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12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清，男，1965年3月10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坤，女，1965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贺，男，1990年10月26日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以上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柏，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金，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赵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妍妍，上海市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富军，男，198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上诉人李春清、梁坤、李贺因与被上诉人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公司”)，原审被告赵富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83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清、梁坤、李贺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83651号民事判决第五项，改判各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上诉费用由交银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始，交银公司与元氏县来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运公司”)合作开展汽车融资租赁业务，来运公司作为汽车经销商为交银公司推荐承租人并协助办理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同时，来运公司与交银公司签署编号为交银租赁保字ZHXXX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承租人提供担保。截止2017年7月份，双方共合作了802个融资租赁客户。2017年8月份，交银公司单方中止了该业务。2018年3月份，交银公司业务经理司达要求增加保证人对“新增业务”，即2018年度授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7，000万元融资额度提供担保，而且还需要对2017年7月份之前的“存量业务”提供担保，交银公司遂拟定了《经销商合作协议》。上诉人按照交银公司的要求，在没有见到任何主合同的情况下，在交银公司提供的空白担保合同上签字，案涉担保合同随后被交银公司拿走。上述担保与行业惯例及上诉人经济能力明显不符，是受交银公司欺诈而签订，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愿，属于无效；即使上述担保有效，亦是基于交银公司与来运公司继续融资合作的前提下签订的，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因交银公司未履行其合作承诺继续提供融资，故上述合同未生效。此外，交银公司放弃起诉作为其合作伙伴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的案外人来运公司，系故意规避《最高额保证合同》的非法性。交银公司辩称，案涉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由上诉人本人签字，上诉人主张系受欺诈而订立缺乏依据，且上诉人对系列担保在他案中依据相同事由的上诉及再审申请均已被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富军未发表陈述意见。交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富军支付交银公司租金及留购价款，共计290，459.26元(含到期应付租金443，255.26元、留购价款4元，扣除保证金152，800元)；2．判令赵富军支付交银公司自2017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止的罚息105，080.43元及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到期租金扣除保证金之后的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3．判令赵富军支付交银公司律师费15，000元；4．判令李春清、梁坤、李贺对赵富军的上述第1至3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春清、梁坤、李贺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赵富军追偿；5．本案诉讼费用由赵富军、李春清、梁坤、李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4日，交银公司与赵富军签订了合同编号为交银租赁字［ZHXXXXXXXXXXX］号的《融资租赁合同》及《租赁要素表》(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交银公司为出租人，赵富军为承租人，约定交银公司根据赵富军指示购买租赁物件，并出租给赵富军使用。租赁物总价值764，000元、首期租金0元、履约保证金152，800元、留购价4元、租赁本金764，000元；租金每一个月为一期，共24期，每期租金34，861.09元；第一期支付日为投放日次月15日，以后每满一个月的15日支付下一期租金。租赁合同第2.4条约定，融资利率采用固定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发生调整的，利率不予调整。根据租赁合同第4.1条，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构成违约：“4.1.1承租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支付首期款、租金、垫付款和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双方约定的与本合同或租赁物全部相关联的应付款项)。”租赁合同第4.2条，对于承租人违约的救济措施，出租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第三人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4.2.1采用电话、短信、函件、上门、诉讼等方式催收，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到期应付欠款”，“4.2.2要求承租人一次性支付本合同项下到期未付租金以及逾期利息、未到期租金、留购价款、违约金等应付款项”，“4.2.5承租人如有本合同项下的违约行为的，承租人同意出租人按本合同中的全部本金总和的18％向承租人计收违约金”，“4.2.7承租人应赔偿出租人因追究承租人违约责任而发生的全部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各类中介、服务机构收费、收回租赁物件约定费用和处分租赁物件而发生的其他费用(如差旅费、评估拍卖费、过户费等)”。另，根据租赁合同第2.5条约定，“承租人承诺按时、足额支付租金，若延迟支付租金的，承租人应每日按延付金额的千分之一向出租人支付罚息”。为担保赵富军履行租赁合同，李春清、梁坤、李贺分别与交银公司签署了合同编号为交银租赁保字ZHXXX号《保证合同》，作为赵富军履行合同义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合同约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本金和租息、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代理人和其他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2016年11月14日，交银公司与赵富军、案外人来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交银租赁买字ZHXXXXXXXXXXX的《产品买卖合同》(以下简称“买卖合同”)，约定交银公司按照赵富军指示向案外人来运公司购买租赁物，价款总计764，000元。根据买卖合同第2.2条，“丙方(赵富军)应根据《融资租赁合同》向甲方(交银公司)支付首期款等应收费用，如丙方已经直接向乙方(来运公司)支付了首期款等应收费用，该部分款项视为甲方向乙方支付货款的一部分。甲方收到乙方出具的款项收取证明文件后，有权向乙方支付扣除首期款后的剩余价款作为设备价款。”另，买卖合同第3.3条交货与接收约定，“丙方签署租赁物交付验收的单据(即《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租赁要素表》)即意味着本合同下设备交付完成，丙方不得无理拒绝或迟延签署租赁物交付验收的单据。”交银公司向案外人来运公司支付了租赁物价款，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案外人来运公司在《经销商确认函》中已确认向赵富军交付了租赁物，赵富军在《租赁要素表》也已确认收到租赁物并验收合格。合同签订后，赵富军应于每月15日向交银公司支付下一期租金，期限自2016年12月15日起至2018年11月15日止。赵富军自2017年8月15日起已陆续出现逾期，于2017年11月15日起一直未能支付到期租金。截至2019年3月20日，未支付租金达13期，逾期租金金额为443，255.26元。一审审理中，交银公司确认合同到期日为2018年11月15日，到期未付租金443，255.26元。截至2019年3月20日以每期到期未付租金分别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得出的罚息为105，080.43元。一审法院认为，交银公司与赵富军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产品买卖合同》，交银公司与李春清、梁坤、李贺签订的《保证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交银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支付了租赁物协议价款，但赵富军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按时给付租金的义务，显属违约。交银公司主张的全部未付租金443，255.26元(扣除保证金152，800元后为290，455.26元)、留购价款4元及罚息，具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予以支持。交银公司主张的律师费，有合同和事实依据，予以支持。李春清、梁坤、李贺主张其因受欺诈才分别与交银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但对此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利后果。赵富军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按时给付租金的义务，交银公司有权要求李春清、梁坤、李贺在约定的保证担保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春清、梁坤、李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赵富军追偿。赵富军、李春清、梁坤、李贺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庭审中享有的抗辩和质证权利。依照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赵富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租金人民币290，455.26元、留购价款4元；二、赵富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19年3月20日止的罚息105，080.43元；三、赵富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全部未付租金290，455.2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以实际欠款天数计算)；四、赵富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律师费15，000元；五、李春清、梁坤、李贺对赵富军上述第一至四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春清、梁坤、李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赵富军追偿。本院二审期间，三名上诉人共同提交《公证书》，证明上诉人与交银公司的工作人员司达在微信交涉过程中传送的《经销商合作协议》明确交银公司同意为来运公司提供7，000万元的授信额度。交银公司质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一是《公证书》中微信聊天的主体身份无法确定；二是《公证书》只显示双方洽谈过程，并未据此订立合同，最终意思表示应以订立的书面合同为准；三是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持有该《公证书》，但未举证，故该《公证书》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赵富军未对上述证据质证。交银公司、赵富军未提交新证据。关于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李春清、梁坤、李贺分别与交银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均载明，合同订立于2018年1月10日，本合同经双方盖章或签字后生效。三份《保证合同》中，作为附件一的《保证确认函》中均载明，担保的债务为包括本案承租人赵富军签订的编号为ZHXXXXXXXXXXX号《融资租赁合同》在内的，由来运公司作为经销商的总计802份《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及《保证确认函》中的内容除《保证合同》编号、保证人姓名系手写外，均系打印形成。李春清、梁坤、李贺分别在三份《保证合同》及相应《保证确认函》上签名、捺印确认。审理中，李春清、梁坤、李贺均确认对案涉主债权债务金额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保证合同》与《保证确认函》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上诉人主张案涉《保证合同》系受交银公司欺诈形成，故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保证合同》及《保证确认函》中涉及的权利义务条款均系事先打印形成，不存在事后单方篡改的情形，上诉人亦未举证合同存在其他法定无效情形，故本院对其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难以采纳。其次，上诉人主张各《保证合同》与《保证确认函》是附条件合同，因交银公司未继续提供融资服务，故合同未生效。交银公司辩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以最终订立的合同表述为准，《保证合同》、《保证确认函》均未对合同生效附加条件，且明确记载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故案涉合同生效并无其他前提。本院对交银公司的该项意见予以采纳。此外，根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交银公司是否起诉其他担保人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影响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李春清、梁坤、李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91元，公告费人民币300元，共计人民币8，491元，由上诉人李春清、梁坤、李贺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沙 洵审 判 员  王承晔审 判 员  周 菁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  阮申正书 记 员  浦玮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