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鄂01行终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法定代表人：付志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胡燕，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付文，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春秀，女，196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原审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李义龙，局长。 委托代理人：代远鸣，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岩，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以下简称武昌公安分局）因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6月25日16时许，段春秀拨打“110”报警称被原单位同事李某殴打，武昌公安分局出警后将段春秀及报警相对人李某带至下辖积玉桥派出所。当班民警认为该报警事项属于民事纠纷，将纠纷交由调解员徐某2进行调解。其间，当事人所在公司的老板尤某某也到积玉桥派出所参加调解。在调解过程中段春秀表达的诉求是：不要求调解，要求公安机关追究打人者李某的“刑事责任”，将李某“关起来”。其间，调解员徐某2要求段春秀到医院进行验伤，后段春秀到武昌区紫荆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医院诊断结论：左肩、左上臂软组织损伤。当日19时许，段春秀携带病历及X光片返回派出所。派出所调解员徐某2继续主持调解至20时许，当事人双方调解无果。2019年6月25日晚至26日晨，段春秀、李某、尤某某三人滞留在积玉桥派出所一楼大厅，其间段春秀进入派出所大厅一楼调解室休息并反锁其门。 2019年6月26日10时许，段春秀被带至被告武昌公安分局下辖粮道街派出所进行调查。当日，武昌公安分局作出19号处罚决定，认定段春秀在积玉桥派出所拿东西砸人未致人受伤、大骂调解员后在积玉桥派出所滞留、滞留期间连续拨打110报警电话16个，并于6月26日8时许在该所门外静坐，干扰派出所工作人员及办事群众进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对原告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执行期限：2019年6月27日至2019年7月7日。段春秀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执行拘留，现已执行完毕。 2019年7月29日，段春秀向被告武汉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9月23日，武汉市公安局作出武公复决字[2019]61号《武汉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认为，武昌公安分局作出19号处罚决定认定段春秀在积玉桥派出所内存在拿东西砸人的行为，无相关证据证明，属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撤销19号处罚决定并责令武昌公安分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019年10月16日，武昌公安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2019年6月25日16时许，段春秀因不满积玉桥派出所对其报警事项的调解，对调解的工作人员进行辱骂，后又对该所未处罚报警相对人不满，不听劝阻，采用反锁该所调解室房门的方式长时间占据办公场所至次日早晨。武昌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段春秀治安拘留十日。2019年12月13日，段春秀向被告武汉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并要求国家赔偿。2020年4月28日，武汉市公安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决定维持被诉处罚决定。被告武汉市公安局于2020年4月30日向段春秀邮寄被诉复议决定。段春秀收到被诉复议决定后，不服被诉处罚决定和被诉复议决定，诉至该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纠纷的起因是段春秀认为自己的人身权利受到他人伤害报警向公安机关寻求保护，武昌公安分局处警后认为属于民事纠纷时，未依法作出不予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武昌公安分局将纠纷交由调解员调解时，未依法询问原告是否愿意调解；在段春秀按被告武昌公安分局要求就医，并向被告武昌公安分局出具身体软组织损伤的病历时，武昌公安分局办案民警未依《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段春秀的报警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武昌公安分局处警工作的不规范，是本案纠纷的起因。 武昌公安分局认定段春秀的违法行为有两项：1.辱骂调解员徐某2；2.以反锁调解室房门的方式长时间占据办公场所。 关于段春秀是否存在辱骂调解员的违法行为的分析。武昌公安分局所举证据为：报警相对人李某及其公司老板尤某某、积玉桥派出所调解员徐某2、民警张某、李某1、辅警徐某1的证人证言。因报警相对人李某及其公司老板尤某某与段春秀的报警有利害关系，对此两人的证言效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调解员徐某2、民警张某、李某1、辅警徐某1的证言效力，查阅了积玉桥派出所的视频监控，监控画面显示调解员徐某2在2019年6月25日17:00-20:00许在调解室做段春秀与李某的调解工作，该监控视频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该监控视频无法证明段春秀有辱骂调解工作人员的情形，此为其一。其二，依常理分析，如果段春秀与调解员在案件调解过程中发生强烈争执且存在辱骂调解员的情形，在当时公安派出所完全有条件用执法记录仪记录固定段春秀违法证据，并当场对其采取处置措施，但监控视频里未见派出所民警进行有效处置及化解纠纷的过程。其三，调解员徐某2、民警张某、李某1、辅警徐某1与武昌公安分局有利害关系，故对调解员徐某2、民警张某、李某1、辅警徐某1关于“原告不满调解，对工作人员进行辱骂”的证言效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诉处罚决定中认定段春秀存在辱骂调解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不能成立。 关于武昌公安分局认定段春秀以反锁调解室房门的方式长时间占据办公场所违法行为的分析。当晚滞留积玉桥派出所的不仅有段春秀，还有报警相对人李某及其公司老板尤某某。监控视频显示，调解结束之后，派出所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对段春秀及李某、尤某某三人因何原因滞留派出所事实不明，对此情节被告武昌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中也没有反映及说明，且被告所举证据中没有派出所工作人员对原告的滞留进行释法及劝离的工作记录。被诉处罚决定中认定段春秀存在长时间占据办公场所的违法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项违法行为亦不能成立。 关于段春秀的行政赔偿申请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六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武昌公安分局应对错误行政拘留原告十日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5月18日公布了自2020年5月18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46.75元。因此，武昌公安分局应向段春秀支付的赔偿金数额为3467.5元（346.75元/日*10日）。武汉市公安局的被诉复议决定没有加重原告损失，故武汉市公安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武昌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武汉市公安局作为复议机关，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虽复议程序合法，但未对武昌公安分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予以审慎审查，未予纠正，作出维持原行政机关的被诉复议决定确属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作出的昌公（粮）行罚决字〔2019〕203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武汉市公安局作出的武公复决字〔2019〕1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段春秀人身自由赔偿金3467.5元；四、驳回段春秀的其他诉讼请求。 武昌公安分局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的本案纠纷的起因以及段春秀作为报警人的身份，均不影响段春秀存在违法行为以及应受到行政处罚的认定。如果接警单位确实存在处警不妥当、不及时之处，段春秀应当以法定程序维权，而非采取违法方式达到个人目的；2.一审判决将现场监控视频与证人证言分割来看，对全部证人证言以有利害关系为由不予采信，从而认定被诉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项仅仅说了于一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并非说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一概不能被采信，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事实。另外，公司老板尤某某与段春秀并无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同样未采信其证言；3.尽管现场监控没有声音，但是从画面中有不少人在调解室门口张望、及民警过来关门，可见段春秀在调解室内大声吵闹、辱骂工作人员。段春秀自行滞留在派出所，并反锁调解室房门，占据办公场所直至次日上午的违法行为有现场监控客观记录。4.上诉人的办案民警在其辱骂调解员及滞留办公场所等违法行为时，因为现场有监控，故未使用执法记录仪固定证据，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段春秀的报警人及被害人身份，结合基层沉重的警务压力的情况，审慎采用处置措施。综上，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段春秀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段春秀承担。 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一审法院基本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武昌公安分局对段春秀的治安处罚是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关于辱骂调解工作人员的事实问题。武昌公安分局提供的证人李某、尤某、徐某1、张某、李某1、徐某2的证言，都简单陈述听见段春秀辱骂调解员，并没有陈述辱骂的内容，因而无法判断段春秀是否真正辱骂了调解员，因此，认定段春秀辱骂调解员的证据不确凿、充分。 关于段春秀不听劝阻，以反锁调解室房门的方式长时间占据办公场所，扰乱单位秩序违法行为的事实问题。证人尤某的证言证实，2019年6月25日22时，李某和段春秀还继续留在积玉桥派出所，其全程陪同。另外，监控显示当晚8点，调解不成，调解员离去后，积玉桥派出所工作人员依次下班，现场有值班工作人员、李某、尤某及段春秀，后来工作人员锁了派出所大厅的电动栅栏门在值班区休息，李某和尤某在大厅办公区沙发休息，段春秀在调解室关门休息。次日早晨该所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调解室房门让段春秀出来，段春秀于7点53分从调解室出来。由此可见，段春秀滞留派出所的事实客观存在，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派出所工作人员劝其离开。且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段春秀因与李某在公司发生纠纷后报警，积玉桥派出所作为接处警单位，在双方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工作措施，段春秀为了等待报警处理结果，与李某、尤某继续留在积玉桥派出所内，派出所大厅门被锁后，段春秀进入调解室休息符合常理。且上诉人未能证明段春秀有以反锁调解室房门的方式长时间占据办公场所，扰乱单位秩序的目的。 综上，上诉人武昌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武昌公安分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公安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 浩 审判员 杨丰菀 审判员 程 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许家军 书记员钱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