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4民终1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易放，男，汉族，1994年8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东升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1075424D。法定代表人：顾时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敏，公司员工。上诉人董易放因与被上诉人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9）浙0421民初4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易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巴士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董易放持有的巴士公司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事实和理由：一、巴士公司拒绝解禁的行为并非行使公司自治的权利，而是凭借公司的地位损害小股东权益。到期解禁，是巴士公司在协议中所作的承诺，同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满足限售期满等条件，巴士公司就应当对案涉股票解除限售，故法院有权判令巴士公司履行相应义务。股票的可流通性是股东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上市公司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解除限售，导致股东持有的股票无法正常流通，显然是公司利用强势地位，以不作为方式损害股东正当权利。该行为不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实质是公司滥用地位，拒绝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系严重违法行为，若不予纠正，将会导致公司随意侵犯小股东权利而不被限制。二、案涉股票不应当受到《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约束，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1.一审判决混淆了物权和债权的性质，混淆了股票和股票持有人的地位和性质。《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对于股票的限制仅是期限的限制，其他义务应由中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麦公司）等股票持有人即协议当事人承担，《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的效力不应及于合同以外的第三方，包括通过拍卖取得案涉股票的董易放。中麦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巴士公司有权要求回购股份及现金补偿，但只能向中麦公司主张，属于债权。即使案涉股票上存在担保物权或其他优先受偿权，也因董易放通过司法拍卖的形式取得股票而消灭。2.一审判决的认定，会导致司法公信力受损，司法评估丧失公平公正。董易放在强制执行、司法评估、司法拍卖、股票过户过程中，没有被告知案涉股票存在任何权利负担。3.董易放取得案涉股票，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重大资产重组协议》设置的股票禁售期是36个月，故不存在所谓股东短期套利、内幕交易的问题。且董易放是通过司法强制执行取得案涉股票，显然也不是中麦公司逃废债、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三、案涉股票解除限售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限售期满只是解除限售的条件之一、但本案中其他解禁条件也完全满足。董易放并未在发行中作出任何承诺，中麦公司所作承诺是对巴士公司所负债务，不应及于股票之上；董易放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也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一审判决认为董易放理应知道巴士公司早在2015年发行案涉股票时的公告，没有依据且并不合理。巴士公司辩称，案涉股票尚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理由如下：1.原股东中麦公司尚未履行完毕其在发行中所作的承诺。依照《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以及《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标的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中麦公司应依约对巴士公司进行业绩补偿，中麦公司在重组中取得的股票首先应用于业绩补偿。现中麦公司既未达成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也未履行其业绩补偿义务，如对股票解除限售，相当于免除了股东以股份为业绩承诺作为增信的义务，显然与其在发行中所作出的承诺不符。2.董易放在取得案涉股票时应当明知股票存在的权利瑕疵，应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中麦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中承诺，其以标的公司认购而取得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已于2015年重组时依法公告。对于公告事项，任何意图获得案涉股票权利的交易相对方应当明知。董易放已明知案涉股票是“限售流通股”，其作为在证券市场具有购买股票经验的人，在巴士公司已充分公告的情况下，应了解限售的原因。特别是董易放放弃了对其他债务人的权利主张，而仅要求中麦公司承担债务，以希仅从案涉股票中获得清偿，更应对案涉股票进行了解。3.若在中麦公司未完成发行时承诺的情形下解除股票限售，势必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将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秩序。董易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巴士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董易放持有的巴士公司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2.诉讼费用由巴士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0日，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高霞、王献蜀等37人合计共42个主体（即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全体股东）作为“乙方”，甲乙双方共同签订了《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甲方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乙方合计所持“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交易价格为168503.3万元，并向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资金34394万元用于支付前述现金对价；乙方向甲方承诺，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10000万元、15000万元和20000万元；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9000万元、14000万元和20000万元等内容；其中4.2.1条约定“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11名补偿义务人首先以其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2015年11月5日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发行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其中第3.3.1条约定“（1）本次交易中，第一顺序的补偿义务人巴士控股、高霞、王献蜀等2名对象承诺，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2016年1月22日，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的公告，其中：“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新嘉联”变更为“巴士在线”，法定代表人由韦中总变更为王献蜀，注册资本由15600万元变更为29958.5062万元；工商变更时间为2016年1月18日。2016年9月5日，“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共两人：王献蜀、高霞。2018年3月7日，巴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献蜀变更为周鑫。2018年5月16日，巴士公司发布《*ST巴士：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7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相关股东进行业绩补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2017年度业绩承诺，并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即2017年度结束时，存在减值情形，依照《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中麦公司等11名补偿义务人，需按照约定向公司进行2017年度业绩补偿，上述11名补偿义务人目前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8579949股，如该等持股可完全完成回购注销，则应补偿股份数量为38579949股，公司拟根据《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规定以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现金为961163904元，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2018年5月23日，董易放与中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达成（2017）京0108民初58003号民事调解协议：中麦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前偿还董易放借款本金合计660万元。后中麦公司未按上述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董易放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8）京0108执9508号。2018年7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淘宝网发布网络司法拍卖公告，拍卖标的“中麦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45万股（*ST巴士股票代码：002188）限售流通股票”。2018年8月24日，董易放以债权人身份以成交价1376400元拍得上述案涉股票。2018年9月5日，中麦公司出具了《确认函》一份，其中确认了“本公司目前实际持有上市公司（巴士在线）股份29206115股，该等股份将先行用于补偿，不足部分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足。”2018年9月19日，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以2.88元/股的价格，将司法拍卖的45万股“首发后限售股”过户到董易放名下。案涉限售流通股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11月25日，现限售期已过，董易放向巴士公司主张对案涉限售流通股要求解除限售手续，引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限售流通股系通过深交所发行的首发后限售流通股。对此类股票，《关于发布的通知》（2006年6月26日发布）第九条规定：“对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锁定，我司只受理上市公司的申请，而不直接受理股东的解除锁定申请。”本案中，董易放按上述关于股票解禁流程的通知,诉请“被告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原告持有的被告公司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即意味着董易放认可首发后限售流通股的解禁要受该通知的规制。根据该通知，案涉首发后限售流通股如需解禁，则需巴士公司作出一个解除限售的公司决议，并向证券管理机构提出案涉股票的解禁申请，即限售流通股是否解禁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由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自自主决策。公司自主决策形成的相关决议无论是“解禁”还是“不解禁”都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范畴，司法机关无权介入，而仅提供事后司法救济途径，即对于程序上或内容上存在法律瑕疵的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股东有权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确认公司决议无效。除此外，立法者也仅在极为例外的情况下允许公权力对股东会或董事会职权进行事前干预，且此种干预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而本案董易放提出诉请既非确认公司决议无效，也未指明要求司法介入公司自治、判令“解禁”限售流通股所依据的法律例外规定。再者，从案涉契约而言，董易放一方面确认对案涉股票进行限售是基于巴士公司与中麦公司之间所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俗称“对赌协议”），另一方面却认为案涉补偿协议不能约束董易放，即案涉股票不该受“对赌协议”的约束，这与其要求对案涉股票进行限售解除的诉讼请求互相矛盾。综上，董易放的诉请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不应支持。退一步讲，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4.3.5条规定“股东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应当委托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手续。申请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应当满足下列条件：（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二）股东所持股份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在发行中所作出的承诺；（三）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或者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四）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或者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限制转让情形。”据此，限售期满只是股东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必要条件之一，限售流通股的股东另外还需要受到股东在发行中所作出的承诺、是否损害公司利益、以及是否存在法定限制转让情形等的约束。具体到本案，董易放虽系通过司法拍卖取得案涉股票，司法拍卖公告中亦明确为“限售流通股”，即使司法拍卖公告中未披露“对赌协议”相关内容，但巴士公司早在2015年发行案涉股票时在深交所网站发布公告，对案涉限售股性质进行了现状披露，董易放作为巴士公司上市公司将来股东，结合董易放具有购买股票相关经验，在拍卖之前理应了解案涉“限售流通股”相关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情况，知悉案涉股票解除限售流通状态，除需满足时间条件外，还需满足上市公司公告或上市规则列明的其他条件。另从维护证券市场交易秩序和维护上市公司公告的公信力而言，一审法院认为，限售股制度设置的目标在于防范实际控制股东短期套利、内幕交易等不当行为，避免上市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利益受损。假如限售股被司法强制过户后，案涉股票不再负担中麦公司公开承诺的义务，司法强制执行就成了原限售股股东中麦公司逃废债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通道，违背了公司法及证券法的制度目标，不符合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对董易放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董易放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董易放已预缴4338元），由董易放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巴士公司是否有义务为董易放办理案涉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首先，虽然现行法律关于限售股的流通限制仅有特定期限内不得上市流通的规定，但根据双方均认可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现行监管规则中关于限售股审核解除限售条件的规定已不仅限于相关股东就限售期限的承诺，而是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对相关股东作出的全部承诺（包括业绩保障、不占用资金等）及履行情况进行全面核查。本案中，案涉限售股的发行背景系巴士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公司股权，中麦公司等股权出让方在发行时对标的公司的业绩目标进行承诺，并约定若业绩目标未能实现，中麦公司等股东首先以案涉股票进行补偿。因标的公司未能实现业绩目标且中麦公司等股东也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巴士公司核查后，以原股东中麦公司尚未履行其在发行中所作承诺故案涉股票尚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为由，未作出解除限售的董事会决议，属于公司自主决策的范畴。其次，董易放虽以司法拍卖方式获得案涉股票，但应充分注意到以下事实：1.2018年5月16日，巴士公司发布公告，告知标的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中麦公司等11名股东需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其持有的巴士公司股份由公司以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同年5月23日，董易放与中麦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由中麦公司于5月31日前偿还借款。2.中麦公司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早已在2015年以公告形式发布。可见，巴士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以公告形式对案涉股票限售情况以及相关股东在发行中所作承诺予以公示，董易放作为投资者可以随时查阅相关承诺的具体信息以及动态情况，故其对案涉股票存在的限售风险应属明知。何况，中麦公司明知其所持有的巴士公司股票首先应作为业绩补偿，且其并无能力向董易放履行还款义务，仍签订一份履行期限仅为八天的调解协议，显然其主观上具有将案涉股票转让给董易放以变现的意图，系对其公开承诺的违反。在此情况下，如果以司法拍卖形式即可完全涤除股票上承载的公开承诺业绩补偿义务，则会导致原设定的业绩补偿机制以及股票限售制度目标落空，成为原限售股股东恶意以合法形式逃废相关债务，并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方式，不利于建立健康的证券市场秩序环境。考虑到上市公司股票涉及众多不特定投资者的投资权益，一审依据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基本原则，驳回董易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董易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董易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宁建龙审判员  黄 阁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吴跇帆书记员  严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