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1民终5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建生，男，197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越群，男，197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建德市，现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浩，浙江正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建生为与被上诉人程越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3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崔丽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并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建生、被上诉人程越群的委托代理人李庆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建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夏建生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程越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弱化夏建生的证据强化程越群的证据。程越群混淆法律关系主体，致使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双方当事人用不同的推定思想推定事实。程越群收取夏建生转给其的投资款为不当得利。一审法院认为夏建生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程越群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夏建生已经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程越群在收取夏建生转给其的投资款项后就已达成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未查明夏建生提供的有力证据，而程越群提供的《浙江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明显系后补伪造与事实不符，却被采信，一审法院未对证据辨别真伪。程越群混淆法律关系主体，提供与本案无关的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证据，致使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对待双方当事人用不同的推定思想推定事实，造成审理不公平；再则，夏建生未提出解除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程越群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程越群一审中辩称光控信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光元信息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控公司)股东及监事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也认定其非该公司的登记股东，所以程越群无法与夏建生签订光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也导致夏建生无法提供光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作为书面证据，但通过夏建生提交的转账记录及备注、微信聊天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以及程越群提交的农行个人交易明细的证据和事实，充分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程越群在收取夏建生转给其的投资款项后未履行任何义务，而且在一审法院认定程越群不是光控公司的股东，则程越群在收取夏建生转给其的投资款项的行为应为不当得利，故夏建生有权要求程越群返还款项。一、夏建生与程越群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且夏建生已履行合同义务，而程越群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2017年2月，程越群告知夏建生其为光控公司股东及监事，希望夏建生受让其在公司的股份，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由程越群向夏建生转让其在光控公司所有的0.5%的股份，转让价款为50万元。后夏建生依约向程越群交付股份转让款，但程越群之后并未依约履行任何合同义务，夏建生多次催促程越群签订书面的光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程越群均以各种理由推诿，程越群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夏建生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要求解除与程越群达成的口头协议。一审法院认定程越群非光控公司的登记股东，所以程越群无法与夏建生签订光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导致夏建生无法提供光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作为书面证据，但通过夏建生提交的转账记录及备注、微信聊天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以及程越群提供的农行个人交易明细的证据和事实，充分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合同关系成立。二、程越群抗辩本案与其无关，夏建生支付的转账系履行夏建生与程越群配偶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抗辩不能成立，程越群混淆法律关系主体。程越群抗辩夏建生与叶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夏建生予以认可，但该《股权转让协议》和本案系两个法律关系主体，程越群混淆法律关系主体。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则，夏建生与叶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并无关联。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主体为夏建生与叶香，非程越群，夏建生转账的主体系程越群，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主体，不能因程越群称其与叶香系夫妻关系就推定夏建生支付给程越群的转账投资款项是履行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次，案涉银行转账备注明确标注两笔转账系“光控股权投资”(其中2017年2月16日转账的40万元备注为“光誉股权投资”，系夏建生根据程越群告知的公司名称备注，之后2017年3月7日转账的10万元经与程越群确认为光控公司)，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程越群自称是光控公司的股东及监事，且转账备注的公司名称也是其告知夏建生，光控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0日，而2017年3月7日转账备注是“光控股权投资”，充分说明程越群告知夏建生是光控公司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未注册成立前，公司名称不确定，导致夏建生第一次转账被告知光誉公司，第二次转账被告知光控公司，在光控公司前期筹建过程中，遇公司名称不确定等是正常现象，也符合企业工商注册法律法规与流程，但该事实却未被一审法院认可。而程越群抗辩的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的公司为“浙江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光公司)，并不是当时双方确认的光控公司。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能只注意第一笔转账备注“光誉股权投资”，而不关注第二笔转账备注“光控股权投资”。誉光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注册成立，夏建生给程越群转账的股权投资款是履行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那程越群在2017年2月16日前完全可以告知夏建生是“誉光公司”而不是“光誉公司”，不能机械推定“光誉”就是“誉光”。第三，誉光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1月23日，在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份额为0.5%，根据市场交易规则及公平原则，成立25天的公司进行股权转让也应当是5万元，而不是50万元；事实上光控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这与程越群所称的将其在公司所有的0.5%的股份转让给夏建生符合一般交易规则和常理；夏建生先行转账投资款项给程越群50万元，而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协议在后，如果是履行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程越群完全可以将该50万元作价到此协议中，而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协议中并未约定股权转让的作价，进一步印证当时程越群关于光控公司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夏建生是基于表兄弟之间的信任关系，才将款项在未签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支付给程越群；因此程越群提出叶香以50万元转让股权以及夏建生受让的事实不成立。第四，光控公司成立时间为2017年3月20日，而夏建生向程越群转账支付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2月16日与2017年3月7日，在公司还未成立时，只能是夏建生根据程越群的指示进行转账。第五，双方的股权投资口头协议中，夏建生一直与程越群联系，催促程越群与夏建生签订书面的光控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履行约定的义务，在夏建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能够得到体现，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也予以确认，夏建生与叶香没有任何股权转让交流与接触，更谈不上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于程越群未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因此夏建生基于一个不安抗辩权，没有继续履行以5万元受让叶香所有的誉光公司0.5%的股权。最后，程越群提供2017年3月18日《浙江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夏建生有理由相信是后补伪造，正常的股东会决议应当由公司专门部门保管，不可能直接将原件交付给公司股东；此股东会决议“同意叶香将拥有本公司0.5%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夏建生，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此决议有明确的股权作价，而在2017年3月28日夏建生与叶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0.5%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的股权转让作价；而且股东会决议上部分股东在签订决议时并不具有股东主体身份资格，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查证在2017年4月11日前誉光公司股东是叶香、季卫东、林天伟、欧小影、黄方长、唐文英、黄隽敏、郑晓俊，而程越群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人周立佳、夏光挺并不是2017年3月18日当时的股东；通过上述证据与事实更能印证该份股东会决议系程越群后补伪造，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却予以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并辨别证据真伪。综上，夏建生先行给程越群的转账光控股权投资款项，是基于程越群自称是光控公司的股东及表兄弟之间信任关系，履行双方口头约定的光控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程越群辩称的系履行与叶香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审理有失公平，程越群获取款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夏建生的上诉请求。另补充以下上诉意见：程越群在本案中存在作伪证的情形，故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程越群辩称：一、夏建生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事实依据不足。夏建生与程越群之间仅存在汇款关系。实际上，夏建生是依据其与程越群妻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相应款项。第二、夏建生与程越群妻子叶香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协议双方均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夏建生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50万元以及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依据不足。第三、程越群不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况，夏建生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关机关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夏建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夏建生、程越群双方签订的合同；2.程越群返还款项5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有使用费90000元(以返还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3月8日暂计至2020年3月7日，要求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程越群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6日，夏建生向程越群转账400000元，备注“光誉股权投资”，2017年3月7日，夏建生向程越群转账100000元，备注“光控股权投资”。2018年5月9日，夏建生向程越群发短信称“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是光控吧......”“我和我哥的0.5%股份有600万元，你能否想办法帮我们这股权转让掉啊?”程越群未回复。2017年3月18日，浙江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载明会议由代表100%表决权的股东参加，同意叶香将拥有公司0.5%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夏建生，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该决议有唐文英、欧小影、黄方长、周立佳、林天伟、季卫东、夏光挺的签名及浙江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盖章。2017年3月28日，夏建生作为受让方(乙方)与程越群妻子叶香作为出让方(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叶香将其持有的浙江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0.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所转让股权依然由甲方代持，公司章程不变，但享受公司一切收益权和责任，受让股权的对价款一次性付清。另查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光元信息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0日，原名光控信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9日变更为现名称，股东为光大金服(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艾卫布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程越群为公司监事。浙江誉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23日，叶香为公司监事。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审理中，一审法院注意到如下事实：1.夏建生2017年2月16日向程越群的第一笔转账，备注“光誉股权投资”；2.光控信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20日，未使用过“光誉”的简称，程越群非该公司的登记股东；3.夏建生与程越群妻子叶香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综上，夏建生虽主张程越群将其持有的光控信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夏建生，但其既不能提供双方之间的合同，亦不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夏建生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程越群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故对夏建生据此提出的相应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程越群的相应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夏建生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45元，由夏建生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夏建生主张其与程越群之间存在光元信息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光控信息科技(杭州)有限公司】0.5%的股权转让关系，以程越群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及返还相应款项。程越群对与夏建生存在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不予认可，夏建生作为主张该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同，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夏建生与程越群之间就光元信息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标的为0.5%的股权、对价为500000元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依据案涉转账凭证的备注内容亦不能得出上述结论。夏建生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款项的请求权基础不能成立，据此本院认为，夏建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夏建生与程越群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等其他法律关系，因非本案审理范围，本院对此不予评判。夏建生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90元，由上诉人夏建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 丽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周峻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