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民再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锦日路299号14幢1楼7车间。法定代表人：翁国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作隽，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辰炜，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延陵西路135号1103室。负责人：陈齐洁。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作隽，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辰炜，上海市沪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剑明，男，汉族，1966年9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晓萍，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峰，江苏东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赵顺阳，男，汉族，1960年2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再审申请人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涞公司）、上海同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同涞常州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刘剑明、赵顺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民终1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2019）苏民申327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案再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同涞公司、同涞常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作隽、李辰炜，被申请人刘剑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晓萍、徐峰，被申请人赵顺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涞公司、同涞常州分公司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本案争议焦点是刘剑明是否向赵顺阳交付了诉争借条指向的款项，一审判决只是罗列了刘剑明对借款经过的陈述和赵顺阳的陈述，就草率地作出了“刘剑明将款项全部交给了赵顺阳”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刘剑明的陈述是法院所作的单方谈话笔录，该笔录并未经过庭审质证就作为定案依据，显然不当。再次，一审中赵顺阳缺席庭审，赵顺阳的陈述是法院所作的单方谈话笔录，也未经过质证。最后，刘剑明和赵顺阳的陈述有诸多不一致之处，特别是关于两张借条的时间、地点和形成过程，二人陈述均不一致。关于款项是否交付，二人的陈述更是截然相反，一审法院在忽略这些事实的情况下作出认定。2.二审法院未对是否交付的事实进行调查。首先，二审中赵顺阳到庭参加诉讼，但二审法院只对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内容只涉及借条出具的时间、地点、过程等，并未询问款项交付的时间、地点等情况，且刘剑明与赵顺阳的陈述仍不一致。其次，申请人向二审法院提出测谎申请，二审没有组织测谎，也没有开庭审理，直接做出了维持判决。3.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案涉借条系刘剑明和赵顺阳事先策划，由赵顺阳在空白A4纸上偷盖同涞常州分公司的公章，又由刘剑明和赵顺阳共同炮制借条，虚构公司借款，该行为属于欺诈，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应当驳回刘剑明的起诉或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现在却判刘剑明胜诉，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改判驳回刘剑明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3.本案受理费由刘剑明承担。刘剑明辩称，1.刘剑明提供了借条和取款凭证，借条载明现金交付，足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2.物业行业需要现金支付情况居多，刘剑明的证据充分证明案涉借贷关系，故本案无测谎必要，且心理测试意见不属于法定证据。3.本案一、二审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4.虽然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另案作出再审一审判决，但该判决尚未生效。综上，请求驳回同涞公司、同涞常州分公司的再审申请。赵顺阳述称，1.三张借条系赵顺阳所写，为同一天书写。2.三张借条没有发生真实的经济往来，没有拿到一分钱。3.2016年9月15日同涞公司已经接管彩虹城，当时常州众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瑞公司）、彩虹城小区物业的员工都知道赵顺阳已经负债累累，不可能还给赵顺阳注资。刘剑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顺阳、同涞常州分公司归还借款本金65万元，利息15.5万元（截止2017年8月23日）；2、判令赵顺阳、同涞常州分公司支付自2017年8月24日起按年息24%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3、判令同涞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赵顺阳、同涞常州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同涞常州分公司系同涞公司的分支机构，经工商登记，不具有法人资格。2014年7月15日以来，同涞公司为常州彩虹城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同涞公司与众瑞公司合作管理彩虹城小区，赵顺阳为实际管理者。2016年9月15日之后，同涞公司不再与众瑞公司合作，众瑞公司、赵顺阳不再参与彩虹城小区的物业管理。2.2016年7月23日，刘剑明通过其中国银行卡取得现金23.8万元。2016年9月23日，刘剑明通过其中国银行卡取得现金35万元。赵顺阳向刘剑明出具2张借条，其中一张载明：“因公司资金周转需要，今向刘剑明借现金叁拾万元整，时间2016年7月24日至2017年元月23日止（利息三分），借款人：同涞常州分公司在此处盖章，经办人：赵顺阳，2016.7.24”。另外一张载明：“由于近期公司资金周转需要，今向刘剑明借现金叁拾伍万元整，利息三分，时间2016年9月23日至2017年2月22日止，借款人：同涞常州分公司在此处盖章，经办人：赵顺阳，2016.9.23”。3.刘剑明对借款经过陈述如下：2016年7月23日赵顺阳在我服装店吃饭，因彩虹城项目的保安、保洁员罢工急需现金，赵顺阳提出借钱，当天我从银行提了两笔钱，家里再凑凑。24号11点左右我送到彩虹城赵顺阳办公室，赵顺阳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拿了一张借条给我，借条上已经盖好了公章，我让赵顺阳作为经办人在上面签了字。2016年9月23日下午赵顺阳到我烟酒店，说彩虹城项目要交电费、要发工资，要求借钱。当天我提了钱，晚上赵顺阳到我服装店拿了钱，借条是他直接带过来的，当我面写了经办人。赵顺阳陈述，我和刘剑明是通过一位朋友介绍认识的，他做烟酒生意，因我公司缺资金，从2013年开始他借钱给我个人。我们关系融洽后他就开始参与我公司即众瑞公司管理。彩虹城项目是14年7月份开始的，同涞公司没有派驻人员，实际上是我负责管理。物业上的人员都是我聘请，但是劳务关系都挂在自己的众瑞公司上。彩虹城项目的章是独立的，同涞公司专门设了一个账户，平时走账、发工资都是通过这个账户。管理过程中，刘剑明帮我出了好多主意。15年4月彩虹城项目出现危机，我的项目经理和业委会有意要自治，在这种情况下，刘剑明推介余建伟到彩虹城，余建伟帮我协调度过危机后我继续经营。我个人向刘剑明借款金额实际总共有45万左右，借款时都写了借条，到16年7、8月份我没和他联系，我和刘剑明没有结过账，具体数额不清楚，我认为我最多还差他25万左右本金。刘剑明帮我忙后，他提出要求，将他的报酬包括我欠他的借款要以公司的名义写借条给他，当时我认为我写了借条，钱没有到公司账上也没有给我，那借条就没有实际意义。刘剑明跟我讲让我先盖章，大约在16年5月初，我到常州分公司办事，章在常州分公司，不在我手上，我趁办事盖章时，偷盖了空白的4张。后来按照刘剑明的要求，我在同一天，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写了3张借条，出具的真实时间在16年5月20日到30日之间，具体哪一天记不清，在兰陵九洲服装城对面刘剑明老婆的服装店里，当着刘剑明的面写的，当时他老婆不在场。写完后，我把借条都给他了，借条上的金额他都没有给我。后来他一直参与彩虹城管理，到16年7月中旬刘剑明基本上不来管理了。那时候我向同涞公司摊牌了，同涞公司在8月份定下接盘，9月15日同涞公司通知我交接，我就交接了，交接近2个月。刘剑明应当是知道接盘的事，不可能在9月份再给钱。当时交接时，人员工资、彩虹城项目债权债务都由同涞公司承接了，我和众瑞公司没有承担债务。刘剑明要求我做账到常州分公司，我没有做，因为钱要到常州分公司账上才好做。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刘剑明是否向赵顺阳交付了借条上载明的金额；2、如果刘剑明完成了交付，还款责任由谁承担。一审法院认为，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7月24日”的借条，前一天刘剑明从其银行卡上取现23.8万元，说明刘剑明在当时具备一定的出借能力，其陈述剩余款项62000元为家里凑得，也符合常理；“9月23日”的借条，当天刘剑明从其银行卡上取现35万元，与借条金额一致，说明刘剑明在当时具备相应的出借能力。其次，赵顺阳在借条上以经办人的名义签字，并将盖有同涞常州分公司公章的借条交由刘剑明收执；刘剑明对出借的原因及款项交付时间、地点等陈述前后不矛盾，符合逻辑；况且，同时期彩虹城的物业也确实存在管理不善的局面；再者，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刘剑明与赵顺阳串通虚构了同涞常州分公司向刘剑明借款这一事实，也无证据表明刘剑明参与了彩虹城物业的管理。基于以上几点，一审法院认定刘剑明将款项全部交付给了赵顺阳。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借条上载明的借款人系同涞常州分公司，刘剑明认可的出借人亦是同涞常州分公司，虽刘剑明未将款项直接支付给同涞常州分公司，且从现有证据看，赵顺阳并不具有代同涞常州分公司收取借款的权利，但由于赵顺阳为彩虹城物业的实际管理者，即使2016年9月15日之后赵顺阳不再实际参与管理，也存在一个交接的过程，赵顺阳收取款项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表见代理，刘剑明与同涞常州分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同涞常州分公司在借款后应当依法履行还款义务。刘剑明主张按2%月息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同涞常州分公司无法人资格，系同涞公司的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由同涞公司承担。刘剑明要求赵顺阳共同偿还债务，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同涞常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剑明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6年7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同涞常州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剑明偿还借款本金35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6年9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如同涞常州分公司不能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则由同涞公司承担还款付息责任。四、驳回刘剑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5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2150元，由同涞常州分公司和同涞公司负担。同涞常州分公司、同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赵顺阳认可本案所涉的借条是其书写，借条上的公司印章是其加盖，但没有收到借条上的款项。同涞常州分公司、同涞公司及赵顺阳在二审审理中均提出测谎申请，但刘剑明持反对意见不同意测谎。我国民事诉讼法采取封闭式证据分类体系，规定证据可分为七种表现形式，即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凡是未纳入这些类别的材料就不能作为证据。显然，这七种证据形式中并没有测谎结论，故测谎结论非民事诉讼法直接规定的证据种类。测谎的对象是双方当事人而非一方，故只有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故对测谎申请不予采纳。另本案所涉的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按照交易习惯，债权人提供借据及两次银行卡的提现的证据，并且债务人对借据真实性无异议的，一般认定债权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果债务人对借条真实性无异议，而是以债权人未交付借条款项等事由主张无借款事实，则应承担举证责任。现同涞常州分公司、同涞公司未向二审法院提交相关证据，对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同涞公司和同涞常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0元，由同涞常州分公司和同涞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依法予以确认。申请再审期间，同涞常州分公司、同涞公司提交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4民再8号案件的2019年5月22日庭审笔录，拟证明刘剑明自认其2016年7月到9月找不到赵顺阳。刘剑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刘剑明当时回答“从2016年10月开始找不到赵顺阳”的。赵顺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称如果案涉两张借条赵顺阳拿到钱，也会像第一张借条一样，现金解款单有赵顺阳签名，但案涉两笔借款没有。2016年6月开始，赵顺阳为了躲避高利贷，不在众瑞公司、彩虹城办公了，实际上三张借条是同一天写的。本院认为，被申请人刘剑明、赵顺阳对申请人提交的上述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4民再8号案件与本案相关，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再审期间，同涞公司和同涞常州分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企业活期明细信息，拟证明同涞常州分公司在“三张借条”载明的时间段内从未收到过该三笔“借款”。2.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一审法院对关联案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刘剑明的诉讼请求。刘剑明质证认为对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刘剑明在本案中系以现金交付借款，故同涞常州分公司流水中没有收到借款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2尚未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赵顺阳认可同涞公司和同涞常州分公司的举证意见。刘剑明申请证人梅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赵顺阳是同涞常州分公司管理彩虹城小区物业的负责人，2016年赵顺阳管理期间经常不能正常发放工资，保安、保洁等经常罢工，需要借款发放工资。同涞公司和同涞常州分公司质证认为梅某,4的劳动合同是与众瑞公司签订的，由众瑞公司为其缴纳社保，梅某,4分不清众瑞公司和同涞常州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关于同涞常州分公司是否向刘剑明借款，梅某,4只是听说，并非亲眼所见，有合理理由怀疑梅某,4按照刘剑明的要求陈述，故其证言不可信。赵顺阳质证认为梅某,4不可能知道其借款的事情，不认可梅某,4的证言。对于同涞公司和同涞常州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刘剑明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刘剑明主张系现金交付给赵顺阳，故证据1仅能证明案涉款项未进入同涞常州分公司账户。证据2尚未生效，故对本案处理并无影响。对刘剑明提交的证人证言，因梅某,4并非同涞常州分公司员工，亦未经手案涉借款事宜，故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再审庭审中，本院询问刘剑明在本案中起诉赵顺阳的请求权基础，刘剑明回答赵顺阳是职务行为，但未申请撤回对赵顺阳的起诉，由法院自行裁判。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刘剑明与同涞常州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本院再审认为：刘剑明主张同涞常州分公司向其借款，不能成立。首先，刘剑明提交的两张借条上虽然加盖了同涞常州分公司的印章，但刘剑明主张借条系由赵顺阳经办出具，而赵顺阳并非同涞常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仅为彩虹城物业项目前期负责人，赵顺阳无权代表同涞常州分公司对外借款。其次，刘剑明并未将出借款项汇入同涞常州分公司账户。为了证明款项交付，刘剑明提供了中国银行账户的取现流水，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24日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为30万元，取现两笔共计23.8万元，与借条所载本金并不相符；虽然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23日借条与取现流水金额相符，但刘剑明主张向同涞常州分公司出借资金，并未向该分公司账户汇款或交付，而是主张向非同涞常州分公司工作人员的赵顺阳交付大额现金，不符合常理。特别是，2016年9月15日，同涞公司已经接管了彩虹城小区物业，赵顺阳不再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对此因刘剑明推荐了其亲戚余建伟自2016年5月到彩虹城物业工作，故刘剑明对彩虹城小区物业交接情况是清楚的。在此情况下，刘剑明主张于2016年9月23日还通过赵顺阳向同涞常州分公司出借35万元，亦不符合常理。最后，赵顺阳作为借条的出具人，主张三张借条是同一天形成，使用了其偷盖同涞常州分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当着刘剑明的面一次书写完成，且不认可收到借条项下资金。本院认为，刘剑明主张案涉两张借条项下资金由其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赵顺阳，赵顺阳对此并不认可，而刘剑明对于案涉款项交付的证据并不充分，同时赵顺阳与刘剑明个人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往来，故本院对刘剑明主张已交付案涉出借资金的事实不予认可。二审法院要求同涞常州分公司、同涞公司对“债权人未交付借条款项”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刘剑明主张同涞常州分公司向其借款，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至于赵顺阳的责任问题，因刘剑明明确表示赵顺阳在案涉借款过程中系履行职务行为，代同涞常州分公司向其借款，并非其个人借款，故本院对刘剑明要求赵顺阳归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亦予以驳回。同涞公司、同涞常州分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不当，导致认定部分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2民初4585号民事判决和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民终182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剑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5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2150元，由刘剑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0元，由刘剑明负担。刘剑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二审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0元。同涞公司、同涞常州分公司在二审中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1850元，由二审法院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司继宾审判员  孔 萍审判员  周 成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季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