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4民终1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永吉，现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精华，吉林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金，吉林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省跻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双阳区奢岭镇街道。法定代表人：徐中校，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涛，该公司董事长助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江，现住东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国立华，吉林国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立军，现住辽源市龙山区。上诉人郑永吉、吉林省跻强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跻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江、范立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永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精华、跻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涛、被上诉人范立军、吴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国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永吉上诉请求：撤销（2020）吉0402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或撤销（2020）吉0402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中关于郑永吉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跻强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郑永吉，郑永吉再转包给范立军的行为，是经过发包人追认并且经过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确认的。未支付的部分工程款，因范立军拖欠他人款项被东辽县人民法院从发包人东辽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账目上直接扣划，即发包人与吉林省东辽县人民法院均认可范立军系案涉工程承包人的事实，认可本案案涉工程款应向范立军支付，也协助他人执行了范立军的工程款。因此，即使案涉工程中间经过转包，但转包至范立军这一层级时是合法有效，并且经过法院确认和发包人的追认的。二、原审法院判决违反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吴江在原审中起诉的依据是其与范立军签订的《工程合同》以及范立军为其出具的欠条，郑永吉与吴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即不应判令郑永吉承担任何责任。三、吴江在与范立军签订《工程合同》时，存在过失。吴江系东辽县安石镇江盛道路维修队的经营者，该维修队成立于2009年，目前经营状态正常，且近五年每年向工商部门提交年度报告。吴江作为该维修队的经营者，系有多年施工经验的施工人，应当知道案涉工程的签约承包人不可能是作为个人的范立军，其在未收到《发包合同》以及范立军合法有效承包工程的《承包合同》等相关证据时，便与范立军签订《工程合同》，其自身应预判到工程款存在风险，甚至存在范立军无合同签订主体资格的风险。因此，吴江在本案中存在严重的过失。四、原审判决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多手转包的前手转包人对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需承担连带责任，并且吴江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过失，案涉标的为工程款而非农民工工资，郑永吉将工程转包给范立军的行为也得到了发包人的追认，在这种情况下，判令郑永吉承担连带责任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此外，吴江经营的维修队系合法成立，如果当前我国的每一项工程均由承包人招募工人自行施工，那么像吴江所经营的维修队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五、原审法院未审查案涉工程款的具体金额。就本案具体金额而言，案涉工程决算工程款为3,998,587.00元，该决算金额针对的是跻强公司，而不是实际施工人吴江。跻强公司收到工程款后，扣除税金、管理费，向郑永吉支付2,888,058.00元，郑永吉未收取或扣除任何费用，将全部款项支付给范立军。通过郑永吉一审提供的东辽县法院判决、划款通知书等证据可以证明就本案涉及的工程，跻强公司及郑永吉均不拖欠范立军款项（已经多支付）。除此之外，因范立军拖欠农民工工资，郑永吉还向吴江另行支付15万元，因此原审法院直接依据起诉金额作为判决数额明显错误。六、吴江与发包人东辽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跻强公司及郑永吉不存在合同关系，吴江一审起诉的依据系范立军出具的欠条，而郑永吉将工程转包给范立军的事实已经过发包人的追认和法院认定，并以实际行动协助案外人执行了范立军在发包人处的工程款，因此，案件的性质并非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而应为吴江与范立军的欠款纠纷，在跻强公司及郑永吉均不欠范立军款项的情况下判决郑永吉承担连带责任，实属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郑永吉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以维护郑永吉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跻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20）吉0402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书或撤销（2020）吉0402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书中关于跻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跻强公司不欠付郑永吉涉案工程的任何款项，一审判决跻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20日，跻强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郑永吉，郑永吉转包给范立军。2015年1月6日，范立军又与吴江个人经营的东辽县安石镇江盛道路维修队签订了工程合同......现该工程已竣工完成，经决算，工程总造价为3,998,587.00元，吴江共计收到工程款225万元，尚欠工程款1,748,587.00元。另查明，东辽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发包人已经向跻强公司全额支付工程款。”从时间上给吴江的时间还能早于跻强公司内部分包给郑永吉的时间跻强公司虽然于2015年7月20日将案涉工程内部分包给郑永吉，但是，此后跻强公司并未同意郑永吉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任何人，跻强公司对于郑永吉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范立军以及范立军再转包给吴江的行为压根不知情。事实上，发包人并未向跻强公司全额支付工程款，发包人向跻强公司的付款总金额为3,027,720.00元（其中银行汇款2,931,518.00元，代扣代缴税金96,202.00元）。根据合同约定，应当扣除郑永吉管理费57,300.00元，税金17,120.00元，经对账，跻强公司向郑永吉付款2,888,058.00元，故跻强公司不欠付郑永吉涉案工程的任何款项。一审判决错误导致层层转包的利益超越合法承包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跻强公司对毫无关系的范立军与吴江的合同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毫无事实根据。二、一审判决跻强公司对毫无关系的范立军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吴江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根据。2015年7月20日，跻强公司与郑永吉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郑永吉将涉案工程转包给范立军的行为未经跻强同意，跻强公司压根也不知道。范立军与跻强毫无关系，其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吴江的事实已经过东辽县人民法院的确认和发包人东辽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追认，范立军以实际行动协助案外人执行其在发包人处的工程款。跻强公司虽然将涉案工程内部分包给郑永吉，但是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无被挂靠人应当承担挂靠人的所有责任也没有挂靠人与借用资质的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虽然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为共同被告”，该司法解释只是为了明确如何确定诉讼主体，但并未规定被挂靠人应当承担挂靠人所有责任或者与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属于严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连带责任应当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又没有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判决跻强公司对毫不知情的范立军与吴江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一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跻强公司不欠郑永吉任何工程款，故跻强公司不应再承担责任。本案中，不管是承包人跻强公司，还是内部分包人郑永吉，均与吴江不存在合同关系，也就是说一审判决跻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合同依据。吴江起诉依据是其与范立军签订的《工程合同》以及范立军为其出具的欠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跻强公司与范立军、吴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吴江作为东辽县安石镇江盛道路维修队的经营者，具有十余年施工管理经验，应当知道涉案工程承包人不可能是个人范立军。吴江擅自与范立军签订《工程合同》存在严重过错，所以，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能够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情形，即不应当判决跻强公司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四、一审程序违法，跻强公司派员侯伟博（身份证号：XXX）出庭应诉，一审法院剥夺跻强公司诉讼权利，判决书却载明跻强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跻强公司明明指派侯伟博答辩，却载明跻强公司未答辩。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跻强公司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以维护跻强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吴江辩称，郑永吉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从表面上看，郑永吉虽然与吴江未签订合同，但郑永吉的工程是从跻强公司非法转包而来的，郑永吉又将该工程非法转包给范立军，导致实际施工人吴江无法获得工程款，无法给农民工开资。郑永吉的违法转包行为严重侵害了吴江及全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郑永吉理应承担非法转包的法律后果。就本案而言，由于层层违法转包、由于层层违法分包，导致了实际施工人吴江等农民工无法获得工程款，无法获得工资。郑永吉导致合同无效，郑永吉在合同无效上存在严重过错，理应承担合同无效之责任。所以，郑永吉应当就该农民工的工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违法转包人和违法分包人，应就实际施工人主张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郑永吉的上诉请求，为此，才能彰显法律的人文关怀。针对跻强公司的四点上诉理由答辩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跻强公司于2014年11月25日与发包人东辽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招投标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合同中约定双方的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理应遵守及履行。但跻强公司将该工程非法转包给没有资质的郑永吉，郑永吉又非法转包给没有资质的范立军，范立军又非法转包给实际施工人吴江。通过层层违法转包，致使合同无效；致使实际施工人农民工的工资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层层非法转包的法律后果是非法转包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纵观整个案件及整个工程，发包人是东辽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包人是跻强公司，实际施工人是吴江，层层非法转包的合同是无效合同的，无效合同不能约束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更谈不上合同的相对性，按照法律规定，实际施工人即农民工工资的相应权利应当由实际承包人跻强公司及非法转包人郑永吉、范立军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跻强公司与实际施工人吴江是有直接关系的。跻强公司作为整个工程的唯一的、合法的、承包人，对该工程应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即层层非法转包的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应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其他非法转包人郑永吉、范立军所签订的转包合同是非法的、是无效的，其二人也无法承担、也没有资格承担转包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转包合同而言，其二人系属于不适格主体。虽然实际承包人跻强公司与实际施工人吴江未签订任何施工合同，但跻强公司作为实际受益人对实际施工人的工程款，按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付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审判决认定跻强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正确的。实际施工人吴江与非法转包人范立军签订了转包合同，该合同是违法的、是无效的，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合同双方是没有约束力，更谈不上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相对性原则适用于合法、有效的合同，且行为人具有主体资格的合同，由于该工程通过层层违法转包，致使实际施工人吴江等农民工的工资无法得到落实，无法得到实现，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所以，跻强公司的上诉理由与上诉请求是不能成立的，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四、原审判决程序合法。跻强公司虽然派人出庭，但其没有任何委托授权手续，法庭认定其没有代理资格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跻强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此，才能彰显法律的人文关怀。范立军辩称，对拖欠吴江工程款的事实及金额均予以认可，因当时手里的工程较多，收到的工程款被挪用到其他地方了。吴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跻强公司、郑永吉、范立军立即给付工程款人民币1,748,587.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法律规定计算）；2.诉讼费用由跻强公司、郑永吉、范立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东辽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跻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东辽县安恕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稍加整治）项目十二标段发包给跻强公司施工，合同价为402.08万元。2015年7月20日，跻强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郑永吉，郑永吉转包给范立军，2015年1月6日，范立军又与吴江个人经营的东辽县安石镇江盛道路维修队签订了工程合同，将工程转包给吴江，吴江为上述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该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现该工程已竣工完成，经决算，工程总造价为3,998,587.00元，吴江共计收到工程款225万元，尚欠工程款1,748,587.00元，故吴江诉至法院。另查明，东辽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发包人已经向跻强公司全额支付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跻强公司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郑永吉，郑永吉转包给范立军，范立军转包给吴江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转包行为无效。涉案工程竣工后经验收决算，工程总造价为3,998,587.00元，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吴江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尚欠工程价款1,748,587.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该款应由范立军向吴江支付，跻强公司、郑永吉因非法转包，对上述款项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范立军待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吴江工程款1,748,587.00元；二、跻强公司、郑永吉对范立军应付吴江1,748,587.00元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吴江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跻强公司和郑永吉是否应当对范立军欠付吴江的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审中已查明，跻强公司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郑永吉，郑永吉转包给范立军，范立军又转包给吴江。二审庭审时，吴江当庭确认合同是其与范立军私下签订的，其并不认识跻强公司和郑永吉，也没有与跻强公司和郑永吉签订过合同，仅是在后期索要工程款时去过跻强公司。对于吴江而言，合同的相对方应为范立军，吴江可以向范立军主张工程款。跻强公司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但不是发包人，本案亦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撞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吴江所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在庭审中，吴江并未举证证明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具体数额，亦不能证明跻强公司和郑永吉存在拖欠范立军工程款的事实。故吴江提出的跻强公司和郑永吉对欠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郑永吉和跻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4号）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吴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00元，由范立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076.00元，由吴江、范立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赵艳霞审判员李志华审判员肖翠芳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毕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