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09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宁，女，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娜，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勇，男，1983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克，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宁因与被上诉人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4民初2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胡宁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于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12万元及100万元借条可视为对55万元借条的催要，而非对55万元借款利息和还款时间做了新的约定不当。12万元及100万元借条与55万元借条内容并不一致，且形成于55万元借条之后，12万元及100万元借条应认定为对55万元借款的利息和还款时间重新做了约定，双方未对借款期限作出约定，该约定应视为双方达成展期的合意，而非仅是催要。一审法院既然认定12万元及100万元借条真实性，就应当认定双方就借款达成新的合意。民法通则、合同法及民法典都充分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在债权债务关系形成时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可随时主张权利，债务人可随时履行义务。本案中债权人选择在五年后主张权利不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也未超过我国最长诉讼时效20年的规定。二、关于利息，一审法院既然认定12万元及100万元借条真实性，就应当认定双方就借款利息达成新的合意，且于勇也认可12万元及100万元借条真实性，双方约定的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标准，应当依法予以确认。三、关于车辆占用损失，一审法院已依法认定车辆实际为质押，却在判决中又载明于勇可以另案向胡宁主张车辆占有使用费，质押与车辆占有使用费之间是矛盾的。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因此，质押构成要件中即要求债务人或第三人转移对动产的占有，一审法院再认定因转移动产占有而需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占用损失，不符合质押的法律规定，破坏了质押的法律基础。且该车辆一直没有年检，根本不允许上路，于勇虽把车辆质押给胡宁，但行车证等相关证件均未交给胡宁，胡宁无法使用该车辆。于勇辩称，胡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本案第一份借条约定借款于2011年11月5日到期，胡宁最终的催款时间是2013年3月28日，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应于2015年3月28日届满。胡宁没有法定的中止、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胡宁于2020年5月18日提出一审诉讼，胡宁的主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对于12万元、100万元两张借条都是胡宁对原债权的催债行为，不是对利息的约定也未形成新的借贷合意。从12万元的借条来看，时间以及金额在笔迹上都有所改动，该借条于勇陈述系2013年3月28日胡宁及其他人员胁迫出具，当时于勇已报警。自2013年3月28日胡宁催债之后再无其他的催款行为，案涉借款的诉讼时效已届满。三、双方当事人在第一份借款协议中没有约定利息，借款时协议中多写了5万元，视为给付胡宁的好处费。从12万元和100万元两份借条的内容来看，没有明确约定是利息，双方也未达成新的合意，仅仅是对原债权的重复表述。四、关于车辆占有使用费，一审并未处理，该上诉理由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胡宁陈述车辆未年检未实际使用的理由，为虚假陈述，该车辆自2012年12月19日之日起，到目前为止共有16起违章记录。胡宁长期占有于勇的车辆，所产生的车辆使用费用远远超过其案涉本金，胡宁应当退还于勇的车辆。五、胡宁为职业放贷人，长期与他人合作，从他人处进行融资对外放贷。胡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于勇返还借款本金5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暂算至2020年5月13日为113.3万元，本息合计168.3万元)；2.诉讼费由于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14日，于勇向胡宁出具借款协议一张，载明：于勇因“2011张惠妹演唱会”事宜特向胡宁借款55万元，借期为一个月；于勇愿意提供一辆2010年8月购买的车牌为苏Ｆ×××××的宝马5系轿车作为抵押，若产生违约于勇需用现金支付差额，并附上于勇个人与其公司资料。同日，于勇又向胡宁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于勇向胡宁借款100万元，并附上于勇个人与公司资料，车牌为苏Ｆ×××××的宝马5系轿车抵押在胡宁名下。一审庭审中，于勇称该100万元借条是在胡宁胁迫下出具，且当时已报警，但无证据证明；胡宁代理人称该借条为本息之和，实际出具日期为2013年或2014年，于勇亦确认，该100万元借条的实际出具日期约在2013年或2014年。同日，胡宁通过招商银行转账方式向于勇转账39.9万元，通过农业银行转账方式向于勇转账10.1万元，共计50万元。一审庭审中，于勇确认收到转账的借款50万元，另外5万元未收到，该5万元实际为于勇向胡宁允诺的好处费。2012年3月28日，于勇又向胡宁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于勇向胡宁借款12万元。一审庭审中，胡宁称该笔借款实为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而于勇辩称双方未约定利息。2011年11月15日，于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胡宁转账5万元。一审庭审中，胡宁代理人称收到该笔款项，但户名显示为南京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于勇无关；于勇代理人称该名称为笔误，实际就是于勇的公司南通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1年12月28日，于勇通过招商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胡宁转账3万元。一审庭审中，胡宁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认为该笔款项是利息。一审另查明，双方约定，于勇名下的车牌为苏Ｆ×××××的宝马5系轿车抵押给胡宁。一审庭审中，于勇称该轿车被胡宁开走，相当于以物抵债，但仅口头约定无书面协议；胡宁称该轿车目前在胡宁处，未做任何转让，也未做抵押登记，不认可以物抵债。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关于本案借贷关系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于勇仅依据个人之间的借款协议抗辩借款系公司债务，于勇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胡宁为证明系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提供了2011年10月14日的借款协议，以及相应的转账凭证。于勇辩称实际借款人是其公司，但是没有提供直接反驳胡宁的证据。首先，于勇是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中并未提及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其次，胡宁的资金均直接汇入于勇的个人账户，无法体现于勇辩称的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故于勇辩称本案主体应为公司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胡宁实际出借给于勇的借款金额。首先，2011年10月14日胡宁向于勇转账39.9万元及10.1万元，共计50万元。据此，对于胡宁主张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出借的50万元借款，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其次，对于另外5万元，于勇辩称未收到该笔5万元借款，因双方未约定利息，该笔5万元实际为双方约定的好处费；而胡宁称以现金方式出借给于勇，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据此，对于胡宁主张的5万元现金借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再次，对于2012年3月28日的12万元借条，胡宁称该笔12万元为约定利息，于勇辩称双方未约定利息，该借条是在胡宁要求下出具，并非于勇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书面借款协议中，未约定借期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对于胡宁主张该笔12万元为于勇应偿还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2011年10月14日的100万元借条，胡宁称该笔100万元借款实为本息之和，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于勇辩称该借条是在胡宁胁迫下出具，且当时已报警。由于双方对该借款的陈述不一致，一审法院认定，该10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胡宁实际向于勇出借的借款数额为50万元。关于于勇尚欠胡宁借款本金的数额及利息。首先，2011年11月1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至胡宁账户的5万元，对方户名显示为南京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勇辩称是笔误；胡宁不认可该户名为于勇公司，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且经查询，不存在南京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此，胡宁确认收到该笔5万元转账，应当视为于勇的还款。其次，2011年12月28日，于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转账3万元至胡宁账户，胡宁称收到该笔款项，但认为是借款利息；于勇辩称双方未约定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该笔3万元转账应当视为于勇偿还的借款本金。再次，于勇称其后又向胡宁委托的收账人员通过银行转账还款3万元，以现金方式还款7、8万元，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胡宁称未收到相应款项，不认识也未委托过该收账人员。据此，对于勇辩称其已向案外人偿还部分对胡宁的债务，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认定于勇尚欠胡宁借款本金数额为42万元。最后，胡宁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借款时明确约定了利息，故胡宁主张于勇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2020年5月13日，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案涉宝马轿车是否属于以物抵债。2011年10月14日的55万元借款协议中载明：“于勇愿意提供一辆2010年8月份购买的车牌为苏Ｆ×××××的宝马5系轿车作为抵押，车子经合法机构评估不等伍拾伍万元价值，故产生违约于勇需用现金支付余额”。胡宁称案涉宝马轿车虽在其控制之下，但双方并未约定以该车辆抵偿债务，且其不认可以实物抵债；于勇辩称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若案涉车辆经合法机构评估不足55万元的，其需用现金支付余额，对于以实物抵债双方有口头约定。由于于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以物抵债的合意，对于勇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协议中的“抵押”实为质押，因质押产生的车辆占用损失，于勇可另案主张权利。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于勇辩称55万元的借款协议已明确借款时间，自该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向后推三年至今，胡宁未主张该笔借款，现已超过诉讼时效。而于勇认为最后的100万元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其实际形成时间是在前两份借款协议之后，诉讼时效应当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第一张55万元借款协议出具时间为2011年10月14日；其次，第二张12万元借条出具时间为2012年3月28日，该借条载明款项虽未真实发生，但仍可视为胡宁对其债权的主张；再次，第三张100万元借条从胡宁、于勇双方陈述可知，实际出具时间为2013年或2014年，因双方的陈述不一致，只能视为胡宁对55万元债权的主张；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胡宁至少应当提供2017年之前向于勇主张权利的证据，由于胡宁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此胡宁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据此，于勇辩称胡宁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胡宁的所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947元，减半收取997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4973元，由胡宁负担。二审中，胡宁提交了2018年11月24日去南通的过路费发票、2018年11月24日在南京停车收费的发票作为证据，拟证明胡宁一直在催要案涉款项，并于2018年到南通找于勇催要案涉款项。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勇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南京的停车费发票时间是2018年11月24日，票号为92987317的过路费发票载明六合东到海安北，通行日期是2018年12月6日，停车费发票与过路费发票日期相差较大，胡宁的陈述与日常生活常识不符。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胡宁向于勇催要过款项，故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胡宁陈述，胡宁收到于勇于2011年11月1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至胡宁账户的5万元，对方户名显示为南京博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系于勇对本案的还款。一审查明的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出具时间有误。根据胡宁、于勇陈述，该借条出具时间为2013年或2014年，故最迟出具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胡宁是否系职业放贷人；2.案涉借款有无利息；3.胡宁有无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4.一审法院认为于勇对于胡宁占用车辆给其造成的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职业放贷人是指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单位或个人。于勇主张胡宁系职业放贷人，但未能举证证明胡宁有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行为，其主张证据不足，故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胡宁主张其与于勇约定案涉借款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本院认为，于勇向胡宁出具的借条以及签订的借款协议上，均未记载利息。胡宁关于利息约定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胡宁主张于勇于2012年3月28日出具12万元、于2013年或2014年出具100万元借条，系双方对之前借款本息结算后达成的新的借款协议，因该协议未约定还款期限，故其可以随时要求于勇返还借款，诉讼时效并未届满。本院认为，从上述两份借条的内容看，两份借条上记载的借款与2011年10月14日借款协议项下借款没有对应性，不能据此认定两份借条系借贷双方对之前借款结算的条据。胡宁主张两份借条系其与于勇达成的新的借款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未予采信并无不当。于勇于2011年10月14日签署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当日胡宁向于勇交付借款50万元，故案涉借款和还款期限于2011年11月13日届满。依据此后胡宁向于勇出具两份借条的事实，应当认定胡宁向于勇主张了债权，此时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故诉讼时效期间应自100万元借条出具时重新开始起算。胡宁未能举证证明其在100万元借条出具之后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于勇主张过权利，其提起本案诉讼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适用法律有误，但认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于勇为担保案涉借款债务，将车辆交付胡宁，故双方在协议中所述的“抵押”实为质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给出质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为于勇对于胡宁占用车辆给其造成的损失可另行主张权利，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故本院对胡宁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2号）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947元，由胡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剑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张俊丽书记员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