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5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琳，男，197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女，198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利，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娇娇，贵州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绥阳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绥阳县解放南路。法定代表人：刘兆武，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昌铠，贵州皓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绥阳县洋川镇幸福大道中段千工堰一号三楼。法定代表人：王强，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周琳、张丽因与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3民初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琳及其与张丽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娇娇、被上诉人绥阳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昌铠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琳、张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中关于住宅的超期过渡费“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按原过渡费标准的500%计算”的判决内容，改判为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在原过渡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500%计算至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中关于经营性用房的超期过渡费“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按原过渡费标准的500%计算”的判决内容，改判为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在原过渡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500%计算至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二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提供新建商品房、立即向上诉人支付经营性用房的停产停业损失费，从2016年10月起，按照原停产停业损失费计算标准，计算至二被上诉人就地向上诉人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4．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支持上诉人按照与被上诉人的约定对住宅及经营性用房的超期过渡费计算标准根据《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计算超期过渡费，即逾期三年以上的，在原过渡费标准上增加500%计算，但判决结果却错误表述为“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按原过渡费标准的500%计算”。按照合同约定，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应按照原过渡费标准的600%进行计算。2．一审法院仅以新建商品房的具体房号，而不予支持该项诉讼请求，变相剥夺了上诉人主张被拆迁房屋的权利。3．被上诉人应从2016年10月起向上诉人支付经营性用房的停产停业损失费至安置新建商品房时止。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案涉项目拆迁工作已因故停止，被上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提供经营性房屋致使上诉人至今仍处于停业状态，因而应当赔偿营业损失。根据《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第四条约定，2012年10月3日至2014年10月2日两年的停业损失费为7927元，并没有明确约定以后的停产停业损失费就不再支付，该合同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按照常理，被上诉人违约应当继续支付停产停业损失。绥阳县人民政府辩称，过渡费计算标准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为准，其余答辩理由与一审答辩理由一致。鸿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材料。周琳、张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二被告于2012年10月8日签订的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NO：08-1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绥阳县棚户区改造“白改黑”项目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超期过渡费协议书》有效；二、判决二被告立即就地向原告提供新建商品房；三、判决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住宅的超期过渡费，从2017年10月起，在原过渡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计算至被告就地向原告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目前暂计算至2020年2月的超期过渡费为12,976.92元）；四、判决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经营性用房的超期过渡费，从2017年10月起，在原过渡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计算至被告就向原告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目前暂计算至2020年2月的超期过渡费为125,280.00元）；五、判决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经营性用房的停产停业损失费，从2016年10月起，按照原停产停业损失计算标准，计算至被告就地向原告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目前暂计算至2020年2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费为29,520.00元）；六、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琳、张丽系夫妻关系。2012年9月21日，绥阳县洋川镇人民政府、绥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绥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洋川镇北环中路房屋进行实地安全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房层鉴定标准》ＪＧＪＩ25-99和《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ＧＢ50292-1999，经鉴定该片区房屋为Ｄ级房屋。县政府同意对其范围内的房屋进行依法征收补偿安置，周琳、张丽位于洋川镇××东路××区的房屋亦在该次征收范围之内。2012年10月8日，周琳与鸿泰公司签订了ＮＯ：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绥阳县县城环境整治（白改黑）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监督实施单位也在该协议上盖章。该ＮＯ：08号协议约定：“乙方周琳被征收房屋位于绥阳县，砖混结构住房面积15.4平方米，营业性用房面积33.03平方米，甲方对附属建筑物（含洗涤盆1套、蹲便器1个、刮瓷147平方米、防盗窗2平方米、土灶台1个、成品门4扇、简易房6.2平方米）补偿4682.00元。提供产权调换房源为符合国家质量合格标准的就地新建商品房，按原房面积1：1产权调换，根据《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规定，不足50平方米，安置还房按50平方米计算。过渡期限自2012年10月3日至2014年10月2日，过渡期限为两年。房屋征收过渡、搬迁费共计27460.00元，其中，征收住宅房屋，按规定标准支付搬迁费800.00元，临时过渡费2218.00元，共计人民币3018.00元；征收非住宅房屋，按规定标准支付搬迁费661.00元，临时过渡费15854.00元，拆迁当年的停产停业损失费7927.00元，共计人民币24442.00元。双方签订协议支付50%，房屋拆迁完毕支付余额50%。过渡期从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期限两年，超期不能安置还房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超期临时过渡费。乙方周琳在2012年10月8日前应将被征收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使用权证书同时交纳甲方；被征收房屋腾空搬出，并交甲方拆除。乙方所选择的安置还房待户型设计图确定后甲方组织抓阄方式确定房屋面积及位置。双方并按本协议约定价格进行结算。通过上述计算，甲方应向乙方共计支付安置补偿款32142.00元。”2012年11月26日，周琳与鸿泰公司签订了ＮＯ：08-1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告的补偿金额按照ＮＯ：08号协议计算方式进行了调整。协议载明：原告所有的位于洋川镇××东路××区住房面积12.43平方米，经营性用房36平方米；附属建筑物部分实行货币补偿，共计补款843.00元。房屋被征收仍按原房面积1：1产权调换（甲方按《方案》规定，乙方不足50平方米，安置还房按50平方米计算）；增加支付房屋征收过渡、搬迁费1769.00元；乙方周琳在房屋征收决定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协议并将房屋腾空交钥匙给甲方，享受奖励25000.00元，共计增加支付安置补偿款27612.00元。绥阳县县城环境整治（白改黑）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监督实施单位也在该协议上盖章。协议签订后，周琳按约定将房屋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使用权证交出并腾空房屋，该房屋顺利拆迁。2017年11月28日，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与周琳签订了《绥阳县棚户区改造“白改黑”项目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超期过渡费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根据该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计算过渡费补偿费用；过渡费补偿期限为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由于该项目因故未实施，至今未能按照约定向原告提供新建商品房。过渡费发放至2017年9月。与周琳房屋同时被拆迁的24户，其中21户按2015年房屋评估价标准进行了货币安置。由于货币安置的标准未达成协议，包括原告在内的三户至今未安置。2020年3月5日，周琳、张丽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以原、被告之间的协议签订于2012年，依据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其起诉。2020年4月14日，周琳、张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鸿泰公司系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为：承担县级政府确定的城乡基础设施代建任务，参与房地产开发，开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经营性项目，管理经营由县政府授权管理的国有经营性资产，并根据县政府授权在城市规划范围内指定区域进行土地收储和城市开发、棚户区改造。本案拆迁项目就是鸿泰公司按县政府安排负责的县域城乡建设投资开发。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是绥阳县人民政府针对拆迁安置设置的临时机构，后更名为绥阳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一审法院认为：县政府为加快旧城危房改造，保障老百姓居住安全，促进城镇建设，对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周琳、张丽所居住房屋亦在拆迁范围。鸿泰公司系县政府下设公司，周琳签订了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NO：08-1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周琳、张丽已按协议履行了将房屋交付拆迁的义务，被告应当支付过渡费并按约定安置房屋。由于鸿泰公司是按县政府安排负责县域城乡建设投资开发和对征收范围的房产及土地进行安置补偿，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本案应承担责任的主体依法应为县政府。周琳、张丽与绥阳县老城区建设指挥部签订的《绥阳县棚户区改造“白改黑”项目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超期过渡费协议书》，与鸿泰公司签订的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NO：08-1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是基于危房改造的意愿，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要求确认2012年10月8日签订的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NO：08-1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绥阳县棚户区改造“白改黑”项目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超期过渡费协议书》有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由于该项目停止，原告至今无房安置，其主张超期过渡费，从2017年10月起，在原过渡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计算至被告就地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目前暂计算至2020年2月的超期过渡费为12,976.92元）；支付经营性用房的超期过渡费，从2017年10月起，在原过渡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计算至被告就地向原告提供新建商品房时止（目前暂计算至2020年2月的超期过渡费为125,280.00元）。周琳、张丽与鸿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过渡费支付标准是根据《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约定的，根据《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由于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从逾期之月起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增加标准为：逾期不满半年的增加25%；逾期满半年不足一年的增加50%；逾期满一年不足二年的增加75%；逾期二年不足三年的增加100%；逾期三年以上的，拆迁人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安置，不予安置的，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之规定，对周琳、张丽主张按500%支付超期过渡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周琳、张丽主张从2016年10月起，按照原停产停业损失费计算标准，计算至被告就地向原告提供商品房时止。双方签订的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于2012年10月，只约定了支付至2013年10月的停产停业损失，之后未再作约定。周琳、张丽主张从2016年10月起按原停产停业损失费计算标准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费，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周琳、张丽主张被告就地提供新建商品房，该诉讼请求不明确，经庭审释明，周琳、张丽仍未明确该项诉讼请求，且案涉项目的拆迁工作已因故停止，合同约定房屋安置事实上已履行不能，对周琳、张丽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县政府认为案涉协议是鸿泰公司签订，事前未授权事后未追认，属无效协议；鸿泰公司亦持此观点，但案涉项目属县政府的城建规划范围，鸿泰公司是根据县政府的计划与原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二被告此抗辩均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周琳与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8日签订的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的NO：08-1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于2017年11月28日签订的《绥阳县棚户区改造“白改黑”项目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超期过渡费协议书》有效。二、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绥阳县人民政府向周琳、张丽支付从2017年10月起至2020年2月的住宅超期过渡费12,976.92元，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按原过渡费标准的500%计算。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付清。三、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绥阳县人民政府向周琳、张丽支付从2017年10月起至2020年2月的经营性用房超期过渡费125,280.00元，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按原过渡费标准的500%计算。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付清。四、驳回周琳、张丽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4.00元，由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绥阳县人民政府负担3,000.00元，由周琳、张丽负担654.00元。本院二审期间，周琳、张丽向本院提交了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拆除安置还房2015-2016年超期过渡费发放清册复印件两页、账户为71×××86的中国建设银行存折一份及同一银行账户流水一页，拟共同证明被上诉人在合同约定发放停产停业损失的期限后仍继续发放停产停业损失，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合同只约定支付至2013年10月错误，被上诉人应当继续支付停产停业损失。绥阳县人民政府质证认为对过渡费发放清册三性均不认可，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银行存折关联性不认可，未载明支付相应过渡费，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2020年3月以后的超期过渡费标准如何认定；2．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周琳、张丽停产停业损失；3．周琳、张丽请求被上诉人安置房屋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按照双方NO：08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和NO：08-1号《绥阳县洋川镇北环中路危房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被征拆房屋面积为营业房36平方米，住宅房12.43平方米。过渡期为2012年10月3日至2014年10月2日，共24个月。过渡费计算标准，营业房为20元每平方米每月，住宅房为6元每平方米每月。一审法院按照双方约定根据《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计算超期过渡费，被上诉人在二审陈述过渡费计算标准以一审查明为准，根据《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由于拆迁人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从逾期之月起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增加标准为：逾期不满半年的增加25%；逾期满半年不足一年的增加50%；逾期满一年不足二年的增加75%；逾期二年不足三年的增加100%；逾期三年以上的，拆迁人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安置，不予安置的，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之规定，截至2017年10月，案涉房屋逾期安置三年，此后的过度费应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一审法院按此标准计算2017年10月至2020年2月期间的过渡费为营业房125,280.00元、住宅房12,976.92元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且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一审判决按原过渡费500%的标准计算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存在表述错误，本院予以纠正，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应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合同中仅就过渡期内的停产停业损失费约定了具体金额，未就逾期是否支付停产停业损失以及具体标准作出约定。鉴于目前超期过渡费计算标准是在原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已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对被拆迁人的损失进行弥补，故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案涉房屋被拆迁后该项目已因故取消，周琳、张丽现主张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对其安置房屋事实上已不能履行，一审判决驳回周琳、张丽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周琳、张丽可另案主张请求赔偿损失。综上所述，周琳、张丽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3民初9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二、变更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3民初9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二、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绥阳县人民政府向周琳、张丽支付从2017年10月起至2020年2月的住宅超期过渡费12,976.92元，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在原过渡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付清”；三、变更贵州省绥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323民初91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三、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绥阳县人民政府向周琳、张丽支付从2017年10月起至2020年2月的经营性用房超期过渡费125,280.00元，从2020年3月起的超期过渡费在原过渡费标准基础上增加500%。限判决生效后一月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54元，由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绥阳县人民政府负担3000元，由周琳、张丽负担65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54元，由周琳、张丽负担654元，由绥阳县鸿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绥阳县人民政府负担3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玉振审判员  张瑛娟审判员  唐 妍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赵凯书记员苟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