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5民终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某，男，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宜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建国，湖北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6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厚红，湖北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宜都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1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龚某上诉请求：撤销宜都市人民法院（2020）鄂0581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某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认定龚某主张的2018年11月24日与李某对账明细中载明的资金来源271000元与李某诉请的离婚经济补偿欠款法律关系不同，但龚某、李某将合作经营的款项与龚某下欠李某的补偿款一并进行清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也是一种通常做法。至于前述对账明细中资金来源未注明是龚某给李某出具的欠条中的欠款，且金额与欠条中的金额亦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一审开庭时证人裴某已就此做了充分说明。其次，一审认为龚某既主张已支付欠条载明款项却未将欠条收回的问题，因龚某与李某之间合作往来金额包括欠款金额数额较大，只要双方经过最终结算可以说清楚，故龚某忘记让李某退回该欠条，但并不影响客观事实的存在。最后，一审认为龚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事实上：其一，龚某应收李某货款合计2618055元，其中2015年992679元，2016年1127748元，2017年303249元，2018年194379元。一审时龚某与李某对前述货款均表示认可。其二，银行实收李某转账合计1929500元，其中2015年130000元，2016年650000元，2017年853500元，2018年296000元，详见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其三，应付李某款项合计383000元，其中271000元为离婚时龚某原欠李某的欠款，15000元为龚某向李某借款，97000元为腊月29日借款。据此，李某应付龚某货款2618055元，龚某实收李某转账1929500元，减去龚某应支付李某原离婚时的欠款及后期借款383000元，李某尚欠龚某货款305555元。综上，龚某与李某离婚时的欠款已还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李某辩称，1.李某起诉的是离婚后财产纠纷，不是双方合作生意上的纠纷。2.龚某和李某离婚后合作做生意，生意是季节性的，每年十月左右开始，到次年三月左右结束，跨年度结算一年一清。3.2018年11月24日的对账明细第四项资金来源系2017年龚某多次向李某借款对账而来，李某一审中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来源及构成。4.龚某主张其从2015年至2018年冲抵了离婚后的欠款，李某仍欠龚某货款305555元与事实不符。即按龚某所说，李某应尚欠570000元，但实际上，2015年龚某借李某现金134000元，有借条为证；2015年李某的弟弟李正新退股金175000元是李某支付的，同年的分红30000元也是李某支付的。2018年2月24日，龚某向李某出具的借条一份证明165600元借款，2017年11月30日，由桂香代李某向龚某支付60000元的货款。2017年11月8日~11日，龚某向李某微信转款31000元，2017年7月8日，李某汇款20000元给龚某。2017年6月20日，龚某拿李某的银行卡刷卡38000元。从2015年至2017年，龚某在上诉状中未陈述的李某支付的款项累积超过570000元，因此，离婚后的270000元与生意往来没有关联，不存在抵账一说。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龚某的上诉请求。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某给付李某欠款270000元并从2019年3月2日起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龚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龚某原系夫妻关系，2012年7月2日，双方在宜都市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第二条财产处理部分约定：“婚前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当事人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建造私房一栋（砖混结构二层），位于宜都市红花套镇××组，双方离婚后归女方所有；共同承包的生产资料四亩，双方离婚后各分得二亩经营并获取其收益；无其他贵重物品。男方一次性给女方经济补偿金三十万元整。双方婚后无共同存款。”协议签订后，因龚某未及时支付李某经济补偿金，2015年4月，李某请宜都××红花套镇红花套村委会调解，经调解，龚某同意在2017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补偿李某270000元，考虑李某、龚某系同组村民，夫妻时间较长且生育有两名女儿，故未制作调解书，只由龚某出具一份270000元的欠条，红花套村委会调解人陈文荣、高圣国以见证人身份在该欠条上签字确认。2017年12月履行期限届满前，李某以龚某未履行给付义务为由再次找到红花套村委会。2017年12月23日，红花套村委会陈文荣、高圣国到龚某经营的先富柑桔合作社组织李某、龚某调解，龚某出具《借条》一份更换了2015年的欠条，《借条》载明：“今借到李某现金人民币贰拾柒万元，￥27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8年3月1日还款壹拾万元，余额壹拾柒万元在2019年3月1日前全部还清。”陈文荣、高圣国作为见证人在该借条上签字。同时查明，李某、龚某自2015年起至2018年合作经营柑桔，期间双方多有资金往来，2018年11月24日，李某、龚某就经营情况进行了对账，对账明细载明：已付款：1-5车脐橙款303249元，客户代存发货超支8028元，2018年2月6日脐橙340件开支40351元，库存脐橙转全成明细1369件146000元，合计497628元；应付款：资金来源271000元，信用卡15000元，腊月29日借97000元，市场经营汇款294000元，合计677000元；下欠179372元。2018年12月5日中午付现金50000元，12月8日下午付现金44372元，下欠85000元。2019年8月17日、8月20日、9月4日、9月10日、9月26日、9月28日、9月29日、10月3日、10月8日、10月30日，龚某累计向李某付款85000元。至此，李某、龚某之间合作经营相关款项全部付清。一审法院认为，李某、龚某在宜都市民政局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及在宜都××红花套镇红花套村委会组织调解下龚某给李某出具的欠条是龚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龚某应当按照欠条约定的时间及金额向李某支付欠款。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龚某下欠李某的270000元经济补偿金是否已经付清。龚某主张2018年11月24日李某、龚某对账明细中载明的“资金来源271000元”即为本案李某起诉的欠款270000元，款项已经付清，首先，该对账明细是对双方合作经营柑桔期间的账目进行的对账，与本案李某诉请的离婚经济补偿欠款法律关系不同，对账明细中的“资金来源”并未注明是龚某给李某出具的欠条中的欠款，资金来源271000元金额与欠条中的欠款金额亦不完全一致；其次，如果“资金来源”是指2017年12月23日龚某给李某出具的欠条中的欠款，在双方对账并签字后，按常理，龚某应该将该欠条收回，然而龚某并未收回。综合考虑以上两点，对龚某关于2018年11月24日李某、龚某对账明细中载明的“资金来源271000元”即为李某起诉的欠款27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某提供的欠条及宜都××红花套镇红花套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证明龚某下欠李某270000元经济补偿金的事实，而龚某主张欠款已经付清，李某、龚某之间的欠款法律关系消灭，却未提供充分的、客观的证据证明已向李某支付经济补偿金27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龚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龚某未按欠条约定期限支付李某270000元，已构成违约，李某要求龚某立即支付270000元并自逾期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向其支付至今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龚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李某离婚经济补偿金270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李某支付自2019年3月2日起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75元、诉讼保全费1870元，合计4545元（李某已预交），由龚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龚某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证据一、2014年4月至2018年12月31日龚某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用于证明龚某与李某在该时间段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发生资金往来。证据二、2015年至2018年龚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于证明龚某与李某在该时间段未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发生资金往来。证据三、2014年1月10日至2019年12月30日龚某湖北宜都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用于证明龚某与李某在此期间未通过湖北宜都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发生资金往来。以上三组证据共同证明，龚某与李某仅通过龚某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发生经济往来。被上诉人李某质证认为，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三组证据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李某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2015年10月21日与2018年2月24日龚某向李某出具的借条原件各一张。用于证明龚某向李某现金借款134000元和165600元未冲抵李某应支付的货款。证据二、2017年11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一张，用于证明李某通过由桂香账户向龚某支付60000元货款的事实。上诉人龚某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双方之间没有这两笔资金往来。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龚某与李某均与由桂香有生意往来，不能达到李某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李某对龚某提交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通过证据内容来看，龚某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中存在多笔未显示对方户名的微信转账，湖北宜都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中也有多笔交易未显示对方户名，而未显示对方户名部分是否与李某有关，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故该三组证据不能达到龚某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龚某对李某提交证据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反证支持其意见；龚某对李某提交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李某提交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1.一审庭审中，李某陈述：“2018年11月24日算的账是所有的柑橘往来生意账。”龚某陈述：“2018年11月24日的对账，是合作经营不下去了，把所有橙子抵账后包括刷信用卡、借的现金、欠款、转全成的橙子款146000元算的总账。”2.龚某一审提交的2018年11月24日大连对账明细复印件中，“资金来源271000”处被划掉，修改为165600元。二审中，龚某与李某一致确认2018年11月24日对账明细以原件为准。本院认为，龚某二审上诉的主要理由为龚某于2017年12月23日向李某出具《借条》所载明的270000元借款已还清，且李某尚欠龚某货款305555元。针对龚某的上诉理由，本院分析评述如下：首先，龚某主张已还清《借条》所载270000借款的理由是2018年11月24日的对账明细中“资金来源271000元”即为该借款。依龚某所述，则资金来源项下金额应明确为270000元，但一方面，对账明细中所载金额与借款金额并不一致，另一方面，龚某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双方对资金来源项下金额并非一致确认，存在修改磋商的情形。此外，在龚某主张借款已清偿的前提下，《借条》原件仍保存在李某手中，龚某并未收回。针对前述疑点龚某并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对龚某借款已还清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李某与龚某在一审庭审中均有对2018年11月24日对账明细内容的陈述，该对账明细系双方结束多年合作后对经营期间往来的总账进行核对。一审已查明，该对账明细载明李某应付龚某的款项包括：1-5车脐橙款303249元，客户代存发货超支8028元，2018年2月6日脐橙340件开支40351元，库存脐橙转全成明细1369件146000元，合计497628元。据此，则李某与龚某合作经营总账目核对后，李某欠付龚某货款应为497628元。二审中，龚某主张应收李某货款2618055元，李某实际向龚某转账1929500元。依龚某所述，两项扣减后李某仍欠其货款688555元。该金额与龚某一审陈述及一审查明事实相互矛盾，故龚某提出李某仍欠其货款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龚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上诉人龚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宜华审判员  易正鑫审判员  陶霄溶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