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9民终10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卫彬，男，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山东锦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岱岳区支公司，营业场所泰安市岱岳区迎胜南路393号王府花园沿街营业房。 负责人:李阳，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业怀，山东创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姜卫彬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岱岳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鲁0911民初675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卫彬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姜卫彬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并未终止。根据姜卫彬与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签订的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第六条“保险责任”约定可以明确，该保险合同系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即姜卫彬投保该保险的目的就是将来如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由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按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现姜卫彬并没有身故且仍在保险期间内，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提前终止合同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严重违背了姜卫彬投保之目的。2、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第五条款系免除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保险义务的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依据《保险法》第十九条之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就本案而言，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第五条虽然是作为普通格式条款在合同中出现的，但该条款明显是免除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保险义务的格式条款。姜卫彬以身患合同所指重大疾病要求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给付重疾保险金，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却以发生了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事故，将主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减少为零，并终止主保险合同，以此免除其依法应承担的主保险合同义务，使得姜卫彬面临购买两个给付条件不同的保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却只能选择接受一个保险利益的两难境地，这显然是在排除姜卫彬依法应享有的权利，加重姜卫彬的责任。因此，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第五条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3、退一步讲，假设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第五条款有效，该条款也纯属免责条款，根本不产生效力。《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正如刚才所言，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第五条明显属于免除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保险义务的免责条款，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姜卫彬注意的提示，也没有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姜卫彬作出明确说明，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庭审中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答辩称姜卫彬存在对条款不理解，造成理解偏差，出现理解偏差，这也正说明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及其业务员没有就合同条款内容向姜卫彬作出解释，尤其是像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条款第五条和第二十二条这种涉及姜卫彬根本保险利益的条款，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没有向姜卫彬作出合理解释和明确说明，致使姜卫彬投保时出现所谓的认识偏差，归根结底还是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没有尽到其应尽的合理解释义务。4、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提前终止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的行为即违背了姜卫彬购买保险的初衷也违背了设立保险的目的，同时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兼有欺骗消费者之嫌。（1）保险的定义就是由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这也正是姜卫彬购买保险的目的。姜卫彬之所以分别购买身故和重疾保险两份保险，就是为了将来如发生身故或重大疾病等风险，都有保险给与赔付，而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姜卫彬购买保险的初衷，姜卫彬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得以实现。（2）姜卫彬在10年里所交保费合计达128000元之多，现在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却只有寥寥的12万元，赔付的保险金还不如所交保费多。（3）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在出售国寿瑞鑫两全保险的同时，恶意捆绑销售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两个保险表面看似互相补充，实则合同内容相互约束，互为限制条件，以达到免除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之目的，有欺骗消费者之嫌。综上，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依据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第五条提前终止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格式条款系免除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保险义务的无效条款，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依据该条款终止保险合同，即违背事实又违背保险法。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这种为了追求盈利而不惜牺牲诚信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对姜卫彬也是绝对不公平的。 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驳回姜卫彬的上诉请求。2009年6月11日，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与姜卫彬签订《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含国寿瑞鑫两全保险（主险）、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附加险）等三份保险，交费期限10年，每年交费11552元，保险期间38年，保险金额40000元，发生重大疾病或身故保险事故，则按保险金额的300%赔付保险金。至2019年6月10日姜卫彬共交保费115520元，交费期间保险合同复效4次。至2020年6月11日止，姜卫彬共领取红利存储生息20502.42元。2020年8月姜卫彬患胸腺恶性肿瘤疾病后申请理赔，通过法院调解，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于2020年12月1日给付姜卫彬重大疾病保险金120000元。根据保险合同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二十二条，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一条、第六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等规定，保险合同已经终止。一审法院对以上事实已查明认定（见一审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1段至第7页正数第3段）。（一）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保险合同是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与姜卫彬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二）国寿瑞鑫两全保险（主险）和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附加险）是主险与附加险的关系，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是国寿瑞鑫两全保险（主险）的附加险，不能单独存在，附加险是主险的一部分。（三）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第五条不属于免除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保险人）承担保险义务、排除姜卫彬权利的条款，姜卫彬认为该条款是免责条款、无效条款是错误的。保险责任是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据保险合同约定所承担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其实际上是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所应承担的义务，该义务以保险事故的发生为要件。所谓免除保险人义务，或者说免责，应以保险人需要承担责任为条件，如无需承担责任，则不存在免除一说。只有先确定保险人承担责任的范围才能在该范围内确定免除的责任。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第六条规定，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有3种，一是生存期的分红；二是身故保险金赔付；三是保险期间届满保险金的赔付。很显然，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第五条后段的约定，并非是保险人应当承担第六条的保险责任前提下形成的责任，那么，该条款第五条后段的约定就不属于免除保险人义务，排除姜卫彬权利的条款。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是约定被保险人发生重大疾病产生保险责任的保险，第六条约定，发生重大疾病给付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本案姜卫彬发生患有重大疾病的保险事故，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给付保险金，附加合同已终止。主险约定附加险发生保险事故，主险保险金额为零并引起保险合同终止，是原告与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的意思自治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和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附加险）共同约定被保险人在生存、身故、保险期间届满和重大疾病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该两种保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约定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合同终止是原告与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四）对于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第五条，前面已依法阐述其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那么，姜卫彬要求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对该条作出提示或明确说明没有法律依据。虽然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与姜卫彬签订保险合同时已对该条作出了明确说明，而且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对保险合同的说明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姜卫彬在《个人保险投保单》上已签名确认。保险合同履行十一年来，姜卫彬并未提出异议，姜卫彬在十年的交费期限内，合同复效4次，可见其对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是明确知晓的，现姜卫彬上诉主张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恶意捆绑销售、欺骗消费者、牺牲诚信，属于妄顾事实，主观臆断。（五）保险的作用在于分摊风险和填补损失，本案保险合同兼顾了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利益，公平合理。从保险合同主险和附加险的保险责任条款看，保险合同生效后，发生保险事故的时间不同，决定了投保人已交纳保费数额与取得保险金的数额比例不同。按照条款约定从3个时间节点予以说明：1、合同期内，如被保险人因意外身故或在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后因疾病身故或患有重大疾病，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的300%给付身故保险金120000元，本合同终止。此时被保险人只交纳了1年保费11552元或者2年的保费23104元，此情形保险金与保费数额相差巨大。投保人多获得利益96896元至108448元（未计分红）。2、如被保险人因意外身故或在合同生效之日起10年届满因疾病身故或患有重大疾病，保险人仍按保险金额的300%给付身故或患重大疾病保险金120000元，但是，保险合同履行10年，姜卫彬累计得到的分红是20502.42元，本合同终止。此时被保险人交纳了10年保费115520元，姜卫彬获得保险金和分红总计是140502.42元，姜卫彬多获得利益24982.42元，此情形保险金和分红与保费数额相差不大。本案姜卫彬的赔付属于此情形。3、保险合同履行10年后，投保人不再交纳保费，此时如投保人未发生保险事故，至保险期满，投保人仍获得120000元的保险金和连续的分红，但分红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显著增加，数额会巨大。通过对以上保险期间3个节点的分析，可明显看出国家批准设立本保险的初衷和目的，即弥补了投保人的损失，又使投保人获得了利益，只是因保险事故发生时间的不同，投保人获得超过保费的数额有所不同，因此，保险条款全面兼顾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六）姜卫彬认为保险合同并未终止，既违背合同约定，也违反保险原理。从投保人角度来说，投保人支付保费，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以弥补损失。从社会角度来说，保险是由众多投保人形成的保险共同体，保险人通过对各投保人交纳保费的运作，以团体的力量对遭受不幸的个人进行补偿以达到分散危险之目的。保险金赔付后，假如不能引起合同终止，姜卫彬的保险期限还剩余28年，在此期限内，姜卫彬可能再次发生多个保险事故，而且会有不断的分红，那么保险人就会多次的赔付保险金和不断地给付分红，这样以后多次赔付的保险金和分红来自哪里？因投保人保费的保险作用在最初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得到的保险金中消耗怠尽。假如姜卫彬所言继续履行合同，那必然减少保险共同体中的运营资金，损害其他守约投保人的利益，同时也会使保险业不能生存和健康发展。因此，涉案保险合同中终止合同的约定符合保险原理，也未违反法律规定，姜卫彬认为保险合同并未终止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姜卫彬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姜卫彬的上诉请求。 姜卫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姜卫彬、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于2009年6月11日订立的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中第五条款为无效格式条款；2、判令姜卫彬、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双方继续履行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11日，姜卫彬作为投保人，在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外投保人寿保险，保险单显示：合同号码为2009-370902-00000399-9；投保单号为1001370608901009；合同生效日期为2009年6月11日；交费方式为年交；交费日期为每年的6月11日；险种名称分别为，主险“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以下简称国寿瑞鑫主险）、标准保费10400元，该主险附加险“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以下简称国寿瑞鑫附加险）、标准保费1152元，该主险及附加险保险金额均为40000元、保险期间均为38年、交费期满日均为2019年6月10日；另投主险“国寿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B型）”、标准保费为340元、保险金额为10000元、保险期间为1年、交费期满为2010年6月10日。其中，“国寿瑞鑫主险”条款第五条约定，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是指保险合同上载明的保险金额，若本合同附加的“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发生保险事故，则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减少为零；第六条保险责任约定，自本合同保险期间内，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被保险人生存至每满三个保单年度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8%给付生存保险金，2、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现任因意外伤害事故或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3、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第二十二条保险合同终止条款约定，本合同在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1、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为零，2、本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的情形；该条款还对责任免除、红利事项、合同复效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国寿瑞鑫附加险”条款第一条附加合同构成约定，本附加合同附加于主合同《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投保；第五条基本保险金额约定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等于主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第八条保险责任约定，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本公司按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300%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终止，若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不受一年的限制；第十一条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约定本附加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在要求解除主合同的同时解除本附加合同，但投保人不得单独要求解除本附加合同；第十二条附加合同终止情形为，1、主合同终止，2、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的情形；第十三条附则约定，凡本附加合同条款未作规定的内容，主合同条款未作规定的内容，主合同条款适用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合同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规定为准；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姜卫彬自2009年6月10日至2018年8月8日期间，向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交纳保费10期，共计115520元，期间因保险合同四次复效，另交纳复效利息共计120.7元。后2020年8月份姜卫彬被查出患有恶性肿瘤疾病，因双方对理赔保险金数额发生争议，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将姜卫彬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按照保险条款基本保险金额的300%进行理赔，该案后经调解，由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姜卫彬国寿瑞鑫重大疾病保险金的300%即12万元，该调解书已经履行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姜卫彬从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处投保人身保险，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保险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关于姜卫彬要求确认国寿瑞鑫主险合同中第五条为无效格式条款的诉讼请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1、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2、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该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投保单、保险条款，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能够认定国寿瑞鑫主险和国寿瑞鑫附加险须相互绑定投保，即投保主险以附加险为条件，投保附加险以主险为前提，主险和附加险相互补充，不能独立存在。从保险条款内容看，国寿瑞鑫主险中保险责任条款主要是对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生存领取保险金及分红、身故给付保险金以及保险期间届满未身故，领取保险金的不同情形作出的约定，国寿瑞鑫附加险与主险保险期间相同，其中保险责任条款主要是对被保险人在主险及附加险保险期间内虽没有身故，但发生重大疾病情形可提前给付与主险相同金额的保险金的约定。由此可见，国寿瑞鑫附加险是主险的补充条款是国寿瑞鑫主险的一部分，其约定的是不同情形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金的理赔问题。从国寿瑞鑫主险和附加险的保险责任条款看，保险合同生效后，发生保险事故的时间不同，决定了投保人已交纳保费数额与取得保险金的数额比例不同，按照条款约定，如在交费期间内，在期间开始一年后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后合同终止，投保人无需继续交纳保费，即能取得保险金，则被保险人取得的保险金数额与其已经交纳的保费数额差距较大；如在交费期满后发生保险事故，合同终止，此时保费已经全额交纳，则被保险人取得的保险金数额与已经交纳的保费数额相差不大，由此可以认定，国寿瑞鑫主险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约定附加险发生保险事故后，主险保险金额变为零，从而引起合同终止，亦可能产生投保人交纳较少保费而取得相对高额保险金的情形，鉴于此种情况，相应条款并未单方免除保险人义务或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或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不属于免责条款，亦不构成显失公平，该条款是双方对涉案主合同及附加合同附条件（即以发生保险事故为条件）终止事项作出的约定，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综上，姜卫彬主张确认国寿瑞鑫主险第五条系无效条款，并要求继续履行国寿瑞鑫主险保险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姜卫彬手中持有保险条款，且已经按照约定缴纳10年保费，期间合同复效四次，故其对保险合同约定内容理应知晓，其主张受欺骗投保，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姜卫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姜卫彬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系因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从案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属于格式条款，但相关条款是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还需具体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案中，前述保险条款第五条载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是指保险合同上载明的保险金额，若本合同附加的“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发生保险事故，则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减少为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该条款属于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前述条款作为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并未以明显标志对姜卫彬进行提示，亦未证实已对该条款对姜卫彬进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姜卫彬不产生效力。基于合同无效与不产生效力并非同一性质，姜卫彬请求确认案涉条款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姜卫彬在保险期间内，于国寿附加瑞鑫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为胸腺恶性肿瘤，属于前述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给付姜卫彬重大疾病保险金，该附加合同终止，但基于前述分析，附加合同的终止不影响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合同效力，人寿保险岱岳支公司应继续履行。 综上所述，姜卫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0）鲁0911民初6750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姜卫彬的诉讼请求； 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岱岳区支公司继续履行与姜卫彬订立的国寿瑞鑫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 三、驳回姜卫彬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姜卫彬、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岱岳区支公司各负担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姜卫彬、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岱岳区支公司各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经纶 审判员  李 莹 审判员  邢友峰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