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403民初314号 原告：李振钳，男，汉族，1965年2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明杰、田阔，河北神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国彬，男，汉族，1953年3月21日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河北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丛台区陵西大街西关小学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00718301750A。 法定代表人：王金京，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景，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振钳与被告王国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20年1月17日本院立案受理后，2020年4月6日原告李振钳向本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以“被告王国彬在借款时系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颐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东，借款20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为由，申请追加乐颐地产公司为本案共同被告参加诉讼，2020年4月8日经审查后，本院依法作出（2020）冀0403民初314号参加诉讼通知书，通知乐颐地产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了诉讼。2020年4月15日，4月17日本院依法对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王国彬进行了直接送达，二被告分别予以了签收。2020年4月27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之后由于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将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20年9月14日、10月12日、12月16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明杰，被告王国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旭，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景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主持调解，但原、被告双方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振钳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0万元及至2019年4月25日利息13265861元，共计19265861元。利息自2019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和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王国彬因资金困难于2009年8月13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约定月息1.6667%。原告于2009年8月13日和2009年8月14日两次通过邯郸市恒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号转账给被告王国彬指定的邯郸市乐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账户2000万元。期间被告王国彬偿还了本金1400元，剩余本金600万元未还。原告多次催要，被告王国彬于2013年3月27日和2014年12月4日重新给原告写下借条，但被告仍未按约定履行。2019年4月25日被告王国彬又给原告写下欠款证明，截止2019年4月25日共拖欠原告本金600万元及利息13265861元，共计19265861元，至今被告仍未还本付息。为此原告起诉，要求判如所请。在开庭审理及代理词中，原告又诉称：一、被告王国彬与乐颐地产公司依法应当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0万元及至2019年4月25日利息13265861元，共计19265861元。利息自2019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被告王国彬于2009年8月13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约定月息1.6667%。原告于2009年8月13日和2009年8月14日两次通过邯郸市恒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号转账给被告王国彬指定的邯郸市乐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账户2000万元。期间被告乐颐地产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偿还了600万元，后被告一共偿还了借款本金1400万元，剩余本金600万元未还。原告多次催要，被告王国彬分别于2013年3月27日写下借条，尚欠原告本金600万元，利息合计7882380元；2014年12月4日写下借条尚欠原告本金600万元，利息合计9925755元扣已收到利息还款200万元，利息7925755元尚未清偿；2018年8月31日写下借条至2018年8月31日仍欠李振钳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1420028元；2019年4月25日写下欠款证明，截止2019年4月25日共拖欠李振钳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13265861元，共计19265861元。至今仍未还本付息。被告王国彬借款时任被告乐颐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公司股东，经过贵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该借款用于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公司经营，是用于偿还其公司在银行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共同承担偿还责任。二、被告王国彬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共同承担偿还借款的利息。2009年8月13日被告王国彬写借条时没有约定利息，当时王国彬称该借款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虽然借款期限约定3个月，王国彬称用不了3个月就能偿还，如3个月没有偿还自愿按月息1.6%支付利息。但3个月后并没有偿还，王国彬同意承诺的支付利息。2013年3月27日的借条中王国彬将以前承诺的1.6667%的利息写在了借条上。2009年8月13日和2013年3月27日写借条时王国彬均是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借条中没有加盖公司印章，但根据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王国彬和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依法共同承担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责任。2014年12月4日的借条中王国彬偿还的200万元是利息并非本金，并且当庭中被告王国彬也自认该200万元偿还的是利息。故借款本金仍是600万元。被告王国彬在庭审中称，后其将公司股权转让给了王军伟，原告并不知情。王国彬也提交了证据与王军伟之间的转让协议及附件一中乐颐房地产开发公司外欠款明细中有李振钳本金600万元，年利率20%和欠息时段，欠利息金额和本息合计。可以证明该借款本金及利息是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债务，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依法予以偿还。三、根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本《规定》2015年9月1日开始实施，实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该规定应当依法适用本案，被告王国彬及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在补充代理词中诉称：一、2014年1月29日王国彬偿还的200万是借款利息。被告王国彬出庭自认2009年借款时双方约定借款3个月内偿还不用支付利息，如果3个月没有偿还，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1.666%的月息计算，并自认2014年1月29日转入李振钳账号的200万元是偿还的利息。通过法庭调查：被告王国彬出示了2014年1月29日两份农行转账凭证，分两笔共转入李振钳账号200万元。王国彬当庭自认该200万是偿还的利息。并且王国彬2014年12月4日的借条中也注明了：“至此王国彬尚欠李振钳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利息合计9925755元，扣除已收到利息还款200万元，利息7925755元尚未清偿”。故该200万元应当是偿还的利息。二、原告要求被告乐颐地产公司与王国彬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王国彬2009年借款时是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27日所写借条时约定了借款利息，被告王国彬也是乐颐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该笔借款用于偿还乐颐地产公司的银行贷款，用于了公司经营，该借款应当属于公司的共同借款。已向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和短信记录，可以证实李振钳于2019年多次通过短信和微信与乐颐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军伟联系要求乐颐地产公司偿还借款，王军伟均有回复。故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三、至于被告王国彬所称，其与王军伟之间有股权转入协议，该借款已经转让给了王军伟，原告并没有同意债务转让给王军伟。故王国彬与乐颐地产公司应当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息。王国彬所称，其2013年4月18日已经将公司卖给了王军伟和耿志晓，股权已经转让，债务也转让给了王军伟，本代理人认为：王国彬股权转让给王军伟属于另一法律关系，王国彬将债务转让给王军伟个人并没有经过原告同意，债务转让并不生效。不应追加王军伟为本案的被告。王国彬的该借款属于公司借款，根据法律规定，被告王国彬和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和利息。综上所述，被告王国彬和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应当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0万元及至2019年4月25日利息13265861元，共计19265861元。利息自2019年4月25日起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被告王国彬在开庭审理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开庭审理中当庭辩称：涉案的借款是王国彬在担任乐颐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履行的职务行为，借款的款项实际也是由乐颐地产公司使用并用于生产经营，按照法律规定是乐颐地产公司债务应由乐颐地产公司进行偿还。被告王国彬在庭前申请追加王军伟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也已经提交了书面申请，王军伟于2014年8月31日签署补充协议，确认由其承担还款责任，是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庭审后，被告王国彬向本院提交代理词中辩称：一、本案是否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于2015年9月1日开始施行，虽然本案借款发生在2009年8月，但原告于2020年1月才提起诉讼，后贵院依法受理本案，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二、本案中乐颐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王国彬提交以及贵院调取的证据：“乐颐地产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能够证明本案借款发生时，王国彬任乐颐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乐颐地产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权；贵院调取的证据：“乐颐建筑公司银行流水”“乐颐地产公司银行流水”，能够证明本案借款最终由乐颐地产公司用于归还建设银行贷款，因此本案借款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的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乐颐地产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乐颐地产公司辩称案涉借款是由乐颐建筑公司出借给乐颐地产公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采纳，根据王国彬以及贵院调取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案涉借款是由王国彬以个人名义与李振钳订立借贷合同后，委托乐颐建筑公司进行收款，而后立即将该款项转入乐颐地产公司账户供其使用，乐颐建筑公司并未改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更不存在出借行为。（二）根据李振钳提交的证据以及王国彬所述，乐颐地产公司分别于2009年12月24日以及2011年12月31日向李振钳偿还800万元、600万元借款本金，乐颐地产公司作为款项的实际使用人已经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三）关于乐颐地产公司已经认可案涉借款系其公司债务问题，王国彬提交了两份证据予以证明：1、王国彬提交的“乐颐房地产开发公司外欠款明细”中已经列明案涉借款，该明细中有王军伟的签字，王军伟时任乐颐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公司90%的股权，王军伟在该明细中签字的行为能够证明乐颐地产公司已经认可案涉借款是其公司债务。2、王国彬提交的“2014年8月31日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中对上述明细中所列债务如何处理进行了约定，乐颐地产公司在该补充协议中加盖公司公章并写明“同意以上条款”，该行为能够证明乐颐地产公司认可案涉借款属于公司债务。综上，本案中乐颐地产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在补充意见中辩称：一、关于案涉借款利息问题。案涉借款设立时，李振钳与王国彬口头约定，如借款2000万元在3个月之内偿还完毕，不计利息，如超出3个月未偿还，按月息1.6667%（年利率20%）计算借款利息。借款人王国彬、乐颐地产公司分别于2009年12月24日、2011年12月31日以乐颐地产公司银行账户向李振钳偿还借款本金共计1400万元，后王国彬于2014年1月29日以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李振钳偿还借款利息200万元，上述还款情况，李振钳与王国彬均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2013年3月27日的借条出具时，王国彬任乐颐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关于该借条当中列明的案涉借款利息问题系王国彬与乐颐地产公司共同的意思表示。2013年5月10日，王国彬不再担任乐颐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将其持有了乐颐地产公司股权全部转让，因此该时间之后王国彬出具的借条，仅是王国彬作为见证人，对公司存在该笔债务的证明。二、关于王国彬与王军伟股权转让过程中对案涉借款由谁承担问题。2013年4月18日，王国彬与王军伟、耿志晓就乐颐地产公司100%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乐颐地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约定，王国彬将乐颐地产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王军伟、耿志晓。王军伟、耿志晓向王国彬支付股权转让款8个亿，由王国彬负责清偿乐颐地产公司原有债务。由于王军伟持续违约，长期不能按协议书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王国彬多次找到王军伟，与其协商股权转让协议书履约事宜，并签订了多份补充协议。最终，在王军伟持续不履约的情形下，迫于无奈王国彬要求由王军伟承担乐颐地产公司原有债务，双方于2013年11月15日签订《补充协议》及附件一《乐颐房地产开发公司外欠款明细》，约定乐颐地产公司原有债务由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王军伟负责偿还，公司原有债务详见附件一，约定该债务转移工作应在2013年12月26日前完成，并双方将股权转让款进行调减。至此，乐颐地产公司债务（含案涉借款）由王军伟负责偿还。上述《补充协议》及明细签订后，王国彬即通知了明细中所列债权人该债务转让相关事宜。由于王军伟持续违约，导致王国彬与王军伟就乐颐地产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一系列《补充协议》，王军伟均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王军伟持续恶意违约的行为导致本案发生。综上，王国彬认为案涉借款应当由乐颐地产公司进行偿还。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如王军伟能够按照与王国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一系列《补充协议》任何一份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都不至于导致本案的发生，更不会发生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已就本案不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举证，该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案涉借款并不存在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 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在开庭审理前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开庭审理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口头辩称：1、借款系王国彬个人行为，并非我公司借款，该借款也没有用于我公司的经营，我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2、本案所诉借款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条显示应是无息借款，所以原告要求支付借款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3、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原告与被告王国彬，原告追加我方为当事人以及王国彬申请追加王军伟均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4、借款事实发生在2009年，股权转让发生在2013年，期间原告并未向乐颐公司主张权利，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诉讼时效中断，要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振钳系邯郸市恒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乐颐地产公司于1999年8月2日注册成立系独立的公司法人（曾用名：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市乐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2002年7月12日起至2013年5月10日被告王国彬系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大股东，并在2012年8月10日之前，及2012年10月22日至2013年5月10日期间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5月10日被告王国彬及另一股东张秀兰将个人股份转让给耿志晓、王军伟之后，二人退出该公司。在2013年11月12日至2018年3月23日期间王军伟担任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邯郸市乐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颐建筑）系独立的公司法人，在2015年1月13日之前，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系该公司的法人股东。经股权变更后，被告乐颐地产公司不再是该公司的法人股东。2009年8月13日被告王国彬作为借款人给原告李振钳写下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李振钳人民币现金贰仟万元整，期限叁个月，起止期按转账时间为准，请转到以下账户邯郸市乐颐建筑工程公司，开户行：商业银行陵西支行，账号：86×××56，收款单位全程：邯郸市乐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借款人王国彬，保证人郭海新”。2009年8月13日、8月14日原告李振钳通过恒兴公司账户分别将1200万元、800万元转入被告王国彬指定的乐颐建筑公司银行账户，并在转账支票存根用途注明“借款”。被告王国彬给原告出具“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李振钳借款现金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20000000），以此为据，借款人王国彬”。2009年8月18日乐颐建筑将该2000万元转入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银行账户，当日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将该2000万元用于归还了该公司的银行贷款。 2013年3月27日被告王国彬给原告李振钳出具“借条”，内容为“2009年8月14日借款人王国彬向李振钳借款人民币大写贰仟万元整（20000000）。借款期限三个月，月息1.6667%。同日，李振钳通过恒兴公司向王国彬指定账户乐颐建筑公司账户商业银行86×××56转款。保证人郭海新。自2009年8月14日至2009年12月23日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为2000万元×131天×1.6667%／30＝1455585元，2009年12月24日，王国彬向李振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万元；自2009年12月24日至2011年12月30日期间所产生的利息为1200万元×736天×1.6667%／30＝4906765元。2011年12月31日，王国彬向李振钳偿还本金人民币600万元，自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3月31日所产生利息为600万元×456天×1.6667%／30＝1520030元。至此，王国彬尚欠李振钳本金人民币600万元，利息合计7882380元尚未清偿。现借款人王国彬承诺：1、在2013年3月31日前偿还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大写壹仟叁佰捌拾万贰仟叁佰捌拾元整（¥13882380元）。2、若不能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的，则按照本借条所规定利率继续计算利息。保证人郭海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保证人郭海新并未在借条上签字。 2014年1月29日被告王国彬通过银行转账分两笔，每笔100万元，合计偿还原告李振钳利息200万元。2014年12月4日被告王国彬又给原告出具“除期限顺延，且已还利息200万元，尚欠利息7925755元外”，其余内容与2013年3月27日借条内容相一致的“借条”，被告王国彬承诺在2014年12月4日前偿还原告本金600万元及利息7925755元。之后，截止到2019年4月25日被告王国彬给原告出具“欠款证明”，内容为：“借款人王国彬，男，1953年3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1304021953××××××××，我于2009年8月13日向李振钳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约定月利息1.6667%。李振钳于2009年8月13日和2009年8月14日分别通过邯郸市恒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指定的邯郸市乐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转款1200万元和800万元。我于2009年12月23日偿还了借款本金800万元，2011年12月31日偿还了借款本金600万元，截止今日我仍拖欠李振钳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13265861元，共计19265861元。”但至今被告王国彬未偿还原告上述借款本金600万元，也未支付相应利息，为此原告诉至法院，双方争议成讼。 又查明，2013年4月18日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原股东王国彬、张秀兰（甲方）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王军伟、耿志晓（乙方）签订《乐颐地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甲方将股份及公司名下的丛台区城中村改造房地产项目包含土地使用证4个，一并转让给乙方”。2013年11月15日王国彬与王军伟均签字认可《乐颐房地产开发公司外欠款明细》，其中第五项为“李振钳本金600万元，年利率20%，欠息时段2009年8月14日至2013年12月31日，欠本息合计14795707元。”被告王国彬在2020年12月16日开庭审理中，当庭陈述“我不是乐颐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乐颐建筑公司的股东，乐颐建筑公司是乐颐地产新成立的公司。乐颐地产公司是乐颐建筑公司的法人股东，借李振钳2000万元是为乐颐地产公司，我当时是乐颐地产法定代表人，通过乐颐建筑走账是因为乐颐建筑刚成立需要有点业绩，但该款进账后当天就转到乐颐地产，乐颐建筑没用这笔钱，该笔借款与乐颐建筑公司无关。”。 再查明，2019年6月1日原告李振钳给王军伟发出微信内容为：“李振钳：王总上午好！国彬总的借款有没有问题？王军伟：李总好，抱歉给你回信息晚了。公司目前正在处理拆迁及前期开发事务。国彬总的借款，将来公司会于他沟通，而后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还查明，本案系在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修改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前立案受理。 为证明以上事实，原告李振钳向本院提交了被告王国彬所写的借款2000万元《借条》一份，原告分两笔1200万元、800万元，合计出借2000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被告王国彬收到2000万元给原告所写的《收据》一份，2011年12月3日被告乐颐地产偿还600万元的转账明细，2013年3月27日、2014年12月4日、2018年8月31日、2019年4月25日被告王国彬所写的《借条》两份及还款证明、欠款证明各一份，被告乐颐地产公司、乐颐建筑公司的工商档案材料等证据在卷为证，原告在起诉状中承认被告王国彬还偿还借款本金800万元，共计偿还借款本金1400万元，与借条中王国彬承认已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00万元相一致。被告王国彬向本院提交了乐颐地产公司工商档案材料，2009年8月18日乐颐建筑转给乐颐地产2000万元的转账凭单，2013年4月18日王国彬、张秀兰将股权转让给王军伟、耿志晓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王国彬与王军伟之间的四份补充协议、承诺书，2013年11月15日王国彬与王军伟共同签字认可的《乐颐地产外欠款明细》，2014年1月29日王国彬分两笔每笔100万元支付原告利息的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转账凭证在卷为证，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乐颐地产、乐颐建筑的工商档案，王国彬在农行邯郸分行，乐颐地产在建行城建支行，乐颐地产、乐颐建筑在邯郸银行人和支行的银行流水明细亦在卷为证，上列证据已经本院庭审质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达到待证目的，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乐颐地产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称及被告辩称，原、被告双方各自提交的相关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合议庭归纳以下焦点问题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本案被告乐颐地产公司是否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是否应与被告王国彬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二、王军伟是否应当在本案借贷纠纷中追加为共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有何证据加以证实。原、被告对此均以认可，被告乐颐地产增加一个争议焦点，借款是否是有息借款，原告对此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全面进行了法庭调查。 一、关于本案被告乐颐地产公司是否本案的适格当事人，是否应与被告王国彬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1.1）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王国彬在担任被告乐颐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其以个人名义向原告李振钳出具借款2000万元的《借条》，并将原告的出借款2000万元转入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银行账户，该笔借款2000万元实际用于归还了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银行贷款，同时被告王国彬收到2000万元后给原告出具了收据，且之后被告王国彬对借款事实予以承认，并多次给原告写下借条及证明等，充分证实原告与二被告之间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原告李振钳要求被告王国彬与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王军伟是否应当在本案借贷纠纷中追加为共同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王军伟个人不属于借贷合同中的责任主体，已依法裁定驳回追加王军伟为本案共同被告的申请。 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支持，有何证据加以证实问题，关于借款本金，本案中原告出借2000万元之后，被告分别陆续偿还借款本金800万元、600万元，合计1400万元，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因此原告要求被告王国彬、乐颐地产公司共同偿还原告剩余借款本金6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四、关于借款是否是有息借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1.1）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本案中，在2009年8月13日被告王国彬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中，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但在三个月的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王国彬仅偿还原告部分借款本金，为此被告王国彬自愿确定从2009年8月14日起按年利率20%，即月利率1.6667%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且将该约定的月利率1.6667%写入2013年3月27日给原告出具的借条中，之后被告王国彬在给原告所写的借条及欠款证明中均承认存在利息及月利率为1.6667%。在借贷履行过程中，2014年1月29日被告王国彬已实际支付原告利息200万元，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利息的约定，且所约定的月利率1.6667%，未超过当时法律所规定的月利率2%，之后的利率应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故被告王国彬、乐颐地产公司应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借款本金6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1.6667%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600万元偿还完毕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但应扣除被告已支付的利息200万元。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由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王国彬陆续给原告写下借条、还款证明、欠款证明，且在股权转让后，被告王国彬与股权受让方王军伟对乐颐地产公司外欠款明细表（其中包含原告的该笔债权）均签字予以认可。2019年4月25日被告王国彬在借款证明中，明确承认欠原告的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2019年6月1日原告李振钳给被告乐颐地产公司的王军伟所发的微信中主张了该笔借款，因此原告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被告乐颐地产公司辩称，“借款系王国彬个人行为，并非我公司借款，该借款也没有用于我公司的经营，我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查，该笔2000万元借款用于了被告乐颐地产公司偿还公司借款，被告王国彬明确承认该笔借款由公司使用，因此，被告乐颐地产公司该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乐颐地产公司辩称，“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条显示，本案借款应是无息借款，原告要求支付借款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经查，被告王国彬在借款之后明确承认该笔借款自2009年8月14日起存在利息，月利率为1.6667%，因此，被告乐颐地产公司辩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1.1）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王国彬、河北乐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李振钳借款本金600万元，并自2009年8月14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以借款本金6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6667%计算向原告李振钳支付利息；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600万元偿还完毕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向原告李振钳支付利息，但应扣除被告已支付的利息200万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7396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本院立案庭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兰光明 审 判 员  张 刚 人民陪审员  张云霞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周 莹 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1.1.1） 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由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