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渝0112民初24296号 原告：郑欧喆，男，199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持忠，系其父亲。 被告：重庆盛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89号C幢23-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9265485W。 法定代表人：许道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正山，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郑欧喆与被告重庆盛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欧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持忠，被告重庆盛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正山、李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欧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股权转让价款17747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9月20日，原告向古蔺煤矿（东段）有限公司股权投资10万元，被告是东段公司的控股股东。直到2012年，原告每年行使股东权利，被告视原告为实际出资人。2016年底，被告未同原告商议，将原告股权处分。直到2019年被告提起追索欠款诉讼，原告才得知东段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的真实信息，故起诉。 被告重庆盛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主体不适格，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无权起诉被告主张损失赔偿，无权提起本案的诉讼。原告以其在2005年9月20日向案外人古蔺煤矿（东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蔺公司”）出资10万元股权为由，向古蔺公司股东之一即被告主张股东权益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从本案案由角度来看，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但是原被告之间并未签署过任何书面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有任何合同存在，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在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向被告主张损失赔偿，属于被告主体不适格。应裁定驳回起诉。2、从本案法律关系来看，首先，被告作为古蔺公司股东之一单独一个主体无法确认原告的出资人身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即使被告作为股东之一认可原告的出资人身份，也不代表古蔺公司认可原告的出资人身份，被告仅为古蔺公司众多股东之一，还必须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的同意。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的出资人身份得到确认，被告作为公司股东之一也不存在侵害原告权益的行为，原告起诉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若欲通过主张其为古蔺公司股东来获取股东权益，也应当起诉古蔺公司或全体股东而非被告。3、原被告之间无股权代持协议，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也无其他法律关系，故原告无权起诉被告。被告在转让其自身享有的股权时不具有告知原告的义务，系对自己权利的处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主张权利的前提是被告为名义股东，原告为实际出资人，但事实是原被告之间并无股权代持关系，也就不存在“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的问题，被告作为古蔺公司真正的出资人，真正的股东，转让自身股权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并未损害原告权益，与原告无关。故原告在与被告无股权代持关系的情况下，主张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无事实依据。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无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是指可以支持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其逻辑框架可以概括为“谁得向谁，依据何种规范，主张何种权利”。首先，依前所述，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其次，依据王泽鉴教授的分类，将请求权基础分为：（1）契约上请求权。（2）无权代理等类似契约关系上请求权。（3）无因管理上请求权。（4）物权关系上请求权。（5）不当得利请求权。（6）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7）其他请求权等七大类，原告相被告主张赔偿权利，不属于前述任何一类请求权基础，故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更无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三、无论原告的出资人身份是否得到确认，被告作为古蔺公司股东之一与其他股东依照法定程序及公司章程转让公司股份系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股东权益。原告主张被告于2016年12月转让公司股权未与其商议，属于擅自处分公司股权的行为侵犯原告权益无事实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古蔺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十一条转让出资的条件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即视为同意转让。”如前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股权代持关系，被告转让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及章程要求，并未侵犯原告权益。四、原告向古蔺公司出资的款项是否为投资款不明确，且其中4万元属于暂借款，古蔺公司已经归还。证据显示原告向案外人古蔺公司支付了10万元，收据摘要内容显示其中6万元为股本金，4万元为暂借款，对该6万元股本金是否真正转为投资款，被告不清楚，且这一事实也不由被告确认。但据了解，其中4万元的暂借款古蔺公司已经归还，不应算作投资款。无论原告的起诉是否适格，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作为出资人身份，其以10万元作为投资款主张股权收益也属基础数据错误。五、原告无权依据（2018）渝0112民初1642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渝01民终3141号民事判决书来主张计算股权收益，目前古蔺公司原债务尚未进行最终决算，且属于严重亏损状态，其转让股权的尾款320万元尚未支付到位，且已支付的款项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各项债务及公司各项支出，原告无权主张依据民事判决书的金额获取收益。虽然古蔺公司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情况和股权转让款的收支情况并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是作为古蔺公司原股东之一，有必要如实披露古蔺公司真实的亏损情况。根据2016年11月13日召开的股东会记录记载，公司截止2016年11月，累计负债约3669万元，而（2018）渝0112民初1642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渝01民终3141号《民事判决书》的依据均为《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标的34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也明确约定，2016年12月28日为股份转让基准日，转让基准日之前，古蔺公司所有债务由转让方承担。故古蔺公司的负债远远大于其股权收益，判决书所确定的股权转让款并不能代表古蔺公司目前的资产状况。原告仅依据股权转让收益而未考虑公司债务情况，是不符合公司客观的现实情况的，目前古蔺公司现股东还在提起诉讼，要求包含被告在内的股东承担相关债务。古蔺公司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目前尚未进行最终的决算，原告即使是起诉股权转让款的收支盈亏条件也不成就，也无权依据判决书确定的金额主张投资收益。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经本院审查认为，涉案纠纷需以审查原告在古蔺煤矿（东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前是否实为古蔺煤矿（东段）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是否享有股权比例为基础，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应先另案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将古蔺煤矿（东段）有限公司列为被告，将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先行确认其股东资格。在股东资格尚未确认的情况下，其直接以古蔺煤矿（东段）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要求重庆盛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给付股权转让价款，其诉讼主体不适格。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郑欧喆的起诉。 已收取案件受理费1924.73元，退还原告郑欧喆。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琴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潘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