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5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87年3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李翔，上海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某，男，1962年6月2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山，辽宁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马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5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被上诉人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未曾向被上诉人借钱，此款项系被上诉人自愿为上诉人偿还债务。上诉人原在上海工作，在工作中不慎被骗欠下一些债务，此时被上诉人因赏识上诉人出色的个人能力而希望上诉人能回大连为被上诉人工作，共同发展事业，但上诉人囿于债务而无法轻易决定离开上海回大连发展，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诺替其归还这些债务，以此作为上诉人随被上诉人回大连为其工作的优待条件。在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被上诉人便向上诉人账户汇入案涉50万元，该汇款便是被上诉人承诺替上诉人归还欠款的款项。汇款单上标注的“借款”应指的是归还借款之用，因上诉人信任被上诉人，没有质疑过被上诉人在汇款时的备注。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关系因劳动争议纠纷走向决裂，促使被上诉人推翻当初的承诺，将为上诉人偿还“借款”的款项变成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借款。另外，被上诉人除了汇款单据，无其他能够证明债务存在的依据，既没有借条，借据等，也无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微信对话、往来短信或电话录音等其他证据，在常理上难以成立。“借款”二字可以作出多种猜测型“判断”，一审法院仅凭语焉不详的“借款”二字便认定借贷关系成立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不存在，上诉人没有义务归还借款，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由上诉人归还借款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另，一审法院适用法释〔2020〕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本案，但该规定没有规定在双方未约定任何利息的情况下，可以判决一方承担逾期利息。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亦是适用法律错误。马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清楚证明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给上诉人50万元，并标明这笔款项为借款。二、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否认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理由是被上诉人在该借贷法律关系发生后欠上诉人的工资，而在上诉状中否认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理由又变成是被上诉人替上诉人偿还欠款。可见，上诉人在一审中否认借款的理由不被法院认可后，在上诉中又提出一个新的理由，被上诉人有理由怀疑上诉人的诚信。三、被上诉人没有替上诉人偿还欠别人钱的动机。上诉人被聘到被上诉人经营的单位工作是被上诉人看重其工作能力，并给予高薪（每月4万元）。被上诉人借钱给上诉人是因考虑上诉人有还款能力，并通过工作人员办理汇款，标明是借款。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一起工作，双方直接交流就可以，不一定非要通过其他方式，因为是同事，被上诉人也没有好意思让其写借条。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不止这一笔，其他借贷款项被上诉人将另行起诉。四、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请求的逾期利息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异议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是在2020年7月20日，一审法院适用当时司法解释规定按6%计算逾期利息正确。马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借款还清时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某于2017年2月3日到原告马某经营的西岗区奥拉克医疗美容诊所工作，担任总经理职务。2019年10月，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6月11日，原告委托蔡蕴菲通过原告账户给被告汇款50万元。用途附言为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已提供汇款给被告50万元的证据，且在汇款用途附言中已明确为借款，故原告主张双方为借贷关系，应予支持。对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根据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法释〔2020〕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鉴于原告于2020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邮寄诉讼材料且一审法院当日已受理，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通知原告交纳诉讼费用且原告当日已交纳，故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辩称案涉50万元为向被告支付的工资一节，因被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劳动关系和借贷关系为不同的法律关系，被告若认为其工资被拖欠，其可另行主张权利，故被告此节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法释〔2020〕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马某借款本金50万元；二、被告张某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马某以借款本金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被告张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上诉人兴业银行尾号7016账户的流水单；2.上诉人兴业银行尾号4814账户的流水单；3.消费贷合同，上述证据均证明案涉50万元用于归还上诉人2018年6月18日到期的个人贷款；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有意为上诉人偿还贷款。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1到证据3没有原件，无法辨别真伪，流水中第一行是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50万元，并标明是借款，其他流水和账单是上诉人和案外人的经济往来，和本案没有关系，只能说明借款用途。证据4的微信截图内容没有涉及本案的借贷事实，和本案没有关系，时间也是2018年3月22日，而不是本案借款日期6月11日。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没有提供银行账户流水明细和消费贷款合同原件，且即便有原件也仅能证明上诉人银行账户的往来情况和个人贷款情况，不能证明案涉50万元系被上诉人自愿给付上诉人的款项，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证明事项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在下文中予以阐述。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8年3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互发微信，上诉人陈述：“我现在就想我们快点做大买卖，挣大钱。昨天吃了三个蛋糕许三个愿，我相信一定能成”；被上诉人回答：“已经看到希望了。必成！有老马在，放心吧，压力别太大”；上诉人陈述：“嗯嗯”；被上诉人回复：“四月份必须开始做，先把银行贷款还掉，后面就没压力了，全部还你妈，把你赎出来，归我”；上诉人陈述：“我知道大连这边有一家医院已经开始模仿着做了。3月份开始的。但是规模很小”；被上诉人回复：“理好心情，振奋精神，我们一起加油”；上诉人陈述：“我能控制好，这么多年这点控制力还是有的。沉得住气、装的了事”；被上诉人回复：“只要先把今年的贷款付掉，你妈的压力就小了！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不想让你太大压力”。2018年6月11日，被上诉人发送语音给上诉人，陈述：“我叫蔡蔡把钱转给你，转50万”；上诉人回复一个微信哭泣表情。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向上诉人汇款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在汇款凭证中附言备注为“借款”，上诉人否认该笔转账为借款，主张系被上诉人为让上诉人回大连工作而自愿给付上诉人以便其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款项，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上诉人应为此反驳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和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的个人贷款情况和收到案涉50万元之后的款项用途问题，不能证明50万元转账发生的原因。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系发生在2018年3月22日，早于本案借款日期即2018年6月11日，而且聊天记录中没有关于被上诉人自愿赠与上诉人50万元或者以此作为上诉人到大连工作的条件等相关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对该笔款项无偿还义务，上诉人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的50万元转账汇款原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不应判决逾期利息的上诉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20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20年8月17日交纳诉讼费用，属于2020年8月20日以前已受理的一审案件，故一审法院适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法律规定和受案时适用的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对被上诉人要求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正确。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系针对本案中两个司法解释衔接适用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和适用法律。因此，上诉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无关于逾期利率为年6%的规定以及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司玉峰审判员 郑福一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