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政  判  决  书      （2021）陕71行终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波，男，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户籍所在地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小居安村北一街10号,现住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周家庄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曲江大队，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605号。   负责人李泽廉，政委。   委托代理人惠轩，该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洪霞，该大队民警。   上诉人刘波因诉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曲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曲江大队）交通道路行政处罚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16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许，原告刘波驾驶的车牌号为陕AXXXXX的小型汽车在航开路与神州四路十字处，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2020年5月25日，原告刘波前往被告交警曲江大队处，按照被告无纸化办公要求，使用电子设备处理上述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拍摄并记录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告通过电子设备当场采集了原告的身份信息，告知了原告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原告在电子手写板上签名，并注明了有异议。后被告作出了电子版的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内容如上。为方便原告缴纳罚款，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违法罚款缴款书》，上面载明处罚决定的编号“XXXXXXXXXXX6553”，行为代码“1344”和罚款缴纳金额“200元”，并附有西安交警交通违法罚款自助缴纳系统二维码。2020年5月27日，原告通过银行缴纳了罚款。后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20年6月29日诉至该院。   另查明，航开路（神州四路—神州五路段）除车位外禁止车辆停车。   再查明，上述《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编号“XXXXXXXXXXX65530”最后一位数字属于校验位，使用编号“XXXXXXXXXXX6553”或“XXXXXXXXXXX65530”均可在银行、互联网应用系统等途径进行查询处罚决定内容、缴纳罚款等活动。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职权方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交通警察执勤执法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人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地、机动车登记地或者其他任意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第六条第一款“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据此，被告交警曲江大队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并作出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关于本案认定事实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本案中，原告刘波于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许，驾驶车牌号为陕AXXXXX的小型汽车在航开路与神州四路十字处，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被告庭审中提交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一组四张照片反映该车辆位于行车道，并从2020年5月13日11时10分55秒至11时14分25秒一直处于静止状态。而航开路（神州四路—神州五路段）除车位外禁止车辆停车。因此，原告的停车行为显然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至于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该组照片中照片1和3无法体现车辆的颜色、号牌、颜色及禁令标志，照片2和4无法体现车辆外观颜色和违法行为，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的处罚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能够确定驾驶人的，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依法予以处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执法记录设备收集、固定违法行为证据。”本案中，原告的违法行为是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所拍摄和记录的，而上述被告提交的一组四张照片仅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所记录数据的客观反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核实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消除：……”的规定，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原告如认为该记录有误，可以向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机动车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消除，但原告并未向被告提出过相关申请，也无证据证实相关记录存在错误。同时被告提交的一组四张照片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连续性，其单独一张虽不能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但四张照片能够相互印证且能证明车辆在道路上处于静止状态，即可确认原告实施了违法停车的行为。因此，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被告认定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   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交警曲江大队在核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所记录后，认定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作出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刘波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本案程序方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据此，被告适用简易程序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无不当。《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四）处罚决定书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被处罚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五）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被处罚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即为送达。”本案中，根据《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电子监控处理流程》的规定结合原告在电子手写板上签名，并注明了有异议的事实，足以证实被告通过电子设备处理原告的违法行为时，已经履行了口头告知、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法定程序。至于原告提出被告未向其出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是纸质版的处罚决定书还是电子版的处罚决定书均只是处罚决定的客观载体，并不完全等同于处罚决定本身。本案中，被告已通过电子设备向原告告知了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原告对该处罚决定的内容及结果已经知晓。且被告制作的电子版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已经上传至公安系统和互联网平台，被告也向原告出具了载有处罚决定编号的《违法罚款缴款书》，原告可以通过被告提供的处罚决定编号通过自主打印、互联网查询的方式获取纸质版或者电子版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也可向被告要求打印纸质版文书。但原告既未要求被告打印也不进行互联网查询，属于对自身权利的懈怠，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同时，公安机关推行无纸化的互联网办公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需要，符合行政管理高效便民原则，作为交通参与者的每个人都在享受着电子驾照、异地办理业务等互联网办公带来的便利。退一步讲，即便被告未主动向原告出具纸质版处罚决定书，存在程序瑕疵，但在原告已经知晓处罚决定的内容和结果的情况下，仅仅因此而否认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既有矫枉过正之嫌，亦有碍公安机关继续使用和优化其互联网办公的积极性。因此，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五条“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邮寄或者电子送达。……”的规定，在原告已经知晓处罚决定内容和结果的情况下，被告采用电子送达方式向原告告知《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并无不当。原告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告交警曲江大队作出的编号为XXXXXXXXXXX6553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波负担。   上诉人刘波上诉称：1.原审法院违反审判程序，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1页称，“原告可通过决定书编号自主打印，原告自己不打印属于对自身权利的懈怠”，把被上诉人不作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违法行为袒护的严严实实。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4条规定，上诉人理解“交付”是将标的物或所有权凭证的占有转移给受让人的法律事实。三联中“被处罚人留存”应当是占有者的交付联，被上诉人口头或交款二维码均未告知，致使让签字而未交付的错误解释。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拒收，“邮寄或电子送达或不成功”所谓交付系无稽之谈，导致本案审理层层脱节，徇私枉法。2.原审法院对本案审理对象错误，严重违反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无权审查相对人有无违法行为，即使相对人确实存在违法行为，法院也只能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相对人违法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这是行政诉讼与其他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3.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存在“至于原告提出被告未向其出具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属于程序违法问题；即使被告未主动出具处罚决定，存在瑕疵”等违法行为最小化，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书中对上诉人提出的关键事实与理由巧妙回避，却将诉权告知与法定告知程序混为一谈，简直是掩耳盗铃，违反行政诉讼公正、公平的基本宗旨。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2行初1629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2.撤销交警曲江大队编号：XXXXXXXXXXX65530《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交警曲江大队答辩称，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上诉人刘波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2020年5月21日拍摄的照片一张，用以证明上诉人驾驶事发路段时未见交通标志，行政处罚违法。2.2020年5月21日拍摄的道路照片一张。用以证明上诉人是因避让行人而停车，故上诉人不具有违法事实。3.2020年5月25日在曲江大队处理大厅拍摄的上诉人所写“有异议”的照片，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修改证据，该证据无效。   经二审庭审质证，被上诉人交警曲江大队认为证据1、2并非事发当日照片，与本案无关；证据3与一审提交证据内容及证明目的一致。故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阶段的新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首先，证据3已于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并经庭审示证、质证，虽二审上诉人将该照片增加位置信息，但其证明目的并未改变；其次，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均形成于一审庭审前，上诉人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在一审期间有正当理由而未予提供。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经过一审庭审示证、质证，二审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及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交警曲江大队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法定职责，其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经查，本案中，被上诉人交警曲江大队对于2020年5月13日上诉人刘波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遵循法定程序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刘波提出“被上诉人未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一审判决存在偏袒行为”等上诉理由，经查，本案中，被上诉人交警曲江大队虽然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打印并送达纸质文书,但却向上诉人刘波出具了《违法罚款缴款书》，上面载明处罚决定的编号、行为代码以及罚款缴纳金额，并附有西安交警交通违法罚款自助缴纳系统二维码，上诉人刘波可要求被上诉人打印纸质文书或通过自助打印系统获取处罚决定书。且被上诉人在通过电子设备处理上诉人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已履行了告知、听取陈述和申辩以及制作电子版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等法定程序。因此,本案中，并未因公安机关推行的无纸化互联网办公或自动化行政设备的使用而减少行政处罚程序环节或者损害相对人程序权利，亦不存在违反《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之情形。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相关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刘波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蒋蒙蒙   审判员 张博   审判员 蒲晨         二○二一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贺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