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吉75民终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海涛，男，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文士，上海市锦天城（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毕元勇，男，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臣，吉林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健，男，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旭，吉林策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海涛因与被上诉人毕元勇、姜健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敦化林区基层法院（2020）吉750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海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文士，被上诉人毕元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臣，被上诉人姜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旭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何海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吉7504民初220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毕元勇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何海涛已经支付了全部机械费，并不存在拖欠。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何海涛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其次，毕元勇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的事实相互矛盾，反而能够印证何海涛已经完成了支付义务。毕元勇在庭审中提交有姜健签字的明细账一份，证明截止2017年8月1日，何海涛欠原告753750元。对于该份证据，存在以下疑点：其一，毕元勇在举证时主张该份明细账是姜健与曹殿阁确认后签字的，姜健在质证时也声称与曹殿阁进行过对账。但实际上曹殿阁并非工地管理人员，既没有所谓的对账权限，也不掌握用于对账的数据。在姜健提交的与何海涛谈话录音中，姜健也认可以上事实，并承认未与曹殿阁进行对账。其二，从内容上看，记载的也是施工期间所发生的机械费，并未扣除何海涛已经支付的部分。二、被上诉人并未尽到举证义务，其主张的事实不应采信。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缺乏证据支持，应当予以纠正。首先，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案涉欠条的签订过程中，何海涛是否知情并认可。但在本案中，毕元勇自始至终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问题.姜健主张曾与何海涛电话沟通，但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次，毕元勇在自己提交的欠条和明细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无法说明欠条记载金额的核算方式和签订过程，根本不能证明该份欠条的真实性。而毕元勇提交的录音中，何海涛从未认可过该份欠条。三、毕元勇与姜健在庭审中作出虚假陈述，涉嫌恶意串通及虚假诉讼，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毕元勇诉状陈诉事实与实际不符。毕元勇在诉状中陈述虚假事实，其目的是加强欠条的真实性。其次，姜健与何海涛的谈话录音能够证实毕元勇的机械费是与何海涛直接结算支付的。因此，毕元勇通过曹殿阁这样不知情的第三人进行结算并据此出具欠条不但不符合常理，也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进一步证明欠条是不真实的。最后，毕元勇与姜健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构成完成的证据链条，反而存在巨大矛盾。 被上诉人毕元勇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的口头租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答辩人向被答辩人提供了机械设备，被答辩人使用完毕后，应当立即向答辩人支付租赁费用，但被答辩人违反诚信原则，拒不支付租赁费属于违约行为。二、答辩人及原审被告姜健一审庭审中已经举证证明被答辩人尚欠答辩人545316元租赁费的事实存在。一审中答辩人提供了被答辩人员工姜健经何海涛审核后签署的欠条以及录音，能够证明被答辩人尚欠答辩人租赁费的事实。三、被答辩人何海涛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从事实来看，被答辩人没有否认欠付租赁费，并且只说找姜健，明显是在拖延时间，但答辩人所举证据可以证明欠款事实的存在。从证据上来看，被答辩人的所有否认均为口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已经对租赁费进行了结算并全额支付了租赁费，被答辩人所举证据只能证明其曾经向答辩人支付过租赁费，而且该租赁费答辩人承认已经收到，在起诉时答辩人已经将该部分费用扣除掉了。四、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及证人均与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并且伪造证据，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姜健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支持。2、本人出具欠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 原审原告毕元勇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何海涛、姜健共同给付租赁费545316元；2、诉讼费由何海涛、姜健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3月28日，毕元勇与何海涛达成口头协议，何海涛租赁毕元勇的机械设备压路机、铲车、挖掘机、平地机、推土机等，在何海涛承包的伊通县工地施工，姜健是何海涛雇佣的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租赁结束后2017年9月17日，姜健给毕元勇出具欠条一份，尚欠毕元勇租赁费545316.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毕元勇与何海涛的口头租赁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应按照口头租赁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何海涛应在租赁机械设备结束后一次性给付租金，但何海涛至今还剩545316.00元没有给付，何海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交了证据，其证明不了租赁机械设备的费用全部结清，所以毕元勇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姜健有证人出庭证实与何海涛是雇佣关系，何海涛和毕元勇达成的口头租赁协议姜健并不知情，姜健在欠条签字前用电话与何海涛沟通，经他同意后签的字，故姜健的行为属职务行为，不应承担给付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第二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何海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给付毕元勇机械设备租赁费545316.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54.0元，减半收取计4627.00元，由何海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当庭予以确认：毕元勇与何海涛原系合伙关系，截至2017年4月17日结束合伙关系。何海涛租用毕元勇的压路机、铲车、挖掘机、平地机、推土机等10台工程机械，用于何海涛承包的伊通县工地施工。姜健系何海涛雇佣的现场施工负责人，姜健于2017年8月1日在毕元勇的施工机械负责人谷兴通起草的工程机械使用记录明细账上签名，于2017年9月17日姜健给毕元勇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至2017、7、19日机械费（毕总）方面剩余615316元未结清。”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何海涛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2018年3月5日，姜健填写的报销单据；2、赵雨工作日志、赵雨加油日志、曹殿阁工作记录及伊通县2017年4月至9月的天气记录；3、赵某的证人证言、曹某某的证人证言、付某的证人证言；4、曹**刚银行流水二份，于红丹银行流水一份；5、于旺（测量员）2017年9月16日发布的朋友圈；6、转款凭证（胡春龙）、转款凭证（贾楠）；7、付壮的小米手机内存储的文件；8、曹**刚民生银行对账单（尾号3527）；9、何海涛建设银行对账单（尾号6243），欲证明2017年毕元勇的工程机械于4月14日进场、第一笔购买施工原材料时间为2017年4月8日，毕元勇的工程机械租赁费用已结清，姜健未经何海涛同意私自给毕元勇出具欠据的事实。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毕元勇、被上诉人姜健质证均提出异议，上述证据并非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材料，而是何海涛所雇佣人员自行制作或者所雇佣人员之间形成，出庭证人均与何海涛存在亲属关系，且不能证明工程机械开始租用准确时间、租用具体期间、双方对账及结算事实，本院无法作为认定双方已结算并支付完租赁费用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毕元勇提供证人王某、杨某某、刘某某出庭作证，欲证明2017年3月28日开始施工，9月15日撤场的事实，被上诉人姜健对证人证言无异议，上诉人何海涛均提出异议。上述三位证人只能证明2017年各自开工及结束时间，而不能证明每台工程机械设备具体租赁时间，无法作为认定毕元勇全部工程机械租赁费用计算依据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何海涛和毕元勇承认双方口头达成工程机械租赁协议，并且实际履行租赁协议没有异议，原审认定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定性准确。何海涛与毕元勇主要争议焦点为租赁费用是否已结算完毕，毕元勇在一审中依据何海涛雇佣人员姜健在施工期间和施工结束后所出具的机械租赁明细账及欠条索要尚欠租赁费，原审据此认定尚欠租赁费。一、二审中上诉人何海涛提供各类证据及证人出庭欲证实已支付完工程机械租赁费的事实，但其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并非双方当事人之间针对履行租赁协议的直接证据，均为施工过程中发生的部分事实，无法证实租赁关系的形成、实施、结束的整个过程，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无法作为认定何海涛主张的证据予以采信。原审根据毕元勇提交的与施工现场负责人姜健形成的机械租赁明细及欠条确认所欠租赁费用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何海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54.00元，由上诉人何海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朴红君 审判员  张松林 审判员  于 红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韩享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