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40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传寅，男，196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东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成，山东鸣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俊辉，男，196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阿县联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阿县光明街建委院内。 法定代表人：孙会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鹿闪闪，山东胶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曹富泉，男，197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朱传寅因与被上诉人万俊辉、东阿县联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联谊公司）、原审被告曹富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4民初3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传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共同向我支付劳务费14134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案件事实不正确,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结果不正确。（一）一审认定案件事实不正确。一审法院认为,我未提供与万俊辉之间及与联谊公司存在法律关系的证据,所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判令曹富泉承担付款责任。但是,一审法院这一认定与查明的事实相矛盾。一审判决第三页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8年5月5日作为承建方的联谊公司,将案涉工程中的土建施工中的各项劳务承包了万俊辉。同年9月30日,因万俊辉施工队伍问题,万俊辉经与联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孙伟调解,万俊辉于同年10月8日退出该项目的施工。”不仅如此，一审判决书还认定,我在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9月25日在案涉的工程中组织人员提供木工劳务。2018年9月27日,曹富泉出具证明,证明了我为该项目提供劳务（领班）,费用合计为141340元。上述内容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足以认定我主张三被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首先,就××镇××工程,联谊公司将所有的劳务工程分包给了万俊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也就是说联谊公司没有与曹富泉之间建立分包法律关系。其次,在万俊辉退场的时段内,我作为领班人员组织人员为案涉工程提供了劳务。曹富泉书写了凭条,证明了我的劳务施工费数额。那么,曹富泉在案涉工程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呢。只有四种可能,一种情形是曹富泉分包了联谊公司的劳务,通过一审的认定,这种情形不存在。第二种情形是曹富泉分包了万俊辉的部分劳务工程:第三种情形是曹富泉与万俊辉合伙承包了涉案工程的劳务工程;第四种情形,曹富泉系万俊辉的记工人员,他受雇于万俊辉。对于第二种、第三种情形,一审庭审中万俊辉未作出相关陈述,也未出示证据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因此,这两种情形也不成立。那么,就只剩下第四种情形,也即曹富泉是万俊辉的记工员,他受雇于万俊辉。当然,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如果曹富泉欠我款项,通常会书写欠条而不是仅书写凭条。相反,本案中曹富泉书写的凭证,证明了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证明条上的义务主体不是曹富泉而是万俊辉。再次,2019年1月16日,我为联谊公司书写过一份承诺书,其内容是如公司找到万俊辉,就不再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这份承诺书也间接证明了我与万俊辉之间在案涉工程施工中存在法律关系,而不是曹富泉。一审判决引用了（2018）鲁1524民初229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实,这一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也不正确,且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相符。所以,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并不能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最后,2018年5、6月份我与万俊辉认识,在东阿工业园项目、东阿县街道办事处茄李新村吉祥苑小区项目及本案所涉项目中,我均是组织人员为万俊辉分包的劳务工程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85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本案中我虽然没有与万俊辉之间的书面合同,但是根据本案已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再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能够认定万俊辉将案涉工程中部分劳务又分包给了我进行施工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仅依我未提供证据不予认定,是不正确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也正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不正确,也致适用法律不正确。联谊公司将案涉工程中的劳务工程分包给了没有劳务施工资质的万俊辉施工,万俊辉又将部分劳务分包给了我施工。显然,彼此间的合同关系由于承包方均无相应施工资质,均为无效。联谊公司作为专业的施工企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工程分包,显然应当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这与其是否已全额支付给万俊辉没有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均不正确。故,依法应当撤销。为此,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第170条之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联谊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连带责任的承担，需要法律明确规定。上诉人要求答辩人对其诉求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万俊辉、原审被告曹富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朱传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劳动报酬14134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9月25日，原告朱传寅组织农民工十几人，在××镇××工程提供木工劳务，口头约定工资标准、结算方式。原告于2018年9月27日与曹富泉进行结算，曹富泉向原告出具证明,其内容为:“朱传寅从2018年7月29日至2018年9月25日在山东省东阿县××镇××工地做木工（领班），合计工天504.8天×280元（1天）＝141340元（壹拾肆万壹仟叁佰肆拾元）曹福泉2018年9月27日”。联谊公司系颐景园工程的承建方，曾于2018年5月5日将颐景园工程中土建施工中的各项劳务承包给万俊辉，双方并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书》。2018年9月30日，万俊辉因施工队伍问题与联谊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孙伟达成调解意向，万俊辉同意七日后不能整顿好队伍按合同约定无条件退场，按完成实际工程量结算人工费，减去已借支。10月8日全部结清退场。原清工施工合同终止。之后，万俊辉退出了该项目的施工。原告主张是万俊辉让其组织人干的活，曹福泉负责记工，但原告未提供与万俊辉之间存在雇佣或劳务分包关系以及万俊辉与曹富泉之间关系的相应证据。 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于2018年10月起诉曹富泉、联谊公司支付工资款8120元。一审法院以（2018）鲁1524民初229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杨存木受雇于曹福泉，为曹富泉承揽的颐景园工程提供劳务。在该案审理中，杨存木提供的曹富泉书写的证明与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明内容大致相同。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原告提供的曹富泉书写的证明及杨存木的证言，可以认定原告组织农民工为曹富泉承揽的颐景园项目提供劳务。对原告主张的劳务费141340元，曹富泉负有支付义务。原告未提供自己与万俊辉之间存在雇佣或劳务分包关系的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与被告联谊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要求万俊辉、联谊公司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为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曹富泉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传寅劳务费141340元；二、驳回朱传寅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27元，由曹富泉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19年10月11日万俊辉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上诉人在东阿吉祥苑项目为万俊辉做木工活的事实，从而佐证本案上诉人主张为万俊辉做木工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联谊公司质证称，对真实性由法院向万俊辉本人核实，另该份证据与本案也无关联性，我方也不了解该份证明中涉及的吉祥苑工程，即便该证明真实，对于该份证明也不应作为证据予以采纳并采信。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连带责任的承担，除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有明确约定外，不宜径行适用。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须具备严格的适用条件方可有所突破。本案中，根据朱传寅在一审提供的曹富泉书写的证明及杨存木的证言，可以认定朱传寅与曹富泉存在劳务关系，涉案劳务费141340元，应由曹富泉支付。朱传寅二审提交的万俊辉书写的证明，不能证明吉祥苑项目与本案颐景园项目有关，无法采信。朱传寅无据证明其在本案项目中与万俊辉及联谊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要求万俊辉及联谊公司承担责任无法支持。 综上，上诉人朱传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27元，由上诉人朱传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繁奎 审 判 员 石 鑫 审 判 员 郭召勇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守菊 书 记 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