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09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刚，男，198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杏英，女，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朝娣，女，1931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平、吴燕琴，浙江春江明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富泰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桐钟路**。 法定代表人汪尚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鑫、詹林钢，浙江**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住，住所地浙江省桐庐县云栖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昌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如机，浙江凯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祝刚、许杏英、吴朝娣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富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泰公司）、桐庐县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南街道办）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20）浙0122民初2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7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俞建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法官助理刘小敏协助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祝生全夫妻系桐庐县春江西路******房屋的所有权人，并在此房屋居住。祝生全在居住期间，一直在房屋附近属于富力纺织的建设用地上种植蔬菜。祝生全居住的房屋楼下北面有一条通往菜地的小泥路。2019年11月30日，祝生全及其妻子许杏英与城南街道办签订一份国有土地地上住宅房屋拆除产权调换协议，并承诺于2019年12月18日腾空并将房屋移交给城南街道办。随后城南街道办将该房屋及其所在的其他住户的房屋一并拆除，拆除后的建筑垃圾堆放在房屋所在的土地上。2020年1月1日上午，祝生全前往案涉菜地去拔菜。发现房屋已经被拆除，建筑垃圾堆放在原房屋土地上，堵住了原通往菜地的小泥路入口。随后，祝生全从位于菜地东南侧的瑶琳西路通往菜地，在事发地点死亡。2020年1月2日，桐庐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公民死亡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2020年1月1日本辖区发生一起公民死亡事件，经我局调查。该起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可对尸体予以火化。死者情况，祝生全，男，1957年11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30122195711××××，户籍地址浙江省桐庐县××乡××村××组。公安机关对祝生全进行尸体勘验，但未进行尸体解剖。同年1月3日，祝生全在桐庐县殡仪馆火化。另查明，1、2019年6月28日，桐庐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出《桐土征冻字（2019）第003号》通告，因桐庐县城南街道城西区块拆迁改造项目一期项目，经桐庐县发展和改革局桐发改投【2019】46号批复，该项目总面积为88.9611公顷，现冻结选址红线范围内集体所有土地。根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规定，自本通告下达之日起，停止办理上述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内户口迁入、分户、房屋交易、翻（扩）建（含光伏设施）、装潢、核发营业执照、农业结构调整等有关事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上述用地范围内新种、轮种各类作物，不得建造各类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和突击装潢。违者一律不予补偿、不作安置依据。冻结期限为三十个月。自2019年6月28日起至2021年12月27日止。祝生全的房屋及案涉菜地均在该冻结红线范围内。2、富泰公司承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桐庐双语学校一期工程，并将土石方分包给具有承运土石方资格的桐庐峰运渣土处置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运公司）运输。峰运公司在征得富力纺织公司同意并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将建筑渣土堆放在杭州富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力纺织公司）的土地上，其中涉及祝生全死亡地点。3、祝生全死亡时的发现地点位于瑶琳西路西侧，距离祝生全的菜地大约100米，死亡地点附近有部分区域是菜地，与瑶琳西路大约有1.5米的落差。峰运公司将渣土倾倒高度基本与瑶琳西路持平。祝刚、许杏英、吴朝娣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富泰公司、城南街道办共同赔偿其因祝生全意外死亡产生损失费用的70%计85226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城南街道办、富泰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1、城南街道办堆放建筑垃圾的地点不属于公共道路。2、城南街道办在房屋原址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并未增加危险性，无需设置警示标志或其他安全措施。3、虽城南街道办拆除房屋后，对祝生全通往菜地造成妨碍，但与其死亡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以上三点，城南街道办对祝生全的死亡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祝生全死亡地点的土石方系峰运公司堆放，虽该土石方系富泰公司承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桐庐双语学校一期工程中产生，但富泰公司将土石方分包给具有承运土石方资格的峰运公司运输，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责任。综上，祝刚、许杏英、吴朝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原审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祝刚、许杏英、吴朝娣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331元，由祝刚、许杏英、吴朝娣负担。 宣判后，祝刚、许杏英、吴朝娣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祝生全死亡地点的土方系峰运公司堆放，虽该土方系被告富泰公司承建华东师范法学附属桐庐双语学校一起工程中产生，但被告富泰公司将土石方分包给具有承运土石方资格的峰运公司运输，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责任。”上诉人认为：该认定错误。理由如下：本案的焦点是堆放土石方的行为与祝生全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法院也已经查明堆放土石方的地点，就是案涉祝生全的死亡地点。富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即其与峰运公司签订的《货运运输合同》，该《货物运输合同》第二条第2款约定承运方的义务：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按时向收货人发出货物到达通知。对托运的货物要负责安全，保证货物无短缺、无损坏……由此可以看出峰运公司仅承担的是运输工作，至于土石方运输到何地应当是由富泰公司指定的。退一步讲就算土石方堆放的地点不是由富泰公司指定的，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4条的规定：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完成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富泰公司分包合同中并没有明确各自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就算权利、义务都明确，富泰公司分包行为没有过错，也不应是富泰公司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第2点：“峰运公司在征得富力纺织公司同意并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将建筑渣土堆放在富力纺织公司的土地上”，该事实认定缺乏依据。理由如下：富泰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即企业基本信息、变更登记信息、账单详情，这些都无法证明峰运公司在倾倒土石方之前已经得到富力纺织公司的同意，并支付了费用。首先，富力纺织与富泰公司、峰运公司之间并没有书面的协议明确同意富泰公司、峰运公司在自己公司范围内堆放土石方。第二，支付的款项不知道是由谁的账户支付出去的，钱支付给富力纺织的一个仅持有4%股份的小股东林爱凤的个人账户，根本没有明确该款项的真实具体的用途是什么。第三，从富泰公司提供的账单详情来看，第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是在祝生全死亡之后的第二天。综合以上几点，上诉人认为法院认定峰运公司在征得富力纺织公司同意并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将建筑渣土堆放在富力纺织公司的土地上这一事实是缺乏依据的。同时，富泰公司在法庭上也认可，峰运公司的法人在负责赔偿种植户的青苗费，上诉人也举证证明，有好几户人家的青苗费赔偿款是在祝生全死亡之后领取的。峰运公司的负责人赔偿青苗费充分证明祝生全种植蔬菜是合法行为，峰运公司倾倒土石方的行为对菜地的种植户是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峰运公司也是为了顺利倾倒土石方才愿意赔偿青苗费。而本案上诉人也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祝生全在死亡之前并没有得到峰运公司青苗费的赔偿，祝生全去自己种菜的菜地收菜实属合情合理。但不幸的是，受害人祝生全摔死在案涉土石方堆放的地点。第四，富泰公司作为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应当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就算富泰公司合法分包行为没有过错，也应当对分包工程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理由如下：富泰公司将土石方工程分包给峰运公司，峰运公司将土石方堆放在富力纺织公司的范围内，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事先经富力纺织公司的同意并支付了费用。退一步讲，就算富泰公司、峰运公司的倾倒行为事先征得了富力纺织的同意并支付了费用，也应当对倾倒土石方的区域做一定的加固、设置围栏、增设安全警示标志等安全措施，但富泰公司、峰运公司并没有做这些安全措施，而受害人祝生全正好就摔死在土石方堆放的地点，这不能说祝生全在该地点死亡纯属巧合。上诉人认为，上述事实足以证明祝生全的死亡与富泰公司、峰运公司堆放土石方的行为是有因果关系的，富泰公司对于祝生全的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城南街道办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不属于公共道路。城南街道办在房屋原址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并未增加危险性，无需设置警示标志或其他安全措施。虽然城南街道办拆除房屋后，对祝生全通往菜地的路造成妨害，但与其死亡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以上三点，被告城南街道办对祝生全的死亡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法院该认定错误。理由如下：首先：城南街道办作为政府的拆迁主体，在做拆迁安全工作时，应当比一般的民事主体具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其次，本案富力纺织公司内涉及拆迁的仅受害人居住的那幢宿舍，还有其他在一起的好几幢宿舍都未拆迁，拆迁的区域内仍有居民在活动。虽说城南街道办堆放建筑垃圾并未堆放在公共道路上，但城南街道办在房屋原址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是否真的未增加危险性，无需设置警示标志或其他安全措施?再则，城南街道办拆除房屋后，对祝生全通往菜地的路造成了妨害，虽然其与祝生全最后的死亡不具有法律上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祝生全的死亡还是与城南街道办的拆迁工作不到位有一定的联系。就算城南街道办在法律上没有过错，但是对于祝生全的死亡，根据公平原则，也应当分摊一部分的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20)浙0122民初290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富泰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已查明堆放土石方的地点就是祝生全的死亡地点，而土石方堆放地点是富泰公司指定，富泰公司与峰运公司的运输合同中也未明确安全生产的权利、义务，富泰公司依法应与峰运公司承担安全生产的连带责任，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理由有四。其一，原审判决认定“峰运公司在征得富力纺织同意并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将建筑渣土堆放在富力纺织公司的土地上，其中涉及祝生全死亡地点。”该认定并没有祝生全是在峰运公司堆放的土石方上死亡的意思，更没有认定祝生全是从土石方上经过摔倒而导致死亡。原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显然是指祝生全的死亡地点是在峰运公司堆放土石方的土地区域内，而当时这个区域已经有堆放的土石方，也还有大量空置的区域。从现场照片来看，祝生全并不是在土石方上死亡，而是死亡在未堆放土石方的土地上，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祝生全有从土石方上经过，更没有证据证明祝生全是经过土石方时摔倒而导致死亡。故原审判决的前述事实认定显然不能直接推定祝生全的死亡与堆放土石方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其二，峰运公司作为土石方的分包单位，与富力纺织进行协商，将土石方清理堆放至富力纺织所有的土地上，富泰公司是知情的，这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同时，堆放地点是否是富泰公司指定，与祝生全死亡并无任何关联，因为土石方堆放在此处是征得产权人富力纺织同意的，且祝生全死亡并不是土石方导致的，故祝生全的死亡与土石方堆放地点是否是富泰公司指定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三，富泰公司与峰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虽然条款不是很复杂，但并不是如上诉人所称的没有约定安全生产的权利义务，在运输合同第九条第二款中明确约定了峰运公司对货物负责安全，即由峰运公司承担安全责任。因此，本案即使堆放土石方的行为与祝生全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安全责任也应当是峰运公司承担，而不是富泰公司。其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是有明确的对象和区域限制的，本案并不适用。首先，前述条例之所以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分包单位与总包的发包方并无直接合同关系，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等，故规定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针对的对象是总包的发包方，并非是向其他主体，故本案并不适用该条规定。其次，根据前述第24条第1款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区域也仅限于施工现场，而本案中的事故地点显然并不是施工现场，不适用该条法律规定。最后，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明确规定，“……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该规定来看，在人身损害的赔偿中，最高法院就承担连带责任明确加了限定条件，即“明知无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这也足以证明前述第24条规定不能在人身损害中直接适用,否则前述司法解释第11条就没必要加限定条件了。故富泰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也是本案存在违法分包，但峰运公司是具有相应土石方资质的合法分包单位，也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本案系合法分包。故上诉人认为富泰公司作为总包单位应与峰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显然不能成立，富泰公司显然不应就祝生全的死亡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峰运公司在征得富力纺织同意并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将建筑渣土堆放在富力纺织的土地上无证据支持，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理由有四。其一，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建立合同关系可以有多种形式，口头的、书面的、电子的等等。本案中，就土石方清理堆放至富力纺织的土地上确实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这并不代表无合同关系。上诉人仅以未签订书面合同就推定富力纺织未明确同意峰运公司堆放土石方显然是错误的。其二，堆放土石方的费用是从峰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云卿账户支付的，富泰公司在原审举证时已经进行了充分说明，且因支付凭证的原件在吕云卿的手机上，且本案与峰运公司有关，故峰运公司法人吕云卿全程旁听了原审庭审，并出示了支付凭证原件和回答了原审法庭的部分问题，上诉人所谓的款项不知道是由谁的账户支付出去的上诉意见显然不能成立。其三，堆放土石方的费用是吕云卿支付至林爱凤的个人账户上，虽然在工商登记上林爱凤仅持有富力纺织4%股份，但富力纺织实际上是林爱凤的家族企业，持有富力纺织94%股份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李昊峰是林爱凤的儿子，持有另2%股份的股东李永发也是林爱凤的家人。因此，林爱凤收取吕云卿的款项就是代表富力纺织收取的土石方堆放款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其四，从常理上分析，峰运公司2019年底开始将土石方清理堆放至富力纺织土地上至今已有一年多了，且2020年1月1日还发生了祝生全的死亡事故，加之如此大量的土石方堆放在土地上，尤其是祝生全死亡后还在陆续堆放，富力纺织对以上情况均是知情的，如果富力纺织不同意堆放，怎么可能会至今不提出异议呢?加之峰运公司支付款项的凭证，足以证实富力纺织是同意土石方清理堆放至其土地上的。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土石方款项是在祝生全死亡后支付的，这并不能推定富力纺织不同意土石方堆放。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这恰恰证明富力纺织是同意峰运公司堆放土石方的，如果富力纺织原本是不同意的，在祝生全死亡事故发生后就更加不可能同意了，也更加不会收取峰运公司支付的土石方堆放款项了，这无异于引火烧身，因此上诉人关于富力纺织未明确同意土石方堆放在其土地上的意见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三、上诉人上诉称祝生全种植蔬菜是合法行为，祝生全死亡时并未获得青苗费赔偿，其去菜地实属合法合理，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理由有三。其一，经原审调查可知，案涉土地的产权人是富力纺织，该菜地并非是祝生全的自留菜地。祝生全在土地上种菜本身就没有经过产权人的同意，祝生全是违法侵占行为。且根据城南街道办提供的证据，祝生全已经拆迁，政府也已经补偿青苗费，祝生全所谓的蔬菜，应当也已经不再归属祝生全所有，其也不应当再进入案涉土地。其二，根据城南街道办提供的证据，在2019年6月28日，桐庐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即已依法发布《征地冻结通告》，明确征地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上述用地范围内新种、轮种各类作物”，而案涉土地显然在征地范围内，且祝生全自己一家本身就是拆迁对象，对此应当也是非常清楚的，但祝生全却枉顾政府公告，依然不断重新种植作物，显然存在重大过错，祝生全2020年1月进入案涉土地显然没有合法合理依据。其三，峰运公司支付青苗费的事情并不代表祝生全种植蔬菜就具有合法性。峰运公司为什么会支付青苗费，无非就是土石方堆放掩埋了青苗，老百姓有意见，峰运公司为了少点事情，支付了二、三百元，这在工程中很常见的，这并不能说明祝生全种植蔬菜及进入菜地就是合法的。且种植蔬菜合法，不代表从事发地进入菜地就合法，上诉人的意见显然不能成立。四、上诉人上诉称即使富力纺织同意倾倒土石方，富泰公司也应当采取安全措施，故富泰公司未采取安全措施与祝生全死亡有因果关系，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理由有四。其一，土石方并非是临时堆放在案涉土地上，而是永久清理堆放至案涉土地上，也就是说，土石方堆放在案涉土地上后即已不再归属于富泰公司或峰运公司，而是归属土地产权人富力纺织所有，故土石方实际上已不是富泰公司或峰运公司的控制范围，富泰公司或峰运公司不具有采取安全措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这样要求的话，那么所有建筑工程均存在土石方清理堆放的问题，难道要求施工单位在土石方堆放场地永久采取安全措施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其二，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安全规范来说，并没有任何规定要求施工单位要对土石方清理堆放场地采取安全措施，富泰公司或峰运公司不存在此类的法定安全注意义务。其三，案涉土地是富力纺织的私人区域，并非是公共通行区域，就好比家庭装修一样，不存在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问题。从现场及公安部门的照片来看，事发地上方是瑶琳西路，下方是案涉土地，连接部分是连续两个陡坡，有两米的落差，故土石方堆放的区域显然不是供人正常通行的区域，也没有事实上供人通行的道路或设施。上诉人在原审法庭上也自认祝生全平时出入菜地均是通过北面方向的一条泥路(即上诉人诉称的被城南街道办堵住的日常道路)，并不是通过土石方堆放的区域。因此，土石方堆放在事发地并不存在影响他人安全通行的问题，不存在采取安全措施的前提。而祝生全既然选择从一个明知不是通行的区域进入案涉土地，自然应当自行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其四，采取安全措施是为了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安全。但本案中，土石方本身并不具有危险性，且堆放的区域是在私人区域，视野开阔，堆放的也并非是其他容易让人忽视或不易发现的物品，土石方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没有安全隐患，根本不需要专门采取安全措施来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安全，因此富泰公司或峰运公司均无任何过错，与祝生全的死亡并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就祝生全的死亡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五、上诉人上诉称祝生全是摔死在堆放土石方的地点，与堆放的土石方存在因果关系，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理由有二。其一，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祝生全死亡的具体经过，祝生全是如何从上方的瑶琳路到案涉土地上的，是从路边直接跳下来，还是从堆放的土石方上走下来等，均无法证明，甚至是从瑶琳路下来时死亡，还是已经去过菜地，回来路过事发地时死亡都无法确定。从目前的证据，即公安部门的照片来看，只能反映祝生全躺在案涉土地上，而不是躺在堆放的土石方上，即祝生全死亡的具体经过显然不明，假设祝生全是直接从路边跳下来，或已走到案涉土地上以后才不慎摔倒导致死亡的，那么与土石方何来的关联呢?因此在上诉人尚无证据证实祝生全的具体死亡经过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祝生全的死亡与堆放的土石方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二，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祝生全在案涉土地上死亡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祝生全是意外摔倒导致死亡，也无法排除祝生全是因自身隐形或急性疾病突发导致死亡的合理可能。而从祝生全的体表伤势来看，其体表仅有额头部位有极轻微的擦伤，没有其他任何严重的伤势。如果是因摔倒导致死亡，从常理上分析，其摔伤的程度必然是比较严重的，否则无法导致死亡。因此，结合现场的环境和祝生全仅有额头有轻微擦伤的客观事实，恰恰能够证明祝生全并非是摔倒导致死亡，而是其他自身身体原因导致死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上诉人主张祝生全是摔死，那么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由于上诉人在第三天就将祝生全火化了，没有进行尸检，导致了死亡原因无法查明，上诉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不能认定祝生全是“摔死”，祝生全的死亡与堆放土石方的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富泰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和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富泰公司不应就祝生全的死亡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恳请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城南街道办在二审中答辩称：一、一审关于“被告城南街道办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不属于公共道路，在房屋原址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并未增加危险性，无需设置警示标志或安全措施。虽然城南街道办拆除房屋后，对祝生全通往菜地的路造成妨害但与其死亡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以上三点，城南街道办对祝生全的死亡并无过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1、被上诉人城南街道办委托拆房公司拆除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堆放点位于房屋原址，事实清楚，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2、在房屋拆除后，将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在房屋原址上，是通常的做法，且结合现场情况，将建筑垃圾临时堆放在房屋原址上并未增加危险性。结合案涉上诉人主张的“死者祝生全系摔倒致死”这一赔偿理由，案涉争议焦点与堆放行为的危险性是否增加本身，并不存在关联性。据此，一审的前述认定，特别是街道办堆放建筑垃圾的地点不属于公共道路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上诉人也认同城南街道办拆除房屋与祝生全的死亡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祝生全的死亡原因不明固然是本案的特点，但根据各方均无争议的基本事实，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上诉人有条件查明却人为选择放弃，导致案涉赔偿关系的构成要件之一即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缺失，上诉人无疑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一审依照“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以及“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所主张的要求街道办赔偿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综上，鉴于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祝生全于2020年1月1日上午在位于瑶琳西路西侧，距离祝生全的菜地大约100米处死亡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桐庐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公民死亡证明书载明：该起死亡事件排除刑事案件。但是，本案中未对尸体进行解剖，即进行火化处理。现祝刚、许杏英、吴朝娣认为祝生全的死亡是由于富泰公司堆放土石方所致，故要求富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城南街道办拆房堵死道路，使祝生全无奈选择杂草小路通行，导致其摔伤死亡，也应与富泰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富泰公司虽然将土石方分包给峰运公司运输，峰运公司将渣土堆放在富力纺织公司的土地上，但上诉人在二审中也认可该处并不是一条道路，而祝生全作为当地的村民，应该知道该处不能通行。况且，由于祝生全的尸体未进行解剖，无法确定其死亡与堆放的渣土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现要求富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城南街道办的拆房行为并无违法之处，祝生全也应当知道自己的房屋将被拆除，该处无法通行。故城南街道办的拆房行为与祝生全的死亡结果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上诉人现要求城南街道办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31元，由祝刚、许杏英、吴朝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俞建明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小敏 书 记 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