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5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永泉，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兆强，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大成，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隋莎莎，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永泉因与被上诉人刘大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2民初5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永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大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的事实经过。周永泉自有海参养殖池一处，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海参养殖。由于投资的生意方向较多，资金投入较大，经营流动资金吃紧，而海参养殖每年都要买苗、投苗，投入也特别大，刘大成知道后有意投资海参养殖。经过协商，2018年11月4日，刘大成(乙方)与周永泉(甲方)签订了一份《海参养殖协议》。随后刘大成投资79万余元购买海参苗及养殖物资，周永泉提供参池进行经营。经营过程中双方产生矛盾。2019年12月5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伙解除协议。2020年8月3日，刘大成为索要合伙解除协议中约定的75万元，诉至荣成市人民法院，案号为(2020)鲁1082民初4256号。在法院主持下，双方于2020年8月25日达成调解，周永泉于2020年9月10日前支付刘大成75万元。在上述案件诉讼进行过程中，刘大成又于2020年8月23日起诉周永泉索要参苗征收补偿款167万元的50%(即83.5万元)，即本案。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问题。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8年11月4日签订的《海参养殖协议》合法有效正确，但错误认定合伙协议中的投资收益分成保底条款一“收参时刘大成投资参苗钱先扣除给乙方，余下的钱甲乙双方平分”有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第一款规定，该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一优先保证刘大成收回投资成本的约定无效。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2019年12月5日签订了合伙解除协议后仍然按照2018年11月4日签订的《海参养殖协议》的约定支持刘大成的诉讼请求违背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亦不相符。双方于2018年11月4日签订《海参养殖协议》后依法形成合伙法律关系，但在2019年12月5日签订合伙解除协议后，双方的合伙法律关系已经终止，双方之间的利益分割应该按照合伙解除协议的约定予以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双方签订的合伙解除协议明确约定：“刘大成周永泉合伙养殖海参，自2019年12月4日双方自愿达成解除合伙关系。以下是自愿解除合伙关系协议如下：……二、刘大成放弃池塘内所有海参……四、以上协议经周永泉认可签字刘大成立即撤离养殖池塘。五、从今日起以后所有债务债权与刘大成无关。”一审法院在双方合伙关系解除后不按照解除合伙协议的约定依法处理，反而按照合伙关系形成时的约定予以处理，违背客观基本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养殖海参的补偿合计1692515元与事实不符。该1692515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养殖池内养殖物即养殖的海参，另一部分系养殖池内的设备物资，指在养殖池内水面区域养殖海参用的养殖笼及养殖捕捞船舶及供氧器具。双方的合伙关系于2019年12月5日终止，刘大成无权依据2018年10月4日签订的关于合伙的海参养殖协议取得任何利益。刘大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刘大成按照2018年11月4日双方签订的《海参养殖协议》约定投资，购买参苗及其他投资款项共计79万元，2019年5月，双方合伙经营期间，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核电产业园准备对案涉参池进行征收，于5月22日对池内海参和参池进行了测量，但未出具评估报告确定征收补偿数额，也未与周永泉签订正式的补偿协议确定征收的具体时间。2019年秋冬季收参时，双方发生分歧，协商解除合伙。周永泉支付刘大成投资的参苗款，刘大成放弃池内所有海参，撤离参池，并约定池内海参和在收参过程中对外出售海参的应收款及以后因捞取海参产生的费用均与刘大成无关，于2019年12月5日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仅是对池内海参和投资款进行协商，并未对征收补偿款中的海参苗补偿款的具体分配作任何约定，政府支付的海参苗补偿款与池内海参系两个概念。因解除合伙时，不能确定征收时间和最终补偿数额，散伙时无法就补偿款进行进一步确定。2020年8月周永泉与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就案涉参池正式签订了补偿拆除协议书，补偿依据为2019年5月22日双方经营期间政府派人员测量的数据。基于参苗补偿款数额已经确定且已下发，征收实际发生，刘大成起诉要求分割散伙时未协商的参苗征收补偿款合理合法。双方对案涉参池及海参苗被征收有预期，对海参苗征收补偿款亦有固定的分配方案。刘大成按照双方合伙协议约定要求分配补偿款与事实相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合伙，不存在其上诉所称的联营关系，更不能据此套用所谓的保底条款。双方在合伙时的约定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能强行理解为刘大成只享受利益，不承担风险。一审法院基于双方的合伙关系，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与散伙协议均为有效协议，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在征收款确定后，刘大成起诉要求处理散伙时未协商的参苗补偿款事宜符合法律规定。刘大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存放于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的原被告经营期间的参苗征收补偿款83.5万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4日，原告刘大成与被告周永泉签订海参养殖协议一份，载明：“周永泉有30亩参池，刘大成投资参苗共同养殖，收参时刘大成投资参苗钱先扣除给刘大成，余下的钱原被告平分，核电征收，池子归周永泉与刘大成无关，扣除刘大成投资的参苗钱，余下的参苗征收平均分配”。随后原告投资79万余元购买海参苗及养殖物资，被告提供参池进行经营。2019年12月5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一份，载明：“刘大成周永泉合伙养殖海参，自2019年12月4日双方自愿达成解除合伙关系。以下是自愿解除合伙关系协议如下：一、周永泉支付刘大成75万元（大写：柒拾伍万元整）。二、刘大成放弃池塘内所有海参。三、周永泉支付刘大成的金额时间：1、宁津街道办事处发放，刘大成、周永泉合伙养殖池塘征收款的时间。2、如果周永泉不与宁津街道办事处签订养殖征收补偿协议，支付刘大成的金额时间最迟不能超过2020年6月1日。四、以上协议经周永泉认可签字刘大成立即撤离养殖池塘。五、从今日起以后所有债务债权与刘大成无关。当事人：周永泉、刘大成见证人：钱明山时间：2019年12月5日”。三人在该协议上签名并捺手印。2020年涉案参池被征收，获得池内海参及物资、参池征收补偿款1692515元，该款现存放于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对于散伙原因：原告主张被告未与原告协商即私自出卖海参，致双方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被告主张海参养殖投资失败，所以原告恳求被告返还其投资款75万元。双方对各自的主张均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审理中，原告撤回了对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与散伙协议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协议，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里明确约定双方合伙结算时应先将原告投资参苗钱扣除；待“核电征收…扣除刘大成投资的参苗钱，余下参苗征收平均分配”，能够说明原、被告同意不论海参养殖是否盈利，均应先将原告的参苗等投资款返还，之后再对剩余利润部分平均分配。双方对涉案参池及海参苗被征收也有预期，对海参苗征收补偿款亦有固定的分配方案。在双方签订散伙协议时，原被告约定由被告支付原告75万元，池内海参归被告所有。虽然该款没有确定具体名目，但被告承认这75万元即为返还原告的参苗投资款，与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能够对应，应认定为返还原告的参苗等投资款为宜。原被告并非从事法律的专业人员，不能苛求其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与技能，在明知有参苗补偿但不能确定征收时间及最终补偿数额的情况下，双方仅对返还原告投资款的支付时间达成协议，而没有对海参苗补偿款的具体分配做进一步的约定，亦在情理之中。被告辩称散伙时双方已对参苗征收补偿作出处理，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目前涉案海参苗补偿款数额已经确定并且已经下发，征收实际发生，故原告要求处理散伙时未协商的参苗征收补偿款事宜，于法有据，合乎情理，应予支持。但根据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原告能分得的份额应为海参苗补偿款扣除其投资款后的一半，即（1692515元-750000元）÷2，为471257.5元。原告要求被告周永泉承担本案担保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撤回对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存放于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的原告刘大成与被告周永泉共有的海参苗征收补偿款中的471257.5元归原告刘大成所有。二、驳回原告刘大成要求被告周永泉承担本案担保费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75元（系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2646元，被告负担3429元。保全费4770元，由原告负担2078元，被告负担269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刘大成提供视频光盘一份，载明双方解除合伙后，刘大成于签订协议次日2019年12月6日录制的上诉人周永泉雇佣人员对案涉参池海参进行捕捞的场景，证明双方养殖海参并未失败，池内仍有海参可以捕捞。经质证，周永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有异议。第一，该录像的时间不明确，无法证明刘大成主张的录制时间是2019年12月6日。第二，证明不了刘大成主张的海参养殖成功的事实。海参养殖成功与否并非看池内是否有海参，而是看养殖收获的海参能否获利。刘大成参与合伙海参养殖后，养殖海参并没有达到刘大成期望的获利，这几年海边参池养殖海参，大多是处于赔本状态，周永泉与宁津街道办事处签订补偿协议后，按照现在的通行做法，周永泉可以从参池内拣捞海参。双方于2019年12月5日签订的解除合伙协议约定刘大成放弃池内海参，池内海参包括捕捞售卖的收益及征收补偿的收益，双方在解除合伙关系时，只是有传闻要征收，案涉参池的征收与否是不确定的。双方在签订解除合伙协议中约定的池内海参归属和征收补偿权益的对象一致，不存在池内海参是一笔收益，征收补偿是另外一笔收益。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提供视频证据以证明双方海参养殖并未失败，但该事实与本案双方二审诉争的事实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海参苗征收补偿款应如何分配。上诉人周永泉主张双方于2019年12月5日签订的合伙解除协议明确约定刘大成放弃池塘内所有海参，应按照该协议依法处理，一审法院按照双方于2018年11月4日签订的海参养殖协议约定予以处理，违背客观事实。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关系问题。周永泉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于2018年11月4日签订的《海参养殖协议》中的约定违背了联营活动应遵循的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原则，应确认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联营一般指企业法人之间或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进行经济联合的组织形式。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自然人，双方之间系自然人之间合伙，不属于联营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海参养殖协议》与2019年12月5日签订的解除合伙关系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周永泉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案涉海参苗征收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双方在《海参养殖协议》中既明确约定了合伙期间收参时刘大成海参苗投资款的处理，同时明确约定“核电征收，池子归周永泉与刘大成无关，扣除刘大成投资的参苗钱，余下的参苗征收平均分配”，而双方解除合伙协议时仅约定了解除合伙关系后，刘大成放弃池内所有海参，并未明确约定海参苗征收补偿的问题。并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在签订解除合伙关系协议时已存在参池征收的事实，只是无法确定发放征收补偿款的具体时间及金额。在此情况下，认定刘大成放弃池内所有海参的真实意思为既放弃池内现实存在的海参，又放弃可期待的征收补偿款，与常理不符。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散伙时未对参苗征收款作出处理，并依据双方签订合伙协议时的真实意思，对案涉参苗补偿款进行分配，符合双方的协议约定，并无不当。周永泉主张解除合伙协议约定刘大成放弃参苗征收款，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另外，周永泉主张案涉补偿款包含池内养殖物即海参补偿和池内养殖设备物资补偿两部分，刘大成无权参与全部分配。刘大成则主张其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池内养殖设备物资部分费用亦由其投资。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周永泉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案涉补偿款中所包含的养殖设备物资补偿均系其投资，亦不能明确其投资部分的金额，其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其相应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周永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150元，由上诉人周永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肖芸芸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