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5民终5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承彬，男，1968年7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光碧，女，1971年8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男，1993年6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浩宇，男，2000年1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波，四川明炬（宜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莉，女，1990年9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松，男，1993年6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屏山县。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四川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燕琼，四川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因与被上诉人余莉、郭松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9民初9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屏山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9民初93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余莉、郭松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余莉、郭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伟、王浩宇非本案适格主体。根据屏山县国土局向王承彬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王伟、王浩宇二人并非案涉蓄水池所处承包土地法定的经营权所有人，与该承包土地及其上所建蓄水池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非本案适格主体。二、余莉、郭松并未就其子郭某某非正常死亡的死亡事实、原因及地点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1.余莉、郭松未向法庭提供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件证明郭某某确系在王承彬的蓄水池溺水而亡；2.除余莉、郭松一家之言外，无现场目击证人能证明郭某某系在王承彬的蓄水池溺水而亡，且证人王某、郭某1亦不具备合法的证人资格；3.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的内容与“郭某某在王承彬的蓄水池溺水而亡”的证明目的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4.现场情况不能排除郭某某意外死亡的其他可能性。三、即使郭某某系在王承彬的蓄水池溺水而亡，王承彬一户亦没有法定的赔偿义务。1.王承彬的蓄水池位于非行人交通道路的野外耕种场所，并非一个两岁幼儿的必经之路和应该出现的活动场所；2.郭某某的死亡与蓄水池的存在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耕种场所修建蓄水池以便耕种所需是农村的常态化现象，对于可能出现在此范围内进行劳动的成年人而言，是绝不可能造成溺水而亡的情形的，而在正常的认知范围内，亦无法预料到一个两岁幼儿可能会在此溺水而亡，故本案中蓄水池是否可以修建，以及是否应该设置警示标志以防止幼儿溺水而亡，非王承彬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余莉、郭松辩称，1.王伟、王浩宇并未与王承彬分家，事发地点为家庭承包土地，故二人主体资格适格；2.一审的证人证言及屏山县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能够形成证据链，充分证明了受害人郭某某在王承彬的蓄水池溺水而亡的事实，王承彬家庭所有的人员负有对其土地及其上蓄水池的管理义务，即负有设置相应安全设施以及警示标识的义务，故郭某某的死亡与王承彬一户未设置安全设施有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莉、郭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同赔偿余莉、郭松因儿子郭某某受害造成的各项损失355565.4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某某，2018年4月出生，系余莉、郭松之子。郭某某跟随其父亲、祖母在屏山县新县城生活，因郭某某的曾祖母暨本案证人王某思念郭某某，便把郭某某接到锦屏镇××村玩耍。2020年5月30日上午6时30分许，王某到位于屏山县××镇××村××组自家的承包地喷洒除草农药，郭某某一同前往。王某在距事发地不远处的水管接水配兑农药后便自行到承包地里喷洒农药，将郭某某留在原地由其自行玩耍。大约一小时后，王某返回原地，未看见郭某某，王某便循着回家的路上寻找，因王某未带电话，在回家后才打电话给郭某1说郭某某不见了。后王某在村民即上诉人徐光碧的提醒下，再返回到事发地，在事发蓄水池中发现了已经溺水死亡的郭某某，并把郭某某捞出了蓄水池。当日下午，受害者郭某某安葬在该村（小地名：马哒林湾）。涉事水池所有人（管理人）为王承彬一户，该水池系人工建造，长1.94米、宽1.36米，上口呈开放状态，池口高出地面0.08米，水池四周未设置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事发时池内蓄水深度约0.5米左右。 另查明，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系同一家庭成员，王承彬系户主。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余莉、郭松之子郭某某因不慎掉入涉案水池溺水死亡，余莉、郭松作为被侵权人的近亲属，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死者郭某某的死亡原因；二、责任承担的认定；三、损失的认定。 一、本案受害者郭某某的死亡原因问题。证人王某、郭某2、郭某1的证言与屏山县锦屏镇永跃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明》，能够形成证据链，充分证明了受害者郭某某系在自行玩耍的过程中不慎跌落由王承彬一户管理的蓄水池中溺水死亡的事实。 二、关于责任承担问题。事发时，郭某某仅两周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应当根据其年龄、认知能力等因素切实履行监护职责。郭某某的曾祖母王某将其带至自家承包地后自行喷洒农药，放任郭某某独自玩耍，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之久，疏于监管，最终导致郭某某溺亡，王某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审理过程中，经释明，余莉、郭松明确表示放弃王某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部分，此系当事人对自己诉权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法予以确认。结合涉事水池位于可供他人进入的开放区域、水池上口呈开放状态、池口仅高出地面0.08米、蓄水深度可达一米等诸多因素，足以认定该水池具有潜在危险性。王承彬一户作为水池的所有人（管理人），负有设置相应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的义务，其对义务的违反构成不作为加害行为，对本案事故发生具有一定的过失，且其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综合本案实际，酌情认定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应该承担本案的次要责任，即15%的民事赔偿责任。 三、关于损失认定的问题。本案受害者郭某某户籍性质为居民家庭户，依据采信的证据，本案的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据此，郭某某死亡给余莉、郭松造成的损失认定为：1.死亡赔偿金723080元（36154元／年×20年）；2.丧葬费34633.5元（69267元÷12个月×6个月）；3.误工费1080元（酌定3人×3天×120元／天）；4.交通费500元（酌情支持）；5.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合计809293.5元。因本案系多因一果所致损害，斟酌余莉、郭松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其原因力，酌定由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共同承担15%，即121394.03元的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条规定，判决：一、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余莉、郭松赔偿金121394.03元。二、驳回余莉、郭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28元。由余莉、郭松共同负担1554元，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共同负担274元。该费用余莉、郭松已预交，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余莉、郭松。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伟、王浩宇是否应承担案涉侵权赔偿责任；二、王承彬是否应承担案涉侵权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根据上述规定，以家庭承包方式经营的，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王伟、王浩宇系王承彬同一户籍新增的家庭成员，不能因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无王伟、王浩宇的名字而排除其对该承包土地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因此，关于王伟、王浩宇非适格的诉讼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证人王某、郭某1虽系受害人郭某某的亲属，但其证言与另一证人郭某2、屏山县锦屏镇××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郭某某的死因系溺亡，以及溺亡地为王承彬户管理的蓄水池的事实。再次，根据一审法院进行现场勘查的结果证明，王承彬修建的水池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其对郭某某的死亡存在过错，且不能排除郭某某的死亡与王承彬的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因此，王承彬对郭某某的死亡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王伟、王浩宇、王承彬、徐光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28元，由王承彬、徐光碧、王伟、王浩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旭玫 审 判 员 陈志彬 审 判 员 王 春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白俊楠 书 记 员 刘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