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8民再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辰，男，汉族，1974年12月2日出生，农民，住黑龙江省庆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黑龙江锦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住所地黑龙江省抚远市。投资人：孙士举，该单位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杰，黑龙江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孙辰与被申请人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以下简称壮家农资）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黑0833民初27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黑08民终1013号民事判决，再审申请人仍不服，提出再审申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4日作出（2020）黑民申79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孙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兴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水稻二次播种费用77882元，以77882元为基数，月利率2分自2018年5月26日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2.退还封闭农药稻正、稻礼、矮一头，农药费计14510元；3.诉讼费、鉴定费、多余人工费、多余打草药及因诉讼产生的差旅费和诉讼证人出庭费及人工费共61800元；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水稻减产的差价款127125元，以127125元为基数，月利息1.3分计算自2019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孙辰于2018年3月5日在庆安县致富种子商店购买水稻种子用于种植位于抚××市乌苏镇永丰村处的水田，2018年4月9日、4月11日原告到被告处购买农药用于原告种植的水稻直播田。5月份，原告在给其水稻田喷洒“杀单˙三唑磷（虫挫）”农药3至4公顷后，查看该农药的产品说明书，发现其喷洒方式与说明书上不符，且该产品说明书上未标明其有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遂与被告联系，经被告农资店工作人员答复，可以在此时使用。后，原告发现其水稻田中大量稻苗未出，经被告投资人到原告水稻田查看后，未对该情况明确原因。2018年5月22日，原告到抚远市种子管理站对其种植的水稻田中所使用的“杀单˙三唑磷”的适用范围、使用方法是否正确进行鉴定，以及“地下害虫”能否造成水稻直播田水稻种子根、芽受损。2018年6月28日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出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5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申请人所购买的杀虫剂“杀单˙三唑磷（虫挫）”的防治对象是“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不能防治水稻田其他“地下害虫”。所以，“杀单˙三唑磷（虫挫）”不能达到鉴定申请人防治水稻田地下害虫的目的；“地下害虫‘稻摇蚊’”对处于萌发出苗阶段的水稻直播田存在危害，造成水稻种子根、芽受损，出苗情况分布极不均匀，有芽无根、种子萌发后缺芽现象。2018年5月30日，原告到黑龙江省抚远县红星种业有限公司购买田裕9861种子进行二次播种。原告又于2018年10月16日向抚远市种子管理站申请对其耕种的水稻田进行测产。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黑求农技[2018]农司鉴字51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被鉴定水稻田测产实际平均亩产量为340kg/亩。依据发改价格[2018]264号文件可知，2018年生产的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3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是否对原告使用农药进行了指导；二是原告孙辰耕种的水稻田遭受的损失与其使用由被告壮家农资出售的“杀单˙三唑磷（虫挫）”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是否承担损失赔偿责任。针对上述讼争焦点问题，原告孙辰应当在本案中需提供证据证明其承包种植的稻田所遭受的损失与使用被告出售的涉案农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孙辰为此提供的证据有照片、光盘一份、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销售清单、鉴定发票。首先，从庭审审查的内容可知，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在被告处购买农药一事均予认可，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一般而言，作为买卖合同销售方，除非法律规定或约定，并无对标的物使用的指导义务。但本案买卖的标的是特殊商品农药，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但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第一项有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熟悉农药管理规定，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此外，还需要农药经营者应当向购买人询问病虫害发生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并正确说明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购买人。该条例说明农药销售者在销售农药时负有一定的指导义务。此外，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农药销售价格结算情况以及原告提供的销售明细中可以显示出，被告对销售明细上除虫挫以外的农药均进行了用药标准，被告是根据原告水稻种植面积调配药品、确定用量后计算价格，显然原告使用农药的种类、用量等是在被告指导下进行的，原告对于被告基于农药买卖关系而指导使用农药具有合理信赖。原告向被告购买了农药，被告应当向购买人询问情况并科学推荐农药，必要时应当实地查看病虫害发生情况，被告未全面收集案涉地块的病虫害信息即提出包括农药种类、配比、用量的用药方案，存在过错。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2019年2月21日答辩状“答辩人在销售过程中告知被答辩人虫挫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是有科学依据的，虽然虫挫主要用于防治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但因其是由杀单及三唑磷的复合制剂，其中的三唑磷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因此虫挫也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可知，被告在答辩状中自认其在销售农药过程中告知原告“杀单˙三唑磷”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最后，原告举示的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事项为对原告使用的“杀单˙三唑磷”的使用范围、方法是否正确，以及“地下害虫”能否造成水稻直播田水稻种子根、芽受损。该鉴定结论为“杀单˙三唑磷”不能达到鉴定申请人防治水稻田地下害虫的目的；“地下害虫‘稻摇蚊’”对处于萌发出苗阶段的水稻直播田存在危害，造成水稻种子根、芽受损，出苗情况分布极不均匀，有芽无根、种子萌发后缺芽现象。本案中，原告通过抚远县种子管理站委托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司法鉴定，被告虽对鉴定检验报告存在诸多质疑，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完全反驳鉴定检验报告。该鉴定检验报告系在原检材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取样、鉴定，鉴定检验报告中对于鉴定现场检材的描述及鉴定过程对本案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加之因本案鉴定检材特殊，现已不存在重新鉴定的客观条件，故将该鉴定检验报告作为参考，并对该鉴定检验报告予以采信。被告对该鉴定存在质疑，但未举出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作为农药经销商，对购买农药的农户应尽到警告或提示义务，因被告推荐使用的“杀单˙三唑磷”农药导致原告种植的作物发生药害，被告作为销售者存在过错，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以农药产品质量合格及水稻受损原因众多为由，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抗辩主张，无法对抗原告诉求，故不予支持，原告收到购买的农药后，亦应主动查看农药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本案中原告并未对“杀单˙三唑磷”的质量提出异议，且该农药产品上有使用说明，原告作为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原告虽称其在使用4公顷后询问过被告，但对使用风险认识不足，自身应承担相应责任，故综合考虑原、被告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施用农药导致水稻受损可能所占的因果关系的比重，酌情认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对原告二次水稻播种费用，结合原审证据形式及证明问题认定如下：对抚远市浓桥镇天吉农药化肥商店购买甩无踪及农药款31520元（1610元+29910元）；黑龙江省抚远县红星种业有限公司购买田裕9861水稻种28200元（9400元+13630元+470元+4700元）；原告两次鉴定费共计20200元（2200元+10000元+8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1040元（共2080元，其中原、被告已经各支付1040元）；水稻减产差异损失计算方式如下：根据抚远市法院调取的抚远市粮食局文件发改价格[2018]264号内容显示，2018年生产的粳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30元，即每斤1.3元。对该水稻单价原告主张1.29元/斤，故对该项主张依据原告自认价格予以计算。原告水稻田经车产实际平均亩产量为340kg/亩，故原告因减产造成的损失为126242.92元[1.29元/斤×(925.27斤/亩-340kg/亩）×26.6公顷]。被告壮家农资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则合计：144314.04元（31520元+28200元+20200元+126242.92元）×70%，鉴定人员出庭费因被告已经承担1040元，对总金额的2080元应承担70%，即1456元，故被告还应当承担416元，各项合计144730.04元（144314.04元+416元）。至于原告主张的二次水稻播种费用及水稻减产费用的利息，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此外，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其购买的农药“稻正”、“稻礼”、“矮一头”，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该产品存在缺陷或者质量问题，其主张退还农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多余人工费、多余打草费、餐旅费的主张，其未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实，故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的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孙辰赔偿款144730.04元；2.驳回原告孙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20元，由原告孙辰负担2680元，被告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负担2840元。孙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壮家农资给付人工费11570元及另行给付二次扬种子费用利息（以77882元为本金，月利率2分，从2018年5月27日计算至给付之日止）、秋后测产量差利息（以127125元为本金，月利率1.3分，从2019年1月1日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以及用促早熟药美宁11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判项的第二项错误。孙辰的其他诉讼请求和壮家农资的过错有完全因果关系,法院应当对孙辰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额支持。1.本案的事实已能够证明,由于壮家农资的过错卖给孙辰的防治地下虫害“稻摇蚊”的农药无效，导致孙辰耕种的水稻田后期不能使用上述农药,所以孙辰要求将上述不能用的农药退还给壮家农资是合理合法的。在本案中孙辰是无过错的,原审判决要求孙辰自行承担30%的损害结果于法无据。2.由于壮家农资的过错,导致孙辰二次播种人工费及二次扬种子利息,秋后测产量差利息,已用促早熟药美宁及数次找抚远市农委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壮家农资承担。壮家农资辩称，孙辰主张的费用缺乏证据支持，不应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没有法律规定，也不应支持。壮家农资上诉请求：撤销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27号民事判决，驳回孙辰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由孙辰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壮家农资指导孙辰用药存在过错，缺乏依据。庭审已经查明，壮家农资销售给孙辰的杀单˙三唑磷(简你虫挫)是杀虫单和三唑磷的混合制剂，其中杀虫单含量为10%，三唑磷含量5%。虽然在虫挫的农药登记内容中没有标明用于防治地下害虫，但因其含有三唑磷，而三唑磷是可以防治粮食作物地下害虫的。二审出庭的专家辅助人高级农艺师赵玉福以及壮家农资提供的文献均可以证明三唑磷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功效，因此农资人员告知其虫挫可以防治地下害虫是有科学依据的。2.原审法院认定孙辰的二次水稻播种费用59720元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将孙辰二次播种面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购买种子款、全部农药款都计入损失之中缺乏合理性。这些费用中只有二次购买种子款以及在二次播种前已经喷酒到稻田里的农药款应当计入损失之中，而其他施用的农药费用属于即使不发生二次播种也应当发生的正常费用，因此就不应计入孙辰的损失之中。3.原审法院在孙辰未举出其稻田种植面积及受害面积的相关证据情况下，就按照孙辰主张的26.6垧确定受害面积，缺乏证据支持。4.原审法院依据黑龙江求实农业技术咨服务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书，而认定孙辰而二次播种产生的费用与壮家农资销售产品行为不当存在因果关系，是错误的。首先，鉴定意见仅仅从理论上阐述了“稻摇蚊”对水稻产生危害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对本案中孙辰的水稻缺芽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作出结论性意见，即未明确认定孙辰水稻缺芽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原审法院却依据上述鉴定意见直接得出结论，明显缺乏依据。其次，鉴定人未出示稻田中存在稻摇蚊的证据，也未对稻摇蚊分布情况及数量以及危害程度的描述，因此依据现有材料无法得出水稻受害是稻摇蚊所致的结论。5.原审法院在没有排除其他因素导致一次播种水稻受害的可能性，就直接判令壮家农资承担全部二次播种费用的责任，是错误的。原审中，壮家农资一再强调因孙辰未按照壮家农资的用药指导，在施用嗯草酮两天且在没有排掉带药打浆水的情况下，就播撒没有催芽的种子，由此导致嗯草酮药害的发生(应在施药后7天播种)，而嗯草酮药害同样会造成水稻种子根、芽受损，出苗不均匀、有芽无根的现象。但原审法院未考虑此因素可能对水稻产生的危害结果，就径直认定水稻受损是“稻摇蚊”造成的，明显是错误的。6.孙辰播种的水稻种子是未经审定品种，无法保证出芽率，这是造成第一次播种水稻出芽率低的直接原因。7.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二次播种水稻减产原因的情况下，就直接判令壮家农资承担70%减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现有的司法鉴定只能证明虫挫不能防治地下害虫、稻摇蚊对水稻幼苗会产生危害，这只与二次播种费用具有关联性，但二次播种后水稻发生了减产，孙辰并未举出证据证明减产原因，原审法院也没有对减产原因进行认定，而直接判令壮家农资承担二次播种减产损失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孙辰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原审判决认定结论虽然正确，但不全面（判项第二项），壮家农资所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所以，其上诉理由不成立。3.壮家农资提出孙辰所种的种子是未经审定的品种，这一单项请求在原审法院中没有认定，另外，壮家农资所提水稻种子是否审定，该理由也缺乏证据支持，所以壮家农资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法庭应予以驳回。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经质证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问题，本院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二审认为，孙辰购买了壮家农资出售的农药“杀单˙三唑磷（虫挫）”，作为农药销售者有正确指导购买者用药的义务。而壮家农资自认该农药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经鉴定该农药不具有该功效，壮家农资在指导孙辰使用农药过程中存在过错。本案孙辰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承包土地发生减产损害的直接原因，本案现已不具备鉴定条件，因此无法认定壮家农资错误指导孙辰使用农药系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但不能排除该因素是发生损害原因之一，因此，壮家农资应承担孙辰损失的次要责任，即20%责任。壮家农资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孙辰上诉主张的利息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辰的其他上诉主张，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1、撤销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2、变更抚远市人民法院(2019)黑0833民初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上诉人孙辰赔偿款40608.58元［（31520元+28200元+20200元+126242.92元+2080元）×20%-1040元］；3、驳回上诉人孙辰的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上诉人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20元，由上诉人孙辰负担4416元，由上诉人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负担11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040元，由上诉人孙辰负担8832元，由上诉人抚远市寒葱沟镇壮家农资负担2208元。孙辰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原一审各项诉讼请求。理由是，被申请人出售的农药无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申请人的稻田又出现了地下害虫，此事实已被一、二审判决认定；经鉴定该农药没有防治地下害虫的作用，本案减产原因明显系出现了地下害虫；被申请人推荐的农药无防治地下害虫的功效，是导致减产的原因。指令再审裁定认为，原二审已经认定农药销售者有指导购买者用药的义务，壮家农资在指导孙辰用药过程中存在过错，同时经鉴定该农药不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功效的情况下，认为孙辰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发生减产的直接原因，本案现已不具备鉴定条件，因此无法认定壮家农资错误指导孙辰使用药过系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但不能排除该因素是发生损害原因之一，因此，原二审判决认为壮家农资应承担孙辰损失的次要责任，依据不足。根据鉴定结论，案涉农药不能防治地下害虫，地下害虫“稻摇蚊”对处于萌发阶段的水稻直播田存在危害，造成种子出苗分布极不均匀。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壮家农资在销售和指导用药过程中具有过错，对孙辰的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再审中应就双方过错程度据实审理和判决。本院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主张损害赔偿，应及时收集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但其在案发当年仅对案涉农药使用方法、范围及地下害虫能否造成水稻种子受损进行了鉴定，未及时对造成水稻减产原因申请鉴定，且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无其他证据证明案涉水稻田有“稻摇蚊”存在，鉴定结论中只论述了“稻摇蚊”的危害，但并无案涉水稻田有“稻摇蚊”存在的证据，因此，再审申请人无证据证明造成水稻减产的原因，其主张不能得到支持。二审判决依据鉴定结论“该农药不具有防治地下害虫的功效”及壮家农资在指导孙辰使用农药过程中存在过错，确定壮家农资应承担孙辰损失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黑08民终101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广武审判员  王云礼审判员  李伊佳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