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81民初999号 原告：李冬女，女，1969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原告：李新昌，男，196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毅，浙江万申佳（龙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龙泉市查田镇墩头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81780470969M。 法定代表人：吴新平。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雅丹，浙江金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政宏，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新平，男，196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龙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盛有，龙泉市信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冬女、李新昌与被告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平公司）、吴新平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疑难复杂，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李冬女及其与原告李新昌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陈君毅、被告兴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新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雅丹、陈政宏、被告吴新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盛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冬女、李新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给原告担保补偿金325.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18日，原告夫妇与被告兴平公司签订《关于李冬女、李新昌为兴平公司贷款担保的协议》（以下简称《贷款担保协议》），双方约定：原告二人为兴平公司在龙泉××银行的贷款（金额不超过220万元）提供担保，作为回报被告兴平公司则承诺给予原告相应的担保补偿金，具体标准详见上述协议第十条之约定，即在被告兴平公司所有的矿山被国家铁路建设征用后，以国家赔偿款总额为基数，按原告为被告兴平公司提供的担保次数给付原告相应的担保补偿金（第一次提供担保给付比例是4%，之后每增加一次担保，补偿金即递增1%）。前述协议订立之后，两原告分别于2016年5月26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9月28日、2018年3月30日四次为被告兴平公司在浙江龙泉××银行的贷款（贷款金额均为220万元整）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0年4月下旬，被告兴平公司所有的竹口桥石英矿山被衢宁铁路龙泉段建设项目所征用，获得了总金额计4650万元整的赔偿费，且该笔赔偿费目前已经实际支付到账。根据以上情形，依照双方的约定，被告兴平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担保补偿金325.5万元（4650万元×7%）。如今虽经原告多次催讨，但被告始终拒不按约支付该笔补偿金，从而构成违约，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鉴于目前被告兴平公司银行账户中的款项绝大部分已经被被告吴新平擅自转移至其个人账户，存在抽逃或挪用企业资金，逃避债务的情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吴新平应对被告兴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现特此诉诸贵院，恳请法院依法受理并判如所请。 被告兴平公司辩称：一、《贷款担保协议》签订的背景是，案涉贷款在2015年时的担保人为周建良、叶丽霞、郎剑、叶冬梅、吴新平、郎艳及元仙琴共七人，贷款期限一年。至2016年5月，该笔贷款须转贷，当时担保人周建良、叶丽霞两人系夫妻关系，在贵州经商不在龙泉，原龙泉民泰银行行长有意为难，既不同意信贷员前往贵州让担保人周建良夫妻签字，又提出即便周建良夫妇能回来签字，也已经不属于其放心的担保人人选。答辩人提供多个担保人，原龙泉民泰银行行长均表示不行，其表示可以介绍两位担保人，即两被答辩人。2016年期间，答辩人名下及答辩人使用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新平名义对外的银行贷款共有多笔，分别在农商行、龙泉泰隆银行及龙泉民泰银行，贷款本金合计有500余万元。且以上贷款的贷款期限接近，若其中有一笔无法顺利转贷都势必会导致资金链全面断裂。面临以上经济窘境，答辩人法定代表人万分焦急，主动向原民泰行长提出另外提供两位有担保能力的担保人，原民泰行长同样没能同意，并在此时主动向答辩人提出其有两个“放心”的担保人人选。在原民泰行长牵线下，答辩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新平与被答辩人第一次见面，而被答辩人及原民泰行长在当时十分清楚铁路线路征用答辩人矿山的事情。被答辩人提出为答辩人在龙泉民泰银行的担保金额不超过220万元，连续担保不超过3年，答辩人须支付答辩人担保补偿费（以铁路征用补偿款为基数，按签字次数比例递增）。案涉《贷款担保协议》系被答辩人起草打印好之后再给答辩人签字盖章，答辩人转贷迫在眉睫，不得已在协议上签字盖章。案涉贷款已于2019年3月结清，被答辩人为该笔贷款的担保时长共2年10个月。协议签订后，被答辩人分别于2016年5月26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9月28日、2018年3月30日四次为答辩人担保签字。其中2017年4月11日、2017年9月28日两笔贷款期限被缩短为不到6个月，变相增加了被答辩人的签字担保次数。2019年3月29日，原行长不在职后，答辩人的上述贷款续贷提供的担保人便不再被挑剔，贷款程序一切恢复正常。 二、《贷款担保协议》应当被确认无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督职责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对未经审批擅自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要坚决予以取缔。”国务院令第683号《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融资担保，是指担保人为被担保人借款、发行债券等债务融资提供担保的行为。融资担保行为具有盈利性，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市场的健康及稳定发展。《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未经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融资担保业务。”上述两部均为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现行有效。被答辩人通过与答辩人签订《贷款担保协议》，为答辩人担保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以补偿为名，实则收取高额的担保费用。被答辩人未经审批不具有融资性担保资格，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的行为系非法经营，已违反了国家强制性规定，故《贷款担保协议》因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确认无效。浙江龙泉××银行设置贷款障碍，介绍贷款担保人（即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担保补偿协议，以缩短贷款期限，恶意增加贷款担保人签字的次数，增加补偿金的金额，浙江龙泉××银行与被答辩人恶意串通，迫使原告签订《贷款担保协议》损害了答辩人的利益。因此，《贷款担保协议》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二、第五款，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同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 三、退一步讲，即使《贷款担保协议》有效，本合同也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1、被答辩人通过他人得知答辩人企业发生巨大资金周转困难并且被告矿山可能被征收的情况，利用这一情况与原告签订协议，收取巨大的补偿费用，违反公平原则。征收该点被详细载入《贷款担保协议》的主条款中即为印证。 2、该协议约定所谓“担保补偿款”，并非针对答辩人无力归还贷款造成被答辩人承担担保风险后的补偿，而是特指对于答辩人矿山征用后被答辩人期待的“担保利益”。可见，被答辩人在协议签订时即明知答辩人铁路征用补偿的事实明确，征用属实，那么案涉贷款即无还款上的风险。若贷款无归还风险，即等同于无担保风险。而被答辩人在明知无担保风险的情况下仍要求获取高额所谓“担保补偿”，即为明显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且案涉担保贷款总额共220万元，现被答辩人主张要求325万元补偿款，所获利益超出担保风险如此之多，更是权利义务极度不对等的直接表现。即便后续转贷三次，但转贷须是在结清前面贷款本息之后重新再次贷款，涉及被答辩人的担保风险只有案涉一笔共220万元，转贷并不会导致担保人的担保风险增加。但被答辩人当时却在明知转贷并不致担保风险增加的情况下，要求以签字次数（即转贷次数）为基础递增比例，抬高担保的有偿金额。可见，在案涉协议签订时，被答辩人在权利义务极不对等的情况下仍希望获取过度暴利的意图非常明显。我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案涉《贷款担保协议》在签订时即已明显违反了以上合同法中有关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 3、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担保补偿金325.5万元，而同类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收费标准也仅为合同担保额的2%-3%，本案中也仅为44000元-66000元。可见，被答辩人的可得利益超过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担保费用的价款大大超出了市场同类业务报酬标准，根据民通意见72条，双方权利义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属于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90号）第（七）条规定，“为促进担保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对主要从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的担保机构，担保费率实行与其运营风险成本挂钩的办法。基准担保费率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0%执行，具体担保费率可依项目风险程度在基准费率基础上上下浮动30%-50%，也可经担保机构监管部门同意后由担保双方自主商定。”以上《意见》中如与其运营风险成本挂钩、可依项目风险程度上下浮动等规定，均系紧紧围绕合同法第五条权利义务对等、公平合理基本原则之下所制定。故答辩人认为若本案在法院综合评定后认为合同不属无效或可撤销合同的，亦应在严格遵循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照该国办发（2006）90号《通知》的规定对担保的有偿金额进行调整。本案中，被答辩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关于担保费率的约定已经担保机构监管部门同意，双方的自主商定无效。据查，2020年央行贷款利率1-5年（含5年）利率为4.75%，其50%为2.375%，下浮30%-50%为1.1875%-1.6625%，上浮30%-50%为3.0875%-3.5625%。具体到本案中，该担保费下浮为26125元-36575元，上浮为67925元-78375元。两被答辩人系自然人而非营利性担保公司，不具有开支成本，且共有6人作连带保证，未约定担保份额，其为1/3的担保份额，故调整为下浮30%-50%的档次较为合理。 四、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上述担保补偿行为也可理解为反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本案中，被答辩人为答辩人向浙江龙泉××银行贷款22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而双方签订的《贷款担保协议》，约定补偿条款是为了督促答辩人及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不让被答辩人遭受经济损失。现答辩人与浙江龙泉××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2018年3月30日所签《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均已于2019年3月25日履行完毕，答辩人并未违约，被答辩人亦未承担担保责任，无任何经济损失。故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主合同履行完毕，担保合同与反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自然失效。显然，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支付担保补偿款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依法驳回或予以调整。 被告吴新平辩称，答辩人是被告兴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6月18日，因衢宁铁路浙江段建设项目需经过兴平公司坐落于竹口桥的石英矿，九景衢铁路浙江有限公司与兴平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九景衢铁路浙江有限公司将按政府的有关标准给予补偿，并在动工建设时支付。兴平公司因经营需要，曾于2014年5月向浙江龙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剑池支行（以下简称民泰银行）申请借款22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由郎剑、叶冬梅、周建良、叶丽霞、吴新平、郎艳、元仙琴提供担保。2015年4月13日该笔借款办理了续贷手续，仍由前述7人担保。2016年4月8日，该笔贷款到期，答辩人代表兴平公司与时任民泰银行行长吴建珺联系，要求办理续贷手续时，吴建珺表示续贷可以，但需要更换其中两个担保人，称周建良夫妻二人外出经商，已不适合做担保人。所以答辩人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另找了两个担保人，并将个人资料交给吴建珺，但吴建珺直接表示不同意。随后，答辩人又再连续找了两对夫妻担保，吴建珺同样不问缘由而不予同意。同时，吴建珺对答辩人讲“她倒是可以为兴平矿业公司推荐两个（一对夫妻）担保人，是她丈夫的朋友，帮宋德光做工程的，有实力，他俩夫妻担保她放心，但需要一定的费用”。此时，答辩人作为公司负责人已经意识到若不按照吴建珺的意思接受其推荐的两个担保人，就办不成续贷手续，公司资金必然就此断链，公司将陷于倒闭。无奈之下，兴平矿业公司只好与素未谋面的两原告签订了由其拟好的《贷款担保协议》。根据上述事实，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担保金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一、案涉《贷款担保协议》是原告与兴平矿业公司签订，担保对象是兴平矿业公司，答辩人仅是作为兴平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合同主体只有原告和兴平矿业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要求答辩人支付担保补偿金于法无据。 二、原告称“兴平矿业公司存在抽逃资金，逃避债务的情形”毫无依据。资金流动是企业行使经营权的重要内容，不可能由于原告认为与兴平矿业公司有纠纷，兴平矿业公司的财务就得停止运作。况且当下兴平矿业公司账户中已经被原告保全冻结了325.5万元。原告要求答辩人支付补偿金于理不通。 三、原告在诉请中主张两被告共同支付，而在事实理由中则认为被告吴新平应对被告兴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正说明原告对答辩人的主张是牵强附会、含糊不清。 四、案涉《贷款担保协议》为无效合同，依法不应履行。 1.协议是兴平矿业公司处于危困之际，由民泰银行行长操控而签订，系典型的乘人之危。2.此次担保为有偿担保，两原告不具备签订有偿担保协议的资质条件，不符合《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3.协议中补偿金的计算方式也明显不合理。原告用于计算补偿金的基数是矿山征用赔偿金额，而矿山征用与贷款担保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分明是有人觊觎兴平矿业公司的矿山征用补偿款而借机设套。4.案涉贷款共有6人担保，贷款总额为220万元，即使兴平矿业公司不履行债务，两原告最终要承担的责任也无非是70余万元，而原告要求支付的所谓补偿金却高达325.5万，已远远高出了贷款本息总额，明显有失公平合理。5.原告虽提供了担保，但实际也未承担还款责任，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因衢州至宁德铁路浙江段工程需经过被告兴平公司的竹口桥石英矿采矿权范围，2014年6月18日，九景衢铁路浙江有限公司与被告兴平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兴平公司依据铁路工程建设的需要，同意线路在其矿权范围通过，并且为拟建铁路预留一定的安全距离，以确保铁路建设和采矿工程的安全。若新建铁路衢州至宁德铁路浙江段工程需征收征用部分或全部矿区，九景衢铁路浙江有限公司将按政府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标准给予补偿，并在该范围工程动工建设时支付。 2015年4月13日，被告兴平公司与浙江龙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剑池支行（以下简称民泰银行剑池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浙龙民泰村银保借字第ＤＫ930815000115号《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兴平公司向该行借款22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自实际（首次）提款日起2016年4月8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1.45‰，借款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贷款到期（含提前到期），利随本清。被告吴新平、案外人郎艳、郎剑、叶冬梅、周建良、叶丽霞、元仙琴自愿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告吴新平以位于XXX房产、位于XXX土地为2015年4月10日至2017年4月8日期间在最高余额645000元内兴平公司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贷款到期后，被告兴平公司向民泰银行剑池支行申请续贷，但因原保证人周建良外出经商，民泰银行剑池支行不同意其作为担保人。 后经人介绍，被告兴平公司与原告李冬女、李新昌相识。双方于2016年5月18日签订《关于李冬女、李新昌为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担保的协议》，约定由两原告为被告兴平公司在浙江龙泉××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该笔银行贷款金额不超过220万元，该笔贷款的其他担保人由兴平公司自己提供，李冬女、李新昌享受的本协议中的担保补偿其他人不能享受。兴平公司在民泰村镇银行的贷款到期后需要转贷时，在兴平公司还清本息之后，李冬女、李新昌继续为兴平公司的该笔贷款提供担保，连续担保的时间不超过3年。兴平公司一旦获得国家铁路建设征用矿山的赔偿，必须第一时间还清李冬女、李新昌担保的该笔贷款，李冬女、李新昌不再继续为兴平公司担保。如国家铁路建设征用兴平公司矿山，兴平公司按以下标准给李冬女、李新昌作为担保的补偿：1.李冬女、李新昌享受的利益与担保的次数成正比，担保的次数越多，享受的利益越多；2.每一次贷款签一次合同视为一次担保，第一次担保享受国家现金赔偿款总额的4%（国家现金赔偿款总额包括兴平公司因被征用得到的全部补偿款和矿区所有机械设备、房屋等一切的实物和权利的折现补偿部分），第二次担保较第一次担保递增1%，即享受国家现金赔偿款总额的5%，第三次担保较第二次担保递增1%，即享受国家现金赔偿款总额的6%，以此类推，每次担保较上一次担保递增享受国家现金赔偿款总额的1%；3.其余设备、办公楼折现后的实物归兴平公司所有，李冬女、李新昌只按比例享受折价现金部分，实物不再分割。如果国家铁路建设确定不征用该矿山，则李冬女、李新昌停止为兴平公司担保，兴平公司应一次性补偿李冬女、李新昌担保费（每次担保费为20万元），在贷款到期之前兴平公司要将担保补偿金额一次性打入李冬女、李新昌指定账户。 2016年5月26日，被告兴平公司与民泰银行剑池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浙龙民泰村银保借字第ＤＫ930816000166号《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兴平公司向该行借款22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自实际（首次）提款日起2017年4月8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10.128‰，借款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贷款到期（含提前到期），利随本清。原告李冬女、李新昌及被告吴新平、案外人郎艳、郎剑、叶冬梅自愿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到期后，被告兴平公司又三次向民泰银行剑池支行续贷220万元，贷款期间分别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9月25日，2017年9月28日至2018年3月26日，2018年3月30日至2019年3月25日，借款利率分别为月利率9.143‰、9.143‰、9.35‰，担保人均为原告李冬女、李新昌及被告吴新平、案外人郎艳、郎剑、叶冬梅。最后一次贷款到期后，被告兴平公司偿还了220万元的贷款。 2020年4月21日，衢宁铁路龙泉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与被告兴平公司签订了《衢宁铁路浙江段压覆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竹口桥石英矿采矿权补偿协议》，双方约定衢宁铁路浙江段建设项目压覆兴平公司竹口桥石英矿，压覆补偿总费用为4650万元，并约定了款项支付方式及其他相关内容。衢宁铁路龙泉段工程建设指挥部分别于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7日向被告兴平公司支付采矿权补偿款1000万元、3450万元。因被告兴平公司收到相关补偿款后未向原告支付担保费325.5万元，遂涉诉。 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为原告李冬女、李新昌提交的身份证、2016年5月26日《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2017年4月11日《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2017年9月28日《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企业信息查询单、《协议书》；被告兴平公司提交的2015年4月13日《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经原告申请及本院调取的浙江龙泉××银行分户明细对账单；原告李冬女、李新昌和被告兴平公司共同提交的2018年3月30日签订的两原告作为保证人的《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关于李冬女、李新昌为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担保的协议》、《衢宁铁路浙江段压覆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竹口桥石英矿采矿权补偿协议》、银行电子回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被告兴平公司提交的业务凭证、2016年5月26日《浙江龙泉××银行借款合同》、2016年9月30日《浙江龙泉××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2019年3月29日《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浙江龙泉××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2018年3月30日签订的并非由两原告作为保证人的《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2019年3月30日《浙江龙泉××银行保证借款合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小额保证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兴平公司提交吴晓敏、周建良的证明及毛丽龙的说明，系证人证言，但证人均未到庭作证，故对于该证明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贷款担保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2.案涉《贷款担保协议》是否可撤销；3.担保费用的标准如何确定；4.被告吴新平是否为支付主体。 关于案涉《贷款担保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案涉的《贷款担保协议》约定的是两原告为被告兴平公司在民泰银行剑池支行贷款提供担保，由被告兴平公司根据担保次数给予相应的补偿。由此可见，无论最终两原告是否承担了担保责任，被告兴平公司均应支付相应的费用，故本院认为案涉《贷款担保协议》系有偿担保合同。 被告兴平公司及吴新平辩称，案涉《贷款担保协议》系两原告与民泰银行恶意串通签订的，并且违反《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提供担保服务，系无效合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针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应当参照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评判。《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该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本条例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案涉《贷款担保协议》于2016年5月18日签订，早于《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施行，但结合协议约定两原告享受的利益与其提供担保的次数成正比，可见，协议中关于有偿担保的约定是基于两原告与民泰银行剑池支行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而两原告最后一次作为保证人与民泰银行剑池支行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是在2018年3月30日，是发生在该条例施行后，应当适用该条例，本次有偿担保的约定违反了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约定。前三次有偿担保行为，签订《保证借款合同》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5月26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9月28日，均在该条例施行前，系有效约定。另外，银行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对于保证人的资格审核系其内部管理事项，被告兴平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原告与浙江龙泉××银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综上，本院认为，案涉《贷款担保协议》涵盖了《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施行前后，对于该条例实施后，于2018年3月30日发生的担保行为的有偿约定属于无效约定，对于其余三次的担保行为的有偿约定为有效约定。 关于案涉《贷款担保协议》是否可撤销问题。被告兴平公司辩称，案涉《贷款担保协议》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结合当时被告兴平公司的矿山征收已经达成初步的协议书，而约定按照被告兴平公司采矿权补偿款为基数计算出担保费高达325.5万元，明显高于贷款的金额220万元，即便在矿山未征收的情况下除了支付贷款利息仍需支付80万元的担保费，也明显高于民间借贷中受保护的最高利率，显失公平。但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现被告兴平公司要求撤销案涉协议，距离合同签订已超过一年，故对其要求撤销案涉《贷款担保协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担保费的标准问题。被告兴平公司辩称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90号）第（七）条规定进行调整，但该通知已于2015年11月27日被《国务院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国务院文件的决定》（国发[2015]68号）宣布失效。结合上述合同效力的认定，案涉《贷款担保协议》对于2018年3月30日发生的担保行为的有偿约定系无效约定，当事人不能基于无效约定获得收益，故对于该部分的担保费，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有效部分的约定，考虑到案涉协议约定的担保费过高且显失公平，本案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予以调整。结合民间融资成本、被告兴平公司申请贷款的利率、保证人承担的风险大小以及本案的实际情况等因素综合分析，本院酌定被告兴平公司应向两原告支付担保费46万元。 关于被告吴新平是否为支付主体问题，被告吴新平并非案涉《贷款担保协议》的当事人和案涉贷款的借款人，且两原告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吴新平无需对兴平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冬女、李新昌担保费46万元； 二、驳回原告李冬女、李新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2840元，由原告李冬女、李新昌共同负担28199元，被告浙江兴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6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 靖 人民陪审员  叶蓬伟 人民陪审员  叶娟花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杨 静 附法院收款账户： 开户银行：浙江龙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开户名称：龙泉市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 开户账号：6228××××5206 法官提示： 权利人执行风险： 申请人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期间，自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义务人执行告知： 如果你按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期限自动履行法定义务，符合《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可予以减免案件受理费。自动履行后，可向法院申请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 如果你未按生效裁判文书履行法定义务，你将会面临：曝光不良信用信息、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并向所在单位（组织）通报情况。如果你规避执行，视情节轻重对你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