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10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某，女，196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磐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怀球，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双，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女，195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某1，男，197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上列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涛，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丽雯，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某，因与被上诉人夏某、薛某1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14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侯某自2012年5月通过劳务中介与薛某3签订保姆服务合同后，即开始为薛某3提供长达83个月的劳务服务。薛某3虽仅支付初始两月的服务费，但许诺待其房屋拆迁取得拆迁款后支付拖欠的服务费及利息，并在2019年7月1日出具欠条，称当年10月1日还清欠款本息。一审判决对侯某自2012年6月始为薛某3提供雇佣劳动服务的事实不予认定，属查明事实不清，应予纠正。夏某、薛某1辩称，不同意侯某的上诉请求。按照侯某的描述，其在2012年与薛某3认识，仅收到薛某3两个月的雇佣费后，即抛弃丈夫、儿子跟随薛某3来到上海，无怨无悔照顾薛某3，期间薛某3共计结欠劳务费539,500元。侯某所述的行为有违常情，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侯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夏某、薛某1偿付薛某3所欠侯某服务费人民币539,500元（以下币种同）;2.判令夏某、薛某1支付违约金75,300元（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6月18日止共计251天，按每天300元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某系薛某3配偶，薛某1系薛某3与夏某独生子。薛某3于2019年11月28日去世，薛某3的父母薛某2、朱某均先于薛某3去世。2019年9月30日，侯某诉至一审法院【案号（2020）沪0112民初600号】，要求薛某3支付拖欠的服务费539,500元（侯某在诉状中称：其刚开始照顾薛某3时，薛某3有厂房出租，后来面临拆迁，没有了经济来源，薛某3述称拆迁了就很有钱，不会拖欠侯某的钱，结果从2012年拖到2018年7月份才拆迁。薛某3拿到拆迁款，也没有支付拖欠的服务费）。后因薛某3于2019年11月28日死亡，侯某于2020年1月31日撤回了上述案件的诉请。薛某3曾于2019年5月14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夏某离婚【案号（2019）沪0112民初24163号】，后于2019年7月12日撤回起诉（薛某3在诉状中并未提及侯某）。一审审理中，侯某述称：1.其于2012年5月30日与薛某3签订服务合同后，就住到了薛某3在廊坊高铁站东侧小区单独租住的房屋中，直至2012年10月1日随薛某3返沪。因薛某3称家里房屋即将拆迁、拆迁后会支付侯某费用，侯某确认拆迁事宜属实后即随薛某3先后居住在薛某3租住和拆迁取得的房屋内，长期负责给薛某3洗衣、做饭、照顾生活甚至陪同上访等，但薛某3未再支付过护理费，拖欠至今。2.庭审中侯某先是述称其为薛某3担任护工至2019年7月1日欠条出具时（之后去了永康城一家业主家做护工），后又述称于2019年9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诉状起诉薛某3时搬离了和薛某3共同居住的XX村XX号XX室房屋。3.自2012年8、9月起，薛某3因没有了经济来源，所有的日常生活开支都是向侯某借款，包括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购买家电、上访、旅游、聘请律师等，金额累计260,000元。夏某、薛某1知晓薛某3雇佣侯某的事情，薛某3在雇佣侯某前已与夏某分居11年，夏某在薛某3与侯某共同生活期间以及薛某3住院期间曾来看过薛某3。4.侯某在薛某3拿到拆迁款后曾多次催讨服务费，但薛某3一直推脱，称钱款都在夏某、薛某1处。夏某、薛某1辩称：1.2011年底廊坊的最低工资为1,100多元，侯某陈述的每月6,500元的护工费过高，不合情理。2.侯某与薛某3系非婚同居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二人长期在外共同生活。3、薛某3去世后没有遗产，位于XX镇XX村****的农村宅基地房屋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动迁协议，被安置人为夏某、薛某1、薛某3及薛某3的母亲（已去世），动迁款149万元左右，购买三套动迁房后，剩余23万元左右。三套动迁房均已拿到，但尚未办理产证，故薛某3的遗产的继承尚未开始。侯某提交的证据2（欠条）的内容为“欠条本人薛某3（身份证号：XXXXXXXXXX********）欠侯某（身份证号：XXXXXXXXXX********）保姆费人民币伍拾叁万玖仟伍佰元整（￥539500元）（从2012年8月1日到2019年7月1日，共计83个月。每月6500元）。本人答应于2019年10月1日前还清，如到期未还，按300元/天支付违约金。双方约定，如出现纠纷，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由欠款人承担。欠款人：薛某3（手印）”（欠条内容中除署名处的薛某3签名为手写的以外，其余文字均为打印，一审法院注）。夏某、薛某1对欠条中薛某3的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未在规定期限内申请鉴定。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责任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本案中，夏某、薛某1为薛某3遗产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故对于薛某3的债务，应在继承薛某3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侯某述称其经月嫂中心介绍与薛某3签订服务合同，按每月6,500元的费用护理薛某3，但未提供服务合同等直接证据，也未提供该月嫂中心的联系方式，该月嫂中心也无任何工作人员或出具相关证据证明该事实，也未查询到该月嫂中心的工商登记信息。侯某述称薛某3曾支付过2012年6、7两个月的服务费，但无任何证据证明。侯某述称自2012年至2019年的护理费均为6,500元/月，也不符合一般市场规律。加之侯某在一审庭审中述称其护理薛某3至2019年7月1日，随后又述称于2019年9月3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薛某3后才搬离与薛某3共同居住的房屋，也存在矛盾。根据证据规则，对侯某提交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欠条是否确为薛某3本人签字和捺印并无直接证据证实。庭审中侯某述称该欠条系其打印后由薛某3签字捺印，但对欠条形成过程的陈述较为简单，也无其他人员佐证，故即使该签字和捺印均真实，薛某3系在何种情况下签字和捺印难以确定。欠条中载明薛某3承诺在三个月内支付侯某539,500元，但无任何证据证明薛某3在欠条出具后曾向侯某支付或部分支付了侯某述称的服务费。不能仅仅依据该欠条即认定薛某3拖欠侯某服务费539,500元。证人王某、张海萍实际并未见证薛某3在月嫂中心聘请护工的过程，日常生活与薛某3的联系也不密切，对侯某提交的书面证明形成过程的陈述也存在矛盾，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有限。证人王某陈述2012年5月30日当天和随后几天侯某并未跟随薛某3回到住处和上访，与侯某本人的陈述也不一致。根据侯某提交的录音2的谈话涉及的内容，首先，难以确定录音中男方的身份；其次，录音中男声对女声所谈及的“当时……最起码要6,500元钱”等内容，仅是给予简单的“嗯、啊、好的”等回应，录音中再无其他内容，并不足以证明侯某所述薛某3拖欠其83个月服务费539,500元的事实。侯某与薛某3非亲非故，男女有别。根据侯某的陈述，其在2012年10月1日刚认识薛某3几个月的情况下，因薛某3拖欠其2个月的服务费、确有拆迁之实和作出拆迁后支付服务费的承诺，即随薛某3从廊坊来到上海，并进而长期在外租房共同居住护理照顾薛某3达数年之久，且期间薛某3未再支付任何护理费，不符合常理。即使侯某确与薛某3在沪共同居住生活多年，但双方因何原因共同居住生活存在争议。侯某诉称系因与薛某3之间的雇佣关系和居家护理薛某3的需要，夏某、薛某1则辩称系因双方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均未提供充分证据。在此情况下，也并不能仅因为侯某与薛某3存在长期共同居住生活的事实，即认定侯某诉称的薛某3以每月6,500元的费用雇佣侯某担任护工，以及薛某3拖欠其大额服务费的事实。侯某诉称其在薛某3长期、大额拖欠其服务费的情况下还多次向薛某3出借钱款用于薛某3的日常生活开支等，对此，首先无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其次这与一般的护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有明显区别，不符合常理。侯某诉称薛某3在与其共同生活的后期取得了大额的拆迁补偿和行政赔偿款，但薛某3在此情况下仍未支付(或部分支付)拖欠多年的护理费，也难以印证侯某诉称的薛某3拖欠其大额服务费的事实。根据现有证据，尚难以认定侯某诉称的薛某3拖欠其大额服务费的事实，其诉请难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侯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48元，减半收取4,974元，由侯某负担。二审中，侯某提供本市浦东公安分局浦锦路派出所案件接报单及其与案外人通话录音作为二审新证据，证明其诉称的薛某3欠其保姆费的事实。夏某、薛某1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同时表示上述材料不符合法定新证据的条件。本院认为，侯某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侯某与薛某3间存在雇佣关系，不确认为二审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侯某与薛某3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侯某诉称其与薛某3系在薛某3赴京上访时，在廊坊的中介机构签订雇佣服务合同，但侯某未能提供该服务合同，而是以薛某3生前出具的拖欠服务费的欠条作为双方间成立雇佣关系的凭证，并以薛某3生前友人的证人证言证明其与薛某3在中介机构签订了服务合同。虽然现行法律对服务合同的形式未作明确规定，但侯某已诉称是在中介机构与薛某3签订服务合同，则排除了双方间成立口头合同的可能。侯某未能提供在中介机构参与下与薛某3签订的服务合同，导致其主张的与薛某3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没有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再者，侯某的两名证人实际并未见证侯某与薛某3在中介机构签约，不能证明侯某与薛某3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一审判决从服务费的数额、支付情况、欠条内容的合理性、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侯某主张的雇佣关系作了否定性评判结论，合情合理合法，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侯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948元，由上诉人侯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单文林审判员  朱雁军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仇佳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