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111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洪丽专，女，199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旭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燕，女，198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飞琴，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洪丽专因与被上诉人张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8民初4148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3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指定审判员王杨沁如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洪丽专上诉请求：一、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8民初4148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张燕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张燕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本案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明确，且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本案系争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系争款项的性质不能认定为借款，也没有任何依据可以将之认定为借款。首先，本案中洪丽专与张燕之间不曾有过任何借贷的意思表示，洪丽专与张燕之间既没有就系争款项签订过借款合同，也没有出具过任何像借条之类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系争款项确为借款。其次，本案中的洪丽专从未通过任何方式向张燕提出过借钱的意思或表达过借钱的意愿，与之相反的是，张燕已多次明确其付款是基于第三人告知应当感恩洪丽专，所以张燕才在未告知洪丽专的情况下支付系争款项，并明确在支付款项时备注为“奉献”。第三，张燕在一审法院的审理过程中也没有表述过系争款项为借款。依据一审法院在审理时的庭审录音录像可以证明，在庭审过程中，张燕在谈及系争款项时都是以“支持”二字作为表达，并没有提及过任何借款意思的字样，因此，从一般的社会基本常识都不难判断，系争款项的性质不可能是借款。。张燕不仅不能提供借款凭证等相关证据证明系争款项确系是借款，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洪丽专与张燕之间有借款的意思表示，甚至其提供的转账凭证中表述了“奉献”字样的备注，已明确了系争款项的性质不可能是借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案在张燕不能证明双方有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应当依法驳回张燕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遗漏了重要的案件事实，即本案中系争款项的性质实质上是赠与而非借款，张燕无权要求洪丽专返还。首先，张燕将系争款项转账给洪丽专的转账凭证的备注中已经明确记载了“奉献”字样，也就是明确表明了系争款项的性质是赠与。通过对“奉献”一词的汉语释义进行检索：“奉”，即“捧”，意思是“给、献给”；“献”，原意为“献祭”，指“把实物或意见等恭敬庄严地送给集体或尊敬的人”；两个字合起来，“奉献”就是“恭敬地交付，呈献，不求回报”。由此可知，以一般社会基本常识可以判断，张燕将系争款项转账给洪丽专时，是张燕对洪丽专的一种不求回报的赠与。其次，在洪丽专与张燕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已明确显示系争款项系赠与。依据洪丽专与张燕2020年6月4日的聊天记录，洪丽专问张燕“你当时送了我多少金额，你去查查看”，张燕立即将系争6万元的支付截图发送给洪丽专并文字说明“支付宝1万微信5万”，以上内容已明确表示张燕确认系争款项的支付系基于“送”即“赠与”的意思表示。第三，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张燕在将自己的钱款以“奉献”的名义赠与给洪丽专时，即在系争款项到达洪丽专的银行账户时，赠与合同就成立、生效并履行完毕了。而根据赠与合同的合同性质，履行完毕后的赠与合同除法定事由外是不可撤销的，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可撤销赠与合同的法定事由，故张燕无权以任何理由要求洪丽专将系争款项向其返还。第四，张燕就本案系争款项的支付原因在一审庭审中也多次提及，即张燕系洪丽专瑜伽馆的顾客，后因见瑜伽馆经营的好，收益颇佳，就投资了洪丽专的瑜伽馆，在2017年年中投资了13.8万元，2019年共计收到了18万元的分红，同时又在张燕的推动下，利用洪丽专瑜伽馆的商誉，开了瑜伽二店和瑜伽三店，彼时二店在经营期间也收益颇佳。之后，张燕与洪丽专一起参加了一个民间学习班，学习班的老师在交流中知道双方的经历后，告知张燕需要对洪丽专感恩，而张燕因此有感才在未提前告知洪丽专的情况下，以“奉献”为名对洪丽专支付钱款以示感恩。另外，在疫情前，双方关系尚好时，基于张燕的瑜伽馆带来的好收益，张燕曾一度还想继续向洪丽专赠与10万元的款项表示感谢。综上，张燕系因疫情原因导致了瑜伽馆经营不善，及双方的合作关系破裂，才想以借款的名义要求洪丽专返还其赠与洪丽专的系争款项。但无论如何，系争款项的性质都是赠与而非借款，张燕没有任何合法或合理的理由或依据可以向洪丽专要求返还。三、一审法院做出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明确，无法证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仅是以张燕提供的2020年5月21日的聊天记录中的不明确表述推定系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但在该份聊天记录中张燕索要的款项包括了好几笔款项，张燕也是因为当时瑜伽馆的经营状况不好而向洪丽专索要，洪丽专为了安抚张燕就表明了有钱就会还的，由此可知，在此证据中洪丽专还款的意思表示并不明确，也就不能直接表明洪丽专在聊天记录中有承认系争款项为借款或向张燕返还系争款项的意思表示。但根据洪丽专提供的2020年6月份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都确认了系争款项中“送”的意思表示。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认定，因洪丽专提供的聊天记录发生在一年之后，以及当时双方已经发生纠纷的事实，故不能以聊天记录作为认定系争款项性质的依据。令人费解的是，一审法院是以2020年5月份的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就认定了系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但该份聊天记录中并无借意仅是法院的推断，却直接否认了洪丽专提供的同样在一年以后的2020年6月份的双方聊天记录中表述明确的“送”的意思表示。四、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十七条系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张燕关于民间借贷关系的本证的举证责任应该大于洪丽专的反证责任。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应当承担其他借款或其他债务的举证责任，但洪丽专已经就系争款项为赠与提供了张燕的转账备注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证明了系争款项的性质系赠与，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举证责任。因此，本案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第十七条的后半句：“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即本案中仍应当由张燕举证证明民间借贷关系的存在，而不是无视洪丽专提供的证据，无故将举证责任倒置导致不合理的加重洪丽专的举证责任，如此要求由洪丽专来证明借贷关系的不存在是明显不符合常理和法理的。综上，张燕应就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其除上述转账凭证外，且在转账凭证可以证明系争款项并非基于借贷关系的前提下，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张燕未能提供借款借据等证据充分证明其与洪丽专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欠缺借贷合意的情况下，更不能要求反驳举证的证明责任大于本证证明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重大错误，将“赠与”认定为“借贷”，在证据认定上标准不明，且在法律适用上忽视了法律适用的前提，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应依法撤销原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洪丽专特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张燕的一审全部的诉讼请求，维护洪丽专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张燕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正确，案涉款项性质系借款。洪丽专上诉认为本案缺乏借款合同或者借据等债权凭证，但是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以及《民法典合同编》第四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借条借据等书面凭证的缺失并不影响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事实上本案的借贷合意是通过口头方式以及双方民事行为达成的。洪丽专在其上诉状中也提到了，案涉款项的出借发生在民间学习班上，学习班的老师认为两人合作经营瑜伽馆，需要购买一辆价值高的车，以彰显洪丽专的实力，洪丽专觉得资金欠缺，希望张燕支持，张燕就是基于洪丽专这一意思表示进行的转款。而且事实上，洪丽专在借款发生后确实购买了一辆法拉利轿车。洪丽专认为此处的“支持”意思就是赠送，显然不符合常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买车买房寻求亲戚朋友支持，明显应该理解为借贷。因此本案的诉争款项的性质理应是借款。二、洪丽专认为本案款项系赠与的理由不能成立。洪丽专认为本案的备注“奉献”从词义理解应为赠予，并举出大量所谓释义。但是备注文字系双方交易习惯，并不涉及款项性质的表达。本案借贷意思表示发生在一次民间学习班上，而该学习班的老师在培训时反复强调合作伙伴间的借款，具有相互支持的作用，要给这些款项赋能，可以备注一些支持的汉字以求得好彩头。洪丽专就是基于此在借款中备注“奉献”，意思是大家一起为了瑜伽馆的经营努力。同时，张燕提交了一份洪丽专给张燕的转款记录，转款备注“必成“，该笔款项也已经在2020浙0108民初3038号案件中予以扣减。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所谓转款备注，就是双方之间讨彩头的习惯，并无其他特殊的意思表示。洪丽专还认为双方在2020年6月4日的聊天记录中，洪丽专问“当时送了多少钱”，张燕回答“支付宝1万微信5万”，以此证明张燕认可款项性质为赠予。关于这一点，一审判决主文部分说理已经非常充分，在此不予赘述。另外张燕需要补充的是，洪丽专此处这个问话形式明显夹杂着套路，或者说经过专业的辅导。张燕此处的回答也仅仅是对于款项金额的确认，并非认可款项的性质为赠予。洪丽专始终认为该笔款项是张燕为了感谢洪丽专送给她的钱，事实上，张燕与洪丽专一起经营瑜伽馆，投资款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所得收益也是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且目前为止该收益尚未覆盖投资款。按照洪丽专上诉状的说法，投入13.8万，收益18万，实际情况是张燕该店投入了16.8万，收支基本持平，却要感谢洪丽专6万。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这都不符合生活常识。三、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认定的事实符合客观情况。洪丽专纠结于一审法院认定了双方2020年5月的聊天记录却不认可2020年6月的聊天记录。其实在一审判决的正文对该两份聊天记录认定的说理已经详细阐述。综合全案来看，本案证据认定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逻辑上能够自洽。结合前述分析，2020年5月的聊天记录的证明力明显要大于2020年6月的聊天记录，也符合双方的客观真实情况。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举证责任分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作为裁判依据是完全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本案中洪丽专对于款项的交付没有异议，并认为款项的性质系赠予。依据本条的规定，洪丽专即应该对于自己的抗辩理由提出证据证明。综合一审情况，洪丽专所谓的证据仅有2020年6月聊天记录，一审说理以及前述分析已经详细阐述了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洪丽专的抗辩主张。此种情况下，洪丽专理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洪丽专的上诉请求。 张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洪丽专偿还张燕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以此款为基数，自2020年7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洪丽专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张燕与洪丽专共同经营有数家瑜伽店。2019年5月6日、5月9日，张燕分两次向洪丽专转账共计60000元。后张燕向洪丽专催要归还上述款项，但洪丽专以该款项系赠与为由拒不归还，故张燕诉至原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洪丽专辩称案涉款项是张燕赠与洪丽专的，并提供了张燕与洪丽专在2020年6月4日发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经查，张燕于2019年5月将案涉款项转账给洪丽专，而洪丽专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系发生在一年之后，且根据张燕提供的双方在2020年5月21日发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双方已经发生纠纷。而在2020年5月2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燕要求洪丽专归还6万元款项时，洪丽专也未就款项性质提出异议。因此，洪丽专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款项是张燕赠与洪丽专的。再者，洪丽专称张燕是为了感谢自己才赠与6万元，但对于感谢的事由亦未做出合理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张燕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洪丽专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洪丽专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洪丽专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张燕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洪丽专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故法院对张燕要求洪丽专返还借款6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于张燕主张的利息，法院确认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9月18日起计算，对张燕合理部分的诉请，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洪丽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张燕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以未付款为基数，从2020年9月1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张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洪丽专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650元，由洪丽专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张燕依法提交了转账凭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本院对该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洪丽专认为案涉款项系赠与而不是借款，但依据洪丽专与张燕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张燕在要求洪丽专归还案涉款项时，洪丽专并未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的性质为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洪丽专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洪丽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王杨沁如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吴  桐 书 记 员 刘 沁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