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7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莉民，男，199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俊，贵州非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庆，贵州非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诗翔，男，199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上诉人吉莉民与被上诉人黄诗翔彩票店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19）黔0121民初4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工作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利民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采信证据错误，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该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但即使违反该规定，也不会影响彩票的正常销售和损害他人利益，《彩票管理条例》中关于彩票代销者不得委托他人代销彩票及不得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的规定只是基于行政管理上的需要，并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禁止性规定。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彩票店转让协议》虽然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但该相关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不影响《彩票店转让协议》的合同效力，一审判决对该问题适用法律错误，理应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其次，一审开庭所查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签订该协议后共计支付了93000元的转让款给上诉人，但双方实际上并未商量过彩票店转让的价格为1080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聊天记录里协商的该彩票店转让的价款包干价才48000元，不应是108000元，从款项的支付方式及未向被上诉人要求收条等情况看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慎审查，采信证据严重错误。第三，即便双方签订的该协议最终系无效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都非常清楚彩票店不能私自转让，且被上诉人并非是第一次接触彩票经营，而是对此已经实际参与了经营管理过，对彩票店的相关事宜都非常之清楚，连转让协议都是被上诉人拟定的。故，双方的过错程度是相当的，理应各承担50%的责任，而一审判决却认定由上诉人承担80%的责任，显属不当。综上所述，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黄诗翔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双方合同权利义务一审已经审理清楚，并且已经对双方签订合同的过程进行判断，我方无异议，因此，希望法院进行维持。黄诗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彩票店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支付的转让费人民币93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4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被告吉莉民是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贵阳市中心5201011085销售门店（开阳县城关镇磷都大道337号的中国体育彩票投注站）的经营者。2020年9月17日，被告吉莉民与原告黄诗翔签订《彩票店转让协议》，将开阳县城关镇磷都大道337号的中国体育彩票投注站以10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黄诗翔，协议签订后，原告黄诗翔支付了合同价款93000元给被告吉莉民。2020年10月23日，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贵阳市中心以5201011085销售门店在销售体育彩票的过程中，没有按照《代理销售中国电脑体育彩票》合同书中第八条第1项进行经营予以停机处理，并收走了5201011085销售门店业主吉莉民的体彩销售终端1台（包含打印机、BCR、数据线，额度0.75元）、代销证1份，体彩电视机3台，机顶盒4套，空开盒2个，设备箱2个，网关1套。原告黄诗翔因5201011085销售门店被停机，为了保存被告吉莉民的个人物品，租赁了开阳县城关镇望城坡安置小区15栋楼的住房一套，用于堆放被告吉莉民个人物品，用去租金6000元，搬运费400元。同时查明，《代理销售中国电脑体育彩票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或其销售人员在合同期间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取消乙方体育彩票代销资格，并以书成形式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自通知到达乙方之日起合同解除。甲方有权视损失情况扣除乙方的押金或者保证金：……（6）设立分销站点，或者转让、转租、转借销售场所……。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应当遵守法律；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中国体育彩票的销售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不得从事体育彩票的销售工作；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被告吉莉民明知5201011085销售门店不能转让、转租、转借，而与原告签订《彩票店转让协议》导致5201011085销售门店被停机，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负80%的责任，其与原告黄诗翔签订《彩票店转让协议》无效；原告黄诗翔应当对彩票销售行业在投资前进行考察了解，但原告在未了解彩票销售行业特殊性的情况下与被告吉莉民签订《彩票店转让协议》，应负20%的责任；被告吉莉民明收取原告黄诗翔的转让款93000元，应按责任分摊，返还原告黄诗翔74400元；被告吉莉民的私人物品，本应由被告吉莉民个人保管，但原告黄诗翔为了保管被告吉莉民的私人物品花去房租费6000元，搬运费400元，共计6400元，应由被告吉莉民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黄诗翔与被告吉莉民在2020年9月17日签订的《彩票店转让协议》无效；二、被告吉莉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黄诗翔彩票店转让款74400元；三、被告吉莉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黄诗翔房屋租赁费、搬运费6400元；案件受理1143元，由被告吉莉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吉莉民与被上诉人黄诗翔签订的《彩票店转让协议》虽然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属于彩票销售机构所有，彩票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的规定，但是，因上述《彩票管理条例》属于管理性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其不能作为认定《彩票店转让协议》无效的依据，一审法院对此适用法律不当。并且，因黄诗翔一审起诉请求为解除《彩票店转让协议》，但一审法院迳行判决认定《彩票店转让协议》无效亦属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本案所涉彩票机因违反销售代理合同被贵州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贵阳市中心停机，导致该协议事实上已无法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黄诗翔诉请解除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本院依法对此予以改判。对于案涉转让费，因《彩票店转让协议》明确约定的转让费用为108000元，虽然上诉人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为48000元，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本案中的过错责任承担，因上诉人吉利民作为彩票店登记的销售者，更应该清楚彩票店不能私自转让的情形，但其还与黄诗翔签订《彩票店转让协议》，导致彩票店的彩票机被发行机构关闭，其应承担主要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其应负80%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121民初411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二、撤销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20）黔0121民初411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三、解除黄诗翔与被告吉莉民在2020年9月17日签订的《彩票店转让协议》；四、驳回黄诗翔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1143元，由吉莉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6元，由吉莉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田 勇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左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