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9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云，女，198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曹鹤俊，男，1982年9月27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金坛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金坛旭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金坛区华城中路**。法定代表人：项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露露，男，1989年6月5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南京市江宁区。上诉人史云、曹鹤俊、常州市金坛旭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润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3民初4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云、曹鹤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判决旭润公司向史云、曹鹤俊支付多收取的25993.21元房款。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旭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国家调整降低税率目的是为了减轻增值税纳税人负担,即常州市金坛旭润置业有限公司”有误。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发文前言目的:“为完善增值税制度,现将调整增值税率有关政策通知如下”。2.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文发文前言目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从2018年及2019年两次国家降税的目的及文件内容都没有提到“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文件所述“减税”:国家明确增值税是流转税、价外税,税金由最终消费者承担,也就是谁最终消费谁承担,旭润公司为房产物品的制造及销售者,所生产及建造的房屋目的是销售流转的,并不是房屋最终的消费者,根据增值税的规定,上诉人才是增值税的最终消费及承接者,应减轻上诉人的税金。另外销售价格都是包含增值税金的,既然增值税金税率下调原价也应当下调。合同由旭润公司提供,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旭润公司并没有明确的告知或者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表示是固定含税总价合同。合同中并没有文字说是固定总价。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6.2.1规定了房屋按建筑面积计算,单价为10037.61元/平方米,总价款1441000元;3.4条款中约定预测面积为143.56平方米。合同第25条补充协议:对本合同中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内容,双方可根据具体情况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第二条款第7项对单价中的税费也做了明确的约定:本期商品房项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8号公告,适用税率为11%;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第二条款第8项: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销售价款已经包含相应的税金,买受人为自然人的,出卖人仅能为买受人开具前款所述税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第十六条第7款中双方约定了政府相关税费的变化,均由买受人承担,与出卖人无关。此条款表述中“相关税费”并没有明确不包含增值税,我们认为包含增值税；所指的政府相关税费如公共维修基金、契税等税费都是明确规定由买受人直接交由政府相关部门的,不属于双方在合同中需要约定的事项。旭润公司辩称，一、因增值税降低所产生的收益，不应该归属于购房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本案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为旭润公司，并非买受人史云和曹鹤俊，买受人、开发商之间并非代扣代缴的关系。增值税增减后果均由出售商品房的一方即旭润公司承担，与买受人史云、曹鹤俊无关。二、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案涉商品房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乘以单价，同时约定了合同面积与产证面积、产证登记面积发生差异时，双方在正负3%以内据实结算。房屋总价的调整不包括增值税率的调整。三、双方在合同补充协议虽然明确11%的税率，但这是根据当时的税务政策进行计算的，符合当时条件下的税费比例，仅是对当时税率情况的列明，并无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四、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赋，激发企业活力，但税后必将会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但直接受益人应是当下的企业，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签订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必须重新核算合同价款，立即让利于买受人。五、旭润公司在2019年12月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只能按照2019年12月当时的税率调整备案合同房款的价税比例。旭润公司提高不含税价款的开票行为，是继营改增后再一次降低税率的一个应对行为，而且该种应对行为没有违背双方对房款总价的约定，属于合理的一个修正的行为。六、旭润公司向国家税务局报送案涉商品房销售单价是跟合同单价一致的，价格是以合同单价为基础缴纳的增值税。买受人曹鹤俊和史云对国家政策和合同条款理解有误，其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旭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关于“常州市金坛旭润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史云、曹鹤俊支付逾期交付商品房违约金人民币14986.40元”的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史云、曹鹤俊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史云、曹鹤俊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中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具体如下：一、因政府的大气污染管控工作导致的停工，符合合同约定可以顺延的情形，我方可据实顺延相应天数，但一审法院不予认可。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0.2条第二款第（2)项的规定，如遇非出卖人所能控制的政府、市政配套等原因，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出卖人可据实予以延期。金玺天郡项目自2017年8月开始施工后，常州市及金坛区两级政府出于对当地天气和环保治理管控方面，多次出台相关文件，当地的建筑企业的项目管理人包括当地政府的安检站领导、监理、项目经理等人员均通过微信群接受指示及收发政府文件，向金坛区各建设施工单位下达管控文件，并指示“停止土方作业”或“停止一切作业”等。其次，商品房的建造不仅需要众多上下游产业与之相配套，其建造工序也有一定的顺序且不可更改，若土方作业施工受到影响，那其他关联施工随之延后，如电力排线、管道施工、绿化景观等。同时，本项目的交付条件之一《常州市商品房交付使用备案通知书》的取得是以整个项目整体通过竣工验收，获得建设工程验收备案证明文件为前提。因此，项目因政府大气防治污染管控行为而停工，导致后续施工随之延后，从长远角度来说，还导致项目竣工备案及交付文件获取时间的延后。最后，我方作为全国知名的房地产企业，在开发项目楼盘时与建筑企业签订的建筑承包合同及备案的开工时间，己经预估了可能由于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工程延期的情形，与购房者之间约定的交付时间也予以充分考虑，但全市建筑类采取大气管控措施是无法预估的，政府管控行为属于非我方所能控制的政府原因，我方无法控制和避免，为环境保护，我方应积极配合执行政府相关文件，在管控期间停止土方作业，而不能漠视政策文件，按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强行施工。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完全漠视合同约定，机械的将大气污染防治管控认定为政府长期性和常规性工作，而忽略了大气污染防治管控的不可控性，因政府的停工要求（包括停工期限和停工种类等）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空气质量决定的，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所以，每年的停工天数也不同。故因政府的大气污染管控工作导致的停工，我方可将交付日期顺延相应的天数。二、关于疫情不可抗力是否适用本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仅从表面的时间前后顺序来判断疫情的不可抗力不能适用本案（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疫情发生的起算时间是2020年1月25日），未将我方因政府大气污染防治管控行为导致停工后而合理顺延的天数计算进去。根据我方提交的因政府大气污染防治管控行为导致停工时间的统计资料来看，仅统计的部分停工时间就有151天之久。合理顺延后,交付日期至少应当变更为2020年5月30日。仅因政府大气污染防治管控行为导致停工时间就能完全覆盖史云、曹鹤俊认定的逾期交付时间,更何况在合同正常履行期间发生了疫情不可抗力,更应当适用“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非“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同时,因为疫情问题,即使上诉人在2020年3月24日取得《常州市商品房交付使用备案通知书》,金坛区政府仍不同意上诉人进行集中交付。经上诉人与政府多次沟通与协商后,政府方同意我司于2020年4月13日开始进行交付工作。综上,上诉人并未逾期交付,是因政府大气污染防治管控行为及疫情不可抗力等问题导致的涉案商品房顺延交付,无须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史云、曹鹤俊辩称，旭润公司提到的条例第一条中纳税人有企业，但也有个人。增值税是价外税，所有的税费都是我们个人来承担。国家降税，预收的差额要予以退回，其他答辩意见与其上诉状意见一致。史云、曹鹤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旭润公司向史云、曹鹤俊支付按已付房款每日万分之一计算的至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人民币15274.6元；2.判令旭润公司向史云、曹鹤俊返还房屋差价人民币25993.21元；3.本案诉讼费由旭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5日，旭润公司开工建设金玺天郡项目，2017年10月28日开工建设金玺天郡6号楼。2018年4月21日，史云、曹鹤俊与旭润公司签订了关于金玺天郡26栋乙单元904室（施工编号6栋乙单元904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房屋建筑面积143.56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米人民币10037.61元，总价款为1441000元人民币（含税价），史云、曹鹤俊依约于2018年4月21日前向旭润公司支付了房屋首付款290000元，余款1151000元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合同约定房屋的交付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前，若出卖人逾期交付则在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七补充协议还载明：本期商品房项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8号公告，适用[一般纳税人]征收方式，适用税率为[11%]。合同签订后，史云、曹鹤俊的购房款已经付清。2019年12月18日，旭润公司开具江苏省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金玺天郡26栋乙单元904室面积143.39平方米，价税合计1439293元，其中税率为9%，税额为118840.71元。2019年12月20日，旭润公司向史云、曹鹤俊发出收房通知书，通知史云、曹鹤俊于12月31日收房。2020年1月3日，旭润公司发出告金玺天郡客户书，主要内容为2020年1月3日金玺天郡未正式交付，相关违约责任按照合同条款执行。2020年1月20日，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金玺天郡项目有关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有金玺天郡项目没有通过工程质量验收，通知旭润公司立即停止交房，并责令旭润公司发出延期交付的官方声明，严格按协议约定承担延期交付的违约赔偿。2020年4月8日，旭润公司向史云、曹鹤俊邮寄了收房通知书，通知史云、曹鹤俊于4月15日收房。2018年4月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8（32）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增值税税率由11%调整为10%，自2018年5月1日执行。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局发布2019（39）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增值税税率由10%调整为9%，自2019年4月1日执行。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受法律保护。史云、曹鹤俊、旭润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旭润公司金玺天郡项目未按照合同的约定期限交付，其真正原因是没有通过工程质量验收，因此旭润公司逾期交付房屋构成违约，应当按照约定向史云、曹鹤俊按已付房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交付之前一日，本案违约金为1441000元×0.0001×104天（2020年1月1日-4月14日），共计14986.40元。对于旭润公司提出的辩解意见，该院认为，旭润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将2019年12月31日确定为金玺天郡项目交付日期，应该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确定的。大气污染管控，已经是政府多年来的常规性管理工作，政府的管控措施对应不同的天气状况有不同的举措。旭润公司作为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此是明知的，应当自行协调好施工进程，而非将政府的管控手段作为工程逾期、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逾期的理由。新冠疫情的发生更是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即2019年12月31日之后，旭润公司以此为逾期交付的不可抗力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故对旭润公司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对于史云、曹鹤俊主张旭润公司应退还因税率调整而多收的购房款25993.21元，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的规定，旭润公司销售不动产应当缴纳增值税，史云、曹鹤俊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人。国家调整降低增值税税率目的是为了减轻增值税纳税人的负担。史云、曹鹤俊、旭润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单价明确，且系固定含税总价，虽然增值税税率由11%调整为9%，但不能因国家调整降低增值税税率而重新计算买卖合同约定的商品房单价，故史云、曹鹤俊主张旭润公司返还因税率调整而多支付的购房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常州市金坛旭润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史云、曹鹤俊支付逾期交付商品房违约金人民币14986.40元。二、驳回史云、曹鹤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4元，减半收取467元，由史云、曹鹤俊负担293元，由常州市金坛旭润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74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旭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四组（共11份）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金坛区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发文通知（2018、2019）、常州政府官网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发文及新闻报道、2018年6月金坛区打响最严大气污染防治管控攻坚战发文、2018年9月金坛区成立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的通知，证明案涉工程所遇到的大气污染防治管控力度前所未有，自2018年开始停工力度之大、之密集均使得开发商不具有可预估性。第二组证据包括金玺天郡项目因政府停工天数汇总表、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各级政府部门停工管控发文、常州市金坛区两级政府对工程施工管控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各级政府因大气污染管控措施下发的停工令致使案涉工程停工151天，旭润公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顺延交房日期。第三组证据包括天津省高院、江西省高院关于延期交付的审判意见、徐州、河北、山东、北京等多地类案判决，证明根据类案指导经验，多地司法实践表明因政府管控（尤其是大气污染防治管控）停工令致使开发商延期的，不应归责于开发商，可免除或减轻违约责任。第四组证据包括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城乡建设领域相关工作的通知》《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障房地产业稳定发展的意见》，证明2020年1月24日新冠疫情阻碍了案涉房屋的办证及交付进度，该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上诉人史云、曹鹤俊质证后认为，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对方提交的相关文件不能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对方提交的有关文件并没有仅针对旭润公司，相关政策并非仅针对旭润公司一家，其中许多管控措施是政府的日常管理行为，对方应当预见到。疫情是在对方延期交付之后发生的，对方应当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本院认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史云、曹鹤俊与旭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权利义务。现因旭润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向史云、曹鹤俊交付房屋，存在逾期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史云、曹鹤俊有权要求旭润公司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房屋实际交付之日止按已付房款总额的日万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关于旭润公司主张大气管控导致工期延误的天数应予扣除，因旭润公司的现有证据亦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因大气管控停工的实际天数。同时，大气管控的政策出台时间远早于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旭润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交房日期，应是在充分计算了施工期限、可能出现的停工天数等之后并适当留有宽裕的天数之后得出的数据，因此，对于大气管控可能导致的停工，旭润公司应有所预见。旭润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关于旭润公司主张受疫情影响导致工期延误及交付延后的相应天数应予扣除，因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在疫情发生前旭润公司已经存在迟延履行行为，旭润公司以疫情为由要求免除或减轻违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史云、曹鹤俊所持旭润公司因增值税率调整而多收取的房屋差价应当退回的主张，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就购房约定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法，补充协议没有改变总房价款数额，亦无代收代缴增值税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对合同房款总价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该条款的约定并不具有调税即调价的意思表示，在对此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旭润公司是否缴税、缴税的具体金额、种类对于房屋总价款不产生任何影响。此外，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并非购房当事人。在当事人双方对减少纳税款费用归属未有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史云、曹鹤俊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故对上诉人史云、曹鹤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史云、曹鹤俊及旭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2.5元，由上诉人史云、曹鹤俊负担225元，由上诉人常州市金坛旭润置业有限公司负担8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仪审 判 员  罗希夷审 判 员  万海峰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骆云辉书 记 员  巢 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