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爱玲，女，197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龙江，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洪礼，男，1970年3月31日出生，满族，住青岛市崂山区。上诉人邵爱玲因与被上诉人田洪礼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邵爱玲上诉请求：撤销(2020)鲁1002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关于本案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性质。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公告载明：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活动，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告，本案所涉的以太坊、易货币属于一种网络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不是货币当局发行的，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因此，邵爱玲与田洪礼之间虽然系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但双方从事的基本性业务是购买网络虚拟货币，该行为属于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有违金融管制相关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故邵爱玲与田洪礼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无效，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二、关于本案邵爱玲涉案款项的返还问题。在邵爱玲与田洪礼之间就上述基础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归于无效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基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无效性，田洪礼应当返还邵爱玲因委托理财关系而取得的所有款项，并根据其过错赔偿邵爱玲的损失。三、田洪礼在本案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中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与其过错责任相应的赔偿责任。1、首先，根据一审邵爱玲第二次庭审时提交的田洪礼的演讲小视频可见，田洪礼很早就宣称自己于2011年考取了证券经纪人，并在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先后挂职，其对外宣传自己具有丰富的投资理财经验和资质，但田洪礼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却一再否认自己具有投资理财经验，这种严重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问题，一审法院却未予处理。其次，根据邵爱玲与田洪礼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田洪礼不断以“早日跨入百万富翁行列”、“以太坊现在一直涨，要买得赶紧买，不然一直涨”、“这是公司目的，让不坚定的赶紧交出便宜的筹码”等言语误导邵爱玲购买并持续持有、创造巨额利润，坑骗投资者不断投入资金。而且，从微信聊天内容来看，邵爱玲并不掌握涉案虚拟货币的完整操作流程，期间所谓的购买、兑换均是由田洪礼负责操作，当然交易账户、密码田洪礼也予以掌握。2、通过一审时邵爱玲提交的微信群群聊及佣金说明证据，可以证实田洪礼并不是一名普通的，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无偿提供金融服务的善意受托人，相反其作为微信理财群群主，主动邀请、引导诸如邵爱玲一样的众多投资者进群，后利用其自身管理人的主导地位不断夸张宣传，谋取邵爱玲等投资大众的信任，进而从事涉案的虚拟货币交易，并在微信群内发布佣金说明不断要求投资者发展下线提高返现比例，进一步达到其非法敛财的目的，田洪礼的种种行为均严重违反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序良俗，严重损害了大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3、一审时邵爱玲提交的协议书证据，其中涉及的86000元款项对应的虚拟货币，并非单纯的委托理财关系，而是邵爱玲直接从田洪礼处购买后委托田洪礼代持理财，而且，双方明确约定田洪礼应于2018年7月24日开始，每日将易货币的出售收入支付至邵爱玲的银行卡账户上。然而，由于涉案虚拟货币交易本质上并不合法，且完全被田洪礼等人做空，根本无法交易提现，至今邵爱玲未收到分文收入。鉴此，由于田洪礼未按约定按日将交易收入支付给邵爱玲，田洪礼亦应履行返款款项的责任并赔偿邵爱玲损失。4、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时田洪礼还声称将案涉购买的易货币打入了邵爱玲的KCASH钱包，并称案涉易货币一直可以正常交易。然而，由田洪礼当庭演示KCASH钱包的操作流程时却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根本不能证明田洪礼将收取的邵爱玲的款项用于购买了涉案虚拟货币。首先，通过演示情况来看，涉案的易货币属于山寨币，完全由田洪礼等一手操作，由其肆意掌控，坑蒙投资者；其次，田洪礼庭审前提交的交易记录欲证明其于2020年9月19日向邵爱玲钱包账户转入2000030个易货币，但根据当庭演示却没有找到该笔交易明细，也就是说田洪礼根本就没有将案涉易货币依约交付给邵爱玲。田洪礼仅凭微信聊天内容发送的账号、密码根本不能证实其已经完成了虚拟货币的购买，更不能证实其已经将易货币交付给邵爱玲并由邵爱玲掌控；再次，田洪礼演示过程中登录网址时间超长，网站经常因屏蔽而无法登录，进一步证实涉案虚拟货币网站并非合法有效的官方网站，其解释自己的账户能与邵爱玲的账户发生混乱混同等措辞敷衍法庭，这些足以说明田洪礼一直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攫取投资者的血汗钱；最后，当庭演示中还可以看出邵爱玲手机因为没有助记词而不能自己登录，但田洪礼期间包括邵爱玲诉讼后的2020年10月份还在登录操作。另外，通过网站显示的公告来看，涉案的虚拟货币已经无法正常交易，无法提现。综上，田洪礼自述在金融领域从业多年，且具有证券经纪人资格，其作为专业人员在向邵爱玲推介网络平台理财时并未对具体的投资对象(虚拟货币)做出充分的风险提示以及释明投资对象的真实性质，况且所谓的虚拟货币发行公司没有相关营业资质。邵爱玲的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基于田洪礼的瑕疵推介行为以及夸大的引导宣传。在之后的实际委托事项中，邵爱玲已经举证证明将诉争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田洪礼，田洪礼也承认收到该款项。那么，根据证据规则，田洪礼应提供自身的付款记录来举证证明其将收取的邵爱玲款项按时支付给了第三方，并证明从第三方购买了涉案的以太坊和易货币并将其交付给邵爱玲并置于邵爱玲控制之下。否则，田洪礼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尤其是结合庭审现场演示情况看，田洪礼自身的演示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证实其按照邵爱玲的指示完成了委托事项。因此，田洪礼对于邵爱玲的款项损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审判决明显有失公允。四、一审法院判决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未能积极发挥法律规范的指引、评价、预测等作用，不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助长了投机主义者的不良社会风气，极易形成累积性的金融风险，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所谓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如同国内接二连三的塌方性虚拟平台暴露出的问题一致，无非是由田洪礼等管理人团队幕后控制平台交易价格，借机操作，将溢价形成的利润据为己有，坑害投资者，最终造成虚拟货币有价无市，交易链条断裂，形成崩盘后跑路。从整个庭审情况看，涉案虚拟货币的购买、交易、兑换、提币及KCASH钱包、KDAX交易所等流程极其复杂，甚至田洪礼自身在庭审时都无法合理解释，更何况不负责操控交易的邵爱玲。这均可以证实本案所谓的虚拟货币的交易流程无非是田洪礼等炮制的披着合法外衣诱导投资者的骗局。对该类行为以及此后延伸的买卖、委托行为的禁止，有利于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对此类似纠纷，上海、江苏省等地案例，更能凸显法治的公平与正义，更有效的维护作为普通投资者的人民大众的利益，望二审法院予以参考。被上诉人田洪礼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事实与理由，一、2018年5月8日邵爱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田洪礼打款10400元，委托田洪礼以及以其母亲的名义购买两个以太坊（以太坊每个单价5200元）用于换购易货币，当日田洪礼在货币交易平台上按照邵爱玲的要求，为其购买了以太坊，并换购了易货币，并按照邵爱玲在微信上提供其本人和其母亲的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注册了账号。将账号密码和钱包通过微信的方式告知了对方，此后邵爱玲多次向田洪礼打款，委托田洪礼在交易平台上按照以太坊的市场价格购买以太坊换购易货币，每次田洪礼受委托购买以太坊后，按照邵爱玲的指示，有时将以太坊放置在邵爱玲账户中，有时放至其母亲账户中，有时，放置在田洪礼的账户中，邵爱玲及其母亲账户的密码由其自己掌控，自2018年7月24日至2020年10月15日，一直可以正常交易。交易的时候需要手机短信和邮箱短信验证，自己账户绑定自己的银行卡邵爱玲自己交易和收款。二、田洪礼总共收到邵爱玲216104元。根据货币网以太坊市场价格邵爱玲购买了以太坊并换购的易货币，然后将易货币按照邵爱玲的要求，打到邵爱玲的账户中，完成了邵爱玲的全部委托事项。三、邵爱玲与田洪礼在2018年6月9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委托田洪礼在货币网上以太坊价格4300元每个购买了20个以太坊，换购了易货币400万个，合计人民币86000元。易货币放在田洪礼的账户里，由田洪礼代持，相互约定2018年7月24释放期开始，每日卖出2万个，并将收入打到邵爱玲的农行卡上，2018年9月7日邵爱玲来青岛要求田洪礼将代持的400万个易货币释放出来的1897830个易货币转账到邵爱玲的账户里，由邵爱玲自行交易，对于剩下的易货币的处理意见，邵爱玲说2019年4月份价格好的时候再卖出。2019年4月份易货币价格下跌，邵爱玲将易货币价格下跌的原因说是被上诉人操控，要求田洪礼退还剩余的代持的易货币，在邵爱玲多次骚扰下，无奈将剩下的易货币全部退给了邵爱玲，并额外多支付了邵爱玲210万个易货币。四、田洪礼也投资了易货币，和邵爱玲一样都是普通的投资者，田洪礼从未向邵爱玲承诺每日有固定收益，也没有保证投资本金正常回收，也没有赚邵爱玲1分钱。在处理邵爱玲的委托事项上没有任何过错，邵爱玲自行的投资行为，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2018年7月24日至2020年10月15日，两年多期间易货币是正常交易的，如果在这期间，邵爱玲将易货币交易成以太坊，到2021年的1月份是可以赚大钱的，易货币因交易不活跃在2020年10月15日以后被下架交易，是正常的市场行为，由此造成的盈利或者亏损，应由其自己承担。邵爱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田洪礼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无效；2.判令田洪礼立即返还其款项216104元及利息（以216104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爱玲与田洪礼于2017年经他人介绍认识。2018年5月8日，邵爱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田洪礼打款10400元，委托田洪礼以其及其母亲的名义购买以太坊用于换购易货币。当日，田洪礼在交易平台上为其购买了以太坊，并将以邵爱玲及其母亲名义注册的账号、密码、钱包等通过微信的方式告知了邵爱玲。此后，邵爱玲多次向田洪礼打款并委托田洪礼在交易平台上购买以太坊换购易货币，田洪礼购买后按照邵爱玲的指示，有时将以太坊放置于邵爱玲或其母亲的账户中，有时放置于自己账户中为邵爱玲代持。其中邵爱玲与田洪礼于2018年6月9日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今日从青岛田洪礼处购得以太坊20个，合计换购易货币400万个，人民币合计86000元，已付20000元，欠66000元。易货币在田洪礼的账户里，由田洪礼代持。相互约定自今年7月24日释放期开始，每日卖出400万个易货币的百分之零点五（2万个），并将每日卖出的2万个易货币的收入，每日打到邵爱玲的农行卡上。本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自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7月23日，邵爱玲共计向田洪礼打款216104元。后因交易平台出现异样，案涉以太坊、易货币无法交易、无法提取、无法提现，故成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邵爱玲将案涉款项交付给田洪礼用于投资虚拟货币，田洪礼按照邵爱玲的指示进行操作，将购入的虚拟货币转入邵爱玲在交易平台上所开设的账户中。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系田洪礼是否应当向邵爱玲返还案涉款项。首先，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庭审陈述中可以看出，在邵爱玲向田洪礼第一次转款后，田洪礼就将其按照邵爱玲的指示在交易平台上开设的账户、密码等信息告知了邵爱玲。在之后的多次交易中，田洪礼在收到邵爱玲支付的款项后，也是按照邵爱玲的指示进行操作的，并将操作的结果告知了邵爱玲，故应当认定田洪礼完成了邵爱玲的委托事项。其次，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邵爱玲对其在交易平台上的账户是能够自行掌控的，有些交易也是由其自行完成的。邵爱玲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投资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且邵爱玲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田洪礼曾承诺其每月有固定收益且保证本金安全，故现因交易平台关闭造成的损失，应由邵爱玲自行承担。第三、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17年9月4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禁止向投资者筹集虚拟货币。本案中，邵爱玲与田洪礼之间的委托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但双方从事的基本性业务是购买虚拟货币，该行为因属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而在我国不受法律保护，故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至于合同无效的返还问题，因田洪礼在收到案涉款项后已按照邵爱玲的指示将款项用于购买虚拟货币，且田洪礼从中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故不存在款项的返还问题，基于投资虚拟货币产生的交易风险及相应后果应由邵爱玲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决：一、邵爱玲与田洪礼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无效；二、驳回邵爱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1元，由邵爱玲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田洪礼于2018年5月初邀请邵爱玲进入其作为群主的易货币财富群，邵爱玲进入田洪礼理财群后，在双方微信聊天的初期，聊天内容即有田洪礼向邵爱玲宣传“早日跨入百万富翁行列”“以太坊现在一直涨，要买得赶紧买，不然一直再涨”等内容，田洪礼还将其做其他理财项目的演讲视频资料发送给邵爱玲，在该资料中，田洪礼介绍其在2011年考取证券经纪人的证件，其在联想集团做过财务工作，后期又从事计算机（工作），还在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先后任职，具有丰富的投资理财经验。经落实田洪礼对上述其工作阅历及其具有证券经纪人资格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之间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如合同无效，田洪礼是否有过错，损失数额及双方责任如何确定。首先关于案涉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2017年9月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规定：“代币发行融资中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义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本案中，根据当事人陈述的交易模式及投资意向，邵爱玲向田洪礼支付人民币，田洪礼为邵爱玲开设账户，并由邵爱玲获取账户中所谓的以太坊、易货币等“虚拟货币”，上述交易属于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非法“虚拟货币”交易，违反了金融管理秩序和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次，合同无效后，双方责任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给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案涉“虚拟货币”国家明文规定不得交易的情况下，双方仍然进行交易，双方对于合同无效的后果均存在过错。邵爱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投资存在风险应该有充分的认识，无论田洪礼怎样宣传，如果邵爱玲主观上有定力亦不会将案涉款项转给田洪礼，邵爱玲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田洪礼作为一个具有证券经纪人资格及在证券、计算机及财务等多个公司工作阅历的人员，其在投资理财方面的认知能力明显优于邵爱玲。案涉2018年6月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双方虽约定邵爱玲从田洪礼处购买以太坊换购易货币，共计人民币86000元，且约定该部分由田洪礼代持，收入由田洪礼打入邵爱玲的银行卡上，但最终也无法交易无法提现。综合考虑本案双方主观过错、认知能力、在涉案交易中所处地位等综合因素，本院酌定双方对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对于损失的数额，邵爱玲虽在本案中主张田洪礼应举证证明其将收取邵爱玲的款项支付给了第三方，并从第三方购买了案涉的以太坊和易货币且将其交付给邵爱玲，由邵爱玲掌控，但根据邵爱玲起诉理由及庭审中陈述的事实，其已经实际取得了田洪礼为其注册的账号，在田洪礼指导下进行了账号操作，直至诉讼前并未对投资款项实际走向提出异议，应该认定田洪礼已经向第三方交付了案涉款项购卖了以太坊或换购了易货币。但如前所述，因邵爱玲账号内的“虚拟货币”无法在合法市场进行交易，亦无法通过合法方式赎回提现，故邵爱玲未得到返还的款项216104元应当认定为其实际损失，由邵爱玲、田洪礼各自承担50%的责任。由于基础法律关系的无效性，对于邵爱玲要求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此，田洪礼应当向邵爱玲返还投资款108052元。综上所述，邵爱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邵爱玲与田洪礼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无效；二、撤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2民初49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田洪礼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邵爱玲人民币108052元；四、驳回邵爱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71元，邵爱玲、田洪礼分别负担113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42元，邵爱玲、田洪礼分别负担227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马树芳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