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4民终1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艳，女，198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继衡，男，196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系王艳之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汪继衡，男，1965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船山大道红星美凯龙**E905。经营者：刘利琼，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利琼，女，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骆，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同德社区大地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黄进良，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汪继衡、王艳因与被上诉人刘利琼、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以下简称衡阳博森）、深圳市柏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柏森）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20）湘0408民初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继衡、王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20）湘04民初22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2、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双倍返还定金共计1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衡阳柏森、刘利琼退还而上诉人餐车、床垫款448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4480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1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刘利琼与王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应当从聊天的背景理解谈话人双方的真实意图，可以看出双方是对家具预算的磋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虚假支付的15万元是为了获得红星美凯龙卖场的赠品，一审法院以双方达成的虚假的15万元的支付行为推断双方有购买超过15万元家具的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汪继衡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聊天记录没有确定家具退订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家具订购一直在磋商，没有订购当然也不存在特意退订。一审法院在认定“定购单”上的“王艳”与王艳本人签名不一致的情况下，在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可以在原来基于的单据上的选择、修改家具，双方没有达成具体家具购买一致意见的情形下，仍然不认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不符合案件事实。二、一审法院根据15万元假的支付行为，错误推定案件事实，以此计算定金数量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达成合同，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担保法关于定金20%的规定是在合同达成的前提下规定的比例限制，是对合同履约定金额的数量限制。而立约定金性质仅仅是保证双方后续将签订合同，但并不保证签订多少金额的合同，不能据此考量后续可能成立合同的总金额。四、没有订立后续合同的原因在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拒绝订立导致的，被上诉人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衡阳博森、刘利琼共同辩称，上诉人亲自前往深圳柏森的厂购会，看中了沙发、餐桌、床铺等家具，在确定价格及款式后，签订订货单并加了5万元定金，被上诉人也出具了订货单。自深圳回来以后被上诉人积极配合，按照订货单下单、汇款、发货，并为上诉人预留库存，但上诉人至2019年国庆节前后说家具必要了，明显违反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希望上诉人能履行合同，付清尾款并提走家具，如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深圳柏森未应诉，无述称。汪继衡、王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衡阳博森、刘利琼、深圳柏森共同返还汪继衡、王艳所交纳的定金100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11月1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解除汪继衡、王艳与衡阳博森、刘利琼签订的金额为4480的餐车及床垫销售合同，衡阳博森、刘利琼退还货款448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9年11月11日起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衡阳博森、刘利琼、深圳柏森承担。衡阳博森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汪继衡、王艳支付衡阳博森剩余货款172800元并提走所有家具；2、汪继衡、王艳赔偿衡阳博森损失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汪继衡、王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继衡、王艳为结婚装修新房的需要，进入刘利琼在红星美凯龙经营的家具卖场选购家具。因衡阳博森的上游采购厂家深圳柏森将于2018年6月23日在广州开展家具展览会，汪继衡、王艳与衡阳博森的经营者刘利琼商定，于2018年6月23日与案外人罗翠英、廖蓉等人一同，在衡阳博森经营者刘利琼及工作人员汤青青等人的陪同下，去往衡阳博森的上游厂家即深圳柏森开办的展览会上参观选购家具，其中交通、伙食费用由衡阳博森支付。衡阳博森于展销会当天向汪继衡、王艳出具了《定货单》两页，载明了家具的型号、数量、规格、单价，最后核算的家具款项合计为222800元，定金50000元。汪继衡、王艳均未在该订货单尾部“收货方”一栏签字，该订货单抬头“收货方”书写的“王艳”与王艳本人在开庭笔录、起诉状等诉讼文书上书写的字体外观上有较大差异。该《定货单》由汪继衡、王艳、衡阳博森、深圳柏森各留存一份，汪继衡、王艳将《定货单》上载明的50000元定金转账支付至刘利琼之夫刘家骆的账号，并加盖了深圳柏森的财务专用章，刘利琼作为经手人在该收据上签字。深圳柏森于2018年6月30日、7月31日、11月6日将上述《定货单》所载的家具发货至衡阳博森。2018年9月15日，汪继衡、王艳在衡阳博森处购了价值3680元的餐车一个及价值800元的床垫一张。2018年9月17日，王艳得知衡阳博森商铺所在的红星美凯龙商场将举办促销活动，指定日期在该商场的服务台收银满150000元可获赠冰箱一台，便微信联系刘利琼，要求参加该满赠活动，并授意刘利琼先帮其入单，待装修完工之后即会付清尾款。王艳于2018年10月1日向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支付了150000元，并领取了冰箱一台。因其本人表示装修资金紧张，经与刘利琼协商，刘利琼于2018年10月17日将上述150000元退还给王艳。2019年10月30日，汪继衡通过微信联系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以自己需要核算如何购买为由，向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索要之前所开具的家具清单（《订货单》），以便自己选择确定合适的家具，汤青青回复“好的”。同时，汪继衡向汤青青表示自己不需要《定货单》中所载的花架（两台）和玄关餐柜，汤青青未表示拒绝。因汤青青离职，由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赖红敏继续与汪继衡、王艳协调家具采购事宜。2019年11月3日，汪继衡微信联系赖红敏，只对《定货单》中价值（折后）57977.79元的家具提出了提货申请，并微信支付了除定金之外的尾款7977.79元。衡阳博森认为汪继衡、王艳应将《定货单》所载的全部家具提走，拒绝接受汪继衡、王艳所交纳的7977.79元定金，酿成本案纠纷。另查明，2018年6月23日，与汪继衡、王艳一同参与深圳柏森促销活动的人员还有罗翠英、肖鑫、廖蓉等人，该三人均与衡阳博森达成了成交协议，具体为：1、案外人罗翠英于6月23日与衡阳博森达成金额为228000元的家具《定货单》（格式与王艳的定货单一致）并在上面签字，并支付定金110000元，余款于2018年8月15日支付100000元、11月16日支付18000元。深圳柏森于2018年6月30日、7月31日、9月7日、9月14日、11月6日就罗翠英所订购的家具向衡阳博森配货。2、廖蓉于6月23日与衡阳博森达成了金额为59021元的家具订购协议并由衡阳博森出具了《定货单》（格式与王艳所持定货单一致），廖蓉未在该《定货单》上签字，但于当天全款支付了全款59021元；3、衡阳博森为享受厂家深圳柏森展销会的优惠价格政策，以其员工肖鑫的名义与自己签订了《柏森家具销售合同》，并订购金额为59021元的家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定金合同纠纷。汪继衡、王艳于2018年9月5日登记结婚，且二人自始至终一同参与了家具的选购、磋商等环节。且根据衡阳博森出具的与王艳的微信聊天记录，王艳亦表示本案讼争事项由汪继衡处理。因此，汪继衡、王艳均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衡阳博森于2018年6月23日出具的《定货单》的性质的确认。汪继衡、王艳认为该《定货单》为预约合同，汪继衡、王艳为预约合同所支付的50000元定金为立约定金，汪继衡、王艳之所以支付该定金是因为刘利琼表示以此方式可以使衡阳博森享受厂家折扣进货政策进而让利给汪继衡、王艳，即便汪继衡、王艳放弃购买衡阳博森也可以将家具转售给别人。衡阳博森则认为该50000元属于履约定金,汪继衡、王艳违约衡阳博森不仅不应返还定金，还应支付剩余货款172800元并提走家具。该院认为，汪继衡、王艳与衡阳博森对其诉辩主张及理由均提供了证据，所提供的证据均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在处理本案时，应根据举证责任的分担对本案作出认定。汪继衡、王艳认为涉案《定货单》的性质为立约定金而非履约定金，不仅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且所提供的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也要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汪继衡、王艳以其未在《定货单》上签字即认为该定金性质为预约定金，在该院释明之下，衡阳博森提供了与汪继衡、王艳一同参加展销会并建立家具购销合同的罗翠英、廖蓉等人的《定货单》，其中罗翠英在《定货单》上落款处签字(付款方式为预付定金，定金金额为接近实售金额的50%即110000元)，廖蓉未在《定货单》落款处签字（付款方式为全额支付）。因此，仅凭买受人在落款处是否有签字的行为不能确定该《定货单》的性质，而应结合汪继衡、王艳与衡阳博森整个交易行为进行评判。从《定货单》的文义理解，定货二字即为确定购买货物，不论该《定货单》抬头“王艳”的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但王艳根据《定货单》上载明的金额向衡阳博森支付了50000元定金，可以确定汪继衡、王艳对《定货单》所载家具不仅知情而且向衡阳博森提出了购买意向。而且，从2018年9月17日王艳与刘利琼就红星美凯龙交易满150000元赠冰箱促销活动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确定王艳认为自己与衡阳博森的交易符合满赠领取冰箱的条件，要求参与活动领取冰箱，并且其后也实际领取到了冰箱。虽然衡阳博森考虑到汪继衡、王艳的装修资金紧张问题，将2018年10月1日向汪继衡、王艳收取的150000元退还给了汪继衡、王艳，但该满减活动本是为吸引客户、提高交易额的营销策略，如非汪继衡、王艳自己与衡阳博森达成的预约购买家具的数额达到上述满赠营销活动的条件，衡阳博森无理由亦无必要配合汪继衡、王艳完成冰箱领取流程。此外，王艳于2018年9月17日与刘利琼微信聊天时，明确表示在衡阳博森处购买了300000元的家具，而且汪继衡通过微信多次向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赖红敏提出提货请求。如汪继衡、王艳所交纳的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汪继衡尚未与衡阳博森就所定购的家具种类、型号等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汪继衡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的提货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因此，汪继衡、王艳主张50000元定金的性质为立约定金而非履约定金的主张存疑，缺乏足够的证据证实，该院不予认定。同时，根据汪继衡于2019年10月30日与衡阳博森工作人员汤青青的聊天记录，汪继衡表达出了自己想根据实际情况，从《定货单》中选购合适的家具，对与家里装修风格、尺寸不符合的玄关、餐柜不予购买，衡阳博森的工作人员汤青青未提出反对意见，并告知汪继衡、王艳可以随时到店。虽然该聊天记录不足以证实汪继衡、王艳所交纳的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但该聊天记录至少可以确定，截至2019年10月30日，衡阳博森是认同汪继衡、王艳具有从《定货单》中有限制性地作出选择的权利。因此，处理本案时，不能因汪继衡、王艳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就当然简单地认为汪继衡、王艳应付清家具尾款172800元并提走家具，而结合双方当事人在缔约中的过错、损失程度，从公平原则出发，对双方的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认定。对于汪继衡、王艳来说，且不说其证据不足以证实定金的性质为立约定金，即便该定金为立约（预约）定金，但当事人所交付的立约定金，系为其后订立、履行正式的合同而提供的担保，那么之后订立的正式合同的主要条款如数量、价款等应与当事人磋商所达成的预约合同基本保持一致。具体到本案，汪继衡、王艳据以交付定金的《定货单》所列举的家具的总额达到228000元，虽然衡阳博森认同汪继衡、王艳可从《定货单》中作出一定的选择，但并不代表其选择的家具的数额不受限制，为保护衡阳博森基于汪继衡、王艳的意思表示行为而形成的交易信赖，选择的家具的数额等应与预约合同基本一致。王艳于2018年9月17日与刘利琼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在衡阳博森处购买了三十万的家具。而且，从2018年9月17日王艳与刘利琼就红星美凯龙交易满150000元赠冰箱促销活动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确定王艳认为自己与衡阳博森的交易符合满赠领取冰箱的条件，要求参与活动领取冰箱，并且其后也实际领取到了冰箱。虽然衡阳博森考虑到汪继衡、王艳的装修资金紧张问题，将2018年10月1日向汪继衡、王艳收取的150000元退还给了汪继衡、王艳，但该满减活动本是为吸引客户、提高交易额的营销策略，如非汪继衡、王艳自己与衡阳博森达成的预约购买家具的数额达到上述满赠营销活动的条件，衡阳博森无理由亦无必要配合原告完成冰箱领取流程。综合以上，可以确定汪继衡、王艳与衡阳博森达成了高于150000元的预约订购家具的合意。不论定货单上是否是王艳本人签字，但汪继衡、王艳按照定货单的约定向被告交付50000元定金的行为，视为对定货单内容的认可和确认。在汪继衡、王艳为订立主合同已向衡阳博森交付预约定金的情况下，应与衡阳博森签订高于150000元的家具购销合同。因此，汪继衡、王艳只要求提走价值57977.79元的家具，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即便该定金的性质为预约定金，汪继衡、王艳只要求订立57977.79元家具的行为，显然变更了双方此前合意确定的数量、价款等主要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之规定，综上所述，汪继衡、王艳请求衡阳博森双倍返还定金10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之规定，《定货单》上载明的家具款总额为222800元，可收取的定金最高为44560元（222800元*20%），衡阳博森多收取的汪继衡、王艳的定金5440元（50000元-44560元）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退还给汪继衡、王艳。汪继衡、王艳请求解除与衡阳博森于2018年9月15日所达成的餐车、床垫销售合同，由衡阳博森退还款项4480元，衡阳博森对此同意，该院予以确认。衡阳博森反诉请求汪继衡、王艳支付剩余货款172800元，提走家具，然涉案《定货单》所载的家具交易数额并不低，衡阳博森却未要求汪继衡、王艳在该《定货单》落款处签字，致使双方对该单据的性质的理解产生争议，本身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错。而且，既然最初达成家具订购合意时同意汪继衡、王艳从《定货单》中有限地选购商品，在涉案分歧发生后，要求汪继衡、王艳提走《定货单》所载的全部货物，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所规定的诚信经营的基本要求。现汪继衡、王艳已从其他渠道采购家具，汪继衡、王艳与衡阳博森无继续签订正式合同的必要。结合衡阳博森向深圳柏森的订货价格与销货价格的差额及衡阳博森的上述缔约过错，由衡阳博森自行处理涉案家具更有利于降低双方当事人的损失，以定纷止争。因此，对于衡阳博森反诉请求汪继衡、王艳支付剩余货款172800元并提走家具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衡阳博森反诉要求赔偿损失50000元，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直接损失情况，且其虽涉案纠纷的产生亦具有过错，该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汪继衡、王艳诉请刘利琼承担本案的责任，衡阳博森系登记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应以登记的字号即衡阳博森为本案的当事人，汪继衡、王艳以经营者刘利琼为被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汪继衡、王艳诉请深圳柏森与衡阳博森共同承担本案责任，民事活动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原则，虽然定金收据上加盖了深圳柏森的财务公章，但汪继衡、王艳的50000元定金直接支付给了刘利琼之夫刘家骆，刘家骆与深圳柏森亦无代理或职务关系，深圳柏森自始至终均未同汪继衡、王艳就家具销售进行过磋商。因此，深圳柏森并无与汪继衡、王艳直接建立销售合同的意思表示，不能以该财务公章即认定其为合同的当事人而要求其承担本案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王艳、汪继衡与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于2018年9月15日达成的餐车、床垫销售合同解除，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艳、汪继衡餐车、床垫款4480元；二、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艳、汪继衡定金5440元；三、驳回刘家骆、王艳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1240元、反诉受理费2321元，由衡阳市蒸湘区博森家具生活馆负担2321元，王艳、汪继衡共同负担124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汪继衡、王艳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证据一礼品活动广告，证据二转账记录，以上两份证据拟证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刘利琼的15万元不是订购货款，是参加红星美凯龙的活动领取礼品，交多少钱并不一定要相当金额的东西，实际成交额以订货为准，如一笔交易都未成交会全部退还款项。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双方的买卖合同是2018年签订的，广告是2019年的，而汪继衡、王艳在其他商家买多少东西与其无关，刘利琼退回给汪继衡、王艳的款项是因为其系大客户，当时需要钱装修，同时还向我们交了定金，该15万元就先暂退回，扣的30元是刷卡手续费。对汪继衡、王艳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定如下：该两组证据中除付给刘利琼的部分可与一审认定的证据相互印证该15万元在参加红星美凯龙的活动后刘利琼将上诉人支付的15万元扣除手续费后退回的事实外，其他均为上诉人与其他商家的交易记录，与本案纠纷所涉买卖合同无直接关联，亦无证据可证实参加该活动中的所有商家均存在将活动中收取货款退回的交易惯例。另上诉人汪继衡、王艳于二审询问调查后向本院递交了两份笔迹鉴定申请书，分别申请鉴定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定货单NO1804604左上方抬头书写的“王艳”二字是否其本人所签；鉴定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定货单NO1804568原件右下方书写的“王艳”二字签名书写日期与落款日期2018年6月23日的时间是否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申请的该两项鉴定内容均非本案存在争议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故对上诉人的该两项笔迹鉴定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定金的性质问题。立约定金是指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中,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定金收据可知,双方签约时未明确约定该定金系用于作为订立主合同的担保,而从定金的金额来看，法律规定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上诉人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商事交易活动中，亦应对“定金”有通常的认知，即因其“担保”的特性而与预付款有所区分，更不可能与合同标的额基本相当，上诉人主张其有权选择只签定总价为57977.79元的货，却愿意于签约前近一年半的时间给付5万元定金，与常理相悖。故案涉定金根据我国担保法之立法精神,推定具有定金的一般性质而认定为违约定金更为合理,即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合同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从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可以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家具买卖合同已达成合意。首先，同为在柏森品牌深圳展销会制作的定货单，上诉人主张其当时仅选定购买NO1804568定货单上的两件共计10668元的货物，而NO1804604定货单上的货物系被上诉人对其作出的全套家具推荐方案的预算报价，虽然前者有王艳的签字后者从缺，但两张定货单的形式完全一致，其上载明的既有各型号家具的定价亦有数量、合计和定金数额，显与仅需标明型号和价格的报价单不同，且上诉人无异议的NO1804568定货单上的两件货品并非上诉人有异议的NO1804604定货单上所载货品中的部分，故NO1804604定货单不可能是上诉人所需全套家具的报价单；其次，从双方的聊天记录可知，王艳曾有“我买了你家所有的家具”、“本来想买个10万块钱的，也就算了，但是没想到一买就买了30万元”的表述，在要求被上诉人配合参加红星美凯龙活动时也有先帮其入个单搞个冰箱，等装修完后其付家具尾款时就付了的意思表示，而汪继衡对其在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的提货解释为系在其与被上诉人长达一个多月的选购订货产生激烈矛盾纠纷下，为获取被上诉人违约的文字依据与其店员交涉不得已而为，但未能提供其在2019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与店员沟通前已与被上诉人就家具买卖产生争议的证据，其上述辩称因无相应证据佐证而不能采信；其三，如前所述，上诉人以其与其他商家在红星美凯龙活动期间下单领礼品后未实际发生交易或仅发生部分交易来推断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15万元款项往来亦无需有真实交易数额，无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据此,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汪继衡、王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元，由上诉人汪继衡、王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齐国安审 判 员 罗 源审 判 员 陈 慧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邓 薇书 记 员 周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