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5民终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献礼，男，1976年1月出生，住四川省兴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位，兴文县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312081100010。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献尧，男，1956年5月出生，住四川省兴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云华，兴文县晏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2312171100001。 原审第三人：兴文县大河苗族乡龙山村七组。 负责人：朱玉平，组长。 上诉人朱献礼因与被上诉人朱献尧、原审第三人兴文县大河苗族乡龙山村七组（以下简称龙山村七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兴文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8民初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朱献礼上诉请求：1.撤销（2020）川1528民初6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的父亲朱光典1980年承包了本案争议的“狮李树”地块，1999年二轮土地延包时，第三人将该地块发包给上诉人户耕种，2010年换发承包经营权证，该宗土地仍由上诉人户耕种，2018年土地确权换证，第三人再次将该宗土地确权给上诉人户耕种。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林权证颁发早于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证，并认定原拥军五队没有“狮李树”地块，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 被上诉人朱献尧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龙山村七组未提出答辩意见。 朱献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龙山村七组（原十三组）的“狮李树”（小地名）土地承包经营权归朱献礼；2.朱献尧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1年，原宜宾地区叙永县回龙公社拥军大队第五生产队朱献尧取得证字第×2号林权证，该林权证存根载明的林地为3块：其一为“新田塝后边山包”地块，东界为朱献云分界，南界为古子沱枯井壁壁，西界为立路，北界为本人包产地；其二为“新田塝后边”地块，东界为本人包产地，南界为过响洞横路以下，西界为四队山界，北界为朱少林包产地；其三为“水井湾”地块，东界为本人包产地，南界为朱典光分山界，西界为四队山界，北界为朱少林分界。拥军四队和拥军五队后来分别更名为龙山村12队和龙山村13队，2019年合并成为龙山村7队。 根据1980年9月29日《拥军大队五生产队划包产地分等级逐坨记载》，拥军五队没有小地名为“狮李树”的包产地。 1999年朱献礼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有“狮李树”“土”1块，面积8（平方丈、亩、挑）。2010年朱献礼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兴府农地承包权证【2010】第×1）上登记有“狮李树”“土”“0.14亩”，四至边界为：东：朱现尧竹林，南：朱现强和朱现熬地界，西：朱典齐地界，北：朱现尧地界。 2005年换发林权证时，朱献尧证字×2号《林权证》遗失。2016年7月，朱献尧申请重新颁证，兴文县人民政府向朱献尧核发了《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4号），该林权证共记载林地3块，其中新田塝背后地块四至为：东：朱玉鹏、朱玉成硬头簧竹林，南：朱玉成林地高岩为界，西：龙山十二组朱献刚林地界，北：朱献熬地界石刻为界。 朱献尧的《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4号）记载的“新田塝背后”林地，包含证字第×2号《林权证》上记载的“新田塝后边山包”“新田塝后边”2块林地。因1981年颁证时区分自留山和责任山，故分开登记，2016年颁证时统一为责任山，朱献尧申请登记为1块。 另查，朱献礼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兴府农地承包权证【2010】第×1号）的“狮李树”地块位于朱献尧的《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4号）所载林地“新田塝后边”四至界限范围内的西南角，面积约0.14亩。 2017年，朱献尧将其林地流转给兴文县拥军采石厂进行矿石开采，朱献礼以朱献尧林权范围内小地名“狮李树”宗地是其承包地为由，阻止拥军采石厂施工，由此引发纠纷。朱献尧于2019年向兴文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撤销朱献礼承包合同上“狮李树”地块一项，确认朱献尧×4号林权证的承包合同唯一合法有效。兴文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兴农仲案【2019】第12号仲裁裁决：一、撤销朱献礼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狮李树”地块一项；二、驳回朱献尧提出的请求确认×4号林权证的承包合同唯一合法有效的请求。朱献礼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诉讼中，朱献礼向宜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兴文县人民政府向朱献尧颁发的《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4号），2020年6月30日，宜宾市人民政府作出宜市府复决字【2020】1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兴文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兴府林证字【2016】第×4号）。 一审法院认为：朱献尧1981年取得的证字第×2号《林权证》，界址清楚，权属明确，该证遗失后，朱献尧申请重新颁证，兴文县人民政府依法向朱献尧核发了兴府林证字【2016】第×4号《林权证》，对朱献尧的林权进行了确认。朱献礼1999年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狮李树”宗地无四至描述，2010年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兴府农地承包权证×1号）“狮李树”宗地位于朱献尧证字第×2号《林权证》所载林地“新田塝后边”的西南角。从颁证时间看，1981年朱献尧取得的证字第×2号《林权证》明显早于1999年、2010年朱献礼的承包经营权证。朱献礼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证上的“狮李树”宗地，是在朱献尧的林权证所载林地的四至范围内设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侵害了朱献尧已经取得的林权，因而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故1999年、2010年朱献礼承包经营权证不能作为认定对案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定案依据。 根据1980年9月29日《拥军大队五生产队划包产地分等级逐坨记载》以及第三人的陈述，拥军五队根本没有小地名为“狮李树”的包产地，1980年9月29日《拥军大队五生产队划包产地分等级逐坨记载》，是拥军五队第一次发包土地时全队所有土地的汇总登记表，是最原始的土地台账，客观反映了拥军五队的土地情况，朱献礼认为该记载不完整，但未提供相反证据，其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朱献礼请求确认其对龙山村七组（原十三组）的“狮李树”（小地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朱献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献礼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朱献礼提供了以下证据： 1.朱献礼、朱献尧、朱献荣、邹寿连、朱玉华、朱献刚、雷金华、朱玉成、朱玉伦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证明被上诉人朱献尧2016年取得的林权不合法，与土地边界不一致，同时证明案涉土地在被上诉人朱献尧林地西南方向，但被上诉人朱献尧的林地不包含该地块； 2.朱献文、何成明、朱典其、朱献尧、朱现云的林权证，证明被上诉人朱献尧1981年林权证相邻的边界登记错误； 3.拥军五队的土地登记台账，证明新田塝的三宗土地与案涉争议地在同一位置，目前整个生产队的承包户中没有体现出上述三块地； 4.（2018）川1528民初1603号民事裁定书、庭审笔录，证明原队长李启镛证实朱献礼和朱玉杰在“狮李树”有承包地，上诉人的承包权合法。 被上诉人朱献尧质证认为上述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目的；证据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审第三人龙山村七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1、2、4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不属于新的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朱献礼是否取得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案涉争议地块位于被上诉人朱献尧林权证登记确认的四界范围内。在案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朱献尧于1981年取得“新田塝背后”等三宗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已依法登记确认，其林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现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朱献礼在该林地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1999年起设立，并延续至2010年以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晚于被上诉人朱献尧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设立和取得时间。上诉人朱献礼主张系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时取得的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原拥军五队土地承包到户时的包产地登记台账不符，本院对上诉人朱献礼的该意见不予采信。本案现有证据中，也不能证实原拥军五队在1981年至1999年期间将被上诉人朱献尧承包林地范围内的部分土地调整给上诉人朱献礼耕种经营，故上诉人朱献礼主张的案涉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侵犯了被上诉人朱献尧已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朱献尧主张撤销上诉人朱献礼案涉争议地块的土地承包合同，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朱献礼主张对案涉争议地块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朱献礼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献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福均 审 判 员 李红彬 审 判 员 张雪萍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法官助理 李小莉 书 记 员 陶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