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6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女，汉族，1965年5月21日出生，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明，威海环翠张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某1，男，汉族，1958年8月22日出生，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文虎、宋巧歌，山东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苗某2，男，汉族，1964年4月21日出生，住威海市环翠区。上诉人汪某因与被上诉人苗某1、苗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6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汪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称：“附85年宅基地证，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苗桂英名下”无证据证明，而一审法院调取的1994年9月1日《民房宅基地使用权登记表》载明的房主姓名系苗某2，该证据足以证明案涉被拆迁的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威环房私字第8-06-104号平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系汪某与苗某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有财产，按照汪某与苗某2的离婚协议，该房屋应归汪某所有，相应拆迁安置补偿利益亦应由汪某享有；2.汪某与苗某21994年12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认可婚后财产归汪某所有，次日苗某2即与苗某1签订以房抵债协议，暂且不论二者主观上是否恶意串通，客观后果确实侵害了汪某的合法权益，所以不能以二人是否主观上恶意串通，而应当以客观上给汪某造成了财产损失为准，认定苗某1与苗某2实际上存在恶意串通；3.汪某与苗某21994年12月29日办理离婚登记，案涉房屋房证确实交给汪某保管，但离婚后汪某在威海到大连的轮渡船上从事乘务员的工作，很少回家，在此期间，苗某2的母亲苗桂英多次向汪某父母索要案涉房屋的房证，汪某父母迫于无奈将房证交给了苗桂英，故苗某1能够持该房证与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汪某对此并不知情。苗某1辩称，1.案涉房屋系由苗某2父母于1997年建设，当时未办理土地及房屋产权证件，此后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母亲苗桂英名下，该房屋产权虽于1992年间经登记在苗某2名下，但该普查登记并非所有权登记证明，不能以此认定该平房属于苗某2与汪某夫妻共同财产，且即使案涉房屋系由苗某2父母赠与给苗某2，亦系苗某2个人财产，与汪某无关；2.汪某与苗某2历经离婚、复婚至再次离婚，案涉房屋亦拆迁安置多年，汪某多年一直未对案涉房屋主张权利，其现以其与苗某21994年离婚协议的约定案涉房屋归其所有明显与常理不符。且汪某在诉状中主张苗某2将案涉房屋房屋产权证件交付给其保管，后不慎遗失，而一审中又陈述房屋产权证件是否由其保管，前后陈述不一，故无法仅凭1994年的离婚协议认定苗某2与汪某就案涉房屋达成合意；3.苗某2认可其欠付苗某1款项未予偿还且同意将案涉房屋进行抵顶，双方约定的抵顶价格不存在过低的情形，苗某1对苗某2与汪某之间的离婚协议亦不知情，故汪某主张苗某1与苗某2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证据不足。苗某1基于抵顶合意签订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已实际取得安置房屋，系案涉房屋合法权利人，即使苗某2曾经案涉房屋处分给汪某，亦是苗某2与汪某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苗某1无约束力，且案涉房屋已拆迁安置多年，汪某现要求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归其所有已过诉讼时效。苗某2辩称，苗某2曾欠付苗某1款项属实，但已经偿还完毕，而案涉房屋房证是由苗桂英办理在苗某2名下，应归苗某2所有。汪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位于威海市环翠区.26平方米）及附属草厦子一间（面积约3.95平方米）归汪某所有并判令苗某2、苗某1协助办理上述房屋产权登记；2.请求苗某2、苗某1赔偿汪某原有比上述房屋多出45.9平方米面积的房款275400元；3.请求苗某2、苗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日，汪某与苗某2登记结婚。后双方于1994年12月29日因经济等纠纷造成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并约定“婚前财产各人归各人，婚后财产物品归女方。所有经济债务由男方偿还”。苗某1系苗某2三哥，苗桂英系苗某1、苗某2之母。案涉房屋于1992年4月办理产权登记，登记所有权人为苗某2，登记记载建筑年份为1977年，房屋来源为自建，附85年宅基地证，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苗桂英名下。上述房屋建成后由苗某2父母及苗某2居住使用，苗某2父亲于1981年间去世，后汪某与苗某2结婚前对房屋进行了相应翻新，婚后在此与苗桂英共同居住，汪某、苗某2协议离婚后，该房屋由苗某2与母亲苗桂英在此居住。汪某、苗某2于2002年10月28日复婚，于2008年8月11日再次离婚，在此期间共同居住在威海市药店内。苗某2因发生交通事故赔偿事宜，对苗某1负有债务，遂出具单据一份，载明“94年因搞出租车生意，借三哥（全振）5万元，一年中，车多次出现事故不能正常行驶赚钱，无奈只能将房屋抵押给苗某1顶债。”落款处由苗某2签字捺印，注明时间为1994年12月30日。上述民房纳入拆迁范围后，苗某1于2010年1月1日持被拆迁房屋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及上述苗某2所出具单据与孙家疃委会签订旧村改造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孙家疃镇委会因旧村改造需拆除苗某1坐落在的房屋，房产证号私8-06-104，苗某1根据自身需要，确定要回迁安置楼房一套。后上述房屋回迁安置位于威海市环翠区房屋一套，交付后由苗某1装修并交由母亲苗桂英在此居住至今，现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一审中，汪某主张其婚前翻新了被拆迁房屋，苗桂英亦承诺案涉房屋归苗某2及汪某夫妇，后双方协议离婚时将房屋归属进行了约定，但有没有交付房产证记不清了，其此后一直在威海市内居住，对旧村改造原有房屋拆迁事宜不知情，后变更意见为对拆迁事宜“知道一点”，但其认为案涉房屋交由苗桂英居住，拆迁补偿应给付居住在房屋内的人，也就没有索要。苗某2则认可汪某以上陈述，但主张其与汪某离婚时将房屋产权证交付给汪某，具体为何拆迁时会在第三人手中，其不清楚；其并未告知家人离婚时将房屋约定归汪某所有，母亲苗桂英怕汪某争房屋，因此让其与苗某1写协议，其表示同意；对于旧村改造拆迁事宜，其最初表示因其与汪某第二次离婚后虽偶尔回母亲处居住，但居住了2、3年左右即离开威海常年在外地工作对村内情况不清楚，此后又表示家人节日聚会时有的兄弟会提起，但其认为与其无关。另外其认为在1994年与汪某离婚后其曾偿还苗某11.5万元另为苗某1工作过半年，相应工资亦抵顶了此前对苗某1所负债务，但因为母亲怕汪某争案涉房屋，因此其亦未向苗某1索要回房屋。苗某1对汪某及苗某2上述陈述均不认可，主张苗某2确曾在与汪某离婚时为其工作半年，但并不存在偿还了1.5万元及用工钱抵顶欠款的事实，在民房被拆迁前，其因经济困难曾找到在市内经营药店的苗某2与汪某，表示偿还其此前的5万元债务，房屋可以退回给苗某2及汪某，但苗某2、汪某均未同意，此后苗某2、汪某再次离婚后，其又找到苗某2告知其房屋拆迁事宜，但苗某2未有明确答复，不了了之后其持苗某2此前出具的单据、房产证及土地证到村内要求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汪某诉请要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由苗某2及苗某1协助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系以其作为涉案房屋产权人为由予以主张，一审法院就此予以分析如下：首先，从庭审中各方陈述及原有被拆迁房屋来源、登记等情况看，原有被拆迁房屋由苗某2父母建设于1977年间，但因当时未办理土地及房屋产权登记，此后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母亲苗桂英名下，苗某2、汪某结婚前仅对原有被拆迁房屋进行了翻新，该房屋产权虽于1992年间经普查登记在苗某2名下，亦不能就此认定属于苗某2与汪某婚后共同财产；其次，从汪某与苗某21994年协议离婚的相应约定看，在双方经历离婚、复婚及再次离婚，原有房屋被拆迁回迁安置多年后汪某及苗某2主张双方1994年间协议离婚中约定“婚后财产物品归女方”的财产物品中包含原有被拆迁房屋，且汪某多年从未对原有被拆迁房屋主张权利，其诉状所称房屋产权证交付由其保管，此后不慎遗失，而庭审中又表示记不清房屋产权证是否交付由其保管，前后陈述不一，明显与常理不符，因此不能仅凭汪某与苗某2时隔二十余年后的庭审主张即认定双方1994年协议离婚时就原有被拆迁房屋的归属达成了合意；再次，苗某2亦认可其因对苗某1负有债务，同意将案涉房屋抵顶债务，债务数额与彼时房屋价格相比亦不存在过低的情况，且亦无证据证实苗某1知晓苗某2及汪某离婚时对财产的约定，因此汪某主张苗某2与苗某1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亦缺乏依据，苗某1基于抵顶合意亦支付相应对价取得原有被拆迁房屋权利，并经回迁安置取得案涉楼房，系案涉楼房合法权利人，即便苗某2及汪某均认可原有被拆迁房屋由苗某2处分与汪某，亦系苗某2与汪某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仅对苗某2与汪某产生约束力，不能就此对抗苗某1对案涉楼房所享有的权利。综上所述，汪某诉讼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汪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16元，由汪某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房屋系苗某2父母于苗某2婚前所建，1992年房屋普查登记亦系登记在苗某2个人名下，汪某未举证证实苗某2父母将案涉房屋赠与给其与苗某2二人所有，其以对房屋进行翻新及增建为由主张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汪某与苗某2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约定婚前财产归个人所有，婚后财产归汪某所有，而案涉房屋不属于夫妻婚后共同财产，且上述离婚协议也未提及案涉房屋的归属问题，汪某自签订离婚协议后亦未对案涉房屋主张过权利，其现主张该房屋归其所有理由不当，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汪某非案涉房屋的合法权利人，无权要求取得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其次，苗某1与苗某2签订抵顶协议约定以案涉房屋抵顶苗某2欠付苗某1的款项，后苗某1持抵顶协议及案涉房屋房产证与村委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取得安置楼房，由此可见，苗某1与苗某2之间就案涉房屋存在抵顶合意，苗某1基于抵顶合意支付了案涉房屋对价，其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与村委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理应享有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苗某2认可其曾欠付苗某1借款，但辩称该借款已经予以偿还，其与苗某1签订的抵顶协议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为避免汪某争夺案涉房屋而签订的虚假协议。对上述辩称，苗某2未举证证实，亦未对房产证由苗某1持有一事作出合理解释，且其与汪某均曾陈述对案涉房屋拆迁事宜知情，但在房屋拆迁至今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其与汪某均未曾向苗某1主张过权利，亦与常理不符，故对苗某2的该辩称，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汪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31元，由汪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萍审判员  金永祥审判员  于大海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孟佳宁书记员丁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