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1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48年6月26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世明，胶州恒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71年1月2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胶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启浙，山东康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1民初3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判决对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的遗产进行分割，对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及其他财产进行平等分割，对于房屋的租金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平均分割。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不当，判决错误。该案的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母于2017年先后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其名下的位于胶州市xx路的门头房一处的约66平方米；xx路两层门头房一处约90平方米；拆迁安置房一套约130平方米，位于xx小区，尚未办理房产证。被上诉人名下约45万元购房款都是由父亲代为支付。两处门头房每年租金8万元，约80万元租金部分在被上诉人掌控之下。在父母生前上诉人一直对他们尽心赡养，父母亲去世后，被上诉人控制着全部遗产，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协商分割遗产，被上诉人一直拒绝，才提起诉讼。由于胶州市公安局将上诉人与父母在一起时的户籍档案搞没了其出具不了亲属关系证明，被上诉人就利用这个空当否认上诉人与父母的关系，主张上诉人不是该案适格原告。对此上诉人提交了胶州市公安局中云派出所阜安派出所的证据多份，店子居委会的说明一份，胶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证据一宗。另外还有胶州市公安局人口大队调查的上诉人与父母亲属的证据6份，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上诉人的代理人与一审法院法官去了胶州市公安局人口大队，人口大队将调查的证据交给一审法院的法官，一审法官竟然不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和人口大队的调查证据足以证明原告是该案的适格原告，然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公安局人口大队调查的证据不接受，却以“原告目前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与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构成收养扶养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判决驳回了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王某2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上诉人与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上诉人无继承权。1.上诉人系被继承人王焕荣的亲侄女，上诉人的父亲在解放前担任过伪保长，系国民党党员，政治历史上存在问题。上诉人为改变命运，投亲靠友进城寄住在被继承人家中，在被继承人家上学、学裁缝，后来为了参加工作，借用被继承人为父母名义通过政审，上诉人与被继承人之间没有形成收养关系。根据《收养法》第十五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成立。第十六条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到胶州市民政局办理收养登记，并且到胶州市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根据《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之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对于收养法实施之前已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申办实事收养公证。因此，上诉人没有按照《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办理收养登记，也没有办理户口登记，即使属于事实收养关系，上诉人也没有办理事实收养公证，所以上诉人无论从法律和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与被继承人存在收养关系。2.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胶州市公安局中云派出所出具的《关于王某1与王焕荣关系调查》、店子街居委会的说明、胶州市公安局中云派出所询问笔录、胶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王某1人事档案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王焕荣存在收养关系。理由如下：中云派出所没有对上诉人与王焕荣存在收养关系确认；居委会《情况说明》只是载明王焕荣的基本信息，没有证明上诉人与王焕荣的关系；中云派出所询问笔录内容调查程序不合法，没有询问人、记录人，各调查笔录之间时间重叠，询问地点从时间和空间不可能完成，并且笔录中记载“王某1叫王焕荣的妻子叫婶婶”，还有的笔录记载是听说的，询问笔录内容不具有客观性，询问笔录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王焕荣之间的收养关系，并且该笔录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胶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王某1人事档案，从内容可以看出是上诉人本人填写的或由上诉人口述由用人单位填写的，目的是为了招工回避政审，因为上诉人的家庭出身不好，为了达到招工的目的假称被继承人为父母，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人事档案纯粹为了政审招工之用不能作为认定身份关系依据。综上，上诉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必须符合法定登记程序，至少从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上显示，上诉人属于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但是在诉讼前没有存在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存在收养关系，因此，上诉人与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上诉人无继承权。二、被继承人名下的财产均属于被上诉人一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共同购置的，虽然登记在被继承人王焕荣的名下实际上是家庭共同共有。被上诉人自出生、就业、结婚、生子一直与二被继承人一起生活，且被继承人去世前经营汽车装潢，被上诉人全家均在一起经营，被继承人名下的房屋均是用经营收入购置的。三、被上诉人名下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根本不存在由被继承人代为支付。四、两处门头也从未出租即使出租也是近半年的才出租，不能成为遗产分割。五、被继承人的遗产二处门头房，被继承人遗赠给被告的儿子王锡鹏。综上，上诉人与被继承人没有形成收养关系，上诉人无权主张被继承人名下的财产继承，且被继承人名下的财产属于被继承人与被上诉人家庭共同共有，同时，被继承人的部分财产已经遗赠给案外人王锡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人，维持原判。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分割（对被继承人名下房产及其他财产进行平等分割，对于房屋租金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平均分割）；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的父亲王焕荣于2017年7月18日去世，原告的母亲迟桂兰已于2007年12月5日去世，没有留下遗嘱，之后也没有进行遗产分割。原告的父母有原告与被告二名子女。两位老人生前名下房产多处，皆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别为：xx路门头房一层约66平方米；xx路两层门头房一处约90平方米；拆迁安置房一套约130平方米，位于xx小区，尚未办理房产证。被告名下现有的房屋一处，购房款约45万元都是由父亲代为支付。另外，两处门头房每年租金约8万元，最近10年来租金收入约80万元，该部分收入都在被告的控制之下。原告父亲生前每月有退休金三千多元，生活有足够的保障。在父母生前，原告一直对父母尽心赡养，几乎每周都会带儿孙们回去探望老人。原告对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在父亲去世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遗产分割事宜，都被被告拒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相关规定，被告行为侵害了原告的继承权，原告无奈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在（2018）鲁0281民初4535号案件审理期间，原告被告举证及质证情况如下：一、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胶州市公安局中云派出所出具的《关于王某1与王焕荣关系的调查情况》以及店子街居委会出具的说明1份，证明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系养父女关系，且原告履行赡养义务，经常看望照顾被继承人。证据二，胶州市中云派出所询问笔录4份，证明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系养父女关系，同时证明原告经常回家照顾被继承人，履行了赡养义务。证据三，胶州市公安局阜安派出所询问笔录3份，原告老邻居、老同学、老同事的证明3份，证明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系养父女关系。证据四，胶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王某1人事档案材料1宗，证明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系养父女关系。证据五，证明2份，证明原告王某1与被继承人系养父女关系，及原告经常关心和照顾被继承人，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证据六，视频及照片资料，证明原告经常看望和照顾被继承人，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证据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市支行（1）客户名下小额账户费情况列表1份（2）银行流水1宗，证明被继承人王焕荣自2008年以来的退休金共发放307598元，且存款账户被控制在被告处。证据八，缮证查询结果2份、胶州市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1份，证明被继承人的遗产中有房产3处：（1）坐落于中云办事处xx小区xx号楼网点，房产证号：私xxxx（2）坐落于胶州市xx路xx号市间），房产证号：胶私xxxx（3）拆迁安置房一套（xx）。被告王某2对原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进行质证：对证据一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调查情况中，中云派出所明确说明我所没有依据出具王某1和王焕荣的关系证明，可见胶州市中云派出所不能证明王某1与王焕荣的关系，对证据一中前半部分结论，明确中云派出所没有依据出具王某1与王焕荣的关系，但是在后半部分，又没有法律依据，道听途说调查了几个人，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店子街居委会出具的说明未体系原告想要证明的事情。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及证据的调查过程有异议，首先该四份询问笔录只有记录人没有询问人，中云派出所的调查程序是不合法的，而且根据对庄玮的调查时间是2018年7月16日14时56分至15时42分，姜绪琴调查时间是2018年7月16日15时53分至16时26分，庄玮的询问地点是胶州市xx小区，姜绪琴的询问地点是胶州市xx小区，该两处询问地点纪录时间相隔了11分钟，正常情况下是很难在11分钟内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即便是能达到下一个询问地点，也说明下一被询问人是提前安排好的，所有该两份笔录时间不具有客观性，同时对李国梁和沈月兰的询问笔录中询问地点都在店子居委会，又能说明该两名被询问人是提前安排好的。同时，根据姜绪琴的笔录中，姜绪琴明确说“王某1叫王焕荣的妻子叫婶婶”，笔录中还有一句“听说王某1是王焕荣从自家兄弟中领养的”，姜绪琴所述只是听说或根据自己的推断而得出原告被告是王焕荣收养的结论，该结论不具有客观性，不能采信。中云派出所要调查王某1与王焕荣的关系情况，应客观的走访王焕荣及王某1的邻居、同事以及王某1亲生父亲所在地的邻居、亲友等，但中云派出所仅调查了王某1的同学、同事，很明显，各被询问人是同王某1串通一致后由派出所工作人员所做的。对证据三，首先对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无派出所盖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在此不予质证。对证据三中老邻居、老同学、老同事的证明三份不予质证，因为根据证据规则，证人证言需出庭作证，同时该证明又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四，对家庭人员情况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的人事档案的一部分，不能全面反映原告的劳动人事档案的内容，而且该档案内容仅能反映原告政审录用情况，对于原告与王焕荣之间是否存在收养关系不能直接证明，因为劳动人事部门不是能够直接证明原告与王焕荣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的权力机构，目前我国能够证明收养关系的权力机构有民政部门、公安机关和街道居委会，因此该证据不可以直接证明收养关系，并且该登记表中记载的内容并未反映原告与王焕荣、迟桂兰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在家庭成员情况登记一栏，与本人的关系为父亲、母亲，并未登记为养父、养母，在中国文字中，对于父亲母亲必须明确，特别是在有关机关登记时需明确登记，再看一下该表格中登记的亲生父亲为王焕书，并注明王焕书系伪保长，国民党兵，说明原告在招工录用时，为了回避政审，只能借用王焕荣和迟桂兰的社会关系，来通过政审，达到招工转正的目的，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说明原告与王焕荣之间是纯粹的寄住关系，而非收养关系，在该表的背面，明确载明了是审查政治历史问题，并且在政治历史问题各个主管部门的意见结论都是不确定，该表格只能表明其政审的不确定，同意转正，说明该表格纯粹是政审表格，招工所用，不涉及身份关系认定，并且这个表格一半情况下是自己填写的，或者是由工作单位人事部门根据本人的叙述进行填写的，而并不是各级组织对他身份关系的确认。对于工会登记表，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不能证明这个表格中原告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并且这个表格也是王某1本人或者是由王某1所在的公会组织代为填写的，其内容都是王某1自主填写，而非公户组织认定，对于关于王某1家庭及各种情况证明材料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份证据也是政审证据，不能证明收养关系存在。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这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证人要出庭作证来证明他亲历的事项，否则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以侄女的身份与王焕荣的其他侄女、侄子一起为老人过生日，其他的两张看望老人的照片不能确认其身份是女儿，也不能体现他履行了赡养义务，作为侄女探望老人是人之常情，并且原告曾经利用老人的身份参加了工作，去看望老人是人之常情。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只能证明王焕荣发放退休金的数额，不能证明存款由被告控制，从流水就再来看，自2015年12月份，转账到被告妻子刘敏的卡上，是因为一王焕荣已经90岁了，去银行支取工资身体受到限制，二被告及妻子一家一直与老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对证据八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财产属于被告家庭共同公有，并非是被继承人的遗产。 二、被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家庭常驻人员登记表户口本一套，共8页，证明原告不是被继承人的家庭成员，原告与被继承人不存在收养关系，本案证明原告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举证责任在原告，被告仅仅是举证证明在2008年经过更换的原有的常住人口没有任何变化的户口登记，来说明不存在收养关系。证据二，墓碑照片一张，内容为原告父母合葬的墓碑，墓碑上有原告的名字，证明原告与王焕荣不存在收养关系，理由是过继给他人的子女，或者被他人收养的子女，给父母立碑时是不上碑的，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因此该证据证明了原告与被继承人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根据司法部办理事实收养关系通知公证的规定，有证据来证明共同生活，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而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则才能成立事实收养关系，墓碑上突出显示了王某1仍然是王焕书的女儿，权利义务关系没有消除，与被继承人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原告对被告所提供的以上证据质证：对证据一仅能证明王某1出嫁以后王焕荣的家庭情况，因为该户口本的切换时间是2008年6月12日，此时王某1已出嫁多年，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明王焕荣与王某1之间关系的证据。对证据二被告所称办理事实收养关系的公证条件仅是针对需要前往公证部门办理公证手续的公民所言，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事实收养关系需要具备前述条件，另外，王某1的亲生父母去世之后，其名字上碑，也仅代表其作为曾经的亲生女儿，对去世者的哀思，不能生硬的理解成没有改变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的依据。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内容。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因该案涉及胶州市公安局将原告的原始户口档案损坏或丢失，已不能从档案中确认原告与养父王焕荣、养母迟桂兰的亲属关系，在之前原告之子多次上访到胶州市公安局及上级公安机关，胶州市公安局给作出一些调查和情况落实，给予了答复意见，其答复意见虽然确认原告与王焕荣、迟桂兰的亲属关系，但因不是行政生效的相关法律文书，不能直接作为原告与王焕荣、迟桂兰亲属关系的法律依据进行使用，原告又反映到相关部门，并将对胶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胶州市公安局恢复原告与王焕荣、迟桂兰相关关系的原始档案，胶州市公安局承诺根据其对原告与王焕荣、迟桂兰亲属关系的调查了解，及对相关资料的查阅，认为应该给原告出具亲属关系证明，建议原告暂时不要提起行政诉讼，在公安局作出或者不作出亲属关系的决定后，原告再视情况提起诉讼。在本案继续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原告多次要求延期举证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经一审法院多次宽限，原告均未提交相关证据。后经原告申请，法院与原告代理人共同到公安机关调取亲属关系证明，但公安机关未予出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本案的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均已死亡，被告作为被继承人收养的孩子，享有法定第一顺序继承的权利。现原告以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请求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故本案的焦点是原告是否与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构成收养或扶养关系，即原告是否有权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本案的继承。如果原告有权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则应依法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分配，否则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身份不予认可，抗辩称原告与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不构成收养关系，没有继承的权利，原告提供了其就业时的原始档案及公安部门调查的相关笔录和答复意见予以证明原告与被继承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但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提供的原始档案证据系原告成年后就业时向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该材料由用人单位审查使用，无法直接确认原告与被继承人之间的收养或扶养关系；原告所提供的公安部门的调查笔录和答复意见，亦未对原告与被继承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作出具体的认定或证明，因此，原告目前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原告与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之间构成收养或扶养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原告与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之间的收养或扶养身份关系不予确认，根据目前证据来看，原告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若之后原告取得相关亲属关系证明，能够证明其与本案被继承人王焕荣、迟桂兰之间构成收养或扶养关系，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可另行提起诉讼予以主张。判决：驳回原告王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王某1与王焕荣是否成立收养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收养是指自然人领养他人的子女为己之子女，依法创制拟制血亲的亲子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收养关系即拟制血亲的亲子关系，是基于收养行为的法律效力而发生的。收养行为是一种依法变更亲子关系、转移亲子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身份法上的行为，具有法定的拟制效力和解除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关系，审理时适用收养法。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实施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实施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然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于《收养法》施行前成立的没有办理收养手续的收养有条件地承认其为事实收养。在法律上认定事实收养，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1.当事人之间需以父母子女相待，这是构成事实收养的重要条件；2.须有多年共同生活的事实；3.须有群众和亲友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具体到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收养关系发生在《收养法》施行前，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认定是否成立收养关系，即成立收养关系应由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上诉人提交胶州市公安局阜安派出所对上诉人邻居、同学、同事的三份笔录证明其主张，其“群众公认”的范围略显单薄，且也没有亲友的证明予以佐证。上诉人提交的其他书证也并不属于有关组织出具的上诉人与王焕荣“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证明，多数书证是上诉人自己填写的家庭情况。 本院认为，收养行为是一种依法变更亲子关系、转移亲子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身份法上的行为。收养行为成立以送养人有送养的意思与收养人有收养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方能成立。上诉人主张收养成立时属于特殊年代，虽然上诉人曾经与王焕荣共同生活，但上诉人亲生父母是否有送养的意思，或者是担心自己的历史问题会对上诉人产生不利影响而寄养于兄弟家中，王焕荣是否有收养的意思，或者是出于照顾兄弟女儿的情谊行为，均未为可知。据此，鉴于以上诸多不确定因素，本院实难认定上诉人与王焕荣成立收养关系。原审法院没有认定上诉人与王焕荣、迟桂兰成立收养关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海东 审判员   袁金宏 审判员   牛珍平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法官助理吕 菲 法官助理 朱文雪 书记员王 倩 书记员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