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9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江良，男，1989年5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罗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湖北楚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恒信奥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华中农业大学西门1-1-5号。法定代表人：魏巍，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宏，该公司法务。上诉人邹江良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恒信奥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1民初4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01月1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江良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鄂0111民初454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维修费人民币102891元（100905元+1986元）；3、判决被上诉人增加赔偿上诉人车辆损失共计人民币302715.00元（100905*3）；以上2、3项合计人民币：405606.00元；4、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实问题。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20年1月21日中午12时37分，上诉人驾驶涉案车辆在罗田县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受损，后被拖至被上诉人处维修。2020年4月10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8万元的修理费后取走涉案车辆。2020年4月17日，被上诉人出具《结算单》一份，载明维修项目和维修备件（渠道:原装），其中包括前车灯两个，每个计价37000元及合计金额100905元。其后，在使用过程中于2020年4月16日在重庆市发生故障，后经道路救援拖至重庆43店维修，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此次的拖车费，维修费共计7030元，后因原配件问题第二次维修产生了1986元，被上诉人因上诉人未提供票据为由拒不支付，由此产生本案诉争。二、根据原审法院作出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总结如下几个焦点问题：1、备件是否为原装备件的举证责任归谁？2、被上诉人在发生故障后积极更换是否视为对此事协商一致？3、第二次维修费用1986元是否应当另行主张？本案备件是否原装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进行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耐用商品或者装饰修、家电维修、机动车维修、数码产品维修等服务在交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并发生争议，经营者不能证明该瑕疵并非因商品或者服务的自身质量问题导致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耐用商品是指使用期限较长、科技含量较高、消费者可能缺乏全面认知能力的商品，包括但是不限于机动车、电脑、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手机、照相机、摄影机等。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10日向上诉人交付车辆，车辆于4月16日在重庆市发生故障，本案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本案上诉人从接受商品或服务之日起不到几天就发生故障，那么被上诉人应当就不是因大灯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承担举证责任，而该质量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备件是否原装，原装产品都是经过体系认证，严格抽样检查后方可投入市场使用的，也是上诉人反复要求原装的目的所在，也是全国4S店保修的规定，而本案保修只是在被上诉人处能保修，其他4S店无法保修，已经很能证明该备件不是原装了，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另，故障发生后，上诉人远在重庆，就故障问题一直与被上诉人有微信联系，也明确要求更换原装备件，被上诉人也明确表示认可，而根据一审庭审过程，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使用的并非原装备件，对于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一审法院都不认可。法律之所以规定三倍罚则，不就是要求生产者经营者诚信合法经营，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吗？一审法官当庭也明确认识到被上诉人不管在管理上还是在服务上存在诸多问题，还依然做出如此的判决，明显是纵容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如此明显的质量问题，一审法院都置若罔闻。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明显与法不符。发现问题后的更换行为，不视为双方就此事达成一致，也不代表上诉人放弃追究被上诉人欺诈的权利，更不代表同意被上诉人更换的非原装件。本案从一开始，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的《结算单》就明确了维修的备件是原装备件，故障发生后，上诉人要求更换的还是原装备件，被上诉人回复也是好的，加上，上诉人缺乏能区分备件是否原装的知识储备，因此，不管是一开始还是后来，上诉人一直认为被上诉人更换的就是原装备件，庭审过程中，当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更换行为实际就是默认了其提供的备件非原装，被上诉人提出是备件在保修期内，保修期保修难道就是上诉人同意不要原装？消费者维权本身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在举证问题上，一审法院也认定，1986元是因为被上诉人未提供资料所以没有支付，试问如果上诉人将所有原件材料都交出去了，本案官司都是复印件还能打吗？都消费欺诈了，上诉人还会认为被上诉人会提供？法律不应该强人所难，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我们的举证义务，法律应当公平分配举证责任。第二次维修费用1986元，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本案系修理合同纠纷，上诉人车辆在经过被上诉人维修后再次出现故障，被上诉人理应承担责任，因当时车辆在重庆，无法及时拖到武汉维修，在经过与被上诉人联系后，被上诉人也同意就近维修，恰恰是上诉人为减少涉案成本而选择就近维修，而且第一次维修费用被上诉人予以支付，独独第二次的维修费用要另行主张，试问向谁主张？上诉人诉讼请求中本身已经包含了该请求，一审法院认定无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三、本案在一审庭审质证过程中，保险公司依据与上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向被上诉人支付车辆维修费，但在《车辆损失确认书》上的签名却不是上诉人的签名，上诉人当庭提供其签名供法官比对，肉眼都很明显看出不是一个人签名，一审法院当时要求被上诉人解释，被上诉人并没有反驳，并且当时疫情刚缓解，上诉人远在重庆，受各地疫情政策影响，上诉人并没有为签字去过武汉，种种迹象很明确的指向了该签名系伪造，根据惯例，保险理赔中4S店通常与保险公司直接对接，所有事务都是4S店全包，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完全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私自代上诉人签名,侵犯了上诉人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系欺诈。四、上诉人起诉是按全部维修金额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但对于维修清单上更换的备件，在实际维修过程中并未进行更换而是直接在原有件基础上进行简单处理后直接安装，对于该瑕疵争议,一审法院未予以审理。另，一审法官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庭后也未组织双方质证，被上诉人是否提供以及提供了什么上诉人也不知情。恒信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邹江良的上诉请求。邹江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恒信公司支付邹江良维修费人民币102891元（100905+1986）；2．判决恒信公司增加赔偿邹江良车辆损失共计人民币302715元（100905×3）；以上两项合计人民币405606元；3．判令恒信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20年1月21日中午12时37分，邹江良驾驶渝Ａ×××××牌照小型汽车在罗田县白莲河乡张八塘村村部前行驶时，与另一车辆相撞发生交通事故致邹江良车辆受损，当日经当地派出所认定，邹江良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案涉汽车后被拖到恒信公司维修厂进行修理。2020年4月10日，邹江良向恒信公司支付了总计8万元后取走了案涉车辆。2020年4月17日，恒信公司出具《结算单》1份，载明了维修项目和维修备件（渠道：原装，其中包括前车灯两个，每个计价37000元）及合计金额100905元。其后邹江良在使用车辆过程中出现故障，2020年4月21日，案涉车辆在重庆万家雅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完成了对车辆散热器的维修，包括拖车费（330元）、维修费（6700元）共计7030元，经协商，由恒信公司支付了上述维修费用。在车辆维修过程中，邹江良认为恒信公司更换的两个前车灯非原厂配件，经与恒信公司人员协商，恒信公司向邹江良邮寄了两个前车灯，并由重庆4S店进行了更换，恒信公司支付了更换费用。2020年5月12日，案涉车辆进行了第二次维修，维修费用1986元，但邹江良未向恒信公司提供维修资料，恒信公司未予支付。维修后，案涉车辆未再出现问题。2020年5月21日，邹江良、恒信公司及保险公司三方签订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认扣除残值后，案涉车辆定损金额95000元，恒信公司自述已收到上述保险款。其后，恒信公司向邹江良返还了其先行垫付的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邹江良将发生事故车辆交给恒信公司进行维修，双方即建立了修理合同关系，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故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至于案涉修理费是否由案外人保险公司进行实际支付，并不影响邹江良、恒信公司之间的修理合同关系，也无追加相关保险公司参与本案诉讼的必要。恒信公司在出具的《结算单》上载明维修备件渠道均为原装，依常理理解恒信公司就应保证其维修所涉及全部备件均为案涉车辆生产厂家指定品牌备件，但因邹江良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恒信公司使用了哪些非原厂备件并出具权威部门的鉴定意见，且在问题发生后，恒信公司亦积极更换了主要备件前大灯2个并支付了维修及更换费用，邹江良已接受，可视为双方当时就此事已协商一致予以解决，故对邹江良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邹江良认为，还存在案涉车辆第二次维修费用1986元以及前保险杠、底盘装甲等恒信公司拒绝处理的问题，可依据修理合同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邹江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692元，由邹江良负担1846元，恒信公司负担184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恒信公司提供维修服务是否构成欺诈，是否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案涉车辆系发生交通事故后报保险理赔维修车辆，邹江良与恒信公司就案涉车辆维修所涉备件进行了沟通协商，邹江良、恒信公司及保险公司三方共同确定了车辆损失情况并确定维修费用后已由保险公司对车辆维修费用进行了理赔，该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情形，不构成欺诈消费者，一审法院实体处理并无不当。邹江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邹江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84元，由邹江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吴倩书记员夏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