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湘0981行初98号 原告王述其，男，195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百利村**。 委托代理人卜雪辉，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申诉等。 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住所地益阳市大通湖区大通湖大道**。 法定代表人胡华，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孟国平，男，197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住大通湖区北洲子镇银辉路******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周利发，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 委托代理人陈海滨，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 第三人刘应波，男，196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县大，住南县大通湖区北洲子镇百利村**v> 原告王述其诉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区自然局）土地行政登记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湘0981行初3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王述其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湘09行终9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湘行再3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湘0981行初39号行政裁定书和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湘09行终9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受理后,于2020年8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述其及其委托代理人卜雪辉，被告区自然局的副职负责人孟国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利发、陈海滨，第三人刘应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述其诉称，1992年8月25日，原告在原北洲子农场办理了北农国有（1992）字第010445号的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权证标明用地面积为227.33平方米，用途为居住，批准使用期限为长期。该证表明原告建有住房、杂物、猪舍、天井、厨房，该证具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证属性。1999年原告外出打工谋生，过了几年，原告回到原北洲子农场发现原告的房屋被第三人刘应波侵占居住，原告多次找第三人刘应波交涉，要求退还侵占房屋，第三人置之不理，且第三人刘应波在原告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的227.33平方米土地上重建房屋。2017年11月，原告以第三人刘应波、益阳市北洲子镇向东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向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第三人刘应波返还原告房屋，在该案开庭审理时第三人刘应波出示了原国营北洲子农场国土科于1999年12月21日作出“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被告在该复印件上加盖了公章，并注明复印属实。原告才得知原告所持有的国有（1992）字第010445号土地使用证已被原北洲子农场国土科宣告作废。经查，原国营北洲子农场已撤销，原告国营北洲子农场国土科的职权已由被告接管，由于上述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致使原告的合法房屋被第三人刘应波侵占拆除，导致原告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于1999年12月21日作出“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注销登记行政行为违法；2、判决被告按2018年益阳市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标准赔偿原告的房屋财产等各项损失30万元；3、请求撤销被告于1999年为第三人颁发的房屋使用登记证； 原告王述其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王述其），拟证明涉案房屋原属王述其所有，如果变更登记应先注销或收回原证，原告权益受到损害，所以被告行政登记行为是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2、国土使用权复印件（刘应波），拟证明涉案房屋现在刘应波名下； 3、（2017）湘099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王述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事实。 4、益政发[2018]8号益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文件一份，拟证明补偿标准及依据； 5、房屋照片，拟证明原告权益受到损害，所以被告行政登记行为是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区自然局辩称，1、被告区自然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王述其的旧证（暂未核实真实性）并不是因为涉案内容的记载而失效，而是其旧证与刘应波99年版国土证（当时是新证）相冲失效；2、对涉案内容的记载只是一个过程性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原告王述其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应当驳回；3、1999年国营北洲子农场国土科为第三人颁发国土证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以维持；即使存在违法情形也是程序轻微违法，对其实体权利不产生影响且与王述其所谓的损失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应驳回原告的起诉；4、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应驳回；5、原告新增的诉讼请求不合法且超过了20年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以驳回。 被告区自然局为证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刘应波1999年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颁发给第三人刘应波的国土证的行政行为是一个过程性行为不可诉；该国土证系原北洲子农场国土科受原益阳市自然资源局，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 2、土地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刘应波通过原四队支书代为提交了宅基地登记申请； 3、土地登记审批表， 4、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 5、证明， 6、北洲子农场国土科房屋转让登记台账， 证据3-6，拟证明1.原农场国土科接到刘应波的宅基地登记申请后，进行了相应的审批，审查了宅基地的原先用途，来源以及是否得到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且通过原国营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及四队出具的证明和原四队支书文绍军签字的房屋登记台账，证实了刘应波宅基地系受让王述其的房屋取得，其宅基地来源合法；2.1999年原国营北洲子农场国土科为刘应波颁发国土证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7、事实说明， 8、关于向东村民委员会收取王述其原农场时期税费的情况说明， 9、家庭农场结算明细账（刘应波） 10、家庭农场结算明细账（王述其） 11、“农户转账”记录， 12、欠据， 13、收款凭单， 14、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 15、（2017）湘099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7-15，拟证明1刘应波与王述其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法；刘应波与王述其就涉案宅基上的房屋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第三人以鱼款和房屋转让款偿还了原告相应欠款，在王述其自行处分了其旧房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下，涉案行政行为即使存在一定的违法情形，该违法行为因对王述其实体权利不产生影响而属于程序瑕疵和轻微违法； 16、益阳市北洲子镇向东村民委员会证明， 17、关于向东村村委会与王述其鱼池一事说明， 18、（2017）湘0991民初232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16-18拟证明王述其认可刘应波代其缴纳3800元欠费的行为，实际上承认了双方房屋买卖的事实； 19、刘应波2013年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第BF0128号）， 20、村民建房房屋竣工验收表， 证据19、20拟证明涉案宅基地上的房屋已被刘应波拆除；刘应波拆旧建新并办理了新的国土证，刘应波1999年取得的国土证也已作废； 21、大通湖区建置沿革，拟证明2000年10月，湖南省实施深化农场体制改革，在原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红等四大农场均改建为镇，并成立大通湖管理区，被告自此才成立，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法律依据：国发[1991]42号文件、《土地管理法》第62条、《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第三人刘应波述称，1、第三人与原告王述其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真实合法有效，有向东村委会的证明及村民证词证实。“家庭农场结算明细账”、“农户转账”、“欠据”、“收款凭单”等证据能够证实第三人将3800元的购房款支付给原一分场四队，用于支付原告欠原一分场四队的税费（费利）。原告王述其回村也只归还了村里剩余欠费，足以证明原告认定了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2、第三人的1999年版国土证实原益阳市国土管理局颁发的，被告区自然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3、原告起诉的“原王述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行政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而是在颁发第三人1999年版国土证的过程中实施的一个过程性行为，故不具有可诉性。3、颁发第三人1999年版国土证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具体以被告的答辩意见为准。4、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损害的事实，案涉行政行为也与原告提出的所谓损失30万元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刘应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事实说明，拟证明刘应波买王述其房的事实； 2、关于向东村村民委员会收取王述其原农场时期税费的情况说明，拟证明王述其长期拖欠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税费，并由刘应波交给生产队3800元税费； 3、家庭农场结算明细账（刘应波），拟证明1999年12月30日，原四队从本人账上转款3800元至王述其账户，并在凭证号为72一栏注明“王屋转3800”“王至转”是指“王述其房屋的转让款”证实了证据1.2相关内容的真实性； 4、家庭农场结算明细账（王述其），拟证明第三人以鱼款和房屋转让款代替原告归还欠费； 5、“农户转账”记录，拟证明转让款包含房款3800元的事实； 6、欠据，拟证明第三人欠王述其房款3800元的事实； 7、收款凭单，拟证明王述其缴费3800元； 8、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拟证明原告超过了起诉期限，实际上承认了双方房屋买卖的事实； 9、王述其诉刘应波返还原物纠纷案开庭笔录（部分）拟证明原告承认第三人代缴税费3800元，王述其此案中称是出租给刘应波，而本案中称是刘应波侵占了他的房子，前后矛盾； 10、（2017）湘099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双方房屋买卖的事实实际上已得到了生效判决的确认； 11、益阳市北洲子镇向东村民委员会证明， 12、关于向东村村委会与王述其鱼池一事说明， 13、（2017）湘0991民初232《民事判决书》， 证据11-13，拟证明原告认可刘应波代其缴纳3800元欠费的行为，实际上承认了双方房屋买卖的事实； 14、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第BF0128号），拟证明刘应波已在涉案宅基地上拆旧建新并办理了新国土证，刘应波1999年取得的国土证也已作废； 15、练金山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件，拟证明刘应波当年结算的收入中划了3800元抵王述其的欠款，王述其将房屋卖给刘应波； 16、向东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练金山年岁高故不能出庭作证； 17、部分庭审笔录，拟证明在1998年刘应波与姚应春借款买王述其的房子的事实； 18、旧房照片，拟证明王述其出卖给刘应波的房屋只有一层，且破旧，即使未拆留到现在也不具备居住使用价值。 经庭审质证，被告区自然局对原告王述其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事实上由原告转让给了刘应波，该证属于废证不具有法律效利；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作出该证的登记行为是过程性行为，不具可诉性，该证颁发是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本案被告不是适格的被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正好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7、8、9、10、13、14真实性；对证据4不属于法定证据类型，不适用于本案；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无法核实该照片的真实性，该照片只是反映了20年前房屋的情况，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第三人刘应波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王述其对被告区自然局提供的所有证据，因未提交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作质证。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的行政登记上阐述“作废处理”使原告丧失争议土地使用权，属于实际意上的注销行为，是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被告区自然局是本案适格被告；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土地变更的申请，是由原登记人去申请，由第三人单独去申请变更的行为属违法的；对证据3-6的证据目的有异议，在本案当中被告作出行政主体不仅是审查土地来源，被告应该审查该村集体是如何同意第三人与原告存在房屋关系，无法证实刘应波受让了原告的房屋以及宅基地是合法的；对证据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姚应春的证人证言中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本案不存在买卖合同协议；关于刘应波支付3800元所谓房款抵税费的事情原告从不知情，不能证实王述其知道当时情况的事实；对证据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王述其拖欠原农场的税费，并不能证明王述其同意用3800元抵税费；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转款记录上是四队村支书从刘应波账上转的，以王述其的名义用来抵扣税款，但上面没有王述其签字认可；对证据10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记载的拖欠明细，不能证明第三人与王述其存在房屋买卖的事实，也没有书面房屋买卖合同；对证据11证明目的有异议，村委会要求王述其还款的数额，不能证明王述其承认3800元就是抵了房款；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3与证据9、10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1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判决不能证明被告土地变更行为合法；对证据16-1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村委会的证明只是书面记录，不能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与刘应波本人的说明时间和逻辑相互矛盾，时间顺序不一致，无法证明王述其同意刘应波交3800元代缴税费的情况；对证据19、20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原告土地证的注销而后登记在刘应波名下的行为对原告的实体权益产生了影响，是对原告权益的侵害，所以该行政行为是具有可诉性的；对证据2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已承继原来的职能，被告是适格的被告。第三人刘应波对被告区自然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王述其对第三人刘应波提交的证据1-9、11、13-14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0无异议，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另外，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这只是第三人个人陈述，对该份事实说明的情况原告不认可，当中的证人也未当庭作证；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村委会无相关备案记录，与刘应波的阐述相矛盾，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3-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四队从刘应波账上转款作为对王述其欠款的相抵，原告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对证据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王述其还欠费，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9，王述其并未认可3800元作为房费抵扣税费的事实；当时刘应波没有房子居住，原告的房子刚好空着没人住，就借给刘应波居住；对证据10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作为房屋买卖的依据；对证据11-1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归还所欠税费不能说明原告承认刘应波3800元是抵扣的房屋买卖费用；对证据14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正好说明被告的颁证行为是对原告权益的损害；对证据15、1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请求合议调查该事实；对证据1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只是间接性的证据，不能证明之后发生了房屋的买卖。证人证言的阐述原告不认可；对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正好说明第三人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对原告权益的损害，被告应对原告赔偿。被告区自然局对第三人刘应波提供的证据1-17没有异议，对证据18的质证意见同对原告证据5的证据意见一致。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实原告王述其于1992年8月25日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能够证实第三人刘应波于1999年12月21日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系原告王述其与第三人刘应波、案外人益阳市北洲子镇向东村村民委员会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书，本院依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系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作为证据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5，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8，能够证实房屋的样貌以及案涉土地上建设有房屋的事实，本院依法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2、被告提供的证据1-6，系被告于1999年12月21日办理土地使用权人为刘应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所需的证据材料，能够证实被告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为第三人刘应波办理了案涉土地使用权证，并在该证上备注“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事实，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7-18以及第三人刘应波提供的证据1-13、15-17，能够证实原告王述其外出前欠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税费9655.84元，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认可原告王述其将其房屋卖给第三人刘应波，并从第三人刘应波的账上转“购房款3800元”用于抵扣原告王述其所欠税费，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9-20、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4，系第三人刘应波于2013年拆除旧房建筑新房后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与本案被诉“原证作废”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21，能够证实原北洲子农场现属于被告管辖范围内，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1992年8月25日，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向原告王述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注明了土地使用者为王述其、地、地址为国营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途为居住、批准使用期限为长期、“四至”及面积为227.33平方米。原告王述其在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土地上建筑了房屋，并于1999年外出谋生。自1999年开始第三人刘应波居住在该房屋中。1999年12月21日，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在原益阳市国土管理局为第三人刘应波办理了变更土地登记，原益阳市国土管理局向第三人刘应波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注明了土地使用者为刘应波、地、地址为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途为居住、“四至”及面积为227.33平方米，并在变更记事项上载明“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2013年5月20日，第三人刘应波将上述房屋拆除并在原址上建筑了新的房屋，并于2013年8月16日建设完成，并办理了大通湖区国用（2013）第BF0128号土地使用权证书。原告王述其于2014年外出回来后知晓了第三人建筑新房屋的事实。2017年11月6日，原告王述其以第三人刘应波、益阳市北洲子镇向东村村民委员会为被告，要求其返还原物、赔偿损失为由诉至湖南省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刘应波提交了记载有“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原告王述其认为该记载事项“原证作废”系注销登记行政行为，原告对该行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已撤销，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的职能由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行使。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于1992年8月25日向原告王述其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一直在原告王述其手中。原告王述其外出前欠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税费9655.84元，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于1999年12月20日从第三人刘应波账上转“购房款3800元”至王述其账上，用于抵扣原告王述其拖欠生产队的税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原益阳地区国土管理局因被撤销，其职能由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继续行使，故益阳市大通湖区国土资源局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为第三人刘应波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但该行政行为已明确将原告王述其的土地使用权证作废，致使原告王述其丧失争议土地使用权，对于原告王述其而言，属于可诉的注销登记行为。原北洲子农场一分场四队在原益阳市国土管理局为第三人刘应波办理土地登记依据的是原告王述其与第三人刘应波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办理土地登记的双方当事人应同时提出申请，提交相应的转让合同和原土地证书等材料，同时应履行公告或书面通知义务。本案中，办理案涉土地使用权证的申请人并非原告王述其和第三人刘应波，亦未提交原土地证书，同时未依据法定程序履行通知义务，故对原告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原证作废”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法第十五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同时该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害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规定，受害人取得赔偿需要具备行政行为违法、遭受了财产损失、行政行为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直接损失等条件。本案中，原告王述其起诉主张案涉房屋因第三人刘应波拆除新建导致其灭失，要求被告对该损失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因本案被诉“原证作废”的行政行为的作出不必然导致案涉房屋的灭失，即原告房屋的灭失与被诉“原证作废”的行政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王述其要求被告赔偿房屋财产等各项损失30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本案中，原告王述其在庭审中当庭增加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1999年为第三人颁发的房屋使用登记证的诉讼请求，但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房屋使用登记证存在的证据，故原告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依法应驳回起诉。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于1999年12月21日作出“原王术其土地使用面积227.33平方米转让给刘应波，原证作废”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王述其要求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赔偿房屋财产等各项损失30万元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王述其要求撤销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于1999年为第三人刘应波颁发的房屋使用登记证的起诉。 本案诉讼费用50元，由被告益阳市大通湖区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丹 人民陪审员 朱 建 人民陪审员 姚再毛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谭 玲 书 记 员 彭 嘉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