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381民初206号原告：王延东，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世伟，海城市兴海管理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井丽，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世伟，海城市兴海管理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潘高锋，男，汉族。被告：耿丽娜，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高锋（耿丽娜的丈夫），男，汉族。原告王延东、王井丽诉被告潘高锋、耿丽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网络审理。原告王延东、王井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世伟，被告潘高锋及被告耿丽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高锋参加网络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延东、王井丽诉称：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系西柳服装市场个体工商户，与被告素有买卖业务往来，原告从2018年起向被告销售服装，至2019年8月，其间被告已向原告支付部分货款，尚欠原告服装款125,902.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给付。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125,902.00元及利息（自2018年6月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并承担诉讼费。被告潘高锋、耿丽娜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发货单据上为王祥和王翔，物流票据发货人为王翔，非原告王延东、王井丽。被告收到过发货人为王翔、王祥发来的货物。因所有票据上收货人都是“潘高峰”，而被告叫潘高锋，无法确定发给“潘高峰”的所有货物都是被告潘高锋收取的。原告出具的“精纺男毛衫、广州T恤衫西柳直销处”系原告伪造的，没有准确的日期，价格也是后填上去的。被告不但不欠王祥钱，还多支付王祥7万元货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提供的假发货单上是原告自己填写的“欠”字，属于伪造证据，涉嫌诈骗，应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原告从2019年-2021年连续三年以自己伪造的假发货单起诉被告，给被告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原告应赔偿被告三次往返路费、餐饮费1万元，及名誉损失费10万元和多收的货款7万元，共计18万元及利息。经审理查明，原告王延东、王井丽系夫妻关系，在海城市西柳服装市场从事服装个体销售。被告潘高锋、耿丽娜系夫妻关系，在海城市西柳服装市场购买服装进行销售。2018年至2019年间，“精纺男毛衫、广州T恤衫西柳直销处”经“西柳物流中心”托运，给“潘高峰”发服装，发货人为王翔。被告潘高锋承认收到发货人为王翔的部分货物。原告王延东基于上述事实分别于2019年、2020年向海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海城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9年11月19日、2020年10月9日分别作出（2019）辽0381民初9171号民事裁定书、（2020）辽0381民初10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王延东的起诉。原告王延东、王井丽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西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王延东和王祥是同一人，王祥是王延东的曾用名。2、西柳市场证明材料一份，证明原告王延东对外发货名为王祥，与原告王延东是同一人。3、王延东手写明细一份，销售小票32张（其中退货1张。发货31张），证明原告给被告发货的总金额为332,114.00元，退货金额29,212.00元，被告给付货款177,000.00元，尚欠125,902.00元。4、企业托运合同单36张，证明王翔通过西柳物流中心给潘高峰发货的事实。5、微信转账18张，证明被告给原告转账177,000.00元，尚欠货款125,902.00元。6、原告王延东和被告耿丽娜的聊天记录截图2张，证明被告潘高锋已经收到货了。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1、2都不是派出所出具的，没有派出所的公章，没有法律效力；认为证据3即手写明细、销售小票是假的，是原告自己后写的，没有证明力。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企业托运合同单有异议，认为发货人是王翔不是原告王延东，且收货人是潘高峰，但被告叫潘高锋，无法确定发给收货人为潘高峰的货，全部由被告潘高锋收取。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5即微信转账凭证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转账金额比原告提供的证据的金额要多，原告没有提供全部32万元的转账证据。二被告对二原告提供的证据6即微信聊天记录有异议，认为不能确定聊天的双方是谁，没有实名制，但被告承认收到过王翔的货。被告潘高锋、耿丽娜提供的证据有：1、销售小票2张，证明经过对比被告手里的单据和原告提供的单据不一样，原告提供的单据是假的，是原告自己改的。2、原始销售小票46张，证明单据是真实的，我的票据上没有“欠”字，原告的是原告后填写的。3、吉林银行汇款单据一份，证明被告耿丽娜给原告王井丽汇款7万元，原告没有发货，二被告不欠原告钱。4、王翔手写明细一份，证明原告收到被告给付的货款32万元。经庭审质证，二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1即销售小票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无法确定证据是否真实。二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2即原始销售小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被告已经收到原告的货，被告提供的票据和原告提供的票据一样，只是金额没有核对。二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3即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是被告给付2017年以前的货款，本次诉讼是2018年以后发生的欠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4即手写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没有原告王延东的签字，与本案无关。经审查，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即西柳村委会的证明材料系复印件，且只有村委会的公章，没有经手人签字，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证据形式，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提供的证据2即西柳服装市场的证明材料，不是服装市场出具的证明材料，是证人的证言，但证人未出庭质证，本院不予采信。二被告关于上述两份证据没有派出所的公章，没有法律效力的质证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提供的证据3即原告王延东的手写明细及销售小票，均系原告王延东自己记载的，没有被告潘高锋、耿丽娜的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且该单据的名头为王祥，而非原告王延东，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二被告关于证据是原告自己写的，没有证明力的质证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企业托运合同单，能证明是王翔、王景丽给潘高峰、王珊娜发货，不能证明该货物是原告王延东发的货物，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该托运合同单上只有运费金额，没有货物的数量和单价，无法证明货款金额，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提供的证据5即微信转账凭证只体现出微信转账的金额，但未反应出转账双方的身份，亦不能证明二原告主张的二被告尚欠其货款125,902.0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提供的证据6即微信聊天记录，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聊天的双方系原告王延东和被告耿丽娜，故本院不予采信。二被告提供的证据1即原始销售小票46张及对比销售小票2张，可以证明二被告购买过署名为王翔、王祥的服装，但不能证明二被告是否付清全部货款的事实，亦无法确定买卖双方所持有的票据的真伪。本院对二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被告提供的吉林银行汇款单据能证明被告耿丽娜给原告王井丽汇款7万元，但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欠款事实。故本院对二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被告提供的证据3即王祥手写明细，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关于该证据没有原告王延东的签字，与本案无关的质证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王延东、王井丽主张与被告潘高锋、耿丽娜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欠二原告服装货款一节，被告潘高锋、耿丽娜予以否认。二原告应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王延东、王井丽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王延东与王祥、王翔为同一人；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王翔、王祥”发给“潘高峰”的服装均为被告潘高锋查收；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王翔、王祥”发给被告潘高锋、耿丽娜服装货款的金额，因而也无法确认被告潘高锋、耿丽娜是否欠“王翔、王祥”服装款及欠款的金额。原告王延东、王井丽要求被告潘高锋、耿丽娜给付所欠货款125,902.00元的诉讼请求，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关于驳回二原告诉讼请求的辩解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王延东承认在诉讼中向本院提供的销售小票32张系其单方制作的，并未陈述是被告所写，因而不存在伪造证据的行为。二被告关于二原告伪造证据，涉嫌诈骗，应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辩解观点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要求二原告赔偿其三次诉讼的往返路费、餐饮费1万元，以及名誉损失费10万元和多收的货款7万元，共计18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亦未向本院交纳诉讼费用，本院不予审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延东、王井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09.00元，由原告王延东、王井丽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赵威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