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3民终2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时丰（曾用名：刘时婷），男，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兴隆西路**。上诉人（原审被告）：乐清市天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兴隆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582682282P。法定代表人：刘时丰。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小灵，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促进，男，195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景眉，女，196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许钦，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时搏，浙江震瓯律师事务律师。原审被告：胡乐燕（曾用名：胡小云），女，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兴隆西路**上诉人刘时丰、乐清市天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促进、朱景眉、原审被告胡乐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2民初10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时丰、天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吴促进、朱景眉的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或检察院处理。事实和理由：一、吴促进、朱景眉涉嫌构成高利转贷罪，应依法裁定驳回吴促进、朱景眉的起诉，并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而非由原审判法院依据民事法律规定径自审判确认吴促进、朱景眉不构成犯罪。1.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吴促进、朱景眉涉嫌高利转贷罪，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处理。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现行法律并未赋予法官在民事案件中对刑事犯罪审判的权利，民事案件中法官仅需审理判断案件是否存在经济犯罪嫌疑，而不能径直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的或其他方式结案的，当事人才可以另行起诉。其次，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吴促进、朱景眉涉嫌高利转贷罪。原审法院已查明吴促进、朱景眉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尚欠银行贷款未偿还，按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可以推定出借人吴促进、朱景眉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再次，银行贷款均发放至贷款人个人账户由其个人支配，故在吴促进、朱景眉存在多笔贷款尚未清偿，且吴促进、朱景眉系银行职员，并无其他营利事业，又多次向他人转贷之情形下，吴促进、朱景眉的所有资金追根溯源是银行贷款或高利转贷犯罪所得，根本不存在其原有资金之说法。原审判决对案涉出借款项的来源认定错误，且超出民事案件审理范围。2.高利转贷罪并没有限定犯罪主体必须是享有信贷配额和适用信贷资金的企业，原审判决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首先，吴促进、朱景眉是否涉嫌高利转贷罪，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个人犯罪，第二款规定的是单位犯罪，原审判决认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主体限定在享有信贷配额和适用信贷资金的企业系法律理解错误。3.原审判决将“信贷资金”与“信用贷款”概念混淆，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信贷资金是对所有银行贷款的统称，并非单指信用贷款，实际上是授信贷款的意思。其次，信贷资金包含抵押贷款。再次，人民法院报刊登的案例《将银行贷款高利转贷的合同是否有效》一文中明确信贷资金包括信用贷款，也包括担保贷款、票据贴现，民间借贷的出借资金必须为出借人的自有资金，如果其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尚欠金融机构贷款未归还的，即存在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的风险。二、天瑞公司并未与吴促进、朱景眉签订民间借贷合同，亦无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原审判令该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证据不足。首先，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刘时丰将所借款项汇入天瑞公司账户用于生产经营。公司债务涉及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不能简单地适用自认规则，且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是刘时丰个人陈述，还是公司自认。其次，刘时丰与吴促进、朱景眉之间存在多笔借贷关系，若认定刘时丰将借款用于天瑞公司经营，根据举证规则应当由吴促进、朱景眉承担具体款项用途的举证责任。吴促进、朱景眉辩称：一、本案不存在高利转贷罪的嫌疑，不适用《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法院通过吴促进、朱景眉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可证明涉案借款来源并非银行贷款。且上诉状中关于信贷资金的概念原引条文于2008年已失效，新的相关法律中均没有明确信贷资金的概念。二、关于天瑞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一审中刘时丰作为天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且自认所借款项用于天瑞公司，一审庭审结束到判决将近半年时间内，刘时丰或天瑞公司均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以天瑞公司自认为由判令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二审中，胡乐燕未作陈述。吴促进、朱景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时丰、胡乐燕、天瑞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利息(本金100万元的利息结算到2019年4月16日为172万元，2019年4月17日起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暂算到2019年10月16日的利息为12万元；本金350万元的利息结算到2019年4月4日的利息为638.5万元，2019年4月5日之后的利息以3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暂算到2019年10月16日的利息为44.54万元。扣除131万元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由刘时丰、胡乐燕、天瑞公司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吴促进、朱景眉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刘时丰、胡乐燕、天瑞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347986.61元及利息(以3347986.61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2013年8月21日为305996.8元；以4347986.61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利息暂算至2019年10月16日为5420057.6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促进、朱景眉系夫妻关系，于1983年12月25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刘时丰、胡乐燕系夫妻关系，于1991年1月1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吴促进、朱景眉与刘时丰系朋友关系。朱景眉原系乐清农村合作银行干部，并于2010年9月领取了退休证。2011年9月16日，天瑞公司登记成立，刘时丰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份占比60%。2012年初，刘时丰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朱景眉借款350万元。2012年1月4日，案外人向吴促进转账300万元。2012年1月4日，吴促进向朱景眉转账300万元，当日朱景眉银行账户自有资金527225元。朱景眉于2012年1月4日转账刘时丰350万元。之后，刘时丰向朱景眉出具了《借款及担保协议书》，书面约定利息为2.5‰（实际约定3分），落款时间为“2012年1月4日”。2012年2月21日，刘时丰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吴促进借款100万元。2012年2月21日，朱景眉向吴促进转账80万元。吴促进于2012年2月21日两次合计转账刘时丰100万元（90万元、10万元）。之后，刘时丰向吴促进出具了《借款及担保协议书》，书面约定利息为2.5‰（实际约定3分），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21日。刘时丰还款一段时间以后，双方重新约定利息，将利率调整至月利率2.5%。借款以后，刘时丰陆续偿还朱景眉部分款项，具体明细如下：2012年3月12日还款31.5万元，2012年5月10日还款24万元，2012年7月11日还款24.5万元，2012年9月26日还款24.5万元，2012年12月3日还款14.5万元，2014年1月23日还款15万元，上述款项均还款至案外人章美琴的账户。2014年8月26日还款10万元，2015年2月10日还款10万元，2016年1月5日还款5万元，2016年1月15日还款5万元，2016年8月24日还款10万元，2017年1月26日还款8万元，2017年3月23日还款6万元，2018年2月12日还款23万元，2018年12月12日还款19万元，2019年1月31日还款16万元，上述款项均还款至朱景眉的账户。2016年至2019年间，双方数次就借款利息进行结算，并由刘时丰就结欠的利息出具欠条。2016年10月4日，刘时丰与朱景眉就35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时丰出具欠条，载明：2013年4月4日至2016年10月4日43个月利息共欠376万元。2016年10月21日，刘时丰与吴促进就10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时丰出具欠条，载明：2013年8月21日至2016年10月21日39个月利息共欠97万元。2017年9月25日，刘时丰与朱景眉就35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时丰出具欠条，载明：2016年10月4日至2017年10月4日的利息共欠105万元。同日，刘时丰与吴促进就10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时丰出具欠条，载明：2016年10月21日至2017年10月21日的利息共欠30万元。2018年4月4日，刘时丰与朱景眉就35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时丰出具欠条，载明：2017年10月4日至2018年4月4日的利息共欠52.5万元。2018年4月16日，刘时丰与吴促进就10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进丰出具欠条，载明：2017年10月16日至2018年4月16日的利息共欠15万元。2019年4月4日，刘时丰与朱景眉就35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时丰出具欠条，载明：2018年4月4日至2019年4月4日的利息共欠105万元。2019年4月16日，刘时丰与吴促进就100万元借款结算利息，刘时丰出具欠条，载明：2018年4月16日至2019年4月16日的利息共欠30万元。除上述结算利息的凭证以外，朱景眉、吴促进书写过一份结算清单，载明：“2012年1月4日借给刘时丰350万元，利息已结算至2013年3月4日，结欠利息59万元，有欠条一张……”。此后，朱景眉、吴促进向刘时丰催款，刘时丰至今未还本付息。为此，朱景眉、吴促进提起诉讼。庭审过程中，天瑞公司自认刘时丰将上述款项转入天瑞公司。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朱景眉、吴促进申请，该院裁定查封了刘时丰、胡乐燕名下坐落在乐清市××镇××路××号的不动产（房产权证号：××、0.00**432，土地权证号：2-2005-44-447）、胡乐燕名下坐落在乐清市××镇××大厦××的不动产（房产权证号：**、土地权证号：1-2002-44-855）、刘时丰持有的乐清市天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5%股权。另查明，朱景眉从2010年1月8日开始向银行贷款，2017年5月27日最后一笔贷款到期，所涉贷款总金额为5884万元。吴促进从2003年11月14日开始向银行贷款，2017年4月30日最后一笔贷款到期，所涉贷款总金额为1873万元。朱景眉所涉贷款为个人营业性贷款，除了2011年1月7日贷款100万元、2012年8月27日贷款80万元为保证贷款，其他均为抵押担保贷款。吴促进所涉贷款为个人营业性贷款，除了一笔贷款为其他担保贷款、两笔贷款为保证贷款以外，其他均为抵押担保贷款。借款期间，朱景眉所涉贷款为个人营业性贷款，抵押担保。具体如下：1.2011年7月13日贷款49万元，2012年3月9日到期。2.2011年8月2日贷款49万元，2012年3月12日到期。3.2011年8月18日贷款220万元，2012年3月16日到期。4.2011年8月19日贷款200万元，2012年3月15日到期。5.2011年12月16日贷款165万元，2012年3月19日到期。吴促进所涉贷款为个人营业性贷款，抵押担保。2011年9月9日贷款180万元，2012年9月2日到期。上述贷款到期后，朱景眉结清贷款后继续贷款：1.2012年3月12日贷款49万元。2.2012年3月15日贷款49万元。3.2012年3月19日贷款220万元。4.2012年3月16日贷款200万元。5.2012年3月20日贷款165万元。吴促进所涉贷款2012年9月9日贷款180万元。上述贷款到期后，朱景眉、吴促进结清贷款后，仍持续向银行贷款。2010年至2019年间，朱景眉在该院所涉案件分别为：1.（2010）温乐商初字第145号，朱景眉与赵玉兰、包国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景眉诉称赵玉兰、包国罗尚欠其借款本金250万元，未约定利息。结案方式为缺席判决，结案标的为250万元。2.（2013）温乐商初字第267号，朱景眉与林乐、吴文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景眉诉称林乐、吴文斌尚欠其借款本金为900万元，其中200万元按月利率4.5%计息，700万元按月利率3%计息。林乐、吴文斌辩称朱景眉系高利贷。借款经审计，审计结论为：林乐2006年4月至2013年2月共向朱景眉借入本金合计2950万元，期间林乐按3分或4.5分利息共支付利息1336.04万元，累计偿还借款本金2050万元，截止2013年2月尚欠朱景眉900万元本金未归还。结案方式为判决，结案标的为912万元。3.（2014）温乐商初字第71号、（2015）温乐商再字第12号，朱景眉与郑仁珠、孙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及再审案件），朱景眉诉称郑仁珠、孙驰尚欠其借款本金为200万元，借款利息为4%。郑仁珠、孙驰辩称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口头约定无息，已经偿还朱景眉2038000元。结案方式为判决，判决书查明认定借款为月利率4%，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为590276元，并按短期贷款利率4倍计息。再审判决认定借款本金601440元，并按短期贷款利率4倍计息。4.（2014）温乐商初字第1638号，朱景眉与郑仁珠、孙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景眉诉称郑仁珠、孙驰原欠借款本金200万元已经偿还（并非上述71号案件中的200万元），利息是按月利率4.5%计算，郑仁珠、孙驰尚欠利息178800元。郑仁珠、孙驰辩称借款利息不是月利率4.5%，而是月利率1.3%，已经归还20000元，尚欠利息158800元。结案方式为判决，判决书认定借款利率存在争议，但未对利率作出认定，结案标的为158800元。5.（2016）浙0382民初2947号、（2016）浙0382民初11635号，朱景眉诉胡喜乐、林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及重审案件），朱景眉诉称借款本金170万元，按月利率2.5%计息。一审结案方式为缺席判决（借款人胡喜乐缺席），判决认定借款本金为1273334元。重审案件中，胡喜乐辩称，朱景眉于2014年5月4日向郑建芬转账100万元，系接受乐清市高盛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指示的职务行为，且该100万元已经得到清偿。重审案件结案方式为判决，判决认定了2014年间，朱景眉在乐清市高盛公司工作的事实。最终认定尚欠借款本金为69836元。6.（2016）浙0382民初5588号，朱景眉与卢小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景眉诉称借款本金为3750万元，按月利率3%计息。结案方式为调解，结案标的为3750万元。7.（2016）浙0382民初12246号，朱景眉诉刘建乐、金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朱景眉诉称借款本金400万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借款本金335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5%计息。结案方式为缺席判决，判决认定借款本金为335万元。8.吴促进在庭审中陈述，其于2019年在安徽省有两个民间借贷案件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一、双方之间的借贷是否属于高利转贷或者高利转贷犯罪。二、朱景眉、吴促进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或者是否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三、刘时丰的还款金额应如何抵扣的问题。四、胡乐燕、天瑞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双方之间的借贷是否属于高利转贷或者高利转贷犯罪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该条所规范的对象为出借人利用自己的信贷额度和信贷条件，从金融机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高利转贷他人，严重扰乱信贷资金市场秩序的行为。该条所规范的主体应主要限定在享有信贷配额和适用信贷资金的企业。而所谓信用资金即指信用贷款，这种贷款的性质是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不需要提供担保即可取得贷款并以自己的信用程度作为还款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52条规定，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1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审查出借人的资金来源。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但出借人能够举反证予以推翻的除外。二是从宽认定“高利”转贷的标准，只要出借人通过转贷行为牟利的，就可以认定“高利”转贷行为。三是对该条规定的“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要件，不宜把握过苛。上述纪要规定“借款人能够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出借人尚欠银行贷款未还，一般可以推定为出借人套取信贷资金”，其适用的前提为“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本案中，朱景眉、吴促进在出借款项给刘时丰时，虽然尚欠银行多笔贷款并未结清，但上述贷款均系抵押贷款，不同于基于个人信誉取得的信用贷款。此外，朱景眉、吴促进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朱景眉、吴促进在借款当日出借的款项部分来源于案外人，部分款项系朱景眉、吴促进彼此之间转账，余款系账朱景眉、吴促进户原有资金，并非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资金，因此，刘时丰、天瑞公司提出涉案借款属于高利转贷，朱景眉、吴促进构成高利转贷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等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二、朱景眉、吴促进是否属于职业放贷人或者是否涉嫌犯非法经营罪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文件第二部分第3点规定，“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应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朱景眉作为原告，从2010年开始至2019年在该院涉案民间借贷案件多起，包括本案在内8起民间借贷案件，且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出借利率分别为月利率2.5%（一起缺席判决的案件），月利率4%，月利率4.5%等。其中仅2016年就涉案3件，朱景眉起诉所涉借款本金金额达4255万元，借款利息分别按月利率2.5%、3%计算。综上，虽然囿于个案审查具有局限性，法院涉诉记录难以全面反映职业放贷的“经常性”、“经营性”特点，但是综合该院查明朱景眉涉诉的件数及案情，包括其出借款项的利率等情况，朱景眉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贷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具有职业放贷特征，朱景眉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至于刘时丰提出朱景眉构成非法经营犯罪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三、刘时丰的还款金额应如何抵扣的问题。如前文所述，朱景眉符合职业放贷特征，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因此本案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属于无效，借款人应当返还借款，同时应当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具体标准可按照年利率6%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刘时丰每一笔还款的金额应当先支付利息，余款折抵本金。据此计算方法，截至2019年1月31日，刘时丰尚欠朱景眉、吴促进的借款本金金额应为3519649.04元（具体计算过程详见附表），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四、胡乐燕、天瑞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关于胡乐燕的还款责任问题。上述债务虽然发生在胡乐燕、刘时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是借据系刘时丰个人出具，借款金额已经超过日常生活所需，朱景眉、吴促进未能举证证明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或者上述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投资经营等事实，故应由刘时丰个人承担还款责任，朱景眉、吴促进对胡乐燕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天瑞公司的还款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版）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时丰所借款项，天瑞公司虽辩称该债务与公司无关，但又自认该款项用于公司，因此，天瑞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朱景眉、吴促进对于天瑞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遂判决：一、刘时丰、天瑞公司共同偿还吴促进、朱景眉借款本金3519649.04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3519649.04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吴促进、朱景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17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吴促进、朱景眉负担50060元，由刘时丰、乐清市天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5116元。二审期间，朱景眉、吴促进向本院提交照片原件，拟证明刘时丰与朱景眉、吴促进系多年朋友关系。刘时丰、天瑞公司质证认为双方曾经系朋友关系属实，但待证事实与朱景眉、吴促进是否涉嫌高利转贷无关联性。本院认为，朱景眉、吴促进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审理缺乏关联性，故不作为定案依据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依法认定朱景眉属职业放贷人，并将案涉借款利率调整为按年利率6%计算。无论朱景眉、吴促进是否涉嫌高利转贷，对本案实体处理未产生影响，故刘时丰、天瑞公司上诉请求驳回朱景眉、吴促进的起诉，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本案中，刘时丰担任天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占股60%，结合天瑞公司系房地产开发公司资金需求量大，以及案涉借款金额高达450万元，刘时丰辩称所借款项用于天瑞公司，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认定天瑞公司关于款项用途的陈述构成自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一审法院判令天瑞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刘时丰、天瑞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444元，由刘时丰、乐清市天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兴兵审 判 员 李 洁审 判 员 胡淑丽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徐晓文代书记员 蔡卓伊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