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6民终6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运成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6663189129。负责人：李星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彬萍，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立，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民权，男，195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攀峰，岳阳楼区正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晏强，男，198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向东，平江县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民权及原审被告晏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626民初36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彬萍、李立，被上诉人何民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攀峰及原审被告晏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并依法改判驳回何民权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案涉事故发生时间为2016年1月28日，何民权在2020年10月26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应当驳回何民权的诉讼请求。因一审法院以不真实的证据做定案依据，从而对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认定错误，进而导致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错误，请求予以纠正。2、何民权首次提起诉讼的期间起算应为2016年2月5日即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之日。退一步讲，如以何民权第五次入院治疗的出院时间来认定，则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也应为2016年9月1日。3、何民权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即便按何民权第五次出院的时间节点来计算，何民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截止日期应为2018年8月31日。民法总则及民法典针对诉讼时间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所以，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并且截止日期应为2018年2月4日。退一步讲，就是按照第五次出院的时间节点来计算，何民权诉讼时效期间的截止日期应为2018年8月31日。4、在2018年8月31日前，何民权不具备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合法事由。一审判决以何民权在2017年、2019年仍在继续治疗、内固定未取出以及2019年6月28日交警大队出具的调解终结书为依据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存在明显错误。何民权在2017年11月15日的此次检查距离其第五次出院（2016年9月1日）相隔有441天，而中途并无其他治疗记录。同时，该医疗费票据既没有病历资料，也无诊断证明相互佐证，何民权事实上也没有产生任何药物治疗费用。因此，该票据仅能证明何民权前往医院进行了检查，但无法证实何民权此次检查与案涉交通事故的关联性。2019年4月2日的医疗费票据同样如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仅凭一张挂号、CT扫描的发票来认定何民权在2019年仍在继续治疗是认定事实错误，以此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更是明显错误。暂不究何民权提交的调解终结书的取得方式和途径，上诉人认为该调解终结书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尤其是针对上诉人而言。因为一审过程中，何民权对上诉人提出的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没有提到在交警部门调解的任何事实，上诉人对何民权申请调解一事毫不知情，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交警部门组织的调解。而调解终结书系何民权在一审辩论终结后，为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而取得的一份材料，形式上不符合证据规则，完全没有任何佐证材料，内容也不符合客观实际。上诉人认为一份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交警部门的调解终结书不具有与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不属于引起时效中断的事由。5、司法鉴定结论形成于诉讼时效届满后，已不能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因本案的诉讼时效的届满日期最晚为2018年8月31日，而何民权在2019年12月21日才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伤残鉴定，暂不论非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可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何民权委托司法鉴定的时间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故司法鉴定报告已不能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6、护理费和误工费的计算明显错误。何民权住院治疗的期间为2016年1月28日至2016年9月1日。很显然，何民权因此发生的护理费、误工费应在2016年。因此，如计算护理费、误工费也需参照2015年的标准。一审判决居然僵硬适用法条，不顾客观事实，按照2020年标准来计算，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7、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何民权诉讼时效期间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8月31日，在无诉讼时效中断的合法事由情形下，何民权主张是的时间在2018年8月31日之前。因此，何民权的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按湖南省2017年的农村标准予以计算。8、交通费认定过高，与实际支出明显不符。何民权住院治疗的医院都在平江县内，在毫无证据支撑的情形下，一审判决认定其交通费开支4000元明显不合理。何民权辩称，1、2017年11月15日答辩人在汨罗市中医院进行了门诊检查，2019年4月2日在平江县××镇卫生院进行了门诊检查和治疗，2019年10月20日在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门诊检查，病历足以证明答辩人至2019年10月仍未完全康复，且进行了相应的诊疗，亦证明至2019年10月答辩人仍未康复且治疗未结束，可见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2019年12月21日，答辩人根据伤情的康复进行了司法鉴定，至该时答辩人的伤情与最终损害损失才予明确。同时，出院并不代表伤情痊愈及治疗终结，现实中伤者因经济、费用、自身、家庭与陪护等原因提前出院回家休养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果被答辩人所称出院即代表康复与治疗终结的理由成立，必将导致伤者不敢轻易出院及回家休养，只能选择在医院治疗至完全康复，由此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如挂床、过度医疗等不可估计，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本案应以最终治疗终结、调解终结、司法鉴定作出的时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特别是鉴定结论正是为查明及确定最终损害结果及损害损失的合法合理依据，符合“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到损害之日”的法律规定，故此本案未过诉讼时效。2、根据民法典及民法总则的地位，民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而保险法是明确及调整保险关系的法律，本案是民事侵权纠纷，属于民法的范畴，本案并非保险合同纠纷，所适用的是民法典及民法总则的相应规定，上诉人以保险法规定的诉讼时效对抗民事侵权纠纷，显然不当，故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只能是三年。3、本案中答辩人的内固定未拆除，康复也未完全，且期间多次就医，在伤情未明确的情况下，答辩人根本无法主张合理损失的数额，在调解中与侵权人之间根本无法就具体损害达成一致，且答辩人与晏强在调解中因赔偿的问题产生过严重冲突，造成调解无法达成。2019年6月28日交警在调解无法达成的情况下出具调解终结书，该调解终结书有交警部门的签章及出具时间，真实性到出具机关一查即知，足以证明答辩人不知道具体权利受到损害的实际情况，亦能证明答辩人在2019年6月28日主张了相应的权利，可见诉讼时效中断。4、人身损害纠纷中，司法鉴定是为查明损害后果及损失的必然方式，如无鉴定，当事人根本无法确定损害后果及损失，答辩人调解终结后申请鉴定，正是为查明损害后果及损害损失，因此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时间，即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5、因答辩人的损害损失在2019年12月21日司法鉴定结论作出时间才得以明确，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按损害最终确定时即2019年12月的标准计算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晏强陈述，1、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何民权的病历显示其于2017年11月15日、2019年4月2日、2019年10月20日在三家医院进行了门诊检查和治疗，病历完全可以证明何民权在2019年10月前并未完全康复，也可见治疗未结束。2019年12月21日的司法鉴定也能证明未超过诉讼时效。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时间并非诉讼时效开始的唯一情形。因此本案应以治疗结束并司法鉴定作出的时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2、本案案由是民事侵权诉讼，并非保险合同纠纷，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被答辩人称应以保险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显然不当。3、交通事故发生后，何民权就赔偿的问题申请交警进行调解，因何民权要求过高，被答辩人又无故不参加调解，答辩人在已投保、无拒赔的情形及被答辩人未参与的情况下，无法满足何民权及其家属的要求，导致双方发生严重冲突，造成调解不能达成。2019年6月28日，交警告知何民权去司法鉴定，并作出调解终结书。调解终结书完全可以证明诉讼时效的中断。且交通事故中造成人员伤亡的，司法鉴定是查明和确定人身损害的必经程序，如无鉴定，损失根本无法计算，因此鉴定书作出的时间应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4、本案赔偿的计算并无不当。何民权的损失在2019年12月21日鉴定后才得以明确。一审法院按照2019年12月的标准计算赔偿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投保了相应保险，何民权的损失理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答辩人垫付的费用依法应由何民权予以返还。何民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由赔偿义务人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653800.25元，由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支付，超出部分由晏强负担；2、由赔偿义务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8日18时40分许，晏强驾驶湘Ｆ1××**号牌小型轿车沿平江县××镇迎宾路自东往西方向行驶，当行驶至平江县××镇××村迎宾路段时，将道路上通行的行人何民权撞倒，造成何民权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2016年2月5日平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下达了平公交认字（2016）第50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晏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何民权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晏强所驾驶的湘Ｆ1××**号牌小型汽车在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责任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何民权于2016年1月28日发生事故后被送往长沙市泰和医院住院治疗54天，3月21日转往平江县人民医院住院85天至6月14日出院，出院后因身体不适于6月27日又到平江县人民医院住院2天，6月29日转往平江县爱康中风医院住院25天，之后出院回家4天后伤情反复，7月28日又到平江县人民医院住院35天至9月1日出院，出院后于2017年11月15日在汨罗市中医院进行门诊检查，2019年4月2日在平江县伍市中心卫生院进行门诊检查及治疗，2019年10月20日在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门诊检查。2019年12月21日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了何民权委托，于2020年1月16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认为被鉴定人何民权胸9及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玖级伤残，其双侧多发肋骨骨折、骨盆多发性骨折畸形愈合、腰椎多发附件骨折遗留腰部活动部分受限及其左侧膝关节活动部分受限构成四个拾级伤残，其误工期为12个月，护理期6个月，营养期为3个月，后期治疗费约需4万元，或按实际发生计算。晏强向何民权垫付5万元，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垫付1万元。诉讼过程中，晏强与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协商约定对何民权进入商业三者险的医疗费，按15%比例核减非医保用药。何民权父亲何得胜出生于1934年4月10日，母亲陈益珍出生于1935年9月21日，生育有何民权在内的两个子女。何民权的损失为：医疗费332081.77元（292081.77元＋后段4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120元；营养费2700元；护理费32950.36元（66816元／年÷365天×180天）；误工费54272元（54272元／年÷12月×12月）；残疾赔偿金182718.48元（残疾赔偿金145024.8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父母3769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000元；交通费40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320元；鉴定费2200元。何民权损失中属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为340901.77元；属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为289260.84元；另有不计入交强险损失鉴定费22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对于何民权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应由赔偿义务人给予赔偿是没有争议的，故对其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损失的主张，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何民权的损失如何计算；三、民事责任如何分担；四、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如何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2016年1月28日，何民权在事故发生后进行了医治，出院时间为2016年9月1日，但在2017年度、2019年度均进行了治疗，一直未取出内固定，损失并未确定。何民权于2019年6月申请平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调解，因双方未达成协议，2019年6月28日公安局交警大队终结调解程序。何民权主张权利的时间到其起诉时的2020年10月26日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对保险公司抗辩其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以采纳。关于焦点二，参照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度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标准计算损失。对何民权主张的医疗费，以正式的票据为准。何民权做了两次内固定术，一是左胫骨平台，二是腓骨头及髌骨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这两个内固定术都没有进行解除。何民权主张的后段医疗费系属其后期行内固定取出所必然发生的费用，应予支持。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保险公司抗辩何民权住院时间在2016年度，应当以30元／天计算，一审法院采纳该抗辩意见，根据该时间段岳阳市生活、消费水平及市场状况等因素，支持30元／天计算204天住院期间。营养费酌情支持2700元。何民权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双方当事人对计算标准未有异议，应予支持。关于护理费，参照2019年度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标准收入66816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误工费，因何民权系农村居民，参照农、林、牧、渔业行业平均收入54272元／年的标准计算。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其伤残等级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情支持14000元。关于交通费，何民权虽仅提供了部分交通费发票，但其伤后前往平江、汨罗、长沙、浏阳等地往返门诊、住院治疗必然产生交通费用，酌情支持4000元。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用损失，何民权提供了票据，根据何民权现在住院治疗期间及生活实际状况需要使用残疾器具，一审法院根据何民权所提供的证据支持其主张。鉴定费，系损失确定所必然发生的费用，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2016年2月5日平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平公交（认）字（2016）第50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晏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规范操作，遇行人在道路上通行未注意避让，应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何民权不负事故责任。对上述责任划分，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责任划分并无不当，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责任划分由晏强承担100%的民事责任。关于焦点四，晏强所有的事故车辆在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已投保交强险，对何民权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先由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在交强险分项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何民权属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的损失为340901.77元，已超过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属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的损失为289260.84元，已超过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应由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何民权损失12万元，已垫付的1万元相互抵减后，还应赔偿11万元。对何民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512362.61元［（340901.77元－1万元）＋（289260.84元-11万元）＋鉴定费2200元］，因晏强承担本案的全部民事责任，则应由其承担该损失。因晏强所有的车辆在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投保50万元限额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上述损失应由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50万，已超出商业三者险损失12362.61元部分，由晏强负担。因晏强与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约定按15%比例核减非医保用药，故医疗费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309719.16元，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可予以免赔46457.87元（309719.16元×15%），晏强应当赔偿何民权损失58820.48元（46457.87元＋12362.61元）。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何民权损失453542.13元（50万元-46457.87元）。事故发生后晏强垫付何民权费用5万元，与晏强在本案中应承担非医保用药相互抵减后，晏强还应当赔偿何民权损失8820.48元（58820.48元-5万元）。对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认为鉴定费不应由其承担的抗辩意见，因鉴定费系何民权确定损失必然发生的费用，且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鉴定费属保险公司免赔范围，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判决：一、由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何民权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12万元，与该公司已垫付的1万元相互抵减后，还应当赔偿11万元；二、由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何民权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453542.13元；三、由晏强赔偿何民权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58820.48元，与其已垫付的5万元相互抵减后，还应赔偿8820.48元；四、驳回何民权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赔偿义务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38元，减半收取5169元，由晏强负担。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对何民权相关损失的适用标准是否正确。焦点一、本案包含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晏强因交通事故造成何民权人身损害而引发的侵权法律关系，二是晏强的车辆购买了保险，因发生保险事故而形成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诉讼时效的适用需依据各自的法律事实来判断。何民权在事故发生后至2019年6月28日之前，一直在交警队的组织协调下与晏强协调涉案损害赔偿，导致诉讼时效处于一直中断的状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双方有记录的最后一次协商，至2020年10月26日何民权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的期间。何民权向晏强主张权利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事实，不能适用于晏强与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但在第三者权利未确定时，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也不能确定，也就无法向保险人行使权利。事故发生后晏强已及时报险，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有义务及时现场勘查并跟踪核实损失情况，不致产生时效问题。同时，晏强在事故发生后亦一直与何民权协商赔偿，但直至2020年1月16日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对何民权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此时何民权对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的程度才有基本的认知，其主张权利的条件基本具备。此后，若何民权、晏强仍不向保险公司主张赔偿，才属于怠于行使权利。2020年10月26日，何民权同时起诉晏强和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不存在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故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适用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故一审法院依上述法律规定，对何民权的相关损失按辩论终结前的法院所在地上一统计年度标准予以认定并无不当。至于交通费，因何民权先后五次住院治疗，共住院204天，故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4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阳光财险长沙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535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邵莉茜审判员  吴圣岩审判员  苏 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书记员  曹琼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