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46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太阳花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347号一楼东区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2785683197N。 法定代表人：倪起明，系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利江，男，196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妙，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秀荣，女，196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同时系刘徽。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男，198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刘某1，女，200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公民身份码411729200302166722。 原审第三人：刘某2，女，200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 上诉人绍兴市太阳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利江、原审第三人陈秀荣、刘某2、刘某1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3民初88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太阳花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胡利江支付上诉人太阳花公司垫付给第三人陈秀荣、刘某1、刘某2的赔偿款95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胡利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并没有全面审查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仅包括了（2019）浙0602民初3077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06民申123号民事裁定书和（2018）浙0603民初12458号案件（以下简称12458号案）庭审录音及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忽略了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证据，如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倪起明与胡利江的录音资料、上诉人业务员与胡利江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与截屏及事故现场脚手架晃动厉害的视频资料等。首先，倪起明与胡利江之间的录音资料，该录音证据未在前述所有裁判案件中提交过，属于本案中独有的证据材料，应当被审查。该录音证据可以反映如下事实：第一，胡利江一直强调先由倪起明与死者家属即第三人陈秀荣等进行谈判，然后再与倪起明一起协商承担责任；第二，在倪起明提到脚手架松动问题时，胡利江只是说脚手架又没有断裂，之前泥工用过的，还说是让干活的人（死者等）小心点；第三，胡利江指出干活的人（死者）的拖鞋不防滑等导致摔落的因素，示意倪起明在和死者家属即第三人陈秀荣等谈判的时候可以指出来等。该录音内容可以认定胡利江愿意和倪起明共同承担责任，且不否认向死者提供了脚手架，也不否认死者从脚手架上摔落，上诉人对胡利江有追偿权，倪起明也是基于此才和死者家属即第三人陈秀荣进行协商并签订《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的，条款中明确第三人陈秀荣有配合上诉人向胡利江追偿的义务。一审没有向死者家属查明是否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仅凭胡利江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就由此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对上诉人举证责任的过分要求。12458号案的庭审笔录中与死者一起干活的工人直接陈述当时是胡利江要求对檐口喷漆，距离地面3-4米的高度，证人和死者都站在脚手架上，证人在前面喷漆，死者在后面拉送喷漆的管子；在倪起明和胡利江的通话录音中，胡利江也表达了自己愿意和倪起明共同协商责任承担问题。胡利江在12458号案和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本人出庭一直未否认死者从脚手架上摔落的事实，只在强调脚手架不是其搭建的和死者穿的鞋不防滑等，在本案第二次开庭时胡利江本人未到场，其代理人否认了从脚手架上摔落。上诉人认为以上事实能达到内心确认死者从脚手架上摔落的事实的，事实上胡利江知道死者是干小房子的活，从3米高的地方掉下来，并且掉在地下室，事实上只有檐口喷漆才需要站在脚手架上，喷瓦片在屋面上就行，这也有胡利江通话录音为证。也正因12458号案只是认为追偿权的主体不应该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是属于上诉人，认为应当以上诉人为原告对胡利江进行追偿，可见对于上诉人对胡利江的追偿权12458号案是给予肯定意见的，故对于死者是从胡利江提供的脚手架上摔落的事实可以达到审判人员内心确认的心证程度。本案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划分欠妥，在胡利江无法提供死者不是从脚手架上摔落的证据时应当推定对上诉人有利的事实，一审认为上诉人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第二点和第三点理由不成立。其次，上诉人业务员冯俊杰与胡利江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现场喷漆照片，该组证据在12458号案中仅出示了一部分，原因是倪起明是在2019年3月1日才获取了业务员冯俊杰与胡利江之间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故在本案中提交的聊天截屏中先是介绍了一个案外人姓魏的给胡利江，喷漆价钱也是魏姓人员与胡利江自行确定和结算的，不通过业务员冯俊杰，之后因为魏姓人员没有空才叫了死者和赖某，价钱的结算也是胡利江自行与干活的人结算，而且明确了“联系好了，多少费用你们自己谈就可以了”、“你直接与他们结算，通过我也麻烦，反正我也不会赚你钱，你直接和他们结算掉好了”，这些微信聊天内容在前述的裁判案件中没有提交过，故这些证据应当在本案中审查，且这些证据是最原始的能反映出各方关系的证据，能证实胡利江与死者之间直接的劳务关系，能证明胡利江是最终责任主体的证据。故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第一点理由不成立。最后，（2019）浙0602民初3077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06民申123号民事裁定书既定的事实是死者和倪起明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胡利江存在过错的，倪起明可以向胡利江追偿，12458号案既定的事实是死者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应当由上诉人向胡利江追偿。在两者既定的法律关系矛盾的前提下，本案应当重新审视原始证据，不应该继续将审判局限于两份矛盾的判决文书中，同时虽然两者既定的法律关系存在矛盾，但均未否认追偿权的存在。而事实上12458号案民事判决书程序是有问题的，即适用《工伤保险条例》那么就必须先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是由因工死亡，然后才能按《工伤保险条例》和其他有关工伤赔偿的法规赔偿；没有经过法定程序认定工伤所以不能适用工伤法规判决太阳花公司承担工伤责任。事实上刘兴景并不是太阳花公司的员工，而是与其他单位签有劳动合同。同时工伤发生是在胡利江安排的工作而不是太阳花公司的工作，胡利江安排死者在一个极不安全的不符合国家相关规范并被禁止的施工条件下，同时放任死者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除了给瓦片喷漆，还进行了檐口与砖块的喷漆，所以不能认定是太阳花公司的工伤。同时施工现场发生事故处的脚手架是竹木脚手架，没有选用密目式安全网，作业层下部也没有采用平网封闭，脚手片没有每步满铺、不留空位，外侧也没有180ｍｍ挡脚板，防护栏杆，这是浙江省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条例所明令禁止的，现场管理人员明知道施工人员没有安全帽穿着不符规范的鞋子也没有阻止他们干活，这完全是一起现场的安全事故，而且12458号案中太阳花公司是案外人，该判决书对太阳花公司并不生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如所请。 被上诉人胡利江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理由如下：一、倪起明与胡利江之间的通话录音仅证明双方在事故发生后进行了联系，从事故发生至双方电话通话，在这段时间内胡利江一直未到过事发现场，也不清楚死者是如何摔下的，胡利江对于死者刘心景死亡这一过程的描述仅凭倪起明电话里告知，且在通话录音中胡利江也没有作出愿意对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倪起明事后与死者家属是如何协商的胡利江并不知情，该录音内容与案件事实的认定无任何关联性。二、在12458号案中法庭已要求冯俊杰播放了其与胡利江之间的聊天记录，根据该聊天记录显示，胡利江因从太阳花公司购买的瓦片质量有瑕疵颜色不统一与冯俊杰联系，冯俊杰表示可以将瓦片统一喷成黑色，虽然冯俊杰提出公司人手不够介绍姓魏的师傅给胡利江，但胡利江认为自己不认识魏姓师傅，坚持要求太阳花公司派员工从事喷瓦片和瓦头工作。从一审庭审调查的事实来看，事发当天太阳花公司开车送员工刘心景和赖某到胡利江处干活，两位员工身着公司统一的制服工作，同时携带了干活的工具，在干活过程中胡利江也通过冯俊杰对如何喷瓦片和瓦头提出了要求，故从12458号案以及本案一审庭审调查的情况看刘心景与赖某系接受太阳花公司指派到胡利江处从事瓦片和瓦头的喷漆工作事实清楚。太阳花公司具有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工程的经营范围，胡利江将瓦片和瓦头喷漆交由太阳花公司施工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三、（2019）浙0602民初3077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06民申12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在该两个案件中胡利江均未参与案件的诉讼和庭审活动，太阳花公司在该两个案件诉讼中刻意向法院隐瞒了已生效的12458号案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故该两份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四、胡利江对刘心景的死不存在任何过错。1.死者刘心景是从何处摔下的太阳花公司无法证明，根据12458号案证人赖某和钱某的证言，当时在现场的两人都没有看到死者刘心景是从何处摔下，怎么会摔下，因此有可能是从屋顶摔下，也有可能是从脚手架摔下。2.假设刘心景是从脚手架摔下的，胡利江也无需承担责任，脚手架不是胡利江搭建的，12458号案的庭审笔录可证明，两个当时在现场的证人赖某和钱某均证实在事故发生时脚手架并未断裂或松动，无证据证明脚手架存在安全隐患，胡利江也未让死者刘心景使用脚手架。况且，根据两个现场证人的陈述刘心景是在后面拉管子的，根本不需要爬上脚手架，拉的管子直径有3公分粗，刘心景也极有可能是被管子带下来摔的。3.死者刘心景工作时未佩戴安全帽、未穿着防滑鞋，对自己的伤亡应承担主要责任。用人单位太阳花公司未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未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服饰，也未对员工进行安全施工培训，指派的员工不具有高空作业证书，应对死者刘心景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综上，太阳花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太阳花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陈秀荣、刘某2、刘某1共同辩称，没有意见，以法院判决意见为准。 太阳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向第三人支付的关于死者刘心景的赔偿款95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至8月，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被告向原告购买小青瓦、水沟瓦、滴水花檐等产品，用于建房。2018年11月2日，被告要求对已经安装的瓦片等喷漆，为此，原告法定代表人倪起明指派刘心景等人前往被告处对上述瓦片等进行喷漆工作，期间刘心景不慎从高处摔下，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抢救期间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倪起明垫付了部分抢救费用。2018年11月5日，刘心景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陈秀荣、刘某1、刘某2作为乙方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倪起明作为甲方在绍兴市柯桥区××镇司法所签订《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该协议载明：2018年11月2日下午2点15分，死亡人刘心景受甲方指派前往绍兴市柯桥区××镇棠一村胡利江家给胡利江的瓦片进行涂漆，在完成瓦片涂漆，从事胡利江另行安排檐口涂漆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上述协议同时约定，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各项赔偿金共计人民币九十万元整（￥900000.00元），该费用包含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甲方应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以及乙方处理本次工伤死亡赔偿花费的所有费用，双方对该数据依法进行了核算。甲方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30万元，2018年11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余款40万元在2019年3月6日前支付完毕。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向第三方胡利江追偿相关损失。协议签订后，倪起明又支付了部分赔偿金。2019年3月刘心景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陈秀荣、刘某1、刘某2作为原告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倪起明支付剩余赔偿金4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损失等。该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遂于2019年7月26日以（2019）浙0602民初3077号判决书判决结案，其中判令倪起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陈秀荣、刘某1、刘某2赔偿款人民币40万元及该款自2019年3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倪起明不服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于2020年3月24日向该院申请撤回上诉，并经该院裁定准许。判决生效后，经法院执行，倪起明履行了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2020年7月倪起明又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经审查该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倪起明提出上诉后又撤回上诉，该院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故再审申请人已对其依法享有的上诉权利作出处分，现又提出再审申请与其在本案原审诉讼期间行使处分权的行为相悖；《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系双方依法进行了核算并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有效，申请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原审法院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认定的基本事实依据充分，适用法律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可认定为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该院遂于2020年9月27日以（2020）浙06民申12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倪起明的再审申请。另查明，2018年12月5日，倪起明作为原告向该院起诉要求被告胡利江支付其赔偿款934595.45元。主要事实和理由：被告为建造其自己的房屋所需于2018年10月要求原告派人去给已经盖好的瓦片喷漆。2018年11月2日，刘心景在对上述瓦片喷漆以后，又应被告的要求为房屋檐口喷漆，期间不慎从被告提供的脚手架上摔下，刘心景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之后，刘心景家属提出赔偿请求，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一起协商安抚死者家属，但被告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2018年11月5日，在绍兴市柯桥区××镇司法所等单位的协调下，原告与刘心景家属达成一份《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约定由原告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90万元，不包含先前由原告支付的3万余元。倪起明认为，刘心景受被告另行指派对檐口喷漆时从脚手架上摔落的事实清楚，且被告提供的脚手架完全不符合建筑规范，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被告对刘心景的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该院经审查认为，刘心景系太阳花公司的员工，并在履行该公司指派的工作过程中死亡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原告嗣后出面与刘心景家属签订《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该协议确定的赔偿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赔偿金的内容为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应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以及死者家属处理工伤死亡赔偿所花费的所有费用。经该院询问，原告在庭审中明确其亦可以代表太阳花公司签署上述赔偿协议。据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刘心景在工作时间死亡之后，其家属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即太阳花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上述《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约定的赔偿金的性质可认定为工伤保险待遇。太阳花公司应为行使追偿权的主体，追偿权的行使主体不应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原告。据此分析，该院采纳被告的意见，原告提起追偿权之诉，缺乏法律依据，其不能成为本案适格当事人。遂于2019年1月9日以（2018）浙0603民初124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倪起明的起诉。现该裁定已生效。再查明，倪起明共向陈秀荣等支付赔偿金及逾期利息等共计9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死者刘心景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并在受原告指派工作时死亡，该事实已由生效裁判文书所确认，结合倪起明当庭自认其所支付的赔偿款系代表太阳花公司，故原告作为用人单位赔偿刘心景因死亡而产生的工伤保险待遇等系原告的法定义务；其次，原告认为刘心景系在接受被告安排的他项作业中受害死亡，且刘心景系在被告提供的脚手架上摔下，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又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最后，原告认为《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中载明了刘心景系从事胡利江另行安排檐口涂漆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并明确了原告方享有追偿权。因该协议未经被告方签字确认，故该协议的法律效力不及本案被告。对原告的该项主张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太阳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就太阳花公司与倪起明、刘心景之间的关系，虽存在多次诉讼，但（2019）浙0602民初3077号民事判决书、（2020）浙06民申123号民事裁定书解决的是刘心景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陈秀荣、刘某1、刘某2作为乙方与太阳花公司法定代表人倪起明作为甲方在绍兴市柯桥区××镇司法所签订的《死亡赔偿一次性处理协议》所涉款项的支付问题；而12458号案解决的是倪起明与胡利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倪起明系太阳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自认所支付的赔偿款系代表太阳花公司，该部分诉讼的权利义务关系直接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故一审以12458号案认定的内容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依据，并无不当。根据12458号案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刘心景系太阳花公司的员工，其在受公司指派工作时死亡，故作为用人单位的太阳花公司支付赔偿款系法定义务。 在业已生效的12458号案民事裁定书已经确定：“刘心景系太阳花公司的员工，并在履行该公司指派的工作过程中死亡的事实清楚，可以认定”；太阳花公司主张刘心景系接受胡利江所安排的他项工作、且从胡利江提供的脚手架上摔落导致死亡的上诉意见，以其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且与生效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不符，因此，太阳花公司提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上诉人绍兴市太阳花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伟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余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