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11民初2828号原告：嘉兴奥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兴园路118号内4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6807188678。法定代表人：王成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菲、金婷婷，浙江正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超，男，199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丹阳市。被告：丹阳扬子江循环经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丹北镇后巷飞达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553786496F。法定代表人：彭平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江波，江苏江成（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冶东方江苏重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丹北镇后巷飞达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695537276D。法定代表人：朱旭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江波，江苏江成（江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嘉兴奥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与被告袁超、丹阳扬子江循环经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公司）、中冶东方江苏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审理。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裁定驳回了其提出的异议。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菲，被告袁超及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江波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12月18日，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2日再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菲、金婷婷，被告袁超及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江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340568.30元及利息损失（以1340568.3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4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成见结识被告袁超。袁超通过微信、电话口头向原告采购钢筋压块，其自称系被告扬子江公司的业务员，同时扬子江公司要求原告送货至被告中冶公司处。原告按约于2019年1月陆续送了16车钢筋压块至丹阳市飞达码头，共计705.63吨，每吨2410元，合计1700568.30元。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仅支付360000元，尚欠1340568.30元。2019年12月2日，原告前往飞达码头向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索款，由被告袁超、扬子江公司接待，并将原告带至被告中冶公司经理办公室，然最后讨要无着。被告袁超辩称，对原告的诉请没有异议，其愿意支付，但该笔货款被告扬子江公司尚未支付，故其目前没有能力支付。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辩称，其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因为被告袁超并非扬子江公司的员工，扬子江公司也并未授权获委托袁超向原告采购，故扬子江公司与原告并非合同相对人。另外，扬子江公司也并未对被告袁超与原告的债权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也没有进行债务的加入，中冶公司也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合同，也并非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故原告要求扬子江公司和中冶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对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事实，提交证据如下：一、社会保险缴费情况一览表，证明自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被告扬子江公司为被告袁超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交易（2019年1月）时，袁超是扬子江公司员工的事实；二、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成见与被告袁超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被告袁超作为被告扬子江公司的员工，代表扬子江公司向原告采购钢筋压块共计705.63吨，每吨2410元，结欠货款总计1340568.30元；三、证明一份、对话录音及录像（附文字整理）各一份，证明在被告拖欠原告货款1340568.30元的情况下，原告于2019年12月2日前往前往被告扬子江公司的住所地，由被告袁超与扬子江公司共同接待，并带到被告中冶公司住所地进行索款，并且确认欠款的事实；四、送货单16份及司机身份信息16份，证明原告按被告袁超要求共发货至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16车钢筋压块，及送货司机的身份信息。被告袁超为证明其辩称事实，提交证据如下：银行卡交易明细8页，证明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被告扬子江公司为袁超发放工资的事实。被告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为证明其辩称事实，提交证据如下：一、辞职申请一份，证明袁超于2018年12月31日因个人原因离职的事实；二、袁超工资发放明细单一份，证明袁超工资发放至2018年12月；三、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五份，证明自2019年1月11日至2019年1月19日，扬子江公司共计向袁超支付1361580元，按照原告与袁超送一车付一车款的口头约定，原告起诉的废钢款扬子江公司已于2019年1月支付给袁超，袁超未给付原告与扬子江公司、中冶公司无关。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该文件虽然有盖章，但没有打印取证的时间，袁超于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在扬子江公司缴纳社会保险，并不能证明袁超系扬子江公司的员工，袁超也未提交如劳动合同、工资表等证据佐证，不排除其挂靠在扬子江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可能，原告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袁超向原告采购钢筋系受扬子江公司委托和授权，故采购并非职务行为，而是袁超的个人行为；对证据二，认为聊天记录发生在袁超与原告之间，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无法发表质证意见，且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三，认为是在原告向袁超索款不着的情况下，袁超带原告法定代表人到扬子江公司和中冶公司处，为了证明两公司未向其付款，音频和视频的内容也不能证明两公司对结欠原告货款予以确认，两公司也并未进行任何付款承诺，袁超出具的证明也不能证明两公司结欠原告货款；对证据四，认为由于货物交接均由袁超经手，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不清楚，对司机身份情况无法发表质证意见，送货单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两公司直接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相反送货单上载明的是“丹阳飞达袁超”，而非被告两公司名称，故买卖合同关系是与袁超个人发生，与被告两公司无关。被告袁超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袁超提交的证据，质证无异议；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工资均为滞后一个月发放。被告袁超对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认为该辞职申请并非其出于本人意愿所写，而是扬子江公司要求内部员工入股，其于2018年12月入股3万元，满一年才可以退股，后其因急需用钱要求退股，2019年12月30日退股当天，公司要求其递交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的辞职申请，在收到辞职申请后，公司退回入股本金3万元；对证据二，无异议；对证据三，认为在原告向扬子江公司供应废钢之前，其就一直在扬子江公司担任废钢采购员，结算模式为先供货，待清算单出来后，公司将货款转账给袁超，由袁超支付给供应商，付款顺序是从前往后支付，在原告供货之前，公司已经结欠袁超名下供应商货款若干，该1361580元系支付袁超2018年12月之前的业务款，而非支付原告的货款。原告对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至三，认为真实性与合法性由被告袁超确认，就关联性而言，仅有辞职申请，无解除合同证明，无法确认是否真实离职；袁超是否离职，不影响扬子江公司实际采购人的地位，且扬子江公司一方面认为袁超于2019年1月已离职，不应代表公司对外采购，另一方面又认可2019年1月继续通过袁超支付客户货款，两种说法自相矛盾，故该1361580元实际包括袁超在职时其他客户的采购货款；且2019年2月，扬子江公司仍有废钢款转账给袁超，袁超也陈述其个人并未从事废钢生意，其户下的应付款均为两公司的应付款。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社会保险缴费情况一览表，系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真实性应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袁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三被告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袁超曾带原告法定代表人至被告两公司处催讨货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被告袁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结合袁超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成见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袁超提交的证据，原告及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仅凭辞职申请不足以证明袁超于该日离职的事实，且袁超对该申请的出具时间及原因有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提交的证据二，袁超及原告质证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扬子江公司与中冶公司提交的证据三，袁超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系扬子江公司支付其2018年12月之前的业务款，而非支付原告的货款，而被告两公司在庭审中亦陈述该1361580元仅支付给袁超，并不一定系支付原告的货款，故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8年5月，被告袁超入职被告扬子江公司，在废钢采购部任业务员。自2018年5月起，被告袁超代表扬子江公司陆续向原告采购钢筋压块，双方的交易模式为先由袁超与原告方通过微信或电话联系后，原告按扬子江公司指示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双方清点后，扬子江公司将货款通过公司财务人员转账给被告袁超，再由袁超支付给原告。通过袁超联系业务的其他客户与扬子江公司的交易模式亦是如此。2019年1月，原告按约陆续运送16车钢筋压块至丹阳市飞达码头，每一车均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成见先通过微信将送货单、车辆及司机照片发送给袁超，到货后，扬子江公司清点称重后，袁超将相关信息通过微信反馈给原告。后双方确认：2019年1月10日发货两车，重量为36.13吨和33.27吨；1月12日发货两车，重量为62.38吨和39吨；1月13日发货两车，重量为45.66吨和45.7吨；1月14日发货一车，重量为65.25吨；1月15日发货一车，重量为34.82吨；1月16日发货两车，重量为32.4吨和42.94吨；1月17日发货一车，重量为45.9吨；1月18日发货两车，重量为47.08吨和59.76吨；1月19日发货一车，重量为32.08吨；1月23日发货两车，重量为43.53吨和39.73吨，共计16车，705.63吨，每吨2410元，合计1700568.30元。2019年1月至5月，扬子江公司通过袁超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36万元，之后未再付款。应原告法定代表人王成见要求，被告袁超将其带至飞达码头催讨货款，由扬子江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平波及废钢采购部负责人进行接待，但催讨未果。2020年7月9日，袁超出具证明一份，对上述2019年1月与原告之间的交易情况进行确认。另查明，被告袁超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的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为被告扬子江公司。扬子江公司自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于每月13-15日向被告袁超发放上一个月的工资。2019年1月至2月，在扬子江公司停止向袁超发放工资后，袁超依旧在公司从事废钢采购业务，交易模式与2018年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与原告发生买卖业务关系的相对方如何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虽然被告扬子江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自始至终均系袁超个人向原告采购钢筋压块后出售给扬子江公司，扬子江公司仅与袁超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尚欠袁超废钢款1429960元，但在第二次庭审中，扬子江公司认可2018年5月至12月，袁超作为扬子江公司的业务员，对外代表公司向原告采购钢筋压块，公司通过由财务人员将货款转账给袁超、由袁超支付给原告的方式与原告进行结算，但由于袁超已于2018年12月31日离职，故案涉2019年1月的采购业务与公司无关，系袁超的个人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关于袁超的离职时间，袁超与扬子江公司说法不一，扬子江公司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袁超于2018年12月31日办理了离职手续，故从现有证据来看，2019年1月，袁超的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仍为被告扬子江公司，应认定案涉交易发生时，袁超仍为扬子江公司员工，其以公司名义向原告采购钢筋压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扬子江公司承担。退一步讲，即便袁超已于2018年底离职，按照扬子江公司的说法，由于公司客户仅与业务员联系，公司没有客户的联系方式，故无法将袁超已离职的情况告知客户，因此，在业务员和交易模式均未变更、扬子江公司也未告知袁超已离职的情况下，原告有理由认为买卖业务的相对方仍为扬子江公司，故案涉买卖业务亦应认定发生在原告与被告扬子江公司之间。因此，对于被告扬子江公司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与被告扬子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被告扬子江公司结欠原告货款事实清楚，应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告可随时要求其履行，故原告要求被告扬子江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340568.3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另要求被告扬子江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付款时间，故利息损失可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原告与被告扬子江公司之间，被告袁超并非合同相对方，原告仅以被告袁超系直接付款人为由要求其共同承担付款义务，无相关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另认为被告中冶公司系与扬子江公司共同采购废钢，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对其要求被告中冶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因原告与被告扬子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2021年1月1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丹阳扬子江循环经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嘉兴奥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货款1340568.3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1340568.3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至被告丹阳扬子江循环经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履行之日）；二、驳回原告嘉兴奥成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6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964元，由被告丹阳扬子江循环经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后附页）审 判 长  林幸宇人民陪审员  吴晓亮人民陪审员  陈新花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贇洁1、如当事人不服本院判决提起上诉的，需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未交纳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诉处理。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