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终4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负责人：杨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良新村汇广街9号。法定代表人：甘建锋。原审第三人：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11号之二27层自编05B单元。法定代表人：贾绍连。破产管理人：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原审第三人：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1800号。法定代表人：杨宇正。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年、方洵莹，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81号粤财大厦1楼自编C区、4楼、14楼、40楼。法定代表人：莫敏秋。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东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广公司）、原审第三人广州胜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洲公司）、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公司）、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0117民初370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彭湛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并改判：1、确认大广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和2018年3月23日作出关于修改其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请求判令大广公司撤销其于2017年12月25日和2018年3月23日对公司章程所作修改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是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利害关系人。l、胜洲公司是债务人也是质押人，其持有的大广公司股权已质押给上诉人，上诉人作为涉案股权的质押权人，依法对涉案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已由(2017)粤民初10、11号、(2019)粤民初3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由此可见，涉案股权作为质押物，对上诉人债权的实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判决得以执行，上诉人在对胜洲公司提起诉讼时依法申请对涉案股权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被法院受理。2、在涉案股权被依法查封后，大广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修改了公司章程，修改内容为：(1)同意公司章程第五章第十三条后，增加第6点。条款增加内容为“6、若股东损害本公司利益或者欠付公司款项，该股东在尚未足额赔偿或清偿上述债务本金和利息期间，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公司和股东间因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或仲裁，该股东在法院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裁判文书期间，也不得参与分取公司红利。若上述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则受让股权的新股东按受让股权占转让股东全部股权的比例，在转让股东总债务中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2)同意公司章程第十七章第五十五条后，增加一句，增加内容为“股东会依法有权修改公司章程，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对修改前股东的所有行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公司章程的修订具有法律溯及力。”2018年3月23日，大广公司再次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内容为：第七章第十八条“2、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所有股东同意通过，方能生效”修改为“2、股东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方能生效”。显而易见，上述章程的修改目的就是为限制胜洲公司作为股东的收益权，同时也限制了股权转让情况下，受让股权的新股东的收益权，如此一来，作为质押物的涉案股权价值必然大幅贬损，对上诉人债权的实现影响严重。(二)大广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对已被查封的股权设定权利限制，已客观上造成涉案股权价值的大幅贬损，严重损害上诉人作为债权人的利益。上诉人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大广公司无直接法律关系，对大广公司的内部股东会决议无法律上利益也无诉的利益，实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涉案的股东会决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在法院依法冻结大广公司股权后，大广公司通过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等手段对公司股权设定限制，已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禁止规定，因此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行为均无效。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等规定均已明确规定，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或使被查封财产价值贬损。大广公司为涉案股权设定权利负担的股东会决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应认定为无效。大广公司据此对公司章程所作修改亦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本案外，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晖法院”)已分别于2019年6月26日、2019年10月10日作出(2017)湘0405执194、195、196号及(2017)湘0405执194、195、196—1号《通知书》，明确告知大广公司不得修改案涉公司章程妨害人民法院执行。虽大广公司因不服上述《通知书》提出异议，但珠晖法院亦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湘0405执异63、64、6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大广公司的异议请求。且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衡阳中院”)已于2020年1月l7日作出(2020)湘04执复7、8、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大广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珠晖法院(2019)湘0405执异63、64、65号执行裁定。故，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已确认大广公司案涉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妨碍法院执行，案涉股东会决议违法实属无效。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立案案由为与公司有关纠纷，根据2011年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与公司有关纠纷为第二级案由，公司决议纠纷为第三级案由，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均为第四级案由，结案时应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适用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再适用上一级案由。本案中，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已当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无效，故本案结案案由调整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因信达广东分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执行，故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信达广东分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2、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本案应先行审查信达广东分公司是否为适格原告，如否，则直接从程序上驳回信达广东分公司的起诉，而无需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进行实体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依照前款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可见，该条文并未规定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起诉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规定补充明确了有权起诉的适格原告的范围。根据该规定，有权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主体为“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显然，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大广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但司法解释在列举“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的同时，增加了一个“等”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这里的“等”字实际上是贯彻诉的利益原则，基于民事诉讼的一般起诉规则而进行设定，以“等”字指代“直接利害关系”标准。对“等”字的理解，不仅要遵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还要遵循前文“股东、董事、监事”的逻辑延伸，即原告须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与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享有参与或者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方为适格原告。信达广东分公司认为其作为大广公司股东的债权人及质权人应为案涉股东会决议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故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此，本院分析如下：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学理上，只要存在诉的利益，都可以提起确认无效之诉。而法律规定则以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来确定。股东会决议为公司内部决议，仅具有内部效力，不具有对外效力。公司债权人，作为公司外部人，一般而言是不受公司内部决议的约束。通常情形下，公司股东会决议对债权人不直接发生法律关系，除非债权人与公司签订合同时有相关明确约定，否则，债权人对介入股东会决议效力的纷争并无现实法益。结合本案，首先，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大广公司的债权人，更未与大广公司签订任何合同而享有参与或者监督大广公司经营管理权利，与大广公司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对大广公司的内部股东会决议并无法律上利益。再者，信达广东分公司只是大广公司股东之一胜洲公司的债权人及质权人，信达广东分公司通过其与胜洲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诉讼即可实现其权利救济，并无通过对大广公司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来实现其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因此，信达广东分公司对本案确认之诉，并无诉的利益。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至于，信达广东分公司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适用问题，均为执行程序解决。胜洲公司管理人的相关主张应另循破产衍生诉讼救济，均非本案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审查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起诉。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基于上诉人诉讼请求指向为确认大广公司相关的股东会议决议无效，并撤销工商注册变更，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上诉人诉讼请求主张的系确认大广公司有关的股东会议决议无效。据此，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即原告与其主张权利的相对方，两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否则，原告就属于不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等规定，明确了对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的权利，为该公司的股东、董事、监事等民事主体所享有。由于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是各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或公司章程的约定，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属于企业法人的内部管理规范，其仅具有内部效力，即仅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内部主体具有约束力，而不具有对外部的效力，即该约束力并不及于公司外部主体。相对于公司股东债权人而言，则以债权人与公司签订合同时，除有相关明确的约定为例外，否则，公司股东债权人对提起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诉讼并无法益。鉴于，上诉人既非大广公司股东等内部主体，其作为大广公司股东之一胜洲公司的债权人，亦无与大广公司之间设立相关的权力义务，其不存在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此，上诉人对大广公司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与前述法律规定相悖，并无诉的利益。同时，现有法律法规中，并无赋予公司股东债权人可任意请求确认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无效或撤销的权力。基于上述，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至于上诉人上诉认为应适用执行程序中相关规定，支持其诉请，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由于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系不同的司法权力，不应予以混淆，应严格依照“审执分离”的司法原则适用相关法律，不应错误将执行规定等程序性法律规定代替实体性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认定和处理。上诉人以涉案股东会决议违反相关执行规定，主张该股东会决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裁定予以驳回，依法有据，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彭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苏晓旋书记员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