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闽08民终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德斌，男，197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长，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金锁，男，1951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明，福建矩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珰，福建矩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钟德斌因与被上诉人黄金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1民初2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德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长，被上诉人黄金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明、罗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德斌上诉请求：一、撤销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2020）闽0821民初239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进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一、一审法院认为“黄金锁提供的《协议书》、《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道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借条》、利息支付凭证等证据，与其陈述相一致，且借条载明‘今借到’、‘用于荣丰水库4#副坝合作投资款’字样，以上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钟德斌系以出具《借条》的方式向黄金锁补足出资款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一）《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约定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曹景荣之间合作承包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占股比例、出资、资金管理、施工管理等，该协议并没约定上诉人以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方式补充出资款，与本案借款纠纷不具有关联性。且该协议在第三条特别规定“乙方钟德斌（即上诉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全面主持本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对本项目资金支付享有唯一审批权，未经项目负责人批准的资金支付，……均为无效支付”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00万元资金支付从未经上诉人审批，该200万的大笔支出也从未得到上诉人及案外人曹景荣的认可。 （二）《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 1、在证据认定方面，一审法院认定标准不一、前后矛盾，明显不公，有避重就轻、偏袒被上诉人之嫌。一审法院在该判决书第5页倒数第10行至第8行表述为“至于该合资资金具体的项目构成及支付细节，系当事人对合资资金的管理问题，因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不予审查，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相反，对于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荣丰水库4#副坝、进水口、引水洞及金属结构工程费用支出明细表》却认定为“本院审查后认为，当事人对合伙期间资金的支出有争议，系其他法律关系调整范围，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无关联，故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为什么同样是对合作期间的资金支出有争议，一方的证据认为有关联，给予采信；而另一方的证据却认为无关联，不予采信,不能让上诉人信服。 2、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不属于新证据，且上诉人在一审明确表达不予质证及保留该意见前提下对该证据作出了书面质证，那么，一审法院可以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并给予采信的法律依据不足。 3、《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只表述为“合作金济汇总单”，并非报销清单，更不是决算单，因此，该“汇总单”至多也仅能认定为合作各方的预算单而已。另外，该“汇总单”上诉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曹景荣都有签名，在没确认或指名系某人“已投入本工程款项”的情况下，如何认定该款项系被上诉人投入，而不是上诉人或案外人曹景荣投入？再次，该“汇总单”所指的项目费用既没有付款人，也没有收款人，且，根据财务制度，款项支付必须资金流、票流、物流三流合一，而本案中，该证据甚至其中任何一流都无法提供，如何认定该款项已实际付出？ 4、如按被上诉人所称，其实际投入已达到214.5万元，那么涉案工程自2018年3月10日开工至3月21日仅11天，投资速度须达到约20万元/天，占中标工程造价13922208元的15.40%，而且不含人、材、机等建筑工程施工的主要成本。占比如此之高、投入速度之快明显不符合客观情况，不符合基本建设工程预算编制规定。该明显违反常理与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与涉案借款息息相关，一审法院仅以数额为“合作资金管理问题”为由不予审查，却最后按该数字予以认定，前后矛盾，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 5、该“汇总单”形成时间为2018年3月21日，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签订的合作承包协议时间为2018年2月1日。显然合作承包协议在先，汇总单签字再后，被上诉人在“汇总单”未形成之前就能进行“折算”，违背逻辑规律，一审法院认定为与其陈述一致错误。 （三）借条载明“今借到”、“用于荣丰水库4#副坝合作投资款”字样，只能说明上诉人具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及意图将该款项用于荣丰水库4#副坝合作投资款的目的，但该借款的意思表示及借款用途并不能免除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的责任，被上诉人仍有义务举证证明其将款项出借于上诉人并将该款项已用于项目投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因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其已将款项借给上诉人并已用于项目投资。故该法律的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四）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系上诉人误以为被上诉人已经将借款足额存入合作工程的资金活动账户，该错误认识不能反推被上诉人实际履行完成出借义务，被上诉人仍有义务承担举证证明实际履行出资的义务，即被上诉人仍应举证其将该出借款于何时、以何种方式、支付于何处的基础法律事实。 二、上诉人实际参与涉案工程相应管理及施工，系基于涉案项目合作承包协议，且上诉人以自身劳动、管理能力参与工程，获取合法收益，与涉案借款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钟德斌按约支付利息，并实际参与了荣丰水库4#副坝相应工程的管理及施工，可以认定黄金锁及钟德斌对钟德斌已完成出资的事实的认可”该认定完全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缺乏推理，更不符合逻辑： 首先，上诉人于一审庭审中多次强调，支付利息行为系基于错误认识而为，一审法院将该错误行为反推为事实认定条件属本末倒置，应予以纠正。 其次，上诉人实际参与该涉案工程管理及施工，系基于承包合作协议约定，以自身劳动获取工作收益，与涉案借款纠纷无关，不能以其行使职务行为作为其是否完成出资事实的认定。其履行职务行为与其是否完成出资没有必然的关系，该认定缺乏任何的形式推理和逻辑论证，完全属于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在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借款的前提下，上诉人补足出资义务并未转化为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的义务，本案情况不适用“当事人对借款提供方式的特殊约定”。 一审法院主张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可视为借款已交付。”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方式就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并将该款项用于“荣丰水库4#副坝合作投资款”，因此，若需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成立，被上诉人必须证明其已提供借款并将该款转入合作工程的资金活动账户（即被上诉人黄金锁名下账号为尾号8348的账户），且还需确保该款项用于“荣丰水库4#副坝合作投资款”，但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相关法律事实，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成立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四、一审法院认定“钟德斌与曹景荣对黄金锁前期投入的金额均认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中，上诉人与案外人及被上诉人共同在“汇总单”签名的行为并非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前期投入的金额的认可。该相关上诉意见与本上诉状第一大点第（二）项一致，对此不再赘述。 综上，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上诉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进而适用法律不当，再而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金锁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一审判决上诉人应归还2018年2月1日向被上诉人借款500000元，认定事实清楚。 1、上诉人认为《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完全是上诉人罔顾事实的无理狡辩，其用心显然是故意欺瞒本案借贷关系产生的基础事实而达到赖账的不法目的。 答辩人此前与上诉人及案外人曹景荣素不相识根本没有交往。正是由于答辩人此前在2017年11月12日取得了案涉荣丰水库工程的承包权后，作为项目部负责人为便于工程的施工管理，经长汀当地人的介绍才与上诉人及案外人曹景荣就合作承包施工的相关事宜进行共同协商。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三方于2018年2月1日共同签订了《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 鉴于答辩人此前因取得案涉工程投入巨大，而上诉人与案外人曹景荣一心想共同出资合伙承包施工，为此三方在2018年1月下旬开始就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也已经一致认同了答辩人此前投入工程的资金按200万元计算并约定了股比分配。因此在2018年2月1日三方共同签订书面的《荣丰水库4#合作承包协议书》，事实上就是对答辩人此前单独投入款项折算计人民币200万元和各方股比、出资金额的一个书面确认，并借此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此该协议书上“经合作三方认定初始出资合计贰佰万元”就是答辩人此前已经投入的资金，这是三方一致认可且毫无争议的，在此前提下，作为加入方的上诉人和案外人曹景荣，显然就必须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在协议书签订前后，案外人曹景荣在2018年1月29日、2月4日共转账20万元+20万元合计40万元工程合作投资款，其按约定出资到位。而上诉人分别在2018年1月29日、2月2日履行了10万和20万元的出资义务，其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在2018年2月1日协议签订当日，便主动向答辩人提出借款50万元作为该工程合作投资款、自愿按月息1.5%计算利息、月底支付。答辩人同意后，上诉人亲笔出具了一张《借条》给答辩人收执为凭。 通过上述事实可知，2018年2月1日三方签订的《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和当日上诉人亲笔出具的《借条》，结合答辩人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综合分析，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本案借贷关系系基于上诉人将应补足的出资款50万元转为借款的一个基础事实，从而形成了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显然该协议书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性。为此，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2月1日三方签订的《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证据的“三性”、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完全是正确、合法的。上诉人竟然以“该协议并没有约定上诉人以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方式补充出资款”为由认为与本案借款纠纷不具有关联性，实在是荒唐可笑。事实上2018年2月1日三方先行签订了《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之后，上诉人才另行找到答辩人协商要求借款的，在此情况下协议书里面自然不可能约定“上诉人以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方式补充出资款”的内容，这完全合乎常理。因此是三方签订协议后答辩人同意了上诉人的借款要求后，上诉人才亲笔出具案涉《借条》的。 至于上诉人主张该份协议书第三条关于“资金的监管”的约定，完全是协议达成后在合作承包过程中关于资金管理的一个条款，该条款与第一条“占股比例”和第二条“出资”条款在时间上并无冲突，从各自内容的具体约定也完全清楚地表明---三方内部须合作资金到位后，在此后三方合作承包过程中由上诉人负责资金对外支付的审批。因此上诉人将前期应由各合伙人投入的合作资金（资金收取），却视为“200万元资金支付”、“这200万的大笔支出”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根本不是协议约定的上诉人的管理权限，其故意混淆其将来可享有的资金支付审批权利和其应当必须先履行足额缴付合作资金的义务，也有意忽略协议书第一条“占股比例”和第二条“出资”条款均是由三方共同认可的事实。为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故意将200万元的初始出资款认为是案涉合作工程的资金支付款的辩解根本是混淆是非、完全是苍白无力、不合情理的。 2、一审法院采信答辩人提供的《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完全是合法合理的。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因上诉人否认200万元合作初始资金到位，故法官询问200万元合作初始资金的来源和构成，到庭的答辩人想起来在协议签订后三方有过一次对200万元共同确认的合作金汇总单。因此，答辩人当庭将其手机拍照存储的《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提交法庭质证。 上诉人在一审时认为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提交而不予质证，答辩人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三款“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该证据系我方对于已提供证据的补正，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因此可以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 而上诉人在保留前述意见的前提下对该份证据作出了书面质证意见，被上诉人也在庭后及时补交了该份证据的原件，因此在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无不当。至于该份证据记载的内容，上诉人质证认为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没有其他对应材料支撑的意见，答辩人认为该份证据是三方合伙人对于案涉工程合作资金为2145000元的一个共同确认，对于其中具体的1-11项目金额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亲笔签名认可的，系三方一致确认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如今却试图以账目不详、不清楚为由推翻，显然有违诚信原则，也有悖常理。事实上在汇总单扣除第11项保函（系2018年2月11日协议签订后的费用）列支的63000元的话，答辩人实际前期投入资金是2145000-63000=2082000元，这些资金就是答辩人在与浦城县泓兴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建设内部承包协议书》之后到与上诉人及案外人曹景荣签订《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之前（即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2月1日），期间答辩人作为个人所投入的有关案涉工程的费用。而之所以在2018年2月1日的协议书仅仅载明是200万元，还是答辩人在上诉人和案外人曹景荣的一再要求下，减让了82000元的费用，完全是为了友好合作、出于照顾的目的。而一审法院对于该合作资金具体的项目构成及支付细节认为系当事人对合作资金的管理问题，与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不不具有关联性而不予审查，也完全是正确的。 3、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然是工程合作承包过程中的资金往来和收付情况，显然和案涉民间借贷纠纷毫无关联，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认定，是完全正确的。 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两份证据从内容、时间上看，显然其证明的一个是自2018年动工到2019年2月28日期间支出的费用，另一个是证明在上诉人接受工程施工管理后至施工完毕时各方支出的情况。那么这些显然都是三方此后在工程合作承包过程中的资金往来和收付情况，显然和案涉民间借贷纠纷毫无关联。 4、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系上诉人误以为被上诉人已经将借款实际履行完成出借义务”，这种有悖常理的诡辩，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从情理上讲，上诉人是一个长期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的包工头，该事实其在一审庭审时也是认可的，不是基于上诉人有建设施工经验，既便有人介绍，答辩人也是不可能与其合作的。更何况从法律上讲，上诉人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其签订协议、出具借条、转账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能够完全知悉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诉人常年从事建设工程的承包施工，参与答辩人工程合伙承包是在认可答辩人先期投入资金总额款项并认领其名下股份的前提下，其因资金缺乏而向答辩人借款50万元作为补足出资，显然在其亲笔出具借条给答辩人收执时，就形成了答辩人及上诉人对其已完成出资、上诉人应欠答辩人借款50万元的事实。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持续向答辩人支付约定的利息长达一年多之久，哪里来“误以为被上诉人已经将借款足额存入合作工程的资金活动账户”的错误认识呢？显然是十分荒谬可笑。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正确。 正如之前答辩人陈述的理由，一审法院结合答辩人提供的系列证据，认为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钟德斌以出具《借条》的方式向黄金锁补足出资款的事实。并且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而作出的判决，答辩人认为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而正确适用法律的判决。 三、上诉人恶意将答辩人先行投入且三方认可的200万元初始投入资金曲解为合作期间的资金支出，且罔顾本案借贷关系是合伙纠纷（补足出资款转为借款）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基本事实，却狡辩以答辩人未实际履行出借义务，来达到推卸还款责任的非法目的，是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应当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金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钟德斌立即返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4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暂计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8月1日止的利息为127,500元-5,000元=122,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12日，黄金锁与浦城县泓兴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建设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黄金锁以项目部负责人、施工班组长的身份对长汀县荣丰水库4#副坝、进水口、引水隧洞及金属结构工程进行承包施工。2018年2月1日，黄金锁、钟德斌、曹景荣三人签订《协议书》，就前述工程的合作承包施工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约定：1、黄金锁占股比例40%、钟德斌占股比例40%、曹景荣占股比例20%。2、经合作三方认定初始出资合计贰佰万元整，黄金锁到位资金80万元，钟德斌到位资金80万元，曹景荣到位资金40万元。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需的补充出资，合作三方另行协定。3、合作三方一致同意黄金锁在建设银行长汀支行大同分理处尾号为8348的账户为资金活动账户。同日，钟德斌向黄金锁借款50万元用于该工程合作投资款，并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兹借到黄金锁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500000.00），按月息1.5%计算，月底支付。” 另查明，钟德斌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2月2日向黄金锁尾号为8348的账户转账100,000元和200,000元。曹景荣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2月4日向黄金锁前述账户各转账200,000元。后钟德斌于2018年6月29日支付利息37,500元，于2019年2月3日支付利息52,500元，于2019年9月4日支付利息10,000元，于2020年1月24日支付利息10,000元，合计110,000元。此后，钟德斌未在支付本息，经黄金锁多次催要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黄金锁是否已经交付借款。一审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黄金锁提供的《协议书》、《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借条》、利息支付凭证等证据，与其陈述相一致，且借条载明“今借到”、“用于荣丰水库4#副坝合作投资款”字样，以上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钟德斌系以出具《借条》的方式向黄金锁补足出资款的事实。此后，钟德斌按约支付利息，并实际参与了荣丰水库4#副坝相应工程的管理及施工，可以认定黄金锁及钟德斌对钟德斌已完成出资的事实的认可。在此情况下，钟德斌的补足出资义务已转化为向黄金锁归还借款的义务。双方对钟德斌将应补足的出资款转为借款的约定，属当事人对借款提供方式的特殊约定，该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的“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可视为借款已交付。”情形，故可以认定黄金锁已交付本案借款，钟德斌关于本案借款未交付的意见，不予支持。钟德斌辩称黄金锁与第三方公司约定仅需支付工程管理费、无其他费用的意见，因该约定与黄金锁为获得工程承包资格及后期施工而支出相关费用并不矛盾，且钟德斌与曹景荣对黄金锁前期投入的金额均认可，故对该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钟德斌向黄金锁借款并出具《借条》，双方之间形成借贷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当事人未约定还款期限，黄金锁可随时要求返还借款，现钟德斌经黄金锁主张债权后仍未还款显属违约，故黄金锁主张钟德斌返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黄金锁主张钟德斌按月利率1.5%计付借款利息的请求，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经计算，钟德斌已支付利息至2019年4月份（当月利息已支付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钟德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黄金锁的借款本金50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4月1日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应扣除已支付利息5,000元）。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25元，减半收取计5,012.5元，由钟德斌负担。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一审认定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钟德斌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关于《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的说明，证明该金济汇总单不是费用报销清单，也不是特指某人已经投入本工程的款项，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履行提供借款义务。 被上诉人黄金锁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如果是证据，曹景荣的说明应当由曹景荣到庭作证，该说明上曹景荣的签名无法证实是其本人所签，无法证明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当事人钟德斌的说明不属于证据，而应属于质证意见。而且说明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钟德斌关于《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的说明为其本人所述，不属证据范畴。曹景荣出具的说明，因曹景荣未出庭作证，说明上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无法确认，对该证据的客观性不予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黄金锁是否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上诉人钟德斌是否应承担还款的责任？ 本院认为，上诉人钟德斌与被上诉人黄金锁及案外人曹景荣于2018年2月1日签订的《荣丰水库4#坝合作承包协议书》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该协议书中，明确写明合作三方认定初始出资合计200万元整。而上诉人占股40%，则须出资80万元。结合同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黄金锁50万元整用于荣丰水库4#副坝合作投资款及上诉人在2018年1月29日和2月2日向被上诉人帐户共转帐支付30万元用于支付投资款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所借的50万元即为其在合作承包协议中所约定应出资但未出资的另外50万元。再结合2018年3月21日有三方共同签字确认的《荣丰水库4号附坝及隧洞工程合作金济汇总单》，该汇总单列明了被上诉人各费用项目及数额，以及上诉人从2018年6月开始陆续支付利息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上述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取得荣丰水库4#坝工程后与上诉人及案外人曹景荣进行合作，上诉人占股40%，其不足出资部分系以向被上诉人借入前期出资50万元的形式用于合作投资款的事实，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履行支付借款及其系误认为被上诉人有实际出资才支付利息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钟德斌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25元，由上诉人钟德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郑国柱 审 判 员 陈水柏 审 判 员 李馀彬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 邹 晖 书 记 员 陈笑平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