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4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淑英，女，195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兵，男，197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强，男，197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刚，男，197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妮妮，女，1982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玄，男，198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正欣，女，1954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伟，山东光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淑英、姜兵、姜强、姜刚、姜妮妮、姜玄因与被上诉人刘正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6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淑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即（1）确认涉案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被上诉人返还房屋或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没有全面、客观的调查、收集和审查证据。对远在新疆、且新冠疫情期间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合同审。价格高达同期房屋买卖价格7倍甚至25倍，一审判决仍认为不能证明合同价格不合常理，严重背离日常生活经验。对上诉人提出的公平合理的调卷、鉴定申请不调卷、不鉴定，程序违法，系对上诉人诉讼权利的严重侵害；被上诉人一户三宅，一审法院仍认定其不违反“一户一宅”的基本国策，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判决本院认为部分，适用的是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是否有效未进行任何分析论证，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房屋土地使用权人应为刘正欣，其两理由不成立：1、直接认定2012年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未阐述任何理由。2、认定“刘淑英对房屋土地使用权登记应当知情，”纯属主观臆断。上诉人未参与房屋过户过程，如何知情？一审认定“村委会出具证明房屋买卖事宜，”认定事实错误，村委会未参与房屋买卖，且证明内容错误，其证明无效。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错误。上诉人方提供的证人，系姜龙法（卖房人）1991年期间的同事，足以证明1991年姜龙法一直在新疆生活未回胶南，故不可能同生活在胶南的姜秀和（卖房人）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证人远在新疆，出庭不便、出庭费用较高，兼之今年新冠疫情，确不能出庭，上诉人提交了书面证人证言及录像。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均规定，类似特殊情况，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虽不予认可，但未提出有效抗辩。一审以证人没有出庭，被上诉人不认可为由不采信，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二、一审认为2012年合同可以印证1991年合同，该认定事实错误。从内容上看，2012年合同确是对1991年合同的追认，但1991年合同本身就存在明显不合常理之处，系虚假合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刘淑英、姜玄不可能对一个不存在的房屋买卖的事实进行追认。退一步讲，即使该两人在该合同上签字、捺印属实，也只能是受到欺诈而签字，其意思表示不真实，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更何况两人根本没有签字、捺印。2012年合同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更不可能印证1991年合同属实。且2012年合同，未经权利人姜兵、姜刚、姜强、姜妮妮的追认，合同无效。1、首先，1991年合同当事人、见证人均已去世，无法确认合同真伪，被上诉人应当对合同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2、从房屋买变合同成交意向看，合同不可能发生，姜龙法不可能出卖涉案房屋。涉案房屋是上诉人家庭的唯一住房，姜龙法1984年离开胶南到新疆生活后，在新疆地区并未取得土地居和房屋（全家至今也未取得），其全家户口还登记在涉案房屋内，如果真的已将房子出卖，其不可能不将户口提走，反而几十年多次浪费时间和金钱，往返胶南办理户口问题。从买方看，姜秀和没有购房的需求和能力。姜秀和与儿子姜龙才各有一处房屋，因为受托照看涉案房屋，可以无偿占有、使用、收益，根本没有购房的必要。1991年，姜秀和大约60多岁（姜龙才是姜秀和的第二个子女，姜龙才生于1951年，1991年40周岁，由此推断姜秀和应该60多岁），没有以市场价数倍甚至数十倍价格购买房屋的能力。事实上，姜秀和生前穷的连抽旱烟的钱都没有，姜龙才曾偷偷的给其父亲买过烟叶抽，被被上诉人发现后大骂，这在本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被上诉人还曾打伤过姜秀和，所以姜秀和不可能购买房子留给儿子姜龙才和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庭审中陈述其公公姜秀和一毛不拔，反映的就是姜秀和生活的节俭和窘迫，所以说，其高价买房根本不可能发生。3、从房屋买卖的时间和空间看，涉案房屋在1991年9月刚办好土地使用证，10月就卖给姜秀和，有多此一举之嫌。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足以证实姜龙法1991年一直在新疆生活，并未回胶南，又如何同胶南的姜秀和签订书面出卖房屋契约？4、从合同见证人情况看，房屋买卖是重大事情，至少应两人以上见证，且多为村干部或是同族有威望的长辈，本案证人却只有姜欣一人，姜欣一直在胶州生活，姜秀和住在胶南，相距较远。被上诉人陈述，是姜欣给姜秀和打电话让其到胶州去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不合常理。合同签订时间是1991年的10月18日，而姜欣的妻子是在1991年10月27日病逝的，仅仅隔了九天，按人之常情，姜欣此时估计没有精力和心情给姜龙法和姜秀和介绍买卖房屋并作证。5、从房屋买卖合同价款看，1991年合同价款明显过高，是市场价的7倍多甚至高达25倍。上诉人提交了同期房屋买实的案例，应属书证，但一审法院未作为证据进行审核认定。一审审核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成交价格不合常理，明显违反生活常理。上诉人提供了1991年胶南市农民收入统计情况，证明了农民年纯收入不足千元，年收入增长73元，证明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低下。上诉人提交的同期案例证明1993年胶南市房屋买卖价格有600元，800元，1800元左右，而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价格却高达15,000元，是有可查市场价7倍多（15,000/2000=7.5）甚至高达25倍（15000/600=25）。并且被上诉人亲自承认买房人姜秀和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合同成交价高达15000元，严重背离常理。6、涉案1991年和2012年两份合同关于卖房时间相互矛盾：1991年合同时间是1991年10月18日，2012年追认合同记载房屋买卖的时间却是1992年春天，见证人逢焕亮作证称见证2012年合同时，没见到1991年合同，可见，1991年合同并不存在，2012年合同所谓追认也无从谈起。7、如上分析，1991年合同系虚假合同，刘淑英、姜玄不可能对一个不存在的房屋买卖的事实进行追认。退一步讲，即使该两人在该合同上签字、捺印属实，也只能是受到欺诈而签字，其意思表示不真实，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更何况两人根本没有签字、捺印。2012年合同因虚假意思表示而无效，更不可能印证1991年合同属实。8、2012年合同，未经过姜兵、姜刚、姜强、姜妮妮的追认，合同无效。二、被上诉人一户三宅，双方均无异议，一户一宅是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国家宏观政策，但一审法院仍认定不迷反一户一宅规定，认定事实严重违法，系枉法裁判。该两份合同因逃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被上诉人公公姜秀只有一个儿子姜龙才，姜龙才一子一女，户籍均不有在本村，依照法律规定，其全家只能享有一处宅基地，其再次购买涉案的宅基地房屋，显然违反了一户一宅的强制性规定和基本国策，一审判决认定其不违反一户一宅的基本国策，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四、一审判决对涉案两份合同不调卷、不鉴定，程序违法。该两份合族同具有签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有调卷和鉴定才能查清案件事实。一审不正当的限制上诉人请求鉴定的权利，系对上诉人诉讼权利的严重侵害。1、关于1991年合同，不仅如上所述严重不合常理，其协议纸张同当时年代明显不符，当时的合同都用普通红纸书写，一般折叠保存，纸张陈旧。而1991年合同，却是用高度疑似A4红色打印纸所书写，且没有任何折痕，纸张崭新，严重背离常理。1991年合同如果属实的话，姜欣不仅是见证人，还应是执笔人，因为买卖双方姜龙法和姜秀和均系文盲。姜欣于2017年去世，离休前是胶州市物资局干部，找到其生前笔迹不难，上诉人提交了姜欣生前的笔记及取证录像，本案完全具备鉴定条件和必要。上诉人不仅提出书面调卷申请，还多次在庭审和开庭前后恳请调卷，相信法官调卷后一眼就能辨明纸张的真伪，但一审却直接漠视，不调卷、不鉴定，必然导致认定事实不清。2、关于2012年合同刘淑英、姜玄误认为是房屋租赁合同才签名、捺印的，根本没到隐珠法律服务所进行合同见证。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应当对该见证卷宗调卷并鉴定以查明事实。一审认为：“姜玄在行政诉讼中承认自己在买卖合同上签名，在本案诉讼中又称签过字，不知道是不是该份合同，自相矛盾。”上诉人认为，姜玄的陈述并不矛盾。1、签字过程。根据姜玄、刘淑英在行政诉讼一审中陈述：2012年两人在黄岛区隐珠派出所办完户口，在派出所门口，刘正欣拿出一份合同，说是将上诉人家的房屋租赁出去，让两人签字，当时所签的根本不是什么房屋买卖合同，更没到隐珠法律服务所去做见证。签字时，刘正欣将纸张按在墙上，用手挡住纸张的上面，只露出下面签名部分让其签名。姜玄不知道合同内容不敢签，刘淑英还劝他，姜玄不放心，就签了假名字。如果当时是正常的房屋买卖的话，姜玄根本不会签署假名字。2、姜玄关于签名的前后陈述，并不矛盾。姜玄在行政庭诉讼中承认合同上名字是他本人所签，是因为姜玄庭审紧张，而且确实签过字，但并没有看到上面的内容，误认为当时受欺骗所签的就是该份房屋买卖合同，签字后被刘正欣做了手脚，串通法律服务所伪造了见证合同。但姜玄记得只签过一个名字，庭后经了解，2012年合同并非只有一份，而是多份。故，姜玄认为，即使曾有一份合同签字属实，其他合同也是伪造的，或是当时确实签订的就是租赁合同，所有2012年房屋买卖合同全部都是伪造的。姜玄签字时，被挡住了合同前面部分，既然被挡住，其就不可能知道所签的到底是房屋买卖合同还是房屋租赁合同。因此，在本案中其陈述不知道是不是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矛盾，而是对事实的澄清，能够做出合理解释。一审认定姜玄自认的就是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实属断章取义。4、法律服务所见证，通常都有卷宗存档备查，并附有录音录像。所以，调取见证卷宗档案，对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名、捺印进行鉴定，相信可以查清到底是不是姜玄签订了合同。5、事实上，通过对比姜玄在授权委托及庭审笔录上签名，同该合同上签名确实不符，差别明显。通过鉴定，确认签字、手印是否属实，是成熟的技术和最有利的证据，对争议的内容进行鉴定，也是当事人重要的举证手段，一审肆意阻拦当事人鉴定请求，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诉权。五、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合同是否有效，应以合同主体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进行判断。诚信原则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履行民事义务适应的原则，而且，认定合同是否生效，应当以民事法律具体规则进行确认，而不能以基本原则来认定与合同是否有效无关。其认定刘淑英应当对涉案房屋登记知情，属主观腻断，村委会出具的房屋买卖证明虚假，与事实不符。1、涉案土地即使已经变更登记到被上诉人名下，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属实。因为，依据物权法的规定，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结果相分离。在对物权变动原因是否有效进行评判时，物权变动的结果不能反证变动原因（即本案买卖合同）合法。2、一审认为：“2013年房屋统一确权登记时，刘淑英应当知晓该情况，刘淑英称其于2019年才知道房屋登记在刘正欣名下，与常理不符。且村委员会也证明涉案房屋买卖的事宜。”属主观臆断。村委会出具的材料系虚假材料。在上诉人撤销行政登记诉讼中档案材料显示，2013年房屋登记时，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是：姜龙法于1969年外出后一直无音信，于1991年回来变卖给本村村民姜秀和，之后再无联系，姜龙法已死亡，村委会多方面联系，仍无法联系其相关亲属。很明显：房屋过户时村委会根本没有通知上诉人家庭任何人，一审认定刘淑英应当知情，其依据的事实是什么？村委会证明与事实严重失实。首先，涉案的房屋是1982年姜龙法才购买，姜龙法住到1984年才全家到新疆生活，怎么会1969年就无音信呢？分房上诉人家庭同刘正欣保持联系，村委会是知情的，并且证人薛某1还自认审。2012年现场见证过刘淑英和姜玄，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根本就是虚假证明。关于村委会是否对涉案房屋买卖知情，按照刘正欣的陈述，1、上1991年房屋买卖是姜龙法、姜秀和跑到胶州去签的合同，当事人只有三人，村委会不是1991年合同的当事人，村委会不知情，其出具的证明没有效力。村委会的证明，都是被上诉人勾结证人、村文书薛某1出具的假证。是为了将房屋不正当的过户到刘正欣名下。上诉人提交了姜玄和薛某1的录音，薛某1是村文书，补偿款经办人，其将上诉人家庭祖坟拆迁款发给刘正欣，却一直推说不知情，后又诬陷是姜龙军领走，上诉人找到姜龙车和薛某1三方对质谈话时录得该段录音，薛某1仍拒不承认是刘正欣领走了补偿款。录音足以证明，证人薛某1明显偏袒刘正欣，其证人证言不可信，其出具的村委会证明不真实。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涉案房屋宅基地使用权过户时，是以姜秀和购买了姜龙法的房屋，然后刘正欣通过继承的方式进行过户登记的。2012年房屋买卖见证合同，并未作为过户的证明材料，因为其在档案中并没有编页码。综上，上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足以证明出卖人姜龙法1991年没回过胶南，不具备签订合同的时间，合同价款是市场价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明显不合常理情况，及合同签订时证人妻子去世等特殊情况不可能居间作证，并提出合同用纸明显是近年出现的A4彩色打印纸，与当时年代不符的合理怀疑，申请法院调取土地登记档案卷宗查验鉴定，并申请鉴定，并提供了合同执笔人生前笔迹供作为鉴定对比材料，完全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调卷、不鉴定，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一户三宅，涉案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均违反了“一户一宅”的国家宏观政策，该合同就是无效合同。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但一审判决认为部分以上诉人违反诚信原则为由不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辩称，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涉案的两份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应予维持。涉案房屋位于黄岛区。1991年10月18日，经姜龙法叔叔姜欣说合，姜龙法与答辩人公公姜秀和签订《买卖契约》，姜龙法将涉案宅基地房屋以15000元价格卖给姜秀和，契约签订后，姜龙和交付房屋价款，涉案宅基地房屋一直由姜秀和家庭实际占有使用。姜秀和于2010年1月14日死亡，姜秀和之子姜龙才（答辩人丈夫）于2011年7月8日死亡，姜龙法于2012年3月22日死亡。2012年刘淑英因户籍问题从新疆回到黄岛区办理相关手续，刘淑英、姜玄和答辩人到胶南隐珠法律服务所办理了见证，对之前房屋买卖事宜进行了确认，签字的姜卫实际为姜玄，姜玄在(2019)鲁0211行初356号案件中进行了确认。另外当时姜家洼子村书记（现已去世）及村干部薛某1参与了整个见证过程。在(2019)鲁021行初356号案件中，见证人逄某和村干部薛某1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对房屋买卖事宜是知情并认可的。后答辩人向原胶南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相关材料，国土局将涉案宅基地登记于刘正欣名下，并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以上事实，原审法院参考答辩人提交的证据，结合上诉人在行政诉讼中的陈述，对房屋买卖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两份合同系伪造，原审法院结合行政诉讼笔录认定合同有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否认合同的真实性，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涉案的两份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事由，上诉人仅以不合常理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且上诉人前后陈述不一致，请求法院注意，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涉案的两份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签订后，姜秀和支付对价，姜龙法交付房屋，涉案房屋一直由答辩人的家庭实际占有使用，并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2012年，涉案房屋的继承人对1991年契约事宜进行了确认，答辩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刘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家庭之间关于青岛市黄岛区房屋的两份买卖合同：姜龙法与姜秀和于1991年10月签订的《买卖契约》和刘淑英、姜卫与刘正欣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均无效；2、刘正欣返还房屋；3、刘正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淑英与姜龙法（2012年3月22日死亡）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四子一女，即长子姜兵、次子姜刚、三子姜强、四子姜玄（无户口）、女儿姜妮妮。刘正欣与姜龙才（2011年7月8日死亡）系夫妻关系，姜秀和（2010年1月14日死亡）系姜龙才之父。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房屋现登记在刘正欣名下。 另，2019年11月29日，姜刚、姜强作为原告，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作为被告，刘正欣、刘淑英、姜玄、姜兵、姜妮妮作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该案的庭审中，姜玄认可2012年7月2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签字系其所签，证人隐珠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逄某及村干部均出庭作证2012年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过程。后一审法院以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姜刚、姜强不服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维持原裁定的裁定。 双方对涉案两份的效力有争议。刘淑英等主张，涉案房屋系姜龙法于1982年购买并修缮居住，1991房屋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姜龙法名下，刘淑英全家于1984年到新疆生活，就将涉案房屋交由刘淑英之夫姜龙才照管。姜龙才去世后，刘正欣通过伪造合同的方式于2013年将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在其名下，直至2019年刘淑英等才发现该事实，因此该两份合同应属无效，刘正欣应返还涉案房屋。为此，刘淑英等已提起行政诉讼【案号：（2019）鲁0211行初356号】。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证人视频资料1份，证明证人高某系姜龙法的同事，证人夏某系姜龙法邻居，1991年10月期间姜龙法一直在新疆工作，从未回过胶南老家，不可能同姜秀和签订房屋买卖契约；。2、姜欣墓碑照片1份，证明姜欣妻子在1991年10月27日死亡，距姜秀和和姜龙法1991年10月18日签订合同仅差9天，按照常理，姜欣没有时间、心情和精力介绍并见证姜龙法和姜秀和签订房屋买卖契约。3、青岛市黄岛区胶南街道姜家洼子村委会盖章的证明1份，证明刘正欣在本村持有3处宅基地，违反了一户一宅的国策。4、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20日的证明1份，证明姜秀和在本村已有一处宅基地，购买涉案房屋违法了一户一宅国策。5、胶南市1991年经济和发展概况，证明1991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967元，年增加额仅为73元，涉案房屋的买卖价格为15,000元，不合常理。6、薛某1录音1份，证明薛某1在行政案件中所作证言不能采信。刘正欣对证据1不予认可，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3、4无异议，该两份证据源于行政诉讼案件；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刘正欣认为，关于证据1，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关于证据3、4，一户一宅政策不是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是管理性规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宅基地在同村村民之间可以买卖，原宅基地所有权人将宅基地出卖后不能再申请宅基地，刘正欣名下有多处房屋的原因是继承得来，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证据5，15000元的房屋买卖价格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价格的高低与合同效力没有关系；证据6，内容不清晰，证据来源不合法，薛某1已在行政诉讼中出庭作证，应以此为准。刘正欣主张，1991年10月18日，经姜龙法叔叔姜欣说合，姜龙法与姜秀和签订《买卖契约》，姜龙法将涉案宅基地房屋以15,000元价格出卖给姜秀和，契约签订后，姜秀和交付了房屋价款，涉案房屋一直由姜秀和家庭实际占有使用；2012年，刘淑英因户籍问题从新疆回来办理相关手续，刘淑英、姜玄和刘正欣到隐珠法律服务所办理了见证，对之前房屋买卖事宜进行了确认，签字的姜卫实际是姜玄，其身份已在（2019）鲁0211行初356号案件中进行了确认，当时村书记（已去世）及村干部薛某1参与了整个见证过程，在（2019）鲁0211行初356号案件中，见证人逄某和村干部薛某1出庭作证，证明刘淑英对房屋买卖事宜是知情并认可的，后刘正欣向国土部门提交相关材料，国土部门将涉案宅基地登记于刘正欣名下并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落款时间为1991年10月18日的买卖契约1份，证明经姜龙法的叔叔说合，姜龙法与姜秀和签订买卖契约，姜龙法将涉案宅基地以15,000元价格出卖给姜秀和。2、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0日的见证书1份（载明：见证事项房屋买卖合同书，证明青岛临港经济开发区民刘淑英、姜卫与刘正欣于2012年7月2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经审查，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当事人在协议上的签字、右手食指捺印属实；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刘淑英在青岛临港经济开发区有房屋一处正房四间，登记在刘淑英丈夫姜龙法名下，1992年春经双方家庭同意，刘淑英将房屋卖给刘正欣所有，涉案房屋共计作价15,000元，刘正欣于本合同签订前已付清，本合同签订前刘淑英、姜卫已将房屋交接给刘正欣居住所有，同时将房屋产权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手续交给刘正欣保管；刘淑英、姜卫在落款处签字捺印，证明人为郭圣金）证明刘淑英、姜玄和刘正欣到隐珠法律服务所办理了见证，对之前的房屋买卖事宜进行了确认，在行政案件中，刘淑英和姜玄认可签字的真实性，见证书中的姜卫就是姜玄。刘淑英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1，合同相关当事人均已去世，刘淑英等已经提起对合同的鉴定申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刘正欣应当举证证明合同真实有效，合同约定的房价不合常理，且合同仅有一名证明人与常理不符；关于证据2，刘淑英、姜玄没有到过法律服务所，而是在隐珠派出所门口签的字，当时有姜玄，刘淑英，刘正欣以及刘正欣的女儿，薛某1在车上但没有下车；刘正欣拉着刘淑英的手在一份文件上按了手印，刘淑英告诉姜玄是刘正欣要帮助将涉案房子出租，让姜玄签字，姜玄当时不愿意签，在刘淑英的说教下，姜玄才签了字，签字的文件是否与刘淑英按手印的文件是一同份不清楚，申请对该证据中刘淑英、姜卫（即姜玄）的签字真实性进行鉴定；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姜玄陈述认可签字是指他签过字，买卖合同中的见证人已经去世，见证人逄某陈述见证时仅有其一人，合同中载明的房屋买卖时间为1992年，与1991年买卖契约的时间相互矛盾。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关于刘淑英等提交的证据1，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刘正欣又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证据3、4，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刘正欣违法了一户一宅政策；证据5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买卖价格不合常理；证据6系案外人录音，属于证人证言性质，案外人未到庭，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刘正欣提交的证据1因双方当事人均已死亡，故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结合2012年7月2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可以确认刘淑英对涉案房屋的买卖情况知情，刘淑英等申请对该证据“姜欣”的签名进行鉴定，因姜欣已经死亡，无法进行鉴定，且姜欣系买卖契约的见证人，而非当事人，故没有鉴定的必要；关于证据2，2012年7月2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在行政案件中，姜玄认可系其本人签字，在本案中又称签过字不知道是否是该份合同，自相矛盾，且在行政案件中，隐珠法律服务所逄某、证人薛某2均认可了见证过程，故对证据2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012年7月2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刘淑英等申请对2012年7月20日合同上的签字捺印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者原为刘淑英之夫姜龙法，2013年登记在刘正欣名下，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应为刘正欣，理由如下：一是2012年7月20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刘淑英等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刘正欣，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刘淑英等应当诚实守信；二是按照通常理解，如果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姜龙法，那么在2013年房屋统一确权登记时，刘淑英应当知晓该情况，刘淑英称其于2019年才知道房屋登记在刘正欣名下，与常理不符，且村委会也证明涉案房屋买卖的事宜。综上，刘淑英等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淑英、姜兵、姜强、姜妮妮、姜玄、姜刚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淑英、姜兵、姜强、姜妮妮、姜玄、姜刚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案涉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案涉房屋。本院认为，上诉人虽称案涉房屋于1991年签订合同时约定价款过高，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且民事合同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合同价款的高低并不必然影响合同是否无效。即使案涉房屋约定价款过高，也仅为可变更、可撤销事由，而并非上诉人主张的合同无效。上诉人认为案涉1991年合同系虚假合同，但根据已生效(2019)鲁0211行初356号判决查明的事实“1992年，姜龙法与第三人刘正欣的公公姜秀和签订《买卖契约》，姜龙法将涉案土地上的房屋以15000元的价格卖给姜秀和，姜龙法、姜秀和及证明人姜欣在契约上签字、捺印”，认定该合同并非虚假合同，还有案涉2012年合同对1991年合同的再次确认，本院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虽对案涉2012年合同也不予认可，在上诉状中称“刘淑英、姜玄不可能对一个不存在的房屋买卖的事实进行追认。退一步讲，即使该两人在该合同上签字、捺印属实，也只能是受到欺诈而签字，其意思表示不真实，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无效。更何况两人根本没有签字、捺印”。但在（2019）鲁0211行初35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姜玄认可是其签的字，后还称“签字时，刘正欣将纸张按在墙上，用手挡住纸张的上面，只露出下面签名部分让其签名。姜玄不知道合同内容不敢签，刘淑英还劝他，姜玄不放心，就签了假名字”。其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也未能就其在案涉2012年合同上签字确认的行为作出其他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主张其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应予采信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称姜龙法从未回过胶南老家，但该证人仅为姜龙法同事和邻居，并非与姜龙法同住人员，不可能也无必要时刻关注姜龙法动态。按照常理推测，普通人对近三十年前发生的日常无重大意义的事情也不会有清晰地记忆。对该证人证言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本院难以确认。且该证人与上诉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故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违反“一户一宅”政策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未同意其鉴定申请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对案涉1991年合同中“姜欣”的签名进行鉴定，因姜欣已经死亡，无法进行鉴定，且姜欣系买卖契约的见证人，而非当事人，一审法院认为没有鉴定的必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淑英、姜兵、姜强、姜刚、姜妮妮、姜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明 审判员 李晓波 审判员 王昌民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法官助理 栾才玉 书记员王 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