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赣行终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琼生，男，1960年3月8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国勇，男，1960年11月26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建军，吉水县新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永丰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永丰县恩江镇佐龙大道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柯柏云，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钟龙生，男，永丰县山调办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吴福建，男，永丰县山调办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市吉州区城南新区市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王少玄，市长。委托代理人曾传侣，吉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永丰县李山林场，住所地永丰县鹿冈乡。法定代表人涂圣勇，该林场场长。曾琼生、袁国勇诉永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丰县政府）、吉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市政府）林地权属确权及行政复议一案，曾琼生、袁国勇不服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8行初7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曾琼生、袁国勇系禹山村小组村民。1981年1月13日当时的永丰县鹿冈公社禹山大队与永丰县农林垦殖局鹿冈林业管理站签订《划拨山林协议书》以禹山大队农田多人少的具体情况，同意划拨下述山林给鹿冈林站国营造林。一、划给鹿冈林站的山林：（1）前村至洋坳公路左边片，东起前村界，南以公路为界，西至村下洋坳公路，北至洋坳山脊，正（整）片山场（中间大队林场造林的归大队所有）。（2）禹山片东以村下山交界（牛栏坑起），南至田塅，西至贯下大坑，北至前村山脊。1982年1月3日，鹿冈林站办理了（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山林所有权证，该山林所有权证是大范围登证，其称第六栏登证小地名“牛栏坑”，四址：东牛栏坑水库，南田塅，西贯下大坑，北前村山脊为界即为1981年《划拨山林协议书》中禹山片的送山范围。1985年左右鹿冈林场陆续在该山场上造林并一直进行管业。2006年永丰县政府就该山场向永丰县鹿冈林场颁发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43766号林权证，涉案山场包括在0362425070700KDYMSY00101号宗地范围内，2016年权利人变更为第三人李山林场。1982年10月15日，禹山生产队也对其所有的山场进行了登证并取得了（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证。禹山村称该证第六栏“破打坑仔”即为现争议山场。1982年10月15日，曾琼生的父亲曾茂文取得了（永）留证字第26701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载“破打坑仔排”，东靠破打坑田，南靠光圣，西靠大坑其龙，北靠才生。2006年8月5日曾琼生凭该自留山使用证取得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7号林权证其中03624253007709MDY00041“破打坑”宗地。袁国勇父亲袁耀祥也在1982年10月15日取得了（永）留证字第26708号自留山使用证，登载“禹子坑进坑右边排”，东禹子坑田堪，南才生，西大坑其龙，北光圣。2006年袁耀祥凭该自留山使用证取得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8号林权证，其中0362425390709MDY00042“栗子坑”宗地。2007年袁耀祥去世，该山场由袁国勇继承。村民袁光盛、陈才生也凭自留山使用证分别取得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6号0362425390709MDY00040号宗地、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9号0362425390709MDY00043号宗地林权证，该四块山场均涵盖在李山林场的林权证范围内。2010年因抚吉高速征地，禹山村与李山林场为征地费之事再起争议。2017年10月13日，禹山村小组向永丰县政府提出权属争议调处申请，认为1981年禹山村送山给国家时只送到“倒汗”止，“倒汗”坑以北山场送给了国家，“倒汗”以南山场没有赠送。由于村民维权意识不强，村小组对山场未进行管理，而导致李山林场在“破打坑”山场越界造林。请求政府纠正错误发放给李山林场的权属证明。袁国勇、曾琼生及袁光盛、陈才生作为第三人参加调处。2018年12月11日，永丰县政府作出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的林地所有权确归国家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李山林场所有。撤销了袁国勇、曾琼生及袁光盛、陈才生在林改时期申领的林权证。2019年7月10日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光圣（盛）、袁国勇、陈春珍不服永丰县政府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市政府于2019年9月4日作出吉府复字〔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以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为由，驳回了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光圣（盛）、袁国勇、陈春珍的行政复议申请。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光圣（盛）、袁国勇、陈春珍不服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9年12月17日作出（2019）赣08行初13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禹山村小组及袁光圣（盛）、陈春珍（陈春贵）的复议申请超过法定复议期限应予驳回。曾琼生、袁国勇的复议申请没有超过法定复议期限裁定撤销吉安市政府的吉府复字〔2019〕34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吉安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袁国勇、曾琼生于2020年1月10日重新向吉安市政府提出复议申请。吉安市政府于2020年2月28日作出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永丰县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曾琼生、袁国勇不服向该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本案中曾琼生、袁国勇及第三人李山林场均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主张权属。第二十四条规定：“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山场是否已由禹山村赠送给第三人李山林场。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曾琼生、袁国勇及第三人均认可1981年1月13日禹山大队与鹿冈林业管理站签订的《划拨山林协议书》真实性，依据该协议内容禹山村在1981年已将“东以村下山交界（牛栏坑起），南至田墈，西至贯下大坑，北至前村山脊”的山场赠送给了当时的鹿冈林业管理站（现第三人李山林场），1982年10月15日原鹿冈林站按协议四址领取“牛栏坑”山场山林所有权证，且涉案山场被列入鹿冈林站1985年的造林作业设计图范围，此后由林站进行了长时间的经营管理。曾琼生、袁国勇所在的村集体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国勇一直未提出过异议。1982年元月曾琼生、袁国勇所在村集体禹山村小组在涉案山场已于1981年赠送给国家林场后又进行登证，并将涉案山场分配给曾琼生、袁国勇等村民作为自留山并颁发自留山使用权证违反上述规定。曾琼生、袁国勇持有的1982年涉案山场自留山使用权证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有效依据。曾琼生、袁国勇称涉案山场禹山村小组没有赠送给李山林场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永丰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及被告吉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到位。曾琼生、袁国勇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曾琼生、袁国勇的诉讼请求。曾琼生、袁国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撤销永丰县政府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吉安市政府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责令被上诉人永丰县政府重新作出决定，即03624253007709MDY00042号、03624253007709MDY00041号地块林权所有归上诉人；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是：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并依法撤销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村小组1981年1月13日将禹山片的山场送给第三人集体事实没有错，但“林业三定”时期，1982年1月2日永丰县政府依据送山协议，将所送山场登载（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归第三人所有，1982年10月15日永丰县政府依据送山协议，及与第三人等协商、实际经营管理状况将争议山场登记为上诉人自然村（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同日永丰县政府根据当时林改政策将争议山场登记为上诉人，并颁发了自留山使用证（永）26705号、（永）26701号。2006年林改时，永丰县人民政府依据1982年10月15日山权证（永）26705号、（永）26701号及自留山使用证，经林业主管部门现场核实踏界，上诉人取得了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8号0362425390709MDY00042号林权证、永府林证字（2006）第14907号0362425390709MDY00041号林权证，该林权证应认定真实、合法、有效。因此，一审认定1982年登载为二上诉人的山场也属“送与”第三人的事实认定错误，且第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登载林权证的范围上诉人送予的有关证据。永丰县人民政府、吉安市人民政府所作决定缺乏事实依据。2．被上诉人永丰县政府、一审仅凭《送山协议》推翻认定永丰县政府分三次颁发登记为上诉人的江西省永丰县山林所有权证、江西省永丰县自留山使用证、永福府林证属错登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一审依据《调处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但忽略了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之规定。依据第二十一条也就是说上诉人有“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依据；退一步依据第二十三条山权、林权也属各半原则，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永丰县政府答辩称：1．答辩人作出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核查，（1）被答辩人提供的（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发证时间为1982年10月15日，登证时间为签订《划拨山林协议书》的第21个月之后，当时山林既已划送给了国家，所以认为（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的证载第六栏内容缺乏登证基础，为错登应视为无效。（2）答辩人提供曾琼生、袁跃祥等村民的（永）留证字26701号、（永）26708号自留山使用权证，发证时间也是1982年10月15日。并且被答辩人曾琼生等村民也承认林业“三定”分“破打坑”自留山时，没有到现场，是隔坑远指，也没有具体指定位置和界限。山林既然已经划送给了国家，为错登应视为无效。（3）双方2006年“林改”时期所申领的林权证由于是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所颁发的，属于审查对象，不能作为证据。（4）第三人提供的《划拨山林协议书》其第二条界定的禹山片四至范围较大，包含争议山场，说明当时申请人自愿送山的事实存在。（5）永丰县政府1982年1月3日颁发给第三人的（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山林所有权证，小地名“牛栏坑”，四至：东，牛栏坑水库；南，田塅，西，贯下大坑；北，前村山脊为界。与《划山协议书》所载的送山四至基本吻合，争议山场处于证载范围内。（6）第三人提供了《永丰县鹿冈林站八五年造林作业设计图》，说明被申请人按照《划山协议书》约定，从事了长期经营管理，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2．被答辩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充分。在有《划山协议书》的情况下，第三人1985年在争议山场上造了杉木林，并经营30多年之久，被答辩人又无法提供能证明不在送山范围的证据（如合作造林协议等），答辩人按《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认定争议山场属送山范围，合理合法也合逻辑，已送山场再办理的山权证应视为错登无效。被答辩人称1982年10月15日永丰县政府依据送山协议，及与第三人等协商、实际经营管理状况，将争议山场登记在（永）权证字第0023443号山林所有权证中。但调处过程中，被答辩人一直没有向答辩人提供与第三人等协商任何证据。对于两个村小组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按《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应该首先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主要依据，但本案是林场与村小组之间的争议，争议山场在送山之前的山权属被答辩人，所以应以《划山协议书》为主要依据。吉安市政府答辩称：答辩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依法作出了吉府复字〔2020〕4号行政复议决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卷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核实，对一审判决定案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凡经人民政府划定的国有林，或当地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权属争议时，全民所有制单位能出示当时有权批准的机关的批准文件、或协议协约、或赠送书等有关证据，或提供自划定赠送以来经营管理情况的，其山林所有权应归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经营管理权维持不变。”《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在调解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查证属实的，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并依法重新确定山林权属：……（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证属错误发放的；……”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1981年1月13日禹山大队与鹿冈林业管理站（现为第三人李山林场）签订了《划拨山林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同意划拨下述山林给鹿冈林站国营造林。……一、划给鹿冈林站的山林：……（2）禹山片东以村下山交界（牛栏坑起），南至田塅，西至贯下大坑，北至前村山脊。……”1982年1月3日，鹿冈林站（现为第三人李山林场）办理了（永）权证字第№：0030229号山林所有权证，该证载小地名“牛栏坑”，四至为：东，牛栏坑水库；南，田塅，西，贯下大坑；北，前村山脊为界，该山林所有权证记载的小地名“牛栏坑”四至与《划山协议书》所载的禹山片送山四至基本吻合。同时，《永丰县鹿冈林站八五年造林作业设计图》可以印证，第三人李山林场在《划山协议书》签订后对争议山场进行了造林。且曾琼生、袁国勇所在的村集体禹山村小组及曾琼生、袁国勇一直未提出异议。因此，永丰县政府将争议山场确权为国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李山林场所有，符合上述《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永丰县政府在争议山林权属争议调处过程中，发现“林改”时发放的0362425390709MDY00040号、0362425390709MDY00041号、0362425390709MDY00042号、0362425390709MDY00043号林权证属错误发证，依法予以撤销，符合前述《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应当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之规定的上诉主张，《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规定的是“县内山林权属争议”、“重复确定权属的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原则。而本案属“赠送给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山林发生的权属争议”之情形，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对此情形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该条款。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永丰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永府山处字〔2018〕1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调处程序合法，吉安市人民政府吉府复字〔2020〕4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处理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曾琼生、袁国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古豪莉审判员  方石清审判员  饶晓燕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万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