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16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秀菊，女，1965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华（系董秀菊丈夫），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龙，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鑫业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秋红，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凤丽，女，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刚，山东鲁中环宇（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庆霞，女，198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全加，男，1970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长立，男，196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董秀菊因与被上诉人济南鑫业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业公司）、倪庆霞、王凤丽、张全加、周长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7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秀菊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7民初1200号民事判决书；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3.本案诉讼费费用由鑫业公司、倪庆霞、王凤丽、张全加、周长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证不清，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存在多处错误。1、关于董秀菊与鑫业公司租赁合同何时到期的问题，在一审中均认可其是由王凤丽与周长立合伙经营，二人均系鑫业公司的股东。董秀菊与二人自2014年形成事实租赁关系，双方对租金及交费期限等均作了约定，鑫业公司自行承担其租用期间的水费、电费等其他必要开支，如出现逾期交费则按合同约定向董秀菊承担违约金。2018年7月底，鑫业公司未经结算擅自搬离，鑫业公司的机械设备并未完全搬清始终占用着董秀菊的厂房，致使董秀菊无法自行利用也不能另行对外出租。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期限在2018年6月已经解除不符合事实，根据合同法关于租赁租赁的规定，承租人在未完全搬离清空承租地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的合同并未解除，应直至承租人事实清空为止。根据董秀菊与鑫业公司之间合同，每年租赁费用为106,000元，截止2018年7月底欠付租金为4166.65元，结合双方租赁合同中对拖欠租金清空下承租方应承担的违约金条款，到一审起诉时鑫业公司应支付61,664.35元。该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对董秀菊的该项主张应当予以支持。董秀菊与周长立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另一份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董秀菊所经营的九洲物流园内厂房众多，并非只有鑫业公司所租赁的此一处，以新合同来推定本案中合同关系是否终止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2、关于鑫业公司在承租期间实际应缴纳电费的问题，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也存在严重错误。在一审中董秀菊为了查明具体事实将张全加与倪庆霞列为被告，能够说明具体用电度数的关键证据就是两人在鑫业公司搬离时对车间内电表的抄表记录单。因两人当时系鑫业公司员工是按照王凤丽的指示进行了抄表，记录单上度数能够明确反应案件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张全加与倪庆霞也当庭承认记录单上的度数系鑫业公司车间内电表抄录所得，该读数的计算结果与周长立自行书写的2016年之后公司用电的度数完全吻合，庭审中周长立对这两份证据的完全一致的计算结果亦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只是一味否认欠付电费的问题。而在庭审过去将近三个月之后一审法院又单独对张全加与倪庆霞进行了谈话，该次谈话笔录也系法院作出驳回董秀菊诉讼请求的主要依据。在两人的谈话笔录中张全加与倪庆霞对庭审中自己的陈述进行否认，均口径一致的说抄录单上第一项读数记录的是董秀菊位于九洲物流园围墙外西侧变压室的电表，而不是鑫业公司车间内使用的那块电表。对于两人在笔录中的说法董秀菊完全无法认同，在质证时已经说明作为供应董秀菊经营的九洲物流园全部用电的变压器位于物流园围墙外侧，而且因为其本身运行电压过高自配建之日起就是安装在国家电网公司统一配备的隔离房内，并且对隔离房柜门上锁防止发生意外情况。对于工业变压器的安装运行国家电网公司是由严格规定和检查措施的，并不是随便第三人都可以打开柜门进入变电室内查抄电表。董秀菊变压室隔离房的柜门钥匙出于安全考虑也一直是自行保管，从未交于他人更不存在让第三人打开查抄电表的情况。因此，董秀菊认为事隔近三个月之后张全加与倪庆霞在法院又一次的笔录上完全违背事实进行陈诉，究竟是何原因，又是因为什么考虑或是有其它案外因素介入，作出与庭审答辩不一致的笔录材料不得而知，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应如此草率。3、董秀菊与鑫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因董秀菊配备的变压器，其每用电1度另行支付董秀菊0.1元作为补偿费用，对该项事实我方认为变压器的配置投资较大，每度0.1元的补偿费用符合日常生活常识也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在一审庭答辩及庭审过程中鑫业公司与王凤丽、周长立均表示没有支付的该笔费用，但辩称其向供电部门缴纳电费是已经多缴，已包含在内，不必再向董秀菊支付。该辩称逻辑混乱，首先供电部门收取的单位电价是不变的，鑫业公司不论以什么标准进行缴纳其后供电部门均会换算为账户中的相应预付用电度数，最后也都是由用电户将预付度数用完结清。该笔费用不论怎么辩解都是不会进到董秀菊的银行账户上的，况且租赁合同中对该项已经写明，鑫业公司就应当严格按照合同进行结算和支付，不论其是否系超过正常用电单价进行缴纳，均与董秀菊无关。二、董秀菊向鑫业公司主张租金及欠付电费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也符合法律规定。作为出租方董秀菊基于对鑫业公司、王凤丽、周长立的信任，没有每月按时按量的抄录电表读数，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误，但这不应成为主张权利的阻碍。在本案中，鑫业公司擅自搬离并拆除电表在事实上也致使董秀菊无法向法院提供直观也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损失，只能通过不同侧面的间接证据来进行证实，电表抄录单及周长立书写的计算清单数据完全一致，我方现阶段已经尽了最大的举证能力。董秀菊经营着九洲物流园只是希望能够诚信经营，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物流从业人员，没有其他关系可以依靠，合法合规也是为了得到自己应得的经济收益。若不是自身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自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助司法救济，占用司法资源。鑫业公司辩称，鑫业公司从来没有在董秀菊处生产经营，也没有租赁过董秀菊的厂房，不存在拖欠董秀菊房租问题。王凤丽辩称，一、2014年至2018年6月份，王凤丽与周长立合伙经营土工材料，当时两人确实租用过董秀菊的厂房，口头约定的年租金为每年八万元，2018年6月份，周长立与王凤丽解除合伙关系，同时不再租赁董秀菊的厂房，2018年6月份之前两人已经通知了董秀菊，双方的租赁关系于2018年6月份解除，董秀菊对王凤丽搬离租赁地点是明知的，不存在董秀菊所提到的王凤丽及其工作人员拆除及带走电表设备的问题，本案一审期间董秀菊提供的王凤丽的工作人员张全加、倪庆霞抄的电表度数是为了与董秀菊结清电费用，董秀菊与王凤丽、周长立2018年6月30日以前已经对相应的租赁费及电费进行了结算，王凤丽结清款项以后才搬离的租赁地点；二、本案所涉及的变压器的所有权人为莱芜冠华塑机有限公司，并非董秀菊本人，因此王凤丽在本案中即便存在欠付电费的问题，董秀菊也不具备诉权；三、针对一审法院在庭审之后与张全加、倪庆霞做谈话，并制作谈话笔录的问题，本案董秀菊在2019年12月份以本案所有被告提起诉讼，开庭后承办人员与董秀菊、王凤丽共同到莱芜电力局进行对账，对账结果是王凤丽已经结清了全部电费，董秀菊提起了撤诉。在2020年8月份董秀菊第二次提起诉讼，因为第一次提起诉讼时，除鑫业公司与王凤丽到庭外，其他被告没有到庭，为查明案件事实，董秀菊第二次起诉后承办人分别与董秀菊、王凤丽就董秀菊提供的电表度数的证据进行谈话，并非单独与张全加、倪庆霞谈话，程序合法，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董秀菊的上诉请求。张全加、倪庆霞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其他同一审陈述。周长立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董秀菊的上诉，维持原判。董秀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2.判令鑫业公司、王凤丽、周长立立即支付其拖欠原告的租金、违约金及欠缴的电费共计209,942.29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程序性费用由鑫业公司、王凤丽、周长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至2018年6月份，王凤丽与周长立合伙经营土工材料。2016年2月28日，王凤丽与周长立以莱芜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名义与董秀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租赁董秀菊位于九洲物流园的车间用于生产防水管，租赁期限为2016年2月28日至2017年2月28日，租金为83,000元，水费、电费等由承租人承担。周长立与王凤丽于2018年6月份合伙关系结束。2018年7月30日，董秀菊与周长立签订《房租租赁合同》一份，将位于九洲物流园的车间租给周长立。另查明，莱芜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名称变更为济南鑫业土工材料有限公司。王凤丽2017年缴纳电费114,000元，2018年截止6月份缴纳电费39,000元。2017年至2018年6月份王凤丽共计缴纳电费153,000元。董秀菊提供的由张全加、倪庆霞抄写用电量证明一份，总表度数为15117.19，车间电表度数为11635，董秀菊认为王凤丽、周长立所用电表度数为总表度数，王凤丽与周长立认为车间电表度数才是其所用度数，双方产生争议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董秀菊与济南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为2016年2月28日至2017年2月28日，后延续至2018年6月份。董秀菊与周长立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董秀菊与济南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租赁合同已经解除。莱芜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名称变更为鑫业公司，董秀菊再要求与鑫业公司、王凤丽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董秀菊主张租金按每年106,000元计算，仍欠租金4166.65元，未提供证据证实；董秀菊主张的电费，王凤丽与周长立对用电量不予认可，张全加、倪庆霞均证实2017年至2018年6月份车间的电表度数为11635，董秀菊及王凤丽、周长立均认可2016年车间电表度数为6422.3，根据双方认可的换算方式得出租赁期间用电度数为11635×30-6422.3×30=156381度，依据张全加、倪庆霞的陈述的用电量，即使按照董秀菊认为损耗的计算方式，周长立与王凤丽已经不欠董秀菊电费。因此董秀菊主张租金、违约金及电费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董秀菊对张全加、倪庆霞无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董秀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449元，减半收取计2225元，由董秀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董秀菊提交山东省济南市钢都公证处2021年2月5日作出（2021）鲁济南钢都证民字第272号公证书一份，对董秀菊所有的变压器2021年2月5日的客观情况的公证，证明本案争议的变压器外有隔离保护箱且上锁，并不是倪庆霞、张全加所说是随时可以抄录。鑫业公司、王凤丽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予认可，首先公证书欠缺客观真实性，对公证书的工作记录与变压器情况也不予认可，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王凤丽与董秀菊解除租赁关系的时间是2018年6月份，至今已有两年半，该公证书中对变压器现状的陈述并不能反映2018年6月份以前的情况。张全加质证意见：公证书是现在拍的照片，之前的时候有大门锁着，也有锁，但是当时经常跳闸，影响生产后就把锁弄坏了。倪庆霞质证意见：忘记是怎么打开的，但是没有向董秀菊要钥匙。周长立质证意见：公证书中变压器是厂外的总变压器，变压器的门锁以前是坏的，张全加抄表时，就是抄的该厂外变压器总表度数。本院认证意见，该公证书不能体现当事人抄表时变压器的实际情况，不足以证明董秀菊的证明观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鑫业公司、王凤丽是否欠付董秀菊租金及电费。一、关于租赁期限问题。根据本案事实，董秀菊与原济南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2016年2月28日至2017年2月28日。该租赁合同到期后，董秀菊未与原济南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双方应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原济南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本案被告鑫业公司，相应权利义务应由鑫业公司承担。关于王凤丽、鑫业公司搬离涉案厂房时间。王凤丽、周长立认可双方系合伙关系，使用涉案厂房进行经营。王凤丽称2018年6月份与周长立解除合伙后，搬离涉案厂房。本诉前，董秀菊诉王凤丽、莱芜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2020）鲁0117民初1200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董秀菊在起诉状中主张2018年6月份王凤丽与莱芜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搬离涉案厂房。关于现场遗留设备问题。董秀菊主张王凤丽、鑫业公司现场遗留的盲沟设备继续占用涉案厂房，故租赁合同并未解除。王凤丽主张盲沟设备归周长立所有。周长立二审中亦认可王凤丽搬走后，其继续在涉案厂房生产，租金由其交纳，遗留设备盲沟机属周长立所有，后至2018年7月董秀菊与周长立就涉案房屋补签房屋租赁合同。据此，一审判决认定董秀菊与济南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自2018年6月已解除合法有据，并无不当。二、关于租金问题。本案中，董秀菊依据其与原济南鑫星土工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主张2018年3-7月欠付租金4166.5元及违约金，根据前述双方租赁合同自2018年6月份解除后另由周长立实际租赁使用涉案厂房的事实，董秀菊主张鑫业公司欠付租金4166.65元，并依照《房屋租赁合同》支付逾期交纳租金缺乏充分证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电费问题。本案中，董秀菊依据张全加、倪庆霞抄写用电量证明，该证明中，总表读数为15117.19，车间电表读数为11635，对实际使用电量应按总表读数15117.19还是车间电表读数计算问题，双方存在争议。根据本案事实，涉案厂房装有总表和车间电表。用电量证明中亦分别列明了总表读数和车间电表读数。张全加、倪庆霞一审中明确车间电表读数11635为实际使用电量。董秀菊一审提交的周长立所书写计算明细中，“南墙453515.7度”，该453517.7度用电量等于总表读数15117.19×30，故主张应以总表读数作为实际用电量的计算依据。但该计算明细中，南墙453517.7度字样已被划掉，而据周长立二审陈述，应当用总表起止读数或者车间电表起止读数相减计算用电量。因该计算草稿是用总表读数去车间电表读数，计算方式存在错误，所以将数字划掉。周长立对此作出的解释亦属合理。另外，董秀菊提交的该计算明细文本亦不完整，不能证明董秀菊的主张。综上分析，董秀菊主张欠付电费的证据尚不充分，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董秀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49元，由上诉人董秀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孙磊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