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24民终4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淑娥，女，196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抚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林，吉林金达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晖，吉林金达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贺，男，1963年9月15日出生，中新（白山）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吉林省抚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哲建，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新（白山）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抚松县露水河镇北山街14委4-14-14。法定代表人：黄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哲建，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吉林吉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淑娥因与被上诉人黄贺、中新（白山）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城市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2020）吉2426民初189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淑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林、齐晖，被上诉人黄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哲建、杨帆，被上诉人中新城市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哲建、杨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淑娥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安图县人民法院(2020)吉2426民初189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宋淑娥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宋淑娥诉黄贺、中新城市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安图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吉2426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并于2021年1月4日送达给宋淑娥，宋淑娥认为一审法院案件事实认定方面和适用法律方面均错误，最终导致判决错误，故提出上诉，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合伙个人合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下产生的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立的经济组织形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大量存在，以某一项经济项目的开展而成立，也以该经济项目的完成而终结。纵观本案，在安图县刘生店铝矿区为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以下简称：敦白客专项目部）加工和运输材料这一项目中，宋淑娥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宋淑娥持续的提供资金、实物等，符合合伙关系的基础条件，宋淑娥参与经营、共同劳动，符合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行为特征和惯例，先后由郭立新和魏茂洲担任会计并记账，在任职期间黄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符合合伙财务透明的特性。宋淑娥虽然只提供了2019年3月24日《合作协议》的复印件，但结合证人证言和宋淑娥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400多万资金并参与经营的事实，应当认定宋淑娥与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即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宋淑娥与黄贺合伙以中新（白山）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向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日部的新建敦化至白河铁路DBSG-2标段项目供应和运输材料。在2019年3月24日宋淑娥与黄贺达成合伙协议当天，双方对2018年的油款、现金借款、税款进行了结算，黄贺给宋淑娥出具了《欠条》，为了不与2019年的合伙项目费用发生混同，黄贺特别在《欠条》上备注了“说明（此款不为投资款）”，进一步证实了合伙关系存在的事实。如不存在合伙关系，宋淑娥为什么要对合伙项目进行持续的投入而且数额达到400多万元？黄贺为什么让宋淑娥参与合伙项目的经营？为什么先后由郭立新和魏茂洲担任会计并记账而黄贺在发生本案争议前未提出过异议？对于这些问题黄贺及中新城市公司无法给出合理说明和有效的反驳证据。中新城市公司提交的财务账和凭证只有运费和油费，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例如：运费支出高达323万元，运费发票的开票日期均为2019年10月21日和22日，均为敦化车主，由辽宁中油盘锦公交加油站有限公司供油需要远距离运输，成本巨大，为什么没有运输合同？增值税发票开具的要求是“三流”一致，即货物、资金、发票的流动指向同一法律主体，中新城市公司为什么不能提供税务发票的银行付款流水凭据、运输合同、柴油采购合同等等凭证？中新城市公司为什么没有现金日记账？实际生产费用是2019年3月至12月逐日逐月持续发生，生产费用由购买生产设备、原材料费用、人工费、食堂伙食费、运费、柴油等费用构成，这些都是由宋淑娥实际出资投入的，中新城市公司和黄贺没有实际投入，进一步证实了本案争议合伙关系存在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对证人关于合伙的证言不予采信是错误的。了解本案案件事实的人，必然是接触过本案争议合伙项目的人，杨波和魏茂洲虽然与宋淑娥的丈夫曾经是同事关系，不能机械的推定证人与宋淑娥存在利害关系。因杨波和魏茂洲与黄贺也是朋友关系，而且杨波在项目生产现场工作，魏茂洲为项目记账，杨波和魏茂洲的证言反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每个人对签名的书写习惯不同，现实生活中不能确定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或地点的签名肯定不会出现完全一致的现象，但不应因此否定郭立新证言的真实性，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六条：“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的规定，郭立新、杨波和魏茂洲没有不良嗜好和违法行为，不存在品德和道德问题，综合宋淑娥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的事实和本案其他书证，郭立新、杨波和魏茂洲关于合伙的证言应当采信。三、关于司法鉴定问题。本案涉及两项司法鉴定，1.宋淑娥申请对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宋淑娥投入合伙的资金（含实物，以采购价格计算）、合伙的经营利润、合伙的剩余债权(含未结算的碎石、片石、修路原料、部分运费和漏计量（漏报）的运输费、奖励和其他未结算费用、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应承担的税务发票税金和附加费)、合伙的固定资产价值（以2020年1月1日为时间节点）进行清算鉴定。2.黄贺申请对2019年3月24日《合作协议》复印件中“黄贺”的签名是否为PS上去的进行鉴定。本案争议的合伙项目已经终止经营，各方投入资金和实物已经固定不会再发生，对于经营费用也已经发生完毕，符合清算条件，可以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争议合伙项目的投入、支出、无争议产值和利润等数据，对于敦白客专项目部没有认可的产值，可以另案诉讼解决争议。一审法院将宋淑娥中请的鉴定从司法辅助部门撤回是错误的。对于黄贺申请的签名是否为PS的鉴定，宋淑娥没有不同意鉴定，审法院认定宋淑娥不同意鉴定是错误的。综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合伙关系存在的体现形式也不断发生变化，对个人合伙关系成立的认定应当更为宽松，民法典将合伙合同编入第三编(合同编）中，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宋淑娥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黄贺辩称：本案一审判决正确，本案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宋淑娥的上诉请求。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宋淑娥主张的合伙关系不能成立，其所举证的证据不应被采信，不足以证明宋淑娥与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1.关于上诉人宋淑娥举证的合作协议的问题：(1)上诉人宋淑娥所举证的合作协议是复印件，根本没有原件，其复印件不真实，是上诉人宋淑娥单方虚构的材料，其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复印件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存在将其他文本上的文字拼接合成的情况，因此本案中该分合作协议复印件不真实，不具有证明效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合作协议复印件应当结合证人证言和宋淑娥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资金参与经营的事实来认定合伙关系”是无理主张。该份合伙协议是上诉人宋淑娥单方提供(实际上为上诉人宋淑娥单方通过剪接软件合成)，客观上该合作协议也存在与其他证据中的签名影对完全一致的情况，存在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该合作协议复印件无法做到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的标准，故该份合作协议复印件不具有能够和其它证据结合来认定事实的证据资格，不能拿这份复印件材料与其他证据结合来认定事实，因此合作协议复印件在本案中应当直接排除，应视为不存在而完全排除在本案考量之外，视为上诉人宋淑娥没有举证任何“关于合伙协议的书面证据”。(2)该合作协议复印件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该复印件上也不能体现出双方对如何出资、合伙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等事项的约定，不具备法律上合伙协议形成的要件，不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该合作协议中存在明显的疑点和不合理之处，协议中有“工地用油由宋淑娥供应”的内容，而这一内容与合伙法律关系严重不符，不符合常理，双方既然决定合伙，那么自然是利益共享的，凭什么用油这一部分的利益全部由宋淑娥享有，从其内容上看，合作协议复印件完全不符合常理；(4)在本案中黄贺曾要求对该分合作协议复印件进行鉴定，但是在进行鉴定的过程中，本来需要依据上诉人宋淑娥举证的一份证据(采购结算单)的原件来进行鉴定，而上诉人宋淑娥在此前庭审中称其提供的证据均有原件，但是在黄贺要求鉴定后却改口称采购结算单没有原件，导致不能进行鉴定，由此可见，上诉人宋淑娥在本案中存在严重的不诚信的行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更是改口陈述其没有不同意进行鉴定，这完全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认定问题的相关理论及司法实践，在此种情况下应当加重上诉人宋淑娥一方的举证责任，对该份没有原件的“合作协议”直接予以排除，原审法院对该份证据没有采信完全是正确的。2.关于上诉人称其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但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主要理论观点，是认为“上诉人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了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上诉人认为这是符合合伙关系的基础条件的”,但是上诉人的这一主张缺少法律依据，从法律上认定一种法律关系，应当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法律是十分严谨的，法律不承认无明确法律依据的“推测”行为，即便上诉人自己单方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伙关系的基础条件，但是也不能达到排除其他可能性而认定为是“合伙关系”的程度，尤其是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曾经关系还比较好，且存在多笔经济往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仅凭上诉人主张的“投入了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是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而认定双方存在合伙法律关系的。对于本案的情况下是否能够认定为合伙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早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认定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条的规定，只有在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并且需要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才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由此可见仅具备某一项合伙关系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是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来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因此上诉人仅凭其自己认为的“上诉人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了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上诉人认为这是符合合伙关系的基础条件的”，就想要理所当然的认为存在合伙关系，明显是错误的，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同时也是无理据的请求。实际上黄贺与宋淑娥之间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宋淑娥想要用其举证的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存在诸多矛盾和瑕疵的证据，妄图混淆视听、偷换概念来认定合伙关系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另外，上诉人所谓的“上诉人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了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举证的证据无法达到证明其主张的标准。对此黄贺在一审中对上诉人举证的投入资金的证据均一一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在上诉状当中理所当然的认为其举证的证据具有证明效力并认为其“上诉人在2019年3月至11月期间投入了400多万元资金并参与经营”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上诉人据此而认为其具备了部分合伙关系基础条件的表象是不能成立的。(在本答辩状后，附原一审时黄贺的书面质证意见供参考)；3.关于上诉人宋淑娥举证的证人；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举证的证人不能证明本案客观事实，本案中的证人均与上诉人宋淑娥之间存在直接、密切的利害关系，甚至有些证人在作证时刻意的隐瞒了其与上诉人宋淑娥及上诉人宋淑娥丈夫之间的密切利害关系，因此证人证言不可信；根据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在本案中，所谓的书面合伙协议为不真实的复印件，应当依法排除该书面证据，且由于该书面证据是上诉人宋淑娥单方作假而成，因此也不能用作与其他证据结合来认定事实的依据。那么上诉人宋淑娥在本案中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举证出与其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来证明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本案中的证人却都与上诉人宋淑娥之间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客观真实，不能反映上诉人宋淑娥与被告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另外，本案中证人证言的内容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郭立新、魏茂洲的证人证言所存在的问题：首先，二人的证人证言中体现的记账问题，其二人均是详细记录了上诉人宋淑娥投资款项的账目，而对于黄贺的投资款项的账目十分不详细，由此可见其二人仅仅只是上诉人宋淑娥单方的会计，明显偏向于上诉人宋淑娥一方，因此其二人的证人证言存在极大的虚假不客观真实的情况，其二人的证人证言不能反映客观事实；第二，郭立新先是陈述了“中新城市公司雇佣其管账”,但后来又陈述“是黄贺和宋淑娥让我回来给他们管合伙事宜的账目，一个月给我4000元”,其前后陈述相互矛盾；郭立新陈述“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利润平分”也与合伙协议中的内容不相符合，同时郭立新陈述在9月份就不干了也与上诉人宋淑娥举证的给郭立新开10-11月份的工资不相符(在原审上诉人举证的证据中存在上诉人书写的凭条，显示给郭立新开10-11月份的工资)，故郭立新的证人证言应当排除。第三，郭立新陈述将合作协议交给了魏茂洲，但是魏茂洲的陈述中却表明其没有收到合作协议，因此其二人的证人证言存在矛盾；第四，魏茂洲在出庭作证时刻意隐瞒了其与上诉人宋淑娥丈夫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等于是隐瞒与上诉人宋淑娥一方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可信。第五，魏茂洲称“听说黄贺与宋淑娥合伙经营”并不清楚合伙事项，结合魏茂洲的工资由宋淑娥发放，且与宋淑娥丈夫属于同事关系，故其证人证言不可信。综上，以上二位证人除了与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丈夫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外，其自身的证人证言本身也存在矛盾之处，足以说明其二人的证人证言不可信，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主张“不能机械的推定存在利害关系”不能成立，因为证人除了与上诉人有密切利害关系外，同时因存在利害关系而导致了证人发表了不真实的证言，这一点从证人证言的矛盾之处即可判断。综上，在没有真实有效的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本案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判断是否符合其他合伙的条件，而通过本案的证人证言来看，郭立新、魏茂洲的证人证言明显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二证人的证言之间也存在矛盾之处，且其的利害关系，按照上述的法律规定，其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定的“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法律规定，而杨波的证言中陈述的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是合伙关系属于传来证据，是听说的，且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其是听黄贺说的，且杨波与上诉人宋淑娥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另外孙杰的证人证言没有证明存在口头合伙协议的内容，且孙杰与上诉人宋淑娥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二人的证言也不符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法律规定，因此本案中根据上诉人宋淑娥的举证不能认定存在口头合伙协议；至于上诉人宋淑娥举证的其他证明其出资的证据，与本案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性，也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情况的证明就是基于合伙协议关系而出资，因为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是存在多笔经济往来的，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因此上诉人宋淑娥举证的出资证据在真实性、关联性、排他性上均有问题，并且本案中中新城市公司对于涉案项目出资共计700多万元，如果按照上诉人宋淑娥所述的投资了300多万元，是根本不符合常理的，因为本案中涉案项目的总收益(毛收益)才800多万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主张不应当支持，其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中新城市公司辩称：本案原审法院的一审判决正确，本案应当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宋淑娥的上诉请求。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与中新（白山）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城市公司）不存在合伙关系，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律关系；1.根据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的举证，上诉人宋淑娥的全部举证都是想要证明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宋淑娥与中新城市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而本案涉案的“敦白客专项目”是中新城市公司与辽宁地址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进行该项目的投资也是中新城市公司，中新城市公司在法律上是独立的法人，具有独立的进行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上诉人宋淑娥即便认为与黄贺之间是合伙关系，也与中新城市公司没有任何关系。2.黄贺虽然是中新城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法定代表人由于具有双重身份，因此只有法定代表人对外作出“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时，其行为才可能会代表公司行为，但是在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贺曾以中新城市公司名义与上诉人宋淑娥建立合伙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贺曾作出过让中新城市公司和上诉人宋淑娥进行合伙的任何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所举出的书证也好、证人也好，其证明内容也完全体现的是想要证明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个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从书证与证人所证明的内容中完全可以排除上诉人宋淑娥与中新城市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3.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增加诉讼请求，在增加诉讼请求的表述及上诉人宋淑娥在庭审中的表述可以知道，上诉人宋淑娥是自认为与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宋淑娥是认为其与黄贺之间合伙“以中新城市公司名义”进行了涉案的项目，那么从上诉人宋淑娥自认的表述来看，上诉人宋淑娥与中新城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4.上诉人宋淑娥与中新城市公司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宋淑娥虽主张“与黄贺之间是以中新城市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进行涉案项目”,但是对于这一主张上诉人宋淑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首先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贺曾作出过要以中新城市公司名义进行涉案项目的意思表示。第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新城市公司认可了“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个人合伙并以中新城市公司名义进行工程”,故本案中上诉人宋淑娥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5.本案中的项目是中新城市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并且投资履行合同，所有的行为均是公司行为，上诉人宋淑娥所主张的与黄贺合伙“以中新城市公司名义”进行了涉案的项目，其主张在法律上不从属于任何一种法律关系，上诉人宋淑娥与中新城市公司之间没有建立任何法律关系，至于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是否合伙是否共同占有中新城市公司股份那是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个人之间的争议，与中新城市公司不具有任何关联性，而上诉人宋淑娥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分配利润或返还合伙出资等等诉讼请求，也是上诉人宋淑娥与黄贺之间的争议，与中新城市公司无关，中新城市公司作为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新城市公司与上诉人宋淑娥之间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中新城市公司因涉案项目所获得的利益均属于公司的收益，至于公司收益是否分配给股东以及分配多少给股东、多少作为公司的资本等等问题，这是需要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通过法定程序而进行的，上诉人宋淑娥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求中新城市公司给上诉人宋淑娥支付任何款项。宋淑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对宋淑娥与黄贺、中新城市公司的合作经营进行清算，并判令黄贺、中新城市公司共同向宋淑娥支付投资款和经营利润，暂定：400万元；2.诉讼费用由黄贺、中新城市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日，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与中新城市公司签订《加工、采购合同》，约定：“买方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以下简称甲方），卖方中新城市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第一条、名称、细目、规格和价格，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加工符合敦白客专要求的A、B组料，其数量以甲方从乙方加工场地运出的合格加工成品料的实际数量为准。弱冻胀AB组料，暂定100,000立方米，单价25.95元，不含税暂定总额2,595,000元；AB组料，暂定100,000立方米，单价20.95元，不含税暂定总额2,095,000元；未加工原料，暂定100,000立方米，单价10元，不含税暂定总额100,000元，以上不含税合计5,690,000元。以上单价包含原料费、装车费、劳务、机械、设备、机具、材料、周转材料、易耗品、小型材料、辅助材料、水电费用及所有措施、利润等全部费用，为乙方已充分考虑各类风险因素的综合单价。甲方负责加工场地的提供和乙方运输标的物到甲方指定地点的运输费用。未加工原料从吉林省安图县刘生店钼矿乙方矿区内运输至刘生店林场2#桥甲方AB料加工厂内，运输距离为7公里；AB组料从吉林省安图县刘生店钼矿乙方矿区内运输到甲方指定地点，以经双方确认实际发生距离为准。运输单价构成，未加工原料运输单价为1公里内每立方米2.9元，每增加1公里每立方单价增加1元。AB组料和弱冻胀AB组料运输单价为1公里以每立方单价为2.9元，每增加1公里每立方单价增加0.8元（运输单价不含税，乙方负责柴油及附属油、司机工资、保险、车辆维修等所有费用）。乙方须按照甲方要求提供3%增值税专用金由甲方承担。每月20日至次月20日为一个结算周期，结算数量以双方现场签认的乙方加工好的合格成品料单据数量为准，签收单据若在结算周期中未结算，转至下期结算，等内容，甲方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盖章、负责人高峰签名，乙方中新（白山）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盖章、负责人黄贺签名”。黄贺系中新城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中新城市公司在安图县刘生店钼矿区为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加工、运输材料，宋淑娥对该项目进行资金投入并参与经营。宋淑娥在参与涉案项目经营时，参与了该项目的账目管理，先行由郭立新担任会计，2019年10月份由魏茂洲接任郭立新担任会计，该项目从2019年3月至12月的部分账目在宋淑娥处。2019年中新城市公司为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加工、运输材料的项目部分进行结算，但全部项目尚未结算完毕。宋淑娥与黄贺之间存在个人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宋淑娥主张和黄贺存在合伙关系，提供的合作协议书系复印件，不能提供原件，且合作协议复印件中黄贺的签名存在与其他证据中黄贺签名影对一致的情况，本院对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宋淑娥与黄贺之间应属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个人合伙，是指两人以上的公民按约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行为或组织形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的规定，宋淑娥在具备投入资金、参与经营的条件下，还应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才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宋淑娥提供的四位证人有郭立新、孙杰、杨波、魏茂洲，其中证人郭立新称合作协议是其本人起草宋淑娥和黄贺签名，因该份合作协议书未能提供原件，其中黄贺的签名与其他证据中签名存在影对一致的情况，本院对郭立新证明宋淑娥与黄贺合伙的证言不予采信。证人孙杰不清楚宋淑娥与黄贺之间的关系。证人杨波、魏茂洲称听黄贺说过其与宋淑娥合伙经营涉案项目，并不清楚合伙事项如何约定，二人的工资系宋淑娥支付，且二人均系宋淑娥丈夫的下属同事，该两位证人应当与宋淑娥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该二人证明宋淑娥与黄贺存在合伙关系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宋淑娥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宋淑娥要求确认其与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2019年3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宋淑娥与黄贺合伙以中新（白山）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向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的新建敦化至白河铁路DBSG-2标段项目供应和运输材料；要求对宋淑娥与黄贺、中新城市公司的合作经营进行清算，并判令黄贺、中新城市公司共同向宋淑娥支付投资款和经营利润，从宋淑娥起诉之日要求黄贺、中新城市公司支付应付款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箅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宋淑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宋淑娥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宋淑娥提供的“合作协议书”复印件记载：今有宋淑娥、黄贺共同投资经营刘生店石料厂，共同聘请郭立新为会计管理账目，本着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原则，工地用油由宋淑娥供应。投资人：宋淑娥黄贺2019年3月24日。刘生店石料厂属于中新城市公司。郭立新出庭证明郭立新系黄贺朋友，中新城市公司雇佣管理账目，其出庭证明“合作协议”是其起草，为宋淑娥、黄贺管理合伙事宜的账目，同时对宋淑娥、黄贺投入情况进行了说明，同时证明宋淑娥与黄贺利润比例为平分。魏茂洲出庭证明其与宋淑娥、黄贺是朋友关系，给案涉项目做会计工作。法官问：证人陈述一下你出庭想证明的事实？魏茂洲：1.证明宋淑娥与黄贺是合伙关系干涉案项目；2.在工程项目中，宋淑娥投资。法官问：证人你是如何知道宋淑娥、黄贺是合伙关系的？宋淑娥与黄贺有合伙协议，我2019年10月初见过合伙协议的复印件，宋淑娥找我去当会计，我问过黄贺是否同意我做会计，他说同意。在我去之前，他们记的是流水账，数额挺大，黄贺说过流水账都是宋淑娥记的，黄贺也都承认宋淑娥记的流水账，如果他不承认，我也不会去做会计。黄贺与我说过，他与宋淑娥是合伙关系。宋淑娥投资了大概400多万元，以账面记录的为准。我是2019年10月初开始做的会计，但是账目核算内容是从2019年3月份一直做到2019年12月份，我今天把账本（宋淑娥提交的证据4）带来了。同时证明黄贺投资的数额我记不住，账本上有，以账本上的为准。黄贺投资数是在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3月投资的，2019年3月至2019年12月是原告投资的，原告投资的421万元，大部分投资的是工资、伙食费、固定资产、翻斗车等。2020年12月8日一审法院庭审中法官向黄贺询问中新城市公司和敦白客专项目部是否结算完毕？黄贺称：“没有结算，因为有一部分账目在宋淑娥那，所以无法结算。”宋淑娥称：“工程没有结算完毕，是因为当时签订合同的单价与项目部结算给我们的单价不符，所以无法结算，还有是因为黄贺不承认合伙关系，所以我无法以个人名义去结算，因为签合同是黄贺公司的名义。”2014年3月24日，黄贺向宋淑娥出具一份欠条，内容为：“今欠老宋淑娥2018年刘生店加工石料油款玖万伍仟元，加上现金叁万元（30000）税款肆仟捌佰零伍元，以上总合计欠款壹拾叁万元正说明（此款不为投资款）欠款人：黄贺。中新城市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本院认为：宋淑娥的诉请求为对宋淑娥与黄贺、中新城市公司的合作经营进行清算，并判令黄贺、中新城市公司共同向宋淑娥支付投资款和经营利润，暂定400万元。该请求首先应确定双方的关系是否为合伙关系，才能对合作期间的经营进行清算。关于宋淑娥与黄贺、中新城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首先，郭立新系宋淑娥、黄贺共同聘用的账目管理人，魏茂洲亦系由宋淑娥聘用经黄贺同意账目管理会计，其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关联，能够客观的反映其亲临经历所发生的事实，故二证人证言应予采信。根据宋淑娥提供的投资证据以及郭立新、魏茂洲证明的事实、黄贺自认其与“敦白客专项目部”没有结算，是因为有一部分账目在宋淑娥那，所以无法结算而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宋淑娥对中新城市公司与辽宁地质工程勘察施工集团公司敦白客专项目部签订《加工、采购合同》约定的项目已进行了投资和账目管理并参与了经营；其次，黄贺于2014年3月24日向宋淑娥出具一份欠条，欠条中注明（此款不为投资款），间接证明宋淑娥对工程进行了投资；第三，一审法院确认“合作协议书”中黄贺的签名与其他证据中签名存在影对一致的情况，因无鉴定部门确认，而认定黄贺在“合作协议书”签名与其他证据中签名存在影对一致缺乏事实依据。第四，黄贺主张其与宋淑娥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虽宋淑娥提供的“合作协议书”为复印件，但根据查明的上述事实与“合作协议书”内容相互印证，能够确认该“合作协议书”是真实存在，本院对“合作协议书”予以采纳。刘生店石料厂属于中新城市公司，“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宋淑娥黄贺共同投资经营刘生店石料厂，黄贺系中新城市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宋淑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应是代表中新城市公司，宋淑娥与中新城市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合伙法律关系基本特征，应认定双方为合伙法律关系，因此宋淑娥主张其与中新城市公司之间为合伙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其与黄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合伙人应对合伙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中新城市公司与“敦白客专项目部”未结算完毕，盈亏尚不明确，故本院对宋淑娥请求对其与黄贺、中新城市公司的合作经营进行清算，并判令黄贺、中新城市公司共同向宋淑娥支付投资款和经营利润，暂定400万元无事实依据，宋淑娥待涉案工程结算后，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宋淑娥主张其与中新城市公司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关系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宋淑娥主张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宋淑娥已预交），由宋淑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 玉审判员 池东波审判员 秦承兰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裴夕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