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1)皖04刑终55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某某,女,汉族，1989年9月6日出生,安徽省寿县人,初中,务工人员,户籍地寿县,案发前住寿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20年8月10日被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寿县人民检察院批准,2020年9月9日被寿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顾承荣，安徽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审理安徽省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某某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皖0422刑初40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赵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8年5月31日，被告人赵某某到寿县信访局信访，反映其与前夫之间拆迁安置补偿及有关经营权纠纷等问题，2018年6月4日，赵某某关于寿县五里闸西边的码头及仓库由其经营的诉求被寿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018年7月24日，寿县八公山乡政府受理调查后向赵某某送达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答复其与儿子的拆迁安置将严格按照出台的相关政策执行,其与前夫来某2之间的码头和仓库经营权纠纷,已经县法院判决,不再信访处理,赵某某不满意拒绝签字。2018年7月27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了赵某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018年7月11日,赵某某明知寿县八公山乡政府已对其反求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寿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对其要经营五里闸码头和仓库的诉求驳回,仍然越级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寿县八公山乡政府工作人员接通知赶到北京对其劝返时,赵某某不仅要求解决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同时向寿县八公山乡政府索要进京费用1500元,否则将继续留京信访。因被告人赵某某不符合寿县安置补偿政策的相关规定,其要求经营五里闸码头仓库的诉求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寿县八公山乡政府根据其本人实际情况,经多方协调,前夫来某2愿意给赵某某及儿子部分安置补偿。2019年9月4日,赵某某在寿县八公山司法所收到346659元补偿款和乡政府给的1500元现金后,书面承诺所反映的问题已妥善解决,绝不因此事纠缠上访。 2020年5月18日,在国家召开“两会”期间,被告人珊珊以要求分配前夫来某2家位于五里闸码头的拆迁赔偿款的诉求再次到国关家信访局上访,其明知疫情期间国家信访局接待场所关闭,却故意滞留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不走,制造影响,被北京警方带到久敬庄进行登记。寿县八公山乡政府工作人员赶到北京对其进行劝返时,赵某某要求乡政府为其支付进京的5000元费用,并且要把五里闸码头事情解决。在与乡政府工作人员一同回寿县途中,赵某某再次摆脱工作人员不到乡政府解决问题。 2020年8月2日,赵某某再次就五里闸码头问题到国家信访局进行第三次越级信访,为制造影响,赵某某先后于8月3号、5号、6号、7号就同一事项，连续四天到北京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进行登记。寿县八公山乡政府工作人员接通知后赶到北京对其劝返时,赵某某拒绝和劝返人员见面,并以要到天安门和中南海等敏感地区来威胁政府为其解决不合理诉求。并要求八公山乡政府为其支付两次进京费用11600元,否则就不回寿县,参与劝返的寿县八公乡乡长王某，迫于信访维稳压力，便支付了11600元给赵某某,赵某某在收到工作人员转入的11600元后,才与乡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回到寿县。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举证、质证,依法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该案由寿县八公山乡政府于2020年8月10日报案至寿县公安局，经审查寿县公安局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侦查。 2.户籍信息、归案经过说明证实：赵某某个人身份，及2020年8月9日上午被寿县公安局口头传唤到案。 3.涉案人员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证实：被告人赵某某此前无违法犯罪前科记录。 4.寿县八公山乡人民政府提供的承诺书证实：2019年9月4日赵某某书面承诺，因寿县引江济淮工程项目拆迁，与来某1纠纷一事，已通过乡村两级及司法所妥善解决，决不因此事上访。 5.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2民初149号民事判决书证实：寿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4日判决准许来某2与赵某某离婚。 6.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4民终465号民事调解书证实：寿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4日判决准许来某2与赵某某离婚的民事判决宣判后，赵某某不服向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赵某某与求帅帅自愿离婚（调解书日期2017年5月4日）。 7.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8）皖0422民初1388号民事判决书、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4民终950号民事判决书证实：寿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4日就原告赵某某诉被告来某2离婚后财务纠纷案作出驳回判决赵某某要求享有码头自建房屋所有权和码头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赵某某不服向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7月27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寿县人民政府信访局信访信息登记表证实：被告人赵某某于2020年8月3日、2020年8月5日、2020年8月6日、2020年8月7连续四次就同一问题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登记的事实。 （二）视听资料 1.照片证实：赵某某2020年5月18日、19日在北京的事实。 2.微信聊天截图、转账截图证实：王某（寿县八公山乡乡长）提供的信息截屏图记载了赵某某以租房为由索要11600元的事实。 3.单某与赵某某微信记录证实：单某通过微信向赵某某转账11600元的事实。 4.朱某提供的微信记录证实：赵某某在“两会”期间以去天安门、中南海为由胁迫当地政府答应解决其不合理的诉求。 （三）证人证言 1.证人来某1证言证实:赵某某是我之前的儿媳妇，2017年和我儿子来某2就离婚了。我儿子和赵某某离婚后，赵姗姗的户口一直在我家，不愿迁走。2018年引江济淮工程开始，我家房子被拆迁，赵姗姗就以此为借口向八公山乡政府索要拆迁款，乡政府一开始没同意她的要求，她就到北京信访局上诉。乡政府为了让赵某某息诉，就和赵某某讲同意她的要求，然后就和我商量让我让出大概30多平方屋子，我也同意了，最后国家的拆迁补偿款给了赵某某34万。她当时拿到补偿款后还签了一份息访罢诉的协议，表示她以后不再到北京上访了。她拿到补偿款之后，又听到我家的码头要拆迁，她又以码头旁边自建房是她投钱盖的为由到北京上访，要得到拆迁补偿款，这次县政府就没同意赵某某的要求，她就一直到北京上访。 实际上我家拆迁的住宅是我九几年盖的，当时赵某某才几岁大，她怎么可能往里面投钱。我家码头旁边的自建房是我自己找人盖的，是找赵某某的亲叔（外号高八）盖的。我从来没有向赵姗姗借过钱或者让她出去帮我借过钱。赵某某曾经拿过1万块钱给我做防水生意，这个钱我早就一分不少地给她了。 我没有到赵某某住处剪过电线，堵门是因为她占的屋子是我的房子我生气，另外是因为涨水了，所以我把门堵上了，堵路是因为海事处通知码头不给用了，我让来李开铲车把路堵上的，就不给车走了。 2.证人来某2证言证实:我与赵某某2017年离婚，我家的码头与赵某某没有任何关系，是我母亲曹某的名字，赵某某没有投钱盖过码头，我家房屋是我父亲盖的，是我母亲的名字，房屋拆迁赔偿，政府从我家拆迁款里拿了30多万给赵某某的事实。 我家位于八公山乡的住房是我父亲盖的，房产证是我母亲曹某的名字。因为赵某某已经拿到了30多万的赔偿款了，她因为房屋的事情与我家现在已经没有争议了。 关于赵某某信访的情况我不怎么知道，我就听家里人说过她这几年一直都是到省里、北京信访。 3.证人陈某证言证实：我在寿县信访局工作，是淮南市驻京工作组成员。2020年5月18日，当时我正在北京办公，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淮南市寿县籍信访户赵某某在北京，让我们工作组去将他接回来，接通知后我与毛集区的信访干部刘庆于一起去久敬庄的同时，便向寿县信访局报告了此事，县信访局通知八公山乡政府派人到北京把赵某某接回寿县。 我们将赵某某接出来后，赵某某说他母亲在宾馆来，我们又打车到她母亲住宿的宾馆把她母亲接上，随后我们将她母女两个送到世纪黄山宾馆，当时因为疫情原因，北京管控的比较严，所有入住宾馆人员都必须将自己到北京的时间及乘坐的交通工具等事项填写清楚，赵某某填好登记表后我用手机拍了下来，登记表上显示赵某某是2020年5月13日到的北京。 安排她母女住下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与赵某某交流，听听她的诉求，当时赵某某说她来是北京反映拆迁补偿款的，赵某某跟我讲她就去了国家信访局。 当天下午，寿县八公山乡政府的江某、来某3等四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来到北京，寿县八公山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到了之后，赵某某就向他们提出报销钱的事情，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当时就听江某说他们来的比较急，没有带那么多钱，等回去再说，随后他们就将赵某某和她母亲接回去了。因为报销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就没有过问，具体回去后有没有给我就不清楚了。 2020年5月份时，在新冠疫情期间国家信访局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不对外接待，也没有接待信访人员。赵某某5月13日就已经到了北京，当时国家信访局门口当时就有明显标识，还有就是如果有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聚集逗留，门口执勤人员就会劝阻你，不让你在那逗留，拒不听从劝阻的，然后那边的人就会把你带到久敬庄进行核查登记。5月17日，国家信访局门口就张贴了一份公告，公告大致内容就是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所继续关闭，恢复接待时间视疫情形势变化确定并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告。我认为赵某某到北京来，就是为了制造影响，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4.证人李某1证言证实：我是寿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寿县八公山乡村民赵某某我认识，她因为拆迁赔偿等问题近年来多次进行信访。我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1月10日至1月17日，安徽省“两会”召开，当时我带队到合肥负责对上访人员的接劝返工作。此次“两会”会场设在安徽大剧院，省、市接劝返工作人员休息地点以及省人大临时信访登记地点设在宜临宾馆。2020年1月13日上午，我县八公山乡的胡志露在宜临宾馆被信访登记，下午，是该乡的赵某某在宜临宾馆被信访登记上，当日下午，我在宜临宾馆接触过赵某某。1月14日上午，赵某某又在宜临宾馆被信访登记上。当日，我们安排八公山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到合肥来做赵某某的维稳工作，之后赵某某也就没有来了。 胡志露也是寿县八公山乡人，她反映的问题和赵某某完全是一样的，她在宜临宾馆被登记时和省里的接访人员说过她是赵某某的朋友，是来帮赵某某信访的。 2020年安徽省“两会”期间，赵某某反映的主要问题，1、她的前夫家非法占用国家土地建设码头；2、拆迁她前夫家的码头国家还给了拆迁款；3、八公山乡工作人员知道赔偿不合理仍然不管；4、市容局不监管她前夫家码头、房屋建设。 赵某某的信访事项从来都不按照程序办事，她在安徽省两会期间信访，本身就是越级上访行为，她连正常的复查、复核信访程序都没有走完。此外，省两会也不是解决她问题的时间和地点，她就是通过越级信访给政府施压，达到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赵某某的信访诉求是不合理的，她反映的问题都已经调查过了，八公山乡人民政府也向她本人答复过。 5.证人刘某证言证实：我是寿县司法局八公山司法所工作人员。2019年9月4日10时许，八公山乡大泉村村书记来某3和下派第一书记来某4，乡武装部部长江某带着几个大泉村村民来我们所里写承诺书，当时我听讲头一天他们在村部已经调解好了，因为村部里面没有监控，我们所里有监控，可以留个影像资料，加上赵某某自己写的承诺书，可以防止她事后反悔。我们帮他们带到所会议室里，开始时来某3书记想让赵某某写调解书，但她不同意，只愿写承诺书，然后我们都在劝她，但她还是不同意。当时赵某某写承诺书时有我和我们所里干警贾某，及来某3、来某4、江某，还有几个我不被织的人在场。由于时间太长，我们所里的影像资料只能保存半年，现在找不到这段影像资料。 当时我们也了解了，赵某某写承诺书，是因为赵某某在来某2家拆迁之前两人已经法院判决离婚了，两人的财严也都划分清了，但现在她前夫来某2家拆迁，赵某某才到北京信访的，后来经过村乡两级出面调处，来某2家愿意给赵某某一部分补偿，加上赵某某和她儿子的，共计给了她34万元左右，这样，赵某某说的事情就妥善解决了。满足了赵某某提出的要求后，八公山乡政府就要求赵某某写一份不再去北京信访承诺书。据我所知，钱在他们去我们所里写承诺书的之前就已经给了。 赵某某写的承诺书内容大致是，本人赵某某因寿县引江济淮工程项目拆迁与来某1纠纷一事，通过乡村两级及司法所妥善解决，本人承诺事情解决，决不纠缠，如有违法，愿依法处理，本人赵某某和来志昂拆迁安置问题已妥善解决，决不因这事上访，时间是2019年9月4日，这份承诺书我已经交给乡政府了。 2018年，涉及到来某2家五里闸的码头拆迁问题，当时我作为司法所长，我和乡人大主席戈善超对该码头的产权问题，及该码头的形成，和当今建设规模及经营情况，向村民组长和部分村民以及老村干部等人进行了调查，后来我又写了一份《公山乡大泉村五里闸砂石码头建立及经营情况说明》交到乡政府，从调查结果看，这个码头不属于来某2的，是来某2爷爷很早时候建的，然后分给来某4、来某1、来兴乐三兄弟，三人在县里进行登记后进行个人经营，分给来某1家的码头一直都由来某1进行经营的，来某1儿子来某2没有经营权，他只是在码头帮忙。 6.证人贾某证言证实：我是寿县司法局八公山司法所工作人员。2019年9月份的一天，乡政府与我们所联系，说大泉村村书记来某3要带几个人到我们所里写调解书，来某3他们来了以后，刘某所长带他们去的会议室，他们来我们所里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他们来了以后就说重新写一个调解协议，但赵某某不同意，刘所长和大泉村村书记也劝她，但她就是不同意，最后就写了一个承诺书。赵某某写承诺书时有我，我们刘所长，还有大泉村村书记来某3，还有两个大泉村的领导，赵某某，还有一个赵某某的朋友，因为当时赵某某的腿不舒服，是让她朋友送她来的。 7.证人王某证言证实：我于2020年1月份担任寿县八公山乡任乡长。2020年5月份“两会”期间赵某某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信访时，是我们乡党委委员江某、大泉村书记来某3、村妇女主任单某去把赵某某接回来的，江某回来后对我讲，赵某某去北京时因为疫情，国家信访局未开放，她在国家信访局门前滞留不走，后被强行送到久敬庄。他们到北京接赵某某时，赵某某向他们提出要求，说她回到八公后要给她解决拆迁赔偿的问题，另外还要将她去北京自己花销的费用报销，她才愿意回来。 2020年8月2日，寿县信访局黄茂全局长通知我们说赵某某又到北京去了。从8月2日到8月7日，我们乡里面和派出所的同志到北京去找赵某某时，赵某某一直不给面见。8月8日我和大泉村书记来某3一起去的北京，当天，我虽和赵某某联系上了，但她总是反反复复，不愿和我们见面。8月9日，我和赵某某通过手机联系上之后，我就劝说她有什么事情回到地方解决，并答应她回来给她解决问题，赵某某说她在北京已经交6600元租金租了房子，回寿县可以，但要把租金给她，如不给，她就第四次第五次去信访局登记，为避免她再次登记，我只好答应她我马上通过微信给她转钱，她当时提出让大泉社区妇女主任单某转给她，其他人转的她不要，我迫于赵某某的信访压力，就安排来某3让单某转钱给赵某某，过了10分钟，赵某某看钱没打过去，又催了我一下，没一会单某就给赵某某转了6000元，赵某某又对我说租金是6600元，只转了6000元，要把另外600元也转过去，随后我就按赵某某的要求让单某又转了600元给赵某某，这时赵某某才对我说可以见面了。中午，我们在北京的肯德基店见到了赵某某，见面后我就承诺回去给她解决赔偿拆迁问题，并且我还劝她说你到北京信访登记目的也达到了，在北京待长了自己还要多花销，我们抓紧时间一起回去吧，赵某某听了之后，又说你们乡里答应给我的上次“两会”期间信访的4000多元钱还没有给我，你也要给掉，我就说你把这次的高铁票买了，我们回去给你报，赵某某说这样吧，上次的4000多元，加上这次的高铁票，你们再给我5000元，我就买高铁票和你们一起回去，不然我就不回去。我听她这么一说，怕她再去国家信访局登记或者去敏感地区制造影响，我没办法了只有答应她，并安排单某又转了5000元给赵某某。至此，赵某某才说她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去，后来我们就一起坐高铁回来了。 赵某某的信访诉求就是因为和他前夫来某2离婚后，政府对来家的房屋及码头拆迁，她要求拆迁款要有她一份。实际上2018年她信访后，房屋这一块赔偿了她30多万元，这一次码头赔偿她又要求赔偿要有她一部分，但赔偿款已经拨付，而且法院判决书判决码头没有赵某某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无法解决赵某某提出的问题，导致了她屡次去越级非访。 我按照赵某某的要求，安排给她共计11600元，给赵某某这个钱就是迫于她到北京非访造成的信访压力，而且她这次到北京一连三天到国家信访局去登记，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县里和乡里施加压力，而满足她的无理要求，当时我不同意给她钱，她就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回寿县，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才让单某把钱转给赵某某的。 关于赵某某在省“两会”时去信访的事情，我不清楚，当时我还没有来八公山乡工作。 8.证人江某证言证实：我现在寿县八公山乡政协工作。赵某某一共去北京信访三次，第一次是在2018年7月份，赵某某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去反映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当时她到北京后我就接到电话，我随即带大泉村书记来某3和一名驾驶员连夜开车赶到北京，但我们到了国家信访局时，没有见到赵某某，我又电话联系她，最后在北京王府井找到她，我们当时谈了好长时间，最后她同意和我们去黄山大酒店了解情况，我们对她劝返时，她不愿意跟我们回来，最后她提出给她解决好迁安置补偿问题，我们当时说回寿县和领导汇报后帮你解决，她还是不同意，还让我们把她来北京信访所有的费用报销了，她才跟我我们回去，最后没办法，我们就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赵某某才跟我们回了寿县，到乡政府后我第一时间就给了赵某某1500元的费用，当时她给我打了一张收条，但现在找不到了。第二次是2020年5月18日，当时正是国家召开“两会”期间，而且疫情还在管控，赵某某带着她母亲到北京信访，当时他去了北京国家信访局滞留不走，后来她母女两人就被北京公安带到久敬庄了，后来县驻京办工作人员打电话对我们说赵某某现在被他们从久敬庄接到黄山大酒店了，这样我就带来某3、八公派出所教导员、村里单某四人赶了过去，见面后我们就对她解释了很长时间，把政策也跟她说得很明白，并对她进行劝返，可是她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回去，接着她提出要把她到北京的一切费用给报销了才跟我们回去，当时我就问她你们花了多少钱，她说一共5000块钱，当时我不同意，就问你们怎么用了这么多钱，可赵某某说不报销就不跟我们回去，就继续上访，后来把我们逼得没有办法也就同意了，赵某某和她母亲就跟我们一块坐高铁回寿县了，可是当我们从淮南下车后赵某某以上厕所为名跑了，我们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她。2020年8月，赵某某又到北京上访，我因有其他工作就没有参与到北京劝返。赵某某因为其本人情感纠纷和个人私利，想通过上访获得最大的利益，多次进京信访，想以此给政府施压，造成恶劣影响，建议相关部门深入调查，严厉打击。 9.证人来某3证言证实：我是寿县八公山乡大泉村村书记。2018年我村村民来某2家房屋要拆迁，赵某某就提出要分得一部分拆迁补偿款，但她在2017年5月就与来某2通过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时她们家的财产分配都是依照法律规定分配好的。但按照国家规定赵某某是不享受这次拆迁补偿的。但赵某某为了得到这个拆迁补偿，就多次上访。2018年7月份，乡里通知我们说赵某某到北京去信访去了，乡武装部长江某连夜带着我和一位驾驶员赶往北京，次日我们联系到赵某某后，将她接到黄山大酒店，我们让她与我们一起回去，赵某某说她回去也可以，但必须给她解决好来某2家拆迁赔偿的事情和她到北京买车票及住宿费用1500元，不然她就坚决不回去，当时为了让她回来，我们只好答应了她。把她接回来后，经江某手给了赵某某1500元钱，赵某某还给江某写有收条。为了让她息诉罢访，经乡村协调，从她前夫家拆迁赔偿款中付给赵某某与她儿子两人34万多元，给了钱之后，赵某某在我们乡司法所写了承诺书，保证以后不再到北京去信访了。赵某某前夫家有一个码头在2019年也拆迁了，但这笔钱至今没有发放到位，可赵某某在2020年5月，国家正在北京开“两会”时，她带着她母亲又跑到北京去进行上访，由于当时在疫情期间，国家信访局停止接访，但她逗留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不走，后被送到久敬庄进行登记，乡里接到通知后，江某、派出所指导员、村妇女主任单某我们四人就上北京去劝返，当时驻京办的人已经把赵某某带到北京的黄山大酒店，我们见到她之后就对她进行安抚劝返，但赵某某说必须把这次码头的拆迁费和到北京的花销共计5000元给她解决好，不然他就不回来。我们向乡里汇报之后就答应了她的要求，之后我们就一块回来了。但到了淮南东站，赵某某借故上厕所就跑掉了，她的手机也关机了，所以这笔费用就暂时没有给她。2020年8月2日，赵某某再次就她前夫家码头拆迁费到北京上访，并于8月3日、5日、6日、7日连续几天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送信访材料。我们接到通知后，一开始是乡里朱主任和派出所的林涛、曹瑞及我们村民兵营长李某2去北京去对他进行劝返，但他们联系不上赵某某。8日晚9时许，王某乡长又带我赶到北京，但当晚无论怎么联系，她都不接电话，最后就关机了。第二天，她给王乡长回信息要求见面，而且只要乡长一人过去，后王乡长按照她确定的地址见到她之后，赵某某要求把上次我们答应她的5000元钱及这次她到北京的车费和租房子共计6600元钱给她，她才同意回来。没办法，王乡长就让单某把这两笔钱转给了赵某某，于是她才同意和我们一起回寿县解决问题。 赵某某为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是想通过在“两会”敏感时期到北京上访，把事情闹大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让地方政府被上级通报，以此威胁重视她的“诉求”，达到她的目的。 10.证人单某（寿县八公乡大泉村妇女主任）证言证实：该证言印证了证人王某、来某3关于赵某某在国家召开“两会”期间到国家信访局信访，迫使乡村政府答应她的不合理要求，及在工作人员在北京对其劝返时向政府索要费用13100元的事实。同时证实赵某某想通过敏感时期到北京或合肥上访，把事情闹大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她要求分得拆迁赔偿的目的。 11.证人来某4（寿县八公山乡大泉村村部工作人员）证言证实：赵某某因不符合政策而无理要求获得拆迁房赔偿款到北京上访，乡政府为了让其息诉罢访，协调赔偿了她34万元，赵某某承诺不再去北京上访。但后赵某某又因来某2家码头拆迁想分得赔偿款，又去北京上访，乡政府为带回赵某某被逼无奈答应给赵某某报销前两次进京上访费用11600元。 12.证人李某2（寿县八公乡大泉村民兵营长）证言证实：该证言印证了证人王某、来某3、单某关于赵某某故意在敏感时期到北京信访，造成影响，迫使当地政府答应她的不合理要求，及向政府索要费用13100元的事实。 13.证人朱某（寿县八公乡综治办主任）证言证实：赵某某故意在国家召开“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目的就是想通过敏感时期到北京上访，迫使当地政府答应她的不合理要求，及向政府索要费用13100元的事实。 （四）被告人赵某某供述与辩解 我因为对拆迁不满意，才到北京去上访的。2017年5月份，我和前夫来某2在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离婚协议，当时协议上写的是孩子来志昂归我抚养，对于家庭财产没有明确说明。2018年，我和我前夫以及我们离婚之前的家庭的共同房屋及附属物（地坪，码头，树子）要拆迁，我打听到拆迁赔偿款200多万元已经支付给他家了，但拆迁补偿款没有我和我儿子来志昂的。当时是说房子有拆迁款，但码头没有拆迁款，但是拆迁补偿上没有我和我儿子来志昂的户头。我到八公乡政府去询问也没有结果，拆迁办来登记户头也没有我母子两个的名字，之后我就到北京信访了。 2018年那年，我带着我提前打印好的信访材料，从淮南东坐高铁去的北京，去了之后，我记得当时是在北京国家信访局旁边找了间小旅馆住的，第二天上午去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登记的，并递送了信访材料，材料内容就是反映拆迁没有我和我儿子来志昂的户头。第三天上午，我们大泉村村书记来某3打电话给我说登记也登记上了，劝我和他们一起回去吧，回去给我解决。我和来某3说我在北京王府井，然后来某3、八公山乡政府的江某以及他们带的一辆轿车的驾驶员三个人过来接的我。我因为一个人带小孩也不容易，生活也困难，我就要求把我去北京的车旅费及住宿费报销，当时来某3他们也同意，然后我就跟他们车一起回来了。 回来之后，就把我和孩子的户头登记上了，赔偿共计是34万多元，这笔钱是打的我的工行卡上的，然后我把车票、打的票、记不得有没有住宿票了交给他们。过了几个月，我记不得是来某3还是江某联系我的，我到乡镇府去，来某3和江某都在，给了我应该有1000多元现金，具体多少钱记不清楚了，我打的有收条，具体给谁了我记不得了。 2020年年初，我听我前夫家的亲戚说码头拆迁也发补偿款了，应该有200多万。因为当时码头建设时，地点是我前夫家的，当时是我借了大概有十几万，然后我前夫家也借了一部分钱才建设的码头，码头是用于堆黄砂和石料的，我认为这个码头的赔偿款无论多少都应该有我的一部分。我就到八公山乡政府去反映，但没有结果。2020年5月份，全国“两会”期间，我又坐高铁带我母亲去北京看病，那次我总共在北京待了大概6天左右，当时在天安门那边住的宾馆，然后有一天，我乘我母亲在宾馆休息时，我就去了国家信访局，看是否接待，想反映一下问题，我见门口都是特警，然后我就被带到久敬庄了。之后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把我和我母亲一起接到黄山大厦。之后八公这边的村书记来某3、妇女主任单某、还有派出所的指导员来劝我们回去，当时我母亲就说她的病没看好不回去，来某3他们就说回去给我解决问题，又答应我报销车旅住宿费，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坐高铁回来了，因为我脚本来就有伤，路上被踩了一下，从淮南东下车之后我们就分开了。 这次还是因为问题没有解决，我在8月2日又坐高铁去的北京，然后我让朋友给我在北京的小区找了个房子，租金是1个月2200元，押一付二，我当时付了8800元，是通过现金支付的，当时是我朋友帮我租好之后，我就把钱给我朋友了，租房的票据都在我朋友那里，我不想透人家的姓名，怕因为我的事情牵扯到其他人。这次我在8月3日、5日、6日、7日，连续几天都到国家信访局去反映我拆迁的问题。8月9日中午，在北京前门附近的肯德基店里我和八公山乡乡长王某见的面。当时就谈到回来之后一个礼拜给我处理问题，让我不要再来北京信访了，还答应给我报销租房费用，当时是妇女主任单某通过微信给我转了6600元，随后我就答应跟王某他们一起回来。在高铁站时王某让我买高铁票，我就开玩笑说可给我报。王某说可以，于是又让单某通过微信给我转了5000元的费用，这5000元是上次“两会”期间的车旅住宿费。然后我就和来某3、王某一起坐高铁回来了，接着就被你们公安机关带到这来了。 在去北京之前我也去乡镇及县里反映过，但都没有给出答复。还有就是在2020年年初，安徽省“两会”期间，我去信访的，当时信访的事项就是海事家属区盖房子的事情，我反映的房子属于违建，我当时是到合肥一家国际大酒店递交的材料，我把材料交上去之后我就走掉了。在此之前，我也去寿县国土部门提交过材料，但寿县国土部门也没有给我什么答复，后来我就在省两会期间去信访了。 我前夫家盖码头时，我当时问我同学赵以琴借的钱，她本人现在宁波，当时问她借钱时，我跟她讲过是用于家里要盖房子的，其他的钱我还从我母亲那某的，我共计拿给我前夫家大概十五六万。但我给来某2家建码头这十几万，没有字据。 我是2012到2013年之间向赵以琴借的钱，我大部分都还完了，还剩下一点点我也记不清到底可还完了。 2020年5月份这次到北京我是带我妈坐动车去的，去了后就找的旅馆住下来了，我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逛了一圈，然后我一个人去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还去的公安部信访接待的地方。我去国家信访局反映的是码头赔偿款的问题，去公安部信访接待办反映的是来某1堵路、砸门、剪电线的事情，材料都递上去了。 然后就被当地的警方带到久敬庄了，后驻京办就知道了通知家里去人把我和我妈就接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的脚被单某踩了一下，我要去拍片子，到淮南东后我就下车先走了，我妈跟来某3他们一起回来的。后来我拍过片子我就去我同学那住了，他们就没有找到我。 2018年，我在码头上盖的房子住的，从离婚后我就一直在那住，因为那房子我也出钱了，所以我应该在那住，但来某1不想让我在那住就剪电线、堵门、堵路。我回去看路堵上了，就打电话给来礼（音），来礼讲是来某1让他开铲车堵的路。 至于镇里面为什么会给我解决你信访的差旅费，我不知道，因为是乡镇工人员主动给我发微信讲的。 2018年我向法院起诉诉要求享有码头及自建房屋所有权和码头及仓库经营权，2018年6月4日寿县人民法院驳回我的诉讼请求，2018年7月27日市中院也驳回了我的上诉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某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多次到国家信访局违规信访，并以造成损失为由强拿硬要接访单位财物1160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寻衅滋事罪。根据被告人赵某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公诉人当庭所提量刑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赵某某上诉提出：其虽客观上接受了八公山乡政府接访人员给付的交通费、住宿费11600元，但该费用是乡政府工作人员主动提出给其的，其没有强拿硬要。另，因其对信访程序不了解，加之其反应的问题得不到八公山乡政府和基层信访部门的解决，才越级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且其没有闹访、缠访。综上，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其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赵某某越级上访系事出有因，因赵某某向县、乡反应其前夫父亲来某1违章建设码头、恶意驱赶赵某某母子等事项一直未获解决，相关政府部门没有给予正面答复，才导致赵某某两次前往国家信访局越级信访。2、赵某某虽客观上接受了八公山乡政府工作人员给付的交通费、住宿费11600元，但系八公山乡政府与赵某某之间达成的协议，不能认定是赵某某强拿硬要。3、赵某某虽越级信访，但没有闹访、缠访，没有造成社会后果。综上，赵某某违规信访应对其进行治安处罚，不应以犯罪论处，赵某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为证明其辩护观点，辩护人向本院提交赵某某与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实赵某某没有强拿硬要。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赵某某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有经一审判决书所列的承诺书、判决书等书证、视听资料、证人来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赵某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均经原审举证、质证，并能相互印证。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审期间上诉人赵某某辩护人提交的赵某某与八公乡政府工作人员朱某的聊天记录已在一审期间提交，不能达到其证明观点，不属于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的新证据，故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赵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赵某某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意见，经查，赵某某在其反应的信访事项正在法院处理期间及经两级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请后，仍就同一事项多次赴京越级信访，其真实目的不是正常反应诉求，而是以上访为名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施加压力，达到满足其不合理诉求的目的，其主观上具有寻衅滋事的故意；客观上，赵某某多次越级赴京上访，且在全国“两会”期间等敏感时期恶意上访，制造影响、多次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寻衅滋事罪。该节意见与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某某为实现其不合理诉求，多次赴京进行越级信访，并以此为由向当地政府及信访接待人员施加压力，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肖 丽 审判员 王 坤 审判员 张玉蓉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法官助理李林 书记员孙清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