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行终160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于训诂，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振兴区政府），所在地址丹东市振兴区锦山大街。法定代表人：迟磊，振兴区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东，辽宁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普，振兴区政府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丹东随缘置业有限公司，所在地址丹东市振兴七经街31号。法定代表人：袁光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丹，该公司工作人员。于训诂因诉振兴区政府及第三人丹东随缘置业有限公司房屋征收一案，不服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6行初9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裁定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8月8日，振兴区政府作出振政发[2013]55号房屋征收决定予以公告，决定对丹东市振兴区七经街原随缘商厦地块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实施中，因在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未达到百分之百签约率，振兴区政府于2014年3月20日作出《通告》，明确在2014年3月28日17时之前签约率仍未达到百分之百，终止该房屋征收决定的执行。延长期限届满后，签约率仍未达到百分之百，振兴区政府终止执行该地块的房屋征收决定。此后由于签约的被征收人为维护其利益而到振兴区政府处上访，请求重新启动房屋征收决定的执行，并递交了联名申请。振兴区政府经研究并提请区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于2015年1月7日作出振政发[2015]1号《振兴区人民政府关于恢复实施随缘商厦地块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决定》，并予以公告，恢复了该房屋征收决定的执行。于训诂对该恢复实施征收补偿工作决定不服，于2015年5月8日向该院起诉，该院以于训诂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于训诂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指令该院继续审理本案。该院于2018年5月11日作出(2018)辽06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于训诂的诉讼请求。于训诂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辽行终78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训诂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432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于训诂的再审申请。2019年11月于训诂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振兴区政府征收随缘商厦地块作出“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随缘商厦地块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振政发[2013]55号”和“振兴区人民政府关于恢复实施随缘商厦地块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决定--振政发[2015]1号”行为违法；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振兴区政府赔偿于训诂经济损失八百万元。另，于训诂在振兴区文化大厦拥有房屋一处，原房产证号为丹房权振兴区字第××号，2019年11月11日变更为辽(2019)丹东市不动产权第0053565号，房屋坐落于振兴区文化大厦××区××层，总层数14，建筑面积475.82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写字楼。该房屋项下的土地纳入了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土地收购储备交易中心拟收储土地的范围，但不在涉案征收决定所确定的房屋征收范围之内。一审裁定认为，本案于训诂针对振兴区政府两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争议焦点是于训诂的这两项诉请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于训诂的第一个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振兴区政府作出的振政发[2013]55号“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随缘商厦地块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违法。于训诂在询问笔录中表示由于振兴区政府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知道振政发[2013]55号房屋征收决定的具体时间，所以应当认定其最早知道该行政行为的时间是其在2015年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即2015年5月4日。根据当时生效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于训诂最迟应当在2017年5月4日针对振政发[2013]55号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于训诂于2019年11月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于训诂主张其在2015年针对振政发[2015]1号恢复实施补偿工作的决定不服行政诉讼至2018年12月2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这段时间，应当从于训诂起诉期限中予以扣除，扣除后于训诂的起诉就不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于训诂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因为2015年5月4日于训诂知晓振政发[2013]55号文件和振政发[2015]1号文件的存在，于训诂选择诉振政发[2015]1号文件，未对振政发[2013]55号文件提起诉讼，是于训诂自身诉权的选择，并不是于训诂自身以外的原因造成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的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应当驳回于训诂针对振政发[2013]55号文件的起诉。于训诂第二个诉讼请求是请求依法确认振兴区政府作出的振政发[2015]1号“关于恢复实施随缘商厦地块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决定”违法。针对这一诉讼请求，于训诂属于重复诉讼。理由是于训诂曾在2015年以振兴区政府为被告，针对振政发[2015]1号文件提出过诉讼，请求法院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并且已经有法院的生效判决。于训诂提出，其在第一次诉讼时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振政发[2015]1号文件无效，此次提出诉讼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该文件违法，尽管两次诉讼的原、被告一致，但诉讼请求不一致，不属于重复诉讼。于训诂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因为无论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还是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针对的是同一行政行为，都是请求法院对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所以于训诂两次诉讼的诉讼请求是一样的，属于重复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于训诂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退一步讲，于训诂在第一次进行诉讼时，对如何诉讼已经做出了选择，选择诉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放弃了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请，现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也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关于于训诂的第三项赔偿请求，由于前两项诉讼请求，法院不进入实体审查，对于附带性赔偿请求一并不予审查。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于训诂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返还。于训诂的上诉请求是：1、撤销一审裁定；2、确认振兴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和恢复实施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决定违法；3、判令振兴区政府赔偿并补偿于训诂财产损失共计八百万元（愿以法院委托评估为准）；4、诉讼费用由振兴区政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于训诂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即请求依法确认振兴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违法，裁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于训诂认为该裁定是错误的。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6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第8页中记载“关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的本案应对被告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一并审查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行终786号行政判决书第7页“于训诂提出对原征收决定和恢复征收决定一并审理于法无据”，足以证明于训诂从未放弃对房屋征收决定一并审查的诉讼请求，于训诂的起诉不存在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于训诂的第二个诉讼请求，即请求依法确认振兴区政府作出“恢复征收决定”行为违法，针对这一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裁定于训诂于2015年已经针对“恢复征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并且已经有法院的生效判决，属于重复诉讼。于训诂认为该裁定也是错误的。关于重复诉讼，最高法（2018）最高法行申7524号行政裁定书中有明确的解释，“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构成重复起诉的条件较为严格，需要同时满足以上三个特征。人民法院在审查案件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时需要对本案与前案的相关要素予以逐项核查，以保障当事人在各个诉讼中的不同诉讼利益和权利。”于训诂在一审中指出，最高法在（2019）最高法行申4325号行政裁定书中以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于训诂再审申请，并没有对《恢复实施决定》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一审法院裁定将“行政行为”等同于“诉讼标的”是错误的，前诉是确认无效，本次诉讼是确认违法及赔偿补偿于训诂的财产损失，因此两次的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是完全不同，本案中前诉与后诉虽然是同一个行政行为，但是于训诂权利和利益损害的主张不同，一审法院不能简单地认定“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一审法院没有区分前次诉讼和本次诉讼的诉讼标的，裁定于训诂重复诉讼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于训诂的第二个诉讼请求同时裁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错误的。2015年5月4日，于训诂针对“恢复征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最高法在(2019)最高法行申4325号行政裁定书中以起诉行政行为无效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法院未能就于训诂的诉讼请求释明，告知于训诂变更诉讼请求，裁定被驳回诉讼请求，于训诂重新起诉，前诉审理时间理应扣除。同时依据该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之规定，于训诂自前诉2015年5月4日起知道涉案行政行为，扣除法院审理时间，于训诂自收到2018年12月2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2018）辽行终786号行政判决书及2019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19）最高法行申4325号行政裁定书，于训诂于2019年11月4日重新起诉，均未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因此一审法院裁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未能对振兴区政府赔偿并补偿于训诂财产损失进行审理是错误的。征收补偿是振兴区政府的法定义务，受生效裁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334号行政裁定书羁束，振兴区政府征收于训诂共有财产，哪怕是只有一分钱的利益，一审法院也应予以保护，可是一审法院未能审理，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振兴区政府和丹东随缘置业有限公司均未提交答辩状。本院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后对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于训诂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如果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超过了起诉期限之后提起行政诉讼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于训诂本案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振兴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和恢复实施征收补偿工作的决定违法并判令振兴区政府赔偿损失。鉴于于训诂在2015年已经针对恢复实施征收决定的行政行为提起过诉讼，可以认定于训诂在提起诉讼时已经了解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知道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权和起诉期限，并且最迟在起诉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征收决定，因此于训诂在2019年提起本次诉讼,请求确认征收决定违法,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虽然于训诂主张其在起诉恢复征收决定的诉讼中一直坚持要求一并审查征收决定，但是审理恢复征收决定的一、二审判决均已明确，征收决定不属于该案审理范围，并未对此请求进行审理。即使如于训诂主张将审理恢复决定的诉讼期间予以扣除，于训诂在2018年年末收到该判决，2019年11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征收决定违法,也已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关于恢复征收决定，于训诂曾经起诉请求确认该行为无效并于2018年年末收到了驳回其诉讼请求的二审判决。即使如于训诂所述，本次起诉是请求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上次起诉是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不属于重复起诉，但是也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由于于训诂确认违法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其一并提起的赔偿诉讼亦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于训诂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康宪雷审判员  禹政一审判员  吴晓红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鞠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