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11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同松，男，196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祥，泰安泰山诚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美玉，女，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祥，泰安泰山诚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绪国，男，197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俊斌，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波，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忠爱，女，197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毕俊斌，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士波，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运莲，女，196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振玉，山东民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同松、沈美玉因与被上诉人陈绪国、时忠爱、原审第三人李运莲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902民初4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同松、沈美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调解书、裁定书、收据等证据，结合第三人的意见，可认定被告对借款的合意，款项支付作出了合理解释”是完全错误的，被上诉人始终对上诉人用“套路货”的手段进行盘剥压榨，经多次、多人执笔及第三人和村调委会的帮助下，终于将借款本金三万元，高额利滚利后积累成11.6万元。并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第二天就将上诉人的家院及全部衣物及农机具和交通工具占为己有，上诉人只好为逃脱被上诉人的纠缠而流落外地打工，孩子的学习也被迫辍学而流浪在外，怎么会有借款的合意。被上诉人组织东平号称黑社会人员，在村里招摇过市，追堵上诉人的孩子，追使孩子不敢上学。真正的借款仅有一次三万元，月息二角，没几个月便无法还清，无奈下被逼在被上诉人的介绍或担保下向他人借款，做为利息被被上诉人收走，不仅向第三人借钱支付过高利息，判决书中提到的岱岳区法院的调解书就是上诉人三口被逼向辛莉借款，钱被被上诉人拿走用做利息。第三人之所以积极参与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都是放高利货而相互支援，有则相互作证。第三人起诉上诉人败诉后，就是被上诉人出庭作证后而胜诉的。2、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陈述和调解载明的事实是相互矛盾的，调解书注明是时忠爱还款九万元，而庭审中又称是和第三人共同还款九万元，到底是依人民法院的调解书为准，还是依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为准。第三人借钱给上诉人直接还了被上诉人的高额利息，这样上诉人又与第三人行成了高利贷关系，当然月息也是两毛的，所以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是利益共同体。3、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为什么担保上诉人全家三口向辛莉借款，其原因就是索取高额非法的利息，所以才在诉讼中主动还款，这样凭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就取得了双份的债权，达到了“套路贷”获取最高利益的目的。如果不是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凭调解书又可以起诉上诉人，获取九万元的非法利益，这就是“套路贷”的套路。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套路贷”的概念，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借贷”是假，侵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是真，“借贷”仅是一个虚假表象。 陈绪国、时忠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运莲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同松、沈美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持有的原告借条14.6万元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同松、沈美玉与陈绪国、时忠爱、李运莲均系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办事处大官庄村村民。2018年1月31日陈绪国、时忠爱在一审法院起诉杨同松、沈美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号为（2018）鲁0902民初680号，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部分记载，2011年7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约定杨同松、沈美玉将大官庄村7号房产一处出售给陈绪国、时忠爱，总价款为11.6万元。判令杨同松、沈美玉与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办事处大官庄村村民委员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后本案原告对上述案件申请再审，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再审申请处理。在该案申请再审调查笔录中显示，本案陈绪国、时忠爱向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5张借条，金额共计14.6万元，在该调查笔录中本案被告称，房屋买卖合同系其与杨同松、沈美玉对之前的借贷作出的处理，后杨、沈二人又向其借款14.6余万，并形成了五张借条。上述5张借条即本案所涉借条，对此一审法院查明，1.2011年8月21日，杨同松、沈美玉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陈绪国现金壹万柒仟元整。因为还别人钱使的。两原告签字捺印；2.2011年9月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陈绪国现金贰万元整，借款日期2011年9月6号至10月6号，因为还别人的钱使的，两原告签字捺印；3.2011年11月25日，杨同松、沈美玉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陈绪国现金捌万伍仟元整（85000元），两原告签字捺印，证明人李运莲签字捺印；4.2012年1月5日至3月5日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时忠爱现金壹万贰仟元（12000元），两原告签字捺印；5.2012年5月30日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陈绪国现金贰万贰仟元整（12000整），全部都是2分的利息，两原告签字捺印。对于该5张借条，被告解释称，2011年11月25日85000元的借条是原告向辛莉借款90000元不能偿还，由被告及第三人代其偿还了90000元款项，其中被告替其偿还了40000元，第三人偿还了50000元，此外，原告又向被告分两次借款，一次20000元，一次25000元，再加上被告替其偿还的40000元，共计85000元，整个过程第三人均在场见证，这也是第三人在该借条上签署证明人的原因，85000元款项的性质属于借款，是真实存在的。其他款项因金额较小均以现金交付，并在最后一张借条中注明利息。款项均已实际交付。对于上述借条，第三人称85000元借款属实，其他借款不了解。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五份借条均系利息，对于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字，杨同松称，只认可2011年9月6日至10月6日20000元的借条系其所签，是11.6万元一个月的借款利息，其他借条不认可，均是沈美玉被胁迫之下代签的。沈美玉称是被告以退还房屋及果园、土地为条件胁迫所签，杨同松不知情，是其比照时忠爱提供的草稿抄写，借款金额是房屋买卖合同中11.6万元的利息。为证实上述主张，原告提供2011年7月16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2018）鲁0902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该案申请再审调查笔录、2011年11月28日杨同松转让其果园给时忠爱的《土地转让协议》等证据，欲证实其受胁迫情节及借贷关系虚假的主张。原告还称曾于2019年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未立案。对此被告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五笔借款发生在《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因原被告两家关系一直不错，且原告沈美玉多次向被告时忠爱发送借款短信，故多次借款给原告，出借系用自有资金。关于借款人签字，2011年8月21日及2011年9月6日借条均系杨同松本人所签。两被告为证实8.5万元借款真实性，向一审法院提交辛莉书写的起诉书一份证实辛莉起诉要求杨同松、沈美玉、杨忠苓偿还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时忠爱、李运莲承担连带责任；（2011）岱民初字第2806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裁定书五份证实岱岳区人民法院先裁定查封时忠爱名下房产一套及机动车一辆，后裁定同意辛莉撤回对时忠爱的起诉，并解除对时忠爱房产的查封，调解书证实时忠爱已支付辛莉9万元，承诺书一份证实时忠爱和李运莲向辛莉承诺替杨同松等还款，收据一份证实时忠爱向辛莉支付9万元。对此原告质证称该笔9万元借款系本案两被告为逼迫原告缴纳高利贷而向辛莉借款，钱由被告及第三人拿走，故调解书中时忠爱支出9万元合理合法，对于时忠爱及李运莲向辛莉出具的承诺书，是两人私自制作，不是从法院调取，承诺书相互矛盾。对于收据，一无交款人，二无公章，也看不清楚，不能证实被告主张。对此，第三人称调解书真实、合法，在答辩意见中第三人还称其代偿的50000元已通过诉讼判令两原告偿还。案件审理过程中，两被告同意对其主张的要求原告偿还14.6万元借款及利息的反诉请求，另行主张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两原告向被告出具的借条是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该条规定，如当事人之间存在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基于该虚假意思表示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无效。原告主张五张借条所涉款项系2011年7月1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购房款11.6万元的利息，不是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双方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2018）鲁0902民初68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该案申请再审调查笔录、2011年11月28日杨同松转让其果园给时忠爱的《土地转让协议》等证据，该宗证据无法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得出之后其出具的五张借条所涉借款系房款利息的结论，更无法证实借贷关系虚假，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而被告提交的调解书、裁定书、收据等证据，结合第三人意见，可认定被告对借款的合意、款项支付作出了合理解释。关于原告主张借条系受胁迫签订，对于该胁迫情节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无法直接或间接证明。即使存在胁迫情节，亦不是原告主张确认借条无效的理由。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被告出具的借条系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同松、沈美玉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同松、沈美玉提交2018年1月7日与原审第三人李运莲录音一份，证实李运莲称涉案借款9万元是被上诉人时忠爱和陈绪国拿走的；2018年1月21日与案外人郑成雨谈话录音一份及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开庭传票一份，证实泰山区人民法院即将开庭的郑成雨诉上诉人的欠款案中的2万元也是由上诉人全家打条，时忠爱拿走现金。陈绪国、时忠爱、李运莲均质证称有异议。本院认为，杨同松、沈美玉与李运莲的录音内容中并没有体现李运莲称涉案借款9万元是时忠爱和陈绪国拿走的，无法证实两上诉人的主张，对该证据不应采信；杨同松、沈美玉与郑成雨的录音应属证人证言，且录音中郑成雨亦没有对沈美玉陈述的情形予以明确确认，该录音与起诉状、开庭传票亦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不应采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杨同松、沈美玉主张涉案借条中的款项系套路贷形成，两被上诉人亦有逼迫打借条的情形，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其主张不应支持。杨同松、沈美玉主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但其庭审中亦陈述就涉案情形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对其主张不应支持。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认定杨同松、沈美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条系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应予支持。庭审中杨同松、沈美玉陈述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暂无法律依据，且其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因此，对其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张不应支持。综上所述，杨同松、沈美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20元，由上诉人杨同松、沈美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于永刚 审判员 井 慧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