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5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住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山西泰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3，住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1（系张某3丈夫），住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某2（系张某3儿子），1982年9月21日，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4，住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张某4丈夫），住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山西泰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5，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某、赵某，山西三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某1、张某3、张某4因与被上诉人张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2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张某3、张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上诉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侵害上诉人诉讼权利。一审开庭前，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涉案遗嘱上史玉梅的签字与其生前的其他文书上的签字予以同一性鉴定。但一审法院未对此作出回应，一审判决也对此彻底回避，侵害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二、认定涉案遗嘱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系典型的枉法裁判。1.遗嘱形式方面不合法。涉案遗嘱生成形式为打印稿，形式上有立遗嘱人史玉梅签字和受益人张某5签字。可证，该遗嘱形式上既不符合法定的自书遗嘱的形式，也不符合法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更与公证遗嘱、口头遗嘱、录音遗嘱无关。2.遗嘱内容方面不合法。涉案房产系政府发回去台人员张逢吉之私产。张逢吉子女众多。除长子张昌荣在国内定居外，张逢吉及其他子女在海外居住。因此，政府文件指定由张昌荣代管。张昌荣并非涉案房产所有权人，作为张昌荣之配偶史玉梅更非涉案房产所有权人。因此，史玉梅以遗嘱形式将涉案房产交由被上诉人继承，系无权处分行为。3.被上诉人的视频证据。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的视频证据，认定遗嘱是史玉梅真实意思表示是典型的枉法裁判。理由是：视频证据一段仅5秒，一段为1分26秒，并不能完整、客观反映史玉梅签署遗嘱的过程。视频资料仅能证实史玉梅在一份文件上签名，但该份文件是否为涉案遗嘱却无法证实。另外，涉案遗嘱由三张打印稿形成，但最关键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中间一张，视频资料却无法证实史玉梅在该页签名。另外，开庭时上诉人明确提出质证意见，视频资料无法反映史玉梅签字的文件内容，但唯一可以辨识清楚的文件落款时间，却与涉案遗嘱上落款时间的写法明显不同。一审判决在视频资料根本不能证实史玉梅签字是在涉案遗嘱上签字的情况下认定涉案遗嘱是史玉梅真实意思表示是典型的枉法裁判。三、授权委托书终止的法律后果不是其效力消灭吗？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涉案授权委托书因委托人死亡而终止，一方面又以原告主张委托书效力消灭无法律明文规定，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法律有举重明轻之功能，亦有举轻明重之功能。授权委托书效力终止，法律后果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消灭，在此种情况下，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不消灭吗既然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请求的委托书效力消灭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上诉人并无委托书终止的请求，一审判决委托书涉及的委托事项代理终止岂非超出上诉人的诉请范围，而被上诉人并未就此提出反诉，一审判决何必多此一举综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涉案遗嘱形式和内容均不合法，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证据并不能证明史玉梅是在涉案遗嘱上签字，一审判决认定涉案遗嘱是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系典型的枉法裁判。应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补充：在一审起诉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没有颁布，我们引用的准据法是继承法第22条，继承法司法解释第59条，上述法律没有明确的把打印遗嘱列入法定的遗嘱形式，上诉以后民法典颁布，2021年正式施行，民法典1136条规定了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15条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1136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本案案涉的财产并没有处理完毕，所以依据上述规定，应适用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被上诉人张某5辩称：一、一审判决以案涉遗嘱并非伪造为由，驳回上诉人原诉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有效。首先，根据上诉人原诉请，其以案涉遗嘱涉嫌伪造为由，诉请确认遗嘱无效。故答辩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案涉遗嘱是否系伪造，而非其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或其内容是否具有合法性。针对该争议焦点，答辩人在原审中提供有立遗嘱人史玉梅签署《遗嘱》时的视频资料，可证实案涉《遗嘱》系立遗嘱人意识清醒下亲自签署，同时提供有立遗嘱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证书》、《身体委托书》等证据材料，上述证据材料笔迹及所表达的意思表示一致，亦可印证案涉《遗嘱》的真实性。且上诉人在原审中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遗嘱系伪造的，亦未在庭审中提出书面的鉴定申请，原审基于此驳回上诉人相应诉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有效。其次，关于案涉遗嘱的合法性。答辩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的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之规定，案涉《遗嘱》每页均有立遗嘱人史玉梅本人签字捺印，其签字按印过程未受他人威胁、胁迫，签字按印真实合法有效。虽然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对遗嘱的形式有严格的要求，但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通过计算机打印文字、视频录像传输等形式亦能真实表达行为人意愿，同时已成为现代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另202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亦肯定了打印遗嘱的形式，故案涉《遗嘱》应视为合法有效的自书遗嘱。二、关于《授权委托书》涉及的委托代理的事项是否应当终止的问题。答辩人虽然认为，根据该委托书的委托内容主要系涉及委托人史玉梅去世后的房屋管理事项，依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四条：“委托人死亡、终止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终止的，委托合同终止；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之规定，该委托书当属不宜终止的情形，但答辩人出于息诉、化解矛盾的目的，对此并未提出上诉，尊重原审判决，同时认为原审判决判决“终止”的表述属严谨的法言法语并无不当。补充意见：虽然上诉人援引了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相关规定，但是该立法的目的是在规范民法典实施之后对于一些遗嘱上的形式要求，那么不能以此来苛责在民法典尚未颁布实施，甚至民法典草案还没有起草的前提下公民的一些法律行为，尤其是在当时立遗嘱时，我国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亦有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那么原审判决首先基于上诉人也就是原告的诉请，在基于当时的法律规定驳回原告遗嘱系伪造而无效的诉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某1、张某3、张某4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史玉梅于2016年7月16日所立遗嘱无效；2.确认已故史玉梅生前为被告出具的授权书因史玉梅亡故而效力消灭；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昌荣与史玉梅育有二子二女,分别为长子张某1、次子张大宾、长女张某3、次女张某4。张昌荣于1989年6月26日去世,史玉梅于2019年8月去世,次子张大宾于2016年去世。被告张某5为张大宾独子。张昌荣去世后，史玉梅随次子张大宾共同生活，张大宾去世后，史玉梅随孙子张某5共同生活，史玉梅去世时，后事由张某5进行处理。案涉房产三桥街三十六号院（原太原市××街），尚未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现由张某5进行管理。2016年7月16日，史玉梅在一份打印的《遗嘱》上签字捺印。《遗嘱》记载的主要内容包括：我为立遗嘱人,共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张大宾(子);张某1(子);张跃平(女);张某4(女)。本遗嘱受益人为张大宾之子张某5。现因为我年事已高,为避免后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在我精神状况良好，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特立以下遗嘱:一、关于本遗嘱1.本遗嘱是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订立的;2.订立本遗嘱时,我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3.本遗嘱中涉及的财产,是我合法取得的，有处分权的个人财产;4.本遗嘱中所有内容均为我的真实意思表达,未受到协迫,欺骗;5.本遗嘱订立前,我没有与他人就本遗嘱涉及的财产签订过任何遗赠的协议。二、本遗嘱所涉遗产：1.1985年政府退还我和我配偶私有财产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街一套四合院房产,为历史民居，占地面积约为800余平方米，其中使用面积约450余平方米。老伴家族是传统家族家产代代只传于一人,我原本想家产应该每人一份,但老伴生病期间,只有次子张大宾一人负责我与老伴的生活起居,看病吃饭等生活问题,我与老伴很寒心,最终我与老伴商定谁尽孝财产归谁,老伴生前与我商定将所有财产全部给次子张大宾所有，想想次子一辈子与我生活在一起,对我倍加照顾,老伴去世后也是次子一人负责我的生活起居,次子结婚后我的全部生活起居,也是由次子张大宾夫妻二人赡养,他结婚二十余年我始终和他们一起生活,次子每晚都亲自给我端烫脚水,媳妇则负责家务饭食,且张大宾之子即我孙子张某5聪慧能干,本性善良与我老伴极为相似,经长期观察与实证,及其张家传统房产不能分割,因此我与老伴意见一致，将该财产全部给予次子张大宾所有。去年我腿部骨折手术后卧床修养,次子夫妻一直照顾我,三个月后次子劳累无病早逝,之后我的生活起居都由我孙子及儿媳妇悉心照料,故该财产全部由我孙子张某5代位继承，且房产必须为张某5一个全权继承,因其他子女生活也有困难,所以由我孙子给予他们适当经济照顾,但其子女后辈不应享受照顾,又因人命各有长短,所以我决定照顾期限为本遗嘱生效开始二十年,我孙子对我子女适当经济照顾方案的详细内容按附页所述执行。2.我所有遗留财物全归我孙子张某5所有,任何人不得与其相争。2016年11月24日，史玉梅在一份打印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字捺印。《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委托人史玉梅,汉族,1937年10月15日出生，住山西面太原市××区户,身份证号:×××。受委托人张某5,汉族,1993年11月09日出生，住山西省太原市××区户，身份证号:×××。现委托人将其所有的坐落于山西省太原市××街(该房屋系国家于1985年归还的山西省太原市××街),占地面积约850平方米的四合院一套的房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房屋租赁收益、房屋修缮及委托人去世后的房屋租赁等与房屋有关的一切权利)委托给受委托人全权管理。被告当庭提交史玉梅签署《遗嘱》时的视频资料，用以证明《遗嘱》的真实性，原告质证后，对签署人为史玉梅本人没有异议，但以看不清签署的内容为由，对《遗嘱》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争议的《遗嘱》虽然不符合法定形式，但根据被告提供的史玉梅签署遗嘱的视频资料，可以证实，《遗嘱》由史玉梅本人签署，是史玉梅真实意思的表示，并非被告伪造，老人的遗愿清楚明确，应当得到儿女的尊重。由于遗嘱中涉及的房产，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权属不明，故该遗嘱的效力待定。原告以遗嘱系伪造，主张该《遗嘱》无效的诉讼请求，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法律上并无效力消灭的明文规定，原告主张委托书效力消灭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根据法律规定，被代理人死亡的，代理终止。本案中，史玉梅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将自己对涉案房屋的全部权利委托给被告张某5管理，因史玉梅已经死亡，委托代理的事项相应终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3、张某4的诉讼请求。二、《授权委托书》涉及的委托代理事项终止。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3、张某4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本案系遗嘱人以打印方式订立的遗嘱，且案涉财产并未处理完毕，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的打印遗嘱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故该遗嘱无效。关于上诉人认为其一审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已故史玉梅生前为被告出具的授权书因史玉梅亡故而效力消灭”，而一审判决则是《授权委托书》涉及的委托代理事项终止的问题，因法律上并无效力消灭的明文规定，而根据上诉人的陈述可知，其真实意思为因史玉梅已去世，其委托代理的事项相应终止，故一审法院作出《授权委托书》涉及的委托代理事项终止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张某1、张某3、张某4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22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维持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22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继承人史玉梅于2016年7月16日所立遗嘱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某1、张某3、张某4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某5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文静审判员 牛晓斌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卢晓艳书记员 郭青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