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3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东方绿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李蔡街西路**。法定代表人：胡晔，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楠楠，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秀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迎勇，男，198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占启，北京市时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曹进，男，199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原审第三人：曹润，男，199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原审第三人：曹炳祥，男，192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上诉人北京东方绿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迎勇及原审第三人曹炳祥、曹进、曹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7民初4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绿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楠楠，被上诉人张迎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占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曹进、曹润、曹炳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张迎勇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系由张迎勇向曹东方个人支付的360万元引发，曹东方于2018年9月30日意外去世，曹东方生前曾向多人举债，借款金额高达1600多万元，本案360万元属于曹东方众多借款中的一笔。在本案一审中，曹进自认曹东方曾向张迎勇借款。围绕该360万元张迎勇曾三次起诉，在案证据表明案涉的360万元可能存在三种法律关系：曹东方个人借贷、绿谷公司借贷、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仅根据张迎勇提交的《代理购车、运营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及代理购车运营合同附件一（以下简称附件一）上显示的签约时间及张迎勇打款时间，认定案涉款项上的法律关系为合同关系。而对案涉款项的打款相对人，利息支付情况及案涉款项使用情况没有进一步查明，对绿谷公司提交的与之相关的证据亦未予以认定。本案属于双方对案涉款项当事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合同的真实性、签订合同的外观形式表现的法律关系是否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存在争议，故本案需基于在案证据、当事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案涉款项打款情况、案涉款项使用情况并结合各自主张的法律关系的特征进行综合判断，认定当事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及案涉360万元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张迎勇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诉争款项均转账至曹东方个人账户，并由曹东方向张迎勇支付利息，在一审中，张迎勇、曹进自认每次转款，曹东方都向张迎勇出具了个人借条，后曹进从张迎勇处收走借条。曹东方农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案涉款项由曹东方个人使用，绿谷公司未收到上述款项，更没有用于购买案涉车辆，该笔款项与绿谷公司无关。上述事实结合曹东方生前曾向多人借款的事实足以证明案涉款项当事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借贷，即360万元是曹东方个人借款。一审法院对于曹东方曾出具个人借条及案涉款项为曹东方个人使用这两个对绿谷公司有利的事实应认定而未认定，属于重大遗漏，对判决产生直接影响。其次，在一审中张迎勇与曹进均承认以下事实：在曹东方去世后，张迎勇曾找曹进要钱，曹进没钱同意以绿谷公司车辆抵给张迎勇，以车抵债，张迎勇遂在2018年起诉主张要车；后因听说北控要收购绿谷，曹进告诉张迎勇北控有钱，可以还钱，张迎勇撤诉又在2019年起诉绿谷公司主张要钱；在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后，又以合同纠纷起诉绿谷公司既要车又要钱。张迎勇反复起诉的行为不仅涉嫌虚假诉讼，符合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且就其反复起诉的行为结合曹进收走曹东方个人借条与张迎勇达成以车抵债的方案的事实，绿谷公司有充分理由怀疑涉案合同系曹进与张迎勇在曹东方去世后补签，目的是将曹东方个人债务转嫁给绿谷公司。因此，绿谷曾在一审中申请就合同签订时间进行鉴定，若经鉴定涉案合同为事后补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曹进与张迎勇恶意串通签订）或一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曹进为逃避个人债务利用继承人身份签订合同，将个人债务转嫁给绿谷公司）的规定足以认定涉案合同无效。但囿于鉴定技术的限制，绿谷公司的主张无法实现。再者，即便涉案合同成立，绿谷公司也不应向张迎勇支付收益，涉案合同收益条款符合保底条款的特征，应认定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一）项“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的规定，“保底条款是指一方向联营体投资，分享利润，但不承担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本案中，收益条款原则上属于保底条款，“保底条款”显然已违反合作运营中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也间接损害绿谷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应认定“保底条款”无效。一审法院仅以涉案合同不符合联营合同的概念，简单作出涉案合同不属于联营合同的认定。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及《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均明确规定，“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或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法或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因此，即便涉案合同不属于联营，双方之间的收益条款的约定与联营合同的保底条款的内涵也最为接近，应参照适用联营合同的相关规定认定收益条款无效。需要说明的是，自绿谷公司新股东2018年底接手绿谷公司以来，绿谷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曹东方生前的债权人纷纷起诉绿谷公司，追索债权，涉诉金额已达千万。在绿谷公司连年亏损，外债高企的情况下，如果每年还要向张迎勇支付120万元的运营收益，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损害绿谷公司股东及绿谷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特别是2020年疫情以来，案涉7辆牵引车车辆并未运营，也未产生任何收益，且6辆挂车因不符合绿谷公司的使用用途自购车以来一直闲置，根据最高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规定，“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部免责。”对于绿谷公司提出的疫情期间免责主张一审法院应认定未认定，也直接导致判决结果不公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即便一审法院不认可绿谷的上述主张，也应进一步厘清涉案合同的性质，作出公正公平的判决。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界定，不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外观和名称，而应由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实质内容即权利义务来综合认定。涉案合同从内容看属于投资合作合同，投资合作并非规范的法律用语，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投资合作有可能是入股、入伙或借贷，关键看当事人是否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一审判决判令绿谷公司支付投资收益并返还车辆，实质认定双方为投资关系。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了获取预期不确定的收益将一定财资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在法律关系中一般表现为入股或入伙，其特点是投资主体共同参与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涉案合同明显不符合投资的法律特征。涉案合同约定，张迎勇出资360万元，每年收取固定收益120万元，合作3年收回360万元，并且13辆车归张迎勇所有，张迎勇不参与运营、不承担风险、只收取固定收益的法律特征，不符合入股或入伙的法律特征，而是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且曹东方曾出具个人借条的行为表明双方最初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借贷，借条便是有利佐证。因此，即便涉案合同成立，双方之间形成的也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而非投资关系。以上种种证明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和法理阐述方面均有错误，从而导致认定法律关系错误。张迎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绿谷公司的上诉意见。事实和理由：一、关于绿谷公司扩大经营的事实。1.通过查询企业信用信息网可以看出绿谷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2.绿谷公司对外大量招募司机，扩充司机数量。3.绿谷公司签署运营项目，其法人曹东方为张迎勇介绍公司正在洽商大项目。4.绿谷公司采购大量运输车辆。二、绿谷公司与张迎勇建立并履行合同过程。（一）双方相识、深入接触过程。张迎勇通过曹东方外甥认识曹东方，双方深入了解彼此公司、项目等情况。（二）双方签署及履行合同过程。1.双方签署涉案合同，正式建立合同法律关系。2018年5月18日，张迎勇与绿谷公司签订了涉案合同，并且签字盖章。2.张迎勇如约履行出资360万元的义务。3.绿谷公司为保证涉案合同全面履行，法人曹东方代表公司进一步提出为张迎勇出具借据，要求把车辆继续登记在公司名下，张迎勇同意了曹东方代表公司出具借据的方案。4.绿谷公司依约代理购车、登记过程。2018年8月，绿谷公司将涉案车辆登记在自己公司名下，并陆续为车辆办理了运输证。5.双方依约签署合同附件一确认车辆权属，与涉案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6.涉案13辆车从始至终一直由绿谷公司实际控制、使用，但该公司未依据合同约定向张迎勇支付任何运营收益。三、张迎勇依法数次维权的诉讼过程中，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书已认定本案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纠纷，绿谷公司主张借贷法律关系明显不能成立。四、绿谷公司各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一）绿谷公司主张“曹东方个人借贷”、“虚假诉讼”等系其主观臆断，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二）绿谷公司主张“联营合同”、“保底条款”观点均与本案事实不符，属于绿谷公司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1.《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联营合同主体各方应是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本案张迎勇是自然人，不符合联营主体要求。2.涉案合同关于车辆运营收益的条款并非绿谷公司主张的“保底条款”，此主张也全然偏离了案件事实。3.《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法释（2020）16号]废止。（三）绿谷公司依据《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免责的观点明显错误，该政策并非当然免除民事义务，而是需要就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绿谷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关于当然免责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曹进、曹润、曹炳祥未发表意见。张迎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解除张迎勇与绿谷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署的涉案合同及2018年9月23日签署的附件一；2．要求绿谷公司协助张迎勇将车牌号为×××、×××、×××、×××、×××、×××、×××的七辆牵引车及车牌号为×××、×××、×××、×××、×××、×××的六辆半挂车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迎勇名下，并将上述13辆车交付给张迎勇；3．要求绿谷公司依照涉案合同第三条约定按照每台牵引车每月1万元、每台挂车每月5000元的标准给付张迎勇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将车辆实际登记至张迎勇名下期间的运营收益；4．本案诉讼费、保全申请费由绿谷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8日，绿谷公司作为甲方与张迎勇作为乙方签订涉案合同，载明：甲方：绿谷公司，乙方：张迎勇；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甲方代理乙方购置运营车辆登记在甲方名下并由甲方代为运行管理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由乙方出资人民币叁佰陆拾万元（小写360万元），购买七台福田欧曼牌牵引车、六台宏昌天马牌挂车；上述出资款用于车辆购置费、税费、车辆保险费等一切费用；甲方收款账户：曹东方，收款账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马坊支行；二、甲方应为乙方办理运营车辆上牌落户、年检及营运证等相关事项。车辆上牌后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合同附件一确认本合同项下所购车辆；三、甲方为乙方代为管理车辆运营，期限为车辆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三年；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合同附件一确认本合同项下所购车辆之日起，甲方按每台牵引车每月1万元、每台挂车每月5000元的标准支付乙方营运收益；四、甲方每年度为运行车辆办理保险并负担保险费用，保险险种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其中车辆损失险应按车辆价格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应投保不低于100万元的保险金额；五、上述车辆在运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外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负担；六、甲方承诺收到本合同项下乙方支付的购车款后，及时采购车辆并办理车辆登记及营运手续；七、为保证甲方不将购车款挪作他用，在甲、乙双方另行签订合同附件一确认本合同项下所购车辆之前，甲方以乙方已经支付的购车款为基数，按每月1.8％的标准向乙方支付利息；八、其他约定，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不得将车辆转让、抵押、变更登记，乙方有权随时将车辆变更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甲方应予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车辆变更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之日起，本合同履行终止，甲、乙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加盖公章之日其生效。甲方落款处加盖绿谷公司公章以及曹东方个人印章，乙方落款处张迎勇签字，并载明“签订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2018年6月7日，张迎勇从其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向曹东方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汇入款项100万元。2018年6月30日，张迎勇从其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向曹东方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汇入款项25万元。2018年8月2日，张迎勇从其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向曹东方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汇入款项65万元。2018年8月13日，张迎勇从其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向曹东方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汇入款项70万元。2018年8月31日，张迎勇从其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向曹东方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汇入款项100万元。2018年7月8日，曹东方通过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向张迎勇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转账支付1万元。2018年8月8日，曹东方通过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向张迎勇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转账支付3.0753万元。2018年9月8日，曹东方通过其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向张迎勇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转账支付6.012万元。上述三笔款项共计10.0873万元，张迎勇、绿谷公司均认可该三笔款项系曹东方向张迎勇支付的利息。在（2019）京0117民初11794号张迎勇与绿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张迎勇提交了证据借据。该借据载明：借据，绿谷公司今从张迎勇（身份证号：×××）处借款36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双方约定：年息18％，收款账户为曹东方，收款账号为×××，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马坊支行；借款期限为一年。落款处加盖有绿谷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绿谷公司不认可该证据，认为张迎勇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曹东方，并未支付给绿谷公司，该公司并未收到上述款项，也未偿还过利息，该款与绿谷公司无关。双方均认可就涉案合同与上述借据中的360万元系指同一笔款项。2018年9月23日，绿谷公司作为甲方与张迎勇作为乙方签订附件一，载明：甲方：绿谷公司，乙方：张迎勇，现甲乙双方确认以下车辆系甲乙双方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涉案合同项下所购买车辆。甲方确认虽下列车辆登记在甲方名下，但下列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是乙方。车辆明细包括车牌号为×××、×××、×××、×××、×××、×××、×××的七辆牵引车及车牌号为×××、×××、×××、×××、×××、×××的六辆半挂车。甲方落款处加盖绿谷公司公章以及曹东方个人印章，乙方落款处张迎勇签字，落款处载明签订时间为2018年9月23日。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经绿谷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对“张迎勇提交的涉案合同和附件一系同一天生成、同一天签订进行鉴定，即确认两份合同内容为同一天生成，且甲乙双方同一天签字盖章，签署日期均在2018年9月23日之后”进行鉴定。2020年11月9日，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经专家组审核，此案属于时间鉴定。据此，我机构不予受理本案的鉴定。”2018年10月10日，张迎勇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绿谷公司，请求确认张迎勇系车牌号为×××、×××、×××、×××、×××、×××、×××的七辆牵引车及车牌号为×××、×××、×××、×××、×××、×××的六辆半挂车的所有权人，即（2018）京0117民初10838号民事案件。2018年10月17日，张迎勇申请诉讼保全，请求查封上述车辆。后一审法院依法裁定准许上述财产保全。在（2019）京0117民初11794号张迎勇与绿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张迎勇称在（2018）京0117民初10838号案件过程中，曹东方的家人称绿谷公司正在与北控公司沟通收购事宜，车辆都在运营中，不论结果如何，都可以解决与张迎勇之间的纠纷，张迎勇几经考虑后申请撤诉。张迎勇于2018年10月31日申请撤诉并撤回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裁定均予以准许。2019年9月3日，张迎勇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绿谷公司，主张绿谷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绿谷公司辩称不同意张迎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19）京0117民初117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张迎勇的起诉。在上诉期内，相关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现该民事裁定书已生效。在（2019）京0117民初11794号案件审理中，张迎勇补充其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李涛与张迎勇是同学关系，是时任绿谷公司法定代表人曹东方的外甥。2018年5月，张迎勇通过李涛认识了曹东方。曹东方不断向张迎勇提出绿谷公司有可以挣钱的项目，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与张迎勇合作。张迎勇听说过曹东方本人及绿谷公司在平谷区物流领域声誉较高，经实地考察后，又考虑到与李涛的关系，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2018年5月18日，张迎勇与绿谷公司签订了涉案合同。后张迎勇分5笔将360万元购车款支付给绿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东方。在购车过程中，绿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东方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招募司机的相关广告，最终目的也是为扩大公司运营规模。在履行购车、登记过程中，绿谷公司未依照涉案合同第七条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张迎勇利息。为此，张迎勇到东方物流公司找到曹东方，曹东方表示车辆办理手续比较繁琐，办理运输证也比较困难。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张迎勇提出将车辆转移登记到张迎勇自己名下。曹东方为了打消张迎勇的顾虑，进一步提出可以为张迎勇出具一份借据，要求把车辆继续登记在公司名下运营，如果其不支付利息及运营收益，张迎勇可以向绿谷公司主张履行合同，也可以主张借款，以保证张迎勇合法、正当利益。张迎勇出于对绿谷公司的信任，也就同意了曹东方的方案。2018年8月31日，曹东方以绿谷公司的名义出具了借据。该借据是曹东方代表绿谷公司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绿谷公司购车后将车辆登记在该公司名下，并陆续办理相关营运手续。张迎勇要求确认360万元所购车辆信息，曹东方代表绿谷公司核对、汇总后，于2018年9月23日与张迎勇签订了附件一，并将案涉13辆车辆的登记证书、行驶证、运输证复印件交给了张迎勇。2020年7月16日，张迎勇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当日，一审法院出具（2020）京0117财保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登记在绿谷公司名下车牌号为×××、×××、×××、×××、×××、×××、×××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及车牌号为×××、×××、×××、×××、×××、×××的重型平板自卸半挂车，查封期限2年。为此，张迎勇支付保全申请费5000元。张迎勇、绿谷公司均认可案涉13辆车（×××、×××、×××、×××、×××、×××、×××、×××、×××、×××、×××、×××、×××）目前均登记在绿谷公司名下，并受绿谷公司控制，案涉13辆车辆除因本案采取诉讼保全而被司法查封外，并未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在（2019）京0117民初11794号张迎勇与绿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双方均认可曹东方于2018年9月30日去世，生前系绿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有该公司100％股权。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绿谷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调取曹东方涉嫌非法集资或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证据材料，经一审法院联系，该分局答复，即使曹东方生前涉嫌刑事犯罪，由于曹东方已经去世，公安机关也会撤销立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一、就案涉360万元，法律关系的性质为何？与张迎勇对应的合同相对人为谁？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有效？三、该法律关系应否解除？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张迎勇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并提交了证据涉案合同及附件一、借据、转账凭证等。绿谷公司不确定上述合同及附件一上加盖的绿谷公司的公章及曹东方的个人印章的真实性，主张涉案合同及附件一系2018年9月23日之后，曹进与张迎勇恶意串通，事后补签的。经一审法院询问，绿谷公司明确表示对上述公章、印章的真实性不申请司法鉴定，申请对“涉案合同和附件一系同一天生成、同一天签订进行鉴定，即确认两份合同内容为同一天生成，且双方同一天签字盖章，签署日期均在2018年9月23日之后”，后相关鉴定机构对该申请不予受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故一审法院对涉案合同及附件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关于张迎勇提交的证据借据，张迎勇称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涉案合同后，曹东方代表绿谷公司承诺张迎勇可以主张履行涉案合同，也可以主张偿还借贷，绿谷公司因此于2018年8月31日出具了借据。张迎勇对其该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绿谷公司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张迎勇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双方均认可涉案合同与借据中的36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附件一与涉案合同不可分割，系一个整体；附件一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23日，形成于借据之后。且张迎勇支付第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8年6月7日，在2018年5月18日签订涉案合同之后。故一审法院认为，无论该借据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性质依涉案合同确定为宜。第三，关于与张迎勇对应的合同相对人问题，绿谷公司抗辩案涉款项360万元未进入该公司、系曹东方个人借款。在绿谷公司出具的涉案合同及借据上注明的收款账户均为曹东方的个人账户。借据上注明该款项用于公司经营；涉案合同注明该款项用于购车，案涉13辆车辆登记在绿谷公司名下，由绿谷公司对外运营。双方均认可曹东方当时系绿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唯一股东。在此情况下，即便曹东方生前出具过借条，张迎勇亦有理由相信该款项用于绿谷公司购车经营。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为张迎勇与绿谷公司。绿谷公司的上述抗辩，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争议焦点二，绿谷公司抗辩双方之间属联营合同关系，其中关于运营收益的条款应无效。联营合同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通过协议或者章程而进行经济联合的组织形式，当事人以此达成的协议为联营合同。涉案合同显然不符合联营合同关系的法律构成，故对绿谷公司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涉案合同及附件一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张迎勇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案涉款项360万元，绿谷公司应依据上述合同的约定支付张迎勇运营收益。双方在涉案合同第三条中约定双方另行签订合同附件一确认所购车辆之日起，绿谷公司按每台牵引车每月1万元、每台挂车每月5000元的标准支付张迎勇运营收益，双方于2018年9月23日签订附件一确认所购车辆，现张迎勇主张自2018年10月1日之后的运营收益，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对于争议焦点三，张迎勇主张解除涉案合同及附件一，绿谷公司称若法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其同意解除，亦认可至今未向张迎勇支付相关运营收益。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张迎勇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请求，结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自本案民事起诉状副本送达绿谷公司之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协议解除后，张迎勇要求绿谷公司将案涉13辆车辆交付给张迎勇，并将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迎勇名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如实陈述事实。法院应依法严格审查，依法制裁虚假诉讼行为。绿公谷司抗辩张迎勇就案涉款项反复起诉，本案系虚假诉讼。谨慎起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2018）京0117民初10838号、（2019）京0117民初11794号民事卷宗材料，亦追加了曹东方的法定继承人曹炳祥、曹进、曹润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依据本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本案中存在虚假诉讼行为，故对绿谷公司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无法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如下：一、确认张迎勇与绿谷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涉案合同，于2018年9月23日签订的附件一于2020年8月4日解除；二、绿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将车辆（牵引车车牌号：×××、×××、×××、×××、×××、×××、×××；挂车车牌号：×××、×××、×××、×××、×××、×××）交付给张迎勇，并协助张迎勇将上述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迎勇名下；三、绿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张迎勇运营收益（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8月4日止，按每台牵引车每月1万元、每台挂车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四、绿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张迎勇车辆占用使用费（自2020年8月5日起至上述车辆实际交付之日，按每台牵引车每月1万元、每台挂车每月5000元的标准计算）；五、驳回张迎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案情及双方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绿谷公司与张迎勇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二、绿谷公司应否向张迎勇支付相应运营收益及占有使用费。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就涉案360万元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是曹东方个人借款。绿谷公司上诉主张涉案360万元转账至曹东方个人账户并由曹东方个人使用，曹东方向张迎勇出具了个人借条，360万元应系曹东方个人借款。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关于涉案360万元的约定系来自涉案合同及借据上注明的购车款项及“用于公司经营”款项，其上均有绿谷公司公章，并载明绿谷公司收款账户为曹东方。彼时曹东方系绿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曹东方与张迎勇之间进行了36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款项往来，后绿谷公司与张迎勇签订了涉案合同里约定的附件一以确认涉案合同项下所购车辆；现涉案车辆均登记在绿谷公司名下，并受绿谷公司控制，由绿谷公司对外运营。综合以上事实，从涉案360万元的款项性质、来源及用途等可以看出，该款项系用于绿谷公司购车经营，并非曹东方与张迎勇之间的个人借款。虽然涉案360万元款项转至曹东方个人账户，但并未有充足证据证明该款项为其个人使用或为作他用，且曹东方作为当时绿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与张迎勇之间进行公司款项的往来，亦具合理性。其次，绿谷公司与张迎勇之间存在两份书面协定，即涉案合同及其附件一和借据。其一，关于涉案合同，从其约定的内容看，除了绿谷公司向张迎勇融资购买、运营车辆并支付固定收益外，还约定了“车辆在运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外的经济损失由乙方（张迎勇）负担”、“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绿谷公司）不得将车辆转让、抵押、变更登记，乙方（张迎勇）有权随时将车辆变更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甲方应予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车辆变更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之日起，本合同履行终止”等内容，即涉案合同融资有固定标的即涉案车辆，并对车辆的物权权能进行了限制，张迎勇对车辆最终归属享有权利，对保险理赔外的经济损失承担义务。由此可见，涉案合同既不同于通常仅涉及货币融通的借贷合同，也不同于风险同收益相适的投资合同。其二，关于绿谷公司向张迎勇出具的借据，综合考虑该借据的形成时间、借据款项的支付时间、出具借据后对涉案合同内容的继续履行以及当事人对于出具借据的背景陈述等情况，该借据的出具并不影响双方对涉案合同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亦不影响绿谷公司与张迎勇之间的涉案合同的法律关系。其三，一审法院已在前案中对张迎勇关于其与绿谷公司系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予以否定，并裁定驳回起诉，现双方并无充分证据足以推翻该生效裁定的认定。综上，绿谷公司主张其与张迎勇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或系借贷法律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据涉案合同确定绿谷公司与张迎勇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无不妥。关于争议焦点二，绿谷公司与张迎勇签订的涉案合同及附件一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绿谷公司主张张迎勇反复起诉涉嫌虚假诉讼，认为涉案合同系曹进与张迎勇在曹东方去世后补签，构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或一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主张涉案合同应属无效，但绿谷公司并未就此充分举证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于绿谷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绿谷公司上诉涉案合同的收益条款属于联营合同的保底条款而应为无效。首先，张迎勇与绿谷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符合联营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其次，绿谷公司所引用的《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已被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法释〔2020〕16号]所废止，故本院对绿谷公司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纳。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张迎勇已依约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故绿谷公司应依约向张迎勇支付相应运营收益。张迎勇要求绿谷公司支付相应运营收益，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对于涉案合同解除前的欠付运营收益及涉案合同解除后的相应车辆占用使用费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绿谷公司主张其不应支付上述运营收益及车辆占用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绿谷公司提出疫情期间免责的主张，因其并未举证证明本案存在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故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另，一审法院的其他处理亦无不当。综上所述，绿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北京东方绿谷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贾 旭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李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