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皖民申55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徽省途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玉龙路与万泉河路交叉口湖南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静，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闯，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巢湖市鸿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巢，住所地巢湖市散兵镇巢庐路v> 法定代表人：马立友，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安徽省途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途顺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巢湖市鸿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简称鸿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1民终72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途顺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将2017年4月18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与事实不符，既没有事实依据，又与常理不符，且法院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未经质证。首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2017年1月24日。根据鸿昌公司提供的证据，其最后一次向案涉工程供货混凝土的时间是2016年12月17日。2017年1月，蒋大卫向途顺公司填报《资金分配一览表》，其中混凝土货款为“合计60万元，已支付8万，应支付509640元”。2017年1月24日，途顺公司代蒋大卫向鸿昌公司支付509640元，备注“混凝土款”。至此，途顺公司已按蒋大卫的要求将案涉工程应付混凝土款全部转至鸿昌公司，之后双方再无往来。直至2020年3月25日鸿昌公司提起诉讼，三年多期间从未联系过途顺公司，从未提出案涉工程混凝土款项尚有欠款存在。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时效起算点为2017年4月18日与事实不符，且证据未经质证。庭审时，鸿昌公司以其单方制作的《商砼金额汇总表》上所填“2017.4.18”回收4万作为依据，且称收取的是现金。该份汇总表本身不具有真实性，2016年12月1日形成的表格如何已经可以预知2017年的收款情况?明显是带着目的单方制作，且该表格仅有蒋大卫个人签字，没有途顺公司任何签章，途顺公司对此也毫不知情。途顺公司代理人在二审开庭时才知晓，鸿昌公司一审庭后提交了一张2017年4月18日的4万元收据作为证据。在一审庭审至一审判决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一审法院从未告知途顺公司或代理人该情况，更不用说质证，却直接在一审判决书中作为事实予以认定，严重侵害了途顺公司的实体及诉讼权利。再次，诉讼时效是本案关键争议焦点，认定时应十分谨慎。案涉混凝土供应于2016年12月已结束，鸿昌公司认可蒋大卫已在2017年1月对供应量进行了统计，途顺公司更是按蒋大卫的资金分配申请及时向鸿昌公司支付了对应金额，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十分合理。但鸿昌公司却在从未联系途顺公司且未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于三年多后突然起诉，十分反常。而法院在未对争议焦点进行释明和举证质证的情况下，仅凭鸿昌公司单方制作的三张真假难辨的表格和未经质证的收据就对本案的基本事实作了认定，对诉讼时效的抗辩予以驳回，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之一是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其中包括义务人分期履行、制定清偿计划等等，且作出上述行为的应是“履行义务人”。本案中，鸿昌公司是主张权利的相对方，且一、二审中均明确途顺公司是履行义务人，蒋大卫不是履行义务人，因此即使蒋大卫在2017年4月18日真实给付了所谓4万元货款，也不是履行义务人途顺公司行为，不构成对途顺公司诉讼时效的中断。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多次违反审理程序，侵害了途顺公司的合法权益。首先，一审法院以鸿昌公司庭后提交的一张收据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该证据提交过程途顺公司毫不知情，更没有对该收据进行质证，且该份收据完全达不到证明目的，一审法院如此认定并剥夺途顺公司质证权利，严重违反了审理程序。其次，一审庭审中，途顺公司与鸿昌公司均表示无法与蒋大卫取得联系，而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通知蒋大卫到庭进行询问并形成笔录，并将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途顺公司及代理人对此毫不知情，但其中一份笔录却有鸿昌公司代理人在场，一审法院此行为严重违背了审理程序。且本案关键人物蒋大卫究竟是以何身份接受法院询问，是当事人还是证人?若是当事人，应当列明其主体地位;若是证人，应当遵守审理程序，一方申请证人出庭，双方对证人进行发问并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三、原审法院拒绝途顺公司提交的印章鉴定申请，没有任何依据。首先，途顺公司申请技术资料专用章鉴定并未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根据本案《举证通知书》，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即2020年5月8日，而途顺公司在2020年5月8日开庭当日第一次看到《购销合同》原件时即向法庭提出了鉴定申请，并未超过举证期限。其次，《购销合同》是否为途顺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对本案事实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蒋大卫在负责本案工程的时段，在巢湖同时承接了多个项目工程，每个工程均有混凝土采购需求。因其承接工程多、地段相近、地段相近目混凝土的使用没有排他性、唯一性，若印章涉嫌伪造，《购销合同》的签订即为蒋大卫个人与鸿昌公司的合意，途顺公司不是本案真正的合同相对方，且不能以蒋大卫个人的采购量作为案涉工程混凝土的消耗量。途顺公司将保留追究蒋大卫伪造印章的法律责任的权利。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并未按买卖合同关系正确分配举证责任。鸿昌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竟然没有一张供货单(发货单)，不符合常理。首先，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鸿昌公司作为卖方，应对其供货行为、供货数量及货款金额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购销合同》约定以供方送货单(发货单)作为结算凭证，而鸿昌公司却拒绝提供任何、哪怕一张送货凭证作为证据，无法证明混凝土的实际送货情况。其次，即使蒋大卫在案涉工程具有签字的表见代理行为，途顺公司可以认可蒋大卫在案涉项目发货单(供货单)上的签字，并不意味着蒋大卫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签字，途顺公司均需承担相应责任，特别是工程结束后明显单方制作且存在诸多疑点的材料。故仅凭蒋大卫在单方制作不知真伪的材料上的签字或者蒋大卫个人陈述的行为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证据不足。五、从常理来说，本案也存在多处不合理。首先，案涉工程混凝土供应已于2016年12月结束，在2017年1月形成的《资金分配一览表》中，混凝土项下已包括了混凝土路面及边沟，也就是所有的工程量，共计60万元。但三年多后又凭空冒出近一倍的工程量待付款，实属异常。其次，2017年4月18日蒋大卫个人向鸿昌公司支付4万元现金的事实不符常理。鸿昌公司在庭审时未提供任何证据能证明该笔转账实际发生，庭后仅补交一张真假难辨的收据但未有任何取款凭证予以佐证，收据也未经质证。再次，即使2017年4月18日蒋大卫真向鸿昌公司支付4万元，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蒋大卫若支付本案混凝土货款，为何三年自始至终没有向途顺公司请款。且蒋大卫同时期同区域施工的工地不止四个，均为道排工程，在本案工程已结束且各部分资金分配已明确的情况下，如何能证明该笔4万元的支付行为与本案有关，鸿昌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蒋大卫实施的行为均不具备代表途顺公司的排他性、唯一性。综上，途顺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鸿昌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认定途顺公司向鸿昌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7年4月18日，主要证据是鸿昌公司提供的《商砼金额汇总表》上所填“2017.4.18回收40000”以及鸿昌公司出具的日期为2017年4月18日的4万元收款收据。途顺公司虽不认可以上两份单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但并未提交相应反驳证据。由于途顺公司认可案涉工程系由该公司承接后指定蒋大卫负责项目现场签收和结算的事实，且鸿昌公司与蒋大卫均认可该4万元系为支付案涉混凝土款，故原审法院对该笔款项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同时，案涉混凝土购销合同在第四条货款支付方式中约定：“甲乙双方对本合同约定的混凝土实际销售量以及货款每月结算一次，次月10日前办理对账结算，如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结算，未在结算单上签字或盖章，则以乙方签收人员签收的供方送货单（发货单）作为结算凭证，同时甲方有权停止供货。”第五条关于合同履行期间约定为2016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2月1日。原审中，鸿昌公司作为供货方提交了3份混凝土结算单，分别载明系对于2016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向案涉工程的供货情况，蒋大卫在收货单位处签字，该三份结算单在供货时间、结算方式上均与合同约定相符，其载明的内容与《商砼金额汇总表》相一致，途顺公司在原审庭审中亦认可案涉工程使用鸿昌公司提供的混凝土以及其系根据蒋大卫确认的金额向鸿昌公司付款。由于途顺公司系案涉合同相对方，而蒋大卫是途顺公司确认的结算人员，故原审法院以2017年4月18日蒋大卫向鸿昌公司付款时间作为案涉货款最后一次给付时间，继而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关于原审法院程序是否正确。首先，关于4万元收款收据及证人证言的质证问题。途顺公司主张鸿昌公司出具的4万元收款收据系一审庭后提交，且蒋大卫系一审法院于庭后进行谈话，该两份证据均未经途顺公司质证。经查，该4万元收款收据确系鸿昌公司一审庭后补充提交，但其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商砼金额汇总表》已载明2017年4月18日回收40000元，该证据已经途顺公司质证，故一审法院并未单独认证该4万元收款收据，且二审庭审中途顺公司已就该收据发表了补充质证意见。另外，途顺公司在一审中并未申请蒋大卫出庭作证，并陈述联系不上其本人，故一审法院在庭后就相关案件事实联系案外人蒋大卫谈话并无明显不当，且二审庭审中法院亦就该笔录内容要求途顺公司补充发表了意见。其次，关于途顺公司有关印章的鉴定申请问题。途顺公司系于一审庭审中当庭提出鉴定申请，由于途顺公司认可案涉工程系由该公司承接后交由蒋大卫实际施工，途顺公司亦根据蒋大卫确认的金额直接向鸿昌公司转账付款509640元，故途顺公司对蒋大卫以该公司名义签订混凝土购销合同的行为应属明知，因而原审法院对途顺公司就该合同上所加盖印章进行鉴定的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再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途顺公司主张由于鸿昌公司未能提供送货凭证，蒋大卫实施的行为不具备代表途顺公司的排他性、唯一性，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根据案涉混凝土购销合同约定，按月结算是双方约定的货款支付方式，如果没有结算，则以供方送货单（发货单）作为结算凭证。鸿昌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3份混凝土结算单，相关单据在供货时间、结算方式上均与合同约定相符，且载明使用单位系途顺公司，项目名称为案涉工程槐坝路一标，蒋大卫在收货单位处签字确认，而途顺公司未能提交反驳证据，故原审法院采信鸿昌公司所提供证据认定案涉供货事实，并无不当。途顺公司的此节再审申请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途顺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安徽省途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孔 蓉 审判员 胡邦圣 审判员 吕巍巍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法官助理郭玮 书记员姚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