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1民终5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和武，男，198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天台县，现住福州市长乐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淑珍，女，1980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吉林省舒兰市，现住福州市长乐区。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党，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宏，男，1999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 上诉人范和武、袁淑珍因与被上诉人杨宏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2020）闽0112民初28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和武、袁淑珍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二、请求判决支持范和武、袁淑珍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范和武、袁淑珍提交的《收款收据》存根联等证据，尚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杨宏欠付车辆修理费之代证事实”，系事实认定不清。1.“范和武、袁淑珍以其持有《收款收据》存根联主张对方未付款之交易习惯”客观存在。收款收据与送货单、收货单等经营业务凭证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只是用于记载具体的交易事项，不能以经营业务凭证的种类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更不能以本案收款收据持有方式有别于正常的交易习惯而区别对待。结合本案，范和武、袁淑珍与杨宏出于交易需要达成的交易习惯是范和武开具收款收据（一式两联），存根联（即正联）由范和武持有，副联（红联）由杨宏持有，待杨宏付款后，存根联（正联）有杨宏收走或销毁；2.即使无证据证明上述交易情况，但范和武、袁淑珍持有的《收款收据》存根联足以证明存在交易事实，杨宏作为买方应该举证证明已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而杨宏在一审答辩中称“所有的款项均由本人或本人的司机以微信、现金方式结清”，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3.范和武、袁淑珍对杨宏在一审答辩中认为所列的16份《收款收据》非其签名的事实不持异议，但不能因此否认该16份《收款收据》的实际买方系杨宏的事实，结合编号为×××65、×××74的《收款收据》系杨宏与案外人共签的事实，应认定该案外人单独签署的11张编号为×××42、×××47、×××48、×××61、×××63、×××70、×××71、×××76、×××77、×××78、×××79的《收款收据》的实际买方系杨宏，再结合收款收据为装订式且不可拆分或加塞，双方按照收款收据的编码和业务发生的时间顺序依次填写的事实，应该认定另外5张编号为×××37、×××39、×××40、×××41、×××75的《收款收据》的实际买方也是杨宏，4.就范和武、袁淑珍和杨叶茂、杨长森已支付的款项，范和武、袁淑珍“在庭审中认为相关付款是支付前期业务款项”的辩称应予以采信，杨宏在一审答辩中称“所有的款项均由本人或本人司机以微信、现金方式结清”，表明杨叶茂、杨长森已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5.三明市捷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在2018年8月至11月期间为一人责任有限公司，股东杨叶茂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为经理兼董事，范和武、袁淑珍基于先前与杨叶茂存在的交易关系和杨叶茂与杨宏的父子关系，错误地认为杨宏的行为系三明市捷安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行为，但不能因此剥夺范和武、袁淑珍对实际债务主体即杨宏享有的权利。6.范和武、袁淑珍两次以持有的26份《收款收据》存根联为据以主张权利，杨宏仅以一张答辩书主张“但所有的款项均由本人或者本人的司机以微信、现金方式结清”，却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一审开庭时经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此，结合双方在诉讼中的行为，运用“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认定范和武、袁淑珍主张的杨宏欠付车辆修理费之事实。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主体错误。范和武、袁淑珍以其持有《收款收据》存根联为证据证明其与杨宏存交易关系，并初步证明了杨宏欠付货款的事实，杨宏作为买方应该举证证明已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但杨宏在一审答辩中称“所有的款项均由本人或本人司机以微信、现金方式结清”却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主体错误，进而进行错误判决。 杨宏辩称，一、范和武、袁淑珍提供的26张收款收据大多数并非杨宏签字，具体以杨宏一审意见为准；二、杨宏是有让范和武、袁淑珍做一些补胎工作，但所有的款项均由本人或本人的司机以微信、现金支付方式结清，并由范和武、袁淑珍出具相关收款收据，杨宏并没有拖欠范和武、袁淑珍款项；三、范和武、袁淑珍提供的26张收款收据并不能证实范和武、袁淑珍主张的欠款关系，相反这些收据恰恰能够证实范和武、袁淑珍收到了收据下的款项。 范和武、袁淑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宏偿还范和武、袁淑珍车辆修理费99230元及支付范和武、袁淑珍利息损失（以9923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范和武、袁淑珍提起诉讼之日起算，实际应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杨宏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和武、袁淑珍据以主张本案车辆修理费的主要证据，是其提交的在2018年8月14日至同年11月14日间由范和武开具的，“名称及规格”栏记载为火补、补胎、轮胎、防爆胎、钢圈、垫片等内容，累计金额99230元的26份《收款收据》的存根联，收据编号分别是：×××37、×××39、×××40、×××41、×××42、×××45、×××46、×××47、×××48、×××49、×××56、×××61、×××62、×××63、×××64、×××65、×××69、×××70、×××71、×××73、×××74、×××75、×××76、×××77、×××78、×××79。此前，范和武和袁淑珍曾以该26份《收款收据》存根联等为据，以三明市捷安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达公司）为被告，于2020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捷安达公司偿还99230元车辆修理费和利息。2020年8月19日，范和武、袁淑珍申请撤回该案起诉（以下简称前案）。另查，范和武、袁淑珍在前案中提交的个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8年7月18日至同年12月9日间，捷安达公司的原独资股东杨叶茂（系杨宏之父）及案外人杨长森（系杨叶茂之父）曾先后向其转账付款13笔计48980元。根据范和武、袁淑珍在本案中提交微信账单截图及其陈述，其在2018年10月6日至同年12月6日间通过微信转账向杨宏付款3笔计3580元（范和武和袁淑珍在庭审中称系回扣款）；2018年11月8日至同年12月18日间，杨宏通过微信转账向其付款6笔计6415元。又查，福州市长乐区营前和武新旧轮胎店属个体工商户性质，登记的经营者为袁淑珍，袁淑珍与范和武共同经营该轮胎店。该轮胎店已于2019年4月23日注销。上述事实，由范和武、袁淑珍提交并经一审庭审核实的《收款收据》（存根联）、微信账单截图、《出生医学证明》、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表，一审法院调取的前案相关卷宗材料，及当事人一审庭审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诉讼是因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争议引起的。在民事诉讼中，提供证据既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当事人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这是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的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当事人就其主张待证事实负有向法院提供支持该主张的证据的责任，即行为责任；二是证明责任，是指事实无法查证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将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即结果责任。按照“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本案中，上述26份《收款收据》均为存根联（范和武、袁淑珍称对方持副联-红联）。而在正常情况下，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的收款方，向付款方开具并交付了发票或者收款收据后，即可视为付款方已支付相应的款项。范和武、袁淑珍认为其持有该26份《收款收据》存根联（所谓正联），按交易习惯如持副联（红联）的付款方已付款，应当收走存根正联，未收走存根正联说明对方未付款。但因收款收据与送货单、收货单等经营业务凭证不同，在对方当事人持有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范和武、袁淑珍以其持有《收款收据》存根联主张对方未付款之交易习惯的证明力。对此，范和武、袁淑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其一。其二，范和武、袁淑珍对杨宏在书面答辩中认为所列的16份《收款收据》非其签名的事实不持异议。而该16份《收款收据》累计金额占63380元，其余的10份《收款收据》累计金额仅为三万多元。且上述查明的杨宏和其父杨叶茂及杨长森支付款项中，除2018年7月18日的2笔付款外（计6790元），其余均在范和武开具讼争《收款收据》的2018年8月14日至同年11月14日间期或之后付款。范和武、袁淑珍在一审庭审中认为相关付款是支付前期业务款项，亦无相关证据证实。其三，范和武、袁淑珍在前案和本案中均是以上述26份《收款收据》存根联为据主张等额的车辆修理费，但其在前案中主张与其发生经营业务关系的相对方是捷安达公司，而在本案中却主张是与杨宏发生业务关系，前后自相矛盾。基于以上分析认定，范和武、袁淑珍提交的《收款收据》存根联等证据，尚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杨宏欠付车辆修理费之待证事实。范和武、袁淑珍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宏经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范和武、袁淑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70元，减半收取计1140.35元，由范和武、袁淑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和原审法院的认证及二审的审理情况，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范和武、袁淑珍主张杨宏存在欠付其车辆修理费用之事实，范和武、袁淑珍用以主张存在欠款事实的主要依据为其提交的由其所持有的案涉26份《收款收据》（存根联）。依据通常交易习惯及常理分析，作为经营者的收款方应在收到付款方所支付的款项之后，再向付款方出具收款收据联作为凭证，并由收款方自行留存存根联，现范和武、袁淑珍作为经营车辆维修业务方，仅持有收款收据之存根联，且其称该部分收款收据红联部分在付款方杨宏处，结合杨宏对该部分事实持有异议之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范和武、袁淑珍之举证尚不足以证明欠付款项事实存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范和武、袁淑珍认为其持有收款收据存根联即意味着杨宏未支付相应款项，如果杨宏已支付了款项，杨宏应将收款收据的存根联一并收走，但该主张亦与交易常理相悖，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上诉人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此外，经双方确认，上述26份《收款收据》中有16份《收款收据》并非由杨宏进行签名确认，而是由案外人签名确认，且按照在案证据，杨宏及其父亲杨叶茂、其亲属杨长森亦在案涉《收款收据》开具期间及之后向范和武进行过付款行为，范和武虽主张该部分付款系前期业务付款，但亦无证据证实，故不足以认定欠付款项事实存在。 综上所述，范和武、袁淑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70元，由上诉人范和武、袁淑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青 审 判 员  陈 洪 审 判 员  陈碧珍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法官助理  高瀚钧 书 记 员  林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