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9民终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黄天棉图村村委会办公楼对面小二楼。法定代表人：乔某乔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崔某，内蒙古硕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王某，男，196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河曲县人，山西省河曲县人，现住河曲县，现住河曲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马某，山西翠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王某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曲县人民法院(2020)晋0930民初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汇泰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崔某，被上诉人王某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马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汇泰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河曲县人民法院(2020)晋0930民初17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王某王某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并非案涉挖机的购买人,无权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王某王某代为支付定金的转账凭证就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与上诉人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主体为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杜建伟为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代理人而非被上诉人王某王某的代理人。王某王某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双方协商微信记录及被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及变更后的民事起诉状中“原告公司”的描述均能证明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是购买挖机的当事人,王某王某仅是作为公司高管代为支付了定金，而并非合同的当事人,无权作为原告发起诉讼。一审法院错误地认为买卖挖机与支付定金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总结为“本案是定金合同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王某王某支付了定金与上诉人就形成了定金合同”,这一观点显然忽略了定金的从属性。定金是为了保证主合同能够正常履行而存在,不能单独存在,其存在顺序,也是先有主合同或者有订立主合同的意愿才会存在定金的问题，交易主体应当依据主合同进行确认,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单独依据定金合同确定。一审法院在原告主体身份认定中的另一个错误是，仅仅依据交易中支付款项的一个点来确定事实,而非依据交易的整个过程。一个完整的交易过程包括1询价、2协商、3确定交易条件与流程、4实现达成交易的条件、5签订合同、6、履行合同。被上诉人王某王某代为支付定金款仅仅对应的是交易环节中的第4步,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被上诉人两次诉状中的自认可知第1、2、3步的主体均是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而非被上诉人(5、6步未发生),显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为适格当事人的事实认定错误。二、本案中的违约方并非上诉人,而是被上诉人所代表的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一审法院故意遗漏这一基本事实进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被上诉人2020年5月11日提交的诉状陈述被上诉人所代表的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上诉人达成口头买卖合同。2020年9月18日变更起诉状陈述双方成立了《立约定金合同》。两份诉状中定金的性质分别为“履约定金”和“订约定金”。其分别对应的法律规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可知，定金罚则罚的是违约方。到底哪一方违约了是审查本案的核心焦点。而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的代理人明确主张审查这一争议焦点时,主审法官当庭表示庭后由合议庭商议是否作为本案争议焦点,而在判决书中却又只字未提也未进行任何审查。一审法院遗漏这一基本事实不但导致了主体责任的认定错误，也导致了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进而导致判决错误。本案中的违约方应当是被上诉人所代表的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而非上诉人。具体到本案判断为“是被告不卖了,还是原告不买了”,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自认“打电话给朱瑞洋叫停了购买挖机一事”。也就是说是被上诉人不买了,显然被上诉人所代表的河曲县旭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才是违约方。上诉人不存在涨价的问题,双方均认可双方确定的挖机买卖价格为558万元。而上诉人一直尊重该价格,并未进行变更,在上诉人发送给王发旺、杜建伟的融资计划表中的设备价格也依然是558万元。被上诉人所称的涨价部分是第三方融资公司收取的费用。因被上诉人采取融资方式购买案涉设备,融资需要支付融资费用和利息这是行业惯例,也是基本常识,是独立于买卖合同价格的。该费用和利息是第三方收取，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金额也不应当认定是上诉人对价格的变更。同时,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朱瑞洋与王发旺2020年2月24日聊天记录中的融资计划表中价格和融资总额的也可以证明,买卖价格与融资总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双方一直都是分别谈判,没有大包一说。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是大包价格的说法。所谓大包价只是在事后,为违约找的借口。故本案的违约方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根据定金罚则,上诉人有权利不返还全部定金,而上诉人基于平等原则,在弥补自身部分损失后将剩余的45万元退还给了被上诉人,法律对该行为应当保护与倡导,而不能苛责没有违约的上诉人让渡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审法院关于哪方违约这一关键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外,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更不足以证明是上诉人违约,无法支撑其诉请。被上诉人的证据仅仅能证明双方基于对价格的理解不一致,最终双方未能形成一致意见而已,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在举证责任分配及事实认定时存在错误。三、本案存在严重程序违法。(一)主审法官未审先决,丧失公正裁判的基础。本案第一次开庭期间,上诉人对于杜建伟既非代理律师、又非王某王某亲属不能作为代理人的身份提出质疑,但法庭依然没有要求杜建伟退出庭审,并继续开庭。在上诉人的代理人强烈坚持下,杜建伟退出庭审。但是，在被上诉人王某王某已经出庭，审判程序还能继续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王某王某提出要找律师参加开庭这一非合理要求的情况下,法庭宣布了休庭。法院在无法定中止或延期事由的情况下,竟为上诉人一方的诉讼失误做出调整,一味满足其非法要求,中止庭审活动,让原本在千里之外的上诉人不得不进行往返,增加了上诉人诉累及费用的支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失法庭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同时,在第一次开庭调解阶段,对于被上诉人提出的10万元的和解方案,法官竟然未审先决,向上诉人的代理人直接阐明：“10万也不多，建议你们同意”。在上诉人的代理人明确不同意调解方案后,强硬要求上诉人的代理人打电话给上诉人,替被上诉人争取10万元款项。显然已经把个人利益与被上诉人的利益绑定,丧失了作为居中审理的公允性。基于上述原因,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当庭对主审法官燕哲峰提出了申请回避,但燕法官只简单进行了电话沟通便将回避申请予以驳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本案中,对于上诉人的代理人提出的回避申请，法庭未经审查便直接予以驳回存在明显程序违法。(二)本案庭审中,一审主审法官将法庭主持权让渡给了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一审法官多次直接说“看原告意见、以原告意见为准”，“原告怎么说，就怎么办，法庭不表态”。这一点也在判决书中和公开庭审直播的录音录像都可以核实,判决书的认定部分几乎全部复制了被上诉人的代理意见,相对于对被上诉人代理人的纵容,上诉人代理人依法要求法庭公平公正居中审理时,主审法官的答复是“你看着办,我不表态”。完全丧失了法庭的居中审理地位。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法院错误,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王某王某辩称，一、关于上诉状中所述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民事起诉状》中的“原告公司”属于笔误,应当是被告公司;对于主体是否适格的认定,原审判决书的第5页已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被告公司的股东朱瑞洋与王发旺(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是王发旺也向上诉人购买工程机械进行的交涉,与本案无关;且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为王发旺的独资公司,假如是该公司购买工程机械,如此重大的交易,也应当是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王发旺来出面进行。被上诉人是本案中定金的支付人,且上诉人接收该定金时未对被上诉人作为买受人的身份提出异议;故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是适格主体的认定，并无不当。二、本案中关于违约方的认定问题。被上诉人及受委托人杜建伟与上诉人的股东朱瑞洋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显示:本案所涉的买卖合同卡特390FL型挖掘机总包价为558万元,当时朱瑞洋并未提出价款中有第三方融资的部分。但是当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交付了50万元的定金后,朱瑞洋发来的《融资还款计划表》中总价变为569.22万元,涨价11.2万元。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才向朱瑞洋打电话叫停了该笔交易。是因朱瑞洋的随意涨价的不诚信行为,导致未能订立买卖合同,违约方是谁,不言自明。上诉人出具的《退定金款说明》也可佐证该点,如果不是上诉人违约,上诉人会退出定金45万元吗?故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违约的认定,并无不当。三、原审程序合法。本案中是上诉人的代理人吹毛求疵、恶意攻击原审主审法官,在此情况下,主审法官生怕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抓住小辫子,故对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原审庭审时提出的依法不需要当庭认定的问题不便于表态,而非“原告怎么说,就怎么办”，有案件庭审同步影像资料为证。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的该点,当时的情况是在上诉人举证后,被上诉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的代理人让主审法官对证据当庭作出评判、认定,主审法官只是说“质证环节有原告的质证意见,我当庭不作评判”。主审法官对调解的建议只是为了打劝双方息事宁人,而非有倾向性。至于原审开庭时的回避问题,上诉人的代理人对主审法官当庭提出回避申请后,主审法官当庭向河曲法院贾赟院长打电话汇报,院长口头作出裁定:驳回原审被告的回避请求,此举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审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某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汇泰祥公司双倍返还订金款550000元；二、诉讼费用汇泰祥公司承担。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王某王某提交第一组证据：1.王某王某身份证；2.委托书；3.朱瑞洋2020年3月7日收到王某王某定金50万元收条一支；4.王某王某给汇泰祥公司银行转款手机截图共同证明王某王某是50万元定金实际交付人，是本案利害关系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对王某王某该证据予以采信。理由：（1）上述所列证据汇泰祥公司在质证时，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2）买卖合同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在内，王某王某作为正常成年人具备订立买卖合同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3）王某王某是本案中所涉定金实际支付人，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王某王某是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符合原告身份。（4）王某王某于2020年3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给付汇泰祥公司50万元定金，汇泰祥公司接收该定金，当时对王某王某作为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身份并未提出异议。(5)汇泰祥公司在质证时对上述证据提出不同质证意见，但没有提供有效反驳证据加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汇泰祥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王某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交（1）王某王某、杜建伟与朱瑞洋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2）《融资还款计划表》共同证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卡特390型挖掘机定价为558万元，后在汇泰祥公司提供的融资还款表中所列挖掘机总价为569.22万元。对于王某王某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理由：（1）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均在庭审中都认可。（2）对于王某王某提出的卡特390型挖掘机单价为558万元汇泰祥公司代理人当庭承认。（3）《融资还款计划表》中显示总融资款为569.22万元，与王某王某证明目的一致。（4）汇泰祥公司在质证时对上述证据提出不同意见，但未提供有效反驳证据加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原告王某王某向本院提交第三组证据（1）手机银行转款截图；（2）收条一支，共同证明王某王某于2020年3月7日支付汇泰祥公司股东朱瑞洋买工程机械定金50万元。对于王某王某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理由：（1）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异议。（2）汇泰祥公司当庭承认于2020年3月7日收到定金50万元。（3）汇泰祥公司在质证时对上述证据提出不同意见，但未提供有效反驳证据加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王某王某向一审法院提交第四组证据（1）手机银行收款截图一份；（2）退定金说明一份，共同证明2020年3月11日王某王某收到朱瑞洋退还定金45万元，王某王某及代理人杜建伟并未在《退定金说明》上签字捺印。对于王某王某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理由：（1）上述证据真实性双方均不持异议。（2）汇泰祥公司出具的《退定金说明》上未出现王某王某或杜建伟签字或捺印。（3）双方对退还45万元定金的事实均认可。（4）汇泰祥公司在质证时对上述证据提出不同意见，但未提供有效反驳证据加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五）王某王某提交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晋09民辖终48号一份，证明忻州中院在裁定书中认定本案为定金合同纠纷，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未成立。由于汇泰祥公司在质证中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记录在案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王某王某提交的上列五组证据的其它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将记录在案（见当事人举证质证庭审笔录）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理由：（1）汇泰祥公司在对上述证据质证时，对王某王某主张的该五组证据其它证明目的不认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规定，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将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适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济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综合判断。汇泰祥公司提交第一组证据（1）《起诉书》《变更民事起诉状》；（2）朱瑞洋微信；（3）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共同证明王某王某非案件争议合同当事人，非本案适格的原告，无权提起诉讼。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理由：（1）王某王某在庭审质证时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是卡特公司星期天不上班，不办理对公业务，与原告没有关系。交易细节以个人进行商谈，打给被告公司股东朱瑞洋，对被告的证据一证明目的不认可。2.开始于2020年3月7日我方提交的杜建伟与朱瑞洋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看出，杜建伟与朱瑞洋的微信是从2020年3月7日下午15点59分开始，王发旺与朱瑞洋从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从2020年2月21日就开始商量关于机械购买事宜。汇泰祥公司提交的融资还款计划表设备价格为570万元，与本案中的558万元是两个事情，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3.真实性无异议，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是一个独资企业，独资股东是王发旺，本案中杜建伟和王某王某不是公司股东，与公司没有关系。4.证明目的不认可，王发旺同时也在向朱瑞洋购买工程机械，所以其与朱瑞洋的微信交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微信上所发的位置证明不了该位置的用途，不能证明该位置是解除合同的商谈地址。”，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应当是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没有反映出王某王某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不能直接否认王某王某的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汇泰祥公司提交第二组证据（1）《起诉书》《变更民事起诉状》；（2）2020年3月9日朱瑞洋发给王发旺、杜建伟的聊天记录与《融资还款计划表》；（3）2020年2月24日朱瑞洋发给王发旺的聊天记录与《融资还款计划表》，共同证明王某王某违约，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理由：（1）王某王某在质证时对该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第一份证据，证明单价为558万元认可，对第二个证明目的不认可。原民事起诉状中有相应表述，但起因是因为被告随意涨价，违反了双方原定的价格，造成涨价后的价格原告无法接受，向被告提出停止交易的意向，并不能说明是原告违约，恰好是因为被告的随意涨价违约行为致使双方的交易行为无法继续。2.对于朱瑞洋与王发旺的聊天记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另一个合同关系。与杜建伟的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为刚才被告所讲的大包价格六百多万元与本案无关，通过以上双方所举证据可以一致证实当时双方所谈价格为558万元，3月9日上午10点13分朱瑞洋给杜建伟发来还款计划表，表中所列总价款变为5692200元，杜建伟回复“朱总，当时咱们当时谈的是总包价，没有分开谈。”该交谈可以证实原告的委托人杜建伟对5692200元的价款是不认可的。同时证实原告所举杜建伟与朱瑞洋微信聊天截屏的真实性。”，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2）上述证据内容显示本案所涉卡特390型挖掘机单价为558万元，双方当事人在这一点上无异议。但该组证据没有载明汇泰祥公司以558万元总价出售给王某王某卡特390型挖掘机，也未载明王某王某拒绝以558万元总价购买汇泰祥公司提供的卡特390型挖掘机。所以上述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王某王某是否违约。汇泰祥公司提交第三组证据（1）《退定金说明》、45万元转款凭证；（2）朱瑞洋与杜建伟的微信聊天记录；（3）朱瑞洋与王某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共同证明双方对定金返还已经协商一致，已经完成了对诉争定金的处分行为。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理由：（1）王某王某在质证时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退定金款说明仅能证明被告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向原告方退还定金款45万元，其中的表述在合同履行约定中双方存在差异，该表述不符合事实，因为双方合同还未订立，更谈不上履行。其次，该说明为被告公司的单方行为，没有得到原告及代理人杜建伟的认可，即双方没有达成合意，王某王某与朱瑞洋的聊天记录是3月11日后王某王某向被告公司购买了一台480型挖掘机，关于合格证的交付的交流，微信聊天中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关于剩余5万元定金退还的事项，所以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某王某对汇泰祥公司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认可。（2）《退定金说明》“事由：客户杜建伟向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公司购买2台卡特390型挖掘机，已付定金伍拾万元整，由于在合同履行约定中双方存在差异，双方在此件事中都有损失，所以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公司向杜建伟退定金款肆拾伍万元整（另伍万元作为汇泰祥公司的运营费用），今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双方签字即日起生效。”从上述《退定金说明》的内容看该协议明确载明双方签字后生效，汇泰祥公司提供的《退定金说明》没有王某王某或委托代理人杜建伟签字，该证据未能直接证明双方当事人关于退定金事宜已达成合意。汇泰祥公司提交的上列三组证据及其它证据的证明目的将记录在案（见当事人举证质证笔录）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理由：（1）王某王某在质证时对汇泰祥公司所举证的证明目的不认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将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适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济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综合判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一、王某王某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二、本案所涉买卖设备合同是否成立，本案所涉定金的性质；三、双方就返还定金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王某王某是否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根据上述规定，定金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根据一审法院认定和采信的证据显示，2020年3月7日王某王某以自己名义向汇泰祥公司股东朱瑞洋打款50万元，朱瑞洋以微信形式回复了王某王某并出具了“今收到50万元定金”的收条一支。朱瑞洋作为汇泰祥公司股东并未对王某王某支付定金的行为提出异议，也未对王某王某主体提出异议，可视为朱瑞洋代表汇泰祥公司对王某王某交付定金行为的默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所涉定金合同从汇泰祥公司收到王某王某定金50万元时成立并生效。王某王某是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王某王某作为成年人具有相应订立合同的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自己与别人订立合同，也可以委托杜建伟从事订立合同相关事宜。综上，王某王某可以认定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杜建伟作为王某王某订立合同的代理人，也无明显不当。汇泰祥公司以王某王某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和杜建伟不是王某王某的委托代理人为由进行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抗辩主张不予认可。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所涉买卖设备合同是否成立，本案所涉定金的性质。根据一审法院认定和采信的证据显示，2020年3月7日王某王某及其代理人通过微信聊天和打电话的方式与汇泰祥公司股东朱瑞洋就买卖卡特390型挖掘机进行商谈。双方以口头方式初步形成合意，以每台558万元的单价由王某王某购买汇泰祥公司卡特390型挖机两台。这一点双方在庭审中无争议。上述口头协议具有预约合同的性质。王某王某于2020年3月7日向汇泰祥公司交纳定金50万元。这一点双方当事人亦无争议。王某王某向汇泰祥公司交纳定金的行为，是以定金方式担保汇泰祥公司能以558万元单价卖给自己卡特390型挖掘机，同时也可视为王某王某向汇泰祥公司发出了以558万元单价购买该挖机的要约。汇泰祥公司在收到王某王某的定金后，时隔两日后,又于2020年3月9日通过微信方式给王某王某方发来《融资还款计划表》，该表载明卡特390型挖掘机融资款为569.22万元，上述行为可视为汇泰祥公司对王某王某以单价558万元购买卡特390型挖掘机的要约行为没有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可以认定本案所涉买卖设备合同未成立。王某王某主张的本案所涉买卖设备合同未成立的诉讼主张予以认可。汇泰祥公司在庭审中主张买卖合同成立的抗辩主张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汇泰祥公司应对自己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汇泰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成立的相关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履行了出卖人应承担的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汇泰祥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应当认定本案所涉买卖设备合同未成立。关于本案所涉定金的性质。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和事实，本案所涉定金合同于2020年3月7日成立并生效。定金的性质本应由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约定，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订立书面定金合同，对定金性质未作明确约定。王某王某交纳定金50万元给汇泰祥公司的行为，可视为王某王某想通过交纳定金方式，担保汇泰祥公司以双方口头达成的具有预约合同性质的口头协议议定的价格558万元单价卖给自己卡特390型挖掘机。汇泰祥公司作为接收定金的一方，一般应在接收定金时与买受方（原告）就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接收定金存在重大合同责任风险。汇泰祥公司在2020年3月7日接收王某王某50万元定金后，时隔两日后，又于2020年3月9日提出了新的价格要求，对王某王某以558万元单价购买汇泰祥公司卡特390型挖掘机的要约行为没有承诺，致使本案买卖设备合同未能订立。汇泰祥公司在庭审辩论中陈述“无论定金是哪一种性质的，焦点均集中为哪一方违约。”上述当庭陈述可视为汇泰祥公司对王某王某在诉状中起诉时主张本案所涉定金为履约定金或立约定金性质范围的认可。应在履约定金和立约定金中判断本案定金性质。从汇泰祥公司返还王某王某45万元定金行为来看，一边主张是王某王某违约或者是王某王某不买了，同时又返还了王某王某大部分定金（4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规定，如果是王某王某违约，或者是王某王某不愿订立合同了，汇泰祥公司应将王某王某50万元定金全部扣除。显然汇泰祥公司返还王某王某45万元定金行为与其主张王某王某违约或不愿意订立合同的抗辩主张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案件其它事实，汇泰祥公司主张的王某王某违约或王某王某不愿意订立合同的事实高度存疑，真伪不明，可以认定汇泰祥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不存在。汇泰祥公司以王某王某违约或不愿意订立合同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本案所涉定金无论是履约定金还是立约定金，均适用定金罚则，介于本案所涉买卖设备合同因汇泰祥公司的原因未订立，本案所涉定金应当认定为立约定金并适用定金罚则。王某王某要求汇泰祥公司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汇泰祥公司在诉前已退还王某王某45万元定金，从汇泰祥公司应返还王某王某定金中扣除（即50万元×2－45万元=55万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双方就返还定金是否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一审法院认定和采信证据，汇泰祥公司出具的《退定金说明》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汇泰祥公司主张本案所涉定金退还已达成一致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由汇泰祥公司就双方当事人退还定金形成合意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汇泰祥公司提交《退还定金说明》中明确约定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退还定金说明》中没有王某王某、代理人杜建伟签字或捺印。庭审中王某王某也不认可双方就返还定金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认定王某王某与汇泰祥公司就返还定金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王某王某要求汇泰祥公司返还剩余5万元定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汇泰祥公司以退还定金已达成协议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由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双倍返还王某王某定金550000元（应返还1000000元减去已返还450000元）。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汇泰祥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由汇泰祥公司双倍返还王某王某定金55万元是否正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2020年3月7日，杜建伟与汇泰祥公司的股东朱瑞洋约定以单价558万元的价格购买卡特390FL挖掘机2台，双方对此达成了合意。当日，王某王某向朱瑞洋转账支付了50万元定金。王某王某支付该50万元定金是以该50万元担保其按照单价558万元的价格与汇泰祥公司签订购买卡特390FL挖掘机2台的买卖合同，否则承担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的法律后果。朱瑞洋接受该50万元的是汇泰祥公司担保按照单价558万元的价格与王某王某签订出售卡特390FL挖掘机2台的买卖合同，否则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法律后果。其次，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和在案证据，王某王某一方没有做出按照单价558万元的价格与汇泰祥公司签订购买卡特390FL挖掘机2台的买卖合同的相反意思表示和行为。而汇泰祥公司2020年3月9日通过微信方式给王某王某方发的《融资还款计划表》中却显示，除了设备价格为558万元外，还增加了保险融资额112200元，总融资额为5692200元。该行为单方变更了双方关于“以单价558万元的价格购买卡特390FL挖掘机2台”的合意，构成了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汇泰祥公司应当向王某王某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法律责任。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558万元单价中是否包含有融资款，但杜建伟在收到《融资还款计划表》后明确表示，“朱总，咱们当时谈的是总包价，没有分开谈”，据此证明王某王某在支付50万定金前双方约定的是以单价最多558万元的价格购买卡特390FL挖掘机2台，即便包含融资款亦不应超过558万元的数额。而汇泰祥公司在《融资还款计划表》中的总融资额为5692200元，超过了558万元，显系违约。王某王某自述“打电话给朱瑞洋叫停了购买挖掘机一事”是在汇泰祥公司违约的情形下明确表示不同意按照总融资额5692200元继续向汇泰祥公司购买卡特390FL挖掘机的意思表示，而非王某王某违反了双方关于以单价558万元的价格购买卡特390FL挖掘机2台的合意，故王某王某的该行为不构成违约。第三，与朱瑞洋协商沟通的是杜建伟，而杜建伟系接受王某王某的委托。50万元定金系王某王某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支付，汇泰祥公司已退还的45万元定金亦退还到了王某王某的个人账户，汇泰祥公司在《退定金款说明》中叙述客户为杜建伟，在案证据中没有关于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购买挖掘机的内容。即便王某王某为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监事，但王某王某和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为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没有证据证明王某王某是作为河曲县旭达鑫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高管代该公司支付的案涉定金，故汇泰祥公司关于“王某王某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并非案涉挖机的购买人,无权提起诉讼”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由汇泰祥公司双倍返还王某王某定金55万元是正确的，汇泰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内蒙古汇泰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建荣审判员 冯慧波审判员 王婵英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