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1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胡松强，男，198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宝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旭，河南金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龙，河南金年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东环路中段东城盛世花园底商一楼从南往北1号门面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3MA46CH191P。法定代表人：王素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燕琪，河南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素芳，女，197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原审第三人：岳振，男，196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王素芳、岳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燕琪，河南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松强因与被上诉人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习公司）、王素芳及原审第三人岳振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20）豫0403民初2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松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茅习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判令茅习公司支付胡松强款项25512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茅习公司、王素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从胡松强与茅习公司是否存在共同出资、汇款过程及货物分配情况分析，本案胡松强与王素芳、岳振之间不存在个人合伙关系。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经济组织形式。合伙关系应当符合以下四个特征：（1）共同出资；（2）共同经营；（3）共享收益；（4）共担风险。首先从双方是否存在共同出资特征进行分析。本案中，胡松强与王素芳、岳振之间不存在共同出资行为。胡松强经营酒品销售生意多年，有自己的烟酒店。案外人王要旭及茅习公司均系贵州习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习酒公司）的经销商，胡松强在经营习酒销售过程中以王要旭及茅习公司的名义向贵州习酒公司汇款购酒。关于购酒汇款过程。截至本案立案前胡松强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汇款5576776元，包含胡松强购酒款3787238元，茅习公司购酒款1789538元。其中胡松强通过王保吉、段磊磊账户向贵州习酒公司汇款1458572元（汇款备注王要旭酒货款），该笔款项有胡松强购酒款858572元，茅习公司购酒款559538元；通过王保吉、段磊磊账户向贵州习酒公司汇款4158666元(汇款备注茅习商贸窖藏货款），该4158666元中有胡松强购酒款2928666元，茅习公司购酒款1230000元。关于贵州习酒公司供货后货物分配情况。茅习公司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的途径及渠道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款项打入胡松强指定账户（王保吉、段磊磊账户）后和胡松强购酒款一起以王要旭的名义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二是将款项打入胡松强指定账户后和胡松强购酒款一起以茅习公司的名义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茅习公司购酒汇款时间分别为：（1）2019年11月13日将559538元款项打入胡松强指定账户后和胡松强购酒款一起以王要旭的名义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该笔款项含向贵州习酒公司支付的保证金30000元。该批970箱金品习酒（含茅习公司自己出售的300箱）买回来后，茅习公司以该批次酒品过于低端在自己的专卖店不好卖为由，经双方协商后在胡松强烟酒店的670箱酒由胡松强出售。截至2020年5月8日，对于茅习公司交由胡松强烟酒店出售的该批次酒（670箱）经结算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酒款365738元。（2）2019年1月4日至10月份茅习公司分多次将1230000元款项打入胡松强指定账户（王保吉账户）后和胡松强购酒款一起以茅习公司的名义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截至2020年5月8日，结合胡松强烟酒店对账单，经茅习公司与胡松强确认，茅习公司共计从胡松强烟酒店仓库进货品种10类，金额1475788元。结合本次茅习公司向胡松强汇款金额（1230000元）及进货金额（1475788元），茅习公司尚欠胡松强酒款245788元。2．从胡松强与茅习公司双方签字确认的《证明》、《结算凭证》、《河南茅习商贸进货明细表》的形成过程及背后代表的债权债务情况分析，本案胡松强与王素芳、岳振之间不存在个人合伙关系。按时间先后顺序，本案债权债务形成及演变过程是：1．截至2020年4月13日，茅习公司共向胡松强指定账户汇购酒款1230000元，因茅习公司交由胡松强烟酒店出售670箱金品习酒，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酒款365738元；截至2020年4月13日，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拉酒价值870037元。当天协商如茅习公司不再从胡松强烟酒店处拉酒，胡松强应付茅习公司725701元（茅习公司在贵州习酒公司购酒有返利，不含贵州习酒公司通过平台向茅习公司返利的170000元）。2．2020年4月13日至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又从胡松强烟酒店拉酒价值605751元，截至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共从胡松强烟酒店拉酒1475788元，并于当天向胡松强出具《河南茅习商贸进货明细表》一份，该进货明细表与胡松强一审提供的由王素芳签字的23份入库单一致。3．同日，胡松强又出具《证明》一份，对因茅习公司交由胡松强烟酒店出售的670箱金品习酒，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酒款365738元一事进行证明。4．同日，因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有返利，胡松强一共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汇款5576776元，包含胡松强购酒款3787238元，茅习公司购酒款1789538元，根据贵州习酒公司返利政策，结合胡松强本人购酒情况，胡松强应返利491225元，该笔款项是由贵州习酒公司返现至茅习公司，茅习公司认可该笔款项由胡松强享有，胡松强同意暂由茅习公司使用，双方出具证明予以确认。其中，胡松强一审提供的由王素芳签字的23份入库单显示，茅习公司从胡松强烟酒店拉走价值64566元三斤纪元小坛习酒17箱及价值32000元窖藏8375习酒20箱。胡松强也从茅习公司处拉走价值212712元酒品，没有为茅习公司出具手续。结合以上事实，并根据《证明》《结算凭证》《河南茅习商贸进货明细表》的形成过程及背后代表的债权债务情况可以证明，截至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尚欠胡松强255129元款项。具体计算方法为：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拉酒价值1475788元＋贵州习酒公司应返胡松强奖励款491225元＋茅习公司从胡松强烟酒店拉走17箱价值64566元三斤纪元小坛习酒及20箱价值32000元窖藏8375习酒－茅习公司已付胡松强酒款1230000元－胡松强从茅习公司处拉走价值212712元酒品－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金品酒款365738元，最终茅习公司欠胡松强款项255129元。通过以上对胡松强与茅习公司债权债务形成过程的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案由系合伙协议纠纷实属错误。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合伙关系不仅需要有共同出资的特征，还需要具有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合伙法律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本案显然不存在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这些个人合伙的特征。二、2020年4月13日《结算凭证》不能作为最终结算的基础。该《结算凭证》是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拉酒金额与向胡松强指定账户汇款金额之间的差额，特别是标注“已付17万元整平台款”“平台余额以实际到账余额为准”的描述，说明随着茅习公司购酒数量、付款金额的增加，贵州习酒公司平台返利也是不断变化的，该凭证出具后茅习公司仍在胡松强烟酒店拉酒，所以该《结算凭证》不能作为最终结算的基础。王素芳单方书写并出具的所谓结算明细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份明细显示项目包括进货、付款、金品打款、招待费、工资、房租等字样，这些支出费用胡松强并不知情，结算凭证应当是除去出资及开支后对利润的分配，这份由茅习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素芳单方书写的清单内容不具备合伙人之间结算的特征。三、退一步讲，如本案按个人合伙协议进行审理，在裁判前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合伙关系是否终止及合伙财产是否已经清算。双方合伙事务无法继续进行，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和关于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对合伙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如有剩余财产，双方再进行财产分割。本案中没有相关合伙财产清算的证据及事实，没有清算就无法进行财产分配。2．合伙期间出资情况如何，合伙财产分配是否约定明确，如约定不明如何分配。基于以上理由，胡松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茅习公司、王素芳对胡松强的债务255129元，并改判其向胡松强支付。茅习公司、王素芳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一审中茅习公司已经陈述，胡松强先于茅习公司与贵州习酒公司合作，2018年底胡松强邀请王素芳一同做习酒生意，王素芳又介绍岳振三人合伙，为此注册了茅习公司，一起找了现在的公司地址，由胡松强出具装修方案，岳振出资对门面房进行装修。双方口头约定与贵州习酒公司对接打款和接货等由胡松强负责，贵州习酒公司与茅习公司的网络平台也由胡松强掌握。王素芳和岳振出资款项记在茅习公司名下，胡松强款项单独核算。茅习公司名下签了贵州习酒公司的窖藏系列，但在贵州习酒公司又签新的金品系列时，胡松强把金品系列签在了自己名下。胡松强上诉状中对茅习公司向贵州习酒公司购酒的两种途径及渠道写得很明确，但并没有说明购酒后货物分配情况，事实是货物（含可销售正品和非卖品）也是由胡松强全部接收，然后再把相应酒品发给茅习公司。如果对外没有合伙关系，胡松强凭什么代表茅习公司订货、打款和收货？胡松强不承认合伙关系，是混淆了合伙人之间对内和对外的权利与义务。个人合伙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主要是对外表现的特征，合伙内部则应按照协议约定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债务和分配盈余，对此法律并不过多干预，故本案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没有问题。二、茅习公司证据充分、确凿。由于没有签订合伙协议，双方账目往来记得比较清晰。1．茅习公司打款数额：王素芳不论是按照胡松强指定账户打款还是以茅习公司名义直接给贵州习酒公司打款都有银行凭证，一审经过举证、质证证明合计金额为1310000元，而不是双方算账时胡松强出具收到条载明的1230000元。对于少算的80000元，王素芳想起来后立即就微信告知胡松强并附上了转款凭证，也在一审经过了质证。2．茅习公司名下签了贵州习酒公司的窖藏系列，胡松强把金品系列签在了自己名下，双方就默认这两个系列归各方单独经营，往来账目分别记账。由于胡松强经营习酒时间较长，合伙初期与厂家联系都是以他为主，由他统一打款和接货，茅习公司需要的货到他那里拉，给他出具出库手续，这样便于双方核算，这怎么能算是买他的酒呢？3．只要签订了经销合同，酒厂往往会有赠品和非卖品，如小坛、8375等都属于窖藏系列的赠品和非卖品，因为窖藏系列本身就在茅习公司名下，赠品和非卖品应该属于茅习公司，或者按照各自的销量分配赠品和非卖品，所以，胡松强认为价值64566元的纪元小坛17箱和价值32000元的窖藏8375习酒20箱王素芳没有签字，并按市场价计算为茅习公司对他的欠款，没有任何道理。三、胡松强没有证据支持。胡松强上诉状罗列了许多数字，其中最基本的账目双方均认可并有记录：1．截至2020年4月13日，胡松强应付茅习公司725701元；2．截至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共计拉酒1475788元；3．胡松强欠茅习公司金品酒款365738元；4．平台共计返利491225元；5．胡松强从茅习公司处拉酒212712元。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部分，茅习公司均有证据证明：1．茅习公司、王素芳汇款究竟是1230000元还是1310000元的问题，一审中茅习公司、王素芳已将证据全部提交法庭并经过了质证；2．价值64566元的纪元小坛17箱和价值32000元的窖藏8375习酒20箱，茅习公司、王素芳举证证明这些是属于赠品和非卖品，并且属于茅习公司名下的窖藏系列，不应当由茅习公司付款给胡松强；3．贵州习酒公司返给窖藏系列的业务员工资，应归茅习公司所有；4．茅习公司、王素芳提供的2020年4月13日三人（王素芳、王亚斌、胡松强）算账的《结算凭证》，胡松强应付王素芳725701元是双方签字认可的。王素芳出具的结算明细包含了双方相互应支付的酒款、店员工资45000元、房租48900元、金品用酒275000元、招待用价值3799元的六斤小坛1坛等款项，其中金品系列的品酒费用（含金钻、银钻、1988、1998金品）共计275000元（含10000元餐费），茅习公司、王素芳提供的录音可以证明应由胡松强向厂家申报解决；房租计算到2020年4月13日算账之日九个月，由胡松强承担三分之一，即48900元。这些项目证据确凿，均应得到支持。四、胡松强的计算依据和计算方法均有误。其上诉状计算方法为：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拉酒价值1475788元＋贵州习酒公司应返胡松强奖励款491225元＋茅习公司从胡松强烟酒店拉走17箱价值64566元三斤纪元小坛习酒及20箱价值32000元窖藏8375习酒－茅习公司已付胡松强酒款1230000元－胡松强从茅习公司处拉走价值212712元酒品－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金品酒款365738元，最终茅习公司欠胡松强款项255129元。首先，茅习公司付款是1310000元，而不是1230000元；其次，17箱价值64566元三斤纪元小坛习酒及20箱价值32000元窖藏8375属于赠品和非卖品，是厂家对茅习公司的赠送，胡松强接货后应给茅习公司，茅习公司不应当给胡松强支付费用；其三，胡松强没有把此前双方已经算好并签字认可的其应当承担的费用算进去，包括金品用酒275000元＋员工工资45000元＋房租48900元＋价值3799元的六斤小坛1坛。以上费用是双方签字认可的胡松强应付给王素芳725701元的组成部分。一审认定数额的细微差别是在房租上，本应是48900元，王素芳打条时按的是48000元，所以得出了判决书认定的金额。正确的算法除了一审判决比较明了的算法外，还可以有多种算法都与一审判决结果相同，如：茅习公司付款1310000元－拉酒价值1475788元－贵州习酒公司应返胡松强奖励款491225元＋胡松强从茅习公司处拉走价值212712元酒品＋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金品酒款365738元＋金品用酒275000元＋员工工资45000元＋房租48000元＋价值3799元的六斤小坛1坛＝293236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岳振述称意见同茅习公司、王素芳答辩意见。胡松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茅习公司支付胡松强款项25512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茅习公司承担。茅习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胡松强立即归还占用茅习公司及王素芳、岳振的款项293836元，并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胡松强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茅习公司将其第一项反诉请求的款额增加126558元，并明确利息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松强及茅习公司均系习酒系列代理商，胡松强代理金钻、银钻金品系列，茅习公司代理窖藏1988、1998、纪元小坛系列。茅习公司进货系通过胡松强与厂家对接。2020年4月13日，经结算，王素芳与胡松强出具《结算凭证》，内容为：“结算凭证2020年4月13日经胡松强、王素芳、王亚斌一起，结算金额为柒拾贰万伍仟柒佰零壹元整（￥：725701），胡松强付王素芳应付金额为：725701元整，已付17万元整（平台款）。平台余额以实际到账余额为准。同意：王素芳胡松强2020年4月13日。”王素芳称此款项包括房租及厂家补助的工资等费用，并附有结算明细一份，明细载明结算总额为726601元，包含工资、房租等款项。王素芳称《结算凭证》的数额系书写错误，胡松强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说明《结算凭证》数额的来源。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向胡松强出具进货明细表，载明共进货1475788元。同日，茅习公司向胡松强出具证明两份，内容为：“证明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12月25日，胡松强以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向贵州习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汇款购酒。根据贵州习酒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营销奖励制度，通过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向胡松强返年终奖励折合现金491225元。该笔款项由胡松强享有，为经营需要该笔现金款项暂由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使用。”“证明2019年11月13日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向贵州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品习酒酒款559538元（含保证金30000元），现保证金已退还河南茅习商贸，胡松强已向茅习商贸支付300箱金品习酒价值163800元，胡松强仍下欠茅习商贸365738元。”同日，胡松强向王素芳出具证明及收条一份，内容分别为：“证明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5日，胡松强从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拉走习酒产品，货款共计212712元。（附明细表）胡松强2020年5月8日。”“收到条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5日胡松强总共收到王素芳现金壹佰贰拾叁万元整（1230000），习酒货款。”王素芳称此款项系计算错误，应为1310000元，其中1130000元转至胡松强指定的王保吉账户，另180000元直接转至贵州习酒公司账户，并提供茅习公司向王保吉、贵州习酒公司的转账记录。2020年6月4日，王素芳通过微信向胡松强说明出具的收条中为1230000元、少计算80000元一事，胡松强未予回复。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2020年4月13日王素芳与胡松强进行结算并出具《结算凭证》中胡松强应付王素芳725701元，胡松强未说明结算款项的来源，王素芳称此款项包含应支付的酒款、店员工资、房租，根据其计算的数额，与结算凭证稍有出入，但能够说明结算凭证的来源，该院对其结算数额中包含酒款、店员工资、房租予以确认。根据结算数额的项目，双方系对合伙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予以结算，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关于双方的结算问题。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双方在2020年4月13日对合伙期间所产生的各项费用进行总体结算，并确认胡松强应付王素芳725701元。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所出具的两份证明及进货明细表，以及胡松强出具的收条仅结算了部分货款，系对合伙过程中部分结算数额来源和后续胡松强还款（平台返款）的确认和补充，并非对合伙总体款项重新进行结算。故双方的款项应以《结算凭证》为基础，以后续双方确认的还款、进货数额及实际付款数额为补充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如下：1．关于“进货”数额。王素芳的款项与茅习公司款项存在混同情形，对其一并计算。王素芳提供的2020年4月13日的结算明细无双方签字确认，胡松强亦不予认可，但明细数额与《结算凭证》差距不大，胡松强未能说明《结算凭证》中数额的来源，故以明细载明数额作为参考。明细中载明进货款项为1354548元，2020年5月8日双方对进货款项重新明确为1475788元，明细少算数额为1475788－1354548＝121240元，此款为茅习公司、王素芳应支付给胡松强的酒款，应从《结算凭证》的结算数额中扣除。胡松强称另有价值64566元的三斤纪元小坛酒和价值32000元的窖藏8375习酒，未包含在2020年5月8日的进货明细中，茅习公司增加的反诉请求亦称厂家赠送的价值126558元的窖藏系列小坛酒和8735习酒由胡松强领取。双方在庭审中均称对方的请求应以结算数额为准，因上述请求属厂家的奖励及开展节日买赠活动所用，双方已对进货明细及数额签字确认，故以双方确认的数额1475788元为准。2．关于茅习公司、王素芳已支付数额。王素芳有证据证明其支付给胡松强指定的王保吉账户及贵州习酒公司共计1310000元，明细未计算直接支付给贵州习酒公司的180000元，应在结算数额中予以增加。3．关于胡松强还款数额。经双方确认，截至2020年5月8日平台款为491225元，此款应视为胡松强的还款数额。其余款项双方未说明有所变动，或因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认可。故截至2020年5月8日，胡松强实际应欠王素芳、茅习公司的款项为725701－121240＋180000－491225＝293236元。胡松强未支付上述款项，应支付相应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茅习公司、王素芳在反诉请求中未明确要求支付利息的起算时间，该院以其提出反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综上，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胡松强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王素芳293236元及利息（利息以293236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胡松强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5127元，由胡松强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803元，由河南茅习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54元，胡松强负担284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松强提交3组证据：1．转账凭证18份计4188666元，其中含3万元保证金、4158666元购酒款，拟证明该购酒款是以茅习公司的名义向贵州习酒公司以转账的方式支付；2．转账凭证4份计1458572元，拟证明该购酒款和保证金是以王要旭的名义向贵州习酒公司支付的；3．入库单1份，拟证明2020年4月13日胡松强与茅习公司、王素芳签订所谓的结算凭证后，该公司和王素芳仍从胡松强处购酒的事实。茅习公司、王素芳、岳振的质证意见是：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付款人基本上都是王保吉，但是“汇款人附言”栏基本上都注明系茅习公司窖藏货款；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付款人是王保吉，但是“汇款人附言”栏都注明系王要旭酒款、保证金或金钻习酒货款，与茅习公司、王素芳、岳振一审中的相关陈述一致，胡松强的总货款中既有胡松强本人的也有茅习公司（王素芳、岳振）的，双方都以茅习公司的名义购酒，能够说明双方的合伙关系；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都在茅习公司拉胡松强的酒款1475788元中。茅习公司提交6组证据：1．贵州习酒公司代表关艳焕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2020年1月5日前茅习公司平台由胡松强掌握；2．窖藏系列活动统计表1张，其中第9项是关于平顶山市场窖藏团购聘用业务人员补贴费用的申请，拟证明业务人员费用（工资）45000元于2019年10月打入平台，此时胡松强掌握平台并使用了该费用，应将该费用支付给茅习公司；3．茅习公司原门面图片1张，宣传的是窖藏系列和金品系列的金钻习酒，拟证明双方原系合伙关系，胡松强理应承担部分房租；4．收据5份、活动方案和统计表共计36页，拟证明习酒8375和纪元小坛属于窖藏系列厂家活动赠酒，而不是茅习公司购买胡松强的酒；5．王素芳与胡松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7页，拟证明王素芳多次联系胡松强，胡松强都不回。胡松强对茅习公司提交的该5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第1组证据予以认可，该证据显示2020年1月5日前是胡松强使用茅习公司商务平台，1月5日后系王素芳、岳振使用，说明双方不具有共同经营合伙关系的特征；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茅习公司单方制作，没有经过胡松强的确认，不具有真实性；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系茅习公司装修的图片，与胡松强无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胡松强与茅习公司、王素芳向贵州习酒公司打款的总额是客观存在的，根据该公司的政策赠酒，也应当包含在总的购酒款中；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王素芳、岳振对茅习公司提交的该5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茅习公司、王素芳、岳振对胡松强提交的该3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依法审查确定；胡松强对茅习公司提交的第1、3、4、5组证据予以认可或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王素芳、岳振对茅习公司提交的该5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茅习公司提交的第1、3、4、5组证据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依法审查确定；因茅习公司提交的第2组证据系其单方制作，胡松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二审审理查明：1．一审审理中，茅习公司一方提交的证据二是2020年4月13日《结算凭证》及结算明细，该账目清单的内容为：“①进货：1354548－212712＝1141836元；付款：113万－1141836＝11836元（欠胡）应付。②金品打款：2019年9月10号；529538－300件163800＝365738元（另有3万保证金）。③365738－应付胡11836＝353902元；金品353902＋招待品鉴265000＋工资45000＋9个月房租48900＝712802元。另：品酒会餐费1万＋6斤坛酒1坛3799＝13799元；712802＋13799＝726601元。”茅习公司举证该结算明细以证明《结算凭证》中“胡松强付王素芳应付金额为：725701元整”的由来（茅习公司一方称胡松强应负担的房租本应是48900元，结算时按的是48000元，故结算数额为725701元），该结算明细未有胡松强签字确认，胡松强不予认可，但一审中胡松强未说明《结算凭证》记载的其应付茅习公司一方725701元结算款项的来源。2．胡松强上诉状中，与该725701元结算款项来源有关的述称是：截至2020年4月13日，茅习公司共向胡松强指定账户汇购酒款1230000元，因茅习公司交由胡松强烟酒店出售670箱金品习酒，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酒款365738元；截至2020年4月13日，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拉酒价值870037元。当天协商如茅习公司不再从胡松强烟酒店处拉酒，胡松强应付河南茅习公司725701元（茅习公司在贵州习酒公司购酒有返利，不含贵州习酒公司通过平台向茅习公司返利的170000元）。3．二审审理期间，胡松强提交《关于2020年4月13日结算凭证的情况说明》，有关内容为：“该凭证的计算过程为包含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5日胡松强从茅习公司拉走的全部习酒产品货款共计212712元、2019年11月13日茅习公司向贵州习酒公司汇的金品习酒酒款559538元（含保证金30000元）共计772250元，减去胡松强已退还茅习公司的30000元保证金和胡松强支付岳振儿子岳鹏举的两笔餐费20600元，结余721650元。因4月13日没有最终结算，所以5月8日又重新结算一次，把每笔账目重新列出清单结算，该结算均有茅习公司和岳鹏举出具的证明。”除此外，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胡松强与王素芳、岳振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一审判决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认定是否正确，若不正确，应当如何认定。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从本案有关事实看，2020年4月13日，经结算，王素芳、胡松强签署《结算凭证》，载明胡松强应付王素芳725701元，胡松强对该《结算凭证》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应予认定。对该725701元结算款项的由来，当事人均未能提交经双方确认的结算清单予以证明，这也是发生本案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一审中，茅习公司一方提交结算明细予以说明，并提交汇款凭证、证人证言、录音资料、胡松强出具的从茅习公司拉走习酒货款计212712元的证明及所附明细等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而胡松强对该725701元结算款项的由来未作出说明。二审中，胡松强上诉状的有关述称是：“截至2020年4月13日，茅习公司共向胡松强指定账户汇购酒款1230000元，因茅习公司交由胡松强烟酒店出售670箱金品习酒，胡松强下欠茅习公司酒款365738元；截至2020年4月13日，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拉酒价值870037元。当天协商如茅习公司不再从胡松强烟酒店处拉酒，胡松强应付河南茅习公司725701元。”“2020年4月13日至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又从胡松强烟酒店拉酒价值605751元，截至2020年5月8日，茅习公司共从胡松强烟酒店拉酒1475788元。”但对其主张的截至2020年4月13日，茅习公司共向胡松强指定账户汇购酒款1230000元，茅习公司从胡松强处拉酒价值870037元等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交的入库单中，载明日期在2020年4月13日之后的仅有1份（2020年4月22日），金额为21000元。胡松强该事实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亦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同时，胡松强提交的《关于2020年4月13日结算凭证的情况说明》中，有关内容为：“该凭证的计算过程为包含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25日胡松强从茅习公司拉走的全部习酒产品货款共计212712元、2019年11月13日茅习公司向贵州习酒公司汇的金品习酒酒款559538元（含保证金30000元）共计772250元，减去胡松强已退还茅习公司的30000元保证金和胡松强支付岳振儿子岳鹏举的两笔餐费20600元，结余721650元。”该情况说明未涉及茅习公司一方付款及进货情况等双方结算必然要清算的项目，显然也不能成立，且与胡松强上诉状有关述称明显不一致，这也说明胡松强上诉状及《关于2020年4月13日结算凭证的情况说明》中对该725701元结算款项的由来情况所作的说明未体现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均不予采信。而二审中，茅习公司一方提交的贵州习酒公司代表关艳焕出具的证明、茅习公司原门面图片等证据材料，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该公司一审提交的结算明细。综合上述情况，《结算凭证》记载经结算胡松强应付王素芳725701元必然有它的由来，胡松强对其由来情况一审未作出说明，二审作出的说明相互矛盾且明显不能成立，而茅习公司一方一审提交的结算明细有其他证据材料予以印证，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根据该《结算凭证》及结算明细，结合茅习公司一方提交的其他有关证据材料，可以认定双方存在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该次结算是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一次清算。故一审判决采信该结算明细，对结算数额中包含酒款、店员工资、房租等予以确认，并根据该结算项目认定双方系对合伙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予以结算，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该认定并无不当。如上所述，茅习公司一方一审提交的《结算凭证》及结算明细系双方于2020年4月13日进行结算形成的结果，应当作为本案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性证据材料；同时，因当事人于2020年5月8日出具《证明》《河南茅习商贸进货明细表》《收到条》等对一些结算项目予以明确，且当事人又提交一些新的证据材料对部分结算项目提出新的主张，故应将上述证据材料结合起来，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认定。这其中，双方之间的主要争议点是：1．关于茅习公司一方进货情况。茅习公司一方一审提交的结算明细上记载的是1354548元，其2020年5月8日出具的《河南茅习商贸进货明细表》记载的是1475788元，双方对该《河南茅习商贸进货明细表》均无异议。胡松强另主张茅习公司从其烟酒店拉走17箱价值64566元三斤纪元小坛习酒及20箱价值32000元窖藏8375习酒，该公司应支付该款项。但茅习公司一方主张该酒系其代理销售窖藏系列习酒的赠品和非卖品，不应向胡松强支付货款，且胡松强截留其部分该赠品和非卖品，一审时并提交有关证据据此增加反诉请求126558元，而胡松强对此抗辩称有关证据均发生在2020年5月8日结算前，该证据显示的产品领取及价款应当包含在双方结算清单中。根据茅习公司一方提交的有关收据、活动方案（折扣确认单）及统计表等证据材料，结合胡松强提交的有关入库单（不全）并未记载单价及其一审有关抗辩情况，一审判决认定该酒品属厂家奖励及开展节日买赠活动所用，故根据该《河南茅习商贸进货明细表》记载认定茅习公司一方的进货款额为1475788元，上述结算明细少算121240元（1475788元－1354548元），应从《结算凭证》的结算数额中予以扣除，该认定并无不当。2．关于茅习公司一方除2019年11月13日金品习酒付款559538元（该559538元款项有关问题双方无争议，另计）外的付款情况。茅习公司一方一审提交的结算明细上记载的是1130000元，2020年5月8日胡松强出具的《收到条》记载的是1230000元，胡松强主张是1230000元，茅习公司一方主张是1310000元。对此，茅习公司提交了有关汇款凭证予以证明，胡松强对该汇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该汇款凭证总计确是1310000元；并提交王素芳与胡松强有关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证明王素芳发现胡松强出具的收到条少计算80000元汇款后即与胡松强联系解决，并给胡松强发送有关汇款凭证图片，胡松强不予回复的情况。故一审判决认定茅习公司一方该付款应依据汇款凭证认定为1310000元，结算明细未计算茅习公司直接支付给贵州习酒公司的180000元，应在结算数额中予以增加，该认定并无不当。此外，2020年5月8日，双方当事人签署《证明》，载明贵州习酒公司通过茅习公司向胡松强返年终奖励折合现金491225元，该笔款项由胡松强享有，暂由茅习公司使用。双方对该《证明》均无异议，一审判决予以认定并据此认定该491225元视为胡松强的还款数额，应从《结算凭证》的结算数额中予以扣除，该认定并无不当。除上述结算项目数额发生变动外，胡松强虽对上述结算明细中记载的“招待品鉴”“工资”“房租”等有关项目有异议，但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一审判决对结算数额包含该有关项目予以确认并无不当。综合上述情况，一审判决认定胡松强欠茅习公司一方293236元（725701元－121240元＋180000元－491225元）符合本案事实和证据，并无不当，胡松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胡松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27元，由胡松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锋审判员  石天旭审判员  李 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立永书记员王奚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