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4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飞，男，199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北京市岳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红利，男，198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志省，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杜飞因与被上诉人郭红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1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25日、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被上诉人郭红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杜飞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红利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郭红利与杜飞原系同事关系。2019年9月，郭红利多次向杜飞推介所谓种羊联合养殖的优质项目，承诺借用款项半年后本金及收益一并归还，同时以保证资金安全并可获得稳定收益为由，骗取杜飞信任，要求杜飞向郭红利转款。杜飞于2019年9月17日、2019年9月19日、2019年10月24日，分别向郭红利转账18万元、45万元、12万元，共计转款75万元。2020年2月24日，距离郭红利承诺返还本金及收益的期限不足一个月时间，郭红利突然提出其介绍的种羊养殖项目有变，不仅收益无法保证，且借款本金也可能一并损失。杜飞由此开始催促郭红利尽快返还款项，经杜飞多次催促，郭红利才最终同意了杜飞的还款要求并明确表示愿意接手种羊养殖项目，并于2020年3月16日、2020年3月17日分两次通过其个人银行卡向杜飞转账30万元，上述事实及发生过程有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双方之间的微信通话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为证。其中，2020年3月12日，郭红利在与杜飞的微信对话中明确表示同意从杜飞处接手种羊养殖项目，并跟杜飞说：“不行我接手，你把你的信用贷借我用一下呗，我的羊也都续购了……我手头钱不够用”，同时还承诺：“每月的利息我给你还”，并向杜飞承诺了还款期限：“最多也就用三个月时间”，以及“我应急用一下你的钱吧”“我知道，所以说到时候呢我还得向你借，借上你的信用贷，到时候还你利息我再多给你点儿……”等承诺。也正是基于郭红利明确表示接手种羊养殖项目以及向杜飞承诺第二次借款并将支付高额利息，于是才有了2020年3月16日、3月17日郭红利向杜飞的还款共30万元的行为以及杜飞于2020年3月18日、3月19日的再次借款共30万元给郭红利的行为。2020年7月2日，郭红利提出仍然需要使用杜飞的信用贷款继续借款30万元，并承诺使用3个月后到期归还，于是发生了2020年7月20日的第三笔借款。由此可知，第一次及第二次借还款行为已经在杜飞与郭红利之间履行完毕，而第三次杜飞的出借行为，同样是在郭红利“再次要求向杜飞借款，并且承诺三个月（周转）过后再行归还”的基础上才发生的，如今借款期限早已到期，郭红利当然应当履行承诺，归还借款本金并向杜飞支付此期间所产生的利息。针对涉案的45万元借款，虽然一审庭审当中，郭红利否认该笔借款，提交转账记录等证据并申请徐百灿出庭作证，证明该45万系徐百灿本人借用，但仍然不能免除郭红利偿还该45万元借款的责任。具体理由如下：1．杜飞根本不认识徐百灿，也从未跟徐百灿之间有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二人之间不具备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基础。2．从本案纠纷发生的前因后果来看，杜飞正是基于对郭红利的信任，听信了郭红利保本收益的承诺才将该笔款转入郭红利账户，杜飞和郭红利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从一开始就是由郭红利主动提出要使用该笔借款并承诺固定收益，与徐百灿无关。而事实上，郭红利承诺的该笔借款收益也由郭红利银行账户直接转账支付给杜飞，支付方式从未发生过改变，也从未由徐百灿支付过。4．该笔借款转入郭红利账户后，已经由郭红利控制和支配。至于该笔借款如何使用，如何进行投资或者收益已经不受杜飞控制。而一审中徐百灿出庭作证所述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徐百灿是该笔借款实际借款人，但仍然不能免除郭红利作为名义借款人（或者共同借款人）偿还借款的责任。二、郭红利提交情况说明，将郭红利兑现自己当初承诺，接手杜飞名下20只种羊的行为，编造为由于公司操作失误，“误将杜飞名下的20只羊划在了刘小芳名下”；将2020年3月16日和3月17日郭红利为接手种羊项目的转款以及再次向杜飞借款后还款的行为，编造为“帮助杜飞信用贷款中转”，其目的就在于逃避债务，推卸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责任。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是从转账支付以及还款的客观过程来看，杜飞与郭红利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故请求依法改判支持杜飞的上诉请求。郭红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杜飞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杜飞主张的75万元借款中的45万元系其向徐百灿出借，郭红利与杜飞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郭红利不应负还款义务。2019年9月19日，杜飞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贷放款45万元后，分九笔汇款至郭红利的宁波银行账户，郭红利收款后即向徐百灿转账45万元。根据徐百灿与杜飞聊天记录、郭红利与杜飞聊天记录可以看出，45万元系杜飞出借给徐百灿，徐百灿向杜飞出具了借条，并邮寄给了杜飞。郭红利在2019年9月27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转账给杜飞的五笔6750元，系徐百灿按年利率18%的标准向杜飞支付的利息；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9月1日期间转账给杜飞的5625元，系徐百灿按年利率15%的标准向杜飞支付的利息。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郭红利与杜飞之间不存在借贷款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二、关于杜飞主张的75万元借款中的30万元。2019年9月17日，杜飞通过郭红利转账给浙江圭祺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圭祺公司）购买种母羊，杜飞与浙江圭祺公司签订种母羊合作养殖合同。杜飞向郭红利转账18万元购买种母羊30只，郭红利收款后向浙江圭祺公司转账179400元（600元优惠）。2019年10月24日，杜飞向郭红利转账12万元购买种母羊20只，郭红利收款后向浙江圭祺公司转账12万元。2020年2月25日及2020年3月5日，杜飞两次委托浙江智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智溯公司）法定代表人阳黎华向浙江圭祺公司提取种母羊合计50只。后因浙江智溯公司统计错误，将杜飞的20只种母羊错误统计在了他人名下，故在2020年2月28日，杜飞与浙江智溯公司签订《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只显示杜飞以6000元/只的价格认购奶山羊30只，合计金额18万元。上述事实可互相印证，杜飞当时购买50只价值为30万元的种母羊，目前仍在浙江智溯公司养殖。2020年3月12日，杜飞提出其用于购买母种羊的30万元贷款马上到期，向郭红利借款，郭红利称可以接手杜飞的50只种母羊，于2020年3月16日、3月17日向杜飞转账30万元预购羊款用于杜飞还贷，同时提出需要杜飞再从银行贷款30万元给郭红利使用，郭红利承担杜飞的银行利息。2020年7月19日，郭红利向杜飞转账30万元，杜飞还贷30万元后再次贷款30万元转账给郭红利。在此过程中郭红利发现，杜飞在浙江智溯公司的50只种母羊因合同约定原因，无法转让给郭红利，杜飞也一直在获取该50只种母羊的收益。另根据杜飞提供的2020年10月20日的电话录音也可以看出，到2020年10月，50只种母羊仍然在杜飞名下。因此，杜飞与郭红利之间关于转让50只种母羊的约定未能实际履行，涉案30万元始终是杜飞购买种母羊的款项，郭红利与杜飞不存在借贷关系。杜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郭红利偿还杜飞借款75万元并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支付利息（分别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诉讼费、保全费由郭红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17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18万元后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8万元，郭红利收款后的当日即向浙江圭祺公司转账共计179400元。随后，郭红利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4200元。一审庭审中，郭红利称该款项系杜飞18万元投资的提成和优惠券的返钱。2019年9月19日，杜飞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贷放款45万元后，分九笔汇款至郭红利的宁波银行账户，郭红利收款后即向徐百灿转账45万元。2019年10月24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12万元后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2万元，郭红利收款后的当日即向浙江圭祺公司转账12万元。2020年3月16日，郭红利通过宁波银行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后，杜飞偿还了贷款本金共计20万元。当日，郭红利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19366元。一审庭审中，郭红利称该款项系代浙江圭祺公司向杜飞支付的投资收益。2020年3月17日，郭红利通过宁波银行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后，杜飞偿还了贷款本金10万元。2020年3月18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30万元后，于当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于2020年3月19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2020年7月19日，郭红利分两笔向杜飞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转账共计30万元后，杜飞偿还了贷款本金共计30万元。2020年7月20日，杜飞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贷款30万元后，于当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于2020年7月21日向郭红利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2019年9月2日至2020年9月1日期间，郭红利收到徐百灿通过支付宝转入的款项后，通过支付宝账户分别于2019年9月27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19年10月27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19年12月29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20年1月30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20年2月29日向杜飞转账6750元，于2020年3月29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4月30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5月30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6月30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7月31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于2020年9月1日向杜飞转账5625元。一审庭审中，郭红利称2019年9月27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转账给杜飞的五笔6750元均系徐百灿按年利率18%的标准向杜飞支付45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2020年3月29日至2020年9月1日每月转账给杜飞的5625元均系徐百灿按年利率15%的标准向杜飞支付45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一审审理过程中，杜飞与徐百灿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8月25日，杜飞称“灿哥，下月中旬我这边到期了，能提前嘛”，徐百灿称“要月底才可以”；2020年8月26日，杜飞称“灿哥，45万借款那个是九月十几号到期，如果到月底，会有记录啊，之前听郭哥不是说好的8月底嘛”，徐百灿称“那边要月底到期给钱，你的贷款到时我来帮你转下”；2020年9月9日，杜飞称“灿哥，最近老失眠，关于羊和贷款的事。实在承担不起啊，这几天一直和郭哥商议此事”，徐百灿称“羊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出钱我的意思是报警”，杜飞称“每个月转的利息，大部分都给银行了，我也只是做个中间商，每个人都各有难处，对灿哥我跟对郭哥一样支持”；2020年9月14日，杜飞称“灿哥，我先把邮政那个先还上吧，邮政那边今天提醒我了”，徐百灿称“邮政的多少”，杜飞称“45，带利息47多”徐百灿称“几号到”，杜飞称“利息我这边准备了已经，他们说让我这两天整好，周六”；2020年9月18日，杜飞称“我这边是活钱，可以再贷啊，逾期，以后就有记录了”，徐百灿称“要等对方货款到，现在还不知道”。另查一，2019年10月31日，案外人刘小芳（乙方、联养人）与浙江圭祺公司（甲方、联养平台）签订《种母羊联合养殖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作为湖羊销售方，同时也是“圭谷农场—共享农业联养平台”的运营主体，乙方作为圭谷农场平台注册用户，通过圭谷农场平台订购湖羊并与甲方进行湖羊的联合养殖合作，以获取对标的湖羊进行联合养殖后产生的收益。乙方作为联养出资人在甲方平台上认购湖羊并提供相应联养资金，并由甲方形成订单在合作养殖基地进行湖羊养殖，湖羊养成出栏后双方获取约定收益。合同显示，乙方以6000元每只的价格认购湖羊18只，认领时间180日，年化收益率14%，合计金额108000元，到期收益7456．44元。此外，合同亦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2020年3月14日，案外人刘小芳（乙方、委托方）与浙江智溯公司（甲方、受托方）签订《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主要内容为：甲方作为养殖基地的运营方，乙方作为种母羊养殖的拥有者，乙方通过智溯农场平台进行种母羊委托养殖合作，以获取对标的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后产生的收益。本合同所涉及标的托管养殖的种母羊收益按溢价率年化14%计算收益，养殖周期180天，到期之日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标的种母羊所繁育的羊崽归甲方所有；由乙方根据所托管养殖的种母羊，自提所繁育的活体羊崽，并支付相关养殖成本。合同显示，乙方以6000元每只的价格认购奶山羊38只，合计金额228000元，认养时间180日，到期收益15741．37元。合同生效时间为2020年3月14日，结束时间为2020年9月10日。此外，合同亦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另查二，郭红利通过支付宝分别于2020年4月14日向杜飞转账1300元；于2020年5月14日向杜飞转账1300元；于2020年6月11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于2020年7月13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于2020年8月14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于2020年9月14日向杜飞转账1400元。一审庭审中，杜飞、郭红利称上述款项均系为杜飞支付30万元银行贷款的利息。另查三，2020年2月28日，杜飞（乙方、委托方）与浙江智溯公司（甲方、受托方）签订《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主要内容为：甲方作为养殖基地的运营方，乙方作为种母羊养殖的拥有者，乙方通过智溯农场平台进行种母羊委托养殖合作，以获取对标的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后产生的收益。本合同所涉及标的托管养殖的种母羊收益按溢价率年华14%计算收益，养殖周期180天，到期之日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标的种母羊所繁育的羊崽归甲方所有；由乙方根据所托管养殖的种母羊，自提所繁育的活体羊崽，并支付相关养殖成本。合同显示，乙方以6000元每只的价格认购奶山羊30只，合计金额18万元，认养时间180日，到期收益12427．4元。合同生效时间为2020年2月28日，结束时间为2020年8月26日。此外，合同亦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另查四，2020年11月10日，浙江智溯公司出具《关于杜飞与我公司建立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的情况说明函》，主要内容为：兹有杜飞分别于2019年9月17日、2019年10月24日，分两次由郭红利代为向浙江圭祺公司（“圭谷农场”运营主体）付款购买了50只种母羊并由“浙江圭祺”将上述羊只安置于其合作单位浙江赛诺生态农业公司的种母羊养殖基地进行认养合作，并由浙江圭祺公司直接与杜飞签订相关养殖合作协议，其相关的养殖合作分润收益均一直由“浙江圭祺”直接按期发放至杜飞个人账户。后因“浙江圭祺”经营不善，决定终止企业经营，原“浙江圭祺”付款购买同样羊只的部分客户共同商定将各自所属的种母羊羊只提取出来，并转至浙江智溯公司进行托管养殖合作。其中上述属于杜飞在“浙江圭祺”付款购买的种母羊，分别于2020年2月25日和3月5日，委托阳黎华（身份证号：×××）作为经办人，前往“浙江圭祺”的养殖合作基地提取了上述属于杜飞拥有的50只种母羊。杜飞在“浙江圭祺”购买的上述种母羊委托阳黎华提转至浙江智溯公司并由双方签订了《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明确约定了参与养殖合作的标的种母羊权属归其个人所有，并根据约定由浙江智溯公司向杜飞按期支付养殖合作的分润收益。上述50只杜飞的种母羊，其中2月25日提取的30只种母羊，由“浙江智溯”于2月28日与杜飞直接签署了托管养殖协议，3月5日提取的20只种母羊，因与“浙江圭祺”交接羊只时的统计错误，统计在了刘小芳名下，这20只种母羊根据对应的羊只识别耳标实际权属人仍是杜飞。后因杜飞自称其在“浙江圭祺”购买上述羊只的款项是短期贷款，需要临时周转，于2020年3月16日由郭红利向我公司“浙江智溯”实际投资人徐百灿沟通临时借款30万元，并从浙江智溯公司账户转款30万元至郭红利个人账户，上述款项郭红利于2020年3月20日归还至浙江智溯公司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杜飞与郭红利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杜飞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郭红利抗辩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交银行交易记录、合同、支付宝转账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该案涉款项并非因郭红利与杜飞之间的借贷关系产生，郭红利已就抗辩事项完成举证责任，杜飞对此予以否认，此时杜飞仍应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证明责任，但杜飞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杜飞与郭红利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杜飞要求郭红利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杜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杜飞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20年3月12日杜飞与郭红利微信记录，用以证明郭红利提出接手杜飞的羊，并提出准备买房，需要向杜飞借款用于周转，郭红利接手的前提条件是杜飞向郭红利提供借款供郭红利使用，于是发生了2020年3月18日的第二次借款。证据二、2020年3月14日杜飞与郭红利微信记录，用以证明杜飞继续追问郭红利款项什么时候能到位，郭红利承诺2020年3月17日将款项转回。证据三、2020年3月16日杜飞与郭红利微信记录，用以证明郭红利向杜飞偿还了20万元，并计算了所谓的农场收益，并承诺17号把剩下的10万元转回，之后郭红利兑现承诺。至此，涉案种母羊项目已全部转移到郭红利名下，其后郭红利将部分羊继而转至其妻刘小芳名下。证据四、2020年3月17、18日杜飞与郭红利微信记录，用以证明郭红利再次提出向杜飞借款3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并承诺这三个月由郭红利来代杜飞偿还银行利息，于是发生了2020年3月18日的第二次借款。证据五、2020年6月30日、7月2日杜飞与郭红利微信记录，用以证明杜飞于2020年6月30日表示贷款到期，催促郭红利尽快还款，2020年7月2日，郭红利明确表示偿还后还要再向杜飞借款30万元。证据六、2020年7月19、20日杜飞与郭红利微信记录，用以证明2020年7月19日，郭红利偿还给杜飞30万元，其后双方之间发生了2020年7月20日的第三次借款，期间郭红利还是依照先前的承诺每月向杜飞返还固定利息直至2020年9月初，进一步印证该笔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证据七、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10月13日期间杜飞与郭红利微信记录，用以证明郭红利多次承诺45万元借款可以按期偿还，同时证明郭红利与徐百灿事先通谋共同计划出借并使用该笔借款。证据八、2020年10月20日杜飞与郭红利之间的电话录音，用以进一步证明郭红利已经接手了涉案种母羊项目，且涉案的30万元为借款。证据九、2020年9月21日杜飞与郭红利之间的电话录音，用以证明杜飞再次催促郭红利还款45万元，郭红利多次承诺可以还款，但一直未能偿还。郭红利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郭红利的确想帮助杜飞接手种母羊项目，但后续没有接手成功。涉案45万元是杜飞通过郭红利出借给徐百灿的，郭红利曾帮助杜飞向徐百灿追要45万元。此外，应法庭要求，杜飞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徐百灿于2019年9月19日出具的借条，载明“本人徐百灿今向杜飞借款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450000）钱已打入本人工商银行指定卡里。”郭红利认可该借条的真实性。郭红利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徐百灿与杜飞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据二、2019年9月23日杜飞与郭红利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两份证据用以证明杜飞与浙江圭祺公司签订《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45万元是杜飞通过郭红利出借给徐百灿，郭红利无还款义务。证据三、证据四分别为2020年2月25日、3月5日杜飞委托阳黎华前往浙江圭祺公司提取种母羊的委托书，用以证明杜飞购买的50只种母羊仍然在杜飞名下。证据五、浙江智溯公司的工商信息，用以证明阳黎华是浙江智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飞名下的50只种母羊由阳黎华或浙江智溯公司控制。杜飞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杜飞不认识徐百灿，郭红利称45万元是借给徐百灿的，但不能证明郭红利没有还款义务。对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两份委托书并非杜飞本人签署，是郭红利伪造的证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此外，应法庭要求，郭红利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案外人刘小芳的证人证言。刘小芳本人出庭陈述，表示认可浙江智溯公司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函中所述，把杜飞的20只种母羊错误统计到了刘小芳名下。杜飞发表质证意见称，首先，刘小芳与郭红利系夫妻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其次，刘小芳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关于杜飞要求郭红利偿还的45万元借款。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9年9月19日，杜飞取得银行贷款45万元后汇款至郭红利的银行账户，郭红利收到款项后即向徐百灿转账支付45万元。从杜飞与徐百灿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知，杜飞知悉45万元借款由徐百灿实际使用。二审期间，杜飞提交了徐百灿于2019年9月19日向杜飞出具的借条，徐百灿在该借条中明确表示认可向杜飞借款45万元的事实。综合上述事实，应当认定涉案45万元在杜飞与徐百灿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虽然该笔款项经由郭红利转账支付给徐百灿，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郭红利就该笔款项与杜飞形成了借贷合意，因此，杜飞现起诉要求郭红利作为共同借款人偿还该笔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杜飞要求郭红利偿还的30万元借款。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9年9月17日，杜飞取得银行贷款18万元后转账支付给郭红利，郭红利于当日向浙江圭祺公司转账共计179400元。2019年10月24日，杜飞取得银行贷款12万元后转账支付给郭红利，郭红利于当日向浙江圭祺公司转账12万元。郭红利解释称，杜飞委托郭红利用上述30万元向浙江圭祺公司购买了50只种母羊。杜飞则根据其与郭红利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其与郭红利之间的转账记录，主张郭红利明确表示接手杜飞的种母羊项目，上述30万元已转化为郭红利向杜飞的借款。诉讼中，郭红利提交了浙江智溯公司与杜飞于2020年2月28日就30只种母羊签订的《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合同书》，该合同明确约定，参与养殖合作的标的种母羊权属归种母羊养殖委托人即杜飞个人所有。此外，郭红利还提交了浙江智溯公司于2020年11月10日出具的《关于杜飞与我公司建立种母羊托管养殖合作的情况说明函》，该份函件详细说明了杜飞购买了50只种母羊的事实经过，同时说明将杜飞购买的20只种母羊错误统计在了刘小芳名下。二审期间，刘小芳本人出庭陈述，对上述事实表示认可。杜飞虽然对郭红利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加以反驳，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郭红利已经接手了杜飞的种母羊项目、涉案30万元已转化为杜飞与郭红利之间的借款，故对于杜飞要求郭红利偿还借款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杜飞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曹 欣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