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苏08行终4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逢建朋，男，汉族，1967年9月4日出生，农民，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委托代理人王春梅（系逢建朋妻子），农民，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委托代理人张慧敏，北京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明远东路**。 法定代表人徐超，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扬，北京盈科（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桑明康，北京盈科（淮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安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住所地淮安市北京北路**div> 法定代表人袁开锋，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谢清波，江苏天哲（淮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逢建朋诉被上诉人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枚乘街道办）、淮安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淮安市城管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2行初27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逢建朋系枚乘街道办许庄村逢庄组村民，王春梅是其妻子，在该村土地上建设有大棚、看护棚等设施。上述看护棚未经规划许可。2020年6月9日，原告的大棚、看护房被一众人员组织机械强制拆除。 2020年2月23日，被告枚乘街道办制作了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项目三项补偿明细，补偿对象中没有逢建朋户。 经一审法院与许庄村村委会核实：根据2004年土地承包登记底册记载，逢建朋户共有2亩承包地，0.15亩的自留地。该户土地已经在2007年3月正大路项目、2009年10月天津路小学项目、2012年6月正大路商住项目中全部征收完毕。王春梅系租用王春生、冯祥华的土地搭建的蔬菜大棚、看护棚。 逢桂云户有承包地3亩，自留地0.45亩。经过之前的征收，在本次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中，还有土地0.289亩，由逢桂云小儿子逢飞领取了补偿款29792.71元。 王春生户土地1.224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共计55302元，已经存入王春生名下存款单，但王春生并未领取。冯祥华户土地1.249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共计60073.50元，该款项冯祥华已领取。 王春梅诉枚乘街道办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10日予以受理，目前正在审理中。在该案中，其主张的事实是其承租王春生土地上的蔬菜大棚、看护棚被强制拆除，并提供了王春生、王春梅共同出具的说明一份，其主要内容是：王春梅租赁了王春生、逢强华（冯祥华）各一亩三分承包地，建设了蔬菜大棚和看护棚。大棚、看护棚共计1716平方米，其中看护棚约80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在本次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中有承包地，并在该承包地上建设有蔬菜大棚及看护棚，现被强制拆除。这个土地是1994年家庭内部分地而得，1998年以后该地由逢建朋父亲逢桂云在耕种。被告辩称逢建朋户在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项目中并无被征收土地，逢建朋户是租用王春生、冯祥华户的土地搭建的蔬菜大棚、看护棚。 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情况，逢建朋户的承包地已经在2012年之前分3次被全部征收完毕。其主张是家庭内部由原告父亲逢桂云分2亩地，无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庭审中陈述的该承包地1998年以后由逢桂云耕种与其在诉状中陈述的在该土地上建有蔬菜大棚、看护棚并耕种相矛盾，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王春梅已经另案起诉要求对租赁土地上的蔬菜大棚、看护房的拆除行为确认违法，该案的起诉对象与本案原告主张的起诉对象应为同一对象，故本案逢建朋的起诉没有基本事实依据，其相关权益可以在王春梅另案诉讼中予以保障，本案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逢建朋的起诉。 上诉人逢建朋上诉称:一、上诉人在案涉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有承包地，一审裁定认定其没有承包地，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名下有四块承包地和一块租赁地，分别是正大路4分地，天津路小学1亩地，正大路商铺3分3厘地，案涉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3分地，租赁的地块位于后扬组2亩6分地。其中案涉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3分地是九几年家庭内部分地时，分给上诉人的，上诉人父亲及众多邻居可以证明，土地起初由上诉人耕种，之后由上诉人父亲种植蔬菜，土地上大棚、看护房是上诉人出资建设。2020年6月9日，被上诉人组织人员将该地块大棚、看护房强制拆除。租赁的位于后扬组××6分地，是上诉人妻子王春梅从王春生处租赁得来，上诉人同样建有大棚、看护房，2020年6月4日，被上诉人将该地块大棚、看护房强制拆除，王春梅已经以个人名义起诉确认强制拆除违法，案件尚在审理中。二、本案上诉人主张的起诉对象与王春梅另案起诉的对象完全不同，一审裁定认定两案起诉对象应为同一对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案涉土地位置为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属于逢庄组。王春梅起诉的案件中，土地属于后扬组。两个案件涉及的土地位置和亩数完全不一样。强制拆除时间不一样，针对的起诉对象不一样。三、本案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二款的规定，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枚乘街道办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本案诉讼的对象是以王春梅为另案原告起诉的同一标的，该标的在王春梅案件中进行审查，故本案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事实认定清楚，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上诉人淮安市城管局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均已随卷移送本院。 二审中，上诉人逢建朋提供：1、逢建山、逢正前书面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逢建朋在案涉通甫路地块有承包地。2、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登记簿复印件一份，证明一审查明逢建朋名下只有三块土地事实认定错误。该登记簿复印件所写的名称是逢占朋，不是逢建朋。2020年12月份一审判决作出之后上诉人代理人王春梅去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部门申请要逢建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方提供的就是这张复印件，上面写的是逢占朋，该复印件上面写的逢建鹏不是上诉人本人签字，对方表示是村干部填写。上诉人没有逢建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相关的登记簿，仅有一审已经提供过的农民负担监督卡复印件。 被上诉人枚乘街道办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一审裁定中已经查实其承包地情况，并已经全部征收完毕。 被上诉人淮安市城管局质证认为，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登记簿眉头的名字被上诉人认为实际是逢建朋的简写。 经审查，证据1，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与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相同，一审已经就此事实予以认定，不再重复确认。 本院经审查，对于一审认定的“在该村土地上建设有大棚、看护棚等设施。上述看护棚未经规划许可。2020年6月9日，原告的大棚、看护房被一众人员组织机械强制拆除。”“经过之前的征收，在本次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中，还有土地0.289亩，由逢桂云小儿子逢飞领取了补偿款29792.71元。王春生户土地1.224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共计55302元，已经存入王春生名下存款单，但王春生并未领取。冯祥华户土地1.249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共计60073.50元，该款项冯祥华已领取。”不予确认，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逢建朋主张在许庄村逢庄组土地上建设有大棚、看护棚等设施，并主张2020年6月9日两被上诉人组织人员将该地块大棚、看护房强制拆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上诉人逢建朋主张在案涉通甫路西侧商住地块有承包地3分，并主张系家庭内部分地得来，但是其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承包地登记其在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结合上诉人逢建朋一审庭审中陈述，1998年以来该土地系上诉人父亲逢桂云在种。上诉人逢建朋主张在该地块上出资建设大棚、看护房，大棚、看护房归其所有，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逢建朋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结果正确，应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裁定驳回逢建朋的起诉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赵 文 审 判 员  孙聂娟 审 判 员  孙志丹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阴文婷 书 记 员  谢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