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新42民终15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酒泉市华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总寨镇西店村。 法定代表人：王建忠，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忠，甘肃省玉门市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沙湾县艳阳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四道河子镇八分地村。 法定代表人：王帅，合作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新疆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维忠，男，1955年10月12日出生，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新疆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酒泉市华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沙湾县艳阳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艳阳天合作社）、王维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人民法院（2020）新4223民初1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忠、被上诉人艳阳天合作社理事长王帅、被上诉人王维忠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豫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华豫公司一审诉讼请求、驳回艳阳天合作社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判错误。华豫公司将食葵种子分两次销售给艳阳天合作社，约定秋后付款，但秋后艳阳天合作社并没有付款，是因为艳阳天合作社与11户农户签订合同，11户农户将食葵卖给他人，并不是华豫公司不收购食葵。华豫公司与艳阳天合作社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华豫公司不是11户农户的合同相对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使华豫公司无法主张权利；2.本案的事实是艳阳天合作社不交售食葵非华豫公司不收购。在艳阳天合作社起诉杨俊武、王新平、尹万新的诉状中均可以看出是艳阳天合作社未从农户手中收购到食葵，构成违约；3.一审判决华豫公司承担116000元的报酬错误，截止今日艳阳天合作社未向华豫公司支付种子款，艳阳天合作社起诉3户农户，调解均在2016年6月以前支付种子款，说明艳阳天公司已经收到种子款，但未向华豫公司支付；4.艳阳天合作社提供的录音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2018年华豫公司一直在向艳阳天合作社催要种子款，艳阳天合作社一直推拖，后用三份调解书搪塞；5.关于退回405袋种子的事实，艳阳天合作社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李克昌录音只证实退回了一少半，退回35袋华豫公司都出具了收条，405袋未出具收条不符合常理；6.一审程序违法。华豫公司起诉是买卖合同关系，艳阳天合作社提出反诉是回收合同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二审指令审理后，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严重违法。 艳阳天合作社、王维忠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华豫公司与艳阳天合作社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正确。华豫公司给艳阳天合作社出具了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约定了收购保底价，艳阳天合作社也按照保底价与11位农户签订食葵收购合同。种植过程中，华豫公司派李克昌在田间提供技术服务，秋收时从内地送来清扬机，直接收购了汪辉的食葵，扣除种子款后将货款支付给了汪辉，可以证实双方是代理合同关系；2.关于一审程序问题，（2018）新4223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作出后，二审以李克昌主体不适格驳回了起诉，并不是发回重审，华豫公司作为主体再次起诉后，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3.本诉与反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牵连，一审法院合并审理正确。一审认定艳阳天合作社代理华豫公司销售了580袋种子，已经完成了委托事项，华豫公司理应按照约定支付相应报酬；4.本案是华豫公司违约没有收购农户的食葵，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豫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食葵种子款788000元；2.逾期利息159069元；合计947069元。 艳阳天合作社、王维忠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反诉人给付代理报酬款182584元；2.支付包装材料费、吊车费、装车费10285元；3.支付苦豆子款69058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原告华豫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依法成立，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瓜果、蔬菜、花卉、向日葵种子的生产、批发、零售，种子新产品研发的企业，具备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书。案外人李克昌、王飞等系该公司派驻新疆沙湾县等地从事种子销售等业务的工作人员。被告王维忠是被告艳阳天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帅的父亲，并担任该合作社监事。经案外人李克昌等与被告王维忠协商，原告华豫公司于2015年3月1日向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出具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该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经营地点新疆阜康市、沙湾县；经营作物（品种）：向日葵种子…、HＹ8363、…、HＹ80409、籽用西葫芦等；有效期至2016年11月30日”。经案外人李克昌与被告王维忠协商后向被告王维忠提供了食葵种子。被告王维忠于2015年4月8日向案外人李克昌出具收据1份，收据载明：“今收到李克昌送来食葵种子363号品种128袋、0409号品种513袋，暂依800元/袋销售，收购保底价6元/公斤。”被告王维忠于2015年4月23日出具收条1份，收条载明：“今收到李克昌送来食葵种子363号品种379袋，秋后付款。”上述收据、收条均有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的盖章和被告王维忠的签名。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在2015年4月30日与案外人尹万新签订了食葵种植回收合同，向其提供了51袋种子。案外人尹万新以被告华豫公司和王维忠在种植期间没有提供到位的技术服务及因华豫公司和被告未能及时回收食葵为由，将食葵出售给第三方。被告艳阳天合作社于2016年3月23日起诉尹万新，要求其支付双倍违约金81600元。该案经调解由尹万新向艳阳天合作社支付定金款49080元（即种子款）。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在2015年5月24日与案外人杨俊武签订了食葵收购合同，被告艳阳天合作社起诉后，经法院调解，达成由案外人杨俊武支付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种子款、借款、利息损失共计150000元。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在2015年4月30日与案外人王新平签订了食葵种植回收合同，因王新平将食葵出售给第三方，艳阳天合作社于2016年3月23日起诉王新平，要求其支付双倍违约金。该案经法院调解，由案外人王新平向被告艳阳天合作社支付定金34400元，至今未执行完毕。上述三案的调解书、诉状、种植回收合同由案外人李克昌在其与两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的（2016）新4223民初1760号一案中，作为证据向该院提供。被告艳阳天合作社还与案外人王维柱、徐岩龙、袁伯刚、许山成、温久学、汪辉等人签订了食葵收购合同。在该案庭审中及案外人李克昌与该案两被告的（2016）新4223民初1760号二审庭审中，证人温久学、汪辉均出庭作证，证实因不信任、不了解华豫公司和李克昌，便与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和王维忠签订了种植回收合同；由案外人李克昌等人提供技术指导，当年秋收后李克昌等没有及时收购等事实；同时，证人汪辉陈述在2015年秋天，案外人李克昌回收了其种植的食葵16080公斤，并在扣除了种子款22400元（28袋×800元/袋）后将剩余款项656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证人汪辉；在向上述种植户回收食葵时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和王维忠支付包装材料费7905元、吊车费1200元、装车费1180元共计10285元；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被告王维忠与案外人李克昌的录音资料等证据，可证明原告华豫公司与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约定种子的销售价为每袋800元、食葵收购保底价6元/公斤，原告华豫公司承诺按照每袋种子200元、收购的食葵种子0.2元/公斤的提成给被告的事实。2016年1月24日被告王维忠向案外人李克昌退还种子405袋，在该发货单上载明收货人为李克昌、承运车号为甘F3XXX5；驾驶员姓名柴玉春、电话132XXXXXX14、驾驶员身份证号码62XXXXXXXXXXXXXXX7等内容；2016年11月29日向案外人李克昌退回了0409品种的食葵种子35袋，案外人李克昌对此出具了收条。另查明，2015年9月14日、11月27日被告王维忠向收货人王运动、王飞分别发货，货物名称为苦豆子；王维忠与李克昌在发货人处签名。在（2016）新4223民初176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李克昌的代理人即本案的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忠自认王飞与王运动为同一人，王飞时任该公司负责人。在该案与本案中，案外人李克昌及华豫公司均认可案外人李克昌2015-2016年期间为华豫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华豫公司在新疆从事食葵种子的销售等业务。案外人李克昌作为原告起诉本案两被告买卖合同一案，该院作出（2016）新4223民初1760号判决书：一、被告艳阳天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克昌货款591000元。二、被告艳阳天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克昌利息损失58484.38元。三、驳回原告李克昌的其他诉讼请求。两被告不服上诉，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告李克昌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李克昌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和答辩、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及案外人李克昌与本案两被告的（2016）新4223民初1760号卷宗的证据、庭审笔录、调解书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是基于提高合同执行的效率、主观意识和客观事实一致的价值取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直接约束隐名的委托人和第三人。隐名代理的特征为：1．在合同要素上，合同主体是受托人而非委托人，合同内容要求在委托合同的授权范围。2.“第三人知道”的途径不一定是受托人告知，第三人经由其他途径知道的，亦发生委托人的自动介入。3.“第三人知道”的内容主要是委托人具体是谁、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以及合同内容在委托授权范围内等。4．由于系委托人的自动介入，并不需要委托人通过主观表达或者客观行为有相应的意思表示。5．委托人自动介入后，一般情况下受托人即无需再承担合同责任，但合同另有约定或依交易习惯的除外。6．委托人与第三人成为合同的当事人之后，受托人对该合同的履行与否不再承担责任，但受托人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要求支付相应报酬。7．存在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外，其证据的举证责任在委托人或者第三人。本案中原告未举证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相关文本；被告举证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原告对该书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证人汪辉、证人温久学的证言均证实，因农户不认识原告华豫公司，便与其信任的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签订了食葵收购合同，对二被告代理华豫公司的身份是明知的，且当年华豫公司的工作人员李克昌向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秋收后案外人李克昌回收种植户汪辉食葵并付款。根据上述证据可得出原被告双方的关系符合隐名代理的特征，对原告华豫公司的诉称双方之间属于买卖合同的请求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原告华豫公司与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王维忠之间为隐名代理的委托合同关系。立案时的案由为买卖合同不妥，案由应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一、关于本诉部分：原告华豫公司举证的收条，证明了案外人李克昌以600元/袋的价格把食葵种子发给被告王维忠，被告王维忠以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的名义再将食葵按800元/袋的价格出售给农户并与汪辉等11户农户签订种植回收合同；双方均认可被告将原告提供的食葵种子以每袋800元出售给种植户，每袋给被告给付200元并按0.2元/公斤提成；原告华豫公司自认李克昌为其工作人员，且在起诉书中自认委托李克昌与艳阳天合作社从事食葵种子的销售。被告艳阳天合作社也认可王维忠为该合作社监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规定，该院认为李克昌与王维忠作为各自公司或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案外人李克昌实施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均应由华豫公司承担；被告王维忠实施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均应由艳阳天合作社承担；被告王维忠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原告华豫公司委托被告艳阳天合作社从事食葵种子销售，被告艳阳天合作社也按照该委托履行了代为销售食葵种子的行为且以自己的名义与种植户签订了种植回收合同；原、被告之间为隐名代理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被告艳阳天合作社与11名种植户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应当直接约束作为委托方的原告华豫公司与第三人各种植户。种植回收合同中约定由被告艳阳天合作社提供食葵种子，种子作为收购定金先交于乙方种植，待秋收付款时扣回种子款。故食葵种子款的给付义务应当由作为第三人的种植户承担，原告华豫公司应当向种植户主张其给付食葵种子款的请求。原告华豫公司要求被告支付利息159069元，但由于被告在履行其受原告华豫公司委托与11户农户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时，由于原告的因素导致无法从种植户收回种子款，该责任应由委托方原告华豫公司承担，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利息损失的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故原告华豫公司请求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王维忠支付种子款和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反诉部分：1.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代理报酬款182584元的诉讼请求，该院认定如下：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受原告华豫公司委托经营农作物种子，已完成接收种子、与种植户签订种植回收合同、向种植户发放种子等受托义务。后因原告华豫公司迟迟不来收购食葵种子，导致该种植回收合同未能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应当由原告华豫公司支付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委托报酬。原告华豫公司与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约定种子的销售价为每袋800元、食葵收购保底价6元/公斤，原告华豫公司承诺按照每袋种子200元、收购的食葵种子0.2元/公斤的提成给被告艳阳天合作社。反诉原告王维忠代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收到1020袋食葵种子，对第二次退回的35袋因有收据证实且反诉被告亦认可收到，因此对35袋已退回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而对405袋，反诉原告举证的于2016年1月24日向案外人李克昌退回食葵种子405袋发货单，载明收货人是李克昌，结合反诉原告王维忠开给驾驶员的单据，及反诉原告王维忠举证的其与案外人李克昌的谈话录音，该录音时间为2016年11月，时隔反诉被告华豫公司收货时间不到一年，王维忠陈述的是“你现在退回的种子可能是一半嘛、一大半呢”，李克昌回答是“一少半”；同时结合种子销售及农作物种植规律，每到种植结束，对质量要求较为严格的种子来说，对多出的农作物种子要么继续留下明年再次种植，或将种子退回的生活常识及日常交易习惯，对被告退回种子405袋符合实际和种子的交易习惯。综合分析认定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向反诉被告及其工作人员李克昌先后共计退回食葵种子440袋。因此，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按照580袋种子、每袋200元给付销售种子的提成116000元，收购汪辉的食葵未支付的16080公斤、每公斤0.2元给付收购食葵的提成3216元，符合双方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其主张的580袋种子秋收后按照每公斤0.2元的提成可得利益66584元的诉讼请求，其计算方式为按照汪辉评价收获的公斤数计算，不能客观反映每户的种植情况，其计算方式不准确、不客观，且无证据支持该部分请求合法成立，因此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驳回。2.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支付在2015年秋收时支出的材料费、吊车费、装车费共计10285元的诉讼请求，该院认定如下：反诉被告否认上述支出，结合案外人李克昌在与反诉原告王维忠的录音中，李克昌认可被告的支出上述包装材料费7905元、吊车费1200元、装车费1180元，共计1028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反诉原告的该请求既有事实依据也符合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3.反诉原告请求反诉被告支付收购中药材苦豆籽款69058元的诉讼请求，该院认定如下：首先，根据反诉被告与反诉原告的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中的经营范围，反诉被告仅授权反诉原告委托经营向日葵种子，苦豆籽并不在其授权范围内，反诉原告的该项收购行为已超过委托授权范围；其次，苦豆籽已超出反诉原告公司的营业范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反诉原告的该请求涉及的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待反诉原告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本案不予处理。4.反诉原告王维忠的原告主体的问题：因反诉原告王维忠为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的监事，其代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签订种植回收合同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对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发生法律效力且后果均由其承担，因此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与反诉被告华豫公司为本案所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驳回反诉原告王维忠的各项诉讼请求。判决：一、驳回本诉原告华豫公司对本诉被告艳阳天合作社、王维忠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华豫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销售种子的提成116000元、汪辉的提成3216元，两项共计119216元；三、反诉被告华豫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垫付的包装材料费7905元、吊车费1200元、装车费1180元共计10285元；四、驳回反诉原告王维忠的诉讼请求；驳回反诉原告艳阳天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向法庭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华豫公司向法庭提交了新证据民事上诉状，证明2015年艳阳天合作社自认还欠华豫公司种子款76485.6元，也承认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艳阳天合作社、王维忠质证，真实性认可，当时这批种子是赊欠给农户的，我们双方算账之后，约定若李克昌收购食葵的话就由双方算代理费的前提下才支付这种子款。艳阳天合作社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认证，由于艳阳天合作社认可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审经庭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的案由如何确定？艳阳天合作社是否应当支付华豫公司种子款及利息？数额如何确定？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华豫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艳阳天合作社报酬、包装材料款、装车费、吊车费等费用？ 本院认为，关于案由问题，一审华豫公司以买卖合同关系起诉，但综合全案的事实，华豫公司享有案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向艳阳天合作社出具的是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双方约定了收购保底价，华豫公司派人进行技术指导、联系收购事宜、并约定了销售每袋种子给艳阳天合作社报酬200元、收购食葵每公斤给提成0.2元，认定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更为合适，因此一审确定的案由正确。 关于艳阳天合作社是否应当支付华豫公司种子款及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第三人农户知道艳阳天合作社是代理华豫公司出售种子，由于对华豫公司不熟悉、不信任才与艳阳天合作社签订食葵收购合同，华豫公司同样也知道艳阳天合作社将种子销售给农户，符合隐名代理的特征，属于间接代理，受托人艳阳天合作社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受托行为可以直接产生代理的效果，由委托人对第三人直接承担法律责任。在华豫公司不介入、不直接起诉第三人农户的情况下，就要审查确定代理人艳阳天合作社是否尽到合同约定的代理义务。本案中，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艳阳天合作社接受了委托将华豫公司提供的种子销售给了农户，并签订了食葵收购合同，对于收购的义务应当由谁履行，华豫公司陈述由其收购，艳阳天合作社陈述由华豫公司出资其出力一起收购，实际结果是除了一户汪辉的食葵双方合作收购成功外，其他十户农户的食葵均未能收购，王维忠提交的其与李克昌于2016年11月28日的录音可以证实，原因是华豫公司未提供收购资金，对此李克昌在录音中表示认可，因此对于未能收购食葵，应当确认为是华豫公司的责任。华豫公司主张是因为农户不交食葵，未提交证据证实，不予确认。从艳阳天合作社给华豫公司出具的收条看，约定了保底价，秋后付款，可以看出华豫公司委托艳阳天合作社销售种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销售种子、收购食葵盈利并收回种子款，因华豫公司未能收购食葵造成种子款无法收回，应当由华豫公司自行承担后果。因此一审驳回华豫公司的诉讼请求正确。 关于一审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艳阳天合作社基于华豫公司提出要求给付种子款的诉讼请求，提出要求华豫公司给付报酬、材料费、吊车费等费用，相互之间是基于相同的事实、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合并审理。华豫公司提出本案二审指令审理后，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2016）新4223民初1760号案件的一审原告是李克昌，本院以李克昌主体不适格驳回起诉，并非指令审理，因此华豫公司作为一审原告起诉后，不受必须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限制，一审不存在程序违法的事实。 对于艳阳天合作社一审提出的反诉请求要求华豫公司支付报酬及包装材料费、吊车费、装车费问题，双方约定种子的销售价为每袋800元、食葵收购保底价6元/公斤，华豫公司按照每袋种子200元、收购的食葵按照0.2元/公斤提成给艳阳天合作社，由于艳阳天合作社完成了销售种子的委托事项，未能收购食葵的责任在华豫公司，因此华豫公司应当支付艳阳天合作社报酬及支出的包装材料费、装车费、吊车费等费用，一审对此确认的数额正确。 综上所述，华豫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70元，由上诉人酒泉市华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 淑 桂 审 判 员  马 桂 兰 审 判 员  张 艳 梅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杜 慧 杰 书 记 员  阿丽娜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