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1）辽02执异1号申请人（被执行人）：李成勋，男，1963年6月28日生，朝鲜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被申请人（申请执行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法定代表人：张佑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阳，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荟，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本院在执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李成勋合同纠纷一案中，李成勋申请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的(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李成勋称，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不予执行(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申请人有新证据证明该裁决书违法。新证据是2020年10月19日中信证券中山路营业部获得《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下简称《协议书》(第一联营业部留存)；2020年11月12日从招商银行开发区支行处获得《协议书》(第二联银行留存)。申请人发现该《协议书》第六条“清算、交收”明确规定处置担保物应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发现以下内容存在欺诈行为：清算、交收处分担保物并非依据《融资融券合同》，而是依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法律规定。中信证券提供的所谓“负债”内容及维持担保比例数据内容并非存管、结算银行和登记结算中心提供的“清算、交收”的数据。该所谓“负债”内容及维持担保比例数据内容无合法的来源且缺乏可信性和公正性，系非法伪证。与中信证券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甲方持有的《协议书》(乙方在甲方的协议内容中排除了“乙方责任”第(七)条关于“因乙方违规或错误处置甲方担保物，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乙方及丙方持有《协议书》中关键条款不一致，同时乙方及丙方持有《协议书》删除了第十六条项下法定内容，存在阴阳协议内容。格式《协议书》存在违反《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的欺诈情形。违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型管理办法》相关法律规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违反《合同法》相关规定已不具备生效的有效条件，应予以解除。理由：三份合同之客户联无三方签字盖章；且甲方客户留存联与乙方营业部留存联、丙方银行留存联在涉及客户核心权益关键信息内容不一致。《协议书》系中信证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采用欺诈手段形成。申请人将依法另案起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仲裁员以“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认定“风险提示”事实系认定事实错误，违反《管理办法》的法律规定。1.裁决书“申请人进行了风险提示”法律规定认定“风险提示”事实的关键证据应该是《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但该揭示书里没有揭示本案风险，证据明显不足、系认定关键事实错误。仲裁庭认为“申请人进行了风险提示”的事实内容缺乏关键证据，《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没有重点揭示由于交易规则与技术原因限制，强制平仓时投资者将承担强制平仓金额(或数量)小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负债的风险。即本案出现的中信证券卖出申请人的所有股票进行强制平仓后不足以偿还融资负债的这一关键“风险”内容。法律规定揭示风险应该以《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进行风险揭示，中信证券没有充分揭示风险，明显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2．认定的负债事实系中信证券捏造，申请人不存在负债。根据“新证据”证明申请人也没有偿还的义务，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约定，第三章信用资金用途和存取第八条(四)乙方按照《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规定以及与甲方的约定处置担保物。第五章责任条款第二十条乙方责任(七)因乙方违规或错误处置甲方担保物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本案是因乙方(被申请人)违规或错误处置甲方(申请人)担保物，造成甲方(申请人)损失的，由乙方(被申请人)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十二条免责条款(四)甲方、乙方、丙方各自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协议各自的违约责任，任何一方不对其他方的行为承担责任。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明显证明：收市维持担保比例为103％大于100％(实际维持担保比例为111％)，说明强制平仓前申请人的信用账户金额大于负债金额。不存在中信证券可以任意损害普通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中信证券错误处置担保物的责任凭什么让普通投资者来承担。（二）适用法律错误。1.《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明确约定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业务规则的规定，并非只依据合同法，合同法也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干扰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证明双方遵守合同的前提首先要符合上述各项法律规定。2.新证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第一联、第二联、)明确规定争议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融资融券交易和证券登记结算业规则等相关规定。可见仲裁裁决没有根据适用法律应采用特殊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认真审理仲裁案。该裁决属于罔顾事实、歪曲错用法律的枉法仲裁。《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对融资融券业务有明确规定。该管理办法是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制定，“新证据”不仅可以证明根据相关责任条款及免责条款约定，申请人不存在需要偿还的负债，而且仲裁认定的所谓负债“事实”系被申请人捏造。而且被申请人违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规定，没有在《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充分揭示本案风险，故意排除己方责任，增加参与方普通投资者的交易风险。损害了作为普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可见仲裁员无视融资融券业务若干特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尤其是我国金融证券领域《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对弱势普通投资者的特别保护，明显偏袒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存在明显的枉法裁决行为。二、裁决的事项是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事项。新证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乙方、丙方持有）系《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之后签订。其中争议解决并没有涉及北京仲裁委。争议的解决(第七章):第二十八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可以提请中国证券业协会调节；调解不成或者不提请调解的，三方同意提交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解决。可见根据新证据《协议书》证明争议解决为丙方人民法院，争议解决不属于仲裁委员会管辖。即证明北京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因此被申请人中信证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属于恶意仲裁，做出的裁决理应不予执行。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独任仲裁员苑多然并非证券专业仲裁员，不具备证券专业知识，无资格担当证券纠纷的仲裁，仲裁程序有违公正。另，仲裁员苑多然于2018年-2019年在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此位置与经常作为新股发行承销商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由一位与被申请人中信证券有着如此密切往来关系的证监会官员担任普通投资者与机构券商中信证券融资融券纠纷，显然无法公正的进行仲裁。根据仲裁委“本会主任指定苑多然担任本案独任仲裁员”，仲裁组成存在严重问题：仲裁员苑多然专业显示为合同/公司/金融（职业分类为“其他”），并非证券专业仲裁员（“仲裁员名册”中张洁：专业显示为证券/私募基金/期货，并非没有证券专业）。本案系融资融券处置担保物（强制平仓）引发的纠纷，必须由掌握证券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业仲裁员担任独任仲裁员。由于证券仲裁的复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对证券争议进行裁判的人员具有专业的理论和经验。从而能够有效保证证券仲裁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很显然由缺乏证券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的非专业人士担任独任仲裁员，其不必然掌握具有解决案件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所以不可能也不能够毫不偏袒地履行职责；明显不符合《仲裁员守则》。不仅无法对仲裁案件进行公正审理，更无法凸显国家法律在证券领域对普通投资者的特殊保护。（《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七条：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殊保护）。这显然违背了证券领域法律、行政法规对普通投资者保护的相关规定。仲裁员根据仲裁法或仲裁规则的规定应当回避而未回避，有违公正，属于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仲裁庭组成明显影响公正裁决。理应不予执行。四、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不存在所谓“负债”这一事实，被申请人所谓“负债”系虚构伪造变造的证据，其在仲裁庭当庭提供的证据处置担保物后“资金变动系统截图”还款情况余额显示为0.00元，与其提供的“负债”数据完全不符。所谓“负债”纯属被申请人虚构伪造变造（仲裁证据并非国家证券登记结算中心出具的数据，不具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事实上，除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还有另外一份关键合同即《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资金存管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书”不仅约定了处置担保物也就是强制平仓依据的条件、各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约定了争议解决的途径。而中信证券在仲裁中故意隐瞒了包含有上述关键事项约定的重要证据，导致了仲裁员最终认定是以霸王条款格式合同《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来作为处置担保物的依据。中信证券隐瞒了争议管辖这一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关键证据《协议书》，是该案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重要理由之一。该证据不仅证明北京仲裁委无权仲裁，且可以证明仲裁申请人存在恶意仲裁行为。六、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不予执行。中信证券隐瞒了中信证券大连金马路营业部不具备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资质涉嫌违规违法经营的真相。该营业部对申请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应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合同条款的无效】、第四十二条【缔约过失】、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规定；应认定被申请人以“欺诈”的手段与申请人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为无效合同。现中信证券大连金马路营业部已人去楼空（新证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中乙方单位地址并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马路证券营业部地址，而是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证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明显的融资融券欺诈行为。申请人保留另案起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马路证券营业部违规违法经营欺诈普通投资者的权利），请求法院进行调查并认定该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被申请人中信证券称，不同意申请人李成勋的请求。理由如下，第一，申请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需要具有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款所明确规定的法定事由，而申请人李成勋所提出的请求事实及证据均不符合该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应当予以驳回。第二，李成勋在提及本案之前已经就案涉裁决提出过两次不予执行的申请，均被驳回，其若想再次提出，需有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本案中，李成勋所提出的新的证据不构成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中的新证据。一方面，新证据是指在之前的程序中因不能发现，不能取得等情形未能向法院提出的证据，但李成勋所陈述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均在之前的程序中多次陈述并提交，也已经被驳回。因此，其提交的证据并不构成新证据。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除非能够证明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者仲裁员在该案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但李成勋所提出的证据均不满足上述要求。第三，针对本案裁决书的执行，从2019年3月至今，李成勋已反复多次提出执行异议程序，包括一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三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四次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令等。李成勋所提出的前述任何一次异议程序均已被驳回，足以证明其提出的申请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此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李成勋主张我方使用了不同的协议版本，我方与李成勋仅签订了一份有效存管协议书。即便有其他版本也与我方无关。本院查明，中信证券与李成勋合同纠纷一案，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仲裁裁决：(一)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融资本金l33657.18元；(二)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截至2018年5月25日的利息69713.42元，及以133657.1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35％计算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目止的利息；(三)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截至2018年5月25日的违约金543.62元，及以203370.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计算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四)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因本案所支出的财产保全费1575元；(五)李成勋向中信证券支付因本案所支出的律师费2000元；(六)本案仲裁费l4986.56元，全部由李成勋承担，李成勋直接向中信证券支付中信证券代其垫付的仲裁费14986.56元。另查，申请人李成勋已经就(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其理由包括仲裁裁决所涉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其中关于任意平仓的条款应为无效，中信证券未向其提示风险等。2019年3月27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4民特1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李成勋的申请。再查，李成勋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辽02执异281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人李成勋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的申请。该裁定书中本院认为处载明：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应依法进行。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请人李成勋已经以本案仲裁裁决所涉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其中关于任意平仓的条款应为无效、中信证券未向其提示风险为由申请撤销本案仲裁裁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请已经予以驳回，现其又以该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依据上述规定，本院对其申请不予支持。其次，申请人李成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认为本案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不予执行的理由。本院认为，中信证券与申请人李成勋之间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包括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系中信证券与申请人李成勋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法律关系并不涉及他人权利及义务，中信证券与申请人李成勋因该法律关系产生的相应权利义务仅对其双方具有效力，与社会公共利益并无关系，执行该裁决并不产生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申请人李成勋据此请求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本院不予支持。又查，李成勋以该仲裁案件存在新证据足以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为由，再次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辽02执异747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人李成勋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的申请。该裁定载明“在案件审查过程中，申请人李成勋向本院提供了四份证据作为新证据，李成勋签字确认的《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及《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教育确认表》、中信证券在（2019）辽02执异281号案件中的《代理意见》、中信证券与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拟共同证明(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应不予执行。”还查，李成勋于2020年再次以存在新证据足以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为由，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本院于2020年7月2日作出（2020）辽02执异7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申请人李成勋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的申请。该裁定载明“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李成勋提供《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信用账户银行流水、法律服务协议，拟作为新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的情形。”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李成勋提供如下证据：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系乙方被申请人、丙方银行持有），证明：被申请人隐瞒了该证据；北京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争议管辖约定为人民法院；处置担保物也就是强制平仓应符合《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因乙方违规或错误处置甲方（即李成勋）担保物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任何一方不对其他方的行为承担责任。即申请人不存在因被申请人的过失承担责任的情形；融资融券业务开户信息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马路证券营业部（业务专用章见“授信额度测算”证据3）与新证据《信用资金银行托管协议书》信息不一致，证明被申请人存在欺诈行为。（乙方持有，与甲方持有的不一致）；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内容：第11页--“授信额度测算”；第47页--强制平仓委托挂单信息；第49页--“资金变动系统截图”；3.授信额度测算，证明：融资融券业务开户信息公司及地址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马路证券营业部（业务专用章）与新证据《信用资金银行托管协议书》（证据1）信息不一致，证明被申请人在融资融券业务上存在违规经营。4.强制平仓委托挂单信息，证明：强制平仓日为2018年2月6日，以跌停价6.14元挂单，成交价6.20元。共计成交481300股。5.资金变动系统截图，证明：不存在负债。6.仲裁员名册PANELOFARBITRATORS，证明：仲裁员苑多然专业为合同/公司/金融，并非证券专业（第25页），职业分类为“其他”；另一位仲裁员张洁，专业为证券/私募投资基金/期货，有证券专业。职业分类“经济贸易”，仲裁员属于应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应依法进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被执行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同一仲裁裁决的多个不予执行事由应当一并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被裁定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但有新证据证明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李成勋曾向本院多次提出过不予执行(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仲裁裁决的申请，且业经生效法律文书（2019）辽02执异281号、（2019）辽02执异747号、（2020）辽02执异7号执行裁定予以驳回。故针对李成勋再次向本院提出的“裁决的事项是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事项；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的理由，本院不予审查。本案的审查焦点是：李成勋认为有新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六项规定情形的主张是否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是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是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首先，关于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一）该证据已被仲裁裁决采信；（二）该证据属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三）该证据经查明确属通过捏造、变造、提供虚假证明等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违反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本案中，李成勋所提供的证据并非属于被仲裁裁决采信且系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同时也无法证明仲裁所根据的证据是以非法方式形成或者获取，故李成勋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上述规定。其次，关于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问题，李成勋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故申请人李成勋以新证据为由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李成勋不予执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0307号裁决的申请。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判长  吕风波审判员  阁成宝审判员  曲 强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