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福林，男，汉族，1962年11月8日出生，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春，宜兴市张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法定继承人）：朱某，女，汉族，1972年3月13日出生，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暖，江苏国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法定继承人）：何爱娣，女，汉族，1944年5月11日出生，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暖，江苏国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法定继承人）：徐某，女，汉族，2008年6月11日出生，住宜兴市。法定代理人：朱某，徐某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暖，江苏国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福林因与被上诉人徐卫方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5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0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二审期间，徐卫方死亡，其法定继承人朱某、何爱娣、徐某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福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徐卫方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从刘福林出具欠条至徐卫方起诉，徐卫方从未向刘福林主张过权利，一审法院单凭徐卫方一条“你家住××街道××巷××号××室”的短信就认定其已主张权利，实属不当。2、刘福林出具本案所涉17万元欠条是为了到当地政府催要工资，而非真正欠17万元工资。事实上没有生产那么长时间，也未产生那么多工资。为证明这一事实，刘福林在一审中提供了2013年3月28日的停工文件（徐卫方认为到5月份才停工），在一审判决后又收集到当时用电的电表数证明，从用电数更能说明到3月已经停工的事实。另从徐卫方提供的工资表显示，最高工资每月6000元（徐卫方在一审中认可每月5000元），按照停工文件和徐卫方所说人员及证明人在一审中的证明来计算，也完全没有17万元工资。并且刘福林在一审中说明了17万元欠条的形成原因和过程，而徐卫方说不出来。所以根据以上事实说明该17万元的欠条是假的。3、如果根据徐卫方提供的刘福林承诺（徐卫方、刘福林、李仲文、黄国云都签了名）的证据，到2016年6月1日前还剩余15万元没有还，则刘福林在2016年6月7日还支付给徐卫方5万元，徐卫方在一审中也认可收到了这5万元，并出具了收条，但一审法院未将此5万元革除，这是不公正的。另外，徐卫方在一审中不承认其认识南陵县银河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公司），也不承认从银河公司拿到钱，但是一审判决后银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欢向刘福林提交了其在2016年8月8日下午转给徐卫方5万元的事实，这也应该革除。一审中，刘福林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周昌茂的录音，说到徐卫方拿到10万元，徐卫方在一审中也认可收到了这10万元，该10万元徐卫方应该是要给刘福林的，但是徐卫方没有给，而一审法院仅凭徐卫方说已经给了就认定其给了，这是不公正的。所以，根据以上事实，徐卫方应返还刘福林5万元。4、关于双方是否是合伙关系，刘福林仍坚持一审意见，即认为其与徐卫方是合伙关系。朱某、何爱娣、徐某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和判决说理均有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徐卫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福林偿还其代付的劳务费12万元及该款自2017年2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息0.5分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徐卫方提供刘福林于2016年8月5日出具的欠条一份，写明：“今欠到徐卫方人民币17万元整。（壹拾柒万元整），此款先付伍万元整（50000元），余款在春节前付清”。刘福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其书写，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认为事实上不存在该17万元工资。2、徐卫方提供李仲文于2014年1月27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写明：“今收到徐卫方付给打眼工人工资现金：壹拾肆万捌仟伍佰元正，小写：（148500元）”；提供黄国云于2014年1月27日出具的收条复印件一份，写明：“今收到徐卫方垫付劳务工资72000（柒万贰仟元整），2013年2月20日至2013年5月17日”；提供刘福林于2016年2月3日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写明：“今天到宜兴去还70000元（柒万元整）（李仲文、黄国云）。在2016年6月1日前还剩余15万（壹拾伍万整）在西山矿业做的工资（劳务工资）”，李仲文、黄国云、徐卫方在承诺书下方同意以上承诺栏内签名并按捺手印。徐卫方陈述前述复印件的原件均在2016年8月5日由刘福林收回后重新书写了欠条。刘福林质证后认为，对前述复印件均不予认可，李仲文收条款项148000元已经于2014年1月24日付清，黄国云收条系徐卫方伪造，到2016年6月1日徐卫方已经拿到其16万元，并非还剩15万元没有偿还。3、徐卫方提供于2019年1月8日发送给刘福林的手机短信，写明：“你家住××街道××巷××号××室”，证明催款事实。刘福林质证后认为，徐卫方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收到过该条短消息，但不知道徐卫方是什么意思，2016年、2017年、2018年双方通过电话，但徐卫方没有找过其，电话里都是讲到西山矿业要加工费的事情，没有说到欠条的事情。4、徐卫方提供南陵县三里镇政府于2016年8月17日形成的通知书及镇政府调解时形成的调解笔录复印件、工资表复印件、协商现场照片复印件，通知书写明：“南陵县银河建材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经管人员刘福林与徐卫方债务纠纷（此债务纠纷由农民工工资转变而来），已经我镇有关部门调解达成一致。刘福林并出具欠条给徐卫方，除已支付伍万元外，尚欠徐卫方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为确保调解结果得到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要求贵公司积极协助三里镇政府，代扣刘福林所欠债务（至2016年12月31日前代扣壹拾贰万元），归徐卫方”。徐卫方述称银河公司账户上没钱，所以没有扣到。刘福林质证后认为，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不认可；对于调解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可能系伪造；对工资表无异议，说明其与徐卫方系合伙关系，工资表显示最高工资只有6000元/月，说明工资没有欠条所写的那么多；对照片不予认可。5、刘福林提供南陵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照片一张，写明南陵县西山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于2013年3月28日到期，要求于2013年3月28日起停工。徐卫方质证后认为，文件要求2013年3月28日停工，但矿山上还有剩余的石料可加工生产，实际至2013年5月完全停工。6．刘福林提供黄国云于2014年1月34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写明：“今收到刘福林劳务工资72000元（柒万贰仟元整），2013年2月20至5月17日”，提供李仲文于2014年1月24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写明：“今收到刘福林在西山矿业打眼工的劳务工资10人×5000元三个月计人民币150000元壹拾伍万元整，已结算付清”，提供李仲文、黄国云于2016年2月3日出具的委托书一份，写明：“李仲文、黄国云全权委托徐卫方领取刘福林所欠西山劳务工资150000元（壹拾伍万元整）”。刘福林述称收条是空的，17万元欠条是虚假的、不存在的事实，黄国云、李仲文写了收条后去镇里拿补发工资未着，将两张收条退还给其。徐卫方质证后认为，收条说明刘福林欠工人工资22.2万元，同其提供的欠条相互一致。委托书说明其介绍的工人，所以受委托向刘福林要工资，也说明其不是矿山合伙承包人，系管理生产人员。7、刘福林提供李仲文、黄国云于2016年2月3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写明：“收到刘福林西山矿工人工资20000元（贰万元整）”，证明其支付了7万元中的2万元。徐卫方质证后认为，刘福林支付了该笔2万元。8、刘福林提供2016年2月3日，李仲文书写，其签字确认的证明一份，写明：“刘福林承诺西山矿工人工资2月3号先已付20000元（贰万元整），剩于50000元（伍万元正），一定2016.2月4号5点下午付清”。该5万元已经按承诺付清，李仲文将该证明退给其。徐卫方质证后认为，该5万元至今未付。9、刘福林提供黄国云于2016年2月5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写明：“今收到刘福林工资壹万元正”。徐卫方无异议。10、刘福林提供2016年6月7日，徐卫方出具的收条一份，写明：“仅收到福林协议还款伍万元正”。徐卫方质证后认为，收到该笔5万元，系刘福林在银河公司矿上支付其现金。另外，其不认识银河公司，与该公司无往来，没有从该公司拿过钱。11、刘福林提供其与周昌茂的录音，证明徐卫方当时已经拿到周昌茂垫资给西山矿的10万元，徐卫方质证后认为，该款系刘福林借款，其担保并支付了利息，后来刘福林偿还了该款，不能证明该款支付给了其。刘福林提供李仲文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与徐卫方系合伙关系。徐卫方质证后认为，李仲文自己也不知道、记不清，不能达到刘福林的证明目的。刘福林提供与徐卫方的录音，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徐卫方质证后认为，其没有承认系合伙承包，不能达到刘福林的证明目的。刘福林提供其与黄国云的录音，证明徐卫方没有支付黄国云720**元。徐卫方质证后认为，主要谈话内容系刘福林引导黄国云的，黄国云承认写了72000元的收条，该款由其分几次付给了黄国云。12、刘福林申请证人金某出庭作证称，刘福林说与徐卫方承包了一个矿山，叫其去做机修工，其不知道刘福林和徐卫方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其工资6000元／月，由刘福林每月汇款给其。徐卫方质证后认为，证人是听刘福林说是合伙人，工资是刘福林支付，其不是矿山合伙人。刘福林质证后认为，双方是合伙人，证人说到其管理下面机修组，所有机修工工资已经全付清，不存在徐卫方所说的5至6人工资17万元的事实。刘福林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称，其估计徐卫方、刘福林是合伙搞矿山，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将挖机出租给徐卫方、刘福林，工资也是和两人谈的，有合同，但找不到了。徐卫方质证后认为，证人不清楚其与刘福林之间是否是合伙关系，其只是介绍人，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刘福林质证后认为，证人证言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13、一审法院向黄国云制作调查笔录一份，黄国云称其是徐卫方叫去西山矿上做机修工，结算公司只认徐卫方，做完后付给其72000元，写了收条、委托书，关于其与刘福林的录音，其在镇里已经委托给徐卫方，和刘福林没关系，所以和刘福林说没有收到72000元，其没讲实话是因为和刘福林没什么好讲的。徐卫方质证后认为，该笔录证明黄国云确实收到72000元。刘福林质证后认为，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黄国云陈述与录音中讲的不一样，对笔录证明的内容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卫方的起诉是否经过诉讼时效。根据证据1，出具时间是2016年8月5日，刘福林承诺余款春节前付清，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1月28日起计算三年，根据证据3，视为徐卫方于2019年1月8日主张过权利，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徐卫方于2020年7月2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徐卫方向刘福林追偿是否成立，金额如何确定。徐卫方持证据1、2、4，称刘福林结欠李仲文工资148500元，结欠黄国云工资72000元，合计220500元，徐卫方支付该款项后，向刘福林追偿期间，刘福林分别支付给李仲文4万元、黄国云1万元，后李仲文、黄国云将前述5万元归还给其，另刘福林支付给其5万元，革除后向刘福林主张12万元，刘福林依据证据7、8、9称其支付给李仲文、黄国云共计8万元应予革除，但该三份证据形成于2016年2月3日、5日，证据4形成于2016年8月17日，且言明经镇有关部门调解，刘福林结欠徐卫方12万元，该证据由镇政府出具且形成时间在后，刘福林的证据形成时间在前，故不能证明刘福林共计支付给李仲文、黄国云8万元，一审法院采信徐卫方自认刘福林支付李仲文、黄国云共计5万元。故徐卫方有权向刘福林追偿12万元。对于刘福林提供的录音，未能证明对方的身份，不予采信。刘福林与徐卫方是否合伙经营南陵县西山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影响徐卫方持欠条向刘福林主张权利，法院对此不予理涉。刘福林辩称结欠李仲文、黄国云工资的事实不存在，之所以在南陵县三里镇人民政府同意调解并向李仲文、黄国云、徐卫方支付款项，系因为案涉纠纷处理不好，镇里将暂停刘福林另外参与管理的银河公司的经营，但刘福林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福林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推翻镇政府经调解确认的刘福林结欠徐卫方12万元的事实，对于刘福林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徐卫方诉请刘福林支付12万元，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刘福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徐卫方12万元；案件受理费2700元、财产保全费1170元，合计3870元，由刘福林负担。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刘福林提供2016年8月8日徐卫方收款5万元的交易明细1份，交易摘要注明“代刘付徐”，刘福林称该交易明细证明银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欢于2016年8月8日给付徐卫方5万元，故该款应从徐卫方诉讼请求金额中扣除。朱某、何爱娣、徐某质证意见为：该款项支付在刘福林出具欠条之后，徐卫方在起诉时已扣除该5万元。刘福林另提供由刘福林出具的挖机工工时明细，其中载明了3月15日至3月27日的工时情况，该明细刘福林的落款日期为3月31日。刘福林以该证据证明工地于2013年3月停工。朱某、何爱娣、徐某质证意见为：该明细仅是挖机工的工时，工地并非只有挖机工作业，该证据不能证明2013年3月停工。刘福林另提供南陵县三鑫矿业有限公司电费明细，其中反映2013年5月起未产生用电量（5月抄表数为4月的用电量）。刘福林以此证明实际停工日期为2013年3月。朱某、何爱娣、徐某质证意见为：矿山停产后要进行后期处理，不一定要用电，但工人仍然有工作要做。二审还查明：徐卫方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刘福林出具的17万元欠条中载明的“先付5万元”实际由银河公司代付。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徐卫方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刘福林是否尚欠徐卫方款项。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刘福林出具的欠条时间载明款项还清时间应为2017年春节前，故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初起算。徐卫方在一审中提供了其于2019年1月8日发送给刘福林的手机短信，写明：“你家住××街道××巷××号××室”，并以此证明其催款事实。一审法院依据一般生活常识认为该短信可证明徐卫方催讨款项，一审法院该认定并无不当。且刘福林未能提供反证证明该短信系因其他事由而发送，故可认定徐卫方于2019年1月8日曾向刘福林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因此中断。后徐卫方于2020年7月2日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二，刘福林于2016年8月5日向徐卫方出具的欠条系在南陵县三里镇政府主持调解后出具，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刘福林虽提交了证据欲否认欠条内容的真实性，但其提交的证据或其自亦认为是虚假的（黄国云、李仲文分别向刘福林出具的金额为72000元和15万元的收条），或与一审法院调查笔录的内容矛盾（刘福林与黄国云的录音），又或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刘福林与周茂昌的录音），故均不足以推翻该欠条确认的事实。关于刘福林所称2016年6月7日支付给徐卫方的5万元，因该款支付于刘福林出具欠条之前，故对刘福林要求在徐卫方的诉讼请求金额中革除该5万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福林所称2016年8月8日银河公司法定代表人转给徐卫方的5万元，因徐卫方在一审中对此事实予以了认可，且其诉讼请求相较于欠条金额已革除了该5万元，故对刘福林要求在徐卫方现诉讼请求中再扣除5万元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刘福林要求扣除周昌茂的录音中涉及的10万元的上诉理由，因刘福林未证明该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另外，无论刘福林与徐卫方是否曾是合伙关系，刘福林于2016年8月5日已出具欠条明确欠款事实，即便双方可能存在合伙关系，亦系双方对合伙事务的结算，因此本案中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合伙关系并无意义，对此可不予理涉。综上所述，刘福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刘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冰审判员 贾建中审判员 龚 甜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裘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