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46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沃素利，女，195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贤，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永宝，男，197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锋，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祥，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沃素利因与被上诉人贺永宝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4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沃素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不是一审适格原告。款项系周建英所汇，报案系周建英所报，与被上诉人无关。2、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其一，周建英2104年报案时未说到委托理财事实。被上诉人2016年提出民间借贷诉讼时，将2014年周建英询问笔录作为借款关系的依据，并明确双方之间系借款关系。周建英2018年接受公安询问时认为系借款关系，未涉及委托理财。公安起诉意见书也认定上诉人向周建英等人借款的事实。事实上，本案不存在委托理财合意，是几人凑钱通过上诉人帐户汇集到案外人朱启东帐户，赚取利息。是上诉人、周建英、周剑与朱启东发生合同关系，而非上诉人单独与朱启东的关系。上诉人没有得到周建英等人好处。其二，上诉人在公安笔录中未承认双方系委托理财，况且上诉人因记录与陈述不一拒绝签名，故该笔录不是合法证据，且因不起诉决定下达后这些证据均被推翻。其三，一审法院将月末存款获得额外利息认定为委托理财，违背公序原则。上诉人没有资质和理财经验，不具备委托理财受托人的主体资格。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委托时间、理财金额、理财收益、税收等委托理财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其四，傅文娟陈述双方系借款，且存在完全不同的两份笔录，及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一审法院虽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关系，但实质仍以借款性质进行认定。一审判决实质否定（2016）浙0602民初4294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被上诉人重复起诉，违反了民事程序的相关规定。4、被上诉人诉请并非基于上诉人存在受托过错要求赔偿，而是提出返还之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受托过错应予赔偿，但判决却是返还，有违不告不理原则。 被上诉人贺永宝二审辩称：1、原告主体适格。被上诉人与周建英系夫妻，上诉人在公安笔录中也承认涉案款系被上诉人的。2、双方之间系民间委托理财关系。上诉人自认多次从事拉存款业务，本案上诉人存在赚取利息差事实，被上诉人与朱启东未有任何联系，朱启东仅与上诉人存在联系。3、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不属重复起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贺永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款项金额为38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9月29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诉讼中，原告第一项中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2013年9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已支付的2.4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贺永宝与周建英系夫妻关系，2011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沃素利与周建英之间有多笔银行交易流水。2013年9月29日，周建英向被告沃素利账户汇款760万元；2013年9月30日，被告沃素利向朱启东汇款2200万元；2013年10月8日、10月18日，被告沃素利向周建英账户汇款200万元、322.4万元。2013年10月18日，原告从朱启东处收取承兑汇票80万元；后朱启东出具了出借人为沃素利、金额为220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原件现由原告持有。 2013年10月13日，被告在公安机关向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称：“我是来报案的，我被人骗了2200万元”、“我平常做存款生意”、“日期从9月30日到10月8日，答应给我的额外每100万元加最高7000元利息”、“2200万元中的760万元是贺永宝的，1300万元是周健（剑）的，还有140万元是我自己的，至于贺永宝和周健（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2018年3月2日，被告在公安机关向其所做的讯问笔录中称“朱启东我是通过一起在钱清原料市场做生意的陈淑琴认识的。大概2013年9月底的时候，朱启东跟我说他在慈溪的银行有亲戚在上班，月底了需要做存款，让我帮他去存一下，10月8日就可以拿出来还给我了的。当时我手头有四五百万，另外周剑、周建英也有钱，我们总共凑了2200万打给朱启东，但是10月8日的时候朱启东没有把钱打回来，后来他电话也打不通了，人失踪了”；公安机关问“这2200万怎么会放心地打过去的”，被告答“为了赚点利息，说好是到10月8日还钱，每100万元4000多元的利息，但后来他当天就把利息打过来了，实际打过来是不止这个数的”；公安机关问“周剑、周建英为什么会把钱打到你的卡上”，被告答：“他们是经过我介绍，把钱归集到我这里来，月底去放到朱启东那里拿点银行月底存款的利息的”；公安机关问“他们的钱最终打给朱启东，你有无好处”，被告答“有的，但是不多，具体多少看情况”。2018年3月3日，公安机关向被告所做的讯问笔录中，问“向别人借钱有无好处?”，被告答“有的”；问“好处怎么算？”，被告答“没有具体数额，我赚点零头的”。 2014年7月1日，周建英向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蕺山派出所报案，称“我的钱被人骗走了，我是来报案的”，“我现在住在绍兴市越城区白鹭金滩，有个邻居叫沃素利，她经常会到我们家来串门，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比较熟。2013年9月份，沃素利到我家来说‘我现在在帮农业银行拉存款，现在月底到了想拉一些存款，可以给我们赚一点差价’。当时她说这些钱可以有两种存款形式，一种是存七天，另一种是存一天。我当时手头上有760万元，我看她住在白鹭金滩排屋的应该比较有钱，不会骗我的，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出这么多钱，460万元人民币存七天每100万元可以收益4500元，300万元存一天每100万元可以收益3500元，300万元2013年10月1日还给我，460万元2013年10月8日的时候还给我。” 另查明，2016年5月5日，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该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380万元并支付利息，经审理，该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于2016年11月30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原告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原告撤回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浙06民终116号民事裁定书。后原告就该案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了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2018年3月23日，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该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38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后该院认为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就本案案涉款项及其他款项以沃素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予以刑事立案侦查，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了(2018)浙0602民初329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了（2017）浙0603刑初21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载明：2013年1月6日，被告人朱启东从沃素利处吸收资金100万元。2013年9月30日，被告人朱启东从沃素利处吸收资金2200万元，至案发时已归还570.40万元，余款未还；被告人朱启东退赔给沃素利1729.6万元。2018年3月2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对犯罪嫌疑人沃素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进行了立案侦查，2018年6月7日，该局移送案件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6月12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分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沃素利不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认可案涉760万元的款项来源系贺永宝，故贺永宝作为原告主体适格。根据被告的答辩意见，该院对争议焦点逐一分析。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重复起诉必须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原告曾于2016年5月以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该院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案中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要求返还款项，两者并非同一诉讼请求，故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2、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其中断。本案中，原告妻子周建英于2014年7月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款项被骗，后原告于2016年5月、2018年3月向该院起诉，均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本案诉讼时效并未超过；3、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关系。原告向被告沃素英的银行卡中汇入了760万元，从被告沃素利以及周建英在公安机关中制作的笔录中，多次陈述案涉款项的用途为银行理财，双方对理财的报酬、期限等作了表述，故原告将钱转给被告，委托其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双方形成口头委托理财合同关系。4、委托理财款项是否应当由被告沃素利返还以及应返还数额。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将2200万元（含案涉款项760万元）实际汇入第三人朱启东账户，而该2200万元在刑事判决书中作为被告人朱启东向沃素利的吸收资金予以认定，现被告沃素利并未能举证证明向第三人朱启东汇款行为系受原告的委托，被告沃素利擅自处置案涉款项的行为，存在过错，且被告沃素利亦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承认在其中赚取了好处，并非无偿委托，故由此给造成原告的损失，被告应予以赔偿；关于赔偿数额，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原告认可收到款项合计602.4万元，并认为其中220万元系受被告委托向案外人周剑返还的理财资金，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系受被告的委托，被告本人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没有委托支付案外人周剑的意思表示，故认定上述602.4万元均系被告沃素利返还给原告的款项，被告沃素利尚应返还给原告款项157.6万元，关于原告的利息损失，参照原告主张权利之日即原告妻子周建英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时间（2014年7月1日）开始起算。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沃素利应返还给原告贺永宝157.6万元及支付该款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贺永宝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00元，由原告贺永宝负担21537元，被告沃素利负担15663元。 上诉人沃素利二审提出银行流水一组，证明上诉人与周建英于2013年存在与本案类似的合作关系，本案不是委托理财。被上诉人贺永宝质证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该证据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可能存在与本案类似的情况，但显然无法证实本案不是委托理财。对此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针对上诉请求和理由审理认为，涉案款项往来虽发生在上诉人与周建英之间，但是周建英与被上诉人贺永宝系夫妻，上诉人在公安笔录中承认2200万元其中760万元系被上诉人贺永宝，且周建英已表示涉案权利义务全部转由被上诉人享受承担，其不参与本案诉讼。被上诉人予以认可。故被上诉人主体适格。一审法院根据周建英和上诉人在公安的笔录内容，双方转帐往来等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本案系委托理财，二审可以照准。鉴于上诉人受托理财系有偿性质，且违反银行理财约定擅自将款转至案外人存在过错，结合另案刑事判决内容，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损失，二审亦予照准。本案请求权基础明显与先案有别，不属重复起诉。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应收18984元，由上诉人沃素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孙世光 审判员  王晗莉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虞悦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