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豫07行终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英，男，汉族，1971年7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泽双，男，汉族，1958年2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堤乡人民政府，所在地新乡市新延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7000055729645。法定代表人申岩，乡长。委托代理人梁中军，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姜静，河南三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张四新，男，汉族，1966年7月11日出生，住河南省。上诉人王建英、王泽双因与被上诉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堤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关堤乡政府）、原审原告张四新行政不作为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2020）豫0702行初23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关堤乡政府对王建英、王泽双、张四新向其反映的关于“郭小庄村违法占用300亩耕地建养鱼基地”的违法建筑事件作出书面查处结果；2.诉讼费由新关堤乡政府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能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就何种事项向哪个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取决于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具体规定；与此相应，能否就投诉举报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也需要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对于投诉举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作出判断。通常情况下，对是否具备原告资格的判断，取决于以下方面：第一，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是否规定了投诉举报的请求权；第二，该投诉举报请求权的规范目的是否在于保障投诉举报人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三原告均系关堤乡张八寨村村民，三原告申请查处的事项为请求关堤乡政府对其投诉举报的“关堤乡郭小庄村违法占用300亩耕地建养鱼基地”一事作出书面查处结果，但该查处事项不会对三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三原告与该举报事项之间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三原告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王建英、王泽双、张四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王建英、王泽双不服原审裁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豫0702行初236号行政裁定书；2.判令被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对上诉人向其举报的土地违法行为作出书面查处意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程序和适用法律错误。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应该组织案件庭审，查明被上诉人的不答复行为是否违法。但一审法院没有组织庭审，在没有了解涉案具体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其程序明显是错误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可知，一审法院审理案件时适用简易程序的共有三款规定。事实证明，涉案的（反映）举报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涉案的举报行为涉及到被上诉人的公权力使用的规范性与合法性。因为上诉人存在类似土地行为，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土地行为违背了其主观意识，被确认为“违法”。这说明涉案的举报行为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被上诉人是被举报行为处理的部门。这些事实证明本案并不适合简易审理规定。其次，因涉案的反映（举报）行为是上诉人按照相关规定实名实施的，这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不作为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这说明本案中上诉人的诉讼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并没有组织庭审，直接作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结果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涉案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本案事实及上诉人提交的诉讼材料可以清楚看出，涉案的反映（举报）行为是上诉人实名实施的，但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的反映（举报）后，本应依法进行查处，并按照上诉人的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回复）。但被上诉人至今对上诉人没有作出任何答复。这不仅说明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行政不作为，同时也说明涉案诉讼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其次，因为上诉人所在的张八寨村与所反映（举报）的涉案土地违法行为案发地郭小庄村同属被上诉人关堤乡人民政府管辖区域。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反映（举报）的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理将关系到被上诉人在其辖区内的执法（行政）过程中所展现的“公权力”使用的公正性与公平性。因为被上诉人在其辖区内对一些合理合法的土地行为因其主观意识因素被定性为“违法行为”，被强制性拆除。本案中上诉人所举报的土地违法行为，被上诉人是否进行查处，是证明被上诉人对公权力使用公平性与合法性的具体表现。一审法院混淆涉案相关行为，本案中存在三种具体行为，分别是上诉人的举报行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举报后不答复行为及涉案诉讼行为。关于举报行为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作出的，被上诉人的不答复行为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而本案的诉讼行为是上诉人向法院作出的。从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书上载明的信息可见，其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是将上诉人的举报行为与诉讼行为混为一谈。三、上诉人有新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作出驳回起诉裁定是错误的。从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9月30日作出的指导性判例（案号为“（2020）最高法行再253号”行政裁定书）载明的信息可知，农民向自然资源部门递交的土地违法行为查处申请，其没有作出处理的行为已构成行政不作为。综上，一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裁定是错误的。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王建英、王泽双是否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据此，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证明自己具有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中，王建英、王泽双系针对关堤乡政府就其土地违法举报事项未作出处理答复而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只有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的公民等,才有权对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的处理或未处理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但王建英、王泽双提起诉讼时既没有提供其对举报涉及的土地拥有承包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证据,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有权作为村民代表提起本案诉讼。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建英、王泽双等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并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称与其相关的有类似土地违法行为、其举报实质也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且其系实名举报，故而具备利害关系等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故原审法院未组织开庭审理并不违法。综上，上诉人王建英、王泽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二审时合议庭经过阅卷，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并依法维持一审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建英、王泽双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彩霞审判员  随 伟审判员  谢田霞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吕朝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