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1）赣03刑终25号原公诉机关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男，1973年5月4日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汉族，初中文化。因涉嫌严重违法，于2019年10月8日被萍乡市安源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1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萍乡市看守所。辩护人胡泽贤，江西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辉萍，江西一纯律师事务所律师。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理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某犯挪用公款罪、职务侵占罪一案，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赣0302刑初1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一、挪用公款事实（一）2017年5月25日，萍乡市安源区财政局将“一户一策”产业扶贫资金（以下简称“一户一策”资金）21，7545元拨付至安源区某村委会账户中。同年7月10日，该村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讨论，为使该“一户一策”资金尽快发放到户、不停留在村委会账户上，决定将该资金转入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某合作社）账户中。同年7月11日，该村将该217454元转入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账户中。同年8月4日，该村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讨论该“一户一策”产业扶贫资金使用事宜。时任该村村主任的被告人黄某建议将该笔资金投入萍乡市某电瓷厂通过收取利息的方式以分红的名义发放给34户贫困户，并在会上承诺若投资的扶贫款无法收回，黄某个人将负责归还。会议同意黄某的提议。会后，黄某联系萍乡市某电瓷厂原股东廖某1，通过某合作社将该笔“一户一策”扶贫资金借给廖某1个人使用，要求廖某1将之前因个人借贷欠黄某的19万元本金和利息还清，同时约定以2分的月利率收取借款利息（其中1分5厘月利息发放给贫困户作为“分红”，另5厘月利息交予某合作社），借款期限一年。廖某1皆表示同意。2017年8月8日，黄某联系廖某1前往该村村部签订借条，约定某合作社借予廖某121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一年，月利率为1分5厘，按月支付利息。后黄某安排张某扣除第一个月月息4200元后，将该“一户一策”资金从某合作社账户中以现金方式取出，张某将剩余205800元交给黄某。黄某扣除廖某1所欠19万元本息后，将剩余15800元交给廖某1。随即廖某1以资金紧张为由，向黄某请求再借5万元给自己，黄某表示同意，并将其手中19万元现金中的5万元交给廖某1。2019年11月7日，廖某1将其借用的上述“一户一策”扶贫资金21万元交至安源区账户。同年11月28日，安源区监委将该21万元清退给某该村。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黄某的个人简历、当选证书以及某党委批复，证明黄某1997年6月参加工作，201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任萍乡市安源区某村民委员会主任；2018年3月至案发前，任萍乡市安源区某村党支部书记。2.证人廖某1的证言，证明他是某电瓷厂的股东，持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股份。后因某电瓷厂效益不好，2014年6月，他独资新成立萍乡市某有限公司并担任法人代表。公司成立后，因资金周转困难，2016年，他向黄某借钱并约定月息5分。2017年，黄某打电话给他，说上级政府拨了一笔21万的扶贫资金到村上，想将这笔钱借出去吃息，利用吃息得来的钱以分红的形式发给当地的扶贫户。黄某知道他暂时没有偿还能力，于是希望以借给某电瓷厂的名义借给他个人，从而他就有能力还黄某的钱，两人约定每月支付2分的利息。但黄某要求他收到21万扶贫资金借款后能够立即归还其个人借款，他同意了这一要求。2017年8月份，他到该村××办公室办理扶贫款的借贷手续，当时还有该笔扶贫资金的保管人员即张某在场。他以个人的名义打了张借条，向某合作社借21万元，每月支付2分的利息，借款时间为一年，并按之前所约定的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4200元。黄某让他每月将利息直接转张某的个人银行账号上。打完借条之后，他乘坐黄某的车到工业园交口的一个路边上，黄某拿出20.58万扶贫资金对他说按之前商量好的将连本带息的19万元扣除，然后将剩下的1.58万拿给他并把之前的借条还给他。由于某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他便在车上和黄某提出想以5分的利息再跟黄某借5万元，黄某同意后从刚收取的19万中借了5万元给他。即他当时在车上拿了6.58万元，黄某拿走14万元。之后，他将利息款每个月转入到某合作社法人张某账户上，大概支付了9个月，合计支付利息大概3万元左右。后因资金缺口比较大，他便停止了利息的支付，直到合同到期，又因公司经营不善连本金也无力偿还。2019年8月，黄某和时任该村村委班子成员要他还款，因实在没钱还欠款，就暂时先支付了1万元利息给村里，并承诺以后每个月还一万元给村里，最后因为没钱他也未履行每月还款1万元的承诺。3.证人张某证言，证明2017年5月，该村班子开会后决定将取得的21万元许扶贫资金转至他们合作社用于产业扶贫资金。时任村主任黄某要求，他和村会计到高坑农商行取现借给萍乡市某电磁厂廖某1个人。廖某1写了借条，担保人是。廖某1以每月1分5厘的利息来支付了9个月的利息，发给贫困户。这21万元至今未归还。4.证人余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下半年，她老公找到她说村里要以一分五的月利率借一笔钱。因她老公是村上的村干部，最后答应借款，并且是以她私人名义借给村委会的，共借了21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从2018年11月20日至2019年11月20日。村委打了张借条和一份借款协议给她，并且每个月20号都会支付利息给她，每月金额为3150元。5.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17年6月，安源区财政局一次性拨付“一户一册”的专项资金217545元，省里要求不能将这笔钱发于贫困户，而只能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投资农业项目。由于这笔资金不能存放在村级账户上，所以以贫困户的名义临时成立了一个名为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的专户，法人为当地贫困户张某。2017年7月，他将这笔资金转入到此合作社专户中。2017年，班子会上讨论如何将这笔钱投资出去产生效益时，黄某提出以其个人名义担保这笔钱，投入到名为某电瓷厂的企业进行吃息。后村两委班子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该企业法人并非廖某1。再次开班子会时，又讨论了此扶贫资金的投资事宜，当时两委班子不支持将这笔钱投放到某电瓷厂，但黄某坚持要投放到某电瓷厂进行分红吃息，最终会议同意借款，约定利率月息1分5。后廖某1和其子来村委会办借款手续时，通过黄某找到某合作社法人张某，以廖某1个人的名义签订协议，并打了张借条给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将此扶贫资金借走。这笔钱借出后一直按照借条中的约定每月支付1分5的利息进行，总共收取了9个月利息发放给该村贫困户。直到2018年下半年合同快到期时，因廖某1无力偿还21万元借款，此款就落在了黄某的头上。在一次班子会上谈论起这笔扶贫款项的事时，黄某说扶贫资金的欠款以一分五的息由村上的名义跟私人借来先补上，等催回了账再还给村里。最后村里从该村村民余某那里借了21万元左右放到该村委会账上，用以补资金缺口，村委会将这笔钱打到新农园养殖合作社账上重新进行投资。目前廖某1借的21万余元尚未归还。6.证人欧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下半年省财政拨付了一笔21万元左右的扶贫资金，上级要求不能将该笔资金直接分给贫困户，只能将扶贫资金用来产生的效益，从而利用产生效益得来的钱以分红的形式分给贫困户。为使这笔扶贫资金尽快使用起来，经过村两委班子开会讨论、贫困户代表同意后，以贫困户的名义临时成立了一个名为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的专户，法人为当地贫困户张某。当时由于某合作社无法产生效益，所以在2017年下半年的一次班子会上，该村两委班子开会讨论如何将这笔钱放出去产生效益，时任村长黄某提出将这笔钱以2分的月息借给某电瓷厂，并可以以黄某个人的名义担保借出去。会议结束后，村两委班子决定先去某电瓷厂实地考察后再商议。经考察发现廖某1是某电瓷厂的股东，而非是法人。考察后村两委班子一致认为这笔资金不能借给某电瓷厂，但黄某执意要将钱借给某电瓷厂，并说以黄某个人名义担保，最终会议同意借款。然后廖某1以个人的名义打了张借条给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将此扶贫资金借走。此事向上级政府汇报过，政府为了让贫困户每个月有格外的收入对此事也是默认了。在他任该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廖某1每个月都会以借条上的利率将利息钱打款到某合作社，再由某合作社将钱发放给贫困户。7.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他作为某电瓷厂的股东，持有公司82%的股份，而廖某1是2006年以十万元现金入股萍乡市某电瓷厂。廖某1私自借用萍乡市某电瓷厂营业执照在外融资，他发现后厂里立即做出了变更，2013年，他们与廖某1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给廖某120万元市场转让费让其退出。廖某1拿了12万元，剩余8万元在该厂。2014年萍乡市某电磁厂进行企业并购后，廖某1已无任何股份，也不参与任何经营活动。他对该村村委班子成员来其厂考察不知情，且表明某电瓷厂与该村或某合作社并没有过借贷往来。8.证人裴某的证言，证明他对通过“一户一策”资金借出去所收取的利息进行做账。“一户一策”资金借给过某电瓷厂、某种植合作社和某政府主导的新农园养殖合作社。他仔细核对该村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会计凭证，2018年06月30日该村委会会计账第0013号记账凭证，科目为“一户一策”资金，支付金额：8910元；这笔金额是由某合作社收取利息是6300元，某合作社是2680元组成，分别为2018年3月、2018年4月共计两个月利息款；这笔费用是经他手做的帐共计8980元。这个程序是先由廖某1以1分5厘的利息付给某合作社法人代表张某，张某将钱以现金的方式取出交于给他，然后由他存入到该村村委账户上，等到村里统计出当地贫困户的人数和发放标准后，再由他取出现金交给彭某发放下去。有70元是因为分配不均，就暂时截留在村委账户上，用于下一次一起发放。因为每次都是廖某1打到张某卡上，然后张某才会拿到村上来，2018年3月和2018年4月是张某2018年6月才交于他手上，他曾问过张某为什么只有2个月，张某说廖某1只打两个月的利息款给其。2018年5月廖某1就停止了支付利息，直到今年村两委班子去要账，其才现场还了1万利息，由于用手机转账不能直接私对公，所以廖某1先将一万元转入他的私人账户上，然后他开了张三资收据给他，回来后他将这一万元利息款取出再存入村委账户上。9.证人彭某的证言，证明他负责对“一户一策”资金借出去所收取的利息发放，借钱的企业每月付利息给某合作社，某合作社再转入到村委账户上，再由时任报账员刘某1从村级账户上取出现金交于他手，他核对名单后再进行现金发放。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一户一策”资金投资收入利息都是由他发放的，共计33344元。此红利全部发放给当地贫困户，共计8个月，其中某电瓷厂第一个月利息还存放在某合作社，是否发放他不太清楚。2017年8月，该村将21万元扶贫资金通过该厂股东廖某1经手借给某电瓷厂。某电瓷厂按照每月1分5厘的利率来支付利息，支付了9个月，共计大概是2.8万元左右。廖某1和其子来村委会办借款手续时，黄某安排张某和他取现20.7万元到村上。廖某1签了21万元欠条，其子作为保证人签名。他和刘某1还叫廖某1在借条签了房屋抵押条款。之后他便离开了黄某的办公室，没有看到交钱过程。他保管某合作社财务章，剩余资金在村里账上没有动。后来村里借了余某21万元来填补廖某1的资金缺口。10.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廖某1与萍乡市某电瓷厂没有经济往来，不是股东，没有支付过利息或分红。11.某该村两委班子会议记录，证明2017年7月10日，会议决定将“一户一策”扶贫资金存入某农业合作社；同年8月4日，班子会议决定将21万元扶贫资金借给瓷厂、收利息，村主任承诺个人回收；2018年11月20日，该村就未收回借给某电瓷厂资金一事，商议决定以村的名义支付月息1分5借一年来先行填补亏空。12.借条2张、收据、廖某1的尾号3455中国银行卡、尾号4283中国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张某尾号3761卡银行交易记录、借款协议、支票和进账单复印件，证明2017年8月8日，张某从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银行账户取出20.7万元现金。同日，廖某1向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借21万元。廖某1自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每月向张某的尾号3761农信社银行账户转账4200元利息。2019年8月17日廖某1直接归还该村村委会1万元利息。2018年11月20日，该村委会以1分5的月利率向余某借款21万元用于归还一户一策扶贫资金，同日余某转账21万元给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13.安府办字【2017】068号文、高字【2019】16号文、情况说明、该村的账户交易明细，转账支票、进账单复印件、该村的记账凭证复印件、资金使用协议书，证明2017年5月25日，萍乡市安源区财政局汇款一户一策扶贫资金21，7545元到该村银行账户上。同年7月11日，该村村民委员会将21，7545元一户一策扶贫资金转账至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2018年11月26日，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将21，7545元一户一策扶贫资金归还该村村民委员会。次日该村村民委员会将21，7545元一户一策扶贫资金以10%的年息借给萍乡市某种植专业合作社。14.该村村民委员会银行账户明细、记账凭证、资金发放表，证明2017年11月28日，该村委会收到一户一策资金收益12120元，其中某合作社9450元。2018年2月13日，该村委会收到一户一策资金收益12130元，另有200元现金（合计12330元），其中某合作社9450元。2018年6月21日，裴某收到6300元某合作社递交的2018年3、4月一户一策资金收益。以上收益均已发放给该村各贫困户。15.萍乡市某电瓷厂、萍乡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以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萍乡市某电瓷厂法人代表为李某1，内容与其法人代表的证言相映证。萍乡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系廖某1独资企业，于2014年6月16日成立。16.某合作社的工商注册资料，证明萍乡市某种养专业合作社于2017年5月11日成立，张某为其法定代表人。17.萍乡市某电瓷厂的情况说明三份，证明廖某1并非萍乡市某电瓷厂股东，无权代表公司，目前仅有8万元在公司。18.情况说明、银行业务凭证4张、借条复印件，证明2019年11月7日，黄某出借11万元给廖某1，用于归还扶贫资金，直接转账至纪委账户。同日，廖某1分三次将剩余的10万元转账至纪委账户，用于归还扶贫资金。同年11月28日，安源区监委将该21万元清退给该村。19.被告人黄某供述，证明2016年下半年，某拨付了21万余元“一户一策”扶贫专项资金到该村账上，为使资金尽快发放到户、不停留在村委会账户上，决定将该资金转入某合作社账户中，并由本村贫困户张某当合作社的法人代表。他想让廖某1将所欠的19万余元还给他，将扶贫资金借给某瓷厂的名义借给廖某1，于是便在该村“两委”班子会议上提出将资金以某合作社的名义借给某瓷厂，经会议讨论决定同意将21万元“一户一策”扶贫专项资金借某电瓷厂并将收取的利息给贫困户分红。他和廖某1约定，借走的21万元“一户一策”扶贫专项资金利息按月息2分算，大概两天后，他便打电话把廖某1叫到其办公室来签借款合同，并让张某将扶贫资金中的20.58万（已扣除第一个月利息4200元）取出来，张某将现金取出交过来后，张某和廖某1就签了借款协议（注明月息1分5厘计算）并将钱交给了廖某1。之后，他便开车（赣Ｊ×××**）带着廖某1离开，在车上，他将20.58万交给廖某1，后廖某1又从拿到的20.58万现金中，将欠他的19万元还给了他。然后，廖某1以资金紧张、厂里运转困难为由向他借5万元，利息按月息5分算。他同意后便从刚收到的19万元中借了5万给廖某1，即他当时在车上拿了14万元，而廖某1拿走6.58万元。他所拿到的14万用于其个人日常开支，而廖某1拿到的6.58万投入了某科技公司，剩余的11745元扶贫款在某合作社账上。因为他怕这些扶贫资金被张某他们使用，便安排村上的工作人员将某合作社的财务章给时任“三资员”的刘某1保管。由于之前张某并不愿意村上将扶贫资金转到某合作社，为使其同意，他承诺将该笔扶贫资金借出去所获得的利息给张某，他和廖某1谈好2分的月息后，便个人决定将2分月息中的5厘月息的利息收益分给张某，并叫张某每个月去追问廖某1利息。廖某1按本金21万元，月息2分，支付了大概9个月的利息给某合作社，利息四分之三发给了贫困户，四分之一给了张某他们。借款期限到期后，廖某1一直没还借款。2019年9月份，他跟村主任廖某2去找廖某1催其还这笔扶贫资金，廖某1承诺先归还1万元，之后每月还1万元。廖某1还了1万元给村里，进了村里的账，剩下的20万还没有归还。2018年11月，上级追问这笔扶贫资金的去向，他想到如果收不回要担很大的责任。于是村“两委”班子就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最后决定以村委会的名义向村民余某借款21万元，月息1分5厘，用于填补廖某1未归还的21万元。后村委会就向余某借得21万元，并和余某签订了借款协议，借款21万元，月息1分5厘。再以某合作社的名义将21.7545万元转回到村账户，作为村收回了在2017年转账给某合作社的21.7545万元“一户一策”扶贫专项资金。他确认了某财经办公室调取的记账凭证及相关附件、该村村民委员会银行账号流水和该村“两委”班子会议记录。（二）2009年4月29日，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政府安排某人民政府负责对该村需征拆的土地按照包干原则开展工作。2015年，该村境内Ｂ-2地块的拆迁工作重新启动。2016年10月23日，某人民政府与该村签订Ｂ-2地块内该村二组两个水塘的征收协议，确定补偿金额为42万元，由某该村负责对征地补偿资金进行核准、发放。2016年10月26日，安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向该村村委会拨付该42万元征地补偿款。随后，在黄某的安排下，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刘某1将42万元征地补偿款转至该村二组原组长刘某2个人账户中。期间，黄某安排刘某2从该款中先行支付了村民1万元补偿款。同年11月15日，黄某以征地补偿款存在刘某2个人账户中不安全为由，安排刘某2将剩余41万元汇至其个人账户中。2016年11月18日，黄某将41万元补偿款中的10万元取出并借予刘某2个人使用。2017年4月8日，刘某2通过其个人账户向黄某账户转账的方式，归还了上述10万元欠款。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明2016年10月，某人民政府在安源工业园内征收2组的10多亩水塘并支付了42万元征地款。2016年11月，黄某将这笔42万元征地款转给他。因为当时有20多名2组村民参与水塘扩建，于是从中拿了1万元给熊某，由熊某负责分配，剩余的41万元由他保管。他认为该款放在他个人账户保管并不妥当，于是联系了刘某1和黄某，黄某说将这笔钱交其保管，他就将41万元转账给了黄某的某银行账户。2016年11月18日，他需要资金周转，向黄某私人借了10万元，黄某以现金的方式给他。2017年4月8日，他通过转账的方式将10万元归还给黄某。之后陆续向黄某借了10万元，2017年10月许，因为要发放2组村民水塘征地款，扣掉他借黄某的10万元，黄某转了31万元给他用于征地款的发放。2.证人黄某1持的证言，证明2016年的时候以42万元征收了该村二组的下冲水库。工业园先将这笔钱转到村委账户上，再由村委将这笔钱转入到该村二组组长刘某2私人账户上，让其进行统一发放。后听刘某2说因为村民对资金分配产生矛盾暂时发不下，于是将此笔款项转回到了黄某账上。最终还是将此笔征地款交于刘某2发放给**村民。3.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安源区工业园征收了该村2组的水塘，同年10月，42万元的补偿款转到该村的账户上，之后转到二组组长刘某2的账户上。听说这个钱在刘某2手上很久才全部发下去。4.证人熊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的征收款大概是42万左右，分在他这户是9000元左右。当时这个钱不知道什么原因没第一时间发放，过了1-2年才由二组的组长刘某2给每家每户发放下来，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他。5.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他是老该村村民，安源工业园搞开发的时候征收过他家的粮田和自留地，还有一些村里的山岭集体土地和一口二组的水库。他分了大概2000多块钱。当时这个水库还带了一个小水塘，因为二组部分村民对这个附属的水塘进行了维护，所以另外多算了1万元用于发放给他们，作为参与水塘维护的费用。这钱是刘某2发下来的。6.安源区工业园、该村、刘某2的萍乡市农商银行账户，刘某2、黄某的安源该村镇银行交易流水，该村的会计凭证，证明10万元征地补偿款的资金流转情况。7.该村关于涉案征地款的会计记账凭证、征收协议书、村委会证明；安源区工业园情况说明、文件2份、征收地图等，证明该村被安源区工业园征收了2片已被分配给村民2组的水塘，补偿款为42万元。8.某情况说明，证明该村集体在拆迁工作中，集体征收补偿款拨付至村账户由村委会进行发放。9.被告人黄某的供述，证明2016年10月左右，安源区工业园征收了该村二组的下冲水库并将42万元的征地补偿款转到该村的集体账户。后他让**组长刘某2将征地补偿款发给**村民，他签字之后就安排村里的三资员刘某1把上述42万补偿款转账到了刘某2个人银行账户。当天，二组村民熊某到他办公室说，工业园的征地补偿款里有该发放给其和另外几个村民的1万元，于是他便让刘某2将1万元补偿款取出来交给熊某。大概10多天后，刘某2说由于二组和三组的村民在争补偿款，所以下冲水库的补偿款无法发放。他便向某的领导时任镇长刘某某汇报说想把发不下去的补偿款先转账到镇里或者村里的账户，但没有获得其同意。后来他又让村里的“三资员”刘某1去问镇里三资办能不能将钱转回到村里账户，镇里三资办不同意。他也去工业园问了是否可以将钱暂时交回给工业园，工业园也没同意。之后，他与时任该村支部书记黄某1持商量，当时刘某1也在场，将存放于刘某2账户上的41万元补偿款转到其个人的银行账户上。2016年11月15日，刘某2的银行账号62×××79将41万元补偿款转到其某银行个人账户10×××87上。41万元补偿款到账后，他想着到了要用这个钱的时候补回去就行，于是前后多次分批挪用了这笔资金。2016年11月18日，刘某2因做工程缺钱向他借款10万，他便从上述某银行账户取现10万元，全部借给刘某2。后刘某2于2017年4月8日从其账户62×××79转回10万元归还到他的某银行账户。后来，刘某2多次向他借钱，他分多次从某银行中取出现金，共借刘某210万元。2016年12月1日，他存了25.17万元到某银行账户用来还某银行贷款的30万元。2016年12月12日，他还了上述贷款和利息30.1155万元，用的是之前那笔25.17万的钱和那笔征地补偿款中的钱。2016年12月15日，他再次向某银行申请贷款的30万元转入了其账户。2016年12月19日，黄某1持向他借钱用于还债，他便从某银行账号转账了20万元给黄某1持。黄某1持于2016年12月30日归还到该某银行账号。2017年1月18日，他从某银行账户转账27万元给张承群的账户62×××66，借给其过账，于1月19日归还。2017年2月2日，他存入14万元现金到某银行账户。2017年3月29日，他弟弟黄建忠转账35万元到其某银行账户为归还借款。2017年3月30日，他存入现金6万元到其某银行账户。2017年5月22日-5月24日，他挪用了41万元补偿款中的4万元用于在缅甸赌博，经他仔细核对，2017年5月22日他的银行卡中已经没有他私人的资金了，他刷的POS机用掉的钱都是他保管的征地补偿款。之后，由于二组和三组村民间的矛盾解决，钱可以发放。他之前挪用了补偿款，因此只能借钱发放这笔钱。由于刘某2之前便借了他10万元，于是协商决定扣除刘某2欠他的10万，他转31万元给刘某2，并由刘某2去发放41万元的补偿款。2017年10月23日，他分两次将上述31万元转账到刘某2的银行账号62×××22，第一次转了16万，第二次转了15万。二、职务侵占事实2015年至2018年，被告人黄某利用其身为萍乡市安源区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通过虚造工程支出、虚增征地补偿款、人工劳务费支出等方式，用村集体资金支付其个人在金山烟酒商行、刘某所经营的店铺中赊购的烟酒款，金额共计133688元。2019年11月6日，被告人黄某退赃133688元。另查明，2019年10月8日，萍乡市安源区监委立案调查黄某涉嫌严重违法问题，并于当日将其带至办案管理中心进行留置。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黄某1持的证言，证明他在该村任村支部书记以来，村上用于日常开支或者请客吃饭、送礼都会在一些比较熟悉的店里挂账拿些烟酒，到每年过时过节会由店老板就会到村上来结账。2016年某天，黄某跟他说要拿些酒去跑项目，他便让黄某2准备些好酒，由于他和黄某2关系比较好，便同意可以赊账。而这些欠款是利用单家冲山塘改造项目虚增了部分工程款支付给黄某2的。2016年下半年，时任村长黄某找到他说村委挂账在黄某2店里的烟酒钱一直没支付，金额大概是9万元左右，因为村委账上没有钱，黄某就提出可以将宅地基抵扣黄某2的烟酒钱，他那段时间正好因行贿受贿的事情面临开庭所以村里的事并没有处理，而是由黄某处理。不久后，黄某2就在村里下冲口的位置挑了一块宅基地，面积120平方米。后村里就和黄某2签订了一份假的协议，内容是宅基地抵扣工程款，实际上是用宅基地抵扣掉欠黄某2的烟酒款。之后他和黄某还在黄某2店里赊购了一些烟酒。2017年年初，黄某2再次来村委找到黄某要求与其结账，当时烟酒款已经累计7万多元，黄某再次提出和之前一样用宅基地抵扣烟酒款的方式进行结算，黄某2答应后，村里就和黄某2签订了一份假的协议，内容是宅基地抵扣工程款9万元，用这样的名义用宅基地抵扣欠黄某2的烟酒款。最后黄某2补了两万元差价给黄某，是以转账的方式将宅基地补差价的2万元转入到黄某个人账户上。黄某2通过村里抵扣欠其的烟酒款获得的两块宅基地在该村××组，地名为下冲。用两块宅基地抵扣欠黄某2的烟酒款，不是通过开“两委”班子会、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他在黄某2店里使用该村集体财产购买烟酒共计花费33610元。每年过时过节的时候黄某2就会拿记账本到村里使用集体财产进行结账，然后以虚假的工程款支付这些烟酒款，当时是村委分管三资的村委委员刘某1操作的，他负责制作假协议等相关材料。主要的烟酒是从黄某2店里购买，但也用村委集体资金在熊某和裴某开的小卖部购买过。2016年快过年的时候熊某结过一次烟酒钱，他负责做假协议，刘某1去操作结算，打款账户是熊某他妻子刘某的，金额大概是3万元左右。2.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黄某2在该村做过两次真实工程分别结算8976元、9950元。2017年6月30日该村记账凭证的漫游步道建设材料17625元实际是支付给黄某2的烟酒款16800元。2016年7月，村委会拿了2个宅基地用于冲抵黄某2的烟酒钱，黄某2还补了2万元差价给黄某。2016年快过年时，村委会还支付给了前副村长熊某的妻子刘某近3万元烟酒钱，记账凭证为31840元某森林公园干田征用款31840元。黄某2是该村**的村民，以前在萍乡高专经营一家烟酒店，有两块宅基地，是村里抵扣欠他的烟酒款而给他的，地名叫下冲，在该村××组。其抵扣烟酒款而获得的两块宅基地的事情并没开过“两委”班子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决定，而是某一天黄某2带着其和村委会签订的协议说书记、村长用宅基地抵扣了欠其的烟酒款，因此要分的两块宅基地。这块面积为4亩的宅基地用地，是当时安源区工业园划拨给该村的。这4亩地属于工业园区内的工业建设用地，但村里是用作了村民宅基地用地。后在“两委”班子会上，书记黄某1持、村长黄某说这4亩地已经向上级争取到了，可以作村民宅基地用。他按照黄某1持、黄某的安排，根据地形情况，画了一张上述4亩地块中宅基地分布图（提供给监察委），一共划分了15个宅基地，画出这个分布图后，村里就按照这个图纸出售这些宅基地。如果有人想购买宅基地，就会和书记或村长联系，把钱转账到村集体账户后，买家会和村委会签订购买宅基地协议，村里会将收款收据交给买家，这样之后，出售的这块宅基地就属于该买家了。在村“两委”班子会上书记或村长会上，书记、村长会告诉有人要出多少钱买宅基地。3.证人熊某的证言，证明他经营某批发部，2016年春节期间该村村委会黄某在他店内拿过几十条烟是以征收土地的名义将烟钱转到其妻子刘某账上。这笔钱是以某森林公园干田征收款结算，但他实际上没有干田。4.熊某的结婚证，证明熊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5.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明黄某将该村两块宅基地抵扣160000元欠他的烟酒款，且他补了20000元差价给黄某。2017年1月至2017年11月，黄某等人共欠他52153元烟酒款，基本上都是从该村集体账户上转账给他的，以工程款或务工费等名义付给他的。这个钱是2018年2月换届后，村里付给他的，基本上都是该村现任“三资员”裴某经手付给他的，还有现任村主任廖某2也从微信上转过一笔钱给他。3份账务凭证也证明了该村转账给其的35200元都是用来支付黄某2账本上所记的52153元欠款。2018年6月17日，该村的村主任廖某2还通过微信转了15000元给他支付该村欠他的烟酒款。分两次共微信转账15000元给他，一次是10000元，另一次是5000元。后来，还付了他一些钱，结清他账本上记录的该村欠款52153元，以及在2018年2月，当时村上换届选举的时候，黄某某一天到他这来，拿了还没拆封的一整捆芙蓉王香烟，总共25条，当时的价钱是240元每条，共6000元。6.证人裴某的证言，证明日常开支、费用报销的程序由报销人员提供正式发票，经手人、证明人签字，然后再由村长审批呈递给村支部书记审核，他再拿到镇里三资主任签字，如果费用超过一万就要镇里主管三资的领导签字，涉及到其他部门的资金就要找镇里相对应的分管领导签字。除了一些正常的工程结算和上级拨款的下来的专项资金外，主要开销比较大的还是烟酒之类的日常开支。一般村部烟酒大头都是在萍乡高专附近一个名烟名酒店里拿的，店老板叫黄某2，是该村本村村民，和村上一直有业务往来，因为都比较熟又是长期生意，所以更好赊账。大多数去其店里拿烟酒都是村支部书记或村长去经手，然后黄某2过时过节就会拿账本到村上找经手人核实，核实无误后村支部书记或村长就会交代他把这笔账和黄某2去结算掉。因为八项规定后已经明确了不能购买烟酒作为日常开支，所以经过村支部书记、村长同意后将此笔费用虚增到人员务工费用或虚假工程里边。黄某2提供黄某2的账号给他，再由他做好一套假的工程协议然后完善其他手续后拿到镇三资去签字，所有程序走完再由村委集体资金账户上将此笔烟酒费用以转账的形式转给黄某2。他共经手支付黄某250200元烟酒款，已全部结清，都是以虚增其他项目的名义付烟酒费。7.证人廖某2的证言，证明他当村主任前每个宅基地售价10万元，现在要15万元左右一个。出售宅基地一般要班子会同意。他手机微信转账给黄某2的1.5万元是2018年6月，黄某2来村上讨债，经黄某同意，裴某提供人工工资做账1.5万元现金给他，他再转给黄某2。2019年2月，黄某2到村里问账，黄某和他同意后，通过以村里雇佣机械施工费用做账转出来的13400元到黄某2账上。8.证人肖某的证言，证明他曾经帮黄某到黄某2店拿过四次烟酒，分别是：（1）2016年3月6日，两条软中华共计1270元；（2）2016年3月31日，五粮液白酒6瓶共计3900元；（3）2016年10月28日，软中华一条共计635元；（4）2017年9月15日，一箱五粮液白酒共计5280元。以上登记都是由他去黄某2店里领出来然后转交给黄某。9.证人彭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6月28日，村上召开村民小组组长会，因为会议时间较长大家就一起吃饭，他帮黄某去黄某2店里拿烟酒。10.证人赖某的证言，证明他有时候会帮黄某去高专附近黄某2的名烟名酒店里拿些香烟给其送过去。有三次，第一次是2015年12月16日，黄某让他从黄某2店里拿两条硬中华烟。第二次是2016年9月14日，黄某让他从黄某2店里拿了一条软中华烟。第三次是2016年9月30日，黄某打电话给他让他去高专黄某2店里拿4条烟，这次具体是什么烟他记不清了。11.相关虚报的烟酒款的记账凭证、转账记录、土地协议、银行交易明细等材料，证明2015年至2018年，黄某利用其身为某该村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便利，通过虚造工程支出、虚增征地补偿款、人工劳务费支出等方式，用村集体资金支付其个人在金山烟酒商行、刘某所经营的店铺中赊购的烟酒款，金额共计133688元。12.烟酒款明细账、宅基地等协议、相关财务凭证、手机微信截图，证明黄某2共从该村结算烟酒款233973元，其中黄某直接占有烟酒价值176788元。黄某2还补了2万元宅基地差价给黄某。13.B-5-1地块相关资料及照片，证明安源区工业园划拨涉案地块给该村委会。涉案土地权属为集体农用地，规划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14.关于黄某涉嫌职务侵占事实情况说明，证明黄某于2015年至2018年直接占有村集体财产价值234628元，用于村集体送礼物品价值100940元，其他价值133688元烟酒等物品被黄某用于个人消费使用。15.情况说明及缴款凭证，证明2019年11月6日，黄某退缴违法所得133688元至安源区账户。16．归案情况说明及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证明2019年10月8日，萍乡市安源区监委立案调查黄某涉嫌严重违法问题，并于当日将其带至办案管理中心进行留置。17.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黄某生于1973年5月4日，作案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18.无犯罪记录证明，证明黄某无前科劣迹。19.被告人黄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明他担任该村主任后，在需要请客吃饭或送礼时，就到该村村民开的店里购买烟酒，并且钱都是由村上支付。2016年，村里欠了黄某289020元烟酒款，由于村里没钱还款，他便约黄某2到村委会，用宅基地来抵扣烟酒款。当时，黄某1持、村三资员刘某1也在场。他们让黄某2从村里下冲口的宅基地挑了一块，面积120平方米。然后，村里就和黄某2签订了一份假的协议，内容是宅基地抵扣工程款，宅基地按9万元价格算，实际抵扣的欠黄某2的钱是89020元。2017年1月22日，他欠黄某2烟酒款71449元。后黄某2再次提出以之前的方式，用宅基地抵扣烟酒款，他和黄某1持均表示同意了。他们商量7万元烟酒款加上黄某2再出2万元，村里再给其一块宅基地。黄某2转账了2万元到他个人的银行账户上，被他用于个人开支。像之前一样，村里和黄某2签订一份假的协议，内容是宅基地抵扣工程款9万元，用这样的名义用宅基地抵扣欠黄某2的烟酒款。他欠黄某2烟酒款71449元中，7万元是用宅基地抵扣，1449元继续留在账上，打算以后结算。2017年用宅基地抵扣欠黄某2的烟酒款后，他和黄某1持此后共欠黄某252153元（包含71449元余下的1449元）烟酒款。2018年2月参加该村党支部书记选举，为了拉票，他就在黄某2店里拿了25条芙蓉王烟，价钱的是240元每条，总共是6000元，当时没有付钱，是记的账，后来由村里支付了。他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后，黄某2都是去找村主任廖某2结算烟酒款，村里都会结算给黄某2，具体是三资员裴某去操作，因为烟酒款是无法做账的，裴某会和黄某2算好后制作相应假的会计凭证，这些凭证经手人、证明人签字后，交村主任和我签字，最后支付黄某2。这些烟酒用于村里开大会发烟，村里接待请客吃饭，也有用于他个人请客吃饭。2015年底，他还在时任副书记熊某的老婆刘某在某桥下面经营了一家杂货店内购买过一次烟，大概52-54条软中华烟，当场并未付款，而是在没有召开“两委”班子会的情况下安排刘某1做了一套虚假的会计凭证，由村上共支付刘某香烟款31840元。其中大部分香烟用于送礼了，有些被他个人使用掉了。他使用某该村集体财产用于购买烟酒及茶叶、茶油等物品。在2016年春节前将70590元烟酒、2017年春节前将30350元烟酒向有关人员赠送。总共使用该村集体财产100940元用于送礼，其他花费的133688元都被他用于个人消费。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对扶贫资金和土地征收、征用补偿款的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利用职务之便，将村集体财产据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对被告人黄某应当数罪并罚。案发后，被告人黄某虽然对其挪用公款的数额提出异议，但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该部分犯罪事实，对挪用公款数额的异议属于对性质的辩解，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某挪用扶贫款归个人使用，从重处罚。案发后，其挪用的扶贫款已全部归还，所侵占财产已退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某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被告人黄某所退赃款133688元，予以没收，由办案机关上缴国库。上诉人黄某上诉提出：1、其不知道廖某3没有偿还能力。2、其发给刘某210万元是为了和他搞好关系，不应认定为挪用公款。3、其个人没有占有这些烟酒，都是用于招待。辩护人李萍辉提出的辩护意见：1、原审判决认定黄某犯职务侵占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原审判决认定黄某挪用公款305800元错误，应认定为140000元。辩护人胡泽贤提出的辩护意见：1、黄某借给刘某2的10万元不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2、原审判决认定廖某3从该村借款20.58万元用其中部分归还黄某为挪用公款罪错误；3、原审判决认定黄某犯职务侵占罪属于罔顾事实定性错误，应当疑罪从无。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该事实所有证据，均已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查证属实，且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黄某提出其不知道廖某3没有偿还能力的上诉意见，经查，黄某在萍乡市安源区监察委员会调查期间供述他想让廖某1将所欠的19万余元还给他，将扶贫资金借给某瓷厂的名义借给廖某1。该供述与证人廖某3的证言相吻合，足以认定其知道廖某3没有偿还能力。另外，本院认为黄某为使廖某3归还其欠款，挪用公款给廖某3使用，属于从中谋取私利，主观上是否明知廖某3有没有偿还能力并不影响其挪用公款罪的构成。故本院对黄某提出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黄某作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对扶贫资金和土地征收补偿款的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利用职务便利，将村集体财产据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对黄某应当数罪并罚。关于上诉人黄某提出其不知道廖某3没有偿还能力以及发给刘某210万元是为了和他搞好关系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该上诉意见并不影响其挪用公款罪的构成，对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黄某的辩护人提出黄某借给刘某2的10万元不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某人民政府征收该村2组两个水塘，该水塘已明确被分配给**村民，该水塘的征地补偿款属于2组村民所有。根据征收协议，某该村负责对征地补偿款进行核准、发放。黄某作为该村村委会主任，对该征地补偿款核准、发放的行为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行为。黄某将该征地补偿款中10万元私自借给刘某2个人使用，且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关于黄某的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廖某3从该村借款20.58万元用其中部分归还黄某为挪用公款罪错误的辩护意见。经查，黄某在萍乡市安源区监察委员会调查期间供述他想让廖某1将所欠的19万余元还给他，将扶贫资金借给某瓷厂的名义借给廖某1，于是便在该村“两委”班子会议上提出将资金以某合作社的名义借给某瓷厂。该供述与证人廖某3的证言相吻合，且有证人刘某1、欧某等证言、会议记录、借据、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黄某在协助人民政府对扶贫资金的管理过程中，为使廖某3归还自己的欠款，利用职务便利，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廖某3，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廖某3直接用于归还黄某的欠款。其行为在形式上是单位行为，本质上则属于个人行为，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黄某提出其个人没有占有这些烟酒，都是用于招待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他辩护意见，原审判决已做出充分说明，本院不再重复评判，对该意见不予采纳。案发后，黄某如实供述自己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可以从轻处罚。黄某挪用扶贫款归个人使用，从重处罚。案发后，其挪用的扶贫款已全部归还，所侵占财产已退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黄长林审判员  李 斌审判员  袁绍萍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章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