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81民初6762号 原告：陈洪强，男，1975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金燕，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明，浙江紫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赵光明，男，198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东，浙江禾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建冬，男，1975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银佳，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力，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永福里一弄14-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481MA2F36MU22。 经营者：尚树亮，男，198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清丰县。 原告陈洪强与被告赵光明、陆建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赵光明申请追加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为本案共同被告，原告同意并变更诉讼请求，本院依法追加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为本案共同被告并于2020年12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陈洪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金燕、被告赵光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东、被告陆建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力、被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经营者尚树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洪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897543.69元（医疗费205633.0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50元、营养费2700元、残疾赔偿金433310.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41780.24元、误工费56210元、护理费24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5000元、鉴定费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受被告赵光明雇佣为被告陆建冬安装广告字牌。2019年4月6日，原告在安装过程中从高处跌落受伤，后原告经多家医院治疗。2020年7月31日，经嘉兴市康慈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评定原告精神状态及智力损害程度为九级伤残。2020年9月8日，经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鉴定，评定原告头胸部及脊柱损伤为一个八级、两个九级伤残。原告因劳务受伤，被告赵光明作为原告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陆建冬、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疏于对现场的监管，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当与被告赵光明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本院。 被告赵光明答辩称，其不是适格的主体。赵光明与原告陈洪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系工友间的合作关系，接受被告新原字牌店的指示安排，为被告陆建冬拆装广告字牌。从陈洪强与赵光明2019年4月3日至2019年4月6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分析，陈洪强主动要求与赵光明一起去做这个活，赵光明与陈洪强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本次劳务过程中使用的梯子、电钻等劳动工具均由陈洪强提供，原告认为系被告赵光明雇佣了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系原告自己不慎从梯子上摔落，被告根本不存在任何侵权事由。被告赵光明与原告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陈洪强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使其受伤，或者原告是在为被告赵光明提供劳动过程中受伤，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在案的证据分析，只有原告受伤的结果，但无相应证据证明结果发生的经过。根据相关操作常识，原告应佩戴相关安全设备，但原告完全忽视安全防护，原告本人应当对事件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原告作为成年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安全防范意识，但其未能充分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在本案中亦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侵权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本人应当对事件的发生承担相应责任，被告在原告受伤后已为其垫付医疗费4171.33元。原告各项赔偿项目不合理，医疗费应当扣除相关医保部分，残疾赔偿金，无法核实原告户口为城镇户口，且事故发生前不满足在城市居住生活消费满一年的情形，因此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予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原告系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费过高。交通费未提供相应票据，具体由法院酌定。鉴定费系原告单方委托鉴定，不予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求金额过高。 被告陆建冬答辩称，原告认为陆建冬疏于履行对现场的监管和安全注意义务，但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陆建冬负有监管及安全注意义务。事实上，陆建冬与原告、被告赵光明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安装字牌业务发包是承揽法律关系。2019年4月6日，陆建冬是在原告与赵光明到达现场开始工作时，才知道是他们两人现场作业，之前二人从未与陆建冬联系过。现场工作方案、工具等等，都是原告与赵光明自行完成，作业现场陆建冬未有干预，原告主张要求陆建冬承担疏于履行现场监管、安全注意义务是不成立的。对其损失的计算，我们的意见与被告赵光明的意见一致，案涉事件发生在2019年4月6日，是在城乡标准统一改革之前，故相关赔偿项目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被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答辩称，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既不是雇主，也未从中谋取利益，仅仅是出于好意将安装字牌的劳务介绍给了赵光明，具体施工人员召集均系赵光明自主安排，与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无关，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原、被告围绕各自诉辩意见提供了证据。原告提供的出警经过、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护理费、鉴定费发票、鉴定意见书、海宁市斜桥镇永和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户口本等证据均系原件，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国家统计局城乡规划代码截图打印件，系复印件，被告赵光明、陆建冬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房屋产权证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被告赵光明提供微信聊天记录、门诊收费票据、账单，其他当事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陆建冬提供的照片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赵光明事发当天驾驶印有“博奥文化”广告的面包车到达现场的事实，其他当事人亦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提供经营者尚树亮与陆建冬通话录音、与洪杰字牌店叶某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与陆建冬上次业务已结算完毕的事实，其他当事人对此并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前述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申请证人叶某出庭作证，叶某陈述：“我表哥（陆建冬）叫我找人把那个字移下，我就找郭店的江炎找人，他让我找新原字牌店的尚树亮，然后我联系尚树亮帮忙找人……他们（原告、赵光明）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就是我表哥当天打电话让我去把他要新贴的几十个小字加上去我才去的现场……就在最后一个字最后一笔安装的时候，本地的安装工（原告）在上面安装，外地的安装工（赵光明）在下面看歪不歪……没有（安全绳索、安全帽等）”。原被告对该证人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予以认定。 本院依职权对江炎做询问笔录，其陈述“当初叶某说有字牌要移动，让我帮忙找安装工……我平时和其他人有合作，以前安装我都是找新原字牌店做的，我电话联系了新原的老板（尚树亮）……他（尚树亮）说这个比较难做，他自己做不来，我跟他说大家这么熟让他帮我找个人做这个活，因为叶某那边比较急……新原字牌的老板和叶某也认识，后来就是新原字牌和叶某对接，我不清楚……新原跟我说1000元，我就跟叶某说了价格，我说要做的话直接找新原就可以……叶某当时跟我说要再做几十个小字……正常（这些小字费用）应该收100多元，但我和他是一年一结账，当时他拿走了，我们没具体谈多少钱……我不认识（陈洪强、赵光明、陆建冬）……我是做广告字牌的，但是安装都是叫别人做的……后来是他们俩（叶某与尚树亮）对接，中间我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当时叶某问我做一下多少钱，新原说了价格后我就把新原的报价说了一下，其他我也没做什么……”。原、被告对该询问笔录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依职权对叶某作询问笔录，其陈述“陈洪强、赵光明接到活我不知道，是陆建冬找我的，当时陆建冬说房东嫌他的发光字牌太亮睡不着，想要抬高字牌，就找我了……刚开始陆建冬只让我抬高字牌，我就跟江炎联系让他找人帮忙抬高字牌，江炎找了新原字牌店的，后来新原的人跟我联系谈价格，确定谈好抬高字牌是1000元。价格我跟陆建冬说了，他表示同意。他们那边的人具体什么时候来抬高字牌我不清楚。我听说他们还去现场看过，但是他们去现场也没跟我说，我是听新原的老板说的……我跟陆建冬说抬高字牌1000元后没几天，他又打电话说顺便让抬高字牌的人贴几个字，那几个字要赶出来。因为当时不知道具体哪天来移字牌，所以我当时只是和江炎说要加几个字。加小字的事我跟新原字牌店的老板也说了。他说师傅那里要加100元，但我没和陆建冬说，我当时想的是反正安装工都来了，可以等到装好后，陆建冬自己和安装工谈价格……当天陆建冬打我电话说安装工来了，我就赶到郭店江炎那去拿字，小字江炎收我170元，算上油钱我就找陆建冬收200元。这新增的几十个小字从制作加工到安装费，我跟陆建冬说要外加200元……新原字牌店的老板跟我说过装好后，安装费让陆建冬直接支付给安装工……关于抬高字牌的费用，我跟陆建冬汇报的，以及新原字牌店跟我说的价格都是1000元，至于新原字牌店有无赚差价我不清楚……施工当天，他们在拆字的时候，陆建冬打我电话，我从周王庙赶到郭店江炎的店里取几十个小字，拿了字之后我就把这些字送到案涉工地现场……我到现场时他们两个已经在上面干活了，我把小字给陆建冬我就不管其他的了……安装工站的地方到地面大概七八米高……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原、被告对该询问笔录内容并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本院依职权对陆建冬做询问笔录，其陈述“建冬物流的字牌制作完成并安装之后过了几个月，我租房子用来安装字牌的那个房东说发光字离窗户很近，房东说失眠睡不着怀疑是字牌的原因，我就想着找人把字牌抬高点……这几个字牌是找叶某做的，钱已经结清了……要抬高字牌我第一时间也找到是叶某，我就说字牌要抬高，叶某说他做不来，要问问别人……他找谁问我不清楚，后来过来好几天，叶某说找到人做了，我说尽量快点……当时谈好的价格一千多点，具体记不清了，因为抬高字牌后，我还要他在原字牌下面加些小字……加小字是我确定有人来抬高字牌我才跟叶某说的……钱具体给谁也没谈……江炎我不认识……除了叶某跟我说过以外，我也不知道谁来做……当天来施工现场的两个人我也不认识……在安装工来抬字牌前几天，我催过叶某好几次让他们快点来弄，那天来的时候他们两开着有博奥广告标语的面包车来的，我发现他们时他们已经在上面干活了，那时候他们刚刚拿梯子等工具准备上去，面包车后盖也打开了……施工现场距离地面大概四米多，往上抬之后大概有七、八米……彩钢棚距离他们施工时要攀爬的距离也超过两米，大概三米高……那天施工他们找我要了一块造房子用的跳板……安装费目前也没有结算……”。原告及其他被告对该证据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依职权对尚树亮做询问笔录，其陈述“红丰广告店的江炎打我电话说当时我做的“建冬物流”四个字牌的老板想要往上移高（字牌），我当时回答说我做不了这个活，然后江炎就说能不能帮忙问问看有没有人能做。我还跟江炎说挪不了就跟老板说挪不了。后来我在海宁广告群里看到赵光明发了广告，说专业做广告字牌安装，我就加了他微信询问他这个活能不能做……建冬物流四个字的字牌业务是2018年的活，我已经做好了，跟叶某结清了费用。我跟江炎合作的久一点，跟叶某合作不多。但做建冬物流字牌业务时叶某跟我直接联系的……我只知道客户要将字抬高，我就第一次装字的时候去过现场，这次要求抬高我没有去过现场……我找到赵光明后，叶某是跟我联系。赵光明向我报价之后，我具体报给谁忘记了，但肯定是跟二人（叶某、江炎）之一说过，他们同意了……我认为是赵光明直接跟陆建冬要安装费，但叶某、江炎有没有从中赚取我不清楚，所以我才跟赵光明说不要直接跟客户提钱。具体钱如何支付，如何结算，我作为介绍人不清楚……”。原告及其他被告对该询问笔录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结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庭审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被告陆建冬定制安装于他人房屋上的“建冬物流”广告字牌需抬升高度，故联系叶某找人安装。叶某联系江炎帮忙找安装工。江炎联系被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新原字牌店（以下简称新原字牌店）经营者尚树亮。尚树亮表示自己无法安装，遂询问被告赵光明能否安装。2019年4月1日，尚树亮通过微信将施工现场照片发送给赵光明，询问抬高字牌能否安装。赵光明当时回复这个活不好做，自己没有做过。尚树亮于是让赵光明帮忙询问有没有认识的人能做。赵光明询问施工现场位置并于当天去现场查看后回复：“我去看了，吊车估计进不去，要装的话，可能需要两个人，在彩钢板上放梯子，人爬上去装”。尚树亮回复“那你叫两个人安排一下吧，看啥时候给他装一下，看多少钱我给他老板说一下”。2019年4月2日，赵光明微信回复安装费要1000元，尚树亮回复：“你这两天有空吗，过来装一下，装好之后1000元直接找老板要，不要跟客户要钱”。赵光明表示同意并确定2019年4月6日去现场安装。2019年4月3日，赵光明通过微信将施工现场图片发给陈洪强，二人通过微信商讨施工方案并商定由二人共同去安装。2019年4月6日，陈洪强、赵光明一同赴案涉现场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中，原告陈洪强不慎跌落摔伤。事故发生后，原告经多家医院治疗。其中，2019年4月6日至2019年4月15日，原告在海宁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9天，2019年4月15日转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治疗至2019年5月1日，住院15天。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7月27日，在海宁康华医院住院治疗87天。2019年8月19日至2019年9月2日，原告再次在海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前述门诊、住院等治疗共支出医疗费205624.05元（原告自付的部分）。原告之伤于2020年7月31日经嘉兴市康慈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为精神九级伤残；于2020年9月8日经嘉兴志源司法鉴定所鉴定为一个八级、两个九级伤残，拟给予误工期365天，护理期150天，营养期90天。 另，原告陈洪强父亲陈敏华出生于1949年7月27日，母亲周妙珍出生于1951年5月29日，其父母育有原告及陈建强二人。原告与其妻子育有一子陈佳豪，出生于2003年2月20日。截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之日，被告陆建冬已支付原告20000元，被告赵光明代原告支付医疗费1171.33元、预缴住院费用3000元。原告与其妻子吴跃娟共同共有坐落于海宁市海昌街道新城市花园××幢××单元××室房产，登记时间为2008年9月24日。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如何认定；二、原告的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参照什么标准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其受赵光明、新原字牌店雇佣，为陆建冬安装字牌，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理应由雇主赵光明、新原字牌店承担赔偿责任，陆建冬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对现场尽到监管和安全注意义务，故三被告应当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被告赵光明认为其与原告系工友，而非雇佣关系，雇主是新原字牌店和陆建冬，原告要求赵光明承担责任缺乏依据。新原字牌店认为其仅仅是作为介绍人给赵光明介绍了案涉字牌抬高的工作，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对原告损害无须承担责任。被告陆建冬认为其与赵光明之间是承揽关系，与原告无任何法律关系，作为定作人，其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根据各方实际沟通的情况及具体事务承接事实进行分析。第一，就案涉字牌抬升业务，陈洪强与赵光明之间存在临时性合作承揽业务的合伙关系。陈洪强主张受赵光明、新原字牌店雇佣，但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从双方聊天记录分析，赵光明并非直接向陈洪强下达工作任务、指挥其提供劳务，而是将所接到的业务具体情况介绍给陈洪强，双方一起讨论如何具体完成该业务。在沟通方案过程中，陈洪强提出诸多具体方案，且在赵光明决定与其一同承接该业务时主动提出提供车辆、携带劳动工具等。在现场实际施工时，陈洪强与赵光明分工合作，并无证据证明二人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二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各自主张的报酬结算、分配方法，且根据二人陈述之前共事的方式分析，二人实际是一方承接到业务后，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邀请另一方共同参与业务，二人实质上是松散且不固定的合作承揽业务的合伙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第二，陈洪强、赵光明与陆建冬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新原字牌店、江炎、叶某仅系案涉业务的介绍人。陆建冬作为抬升字牌劳务的需求者，通过叶某寻找承揽人，叶某又通过江炎、新原字牌店经营者尚树亮寻找承揽人。结合各方陈述可知，就“建冬物流”字牌抬升业务而言，新原字牌店、江炎、叶某均未向赵光明表示过其是定作人，也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本案中不存在转承揽的情况。案涉业务实际实施时，承揽人必然要登高作业，且登高高度远超过两米，显然属于《高处作业分级》定义的“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的高处作业，该类高处作业应由具备相应从业经验的人员在采取完备的安全保护措施下实施。陈洪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案涉作业存在高度危险性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即开展登高作业，是造成其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应当对其损害发生承担主要责任。作为共同承揽业务的合伙人，赵光明与陈洪强开展作业过程中，均未佩戴任何安全防护设备，双方均未互相督促对方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故二人对可能发生坠落等损害的风险是放任的。作为合伙人，赵光明虽对陈洪强遭受的损害并无过错，但陈洪强确系在为二人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过程中受损害，赵光明应给予陈洪强一定的经济补偿。作为定作人，在发现陈洪强、赵光明施工中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时，陆建冬未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控，显然未尽到审慎选任承揽人的注意义务，故其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虽前述损失补偿与本案侵权赔偿基于不同的请求权，但二者存在关联性，为了避免当事人诉累，本院在本案中一并审查处理。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由陆建冬承担25%的赔偿责任，陈洪强承担45%的责任，赵光明补偿陈洪强损失的30%。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问题，原告认为其受伤前一年购买了城镇房屋，且其户籍所在地城乡代码为显示为城镇，故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被告赵光明、陆建冬均认为原告系农村户籍，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在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辖区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2020年1月1日）之前，故原告赔偿标准适用何种标准计算赔偿项目，因全面考量原告受伤前的实际生活、消费、主要收入来源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适用城镇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裁量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3项的规定，原告属于购买了城镇房屋且已办理了登记的情形，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样按照城镇标准计算。 经本院核算，原告具体遭受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206795.38元（原告自付205624.05元+赵光明垫付1171.3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30元/天×15天+15元/天×（9天+87天+14天）]；3.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4.误工费因原告未能提供受伤前的收入情况证明，原告按照154元/天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对其误工费确认为56210元（154元/天×365天）；5.护理费本院按照154元/天计算150天为23100元；6.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为575090.64元[60182元/年×20年×36%+37508元/年×（9年+11年+1年）×36%÷2人]；7.因原告并未提供交通费发票等证明就医交通费支出的证据，且被告对此均有异议，故本院结合原告实际就医情况酌定原告交通费损失为2000元。原告主张的鉴定费属于其自行举证产生的必要费用，本院不予计入其损失中。原告前述财产性损失合计867996.02元。前述损失，由被告赵光明补偿260398.81元（867996.02元×30%），被告陆建冬赔偿216999.01元（867996.02元×25%），其余损失原告自负。扣除各自应支付的款项，被告赵光明应继续给付原告陈洪强256227.48元（260398.02元-1171.33元-3000元），被告陆建冬应继续给付原告陈洪强196999.01元（256227.48元-20000元）。另，鉴于原告确因本次事故造成伤残，本院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及损害后果等因素，酌定被告赵光明给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400元（50000元×36%×30%），被告陆建冬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元（50000元×36%×25%）。 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合法合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不足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办）发〔1988〕6号]第1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建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洪强财产性损失196999.0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500元。 二、被告赵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陈洪强财产性损失256227.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400元。 三、驳回原告陈洪强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88元，由原告陈洪强负担2372元，被告赵光明负担2191元，被告陆建冬负担18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逾期后三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王宗强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佳瑜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帐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