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3民终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爱军，男，197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波顿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红梅路**第**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MA285GU93P。法定代表人：江贵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智江，浙江大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爱军与被上诉人温州波顿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20）浙0324民初4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爱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波顿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周爱军向波顿公司借款50万元是错误。理由如下：一、涉案50万元贷款发放之前，虽然江贵宝与周爱军于2019年6月20日对该贷款如何使用达成《协议书》，但该《协议书》并非借款合同。贷款发放之后，波顿公司虽将50万元全额转给周爱军，但并不能因此让《协议书》转换为借款合同。《协议书》签订时，江贵宝与周爱军之间仅就50万元贷款的使用进行约定，双方之间并无民间借贷合意，更不存在周爱军与波顿公司之间的借贷合意。故《协议书》不能作为借贷合意的证据。二、波顿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向周爱军转账涉案50万元时，其实际意愿并非向周爱军交付借款。基于《协议书》约定，波顿公司向周爱军转账可以由周爱军“自己支出”30万元，剩余20万元之所以转给周爱军，是江贵宝为了符合信贷操作规范。故，退一步讲，即便存在30万元的借款合意，剩余20万元也不存在借款合意。一审法院依据涉案款项系波顿公司转账给周爱军，并由周爱军从银行卡支出，来推出周爱军与波顿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有违逻辑，且与事实不符。三、周爱军支付了涉案50万元贷款的利息，并不等同于周爱军借款50万元。首先，2019年4月1日，周爱军与江贵宝达成协议，合伙经营男款休闲服饰业务。合伙后，因经营缺少资金，遂以波顿公司名义贷款，贷款发放后，虽全部转账到周爱军农商银行卡中，但款项实际用于周爱军与江贵宝合伙业务支出。周爱军为确认涉案款项系用于合伙事务，于收款次日另外办理了一张农商银行卡，将该50万元转到新办的卡中，专门用于合伙经营支出。对此，周爱军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部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其次，周爱军之所以支付50万元借款的利息，一是出于自己本应出资70万元而未出资，故接受了使用30万元却要支付50万元贷款利息的不平等约定；二是贷款之后江贵宝一直称无力支付利息；三是若周爱军不继续支付利息，引起贷款违约，周爱军的朋友单有信应周爱军要求作为担保人就要承担还款责任。四、周爱军不是涉案50万元的支出和受益者，由周爱军负责偿还，既明显有悖于事实，更不符公平原则。首先，周爱军已就涉案50万元的支出作出合理解释，其中包括向厂方出租人温州五洲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黄一帆支付租金、向合伙期间的员工蒋忠良等支付工资、采购等，上述费用合计转账401000元，剩余9万多元通过线上消费等方式支出。因合伙期间事务繁杂，费用支出又未及时记账，周爱军难以一一回忆亦属正常，不能就此认为涉案50万元系周爱军单独支出，与合伙事务无关。其次，根据2019年8月9日的《合作终止协议》，合伙期间签订的购销合同权益、所有产品样品都归于江贵宝，且江贵宝不用支付周爱军四个多月合伙期间的任何劳动报酬。江贵宝留下六台空调、一套监控和装修给周爱军，周爱军还要为此支付4万元。周爱军还为涉案50万元贷款承担了付息责任。涉案50万元最终的受益者是江贵宝和波顿公司，绝非周爱军。正是基于合伙期间的所有利益全部归于江贵宝和波顿公司，2019年8月9日终止合伙事务时，周爱军和江贵宝实际已在《合作终止协议》第一条第八项约定结清包括涉案50万元在内的所有账目，债务均已概括约定由江贵宝和波顿公司承担。正因如此，波顿公司才会在贷款利息由周爱军支付的情况下，提前一个月还贷。一审认定“即使其中部分款项用于合伙支出，也不足以证明周爱军和江贵宝在合伙终止结算时约定由江贵宝（或者波顿公司）负责偿还借款50万元”是错误的。波顿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周爱军的上诉无事实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协议书》能证明本案款项系借款。2019年6月20日贷款前三方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贷款的款项由波顿公司和周爱军双方使用（周爱军使用30万元，波顿公司使用20万元），贷款到期统一打到波顿公司账户上归还，50万元利息由周爱军支付。从该约定可以看出，周爱军实际系借用波顿公司的名义进行贷款使用，虽不是典型的民间借贷，但《协议书》已对借款的支付、利息、到期归还等借款事实进行了明确。（二）周爱军已实际收到并使用50万元款项。该50万元款项打到周爱军账户后，周爱军拒绝将20万元转回给波顿公司使用，实际50万元均由周爱军单独使用。（三）周爱军按期支付贷款利息。周爱军收到款项后，按月支付贷款利息，贷款利息已经付清。因此，本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借款的合意、款项的交付及利息支付等事实，足以证实该款项系周爱军向波顿公司的借款，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周爱军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二、周爱军主张该款项系合伙事务支出，应由江贵宝承担，缺乏依据。（一）并无相关约定证明涉案款项系合伙事务款。根据2019年6月20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及利息偿还情况，涉案款项明显系暂借款，并非合伙事务相关款项。此外，波顿公司或江贵宝与周爱军间无任何如周爱军所称该款项系合伙事务支出款项并由江贵宝承担责任的约定。（二）周爱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合伙事务支出且应由江贵宝承担。从周爱军的一审举证来看，该款项系用于周爱军个人及案外人的支出，并无证据证明系用于合伙事务支出。退一步讲，即便有部分款项用于合伙事务支出，周爱军一审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周爱军与江贵宝在合伙终止结算时约定由江贵宝负责偿还50万元款项。（三）如周爱军主张成立，即该款项系用于合伙事务支出且由江贵宝承担，则有违本案诸多基本事实及常理：1.该款项支出未按《合同协议书》约定经双方确认、入账。周爱军与江贵宝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合伙期间财务支出及任一方支出费用必须由合伙双方共同签字方生效才能列入每月的财务报表”，而该支出并未经双方确认、入账。2.《合作终止协议》未提及该款项。2019年8月9日双方终止合作，签定《合作终止协议》，对江贵宝出资30万元及合伙业务进行了详细的清算，但未提及涉案50万元款项的承担。且最终结算后双方明确周爱军仅出资13万元左右，周爱军需补差4万元给江贵宝。周爱军上诉主张显然与《合作终止协议》内容相背离。3.结算后周爱军继续支付利息10个月。如双方在2019年8月9日签订《合作终止协议》时已明确周爱军收到的50万元用于合伙事务并由江贵宝承担，周爱军却在此结算后的长达10个月里继续支付银行利息显然不符合常理。波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爱军偿还波顿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6.9‰，从2020年5月22日起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周爱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20日，周爱军与江贵宝、案外人单有信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2019年6月20日波顿公司向温州瓯海农商银行贷款50万元，其中30万元转给周爱军，由周爱军自己支出，贷款50万元的所有利息由周爱军支付，江贵宝不支付利息，贷款到期时，应将还款转入江贵宝的银行账户。2019年6月28日温州瓯海农商银行新桥支行向波顿公司发放贷款50万元。当日，波顿公司将该笔50万元转账给周爱军。周爱军陆续支付该笔贷款50万元的贷款利息。波顿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向银行清偿了该笔贷款本息。周爱军于当日将最后一期贷款利息900元支付给江贵宝。2019年4月初，周爱军与江贵宝合伙经营服装生意。合伙结束后，双方于8月9日签订了《合作终止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波顿公司与周爱军之间对于该笔50万元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周爱军和江贵宝在该笔贷款发放之前对该贷款如何使用已达成协议，约定其中30万元转给周爱军，由周爱军自己使用，即波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贵宝在贷款发放之前已经和周爱军协商一致，贷款中30万元借给周爱军使用。江贵宝对于剩余20万元为何转给了周爱军也作出了符合信贷操作规范的合理解释。周爱军按照约定支付了该笔50万元贷款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波顿公司的证据可以初步证明转给周爱军的50万元系波顿公司出借给周爱军的借款。周爱军抗辩其收到款项后用于周爱军和江贵宝合伙经营，即本案应审查周爱军和江贵宝是否共同向波顿公司借款50万元。周爱军提供的转账记录等证据仅能够证明其收到50万元后在6月29日至30日两天内向周爱军本人和案外人转出401000元，然后在7月1日至12日陆续将剩余9万多元通过线上消费等方式转出，而不足以证明这些转账用于合伙经营。此外，周爱军和江贵宝签订的《合作终止协议》对于江贵宝的合伙出资30万元以及合伙业务进行了详细的清算，但该协议未提及周爱军辩称的合伙支出50万元。若双方在2019年8月9日签订《合作终止协议》时明确约定周爱军收到波顿公司的50万元用于合伙事务，并且如周爱军所辩称该笔50万元应由合伙人江贵宝（或者波顿公司）独自偿还，周爱军此后长达10个月继续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的行为与该辩解明显不一致。周爱军继续支付利息的行为与2019年6月20日的协议约定一致，即周爱军在合伙终止后仍在履行上述协议。综上，周爱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军该50万元用于合伙支出，即使其中部分款项用于合伙支出，也不足以证明周爱军和江贵宝在合伙终止结算时约定由江贵宝（或者波顿公司）负责偿还借款50万元。波顿公司的证据能够证明波顿公司和周爱军之间成立涉案50万元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对周爱军向波顿公司借款5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周爱军应当偿还波顿公司借款本金50万元。周爱军和波顿公司（或者波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贵宝）在波顿公司出借该笔款项给周爱军之前已经协商约定由波顿公司向银行贷款再转借给周爱军。即波顿公司、周爱军之间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用于转贷，故该民间借贷应认定为无效。波顿公司和周爱军对于该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因此，对波顿公司要求周爱军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限周爱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波顿公司借款本金500000元；二、驳回波顿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周爱军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36元，减半收取4468元，由波顿公司承担68元，周爱军承担4400元。二审期间，周爱军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厂房租赁合同，拟证明波顿公司以江贵宝名义承租温州五洲集团有限公司厂房，江贵宝与周爱军的合伙期间处于该厂房租赁期内，周爱军向出租房支付了厂房租金；证据2.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浙江农信综合柜面业务系统屏幕打印件，拟证明周爱军在合伙后向江贵宝转账15000元，向厂房出租方指定人员黄一帆支付租金10万元、水电费用18219元；证据3.购销合同，拟证明周爱军与波顿公司终止合伙时，合伙期间签订的购销合同权益都归于江贵宝，故50万元债务也应归于江贵宝；证据4.转账汇款详情，拟证明江贵宝从温州五洲集团有限公司退回15万元押金中的41901元，其支付的108099元远不够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和水电费，周爱军亦有支付部分租金及费用。波顿公司质证认为，周爱军提供的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且不能最终证明涉案50万元款项用于合伙费用支出。证据1三性无异议，厂房确实是江贵宝所租。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转给江贵宝的15000元与本案无关，向黄一帆支付的款项中，2019年4月19日支付的5万元发生在贷款之前，2019年6月29日支付的5万元发生在贷款第二日，不足以证明系支付租金，租金实际上都是波顿公司方支付；所谓水电费用前后两次支付仅相隔半月，不符合常理，不能确定系支付水电费用。且即使款项用途为真，也不能支持周爱军的上诉请求。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两份合同与本案合伙无关，系波顿公司的单方业务。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房租费用都是波顿公司方在支付结算，除押金之外还另有支付5万元款项。波顿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周爱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最终证明涉案款项系用于合伙支出且应由江贵宝和波顿公司负担，本院不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波顿公司以自己名义向银行贷款50万元后，将款项全部支付至周爱军账户，由周爱军每月支付贷款利息，事实清楚。关于50万元款项性质，波顿公司主张系周爱军向波顿公司的借款，应由周爱军负偿还责任，周爱军上诉主张系波顿公司法定代表人江贵宝与周爱军的合伙事务款，双方终止合伙结算后已约定50万元债务归于江贵宝和波顿公司。本院认为，根据贷款前江贵宝、周爱军及案外人单有信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周爱军存在借款意向。再结合周爱军在双方终止合作后长达十个月时间一直在支付涉案50万元贷款利息的事实，波顿公司主张涉案款项系周爱军向波顿公司的借款而非合伙款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周爱军的上诉主张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周爱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周爱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兴兵审 判 员 李 洁审 判 员 胡淑丽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陈小芝书 记 员 陈刘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