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津03行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登煌，男，1998年4月26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委托代理人贺德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科技大学，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三大街9号。法定代表人路福平，校长。委托代理人万丽丽。委托代理人赵含宇。上诉人高登煌因开除学籍处分决定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行初1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登煌的委托代理人贺德峰，被上诉人天津科技大学的委托代理人万丽丽、赵含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160911班学生，在2019年7月1日《高等数学Ｅ》期末重修考试前，原告建立微信群“高数小车”，用于考试作弊，原告将其同学韩某、陈某、杨某、李某、阿某及校外人员董某拉入微信群。在2019年7月1日《高等数学Ｅ》考试期间，杨某、韩某分别将部分试题拍摄后将照片发到微信群内，校外人员董某向微信群内发送试题答案后，韩某借助手机抄写微信群内的试题答案时被监考老师当场发现。后被告展开调查，对相关涉案人员制作了调查笔录。被告于2019年7月9日在天津××大学××党政联席会，会议听取了关于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况汇报，经研究决定，建议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2019年8月27日，被告将对原告拟处分意见告知原告。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向被告书面提出《关于处分决定的异议》，被告于2019年9月12日在天津××大学××党政联席会，会议听取了关于原告对开除学籍处分异议的复核汇报，经研究决定，建议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2019年9月30日，被告将对原告拟处分意见告知原告并上报校长办公会，校长办公会于2019年11月12日经研究同意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被告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津科大学籍［2019］194号《关于给予高登煌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并告知原告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自收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将处分决定书向原告送达。原告于2019年12月16日向被告提出《关于处分决定的申诉书》，被告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于2019年12月30日受理原告书面申诉，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9年12月3日对原告作出的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3.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对《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一审法院另查，杨某、韩某、李某三人于2019年6月29日、陈某于2019年6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向原告支付60元。阿某认为费用过高拒绝支付。原告在收齐韩某、杨某、陈某、李某等四人给付的240元报酬之后,欲将240元转给校外枪手董某,被董某明确拒绝。原告于2019年7月1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该4人的240元予以退还。被告对原告调查过程中，原告拒不交代校外人员董某的身份信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被告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规定，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作弊，告知了原告拟作出处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了其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后经校长办公会研究作出被诉处分决定，故其作出被诉处分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根据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认定原告建立微信群用于《高等数学E》期末重修考试时作弊，并联系校外人员董某作为枪手，代为向进群参与作弊的人员收取费用，虽在考试期间，原告未利用该微信群作弊，但其他入群同学利用该微信群作弊被监考老师当场发现。被告根据以上事实认定原告构成组织作弊，事实认定清楚。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申请对被告作出被诉处分决定依据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修订学生管理规定的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及反馈的相关材料、法律顾问对修订文件草案的审查意见、《校长办公会会议纪要》、《关于印发的通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天津科技大学网站截图、《关于新的学籍管理规定培训的说明》等，能够证实被告在上述文件起草过程中履行了征求学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学生工作干部等人的意见，提交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核，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校领导签发并在该校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等程序，并在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办理了备案，符合应当履行的颁布程序，且系在2017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授权范围内制定，可以在本案中适用。2017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被告根据上述规章修订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六条规定，“违反校规校纪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处分：（一）情节及后果轻微；（二）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三）由于他人胁迫或诱骗。”第七条规定，“违反校规校纪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重处分：……（五）勾结校外人员作案；……”第十六条规定，“对于违背考试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认定为考试作弊，给予记过、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的处分。……（三）以下考试作弊行为，给予开除学籍处分：……5.组织作弊；……”从上述条文的内容看，《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与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结合适用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并不冲突，体现了该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原告建立微信群用于考试时作弊，并联系校外人员董某作为枪手，代为向进群参与作弊的人员收取费用，虽在考试期间，原告未利用该微信群作弊，但其他入群同学利用原告建立的微信群作弊，原告建立的微信群为其他同学作弊创造了条件，被告认定原告构成组织作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的行为符合《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七条第（五）项、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组织作弊及勾结校外人员作弊可以从重处分的情形。被告依据上述规定作出开除原告学籍的处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被诉处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登煌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登煌承担。上诉人高登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遗漏核心案件事实或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失当。1.遗漏了案外人李某在建立作弊微信群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对李某提出并多次催促上诉人联系落实枪手、提议建立微信群、鼓动游说陈某和阿某一起作弊的事实未进行认定。该事实构成上诉人提供帮助行为的原因，同时也能说明上诉人行为的被动性。2.遗漏了每人支付60元钱的事实是案外人杨某提出，上诉人未主动提议或索取任何费用，且开始有拒绝代付费用的情节，该事实证明上诉人没有牟利意图，行为具有被动性。3.遗漏了起到关键作用的案外人李某、陈某的处分结果。尤其是李某是共同作弊的始作俑者，但最终仅被处以记过处分，与上诉人相差悬殊，有违公平原则。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学校调查过程中拒不交代校外人员董某的身份信息错误，上诉人在调查中已经交代了董某的身份信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逻辑混乱。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虽然考试期间未利用微信群作弊，但其他同学利用上诉人建立的微信群作弊，上诉人建立的微信群为其他同学作弊创造了条件，因此上诉人构成组织作弊，该逻辑错误。上诉人的所有行为均发生在考试前，考试过程中不仅自己未实施作弊，也没有帮助行为，其行为的可罚性应仅限于考试前的行为。本次作弊是一个松散、无组织的作弊行为，无计划、无分工、无特用作弊工具。上诉人应同学要求将枪手资源分享给同学后即无任何控制力或影响力，要求上诉人对其他同学实际作弊行为承担组织者责任，不符合实际情况，处罚结果显失公平。一审判决未能释明何为组织作弊，组织作弊的构成要件为何。三、一审法院对《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规范性审查避重就轻，审查结论错误。一审法院仅对该规定的制定程序、颁布程序进行了审查，未对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上诉人提出的两项内容违法之处未予回应和评价。该规定与上位法冲突，不能作为处分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天津科技大学于2019年12月3日对上诉人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2.本案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天津科技大学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全面，不存在遗漏核心案件事实或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1.上诉人主张案外人李某在建立作弊微信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与事实不符。2.被上诉人已经认定是杨某而不是上诉人提议给予案外人董某报酬的事实，且组织作弊并不以牟利为构成要件。3.在本次集体作弊中，李某仅参与了考试之前作弊事宜的商量，其在考试过程中没有实施任何作弊行为，其行为与另一案外人陈某的行为相同，被上诉人对其与陈某均给予了记过处分。4.在被上诉人的调查过程中，上诉人只是交代枪手名字叫“董建军”，“在北京上学”，除此之外，一概不予交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认为，组织作弊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构成要件：1.组织者主观上有帮助他人作弊的故意。2.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行为。3.对整个作弊进程具有支配作用。上诉人的行为符合上述条件。三、一审法院对《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进行了全面审查。《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在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规定了可以从轻处分及可以从重处分的情形，结合该规定第十六条第（三）项的适用并没有限制被上诉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未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冲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上诉人天津科技大学对上诉人高登煌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是否合法；2.《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天津科技大学具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主体资格和职权。被上诉人在作出被诉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之前，告知了上诉人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听取了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后经校长办公会研究作出被诉处分决定，其程序合法。关于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组织作弊的问题，涉及对“组织作弊”行为的理解。《新华字典》中对于“组织”的释义为“有目的、有系统、有秩序地结合起来”，《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组织”的释义为“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组织作弊应当是指将分散的人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考试作弊的行为，可以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结构，也可以是为了进行一次考试作弊行为临时结合在一起。本案中，校外枪手董某系上诉人事先联系的，在参与考试作弊的人员中，只有上诉人与董某具有微信朋友关系，上诉人在主观上明知建立“高数小车”微信群的目的是为了考试作弊，其客观上实施了在考试前将本无微信朋友关系的董某与其他参加考试人员结合建立微信群方便考试作弊的行为，该微信群一直存续至考试结束，在考试期间，有群成员利用微信群发送了试题及答案，考试前，上诉人还代为收取了用于作弊的费用，上诉人在共同作弊中起到了组织、协调的作用，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作弊的违纪行为。关于《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合法性审查问题。一审法院对于《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制定程序的审查及对该规定第十六条与第六条从轻处分、第七条从重处分的规定结合适用体现了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并不冲突的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关于上诉人主张《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中将“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认定为作弊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的意见，经查，《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的，其中《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故《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相关规定具备上位法的依据，该规定合法。关于上诉人所提被上诉人对其他参与作弊人员的处理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其他参与作弊人员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被诉处分决定的合法性。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在调查中已经交代了董某身份信息的问题，经查，被诉处分决定作出前，上诉人并未交代董某的身份信息，上诉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诚信是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考试作弊行为破坏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妨碍公平竞争，破坏社会诚信，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管理中一直作为违纪行为严肃处理。上诉人作为通过高考选拔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大学生，本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奋发图强，努力深造，但其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及考试纪律要求，实施了组织作弊的严重违纪行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登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戚忠东审判员  曹 伟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邹欣蔚书记员王一强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