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23民终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斌，男，197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懿格，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修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158号（时间广场）1栋18层7室。 法定代表人：肖杨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启睿，新疆联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胡大街8号1层001室。 法定代表人：郭主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滨，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天山区光明路326号8楼、9楼。 主要负责人：陈艳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新疆新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新疆新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建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西固西路49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相勤，男，1988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蓉，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爱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肖杨新，男，1976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刘振斌、武汉修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修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甘肃建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建投公司）、张相勤及原审被告肖杨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2020）新2302民初1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振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懿格，上诉人武汉修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启睿，被上诉人中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滨，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丁玉，被上诉人张相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甘肃建投公司、原审被告肖杨新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振斌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2020）新2302民初1046号判决，改判残疾辅助器具费80,000元变更为128,000元、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6,000元变更为18,000元，改判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在雇主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在二审庭审中明确为由武汉修宇公司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由中交公司在投保的雇主责任险范围内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配置机构意见明确是假肢每两年更换一次，每个适用期保修费600元。刘振斌年仅47岁，根据2018年卫健委数据我国人均寿命为77岁，假肢更换到77岁需更换15年，保修到77岁，需保修30年。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假肢更换最长年限，也并未规定保修最长年限。一审法院按照更换假肢一次性不超过20年的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一审法院认定假肢更换次数为10次，认定为每两年保修一次，明显不合理。二、中交公司作为用工主体在其投保的团体意外伤害险中为刘振斌进行了赔偿，根据中交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的投保范围约定在施工现场的所有人员。因此，中交公司亦应在雇主责任险中进行赔偿。雇主应该作广义的解释，作为发包方可以作为投保人，施工方也可以作为投保人，无论中交公司作为投保人还是施工方，甘肃建投公司作为承包人还是武汉修宇公司作为承包人，并没有扩大损失的发生。我们不认可他们之间和刘振斌具有劳动关系，但有广义上的劳务合作关系。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向保险公司主张责任险范围内的赔偿，那么作为受害方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进行主张，因为在投保人怠于履行追偿的情况下，刘振斌作为受害人直接享有追偿权，向保险公司进行追偿。 武汉修宇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于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交公司辩称，我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应当维持原判。从刘振斌的上诉请求来看，其仅是要求变更残疾辅助器具费，并没有要求中交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其第二项请求要求我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在中交公司不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我公司是不承担保险责任的。并且刘振斌与中交公司不存在劳动和雇佣关系，一审判决中交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正确。因此，我们也不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险。 张相勤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武汉修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2020）新2302民初104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我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遗漏承担责任主体，并基于此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一、武汉修宇公司同刘振斌不存在雇佣关系。我公司在庭审中已经说明从未联系或委托刘振斌从事拆除龙门架，我公司的总经理肖杨新联系了张相勤，并由张相勤拆除龙门架，因为张相勤是该起重特种设备的维修负责人，该设备之前的安装也是张相勤负责的，我公司同张相勤之间是承揽关系。刘振斌实际是受雇于张相勤，张相勤称只是介绍刘振斌给我公司拆除龙门架，不符合事实。刘振斌接受庭审询问时表示其不认识肖杨新，刘振斌听从张相勤的安排拆除龙门架，也是张相勤为其付款。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同刘振斌之间存在临时性的雇佣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二、遗漏承担责任主体。刘振斌受雇于张相勤，听从张相勤的安排拆除龙门架，并从张相勤处领取报酬，张相勤是本案承担责任主体。三、过错程度及承担责任比例明显不当。刘振斌不具备特种行业的从业资格，不了解特种行业的具体操作规范，最终导致了此次事故的发生，刘振斌明知不符合也没有能力处理特种设备拆除的工作，却违规危险操作，是导致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其自陷风险的行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我公司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双方的过错承担责任不当，我公司已经尽到了符合法律规定和审慎的义务。至于张相勤实际雇佣无从业资格和资质的刘振斌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我公司无法控制和避免。四、刘振斌已经获得保险公司赔付的伤残赔偿金180,000元，在一审诉请中再次主张伤残赔偿金属于重复主张，应当扣除该笔费用。人身损害的民事赔偿原则是“填平原则”，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为目的，受害人不能因民事赔偿而获利。一审法院支持了刘振斌的该项诉请不符合民事赔偿的原则。五、我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垫付了刘振斌全部的治疗费用，共向刘振斌支付137,000元，因保险公司已经赔付刘振斌医疗费50,000元，且刘振斌已将该笔赔付转给了我公司，我公司实际垫付87,000元，该笔垫付金额应当从刘振斌主张的赔偿金额里扣除。 刘振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武汉修宇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正确，请求驳回武汉修宇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武汉修宇公司与刘振斌存在雇佣关系，二者构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刘振斌是在拆除龙门架的过程中受伤，龙门架的所有权人是武汉修宇公司，且该工程也是由武汉修宇公司承包的。二、刘振斌在提供劳务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事故，武汉修宇公司并没有向其发放工资，张相勤也没有向刘振斌发放工资，但武汉修宇公司支付了全部的医疗费用。三、根据武汉修宇公司向中交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记载了武汉修宇公司委托刘振斌等拆除龙门架造成了伤亡事故，由武汉修宇公司承担责任，该承诺书系武汉修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刘振斌直接受雇于武汉修宇公司的事实认定正确。武汉修宇公司称拆除龙门架是委托张相勤承揽，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拆除龙门架只是简单地付出劳动，不符合加工承揽合同的法律要件。四、一审法院判令的双方过错比例适当，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其他工友在拆除龙门架的过程中，致使龙门架倒塌，造成刘振斌右手砸成伤残，并且现场的安全不到位，没有现场管理人员，没有给施工人员配备安全的施工防护条件，造成此次事故并不是刘振斌没有特种资质而是因其他工友原因造成的，刘振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及自身的安全防护义务。五、武汉修宇公司要求扣除伤残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武汉修宇公司不是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投保人，也不是受益人。投保人是中交公司，保险人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被保险人包括刘振斌在内的工作人员，中交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是合同的当事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如对一审判决不服，应当是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要求撤销180,000元的伤残赔偿金，武汉修宇公司无权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提出请求。本案是侵权之诉，主张的伤残赔偿金与保险合同的伤残赔偿金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也没有规定伤残赔偿金只能获得一份。六、武汉修宇公司要求扣除其垫付的87,000元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在本次事故当中，刘振斌已经将137000全部用于治疗，故在一审刘振斌没有主张医疗费，在一审的诉求中，保险公司赔偿的50,000元的医疗费，是由武汉修宇公司领取的。 中交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合情合理，我公司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张相勤辩称，武汉修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一、张相勤与武汉修宇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和刘振斌更没有任何关系。张相勤作为中间人介绍刘振斌拆除龙门架，所有的事项都是由武汉修宇公司和刘振斌之间商谈，而且武汉修宇公司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承诺书中陈述的很清楚，拆除过程中因安全防护设备造成的人身损害经济损失，由武汉修宇公司负责。这份承诺书足以证明武汉修宇公司雇佣刘振斌作为拆除人员的事实。二、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承担主体责任的事实，由武汉修宇公司向刘振斌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关于责任比例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对于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应该由二审法院进行查实后依法判决。对于武汉修宇公司认为垫付的医疗费用扣除的问题，我们认为刘振斌是武汉修宇公司雇佣的，支付医疗费用也是武汉修宇公司的责任。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 甘肃建投公司、肖杨新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刘振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34,8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280元、残疾赔偿金277,312元、鉴定费83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2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18,00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护理费34,84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7,316元、交通费2,000元，合计543,42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甘肃建投公司与被告中交公司签订《路基、路面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是路基、路面工程。工程范围是主线K55＋500～651000左右幅、阜康服务区、阜康互通区范围内路基、路面工程。2018年4月1日，被告甘肃建投公司与被告武汉修宇公司签订《预制梁板施工劳务协作协议》，工程地点是阜康市，劳务协作范围及内容是预制梁、板。2019年6月1日，原告经被告张相勤介绍后，在被告武汉修宇公司预制梁板施工工地拆除原安装于乌三标一工区制梁厂内的三台龙门架，拆除过程中未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导致龙门架倾倒，原告从龙门吊驾驶室摔下并将右手掌砸伤。经新疆卓鼎双语司法鉴定所鉴定，出具了新卓法临字（2020）第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振斌右手掌压砸伤符合Ⅶ（七）级伤残。原告支出鉴定费830元。原告受伤两次住院69天，住院及全休122天。安装假肢价格8,000元，假肢建议2年更换一次，每年维修费600元。原告与其妻子高红梅需共同抚养人为长女刘琼2001年12月2日出生，长子刘博2005年8月29日出生。原告母亲1946年8月7日出生，有五个儿子。2018年6月，被告中交公司与被告财险乌鲁木齐分公司就京新高速（G7）新疆境内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改扩建公路项目第DWGJ-3标段签订《建筑施工企业雇主责任保险方案》。投保人是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京新高速（G7）新疆境内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改扩建公路项目经理部。被保险人是年龄在16周岁至65周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劳动的、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现原告起诉认为被告中交公司、武汉修宇公司与原告存在雇佣关系，请求被告中交公司、武汉修宇公司承担雇主责任，被告甘肃建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财险乌鲁木齐分公司在雇主责任险限额内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与本案各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和责任问题。原告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比例问题。原告经被告张相勤介绍在被告武汉修宇公司承揽的预制梁板施工现场拆除龙门架过程中，龙门吊倒塌，致使原告从龙门吊驾驶室摔下并将其右手掌砸伤。原告所从事的工作是被告武汉修宇公司的工作范围，原告与武汉修宇公司存在临时性的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武汉修宇公司作为劳务活动的受益者，负有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监督作业人员安全操作、防控事故发生风险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应增设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以避免事故的发生。原告刘振斌在提供劳务时遭受了人身损害，被告武汉修宇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刘振斌在工作时，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且原告不具有从事吊装工作资质，导致自身伤害，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减轻被告武汉修宇公司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及被告武汉修宇公司的过错程度，确定由被告武汉修宇公司承担90％的责任，由原告刘振斌自行承担10％的责任。关于原告请求被告中交公司承担雇主责任的问题。原告与被告中交公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被告中交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被告甘肃建投公司，被告甘肃建投公司系具有承包工程资质的单位，故被告中交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被告甘肃建投公司将涉案预制梁板工程发包给武汉修宇公司，武汉修宇公司具有修建预制梁板的资质，故被告甘肃建投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被告中交公司、甘肃建投公司在本案中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财险乌鲁木齐分公司是否承担雇主保险责任的问题，根据被告中交公司与被告财险乌鲁木齐分公司签订的《建筑施工企业雇主责任保险协议书》中约定了被保险人的范围，即年龄在16周岁至65周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劳动的、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和作业、并与施工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原告与被告中交公司没有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受劳动合同法规范，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是隶属关系。而本案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仅为完成特定工作而临时、短暂地形成劳务关系。故被告财险乌鲁木齐分公司不应向原告承担雇主责任保险赔偿责任。被告肖杨新系被告武汉修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处理事故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且原告未请求被告肖杨新、被告张相勤承担责任，应不再做评价。确定原告的合理损失如下：1．误工费，原告误工122天，原告没有固定收入，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实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2019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82,052元／年，即每日224.8元／日，故支持原告误工费27,426元（122天×224.8元／日）。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69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725元（69天×25元／天）。3．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原告七级伤残，原告的伤残赔偿指数为40％。故对于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应支持277,312元（34,664元／年×20年×40％）。4．鉴定费，原告支出鉴定费830元，予以支持。5．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对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则上一次性不超过20年。本案中，辅助器具配备机构的意见是，原告安装假肢价格是8,000元，每两年更换一次，每个适用期的保修费是600元。故支持原告假肢费用80,000元（8,000元×10次）、保修费6,000元（600元×10次）。6．精神损害赔偿，根据原告的身体权、健康权遭受的伤害已经构成伤残等级，应支持3,000元。7．护理费，原告右手掌砸伤住院治疗69天，虽未提供证据证实陪护的证据，根据原告伤情，酌定支持住院期间的陪护费，陪护费的标准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2,052元／年，即224.8元／天，支持护理费15,511元（224.8元／天×69天）。8．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5,594元／年标准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原告受伤部位及伤残等级，确定其尚有70％的劳动能力。原告长女刘琼2001年12月2日出生，原告于2019年6月1日受伤，其长女尚有半年年满十八周岁，故其扶养费为1,920元（25,594元／年÷2÷2×30％）；原告长子刘博2005年8月29日出生，尚有4年年满十八周岁，其扶养费为15,356元（25,594元／年÷2×4年×30％）；原告母亲1946年8月7日出生，可计算7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母亲有五名子女，原告可负担其中五分之一，原告母亲扶养费为10,746元（25,594元／年÷5×7年×30％），但原告仅主张了6,603元，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23,879元（1920＋15356＋6603）。9．交通费，交通费是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包括陪护人员陪护病人，受害人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交通费票据应当为正式票据，且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吻合。本案中，原告提交的票据存在瑕疵，但原告受伤住院属实，酌定支持1,000元。综上所述，确定原告各项经济损失是436,683元，其中误工费27,42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25元、残疾赔偿金277,312元、鉴定费83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80,000元、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6,000元、精神损害赔偿3,000元、护理费15,51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879元、交通费1,000元。根据原告及被告武汉修宇公司的过错程度，由被告武汉修宇公司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93,015元（436,683元×90％）。遂判决：一、被告武汉修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振斌支付赔偿款393,015元；二、驳回原告刘振斌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振斌提交如下证据：（2019）新4003民初66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2020）新民再17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2020）新民再17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一份，欲证实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伤残辅助器具更换周期应当参照刘振斌事故发生时的年龄、伤残程度来确定更换的年限。经质证，武汉修宇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支持的赔偿款，仍然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及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作出的。中交公司、张相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武汉修宇公司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特种设备注册卡、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报告、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证书，欲证实所要拆除的起重设备的安装以及维保工作都是由张相勤负责，武汉修宇公司同张相勤达成承揽协议，要求其拆除起重设备符合规范要求也是实际情况；第二组2019年6月3日、2019年6月13日、2019年8月25日、2019年12月5日收条四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一份。欲证实事故发生后，武汉修宇公司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共向刘振斌支付了137,000元用于治疗，扣除因保险赔付的医药费50,000元，已返还给武汉修宇公司，剩余87,000元应当从刘振斌要求武汉修宇公司承担的赔偿金中扣除。经质证，刘振斌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特种设备注册卡，只是载明了使用单位是中交建设有限公司，制造单位是河南省新东方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单位也是河南省新东方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证书的编号，只是证明了起重机的使用单位以及维修的保养单位，并没有约定是由张相勤负责拆除，更不能证明武汉修宇公司与张相勤具有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张相勤将起重机工作又委托了刘振斌进行拆除。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刘振斌确实收到了雇主武汉修宇公司支付的医疗费137,000元，但是刘振斌全部用于治疗，且证明了武汉修宇公司作为雇主支付了全部的医疗费。中交公司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张相勤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亦认可，并且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武汉修宇公司为雇主，其应当向刘振斌承担赔偿义务。本院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中交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张相勤、甘肃建投公司及肖杨新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刘振斌与上诉人武汉修宇公司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上诉人刘振斌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如何认定；3．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如何认定；4．刘振斌获赔的残疾赔偿金是否应当扣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刘振斌与武汉修宇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刘振斌受伤的地点是在武汉修宇公司承包的预制梁板施工工地上拆除龙门架的过程中，从龙门架上摔伤导致其右手掌砸伤的事故。结合一审中，中交公司提交的由武汉修宇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兹有武汉修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张相勤、姚希春、刘振斌拆除原安装于大乌三标一工区制梁厂场内的三台龙门架，拆除过程中未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导致龙门架倾倒，发生人员受伤事件，该事件造成人身伤害经济损失由武汉修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与大乌二标项目部及所属单位无关”，武汉修宇公司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因此，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认定刘振斌与武汉修宇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正确。虽然武汉修宇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特种设备注册卡、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报告、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证书欲证实刘振斌与张相勤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刘振斌与武汉修宇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但从该证据的内容看只是载明了设备的使用单位是中交建设有限公司，制造单位是河南省新东方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安装单位也是河南省新东方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并不能证明武汉修宇公司与张相勤之间系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及张相勤与刘振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武汉修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尽管刘振斌认为武汉修宇公司施工现场的安全不到位，没有现场管理人员，未为施工人员配备安全的施工防护等，但其作为施工人员仍应当尽到工作中的谨慎安全注意义务，对其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亦应承担部分责任。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的实际考虑，判令刘振斌自行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遗漏责任主体的问题，武汉修宇公司认为刘振斌受雇于张相勤，张相勤应是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看，刘振斌经张相勤介绍到武汉修宇公司承包的预制梁板工地上从事拆除龙门架的施工任务，该施工场所系武汉修宇公司承包，武汉修宇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张相勤与刘振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张相勤对刘振斌的损害后果不存在过错，其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武汉修宇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伤残赔偿金是否扣除的问题，武汉修宇公司认为刘振斌已经从中交公司投保的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中获赔180,000元的伤残赔偿金，在本次起诉时不应当再主张该项费用，应从其主张中予以扣除。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武汉修宇公司不是该险种的投保人及受益人；其次，武汉修宇公司与刘振斌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刘振斌是在提供劳务时遭受了人身损害，造成其右手掌压砸伤7级伤残的损害后果，根据法律规定，作为雇员的刘振斌有权向雇主主张残疾赔偿金。故，武汉修宇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雇主责任险的问题，刘振斌认为中交公司应在雇主责任险中进行赔偿，由于本案刘振斌是以侵权法律关系主张的损害赔偿，其与武汉修宇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中交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是其与保险公司形成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且武汉修宇公司亦不是该险种的投保人，故刘振斌的主张不能成立。中交公司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亦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关于武汉修宇公司垫付的医疗费是否返还的问题，刘振斌认可武汉修宇公司支付了医疗费。由于刘振斌与武汉修宇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刘振斌在本次起诉时并未主张该笔费用，依据法律规定，作为雇主的武汉修宇公司应当承担医疗费用，因此武汉修宇公司主张返还此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中，经新疆卓鼎双语司法鉴定所鉴定刘振斌右手掌压砸伤符合Ⅶ（七）级伤残。根据乌鲁木齐德信康诚假肢有限公司出具的《伤残患者装配辅助器具（假肢）说明》即根据患者的右肢部分手肢截肢、残肢长度、年龄和截肢平面创伤面等实际情况，本次安装假肢价格是8,000元，每两年更换一次，每个适用期的保修费是600元。一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配制机构的意见，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作出对刘振斌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辅助器具维修费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振斌、武汉修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95元，由刘振斌负担1,300元；由武汉修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1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宋晓蕾 审判员  赵 丽 审判员  彭 涛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