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陕01民终61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樊江，男，住西安市碑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巧芸，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屠明飞，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金叶莘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赵天骄，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陕西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随，陕西韬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袁汉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娜，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群，男。上诉人樊江因与被上诉人陕西金叶莘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莘源公司”）、被上诉人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113民初1664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吉利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民事裁定仅以樊江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为由裁定驳回樊江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中明确，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在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首先，樊江与莘源公司无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其他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均应依法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和裁判，而非裁定驳回起诉。其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樊江与莘源公司签订的《资本金缴存协议书》因莘源公司的原因未实际履行，无论樊江向莘源公司转账的50万元出资款是否转化为借款，莘源公司、科教公司均应向樊江返还上述款项。因此，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一审法院根据将本案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审理已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但书条款。二、一审法院认定樊江与莘源公司双方确认的50万元债务不是借款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根据《资本金缴存协议书》的约定，樊江向莘源公司转账的50万元并非樊江对莘源公司的出资，而是对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的出资。该笔款项只有在有限合伙企业设立后才能成为樊江对合伙企业的出资款。双方当事人未就合伙企业设立前的资金性质进行约定，但协议中明确约定该笔款项由设立后的有限合伙企业统筹使用，而目标公司自始至终均未设立，对此事实莘源公司在一审期间当庭予以确认，莘源公司和科教公司早已将该笔款项挪作他用。因此，《资本金缴存协议书》的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已能够充分体现樊江向莘源公司转账的50万元不是出资款，而是借款。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明显存在偏袒莘源公司和科教公司，侵害了樊江的合法权益。第一、莘源公司是科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科教公司还是上市公司，证券简称:陕西金叶，证券代码:008120。2019年11月8日，科教公司发布科教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5号，该公告内容合法系莘源公司和科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019年11月8日，科教公司在深交所发布科教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载明: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019年10月21日，公司2019年度七届董事局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金叶莘源股权资产的议案》，同意处置全资子公司莘源公司100%股权。根据本次会议决议，公司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莘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交易标的及权属状况说明中科教公司说明如下:1、交易标的莘源公司100%股权权属清晰，本公司拥有完全处置权且实施产权转让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基于该公告，科教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转让莘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项目编号CP2019BJ1001317)，莘源公司、科教公司在对社会公开披露的信息中明确“标的企业对李焱炜、崔一、张廷飞、韩帅、张景睿、张宸铭、岳轩、王馨梓、全少康、樊江、龚辉、杨阅12名自然人借款合计10000000元”。据此，莘源公司、科教公司已公开确认莘源公司对樊江的借款事实，樊江对上述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可。第二、科教公司在深交所发布的科教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再次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莘源公司应向樊江偿还借款。第三、莘源公司在工商档案中备案的(独资公司、不设董事会、监事会)的章程第五章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第十四条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九)对公司合并、分立、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做出决定;股东做出上述事项的决定时，采用书面形式，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第四、莘源公司对包括樊江在内的12名自然人借款合计1000万元的事实是确认的。2019年7月29日，莘源公司在其他应付款询证函中再次确认截止到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欠包括樊江在内的款项。以上证据充分证明:2019年10月21日，莘源公司2019年度七届董事局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金叶莘源股权资产的议案》，同意处置全资子公司莘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科教公司发布的公告及在北京户权交易所桂牌公开转让莘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是莘源公司和科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科教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四、由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出现重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了樊江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樊江的请求。莘源公司辩称，一、樊江主张的其与莘源公司之间的50万元款项系出资款，并非借款，一审法院以樊江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人民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裁定驳回樊江的起诉并无不当。(一)、一审法院根据莘源公司与樊江签订的《资本金缴存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樊江同意对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50万元，即双方已明确约定樊江支付至莘源公司账户的50万元为认缴出资款，且樊江在转账时也备注了“入股资金”“入股”，以及樊江在一审中称“其是基于双方签订的《资本金缴存协议书》向莘源公司转账汇款，双方没有其他交易往来。”认定涉案款项为出资款，并非借款，樊江与莘源公司之间非借贷关系，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多次向樊江释明其与莘源公司之间并非借贷关系，但樊江均坚持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诉请，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第4条:“指导性案例不直接作为裁判依据援引，但对正在审理的类似案件具有参照效力。”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107号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与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案》裁判精神:“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当事人拒绝变更法律关系时，应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裁定驳回樊江起诉，并无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维持。科教公司的相关披露不能证明樊江与莘源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第一，科教公司对外披露行为，系股东的单方行为，不能代表莘源公司的意思表示；第二，股东的披露行为主要目的是向受让方反映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而对于目标公司的债务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形成，应当有目标公司的意思表示确定；第三，科教公司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改变樊江与莘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且樊江与莘源公司从未有改变出资款为借款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并非借款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维持一审裁定，驳回樊江上诉请求。科教公司辩称，科教公司同意莘源公司的答辩意见。樊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莘源公司、科教公司向樊江返还借款50万元；2、判令莘源公司、科教公司向樊江支付资金占用利息54063.47元（以50万元为基数，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从2018年1月10日起暂计至2020年5月31日，实际计算至莘源公司和科教公司返还全部借款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全部由莘源公司、科教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莘源公司拟调整经营管理，拟进行股份制改造。针对莘源公司的改造，2017年11月3日，科教公司就莘源公司的股份制改造提出相应的实施方案，包括：员工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股，以现金认购莘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1000-3000万元人民币，认购价为所出资的注册资本金额。员工持股平台出资上限为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莘源公司管理层和员工合计出资的额度不得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上限3000万人民币；此外，莘源公司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必须出资等。2017年12月，樊江（乙方）与莘源公司（甲方）签订了《资本金缴存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经甲方股东同意，拟由甲方高管、员工及其他相关人员成立有限合伙企业，并由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实现对甲方的增资；2、乙方作为甲方相关工作人员已决定对拟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出资，并配合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和筹备；3、有限合伙企业暂未成立，且未开设注册资本金缴存银行账户；现经甲乙双方商议，就乙方借用甲方银行账户缴存认缴的注册资本金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同意对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50万元，最终金额以实际缴存至指定账户的金额为准。三、乙方缴存至指定账户的资金由甲方统一管理。在有限合伙企业成立（开设资本金缴存账户）时，由甲方与有限合伙企业依法完成该笔资金的财务对接、划转和确认。乙方同意，由甲方直接将该笔资金划转至拟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指定账户，作为乙方或乙方拟成立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入到有限合伙企业的资本金，并由有限合伙企业统筹使用。四、在乙方资金存留甲方账户期间，乙方不得计收资金成本（利息等），不得要求甲方返还或用于其他用途。五、在甲方收到乙方缴存资金后，由甲方出具资本金收款收据。樊江分别于2017年12月8日将40万元、2018年1月9日将10万元汇入《资本金缴存协议书》约定的莘源公司的账户。经向樊江与莘源公司确认，《资本金缴存协议书》所约定的成立目标合伙公司并未实际履行。另查明，科教公司为莘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00%。2019年科技公司拟出让其持有的莘源公司100%的股权。并就该出让行为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挂牌。在挂牌交易披露信息中，就标的企业即莘源公司的资产状况披露的信息中载明了以下内容“标的企业对李焱炜、崔一、张廷飞、韩帅、张景睿、张宸铭、岳轩、王馨梓、全少康、樊江、龚辉、杨阅12名自然人借款合计10000000元”。2020年3月11日，莘源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审计，莘源公司向樊江送达了往来征询函，征询函中记录莘源公司欠樊江500000元。备注为：其他应付款（往来款）。樊江对此予以确认。一审审理中，樊江称其是基于双方签订的《资本金缴存协议书》向莘源公司转账汇款，且双方之间没有其他交易往来。故科教公司挂牌交易的披露信息中，莘源公司、科教公司已经认可了樊江给莘源公司的出资已经转为双方之间的借款，且双方的往来征询函亦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坚持认为双方系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其要求返还亦是基于双方的借款关系。莘源公司对此不认可，莘源公司称樊江虽然是基于双方的协议向其汇款，但是交易所披露的信息系科教公司的单方行为，莘源公司并没有任何关于将协议约定的投资款转为借款的意思表示。而往来征询函中并没有载明50万元系双方借款。科教公司称，其披露的信息系根据莘源公司的审计报告所作出的，双方的账目具体是什么科教公司并未实际核实与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樊江依据其与莘源公司签订的《资本金缴存协议书》而向莘源公司转账汇款。而本案双方所争议的50万元也系该协议中约定的款项。樊江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按照双方《资本金缴存协议书》的内容，50万元系成立合伙企业的出资款，转入莘源公司的账户系因合伙企业未成立暂用莘源公司的账户。并且莘源公司已经明确了其有义务在成立合伙企业后就出资人的出资与合伙企业进行财务对接，而实际目标公司并未成立，那么该笔出资款如果要转变为借款，首先应当有樊江与莘源公司的合意。而现樊江基于科教公司在交易所披露信息中的内容与莘源公司给其的往来征询函认为双方的债权已经由出资款转化为借款之主张，应结合本案证据综合认定。莘源公司的往来征询函是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就莘源公司的财务账面信息情况的核实，仅代表双方之间存在该笔交易往来，并不能说明这笔交易即是借款。且往来征询函中备注也仅是“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并未指明为借款。科教公司就其持有的莘源公司的股权进行拍卖，系目标公司股东的单方行为。而股东的披露信息并不能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同时，股东出让其股权而披露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其目的系为了有效并且真实的向受让方反映目标公司的收益及负债，而对于目标公司的负债形成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应当系公司的对外行为，也就是说债务形成过程中的民事行为需要公司这一法人组织来完成。同时，披露的信息内容系本案科教公司转让股权时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期望对方作出要约为目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并不真实代表樊江与莘源公司的民事行为。故单从股东交易处分股权的披露信息及往来征询函来中所确认的50万元债务系双方的借款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案审理中，就双方的法律关系多次向樊江释明，樊江坚持按照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主张。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樊江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9341元退还原告樊江。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樊江提供二组证据：1、证据一，《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公告》，证明2019年11月8日，科教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披露其拟在北京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莘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科教公司发布的公告及在北京交易所挂牌时披露的信息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科教公司作为莘源公司唯一的全资股东，其对外作出的信息披露应认定为莘源公司和科教公司已将樊江对拟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的出资款转化为借款。一审裁定认定科教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时公开披露的信息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二，《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证明2020年6月，科教公司作为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表的该报告中确认其与樊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科教公司应与莘源公司共同向包括樊江在内的12名公司员工退还1000万元。莘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为：科教公司与莘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人单位，科教公司对外的披露行为系股东的单方行为，不能代表莘源公司的意思表示。作为股东的科教公司披露的目的是向受让方反映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对于目标公司的债务是基于合同法律关系形成，应当以目标公司的意思表示进行确定。科教公司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来改变樊江与莘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为：从樊江提交的证据中记载的P192页并未显示樊江的姓名。因此，对于其证明目的不认可。科教公司表示其质证意见同莘源公司的质证意见相同。莘源公司和科教公司未提供证据。二审中，当事人均表示对一审裁定查明事实无异议。结合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庭审等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审裁定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中，樊江与莘源公司于2017年12月签订《资本金缴存协议书》约定，樊江同意对拟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认缴出资50万元。樊江并分别于2017年12月8日将40万元、2018年1月9日将10万元汇入《资本金缴存协议书》约定的莘源公司账户。转账用途备注标明“入股资金”、“入股”。樊江在一审中也认可其是基于《资本金缴存协议书》向莘源公司转账汇款，其与莘源公司之间没有其他交易往来。故樊江本案主张的50万元即樊江依据《资本金缴存协议书》向莘源公司转账汇款的50万元。通过《资本金缴存协议书》内容可见，案涉50万元系成立合伙企业的出资款，转入莘源公司的账户系因合伙企业未成立暂用莘源公司的账户，并且已经明确了莘源公司有义务在成立合伙企业后就出资人的出资与合伙企业进行财务对接。后实际上目标公司未成立。在此情况下，如果该笔出资款要转变为借款，首先应当有樊江与莘源公司的合意，但樊江并未提供其与莘源公司存在该合意的证据。现樊江依据其提供的科教公司在交易所披露信息中的内容与莘源公司给其的往来征询函认为双方的债权已经由出资款转化为借款。本案中，科教公司就其持有的莘源公司的股权进行拍卖，属于目标公司股东的单方行为，而非公司行为，该披露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向受让方反映目标公司的财务状况，至于对目标公司的债务系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形成，应当有目标公司的意思表示来确定。所以，科教公司的披露行为不足以说明樊江与莘源公司之间存在将出资款转化为借款的合意。至于莘源公司的往来征询函则是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就莘源公司的财务账面信息情况的核实，仅代表双方之间存在该笔交易往来，并不能说明这笔交易是借款。且在往来征询函备注中也仅是“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并未指明为借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樊江主张案涉50万元已转化为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本案中，樊江与莘源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期间，一审法院曾经向樊江多次释明，其与莘源公司之间非借贷关系，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但樊江拒绝对其诉讼请求予以变更，坚持按照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主张。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樊江的起诉并无不妥。二审中，樊江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上诉请求能够成立，故对一审裁定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樊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对一审裁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员  王  吉  利 二○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周  媛  媛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