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2民再1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唐宗志，男，1964年3月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代理人：唐柒，女，汉族，1993年6月8日生，住贵州省盘县，系唐宗志之女。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大高，男，1964年4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盘州市。特别授权代理人:赵存福，系云南义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301201410594629。唐宗志因与孙大高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黔0222民初4905号民事判决书后，唐宗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黔02民终200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生效后，唐宗志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2020）黔民申25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20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唐宗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柒，被申请人孙大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存福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唐宗志再审申请：一、裁定撤销（2019）黔02民终2001号、（2019）黔0222民初4905号民事判决书，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为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中申请人于2010年10月25日将63500元借款汇入被申请人账户，因此借款合同即生效，申请人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2、依据上述规定第十七条，本案中申请人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及相关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已足以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审仅依据被申请人口头陈述的合伙关系驳回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此外，庭审中被申请人虽提交了王某的书面证言及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在二次庭审中，申请人提交了与证人王某的通话录音，王某明确表示不认识申请人，是基于被申请人劝说之下才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书写的证言，该证言不具有客观性；3、被申请人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没有任何证明材料，只有口头陈述。按照合伙的形式一般常理，合伙是一个长期行为，没有双方合伙期间的任何账目及合伙事务的书面证据完全不符合常理。此外申请人借款给被申请人未让出其出具书面借据系出于双方是亲戚关系，被申请人之妻出庭作证时也陈述了这一点，司法实践中没有书面借据的民间借贷案件也是普遍存在的；4、被申请人提交的“磅单”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相反，从磅单的内容看，也应是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相应的货款，磅单上无任何日期也并非只有申请人一人，按一般常理，磅单是在买卖关系中货物的收购者向出售者出具证明货物重量的一种凭证，本案的磅单只能说明申请人曾向被申请人出售过货物；5、一审法院以申请人在庭审中陈述于2014年向被申请人主张过权利认定债权已过诉讼时效属事实认定不清，本案借贷关系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民法总则》规定，本案诉讼时效起点应在申请人明确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之日，一审庭审中申请人也向法庭提交了短信予以证明2015年之后也向被申请人主张过权利的事实。此外，驳回诉讼请求的欠条是明确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明确双方系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不应驳回诉讼请求，应该驳回起诉。另，原审法院未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予以充分审查，加重了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被申请人孙大高再审辩称：1、原审判决不存在申请人所称的《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6项之规定，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仅依据一份向被告的银行转账流水诉称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庭审过程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合伙买姜来烤进行贩卖的生意，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应当就自己主张的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进行举证，庭审结束后原告采取跟踪证人李某以及被告孙大高的方式偷录了孙大高与他人的对话以及通话时所说的话。并将偷录的录音提交法庭。采取跟踪他人偷录他人对话的方式是侵犯被跟踪者合法权益的方式。证实唐宗志以及其女儿唐柒打电话辱骂、恐吓未到庭的证人王某，以及唐宗志在与唐大友的通话录音中诱导唐大友作虚假陈述。2、请合议庭审阅原一审的庭审笔录，在原一审第一次开庭的过程中，明确记载唐宗志在回答审判长的问题，在2014年后没有向被告索要过钱，也没有委托其他人向孙大高要钱。但是在原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唐宗志向一审法庭提交了所谓的2015年通过发短信的形式向孙大高要钱的证据，这与他在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不一致。在原审过程中唐宗志始终坚称自己向孙大高出借63500元，当时约定的利息是月息3分，但是请合议庭注意就在2021年2月5日庭前质证时，唐宗志又明确向法庭陈述借款的利息是按照银行贷款的利息计算，因此根据全案的证人以及当事人陈述以及在案的证据根本不能证实唐宗志与孙大高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照高度盖然性的规则，应当判决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另外，从过往的庭审来看，申请人坚称系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被申请人坚称系合伙关系，代理人认为总有一方当事人是在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这一行为不仅仅是有违诚信，且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请合议庭对妨碍民事诉讼活动的违法行为查明情况后依法予以制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原告唐宗志与被告孙大高共同在广西西林县务工。2010年10月25日,原告唐宗志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孙大高账户转账63500元。2014年，原告唐宗志通过电话向被告孙大高讨要该笔款项未果。原告认为该款系被告向原告的借款，且未偿还，遂而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但对于该借贷关系，原告除了上述转账凭证外，未提交其他能与转账凭证相互印证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相关证据。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对该笔借款予以否认，认为该款系双方共同做生意的投资款，并提交证人、证言、磅码单证明双方于2010年共同投资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唐宗志与孙大高之间是否达成借款合意；二、本案诉讼时效的认定。对于第一个问题，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一般应当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之间有借贷的合意；二是出借人履行了出借义务。本案中，双方对唐宗志向孙大高转款635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转款行为不能等同于借贷关系的成立。唐宗志仅提交了转账凭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大高抗辩双方非基于借贷而转款，并提交了证人证言佐证其抗辩意见，此时唐宗志有义务进一步举证证明此转款行为所基于的法律关系，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第二个问题，唐宗志于2010年10月25日向孙大高转账63500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唐宗志于2014年打电话向孙大高要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唐宗志最迟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但唐宗志于2019年6月3日才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且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事由，因此，唐宗志向人民法院起诉孙大高还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告未能有效证明双方借款达成合意，且该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并承担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主张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宗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2元，由原告唐宗志负担。上诉人唐宗志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9）黔0222民初4905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曹某证明听说借钱给孙大高，因此，曹某的证言不能达到孙大高是否向唐宗志借钱的证明目的，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唐宗志与孙大高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款关系？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审认为，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大高抗辩双方非基于借贷而转款，并提交了证人证言佐证其抗辩意见，唐宗志虽然也进行了举证，但根据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而且双方之间2010年就产生了转款的事实，直到2019年双方之间2010年就产生了转款的事实，直到2019年才提起诉讼，因此，应当由唐宗志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焦点二，由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唐宗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4元，由上诉人唐宗志负担。本院再审期间，被申请人孙大高向本院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证言：我与唐宗志没有关系，只知道他姓唐。我与孙大高只是认识，孙大高只是因为赌博，被我抓过，我是广西西林县公安局退休民警。我妻子原来在西林县的车站开了一个快餐店，二人去我妻子开的快餐店吃过饭，孙大高因赌博被我抓过，所以对他有印象，听他们谈到过做生意的事情。听到他们谈姜的价格、以及买卖的过程。唐宗志质证认为：首先对证人证言的客观性不予认可，不能如实反映事实的真相。其次，证人在原一审时已经出庭作过证，前后的陈述不一致。孙大高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予以认可，希望法庭注意在刚才证人退出法庭的过程中就因为在询问的过程中唐宗志说他与证人不认识，证人退庭时气愤的说到唐宗志当时的绰号，唐宗志也自认了该绰号。两人为此发生了争吵。通过这一行为明确证实唐宗志与证人是相识的。对证人证言的分析及认定：因再审申请人不认可，且仅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姜的生意，并未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其证言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申请人孙大高在广西西林县主要是从事五谷、姜的收购和出售，申请人唐宗志主要是从事五谷和生姜的种植，被申请人曾向申请人收购过姜。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或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2、如属于民间借贷，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或是个人合伙法律关系的问题。申请人唐宗志为证实被申请人孙大高向其借款63500元，向人民法院提供了邮政储蓄银行的转账凭证、邮政储蓄银行的交易明细、磅码单、再审申请人之女唐柒通过手机短信向被申请人催要款项的记录、二审中证人曹某的证词。被申请人孙大高为证实其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提供了证人王某的书面证言、出庭作证的证人李某证言以及磅码单等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申请人认为双方系合伙关系，就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首先，从被申请人的陈述来看，其认为是与申请人合伙做烤姜收购和出售，“合伙款”63500元由被申请人保管，但被申请人始终未提供收到申请人“合伙款”后与申请人合伙做烤姜的收购和出售的任何直接书面证据和结算依据，致使本院不能核实双方之间是否属于合伙关系；其次，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来看，王某的书面证言虽证实双方合伙，但王某未出庭作证，且被申请人对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本院均不予采纳；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双方之间发生买卖关系，但未证明双方之间属于合伙关系，且李某也未直接证实双方之间是如何合伙做收购和出售姜的生意；至于被申请人提供的磅码单也仅证实双方之间产生姜买卖的事实，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属于合伙关系。反观申请人认为属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的主张，首先，申请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和转账凭证证实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63500元的事实；其次，申请人提供的证人曹某（与被申请人属于亲戚关系）证实听多年前申请人的妻子（已故）说被申请人欠申请人款项的事实；第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广西打工或做生意，二人又属于老乡和亲戚，被申请人给申请人购买过姜，申请人出借款项给被申请人符合常理；第四，如果双方之间属于合伙关系，被申请人应当能够作出双方之间如何合伙、如何结算、如何亏本等等合伙的事实，但被申请人至今未向法庭陈述合情、合理的合伙细节。因此，被申请人认为双方之间属于合伙关系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申请人认为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更为符合常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的借款时间在2010年10月25日，申请人称借款期限是被申请人出售五谷后即偿还给申请人，被申请人借款后，未支付过任何款项，为此，申请人称在2015年9月3日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向被申请人请求支付借款，被申请人称暂无力偿还，此后申请人称一直未找到被申请人直至起诉。被申请人认可申请人曾于2014年向其催要过借款，但明确表示没有向申请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借款后，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借款履行期限和被申请人表示愿意还款的时间，因此本院不能确定借款履行期限和被申请人愿意还款的时间，且被申请人陈述2014年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催要借款时明确表示不存在偿还借款，本院采信被申请人的陈述即2014年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的时间，由于被申请人不能陈述具体的催款时间，本院以2014年12月31日作为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主张权利的起算时间。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被申请人最迟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但申请人直至2019年6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且被申请人在一审中也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因此，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申请人支付其借款和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保护。对于申请人提出无法找到被申请人主张权利的理由，不能作为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理由，对此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黔02民终200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嘉审判员 付振义审判员 罗 光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尹倩茹书记员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