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9民终5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红星，男，1963年3月10日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强，河北齐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林艳，河北齐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竞田，男，1946年7月22日生，汉族，住沧州市运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新，河北腾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红星因与被上诉人孙竞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20）冀0902民初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红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冀0902民初520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然有借款协议，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支付款项，因此该协议没有生效。依据《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和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与适用第8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意；二是出借款项的实际支付。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然有借款协议，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支付款项，所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二、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链条，且相互矛盾，不足以证实借贷事实的发生，因此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被上诉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借款协议与还款协议不具有关联性。在2015年4月24日借款协议中，写明的借款金额为40万元，借期自2015年4月24日至2016年4月23日，并注明如需提前支取该借款，需提前二十天左右申请。在2015年9月25日的还款协议中，写明从2015年10月起每月还款最少本金2万元，一年内还清。这两份证据并不具有关联性，首先借款金额不一致，借款协议中是40万，还款协议中是24万；其次借款期限不一致，借款协议中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4月23日，还款协议的还款起始日为2015年10月份；最后利息不一致，借款协议中息20%分，还款协议中月息1分。并且借款协议中已经写明如需提前支款只要提前二十天申请即可，没有再签订还款协议的必要。因此借款协议与还款协议之间没有关联性，不能以还款协议认定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二）被上诉人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经济实力，应对其资金来源进行说明。一次性出借款项18万元并且用现金支付不符合生活习惯。被上诉人称在2013年开始向上诉人出借资金，到2015年4月24日签订借款协议时，已经出借40万元。被上诉人为沧州市环卫局职工，出借资金时已经退休，按当时的月工资按2000元计算，一年的收入24000元，二十年不消费才会有40多万元的存款，被上诉人出借40万元与其经济水平明显不符。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2014年在中国银行支取18万元现金的明细清单，只能证明被上诉人从中国银行支取了18万元的现金，并不能证明这18万元是借款，也不能证明借款人是上诉人。而且在2014年18万元属于大额资金，出借款项用现金支付而不是银行转账不符合常理，有违生活习惯。因此应当对出借资金来源进行说明。（三）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整理资料与借款协议不具有关联性。借款协议中借款金额为40万元，但录音资料整理中并没有明确的借款金额，因此该份试听资料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无论从经济能力、款项交付、交易习惯等方面均无法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三、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已经还款7.5万元，不构成自认，应对还款事实提供证据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的规定，自认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自认必须发生在诉讼过称中；二是自认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的承认；三是自认必须明确表示；四是自认必须具有合法性。本案中被上诉人自己陈述上诉人还款7.5万，不符合自认，自认必须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案件事实的承认的特征。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怎么会存在还款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已还款7.5万元不构成自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对自己主张的上诉人还款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并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二款的规定，因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由承担举证责任的被上诉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请贵院结合本案事实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审庭询中补充如下意见：原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一审法官据以认定的判断是错误的。第一、关于还款协议的分析是错误的，一审中法院认为还款协议是对借款协议的确认纯系主观判断，还款协议与借款协议没有关联性，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就两份协议存在的关联性提供证据和进行必要的充分说明。第二、一审对上诉人向孙建国微信转款5000元的情况进行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上诉人对孙建国还款5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孙建国也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上诉人没有必要就5000元进行所谓合理解释，一审就此进行的分析是错误的。第三、一审中对被上诉人取款18万元的事实佐证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40万元的交付是错误的，首先被上诉人的18万元的取款事实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18万元，更不能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了40万元，根据民间借贷有关法律规定，超过5万元的民间借贷，必须有转账记录等客观证据予以证实，但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作为间接证据的18万元取款不能充分证实本案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还款协议、微信转账5000元、18万元的取款证据均不能证实向上诉人交付40万元的事实。第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八条以及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26条、第29条均仅涉及有关利息的计算，而没有涉及民间借贷借款事实的法律规定，显然，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4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再者，有关本案利息的认定，依据26条和29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利息是年息12%，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是在借款协议中，双方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而还款协议与借款协议无关，还款协议中的有关所谓利息的约定，不能适用于借款协议，特别说明，以上第四条的分析并不是代理人对借款协议合同成立的表示。第五、请求法庭向被上诉人提出要求，提供录音的原始载体，有关录音中的内容不能够证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和证明目的，以及录音的形式要件是否可以让法庭确定录音可以作为合法的证据认定相关事实的不同意见。第六、关于借款协议与还款协议不具有关联性，补充一点，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6年4月23日，而还款协议的还款起始日为2015年10月，借款协议中的借款在2015年10月份尚未到期，所以还款协议与借款协议不具有关联性。关于18万元现金，被上诉人在中国银行的取款明细，只能证实取款的事实，并不能证实其将款项交付给上诉人。根据生活习惯和交易习惯，对于18万元的大额资金，银行转账比现金交付要安全，被上诉人在不用更安全的银行转账方式而采用将现金当场交付给上诉人的方式不符合生活习惯和交易习惯。依据2015年9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与适用第1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以及借贷金额款项交付的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1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对款项交付事实的否认，属于单纯的否认，不属于提出主张，不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更何况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所谓40万元出借款18万元以外的部分，即22万元的来源的任何证据。 孙竞田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决。1、借款协议上载明“欠息两个月八、九月份”，这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孙竞田已经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将借款本金40万元交付给了上诉人孙红星，否则，怎么会有欠息情况？2、正是因为上诉人孙红星不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支付利息，2015年9月25日，孙竞田找到上诉人孙红星，孙红星亲笔书写的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与借款协议具有关联性。在该还款协议中，明确了还款方式，还款期限以及利息，以及到了还款期限，又延长了1年的还款期限。该还款协议系孙红星对与孙竞田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以上事实及证据足以说明孙竞田已经将本案借款金额支付给了孙红星，本案借款事实已经发生。3、上诉人在录音中认可尚欠孙竞田32.5万元的事实。见录音整理第一页，孙竞田说……还了七万五，现在你还欠我三十二万五……，孙红星说是。这足以说明录音中有明确的借款金额，且在整个的谈话录音中上诉人均认可欠孙竞田钱款。4、2014年1月2日，孙竞田与孙红星一起去中国银行，由孙竞田支取现金18万元后当场交付给孙红星。2018年2月5日，孙红星微信转账给孙建国（孙竞田儿子）5000元，上诉人孙红星对此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以上事实与借款协议、还款协议、录音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40万元的事实，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孙竞田已经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将借款本金40万元交付给了上诉人孙红星。5、孙红星微信转账给孙建国（孙竞田儿子）5000元的事实，结合录音证据，以及孙竞田本人自认孙红星已经偿还其借款7.5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孙红星偿还孙竞田32.5万元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孙竞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2.5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2%支付原告利息（自2015年8月计算至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今借孙竞田人民币400000元，大写：肆拾万元，期限从2015年4月24日起至2016年4月23日止，息20%分，每月24-27日为付息日。注：如需提前支取该借款，需提前二十天左右申请”。2015年9月25日，被告为原告出具还款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从2015年10月起每月还款最少还本金贰万元，壹年内还清全部本金。如壹年内没有还清本金，则按月息壹分结算利息（还清本金后，双方协商试情况付息）”。2018年9月25日被告在上述还款协议中作出延长壹年的意思表示。原告自认被告已经偿还给原告7.5万元，尚有32.5万元本金及利息未还。另查明，原告2014年1月2日支取现金18万元，2018年2月5日被告向原告儿子孙建国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 以上事实有开庭笔录、对被告孙红星的询问笔录、借款协议、还款协议、中国银行明细清单、原被告谈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被告先于2015年4月24日为原告出具借款协议，后被告于2015年9月25日为原告出具还款协议，该还款协议对每月最少还款的金额，还款期限等均进行了约定，且被告又于2018年9月25日在该还款协议中再次表示延长壹年，该还款协议系被告对与原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本案中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其对出具还款协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其对向原告儿子孙建国微信转账5000元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原告曾于2014年1月2日支取现金18万元，被告在与原告谈话录音中认可欠原告钱款。综合以上事实，能够证实被告向原告借款40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原告自认被告已经偿还原告借款7.5万元，因此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32.5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因协议约定系从2015年10月起，因此本院支持自2015年10月1日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孙红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竞田32.5万元及相应利息（以32.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计算，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87.5元，由被告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且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除案涉借款，上诉人孙红星与被上诉人孙竞田之间不存在其他借贷关系。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被上诉人孙竞田主张其与上诉人孙红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在一审中提交了借款人为孙红星的借款协议、有孙红星签字的还款协议，以及被上诉人孙竞田向孙红星催要借款的录音予以证实。上诉人孙红星对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还款协议中延长部分认可是其本人签署，对录音中本人的身份予以认可，且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协议及录音中涉及的内容不予认可，并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孙竞田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孙红星对被上诉人孙竞田提交的借款协议、还款协议以及录音等相关证据，未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对其上诉主张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孙竞田提交的借款协议、还款协议以及录音等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孙竞田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上诉人孙红星因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其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涉案证据中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孙红星就本案借款承担的偿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75元，由上诉人孙红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梅 审判员 余志刚 审判员 李悦萍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 书记员 孙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