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民申139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法定代表人：刘世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启平，重庆展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胡艺，男，196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碚区。再审申请人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甘家桥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胡艺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民终6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甘家桥公司申请再审称，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1）已生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51号民事判决、我公司2013年1-6月的银行账户明细表、重庆市银桥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财务凭证、重庆卓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我公司2013年度纳税记录、《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建设用地规划图》、《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产权证》、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勘测规划院《测绘资料图》、《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北碚区房屋住用安全鉴定中心关于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说明回函》、甘家桥公司被拆毁前的照片、社区《证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5执81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司法评估报告、阿里拍卖成交截屏图等、胡艺拒不执行劳动报酬罪刑事档案照片、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证明二审判决认定胡艺有权代表我公司签订涉案施工合同错误，胡艺拆除我公司相关建筑的行为侵害了我公司利益，且我公司账上资金充足，不需要胡艺垫资。2.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认定胡艺从2013年1月8日起实际控制甘家桥公司，持有95%股权没有依据。胡艺与甘家桥公司原股东签订80%股权转让协议是2013年6月17日，同月20日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由于胡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同年11月20日甘家桥公司原股东解除股权转让协议。（2）二审判决认定胡艺从2013年5月18日起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以甘家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相关合同对甘家桥公司均有约束力缺乏依据。胡艺从2013年6月20日起担任我公司法定代表人，二审判决认定其在此之前签订的合同有效错误。（3）二审判决认定涉案合同均合法有效且实际履行，我公司是涉案合同履行结果的受益人，故我公司对胡艺垫付款应当偿还缺乏依据。胡艺实施的改造工程没有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涉案合同违反规划法律、土地管理法律、建筑法律等效力性强制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如涉案合同的签订者超越职权，相对人属于恶意，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另外，胡艺擅自拆除甘家桥公司数十个构建物，使我公司各项损失高达8300万元，二审判决却认定我公司受益。3.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总金额为3026317.4元的《付款凭证》未质证原件，《勘验笔录》未经质证。4.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采信王健证言和《关于付款的情况说明》错误。我公司与王健没有任何关系，胡艺在王健陈述的施工时间时不是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健称我公司将小磨滩至断碑湾道路拓宽工程发包给他并向其付款和欠款的证言不真实。（2）采信胡艺提供的《甘家桥畜牧场旧房拆除工程协议书》等十份涉案合同、我公司照片和《情况说明》、胡明友《关于付款的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书》错误。我公司在一、二审法院质证中均不承认十份涉案合同的真实性，而二审判决却称我公司认可合同真实性；照片来源、拍摄时间不明，且与我公司现状有明显差别，而二审判决却采信照片和《情况说明》；胡明友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且胡艺举示的转账凭证均是复印件，胡明友是胡艺的侄儿，其证言不可信，而二审判决却采信《关于付款的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书》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事实不符，二审判决却采信《股权转让协议》。（3）不采信我公司提交的《北碚区房屋住用安全鉴定中心关于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说明回函》错误。该份证据证明胡艺拆毁我公司房屋违法，但二审判决却以与本案没有关联为由不予采信。（4）适用法律明显案件性质不符。我公司不欠合同相对人任何债务，与胡艺也没有债务关系，也没有与胡艺达成任何形式的代为清偿协议。本院审查查明，重庆永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永煌公司）、游文明、蒋小东、杨开荣、邓洪平（甲方）与胡艺、胡德万、胡月（乙方）、甘家桥公司（丙方）于2013年1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永煌公司、游文明、蒋小东、杨开荣、邓洪平分别将其持有的甘家桥公司股权各自作价转让给胡艺、胡德万和胡月。同日刘世坤向田慧云、洪定国移交了甘家桥公司印章和财务章。次日，三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最终交易目的是甲方转让其全部持有的甘家桥公司股权给乙方，同日双方又移交了甘家桥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开户许可证及机构信用代码证等。《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除胡月未签字外，其他当事人均签名或盖章。同年5月18日，甘家桥公司股东会决议：1.全体股东同意将永煌公司所持有全部80%股权转让给胡艺，转让价格为4480万元；2.转让后，胡艺占甘家桥公司80%股份、游文明占6%、蒋小东占6%、邓洪平占4%、杨开荣占4%。同日，还达成另一股东决议：1.同意将法定代表人由王建钊变更为胡艺；2.选举胡艺为执行董事，聘任胡艺为新的经理，原监事职务不变。3.修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条（有关公司股份比例的规定）。同年6月17日，永煌公司（甲方）与胡艺签订《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永煌公司将其持有的甘家桥公司80%股份以4480万元转让给胡艺，胡艺在协议签订10日内向永煌公司支付该款。同月20日，甘家桥公司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法定代表人为胡艺和股东组成，同月24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碚区分局发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后因胡艺未按照约定完全履行相应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重庆项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永煌公司变更的企业名称，简称项毅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于2013年6月17日签订的《重庆市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胡艺向其返还甘家桥公司80%股权、胡艺返还甘家桥公司公章、财务印章、产权证书等物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8日受理后，于2016年3月3日作出（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51号民事判决，判决胡艺立即向项毅公司返还其持有的甘家桥公司80%股权，驳回项毅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胡艺以其在2013年年初以来对甘家桥片区的房屋、园林等实施综合改造，因甘家桥公司缺乏资金，其个人垫付了3026317.4元工程款和材料款，在本案中要求甘家桥公司返还该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理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胡艺于2013年1月8日即合法取得了甘家桥公司的印章和财务章，即便此时胡艺尚不是甘家桥公司的股东，但善意相对人基于对公司印章的信赖，足以有理由相信胡艺有权代表甘家桥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并且胡艺于2013年6月24日担任甘家桥公司法定代表人，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从2013年1月8日起相当一段时间内，甘家桥公司应对胡艺以其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甘家桥公司抗辩胡艺在此期间的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造成公司损失，但该抗辩涉及具体损害结果，且法律依据不同，甘家桥公司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起诉，因甘家桥公司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故本案争议焦点是胡艺为改造甘家桥公司垫付费用的数额即甘家桥公司应向胡艺承担责任的金额问题。1.关于甘家桥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问题。如前所述，即便表述上有所差异，但本案二审判决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451号民事判决均能推断出甘家桥公司应对胡艺2013年1月8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责任，该法律事实并不因表述差异而改变；甘家桥公司向本院提交的2013年1-6月期间银行账户资金不超过766542.5元，而胡艺主张其垫付了300多万元，故甘家桥公司不足以证明胡艺垫付行为缺乏合理性；甘家桥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其他新的证据，均与本院总结的争议焦点无关，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2.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的依据问题。如前所述，即便胡艺在2013年6月20日才担任甘家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此之前的1月8日即合法占有了甘家桥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故二审判决虽认定事实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有差异，但并不足以改变胡艺以甘家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对甘家桥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的事实，可以不通过再审途径解决；至于二审判决认定甘家桥公司是涉案合同履行结果的受益人的问题，与本院认定的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属于本案基本事实，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甘家桥公司在另案中可提供证据推翻，无需通过再审途径解决。3.关于《付款凭证》和勘验笔录的质证问题。胡艺提交的《付款凭证》有相应合同佐证，且根据甘家桥公司的相关表述，其虽然不承认合同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合同确实已履行，而合同签订和履行时间为2013年，甘家桥公司直至目前也未向合同相对人付款，合同相对人也未向甘家桥公司主张权利，依据生活逻辑推断，可以推断出胡艺向合同相对人付款的主张成立，这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故一、二审判决综合上述情况采信《付款凭证》并无不当，该认证过程并不因《付款凭证》不是原件而不完整、不合法；二审判决中并未表述勘验情况，勘验笔录并非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故甘家桥公司称勘验笔录需质证的主张不成立。4.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1）王健证言和《关于付款的情况说明》的认证。本院认为，王健出庭作证，且其证明的修路事实有新修公路佐证，再结合上述认证理由，二审判决采信王健的证言并无不当。《关于付款的情况说明》与王健的陈述相互印证，且有付款的凭证佐证，故二审判决予以采信并无不当。（2）《甘家桥畜牧场旧房拆除工程协议书》等十份涉案合同、我公司照片和《情况说明》、胡明友《关于付款的情况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认证。上述《甘家桥畜牧场旧房拆除工程协议书》等十份涉案合同、我公司照片和《情况说明》、胡明友《关于付款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且有已建成工程佐证，结合上述认证理由，二审判决予以认定并无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有相关当事人的签名或印章，二审判决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内容作为法律事实予以认定并无不当。(3)《北碚区房屋住用安全鉴定中心关于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说明回函》的认证。该证据与本院总结的本案争议焦点没有关联，甘家桥公司可在主张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的相关案件中提出。（4）案件性质问题。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认定甘家桥公司对胡艺垫付款项应当偿还，这与本院认定的本案争议焦点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重庆甘家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敖宇波审判员  干建强审判员  吉守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