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23民终1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少成，男，196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岳飞，新疆联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屈良，男，1969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一0五团头道湾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原审第三人：董胜武，男，1962年5月14日，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 上诉人祝少成因与被上诉人屈良、原审第三人董胜武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20）新2323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祝少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岳飞、被上诉人屈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仕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董胜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祝少成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20）新2323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祝少成的棉花收入的70%归屈良所有”错误。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均登记在祝少成名下，被上诉人必须以上诉人的名义交售棉花才能取得棉花补贴款，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以上诉人名义交售棉花、代领棉花补贴款增加了上诉人的负担。上诉人书写的《此据》中的100吨棉花包含在被上诉人交售的231吨棉花，而非上诉人名下的其他棉花。被上诉人同意将其交售的231吨棉花中的100吨棉花的30%作为辛苦费给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把应当属于上诉人自己所有的100吨棉花补贴款的70%给予被上诉人显然有悖常理。2．被上诉人于2020年8月29日向上诉人出具《收条》一份，承诺“其余的棉花补贴款（2019年）上诉人该不承担”，由此可以看出双方之间不存在上诉人还需要给付被上诉人棉花补贴款的事实。 董胜武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屈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棉花补贴款122393.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0日，祝少成、董胜武与呼图壁县呼河农场签订一份《大海子水库土地综合开发合同》，约定祝少成、董胜武开发呼图壁县呼河农场位于大海子水库西副坝坝后排水沟至溢洪道行洪通道之间约2000亩荒地，承包期限30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42年11月30日止。2019年1月7日，董胜武与屈良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屈良承包董胜武位于大海子水库董胜武农场800亩土地，期限5年，自2019年11月10日至2023年10月30日止；屈良在协议期限内享受各种国家政策性补贴。协议签订后，屈良种植棉花800亩。因《大海子水库土地综合开发合同》范围内土地均在祝少成名下，故以祝少成名义交售棉花才能享受棉花补贴。当年秋收后，祝少成、屈良以祝少成名义交售棉花共735.725吨，其中屈良交售棉花231.87吨。2019年10月28日，祝少成向屈良出具一份《承诺》，内容为：“2019年10月，屈良种植棉花800亩，共收籽棉231.870吨，交售在祝少成名下，后国家发放棉花补贴由祝少成领取，祝少成领取棉花补贴款应及时支付给屈良，否则祝少成从领取之日按15％月息支付屈良利息。祝少成。2019.10.28．”同日，祝少成向屈良出具一份《此据》，内容为：“祝少成名下交棉花总数，其中：壹佰吨棉花补贴款70％由屈良享受，祝少成享受30％，特此，祝少成2019.10.28。”祝少成领取735.725吨棉花全部补贴662152.5元后，于2020年6月2日将屈良交售的231.87吨棉花补贴款208683元支付屈良。庭审中，屈良称祝少成阻止屈良以祝少成名义继续交售棉花，故屈良以祝少成名义仅交售棉花231.87吨，其余棉花由屈良自行出售；因屈良、祝少成种植面积相同，技术相同，产量也应相同，故祝少成挤占了屈良的棉花补贴份额，祝少成应支付屈良二人交售全部棉花补贴662152.5元的一半即331076.25元；《此据》就是双方对交售棉花产生争执后，祝少成出具的，证实祝少成不让屈良继续交售棉花；屈良对《此据》并不认可，要求分得祝少成名下全部棉花补贴662152.5元的一半即331076.25元。庭审中，祝少成称其并未阻止屈良以其名义交售棉花；《此据》是因屈良担心祝少成不给其补贴，说愿意将其交售的231.87吨中的100吨棉花的补贴的30％给祝少成，以促使祝少成尽快将棉花补贴给屈良，祝少成喝了点酒说行，后来祝少成的妻子不知情，将231.87吨棉花补贴全部支付给了屈良。庭审中，董胜武称其听屈良说祝少成不让其继续以祝少成名义交售棉花。一审法院认为，屈良以祝少成名义交售棉花231.87吨，其应享受棉花补贴款208683元，祝少成已全部支付给了屈良。按照祝少成于2019年10月28日向屈良出具的《承诺》、《此据》，祝少成除支付231.87吨的棉花补贴款208683元外，还应支付祝少成名下交售的100吨棉花补贴款的70％即63000元（100吨×900元／吨×70％），该《承诺》、《此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应按《承诺》、《此据》履行。故祝少成还应支付屈良棉花补贴款63000元。对屈良诉称祝少成挤占其棉花补贴份额的事实主张，首先，屈良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棉花产量；其次，《此据》并不能证实祝少成不让屈良以其名义交售棉花；董胜武也仅是听屈良说祝少成不让屈良以其名义交售棉花，董胜武是本案当事人，其陈述不具有证据效力；除此之外，屈良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祝少成不让其以祝少成名义继续交售棉花，故屈良的上述事实主张，因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屈良超过63000元部分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祝少成关于《此据》中的“100吨棉花补贴款”是屈良交售棉花中100吨棉花的补贴款，故不应再支付屈良棉花补贴款的抗辩意见，因与《此据》内容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遂判决：一、祝少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屈良棉花补贴款63000元；二、驳回屈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祝少成提交以下证据： 收条一份，拟证实上诉人已将2019年所有棉花补贴款支付给被上诉人，截至2020年8月29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已无债权。 经质证，被上诉人屈良对该证据中的签名及捺印无异议，对收条中第一、二段的内容无异议，第三段内容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放弃的棉花补贴款仅限于已经交售的231.87吨的后续补贴。原审第三人董胜武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权利。 因屈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屈良、原审第三人董胜武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20年8月29日，屈良向祝少成出具收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收到祝少成一次、二次棉花补贴款442871.7元。2019年屈良交付在祝少成名下棉花实际总吨数231.87吨，祝少成给屈良棉花补贴款现已全部付清。其余的棉花补贴款（2019年棉花补贴款）祝少成概不承担。收款人屈良”。 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祝少成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屈良支付棉花补贴款及数额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祝少成向被上诉人屈良出具的《承诺书》《此据》以及被上诉人屈良向上诉人祝少成出具的《收条》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祝少成提出一审法院对《此据》中载明的内容认定错误的上诉主张，因上诉人在《此据》中明确约定“祝少成名下交棉花总数中的壹佰吨棉花补贴款70％由屈良享受”，其认为该意思表示为屈良将自己享有的棉花补贴款让度给祝少成属于其片面理解。涉案土地经营权登记在祝少成名下，屈良种植的棉花只有交售至祝少成名下方能享受国家补贴，但这并不改变“谁种植谁享受”的补贴原则，况且双方并未作出实际种植者即屈良放弃棉花补贴款的约定。故，其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屈良于2020年8月29日即一审法院庭审后向祝少成出具“其余棉花补贴款（2019年棉花补贴款）祝少成概不承担”《收条》，其认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辩解意见，首先，屈良未提供该意思表示系受胁迫或者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的收据。其次，屈良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还存在除了“其已经交售的231.87吨”以及“100吨的70%”之外的棉花补贴款。因此，综合《收条》内容中的文意可以看出，该《收条》具备上诉人祝少成与被上诉人屈良就2019年棉花补贴款达成清算协议的性质，从该《收条》中可以得出祝少成无需再向屈良支付2019年棉花补贴款的结论。故，上诉人祝少成请求不承担棉花补贴款的上诉请求成立。 综上所述，祝少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20）新2323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屈良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74元，由被上诉人屈良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75元，由被上诉人屈良负担。 审 判 长  赵 瑞 审 判 员  闫 旭 审 判 员  董 蕾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赵丽丽 书 记 员  孙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