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8民终7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蔡锡君，男，196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德森，河南地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牛东文，男，196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沁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伟，河南太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王方平，男，196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南省沁阳市。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焦作市银座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沁阳市产业集聚区沁南园区（沁园办事处曹村）。法定代表人：吴元肖，董事长。上诉人蔡锡君因与被上诉人牛东文、原审第三人王方平、焦作市银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座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20）豫0882民初2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4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锡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德森，被上诉人牛东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王方平、银座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锡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蔡锡君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依法追加吴元肖、邵全会为第三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由于本案属于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所以蔡锡君依法申请追加银座公司除了王方平以外的另外两位显名股东吴元肖、邵全会为第三人，并要求其参加诉讼。但一审法院以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不是单纯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为由，不予追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本案虽属于执行异议之诉，但同时又属于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吴元肖、邵全会作为银座公司的股东，且吴元肖又是案涉股权的购买人，属于应当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依法应当予以追加为第三人，一审法院未依法予以追加，明显违反法定程序。二、一审对蔡锡君撤销拍卖行为的诉讼请求，虽经法庭审理但未认定拍卖行为违法,又未依法判决，属于漏判。执行行为违法表现如下：1、执行法官依据了不客观的、片面的《资产评估咨询报告》。蔡锡君请求依法撤销对王方平在银座公司30%股权的拍卖行为，一审法院委托作出的豫中天华评咨字（2020）第045号《资产评估咨询报告》、王方平2020年5月16日向法院执行局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2020年6月19日的异议申请书、一审法院执行局于2020年5月21日对银座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元肖和河南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人员杨长栓所作的执行笔录、河南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一审法院所作的异议答复、一审法院（2019）豫0882执2218号之四执行裁定书充分证明了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没有依法进行现场调查和收集全部财产的权属证明，没有调取公司财务报告，仅仅依据税务机关和房产部门的备案资料，得出银座公司净资产为6525.30万元，王方平30%股权的股东权益价值为1957.59万元，还有相当部分公司财产未予评估，属于重大遗漏,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另在资产评估报告上，资产评估师杨长柱、周龙二人并未在资产评估报告上签字确认，以致因评估程序违法、漏评资产造成拍卖价值与股权实际价值出现巨大的悬殊。一审法院执行人员在明知资产评估报告存在违法不实的情况下，仍然据此拍卖执行。2、执行法官在2019年12月5日牛东文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我申请执行王方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几点意见和要求”材料中明确提出王方平持有的30%股权中有他人股权，执行法官不予审查是严重失职行为，甚至有可能是故意所为。3、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查封了王方平名下的若干房产,该房产足以清偿债务，但执行法官并未对房产进行执行，而径直执行王方平持有的银座公司的股权。4、即使执行王方平持有的银座公司的股权也应当首先对该股权的收益予以执行，而非直接执行股权并破坏公司的人合性，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5、从执行法官在2020年5月21日对银座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元肖、评估单位鉴定人杨长栓所作的调查笔录中可以看出，银座公司为了逃避税务检查向国家少交税，故意隐瞒全部资产，一审法院违法执行行为为该企业偷税作了一层合法的外衣予以保护。基于以上几点，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均未对违法执行行为予以认定和评判，属于漏判。三、蔡锡君提交的证据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完全可以证明蔡锡君是银座公司20%股份的隐名股东，一审法院罔顾证据和事实，未予认定。1、出资问题的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一审中,蔡锡君提交了其向王方平转账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客户交易明细、银座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和股东合作协议四份、蔡锡君起诉银座公司、王方平、吴元肖和邵全会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裁定书和庭审笔录，牛东文、蔡锡君、金茂洪等谈话录音及光盘、谈话笔录，牛东文于2019年12月5日向一审法院执行局出具的“关于我申请执行王方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几点意见和要求”等证据。以上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所有股东都曾在法庭开庭时确认认可蔡锡君的股东身份，包括牛东文也明知和认可蔡锡君是20%股权的隐名股东，而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第17页认为蔡锡君出资款490万元非股权出资，该出资系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但银座公司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也是公司资本金的范畴，属于股权出资行为。正因为蔡锡君完成了出资行为,其他股东吴元肖、邵全会、王方平才对蔡锡君的股东身份予以签字认可。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第28条之规定,蔡锡君有证据证明银座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蔡锡君依法可以成为显名股东。蔡锡君也两次向法院提起确认股权之诉，但由于王方平涉诉股权被冻结，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法院从程序上驳回了蔡锡君的诉讼请求而非从实体上否认蔡锡君的股东身份。2、股东身份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歪曲事实，并作出错误评判。一审判决书第17页正数第6行至第12行法律适用是《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对该条款中的第三人的理解应当做限定解释，即该处的第三人不应当是除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该第三人只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即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牛东文明知王方平持有的股权有蔡锡君的股权，仍然故意要求执行，可证实牛东文系恶意，因此牛东文的恶意行为不能通过司法执行手段取得王方平的股权或股权价值。一审法院以“股权以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为由”认定蔡锡君对涉案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纠正，否则更加助长了一审法院违法执行、错误审判的司法行为。另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若干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此条法律规定是执行程序中的规定，而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应当适用民诉解释第十五部分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定，应当对权利的归属进行实质审查，而不应当仅仅依据工商登记进行形式审查。综上，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漏判诉讼请求，同时对于有充分证据证明蔡锡君为银座公司股东并持有该公司20%股权的事实未予认定，作出错误判决，导致蔡锡君在王方平名下20%股权价值丧失和未能对评估报告范围之外公司巨额财产价值丧失。一审法院应该依法在蔡锡君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之后裁定中止执行,并确认蔡锡君享有20%的股权，不应当将拍卖价款支付给牛东文，也不应当由吴元肖办理股权过户登记。牛东文辩称，一、蔡锡君以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同时又属于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为由申请追加股东吴元肖、邵全会为第三人没有法律根据，原审依法不予追加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和《民诉解释》第311条之规定，执行异议之诉是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的归属以及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而提起的诉讼，案外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仅有权请求确认执行标的的归属。而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当事人就自己是否属于公司合法股东身份所提起的确认之诉。这两个诉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执行异议之诉不能同时成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因为本案争议的是王方平名下20%股权的纠纷，执行标的为王方平名下20%的股权，不是蔡锡君的股东资格，而股东与股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2、根据《民诉解释》第307条的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而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可见，根据法律规定，无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还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均没有关于与争议股权没有利害关系的吴元肖、邵全会应依法作为本案一审第三人的规定。综上，蔡锡君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二、一审法院已对蔡锡君第一个诉请作出依法判决，不存在漏判，且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1、蔡锡君一审诉请撤销对王方平在银座公司30%股权的拍卖行为，其实质上是主张撤销一审法院对王方平在银座公司30%股权的拍卖行为。而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委托拍卖属于司法拍卖，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执行行为。蔡锡君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提出执行行为异议。2、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第1款的规定，执行行为异议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牛东文申请执行王方平一案已于2020年9月19日执行终结并结案，而蔡锡君未在执行案件终结前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行为异议，蔡锡君现已无权提出该执行异议。3、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载明“驳回蔡锡君的诉讼请求”是对蔡锡君一审全部诉请的驳回，而不是部分诉请的驳回，所以一审法院判决不存在漏判，一审法院作出驳回诉请是一审法院对该诉请经审理后依法作出的正确判决。三、蔡锡君不是王方平在银座公司30%股权中20%的股权的所有权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驳回蔡锡君的一审诉请结果正确。首先，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2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蔡锡君主张其是银座公司20%股权所有权人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那么1、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1款的规定，蔡锡君应证明其与王方平之间订立了代为出资合同。蔡锡君在起诉状中主张其与王方平于2012年2月份协商其20%股权由王方平代持，但其没有举证证明合同成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同时蔡锡君主张其是隐名股东，但蔡锡君起诉状中却主张其参与了公司的设立并为股东，说明其也不是隐名股东，与其主张自相矛盾。另外，根据2017年5月4日、2019年9月2日蔡锡君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起诉书中的主张和2020年8月4日蔡锡君提起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中的主张均直接否定了其关于2012年2月与王方平代持股的主张。2、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2、24条的规定，蔡锡君主张其作为隐名股东履行了向银座公司的出资义务，应就其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首先，无论是银座公司成立时还是增资时，向银座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均是王方平而不是蔡锡君。其次，蔡锡君在2012年2月28日转给王方平的490万元不是出资款，因为王方平于2012年2月28日收到490万元转账后连同自己的400万元共计890万元一并转给吴元肖，用于交纳土地出让金。吴元肖交纳土地出让金无论是否以公司名义交纳均可能是公司的投资行为，与股东向公司出资无关。事实上，王方平自己另行向银座公司交纳了240万元出资款。3、蔡锡君主张的出资数额不仅没有依据而且自相矛盾。首先，蔡锡君在2017年5月4日的起诉书和2020年8月4日执行异议申请书中均表示出资160万元，拥有20%的股权，并且没有主张其履行了向公司的增资义务。但2020年9月15日，仅仅1个多月后，蔡锡君在起诉书中将其出资由160万元增加到490万元，不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对其以前仅出资160万元作出合理解释。其次，王方平及其他股东并未承认蔡锡君拥有20%的股权。在2019年9月25日的庭审中，王方平只是同意将自己的20%的股权登记在蔡锡君名下，吴元肖和邵全会只是表示将王方平的20%股权登记在蔡锡君名下没有意见，均不能证明银座公司股东承认蔡锡君拥有20%的股权。综上，蔡锡君既不能证明其与王方平之间存在隐名代持股协议，更没有履行向公司出资和增资义务，其对王方平名下20%股权不享有任何权利，其不是本案争议20%股权的所有权人，也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蔡锡君的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蔡锡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对王方平在银座公司30％股权的拍卖行为；2、确认王方平持有的银座公司30％股权的三分之二属于蔡锡君所有，确认蔡锡君拥有20％的股份；3、判令不得执行属于蔡锡君的20％的股份；4、诉讼费由牛东文承担。一审法院查明：银座公司成立日期为2012年4月25日，王方平认缴出资额240万元，持股比例30%，邵全会认缴出资额240万元，持股比例30%，吴元肖认缴出资额320万元，持股比例40%。公司设立验资报告显示王方平出资于2012年4月24日到账。2012年4月25日银座公司成立至今，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股东未发生变化。2014年4月3日经银座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2000万元，吴元肖以货币出资800万元，占比40%，王方平出资600万元，占比30%，邵全会出资600万元，占比30%，并于2014年4月18日完成注册资金800万元到2000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银座公司成立时，蔡锡君向王方平账户转账490万元，连同王方平的400万元，一同转入吴元肖账户，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蔡锡君作为原告，以银座公司、王方平作为被告，吴元肖、罗玉勤、邵全会为第三人的股东资格确认、股权确认纠纷一案，蔡锡君于2017年6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2017）豫0882民初1030号民事裁定书，准许蔡锡君撤诉。蔡锡君作为原告以银座公司为被告，王方平为第三人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豫0882民初3234号民事裁定书，以案涉股权已被法院查封、冻结，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主张权利为由，驳回蔡锡君的起诉。蔡锡君不服提出上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20）豫08民终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牛东文与王方平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豫0882民初2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方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牛东文借款16075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5月3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还款之日止）。判决作出后，王方平提出上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豫08民终24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牛东文与王方平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中，牛东文于2019年6月17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王方平在沁阳市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焦作市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焦作市银座置业有限公司、沁阳市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当天，一审法院作出（2019）豫0882民初21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冻结王方平在沁阳市中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焦作市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焦作市银座置业有限公司、沁阳市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期限三年。2019年10月12日，牛东文向法院申请执行沁阳市人民法院（2019）豫0882民初216号民事判决书、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8民终2446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执行裁定书和拍卖通知书，拍卖王方平持有的银座公司30%股权，吴元肖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以最高价竞得王方平持有的银座公司30%股权，成交价为32445900元人民币。2020年8月10日，一审法院受理蔡锡君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2020年9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20）豫0882执异2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蔡锡君的异议申请。蔡锡君不服，于2020年9月22日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诉讼中，蔡锡君申请追加邵全会、吴元肖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蔡锡君是否是案涉股权的隐名股东，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公司的工商登记对社会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善意第三人有权信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文件，工商登记表现的权利外观应作为认定股权权属的依据。本案中，银座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王方平持有银座公司30%的股权，蔡锡君提交的证据仅是在公司注册登记成立前，蔡锡君往王方平账户转账490万元，该款和王方平的400万元一同转入吴元肖账户，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而王方平持有的30%股份出资是在2012年4月24日转入注册验资账户，蔡锡君提供的转款凭证和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王方平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对抗工商登记效力，故蔡锡君对案涉股权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蔡锡君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牛东文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信。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不是单纯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此按照审理执行异议案件的有关规定，蔡锡君申请追加邵全会、吴元肖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第三人银座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蔡锡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蔡锡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蔡锡君与被上诉人牛东文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案涉股权是否归蔡锡君所有以及蔡锡君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关于蔡锡君是否为案涉股权所有权人的认定问题。蔡锡君称银座公司股东王方平所持有的该公司30%股权中的20%实际为其所有，但公司登记机关在未将其登记为银座公司股东的情况下，蔡锡君所提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其对银座公司已履行了其所主张的20%股权的实际出资义务，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蔡锡君与王方平签订有书面代持股协议以及其在履行出资义务后已享受到了银座公司的相关分红等收益。退一步讲，即便蔡锡君系案涉20%股权的隐名股东，在王方平的30%股权被法院查封冻结之前，蔡锡君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曾积极督促王方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蔡锡君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具有预知法律风险的能力，基于对风险的认知蔡锡君仍选择王方平作为代持股权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王方平名下的股权可被视为债务人王方平的责任财产，由此发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蔡锡君承担。因此，蔡锡君要求确认案涉20%股权归其所有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蔡锡君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法律规定，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作出判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人，并不限缩于与显名股东存在股权交易关系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应属于法律保护的第三人的范畴。因此，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具有对外的公示公信效力，申请执行人基于该权利外观产生信赖利益，即使真实状况与权利外观不符，在未经合法登记或变更之前，隐名股东不得以自己是实际权利人为由，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王方平系银座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显名股东，其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蔡锡君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其与王方平存在内部股权代持关系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其不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牛东文作为债权人依据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权归属，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关于蔡锡君主张的一审拍卖行为违法问题。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以物抵债等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并作出执行裁定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因此，蔡锡君在本次诉讼中针对一审法院拍卖行为提出的异议，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其可以依法另行进行权利救济。关于蔡锡君主张的一审程序违法问题。蔡锡君称，一审未依法追加吴元肖、邵全会为第三人，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因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而非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吴元肖、邵全会作为案外人不属于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所必须追加的当事人，且是否追加该二人为本案当事人与本案处理结果并无直接关联，不属于程序违法，故一审法院不予追加吴元肖、邵全会为第三人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蔡锡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由上诉人蔡锡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苑海峰审判员  王晓武审判员  毛富中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石慧慧书记员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