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豫民再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执行案外人）：韩雯，女，197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一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申请执行人）：靳晓东，男，1972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博，河南曾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凤，河南曾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被执行人）：韩永森，男，195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再审申请人韩雯与被申请人靳晓东、一审第三人韩永森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5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豫民申66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韩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一帆，靳晓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博、曹晓凤，韩永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雯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靳晓东的全部诉讼请求;2.立即中止对位于上海市××路××弄××号××室××浦字不动产权第057457号）房产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产实施的查封等所有措施;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靳晓东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涉案房屋的出资,系韩永森对子女的赠与。原审法院认定韩永森为韩朝阳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行为不构成韩永森对韩朝阳的赠与,属于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韩雯与韩朝阳于2006年结婚,儿子韩朝阳需要婚房,父亲韩永森出资购买,系对韩朝阳的赠与，属于再正常不过的行为。韩朝阳以签订购房合同、办理房产证以及居住、使用案涉房屋的一系列行为表示接受,双方之间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赠与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即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父母为子女购置房屋出资的行为,法律均视为对子女的赠与。法律并未规定成立赠与关系必须签订书面的赠与合同,且从常理而言，直系亲属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赠与行为往往不会订立书面的赠与合同,故韩永森与韩朝阳之间系通过双方的实际履行事实上形成了赠与关系。2.本案认定韩永森在韩朝阳结婚前为其购买涉案房屋出资构成赠与关系,也符合当前中国家庭关系下父母普遍赠与出资为子女购买房产的社会常态。当前中国家庭关系下,父母为子女购置房产赠与出资的情况十分普遍和常见,该种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行为包含了父母对子女倾尽全力保障子女生活质量的浓厚关爱,同时这种父母对子女的关怀势必会进一步增进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也有利于促进子女今后积极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应当是法律、道德以及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予以积极提倡的。这种赠与并不违背法律、常理及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系中国当前社会风俗的真实体现,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审法院从主观角度出发反向论证父母的赠与会使子女虽然获得财产而不主动承担家庭义务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是对公序良俗的一种破坏,继而否定韩永森为韩朝阳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行为构成赠与,这种主观心证缺乏事实依据,于法于理难以令人信服。3.韩朝阳在购买涉案房屋时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否认其通过赠与的方式成为涉案房屋受赠人的依据。法律上并未对受赠人的经济能力作出规定,任何人都有成为受赠人的权利。本案中,正是因为当时韩朝阳没有稳定收入,作为父亲的韩永森才会出资为其购买房产用于结婚,这种赠与行为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二、韩雯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对该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认定涉案房屋为韩永森夫妇与韩雯夫妇的家庭共有财产,判令对涉案房产准予执行,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2018年韩雯因与韩朝阳离婚而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并变更登记在韩雯名下,且韩雯居住使用该房屋已长达十多年,目前独自抚养年幼的儿子在该房屋内居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根据物权法定原则,韩雯系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权利人,其对涉案房产享有的物权足以排除靳晓东基于与韩永森的金钱债权而产生的强制执行行为。2.韩永森出资购房行为发生在2006年,韩永森与靳晓东之间的债务发生在2010年之后,涉案房产的出资赠与行为远远早于靳晓东债权形成时间,不存在“恶意逃债”的情形。韩永森在未与靳晓东发生债务负担的情况下自愿为韩朝阳出资购房,系对自己合法财产的处分,应当受法律保护,不能因后来发生的债务纠纷而否定之前赠与的行为的效力。3.韩永森曾对涉案房屋出资,但其对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即使是一般人,也知道拥有房产证才能证明是房屋所有权人,更何况靳晓东长期从事放贷行为,对此更是心知肚明,不可能因为韩永森提供了付款凭证就认为韩永森拥有房屋所有权。故原审法院认定韩永森将房屋付款凭证交给靳晓东，从而使靳晓东形成信赖,认为韩永森对该房屋享有支配权，于法无据,有悖基本常识。 三、韩永森出具的“承诺”未经法庭质证,原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韩永森出资购房行为不构成赠与的主要事实依据,明显不当。1.靳晓东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的韩永森出具的“承诺”与韩永森在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且未经法庭质证。韩永森曾向二审法院提出该异议,但二审法院仍未组织各方对“承诺”进行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原审法院在未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承诺”进行质证的前提下,将“承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属于程序违法。2.“承诺”系韩永森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据韩永森所述,该“承诺”系原一审庭审结束后,其被新密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单独传唤至执行局,在执行法官及靳晓东的安排下,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的，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靳晓东辩称，一、韩永森是涉案房产的实际出资人，2006年6月11日，韩永森分三笔从自己账户向房地产公司汇款369万元，出资购买涉案房产。韩朝阳对涉案房产未对出资，至今也未偿还韩永森购房款。涉案房产外观上登记为韩朝阳，但并不能以外观主义认定房产归属于韩朝阳。二、韩永森为韩朝阳购买涉案房产的出资行为不构成对韩朝阳的赠与。1.韩永森在2006年购买涉案房屋时，并没有明确的书面赠与合同，而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并不必然构成赠与。2.韩永森不存在将房屋赠与韩朝阳的意思表示，表现为韩永森一直不存在与韩朝阳财产分割的意识。韩永森并未将涉案房产的369万元付款凭证原件交给韩朝阳以完善赠与形式，相反的在借款时将凭证原件交给了靳晓东，使靳晓东形成合理信赖出借款项。韩永森还有以韩朝阳名义在海南购房并以海南房产抵押借款的行为。且在一审庭审后，韩永森为表示今后偿还借款的态度，向靳晓东出具了涉案房屋没有赠与的承诺。以上事实表明韩永森一直没有将韩朝阳与自己人格分开，也从未认为涉案房屋与自己无关。三、韩永森在借款时声称涉案房产是自己的；在还债时，又声称房产已赠与韩朝阳，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属于恶意抗辩，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支持。四、基于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应当对涉案房产准许执行。父母出资购置家庭财产，登记在无独立经济来源的子女名下，以供该子女生活使用，这种现象在中国比较普遍，属于公序良俗，但不能根据登记认定财产归属，亦不能认定就是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行为。如果将这种习俗简单认为就是父母的经济赠与行为，该房产就成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与家庭权利义务没有关系，子女获得巨额财产后不承担家庭的任何责任，这对子女虽获得财产而不履行任何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管理义务都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这种现象不能被法律公然认定为是赠与行为。五、韩雯在诉讼中称通过离婚财产分割取得涉案房产的产权证书，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变更，韩雯并未支付对价，不产生所有权变更的法律后果，且该变更发生在诉讼阶段，属恶意逃避债务，不能排除执行。综上，本案应驳回韩雯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韩永森述称，同意韩雯的意见。涉案房屋是其为儿子韩朝阳买的婚房。2006年时，其经济状况非常好，没有任何债务，还拥有多套房屋。当时韩雯和韩朝阳从国外留学回来，在上海待了几个月看房子，选中案涉房屋后，其付款，韩朝阳签订合同。当时韩朝阳要结婚，其是真心实意地向韩朝阳赠与案涉房屋。其与靳晓东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0年，与案涉房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也没有用案涉房屋抵押借款。靳晓东代偿的310万元，签借款协议时是用海南的房产作抵押，与上海的案涉房屋无关。 靳晓东于2019年10月8日起诉至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对位于上海市××路××弄××号××室（沪2018浦字不动产权第057457号）房产准许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韩雯承担。 新密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韩永森与韩朝阳系父子关系，韩朝阳与韩雯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6年9月1日在上海登记结婚。2006年6月11日，韩朝阳（作为乙方）与金大元（上海）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乙方购买甲方位于上海市××路××弄××号××层××室房屋一套。该购房款由韩永森出资，并于2006年6月11日分三次通过韩永森账户转账支付给了出卖人。2007年3月26日，韩朝阳取得该案涉房产的房地产权证，证号为：沪房地浦字（2007）第025764号。2018年6月19日，该房产过户变更为韩雯，房产证号为：沪2018浦字不动产权第057457号。靳晓东与韩永森追偿权纠纷一案，该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豫0183民初4894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靳晓东向该院申请执行，该案在诉前保全期间，该院于2018年8月13日以（2018）豫0183财保675号民事裁定及（2018）豫0183执保687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保全查封了上海市××路××弄××号××室××浦字不动产权第057457号）的房产一处。进入执行程序后，该院于2019年5月30日以（2019）豫0183执143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上述涉案房产予以查封，并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搬迁公告》要求韩雯限期搬出。韩雯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该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豫0183执异118号执行裁定，中止本案对位于上海市××路××弄××号××室××浦字不动产权第057457号）房产的执行。靳晓东对该执行裁定书不服，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2010年以来，韩永森多次向靳晓东借款，靳晓东诉至该院，该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豫0183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韩永森不服判决，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6）豫01民终14696号民事判决。靳晓东与韩永森债务发生期间，韩永森曾将该案涉房屋的付款凭证原件交给靳晓东。一审庭审结束后，靳晓东向该院递交了韩永森的承诺一份，韩永森对该承诺不予认可，称是在被逼迫下违心出具的承诺。 新密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韩雯就涉案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理由如下：一、韩永森为韩朝阳购买该涉案房屋出资的行为不构成韩永森对韩朝阳的赠与。1、本案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为韩永森，韩朝阳对该房产没有出资，在庭审中，韩永森、韩朝阳、韩雯对此均不持异议，该院对此予以确认；2、虽然韩永森在庭审中称涉案房屋系其出资给韩朝阳购买的婚房，是赠与给韩朝阳的，但是韩永森并没有将出资购房的付款凭证交付给韩朝阳，而是在与靳晓东发生借贷期间曾告知靳晓东在上海出资购买了涉案房产，并将出资购房的付款凭证原件交给靳晓东，从而使靳晓东形成合理信赖，认为韩永森出资购买了该涉案房屋并对该房屋享有支配权。一审庭审结束后，靳晓东提交了韩永森庭审结束后出具的承诺一份，随后韩永森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对该承诺不予认可。该院经审查认为，在韩永森没有提交书面赠与合同，而在涉案房产被查封后称出资购房系赠与给韩朝阳、庭审后出具的承诺与庭审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无法确认韩永森在当时出资时是否存在赠与的意思表示；3、在当前高房价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父母为子女购房进行出资，更多的是基于家庭成员关系，并不必然构成赠与，父母在购房时给予资助属于常态，但不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也绝非法律所倡导。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是为保障子女今后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自己老年时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与纯粹的非家庭成员的财产赠与是不同的，如果仅简单的认为是父母的赠与，这对子女虽然获得财产而不主动承担家庭义务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是对公序良俗的一种破坏；4、购买涉案房屋时，韩朝阳虽然已经成年，但是刚从国外学习归来，并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二、2018年6月19日，韩雯取得涉案房产是由韩朝阳变更而来，韩雯与韩朝阳系夫妻关系，该变更行为对房产的权属问题不产生影响。三、在韩永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或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靳晓东债务的情况下，将韩永森出资的现登记在韩雯名下的该涉案房屋排除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债权人靳晓东的合法权益，也与法律所体现的公平原则不相一致。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根据上述规定，一般情况下，登记权利人即推定为实际权利人，但有证据证明实际出资人不是登记权利人时，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产权登记时间、出资人的负债情况等确定房屋的归属。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对双方争议的事实，应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综上，在没有证据证明韩朝阳购买涉案房屋当时韩永森出资系赠与韩朝阳的情况下，由韩永森出资的该涉案房屋，现登记在韩雯名下，应为韩永森夫妇与韩雯夫妇的家庭共有财产。对靳晓东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19）豫0183民初7679号民事判决：对位于上海市××路××弄××号××室××浦字不动产权第057457号）房产准许执行。本案受理费30800元，由韩雯负担。 韩雯、韩永森均不服，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靳晓东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靳晓东负担。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本案所涉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为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2018）豫0183民初4894号民事判决，所涉案由为追偿权纠纷。该追偿权纠纷诉讼立案前，靳晓东作为申请人，向新密市人民法院申请保全韩永森、张秀芳、韩朝阳、韩雯人民币400万元银行存款或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并提供了担保，为此该院作出（2018）豫0183财保675号民事裁定，并依据该民事裁定书及（2018）豫0183执保687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将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绣路266弄11号1101室涉案房产予以查封，查封期限自2018年8月13日至2021年8月12日。新密市人民法院（2018）豫0183民初4894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靳晓东申请执行，所立执行案号为（2019）豫0183执1436号，该院又以该执行案号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执行裁定对涉案房产续查封。二、韩朝阳与韩雯于2018年6月15日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存档的离婚协议显示：双方约定案涉房屋即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绣路266弄11号1101室在离婚后归韩雯所有。三、执行过程中，韩永森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位于上海浦东东绣路登记在韩朝阳名下的房产系我全资购买，该产权现在仍属于我。我本人欠靳晓东借款，我同意将上海韩朝阳该套房产处理执行拍卖偿还靳晓东借款，此承诺是我的真实意思表达，在以后的诉讼执行中均持本态度不变。同时借款加紧时间通过各种方法筹措资金，逐步分批偿还靳晓东，以期早日结清欠款。注：给靳晓东的上海购房付款凭证，说明购房是我全款付款，证明是我的资产。针对该承诺书，韩永森称因担心被执行部门采取拘留措施而在靳晓东及执行法官的逼迫下书写，并称该承诺书内容由靳晓东口述并修改而成。该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房屋的全部购房款均系韩永森出资，且韩永森向靳晓东借款时出示并交付了购买案涉房屋的付款凭证，在执行中又向靳晓东及执行部门出具承诺书一份，进一步表明案涉房屋系其实际购买且同意以该房屋的拍卖款清偿债务，在此情况下鉴于韩朝阳在购买案涉房屋时并无经济实力及经济来源，尚需依赖父母予以经济支持，且韩雯、韩永森主张赠与证据不足，而韩雯取得案涉房屋系因与韩朝阳离婚变更登记而来，故韩雯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为家庭共有财产，已充分体现了对各方当事人权益的平衡和保护，应予维持。该院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2020）豫01民终52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韩雯负担15400元，由韩永森负担15400元。 本案再审认定，一、在2016年8月17日，靳晓东诉韩永森、韩朝阳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审庭审中，靳晓东称2015年其从韩永森手中得到涉案房产的三张付款银行凭证，当时其问韩永森是否有权利处置该房产，韩永森没有正面回答。二、本案二审期间，韩雯提交了涉案房屋的契税缴款书、维修基金收款凭证、物业费、燃气设施费、自来水费、电费等交款票据证实，韩朝阳夫妇交付了涉案房屋的相关契税、维修基金等，并自2006年房屋交付使用以来，长期在此居住生活。本院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韩雯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一、关于涉案房屋是否系韩朝阳受赠所得问题。1.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证据，2006年6月11日韩永森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当日，韩朝阳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同年9月1日，韩朝阳、韩雯在上海登记结婚。韩永森、韩朝阳称涉案房屋系韩永森为韩朝阳结婚购买的婚房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且符合常理。2.虽然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为韩永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韩永森在本案诉讼过程中，认可涉案房屋的出资系对韩朝阳的赠与。3.法律并未规定成立赠与关系必须签订书面的赠与合同,且根据一般生活常识，直系亲属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行为往往不会订立书面的赠与合同。韩永森出资后，韩朝阳签订购房合同并办理产权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权利的取得以登记为准,产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韩朝阳成为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应视为韩永森完成了赠与行为，韩永森与韩朝阳之间事实上已形成赠与关系。4.靳晓东与韩永森之间的债务形成于2010年之后,靳晓东取得涉案房屋的付款凭证在2015年，而韩永森购买涉案房屋是在2006年,并于2007年3月26日登记在韩朝阳名下。从时间节点看,该房产的购买、登记时间均早于案涉债务形成时间,韩永森不存在为了躲避债务将房屋登记在韩朝阳名下的情形。5.虽然韩永森未将涉案房屋的付款凭证交给韩朝阳，但不能据此否定赠与行为。靳晓东作为出借人，在借贷关系发生之后于2015年仅取得韩永森对涉案房屋的付款凭证，并未取得其他相关房产证明，且在2016年8月17日庭审中，靳晓东称韩永森当时并未正面回答其是否有权利处置该房产。故原审法院认定韩永森将出资购房的付款凭证交给靳晓东，从而使靳晓东形成合理信赖，理由不充分。6.一审庭审结束后，靳晓东提交了韩永森庭审结束后出具的承诺一份，该承诺内容与韩永森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且未经法庭质证，随后韩永森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对该承诺不予认可。因此，该承诺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7.韩永森购买涉案房屋时，韩朝阳刚从国外学习归来，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这也正是韩永森出资购房的原因，且符合当前中国家庭关系下父母赠与出资为子女购买房产的社会常态。 韩朝阳接受赠与时已经成年,具有管理和处分财产的权利能力。交房后，韩朝阳、韩雯夫妇长期在此居住、生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韩永森为韩朝阳购买涉案房屋的出资行为不构成赠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二、2018年6月15日，韩雯与韩朝阳离婚，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韩雯所有。同年6月19日，韩雯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韩雯系涉案房产的登记权利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地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虽然，靳晓东称韩雯在诉讼中通过离婚析产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并未支付对价，属恶意逃避债务。但在韩朝阳与韩雯的离婚协议未被撤销，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人仍为韩雯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韩永森夫妇与韩雯夫妇的家庭共有财产并准许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韩雯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终5266号民事判决及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法院（2019）豫0183民初767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靳晓东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均由靳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冯 童 审 判 员  卞亚峰 审 判 员  张 伟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韩明亮 书 记 员  董奕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