曹来军欠原告机械采摘费85,500元，被告庞勇福欠原告机械采摘费30,000元。被告陈东升欠原告机械采摘费12,000元，被告冯升伟欠原告机械采摘费16,950元。被告王学章欠原告机械采摘费6,9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五被告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棉花采摘合同，但双方口头进行了约定，每亩地第一遍的机械采摘棉花费为150元。原告为被告曹来军、庞勇福、陈东升、冯升伟、王学章承包的棉花地进行机械采摘棉花工作，分别给被告曹来军采摘第一遍棉花570亩，为被告庞勇福采摘第一遍棉花200亩，为被告陈东升采摘第一遍棉花80亩，为被告冯升伟采摘第一遍棉花113亩，为被告王学章采摘第一遍棉花46亩，五被告应按照口头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棉花采摘费。故被告曹来军应向原告支付机械采摘费85,500元，被告庞勇福向原告支付机械采摘费30,000元。被告陈东升向原告机械支付机械采摘费12,000元，被告冯升伟向原告支付机械采摘费16,950元。被告王学章向原告支付机械采摘费6,900元。五被告的其他辩解理由，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其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曹来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洪星支付机械采摘费85,500元；二、被告庞勇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洪星支付机械采摘费30,000元；三、被告陈东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洪星支付机械采摘费12,000元；四、被告冯升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洪星支付机械采摘费16,950元；五、被告王学章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洪星支付机械采摘费6,900元；六、驳回原告王洪星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各上诉人应否向被上诉人王洪星支付棉花采摘费。 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本案采摘棉花的事实发生在2014年，被上诉人王洪星提交的其主张债权的录音、诉讼发生在2019年，但上诉人曹来军在2020年3月18日（2020）新23民终204号案件庭审中，上诉请求为“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重新做出公正改判（按照实际的面积570亩地计算金额以及给我方造成损失的金额）”，即曹来军同意履行义务，仅对采摘的亩数有异议。故对上诉人曹来军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曹来军在（2019）新2301民初6943号案件中并未提及被上诉人王洪星主张的176,000元棉花采棉费中还含有为他人采摘的，其在上诉状中才称17万余元采摘费是上诉人曹来军与“庞秋福、王学章、冯正伟、陈家生四家采收棉花的劳务费合并累计一起”。且“庞秋福、冯正伟、陈家生”与本案上诉人庞勇福、冯升伟、陈东升姓名也有出入。《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被上诉人王洪星于本案第一次二审后才知道明确的义务人，故对上诉人庞勇福、陈东升、冯升伟、王学章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本院亦不予采纳。 关于棉花采摘费是否抵扣的问题。各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王洪星承诺包卖棉花，且因其拖延导致棉花降价进而给各上诉人造成损失。但各上诉人并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过对应支付的棉花采摘费与被上诉人给各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相抵扣。故对各上诉人的该项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以各上诉人自认的单价和亩数计算采摘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庞勇福、曹来军、陈东升、冯升伟、王学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庞勇福负担550元，由上诉人曹来军负担1,938元，由上诉人陈东升负担100元，由上诉人冯升伟负担224元，由上诉人王学章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郑洪彪 审 判 员 毛春艳 审 判 员 马翔馨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王 新 书 记 员 邱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