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浙行申80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保森，男，1956年1月24日出生，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托代理人王金林，浙江永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二环北路**。法定代表人程凌杰，局长。委托代理人杨华球、林毅，该局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行政大楼/div>法定代表人包顺富，区长。委托代理人符慧荣，该府工作人员。再审申请人张保森因与被申请人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以下简称黄岩公安局）、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岩区政府）行政拘留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0行终2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保森申请再审称：一、原一、二审判决所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而且部分证据的认定违背了法定程序，影响了审判结果的公正。1、一、二审判决关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未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的认定，明显缺乏证据证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起算点是受理之日。从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在一审中提供的受案登记表可以看出，本案唯一的受案时间是2016年11月10日，其办案期限应当自受案之日即2016年11月10日起算。在法律规定如此明确的情形下，原一、二审判决还认为本案的办案期限起算时间存在争议，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办案期限起算时间不应当以受理之日为准，而且私自揣测、凭空捏造所谓“不符合公安机关的一般办案规律”、“符合一般办案规律”等非法言法语认定本案，二审判决在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9条规定后，又主观臆断“黄岩公安局办理行政案件的审理期限应当从其撤销刑事立案次日开始计算”，而不是法律规定的受理之日，明显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此外，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作为行政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时应当以法律明确授权为办案依据，依据“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在法律未授权存在其他办案期限起算时间的情形下，应当以法律明确规定为准。因而，本案超过了法定办案期限，原一、二审判决在认定此事实上明显证据不足，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原一审、二审判决关于被申请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已经过其负责人批准的事实认定，明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当庭要求被申请人提供补充证据并予以采纳明显不符合法定程序，并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1)一审法院允许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补充提供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程序性证据，依法应当视为没有证据，其所提供的补充材料不应作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对于公安机关办案审批程序一类的程序性证据，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该证据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的可以补充证据的情形，被申请人补充证据的提交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补充材料不应作为黄岩公安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原一审判决中认定：由于申请人当庭质疑黄岩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经县级以上公安负责人批准，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2条的规定，因而一审法院当庭要求被申请人补充提供相关证据。该认定属于明显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无论申请人是否提出质疑，被申请人都要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在举证期限内一次性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一审法院当庭要求被申请人提供补充证据并予以采纳明显不符合法定程序，并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2)黄岩公安局在撤销刑事案件后，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理，并未经县级以上公安负责人批准，违背了法定程序。在被申请人经原一审法院要求所补充提交的所有材料中，也并未出现可以证明在将本案由刑事转为行政处理的过程中的依法审批程序。首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2条规定：公安办理的刑事案件，尚不够刑事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负责人批准，依照本章规定作出处理决定。依据该规定，在刑事案件撤销后，黄岩公安局若要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理，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于未经审批的程序错误，法庭及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刑事转为行政程序办理的依法审批，而非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的审批，黄岩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显然不能证明决定对申请人转为行政程序处理时已经经过审批程序。原一、二审判决在认定部分混淆了“刑事转为行政程序办理的依法审批”和“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的审批”两个概念，导致对于被申请人行政程序是否合法的事实认定错误。其次，黄岩公安局提供的《用户操作手册》目录中的3.5.4名称是“刑事转行政处罚的办理”，对应的页码是第65页，而在其所提供的材料中，恰恰只是提供了自第66页开始的页面打印件，对于刑事转行政处理中的审批程序页面刻意回避，也证明了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在将本案自刑事程序转为行政程序时，并未经过合法审批程序，在处理案件中存在程序违法，导致了行政处罚行为不合法也不合理的结果产生。此外，即使是因为电子化办公操作的需要，《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也仅仅是一个操作软件工具。黄岩公安局作为国家机关，在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限制的行政处罚程序中，应当依据法定程序办理，不应依据无任何法律效力的一纸办公软件操作指南或者一个办公软件系统。最后，对于原一、二审判决中提到的黄岩公安局提供了在该系统中查询本案审批流程的操作视频，该材料原一、二审法院并未向申请人送达，在未经送达质证的情形下，对于该材料的效力认定属于违背法定程序，导致了事实认定错误。3、原一、二审判决关于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在向申请人送达台公(黄)(城南)行鉴通字[2016]1156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时，是否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的事实认定，明显缺乏证据支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81条第一、二款规定：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80条第一款规定：鉴定人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应当载明委托人、委托鉴定的事项、提交鉴定的相关材料、鉴定的时间、依据和结论性意见等内容，并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通过分析得出鉴定意见的，应当有分析过程的说明。鉴定意见应当附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或者其他证明文件。依据该规定，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应当向申请人送达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意见复印件，而实际上从行政复议至一审、二审程序中，黄岩公安局始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向申请人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导致申请人丧失了知情权、申辩权及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明显违反了法定程序。黄岩公安局南城派出所办案民警罗洪武向申请人送达《鉴定意见通知书》并要求申请人签字，但并未向申请人出示或提供鉴定意见或鉴定报告复印件。申请人经与律师沟通后，认为办案机关必须出示鉴定意见复印件，于是申请人一再要求办案民警出示，办案民警依然严词拒绝出示。原一审判决在认定部分描述为“后又被划去，按照一般经验法则，应理解为对‘没有复印件’的修正”，该表述并未认清是谁划去了字样，是谁对“没有复印件”进行了修正，实际上这些都是被申请人办案人员私自所为，而且，是否送达过鉴定报告复印件，其举证责任应当归于作为执法机关的黄岩公安局，原一、二审法院在此处依然采用其在本次判决中惯用的所谓“一般经验法则”，明显属于对黄岩公安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的主观臆断，不应当作为被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在原审判决中对该送达程序是否合法的事实认定，明显证据不足，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此外，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黄行复决[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11-12页已经对黄岩公安局未向申请人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作出过认定。对于被申请人已经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承认过的事实，原一审法院竟然凭空想象出一个所谓的“一般经验法则”予以否认，显然属于缺乏证据证明的认定错误。最后，原一审判决中忽略了黄岩公安局是否向申请人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对其程序违法的决定性作用，导致对黄岩公安局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认定错误。即使如原一审判决中所述，黄价认(2016)323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事后已经被撤销，也并不能改变被上诉人黄岩公安局在行政程序中未向上诉人出示或提供鉴定意见或鉴定报告的程序违法事实。由于被申请人违反了法定程序，导致申请人丧失了知情权、申辩权及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4、原审判决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足以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定，该事实认定的主要证据不足。(1)原审判决中采信的诸多笔录证据，均系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自己所制作，且存在矛盾、涉嫌伪造之处，申请人在原审中对于该证据均提出过合理怀疑，原审法院并未采取实地调查、与见证人、参与人、本案相对人核实等方式认定本案事实，而是一味全盘采纳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的证据，属于明显认定事实不清。(2)原审判决采信被申请人关于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多次实施违法行为，该事实认定属于明显错误。首先，2016年11月10日15时许，申请人并未对在建的违法小桥进行损毁，也未安排任何人员进行拆桥，《行政处罚决定书》上也明确表示“现场无物品损毁”，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仅凭主观臆断原告此时“准备”拆桥属于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从2016年11月10日傍晚的现场情况以及《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描述来看，这次村民的行为只是造成了两块空心板的移动，钢筋网只是悬挂在空心板一侧，并未造成任何财物的损毁或灭失，而且当时村民的行为也仅仅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违法建造行为，并未超过必要的制止限度。此外，2016年11月11日0时，申请人未曾到过事发现场。认定申请人拆除建桥所用的空心板明显经不起任何推敲，年逾花甲的老人，且常年患有心脏病和抑郁症，将几百斤重的空心板推入河中，显然不是客观事实。最后，在事发当日，村民只是将部分正在用于违法搭桥的空心板移动，导致了部分空心板上出现轻微擦痕，并未完全损坏，更没有毁灭。根据2016年11月11日的现场照片，有三块空心板依然搭在河道两侧，即使落入水中的空心板也未出现毁损灭失的情形，完全不影响继续使用。此外，根据2016年12月15日的现场照片，在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处理本案的过程中，任卫国又将所谓“损毁”的空心板完好地违法搭建在河道之上，后来又自行拆除了该违法搭建的空心板。因此，2016年11月11日凌晨，任卫国违法搭桥所用的空心板只出现部分擦痕，并未达到损毁的程度，《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关于“张保森与张保森以任卫国在建小桥对张保森老房基风水有影响为由对任卫国进行劝阻”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而且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存在故意隐瞒混淆事实的嫌疑。任卫国一共在河道上违法搭建了三座小桥，其中一座是在原有通道老桥边加宽搭建，该桥正对上诉人的老房基，申请人一直在与任卫国、黄岩公安局及政府相关部门协商要求拆除，协商未果后，申请人多次向街道办、水利局等相关部门反映举报，要求停止违法搭桥的行为，并拆除已经搭建好的违桥。在各部门互相推诿后，任卫国又私自搭建了第二座及第三座违桥，这些私自搭建的桥梁不但违背了“五水共治”原则，严重影响泄洪、排洪，而且对河道两边的居民造成许多安全隐患。申请人正是基于为河道两岸的乡亲考虑，才多次主动与任卫国协商沟通，并非《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述的“对老宅基风水有影响”，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故意隐瞒了任卫国已经私自违章搭建三座桥的事实，并张冠李戴地将涉案的违建桥梁认为是正对上诉人老宅基的违建桥梁，混淆了事实真相。二、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审判结果严重不公。首先，本案拆除的是正在违法建桥的材料，行政处罚决定将该行为认定为故意损毁财物错误。如《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述，本案中任卫国私自在公用河道上搭桥未经任何部门审批，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该正在搭桥的材料应当属于违法财物。《宪法》及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均规定，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从立法中关于保护合法财产的本意可以看出，对于不合法的财产我国法律不予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适用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法律条款对拆除违法财物的行为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适用“情节较重”的条款对申请人进行处罚错误。本案存在下述诸多特殊因素：被拆除的是正在进行违法建桥的材料，相对人任卫国存在持续多次违法搭桥的过错，在申请人多次实名举报且村民安全隐患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政府相关部门持续不作为，被拆除材料本身价值不高而且部分可以继续使用，事发后一年多时间里申请人一直配合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调查询问，一直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协商处理违法搭桥现象。拆除正在违法搭桥的材料不存在任何社会危害性，甚至是帮河道两岸村民排除了安全隐患，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适用“情节较重”的法律条款对原告进行处罚明显处罚过重。此外，被申请人黄岩公安局在该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于2017年1月18日对申请人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进行了刑事拘留，在2017年1月21日，被申请人又向被羁押于台州市黄岩区看守所的申请人送达《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决定延长申请人的羁押期限至一个月，直至2017年11月21日，被申请人才以不负刑事责任为由对该刑事案件予以撤销。对于申请人为保障河道两侧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引起的简单邻里纠纷，被申请人已经滥用职权对申请人采取过严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后撤销刑事案件又证明被申请人将本案转入刑事程序办理是错误的，此时为了打击报复申请人，被申请人再次滥用职权、违背程序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明显是属于量罚过重。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明显的错误，且存在明显违背法定程序的情形，导致审判结果严重不公。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原一、二审行政判决，改判确认黄岩公安局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黄岩公安局答辩称：一、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2016年11月10日，再审申请人伙同王秀莲纠集了“张弓厂”员工及王搏等数十人，并准备了撬棍等工具，意图拆毁任卫国正在修建的位于黄岩区××街道十里××村××庙北侧河道上的小桥。当日15时许，再审申请人联系了挖土机并带领该数十人前往拆桥。由于受到任卫国等人的阻挠而未得逞。当日18时许，“张弓厂”员工及王搏、王志锋、葛建设等数十人在再审申请人及王秀莲的授意下再次前往拆桥，并使用撬棍等工具损毁了部分造桥用的建筑材料。我意局所属城南派出所民警到场处置，制止了拆桥行为，并一再劝告再审申请人及其家人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造桥争议。但是，再审申请人罔顾民警的劝告，于次日0时许，又伙同王秀莲等亲属，再次前往拆桥，并使用撬棍等工具将造桥用的建筑材料进一步损毁。再审申请人组织损毁的小桥虽然是违章修建，但对于违章建筑的处置应由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实施，再审申请人并无权力擅自处置。此外，修桥所用建筑材料亦为他人合法拥有，执法部门在处理违章建筑的过程中亦会遵循相关法律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非一概予以损毁。而再审申请人却纠集众多无关人员，不听劝阻、多次持械肆意损毁他人财物，这与其所宣称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主观恶意明显。再审申请人的行为在客观上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利，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违背了公序良俗，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具有社会危害性。本案有再审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王秀莲的陈述和申辩、王搏、葛建设、王志锋的陈述和申辩、任卫国的陈述、证人证言、辨认笔录、视频资料、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一审、二审法院依法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所有证据均经过充分地质证，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案中，再审申请人纠集他人，组织、策划、实施了故意损毁财物的行为，属共同违法并起主要作用。根据《浙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一章第一节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再审申请人结伙、持械损毁财物，属情节较重。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再审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三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由于再审申请人曾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四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折抵行政拘留四日。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量罚得当。二、一审、二审判决关于本案办案期限的认定合理、合法。本案的办案过程一波三折，先是在无法确定本案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情况下，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在刑事立案之后，本案按照刑事案件的程序办理；再后来，撤销刑事案件，本案又重新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公安机关在第一阶段的办案过程中不可能预知接下来的案件走势，不可能预估之后的办案时间，更不可能预留之后的办案期限。因此，上述第一、第三两个办案阶段的办案期限应分别按照两个治安案件的办案期限来执行。这既符合案件办理的客观规律，也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的立法本意。三、一审判决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已经过负责人批准的认定正确。浙江省的各级公安机关在办案时，均使用《浙江省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进行执法办案的电子化操作。所有文书的审核审批均实现网上操作，不再有手工签署的审批表。只有在所有审批环节完成之后，系统才会生成电子公章，只有加盖了电子公章的法律文书才能对外产生法律效力。我局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二审法院提交了加盖有电子公章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文书足以证明行政处罚决定已经过法定程序审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首次对我局的行政处罚审批程序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也并不了解公安机关的电子化办案程序，因此要求我局补充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说明。我局补充提交了《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用户操作手册》和在该系统中查询本案审批流程的操作视频及本案《行政处罚审批表》的打印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尚不够刑事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依照本章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其文意已经十分清楚，作出最终的处理决定是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的，而从刑事办案程序转入行政办案程序是无需另行审批的。由于《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用户操作手册》内容繁多，提供给再审申请人质证的仅为与本案相关的“行政案件”部分。再审申请人仅凭目录中“刑事转行政处罚的办理”这一条目名称就认为我局刻意回避了刑事转行政处理中的审批程序页面，完全是其主管臆断。实际上，《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用户操作手册》“3.5.4刑事转行政处罚的办理”条目下记载的内容是“当刑事案件中的嫌疑人经过侦查发现不够刑事处理而需转为治安处罚时，此时可在刑事案件中直接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操作说明亦明确反映了刑事程序转入行政程序是无需另行审批的。四、一审、二审判决对于被再审申请人作出台公（黄）（城南）行鉴通字（2016）1156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进行告知时，已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给再审申请人的认定合理、合法。《鉴定意见通知书》中明文记载“......现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给你......”。王秀莲于2016年11月25日收到通知书后已在附卷联上签名捺印，该证据已明确反映出王秀莲收到了鉴定意见复印件。2016年11月28日，办案民警再审申请人告知鉴定意见。再审申请人先是在《鉴定意见通知书》上注明“没有复印件”，而后又自行划去并捺印，该行为是其对“没有复印件”的意思表示的修正。而后，张保森亦在《鉴定意见通知书》上签名确认并捺印，该证据足以证明张保森最终认可《鉴定意见通知书》上记载的内容，收到了鉴定意见复印件。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黄行复决［2018］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从未认定我局未向再审申请人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该复议决定仅就鉴定意见在行政处罚中的作用作出了认定。我局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也从未承认过未向再审申请人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再审申请人的异议纯属歪曲事实。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复议程序合法。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于法无据、于理不合，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黄岩区政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和二审所作判决得当，判决所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二、黄岩公安局的台公(黄)(城南)行罚决字[2017]1363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申请人张保森系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十里铺村人。申请人因劝阻同村村民任卫国在本村陡门宫庙北侧河道上擅自搭建小桥的行为未果，于2016年11月10日下午与王秀莲(为申请人之妻)纠集“张弓厂”(系申请人与王秀莲开办)员工及王搏等数十人，并准备了撬棍等工具，同时联系了挖土机；在当日15时许，由申请人带领该数十人和挖土机前往拆桥，因任卫国方有人躺桥上导致无法拆除。此后，在申请人及王秀莲的授意下，“张弓厂”员工及王搏、王志锋、葛建设等数十人于当晚18时许，再次前往拆桥，并使用撬棍等工具损毁了部分造桥用的材料及撬动两块空心板。次日0时许，申请人又与王秀莲等人再次前往拆桥，并使用撬棍等工具将造桥用的材料撬入河中。经黄岩公安局调查，不仅申请人对组织他人并持械实施拆桥的行为供认不讳，且有同案参与者的陈述及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黄岩公安局调查所获的证据确凿充分，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足以认定。三、台公(黄)(城南)行罚决字[2017]13633号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申请人与王秀莲组织他人并动手实施拆桥的行为系共同违法且起主要作用。黄岩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二条等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量罚得当。黄岩公安局在刑事案件被撤销后的30日内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三、对于申请人认为黄岩公安局就台公(黄)(城南)行鉴通字[2016]1156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告知时未向其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该《鉴定意见通知书》的鉴定意见依据于台州市黄岩区价格认证中心的黄价认(2016)323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而该《价格认定结论书》已被台州市黄岩区价格认证中心于2017年2月15日予以撤销，且已告知申请人。此后，在刑事立案阶段，对涉案物品由台州市黄岩区价格认证中心重新作出了黄价认(2017)06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黄岩公安局于2017年3月9日告知申请人。答辩人审理后认为，黄岩公安局作出的台公(黄)(城南)行罚决字[2017]1363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予以维持。答辩人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台州市公安局移送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予以受理，后经延期，于2018年4月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黄行复决〔2018〕第5号)，并于2018年4月10日送达，符合法定程序。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针对申请人的申请再审理由，分析如下：一、关于被申请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超过法定办案期限。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对发现或者受理的案件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在办理过程中，认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办理。”本案黄岩公安局受理本案后，因暂时无法确定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办理。在办理过程中，因认为申请人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遂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办理。黄岩公安局的上述案件办理程序，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或者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时，……需要行政处理的，依法予以处理或者移交有关部门。”本案黄岩公安局侦查后认为申请人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遂终止侦查并于2017年11月21日撤销了刑事立案，依法对申请人重新启动行政处理程序，符合上述规定。此外，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五）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转为刑事案件办理或者移送有权处理的主管机关、部门办理，无需撤销行政案件。”的规定，黄岩公安局认为将本案转为刑事案件办理后，无需撤销行政案件。因此，申请人主张本案黄岩公安局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超过法定办案期限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被申请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是否已经过其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52条“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尚不够刑事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依照本章规定作出处理决定。”的规定是指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作出处理决定，并非指刑事转为行政程序办理的依法审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省级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并不断完善统一的执法办案信息系统。办案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行政案件的受理、调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处理等情况以及相关文书材料录入执法办案信息系统，并进行网上审核审批。”黄岩公安局称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作出的审批流程均在网上的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上完成，与上述规定相符。由于申请人在一审庭审前并未对该问题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为了对该情况进行核实，当庭要求黄岩公安局补充提供相关证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的规定。黄岩公安局在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供的《执法办案综合应用系统用户操作手册》和在该系统查询本案审批流程的操作视频以及本案《行政处罚审批表》的打印件，足以证明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系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后作出。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未经过其负责人批准的申请再审理由，与前述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不符，不能成立。三、关于黄岩公安局在向申请人送达台公(黄)(城南)行鉴通字[2016]1156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时，有否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黄岩公安局台公（黄）（城南）行鉴通字（2016）11566号《鉴定意见通知书》所载，右下角处原注明“没有复印件”，后又被划去并加盖了指印，原审法院认定系申请人对“没有复印件”的事实进行了修正，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并无不当。此外，该《鉴定意见通知书事后已被撤销，并不作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依据。申请人就此所提异议，亦不能成立。四、关于原审事实认定。原一、二审法院根据申请人在黄岩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作供述笔录及王博、葛建设等人的陈述、现场照片等证据，认定申请人因对任卫国未经审批私自搭建小桥的行为不满，纠集并组织他人三次对在建小桥进行损毁的事实清楚。申请人就被诉处罚决定及原一、二审判决对相关事实认定所提异议，不能成立。五、关于法律适用。根据《浙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六十一条规定，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价值虽未达到2000元，但有两次以上故意损毁财物的，属情节较重。本案申请人结伙多人，三次持械对案涉小桥进行损毁，属情节较重。黄岩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七条第一款及《浙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量罚得当。至于任卫国搭建的小桥有无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并不影响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认定。综上，再审申请人张保森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保森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蒋旭东审判员  黄 寒审判员  许 勤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许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