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5民终51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郑一宁，男，196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安徽徽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与儿街双乐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5682063075H。 法定代表人：唐久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为济，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苹苹，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郑一宁与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山农业公司）合同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1525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一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2020)皖1525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因生猪被扑杀损失费、评估费、库存饲料、库存药品费1324924.4元,并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违约金662462.2元。不服金额1987386.6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因生猪被扑杀损失费、评估费、库存饲料、库存药品费1324924.4元。(1)、2015年8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养猪场,2018年8月8日,双方对养猪投入进行核算,具体为固定资产7222166.13元,库存商品5765836元,总计12988002.13元,同年11月30日,为配合政府重大动物防疫工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共同与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约定存栏5267头生猪全部扑杀,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支付生猪扑杀补贴款2622800元,因生猪疾病被扑杀造成了重大损失。且政府支付生猪扑杀补贴款与被扑杀生猪的市场价格相差较大。经委托安徽安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定被扑杀生猪的市场价格为5109472元,支出的评估费为30000元。库存饲料为516832元、库存药品为278807元。库存商品57652836元因生猪被政府扑杀,补偿款仅为2622800元,两比扑杀总损失:3312311元(5109472元+30000元+516832元+278807元-2622800元)。(2)、2018年8月9日,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同年9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并约定:“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及没有疫苗的疾病,可终止协议,互不追究对方责任。”结合本案,贵院(2019)皖15民终2897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倒数第9行,明确认定生猪养殖遭遇猪瘟侵袭,致使双方承包合同终止,因猪瘟造成生猪扑杀损失及库存饲料、库存药品费损失,不应当由上诉人一人承担,应当共同承担。由于在解除合作协议案件,对这一部分没有处理,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40%,即1324924.4元(3312311元×40%)。(3)、因猪瘟侵袭造成的扑杀损失,不属于经营亏损,一审法院依据《合作协议》第7条约定,判决扑杀损失由上诉人承担,无法律依据。整个合作期间,包括扑杀损失,实际没有经营亏损,根据《清产核资过录》,实际盈利330多万元,按照一审判决,上诉人独自承担扑杀损失,被上诉人却独自享受扑杀前盈利,显然有失公允。(4)、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霍山县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出具的《与儿街镇双乐河村深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猪疫情现场诊断情况》,该证据在霍山县法院(2019)皖1525民初784号案件及贵院(2019)皖15民终2897号案件中已经提交,一、二审法院对于该证据均没有认定,而是认定为猪瘟。该诊断为疑似,并没有对病猪进行病理检验,进行明确诊断,同时,根据《计量法》第22条及相关规定,霍山县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没有取得省级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不具备相应诊断及鉴定资格。另外,该证据里的18、19号有数头生猪病死,完全是杜撰的事实,没有证据支持,同时上诉人虽然户籍在浙江,但已经近十年没有回浙江,在浙江也没有猪场,该证据称上诉人常年往返江、浙、皖猪场,均是杜撰的事实,该机构对于这些事实没有调查,不具备证明资格,即便如该证据所说,上诉人不是饲养人员,即便携带猪瘟病毒,也无法导致生猪发病。另外,若按照该诊断,这些疾病有药物可以控制,也有相应疫苗预防,无须扑杀。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神州大地,生猪得以幸免的寥寥无几,因此,霍山县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出具的该份证据,与事实不符,该机构完全根据被上诉人授意及陈述出具该证据,上诉人在起诉前从来没有见到该份证据,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5)、一审法院认为:“该事件发生在郑一宁承包期内,深山农业公司在扑杀协议上签字是基于郑一宁同意的基础上,履行和完备相关对外手续需要,……”,对此,上诉人认为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生猪扑杀协议签约方为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支付的账户也是被上诉人账户,不是上诉人账户,若是按照上诉人意图,扑杀款应当支付到上诉人账户,而不是支付到被上诉人名下,若是履行相关手续,签约方应当为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协议上签署同意郑一宁意见。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仅仅是履行和完备手续相关对外手续,并没有相应证据支撑,仅凭被上诉人陈述。实际上,扑杀协议是双方共同行为,应当共同承担责任。(6)、事实上,由于被上诉人违约,迫使上诉人无法经营,承包合同早已扑杀前解除,因此,扑杀损失应共同承担。2、被上诉人应赔偿上诉人违约金662462.2元。上诉人在承包期间,被上诉人锁住猪舍,只能其卖猪,不准上诉人卖猪,迫使上诉人无法经营,引起生产混乱,导致猪瘟发生。被上诉人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导致出栏生猪不能及时出售,最终出现瘟疫加重损失,且锁住猪舍,导致上诉人无法正常经营,影响生猪产量,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损失金额20%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没有证据证明损失金额,不予支持,与法无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和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 深山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判令驳回郑一宁关于承包期间生猪扑杀损失赔偿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要理由如下：深山公司与郑一宁在整个合作期间（合作协议和承包合同履行期间）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处理完毕，本案郑一宁起诉明显属于重复起诉！霍山县人民法院2186号案件完全是根据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15民终2897号案件中“双方在依据合作协议清算分割合作财产时，可以结合承包合同的约定，对该部分资产进行清算分割”的裁判思路组织的调解，且2186号案件调解结果的内容既包括对于《合作协议》项下资产的清算分割，也包括对《承包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如典型的对生猪扑杀补偿款260多万元的分割）的处理，足以认定深山公司与郑一宁之间整个合作期间的资产清算分割已经完毕，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本案郑一宁起诉实属重复起诉，这也是一审法院虽然只支持了其两项诉请也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根本原因！霍山县法院2186号案件专门针对郑一宁承包时接收的共同流动资产5765836元（含被扑杀的生猪）作了清算分割：流动资产5765836元属于深山公司与郑一宁共同资产的事实毋庸置疑，且无论是霍山法院2186号案件还是本院（2019）皖15民终2897号案件，均对于作价5765836元认定为双方合作期间产生的共同资产作了相同的认定！直到2020年5月25日，经过调解，深山公司不再主张该资产为共同资产、不再要求分割该共同资产产生的扑杀补偿款、同意该资产算作郑一宁的投入，但首要前提是认定该资产“已交给原告”，视同原告6659063.65元投资中撤回了5765836元资产，只剩余893227.65元！之所以视同撤回投资，是因为郑一宁在承包接接手时流动资产为5765836元，但郑一宁承包结束后5765836元分文不剩！根据《承包合同》约定，郑一宁应当如数补齐这5765836元共同的流动资产！由于郑一宁无法筹钱补齐这5765836元，因而协商从郑一宁总投资665903.65元中扣减5765836元。这符合双方《承包合同》约定，郑一宁、深山公司在2186号案件中也都予以了明确！但郑一宁竟出尔反尔，背弃《承包合同》约定、无视法院调解书内容，在对上述资产已经清算分割完毕的情况下，仍然肆意提起本案，明显属于重复起诉，不法意图明显！甚至不惜提交虚假的、伪造的《证明》（郑一宁提交证据第32页）……无论其目的是为了试图侵占深山公司财产，还是为了查封、保全深山公司资产，以示泄愤，均背离了诚实信用原则、亵渎了司法神圣与权威。深山公司与郑一宁已经书面约定由郑一宁经营，深山公司不承担经营亏损。由于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包期间郑一宁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负责处理生产经营活动涉及的各方面关系并承担一切责任，而深山公司仅仅是“按月收取承包费”！基于双方之间的承包关系，深山公司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承担亏损或损失。扑杀行为发生于《承包合同》履行期间，郑一宁应当独立承担扑杀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而在2186号案件中也是这样协商一致作了分割的。郑一宁在承包期间或就扑杀行为是否有损失？没有！首先，郑一宁接收的5765836元流动资产中的库存药品和饲料并未被扑杀，郑一宁获得的库存药品和饲料就高达795639元；其次，被扑杀的生猪是5765836元范围内的生猪还是郑一宁经营产生的生猪？不清楚！且不算接收的生猪与被扑杀的生猪之间重量的差别，仅就生猪的数量来看，比较郑一宁签字确认的《调整后存栏生猪》表与生猪扑杀时与与儿街镇政府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看出郑一宁承包期间额外获得662头（承包接收5929头、扑杀5267头）出栏肥猪的出售款项高达130多万元，外加其承包时接收的饲料价值516852元、药品278807元，以及生猪扑杀补偿款2622800元，郑一宁单独收取的款项高达47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郑一宁承包期间的销售利润（不完全统计承包期销售3777头、推算销售额700多万元），显然，郑一宁是赚钱了而非亏了！如果承包期间扑杀行为有损失要求深山公司承担，那承包期内获利是否也与深山公司分享？最后，恳请法庭注意的一点是，有一个账我们必须明确，承包前，深山公司是把双方共有的5765836元资产交到了承包人郑一宁手中，郑一宁承包三个月，这5765836元流动资产丝毫没有了！郑一宁非但没有赔偿深山公司享有的5765836元的份额，反而一个人独自占有了该资产扑杀补偿获得的2622800元！如果不是双方不是就全部债权债务关系作清算分割完毕，不是确认5765836元视为郑一宁撤回投资、已经交付郑一宁，深山公司会如此同意？不仅放弃共同流动资产共同所有的主张，且放弃2622800元的主张？而在双方调解结束之后，相互不再有争议的情况下，郑一宁竟然又一纸诉状将深山公司告到了法院，其唯利是图、居心叵测的用意昭然若揭。郑一宁诉请自相矛盾，因匮缺事实及法律依据。郑一宁认为2186号案件只解决《合作协议》履行期间债权债务关系，但却在该案已经调解结案之后仍然主张按该《合作协议》中双方约定的利润分成比例（4：6）承担损失……既认为2186号案件没有处理《承包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可以重复起诉的同时，却否认扑杀行为发生于《承包合同》期间。在本案郑一宁《民事上诉状》第三页第五行，郑一宁明确认为“承包合同早已扑杀前解除”，即扑杀行为发生于《合作协议》履行期间，深山公司认为，即使按郑一宁所认为的2186号案件解决的是《合作协议》期间债权债务关系，则根据2186号案件调解书第七项内容“双方无其他争议”的内容，完全应当直接驳回郑一宁此项所谓的发生合作协议履行期间的损失赔偿诉请。二、关于库存饲料及药品。饲料516832元、库存药品278807元，均有郑一宁承包时在2018年8月10日签字确认接收的清单证明郑一宁收取了库存饲料及药品。郑一宁在承包终止时既没有留下库存饲料或药品实物，也没有向发包方办理交接手续，且在一审中深山公司已经证明承包终止前郑一宁已将剩余饲料和药品装车外运……然而，在本案中，郑一宁对于上述库存药品和饲料竟然按照其承包时接收的货物价值作为其损失、向深山公司主张赔偿，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本案一审法院依法驳回这一常人难以理解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流动资产5765836元既包括生猪，也包括这些库存饲料和药品，且在霍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中均认定“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流动资产作价5765836元，归郑一宁所有，已交给郑一宁”，一审法院也是援引此驳回了郑一宁关于库存饲料、药品的无理请求。深山公司认为，基于同样逻辑和道理，也完全可以将此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已交给郑一宁”作为驳回郑一宁关于其主观臆想的生猪扑杀损失的赔偿请求，因为存栏生猪与上述库存药品、库存饲料一致，均属于流动资产5765836元范围之内！已经交付郑一宁。三、关于郑一宁违约责任的诉请，也应当依法予以驳回。郑一宁所谓的其“锁住猪舍，只能其卖猪，不准上诉人卖猪，迫使上诉人无法经营，引起生产混乱，导致猪瘟发生”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明显违背常理，更无证据证明！唐久明曾经向法庭坦诚，锁过一次猪舍，但原因是郑一宁不仅没有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分红，而且连承包期间基本的工人工资都拖欠拒不发放，唐久明作为深山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了防止工人因拿不到工资闹事或者追究唐久明责任，进而锁了一次猪舍门，要求郑一宁支付工人工资，后由郑一宁同意由售猪款部分直接支付至工人账户，唐久明随即打开门锁，前后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引起产生混乱，更不可能导致“猪瘟发生”……唐久明本就可以否认有过这一次锁猪舍的行为，但唐久明认为为了工人权益而锁住猪舍这一短暂行为具有正当性，且没有给郑一宁造成任何影响，因而主动向法庭陈述。如果因此而追究深山公司所谓的违约责任，显然违背了公平正义。此外，最为重要的是，郑一宁既没有证明唐久明锁猪舍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也没有证明锁猪舍的行为产生了损失及该损失的大小，更没有就唐久明锁猪舍行为与该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据举证原则判令驳回郑一宁关于违约责任的主张正确、合理、合情、合法。关于其他争议深山公司在上诉状中已经予以阐述，在此为了节约法庭时间，不再赘述。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真相，依法改判驳回郑一宁全部诉讼请求。 深山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皖1525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生猪款180519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系公司、独立于唐久明,上诉人从未代郑一宁收取其承包期间任何生猪款,不负返还责任。上诉人为公司,唐久明虽然系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二者均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无论唐久明在受雇于郑一宁期间是否具有经手收取生猪款的行为,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收取郑一宁的生猪款,也从未委托唐久明代收郑一宁的生猪款,依法当然不能判令上诉人就被上诉人郑一宁所谓的代收的生猪款承担返还责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5年8月28日至2020年5月25日合作期间所有债权债务已经清算分割完毕。本案被上诉人诉请,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属于重复起诉。霍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以下简称“2186号案件”解决的争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5年8月至2020年5月合作期间所有的债权债务关系,既包括《合作协议》履行期间、也包括《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而并非本案一审法院认定的只解决《合作协议》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186号案件调解书第三项,即关于“承包期间生猪扑杀补偿款2628000元”的清算、分割明显是针对《承包合同》履行期间的权利义务。2186号案件调解书对《承包合同》期间资产的清算分割足以印证2186号案件对于《合作协议》期间及《承包合同》期间整个的合作期间债权债务是作了一并处理的,这也与该案的调解笔录内容完全一致!既然双方《合作协议》、《承包合同》项下整个合作期间权利义务关系都处理完毕,则被上诉人本案中提起的诉讼完全属于重复起诉,属于恶意诉讼。一审法院以该案件只处理《合作协议》期间纠纷为由,不采信上诉人关于双方所有收支作平账处理、各自抵销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三)关于唐久明记账的复印件,只是工作过程记录,不能作用为债权债务的凭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出售生猪记账单这一证据并无原件,且只能证明系唐久明记载、记录工作过程,这是由于唐久明在郑一宁承包期间受雇于郑一宁的缘故。但该出售生猪记账单仅仅是对工作过程的记录而并非是往来结算,更不是唐久明向郑一宁出具的债权凭证!且不难看出,仅有119783元能说明有代收行为;而11月15-21日的62646元已明确标注“11月23止、11月26日报”,显然这笔代收行为已于26日清结。因此,这些工作过程记录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唐久明收取生猪款据为己有的依据。与此相互应证的是,唐久明如有对郑一宁(或陈艳)的欠款,2018年12月8日被上诉毕人出具的“证明’已经证明郑一宁与唐久明之间清算完。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唐久明收取生猪款180519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缺乏证据证明。(四)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交证明证实唐久明个人代替郑一宁收取的生猪款已经代替郑一宁支付了货款,不具有还款责任。唐久明在郑一宁承包期间由于郑一宁对于智能手机不会使用而委托唐久明代收的生猪款项已经按照郑一宁的指示先后支付给郑一宁的债权人,即饲料供应商等,达30多万元,充分证明前述的代收款项已代郑一宁付出,2186号案件调解结果对此也给予了肯定即双方作平账处理、相互抵销。而本案被上诉人也并未向法庭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能够证明证唐久明欠付其代收的生猪款及具体金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无害化处理费用44041.25元错误。(一)2017年、2018年无害化处理费用在2186号案件已经一并处理完毕。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声明,关于无害化处理费用以及其他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各自的收取或支出已经在2186号案件调解中明确各自抵销。虽然调解书中没有特别提出“无害化处理费用”这一名目,但该案调解书第四项明确记载“(具体项目详见调解笔录)”,而该案5月25日调解笔录第4页中,上诉人代理人明确表示“同意2020.4.27商定的分配方案……对于其他的收支包括无害化处理收入420085元,2018年7-8月分工人工资支出,2018年4-7月份土地租金支出以及双方合作期间被告的其他收支,以及原告重复报账的款不再扣除,双方相互平账不再另行核算,由各自自行核销处理……”被上诉人紧接着表示“上次没有提到利息与诉讼费,还有少了10万元扑杀款”,上诉人表示:“同意拿出5万元补偿上述损失”,被上诉人进而表示:“同意”。而在该案调解笔录中双方所明确的420085元即2017年无害化处理费用243920元与2018年无害化处理费用176165元之和,被上诉人在对于上诉人上述方案同意的同时,提出了上次没提到的利息、诉讼费、10万元扑杀款……在上诉人进一步表示愿意支付5万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是明确表示“同意”!上诉人认为,调解笔录是对双方调解过程和内容的真实记载、也是直接证据:在2186号案件中,调解笔录足以证明上诉人就双方已经收取、支出的债权债务各自抵销时已经明确了“无害化处理费用”这一名目,且被上诉人在调解笔录中也明确表示同意,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仍然断章取义地无端诉请要求支付无害化处理费用足见其不法意图。(二)判令上诉人按2018年无害化处理费用总额的四分之一返还被上诉人与事实不符。一是郑一宁承包期间的无害化处理补贴不足28490元(是从8月9日而非8月1日起始),不是44041元。二是该笔补贴收入如前述在2186号案件调解中已作相互平帐处理。如果仅就这一笔收入单独提出来再审,按对等原则,郑一宁应当支付上诉人为其支付的承包期内的电费及部分工资21075元(因郑一宁跑路,上诉人被迫支付)。与郑一宁的合作协议和承包合同纠纷,已历经7次诉讼,其(逻辑关系已十分清晰:郑一宁以在外赊欠作为投资,因高价)进(货)低(价)出(货)(转移利润)迫使上诉人让其承包经营,又因郑一宁管理不善、个人传播疾病致猪群被扑杀,上诉人于2018年11月30日通知其终止承包、不再收取承包费;被上诉人不返还承包资产、不办理交接手续,致上诉人不能、不敢使用资产、停工停业;被上诉人的个人欠款致上诉人被承担连带责任,被迫低价卖场。至此,上诉人不堪重负,不能为继。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2020)皖1525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郑一宁辩称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深山公司返还郑一宁生猪款180519元，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①、唐久明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代表深山公司，郑一宁没有雇佣唐久明，深山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郑一宁雇佣唐久明，因此，深山公司将唐久明履行深山公司职务行为，视为唐久明个人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②、（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以下简称2186案件）庭审笔录审判法官明确告知：“对郑一宁承包期间双方发生的债权、债务本案不再处理，由双方当事人另行协商。”因此，承包期间的纠纷，该案没有处理，另外，从2186民事调解书内容来看，也仅处理承包前的纠纷，对于承包后纠纷，没有处理，因此，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③、唐久明记账单原件存于（2018）皖1525民初79号卷宗内，深山公司对记账单真实性在一审中以及合作纠纷均是认可的，且与（2019）皖15民终1870号庭审笔录（一审证据19页倒数7行）深山公司陈述是一致，未经深山公司同意，郑一宁无法出售生猪，进一步证明了深山公司收取猪款，而不是唐久明受雇于郑一宁，更不是收取猪款用于结算。④、原调解协议书以及调解笔录均没有约定，深山公司收取的生猪款平账处理、相互抵销，深山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收取生猪款已经为郑一宁代付相关费用，因此深山公司收取生猪款应当予以返还。 2、一审法院判决深山公司返还郑一宁无害化处理费用44041.25元，符合法律规定。①、2186调解笔录及调解书，郑一宁并没有同意对承包期间的无害化处理费用作一次性平账处理。仅对少10万元扑杀款及利息、诉讼费进行处理，同意深山公司支付5万元。且本协议达成的前提是，对于承包期间债权、债务不再处理，由双方另行协商。因此承包期间的无害化处理费用，2186案件并没有处理。②、2018年度无害化处理费用为176165元，承包期按照3个月计算，承包期间无害化处理费用为44041.25元无任何争议，从2186案件调解书来看，深山公司独享收益，其上诉状称不堪重负，不能为继，显然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支持我方上诉请求，驳回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 郑一宁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深山农业公司支付因生猪被扑杀的损失费、评估费、库存饲料、库存药品1324924.40元；2．判令深山农业公司返还郑一宁无害化处理费69980元；3．判令深山农业公司返还出售生猪款185429元；4．判令深山农业公司赔偿郑一宁违约金662462.2元；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深山农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28日郑一宁与深山农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养猪场。2018年8月8日，双方对养猪投入进行核算，确认固定资产7222113元，库存商品5765836元，总计12988002.13元。2018年8月9日，双方就猪场的经营模式签订一份《承包合同》，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同年9月11日，签订补充协议，并约定“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及没有疫苗的疾病，可终止协议，互不追究对方责任。”郑一宁与深山农业公司共同作为猪场的权利人于2018年11月30日和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约定存栏5267头生猪全部扑杀，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支付生猪扑杀补贴款2622800元。后双方又因承包合同之前的合作期间有关债权债务事项发生纠纷诉至霍山县人民法院。2020年5月25日霍山县法院作出（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民事调解书，解除了《合作协议》。因该案仅处理《合作协议》期间的债权、债务，对于承包后的债权、债务未作处理。另外，猪场生猪被扑杀后，其中2018年度政府补贴的无害化处理费为243920元，也被深山农业公司领取，内含三个月无害化补贴费属于郑一宁，此费用应予以返还。2020年8月26日，郑一宁委托安徽安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被政府扑杀的5267头存栏生猪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评定被扑杀生猪的市场价格至少为5109472元。郑一宁按2018年8月8日清产核资过录确定库存商品5765836元价款承担了相应责任，可是库存商品（含5267头存栏生猪、516832元库存饲料、278807元库存药品）因生猪被政府扑杀，补偿款仅为2622800元。签订生猪扑杀补偿协议系郑一宁和深山农业公司双方共同行为，且承包终止后仍属双方合作关系延续，故扑杀生猪的损失不应由郑一宁一人承担，深山农业公司也应承担。同时，郑一宁在承包期间，深山农业公司锁住猪舍，只能由其卖猪，不准郑一宁卖猪，致使郑一宁无法经营，深山农业公司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另外，由于深山农业公司违约，导致承包合同早在扑杀前已经解除，为维护郑一宁方的合法权益，而提起诉讼。 深山农业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无论是合作期间还是承包期间引发的所有争议已经解决完毕，且有生效法院调解书予以证明：1．深山公司就（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接受与郑一宁调解的前提是，双方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一并处理结束。在双方2020年5月25日本院调解笔录第四页，深山农业公司代理人明确表态，该案调解的前提是“同意2020.4.27商定的分配方案，深山农业公司获得352万元，郑一宁获得248万元，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深山农业公司同意一次性处理结束”，而郑一宁在本案试图说明的该案调解只针对合作协议期间是断章取义、完全错误的；2．霍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民事调解书清产分割的内容既包括合作期间，也包括承包合同期间。霍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就2015年8月28日合作时起至2020年5月25日合作终止期间所有合作期间及承包期间整个债权债务处理完毕，不仅仅是合作期间，（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民事调解书第3页明确认定：“郑一宁承包期间的生猪扑杀补偿款2622800元，归郑一宁所有”。显然，生猪扑杀及补偿均是在《承包合同》期间，而该条调解内容是对承包合同期间的权利义务的处理，足以证明该案调解中双方是已经对合作期间、包括承包期间内的债权债务关系作了一并处理。二、包括生猪在内的5765836元资产（库存商品）产生于双方合作期间、属于双方合作期间共同的资产。而2186号案件调解书中已经就合作期间所有的债权、债务分割清楚，并明确“双方无其他争议”，当然包括这5765836元的共同资产。三、包括生猪在内的5765836元资产（库存商品）是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共同资产，答辩人同意“算作”郑一宁的投资是双方协调的结果，且前提是认定该部分资产已经交还给郑一宁，完成交付。（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民事调解书中明确记载的是：“3、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流动资产作价5765836元，归郑一宁所有，已交给郑一宁”。既然双方协调一致的结果是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流动资产作价5765836元，归郑一宁所有，已交给郑一宁。郑一宁就绝对不能断章取义，在主张5765836元归其所有的同时却否认深山公司已经交付了5765836元这一事实认定。退一万步说，交付视为所有权转移、交付也视为风险转移，在原被告双方认可、法院认定作价5765836元归郑一宁所有且认定已经交付给郑一宁的情况下，即使该部分资产存在损失也与深山农业公司无关。而事实上，本案实际情况也是5765836元范围内的生猪是在郑一宁承包期间内，由于郑一宁所养生猪的自身传播（××）及处置不当被扑杀，而承包期间内约定十分明确，即郑一宁自负盈亏，当然应当由其承担扑杀损失。这也是双方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本原因。然而，在（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调解中，双方实则对于该损失均有分摊，否则深山公司是绝对不会放弃对5765836元以及扑杀款2622800元主张权利的。试问，在将5765836元协商中算作郑一宁投资并认定已经交付给郑一宁、郑一宁全额获得补偿款2622800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仍然要求深山农业公司承担郑一宁所谓的差额部分赔偿？四、关于无害化处理：调解笔录已经详细、明确记载，无害化处理的相关收支已经调解结案，双方对于此期间收支各自核销；霍山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2020年5月25日调解笔录对于调解结果的形成以及调解最终数字、比例的明确有详细准确的记载。在该份笔录第4页我方在明确调解方案中表示，“对其他的收支包括无害化处理收入420085元，2018年7-8月份工人工资支出，2018年4-7月份土地租金支出以及双方合作期间被告的其他收支，以及郑一宁重复报账得款不再扣除，双方相互平账不再另行核算，由各自自行核销处理。”而此后的调解书也是由此确定，笔录中显示被答辩人对此并无异议，也签字认可；对于诉请的第二项，虽然243920是2019年到账，但是该笔款项是2017年度产生的补贴费用，政府机关早释明，且有书面文件予以确认。五、关于被答辩人所谓的生猪扑杀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共同行为，答辩人应当承担损失的论述毫无事实或法律依据。无论是生猪扑杀还是扑杀补偿协议的签订均属于被答辩人郑一宁承包期间发生的事实，这在生效的（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调解书中已经予以明确。落款为2018年11月30日的《协议书》落款处在郑一宁签字后仍需要答辩人签章完全是应与儿街镇人民政府的要求，是基于郑一宁为实际承包人但对外效力上需要以深山公司名义出具手续，仅仅是在协议形式上需要答辩人签章，但对于协议的实质性内容以及2622800元扑杀补偿款的受让方面答辩人自始至终并未参与，这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起初签订的《承包合同》所约定内容相互印证：《承包合同》第四条中甲方权责明确，发包方“不得干涉乙方的生产、经营、用工等一切活动”、只是“按月收取承包费”……仅仅依据答辩人在《协议书》中的签章行为就否定双方的书面《承包合同》约定、就否定（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内容显然只是被答辩人的主观臆断和无理要求，恳请依法予以驳回其诉讼请求。六、被答辩人诉请第3点完全子虚乌有。本案中落款为2018.11.18的《证明》称，2018年11月14号霍山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售300多头母猪是唐久明经手出售。这份材料以及被答辩人本案中关于185429元出售生猪款的诉请均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答辩人在被答辩人承包期间严格执行《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从未出售过任何生猪。此外，任何生猪的出售都必须经过动物卫生监督所出具的防疫证明，否则生猪无论如何是不能运输和进入市场进行销售的。霍山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机构改革后为“霍山县畜牧产业发展中心”）出具的2018年11月14号“深山公司及唐久明未申请开具动物防疫合格证明”表明，11月14日深山公司并未销售生猪；而郑一宁提供的“唐久明经手出售300多头母猪”显然是虚假证明。七、答辩人无论是在合作期间还是在承包期间内，均无任何违约行为，被答辩人也毫无任何证据证明。反而是被答辩人违约，在承包终止后，无故拒不返还承包资产，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答辩人不便对承包资产进行使用；因其未返还承包资产，无分文流动资金，答辩人不能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受被答辩人在外拖欠货款诉讼影响（调解协议充分证明外欠货款是郑一宁的个人负债），答辩人也不敢对现场资产进行使用，尤其是信用受损、借贷无门。造成公司停产停业18个月，致答辩人损失惨重。但鉴于人民法院已经要求双方就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合作协议终止、清产分割时一并处理，且答辩人在（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调解中已经作出了让步，并同意双方再无其他争议，才没有继续追究被答辩人的违约责任。而本案中，被答辩人显然是出尔反尔，毫无诚信可言，其主张的所谓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也严重背离了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内容。综上，本案中，双方无论是在合作期间还是在承包期内，所有债权债务已经清产分割完毕，恳请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郑一宁全部诉请。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28日郑一宁与深山农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深山农业公司以现有全部资产（不含负资产）作投入，郑一宁以400头种母猪及其相应的配套投入；深山农业公司负责外围环境及周边关系协调处理，郑一宁负责经营管理，经营亏损由郑一宁承担，郑一宁派驻生产技术负责人，不领取工资，分配15%的利润，其余利润按4∶6分成，会计年度按公历，每年核算一次，每三年分成一次。2018年8月8日，郑一宁和深山农业公司对养猪投入进行核算，确认固定资产7222113元，库存商品5765836元，总计12988002.13元。8月9日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期限自2018年8月8日起至2023年8月7日止，暂定五年。承包费用前三年按每月25000元，自第四年起，每年增长5%，此承包款郑一宁不参与分配。自承包之日起的次月10日，支付上月承包费，以后每月10日支付。深山农业公司不得干涉郑一宁的生产、经营、用工等一切活动。该合同还约定，郑一宁负责处理生产、经营活动的各方面关系并承担一切责任，享受政府各项扶持和优惠政策。合同第16条规定，单方违约，承担赔偿责任，违约按按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对方，违约方按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20%赔偿对方。8月10日双方办理库存饲料、药品的移交。9月11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并约定“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及没有疫苗的疾病，可终止协议，互不追究对方责任。”2018年11月该猪场有4头母猪发热不吃，体温40至41°，打针治疗无效，18日开始死亡，而且当日死亡怀孕母猪12头，19日其他猪也开始发病，死亡育肥猪2头，截止19日晚限位栏内的34头母猪死亡28头。经霍山县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初步诊断为疑似猪肺疫、传染性胸膜炎和败血性猪链球菌病混合感染。专家组考虑到猪链球菌病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建议全群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郑一宁、深山农业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和与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约定存栏5267头生猪全部扑杀，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支付生猪扑杀补贴款2622800元，深山公司与郑一宁签订的承包合同于2018年11月30日实际终止。2020年1月22日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发放猪场2018年度无害化处理费176165元。 另查明，郑一宁与深山农业公司曾因合作期间有关债权债务事项发生纠纷，诉至本院。2020年5月25日本院作出（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规定：1．郑一宁与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自愿解除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双方合作期间投入和形成的全部固定资产作价600万元，由郑一宁与深山农业公司双方自行变卖，变卖事项由双方进行协商处理，变卖款按照郑一宁41.41％、深山农业公司58.59％分配，郑一宁分得248万元，深山农业公司分得352万元；如变卖款低于600万元，由双方另行协商处理，也按照郑一宁41.41％、深山农业公司58.59％比例分配……3．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流动资产作价5765836元，归郑一宁所有，已交给郑一宁；郑一宁承包期间的生猪扑杀补偿款2622800元，归郑一宁所有；双方合作期间产生的所有债务，由郑一宁负责清偿；4．合作期间郑一宁与深山农业公司双方已经收取、支出的其他债权债务，双方各自抵销；5．深山农业公司同意补偿郑一宁因合作期间外欠款诉讼所产生的欠款利息、诉讼费用等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对于郑一宁承包期间，生猪因扑杀造成的经济损失，深山农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2．郑一宁所诉的库存饲料和库存药品费，深山农业公司应该给付的理由是否成立？3.2018年郑一宁承包期间的，与儿街镇人民政府下发的无害化处理费，深山农业公司是否应该返还？4．深山农业公司在郑一宁承包期间收取的货款是否应该返还？5．郑一宁在承包期间，深山农业公司因限制郑一宁出售生猪，应该赔偿多少违约损失？对于上述争议焦点，现逐项论证如下：1.关于郑一宁承包期间，生猪因扑杀造成的经济损失，深山农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的问题。自2018年11月开始，因猪场不断有生猪死亡，经霍山县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初步诊断为疑似猪肺疫、传染性胸膜炎和败血性猪链球菌病混合感染，专家组考虑到猪链球菌病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建议全群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郑一宁、深山农业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和与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书》，约定存栏5267头生猪全部扑杀，霍山县与儿街镇人民政府给予生猪扑杀补贴款2622800元。该事件发生在郑一宁承包期内，深山农业公司在扑杀协议上签字是基于郑一宁同意的基础上，履行和完备相关对外手续的需要，确定深山农业公司是否需要分担损失，还需依照《合作协议》和《承包合同》中双方约定来确定。而《合作协议》约定，深山农业公司负责外围环境及周边关系协调处理，郑一宁负责经营管理，经营亏损由郑一宁承担；《承包合同》约定郑一宁负责处理生产、经营活动的各方面关系并承担一切责任。故郑一宁在承包期间内，因存栏生猪被扑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要求深山农业公司分担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郑一宁所支付的鉴定费用，深山农业公司也不应承担。2.关于郑一宁所诉的库存饲料和库存药品费，深山农业公司应该给付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从深山农业公司递交的拍摄于2018年11月29日的照片来看，郑一宁正和他人一道对仓库内的药品等装车，而一审法院2020年5月25日制作的（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民事调解书也明确载明“双方合作期间形成的流动资产作价5765836元，归郑一宁所有，已交给郑一宁”。故郑一宁要求深山农业公司支付库存饲料、库存药品费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3.关于2018年郑一宁承包期间的，与儿街镇人民政府下发的无害化处理费，深山农业公司是否应该返还问题。郑一宁和深山农业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郑一宁负责处理生产、经营活动的各方面关系并承担一切责任，享受政府各项扶持和优惠政策，故对于与儿街镇政府下发的2018年度无害化处理费用176165元，郑一宁要求深山农业公司返还其承包期间内的应得部分费用44041.25元（176165元÷12月×3月）的诉请，予以支持。虽然在（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调解过程中，本院决定该案对于郑一宁在承包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再处理，但深山农业公司提出要求对“对其他的收支包括无害化处理收入420085元，2018年7-8月份工人工资支出，2018年4-7月份土地租金支出以及双方合作期间被告的其他收支，以及郑一宁重复报账得款不再扣除，双方相互平账不再另行核算，由各自自行核销处理。”但该方案并未在（2019）皖1525民初2186号调解书中得到确认，该调解书第四条载明，合作期间郑一宁与深山农业公司双方已经收取、支出的其他债权债务，双方各自抵销，对于郑一宁承包期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能适应该条款。故对于深山农业公司辩称的无害化处理的相关收支已经调解结案，双方对于此期间收支各自核销的意见，不予采纳。4.关于深山农业公司在郑一宁承包期间收取的货款是否应该返还问题。郑一宁向本院递交的证据显示，2018年11月间，唐久明经手收取卖猪款180519元，该事件发生于郑一宁承包期间，此收益应归郑一宁所有。唐久明递交的《郑一宁承包期还代付款（部分）过录表》系唐久明单方制作，虽然附有转账凭证，但无法证明其付款用途，更不能证明唐久明是在为郑一宁代付款，故上述由唐久明经手收取的180519元，深山农业公司应该返还。5.关于郑一宁在承包期间，深山农业公司因故限制郑一宁出售生猪，应该给付多少违约金问题：2015年8月28日郑一宁和深山农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郑一宁派驻生产技术负责人，不领取工资，分配15%的利润，其余利润按4：6分成，会计年度按公历，每年核算一次，每三年分成一次。因盈利没有及时分成，唐久明在郑一宁承包期间，曾一度对郑一宁在出售生猪时，采用的必须经过其同意或在场等限制出受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郑一宁经营自主权，但对唐久明的该行为持续时间和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郑一宁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于郑一宁要求深山农业公司支付违约金662462.2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郑一宁生猪款180519元，返还无害化处理费用44041.25元，合计224560.25元；二、驳回郑一宁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交本院转付权利人，账户名称：霍山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山支行，账号：34×××10。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740元，由郑一宁负担20070元，由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67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举证、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与本案查明事实一致的部分予以认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郑一宁主张的相关费用和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应当由深山公司承担。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郑一宁上诉主张的因生猪被扑杀的损失费、评估费、库存饲料、库存药品费1324924.4元问题一节。经查，郑一宁与深山公司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经营亏损由郑一宁承担；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约定郑一宁负责处理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各方面关系并承担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涉税涉费、周边群众等。另在一审法院在(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该案的民事调解书第三项对郑一宁上诉请求中涉及库存饲料及库存药品及双方在签订承包合同前的形成的流动资产部分已作价5765836元，确定归郑一宁所有并交付给郑一宁，另生猪扑杀款2622800元亦确定归郑一宁所有，故该部分郑一宁在本案中再予主张由深山公司负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郑一宁主张深山公司因违约给其造成损失的问题一节。经查，郑一宁在承包经营期间，因与深山公司发生争议，致猪舍被锁。郑一宁称该行为导致其无法出售生猪，导致瘟病，以致扑杀而发生相关损失。从在卷证据看，2018年11月27日前，仍有生猪在出售，且郑一宁亦无证据证明锁猪舍行为与生猪被扑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郑一宁称锁猪舍的行为致生猪无法出售而造成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唐久明收取的售猪款项，该部分款项在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部分180519元系重复计算38000元，故该部分款项，本院二审确定为142519元。深山公司称该部分款已为郑一宁带为支付郑一宁所欠饲料款等，且在双方当事人另案中已经结算。经查，一审法院在(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求双方当事人对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另行协商处理，故该款应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深山公司提出的该部分款项为郑一宁代付其他债务，但其仅提供了转款凭证和部分人员书面证言，没有提交系郑一宁债务的其他证据证明，故对其中不为郑一宁认可的部分，不予采信。二审中，深山公司提交的所付电费14810元及支付汪志军的运费2200元及换锁费47元、维修费120元，合计17177元，郑一宁认可欠款的真实性，故该部分款项依法予以扣减，剩余款项应由深山公司予以返还给郑一宁，具体金额确定为128342元（142519元-17177元）。 至于双方争议的无害化补贴费用，双方的承包协议中约定了郑一宁享受政府各项扶持和优惠政策，且从2018年8月8日的《清产核资过录》中反映，郑一宁承包期间该部分收入未纳入，一审法院在(2019)皖1525民初218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亦未对该部分予以处理，故对于与儿街镇政府下发的2018年度无害化处理费用176165元，郑一宁要求深山农业公司返还其承包期间内的应得部分费用44041.25元（176165元÷12月×3月）的诉请，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郑一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深山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唯处理结果有不当之处，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2020）皖1525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郑一宁生猪款180519元，返还无害化处理费用44041.25元，合计224560.25元；”为“一、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郑一宁生猪款128342元，返还无害化处理费用44041.25元，合计172383.25元；” 二、撤销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2020）皖1525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郑一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郑一宁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687元，由郑一宁负担20687元，霍山县深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德全 审判员  卢文乐 审判员  丁志欢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鲍芳 书记员朱雪芬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