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鲁03行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斌，男，196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张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004217207M，住所地：淄博市张店区华光路92号。 法定代表人王兴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会，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方斌诉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3行初18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方斌因涉嫌投机倒把罪于1995年6月3日至1996年2月16日被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收容审查，1996年2月16日被取保候审。被告于2019年7月19日出具证明：对方斌的收容审查，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因1997年10月1日我国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故该案未移送起诉。原告遂诉至法院。另查，方斌因刑事违法抓捕、关押、扣押申请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国家赔偿一案，不服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张公赔不受字[202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和淄博市公安局淄公赔复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鲁03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维持了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所作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和淄博市公安局所作刑事赔偿复议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本案案情来看，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因原告方斌涉嫌投机倒把罪依据当时的规定对其采取的涉案措施并非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为。故原告所提本案之诉请，要求确认被告未给其出具相关法律文书的行为违法并要求责令被告给其出具相关法律文书等，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方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还原告方斌。 上诉人方斌上诉称：被上诉人作为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其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定程序进行。法律文书是被上诉人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具法律文书是严格规范执法程序所必须的，不管被上诉人处理的是什么性质的案件，都必须附带相应的法律文书予以佐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进行抓捕、关押近300天，始终不给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扣押上诉人六台豪华汽车及大量财物、公司文件、财务账目也没有《扣押清单》至今也未退还，上诉人经过二十多年几百次的上访、上告，被上诉人才于2019年7月19日给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单位《证明》，上诉人认为单位《证明》不是法律文书，被上诉人不能以单位《证明》取代法律文书充当执法依据。而被上诉人在《证明》中所提到的‘上诉人方斌因涉嫌投机倒把罪被依法收容审查’不仅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书能够证实，也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投机倒把是刑事犯罪，被上诉人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应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要求，在法定时效内将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但上诉人在被关押近10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被刑事拘留、没有被逮捕、也没有签署取保候审等文书，被解除关押也没有《释放证明》，也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上诉人在被解除关押后曾多次向张店区人民检察院反映、查询，但张店区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从没有收到过被上诉人移送该案件的相关记录。被上诉人在2020年5月7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质证中，为掩饰该案件卷宗灭失或故意销毁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将自己在《证明》中给上诉人定义的“投机倒把”刑事案件变口为“收容审查案件”，无视该案件至今没有结案的事实套用《公安业务管理办法》第41条。却在2020年9月16日《行政诉讼答辩状》第一条，“本案属于刑事司法行为，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上诉人针对同一案件在不同场合竟然有多种相互矛盾的主张或是解释到底以哪个为准？而被上诉人在2020年11月3日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件审理质证中明确表示:该案件没有经过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在办理该案件时并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和授权行使自身的权力。收容审查是行政强制措施，《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第一条，“收容审查对象，应严格控制在有流窜作案嫌疑的，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这个范围之内。对那些在本地作案、身份清楚、查有实据的犯罪分子，不应采用收审，而应分别依法采取拘留、逮捕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其他法律措施”。《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对于查获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犯罪基本证据确实、罪该逮捕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直接逮捕或刑事拘留；对尚不够刑事处罚，应当予以治安拘留的，依法予以治安拘留，禁止采取收审手段。”很明显被上诉人以投机倒把罪名对上诉人采取收容审查的行政强制措施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根据《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及《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中有关规定，上诉人完全不符合上述文件、通知中收容审查对象的范围。上诉人时任张店区人事局所属张店金鲁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有固定办公地址，有汽修厂和汽车备件经营店铺，还有装修等业务队伍，上诉人名下被扣押的车辆除一台3.0皇冠(车号鲁Ｃ／×××××)是与淄博市公安局置换的，其余车辆都是经淄博市张店区公安局劳动服务公司购买并经淄博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审查落户带有牌照为公司后续业务使用，上诉人从事的经营活动与“投机倒把”完全不沾边，首先不符合“一个前提”的要求；上诉人父亲是部队转业干部，在本市保险公司工作，单位详细住址明确，上诉人及妻女随父母居住明显不属于“四种对象”之一，更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和结伙作案毫无牵扯。同时根据《公安部关于严格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第三条以及《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审查手段的通知》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被上诉人作为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在案件没有经检察机关审查核准的情况下无权给上诉人确定罪名，更无权对上诉人关押近十个月。收容审查是行政强制措施，当年的法规不仅明确规定对刑事犯罪分子不能采取收容审查手段，而且明确规定收容审查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并要求收容审查的审批手续和有关文书应当齐备。被上诉人在单位《证明》中称：“对上诉人采取的是收容审查强制措施”，明显严重违反当年的法律法规，而被上诉人至今也从未出具过对上诉人进行收容审查的法律文书。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依然未能出具可以证实“本案属于刑事司法行为”的法律文书，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裁定。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未给上诉人出具自1995年5月份至1996年2月16日被抓捕、关押及释放的法律文书的行为违法。请求责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自1995年5月至1996年2月16日被抓捕、关押、释放的相关法定法律文书以及扣押上诉人物品清单。 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案件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方斌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未给上诉人出具自1995年5月份至1996年2月16日被抓捕、关押及释放的法律文书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给上诉人出具自1995年5月至1996年2月16日被抓捕、关押、释放的相关法定法律文书以及扣押上诉人物品清单。涉案行政行为发生于1995年6月3日至1996年2月16日，上诉人方斌于2019年11月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超过五年最长保护期限，依法应驳回起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姜 敏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孙立平 书 记 员  冯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