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4民终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文华，男，196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新抚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华山西路**。法定代表人：周忠伟，系该公司书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丹，女，1969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抚顺市顺城区，现住抚顺市顺城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辽宁民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文华因与被上诉人抚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史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2民初212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范文华，被上诉人电力公司和史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新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范文华的上诉请求：1、要求依法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402民初2128号民事裁定。2、要求依法指令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本案裁定中以“该案涉嫌刑事犯罪，已经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法律，均存在欠缺之处。首先，刑事案件的审理并不排斥被害人为追回损失而行使民事诉讼权利。被告人的行为触犯刑律的，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对被告人提起刑事诉讼也不排斥被害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对此，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有明确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其次，被害人有权选择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追回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该条文既规定了被害人为追回损失可以对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又赋予了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追回损失的自主选择权。裁定驳回起诉，就剥夺了被害人选择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追回损失的权利。第三，在司法实践中，仅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应属涉疑犯罪的情况下，裁定驳回民事起诉实为被害人设置了重重障碍。根据《刑事诉讼法》，除自诉案件外，决定是否进行刑事立案的机关是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起刑事诉讼的机关是检察机关，即对某一案件是否进行刑事立案、是否提起刑事诉讼，法院都无决定权。如果法院认为案件涉嫌犯罪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该案不存在犯罪嫌疑、不进行刑事立案，或者经立案侦察后认为不涉嫌犯罪、不提起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又该如何得到保护呢？一般情况下，经过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审查或侦察期后，法院驳回起诉的裁定已经生效，如果该案当事人仍然希望通过诉讼保护其合法权益，就只有申请法院通过再审撤销原驳回起诉裁定，然后再继续原案审理。这样，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降低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损害了法院的权威，给当事人和法院都带来困扰。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民事案件涉嫌犯罪将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予刑事立案的情况并不少见。综上所述，在本案公安机关没有出具刑事案件立案通知的情况下无法认定本案即为涉嫌刑事犯罪，再者退一步而言即便构成刑事案件，也不影响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故原审法院不应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的裁定。恳请贵院依法改判，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电力公司、史丹辩称，一审法院裁定具有事实根据，也有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驳回范文华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是否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具有一定的裁量权，如果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则就应该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且并未因原被告双方哪一方是被害人而有除外的规定。本案已经一审开庭审查事实、举证质证环节，一审法院根据原告陈述的案件事实，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据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以裁定方式驳回起诉，完全正确。涉嫌经济犯罪后，即使公安机关以经济纠纷为由不予立案，不排除行政不作为的可能，权利人应通过法定程序对此提起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根据在一审中电力公司的答辩和举证，能够证明电力公司是通过表面形式上向范文华支付所谓工资的方式，使用其工资卡企业用于归还20万元周转金，该操作方式并未侵犯范文华的权益，至于方式是否妥当，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问题，不应由人民法院进行干预。值得说明的是，范文华一审中虽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但却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范文华先后于2015年8月和2017年7月，共计两次将自己的工资卡交给电力公司，且在第一次交卡时主动将密码写在白纸上一并交付，并口头告诉电力公司说“密码写在白纸上了”，第二次交卡时又主动声称密码没有改变，其任由公司自2015年8月开始持续使用其工资卡，直到2019年8月份才向公司提出索要，历时整整四年时间。如果其不是明知自己的工资卡是被单位借以做周转使用，怎会长期放任不管？任何职工在长达四年多时间里对涉及自身最基本利益的工资收入不管不问都是与常理严重不符的。换言之，工资卡是范文华的个人财产没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打入卡内的欠款就一定是其工资收入，尤其本案涉及争议焦点介入了多个事实因素，而综合这些因素不能证明范文华主张不当得利案由的成立。退一步讲，即使按范文华所述的经过，是其与电力公司在用工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工资发放问题，这起码也是属于用人单位的人事、财务、工资或奖金的日常业务运作方面，是个人与单位在工资、薪酬发放方面产生的争议，也不应属于法院直接受案范围。范文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未经原告同意私自提取原告工资款20万元及给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范文华诉被告电力公司、史丹未经原告同意私自从其工资卡上提取工资20万元，来院诉讼要求二被告返还，如原告陈述属实，该案涉嫌刑事犯罪，已经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的范围，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来院告诉，应予驳回。被告电力公司辩称经原告同意，单位通过向原告支付工资的方式将20万元工资取出转变为公司备用金，如被告辩称属实，该行为已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并不合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范文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300元，退还原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范文华提交证据1、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刑事复议决定书，拟证明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公安机关未予立案。电力公司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我们有异议，该组证据不是本案上诉人主张不当得利进行一审起诉的前提条件，一审认为案件涉及经济犯罪，公安机关虽未予立案，但上诉人并没有提起类似行政诉讼的救济权利，无法证明案件性质与经济犯罪等无关。该组证据与一审法院以涉嫌经济犯罪裁定驳回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范文华提交证据2、证明材料，拟证明：电力公司是大集体，不是国家电网，不是国企。在单位效益不好的情况下，我把听到的消息告知，单位促成单位招标，给单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领导奖励我，随后领导班子、董事长、总经理让我上岗（包括现在写证明的领导），我享受的是中层干部待遇，我一直在工作，所以我要把我的工资要回来。电力公司质证意见：电力公司企业资金来源、使用以及人事调动和管理均是由抚顺市供电局统一安排和决策管理的，该证明材料是周忠伟出具，无论其真实与否，因为该证明材料的内容体现出来了对重要人员的任免，大额资金的使用和重大事项的决策，属于中央纪委对党员领导干部作出的“三重一大”的规范要求内容，依据中央相关文件，对“三重一大”事项一定要经过民主集中制进行决策方可安排实施，所以我们认为周忠伟个人出具的证明所体现的内容没有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其个人意志作出的安排和部署应为无效。本院认为，本院二审期间，范文华提交抚顺市新抚公安分局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及刑事复议决定书，证明范文华向抚顺市公安局新抚分局报案，该局经审查认为范文华报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范文华不服向该局申请复议，该局经审查认为原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准确、程序合法，维持原决定。上述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未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本案所涉及事实并未涉嫌刑事犯罪，一审法院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的范围为由驳回范文华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2020）辽0402民初212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宫 颖审 判 员  李 艳审 判 员  李依桐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耀南代书记员  刘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