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43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张勇，男，198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江，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XK。 法定代表人：李延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锐，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冠彤，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艳云，女，198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科江，山东永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勇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华公司）、原审被告张艳云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2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勇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代理费32,103.59元；3、判令被上诉人返还欠款513,250.08元及相关利息；4、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合同无效，却按照合同约定条款审理本案于法无据。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8日签订《代理出口协议》，约定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出口贸易，并明确上诉人应如何操作。鉴于（2018）鲁0202民初66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代理出口协议》无效，并经（2019）鲁02民终7004号判决维持，所以本案应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原则进行审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既然合同被依法认定无效，那么合同就不应该继续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合同无效，一方面按照合同有效来审理本案，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其判决于法无据，有失公允。二、关于退税款问题的认定，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在证据的认定上存在错误。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爱欣昌手套业务退税款110,733.08元和合肥铭仕莱节日装饰品业务退税款80,368.36元无事实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恰恰证明被上诉人没有代理上诉人委托出口的业务。首先，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报关单证明，被上诉人的出口行为是早于收到张勇帮助采购的货物时间，这是报关单、商品接收单明确记载的时间，应当确认，根据被上诉人主张，其实是先出口，才进货，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这很好的说明了被上诉人接收的货物并不是用于代理上诉人出口的业务。其次，被上诉人的支票是收到货物后分批给上诉人的，并且根据发票金额和支票的金额、用途表明，被上诉人所支付的款项仅是支付货款，没扣代理费，也没支付退税款，这也很好的说明了双方之间本次货物的交接行为并非是代理出口业务行为，因为如果是出口业务，被上诉人是要扣除代理费，并给付上诉人退税款的，而被上诉人的这些钱仅是货款，没有其他，没有扣除代理费，也没有支付相应退税款；最后，要强调的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支付过退税款。总结说明，被上诉人对于这两笔业务未提供结汇凭证，这是代理出口业务的最主要证据，但被上诉人至今不能提供，不能证明有出口行为，退一步讲被上诉人或许有出口行为，但与上诉人无关，且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支付过退税款，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能查明案件事实，所作判定缺乏证据支持，且与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悖。三、关于返征税的认定问题，一审法院显然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9]90143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真实性，但对其内容在无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全面否认了《决定书》的处罚依据和认定的事实，显然是为支持被上诉人的诉求而牵强认定。《决定书》载明的处罚原因是因为被上诉人违规操作行为，而非上诉人原因，一审法院在认定《出口代理协议》无效的前提下，依据协议来作为定案依据，这是明显错误的，依据错误；《决定书》从始至终没有认定系上诉人原因造成的处罚行为，而一审法院主观臆断成张勇原因，其所作认定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决定书》处罚依据明显相悖，其认定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决定书》载明六家企业只有四家与上诉人有关，一审法院却无视认定，依然认定爱欣昌的业务和铭仕莱业务均与上诉人有关，结合上述二项，一审法院认定显然错误，对于该两笔业务所涉及的返征税均应扣除；再者，就是反征税的收取原因，已经明确在于被上诉人的不当行为，基于合同无效的前提，那么就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双方之所以会签订代理协议，是由于原来上诉人是被上诉人单位员工，在工作期间，被上诉人一直经营类似业务，上诉人辞职后，被上诉人相关人员找到上诉人方，鼓动上诉人做此类业务，上诉人才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代理协议，代理协议明确表述了上诉人应该怎么做，而没有被上诉人应怎么操作，所以可以明确是谁在主导这个业务，被上诉人作为一直经营此类业务的公司，应当知道公司经营此类业务不符合规定和可能面临的后果，但被上诉人为达到收取代理费的目的，隐瞒未告知此类业务的风险，本案产生的退税款外的税收，均是由于被上诉人过错造成的，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造成的不利后果，并对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给予赔偿。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此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错误。四、关于上诉人的反诉请求问题。（一）关于代理费是否应该返还问题。2016年11月8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代理出口协议》，鉴于（2018）鲁0202民初662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代理出口协议》无效，并经（2019）鲁02民终7004号判决维持，本案一审法院对此也已认定，按照无效合同处理原则，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既然认定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且本案中被上诉人的代理行为系违规行为，本身不应受到认可和保护，且代理行为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不能实现，那么被上诉人应返还代理费32,103.59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非因被上诉人提供服务不当，从而认为不应返还代理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二）同时，因该代理出口协议业务，经计算，有证据证明的被上诉人尚扣留上诉人款513,250.08元，应当予以返还。对于该笔款项，我方明确进行了举证，并说明了“核对明细”的虚假性，一审法院仅以该证据认定不欠上诉人款项，明显错误，且该证据表下列第4点载明44,760.57元与55,415.66元未发生应属于张勇余额，一审法院片面认定证据和使用证据，所作判决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庭审中，上诉人也明确上诉人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签订了此对账明细，被上诉人在此证据中列举了上诉人的5笔真实账户余额，并列举了12笔虚构的支出金额，例如：1.第8项，LJ0319退税退回国库-35667.72，上诉人提供的反诉证据七《退税款业务材料一宗》中，共有2份《税收缴款书》，其中日期为2017-9-6，金额为35,667.72元的缴款书是被上诉人出具，上诉人拍照的，而日期为2018-8-7，金额为401,616.49元的缴款书为被上诉人在2018-6622案件中提供，随附一张明细表，共列明有8笔业务，其中第一笔“安阳市思聪3张AD16SF9LJ0319退税35667.72”说明2018-8-7日期的缴款书中包含此金额，首先安阳市思聪并非上诉人的业务，也从未收到过任何款项，其次第一笔业务的发票号尾数及金额与反诉证据二中第8项一致，并且在《税收缴款书》中征收的编码“101010301”，项目均为“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一事不二罚的规定，此两笔税款至少有一笔是虚假的。在证据二十一中（补充材料27页）从左数第二列，发票号尾数0319，下面倒数第二行35667.72与证据二十二中第8项一致，此列中写的是济南某公司，但是反诉证据7中的0319对应的金额一致，但是企业却成了安阳的公司，这明显是被上诉人虚假的证据，并且还赢得了当时的一审和二审的诉讼。2.第9项，仙居县康特工艺有限公司预付货款-272703.53，首先此为预付款项，按照代理协议1-甲方条款-3规定：“及时将有关款项汇入乙方所开具发票的账户内”，即若要付款先要有增值税发票，但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反诉证据八中仙居县康特工艺有限公司写明“我公司证明，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未向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因张勇的业务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未与张勇有业务往来。”表明被上诉人并非是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向仙居康特支付预付款项，但是却将此款项算作是上诉人的支出，且只有预付没有尾款，不符合常理。3.第10项，杭州新协贸易有限公司多付款-412.66，此业务为反诉证据一中第2笔业务，根据公式结汇人民币151930.07-代理费1548.30+垫税金额18625.87-货款金额168045.49=962.15元，非但没多付，还少付了962.15元。4.第14项，济南梦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发票出问题退税退回-44760.57，首先在列表下的说明中第二项表明，被上诉人声称“此业务出现异常，但是并没有退回，且已垫付给上诉人”，但是在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的证据中，支票存根的抬头是梦轩，支票存根的签名也是被上诉人员工的，此业务款项并没有支付给上诉人。上述举例说明了欠款行为确实存在，不管合同是否有效，被上诉人均应返还欠款。综上所述，上诉人也是受被上诉人要求而与之签订协议，从事业务，但该业务实际是违反规定的，已经被认定不应受到保护，因为被上诉人的不当行为，导致本案发生，因此加以认定被上诉人违约并承担相应责任才是公正，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极大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元华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支持元华公司诉请正确。张勇上诉要求改判驳回元华公司诉请不成立。（一）一审判令张勇返还退税款191,101.44元正确。本案退税款包括两组业务，一组是爱欣昌开具的发票失控导致手套业务退税款110,733.08元；一组是铭仕莱开具的发票失控导致节日装饰品业务退税款80,368.36元；两组合计191,101.44元。1.关于爱欣昌业务，一审查明张勇向元华公司发送购销合同的事实、货物已经出口的事实、张勇领取了载明爱欣昌的支票的事实、支票款项进入张勇账户的事实。爱欣昌发票被认定失控被要求退回退税款的事实、元华公司缴回退税款的事实。同时，合同、发票、报关单载明的手套数量一致，均为208080双。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张勇委托元华公司出口手套并提供爱欣昌发票的事实。在其获得退税款后，应将退税款返还元华公司。本案中，元华公司是代理张勇出口。货源由张勇自行组织。张勇以购销合同时间与出口单据时间不一致为由否认出口事实不成立。本案《代理出口协议》第三条第8款明确约定“合同仅限于开具增值税发票用”。所以其提供给元华公司的购销合同在元华公司这里仅仅是形式单据，元华公司对合同内容不承担责任。即使内容有出入，也是张勇操作导致的。张勇提供了爱欣昌盖章的合同与爱欣昌出具的发票是对应的。张勇虚假陈述，但对其发送合同、接收款项的事实无法解释，对其行为身份也无法解释。其主张无法自圆其说，不应采信。2.关于铭仕莱业务。一审查明了张勇向元华公司发送铭仕莱盖章的合同、报关单的事实；查明了双方2018年11月28日签字确认的明细含铭仕莱四笔业务的事实；查明了铭仕莱业务款项支票由张勇领取且进入张勇账户的事实；查明了元华公司缴回退税款的事实。在其获得退税款后，应将退税款返还元华公司。3.合同无效的后果是互相返还。张勇获得了退税款，应该返还。一审依据双方存在代理关系，认定张勇在发票失控的情况下，应返还退税款是正确的。张勇以诉讼拖延还款，以图长期占有款项获得资金利益的行为不应得到支持，且应得到制裁。（二）一审判令张勇支付反征税是正确的。本案双方为代理关系，张勇为委托人，元华公司仅仅代理出具手续，出口业务的利益由张勇享有、后果由张勇承担。本案中，张勇提供的发票为失控发票导致退税被追回。同时，根据本案出口货物视同内销，按规定征收的增值税等税款，应由张勇承担。1.张勇称90143号税务处理决定的处罚原因在于元华公司是错误的。决定书载明相关业务的发票为失控发票，而发票由张勇提供，张勇称元华公司原因导致处罚与证据不符。本案出口货物为依法征税，更不存在元华公司如何操作的问题。张勇自认从事外贸工作多年，其称元华公司鼓动其出口货物完全与事实不符。二、一审驳回张勇的反诉请求是正确的，其上诉不成立。（一）一审认定元华公司已提供服务是正确的。张勇要求返还代理费不能成立。参照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条，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本案中，虽合同无效，但元华公司已正常履行了代理义务，原本张勇也获得了退税款。但因其提供的发票不合格，导致退税款被追回，并引发反征税，后果应由张勇承担。元华公司对此没有过错，不应返还代理费。张勇应向为出具发票的单位也就是其采购货物的卖方追索相关损失，而非要求元华公司返还代理费。（二）一审驳回张勇反诉请求是正确的。张勇二审主张513,250.08元不能成立。一审中，法院已经查明双方签字结算清楚的事实。张勇在一审时胡乱拼凑反诉117万的金额。其一审起诉的金额构成为：12,860元+13,925.77元+125,521元+152,703.53元+35,667.72元+476,526.66元+359,318.37元=1,176,523.05元，上诉时其自知不能成立，降低为51万，可从侧面看出其主张的随意性。但看其上诉状，依然不知道该51万的构成，因此无法一一反驳。35,667.72元+272,703.53元+962.15元+35,589.56元+44,760.57元=389,683.53元，12,860元+13,295.81元+5,475.12元+6,328.01元+55,415.66元=93,374.6元，以上数据测算，也得不出来其主张的51万。另外，2018年12月12日的核对明细，发生在前案一审诉讼过程中，当时张勇称元华公司还有其款项，于是双方约定到元华公司核对，在核对后，双方签署的。此外，张勇再没在前案中主张其在元华公司处有款项，且前案经过强制执行，张勇还向执行法院履行了部分款项，全案执行到位。本案中张勇主张117万的款项，在本次上诉中又更改为51万的货款，没有任何一句。张勇在一审中辩称该《核对明细》系答辩人“欺诈”让张勇签字捺印，在本次上诉中又改口诉称“被逼迫”的情况下签字。其言行前后严重不符，缺乏诉讼诚信。综上，请二审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元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张勇、张艳云共同偿付元华公司958,997.8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以110,733.08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7日起计算，以80,368.36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4日起计算，以767,896.42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1日起计算，按照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依法判令张勇、张艳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元华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 张勇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元华公司返还代理费44,099.50元；2.依法判令元华公司返还欠款1,176,523.05元；3.判令元华公司支付利息，以上述金额自最后一笔结汇即2017年10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市场报价利率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元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6年11月8日，元华公司与张勇签订《代理出口协议》。协议约定：1.元华公司为张勇提供出口业务所需要的各种手续，协助张勇办理报关、报检、制单、结汇、退税等业务，及时将有关款项汇入张勇所开具发票的账户内。2.张勇自行组织货源和对外洽谈，及时向元华公司提供出口核销、退税所需要的各种单证、增值税发票等，按时向元华公司支付各种费用。3.元华公司向张勇提前垫付税款，张勇在提供报关单、结汇水单及增值税发票等退税资料，经税务部门验证通过后，元华公司将张勇应得的退税款预付给张勇，税款退下后偿还元华公司预付税款。4.因张勇原因导致税款不能退回的，张勇应在接元华公司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将已垫付的税款退给元华公司。5.在业务操作过程中，由于张勇原因所造成的一切责任事宜，由张勇全权负责，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由张勇承担，元华公司应积极配合张勇解决所发生的问题。二、上述协议签订后，元华公司、张勇依约履行，即张勇委托元华公司办理出口业务并向元华公司提供退税用的发票，元华公司将货款和税款按张勇的要求支付给相应的单位。因张勇提供的发票异常，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南区税务局发现涉税问题，向元华公司下达青南税通【2018】909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认为按规定失控票不可用于出口退税，应向税务部门退回出口退税款、被征收出口增值税。后元华公司向税务部门退回出口退税款536,398.18元，并支付被征收的出口增值税49,295.38元，合计585,693.56元。为此元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张勇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即一审法院（2018）鲁0202民初6622号案件。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张勇返还元华公司585,693.56元，驳回元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张勇不服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0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2019）鲁02民终7004号民事判决。三、在一审法院（2018）鲁0202民初6622号案件审理期间，元华公司、张勇于2018年11月28日进行对帐，其中确认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待退回税务局税款合计80,368.36元，张勇本人签署“属实”并签名；元华公司、张勇又于2018年12月12日出具“关于代理张勇业务账户款项核对明细”表，记载的余额为0，并注明：表内各项金额冲减后张勇无余额,无其他需要核查款项，无其他待结算款项等。张勇本人签名确认。四、一审法院（2018）鲁0202民初6622号案件审理终结后，2019年7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向元华公司作出“青税稽一处[2019]90143号《税务处理决定书》”，附有返征税明细表。决定书记载的违法事实是：你单位2017年4月至9月期间取得购进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新协贸易有限公司、济南满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淮安市音悦贸易有限公司、安阳市学正商贸有限公司、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节日装饰品、轴承座、劳保浸胶手套”，帐载自营出口，已取得出口退税款688,886.69元。上述发票已被市南区税务局定为失控票。处理决定是：（1）应追缴出口退税款688,886.69元，已补缴608,518.35元，应再补缴出口退税款80,368.36元。附件列明：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退税金额80,368.36元、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退税金额110,733.05元。（2）上述业务申报退税的出口货物视同国内销货物征税，视同内销补提销项税额673,422.29元，留抵税款249,924.63元，调减留抵税额后补缴增值税423,497.67元。（3）应补缴城建税29,644.84元、教育费附加12,704.93元、地方教育附加8,469.95元。（4）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滞纳金。为此，2019年8月1日，元华公司按决定书要求向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补缴相应税款及滞纳金，即返征税，其中：增值税滞纳金138,659.39元、城建税滞纳金9,706.16元，即（4）项金额。上述（2）+（3）+（4）一共为872,607.56元（673422.29+29644.84+12704.93+8469.95+138659.39+9706.16）。2020年6月4日，元华公司按决定书要求向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退回税款80,368.36元。元华公司主张张勇应对此承担责任，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元华公司确认，上述增值税673,422.29元中含已经在其他案件中判令张勇承担的49,295.48元，故本次予以扣除；另外，2018年12月12日元华公司与张勇签署的《关于代理张勇业务账户款项核对明细》，明细记载的最后一项预留了返征税55,415.66元，元华公司在本案予以抵消。经上述扣除及抵消后，本次元华公司主张的返征税为767,896.42元（872607.56-49295.48-55415.66）。五、此外，本案元华公司起诉标的共计958,997.86元，还包括以下退税款191,101.44元：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业务退税款110,733.08元和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业务退税款80,368.36元。关于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业务，元华公司提供了张勇通过QQ向元华公司发送该公司盖章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载明的货物为手套、数量208080双，并告知元华公司发送了合同、发票。该货物已经出口，报关单显示出口商品为手套，数量208080双，与张勇的QQ聊天记录一致。货物出口后，2017年9月张勇从元华公司领取了收款人为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的支票，张勇称支票经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背书，款项存入张勇本人账户，其中包含退税款110,733.08元。关于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元华公司提供元华公司、张勇于2018年11月28日对帐记录，张勇确认该公司业务待退回税务局税款合计80,368.36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张勇是否应返还元华公司退税款191,101.44元；二、元华公司已缴纳的返征税767,896.42元，是否应由张勇承担；三、张勇是否应承担利息损失；四、张艳云是否应向元华公司承担责任；五、元华公司是否应向张勇返还代理费44,099.50元；六、元华公司是否应向张勇返还欠款1,176,523.05元。关于争议焦点一，该退税款191,101.44元包括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业务退税款110,733.08元和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业务退税款80,368.36元，其中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的退税款80,368.36元，张勇在2018年11月28日与元华公司对帐时签署“属实”，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的手套业务已完成出口，商品品名、数量等与张勇的QQ聊天记录一致，张勇确认收到了元华公司的支票，支票通过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背书存入张勇账户，因此可以认定该业务的退税款110,733.08元已存入张勇账户。现元华公司已将上述191,101.44元税款退回税务部门，根据双方签订的《出口代理协议》约定，因张勇原因导致税款不能退回的，张勇应在接元华公司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将已垫付的税款退给元华公司，元华公司在因涉案业务发票失控的情况下将191,101.44元税款退回税务部门，张勇应按照协议约定将元华公司垫付给张勇的税款返还元华公司。关于争议焦点二返征税问题，张勇对元华公司提供的[2019]90143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附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处罚决定是针对元华公司违规操作进行的，责任应由元华公司承担，并认为安阳爱欣昌商贸有限公司和合肥铭仕莱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并非张勇业务，处理决定书也表明六家客户中只有四家是张勇业务。但结合前述争议焦点一认定的相关事实，张勇对其抗辩举证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双方签订的《出口代理协议》约定，因张勇原因所造成的经济责任，由张勇承担，故元华公司已缴纳的返征税767,896.42元，应由张勇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三利息问题，一审法院（2018）鲁0202民初6622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的《出口代理协议》为无效合同，故元华公司主张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虽然张勇与张艳云系夫妻关系，但首先涉案的《出口代理协议》的当事人双方系张勇与元华公司，该合同的效力及于合同当事人，其次，元华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张艳云参与双方的业务活动，故元华公司要求张艳云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五，元华公司根据其与张勇的《出口代理协议》，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代理出口服务，履行了合同义务，张勇应该为得到的服务支付相应费用。本案纠纷并非因为元华公司提供服务不当、履行合同有过失引发，而是张勇提供的发票失控所致，故张勇反诉要求元华公司返还代理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六，张勇在本案中提供了之前双方诉讼案件中元华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元华公司尚欠其款项，同时元华公司举证证明双方在2018年12月12日“关于代理张勇业务账户款项核对明细”记载余额为0，张勇在该明细表上签名确认，故张勇反诉要求元华公司向其返还欠款，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张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返还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退税款191,101.44元；二、张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支付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已缴纳的返征税款767,896.42元；三、驳回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张勇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3,3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8,390元，由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负担2514元、张勇负担15,87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893元，由张勇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勇提交证据一、青岛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来源于社保机构，证明从2003年8月份到2007年3月份，上诉人一直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证据二、（2006）国税法第24号文，证明本案所涉税务处理决定书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进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进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文的具体内容，明确表明了处罚依据是属于被上诉人经营的问题，而非上诉人提供的发票问题或上诉人问题；证据三、财税（2012）39号文，证明本案所涉税务处理决定书依据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文件第七条的具体内容，证明明确表明了处罚依据是属于被上诉人经营的问题，而非上诉人提供发票的问题或上诉人问题。证据四、反诉金额说明，证明上诉人主张的金额为513,250.08元。 被上诉人元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证明上诉人是有多年外贸工作经验的人员，所以相应的责任后果也应由其自行承担。证据二、证据三系国家法规，不进行质证。关于证据四，上诉人一审反诉中返还欠款请求为第二项请求，金额为1,176,523.05元，对该反诉请求，一审判决第3页已有载明，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上述1,176,523.05元金额构成清楚。上诉人二审已经自认其上诉请求第3项“返还欠款513,250.08元”的金额构成，仅有12,680元在一审主张范围之内，其依据的表格是用来说明代理费的，该表无法证明张勇主张的商业发票0619-1下12,680元。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在被上诉人处有款项事宜，已经通过双方签字的2018年12月12日《关于代理张勇业务账户款项核对明细》予以明确，张勇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上诉人提交的《二审反诉金额说明》，是在意识到其原主张超过一审请求范围时当庭拼凑的，不能以此作为其有效主张。《二审反诉金额说明》里的金额合计不能得出其上诉的513,250.08元，里面主张的金额为12,860元、13,295.77元、125,521元、152,703.53元、35,667.72元、111,424.2元、61,777.82元，合计计算为513,250.04元，与其主张金额不一致。《二审反诉金额说明》为拼凑数据，将一审请求中的476,526.66元，变更为“只主张111,424.2元”，但没有任何依据。《二审反诉金额说明》中的125,521元、152,703.53元、35,667.72元、61,777.82元的金额来源于2018年12月12日《关于代理张勇业务账户款项核对明细》，已经通过上诉人指示支出。该明细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支出。上诉人挑拣其中的收入进行主张，但是无视该明细中也包括支出的事实。根据上诉人签字的该明细，上诉人已经指示支出了多笔款项，所以收入已经被其支出，已经没有余额。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元华公司提交证据付款凭证两份及聊天记录一份，证实上诉人张勇通知被上诉人给仙居县康特公司付款。 上诉人张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其并未提交其所持有的QQ聊天记录。 对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本院结合案情一并论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爱欣昌公司、铭仕莱公司是否与上诉人张勇存在业务关系；二、代理费是否应返还；三、关于513,250.08元款项是否应当上诉人承担。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否认其与爱欣昌公司、铭仕莱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但被上诉人元华公司提交其与上诉人张勇之间发送的关于两公司的报关单据、合同、签收支票等证据，上诉人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上诉人张勇称其相关聊天记录丢失，不能提交其存储的相关聊天记录。因上诉人张勇对其主张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上诉人张勇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认为[2019]90143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上仅载明六家企业有四家与上诉人有关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勇认为上述六家中的爱欣昌公司与铭仕莱公司并非与其发生业务的公司，但因其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该处罚并未载明系由上诉人原因造成的主张，本院认为，因该决定中载明上述公司发票已经被认定为失控票，故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上诉人张勇认为上述处罚决定书中的249,924.63元，被上诉人一直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因该决定书对于扣减的数额，均予以明确，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代理费是否应当退还问题。本案上诉人张勇与被上诉人元华公司之间的《出口代理协议》已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对该协议的签订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均存在过错，故对于已发生的代理费用，本院酌定按照双方各50%分担，上诉人主张代理费用为32,103.59元，被上诉人对上述费用的数额并未提出异议，故上述代理费用，被上诉人应承担16,051.80元。 三、关于513,250.08元的认定及数额问题。上诉人张勇对其签字的《关于代理张勇业务账户款项核对明细》中被上诉人元华公司所列扣除款项的第8-11项、14项均存在异议，对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张勇提出明细表中的第八项款项的异议，因该笔-35,667.72元与第十二项中的35,667.72元相互冲抵，并未影响上诉人张勇应该承担的款项数额，故对上诉人张勇的该异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明细表中的第九项上诉人称其并未与仙居县康特工艺有限公司之间发生过业务关系，本院认为，因其在该明细中已经确认相应款项，而该明细对于该公司的名称清晰，上诉人在签署了上述明细表之后，再行否认其与该公司的贸易关系，其抗辩不能成立，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上诉人关于第十、十一项的相应款项的异议，被上诉人提供了上诉人张勇向其交纳的发票和其收款的相应证据，该差额与双方签订的明细表一致，故本院认为，上诉人张勇的上述异议不能成立。 另外，在该明细中注明，其中的税款44,760.57元应由上诉人张勇承担，上诉人张勇对该明细签字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该部分款项被上诉人元华公司并未实际缴付，本院认为，该部分款项若属于应当返还国家的税款，则上诉人张勇和被上诉人元华公司均无权扣留，但目前税务机关对上述款项并未作出处理，待税务机关作出相应处理后，才能判定该款是否应予返还，故对上诉人张勇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相应款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若税务机关明确该部分款项不属于返还税款，则上诉人张勇可另行起诉。 另外，上诉人张勇关于其反诉证据一的相关主张，因无有效证据证实，且与其签字确认的《关于代理张勇业务账户款项核对明细》的相关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勇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258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二、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258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被上诉人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返还张勇代理费16,051.80元； 四、驳回张勇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3,3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8,390元，由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负担2514元、张勇负担15,87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893元，由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承担104元，由张勇承担778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017元，由被上诉人山东外贸集团元华有限公司承担192元，由上诉人张勇承担178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法官助理郭婧雯 书记员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