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10民终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延武，男，1980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禹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育育，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伟，男，198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杨延武因与被上诉人陈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1004民初4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以庭询谈话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延武上诉请求：1、撤销（2020）浙1004民初438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上诉人出具借条的日期为2019年6月1日，法院认定及被上诉人主张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前后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2019年6月1日之后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款项应予以扣除。2、上诉人于结算前已经支付的30000元实则为归还借款，但法院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予认定。3、上诉人刷用被上诉人信用卡的金额为45000余元，根据借条显示，被上诉人的信用卡额度为52000元，上诉人最多只能刷取这么多，故借条中52000元为信用卡额度而非上诉人刷取的金额。该信用卡都是掌握在被上诉人手上，只有经过被上诉人同意才能刷取额度消费，实际刷去的金额为45000余元。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陈伟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陈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归还借款85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伟原系被告杨延武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南龙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被告曾陆续向原告借款，并刷用原告名下的浦发信用卡一张。2019年6月，被告杨延武向原告陈伟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从2018年至2019年6月，此期间已向陈伟借款60000元，并刷用一张浦发信用卡（最大金额为52000元），产生的利息本人承担。出具借条后，浦发信用卡由原告自己使用，其中2019年10月8日原告通过浦发信用卡套现3000元并经微信转账交付给被告。被告于2019年6月6日至2020年7月7日期间共计向原告的浦发信用卡还款27510元，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期间向原告建设银行的信用卡还款4034元，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11月23日期间被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了10180元。其中2019年11月7日被告微信转账给原告3300元，而原告于当天向浦发银行还款3290元（该笔款项可视为被告直接归还浦发银行信用卡内的透支款）。2020年8月25日，原告向浦发银行信用卡还款40222.80元，结清前期所有余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几个方面：一、借条出具的时间；二、2019年6月出具借条时，被告在原告信用卡内已经刷取的款项；三、出具借条时，被告尚欠原告的除信用卡外的借款金额。 一、借条出具的时间。原告认为，借条出具时间应为2019年6月12日左右，被告则认为是2019年6月1日。经审查借条的内容，其记载为“2018年至2019年6月，此期间向陈伟借款”，一般而言，记载至2019年6月期间，应包含整个6月或者其中的一段时间，如果是6月1日出具的借条，应该书写为截至5月更为合理。此外，浦发信用卡内2019年6月6日有一笔2535元的金额产生在汝州东盛实业有限公司，而2019年5月6日的一笔19909元亦系在该公司刷卡，结合卡内款项大部分由被告使用的实际，6月1日之后被告尚在使用信用卡内额度的可能性更大。故该院认为原告所陈述的借条出具时间更具有合理性，该院以该时间即6月12日前后作为借条出具的时间。 二、出具借条时，被告在原告信用卡内刷取的款项。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明确“刷用一张浦发信用卡（最大金额为52000元）”，从该记载内容的意思表示而言，在不超过信用卡最大额度52000元的范围内，被告应该已经认可了在借条出具前信用卡内已经产生的所有交易款项应均系被告所使用，在此前提下，经该院审查2019年6月份的账单，其中几笔交易金额在100元上下的消费支出，原告自己使用的可能性更大，故该院对其中的435.05元认定为原告自己消费使用。结合原告浦发信用卡2019年5月、6月的账单，2019年5月16日前所产生的所有款项已经结清，2019年5月账单日后至2019年6月16日账单日前（最后一次刷卡时间为6月7日），累计欠款为52341.23元（包含利息999.87元），根据被告在借条中明确的产生的利息由其承担的承诺，相应刷卡所产生的利息也应由被告承担。扣除原告自己的消费435.05元，出具借条时，被告应支付的信用卡内的款项应为51906.18元。出具借条后，根据2019年7月份至2020年9月的信用卡账单显示，原告在此期间持有并使用浦发信用卡进行消费，结合原告消费、还款的信息，其中有3849.4元系因原告自身消费未予归还，扣除该部分款项以及出具借条前原告自己使用的435.05元，原告于2020年8月25日所归还的40222.8元中，其中的35938.35元应系替被告归还相应的透支款本息。 三、出具借条时，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金额。被告对于借条中所载的2018年至2019年6月期间借款60000元无异议，但认为2019年3月17日被告支付给原告的30000元系归还借款，故出具借条时实际尚欠的借款金额为30000元，原告则认为该30000元为支付工资款。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原告曾入职于被告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南龙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年薪为150000元，而此前该公司有通过被告账户向原告支付过相应工资款，故不能排除该3月17日的款项为支付工资款的可能性。同时，被告在6月份出具借条时确认借款金额为60000元，若其于3月份即已经归还了30000元，理应在借条中载明已还款金额或者直接明确欠款30000元，在还款产生后近三个月再对原借款进行确认而未提及任何还款事由，明显不合常理。被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完全有能力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与原告之间的工资款项的约定以及所支付的工资款的事实，但其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30000元不是用于支付工资。综上，该院认为，出具借条时，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金额（不包括信用卡内款项）应为60000元。此后，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直接归还建设银行信用卡等方式向原告归还了10914元（已扣除2019年11月7日用于归还浦发信用卡的3300元），余款应为49086元。 结合上述信用卡透支未还款项及借款未还款项，被告尚欠原告的款项应为85024.35元。原告现所主张的金额85000元未超过被告尚欠的款项，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延武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陈伟借款人民币85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0元，减半收取970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着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有上诉人出具给被上诉人的借条为据。本案现争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借条出具的时间问题，这涉及上诉人在借条出具之后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应否扣除。由于借条落款日期只写明2019年6月，现上诉人主张出具时间为6月1日，而被上诉人则主张为6月12日左右。从借条表述的借款期间“2018年至2019年6月”来看，借款结算期间至少应当包括6月份中的一段时间。一审再结合2019年6月6日该信用卡有在汝州东盛公司刷卡，此前的2019年5月6日上诉人亦有在该公司刷卡，而卡内款项绝大部分均由上诉人使用的事实，进而认定上诉人陈述借条出具时间为6月1日不合常理，并无不当。二、关于上诉人在结算前已经支付的30000元款项性质问题。上诉人对除刷信用卡外另向被上诉人借款60000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其认为在结算之前已经归还了30000元。首先，如果上诉人在之前支付给被上诉人的30000元系归还借款，则与借条上载明向被上诉人借款60000元相互矛盾；其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河南龙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先存在着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主张该30000元系工资款，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完全可以举证证明其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工资支付情况，但上诉人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因此，上诉人主张借条出具之前支付的30000元系归还涉案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上诉人实际刷卡金额的认定问题。从2018年至2019年6月出具借条的时间段内，涉案信用卡由上诉人在刷用应当是事实。对于刷卡总金额问题，一审经计算2019年5月账单日后至2019年6月账单日前的累计欠款本息为52341.23元，扣除几笔消费金额为100元上下认定为被上诉人自己使用，得出出具借条时上诉人应支付的信用卡欠款为51906.18元得当。上诉人上诉认为其实际刷去的金额为45000余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3元，由上诉人杨延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矫健 审 判 员 郭晓明 审 判 员 王安安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王 旖 8-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