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苏03行终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春红，女，1969年2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睢宁县公安局，住所地江苏省睢宁县永盛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新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亮，睢宁县公安局睢城派出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朱刚，江苏仁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春红诉被上诉人睢宁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徐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苏8601行初1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5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朱春红，被上诉人睢宁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郭亮、朱刚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9月10日，公安机关接到关于朱春红于2019年9月9日北京举办建国七十周年重大活动期间乘车进京的警情。经初查，睢宁县公安局当日受理为治安行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睢宁县公安局对朱春红进行了传唤、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对张新访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收集了公安机关对仝德芹、朱明红的询问笔录及董超、陈宜科的自述材料；对朱春红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检查并对其中部分物品进行证据保全等处理，后将剩余物品交由朱春红亲属领回；调取了朱春红的违法犯罪经历及相应行政处罚决定书、朱春红等人的户籍信息证明、火车票、通话记录及朱春红的残疾人证。睢宁县公安局调查后向朱春红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理由、依据，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957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决定书查明“朱春红曾因至北京敏感地区违法信访被睢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其于2019年9月9日8时许，在北京举办庆祝建国七十周年重大活动期间，经教育训诫，仍乘坐高铁前往北京。”该决定书认定“朱春红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决定对朱春红行政拘留八日”，睢宁县公安局制作相应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朱春红送达。前述行政处罚决定已执行完毕。朱春红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遂提起本次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确认睢宁县公安局行政处罚朱春红的行为违法、撤销957号行政处罚决定，判令睢宁县公安局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进行赔偿，并返回扣押朱春红的相关物品，本案的诉讼费用、交通费用由睢宁县公安局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睢宁县公安局作为朱春红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管辖认定朱春红实施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相关行政案件并作出957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职权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睢宁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朱春红在相关政府部门已对其进行法律宣传的情况下，于2019年9月9日北京举办重大活动期间，携带控告书等材料乘火车至北京，后被接回的事实。睢宁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作出957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朱春红行政拘留八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并无明显不当。睢宁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告知陈述和申辩权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其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于朱春红要求睢宁县公安局对其进行国家赔偿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睢宁县公安局作出的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朱春红的此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朱春红要求睢宁县公安局返还其残疾人证复印件、疾病诊断证明书、控告书、身份证件的主张，根据现有有效证据，残疾人证复印件、疾病诊断证明书、控告书为睢宁县公安局在本案所涉行政案件调查过程中依法取得，用以佐证其在案涉治安行政案件调查过程中查明的相关事实，故不应予以返还；同时，并无证据证明睢宁县公安局实际控制了朱春红述称的身份证件，且朱春红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朱春红要求睢宁县公安局返还其身份证件的主张缺乏相应依据。因此，朱春红的前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对于朱春红要求睢宁县公安局向其支付交通费用的主张。本案中，朱春红未说明交通费用发生的相关情况，亦未举证证明，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睢宁县公安局对此亦未认可，故朱春红的此项主张缺乏必要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春红的诉讼请求。 朱春红不服，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事实未调查核实，判决错误。上诉人于2019年9月9日去北京看病，被上诉人称9月10日接到报警电话后关押，实则9月9日就已经将上诉人关押在派出所，其程序违法。2、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当场交付上诉人，也没有处罚前告知，被上诉人未听取上诉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3、原审法院认定张新访、董超、陈宜科等人的询问笔录，程序违法，法律规定与另一方有利害关系的证言无效。4、仝德芹、朱明红的询问笔录是被上诉人捏造事实真相、诬告陷害上诉人，因上诉人与仝、朱二人不认识，请二审法院传唤二人到庭质证。5、被上诉人扣押上诉人的物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得扣押。6、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适用法律错误。7、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居住地公安机关，具有管辖、认定、处罚权，这一点适用于违法行为人，上诉人没有违法行为，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2019年9月9日就关押上诉人，属于程序违法，任何法律也没有规定9月9日中国公民前往北京是违法行为，被上诉人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8、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寻衅滋事。故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重新判决；2、撤销睢公城行罚决字(2019)9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查明被上诉人睢宁县公安局行政处罚上诉人8日行为违法；3、扣押上诉人私有物品返还上诉人；4、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交通费用；5、依照国家赔偿法，判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6、依法查明被上诉人在派出所，欺诈上诉人在白纸条上签字的违法意图，解除拘留时，在拘留所以接上诉人回家为由欺骗逼迫上诉人在多张不明条款上签字和空白格纸上签字的违法行径意图；7、依法彻查2019年9月9日被上诉人关押上诉人两天两夜的视频证据；8、依法彻查上诉人在北京寻衅滋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监控录像视频。 被上诉人睢宁县公安局辩称，被上诉人无任何逼迫行为，亦未要求上诉人在空白纸上签字。被上诉人依据法律法规对上诉人进行传唤、询问，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视听资料已经能够证明相关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卷移送至本院，本判决书不再累述。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原审判决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正确，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春红在北京举办重大活动期间，携带控告书等材料至北京，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有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对上诉人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决定，并无不当。经审核，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履行了立案、传唤、调查、告知陈述申辩权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要求。被上诉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其进行国家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返回扣押其残疾人证复印件、疾病诊断证明书、控告书、身份证件等，其中残疾人证复印件、疾病诊断证明书、控告书系被上诉人为查明案件事实在调查过程中获取的，不应予以返还，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身份证件被被上诉人扣押，故该主张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其支付交通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春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艳丽 审判员  黄传宝 审判员  徐 冉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王 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