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03行终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淄博延顺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683246818A。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西老村西100米处。 法定代表人王建国，经理。 委托代理人于春林，山东大地人（临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004219528J。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 法定代表人朱伯学，局长。 委托代理人崔海宁，山东华宇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芳磊，淄博市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娜，女，1989年3月25日出生，住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淄博延顺工贸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王娜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行初4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第三人王娜系死者王某之女，王某是原告的装卸工。2018年8月13日王某接他人电话后，原告去“无机化”的工作地装车，当日16时30分王某驾驶无号牌“顺马”牌二轮机动车行驶到临淄区纬五路大武热电厂以东路段时被鲁Ｃ×××××号“乘龙”牌重型半挂车（鲁Ｃ×××××）撞倒，鲁Ｃ×××××号“乘龙”牌重型半挂车（鲁Ｃ×××××）又与鲁Ｃ×××××号“江淮”牌轻型普通货车相撞，致使王某受伤。该事故经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临淄大队认定王某不负事故责任。王某受伤后被送往北大医疗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救治，王某住院病案记载：2018年10月8日，“患者家属要求出院”，2018年10月8日当天又入住北大医疗鲁中医院职业病呼吸内科病区治疗，2018年12月10日“好转出院”，2018年12月18日王某又入北大医疗鲁中医院职业病呼吸内科治疗，2018年12月24日出院，2019年1月5日，王某以肺部感染为由再次入住北大医疗鲁中医院职业病呼吸内科治疗。2019年1月8日临床死亡，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于当日出具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第三人于2019年3月5日到被告处填写了《工伤认定申请表》，要求对王某所受交通事故伤害进行工伤认定，并于2019年3月10日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被告受理后，于2019年3月11日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于2019年4月3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在《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中告知原告受理了第三人提出的关于王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原告于2019年4月17日向被告提供了自己出具的《情况说明》“你局受理的申请人王娜提出的王某与我公司的工伤认定申请书，我公司已收到，现就王某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王某并非是我公司人员，王某与我公司的关系仅仅是装车劳务关系，我公司按照其装车量计算其劳务费用，王某对装车时间及其他时间自行安排，我公司对王某既不考勤，也不管理，更不存在上下班一说，因此，王某所受的交通事故伤害并不是发生在上下班途中，我公司认为王某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及王超所写的《证明》“王某在无机化装罐车的时间不固定，罐车来的时候就来，装完就走。装车数量不固定，有时候一天一车，有时候一天3-6车，装一车的时间一般情况30分钟-40分钟，来车时王某以把手机号码告知司机，车到时罐车司机打电话告知王某。王某就从家中到无机化来装车，装完就走，王某装车费用按吨计算，多装多得，少装少得，如有事不来，我们会找其他人装车”和王振华所写的《证明》“王某在无机化院内装罐车过程，不定时间，有车来时，司机打完手机它就来，放完就回家，放一车用时在20-40分钟，有时它不来。我们会安排其它人放罐车”。2019年4月24日，被告进行了听证，并制作了《质证笔录》。《质证笔录》的内容印证了王超、王振华所写的证明和第三人与王相雷、王超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但原告认为王某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5月14日，被告以第三人因王某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提出仲裁申请为由中止了工伤认定，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后，被告恢复了工伤认定程序，并作出了涉案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另查明，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6日作出了（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临淄区人民法院关于确认原告与王某于2015年1月10日至2016年8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2019）鲁0305民初4038号的判决，该两份民事判决书均认定“王某自2015年1月10日入职延顺公司从事装卸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延顺公司未为王某缴纳各项社会保险。2018年8月13日16时30分，王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其不承担事故责任。王某于2019年1月8日死亡”。诉讼中原告又指出根据（2019）鲁0305民初4038号的判决，自2016年8月20日，王某与原告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再根据［2010］行他字第10号及［2012］行他字第13号答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故王某不应认定为工伤。对此被告不认可，并指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王某的情况应认定为工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收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从被告提交的第三人与王相雷、王超的通话录音记录、《质证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书》及医院诊断证明及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供的王超、王振华分别书写的《证明》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王某是原告的装卸工，2018年8月13日16时30分，王某在上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后被送往医院抢救，2019年1月8日死亡，王某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原告的其与王某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对抗生效的（2019）鲁0305民初4038号及（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达到退休年龄仍从事劳动并未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2010]行他字第10号《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请示的答复》中已明确，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之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据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职工，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本案中，王某受到交通事故伤害时系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其并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被告对其在上班途中受到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提出不应对王某所受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被告所作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此外，被告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召开了质证会，听取了当事人意见后，从而做出了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予以送达，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淄博延顺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淄博延顺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淄博延顺工贸有限公司上诉称：第一、原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一)第三人提出的认定工伤事项为“头部、颈椎受伤”，而被上诉人认定的工伤事项为“死亡”，两者之问缺少因果关系证明，原审法院并未查明，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王某发生交通事故后，先后住院四次，其中，第二次出院与第三次住院间隔8天，第三次出院与第四次住院间隔12天，在第二次出院记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患者病情渐好转，今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并签字后果自负”。且2019年1月5日第四次住院后，病案记载“患者家属拒绝一切化验检查，患者病情逐渐加重”“拒绝做尸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2019年1月8日，王某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肺部感染、颈椎损伤并四肢瘫”，该死亡原因是否全部是交通事故所造成，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均无证据证明。(二)2019年3月10日，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王某已经死亡，但第三人申请的工伤事项仍然是“颈椎、头部”受伤为工伤，上诉人收到的工伤认定申请书中载明的申请受伤部位为“颈椎、头部”，工伤认定程序中，第三人并未提出变更申请事项，被上诉人直接将王某的死亡认定为工伤，不仅变相剥夺了上诉人申辩的权利，而且，在缺乏王某的死亡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王某的死亡认定为工伤，也不符合程序规定。而原审法院也没有查明这一基本事实，仅凭确认劳动关系之诉的判决书中记载的对“王某于2019年1月8日死亡”这一事实的陈述及王某上班途中，原审法院认定王某系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是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首先，被上诉人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并没有列明适用人社部发[2016]29号文件第二条的规定。其次，人社部发[2016]29号文件第二条的规定，是为了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而制定的指导性意见，从行文上来看，并不属于规章类规范性文件，且，该文件不能突破或超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和原则，再次，从该文件第二条规定的内容来看，也得不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个人与单位之间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或者说认定工伤不需要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结论。最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对于不合法的规章是不能参照适用的，如果人社部发[2016]29号文件有认定工伤不需要存在劳动关系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当参照适用，更何况人社部发[2016]29号文件算不上规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撤销临人社工决字[2020]8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或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2019年3月11日，王娜(系王某之女)为工伤申请人以王某在2018年8月13日16时30分左右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王某无责)，经医院治疗后救治无效死亡为由，向被上诉人提出关于王某的工伤认定申请。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25日依法受理。2019年4月3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依法对上诉人邮寄送达了临人社工举字[2019]12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情况说明作为答辩意见。被上诉人于2019年4月18日向上诉人邮寄送达了质证通知书，于2019年4月24日14时在临淄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行政执法调查室，主持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否认与死者王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伤申请人于2019年5月14日以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为由申请中止认定程序，被上诉人于当日同意该中止申请。2020年3月16日工伤申请人提交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书要求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被上诉人于当日决定恢复工伤认定程序。2020年3月23日被上诉人作出了临人社工决字[2020]8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20年3月26日向上诉人邮寄送达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二、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工伤申请人针对王某与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提起了仲裁和诉讼，并提交了临劳人仲案字(2019)第370号仲裁裁决书、(2019)鲁0305民初4038号判决书、(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书三份法律文书，以上三份文书确认了自2015年1月10日至2018年8月13日王某在上诉人处从事装卸工作的事实。依据人社部发[2016]29号文件第二条规定，上诉人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工伤申请人提交了临淄区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份刘林、王超、王相雷等人的电话录音、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住院病案等证据，上诉人也提供王超、王振华的证人证言，并且二人也以证人身份出席质证会接受了质询。以上证据结合(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王某于2018年8月13日下午接电话通知去装车，于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王某无责，经送医治疗后救治无效死亡的事实，该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据此被上诉人依法作出了临人社工决字[2020]8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三、上诉人称“原审法院认定王某系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死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首先，临淄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北大医疗鲁中医院住院病案证明了王某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后进入北大医疗鲁中医院救治的事实，住院病案中明确记载了王某因交通事故受伤导致最终死亡的全过程。其次在被上诉人组织的案件调查和质证环节中，上诉人未提出过关于王某死亡原因的异议，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四、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将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两者之间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认定为工伤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首先，临劳人仲案字2019第370号仲裁裁决书、(2019)鲁0305民初4038号判决书、(2019)鲁03民终4577号判决书三份法律文书，以上三份文书确认了自2015年1月10日至2018年8月13日王某在上诉人处从事装卸工作的事实，即王某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已进入上诉人处工作，并在到龄后继续工作至发生交通事故之日。结合(2010)行他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和人社部发[2016]2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的规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职工，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工伤。王某系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务工农民，其所受交通事故伤害，应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临人社工决字[2020]8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应予维持，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娜未提交答辩状。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收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2010]行他字第10号《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请示的答复》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原人社部发[2016]2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为工伤。本案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3月25日对被上诉人王娜提出的王某工伤认定申请立案调查，根据调查的被上诉人王娜身份证复印件，工亡者王某身份证复印件，亲属关系证明，上诉人企业信息，收入证明，王娜与相关人员王相雷、王超通话录音整理资料，本院（2019）鲁03民终4577号民事判决书，临淄交警大队第140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北大医疗鲁中医院对王某的诊断证明书、住院病案、死亡医学证明书，王某的山东省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查询结果截图，王某工伤认定质证笔录等证据，经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中止认定程序、恢复认定程序、召开了质证会等程序，于2020年3月23日作出临人社工决字[2020]82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王某为工伤。该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淄博延顺工贸有限公司所提其与王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等上诉理由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其相关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所提王某工亡与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因果关系存在异议的上诉理由，根据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王某受到伤害的现场情况、严重程度及治疗过程、交纳治疗费用等情况，综合分析上诉人所提该项异议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其相关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淄博延顺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房 鹏 审 判 员  卢长普 审 判 员  许 平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马继东 书 记 员  陈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