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3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禹，男，196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蜀华,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崴彬，男，1974年11月29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慈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华，女，1978年10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慈利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岚，女，1998年8月15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慈利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松，湖南人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兴军，男，198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孙禹因与被上诉人向崴彬、李晓华、李岚、原审第三人赵兴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40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禹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蜀华，被上诉人向崴彬、李晓华、李岚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松到庭参加诉讼，赵兴军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连带偿还孙禹的股东投资款24万元；3.判令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连带偿还孙禹0.8万元仓库押金；4.判令向崴彬、李晓华、李岚承担一、二审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案件错判，以下事实均有错误，应给予纠正，依法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孙禹所称承包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存在笔误，实际应于2018年1月16日结束缺乏证据支持，向崴彬亦对此不予确认，故本院对孙禹的说法不予采信。”认定事实错误，应当采信孙禹之陈述。三方签订的《合伙人协议》及《承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根据前期的几份合同均可以显示出三方签订合同时，均不以阳历作为标准，而均对应的是农历，而根据实务以及前期的惯例，均可显示合同的结束期限为农历腊月，即春节前，因此，一审法院仅以向崴彬、李晓华、李岚不予确认为由，否认合同的真实时间，不符合实际情况。应当给予重新认定。（二）本案《承包协议》是独立的协议，与《合伙人协议》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不是合伙协议的延续。而一审未能独立站在《承包协议》的基础来审理案件，导致未能查明事实，因此，应当依法改判。一审法院认定：“依据孙禹诉状陈述三方原定投资100万元，根据《合伙人协议》约定的股权分配比例，孙禹应出资40万元，现孙禹确认仅实际出资24万元，故孙禹入股欠缺部分应为16万元，与该条款载明的“孙禹24万元”存在矛盾，故该条款内容本身存在歧义。”该认定未能查清一个事实，即在三方签订《承包协议》时，已经根据《合伙人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清算，在各方的权利义务及款项结算后才达成了《承包协议》的内容，因此，无须按照《合伙人协议》的约定进行股权分配等。（三）一审法院认定第四条为分红条款，《承包协议》实际结束后，三方并未对账结算，故获利情况无法确定，同时该条款亦未约定“把原股东入股欠缺部分付清”的主体为向崴彬的事实认定不清，根据向崴彬、李晓华、李岚所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显示出，向崴彬、李晓华、李岚大量的款项进入了向崴彬、李晓华、李岚的个人账户当中，可以推算出获利的金额。同时，由于《承包协议》总共只有三方当事人，第三人及孙禹均未参与管理运营，而实际运营者只有向崴彬，因此，付清款项的主体按照常理推断也应当为向崴彬。如果有其它付清款项的主体，三方应当明确显示，因此，该推断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不符合常理，生硬地将《合伙人协议》作为《承包协议》的依据，不符合事实，应当依法改判。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辩称，（一）关于涉案的承包协议，虽然这个协议的标题为承包协议，但实际上为合伙协议或合伙协议的补充条款。因为根据该份协议的相关约定，该协议原约定的孙禹以及案外人赵兴军的原持有的份额比例不变，并且对于向崴彬在经营期间所有的利润按照相关的比例进行分红，并且向崴彬以及案外人同时都对公司的经营具有决策权，以及合伙项目的决策权，对合伙项目是否终止也具有决策权。因此这份协议不属于承包协议，而是一种合伙关系。（二）关于合伙协议，承包协议第四条，关于2018年1月30日把原股东入股欠缺部分付清，这一条的解释，上述条款股东欠缺部分，这一部分指的是2018年2月到2018年12月的租金，因为2017年的租金只支付到2018年的1月份。而协议的日期是到2018年12月，双方合租店铺只租到2018年的1月份，但三方的合伙是到2018年12月份，这中间还有十个月的租金，需要1月份到期后三位合伙人重新投资，2017年的租金为72万，每个月6万。后面还有2-12月份十个月的租金就是60万。按照合伙协议一审查明的事实就是孙禹占40%的份额。孙禹应对后面10个月未交的租金出资24万，而赵兴军是占30%，赵兴军对后面十个月的租金应承担18万，因此就约定在合伙项目交由原告来交，由向崴彬来管理期间优先，对于合伙收入达到分红条件以后，将后面十个月要交的租金优先分出来，但是后面因为经营不善，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约定的分红的条件。因此后面24万和18万实际上都没有进行分红，因此孙禹要求向崴彬支付入股投资款，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实的依据，也没有双方的约定。（三）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孙禹在整个合伙期间，违背诚信原则，并且没有任何的契约精神。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孙禹自己所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双方当时约定的是孙禹占40%的份额，向崴彬占30%，案外人赵新军占30%，总共投资是100万，按照约定孙禹就应该出资40万，但实际上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孙禹就只出资了24万，而向崴彬依照协议的约定30万完全已经到位，孙禹出资的40万，到后面就总共只出资了24万，后面从来没有补缴过，并且在合伙这个项目无法进行的时候，孙禹在没有争取向崴彬以及案外人的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合伙项目所有的这些库存全部拖走卖掉，并且将向崴彬的在店铺的相关个人财产，包括电脑等私人物品，私自处理并且搬走。因此孙禹要求向崴彬支付其投资款项等上诉请求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赵兴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孙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连带偿还孙禹的股东投资款24万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8年2月1日起暂计至2018年10月1日，其后按年息6%支付资金占用费至支付完毕止）；2.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连带偿还孙禹0.8万元仓库押金;3.向崴彬、李晓华、李岚应连带偿还孙禹60万元的股东分红款；4.分割孙禹、向崴彬、李晓华、李岚合伙期间的共同财产；5.判令向崴彬、李晓华、李岚承担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8日，孙禹（甲方）、向崴彬（乙方）、赵兴军（丙方）签订《合伙人协议》，载明甲乙丙经友好协商共同出资合伙经营服装生意；股权分配甲方40%，乙方30%，丙方30%；合伙生意由赵兴军任总经理，负责经营与管理工作，孙禹、向崴彬任监事，协助总经理管理工作；按股权多少承担出资额度及风险；合伙人共同成立独立的资金账户，保底金额20万元人民币，超出部分按股权比例分红；经合伙人协商同意，需追加投资部分，按各人所占股权比例追加资金，并在约定时间到账；因不可抗力因素，经全体股东同意，可以结束合伙生意，清算后的资产与债务，按所占股权分担；如其中一方因个人原因撤资的，股权由其他股东议价后购买，无人购买可自己引进外资或自动放弃股权，任何合伙经营期间的客户资源，信息等交接清楚，并不得做有损原股东利益事情，并自动放弃保底金分享权力（保底金额20万元）。备注：本协议有效期至2019年2月8日，到期后再议。2017年8月31日,向崴彬（甲方）、孙禹（乙方）、赵兴军（丙方）签订《承包协议》，约定，南城5楼115B档三位股东一致协商决定，一、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16日，由向崴彬全权承包（包括资金、人事、业务）。二、资金管理、资金账户、往来账明细、人员招聘辞退，向崴彬全权负责。三、原股东身份、股权比例不变，股东孙禹、赵兴军各让出5%利润分红给向崴彬，作为他本人承包店铺的开支费用和工作奖励。四、分红方式：流动资金大于20万元，留足10万元作为周转，其余的资金分清。2018年1月30日把原股东入股欠缺部分付清（孙禹24万元，赵兴军18万元）。五、店里进、销、存经营明细账，开支、费用、工资明细在次月5号公开上个月账目。六、该协议签订后，中途任何一方不可悔约，如甲方悔约，股东入股本金，即日付清给2位股东。店里的所有债务由向崴彬负责结清，与孙禹和赵兴军无关。店铺变由孙禹、赵兴军决定后期经营方式，与向崴彬无关。孙禹、赵兴军两位股东须全力配合支持向崴彬的工作，任何一方作出有损或不利于向崴彬经营的事情，该方自动弃权退出，无经济补偿。七、上半年赵兴军经营遗留账务，于2017年10月1日前付清（三人核对金额）。八、店里、仓库、一辆三轮车等物品由三位股东拥有。2016年12月27日，孙禹与易敏珠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易敏珠出档口（广州市沙河沙东有利南城五楼115B档），孙禹出资金投入本档口的运作，易敏珠预收运作费用押金25000元正，合作管理期从农历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等。2017年7月22日，赵兴军（乙方）与广州市星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房屋临时使用租赁及消防安全合同》，约定甲方将广州市龙岗路18号大院308号仓库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时间为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0日止，租金每月7000元，保证金为14000元。孙禹提交的仓库保证金及8月份租金的收款收据显示，客户名称为赵兴军，金额分别为14000元和7000元。孙禹提交了其名下用于合伙项目经营的银行账户的流水，该流水显示2016年1月11日向崴彬转账共计30万元、孙禹转账24万元至该账户。向崴彬、李晓华、李岚提交了五张转账凭证，用以证明2016年12月28日向崴彬向房东易敏珠转款161400元，同时作为第二次入股款，另外还曾于2018年向孙禹转款要求孙禹续租；提交了向崴彬名下账号银行流水和李岚名下账号银行流水，用以证明向崴彬管理合伙项目到散伙期间合伙的资金状况没有达到承包协议约定20万元的分红条件。孙禹认为2016年12月28日转账记录与承包协议无关，微信转账记录系向崴彬向孙禹购买部分衣物款的费用以及返还孙禹在承包协议中24万元中的10万元；对于向崴彬名下账号流水认为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认为李岚名下银行账号流水并非向崴彬经营的全部收入。庭审中，向崴彬、李晓华、李岚称《承包协议》约定合作到2018年年底，实际到2018年2月结束合作，因2018年2月孙禹未再与房东续签合同，同时孙禹把办公室的物品和库存都搬走了，故向崴彬、李晓华、李岚未再继续经营；孙禹称《承包协议》约定履行期间存在笔误，实为2018年1月16日结束，向崴彬、李晓华、李岚具体停止经营时间并不清楚，确认曾搬走了一台电脑，但未搬走库存。孙禹称其实际出资24万元，赵兴军出资18万元，至签订承包协议前合伙项目经营的银行账户账目余额为3966元，其余资产为仓库货物，但具体账目没有清算确认；承包协议履行期间没有公开账目。孙禹明确其依据《承包协议》第四条要求返还24万股东投资款，认为该条款对2018年1月30日将原股东入股欠缺部分付清的内容是必须要实现的，与分红无关。另外，对于2017年8月31日-2018年2月期间收支账目及剩余财产清单孙禹、向崴彬、李晓华、李岚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孙禹、向崴彬以及赵兴军签订的《合伙人协议》及《承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孙禹主张依据《承包协议》第四条内容要求返还24万股东投资款。首先，孙禹所称承包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存在笔误，实际应于2018年1月16日结束缺乏证据支持，向崴彬亦对此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孙禹的说法不予采信。其次，依据孙禹诉状陈述三方原定投资100万元，根据《合伙人协议》约定的股权分配比例，孙禹应出资40万元，现孙禹确认仅实际出资24万元，故孙禹入股欠缺部分应为16万元，与该条款载明的“孙禹24万元”存在矛盾，故该条款内容本身存在歧义。再次，《承包协议》第三条约定，“原股东身份、股权比例不变，股东孙禹、赵兴军各让出5%利润分红给向崴彬，做为向崴彬本人承包店铺的开支费用和工资奖励”，第四条约定“如向崴彬悔约，股东入股本金，即日付清给2位股东”，故假如如孙禹主张第四条系三方约定在承包协议履中过程中即将孙禹的实际出资24万元予以退还，与《承包协议》上下文的约定的股东资格以及退股方式均存在矛盾。最后，第四条为分红条款，《承包协议》实际结束后，三方并未对账结算，故获利情况无法确定，同时该条款亦未约定“把原股东入股欠缺部分付清”的主体为向崴彬。综上，孙禹主张依据《承包协议》第四条要求向崴彬退还投资款24万元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孙禹、向崴彬、赵兴军结束合作时各主体对经营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均未能清算，故负债情况、获利情况以及剩余财产尚无法确认。因此，孙禹直接要求向崴彬返还股东投资款、仓库押金、分红款、以及分割财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禹要求李晓华、李岚连带偿还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第三人赵兴军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做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禹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88元，由孙禹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孙禹诉请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连带赔偿股东投资款24万元及0.8万元仓库押金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评析如下：由一审查明事实可知，孙禹、向崴彬以及赵兴军签订的《合伙人协议》及《承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应遵照履行。孙禹主张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连带赔偿股东投资款24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承包协议》的结束时间，由于孙禹无提交证据证明三方当事人就此达成了另外的合意或实际结束时间与书面约定时间不符，故本院对其关于案涉《承包协议》于2018年1月16日结束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承包协议》第三条约定，“原股东身份、股权比例不变，股东孙禹、赵兴军各让出5%利润分红给向崴彬，做为向崴彬本人承包店铺的开支费用和工资奖励”。由此可得，《承包协议》并未否定合伙协议关于股权分配的内容。此外，孙禹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承包协议》的前提是对合伙人协议已经进行了清算。故此，孙禹主张无需按照合伙协议进行股权分配，理据不足。第三，根据《合伙人协议》第六条约定，“因不可抗力因素，经全体股东同意，可以结束合伙生意，清算后的资产与债务，按所占股权分担；如其中一方因个人原因撤资的，股权由其他股东议价后购买，无人购买可自己引进外资或自动放弃股权，任何合伙经营期间的客户资源，信息等交接清楚，并不得做有损原股东利益事情，并自动放弃保底金分享权力（保底金额20万元）”。以及《承包协议》第六条约定，“该协议签订后，中途任何一方不可悔约，如甲方悔约，股东入股本金，即日付清给2位股东”。孙禹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向崴彬悔约，故本案不属于《承包协议》第六条约定的情形。且，孙禹、向崴彬、赵兴军结束合作时各主体对经营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均未完成清算，故合伙体的负债情况、获利情况以及剩余财产尚无法确认，综上所述，孙禹主张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返还股权投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孙禹主张向崴彬、李晓华、李岚返还其0.8万元仓库押金的问题，孙禹并无提交证据证明0.8万元仓库押金已退回至向崴彬，故其要求赔偿0.8万元仓库押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孙禹虽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但本院审理期间，其既未提出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孙禹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赵兴军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依法做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孙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20元，由上诉人孙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丽华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汤 瑞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袁绿凡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