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特82号申请人：洪英莉，女，197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军，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智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罗宝文，女，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存，北京汇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琦，北京汇仲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洪英莉与被申请人罗宝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洪英莉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的（2020）京仲裁字第1438号仲裁裁决书，本案申请费由罗宝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北仲对案件无管辖权。罗宝文于2019年向北仲申请仲裁的合同依据是《借款协议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北仲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裁决。洪英莉曾依法向北仲提起管辖权异议，北仲认为其对案件有管辖权，理由为：案件涉及三个合同，分别是《借款合同》《债权确认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以上三份合同有关联，构成一个整体。《补充协议（二）》虽然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条款，但该协议并未就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的仲裁意思表示作出变更，故认定北仲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以上决定毫无法律依据。首先，法律上的“关联”是指本合同与补充合同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这是合同法对补充合同的定义，即只有对生效的合同存在约定不明的事项达成的协议，才是前合同的补充协议。而案涉三份合同均对本金、利率、到期日、罚息约定明确。按照每份合同计算，洪英莉的还款额度是完全不同的（北仲认可该事实）。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的目的是罗宝文为了多获利，而不是为了对约定不明的条款进一步明确。可见，《补充协议（二）》与其他两份合同不是法律上的“关联合同”，是一份独立的合同。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由此，仲裁协议必须基于当事人约定，且明确、具体。因《补充协议（二）》没有约定仲裁条款，故就该协议发生的争议，不能通过仲裁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合同约定解决争议适用其他合同、文件中的有效仲裁条款的，发生合同争议时，当事人应当按照该仲裁条款提请仲裁。”上述条款强调使用其他合同约定条款的，必须明确约定“解决争议适用其他协议中的仲裁条款”。而《补充协议（二）》虽然有“本合同没有约定的，以其他约定为准”的条款，但属于宽泛性约定，不是法律规定的“明确争议解决的条款约定”。综上，北仲对案件无管辖权。二、裁决使违法行为合法化，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不是法外之地，不能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尤乱国家对外汇的监管。罗宝文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无固定住所，无合法收入。罗宝文持有的仅是港币，港币只能合法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完成双方的借贷关系。而罗宝文出借的高达1614万元人民币的外汇涉嫌通过地下钱庄非法进入内地。洪英莉已经偿还罗宝文（出借人）所有本金并支付额外利息人民币6864961元（洪英莉并不认同罗宝文提出的人民币10967855元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罗宝文所获的利息应当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人民币1372992元，而罗宝文并没有依法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属于明显的逃税行为。然而，面对罗宝文的这一系列非法行为，北仲认为“资金来源不在本案范围，仲裁庭不予评价”的仲裁意见，让罗宝文非法买卖外汇和逃税的行为完全合法化，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裁决。被申请人罗宝文称，裁决不存在仲裁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洪英莉的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双方就案涉借款事宜明确约定了争议解决方式为向北仲仲裁，北仲对案件具有管辖权，裁决合法有效，洪英莉关于北仲对案件没有管辖权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双方于2017年12月签署了《借款合同》，于2018年8月6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于2019年3月27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第五条第2款约定：“双方同意，《借款合同》和/或本协议项下以及因《借款合同》和/或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或一方不同意协商的，应当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第六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是甲乙双方2017年12月签署的《借款合同》的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未约定内容以原借款合同为主，本协议与原借款合同约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据此，《补充协议》系对《借款合同》的补充，双方协议变更了争议解决方式为北仲仲裁。《补充协议（二）》第三条第1款约定：“本补充协议为甲乙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债权确认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及相关口头约定的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有约定的，按照本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仍然按照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债权确认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等协议的约定履行”。由此可见，《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这三份协议并非是没有关联的各自独立的合同，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补充协议（二）》是双方对《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补充，并明确约定了《补充协议（二）》没有约定的，仍然按照《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执申字第33号一案中对“主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补充协议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仲裁机构是否可对主合同和补充协议一并进行仲裁”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足以作为本案的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存在主合同与补充协议的情形时，当事人在主合同中约定其争议纠纷由仲裁机构解决，对于没有约定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的补充协议可否适用该约定，其关键在于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否具有可分性。如果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之间是相互独立且可分，那么，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对于两个完全独立且可分的合同或协议，其争议解决方式应按合同或补充协议约定处理。如果补充协议是对主合同内容的补充，必须依附于主合同，而不能独立于主合同存在，那么，主合同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也适用于补充协议。因此，根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补充协议（二）》项下的争议，也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执行，即提交北仲仲裁解决。事实上，罗宝文与洪英莉自愿签署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依次衔接，构成一个整体的合同关系，统一约定了将双方之间在该整体的合同项下的借款纠纷提交北仲仲裁解决。罗宝文依据上述三份协议向北仲提起仲裁，符合合同中有关仲裁条款的约定，北仲据此受理案件并作出裁决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合法有效。二、“北京仲裁委对本案无管辖权”不属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理由，北仲已经对洪英莉提出的仲裁协议效力及管辖权异议作出了决定，人民法院对其以同样理由再次提出的主张应当不予受理或不予处理。洪英莉在本案中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北京仲裁委对本案无管辖权”，该理由并非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理由，人民法院对此不应当予以审查处理。根据洪英莉在其撤裁申请书中对该理由的阐述，其实质上是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的异议。但是，洪英莉在本案中提出的该等异议及理由均已经在仲裁过程中提出，仲裁庭对此已经进行了审查，驳回了其相关异议，并认定“仲裁委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仲裁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洪英莉在本案中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北京仲裁委对本案无管辖权”，是其在仲裁过程中已经主张且仲裁庭已经作出明确认定的仲裁协议效力事项，洪英莉在本案中重复提出且据此要求撤销仲裁裁决，实质上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仲裁机构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对其该主张应当不予受理或者在本案中不予处理。三、双方之间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裁决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仲裁庭依据双方合法有效的约定作出裁决，裁决洪英莉归还借款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不存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关系不存在非法买卖外汇等事宜，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符合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洪英莉在本案中所谓的“涉嫌通过地下钱庄非法进入大陆”“非法买卖外汇”“逃税”等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补充协议（二）》第二条第4款约定：“就本条第1款、第2款项下的款项，乙方（洪英莉）同意以港币形式支付至下列甲方指定的港币银行账户。因购汇产生的手续费及汇率成本由乙方承担。”罗宝文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与洪英莉约定将欠款折算成港币并由洪英莉归还港币，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属于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根据双方约定，洪英莉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依法购汇、承担购汇成本并在遵守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负责将港币汇至罗宝文的账户，该约定符合外汇管理规定。洪英莉如果存在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行为，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但并不能据此否定双方约定的合法有效性，更不能据此拒绝承担还款责任。裁决对双方之间真实合法有效的借款关系以及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利息予以确认，不涉及不在仲裁庭管辖范围且无任何事实依据的“非法买卖外汇”“逃税”等行为，不存在致使非法行为合法化的问题。退一万步讲，裁决的内容不影响或阻碍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乃至国家司法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和/或处罚，裁决不存在任何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裁决不存在仲裁法第七十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应当撤销的情形，洪英莉的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洪英莉撤销裁决的请求。本院经审查查明，2020年7月15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京仲裁字第1438号仲裁裁决：（一）洪英莉向罗宝文偿还借款本金港币5078527.79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28日起至全部本金实际偿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即以港币5078527.79元为计算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12月12日为港币50089.65元。（二）洪英莉向罗宝文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0万元。（三）仲裁费人民币61403元（已由罗宝文向北仲全部预交）由洪英莉承担，洪英莉直接向罗宝文支付罗宝文代其垫付的仲裁费人民币61403元。裁决第2页载明：2017年12月，罗宝文与洪英莉签订了《借款合同》、于2018年8月6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于2019年3月27日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就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及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补充协议（二）》约定：双方同意，《借款合同》和/或该协议项下及因《借款合同》和/或该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或一方不同意协商的，应当向北仲申请仲裁，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本院认为，本案被申请人罗宝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当事人申请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裁决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参照适用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规定审查。根据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应当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事项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上述条款是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理由，不能作为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依据。本案中，洪英莉提出了二项申请理由：一是北仲对案件不具有管辖权；二是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院将分别进行分析。一、关于北仲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仲裁委员会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依据和基础在于当事人的书面授权，即当事人应当通过书面形式约定将合同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根据仲裁法与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约定有合法有效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应当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包括以下要件：一是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是仲裁事项、三是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第十七条规定了仲裁协议无效的三种情形：一是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是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案涉争议合同为《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二》明确约定《借款合同》和/或该协议项下及因《借款合同》和/或该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或一方不同意协商的，应当向北仲申请仲裁，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上述约定具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形式要件，且不具备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洪英莉提出的因《补充协议二》与其他两份合同不是法律上的“关联合同”，是一份独立的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二》虽然有“本合同没有约定的，以其他约定为准”的条款，但属于宽泛性约定，不是法律规定的“明确争议解决的条款约定”的理由，本院认为不能成立，故北仲可依据《补充协议二》约定的仲裁协议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二、关于裁决是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应是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所享有，为整个社会发展存在所需要，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不同于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首先，《补充协议二》是罗宝文与洪英莉自愿订立的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争议为洪英莉是否应当向罗宝文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借款利息，故本案争议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约束的关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合同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因洪英莉未能举证证明罗宝文向其出借款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且罗宝文是否交纳个人所得税不属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审查范畴，故而不能认定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再次，仲裁庭根据本案证据和所涉法律审理案件，所作出的裁决属于适用仲裁权的范畴，不能因仲裁庭认定双方权利义务而认为裁决内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洪英莉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洪英莉负担。审 判 长  马 军审 判 员  崔智瑜审 判 员  梅 宇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马志文书 记 员  白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