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33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原告)：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德威大厦****。法定代表人：张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怀东，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告)：夏伟，男，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上诉人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夏伟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55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洁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爱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夏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由夏伟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8年7月10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明确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8年7月15日至2020年1月14日。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自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严重违背劳动合同书约定。2.上述劳动合同到期后，夏伟拒绝续签劳动合同。且从2020年1月14日起，夏伟未到公司上班，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在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5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严重违背客观事实。3.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明确约定工资标准为6,500元/月，爱洁公司从未变更或者调整夏伟工资标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夏伟年薪12万元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爱洁公司按10,000元/月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错误。因双方劳动合同在2020年1月14日到期后，夏伟拒绝续签劳动合同，且不愿意再到公司上班，在此情形下，爱洁公司无义务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三、爱洁公司提供79,600元对夏伟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因夏伟拒绝续签劳动合同，故夏伟应赔偿爱洁公司该培训费用损失。四、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官“指导”夏伟继续收集何种证据，且夏伟第二次、第三次开庭提交的证据均超过举证期限，而一审法院却予以采信，故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夏伟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爱洁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爱洁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1.爱洁公司无需支付夏伟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4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4,933.30元；2.爱洁公司无需支付夏伟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0,000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夏伟承担。夏伟一审的诉讼请求:1.爱洁公司支付夏伟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5月8日拖欠的工资44,540元；2.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拖欠的加班费1,909.09元；3.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差欠工资赔偿金46,449.09元（44,540元+1,909.09元）、差欠工资经济补偿金11,612.27元（46,449.09元×25%）。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伟2018年7月1日入职爱洁公司处，工作岗位为财务总监。2018年7月10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15日至2020年1月14日止，工资标准为6,500元/月。爱洁公司为夏伟缴纳了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其中个人承担部分尚未代扣。夏伟的女儿夏琪并非爱洁公司员工，但爱洁公司为其缴纳了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17年11月后，武汉市中心城区最低工资标准为1,750元/月。2020年春节假期（含法定节假日和调休）为1月24日至31日，因新冠病毒疫情湖北省延长春节假期至2月13日。2020年6月8日，夏伟向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夏伟与爱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2018年7月1日至今拖欠的工资47,909元；3.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10,000元；4.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0,000元。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8月10日作出岸劳人仲裁字[2020]第85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4日期间工资差额24939.3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驳回夏伟的其他仲裁请求。夏伟与爱洁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决，并诉至一审法院。一审诉讼中，夏伟称因疫情原因公司停工至2020年4月7日，夏伟2020年1月24日至4月7日间未上班，4月8日公司复工后，夏伟一直工作至5月8日止。夏伟为证明其陈述，提交了钉钉软件考勤记录（显示夏伟在爱洁公司考勤打卡至2020年5月8日）、2020年4月8日爱洁公司复工开会照片和工作流程记录原始载体（显示夏伟2020年5月6日向爱洁公司总经理张宁提交财务管理中心通用费用审批，张宁同意），拟证明夏伟在爱洁公司处工作至2020年5月8日。爱洁公司称夏伟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后未再上班且不愿续签劳动合同，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陈述或反驳夏伟的陈述与证据。一审诉讼中，夏伟提交《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审批表》照片复制件（显示《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审批表》上载明夏伟年薪12万，月度发放80%，8,000元/月，剩余20%在年终一并发放，生效日期2019年1月1日，人事总监谢某与总经理均在该表上签字确认）和夏伟与人事总监谢某2020年7月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夏伟称：按照《岗位薪酬确定表》，我每个月工资只发了80%，还有20%说好年终一起发，但一直没有给。谢某称：这是我经手的事我肯定晓得，为什么那时没发你当时怎么不说），拟证明双方约定夏伟工资标准为年薪12万，月度发放80%，8000元/月，剩余20%在年终一并发放。爱洁公司对《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审批表》照片复制件与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一审诉讼中，夏伟称爱洁公司按月8,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了2019年1月至12月工资共计96,384元（含银行实际转账金额和从应发工资中扣减的夏琪社保费用），2020年向其支付了工资和生活费共计6,220元（4,220元+2,000元），夏伟为证明其陈述，提交了银行流水、自行整理的工资表、夏琪社保缴费明细。爱洁公司对夏伟关于2019年1月至12月工资的陈述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工资明细表予以反驳，并称2020年向夏伟支付了2020年1月工资6,129.90元（4,220元+1,909.09元），未支付其他工资。一审诉讼中，夏伟称双方劳动关系因爱洁公司要求其离职而于2020年5月8日解除，爱洁公司称双方劳动关系系因夏伟在2020年1月14日劳动合同期满后不愿继续上班且不愿续签劳动合同而终止。双方均未就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夏伟在爱洁公司打卡至2020年5月8日，参加2020年4月8日爱洁公司复工会议且在2020年5月6日向爱洁公司总经理张宁提交财务管理中心通用费用审批的事实表明，夏伟在爱洁公司上班至2020年5月8日止。爱洁公司关于夏伟在2020年1月14日后未再上班的陈述与证据显示的事实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夏伟提交的《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审批表》照片复制件结合夏伟与人事总监谢某2020年7月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与夏伟已实际取得的工资金额互相印证，共同证明《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工资审批表》真实存在，爱洁公司批准夏伟年薪12万，80%按月发放，余20%年底发放，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故一审法院认定夏伟的工资标准为年薪12万元，每月10,000元，平时已按8,000元标准发放月工资，余2,000元/月应年底一并发放而未发放，爱洁公司应予补发，补发金额为24,000元（2,000元/月×12个月）。2020年以后，爱洁公司应在2020年1月1日至2月13日春节假期（含湖北省延长春节假期期间）以及2020年2月14日至3月13日因新冠病毒疫情停工后的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按正常工资标准向夏伟支付工资24597.7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21.75天×10天），在2020年3月14日至4月7日停工期间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向夏伟支付停工期间生活费1,020.83元（1,750元×70%÷30天×25天），在2020年4月8日至5月8日期间按正常工资标准向夏伟支付工资10,459.77元（10,000元+10,000元÷21.75天×1天），以上2020年工资与生活费共计36,078.30元。夏伟自认爱洁公司2020年共向其支付了工资与生活费6,220元，故爱洁公司还应向其补发2020年1月1日至5月8日工资差额29,858.30元。综上，爱洁公司共应向夏伟补发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8日间工资差额53,858.30元（24,000元+29,858.30元），但因夏伟仅主张44,540元，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用人单位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的原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爱洁公司关于夏伟在2020年1月14日后未再上班且不愿续签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因此终止的陈述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并采信夏伟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因爱洁公司要求其离职而于2020年5月8日下班后解除的陈述，在此情况下，夏伟有权要求爱洁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0,000元（10,000元/月×2个月）。爱洁公司关于不向夏伟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夏伟关于爱洁公司向其支付拖欠的加班费1,909.09元、差欠工资赔偿金46,449.09元、差欠工资经济补偿金11,612.27元的诉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案中不予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爱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夏伟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8日间工资差额44,540元；二、爱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夏伟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三、驳回夏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爱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应减半收取10元，由爱洁公司负担5元，免交5元。本院二审期间，爱洁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分别为，《武汉市东西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仲裁申请书》，证明本案证人谢某与爱洁公司存在劳动争议，双方之间有利害关系，其所述夏伟年薪为12万元不成立。夏伟质证认为，夏伟申请仲裁在前，而谢某与爱洁公司发生争议在后。二审审理中，爱洁公司与夏伟均认可夏伟入职爱洁公司的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首先，因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均认可夏伟入职的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其次，爱洁公司主张夏伟于2020年1月14日后，再未到公司上班，故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的时间应当为2020年1月14日，而非一审认定的2020年5月8日。本院对爱洁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理由如下：夏伟在一审中提供的钉钉考勤、复工照片以及钉钉工作请示截图，上述证据能够反映出夏伟参加了爱洁公司2020年4月8日复工会议，2020年5月6日其向爱洁公司总经理张宁提交财务管理中心通用费用审批以及夏伟在爱洁公司一直打卡至2020年5月8日。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夏伟在爱洁公司上班至2020年5月8日止。虽然爱洁公司陈述夏伟的钉钉考勤是由其他员工代为打卡，但爱洁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上，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8年7月10日至2020年5月8日。关于工资标准的问题。爱洁公司主张夏伟的工资为每月6,500元，夏伟则主张其工资为年薪12万元。本院采信夏伟的主张，理由如下：首先，虽然爱洁公司与夏伟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夏伟的工资为每月6,500元，但从爱洁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爱洁公司每月实际向夏伟发放的工资均已超过6,500元，而爱洁公司对此并未提供超出6,500元部分为何款项，且如何计算的证据，故爱洁公司主张夏伟的工资为每月6,500元与实际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夏伟为证明其工资为年薪12万元，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其与爱洁公司的原人事总监谢某之间的微信聊天录音，从该录音所反映的内容来看，爱洁公司向夏伟每个月只发工资的80%。余下20%年终一并发放。虽然爱洁公司认为因其与谢某之间存在劳动争议，谢某与爱洁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所述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夏伟提供上述证据时，谢某并未与爱洁公司产生劳动争议，故爱洁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同时，本院结合夏伟提供的《员工工资明细表》《员工工资审批表》的证据，夏伟工资为年薪12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本院认定夏伟的工资为年薪12万元，80%按月发放，余下20%年底发放。综上，一审法院按照上述标准，且根据武汉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维护劳动关系稳定工作的相关规定，判决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工资差额44,540元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夏伟在本案仲裁前置程序中，以爱洁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要求解除其与爱洁公司的劳动关系。且爱洁公司确存在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一审判决爱洁公司向夏伟支付经济补偿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爱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爱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胡浩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孙仪书记员张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