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3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俊山，男，1976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俊如，北京中洲（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艳彬，男，汉族，1984年10月29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霞，天津君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园园，天津君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贵，男，汉族，1966年12月27日出生，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霞，天津君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园园，天津君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俊山因与被上诉人林艳彬、第三人张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吉0191民初3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俊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吉0191民初3727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林艳彬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7,443,835.62元及截止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6日的利息为530,857.65元）；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林艳彬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对林艳彬受张贵委托提供借款知情并同意。相反上诉人向林艳彬偿还借款支付1150万元利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林艳彬应退还已收不当得利。1.1原判决认定“袁俊山对张贵委托林艳彬代签《借款协议》一事知情并同意”无任何依据，认定错误。1.2原判决认为“林艳彬与借款人袁俊山并不相识，……成立巨额的借贷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系脱离本案基本事实毫无根据的认定，上诉人基于对张贵的信任与其推荐、介绍的林艳彬签署借款合同，且后续林艳彬确实提供了借款2350万元，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显然成立且实际发生。1.3原判决认定“林艳彬签订《借款协议》及后续接收转款的行为皆是按张贵的安排进行的，袁俊山对此亦知情并同意”无任何证据支持，认定错误。1.4原判决认定林艳彬已将上诉人支付的1150万元利息交付给张贵，认定林艳彬未获得任何不当利益认定错误，进而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没有证据支持，依法无据。1.5原判决认定上诉人系即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科技）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无任何依据，认定错误。上诉人系山水科技的股东，但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案涉争议纠纷是上诉人和林艳彬之间的借款纠纷，与山水科技及本人的身份不具有关联性。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1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系因林艳彬没有法律依据获取不当利益而发生的纠纷。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林艳彬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为何要适用上述合同履行的法律规定以及借贷关系中利息认定的规定。正常逻辑应判令林艳彬将其所收取的1150万元款项全额返还给上诉人，或者由张贵承担返还不当利益的责任。一审法院适用前述规定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其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实体权利。2.2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上诉人已提交了和林艳彬签署的借款协议、收款银行凭证及还款、支付利息的银行凭证，结合当庭林艳彬及张贵的陈述及确认，足以能够证明林艳彬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事实履行且上诉人向其支付1150万元高额利息的事实。三、假设原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林艳彬的借贷关系不成立依法有据，法律后果是林艳彬应返还已收全部款项；但原判决一方面否认林艳彬的主体身份，另一方面以其已转付1150万元利息给张贵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判决无任何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1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基于林艳彬已收取1150万元款项之事实，法院应当判决林艳彬将所收取款项全部返还，而不是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3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就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时的财产返还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作了规定，但未规定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考虑到合同不成立时也可能发生财产返还和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故应当参照适用该条的规定。”因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林艳彬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根据前述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判令林艳彬将其所收取的1150万元款项返还上诉人，不能因为林艳彬把款项转给了他人（且没有证据支持）而迳行判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求。此种处理方式显然违背九民纪要的精神，对上诉人极为不公，且与民法所倡导的公平公正原则完全相悖。3.2按照一审法院逻辑，林艳彬仅是张贵的代理人，上诉人应向张贵主张权利，那么本案结果无论是从主体角度考虑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还是从事实及法律规定考量而判令张贵返还不当利益，都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上诉人亦可接受。但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及判决结果明显自相矛盾、法律逻辑错误，上诉人实难接受。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林艳彬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以及林艳彬没有获得不当利益，即林艳彬作为一审被告主体不适格，以及上诉人主张的诉求与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不符，进而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被告主体不适格以及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事实和理由不相符，属于提起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审查范畴，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起诉，而不是判决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四、无论林艳彬与张贵之间有何关系，都不能否认上诉人基于和林艳彬签署的借款协议向其支付1150万元利息的事实。即使法院采纳并认可张贵系委托人、实际借款主体，因为张贵行使介入权介入上诉人和林艳彬之间的借款争议纠纷，则借款协议依法直接约束张贵，张贵依法应承担借款协议项下的法律责任退还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本案而言，即使张贵和林艳彬之间的委托代理真实有效，在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借款协议只能对协议主体即林艳彬和上诉人产生法律拘束力。因张贵已自行加入本诉并主张其对案涉1150万元利息享有权益，即张贵行使了介入权，此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张贵当然应承担借款协议项下的法律责任，应退还不当得利。此外，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在出借时上诉人知晓林艳彬与张贵存在委托借款关系，张贵亦认可涉案借款由其出借以及1150万元由其收取，根据前述规定，涉案借款合同应直接约束上诉人与张贵，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也应由张贵承担。基于此，一审法院认为“袁俊山与第三人张贵之间因涉案1150万元产生的纠纷，因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不予处理，可由双方另行诉讼解决”的观点与其认定的事实在法律逻辑上明显矛盾。本应在本案处理的纠纷，一审法院径行判令另行起诉解决于法有悖，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五、在张贵主动申请加入本诉且本人到庭参加庭审的情况下，为减少当事人诉累、避免司法资源浪费，一审法院依法应围绕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对张贵应否退还不当利益进行审查，但一审法院却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视上诉人实际支付1150万元高额利息的事实于不顾，而判令上诉人另行主张权利，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5.1张贵已作为一审第三人主动参与到诉讼中来，且明确表示涉案借款系其委托林艳彬出借，亦认可上诉人支付的1150万元利息实际由其收取。虽然上诉人在借款时并不清楚张贵是涉案借款的真实出借主体，但张贵主动申请加入本诉，且本人参加庭审当庭明确表示涉案借款的真实出借主体系其本人，其实际收取了上诉人支付的1150万元利息。一审法院亦支持并采纳了张贵的主张。此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张贵作为借款协议的实际主体应承担法律后果，退还已收取的不当利益。5.2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处理上诉人与张贵之间所涉1150万元款项纠纷的条件充分，依法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精神相符，有助于实际解决纷争减少诉累。上诉人认为，张贵已经进入本诉，且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其与本案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在本诉中审理上诉人与张贵之间1150万元纠纷更为妥当，应予以审查并作出判决。然而，一审法院却做出“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的论述，不仅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而且增加了司法成本，浪费了司法资源，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六、如张贵当庭所述，其之前多次以第三方名义向山水科技提供的借款，以及案涉2350万元借款均是由本人实际出借，上诉人认为根据九民纪要第53条规定，张贵的行为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条件，其收取1150万元款项无合法依据，应全部返还上诉人。张贵当庭表述，案外人刘淑清、董群、刘淑华等人分别向山水科技以及上诉人出借款项的真实出借人均系其本人，也就是说在2016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4个月，张贵出借款项次数达6次，而且利率极高（2016年9月分3次向山水科技出借款项合计2000万元，上诉人赠与其山水科技500万股股票，折合人民币2000万左右，借款期限不到2个月；涉案借款本金2350万元利息115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年利率高达98％），以上事实切实说明张贵通过放贷获取极高不当利益。上诉人认为张贵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其所收取的1150万元款项应依法返还。七、一审法院不仅将上诉人一审代理人在裁判文书中写错，而且案件受理费计算错误，该等事实足以表明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切实履行职责、依法依规审理本案并依法裁判，并未认真查明案件事实情况、并未正确适用法律。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对一审法院的错误予以纠正。上诉人一审委托代理人山水科技员工孙慧东已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变更为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胡玉平律师，且胡玉平律师参与了一审庭审，但一审判决书中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仍为孙慧东；此外，张贵本人3次开庭均到庭，但判决书中均没有体现。原审判决没有证据认定林艳彬已将3500万元转付张贵错误。一审时，林艳彬申请追加张贵为被告且法院已同意，一审法院没有向袁俊山释明是否直接向张贵主张权利，也没有将张贵的主体身份及应由谁承担民事责任作为焦点问题应予纠正或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应对出借主体资格、林艳彬与张贵之间法律关系，以及三者之间法律关系进行调查。上诉人一审起诉金额本金7,443，835.62元以及利息530，857.65元（利息截止2018年11月26日），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本案案件受理费应当为67,622.85元，而一审法院将本案案件受理费计算为77,313元，多出9690.15元。综上，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进而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错误裁判，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林艳彬辩称，一、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一）原审判决驳回袁俊山的诉请，系依法所为，并无不当。袁俊山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属明确被告，袁俊山诉请及事实、理由，经形式审查，亦属具体。袁俊山的起诉在程序上符合起诉条件，依法不应裁定驳回起诉，且林艳彬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其与袁俊山之间是否达成借贷合同关系的真实合意，其是否获得了不当得利等均须经过实体审理。故原审就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最终判决驳回袁俊山诉请并无不当。（二）原审判决系基于袁俊山诉请进行审理、裁判。遵循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对袁俊山的实体权利、诉讼权利的处分予以充分尊重。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法院并非必须行使释明权，对其中“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可以不作为焦点问题审理，原审判决就此依法裁决得当。其次，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该条款的规定是对争议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与案件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参加诉讼的人。本案第三人张贵为债权债务关系一方主体，对案涉法律关系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并非上述法条规定的主体。再次，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关于“隐名代理”及“介入权”的规定。林艳彬系受张贵委托签署的案涉《借款协议》等文件，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等手续。袁俊山知情且同意。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林艳彬系张贵的委托代理人，案涉款项之给付是基于张贵与山水科技及袁俊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林艳彬无关。1.林艳彬系受张贵委托办理借款等手续，对具体借款细节不知情，依法不应承担责任。张贵提交的其与袁俊山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均有体现。2.林艳彬与张贵是委托代理关系。二人已经签订《委托书》。3.袁俊山在签订借款相关文件时就知道实际借款人是张贵。在袁俊山与张贵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袁俊山说“你那些钱你借给我……大家看得明白，包括你那个什么委托的小林都看得明白”。借款支付方式也说明袁俊山与张贵达成借款合意。因此，《借款协议》只约束袁俊山和张贵，林艳彬只是受托人，未取得任何利益，更无从谈起不当得利。4.林艳彬代张贵收取的1150万元合法有依，且该款已全部支付张贵。张贵曾4次为袁俊山和山水科技筹款共计6850万元，且袁俊山和山水科技占用多年只返还本金。为此，袁俊山表示支付1150万元作为其中4852万元筹款的回报，4850万元包括涉案的2350万元。（二）原审认定袁俊山为山水科技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正确。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案涉款项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并生效，林艳彬对袁俊山不负有返还义务。因此，袁俊山引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32条不适用于本案，且林艳彬已经将案涉1150万元交付于张贵，林艳彬对袁俊山不负有返还义务。（二）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并无不当。前文已论述，袁俊山与林艳彬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因此，更无从谈起上诉人袁俊山诉请的多支付利息得返还。（三）袁俊山诉请林艳彬向其返还“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相关的民事法律对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林艳彬已经将袁俊山向其转账的1150万元交付于张贵，其本人并未实际获利。（四）袁俊山须证明其给付的借贷利息并无债权债务基础关系的相关事实，亦负有举证责任。而袁俊山并未举证其与林艳彬之间存在“不当得利”的债权债务关系，亦未对多支付的借贷利息不具备债权债务基础关系事实有效举证。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张贵述称，同意林艳彬的答辩意见。一、张贵不存在职业放贷行为。张贵系为山水科技谋求发展筹措资金。其不具备《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58条规定的“营业性”、“营利性”二、案涉1150万元交付有合法根据。袁俊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艳彬返还袁俊山不当得利人民币7,443,835.62元；2、判令林艳彬返还袁俊山截止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6日的利息为530857.65元）；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林艳彬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俊山系山水科技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林艳彬系第三人张贵的外甥。袁俊山为山水科技的发展，委托张贵对外筹款。2016年11月28日，张贵让案外人刘淑华向袁俊山个人账户内转款1000万元。2016年11月29日，张贵委托林艳彬前往北京代其与袁俊山签订借款合同。林艳彬到京后，首次与袁俊山见面，双方于当日签订《借款协议》，言明，甲方（袁俊山）以持有的山水科技的个人股票1550万股质押给乙方（林艳彬）。甲方借款金额为35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6个月，还款日期2017年5月28日到期，超过一天不还，本协议生效，质押股票归乙方所有等。同日，袁俊山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林艳彬现金3500万元整”。同日，袁俊山、林艳彬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当日，张贵让案外人董群向袁俊山个人账户内转款1000万元。2016年12月22日，张贵又让案外人赵金龙向袁俊山转款350万元。2017年5月26日，袁俊山将上述2350万元借款分别转回案外人刘淑华、董群及赵金龙个人账户内。2017年5月27日，袁俊山单独向林艳彬银行账户转款1150万元。林艳彬收到该款后，随即转交给张贵。另查明：2016年11月29日，林艳彬（受托人）与张贵（委托人）签订《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拟向袁俊山以借款形式提供投资款，委托林艳彬代为办理相关事宜。委托权限：1.在委托人向袁俊山提供款项相关《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书上签字。2.代收款项。委托期限：自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款项本金及收益还清且相关手续办理完毕止。委托人承诺及说明：1．本委托书系委托人亲自签署，真实有效。委托负责具体筹措支付相应款项；2．委托书对应的《借款协议》等文件项下款项均为委托人提供款项，对袁俊山形成的债权以及收益均归委托人所有；3．因本委托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纠纷，均由委托人承担或负责解决，与受托人无关。再查明：林艳彬与案外人刘淑华、董群及赵金龙均不相识。其与袁俊山也仅在签订《借款协议》当日初次相识。在袁俊山与张贵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袁俊山对张贵委托林艳彬代签《借款协议》一事知情并同意。一审法院认为，林艳彬与借款人袁俊山并不相识，且其并无提供贷款的经济实力，此种背景下认定其与袁俊山成立巨额的借贷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根据林艳彬与第三人张贵签订的《委托书》及张贵与袁俊山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林艳彬签订《借款协议》及后续接收转款的行为皆是按张贵的安排进行的，袁俊山对此亦知情并同意。基于上述事实，在袁俊山与林艳彬之间，均无建立借贷合同关系的真意表示，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袁俊山以双方成立借贷法律关系为由，要求林艳彬返还多支付的借贷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因林艳彬已将袁俊山的1150万元转款交付给了第三人张贵，故本案亦无林艳彬获取不当利益的事实发生，袁俊山关于林艳彬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亦无事实依据，不能获得支持。至于袁俊山与第三人张贵之间因涉案1150万元产生的纠纷，因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法院不予处理，可由双方另行诉讼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袁俊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313元，由袁俊山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袁俊山起诉被上诉人林艳彬返还不当得利，主张双方在2016年11月29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袁俊山向林艳彬借款2350万元，未约定利息。林艳彬通过案外人账户将全部借款转入袁俊山账户，袁俊山于2017年5月26日将该款项转回案外人账户。2017年5月27日，袁俊山单独向林艳彬账户转款1150万元，该1150万元为2350万元借款产生的利息，由于该利息超出法定上限，超出部分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的审理范围为被上诉人林艳彬收到的1150万元中的7,443,835.62元是否为不当利益。袁俊山的请求权基础为林艳彬取得的该7,443,835.62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是否应予返还。袁俊山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林艳彬相识以及向林艳彬支付如此巨额款项的原因。林艳彬、张贵在原审中提供张贵委托林艳彬收款的委托书，委托书中载明“在委托人向袁俊山提供款项相关《借款协议》《股权质押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书上签字；代收款项。本委托书对应的《借款协议》等文件项下款项均为委托人提供款项，对袁俊山形成的债权以及收益均归委托人所有”。袁俊山起诉时称向林艳彬转款、偿还借款，结合委托书内容及袁俊山与张贵的微信聊天记录，袁俊山对于林艳彬系张贵的委托人是知情的。张贵虽然承认收到袁俊山转款1150万元，但袁俊山与张贵对于借款未进行诉讼，亦未结算，各方当事人因借贷存在纠纷和争议，无法确认是否存在超额还款。张贵系根据林艳彬的申请追加的本案第三人，而袁俊山对于张贵并未提出返还款项的请求。故袁俊山主张案涉1150万元为林艳彬取得的不当利益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所涉的借贷问题及袁俊山提出的张贵构成职业放贷人已经超出本案的审理范围。如袁俊山与林艳彬或张贵之间存在借款纠纷可另行解决。一审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袁俊山变更诉讼请求，将诉请标的由9,031,780.82元变更为7,443,835.62元，相应的诉讼费用应由77,313元变更为67,623元，多缴纳部分9690元，应退回袁俊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袁俊山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9690元，退回上诉人袁俊山；二审案件受理费67,623元，由上诉人袁俊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欣华审判员  姜晓健审判员  杨 海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韩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