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1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英，女，汉族，1950年1月14日出生，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尧雨，浙江家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仲薇，女，汉族，1987年2月7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尤宇韵，女，汉族，1972年11月17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华明，女，汉族，1973年11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钧，男，汉族，1969年9月29日出生，住浙江省德清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学新，浙江宪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金英因与被上诉人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1民初2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1月16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李金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尧雨，被上诉人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学新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各方当事人申请，本案庭外和解三个月，和解期限自2020年10月26日至2021年1月25日。后因本案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金英上诉请求：1.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移送相关公安机关立案；2.请求追加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西南河支行作为本案被告；3.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金英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曹仲薇、尤宇韵有明显的欺诈故意，严重侵害李金英的合法权益，故涉案《委托投资协议》应属于无效或可撤销合同。1.曹仲薇、尤宇韵均为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道公司）的业务员，工作单位为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德清分公司（以下简称创道德清分公司），该公司位于武康镇永安街，毗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李金英为年过七旬的老人，协议签订前，尤宇韵以打电话的方式诱骗李金英出资，向其承诺年利率为12%，每季度付一次利息，到期后利随本清，且保证资金没有任何风险，曹仲薇告知李金英其本人也出资了40万元。2018年7月17日，尤宇韵带领李金英在中国建设银行德清支行ＡＴＭ机上进行操作，指导李金英向其指定的账号汇款。在曹仲薇、尤宇韵的指示下，李金英在《委托投资协议》尾部补充协议下方签字。在协议签订前、中、后，曹仲薇、尤宇韵均未对李金英进行风险测评及风险告知，且未披露过相关基金合同的任何内容及基金信息。同时，根据一审中曹仲薇提供的银行流水，其实际并未出资。2.施泽在公安笔录中陈述“我们是拿基本工资和佣金，佣金是吸纳客户投资资金后第二月进行结算发放”，“每个项目最后回款的时候，都是有一定收益的，我们自己给客户固定的收益，超额收益就是我们自己赚的”。显然，曹仲薇、尤宇韵通过《委托投资协议》诱骗李金英出资，再以自己的名义投资，目的是为了逃避金融监管，提高业绩、获取佣金及超额收益，向李金英支付固定收益但却让其承担高风险，曹仲薇、尤宇韵的行为实为“空手套白狼”。综上，李金英作为出资人，曹仲薇、尤宇韵应向其提供真实信息，并履行承诺，但曹仲薇、尤宇韵采用欺骗、隐瞒的方式，向李金英提供虚假信息，造成李金英无法建立真实投资判断，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是典型的合同欺诈行为，该行为已造成李金英重大损失。二、《委托投资协议》系曹仲薇、尤宇韵提供的格式合同，签订合同未向李金英充分披露基金存在的风险，且一审法院仅对涉案协议作形式审查，并未作实质审查，同时，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涉案协议是由曹仲薇、尤宇韵提供，曹仲薇、尤宇韵应告知李金英风险及披露涉案基金的重要内容，但在一审中曹仲薇、尤宇韵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曹仲薇、尤宇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4条规定：“金融服务提供者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接受金融服务后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遭受损失的，金融消费者可以请求金融服务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曹仲薇、尤宇韵是创道公司德清分公司负责人及业务员，也是金融服务提供者，而一审法院把负责人及业务员视同普通代持人，将其个人销售私募基金行为视为委托投资代理行为，不进行实质审查，枉法裁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二条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第十九条规定：“投资者应当确保投资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作法汇集他人资金投资私募基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十三条规定：“在确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内容时，应当以合同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相关部门在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对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的推介、销售，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作出的监管规定，与法律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李金英为非合格投资人，曹仲薇、尤宇韵不具备出售私募基金份额的主体资格，其通过《委托投资协议》的方式逃避政府监管部门、创道公司、托管人的监管，销售私募基金份额，欺上瞒下，应认定其个人销售行为，上述相关规定的制定是为了保障金融管理秩序的稳定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而本案中曹仲薇、尤宇韵多次、重复使用《委托投资协议》作为格式文本，上述规定应对曹仲薇、尤宇韵适用，即使曹仲薇、尤宇韵为个人，也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理暂行办法》的约束。三、根据朱华明与曹仲薇的《委托投资协议》的内容，该协议应当被认定为合伙投资协议，双方应共同出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协议第一条约定：“朱华明出资10万元，曹仲薇出资40万元，双方合计出资人民币50万元，以认购山东创道创盈10号优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正因为采用合伙投资的方式且曹仲薇出资金额较大才令李金英信服曹仲薇、尤宇韵所说的真实性。曹仲薇自己出资40万元是成为代理人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李金英才同意让素不相识的曹仲薇看管自己的资金。但李金英在一审审理中才得知曹仲薇并没有实际出资，曹仲薇虚构协议基本事实，应认定该协议无效，退一步来说，曹仲薇至少应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委托投资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丙方（曹仲薇）在接到基金受益人大会召开通知3日内，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等相关内容通知甲方（李金英）、乙方并征求甲方、乙方意见，按照甲方、乙方意见执行”。协议签订后，曹仲薇未与李金英联系过，直至2019年3月6日到期李金英要求还本付息时，曹仲薇、尤宇韵也未透露过创道公司及相关基金的任何信息，总以加利息来掂塞，未经李金英同意故意拖延兑付时间，使李金英的利益严重受损。第三项规定：“在代持期间，丙方应保证所代持基金份额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基金份额完整性和安全性意指基金份额不受损失，曹仲薇应承担基金份额完整、安全不受损失的保证责任，在创道公司无理由停止兑付的情况下，曹仲薇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同时，补充协议载明：“朱华明于2018年7月17日将份额10万元基金〔山东创道创盈10号优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金额全数转让给李金英女士”，并将今后三个季度的收益权转让给李金英女士。”那么三个季度以后的收益权归谁所有？为何要设定三个季度的时间？此表述与二个季度拿到的利息均可证明曹仲薇、尤宇韵向李金英承诺过投资期限及固定利息。李金英与朱华明为转让债权关系，李金英与曹仲薇为合伙投资关系。李金英作为出资人，朱华明、曹仲薇应向其提供真实信息、履行承诺。四、山东创道公司、省内各地分公司及相关人员已被当地公安局陆续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2020年2月24日，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民事裁定，认为该院受理的多起以创道公司为被告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案件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驳回了原告起诉。而在本案中，曹仲薇、尤宇韵均是创道德清分公司的业务员，创道德清分公司不具备法人主体，业务员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结伙作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法院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五、应当追加创道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西南河支行为本案被告。案涉协议约定的到期日为2019年3月6日，根据施泽在公安上的笔录所陈述，当时该项目并未延期兑付，但曹仲薇一直以各种理由延期支付，至今未告知过李金英任何关于项目的情况，为了查清本案事实及合法保障李金英的诉权，应当通知必要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创道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西南河支行参加诉讼。一审未通知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侵害了李金英的合法权益。 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予以维持。案涉《委托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的条件。李金英上诉的请求和事实理由逻辑混乱，请求权基础不明确，既涉及合同之债，又提到侵权之债；既主张合同无效，又主张撤销合同；既主张曹仲薇、尤宇韵承担担保责任，又主张曹仲薇、尤宇韵作为金融服务者，未经适当注意义务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二审中新增诉讼请求或追加当事人的，可以调解的，调解不成另行起诉。曹仲薇、尤宇韵明确表示不愿意调解，故李金英应当另行起诉。 李金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李金英与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于2018年7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判令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返还李金英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8日起以1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7日，朱华明与曹仲薇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一份，约定由曹仲薇代表朱华明认购100000元的“山东创道创盈10号优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协议还约定：曹仲薇作为基金投资者，代表朱华明签署相关基金合同，并在基金管理人处登记；朱华明作为曹仲薇代持的基金份额的实际投资者，享有基金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利，并承担全部义务；在曹仲薇代持期间，朱华明获得投资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分红等），曹仲薇应在收益分配至其银行账户后，打入朱华明指定账户；曹仲薇除法律规定的过错外，不对所代持的基金份额的权利与责任等承担责任；朱华明与曹仲薇不得擅自向其他第三方个人或单位（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泄露本协议及与本协议相关的信息。协议签订后，朱华明向曹仲薇支付100000元。 当日，曹仲薇与创道公司（基金管理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基金托管人）签订《创盈10号优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一份，认购了500000元的基金份额，尤宇韵作为经办人在该基金合同上签字。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存续期限为12个月＋6个月；募集账户为户名山东创道创盈10号优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募集专户，账号7679××××2440，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10.5%／年，按季度分配收益。此外，合同还对各方的其他具体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且载有内容详尽的风险告知条款。前述基金合同签订后，曹仲薇按约向基金合同约定的募集账户汇款500000元。 2018年7月17日，吴钧代表朱华明与李金英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补充协议存在于朱华明与曹仲薇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空白处），约定朱华明将100000元的“山东创道创盈10号优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全数转让给李金英，并将今后三个季度的收益权一并转让。当日，李金英向朱华明支付受让款100000元。 2018年9月17日，曹仲薇通过尤宇韵向李金英支付上述基金投资回报款（收益）2625元；2018年12月25日，曹仲薇通过尤宇韵向李金英支付上述基金投资回报款（收益）2625元；此后，曹仲薇未再向李金英支付基金回报款。 另查明，曹仲薇、尤宇韵为创道公司员工，工作地点为创道公司德清分公司，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单位为山东创道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此外，尤宇韵系李金英的投资理财顾问。 一审法院认为，虽李金英并未以补充协议无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但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应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为此，该院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如下：一、补充协议是否有效；二、补充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条件。针对前述争议焦点，该院作如下分析： 针对争议焦点一，李金英主张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为：1、曹仲薇等人未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注册，擅自销售私募基金；2、曹仲薇等人隐瞒基金公司经营状况，向李金英等人进行虚假宣传，承诺固定收益；3、李金英并非合格投资者，曹仲薇等人为规避监管代持基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4、曹仲薇等人虚构合同（即《委托投资协议》），且构成双方代理。该院对此论述如下：补充协议的性质属于债权债务转让合同，即由朱华明将其在《委托投资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李金英，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取决于《委托投资协议》是否有效。首先，曹仲薇与朱华明系委托代持关系，曹仲薇系代持人，其并非需经有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注册的主体。其次，李金英主张曹仲薇等人存在隐瞒基金公司经营状况，向李金英等人进行虚假宣传，承诺固定收益行为，均未提交有效证据，无法采信。而且，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10.5%/年亦与李金英后续收到的二个季度的投资基金回报款不相矛盾。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具体到本案中，李金英经尤宇韵介绍从朱华明处受让100000元基金份额，并认可由曹仲薇代持，可见李金英、朱华明、曹仲薇均明知李金英非合格投资者。但应指出的是，上述规定主要针对基金管理公司制定，且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为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因此，曹仲薇等人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并不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应当由行政机关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此外，就李金英受让基金份额并委托曹仲薇代持行为本身而言，系李金英为追求投资回报自愿选择的投资方式，并未损害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既未损害社会公共秩序，亦未损害社会善良风俗。最后，李金英提出曹仲薇等人虚构合同、构成双方代理，从而导致合同无效的主张，并无任何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为此，该院认为，李金英主张补充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在已经认定补充协议有效的情况下，李金英主张补充协议可撤销，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朱华明、曹仲薇、尤宇韵、吴钧在合同签订过程中故意隐瞒投资风险、承诺高收益、未进行风险告知，属于欺诈行为，补充协议并非李金英的真实意思表示；2、朱华明、曹仲薇、尤宇韵、吴钧恶意串通，在明知基金公司经营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未对李金英进行风险告知，欺骗李金英签订补充协议；3、补充协议显失公平，李金英能获得的投资回报仅仅是固定的10.5%/年，而曹仲薇、尤宇韵等人却能获得高额的回报。该院对此论述如下：首先，李金英称尤宇韵在推荐基金产品时，承诺固定收益并对资金安全进行兜底，约定固定收益为10.5%/年且在9个月后无条件返还投资本金，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该院对其主张无法采信。况且基金合同约定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10.5%/年亦与李金英后续收到的二个季度的投资基金回报款相符。经审查，《委托投资协议》明确约定由曹仲薇签署相关基金合同，由实际投资者享有基金合同约定的全部权利，并承担全部义务，且协议也载明了具体的基金名称，而补充协议系根据《委托投资协议》的内容签订。在此情形下，现李金英称因朱华明、曹仲薇、尤宇韵、吴钧向其隐瞒了投资的风险，未对其进行风险告知，使其陷入错误认识，误以为是存银行才签订了补充协议，同样不具有说服力，亦无法采信。其次，李金英称朱华明、曹仲薇、尤宇韵、吴钧恶意串通，在明知基金公司经营状况情况不好的情况下通过高额回报诱使其签订补充协议，但同样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不予采信。再次，李金英主张补充协议显示公平，同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李金英在明知其不是合格投资者的情况下，通过让曹仲薇代持的方式进行投资，是为了追求投资回报而自愿作出的选择，李金英的投资行为并非在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其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因投资产生风险，理当自行承担责任。为此，该院认为，补充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李金英要求撤销补充协议，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金英与朱华明之间的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现李金英以朱华明、曹仲薇、尤宇韵、吴钧恶意串通、对其进行欺诈为由要求撤销补充协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金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金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李金英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立案告知书4份及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创道公司及其各地分公司、相关人员已经陆续被立案，创道公司及创道德清分公司、曹仲薇、尤宇韵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质证认为，第一，因曹仲薇、尤宇韵无法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故请法院依法认定。第二，该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系。李金英提供的4份立案告知书所涉及到的创道公司被其他各地公安机关先后立案侦查，不代表湖州地区范围内销售的项目存在违法情况，两者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二审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立案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针对的对象均为创道公司，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李金英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定。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查明提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李金英是否有权撤销本案所涉《补充协议》，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是否应当向李金英返还投资款。二、李金英二审请求追加创道公司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西南河支行为本案被告是否合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第一，《补充协议》在本案所涉《委托投资协议》的基础上签订，故应当首先审查《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的适当性义务主要针对机构制定，本案《委托投资协议》的合同主体系朱华明与曹仲薇，不能适用上述规定，故李金英主张《委托投资协议》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二，李金英提出曹仲薇等人设计投资陷阱，使李金英在违背其真实投资意愿的情况下签订《补充协议》进而该《补充协议》可撤销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委托投资协议》内容，朱华明与曹仲薇之间系委托关系，而朱华明将自身基金份额及相关权益转让给李金英亦是三方共同协商决定，在此过程中，朱华明不存在过错，而曹仲薇仅作为李金英受让基金份额的代持人，李金英作为投资人之一，应当了解该基金所属公司经营状况、投资风险等内容。其次，李金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存在恶意串通、欺诈的行为，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李金英主张本案《补充协议》可撤销，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是否应当承担返还投资款的责任。首先，李金英主张尤宇韵承担责任的理由为尤宇韵曾口头向其承诺案涉投资保本付息，但尤宇韵对此不认可。在李金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上述口头协议的情况下，李金英主张尤宇韵承担返还投资款的请求不能成立。其次，李金英受让朱华明的基金份额后，根据《委托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内容，李金英与曹仲薇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而非李金英主张的合伙投资关系。按照合同约定，曹仲薇已向创道公司购买山东创道创盈10号优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并支付了相应的50万元款项，故曹仲薇已按照《委托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义务。虽然李金英对曹仲薇出资的40万元款项来源提出了异议，但《委托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未对曹仲薇需要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基金份额作出约定，故李金英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李金英主张按照约定曹仲薇应保证所代持基金份额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即在创道公司无理由停止兑付的情况下，曹仲薇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但经审查，《委托投资协议》相应的约定为“在代持期间，丙方应保证所代持基金份额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保证不因自身债务纠纷致使代持基金份额被查封、冻结、拍卖、变卖；非经甲方、乙方书面同意，丙方不得单方处置代持基金份额，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与、放弃或在该等份额上设定质押等。”本案中，并非因曹仲薇的原因致使基金份额收益不能兑现，故李金英要求曹仲薇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依据不足。第三，朱华明向李金英转让其持有的基金份额及相关权益，系朱华明与李金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在转让过程中，朱华明并无过错，李金英亦无证据证明朱华明在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隐瞒等行为，而吴钧作为朱华明的丈夫，仅在《补充协议》中代朱华明签字确认转让事宜，李金英要求朱华明、吴钧承担投资款返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都无需承担返还投资款的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创道公司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西南河支行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李金英申请追加的理由不能成立。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本案中，李金英针对曹仲薇、尤宇韵、朱华明、吴钧提起的诉讼，诉讼标的为合同关系；而李金英与创道公司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西南河支行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追加的理由亦为两家公司存在监管失责的过错，相应的诉讼标的为侵权关系，故创道公司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西南河支行并非属于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 综上所述，李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李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丽琴 审判员  周 晓 审判员  顾月丹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敖丹桦 16-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