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5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山西吴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吴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某，山西瑞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山西瑞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邢某，住太原市。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邢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在一审中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是2015年12月17日的核对单上的买卖合同主体，是判决错误；一审判决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核对单就认可确认买卖关系;二为该核对单上签字为上诉人。但该两点理由均不成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依据核对单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债权人持有债务人出具的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书证,也就是说该书证必须能够证明拖欠债务,而不是没有拖欠债务内容的书证。二为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书证。(三)本案中,该上述两个条件均不具备。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第一个条件不具备,本案中上诉人仅在一张纸上签署了数量已核对字样,如果是对账就应当将债权债务一并核对,而不是仅仅核对数量。结合其他证据可知上诉人仅仅是受委托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票据进行数量上的核对,至于交易价格、支付了多少货款上诉人毫不知情。特别需要二审法院关注的是,在一审中上诉人对该证据中的欠款194万元,付款300万元完全不认可,且说明了理由,这些钱款内容是被上诉人变造后加的。因此,被上诉人所述的核对单实际上不具备对账凭证的要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所描述的对账确认函等函件。如果要查明事实,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其次,第二个条件不具备,本案中有相反证据推翻该书证核对单,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邢某的证明、授权委托书、省四建项目经理的证明、承包合同以及邢某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凭证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该书证中上诉人签字时代表的邢某,而不是上诉人本人,特别提请二审法院关注的是,一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完全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安某亲口承认买卖对方为邢某,同时亲口明确表示有关款项可以给邢某优惠,但一审法院对如此关键如此明确的证据，在说理部分中,故意回避,避而不谈,导致一审的判决结果严重错误。(四)另本案中所涉核对单书证,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则中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日常生活逻辑，其就是由被上诉人变造伪造的,是虚假的。上诉人要求将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或者恶意诉讼犯罪的行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核对单上的签字时间2015年12月17日,根据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银行付款转账记录,上诉人在2015年12月17日之前,根本没有向被上诉人付款300万元,邢某的录音材料也说明其本人在2015年12月17日之前,也没有向被上诉人付款300万元。特别提请二审法院关注的是,在一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的代理人向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询问所谓的已经支付300万元的具体详细的银行转账付款记录，其含糊其辞、答非所问,庭后也未向法院提交该事项的任何证据。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被上诉人未能提交完整的支付300万元的明细证据,上诉人同样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300万元证据,邢某也没有向被上诉人支付300万元证据,在上诉人追问下,被上诉人也没有向法庭提供该证据,作为一家财务健全有专人管理财务的公司,不可能没有保存该300万元付款证据,为什么不向法院提供,因为一提供这些证据,就会出现300万元的支付时间大部分是2015年12月17日之后支付的，从而说明该核对单上“欠1942722元,付款300万元”是2015年12月17日补加上的、虚假编造的,纯属于伪证。显然伪证是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出示这些付款凭证,可以同时证明大部分付款是邢某支付的,从而说明合同主体不是上诉人,而是邢某。因此,上诉人一再追问,从原二审,到发回重审一审,上诉人未提交该证据，对于如此关键的证据,上诉人一再强调,二审发回重审一再强调,但一审法庭却对该事实故意回避。另最高法院证据规则明确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持有证据，拒不向法庭提交的,其承担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却对该法律规定不予适用，导致一审认定买卖关系主体错误,把《高新区结算明细》,错判为“买卖合同”。(五)原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发货、数量是多少、向谁发货、货物使用地在哪、谁是买方、货物的买卖时间、地点、货物的价格明细没有查明，按《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买方应当提交货物单据,一审法院不仅对谁是买方是非不清,更没有对是否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况进行查明。被上诉人称,双方货物往来价值达到四百多万,如此巨大的金额没有任何合同,没有任何发货、收货、收款凭证在案佐证,客观事实是发货单,所谓小票是一式几联,根本不存在没有发货单的情况,被上诉人保存有发货单。一审法院只需让被上诉人提供全部发货单,就可查清收货人是谁,代表谁,从而确定合同主体,但一审法院故意不查,主观臆断,实属枉法裁判。(六)一审中的鉴定结果故意混淆是非,本来上诉人申请鉴定事项是:要求鉴定《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中的签字是否为高科技扫描或者合成的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诉人的要求鉴定,让上诉人白花1万多元做了一个不需要的鉴定。本来自己的字被扫描或者合成,笔体是一样的,就不需要鉴定,关键是上诉人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更不可能在上面签字,而且其中的单子都是没有写价格的手写单据,从内容也可以推断,上诉人是无权校对价格的,价格是买卖双方的事,根本不可能让上诉人知道的秘密,退一步说,显然矛盾的是,既然说上诉人写的“数量已校对”,怎么又变成“欠款1942722元”,前后不能自圆其说，上诉人签字对的是数量,价格从何而来,天上飞下来的吗如果有欠款,为什么上诉人不写“欠款已校对”,到此,被上诉人的非法诈骗面目全非,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真相大白,这只是一出骗人的把戏,骗得一时,骗不了一世,再狡猾的狐狸也骗不了猎人。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确定买卖合同关系应当从合同签订过程,合同履行过程,合同结算过程等来综合判断。而不是一个嫁接或者科技合成签字,“数量与欠款”玩文字游戏，就以假乱真可以枉法判定合同关系。近年来玩扫描和科技合成犯罪率很高,提醒法官高度注意，同是一份结算表被上诉人的结算员赵凤仙的签名不在一个位置,说明有假,此结算书没有法律效力。字体大小不一样。二,一审判决故意对原审第三人的事实和与被上诉人的买卖关系不予审理,更没有认定谁欠谁的款,二审发回重审已经指出应当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查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一审判决书中只字未提第三人的缺席到庭，是没有通知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是严重的违法判决行为;一审判决在有原审第三人亲笔写的委托书、亲口承认的录音、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亲口承认原审第三人和其交易录音、原审第三人亲自或委托别人银行转账付款达100余万元等证据,被上诉人又拒不向法庭提交300万元付款凭证的情况下,本应认定合同主体为原审第三人,却故意回避,且对上级法院的发回重审意见置之不理。一审这种对上级法院意见置之不理,对上诉人意见置之不理的严重违法行为,上诉人保留追究一审法官这种枉法裁判的权利。三、一审法院在鉴定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鉴定事项明显错误，鉴定结论与本案无关,用无关的结论作为判案依据,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鉴定申请中包括两项请求,鉴定事项为两项,一为鉴定核对单中的已付款300万元和签字时间是否为同一时间,一为上诉人签字是否为高科技合成(本人没有在此签过任何字)。但一审法院只做一项与本案无关的鉴定,劳民伤财。对与本案有关联的鉴定不理睬,不明不白就拒绝鉴定,剥夺了上诉人鉴定权力。在选定鉴定机构过程中,本应按照法定程序选定。即首先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指定。但实际的过程中，上诉人认为山西省外异地的鉴定比较公正,要求选北京权威机构,但被上诉人的意见不同意鉴定,此时法院应当做笔录直接确认上诉人主张成立。但不知为何,某一天,法院突然打电话,让上诉人交费在山西的机构鉴定,且告知后果,不交费,就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没办法,只得交费。因此,上诉人认为鉴定程序严重违反程序,鉴定结果不合法。四、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2031737元货款是判决错误;(一)根据上文分析，上诉人不是2015年12月17日的核对单上的买卖合同主体,该1942722元欠款和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数额,按照被上诉人举证为2017年5月9日核对单载明的上诉人欠被上诉人321223元,但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一分钱,且在一审中已经举出了相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举证没有进行任何说理为何不采信,就直接做出了结论,直接判决欠款数额。下面对该核对单中的每一笔欠款分析为何不应支付。1、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中,被上诉人记载上诉人欠款数额为321223元。该32万余元中,高新区技术路工地所欠的69840元,不是上诉人所欠,上诉人只是经手人,且该69840元原始核对单显示欠款人为邢某。本案中上诉人已经提供大量证据证实高新区技术路工地的承包人系邢某,相关材料和机械均由邢某和被上诉人发生合同关系。因此该结算单中应扣减掉该69840元数额。2、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中，欠款主体为三正公司的数额为32208元,不是上诉人所欠,对此,三正公司也已经出具证明,上诉人只是经手人。因此在结算中应扣减掉该32208元数额。该主张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也认可,但在判决结果中却未扣减,不知是一审法官的疏忽大意还是故意为之,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这种明显的错误。3、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形成之后,作为材料使用单位的中铁六局给被上诉人汇款2万元。该笔款项应当从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中扣减掉。4、另外,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中涉及的刚园路代尔斯工地是上诉人先承包后,被上诉人又从上诉人处转包的,由于工程质量不合格,发包方要求被上诉人返修,但被上诉人一直未返修。因此,发包方扣下上诉人259000元工程款。5、原审认定的2018年2月13日被上诉人认可收到货款20万元,由于判决书中不负责任,没有减掉。6、2017年5月9日对账单中,没有欠321223元,因为是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没有结算,更与上诉人无关。综合上述六点，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数额为321223元减去69840元减去32208元减去2万元等于199175元。但由于被上诉人在转包后未履行返修义务,造成工程款不能收回。如果被上诉人尽早履行返修义务,上诉人从刚园路代尔斯工地拿回259000元后，上诉人就可以付清被上诉人199175元,如被上诉人不返修,则双方应相互抵消,上诉人不再欠被上诉人一分钱。(二)退一万步讲,假使上诉人是2015年12月17日的核对单上的买卖合同主体,按照时间顺序,被上诉人向法院既提交了2015年12月17日的结算单,也向法院提交了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也已经将2015年12月17日的结算单所列的工程和相关内容涵盖进去，那么即便结算,也应当以最后一份结算单,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欠款数额。而不应当认定相同工程并存两份结果不同的结算。在一审中上诉人重点讲了该主张,但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解释就不予采信且下了判决，让人无法信服。同样根据上文分析,上诉人该主张成立。上诉人也不欠被上诉人一分钱。(三)退一万步讲,假使上诉人是2015年12月17日的核对单上的买卖合同主体,按照该核对单,截止2015年12月17日被上诉人欠上诉人1942722元。那么按照一般常识和生活逻辑,在该时间之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每一笔款项,就应在该欠款数额中扣减掉。虽然在之前的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的每一笔款项性质做出了诚实的客观的陈述,但该陈述的前提是2015年12月17日的核对单上的买卖合同主体不是上诉人。但一审法院只采信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陈述,也就是一审只采信2015年12月17日的核对单上的买卖合同主体为上诉人，却不考虑之后付款应当扣减。现在上诉人认为对上诉人最公平最合理的判决就是采信合同主体为上诉人,同时应当扣减之后付款数额,这不是上诉人在推翻之前陈述,而是基于被上诉人的不诚信而对款项性质的合理变更。事实上,上诉人认为最简单最真实的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就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300万元的付款凭证,如果被上诉人不提交,上诉人认为也不扣减付款数额,判决书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公正。所有被上诉人不诚信诉讼的后果均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不承担一点不诚信的后果,上诉人认为不应当,也难以服众。因此,上诉人认为应当扣减的付款数额为,扣减掉2018年2月13日的20万元,扣减掉汇票50万元,扣减掉原审第三人支付的现金20万元,扣减掉上诉人银行转账的70万元。欠款数额为1942722元减轻160万元等于342722元。上文已分析，2017年5月9日的结算单中的欠款数额应为不欠款。因此,最终法院判决的欠款数额就为342722元。而不应为一审判决的2031737元。五,一审判决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支付违约金的前提为违约，也即必须约定付款时间,否则就不应适用。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违约，双方没有约定付款的时间和期限。因此,一审关于违约金的判决是适用法律错误。只关注了第四款,而没有关注该解释的第一款。六,关于证人路富清出庭的证人证言表明,高新区道路工程,从签订合同开始到工程结束,都是被原审第三人邢某所雇佣,证明原审第三人邢某就是使用被上诉人材料的人。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证人的证言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对原二审法院要求查清的事实,未做任何查清,因此,导致判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用了一份伪证即《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作出了错误判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李某当庭补充上诉事实与理由：经上诉人核对，发现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两次开庭时，作为关键证据向法庭提交的《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明显不一样，确定存在证据造假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基于问题的重要性，上诉人请求法庭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并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必要时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进行移送。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辩称，2015年12月17日的结算明细，李某签字当时只有一份，当时是没有加盖公章的，李某签字后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复印了一份，在原件和复印件上都加盖了公章，发回重审时要鉴定，说提交的是复印件，我们又拿了原件，所以不一致。关键要看李某签字的位置是否一致。在原一审的时候，李某对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到三即结算单明细一份、2017年5月9日结算单一份、转账记录10次的真实性无异议，签字是李某签的。真实性无异议，就确认了买卖关系，确认了债权债务关系，有异议的是买材料的人是谁。原一审庭审笔录、原二审庭审笔录显示，李某均承认签字是真实的。邢某没有直接给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付过一分钱，没有给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打过一个条子，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和邢某之间没有直接往来的关系，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和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和邢某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在原一审笔录中，李某说2015年的付款都是代邢某付的，在发还重审的时候李某说50万元加起来都是邢某付给李某，李某再付给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李某是代邢某付的。上诉人几次对付款的说法不一致。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收了上诉人的款，至于是否是邢某付的和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没有关系。付款有记载的124万都是上诉人付给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的，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并不知道上诉人和邢某之间是什么关系，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和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关系，上诉人和邢某是另一法律关系。关于选鉴定机构的问题，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就没有同意过鉴定，李某已经承认签字是自己签的。2015年度结算和2017年度结算应该是分开结算，李某在十个工地买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的材料，十个工地一共买了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是128万元+58万元，付了58万元，剩余128万元没有付。邢某有个6万多元不应该扣，这笔钱当时的结算单上并不是邢某，在2016年12月16日结算时把这笔款也包含进来了。中铁六局的2万元，确实是代付的，应该减去。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和上诉人之间已经结算了，如果有工程质量问题，应该反诉，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和上诉人结算的时候不存在质量问题。20万元付的是2015年的款，这个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已经减掉了。2017年5月9日的对账单是对2016年度进行结算，结算的非常明确。现在总的欠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的数额再减去2万元。庭审时，上诉人说中铁六局代付2万元，经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核实，予以认可。邢某未发表答辩意见。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款2031737元；2、判令被告李某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从2017年5月10日计算至付清之日）。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11月期间，被告李某因施工需要，向原告购买筑路材料，双方在2015年12月17日结算确认，货款总计4942722元，已付款3000000元，余款1942722元未付，确认结算明细后，李某将全部送货票据收回。2016年6月至12月期间，被告向原告购买筑路材料，双方在2016年12月16日结算确认，货款总计价1868237元，被告在2017年3月27日前付款913800元，欠374437元。之后，被告李某两次分别付款40000元和7000元。此外还有他人欠原告货款32208元转移给被告，扣除税款38422元，被告还有321223元货款未付。上述两笔买卖业务结算至今，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于2018年2月13日付款200000元，余款一直未付。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7日，原告就高新区工地施工用料及人工费与被告进行结算，结算明细中对用料名称、数量作有详细记录，该结算明细显示结算金额4942722元，已付款3000000元，尚欠1942722元，小票已取走，数量已核对。李某在该明细中签字。2017年5月9日，原告与被告就所供施工材料进行结算，结算单中项下记录了供货日期、付款日期以及各自对应的供货金额和付款金额，尚欠321223元，李某在购料人一栏内签字。在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李某通过银行转账转入赵建环个人账户支付部分货款。原告陈述赵建环系原告法定代表人配偶，认可收到李某支付原告的货款。被告于2018年2月13日付款200000元，且证明2017年5月9日对账单中的32208元与被告无关。被告李某对《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中空白处“数量已核对、李艮凤”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山西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受本院委托对“数量已核对李艮凤”进行文书司法鉴定。山西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5月18日出具的[2020]文鉴字第041号文鉴检验意见书载明：1、检材中的手写体字迹“数量已核对”与样本中的笔迹“数量已核对”是同一人书写形成。2、检材中的签名笔迹“李某”与样本中的签名笔迹“李艮凤”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原告持李某签字确认的结算明细和结算单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李某辩称《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上面签字非本人，经本院委托鉴定均系本人所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该鉴定机构是原被告双方共同参与确定和选择的，鉴定过程客观，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合理。故本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尽管被告对鉴定结果仍有异议，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事实，应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被告李某应按照签字确认的结算数额支付原告货款1942722元，双方结算后，被告又支付原告200000元，扣除与被告的无关款项32208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货款2031737元。买卖合同双方未约定支付货款时间，买受人应当在双方货款结算后支付出卖人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被告双方分别于2015年和2017年5月9日进行结算，原告主张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031737元以及从2017年5月10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2031737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56元由被告李某负担（此款原告已预缴）。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某提交了证据及申请证人李金凤出庭作证。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邢某是交易主体。证据二、2020年10月20日的两份录音，证明核对单是虚假的。证人李金凤当庭陈述：2018年7月25日，李金凤及其爱人陪同李某到一个小区找安某说为什么要起诉李某，看到安某的车，就在车旁边等，后下来一个男的，李某叫其安总，李金凤估计这个人就是安某，李金凤打开手机录了李某和安某的对话。具体内容都在录音里，安某说不怕，错了可以重来。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认，原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上诉人均没有提交，也无法证明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和邢某之间在2015年存在买卖业务，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不认可，不能确定通话对方是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会计，问话也明显带有诱导性。对证人证言，认为证人所说都是虚假的，对证人所说的话都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即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虽然该清单显示2016年2月5日，邢某转支给赵建环200000元，但该转账记录不能显示与本案诉争的事实具有关联性，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两份录音，因无法确定录音相对方的身份，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人证言，证人李金凤并没有参与双方结算的过程，其只是陪同李某去找过安某，其与李某为姐妹关系，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与李某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代理人在本院询问时陈述，2015年12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高新区工地施工用料及人工费进行结算，李某在该明细中签字时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其后，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将结算明细复印，并在原件以及复印件上均加盖公章。付款3000000元，欠1942722元为李某签字后书写。在本院对邢某进行询问时，邢某陈述其与李某系合作关系，邢某负责工地的施工，李某负责进材料、结算。邢某不知道李某与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进行结算。有些工地还没有结算的，都是李某去对账。本院认为，关于2015年12月17日的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上诉人李某在一审和本院审理过程中对该结算明细不认可，但是上诉人李某在原一审即（2018）晋0106民初1438号案件审理中，对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一审法院根据李某申请委托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即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上李某签字为本人书写，故对2015年12月17日的高新区工地结算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某主张其与邢某是委托关系，而邢某在本院询问时认可其与李某为合作关系，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与邢某为委托关系。依据李某在结算明细的签字及付款的相关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李某与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及李某应当按照签字确认的结算数额支付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货款并无不当。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认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代李某付款20000元，应在2031737元的基础上予以核减，故核减后数额应为2011737元。关于李某上诉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应支付货款2031737元，未核减双方结算后其支付的200000元及与其无关的32208元的问题，双方两份结算单显示的欠款总额为2263945元（1942722元+321223元），核减232208元（200000元+32208元）为2031737元，可见一审法院已对相关款项予以核减，李某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与李某分别于2015年12月17日、2017年5月9日进行结算，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主张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利息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于法有据。本院对李某关于该问题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关于李某主张一审法院在鉴定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本院认为，鉴定机构的选择和确定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参与，且鉴定过程客观，鉴定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依据鉴定结论认定案件事实并无不妥。关于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故对于上诉人李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认可应在一审法院认定的货款2031737元的基础上核减20000元，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6民初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货款2011737元以及从2017年5月10日起至实际偿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以2011737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李某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1956元，由李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956元，由李某负担10000元，山西凯宇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9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红琴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郭 强 二O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陈梦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