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650号 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子菲，女，198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夫堂，山东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鲁生，男，196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恒，山东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爱敏，山东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郭子菲因与被申诉人张鲁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7民终81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鲁检民监[2020]3700000005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作出（2020）鲁民抗21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杜文婷、李勇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郭子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夫堂，被申诉人张鲁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恒、薛爱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检察机关抗诉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有两个要素：一是借贷合意，二是交付行为。本案中，张鲁生提供的转账电子回单及转账凭证等可以证明其与郭子菲之间存在款项往来。郭子菲抗辩称相关转账是双方合伙的资金往来。从本案中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时的陈述来看，郭子菲与张鲁生之间存在合伙的可能性。此时，张鲁生仍应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提供证据。张鲁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郭子菲与张鲁生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原审法院认定张鲁生与郭子菲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郭子菲同意抗诉机关的意见，请求驳回张鲁生的诉讼请求。 张鲁生答辩称，1.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案件，本案经三次审理事实已经查清，郭子菲为了拖延判决书的履行，故意多次使用所有司法途径，浪费司法资源。郭子菲主张涉案借款是合伙分红，但是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属于合伙关系，双方既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没有口头协议，菏泽开发区紫儒轩文化传媒中心（以下简称紫儒轩）、菏泽开发区抹淡蓝百货超市（以下简称抹淡蓝）均是郭子菲个人名义申请。郭子菲只想利用合伙的虚假事实掩盖其借款的真实目的。2.菏泽市公安局给张鲁生所做笔录是因为张鲁生之前用郭子菲的紫儒轩对外开发票，并每月付给郭子菲1000元的使用费，所以张鲁生认为这也是一种合伙关系；其实张鲁生和郭子菲根本没有在一起合伙做生意，更没有一起开公司。3.张鲁生提供的40笔银行转账用途问题，张鲁生通过企业网银转账时的用途都是随机的；至于有8笔标明是购房款的，正是郭子菲以买房的名义向张鲁生借款时，张鲁生在用网银转账时特别做了标注。4.郭子菲发给张鲁生短信是郭子菲之前向张鲁生借钱买房子，后来想卖掉房子还张鲁生借款，也是郭子菲根据当时的房产价格，认为卖掉房子还清借款后还能赚15万元，正好是相辅相成，顺理成章的。郭子菲对该条信息的内容多次进行陈述、解释，均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此条短信足以证明郭子菲欠张鲁生钱，并不需要明确载明是借款而欠钱，一条短息不可能书写这么明确。5.郭子菲称她也曾转账给张鲁生、紫儒轩、菏泽开发区尚雅副食商行（以下简称尚雅副食商行）的资金也有20多万元，但张鲁生在第二天或第三天都已经一分不少的给她转了回去，郭子菲对张鲁生提供的转账记录并没有提出异议。6.本案二审判决后郭子菲拿刀以自杀威胁张鲁生写的合伙欠她10万元，张鲁生已报警，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有明确记载。7.紫儒轩、抹淡蓝均没有经营，退一步来讲，即使公司合伙经营并按照郭子菲一审说的三七比例分红，双方的分红都远远超过了实际经营金额，与事实严重不相符。请求驳回抗诉及郭子菲的请求。 张鲁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子菲偿还借款822312元；2.涉案费用由郭子菲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朋友关系，郭子菲因买房等事项多次向张鲁生借款，张鲁生通过转账支付给了郭子菲，合计总额822312元。具体事实如下：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5月11日，张鲁生通过尚雅副食商行尾号2404中国银行账户，以支付稿费、演出费等劳务费及购房款、货款的名义，转账给郭子菲尾号5117中国银行卡20笔款项共计220600元。其中于2015年7月10日转账9000元、2015年8月3日转账1000元、2015年8月19日转账2000元、2015年8月21日转账2笔分别为2000元和1000元、2015年9月18日转账4000元、2015年9月25日转账4000元、2015年11月21日转账1000元、2015年12月7日转账1000元、2015年12月22日转账1000元、2015年12月29日转账32000元、2015年12月30日转账6000元、2016年1月9日转账40000元、2016年1月13日转账30000元、2016年1月14日转账40000元、2016年1月15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月19日转账7700元、2016年1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6年1月25日转账3900元、2016年5月11日转账15000元。2016年1月16日至2017年9月13日，张鲁生通过中国银行ATM机，存入郭子菲尾号5117中国银行卡账户19笔款项共计336654元。其中于2016年1月16日存入6笔共计77400元，分别为3600元、9500元、10000元、9000元、9500元、35800元，2016年2月13日存入2笔共计37280元，分别为29600元、7680元，2016年3月11日存入32074元，2016年3月14日存入44800元，2016年3月21日存入30000元，2016年4月12日存入28300元，2016年5月27日存入2笔共计20000元，2016年7月22日存入49800元，2017年4月12日存入9600元，2017年4月20日存入2000元，2017年5月8日存入3000元，2017年9月13日存入2400元。2016年1月27日、2016年2月13日、2016年4月27日，张鲁生通过中国工商银行ATM机，存入郭子菲尾号1506工商银行卡账户3笔款项，分别为39500元、4000元、5000元，共计48500元。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9月28日，张鲁生通过其尾号4065中国银行卡，转账给郭子菲尾号5117中国银行卡、6025中国工商银行卡18笔款项共计46558元。其中于2017年4月30日转账3000元、2017年5月13日转账2824元、2017年5月19日转账2700元、2017年5月28日转账2700元、2017年6月7日转账2700元、2017年6月13日转账2830元、2017年6月17日转账2700元、2017年6月27日转账2700元、2017年7月7日转账2700元、2017年7月13日转账2830元、2017年7月24日转账6360元、2017年7月25日转账500元、2017年7月31日转账1790元、2017年8月9日转账2600元、2017年8月14日转账2824元、2017年8月26日转账1600元、2017年8月27日转账800元、2017年9月28日转账2400元。2016年11月24日，张鲁生通过袁丽君尾号6682中国银行卡，转账给郭子菲尾号1506中国工商银行卡20000元。2017年1月9日，张鲁生通过其尾号2864中国建设银行卡，转账给郭子菲尾号5117中国银行卡150000元。2017年8月9日，郭子菲向张鲁生发送手机短信，内容为：“等我病好了，我把房子卖了，我留15万剩余的都是你的”。手机短信中涉及的房子系郭子菲于2015年年底购买，房屋坐落于鑫苑国际花园小区，面积144平方，总价68万元，首付32万元。另查明，尚雅副食商行注册于2012年3月23日，登记经营者为李园园，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华英嘉园B区011室，实际是张鲁生以李园园的名义登记注册，一直由张鲁生经营，该商行已于2017年2月20日注销。紫儒轩注册于2014年6月25日，经营者为郭子菲，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原为华英嘉园B区011室，后于2016年3月9日变更为鑫苑国际花园C楼3单元506室。抹淡蓝百货超市注册于2016年11月18日，经营者为郭子菲，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华英嘉园A区022室。2014年至2017年，郭子菲为张鲁生偿还信用卡欠款及通过信用卡在尚雅副食商行、紫儒轩套现约20余万元，张鲁生则在较短时间内及时通过尚雅副食商行、袁丽君、李园园的账户转账支付或偿还了上述大部分款项。张鲁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转账凭证、营业执照、短信记录等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则以“原告起诉提供的凭证都是合伙期间的资金往来凭证，不能证明借贷事实”进行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其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对此提供了双方20余万元的资金往来情况的转账凭证，原告则提出了其已在较短时间内偿还或支付了被告举证大部分款项的相应转账凭证。针对原告举证的转账凭证涉及款项，被告并未提供上述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或者这些款项的具体用途，其所提供的转款凭证与原告所举凭证不具有关联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原告为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2017年8月9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为“等我病好了，我把房子卖了，我留15万剩余的都是你的”。对此短信内容的理解，原告认为被告承诺卖房子还其借款，被告则认为卖房子是为了借给原告钱。综合全案分析，原告对于短信内容的解释更加符合常理，被告为买房举债、为还债卖房，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予认定。对本案所欠张鲁生债务未约定还款期限，张鲁生可催告郭子菲在合理期限内返还，郭子菲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依法返还借款。现张鲁生请求判决郭子菲偿还借款本金822312元，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认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郭子菲偿还原告张鲁生借款本金822312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郭子菲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张鲁生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郭子菲提交一审法院（2017）鲁1791民初2114号案件的民事诉状及裁定书，拟证明张鲁生当时以婚约财产纠纷提起过诉讼。经质证，张鲁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当时只是因为案由错误不让更改故要求撤诉。二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法院依张鲁生的申请调取了郭子菲6216××××5117的银行账户于2016年1月16日、2016年2月13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5月27日、2016年7月22日的交易明细，该明细显示2016年2月13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7月22日该账户无交易，2016年5月27日由紫儒轩转入10000元，2016年1月16日通过ＡＴＭ机和柜台存入13笔款项。经质证，郭子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张鲁生主张其于2016年2月13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7月22日存入郭子菲银行卡相关款项；张鲁生主张的2016年1月16日的六笔款项是郭子菲自己存的，其中有一笔ＡＴＭ机不识别，所以在柜台上存的，小票遗忘在张鲁生车上了；“紫儒轩”是郭子菲的店，2016年5月27日的10000元是郭子菲用“紫儒轩”的结算卡转存的，2017年3月份左右郭子菲因为外出怕经营不方便，把“紫儒轩”的公章和结算卡都交给张鲁生了。张鲁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1月16日存款均为张鲁生所存，小票在张鲁生手中，郭子菲借款属实；2月13日、4月12日、7月22日的交易记不清了，庭后核实；5月27日的10000元是张鲁生用“紫儒轩”的结算卡转账，结算卡和转账凭证均在张鲁生手中，是张鲁生所转。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6年2月13日、2016年4月12日、2016年7月22日郭子菲的账户无交易，不能证明张鲁生所主张的款项存入郭子菲的上述账户中，2016年5月27日的10000元显示系“紫儒轩”转入，不能证明系张鲁生转入，2016年1月16日存款不能证明系郭子菲存入。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张鲁生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郭子菲主张其与张鲁生之间是合伙关系，转账凭证均是合伙期间的资金往来，但未能提交书面合伙协议，且“紫儒轩”和“抹淡蓝”工商登记的经营者均为郭子菲一人，郭子菲亦未对双方的出资情况、利润分红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主要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其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郭子菲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张鲁生向其转账系偿还的其他债务或这些款项的具体用途。郭子菲虽曾向张鲁生转账20余万元，但张鲁生已举证证明其于短时间内偿还或支付了大部分款项。张鲁生向郭子菲的转账附言中虽有支付稿费、演出费、货款等内容，但郭子菲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张鲁生支付的款项系用于上述用途。结合郭子菲向张鲁生发送的短信“等我病好了，我把房子卖了，我留15万剩余的都是你的……”，对此短信内容的理解，张鲁生主张承诺卖房子还其借款，郭子菲主张卖房子是为了借给张鲁生钱，综合全案分析，张鲁生对短信内容的解释更符合生活常理，应认定双方基于郭子菲买房事宜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次，关于2016年1月16日的存款，郭子菲主张该款项系其所存，存款凭证遗留在张鲁生的车上，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张鲁生持有2016年1月16日的存款凭证，其存入该款项存在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确认。再次，本院调取的郭子菲6216××××5117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不能显示张鲁生主张的其于2016年2月13日存入郭子菲该账户7680元、29600元，于2016年4月12日存入该账户28300元，于2016年7月22日存入该账户49800元，2016年5月27日的10000元亦不能证明系张鲁生所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郭子菲的借款数额有误，予以纠正。郭子菲实际借款数额为696932元（822312元-7680元-29600元-28300元-49800元-10000元）。郭子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判决：一、撤销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791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二、郭子菲偿还张鲁生借款本金696932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张鲁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23元，减半收取6011.5元，由郭子菲负担5095元，张鲁生负担91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632元，由郭子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023元，由郭子菲负担10190元，张鲁生负担1833元。 本院再审过程中，郭子菲未提交新的证据。张鲁生提供了新的证据：1.通过第三方复原的短信记录，证明郭子菲给张鲁生发短信让张鲁生帮忙还房贷。2.关于紫儒轩的开户证明和网银的办理申请，证明紫儒轩2016年4月才有了银行流水，郭子菲2015年7月就有了借款。郭子菲对张鲁生提交的新证据一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加盖任何单位的印章也不是书面证据的原始载体，且通过该证据的内容也不能证明张鲁生的观点，同时结合转账记录也可以印证该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没有一笔可以对应该款项的转账。对张鲁生提供的新证据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紫儒轩成立于2014年，自2014年开始郭子菲与张鲁生就存在合伙经营紫儒轩的行为。另外张鲁生提交该份证据也可以证明郭子菲与张鲁生共同合伙经营的紫儒轩，结算账户的申请书也是张鲁生填写，联系人的姓名也是张鲁生，可以证明紫儒轩的结算卡由张鲁生掌控，所以说第二份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再结合2019年张鲁生为郭子菲书写的欠条一份，可以相互印证双方共同合伙经营的紫儒轩，张鲁生反而欠郭子菲紫儒轩与抹淡蓝货款及分红10万元。 本院庭审中，针对郭子菲与张鲁生庭审中均提出的张鲁生于2019年1月20日向郭子菲出具的的欠条，欠条载明“欠郭子菲紫儒轩与抹淡蓝货款及分红共计壹拾万元整”，本院组织双方对该欠条进行质证，张鲁生质证称该欠条是在郭子菲2019年1月20日到其店里采取打闹、撕咬、拿刀恐吓的情况下其书写的。郭子菲质证称欠条是真实的，并非张鲁生所陈述的系在受到恐吓下书写。 另，本院再审中张鲁生坚持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请求郭子菲偿还借款。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鲁生与郭子菲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其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首先，张鲁生请求郭子菲偿还其借款，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借贷合意，并实际已经交付借款。张鲁生诉讼中并未提供其与郭子菲之间就其主张的借款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或相应的借条，其仅提供了向郭子菲的转账凭证及郭子菲在2017年8月9日向其发送的短信。经原审查明后认定,张鲁生自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28日分57次共转入郭子菲账户696932元。但郭子菲并不认可案涉696932元的转款系其向张鲁生的借款，短信内容亦体现不出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此，张鲁生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696932万元转款系基于借贷关系即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其次，对于案涉转款，郭子菲辩称系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其提供的证据1.张鲁生在2017年11月26日公安机关对张鲁生的询问笔录，张鲁生称与郭子菲是合伙人；2.登记在郭子菲名下的紫儒轩最初的登记经营场所与张鲁生经营的尚雅商行经营场所一致的营业执照；3.自2014年11月11日至2017年4月11日，郭子菲分别向张鲁生控制的尚雅商行、李园园等账户共计转账20余万元。结合张鲁生提供的紫儒轩的结算账户的申请书是张鲁生填写，联系人的姓名也是张鲁生；原审时张鲁生认可其持有紫儒轩的营业执照和公章，并称“开发票、报税、银行结算要用”，可以看出郭子菲与张鲁生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可能性。再次，就相同的款项，张鲁生在本案诉讼之前曾以婚约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张鲁生并不能就前后诉讼中主张理由的不同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从转账的具体情况来看，张鲁生在本案中主张的82万余元，转账时间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7年9月28日，时间跨度长、转账次数多，且数额有零有整，张鲁生既不要求郭子菲出具借款凭证，又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是否支付利息，亦未提交催要过借款的证据，均不符合一般生活常理和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且张鲁生在郭子菲发送短信之后又相继给郭子菲转款数笔，其转款行为与张鲁生主张的短信是在其向郭子菲要求偿还借款时郭子菲应其要求发送短信的目的不相一致。 综上，本院认为，张鲁生主张其与郭子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及郭子菲的申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7民终812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791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鲁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011.5元，财产保全费46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23元，均由张鲁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新芳 审判员  柴家祥 审判员  李 霞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潘圣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