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9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发展区江发路******。经营者：陶亮，男，198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擎川，湖北瑞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金，湖北瑞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清芬一路**。法定代表人：陶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擎川，湖北瑞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金，湖北瑞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后塍镇高桥村投资人：俞洪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湖北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祝玲，女，197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环珍，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惊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以下简称五星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以下简称鸿耀毛纺厂），原审第三人祝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5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鸿耀毛纺厂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判令鸿耀毛纺厂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在认定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欠鸿耀毛纺厂980077.41元货款的情况下，却未对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就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以减少价款的抗辩予以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虽然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与鸿耀毛纺厂签署了《对账付款协议》，载明尚结欠鸿耀毛纺厂货款980077.41元。但是，在鸿耀毛纺厂交付给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货物中，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且给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造成了损失，在扣减存在质量问题的款项后，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仅欠鸿耀毛纺厂约30万元货款。2．认定陶亮代表五星经营部的事实有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假定陶亮作为登记经营者以五星经营部名义对外签署对账单据，但因鸿耀毛纺厂明知五星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系严育健，同时也明知陶亮作为登记经营者并无经营管理权限，陶亮的个人对账行为属于五星经营部不正常的经营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法对关联担保这种无对价的特殊交易，对代表权做了限制性规定，必须经股东会同意。然而原审法院认为所涉的《结账单》和《对账付款协议》中陶亮同时代表五星经营部和四星公司，我方认为该行为具有明显地超越代表权的外观。陶亮签字行为让四星公司直接对外承担债务而不能取得经营利益，如未经股东会同意，不能直接对四星公司的产生约束力。鸿耀毛纺厂知晓四星公司由几名股东组成，并有实际控制人严育健负责经营管理。在鸿耀毛纺厂不能提供股东会同意证明的情形下，根据协议内容理应知道陶亮的行为不是为四星公司经营活动所从事的职务行为，而是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行为。鸿耀毛纺厂以《结账单》和《对账付款协议》加盖了四星公司公章为由主张善意信赖陶亮代表权的理由不能成立。鸿耀毛纺厂应当知道陶亮的签字行为超越代表权限，鸿耀毛纺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原审法院认定陶亮代表行为约束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明显不当。陶亮虽然签署了《对账付款协议》，但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案外人严育健及原审第三人祝玲。鸿耀毛纺厂亦陈述与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业务一直由实际控制人严育健经办和确认，严育健去世后，则由其配偶祝玲负责。陶亮实际上并不参与投资、经营管理，其对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与鸿耀毛纺厂的业务往来，具体欠付鸿耀毛纺厂的货款金额，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等是不知情的。那么其在代表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与鸿耀毛纺厂签署《对账付款协议》的时候，双方也未将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而退货的金额予以抵扣。3．原审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初步证实买卖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原审庭审中，鸿耀毛纺厂也认可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严育健，且鸿耀毛纺厂的法定代表人俞洪耀之前一直与实际控制人严育健存在对账，付款，交货等习惯。据此，可以认定在抵扣存在货物质量问题的货款后，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欠鸿耀毛纺厂约30万元货款。二、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于鸿耀毛纺厂交付给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货物中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发生退货，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在一审中就此提出了抗辩。三、本案遗漏必要的当事人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应列为被告；本案依据的对账付款协议在一审中未经原审第三人质证，本案应发回重审。鸿耀毛纺厂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祝玲述称，认可上诉人上诉状中的上诉理由，不认可上诉人庭审中补充的上诉理由。祝玲有对对账付款协议进行质证，明确了不认可该证据，祝玲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鸿耀毛纺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共同向鸿耀毛纺厂支付下欠货款980077.41元；2．判令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共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25506.28元（以980077.4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从2015年1月22日起计算至2019年9月20日，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判令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五星经营部（登记经营者陶亮）、四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陶龙）实际控制人均为案外人严育健。2019年5月22日严育健病故前，一直由其本人负责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对外商业往来，陶龙、陶亮予以帮忙协助。鸿耀毛纺厂与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系长期商业合作关系，由前者向后者供应各类纺织面料，买卖双方在定期核对往来账目后确认差欠货款数额并进行相应结算。2015年1月21日，严育健与鸿耀毛纺厂投资人俞洪耀曾通过对账对2014年12月31日之前的差欠货款金额进行了确认。严育健去世后，其妻祝玲开始参与四星公司与五星经营部的经营管理。2019年8月，鸿耀毛纺厂投资人俞洪耀来汉，与陶亮等人在五星经营部办公场所内对双方往来账目核对多日，祝玲、陶龙均知晓前述情况。根据对账结果，俞洪耀、陶亮于2019年9月1日共同签署《结账单》一份，确认五星经营部最后结欠货款金额为980077.41元。2019年9月9日，陶亮又代表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乙方）同鸿耀毛纺厂（甲方）共同签署《对账付款协议》一份，写明乙方是关联单位，与甲方存在长年业务合作关系，乙方业务主要由严育健与甲方经办和确认。经对账，乙方两单位尚结欠甲方货款980077.41元。该欠款由乙方两家单位向甲方承担共同连带还款责任，从协议签订之日尽快归还。协议之上均由陶亮加盖了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印章。一审庭审中，陶龙对此未提异议。祝玲为前述协议列明的丙方，但其本人未在协议之上签字。对账后，鸿耀毛纺厂因催款未果，导致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账活动在五星经营部经营场所之内进行多日，陶亮作为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代表与鸿耀毛纺厂进行对账的行为，实际已得到了祝玲、陶龙等人的认可。陶亮当庭明确表示对账结果是对账双方在全面核对往来账目的前提下形成的客观结果。诉讼过程中，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及祝玲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陶亮与鸿耀毛纺厂签署的《结账单》及《对账付款协议》并非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结账单》及《对账付款协议》对对账双方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内部人员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并不影响其对外实施的统一对账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祝玲在完成对账后与负责对账的陶亮本人意见相左，现以账目存在遗漏为由对对账结果不予认可，但其以本人及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名义提供的相关证据难以达到核减货款金额的证明目的。首先，2014—2017年度的往来账目中，仅有2014年度的对账情况有严育健与俞洪耀的签字确认，其余账目（包括严育健手账记录）均由买方单方形成，并未得到卖方的确认，也不能实际反映诉争192件货物的退货详情；其次，2020年7月1日相关物流公司开具的《证明》既未加盖证明单位印章也无证明人签名，证明人亦未出庭，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无法认定，且《证明》内容中也未直接反映存在争议的192件退货情况，记明的相关退货与争议退货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也无法认定，故根据此证明同样难以达到证明争议货物已实际向鸿耀毛纺厂退还的目的；第三，根据证人罗某、余某当庭陈词，关于四星公司及五星经营部仅下欠鸿耀毛纺厂30余万元货款的情况，两证人均表示系从严育健处听说，至于具体是何货款、如何形成，两证人并未经手也不了解，关于争议的192件货物何时、何地、向何人退还，证人当庭也无法予以说明，证词内容欠缺证明力和说服力，故法院亦不予采信。鸿耀毛纺厂依据前期对账结果，向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主张下欠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四星公司、五星经营部对账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损害了鸿耀毛纺厂的财产权益，鸿耀毛纺厂据此主张资金占用损失，于法有据，法院亦予支持。但买卖双方在签订对账协议时，仅约定下欠货款尽快归还，并未明确约定还款的具体时间，考虑到对账后筹措资金还款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故法院酬定还款准备时间为对账协议出具后一个月内。2019年10月9日期间届满后仍未清偿视为逾期，资金占用损失自次日开始计算。鸿耀毛纺厂主张自2015年1月22日起开始计算逾期还款损失，同对账双方针对还款期限作出的约定不符，故对不符部分的损失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清偿下欠货款980077.41元；二、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以下欠货款980077.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10月10日起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8月20日起，计算至下欠货款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三、驳回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50元，减半收取计7825元，由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连带负担（此款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已预付法院，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随同上述判决应付货款一并向张家港市鸿耀毛纺织厂支付）。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是否应向鸿耀毛纺厂清偿下欠货款980077.41元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查明的事实，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代表陶亮与鸿耀毛纺厂法定代表人俞洪耀经对账后，于2019年9月1日共同签署《结账单》，确认五星经营部最后结欠货款金额为980077.41元。2019年9月9日，陶亮代表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同鸿耀毛纺厂共同签署《对账付款协议》，载明：经对账，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尚结欠鸿耀毛纺厂货款980077.41元。该欠款由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承担共同连带还款责任。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印章。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上诉主张陶亮不代表五星经营部，但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印章属实，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结账单》及《对账付款协议》，《结账单》、《对账付款协议》对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及鸿耀毛纺厂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应按照《对账付款协议》内容履行付款义务。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主张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应扣减货款，但2014—2017年度的往来账目、物流公司开具的《证明》等证据不足以达到核减货款金额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证据的审核，判决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向鸿耀毛纺厂清偿下欠货款980077.41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主张对账付款协议在一审中未经原审第三人质证，但原审第三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鸿耀毛纺厂并未起诉原审第三人，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主张应将原审第三人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五星经营部、四星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50元，由武汉市江汉区五星纺织品经营部、武汉市四星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左菁审判员  王伟审判员  胡浩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