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刑终553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凯涛，男，198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住广州市。辩护人张巧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梁俭浩，男，198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住广州市。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徐凯涛、梁俭浩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粤01刑初20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徐凯涛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2018年2月初开始，被告人徐凯涛与同案人郭X艳、熊X厚（均另案处理)商议从日本购进电子烟弹，并通过邮递渠道进口到国内销售牟利。徐凯涛根据市场需求和理货库存情况，向郭X艳反馈所需万宝路牌IQOS电子烟弹的口味和数量。郭X艳先行付款向熊X厚下单购买电子烟弹，价格是每条282-285元（人民币，下同），包通关到广州。熊X厚收到订单及货款后，将电子烟弹发货给郑X（另案处理）。郑X团伙通过邮递渠道，以伪报品名、价格的手法，将本应以一般贸易申报的电子烟弹伪报为个人行邮物品，从日本走私进口到国内，再通过优速快递等国内快递公司，寄到徐凯涛、郭X艳指定收货地址。收到货物后徐凯涛、郭X艳通过微信、淘宝等互联网销售平台在国内销售。经计核，2018年3月3日至3月26日期间，被告人徐凯涛伙同郭X艳、熊X厚等人，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3箱共93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610940.25元。（二）2018年3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徐凯涛通过被告人梁俭浩（时任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新市营业部运营总监）收取并转寄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的电子烟弹，徐凯涛支付梁俭浩每箱电子烟弹80元的报酬。经计核，被告人徐凯涛伙同被告人梁俭浩通过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64箱共256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1473532.72元。综上，徐凯涛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3490条，偷逃应缴税款合计2084472.97元；上诉人梁俭浩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560条，偷逃应缴税款1473532.72元。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电子证据、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徐凯涛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伪报方式走私进口货物，被告人梁俭浩帮助徐凯涛收取、转寄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巨大，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徐凯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梁俭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依法判决：（一）被告人徐凯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二）被告人梁俭浩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上诉人徐凯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在第一宗走私犯罪行为中，徐凯涛相较于郭春燕、熊X厚、郑通等人所起作用明显较轻，其既不是走私犯意的提起人，也没有负责揽货及组织货物入境，仅负责货物入境后参与部分转运、销售工作，所获利润较少，理应认定为从犯。2.第二宗走私犯罪行为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徐凯涛从日本走私电子烟弹的数量为64箱共2560条，该64个箱子中仅部分装有40条电子烟弹，梁俭浩没有打开所有转运的箱子核查，规格一致的箱子所装载的东西也有可能不同，郭X艳与徐凯涛合作销售的除电子烟弹还有其他产品，无法排除箱子里包含其他货物的可能性；且原判未详细核实涉案人员的聊天记录及每批次的货物数量、价格、品牌等重要信息，故原判对走私数量的认定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所认定的偷逃应缴税额错误。3.徐凯涛具有坦白、系初犯、偶犯、愿意退赃、家庭困难等法定、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原判未考虑郭X艳在本案合作模式的构成及犯意提起中所起作用大于徐凯涛，对徐凯涛所判刑罚明显过重。请求改判徐凯涛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2018年2月初开始，上诉人徐凯涛与同案人郭X艳、熊X厚商议从日本购进电子烟弹，并通过邮递渠道进口到国内销售牟利。徐凯涛根据市场需求和理货库存情况，向郭X艳反馈所需万宝路牌IQOS电子烟弹的口味和数量。郭X艳先行付款向熊X厚下单购买电子烟弹，价格是每条282-285元，包通关到广州。熊X厚收到订单及货款后，将电子烟弹发货给郑X。郑X团伙通过邮递渠道，以伪报品名、价格的手法，将本应以一般贸易申报的电子烟弹伪报为个人行邮物品，从日本走私进口到国内，再通过优速快递等国内快递公司，寄到徐凯涛、郭X艳指定收货地址。收到货物后徐凯涛、郭X艳通过微信、淘宝等互联网销售平台在国内销售。经计核，2018年3月3日至3月26日期间，上诉人徐凯涛伙同郭X艳、熊X厚等人，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3箱共93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610940.25元。（二）2018年3月至9月期间，上诉人徐凯涛通过时任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新市营业部运营总监的原审被告人梁俭浩收取并转寄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的电子烟弹，徐凯涛支付梁俭浩每箱电子烟弹80元的报酬。经计核，上诉人徐凯涛伙同原审被告人梁俭浩通过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48箱共192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1105150.08元。综上，上诉人徐凯涛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850条，偷逃应缴税款合计1716090.33元；原审被告人梁俭浩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1920条，偷逃应缴税款1105150.08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宁波海关的线索移交单、广州市海关缉私局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证明：本案的的侦破及徐凯涛、梁俭浩的到案经过。2.广州海关缉私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电子证据检验报告书》，证明：2018年9月4日，侦查人员在珠海市徐凯涛的住处扣押徐凯涛主动上交的万宝路牌电子烟弹30条、白色ｉｐｈｏｎｅ8ｐｌｕｓ手机1台以及记载电子烟账目的棕色封面纸质笔记本一本；在广州市海珠区陈X的住处扣押陈X的黑色ｉｐｈｏｎｅ8ｐｌｕｓ手机1部。2018年11月28日，广州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扣押的徐凯涛和陈X的手机分别予以封装，并按法定程序提取了电子证据。3.徐凯涛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该卡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5日期间与郭某艳、熊某厚的交易流水。4.侦查机关调取的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资料，证明：徐凯涛、梁俭浩的身份情况。5.徐凯涛签认其与郭X艳2018年2月22日至5月17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称打印件语音信息转化的文字整体内容与其和郭X艳聊天内容相符。主要内容为徐凯涛和郭X艳就电子烟进口业务的合作、订货、收货、价格、数量、种类、汇款、进口方式等交流协商的具体情况。聊天记录的数据显示，2018年2月25日至2018年5月1日期间，徐凯涛伙同郭X艳走私进口电子烟弹6640条、电子烟机500台。6.徐凯涛签认扣押的棕色封面纸质笔记本复印件，称笔记本内容为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8月12日其与郭X艳结算电子烟利润的记录。7.徐凯涛、梁俭浩签认二人于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主要内容显示，由梁俭浩提供假地址给徐凯涛，帮徐凯涛分拣伪报品名的电子烟弹国际包裹并转运国内收货人，每件收取徐凯涛80元。微信聊天记录的数据显示，2018年3月20日至同年4月22日期间，徐凯涛委托梁俭浩接收转运电子烟弹共计64箱。8.梁俭浩签认《邮件综合查询》清单共46单（其中寄上海的20单，寄珠海9单，寄广州6单），称为徐凯涛转运的货物都是使用马利的客户信息寄的，电子烟弹只寄上海和珠海。9.梁俭浩与徐凯涛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81张国际邮包快递单号，其中51张有对应的国内EMS或邮政快递单。81张国际快递单中有11张注明品名为日文的“烟”，有8张国际快递单手写注明了电子烟弹的口味，其他均伪报品名，但数量与其他快递单规格一致。10.郑X与熊X厚微信记录，主要内容为郑X与熊X厚就转运电子烟的费用、邮递面单的书写等进行交流协商。2018年3月间，熊X厚通过郑X转运电子烟43箱，其中10箱寄到陈X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住址。11.证人江X电脑上调取的转运邮件总表，证明：2018年3月16日至同年4月9日期间，熊X厚委托郑X转运电子烟弹的快递单号及收货地址情况。其中，2018年3月16日至同年3月24日，以陈X地址收货的共23单。12.宁波海关缉私局移交的，证明：申报品名“电子烟弹”的商品为IQOS烟具加热使用的电子烟烟弹，由滤棒段（三段式）、烟丝段、接装纸构成，烟丝由烟叶制成，经鉴定，该商品为卷烟，符合税则中品目24.02“烟草或烟草代用品制成的雪茄烟及卷烟”的规定，应归入税则号列2402.2000项下。13.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鉴别检验证明》，证明：2017年11月3日，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受浙江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委托，对送检的IQOS样品进行鉴别检验，判定受检样品含有烟草特征性成分，样品填充物由烟叶制成。14.浙江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出具的《卷烟真伪鉴别检验报告》，证明：2018年3月30日，对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委托鉴别的Marlboro(IQOS)等品牌烟弹进行真伪鉴别，经检验鉴别为真品Marlboro(IQOS)等品牌卷烟。另，检验项目中“烟丝”检验结果为“填充物为烟叶制成”。15.广州海关缉私局出具的《关于电子烟烟弹归类情况的说明》：广州海关缉私局提请广州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徐凯涛走私进口电子烟烟弹的偷逃税款时，依据宁波海关缉私局提供的归类认定书，认为该商品应归入税则号2402.2000项下，广州海关关税部门亦予认可。广州市海关缉私局认为宁波海关出具的归类意见书，适用于本案涉案商品归类。16.广州海关出具的《海关核定证明书》，证明：2018年3月3日至3月26日期间，徐凯涛以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3箱，共计930条。经审核，涉案走私货物应缴税额共计610,940.25元，偷逃税款共计610940.25元。17.广州海关出具的《海关核定证明书》，证明：2018年3月20日至4月23日期间，徐凯涛、梁俭浩以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合计64箱，共计2560条。经审核，涉案走私货物应缴税额共计1473532.72元，偷逃税款共计1473532.72元。18.证人陈X的证言：2018年3、4月，我集中代徐凯涛收到过两批大概30多箱电子烟烟弹，清点后按徐凯涛的指示邮寄出去，我自己大概也卖了几十条，卖一条赚取5-10元的差价。经统计我和徐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自2018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我共收到44箱电子烟弹，除一箱50条外，其余都是40条，共计1770条，另有电子烟机510台。电子烟都是万宝路ＩＱＯＳ牌电子烟烟弹，我问过徐凯涛成本价，他说每次不一样，将运费平摊，大概300到310元之间。根据邮件统计表，以我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为收货人信息的电子烟快递有20箱；以熊X厚为收件人、徐凯涛的电话、我的家庭住址为收货人信息的电子烟快递有14箱，徐凯涛说本来应该寄熊X厚的，我也正常收货、清点并按照徐凯涛的指示邮寄出去。我收到电子烟后都会开箱清点，并将具体烟的口味、数量告诉徐凯涛，每次发货我都有拍照留存和徐凯涛对账。陈X签认其手机相册图片打印件8张,称是其按照徐凯涛的指示将收到的电子烟弹邮寄出去时拍摄的快递单和货物照片，用于反馈徐凯涛已发货的证明。证明上述货物为万宝路牌ＩＱＯＳ电子烟弹及陈X是为徐凯涛代收、代发货物的事实。陈X签认其提供的收件地址均为广州市的优速快递邮递单图片32张，称是寄到其居住地址由其代徐凯涛收货的电子烟烟弹，经整理再按照徐凯涛的指示邮递出去。其中以陈X为收、发货人的快递单有18张，以熊X厚为收、发货人的快递单有14张。以陈X为收、发货人的18张快递单中9张寄件方上写明的转运单号与郑X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中郑X与熊X厚的聊天记录所提到的单号一致。陈X签认其制作的从手机微信记录中统计的收到烟机和烟弹的统计表，其中，2018年3月3日至4月16日共收到电子烟44箱，每箱40条（其中一箱50条），合计1770条。陈X签认其手机微信中其与徐凯涛的聊天记录打印件，称其中的语音聊天已转译成文字，意思与二人表达一致。主要内容是自2018年3月3日至4月23日期间陈X帮徐凯涛接收电子烟弹快递的情况。19.证人何X铿的证言：我是广东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开发区营业部揽投员。2016年下半年，郑X有国际件到我邮局，具体是我派送。几个月后，郑X提出让我将他的国际邮包从邮局里挑出来，他找人过来取，每件给我20元。2017年下半年，郑X每件给我5元。郑X给了我一个我营业部辖区的地址清单，大概有100多个地址，路名是真的，具体门牌号是假的。收到包裹后，我把郑X的留下，他会派优速、德邦快递员或者货拉拉的车直接到我这里取货。20.证人梁X豪的证言：我是ＥＭＳ营业部邮递员。郑X是一个转运公司的老板，在黄埔区有仓库。我帮郑X联系了沙园邮政ＥＭＳ营业部和沙园邮政支局的人，让郑X在那边走货。郑X的邮件在收件单地址上加了个字母，我印象是“Ｗ”。郑X的货到沙园ＥＭＳ营业部后，有人会捡出来，郑X安排货拉拉的货车来拉走，每个邮件郑X给我5元。21.证人曾X的证言：我是东莞邮政牛山ＥＭＳ揽投部快递员。2017年7、8月份，我单位经理黄X政说郑X要来我们营业部走货，到时帮郑X把货挑出来，让他自行运走。郑X向我要了我们营业部大概300到500个地址，这些地址都是假的，只能保证邮寄到我们营业部。郑X的邮件面单上写有字母“Ｔ”。郑X的货到了后，我会联系郑X的员工派车过来拉货。开始时，我每件收郑X5元，后来每件收10元。我收到郑X的钱后交给黄X政，黄大概每件给我3元。22.证人谢X团的证言：我是中国邮政速递广州市北区分公司营业部员工。2017年6、7月份，郑X说有国际件要发到我营业部，我怕有麻烦，介绍他把邮件发到江高邮政ＥＭＳ投递点和花都区ＥＭＳ建设南营业部。郑X发上述两个地方的邮件面单收件信息都带有“Ｔ”字。邮件到了后，郑X会派人运到广州黄埔区的仓库。23.证人阮X安的证言：我是广州市花都区邮政局投递部主任。谢X团说他是邮政ＥＭＳ的员工，有转运公司的国外邮件要邮寄到花都区的邮局，不用派送，让人直接到邮局去拿，可以操作的话每个邮件给我6元。正好我管着10个邮局的派送点，就找了邮政花都建设南营业部收邮件。谢X团和郑X来找过我一次，我后来知道谢X团所说的转运公司是郑X的。做了差不多一个月郑X被抓就没做了。郑X的货到了建设南营业部后，由谢国辉帮忙挑出来，听说郑X在邮件面单上写了一个“Ｔ”作为标记。24.证人彭X滨的证言：我是广州邮政速递营业部经理。郑X有国际邮件走邮政江高营业部，谢X团说客户每个包裹给他6元，他要2元，我和张X浩各得2元。郑X国际包裹的收件地址都是张X浩给谢X团的虚假地址，货只要保证到我营业部就行。听张X浩说，郑X的货在收件单地址上加有字母“Ｔ”。25.证人张X浩的证言：我是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北区分公司江高营业部员工。郑X有进口邮件从我营业部走货，收件地址是我给谢X团的。郑X的邮件在收件面单的收件地址上加了“Ｔ”“Ｖ”等字母，可以和其他邮件区分。邮件到江高邮政营业部后，我根据单号制作清单，并告诉郑X收到邮件的情况。郑X的货一般一天五六百件，有时一千多件。谢X团每件给我2元。26.证人江X的证言：我表叔郑X的公司主要转关从日本过来的国际快递，即客户的邮包从日本等境外邮寄到我公司境内指定的地点，我公司再转寄到客户指定的国内收货人的地点。我公司的转运总表，包括境内外客户信息、境内外快递单号、境内转运快递名称等内容。客户如果发的是烟弹、酒之类的会备注。烟弹一件一般12至13公斤。27.同案人郑X的供述和辩解：我手机里的《转运汇总表》是我公司客服做的，包括国内收货人、国际单号、国外客户信息。我转运的货中烟弹一般有备注，烟弹基本走优速快递。找我转运或卖给我烟弹的有王X杰、陈C、来X庆、熊X厚等。我在EMS沙园投递站认识一个姓梁的员工，他让我们在进口包裹上标上“W”的标志，邮包到达沙园投递站后，他会将我的包裹分拣出来，我请货拉拉的货车去沙园邮站将货拉回，再通过德邦、优速、安能以及顺丰快递公司转运出去。一件货我给邮局和EMS的人5-10元，他们会给我们提供假的地址。熊X厚跟我买烟弹，也自己在日本买货找我做清关转运。我帮熊X厚走了几十箱烟弹，也是把假地址提供给他，他把国际面单号告诉我，我帮他转运后把国内单号发给他。熊X厚在黄埔区有仓库。我每箱收熊X厚的转运费80-100元左右。我与熊X厚主要通过微信联系。郑X辨认出熊X厚。28.上诉人徐凯涛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2月，我在日本认识郭X艳，她找我合作做电子烟进口业务。郭X艳负责从日本组织货源包通关，我在国内收货、发货。郭X艳说熊X厚在日本有销售香烟的经营许可，有渠道将电子烟进口到国内，在国内跟熊拿货，是包通关到国内的价格。我没见过熊X厚，主要是郭X艳跟他联系。跟熊X厚买电子烟的时间段是2018年3月至4月，熊X厚负责在日本组织货源，郭X艳在日本先支付烟款给熊X厚，熊X厚收款后发货并通过他的渠道进口到国内，我在国内收货、发货。电子烟销售给郭X艳或者我的客户后，扣除国内运输成本，利润我和郭X艳平分，我把郭X艳的本金和应得利润转账给她。我不清楚熊X厚的进口渠道，只知道陈X收到的货物是从白云区寄过来的。本来我只负责我和郭X艳的电子烟收货，后来郭X艳说熊X厚有10箱电子烟让我代收，我收到后就帮他转寄了，之后熊X厚又寄了10箱我帮他转寄了，代熊X厚收发电子烟每条他给我们10元，我觉得不赚钱，又增加陈X的工作量，就不做了。我跟熊X厚合作期间由陈X经手收到的电子烟以陈X统计的44箱为准，其中3月份共计37箱，37箱内有14箱是熊X厚的烟，我和郭X艳合作购买的电子烟共计23箱，共计930条。因为每次到货后陈X都会在微信群跟我说，所以她整理的记录是准确的。与熊X厚合作时，我知道是通过邮政ＥＭＳ进口的，有国际面单号可以查到，最后一票航空邮寄的单我看到写的是日文的“烟”，结果被查扣了。熊X厚的进口渠道出事后就没有再合作。熊X厚的渠道断了之后，我和郭X艳的电子烟业务也停了一段时间。后来郭X艳在日本又找了一些渠道进口电子烟弹，是从上海、青岛、大连等口岸进口的，都是郭X艳自己联系，直接把烟寄陈X那里，类似熊X厚一样的角色，我不清楚进口环节。我和郭X艳通过其他渠道做了大概48箱左右的电子烟进口业务。我每段时间都要与郭X艳对数、结账，根据我4月30日至8月12日的记账情况，其中成本总计585448元，电子烟成本从280一直涨至315每条，按照平均每条300元，每箱40条，每箱成本约1.2万元，用总成本585448除以12000元，约等于48箱。梁俭浩是我表妹介绍的。我通过梁俭浩进口的货物基本上都是药妆，电子烟很少。货物是郭X艳寄的，郭X艳把单号发给我，我就转发给梁俭浩，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其中一箱货物没能收到，郭X艳让我找梁俭浩查，梁俭浩问我是不是电子烟，我问了郭X艳，郭X艳说是电子烟。我记得有一次梁俭浩跟我说过电子烟不能邮寄，我就找了一个师傅过去取货，但我不清楚货物是什么。我不记得通过梁俭浩寄了多少货物，以我们的聊天记录为准。我知道国内卖电子烟是违法的。我的初衷是想赚点钱，因为做药妆生意赚不了钱。我跟郭X艳多次提到做电子烟风险大，因为我知道这些电子烟没有交税，如果被海关查到，要补税罚款就麻烦了。我跟郭X艳微信聊天时提到，让她聊天不要提到“烟”字是因为担心被海关网络监测到。微信里提到的“小爸爸”“小公主”“艾瑞克”“米粒”等人都是向郭X艳或我买电子烟的客户。2018年4月份之后我才开始用笔记本记录，对账完主要是通过我尾号0845的工商银行卡转账到郭X艳的国内银行账户上。银行记录与支付的货款不是一笔笔对应的。我曾按郭春燕的要求转过2万元给熊X厚。29.原审被告人梁俭浩的供述和辩解：2018年初我开始为徐凯涛转运邮包。我向徐凯涛提供我快递站揽投范围内的假地址，品名、收货人和联系电话徐凯涛自己随意填写，货物从国外发出之后，徐凯涛将单号通过微信发给我，货物清关后，我公司同事就把徐凯涛的货物分拣出来并告知我，我根据徐凯涛发给我的单号查对后通知徐凯涛实际到货情况，再按徐凯涛给我的地址和收货人信息进行转寄，其中转寄电子烟的地址只有两个，分别是珠海、上海，另外的一些转寄地址，货物是药妆。我帮徐凯涛转运时大部分都会开箱检查，比如10箱都是一个规格，我就拆一两箱看一下，前几次是药妆货物，后面拆箱的就是电子烟。我看到是电子烟后，曾打电话给徐凯涛让他以后不要再寄。徐凯涛说还有一部分电子烟已经从国外发货了，我答应帮他把在路途上的电子烟转寄出去。我总共帮徐凯涛转寄了三、四次电子烟，每次大概10箱左右，共计四、五十箱，每箱40条，5月份之后就没有寄过电子烟了。我帮徐凯涛转寄电子烟，EMS快递单上写的寄件人是马利，这样可以获得公司大客户的优惠邮费，多赚点差价。我帮徐凯涛转运电子烟，每箱收80元，其中EMS邮费要35-45元，剩余的是我的利润。根据我与徐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3月20日徐凯涛有10箱电子烟国际包裹寄到我营业部，到货2箱，另外8箱海关自动作退运处理，到货的这2箱电子烟和最后一批电子烟是徐凯涛派人过来一起提走的。2018年4月23日我最后一次帮徐凯涛收了11箱电子烟包裹。我之前签认的帮徐凯涛转寄的68个国际包裹面单都是电子烟，因为这68箱货物都是从日本发过来的，而之前我帮徐凯涛收的化妆品是韩国过来的；这些包裹的尺寸、重量和外包装都一样，我随机打开几箱查看都是电子烟；这些包裹的收件人比较固定，以上海的收件人“小爸爸”为例，我发给他的都是电子烟，每箱40条，包装规格都一样；这68箱电子烟都申报成玩具、衣服等，有中文、英文、日文。梁俭浩辨认出徐凯涛。对于上诉人徐凯涛所提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评析如下：（一）关于徐凯涛在第一宗走私犯罪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根据徐凯涛的供述及徐凯涛与郭X艳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2月至4月间，徐凯涛与郭X艳合伙以邮寄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牟利，郭春燕负责在日本向熊X厚揽货（包通关），徐凯涛在国内通过陈X收货并转寄给买家，扣除国内运输成本后利润由徐凯涛、郭X艳平分；二人在微信中就进口电子烟弹的数量、价格、品种、进口方式、客户信息、利润分成等多次联系、沟通。可见，徐凯涛与郭X艳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利润平分，在共同犯罪中均起重要作用。原判未认定徐凯涛为从犯，并无不当。（二）关于第二宗走私犯罪行为中的犯罪数额问题。首先，涉案电子烟弹的品牌规格问题。徐凯涛与郭X艳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徐凯涛与郭X艳从合作之初就决定走私进口万宝路IQOS牌电子烟弹，在熊X厚的渠道断了以后，二人并未就更换其他品牌的电子烟弹进行协商，郭X艳2018年3月27日还向徐凯涛发送过上海客户收到电子烟弹的反馈图片，显示万宝路IQOS电子烟弹外包装盒折损的情况；原审被告人梁俭浩在一审开庭时也当庭供认其开箱检查看到电子烟弹盒上万宝路牌IQOS的标识；案发后侦查人员从徐凯涛家中扣押的只有万宝路IQOS牌电子烟弹，故原判采信侦查机关以万宝路IQOS电子烟弹作为计核对象并无不当。其次，涉案电子烟弹的数量问题。虽然徐凯涛辩称自己不记得，以其与郭X艳的聊天记录为准，但其在侦查阶段曾明确供述熊X厚的渠道断了之后，其和郭X艳通过其他渠道做了约48箱电子烟弹进口业务；梁俭浩供述其帮徐凯涛转寄了68箱电子烟弹，每箱40条，都是统一规格；梁俭浩签认从其与徐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打印出来的徐凯涛发给其的电子烟弹国际邮包发货单号，其收到邮包后拍摄的货物面单和按照徐凯涛的要求转寄的国内EMS快递单号，证实其帮徐凯涛转寄了64箱由郭春燕从日本发货的电子烟弹。考虑到梁俭浩并未打开全部邮包，不能完全排除邮包里装有其他货物的可能，综合多份证据，宜认定涉案电子烟弹为48箱，每箱40条。再次，涉案电子烟弹偷逃税额的计核问题。侦查机关根据有利于被告原则，从郭X艳、徐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筛出郭X艳在日本的最低原始采购价每条4150日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247.0039元，计核部门根据该价格进行计核，并无不当。根据广州海关出具的《海关核定证明书》，通过梁俭浩收发货的电子烟弹每条偷逃税款575.599元，涉案电子烟弹共计1920条，故该部分电子烟弹偷逃税款为1105150.08元。（三）关于徐凯涛的量刑问题。徐凯涛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共计2850条，偷逃应缴税款合计1716090.33元。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原审法院根据徐凯涛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其的认罪态度等，在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徐凯涛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伪报方式走私进口货物，原审被告人梁俭浩帮助徐凯涛收取、转寄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巨大，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徐凯涛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原审被告人梁俭浩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原判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徐凯涛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判认定部分数额不准确的理由成立，应予采纳；但该部分事实认定的改变不影响其量刑，以此要求改判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铭泽审判员  邓敏波审判员  刘晓光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