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1民终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广杰，男，汉族，1965年8月19日出生，住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学，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星，河南鑫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漯河华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临颍县邢樱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东南侧。法定代表人：邢俊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模化，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果，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晋，女，汉族，1982年6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临颍县。上诉人杨广杰与被上诉人漯河华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原审第三人王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豫1122民初1585号民事判决。华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2020）豫11民终1987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豫1122民初3169号民事判决，杨广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广杰上诉请求：1、撤销临颍县人民法院（2020）豫1122民初316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发回重审民事判决认定王晋收取300万元的行为对上诉人杨广杰有效、上诉人不应再向被上诉人华泰公司索要300万元的购房款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杨广杰对王晋收取300万元购房款的行为是默认的，其唯一证据就是公安局出具的杨广杰讯问笔录，系孤证。且这份笔录与第三人王晋的当庭陈述存在矛盾，因为王晋两次一审开庭都陈述，杨广杰从未同意也未委托其有代收房款的权利。如果杨广杰默认王晋有收款的权利，王晋当庭就不会这样陈述，充分说明杨广杰在公安局笔录上所谓的“默认”并不是杨广杰真实的意思表示。2、王晋有没有收取300万房款的权利，应以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内容为准。因为授权委托书是房管局备案的书证，并没有载明王晋有代收房款的权利；讯问笔录是言词证据，且该份笔录前后矛盾，与案件事实不符，其证明效力当然低于授权委托书的效力。3、杨广杰在公安局所作的讯问笔录，是上诉人在被被告诬告涉嫌诈骗的前提下，在公安局地下讯问室特定环境下做出的，原告当时的笔录与本案发回重审时查明的事实在时间、事情的经过、特定地点出现的人物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且被告诬告上诉人涉嫌诈骗一事公安局根本没有立案，这份笔录是未被法院判决认定的言辞证据，且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当庭不认可王晋有权代收房款行为，故该笔录不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4、杨广杰在讯问笔录中，“默认邢洪召把300万元钱转给王晋”行为，是因王晋虚假意思表示孟丽霞欠其670万元的前提而作出的民事行为，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属于无效行为。5、公安局出具的这份笔录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因为对于被上诉人的诬告，公安局根本没立案只是初查，用“讯问”形式记笔录违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1条，并且公安机关也未向法院出具刑事案件受理证明，存在公安局滥用刑事侦查权，干扰民事诉讼之嫌。基于以上几点足以说明，该笔录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杨广杰默认王晋收取300万元购房款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那么这种默认自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王晋的收款行为对上诉人来说更是无效的。二、本案（2020）豫1122民初3169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及作出的判决结果错误。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民诉法规定的根本原则，正确法律适用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事实认定基础之上。2、本案中，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及时交付了房屋，并协助被上诉人办理了过户手续，践行了民事诚信原则；但被上诉人仅支付了1000万元首付款，对剩余300万元购房款，通过第三人的虚假陈述、以及恶意串通，将本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购房款用于偿还王晋的个人债务，并且还偿还王晋拖欠被上诉人的债务，是在肆意践踏诚信原则。3、本案中，事实证明财产权利受到侵犯的是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的规定判令驳回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完全错误。综上所述，本案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请二审法院全面审理本案并进行改判，以维护司法公正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华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人王晋收取300万元购房款对上诉人是有效的，具体理由如下：一、第三人王晋全权代理上诉人协商涉案房产的出售及价格谈判，根据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的个人陈述，上诉人因为急需处置涉案房产偿还债务，委托第三人王晋找到华泰公司协商出售涉案房产，王晋全权代理上诉人与华泰公司协商房产出售价格，最终商定以1300万元出售。整个房产协商出售和价格谈定的过程，均是委托王晋代理进行，上诉人对于王晋在该阶段的代理行为是完全认可的。二、第三人王晋参与了《不动产买卖合同》签订的全过程，上诉人对王晋的授权具有概括性。2019年12月14日华泰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王晋受上诉人邀请同时在签约现场，上诉人在签约的同一时间签署全权委托书，全权委托第三人王晋办理与该不动产转让的全部事宜。上诉人杨广杰与王晋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王晋“全权代表我处理不动产证号豫（2018）临不动产权第0000053（略）的不动产过户登记；税费缴纳等事项，”授权委托书用了一个“全权”，一个“；”号，一个“等”字。把委托事项分为0000053号不动产的过户登记和税费缴纳等事项，还是全权处理。按用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首选“文意”解释的合同解释规则，“等”字用在这里，在汉语中表示列举未完，再加上一个“；”“全权”，构成了概括性授权。符合我国《合同法》第397规定的“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法律规定。三、上诉人完全认可第三人王晋代理其收取房款1000万元的行为。根据双方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双方买卖的房产原为贷款抵押物，《不动产买卖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由乙方（即华泰公司，合同中的购买者）出资1000万元作为购房款转入甲方在临农村信用合作社”，然后再由甲方转入贷款人账户用于归还贷款本金，方可解除抵押，办理房产过户。根据该约定，上诉人应在收到华泰公司1000万元购房款后，由上诉人自行偿还贷款本金。但在实际履行中，王晋根据上诉人的授权，避开了房款先转到上诉人账户的环节，由王晋向华泰公司出具《转款委托书》，要求华泰公司直接将1000万元房款转给河南畅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泰公司按照王晋要求直接转款给畅翔公司，12月17日当日，王晋向华泰公司出具了1000万元的收条。王晋全权代理上诉人向华泰公司出具转款委托书，变更收款账户收取该1000万元的行为，上诉人自始至终是认可的。上诉人在知道畅翔公司取到1000万元购房款后，立即配合华泰公司办理了不动产过户手续。这充分证明上诉人认可王晋具备收取购房款的代理权。四、上诉人于2020年7月22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承认其对王晋收取300万元购房款的行为是知道且默认的。2020年7月，华泰公司向临颍县公安局报案，认为上诉人等人涉嫌诈骗，上诉人在临颍县公安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做如下陈述，当民警问“当时你是否全权委托王晋帮你处理你的不动产产权。因为什么委托王晋的。”上诉人回答：“我委托王晋帮我处理我的房子了。我委托王晋帮我处理是因为我比较忙。”民警问“王晋为什么说剩余的300万抵账，你为什么默认抵账。”上诉人回答：“就是我们去交易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和孟丽霞、王晋我们三个说好的，我欠孟丽霞300万，孟丽霞欠王晋3**万”。上诉人是和孟丽霞、王晋商议好之后，才去的华泰公司具体谈签订房产买卖合同，并向华泰公司工作人员说明，300万元转给王晋用于抵账。因此，上诉人对于王晋收取300万元购房款的行为是明知且默认抵账的。作为华泰公司，并不知道上诉人等三人商议的情况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完全是根据上诉人的授权进行的转款。上诉人在公安所做的笔录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签订房产买卖合同的具体情况，以及上诉人全权委托王晋处理房产及认可王晋收取购房款的基本事实。现上诉人出尔反尔，应当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五、上诉人从未与华泰公司履行过任何房产转让的财务手续，全部由王晋代理进行。上诉人出售的是1300万元的房产，正常情况下如果出卖人没有委托受托人，他必然会亲自参与全部买卖过程。但是本案上诉人由于全权委托了王晋，其对于售房过程的关键环节价格谈判和收取房款根本没有参与，而是由王晋全权代理行使。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收取他人的款项，是需要出具收据入账的。因此上诉人对于王晋代理其出具相关收据的行为也是明知且认可的。综上所述，第三人王晋代理上诉人买卖房产及收取购房款的行为对上诉人是有效的。上诉人无权再向华泰公司要求支付300万元购房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晋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认可上诉请求，从谈判到议价到成交到转账到向华泰公司出具手续，都是我一个人进行的。除了签订合同和房产过户由杨广杰到场，然后在转账1000万的时候，也是按照我的意思直接转入畅翔公司，没有按合同转到杨广杰的账户上，所以华泰公司已经按照合同履行，已经把钱全部支付完毕。只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我把这300万私自挪用了。但是我自始至终没有说我不还给他，所以他不应该向华泰公司再去要这笔钱，而是我们私下可以解决的。杨广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房款300万元，并支付原告利息63093元（从2019年12月23日起至2020年6月22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020年6月23日以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回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房款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全部由被告负担。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12月14日，原告杨广杰作为出售人甲方与被告华泰公司作为购买者乙方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将其房屋出售给乙方，乙方也已充分了解该房屋的具体情况，并自愿购买该房屋。该房屋具体情况如下：座落于临颍县城××交通路××号，建筑面积2729.9㎡，房屋性质为商业，土地面积1267.6㎡，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临不动产权第0000053号。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转让。”合同第二条约定：“上述房屋的交易价格总价为：人民币13000000元整（大写：壹仟叁佰万元整）。”该合同第三条约定购房款10000000元由乙方转入甲方信用社账户，再由甲方转入河南畅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社账户用于偿还河南畅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临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贷款本金。该合同第四条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所需税费由乙方承担。同日杨广杰作为委托人、王晋作为受托人签订《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杨广杰特委托王晋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处理不动产证号豫（2018）临不动产权第0000053号（坐落于临颍县城××交通路××号，建筑面积2729.9㎡，房屋性质为商业，土地面积为1267.6㎡）的不动产过户登记；税费缴纳等事项，对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与漯河华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成为止。”同年12月17日合同约定的10000000元购房款转入河南畅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临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户，用于归还贷款。同年12月18日原被告就该不动产办理《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同年12月23日临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该不动产变更登记申请，同年10月25日被告取得该不动产登记证，证号为豫（2019）临不动产权证0006518号；原告同时将合同涉及的不动产交付被告。王晋于2020年1月15日给被告华泰公司出具收条，内容为：“收到条今收到漯河华泰置业集团购买杨广杰不动产权豫（2018）临不动产权第0000053号房款叁佰万圆整（￥3000000.00）”王晋称该款项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被告华泰公司出具了自2020年1月6日至同年1月15日的转款凭证共计金额300万元。本案在原审过程中，被告华泰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申请追加王晋、孟某,4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庭审中被告撤回追加孟某,4为第三人。一审重审另查明：1、第三人王晋给被告华泰公司出具300万元房款收到条及转款委托书时没有告知原告杨广杰，杨广杰对此不知情，也不认可。2、第三人王晋与被告华泰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华泰公司支付给案外人300万元房款，七名案外人都是第三人王晋的债权人，这300万元都是王晋还款。七名案外人中，其中祁亚斌收到23.2万元，董书亚收到40.6万元，其二人与被告华泰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七名案外人与原告杨广杰没有关系。2020年11月30日，一审法院依据被告申请，到临颍县公安局调取了临颍县公安局于2020年7月22日对杨广杰的讯问笔录一份，临颍县公安局同时告知一审法院杨广杰涉嫌诈骗没有刑事立案。在本次庭审中，被告对该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在公安中询问笔录当中的内容基本是客观的，其默认华泰公司将剩余300万元转给王晋，当时说的非常清楚，原告对这300万元的转款是知道并认可的，与本案提出的诉讼是相互矛盾的，至于王晋、杨广杰、孟某,4这些人之间的债务纠纷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之间进行处理，就本案而言，原告明知这300万元转给王晋，是默认的，认可的。原告对该笔录的质证意见是：首先对该笔录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该笔录是在被告原一审开庭前诬告杨广杰涉嫌诈骗，将杨广杰带到公安局地下室询问时作出的，该笔录记载的内容，与本案当庭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1、笔录上记载邢洪召将1000万元打给杨广杰，而被告的证据证明这1000万元是华泰打到畅翔账户，没有打给杨广杰。2、该笔录记载杨广杰和华泰签订合同时间为2019年11月，但实际上原被告签订合同时间为2019年12月14日，3、笔录记载剩余300万元打款时，杨广杰、孟某,4、邢洪召等7人均在场，而事实是这300万元，是在签订合同20天后，只有被告和王晋在场的情况下出具的手续，由此可以证明，该笔录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这其中的原因要么是杨广杰当时神志不清，记不清房屋买卖的具体事实，要么是询问民警没有如实记录，4、该笔录第三页第八行，明确记载邢洪召按照杨广杰的要求把1000万元转到银行，如果被告认可该询问笔录，那么与其之前举证的这1000万元是应王晋的要求打入银行账户的，也存在前后矛盾，因此只能说明该笔录记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本案的认定事实依据。杨广杰对王晋的委托事项，应当以委托书记载的内容为准，言辞证据的效力，小于书证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12月14日原告杨广杰与被告华泰公司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支付的1000万元房款，双方不持异议，依法亦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剩余300万元房款是否支付完毕问题。本案中，原告杨广杰与第三人王晋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杨广杰特委托王晋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处理不动产证号豫（2018）临不动产权第0000053号（坐落于临颍县城××交通路××号，建筑面积2729.9㎡，房屋性质为商业，土地面积为1267.6㎡）的不动产过户登记；税费缴纳等事项，对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与漯河华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成为止”。原告杨广杰后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王晋收取300万元购房款的行为是默认的，因此，第三人王晋的收款行为对原告是有效的，原告不应再向华泰公司要求支付300万元购房款，所以对原告杨广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广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304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杨广杰负担。二审上诉人杨广杰另提供：1、第三人王晋出具的承诺书一份，欲证明临颍县公安局所做的笔录中杨广杰听王晋所说“孟某,4欠王海涛(王晋的堂兄)的工程款”是虚构的,根本不需要孟某,4还款。王晋作为中介人，帮孟某,4与杨广杰促成与华泰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目的是为了收取佣金。杨广杰在公安局笔录中所谓的“默认”是对孟某,4欠王晋账款的抵账，而不是默认王晋收款。但事实王晋和孟某,4的债务是虚构的，就是默认也无效。2、杨广杰向孟某,4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欲证明2019年12月26日杨广杰为追回涉案300万房款，委托孟某,4向华泰公司追要房款,只能打入杨广杰指定其本人账户。杨广杰与孟某,4是同学,且不同意孟某,4代收房款，更不会同意陌生人王晋代收房款。3、孟某,4与王晋20**年4月30日电话录音笔录及光盘各一份，欲证明2020年4月30日王晋还认可涉案300万房款是华泰公司擅自扣留划转的，没有经过王晋同意。此前王晋和孟某,4一直在想法向华泰公司要钱，那么华泰公司一审提交的2020年1月15日前王晋出具的收到条和转款委托书都是该2020年4月30日以后，华泰公司与王晋恶意串通伪造的。4、孟某,4与邢俊生(华泰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5月11日人大会期间的要账录音光盘及笔录各一份，欲证明杨广杰委托孟某,4一直向华泰公司追要房款，邢俊生陈述王晋说孟某,4欠她几百万元是欺骗行为，在2020年4月之前王晋、孟某,4、杨广杰均不知道华泰公司截留300万元房款偿还华泰公司及其员工欠款的事实，华泰公司截留300万元房款偿还邢红召、学民、小智、小磊、老薛等人的钱都是邢红召、学民、小智、小磊、老薛等人擅自做主的，邢俊生及王晋根本不知情。被上诉人华泰公司质证称，第一份证据承诺书与本案30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本案是审理王晋收取300万元对于上诉人是否有效的问题，那么她承诺书是针对王晋与孟某,4包括王海涛他们之间的其他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授权委托书，杨广杰委托孟某,4要这300万元是在整个房产买卖全部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委托孟丽霞去要欠款，对于300万元支付的情况，包括王晋作为全权代理人全权收取300万元，我们认为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王晋收取300万元是在这之前都已经全部完成了，这是事后杨广杰又不想认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杨广杰和孟某,4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为杨广杰欠孟某,4有相关的款项，孟某,4之所以作为杨广杰的受托人去要这300万元，其目的是要过来之后用来还孟某,4的欠款。因此孟丽霞和杨广杰授权委托书与本案的300万元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我们也不同意孟某,4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因为他与杨广杰本身就具备利害关系，因为孟某,4和杨广杰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孟丽霞和王晋的录音笔录也不能证明任何问题，王晋也没有表明什么样一个态度，录音内容也不明确；对于孟某,4与华泰公司董事长的录音笔录，首先是不太道德的行为，本身是找华泰公司协商要这300万元，然后偷偷的去录相关负责人的录音，这个录音的行为没有经过董事长的同意。另外华泰公司的董事长对整个交易的过程是不清楚的，他不参与具体的交易过程，怎么收取的300万元就更不清楚了，这个录音笔录对本案也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王晋质证称，针对承诺书，我承认是我自己签的，因为对于代理佣金孟某,4也没有给我，只是拿这个理由去更好的促进房产的顺利交易；对于授权委托书是杨广杰跟孟某,4之间的债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他为了要这300万元肯定是为了拿回去还孟某,4的钱的；对于我们之间的录音，从时间上来说是已经房产所有的过户还有所有的交易都已经完成过年后的事，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行为，我私自把这笔钱挪用了，所以我是想着等我的钱回来我可以再给他补上空缺。上诉人另申请证人孟某,4出庭作证，欲证明其上诉主张，被上诉人华泰公司质证称，首先孟某,4不是杨广杰的代理人，她的身份仅仅是一个介绍人，孟某,4介绍王晋与杨广杰认识，杨广杰委托王晋与华泰公司协商出售涉案房产，杨广杰没有向孟某,4出具委托处理房产的任何委托手续，她没有参与具体的房产交易过程也没有参与购房款的收取过程，它对于1000万元和300万元购房款的整个交易的细节是不知道的，她的证言也不具备任何的证明效力。而王晋她首先有杨广杰的全权委托书，全权委托书与杨广杰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当中所进行的回答是完全一致的，杨广杰在公安的询问笔录当中明确回答，其委托王晋处理房子，与委托书是一致的，至于杨广杰、孟某,4、王晋之间关于300万与是抵偿各自的相互欠款关系，无论是否真实，华泰公司是不知道的，是他们三个提前商量好，然后向华泰公司进行陈述。华泰公司基于对他们三个的信任才这样处置的购房款的支付过程，如果有虚假陈述，也是杨广杰个人的决定，因为杨广杰在询问笔录当中同样明确，我们去交易的时候就是我和孟某,4、王晋我们三个说好的提前商量好的，然后把这商量好的内容告知华泰公司，让华泰公司按他们商量好的进行操作，华泰公司自始至终是蒙在鼓里面的，是不知道的。现在他们三个之间出现问题了，让华泰公司去背黑锅，让重复再支付这300万元，我们肯定是不答应的，杨广杰应当对他个人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王晋对证人证言质证称，孟某,4并没有参与任何谈判议价，都是我一个人，孟某,4欠我的钱，这个理由是更好地促进房屋买卖，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是要措账的，此笔交易当中，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我就不可能会促成他们的交易。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2019年12月14日杨广杰与华泰公司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对华泰公司依约支付的1000万元房款均无异议，主要争议的是剩余300万元房款是否支付完毕。杨广杰在临颍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杨广杰称：“当时王晋给我说：＇你欠孟丽霞的300万元钱，孟丽霞欠我670万元钱，这300万元钱咱就抵账把钱转给我＇然后邢洪召、郭学民、康伟杰、王晋还有一个律师我们七个人在场，我说完就走了”公安人员问“房钱都支付给你了？”杨广杰回答：“邢洪召打给我1000万，剩余的300万有没有打给王晋我不知道，因为当时王晋给我说＇我欠孟丽霞300万，孟丽霞欠她300万，剩余的300万就抵账。＇我当时默认抵账了，就是不知道剩余的300万有没有打给王晋”公安人员问“王晋为什么说剩余的300万抵账，你为什么默认抵账？”杨广杰回答：“就是我们去交易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和孟丽霞、王晋我们三个说好的”公安人员问“民警对你讯问过程中有没有对你进行刑讯逼供或使用不文明言语？”杨广杰回答：“没有”杨广杰在笔录上注明“以上笔录看过，和我说的相符”，并签名按指印。根据以上杨广杰在笔录中的陈述，杨广杰多次陈述默认认可剩余的300万元转给王晋。另外，杨广杰与华泰公司签合同时一直在场，并于同日给王晋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王晋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登记、税费缴纳等”华泰公司支付1000万元房款后王晋向其出具的收据。综上所述，应当认定华泰公司将剩余300万元房款支付王晋后，涉案房产房款已经支付完毕，杨广杰又起诉华泰公司再次要求支付300万元，不应支持。杨广杰与王晋之间如有纠纷可以另行处理。杨广杰上诉请求华泰公司支付30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广杰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304元，由上诉人杨广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忠祥审判员缑兵伟审判员曹光辉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裴蓉书记员林怡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