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1）苏01行终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臧昭顺，男，196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卞中淮，男，194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倪明，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高淳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北漪路**。 法定代表人朱利国，南京市高淳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倪正义。 委托代理人谷勇敢，江苏奋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孔庆红，男，194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 委托代理人孟祥龙，江苏漫修（镇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臧昭顺、卞中淮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高淳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淳区征收办）、原审第三人孔庆红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2行初29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高淳区南漪路16号11幢104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属原高淳化工总厂宿舍区，原高淳化工总厂破产时未列入破产资产清算，后由高淳区工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淳工业公司）进行产权管理和经营。 2017年7月3日，高淳区政府作出高房征字〔2017〕第5号房屋征收决定，征收部门为高淳区征收办，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征收调查时，涉案房屋由孔庆红使用。征收过程中，高淳工业公司确认涉案房屋的公房承租人为孔庆红，并进行了公示。2017年8月8日，高淳区征收办、高淳工业公司、孔庆红就涉案房屋签订了《南京市高淳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涉案补偿协议）。 臧昭顺、卞中淮于2019年12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高淳区征收办与孔庆红签订的涉案补偿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淳区征收办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上述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与其有利害关系。本案中，臧昭顺、卞中淮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高淳区征收办、高淳工业公司、孔庆红签订的涉案补偿协议无效，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涉案房屋有利害关系。对此，臧昭顺、卞中淮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两人系涉案房屋的公房承租人。臧昭顺、卞中淮主张原高淳化工总厂曾将涉案房屋作为宿舍分配给两人使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事实。因此，臧昭顺、卞中淮对涉案补偿协议没有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臧昭顺、卞中淮的起诉。 上诉人臧昭顺、卞中淮上诉称，一、上诉人系适格诉讼主体。上诉人原审中提供的《关于原高淳化工总厂集体宿舍居住人员情况说明》，表明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上诉人多次到各部门反映情况，并无相关部门对上诉人曾经由单位分配宿舍并居住的事实提出异议。另外，在之前与高淳区征收办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亦无人对上诉人等的主体资格提出过异议。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涉案补偿协议无产权单位签章，公房承租人错误，因而无效。高淳工业公司非原高淳化工总厂宿舍的产权管理单位。三、原审程序错误。上诉人在起诉时列南京市高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原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后因机构改革名称变更为南京市高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高淳区工信局）为第三人，本案应当将高淳区工信局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高淳区征收办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公房承租人，亦不能证明其与涉案补偿协议具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陈述涉案房屋曾作为其集体宿舍使用过。另外，高淳区工信局并未对涉案补偿协议有异议，该局同本案处理结果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错误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孔庆红述称，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针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于2017年8月8日签订的涉案补偿协议中注明甲方高淳区征收办、乙方高淳工业公司、丙方孔庆红，协议签字盖章处有高淳区征收办的签字盖章、孔庆红的签名，乙方高淳工业公司未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原审裁定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另查明，2021年2月8日，高淳区工信局出具《情况说明》，其中载明2002年10月9日，原高淳县工业局为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盘活现有资产存量，向原高淳县人民政府申请注册成立高淳工业公司。2003年1月23日，原高淳县人民政府委托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予以批复同意成立该公司。公司成立后，由该公司具体管理原工业系统所属企业相关资产，其中包括原高淳化工总厂的房屋。 2019年9月25日，高淳工业公司出具《化肥厂地块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情况的说明》，其中载明征收过程中，该公司对所属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予以了认定并公示。因征收户数较多，在房屋征收现场签订补偿协议时，该公司作为协议中的乙方，暂不签章，等项目结束后予以整体书面确认。该公司对公示认可的房屋实际居住使用人与高淳区征收办签订的协议均予以确认。 2020年1月19日，高淳区征收办与高淳工业公司签订《南京市高淳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其中约定高淳区征收办将涉案项目中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10%）合计1972824元支付给产权单位高淳工业公司。 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臧昭顺、卞中淮是否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便是其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据此，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涉案补偿协议无效，而涉案补偿协议系针对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由孔庆红作为公房承租人与作为征收部门的高淳区征收办签订，上诉人并非涉案补偿协议的协议当事人。而上诉人主张其与涉案补偿协议存在利害关系，应当证明其对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享有相关权益。对此，上诉人并非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系该房屋的公房承租人。上诉人虽陈述原高淳化工总厂曾将涉案房屋作为职工集体宿舍供其使用，但原高淳化工总厂已于2000年破产，对于是否曾作为职工集体宿舍供其使用与2017年房屋征收时的征收补偿权益并无直接关系，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在征收时其实际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且房屋产权单位并未认可其系公房使用人，故上诉人不能证明其对涉案房屋及其征收补偿享有相关权益。因此上诉人对涉案补偿协议没有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综上，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裁定漏列第三人的问题，经核，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列有“第三人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原审法院向其送达的受理通知书中亦列明了“第三人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而原审裁定未将其列为本案第三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就本案而言，原审法院考虑到高淳工业公司对被征收房屋进行产权管理，故高淳区工信局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需要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需要指出的是，案件审理中是否将第三人作为本案诉讼参加人的问题虽属法院职权事项，但对于一审原告起诉时提出的第三人的处理上，原审法院应进行适当的释明。本案中，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其起诉，对本案并未进入实体审理，故原审法院未将高淳区工信局列为第三人亦不会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 综上，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燕 审判员 谢宇飞 审判员 黄 飞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陆亚东 书记员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