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81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潍坊外商投资开发区远里西村309国道350.8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鞠修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广强，山东光之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英，安丘联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龙太，男，197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昌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梁，山东点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康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龙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702民初3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益康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广强、刘建英，被上诉人刘龙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梁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康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鲁0702民初310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适用错误，没有真正查明涉案客观事实，并由此导致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上诉人并非原审适格被告，将其列为原审被告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涉案买卖合同显示，买卖双方为被上诉人与戴文业，与上诉人并无任何关联性，被上诉人与戴文业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将上诉人列为原审被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显属错误；并且，被上诉人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等相应证据均显示收、转款账户均非上诉人，这也完全证实了与其发生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不是上诉人。所以，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将上诉人列为原审被告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二、原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给付款义务错误。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合同相对人，但一审法院武断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收购单”为上诉人出具，且主观盲目认定其具有证明涉案事实的法定效力，并由此判定上诉人是案涉合同相对人，如此认定不但有违证据规则，更是与事实不符。该案所涉经纪人称谓是一种职业的人称还是买卖台同的经纪人业务，原审庭审过程中并无证据佐证，原审法院也没有对这一关键情节进行查实，而是直接将之认定为上诉人代表，导致判决认定内容与涉案实际情形严重背离。原审证据明确显示戴文业并非为上诉人进行居间业务，也不具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身份，更没有证据彰显双方之间存在表见代理等相关关系，而是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直接成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故戴文业所为行为只能视为其个人的意思表示，与上诉人并无关联。故，上诉人并没有承担给付款责任，原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给付款义务是错误的。三、被上诉人的合同欠款数额确定依据严重不足。上诉人在否认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下，就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收购单”已做出说明：其须加盖公司公章才是公司业务和公司单据，况且也特别说明只有加盖公章的结算单联才具有债权凭证属性，被上诉人提交的收购单不具有证明合同双方主体效力，更不具有证明合同欠款数额效力。但原审法院却仅仅凭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未加盖任何公司印章的客户单联就对案涉买卖合同欠款数额作出认定，显属断案依据严重不足，依据该证据是根本不能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欠款数额作出认定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显属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真正查明案件事实，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切实得以维护。 刘龙太辩称，上诉人上诉与事实不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经过长时间的审理，结合双方对多项证据的举证、质证以及辩论，对本案作出客观公正合法合理的判决，对于上诉人上诉所提三方面的上诉理由均作出明确有针对性的说明和论证，足以驳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且，一审法院对涉及上诉人的类似于本案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均作出明确支持售猪人的判决（网上可以查到涉及上诉人的生猪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有多起），上诉人依据法院的判决履行了付款义务，而到了本案又不予认可收购生猪、应予以支付猪款的事实，明显属于狡辩。所以，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刘龙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益康宝公司给付拖欠的生猪款113621元及利息（以113621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益康宝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龙太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2016年2月3日的生猪收购单1份，该生猪收购单系制式单据，标题为“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生猪收购单”，编号为：×××48；收购人：文天仁；经纪人：代文业（应为戴文业）；合计金额：163621元。刘龙太据此予以证实，刘龙太于2016年2月3日卖给益康宝公司生猪77头，价值163621元，双方之间存在买卖生猪关系。 2.刘龙太认可戴文业已代益康宝公司支付了猪款50000元，但该50000元没有书面证据提交，益康宝公司尚欠113621元。 3.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702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1份，予以证实，该案中的原告刘树梅，同样是以益康宝公司出具的生猪收购单为依据，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支持了刘树梅的诉讼请求。 益康宝公司对以上证据质证后，以收购单上无益康宝公司的公章为由，对刘龙太提供的生猪收购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收购单分为四联，刘龙太提供的为客户联，应当结合其他三联才能说明是否是益康宝公司的制式单据，证实债权的凭证应当是结算联；收购人文天仁不是益康宝公司的工作人员；益康宝公司没有向刘龙太支付过生猪款；对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702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件中的生猪收购单，益康宝公司也并未认可，且与本案的单据没有事实关联，并且每案的事实不一样，审查和法院认为也不同，所以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 益康宝公司为证实其与刘龙太没有买卖生猪关系，当庭提交了17份猪款支付协议、益康宝公司猪款支付清欠小组人员名单1份、与戴文业的合作协议1份、戴文业的收到条1张、戴文业声明书两份、清单1份，予以证实戴文业与所有养猪户之间的结算款已经通过清欠小组处理（包括本案的养猪户刘龙太），所有款项益康宝公司已经与戴文业结清，戴文业是否及时支付给各养猪户，益康宝公司不清楚；只有养猪户与戴文业之间的猪款业务剥离后，养猪户的卖猪款才能由益康宝公司支付，但本案益康宝公司没有剥离，因此与益康宝公司无法律关系。 益康宝公司还提交了2020年8月2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终7071号民事判决书1份，第14、15、16页，法院认为中，只有结算联才是债权凭证，本案刘龙太提交的单据是四联单据，但其只提交了客户联，并没有提交结算联，所以也不能证明与益康宝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刘龙太对益康宝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本案刘龙太是益康宝公司的债权人，刘龙太没有与戴文业形成买卖关系；对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确认是否由哪一联进行结算，要分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情况去处理，所以该判决不影响本案的处理。 一审法院另查明，针对刘龙太提供的制式生猪收购单，是否为益康宝公司所有，益康宝公司当庭辩称：不确定是否为其单位所有。因刘龙太提供的生猪收购单上有明确的益康宝公司名称标题和编号，是否为益康宝公司所有，益康宝公司应明知，故，承办法官当庭向益康宝公司释明，必须向法庭明确答复，该收购单是否为你单位所有。如益康宝公司还回答无法确定，将承担对益康宝公司不利的法律后果。但益康宝公司还是当庭回答，无法确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龙太与益康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生猪合同关系，益康宝公司是否应向刘龙太支付生猪款，若支付，数额是多少。 收购人文天仁与经纪人戴文业向刘龙太收购生猪，并向刘龙太提供了益康宝生猪收购单，该单据虽未加盖益康宝公司印章，但该生猪收购单系制式单据的客户联，上面有明确的益康宝公司单位名称和编号，是否为益康宝公司所有，益康宝公司应明知，益康宝公司在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法律后果后，虽然仍称无法确定该收购单是否为其单位所有，但在后续庭审中，益康宝公司提供了猪款支付协议、益康宝公司猪款支付清欠小组人员名单1份、与戴文业的合作协议1份等证据，予以证实益康宝公司已与戴文业结清了拖欠刘龙太等的生猪款，所有款项益康宝公司已经与戴文业结清，戴文业是否及时支付给各养猪户，益康宝公司不清楚。从而证实，益康宝公司已认可戴文业等向刘龙太收购生猪的事实。一审法院结合（2018）鲁0702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中的刘龙太诉称的主要证据也是类似的制式生猪收购单的事实，依法确认，刘龙太提供的益康宝生猪收购单系益康宝公司所有。戴文业作为益康宝公司的经纪人，其代表的是益康宝公司，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刘龙太与益康宝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生猪合同关系；益康宝公司即使与戴文业结清了猪款，但戴文业没有及时支付给刘龙太，其导致的法律后果，应由益康宝公司承担，现刘龙太向益康宝公司主张权利，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因刘龙太与益康宝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生猪合同关系，益康宝公司在接受刘龙太的供货后，负有支付货款的义务。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对刘龙太提供的2016年2月3日的生猪收购单的真实性及货款金额163621元予以确认，刘龙太认可益康宝公司已支付50000元，故刘龙太主张益康宝公司支付生猪款113621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益康宝公司支付刘龙太生猪款113621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72元，减半1286元，由益康宝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益康宝公司提交证据：1、益康宝公司2016年2月和2016年12月社保缴费名单，用以证明涉案收购合同签订时和案涉清欠小组成立时益康宝公司员工情况，生猪收购单中所示文天仁、戴文业均不是益康宝公司员工，无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清欠小组系政府组建，其成员大多为政府机关人员，并非益康宝公司组建成立，戴文业在名单当中不能证明其系公司人员，清欠小组成立时间显示是2016年12月，该月益康宝公司社保缴费名单对此也可予以印证。结合一审中提交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终7071号民事终审判决书，能够证明益康宝公司均是与生猪收购人订立合同及发生业务往来，均是与生猪收购人进行财务结算而不是与养殖户进行结算，收购人赚取的是中间价差，审判实务当中，对于多联单的性质认定均是以结算联作为债权结算凭证，刘龙太提交的单联并非结算联，并不能作为结算凭据。 2、益康宝公司转款凭证6份，均为益康宝公司与戴文业之间的业务经济往来，用以证明益康宝公司与戴文业的交易习惯及益康宝公司从不打款给养殖户的事实，都是打给戴文业。 刘龙太质证称，证据1社保缴费名单不属于新证据，该证据只能确定益康宝公司给哪些人交保险，单位有很多人是没有交保险的，从该证据上看不出有的人是不是益康宝公司的工作人员这一事实，对本案没有证明效力。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从打款明细看益康宝公司和戴文业之间有经济往来，但是戴文业只是作为经纪人收到每头猪10元钱的经纪费，从益康宝公司给戴文业打款数额全是几千上万元的整数，没有个位数和十位数，与实际收购生猪的实际情况不符，这正说明了戴文业是经纪人这一事实，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益康宝公司主张。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述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益康宝公司提交的证据1、2均系原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宗证据反映的是益康宝公司与戴文业之间的关系，不足以证明是支付的本案的生猪款，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另，涉案生猪收购单底部印制有养殖户承诺“卖给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的生猪没有喂国家禁止的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的内容。益康宝公司申请追加戴文业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二审本案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益康宝公司是否适格被告；二是益康宝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以及具体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刘龙太作为养殖户持有印有益康宝公司字样的制式生猪收购单，该收购单有明确编号，显示戴文业为经纪人，并载明了养殖户的个人信息及所收购的生猪的数量及价款，所印制的养殖户承诺内容部分亦明确载明买受人为益康宝公司。因此，刘龙太以益康宝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益康宝公司具有被告主体资格。 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涉案生猪收购单，经一审法院向益康宝公司询问是否为其公司所有，益康宝公司始终未作明确答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之规定，一审法院对该收购单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益康宝公司与戴文业之间的猪款支付协议、合作协议，系益康宝公司与戴文业之间的关系，益康宝公司并未有证据证明刘龙太在出售生猪时即知晓益康宝公司与戴文业之间的关系，故此，一审法院认定益康宝公司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相对方并无不当，依据涉案收购单及刘龙太的自认判令益康宝公司偿还生猪欠款113621元，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另，根据已查明事实，戴文业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故益康宝公司二审中申请追加戴文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益康宝公司要求免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72元，由上诉人潍坊益康宝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卫华 审判员  郭淑娟 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