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10124号原告：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路44号507室。法定代表人：麦汉浦，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丽芳，广东富來之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瑞路2号。法定代表人：彭兵。管理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梁彬。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瑞路2号。法定代表人：纪学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黄埔开发公司)与被告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帆公司)、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埔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丽芳，被告启帆公司和国机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埔开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启帆公司向黄埔开发公司支付货款532567.47元；2.判令启帆公司向黄埔开发公司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LPR上浮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3.国机公司对启帆公司上述一、二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黄埔开发公司与启帆公司之间系长期合伙关系。2018年6月起，黄埔开发公司与启帆公司多次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约定由启帆公司向黄埔开发公司采购航空插头等产品。付款方式为月结30天，银行承兑。货款以实际交货数量及金额确定。2020年7月8日，启帆公司向黄埔开发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确认截止至2020年5月31日止，启帆公司尚欠黄埔开发公司采购货款254720.01元(该金额仅为已开票未收款金额)。2020年7月28日，经黄埔开发公司多次催告，启帆公司员工通过微信向黄埔开发公司发出对账资料，载明“已开票未收款金额合计254720.01元”、“已对账未开票金额合计277847.46元”，至2020年6月未收款金额为532567.47元。然截至黄埔开发公司起诉之日，启帆公司始终未能依约向黄埔开发公司支付货款。经黄埔开发公司查询，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系关联公司，国机公司独资控股的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系持有启帆公司56.33%股权的最大股东，国机公司的股东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亦曾是启帆公司的股东，且二者经营场所、原法定代表人（黄兴）、联系人、对外签订的买卖合同格式内容（启帆公司《采购合同》页眉处明确标示“国机集团”字样）及合同指定收货地点、收货人均一致，此外二者经营范围、主要管理人员亦存在混同。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裁判要点：1.关联公司的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的，构成人格混同。2.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国机公司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启帆公司辩称：一、价值20000元的两套升降台未送货，黄埔开发公司无权请求启帆公司支付该部分货款。1、根据《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送货单》（190424001），两套升降台在送货单中被删除，启帆公司从未收到过两套升降台设备；同时，黄埔开发公司并未提供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完整聊天记录，黄埔开发公司的负责人也承认了价值20000元的两套升降台并未交接的事实。2、对比黄埔开发公司提供的《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对账明细》与《GJ：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入仓单》（20190521020、20190611015、20190625005），可以看出三份入仓单统计的设备合计金额与启帆公司提供的《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对账明细》中的对账金额相符合，而《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对账明细》所统计已对账未开票金额合计为257847.46元，合计为512567.47元，与黄埔开发公司诉求的575218.58元货款恰好相差了升降台的货款20000元。因此，黄埔开发公司对货款的计算错误，其无权请求启帆公司支付该部分货款。二、黄埔开发公司违约金计算基数有误，且计算方式无事实依据。1、根据案涉八份《采购合同》，黄埔开发公司与启帆公司并未约定延迟付款需支付利息的条款，也并未约定需方须支付违约金与赔偿金。2、根据黄埔开发公司提供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明细》，黄埔开发公司将两台未发货升降台的20000元货款作为基数计算了违约金，在违约金基数有误的情况下，违约金的计算同样存在错误。因此，黄埔开发公司对于违约金的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启帆公司认为黄埔开发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启帆公司不同意黄埔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请依法予以驳回。国机公司辩称：一、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不存在人员混同。黄埔开发公司诉称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主要管理人员、买卖合同约定的联系人、收货人存在混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虽然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都是黄兴，但国机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纪学成，启帆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彭兵，并不能证明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存在人员混同。2、根据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签订的《口罩机项目行政管理服务合同》，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因口罩机合作项目，约定由启帆公司提供行政管理服务，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行政事务管理、后勤保障及防疫管理，并由国机公司向启帆公司支付了1804453.46元服务费；同时，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签订的《设备安装合同》也约定了2020年4月至7月期间，国机公司委托启帆公司安装、调试、测试口罩机，国机公司向启帆公司支付劳务人员人工费、派驻现场人工费用。而国机公司和启帆公司向黄埔开发公司采购的设备零件等全部用于口罩机项目，因此将购销合同中的收货人与联系人约定为负责口罩机项目的相关人员合情合理。3、根据《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劳动合同》，黄艳萍与余飞龙是与启帆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并未与国机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黄艳萍与余飞龙只是因国机公司和启帆公司之间合作开发口罩机项目而被安排为临时的该项目相关购销合同的联系人及收货人。4、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申字第3316号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美达商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等租赁合同纠纷案中认为：尽管两公司人员存在交叉任职，以及两公司之间在财务上互有资金拆借情形，但不能因此认定两公司是存在人格混同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244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青海水泥厂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认为：盐湖股份公司是盐湖新域公司的控股股东，盐湖新域公司是青海水泥公司的控股股东，盐湖股份公司通过盐湖新域公司间接控股青海水泥公司，对青海水泥公司等企业的统一管理，可以是基于股权法律关系，通过行使股权来实现，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一体化管理必然会导致子公司丧失独立法人人格。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申字第2149号河北中电开利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认为：上海博恩对江苏博恩虽然具有控股关系，但并没有证据表明江苏博恩丧失独立意志表示能力。上海博恩与江苏博恩的董事、监事交叉任职及财务人员双重任职，并非为法律所禁止，其亦不足以构成认定二者法人人格混同的根据。国机公司是启帆公司的上级公司，基于股权关系和项目合作关系，实施一体化管理，即使两个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和项目人员存在交叉，并非为法律所禁止，也不会导致启帆公司丧失法人独立人格，从而导致人员混同。综上，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并不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况，黄埔开发公司认为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存在人员混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不存在业务混同。1、根据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国机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机器人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工业机器人制造；机器人销售；机器人系统生产；机器人系统技术服务；智能机器系统生产；智能机器系统技术服务；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机械技术咨询、交流服务；机械技术开发服务；电气机械检测服务；机动车性能检验服务；电子产品检测；化工产品检测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而启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工业机器人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机械设备租赁；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通用机械设备销售。两公司几十项经营范围中只有三项相同，并不能被认定为“经营范围重合”。2、根据启帆公司与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编号：96010020201090010F），启帆公司于广州市开发区田园路97号内自编3号厂房是向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租赁的；同时，根据启帆公司与广州中机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启帆公司的注册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瑞路2号也是启帆公司向广州中机实业有限公司租赁的。上述地址均非启帆公司从国机公司处租赁。《广州市商事登记暂行办法》（市政府令第102号）第十五条规定：“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商事主体，可将同一地址作为本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登记：(一)有投资关联关系的企业；(二)在区、县级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工业园、科技园等专业园区内的企业。”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将同一地址作为注册地址合法合规，并不能因此认定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的经营场所存在混同。3、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民二终字第66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等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案中认为：虽然上述公司在经营场所、经营范围、高管任职等方面确实存在时间或者空间上交叉的情形，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若干外在表征，但上述外在表征尚不足以证实上述公司在财产、组织机构、业务等方面存在持续的重叠情形，更不足以证实上述外在表征与长城资产公司所主张的高压开关公司丧失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资格的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因此，长城资产公司关于上述公司人格混同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519号湖南宏欣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鑫都大酒店有限公司等物权保护纠纷案中认为：仅从法定代表人和注册地址的同一不能否认二者的独立人格地位，电力公司仅仅是鑫都公司五名股东之一，并不能以此认定鑫都公司与电力公司主体混同。至于鑫都公司与电力公司之间的租金、债权债务、担保等往来，并不能达到认定二者人格混同的程度。综上所述，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营业范围少量重合、注册地址同一均为法律所禁止，并不能否认二者的独立人格地位，二者并不存在业务混同的情况，黄埔开发公司认为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存在业务混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1、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虽然为关联公司，但实际上并非直接持股关系，也并非母子公司关系，双方都是独立的法人主体。2、根据《设备安装工程合同》、《口罩机项目行政管理服务合同》以及黄埔开发公司提供的案涉《采购合同》与《购销合同》，可知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仅为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债权债务明确，财产各自独立，各自作为独立的法人对外签订合同。而且黄埔开发公司与启帆公司之间的对账明细也证明了启帆公司的财产独立，并未与国机公司的财产构成混同。3、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2011号七台河宝泰隆圣迈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营口市大洋石化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认为：公司独立财产是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审查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重要标准是审查是否存在人员混同、经营混同及财产混同，其中核心是财产混同。如两公司之间财产混同，无法区分，失去独立人格，则构成人格混同，对外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反之，如两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不存在混同，则对外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宝泰隆公司在原审中所提供证据仅证明了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签订时大洋公司与华威公司股东及管理人员存在交叉，但并未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宝泰隆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二终字第85号三亚嘉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认为：在债权人用以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证据令人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下，将没有滥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诉股东。但上述举证责任调整的前提，应是作为黄埔开发公司方的债权人已举出盖然性的证据证明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了损害的结果，而不是当然的举证责任倒置。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之间法人主体地位独立，财产相互独立，财务人员互不相同，黄埔开发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之间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侵害黄埔开发公司的行为，故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并不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黄埔开发公司认为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国机公司认为黄埔开发公司提出的要求国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国机公司不同意黄埔开发公司该诉讼请求，请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黄埔开发公司与启帆公司在2019年3至5月份期间签订了数份《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启帆公司向黄埔开发公司采购航空插头等产品，付款方式为月结30天，银行承兑。2020年7月8日，启帆公司通过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向黄埔开发公司发出了一份《企业询证函》，该函确认截止2020年5月31日启帆公司尚欠黄埔开发公司货款254720.01元，如有不符，请黄埔开发公司在“数据不符”处列明不符金额。黄埔开发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回复该询证函时，注明：截止2020年5月31日，已开票金额254720.01元，截止2020年5月31日，未开票金额277847.46元，需询证未开票金额277847.46元。2020年7月28日，启帆公司的采购人员黄燕萍向黄埔开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微信名“淳雄陈生”)发送了一份《黄埔科技-启帆工业对账明细》，明细显示：截至2019年6月份，已开票未收款金额合计254720.01元，已对账未开票金额合计277847.46元。其中，2019年4月份对账金额为20000元一栏备注“升降台，要单独开票”。黄埔开发公司和启帆公司均提供了2019年4月24日的《送货单》(№190424001)，该送货单显示送货两批物料，序号1为2套升降台，序号2为200米线槽，均在数量处打了“√”，又用红笔将序号1升降机这一行划掉，备注：“固定资产单独开送货单，4.24”，同时又打了一个纵跨序号1和2的大大的红“√”，并备注纵跨序号1和2的大大的红字“已入”。该送货单的经手人栏处有“余兆龙”的签名。黄埔开发公司对该证据的解释是：合同指定收货人余飞龙已确认收到2套升降台，并按照习惯在数量处打勾确认，事后启帆公司单方用红色笔在其自己持有的第二联送货单中划掉2套升降台部分，并备注固定资产单独开送货单。可见，两套升降台已实际送达；此外，根据启帆公司所提交的证据2双方从始至终仅对两套升降台没有对账单进行沟通，无人表示两套升降台未送达，且启帆公司最终向黄埔开发公司发出的对账资料中的对账明细也确认了两套升降台已送达的事实。启帆公司则表示，收货人并未对该升降台予以签收。庭审中，本院询问余飞龙是否还在启帆公司上班。启帆公司确认在其公司上班。本院要求启帆公司让余飞龙庭后5个工作日内联系法庭并接受法庭询问。庭后，启帆公司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表示经手人余飞龙2020年7月已离职，经启帆公司询问，余飞龙因时间较长已记不清楚升降台的送货情况。本院认为，首先，启帆公司庭审中确认余飞龙在其公司上班，庭后又表示，余飞龙已离职，显然，启帆公司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其次，从《送货单》的记载来看，升降台数量处已打了“√”，并有经手人余兆龙的签名确认，而红色笔迹的形成显然应在打了“√”之后，且备注只是表示要单独开送货单，而不是单独送货或另行送货，也没有否认收到货，同时，大大的红“√”及红字“已入”均纵跨序号1和2，应是指序号1和2的货物已入库，综上分析，本院认定启帆公司已收到了2套升降台。黄埔开发公司主张启帆公司和国机公司存在公司人格混同的理由如下：一、经营场所混同。1、两被告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完全一致；2、两被告实际上存在共用经营场所的事实，两公司使用同一办公室召开股东会、董事会；二、股东存在关联。启帆公司大股东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系由国机公司独资设立的，启帆公司股东陈盛花将其持有的18.34%的股权出质给国机公司，2020年4月24日前启帆公司原股东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同时也是国机公司的股东。三、人员混同。1、两被告主要人员存在多处混同且均担任重要职位；例如，2020年1月20日之前，黄埔开发公司与启帆公司交易进行的时候，黄兴同时是启帆公司、国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根据黄埔开发公司与启帆公司、国机公司的购销合同，两被告在普通员工上也存在混同，已知有余飞龙和黄燕萍。购销合同中，两被告均指定收货人余飞龙；黄埔开发公司与两被告业务来往的对接人都是黄燕萍。四、经营范围。虽然两被告公司经营范围不完全混合，但国机公司的主营业务几乎包含启帆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是机器人的制造、货物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五、双方对外的购销合同格式内容均大致相同。启帆公司的购销合同中明确标注了国机集团字样以及国机公司的商标。六、国机公司提交的证据4，国机公司独资设立的广州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可以直接从启帆公司的账户中划扣款项，而广州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国机公司独资设立的一人公司，黄埔开发公司合理怀疑两被告之间存在财务混同。启帆公司确认黄埔开发公司所述的上述事实的真实性，但认为不完整，黄埔开发公司证据第6-12页5份购销合同，购销合同收货人为谭洪波，与黄埔开发公司说收货人均是余飞龙不符，只是小部分，启帆公司的采购合同约定的收款账号是启帆公司的，国机公司的采购合同约定的收款账号的国机公司的。国机公司为证明其与启帆公司不存在公司人格混同，提供了如下证据：1.《口罩机项目行政管理服务合同》（编号：KZJ20200428）；2.六份《设备安装工程合同》；3.黄艳萍、余飞龙的《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劳动合同》；4.《场地租赁合同》（编号：960100202001090010F）；5.《房屋租赁合同》（编号：9601002201712110001F）。黄埔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三性”不予确认，从两被告的经营范围来看，国机公司的主营业务包含各种检测服务，而启帆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含检测服务，但根据国机公司提交的设备安装合同，其委托启帆公司负责的业务主要就是安装、调试、检测口罩机，这一委托事项不符合常理；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内容不予确认，我方认为两被告属于人员混同；证据4“三性”不予确认，启帆公司的注册地址与合同约定的租赁地不一致，即使合同是真实的，出租人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国机公司独资设立的一人公司，且根据合同内容，双方约定付款方式为由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财务于每月20日前从启帆公司的账户自行划扣。可见，启帆公司与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存在财务混同；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出租人广州中机实业有限公司同样是国机公司独资设立的一人公司，且根据黄埔开发公司提供的证据两被告事实上存在经营场所混同的情况。本院经审查，《口罩机项目行政管理服务合同》的有效期为2020年2月5日至5月20日，而合同签订日期为2020年8月13日；六份《设备安装工程合同》的当事人为国机公司和启帆公司，由国机公司委托启帆公司安装调试口罩机，合同约定了签定项目、工程总额、结算时间、验收标准及纠纷解决方式。六份合同除合同价款、签订时间、履行期间、价款不一样外，其他内容一样，其中，4份合同的落款时间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之后，另外2份合同的落款时间是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合同内容比较简单，具体的权利义务范围不明确；《场地租赁合同》（编号：960100202001090010F）的出租方为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承租方为启帆公司，租赁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每月租金和管理费为406196元，启帆公司同意合同约定的固定费用由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财务于每月20日前从启帆公司的账户中自行划扣，合同约定的变动费用由双方在约定时间内核对签字后，由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财务从启帆公司的账户中自行划扣，启帆公司在约定时间内没有核对签字确定的，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有权按上月数额从被告账户中划扣相应费用。启帆公司和国机公司的住所地均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瑞路2号；国机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16日，股东有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汇垠智旋投资合伙企业、国机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纪学成（董事长），董事有杨鸿雁、赵兵、罗继伟、李珀、梁彬、彭兵（兼总经理），监事有谭海林、林本宏、乔俊冰；启帆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20日，股东有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华新科智造技术有限公司、陈盛花、蔡贤能、丘燕娜、吴任，法定代表人为彭兵（董事长），董事有梁彬（兼总经理）、黄兴、丘燕娜、张红烨、陈盛花、何和智，监事为谢发富；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启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6.33%；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国机公司的独资子公司；启帆公司2020年7月24日的《2020年股东会决议》显示，启帆公司的股东会是在国机公司主楼409B会议室召开，由彭兵主持，国机公司2019年12月26日的《一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也是在上述会议室召开，并由彭兵董事主持；启帆公司2020年4月24日之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兴，之后变更为彭兵，国机公司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法定代表人为黄兴，之后变更为纪学成。2021年1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粤01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启帆公司的重整申请。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黄埔开发公司是否已向启帆公司交付了2套升降台；2.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是否人格混同。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进行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前述，本院已论述并认定启帆公司已收取了2套升降台，此处不再赘述。该2套升降台的价格为20000元，被告抗辩称黄埔开发公司请求的货款532567.47元中应扣减20000元的升降台费用，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付款方式为月结30天，而上述货款为2019年6月份之前的货款，故应付款的时间应为2019年7月30日前，现黄埔开发公司请求启帆公司支付上述货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现黄埔开发公司请求被告支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应为2019年8月20日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25%上浮50%，即年利率6.375%（4.25%×1.5）。因2021年1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启帆公司的重整申请，故逾期利息应计算至2021年1月25日止，计得48740.87元（532567.47元×6.375%÷365天×524天）。黄埔开发公司请求逾期利息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该条的规定，法人人格混同（或法人人格形骸化）是指股东与公司之间资产不分、人事交叉、业务相同，与其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分清是与股东还是与公司进行交易。法人人格混同包括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人事混同，其中最重要的是财产混同。本案中，国机公司本身并非启帆公司的股东，国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控股启帆公司，该事实表明，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仅是关联公司。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办公场所相同、个别董事交叉任职和部分业务范围相同，这些情形并非为法律所禁止。根据现有的证据，尚不能认定启帆公司与国机公司存在财产混同。分析如下：首先,黄埔开发公司在与启帆公司和国机公司交易的过程中，均清晰知道其交易对象为谁，没有证据显示国机公司和启帆公司在与黄埔开发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时，款项支付混同，无法区分;其次，启帆公司与国机公司之间亦存在正常的交易，且国机公司已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均有各自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说明二者之间的财务是独立的。综上分析，国机公司与启帆公司虽然在经营场所、经营范围、高管任职等方面存在法人人格混同的若干外在表征，但尚不足以认定二者达到人格混同的程度，因此，不能否认二者的独立人格地位。黄埔开发公司以法人人格混同为由主张国机公司对启帆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支付货款532567.4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48740.87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52元，由被告广州启帆工业机器人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广州市黄埔区科技开发总公司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桂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异法官助理陈丹娜书记员龙焰桦附：申请执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