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7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玉丽，女，198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霞，山东律雨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山东律雨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淼，女，198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高磊，山东商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琪，山东商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玉丽因与被上诉人刘淼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2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玉丽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淼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淼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识错误，其认定我履行义务时间过长并不符合社会一般认识。1.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协议中涉及的目标公司即济南市槐荫区等等蜗牛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蜗牛培训公司)已成立，我亦向刘淼发送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通知函，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而且协议中并未约定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间，一审法院认定我履行义务过长没有依据。2.我在签订协议之后，积极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申请、办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等手续。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目标公司在首个核名通知书有效期内未成立，但防控措施解除之后，我继续积极申请，履行合同义务，最终成功成立目标公司，上述事实我已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我不存在履行义务过长的情况，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事实。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存在任何解除的事实，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协议解除仅依据了《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一实体法的规定。我已成立目标公司，且积极通知刘淼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刘淼在收到通知后未联系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错。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歪曲了立法本意。2.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我始终未收到刘淼的催告，也未行使任何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行为，本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情形，现一审法院认定我履行义务过长，并判令本案协议解除于法无据。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第二项，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即使因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本案协议履行困难，结合《合同法》第八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支持刘淼解除协议的诉求，违背了契约精神的原则以及合同规定的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4.各方系基于合意，在公司成立之前进行的股权转让。签订协议之后，公司成立过程中因租赁、雇佣人员等已花费大量费用。上述事实，刘淼在参加股东会，行使了股东权利时已知晓，其实际上负责财务、监管的日常运营。而刘淼之所以购买“股权”系因为投资可能产生的利润，但其同样应承担因投资产生的风险。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即使协议被解除，一审法院亦应根据协议的履行状况，综合判定补救的措施。现一审法院盲目判令协议解除、返还转让款直接将刘淼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我及其他股东，未审理目标公司开支费用，直接判令我返还全部转让款，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刘淼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1.从合同的履行期限来说，双方虽然并未在合同中约定明确的履行期限，但是这并不代表周玉丽有无限期的履行空间，不能等同于周玉丽在任何时间设立了公司后其合同义务即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承诺积极协助乙方办理有关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基于该约定，周玉丽负有积极促成合同目的实现的基本义务，即首先设立目标公司。然而，在合同签订后周玉丽与案外人张睿却怠于履行合同，对设立目标公司一直处于消极状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股权是未设立目标公司的股权，周玉丽向我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中载明的“济南市槐荫区等等蜗牛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保留期至2019年7月6日。据此，我对公司最晚设立时间存在期待利益，周玉丽也应当在2019年7月6日前完成对目标公司的设立，并使我在公司占有合同中约定的目标公司的10%的股权。显然在此时间内，周玉丽并未完成对目标公司的设立。至我起诉时，合同所约定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双方的合同应当予以解除。2.从是否存在不可抗力角度来说，2019年7月6日并非疫情期间，周玉丽与案外人张睿未设立目标公司的原因也不能归结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其不属于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退一步讲，即使是因为疫情原因，使周玉丽未能在向我出具的第二份《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中载明的企业名称保留期2020年1月6日之前设立公司，其也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亦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该项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驳回周玉丽的上诉请求。刘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刘淼、周玉丽于2019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决周玉丽向刘淼返还转让款163319.40元；3.判决周玉丽向刘淼支付违约金8165.9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6日，刘淼、周玉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合同就转让标的、转让价款及支付等双方权利义务等进行了书面约定。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和行动上的纠纷。刘淼已向周玉丽支付163319.40元，关于款项的性质，双方认识一致。该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刘淼认为周玉丽未能及时将目标公司设立，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遂要求以此为由解除合同，收回已付款；但周玉丽认为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使得设立延后，且双方合同未对公司设立、股权变更予以明确时间约定，不存在刘淼所说的周玉丽不能完成设立及变更有关事宜。一审庭审过程中，周玉丽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双方所签合同，且表示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刘淼坚持要求解除合同，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刘淼、周玉丽之间建立的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双方对于转让的标的物并无分歧，但对于转让的具体时间存有争执，刘淼认为周玉丽未在合理的时间完成相应设立及变更手续，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周玉丽认为合同尚在履行期内，因为所签合同没有明确时间限制，刘淼单方对于时间的认识存有误解和曲解，不存在刘淼主张的不能变更的情形和事实，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而非解除合同；双方对于自己的主张均进行了举证证实，根据证据的证明效能来看，刘淼目前向法院反映的情况比较符合一般社会认识，虽然没有明确时间约定，但周玉丽履行相应义务时间显然过长，刘淼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且周玉丽辩称的内容不完全符合生活经验法则，且刘淼提出质疑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刘淼要求解除协议予以支持。刘淼主张的已付转让款应予返还，但其依据合同约定的主张的违约金，理由不充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淼、周玉丽于2019年4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周玉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淼返还转让款163319.40元；三、驳回刘淼本案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30元，由刘淼负担190元，周玉丽负担3540元；保全费1520元，由周玉丽负担；管辖费100元，由周玉丽负担。本院二审查明：1.2019年4月6日，刘淼、周玉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周玉丽将其在济南等等蜗牛连城广场店20%股权转让给刘淼。目标公司为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法人，周玉丽为目标公司股东，合法持有60%股权。转让价款为163319.40元，目标公司20%股权过户至刘淼名下3日内，刘淼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周玉丽。二审调查中，刘淼、周玉丽均认可上述协议中所称的济南等等蜗牛连城广场店实际为蜗牛培训公司，即协议所指的目标公司。2.2019年1月7日，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管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周玉丽、张睿出资50万元设立蜗牛培训公司，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保留至2019年7月6日。2019年4月10日，刘淼向周玉丽支付转让款163319.40元。2020年4月19日，刘淼提起本案诉讼。2020年7月22日，蜗牛培训公司取得营业执照。本院二审期间，周玉丽提交蜗牛培训公司管理人员登记表、聘用合同各一份，拟证明协议签订后，刘淼以目标公司校长的名义办理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相关事实。刘淼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提出异议。经审核，本院认为，转让蜗牛培训公司股权为周玉丽的合同义务，蜗牛培训公司的审批设立应由转让人周玉丽来完成，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焦点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应否予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转让目标公司为蜗牛培训公司。在签订协议之日，蜗牛培训公司尚未设立，周玉丽应按照协议的要求在协议签订之后首先设立蜗牛培训公司，然后将蜗牛培训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淼。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中未明确周玉丽向刘淼交付蜗牛培训公司股权的日期，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周玉丽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股权交付，自2019年4月10日刘淼向周玉丽支付转让款163319.40元至刘淼提起一审诉讼之日（2020年4月15日）已超过一年，蜗牛培训公司尚未设立，更不具备履行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刘淼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返还转让款无误，本院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周玉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30元，由上诉人周玉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培森审 判 员 赵永先审 判 员 武 峰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葛保玉书 记 员 胡晓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