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1）青23刑终2号 原公诉机关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春青，本科文化程度，原同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户籍所在地黄南藏族自治州，住同仁市。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20年10月9日被同仁市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20年10月14日被同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同仁市看守所。 辩护人唐群，青海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青海省同仁市人民法院审理同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袁春青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青2321刑初2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袁春青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亚珍、检察官助理黄莲芬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袁春青及其辩护人唐群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8年，被告人袁春青在任同仁县民政局副局长期间，先后五次向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拨付养老服务资金共计471.4万元，其中在未严格审核，未召开局务会议的情况下违规多拨付354.4万元给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2019年11月，在省审计厅日常检查中，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法人代表何某（另案处理）为掩盖事实真相，请托县民政局临聘工作人员刘刚伪造5份《关于同意拨付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2018年度服务资金的批复》文件，被告人袁春青已任同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无审批权限的情况下，在上述“批复”文件上签署“同意拨付”的意见，并按实际拨款日期签字审批日期及本人姓名。期间被告人袁春青分两次收受何某给予的感谢费20万元。致使造成养老服务资金损失达354.4万元，2020年8月28日，同仁市监察委员会电话通知袁春青至谈话室了解核实相关问题，被告人袁春青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2020年8月31日，被告人袁春青向同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动上交收受的20万元。2020年10月9日被告人袁春青被黄南州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 上述事实，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户籍证明证实，袁春青，1975年11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住同仁县隆务镇德合隆北路********。 2、同仁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证实，2020年9月1日同仁市监委决定对袁春青立案调查。 3、同仁市监委留置请示、黄南州监委留置批复、同仁市监委留置决定书证实，2020年10月9日同仁市监委对袁春青采取留置措施。 4、同仁县民政局分工情况说明证实，2009年至今，同仁县民政局时任局长、副局长及财务人员主要分工情况。 5、干部任免审批表、同仁县委任免通知、中共同仁县委同委【2019】142、143号、144号文件、同仁市委组织部关于暂停袁春青履行职务函证实，2018年1月3日同仁县委常委会决定袁春青任同仁县民政局副局长；2019年6月5日，同仁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袁春青同志担任县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2020年9月2日同仁市委组织决定暂停袁春青履行职务。 6、同仁市纪委对袁春青开除党籍的决定、同仁市监委对袁春青开除公职的决定证实，2020年10月14日同仁市纪委监委决定对袁春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7、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民政厅、青海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黄南州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服务试点工作方案证实，居家养老服务，政府支付标准为月人均150元。 8、养老服务资金政府采购情况说明证实，同仁县民政局2016-2019年养老服务资金共拨付785万，同政办【2016】l号相关文件要求，货物、服务项目为50万元（含）以上必须依法实行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政府采购，该资金属于政府采购公开招标项目。 9、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承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合同书证实，2016年6月1日同仁县民政局法人华泽先与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法人何某签订合同，双方对合同期限和服务对象、人数、支付款项进行约定。 10、何某申请设立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的相关手续、黄南州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申请表及审批表、房屋租赁合同、同仁县公安消防大队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证实，2016年l0月8日，何某申请办理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及公司地址、场地租赁的费用和租赁期限。 11、2016年同仁县财政局直接支付凭证、同仁县民政局记账凭证、农商银行进账单、夕阳红收据证实，2015年12月25日同仁县财政局向同仁县民政局拨付养老费84万元；2016年同仁县民政局向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转款84万元。 12、2017年同仁县财政局直接支付凭证、同仁县民政局记账凭证及银行存根、农商银行进账单证实，2016年12月29日同仁县民政局转付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lOO万元。 13、青海省财政厅、黄南州财政局、同仁县财政局下达2018年省州县级养老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同仁县财政局直接支付凭证、民政局收据、夕阳红收据、农商银行进账单证实，同仁县民政局于2018年2月10日、4月26日、11月16日、12月4日、12月12日分别向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转款50万元、50万元、84万元、71.4万元、216万元，共计471.4万元。 14、同仁县民政局2019年11月19日出具并有袁春青签名的关于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拨付服务费的说明证实，同仁县民政局在拨付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服务费271.4万元时，因领导下乡未请示汇报，末召开局务会议进行研究。 15、同民字【2018】l0号、25号、120号、123号、126号批复文件证实，被告人袁春青20**年补签了同意拨付给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2018养老服务项目资金分别为50万元、50万元、84万元、71.4万元、216万元。 16、老人花名册证实，接受服务老人共有650人。 17、青海省审计厅审计移送处理书证实，青海省审计厅关于同仁县民政局违规支付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资金问题的审计事项移送处理书。问题包括：⑴未经政府采购直接指定承包单位；⑵违规多支付养老服务费；⑶未严格履行审核审批手续；⑷违规多付资金去向不明等。 18、同仁市监委N2020055文件、同仁市监委情况说明证实，2020年9月27日华泽先妻子李毛才让在夕阳红领取奖金2.8万元，已上交黄南州监委；2020年l0月26日同仁市监委对才某、王绍宏、刘刚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19、同仁县民政局会议记录复印件证实，同仁县民政局召开会议研究低保调整人员及组织学习各种文件记录。 20、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的服务资金是政府拨付的，服务费一个老人一个月150元，我们服务中心2016年6月到2017年7月需服务的老人有397人收到4笔共计84万元；2017年8月增加后有650个老人，收到资金1笔共计100万元；2018年收到5笔资金大概400多万元。2018年袁春青给我说：“你们服务中心有追加款”，钱也确实拨下来了，具体多少钱记不清了，所以2018年拨的款比之前要多，他给我们中心拨款很快，并且想着为了以后方便拨款和顺利开展工作，我给了他20万元感谢费，分两次给的，每次10万元。 21、证人娘先措的证言证实，2018年一天中午下班时，何某打电话让我叫上袁春青到花之林吃午饭，我就到袁局办公室叫他一起步行到了花之林2楼的第一个包间，当时何某已经到了，何某背了一个花背包。我们刚坐下，何某就从包里拿了一捆l0万元现金，看得出来是从银行拿出来没有拆封的一捆钱，当时何某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感谢袁春青给服务中心拨款了，袁春青没有推辞就把钱拿上了，他拿着钱揣到夹克里饭也没吃就走了，我记得他穿了一件浅色的夹克。第二次给袁春青钱也是在花之林，有些细节我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还是跟袁春青一起去的花之林，还是个中午，我们到的时候何某已经到了，何某的家人在另外一个包间吃饭。我们三人在单独的一个包间，何某从包里拿出一捆现金给袁春青，也是l0万元，给了以后具体的细节我记不清了，我记得袁春青说要回家，然后他就离开了。 22、证人才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拨付资金的情况我不清楚，任何人也未向我汇报过拨付资金的情况，任何人也未在会上提交过相关情况，我认为每项资金的拨付都需要经我们局委会研究同意，但是我从没想到这些资金会在未经局委会研究后直接拨付。我局的财务分管副局长和财务人员都没有跟我说这个情况。我也是直到2019年省审计厅审计后才知道这个情况。 23、证人夏某的证言、情况说明证实，同仁县只有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和民政局签了购买服务的合同。资金拨付流程按规定是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向县民政局提供购买服务合同，同时提供花名册、收款收据、账号、开户银行，由我审核完成后，再经领导签字审批，最后交给出纳拨款。但是我们单位有一部分拨款都是领导签完字以后他们才把相关资料提供给我，再由我操作拨付。2016年先后给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拨付了84万元；2017年拨付了100万元；2018年先后分5次拨付了471.4万元。这些资金都是我操作拨付的。2018年底州、县两级财政局和我局检查夕阳红服务站时州财政局的郝科长答应何发有下次分配资金时给你们追加一点。过了一段时间300万元的资金文件就下来了，我以为这笔钱就是追加的资金，没详细看文件，袁春青问我这笔钱是不是给夕阳红追加的资金，我当时就把去参加检查的事情跟袁春青说了，具体要不要拨款，拨多少款你们领导们商量。过了几天以后袁春青又来找我说这笔资金的事情，他说钱是人家的，就给人家吧，我问才某局长是否答应拨款，他说没答应，然后就走了。隔了一两天后，袁春青又来找我让把钱转出去，我问他才某局长答应了没有？他说给才某局长打电话请示之后答应钱转出去。然后他给何某打电话让她来拨款，当天何某来找我拨款了，然后我把这个款就拨出去了。直到2019年审计厅审账的时候我才知道那300万元不是追加资金，文件上写的是分配资金。 2016年至2018年同仁县民政局下发的“关于同意拨付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资金的批复”10份批复我都没见过，按程序这些文件应该在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转款前向我局提供，但没有提供，我是依据收票上的领导签字就直接拨付了。 24、刘刚的证言、三份情况说明证实，自原同仁县民政局副局长袁春青离任后（我记得是星期六），何某打电话说需要补2016到2018年县民政局关于同意拨付资金的批复文件资料，说领导知道，就是领导让她补这个资料，我补完后，她说需要才某和袁春青签字，就拿着一份走了。2018年3月21日的会议记录和批复文件是我编的，没有任何领导向我安排过，只是何某说她已经给袁春青说了。 25、到案经过证实，2020年8月20日我委在查处同仁市民政局在违规支付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问题期间，发现袁春青严重违纪违法。2020年8月28日我委电话通知袁春青到纪委谈话室，期间袁春青向我委交代了违法违纪的事实，2020年9月1日市监委对袁春青一案进行立案调查，2020年10月9日采取留置措施。 26、关于何某严重违纪违法涉案相关情况的说明证实，2020年8月31日，被告人袁春青向同仁市纪律监察委主动上交收受的20万元。 27、被告人袁春青的供述与悔过书证明，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为了证明其辩护意见向一审法院出示了以下证据： 1、《黄南州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养老服务试点方案》，证明居家养老的特殊困难老人提供送餐、家庭保洁、助浴、助医和其他代办服务，标准是每人每月150元；80岁以上提供助餐、家庭保洁、助浴、助医等每月60元的标准；合同期为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提供的服务对象为①生活照料、上门做饭、做家务、买菜买米及代办代缴各项费用和代办日常事务。②家政服务：修理水电暖、为需要的老人提供助医陪疗服务，上门与老人谈心聊天、读书读报、情感交流服务、不定时服务、随叫随到、休闲娱乐开展各种娱乐活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内容有这么几项内容。 2、证人夏某的笔录、情况说明证实，300万元资金拨付之前，夏某和袁春青都请示汇报过才某。对于300万元资金的拨付是知情并且其同意拨付的，因此，300万元资金的拨付是同仁市民政局单位的行为。 3、证人夏某情况说明、被告人袁春青悔过书证实，①拨付背景暨造成错误的原因；②拨付过程；③300万元养老金拨付给同仁县夕阳红养老服务站是同仁市民政局领导集体认识错误所致。 原审认为，被告人袁春青在任同仁县民政局副局长期间，先后五次向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拨付养老服务资金共计471.4万元，其中在未严格审核，未召开局务会议的情况下违规多拨付354.4万元给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站。期间先后两次受收夕阳红法人何某（另案处理）200000元。并任同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仍在他人伪造的民政局文件上签字审批。造成养老服务资金损失达354.4万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应对其数罪并罚。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在强制措施前（留置期间）主动供述受贿事实，有自首情节，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同时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询问，采取调查措施或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本案中被告人袁春青在被监察委掌握了违法线索后接受谈话过程中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不属于自动投案，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条件，故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犯滥用职权罪中虽有重大失误，但无主观故意，行为上也不符合滥用职权的四个表现形式，拨付的300万元资金是同仁市民政局的单位行为，故被告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意见，在本案中被告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且分管财务和养老服务工作，应当有义务严格审核养老服务资金的拨付而没有严格审核，且未经局委会研究将大额资金违规拨付，属个人行为，并且应当知道转任后在无审批权限的情况下仍然超越职权在原单位文件上签署‘同意拨付’的意见并按实际拨款日期签署自己的名字，在主观上明显存在明知和故意，客观上造成了国家资金的重大损失，具备了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故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但提出的被告人在受贿犯罪中积极上交了违法所得，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条、第十九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人袁春青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二、违法所得20万元依法予以退赔（已退赔）。 宣判后，上诉人袁春青不服提出上诉。在二审庭审中提出，对一审认定受贿罪无异议，对认定滥用职权罪有异议。对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拨付款项，当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在拨付资金请示汇报、上传下达方面已经形成自己的习惯；在给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拨付300万元资金时，是基于会计称之前州县领导检查工作时说要给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拨付追加款项，且就该笔资金拨付前向时任局长汇报过；证据中几份批复文件的签字，是基于何某说已经主要领导同意让其签字且文件上有文号、有原副局长王绍宏的签字，对资金文件造假不知情，其认为是同仁县民政局正式的文件，签字并不违规。故请求二审法院公正裁判。 辩护人提出，一、一审判决违反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不当作为定案依据使用的三份证据。1、青海省审计厅的审计移送报告实质上是起诉书及一审判决的数据来源，是一审判决据以定案的重要证据之一，但该文件从案件实体角度讲，不具有处理、结论的属性，不属于审计结论。拨付给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养老资金有多少用于该养老中心，是否需要鉴定请法庭慎重考虑。2、同仁县民政局于2019年11月19日的说明，上面加盖公章又有上诉人的签字，形成时间在本案纳入刑事诉讼前，且并非在行政执法过程阶段，从证据形式及属性上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3、证人才某的证言属于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证明内容明显虚假且属孤证，无任何其他证据印证，依法不能采信。二、对于涉案养老资金管理、拨付没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和具备可操作性的所谓“规范”，同仁县民政局从选定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承接主体直到案发，始终没有建立财务对接机制、对账制度，在没有明确相关制度、流程的前提下，指控上诉人违规拨付资金，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上诉人的多次供述与证人夏某的证词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的签字行为只是同仁县民政局拨付养老资金的一个环节，并非全部；拨付300万元养老服务资金请示了时任局长才某，在其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拨付的客观事实。四、因州县财政局在对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考核检查时，州财政局郝科长现场明确表态要给该中心追加养老资金，事后不久州财政下发了300万元养老资金文件，致使夏某产生认识错误，认定该款为追加资金，致使上诉人、局长才某沿袭这种认识错误，造成拨款错误。由此可以认定在拨付款项时，上诉人不具有任何犯罪的主观故意，此种工作失误，尚不足以上升到刑法所调整范畴。五、同仁县民政局的拨付行为与最终造成经济损失之间，由于何某违法犯罪行为的介入，形成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中断。综上，上诉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主观上没有滥用职权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拨付养老资金时上诉人的签字行为与本案危害后果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 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认为,一审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在拨付款项过程中将不应拨付的款项拨付给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造成养老资金损失达354.4万元，且以上证据均是监察机关在切实保障上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依法取得，合法有效、真实可信，公诉机关在依法审查后根据上述证据指控上诉人，二审法庭经过法庭的当庭举证举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明体系。上诉人作为单位分管领导，对养老资金的拨付具有严格审核把关的职责，对354.4万元国家财产的损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辩称拨款是经局长同意或因会计的错误汇报而认知错误，国家资金的拨付应当依法依规，而非经领导批准就能够规避损失责任。上诉人袁春青违反规定处理公务，拨付款项过程中将不应拨付的款项拨付给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造成养老资金损失达354.4万元，给国家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上述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的基本特征，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上诉人袁春青在履职过程中收受他人贿赂，违规处理公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袁春青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2018年3月23日同仁县民政局建立了“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及议事规则。2018年6月20日同仁县民政局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主要涉及《同仁县民政局“一把手”“五个不直接管”制度》，会议记录中明确写明“涉及较大额度的财务支出，公共资源交易及重要的干部人事问题和重大的工程招标、行政审批工作，必须召开班子会议研究讨论，进行集体民主决策，并做到有记录、有集体签名、有档案”。2018年11月2日，同仁县财政局向同仁县民政局下达2018年省级养老服务补助资金300万元的通知。 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的同仁县财政局下达2018年省级养老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同仁县民政局会议记录复印件、《民政局“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及议事规则》及同仁市民政局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 针对二审中，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交新证据同仁县民政局同民字【2018】17号《民政局“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及议事规则》、同仁市民政局2021年2月3日出具的证明，上诉人袁春青提出，同仁县民政局没有召开过任何局务会议进行研究，其只是在2018年履行之前的职务。辩护人提出，检察员出示的新的证据是在2018年形成的，但在一审时没有出示，在一审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二审重新举证在程序上违规。本院认为，黄南州人民检察院基于查清本案事实，提交了上述新证据，在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同仁县民政局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对涉及较大额度的财务支出，必须召开班子会议研究讨论已明确的前提下，该份证据是对一审证据的补强，并非导致本案出现颠覆性结果，故对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 针对上诉人袁春青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辩护人提出“审计移送处理书不属于审计报告，以此认定上诉人违规拨款的数据，超出了证明案件来源的证明方向，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辩护意见。经查，一审庭审期间公诉机关针对取证合法性进行了说明，一审法院对此进行了调查，能够证明同仁市监察委员会取证过程合法。黄南州人民检察院将该份审计移送处理书作为书证提交，能够证实青海省审计厅在对2016年至2018年全省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补贴资金专项审计中发现同仁县民政局存在的问题，其中认定上诉人违规拨款的金额根据现有在案佐证的同仁县民政局与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之间签订的承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合同书、提供服务老人花名册、拨款凭证等证据能够计算得出，且服务项目时间、接受服务人数、费用标准与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何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该份证据具备书证的证明资格,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情形。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辩护人提出“同仁县民政局于2019年11月19日的说明，上面加盖公章又有上诉人的签字，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及“证人才某的证言属于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证明内容虚假且属孤证，依法不能采信”的辩护意见。经查，对同仁县民政局2019年11月19日的说明，上诉人袁春青对其知晓其中的内容并签字一节表示认可，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且作为单位副局长，对签字产生的后果是明知的，该份证据虽然存在瑕疵，但不影响认定本案事实。证人才某的证言取证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在向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拨付养老资金前是否向其汇报过一节，虽然其证言与上诉人供述不一致，但对资金拨付未经局务会讨论研究一节，能够与上诉人的供述、证人夏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事实。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辩护人提出“拨付给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养老资金有多少用于该养老中心，是否需要鉴定请法庭慎重考虑”的辩护意见。经查，同仁市人民法院已判决生效的被告人何某职务侵占罪一案，对何某从拨付的养老资金中用于个人消费金额已作出认定，就该问题没有启动鉴定的必要性。 4、关于上诉人提出“拨付款项时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拨付流程已经形成自己的习惯，拨付300万元是因会计说是追加款项，且拨付前向时任局长汇报过，对批复文件造假不知情，其认为是正式的文件所以补签”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养老资金管理、拨付无明确相关制度、流程，上诉人的供述与证人夏某的证词能够证实上诉人签字只是拨付资金环节之一，请示了时任局长且在其同意的情况下拨付300万元，且300万元因会计误认为追加资金，致使上诉人、时任局长沿袭这种认识错误，造成拨款错误。上诉人主观上没有滥用职权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拨付养老资金时上诉人的签字行为与本案危害后果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上诉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经查，2018年期间上诉人袁春青系同仁县民政局副局长，分管 财务，对本案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养老服务项目资金具有审批权，具备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资格。上诉人袁春青在履职过程中，明知有“涉及较大额度的财务支出，必须召开班子会议研究讨论”的制度规定，尤其是在其所谓的“追加资金”300万元明显超出正常养老服务项目资金的情况下，不认真履行审核职责，不提交局务会讨论研究，违规拨付，致使同仁县夕阳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虚报冒领养老服务补助资金，客观上已经造成养老服务补助资金的失控和资金的流失，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袁春青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任职期间，滥用职权，违规拨付养老服务资金354.4万元，造成国家资金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在履职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0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上诉人袁春青及其辩护人关于上诉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正确，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袁春青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晓 明 审 判 员  陆仲青 审 判 员  靳小宇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马 原 书 记 员  马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