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7民终3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井，男，198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前，江苏蓝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亚楠，江苏蓝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东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海州区解放东路318号振兴汽车城B13号楼3单元301室。法定代表人：尹宝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学荣，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坤，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春井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东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苏0706民初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春井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20)苏0706民初94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上诉人于被上诉人处购买车辆的行为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正确。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是不正确的。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与所购车辆的金额不存在必然关系。众所周知，汽车销售商的销售价与厂家指导售价是不一致的，一审判决以销售价低于厂家指导售价，就认定被上诉人不构成欺诈，显然是不成立的，是错误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七）在销售的商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十）骗取消费者价款或者费用而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五条第（七）项至第（十）项、第六条和第十三条规定行为之一的，属于欺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江苏东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合同明确约定购买吉利GX7精英型轿车一辆，价格76000元，但被上诉人所交付车辆并非吉利GX7精英型，而是低配的GX7都市型。被上诉人不按照约定提供商品，其行为己经构成欺诈，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三、一审审理程序存在错误、一审庭审过后，上诉人补充提交了行驶证、第三人购车发票、车辆使用说明、厂家保养手册等证据，但并未组织质证。综上所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东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1.上诉人举证的销售合同并未生效。上诉人认为其购买的是吉利GX7精英型轿车，而被上诉人却交付了低配的GX7都市型轿车，因此构成欺诈。为此，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了《江苏东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但该合同落款处并没有落款时间，“卖方”处也未加盖东某公司的公章，根据该销售合同第10条约定“本合同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所以上诉人提交的销售合同自始至终都未生效。因此，上诉人不能拿一份未生效的销售合同来证明双方买卖车辆的型号是精英型。2.上诉人实际购买的是GX7都市型轿车，并非GX7精英型轿车，被上诉人并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购买的吉利汽车的车架号是LB37742S4FC245722，该车在吉利厂家的系统里显示车型是GX7畅享型，但根据车架号在“车300”软件查询，又显示该车是GX7都市型，由于畅享型和都市型的配置非常相似，可能会造成查询软件与厂家系统不一致，对于涉案车辆，上诉人在车辆软件上查询的结果即“都市型”(不管是都市型还是畅享型，都与精英型汽车在外观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货车司机，完全有能力分辨其购置的车型配置与精英型汽车的不同)。根据软件查询，该车的报价是79900元，被上诉人是以76000元的价格卖给上诉人，价格相当，被上诉人并没有以精英型89900元的价格出售车辆，被上诉人也不可能以一台车亏损14000元的价格向上诉人出售汽车，这明显与常理不符。通俗的说，就是被上诉人并没有以高配车的价格卖低配车，因此，被上诉人并没有欺诈上诉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上诉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以及上诉人的举证，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销售车辆的行为并不构成欺诈，径而依法判决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于5年前即2015年7月份在被上诉人处购买了涉案轿车，一审中上诉人称其于2019年7、8月份修车时才得知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上诉人作为专业的大货车司机，其持有B2D驾照，应当可以看出低配车、中配车、高配车的区别，上诉人如若对车辆型号有异议，应当从购车时、最迟应从提车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也就是应从2015年7月份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上诉人于购买车辆将近5年后的2020年3月26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本案中，购买车系大额消费，上诉人作为消费者，购车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提车时也未对车型提出任何异议，但其却在使用涉案车辆近5年又起诉被上诉人交付的车辆不符合约定，该行为完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是在恶意浪费司法资源。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王春井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东某公司返还购车款76000元，并赔偿3倍购车款228000元，合计304000元；2.诉讼费用由东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9日，王春井向东某公司购买吉利轿车，预付定金3000元，双方签订《江苏东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GX7精英型，黑色，一辆，价格76000元，已付定金3000元，余款73000元。同年7月27日，王春井支付余款73000元给东某公司，东某公司向王春井交付车辆。2019年7、8月份，王春井经网上查询，其所购车辆为2015款全球鹰GX7手动都市型，厂家指导价7.99万。王春井以该车辆非精英型，东某公司行为构成欺诈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王春井向东某公司购买吉利轿车，东某公司向王春井交付的车辆为吉利2015款都市型，王春井支付的价款为76000元。王春井提交的证据显示，吉利2015款都市型厂家指导价为7.99万元，东某公司收取的款项在合理范围内。虽然合同书写的车型为精英型，但东某公司收取王春井的车款价格与吉利2015款都市型价款相当，低于精英型官方价8.99万元。故东某公司行为不构成欺诈，王春井的诉求无法得到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王春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60元（王春井已预交），由王春井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春井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案外人刘某购车发票1张以及该车辆所属车型的查询，证明2015年9月22日在上诉人购买涉案车辆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刘某在被上诉人东某公司花费了74900元购买了和涉案车辆同款车型的车，但价款比上诉人少了1100元，可以充分证明上诉人不可能花同样的钱去购买一个低配的车；证据2.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民终1502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涉及销售诈骗的车辆和本案车辆属同一类型的车，也是同样以低配的车冒充高配的GX7精英型车进行销售，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构成欺诈，该份判决可以证明在类似的案例中从来没有以厂方的销售指导价来认定商家是否构成欺诈；证据3.东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当时和上诉人签订销售合同的沈某现在是东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负责人；证据4.上诉人车辆的一致性证书，证明涉案车辆的车高是1700毫米，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材料显示，畅享型车辆车高是1673毫米，而精英型和都市型车辆车高都是1700毫米，这就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车辆绝对不是上诉人在一、二审中所陈述的畅享型车辆，只能是GX7都市型；证据5.案外人刘某车辆的一致性证书，证明刘某车辆的车高是1700毫米，所属型号不应该是被上诉人所称的畅享型，证明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查询信息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东某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刘某购车时间是2015年9月22日与上诉人王春井购车并非处于同一时期，而且从证据上看也无法看出刘某车辆的车型，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尤其是本案中并不存在以低配车冒充高配车进行销售的情形，因此不能参照适用；3.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沈某原来是东某公司的销售顾问，但东某公司没有授权其有权利代表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王春井提供的涉案销售合同尚未生效；4.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之所以在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首先是因为厂家系统显示上诉人所购车辆的确是GX7畅享型，而上诉人所提供的车300软件查询的信息是GX7都市型，为了便于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才出具上述情况说明，实际上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涉案车辆的车型就是GX7畅享型；5.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根据厂家系统查询刘某购买的车辆是2014款畅享型车辆，畅享型车辆本身是没有行李架的，而都市型和精英型车辆本身是有行李架，之所以刘某车辆一致性证书上载明车辆高度是1700毫米（畅享型基础款车辆是1673毫米），是因为该车厂家免费赠送了行李架。被上诉人东某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从连云港市车辆管理所调取的王春井涉案车辆的车辆合格证书，证明该车辆合格证书备注明确载明“选装天窗、新型轮毂、不带后雨刮”，王春井一直否认该车辆合格证书复印件是其向东某公司提供的，进一步说明其在隐瞒其已明知车辆选装天窗的事实，也就是说王春井在提车时或者在车辆上牌时就已经明知车辆的配置，而其在庭审中多次否认没有选装任何配置，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果车型不符，王春井应该在提车时就提出异议，但其并没有，现其在5年后提起本案诉讼完全是恶意诉讼。东某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且本案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王春井针对被上诉人的举证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综合认定，关于上诉人是否选装相关配置，应当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对涉案车辆进行了选装上诉人从来没有否认，而且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通过选装一些能够明显区别的配置，达到欺诈上诉人的目的，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应在提车时就提出异议，而上诉人在提车时，涉案车辆是有天窗的，但上诉人并不知晓这个天窗是被上诉人通过厂家来进行选装的，上诉人提车时只是通过通常认知看所提到的车有天窗，而上诉人想购买的车也有天窗，上诉人作为普通消费者想当然认为所提车辆和其想购买车辆是一致的。任何一个消费者不可能用高车型价格去购买低车型增加配置的车，因为这个逻辑关系的存在，所以被上诉人的欺诈是主观故意上非常强烈的欺诈，不是一种疏忽大意的欺诈。对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所举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定如下：1.对上诉人王春井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但对其中证据1、2、5，因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该3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3、4的证明目的能够成立，本院予以采信。2.对被上诉人东某公司所举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为了进一步查清相关案件事实调查了被上诉人东某公司原销售经理沈某，沈某证实以下事实：其从2014年底至2018年初在东某公司工作，担任销售经理，负责展厅管理，具体包括日常卫生、环境、车辆销售等。在其担任销售经理期间，东某公司对外销售车辆需要与购车人签订销售合同且需要加盖公司印章。王春井向一审法院举证的销售合同最下方“沈某”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名，但不清楚该份销售合同为什么没有加盖东某公司的印章。其在销售合同上签字主要是为了证明赠品的范围，确保赠品不会再增加，所以其用笔将赠品圈了一下。至于销售价格是由公司老总确定的，车辆型号的填写是由销售顾问负责的，其只负责赠品的审核。另外，东某公司销售车辆的流程为：客户看好车后与销售顾问商谈车型、价格、配置，之后签订销售合同、交钱、提车、验车。客户在提车时，东某公司会交付车辆合格证、发票、赠品，其中车辆合格证和发票主要是车辆上牌用的。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吉利GX7精英型轿车标配有天窗，官方价格为8.99万元；吉利GX7都市型轿车标配没有天窗，官方价格为7.99万元。本院认为，2015年7月份，上诉人王春井向被上诉人东某公司购买吉利轿车，在付清购车款76000元后，东某公司向王春井交付吉利GX7都市型轿车一辆以及该车的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本案中，王春井以其购买的是吉利GX7精英型轿车，而东某公司却交付给其一辆低配置的吉利GX7都市型轿车为由，主张东某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为此王春井提交了其与东某公司签订的《江苏东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虽然该份《江苏东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显示王春井所购轿车是吉利GX7精英型轿车，但销售价格仅为76000元，该销售价格与吉利GX7精英型轿车官方价格8.99万元相差较大，而与吉利GX7都市型轿车官方价格7.99万元相当，且王春井也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东某公司在同时期存在以76000元左右的价格销售过吉利GX7精英型轿车的情形，另外，根据东某公司举证的其在王春井提车时一并交付的涉案车辆合格证能够证实，东某公司交付给王春井的涉案车辆系选装天窗，而非标配天窗，王春井据此应当知道涉案车辆不是吉利GX7精英型轿车这一事实，而王春井当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应当视为其对所购车辆的认可，所王春井上诉主张东某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在东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条文并无不当，故本院对王春井上诉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予采信。上诉人王春井在一审庭审后又向一审法院补充提交了部分证据，一审法院已经提交给东某公司进行了单方质证，程序并不违法，故本院对王春井上诉主张一审审理程序错误的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王春井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0元（王春井已预交），由上诉人王春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乙 斌审 判 员  朱培培审 判 员  张 奇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志远书 记 员  卞 画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