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4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君盛宏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振兴路**绿创科技大厦**902。法定代表人：周泊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玲，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娟，北京奥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汇童创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贾家花园**院**楼**西侧（东铁匠营企业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褚立伟，总经理。上诉人北京君盛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盛宏公司）因与上诉人北京汇童创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童创优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1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君盛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汇童创优公司向君盛宏公司支付合同票款4032657元；3.判令汇童创优公司向君盛宏公司支付逾期利息（以4032657元为基数）；4.上诉费由汇童创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2018年9月15日，君盛宏公司与汇童创优公司签订的《票务代理销售协议书》应属有效。协议明确约定于2019年1月20日结清所有费用，汇童创优公司对此在一审中予以认可，但经君盛宏公司多次催告，至君盛宏公司起诉，汇童创优公司仍未按合同约定结清票款，故汇童创优公司存在明显违约行为。君盛宏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公司财务人员黄艳玲与汇童创优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双方对票务数目无异议，两人之间的通话录音又证明汇童创优公司已拖欠票务结算款金额多达400余万元，且汇童创优公司明确表示无力偿还，汇童创优公司一审中已对该证据认可。君盛宏公司的录音中确有提及100万元奖金事宜，但该奖励是以汇童创优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结清票款为前提，是双方就合同履行做出的协商，是君盛宏公司为尽快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而做出的妥协和让步，不应作为诉讼中对君盛宏公司不利的证据。综上，鉴于汇童创优公司未能依约支付票款，亦未能及时按照双方协商方案结清票款，故不应享有奖金优惠，应严格按合同约定，根据票务数目对应的票款金额向君盛宏公司支付全额票款4032657元，及以该金额为基数的逾期利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君盛宏公司的上诉请求。汇童创优公司辩称，君盛宏公司给奖金是以销量做基数的，现在汇童创优公司完成了销量基数，理应支付奖金。一审法院对奖金的处理正确。君盛宏公司有伪造收据的情况，把已经结过的款项作为未结的，有3、4张是这样的情况，上面的签字不是王某的签字，不能认定为是汇童创优公司的欠款，汇童创优公司该结的欠款都已经结完了。汇童创优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君盛宏公司向汇童创优公司支付销售奖励与应付之差额634533元；2.君盛宏公司向汇童创优公司支付销售服务费200000元；3.君盛宏公司向汇童创优公司支付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均以834533元为基数）；4.驳回君盛宏公司的诉讼请求；5.诉讼费由君盛宏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汇童创优公司与君盛宏公司实际交易票数到底有多少？一审判决仅依据汇童创优公司与君盛宏公司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表格所记载的取票数量来认定双方的交易数额，对交易中的签收单不作审查，从而做出的事实认定是与交易事实不符。事实是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表格上的取票数据是汇童创优公司统计奖励返点使用的，并不是汇童创优公司的实际取票数量，汇童创优公司实际取票的数量应以君盛宏公司处的签收单和出库单为准。君盛宏公司并未在第一次庭审中出具签收单和出库单，当汇童创优公司提出要求其出示并对账时，君盛宏公司在第二次庭审才出示，且造假多张，已被鉴定出笔迹造假，由汇童创优公司签收的取票数额为215000张，按照单价62元计算，汇童创优公司的应付票款为13330000元，应付款与已支付款的差额为365467元（应结款）。一审法院不依据签收单和出库单的取票数量核算应结款，而依据微信聊天中的表格来认定应结款，对君盛宏公司伪造假证据的行为也不予追究，反而支持君盛宏公司的虚假诉讼，做出不符合事实的认定，判令汇童创优公司向君盛宏公司多支付300多万元，应判令君盛宏公司向汇童创优公司支付634533元，即100万元销售奖励减去365467元之差。二、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其他取票人是不是汇童创优公司的下级代理，他们的取票数量应不应该计算为汇童创优公司的取票数量，他们的债务应不应该由汇童创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将其他人认定为汇童创优公司的下级代理，但汇童创优公司提交的微信证据及君盛宏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均显示其他人员是从君盛宏公司处取票的，也是单独结算，一审法院没有任何依据而认定其他人员从汇童创优公司取票。事实是，君盛宏公司请求汇童创优公司为其多多介绍代理商，为激励汇童创优公司为其介绍代理商，君盛宏公司许诺但凡汇童创优公司介绍的代理商的销售数量都算进汇童创优公司销售奖励计算基数，本案中提到的微信聊天中的表格就是汇童创优公司为向君盛宏公司确认自己的奖励计算基数，而统计的所有人的取票数量，并非汇童创优公司自己的取票数量。也就是说，微信聊天的表格统计的取票数量是与销售奖励有关的，与汇童创优公司的合同应结款无关，君盛宏公司处的签收单和出库单才与汇童创优公司的合同应结款有关。这是两个结算关系：一是销售奖励，以所有人的取票数量计算；二是合同应结款，以汇童创优公司的实际取票数量计算。一审法院混淆上述关系，无视证据的证明事实，将其他人员的取票应结款算为汇童创优公司的应结款，由汇童创优公司承担其他人员的债务，是错误的。三、合同中明确约定了销售服务费。一审法院却以“双方在多次微信聊天及通话中，均未提及销售服务费”为由对汇童创优公司此笔费用主张不予支持，于法不符，于理不公。汇童创优公司与君盛宏公司是生意合作关系，注重情分，在所有的聊天沟通里都是做出让步的。考虑以后长远的合作关系，汇童创优公司并没有锱铢必较到向君盛宏公司追要这笔费用。汇童创优公司的大度，却成了法院认定此费用不存在的依据。合同明确约定有销售服务费，汇童创优公司在一审中也提交了与销售服务费相关的证据材料，根据网络销售常识，完全可以推断出销售服务费主要由快递费和网店营销费组成，结合汇童创优公司的销售数量，完全可以裁量出费用是否合理。一审法院以汇童创优公司提交的快递结算单和网店营销费等证据因缺乏补强证据为由否认其真实性，违背常识，在合同明确约定销售服务费，一审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情况下，对汇童创优公司此项费用的证明提出了超出其能力的证明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了他人与汇童创优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颠倒了汇童创优公司与君盛宏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君盛宏公司辩称，1.认同一审判决中对取票数目的认定，君盛宏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汇童创优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2.出库单中的签字确实是汇童创优公司工作人员签署，也确有汇童创优公司员工取票时签王某名字的情形，汇童创优公司明知此情形而故意作笔迹鉴定，试图以此混淆事实真相。如若君盛宏公司有意造假，必会制作出以诉讼金额对应票款一致的出库单而非仅提交部分，显然与常理不符。所以君盛宏公司提交的出库单及收据，仅为了证明汇童创优公司存在欠款事实，而欠款金额应以双方统计确认的《票务明细及付款明细表》中数目为准。3.汇童创优公司将自己的下级代理表述成自己介绍给君盛宏公司的客户与事实不符。汇童创优公司主张其他人从君盛宏公司取票，单独与君盛宏公司结算，统计的《票务明细及付款明细表》仅为了获得奖金，该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汇童创优公司已经承认《票务明细及付款明细表》是其统计，又称他人单独与君盛宏公司结算自己并不知晓结算金额，那么《票务明细及付款明细表》当中记录的取票数目和结算款数据，汇童创优公司又如何得知？明显是自相矛盾。汇童创优公司统计《票务明细及付款明细表》的行为已经说明了其所提到的他人是从汇童创优公司取票，与汇童创优公司结算，君盛宏公司的合同相对方、结算相对方也只有汇童创优公司。4.双方的票务代理协议中所提到的销售服务费并没有明确约定，根据双方的合意，所谓的销售服务费就是指合同第一条中最后一句结算价格的优惠。君盛宏公司一审诉讼金额已经是按照62元最优惠的结算价格统计，即相当于在结算时已经扣除了所谓的销售服务费。综上，君盛宏公司认同一审法院对汇童创优公司尚欠票款4032657元事实的认定。汇童创优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君盛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汇童创优公司向君盛宏公司支付拖欠的合同结算款4732657元；2.判令汇童创优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1月2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暂计算176599.42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汇童创优公司承担。汇童创优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君盛宏公司支付汇童创优公司销售服务费20万元；2.判令君盛宏公司支付汇童创优公司销售奖励及应付差额634533元；3.君盛宏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5日，甲方君盛宏公司与乙方汇童创优公司签订票务代理销售协议书，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甲方授权乙方拥有本公司发行的京津冀旅游一卡通旅游年卡的销售，乙方以其拥有的线上线下渠道推广并销售；产品说明：卡面标价99元，含有261家景区不限次游览；售卖价格：汇童创优公司线上对外发布的销售价格必须为本公司的约定价格95元/张，不得有任何与低价相关的文字及图片；结算价格：1张-20万张65元，20万张-30万张63元，30万张以后另行协商；合作及产品使用期限：即日起至2019年1月15日结束；结算方式及时间：取票时支付当次票款的50%，每月月底支付总票款20%，2019年1月20日前结清所有票款，销售服务费在结算时由乙方在票款总额中扣除。2018年12月1日，君盛宏公司财务人员黄艳玲与汇童创优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在微信聊天中通过表格确认，自2018年9月15日至2018年11月30日汇童创优公司从君盛宏公司取卡388222张（含郭宏伟数量64800张），君盛宏公司收到款项15183054元。2019年7月31日，黄艳玲通过微信聊天向王某发送统计表格，载明自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1月17日汇童创优公司从君盛宏公司取卡349400张*62=21662800元，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5月30日君盛宏公司收到款项17630143元，未付4032657元。期间，双方对此进行了沟通。2019年8月8日，王某回复称“明白了”。2019年8月6日、16日，黄艳玲与王某进行了两次电话通话，主要商谈了如下内容：1.总账400多万元；2.奖金100万元；3.其他人员从汇童创优公司取票没有手续（孟奇除外），涉及的款项如何负担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另查，君盛宏公司、汇童创优公司之间货款两讫的业务包括：1.2019年2月20日1000张卡7万元；2.2019年2月26日1000张卡7万元；3.2019年3月12日2000张卡14万元；4.2019年3月21日1000张卡7万元；5.2019年3月27日、29日1000张卡70002元；以上共计420002元。另外，2018年8月20日，君盛宏公司下发了2019年京津冀旅游一卡通市场价格调整通知，调整了取票价格，并提示达到一定数量的销售结束后奖金一次性发放。一审法院认为，君盛宏公司与汇童创优公司签订的票务代理销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案件认定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其他人员取票所产生款项的债权主体的认定。首先，君盛宏公司与汇童创优公司签订的票务代理销售协议中对此未作出约定，后期双方对此也没有达成补充合意；其次，其他人员取票是从汇童创优公司，而非君盛宏公司；最后，君盛宏公司与汇童创优公司人员通过微信统计数据时，所列举的数据中并未将其他人员单列。故，其他人员取票所产生款项的债权主体是汇童创优公司，汇童创优公司与君盛宏公司之间的票款不应扣除其他人员取票的款项。二、汇童创优公司拖欠款项的认定。君盛宏公司与汇童创优公司相关人员通过微信发送的统计数据，以及双方人员的通话内容，形成了证据链，可以认定，2018年9月15日至2019年1月17日汇童创优公司从君盛宏公司取卡349400张*62元=21662800元，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5月30日君盛宏公司收到款项17630143元，汇童创优公司尚欠君盛宏公司4032657元。至于司法鉴定的检材“王某”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王某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两张单据，已涵盖在上述统计数据之中，不影响相应款项的认定。三、关于奖金的认定。首先，君盛宏公司下发的2019年京津冀旅游一卡通市场价格调整通知中提出“达到一定数量的销售结束后奖金一次性发放”；其次，君盛宏公司与汇童创优公司相关人员在通话中明确表示君盛宏公司奖励汇童创优公司奖金100万元。故，汇童创优公司主张的票款奖金1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此款可从汇童创优公司拖欠君盛宏公司的票款4032657元中抵扣，即汇童创优公司尚需支付君盛宏公司票款3032657元；君盛宏公司主张的此部分款项及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予以驳回。四、关于销售服务费的认定。首先，票务代理销售协议书中虽约定“销售服务费在结算时由乙方在票款总额中扣除”，但并未约定销售服务费如何计算；其次，双方在多次微信聊天及通话中，均未提及销售服务费；最后，汇童创优公司证明销售服务费的反诉证据五，在缺乏补强证据的情况下，真实性一审法院未予确认。故，汇童创优公司反诉要求的销售服务费2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北京汇童创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君盛宏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票款3032657元；二、北京汇童创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君盛宏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均以3032657元为基数）；三、驳回北京君盛宏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北京汇童创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君盛宏公司与汇童创优公司签订的票务代理销售协议书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履行中，汇童创优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某与君盛宏公司的财务黄艳玲多次进行微信及电话沟通，所涉及内容既包括取票数量也包括欠款金额及与奖金合计后的款项给付方案等，其沟通过程具体并涉及详细依据，因此汇童创优公司上诉提出取票数量应以王某签字确认的签收单和收据为准，欲推翻汇童创优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某与君盛宏公司的财务黄艳玲微信中统计的取票数量，应当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且从王某的谈话内容看，并无仅为统计奖励返点而确认统计表格的意思表示，王某在与黄艳玲通话中还谈及其与其他人员的款项结算问题，也未提出应由君盛宏公司黄艳玲与其他人员直接结算的异议，故本院对汇童创优公司提出的其他人员取票所产生欠款不应计入本案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以统计表格中的数据为依据，认定汇童创优公司欠款4032657元，认定并无不当。关于销售服务费的问题，因双方所签票务代理销售协议书中仅提及“销售服务费在结算时由乙方（即汇童创优公司）在票款总额中扣除”，并未对具体执行标准进行约定，且双方就结算价格还约定“30万张以后另行协商”，表明该笔销售服务费用并不单独结算，存在综合考虑计算在结算单价的可能，双方亦未就此形成交易习惯，因此汇童创优公司主张法院应对此项费用进行裁量，缺乏依据。本院对汇童创优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君盛宏公司上诉提出，其向汇童创优公司支付奖金100万元应以汇童创优公司于2019年1月20日结清所有票款为前提。本院对此认为，君盛宏公司下发的2019年京津冀旅游一卡通市场价格调整通知中提出“达到一定数量的销售结束后奖金一次性发放”，可见奖金的发放与销售数量直接相关，而且在君盛宏公司黄艳玲与汇童创优公司王某的通话中，涉及所欠款项一并解决时已将奖金计入欠款中进行折抵，未明确提出不结清全部票款就没有奖金的意见，且以销量为奖金支付的前提条件亦符合商业交易惯例。因此，本院对君盛宏公司的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汇童创优公司3032657元及逾期利息，处理正确。综上所述，君盛宏公司、汇童创优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385元，由北京君盛宏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3800元（已交纳）；由北京汇童创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2758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珊审判员  石磊审判员  李丽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