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15098号 原告：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东桥镇。 法定代表人：邢文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浩，浙江冠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系原告员工。 被告：楼凌燕，女，1986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被告：楼军剑，男，198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生，义乌市义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楼贤荣，男，196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楼凌燕、楼军剑、楼贤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鲍江云、唐胜柏，被告楼军剑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楼凌燕、楼贤荣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因被告楼凌燕现住址不明，本院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浩、朱敏，被告楼军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生，被告楼贤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楼凌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016404元整，并自2018年1月3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事实与理由：被告一、二系夫妻，被告三系被告二父亲，三被告以家庭经营模式共同生产经营包覆纱，原告是包纱原料生产企业，与三被告有多年业务往来，常年向被告供应氨纶丝原材料。截止到2018年1月29日，原、被告经过对账确认，三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128456元，被告一在对账回执上签字确认。2018年1月29日之后，被告还多次向原告订货，因2018年1月29日止尚有巨额货款未支付，原告要求被告先付款再发货，2018年1月29日之后，原告向被告发货310848元，三被告通过多种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422900元，三被告至今仍欠原告货款1016404元。经原告多次催讨，三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为此起诉。 被告楼凌燕未答辩。 被告楼军剑第一次开庭辩称：一、本案程序不对，法院寄给楼凌燕的起诉状副本和传票是和楼军剑同一封信，答辩人与楼凌燕虽系夫妻，但关系并不好，而且楼凌燕去了国外，已经两年没有回国，答辩人不知道楼凌燕在哪里，答辩人不能代替楼凌燕收法律文书。二、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三被告家庭共同经营，要求三被告支付货款，没有依据。答辩人与楼凌燕虽系夫妻，但双方各做各的生意，经营的不是同一类商品，楼凌燕是针织类，答辩人经营笔业。原告所起诉的本案相关事实只有楼凌燕知道，答辩人没有和楼凌燕共同经营，对本案事实不清楚。答辩人和楼贤荣不应是本案的被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和楼贤荣的起诉，理由如下：1、原告起诉状中称三被告以家庭经营的模式共同生产经营包覆纱没有依据，原告认为原告与三被告有多年的业务往来，那么原告的证据里并没有答辩人和楼贤荣的签字等。2、原告认为家庭共同经营的第一个依据是“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该厂成立于2012年3月14日，注销于2012年6月29日，注销原因是歇业，“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在2012年6月29日之后都不存在了。原告主张是从2016年开始才有买卖关系，二者没有关联。“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在注销之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紫瑞的名称，楼凌燕是否使用紫瑞的字样与之前的“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也没有关联，另外原告提供的发货单上的“紫瑞包纱”应该是原告自己写的。原告的第二个依据是转账记录，有几笔转账记录是从答辩人的网银帐号中转出，但这并不是答辩人所为，是楼凌燕使用了答辩人的网银账号，不能代表答辩人就是合同的相对方，也不代表答辩人就是欠款主体，在交易中使用他人的账号收付款都是可以的，并不能以此来证明账号户主就是合同相对方。三、从原告的证据上看，只有2018年元月29日的回执有楼凌燕的字样，答辩人不能确定该字样是否是楼凌燕所写，但至少在之后的证据中并没有楼凌燕的字样，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诉状中所称的在2018年1月19日之后又发货310848元。答辩人认为，在结算后，前款都有一百多万未付的情况下，还发几十万元的货不符合常理，而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实际，其诉讼请求没有证据证明，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针对被告楼军剑的答辩，原告补充陈述：楼凌燕和楼军剑系夫妻，这是客观事实，至于关系好和坏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原告并不清楚，楼军剑也承认在本案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有些款项是他经手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原被告双方的业务往来是从2011年就已经开始了，从2011年开始双方的对账回执原告都有保存，虽然说“紫瑞包纱”是在2012年成立的，成立的时候原被告双方的业务已经存在了，不管是何时注销，在原被告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所有的发货清单都注明收货单位是紫瑞包纱，楼凌燕和楼军剑转账的交易明细上备注的也是紫瑞包纱，紫瑞包纱个体户登记的业主就是楼贤荣，明确的说明三被告是共同经营。2018年1月29日之后的业务往来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前面有欠100多万的巨款，在原告员工和楼凌燕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能够很明确的体现后面的约定是付款发一半的货物，对2018年1月29日后的发货在楼凌燕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都有体现，能证明2018年1月29日之后发货的事实。 针对原告的补充陈述，被告楼军剑补充答辩：楼凌燕的具体经营我没参与过，我的网银是楼凌燕用的，楼凌燕两年前去了国外。 第一次开庭时，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1、2018年1月29日对账回执1份（原件），证明截止到2018年1月29日，原被告经过对账确认，三被告欠原告货款1128456元，楼凌燕在对账回执上签字确认。 2、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个体户登记情况1份、3、转账记录1份，证明楼贤荣系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经营者，该企业于2012年6月29日注销；平常转账汇款系楼凌燕、楼军剑经手；证明三被告以家庭经营模式共同生产、经营。 4、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产品发货单1份，证明2018年到2019年期间，原告向被告发货合计310848元，被告支付货款合计422900元。 5、当庭补充楼凌燕和原告员工朱敏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货物分两次于2018年3月12日、15日送被告处。共50件15D，10件20D，合计76800元；2018年3月26日有货送被告处；2018年3月20日发货给被告的事实；5月5日发货54720元，5月27日发货6240元、27360元，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完全一致，证明2018年5月5日、2018年5月27日发货给被告；2018年6月15日发货给被告的事实。 被告楼军剑质证：往来账单不知情，货单也不知情。签收人都是厂里员工，我没有参与管理。厂是由楼凌燕和楼凌燕的哥哥管理。 第二次开庭时 被告楼军剑补充辩称：原告主张双方的买卖关系从2011年就已经开始，当时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没有登记注册，表明两者没有关联。原告与楼凌燕之间的交易包括2018年1月19日之后有无发货等情况，楼军剑不清楚，需要楼凌燕自己回国之后说，与楼军剑没有关联。 被告楼贤荣辩称：认可被告楼军剑的答辩意见。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答辩人并非买卖合同相对方，欠缺诉讼主体身份。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对账回执、聊天记录、发货单、转账记录等均指向楼凌燕而非答辩人。由于答辩人自始至终未参与此事，对于原告的证据真实性无法判断。即使法院通过庭审采纳了原告的部分证据，答辩人认为自身也非应当承担本案所涉债务的主体。二、楼凌燕与答辩人并未以家庭经营模式共同生产经营包覆纱生意。答辩人一直从事制笔生意，从原告证据可知楼凌燕是在义乌市睿翔化纤有限公司从事包覆纱生产经营的相关生意。答辩人与原告以及原告的相关人员之间无任何联系。根据我国法律，是否构成家庭之债应当从经营模式以及收益分配上进行判断，本案经营模式上，答辩人并未参与任何一个环节，从收益分配上，答辩人对于原告的货物去向、是否产生收益、收益的去向均不清楚，故本案不应认定为家庭之债。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原告补充提交证据如下： 1、微信聊天记录1份6页（复印件），证明原告一直在向被告催讨货款的事实；楼凌燕知晓其被起诉的事实，能明确被告楼军剑告知过楼凌燕涉诉讼的事实。 2、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义乌市荣剑制笔厂、义乌市荣剑制笔有限公司企业登记档案查询1份，证明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是个体户，经营者是楼贤荣，义乌市荣剑制笔有限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股东是楼贤荣，任执行董事，楼军剑任监事，上述三家企业经营范围均包括加工、销售包覆纱，证明楼贤荣、楼军剑及其名下企业从2002年至今长期以家庭模式从事包覆纱的加工、销售业务。 3、（2018）浙0782民初20095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4、义乌市荣剑制笔厂银行承兑汇票及背书、千里贸易有限公司收款收据，共同证明楼凌燕是义乌市睿翔化纤的财务人员，2013年12月30日，楼贤荣出具2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给义乌市睿翔化纤公司，背书给原告，用于支付原被告之间的货款，证明楼贤荣经手原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以上事实共同证明楼贤荣、楼凌燕、楼军剑以家庭经营模式共同生产、经营包覆纱。 5、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企业注册信息1份、6、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1份、7、伟丽氨纶与紫瑞包纱2015-2016年对账明细、回执1份，证明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查询显示，邢阿林系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股东，任公司监事。2015年10月31日楼贤荣向邢阿林转账5万元；2015年11月4日，楼贤荣向邢阿林转账43000元；2015年11月30日，楼军剑向邢阿林转账93000元。楼凌燕于2016年2月5日对“伟丽氨纶与紫睿包纱2015-2016对账明细”进行确认后在对账回执上签字，对上述转账的事实予以确认。以上事实共同证明楼凌燕、楼贤荣、楼军剑以家庭经营模式共同生产、经营包覆纱。 被告楼军剑质证：对上次开庭原告举证部分质证意见补充，关于签字人的问题，实际上楼军剑对签字的人是不认识的，如果是真实的，也是楼凌燕的员工。对工商登记质证补充，工商登记的义乌市紫瑞包纱厂不是楼凌燕与原告之间所说的“紫瑞包纱”，原告不能以名字相似就以此认定。其他与上次质证意见一致。对这次原告举证质证：微信聊天记录楼军剑不知情，不能确定该聊天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原告自己提供的聊天记录内容上看，原告明知楼凌燕在国外不能回来，3月份的时候明确与原告说了因为疫情原因飞机延误，在10月1日的时候楼凌燕也自认了交易是与楼凌燕的，本案是与楼军剑、楼贤荣无关的。其中10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楼凌燕说等她回来对账，钱她是会还的，对此原告是表示同意，其明确陈述好的，回来再联系。楼凌燕是否知晓其被起诉并不能证明是楼军剑告诉的，第一次庭审的时候，楼军剑和楼凌燕没有直接联系。对证据2企业档案查询记录，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该组证据的涉及主体众多，结合本案买卖合同关系，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逻辑混乱，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4楼军剑不知情，但根据原告刚才所说的这份承兑汇票原告又支付给他人，实际上该汇票只是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从原告把该汇票支付给他人这一行为实际上可以证明汇票的背书内容并不是证明是否有共同经营、共同生产，也不能有实际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6、7在上次庭审楼军剑陈述了他的这张银行卡是给楼凌燕使用的，从这几份证据的内容来看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被告楼贤荣质证：对上次开庭的质证意见。对对账回执楼贤荣没有参与，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没有异议。对证据3款项并不是从楼贤荣处流出的，对真实性无法判断。证据4没有楼贤荣签字，也没有楼凌燕、楼军剑签字，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结合证据2、3来看，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无法判断楼贤荣是与楼凌燕、楼军剑以家庭模式共同生产经营的。对第二次开庭原告补充证据的质证：对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从内容来看，聊天记录是从2017年8月份开始就有相关的聊天记录存在，从相关内容来看，楼凌燕与原告之间存在多笔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且主体不相同，从付款方来看，其中有义乌市慕成内衣厂、浦江木之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明坤纺织有限公司、义乌市世潼服饰有限公司、义乌市睿翔化纤有限公司，其中明坤纺织有限公司单独与原告订立了买卖合同，所以结合以上聊天记录相关信息，可以判断出楼凌燕从事的应该是纺织类生意的居间活动从中赚取提成，而非以家庭模式开展经营活动，以上聊天记录均未体现楼军剑、楼贤荣的相关信息。证据2，真实性无无异议，但是从证明目的来看，即使工商登记上在经营范围内有包覆纱的加工销售，但不代表已经开展过相关的业务活动且主体应当是以公司进行而非以个人，所以原告推断三被告以家庭模式开展依据不足。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承兑汇票的开票方是荣剑制笔厂，开到了睿翔化纤有限公司，再由睿翔化纤开至原告，可以证明的是荣剑制笔厂与原告没有直接关系，中间是通过了睿翔化纤流转了一手，恰恰证明了睿翔化纤与原告之间应该是存在经营上的业务联系。对证据5无异议。证据6，对于楼贤荣支付到邢阿林处的两笔款项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7真实性无法判断，没有楼军剑、楼贤荣的签字，以上5、6、7并不足以体现三被告是以家庭模式共同生产包覆纱，因为楼贤荣的款项支出是在楼凌燕资金紧张时代为支付的，但是对于付款的具体目的是支付的何笔款项是不知情的。对于邢阿林和原告的具体关系也是不知情的。 三被告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证，被告楼凌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和质证等诉讼权利。到庭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原件，上有楼凌燕签字，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2、3被告楼军剑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发货单系原件，原告当庭说明了证据形成过程，其中与证据5能相互印证证明下单及送货事实部分，本院予以认定，同理证据1中的2018-2019对账明细，虽由原告自制，但与证据4、5能相互印证，其效力予以认定。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原告与楼凌燕聊天记录，原告出示了手机原件，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他有原件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关于欠款数额问题，原告提供了充分有效的证据发货单及微信记录可以印证，且部分收货人系此前已结账部分发货单相同的收货人，故本院确认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对于原告的合同相对方另行确认。 经审理查明： 被告楼凌燕、楼军剑于2009年4月登记结婚。被告楼贤荣系被告楼军剑父亲。 义乌市荣剑制笔厂成立于2002年10月11日，加工销售圆珠笔、活动铅笔、包覆纱，经营者楼贤荣，于2019年12月12日注销。义乌市荣剑制笔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16日，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楼贤荣，经营范围加工、销售：圆珠笔、铅笔、包覆纱，楼军剑为公司监事。个体工商户“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成立于2012年3月14日，经营者为被告楼贤荣，经营包覆纱，因歇业注销于2012年6月29日。 原告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是包纱原料生产企业，与“紫瑞包纱”有多年业务往来，原告员工与“紫瑞包纱”的代表人被告楼凌燕联系买卖包覆纱原料氨纶丝等，原告先发货，楼凌燕再结账付款。后续楼凌燕向原告购买货物在义乌市睿翔化纤有限公司加工使用。2015年10月、11月，楼贤荣的银行账户曾向原告方汇款二次。其余货款均由楼凌燕和楼军剑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汇款。原告每年年底向被告楼凌燕出具对账单，载明客户为“紫瑞包纱”，楼凌燕在原告的回执上签字确认欠货款数额，2018年1月29日，被告楼凌燕确认欠原告货款1128456元。 上述对账后，由于楼凌燕迟迟不支付货款，还向原告要求发货，原告提出以后交易按楼凌燕付款额的一半发货，以减少欠款数额。此后，自2018年3月12日至同年6月15日，双方继续交易，楼凌燕通过微信向原告下单，原告联系楼凌燕交货，货款合计310848元，但楼凌燕未完全按原告的要求付款，到2019年6月11日，实际付款422900元。结合2018年对账欠款，实际到2019年6月11日，楼凌燕为代表的“紫瑞包纱”共欠原告货款1016404元。 因原告申请，本院查封了楼军剑名下浙Ｇ3××××奥迪牌车和楼贤荣名下浙ＧＲ××××号雷克萨斯牌车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确认原告的合同相对方，即确认支付原告尚欠货款的义务主体。从事实证据分析，被告楼凌燕为原告的合同相对方，理由：原告陈述楼凌燕向其购买，对账单由楼凌燕签字，“义乌市紫瑞包覆纱厂”仅于2012年3月14日至同年6月29日存续，楼凌燕以“紫瑞包纱”名义所实施的行为后果，应由行为人楼凌燕承受。对被告楼军剑来说，其与楼凌燕系夫妻，本案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原告的已付货款绝大部分由楼凌燕、楼军剑支付，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楼军剑所称没有参与经营的意见显然与上述规定不符，因此，本案所涉债务产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楼凌燕、楼军剑共同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对于被告楼贤荣在本案中的作用，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楼贤荣参与购买等共同经营行为，很少几次汇款行为楼贤荣也说明受楼凌燕要求暂借而按楼凌燕指示所为，故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楼贤荣非原告的合同相对方，不承担本案货款的支付责任。 综上，被告楼凌燕、楼军剑至今未支付原告货款1016404元，系违约，应负继续履行支付货款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等违约责任，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损失计算方式，结合双方年底结账付款的习惯及最后交易付款等事实，本院确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楼军剑的主要答辩意见，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楼贤荣的答辩意见符合情理，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楼凌燕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楼凌燕、楼军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州市伟丽氨纶有限公司货款1016404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948元，由被告楼凌燕、楼军剑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1000元、被告楼凌燕、楼军剑负担4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施文卫 人民陪审员  姜花子 人民陪审员  朱忠寿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丁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