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6民终4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育勇，男，1973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溪源，安徽远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爱国，安徽远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立柱，男，198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印，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育勇因与被上诉人马立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2020)皖1623民初7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育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溪源、方爱国，被上诉人马立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育勇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被上诉人的欠款事实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以此为由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时效才能起算。上诉人一直以为被上诉人将该笔款项用于投标，直到2020年4月27日，上诉人刑满释放后找到被上诉人，才知晓被上诉人没有参与投标，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此时开始计算。就如被上诉人原审时强调的，上诉人释放前从未找过被上诉人，刑满释放后才找到被上诉人，从中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亦认可上诉人是刑满释放后第一次找到其时才明确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随后，上诉人便委托律师发函、起诉，积极主张权利，没有丝毫懈怠。二、即使不按照上述规定计算时效，上诉人的主张也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于2015年6月1日向被上诉人转款，2015年6月2日投标，6月3日开标，6月4日-6月8日公示，即使招标人在公告期满的第二天立即向中标人发送了中标通知书，根据法律规定，也需要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上诉人才有可能知晓案涉保证金是否退还，并且，本案存在特殊情况，该笔保证金需招标人先退给挂靠公司，挂靠公司再退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才具备了主张权利的条件，而不是项目公告期满或者招标人开始退款就意味着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故原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从6月10日开始计算错误。退一步讲，假设上诉人对招投标法关于期限的法律规定熟读牢记，那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至少也应当从案涉项目中标一个月后(30日+5日)开始计算。而且经过上诉人服刑期满后前往舒城县招投标中心核实相关情况时了解到，案涉项目的相关保证金2015年9月21日才全部退完，根据原审法院的方式计算，诉讼时效应该从2015年9月22日开始计算。由此，不论是根据明文的法律规定还是招标人的实际退款情况，原审法院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都是不正确的，同时，根据上诉人统计的舒城县类似工程项目保证金退还时间表格，很明显可以看出，按照工程项目招投标的操作习惯，招投标局通常在公告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退还保证金，所以即使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按照保证金退款的日期计算，上诉人最早可能知晓保证金已退还可追要的时间应当为公告后两个月左右。三、上诉人的服刑期限自2017年6月28日至2020年4月27日，根据《民法总则》第194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很显然，上诉人在服刑期限，被国家机关严格控制是导致上诉人不能行使权利的客观障碍，并且该障碍上诉人不能克服、不能对抗。被上诉人强行辩解认为服刑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并提交了一份上诉人在服刑期间的判决书，欲证明上诉人在服刑期间也可以委托律师主张权利，但是通过法院系统可以查询到，该案在立案时上诉人还未受到刑事处分，委托律师的行为发生在服刑前，并且相关事务当时多由另外两位原告操办。众所周知，近些年国家重拳打击黑恶势力，看管机关对涉黑涉恶的服刑人员的管控倍加严格，与刑事案件无关的事项一律不准涉及和谈论，这也是上诉人在服刑期间没能主张民事权利的重要原因。如果服刑都不能成为主张民事权利的客观障碍，那么能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律规定事由寥寥无几，这明显违背了立法本意和原则，诉讼时效的规定是为了避免权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能主张权利的，不应属于怠于行使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中止时效的原因尚未消除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因此，上诉人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应当得到法院支持。综上，本案不当得利事实上诉人于服刑期满后才知晓，这一事实双方均认可，诉讼时效应当从此刻开始计算。即使按照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退还保证金的日期计算，那也应该从2015年7月份以后开始，再根据诉讼时效关于中止的规定及新法3年的规定，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马立柱辩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范育勇全部诉讼请求。一、范育勇诉称其存在《民法典》中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不能成立，其在服刑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且在服刑过程中已分别作为原告和被告等诉讼主体主张民事权利，并不存在不能行使权利的客观阻却事由。二、本案并不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从我方提供的一、二审证据可以表明，范育勇与案外人张文定、钟勇长期合作，承建建筑工程，范育勇在寻找到建筑工程后，因无钱缴纳建筑工程中标保证金，向我方借款由我方代其交纳保证金款项，范育勇诉请的案涉工程仅与其向我方转款时间、转款金额相近，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与案涉工程存在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为案涉工程中标做出的准备及材料收集工作，范育勇以该案渉工程作为诉讼事由明显牵强；范育勇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具有借用建筑公司资质的资源，也已经成立建筑行业公司，不可能再委托我方找公司投标，我方作为自然人，不具备投标资质，在建筑行业资源方面也远逊于范育勇，其主张委托我方找公司投标，明显不符合常理。且根据挂靠和招投标流程，投标保证金应当由范育勇直接转至被挂靠公司名下，我方在无授权和委托的情况下不可能接受该款项，接受该款项也明显违背建设工程招投标商事交易习惯。 范育勇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120万元及其占用费295558元（自2015年6月9日暂计算至2020年10月9日，顺延至款清日止，后附计算明细）；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范育勇与被告马立柱系通过张文定介绍认识。舒城县交通运输局于2015年5月就2015年县乡公路改造工程（第三标段）进行公开招标，开标时间为2015年6月3日，投标保证金为24万元，诚信保证金94万元，保证金共计120万元。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5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和诚信保证金。原告范育勇为竞标该工程，请求马立柱为其寻找有资质的公司挂靠投标。2015年6月1日，原告范育勇使用本人账户向被告马立柱汇款60万元，于当天通过其哥哥范育曙的账户向被告汇款60万元，共计120万元全部到被告马立柱账户。经公开招标，安徽金寨顺达道路建设有限公司中标，招标结果公示时间为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6月8日。原告范育勇并未中标，舒城县招投标中心在2015年6月9日对所有参与投标未中标的保证金全部予以退回。被告马立柱一直未将该120万元退还给原告范育勇。另查明：原告范育勇因犯串通投标罪，于2019年3月8日被舒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10个月，范育勇于2017年6月28日被羁押，于2020年4月27日刑满释放。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为竞标工程，请求被告为其寻找有资质的公司挂靠投标，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120万元的转账时间为2015年6月1日，舒城县交通运输局2015年县乡公路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招标结果公示时间为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6月8日，舒城县招投标中心在2015年6月9日对所有参与投标未中标的保证金全部予以退回，原告在2015年6月9日应当知道其未中标，故诉讼时效应当自2015年6月10日起开始计算。原告于2015年6月1日将120万元款转给被告，从原告将款转给被告时起，原告就知道受益人是被告，原告称其刑满释放后第一次找到被告时才明确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该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的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施行前（2017年10月1日），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2015年6月10日-2017年6月9日)，不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原告称2017年6月28日因串通投标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入狱服刑系无法起诉的客观阻却事由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被羁押前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范育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130元由原告范育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对原审所举证据重新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对范育勇原审所举证据二“舒城县2015年县乡公路改造工程（第三标段）公开招标公告、《证明》、银行转账凭证”认证如下：因双方对转账120万元事实均认可，故本院对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认定。《证明》实质上是证人证言，因张文定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份《证明》不予认定，但范育勇提交张文定书写的《证明》，表明其认可《证明》所载明的内容。《证明》载明张文定于2015年6月1日介绍范育勇认识马立柱，当日范育勇将120万元汇给马立柱，而2015年县乡公路改造工程（第三标段）公开招标公告中载明报名时间是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20日，即张文定介绍二人认识时、范育勇向马立柱汇款时，该工程报名时间已过，故舒城县2015年县乡公路改造工程（第三标段）公开招标公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双方原审所举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同原审。对范育勇二审期间所举证据一退款记录、证据二工程公示信息单二份、判决书一份，证据三（2017）皖1523民初551号民事裁定书，证据四舒城县看守所的《证明》，因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马立柱二审期间提交的录音材料，该证据实质是证人证言，因其主张的通话人张文定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份证据亦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日，范育勇通过本人账户及其哥哥范育曙的账户分别向马立柱汇款60万元，合计120万元。范育勇主张该120万元系委托马立柱为其寻找挂靠公司用于投标舒城县2015年县乡公路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保证金，要求马立柱返还，并委托律师于2020年10月14日向马立柱发送了律师函。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而本案中，范育勇主张其于2015年6月1日向马立柱汇款120万元系委托马立柱为其寻找挂靠公司用于投标舒城县2015年县乡公路改造工程（第三标段）的保证金，即认可马立柱取得该120万元具有合法根据，故范育勇主张马立柱构成不当得利不能成立。因此，原审以范育勇不当得利请求权已超出诉讼时效作出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260元，由范育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亮 审判员 陈 芹 审判员 王桂燕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