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22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淑菊，女，195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男，198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英，女，1934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杰，山东一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隋克仁，男，197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山东鲁宁（即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蕾，山东鲁宁（即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江淑菊、高伟、李春英因与被上诉人隋克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20）鲁0282民初11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淑菊、高伟、李春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453876.97元（上诉金额429667.04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关于高产正的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因果关系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高产正的死亡与本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已将鉴定责任分配给了被上诉人，无法作出鉴定意见的情况下，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显然前后矛盾。2.即便不能鉴定出因果关系，在没有相关医学意见的情况下，法院也不应当认定高产正的死亡与交通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受害人高产正于2017年4月4日发生交通事故，2017年5月22日，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不足两个月便死亡，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交通事故。本案事故发生前，高产正身体健康，一切正常，直到事故发生的当天还在青岛佳源物业公司上班。事故发生后，高产正全身多处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失血性休克、脾破裂、肋骨骨折、肺部感染、腹腔积液、腰椎横突骨折、多发性面部骨折、创作性腹膜后血肿、肾挫伤、颅骨多发量折、气颅、额弓骨折、上颌骨额空骨折、上颌窦壁多发骨折、副鼻窦积血、双侧眶壁骨折。之后虽经医院抢救没有丢失性命，但其情况依然非常严重，随时有丧命的危险，直到出院时，其所受到的伤仍然未能痊愈。本次事故给高产正身体造成的直接伤害是致命的。如果法院仅仅因为被上诉人方提出高产正的死亡与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就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这对于上诉人来说是显失公平的。3.上诉人的家庭生活本不富裕，事故发生后支付了高额医疗费，从事故的发生直到现在，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经济赔偿，这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都是讲不通的，被上诉人应对此受到良心的谴责。4.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高产正的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不应予以支持。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上诉人对于医疗费中是否存在治疗自身疾病产生的费用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该部分费用也不应予以支持，应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却又支持了该部分诉讼请求，这明显是互相矛盾。 隋克仁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被答辩人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通过高产正死亡前病例记载，死亡是因肺部疾病以及家属放弃治疗所致，并非交通事故所受之伤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是2017年4月4日，高产正死亡时间是2017年5月24日。根据高产正死亡前门诊病历记载：2017.5.22日11:55分，“患者2月余前开始出现胸闷憋气，伴随咳嗽……既往有肺气管扩张、肺气肿病史。”有家属高伟签字。诊断：胸闷原因待诊，慢性肺源性脑病……肺气肿。2017.5.22日12:53分，“建议患者收住ICU病房，患者及家属拒绝，签字为证。”有家属高伟签字。2017.5.22日13:18分，“反复哮喘20余年，加重伴双下肢浮肿5天，咳嗽……。既往:有支扩病史20年。……患者存在呼吸衰竭，支扩伴重等”诊断：呼吸衰竭、支扩伴感染。2017.5.23日12时“请ICU会诊”2017.5.23日19:30分，“……拒绝气管插管……”，有家属高伟签字。2017.5.24日0:10分，“……拒绝气管插管……”。2017.5.24日9:43分,再次告知病情以后，建议气管插管，家属考虑。2017.5.24日13:45分，“病史同前，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因其症状加重甚至危及生命向其家属介绍，坚持出院。签字：高伟。”通过上述诊疗过程足可证实高产正的死亡原因系其多年的肺部疾病，并非交通事故所受之伤。2.上诉人负有证明高产正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通过上述病历记载，高产正因肺部疾病及家属放弃治疗死亡，上诉人主张死亡后果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义务。上诉人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在无证据证明情况下，主张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死亡赔偿责任明显对被上诉人不公。3.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所主张的医疗费系交通事故发生后高产正的治疗费用，被上诉人主张其中存在治疗即往病史的费用，但无法鉴定，亦未提交证据，故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系一审法院遵守“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体现。上诉人以此推定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相互矛盾明显错误。 江淑菊、高伟、李春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44699.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14天×100元/天）、护理费1400元（14天×100元/天）、交通费1000元、丧葬费34098.5元（68197元/年÷12个月×6个月）、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868.41元（68197元/年÷365天×10天×3人）、死亡赔偿金1089680元（54484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58776.67元（35266元/年×5年÷3人），合计1232923.24元,根据事故责任，原告主张453876.97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4日17时许，高产正骑两轮摩托车沿湘江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处驶入路左，遇隋克仁驾驶二轮摩托车沿湘江三路由西向东行驶，两车相撞，致车辆损坏，高产正受伤。2017年5月24日，高产正死亡。江淑菊系高产正之妻，高伟系高产正之子，李春英系高产正母亲。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事故发生概况。2017年4月4日17时许，高产正驾驶两轮电动车沿湘江三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处驶入路左，遇隋克仁驾驶两轮摩托车沿湘江三路由西向东行驶，两车相碰撞，致车辆损坏，高产正、隋克仁受伤。二、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结果。2017年4月24日，青岛市即墨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高产正负事故主要责任，隋克仁负事故次要责任。三、受害人概况及近亲属概况。高产正，男，1957年5月5日出生；江淑菊，女，1958年11月18日出生，系高产正之妻；高伟，男，1984年5月4日出生，系高产正之子；李春英，女，1934年4月3日出生，系高产正之母。四、受害人治疗过程。2017年4月4日，高产正因交通事故受伤进入即墨市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腹部损伤、创伤性脾破裂、失血性休克、腹腔积液、肋骨骨折、腰椎横突骨折、面骨多发骨折。2017年4月4日，高产正进行剖腹探查术、脾脏切除术，术后转ICU监护治疗。病情稳定后转回普通外科（胃肠）继续对症、请骨科等科室会诊治疗。2017年4月18日，高产正出院。出院诊断为创伤性脾破裂、失血性休克、肋骨骨折、腹腔积液、腰椎横突骨折、面骨多发骨折、创伤性腹膜后血肿、肾挫伤、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颅骨多发骨折、气颅、双侧眶壁骨折、颧弓骨折（右）、上颌骨额突骨折（左）、上颌窦壁多发骨折、副鼻窦积血、胆囊结石。出院医嘱为1.建议休息……4.肋骨、面骨、腰椎横突等骨折情况，建议上级医院进一步明确病情，1周后（2017.04.26）门诊复诊治疗。2017年5月22日，高产正因胸闷憋气2月余，加重10余天,进入即墨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门诊诊断为慢性肺源性脑病、支气管扩张、肺气肿。2017年5月24日，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高产正出院。同日，高产正死亡。五、鉴定情况。因隋克仁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高产正因自身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交通事故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2020年7月27日，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退案说明，认为高产正现已死亡，且未进行尸检，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二）之规定，不予受理。2020年9月2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说明函，认为依据现有材料无法明确被鉴定人因自身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无法明确被鉴定人死亡与本次交通事故之间的关联性，无法完成鉴定委托。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之相关规定，不予受理。六、人身损害费用。医疗费44699.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14天×100元/天）、护理费1400元（14天×100元/天）、交通费1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高产正与隋克仁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由青岛市即墨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作出认定，与法院查明事实相符，法院依法予以认定。法院酌定高产正承担事故70%、隋克仁承担事故30%的责任。高产正去世后，江淑菊、高伟、李春英作为其近亲属，有权就其合理损失向被告主张赔偿。本案争议焦点系高产正的死亡后果与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原告主张，本案事故发生前高产正虽然有肺气肿慢性疾病，但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事故发生直接导致高产正身体多处急性创伤，其中包括肋骨骨折、肺部感染，说明身体该部位受到事故的严重伤害，进而引发肺部脑病等疾病，应当认定由事故所致。高产正第一次住院出院时，伤情也未痊愈，出院后不足一个月便死亡，如被告不能证明高产正系因其他原因导致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主张，高产正因交通事故第一次住院时，并未导致其出现呼吸衰竭等症状，出院时，身体状况良好。高产正第二次到医院治疗时，出现生命危险的原因是肺部脑病，即肺功能衰竭引发的脑组织损伤。纵观第二次的治疗过程，并没有治疗过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伤，因此高产正死于肺部疾病导致的呼吸衰竭，并不是交通事故导致。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法院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系特殊侵权责任纠纷，受害人应举证证明交通事故与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依法委托两次鉴定后，鉴定机构均无法做出鉴定意见。因果关系问题涉及专业医学领域，在没有相关医学意见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对交通事故与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认定。鉴定责任的分配，系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证据质证、事实认定及司法实践惯例作出的初步分配，并非对举证责任的最终确认。因此，原告主张由申请人承担鉴定不能的不利后果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高产正医疗费44699.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14天×100元/天）、护理费1400元（14天×100元/天）、交通费1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且要求合理，法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丧葬费34098.5元、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868.41元、死亡赔偿金10896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8776.67元，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高产正死亡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对该部分主张，法院暂不支持。被告主张医疗费用中存在治疗自身疾病产生的费用，未提交证据证明，对该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法院确认原告合理损失为：医疗费44699.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护理费1400元、交通费1000元。医疗费44699.67元超出交强险10000元限额，按照事故责任被告应赔偿医疗费20409.9元【（44699.67元-10000元）×30%+10000元】，被告共应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24209.9元（20409.9元+1400元+1400元+1000元）。判决：一、隋克仁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江淑菊、高伟、李春英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4209.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江淑菊、高伟、李春英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高产正的死亡与本案交通事故是否有因果关系。关于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本案责任构成要件为：违法行为、因果关系、过错、损害后果。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高产正死亡损害后果的侵权责任，应当举证证明高产正死亡后果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是否能够推定高产正的死亡与本案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经一审查明，2017年4月4日，高产正因交通事故受伤进入即墨市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腹部损伤、创伤性脾破裂、失血性休克、腹腔积液、肋骨骨折、腰椎横突骨折、面骨多发骨折。2017年4月18日，高产正出院。2017年5月22日，高产正因胸闷憋气2月余，加重10余天,进入即墨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门诊诊断为慢性肺源性脑病、支气管扩张、肺气肿。2017年5月24日，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高产正出院。同日，高产正死亡。综合上述医疗过程，高产正死亡前入院治疗的疾病与因本案交通事故受伤入院治疗的伤情并不吻合，不能据此推定高产正的死亡与本案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因上诉人未举证证明高产正死亡后果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请求赔偿高产正死亡赔偿金及其死亡引起的其他损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45元，由江淑菊、高伟、李春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牛珍平 审判员   杨海东 审判员   袁金宏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王小梅 书记员 贾晓颖 书记员王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