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吉06民终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某，住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吉林汲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某，男，汉族，住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吉林浩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白山市弘宇商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谷某。   上诉人谷某因与被上诉人鲁某、原审被告白山市弘宇商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宇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2020）吉0602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谷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鲁某承担。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主要事实错误，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委托收购合同书》合法有效，系认定案件主要事实错误。《委托收购合同书》形成的根本目的和原因是谷某向鲁某借巨额资金用于购买股份，鲁某担心谷某无力偿还，双方签订了这份非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书。另外,即使该《委托收购合同书》被认定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因该合同书的内容违法并有侵害他人权益的约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具体理由为:《委托收购合同书》第三条约定谷某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权收购,对任何人不得泄露鲁某收购弘宇公司股权的信息（含被收购对象)。该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属于以合法形式(即以委托收购合同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以谷某名义并用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收购其他股东股权，以达到鲁某恶意收购股权的目的)。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之间转让股权，只要通知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即可，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的，由转让股权的股东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由董事会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显然，以谷某名义和以鲁某名义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程序完全不同。《委托收购合同书》第三条的约定侵害了其他未转让股权股东的同意权及优先购买权，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二十四条及《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2.一审判决认定鲁某作为隐名股东出资，谷某作为显名股东代为收购股权是合法的，系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因该行为侵害了未转让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及已转让股权股东是否转让股权的决定权和选择权。3.一审判决错误理解法律规定内容，并错误认定案件主要事实。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时如何认定该合同效力。该条规定的是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对享有投资权益的合同效力认定,而非本案委托收购股权合同效力的规定。本案争议不适用该法条。4.一审判决认定弘宇公司股权转让的行为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程序正当是错误。因《委托收购合同书》隐瞒了鲁某收购弘宇公司股权的事实，导致弘宇公司其他未转让股权股东丧失同意权及优先购买股权，侵犯了股东利益，且程序违法。5.一审判决认定弘宇公司原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均为自愿合法转让，且鲁某股权收购的行为并无违法情形，双方签订的《委托收购合同书》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该认定是错误的。弘宇公司原股东进行股权转让时，并不知道是鲁某收购股权，而以为是谷某收购的股权，系在受欺骗的情形下自愿转让股权。6.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谷某向鲁某出具的700余万元的借款系鲁某支付的代购股权款。（1）《委托收购合同书》签订的目的和原因前已述及，该合同书签订的时间与付款时间先后并不影响对其无效的认定，也不影响谷某向鲁某借款700余万元用于购买股权的事实。（2）谷某向鲁某借的每笔款项均注明是借款、欠据或支据,而且均注明是用来购买股权，足以证明是借款。（3）鲁某直接将钱转入弘宇公司转让股权的股东账户，也符合谷某向鲁某借款购买股权的交易习惯。谷某购买完股权后,为鲁某出具了欠据或借条，这些借条或欠据已在鲁某公司财务记账，足以说明谷某向鲁某借款购买股权的事实成立。（4）2016年8月12日的支据中，记载了谷某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鲁某，不违反交易习惯和法律规定。法不禁止即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鲁某购买谷某的股权，向谷某支付股权款，是正常的交易行为，鲁某将此行为记名为支据，或其他形式的记录，都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为是谷某自己“借钱”收购自己的股权，显然是错误认定。7.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委托收购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错误认定双方成立代持股份关系，并进一步错误认定《委托收购后合同书》有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委托收购合同书》隐瞒了收购股权的真相，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八条认定该合同书有效属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规定的内容与本案争议的收购股权的争议内容不一致，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亦属适用法律错误。   鲁某辩称，一、鲁某同谷某于2016年6月22日签订《委托收购合同书》应当认定有效。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上述规定明确了两点，一是法律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可以隐名委托代持；二是委托合同不能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中，鲁某同谷某签订的是隐名委托代持股份合同，该合同的形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鲁某没有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逼迫谷某签订委托合同，谷某也没有陈述鲁某有欺诈或胁迫的行为，该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更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因为，被收购的股权价格高于原始股六倍，出售股权的股东从2016年8月起至今，没有任何人就股权出让而提出过异议，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同名义股东可以相分离，当然就不存在掩盖非法目的之说。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出让，根本就不涉及公共利益。自公司法解释三出台后，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不存在代持股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鲁某同谷某之间签订的委托收购代持股份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二、一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说明了两点，一是可以从实际出资人转换为实际股东；二是名义股东的登记行为不能改变其名义股东的性质。本案中，鲁某收购股权时使用的资金都是从鲁某本人银行卡或鲁某控制的公司账户转出，说明鲁某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现因谷某想将股权据为己有而产生争议，根据此条款的规定，鲁某有权将股份明确在自己的名下。三、谷某以鲁某出资不是购买股权，而是谷某借款的辩解不成立。一是近八百万元的资金交易数额不履行借款合同，不符合借贷惯例。二是如果双方是借款行为，没必要签订《委托收购合同书》。三是谷某代为收购的股权当中，就有谷某自己的股权。试想，谷某将自己的原始股出售给自己，并且是用借款以高于原始股六倍的价格，再收购到自己的名下，即使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都不会做出此行为。四是股权收购后，弘宇公司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工会会费等均是鲁某名下的通化海通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交纳，如果谷某是实际出资人，海通公司没有必要承担弘宇公司的税费。五是截止到本案一审起诉前，谷某均在海通公司领取工资，说明谷某自始至终都是鲁某名下海通公司的一名员工，而不是弘宇公司的控股人。六是虽然谷某声称其是弘宇公司的控股人，但其使用弘宇公司的公章时，需要到海通公司签署用印手续。由此可见，借款是辩解，代持才是事实真相。综上，鲁某同谷某之间签订的《委托收购合同书》合法有效，鲁某同谷某之间是委托代持而不是借贷关系，请求人民法院明察事实后，依法驳回谷某的上诉请求。   鲁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鲁某为弘宇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85.34%(注册资本为166.843152万元，85.34%的持股比例对应的数额为142.3839万元)；2.请求判令弘宇公司、谷某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2日，鲁某（甲方）与谷某（乙方）签订《委托收购合同书》，双方约定：一、甲方拟收购弘宇公司股权100%，委托乙方全权处理。二、乙方负责与收购对象谈判,确定收购价格,价格确定后须经甲方同意，然后进入实质收购。三、乙方对外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股权收购，对任何人不得泄露甲方收购弘宇公司股权的信息（含被收购对象）。四、收购资金由甲方按税后余额全额支付。乙方每谈成一笔收购交易，须持相关收购文件向甲方申领资金，甲方同意后将资金直接拨付给被收购对象，被收购对象同时将股权证明等相关文件交付甲方。五、每笔收购交易谈成后，甲方有权按交易总额%预留违约保证金。保证金待股权过户给甲方，及相关股权转让问题完成后，支付给被收购对象。六、股权收购价格按交易难易情况，由乙方请示甲方同意后确定。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进行收购，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七、收购完成后，乙方在弘宇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时，发表的任何意见必须请示甲方同意。未经甲方同意的意见造成不利后果，由乙方承担责任。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予以赔偿。八、本次收购委托代理费待收购完成后，视收购成果议定。九、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十、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后生效。   2016年6月22日，鲁某分21次共取款4408095.27元支付给谷某，谷某出具欠据一份，欠据记载金额4408095.27元，事由为买修理厂借款（股权）；2016年6月23日，鲁某取款183389.24元支付给谷某，古峥出具欠据一份，欠据记载金额为183389.24元，事由为收购大修厂欠款（弘宇公司）；2016年6月27日，鲁某取款81129.6元支付给古峥，古峥出具欠据一份，欠据记载金额81129.6元，事由为收弘宇公司股权借款（董红霞）；2016年6月30日，鲁某分5次取款2550564.72元支付给古峥，古峥出具欠据一份，欠据记载金额2550564.72元，事由为收购弘宇公司股权借款；2016年7月1日，鲁某向方宇（弘宇公司原股东）账户转款93312元，谷某出具借据一份，记载款项金额93312元，事由为收购弘宇公司借款；2016年7月11日，鲁某向李涛（弘宇公司原股东）账户转款81129.6元、向赵伟（弘宇公司原股东）账户转款54432元、向孙景铭（弘宇公司原股东）账户转款60848.06元，以上合计金额196409.66元，古峥出具借据一份，借据记载事由为收弘宇股权借款；2016年8月12日，鲁某向谷某出具一份支据，记载金额为85217.86元，事由为收购弘宇公司谷某个人股权，原始股22536.31元×6倍+另加5万=185217.86元，暂付85217.86元（15217.86元现金、7万元卡汇）。2016年8月22日，鲁某向谷元转账10万元、7万元（收购谷某弘宇公司股权）。2017年2月17日，鲁某向张玉英（弘宇公司原股东）转款55437元，向姚纯平（弘宇公司原股东）转款121269元。上述款项，鲁某均是从其卡中取出或转出，记载于海通公司记账凭证中，谷某对收到上述款项无异议。   另查明，弘宇公司注册资本1668431.52元，原有股东47名。2017年3月19日，弘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作出股东会议决议，将姚纯平等37名股东所有的股权转让给谷某，弘宇公司现有股东10人。转让前，谷某认缴出资额22536.31元，参股比例1.35%。转让后，谷某认缴出资额1423894.18元，参股比例85.34%。2017年3月19日，弘宇公司章程修订，将47名股东修正为10名股东。2017年3月20日，弘宇公司申请了变更股东登记，其中谷某持股比例85.34%。   鲁某提供的海通公司管理服务人员工资表显示，谷某在该公司从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任调度、副经理一职，实领工资3300元。弘宇公司的近年房产税款由海通公司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委托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鲁某为收购弘宇公司股权，与谷某签订《委托收购合同书》，由鲁某作为隐名股东出资，谷某作为显名股东代为收购股权。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可以看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可以进行合同约定，并不因为隐名即侵犯弘宇公司股东的股权利益，弘宇公司股权转让的行为系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程序正当。弘宇公司原股东进行股权转让均为自愿合法转让。鲁某股权收购的行为并无违法情形，双方签订的《委托收购合同书》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庭审中弘宇公司、谷某抗辩，鲁某支付的收购股权款项均属于谷某的个人借款。首先，双方是先签订《委托收购合同书》后进行款项交付；其次，虽然每笔款项都以欠据、借据或支据形式记载，但是用途均标明是股权收购，且鲁某取款金额中有短期内同日数笔分批次取款、取款金额重复、转款金额带有零头等情况；再次，后续转账中存在直接转入弘宇公司原股东账户的情形；最后，尤其在2016年8月12日的支据中，载明事由系“为收购弘宇公司谷某个人股权，原始股22536.31元×6倍+另加5万=185217.86元，暂付85217.86元”，谷某签字认可自己的股权被收购，作为股东，谷某“借钱”收购自己的股权，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情形，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及交付行为均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借贷习惯，弘宇公司及谷某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委托收购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成立委托代持股份关系，故该合同合法有效。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鲁某虽未在弘宇公司股东名册中显名化，但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了出资义务，谷某仅为代持弘宇公司股权（占股比例85.34%），故对于鲁某主张其为弘宇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85.34%的诉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确认鲁某为弘宇公司持股比例为85.34%的股东。案件受理费17614元，减半收取8807元，由公司、谷某负担。   本院审理期间，鲁某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海通公司加盖公章部分审批表（2017年至2020年）。证明弘宇公司公章在海通公司存放，谷某需要盖公章时，需要到海通公司公章管理处签审批单，预领取，该审批单上还需要有海通公司的管理人员鲁长水签字同意方可使用，如果按谷某所述，其是弘宇公司控股人，那么其公章不应当存放在海通公司，因为海通公司是鲁某控股的公司，同时还证明，海通公司业务用章时，谷某也是到公章管理处签订审批单，结合一审中鲁某提供的谷某在海通公司的工资表可以证明，谷某是海通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其在弘宇公司的身份，仅是代持股，不是控股人。证据二、谷某的妹妹给鲁某夫妇用微信所写的一封信，内容明确表示其哥哥作出了对不起鲁某夫妇的事，该份证据能够佐证谷某不是借款购买弘宇公司股权，而是代鲁某持股。   谷某及弘宇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一、该组审批表恰恰能够证明谷某在上诉状中所提到的谷某向鲁某借款近800万元，用于购买弘宇公司80%以上的股权，作为借款人的鲁某，对谷某的借款行为以及还款能力等有所顾虑，所以在谷某对弘宇公司进行正常经营过程中，鲁某要求对谷某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和代管行为，因此才产生了该组证据的一系列使用公章等行为的审批行为，而根据贷款行为的法律意义，就是借款人为了保证能够收回借款或保证借出款项不被挥霍，对所借出款项进行监管，因而形成审批表的行为，该事实与谷某所强调的双方签订的《委托收购合同书》具有相同意义，即均是为了监管和保障鲁某借出的款项能正常回收。二、该组证据是海通公司的正常业务行为，而谷某与鲁某之间争议的是股权持有和购买行为，双方当事人均是公民个人，双方争议与海通公司无关，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谷某妹妹的这封信内容并不能证明谷某与鲁某之间的争议问题，该封信的内容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而且从该封信内容可知，因为谷某与鲁某发生的争议，导致谷某的妹妹谷元与其丈夫鲁长水（鲁某弟弟）闹离婚，这种情形下，谷元写了这封信，因此该证据首先不能证明鲁某的主张，其次由于该证据内容也未提及谷某与鲁某争议的具体事项，另外谷元是鲁某的弟媳，与鲁某也有利害关系，因此该证据体现内容不客观，不真实。   因谷某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因证据二的内容没有明确反映出谷某与鲁某纠纷的具体内容，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鲁某于本院审理期间对其一审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进行了明确，即请求确认谷某在弘宇公司持有的85.34%股份，实际出资人是鲁某,谷某是鲁某在弘宇公司的股份代持人。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问题:   一、谷某与鲁某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是委托收购和代持股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谷某主张其向鲁某借款用于收购，谷某应当就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谷某未提供借款合同等能够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材料，且谷某仅系鲁某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其本人及家庭并无偿还700余万元的能力，鲁某向谷某出借如此大额的资金还不收取任何利息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此外，谷某还将自己持有的股份出售给鲁某，其又从鲁某处借款回收自己已出售的股份亦不符合常理，故谷某主张其向鲁某借款用于自己收购股份的依据不足。而鲁某提供的《委托收购合同书》以及相应的付款收据、为弘宇公司交纳费用等证据，能够证明鲁某委托谷某收购弘宇公司部分股东的股份，鲁某系案涉股份的实际投资人，谷某系案涉股份的名义股东。   二、关于《委托收购合同书》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本案鲁某与谷某签订的《委托收购合同书》仅系二人之间的合意，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至于谷某作为鲁某的受托人与弘宇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是否侵害了弘宇公司股东的知情权、优先购买权等权益，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应由弘宇公司的股东自行判断并自主决定是否主张权利，且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与否并不影响鲁某与谷某之间基于《委托收购合同书》而形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故《委托收购合同书》对鲁某和谷某而言是有效的。   三、关于鲁某能否以实际出资人的身份直接取得股东资格的问题。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现鲁某未能提供弘宇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其股东身份的相应证据，故其虽然作为实际投资人，亦不能当然取得股东资格。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鲁某为弘宇公司股东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鲁某一审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为弘宇公司的股东，该诉讼请求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首先确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二是进一步确认其股东资格。在本院审理期间，鲁某明确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其为案涉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实质系放弃一审部分诉讼请求，该行为未减损或增加谷某及弘宇公司的权利和责任，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谷某的主要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法院（2020）吉0602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鲁某为谷某所持有的白山市弘宇商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85.34%股份的实际出资人，谷某系上述股份的代持股人。   二审案件受理费17614元，由谷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伟   审判员 马立清   审判员 兆艳红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勇   书记员 张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