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7民终6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法定代表人：崔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梦教，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梦莹，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远通管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丹溪******/div> 法定代表人：王奇峰，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华歧水暖器材商行，住所，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物资市场**div> 经营者：王升民，男，195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优玲，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义乌市远通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通公司）、义乌市华歧水暖器材商行（以下简称华歧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176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远通公司、华歧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应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判决未能查明基础交易事实，未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仅凭结算单就认定供货事实及欠付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双方之间既未签署合同、也未履行合同，未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从合同签订看，合同成立必须双方达成合意，且有当事人、合同标的、数量等基本要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本案远通公司、华歧商行据以主张权利的买卖合同，并未经一建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确认，没有一建公司的意思表示，双方没有就缔约达成合意。从合同内容看，连标的物、数量、金额等合同成立的关键要素都不具备，显然该合同没有成立，对一建公司没有约束力。即便根据交易习惯，案涉合同的签订方式也明显不符合与企业缔约的交易习惯，确认方式的表述都采用“签字”的字眼，显然是更符合与个人缔约的习惯，合同形式上也未加盖一建公司合同专用章或公章。从合同履行看，双方之间未实际履行过案涉合同，即便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供过货，其相对方也并非一建公司而是王孝行个人。一建公司从未基于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而支付过款项。即使存在履行事实，也一直都是王孝行在履行合同。2、远通公司、华歧商行未能提供具体交易凭证证明其供货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主张货款，应就其交付的货款数量及价款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作为发货方，根据交易习惯至少会有送货小票等交易凭证，但其未提供相应材料以证明案涉交易基础事实，无法证明其是否供货、供了多少货、货品是否用于案涉工程。且从供货时间点看，部分送货时间早于案涉合同签订日期，部分送货时间晚于案涉工程竣工日期，然而一审判决未考虑矛盾之处，未查明基础事实，仅凭结算单就判定相应金额和支付责任，显然是妄断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一方向一建公司开具了282239元增值税发票，并判决一建公司支付发票税款8467.17元，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建公司本身不受合同约束，对于买卖税款无须承担；其次，一建公司未收到也未抵扣相应发票，发票签收单上的签字人员非一建公司人员，并不能证明一建公司已收到发票并入账；最后，案涉买卖合同对于标的、价款、数量均未约定，而结算单上的价款亦未标明是否含税，仅凭远通公司一方自行开具的发票金额，就判定一建公司承担税款金额，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认定王孝行作为项目负责人，签订合同及对账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存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王孝行是案涉项目自负盈亏的承包人，与一建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民事主体，其有权因项目承包的需要自行采购材料，一建公司从未授权其代表公司对外签订经济合同、进行对账，其没有职权，不构成有权代表。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也并未举证证明在签订合同当时，王孝行具有代表一建公司履行职务的表象。且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主观上也是一直认定和王孝行个人产生关系，其从未到一建公司要求确认过王孝行的身份或要求一建公司追认案涉合同。故一审判决认定王孝行的签字就能代表一建公司履行职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 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共同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双方之间合同合法有效，不但不存在任何合同无效的情况，而且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合意达成的合同条款也符合便利实际履行的需要。合同有明确的当事人名称、标的、履行期限、质量承诺、送货地点、结算方式、解决争议方式。至于数量、价款，由于所要求供应的材料大部分为零部件，而且要根据实际需要长期供应，所以，交货时根据市场商议价格在送货单上确认数量和价格。涉案合同已符合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条款，一建公司认为合同必须具备当事人住所、报酬、违约责任等等内容才能成立的上诉理由是曲解法律。2、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已履行合同，不但按合同质量要求供应了货物，还完成了附随义务，出具了《消防产品供货证明》，以便一建公司通过消防验收。而一建公司一边要求远通公司、华歧商行承担供货人的产品质量承诺责任，一边却一再违约，甚至欲将付款责任转嫁他人。3、一审认定供货事实证据充分，除了有详细载明供货时间、品名、规格、单价、金额的结算单外，还有付款通知书。结算单说明本案债务数额已经与一建公司进行结算确认。而结算单上如实记载的供货时间有早于合同签订时间，也有迟于一建公司所主张的工程竣工验收日（2017年7月26日），正说明结算单是实事求是依据送货事实形成的。2016年3月2日远通公司、华歧商行第一次应需方要求供货，需方满意后，双方洽谈签订涉案长期供应合同。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供应水暖、消防器材，本案所涉工程的消防工程验收时间为2017年12月7日，因此最后一次在2017年10月15日供货很正常。二、一审认定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及判定一建公司支付8467.17税款完全合乎事实。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一方不但提供了三份增值税发票原件，还提供了发票签收单。签收人郭建波、孙培根，除了合同约定该两人为一建公司委托的有效签字人外，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0106民初3830号、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9081号两份生效判决均确认郭建波和孙培根（孙会计）为一建公司在本案所涉项目的指定人员。至于一建公司是否将发票作为营业支出入账，是其内部管理问题。且本案发票为增值税普通发票，并不具备抵扣或退税功能。付税款是基于双方合同为不含税价的约定，实际上，为了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除按票面税率3%支付税款外，远通公司一方还交纳了1%的其他开票费用。三、一审认定王孝行为项目负责人，签订合同及对账系履行职务行为，完全符合事实，判令一建公司承担本案的债务清偿责任，也符合法律规定。除前述两份生效判决外，一建公司与该项目相关的一系列诉讼也都无一例外确认了王孝行为项目负责人，有职权进行采购材料、结算，出具结算款证明等等事实。即使一建公司辩解王孝行为案涉工程自负盈亏的承包人，也不能免除清偿责任，与王孝行的关系为其公司内部管理和分配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债权人的清偿要求。远通公司、华歧商行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从未认为本案的购销关系是与王孝行个人发生。结算后，远通公司一方也曾赶到一建公司的经营场所内催讨，得到等待解决的回复。综上，一建公司在王孝行的项目负责人身份确认无疑的情况下，依法做出王孝行无职权签订合同、进行对账等虚假陈述，有违诚信。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以维护远通公司、华歧商行的合法权益。 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一建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1554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7年12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要求一建公司支付代开发票税款14111.95元。 一审法院认定，义乌市远通水暖器材商行于2017年2月14日转型为远通公司。2016年3月4日，义乌市远通水暖器材商行、华歧商行（甲方）与一建公司（乙方）签订购销合同，乙方向甲方采购货物，以双方洽谈的价格结算，以甲方提供的发货清单、对账单或乙方所打欠条，经乙方、乙方财务人员或乙方委托签字人其中一人签字后生效。乙方委托有效签字人为郭建波、孙培根。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一建公司代表王孝行在合同需方处签字确认。2016年3月2日至2017年10月15日期间，义乌市远通水暖器材商行、华歧商行依约向一建公司供货，经结算，一建公司尚欠货款115540元。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向一建公司开具了282239元增值税发票，税率为3%。另查明，案涉福田银座A、B座工程由一建公司承建，工程工期自2013年9月3日至2017年7月26日。王孝行作为一建公司项目负责人在工程验收报告中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义乌市远通水暖器材商行权利义务由远通公司继承。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孝行签字的效力。王孝行作为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远通公司、华歧商行有理由相信王孝行签订合同及对购买货物进行对账确认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其后果应由一建公司承担。因未约定付款期限，远通公司、华歧商行的利息损失酌情调整为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税额为282239元×3%=8467.17元，其诉请合理合法部分，予以支持。一建公司辩解合理合法部分，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义乌市远通管道有限公司、义乌市华歧水暖器材商行货款1155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1554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义乌市远通管道有限公司、义乌市华歧水暖器材商行代开发票税款8467.17元。三、驳回义乌市远通管道有限公司、义乌市华歧水暖器材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09元，义乌市远通管道有限公司、义乌市华歧水暖器材商行负担218元，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91元。 二审中，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证据一、消防产品供货证明1页，证明一建公司向华歧商行采购本案所涉水暖器材的事实；证据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2页，证明远通公司、华歧商行所供的水暖器材用于消防工程，该消防工程的验收时间为2017年12月7日，最后供货时间为2017年10月15日，不存在本案交货时间晚于工程竣工日期的事实；证据三、送货单共70页，证明结算内容与具体送货事实完全吻合。一建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需核实，关联性不予认可，供货证明的印章也需核实，即使盖了章也无法核实其供货的总量和金额。对证据三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发货清单中的客户非一建公司收货人员，也非授权人员，不能代表一建公司，案涉买卖相对方和货款支付责任主体非一建公司。本院认为，证据一来自义乌市公安消防支队，证据二来自义乌市城建档案馆，真实性可予确认，其内容可以证明待证事实，本院对证据一、二的证明力予以认定。结合在卷购销合同、结算单、发票等证据，证据三可证明远通公司、华歧商行的供货情况，本院予以认定。 一建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建公司是否为涉案买卖合同相对人。经查，1、一建公司系工程承包人，案涉福田银座A、B座工程项目系其承建。2、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供应的货物实际已用于案涉建设项目，且一建公司作为购货单位已在《消防产品供货证明》上加盖公章。3、一建公司上诉称王孝行仅为案涉项目自负盈亏的承包人，而作为一建公司“合同代表”在购销合同上签字以及与供货方进行结算的王孝行事实上也以一建公司项目负责人身份在工程验收报告中签字，故采购案涉材料、与供货方结算等属于王孝行的职权范围。4、二审中，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一方提交的送货单能印证供货事实。且涉案工程项目中消防工程的验收时间为2017年12月7日，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一方已对实际供货时间等作出了合理解释。5、远通公司、华歧商行开具购买方为一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之事实也印证其系以一建公司为交易相对方。综合前述事实，在一建公司不能证明相对方不属于善意或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一方有理由相信王孝行有权代表一建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货物、对账确认等，并无不妥。一建公司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相对人，应对尚欠货款承担清偿责任。另，双方当事人在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为不含税价，一审法院根据增值税发票中确定的税率判决由一建公司向远通公司、华歧商行一方支付代开发票税款8467.17元正确。 综上，一建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18元，由上诉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良飞 审 判 员 钱 萍 审 判 员 金 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