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4民终8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基，男，195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萍，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桑雨露，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建民，男，196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红，女，1968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城区。系石建民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真琪，男，199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邑县城区。系石建民、李春红之子。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岩，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林林，山东众成清泰（德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玉基因与被上诉人石建民、李春红、石真琪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4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玉基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2020)鲁1424民初361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石建民、李春红与石真琪2014年5月27日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并判令石真琪将出售涉案房产所得53万元房款返还石建民、李春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李玉基与石建民、李春红的债权债务关系始于2012年5月25日，借款数额最终确认于2014年4月1日。而石建民、李春红将邮政局家属院2号楼1单元301室房屋无偿赠与石真琪的时间是2014年5月27日，并于2014年6月6日过户至石真琪名下。无偿赠与时间和过户时间都要晚于债权债务关系形成时间。石建民和李春红当庭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石建民父母出资购买，银行流水并不能代表其偿还能力。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临邑县人民法院(2018)鲁1424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4民终1616号民事判决书，均未论述涉案赠与合同效力问题，且两份判决中也未出现“合同有效，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表述，不能以此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综上所述，作为债务人的李春红、石建民在明知有巨额债务尚未清偿的情况下，将名下的房产无偿赠与儿子石真琪，使其丧失了部分偿付能力，导致(2018)鲁14民终1680号民事判决至今未履行完毕，李春红、石建民名下已无任何财产可供执行。《房屋赠与合同》的签订，严重损害了李玉基的合法债权，致使李玉基无法顺利实现该债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构成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为维护李玉基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李玉基的全部诉讼请求。石建民、李春红、石真琪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与石真琪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一、石建民、李春红将涉案房屋赠与石真琪，没有损害李玉基的到期债权，不属于恶意逃避债务。(一)李玉基和石建民、李春红之间的借款并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的，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李玉基向石建民、李春红主张还款的时间是2017年12月5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4民终第1680号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8月28日生效，此时才是双方债权确定之时。而涉案《房屋赠与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27日，房屋赠与在前，债权到期在后，因此石建民、李春红将涉案房屋赠与石真琪，没有损害李玉基的到期债权。(二)(2018)鲁1424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石建民、李春红和石真琪之间的赠与行为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李玉基就此上诉后，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19)鲁14民终1616号判决，结果为维持原判。石建民、李春红和石真琪之间赠与行为的合法性已被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二、石建民、李春红赠与涉案房产无损害李玉基债权的主观恶意。涉案《房屋赠与合同》签订时前后三个月期间内即2014年4月、5月、6月，李春红银行账户资金最高余额达1042万元，借款保证人山东新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账户最高余额达1048万元，房屋赠与之时，石建民、李春红及为借款提供担保的山东新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财产足以偿还李玉基的全部借款本息。因此石建民、李春红赠与涉案房产无损害李玉基债权的主观恶意。李玉基也因知晓有能力偿还借款，直至2017年12月份，才主张债权，而此时距赠与房产已近四年之久。三、石建民、李春红和石真琪之间赠与涉案房产不存在恶意串通。石真琪并不知道石建民、李春红向李玉基借款之事。而涉案房屋系由石建民父母出资购置的临邑邮电局的福利房，此房是爷爷奶奶留给唯一孙子石真琪的财产，石建民、李春红将涉案房产以赠与的形式过户给石真琪，是为了完成爷爷奶奶的心愿，三人根本不存在故意串通损害李玉基利益的主观恶意。四、李玉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三个要件，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行为，结果上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对此，主张合同因此而无效的李玉基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作了特别规定，根据该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认定恶意串通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明显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结合本案，李玉基在主张石建民、李春红和石真琪之间的赠与系恶意串通，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既要证明石建民、李春红与石真琪的主观恶意，又要证明客观上具有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和结果，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能够排除恶意串通以外的其他可能性，但李玉基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故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而根据石建民、李春红和石真琪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证实他们之间的赠与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李玉基利益之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驳回李玉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案涉《房屋赠与合同》合法有效，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玉基上诉请求。李玉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4年5月27日石建民、李春红与石真琪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2.判令石真琪将出售涉案房屋所得53万元房款返还给石建民、李春红；3.本案相关诉讼费用均由石建民、李春红、石真琪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1日，李玉基与李春红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100万元、300万元，月利率为35‰，均未约定还款期限。2017年12月份，李玉基以李春红、石建民、山东新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1424民初2891号民事判决，李春红、石建民、山东新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8月17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14民终168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2017）鲁1424民初2891号民事判决；二、李春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李玉基借款本金3185811.54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7月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清偿利息时应当扣除2015年4月9日偿还的5000元）；三、石建民对上述第二项内容中的878387.01元及利息与李春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山东新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山东新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可向李春红追偿。2014年5月27日，石建民、李春红与石真琪签订《房屋赠与合同》，将位于临邑县东岳路路东邮电局家属院2号楼1单元301室的房产无偿赠与石真琪，并于同日由临邑县公证处出具了《2014》临邑证民字第137号公证书。2014年6月6日，石建民、李春红将上述房产过户至石真琪名下。2017年8月27日、9月14日、10月7日，石建民代石真琪与案外人梁建美签订《二手房买卖定金合同》、《二手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二手房交易买卖》，根据合同约定，梁建美以530，000元的价格购得上述房产，于2017年10月7日结清全部房款并实际占有居住上述房产。2018年，李玉基依据（2018）鲁14民终1680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将位于临邑县东岳路路东邮电局家属院2号楼1单元301室的房产予以查封。案外人梁建美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鲁1424执异字第49号执行裁定，驳回了梁建美的异议请求。2018年12月10日，梁建美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8）鲁1424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停止执行并解封石真琪名下位于临邑县东岳路路东邮电局家属院2号楼1单元301室的房产；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李玉基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鲁14民终161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涉案位于东岳路路东邮电局家属院2号楼1单元301室的房产系石建民的父母出资购买的临邑县邮电局的福利房。后因石建民父亲去世，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均登记在石建民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李玉基的起诉意见及石建民、李春红、石真琪的辩解理由，一审法院就案涉法律关系进行释明后，经征求双方意见，概况归纳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石建民、李春红与石真琪之间关于案涉楼房的赠与合同是否无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二款规定：“前款第二项至第四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关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一审法院（2018）鲁1424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4民终161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生效，其中关于石建民、李春红与石真琪之间的赠与行为“合同有效，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的认定，可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李玉基虽主张被告之间签订案涉房屋赠与合同的行为，致使李玉基无法顺利实现到期债权，属于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损害第三人利益，构成合同无效，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亦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2018）鲁1424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另外，涉案房产系石建民的父母出资购得的临邑县邮电局的福利房，因石建民父亲去世，该房产登记在石建民名下，原告在案涉房屋上无物权意义上的权属争议，石建民、李春红处分自己的合法财产并无不妥。即便石建民、李春红对外负有债务，相关法律也并未对个人在负有债务情况下处分其合法财产作出禁止性规定。再者，李玉基对李春红、石建民的债权无履行期限，2014年5月27日，石建民、李春红、石真琪就案涉房屋签订赠与合同时，李玉基的债权尚未被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直至2018年8月17日，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4民终1680号民事判决书终审确认李春红债务本金为3185811.54元。根据三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石建民、李春红与石真琪签订赠与合同时的前后三个月内，李春红的银行账户中最高曾有1042万元的资产余额，借款保证人山东新华建钢结构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中最高曾有1048万元的资产余额，足以偿还李玉基的债务，石建民、李春红并不存在逃避债务、侵害李玉基到期债权的情形。综上所述，石建民、李春红、石真琪之间的房屋赠与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交付，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驳回李玉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李玉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有选择提起撤销权之诉或合同无效之诉的权利。从上述法律规定的恶意串通构成要件分析，应包括缔约各方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主观恶意，为实现此不正当目的事先通谋。本案中，2014年石建民、李春红将其房产赠与其子石真琪前后一段时间内，李玉基的债务人及担保人银行账户内尚有大笔资金，石建民、李春红的赠与行为并没有使其丧失对李玉基的清偿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李玉基对恶意串通的事实没有提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玉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李玉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小雪审判员  郝全树审判员  高晓敏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苑占伟书记员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