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苏0481民初7096号之一 原告:溧阳市天目湖镇洙漕村村民委员会高村村民小组，住所地溧阳市天目湖镇洙漕村。 负责人：王树财，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旭东、刘志峰，江苏平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溧阳市天目湖镇洙漕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溧阳市天目湖镇洙漕村。 法定代表人：韩小华，该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清安，江苏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卫彬，男，1951年7月14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慧彬、徐文明，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溧阳市天目湖镇洙漕村村民委员会高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村小组）与被告溧阳市天目湖镇洙漕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洙漕村委）、孙卫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4日、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原告负责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村小组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不当得利合计人民币378900元，并承担自起诉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982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涉及到高村坝田全部分给高村村民承包经营。1991年邻村窑北队村民孙卫彬自己找到高村部分村民，希望大家把高村坝田给他搞养殖。当时种田收益不高，需要交纳三上交，负担比较重，部分村民也就同意将坝田给孙卫彬养殖。村民只是给他养养鱼，承包经营权是属于本村村民的。1994年1月14日，在村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孙卫彬与当时高村的队长吴发财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转包是永久性的。吴发财在没有征得全体高村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是没有权利将属于每家每户的土地转包给他人的，该协议是无效协议。至2004年孙卫彬一直进行养殖。2003年，溧阳市政府为了控制污染，保护水源，提升水源质量，对大溪水库周围实行退渔还湖。孙卫彬的鱼塘在政府设置的退渔还湖的范围内，根据政策规定，政府己经补偿了孙卫彬在高村坝田地块开挖鱼塘时的所有损失及地面附着物等相关费用(据了解为1180元每亩的补贴）。政府全额支付孙卫彬补偿款后，涉案鱼塘应当被政府收回，孙卫彬也就失去对高村坝地块4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归高村村民小组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应当归全体村民所享有。后国家对承包经营的土地实行土地租用制，因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时没有确定到原来的承包经营权人的名下，而是挂在高村村民小组名下，即高村村民小组是这4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这45亩土地每年的租金应该归高村村民小组所有即原告所有。 根据中央政策，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无权在本村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据了解，确权时登记在孙卫彬名下的土地只有4.8亩（是其在窑北村承包的土地)；同时据原告向村委了解得知，孙卫彬确在高村村民小组享有承包经营权，只不过在洙漕村委的登记薄上注明属于集体。洙漕村委的登记本身就是错误的，完全违反了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1994年1月14日，吴发财代表村民小组与孙卫彬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第一条约定转包是永久性的，原告认为该约定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应属无效。退一步说，即使该协议有效，根据2004年退渔还湖政策，也应当与孙卫彬解除了该协议，所属土地应当返还给高村村民小组。因此，被告洙漕村委在没有征得全体高村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于2007年1月将高村坝田地块45亩土地与孙卫彬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违法。被告洙漕村委将这本属于高村村民小组的租金每年都支付给孙卫彬，从2007年到2019年合计378900元。孙卫彬无任何理由取得该款，应当予以返还。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贵院，恳请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卫彬辩称，一、原告的主体不适格。根据最高院2006民立他字第23号批复的内容，原告作为村小组提起诉讼，需要以小组长为主要负责人提起诉讼，小组长以村民小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应当依法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孙卫彬收到的材料中没有证据反映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村民会议决定的。二、1994年1月14日，孙卫彬与高村小组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书合法有效。1994年施行的是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现行合同法是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因此评判土地转包合同书的效力问题应当按照经济合同法评判。对照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土地转包合同书不属于该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无效情形，因此原告诉称合同无效无法律依据。三、原告诉称高村小组有45亩土地转包给孙卫彬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庭审中孙卫彬将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转包田亩远远低于45亩。四、原告诉称2004年根据政策退渔还湖，以致土地转包合同解除没有法律依据。退渔还湖的说法不是法律术语，仅仅是某件事情的概括，主要意思是指原湖边的鱼塘、耕地或山林不再进行养殖或种植，这些土地由政府租下来，每年支付土地经营者一定租金，作为其无法养殖或种植的经营损失。土地转包合同是原告与孙卫彬签订，即便要解除该合同，应当由当事人依法或依约解除，退渔还湖是一个事实，该事实不能产生土地转包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五、本案应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1994年原告、窑南组与孙卫彬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的期限是永久性，按照通常理解就是长期，至今仍在合同期限内，合同双方并未终止，该合同应当对合同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告诉称的所谓不当得利是基于转包合同所涉土地的流转而产生，与土地转包合同紧密关联，结合请求权基础理论及民事案由的规定，本案定性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更适宜。六、2007年至2019年，被告洙漕村委补贴孙卫彬45亩退耕还林的费用，系孙卫彬合法所得费用，不属于不当得利。补偿的45亩地包含了1994年转包原告、窑南组合计的20.12亩在内，其他田亩是孙卫彬自己的承包经营地及窑北组及其他村民转包地。因孙卫彬与原告存在土地转包关系，因此孙卫彬对原告转包的土地具有合法的经营权。即便按照政策对所涉土地退渔还湖，并没有改变土地权属，土地所有权仍属于村集体所有，仅是因为保护环境的需要相关部门不再允许使用相关土地进行种植或养殖，同时对无法利用土地的经营者的损失进行适当补偿。既然转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孙卫彬因转包合同承包的土地就有权依法流转，所以孙卫彬与洙漕村委于2007年1月1日签订的溧阳市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租赁）合同合法有效，相应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获得的收入属于孙卫彬的合法收入。综上，请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洙漕村委辩称，洙漕村委不需要承担本案责任。本案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形，即使存在，被告洙漕村委也不是不当得利人。在形式上，案涉款项的支付主体是洙漕村委，所以诉请洙漕村委退还不当得利在逻辑上明显是错误的。在本案中，洙漕村委不存在过错。洙漕村委在2007年与被告孙卫彬签订包含案涉土地的流转协议，是鉴于两点：一、1994年原告与孙卫彬签订了长期的转包合同，当时村委也作了备案。二、孙卫彬在2007年前（含2007年）一直对土地履行着经营者的义务。洙漕村委从未接到过孙卫彬与原告解除1994年签订的转包协议或该转包协议已履行完毕的通知。因此洙漕村委与孙卫彬签订流转协议并支付案涉款项是没有过错的。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长达13年多，原告没有针对该事项提起过诉讼，反映了原告是认可其土地已经流转给被告孙卫彬的，对孙卫彬将土地流转给洙漕村委并收取流转收益是认可的。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洙漕村委的诉请。 经审理查明，1994年1月14日，被告孙卫彬与高村小组、窑南组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该合同约定：1、高村组、窑南组转包土地20.12亩，转包后的土地双方确定是永久性的，今后双方均不得要田或送田（除国家另有政策）；2、凡调整的土地，按政府规定的政策执行（三上交、粮食上交、水利工程费等），双方均不能另行提出范围之外的要求；3、自签土地转包合同之日起，今后在土地问题上农户提出其他讲法，有生产队负责解释；……。高村组负责人吴发财、孙卫彬在该合同上签名，洙漕村委作为监证单位在该合同上盖章并有相关人员签名。合同签订后，合同约定的土地一直由孙卫彬使用。2007年1月1日，被告洙漕村委（乙方）和孙卫彬（甲方）签订了溧阳市农村承包土地流转（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一、流转面积甲方将承包土地水田45亩流转给乙方；二、流转期限22年，自2007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0日；三、流转土地的归还和续转1、甲方对流转土地有土地经营权证书的保留承包权，合同期满后（持经营权证书）有权收回和有权继续流转给乙方；2、甲方对流转无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土地，合同期满后经该组三分之二以上组民同意，由甲方收回流转土地或由该组收回流转土地。四、流转收益的处理1、流转的土地由乙方统一组织用于退耕还林还草，乙方支付甲方土地流转收益水田每年每亩600元，每年共27000元；2、流转的土地实行“谁管理谁受益”，水田由乙方统一组织退耕还林还草，统一经营管理或统一发包。五、其他事项1、流转期间，国家征地或集体建设用地涉及流转土地的，应服从国家集体建设用地需要，流转合同即终止。征用费按征用政策执行；……；3、甲方流转土地后，不得任意耕作，若一旦发现有耕作现象则取消流转收益；……；5、承包期满后，如乙方不再租用，恢复原貌。该合同由孙卫彬签名，洙漕村委加盖印章，天目湖镇政府予以监证。被告洙漕村委已向被告孙卫彬发放至2009年的土地流转收益合计为378900元。 另查明，高村小组现有农户52户，共有人口152人。 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孙卫彬承包经营的土地系高村小组集体所有，原小组长在没有征得全组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与孙卫彬签订土地转包协议，该协议应属无效协议。2007年洙漕村委与被告孙卫彬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也未经村民小组同意，该合同也应为无效合同。被告孙卫彬认为土地转包合同系由高村小组原组长签订，且由洙漕村委作为监证，孙卫彬已履行了土地转包合同约定的义务，该合同应属有效。原告提供洙漕村土地登记表，证明案涉土地登记情况。被告孙卫彬称土地转包合同记载原告及窑南组共转包土地田亩为20.12亩，说明原告实际转包的土地田亩数量小于20.12亩，土地登记表记载登记在原告名下的田亩面积为9.1亩。原告提供航拍图，证明案涉土地属于原告所有。被告称航拍图不能证明案涉土地属于原告所有。被告称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为此提供了推荐张小冬为诉讼代表村民小组长的推荐书和推选王树财为小组长的会议记录，该推荐书上共有30人签名，证明提起诉讼是得到村民同意的。被告孙卫彬称两份证据并未记载高村小组的户数和到会人数，并不能证明其起诉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提供的转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等书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随卷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规定，村民小组为当事人的诉讼应以小组长作为主要负责人提起，小组长以村民小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应当参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履行民主议定程序，即需召开村民大会形成会议决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原告提交的推荐书上的签名人数，其所占高村小组户或人数的比例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故高村小组组长以高村小组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溧阳市天目湖镇洙漕村村民委员会高村村民小组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云 人民陪审员  史林君 人民陪审员  任云成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法官 助理  李琛洁 书 记 员  潘辰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