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豫13行终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郭中锋，男，汉族，生于1969年12月25日，住淅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宇，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淅川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法定代表人李丛科，任主任职务。住所地：淅川县环城路19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26770855267X。出庭应诉负责人刘建峰，系该单位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晓鹏，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简，河南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中锋与被上诉人淅川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因行政补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2020）豫1326行初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中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宇，被上诉人淅川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出庭应诉负责人刘建峰、委托诉讼代理人全晓鹏、马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淅川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8年4月20日，淅川县人民政府作出淅房征决【2018】6号《关于淅十高速连接线毛堂乡段建设项目区域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上述涉案征收决定中明确了房屋征收部门为“淅川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征收实施单位为“淅川县毛堂乡人民政府”。2018年4月20日，淅川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出具《房屋征收实施授权委托书》，委托淅川县毛堂乡人民政府为项目征收实施单位。2018年4月25日，中共毛堂乡委员会作出（2018）73号《关于成立“毛堂乡淅十高速快速通道连接线”征迁工作指挥部的通知》。甲方显示“郭中锋”与乙方“毛堂乡高速连线拆迁安置指挥部”签订一份《淅川县毛堂乡高速连接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置换）》，具体日期处为空白。2019年4月15日，郭向阳、郭中锋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淅川县人民政府做出的6号《征收决定书》。2020年6月24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3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诉的6号《行政决定书》程序违法，但因涉案项目涉及高速连接线的建设，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且被征收范围内大部分被征收户已经拆迁完毕，原告的房屋也已拆除，撤销该征收决定会损害公共利益以及其他被拆迁户的利益，故本案应适用确认违法的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淅川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20日做出的淅房征决【2018】6号《关于淅十高速连接线毛堂乡段建设项目区域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违法。（2020）豫13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淅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3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淅川县人民政府按照辖区内中心城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安置，补偿安置的标准相对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更有利于被征收人，客观上并未减损相关被征收人的实体补偿权益。（2020）豫13行初37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淅川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的淅房征决【2018】6号《关于淅十高速连线毛堂乡段建设项目区域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违法，但仅认定6号《行政决定书》程序违法，并未予以撤销。原告长子郭向阳以原告名义与被告委托的单位签订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符合淅房征决【2018】6号文件的规定，不违犯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郭向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判断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法律后果。原告诉称被告有欺骗情形，对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原告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同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不相符，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第第二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郭中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中锋负担。上诉人郭中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案涉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案涉协议系郭向阳签署，郭向阳没有取得上诉人的同意，也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其签署补偿协议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而且事后也没有取得上诉人的追认，因而协议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二、案涉协议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现象。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的房屋后，承诺上诉人签订协议后，划分给上诉人两块宅基地，至今却未兑现。案涉协议中写明建筑总面积是1443.72平方米，实际安置面积240平方米，案涉协议对多余面积并未作出补偿和安置的约定，协议内容有失公平。三、郭向阳对案涉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案涉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置换房产的产权情况，补偿款支付方式以及上诉人的权利救济方式。因而，案涉协议有重大误解。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进行改判。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淅川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答辩称：一、安置补偿协议有效。单独的户口本不能证明分开居住。上诉人与其儿子郭向阳实际居住在一起。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也在场。郭向阳签订协议时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判断相应的法律后果。可以认定郭向阳能够代表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二、案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首先，补偿协议按照被上诉人辖区内中心城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安置，补偿标准优于集体土地安置补偿标准。其次，关于置换面积和政策性补贴问题。浙政【2017】6号文件中关于小产权可开发处置方法的规定，在有合法手续但存在批少建多的情况时，合法手续内，按照1：1的置换不超过240平方米的安置房，超出面积双方协商后按照599.02平方米进行政策补偿，共计159157元。因此，不存在显失公平的现象。三、案涉房屋不存在欺骗的情况。在安置工作情况中，明确地表述了安置房的位置、面积、挑选方式等一系列信息。信息均详细明确的列出，不存在着欺骗的情况。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一、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即所谓的表见代理。表见代理行为是指，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虽无代理权，但因为可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权之事由，产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后果。表见代理的两个最关键的构成要件，一是须在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理由。二是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具体而言，第一，存在有代理权授予的外观，代理行为外在表现上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根据习惯，行为人的行为外表表明其有代理权，可构成外表授权。第二，相对人对行为人有代理权形成了合理信赖。这种合理信赖须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且对其“不知道”没有主观上的过失，这种没有过失以通常判断能力或手段为标准。具体到本案来讲，郭向阳与上诉人郭中锋系父子关系，两人实际居住在一起。且两人曾作为共同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淅川县人民政府2018年4月20日作出的浙房征决[2018]6号征收决定。综上，可以表明上诉人对其子郭向阳代理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知情。而且也可以根据上述事实认定郭向阳的代理行为外观上存在使被上诉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理由，根据常识常理也能对郭向阳有代理权能够形成合理信赖。因此，郭向阳的代理行为具有法律效果，案涉行政协议有效。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第一，关于欺诈的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许诺上诉人签订案涉协议就给上诉人划拨两块宅基地事实，上诉人没有证据能够佐证该事实，因此不能认定存在欺诈情形。第二，关于显失公平的情况。案涉协议按照中心城区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补偿标准优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并不存在减损上诉人利益的情形。至于置换房屋面积小于拆迁面积的情况，双方根据浙政【2017】6号文件中关于小产权可开发处置方法的规定，协商置换两套共240平方米的安置房，剩余面积经协商按照599.02平方米进行政策补偿。据上述事实可知，在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时并没有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而且郭向阳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属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不欠缺一般的生活经验。因此，不能认定存在显失公平的现象存在。第三，关于重大误解的情形。安置补偿协议中，明确载明了安置房的位置，数量，面积，挑选方式，户型不匹配的补偿方式，过渡周转房问题，以及补偿相关费用等情况。因而，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适当，应予维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郭中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琳审判员 尹乐敬审判员 刘旭东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雅芳书记员高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