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1民初2037号原告：闫慧江，男，1982年12月7日生，满族，公民身份号码2105111982********，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南园**楼1-1-2。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萍，系辽宁鸿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伟华，女，1971年6月12日生，满族，公民身份号码2112821971********，，住址辽宁省开原市老城街文庙村****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文，系辽宁常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闫慧江与被告周伟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慧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萍，被告周伟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周伟华向原告支付货款139,375元，并自2019年6月2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计算至款项交付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闫慧江系朗致药业辽宁省地区经销商，被告自2017年4月在原告处购买药品，原告在接到被告订单后即通过快递方式将货物运送至被告指定单位，被告通过银行汇款向原告结算货款。截至目前，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68,878.20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恳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被告已经将收取的药款全部转账给朗致药业，不拖欠任何药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1、2020年1月13日，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闫慧江系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地区药品销售代理，其个人有权对代理区域内发生的药品货款直接与下级代理商或客户进行结算，本公司予以配合。同时，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同意本案所有债权归原告闫慧江个人所有”。2、2020年1月13日，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地区药品销售代理闫慧江向其下级代理商或客户销售的所有药品系从我公司订货并出库，具体时间、药品名称、规格、数量以我公司出具的《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为准。3、2019年2月16日，朗致中国一区心脑事业部辽宁省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周伟华（作为乙方）签订的两份《承包协议补充规定》中确认乙方承包的区域为心脑事业部辽宁省区，具体销售区域为辽宁省铁岭地区（银州区、清河区、铁岭新城区、调兵山市、开原市、铁岭县、昌图县、西丰县）、辽宁省沈阳2地区（康平县、法库县）。4、被告自认其自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为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地区县区级药品销售代理，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为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地区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原告自认其为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地区省级药品销售代理。5、原告提供了2017年4月18日至2019年6月6日《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收货地址均为上述《承包协议补充规定》中被告所承包的在辽宁省铁岭地区（2017年4月18日至2019年6月6日）、辽宁省沈阳2地区（2018年8月23日至2019年6月6日），总金额为758,820.20元。其中，被告自认的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为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地区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期间（即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6日期间），根据《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所载金额计算，收货地址为上述《承包协议补充规定》中被告所承包的在辽宁省铁岭地区、辽宁省沈阳2地区的供货金额总计为328,706元。6、同时，原告提供了“地总报货群”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11日期间的微信群截图，其中备注名为“离铁岭/沈阳2周伟华”的“报货计划”与上述《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能够对应。销售出库单中的收货地址即为“离铁岭/沈阳2周伟华”在微信群“报货计划”中所报诊所、卫生所等单位，“离铁岭/沈阳2周伟华”在微信群“报货计划”中收货人均为“周伟华，1864102****”。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地总报货群”微信记录中所有备注名为“离铁岭/沈阳2周伟华”的“报货计划”。根据《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所载金额计算，被告认可的微信群中有“报货计划”的药品总金额为98,937元。7、原、被告之间的转账记录经双方核对汇总如下：建设银行：原、被告之间全部转款记录的时间为2018年8月26日至2019年6月26日，共计36笔，被告共计转账给原告494,656元；农业银行：原、被告之间全部转款记录的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至2018年9月28日，共计4笔，被告共计转账给原告58,808元；微信转账：原、被告之间全部转款记录的时间为2017年5月2日至2019年3月4日，共计20笔，被告共计转账给原告47,776元，其中2018年8月1日之前的转账记录有6笔，金额为11,100元。8、被告提供的其与刘胜林之间的农业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4月25日至2018年7月25日，共计转账27笔，总计金额为441,948.99元，期间，2017年6月25日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被告还向王宇转账5笔，金额为94,400元。原、被告均认可刘胜林系当时的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被告陈述刘胜林生病期间由王宇代行职务，故存在3个月向王宇转账的情况。除此之外，被告与刘胜林、王宇之间还有大量的微信转账情况，由于款项已远远超出本案原告主张的诉请金额，故被告未予举证微信转账部分。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3份、承包协议补充规定2份、微信“地总报货群”聊天记录截图、2017年4月至2019年6月《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微信转账记录、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应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2、被告是否还需向原告支付药款。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被告辩驳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一，被告周伟华为朗致药业铁岭市市级销售代理，原告闫慧江为朗致药业辽宁省省级销售代理，原告是被告的上级领导，二人之间是同事关系，被告没有向原告购买任何药品，二人之间不具有买卖法律关系。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的规定，原告个人无法成为药品的销售主体，故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二，第一次庭审中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仅仅说明原告有权利与下级代理或客户进行结算，这是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内部授权，原告履行的是其作为员工的工作职责，是代表朗致集团江西药业有限公司的，真正有权利索要货款的仍然是朗致集团江西药业有限公司。第二次庭审中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是对债权的处理，应视为债权的转让协议，但债权转让需要通知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收到任何债权转让的通知，原告无权以个人名义以诉讼的方式向被告主张权利，故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第三，大连圣达医药公司亿华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销售单恰恰说明了药品的出卖人为大连圣达医药公司亿华分公司，药品的购买人为各个药房/诊所。大连圣达医药公司亿华分公司并未对原告进行授权，故原告无权代替大连圣达医药公司亿华分公司起诉追索药品的货款。本院认为，第一，经庭审调查可知，案涉药品的流向是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到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再到各药房/诊所；案涉药品货款的结算是从药房/诊所到县区级药品销售代理、再到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再到省级药品销售代理，再到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再到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结合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中“闫慧江系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辽宁地区药品销售代理，其个人有权对代理区域内发生的药品货款直接与下级代理商或客户进行结算”的表述以及2019年2月16日朗致中国一区心脑事业部辽宁省有限公司与被告周伟华签订的两份《承包协议补充规定》可见，各级药品销售代理在各自代理的区域内是“独家”代理，因此，上下级药品销售代理之间存在直接的药品货款结算的合同义务，即被告作为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有向原告（省级药品销售代理）交付货款的义务。因此，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第二，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与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本案中原告仅作为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的销售代理向被告主张货款，而并非代表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追索货款，因此，原告无需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的授权。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基于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的论述，各级药品销售代理均有各自代理的区域范围，因此，药品货款的结算应该在地域范围内逐级结算，也就是说县区级药品销售代理向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结算货款，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向省级药品销售代理结算货款。因此，本案中首先应该确定的是被告周伟华何时成为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的。原告主张被告自2017年4月起即为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被告主张其自2018年8月起才成为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其仅仅是县区级药品销售代理，当时的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为刘胜林、王宇。经查，原、被告对于被告自2017年4月起至2019年6月止从事药品销售代理的时间点均无异议。原告提供的“地总报货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起始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也就是说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周伟华以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身份开始订货的最早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而被告当庭自认其自2018年8月起即开始从事地市级药品销售代理。因此，应以被告自认的对其不利的事实进行认定。再结合经原、被告核对确认的转让记录来看，原、被告之间的所有银行流水记录均发生在2018年8月以后，双方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也绝大部分发生在2018年8月以后，因此，本院对被告自认的2018年8月以后开始从事地市级药品代理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关于货款结算。经庭审调查，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6日，根据《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所载金额计算，收货地址为上述《承包协议补充规定》中被告所代理的在辽宁省铁岭地区、辽宁省沈阳2地区的供货金额总计为328,706元。而在此期间，经粗略计算，被告通过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微信等方式向原告转账付款的金额达590,140元。再者，假使按照原告的计算方法，自2017年4月起开始计算，根据2017年4月18日至2019年6月6日《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随货同行）》所载金额计算，被告所代理的在辽宁省铁岭地区、辽宁省沈阳2地区货款总金额为758,820.20元。而被告在此期间通过银行、微信等方式向原告及当时被告的上级药品销售代表刘胜林的转账金额达1,032,088.99元（590,140元+441,948.99元）。据此，本院认为，被告周伟华不拖欠原告货款。再者，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即原、被告之间是否是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从药品流转的流程看，双方间业务操作的一般流程为朗致集团江西医药有限公司药品经被告联系后由大连圣达医药有限公司亿华分公司发给需要该产品的相关客户，相关客户货款是支付给被告等药品销售代理。该流程并不符合买卖合同系一方给付货物一方支付价款的基本流程。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在本案诉讼中坚持以买卖关系要求被告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成立。综上所述，依照《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闫慧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6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闫慧江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袁媛人民陪审员张爱华人民陪审员李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                姗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民法典施行前成立的合同，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该合同的履行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因民法典施行前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民法典施行后履行合同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三遍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人员，必须每年进行健康检查。患有传染病或者其他可能污染药品的疾病的，不得从事直接接触药品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