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8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灌云荣举苗木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灌云县南岗乡龙昌村**。法定代表人：李春春，该合作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荣举，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孝平，江苏云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阜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阜宁县开发区协鑫大道**。法定代表人：徐静平，该管委会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易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阜宁经济开发区大道８号Ａ）。法定代表人：吕其亮，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应青，江苏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生，江苏苏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利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阜宁县阜城街道福馨花园１号楼由东向西第３间门市法定代表人：李焰锋，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梅，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同舟，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灌云荣举苗木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荣举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阜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阜宁开发区管委会）、盐城易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某公司）、江苏利某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暨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阜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的（2020）苏0923民初3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举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明显恶意串通行为。上诉人与利某公司订立苗木种植合同多年，双方之间发生纠纷也有五年多时间，阜宁开发区管委会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上诉人与阜宁开发区管委会在其办公地点及挖苗现场多次进行交涉。阜宁开发区管委会谎称工期紧，但现场目前仍然一片荒芜，挖苗现场毁苗流失严重，之后怠于养护，死苗大部。阜宁开发区管委会违法担保，恶意明显。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不当。被上诉人与利某公司签订苗木种植合同后积极履约，双方从未协商解除合同，也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利某公司无权单方解除合同。而且，根据该合同性质也无法擅自解除，因为涉案苗木双方共有并未分割。上诉人多年付出不可能一无所有。另外，上诉人与利某公司发生纠纷不是因为上诉人违约，而是上诉人未答应利某公司要求为其免费建围墙的无理要求。而且，利某公司多次偷卖苗木，上诉人发现后阻止并报警。3.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为查明案情，上诉人在一审中依法申请调取阜宁经济开发区派出所的接处警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置之不理。该证据足以反映本案的主要案情及双方并未解除合同以及利某公司多次监守自盗的事实。另外，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明显进行虚假陈述，一审法院未予处罚。阜宁开发区管委会、易某公司共同提交答辩状称，1.涉案绿化转让条款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阜宁开发区管委会、易某公司与利某公司签订的《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涉绿化转让条款，不仅系合同收购方与出让方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具有原《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而且，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涉案合同收购方和出让方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对上诉人主张的确认合同无效请求不予支持是正确的。2.涉案合同效力不影响上诉人相关权利的主张，上诉人与利某公司之间存在苗木种植合同关系，如利某公司出售给易某公司的绿化中包含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可以依据《苗木种植合同》向利某公司主张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上诉人对利某公司主张相关权益。综上，阜宁县开发区管委会。易某公司不存在与利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利某公司辩称，1.易某公司、阜宁开发区管委会与利某公司签订的《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的情形。荣举合作社称三方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而致使该合同苗木买卖部分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利某公司与荣举合作社签订的《苗木种植合同》已于2014年4月解除，因为荣举合作社在2013年12月签署该合同后未按约履行苗木种植养护义务，利某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向荣举合作社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其也确认已经收到上述通知书。故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认定双方签订的《苗木种植合同》自该通知到达荣举合作社时已解除并无不当。3.涉案苗木系利某公司自行种植养护，与荣举合作社无关，其无权要求利某公司返还苗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荣举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7年12月被告易某建设公司与被告利某纺织公司签订的、被告阜宁开发区管委会担保的《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附着物的苗木部分无效，涉案苗木返还原告；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8日，利某公司（甲方）与荣举合作社（乙方）签订一份《苗木种植合同》约定，甲方将本厂绿化共600亩地承包给乙方种植、养护；合同期限为5年，自2013年12月15日至2018年12月15日；甲方2013年12月份之前种植的苗木，由乙方负责养护、销售（销售价格根据市场行情并由双方协商决定，甲方可参与销售），乙方负责投入新种植苗木栾树或者无患子约18万株，并进行养护；甲方2013年12月之前种植的苗木，按出售价格甲方60%乙方40%分成，乙方2013年12月之后种植的苗木，按出售价格甲方40%乙方60%分成。该合同还就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2014年4月21日，利某公司向荣举合作社及高荣举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我公司与贵合作社在2013年12月8日签订的《苗木种植合同》，因贵合作社利未履行我公司现有树木进行认真养护管理的责任，造成树木损伤严重，且在使用我公司土地过程中，翻耕后不能有效跟进，造成附近农民进场种植，严重影响我公司生产安全，引起纠纷，并造成我公司在开发区中的不良影响。为此，我公司根据合同“甲方责任B条”和“乙方责任A条”等内容，决定如下：1.解除双方所签订的苗木种植合同；2.贵合作社立即终止履行上述合同的所有行为；3.我司暂时保留通过合法途径追究贵社给我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荣举合作社在庭审中承认其于2014年收到上述通知书。2019年5月15日，荣举合作社以阜宁开发区管委会为被告、利某公司为第三人，向建湖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阜宁开发区管委会2019年5月5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责令阜宁开发区管委会公开荣举合作社申请公开的苗木买卖合同。建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苏0925行初221号行政判决：驳回荣举合作社的诉讼请求。荣举合作社不服该行政判决，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16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9行终39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荣举合作社主张被告利某公司、易某公司以及阜宁开发区管委会恶意串通，签订《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损害荣举合作社的合法权益，故该转让合同中关于苗木部分的条款无效。首先，原告荣举合作社未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利某公司与易某公司以及阜宁开发区管委会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其次，被告利某公司已于2014年4月21日向原告荣举合作社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利某公司与荣举合作社签订的《苗木种植合同》自该通知到达荣举合作社时解除。根据当事人陈述，三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时间为2017年12月，是在《苗木种植合同》解除之后签订的，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荣举合作社主张三名被告之间签订的《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灌云荣举苗木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计1650元，由原告灌云荣举苗木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7年12月，易某公司与利某公司签订一份《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利某公司将其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讼争苗木等附着物所有权转让给易某公司，转让款共计10500万元，阜宁开发区管委会对款项支付进行担保。该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因各方当事人意见分歧较大，致调解未成。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二、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是否违法。现分述如下：一、关于涉案《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荣举合作社主张易某公司、利某公司及阜宁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涉及苗木处理的条款无效，应当对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其虽提供了与利某公司签订的《苗木种植合同》、化肥购买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据，利某公司却抗辩称该合同已解除且未实际履行，并提供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及邮寄凭证予以证实。故，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三名被上诉人签订《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荣举合作社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其与利某公司所签《苗木种植合同》并未解除，荣举合作社是讼争苗木的合法权利人。经查，上诉人与利某公司所签《苗木种植合同》，与被诉《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系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苗木种植合同》是否解除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如上诉人对其与利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存在争议，可以另行主张。二、关于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是否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上诉人一审时书面申请法院调取高荣举在2014年-2019年期间向阜宁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报警的接处警记录，以证明其与利某公司之间的《苗木种植合同》并未解除，系荣举合作社与利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与本案待证事实，即利某公司、易某公司、阜宁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厂房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荣举合作社合法权益无关。一审法院经审查后对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准许，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荣举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瑕疵，依法予以纠正，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灌云荣举苗木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虞忠和审 判 员 周光营审 判 员 周 和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范永龙书 记 员 陶 颖附录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