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0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敬东，男，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3号。法定代表人：周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女，1996年4月2日出生，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媛，女，1996年1月8日出生，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职员。上诉人孙敬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外交服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3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敬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我与外交服务公司自2015年10月6日至2019年7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改判外交服务公司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0000元，改判外交服务公司向我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785.24元，改判支付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加班工资差额30953.77元，改判外交服务公司支付2017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管理费5600元，改判外交服务公司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制装费3000元，改判外交服务公司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通讯员补助费26600元，改判外交服务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4896.55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未采纳我庭审中发表的系列意见及证据。我2015年6月入职斯里兰卡大使馆担任司机，大使馆未与我签订劳务合同，2017年3月我工作岗位由外交服务公司接管。在职期间，外交服务公司未足额向我支付工资，且拖欠我十三薪、加班工资、制装费、管理费、通讯员补助费等，并以旷工为由与我违法解除劳务合同。外交服务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孙敬东的上诉请求。孙敬东第1、3、4、8项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资差额、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的上诉请求，程序上超出了一审受案和审理范围，不符合二审审理条件；实体上上述请求已在仲裁阶段经过审理，且在一审阶段孙敬东已认可相关事实和结果。此时孙敬东再行提起上诉于法无据。关于孙敬东第2、5、6、7项关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管理费、制装费、通讯员补助的上诉请求人事公司均不认可，我公司不应向其支付相应款项。孙敬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外交服务公司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0000元；2.支付2017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管理费5600元；3.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制装费3000元；4.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通讯员补助费26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敬东主张其于2015年10月6日入职斯里兰卡大使馆担任司机，2017年3月1日起大使馆将包括其在内的所有中国雇员的劳动关系转至外交服务公司，其担任司机职务不变并与外交服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17年3月1日孙敬东与外交服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同日，孙敬东作为合同乙方与外交服务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后续签至2021年2月28日，乙方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为“北京市西城区菜园东里8-4-204”“187XXXX9198”并载明“甲方根据与斯里兰卡驻华使馆(用工单位，以下简称机构)签订的《聘用中国雇员劳务合同》……约定，派遣乙方到机构担任司机岗位(工种)工作。”合同附件为《乙方收入分配表》，其上载明“机构向甲方支付的聘用总费用”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机构向甲方支付的管理费”;第二部分为“机构分摊部分”，包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第三部分为“乙方税前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乙方个人分摊部分”等，其中个人分摊部分包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第四部分为甲方代征乙方个人所得税。外交服务公司在仲裁时提交《录用中国职员申请书》，其落款处加盖有斯里兰卡大使馆公章，其上载明孙敬东任司机，月代发工资为3000元，月管理费为200元，社保缴费基数为3000元，并备注“我馆支付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费用单位负担部分”。孙敬东认可《录用中国职员申请书》的真实性，孙敬东主张外交服务公司每月应向其支付上述管理费200元，但实际未支付。外交服务公司认可其公司每月向大使馆收取管理费200元，但主张上述款项并非孙敬东的收入，不应向其支付。2019年3月22日，大使馆向孙敬东发送通知，内容为:“你的职责为驾驶车辆及车辆的保洁。因为你拒绝出车，我使馆不在(再)需要你的服务”，将孙敬东退回外交服务公司，之后外交服务公司开始按照待岗待遇标准向孙敬东发放工资。外交服务公司主张其公司经理杨建于2019年5月31日通知孙敬东返岗上班，但孙敬东并未返岗，故其公司自2019年6月7日起将孙敬东记为旷工。外交服务公司提交微信截图证明上述主张，截图中杨建于2019年5月31日称:“老孙，下午收到斯里兰卡使馆照会，要求你回使馆上班。同时也要求人事公司转告要你回使馆上班的要求”，并转发了名为“tpn-172”的PDF文件，对话人回复:“谢谢你杨经理，先说斯里兰卡使馆，欠我的钱啥时候给我!”外交服务公司提交该份PDF文件及翻译件，其上载明:“我们谨在此告知，如你仍希望在使馆从事司机工作，请在2019年6月3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报到上班……若你不能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报到上班，则视为你已辞职。”孙敬东不认可微信截图的真实性，主张杨建未向其发送过返岗通知，其2019年5月31日之后也一直处于待岗状态。外交服务公司在仲裁时当庭出示微信截图的原始载体与孙敬东的微信进行核对，经核对，微信截图中与杨建对话的账号号码为s110XXX196，关联电话号码为187XXXX9198，昵称为“正义”，与孙敬东的微信账号信息均一致。孙敬东未提交反证证明微信截图中的对话人非其本人。双方均认可孙敬东2019年5月31日之后并未返回大使馆工作。孙敬东主张其每日均前往外交服务公司办公区报到，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外交服务公司主张孙敬东从未前往其公司报到。外交服务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上载明:“因你于2019年5月31日收到公司转发的斯里兰卡大使馆照会后，未按通知时间到岗上班，自6月7日起至今旷工超过15天，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本公司根据《劳动法》第三条等法律规定及《合同雇员守则》等相关规定，决定从2019年6月29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外交服务公司于当天通过挂号信向孙敬东邮寄了解除通知书，但被拒收，退回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故其公司又于2019年7月3日通过微信方式向孙敬东再次送达解除通知书。外交服务公司提交《合同雇员守则》和阅读声明证明其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制度依据。《合同雇员守则》合同雇员违纪处分及程序一章中规定，“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含15天)”系严重过失，员工犯有严重过失的，外交服务公司可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阅读声明载明“本人已经认真阅读过《合同雇员守则》，充分了解其内容”，声明人处签有“孙敬东”。孙敬东认可阅读声明上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但不认可《合同雇员守则》的真实性，主张其未见过。孙敬东主张其负责每周从大使馆运送外交信件到机场，外交服务公司承诺每月支付通讯员补助费700元，但实际未支付。孙敬东提交通讯员补助表证明上述主张，其上显示“Mr.YangZhenHua”等字样，但均为英文。孙敬东主张“Mr.YangZhenHua”为杨振华，杨振华在职期间每月享有通讯员补助费，孙敬东主张其入职后接替杨振华的工作，故也应享有该笔补助。孙敬东自述通讯员补助表中没有其本人相关信息，其也无法提交通讯员补助表的翻译件。外交服务公司不认可通讯员补助表的真实性，主张孙敬东作为司机不享有通讯员补助费。孙敬东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享有通讯员补助费。孙敬东主张外交服务公司每年应向其发放制装费600元用以制作工服，外交服务公司主张其公司从未有关于制装费的规定。孙敬东提交《聘用中国雇员合同》和《协议书》证明其关于制装费的主张，其中《聘用中国雇员合同》载明“每年年底发给受聘已满10个月的中国雇员置装费”，《协议书》载明“置装费:600元/年”，上述两份证据的签订时间均为1996年，落款甲方处均加盖“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第六业务部”字样印章，乙方处加盖大使馆印章，孙敬东主张上述证据中的“置装费”即为其要求支付的制装费。外交服务公司不认可上述《聘用中国雇员合同》和《协议书》的真实性，主张其公司自2012年6月1日才首次向大使馆提供服务，并提交《中国雇员劳务派遣合同》证明上述主张。《中国雇员劳务派遣合同》有效期为2012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落款甲方处加盖有外交服务公司公章，乙方处加盖大使馆印章，其上载明外交服务公司有义务为大使馆及中国雇员提供各项人事管理服务，大使馆有义务向延长工作时间的中国雇员直接支付加班费。孙敬东在仲裁时认可《中国雇员劳务派遣合同》的真实性，在诉讼中不认可该派遣合同真实性，其未提交其他证据用以佐证《聘用中国雇员合同》和《协议书》的真实性。孙敬东于2019年7月24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外交服务公司:1.确认2015年10月6日至2019年7月8日期间与其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万元;3.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20785.24元；4.支付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加班工资差额30953.77元;5.支付2017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管理费5600元;6.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制装费3000元；7.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通讯员补助费26600元;8.支付2018年十三薪3000元;9.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4896.55元。2019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1.确认孙敬东与外交服务公司于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外交服务公司支付孙敬东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653.9元，延时加班工资8211.2元；3.外交服务公司支付孙敬东2018年十三薪3000元;4.外交服务公司支付孙敬东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069元;5.驳回孙敬东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同意仲裁裁决结果第一至四项，法院不持异议。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经仲裁委当庭核实返岗微信截图的原始载体，2019年5月31日与杨建对话的微信用户的账号号码、关联电话号码和昵称均与孙敬东的微信信息一致，孙敬东未提交反证证明上述截图中的对话人非其本人，故法院对上述截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外交服务公司已于2019年5月31日通知孙敬东自2019年6月7日起返回大使馆工作的事实予以确认。孙敬东在收到返岗通知后无故未返岗出勤，应属旷工，截至2019年6月29日，已连续旷工15个工作日。孙敬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本人签署的文字材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认可《合同雇员守则》阅读声明上的签字为本人所签，守则规定“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含15天)”即可解除劳动关系，故外交服务公司以孙敬东2019年6月7日至29日期间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孙敬东要求外交服务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无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敬东要求支付2017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管理费5600元一节，《录用中国职员申请书》和劳动合同附件《乙方收入分配表》均显示管理费200元为大使馆向外交服务公司支付的款项，与员工个人无关，孙敬东主张上述管理费应向其支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孙敬东要求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制装费及2015年10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通讯员补助费26600元一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一、确认孙敬东与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于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孙敬东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7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4653.9元、延时加班工资8211.2元；三、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孙敬东2018年十三薪3000元；四、北京外交人员人事服务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孙敬东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29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069元；五、驳回孙敬东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孙敬东提交外交服务公司网站网页截图，欲证明外交服务公司已经从事外交服务公司40余年，应保存各种资料和相关文件，1996年的合同外交服务公司应当保存，根据1996年的合同应向其支付制装费。外交服务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称无1996年的合同。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敬东在二审中坚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争点包括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与赔偿金、管理费、制装费以及通讯员补助费。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及赔偿金问题，经仲裁委当庭核实返岗微信截图的原始载体，2019年5月31日与杨建对话的微信用户的账号号码、关联电话号码和昵称均与孙敬东的微信信息一致，孙敬东在二审中认可截图中的对话人是其本人，故可确认上述截图的真实性，并确认外交服务公司已于2019年5月31日通知孙敬东自2019年6月7日起返回大使馆工作的事实。孙敬东在收到返岗通知后无故未返岗出勤，应属旷工，截至2019年6月29日，已连续旷工15个工作日。孙敬东在二审中称大使已经通知其不用到岗，故接到通知后未返岗；外交服务公司称已经帮其协调好返岗事宜。故孙敬东不能以其个人理解对抗《合同雇员守则》中关于“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含15天)”即可解除劳动关系的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外交服务公司以孙敬东2019年6月7日至29日期间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孙敬东要求外交服务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认定正确，应予维持。关于孙敬东要求支付2017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管理费5600元，《录用中国职员申请书》和劳动合同附件《乙方收入分配表》均显示管理费200元为大使馆向外交服务公司支付的款项，与员工个人无关，孙敬东主张上述管理费应向其支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难以支持。孙敬东在二审中称管理费每月200元实际上是从其工资中扣除，经核对孙敬东银行账户流水与工资单，该主张属于其个人错误理解，没有充分依据。关于孙敬东要求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9年7月1日期间制装费的请求，孙敬东提交的1996年合同只有复印件，无法核对其真实性。而且，孙敬东服务期间并不在1996年合同范围内容，而在外交服务公司提交的《中国雇员劳务派遣合同》范围内容，而后者并无向雇员支付制装费相关约定。故一审法院驳回该请求，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孙敬东要求支付2015年10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通讯员补助费26600元的请求，亦属于其个人理解，并无相关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孙敬东上诉所提超过一审诉讼请求的部分本院不予处理，孙敬东可另行主张。望孙敬东正确理解关于证据与证明相关法律规则，放下对相关不合理诉求的执念，珍惜已有工作经历对个人带来的人生财富，积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以乐观心态过好幸福生活。综上所述，孙敬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孙敬东（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俊晔审 判 员 李明磊审 判 员 王 琪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若净书 记 员 张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