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10民终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东宁市东宁镇。法定代表人：叶立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章，黑龙江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俊，黑龙江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营牡丹江木材综合加工厂，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法定代表人：王旭强，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君铭，黑龙江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亿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营牡丹江木材综合加工厂（以下简称木材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2020）黑1002民初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鑫亿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章、左俊，被上诉人木材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君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亿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2019年1月1日，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续签仓储租赁合同，被告鑫亿达公司继续租赁该库房，被告鑫亿达公司出纳员在该租赁合同承租方处签字并加盖被告鑫亿达公司公章”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朱某2018年9月末和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12日期间，受聘为鑫某源厂出纳。2019年1月1日，案外人鑫某源厂业主刘某某跟被上诉人沟通，为了省事，2019年还是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仓储租赁合同》，该合同中涉及的库房实际上为鑫某源厂在使用，上诉人委托朱某在该合同上签字，然后上诉人加盖公章认可。原判认定“2019年1月1日，朱某系被告鑫亿达公司出纳员”无依据。2．原审认定“2019年9月30日，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认定事实错误。理由：（1）《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甲乙双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中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条款系附生效条件的约定，当“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这一条件成就时，合同生效，而非像原审认为的“有其一即可”。（2）即使“有其一即可”，也应当是签字之人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或者是得到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人。朱某在2019年已非上诉人员工，其没有得到上诉人授权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上签字。（3）朱某2018年1月1日和2019年1月1日两次在仓储租赁合同上签字的行为不能推断出2019年9月30日在解除合同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构成职务行为。二、原审判决未查明多处事实。1．原审认定“2019年6月25日，原告下发催缴租金通知和停电通知，刘某某在该两份通知上签字。”该部分事实对于“被上诉人向谁发出催缴租金通知和停电通知、刘某某的身份”等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属于事实不清。理由：该二份通知是被上诉人向鑫某源厂发出的，鑫某源厂的业主刘某某在该二份通知上签字确认。2．原审认定“2019年6月1日和2019年9月27日，原告两次到涉案厂房、库房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该部分事实对于“被上诉人对谁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向谁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谁在该通知书上签字”等关键问题未表述清楚，属于事实不清。理由：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向鑫某源厂发出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消防安全巡检资料记录表。鑫某源厂员工签字确认。”该三份证据是向鑫某源厂发出的，鑫某源厂员工魏忠庆、郭永利在其上签字确认。3．原审认定＂2019年6月12日，朱某从其中国农业银行帐户向原告缴纳租金5万元”该部分事实对于“朱某的身份、中国农业银行帐户的性质”等关键问题未查明。理由：2019年6月12日，朱某是鑫某源厂员工，朱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卡是鑫某源厂的资金流动卡，朱某使用该卡向被上诉人交纳租金5万元，系给鑫某源厂交纳的租金。4．原审中“经查，朱某系鑫亿达公司兼职出纳员＂，无依据。5．原审遗漏的事实：2018年10月，鑫某源建厂，业主刘某某同被上诉人商定租用原场地。鑫某源建厂后，刘某某不再担任鑫亿达公司的经理。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首先，解除协议中的双方当事人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朱某当时并非上诉人的员工，也无上诉人授权，因其曾经在上诉人、鑫某源厂都担任过出纳员，了解涉案租赁物的租赁关系的变化情况，其角色是上诉人、鑫某源厂、被上诉人对于涉案租赁物变化情况的知情人而非合同当事人。原审认为“只有出纳员朱某签字即可＂是错误的。其次，原审认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签字盖章有其一即可，不必要求同时并存”，适用错误。朱某即不是上诉人员工，也没有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甚至于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认为“上诉人的出纳员朱某签字行为有效”的论断是错误。最后，原审从2016年11月1日的财产租赁合同法定代表人签字行为有效推断出2019年9月30日的解除合同中朱某签字行为有效的论断不符合逻辑。四、被上诉人主张的诉讼对象错误。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经存在过租赁法律关系，上诉人如约交纳租金及水电费，截止2018年10月份，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租金及水电费。2018年10月，鑫某源厂同被上诉人商定，租赁涉案租赁厂地、库房进行生产经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法律关系终止，被上诉人与鑫某源厂形成了新的租赁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依据该租赁关系开始对鑫某源厂进行水、电、消防、出入厂区管理和收取租金、水电等费用，先后向鑫某源厂加工厂发出了《催缴租金通知》、《停电通知》、《消防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消防安全巡检资料记录表》等管理文书，鑫某源厂业主刘某某及员工魏忠庆、郭永利在其上签字确认。从被上诉人诉请也可以计算出诉请拖欠租金、水电费的起止时间是2019年2月20日至2019年9月30日。而此时正是鑫某源厂在使用租赁物。被上诉人应向鑫某源加工厂主张权利。原审时被上诉人未追加鑫某源厂为被告，法院也未依职权追加。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多处事实未查明，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木材厂辩称，被上诉人同意一审判决，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无事实和证据证实。本案争议的焦点应当是如何认定朱某作为上诉人的代表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解除合同的效力，也就是朱某签订合同时的身份。根据上诉人自认，朱某先后担任上诉人和鑫某源厂的出纳员，但被上诉人主张朱某始终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是上诉人租赁被上诉人合同标的的实际控制人，因为双方于2016年签订总的租赁合同，合同期至2019年10月31日。在合同履行期间，2018年1月1日，2019年1月1日，朱某作为上诉人的代表人，先后与被上诉人签订仓储租赁合同。2019年1月1日，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应当是由鑫某源厂在经营，但朱某持上诉人的公章，却与被上诉人继续签订仓储租赁合同，在2019年6月12日，朱某又代表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租金5万元，上诉人主张该款是鑫某源厂给付的，但是上诉人举示的朱某与鑫某源厂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中可以明显体现因朱某认为鑫某源厂欠付工资在6月份之前就已与鑫某源厂家发生纠纷，2019年的6月12日与鑫某源解厂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的当天，朱某不可能再代表鑫某源厂缴纳租金，而该租金在交纳当时，被上诉人便给上诉人开具了收据，收款事项明确写明收取的是上诉人的租金，而非鑫某源厂的租金。就这样当合同履行至2019年9月份时，上诉人的代表人朱某提出经营不善想提前解除租赁合同，2019年的9月30日，朱某在与被上诉人详细计算了欠缴租金的数额，水费电费甚至是自来水费，欠缴的数额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解除合同，而此时离合同期满仅剩一个月，同时双方商定，在当年的11月30日前，将租赁物内的物资全部搬走，并用原相应设备抵顶部分租金，合同内容中的所谓设备是上诉人的，而不是鑫某源厂的，那么朱某在2019年9月份签订合同的当时，按照上诉人的主张和被上诉人的主张，其均不能是或不应当是鑫某源厂的工作人员，其又不是个人行为。结合朱某作为上诉人的代表人，多次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朱某只能是上诉人的代表人。同时上诉人提出没有加盖公章，该合同便不对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是完全错误的。一审依据合同法第32条，认定了朱某作为代表人签字后，该合同即成立和生效，而上诉人曲解法律，认为不加盖公章就不对其发生法律效力，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本案如果解决或认定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那么上诉人作为本案的承租方的主体是完全适格的，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上诉人一再主张在合同履行的后期，因鑫某源厂主体的加入，其主张真正的承租人应当是鑫某源厂是完全错误的，作为出租方，与上诉人签订书面合同后，上诉人的实际管理人和控制人分别包括刘某某和朱某，其二人被上诉人认为他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虽然上诉人现在主张特别是二审主张刘某某是个体业主，这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发生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被上诉人向刘某某所在的鑫某源厂家发出了通知，但是正像上诉人所述，刘某某作为实际使用人，其对内鑫某源厂和上诉人两个主体均对被上诉人的财产进行了使用，但是租赁关系的使用者应当是上诉人，因为上诉人与鑫某源厂之间没有签订书面或口头的转租合同，被上诉人又与上诉人之间没有签订或达成口头解除的合同，三方的法律关系没有进一步的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了合同，所以虽然合同履行期间存在了一定的管理过程，但并不能使得后期双方形成的解除合同失去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在主张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已经解除合同，被上诉人与鑫某源厂之间建立新的租赁合同无事实依据。基于以上观点，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予以维持。木材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鑫亿达公司搬出租赁厂房一处、库房两处（位于东七条路木材加工厂院内）；2．被告给付租金233560元（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水电费50174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9年10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占用费220545元（按合同标准自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按合同标准支付自2020年5月1日至实际返还租赁物之日止的占用费；3．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日，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签订财产租赁合同，约定被告租赁原告位于浸渍纸车间北侧，原三聚氰胺贴面车间厂房，使用面积2450㎡和位于刨花板拱形大库西侧偏厦子部分的库房，使用面积490㎡。租赁期限三年，自2016年1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止，年租金35万元，季租金87500元，租金按季结算，每季末的20日前缴纳下季度租金，每逾期缴纳一日，按所欠租金2%支付违约金。按月结算电费，逾期不缴原告有权停止供电。租赁期间，对厂房、设施等不经原告同意，不得转租、转借他人使用。合同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被告鑫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立文在该租赁合同承租方处签字。另查明，2018年1月1日，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签订仓储租赁合同，约定被告租赁原告位于刨花板砂光车间西侧的库房，使用面积195㎡。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月租金2340元。租金按季结算，每季末的20日前缴纳下季度租金，每逾期缴纳一日，按所欠租金2%支付违约金。租赁期间，被告不得转租、转借给他人使用库房。被告鑫亿达公司出纳员朱某在该租赁合同承租方处签字并加盖被告鑫亿达公司公章。2019年1月1日，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续签仓储租赁合同，被告鑫亿达公司继续租赁该库房，被告鑫亿达公司出纳员朱某在该租赁合同承租方处签字并加盖被告鑫亿达公司公章。又查明，2019年9月30日，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载明截至2019年9月30日，被告鑫亿达公司欠租金233560元、水费1万元、电费40138元、自来水费36元，合计欠283734元。被告无力经营，提出提前终止合同，原告同意。被告在11月30日前将其财产物资全部搬出，逾期不搬，原告将自10月1日起按原合同向被告追缴租金并收取日万分之五违约金，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朱某在该解除合同中鑫亿达公司处签字。再查明，被告鑫亿达公司聘用经理为刘某某。2018年12月5日，鑫某源厂注册成立，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业主刘某某。2019年6月25日，原告下发催缴租金通知和停电通知，刘某某在该两份通知上签字。2019年6月1日和2019年9月27日，原告两次到涉案厂房、库房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2019年6月12日，朱某从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原告缴纳租金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本案中，双方约定每季末的20日前支付下季度租金，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关于朱某在2019年9月30日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解除合同协议书上签字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本案中，2018年1月1日和2019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仓储租赁合同，朱某作为被告鑫亿达公司出纳员在两份租赁合同承租方处签字并加盖被告鑫亿达公司公章。综上，可以得知朱某具有代表被告鑫亿达公司对外签订租赁合同的权利。2019年9月30日，朱某在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解除合同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是其履行工作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被告鑫亿达公司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职务行为，对被告鑫亿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提出朱某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12日系案外人鑫某源厂员工，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抗辩。经查，朱某是被告鑫亿达公司兼职出纳员，被告未向本庭提供与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的充分有效的证据，故被告此项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9年9月30日解除，被告应当按照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截至2019年9月30日拖欠的租金233560元、水费1万元、电费40174元并搬出租赁物。关于被告鑫亿达公司提出朱某签字的2019年9月30日的解除合同没有鑫亿达公司盖章，对该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抗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即关于当事人双方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当事人不得变更。2019年9月30日的解除合同虽然只有出纳员朱某签字，没有加盖鑫亿达公司公章，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签字盖章有其一即可，不必要求同时并存。另外，原、被告于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中约定“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该租赁合同只有被告法定代表人叶立文签字，并无盖章，此租赁合同原告木材厂与被告鑫亿达公司双方均认可并已实际履行。故从原、被告以往签订的租赁合同来看，双方实际中也并非签字盖章同时具备合同才生效。被告的此项抗辩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木材厂向被告鑫亿达公司主张违约金、占用费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被告在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逾期不搬，原告将自10月1日起按原合同向被告追缴租金并收取日万分之五违约金，但同时原告又向被告主张占用费。被告未按约定搬出租赁厂房、库房，系违约行为，原告应当获得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其实际造成的租金损失，故对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按原租赁合同租金标准向被告主张的占用费220545元（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自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止），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自2020年5月1日至实际返还厂房、库房之日止的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搬出租赁原告国营牡丹江木材综合加工厂的位于东七条路木材加工厂院内的厂房一处、库房两处；二、被告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国营牡丹江木材综合加工厂租金233560元、水费1万元、电费40174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三、被告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国营牡丹江木材综合加工厂库房、厂房占用费220545元（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自2019年10月1日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止），按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自2020年5月1日至实际返还租赁物之日止的占用费；四、驳回原告国营牡丹江木材综合加工厂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43元，减半收取计4421.50元，由被告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鑫亿达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依法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1.牡丹江市东安区鑫某源单板加工厂（以下简称鑫某源厂）企业信息（网上下载，2页）；2.鑫某源厂员工魏忠庆报销的2019年3月18日加油票据1份、2018年12月22日、2019年4月7日入库单各1份、2018年12月19日借款单1份；（2页）3.鑫某源加工厂2018年11月份考勤表、2018年12月份、2019年2月份工资表（5页）。证据来源：证据1是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证据2是上诉人提供；证据3是复印于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牡劳人仲【2020】75号卷宗（鑫某源厂与朱某劳动争议案件）。证明问题：刘某某系鑫某源厂业主，其在被上诉人向牡丹江市东安区鑫某源单板加工厂发出的催缴租金通知、停电通知上签字确认。魏忠庆和郭永利系鑫某源厂员工。二人代表鑫某源厂在被上诉人向牡丹江市东安区鑫某源单板加工厂发出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2019年6月1日）、消防安全巡检资料记录表（2019年8月7日、2019年9月27日）等文书上签字确认。木材厂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出过相关主张，也进行过举证，但未将现有的该组证据向法庭举示，因此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请二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入库单并未标明是鑫某源厂的相关单据，如果是原件也不应当在上诉人处存放，因为鑫某源厂是上诉人的另案对方当事人，所以该入库单不能证明2018年和2019年本案房屋租赁承租方是鑫某源厂。借款单“鑫某源木业”五个字填写于借款部门之外，不能排除是后填写的。同样，鑫某源厂作为上诉人的对立方，其借款单原件也不可能存放于保管于上诉人处。汽油消费发票上魏忠庆三个字是后添加的，不能证明该消费是魏忠庆作为鑫某源厂而支出的。至于鑫某源厂的考勤表、工资表与本案无关，即便魏忠庆等人是鑫某源厂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证明鑫某源厂作为承租方，已经与被上诉人建立了房屋租赁关系，该组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实案外人鑫某源厂与木材厂之间存在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对此不予采信。证据二，朱某与鑫某源厂签订的3页《劳动合同》；证据复印于牡丹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牡劳人仲【2020】75号卷宗（鑫某源厂与朱某劳动争议案件）。证明问题：朱某与鑫某源厂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目前正在二审阶段。《劳动合同》系鑫某源厂在仲裁审理期间向仲裁机构提交，鑫某源厂与朱某存在劳动关系。木材厂质证认为，朱某与鑫某源厂存在劳动争议及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是两起案件的对立当事人，证据原件应存放于鑫某源厂，而不应由上诉人持有或者保管。朱某与鑫某源厂的劳动合同争议与本案无关，只是内部关系。因为朱某作为上诉人的实际经营人控制人，在上诉人经营期间，在刘某某作为上诉人的管理人经营期间，在上诉人主张的由鑫某源经营期间，均是租赁物中的实际控制管理人，对被上诉人来说，朱某始终是租赁物使用人的管理人，刘某某在经营管理期间，租赁物内的生产、经营、设备没有任何变化，并不是刘某某成立了新公司，有了新设备，有了新人员，而重新租赁本案的房屋，所以朱某与鑫某源之间内部的所谓劳动争议与本案无关，不能来对抗或者来证实被上诉人与鑫某源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关系。其他质证意见同证据一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三，解除劳动关系证明1页。证明问题：上诉人与朱某于2018年9月6日解除劳动合同。木材厂质证意见与对证据二质证意见一致。本院认为，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系鑫亿达公司单方出具，未有朱某签收或其他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2020）黑1002民初775号朱某与鑫某源厂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民事判决书及2020年9月7日庭审笔录。证明问题：1.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鑫某源厂出纳员朱某持有的卡号为6228480200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系鑫某源厂的资金流动卡，用于鑫某源厂的生产经营资金收付。鑫某源厂未能按法庭要求提交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具的企业帐户（帐号为082100010********）自2018年10月以来的流水情况。2.2019年6月12日，朱某使用该卡向被上诉人交纳租金5万元，系给鑫某源厂交纳的租金。木材厂质证认为，朱某交纳的租金，被上诉人已给上诉人开具了收据，而不是给鑫某源厂出具收据，一审被上诉人证据四已经证明了该问题，朱某不管对内后期是否作为鑫某源厂的出纳员都不能影响被上诉人在收取租金时开具票据客观真实的填写的收取的是上诉人鑫亿达公司租金的客观事实。如果该5万元是鑫某源厂交付的租金，应当下鑫某源厂的财务账，而收据明确写明是收取的鑫亿达公司的租金，鑫某源厂也无法下财务账，该收据和给付租金是双方解除合同发生争议之前。所以这份证据当中的5万元和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是本案双方存在租赁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朱某2019年6月12日向木材厂交纳的5万元系鑫某源厂交纳的租金，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木材厂未提供新的证据。综上对事实与证据的分析认定，结合一审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本院二审对一审采信的证据予以采纳，并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鑫亿达公司与被上诉人木材厂在何时解除租赁合同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诉讼中，鑫亿达公司主张2018年10月其与木材厂的租赁关系自然解除，此后，木材厂与鑫某源厂形成新的租赁关系。对此，鑫亿达公司既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已依法解除，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木材厂与鑫某源厂就案涉租赁物形成了新的租赁合同关系。同时，鑫亿达公司主张的事实与其于2019年1月1日与木材厂就部分到期租赁物续签租赁合同的客观事实相矛盾。因此，鑫亿达公司主张的事实不成立，本院不予认定。依据现有证据，应认定鑫亿达公司与木材厂在2019年9月30日前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鑫亿达公司应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支付租金等相关合同义务。关于朱某能否代表鑫亿达公司与木材厂解除租赁合同关系，此为本案争议的另一个焦点问题。诉讼中，鑫亿达公司主张朱某在2018年9月末与鑫亿达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朱某解除合同的行为不能代表鑫亿达公司。本院认为，朱某是否曾与鑫亿达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系朱某与鑫亿达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据此来认定朱某是否有权代理鑫亿达公司的相关业务。依据查明的事实，朱某在2019年1月1日仍代表鑫亿达公司与木材厂签订了仓储租赁合同，无论朱某在2018年9月末后是否与鑫亿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朱某都有权作为鑫亿达公司的代表与木材厂签订合同。朱某代表鑫亿达公司签订二份租赁合同，并通过朱某个人账户支付合同租金的行为，应视为鑫亿达公司的行为。因此，木材厂完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朱某有权代理鑫亿达公司与木材厂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故即使朱某与鑫亿达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行为也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鑫亿达公司负担。本案中，鑫亿达公司与木材厂的租赁关系并未依法解除，鑫亿达公司拖欠木材厂租金、水电费等事实属实。原审判决根据合同相对性，结合相关证据，判决鑫亿达公司搬出案涉租赁物，并支付拖欠的租金及水费、电费和占用期间的费用，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43元，由上诉人牡丹江鑫亿达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 山审 判 员  王 欢审 判 员  于 尧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法官助理  刘杰奇书 记 员  于皓存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