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3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立，男，1968年1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住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瑜，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加升，男，1970年10月22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兴化市，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商夏，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建孝，男，1978年10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住上海市。原审被告：翟晓马，男，1978年8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青浦区。上诉人李立因与被上诉人李加升、原审被告吴建孝、翟晓马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4民初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正确，判决结果显失公平。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对于上诉人签订《承诺书》的背景认定不清。上诉人及翟晓马、吴建孝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日成立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以公司名义开设沪客隆超市。2018年1月15日，四人口头协议成立个体工商户钟楼区永红上上日用品商行用来经营超市。原审已经查明自永红上上成立起至2018年12月3日被上诉人离职前，被上诉人一直是超市实际经营人，由于被上诉人经营期间账目不清，经营不善，上诉人停掉被上诉人直接支付货款的权利，被上诉人未经知会其他合伙人擅自离职，上诉人被迫接手经营超市。自被上诉人离职后，多次来超市闹事并关停收银系统，以个人名义私收超市经营款，导致超市无法正常经营，超市员工均能作证以上事实。2018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在未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找到上诉人要求退伙并结算投资款及利润，上诉人为避免被上诉人又来超市闹事，被迫在被上诉人的收入支出汇总表上签字并签订了《承诺书》，《承诺书》载明上诉人应当在2019年1月3日前解决好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及利润事宜，且永红上上的核算利润需两个会计师事务所数据核对。2、在被上诉人要求退伙的时点不存在合伙人均认可的能够真实反映超市经营情况的盈亏数据，一审对于该责任归属认定不清。原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作为永红上上实际经营人在实际负责超市经营期间，不规范财务，也未对超市进行建账，经上诉人及其他两名合伙人要求不能按月按季度提供永红上上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故被上诉人要求退伙时各合伙人无法获悉超市的实际盈亏情况。2018年12月25日，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常州永诺分公司对永红上上编制了《收入与支出汇总表》，这恰恰说明永红上上各项财务数据在被上诉人要求退伙的时点都由被上诉人实际控制，被上诉人要求退伙应当配合其他合伙人交接该上述财务数据，以便上诉人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核算利润情况。但被上诉人拒不配合交出上述材料，自签订《承诺书》至2019年1月3日，除去法定节假日仅5天时间，导致上诉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获悉财务数据，不能核算利润，由此发生的退伙不能的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3、一审对于被上诉人要求退伙时永红上上的实际盈亏情况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仅仅是超市单纯的收入支出流水账，根本不存在能够客观判断超市的实际盈亏情况的进销存数据，用收入额减去支出额得出利润的计算方法是不成立的。举例说明：如果超市采购2000万元货物，仅支付800万元货款，销售收入1500万元，不能简单的用收入减去支出的货款，得出利润是700万元的事实。撤资退伙应当基于全体合伙人均能认可的能够真实反映合伙超市经营情况的盈亏数据，以一份不真实、不合理、不科学的流水账作为分配利润及退伙的依据，显然是有失公平的。4、对于多发的12月工资1万元及额外支取的6万元性质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行提交的《李加升支取明细》中清晰载明李加升实际薪水12+6=18万元，证明李加升领了12个月的工资。永红上上2018年1月15日才成立，李加升最多只能领取11个月的工资，即11万元，多领的1万元应当退回。至于6万元的工资补贴，上诉人及其他两名合伙人从未承诺过工资补贴，该6万元系合伙财产，李加升自支自取，应当退回。二、合伙及退伙均属多方行为，该《承诺书》实际上是合伙人协商退伙的多方协议，其他合伙人未签字确认前并未生效。《承诺书》中明确表示被上诉人的投资款由四名合伙人友好协商解决。虽然上诉人在《承诺书》中签字，但该份《承诺书》的性质系多方协议，需多方签字确认才能发生效力。其余两名合伙人吴建孝、翟晓马在一审中均明确表示不同意被上诉人退伙，因缺乏其他必要的两方合伙人签字确认，退伙协议自始未成立。当退伙协议未成立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上的签字行为并无任何法律意义。三、一审程序不合法。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既非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又非当事人近亲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已经对被上诉人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不认可，一审要求被上诉人代理人7日内提交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与上海霁阳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其后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明其代理人有代理权限的材料供法庭及上诉人审核其真实性。四、本案诉讼费用的分担有失公允。从上述事实来看，上诉人并非不同意退伙，但上诉人及其他合伙人同意退伙是有前提的，即会计师事务所核算出超市的实际盈亏后根据真实的盈亏数据进行分配及办理退伙事宜。被上诉人无理提出诉讼，在此情况下，一审让上诉人承担的诉讼费用比例显失公平。四、一审关于登记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的认定错误，混淆了登记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的区别。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考虑到上诉人在超市经营中作用及其身为合伙个体工商户永红上上登记经营者的身份，上诉人在《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上签字并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应当视为其认可被上诉人出资款项、总利润及利润计算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被上诉人的盈利分红应当按照利润乘以10%加剩余利润乘以30%进行结算，存在前后矛盾。本案四位当事人为合伙关系，但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四方共同约定实际经营者要对超市的亏损或盈利先行承担10%后，剩余部分按照四个人的出资比例再行分配，该10%的先行分配权是赋予超市实际经营者的。上诉人仅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被上诉人才是经过其他三个合伙人一致同意负责超市实际经营的实际经营者。通过被上诉人每月领取1万元的工资、而上诉人没有领取工资的行为，也可以看出超市的实际经营者是被上诉人。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超市的实际经营者可多享受分配的权利，却不需要承担责任。反观上诉人仅仅作为登记者、不参与经营的经营者，却因为被上诉人离职后无人收拾超市烂摊子，接手超市就要承担责任。不参与经营的人承担额外的责任，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如果谁先退伙、并以威胁退伙的方式就可以领取不存在的利润，不符合企业诚信经营原则。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上诉人是领导、负责人这一说法也是无稽之谈。上诉人不可能左右其他两位合伙人的想法，也不可能存在代理其他两位合伙人之言。被上诉人此言就是在规避其要求退伙并未征得其他两名合伙人同意的事实。综上，多方合伙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存在的形式，有别于甲乙双方签订点对点的合同，基于合伙合意成立的口头或书面的合伙协议，效力及于每一个合伙人。被上诉人要求退伙，需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并签订多方退伙协议书。如果按照一审裁判的旨意，多方合伙中，欲退伙的合伙人只要找到其中一名合伙人，用扰乱合伙经营的方式强迫合伙人签订双方退伙协议书，就能达到退伙的目的，带来的后果就是，其他不知情的合伙人必须被迫接受该合伙人退伙的既定事实并且按照该合伙人不合理甚至不真实的利润数据进行分红，这明显对其他合伙人不公平，也有违法律赋予个人合伙存在的意义。自由裁量不能脱离合伙需多方协商一致，退伙也需多方协商一致的法律性质。被上诉人李加升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6日在收入与支出汇总表、2018年12月28日在承诺书上的签名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一审法院对签订背景认定不清的问题。我方在一审中提交的2018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我方与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上诉人在签署该两份材料时和我方关系融洽，上诉人态度平和，不存在胁迫情况。相反，上诉人称为避免我方闹事而被迫签署两份材料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2、一审法院对2018年12月25日该时点审计数据的责任归属认定十分精确。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永诺分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对永红上上作出了审计汇总数据，对各项会计科目进行记录，并最终形成收入与支出汇总表。因上诉人于2018年12月3日停止了我方支付供应商货款的权限导致超市无法经营，我方被迫离职。离职后上诉人立即接手了该超市，离职期间和霍尔果斯悟空财税公司进行审计在同一时间段，客观上具备可信度，上诉人本身是永红上上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超市账户也是用其个人银行卡进行收付，上诉人是超市的实际负责人，其签字的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于2018年12月13日已经介入审计，现场并未提出财务资料不全，更不存在我方拒不移交财务数据的情况。该事务所在上诉人指示下故意拖延直至我方起诉后才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内部会计报表，其中也未提到财务资料缺失的情况。且该内部会计报表恶意捏造虚假数据，纯粹是为了上诉人逃避法律责任、应付诉讼之用，我方不予认可。3、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收入及支出汇总表和承诺书，作出由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的判决并无不当。首先，上诉人身兼永红上上经营者和合伙事业负责人的双重身份，对超市情况十分熟悉，对收入及支出汇总表中体现的财务数据是认可的，其签名行为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中的财务数据仅作为合伙份额转让的参考依据，最终应以上诉人和我方协商的合伙份额转让金额、即上诉人在收入及支出汇总表和承诺书中约定的金额和计算方式为准，一审法院以此为依据判决并无不当。4、我方12个月的工资和6万元的奖金符合合伙约定，上诉人也已经认可。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6日在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上签了名，上诉人提交的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的财务报表也认同上述款项属于发放给我方的工资和补贴。二、上诉人认为承诺书系退伙的多方协议，属于对法律和事实的认定错误。承诺书并非退伙协议，而是上诉人和我方关于合伙份额的转让协议。该份约定其实是以普通老百姓朴素的思维来理解的。如果到时候不能退伙退款，则应由上诉人兜底搞定，钱由上诉人来出。倘若一定要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该约定应当属于合伙份额转让，即由上诉人受让我方的合伙份额，该行为无需其他合伙人同意。法无禁止即可为，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律也当然应予保护。因此合伙人翟晓马、吴建孝是否同意并不是合伙份额转让生效的要件。当然如果该二人同意，则按照退伙协议来处理，否则就是合伙份额转让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十分准确。三、一审程序合法，我方一审代理人的身份并无不当。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付款义务、分担诉讼费用符合公平原则。综上，本案当事人以合伙形式经营超市，在未能就退伙达成一致时，上诉人和我方达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上诉人应向我方支付转让款，该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以翟晓马、吴建孝是否同意为生效要件。上诉人错误地把合伙份额转让关系曲解为退伙关系，借用错误的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吴建孝、翟晓马一并述称，尽管一审判决未要求我方承担责任，但是我方也认为一审判决错误。一、本案是四个人的合伙经营行为，其中实际负责经营的上诉人不能诚信做账和经营，被质疑后突然不辞而别，四人之一的上诉人不得已接手了超市的日常经营管理，却被判决承担责任。被上诉人退伙不要征求我方的意见，不要考虑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不要分清无法审计的主张责任，这样的退伙太轻松。如果这种思维方式合理，我方也准备通过效仿被上诉人的做法退伙，拿回出资和收益，亏损让上诉人去负责。二、由于被上诉人在经营期间不建账，不配合移送超市经营单据资料给事务所，导致审计进度缓慢艰难，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提供的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仅是流水账，只有收入和支出，无法反映超市的实际盈亏情况。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于2019年2月15日出具了永红上上内部会计报表情况汇总后，我方才知道截至2018年11月30日，超市亏损就高达143万元。超市有盈利才会分配利润，亏损无法分配利润，不能让其他合伙人在投资款外倒贴钱给被上诉人分配利润。一审法院对四人合伙并由被上诉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经营的事实认定不清、责任认定不到位，让一个没有尽到经营责任的合伙人全身而退，由其他无辜的合伙人承担和接受烂摊子、承担风险，该判决脱离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将合同关系与合伙关系搞混的悲哀结果。综上，一审判决严重不符合常理，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李加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立、吴建孝、翟晓马退还并支付投资款1050000元、经营利润240318.16元；2、判令李立、吴建孝、翟晓马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立、吴建孝、翟晓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2日，李加升、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四人合伙成立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3日，该四人以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名义开设沪客隆超市。超市运营过程中，因大多数供货商系个体工商户，无法提供增值税发票，而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将缴纳大量增值税。后经四人协议，于2018年1月15日成立个体工商户钟楼区永红上上日用品商行，作为超市经营主体，登记经营者为李立。2018年4月30日，李加升对沪客隆超市营业收入、现金支出及银行支出进行了汇总统计，李立、吴建孝、翟晓马签字予以确认。2018年11月30日，李立暂停李加升在超市的对公账户支付权限。2018年12月3日，李加升离开超市，不再负责超市实际经营。2018年12月12日，李加升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杜末清交营业款4681.1元（肆仟陆佰捌拾壹元壹角正）”。2018年12月13日，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委托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前往沪客隆超市对合伙超市进行建账审计。2018年12月25日，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常州永诺分公司对涉案沪客隆超市及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对公账户的支出及收入制作了汇总表。其中李加升支取明细表中记载李加升包括2018年12月12日收营业款4681.1元在内共计支取216603元，李加升实际薪水180000元（其中工资12万元，其余6万元李加升认为系李立承诺的年终奖金），李加升溢出投资款7532元，李加升薪水超付29071元。该份汇总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中超市装修支出为1005980.2元（包含备注为“李加升个人先进支付消防60000元”）。最终结算超市利润为649508.54元。在该利润后书写“x30%=194852.56元-29071元=165781元”。2018年12月26日，李加升及李立于收入与支出汇总表尾部签字确认。2018年12月28日，李加升出具收条一张，收条载明：“2018.12.28日杜末清交营业款肆仟捌佰元正（现金）”。同日，李立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明：基于李加升撤股，关于李加升投入合伙超市的105万元及之前李立签字确认的李加升应得利润问题，李立承诺2019年1月3日解决，并明确还款时间。如果未能按期解决，一切责任由李立承担。承诺书补充说明如下：1、李加升原投资在合伙超市的投资款合计105万元，经营利润李立已经确认，经营利润计算方法为总利润*10%+剩余款*30%。2、超市利润计算公式为利润扣除经营支出后所得余数；利润=销售利润（按照电脑数据）+联营商利润+供应商进城费+其他各种应得利润。特别说明用于非经营支出（包含装修及硬件投资）不得计算在经营支出内。3、李加升的核算利润需二个会计师事务所数据核对后所产生的利润按照上述计算公式计算。4、李加升投资款105万由四个股东友好协商解决。2019年1月14日，因李立未能按约解决纠纷，李加升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李立支付投资款、经营利润并承担相应利息。2019年1月31日，李加升向一审法院申请吴建孝、翟晓马作为本案共同被告参与诉讼，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吴建孝、翟晓马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2019年2月15日，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对钟楼区永红上上日用品商行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盈亏情况作出内部会计报表，报表显示截止2018年11月30日，超市共计亏损1430028.81元。并特别列明了2018年11月19日以工资名义付给李加升10000元及2018年11月29日以2018年度工资补贴5000元/月名义付给李加升60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依李立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常州永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涉案沪客隆超市实际盈亏情况进行司法审计。该所于2019年4月19日发函告知一审法院需要明确审计鉴定期间及李加升、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双方确认的财务核算资料原件。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5日针对本案司法审计需要明确事项及提交的材料，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听证。李加升认为鉴定日期应当为2018年12月3日，当日其离职并提出了退伙。李立、吴建孝、翟晓马认为2018年12月3日李加升突然离职，李立、吴建孝、翟晓马被迫接手，当时并未交接亦未盘库，无法进行审计，其责任在李加升。李立、吴建孝、翟晓马认为鉴定日期应当为2019年3月31日，当天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在通知李加升情况下，对超市进行了盘库，能够反映截止2019年3月31日前超市经营状况。李加升认为自2018年12月3日提出退伙离职后，超市的盈亏与其无关，如果按照该时间点审计，不能客观反映实际财务状况。双方当事人就鉴定期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未能提交双方确认的审计材料。2019年5月13日，因双方当事人未能就鉴定需要确定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未能取得司法审计所需资料，常州永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向一审法院发送司法鉴定业务退回函。2019年5月14日，一审法院司法鉴定部门对李立申请司法审计一案作出退案处理。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约定四人按照李加升30%、李立25%、翟晓马20%、吴建孝25%的份额进行投资成立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经营沪客隆超市。后因供应商性质产生的增值税问题，成立了钟楼区永红上上日用品商行，并以该个体工商户名义经营合伙超市。合伙投资款均用于钟楼区永红上上日用品商行，实际用于超市装修及设备等事宜，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系空壳公司。2018年12月3日李加升离职至李立接手超市，双方未对超市库存进行盘点。对于经营经过，李加升陈述超市实际为其与李立共同经营，李加升负责现场管理，工作向李立汇报沟通。对于李立、吴建孝、翟晓马辩称李加升存在多付给供应商款项的情况不属实。超市仓库收货员为李立的弟弟李勇，电脑数据录入有录入员，出纳也会最终审核，李加升并未参与。所有的支付只是依据收货数据进行的，所有收货凭证在李立掌握中，李加升无法作假。因李立停止李加升支付权限，李加升无奈离职。离职当天，李加升想通过李立弟弟联系李立进行离职交接，但李勇不予理睬，李加升无奈将交接资料放在办公室房间并告知了李勇。对于利润分配，李加升陈述因其现场实际负责超市经营，所以利润的10%先由其享有，剩余款项按照约定的投资比例分割。如有亏损，李加升则不需要先承担10%损失。李立、吴建孝、翟晓马陈述，超市实际经营者为李加升，李立只是一个月前往超市两三次。超市在成立之初是有一位吕姓会计，但在2018年2月即被李加升赶走。李立弟弟李勇于2018年6月才前往超市上班。李加升在经营期间并未能提交任何财务报表，其他合伙人对于超市经营实际盈亏并不清楚，2018年4月及8月要求李加升对账未果，李加升从未对超市进行过建账。李立、吴建孝、翟晓马也是基于李加升账面数据与实际库存数据不一致的情况才冻结了账户。李加升系突然离职，李立、吴建孝、翟晓马无奈接手超市。不同意李加升退伙要求，退伙应当基于双方认可能真实反映超市盈亏数据基础上协商处理。对于利润分配，双方约定无论盈亏，李加升先行承担10%，剩余部分按照投资比例分割。一审法院认为，李加升、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四人口头约定按照一定比例合伙投资开设超市，并约定利润分配方式，上述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对于李加升是否按约实际投入投资款的问题，李立分别于2018年12月26日的收入与支出汇总表及2018年12月28日自己出具的承诺书中确认了李加升实际投资款为105万元的事实，李加升与翟晓马电话录音中，翟晓马亦认可李加升投资105万元的情况。结合超市成立至本案起诉之前，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均未对李加升是否足额支付投资款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加升已经实际足额履行了支付约定投资款义务。李加升撤资退伙应当基于合伙人均认可的能够真实反映合伙超市经营情况的盈亏数据上。但在超市实际经营过程中并未对超市建立账册，李加升离职时双方并未进行盘库交接。其后，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实际经营案涉超市，持续发生经营行为，必然导致库存发生变动，其要求在2019年3月31日对超市进行盘点并以此作为审计的依据明显与常理不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未能就审计鉴定期间达成一致意见，亦未能提交双方认可的财务审计资料，导致本案所涉超市盈亏情况无法通过审计的方式予以确认。考虑到李立在超市经营中作用及其身为合伙个体工商户钟楼区永红上上日用品商行登记经营者身份，李立于收入与支出汇总表签字并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应当视为其认可李加升出资款项、总利润及利润计算公式。承诺书明确李加升撤资要求返还投资款并分红的诉求于2019年1月3日前解决，逾期由李立自行承担。因承诺书未与其他合伙人即翟晓马、吴建孝协商，故该承诺书只在李加升与李立之间产生相应约束力。李加升、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四人系个人合伙经营超市。李加升与李立均系合伙人，两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也无须征得翟晓马和吴建孝认可方能生效。现李加升撤资退伙要求并未能够解决，按照承诺书约定，李立应当承担退还李加升投资款并支付其认可盈利的义务。对于李立辩称承诺书及收入与支出汇总表签字系在李加升闹事的胁迫下签订，李立未能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应当支付的金额问题。李立、吴建孝、翟晓马辩称李加升多发12月工资及额外支取60000元，李立、吴建孝、翟晓马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相反，李立、吴建孝、翟晓马提交的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内部会计报表中明确10000元发放的系李加升11月工资，60000元以工资补贴形式予以发放，该部分李立于2018年12月26日签字确认的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中亦有体现，应当视为李立与李加升约定并同意发放李加升年度工资奖金60000元。对于李立、吴建孝、翟晓马辩称李加升存在向供应商多付货款及账目数据与实际库存数据存在差额的意见，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李立、吴建孝、翟晓马主张李加升多支取的29071元、两张收条载明的4681.1元及4800元。李加升认可29071元及4800元可以予以抵扣，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018年12月12日收条对应款项4681.1元，李立于2018年12月26日签字确认的收入与支出汇总表中已经列明，应当视为李立对该款项支取的认可，李加升亦将该款项列于自身提取款项，在计算时予以了扣除。故对李立、吴建孝、翟晓马要求在计算盈亏时额外再次扣除4681.1元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确认在合伙超市盈利情况下，李加升盈利分红为利润10%+剩余利润*30%，故一审法院依照该计算方式予以核定李加升与李立确认李加升应当分得利润，但承诺书中未将装修及硬件投资计入利润计算中，对其他合伙人明显不公，应当予以相应扣除。李加升与李立于2018年12月26日确认装修支出共计1005980.2元。考虑超市经营的特殊性，该部分的折旧期酌定为6年，按照李加升离职时实际使用期限一年计算入利润中。综上，李加升基于承诺书要求李立支付投资款及认可利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以核定数额予以支持，但要求翟晓马、吴建孝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李加升请求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一、李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加升投资款1050000元及利润144411.71元；二、李立以1194411.71元为本金支付李加升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李加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13元（李加升已预交），由李加升负担1220元，由李立负担15193元，李立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李加升。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李立确认，2018年12月28日其出具的承诺书中关于“利润需二个会计师事务所数据核对后……”中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指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常州永诺分公司和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上述事实，有当事人二审陈述在卷佐证。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就本案而言，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李加升、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四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四人先后以常州爱巴克商贸有限公司和钟楼区永红上上日用品商行为载体，合伙经营沪客隆超市。李加升起诉要求另三名合伙人退还其投资款并支付经营利润，实质是李加升提出了退伙的要求，依法应予准许，而无须征得另三名合伙人的同意。但是李加升要求另三名合伙人共同承担退还投资款和支付经营利润的主张，应当建立在对四人合伙经营期间积累的财产及合伙体盈亏情况等进行清算的基础上，若因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退伙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而本案中，李加升所主张的退还投资款及分配经营利润并无四合伙人共同签字确认的清算报告作为依据，一审据此认定不应由李立、吴建孝、翟晓马共同承担退还李加升投资款及支付经营利润的责任并无不当。第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本案而言，结合李立于2018年12月26日在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常州永诺分公司制作的支出及收入汇总表上签字的行为，以及其于2018年12月28日所出具承诺书的内容，可以认定李立作为合伙人之一，有条件的认可了李加升所主张的投资款和经营利润，也即如在2019年1月3日前未有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核对数据后做出不同结论，李立便认可李加升依据霍尔果斯悟空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常州永诺分公司所作汇总表上载明的相关数据而提出的主张，并应在2019年1月3日前解决款项返还和支付问题，否则由李立个人承担责任。此为李立与李加升之间的个人约定，效力不及于另两名合伙人。李立主张其在支出及收入汇总表和承诺书上的签字均系李加升干扰超市正常经营情况下其被迫签署，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依照支出及收入汇总表和承诺书的内容，认定应由李立个人向李加升返还投资款105万元、并支付相关利润并无不当。李立上诉所涉及的第12个月工资及年终6万元奖金问题，在收入及支出汇总表上亦有所反映，因李立已签字认可，一审认定李加升有权获得该部分劳动报酬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立的上诉意见依据不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50元，由李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秋云审判员  是飞烨审判员  周韵琪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汪芫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