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赣02民终1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传光，男，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景德镇市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江西三人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改造项目经理部，住所地景德镇市白鹭大桥桥下航运码头处。负责人：徐水生，该项目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江西瀛畅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余正秀，女，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景德镇市珠山区。上诉人邵传光因与被上诉人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改造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西瓜洲经理部）、原审第三人余正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0）赣0203民初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传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杰、被上诉人西瓜洲项目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原审第三人余正秀参加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传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上诉人于2012年4月12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承诺书里拆迁的对象“两户公房”包括第三人余正秀的房屋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认为承诺书里的“两户公房”显然不包括第三人余正秀的房屋。第一，上诉人名下的公房是指景德镇陶瓷厂西瓜洲区5栋1号，而第三人余正秀名下的公房是指景德镇陶瓷厂西瓜洲区5栋附1号，该事实从2017年11月8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里可以得到证实，该补充协议书里针对的补偿对象是西瓜洲5栋附1号房屋，这显然是两栋不同的房屋即征收的房屋不同。第二，上诉人与第三人余正秀早在2002年8月23日办理了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里双方明确约定全部财产归男方（上诉人）所有。这就说明在房屋征收时，上诉人与第三人分别作为不同的补偿主体，征收补偿的相对人应当是上诉人和第三人余正秀。第三，承诺书是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就上诉人名下西瓜洲区5栋1号公房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形成的书面文件，其内容清楚的载明上诉人选择产权置换的总面积为260平方米（两套102㎡及一套56㎡）。在未经第三人余正秀授权或事后追认的情况下，上诉人不可能代表当事人向被上诉人作出西瓜洲区5栋附1号房屋安置补偿的意思表示，而且承诺书里承诺人一栏只有上诉人签字捺印，并无第三人余正秀的签字捺印。同时，该承诺书的全部内容除签名是上诉人所写外，其他内容均是由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提前写好。基于前述理由，上诉人与第三人作为两个不同主体（两个不同的被征收户），其无权替第三人就西瓜洲区5栋附1号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向被上诉人作出任何意思表示，更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将第三人明显房屋的价值作为增加自己房屋的拆迁补偿款里。正因如此，第三人余正秀才于2017年11月8日就景德镇瓷厂西瓜洲区5栋附1号一事，以自己的名义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故上诉人无法向原审法院提交其他住房证（第三人余正秀在获得安置补偿后，已将住房证交给了被上诉人）。第四，2016年7月11日，被上诉人出具的有关邵传光的情况报告清楚载明上诉人被拆迁的西瓜洲5栋1号房屋面积为55.17㎡，自行搭建两间房屋，分别为48㎡和41.18㎡，总计拆迁面积144.35平方米，这与承诺书显示的上诉人被拆迁的房屋有三处形成印证。又据2012年9月3日的承诺书，能够体现出被上诉人除了补偿安置给上诉人一套122㎡的房屋外，还应当补偿安置给上诉人1套102㎡的房屋。因此，到目前为止，被上诉人只安置补偿给上诉人122㎡的房屋，尚有138平方米未给上诉人安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西瓜洲经理部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的两户公房的认定符合事实，虽然上诉人公房的登记地址是景德镇陶瓷厂西瓜洲5栋1号，但是在拆迁时被上诉人并不清楚余正秀也办理了住房证。因为住房证是没有办法查询的，被上诉人根据事实情况确定的是两户。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其房屋已进行全部安置。从2012年9月3日双方签订房屋拆迁项目调查核对表以及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费计算表，及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可以看出上诉人房屋面积是55.17㎡，搭建面积是48㎡，临时搭建的建筑是41.18㎡，其补偿总价值是157691元，该拆迁面积与上诉人起诉面积相符，且所有的计算表都经过上诉人签字确认，从该一纸材料可以反映出上诉人已按照约定对被上诉人进行了补偿安置。为此，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余正秀述称，其与邵传光没有关系，双方已离婚多年。邵传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赔偿给原告位于景德镇市白鹭小区面积分别为102平方米及36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或给予原告与前述两套房产同地段同等价值的货币补偿款暂定为400000元，以评估价格为准（因被告强行拆迁原告所享有使用权的景德镇陶瓷厂西瓜洲区5栋1号及搭建的89.18平方米房屋应补偿而未补偿）；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查明认定事实：2008年9月2日，原告邵传光取得西瓜洲区5栋1号住房证，使用面积28㎡。2012年4月12日，原告邵传光向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我系贵部景陶大院拆迁户邵传光，现向贵部承诺：我两户公房（包括妻子余正秀一套）及一处搭建房屋，选择产权置换（两套102㎡）及一套56㎡，补差26㎡购房款。2012年4月13日前搬清，将该房提供贵部拆除”。2012年9月3日，被告西瓜洲经理部作为拆迁人（甲方）与原告邵传光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一、被拆迁房屋座落在市西瓜洲路（弄）5栋1号，使用面积55.17㎡、建筑面积48㎡，属公、私用房，房屋建筑结构为砖木、砖混结构，…；二、在评估价格基础上，甲、乙双方经协商议定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单价为1026元／㎡、1240元／平方米；三、由甲方付给乙方人民币55.17平方米×1026元／平方米＋48平方米×1240元／㎡＝116124元，大写壹拾壹万陆仟壹佰贰拾肆元零角零分；四、甲方付给乙方各类补偿（助）费用41567元；五、3-4项的总金额为157691元；……”。同日，原告邵传光确认拆迁建筑面积103.17㎡，其中底层面积55.17㎡、楼层48㎡、简易搭建41.18㎡。并确认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费为157691元。同时原告邵传光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邵传光已签约一户122㎡的房屋合同，还剩壹套102㎡的房屋合同未签，如有家庭纠纷本人全权责任。”2012年9月3日，被告西瓜洲经理部作为安置人（甲方）与案外人陈发全作为被安置人（乙方）签订《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约定：“一、被拆迁房屋座落在市西瓜洲5栋1号，面积55.17㎡、48㎡，属公、私用房，房屋建筑结构为砖木、砖混结构，…；二、甲方付给乙方各类补偿（助）费用157691元；根据《条例》规定和拆迁实施方案的补偿原则，对被拆迁房屋采取产权调换安置；三、安置房地点白鹭小区路Ｅ户型号18幢207单元号，建筑面价122㎡（以最终测量面积为准）；……”。同日，原告邵传光向被告出具放弃书一份，载明：“本人邵传光放弃白鹭小区Ｅ户型18栋207室给予陈发全所有”。现因原告认为涉案房屋早已经拆迁，但被告未按照约定向原告交付安置房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因西瓜洲5栋附1号房屋拆迁，2017年9月21日余正秀与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在一审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一、原、被告经协商，被告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改造项目经理部对原告余正秀使用的房屋拆迁进行补偿，补偿安置房屋一套及安置补偿款人民币1.2万元，该安置房屋位于景德镇市，面积约102平方米；二、被告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改造项目经理部于本调解协议签订后七日内向原告余正秀交付上述安置房屋及安置补偿款；三、原告余正秀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就此了结。2017年11月8日，被告西瓜洲经理部作为拆迁人（甲方）与第三人余正秀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一、被拆迁房屋座落在市西瓜洲路（弄）5栋附1号，…；二、在评估价格基础上，甲、乙双方经协商议定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单价为1026元／㎡、1240元／平方米；三、由甲方付给乙方人民币63.9平方米×1026元／平方米＋29.6平方米×1240元／㎡＝102265元，大写壹拾零万贰仟贰佰陆拾伍元零角零分；四、甲方付给乙方各类补偿（助）费用24688元；五、3-4项的总金额为126953.4元；……”。第三人余正秀与被告西瓜洲经理部签订《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约定：“一、被拆迁房屋座落在市西瓜洲5栋附1号，…；二、甲方付给乙方各类补偿（助）费用126953.4元；三、根据《条例》规定和拆迁实施方案的补偿原则，对被拆迁房屋采取产权调换安置；四、安置房地点白鹭小区9幢503单元号，建筑面积102㎡；……”。另查，2016年7月11日，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出具有关邵传光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载明：“邵传光家原居住在西瓜洲景陶瓷厂宿舍【西瓜洲5栋1号】宿舍面积加阁楼面积55.17平方自行搭建两间，一间48平方，一间41.18平方总计拆迁面积144.35平方米。邵传光选择的是产权置换，选择了两套102平方，一套56平方的安置房。超面积补差价，102平方的两套安置房，邵传光和他妻子余正秀各一套（邵传光和余正秀已离异），当时在签订拆迁合同时，邵传光将自己名下的一套卖给了陈发全。选择了一套122平方的安置房，从56平方的安置房中挪用了20平方。邵传光当时向项目部写下了承诺书，如有矛盾纠纷由他负法律责任”。又查，2017年10月18日，第三人余正秀向被告西瓜洲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单位西瓜洲五栋附1号对该房屋的产权进行以下承诺：该房屋无任何产权手续，现已签订拆迁安置合同，如今后该房屋发生产权纠纷产生一切后果由余正秀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西瓜洲棚户区改造项目部无关。”又查，原告邵传光与第三人余正秀于2002年8月20日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邵传光与被告西瓜洲经理部签订的《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陈发全与被告西瓜洲经理部签订的《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第三人余正秀与被告西瓜洲经理部签订的《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原告邵传光向被告西瓜洲出具的承诺书两份、第三人余正秀向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出具的承诺书、原告邵传光出具的放弃书、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203民初1325号民事调解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协议全面履行义务。原告邵传光于2012年4月12日承诺书中明确了原告两户公房（包括妻子余正秀一套）及一处搭建房屋，选择产权置换（两套102㎡）及壹套56㎡。2012年9月3日，原告邵传光将自己名下的白鹭小区E户型18栋207室（面积122㎡）安置房卖给了陈发全。同日，原告邵传光向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出具承诺书，承诺原告邵传光已签约一户122㎡的房屋合同，还剩壹套102㎡的房屋合同未签。2017年9月21日，第三人余正秀与被告西瓜洲经理部达成调解，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向第三人余正秀安置一套位于白鹭小区安置房A户型9栋503室房屋，面积约102平方米。庭审中第三人余正秀认可该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被告西瓜洲经理部按照承诺书向第三人余正秀交付了白鹭小区安置房A户型9栋503室房屋，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自身义务。原告邵传光认为2012年4月12日向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出具的承诺书中拆迁的对象“两户公房”不包括第三人余正秀的房屋，一审法院认为，该承诺书中明确了两户公房包括其妻子余正秀一套，且原告邵传光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关邵传光的情况报告中也明确安置房中原告邵传光与第三人余正秀各一套，另原告邵传光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亦只有西瓜洲5栋1号住房证，未提交其他住房证，故对原告邵传光拆迁的对象“两户公房”，一审法院认定包括第三人余正秀的房屋。故一审法院对原告邵传光要求被告西瓜洲经理部的所有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被告西瓜洲经理部抗辩其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景德镇市西瓜洲棚户区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原告邵传光向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出具的两份承诺书中均未约定被告西瓜洲经理部履行安置补偿的具体期限，故原告邵传光有权随时向被告西瓜洲经理部主张权利。故对被告西瓜洲经理部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传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邵传光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邵传光具有小学文化，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承诺书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应有基本认知。该承诺书正文虽不是其本人书写，但其签名的行为，表明其对承诺书内容的认可。该承诺书已经明确“两户公房”包括余正秀一套。邵传光一审提交的《有关邵传光的情况报告》中也明确“102平方的两套安置房，邵传光和他老婆余正秀各一套”，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两户公房”包括第三人余正秀的房屋并无不当。另据房屋拆迁项目调查核对表，邵传光的房屋面积为砖木55.17㎡、砖混48㎡、简易搭建41.18㎡。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费计算表上对房屋补偿费、临时建筑补偿费等分别予以了计算，且最后得出的补偿补助费共计157691元。而依据房屋拆迁安置合同，被安置户购得安置房补差总价为157799元，该金额高于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费金额。综上，邵传光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邵传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苾铃审判员  戴 瑞审判员  徐 骥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小莉书记员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