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苏06行终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忠，男，1965年9月12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代理人沈燕，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法律援助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 法定代表人程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佳俊，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倪慧丽，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南通市世纪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王晖，市长。 委托代理人施政杰，南通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许飞，南通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玉红，女，1972年5月15日生，××族，现现住南通市通州区。 上诉人刘志忠因罚款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691行初8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14日下午，张玉红因刘志忠举报其在疫情期间未隔离而心存不满，在刘志忠住宅附近对刘志忠进行辱骂。当日刘志忠报警，民警现场处警后进行调解，要求张玉红向刘志忠道歉，张玉红承认骂人不对，但刘志忠对张玉红的道歉不认可、不接受。次日，刘志忠分别向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以下简称崇川分局）、南通市公安局邮寄履职申请，要求对本起警情依法受案处理。3月16日，崇川分局收悉刘志忠的履职申请。3月17日，崇川分局立案受理。3月26日，崇川分局对刘志忠进行调查询问，刘志忠提供了当日视频录像资料。4月8日，崇川分局对张玉红进行书面传唤，张玉红至指定地点接受了公安询问。因案情复杂，4月14日案件承办单位呈请延长办理期限，经南通市公安局审批通过。5月12日，崇川分局对案外人张兴春进行调查询问。次日，崇川分局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向张玉红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依据和陈述申辩权。张玉红明确表示不陈述申辩。同日，崇川分局作出崇公（观）行罚决字[2020]5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509号处罚决定），认定张玉红对刘志忠构成侮辱，决定给予其罚款三百元的处罚，并向张玉红宣告送达。5月14日，崇川分局向刘志忠邮寄送达509号处罚决定。刘志忠收悉509号处罚决定后不服，于6月8日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南通市人民政府于6月10日收悉，于次日受理并通知崇川分局作出复议答复、通知张玉红参加复议。6月21日，崇川分局作出书面答复。7月29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2020]通行复第1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0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509号处罚决定，并于次日向各方送达。刘志忠仍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509号处罚决定及105号复议决定，并责令崇川分局重新作出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崇川分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负责治安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基于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全面审查原则，对本案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公安机关认定事实及对张玉红行为定性是否准确；公安机关适用法律法规及量罚是否准确、适当；公安机关办案程序是否合法；复议决定的作出是否合法有据。 关于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及行为人行为定性的问题。根据刘志忠、张玉红的询问笔录及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张玉红因刘志忠举报其一家从安徽返通后未隔离即私自外出而心存不满，于2020年3月14日下午在刘宅附近对刘志忠进行了公然辱骂，言辞恶劣。张玉红使用“狗X的”“坏X”等侮辱性词语，公然贬低了刘志忠的人格尊严，侵犯了刘志忠的名誉，该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公然侮辱他人的构成要件，崇川分局认定张玉红构成公然侮辱他人事实清楚、定性准确。 关于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和量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因此，行政处罚的作出，不仅要对案件事实正确分析认知，还需要在综合考虑案件起因、主观恶性、社会危害等因素基础上界定纷争性质，方能达到各方信服、理法统一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事发当日民警处警后张玉红已经向刘志忠道歉，且张玉红不具有侮辱他人的情节较重的情形，崇川分局秉着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张玉红处以三百元罚款，适用法律准确，量罚得当。 关于被诉处罚决定处罚程序的问题。崇川分局接到刘志忠的履职申请后予以受案登记并展开调查，作出509号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张玉红违法行为以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听取其陈述、申辩意见，因案件办理所需获准延长办理期限，最终在法定期限内作出509号处罚决定，后依法向各方进行送达，其行政处罚程序并无不当。 关于复议决定合法性问题。南通市人民政府收到刘志忠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受理、通知答复、审查、作出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经复议后依法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105号复议决定，结论正确、程序合法。 综上，509号处罚决定、105号复议决定合法有据，刘志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志忠的诉讼请求。 刘志忠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崇川分局未依法提供处警现场录像，故意隐瞒不依法行政作为的证据，一审法院亦未依上诉人申请调取该证据。张玉红明知上诉人拿手机录像取证，仍采用恶毒的侵犯人格的言词，明显构成寻衅滋事，情节恶劣，且事发于疫情期间，依法应受严惩。被诉处罚决定对张玉红罚款三百元畸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崇川分局答辩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对张玉红侮辱刘志忠的行为，崇川分局已责令张玉红向刘志忠道歉。考虑到张玉红主动消除影响，且刘志忠在此过程中也有过错，故对张玉红处以三百元罚款，处罚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南通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玉红同意被上诉人崇川分局和南通市人民政府的意见。 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公然侮辱他人行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侮辱他人行为是指行为人采用当众或者利用能够使多人听到或看到的方式，针对某特定的人实施的公然诋毁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侮辱行为。本案中，根据崇川分局对刘志忠、张玉红进行询问的笔录以及刘志忠提供的视频资料，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张玉红因刘志忠举报其疫情期间返通未隔离即擅自外出一事，在通往刘志忠住宅的道路上使用“狗X的”“坏X”等词语公然对刘志忠进行侮辱，损害了刘志忠的人格，实施了侮辱刘志忠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崇川分局认定张玉红构成侮辱他人，定性准确。寻衅滋事区别于侮辱行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一般侵犯的不是特定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而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向整个社会挑战，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显然，张玉红辱骂、诋毁刘志忠人格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对公然侮辱他人行为视情节轻重规定了三种量罚幅度，即五日以下拘留、五百元以下罚款、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本案中，从各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事实看，张玉红和在房屋东侧田里打药水的刘志忠争吵时，双方相隔一定的距离。刘志忠陈述“因为她在当天已经第一次骂了我以后，我就把药水桶放在家里拿了手机取证，就边走边问她的”。从刘志忠提供的时长1分零4秒的手机录像看，刘志忠边往张玉红家的方向走边喊“骂人的人出来啊，你骂人啊”，随后张玉红开始辱骂刘志忠。可见，刘志忠为了取证，在张玉红已经停止辱骂行为后，故意用言语刺激张玉红，引发张玉红新一轮辱骂行为的发生，刘志忠显然存在过错，依法应适当减轻张玉红的法律责任。崇川分局民警到场后对张玉红进行了教育，张玉红也口头向刘志忠进行了道歉，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对刘志忠造成的不利影响，具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崇川分局据此决定对张玉红罚款三百元，量罚适当。 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罚适当。南通市人民政府所作维持复议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经审理后所作驳回刘志忠诉讼请求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刘志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志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德萍 审 判 员 仇秀珍 审 判 员 张祺炜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博然 书 记 员 丁水仙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