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宁02民终3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某，宁夏北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某，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某因与被上诉人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法院（2020）宁0221民初296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星海公司承担一、二审案件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书不符合裁判文书制作流程，程序违法。本案一审裁定书对法庭调查阶段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及法院认证的诉讼过程全部予以省略，没有作任何文字描述或综述，直接就事实作出本院经审查认为，属于案件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程序违法。二、一审裁定认定星海公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事实不清、证据明显不足。1.1998年星海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没有关于星海公司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员工退休、离职、死亡后失去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2.星海公司2010年章程，也未规定其组织形式为股份合作制。2010年公司章程“股东不能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如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能达成，由公司集体按原值回购；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不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由公司按原值回购，回购股权由公司新参加工作人员认购”，是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限制及对股权回购后由新参加工作人员认购的规定，不是对星海公司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得出星海公司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明显不正确。3.星海公司无论是否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关某丧失股东资格也应以公司章程明确规定为准。无论是股份合作制公司还是一般有限公司，公司应以合法的股东会决议形式，明确规定限制或者剥夺包括股东资格在内的股东权利。然而，无论是1998年公司章程还是2010年公司章程都没有规定关某丧失股东资格。4.星海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档案以及国家工商信息网等资料，均明确记载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依法应该受现行有效的公司法规制，不受《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规制。星海公司依据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规定股东不得退股，表明星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要求关某退股的规定不符合该规定，其由于违法应属无效。星海公司主张其有权以所谓股东会决议形式要求包括关某在内的所有股东退休、离职、解除劳动合同、死亡后应当退股，因其违反该指导意见的规定应属无效。从法律位阶而言，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明显与现行有效的公司法不一致。其法律位阶明显低于现行有效的公司法，与公司法不一致的规定，应以公司法的规定为准。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企业的组织形式只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任公司两种，没有任何关于所谓股份合作制的规定，故一审裁定书援引指导意见称星海公司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受公司法规制的说法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即使参考指导意见，但其第四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独立法人，以企业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该条表明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仍受现行有效公司法的规制。三、关某享有股东权利，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关某退休不影响股东权利。1.关某的股东出资已经实际缴纳，至于其出资由谁实际缴纳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关某的出资行为是星海公司与所有股东之间的出资法律关系。根据该法律关系，案外人星源公司与包括关某在内的所有股东之间达成出资协议，由星源公司代关某向星海公司交纳股东出资。星海公司提出关某未实际缴纳出资，关某资金来源及是否实际直接出资还是他人代为出资，都和本案无关，不影响关某作为股东享有的股东权利，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如果星源公司对此有异议，完全可以依法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本案中，关某的股东出资已经缴纳，不影响关某作为股东的权利，即作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关某是星海公司的股东。无论工商登记信息，还是星海公司2010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名册，均明确记载关某是星海公司的股东，在未经合法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关某仍然是星海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四、星海公司的三份股东会决议没有表决，且还有伪造签字及死亡股东签字，因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1.星海公司三份股东决议没有表决，三份决议不成立。星海公司于2014年3月4日、2016年10月15日、2019年6月1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其只有所谓的股东签字，却没有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作为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判定标准之一，鉴于星海公司三份股东会决议没有表决，因此前述三份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星海公司伪造死亡股东签字，欠缺决议成立要件。金治业于2011年5月6日死亡，蔡占龙于2010年11月26日死亡，魏明泉于2016年6月17日死亡，但是三人的签字却出现在2016年、2019年决议上，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成立要件，因此上述决议不成立。除此之外，星海公司2014决议与星源公司2014决议签字页相同，决议不成立。3.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星海公司的代理人也承认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属于公司办公室人员代签。但该代签行为未取得相应的授权，欠缺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要件。并且，决议签字中的姓名出现错误，也可以印证该事实。因此虚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星海公司辩称，一、一审裁定书不存在任何程序违法的情形。二、星海公司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适当。星海公司成立之初的渊源就决定了其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星海公司有关章程亦明确记载了公司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星海公司的公司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工商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二者并不冲突，而适用《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的有关精神，也没有违法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二、关某主体资格不适格，无权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因此关某的上诉（起诉）应该被驳回。1.关某没有与星海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是星海公司的员工，根据星海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其自始不能成为星海公司的股东。2.关某因缺乏星海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自始至终都不是星海公司的股东。本案中关某从未向星海公司履行过出资义务，一审庭审中关某本人也明确表示：“其本人从未向星海公司缴纳过出资，而星海公司也没有向其支付工资或红利，其工资和红利由星源公司支付。之所以说关某缺乏星海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1998年原平罗第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第一房地产公司）在股改设立时，虽然工商登记信息记载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平罗第一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建筑公司）出资额266万元，出资比例88%，个人资本34万元，出资比例12%，其中34万元出资分摊在24名个人股东名下,该24人并不包含原告关某。但是实际上原第一房地产公司是第一建筑公司全资子公司，所有的出资均系原第一建筑公司的实物出资。24名职工股东并未履行出资义务，只是按照企业股改时以职工增资入股协议书的形式进行配股，因公司与原第一建筑公司实行一个法人治理结构，两套管理。因此上述股东的配股其实系原第一建筑公司的配股，该配股与建筑企业第一建筑公司记载的涉及24名职工股东的配股完全一致，与原第一房地产公司无关，因此原第一房地产公司并没有向其发放股权证。另一方面，2010年星海公司（此时原第一房地产公司已经变更登记为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了升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进行了增资扩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501.20万元人民币。其中工商登记记载关某出资20万元，但是实际上该20万元的出资款系星海公司的款项，在增资扩股过程中，关某也没有履行实际出资义务，只是借用关某的名义进行了记载，而关某本人更是没有参与星海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享有过星海公司的股东权利，也未履行过股东义务。为此星海公司也没有向其出具出资证明书，发放股权证，亦没有明确该股权的性质（就业股、经营股、管理股）。因此记载在关某名下的20万元股权符合挂名股东的表现形式。3.关某自2011年5月28日在宁夏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处退休后，即丧失了星源公司的股东资格。三、关某主张的理由不符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任一构成要件，其诉请无法律依据。四、关某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因此其诉讼请求应该被驳回。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4年3月4日《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请求确认2016年10月15日《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3.请求确认2019年6月18日《宁夏星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4.本案诉讼费用由星海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是关某股东身份的认定。星海公司1998年设立时的章程规定“本企业是经县股改领导小组批准，在县工商局登记注册的股份合制企业”、“企业股份为记名式，以股权证形式确认，全部股份由企业职工用人民币认购，股权证不得向企业外任何人出售或者转让。”、“经营股、管理股可在持股者退休、离职、死亡后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可予以退股。”从公司设立的章程以上规定可以确定，星海公司成立之初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职工既是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股东，具有双重身份，职工作为企业股东的身份与职工本人在企业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案中，虽2010年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股东退休、离职后股份如何处理，但从其“股东不能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如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能达成，由公司集体按原值回购；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不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由公司按原值收回，回购股权由公司新参加工作人员认购”的规定来看，公司股东仍应该是本公司的职工。企业章程是全体发起人就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达成的协议，对全体发起人、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企业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庭审中，关某认可其没有向星海公司缴纳过出资，星海公司亦没有向其支付工资或红利，其工资和红利由宁夏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支付，关某于2011年5月28日从宁夏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处退休后，即不在宁夏星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从事劳动，与星海公司亦不存在劳动关系，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和股份制合作企业的性质，关某退休后即丧失了股东身份。关某要求确认的2014年、2016年及2019年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均是关某丧失股东资格后形成的，其无权要求确认该三份决议不成立，关某不是适格的主体，应驳回关某的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关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原告关某。本院认为，关某请求确认星海公司在2014年、2016年、2019年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与股东资格息息相关。即股东资格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力的先决条件。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或股权证）、工商登记材料等多种因素结合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综合审查确定。公司股东缴纳出资义务是股东其他权利、义务产生的基础，实际出资的客观事实应是股东资格取得的基本条件。本案中，关某主张其是星海公司的股东，仅提供了工商登记、股东会决议的记载事项，并称出资是星源公司给其的配股，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星海公司的股份是星源公司给其的配股，且星海公司对其该辩解予以否认。关某于2011年在星源公司退休，没有参加过星海公司的任何股东会决议、董事会等会议和会议文件签字等。综上，可以认定关某在星海公司2010年增资时，只是星海公司的挂名股东，没有实际出资，其后也未承担过股东的任何义务或享有过股东的任何权利。因此，关某不具有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权利，其请求确认星海公司在2014年、2016年、2019年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敏审判员 安立莎审判员 王德俊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斌书记员 韩晓琴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