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云23民终1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拓东路**办公楼****，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3466297978。 法定代表人：朱加升，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文选，系该公司销售经理，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朝仙，云南兴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昌街道永昌路泰隆商城******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25823627562。 法定代表人：段裕雪，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川，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绍恒，男，198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郎啟忠，男，196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谋县福乐综合康复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黄瓜园镇中心街会信用代码91532328MA6K43671N。 法定代表人：赵春，系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元谋赵春中医诊所（曾用名：元谋赵春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2328MA6KFGD71E，经营场所元谋县黄瓜园镇陵园路**。 经营者：赵春，男，1959年10月3日生，汉族，中专文化，住云南省元谋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春，男，1959年10月3日生，汉族，中专文化，住云南省元谋县。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珍，女，1967年2月8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元谋县，系赵春妻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同公司）、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绍恒、郎啟忠、元谋县福乐综合康复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乐公司）、元谋赵春中医诊所（以下简称赵春诊所）、赵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元谋县人民法院(2018)云2328民初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来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朝仙、阳文选，元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川，福乐公司、赵春诊所、赵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珍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朱绍恒、郎啟忠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来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一、由朱绍恒、郎啟忠支付上诉人钢材款591537元，支付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每天按755元计算的利息；二、由元联公司、福乐公司、赵春诊所及经营者赵春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一、福乐公司、赵春诊所、赵春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第三人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在履行了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义务后，不再承担责任。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当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2016年11月27日在上诉人与朱绍恒、郎啟忠和福乐公司协商中，由朱绍恒、郎啟忠向福乐公司以借款的形式向福乐公司借款，福乐公司向上诉人保证并确承诺先暂付30万元，余下部分12月30日前付清，事后赵春于2016年12月18日向上诉人依约支付了20万元，在本次协议中，福乐公司作出的承诺是典型的保证担保，是明确的债务其以发包人的形式保证并承诺承担直接替朱恒、郎啟忠还款的义务，故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事实要求；其二、2017年1月3日对591537元的钢材款支付问题，上诉人与赵春医院、赵春达成协议，赵春承诺于2017年1月15日前支付给上诉人10万元，并承诺每次拨付工程款给元联公司时，首先通知上诉人到场优先领取钢材款，如不通知上诉人到场私自拨付工程款，赵春要承担相应责任。该协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即第三人向债权人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在履行了监督支付专款专用的义务后，不再承担责任。未尽监督义务造成资金流失的，应当对流失的资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赵春和赵春诊所作为福乐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投资人，其向上诉人作出的保证监督支付专款专用承诺应当产生法律效力，符合担保法解释第二十六条中的担保规定，其对591537元的钢材款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故判决赵春诊所、赵春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元联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元联公司作为《钢材供货合同》的相对方，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其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建筑法》第26条的规定，凡是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使用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的，均属借用资质或者资质挂靠行为。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对如何具体认定“挂靠”行为作出了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挂靠：（一）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朱绍恒、郎啟忠作为自然人和个人，元联公司将资质借予该二人，其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其借用行为存在过错，其应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且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也应承担合同义务。朱绍恒、郎啟忠以被挂靠人的名义签订合同，作为资质的借用方和工程的实际承揽人，其是该项目的直接操纵者和违法行为实施者，其直接承担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应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三、关于违约责任如何计算的问题上诉人作为销售方，其销售的钢材所属的资金并非完全属其自有资金，有部分是通过融资支付比一般银行利息高的民间资金，故其资金流动性越快对上诉人越有利。而本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已明确告知元联公司资金要现金，否则上诉人无法做生意，也拖不起，故在约定时已告知了相对方违约应承担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向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根据双方的约定和本条规定，双方签订《钢材供货合同》时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方法，且该标准并未超过国家关于民间借贷利率月息二分的标准，故在双方约定不违法的情况下，应考虑守约方的损失，否则违约方拖欠越长对违约方越有利，对守约方越不利，守约方的损失更大，明显对守约方不公平，故在双方约定不违法的情况下应尊重双方的约定，以体现公平公正。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由六被上诉人共同支付上诉人的钢材款。 元联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并改判：一、依法改判上诉人对491537.00元钢材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18307.40元不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六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或发回重审。一审判决认为：“2016年4月18日，朱绍恒、郎啟忠代表元联公司与原告签订了《钢材供货合同》，约定元联公司承建的元谋县福乐康复院工程所需钢材由原告供应，双方对供货时间、价格、计量方式和违约责任等都作了约定。2016年5月18日，原告与元联公司达成《补充协议》，双方对钢材供应价格作出变更……综上，原告供应钢材给被告元联公司用于承建福乐公司的建房项目，对于被告拖欠的钢材款59153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违约金，被告元联公司有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元联公司自始至终均未与来同公司签订《钢材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元联公司没有购买钢材用于承建元谋县福乐康复院工程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承建该项目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之规定，朱绍恒、郎啟忠冒用元联公司名义与来同公司签订《钢材供货合同》及《补充协议》，并非元联公司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钢材供货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其次一审庭审中元联公司就否认了《钢材供货合同》中印章和《法人授权委托书》中法定代表人“段裕雪”的签章，认为系伪造的印章和签字，并就钢材供货合同中的印章及授权委托书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真实性提交了书面印章、笔迹司法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却以鉴定申请与在本案中是否承担付款义务无实质意义为由，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该不予准许司法鉴定的决定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和合理理由，因为《钢材供货合同》中元联公司的印章和《法人授权委托书》中法定代表人“段裕雪”的签章是否真实，是本案的关键事实，如果不进行司法鉴定，就无法明确元联公司签订《钢材供货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是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这一基本事实，更无法判定元联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支付钢材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法律责任。然而，一审法院独断专行，在未查明本案关键事实的基础上，就认定元联公司对来同公司主张的钢材款59153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违约金有支付责任，毫无法律依据和逻辑可言，且极其荒谬。最后，一审认为：“根据福乐公司与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零下工程组织施工临时暂订协议》元谋县福乐康复院工程建设项目是由被告元联公司施工被告郎啟忠、朱绍恒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对该笔钢材款，应由郎啟忠、朱绍恒承担支付责任，元联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该认定明显错误，《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零下工程组织施工临时暂订协议》非元联公司的意思表示，且我公司在得知郎啟忠、朱绍恒冒用公司名义私刻项目部印章承建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项目后，就另案提起诉讼确认该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在未查明《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零下工程组织施工临时暂订协议》是否是元联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对元联公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就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未免过于武断；况且，即便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也仅能证明元联公司与福乐公司签订过协议，既不能证明元联公司与来同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形成了“表见代理”法律关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结论。因为元联公司与福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本案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然而，一审法院枉顾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任意裁判，法律逻辑混乱，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二、一审判决显失公正，严重损害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本案中，上诉人被郎啟忠、朱绍恒伪造公司印章、冒用名义承包元谋县福乐康复院建设项目、签订《钢材供货合同》，朱绍恒、郎啟忠伪造上诉人公司印章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将朱绍恒、郎啟忠伪造公司印章冒用公司名义从事民商事活动的民事法律责任归咎于被伪造印章、冒用名义的上诉人，既不符合法律责任承担的法理依据，即有行为一有责任，也有违“司法公正”，且必将造成社会恐慌，让合法经营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市场经营主体人人自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正在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且已有成效，本案的裁判结果直接关系到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对钢材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严重阻碍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发展与建设，也严重损害了上诉人作为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对案件的审理严重超出法定审限，对超期审理的行为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之规定，本案于2018年6月22日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云23民终109号裁定，裁定发回元谋县人民法院重审，而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审理时限长达一年半之久，已严重超出了法定的审理期限，请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超期审判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明并纠正，追究主要责任人的相关法律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结果显失公正，严重损害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超出法定审理期限，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保障“司法公正”，彰显“司法为民”的司法能动性，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朱绍恒、郎啟忠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福乐公司、赵春诊所、赵春辩称：我方认可一审判决，我方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事实和理由：1.买卖合同不是我方签订的，合同是朱绍恒、郎啟忠签订的，我方不应承担责任；2.我们未通知对方支付一次工资30多万，是因为过年政府督促我们先支付工人的工资。 来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元联公司支付钢材款591537元，并支付违约金每天755元（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请求判令朱绍恒、郎啟忠、福乐公司、赵春医院及赵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元联公司、朱绍恒、郎啟忠、福乐公司、赵春医院、赵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8日，朱绍恒、郎啟忠代表元联公司与来同公司签订了《钢材供货合同》，约定元联公司承建的元谋县福乐康复院工程所需钢材由原告供应，双方对供货时间、价格、计量方式和违约责任等都作了约定。2016年5月18日，来同公司与元联公司达成《补充协议》，双方对钢材供应价格作出变更。合同签订后，来同公司便于2016年4月27日、5月18日、7月26日分三批将钢材运至元谋县黄瓜园镇福乐康复院工地使用。2016年9月22日，经来同公司与朱绍恒、郎啟忠进行结算，确定差欠来同公司钢材款791537元，朱绍恒和郎啟忠承诺于2016年9月30日前付清钢材款，否则从10月1日起资金占用费按每天5元吨计算。2016年11月27日，来同公司到福乐公司工地向朱绍恒和郎啟忠催要货款，朱绍恒和郎啟忠向赵春医院借款的形式，由赵春医院于2016年12月18日向来同公司支付钢材尾款20万元，其余591537.00元一直未付。2017年1月3日，对于钢材款591537元的支付问题，来同公司与赵春医院达成协议，赵春承诺于2017年1月15日前支付给来同公司10万元，并承诺每次拨付工程款给元联公司项目负责人朱绍恒、郎啟忠之前，首先通知来同公司到场优先领取钢材款，如不通知来同公司到场就私自拨付工程款，赵春要承担相应责任，后欠款未支付给来同公司。综上，来同公司供应钢材给元联公司用于承建福乐公司的建房项目，对于拖欠的钢材款591537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元联公司有支付责任，朱绍恒和郎啟忠作为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负责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福乐公司作为工程的所有人且承诺垫付钢材款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望法院支持来同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福乐公司与元联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零下工程组织施工临时暂订协议》元谋县福乐康复院工程建设项目是由元联公司施工，郎啟忠、朱绍恒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对于该笔钢材款，应由郎啟忠、朱绍恒承担支付责任，元联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本案中，福乐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不应对钢材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根据赵春医院与来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赵春医院同意在2017年1月15日前支付来同公司10万元，故赵春医院应在其承诺的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赵春作为赵春医院的经营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因郎啟忠、朱绍恒承诺所欠钢材款于2016年9月30日前全部付清，如不付清，则从10月1日起至付款日止，按5元/吨/天计算。故对于来同公司要求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双方的约定过高，一审法院作适当调整，按照所欠钢材款的20%予以支持为591537×20%=118307.4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朱绍恒、郎啟忠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来同公司钢材款491537.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18307.40元，元联公司承当连带支付责任；二、由赵春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来同公司钢材款100000.00元；三、驳回来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15.00元，由朱绍恒、郎啟忠、元联公司承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 二审中，上诉人来同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元联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以下异议：朱绍恒、郎啟忠并非公司的合法授权的代表人，一审我方已申请鉴定，但一审法院未批准，授权委托书的公章与公司备案公章有明显区别；补充协议上没有元联公司的盖章，并有第三个公司云南净享科技有限公司。福乐公司、赵春诊所、赵春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 二审中，双方均无新证据提交。 上诉人元联公司虽主张《钢材供货合同》中上诉人的印章和《法人授权委托书》中法定代表人“段裕雪”的签章，认为系伪造的印章和签字，但本院认为，《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零下工程组织施工临时暂订协议》虽被确认无效，但“2016年4月8日康复养老公司为建设方的法定代表人赵春、与元联建筑公司为施工方的法人委托代表朱绍恒签订了《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零下工程组织施工临时暂订协议》，”是为本院生效判决（2020）云23民终471号案件所确认定事实。即证实了元联公司承建了该工程，且来同公司提供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出该工程的承建方为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时《元谋县福乐康复院零下工程组织施工临时暂订协议》中朱绍恒是作为法人委托代表的身份出现，在《钢材供货合同》中朱绍恒也为购货方元联公司的代表人身份出现，一审根据以上的事实认定《钢材供货合同》的购买方为元联公司并无不当。即使《钢材供货合同》上元联公司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也不能仅凭二者不一致就推翻以上结论，故一审法院未同意进行鉴定亦并无不当。对于《补充协议》，一审虽然在首部出现的甲方为“云南净享科技有限公司”和“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但在签字部分仅有“朱绍恒、郎啟忠”作为甲方签字，没有加盖任何一个公司的印章，但从内容上来说该补充协议是对元联公司与来同公司所签订的《钢材供货合同》的补充。而在《钢材供货合同》中朱绍恒是作为元联公司的代表人签订，故一审认定《补充协议》是来同公司与元联公司签订的并无不当。 综上，除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最后两句话“综上，原告供应钢材给被告元联公司用于承建福乐公司的建房项目，对于被告拖欠的钢材款591537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被告元联公司有支付责任，被告朱绍恒和郎啟忠作为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负责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福乐公司作为工程的所有人且承诺垫付钢材款也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之外，本院经过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应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理由，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元联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钢材款的支付责任？二、赵春诊所、赵春、福乐公司是否应就所有欠款承担保证责任？三、本案违约金应当如何计算？四、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云南净享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朱恒绍作为元联公司的代表人与来同公司签订了《钢材供货合同》，并且在工地上负责施工，即使元联公司未授权朱绍恒签订《补充协议》及进行结算，但来同公司有理由相信朱绍恒有权代表元联公司，做为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元联公司应承担支持欠款的责任，但因一审判决由朱绍恒、郎啟忠承担支付责任，元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朱绍恒、郎啟忠并未上诉，故对于责任的承担方式应予维持。 关于焦点二，2017年1月3日来同公司与赵春医院签订的《协议书》，协议的首部签订协议的双方是来同公司与赵春医院，签字部分是朱加升和赵春，并未加盖印章，赵春认为其的签字是作为赵春医院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代表的是赵春医院，本院亦只能认定该协议的双方为来同公司与赵春医院，故承担责任的主体为赵春医院，即现在的元谋赵春中医诊所，上诉人来同公司要求赵春及福乐公司承担责任并无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同时《协议》第一条规定的是赵春在每一次付工程款给元联公司之前，要通知来同公司到场优先领取钢材欠款，2017年1月15日之前，赵春再次支付给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10万元。第二条约定初步约定于2017年6月30日之前，赵春通知来同公司负责人来领取尾欠钢材料，如资金提前到位，赵春同意提前支付，如情况有变，双方再行协商相关事宜。通过以上协议的内容，只明确了2017年1月15日之前的赵春应支付给来同公司10万元，剩余的钢材款双方约定并不明确系由赵春支付，同时在签订了该协议之后，赵春仅因过年优先支付了一次工人工资，此后就未向元联公司支付过任何费用。故一审判决由赵春医院支付10万元的钢材款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关于违约金，一审按未付金额的20%计算不当，应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1至5年期基准利率（年息）4.75%上浮50%再上浮30%来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此标准计算，1-5年期的基准利率为年息4.75%，上浮后为9.2625%，从双方约定的2016年10月1日起按此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此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以朱绍恒、郎啟忠应支付的欠款491537元为本金计算为131596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再上浮30%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关于焦点四，综合本案目前能查明的事实，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均与云南净享科技有限公司无关，故本案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 综上，上诉人来同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元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2018）云2328民初741号民事判决； 二、由朱绍恒、郎啟忠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钢材款491537元及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131596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再上浮30%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三、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以上朱绍恒、郎啟忠应支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由元谋赵春中医诊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钢材款100000元； 五、驳回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款项交一审法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715元，由朱绍恒、郎啟忠负担，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未交，与以上执行款一并交纳），上诉人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175元由上诉人云南来同商贸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已交），上诉人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899元由上诉人云南元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段雨函 审判员  沈黎芸 审判员  王中强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戴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