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1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学兰，女，1954年5月15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房巍，女，1986年11月8日出生。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可心，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文静，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凯，男，1954年6月30日出生。上诉人刘学兰、房巍因与被上诉人韦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8706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郭文彤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学兰、房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可心、庞文静、被上诉人韦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学兰、房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韦凯承担房某醉酒死亡而产生的费用213304.7元（（丧葬费137700元+死亡赔偿金12554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7）；2.韦凯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未采纳我方证据，没有查明房某去往浙江的缘由，即房某是被韦凯劝说前往浙江。2.韦凯对房某有劝酒行为，与房某的死具有因果关系。3.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清楚房某醉酒后的情况，韦凯没有对房某在醉酒后送至战友家的过程中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4.我方从他人处获得补偿与我方向韦凯主张赔偿两者在性质上不同，且韦凯与同时饮酒的其他人应该是按份责任，他人履行责任与韦凯是否需要担责无关。韦凯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学兰、房巍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我与房某不是同时来到浙江，不存在房某经我劝说来浙江一事。在酒桌上我没有饮酒，不存在劝酒行为；我一直都劝阻房某饮酒，但是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酒席后，房某醉酒，我让战友把他接至战友家，之后我也在战友家吃了饭，在这段时间房某一直都是有人看管的状态，我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刘学兰、房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韦凯承担房某醉酒死亡而产生的费用213304.7元（（丧葬费137700元+死亡赔偿金12554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7）；2.韦凯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学兰系房某之妻，房巍系房某之女。房某与韦凯系战友关系。2016年9月24日中午，房某、韦凯于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在陈某、郑某、苏某、王某、杨某、王某1等干部的陪同下共进午餐。席间，房某有饮酒行为。饭后，韦凯将房某送至乐清市另一战友王某2家中（当时王某2家中有人），韦凯便离开回酒店休息。当晚，房某猝死。乐清开发区医院于2016年9月24日19时51分出车，20时03分到达房某身边，《乐清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写明：30分钟前发现患者口吐白沫，意识丧失，急呼120出诊。现场查看病人，患者无呼吸、心跳，皮肤无温度，告知患者家属患者已无心跳、呼吸，患者家属告知已做心肺复苏约15分钟。房某死亡后，刘学兰、房巍多次与陈某、郑某、苏某、王某、杨某、王某1协商解决事宜。2018年2月21日，房巍与陈某、郑某、苏某、王某、杨某、王某1签订《调解协议书》：陈某、郑某、苏某、王某、杨某、王某1支付房某家属800000元遗憾补偿金及70000元差旅费、停尸费等，共计870000元。双方就本事件达成谅解。另查，房某死亡后，王某2亦已赔偿刘学兰、房巍100000元。庭审中，刘学兰、房巍向法院提交丧葬费发票等，表示韦凯作为与房某共同饮酒人，在房某醉酒后没有尽到合理的照顾义务，故要求韦凯承担丧葬费137700元、死亡赔偿金125543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总和的七分之一即213304.7元。韦凯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其本人并不饮酒，席间并未劝房某饮酒且对房某饮酒进行多次劝阻，饭后亦将房某送至王某2家中，其离开时房某神智清楚，不同意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庭审中，刘学兰、房巍向法院提交2017年9月25日、2018年9月19日、2019年9月15日三次向法院邮寄起诉韦凯的材料，因需补充立案提交的材料等，故法院未予立案。刘学兰、房巍表示诉讼时效曾多次中断。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韦凯作为2016年9月24日与房某共同进餐（饮酒）的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一、有违法行为；二、行为人存在过错；三、受害人有损害事实；四、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已有证据不能证明韦凯曾对房某强行劝酒，且韦凯在房某饮酒结束后，已将房某送至他人家中并交与他人照顾，应当视为韦凯尽到了适当的注意义务。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韦凯与房某共进午餐之行为与房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本案而言，房某作为成年人，精神状态正常，对自己的健康、生命应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应当知道过度饮酒会对其健康、生命产生不利后果，但房某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不够，对造成其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责任。综合以上分析，韦凯对房某不构成侵权行为。现刘学兰、房巍已从其他人处获得了房某死亡的近百万的补偿，二人再要求韦凯承担房某死亡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学兰、房巍的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错、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本案中，韦凯与房某作为战友共同参加酒席。一般而言，参加酒席之人应当依据自身的身体状况等因素控制自己的饮酒量从而保障自身安全，因此，饮酒行为人自身对于因饮酒而产生的损害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但共同参与酒席之人，因为感情上的熟悉与彼此的信赖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相互之间负有适当的注意义务，而如果违背了此种注意义务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就需要对此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韦凯作为与房某共同参加酒席之人，其行为是否已违反前述注意义务构成侵权行为。首先，在共同参与酒席的情况下，如行为人存在恶意劝酒等行为，则可视为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实施侵权行为。依据韦凯的陈述，其本身并未参与饮酒，没有积极劝酒行为。在也没有案证据表明韦凯参与了席间的饮酒活动，因此，本案中不存在韦凯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实施过错侵权行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依据一般生活经验，若酒席参与者在饮酒过程中未能尽到相应的提醒、劝告义务，饮酒后未能尽到相应的照顾义务，其行为同样构成消极的过错侵权行为，需要因其不作为而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该项义务的程度与范围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而定。本案中，依据当事双方的陈述可知，韦凯与房某均是受邀参与案涉酒席之人，因此二人均不是酒席的主办者。且韦凯称自己在席间对于房某过量饮酒的情况作了善意提醒与积极劝阻，上诉人一方虽不认可韦凯关于其曾劝止房某饮酒的陈述，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在案证据，考虑到韦凯并非酒席主办者且其也并未饮酒，而房某亦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尽管其的确在酒席后发生了醉酒情形，但也不能因此推论韦凯未曾对其大量饮酒进行过劝阻，本院对于上诉人称韦凯未曾劝阻房某饮酒的意见不予采纳。依据日常生活常识，当劝阻他人饮酒未达到预期效果时，作为共同参与酒席之人其注意义务便转化为在酒席后对醉酒之人尽到护送、通知等照顾义务。本案中，韦凯称其在房某醉酒后通知了在浙江的战友，一同将房某送至战友家中予以照料。本院认为，韦凯在酒席后并未自行离开而是留在房某身边履行照顾义务，而当房某被送至浙江战友家时韦凯也一同前往护送，直到韦凯最终离开浙江战友家时，房某均是处于有人照顾的状态。对于韦凯而言，其没有做出不合常理的行为导致房某醉酒后危险增加，在本案中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综上所述，二上诉人要求韦凯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房某去浙江乃是因韦凯邀约一节，本院认为，房某是因饮酒过量而导致了死亡结果，其远赴浙江的动机并不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本院在确定韦凯注意义务的程度与范围时已将其与房某的战友关系考虑在内，因此，该项事实的认定与否不影响本案结论。综上所述，刘学兰、房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0元，由刘学兰、房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郭文彤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彭媛媛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