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5民再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大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侯镇岔河东。组织机构代码91370783165680446H。 法定代表人：仉祥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运传，山东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东营天元塑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广饶县经济开发区。组织机构代码9137052374780893XA。 法定代表人：梅建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玺，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哲慧，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山东大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东营天元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2017）鲁0523民初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7）鲁05民终120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广饶县人民法院重审。广饶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鲁0523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大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19）鲁05民终135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地公司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民申577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大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运传、被申请人天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瑞玺、汪哲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表明，《产品调拨单》签收人宋德升、宋连贵与东营万瑞盐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再审申请人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二、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万瑞公司与天元公司订有书面的《产品购销合同》，万瑞公司通过承兑汇票、以车抵账等形式向天元公司支付货款，天元公司向万瑞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审认定合同主体是大地公司错误。2.天元公司提交的《产品调拨单》上备注的“大地”没有证据证明系原始形成。天元公司未提交《产品调拨单》存根予以证明。3.天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梅建民向孙文勇手机发送信息，自认与大地公司的未结款项为365156元，原审未予认定。4.原审判决认定《东营万瑞盐化有限公司票据审批单》上由大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文勇签字，推定大地公司与天元公司之间发生案涉买卖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孙文勇作为万瑞公司的投资人，在其内部票据审批单上签字是履行万瑞公司投资人的权利，与大地公司无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天元公司的诉讼请求。 天元公司答辩称： （一）天元公司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大地公司是涉案盐膜买卖合同的主体。1.大地公司是涉案盐膜买卖合同的订立主体。天元公司与大地盐化公司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是产品调拨单中记载了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已然具备了合同成立的必备要素。天元公司与大地公司之间自2012年起就建立了盐膜买卖合同关系，且一直采取“大地公司口头订货、天元公司送货上门、天元公司工作人员在产品调拨单客户名称处标注送货地点、大地公司工作人员在产品调拨单签收单位上签字”的惯常做法。2.大地公司是涉案盐膜买卖合同的履行主体。第一，大地公司的职工在“收货单位”一栏签字确认且部分签名后明确签有“大地盐化”，证明大地公司是收货主体。产品调拨单中备注“大地盐化（万瑞）”“（万瑞）大地盐化”“万瑞（大地盐化）”“大地（万瑞）”等多种字样。产品调拨单中标注的“万瑞”字样，是为了区分送货地点。大地公司在与天元公司多年的交易的过程中，大地公司有时让天元公司将其订购的盐膜送至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大地盐化有限公司，有时让天元公司送至岔河盐场、万瑞盐场。所以，天元公司便会在产品调拨单中用“万源”、“万瑞”等字样进行标注。涉案盐膜送至万瑞盐场后，由大地公司职工王祥君、张乐宝、宋连友、方建东、方立凯等人进行签收，本案证据证实货物签收人员均系大地公司的全日制职工。特别是，在2014年6月17日产品调拨单中中，签收人员方立凯在收货单位一栏明确签署“方立凯大地盐化”，更印证了方立凯是大地公司的职工这一客观事实，同时也明确印证了本案的大地公司是收货单位。第二，涉案盐膜的货款由大地公司审批并实际支付。两份票据审批单均由大地公司采购部经理任雷制作、时任法定代表人孙文勇审批。涉案已付货款170万元分三次支付。天元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10日、2015年1月12日、2016年6月20日持收据前往大地公司住所地结算货款。天元公司提交的高速公路收费单据与天元公司开具的收据、大地公司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相对应，足以证明天元公司工作人员是到大地公司处领取涉案盐膜货款。可见，大地公司系涉案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付款主体。 （二）大地公司主张涉案盐膜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案外人万瑞公司，没有事实根据。 1.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且涉案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与《产品购销合同》区别明显。天元公司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时具体阐述了所谓2014年6月《产品购销合同》的签订过程，即2014年6月份，大地公司将该份合同的模板传真给天元公司，天元公司业务员未经正式审查，盖章后传真给大地公司。后天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现合同中的买方名称有误，遂通知大地公司该合同内容错误，另传真一份正确无误的合同文本来，重新签订。但是，大地公司一方始终没有发正确合同文本过来，错误的那份也没有再次传给大地公司，只是通知天元公司之前错误的那份作废，答应重新签订合同但一直未签。天元公司多次要求大地公司重新签订，后来，大地公司向天元公司提供了其与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于2014年9月3日签订的《军队土地租赁合同》，向天元公司说明送货地点万瑞盐场是大地公司的盐场。天元公司考虑到双方多年的信任，又有该《军队土地租赁合同》，所以双方一直延续之前“大地公司口头订货”的交易方式。 大地公司提交的万瑞公司《产品购销合同》，落款处买受人住所地、电话联系方式、联系人、合同约定的签订地点均与大地公司有关，而与万瑞公司无关，万瑞公司注册地在东营市河口区。而且，天元公司在送货过程中，产品规格有两种，而大地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产品规格只有一种，可见，天元公司送货并非履行的该《产品购销合同》。因此，大地公司提交的2014年6月《产品购销合同》与涉案买卖合同无关，更未实际履行。 2.天元公司多年来均是应大地公司要求填制增值税发票“购货单位”一栏，这是双方之间交易的惯常做法。天元公司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该惯常做法。通过天元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全国企业信息查询系统可知：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山东昊邦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海彤化工有限公司等均为大地公司的下属企业，大地公司的多个下属单位都是通过大地公司统一采购盐膜，然后根据财务需要，由大地公司指示天元公司开具不同抬头的增值税发票。 3.天元公司多年来均是应大地公司要求填写收据“交款单位”一栏，这是双方之间交易的惯常做法。2015年5月21日，天元公司应大地公司的要求开具客户名称为“山东大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寿光华海物流）”的收据;2015年10月7日，天元公司应大地公司的要求开具客户名称为“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大地盐化）”的收据；2015年10月9日，天元公司应大地公司的要求开具客户名称为“寿光市华海物流有限公司（大地）”的收据。由此可见，大地公司在支付货款时，会根据财务需要指示天元公司开具不同客户名称的收据，这是天元公司、大地公司双方的多年来的惯常做法，大地公司提交的“万瑞”字样的收据也是应大地公司所开。 4.协议书系大地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的“以物抵债”协议。协议落款处签字的是任雷，车辆的登记所有人是宋继成。经查询，任雷、宋继成均是大地公司的职工，以此证明车辆系大地公司所有，该份协议系大地公司签订，任雷履行职务行为。 （三）大地公司与万瑞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但是天元公司不要求万瑞公司承担付款责任。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7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大地公司与万瑞公司存在一定的人员、财产混同。2.本案证据也能证明两公司存在业务混同。大地公司租赁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的土地，投资设立万瑞盐场，并进行实际经营、管理。而且，大地公司与万瑞公司两个公司经营范围中均涵盖原盐的生产和销售。两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时的合同文本高度相似，住所地均为寿光市项目区，合同上的传真号码也完全一致。可见，大地公司与万瑞公司业务混同。本案中，虽然大地公司与万瑞公司符合了法人人格混同的构成要件（表现形式），万瑞公司应当就大地公司的债务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因为大地公司是涉案买卖合同的订立主体和履行主体，其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且有能力履行付款义务，天元公司在本案中仅基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向大地公司主张货款权利，不要求万瑞公司基于人格混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大地公司的再审事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应当驳回大地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决。 天元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大地公司向天元公司支付货款4320828.75元；二、判令大地公司赔偿天元公司经济损失601045.28元（以到期应付货款4320828.75元为基数，以应付日期2015年5月20日为起始日期，计算至2017年1月16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利率标准计算，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年利率5.50％的1.5倍计算），以及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的逾期付款经济损失；三、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相关费用由大地公司承担。在重审庭审中，天元公司将其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一、判令大地公司支付天元公司货款2620828.75元；二、大地公司赔偿因逾期支付货款给天元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截至2017年1月16日数额为365168.81元，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付款经济损失（以到期应付货款2620828.75元为基数，以应付日期2015年5月20日为起始日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5.5%的1.5倍计算）。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天元公司系盐膜生产销售企业，大地公司系原盐、溴素生产销售企业，天元公司、大地公司于2000年左右开始发生买卖业务关系，双方在长期往来中形成以下主要合作模式：大地公司口头向天元公司购买盐膜，并指定天元公司发往大地公司处、万瑞公司等盐场，货到后由在场工作人员签收入库，天元公司接受大地公司指示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经双方对账后天元公司到大地公司处领取货款（银行承兑）。2014年6月17日至2015年5月20日，天元公司经大地公司指示向万瑞公司所在盐场运送盐膜29批次，货款共计4320828.75元，并由方立凯、宋连友等人在产品调拨单上签字收货。2014年7月13日至2014年10月23日，天元公司开具了39张购货单位为万瑞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大地公司庭审中提交的该39份增值税发票右下方均有任雷签名。2014年11月10日，天元公司开具收据1份，载明收到万瑞公司盐膜款（承兑）20万元；2015年1月12日，天元公司开具收据1份，载明收到万瑞公司盐膜款（承兑）100万元；2016年6月20日，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签订协议书1份，双方以鲁Ｖ×××××车（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宋继成，宋系大地公司职工）抵债50万元，天元公司开具收据1份，任雷在甲方万瑞公司代表处签字，崔曰进在乙方（天元公司）代表处签字；2014年10月10日、10月29日万瑞公司的票据审批单下方制单人为任雷，审批人为孙文勇（大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单位复核人和复核人均为空白。天元公司提交的29份产品调拨单上签字的人员为宋连友、方立凯、张乐宝、王祥君、袁新平、方建东、宋德升、宋连贵，2016年10月28日天元公司到寿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查询时发现，宋连友自1981年11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方立凯自2013年8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张乐宝自1999年9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王祥君自1990年1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方建东自1989年1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另外，任雷自1990年1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王光伟自1997年7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董辰辉自2004年8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2017年3月13日天元公司到寿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查询时，袁新平自1993年1月开始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肖成坤、宋占起、袁玉兵、任丽靖、郭成宏、王丽、袁云等也均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 另查明，万瑞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20日，住所地为东营市河口区孤东准备大队对面（仙河滨港商务宾馆），经营范围为工业盐销售，股东为王光伟和董辰辉，王光伟系大地公司全日制职工，职务为机修厂厂长。2014年9月3日，案外人山东大地盐化集团与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签订军队土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山东大地盐化集团租赁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约1.8万亩的土地，租赁期限为20年，用于溴盐联产项目（工业盐、溴素），山东大地盐化集团租赁后，将土地交由万瑞公司实际管理使用。山东大地盐化集团系企业集团，母公司为大地公司，子公司为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寿光市万泰化工有限公司、寿光市万泉化工有限公司。0536-5391135的电话号码用户名称为山东大地盐化有限公司，该公司后变更为本案原审被告大地公司。在庭审中，天元公司明确放弃主张大地公司与万瑞公司之间人格混同，不申请追加万瑞公司为本案被告，不要求万瑞公司承担本案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长期存在盐膜买卖关系，且在日常合作中逐渐形成以口头合同为主的交易习惯，即大地公司口头预定天元公司盐膜，并向天元公司指定送货地点，在天元公司按大地公司指示开具发票后，再由大地公司向天元公司结账。在本案中，大地公司虽抗辩涉案纠纷实为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但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看，收货人如张乐宝、方立凯等系大地公司职工，票据审批单上签字的孙文勇系大地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大地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诉讼所涉交易实为天元公司、大地公司之间按照其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天元公司在原一审中主张大地公司欠付货款4320828.75元，为此提交了29份产品调拨单，大地公司提交了39份增值税发票，且陈述增值税发票上的数额加上2015年5月20日产品调拨单的货款与天元公司起诉数额相符，庭审过程中双方对涉案标的4320828.75元均无异议；但因天元公司已经分三次收到货款共计1,700,000元，该款应该予以扣除，故本案实际诉争货款为2620828.75元（天元公司也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降低为2620828.7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天元公司关于大地公司应支付自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月16日的经济损失365168.81元的主张，因双方未约定实际付款日期，故对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天元公司经济损失应自原一审起诉之日起（2017年1月17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天元公司关于应由大地公司负担担保费用的主张，因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实际支出担保费的证据，故对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大地公司抗辩涉案业务签收人员均为万瑞公司职工，但该部分职工的社会保险均由大地公司缴纳，出庭的证人虽陈述社会保险由万瑞公司向大地公司支付后由大地公司代为缴纳，但证人及大地公司均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证人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也与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相互矛盾，故对该项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大地公司抗辩称证人离职后仍由大地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系因大地公司系制盐企业，职工可以享受55岁退休国家政策，但万瑞公司也是制盐企业，大地公司所享有的政策万瑞公司也应享有，故对该项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大地公司抗辩票据审批单未作为证据提交，但票据审批单系大地公司提交增值税发票中附带，且审批单中的数额与增值税发票的数额相符，票据审批单上有大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文勇的签字，但却没有万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光伟或实际管理人员宋连友的签字，故对该项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大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天元公司货款2620828.75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本金2620828.75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驳回天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大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广饶县人民法院（2018）鲁0523民初12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天元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口头向被上诉人购买盐膜，并指定发往上诉人处、万瑞公司等盐场，货到后由在场工作人员签收入库，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指示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经双方对账后领取货款没有证据证明。事实上，大地公司与天元公司之间买卖业务均有合同，天元公司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就是其中的一份。天元公司与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山东昊邦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均存在盐膜买卖合同关系，其为这两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完全是正常业务，与大地公司没有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天元公司卖给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寿光金太阳热电有限公司、山东昊邦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万瑞公司的盐膜是大地公司付款。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产品调拨单上由大地公司员工签字，39张增值税发票、抵账协议有大地职工任雷签字，票据审批单上有大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文勇签字为由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是大地公司与天元公司之间发生是错误的。案涉盐膜买卖合同关系，是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关系。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开给万瑞公司增值税发票39张、收款收据3份，天元公司承认盐膜送到了万瑞公司，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案涉盐膜买卖业务是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之间发生的，与大地公司无关。案涉盐膜买卖业务一些单据上由方立凯、宋连友、任雷、孙文勇等人签字，这些人员是在万瑞公司成立之后，由大地公司辞职到万瑞公司上班，社会保险没有转出，因此不能认定这些人与大地公司有劳动关系。任雷是寿光华海物流有限公司的职工。退一步讲，即使这些人是大地公司职工，也不能证明他们签字是代表大地公司做出的职务行为，孙文勇是在万瑞公司的票据审批单上签字，并不是在大地公司票据审批单上签字，其并不是履行在大地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所涉盐膜买卖业务，万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光伟出庭作证，认可与天元公司的盐膜买卖业务，收货人是万瑞公司职工。收货人也出庭作证，认可代表万瑞公司收货。一审法院不认为案涉盐膜买卖业务是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之间发生的，认定事实错误。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对口头形式订立的合同，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照口头约定或交易习惯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就本案二审争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就涉案盐膜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焦点问题，本院二审认为，从查明事实及当事人自认事实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上诉人关联企业之间存在盐膜买卖合同关系，但多数买卖行为均未签订书面购销合同，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口头订立并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向万瑞公司交付盐膜应当认定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行为，原因为：一、从被上诉人提交的产品调拨单客户名称看，涉案产品调拨单系本案诉讼形成之前、被上诉人向客户发货时的书面凭证，客户名称大多备注了“大地”、“万瑞”的公司简称，如果上诉人提出的涉案盐膜系被上诉人天元公司与万瑞公司买卖关系的主张成立，那么被上诉人在产品调拨单上备注“大地”明显违背常理，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涉案盐膜与大地公司有关联。二、从产品调拨单收货人签字看，签收人均系与上诉人存在劳动保险关系的人员，且有部分签收人在调拨单中明确注明了“大地”字样，上诉人虽主张该部分人员系其职工辞职后未转移保险关系，但并未提交解除劳动关系及代交社会保险的相关证据，因此能够证实该部分人员系大地公司的职工，其接收盐膜是履行职务行为。三、从上诉人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所附带《东营万瑞盐化有限公司票据审批单》看，该审批单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审批人处签字，而非万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证实了万瑞公司相应货款由上诉人审批以确定付款的事实。该审批单系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时附带，被上诉人在质证时发现并作为本方证据提交，取得方式合法，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在案证据足以证实涉案盐膜交易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依口头约定、交易习惯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大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大地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鲁0503民初9号、（2017）鲁0503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该两份判决书是万瑞公司员工宋德升及宋连贵与万瑞公司劳动争议案件判决书。拟证明被申请人所提交的29张产品调拨单签字人员宋连贵与宋德升是万瑞公司的员工，而不是再审申请人单位的职工。 被申请人质证认为，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两份判决书无法证明再审申请人所陈述的证明目的。首先，该两份判决书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该两份判决书的作出日期分别为2017年的2月23日与2月27日，但是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审一审程序第一次开庭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再审申请人在本案原审一审直至重审二审程序中均未提交该证据，而且两份判决书中载明的大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宋连友，曾经在本案原审一审程序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也从未披露过该两份判决书的内容，也未披露宋德升与宋连贵的身份问题，第二，宋德升与宋连贵签字的产品调拨单中收货单位名称处均明显记载为大地（万瑞），因此宋德升与宋连贵两人履行的是再审申请人大地公司安排的职务行为。 被申请人提交以下证据： 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773号判决书打印件一份、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070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773号判决认定了大地公司与万瑞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且两公司之间存在人员与财产混同。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070号民事裁定，驳回万瑞公司的再审申请，同时该裁定肯定了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重审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该事实就是涉案盐膜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大地公司。两公司不仅有人员与财产混同，也有业务混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 2.王光伟、董辰辉、宋连友、方建东、王祥君、张乐宝的医疗保险缴费证明和社会保险缴费证明，证明王光伟和董辰辉名义上虽然是万瑞公司的股东，但是其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目前的缴费单位是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其他人员也就是本案的货物签收人员的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也是潍坊万源公司，根据广饶县人民法院调取的大地集团的企业登记证及集团成员情况可以证明潍坊万源公司是再审申请人的子公司，据此证明货物签收人员在履行申请人职务，也能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 再审申请人质证认为：对于被申请人提交的（2019）鲁民终773号判决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070号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在773号判决中作为被上诉人的济南军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提交了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盐膜买卖合同的判决书，在一审中还提交了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盐膜买卖合同的庭审笔录，因此导致了773号判决书认定再审申请人与万瑞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在万瑞公司申请再审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该训练基地又提交了本案的（2019）鲁05民终1352号生效判决作为证据，导致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万瑞公司的申请，被申请人又拿来作为本案的证据，两个案件的判决互为因果，是不合适的。77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已经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另一份裁判文书否定。医疗保险缴费证明以及社保缴费证明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收货人是申请人单位职工，只能证明收货人由万瑞公司辞职到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上班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潍坊万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上诉人的子公司。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再审中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是原审判决前已存在的证据，再审申请人在原一、二审及重审一、二审中均未提及，且该两份判决书不能确认宋德升与宋连贵的签字代表万瑞公司，达不到再审申请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因被申请人并不主张以法人人格混同为依据追究再审申请人的责任，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不予审查。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第一，与天元公司发生涉案盐膜买卖的合同主体是否是大地公司。第二，本案实际未结款项的数额。 一、关于与天元公司发生涉案盐膜买卖的合同主体是否是大地公司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盐膜买卖合同主体是大地公司。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一）天元公司与大地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盐膜买卖合同关系与交易习惯，涉案盐膜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与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相符，且涉案货款由大地公司审批并付款。 1.关于双方之间交易习惯的认定。天元公司提交了其与大地公司之前发生业务往来的大量证据，其中产品调拨单显示，天元公司在将货物送往大地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时，在产品调拨单上标注了“大地（万源）”、“大地盐化”、“岔河盐场”等字样；天元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客户名称抬头有的是大地公司、有的是大地公司的下属公司，大地公司亦未提供反驳证据证实天元公司与其下属公司之间存在书面合同关系，因此，能够认定天元公司与大地公司存在长期业务合作，并形成一定的交易习惯，即大地公司向天元公司口头订货并指定送货地点，天元公司送货时在产品调拨单的客户名称处备注送货地点，大地公司的工作人员收货后在产品调拨单上签字，天元公司根据大地公司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后，由大地公司向天元公司付款。 2.关于涉案产品调拨单证明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天元公司提交的产品调拨单，系本案诉讼形成之前天元公司向客户送货时的书面凭证。天元公司在产品调拨单的客户名称处，大多备注了“大地盐化（万瑞）”、“万瑞（大地盐化）”、“（万瑞）大地盐化”、“大地（万瑞）”等字样；而产品调拨单收货人张乐宝、方立凯等系与大地公司职工，且部分签收人在调拨单中明确注明了“大地”、“大地盐化”字样。根据产品调拨单所记载的上述内容及签收人的身份，并结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能够认定签收人接收盐膜是代表大地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 3.关于孙文勇与任雷在向天元公司付款的票据审批单上签字行为的认定。该票据审批单系大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他证据时附带提交的，天元公司发现并作为对其有利的证据提交。该票据审批单的制单人任雷，系大地公司职工，审批人为大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文勇，无万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股东签字。大地公司解释称孙文勇是基于其系万瑞公司投资人的身份在审批人处签字，但对此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孙文勇的万瑞公司投资人身份。任雷与孙文勇在票据审批单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大地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能够证实涉案货款系由大地公司审批及付款的事实。 综上，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货物由大地公司工作人员接收，并由大地公司向天元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 （二）关于大地公司主张“万瑞公司与天元公司订有书面的《产品购销合同》，万瑞公司通过承兑汇票、以车抵账等形式向天元公司支付货款，天元公司向万瑞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原审认定合同主体是大地公司错误”的再审理由，本院认为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关于大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万瑞公司与天元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首先，合同中买受人名称是万瑞公司（住所在东营市河口区，除此之外的其他信息均为大地公司的信息，包括：买受人住所“寿光市项目区”；电话“0536-5391135”；联系人“任雷”，为大地公司的工作人员；合同签订地点“山东省寿光市”，传真号为大地公司传真。对此，大地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从合同标的物的规格来看，涉案实际履行的合同与该书面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不一致，该书面合同约定的盐膜产品规格只有一种，即“3000*12mm”，而涉案29份产品调拨单中的产品规格则包括“2000*0.12mm”和“3000*0.12mm”两种。结合天元公司与大地公司多年来形成的盐膜业务关系以及之前其从未与万瑞公司发生过业务的事实，能够认定大地公司系该书面合同的实际要约发出主体，因买受人信息不符该合同并未得到实际履行，涉案合同的履行与该书面合同无关。退一步说，即使该书面合同得到了实际履行，大地公司作为该合同的实际要约发出主体及货物接收主体与付款主体，亦能认定大地公司是该书面合同的实际交易主体。 2.关于对增值税发票及收据证明效力的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据系结算、记账凭证，其本身并非买卖合同，亦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必然存在，仅依据增值税发票、收据抬头记载的单位名称，并不足以认定合同相对方。在现实生活中，卖方根据买方需求开具客户名称不同的增值税发票、收据并不罕见。本案中涉及的增值税发票、收据抬头的开具形式，符合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且发票上亦有大地公司职工任雷的签字，而这些增值税发票、收据金额与孙文勇、任雷签字的票据审批单数额也一致，故大地公司以增值税发票、收据开具的抬头为万瑞公司为由，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万瑞公司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3.关于涉案合同货款是否由万瑞公司通过承兑汇票、以车抵账等形式向天元公司支付的问题。承兑汇票不能显示付款方，而以车抵账协议签订人及车辆登记人均系大地公司工作人员，结合高速公路收费票据与收据开具时间及以车抵账协议时间一致、票据审批单与增值税发票及收据金额一致、票据审批单的审批人为大地公司工作人员等事实，大地公司主张涉案货款系由万瑞公司支付的证据不足。 综上，根据天元公司提交的产品调拨单等证据，并结合天元公司与大地公司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能够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与实际交易主体是大地公司。 二、关于本案实际未结款项的数额问题。再审申请人在本院重审二审中及再审中均主张，天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梅建民向孙文勇手机发送信息，自认与大地公司的未结款项为365156元，应以此认定双方未结款数额。本院认为，该手机短信并非双方关于盐膜买卖的款项对账单，也无法全面体现聊天双方登记的机主信息，又不能全面反映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且该手机短信显示系2016年形成，其内容显示为2016年大地公司及华海物流相应款项，与本案争议的2014年至2015年期间双方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缺乏关联性，本院二审中未予采信，再审中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鲁05民终135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曰全 审判员  蒋建功 审判员  张晓丽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李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