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晋08民终28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克杰，男，194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玉珍，女，1947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姣贤，女，196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系袁玉珍妹妹。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林贤，男，195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贤亮，女，1959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慧慧，女，1985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系袁贤亮女儿。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姣贤，女，196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陆县圣人涧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平陆县五一街**。 负责人：张志坚，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耀，山西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强强，男，198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平陆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陆县圣人涧镇鸿瑞料场，，住所地平陆县圣人涧镇西延村东 经营者：程若挺，该料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蕊平，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与上诉人平陆县圣人涧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圣人涧镇政府）、郭强强、平陆县圣人涧镇鸿瑞料场（以下简称鸿瑞料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山西省夏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8民初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晋0828民初846号判决书，并发回重审或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一审责任划分显失公平。1、三被告共同作用，导致受害人死亡，应该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40%。受害人袁某2018年2月12日被运城××医院确诊为老年轻度精神分裂症，并入院治疗。同年7月出院后，入住圣人涧镇老年福利中心。该中心一直按正常人来管理，从一审证据老年福利中心主任岳胜利和村长李文奎笔录中可以看出袁某患有轻微××，入院后几次跑出丢失，而该中心始终没有强化管理措施。李文硅笔录中说“最近和运城××院联系让他到××院去”，这说明该中心已发现受害人状况不好，仍未采取任何护理措施。导致受害人2018年12月16日再次出走，上到MQK791号车箱内，经鸿瑞料场装料，填埋死亡。依据《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接收患有××、××农村五保户供养对象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护理能力”；第十六条第四款：“提供日常诊疗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护理照料”。老年服务中心未尽到管理职责，过失责任在先，车与料场没有履行好安全责任继后，三被告共同作用，直接致人死亡，理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平陆县圣人××镇老年福利中心系被告圣人涧镇政府管理的公益性质福利机构”，并说“依据其过错程度、供养性质”判决承担责任，这对于受害人更是显失公平。依据《农村五保供养条例》二十二条、二十三条和二十四条法律责任条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二款，未尽到管理和服务义务致使农村五保户供养对象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五保户供养机构更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存在法律免责和减轻责任的条款，承担责任是对过错的一种追究。袁某7月入住，12月份发生事故，死时六十九岁。兄弟姐妹陪伴照顾他到六十八岁，到老年福利中心五个月就意外死亡。老年福利中心理应承担相应份额赔偿，而不是20%。二、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显失公平。一审判决说“五原告作为袁某的近亲属并未尽到法定监护人职责”与事实不符。袁姣贤辞去的是五保户监护人，而不是法定监护人。《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共26条，没有提到农村五保设监护人。《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村五保供养，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村民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该条例第三条“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该条例第十三条“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提供照料，也可以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有关供养服务。”该条例第十七条“村民委员会可以委托村民对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照料。”五保户供养，乡镇负责管理，村民委员会协助，由此理由，乡镇已成为事实上的监护人，五保户管理以行政区域划分，上诉人袁姣贤系非农户，非本区域居民，2006年办理五保户时民政要求监护人，当时去办理就签上了。不应当是五保户的监护人。只能作为姊妹给袁某照顾。由于2018年2月10日，村长发视频，使五保户供养成为政治事件，在解决这一事件中，征得镇政府同意，辞去了原来办理五保户时所签的监护人。法定监护人不能等同五保户监护人。我们一直在尽法定监护人的义务。袁某在村里是五保户，属南村村民委员会管理，几十年来，村里只给过二亩地，一直是由我大哥代种，然后供给他馍、面，也给他菜。过年过节我们也给他送去节日的食品，天气变化我们给他准备被子、衣服这些生活用品。几十年来，我们从无间断过，就是到圣人涧老年福利中心，我也夏天送单衣、秋季送毛衣、冬天棉衣洗过以后有点薄，我还在里面又加了一层棉衣，做好看他穿上。在××院，我和大哥从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十七日照顾他，就是后来镇里派人去了，我也多次去到医院送吃的、衣服，还给派去人钱，叮咛他们帮忙给他买生活用具、吃的。在老年福利中心更不用说，他刚去村长就通知我和我大哥，说他刚到新地方不习惯，我大哥带着他开饭时候到灶房领饭，给他指厕所在哪里，我给他的住处买纸篓、香皂、毛巾、蚊香。后来离他近了，我经常在中午吃饭的空闲去看他，给他洗衣服、洗脸、洗脚、剪指甲，我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情绪很稳定。我给他钱，他说他有钱，在这里不花钱。他四十岁是1989年，他死的时候是2018年，89年到2018年是二十九年，可以说我们以兄弟姐妹的身份照顾他，若没有发生政治事件，他完全可以继续活着。这正说明了我们尽了法定监护人的责任与义务。作为五保户，村里没有供给他住房，没有供给他水电，是村里做的不好，这些让我们的照顾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我每次去他家都得带水，晚间去了还得带手电。村里把五保户工作没做好，三十年来我们因为村里没有人，只得忍气吞声将就着，2018年2月村长为了显示他关心五保户，即兴拍了个视频，才把真实情况暴露出来，这才遭到舆论谴责。纪检委查处后，镇里应急把人送到××院，我们抱着不给村里添乱的态度，顺从村里，同意将人送到老年福利中心，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改变工作态度，致使又出了更大的事故。事故过后，三被告互相推诿，致使很简单的一个五保户死亡事件，尸体停了85天，才安葬，责任问题一直调解不下场，只得走向法庭，我们被迫鉴定，被迫起诉。袁某意外死亡，说明五保户工作有不到之处，给死者一个公平的责任划分，也是我们尽法定监护人的义务之一。所以说一审认为“五原告作为袁某的近亲属并未尽到法定监护人职责”与事实不符，应当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责任划分不当，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圣人涧镇政府辩称，圣人涧镇政府不应该赔偿损失，敬老院不是镇政府投资建设，不应当为人民政府主管，死者系××，敬老院没有接受××的条件，敬老院为了更好照顾死者，勉强接受了死者，在敬老院发现死者××严重后，又联系了稷山××医院，但是因为××医院床位紧张，没有办法立刻送去治疗，只能暂时由敬老院继续照看，而且敬老院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人员只有三个人，在事发前的当天晚上11点时，负责人岳胜利查房时，死者正在房内睡觉，该行为我们认为敬老院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死者翻墙外出，是偶然性事件，不能要求敬老院对该偶然性事件做出较大的防御措施，而且死者翻墙外出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其死亡，其死亡原因是由第三人行为造成的，综上，敬老院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郭强强辩称，我车是静止的，死者翻墙出来，是由于敬老院看管不力，没有一个人能证明死者是怎么死亡的。 鸿瑞料场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袁某的死亡结果系平陆县圣人××镇老年福利中心、郭强强、鸿瑞料场三方原因力结合所致”，以答辩人“没有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尽到避免使他人陷入不安全境地的审慎注意义务”，从而认定答辩人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答辩人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铝矾土加工及销售”，无论任何人来到答辩人料场拉料，答辩人仅对拉料人员的安全性负责，而无法对拉料车辆里能容纳多少料及是否有人负责，原判要求答辩人尽到的审慎注意义务，已经完全超出了常理。对于拉料车辆本身能容纳多少及拉料车除了司机位置以外是否有人，答辩人并不对类似于本案袁某是否在车斗里具有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换言之，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对卡车司机、乘客、车斗里是否有人根本不是答辩人应尽的注意义务。答辩人对袁某的死亡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没有和被上诉人平陆县圣人××镇人民政府、郭强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以原判认定“袁某的死亡结果系平陆县圣人××镇老年福利中心、郭强强、鸿瑞料场三方原因力结合所致”完全错误。而且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文书载明“综合分析，袁某不排除压迫胸腹部所致死亡”，并没有明确认定袁某的死亡原因有且只有压迫胸腹部所致死亡这一种，死亡时间也未明确，也无其余证据佐证袁某的死亡原因，无法证实袁某的死亡和郭强强到鸿瑞料场装料之间具备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袁某“在该货车内被装满的铝土矿掩埋窒息致死的客观事实”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袁某的死亡与答辩人平陆县圣人××镇鸿瑞料场并无因果关系，答辩人对车斗里是否有人也并无审慎注意的义务。综上，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共同作用，导致受害人死亡，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事实不符合，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二、原审法院认定“五原告作为袁某的近亲属并未尽到法定监护人职责”，不予支持其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事实认定正确。答辩人在原审中提供了上诉人袁姣贤辞去监护人职责的申请书，上诉人袁姣贤也予以认可。不论上诉人袁姣贤辞去的监护人是五保户监护人还是法定监护人，在袁某2018年5月从运城市××院出院后，上诉人五人均争相推诿，均不愿担任袁某的监护人是客观事实，所以平陆县圣人××镇南村村民委员会只能指定组长解景波担任袁某的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而从2018年5月至袁某2018年12月26日死亡期间，上诉人五人均未担任袁某的监护人，也未尽过法定监护人职责，而在袁某死后可能有死亡赔偿金的情况下才来主张所谓的监护人职责，其主张完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认定“五原告作为袁某的近亲属并未尽到法定监护人职责”，不予支持其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应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毫无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三、被上诉人诉讼主体并不适格，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2018年5月至袁某2018年12月26日死亡期间，是平陆县圣人××镇南村村民委员会指定组长解景波担任其监护人。2018年7月16日，袁某被解景波送到了平陆县圣人××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服务合同关系是发生在解景波与××县圣人××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之间，至于袁某在服务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其他原因致死，根据合同相对性，能主张权利的，只能是合同的一方解景波。据此，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因此，恳请二审人民法院在查明本案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依法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被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被上诉人21433．2元损失! 圣人涧镇政府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晋0828民初846号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工作。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其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并接受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仅对自己举办的敬老院有管理权。而本案中，涉案敬老院从项目立项一直到建设完工，一直是由平陆县民政局负责。在敬老院建设完成后，每年敬老院的运营经费是由民政局向财政局申请，运营经费的支出也需经过民政局批准。上述事实足以认定该敬老院系平陆县民政局举办并管理。故，涉案敬老院非上诉人举办，上诉人没有管理权，那么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1、首先，死者系五保户，无人照顾，并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在运城××医院治疗后，便由其监护人将其送到了敬老院。虽敬老院不具备接受××人的条件，但为了死者的安全着想，敬老院暂时接收了死者。随后敬老院及其监护人便联系稷山××医院准备对其进一步治疗。因稷山××医院暂时床位紧张，只能暂时由敬老院继续照顾死者的生活起居。但是，敬老院毕竟不是专门的××医疗机构，无法也不能将设施安装××院一样。加之敬老院本身就人员短缺，资金紧张，仅能照顾老人正常的生活起居。在此条件下，敬老院已尽最大的能力照看死者。2、在事发前一天晚上11点时，负责人岳胜利查房时，当时死者正在房内睡觉。作为公益性质的敬老院，人员本来就少，不可能派专门人员24小时对死者进行看护，已尽到最大的努力为老人提供供养和服务，以及提供安全合格的设施、设备的，以保障老人的安全。3、敬老院因资金紧张，仅有1名值班人员且24小时值班，他的职责仅是对正常进出大门的人员进行登记审核并且在晚上关好大门，防止外人进入，不可能在凌晨的时候还时刻关注是否有人翻门外出。4、本案中的敬老院系公益性机构，不应承担因死者本人行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且此不属于养老院本身的服务和设施、设备安全而产生的责任。死者本人半夜翻门外出系偶然事件，不能因此而加重养老院的安全保障义务。故，结合敬老院的实际情况、敬老院在晚上十一点查房和晚上关闭大门等行为，已尽到敬老院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三、政府按规定支付了安葬费用，村组也提供了一定金额的帮助，被上诉人应退回政府和村组。1、死者系五保户，在其死亡后，民政部门按规定支付了相关的安葬费用。2、死者生前，各被上诉人拒绝承担监护人义务，由其所在的村干部代表村组，作为监护人与民政部门签订了监护协议，在死者死亡后，所在村委会也筹集了1万元交给了五被上诉人帮助了被上诉人。3、若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目前死亡赔偿金虽不是遗产，但具有遗产的性质。那么，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被上诉人继续遗产，则应当将供养费用退回，为此，建议人民法院应向民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由民政部门收回为死者提供的供养费用和村组提供的帮助费用。 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辩称，一、上诉人圣人涧镇人民政府主体适格。《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工作。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其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并接受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说明圣人涧镇政府对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敬老院）有管理职责。同时，根据一审证据“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的简介中有“在上级民政部门和县民政局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表述，说明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隶属圣人涧镇政府管理，同时，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还挂有一个圣人涧镇敬老院的牌子，事故发生后被摘掉，在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主任岳胜利的询问笔录中也可以看出，人员使用和工资发放均由镇民政办具体实施，由于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没有独立法人资格。所以说，一审判决镇政府承担责任主体适格。二、圣人涧老年服务中心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l、上诉人提到“死者是五保户，无人照顾"并非事实。死者袁某，年轻时与兄弟们分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性格孤僻，一直一个人生活，有村里本组原居民组长吉宏彦的证明，由于被人冤枉过，不与人交往，土地下放以后，他就一直在家里，不去参加劳动，其生活就靠大哥大姐帮助。2006年办理五保户时，其妹袁姣贤签了五保供养协议，开始时政府每月发放50元补助，口粮地由大哥代其耕种，补助以外所需钱物，生活消费还是由其兄妹供给。由于老院年久失修，邻居相继搬走，路也不好，没水，大哥让住自己家他不去，没办法，其妹与大哥送水送面送馍送菜送衣服。2008年农村危房改造时，大哥就给村里上报了，没有回音。2016年再次申请，民政安排在村委会盖了一间房，直到2018年事发都没让住，因为大哥与其妹都不是村里户口，没有办法。2017年夏天，其妹收拾同院三哥的窑洞让他住，他住了两天自己搬了出来，说那里不向阳，其妹还买了一个大浴缸，准备下雨天蓄水，计划下一步收拾他现在住的窑洞用。有邻居张贵海证明，由其妹与大哥照看期间，他有时到南村买些用品，吃的是兄妹供给的，他从来不到外面乱跑，一直在家。2018年2月初由村里把他送到运城××院，开始是监护人袁姣贤陪护，后来村里虽派李全仁在医院照料，受害人的生活及用品，还是靠兄妹安排，换洗衣服由兄妹准备，兄妹看望时给受害人洗头、洗脚，并给照料人李全仁、王文波留钱，让他们替受害人买日用品。2018年7月，转入圣人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兄妹当天就去了福利服务中心，为其送去生活用品，发现其感冒并且头上有癣，为其送药，随后还经常去送衣服、送吃的、洗头、剪指甲，直到意外死亡都不存在没人照料的事实。2、上诉人提到“死者在运城××医院治疗后，便由其监护人将其送到了敬老院。虽敬老院不具备接受××人的条件，但为了死者的安全着想，敬老院暂时接收了死者。随后敬老院及其监护人便联系稷山××医院准备对其进一步治疗。因稷山××医院暂时床位紧张，只能暂时由敬老院继续照顾死者的生活起居”。首先，出院是否具备出院条件。其次敬老院既然不具备接收条件为什么要接收。《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接收患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护理能力。"第三说随后就和稷山××院联系，从7月份到12月份五个月仍然以没有床位的借口敷衍，这完全是缺乏责任心，一味推脱责任的表现，说是为了安全着想，实际上是将受害人置于无人护理的环境中不管不顾，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敬老院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不完善的管理措施，发生事故是必然的，不是一审判决中认为的偶然现象。3、敬老院人员并不短缺。《山西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第二十二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按照与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供养人数不低于1：10比例聘用服务人员”。敬老院有两名工作人员，供养（连同受害人）三人，人员并不短缺。如果认为受害人入住没有专业护理人员，完全可以向上级民政部门申请。4、敬老院资金并不紧张。《山西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第二十一条：“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将政府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管理经费划入财政预算，并提供必要的设备”“管理费用包括管理服务人员费用、办公费、房屋建设维修费、取暖费、水电费等相关项目”。受害人入住老年福利中心以后便按规定办理了集中供养入住手续，经费财政按时拨付，一审中提交有拨款的证据，不存在资金短缺。5、未按值班要求进行值班。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有值班制度（一审已提供），值班时间为每日17：30至次日8：30，由上诉人出示，岳胜利只是晚上11：00去查一次房，其余时间均不在岗，没有按照值班制度要求值班（查一次房并不叫值班），造成入院人员走失完全是失职行为，直接导致了这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6、公益机构也应承担法律责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终止供养服务协议，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款，未尽到管理和服务义务使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因此，圣人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失职行为，使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生命权遭受侵害，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政府应该支付安葬费用，村组没有给五兄妹提供帮助。1、安葬费用国家承担是有法律依据。五保户安葬费用山西省有规定，《山西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第十三条：“集中供养的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负责办理，丧葬费按其一年供养标准给予补助。”死者由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供养，自然由民政部门承担，如果认为是第三人责任，国家不承担丧葬费，垫付丧葬费后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由第三人来承担。2、上诉人提到“死者生前，各被上诉人拒绝承担监护义务”并不存在这一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是侵权责任赔偿问题，侵权责任赔偿与监护并没有关系。既然上诉人一再说监护问题，那么我方对此有如下答辩意见：①、袁某的状况不是必须要住院。由原组长吉宏彦证明，他性格耿直，从不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好，不愿意要别人东西。头脑有毛病，是认知方面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兄妹对他都是以和气的态度，让他有受尊重的感觉，他对吃的穿的不讲究，我们就顺着他，理解他。他活到69岁，不打不闹，不伤害邻里，大家都认可他的这种生活。原支书卫启成证明，死者在其窑洞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这是他老人给他留下的一孔窑，他自小在这里长大。几十年来，除了兄妹送吃的、送衣物，他没有与别人交往过。2018年2月8日村长李文魁把他生火做饭的视频发到网上，村镇干部在现场有很多人的情况下，不顾本人拒绝，不尊重受害人意愿，强行抬了半里多路，装进停在村边的车里，说是去运城××院治疗，给其身心造成极大伤害。五保户袁某没水没电没住房，主要是解决水、电、住房不是必须去住院治疗，村镇只是为了应付突发情况，不得已将袁某送去运城××院。②五保户设监护人没有法律依据，袁姣贤辞去监护人符合五保工作要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提供照料，也可以由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有关供养服务。”第十七条第二款“村民委会可以委托村民对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照料。”委托村民是就近方便照料，袁姣贤不是本村村民，居住县城，不能就近方便照料，作为照料人也不适格，同时《山西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也没有规定设立五保户监护人。袁姣贤12年来担任五保户监护人照料其生活也有很多不便，为了配合镇政府、村委会把五保户管理工作做得更好。袁姣贤便与镇政府协商辞去了五保户监护人，这一行为符合五保工作要求。③五兄妹没有拒绝监护情节。五保户政策本身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社会福利，是由国家、集体为五保供养对象提供吃、穿、住、医、葬保障。而不是在五保工作中签一个五保户监护人协议，村委会就可以把集体应该承担的责任全推到监护人身上，没房、没电、没水都属于五保范围，由于村里几任干部都不管，所以五保户生活得不到保障。2018年村长把五保户生活视频发到网上，引起社会关注，袁某被村里送去运城××院，袁姣贤与大哥陪侍20多天后，村里安排李全仁接管病人，袁姣贤由于工作生活不便，与镇政府协商后辞去了监护人，但仍多次去医院看望。大哥袁克杰2018年已经74岁，2017年夏天也由村里搬到县城居住，二哥的五保口粮地也种不了了，其余兄妹都不在村里居住，不方便对袁某进行照料。袁姣贤辞去五保户监护人以后，镇政府没有和其他兄妹商议过监护问题，而是直接让村委会安排其他村民监护。袁某被送到敬老院后，兄妹依然经常去看望，送生活用品，进行生活照料，不存在拒绝承担监护义务的情节。④村组没有提供帮助。上诉人提到：“在死者死后，所在村组筹集了1万元，交给了五被上诉人，帮助了被上诉人”纯属栽赃陷害。受害人死亡后，五兄妹准备安葬，请人看坟地，村长得知后，专门把大哥叫到南村村委会，告知说，五保户是村里的五保户，埋人村里埋，私自看坟地影响不好。随后十多天，村民小组想要得赔偿，九组居民都传着说这下能分不少钱，半月后，村长更改手续，将自己变更为监护人，村委会也争着要得赔偿，村里开党员群众代表会讨论，争来吵去，根本没有人联系过五被上诉人，更没有给过l万元，纯属莫名其妙栽赃陷害。3、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在辞去监护人时，已将老年金卡，粮补卡，五保金卡，身份证，户口本，口粮地等全部交给村委会，只有一孔破窑洞，没有宅基证，闲置在那里，袁姣贤作为监护人，监护12年，解景波在受害人入住敬老院前监护2个月，原签的监护协议中表明五保户的财产归监护人，所以要求村委会将属于袁某的土地、宅基应为袁姣贤的份额交给袁姣贤。死亡赔偿金不属于死者本人生前财产，不在遗产范围之内，受益人只能是死者近亲属。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主张死亡赔偿金从而扣除丧葬费和五保费用没有法律依据。综合上述，圣人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敬老院），应当承担受害人死亡的相应责任，镇政府对其未办理资质手续的五保供养机构承担管理责任。 郭强强、鸿瑞料场无陈述意见。 郭强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被上诉人21433．4元的损失；二、维持原判第一、三、四项；三、本案一审诉讼费132．2元、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判以袁某因侵权致死为由，在其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均去世的情况下，认定袁克杰等兄妹五人作为其近亲属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明显错误。因为原判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己故的袁某是一个××人，无论是被上诉人诉状中的自认，还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足以认定袁某是一个××人。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辞去监护人职责的申请书，被上诉人当庭认可。从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26日袁某死亡，这一时间段里，担任袁某监护人的是平陆县圣人××镇南村村民委员会指定的解景波，即该组组长。2018年7月16日，袁某被解景波送到了平陆县圣人××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服务合同关系是发生在解景波与××县圣人××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之间。至于袁某在服务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其他原因致死，根据合同相对性，能主张权利的，只能是合同的一方解景波。因此，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二、原判认定“上诉人郭强强没有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尽到避免他人陷入不安全境地的审慎注意义务”，从而认定上诉人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对车斗里是否有人根本不是上诉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上诉人将车辆放置在空旷地段不存在对他人的生命造成威胁。上诉人对袁某的死亡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没有和原审被告平陆县圣人××镇人民政府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以原判适用《侵权责任法》要求上诉人承担10％的责任完全错误。三、一审中认定的法律关系错误。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及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的主管单位圣人涧镇人民政府共同列为被告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与圣人涧镇人民政府之间是合同关系，与上诉人间是侵权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一判决中，既判决侵权法律关系成立，又判决合同法律关系成立。这是明显的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四、上诉人并没有对被上诉人的亲属袁某造成侵权，也根本不存在过错。上诉人车辆所停放的位置与袁某的生活无任何关联，既不是交通要道，也无任何不安全因素。即使袁某死在车辆里，也是其本人的行为造成的，与上诉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更何况在本案中，袁某到底是如何死亡的、死因是什么，至今仍不清楚。只能说明袁某从上诉人的车斗里倒出来。而袁某究竟是死后到了上诉人的车上，还是在翻上车的过程中致死，这一切也不清楚。一审法院在侵权事实都没有查清楚的情况下，就主观推定上诉人有过错，并且判决上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事实依据何在?五、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是“和稀泥”式的判决，明显违背了最高院周**院长的讲话精神，即不能以“谁死谁有理”的理念来判决，而应该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准则。上诉人在无任何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却被判承担10％的赔偿责任，同时要说明的是，既然一审认为上诉人存在侵权责任，那判决10％的依据又在哪里呢?不是100％的责任，而是10％的责任，显然这是一份不负责任的“和稀泥”式判决，二审法院应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 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1、被上诉人辞去的监护人，是在五保供养协议中所列的五保户监护人，不是精神××监护人。①袁姣贤不是村民，不了解农村五保工作条例的具体规定，06年袁林袁某保供养协议，是到民政局领五保供养证时，民政局要求签字，袁姣贤就签了。几年后袁林贤办理五保户，袁姣贤也签了监护人。2015年重签供养协议时，村民政员冯连锁，拿着协议，寻到门市部让袁姣贤对五保户又签了监护人，袁姣贤一直在县百货公司上班，对所签五保供养协议内容和五保户监护人所负责任并不了解。②袁姣贤不是五保监护人。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三条：“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级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第十二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在当地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在家分散供养。”第七条：“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保证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享受符合要求的供养。村民委员会可以委托村民对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照料。”可以看出镇政府和村委会是本案所说五保户袁林袁某责任的主体，袁姣贤所签的五保户监护人与《条例》相违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和《山西省农村五保工作管理办法》均没有要求设立五保户监护人，《条例》中要求委托村民照料，主要遵循就近方便原则，袁姣贤是非农户，居住县城，不能就近照料五保户生活，作为照料人也不适格，平时照料中也存在诸多困难，为了让村委会更好地管理好五保户，袁姣贤便和镇政府协商辞去了五保户监护人。这一行为符合五保工作相关规定，并无过错。⑨袁姣贤辞去的是五保户监护人，不是精神××人。受害人袁林袁某是五保户，五保户的监护主体是镇政府、村委会，《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二条：“农村五保供养，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在吃、穿、住、医、葬给予村民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医疗是五保中的一种保障，五保户只要患有疾病，五保供养组织都应给予治疗和护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接收患有精神××染病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农村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护理能力。”由此说明，患有精神××村五保户，也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之列，《条例》也没有规定五保户患有精神××由近亲属来监护。本案五保户袁林袁某镇、村干部违背其本人意愿，强制将其抬行400余米，送到运城精神××遭受极度惊吓，造成精神恐惧，在精神××出有轻度精神分裂症。但袁林袁某份仍然是五保户，仍然适用《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住院后，也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与袁姣贤及其兄妹谈过要签精神××人问题，没有签过精神××人协议，镇、村派村民李全仁进行照料也无不妥。后来解景波所签的协议仍然是五保供养协议，不是精神××人协议。五保户的监护与民法中的监护人是有本质区别的，五保户的监护是集体，民法中的监护是个人，不能将五保户的监护人等同于民法中的监护人。所以说，被上诉人所辞的监护人，是在五保供养协议中所列的监护人，不是精神××护人。2、解景波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根据《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保证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享受符合要求的供养”，2018年7月份，袁林袁某后由解景波送入镇政府所属敬老院，由分散供养改为集中供养，集中供养依照《条例》应由镇政府与敬老院签订供养协议，解景波与敬老院即使签了供养协议，也属无效协议，更谈不上合同一方当事人。3、近亲属有权主张侵权责任赔偿。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袁克杰及五兄妹是袁林袁某亲属，依法有权就受害人意外死亡向侵权人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村委会、解景波不在近亲属之列，没有权利主张侵权责任赔偿，与其监护没有关系。袁姣贤辞去五保户监护人，受害人被安排到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符合《农村五保管理工作条例》规定，不论是镇敬老院管理受害人，还是袁姣贤监护受害人，都不能成为上诉人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二、上诉人郭强强作为车主在本案中存在一定过错。上诉人郭强强随意停车，没有将车停在停车场，未尽到安全检查义务，并由此导致受害人被运送到料场遭受填埋死亡，对受害人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法律关系明确恰当。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与圣人涧镇政府是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是侵权关系”认为法律关系错误。被上诉人与圣人涧镇政府不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没有向敬老院送人，没有签订供养合同，不存在合同关系，敬老院、车、料场三方过错导致受害人死亡，对被上诉人形成侵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三方之间只存在侵权关系，不存在合同关系。四、上诉人对受害人造成侵权，存在过错责任。上诉人车辆没有在停车场停放，也没有安全标志，上诉人使用车前没有认真检查，疏忽大意，致使严重后果发生。上诉人对受害人的侵权是从受害人死亡时形成，受害人的死亡是敬老院、车、料场三方共同作用而形成，所以说，上诉人对受害人形成侵权，有一定的过错责任。 圣人涧镇政府、鸿瑞料场无陈述意见。 鸿瑞料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被上诉人21433．2元的损失：二、维持原判第一、二、四项；三、本案一审诉讼费132．2元、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诉讼主体并不适格，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判以袁林袁某权致死为由，在其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均去世的情况下，认定袁克杰等兄妹五人作为其近亲属，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明显错误。因为原判忽略一个客观事实，即已故袁林袁某个精神××无论是被上诉人诉状中的自认，还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足以认定袁林袁某个精神××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其辞去监护人职责的申请书，被上诉人当庭认可。从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26日袁林袁某，这一时间段，是平陆平陆县圣人××镇村民委员会指定组长解景波担任袁林袁某护人。2018年7月16日，袁林袁某景波送到了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服务合同关系是发生在解景解景波与××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之间，至于袁林袁某务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其他原因致死，根据合同相对性，能主张权利的，只能是合同的一方解景波。据此，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二、原判认定被告鸿瑞料场没有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尽到避免使他人陷入不安全境地的审慎注意义务，从而认定上诉人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是一家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铝矾土加工及销售”，无论任何人来到上诉人料场拉料，上诉人仅对拉料人员的安全性负责，而无法对拉料车辆里能容纳多少料及是否有人负责，原判要求上诉人尽到的审慎注意义务，已经完全超出了常理。拉料车辆里是否还有其他人，不属于上诉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上诉人并不对类似于本案袁林袁某在车斗里具有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换言之，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对卡车司机、乘客、车斗里是否有人根本不是上诉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上诉人对袁林袁某亡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也没有和原审被告平陆平陆县圣人××镇政府、郭强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所以原判适用《侵权责任法》要求上诉人承担10％的责任完全错误。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公断，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1、被上诉人辞去的监护人，是在五保供养协议中所列的五保户监护人，不是精神××监护人。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农村五保分为两种管理形式：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分散供养由乡、镇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供养服务协议。村民委员会可以委托村民对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照料。镇政府和村委会是本案所说五保户袁林袁某责任的主体，袁姣贤所签的五保户监护人《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和《山西省农村五保工作管理办法》均没有要求设立，《条例》中要求委托村民照料，主要遵循就近方便原则，袁姣贤是非农户，居住县城，不能就近照料五保户生活，作为照料人也不适格，为了让村委会更好的管理好五保户，袁姣贤和镇政府协商辞去了五保户监护人，符合五保工作要求。受害人袁林袁某是五保户，五保户的监护主体是镇政府、村委会，医疗是五保中的一种保障，五保户只要患有疾病，五保供养组织都应给予治疗和护理。《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接收患有精神××染病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农村供养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治疗护理能力。”由此说明，患有精神××村五保户，也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之列，依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袁林袁某排在敬老院集中供养，符合农村五保供养工作要求。2018年2月袁林袁某，诊断为轻度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与袁姣贤及其兄妹谈过要签精神××人问题，没有签过精神××人协议。后来解景波所签的协议仍然是五保供养协议，五保户的监护是集体，民法中的监护是个人，不能将五保户的监护人等同于民法中的监护人。被上诉人所辞的监护人，是在五保供养协议中所列的监护人，不是精神××人。2、解景波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2018年7月份，袁林袁某后由解景波送入镇政府所属敬老院，由分散供养改为集中供养，集中供养依照《条例》应由镇政府与敬老院签订供养协议，解景波与敬老院即使签了供养协议，也属无效协议，更谈不上合同一方当事人。3、近亲属有权主张侵权责任赔偿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袁克杰及五兄妹是袁林袁某亲属，依法有权就受害人意外死亡向侵权人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村委会、解景波不在近亲属之列，没有权利主张侵权责任赔偿，与其监护没有关系。袁姣贤辞去五保户监护人，受害人被安排到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符合《农村五保管理工作条例》规定，不论是镇敬老院管理受害人，还是袁姣贤监护受害人，都不能成为料场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二、鸿瑞料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显失公平。1、鸿瑞料场上诉中提到只对拉料人安全负责，对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认识有偏差。鸿瑞料场是一个个体工商企业，从事铝矾土加工及销售。企业安全生产的责任包括诸多方面，鸿瑞料场厂区范围内所有安全问题料场都需要负责，对拉料人安全负责只是料场安全生产很小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不能以偏概全，推卸责任。2、鸿瑞料场直接致人死亡，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受害人袁林袁某鸿瑞料场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装料时没有对车厢进行检查，直接装料将受害人活埋致死，料场是这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侵害受害人生命权，需要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10％民事赔偿责任显失公平。3、五兄妹对料场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过失致人死亡保留刑事追诉权利。本案由于敬老院的失职行为、车和料场的安全疏忽过错造成受害人被活埋致死，构成侵权行为。敬老院和车的过错是本案侵权的前期铺垫，不至于让受害人死亡，但料场安全生产观念淡薄，在生产、作业中违反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直接导致受害人被活埋致死，侵犯公民生命权利，构成刑事犯罪。作为受害人近亲属，不能容忍这一事实。为了给受害人不白之死伸冤，保留对鸿瑞料场刑事犯罪的追诉权利，如果料场一直不能认识自己的过错，推脱抵赖，那么，五兄妹将启动法律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 圣人涧镇政府、郭强强无陈述意见。 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赔偿袁林袁某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费用共计244332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袁林袁某陆平陆县圣人××镇村五保户，未婚、父母均逝世。五原告系袁林袁某弟姐妹。2018年7月以前袁林袁某城市稷山县精神××进行治疗，2018年7月16日袁林袁某任本组组长解景波（袁林袁某护人）送到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2018年12月26日凌晨4时左右，袁林袁某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的大门外出，进入停放在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旁车牌号为晋M晋Ｍ×××××车车箱内，该货车车主郭强强未检查货车车箱，于凌晨5时左右将该车开往鸿瑞料场装矿后运至三门峡市开曼铝厂，当日10时许晋M晋Ｍ×××××车在三门峡市开曼铝厂卸货时发现有异物埋于矿石中，该异物为一具尸体。三门峡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接到报案后，经查被发现的尸体为袁林袁某经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死者袁林袁某其机械性损伤死亡、排除因毒物中毒导致的死亡、心肌未见其有新鲜或陈旧性梗死、其他脏器未见致死性病××变，结合案情调查及现场情况，死者填埋于矿石堆中，体位受压固定于密闭环境中，严重缺乏空气，矿石填埋重压致使胸廓呼吸运动严重受限。综合分析，袁林袁某除压迫胸腹部所致死亡。 同时查明，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于2010年10月开工建设，2011年5月一期工程竣工，是由平陆县民政局和圣人涧镇政府规划设计建设的一处现代化公寓式的敬老院。平陆县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建设费用及运营费用均由平陆县民政局向县政府提出请示，批准后，由平陆县财政局直接支付给平陆平陆县圣人××镇政府民政专户。 又查明，袁林袁某949年12月1日出生，户籍为农业家庭户口。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平陆县圣人涧镇南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文书及三门峡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询问笔录》、平陆县民政局关于申请敬老院运营经费的请示、平陆县民政局关于解决2017年乡镇敬老院运行经费的请示、平陆县民政局2018年敬老院经费预算资金的申请、财政直接支付凭证（入账通知）三份、圣人涧镇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简介及值班制度、平陆县人民法院对岳胜利的询问笔录、平陆县人民法院（2019）晋0829民初502号民事判决书、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3303号民事裁定书、2018年3月1日袁姣贤的辞职申请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当庭质证，本院应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袁林袁某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损害属侵权范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袁林袁某权致死，在其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均已逝世的情况下，其兄弟姐妹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五人作为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故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依据圣人涧镇政府提供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工作。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其举办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并接受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乡镇政府对其所辖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负有法定管理职责，因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未注册登记，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故圣人涧镇政府作为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的上一级管理者参与诉讼主体适格。 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文书所述“死者袁林袁某其机械性损伤死亡、排除因毒物中毒导致的死亡、心肌未见其有新鲜或陈旧性梗死、其他脏器未见致死性病××变，结合案情调查及现场情况，死者填埋于矿石堆中，体位受压固定于密闭环境中，严重缺乏空气，矿石填埋重压致使胸廓呼吸运动严重受限。综合分析，袁林袁某除压迫胸腹部所致死亡。”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高度可能性标准，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足以认定袁林袁某4点左右从圣人涧镇老年福利中心翻门而出后进入郭强强所有的晋M晋Ｍ×××××车车箱，随该货车进入鸿瑞料场装铝土矿，在该货车内被装满的铝土矿掩埋窒息致死的客观事实，袁林袁某亡结果系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中心、郭强强、鸿瑞料场三方原因力结合所致，故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中心、郭强强、鸿瑞料场均应承担相应责任。袁林袁某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中心大门攀越而出，进而进入被告郭强强所属晋M晋Ｍ×××××车车箱后被掩埋致死，该老年福利中心未尽到看护、管理义务，存在一定过错，理应就其看护不力、管理不当承担相应责任。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中心系被告圣人涧镇政府管理的公益性质福利机构，袁林袁某五保户自2018年7月起即在该老年福利中心接受供养，日常生活所需费用为当地政府财政负担。根据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中心的过错程度、供养性质，本院酌定由其管理单位被告圣人涧镇政府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袁林袁某事故的发生虽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但被告郭强强和被告鸿瑞料场如若有一方能够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尽到避免使他人陷入不安全境地的审慎注意义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不会逝去，本案的悲剧就能够避免。经综合考量，本院酌定被告郭强强和被告鸿瑞料场各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山西省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88元与山西省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424元之和计算，原告死亡时69岁，计（10788元+8424元）/年×11年＝211332元，被告圣人涧镇政府、被告郭强强、被告鸿瑞料场均无异议，该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2.鉴定费3000元，有鉴定费票据为证，本院予以支持； 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袁林袁某亡会给其近亲属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但考虑到五原告作为袁林袁某亲属并未尽到法定监护人职责，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平陆平陆县圣人××镇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各项损失共计42866.4元（214332元×20%)。二、被告郭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各项损失共计21433.2元（214332元×10%)。三、被告平陆平陆县圣人××镇料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各项损失共计21433.2元（214332元×10%)。四、驳回原告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22元，由原告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袁某贤亮、袁姣贤共同负担793.2元，被告平陆平陆县圣人××镇政府负担264.4元，被告郭强强负担132.2元，被告平陆平陆县圣人××镇料场负担132.2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提供两份证据，证据一，村长书记写的证明材料，证明：死者当时并非精神××。证据二，邻居的证明，证明：死者虽然有毛病，但是并不随意往外跑。圣人涧政府质证认为，根据民诉法规定，证人需要出庭作证，仅靠证人证言，对真实性有异议。其次村长书记不能证明死者没有精神××无精神××有专业机构鉴定。一、二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死者具有轻微精神××强强质证认为，没有精神××可能跑到我车上，正常人并非有此行为。鸿瑞料场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另，同意镇政府的意见。因两份证据的提交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组织质证，故对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2、原审确定各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是否正确；3、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予支持；4、圣人涧镇垫付的丧葬费应否退还。 关于焦点1，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为死者的兄弟姐妹，为死者的近亲属。死者父母已经去世，无配偶、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死者生前由其村民委员会指定的监护人解景波只有保护死者生前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等，不享有死者财产的所有权及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故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没有注册登记，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圣人涧镇政府为该中心的管理单位，其被告主体资格适格。 关于焦点2，原审查明，死者袁林袁某018年7月16日被送往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2018年12月26日凌晨4时左右翻越该中心大门，爬上停放在该中心大门外的货车车箱内，后在卸货时发现袁林袁某该货车，后公安机关鉴定，不能排除货车在鸿瑞料场装货时被矿石填埋导致其死亡。故原审依据该鉴定结论认定袁林袁某因正确。平陆平陆县圣人××镇福利服务中心规定由专人24小时值班，对死者翻越大门应及时发现并予以阻止，但其疏于管理，未尽到管理责任，致使死者翻越大门外出，原审考虑到其公益性质，酌定其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案事故虽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但货车车主郭强强开车前未对车辆进行全面安全检查、鸿瑞料场未尽到审慎的安全注意义务，为使郭强强、鸿瑞料场在以后的工作中，更为严格地履行各自的安全检查及注意义务，原审判决各自承担10%的民事赔偿责任亦无不当。 关于焦点3，因死者父母已去世，无配偶、无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应为死者的法定监护人，袁姣贤虽然曾担任过监护人，但于2018年5月，袁姣贤辞去了监护人资格，由死者所在村民委员会指定死者所在居民组组长解景波担任监护人。死者袁林袁某前，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均非死者监护人，原审认为其不履行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对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4，因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并未请求加害人支付丧葬费，圣人涧镇政府亦未提出反诉，且圣人涧镇政府给付丧葬费是其履行对五保户生养死葬的法定义务，故对于圣人涧镇政府请求退回其垫付的丧葬费不予支持。至于圣人涧镇政府请求退回死者所在村民委员会支付的费用，圣人涧镇政府非权利主体，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各上诉人上诉请求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87元，由上诉人袁克杰、袁玉珍、袁林贤、袁贤亮、袁姣贤负担1943元，由上诉人平陆县圣人涧镇人民政府负担872元，由上诉人郭强强负担336元，由上诉人平陆县圣人涧镇鸿瑞料场负担3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军武 审判员  王玉林 审判员  张 杰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李 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