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4民终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芹，女，195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先凤，武安市安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刘成，男，195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武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娜，女，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安市。系王刘成的女儿。 上诉人王秀芹因与被上诉人王刘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20）冀0481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秀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的丈夫李某牛2010年7月7日借给被上诉人王刘成本金30万元，被上诉人向李某牛出具借款条一张。2011年6月7日被上诉人王刘成又向上诉人借款本金36万元。被上诉人两次借款，上诉人及丈夫均通过银行转账付款方式支付给被上诉人，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有借款条2张、银行转账凭证2张、银行转账明细3份证据可证明该事实。上诉人、被上诉人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偿还其丈夫生前代替董某偿还欠被上诉人的贷款，属认定事实不清。将不同年度非同一法律关系，混沌为同事实的结果。若如被上诉人所说，上诉人巨额转款给被上诉人的依据又是什么？还款为什么出具借条？原审判决依法无据。一审判决所依据武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经侦大队）出具武公（经）不立字【2016】0020号不予立案询问笔录材料，在民事案件中属证据范畴，依法应当符合民诉证据规定的法定条件。1、从证据性质：（1）该材料系刑事案件立案前初查阶段，受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规范，借据、银行转账（在该案中）作为书证应当为该案主要调查对象。（2）从证据效力：借据、银行转账这2份书证其效力大于王刘成、董某、邓某、王某娜询问笔录证人证言效力。且未经侦查核实不能确定其客观性、真实性。也未经原始书证、物证这些原始不变证据来证明和排除。2、从证据法定条件：既无加盖法人单位公章也无法人签名，经侦大队不具备法人资质，加盖其内部章对外无效。不符合民诉证据的法定条件。王刘成、董某、邓某、王某娜询问笔录在民事诉讼中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本案诉讼中证人均未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公安经侦大队出具武公（经）不立字【2016】0020号不予立案材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规定：“对报案人、控告人应当保密”法律强制性规定。该证据不符合民诉证据法定条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判决对该材料中书证、物证忽略不计，带有片面性，显失公平、公正。被上诉人王刘成对收到上诉人36万元无异议，有借款条、银行账凭证、银行转账明细，被上诉人当庭承认并主张偿还借上诉人（36万元）钱，构成自认。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故意隐瞒案件事实，在刑事案件采取收买证人作伪证，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错误判决，二审依法应当改判或发还重审。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当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及司法解释第9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17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存在。被上诉人当庭承认无证据。而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不成立。 王刘成答辩称，被上诉人王刘成没有在庭审中承认并主张偿还上诉人36万元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秀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36万元；2．要求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原告主张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7日，王秀芹通过银行向王刘成转账36万元。2015年12月25日，王秀芹以被诈骗为由向武安市公安局提出控告，武安市公安局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武公（经）不立字〔2016〕002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法院依王刘成申请调取了上述公安卷宗：王秀芹在2015年12月25日询问笔录中陈述，因丈夫李某牛生前借过王刘成39万元，后李某牛把钱连本带息还清，李某牛去世后王刘成又多次找其索要欠款，其又给了王刘成41万元，其中转账36万元、现金5万元，后从家中找到了李某牛生前账本才知道欠王刘成的钱已归还，要求公安机关把王刘成从其处重复索要的41万元返还；给完王刘成钱要求王刘成给出具收款收据，王刘成拒绝给写。王秀芹在2016年1月27日询问笔录中陈述，董某向王刘成贷了50万元，后董某没有钱还王刘成就和李某牛协商让李某牛把董某的债务接过来，李某牛也同意了，他们三人是怎么说清的不清楚；李某牛去世后王刘成找其说李某牛还欠36万元要求给，其向邓某借款36万元并通过银行转给王刘成；让王刘成给打个条他也不给打条。王秀芹在2016年5月31日询问笔录中陈述，2011年6月7日给王刘成转款的时候王刘成没有给其任何手续，其手里就一个银行的转款条。2019年7月1日，王秀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刘成偿还其借款66万元，其中2010年7月7日30万元、2011年6月7日36万元，陈述均有借条为证。后王秀芹申请撤诉，武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冀0481民初18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王秀芹撤回起诉。2019年9月10日，王秀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刘成偿还其借款36万元，因（2019）冀0481民初1851号尚未审理终结，武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冀0481民初28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王秀芹起诉。王秀芹于2020年7月2日向法院提出本案诉讼，并陈述2011年6月7日王刘成因资金周转不开向其借款36万元，其贷邓某36万元并通过银行转账给王刘成，王刘成当场给其借条，但其在庭审中未提交借条原件，法院责令其限期提交，王秀芹拒不提交借条原件。王刘成辩称不存在借款事实，王秀芹提供的2011年6月7日借条不是其所写，手印也不是其所捺，申请对借条原件中的笔迹和指纹进行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举证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秀芹于2011年6月7日通过银行向王刘成转账36万元，双方当事人对此事实均无异议。从武公（经）不立字〔2016〕0020号卷宗中看，在询问笔录中王秀芹陈述转账36万元系李某牛生前应偿还王刘成或李某牛同意代董某偿还的款项，王秀芹在三次询问笔录中均陈述王刘成收到36万元转款后未向其出具手续。从（2019）冀0481民初1851号卷宗中和本次诉讼中看，王秀芹陈述转账36万元系王刘成向其借款，并有借条为证。结合上述卷宗材料和王秀芹陈述及证据可以看出，案涉的2011年6月7日36万元转款与王秀芹在公安机关陈述的36万元转款为同一笔转款。王秀芹对案涉36万元转款的性质在公安机关和法院的陈述前后矛盾，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在审理过程中，王刘成申请对借条中的笔迹和指纹进行司法鉴定，但王秀芹在庭审中未提交借条原件，法院责令其限期提交，王秀芹仍拒绝提交借条原件，导致无法核实借条的真实性，亦无法对借条中的笔迹和指纹进行司法鉴定。综上，王秀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王秀芹自己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秀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王秀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秀芹提交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12）武民初字第3028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判决书显示董某在王秀芹诉董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陈述董某给付施工队40万元，以证明董某在公安阶段陈述董某借王刘成59万元不真实，证明李某牛生前已结清董某贷王刘成的39万元款项。王刘成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主要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秀芹和王刘成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秀芹主张其和王刘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向法院提交银行转账凭证、借条复印件等。王刘成辩称其和王秀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案涉款项是李某牛、王秀芹代替案外人董某偿还王刘成的借款。法院依据王刘成申请调取王秀芹被诈骗一案武安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询问笔录等，显示王秀芹曾以被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所陈述被诈骗的款项即为案涉款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秀芹也不同意对案涉借据进行鉴定。故王秀芹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和王刘成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王秀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王秀芹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和王刘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一审判决驳回王秀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秀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王秀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文昌 审判员  宋世忠 审判员  徐海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刘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