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6民终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克吉，男，196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阁，湖北襄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和平，襄阳市襄州区浩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世献，男，197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晓，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李克吉因与被上诉人余世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7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克吉上诉请求：一、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其残疾赔偿金75202元、营养费1000元、鉴定费4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776.9元、误工费28344.82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医疗费等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余世献负担。事实和理由：1、余世献的代理人不具备代理资格，是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公民个人，且多次在各地法院与数名委托人以亲戚、工作人员等身份从事非法代理业务。而在本案中，该代理人又假冒余世献的姑舅表亲参与代理，故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并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该代理人和出具亲属关系证明的石桥镇吴集村民委员会予以处罚。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审法院在余世献两次刻意回避因果关系鉴定、鉴定程序违法、事后检测互相矛盾的情况下，直接适用法官自由心证来判定余世献的伤情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构成十级伤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原审法院滥用职权，其调查取证的行为已超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且在本案中，余世献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并非无劳动能力且无收入来源，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仍然支持余世献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另外，原审法院从发生交通事故时开始起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也是错误的，应从定残之日开始起算。3、关于残疾赔偿金，李克吉认为余世献目前的伤情不构成十级伤残，因此其诉请的残疾赔偿金不应得到支持；营养费无医嘱，原审法院在医院主治医生对需加强营养持否定态度的情况下，判令李克吉承担营养费错误；鉴定程序违法，该费用不应由李克吉承担；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证据不足，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其损失；后续治疗费不应包括整容费用；医疗费，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余世献医药费的合理性进行全面评述，李克吉不知余世献医疗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4、李克吉和余世献均属于同村务农人员，且在同一交通事故中受伤，李克吉起诉余世献是按照农村标准判决赔偿损失，但余世献却按照城镇标准判决赔偿损失，这与同案同判原则不符，且对李克吉不公。5、原审法院按照2020年湖北省新的赔偿标准计算余世献各项损失不能成立。本案事故发生于2017年12月24日，余世献在2019年3月14日第一次起诉因伤残鉴定不成立后撤诉，又于2020年4月23日再次向法院起诉，由于余世献自行撤诉后，又时隔一年多再次起诉，造成法院按照今年最新赔偿标准确定损失数额，无端扩大了赔偿金额，加大了李克吉的责任，这种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扩大了李克吉的损失，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故本案应当按照余世献2019年3月14日第一次起诉来确定赔偿标准。余世献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世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处李克吉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5万元；2、诉讼费用由李克吉承担。本案在审理中，余世献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47876.9元[其中医疗费13325.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营养费4500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误工费28344.82元、护理费9448.27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95679.05元（残疾赔偿金7520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477.05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4000元、财产损失费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4日17时40分，李克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鄂Ｆ×××××“豪爵”牌两轮摩托车，由石桥镇加岗村回家，行至事故地点与对向余世献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新大洲本田”牌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李克吉、余世献受伤，两车受损。余世献被送往襄阳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9天。出院后，余世献遵照医嘱先后在襄阳市××××村卫生室、石桥镇中心卫生院等地检查、治疗，共计支出医疗费13301.57元。经诊断，余世献所受伤为：1.双侧额骨骨折；2.眼眶骨折；3.鼻骨骨折；4.左侧颌面部多发骨折；5.颅底骨折；6.双侧额叶脑挫裂伤；7.脑脊液鼻漏；8.颜面部软组织损伤；9.头皮挫裂伤。出院医嘱：出院后继续住院治疗。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月5日作出襄州（交）认字［2017］第A107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克吉、余世献各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2020年5月11日，余世献向法院申请对其所受伤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法院根据余世献的鉴定申请，在双方在场监督的情况下，由鉴定机构数据库中摇号抽取了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为本案余世献鉴定内容的鉴定机构。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委托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对余世献所受伤的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该所于2020年8月28日出具湖北天佑法［2020］临鉴字第L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余世献伤残等级为十级，误工时间评定为180日、护理时间评定为60日、营养时间评定为90日（均从受伤之日起计算）；后续医疗费用为人民币12000元左右（或以医院实际支出为准），余世献因鉴定支出鉴定费4000元。双方因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余世献诉至法院。另查明：余世献住院期间由其妻子马清英护理。李克吉没有为其所有的肇事“新大洲本田”牌两轮摩托车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还查明，余世献的父亲余铁牛（公民身份号码：）与母亲高金焕（公民身份号码：）生育有余世勇、余世献、余世友、余世群兄弟四人。余世献及其妻子马清英生育有女儿余晓（公民身份号码：）、儿子余振奥（42062120020127573X）两个子女。余世献自2012年考虑其儿子余振奥到襄阳市××张湾镇上学开始租赁何诺成（公民身份号码：）位于襄阳襄州张湾街道办事处红星社区居民委员会三组78号房屋使用至今。余世献家中有经营权证的承包地为20.70亩。该承包地由余世献自己耕种麦季，其邻居张艮连耕种秋季。余世献及其妻子在收小麦时回家干农活，平时在襄阳市××襄州各地建房工地砌墙。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李克吉因过错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和合法财产，依法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本案中，公安机关认定余世献、李克吉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采信。因李克吉没有为其购买的“新大洲本田”牌两轮摩托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第十九条第一款“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李克吉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对余世献的损失予以赔偿，剩余部分按照双方应承担的同等责任比例进行分担。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湖北天佑法［2020］临鉴字第L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为有效的鉴定意见？余世献所构成的十级伤残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余世献的各项损失应当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还是按照农业户口标准进行计算？三、余世献主张的各项损失费用是否应当予以支持？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作出如下评判：第一个争议焦点：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湖北天佑法［2020］临鉴字第L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为有效的鉴定意见？余世献所构成的十级伤残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关于鉴定材料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之规定，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湖北天佑法［2020］临鉴字第L334号显示：“五、分析说明经对委托人提供的病历及影像学资料审阅并结合本所鉴定人检验所见后综合分析认为：……”，表明该所在鉴定中审阅、最终采用的是经过人民法院主持质证过的2017年12月26日襄阳第一人民医院头颅CT片（号：1853610）及2018年11月2日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头部CT三维重建片（号：18030795），鉴定机构是综合了对上述余世献的头颅CT片及头部CT三维重建片的分析，得出的最终鉴定意见。李克吉认为“无日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九一医院CT片1张”、“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会诊医师肖安兵作出的《会诊报告》”及2020年10月22日余世献在襄阳第一人民医院眼科检查病历显示得出的检查结果，分别显示余世献所受伤构成：左侧眼球内陷深度为2.9mm、左眼凹陷度约2.4mm、左侧眼球凹陷约3.0mm的事实，该三份检查报告是对鉴定机构所作出鉴定意见的佐证，证明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的科学性。本案中，李克吉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余世献所提交的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会诊医师肖安兵作出的《会诊报告》及两份检查报告的虚假性，故李克吉主张鉴定材料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质证的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司法鉴定意见与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人体损伤致残度分级》第5.10十级“5.10.2头面部损伤”、“9）一眼眶骨折后遗眼球内陷2mm以上；”之规定，法院在鉴定开始前组织双方当事人在鉴定机构储备库中摇号选中的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该鉴定机构具备临床鉴定的资质，而临床鉴定的鉴定范围中包含有“损伤与疾病关系评定”，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在鉴定意见中载明：“五、分析说明经对委托人提供的病历及影像学资料审阅并结合本所鉴定人检验所见后综合分析认为：被鉴定人余世献外伤后致双侧额骨骨折、眼眶骨折、鼻骨骨折、左侧颌面部多发骨折、颅底骨折、双侧额叶脑挫裂伤、脑脊液鼻漏、颜面部软组织损伤、头皮挫裂伤的诊断可以成立。目前，被鉴定人的损伤已达二年余，仍遗留脑外伤颅盖骨及面颅骨多处骨折所致后遗症改变，其左侧眼球内陷属于损害后遗症之一。该损害后果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体损伤致残度分级》第5.10.2.9）之规定，构成十级伤残等级，其它损伤不致残”。该鉴定意见明确了余世献在交通事故中造成的损伤与余世献构成十级伤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湖北天佑法［2020］临鉴字第L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信。李克吉辩称“该意见属于法医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意见，其据此作出的十级伤残的意见不能成立”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三、关于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及后续医疗费和整复费用的问题。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作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襄州区人民法院鉴定机构储备库中随机抽选所选定的鉴定机构，该鉴定机构具备临床鉴定的资质，根据湖北省司法鉴定人协会《关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临床鉴定的鉴定范围中包含有“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及后续医疗费”的鉴定，该鉴定机构根据《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GA/T1193-2014）4.5.2a）、4.6.2）、4.7.2）、5.1.17a）、5.4.2b）之规定，评定被鉴定人误工时间为180日、护理时间为60日、营养时间为90日（均从受伤之日起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李克吉仅依据相关出院小结的部分内容主张该鉴定中“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及后续医疗费”的鉴定意见纯属于法医个人主观意见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李克吉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鉴定机构出具的湖北天佑法［2020］临鉴字第L3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上述允许重新鉴定的情形，故李克吉辩称“鉴定机构作出的十级伤残以及其他鉴定意见，存在程序违法，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违法问题，这种严重违背职业操作规范，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依据客观事实作出的鉴定结论，依法不能成立。”，并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余世献的各项损失是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还是按照农业户口标准进行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规定之精神，本案中，余世献虽然是农村户口，在襄阳市××××吴集村有自己的私有房屋，但其自2012年始在襄阳襄州张湾街道办事处红星社区居民委员会三组78号房屋居住多年，距其发生交通事故已经有5年之久，且其主要收入来源地在襄阳市××××区的不同建筑工地，并在从事非农活动过程中取得主要收入来源，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事实，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李克吉依据余世献诉李克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在2019年4月8日的开庭笔录（卷宗P130）中记载“被代：余世献，你每月好多工资？余：点工一天220元，我和我媳妇在一起每月一万多元（但我做的比我媳妇多）。被代：余世献的家里承包有多少地？余：17-18亩地，我自己在种”的内容中，对余世献的陈述选择性的引用“一天220元”表明余世献陈述的虚假性，忽略了余世献成段语言的完整性，故李克吉关于余世献的收入先后两次庭审相互矛盾的辩称主张，不予采纳。通过余世献针对租赁房屋、务工工友的出庭作证，结合对余世献户籍所在地邻居的调查材料，能够证明余世献自己的承包地自己耕种了麦季，秋季交由邻居张艮连耕种的事实，李克吉仅凭余世献在庭审中的陈述“17-18亩地，我自己在种”的字样，要求余世献只能够种地，排除余世献从事其他劳动从而获取收入的可能性，不符合客观事实，故对李克吉的辩称不予采纳。综上，李克吉没有提交反证证明余世献没有从事建筑行业，始终居住在石桥镇吴集村，仅依靠农业收入维持生活的证据，故其辩称余世献的损失应当按照农村户口标准计算的主张，不予采纳。余世献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户口标准计算其各项损失，应予支持。第三个争议焦点：余世献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予以支持？一、关于赔偿标准的适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中，余世献在2019年3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于2019年4月8日辩论终结，于2019年8月30日向法院提起撤诉申请。余世献于2020年4月23日再次提起诉讼，于2020年10月29日辩论终结，产生了就同一交通事故出现两次“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且发生在不同年度的情况，应当如何选择赔偿标准？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中的“一审”是指审级，对于因一审判决和裁定重审或再审的，审级仍属一审。原一审无论进行过几次法庭辩论，其裁决结果已因撤销或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而失去法律效力，即法庭辩论仍需按一审程序进行而未终结，故“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只能是指“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具体本案，余世献主张适用一审辩论终结前即2020年度的《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二、余世献各项经济损失的计算：（一）关于医疗费1、余世献于2017年12月25日，在襄阳水镜大药房支出西药费380元；于2018年1月2日，在襄州区人民医院支出西药、注射费54.09元；均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该两次支出系用于治疗本案交通事故的药物，故对上述两次支出的费用，不予支持；2、因襄阳第一人民医院《出院记录》中显示：“出院后继续住院治疗”，余世献于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3月底期间在黄集镇××村卫生室因交通事故受伤支出医疗费3450元，于2018年4月5日在襄州××石桥镇中心卫生院因脑挫裂伤恢复期支出医疗费2032.78元，应予支持；3、2018年11月2日，余世献因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的眼部感觉不舒适，在襄州区人民医院支出CT检查费594元，根据该检查结果鉴定余世献的伤情构成了十级伤残，故该检查所支出的费用与本案有关联性，应予支持；4、2020年8月2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91医院因鉴定支出CT费444元，系在鉴定期间余世献依照鉴定机构的要求检查所支出的费用，李克吉虽然对该检查结果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证据是虚假的，对该支出，予以采信。5、2020年10月20日，应李克吉要求，余世献在襄阳第一人民医院支出CT检查费及诊查费、挂号费合计410元，系应李克吉要求检查所支出的费用，李克吉虽然对余世献于2020年10月22日在襄阳第一人民医院眼科病历显示的检查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证据是虚假的，对该支出，应予采信。6、后续治疗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之规定，余世献主张李克吉赔偿辩论终结前的各项医疗费用及后续治疗费1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余世献的各项医疗费用合计25301.57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二）住院伙食补助费：余世献住院9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80元（9天×20元／天）；（三）护理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余世献住院期间由其妻子马清英护理，余世献护理时间经鉴定为60天，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按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2677元/年计算，余世献的护理费计算为7015.4元（42677元/年÷365天×60天）；（四）误工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1、余世献误工时间的确定：余世献主张误工时间经鉴定为180天，是否合理？余世献的受伤时间为2017年12月24日，鉴定前一日为2020年8月27日，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前一日为两年八个月零三天，故误工时间按照鉴定的时间，即余世献主张的误工时间按照180天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误工工资标准的确定：余世献因为在城区务工，租住出租房内，从事建筑行业工作，按照2020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建筑业：57477元/年进行计算，余世献的误工费计算为：28344.82元（180天×57477元/年÷365天）。（五）残疾赔偿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余世献出生于1971年11月5日，所受伤为十级伤残，故余世献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7601元/年，计算为75202元（37601元/年×20年×10%）。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之规定，余世献的父亲余铁牛，出生于1950年1月3日，其母亲高金焕出生于1949年1月8日。共生育有四子。余铁牛、高金焕生活在襄阳市××××吴集村。至事故发生时2017年12月24日，余铁牛已经68岁，高金焕已经69岁，余世献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8813.6元[15328/年×残疾赔偿系数10%×（12+11）年÷4个子女]。余世献的女儿余晓，出生于1996年10月28日，至发生交通事故时余晓已经成年。儿子余振奥出生于2002年1月27日，生活居住在城镇，余振奥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为3963.3元（26422元/年×残疾赔偿系数10%×3年÷2）。综上，余世献的残疾赔偿金合计87978.9元。（六）交通费：余世献没有提交交通费票据，虽然有两张条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支持。（七）营养费：余世献的出院小结中虽然没有医嘱“加强营养”，但根据余世献所受伤的营养时间鉴定意见，酌情支持1000元。（八）精神抚慰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虽然余世献所受伤构成了十级伤残，但余世献在本案中承担的是同等责任，故余世献主张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九）鉴定费：余世献主张鉴定费4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十）车辆损失费：余世献主张车辆损失费，但是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余世献医疗费等各项损失为：26481.57元（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合计25301.5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80元+营养费1000元）。1、在交强险中赔偿医疗费10000元，剩余损失16481.57元按照交通事故承担责任的比例，李克吉赔偿50%为8240.79元。2、在交强险中赔付误工费等损失123339.12元（误工费28344.82元+护理费7015.4元+残疾赔偿金87978.9元）中的110000元，剩余13339.12元，由李克吉赔偿50%，即6669.56元。综上，李克吉合计赔偿余世献的各项损失金额为136910.35元[（在交强险中赔付的金额为10000元+110000元）+8240.79元+6669.56元+鉴定费2000元]，余世献主张超出的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克吉赔偿余世献各项损失合计136910.35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余世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5元，保全费1398元，合计1923元，由余世献负担961.5元、李克吉负担961.5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余世献的母亲高金焕于2020年6月1日去世。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余世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晓是否具有代理资格；二、湖北天佑法医鉴定所鉴定程序是否违法、余世献是否构成十级伤残，以及余世献鉴定时的伤情与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原审法院是否存在滥用职权，即原审法院调查取证的行为是否已超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四、余世献各项损失的认定。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余世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晓是否具有代理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由此可以看出，公民接受委托必须持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出具的推荐函。经审查，余世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晓在原审已向法庭提交余世献所在村集体襄阳市××××吴集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推荐函，推荐李庆晓为余世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因此，原审法院准许李庆晓作为余世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无不当，李克吉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湖北天佑法医鉴定所鉴定程序是否违法、余世献是否构成十级伤残，以及余世献鉴定时的伤情与本案交通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李克吉上诉认为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不能成立的主要理由是鉴定机构未按照法定程序要求余世献进行CT复查，且CT复查报告单未经李克吉质证就作为鉴定依据。对此，余世献不予认可，认为进行CT复查时已通知李克吉，李克吉因其自身原因未参与CT复查，且余世献在CT复查报告单出来后及时复制一份交于李克吉。因此本案鉴定机构并不存在鉴定程序违法的行为。经审查，李克吉提出异议的CT复查报告单是在鉴定过程中形成的影像学资料，并非是法院移送鉴定机构鉴定前形成的鉴定材料，亦非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的唯一依据。虽然余世献CT复查报告单未经李克吉质证，鉴定程序存在瑕疵，但是不足以推翻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因该鉴定意见是综合余世献的病历以及其它影像学资料并结合鉴定人检验所见作出的，且在原审庭审中针对CT复查报告单李克吉提出的异议，原审法院已赋予李克吉救济途径，并未损害李克吉的权益，故李克吉上诉主张鉴定机构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不能成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余世献是否构成十级伤残及伤残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由于李克吉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仅是李克吉主观臆断地认为只要其不参与检测余世献就构成伤残，而且李克吉认可的2020年10月20日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襄阳第一人民医院对余世献眼部进行复查的影像诊断报告亦无余世献眼睛已康复、功能无异常的记载，故原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认定余世献构成十级伤残并无不当。同时结合余世献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第一次入院、出院诊断记录中的记载“余世献眼眶骨折”，及湖北天佑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中“目前被鉴定人的损伤已达二年余，仍遗留脑外伤颅盖骨及面颅骨多处骨折所致后遗症改变，其左侧眼球内陷属于损害后遗症之一”的表述，均可以证明余世献的伤残与本案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李克吉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余世献在本案交通事故后鉴定前还有其他的损害，故李克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法院是否存在滥用职权，调查取证的行为是否已超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范围的问题。本院认为，余世献在原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其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李克吉作为侵权人对余世献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防止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对李克吉提出异议的证据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且调查取证的相关证据已在原审庭审中进行了质证，李克吉亦未提出程序问题，现李克吉又以原审法院滥用职权提出上诉，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余世献各项损失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1、医疗费。李克吉上诉虽对余世献的医疗费提出异议，但也仅仅是针对原审法院认定医疗费的表述方式提出质疑，并无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即未实质性针对哪一项花费提出异议，且余世献在原审庭审中已就医疗费提供了相关票据，原审法院对此也进行了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医疗费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中予以确认，有争议的医疗费在原审判决本院认为中进行阐述，李克吉上诉状提出的原审法院对余世献第一次在襄阳第一人民医院入院的相关花费未在医疗费中进行评述，是因为李克吉在原审庭审中对余世献提供的襄阳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疗费票据并无异议，原审法院已在判决认定事实中予以确认，故李克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营养费。确定营养费的根据是受害人的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据此，确定营养费最重要的根据是受害人的伤残情况。参考依据是医疗机构的意见。本案中，余世献已构成十级伤残，而且鉴定意见对其营养期也进行了鉴定，虽然医疗机构未出具加强营养的医嘱，但是李克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余世献不需要加强营养，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余世献的伤残情况结合鉴定意见酌情支持余世献营养费并无不当。3、鉴定费。本案鉴定费是余世献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查明和确定其伤残程度、后期治疗费、护理期限、误工期限、营养期限而进行的鉴定，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是必要的、合理的，是因本次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并且该鉴定意见已被采纳，故该损失理应由侵权人李克吉承担。4、后续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本案中，余世献对其后续治疗费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后续治疗费为12000元左右，其中10000元为面部伤疤整复治疗所需的医疗费。李克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整容费没有医院出具的证明，不属于医疗费的范围，且未实际发生。但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的整容费用属于医疗费的赔偿范围，并且余世献亦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余世献主张的后续治疗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5、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对于余世献的主要收入来源和居住情况，余世献在原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和经常居住地均为城镇，原审法院为了进一步核实其真实性亦进行走访调查，虽然李克吉认为余世献在农村有土地承包，并且在农忙时在家务农，但是并不足以证实余世献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劳动，亦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余世献长期在外从事建筑行业的事实，故原审法院按照建筑行业和城镇标准计算余世献的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李克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克吉上诉还提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李克吉也受伤并提起诉讼，余世献的损失赔偿应该与李克吉的损失赔偿标准一致，即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余世献的赔偿数额，否则违反同案同判原则。本院认为，李克吉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是对同案同判原则的误解，虽然李克吉与余世献在同一交通事故中受伤，但是各自的赔偿数额及标准应当按照各自主张的事实和证据加以认定，并非以李克吉的赔偿标准作为认定余世献损失的依据，否则显失公平。至于余世献损失的赔偿标准是否应当按照2020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的问题。李克吉上诉提出余世献2019年3月14日已就本案交通事故提起诉讼，后因其伤残鉴定不成立又撤回起诉，因此余世献损失的赔偿标准应当按照2018年度标准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由此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界定“一审”并非是指第一次审理或第一次起诉，应当理解为最后作出判决时的一审。本案余世献虽于2019年3月14日已就本案交通事故提起诉讼，但是此次诉讼并未进行实体处理，余世献就向法庭申请撤回起诉，无论余世献撤回起诉的理由如何，一经法院审查后准许，余世献仍有再次起诉的权利。现本案余世献于2020年4月23日再次因与李克吉交通事故提起诉讼，本次诉讼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9日，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按照2020年度《湖北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余世献的损失并无不当，李克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6、被扶养人生活费。二审中，余世献向法庭提交一份其母亲高金焕的火化证明，证实其母亲高金焕于2020年6月1日去世。由于余世献母亲高金焕去世的时间是在余世献定残（2020年8月28日）之前，而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来确定的赔偿项目，因此，余世献母亲高金焕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纳入其损失赔偿项目，原审法院支持余世献母亲高金焕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李克吉上诉提出余世献父亲余铁牛有收入有劳动能力，不应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经审查，余世献的父亲余铁牛在余世献定残时已年满70周岁，余铁牛作为余世献负有法定义务的被扶养人应该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原审法院支持余铁牛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但是在被扶养人生活费起算时间上存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余铁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从余世献定残之日起开始计算。余世献的儿子余振奥在余世献定残时已年满18周岁，不属于被扶养人的赔偿范围，原审法院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虽然原审法院认定有误，但是余世献并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此不作处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余世献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2776.9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余世献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25301.57元（其中后续治疗费1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护理费7015.4元、误工费28344.82元、残疾赔偿金7520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832元、营养费1000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144875.79元，由李克吉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20000元，剩余24875.79元，由李克吉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12437.9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7民初1563号民事判决。二、李克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余世献各项损失132437.9元（120000元＋12437.90元）。三、驳回余世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2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6.7元，合计2989.7元，由李克吉负担1900元，余世献负担108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勇审判员 柳 莉审判员 江 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