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3民终4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1，女，195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泉，山东扬帆盛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宁，山东扬帆盛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某2，男，197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齐鲁石化消防支队五队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1，女，196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胜利复合肥厂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2，女，1964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3，女，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齐鲁一化退休职工，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4，女，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付某1因与被上诉人付某2、傅某1、傅某2、傅某3、傅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民初4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商凤英生前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原审判决对遗嘱的效力未作出认定。案涉房屋位于临淄区院落内，是本案被继承人付士奎和商凤英共同共有的房产。付士奎于1986年3月去世，商凤英于2020年3月17日去世。商凤英生前在2010年7月5日立有遗嘱一份，载明：“……我儿着实不孝，我有亏于闺女，所以我想，等我百年之后，我唯一的这四间北屋、东屋两间、大门一个、西屋一间和宅基地（14×17米）由我闺女付某1继承，其所有权、使用权均归闺女付某1所有，与儿子无关”。该遗嘱系代书遗嘱，有商凤英签名、按手印，代书人、见证人均签名、捺印，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而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的一份遗嘱，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对遗嘱的法律效力未作出认定。2.2013年被继承人商凤英和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在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应当继续履行。2013年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进行旧村改造，并制定了《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根据《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的规定，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与被继承人商凤英签订了《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根据商王村旧村改造的需要，结合本村实际情况，甲方（稷下街道商王村村委会）需对乙方（商凤英）房屋（位于临淄区院内的房屋）进行拆迁。稷下街道商王村村委会给与商凤英拆迁安置，协议第八条约定：新房每户两套，面积：一套120-130平方米，二套约90平方米。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商凤英和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签订《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没有终止，应当继续履行。现商凤英的位于商王村１组10号院内的房屋等地上附属物在其生前已经拆除完毕，履行了商凤英应尽的合同义务，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也应按照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其安置两套新房的合同义务。《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第十条规定是解决的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的居住问题，她们仍然享有安置补偿保障房、安置房的权利，否则，双方不会在签订的《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给予商凤英安置新房两套，面积：一套120-130平方米，二套约90平方米。既然合同约定了商王村委会给商凤英安置补偿保障房、安置房的义务，商凤英就享有安置补偿保障房、安置房的权利。合同一方主体死亡后，合同是否继续有效，是否应该继续履行，要视情况分析，应区别对待，分纯财产性质的合同和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合同两类。对于纯财产性质的合同，一方主体死亡后，合同的效力不能因此归于终止，应当继续履行。在本案中，商凤英去世后，2013年商凤英与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签订《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当由其继承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继续履行。因此，原审判决依据《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第十条规定：“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以分房日期为准），一律居住老年公寓，不再安置楼房”的规定，认为：“2013年商凤英与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签订《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已远远超过60周岁，已不再享有安置补偿保障房、安置房的权利，只有权利居住老年公寓”是认定事实错误。3.案涉继承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和奖励款已由商凤英生前领取，原审判决确认的“该补偿款和奖励款已由原告及部分被告领取完毕”是错误的。付士奎和商凤英生前共同共有的位于临淄区改造而拆除，房屋补偿款（评估价62852元）及拆迁奖励款已在商凤英生前（2018年）领取，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原告和商凤英到村委签协议，当时奖励款4万元由原告领取，房屋折价款62852元由傅某2的对象毛有富领走15000元，剩余款项由原告领取，其他的2万元也是有原告领取”是上诉人认识错误而作的错误陈述。当时商凤英还健在，上诉人系和商凤英一块去签协议，领取补偿款、奖励款，是帮助商凤英领取的，所领取的补偿款、奖励款的所有权归商凤英所有。因此，原审判决确认的“该补偿款和奖励款已由原告及部分被告领取完毕”是错误的。4.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拆迁安置的两套新房属于遗产范围，应当由商凤英的继承人付某1按照遗嘱继承和付士奎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规定：一、关于总则部分3.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本案中，商凤英现在虽然已经死亡，但是，2013年商凤英与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委会签订《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商凤英享有的拆迁安置的两套新房对于商凤英来说就是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商凤英去世后，属于商凤英的遗产范围。根据商凤英生前所立遗嘱，应当由商凤英的遗嘱继承人付某1继承。因此，在本案中，上诉人付某1应当享有被继承人付士奎、商凤英的遗产（拆迁补偿安置权利）的5/6的份额。原审认为“遗产与旧村改造安置房屋性质不同，案涉商凤英、付士奎的遗产仅表现为原宅基地上房屋等财产，而不是待建成安置的新房屋”是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的规定，将被继承人商凤英的位于临淄区院内的院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利认定为遗产。但是原审判决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条规定，没有认定为遗产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付某2、傅某1、傅某2、傅某3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公平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要求维持一审判决。 傅某4未作答辩。 付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原告遗嘱继承被继承人商凤英的遗产即位于临淄区院内的院落、房屋的4/6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利（二套安置房归原告所有，该房产评估价值为62852元）；2.依法判令法定继承被继承人付士奎的遗产位于临淄区院内的院落、房屋的1/2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权利（二套安置房归原告所有，原告向五被告支付其相应继承份额的折价款，该房产评估价值为62852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商凤英于1919年7月10日出生，商凤英与付士奎结婚后有一子付修文、一女付某1。付士奎于1986年3月因病去世，商凤英于2020年3月17日因病去世。付修文婚后于1961年生长女傅某1；于1964年2月8日生次女傅某2；于1968年1月14日生三女傅某3；于1970年1月19日生四女傅某4；于1974年12月25日生一子付某2。付修文于2018年6月22日因病去世。付士奎和商凤英共同所有位于。2013年稷下街道商王村村民委员会进行旧村改造，并制定《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该方案对不同情况的分房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第十条规定：“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以分房日期为准），一律居住老年公寓，不再安置楼房”。商凤英与稷下街道商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履行。根据淄博市三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对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1组10号院内的院落、房屋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共计62852元，该补偿款及奖励款已由原告及部分被告领取完毕。2020年8月4日，被告付某2与稷下街道商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商王村旧村改造分房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付某2分得所在村的房屋保障房（不收费）和安置房（310000元）各一套，被告付某2签订协议后，交付全款310000元，已分得一套安置房。诉讼中，原告认为被告购买的房屋与本案无关。 另查明，原告提交商凤英2010年7月5日书面遗嘱，其中“……闺女家也穷，但我儿着实不孝，我有亏于闺女，所以我想，等我百年之后，我唯一的这四间北屋，东屋两间，大门一个，西屋一间和宅基地（14*17米）由我闺女付某1继承，其所有权使用权归闺女付某1所有，与儿子无关……”。被告对该遗嘱提出异议。因商凤英与付修文、付某1赡养纠纷，临淄区人民法院曾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3）临民初字第2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付修文、付某1向商凤英承担赡养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继承人商凤英享有二套房屋的安置补偿权利，要求继承，而被告认为按村委安置补偿方案，商凤英不具有安置补偿二套房屋的权利，被告付某2享有补偿安置的资格和权利。经审查认为：1、关于商凤英的遗产及安置补偿权利。案涉《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第十条已明确规定：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一律居住老年公寓，不再安置楼房。2013年商凤英与商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时，已远远超过60周岁，已不再享有安置补偿保障房、安置房的权利，只有权利居住老年公寓。原告以上述分配方案其他条款的规定认为商凤英享有分配二套住房的意见，完全是理解错误，其要求补偿安置权利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商凤英死亡时，商王村村民委员会楼房尚未建成，原告要求继承的二套房屋尚不存在。且遗产与旧村改造安置房屋性质不同，案涉商凤英、付士奎的遗产仅表现为原宅基地上房屋等财产，而不是待建成安置的新房屋。拆迁奖励亦不属于遗产，因拆迁安置的房屋与宅基地有关，与安置户的身份等条件有关，与拆迁单位的分配方案有关。同理，老年公寓的居住权也不能继承。因此原告要求判决二套安置房归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商凤英死亡时，商王村村民委员会对案涉宅基地上的房屋补偿款及奖励款已由原告及部分被告领取，原、被告是否就补偿款及奖励款主张分配系另外一法律关系。2、关于商凤英与商王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虽然该协议已经签订，但双方尚未实际履行。因商凤英已经去世，该协议不产生实际履行的法律后果。在此情况下，原告直接据此协议主张继承权利分二套房屋，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付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6元，由原告付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付某1提交付修文的户籍证明一份，拟证明付修文的户籍为临淄区蜂山二路迎风生活区，并不是稷下街道办事处商王村村民。且付修文的户口大概是其十八岁时迁到齐鲁石化工作单位附近，从此不属于商王村的村民，也就没有权利享有宅基地。付某2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案涉宅基地上的房屋是付修文盖的，商王村像这样的情况有48户，可以去商王村村委会去调查。傅某1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房产是付修文的房产，有土地使用证，是根据村规要的房子。傅某2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房产就是付修文的，应该是付修文子女继承，而不是付某1继承。傅某3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房产根据村规是付某2的，外嫁女儿没有享受拆迁的权利，付某1早已出嫁，涉案房产是付修文盖的，应该是付修文子女继承，是按照村规来执行的。 付某2、傅某1、傅某2、傅某3提交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一份，拟证明其是按照村里的分配方案分的房子。付某1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与付某1一审提交证据一致，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付某2所分配的房屋并没有指出根据分配方案的哪一条来分配以及分配的基础，所以应当追加商王村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来查清付某2分配房屋的来源问题。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付某1提交的 户籍证明，付某2、傅某1、傅某2、傅某3提交的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经对方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查明，商凤英在世时，按照其与临淄区稷下街道商王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商王村村委）签订的《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案涉院落房屋已被拆除，住宅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奖励款已领取完毕。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案涉院落房屋系付士奎与商凤英共同所有。付士奎去世时，案涉院落房屋属于付士奎的二分之一份额由商凤英、付修文、付某1各继承六分之一，故商凤英在案涉院落房屋所占份额为六分之四（1/2+1/6）。付某1提交2010年商凤英所立遗嘱证明案涉院落房屋由其继承，该遗嘱有代书人、证明人等签字，被上诉人虽对遗嘱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付某1主张遗嘱继承商凤英在案涉院落房屋的六分之四份额，法定继承付士奎的六分之一份额，共计六分之五的份额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 2013年商凤英与商王村村委签订《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案涉宅基地院落房屋拆迁事宜进行约定，其中第三条约定了宅基地住宅房屋及附属物的评估补偿价值共计62852元；第八条约定，新房每户两套，面积：一套120-130平方米，二套约90平方米，老年公寓70-80平方米。即根据商凤英与商王村村委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基于案涉院落房屋，因旧村改造拆迁，商凤英取得的拆迁利益除包括住宅房屋及附属物评估补偿款外，尚可分得两套安置房。在安置房实际分配时，商凤英去世，在此情况下，商王村村委与付某2就案涉院落宅基地旧村改造分房事宜签订《商王村旧村改造分房补充协议》，确定分得安置房一套、保障房一套，该补充协议中明确记载系根据《商王村房屋拆迁安置分配方案》、《商王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即付某2与商王村村委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基于商凤英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及商凤英去世无法继续履行其签署的补偿安置协议的事实，补充协议中的两套安置房屋与商凤英所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所涉两套安置房具有一致性，均系案涉院落房屋的转化。补充协议虽形式上系付某2个人签订，但并不妨碍家庭成员之间内部权益分配。本案中，付某1、付某2户口均不在商王村，不是商王村村民；案涉31万元的安置房系付某2基于与商王村村委签订的补充协议支付全部对价购买；案涉院落住宅房屋及附属物评估补偿款已由商凤英、付某1等领取，一审庭审中付某1明确表示对付某2以31万元购买的房屋不主张权利，综合考虑上述情形，对于付某2全款购买的安置房本案不再处理，而案涉保障房尚处于在建状态，商王村村委是否最终分配以及保障房的价值等尚处于不确定状态，付某1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安置房归其所有，由其向被上诉人支付六分之一的折价款，鉴于保障房的上述不确定情形，本案仅确认付某1对保障房享有六分之五的份额，对于付某1要求判令房屋归其所有，由其给予被上诉人折价款的诉讼请求，其可待条件成就时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1元，由上诉人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忠熙 审 判 员 李灵福 审 判 员 王 娜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张维娟 书 记 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