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1民终7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淑英，女，1967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桂华、王姝旻，福建天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兰，女，196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芳、杨梦婷（实习），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淑英与上诉人王惠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2020）闽0125民初2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淑英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维持第一项王惠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天内偿还谢淑英本金100万元及第二项判决；2、撤销第一项王惠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天内偿还谢淑英利息（自2020年7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判决，依法支持谢淑英请求判令王惠兰应自2016年4月2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3、判令王惠兰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谢淑英与王惠兰关于本案利息计付方式，因借条系2020年7月12日出具，借条对利息的计付起始日期未作明确约定，借条文义上存在争议，故对谢淑英利息主张一审法院支持2020年7月12日起计算，谢淑英认为，该认定违背客观事实，认定事实不清。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王惠兰出具的借条证实本案借款是发生在2016年4月28日、4月29日，2020年7月12日仅是王惠兰在谢淑英催讨借款下，王惠兰对本案借款及利息进行书面确认。其次，王惠兰2020年7月12日出具的借条，不仅明确了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同时还对借款金额及借款时的利息进行了确认，从借条记载的借到谢淑英2016年4月28日和2016年4月29日共两次人民币合计壹佰万元整，月利息2%计算，该陈述是连续性的，并不会存在歧义，因此，王惠兰2020年7月12日出具的借条，是对当时借款金额及借款时的利息约定而进行的书面确认。再次，虽然本案借条是2020年7月12日出具的，谢淑英庭审也已陈述，谢淑英与王惠兰系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当时王惠兰向谢淑英借款时，谢淑英也是向案外人借贷后再借给王惠兰的，由于王惠兰没有及时还款，谢淑英已付给案外人200多万（其中含福州的一套价值150多万的住宅抵给了案外人的借款本息），这一事实王惠兰也是知晓的，因此，无论是从事实和公平上看，王惠兰2020年7月12日出具的借条上约定的利息起算点都应当是2016年4月29日起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本案利息计付方式，因借条系2020年7月12日出具，借条对利息的计付起始日期未作明确约定，借条文义上存在争议，故对谢淑英利息主张本院支持2020年7月12日起计算”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王惠兰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存在王惠兰向谢淑英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一审判决王惠兰偿还谢淑英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明显有误，对此，王惠兰在提交的上诉状中已作详细阐述，在此不作赘述。二、即使认定借款事实存在，也不能认定从2016年4月29日起开始计息，谢淑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根据银行流水及借条显示，谢淑英于2016年4月28日、2016年4月29日转款两笔50万元给王惠兰，但王惠兰已于2016年5月陆续转回给谢淑英，一审庭审时，谢淑英（原告）代理人也明确陈述“原告共计转给被告两百多万元，被告仅偿还了108万元，2020年7月经双方确认,被告尚欠原告100万元”（具体见原庭审笔录），由此可见，如存在借款也非直接由该两笔款项产生，利息也不可能由此时间开始计算；其次，借条出具时间为2020年7月12日，在双方没有明确原来有结欠利息，或约定利息应当从2016年开始起算的情况，利息应当从借条出具时间2020年7月12日开始起算。 王惠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谢淑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谢淑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属于虚假诉讼，根本不存在王惠兰向谢淑英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100万元的借条系虚假借条。因谢淑英将大额款项借给第三人无法追回，害怕其丈夫鲍才忠得知后责怪，要求王惠兰帮忙隐瞒，谎称款项系出借给王惠兰，为此，谢淑英出具借条300万元作为担保，交由王惠兰收执。这些事实情况可以从王惠兰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300万元借条印证。在上述事实背景下，2020年7月12日王惠兰才在谢淑英夫妇要求下出具100万元借条。2016年4月28日、29日谢淑英转账的100万元也不是借款，而是谢淑英投资款，但后来因谢淑英资金周转困难又要求转回。2、谢淑英主张的两笔款项已归还。谢淑英在起诉状明确写明借款是由2016年4月28日、29日的转账产生的，借条中也明确写明借款时间是2016年4月28日和2016年4月29日。对此，王惠兰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据可以证明王惠兰已于2016年5月期间分批次陆续归还了上述两笔款项。3、银行流水中体现的其他转账款项不属于借款。首先，王惠兰提供的证据《木炭厂合作协议书》、《木炭厂财务收支流水账》等证据可以证明谢淑英丈夫鲍才忠与王惠兰等共同投资开办木炭厂，谢淑英转账的部分款项系投资款。其次，由林津出具的借条也可以证明其中转账的22万元系鲍才忠通过王惠兰出借给林津的借款。再者，谢淑英在起诉状中也没有涉及称其他的转账款项系借款。综上，本案的借款事实不存在，谢淑英一审诉求应予以驳回。二、一审法院以王惠兰与谢淑英之间存在较多且大额款项往来为由，即认定王惠兰借款100万元，明显显失公平。在银行流水已证明谢淑英起诉状及借条所述的2016年4月28日、29日款项，王惠兰已于2016年5月陆续转回给谢淑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以双方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为由，认定王惠兰拖欠谢淑英100万元借款，明显有失公平。一审法院仅审查谢淑英有转款给王惠兰的事实，而不审查王惠兰也有转款给谢淑英的事实。从银行流水看，虽然从2016年4月起，从谢淑英银行账户共转账给王惠兰192.5万元，但王惠兰银行账户转账给谢淑英也共有127.67万元，此外还有代转给倪素仙7万元，林津22万元。因此，即使法院按银行流水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也应当扣除上述已转还的部分。三、一审法院按月利率2%判决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2020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因此，利息最多只能支持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四、谢淑英未提供支付律师费30000元的转账凭证，无法证明其有实际支付律师费用。综上所述，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王惠兰与谢淑英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 谢淑英辩称，1、谢淑英并没有与王惠兰合作投资开办碳厂，更不存在谢淑英丈夫鲍才忠与王惠兰合作投资开办碳厂，因此，王惠兰主张本案借款系投资款，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一审中双方均认可的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的300万元的借条，系谢淑英与王惠兰一起去江苏讨债，为了能顺利讨回款项，谢淑英在动车上写给王惠兰300万元的借条，与债务人会面时强调谢淑英也欠别人借款，促使债务人尽快还款，以便能顺利讨回款项，根本不存在300万元的借条是对本案借款的担保。3、王惠兰提交的《木炭厂合作协议》，仅能证明谢淑英丈夫鲍才忠与他人合作办厂，且鲍才忠与他人合作办厂的投资款均有鲍才忠自己转账给他人，与本案借贷无任何法律关系。4、王惠兰提交的已经早已不在人世的林津出具的借条，意图扣减本案借款金额，并无客观事实，如林津向鲍才忠借款，借条应该在鲍才忠处，怎么会在王惠兰哪里，很明显，这是王惠兰虚构伪造的事实。5、根据谢淑英提供的银行流水账，谢淑英共转给王惠兰211.5万元，王惠兰只转回给谢淑英108.37万元，2020年7月12日王惠兰确认于2016年4月28日和2016年4月29日共两次人民币合计壹佰万元整，并承诺月利息2%计算，从借款发生时起算，因为本案借款是谢淑英向案外人借贷后再借给王惠兰的，由于王惠兰没有及时还款，谢淑英已付给案外人200多万（其中含福州的一套价值150多万的住宅抵给了案外人的借款本息），这一事实王惠兰也是知晓。6、本案谢淑英起诉时间是2020年8月18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案件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按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7、谢淑英已经实际支付律师费用30000元。 谢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惠兰偿还谢淑英借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6年4月29日起按年利率2%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王惠兰承担本案律师费代理费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王惠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期间，王惠兰、谢淑英有密集大额度款项往来。2020年7月12日，王惠兰向谢淑英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主要内容为：“借条王惠兰借到谢淑英2016年4月28日和2016年4月29日共两次人民币合计壹佰万元整，月利息2%计算，直到还清为止。此借款若发生纠纷，律师费由本人承担。借款人：王惠兰2020年7月12日”。后双方发生争执，谢淑英于2020年8月18日以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王惠兰于本案引发诉讼前月余内向谢淑英出具借条，借条内容明确载明借款的发生时间、金额、利息计付方式等关键要素，其作为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人应清楚知晓签署该借条的法律后果及责任，且谢淑英提供了相应的支付凭证证明借条载明的借款已经实际支付，故对案涉借条所证明的借款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王惠兰主张案涉借条系受胁迫出具，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交的报警回执也仅能证明涉案双方当事人曾因债权债务纠纷发生争执，并不足以推翻借条所载事实，故王惠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惠兰2020年7月12日出具借条系对四年多之前的债务的确认，因双方在该期间存在较多且大额款项往来，其在诉讼中，否认借款的真实性并主张相应款项均已偿还，缺乏依据，不予采信。讼争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谢淑英现主张王惠兰偿还借条约定借款本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本案利息计付方式，因借条系2020年7月12日出具，借条对利息的计付起始日期未作明确约定，借条文义上存在争议，故对谢淑英利息主张一审法院支持为自2020年7月12日起计算。根据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谢淑英诉请按月利率2%计算，系双方约定，予以支持。谢淑英因本案纠纷委托支付律师费3万元，该费用承担在王惠兰出具的借条中作出了约定，现谢淑英主张王惠兰承担律师费支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判决：一、王惠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谢淑英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7月12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二、王惠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谢淑英因本案支出律师费3万元；三、驳回谢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王惠兰为证明其上诉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明及财务账册等。谢淑英质证认为，银行流水在一审中已经核对过，含在王惠兰回转给谢淑英108万元里面，谢淑英总共转给王惠兰211.5万元；对证明，林津的女儿如果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其陈述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财务账册等与本案无关。本院分析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法定二审中的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借款有王惠兰向谢淑英出具的借条以及银行转款凭证等为据，双方借贷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王惠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向谢淑英出具本案借条并签名、按捺手印，其应知晓该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王惠兰辩称“本案属于虚假诉讼，根本不存在王惠兰向谢淑英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但未能提供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故王惠兰的该抗辩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一审于2020年8月18日立案，故一审法院依照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认定本案借款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王惠兰主张“一审法院按月利率2%判决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谢淑英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等，故一审法院依据借条约定判决王惠兰偿付谢淑英的律师费支出3万元，该认定并无不当。王惠兰主张“谢淑英未提供支付律师费30000元的转账凭证，无法证明其有实际支付律师费用”，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涉案借条系2020年7月12日出具，借条对利息的起算日期未作明确约定，故一审法院判决本案借款利息自2020年7月12日起计算，该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谢淑英、王惠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200元，由上诉人谢淑英负担8914元，由上诉人王惠兰负担142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乐影 审判员  吕德快 审判员  刘 瑜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叶 翔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