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湘0923民初201号 原告：谢太云，男，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化县人，住安化县。 原告：陶成武，男，1971年5月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化县人，住安化县。 原告：陶向前，男，197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化县人，住安化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凯，湖南天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如意，湖南天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易公司），住所地安化县东坪镇资江大桥北端307室。 法定代表人：杨帝林，系该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湖南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益阳市赫山区，系被告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法定代表人：晏凤姣，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湖南天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洺钰，湖南天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与被告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作出了（2020）湘0923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被告金易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湘09民终189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太云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凯、罗如意，被告金易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湖南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静、冉洺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三原告对被告所欠其借款本息4553315元（含缴纳的契税和维修基金14万元）就江南华府5#、6#负一层120号—126号、负二层216号、220号—224号共计13个门面的处置款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16日，被告因工程建设需要，向三原告借款300万元，口头约定月息5%。为担保借款合同的履行，被告提供了江南华府5#、6#栋13个门面作为担保，并于同年3月20日，就担保财产与三原告签订了1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2015年6月18日在房管部门办理了该13个门面的预告登记，三原告缴纳了契税和维修基金14万元。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向三原告支付了两个月利息。此后，被告因经营困难，无力偿还借款，公司也无法继续运行。2017年8月2日，安化县人民法院受理被告金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被告的破产管理人。此后，三原告向被告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被告管理人确认三原告的债权为普通债权。三原告曾向法院提起诉讼。三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对于所欠三原告的借款本息及缴纳的契税、维修基金，被告应予偿还。被告为担保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13个门面作为担保。现被告进入破产程序，三原告对于处置该13个门面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辩称：一、金易公司已于2017年8月2日进入破产程序，2017年10月18日被宣告破产。破产法属于特别法，债权人应当根据《破产法》之规定申报债权，并对债权审核结果有异议时根据《破产法》相关规定行使救济途径。1、金易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4月4日向原告送达《债权复审通知书》，且明确告知如对债权复审结果仍有异议的救济途径，原告于2020年3月5日才向法院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4条、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之规定，超出15日的诉讼期间，应当予以驳回起诉；2、2017年9月20日，三原告申报债权金额314万元，其中购房款300万元，税费14万元，并未申报利息，之后，也一直未补充申报利息，现原告直接向法院要求具有优先受偿权实质属于要求个别清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在金易公司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要求利息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二、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与金易公司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行为属于后让与担保，不对涉诉商铺具有优先受偿权。1、原告与金易公司签订《江南华府商铺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2月16日，该买卖合同实质属于为借款提供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效力强制性规定，合同中关于后让与担保条款无效。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物权法之规定。2、《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71条规定，有限承认让与担保优先受偿权的前提条件是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方式转让至债权人名下。本案涉案商铺至今均未实际交付给原告，也未变更登记在三原告名下，未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 1.江南华府商铺买卖合同、1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购买商铺已经过网签程序，合同已在行政部门备案。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2.债权复审通知书，拟证明管理人对原告的复审通知。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能证明三原告申报的债权金额为3140000元，管理人审查异议后确认的债权金额为3140000元，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3.证据目录，拟证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系让与担保。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并不能达到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提交的证据： 1.（2019）湘民申295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金易公司破产案中同类性质的债权确认经三级人民法院均确认为普通债权。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其买卖合同的性质为以物抵债，而本案原告所提供的13份买卖合同系债权的让与担保，该裁定书与本案不具有可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2.情况说明及程新峰询问笔录，拟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为民间借贷，而非购买商铺的款项。本院经审查认为，程新峰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3.（2019）湘0923民终2444号民事裁定书、（2019）湘0923民初108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管理人已于2018年8月8日向原告送达了债权确认文件；债权人在收到债权确认文书后采取的权利主张方式是取回权，而非债权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两份证据能够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被告金易公司因工程建设需要，向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借款3000000元，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2015年2月16日，三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江南华府商铺买卖合同》，三原告购买“江南华府”5#楼从西至东一、二层商铺（临江）面积1050平方米，购买单价2857.14元/平方米，总价为3000000元。后三原告与被告签订了13份《安化县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金易公司将开发建设的江南华府5#6#一期项目中的第5#6#幢-1层-120、-121、-122、-123、-124、-125、-126、-2层的-220、-221、-222、-223、-216、-224商铺以3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三原告。2015年2月17日，三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分3笔将3000000元转入金易公司指定的刘邓颖账上。后三原告于2015年6月18日办理了该13个商铺的预告登记。2017年8月2日，本院裁定受理金易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湖南达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金易公司管理人，2017年10月18日，本院宣告金易公司破产。三原告于2017年9月20日向金易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3140000元，金易公司管理人于2019年4月4日作出《债权复审通知书》，确认三原告申报的3140000元债权为普通债权。2019年4月26日，三原告诉至本院，请求法院确认三原告购买的江南华府13个门面不属于破产财产并判决被告协助三原告办理江南华府门面产权登记。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驳回了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服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期间，三原告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为：一、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的起诉是否超过15日的诉讼期间；二、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对金易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三、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主张的优先债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八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十日五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当事人之间在破产申请受理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应当向选定的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关系。”该规定目的在于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旨在限制或者禁止当事人无限期地拖延起诉，导致债权表记载的相关债权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后续表决等程序的推进。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在收到金易公司管理人《债权复审通知书》后于2019年4月26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三原告购买的江南华府13个门面不属于破产财产并判决被告协助三原告办理江南华府门面产权登记，三原告已在期限内积极行使了自己的权利，在原告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后，现主张优先受偿权，故对于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的起诉，法院应予以受理。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于2017年9月20日提交的债权申报书上申报的债权总金额为3140000元，被告管理人根据三原告提交的债权申报书进行了审查，并制作了债权复审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管理人对谢太云、陶向前、陶成武确认的债权金额为3140000元，该笔债权的性质为普通债权，原告在知晓后，未再对其主张的利息向被告管理人进行申报，且庭审中原告及被告管理人均对该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认定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债权为3140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本意是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即通过转让商品房所有权的方式来担保未到期借款债权的实现，其实质为一份不动产担保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我国法律对非典型担保无明确规定。根据物权法确定的“物权法定”原则，担保物权的种类、效力等由法律明确规定。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不认可让与担保等非典型担保的效力。近期尤其是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九民会议）后，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承认非典型担保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六十八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的规定，担保合同双方将担保财产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并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债权人可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本案中，原、被告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将案涉房产用作借款的担保，并已办理预告登记，是否认定“已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并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公示”，案涉担保物权是否已设立？本案中案涉担保财产仅办理预告登记，案涉担保房产的所有权仍为被告金易公司所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六十八条规定的将担保财产“转让至担保人名下”的要求，案涉买卖合同应为后让与担保合同。另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担保财产的所有权未转移，不适用该纪要第71条的规定，即九民会议对后让与担保，未明确其物权效力。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涉不动产的让与担保可参照适用不动产抵押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办理抵押预告登记后，预告登记权利人请求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经审查存在尚未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预告登记的财产与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时的财产不一致、抵押预告登记已经失效等情形，导致不具备办理抵押登记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经审查已经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且不存在预告登记失效等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应当认定抵押权自预告登记之日起设立。即，不动产抵押权预告登记原则上不具有优先受偿效力，仅在已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等情形下，认可不动产抵押权预告登记的优先受偿效力。举重以明轻，本案中，原、被告对用于担保的房产仅办理预告登记，被告未实际将担保财产转让至原告名下，且目前也无法完成担保房产的首次登记，参照上述规定，不应认定案涉担保物权已设立。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性质为不动产后让与担保合同，该担保合同已成立、生效；但因双方仅办理担保财产的预告登记，未实际将担保财产转让至原告名下，目前也无法完成担保财产的首次登记，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案涉担保物权未设立，原告主张对案涉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对被告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享有普通债权3140000元。 二、驳回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226元，由原告谢太云、陶成武、陶向前负担13417元，由被告益阳金易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980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萍 人民陪审员  周跃齐 人民陪审员  曾 安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尹雅丽 书 记 员  匡文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