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民终6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地平湖市九龙山。法定代表人：陈章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顿，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玉磊，浙江中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平湖市九龙山。法定代表人：陈吉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峻熙，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鑫鑫，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平湖市当湖街道东湖大道**。负责人：吴东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旭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尔夫公司）因与上诉人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原审第三人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初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尔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顿、安玉磊，上诉人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峻熙，原审第三人管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莉、罗旭杰到庭参加诉讼。各方当事人书面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限两个月及申请延长的调解期限一个月不计入审理期限。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尔夫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开发公司法向高尔夫公司支付补偿款317904380.87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2902361.44元（暂计算至2017年10月，要求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开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备忘录中约定了各自权利义务，各方均应恪守诚信，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从备忘录约定的内容看，第一条约定的是经营补助款，即开发公司同意对高尔夫公司、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艇公司）、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等三家公司的经营亏损予以每亩不低于20万元的补助，该笔款项为经营补助款。第二条约定的是建设投资补偿款，开发公司作为受益人同意对高尔夫公司投资建设的投入给予补偿。第三条约定的是开发公司对游艇公司及置业公司投资建设行为进行补偿，该款项性质也为投资补偿款。因此，备忘录中涉及的是两笔款项，第一笔是高尔夫公司的经营补助款，第二笔是高尔夫公司的建设投资补偿款。因此，无论从备忘录记载的内容，各条款设置的体系，还是签订备忘录的目的来看，备忘录是一份合同，而非框架协议，高尔夫公司与开发公司间关于投资补偿的标准已经非常明确，双方无须再另行签订合同予以明确。原审法院将备忘录认定为框架协议显然与事实不符。二、《平湖九龙山小黄山西地块景观配套回购协议书》（以下简称回购协议）与备忘录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本案备忘录系高尔夫公司与开发公司之间签订，而回购协议系高尔夫公司与第三人管委会签订，合同主体不同，回购协议回购的标的物为高尔夫公司的建设的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而备忘录第二、三条约定的是建设投资补偿款，因为高尔夫公司的建设投资行为对开发公司所持有的九龙山度假区内的土地增值具有关键作用，开发公司基于高尔夫公司的投资建设行为受益，但高尔夫公司的投资无法得到回报，在此情况下，开发公司同意对高尔夫公司建设投资进行补偿，故签订了本案的备忘录，备忘录第二条的标的物为投资补偿款，因此回购协议与备忘录中的标的物也不一致，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性。原审法院将备忘录界定为框架协议，其真实意图是将回购协议与备忘录关联起来，从而达到限制、剥夺高尔夫公司权利的目的。三、原审裁判标准不统一、裁判逻辑混乱，通过说理变相限制、剥夺高尔夫公司的合法权益，有违司法公正。首先，高尔夫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是备忘录第二条，根据该条，付款主体非常明确就是开发公司，原审法院应该审查高尔夫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即备忘录第二条是否成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是否判令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但原审法院却强行将回购协议拉进来，认定回购协议的主体虽是第三人管委会，但开发公司承诺代第三人管委会履行付款义务，故开发公司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但原审法院的前述认定实质上是将回购协议确定为高尔夫公司主张权利的依据，明显是判非所请，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司法审判基本规则，实质上也变相剥夺了高尔夫公司向管委会主张回购款的权利。其次，从司法裁判的一致性角度而言，既然原审法院确定开发公司履行的是回购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则其只是付款义务主体，无权对回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提出任何异议，原审法院按高尔夫公司提交的嘉信会专审（2013）27号审核报告（以下简称27号报告）、（2016）007号审核报告（以下简称007号报告）确定的金额判令开发公司向高尔夫公司支付款项，但原审法院却又对该两份报告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在裁判标准和裁判逻辑上犯了严重错误，完全偏袒开发公司。再次，原审法院在争议焦点二中又作了“从备忘录记载和双方诉辩意见来看，高尔夫依据备忘录要求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该补偿款支付的条件有二，其一为高尔夫公司对开发公司名下土地进行了投资建设，使相应的土地增值，其二为相应的土地已经重挂出让”。正如前述，原审法院既然判令开发公司履行回购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则应当判令开发公司依据回购协议履行付款义务，这与备录中约定的付款条件没有任何关系。原审法院的该认定实质上变相剥夺了高尔夫公司依据备忘录第二条取得补偿款的权利。第四、既然原审法院确定开发公司应当履行回购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则原审法院应判令开发公司按回购协议上确定的7144万元金额支付高尔夫公司。但原审法院却在争议焦点二中又作了“该部分所涉补偿款，回购作价7144万元，平均亩价37.08万元，超过备忘录中第一条约定的20万元每亩，对于超出部分，高尔夫公司缺乏证据证明每亩超出17.08万元的合理性，故酌情调整为按每亩20万元计算补偿款，开发公司总计需支付的补偿款为3853.2万元”的认定。既然原审法院认定回购协议上约定的补偿款应由开发公司承担，不论原审法院裁判的理由是否成立，从裁判的一致角度而言，原审法院也应是判令开发公司按照回购协议上7144万元作价金额，支付高尔夫公司补偿款，而不是按照备忘录第一条确定的20万每亩的标准判令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而且，按照原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又将高尔夫公司取得的补偿款减少了3290.8万元。需强调的是，如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的应按20万元亩的补助标准确定补偿款金额，那么，高尔夫公司与开发公司之间应按备忘录第一条约定的20万元每亩的补助标准确定补偿款，并应在土地开发支付。现土地已经开发，原审法院就应按照开发公司名下所有土地为基数，按照20万每亩的标准计算补偿款。原审法院依据备忘录第一条确定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的标准，其实质上又是变相剥夺了高尔夫公司依据备忘录第一条向开发公司主张经营补助款的权利。第五、原审法院在争议焦点一部分中作了备忘录中“补偿”与“补助”混用，两者含义相同的认定，其实质上将备忘录中第一条的经营补助款及第二、三条建设投资补偿款混为一体了，但原审法院又未对两笔款项为什么是一笔款项进行说明，从而变相剥夺了高尔夫公司取得前述两笔款项的权利，原审法院的该做法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第六、在案证据可证明，高尔夫公司的投资部分摊入了隧道口项目，开发公司自行提交的高尔夫公司与第三人签署的回购协议中有明确的摊入金额，第三人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也证明了隧道口项目和该回购协议的对应关系。而且，事实上，隧道口项目本来就有一部分工程实际由高尔夫公司完成，涉及山北部分地区，所以在摊入时将该部分投资摊入了隧道口项目。但是，原审法院仅仅以隧道口项目在山南为由，便驳回了高尔夫公司对该部分的请求，其根本就是为了减轻开发公司的责任，作文字游戏，背离客观事实进行判决。另外，备忘录第二条明确约定，在启动开发或调整容积率等土地重挂时补偿，根据高尔夫公司提供的证据，九龙山度假区的项目早已启动开发，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的条件已经成就，其应依约支付补偿款。但本案自2016年第一次起诉后，开发公司至今都明确表示不会支付任何补偿款，其行为属于典型的恶意拖延到期债务，迟延履行长达6年，构成严重违约，开发公司基于应得款项未清偿而必然遭受利息损失。但原审法院却置开发公司违约的事实而不顾，径行认定开发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进而对于相应的违约责任也没有进行认定，并以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息为由而判决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的该认定显然违背事实，意在保护开发公司利益，严重侵害了高尔夫公司的利益，应予以纠正。故依法提起上诉。开发公司辩称：一、高尔夫公司上诉的核心主张是回购协议和备忘录是没有关系的，但本案中有10份书面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回购协议就是备忘录的具体履行，一审判决的基本思路正确。二、高尔夫公司主张依据备忘录其可以要求三笔钱，分别是补助款、补偿款、向管委会申请回购协议的款项，这与事实不符，也与高尔夫公司在一审开庭时的陈述不符，违反禁反言原则。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开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浙04民初5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高尔夫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高尔夫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罔顾回购协议系管委会与高尔夫公司签订的事实，确认开发公司承担补偿主体责任违反备忘录和回购协议约定，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备忘录没有任何关于应当由开发公司给予高尔夫公司补助的约定。备忘录第四条载明：“上述补助，在政府回收重挂该土地时确认，并提请平湖市政府有关部门，在支付土地回收款时参照该土地附着物相同的回收方式给予相应补助。”该句话字面意思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歧义，补助的主体和实施者是平湖市政府有关部门，不是开发公司。2013年5月16日，高尔夫公司与管委会签署回购协议。以上事实足以证明，高尔夫公司已经依据备忘录约定的补偿方式，与管委会签订协议，由管委会负责补偿。因此，无论是备忘录的约定，还是回购协议的约定，都证明补助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开发公司。一审判决也是认可回购协议效力并根据回购协议判决支付金额的。但是对备忘录和回购协议明确约定的支付补偿款主体，一审判决却明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如下错误理由判决开发公司承担付款义务：1、“备忘录系高尔夫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而非与管委会签订，回购协议虽是管委会与高尔夫公司签订，但管委会回购开发公司的土地进行重挂，土地出让金最终还是要支付给开发公司，高尔夫公司建设的配套设施若使相应土地产生增益，最终亦是开发公司获取，故最终承担补偿款支付义务的应当是开发公司。”备忘录第四条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管委会虽非备忘录签订主体，备忘录不能对其产生约束力，但只要其对备忘录的上述约定内容认可，即各方达成合意，上述约定就可以对其产生法律效力。其后管委会也根据备忘录与高尔夫公司签订了两份回购协议，其行为表明管委会对上述备忘录约定予以认可。并且，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既然备忘录的效力不能及于管委会，那为什么回购协议的效力却可以及于开发公司呢？岂不自相矛盾！2、一审判决偷换概念，“最终由谁获取利益”和“应当由谁直接承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譬如甲方将货物卖给中间商乙方，乙方再卖给消费者丙方，对甲方来说，货款直接承担者是中间商乙方，最终使用受益的消费者丙方，但难道甲方能据此起诉丙方，法院能据此判决丙方直接对甲方承担付款责任吗？这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一审判决完全罔顾回购协议系管委会与高尔夫公司签订，回购协议明确约定管委会系付款义务人的约定，以及开发公司非回购协议签订主体的事实，判决开发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证据，高尔夫公司的证据7即两份《招商承诺书》、三份《招商协议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以该份证据认定开发公司承担管委会付款义务系张冠李戴，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开发公司的《阳光海岸项目招商承诺书》、《西沙湾隧道口地块招商承诺书》载明是对招商协议项下甲方义务承担责任，并非是对回购协议项下甲方义务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却认定：“且开发公司曾向管委会出具承诺书，承诺由其承担管委会的义务。”这是张冠李戴，将该等《招商承诺书》与回购协议硬凑在一起，给人一种开发公司对回购协议项下甲方义务承诺承担的印象。《阳光海岸项目招商协议书》、《隧道口地块招商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均是管委会与平湖佳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清水湾项目招商协议书》签订主体是管委会与上海振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龙公司），也即开发公司的承诺仅对平湖佳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振龙公司有效。而高尔夫公司并非三份《招商协议书》签订主体，无权主张《招商协议书》项下权利，也自然无权主张开发公司履行《招商承诺书》义务。上述两份《招商承诺书》、三份《招商协议书》等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但一审判决却予以认定，并且加以剪裁使用。事实认定严重错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三、第三人管委会已经否认27号报告、007号报告的真实性。一审判决罔顾前述事实，予以认定。一审判决的主要裁判依据就是27号报告和007号报告。但是管委会对该份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并没有认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四、高尔夫公司在开发公司被征收的土地上没有任何投资的事实，判决给予高尔夫公司补偿，既是事实认定错误，也不符合公平原则。一审判决载明：“该报告（27号审核报告），结合回购协议，可以证明高尔夫公司配套设施的建设对相应的土地产生了增益。”而实际上，高尔夫公司并不是在本案开发公司名下的被政府征收的土地上进行的投资建设，在被政府征收的土地上，高尔夫公司没有任何投入。那么为什么开发公司土地被征收，要补偿给高尔夫公司呢？无损失则无补偿，这是民法的基本法理。一审判决再次张冠李戴，将政府征收的土地与高尔夫公司投资的土地故意混淆。高尔夫公司经营自己的业务，业务收入都是自己的，却声称自己的业务使得开发公司在临近的被征收的土地获得增值，自己的投入要求补偿。这是无赖的说法。高尔夫公司能够这样无偿使用开发公司的土地，甚至要求补偿，完全是其控制人李勤夫操纵侵占上市公司财产的结果。一审判决开发公司给予高尔夫公司补偿，既是事实认定错误，也不符合公平原则。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严重错误，违反备忘录、回购协议约定，错误认定证据，剪裁证据，违反公平原则。故依法提起上诉。高尔夫公司辩称：本案中高尔夫公司就是依据备忘录的第二条向开发公司主张补偿款，对于补助款会另行主张，高尔夫公司与管委会之间的回购法律关系，与本案处理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庭审中高尔夫公司没有做出放弃第一条补助款的任何意思表示，不存在禁反言的问题。开发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管委会述称：一、管委会不是备忘录的当事方，对备忘录的具体情况不知情，高尔夫公司和开发公司因为备忘录引发的纠纷，与管委会无关，管委会对此不发表意见，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二、管委会之所以签订回购协议，是因为开发公司已经明确承诺，开发公司要承担管委会全部的义务，在此前提下，相关地块的招商对象跟管委会签招商协议，开发公司签署了若干个招商承诺书，明确承诺说招商协议项下管委会所有的义务都由开发公司来承担。而根据招商协议书的规定，相关主体要支付的购地和建设成本中也包括了回购协议中所涉及的回购款。因此回购义务显然应该由开发公司负责履行。招商承诺书也是开发公司向管委会做出的，并不是针对招商协议书的相对方作出，故开发公司在上诉状中称承诺书仅仅对双方协议的乙方有效的观点，不能成立。从客观事实来看，招商协议书所涉的相关地块的出让权益均归开发公司所有。因此，所有的责任和成本包括土地及基础设施回购的成本，也应当由开发公司负责承担。管委会在此过程中没有取得任何收入，也不应当承担任何回购的责任，不应支付任何补偿和补助款。高尔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开发公司向高尔夫公司支付补偿款317904380.87元，逾期付款利息损失22902361.44元（暂计算至2017年10月，要求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开发公司承担。[高尔夫公司在（2016）浙04民初50号案件中提出诉讼请求中对利息的表述与本次略有不同，本次的“暂计算至2017年10月”当时表述为“暂计算至2017年9月10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9月30日，开发公司与管委会签订《九龙山区域开发建设协议书》，就管委会授权开发公司开发建设九龙山事宜作出约定。2012年4月26日，开发公司（甲方）与游艇公司（乙方）、置业公司（丙方）和高尔夫公司（丁方）签署备忘录，内容如下：“1.为了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需要，乙方游艇公司和丁方高尔夫公司分别于2008年10月和2009年3月公司股权从上市公司剥离。游艇公司和高尔夫公司股权剥离后，球场建设、景观绿化、游艇湾港池、附属配套设施建设等，投入资金难以回报，经营亏损难以持续。为此，各方同意，在以后土地出让开发中，每亩给予高尔夫公司、游艇公司、置业公司不低于20万元的补助。2.在九龙山山脉的北面，高尔夫公司投入约2.2亿元，建设球场、景观河道绿化等，维持日常经营。以上投入全部摊入山北区内待开发的土地，在启动开发或调整容积率等土地重挂时补偿，项目直接开发土地不再重挂的另行签订补偿协议。九龙山北区有亲水湾项目约192亩、高尔夫度假村约193亩、小黄山东国宾馆项目188亩等。3.在九龙山的南面，游艇公司及置业公司投入建设游艇湾港池、码头、游艇吊机及购买、租赁游艇等配套景观，已投入约1.5亿元，另有待建设保税仓库、东沙湾游艇码头等。以上实际投入及财务成本（按10%利率）全部摊入山南区内待开发的土地，在启动开发或调整容积率等土地重挂时补偿，项目直接开发土地不再重挂的另行签订补偿协议。九龙山南区有隧道口项目193亩、游艇湾西侧98亩、东沙湾部队南侧188亩等。4.上述补助，在政府回收重挂该土地时确认，并提请平湖市政府有关部门，在支付土地回收款时参照该土地附着物相同的回收方式给予相应补助。项目直接开发土地不再重挂的，参照上述补偿方案，在项目开工前给予相应补偿款。5.通过以上补偿，游艇公司、高尔夫公司、置业公司承诺维护好度假区的景观建设，做好公司的经营，提升度假区的土地价值，取得多方共赢。”2016年3月1日，开发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备忘录无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沪01民初5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开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开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沪民终12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开发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4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829号民事裁定，驳回开发公司的再审申请。另查明，2013年5月16日，管委会与高尔夫公司签署回购协议，回购九龙山度假区小黄山西侧六宗国有土地的景观配套，占地面积为192.66亩，回购及补偿作价7144万元。回购价按照评估21284万元的平均亩价37.08万元确定，具体见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报告［嘉信会专审（2013）27号］。回购成本的支付在土地挂牌成交收到出让金后，管委会在收到景观出让金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给高尔夫公司。本合同的成立以六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为前提条件，若没有挂牌成交，则本合同自动失效。2013年9月3日，管委会与振龙公司签订《清水湾项目招商协议书》，招商底价为3亿元人民币。协议书中同时指出，招商项目土地位于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山北面，该土地包含两块建设用地，其中一块建设用地为192.66亩，该土地目前由开发公司以招拍挂形式于若干年前取得，并由高尔夫公司出资完成该用地的基础建设与周边绿化环境改造，管委会需支付约2.5亿元的土地回购款至开发公司和高尔夫公司。经审理查明，九龙山度假区小黄山西侧地块的重挂出让，实际未按回购协议和《清水湾项目招商协议书》履行。2014年1月4日，亲水湾公司与平湖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二份，受让《清水湾项目招商协议书》项下约184.9亩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1496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备忘录的效力已经为生效判决认定，故该备忘录所载内容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就该问题，该院不再重复审查，开发公司认为备忘录无效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双方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为开发公司是否是支付补偿款的主体，其二为补偿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补偿款具体金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备忘录系高尔夫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而非与管委会签订，回购协议虽是管委会与高尔夫公司签订，但管委会回购开发公司的土地进行重挂，土地出让金最终还是要支付给开发公司，高尔夫公司建设的配套设施若使相应土地产生增益，最终亦是开发公司获取，故最终承担补偿款支付义务的应当是开发公司。且开发公司曾向管委会出具承诺书，承诺由其承担管委会的义务，也可证明回购协议上约定的回购补偿款，最终将由开发公司承担。另，高尔夫公司称，开发公司的“回购补偿”与管委会的“回购补助”是平行的两笔款项，但备忘录中“补偿”与“补助”混用，两者含义相同，故高尔夫公司该说法不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从备忘录记载和双方诉辩意见来看，高尔夫公司依据备忘录要求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该补偿款支付的条件有二，其一为高尔夫公司对开发公司名下土地进行了投资建设，使相应土地产生了增益，其二为相应的土地已经重挂出让。该院认为，备忘录是一个框架协定，并未明确约定具体补偿数额，具体应当补偿多少仍需视在重挂出让的土地上，高尔夫公司实际投资多少、其投入是否使相应土地产生了增益及产生了多少增益而定。高尔夫公司据以主张诉请金额的重要依据是27号、007号报告，该两份报告系高尔夫公司单方委托，开发公司并不认可该报告的效力，但是在高尔夫公司与管委会签订的回购协议中，27号报告被作为回购及补偿作价的依据，故该报告对于本案事实的认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报告，结合回购协议，可以证明高尔夫公司配套设施的建设对相应的土地产生了增益。现从查明的事实来看，与高尔夫公司订立的回购协议所涉土地，小黄山西侧六宗已经招拍挂出让成交，开发公司就该部分地块支付补偿款的条件成就。该部分地块所涉补偿款，回购协议作价为7144万元，平均亩价37.08万元，超过了备忘录约定的20万每亩，对于超过部分，高尔夫公司缺乏证据证明每亩超出17.08万元的合理性，故该院酌情调整为仍按每亩20万元计算补偿款，开发公司总计需支付的补偿款为3853.2万元。至于高尔夫公司所称的隧道口地块，根据备忘录，隧道口项目归属九龙山南区，与置业公司有关，高尔夫公司的投入主要是摊入山北区待开发土地，故高尔夫公司称，隧道口地块招拍挂成功，回购协议对应的补偿高尔夫公司也应该取得的主张，没有依据。至于高尔夫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因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补偿款的付款期限，也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责任，故该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对高尔夫公司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补偿款38532000元；二、驳回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58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50834元，由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1552989元，由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97845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备忘录的效力已为生效判决认定，故该备忘录所载内容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高尔夫公司、开发公司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开发公司是否是案涉补偿款的支付主体；二、高尔夫公司主张的补偿款的支付条件是否成就、补偿金额如何确定。对争议焦点一，备忘录是对九龙山度假区域内相关土地在后续出让开发中的补助（补偿）问题进行的预期安排，是一个框架协议，从内容看，明确表明签约各方认可游艇公司、置业公司、高尔夫公司对九龙山区域地块的建设投入，并通过第四条对补助（补偿）的确认和支付形式进行了约定。在案涉小黄山西侧六宗国有土地重挂过程中，2013年5月16日，管委会与高尔夫公司签署回购协议，回购九龙山度假区小黄山西侧六宗国有土地的景观配套，占地面积为192.66亩，回购及补偿作价7144万元。但高尔夫公司实际投入的高尔夫绿化及景观配套并不在小黄山西侧六宗国有土地之上，故该回购协议并非真正的产权回购协议，而是依据备忘录第四条的约定，在政府回收重挂案涉土地时确认补助（补偿），并提请管委会在支付土地回收款时参照该土地附着物相同的回收方式给予相应补助，即回购协议系依据备忘录对补助（补偿）做出的具体安排。结合2013年9月3日管委会与振龙公司签订《清水湾项目招商协议书》、同日开发公司向管委会出具《清水湾项目招商承诺书》的事实看，开发公司已经明确承诺将承担管委会的义务，包括承担支付给高尔夫公司相应土地回购款。故根据备忘录的约定以及回购协议、招商协议书、承诺书的相关内容，开发公司具有向高尔夫公司支付补偿款的最终责任。况且，开发公司已实际收到小黄山西侧六宗国有土地的补偿款，即开发公司已实际取得因高尔夫景观配套建设而增加的土地收益。故即使小黄山西侧地块的重挂出让实际未按回购协议和《清水湾项目招商协议书》履行，亦不能否定开发公司系支付补偿款的最终责任承担主体。开发公司认为其并非支付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争议焦点二，高尔夫公司依据备忘录要求开发公司支付补偿款，根据备忘录的约定，补偿款支付的条件有二，其一为高尔夫公司对开发公司名下土地进行了投资建设，使相应的土地增值，其二为相应的土地已经重挂出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829号民事裁定，游艇公司、置业公司、高尔夫公司对案涉区域地块的投入建设，包括景观河道绿化等配套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客观上必然对土地增值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因此，高尔夫公司有权对土地增值请求补偿。因高尔夫公司的投入全部摊入山北区内待开发的土地，目前九龙山北区进入重挂拍卖程序的仅小黄山西侧六宗国有土地，故高尔夫公司摊入小黄山西侧六宗国有土地的投入已达到补偿条件。摊入其他土地的投入因土地尚未重挂，补偿条件尚未成就。高尔夫公司诉请中的合理部分可予支持，但其诉请开发公司一次性支付全部补偿款，不能成立。对于补偿金额的确定，高尔夫公司主张备忘录中约定了两笔款项，一笔是第一条约定的经营补助款，另一笔是第二条约定的建设投资补偿款，其系依据第二条约定向开发公司主张建设投资补偿款。首先，从备忘录约定看，第一条约定的“补助”和第二条约定的“补偿”说法虽有所不同，但从第四条提请政府有关部门确认的内容以及第五条通过补偿以期达到的目的看，“补助”和“补偿”是混用的。其次，从对补助（补偿）作出具体安排的回购协议内容看，其只约定了回购及补偿作价，并未明确区分“补助”和“补偿”，故应视为对备忘录中“补助”和“补偿”的一并确认。故对高尔夫公司主张的建设投资补偿款应根据备忘录及后续相关协议履行的整体情况确认。由于回购协议和《清水湾项目招商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也未有证据证明开发公司实际取得回购协议中应支付给高尔夫公司的回购款项，故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金额只能作为确定开发公司补偿金额的参考，补偿金额还应结合高尔夫公司实际投资额、其投资使相应土地产生的增益额等实际情况确定。结合一、二审实地勘查情况、案涉协议签订履行情况，土地拍卖成交情况，兼顾公平原则，一审法院根据备忘录的约定，酌情确定按每亩20万元标准计算相应补偿款，并无明显不当。对于西沙湾隧道口项目，虽然高尔夫公司与管委会也签订了相应的回购协议，但备忘录明确写明高尔夫公司2.2亿元投入全部摊入山北区内待开发的土地，而西沙湾隧道口项目属于九龙山南区，备忘录约定的权利主体系游艇公司及置业公司，故高尔夫公司无权主张，其就隧道口地块招拍挂成功主张的补偿，缺乏事实依据。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问题。备忘录未明确约定补偿款的付款期限，也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责任，虽然高尔夫公司主张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但由于双方对开发公司是否应承担补偿款仍存在纠纷，尚需法院经过审理作出裁判，且又无明确付款期限约定的情况下，难以认定高尔夫公司存在因开发公司逾期付款造成的法定孳息的损失，故原审对利息部分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高尔夫公司及开发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7634元，由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1553174元，由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344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文波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亦恒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