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4民终4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岗，男，1975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冀南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斌，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增奎，男，1976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曲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苏玉，北京市华贸硅谷（邯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政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市丛台区陵西大街59号。 法定代表人：闫会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亭。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学敏，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邯郸冀南新区马头镇李家西街。 法定代表人：王保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广利，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卫增，男，197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邯郸市曲周县。 上诉人李永岗、苏增奎因与被上诉人邯郸市政兴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兴公司）、邯郸市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公司）、朱卫增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7民初1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永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斌，苏增奎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苏玉，同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广利、王志新，政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学敏、张金亭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朱卫增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永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7民初173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要求政兴公司承担支付租金及利息，同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还重审；3.苏增奎、同德公司、政兴公司、朱卫增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政兴公司应当承担向李永岗支付租金及利息的责任。1.2013年7月23日和2013年8月29日政兴公司与同德公司分别签订2份《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协议约定政兴公司为同德公司开发的同德幸福湾1#、2#、3#住宅楼的承包人，苏增奎、朱卫增在两份《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上以政兴公司经办人的身份签字。可以充分证明苏增奎、朱卫增在同德幸福湾小区项目上是代表政兴公司，属于政兴公司的人员，对外是以政兴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承建幸福湾小区，苏增奎代表政兴公司，以政兴公司的名义于2013年9月15日与李永岗签订租赁合同，苏增奎提供的《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让李永岗查看，证明政兴公司承包了幸福湾工程，其能够代表政兴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因同德公司与政兴公司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发包合同关系，同德公司以担保人的身份在租赁合同中盖章，就形成了李永岗、政兴公司、同德公司三方签订的租赁合同。2.从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看，苏增奎也是代表政兴公司在履行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签订后，李永岗在交付租赁物资时，建筑设备提货单上提货单位为政兴公司，租金结算单上的承租单位也写明为政兴公司；同德公司出具的欠条也显示是幸福湾项目工程款支付租金。苏增奎与李永岗签订租赁合同时，苏增奎具有代表政兴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代理权，李永岗有理由相信苏增奎是代表政兴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故政兴公司应当对李永岗的租金承担偿还责任。第二，一审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同德公司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1.李永岗有证据证明在诉讼时效向同德公司主张过权利，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2.一审法院适用1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是错误的，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 苏增奎答辩称，我是被朱卫增骗去当快乐幸福湾的项目经理，本人并不清楚是代理政兴公司还是同德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完全是挂名听朱卫增安排。两个月后在2013年12月因同德公司下发通知免去苏增奎的项目经理职务，故案涉行为均为职务行为。最终结算的欠条是在2015年2月7日，苏增奎已经不在项目工地上，对于租赁费欠条一无所知。苏增奎不应当承担责任，该项目的实际承建人是朱卫增，实际承租人是同德公司。 政兴公司答辩称，第一，政兴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李永岗要求政兴公司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李永岗提供的承租合同及欠条都没有加盖政兴公司的公章。第二，李永岗称苏增奎是履行政兴公司的职务行为是虚假陈述，李永岗称苏增奎是接受政兴公司授权并出示扩大劳务协议后才与其签订承租合同的说法不能成立。政兴公司与李永岗之间无任何业务及经济往来，李永岗对外租赁时应当核实承租人的实际情况，李永岗目前为止未出具政兴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不符合交易习惯，故李永岗称苏增奎是表见代理不符合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邯郸市邯山区法院（2016）冀0402民初66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经认定苏增奎、朱卫增借用政兴公司资质与同德公司签订扩大劳务合同，该文书确定苏增奎、朱卫增才是幸福湾实际施工人，且幸福湾1#、2#、3#号楼的工程款全部被苏增奎和朱卫增取走，我公司没有任何盈利。苏增奎称其不知道朱卫增为哪方员工与实际不符，2013年11月20日同德公司出具的免去苏增奎职务由朱卫增担任幸福湾项目经理职务的通知可以证明苏增奎知晓其为哪方员工，故朱卫增与苏增奎与公司没有关系。第三，苏增奎与李永岗签订协议后，李永岗从未向我公司主张过任何权利，故我方认为确实存在李永岗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根据2015年2月7日同德公司出具的欠条可以确定该费用由同德公司承担。 同德公司答辩称，第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同政兴公司的答辩意见。第二，关于租赁关系的问题，因同德公司不是该租赁物的实际租赁人也不是该工程的承建单位，租赁费应当由实际使用人和承租人承担，实际使用人和承租人是苏增奎和朱卫增。苏增奎和朱卫增是工程的实际承建人，我公司只负责对工程款进行结算，对于使用何人的材料或工具与我公司无关，许万斌是我公司的副总。需要核实在2013年11月23日我公司作出的免去苏增奎责任人通知中的公章。 朱卫增未作答辩。 苏增奎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7民初1739号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永岗对苏增奎的诉讼请求；3.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李永岗、政兴公司、同德公司、朱卫增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同德公司的幸福湾1#、2#、3#楼建筑施工工程的实际租赁人是朱卫增，同德公司也是《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实际租赁人，一审认定苏增奎为实际承租人并支付应付租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同德公司开发的幸福湾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只有朱卫增一个人，苏增奎是朱卫增安排在该项目代办负责人，并且苏增奎于2013年11月20日同德公司通知后就离开了幸福湾。因苏增奎曾干过多项工程，2013年朱卫增联系苏增奎称有一个项目想让苏增奎帮忙，与苏增奎合伙挣钱，故苏增奎是经朱卫增介绍到同德公司开发的幸福湾项目工作（一审朱卫增自认）。虽朱卫增借用政兴公司的资质与同德公司签订了幸福湾《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但政兴公司并未真正履行协议，反而是朱卫增让同德公司安排苏增奎作为项目负责人，还让苏增奎对外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木工合同》、《钢筋工合同》、《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等，即朱卫增欺骗苏增奎以个人名义签订包括本案租赁合同在内的相关合同。相关的合同签订之后，2013年11月20日同德公司下发通知：“根据工作需要和幸福湾实际工作情况，经同德公司研究决定，由朱卫增同志为幸福湾项目负责人，苏增奎不再担任幸福湾承包负责人。”在邯山区人民法院（2016）冀0402民初66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同德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中有2014年元月23日朱卫增与同德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共同协调工程项目时的《备忘录》及2014年6月4日与16日两份由朱卫增出具的《承诺书》，这几份证据的内容及签名中都能证实幸福湾1#、2#、3#楼建筑施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只有朱卫增一个人，苏增奎是被骗到幸福湾项目中工作两个月，同时也印证了苏增奎早已经离开了工地。故一审判决认定苏增奎为实际施工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一审法院未查明李永岗所主张的丢失赔偿和租金数额的真实来源。李永岗在一审中称将租赁物资交付给苏增奎，但是一审法院对苏增奎欠付的租赁费和应付的丢失赔偿款未查清。苏增奎对于2015年2月7日由同德公司出具的租赁费欠条一无所知，同德公司出具欠条，则同德公司应当为实际租赁人。苏增奎在2013年11月20日前是由同德公司和朱卫增安排在该项目部工作，是代表朱卫增与李永岗签订《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3年9月15日，至2013年11月20日苏增奎离开幸福湾工程仅有两个月的时间，苏增奎离开后也没有再经手租赁器材相关单据签收与租赁费的支付。李永岗提交的欠条时间为2015年2月7日由同德公司出具的，这离苏增奎被赶出工地已经时隔一年之久，故苏增奎对于拖欠租赁费的事实根本无法知晓。苏增奎在幸福湾工程施工期间，不存在拖欠李永岗租赁费的情形。根据《建筑器材租赁合同》中的约定及商业惯例，在建筑器材租赁过程中，随着工程进度的变化必然引起所需建筑器材的变化，故《出库单》中的数量及签收是重要的证据，而《结算单》更是得出租赁费用最终数额的依据。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仅是依法追加朱卫增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但却未查明一审原告李永岗所主张的丢失赔偿和租金数额来源依据，因此仅凭一张欠条是无法证明案件事实的。苏增奎认为通过《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及履行过程中的《出库单》、《结算单》及租赁费转账凭证等证据，不仅可以证实一审原告主张租赁费用的真实性，更可以根据租赁物的实际使用时间证实朱卫增是实际租赁人，并据此可以确定本案中朱卫增应承担给付李永岗租赁费的责任。第三，同德公司是《建筑器材租赁合同》的实际租赁人。政兴公司与同德公司签订的《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不仅没有实际履行，并且双方已经撤销解除了合同。2013年11月20日同德公司下发任命朱卫增同志为幸福湾项目负责人的通知，可以证实朱卫增不仅是幸福湾的实际施工人且还是同德公司指派的项目负责人。苏增奎在邯山区人民法院（2016）冀0402民初66号案件审理中，同德公司出示给苏增奎一份证据复印件可以证实2015年2月7日同德公司向李永岗开具欠条的同一日，朱卫增亲笔书写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今收到幸福湾工地1#、2#、3#楼工程150686元用于支付李永岗租赁费”的收条，在收条中还有同德公司负责人许万斌的签字并注明同意挂账。该证据足以证实朱卫增个人从同德公司对李永岗在本案中主张的租赁费进行支取和结算，苏增奎无支付租赁费的责任和义务。2017年2月9日，李永岗就本案同一事实向磁县人民法院提起案号为（2017）冀0402民初867号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正是因同德公司同意支付给李永岗租赁费后，李永岗才撤诉。另外，李永岗出具租赁合同及欠条上有同德公司的盖章和副总许万斌签字，均认可由同德公司对李永岗租赁费进行结算，明显认可自己的付款责任，并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担保合同主体，二审法院应判令同德公司与朱卫增连带支付李永岗的租赁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苏增奎未实际支付租赁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并支持苏增奎的上诉请求。 李永岗答辩称，根据建筑法和住建部关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范本，个人不能承建住宅小区，本案中因为同德公司作为开发商无建筑资质，用合同聘请施工单位政兴公司进行建筑施工，政兴公司是否盈利或盖章确认，李永岗是否向其主张过权利，都不影响租赁成立，李永岗只向政兴公司代表人主张权利即可。政兴公司是实际承租人，同德公司是实际使用人，故政兴公司与同德公司均应当承担责任。 政兴公司答辩称，苏增奎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其他答辩意见同前述。 同德公司答辩称，我公司与案涉租赁合同无直接关系。 朱卫增未作答辩。 李永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连带支付原告丢失赔偿和租金150868元及利息（利息以15086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5年2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3日和8月29日，被告苏增奎、朱卫增借用政兴公司的资质与被告同德公司分别签订两份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承包了同德公司开发的快乐幸福湾1、2、3号楼建筑施工工程。因施工需要，2013年9月15日，李永岗（出租方）、苏增奎（承租方）和同德公司（担保方）签订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苏增奎租赁李永岗钢架管、扣件、龙门架等建筑器材用于施工，合同第七条约定“担保方责任：经出租方同意，承租方租赁出租方的物资由此产生的租赁费、维修费等其他费用提供连带担保，出租方有权直接向担保方索要承租方所欠出租方物资及上述费用”。李永岗、苏增奎在合同上签字，同德公司副总许万斌在合同上签字并在合同的担保方上予以了加盖公司印章，许万斌并在合同上签下“应即时结算”。后李永岗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2015年2月7日，同德公司向朱卫增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朱卫增幸福湾1、2、3号楼工程款用于支付李永岗租赁费用150868元，欠条上加盖有同德公司财务专用章。同日，朱卫增将该欠条交给李永岗。2017年2月9日，李永岗以苏增奎、政兴公司、同德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给付所诉租赁费，后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冀0427民初86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及所提供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2016）冀0402民初66号民事裁定书、（2017）冀0427民初867号民事裁定书、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建筑器材租赁合同、欠条等证据在卷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苏增奎作为同德公司开发的快乐幸福湾1、2、3号楼建筑施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施工需要与原告签订了建筑器材租赁合同，应支付原告租赁费。朱卫增在与同德公司签订的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上签字，且同德公司向其出具欠条，其又将欠条交给原告，可以认定其亦为快乐幸福湾1、2、3号楼建筑施工工程实际施工人，也应对原告承担给付租赁费的责任。另根据租赁协议担保条款及同德公司在协议上担保方上处盖章，可以认定同德公司对租赁费用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同德公司出具的欠条，可以认定李永岗于2015年2月7日向同德公司主张过权利，对同德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5年2月8日起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2017年原告李永岗虽然向本院提起了诉讼，但起诉时已超诉讼时效，李永岗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于诉讼时效期间内发生了中止、中断情形及之后同德公司承诺还款，故对李永岗要求同德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苏增奎称与朱卫增系合伙关系并已于后期退出，不应承担责任以及朱卫增所辩系受苏增奎雇佣，不应承担责任，均未向本院被告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苏增奎、朱卫增系借用政兴公司资质与同德公司分别签订的扩大劳务建筑工程协议书，原告要求政兴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因被告苏增奎、朱卫增逾期付款，确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该利息的应自2015年2月8日起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苏增奎、朱卫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李永岗租赁费150868元及自2015年2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李永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77元，由被告苏增奎、朱卫增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李永岗提交2019年6月15日李永岗与同德公司经理王志新的通话录音，证明李永岗找同德公司主张过权利，同德公司认可债务并同意以房抵债。苏增奎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无异议，2017年李永岗起诉时，因同德公司同意支付租赁费，故李永岗撤诉，该证据符合事实。政兴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该证据说明李永岗未向我公司主张权利，其一直向朱卫增和同德公司主张权利，同德公司同意支付该笔费用，故应当由苏增奎、朱卫增、同德公司承担责任。同德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可该证据，当时确实对租赁费用有协商。朱卫增未发表质证意见。 苏增奎提交邯郸市邯山区法院（2016）冀0402民初66号民事案件中同德公司提交的2014年1月23日备忘录，2014年6月4日和16日朱卫增签字的承诺书，2015年2月7日朱卫增向同德公司出具的收到150868元的租赁费收据，同德公司许万斌同意挂账并签字盖章，证明：朱卫增个人与同德公司对李永岗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租赁费用进行支取结算，朱卫增是实际使用人，租赁费与苏增奎无关。李永岗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无异议，同德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政兴公司就不用承担租赁费用了。政兴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苏增奎提交的证据均是邯郸市邯山区法院（2016）冀0402民初66号民事裁定中认定苏增奎、朱卫增借用政兴公司的资质，不是李永岗所称不用政兴公司承担租赁费了，而是明知实际承租人和使用人，同德公司同意结算，故同德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同德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其中确实是许万斌签的字。朱卫增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6月15日，李永岗就案涉租赁费用和案外费用向同德公司主张权利，同德公司与李永岗协商以房抵债。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政兴公司是否为案涉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第二，同德公司是否应当就本案租赁费用承担责任；第三，苏增奎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第一，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李永岗系主张租金，案涉租赁合同文本中明确载明承租人为苏增奎，无政兴公司签字确认，无证据证明苏增奎系履行政兴公司职务行为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政兴公司对案涉租赁合同不予认可，且李永岗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政兴公司主张过权利。政兴公司与同德公司签订了扩大劳务建筑安装工程协议，但是该协议系合同双方工程承包合同，与案涉租赁合同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李永岗上诉请求政兴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同德公司是否应当就本案承担责任的问题，同德公司在租赁合同中担保方中签字确认，即同德公司应当就案涉租赁费用承担保证责任，因未约定担保方式，故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一审法院认定同德公司对租赁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确认。后2015年2月7日同德公司又就该租赁费用向朱卫增出具欠条，应当视为同德公司拖欠朱卫增债务并认可租金数额。后朱卫增将该欠条交至李永岗，应当为债权转移，因欠条中明确载明为欠租赁费用，一审法院认定按照规定适用1年诉讼时效正确，据此认定李永岗基于债权转让对同德公司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2019年6月15日李永岗向同德公司主张权利，同德公司认可债务，此应当为同德公司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对债务履行达成了新协议，因同德公司在本案租赁法律关系中为担保人，故同德公司系基于担保人与债权人李永岗协商清偿债务，同德公司协商以房抵债即其认可了承担保证责任，故本院认为同德公司应当就本案租赁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三，关于苏增奎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苏增奎在案涉租赁合同承租人处签字确认，且后期苏增奎作为合同的相关方依照合同约定使用了李永岗租赁物，在案涉租赁合同中，苏增奎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系履行代理行为签订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苏增奎应当承担租赁费用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苏增奎、朱卫增和同德公司关于租赁费用的约定是其内部约定，苏增奎据此要求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李永岗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7民初17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河北省磁县人民法院（2020）冀0427民初17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苏增奎、朱卫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李永岗租赁费150868元及自2015年2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邯郸市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6634元，由上诉人苏增奎承担3317元，上诉人李永岗承担1659元，被上诉人邯郸市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16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跃安 审 判 员 米秉华 审 判 员 张树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乔亚亚 书 记 员 蔺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