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9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慧萍，女，196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徐雪梅,浙江佐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健，男，195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系蒋慧萍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云翔，男，197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菁，女，197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杭州市拱墅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章云峰,杨淑瑛，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慧萍因与被上诉人曹云翔、李菁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547号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韩昱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一）蒋慧萍居住在五常街道盛世嘉园盛大苑×幢×单元×室，曹云翔、李菁居住在该住宅对门即302室，两户的入户门相对，相距2米多。2019年曹云翔、李菁家饲养了拉布拉多犬。2019年6月24日，曹云翔在杭州市余杭区××街道×××幢×单元楼道内未按规定时间携犬出户，且未束犬链，蒋慧萍因此受到惊吓并就医。根据蒋慧萍提供的有效医疗证历、医疗票据、医疗诊断证明书，就诊情况如下：（1）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就诊情况：于2019年6月28日到的综合内科就医，诊断为心悸，后至精神卫生科就医，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2019年6月30日14点19分因“反复害怕，睡眠差6天”住院，入院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左乳纤维腺瘤。2019年7月2日14点05分出院，出院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左乳纤维腺瘤、焦虑状态。后分别于2019年7月8日、7月15日、7月29日、8月12日、8月26日、9月6日、9月9日、9月23日、10月7日、10月21日、11月4日、11月18日、12月2日、12月19日、2020年1月2日、1月16日至心身一科就医，诊断为应激障碍；ｇｙｑｚ，肝郁脾虚。分别于2019年9月20日、10月4日、10月17日、11月15日、12月5日到精神卫生科就医，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分别于2019年12月15日、12月29日、2020年1月6日、2月2日、3月8日到精三科就医，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分别于2020年3月29日、4月12日、4月26日、5月10日、5月24日到内科就医，诊断主要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气阴不足，心肝郁热，脾胃虚弱。（2）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就诊情况：分别于2020年4月5日、5月3日、5月31日、6月28日到精神科就医，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3）病历显示，蒋慧萍多次向医生陈述因受到狗的惊吓，影响自身精神状态，就医后的精神检查和体格检查“意识清”“神志清楚”。蒋慧萍医疗费支出总计7409.64元。一审庭审中，蒋慧萍陈述事发当日已失常崩溃，三四天后因创伤源一直存在爆发创伤后应急障碍的相关症状，去医院就医，前期主要用药为中西药结合，现每月一次西药治疗。另，据原审法院调取的蒋慧萍自2017年1月17日至2020年7月30日的就诊记录，蒋慧萍于2019年6月28日起以创伤后应激障碍就诊，此前未有精神类疾病就诊记录。（二）2019年6月27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受理蒋慧萍于2019年6月28日的报案，对蒋慧萍报称被放任动物恐吓他人一案出具受案回执。2020年8月28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余公（五）行罚决字〔2019〕554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有以下内容：2019年6月28日接蒋慧萍报案称：2019年6月24日，其在余杭区××街道××幢××单元内，被曹云翔的狗惊吓到了。经调查，曹云翔的行为已构成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以上事实有曹云翔的陈述；蒋慧萍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决定给予曹云翔警告的行政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当场训诫。2020年7月15日，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余综执罚字〔2019〕第102101190715002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载有以下内容：经进一步调查取证查明，2019年6月24日11时10分，当事人曹云翔在余杭区××街道×××幢×单元×楼道内不按规定时间携犬出户，当事人所携犬只品种为拉布拉多，犬名彼特，奶白色，雄性，犬龄2岁，身长约80厘米，身高约45厘米，该犬只当时未束犬链。经调查，当事人已办《养犬许可证》，犬证号：ＮＯ.2734，犬主姓名曹云翔。《养犬许可证》中犬只描述与现场犬只特征相符。……本机关认为，当事人在余杭区××街道×××幢×单元×楼道内不按规定时间携犬出户，侵害了城市养犬法律制度，扰乱了城市养犬管理秩序。……属于不按规定时间携犬出户的违法行为。……另经查证，当事人具有【违法行为造成群众反映强烈或多次上访的】情节，应当从重处罚，且当事人未对犬只束犬链，有加重情节。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对当事人曹云翔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罚款人民币肆佰元整。（三）双方当事人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和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五常××队询问笔录中陈述的案涉纠纷的发生经过。曹云翔，（1）2019年7月22日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9年6月24日中午11时10分左右，我到地下室仓库里拿东西，当时我是牵着狗绳下楼的，拿完东西在锁门过程中，因为我一手拿着东西，一手锁门，狗就提前走上楼梯了，当时我也没太注意，我走到2楼的时候先是听到一声关门声，紧接着听到一个女人尖叫的声音，我听出来是隔壁女主人蒋女士的声音，我当时就反应过来时她被狗吓到了，我马上跑上去拉狗，边跑边叫狗的名字“皮特”，一直到5楼半的时候我才把狗追上，踩住狗绳，这个时候蒋女士是在6楼楼梯上，她边尖叫，边说“我从小就怕狗”，我把狗绳拿住，朝狗的身上抽了十几下，意思是狗吓到人了，狗不听我的话，同时向蒋女士道歉说对不起，她当时情绪比较激动，嘴里一直在说“我从小就怕狗”。我的母亲当时听到蒋女士的尖叫声后也出来了，也上去安慰蒋女士，安抚蒋女士的情绪，叫她不要怕，没事的。当时我在打狗的时候602的黄女士也开门出来，向我们询问什么情况，我们就把当时的情况和黄女士说了。过了一会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我心里过意不去，就来了点水果去看望蒋女士，同时向她道歉，她要求我以后一定要随时牵住狗绳，那天的事就结束了。（2）2019年8月15日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狗身上有狗绳，只不过我没有牵住。没有放任或驱使狗伤害蒋女士的行为或想法。（3）2019年6月28日在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五常××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6月24日11时10分左右，我带着我家的狗到达地下室拿东西，拿好以后我正在锁门准备上楼，一时对狗没有看护住，结果狗突然跑开了，跑到了楼道里，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道里时，对一位刚刚准备下楼的住户造成了一定的惊吓。后来，人家就打电话投诉到你们中队这里。你们中队通过线索查到了我，所以我今天到你们中队来接受调查处理。蒋慧萍，2019年6月28日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1）2019年6月24日中午11时10分左右，我从余杭区××街道××室家中出来，当时我们隔壁邻居曹海权儿子遛狗回来，这只狗是拉布拉多大型犬，身高70ｃｍ，身长1米，当时没有牵狗绳，当时在2楼楼道口遇到以后，我就往楼上躲避了，后这只狗一直追逐着我到六楼上，这只狗要扑上来，我用自己的包将它挡开，然后狗主人就上来将这只狗拉走了，之后我和邻居曹海权协商过将狗处理掉，但是对方没有回复我，而且他们遛狗经常不牵狗绳，我因为这次被这只狗追逐攻击后，导致我心理障碍，严重惊恐、心慌、心悸、失眠、不敢出门、不想进食，严重影响了我正常生活……我人身体体表没有受伤，但是我因为这次被狗的追逐攻击，导致我心理障碍，严重惊恐、心慌、心悸、失眠、不敢出门、不想进食……我认为对方是故意放任的，因为之前在小区业主微信群内，讨论过狗的事情，对方就反应比较大，之后就经常不牵狗绳了。（2）2019年8月13日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日中午我是打算出去买菜的，我家在301室，我走出家门的时候看到2楼楼梯上有一条狗，这条狗在往楼上走，我轻轻往四楼上走，想要不惊动这条狗，但是这条狗朝我追上来，并且到3楼也没有停步，我被它追到4楼门口的时候内心很害怕我忍不住大叫几声“啊”，往楼上跑。一直跑到六楼。我被狗吓到的时候没有看到小曹，我跑到6楼之后才看到小曹，期间也没有听到小曹叫狗。造成我创伤后应急障碍。 蒋慧萍于2020年2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曹云翔、李菁立即停止侵权，将饲养在五常街道盛世嘉园盛大苑×幢×单元×302室的犬只迁移他处饲养；2、曹云翔、李菁向蒋慧萍赔偿已实际发生的医疗费损失26366.3元（暂计算至2020年7月7日，后续医疗费用待实际发生后由蒋慧萍另行主张）；3、曹云翔、李菁向蒋慧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曹云翔、李菁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饲养动物损害系一种特殊形式的侵权行为，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对动物负有管束的义务，并对动物所具有的危险性负责，一旦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一般而言，饲养动物损害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存在饲养动物引发侵权行为；二是造成他人损害的后果；三是损害后果与饲养动物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减轻责任。对于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即使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也不能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就本案而言，曹云翔作为犬主违反管理规定，携犬出门时没有采取系狗绳的安全措施，不具有法定抗辩事由的条件，其应对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蒋慧萍则应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即须证明侵权行为及侵权损害后果的存在。蒋慧萍已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城管执法部门和公安部门制作的文书材料，证明曹云翔违反管理规定，没有系狗绳携犬出门，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进行诊疗的门诊病历材料等，蒋慧萍已完成其初步举证证明责任。综上，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9年6月24日发生的事件与蒋慧萍所主张的疾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曹云翔、李菁是否应承担责任及承担程度。（一）2019年6月24日发生的事件与蒋慧萍所主张的疾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事发当日，曹云翔因没有牵住狗绳出门，其所饲养的拉布拉多犬脱离曹云翔控制，在楼道间尾随蒋慧萍上楼，虽没有对蒋慧萍进行吠叫或抓咬等攻击行为，但因蒋慧萍“从小就怕狗”，躲避不及受到惊吓。事后，蒋慧萍就医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结合蒋慧萍此前未有过精神类疾病就诊情况，且曹云翔、李菁未提供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案涉侵权行为与蒋慧萍所主张的疾病存在因果关系。（二）曹云翔、李菁是否应承担责任及承担程度。本案中，曹云翔作为犬主违反管理规定不系狗绳，导致蒋慧萍受到惊吓，对蒋慧萍所受到的损害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蒋慧萍提交的现有证据未表明其有后续治疗的必要性，且尚未发生，因此本案中曹云翔应以蒋慧萍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数额7409.64元承担赔偿责任。李菁与曹云翔系夫妻，共同饲养和管理拉布拉多犬，但案涉事件发生时实际管理人是曹云翔，对蒋慧萍要求李菁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蒋慧萍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案涉事件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对蒋慧萍要求曹云翔、李菁赔偿精神抚慰金的主张不予支持。（三）曹云翔、李菁饲养动物已办理相关手续，亦未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蒋慧萍要求曹云翔、李菁将饲养动物移至他处的诉请，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曹云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蒋慧萍医疗费损失7409.64元；二、驳回蒋慧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55元，由蒋慧萍负担772元，由曹云翔负担83元。蒋慧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曹云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蒋慧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改判。（一）一审判决书“本院认定本案事实”有误，导致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判决书第12页第8行“2019年”的表述有误。事实上，从曹云翔2019年7月22日在五常派出所的笔录第3页可知，两被上诉人家饲养拉布拉多犬是2018年5月开始的，9月办证当时犬龄已经5月+。从两被上诉人养犬到2019年6月24日事发，该犬只已经长成大型犬，根据2020年7月15日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可知，事发时犬龄2岁，身长约80厘米，身高约45厘米。根据《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第十一条，大型犬必须圈（栓）养，不得出户。可见，如果两被上诉人按规定规范养犬，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本案悲剧的发生。2.一审判决书第12页倒数第4行“9月6日”这天并非到同德医院心身一科就诊，事实是到同德医院精神卫生科就诊，且9月6日门诊病历处理意见显示：该病治疗需药物和心理治疗同步进行，治疗期应视病情恢复情况而定，一般需要半年至一年。如果致病危险源（如伤害犬、猫眼监控探头）未消除，治疗恢复期则需更长。可见，同德医院作为浙江省内专业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三甲医院，其医生出具的专业意见也认为上诉人的疾病恢复需要将致病危险源消除，也就是移走伤害犬，拆除摄像头，否则会加重病情，导致更难恢复。3.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9至第11行表述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精神检查和体格检查“意识清”、“神志清楚”不代表上诉人的身心健康未受到严重伤害，从上诉人提交的自2019年6月28日起至2020年6月28日整整一年的门诊病历可以显示，每次治疗都包含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而“心悸、焦虑状态，肝郁脾虚、气阴不足、心肝郁热、脾胃虚弱”等等诊断也都是由于精神类疾病导致的一些身体症状的反应。根据百度百科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PTSD一般在精神创伤性事件发生后数天至6个月内发病，病程至少持续1个月以上，可长达数月或数年，个别甚至达数十年之久。百度健康医典也表明，PTSD是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中临床症状严重、预后不良、可能存在脑损害的一类应激障碍，超过1/3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因为疾病的慢性化而终生不愈，自杀率大概为正常人的6倍。因为，心灵的伤害往往比身体的伤害更大，更加难以治愈。其次，上诉人的医疗费支出远不止7409.64元。至一审开庭前，上诉人提交了截止到2020年6月28日的就诊病历和发票，发票总金额合计26379.31元，即使扣除医保基金支付的17829.4元，上诉人个人医保账户支付的金额也有8499.92元，另加住院现金支付的50元，上诉人实际支付医疗费为8549.92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7409.64元（详见附件《蒋慧萍2019年6月28日至2020年6月28日就诊情况》）。而且，上诉人认为，医保基金支付的17829.4元系上诉人退休前参加社保后本身应享受的待遇，不能因此而减轻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另外，由于被上诉人至今未移走伤害源，导致上诉人开庭后至今仍在继续治疗中。时至今日，上诉人进出事发楼道仍需家人陪护，存在被害、恐惧、心慌、不安全感，在家中也常存在焦虑躁狂举止。因此，一审法院未判决支持后续治疗费明显不符合事实。4.一审判决书第13页倒数第6行“2019年6月27日”表述有误，根据五常派出所《受案回执》显示报案受理时间是2019年6月28日。5.一审判决书第15页到第17页第7行双方当事人在五常派出所和行政执法五常中队陈述的事发经过表述不完整，遗漏了部分重要事实。首先，遗漏2019年7月22日曹云翔在派出所的笔录第5页、第6页：当时没有牵狗绳，因为我一手拿东西，一手关门，狗趁我不注意自己上楼了，我也没有留心，所以才会吓到蒋女士。……我和蒋女士一家因为养狗的事情发生过矛盾。因为蒋女士怕狗，所以我们这幢楼有狗的人家都被他们投诉过，也向城管反映过。……我知道她怕狗……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处理掉这条狗……我没有同意。其次，遗漏2019年8月15日曹云翔在派出所的笔录第3页、第4页：三四天后他们要求我把狗处理掉，我没有同意，处不处理狗变成我们矛盾的症结点所在。我不愿意处理掉狗。从以上遗漏的曹云翔的笔录可知：自从得知曹家养狗后，上诉人就多次表述过怕狗的事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怕狗的事实是明知的。说明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怕狗的情况下仍没有尽到善良的注意和管理义务，在中午时分还将本应圈养或栓养的大型犬带到地下室，显然存在放任的间接故意。而且根据医生建议，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在刚发生的时候及时将致害危险源移除，根本不会有上诉人至今还不能治愈的严重后果，可见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被狗吓到，在上诉人及家属坚持要被上诉人先移走狗的情况下仍不愿配合，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存在放任的间接故意。最后，关于致害犬已经扑向上诉人的事实没有查清。上诉人蒋慧萍2019年6月28日在五常派出所的笔录第3页：我在2楼楼道处遇到我邻居遛狗回来，当时没有牵狗绳，这只狗看到我以后，就一直追着我，一直追到我们这栋单元楼顶楼，将我逼到角落，并且还向我扑过来，我用我的包将狗打开。结合被上诉人曹云翔2019年6月28日在五常城管中队的笔录可知：致害犬是在曹云翔正在锁地下室门的时候突然跑开到楼道的，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道遇到上诉人。这和上诉人的笔录吻合。上诉人认为，6月28日的笔录据事发仅四天，双方的记忆会更清晰。结合狗的速度和人的速度，可以尝试还原的现场是：曹云翔在地下室时，致害犬已经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道与上诉人相遇，也就是说曹云翔和致害犬起码相差两层多的距离，而此时蒋慧萍和狗大概相隔半层的距离。蒋慧萍看见狗后轻轻往四楼走，希望狗能到3楼自己回家，但狗没有停步，所以蒋慧萍逃到楼顶6楼，正常狗爬楼的速度肯定比人快，所以狗到6楼扑向蒋慧萍，处于自我防护蒋慧萍用随身包包挡开，狗被挡开后退至五楼半，此时曹云翔才追上来。也就是说整个追逐扑袭的现场事实上只有上诉人和致害犬。等到曹云翔追上时，看到的是被过度惊吓的蒋慧萍。曹云翔拿住狗绳朝狗身上抽了十几下，说明狗刚开始处在比较难控制的状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对长达一年的医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已足以证明损害结果严重性的事实轻描淡写，对被上诉人放任的主观故意未予以表述，对上诉人一直要求停止侵害的诉请未予以重视，对上诉人仍需后续治疗的情况未予以考虑，从而造成最终的判决偏轻，伤害仍在继续。二、一审判决“本院认为”说理部分中关于“两被告是否应承担责任及承担程度”的论述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已经确认2019年6月24日发生的事件与蒋慧萍所主张的疾病存在因果关系，也表述曹云翔作为犬主违反规定不系狗绳，导致蒋慧萍受到惊吓，对蒋慧萍所受到的损害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关于损害结果以及承担方式，一审法院判决不符合事实以及现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第二十一条“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未遵守《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本应圈养或栓养的大型犬随意带进带出，而且事发前后仍经常不牵狗绳，其放任的主观故意明显。由于被上诉人的不规范养犬行为，造成上诉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精神疾病，治疗一年有余仍需靠来士普、思诺思等精神类药物控制，这样的损害后果不可谓不严重。虽然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出的精神损害程度的司法鉴定申请由于鉴定机构原因无法进行，但事实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以及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精神科专家均表示“治疗一年仍未痊愈，有很大慢性化的可能，如果致害犬只继续不移走的话，很可能造成终生不愈的严重后果。”如果终生不愈，实际上已经可以构成伤残残疾等级。一审判决后，上诉人也依法申请了精神残疾等级鉴定。因此，由于本案创伤类严重精神疾病的特殊性，停止侵害、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才是更重要的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一审法院仅以一句“两被告饲养动物已办理相关手续”，“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严重精神损害”一笔带过，显然无法达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程度，也不能达到法院判决定纷止争的效果。考虑到邻里关系，上诉人并未主张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在2019年7月20日至2019年9月22日期间被上诉人安装电子猫眼对牢上诉人家进行监控，导致上诉人在已经受到严重精神创伤的情况下，产生行为举止被他人监控，被害感加深，病情加重，无奈上诉人以侵犯隐私权先行起诉。隐私权案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曹云翔、李菁安装电子猫眼“行为应属不当”。考虑到在隐私权案诉讼期间，被上诉人已经同意并先行拆除电子猫眼，所以上诉人虽对法院未判决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仍有不服，但也决定放弃了该案的上诉。上诉人以上决定均是希望邻里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睦相处。但事发后，被上诉人依然不遵守地方性法规规定和行政执法机关处罚时的告诫和训诫，多次未尽管理义务，导致大型犬自行溜出，并随意将大型犬带出，将上诉人的人身安全置之脑后，对此法院理当进行惩戒，判决其立即停止侵害，将致害犬只移走。至于被上诉人李菁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既然一审法院认可李菁是动物的共同饲养人和管理人，不能仅凭事发时实际管理人是曹云翔而进行开脱，曹云翔到地下室取物，李菁作为共同管理人理应提醒其家人将犬只看管在家中，这样也不会发生本案的损害事实。但事实上，在事发前，李菁也曾多次未按规定时间不牵狗绳带犬外出，造成过对上诉人的惊扰，曹云翔母亲张美珍为此也曾上门表示过歉意。另外，事发后，李菁还多次对上诉人及上诉人家人恶语伤害。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李菁也未尽到共同饲养人和管理人的义务。因此，上诉人坚持李菁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两被上诉人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所做判决没有完全认定已有证据支撑的曹云翔、李菁全部违法事实及上诉人严重精神创伤的后果，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2020）浙0110民初154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原审之中的诉讼请求的第一、第三、第四项，第二项医疗费用，支持二审之中又新产生的医疗费用1800.76元，并支持从2020年11月5日之后的后续医疗费用。 被上诉人曹云翔、李菁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7的认定有误，因该录音、视频证据系上诉人单方提供，来源不明，无法确定录制的时间地点，也无法确定录音、视频中人物的身份，故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疑，并无实际证明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明显系证据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并无充分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案涉事件发生后确实导致了巨大心理创伤，并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这种心理上的疾病并无外在的创伤痕迹，无法像人体器官上的创伤、疾病那样可通过医疗仪器设备进行有效的检测，医生仅能通过患者自诉的症状来进行判断，因而具有极强的主观干扰性，也极容易弄虚作假（这从“上诉人在事情发生后的第四天即6月28日才去医院治疗，届时上诉人未能在报案后得到满意处理结果”这一点也能侧面反映）。本案中上诉人一审所提交的病历诊断材料均是医生在听取了上诉人自己陈述的症状后所作出的病情病理判断，至于实际是否存在如上诉人在门诊病历中所自述的症状，外人不可获知，因此被上诉人认为在没有其他科学的、有效的检测、鉴定的情况下，不能单凭医院门诊病历材料便认定上诉人存在严重心理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简言之上诉人并不能证明损害结果的存在。一审法院对该争议焦点并未予以详细的阐述说明，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三、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七十九条之规定，虽然使得被上诉人丧失了法定免责、减责事由，但该条规定并未免除上诉人关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上诉人仍需就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应对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并无法律依据，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四、对于上诉人一审所主张的医疗费，被上诉人认为首先上诉人是否实际存在创伤应激障碍无法确定，其次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就医及医疗费的必要性、合理性也有异议，因此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曹云翔承担医疗费的全部赔偿责任显失公平合理，超出了被上诉人所能预见的范围；对于上诉人在二审中新主张的医疗费，被上诉人认为首先并无证据表明存在继续治疗的必要性，其次也不属于二审审理的范畴，不应当予以支持。对于后续医疗费，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五、上诉人所提供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因案涉事件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出的已导致严重精神创伤，被上诉人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的相关处理并无不当。六、并无证据表明上诉人病情存在加重情况，也无证据表明移不移走犬只与上诉人病情的发展有任何因果关系，且被上诉人也并未有放任的主观故意，亦没有后续的侵权行为，被上诉人饲养动物已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并且也没有自己怕狗便可以限制别人合法养犬权利的道理，因此上诉人要求将犬只移走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当予以支持。七、被上诉人李菁在本案事件发生前并没有多次未按规定不牵狗绳带犬外出，并造成过对上诉人惊扰的行为，也未对上诉人及其家人有恶语伤害行为，上诉人所述与事实不符，完全系恶意中伤，颠倒是非。同时本案案涉拉布拉多犬的犬主为曹云翔，李菁并非共同犬主之一，事发时并不在现场，也无共同管理的职责，因此本案纠纷与李菁无关，其不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上诉人蒋慧萍在二审中提交了如下证据：1、门诊病历，证明上诉人的病情一直未能痊愈，一审庭审结束后还需继续治疗，需要靠来士普、思诺思、阿普唑仑等精神类药物控制。且由于致害源一直未消除，病情已经慢性化，有终身不愈的可能。2、医疗费票据，证明一审庭审后，上诉人因继续后续治疗发生医疗费，至2020年11月5日共计1800.76元，且该费用还在发生中，基本每月一次配药。3、残疾人证、残疾人证评定表，证明由于被上诉人饲养犬只对上诉人追逐攻袭造成惊吓伤害，历时一年多仍无法治愈。上诉人的损害结果经评定已经构成精神残疾四级，时至今日，病情仍需药物维持稳定。一审法院不支持后续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蒋慧萍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曹云翔、李菁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因为门诊病历中的现病史、病人主诉均为患者自述的内容，并非医生进行科学有效检测后得出的结果，虽然最终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但仅是依据上诉人自述的情况所作出病症判断，因此不具有客观性。特别是第一页病历，是上诉人丈夫代为就诊，现病史也是其丈夫代为自称，而且医生竟然在患者未到场的情况下还能作出精神和体格检查，可见医院就诊、医生开药的随意性，综上因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故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2、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由于无有效证据证明上诉人存在继续治疗的必要，故对医疗费的合理性、必要性有异议。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系上诉人单方面提出的申请，残疾人证也是民政部门依据申请人所提交的不具客观性的医院病历材料所作出的，相关的评定人员也不具备专业的鉴定资质，因此残疾证并不是司法鉴定意见，与是否存在精神伤残等级无任何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是否存在伤残等级及是否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依据，也与是否需要后续治疗无关，因此无论是否真实均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 上诉人蒋慧萍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所反映的医疗费超出了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曹云翔、李菁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有效证据，足以证明曹云翔携大型犬只出门时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没有采取系狗绳的安全措施，致使犬只脱离曹云翔控制，在楼道间尾随蒋慧萍上楼，导致蒋慧萍受到惊吓，对此曹云翔存在过错。事后，蒋慧萍经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结合蒋慧萍此前未有过精神类疾病就诊情况，可以认定曹云翔的过错行为与蒋慧萍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判令曹云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之处。根据蒋慧萍提交的医疗费票据反映，蒋慧萍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为26292.78元。虽部分医疗费蒋慧萍已经通过医保予以报销，但并不能以此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曹云翔应当对蒋慧萍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至于蒋慧萍通过医保报销的医疗费用，可由医保部门向蒋慧萍主张权利。因蒋慧萍在本次事件中造成的创伤，给其精神上产生了一定的严重后果，故蒋慧萍要求曹云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应予以支持。本院根据蒋慧萍的损害后果，结合曹云翔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5000元。因在本次事件中，涉案大型犬只系在曹云翔的管理过程中，李菁并非侵权人，故蒋慧萍要求李菁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蒋慧萍要求曹云翔、李菁将饲养在五常街道盛世嘉园盛大苑×幢×单元×室的犬只迁移他处饲养的诉讼请求。因曹云翔、李菁饲养的大型犬只已经办理了相关手续，且从现有证据尚不能反映如果曹云翔、李菁按照相关行政规定饲养动物仍会对蒋慧萍造成损害的事实，故蒋慧萍的该诉讼请求，本院实难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0）浙0110民初1547号民事判决。 二、曹云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蒋慧萍医疗费26292.78元。 三、曹云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蒋慧萍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四、驳回蒋慧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10元，减半收取855元，由蒋慧萍负担505元，由曹云翔负担350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4元，由蒋慧萍负担838元，由曹云翔负担686元。蒋慧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手续。曹云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韩昱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