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6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锦湖轮胎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浦口区经济开发区春羽路**。法定代表人：KANGJUNSEOK（姜俊锡），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季佳明，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结，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南京市奥体大街**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园**。负责人：王彬彬。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潇潇，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锦湖轮胎有限公司（简称南京锦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简称钟山明镜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民初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南京锦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佳明、李永结，被上诉人钟山明镜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潇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京锦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钟山明镜律所全部诉讼请求；2.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钟山明镜律所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2018年6月8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8]苏钟山律风第42号，简称代理合同二）。1.代理合同二应认定为以反诉作为律师费收费基准。首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风险代理，按照反诉最终被认可金额的30%支付代理费，是双方在签订前协商一致的内容，而钟山明镜律所在确认反诉不存在后，未经南京锦湖公司认可而单方变更收费标准，毫无依据。其次，根据南京锦湖公司二审提供的“关于‘南京灿璘诉NKT案’反诉情况的禀报”中“风险代理”内容可得知，南京锦湖公司签订代理合同二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代理费为反诉被认可金额的30%；若反诉金额全部未被法院认可，则不收取律师费，并非钟山明镜律所对于代理合同二的理解，更不是对2018年3月2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018]苏钟山律民第86号，简称代理合同一）的替代。2.反诉未发生，钟山明镜律所未履行代理合同二的义务，南京锦湖公司不应当支付费用。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简称浦口法院）审理的（2017）苏0111民初10189号（简称10189号）案件中，钟山明镜律所从未向法院提起反诉，南京锦湖公司从未收到反诉的诉讼费缴纳通知等材料，可见钟山明镜律所从未履行代理合同二的反诉义务。3.代理合同二为钟山明镜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故，即使强行认为代理合同二有两种解释，也应当作出对南京锦湖公司有利的解释，即代理合同二应理解为以提起反诉并得到法院支持为支付律师费的前提条件。二、关于杜金陵的微信回复。一审法院认定南京锦湖公司员工杜金陵微信回复“好的，谢谢”系针对钟山明镜律所代理人的报价回复，并以该回复为基础之一判令南京锦湖公司应支付律师费，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就该回复，南京锦湖公司早已在2020年5月5日书面向一审法院说明并随附相关证据材料，指明南京锦湖公司员工杜金陵在微信上的回复系针对其他事宜，并非对于张潇潇报价的承诺，与本案并无关联，更不能作为案件审判的依据。三、关于张永常的电话录音。1.张永常并非南京锦湖公司员工，也无南京锦湖公司授权，无权对外进行允诺，且其电话陈述与其内部文件相悖。2.张永常与张潇潇存在利害关系，该录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张永常自2005年7月29日至2019年4月3日期间，在锦湖（中国）轮胎销售有限公司（简称锦湖中国公司）法务部任职，张潇潇在2005年8月15日至2010年11月10日期间一直在张永常所属部门任职，二人渊源颇深，故张永常与张潇潇存在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该录音证据中的言论难以体现真实性及公正性。四、一审判决推论逻辑不合理。1.一审判决结果存在主观不合理。南京锦湖公司与钟山明镜律所于2018年签署了代理合同一，约定南京锦湖公司支付23万元律师费，委托钟山明镜律所代理10189号案件，即南京锦湖公司本可以较小的代价要求钟山明镜律所完成委托事宜，如依照一审法院将代理合同二解释为本诉的代理合同并进行取代，则变成了南京锦湖公司在不额外增加律师代理事宜的情况下主动支出额外大额的律师费，违背了正常民事主体从事商业操作的基本逻辑。2.一审判决结果存在客观不合理。南京锦湖公司支付第一笔律师费23万元的时间为2018年3月，签署代理合同二的时间为2018年6月，10189号案件判决为2019年2月，即南京锦湖公司在支付律师费时，代理合同二尚未签订，钟山明镜律所代理的案件亦尚未判决，明显与风险代理的合作模式相悖，故一审法院合并解释为一份风险代理亦不具备基本的客观逻辑性。3.钟山明镜律所律师费收费标准违法。钟山明镜律所在一审中要求南京锦湖公司应当在支付律师费23万元的基础上再行支付30%风险代理费，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的规定。五、一审判决结果显失公平。1.一审判决认定的律师费与钟山明镜律所付出的劳动不具有等价性。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二）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故在当事人对合同的性质具有争议时，应当将钟山明镜律所付出的劳动作为衡量标准之一。10189号案件并未提起反诉，案件最终的审判结果只是在本诉中就能采取的常规手段，即钟山明镜律所并未付出额外的劳动以使得其有资格获得额外的报酬，故一审判决有失公平。2.一审判决不符合法理。根据《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标准表》第三条“所有类型案件”第2款规定，合同约定不明确或者显失公平的，按照有利于委托人的解释。南京锦湖公司与钟山明镜律所在代理合同二中明确约定为反诉风险费用，通过文义解释即能理解合同意思，即使钟山明镜律所进行强行曲解，认为合同约定存在歧义，但钟山明镜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机构，对于合同的拟定、签订过程的合理性应当全权负责，在合同存在歧义时，应当遵从有利于委托人南京锦湖公司的解释。3.一审判决违反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一审法院对两份代理合同进行替代的解释同时违背了双方对于合同的理解，明显与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相悖。钟山明镜律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不能片面地理解代理合同二中“反诉”的字面解释，应以最终真实意思的一致表示为准。二、无论是与杜金陵的微信，还是与张永常的录音内容都是真实的。三、钟山明镜律所作为专业律所，不可能在没有南京锦湖公司承诺和约定的情况下，违法加收费用。更何况南京锦湖公司交给钟山明镜律所办理的案件几乎都是胜诉。若不是南京锦湖公司违约在先，钟山明镜律所也不愿失去重要客户而起诉南京锦湖公司。四、一年多来，律所团队的核心基本放在10189号案件上，后由于案件周期长，南京锦湖公司负责案件的相关人员先后离职或回国，接手的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在给付律师费问题上出现周折，但双方的协议没有变过。钟山明镜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京锦湖公司向钟山明镜律所支付律师费802525元及逾期利息（以802525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75%计算）；2.由南京锦湖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1日，浦口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南京灿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南京灿潾公司）与被告南京锦湖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南京灿潾公司诉请南京锦湖公司支付工程款5767321.68元及违约金1445486.45元，合计7212808元等，浦口法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了生效的101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南京锦湖公司向南京灿潾公司支付工程款4537723元及案件诉讼费9069元。2018年3月2日，钟山明镜律所与南京锦湖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一，主要约定：南京锦湖公司委托钟山明镜律所的律师担任与南京灿潾公司承揽合同一案第一审诉讼的诉讼代理人，钟山明镜律所接受委托并指派张潇潇律师到浦口法院参加诉讼；代理权限为，代为陈述、辩论，提供证据，代收法律文书，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进行和解，提起上诉；按照《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南京锦湖公司向钟山明镜律所缴纳律师代理费23万元，于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等。2018年3月16日，钟山明镜律所向南京锦湖公司出具了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23万元。2018年3月27日，南京锦湖公司向钟山明镜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23万元。2018年5月25日，张潇潇通过微信向南京锦湖公司杜金陵次长发送了标题为“锦湖反诉灿潾一案律师费报价方案”的Word文档，该文档内容主要是：方案一、根据财产标的收费：根据江苏省律师服务最新收费标准及本所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案件的难易程度，考虑本诉也是本所代理，故一审最终报价为19万元；方案二、风险代理：根据江苏省律师服务最新收费标准及本所的相关规定，报价为标的金额的30%，标的金额即指最终从灿潾起诉的金额中减少抵扣的金额，计算至起诉时的起诉金额总计7212808.13元。杜金陵次长回复“好的，谢谢”。2018年6月8日，钟山明镜律所又与南京锦湖公司签订了代理合同二，相较于代理合同一的约定，代理合同二作了两处不同的约定分别是：南京锦湖公司委托钟山明镜律所的律师担任10189号案件反诉一案的诉讼代理人；按照《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南京锦湖公司按执行标的的30%向钟山明镜律所缴纳律师代理费。其余约定均与代理合同一相同。2019年8月28日，张潇潇律师向EMS交邮了钟山明镜律所向南京锦湖公司及锦湖中国公司分别发出的律师函[钟律函（2019）字第519号]，主要内容：根据代理合同二的约定，南京锦湖公司应向钟山明镜律所支付按照执行标的30%计算的律师代理费802525元[（南京灿潾公司诉请总标的额7212808元-生效判决确定的总金额4537723元）×30%]，若在接到本函后七日内未及时足额支付的，视为放弃友好协商的机会，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权，南京锦湖公司还应承担逾期利息等。EMS物流信息显示邮件均于2019年8月29日被签收。另查明，10189号案件诉讼期间，张永常是南京锦湖公司的法务部长，其于2019年4月从公司离职，同时杜金陵是南京锦湖公司的次长，代理合同一和二均是在张永常的牵线下签订。2020年4月26日，张潇潇与张永常进行了电话联系，形成了电话录音，主要内容是张永常记得代理合同二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是按照南京灿潾公司起诉金额与法院判决金额间差额的30%支付律师代理费，该合同约定的反诉只是为了达到最终判决结果采取的反诉、协商等各种手段之一，南京锦湖公司追求的是最终给付金额低于南京灿潾公司起诉主张金额的结果，放手让律师全权代理执行，达成南京锦湖公司所要求的效果。为此南京锦湖公司开过两三次会议，其参加了会议。本案一审争议焦点是：代理合同二是否实际履行；如是，代理合同二与代理合同一是否存在重复收取律师代理费，以及钟山明镜律所就10189号案件的律师代理费应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代理合同二虽然约定委托事项为与南京灿潾公司反诉一案，但是从代理合同一和二所约定的委托权限及其他相关约定完全一致且均包含提出反诉来看，结合张潇潇向杜金陵发送的律师费方案内容和张永常的电话陈述意见，张潇潇在实际代理10189号案件时没有提出反诉，最终法院判决结果相较于南京灿潾公司诉请主张金额大幅度下降，代理合同二实际上宜视为对代理合同一的变更而取代之，即双方当事人就10189号案件采取了风险代理方式，按照胜诉金额的30%收取代理费。因此，代理合同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规定，约定的收费标准亦不超过本地律师行业的收费标准，故该合同应该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该据实、全面、依法履行。根据代理合同二的约定，南京锦湖公司应向钟山明镜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802525元，扣除南京锦湖公司已经支付的23万元，尚应支付572525元。因南京锦湖公司逾期未支付，存在违约，钟山明镜律所主张逾期利息与法不悖，计算基数应为572525元，起算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有事实依据，按照年利率4.75%计算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锦湖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钟山明镜律所572525元及以57252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4.75%计算的自2019年5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钟山明镜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13元，由南京锦湖公司负担4763元，钟山明镜律所负担1150元。二审中，南京锦湖公司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张潇潇、张永常与锦湖中国公司的合同签订意向表、劳动合同、张潇潇任职期间锦湖中国公司关于费用支付权限的公告、《关于律师网在线法律咨询数据库升级增加模块费用申请的禀报》，拟证明：张永常与张潇潇原系锦湖中国公司的员工，是上下级关系，存在利益关系，且张潇潇熟知锦湖中国公司关于律师费支付的管理规定，张永常、杜金陵等无权就律师费的支付作出任何允诺，故不应将张永常陈述作为定案依据。第二组证据：张永常任职期间所作的“关于‘南京灿璘诉NKT案’反诉情况的禀报”，拟证明：南京锦湖公司签订代理合同二的目的是为了提起反诉，张永常在该文件中明确写道“代理费为反诉被认可金额的30%，若反诉金额全部未被法院认可，则不收取律师费”，该工作报告与其离职后的电话内容自相矛盾，不具有可信性。第三组证据：南京灿潾公司另案起诉南京锦湖公司的起诉材料及案款支付记录，拟证明：钟山明镜律所实际未妥善完成委托事宜，在南京锦湖公司支付了大量律师费的情况下再行索要额外的律师费用有失公平，有违等价有偿原则。第四组证据：2018年5月28日张潇潇律师和杜金陵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审已经提交，但一审法院未组织质证），拟证明杜金陵微信回复“好的，谢谢”并不是针对10189号案件，而是针对其他案件。钟山明镜律所质证意见：1.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张潇潇律师曾经确实供职于锦湖中国公司，但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张潇潇和张永常存在利益关系。2.第二组证据系打印件，客观性不足，里面还有很多韩文，无法核实翻译的准确性，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即使该份证据真实，但落款是锦湖中国公司，并非南京锦湖公司。从内容上看，看不到代理合同二作为附件，与张永常的录音内容不矛盾，反而从侧面印证张永常的陈述客观。该份报告可能就是针对反诉手段其中一次内部会议，但绝不是南京锦湖公司对代理合同二最终的意思表示。且该份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二审阶段可以提供的新证据。3.关于第三组证据，只认可加盖红章的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支付凭证的真实性，其他证据均无原件，真实性不认可。4.关于第四组证据，因张潇潇于2020年春节前更换过手机，具体何时更换记不清了，无法确定南京锦湖公司所言，杜金陵微信回复“好的，谢谢”，是针对所有收到内容的确认。本院认证意见：1.第一组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即使张永常与张潇潇曾经存在上下级关系，亦不足以证明两人存在利益关系。2.第二组证据系张永常任职期间的职务行为，且经钟山明镜律所核对原始载体，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予以确认。3.第三组证据系南京灿潾公司另案起诉南京锦湖公司的起诉材料及案款支付记录，与本案争议事实无涉，故本院不予采信。4.第四组证据与钟山明镜律所一审所提交的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南京锦湖公司将微信记录中张潇潇语音内容进行了提取，张潇潇当庭未予肯定亦未予以否认，在张潇潇未能提交证据推翻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第二组、第四组证据证明效力，因涉及本案争议事实，本院将在说理部分予以分析认定。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南京锦湖公司所持异议如下：张永常在录音中从未称代理合同二约定律师代理费按照判决金额差额30%支付。钟山明镜律所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针对南京锦湖公司的异议回应如下：张永常是10189号案件的全程参与者和主要负责人，其描述反映的是整个案件的客观情况，录音内容真实。对双方均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2018年5月25日，张潇潇通过微信向南京锦湖公司杜金陵次长发送的文档除一审认定的“锦湖反诉灿潾一案律师费报价方案”Word文档之外，还同时发送了“南通通博诉锦湖合同纠纷一案……报价”Word文档。2018年5月28日上午10:00，张潇潇通过微信向杜金陵次长发送一段语音信息。针对该段语音信息内容，南京锦湖公司通过杜金陵次长提取了以上微信聊天记录的完整信息。语音内容为：“杜部长，南通通博那个案子我已经跟法官沟通过了，法官现在在出差，他出差回来以后会安排我们进行庭前调解，然后调解的时间会另外通知的。”杜金陵次长于同日10：08回复“好的，谢谢”。南京锦湖公司提交的2018年5月25日“关于‘南京灿潾公司诉NKT’反诉情况的禀报”主要内容如下（中韩文双语）：一、经过：1.2018年1月9日，NKT通报KTS法务部“南京灿潾苏N**，且NKT四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工厂请求法务部协助处理。2.2018年3月28日、5月18日，本案两次开庭。二、现况：1.依据两次开庭过程中证据交换及质证情况，我部及代理律师商讨后认为应当提起反诉（反诉金额1000万元）。理由：依据当前证据，灿潾难以举证工程实际交付及验收时间，NKT向其主张违约金存在胜诉可能。2.反诉阶段，律师代理费用按以下情形收取：（1）一般代理（即依据诉讼标的收费）：代理费19万元；（2）风险代理：代理费为反诉被认可金额的30%；若反诉金额全部未被法院认可，则不收取律师费。3.NKT亦同意提起反诉，并建议委托本诉律师采用“风险代理”模式进行代理。三、申请裁决事项：1.本案提起反诉。2.反诉代理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以上妥否，请领导裁决。10189号案件判决生效后，南京锦湖公司与钟山明镜律所于2019年6月3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9]苏钟山律民第306号，简称代理合同三），约定南京锦湖公司委托钟山明镜律所担任与南京灿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第二审及执行阶段中的诉讼代理人；按照《律师业务收费标准》并经双方协议，南京锦湖公司向钟山明镜律所缴纳律师代理费138888元，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等。2019年6月6日，南京锦湖公司向钟山明镜律所支付138888元。钟山明镜律所一审提交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2016）京01民终7126号民事裁定书显示，张永常担任锦湖中国公司法务部部长一职，包括南京锦湖公司在内的国内三家工厂，相关事务均接受锦湖中国公司的管理和指令。钟山明镜律所一审提交的与南京锦湖公司员工朴宪翼、金香兰的2019年5月、6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相关的法律事务均要请示锦湖中国公司上海法务部。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关于‘南京灿潾公司诉NKT’反诉情况的禀报”、代理合同三、（2016）京01民终7126号民事裁定书等在卷为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钟山明镜律所向南京锦湖公司主张律师代理费，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针对南京锦湖公司与南京灿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钟山明镜律所先后与南京锦湖公司签订了三份委托代理合同，其中代理合同一约定，南京锦湖公司向钟山明镜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3万元；代理合同二约定，南京锦湖公司委托钟山明镜律所担任10189号案件反诉一案的代理人，南京锦湖公司按照执行标的的30%向钟山明镜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针对代理合同一与代理合同二是何种关系，钟山明镜律所一审认为，两份合同均指向本诉；南京锦湖公司认为，两份合同均指向同一个案件，前者涉及本诉，后者涉及反诉；一审法院认为，代理合同二实际上宜视为对代理合同一的变更而取代之。即对前述两份合同的关系起码有三种理解方式，而两份合同关系如何定性将直接影响钟山明镜律所的诉请能否成立。根据在案证据，本院认为南京锦湖公司对两份合同关系的理解成立，钟山明镜律所的诉请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其一，代理合同一签订于2018年3月2日，系为前案本诉而签订，约定的支付律师费方式为定额收费；代理合同二签订于前案审理期间，且协议明确注明“反诉”二字，从字面上即可理解为系双方为南京锦湖公司提起反诉而签订。两份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方式分别对应同一案件的本案与反诉，尽管费用计算方式不一致，但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可以并存。其二，根据南京锦湖公司提交的“关于‘南京灿潾公司诉NKT’反诉情况”的禀报，南京锦湖公司当时与代理律师商议拟提起10189号案件的反诉，并确定了反诉律师代理费的两种支付方式，其中包括代理合同二约定的风险代理支付方式，与2018年5月25日张潇潇律师通过微信发给杜金陵次长的“锦湖反诉灿潾一案律师报价方案”的内容实质一致。即代理合同二中的“执行标的”应是指相比较本诉起诉金额，反诉请求中最终得到法院支持的部分，此部分即是张潇潇通过微信所发的“锦湖反诉灿潾一案律师费报价方案”方案二中“从灿潾起诉的金额中减少抵扣的金额”。其三、钟山明镜律所提交的张潇潇律师与张永常的录音记录中，张永常所述虽提到差价的30%作为“奖励”或“代理费”，但并未提到与本诉的代理合同一是何种关系。即使两份合同大部分内容一致，南京锦湖公司未提起反诉，亦难以得出钟山明镜律所主张的代理合同二亦指向本诉，或一审法院认定的代理合同二宜视为对代理合同一的变更取代。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代理合同二约定的“执行标的”仅系10189案件的反诉金额，现因南京锦湖公司未提起反诉，反诉执行标的为零，根据代理合同二的约定，南京锦湖公司无需支付律师代理费。因此，钟山明镜律所主张南京锦湖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南京锦湖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实体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民初8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1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25元，均由钟山明镜律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宏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彭晓莉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