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522民初5583号原告：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俞曹路35号A幢厂房。法定代表人：张华，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缪丽利，浙江大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太湖中路26号。法定代表人：丰振东。委托代理人：许焕，浙江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珏，男，198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原告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原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编立诉前调案号，于2020年11月20日转立民初案号，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姚玲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缪丽利，被告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许焕，被告原珏到庭参加诉讼。于2021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缪丽利，被告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许焕到庭参加了审理，被告原珏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予以当庭宣判。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与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部分销售合同，浙江德胜器械有限公司收回3台呼吸机，返还货款780000元；2.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承担资金占用期间利息8366元（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暂计算至2020年7月10日）；3.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承担仓储费24000元，快递费1200元；4.本案诉讼费由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承担；5.原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庭审开始前，浙江野牛工具有限公司主动要求退出本案诉讼，本院予以支持。事实与理由：2020年3月31日，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艾佩）受意大利客户委托，采购5台呼吸机。经介绍与原珏接触，原珏自称系浙江德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德胜）的副总，经过双方磋商，浙江野牛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野牛）与浙江德胜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合同编号：×××31），约定浙江野牛向浙江德胜购买舒普思达Ｓ1100Ａ呼吸机5台，单价为260000元每台，合同总价1300000元。合同约定交货期为2020年4月5日发2台，4月10日发3台。合同签订后，浙江野牛依约向浙江德胜全额支付1300000货款。但浙江德胜未在2020年4月5日按时供货，直到4月14日才发出2台呼吸机。同时浙江德胜告知浙江艾佩，剩余3台呼吸机近期肯定无法交货，浙江艾佩联系意大利客户后，当即口头表述解除剩余3台部分的合同，并要求退还相应货款。浙江德胜、原珏同意解除合同，但提出当时呼吸机行情很好，和南京生产厂家的合同还是以原来约定的5台为准，剩余3台机器可以由其另行出售。浙江艾佩、浙江野牛表示不干涉他们的做法，只要求按购买价格返还货款。双方重新签订合同，在原销售合同基础上，为便于出口把需方从浙江野牛变更为具有出口资质的浙江艾佩。把5台呼吸机发货时间统一延迟至2020年4月10日。合同其他内容未修改。此后经浙江艾佩多次电话、微信催促退款无效后，2020年5月28日浙江艾佩向浙江德胜寄送《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提出由于浙江德胜发货严重逾期，要求解除合同。浙江德胜于5月29日在收悉浙江艾佩解约通知后，立即向浙江艾佩发出3台呼吸机。浙江德胜利用企业周末收入库管理松懈时段发货，造成浙江艾佩仓库误收，于6月1日再向浙江艾佩电话确认收货情况。浙江艾佩于6月1日将3台呼吸机发还浙江德胜，但造遭拒收。为减少此次纠纷引发的不必要损失，浙江艾佩于6月3日通知两被告，对于拒收货物有偿代为保管。此后浙江艾佩提出多个方案希望协商解决此次纠纷，但最终未果。浙江德胜在呼吸机涨价期间囤积居奇，撕毁前期较低价合同，择优而售，以赚取最大利益的行为毫无诚信可言，已构成严重违约，侵害了浙江艾佩、浙江野牛的合法权益。原珏作为公务人员，并非浙江德胜的员工，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该纠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浙江德胜答辩称1.双方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对方没有解除权；2.关于交货时间的问题，双方多次讨论，已达成一致，也已第一时间通知到浙江艾佩，浙江艾佩表示放在浙江德胜处寄卖。原珏答辩称与其无关，其只是作为中间人居中沟通。浙江艾佩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购销合同原件一份，证明浙江野牛与浙江德胜签订销售合同的事实；2.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一份，证明浙江野牛于合同签订当天支付1300000元货款给浙江德胜的事实；3.购销合同原件一份，证明浙江艾佩、浙江野牛与浙江德胜变更合同，将需方变更为浙江艾佩的事实；4.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珏参与整改销售过程，并同意退货，浙江德胜也同意的事实；5.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及快递记录一份，证明浙江艾佩于5月28日正式书面通知两被告解除合同，浙江德胜于5月29日下午5点27日分收悉的事实；6.顺丰快递单一份，浙江爱佩于6月1日退还3台呼吸机，快递运费1200元，浙江德胜拒收的事实；7.通知书一份，证明浙江艾佩为控制损失才同意拒收退回，并开始按日计保管费的事实；8.微信截图一份，及公证书一份，证明后三台的继续履行受到了浙江德胜的欺骗，浙江德胜工作人员蒋权明确表示双方确认合同就是2台；10.快递存单一份，证明浙江德胜于5月1日就收到了南京舒普达公司交付的3台呼吸机，但未发货的事实；11、蒋权与lisa的私聊一份，四人组聊天记录一组，证明整个呼吸机购买的磋商过程；12、购货合同复印件俩份，证明蒋权的身份。经质证，浙江德胜对浙江艾佩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原珏对上述证据1-10真实性予以认可，对11-12因第二次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经审查后认为，浙江艾佩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但对于其证明目的需结合本院查明事实予以综合认定。浙江德胜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德邦快递面单及物流信息一份，证明浙江艾佩已于2020年5月30日签收3台呼吸机的事实；2.微信截图一份，证明在2020年4月12如浙江德胜就已告知浙江艾佩货源紧张，发货时间不确定的事实;3.南京舒普斯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因疫情原因，发货时间不确定的事实。经质证，浙江艾佩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珏对上述1-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因第二次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经审核，对于浙江德胜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对案外人蒋权制作了一份询问笔录。蒋权称其并不是浙江德胜的员工，其与浙江德胜的法人是朋友关系，只是因为蒋权认识南京呼吸机供货商南京舒普达公司，所以帮忙联系，为沟通方便，浙江艾佩、浙江德胜、蒋权及浙江艾佩的客户lisa（呼吸机实际需方）组成了多个微信群，案涉公证书中的截图就是蒋权与浙江艾佩的客户代表Lisa的聊天记录，因为浙江艾佩客户实际委托浙江艾佩购买的是2台呼吸机，故Lisa才陈述需要两台，但是浙江艾佩需要购买的是5台，另外3台是为巩固客户，想购买之后送给客户的，对于这一点，Lisa当时不知情，才有了公证书中的对话。对于后来浙江艾佩表示不要剩余3台呼吸机也是知情的，但是浙江德胜已向南京舒普达公司预定了5台，而且疫情期间这个合同是无法解除的，所有如果浙江艾佩要求不要机器，损失将全是浙江德胜的。对于该笔录，经质证，浙江德胜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浙江艾佩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蒋权与浙江德胜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予作数，原珏因第二次未到庭，视为放弃其质证权利。经审核，蒋权参与到案涉设备购买，因本案中双方均无法提供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而蒋权作为当事人之一，对购买过程有充足了解，故本院对该笔录予以认定。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20年3月31日，浙江野牛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野牛）与浙江德胜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合同编号：×××31），约定“浙江野牛向浙江德胜购买舒普思达Ｓ1100Ａ呼吸机5台，单价为260000元每台，合同总价1300000元。合同约定交货期为2020年4月5日发2台，4月10日发3台。交货方式为发到需方指定国内地点。如在办理出口报关，在意大利办理清关过程中出现因甲方提供货物、报关清关资料不齐等问题导致货物无法顺利抵达意大利的，甲方无条件返还货款并承担乙方的相关费用。”合同签订当日，浙江野牛依约向浙江德胜全额支付1300000货款。2020年4月1日，浙江德胜与安徽德顺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购买舒普思达Ｓ1100Ａ呼吸机5台的合同一份，并于当日付清5台呼吸机货款。同日，安徽德顺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与南京舒普斯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签订购买舒普思达Ｓ1100Ａ呼吸机5台的合同一份，并于当日付清5台呼吸机货款。2020年4月12日，浙江野牛的中间人李喆与原珏在微信中确认无法一次性拿出5台呼吸机，原珏告知“三种方案，第一只拿两台机器每台机器各加5万，或者5台全要，加10万，或者五台都不要，退全款”。浙江德胜于4月14日依照需方ｌｉｓａ提供的送货地址发出2台呼吸机并成功到达意大利。4月14日，浙江艾佩与浙江德胜重新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31），在原销售合同基础上，为便于出口把需方从浙江野牛变更为具有出口资质的浙江艾佩。把5台呼吸机发货时间统一延迟至2020年4月10日。合同其他内容未修改，落款时间仍是原合同的时间2020年3月31日。另查，2020年5月1日南京舒普达公司向浙江德胜发送S1100A呼吸机3台，浙江德胜于2020年5月3日签收。2020年5月8日，浙江艾佩法人代表张华在微信群中向原珏表示“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余款也要处理一下”。原珏于5月11日在微信群中向张华表示“当时合同定了五台，拿了两台后面三台你不要了，我们也花了很多精力时间去沟通协调才拿出来把机器弄到了意大利，现在不是我不肯退你钱，张总，刚才我跟他联系，他也正在把货卖掉，这个月把钱退给你”。张华表示“提好2台后，我就已经说了，而且延迟了这么久，按照约定是你们提不出货”原珏表示“延迟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主观上造成的,而且为了拿机器也在南京住了五六天，动用了很多关系才把机器弄出来，现在我也搞得两面为难，德胜丰总我跟他商量退钱的事情他已经很不高兴了，我希望张总这边能多给几天时间，目前大家也正在联系客户把机器卖掉”。2020年5月29日浙江艾佩向浙江德胜寄送《解除合同通知书》一份，提出由于浙江德胜发货严重逾期，要求解除合同。浙江德胜于5月30日签收。浙江德胜于5月29日向浙江野牛住所地发出3台呼吸机，浙江野牛于2020年5月30日签收。浙江德胜于6月1日向浙江艾佩电话确认收货情况。浙江艾佩于6月1日将3台呼吸机发还浙江德胜，运费1170元，浙江德胜拒收。浙江艾佩于6月3日以通知书形式告知浙江德胜，对于拒收货物有偿代为保管。现浙江艾佩认为浙江德胜逾期交付货物，根本违约，且逾期期间我国医疗物资出口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要求确认解除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原珏作为实际联系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浙江德胜认为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延期交货属客观原因，双方均知情，且在后期对方表示变更合同只要2台，剩余3台浙江德胜只是帮助在处理寄卖。故双方纠纷成诉。本院认为，浙江野牛与浙江德胜签订的《销售合同》系双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义务。浙江艾佩在前述合同的基础上，重新与浙江德胜签订《销售合同》，将需方从浙江野牛变更为浙江艾佩，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规定，其目的在于便于出口，实际履行合同目的同原先的合同。现浙江艾佩作为适格原告与浙江德胜产生法律关系，双方应按约履行权利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浙江德胜是否构成逾期交付继而根本违约，浙江艾佩是否具有法定解除权。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讨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及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在本案中，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可以看出，首先，浙江野牛与浙江德胜签订的合同在前，浙江艾佩与浙江德胜签订的合同实质上是为了出口便利而补签的合同，后者应当也为满足前者合同而成立。故前者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4月5日发2台，4月10日发3台”应当约束浙江德胜。后原珏与浙江艾佩对于交货时间进行了沟通，双方均已明确呼吸机交付时间待定，且在原珏提供了多种方案后，浙江艾佩选择于4月14日重新签订了5台呼吸机的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却是4月10日，早于合同签订日，故对于两份合同的交货时间的约定均视为没有约定。其次，浙江艾佩自认在收到2台呼吸机后立即向浙江德胜表示不再需要剩余3台呼吸机，因双方对交货时间并未约定，且双方均已明确交货时间因疫情原因无法确定，故不存在延期交货的问题，浙江艾佩实际上是因不能及时收到呼吸机无法满足其购买的目的与浙江德胜协商解除剩余3台呼吸机合同，而原珏一直在表示等浙江德胜将呼吸机处理掉后予以退款不能视为其同意无条件解除合同，按照双方的聊天记录以及蒋权的笔录、庭审中浙江德胜的陈述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因各种原因呼吸机的购买困难，浙江德胜与南京舒普达公司订购的呼吸机合同也无法解除，如果浙江艾佩解除合同，那么损失将全在浙江德胜一边，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认为浙江德胜同意退款实质上是等呼吸机寄卖后再予以退款，为附条件的解除。另，因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交货方式为发到需方指定国内地点，前两台呼吸机均是经需方lisa指示发往目的地，故针对剩余3台呼吸机，浙江德胜表示“在收到南京舒普达发的货物后，未经浙江艾佩及需方指示无法发货，而且浙江艾佩表示呼吸机用不着了，故一直在寄卖”的答辩意见，更符合疫情期间的市场交易规则及市场风险。综上，本案中浙江德胜不构成逾期交付的根本违约，浙江艾佩也没有证据证明浙江德胜有其他违约行为，故浙江艾佩不享有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通知书即使签收也不代表同意合同解除，对于现浙江艾佩主张因浙江德胜逾期交付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三台呼吸机货款780000元货款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及运费、保管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继而对于浙江艾佩要求原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浙江艾佩已签收了呼吸机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视为双方的合同已履行完毕，至于后期双方是否需要继续寄卖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68元，由浙江艾佩工具有限公司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 玲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陶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