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8民终6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定安，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宿迁市湖滨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远，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泽，北京市兰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宇红，女，196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卫东，江苏冠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江苏冠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李献春，女，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宿迁市湖滨新区。原审第三人：张洪涛，男，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宿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卫东，江苏冠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江苏冠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叶定安因与被上诉人葛宇红、原审被告李献春、原审第三人张洪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0）苏0812民初4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定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案涉借款实际交付数额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出借人提起诉讼须举证证明借款合意和交付两方面证据，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本案借款合意来源于四张借据，关于款项交付，一审根据2013年5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之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五笔转款结合被上诉人对借条金额组成的解释说明，认为2014年8月20日出具四张不同日期的借条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上述转账的债权债务结算，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已完成了实际交付。一审判决认定四张借条来源于被上诉人上述转款，且在此期间上诉人的转款系利息或其他债务的事实，无证据证明。第一，借条系双方往来结算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六笔合计525.5万元，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归还其他债务，亦无证据证明系归还利息，即使五笔转款是月息2分或者2.5分，都不会产生525.5万元全部是利息的事实。特别是被上诉人转款180万元当日，上诉人即返还170万元，如果180万元是借款，当日返还170万元明显不合常理。第二，被上诉人对借条金额组成的解释与常理不符。首先，被上诉人称2014年6月10日的200万元借条来源于2013年6月9日的200万元转款，借条签署时一年利息48万元来源于上诉人2014年6月10日的44万元转款和2014年9月9日的4万元转款，即在2014年8月20日就将20天后的4万元结算进来显然不符合逻辑；其次，2014年6月19日的400万元借条中含有2013年6月20日转款300万元的年息90万元、2014年8月20日200万元借条包含2013年5月21日20万元，根本无法解释2013年7月24日开始被上诉人大额转款48.8万元、170万元、214.7万元的事实，且无证据证明约定有利息或偿还其他债务；再次，2014年6月20日借条300万元与产生的年息90万元分开出具两张借条，分别约定不同利息与常理不符。第三，虽然借条的出具日期大多在上述五笔转款的一年到期日，但是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系换据和上诉人的转款系利息或其他债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四张不同日期、不同利率的借条推定为债权债务结算与事实不符。二、一审判决认定还款数额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2014年8月20日之前的转款525.5万元是否系还款的事实认定不清。第二，2014年8月20日之后的还款数额认定不清。首先，一审将2014年9月9日的4万元转款认定为2013年6月20日被上诉人转款200万元的利息，无合同依据；其次，一审未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张洪涛转款143.5万元认定为本案还款，认定事实错误。葛宇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献春、张洪涛未作陈述。葛宇红一审诉讼请求：判令叶定安、李献春返还借款本金1100万元及利息1260.5833万元（暂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此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支付保全保险费39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葛宇红与张洪涛系夫妻关系，叶定安、李献春系夫妻关系，双方都曾是朋友关系。葛宇红系淮安市供电公司会计，张洪涛原系泗洪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叶定安从事公司经营。葛宇红与叶定安、张洪涛与叶定安在银行流水上存在众多资金往来。根据叶定安制作并提供的两张款项往来明细表及对应的银行流水，自2009年6月11日至2013年5月7日间，葛宇红与叶定安的银行账户间发生过多笔资金往来。自2013年5月21日至2020年4月30日间，叶定安的银行账户与葛宇红及张洪涛的银行账户之间也发生过多笔资金往来：1.葛宇红账户向叶定安转账101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2013年5月21日转账20万元、2013年6月9日转账200万元、2013年6月20日转账300万元、2013年8月12日转账180万元、2014年6月17日转账310万元；2.叶定安转入葛宇红银行账户959.5万元，具体明细如下：2013年7月24日转账48.8万元、2013年8月12日转账170万元、2013年11月15日转账214.7万元、2014年6月10日转账44万元、2014年8月14日转账28万元、2014年8月15日转账20万元、2014年9月9日转账4万元、2015年12月28日转账100万元、2016年2月18日转账30万元、2016年3月4日转账120万元、2017年9月11日转账20万元（汇款凭证载明付款用途为“还款”）、2017年11月24日转账100万元（汇款凭证载明付款用途为“还款”）、2019年4月4日转账40万元（汇款凭证载明付款用途为“还款”）、2020年4月30日转账20万元（汇款凭证载明付款用途为“还借款”）；3.叶定安转入第三人张洪涛银行账户143.5万元，具体明细如下：2015年9月1日转账20万元、2015年9月30日转账5万元、2017年3月21日转账60万元、2016年3月29日-2019年7月31日合计转账58.5元（该58.5万元转账大部分汇款凭证载明付款用途为“还款”）。葛宇红对上述资金往来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就此主张其已经履行出借资金，叶定安有部分还息的事实；叶定安则表示是与张洪涛合伙放贷产生的资金往来，叶定安转给葛宇红款项比葛宇红转入给叶定安多出90多万元，即使存在借款，双方亦已经互不相欠了。张洪涛对葛宇红的意见认可，归还的143.5万元系叶定安与张洪涛之间另外发生的120万元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2014年6月10日，叶定安出具借条（下称借条1）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贰佰万元整（￥2000000），月息2%”;2014年6月19日，叶定安出具借条（下称借条2）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肆佰万元整（￥4000000），月息2%”；2014年6月20日，叶定安出具借条（下称借条3）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叁佰万元整（￥3000000），月息2.5%”；2014年8月20日，叶定安出具借条（下称借条4）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贰佰万元整（￥2000000），月息2%”，对该四份借条的真实性，葛宇红、叶定安、张洪涛均不表异议，也均认可系在2014年8月20日同一天出具。葛宇红对上述四份借条进一步表述如下：借条1，2014年6月10日借条项下的20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于2013年6月9日其向叶定安汇付的200万元，约定月息2%，叶定安于2014年6月10日向其汇付第一年44万元利息、2014年9月9日向其补汇该笔利息4万元，合计第一年结息48万元，在2014年8月20日仍按原借条落款时间及载明的借款本金、利率标准重新出具了2014年的该笔200万元借条；借条2，2014年6月19日借条项下的40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于2014年6月17日其向叶定安汇付的310万元连同2013年6月20日发生的300万元（2.5%月息）借款第一年利息90万元，叶定安出具了该400万元的借条；借条3，2014年6月20日借条项下的30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于2013年6月20日其向叶定安汇付的300万元，约定月息2.5%，在2014年8月20日统一换条时，将该笔300万元借款第一年月息2.5%利息90万元计入借条2即2014年6月19日400万元借条本金后，重新按原借条的落款时间及载明的借款本金、利率标准重新出具了2014年6月20日的该笔300万元借条；借条4，2014年8月20日借条项下的200万借款实际发生于2013年5月21日、8月12日由其分别向叶定安汇付的20万元、180万元，计200万元，2013年5月21日汇付的20万元本为朋友间的临时借款，在2013年8月份叶定安向其借款200万元时才将该笔临时借款计入该笔200万元借款，并约定月息2%，在叶定安于2014年8月14日、15日分别向其汇付第一年利息28万元、20万元，计48万元利息后，于2014年8月20日仍按原借条落款时间及载明的借款本金、利率标准重新出具了2014年8月20日的200万的该笔借条。上述四张借条对应的有四张汇款凭证均手写备注了“月息2‰”字样，葛宇红辩解系私下备注，为笔误，应当以双方在借条上注明的利息为准。对上述四份借条及对应的汇款凭证，叶定安质证意见同其答辩意见，即葛宇红在本案中提交的转账凭证都是来自于其与张洪涛之间合伙高利放贷所产生的流水进行拼凑而成，虽然其与张洪涛达成借款合意，但其借条出具后，没有收到任何款项。2020年5月4日，张洪涛通过微信将案涉四张借条及其手写的借款往来账单及往来账单草稿中载明的四笔借款汇款凭证发送给叶定安，同时附送一条微信信息：“你核对一下还款金额，看还有漏掉没有？”。2020年5月5日，葛宇红向叶定安发送手机短信载明：“叶总好！……本来昨天我和洪涛准备去你家看看，一是对一下账，二是看你什么时候能再给80万以解决我们燃眉之急，结果洪涛说你的账在泗洪且你感觉累了，我就让洪涛把借条和账单先发给你看看，……但是我和洪涛最困难的时候让你先还1百万，……一直以来我们没有要你立即还和全部还，只是在我们急需要用钱的时候你能及时还一点而已，哪次向你要钱能及时给，……这星期我让他和你对下账，俩人确定一下还款方案，签个还款协议，这样我们心也安啦。我知道你目前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钱，听洪涛说你可以把楚街的房子让给我们，虽然我不想要房子，但是你要是一时拿不出钱，这也是个办法。……希望你和洪涛仍然比亲兄弟还亲，我们俩家仍然如一家人一样！近段时间能先筹80万让我把贷款钱先还了。”叶定对于上述微信、短信内容均未予以回复，但均作为证据提交。一审另查明，葛宇红、张洪涛为证明其资金的合法来源，对其家庭经济收入进行当庭陈述，表明其夫妻均是供电系统的职工，收入确实较高，加之曾因退股、分红、租金等方式获得众多收益，并多次表示如有虚假陈述愿承担法律责任。叶定安虽对此不认可，但其亦表示不愿在一审诉讼中对葛宇红及张洪涛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其他违纪违法行为向相关机关提出检举控告。本案诉讼后，葛宇红申请保全，该保全由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保单保函的形式提供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为此支付保险费39000元。一审审理过程中，葛宇红为防止利息计算有误，自愿将已经计算得出的2020年4月30日前的利息变更为1100元，其后利息不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葛宇红主体是否适格；二、葛宇红与叶定安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叶定安出具借条后，葛宇红是否已经按照借条约定支付了所有的款项给叶定安；三、如果款项已经实际交付，借款合同是否存在无效事由，借款本金、借贷利率、尚欠本息如何确定，及李献春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保全保险费的请求应否支持。一审认定如下：一、葛宇红主体应为适格，理由如下：由于款项往来均是发生在葛宇红与叶定安的银行卡之间，借条上虽没有注明葛宇红为出借人，但葛宇红作为借条的持有人有权提起诉讼，形式上具备主体资格；退一步讲，即使案涉借条是叶定安向葛宇红丈夫张洪涛出具，款项亦来源自张洪涛，但该财产属于葛宇红与张洪涛的夫妻共同收入，张洪涛也明确表明其不作为共同原告，由葛宇红单独进行诉讼，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葛宇红的主体适格。二、葛宇红与叶定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葛宇红已经按照借条约定支付了相应的款项，理由如下：1.就本案而言，叶定安主张其与张洪涛间存在合伙关系不能成立，葛宇红与叶定安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叶定安主张，2013年5月21日至2020年4月30日间，叶定安的银行账户与葛宇红及张洪涛的银行账户之间也发生过多笔资金转账往来，对该款项的往来，均是通过葛宇红银行账户转入的资金均为张洪涛委托其放贷的合伙资金，葛宇红的银行卡一直由张洪涛实际使用，本案实为其与张洪涛之间的合伙放贷关系，但其仅仅是口头辩解，并未举证有书面或口头合伙协议存在，对此主张，葛宇红及张洪涛均不认可；叶定安也未能进一步陈述具体如何放贷，放贷对象是谁，放贷的数额、利息几何，利润如何分配，亏损如何承担等事实。而叶定安提供的2013年5月21日至2020年4月30日间其向葛宇红及张洪涛转账支付的大部分汇款凭证均注明付款用途为“还款”，2020年4月30日的汇款凭证付款用途还特别注明系“还借款”，显然，该汇款凭证所显示的资金往来用途不符合合伙往来资金特征，加之叶定安所提供的2009年6月11日至2013年5月7日间的银行流水均未注明系合伙放贷资金，且该款项也不是案涉的款项，叶定安提供的葛宇红发给其短信载明：“我和洪涛说了亲兄弟明算账，这星期我让他和你对下账，俩人确定一下还款方案，签个还款协议，这样我们心也安啦。”显示的也是葛宇红安排或委托其丈夫向其结算相关款项，符合常理，尚不足以证明本案资金往来发生在叶定安与张洪涛之间，故本案中叶定安主张其与张洪涛间存有合伙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案涉借条出具后，叶定安于2020年4月30日向葛宇红银行账户内汇入的20万元汇款凭证上特别注明系“还借款”，结合上述第一条中葛宇红有诉讼主体资格的分析理由，能够证明葛宇红与叶定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一审对2013年5月21日至2020年4月30日间叶定安与葛宇红银行账户之间发生过多笔资金往来均是因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产生。2.葛宇红已经按照借条约定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叶定安主张因其经营的房地产公司要用钱，张洪涛刚好有钱，而向张洪涛借钱，因同一天借款金额太大，应张洪涛要求同时向其出具四张借条，葛宇红提供的四份借条确系叶定安出具，现叶定安辩称并未收到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但其从未报警处理或通过诉讼方式收回借条，亦无书面或口头催要手续，与常理不符，不具有可信度，理由有三点：（1）其与张洪涛是多年好朋友，在张洪涛有钱、又同意借款的情况下，叶定安出具借条后，张洪涛不打款不合常理；（2）叶定安出具金额巨大的借条后，在张洪涛长期不出借款项的情况下，在其要求收回借条而张洪涛拒绝归还的情况下，没有通过书面或报警方方式收回借条不合常理；（3）葛宇红、叶定安、张洪涛均认可借条为同一天出具，这与正常的借款程序不相符，叶定安没有理由于同一天打了4张借条向对方借款，却书写为不同的借款日期；同一天打借条，应更大可能推断为葛宇红与叶定安对双方前期的款项往来进行结算后，叶定安在理清所欠款项数额及借款日期的情况下，分别出具不同日期的借条进行固定和明确；（4）张洪涛就同一笔借款出具四张借条，而借条中约定利率标准不同，亦不合常理。葛宇红对于案涉四张借条项下的款项交付及借条的构成进行陈述（该款项的构成详见审理查明该部分），就借款实际发生的时间、利率标准、利息结算与本案借条载明的内容、双方的借、还款转账往来凭证基本吻合，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对其陈述的借条构成及组成应予以支持；（5）上述四张借条出具后，叶定安向葛宇红账户内有多笔转账汇款，且大多数转账凭证均注明系“还款”，2020年4月30日的20万元转账凭证还特别注明系“还借款”，在叶定安不能举证证明上述还款系归还其他款项的情况下，应认定借款已经交付，叶定安是在归还案涉的四笔借款，尤其是在葛宇红通过短信向其催款、张洪涛将案涉四张借条通过微信发送给叶定安进行结算时，叶定安并未提出异议。综合以上事实，一审认定葛宇红与叶定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葛宇红已经按照借条约定支付了所有的款项，借条是对双方发生借款事实的真实记录，对于叶定安抗辩款项没有交付的事实不予采信。三、借款合同是否存在无效事由，借款本金、借贷利率、尚欠本息如何确定，及李献春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1.关于借贷行为效力问题。叶定安以本案涉及高利转贷、葛宇红及张洪涛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主张借贷行为无效。因本案涉及的是2013年5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之间发生的借款行为，而叶定安提交证据证明所欠银行的款项均是发生在2014年8月20日之后，并没有证据证明之前的款项来自于银行的信贷资金，一审审理中葛宇红、张洪涛也均表示此前并未信贷借款，并对自己的资金合法来源，对其家庭经济收入进行当庭陈述，表明其夫妻均是供电系统的职工，收入确实较高，加之曾因退股、分红、租金等方式获得众多收益，并多次表示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叶定安虽对此不认可，但其却表示不愿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对葛宇红、张洪涛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及其他违纪违法行为向相关机关提出检举控告。考虑到葛宇红、张洪涛系供电系统多年职工，况且在本案借款发生前，葛宇红就与叶定安存有多年的经济往来，往来数额多达2000多万元，本案借款才1000多万元，且本案出借款项均通过葛宇红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叶定安，一审认定葛宇红具有出借本案款项的经济能力，不存在高利转贷的事实情形；本案中叶定安亦无证据证明葛宇红明知叶定安借款系用于对外发放高利贷，但仍然向其提供借款资金，该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而叶定安主张本案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亦仅仅是其主观推断，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也未向相关机关进行举报予以查处而获得确实的证据，故对于叶定安关于本案借贷行为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本案借款本金、借贷利率、已还款项数额、尚欠本息数额如何确定及李献春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关于葛宇红主张的借款本金1100万元，葛宇红对其构成及组成由来进行了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八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因按前期300万元借款本金结算的2.5%月息一年利息90万元计入后期2014年6月19日400万元借款本金超过了年利率24%，超过的18万元（90万元-300万元×24%）部分不应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故2014年6月19日400万元借条项下借款本金应为382万元（310万+72万），则本案四张借条合计借款本金一审认定为1082万元（200万+300万+200万+382万）。虽该72万元本质是利息，但是双方约定为本金，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认可，由于72万元已经是年利率24%给付所得了，故该部分不得再计算借条出具后的利息。关于利率标准。尽管葛宇红在其汇款凭证上注有“月息2‰”字样，换算成年息仅为2.4%，尚低于借款发生时的银行存款利率，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且与借条载明的利率标准不吻合，不能充分反映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证据效力低于借条，故葛宇红陈述系笔误具有可信度，一审认定本案双方约定的利率标准以借条载明为准。关于已还款数额。因双方系在2014年8月20日对本案发生在2013年的三笔借款和2014年新发生的一笔借款重新统一出具借条，视为双方对案涉借款本息的结算行为，故2014年8月20之前叶定安转账支付给葛宇红的款项均不能认定为归还本案借条重新出具后对案涉借条的还款行为。2014年9月9日叶定安转账支付给葛宇红的4万元系归还2013年6月9日发生的200万元借款第一年利息。2017年9月11日叶定安转账支付给葛宇红的20万元，双方一致认可系归还葛宇红2017年8月26日临时出借给叶定安的20万元，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叶定安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其在2014年8月20日之后转账支付给张洪涛的143.5万元（20万元+5万+60万+58.5万元），张洪涛主张此系帮叶定安贷款的本息还款，已经另行结算完毕，亦与本案无关，因叶定安未能举证证明该款项与案涉借款存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归还本案借款的定案依据，故根据叶定安提供的2013年5月21日至2020年4月30日间的银行流水，一审认定叶定安对案涉借条项下借款已还款数额为410万元，具体还款明细为：2015年12月28日转账还款100万元、2016年2月18日转账还款30万元、2016年3月4日转账还款120万元、2017年11月24日转账还款100万元、2019年4月4日转账还款40万元、2020年4月30日转账还款20万元。关于尚欠的本息。本案中，葛宇红主张叶定安所还410万元应优先抵充2014年6月20日300万元借条项下月利率2.5%的利息，再抵充其他三张借条项下月利率2%的借款利息，剩余部分再抵充借款本金，300万元借条项下尚未支付的月利率2.5%的利息按年息24%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结付款项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在当事人无约定的情况下，应本着先利息后本金的抵充原则，且应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故原告的该主张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经计算，截止至2020年4月30日，叶定安尚欠葛宇红借款本金1082万元、利息1130.8133万元（具体见附件1），鉴于葛宇红对此仅仅主张为1100万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照准。关于李献春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葛宇红主张本案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叶定安、李献春共同偿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虽发生在叶定安、李献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李献春并未在借条上签字，葛宇红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系用于叶定安、李献春家庭共同生活或李献春从中受益，故葛宇红主张李献春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保全保险费。葛宇红在本案中提起保全，为保全提供担保花费保险费39000元，但该费用并非必要的支出，葛宇红要求叶定安承担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葛宇红与叶定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葛宇红按约向叶定安出借款项，叶定安理应按约定偿还尚欠的上述借款本息，故葛宇红要求叶定安偿还葛宇红借款本金1082万元及利息1100万元（利息暂计算到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0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叶定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葛宇红借款本金1082万元及利息1100万元（利息暂计算到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0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葛宇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5024元，由叶定安负担。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二审中，上诉人叶定安与被上诉人葛宇红均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葛宇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临沂市泰宏置业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明叶定安曾是该公司股东，葛宇红于2011年10月1日、2011年12月19日向叶定安支付的108万元系以叶定安名义向该公司投资，叶定安于2013年8月12日向葛宇红支付的170万元是向葛宇红支付投资回款及收益。2.葛宇红银行交易明细一份，证明2013年8月12日其向叶定安支付180万元借款在叶定安向其支付170万元投资款之后。3.张洪涛与张龙松聊天记录，证明本案诉讼后，叶定安委托其朋友张龙松与张洪涛沟通欲将其店铺挂卖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叶定安质证意见为：葛宇红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认可。叶定安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叶定安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涉案170万元中的150万元来源于案外人许涛，是许涛向其还款，与临沂市泰宏置业有限公司没有关系。2.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9）鲁1312民初390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公司一直没有分红而且股东发生纠纷，葛宇红称170万元是股东分红款没有任何依据，也说明叶定安与张洪涛之间没有任何股权代持关系。葛宇红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支付给葛宇红的170万中的150万元来自许涛转款，恰恰可以证明本案的款项来源于山东省临沂市房地产投资项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判决书内容看，叶定安和许涛就临沂市泰宏置业有限公司曾有股权转让纠纷，叶定安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许涛，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二审中，叶定安诉讼代理人对叶定安出具涉案四张借条的原因解释为，系2014年8月20日葛宇红、张洪涛将叶定安灌醉而出具，葛宇红主张的涉案五笔款项是葛宇红向叶定安偿还之前欠叶定安的借款，并称2013年7月24日之后向葛宇红的转账都是葛宇红向其借款。对于涉案五笔款项发生之前双方经济往来情况，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葛宇红向叶定安转账共计2294余万元，叶定安向葛宇红转账共计2540.3万元。张洪涛诉讼代理人对于叶定安向张洪涛转账143.5万元的原因解释为，2015年9月1日、2015年9月30日、2017年3月21日的转账共计85万元是张洪涛向叶定安借款，后叶定安于2016年2月以张洪涛名义在江苏银行贷款120万元，叶定安于2016年3月至2019年8月，每月向张洪涛账户汇款15000元用于偿还贷款，剩余80余万元贷款，双方约定与张洪涛欠叶定安的85万元借款相互冲抵，此后贷款由张洪涛偿还。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葛宇红本案主张的四张借条所涉借款有无实际交付；2.如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叶定安于2013年7月24日至2014年8月15日期间向葛宇红转账款项525.5万元是否偿还本案借款；3.叶定安向张洪涛支付的143.5万元是否偿还本案借款。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葛宇红主张与叶定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供了其于2013年5月21日向叶定安转账20万元、2013年6月9日向叶定安转账200万元、2013年6月20日向叶定安转账300万元、2013年8月12日向叶定安转账180万元、2014年6月17日向叶定安转账310万元，以及叶定安于2014年8月20日同一天出具的四张不同落款日期的借条。虽然叶定安出具借条的日期与葛宇红向叶定安转账的日期不完全一致，但葛宇红对于每笔转账与借条之间的对应关系已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且借条落款日期与葛宇红所陈述的对应转账时间基本接近或相差一年，符合葛宇红所主张的借条系对转账款项结算形成的特征。叶定安否认上述转账与四张借条之间的关联性，对转账解释为系葛宇红向其偿还之前葛宇红欠其的借款，对借条解释为其欲向葛宇红借款但葛宇红未向其实际交付。对此本院认为，叶定安的解释不符合常理，首先，对于葛宇红主张的涉案五笔款项，叶定安解释称系葛宇红向其偿还之前葛宇红欠其的借款，但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在涉案五笔转账发生前，葛宇红向叶定安转账共计2294余万元，叶定安向葛宇红转账共计2540.3万元，双方之间相互转账的差额仅200余万元，无论双方之间是何种债权债务关系，葛宇红也不可能存在欠叶定安1000余万元借款的事实；其次，关于叶定安出具的涉案四张借条的原因，叶定安在一审中解释为因生意需要向张洪涛借款，但叶定安对于为何在同一天出具四张落款日期不同的借条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在其出具大额借条后葛宇红与张洪涛未向其交付款项的情况下，叶定安却未要回借条不符合情理。在二审中，叶定安又辩称涉案借条系2014年8月20日葛宇红、张洪涛将其灌醉而出具，前后陈述不一致，如叶定安出具涉案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其在事后理应采取报警等措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因此，葛宇红的主张与叶定安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已初步完成举证责任，叶定安对其抗辩未能举证证明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四张借条是双方结算形成，叶定安于2013年7月24日至2014年8月15日期间向葛宇红转账款项525.5万元是在双方结算之前发生，如系偿还本案借款双方结算时理应予以扣减，且叶定安对上述转账款解释为葛宇红向其借款未能举证证明，在其欠葛宇红借款的情况下，葛宇红向其借款亦不符合常理。而葛宇红对于叶定安所支付的款项已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其中2014年6月10日的44万元、2014年9月9日的4万元，以及2014年8月14日的28万元、2014年8月15日的20万元，分别合计48万元，系归还涉案两张200万元借条所涉借款，转账数额与借款产生的利息数额基本吻合。对于2013年7月24日的48.8万元、2013年11月15日的214.7万元，葛宇红解释为偿还2012年7月19日发生的借款200万元的本息，鉴于叶定安抗辩上述款项均为葛宇红向其借款，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在本案借款发生之间的确存在大量经济往来，如双方对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有争议可另案主张。对于2013年8月12日叶定安支付给葛宇红的170万元，葛宇红主张系双方之间对临沂市泰宏置业有限公司的投资往来，从叶定安提供的其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其与案外人许涛、临沂市泰宏置业有限公司等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来看，涉案170万元中的150万元系来源于许涛，葛宇红陈述该笔款项系叶定安向其支付临沂市泰宏置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具有较大可能性，对比叶定安对于该笔款项解释为出借给葛宇红并不合理，故本院对葛宇红的主张予以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张洪涛对于叶定安向其支付的143.5万元解释称部分系其向叶定安借款，部分系叶定安向其偿还以其名义为叶定安所作的贷款，虽然张洪涛所作的贷款并非直接发放至叶定安账户，但叶定安于2016年3月张洪涛向江苏银行贷款后每月向张洪涛支付15000元直至2019年7月，叶定安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能够印证张洪涛陈述的其为叶定安贷款的事实，且本案借款系发生在叶定安与葛宇红之间，叶定安向张洪涛还款亦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因此，本院对叶定安主张向张洪涛支付的143.5万元应抵偿本案借款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叶定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900元，由上诉人叶定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勇审判员 马作彪审判员 岳 玥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