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顾红英（系逝者顾建华之母），193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顾伟（系逝者顾建华之子），198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粟，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吕士维，男，195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满懿曼，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江，湖北智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吕睿，男，198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满懿曼，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江，湖北智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顾建华与上诉人吕士维、吕睿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7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期间，上诉人顾建华死亡，本院依法通知其法定继承人顾红英、顾伟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红英、顾伟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支持吕士维、吕睿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吕士维代表全家于2012年7月1日与我签订补充协议后，既没有将约定的大臂和吊钩及时运送到约定地点，也从没有到南通市洋口港察看双方合伙所有吊车是否存在经营活动。在提起反诉之前，更没有以任何形式主张过这段时期的利益分配，从常理上分析，吕士维、吕睿不认为我在交易案涉吊车，从法律上分析，吕士维、吕睿的反诉请求明显超过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在确定举证责任方面有失公平，进而造成认定事实错误。2008年4月1日前，我与吕士维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按照吕士维、吕睿在原一审中提供的2007-2011给付款项的统计表显示，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29日，吕士维支付租金达到95万元，如按此标准测算，2008年4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四年租金收益起码有380万元；而与吕士维、吕睿合伙以后，四年收益按判决和合同履行实际，我连投资款在内收益是326.1万元。这种投资收益差距的出现说明什么？我陈述没有发生经营行为，对于不存在的事实，却把这种举证责任分配给我，这有失公平。人民法院应综合根据吊车出租经营的市场通用惯例做法及监管部门的要求依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来合理确定举证责任，客观认定事实。吕士维、吕睿针对顾红英、顾伟的上诉辩称，我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双方是合伙关系。吕士维、吕睿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中第一项及第四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2、维持原判中第二项及第三项判决内容；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顾建华承担。事实与理由：就本诉而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只是以《承包合同书》来认定案件事实，认为我们与顾建华之间应按照《承包合同书》的内容履行，一审法院的这一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一）我们与顾建华常年合作吊车事业，二人之间是合伙关系而非承包关系。在2008年之前，吊车由吕士维承租，2008年之后吕士维购进了吊车50%的份额。根据补充协议3的约定可知，2009年3月5日-2012年6月30日是吕士维、吕睿经营吊车的期间，2012年6月，吊车正在兰州施工，顾建华未经吕士维、吕睿同意私自联系驾驶人员将吊车拖走并进行油漆，自2012年起，吊车由顾建华控制经营并使用，至2016年9月之前，吊车一直由顾建华经营并收益，其未将经营收益分配于吕士维、吕睿。吕士维遵守合同约定，保持诚信原则，在其经营期间，吊车承接的每笔项目，吕士维均将相应收益分配于顾建华，然而，顾建华自2012年7月1日起，一直控制经营并使用吊车，但是却未将经营利润分配与我们。因而我们反诉主张合伙期间的经营利润分成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只是以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来认定案件事实，认为本诉中，我们与顾建华之间应按照《承包合同书》的内容履行，却忽略了我们与顾建华的合伙经营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我们对涉案吊车的所有权并未消灭，应当考察承包合同成立的背景及其是否实际履行。在承包法律关系中，发包与承包双方都有权利义务。只有承包合同履行了，权利方才能向义务方主张权利。本案中，顾建华应当举证证明该份承包合同在履行，发生了履行行为；同时，顾建华应当举证证明何时、何地主张过承包费。而事实上该份承包合同没有发生履行行为，因而顾建华在本诉中主张以《承包合同书》来支付经营利润不具有法律依据。合同只有为了履行而签订才具有法律效力。任何合同绝不能因为诉讼而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对本诉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是错误的。本诉中，顾建华的诉讼时效已过，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一）本诉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购进、经营合同书》第11条约定：“经营的收入按照签订合同的实际价格为标准，甲方（顾建华）得50%，乙方（吕士维）得50%的经营收益。必须做到每月结清账目。”分析该条款可知，双方的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根据《补充协议3》的约定可知，2009年3月5日-2012年6月30日是吕士维、吕睿经营吊车的期间。补充协议3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7月1日，这一天，顾建华作为权利人可以行使其请求权。根据双方约定的按月结算的方式，顾建华应在2012年7月1日-2012年7月31日期间向吕士维主张债权，根据法律规定，再给与一个月的宽限期，即2012年8月1日-2012年8月31日为宽限期。那么，自2012年9月1日起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至2015年8月31日，顾建华的诉讼时效已经到期。因此，本诉中，顾建华主张经营利润分配己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予以驳回。（二）本案中顾建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2012年7月1日-2012年7月31日是顾建华可以依据《购进、经营合同》“按月结算”的约定向吕士维主张债权的期间，加一个月的宽限期即2012年8月1日-2012年8月31日，在此期间顾建华可以行使请求权向吕士维主张债权。顾建华行使请求权的方式包括自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两种途径，其中公力救济途径包括向法院起诉，但是在本案之前，顾建华从未因经营利润分配问题向法院起诉过吕士维、吕睿。顾建华庭审中辩称自己不知道权利被侵害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顾建华在2012年8月31日后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自2012年9月1日起开始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符合事实并具有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对我们并未就2010年9月8日顾建华出具的便条明确表态的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本案审理的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吕士维、吕睿主张顾建华于2010年9月8日出具的便条变更了双方的意思表示，但从该便条的内容看，仅反映了顾建华关于除去必要开支后双方各占一半盈亏的提议，吕士维未就该提议明确表态，双方亦未形成新的书面协议变更前期承包合同中一致同意的意思表示，故吕士维、吕睿的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吕士维、吕睿仍应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向顾建华支付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分成。”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顾建华向我们出具的该便条一直由我们保存至今，这一事实行为即说明我们对该便条约定的内容予以认可，双方之间仍然按照各占盈利亏本的50%进行结算。如我们不认该便条的内容，又为何将该便条保存至今？为何不及时与顾建华沟通便条内容对其进行修改形成新的协议？根据经验法则及常识可知，我们对该便条内容是认可的，双方应当按照各占盈利亏本的50%进行结算。四、一审法院对我们2010年4月1日-2012年6月30日期间支付给顾建华的经营利润分成的支付金额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本案审理的过程中，一审法院认为：“吕士维及吕睿仅在2011年12月12日向顾建华转账100,000元，其他费用并未支付顾建华。”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己将2010年4月1日-2012年6月30日经营吊车期间的利润分成支付给顾建华，并不存在未支付的情况。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认定错误，应当纠正。五、一审法院对吊车转场产生的费用为140,000元的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本案中，《吊车货运合同》是顾建华与案外人签订的，由于案外人并未出庭，对其是否真实无法得知。因此，一审法院对吊车转场产生的费用为140,000元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该笔费用我们不应当承担。据此，一审法院对本诉的事实认定有错误之处，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们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错误之项，予以改判。顾伟针对吕士维、吕睿的上诉辩称，双方存在的是合伙关系，但是在利益分配方式上是固定的模式，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吕士维、吕睿的反诉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便条的出具并没有变更新的法律关系。利润分成认定是900,000元这是错误的，转场费用是不存在的。请求二审支持我方的诉请。顾红英未到庭答辩。2018年12月，顾建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吕士维、吕睿支付合伙期间约定合伙投资分配收益人民币1,000,000元，吕士维、吕睿分担合伙期间发生的吊车转场、承运、组装等应支出的费用98,500元；2、诉讼费由吕士维、吕睿负担。一审诉讼中，吕士维、吕睿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顾建华向吕士维、吕睿支付吊车由顾建华经营期间所得的50%的经营利润分成共计1,100,000元；2、顾建华承担本诉及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4月1日，顾建华、管树萍（甲方）与吕士维、王九红（乙方）签订《购进、经营合同书》，主要约定：乙方同意购进顾建华、管树萍拥有的日本神钢5170-Ⅱ型履带吊车壹台的50%股份；顾建华原有资金1,500,000元整,占股份50%，吕士维出资1,500,000元整，占50%；购进后新的产权人为：顾建华(占50%的股份)、吕士维(占50%的股份)；购进后，将来再出售所收股本分配：顾建华50%，吕士维50%；购进后，吊车的支配权、出售权为双方共同协商，一方不同意不得出售；购进后，吊车的经营权和指挥权为吕士维所有，中途的指挥失误，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负责；甲乙双方有权享受同等条件购买的优先权；在乙方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经营费用由乙方承担；经营中更换零件、驾车司机的工资由甲方承担50%，乙方承担50%；经营的收入按照签订合同的实际价格为标准，甲方得50%，乙方得50%的经营收益，必须做到每月结清账目；乙方在经营中必须实事求是，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经营，有权对账目，吊车出租合同、维修、购买零件的实物、票据等进行验收审核，若有出入，按原价的十倍赔偿甲方；乙方不得将该吊车进行抵押贷款、变卖出售、转让经营权，否则按人民币肆佰万元赔偿甲方损失。协议签订后，吕士维通过转账方式向顾建华支付了1,500,000元。2009年9月3日，顾建华出具收条予以确认。2009年3月5日，顾建华（甲方）与吕士维（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1》，主要约定：就2008年4月1日的协议作部分补充，双方对原合同的第七条作变更，将日本神钢5170-Ⅱ型履带吊车的经营权、指挥权由吕士维变更给顾建华。协议乙方现因诸多因素，现暂行退出，不再参与吊车事务；自签订之日起，由吊车运作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与乙方不涉，一切均由甲方承担享受；吕士维可以全权代表吕睿签字，并具法律效力；乙方即时把吊车有关配件运送到施工地点，否则此协议无效；未尽事宜可面商，也可以函件沟通，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原合同具有等同法律效力。同日，顾建华（甲方）与吕士维（乙方）及吕睿（丙方）签订《补充协议2》，主要约定：吕士维将其所有的日本神刚5170-Ⅱ型履带吊车一台50%的股份转让给吕睿，转让价格为壹佰叁拾捌万元整(此款已付)；顾建华同意吕士维上述转让行为，认可吕睿为新的产权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日本神钢5170-Ⅱ型履带吊车的产权人为顾建华50%，吕睿50%；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合同（2008年4月1日）约定的吕士维对该车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吕睿(原合同第九条至十二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吊车的支配权、出售权为吕睿、顾建华共同协商，没有对方书面许可不得出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吊车的经营权和指挥权为顾建华所有，中途的指挥失误，产生的损失由顾建华负责；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条款，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应向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补充协议1及2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0年1月18日，吕士维（甲方）与顾建华（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书》，主要约定：履带吊车由甲方负责承包经营，经营时间为2010年4月1日至2011年4月1日，暂定壹年，在没有达成新的协商条约签订之前，按本合同逐年继续有效；甲方向乙方交纳承包金（税后金额）每年为人民币伍拾万元，分三次付清，首付日期为2010年4月20日，贰拾万元，第二次支付日期2010年8月20日，贰拾万元，第三次支付日期2010年10月20日，壹拾万元，以后付款日期、租金以此类推，租金每年伍拾万元整；甲方在经营中负责承担吊车审核、燃油、机油、维修护理（万元以下，一般的零配件），驾驶员的工资、社保日常生活费用、车旅费等所有的消耗物品及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在经营期间承担吊车的转场、承运、组装等必要的费用，否则所发生意外由甲方负责承担；甲方在经营过程中必须按照操作规程操作，违规操作发生费用由甲方自己承担；甲方在经营中的一切税费、管理费等费用，由甲方负责承担；乙方自愿提供出租吊车50%的股份给甲方经营，吊车在甲方经营中发生大的维修费用，乙方核实后承担50%的费用，积极配合甲方解决处理在经营中发生的问题，积极提供网络信息，为吊车出租提供有效的信息；甲方如果在经营中每年不足10个月，少一个月甲方向乙方少交承包金人民币伍万元；甲方如果在经营中超出10个月，超一个月甲方向乙方多交承包金人民币伍万元整；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生效，不得违约，违约金为人民币壹拾万元，若一方违约就赔偿另一方壹拾万元。2010年9月8日，顾建华向吕士维出具便条载明：“吕总你好：根据目前的严峻的经济形势，本人同意从9月1日起（即乐山吊车下场之后），按照有关吊车租赁协议合同，我们之间实行互利互亏之政策，在各作业地区场地的经营，除去必要的开支，各占盈利亏本的50%，费用各承担50%。妥否请吕总指示。”吕士维未向顾建华书面回复。2012年，吕士维将吊车运至甘肃兰州使用。2012年6月12日，姜红、吴桂勋（甲方）与顾建华（乙方）签订《货运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同意承运乙方日本神钢5170-Ⅱ型150吨履带吊车一台及其他部件，运起站及终点站为甘肃榆中县----江苏如东洋口港；运输时间2012年6月14日至2012年6月18日，共计4日时间运送到目的地，乙方配有专人跟车前往目的地；运输价格从始发站到达终点站合计所有费用（包括路上的各项开支、处罚等）人民币165,000元（不含税），到达目的地查验合格即付运输款；首付100,000元，余款货到目的地，验收完毕一次性付清。合同签订后，顾建华于2012年6月13日向姜红支付90,000元。2012年6月23日，顾建华向姜红又支付50,000元。2012年6月24日，姜红向顾建华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顾老板运输费共计壹拾肆万元整（140,000），6.13转卡90,000，6.23转卡50,000。”2012年7月16日，姜红向顾建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顾老板运输费（我代付给武汉任总请吊车费、人工费2,000元），秦总汇款5,000元，顾建华付现金3,000（叁仟元正），合计壹万元整，计10,000元。”2012年9月8日，姜红向顾建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顾老板运输费共计人民币壹万柒仟元整（17,000）。”2012年7月1日，吕士维（甲方）与顾建华（乙方）签订《补充协议3》，主要约定：09年3月5日，由吕士维负责经营日本神钢5170-Ⅱ型履带吊车到2012年6月30日为止，在这段时间经营中，所产生的利润和费用由吕士维负责与顾建华如实计算，所欠金额应及时归还；甲方必须在2012年7月10日之前把履带吊车12米的大臂和三米的大臂以及150吨的吊钩及时运送到南通市洋口港码头，否则产生的损失由甲方负责；补充协议3与补充协议1、2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缺一不可。2012年8月12日，顾建华（甲方）与南通港城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日本神钢油漆合同》，主要约定：甲方提供5170，150吨日本神钢吊车，要求乙方进行除锈、打磨、上防锈底漆3遍，履带下为黑色油漆，履带上、驾驶室、所有臂按照原定车颜色进行刷三遍，以上所有项目要在30天内完成；油漆项目总价为22,000元，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款。2012年8月20日，陈立如出具5,000元收条。2012年9月15日，陈立如出具7,000元收条。2012年12月27日，陈立如出具10,000元收条。南通港城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5日，法定代表人陈立如。一审法院另查明，2004年至2007年，顾建华因肝癌及肝移植等多次住院治疗。2008年5月12日，吕士维向顾建华转账140,000元。2008年6月12日，吕士维向顾建华转账100,000元。2009年7月14日，吕士维向顾建华转账194,000元。2010年1月25日，吕士维向顾建华转账100,000元。2010年2月4日，吕士维向顾建华转账100,000元。2011年12月12日，吕士维通过王九红账户向顾建华转账100,000元。上述款项系吕士维及吕睿支付给顾建华的部分经营收益。一审庭审中，吕士维及吕睿承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吕士维及吕睿是共同在经营。2016年，顾建华与吕睿多次就出售吊车及吊车多年以来的经营收益事宜进行商谈。2016年9月1日，顾建华将吊车出售，吕睿认为顾建华的行为侵犯了其所有权及优先购买权，故吕睿于2018年1月18日将顾建华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顾建华支付1,500,000元及利息。2018年5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07民初356号民事判决，判决：顾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吕睿支付465,000元；顾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吕睿支付利息（以465,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驳回吕睿的其他诉讼请求。顾建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顾建华与吕士维共同出资购买涉案吊车、共同经营吊车运营事宜、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双方形成个人合伙关系。2009年3月5日，顾建华与吕士维签订补充协议1、补充协议2，约定吕士维退伙，并同意吕士维将其合伙份额转让给吕睿，自此，顾建华与吕睿形成新的合伙关系，吕睿有权利向顾建华主张合伙份额对应的款项。故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鄂01民终72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顾建华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吕士维及吕睿是否应向顾建华支付合伙投资分配收益及吊车转场等费用；顾建华是否需向吕士维及吕睿支付吊车合伙期间的利润分成。关于顾建华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顾建华所主张分配的合伙期间经营利润，系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由吕士维、吕睿经营涉案吊车时所产生。2010年1月18日，吕士维与顾建华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自2010年4月1日起由吕士维承包经营吊车，每年向顾建华交纳承包金500000元。此后，涉案吊车由吕士维、吕睿支配经营，直至2012年6月12日顾建华将涉案吊车运至江苏如东洋口港。2012年7月1日，吕士维与顾建华签订《补充协议3》，约定对2009年3月5日至2012年6月30日吕士维经营涉案吊车期间的利润和费用进行计算，“所欠金额应及时归还”，但该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利润归还的具体截止时间，协议签订后，顾建华亦多次与吕睿就吊车经营收益事宜进行商谈，但双方未协商一致。故顾建华主张对吕士维、吕睿经营涉案吊车期间产生的经营利润进行分配，未超过诉讼时效，依法未丧失胜诉权，吕士维及吕睿辩称诉讼时效已过的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吕士维及吕睿是否应向顾建华支付合伙投资分配收益及吊车转场等费用的问题。第一，根据2009年3月5日的《补充协议2》，2010年1月18日的《承包合同书》及2012年7月1日的《补充协议3》，吕士维退伙，吕睿入伙后，顾建华将吊车承包给吕士维，吊车由吕士维及吕睿共同经营至2012年6月30日，《承包合同书》约定的承包金为每年500,000元，该合同虽名为承包合同，其实质为吕士维、吕睿独立支配、经营涉案吊车，并按照固定的收益额向顾建华支付合伙分成。吕士维、吕睿主张顾建华于2010年9月8日出具的便条变更了双方的意思表示，但从该便条的内容看，仅反映了顾建华关于除去必要开支后双方各占一半盈亏的提议，吕士维未就该提议明确表态，双方亦未形成新的书面协议变更前期承包合同中一致同意的意思表示，故吕士维、吕睿的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吕士维、吕睿仍应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向顾建华支付承包经营期间的利润分成。从吕士维、吕睿所提交的证据显示，吕士维及吕睿仅在2011年12月12日向顾建华转账100,000元，其他费用并未支付给顾建华。第二，由于在承包期间吊车是由吕士维及吕睿共同经营，根据《承包合同书》的约定，每年承包费500,000元，从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承包费共计1,125,000元，扣减吕士维及吕睿支付的100,000元，还剩1,025,000元，现顾建华要求吕士维及吕睿支付1,000,000元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第三，2012年6月，顾建华委托案外人姜红将吊车从甘肃兰州运至江苏南通，合同约定的运费金额为165,000元，顾建华提供了相关的收条共计175,000元，顾建华要求吕士维及吕睿承担一半的费用，但顾建华提供的相关的银行流水仅有140,000元，出具收条的人员未出庭作证，故对140,000元的费用予以认可，其他费用不予认可，因此，吕士维、吕睿应对140,000元中的70,000元承担给付义务。第四，关于顾建华要求吕士维及吕睿承担吊车油漆费用的问题，虽然顾建华提交了合同及收条，但与顾建华签订合同的南通港城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5日，合同及收条均系2012年签订或出具，因此，对合同及收条均不予认可，吕士维及吕睿不应承担相关吊车油漆的费用。故顾建华要求吕士维及吕睿支付合伙投资分配收益及吊车转场等的费用，对吕士维及吕睿向顾建华支付1,000,000元的投资收益及70,000元的吊车运费的诉请，予以支持，其他部分诉请，不予支持；吕士维及吕睿辩称已按照合同约定将经营利润分配于顾建华，不应承担吊车转场、组装、油漆等费用的意见，对吕士维及吕睿不承担油漆及部分吊车转场费用的意见，予以支持，其他意见，不予支持。关于顾建华是否需向吕士维及吕睿支付吊车合伙期间的利润分成的问题。第一，吕士维及吕睿主张的利润分成为2012年7月1日以后的吊车经营利润，顾建华称在2012年7月1日后未经营，由于涉案吊车在顾建华的支配控制下，吕士维及吕睿难以举证证明顾建华是否存在经营活动。因此，顾建华主张吊车未实际经营，其应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其仅提供了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病历资料证明自己没有经营能力，证明力不足。第二，吕士维及吕睿根据从2009年至2011年期间向顾建华支付的利润分成的款项计算2012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共计四年其应分得的利润为1,100,000元，但该1,100,000元仅是吕士维及吕睿推算出的金额，并不是真实的经营利润。从2010年9月8日顾建华向吕士维出具便条载明：“吕总你好：根据目前的严峻的经济形势，本人同意从9月1日起（即乐山吊车下场之后），按照有关吊车租赁协议合同，我们之间实行互利互亏之政策，在各作业地区场地的经营，除去必要的开支，各占盈利亏本的50%，费用各承担50%。妥否请吕总指示。”可知，当时吊车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现因双方均未能提交涉案吊车在此期间经营收益情况的相关证据，故综合上述因素酌定顾建华向吕士维及吕睿支付2012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合伙期间的利润分成900,000元。故吕士维、吕睿的反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综上，顾建华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吕士维及吕睿应向顾建华支付合伙期间的收益1,000,000元及吊车转场费用70,000元。顾建华应向吕士维及吕睿支付合伙期间的利润分成90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吕士维及吕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顾建华支付合伙期间的收益1,000,000元及吊车转场费用70,000元；二、驳回顾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顾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吕士维及吕睿支付合伙期间的收益900,000元；四、驳回吕士维及吕睿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86元，由顾建华负担256元，由吕士维及吕睿负担14,430元。本案反诉费14,700元，由吕士维及吕睿负担1,900元，由顾建华负担12,800元。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判决后，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顾建华在上诉期间，因交通事故于2020年12月14日去世；据顾伟所称，顾建华生前未留有遗嘱，其法定继承人为顾红英（系逝者顾建华之母）、顾伟（系逝者顾建华之子），顾建华未留有遗产发生继承。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顾建华与吕士维签订的《补充协议3》，双方对吕士维负责吊车经营期间产生的利润和费用并未约定具体的结算、分配时间，且此后顾建华就吊车经营收益事宜也多次与吕士维进行商谈，故顾建华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顾红英、顾伟二审中亦提出吕睿、吕士维的反诉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但是其一审并未提出该项抗辩理由，且在顾建华控制吊车期间，吕睿、吕士维与顾建华保持商谈直至2016年；因此，本案本诉及反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10年1月18日，吕士维与顾建华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约定了吕士维经营期间每年向顾建华支付500,000元，此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3》并未否认《承包合同书》的效力，双方应受该《承包合同书》的约束，一审据此支持顾建华要求吕士维、吕睿支付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吊车转场费用，一审依据货运合同、收条并结合银行流水认定顾建华支付吊车转场费用140,000元中的7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吕士维、吕睿上诉称其已经支付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润分成，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吕士维、吕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因此，顾红英、顾伟以及吕士维、吕睿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红英、顾伟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顾红英、顾伟共同负担6400元。吕士维、吕睿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6330元，由吕士维、吕睿共同负担81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阳审判员  李行审判员  申斌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龚燕书记员谢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