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527民初1161号原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17组（原四甲村1组）。负责人：杨小凤，系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章林，男，1966年7月16日出生，苗族，住，系大园（元）村17组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秋长明，绥宁县平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杨秀松，系该村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安伟，湖南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2组。负责人：杨文刚，系组长。第三人：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3组。负责人：杨明尧，系组长。大园村2、3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移长，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18组（原四甲村2组）。负责人：杨焕宝，系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焕春，男，1953年4月24日出生，苗族，住，系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任申，湖南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17组（以下简称大园村17组）诉被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园村委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于2020年11月11日开庭审理。2020年11月10日，大园村委会申请追加该村第2组、3组、18组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追加后，确定于2020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2020年12月10日，大园村2组、3组申请本院延期审理，本院准许后，于2021年1月18日、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大园村17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秋长明、杨章林，被告大园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杨秀松、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安伟，第三人大园村2组组长杨文刚、3组组长杨明尧，及2、3组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陈移长，18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焕春、刘任申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大园村17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章林，被告大园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安伟，第三人大园村2组组长杨文刚、3组组长杨明尧，及2、3组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陈移长，18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焕春、刘任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园村17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园村委会将无理截留的属原告合法享有的被征收土地补偿款230973元返还交付给原告，并赔偿因拒付补偿款造成的利息损失6400元（暂按三个月计算）；由被告大园村委会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绥宁县人民政府为拓展“湘商产业园”规模（位于关峡乡），需征收原告大园村17组所有的位于“红水冲”的4.02亩水田，即按习惯作法安排被告大园村委会为“被征地单位”乙方，与代表县政府的县土地储备中心作为甲方于2020年8月4日签订了《征收土地协议书》。该协议第三条确定，县政府因征收原告红水冲4.02亩水田应向原告支付补偿款255431元，扣减10%政策性“集体补助计提”部分24458元后，还应实际支付230973元。此后，县政府将该补偿款汇入大园村委会账户暂为代收后，被告却以四甲、大园两村合并以前曾任过大园村村长的村民杨某聪“不准村里付款”为由，拒绝按照惯例将上述补偿款交付给大园村17组。其实被告非常清楚，杨某聪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阻挠其向大园村17组交付该补偿款，但因杨系两村合并前老大园村人士，并且杨在2019年4月到8月期间利用老大园村2组和3组的名义争夺属于大园村17组同一地方被征土地补偿款，历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诉讼均遭败诉。同样属老大园村人士的被告村支两委负责人即徇私情顺从杨明显对抗法院生效裁判的无理要求，截留本属原告合法享有的补偿款拒绝支付，迫使原告起诉维权。被告拒付原告补偿款项，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违反了《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之禁止性规定，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被告大园村委会辩称：（一）大园村委会没有无理截留该笔征地补偿款，而是按照关峡苗族乡人民政府的要求暂时保管该笔征地补偿款。绥宁县人民政府建设“湘商产业园”征收了大园村“红水冲”（又称横冲里）4.02亩荒田，绥宁县人民政府应当支付征地补偿款255431元。大园村2组、3组、17组、18组都到村委会要求领取该笔征地补偿款。村委会告知大园村2组、3组、17组、18组该笔征地补偿款还一直放在关峡苗族乡人民政府的账户里。于是，大园村2组、3组、17组、18组又都到关峡苗族乡人民政府要求领取该笔征地补偿款。关峡苗族乡人民政府要求村委会调处矛盾纠纷并分配该笔征地补偿款，乡长及其他工作人员多次打电话要求村委会领取该笔征地补偿款，村委会都以无法调处几个组的矛盾纠纷为由，拒绝接受该笔征地补偿款。后来，乡政府强调该笔征地补偿款必须到村委会账户入账，并由乡长主持会议，制定了一个方案：先将该笔征地补偿款转账至村委会账户由村委会暂时保管，等矛盾处理好确定了该笔征地补偿款的所有权人，再将补偿款支付给谁。该方案大园村2组、3组、17组、18组都同意了，村委会才同意暂时保管这笔征地补偿款。该笔征地补偿款到村委会账户不到十天，原告就向人民法院起诉了。所以大园村委会没有无理截留该笔征地补偿款，而是按照关峡苗族乡人民政府的要求暂时保管该笔征地补偿款。（二）本案所涉被征收的荒田存在权属争议，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2组、3组、17组、18组都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法院应当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1、大园村2组、3组递交书面报告到村委会，认为绥宁县人民政府建设“湘商产业园”征收的“红水冲”（又称横冲里）4.02亩荒田的所有权属于大园村2组、3组（原大元大队第2生产队），该笔征地补偿款也应当归大园村2组、3组所有。2、大园村18组也向村委会递交书面报告，认为绥宁县人民政府建设“湘商产业园”征收的“红水冲”（又称横冲里）4.02亩荒田，是原四甲村一组与原四甲村二组合并为原大元大队第7生产队时共同开垦的荒田，1980年原大元大队第7生产队又一分为二，重新划分为原四甲村1组（现在的大园村17组）与原四甲村2组（现在的大园村18组）。但分组时，只是对原有耕种的水田进行协商确定了权属，对共同开垦的荒田包括涉案荒田至今没有确定权属，也没有划分给哪一个组，仍属两个组共有，大园村18组有权参与分配该笔征地补偿款。所以，本案所涉被征收的荒田存在权属争议，大园村2组、3组、18组都系本案利害关系人，法院应当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综上所述，本案所涉被征收的荒田存在权属争议，为了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当追加大园村2组、3组、18组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依法确认本案所涉被征收的荒田的权属并对本案进行公正判决。第三人大园村2组、3组辩称：一、向法院申请杨焕德、杨焕明、杨盛满、杨焕禄、杨进锡、杨进美、杨盛儒出庭作证，这些人系当年在“红水冲”挖树蔸、垦沟壕、筑田基、种水稻的亲身经历者，向法官陈述当年在红水冲开荒种地的历史，不管法院判决的结果如何，他们希望自己想讲的话能记录在卷，载入历史档案，让唇齿相依的四甲村、大园村，现同为大园村的子子孙孙们去给予道德良心的评判。二、原告诉称“红水冲”又称“横冲里”的说法不能成立。1、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大元大队第七生产队八二年分田到户花名册》，此表中杨文林红水冲2.8亩，杨文虎横冲里2.8亩。从表格笔迹可知，系同一人、同时造就的表格内容，就同一个地点的名称，不可能去写成两个不同的名称。将同一个地点的名称去写成两个不同的名称，不符合人类正常思维下正常的行为习惯。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承包合同书》系同样道理。2、客观上，“红水冲”、“横冲里”系实实在在存在的两个地方，并且相距甚远，实地査看便能一目了然。因此恳请法庭进行实地踏看，并依职权进行调査，对此事实进行正确认定。3、综合比对大园村四组杨章风、杨向前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及相应的《航标图》可知，杨章风的林地的小地名为横冲里，小班号为38，杨向前的林地的小地名为红水冲，小班号为30，“38”号林地与“30号”林地相距甚远。因此，“红水冲”、“横冲里”并非同一地块的两个名称，原告诉称“红水冲”又称“横冲里”的说法不能成立。三、假定原告的《大元大队第七生产队八二年分田到户花名册》、《承包合同书》为真，原告主张全部征收土地补偿款权益的诉求也同样不应得到支持。1、前面已述，原告诉称“红水冲”又称“横冲里”的说法不能成立，即其证据只能证实17组的杨文林在“红水冲”有2.8亩田。2、原告在“红水冲”水田周边没有山林林地，这是不争的事实。田边荒山、林地被征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2018年案涉面积3.81亩，价款143617.50元，现在审理的本案涉面积4.02亩，价款230973元，即使原告的《大元大队第七生产队八二年分田到户花名册》、《承包合同书》为真，其能享有的权益也只能是133953.18元。（2.8亩／7.83亩374590.50元＝133953.18元）。四、假定原告的《2000年元月2号四甲村一组洪水冲田检勾分田花名册》为真，原告主张全部征收土地补偿款权益的诉求也同样不应得到支持。1、原告的《2000年元月2号四甲村一组洪水冲田检勾分田花名册》载明的总面积为5.5亩。2、原告在“红水冲”水田周边没有山林林地，这是不争的事实。田边荒山、林地被征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2018年案涉面积3.81亩，价款143617.50元，现在审理的本案涉面积4.02亩，价款230973元，即使原告的《2000年元月2号四甲村一组洪水冲田检勾分田花名册》为真，其能享有的权益也只能是263122.31元。（5.5亩／7.83亩×374590.50元＝263122.31元）。五、大园村2组、3组主张“红水冲”的田属原公社化时期第2生产队的田，证据确凿充分。1、首先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原告在“红水冲”没有山林山地。“三包四固定”是在建国初期至1963年期间，中央政府为了合理分配土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实施的一套以包工制为主的定额管理办法，即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和定土地、定劳力、定农具、定牲畜。“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82年关峡人民公社更名为关峡苗族人民公社，1984年更名为关峡苗族乡。2018年原告起诉案中，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大元大队山林所有权底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山林所有权证存根》，注明或印章均为“关峡苗族人民公社”，其形成时间应为1982年至1984年期间，均将“红水冲”登记在大元大队名下。1984年8月8日《大元村四甲村分村协议书》载明是“四清运动”中并村，就分村约定“原有三包四固定时的山林土地是那个自然村的为那个自然村所有”，1986年6月18日大元村与四甲村《关于大元四甲分村后遗留问题的处理协议书》就土地权属范围确认的确认依据顺序的第一顺序为“按一九六一年三包四固定划分”。假定绥宁县权属界线认定书有效，按此也证明原告在“红水冲”没有毗邻林木林地。2、原告在“红水冲”没有毗邻林木林地，这足以证明原告在乡政府调解时称“红水冲”的田是他们在1964年开垦的说法不能成立。根据乡规民约也好，根据农村开荒、开地、开田，甚或砍柴、放牛等行为习惯也罢，原告在“红水冲”没有毗邻林木林地，不可能在此开垦稻田。3、根据1984年8月8日《大元村四甲村分村协议书》、1986年6月18日大元村与四甲村《关于大元四甲分村后遗留问题的处理协议书》及“红水冲”稻田开垦者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大园村2组、3组认定原告向法院提交的《第七生产队分田到户花名册》、《承包合同书》、《2000年元月2号四甲村一组洪水冲田检勾分田花名册》这些材料系伪造，已向法院提交了对这些材料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请法院予以准许。4、不能凭绥宁县权属界线认定书对“红水冲”稻田的所有权作出有效认定。其一，没有经大园村2组、3组现场核定和签字确认。其二、杨某、李某的证言证实，他们填写绥宁县权属界线认定书时，是自己认为如此而如此，并非根据其他有效证据进行的填写。其三、对“红水冲”的稻田的权属，林业部门就认定是属大元村的。如李松柏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就李松柏在“红水冲”的285号林班林地就标注“西与大元村田坎为界，北与大元村山岭为界”。其四、李某对“拐点”的所谓更正，应有待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是”或“否”确认。李某当年系政府部门进行林木林地详查时聘请的工作人员，履行的是公权力，其进行的是临时性、阶段性工作，现在其不属履行公权力工作人员，对当年以县政府名义核定的权证，其以个人身份进行所谓的更正，其效力有待相关职能部门依据法定程序进行肯定性或否定性确认。其五、根据上述情况，大园村2组、3组在原告2018年的起诉案中认为，此案属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法院没有管辖权，应由人民政府裁决处理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三人大园村18组辩称：1、大园村17组、18组的历史渊源。大园村17组、18组原分别叫四甲第一生产队和第二生产队，1966年四甲第一生产队与第二生产队改为四甲大队第七生产队，1984年改为四甲村2组，后变成了大园村17组和18组；2、涉案土地情况。涉案土地在上世纪70年代，由大元大队第七生产队开垦耕种一段时间后，一直荒芜到政府征收，大元大队第七生产队解体以后，再无个人或组织耕种过；3、关于本案的处理，大园村18组应得征地补偿款的一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7月16日，绥宁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根据湘商产业园填土补征土地项目的需要，作为甲方与乙方大园村委会在该村签订《绥宁县征（收）土地协议书》，征收大园村水田4.02亩（地类修正系数1.2），被征收土地的四至范围以《湘商产业园填土补征土地勘测定界图》（以下简称《勘测定界图》）为准，甲方征地补偿标准50700元/亩，向乙方支付补偿费总计255431元；其中集体补助计提10%，即24458元，实付被征地单位220119元，青苗、附着物补偿费标准2700元/亩，实付10854元，总计实付230973元。该协议经甲方绥宁县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乙方大园村委会及鉴证方绥宁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及关峡苗族乡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勘测定界图》说明：红线范围内土地面积为15.869亩，其中大园村（原四甲村）水田面积4.02亩，关峡村林地面积11.869亩；《勘测定界图》红线标注被征的4.02亩水田属于原四甲村。2020年6月30日绥宁县土地储备中心制作的《2020年湘商产业园填土方补征地分户公示表》（以下简称《分户公示表》）中4.02亩水田的户主姓名为“原四甲村”。同日，绥宁县关峡苗族乡人民政府、绥宁县湘商产业园、绥宁县土地储备中心制作了《关于湘商产业园填土方建设项目补征地及青苗补偿情况的公示》（以下简称《公示》），于当日将《分户公示表》、《公示》、《勘测定界图》张贴于大园村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7月7日止，公示期限内，被告大园村委会、第三人大园村2、3、18组均未提出异议。另查明，大园、四甲原为关峡苗族乡相邻的两个村，两村于2017年合并为现大园村，大园村17组原为四甲村1组，大园村18组原为四甲村2组。1992年5月8日，《湖南省绥宁县权属界线认定书》第48条记载：“设拐点24在红水冲四甲村田东北大岩包点。第五十条记载：设拐点25在××村杨章林责任田西北角。第五十一条规定：以拐点24往北沿红水冲四甲村田东面边缘到拐点25，左边林地、水田（红水冲田属四甲村）规关峡村所有，右边水田林地归大园村所有”。该认定书记载××村所有的事实。湘商产业园项目于2018年前曾征收红水冲田地3.813亩，大园村17组与该村2、3组曾因补偿款143617.50元发生争执于2018年8月2日诉至本院，在该案诉讼中，大园村18组（原四甲村2组）负责人杨焕宝、大园村19组（原四甲村3组）负责人杨章义、大园村20组（原四甲村4组）负责人杨晟虎、大园村21组（原四甲村5组）负责人杨焕宏均证明红水冲的田土是分给了原四甲村1组农户耕管。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湘0527民初67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位于××乡××村××村17组所有。大园村2、3组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9）湘05民终1506号民事判决，确认××乡××村××组××村××组××村××组所有的事实，维持了本院（2018）湘0527民初670号民事判决。上述案件事实，有原告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征收土地协议书、湘商产业园填土补征土地勘测定界图、2020年湘商产业园填土方补征地分户公示表、关于湘商产业园填土方建设项目补征地及青苗补偿情况的公示及公示照片、大园村18组负责人的证明、（2018）湘0527民初670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绥宁县权属界线认定书、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5民终1506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因征地补偿款所有权产生纠纷，土地补偿款是对失去土地的所有人的经济补偿。2020年7月16日绥宁县自然资源局与大园村委会所签订的《绥宁县征（收）土地协议书》所含的《勘测定界图》写明了被征的4.02亩水田的业主为原四甲村，《分户公示表》、《公示》、《勘测定界图》均张贴于大园村，被告和第三人均未提出异议，该协议书及附图即确认××村。《湖南省绥宁县权属界线认定书》的记载及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湘05民终1506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村，原四甲村各组均证明红水冲的水田属于原四甲村1组即现大园村17组，故红水冲被征的4.02亩水田的补偿款应属于大园村17组所有。被告大园村委会应将该款支付给。被告大园村委会在所辖各组就补偿款所有权产生争执以后，暂时保管该款，并非恶意扣留，原告亦未提交被告获取利息的证据，故大园村委会不应向原告大园村17组支付利息。第三人大园村2、3组提交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系超过规定期限提交，证人陈述的内容均为过去曾在红水冲从事过生产劳动，所举证据未能否定原告证据的证明力，《湖南省绥宁县权属界线认定书》、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湘05民终1506号民事判决书、《绥宁县征（收）土地协议书》中的《勘测定界图》所记载和确认的事实，可做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大园村2、3组申请对《第七生产队分田到户花名册》、《承包合同书》、《2000年元月2号四甲村一组洪水冲田检勾分田花名册》进行笔迹鉴定，经审查，本案中大园村17组并没有提交上述证据，上述证据系17组在2018年8月2日提起诉讼的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大园村2、3组如对该证据的真伪有疑异，应在该案诉讼中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鉴定，故对2、3组在本案中申请鉴定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如前所述，大园村18组（原四甲村2组）在本院审理（2018）湘0527民初670号案时明确证明“红水冲一条冲的田土”属于原四甲村1组，在本案中又主张其对红水冲现被征的水田拥有所有权，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由被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17组土地补偿款230973元；二、驳回原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17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430元，由被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民委员会负担2000元，由原告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元）村17组负担4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阳享海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林淑娟书记员贺艳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四十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