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36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立峰，男，满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包影，辽宁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住所地康平县东关屯镇拉马窝堡村。负责人：庞忠成，系管理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珊珊、王美懿，北京天驰君泰（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立峰因与被上诉人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2020）辽0123民初1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案件现已审理终结。赵立峰上诉请求，1、判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136万元及自2017年1月1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4月19日，借期内利息为48,960元，逾期利息为673,200元)，计2,082,16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为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系事实认定错误。一、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以单位名义与上诉人达成借款合意，并出具借款合同，以债权指示交付的方式将部分出借款项交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有权利对外签订借款合同，且借款合同中已加盖公章加以确认，借款用途明确表明为偿还被上诉人所欠的旧债务，所以对上诉人来讲，完全可认为此款性质为单位借款。被上诉人内部财务制度及相关借款合同、收据形式的不完善是其单位内部事宜，无法对抗善意的上诉人。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并实质交付款项，上诉人已完成合同的义务，故双方已经形成借款的合同关系。不能用单位内部财务制度来要求上诉人完善单位与个人借款的规定形式，且目前并没有法律规定借款收据中没有财务人员签字确认就认定该收据无效，否则仅在形式上就否认借款合同的存在，对上诉人不公平且也十分苛求。二、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现任登记法定代表人仍为王志勇，即与案涉借款合同中甲方的法定代表人一致。一审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举办单位康平县交通局并未与王志勇沟通、询问，即单方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借入款项并未实际发生，否认借款合同效力，实属对债权人不负责任。且被上诉方负责人并非庞忠成，一审法院允许庞忠成以被上诉方负责人身份参加诉讼本身属审查错误。2020年10月份，王志勇才将管理权限陆续交接，但对于财务事宜始终未予交接，所以庞忠成对借款合同一事一无所知，也导致本案事实审查不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事实及理由如下：一、赵立峰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管理处实际交付了案涉借款，也未出示任何证据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一审阶段赵立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管理处实际交付了案涉借款。一审庭审中赵立峰诉称案涉136万借款由此前五次借款构成，分别为2016年的两笔借款30万、70万，2017年的三笔借款6万、10万、20万构成。交付方式既包括转账交付也包括现金交付。但赵立峰未提供任何上述五次借款的借款协议、借据和转款记录等债权凭证，也未举证证明任何款项交付的事实，对现金交付的时间、地点、资金来源和走向等情况均未作出合理说明。另外，针对赵立峰提供的证据复印件有两处疑点，一是赵立峰作出的上述相关陈述与其提供的收款收据复印件中的全部借款均为“现金交付”的记载是矛盾的；二是与周国会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的落款日期处有明显涂改，涂改前后日期截然不同，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涉嫌伪造。（二）赵立峰在上诉状中提出案涉部分借款是以指示交付的方式交付给管理处，但未能举证证明。上诉状中赵立峰改称部分借款是以指示交付方式出借，但在未提供指示付款相关的任何证据。因此，赵立峰关于部分借款系以指示交付的方式出借给管理处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二、根据赵立峰所述案涉借款的构成，136万巨额借款无一笔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直接汇入管理处账户，且多笔大额借款是通过现金交付完成，这不仅有违常理，且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尤其是对公借款的交易习惯和制度规定。管理处必须再次着重强调，在2018年8月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前，作为县交通局下辖的事业单位，管理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严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根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和康平县关于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超过2,000元以上的大额资金往来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规范出入账。若管理处确需向赵立峰借款，管理处须要求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提供借款，且136万的借贷资金必须记账。根据上级单位县交通行政执法中心的指示，管理处组织相关人员严格审查核实财务账簿和档案资料，均未发现任何案涉借款相关的财务凭证和档案资料。三、王志勇已于2017年12月被调离管理处，并于2020年1月21日正式退休，早已不再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能，一审法院对于管理处现任负责人为庞忠成的认定无误。2017年12月，县交通局时任副局长王晓东同志带队前往管理处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将王志勇调离管理处，不再担任管理处主任职务，由王峰同志担任管理处代主任。管理处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向法庭提交了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材料予以证明。按照康委办发【2018】35号文件《康平县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的通知和康政办发【2018】35号文件《康平县交通事务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县交通行政执法中心于2018年7月30日启动了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撤销了管理处，其职能并入县交通行政执法中心，设立了铁路运输服务管理部。但为管理处职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未撤销法人代码证，县编办自2018年7月30日后已对改革单位不再作法人变更，铁路运输服务管理部具体工作已在2020年4月3日由庞忠成负责。另外，赵立峰明知王志勇早已被调离管理处且已退休的事实，却仍将王志勇列为管理处的法定代表人提起本案诉讼，王志勇则在无任何授权手续的情况下试图以管理处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庭配合其诉讼的行为，体现了其二人共同侵害管理处利益的意图。综上，案涉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案涉借款未实际交付，管理处不应承担案涉借款的偿还责任。赵立峰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360,000元及自2017年1月1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及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4月19日，借期内利息为48,960元，逾期利息为673,200元），共计2,082,16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19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借款1,360,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月息6厘，逾期利息为月息1.5%。因此款到期后未还，原告多次索要未果，故依法提起诉讼。地方铁路管理处一审辩称：案涉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等债权凭证系伪造，管理处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一、案涉借款未实际交付，借贷事实并未发生。1、管理处财务账簿和档案资料中无任何案涉借款的记载。2018年8月，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前，作为县交通局下辖的事业单位，管理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财务会计制度，如果借入案涉136万元的巨额借款，则必须记账。根据赵立峰提供的收款收据（2017.1.19）右上方案外人王志勇签字的手书记录“此据作入账用，另有欠据一张”的内容，管理处按照上级单位县交通执法中心的指示，组织相关人员对财务账簿及档案资料进行严格审查核实，并未发现任何案涉借款的财务凭证和借款合同、借据、收款收据等借贷材料，足以证明管理处从未收到过赵立峰所诉的借款。2、赵立峰提交的收款收据和欠据均非管理处出具。赵立峰提交的收款收据和欠据均不是管理处日常所使用的凭据制式，且管理处账簿中也无任何存根。另外，欠据中“经手人”和“负责”签字栏中均为案外人王志勇（原管理处主任），收款收据中“会计主管”和“部门人员”签字栏也均为王志勇，这是不合常理的。因为，管理处有专门的财务人员，至少财务凭据中的会计签字栏应为财务人员签字，不应为王志勇。综上，原告赵立峰所提供的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据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借贷行为实际发生，案涉借款从未实际交付，借款事实并未发生。二、原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其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等债权凭证明显系伪造。1、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与两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相互矛盾。第一，经管理处组织相关人员对财务账簿及档案资料进行严格审查核实，并未发现管理处与周国会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2011.1.20），管理处财务账簿中也没有该笔借款的记录，证明管理处从未收到过该笔借款。且该份合同落款日期处有明显涂改，涂改前后日期截然不同，该份合同存在伪造的嫌疑。第二，收款收据中关于“本金80万，利息56万”的记载，与赵立峰提供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数额136万不符；如果将备注本金80万的记载解释为系赵立峰提供的管理处与周国会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中约定的本金80万，那么利息56万的记载与《资金拆借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也不符。且上述证据形成的日期具有明显的刻意性，存在伪造的嫌疑。2、赵立峰主张案涉136万巨额资金全部为现金交付，有违常理且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根据赵立峰提供的管理处原主任王志勇手书记录“此款由2016年12月19日至2017年1月19日6次现金（构成），以前欠据作废，以此据为准”显示，案涉136万巨额借款由此前的六次借款合计构成，平均单次约23万，即六次大额借款全部都以现金形式交付，无一次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完成，无一笔进入到管理处的账户中，这种情况完全有违常理且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尤其是对公借款的交易习惯。赵立峰提供的该份手书记录还显示“2018年12月29日付利息2.4万元”，即赵立峰明知王志勇已偿还2.4万利息，但其诉讼请求仍未剔除该2.4万，其诉讼请求金额与该份证据相矛盾。3、管理处财务账簿和档案资料中无任何案涉借款的记载，案涉款项流向明显与常理不符。2018年8月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前，作为县交通局下辖的事业单位，管理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财务会计制度，案涉136万的巨额借贷资金如真实发生则必须记账。在本案应诉准备过程中，按照县交通执法中心的指示，管理处组织相关人员对财务账簿及档案资料进行严格审查核实，并未发现任何案涉借款的财务凭证和借款合同、借据、收款收据等借贷材料，进一步证明了管理处从未收到过赵立峰所诉的借款。三、赵立峰与王志勇恶意串通，共同隐瞒王志勇已退休不再担任管理处主任的事实，由赵立峰恶意提起本案诉讼，王志勇以法定代表人名义出庭应诉，试图共同侵害管理处利益。2017年12月，县交通局时任副局长王晓东同志带队前往管理处召开会议，正式宣布王志勇不再担任管理处主任职务，不再担任管理处法定代表人，由王峰担任管理处代理主任，主持管理处工作。2018年3月27日，管理处召开会议由新任的代理主任王峰与王志勇进行工作交接。因赵立峰与王志勇私交甚好，与管理处经济联系密切，故赵立峰一同参加会议。故，最迟在本次会议时，赵立峰已明确知晓王志勇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2020年1月21日王志勇正式退休，管理处工作人员曾在2020年4月致电赵立峰，告知其王志勇已退休的事实。赵立峰在明知王志勇早已不是管理处法定代表人且已经退休的的情况下，于2020年4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仍在起诉状中写明王志勇系法定代表人。王志勇接到法院通知开庭后，在没有管理处授权的情况下冒充法定代表人出庭，且未向法庭说明其已卸任法定代表人和退休的事实，试图配合赵立峰而应诉，后在核实身份时被法官发现依法予以制止。四、王志勇在其不再担任管理处主任，且在无任何授权手续的情况下，仍然直接以管理处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多起诉讼，肆意损害管理处合法利益。因王志勇在本案诉讼第一次开庭期间以管理处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被依法制止后，管理处组织人员前往康平县人民法院调取了王志勇卸任管理处主任后管理处被诉的几起案件卷宗，发现刘百龙诉管理处劳务合同纠纷（2018辽0123民初2517号）、崔军诉管理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9辽0123民初1835号）和王新诉管理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9辽0123民初1920号）等三起案件卷宗中均无管理处出具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但王志勇却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庭应诉，且对原告诉求无任何异议，最终管理处均被判决承担金钱给付责任。关于王志勇调离管理处主任后，无任何授权情况下以管理处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诉讼给管理处造成的损失，管理处也将依法维权。综上，案涉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原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其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款收据等债权凭证显系伪造。本案系原告赵立峰与管理处原主任王志勇恶意串通合谋侵害管理处合法权益，管理处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赵立峰的诉讼请求，保护国有资产不受非法侵害。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被告地方铁路管理处为事业单位法人，举办单位为康平县交通局，登记法定代表人原为王志勇。2017年12月，王志勇被调离铁路管理处主任岗位，由王峰担任代理主任。2018年8月，庞忠诚被任命为地方铁路管理处负责人。现原告依据原告与被告地方铁路管理处于2017年1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及被告地方铁路管理处出具的欠据复印件一份、收款收据复印件一份，要求被告按照上述三份凭证向原告给付欠款1,360,000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原告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本庭提交的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1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被告出具的欠款收据，因收款收据均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被告对借贷行为是否实际发生持有异议并作出合理说明，即被告系事业单位法人，有专管财务的负责人；原告提交的欠据及收款收据虽盖有被告地方铁路管理处财务专用章，但没有财务负责人签字，不符合被告的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且原告未向本庭举证证明其向被告交付1,360,000元的事实，故本院认定借贷事实未实际发生，对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借款1,36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立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729元，由原告赵立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赵立峰提供了以下新证据：证据一组：1、借款合同，2、欠据及收款收据的原件。拟证明当事人达成于2017年1月19日签订借款合同，铁路管理处于当日出具欠据及收款收据，铁路管理处已收到借款，合意行为和交易行为均已经实现。被上诉人地方铁路管理处质证意见如下：1、该组证据的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本案诉讼提起后，上级组织相关人员多次对案涉借款的财务资料和档案资料予以查找，均未发现上述材料的存在。2、收据的版式并非管理处日常使用的收款凭据，其中的经办部门人员会计主管的签字均为王志勇一人，不符合管理处财务管理制度。案涉136万元资金的支付方式全部为现金支付，没有财务人员的签字不符合常理和对公借款的交易习惯。且上诉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支付了案涉借款，管理处账目没有记录也没有收到案涉借款。相关证据不应采信。证据二组：1、管理处原法定代表人王志勇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明细交易清单以及合作协议一份，证明上诉人出借资金的转账明细以及资金来源。该交易明细证明于2016年2月4日、2016年3月17日、2016年5月12日、2016年7月25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案涉借款转账给原管理处的法定代表人王志勇。其中涉及转账一共8笔，金额一共为34万元。2、《合作协议》。拟证明上诉人以铁路管理处的名义与沈阳康环脱硫石膏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上诉人出资，石膏厂购进水泥的方式筹集交通局修建水泥路需要的冬储水泥，后康平县交通局将项目交给沈阳康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公司隶属于康平县乡道管理处），协议履行完毕后结算实际购进水泥款共计785,322.45元。康通路桥公司将水泥款打入康环脱硫石膏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的账户。因为是合作关系，赵立峰分了715,000元。赵立峰指示石膏厂由王志勇将水泥款取出，2016年12月13日，王志勇将款项存入个人账户。被上诉人地方铁路管理处质证意见如下：《合作协议》上没有体现出管理处对赵立峰的授权，协议的内容与案涉借贷事实无关。协议上的数额与资金流水并不相符。对王志勇的银行流水对于其真实性管理处不发表质证意见。银行流水和合作协议与案涉借款的关联性，有一审庭审录像为证，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赵立峰本人明确说明案涉借款136万元的构成是2016年两笔30万元、70万元，2017年3笔，6万、10万、30万。二审中，赵立峰提交的王志勇银行流水账户的构成是2016年的4笔，与赵立峰一审中明确表示的2016年的30万、70万不同。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金额和时间是最重要的案件事实，上诉人在一、二审陈述中相互矛盾。借贷事实是不成立的。在一审庭审时，赵立峰陈述“有些钱是给王志勇还其个人信用卡欠款”、“我经常把一些业务委托给王志勇个人做”、“我都不知道我这钱是该找王志勇要还是向管理处要”，所以管理处认为银行流水体现出的是赵立峰和王志勇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与管理处无关。相关证据不应采信。依据各方当事人诉讼陈述及证据质对、审核意见，本院对一审法院采信、确认的证据及事实再予采信、确认。本院认为：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是确立民间借贷事实成立的根本依据。上诉人赵立峰主张被上诉人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事实，请求判令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返还借款1,360,000元及相应利息，但因赵立峰所提举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实际完成了案涉借款的交付义务，亦未就借贷合同的缔结事实做出合理性说明，且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又坚持否定本案借款事实的存在，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同类案件的处理常规，程序正当。经本院再次审核，确认赵立峰与康平县地方铁路管理处之间不存在本案所诉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现有证据条件下，赵立峰请求变更一审裁判意见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如相关民事主体存在其他的权益争议，可另行主张权利。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58元，由上诉人赵立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小丹审判员  任 江审判员  宋 刚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法官助理程曦书记员杨雅婷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二十二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