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苏0191民初892号 原告：谢良云，男，1963年3月2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栋，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市秦淮区周禹宁小吃店，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79号中央商场负一层01B1027。 负责人：周禹宁，该店经营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汇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秣陵工业园蓝霞路99号。 法定代表人：唐明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良云诉被告南京市秦淮区周禹宁小吃店（以下简称周禹宁小吃店）、南京汇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格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良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栋，被告周禹宁小吃店和汇格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良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连带支付2020年2月工资差额2681元；2.两被告连带支付2018年9月至11月工资差额8111元；3.两被告连带支付2019年年终全勤工资2400元；4.两被告连带支付经济补偿12891元。事实与理由：其自2017年5月9日在汇格公司处工作，担任仓库管理员，但周禹宁小吃店自2020年2月20日无故克扣近三个月工资，导致其依法提出离职。此外，周禹宁小吃店未按规定缴纳其2017年5月至7月的社会保险费，虽然在2018年9月补缴了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但扣发了2018年9月至11月三个月部分工资抵充欠缴的社保费，同时还扣发了2019年年度的全勤工资2400元。因两被告未能按时发放工资，其无奈于2020年4月12日依法向汇格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其于2020年4月24日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7日作出仲裁裁决书。其对裁决不服，故提起诉讼。 被告周禹宁小吃店辩称，谢良云于2017年5月27日入职从事操作工作，双方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截止日期是2020年5月26日。其一直按照法律规定发放工资和相应的福利待遇。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其作为连锁型餐饮企业不得不关门歇业，即使如此，其依然在2020年2月20日足额发放谢良云2020年1月的全额工资。其停工停产一直持续到3月底，因疫情原因导致停工达到一个工资发放周期，其因公司财务会计部门未上班，故延迟发放谢良云2020年2月工资。随着逐步复工，其在2020年4月20日一次性发放谢良云2020年2月和3月的工资，发放标准按照疫情期间相关规定为每月1616元。但谢良云在2020年4月12日暨工资发放日未到之时，就向其提出被克扣三个月的工资，并在2020年4月24日申请仲裁，故其并不拖欠谢良云2月份工资。谢良云入职时已经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办理了参保手续，导致其无法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谢良云为此出具了声明书，确认其将社保补贴以现金形式随工资发放，并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相关权利。其按照谢良云的要求每月在工资中特别发放社保补贴400元。2018年7月，谢良云提出其愿意由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其立刻办理了参保手续，并在2018年7月一次性补交了2017年7月起的社会保险费，其中包含个人负担的3612元。自2018年的8月起，其每月为谢良云正常参保缴费，并自2018年的9月起从工资中扣回之前已经发放的社保补贴，扣回标准仅为每月200元，12个月为2400元，共计应扣除6012元，财务在操作过程中分月实际共计扣除6008元，保证当月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谢良云诉讼请求中的8111元，只是自行估算的数据。双方之间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谢良云每月工资均由周禹宁转账发放，谢良云与汇格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谢良云却在2020年4月12日向汇格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是在2020年4月24日仲裁后才知道谢良云主张了经济补偿。谢良云没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却在仲裁及诉讼中直接向其主张经济补偿，属于主体错误。谢良云有关2019年全勤工资的请求指向不明，应当驳回。 被告汇格公司辩称，谢良云系周禹宁小吃店员工，于2017年5月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谢良云的工资发放、社保缴纳、日常工作安排均由周禹宁小吃店负责，与其毫无关系。周禹宁小吃店是餐饮连锁品牌，在南京市有多家店铺，其系食材供应商。为保证食材供给，周禹宁小吃店安排包括谢良云在内的几名员工在其单位定点负责仓储、发货等衔接工作，其并不参与。谢良云的工作地点蓝霞路99号院内除汇格公司外，还有多家企业入驻，不能仅以工作地点来认定用人单位。其与谢良云之间即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劳务派遣，不应当作为本案共同被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25日，周禹宁小吃店与谢良云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7年5月27日至2020年5月26日，岗位为操作工，工作地点在南京市江宁区，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轮休，每月基本工资1770元加绩效。谢良云同时签署声明书，声明其因自身情况决定不参加社会保险，放弃享受社保待遇，单位已将社保企业负担部分以现金形式补发到本人工资中，如出现任何问题，其自愿放弃与社保有关的劳动仲裁和民事权利。谢良云入职后实际被安排在蓝霞路99号汇格公司内从事仓管等工作，每周工作6天，工资由周禹宁小吃店的经营者周禹宁按月转账支付。当时，谢良云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了社会保险。 2018年7月，周禹宁小吃店通过南京瑞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为谢良云补缴了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的社会保险费，以自己名义为谢良云补缴了2018年5月至6月的社会保险费，并在此后按月正常参保缴费。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爆发，周禹宁小吃店因此停工，未再支付谢良云2020年2月及之后的工资。2020年4月12日，谢良云向汇格公司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声明汇格公司停发2020年2月以来近三个月工资，未按规定缴纳2017年5月至7月的社会保险费，扣发2018年9月至11月工资冲抵补缴的社会保险费，扣发2019年全勤工资2400元，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汇格公司补发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2020年4月20日，周禹宁小吃店按照每月1616元的标准补发了谢良云2020年2月至3月的工资。 2020年4月24日，周禹宁小吃店对谢良云作出劳动合同期终止通知书，声明谢良云的劳动合同将于2020年5月26日期满，其决定不再续签，正式通知终止劳动合同，要求谢良云前往蓝霞路99号办理离职手续。同日，谢良云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汇格公司和周禹宁小吃店连带支付2020年2月至4月工资差额4996元、2017年5月至7月社会保险费2469.87元、2018年9月至11月工资差额8111元、2019年年终全勤工资2400元和经济补偿14892元。2020年8月7日，仲裁委员会作出宁宁劳人仲案字（2020）第1901号终局裁决，认定谢良云与周禹宁小吃店存在劳动关系，汇格公司不是适格主体，谢良云向汇格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依据，裁决周禹宁小吃店支付谢良云2018年9月至11月工资差额4475元、2020年2月工资差额2681元，驳回其他请求。周禹宁小吃店和汇格公司服从裁决。谢良云不服裁决，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谢良云陈述，其自入职起一直在汇格公司工作，通过工作单位日常管理和工资发放情况，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用人单位是周禹宁小吃店，其在表象上有理由相信用人单位是汇格公司，其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的目的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在汇格公司与周禹宁小吃店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周禹宁小吃店是知情的，故发送对象并不是关键问题，法律不应强人所难，即使其解除通知发送对象有误，根据周禹宁小吃部之后作出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其也应当享有经济补偿，对方之所以会补发疫情期间工资，是在其代理人反复与单位负责人沟通并告知发放标准的情况下才补发的，且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工资仍然没有足额支付，本案不是迟延支付而是拒绝支付的问题，其不得已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其已经获得2017年7个月的年终奖1400元和2018年全年年终奖2400元，按照惯例也应当获得2019年年终奖（即全勤工资）。周禹宁小吃店陈述，其与汇格公司完全独立，没有关联关系，谢良云解除通知对象有误，其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的时间晚于对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且谢良云在本案中是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来主张经济补偿的，不能再依照另外的事实、理由和法律规定主张经济补偿。 另查明，周禹宁小吃店提供的2018年工资表显示，谢良云的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1890元、加班工资696元、工龄工资50元、绩效工资每月不等、全勤奖100元，2018年8月及之前每月有社保补贴400元，2018年9月起取消社保补贴，改为每月代扣社会保险费301元。2018年9月至11月，周禹宁小吃店每月扣除2002元用于抵扣补缴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费用，实际执行扣款6008元。工资表中实发工资金额与转账记录一致，但谢良云未签字确认2018年工资表。周禹宁小吃店提供的2019年工资表显示，谢良云的工资结构为基本工资2412元、加班工资890元、工龄工资100元、绩效工资每月不等、全勤奖100元，每月代扣社会保险费301元。工资表中实发工资金额与转账记录一致，谢良云签字确认了2019年工资表。 本院认为，谢良云与周禹宁小吃店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存在真实的劳动合同关系。谢良云基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被安排在汇格公司内从事与周禹宁小吃店业务相关的工作，不影响劳动关系本身的认定。汇格公司不是谢良云的用人或者用工单位，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因谢良云执行六天工作制，工资表中的加班费890元与以基本工资2412元为基数计算得出的休息日加班费金额基本对应，且谢良云已在周禹宁小吃店2019年的工资表上每月签字确认，故本院对该工资表中的工资构成及相应金额予以认定，包括每月基本工资2412元、加班费890元、工龄工资100元、绩效工资不等、全勤奖100元，代扣社保费301元。周禹宁小吃店受疫情影响停工，在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应当按照正常标准支付工资，但其中对应于加班、绩效和奖励的部分可以不计，故2020年2月工资标准应为2512元（基本工资2412元+工龄工资100元），扣除已支付的1616元和当月应当代扣的社保费301元后，周禹宁小吃店应补发工资差额595元（2512元-1616元-301元）。周禹宁小吃店未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对该项裁决结果2681元不作调整。 谢良云虽然没有在周禹宁小吃店2018年的工资表上签字，但其工作状态一直稳定连续，工资表显示的工资结构和加班费计算方式与2019年一致，实发工资金额与转账记录也一致，不能仅以谢良云未签字确认而简单否认该工资表记载的真实性。谢良云在入职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签署了放弃社保的声明，并书面确认单位已将社会保险费以现金形式随工资发放，谢良云此后从未就社保补贴是否发放的问题与周禹宁小吃店产生过争议。根据2018年工资表的记载，周禹宁小吃店一直每月计发谢良云社保补贴400元直至2018年9月，在当月起因补缴社会保险而连续三个月合计扣款6008元，双方在当时对此也未产生争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周禹宁小吃店已经随工资每月支付给谢良云社保补贴，因此，在谢良云重新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周禹宁小吃店自然有权在工资中扣发因补缴产生的社会保险费个人负担部分。即便不考虑周禹宁小吃店通过第三方补缴的期间，其以自己名义为谢良云补缴社会保险费期间所对应的社保费用个人部分总额，再加上之前已经支付的社保补贴，也已经超出扣款金额，故谢良云主张补发2018年9月至11月工资差额的请求不能成立。周禹宁小吃店未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本院对该项仲裁结果4475元不作调整。周禹宁小吃店没有向谢良云承诺每年必须例行发放年终奖，故其有权根据经营状况和员工表现自主决定是否发放。谢良云有关2019年全勤工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周禹宁小吃店共计应补发谢良云工资7156元（2681元+4475元）。 谢良云在2020年4月12日向其实际工作地的汇格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并不再提供劳动，而其入职后一直被安排在汇格公司内工作，周禹宁小吃店此后发出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也要求谢良云在汇格公司所在地办理离职手续，能够认定周禹宁小吃店与汇格公司之间在对谢良云用工一事上具有紧密联系和特殊安排，应视为汇格公司已经代表周禹宁小吃店收悉了谢良云的解除通知，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是由谢良云提出而解除的。周禹宁小吃店在劳动合同解除后发出的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涉劳动合同解除方式的依据。 周禹宁小吃店在2018年9月至11月扣发部分工资用以抵扣补缴的社会保险费，是在谢良云改变自身不愿参保的意愿后在工资计发方面作出的相应调整，不具有违法性，不是谢良云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正当理由。谢良云在入职时明确表示不愿参保，无权在事后又以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主张经济补偿。周禹宁小吃店因受疫情影响停工，工资支付存在一定迟延，但未超过一个月，并已经补发。双方对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工资发放标准和停工期间工资发放时间方面的争议，不足以认定周禹宁小吃店存在恶意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谢良云在本案中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南京市秦淮区周禹宁小吃店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谢良云工资7156元； 二、驳回谢良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元，本院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韩 丹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见习书记员  曾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