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12民初8551号 原告（被告）：魏玉春，女，1970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琴琴,浙江海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告）：郑舒文，女，1983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国庆，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宁波市鄞州中河左岸迷香服装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330212MA2EFNAT9X），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四明中路55号。 负责人：谢亚菊。 原告魏玉春（以下简称原告）为与被告郑舒文（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宁波市鄞州中河左岸迷香服装店（以下简称中河左岸迷香店）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20）283号仲裁裁决，于2020年7月1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案号为（2020）浙0212民诉前调5373号，后于2020年7月28日立为本案，被告不服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20）283号仲裁裁决，于同年7月24日亦向本院起诉，本院依法予以并案审理，双方互为原、被告。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马琴琴、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姜国庆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中河左岸迷香店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经庭外和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9月23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第二倍工资21600元（5400元＊4个月）2、依法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9月份工资4380元（300元／天＊13天＋480元）；3、依法裁决被告支付2019年5月1日法定节假日的300％的加班工资900元（4600元／15＊300％）；4、依法裁决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400元；5、依法裁决被告赔偿原告社会保险费3708元（741.6元＊5个月）。事实和理由：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出的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20）283号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自2019年8月31日起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错误的，应依法认定为自2019年5月1日起与被告的宁波市鄞州区中河郑舒文服饰店存在劳动关系，并对2019年8月31日至9月22日该期间的工资即4380元、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5400元，违法解除经济赔偿金5400元和社保赔偿741.6元等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冲裁委员会以第三人的自认、第三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进货单及关于发送位置和辞退时的微信记录等证据认定原告自2019年8月31日起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但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冲裁委员会的该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分析如下：首先，对于第三人的自认、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进货单及关于发送位置和辞退时的微信记录根本不足以证明该店系属第三人所有，对于谢亚菊的自认明显是在作虚假陈述，与其在前面案件中的陈述相互矛盾，其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第一个仲裁案件开庭时明确陈述原告是与宁波市鄞州区中河郑舒文服饰店发生的劳动关系，并提供了宁波市鄞州区中河郑舒文服饰店的经营营业执照，并陈述其所有的决定（包括辞退原告）都是与其女儿商量后女儿的决定，所以原告才知道工作的店的名称是宁波市鄞州区中河郑舒文服饰店而在此提起仲裁，且谢亚菊与被告系母女关系，因此第三人的该自认显然是无法采信的；而发送位置是在三个人的工作群而非由谢亚菊单独发给原告，也根本无法证明就是谢亚菊的意思而不是被告的意思，同时根据仲裁庭审已查明该店本身就是母女店，实际也由谢亚菊帮被告进行共同经营管理，对原告的很多工作指令都是由谢亚菊发出来的，但其指令均是代表被告的意思表示，而当时被告的身体不好，故以谢亚菊的名义发送位置、签订租赁合同、进货也是符合常理的，仲裁委也未对租金的支付情况进行查实，且最后的辞退也是以小店的名义而非第三人的名义，故被告和第三人的上述证据根本不能证明此经营地址与被告的店无关而是属于第三人的；再次，仲裁庭审中已经查明在2019年9月23日之前泰寓路83号的经营地址根本没有营业执照，宁波市鄞州区中河郑舒文服饰店在原告上班期间也未悬挂营业执照，在2019年9月23日前尚在经营中，而第三人的注册地是四明中路550号，且该地址早已停止经营，该事实也证明原告是不可能与第三人发生关系的；根据2019年8月30日以后的三人群聊微信记录和2019年8月31日当天的工资和业绩均是计入原告的8月份的工资总额中并由被告进行发放的事实及被告与原告在2019年9月24日的微信记录“我每次自己管店我做的也不差的……”，完全可以证明新的经营地址是被告实际在经营管理，本身就是一家的，只是换了地址进行经营，均是被告的，且相互之间的工作方式和内容与以前一样未发生任何变化，以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原告自2019年5月1日起一直与被告发生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原告自2019年5月1日起至9月22日均与被告在宁波市鄞州区中河郑舒文服饰店发生劳动关系，仲裁委的该认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改判。并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该期间工资、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违法解除经济赔偿金和社保赔偿等损失请求予以支持。 二、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按月平均工资的70%为基数来确认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和加班工资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定被告应支付签订劳动合同第二倍工资和加班工资应分别为21600元和900元。 结合上述第一点的陈述，被告应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19年9月22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和5月1日的加班工资，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虽认定被告需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和5月1日的加班工资，但对第二倍工资的计算时间和标准及加班工资的标准是错误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合同《关于劳动争议案件除处理若干问题的知道意见（试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倍工资及加班工资数额就是相对应的标准工资，且双方之间对工资的组成的约定是非常明确的，就是4600元的底薪+2.5%的业绩提成，且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本身应对工资的组成进行举证证明，但被告未举证组成的证据（6月份总业绩为405000元,2.5%的比例，提成工资为1012.5元，实发工资为5600元的证据），且7.8月份的工资同样也是这样的（如8月份的总业绩为28228元,*2.5%+底薪4600元，正好是5300元），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工资的具体组成，被告已支付的金额即为双方的约定的标准工资，仲裁委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而错误认定为难以区分基本工资的具体组成，虽然是错误的，故应依法改判为被告应支付原告未签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为21600元和加班工资900元。 被告答辩称：一、浙甬鄞劳人仲案（2020）283号仲裁裁决，认定自2019年8月31日之后，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与第三人存在法律关系，该认定被告认为是正确的，至于原告与第三人在8月31日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被告认为两者是雇佣关系。 1、被告是已注销的宁波市鄞州区中河郑舒文服饰店经营者，该店注册经营地在四明中路726号。原告于2019年5月至8月在该店提供劳务。该店店面于2019年9月12日进行了转让，该店营业执照于2019年9月22日注销。谢亚菊是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中河左岸迷香服饰店经营者，该店注册地址在四明中路550号，2019年6月4日谢亚菊承租泰寓路83号开设服饰店，原告至迟在同年7月份就知道该泰寓路83号店存在。原告在同年9月份去了泰寓路83号店，该事实仲裁已查明。 2、原告起诉认为郑舒文服饰店是已经经仲裁查明的母女店、认为谢亚菊向原告发的指定是代表被告的意思、认为泰寓路83号店跟四明中路726号店都是郑舒文的服饰店，只是换了店址。进而原告认为，原告自己至始至终都是在郑舒文经营的服饰店工作，被告认为，原告上述起诉是错误的。 首先，仲裁裁决并没有认定郑舒文经营的服饰店和谢亚菊的服饰店是母女店，在裁决书第七页，仲裁认定的是，因2019年4月起被告郑舒文住院保胎，将郑舒文服饰店暂托给母亲谢亚菊管理，处理店铺转让及销货。也即郑舒文服饰店始终是被告郑舒文个人的店，不存在原告认为的是母女店共同经营的事实。这也正如谢亚菊名下的左岸迷香服饰店是谢亚菊一人的一样，母女二人是各做各的。退一步讲，如果母女二人是共同经营郑舒文服饰店，而店址也如原告认为的由四明中路726号迁到泰寓路83号，那么郑舒文服饰店在2019年10月22日注销后，泰寓路83号店面上就不存在工商主体，其经营也将是非法经营。但事实是，泰寓路83号店自谢亚菊2019年6月4日承租后直至今日都是谢亚菊作为经营者以左岸迷香服饰店这一工商主体进行经营。所以，四明中路726号店面、泰寓路83号店面分别属于郑舒服饰店店址、左岸迷香服饰店店址，属于母女二人各自经营。是两个工商主体的店面，而非一个工商主体两个店。 其次，谢亚菊并没有在原告的第一次仲裁中陈述所有的决定都是跟郑舒文商量后决定，而且，在原告在四明中路726号店面内提供劳务期间，5-8月份所有的报酬约定、工作安排、调剂休息等事宜，都是原告跟谢亚菊商量。甚至原告的工作休息、报酬核算都是原告跟谢亚菊两人处理，并未经过被告郑舒文。被告郑舒文只是默认这种处理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原告认为的谢亚菊的所有行为都是代表被告郑舒文的意思。而被告郑舒文在2019年6月中旬才知道原告因为谢亚菊的原因来到自己店内，但考虑到谢亚菊既要处理自己店内的事，又要到医院照顾自己，处理店面转让，也基于对母亲决定的尊重，被告郑舒文对原告来到店内帮忙也就没有提出异议。 再次，郑舒文服饰店所在的四明中路726号在8月底商定好转让他人，并在9月12日签署转让合同，而原告也在这之前，被谢亚菊安排到自己经营的左岸迷香即泰寓路83号店，因此，原告实际上前后在两个不同的工商主体下的店面内提供劳务，在8月份之后的与被告的郑舒文服饰店再无任何法律关系。而在9月23日谢亚菊告知原告不再干了，也是谢亚菊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 最后，仲裁裁决实际上错误认定了原告去谢亚菊的泰寓路83号店的时间，在仲裁中，无论是被告还是原告本人，都提到正式去泰寓路83号店的时间是2019年9月1日。仲裁对此时间认定错误，而原告所称的将8月31日的营业额算进8月份工资以此认为仍是在为郑舒文服饰店工作，该认为是错误的。 综上，原告认为其至始至终都是在给郑舒文服饰店工作，是郑舒文服饰店违约解除，这个认为是错误的。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诉请的支付2019年9月1日止9月22日工资4380元、该期间的二倍工资5400元、违法解除经济赔偿金5400元、及该期间的社保赔偿741.6元，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理应驳回不予支持。 二、因报酬约定当时是原告与谢亚菊协商确定，并且双方核算金额后，5月份报酬谢亚菊现金支付，后因原告要银行流水，6月份及以后报酬数额是谢亚菊报给被告郑舒文，被告再转给原告，而在仲裁中，因三方对此报酬约定的计算方式无法查明，故仲裁决定依据《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知道意见（试行）》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以实得工资的70%为基数计算，而原告本次起诉，报酬组成是4600元底薪+2.5%业绩提成，原告该算法是单方认为，不能说明是与谢亚菊的合意。如照银行提供的营业业绩，那么被告认为3500元底薪+6%业绩提成则也大致可以计算出。因此，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仲裁委的70%为基数计算是正确的。在正确的情况下，算5月份加班工资，实际5月份的工资已经发放，只要再发放二倍工资即可。 三、被告不认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 综上，被告认为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及第三人除9月份未发报酬外，不应也不该存在其他款项纠纷，理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郑舒文无需支付魏玉春2019年6月1日至同年8月30日期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329.5元、2019年5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20.9元，2019年5月至8月社会保险费单位部分损失2966.4元。合计14816.8元。事实和理由：一、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20)283号仲裁裁决错误认定被告与原告经营店面形成劳动关系。 该裁决认为,因存在被告有报备沟通工作事项、原告观察店内监控提醒被告不要长时问玩手机等情形,所以双方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性。原告对此不认同,认为虽为管理,但不构成劳动关系所要求的人身依附性。理由如下: 1、原告因住院保胎,将店面的转让及清理库存事情托给第三人的经营者谢亚菊打理。被告因谢亚菊的关系才来到店里帮忙。虽然原告知晓后未明确反对,因当时店面随时都有可能转让,故原告也无意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 2、被告来店里后,无论报酬的约定、核算以及日常事情的安排、体息,都是与谢亚菊沟通处理。虽然被告的工作成果最后归属于原告的店面，但原告并未对被告的工作、休息等进行关联安排，原告仅是依据两人核算的报酬金额将款项转账给被告。虽然三人的微信聊天群中，被告在群里报告工作情况，但这也是作为一个劳务者应当尽的义务，以及原告所应当知晓的内容，而原告提醒被告不要长时间玩手机，且不说自始至终原告只有这么一次，即使提醒了，也只是一般的关联，而不应当被认为是有人身依附。 3、被告实际也无意要与原告店面建立劳动关系，被告来店里协助谢亚菊处理。只是临时性的，被告一开始就知道并参与店面转让事情的处理中，此外，被告来店里后，依然去领取灵活就业补贴，并以个人名义自行缴纳社会保险，可见被告也无意与原告店面建立劳动关系。 此外，被告无论是来原告店面，还是从原告店面离开，都是谢亚菊起主导作用，而谢亚菊并非原告店面成员，原告虽然对被告来店面工作的事实未反对，但并不意味着被告被谢亚菊招聘就当然的视为是被原告店面招聘，因此，该裁决认为的是谢亚菊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亦属错误。 二、退一步讲，即便该裁决认定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对法定节假日的加倍工资认定也错误。 被告是在2019年5月1日进入店里，如劳动关系存在，那么对法定节假日工资应当为日工资标准的300%，但因为在支付该年5月份工资时，已经将该日的工资发放了。所以只需另行支付347.3元（5600元+5285元+5300元/3个月*70%/21.75元*1天*200%），而非裁决认定的520.9元。 综上，原、被告经营的店面而不存在劳动关系，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对此认定错误而，原告无需支付被告任何费用。 原告答辩称：该案郑舒文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劳动仲裁对双方到底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认定，原告从事的是郑舒文服装店的服装销售工作，并按营业额获得相对稳定的工作报酬，劳动成果归属于郑舒文服装店，期间原告和谢亚菊通过微信持续、立即、实时的进行工作沟通，请假或外出均在微信中报备郑舒文，郑舒文还通过观察店内监控原告在劳动时间段的行为，要求原告严格准守劳动纪律，体现出了双方管理和被管理的人身依附性，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刚才，被告也承认对谢亚菊的管理，没有异议就是默认，因为这是她自己的店，成果她自己在享受。该案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第三人中河左岸迷香店未发表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 被告系原宁波市鄞州中河郑舒文服饰店（以下简称“郑舒文服饰店”）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该店于2017年5月8日成立，2019年10月22日注销，原经营场所在鄞州区中河街道四明中路726号-1，经营时店铺门头为“左岸迷香”，第三人中河左岸迷香店于2008年11月11日成立至今，原经营场所在鄞州区中河街道四明中路550号，店铺门头为“左岸迷香”，后约在2017年停止经营，2019年6月4日第三人经营者谢亚菊承租了位于宁波市鄞州区××路××号的店铺，后筹备开设了门头为“迷香”的服装店。 被告系谢亚菊的女儿，2019年4月至5月期间被告保胎住院，由其母亲谢亚菊代为管理郑舒文服饰店，还张贴了转让告示欲将店铺转让。原告与谢亚菊相熟，双方在2019年4月底口头达成一致，约定一人一天轮换到郑舒文服饰店上班，工资300元/天，系4600元/月，业绩提成按2.5%，每月工资次月支付。2019年5月1日起，原告在郑舒文服饰店从事服装销售工作，最后上班至同年8月30日，期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原告原则上做一休一，但有事可以调剂，上班无需考勤，2019年5月1日至同年9月下旬，原告持续与谢亚菊沟通工作情况及上班调剂，2019年6月中旬原告、被告及谢亚菊三人组建群聊，之后店内工作情况在群里报备，2019年8月底郑舒文服饰店基本确定转让，同年9月12日办理转让手续。 2019年8月30日，谢亚菊在微信群里通知原告次日到鄞州区泰寓路83号服装店上班，并且通过微信群向原告发送了地图位置。2019年8月31日起，原告按照谢亚菊的指示至该服装店上班直至同年9月22日。2019年9月23日，谢亚菊通过微信联系原告，称：我想明天开始自己做了，小店生意也不好忙，文文现在也稳定了，一天在家也没事情做，还是待在店里自己做算了，工资等下算一下转你，东西嘛你抽空过来拿一下哦。原告则表示：怎么不提前说一下啊？没有这么做事情的吧。谢亚菊表示：小微本来也没打算的，一天一天生意也不好，加上我在家也没事，客人都要我自己做。……主要嘛你也知道生意也不好，小店我一个做做也省费用。原告表示：没有这样做事情的，我来上班这几个月，你说什么时候让我代你上班，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你现在这样做事情没有道理，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2019年9月29日，原告曾因购房需要到鄞州区泰寓路83号服装店找谢亚菊出具收入证明，谢亚菊表示公章找不到了，二人发生争执后警察进行了协调，但并未协调成功。 原告2019年5月份的工资系现金发放，具体金额已不清楚，2019年6、7、8月份的收入分别为5600元、5285元、5300元，均由被告银行转账支付，其中6月份原告的总业绩为40500元，7月份的总业绩为27365元，8月份的总业绩为28228元。原告2019年5月至9月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缴纳养老保险为637元/月、医疗保险389.3元/月，失业保险35.4元/月。原告原先享受灵活就业补贴，后2019年7月至9月补贴停发，原告于2020年1月15日自行向鄞州区就业管理中心退还已领取的2019年5月、6月补贴1574元。 第三人曾在仲裁中答辩称：谢亚菊多年前在四明中路550号经营左岸迷香服装店，原告来过一段时间就认识并成了朋友，这家店大概二年前转让掉，但其未注销营业执照还想重新开，2019年5月之前原告在老家休息没有工作，4月底某天回宁波来看望其，二人聊天时其主动说起女儿郑舒文要保胎，其在郑舒文服饰店帮忙，原告便主动提出可以过来帮忙看店，当时其既要照顾女儿身体，又在找店面准备自己重新开店，忙不过来，原告愿意来自然同意，二人就谈好一人一天轮换来店里，谁有空谁来，工资大概300元一天，2019年5月1日原告就自愿来郑舒文服饰店帮忙，郑舒文当时在医院并不知情，原告过来时店门口已经贴了转让告示，最终转让是在2019年8月底，2019年6月其在鄞州区泰寓路83号重新开了左岸迷香服装店，之后二家店来回跑，待郑舒文服饰店转让后其就让原告到自己左岸迷香服装店去做，原告做了10天到2019年9月20几号，因为没什么生意，原告自己买房事情也多，其考虑女儿的店已经基本处理完，其这家店自己也忙的过来，就和原告商量工资结清不用来上班，原告不结工资说要去劳动局告，还来店里吵闹，报警协调的时候自己承认是来店里给其帮忙的。因此，其认为原告与其和其女儿均没有劳动关系，是出于对其个人的情面才来帮忙看店。 据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20）283号仲裁裁决书载明，第三人当庭自认四明中路550号店铺和泰寓路83号店铺均系谢亚菊负责经营的第三人，但营业执照地址未变更。 据浙甬鄞州劳人仲案（2020）283号号庭审笔录显示，被告提交了泰寓路83号店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第三人提交了原件，该泰寓路83号店面系由谢亚菊承租，第三人还提交了销售单及进货单，该证据显示2019年8月下旬谢亚菊进货，所留的地址为第三人注册地址。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仲裁裁决书，被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截图，历年参保证明、仲裁庭审笔录、录音及各方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中首先争议的是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是否成立。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郑舒文服饰店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原告作为劳动者，在郑舒文服饰店从事属于主营业务的服装销售工作，并按月获得相对稳定的工资报酬，劳动成果归属于郑舒文服饰店，且期间被告及谢亚菊通过微信持续、密集、实时地沟通工作事项，请假或外出均在微信中报备，被告还通过观察店内监控提醒原告注意不要长时间玩手机等劳动纪律，体现出双方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依附性，因此，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关于被告认为原告系谢亚菊的关系来店里帮忙，无论是是报酬的约定、核算以及日常事情的安排、休息，都是谢亚菊与原告沟通，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谢亚菊系被告的母亲，其次，2019年4月底被告保胎住院，当时郑舒文服饰店是由谢亚菊代为管理，再次，被告出院后对此也不持异议，最后，郑舒文出院后亦对原告进行了管理，相应款项亦由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发放，因此，谢亚菊招聘原告的行为，构成对郑舒文服饰店的表见代理，关于被告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第二个争议点是2019年8月31日至2019年9月23日是否是原告和郑舒文服饰店发生劳动关系。郑舒文服饰店2019年8月底基本确定转让、同年9月12日办理转让手续，于2019年10月22日注销，而鄞州区泰寓路83号服装店尚在经营之中，原告认为鄞州区泰寓路83号服装店系被告实际在经营管理，与老的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只是换了地址在经营，但郑舒文服饰店已经注销，而鄞州区泰寓路83号服装店面系由谢亚菊出面租赁，2019年8月下旬的进货系由谢亚菊所进，所留地址为第三人注册地，而谢亚菊在2019年9月23日微信私发告知原告表示其想自己做了，因此，本院不能认定2019年8月31日至2019年9月23日之间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据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8月31日至同年9月23日期间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019年9月工资、2019年9月23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019年9月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第三个争议焦点系第二倍工资的计算标准，原告认为工资的组成的约定是非常明确的，就是4600元的底薪+2.5%的业绩提成，根据双方认可的业绩总额和双方商量的300元/天及一人一天，原告已对此作出了初步的证明，被告理应举证证明原告的工资组成情况，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因此，理应由被告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本院认定二倍工资的差额应为16185元（5600元+5285元+5300元）。 2019年5月1日原告在郑舒文服饰店工作的事实明确，故被告应当按照其日工资的300%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且不得安排调休。原告关于法定节假日加工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经计算为744元。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郑舒文服饰店未为原告缴纳2019年5月至8月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且已注销单位主体无法补缴社会保险，该期间原告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行参保，并已自行向鄞州区就业管理中心退还灵活就业补贴，故其要求被告赔偿社会保险费，应予以支持，但时间应为4个月，每月分别为基本养老保险费405.4元、基本医疗保险费318.5元，失业保险费17.7元，计为2966.4元。 第三人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二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原告）郑舒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被告）魏玉春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8月30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第二倍工资16185元、2019年5月1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744元、2019年5月至2019年8月社会保险费损失2966.4元，共计19895.4元； 二、驳回原告（被告）魏玉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原告）郑舒文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虎仕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