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发，男，196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志，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然，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联腾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横七条**院**商业****2-822。法定代表人：张生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蓉，北京道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长发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中联腾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腾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5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刘长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一审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我自2017年5月27日入职中联腾达公司工作，至2018年2月28日被告知因工作项目终止而解除劳动关系，但此间中联腾达公司未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支付我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也未依法提前30天通知。由于我当时不清楚单位名称，导致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所针对的用人单位主体有误，遂在撤诉后以中联腾达公司为用人单位主体再次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故我的各项诉讼请求并不超过时效期间。中联腾达公司辩称，认可刘长发银行对账单上显示我公司发放工资的期间与刘长发存在劳动关系，刘长发在2018年2月28日后自行离职，其于2020年1月向我公司提出支付各项钱款的请求均已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不同意刘长发的上诉意见。刘长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中联腾达公司与我在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中联腾达公司向我支付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2500元；3.中联腾达公司支付我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12800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068元；4.中联腾达公司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未提前30天通知的一个月工资2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长发原系中联腾达公司电工，月工资标准为2500元，中联腾达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刘长发上一个自然月的工资。2018年2月28日后，刘长发未继续在中联腾达公司工作。2020年1月14日，刘长发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中联腾达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要求中联腾达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未提前30天通知的一个月工资。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1569号裁决书，裁决：一、刘长发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与中联腾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刘长发的其他仲裁请求。刘长发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刘长发主张其自2017年5月27日入职中联腾达公司工作，中联腾达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向其支付过工作日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因中联腾达公司安排其工作的北汽新能源项目终止，中联腾达公司未提前30天通知即于2018年2月28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就上述主张，刘长发出具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对账单加以证实。其中，交通银行对账单显示中联腾达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27日、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2月12日、2017年12月29日、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9日向刘长发支付工资2500元/月，2018年4月16日支付工资数额为2750元。中联腾达公司对上述刘长发交通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表示认可该银行对账单所显示的工资支付期间即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4月15日与刘长发存在劳动关系，且称其公司与刘长发签订过劳动合同，后刘长发自行离职，没有告知单位也没有办理离职交接，不认可刘长发所述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及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情况。但中联腾达公司并未就上述主张出具相应证据加以证实，并以刘长发提出的各项给付请求均已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进行抗辩，不同意给付。刘长发提交（2018）京0115民初23798号案件卷宗材料，称其此前曾就本案诉讼请求事项，以案外人北京中联创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主体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后因所诉用人单位主体有误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长发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劳动关系起始时间，而中联腾达公司认可双方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4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结合已查明的事实，确认刘长发与中联腾达公司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刘长发应在上述时效期限内主张相应权利。虽然刘长发曾针对案外人北京中联创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起诉，但该行为并不产生其向中联腾达公司主张权利时效的中断。因此，刘长发于2020年1月向中联腾达公司提出支付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未提前30天通知的一个月工资的请求均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故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刘长发于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与北京中联腾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刘长发的诉讼请求。二审补充查明，刘长发在一审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中还有其名下的北京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韩雪军分别于2017年7月30日、2017年8月1日、2017年9月7日向刘长发转账1000元、1500元、2500元。刘长发称上述三笔转账系其入职中联腾达公司工作初期的工资，是经由工作项目上的管理人员韩雪军账户支付的，2018年2月28日因工作项目终止离职也是由韩雪军口头通知的。中联腾达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刘长发所提交的上述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但称对韩雪军转账行为性质无法确认，不能以此证明是其公司发放刘长发的工资。另，刘长发未办理交接突然就不来上班了，也导致其公司与北汽的新能源项目合作不愉快。中联腾达公司在二审中称刘长发所工作的北汽新能源项目系其公司与甲方的合作项目，韩雪军系合作项目甲方人员而非项目负责人。但中联腾达公司并未就上述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此外，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刘长发主张其自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在中联腾达公司工作，并提供了此间的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其工资发放情况。虽其中显示2017年8月之前的款项系由韩雪军转账，但韩雪军向刘长发转账款项的金额与刘长发的月工资相符，且中联腾达公司认可刘长发系在其公司项目岗位工作，认可韩雪军系项目人员，而中联腾达公司所述韩雪军系其公司合作项目甲方人员，韩雪军向刘长发转账的款项并非其公司支付刘长发工资的主张，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另，中联腾达公司虽称与刘长发签订有劳动合同及表示认可自2017年8月1日与刘长发存在劳动关系，但亦未就与刘长发签订劳动合同及刘长发系2017年8月1日入职其公司的情况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综合上述因素，刘长发作为劳动者已在其举证能力限度内就其在中联腾达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提供了相应证据，中联腾达公司仅以不认可韩雪军向刘长发转账支付款项系其公司支付刘长发的工资为由否认刘长发所述的入职工作时间，理由不充分，不应予以采纳。刘长发要求确认中联腾达公司于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刘长发自述因中联腾达公司工作项目终止而于2018年2月28日被解除劳动关系，其此后亦未再向中联腾达公司提供实际劳动，故双方之间劳动关系至此终止。刘长发于2020年1月向中联腾达公司提出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工作期间加班工资、解除劳动关系未提前30天通知的一个月工资的给付请求，中联腾达公司不予认可，且以刘长发的请求均已超过劳动争议一年的申请仲裁时效期间进行抗辩，故一审对刘长发的上述各项请求均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刘长发以曾针对案外人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为由主张其请求不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长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56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256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北京中联腾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与刘长发在2017年5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刘长发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长发负担5元（已交纳），由北京中联腾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张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金铭书 记 员 蒋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