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3民初6964号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691号3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36753111659。负责人：贺业明，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冷雪莲，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壮，辽宁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十纬路102-1号。负责人：郑树龙，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青，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晨晧，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冷雪莲、常壮，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青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1，436，48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4月11日计算至2019年8月2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3日实际给付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波告给付原告承担的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3民初6344判决的诉讼费21,180元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13036号判决的诉讼费39,400元两项合计60,580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8年4月1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协议》及《保险兼业代理产品协议》各一份，约定由中行沈阳分行代理人寿沈阳分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协议第八条约定：“在代理期间，甲方（中行沈阳分行）根据代理权限办理的保险业务，视同乙方的保险业务行为，并由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十二条约定：“乙方（人寿沈阳分公司）作为法定保险人，享有全部权利，承担所有义务”；第十六条约定：“乙方应保证对其向甲方提供的所有保险书面条款、保险单证和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负责。如果因此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造成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二十条约定：“乙方有义务对甲方进行包括办证管理在内的保险基础知识和实务培训”；第二十三条约定：“乙方（人寿沈阳分公司）的银行协管员应积极配合甲方开展代理保险业务”。原告依据被告提供的宣传资料向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推销了相关保险产品，后张作臣、张丽华与被告签订正式的《保险合同》并陆续缴纳保险费1,000万元。2016年1月6日，张作臣、张丽华以其实际收益与宣传资料严重不符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贻偿损失，原告认为该赔偿款应当由被告承担。首先，原告向案外人提供的宣传材料是由被告提供的。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协议，被告在原告处必须委派银行协管员，如果不是被告提供的宣传材料，被告的银行协管员根本就不会允许原告工作人员向案外人提供。在缴纳剩余900万元保险费之前案外人就与被告签订了《保险合问》，在签订正式保险合同时，被告有义务向案外人具体、细致的讲明保险产品的内容与原告提供给案外人的宣传资料是一致的，否则案外人不会与其签订正式的保险合同并交纳剩余的900万元保险费。其次，张作臣、张丽华购买保险产品，其保险合同是与被告直接订立的，原告系保险代理人地位，根据中行沈阳分行与被告之间的协议以及《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明确被告才应该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案外人的保险金也全额支付给了被告，被告才应是承担责任的主体。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辩称：原告在案涉保险产品的销售过程中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向客户承诺收益，超越了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相应行为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客户张作臣、张丽华在答辩人处投保的国寿安享一生两全分红型保险项下的分红是不固定的，系答辩人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答辩人从未给过原告带有承诺分红收益内容的宣传资料，与投保人张作臣、张丽华签订的书面保险合同中附有《国寿安享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该条款第六条红利事项明确载明“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分配给投保人”，且张作臣、张丽华在投保时签字确认的《分红保险声明书》中亦载明“红利的多少根据当年度本公司分红保险的经营业绩确定”，张作臣、张丽华签字确认的《人身保险产品投保提示书》第七条第2款明确载明“分红保险产品分配给您的红利是不确定的，没有固定的利率。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由此可见，答辩人从未向张作臣、张丽华做出过任何分红、收益的承诺，也从未授权或同意原告针对分红、收益向客户做出保底承诺。案涉四份保险合同投保人已于2015年10月26日办理退保，答辩人向其退还保费1,000万元并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保单项下分红411,730.68元。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4月12日签订的《保险兼业代理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代理事项包括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及续期保费、代理支付保险金；第九条约定原告应在被告授权范围内严格按被告提供的保险条款、费率、单证、实务等有关规定代理保险业务……；第十二条约定未经被告书面授权，原告无出单、损失勘查和理赔权限，也不得对被保险人、保险受益人、投保人做出任何超出有关保险承保、赔偿或给付的承诺；第十三条约定对于超过被告授权范围的代理保险业务，原告需在代理前书面通知被告，在征得被告书面同意后可向投保方提供保险服务；第十七条约定原告不得擅自制作、印刷被告宣传资料、业务单证或变更其内容。原告作为被告的保险代理人，在从事保险代理业务中应按照《保险兼业代理协议》约定销售保险，并应当守法遵规，勤勉尽责。然而根据已生效判决（2016）辽01民终1303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张作臣、张丽华在原告处办理银行业务时，听信原告的宣传购买了“理财新品”实为分红型的保险产品。正是原告在代理保险销售业务中，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既出现保险保障的内容，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张作臣、张丽华二人相信，其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产品”，并且能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原告在销售保险时对客户进行不当宣传与误导、未经答辩人同意私自向客户承诺保障收益的行为，违反了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其行为违反了勤勉尽责的职业道德，超越了合同约定的代理权限，属于无权代理行为，答辩人对此拒绝追认，因此相应代理行为对被代理人即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相应行为后果和责任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与答辩人无关。原告向客户出具的加盖原告公章的书面承诺书，并非答辩人公司出具的，也未经答辩人同意和授权，应视为原告与客户之间成立了独立于保险合同之外的理财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当事人为原告和客户张作臣、张丽华，并不对答辩人产生约束，因此答辩人不应对该合同项下收益与实际收益差额承担给付责任，相应收益应由作出承诺的原告予以兑现，原告无权向答辩人追偿。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1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签订《保险兼业代理协议》及《保险兼业代理产品协议》各一份，约定由中行沈阳分行代理人寿沈阳分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原告向案外人张作臣、张丽华推销了相关保险产品，后张作臣、张丽华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并缴纳保险费1,000万元。2016年1月6日，张作臣、张丽华以其实际收益与宣传资料严重不符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沈河法院（2016）辽0103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原告是张作臣、张丽华，被告是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是：本案原告赔偿其583.62万元及诉讼费用。该判决查明：原告张作臣、张丽华二人系夫妻。2009年1月原告张作臣、张丽华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办理业务，该行工作人员向二人推荐一款理财新品，并收到一张宣传单，上书：“理财新品（养老保障型）疾病1.05倍保障；意外2倍保障；自然灾害3倍保障；两年后有借款功能。零存整取升级型；收益演示：千元起存，以一万元为例，连存五年，5年支取收益6,000元左右；6年支取收益8,000元左右。”见有如此收益，原告二人决定购买该产品，并于2009年1月24日、2009年3月28日向二人在该行存折账户存入共计200万元。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作为保险金与张作臣作为投保人签订两份“国寿安享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以张丽华作为投保人签订两份“国寿安享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40年，交费期间为5年。因原告张作臣、张丽华发现其所购买的系为保险产品且分红收益并不像被告所宣传的那样，故在第二年缴费时向被告提出疑问，2010年2月18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在原告手持的宣传单上加盖本行业务专用章。之后原告二人从2010年3月开始，于2011年、2012年、2013年四年间每年在二人在被告处的存折账户上存入200万元，从2009年至2013年，原告分5次总计转入款项1,000万元，全部划入保险公司的四份保险合同中，作为保险费。2014年8月，原告认为其5年缴费期已满，到被告处请求支取收益，被告知该保险合同没有到期，如要解除合同应到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的相关条款办理，需要扣除大约百万元的保险费，且不能支取收益。在此情况下，原告听从保险公司的意见，将其保险转入其他保险险种，2015年10月26日，原告与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原告二人从保险公司取得本金1,000万元并得到411730.68元的分红。该判决认为，原告张作臣、张丽华在被告处办理银行业务时，听信被告的宣传购买了“理财新品”实为“分红型”的保险产品。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夫妻二人在被告处交纳了第一年的200万元费用后，看到发到手里的是《保险合同》，便对“理财新品”产生疑虑，被告作为保险产品的销售代理却在原告手中的宣传单上加盖了本行的业务专用章，这样原告二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向其在被告处的账户里先后转入800万元的现金，由此，本院有理由相信被告在“理财新品”宣传单上的盖章行为表明：1、该宣传单是本行发放的；2、是承诺购买后确实能够获得宣传单上所演示的收益。根据宣传单上所演示的收益计算，5年下来，原告二人的投入共计1000万元至少会得到大约400万余元的收益，而现实却是，原告在5年后到被告处领取收益时，被告知没有收益，如要解除保险，要去保险公司办理，还要损失100余万元资金。原告二人在无法取得预先告知的收益，还要损失自己钱财的情况下，只好听从保险公司的建议，改签另外的保险险种，这样在一年后的2015年10月，原告才得以收回自己的1000万元的投入，并仅得到41万余元的分红，仅有宣传单上演示的十分之一，由于收益上的如此差距，引发了本案的诉讼。纵观全案，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在代理保险销售业务中，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既出现保险保障的内容，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原告二人相信，其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新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但被告的上述做法恰恰违反了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导致原告在五年的时间里投入大量的资金，以至于在发现其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为挽救自身的损失而不得不采取其他补救的措施，同时也阻断了原告二人在更广阔的理财空间里去获得更多收益的途径，从而造成了原告在投资收益上的损失，因此被告应对原告的收益损失承担责任。判决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作臣、张丽华自2009年1月24日至2015年10月26日总计10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利息（按存入时间到2015年10月26日止，以存入的期间、按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利率予以计算，计算出的总额扣除原告已获得的411730.68元红利部分）。宣判后，本案原告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1303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上诉人张作臣、张丽华向本院提交六份国寿鑫丰新两全保险退保单，该六份退保单显示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10月26日被上诉人与保险公司解除合同，被上诉人根据该六份退保单取得本金和分红10,411,730.68元。沈阳中院认为：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在代理保险销售业务中，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既有“理财新品”，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被上诉人相信，其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新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上诉人的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国银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的相关规定，造成了被上诉人在投资收益上的损失，因此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收益损失承担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在本案中的地位系保险代理人，上诉人不应承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的上诉主张，因被上诉人张作臣、张丽华在上诉人处办理银行业务时，听信上诉人的宣传购买了“理财新品”实为“分红型”的保险产品。上诉人之后在被上诉人手中的宣传单上加盖了本行的业务专用章，上诉人在宣传单上的盖章行为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诉人承诺购买后能够获得宣传单上所演示的收益。上诉人应对被上诉人的收益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履行了生效判决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兼业代理协议》，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委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代为办理保险业务。代理事项包括：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及续期保费；代理支付保险金。《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原告在办理张作臣、张丽华保险业务时，进行了不当的宣传与误导，在销售保险业务的“宣传单”上既出现保险保障的内容，又有“零存整取”的字样，还有收益演示，进而加盖业务专用章，这些做法使得张作臣、张丽华二人相信，其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系“理财新品”，并且能够从中获得高额的收益回报，但张作臣、张丽华在发现其得不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本案原告对张作臣、张丽华承担的相应责任系因其过错所致，而在此项保险业务签订和履行过程中，本案被告并无过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根据委托合同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274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文化路支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力人民陪审员  邓铁英人民陪审员  王 曦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赵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