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湘01行终1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1，男，198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委托代理人肖曙光，长沙市望城区宏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镇郭亮中路**。法定代表人舒志清，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史俊生，系望城区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龚露露，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市政府第二办公楼**/div>法定代表人冯意刚，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月，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晏明科，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某1因诉被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望城自规分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长沙市自规局）土地行政管理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13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查明：望城自规分局于2017年启动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地程序，邓某1的岳父杨某1户虽未在上述征收红线范围内，但因其户房屋对项目施工有较大影响，遂决定与其进协商搬迁。2017年12月9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甲方）与杨某1户（乙方）签订了《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货币安置区代征）》（以下简称《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约定：1.杨某1户家庭成员为户主杨某1、妻子王某、儿子杨某2、儿媳范某、孙子杨某3、孙子杨某4、女儿杨某6、女儿杨某5共8人；2.拆迁房屋总面积为476.13平方米（其中合法面积360平方米，违章面积116.13平方米）；3.补偿安置总金额为1822848元；4.履约方式：倒房验收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补偿款；5.补充约定：杨某5的小孩若在2018年3月20日之前出生，提供小孩的出生证明和落户本组的户口页可享受4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87800元的购房补助、限价房指标及转户参保。协议约定的房屋2017年12月29日拆除后通过验收。截止2018年1月11日，杨某1户领取补偿款1822848元。后望城自规分局发现杨某5曾于2017年1月进入望城区人民医院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内工作人员，遂认为杨某5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杨某5的儿子邓某22018年3月1日出生后随母亲杨某5落户望城区大泽湖XX村，望城自规分局认为因杨某5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其子亦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望城自规分局认为杨某5及其子邓某2均非征收补偿安置对象，因而拒绝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合同》中关于对杨某5之子的特别约定，并且认为要扣减已经支付的杨某5的补偿款190702元。2019年7月30日，望城自规分局下设的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了《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和《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将杨某5排除在被征收补偿安置对象之外，并在总补偿款内扣减了190702元。另相关部门以杨某1户未退还扣减款项为由，停止办理杨某1户的转户参保手续。2017年10月10日，邓某1与杨某1之女杨某5结婚，2017年12月25日，邓某1从中南大学博士毕业，其子邓某22018年3月1日出生后于同月7日落户望城区大泽湖街道XX村。2019年2月11日，邓某1以夫妻投靠的方式落户XX村二组。2020年6月6日，邓某1向望城自规分局递交《申请书》和《补充报告》，要求望城自规分局对邓某1、杨某5、邓某2进行征地补偿安置并对杨某1户家庭成员办理转户参保已便享受社保、医保、失业保险和一次性生活补助等。2020年7月8日，望城自规分局对邓某1作出了《关于邓某1的回复》，主要内容为：1.杨某5于2017年1月进入望城区人民医院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内工作人员，不再具有大泽湖XX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儿子邓某2于2018年3月1日出生，其户籍性质随母落户在望城区大泽湖XX村，亦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邓某1是在户籍制度改革后于2019年2月11日经夫妻投靠迁入大泽湖XX村，亦无法取得该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故邓某1、杨某5、邓某2不属于集体土地被征收对象；2.因杨某1户在拆迁补偿过程中，隐瞒了杨某5社保及工作情况而给予了征拆补偿，现核实后已在公示表（第三榜）中予以核减。杨某1户需退还征拆补偿资金190702元。对此户骗取国家征拆资金的行为，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在该款未退还之前，区征地服务中心暂未将杨某1户纳入转户参保。邓某1不服，于2020年7月20日向长沙市自规局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关于邓某1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责令望城自规分局给予邓某1按户补偿安置。2020年7月25日，长沙市自规局向邓某1下发了《补正通知书》，邓某1补正后，长沙市自规局于2020年8月3日向望城自规分局下发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望城自规分局于2020年8月14日递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2020年9月25日，长沙市自规局向邓某1下发了《延期审理通知书》，延长复议期限30天。2020年10月27日，长沙市自规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给邓某1。该决定书认为：一、望城自规分局对“关于请求按户纳入拆迁补偿的问题”的回复为“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故邓某1和杨某5、邓某2不属于集体土地被征收对象”不准确，征地补偿安置对象应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和其他权利人。但因杨某5、邓某2、邓某1均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无法按照《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规定》（长政发[2015]21号）规定核定其补偿面积，不能对杨某5、邓某2和邓某1进行补偿，故不再要求望城自规分局向邓某1按户予以补偿安置。二、望城自规分局对“关于杨某1户未纳入转户参保的问题”回复为“在杨某1户退还国家征拆资金前，区征地服务中心暂未将杨某1户纳入专户参保”违法。望城自规分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不退还骗取国家征拆资金而暂不纳入转户参保是征地服务中心的意见。从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看，此回复不妥。但因邓某1并未申请转户参保，且望城自规分局不具有此项职责，故对该项回复确认违法，但不再责令望城自规分局重新进行回复。最终，长沙市自规局确认望城自规分局作出的《关于邓某1的回复》违法。另查明，2016年12月12日，杨某5与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签订了《聘用合同书》，合同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2019年12月11日止，为期三年。试用期为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12月11日，为期12个月。2019年1月3日，长沙市望城区社会保障局企业社保股出具《社保情况查询》证明，杨某5在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在湖南省企业养老保险系统参保缴费，2017年1月至查询之日在长沙市社保系统参保缴费，工作单位均为长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三条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实施、协调、监督和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土地、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征地补偿安置具体工作。《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并组织进行现场调查核实，按规定拨付征地补偿费用等具体的征地补偿工作。本案中，望城自规分局作为长沙市望城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具有补偿安置的职责。虽然杨某1户未纳入征收红线范围内，但案涉拆迁腾地补偿合同系望城自规分局委托其征收实施部门拆迁事务所签订，其后果依法应由委托人望城自规分局承担，此外，望城自规分局是邓某1所诉行政行为《关于邓某1的回复》的实施者。因此，望城自规分局基于合同约定义务和谁行为谁被告原则，其为本案的适格被告。长沙市自规局系望城自规分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既是适格的复议机关，亦是本案的适格共同被告。一、望城自规分局所作的《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和《关于邓某1的回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减损了杨某1户权益190702元，明显不当。首先，望城自规分局单方变更协议的主要内容缺乏依据。该协议约定的房屋补偿款总额为1822848元，并未具体约定每个家庭成员的补偿款，望城自规分局以对杨某5不应获得补偿而在重新作出征地补偿行为时减损杨某1户的权益明显不当。本案并非依法实施征收拆迁，而是协议拆迁补偿，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是行政机关对杨某1户房屋进行征地拆迁的唯一依据，不能完全比照依法征收拆迁项目中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征收政策。该征拆协议是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达成的，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案涉协议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强制性规定时，望城自规分局擅自变更协议主要条款，特别是单方面大幅减少补偿款实质就是否该协议的效力。望城自规分局既是《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的签订者，同时又是征拆事项的主导者，负责征收行为的实施和征收政策的制定和解读，有责任和义务调查清楚被征收户的具体情况，如若协议真违反了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禁止性规定导致协议违法或是无效，其责任亦主要应由望城自规分局承担。其次，望城自规分局的扣减行为导致被征收户的信赖利益受损。行政相对人是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赖才同意签订协议将房屋腾空拆除，签订协议时，望城自规分局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并未明确告知和特别提醒杨某1户注意获得补偿安置的条件和相关限制。且当时杨某5在试用期，如果望城自规分局当时明确告知杨某1户的家庭人口杨某5不能获得征拆补偿，杨某1户可以选择不签订拆迁协议或是选择杨某5不参加工作。杨某1户是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和相信合同效力的确定性才同意拆除房屋，望城自规分局在双方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后以不合法为由单方扣减补偿款行为导致杨某1户的信赖利益受损。第三、望城自规分局的扣减行为影响了劳动者的居住权。居住权和劳动权是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可以同时享有的合法权益，劳动者有获得报酬和社会保障的权利，获得工作机会与公民个人自身提高工作能力不可分，给予就业岗位并非就是纯福利待遇。特别在本案中，望城自规分局以杨某5已获事业单位工作岗位而扣减其房屋拆迁补偿款会产生“不求进取、坐等征收”的不良社会价值导向。在没有证据证明杨某5已经获得单位福利分房或是其他住房福利时，扣减其户籍所在地房屋拆迁补偿款，实质是剥夺了杨某5的居住权。望城自规分局所举证证明杨某5已参加工作并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事实，只能影响到对杨某5进行安置时无需再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无需发放失业保险等。最后，《关于邓某1的回复》认定事实错误，除了复议机关长沙市自规局指出的问题外，该回复认定杨某1户存在骗取国家征拆资金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骗取国家征拆资金19万余元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需要生效的刑事法律文书才能确认。如果望城自规分局发现了犯罪线索，依法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直接得出骗取国家资金的结论。综上，望城自规分局所作的《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和《关于邓某1的回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致使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受损，明显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二、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复议机关在原行政行为（《关于邓某1的回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减损行政相对人利益时仍然作出只认定违法而不予撤销的复议决定明显依据不足。另外，邓某1于2020年6月6日向望城自规分局递交《申请书》的同时递交了有关转户参保事项的《补充报告》，长沙市自规局的复议决定认定邓某1未对“转户参保”问题向望城自规分局提出申请系认定事实错误。故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应予以撤销。三、关于望城自规分局是否应将邓某1进行征地补偿的问题。《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国土资政发〔2014〕77号《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二条关于户籍迁入问题“正常婚迁、大中专院校学生毕业回原籍、退伍军人回原籍，以及“两劳”人员回原籍四种类型迁入的农业户口，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履行村民义务，参与集体资产分配的，可以参与当地拆迁补偿安置”。本案中，邓某1博士毕业近2年后系因婚迁落户，并非是大学生回原籍，不符合上述户籍迁入的相关规定，且其落户时，其岳父家庭房屋已经被拆迁征收，根据一户一基原则，其不能再从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宅基地的分配，邓某1落户后并未分得田土，也未享受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分配等权益，更无证据证明邓某1已履行村民义务。因此，邓某1不能认定为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参与拆迁安置。望城自规分局在《关于邓某1的回复》认定邓某1不能获得补偿安置并无不当，邓某1诉请其应获得征地补偿安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望城自规分局所作的《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潇湘北路（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和《关于邓某1的回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减损了行政相对人权益明显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在原行政行为违法并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时仍作出确认违法不予撤销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应依法予以撤销。邓某1并非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其诉请要求获得征地补偿安置的主张不予支持。因为《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关于邓某1的回复》和《行政复议决定书》已被撤销，《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的所有条款自动恢复有效，该合同已经对杨某5、邓某2作出了征地拆迁补偿的约定，故该院无需对邓某1要求望城自规分局对杨某5、邓某2征地补偿的诉请再作处理，若望城自规分局不履行该协议，杨某5、邓某2可就该协议寻求救济途径。因邓某1不能获得补偿安置，杨某5、邓某2不符合单独立户的规定，邓某1诉请按户补偿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二、六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于2019年7月30日所发布的《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和《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二、撤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于2020年7月8日作出的《关于邓某1的回复》；三、撤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四、驳回邓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邓某1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已查明杨某5所住地大泽湖街道XX村2组于2017年12月9日协议征收，但根据被上诉人望城自规局公布的实施公告，涉案地系2018年2月23日才正式实施征收，上诉人原籍宜章，系农业户口，博士毕业于2017年11月25日，于2019年2月11日迁入望城区大泽湖街道XX村二组，该地仍处于征收中，并未完毕，上诉人迁来大泽湖街道XX村二组后，再无在原籍获得单位福利分房或是其他住房福利的可能，迁入XX村二组，上诉人因婚迁享有居住权，即使该地被征收，当地政府也有义务按一户一基的原则给予上诉人居住保障，法律也没有规定像上诉人的这种由学校直接婚迁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不能获得被征收地补偿安置，若上诉人此地无法安置，则上诉人将无立锥之地了，原籍上诉人又因户口异动已失去了享受单位福利分房或其他福利；望城区征地补偿无论是2016年86号文件，还是2019年的新政，对婚迁入女方或未婚迁的成年男子，均规定了配偶一定的补偿安置待遇，而上述人既是学校离校，又是婚迁，不享受征地补偿安置待遇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会造成读书多的人反而得不到法律的全面保护的恶劣影响，况且，法律也没有授权被上诉人望城区自规局有权作出不予对上诉人补偿安置。被上诉人长沙市自规局作为望城区自规局的上级领导单位，对上诉人的复议申请所依据的事实没有查清并法律适用不当，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纳入拆迁的请求，实际上支持了复议相关不予上诉人补偿安置的决定，适用法律不当，法为规定不可为，复议机关不予补偿安置的复议决定，超出了职责范围，应予纠正。一审没有支持上诉人与杨某5、邓某2按户征收，也与望城区人民政府的征收政策不符。按政策，按户征收的户是指自然形成的父子女关系，独立于他人生产生活，而上诉人及杨某5母子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未支持，应予纠正，且长沙市自规局2021年1月5日作出的长自规复法字（2020）53号行政复议决定，该决定的申请人唐佳母子三人，与上诉人户的情形完全一致，也是外嫁女在娘家独立户生活，复议决定按户征收。若依一审判决，则同一类型的外嫁女征地补偿安置，出现了同类案不同判，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予纠正。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第四项明显不当，应予纠正。综上，请求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19）湘8601行初1339号行政判决第四项，请求将邓某1纳入征收对象范围，请求将邓某1与杨某5、邓某2按一户征收。望城自规分局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仅是对关于邓某1《申请书》的回复及复议决定不服而起诉，在诉讼程序中当庭变更诉讼请求，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在行政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十分明确，是对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和上诉人的回复不服。上诉人收到应诉通知书后，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举证答辩，但被上诉人在诉讼中，开庭前当庭变更诉讼请求，违反行政诉讼程序相关规定，不得在已送达举证通知书告知的答辩期限内，提出新的诉讼请求或变更诉讼请求，驳夺上诉人举证、答辩的权利，程序违法。二、上诉人发布第三榜仅是纠错程序中的前置公示程序，原审法院直接认定撤销系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所作的《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仅是纠正原签订协议《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的前置程序，后述拆迁职能部门将进一步对所签订的合同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将通过法律程序根据《湖南省程序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八条进行纠错，撤销原合同，进行行政处理决定。原审法院直接撤销上诉人前置纠错程序中的程序事项，系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三、上诉人所作《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征拆职能部门调查核实丈量，上诉人依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长沙市征收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和《长沙市望城区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望政办发〔2014〕30号）等文件规定的标准，由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该户户主杨某1于2017年12月9日签订了《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无论是在征部门对该户进行入户调查询问时，或是在签订涉案协议时，该户户主及家庭成员并未告知上诉人，杨某5已经于2017年1月进入望城区人民医院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内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显然被上诉人所在户存在隐瞒的嫌疑，而且对于基于当时调查获得的该户的具体情况与被上诉人所在户户主签订的涉案协议，被上诉人所在户存在不可推卸的过错。之后，经调查核实得知该事实后，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办事处多次积极与该户就此事进行沟通协商，并且通过书面答复的方式向杨某5告知其因属于望城区人民医院的正式职工，根据望政办发〔2016〕86号文件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具有大泽湖XX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让其尽快返还该户多余领取的征拆资金。但是该户至今并没有履行返还的义务，为了贯彻征拆政策的公平和统一性，保障所有被拆迁户实体利益一致性，能公平享受征拆补偿安置待遇，上诉人发布了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榜单中记载该户8人除杨腾之外，其余7人已全部纳入涉案项目的补偿安置对象（该户隐瞒杨腾社保及工作情况，不属于补偿安置对象，在第三榜中将杨腾所取得的资金予以调减）。因此上诉人所作的涉案项目的《第三榜》及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上诉人作出《关于邓某1的回复》已经复议审查，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复议机关行政复议决定。上诉人所作《关于邓某1的回复》中，除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为的对征地安置对象的定义遗漏存在回复不准确、转户参保问题回复不妥而确认违法以外，其他关于被上诉人、杨某5及其儿子邓某2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不能作为单独一户进行补偿安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且在大泽湖街道多次口头或书面明确告知该户此项事实之后，要求其退还多余的征拆资金，但该户仍一直未进行返还，涉嫌存在骗取国家征拆资金的行为，上诉人会交由相关有权部门依法处理。五、被上诉人邓某1、妻子杨腾和儿子邓某2均不属于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不应当作为拆迁补偿安置对象，原审法院应当在原有客观事实上进行审查，不能对上诉人拟纠错的《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中错误的事项让其他相关事项合法化。被上诉人的妻子杨腾于2017年1月进入望城区人民医院工作，属于事业编制内工作人员，根据望政办发〔2016〕86号文件第十五条、十六条及十七条的相关规定，杨腾不具有大泽湖XX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且被上诉人之子邓某2的户籍性质随母落户在望城区大泽湖XX村，子女依附父母亲取得其户籍登记，因母亲不具有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邓某2也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被上诉人是在户籍制度改革后于2019年2月11日经夫妻投靠迁入大泽湖XX村，也并不是大学生回原籍，因被上诉人的原籍并不是被征收地，原籍为宣章，且未提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接纳证明，更未提供其在当地实际生产生活的证明，不能证明其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益、履行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不因户籍迁入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被上诉人及其妻子、儿子三人均不属于涉案项目征拆补偿安置的对象。综上，请求：一、判决撤销(2019)湘8601行初133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长沙市自规局答辩称：1、一审法院作出的第一、二、三项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从本案诉讼类型来看，一审中邓某1请求望城区分局履行其补偿安置的职责，在一审过程中望城区分局将两份公示表追加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实际该两份公示表实际上是对原签订的补偿协议进行了单方面变更，其并不能在履行职责之诉中一并予以审查。邓某1对其单方变更不服的应另行提起诉讼。2、望城区分局与杨某1户签订的协议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共同意思表示，但是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本身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协议内容的本身进行单方面变更。在本案中，杨某5在签订协议时，已经属于望城县人民医院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望城分局针对杨某5不应当补偿安置的问题单方作出变更其补偿金额的决定，本身符合法律规定。3、公示表中扣减190702元实际上影响的是杨某5的合法权益，但在本案中仅为邓某1一人，该行为对邓某1本身不产生任何影响。4、邓某1本人于2019年将户口迁入杨某**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其并未履行相应的村民义务，也未享受相应的村民权益，其不能认定为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依法不应当获得相应的补偿和安置利益。本院二审查明，2019年7月30日，望城自规分局下设的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了《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以下简称《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第三榜公示表》），载明上诉人所在的杨某1户补偿安置人口总数为7人，分别为户主杨某1、妻子王某、儿子杨某2、儿媳范某、孙子杨某3、孙子杨某4、女儿杨某6。该户认定的合法房屋面积为320平方米，限价商品房指标面积为385平方米，房屋征收补偿总计1548946元。备注栏载明：根据会议审定，杨某5系体制内人员，不纳入补偿安置。同日，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以下简称《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第三榜公示表》），载明杨某1户奖励费为83200元。2019年9月3日，大泽湖街道办事处城镇建设事务中心向上诉人所在的杨某1户作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户于2019年9月10日前将《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核减的金额190702元退回。如不及时办理，将影响其户限价商品房指标申购与社保的办理。2019年12月4日，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办事处对杨某5作出《信访答复意见书》，针对其向信访部门反映“大泽湖街道XX村在潇湘北路代征项目拆迁，中拟本人与儿子没有安置补偿，要求调查处理，按照拆迁协议和承诺进行落实”进行回复，显示因为杨某5系望城区人民医院的正式职工，故要求退还相关补偿。因杨某5所在户没有配合政府主动返还不应得的补偿资金，所以区征地部门没有将其户纳入社保体系。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一、本案所涉的望城自规分局作出涉案《回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本案中，2019年7月30日，望城自规分局下设的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第三榜公示表》及《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第三榜公示表》对杨某1户《房屋拆迁补偿合同》进行变更，确定了对邓某1所在的杨某1户的征收安置人员及房屋征收补偿明细及补偿金额，确定邓某1、杨某5、邓某2不纳入杨某1户进行征收补偿安置。望城自规分局针对邓某1提交的请求对其户按照单独以户进行补偿及对其岳父杨某1户履行征收安置职责的申请作出的《回复》，系对邓某1申请的事项作出解释、说明，并未对邓某1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不属于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现邓某1针对望城自规分局作出的《回复》及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之规定，应裁定驳回其起诉。若望城自规分局作出涉案《回复》存在不当，应通过信访等途径予以纠正。二、本案对望城自规分局未将邓某1及其妻子杨某5、儿子邓某2纳入征收补偿安置的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邓某1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一审释明，邓某1将其中“判令望城自规分局给予按户补偿安置”的诉讼请求变更为“1、责令望城自规分局将邓某1纳入征收补偿安置对象并将邓某1一家三口按户进行补偿；2、撤销《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第三榜公示表》和《项目征拆房屋奖励费第三榜公示表》”。上述诉讼请求对应的实质纠纷系邓某1及其妻子杨某5、儿子邓某2是否属于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对象、其户应否按照单独以户进行补偿的问题。因邓某1提起诉讼所针对的望城自规分局作出《答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基于“一诉一行为”的行政诉讼立案原则，邓某1针对望城自规分局对其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行为不服的，应另行提起诉讼。但从减少当事人诉累，及时、实质化解纠纷，避免程序空转的角度，在一审当事人已针对上述焦点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及意见发表的情况下，本院在本案中对上述诉讼请求进行实质审查。三、上诉人邓某1及其妻子杨某5、儿子邓某2不具有集体经济成员资格，望城自规分局对其不负有征收补偿安置职责。本案系协议征收，考虑到上诉人所在户已就房屋拆迁征收补偿问题签订协议且已履行完毕，房屋也已被拆除等实际情况，从保障协议被征收人的角度考虑，若望城自规分局未依法履行其征收补偿安置职责，人民法院应判决责令其依法履行。根据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涉案拆迁腾地补偿标准、安置方式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等规定执行。据此，上诉人及其妻子、儿子若具备上述法规等规定的征收补偿安置资格，应依法获得相应补偿。《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征地安置对象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据此，征收补偿安置对象应属于被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被征收拆迁所在地拥有合法的被征收房屋。第一，邓某1博士毕业近2年后于2019年2月11日因婚迁落户，并非是大学生回原籍情形，不属于《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签订当时有效的长国土资政发〔2014〕77号《关于实施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的情形。同时，邓某1落户时，其所在的杨某1家庭房屋已经被拆迁征收，其不能再从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宅基地，亦无法随其户享受承包土地，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享受了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分配等权益，履行了相关村民义务，故邓某1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第二，上诉人邓某1妻子杨某5于2017年1月进入望城区人民医院工作，系事业编制内工作人员。虽在杨某5所在户户主杨某1于2017年12月9日与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合同时，杨某5处于实习期，但其实习期至2017年12月11日止。且杨某5从2017年1月开始已被纳入长沙市社保体系，享受望城区人民医院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保。据此，杨某5已经取得获得替代性的生活保障，不再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生存保障，故其不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第三，子女依附父母亲取得户籍登记，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亦依附其父母。本案中，邓某2于2018年3月1日出生，其于同月7日落户杨某1户时，其母亲杨某5已不再具有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故邓某2亦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综上，上诉人邓某1及其妻子杨某5、儿子邓某2均不属于被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涉案集体经济组织不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利，故不能随其所在户就涉案房屋享受补偿权利，不属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对象，更不具备分户补偿的基础。据此，被上诉人望城自规分局作出涉案《潇湘北路代征（大泽湖段）项目征拆补偿安置情况公示表（第三榜）》、《征拆房屋奖励费公示表（第三榜）》对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合同》进行变更，扣除对杨某5的房屋补偿金额，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撤销认为杨某5应获得房屋补偿，继而撤销上述公示表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此外，对于邓某1在涉案申请书中所述的其所在的杨某1户其他成员的房屋征收安置问题，应由户主另行通过合法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邓某1对望城自规分局作出的《回复》及长沙市自规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起的诉讼，应裁定予以驳回。邓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铁路运输法院（2020）湘8601行初1339号行政判决；二、驳回邓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共计100元，由上诉人邓某1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 杨审判员 陈蔚宇审判员 廖国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高思聪书记员卿艳丹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