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辽02行终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喜，男，1970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莉霞，辽宁韬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山东路199号。 法定代表人唐宗宝，局长。 出庭负责人吴哲，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燕，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华帝，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毛营子村。 法定代表人刘明章，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刘峰、男，1972年11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原审第三人刘革，男，1979年2月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原审第三人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刘峰、刘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永山，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刘峰、刘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歆澈，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丹，男，1970年2月19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善权，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夏艳丽，女，1972年12月9日生，满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东亮，辽宁锦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思雨，辽宁锦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文喜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甘井子市场局”）、原审第三人大连诚信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刘峰、刘革、刘丹、夏艳丽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行初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1月19日，诚信公司向被告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将法定代表人刘革变更登记为刘丹，将股东刘峰、刘革变更登记为刘丹、夏艳丽、张文喜。诚信公司向被告提交了两份2011年1月18日《诚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1年1月18日《诚信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定》等材料。其中《诚信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定》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革变更为刘丹；刘峰在公司的出资100万元转让给刘丹；刘革在公司的出资100万元中的2万元转让给刘丹，82万转让给夏艳丽，16万元转让给张文喜；进行相应股东变更等。两份《诚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则分别是卖方刘峰与买方刘丹，卖方刘革与买方刘丹、夏艳丽、张文喜。2011年1月20日，被告核准上述公司变更登记，即案涉公司变更登记，并核发新的营业执照。2019年11月5日，刘革、刘峰向被告就案涉公司变更登记投诉诚信公司未经本人允许将股东变更给他人。当日，被告予以立案。2019年12月2日，被告分别对刘革、刘峰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刘革、刘峰称：2019年10月，刘峰发现2011年1月19日诚信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二人对此次变更均不知情，申请材料中的刘革、刘峰签字不是本人签字，二人与刘丹是三兄弟，曾将身份证交给刘丹，诚信公司是三人父亲创立，兄弟三人是股东，父亲任董事长，刘丹任总经理，刘革、刘峰未参与公司经营。2019年12月3日，被告对刘丹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刘丹称：对诚信公司案涉公司变更登记一事知情，变更中涉及“刘革”、“刘峰”签字不是其二人本人所签，此次公司变更登记是张文喜办理，公司由父亲创立，设立时刘丹担任法定代表人，弟弟刘峰和刘革是股东，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刘丹认为企业属于自己，因此未通知二人就自行安排了股权变更事宜，因夏艳丽是公司财务主管，张文喜原是公司副总，为方便公司运营，将股东变更给二人，目前联系不上张文喜和夏艳丽。2019年12月18日，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辽学鉴[2019]文技字第023号技术意见书，认为案涉公司变更登记档案中两份2011年1月18日《诚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2011年1月18日《诚信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定》中的“刘峰”、“刘革”签名字迹与样本中签名字迹均不是各自同一人书写。2019年12月20日，被告到诚信公司工商登记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毛营子村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检查情况为：刘丹在现场配合检查，诚信公司不在该地址经营，将该地址租赁给大连第二塑胶机械有限公司经营，案涉公司变更登记中的刘丹签字是刘丹本人签写，刘革、刘峰签字不是二人本人签写，刘丹联系不上夏艳丽和张文喜。刘丹在现场笔录中签字。2019年12月30日，被告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并于当日向诚信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其责令撤销案涉公司变更登记，并罚款1万元，上缴国库，并告知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刘丹签收该告知书。2020年1月6日，被告对诚信公司作出甘市监市监处[2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当日由刘丹签收。甘市监市监处[2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经查，诚信公司在2011年1月19日提出公司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变更一：法人刘革变更为刘丹；变更二：股东由刘峰、刘革变更为刘丹、夏艳丽、张文喜。甘井子市场局于2011年1月20日审核通过。此次变更登记中，诚信公司提交的《诚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诚信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材料中原法定代表人刘革、原股东刘革、刘峰的签字时间为2011年1月18日。经投诉人刘革、刘峰提供的《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技术意见书》证实，2011年1月18日的刘革、刘峰均不是本人所签字。经询问，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丹承认上述材料中的刘革、刘峰签字是他人代签。诚信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鉴于诚信公司冒用他人签字办理营业执照法人、股东变更登记，属于情节严重情形，在资格罚上应撤销使用虚假材料取得的变更登记事项，但因撤销登记恢复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由刘丹变更为刘革，且当事人能够承认其违法行为并积极配合调查取证，为有利于公司经营，在财产罚上可以减轻处罚。综上责令诚信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决定：撤销2011年1月20日对诚信公司作出的两项变更登记；罚款1万元，上缴国库。2020年1月7日，诚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丹变更为刘革，股东由夏艳丽、张文喜、刘丹变更为刘革、刘峰。2020年1月15日，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革变更为刘明章。2020年1月10日，诚信公司缴纳罚款1万元。另查，刘丹、刘峰、刘革是兄弟关系。刘丹与夏艳丽是夫妻关系，与张文喜是连襟关系。2019年10月，刘革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起诉刘丹、夏艳丽、张文喜、诚信公司，请求确认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诚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2020年4月17日，刘革申请撤回起诉，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2020年8月24日，刘丹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夏艳丽离婚纠纷，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辽0203民初4294号民事判决：不准刘丹和夏艳丽离婚。 原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本案中，被告作为公司登记机关，有权对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被告在收到刘革、刘峰的投诉后予以立案，调取工商登记档案，对刘革、刘峰进行调查，到诚信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与诚信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刘丹进行调查，取得司法鉴定机构技术意见书，案件调查终结后，进行集体讨论，向诚信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相关权利，最终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并无不当。因诚信公司在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诚信公司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定》《诚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出让方刘革、刘峰签名并非本人签字，故诚信公司存在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变更登记的违法行为，被告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的规定，给予诚信公司罚款1万元，并撤销案涉工商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案涉处罚决定书中包含两项内容，一是罚款1万元，二是撤销案涉公司变更登记。行政处罚决定相对人诚信公司对该处罚决定两项内容均无异议。张文喜、夏艳丽主张二人与对公司的罚款无关，系对撤销公司变更登记有异议，其诉讼请求目的亦是在于恢复原案涉公司变更登记。关于张文喜、夏艳丽提出的“撤销公司登记”不属于行政处罚种类，被告通过行政处罚决定撤销案涉公司变更登记程序违法的主张。该院认为，就法律性质而言，撤销公司登记是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属于行政处罚。本案中，被告虽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形式作出撤销公司登记的决定，但该决定应视为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的同时，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的行政处理，该处理决定随同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经过调查、集体讨论、预先告知等程序，已经保证了行政相对人诚信公司的权利，程序并无不当。而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纠正，并不受《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中关于2年期限的限制。关于张文喜、夏艳丽提出的其二人取得股权系刘丹操作安排，刘峰、刘革对案涉公司变更登记知情，以及刘丹、刘峰、刘革投诉时互相串通，隐瞒真实情况一节。该院认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诚信公司作为申请人应提供真实材料申请公司登记，其提交伪造股东签名的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不仅涉及股东的权益，也扰乱公司登记管理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被告经调查后，撤销案涉公司变更登记，是纠正原违法行为，恢复公司正常登记管理秩序。在此过程中，被告询问了相关人员张文喜、夏艳丽的联系方式未果，在认定诚信公司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后，予以纠正，并无不当。原告提出的刘丹、刘峰、刘革三人串通投诉，隐瞒民事诉讼情况，故意不提供其二人联系方式的主张，并不能因此否认诚信公司违法取得公司登记的事实。对于张文喜、夏艳丽主张其取得股权系刘丹安排，刘峰、刘革知情，该院认为，张文喜、夏艳丽在庭审中亦认可案涉申请材料是刘丹让二人签字，其二人并未见证刘革、刘峰签字。本行政案件中，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不具有真实性的情况下，张文喜、夏艳丽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其二人主张的刘革与诚信公司签署协议购买资产不足以反推刘革、刘峰对案涉公司变更登记同意或追认，从而确认协议的有效性，其二人应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利。综上，原告提出的要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恢复案涉公司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文喜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张文喜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承办案件的两位行政执法人员不具有承办该案件的执法权限，超出执法种类、权限承办刘革、刘峰的投诉，构成越权执法，属违法行政。上诉人在原审中多次对此提出异议，并多次明确要求法院进行核实，原审庭审中未核实，程序违法。原审庭审后，被上诉人出示的执法人员证件资料显示，该两位执法人员的执法种类是食品和药品类，不是公司登记类，对案涉行政处罚超出其执法种类和权限，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被上诉人取得司法鉴定机构意见书并采纳该技术意见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为查明案情，需要对案件中专门事项进行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进行”的规定，本案的鉴定程序应由被上诉人委托司法鉴定，而被上诉人却不委托，被上诉人对该鉴定结论的来源说不清，却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终结报告、审批表、告知书、集体讨论记录、答辩状等多个文件中明确表示是投诉人刘革、刘峰提供。该意见书封面加盖的印章内文字显示提供人为刘丹，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当庭改称是诚信公司提供，司法鉴定的委托人是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该鉴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辽宁刘魏李律师事务所，投诉人刘革、刘峰及被投诉人诚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丹之间恶意串通，制造这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鉴定，目的是将上诉人和夏艳丽赶出诚信公司。原审采信被上诉人的证据“司法鉴定机构技术意见书”违法，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该技术意见书上无鉴定人员签字及鉴定人员鉴定资格的说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形式要件，证据形式不合法，该鉴定结论不具备合法性。该司法鉴定的样材取样程序不合法，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规定，也违反了司法鉴定的国家标准，导致对比样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定。被上诉人受理刘革、刘峰的投诉程序违法，即立案程序违法。投诉人在变更登记行为结束九年后提出投诉，已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两年追责时效，其投诉不符合受理条件。被上诉人受理投诉至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均发生在投诉人向上诉人及刘丹向夏艳丽、诚信公司提起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诉讼当中，被上诉人应当终止调查，但未终止。综上，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不足以得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不具有真实性，不足以认定诚信公司提供了虚假材料。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适用的对象是欺诈取得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而非变更登记。即使套用《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诚信公司系属情节严重，应处以撤销工商变更登记。自相矛盾的情节认定和处罚显示被上诉人与刘革、刘峰、刘丹三兄弟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与夏艳丽合法权益。原审判决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中的撤销公司登记解释为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的行政处理，足以说明被上诉人作出的撤销公司登记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决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政行为，法院不能替行政机关解释其行政行为而应当依法审理。即便两种行政行为的最终结果一样，但处理程序和方式错了就必须纠正。纠错性质的撤销登记包括变更登记，应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而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三、原审程序违法。原审法官庭审中未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承办案件执法人员身份及权限进行调查核实。本案与夏艳丽提起的诉讼是合并审理的，上诉人在原审中既是本案原告又是夏艳丽为原告案件中的第三人，原审剥夺上诉人在合并审理程序中夏艳丽为原告案件中作为第三人的庭审调查和辩论权利，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四、原审未查清诚信公司是否提供了虚假材料违法取得登记这一事实，查明的事实错误。上诉人虽然未见证刘革、刘峰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但系基于亲戚关系对刘丹、刘峰、刘革的信任。案涉司法鉴定意见书属于无效证据，刘丹、刘峰、刘革三兄弟有利益关系，其证言不足以证明刘革、刘峰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是虚假的，相反，上诉人的证据能够证实投诉人对股权转让的事实是知情的，是认可的，是其真实表示。诚信公司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违法取得登记这一事实，被上诉人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并恢复2011年1月20日的工商变更登记。 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理由同原审答辩意见。此外，关于执法人员的身份以及执法权限的合法性问题。依据《关于辽宁省行政执法证和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证延期使用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本次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工作中的各行政执法主体的行政执法人员可以继续使用原执法证履行行政执法监督职责。因此冷春荣和王鑫同志在辽宁省机构改革过程中的执法身份、权限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司法鉴定中心技术意见书的合法性问题。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第一条，被冒用人可以提供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笔迹鉴定报告等有助于认定冒名登记基本事实的文件材料，因此，并非必须由被上诉人进行委托鉴定。本案刘革、刘峰已经提供了专业机构出具的笔迹鉴定意见，上诉人及夏艳丽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意见，故此该鉴定意见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该鉴定意见无效依据的是《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该鉴定意见并未在司法程序中进行，且名称为技术意见书，而不是司法鉴定意见书。针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未对夏艳丽、张文喜进行询问的前提下作出行政处罚的问题。被上诉人在接到刘革、刘峰投诉后，及时按照法律规定，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对于涉嫌冒名登记的行为进行了公示，要求夏艳丽、张文喜到被上诉人处进行配合调查，并留下被上诉人的联系方式，因此，被上诉人已尽到合理审慎的通知义务，并且被上诉人无法从其他渠道得知张文喜及夏艳丽的联系方式，仅能通过公告的方式予以公告，符合法律规定。张文喜、夏艳丽未在法定期限内到被上诉人处配合调查，被上诉人依据现有的证据进行行政处罚符合法定程序，并无不当。 原审第三人诚信公司、刘峰、刘革共同述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理由为：本案刘峰、刘革提供的是技术意见书，不是司法鉴定书或者鉴定报告，不应适用《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上诉人引用司法鉴定程序的相关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引用《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该规定是指为案情需要时，可以由管理部门进行鉴定，但本案行政部门依据技术意见书中的意见及刘丹、刘革、刘峰对当时事实的陈述，确定刘峰、刘革签字属于伪造，这一事实认定后无需再由管理部门进行司法鉴定。上诉人对《公司法》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理解错误，该条规定了提供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政机关有权责令改正并撤销相关的营业执照，该登记应包含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而不是上诉人所讲，只包括设立登记，不包含变更登记。刘峰、刘革投诉程序合法，该投诉是因其在民事诉讼中调取工商档案时发现这一事实，发现时间是2019年。本案的事实不是冒用他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而是虚假签字导致提供虚假材料。 原审第三人刘丹述称，同意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诚信公司、刘峰、刘革的意见。针对上诉人的第四点上诉理由，刘丹认为，上诉人是以民事案件思维方式看待本案的行政案件。原审判决中已经对此作出个认定，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途径来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本案焦点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法院已经作出了认定。刘丹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第三人夏艳丽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关于本案事实部分补充意见：本案产生的原因系刘丹、刘革、刘峰三兄弟意图使夏艳丽在与刘丹的离婚诉讼中少分财产，违背客观事实，骗取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刘革、刘峰于2019年11月5日向被上诉人进行投诉，被上诉人基于投诉并结合调查询问作出案涉的行政处罚决定。除本案涉及的行政诉讼外，刘丹、刘革、刘峰为达到使夏艳丽在离婚诉讼中少分财产的目的，还另外提起两起民事诉讼，夏艳丽认为该两起民事诉讼均已构成虚假诉讼。在上述两起发回重审的民事案件中，二审法院明确指明发回重审的一个审理重点为案涉的《资产买卖协议》是否真实存在，是否实际履行。而通过该《资产买卖协议》恰好能够证明本案刘峰、刘革违背客观事实，骗取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果刘革确如其陈述不知刘丹、夏艳丽已成为诚信公司的股东，其就没有必要与刘丹、夏艳丽签订《资产买卖协议》，其也没有必要自己购买属于自己的资产。如果上述民事案件证明该《资产买卖协议》系真实存在，即可证明原审第三人通过虚假陈述，骗取行政管理机关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也证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系错误的。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撤销冒名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第二条“利害关系人主张与冒名登记相关的民事权利正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尚未作出判决、裁定或生效判决、裁定尚未执行完毕的；或者有证据证明冒名登记涉及的股权存在争议，各方尚未达成一致的，登记机关应中止调查，并相应延长公示期。”之规定，本案在另外两起民事案件尚未审结前，应当中止审理，待另案就《资产买卖协议》作出认定后，再行处理。同样，通过上述两起案件上诉人提供的《资产买卖协议》中合同签订人一方为刘革，可以认定刘革对于变更公司股东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并且基于夏艳丽与原审第三人刘峰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可以反映出刘峰对于公司股东变更一事亦是知情且同意的。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因此，仅从客观事实上来看，刘革、刘峰通过编造虚假的事实，骗取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予撤销。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甘井子市场局于2020年1月6日对诚信公司作出的甘市监市监处[2020]2号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内容包含两部分，一为撤销2011年1月20日对诚信公司作出的两项变更登记，二为罚款1万元，上缴国库。其中，罚款1万元系行政处罚决定，而撤销变更登记行为依法律性质应为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之规定，本案原审第三人诚信公司为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诉讼的适格主体，上诉人张文喜不具有该主体资格。因诚信公司本案中未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提起诉讼，本院对该处罚决定是否合法不予审查。关于撤销诚信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处理决定，张文喜系该处理决定的利害关系人，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因此，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应为撤销诚信公司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被上诉人甘井子市场局作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具有对辖区内公司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作出核准登记的职权。同时，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被上诉人甘井子市场局亦有对提交虚假材料取得的公司登记行为具有调查处理及撤销登记的职权。本案中，从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来看，结合被上诉人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材料及《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技术意见书》能够认定，刘革、刘峰并未在案涉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中签字，其二人亦没有变更公司登记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于2011年1月20日核准法人刘革变更为刘丹，股东由刘峰、刘革变更为刘丹、夏艳丽、张文喜的变更登记，没有事实基础，应予撤销。被上诉人发现案涉提交虚假材料骗取公司变更登记情况后，及时履行核验、调查等程序，依法作出撤销公司变更登记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驳回张文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张文喜提出的各项上诉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张文喜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国华 审判员  徐建海 审判员  胡俊杰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葛美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