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2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忠武，男，197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娟，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庆涛，男，198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德惠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嘉嵘，桦甸市金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忠，男，196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佩良，桦甸市桦郊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于忠武、黄庆涛因与被上诉人刘宝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桦甸市人民法院（2020）吉0282民初2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庆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采信的证人证言存在非常明显的矛盾。第一，刘宝忠在起诉状中所述关键事实2014年2月份，具体哪一天向黄庆涛及于忠武借款70万元事实不清，是否交付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2月份，黄庆涛、于忠武共同向刘宝忠借款70万元没有证据证明。第二，刘宝忠述称：黄庆涛和于忠武做生意需要资金，向其借款70万元、现金支付，然而既没有约定借款期限，也没有约定利息，更主要的是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借据、收据，尤其是向黄庆涛交付70万元现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隔3个多月后其妻子孟庆兰找黄庆涛和于忠武要求出具借条，这种借贷方式有悖于常理。第三，刘宝忠提供的证人金建呈和孟庆兰均不能证明，2014年2月刘宝忠将现金70万元交付给黄庆涛。因此，刘宝忠2014年2月将70万元现金出借并交付黄庆涛事实不成立。第四，证人孟庆兰的证言与证人金建呈的证言存在明显的对立矛盾。孟庆兰称“我证明原告（刘宝忠）将钱带回家放在保险柜里，我要用钱时发现钱没了，我问原告钱哪里去了？原告说钱借给黄庆涛了，我就向黄庆涛要钱，黄庆涛没还，我就追着黄庆涛打欠条。2014年5月30日上午黄庆涛打电话让我去了法院对面一个律师事务所，拿了一张纸给我打的欠条”，孟庆兰又证明刘宝忠要在凯迪包活用钱，就将这70万元现金放在家里保险柜。而证人金建呈针对70万元证言为“原告说着急要，没说用途”。刘宝忠催要时间：“2014年1月份左右向我催要”。还款地点：“刘宝忠家里且没有其他人在家”。这是两个证人证言的矛盾所在。孟庆兰证明刘宝忠将钱带回家，而金建呈证明他将70万元现金在刘宝忠家中交付，两个证人的说法截然不同。另外，金建呈证明刘宝忠2014年1月催款，理由为着急用钱，没说用途，而孟庆兰证明刘宝忠在凯迪包活用钱，由此可证明，金建呈还款70万元与本案无关，同时亦可证明，刘宝忠2014年2月借给黄庆涛和于忠武70万元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第五，证人金建呈向刘宝忠借70万元说法真实性令人质疑，按金建呈的证言，他于2013年8月向刘宝忠借款70万元，到2014年1月刘宝忠向其索要，借款已过一年半的时间，借款额度巨大，双方既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又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借款和还款均是现金交付，这种借款方式违背常理，其证言不可信。第六，金建呈仅有银行取款单，无法证明其提取的现金就是用来偿还刘宝忠的。孟庆兰的证言也不能证明金建呈的说法成立，因此，刘宝忠所谓借给黄庆涛和于忠武70万元现金来源没有事实依据。第七，证人李德信代刘宝忠索要借款不成立，首先，李德信不是本案的债权人，也不是担保人，其代理刘宝忠向黄庆涛和于忠武索要借款没有授权委托，违反常理。本案借款70万元，假如刘宝忠口头授权说法成立，那么，按正常人思维，借款人也不会把钱还给李德信。另外，按刘宝忠的说法，借款时他的妻子孟庆兰不在场，也不知道。孟庆兰则称，其用钱时发现钱没了，在刘宝忠那得知借给黄庆涛，追着黄庆涛打欠条。如果按这个逻辑，孟庆兰应当在借款期限到来时，追着索要借款，或者刘宝忠催要借款，不是委托毫不相干的李德信催款。况且李德信也自认没有一直为刘宝忠催款，刘宝忠找李德信作证的真实目的是因其诉讼请求在事实上已过诉讼时效，让李德信提供一个虚假的证言仅为中断诉讼时效。第八，曹锐催款说法更难成立，曹锐称：2018年同刘宝忠到黄庆涛父亲家要钱时，才知道黄庆涛欠刘宝忠70万元，在此之前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在2016年饭桌上刘宝忠委托李德信向黄庆涛要钱的事实。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自然人之间发生的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是实践合同，除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须交付标的物，交付标的物应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刘宝忠及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在事实上存在很多明显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尤其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2月具体哪一天将70万元现金交付黄庆涛，其提供的证人金建呈仅能证明他本人从银行提出70万元，不能证明这笔钱是还给刘宝忠，还是做其他用途且时间说不清楚，另一证人为刘宝忠妻子孟庆兰，且不说其与本案有着非常紧密的利害关系，她也不能证明刘宝忠向黄庆涛交付现金的事实，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的推定2014年2月刘宝忠交付给黄庆涛现金70万元，明显证据不足。那么，刘宝忠提供唯一的书面证据“借条”仅能证明2014年5月30日黄庆涛和于忠武向刘宝忠出具借款人民币70万元借条，用途为生意用款，还款期限为2014年9月30日。结合孟庆兰的证言，当天刘宝忠出门没在家的说法可证明，2014年5月30日当天，黄庆涛和于忠武没有收到70万元，因此该借条不成立、不生效。一审法院判决其成立、生效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一审法院总结的两个焦点问题：借款70万元是否实际交付，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均未查清且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存在虚假诉讼的前提下，支持刘宝忠的诉讼请求，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而且适用法律存在非常明显的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保护黄庆涛的合法权益，支持黄庆涛的上诉请求。于忠武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刘宝忠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宝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1．于忠武与刘宝忠之间并未实际形成7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宝忠在一审起诉状中称：“2014年2月，黄庆涛、于忠武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共同向我借款70万元，我将现金70万元在家交给黄庆涛。”但事实上2014年2月，于忠武从未收到过刘宝忠所称的70万元借款。庭审过程中，刘宝忠向法庭出示了《借条》一份，但并未出示与该借条相对应的转账凭证或银行流水等证明于忠武实际收到70万元的相关证据。出庭证人的证言也没有证明于忠武实际收到了7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也就是说，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刘宝忠并未证明已经将70万元款项交付给于忠武，故刘宝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宝忠要求于忠武偿还7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律支持。2．于忠武在出具借条时，刘宝忠并没有把钱给黄庆涛，说是过一两天给，但刘宝忠一直没给．后来，于忠武让黄庆涛把借条要回来，黄庆涛说要也没要回来，因为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借款，于忠武也就没有紧追着黄庆涛一定要把借条要回来。这一事实，可以从刘宝忠手持借条却迟迟不主张权利得到印证。按照借条上所写，70万元借款要在2014年9月30日前还清，如果刘宝忠当时出借了70万元，怎么会在到期还款的数年内都不找于忠武要钱？另外，从刘宝忠爱人孟庆兰的证言中也可以看出70万元并未实际出借，在一审庭审中，孟庆兰陈述说：“我用钱时发现钱没了，就问原告钱哪里去了，原告说借给黄庆涛。我就向黄庆涛要钱，黄庆涛就没还，我就追着黄庆涛打欠条……”如果孟庆兰以上陈述是真的，她连一张借条都要赶紧补一下，那么在借款已经到期后的2014年的下半年，2015年一整年，怎么会不赶紧追着找黄庆涛要钱？而且自己和刘宝忠还一直不亲自出面要钱。这些都不符合日常的生活经验和逻辑。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刘宝忠并未实际出借70万元款项。3．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刘宝忠提供的借条上写有“上款于2014年9月30日前一次性还清”。从2014年9月30日至今，刘宝忠从未向于忠武主张过权利，其也未向法庭提供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证明其主张过权利。二、一审判决对证据采信错误。1．证人孟庆兰的证言不能证明借款来源、款项交付的事实。证人孟庆兰是刘宝忠的爱人，其陈述和回答法庭提问时，均表示没有亲眼见到刘宝忠将钱交付给于忠武和黄庆涛，都是听刘宝忠说的。2．证人金建呈所谓的还款事实不能证明刘宝忠将钱借给了于忠武。证人金建呈陈述其在2014年1月份还了刘宝忠70万元，没有借条、收条，没有任何转账记录，以上陈述没有任何证据佐证就已经存疑，且在回答法庭询问时，金建呈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亲眼看到刘宝忠将自己还的钱出借给于忠武和黄庆涛。综上，金建呈的证言不能证明款项来源和已经交付的事实。3．证人李德信和曹锐的证言不能证明刘宝忠在法定期间内主张了权利。证人李德信和曹锐在陈述和回答法庭提问时，明确表示没有亲眼看到刘宝忠借钱给于忠武和黄庆涛，都是听刘宝忠自己说的。刘宝忠和其爱人孟庆兰不亲自要钱，反倒让两位朋友出面，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找两位朋友说要过钱的目的就是需要一份所谓的证据来证明刘宝忠的主张没有过诉讼时效，这样两份证人证言显然不能作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证据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本案中，证人孟庆兰是刘宝忠的爱人，证人金建呈、李德信和曹锐是刘宝忠的朋友，在身份上都和刘宝忠具有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四位证人均明确表示没有亲眼见到刘宝忠将70万现金交付给于忠武和黄庆涛，借钱的事都是听刘宝忠说的。上述证人证言不能认定刘宝忠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不能证明其实际出借了70万元，不能证明刘宝忠和于忠武之间发生了真实的借贷关系。刘宝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忠武、黄庆涛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宝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庆涛、于忠武共同偿还借款本金7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0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标准进行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份，黄庆涛、于忠武共同向刘宝忠借款70万元，刘宝忠在其家中将70万元现金交付给黄庆涛。2014年5月30日，黄庆涛、于忠武共同为刘宝忠出具借条，并约定于同年9月30日前还清欠款。至今，黄庆涛、于忠武未偿还上述欠款。一审法院认为，于忠武、黄庆涛向刘宝忠借款并为刘宝忠出具了借条，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于忠武、黄庆涛虽均抗辩未收到刘宝忠70万元，但未对其二人出具的借条原件交付给刘宝忠作出合理解释，结合证人金建呈、孟庆兰、李德信、曹锐出庭证言以及存款账户信息，现有证据能够相互佐证刘宝忠借给于忠武、黄庆涛70万元的事实，故于忠武、黄庆涛的该项辩解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宝忠要求按照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逾期利息，未超过法律保护的上限，一审法院准许。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一、于忠武、黄庆涛于判决生效之日偿还刘宝忠借款本金700,000元；二、于忠武、黄庆涛于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刘宝忠自2014年10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3.85%的标准计算）。案件受理费5400元，由于忠武、黄庆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黄庆涛与于忠武于2014年5月30日在刘宝忠的妻子孟庆兰的要求下出具借条的事实真实存在，黄庆涛承认借条中字迹为其本人书写，且在孟庆兰的强烈要求下出具。借条中注明了还款时间，但未明确写明借款未交付以及交付时间，黄庆涛、于忠武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刘宝忠提供了其款项来源的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吻合，可以认定借条为此前黄庆涛收到刘宝忠交付的70万元款项后补出具。一审判决认定刘宝忠与黄庆涛、于忠武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另外，刘宝忠提供了证人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黄庆涛、于忠武主张权利，催要借款，因基于债权人维护合法权益保留追要欠款的证据相对困难，证人出庭作证是相对普遍且合理的做法，故一审法院采信证人证言，认定刘宝忠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亦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于忠武、黄庆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忠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462元、黄庆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462元，由于忠武、黄庆涛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英审判员 卢佳欢审判员 任宝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安冬雪（此件共11页，印1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