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03民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艳，女，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延会，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彦山，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志昊，男，1994年6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山东鲁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晓丹，山东鲁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英杰，女，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劲松，男，196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英杰，女，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李红艳因与被上诉人翟志昊、邹英杰、翟劲松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3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封延会、薛彦山，被上诉人翟志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许晓丹，被上诉人及作为被上诉人翟劲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英杰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应当得到改正，理由如下：1、关于翟志昊名下、产权证号鲁(2019)淄博淄川不动产权第0010182号、坐落于淄川区关生活区50号楼4单元3层西户房产获得的事实是错误的。根据房产契证登记显示，该房屋系买卖取得，成交金额为10万元，房屋档案里有全部的资料，但一审法院仅仅根据三个被上诉人的虚假陈述，就认定为赠与，明显错误，三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赠与的事实，国家机关登记的证明效力远远大于虚假陈述。上诉人申请调取三个被上诉人与高庆香、邹大才的银行交易记录，来证明这一个观点和事实。2、关于翟志昊名下、产权证号04-1074612、坐落于淄川区铺这一处房产的获得记录的事实也是错误的。根据一审期间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处房产系开发商山东金城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工程顶帐的方式顶给了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但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却陈述由被上诉人翟志昊的祖母王爱英现金出资从开发商处购买取得，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实际上是被上诉人翟劲松给建设方供应木材，建设方将房产顶帐给了被上诉人翟劲松。3、关于翟志昊名下、预售证号为Y01-1002220、坐落于张店区产翟志昊获得的事实更是严重错误。根据在一审时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该处房屋的买卖登记时间为2016年1月11日，但一审法院认定的所谓首付款348394元的转账时间为2015年11月14日，提前了二个月，且转账数额只有28万元，收款人为蔡梅红，明显是为了凑数。且关于该房屋的取得方式，三个被上诉人在提出执行异议质证时陈述是直接从开发商购买，现在又变成了买的顶账房，自己的房子怎么来的，还能变来变去吗？是不是应该只有一个事实，不能因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而变化。明显是虚假陈述，但一审法院却支持了三个被上诉人的陈述，到底为什么？!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却认定蔡梅红系包工头的妻子，包工头叫什么名字都没有查明，远景公司顶帐给包工头的资料也没有，就只凭听说，就认定这一事实，是为了掩盖什么事实吗？同时，根据三被上诉人提交的翟志昊的还房贷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在2016年5月25日，翟志昊转账给了翟锦修35万元，翟锦修才每月来转账3000元左右，是还款。所有款项都是三个被上诉人的家庭共同财产。申请法院调取翟志昊该贷款账户2016年5月18日这一笔柜面汇款的交易记录。同时调取三个被上诉人与翟锦修、高庆香、王爱英之间的银行交易记录，以查明事实。4、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翟志昊至2020年7月从山东体育学院毕业，一直是在校学生，学费、生活费都是由父母支付，但在一审判决中没有详细说明，事实上翟志昊根本不能如实提供收入来源和证明财产来源，就是家庭共同财产。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而确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不能简单机械的理解为“原告承担全部举证责任”。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也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法律要求行为人履行的义务必须是其客观上力所能及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必须基于便于、能够查清案件事实的基本需求，以不增加当事人的诉累、节约诉讼成本、高效并切实可行的原则进行，且举证责任在诉讼过程中应视具体情形呈现出动态的、适时调整的形态。在此过程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认定标准应当作为一种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的“理念”应用于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法律不能强令任何人履行他无法做到的义务并承担其相应的后果。2、具体到本案的实际情况，案件同时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主张”，一是上诉人主张房屋系三被上诉人共有，二是翟志昊主张房屋是其单独所有。就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字面解释而言，双方似乎都有责任证明其“主张”。然而，事实上上诉人客观上难以甚至无法知悉、获取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他人财产的具体信息，令其举证证明相关事实在客观上难以实现甚至无法完成；相反被上诉人对于“自己的财产”，令证明其权属关系及合法来源是轻而易举的!因此，如果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高度盖然”地证明三被上诉人具有恶意转移、隐匿财产的合理怀疑，且在被上诉人未就该合理怀疑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基于客观证明能力的限制)即告阶段性终结；而被上诉人应就其主张的“所有权”和“合法来源”及上诉人提出的合理怀疑，全面提供证据及作出合理真实的解释说明,并承担相关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接受询问。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法律规定的很明确，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根据盖然性原则，上诉人的主张是成立的，不应当再给上诉人强加不可能完成的义务。法庭完全可以要求被上诉人翟志昊到庭，查明事实即可。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自《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一以贯之的原则是，家庭户当中，谁参与共同经营，谁就要对外共同进行债务承担。被执行人翟劲松、邹英杰操控翟志昊的账户，案涉房产用于家庭共同经营；债务人将财产登记在子女名下以逃避执行，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该房产应当用于家庭共同债务偿还。上诉人已经穷尽举证能力完成了力所能及的举证责任!案件一审终结，正是基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才导致涉案房屋的来源始终处于不明状态!基本案件事实被“举证责任”合法掩盖!涉案房产居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司法环境下，登记在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如不能证明合法来源，将被认定为可执行财产，该规则已被普遍认同和接受。从证据规则的角度解读，也恰恰是将财产的合法来源的证明责任由名义上的权利人承担并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才能够形成上述判例。 三、关于本案已经确认的基本事实。1、上诉人李红艳与被上诉人邹英杰系发小同学，二人曾多年交好；2、被上诉人邹英杰与翟劲松系夫妻，被上诉人翟志昊系其子，三被上诉人之间具有“固有的利益关系”；3、2011年以前，被上诉人邹英杰夫妇与上诉人形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直至2016年底分毫未予偿还借款；4、2016年，上诉人迫于无奈启动民事诉讼追讨债务。案件经多次诉讼程序，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140万元的债权，被上诉人仍拒不清偿债务；5、被上诉人翟志昊在其父母拖欠债务长达10年期间，升学未受影响，刚刚于今年大学毕业，工作至今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没有大额资产的购买能力，却在四年多以前凭空获得了多套房产；6、被上诉人翟志昊在诉讼中对涉案房屋来源作出虚假陈述。以上事实足以认定，其一，邹英杰夫妇恶意逃避债务(长期分毫不予偿还债务与无力足额清偿债务，在认定债务人是否具有恶意上具有实质性意义)；其二，翟志昊恶意隐瞒房屋来源(对涉案房屋的来源作虚假陈述且始终无法准确说明其合法来源)符合其在本案中意图保护的“利益”，而这正是导致涉案房屋来源无法查清的重要原因!并且足以推定该“被隐藏的合法来源”，一旦得以查清，将对案件产生不利于被上诉人的法律后果；其三，三被上诉人基于固有的利益关系，具有共同恶意逃避债务的“充分合理的动机”。 四、一审判决仅凭权属登记记载的信息确认真实的权属关系是错误的。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翟志昊名下的三套房产是否属于家庭共同财产。而是否属于家庭共同财产的关键则在于证明该财产是否是来自于家庭。各方均应当就此承担“力所能及”的举证责任。1、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证明效力。在认定不动产物权归属时，我国司法实务通常根据是否涉及第三人利益而进行区分处理。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仅涉及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之间的物权权属争议时，我国司法实务拒绝赋予不动产登记绝对效力，而是采取实质认定标准，通过审查基础事实或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真正权利人。本案应当认定的核心是登记在儿子名下的财产是否属于家庭财产?即对该财产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家庭财产进行区分。因此这种情况下，登记并不具有绝对效力。“登记权利人”仍需要证明来源的“非家庭”性质。2、翟志昊是否有合理的收入来源?被上诉人翟志昊1994年生，2020年从山东体育学院毕业，翟志昊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相关证据证明，2014年取得第一套案涉房产时，年仅20岁。2016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也年仅22岁，即便购买商品房也无力支付分期，账号显示由其他人代偿。被上诉人翟志昊虽达到成年年龄，但经济并未独立，读书期间其日常生活尚且依靠其父母供养，特别是在被执行人对外有巨额负债，但其子女名下却出现多个不动产，与常理相悖，在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情形下，足以推定涉案房产与本案诉讼利益具有密切联系。 五、一审判决错误适用证据规则。对三套房产，上诉人提出了对房屋来源的合理怀疑；而被上诉人提出的对房产的证明不能成立，应当承担进一步举证的责任。(一)关于淄川区关生活区50-4-302号房。上诉人已经证明：于2014年8月11日从高庆香和邹大才手中以10万元价格购买，计税价格159671.52元。相关证据：房屋产权登记一份，契证两份。该产权登记文件中显示的时间、价格等主要内容，足以证明该房屋交易的事实，上诉人初步完成了证明义务。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被上诉人证明房屋的交易过程等合法来源。而被告仅口头表示，该房屋产权的转让属于赠与，但未提出任何证据。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系“孤证”，且与书面证据相互矛盾，显然不足以采信。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了被告的口头表述，并且由上诉人承担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明显违背了证据规则的要求。(二)关于淄川区淄城路817号12-114号铺。被上诉人提供了12-114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各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2016年4月29日)。证实该房屋所有权人为翟志昊，被上诉人仅仅口头陈述购房款由翟志昊祖母王爱英出资。被告翟志昊称其祖父为淄矿集团退休干部，祖母同为该公司退休职工，出资20万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上诉人持张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调查令调查的证据显示：(1)上诉人持调查令获取金城荣基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据证明：12-114号房屋金诚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13日顶账交易给了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该证据足以推翻翟志昊声称该房屋从金诚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直接购买的说法。同时翟志昊祖父母具有出资能力，并不意味着实际代替翟志昊进行了出资。即便通过现金的方式交易，也仍然需要有银行提款记录等相应的证据佐证。(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房管局房屋档案资料一份。该房产的购买日期为2016年4月29日。但发票的开具却是2016年4月28日，该发票的开具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付款是在2016年4月28日以前。这首先与交易习惯严重不符。同时先开具发票必然意味着付款在先。这个付款是谁付的？由于客观上没有付款能力，显然并非翟志昊本人。(三)关于远景花园环蓓苑19号住宅楼030502号。1、被上诉人提供2016年1月11日，翟志昊与远景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该处房产。被上诉人称2015年11月14日，外祖母高庆香通过转账28万，现金68394元，付给蔡梅红，另外贷款53万，共计878394元。而远景公司给上诉人出具的票据显示购买该套房产总价1069858.96元(购房发票930252.96元；储藏室发票104606元；阳光房收据35000元)，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陈述虚假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事实。2016年2月4日的收据显示，030502号房交款数额139606元，收款方式为换开。这证明在本次付款之前已经有付款行为存在。2019年7月1日的收据显示翟志昊缴纳19-3-502号房款35000元，收款方式是换开，证明该房款的缴纳同样是根据之前的缴款形成。2、对于首付款中被上诉人提出2015年11月14日由高庆香通过转账28万，现金68394元给蔡梅红，原因是该房产系远景房地产给蔡梅红的顶账房。该交易与交易习惯严重不符。首先，如果远景公司给蔡梅红的顶账房为何要与远景房地产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其次，如果已经顶账给蔡梅红，为什么首付交给蔡，而贷款金额却打给远景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个人贷款提款通知)？ 六、一审判决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不当适用举证规则，无视各方当事人对待证事实的举证能力，错误地置上诉人以非常不利的举证地位，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从形式上看，本案先是上诉人提出执行，翟志昊提出执行异议。此时翟志昊本应承担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财产有“非家庭的合法来源”。但一审法院在处理执行异议时并未要求翟志昊举证，而轻易的支持了翟志昊的诉求。本案李红艳被迫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成为原告，一审中苛以了沉重的举证责任，而翟志昊轻松实现了身份上的转换。(二)从实体上看，被上诉人声称案涉房产都是通过合同的方式取得(赠与)。而众所周知，合同具有相对性，对合同是否签订、合同意思表示的内容、合同的履行、付款方式等事项，只有合同双方当事人最清楚。如果让一个外人去证明别人合同的存在或不存在、合同的内容如何、付款的时间、方式，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审判决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实际上意味着上诉人不可能胜诉：上诉人需要证明被上诉人家族内部复杂的交易和安排；被上诉人隐秘的通过其他方式预先将财产先行支付给翟志昊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由他们配合进行交易，完成“赠与”的过程。在主要证据都掌握在被上诉人手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通过事实上扭曲的适用规则，置上诉人于“死地”。(三)一审法院并未恰当的履行调取证据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如前所述，本案的证据主要掌握在被上诉人手中。上诉人不可能从中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以下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上诉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关于12-1-114号房产，一审判决声称“本院向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四分公司多次进行核实，该公司称因年份己久，涉案房产相关档案资料已经无从查找，企业公司负责人也已经变更，对该房产相关情况已不知情，并向法院提供证明一份。”关于19-030502号房，一审判决称：“本院赴金科房地产公司调查核实情况，该处工作人员称因远景公司工作人员大都已经离职，现公司仅剩几位远景公司财务人员，现在已经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房产是不是顶账房，是顶谁的账房。远景公司确实有部分工程顶账房抵顶给了泉盛公司，该公司包工头的妻子叫蔡梅红。”首先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每一个商品房都是其最重要的产品，且商品房价值巨大。对于商品房的流动，尽管会存在抵账甚至多次抵账行为，但是所有的抵账最后办证都要通过房地产公司进行。因此房地产公司不可能不掌握涉案房产的流转情况。其次，法院声称“远景公司确实有部分工程顶账房抵顶给了泉盛公司，该公司包工头的妻子叫蔡梅红。”法院从远景公司调取了相应的证据，并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的解释，越俎代庖之意溢于言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判决，应当撤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305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翟志昊辩称，关于李红艳与邹英杰、翟劲松民间借贷一案，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均判决翟志昊与本案无关。李红艳在无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申请查封案外人翟志昊的个人财产，实属错误。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申请。 邹英杰、翟劲松辩称，我与李红艳民间借贷判决是由我和翟劲松承担责任，翟志昊的房产与我和翟劲松没有任何关系。 李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翟志昊名下预售证号为Y01-1002220坐落于张店区中润大道北南京路东远景花园环蓓苑19号楼住宅楼030502号（以下简称19-030502号房）、产权证号04-1074612坐落于淄川区铺（以下简称12-1-144号铺）、产权证号鲁（2019）淄博淄川不动产权第0010182号坐落于淄川区关生活区50号楼4单元3层西户（以下简称50-4-302号房）三处房产系被告邹英杰、被告翟劲松的家庭共同财产（三处房产现价值80万元）；2.请求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红艳与邹英杰、翟劲松、翟志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6）鲁0303民初60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邹英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红艳借款140万元；二、被告翟劲松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李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鲁0303民初4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邹英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红艳借款140万元；二、被告翟劲松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9)鲁03民终888号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决。判决生效后，因各被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李红艳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受理，执行案号（2019）鲁0303执3413号，并查封了翟志昊名下案涉三套房产。 另查明，2020年6月4日，一审法院受理翟志昊提出的执行异议，并于2020年6月7日作出（2020）鲁0303执异6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异议人翟志昊所提异议成立，解除案涉三套房产的查封。申请人李红艳对该裁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还查明，关于案涉房产淄川区关生活区50-4-302号房：2014年8月12日，翟志昊外祖父母高庆香、邹大才将其共有的坐落于淄川区淄城镇东关生活区50号楼东4单元3层西户房产转移过户至被告翟志昊名下，依据该房产契证显示，转移方式系房屋买卖，成交金额100000元，现该房产由翟志昊单独所有，产权证号为鲁(2019)淄博淄川区不动产权第0010182号。原告主张该房产房款的支付来自于其父母邹英杰和翟劲松，该套房产应当属于家庭共同财产，三被告主张该房产并未支付对价，系翟志昊外祖父母高庆香、邹大才赠与获得。 关于12-1-144号铺：2016年4月29日，翟志昊与山东金城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购买12-1-144号铺，约定总房价为205015元，于2016年4月29日一次性支付；2016年4月28日，山东金城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翟志昊开具购房发票，该房产于2016年5月26日登记在翟志昊名下，由其单独所有，产权证号为淄博市房权证淄川区字第××号。三被告主张该房产购房款由翟志昊祖母王爱英现金出资，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提交山东金城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证明该处房屋系山东金诚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的工程顶账房，是直接将该处房屋于2012年1月13日顶账交易给了山东金城建工司四分公司，进而证明三被告关于购房的陈述系虚假陈述。庭后,一审法院向山东金城建设有限公司四分公司多次进行核实,该公司称因年份已久,案涉房产相关档案资料已经无从查找,且公司负责人也已变更,故现对该房产相关情况已不知情,并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明》一份。 关于19-030502号房：2016年1月11日，翟志昊与淄博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店分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购买19-030502号房，约定该房总价款为878394元，采用商业贷款方式，首付款348394元，余款530000元申请贷款支付。该房产《备案房产档案查档证明》显示，预售证号为Y01-1002220，备案人为翟志昊,2019年10月12日一审法院依据（2019）鲁0303执3413号之一协助执行书进行了预查封。根据原告从金科房地产财务处调取的该房产的收据、张店农商行业务回单、购房发票、工商银行贷款凭证记载、房屋贷款资料显示，2016年1月21日，当时的远景房地产公司为翟志昊开具首付款348394元收据，2016年3月24日开具了房贷530000元收据，2018年6月30日，远景房地产公司为翟志昊开具总额为930252.96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19年7月1日，翟志昊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市中区支行账户向远景房地产公司补交房屋差价51858.96元；2016年2月4日、2019年7月1日，远景房地产公司分别为翟志昊开具139606元收据、35000元收据，收款方式均为“换开”，2018年8月23日为其开具总额为104606元发票（139606元收据+35000元收据）。翟志昊主张，2016年1月11日与远景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该处房产，该房产总价878394元，其中首付款348394元，已于2015年11月14日由高庆香通过转账280000元、现金68394元转给蔡梅红，该房产系远景房地产公司给蔡梅红的顶账房，2016年3月，翟志昊办理贷款530000元，转至远景房地产，后由其祖母王爱英每月将贷款还款金额转至翟志昊贷款账号，每月贷款还款2657.16元。以上主张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翟志昊工商银行还房贷账户（尾号为6139）历史明细清单佐证。通过翟志昊工商银行还房贷账户（尾号为6139）历史明细清单可查，2019年2月之前的房贷是由户名为翟*修的账户为该账户转款（被告主张系翟志昊大伯翟锦修），2019年2月之后，系由翟志昊祖母王爱英为该账户转款。另，庭后，一审法院赴金科房地产公司（已收购远景公司）调查核实情况，该处工作人员称，因远景公司工作人员大都已经离职，现公司仅剩几位原远景公司财务人员，现在已经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房产是不是顶账房产、是谁的顶账房。原远景公司确实有部分工程顶账房抵顶给了泉盛公司,该公司包工头的妻子叫蔡梅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李红艳（申请执行人）诉求被告（案外人）翟志昊名下50-4-302号房、12-1-144号铺、19-030502号房系被告（被执行人）邹英杰、翟劲松的家庭共同财产，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规定适用的通常情形为：在执行程序中，依据一般标准或者常态，执行标的权利外观系被执行人，案外人主张其享有阻止执行的权利，因此，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情形为执行标的权属外观为案外人翟志昊，申请执行人主张该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为被执行人翟劲松、邹英杰，并据此主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情形与司法解释规定的通常情形不一致，故，不能适用上述举证规则，在本案情形下，启动执行案外人翟志昊名下财产的执行活动，由申请执行人主张，故应当由申请执行人李红艳负责举证证明责任。 关于50-4-302号房，被告翟志昊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产系其外祖父母高庆香、邹大才赠与获得，三被告均主张该房产并未支付对价。原告主张该房产房款的支付来自于其父母邹英杰和翟劲松，该套房产应当属于家庭共同财产，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认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于12-1-144号铺，三被告主张该房产购房款由翟志昊祖母王爱英现金出资，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提交山东金城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证明该房产系山东金诚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的工程顶账房，是直接将该处房屋于2012年1月13日顶账交易给了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又顶账给了翟劲松，进而证明三被告关于购房的陈述系虚假陈述。但应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已经赴山东金城建工公司调查，该公司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案涉房产去向线索，原告由果及因的反推结论因间接证据的链条不完整性及排他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本案中，原告已经证实案涉房产先由山东金诚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13日顶账交易给了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但是之后去向无法查明，更无证据证明该房产系山东金城建工四分公司顶账给了翟劲松，且该线索的提供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范围，对此，原告应当继续举证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12-1-144号铺系翟劲松所得顶账房，进而系两被执行人家庭共同财产的主张，不予认可。 关于19-030502号房，被告翟志昊已经提供《商品房买卖合同》、银行转账凭证、翟志昊工商银行还房贷账户（尾号为6139）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明与远景房地产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其外祖母高庆香于2015年11月14日转账280000元给蔡梅红支付了部分首付款，2016年3月，翟志昊办理贷款530000元，转至远景房地产，房贷是由翟锦修及祖母王爱英为该账户转款还贷。原告主张该套房产系被告翟劲松的顶账房，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现并无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观点，同样，原告由果及因的反推结论因间接证据的链条不完整性及排他性，不能证明该套房产系两被执行人的家庭共同财产，一审法院无法支持。 综上，原告主张案涉三套房产虽然登记在翟志昊名下，但实际出资人系其父母翟劲松、邹英杰，故该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应是被告翟劲松、邹英杰，其实际上主张的是父母子女之间以财产混同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但是，依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明还不足以证明两被告也即被执行人翟劲松、邹英杰在本案据以执行的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转移或者无偿转让财产给其儿子翟志昊致使人民法院无法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权利的取得以登记为准，产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翟志昊为案涉三套房产的所有权人，在缺乏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无法以原告推论推翻上述登记公示效力，故原告诉求确认案涉三套房产系被告翟劲松、邹英杰的家庭共同财产，一审法院无法支持。 据此，被告翟志昊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红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30元,由原告李红艳负担。 本院认为，李红艳系因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鲁0303执异69号执行裁定书而提起本案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二）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且诉讼请求与原判决、裁定无关；（三）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述法律规定了申请执行人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法定条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需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申请执行人虽可以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权利为由请求继续执行，但不能代被执行人之位提出对执行标的进行确权的诉讼请求。李红艳在本案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翟志昊名下预售证号为Y01-1002220坐落于张店区中润大道北南京路东远景花园环蓓苑19号楼住宅楼030502号、产权证号04-1074612坐落于淄川区铺、产权证号鲁（2019）淄博淄川不动产权第0010182号坐落于淄川区关生活区50号楼4单元3层西户三处房产系被告邹英杰、被告翟劲松的家庭共同财产（三处房产现价值80万元）”。即仅有李红艳代被执行人之位提出对执行标的进行确权的诉讼请求，并未有明确的对执行标的继续执行的诉讼请求。因此，李红艳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对本案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民初305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李红艳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8430元，退还上诉人李红艳；上诉人李红艳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43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光龙 审判员  王欣欣 审判员  侯 康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张维娟 书记员徐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