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35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肖湖，女，汉族，1983年9月2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11************026，户籍所在地：广州市越秀**。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学智、梁齐，均系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陈慧慧，女，汉族，1991年8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20************028，户籍所在地：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利兵，系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盛权，系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一：黄志雄，男，汉族，1972年10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595，户籍所在地：惠州市惠城区*************。原审第三人二：张雪英，女，汉族，1978年8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511************329，户籍所在地：深圳市龙华区*******。上诉人肖湖与被上诉人陈慧慧、原审第三人黄志雄、张雪英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1302民初5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肖湖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所作（2019）粤1302民初5229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欠款255000元及相关利息（利息以25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上诉人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依法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背景事实。1、2018年8月9日，上诉人肖湖（下称“原告”）与被上诉人陈慧慧（下称“被告”）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开设经营涉案早教中心，被告出资64万认购原告经营的早教中心，占股80%，原告占股20%，早教中心的运营工作由被告主导，原告配合支持。后，双方签订《惠州市明辉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早教中心所属的惠州市明辉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80%股权转让给被告。2、2018年11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转让协议》，主要约定：（1）原告同意将早教中心100%股权整体转让给被告，并协助被告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行政登记手续；（2）原告同意将早教中心固定资产（包括现有铺面装修、设备、库存）整体转让给被告；（3）原告同意协助被告办理正规早教资质；（4）双方协商，转让费为人民币84万。3、《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配合被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房屋租赁转让、经营场所移交、客户移交等手续，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转让款，至今仍拖欠原告转让费用25.5万元。4、2019年3月5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被告支付拖欠转让款25.5万元及利息。2019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粤1302民初5229号民事判决，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协议》，原告返还557000元给被告。5、涉案早教中心情况：位于惠城区三环南路**金山湖花园****铺，实际使用面积530平方米，房产证面积248.51平方米；2014年10月8日，早教中心工程消防验收合格【惠城公消验字[2014]第0xxx号】。《合伙协议》签订后直至原告起诉被告时，早教中心一直由独自运营。后，被告出于解除转让协议的不当目的，暂停运营早教中心。二、上诉意见。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有关的协议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不享有合同解除除权，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未予审理查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应予以纠正。（一）《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原告将早教中心100%股权及资产整体转让给被告，而非为了使早教中心能够合法经营下去，且合同目的已经基本实现，一审法院不应擅自变更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变相加重原告的合同义务。无论从合同名称，还是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转让协议》的目的均为早教中心股权及资产的转让，《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以下事项：（1）甲方同意将早教中心100%股权整体转让给乙方；（2）甲方同意将早教中心固定资产整体转让给乙方。由此，原告与被告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仅限于早教中心股权与资产的转让。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协议》的目的“为使早教中心合法经营下去”，是在变相加重原告的合同义务，对原告极端不公平。按照一审法院对《转让协议》目的的认定，早教中心合法转让后，如果被告因经营不善而导致门店倒闭，双方签订的合同目的岂不是仍然实现不了？原告对此仍需承担违约责任？显然，这是十分荒谬的，也是极端不合情理的，严重背离法律运行规则。而且，双方订立《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基本实现。《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配合被告办理早教中心的工商变更登记、房屋租赁转让、经营场所移交、客户退款移交等手续，《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除了本案诉请的金额外，也已支付了大部分的转让款项，且已在实际运营早教中心。因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不仅能够实现，而且已基本实现，一审法院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认定，显然是错误的，有悖于事实基础。（二）原告的“协助”义务，不应成为该事项的责任主体，原告已协助被告办理多项转让行为所涉及的有关手续，已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且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提出协助而上诉人没有提供协助，即原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反协助义务的认定不能成立。1、原告的“协助”义务，不应成为该事项的责任主体。原告与被告在《转让协议》中约定，原告“协助乙方（被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行政登记手续”“协助乙方（被告）办理正规早教资质”，姑且不论协议中约定的“其他相关行政登记手续”“早教资质”是否应为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办学证照”，即使早教需要办理有关办学证照，这项事务办理的主体也应为被告，原告仅需提供协助义务。一审判决将被告事项办理的主体和原告的协助义务混为一谈，对合同约定的条款作偏向被告的解释，加重被告的责任承担，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第一，从“协助”文义解释上看，“协助”在《辞海》中是“帮助、辅助”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办理有关证照事项中，原告仅有帮助、辅助的义务，而非涉及的有关证照由原告承担办理的义务。第二，从合同整体解释上看，除了上述“协助办理”的争议条款外，《转让协议》在最后一条款约定“另一份由乙方留存，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即办理相关证照手续的主体应为被告。第三，从合同目的上看，《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原告转让早教中心股权及资产，协议签订后，被告独立运营早教中心，而且早教中心的工商登记主体已变更为被告，此时原告已丧失办理早教中心有关手续的权利，办理有关证照手续的主体只能是被告。2、原告已协助被告办理多项转让行为所涉及的有关手续，已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原告配合被告办理早教中心的工商变更登记、房屋租赁转让、经营场所移交、客户退款移交等手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提出协助而上诉人没有协助，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反协助义务的认定不能成立。因此，即使法院认为早教中心需要办理有关证照，该证照的办理的责任承担主体在于被告。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的协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转让协议》由被告方制定，即使合同解释存在争议，也应对被告作不利的解释，一审法院不应违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依职权纂改合同意思，加重原告的合同义务的承担。（三）签订《转让协议》前，被告对早教中心的证照及运营情况知情，理应承担合同签订后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背离合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双方便签订《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也已实际运营早教中心，被告对早教中心的证照及经营情况均知情。且，早于2018年8月3日，原告明确告知被告“确认暂时停办”早教申请（原告提交证据P5），2018年9月18日，原告再次告知被告“当下就是早教类停办”（原告提交证据P21）。而且，《转让协议》也作出明确的约定“乙方对铺面各方面情况有全面了解”。由此，在签订《转让协议》前，被告对早教中心的证照及运营情况明显知情。《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鉴于双方在《转让协议》上明确约定“双方签字后生效”，被告理应承担《转让协议》签订后的法律后果。即便被告认为尚有证照手续需要原告协助，也应当首先选择要求承担协助办理有关手续的义务，而不是解除合同。一审法院支持被告恣意解除合同的行径，明显背离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四）一审法院要求早教中心须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履行登记程序，有悖于国务院有关指导意见的规定，且早教中心在转让时没有办学证照，并不影响《转让协议》的有效成立，更不会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被告不能恣意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认为早教中心的设立须经审查及登记程序，涉案早教中心在转让时没有办学证照，进而认定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并致合同不能履行。原告认为一审法院这一认定于理不合,于法无据。其一，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对早教中心、幼托机构的法律性质、监管政策尚不明确，并未有任何法律规定要求早教中心需要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查登记。而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举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在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而非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早教中心应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履行登记程序，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其二，即使法院认为早教中心需要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有关的登记规定意为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涉案早教中心是否依照上述规定完成登记程序并不影响《转让协议》有效成立。而且，《转让协议》不违反任何的强制性规定，更不存在任何不法目的及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因素。其三，本案早教中心的股权及资产交易，关涉诸多方面，如相关客户已对被告运营早教中心的接受和信任，工商登记主体已变更为被告，社会成本和影响已经倾注其中。且被告受让股权及资产后已实际运营早教中心，在原告不存在任何有根本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动辄解除合同对原告影响巨大，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也违背了公平原则。综上，原告肖湖与被告陈慧慧签订的《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仅限于转让涉案早教中心的股权及资产，合同目的也基本实现，且原告肖湖在本转让事项已经履行有关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陈慧慧不存在合同解除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也不正确，变相加重原告肖湖的合同义务以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有关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理，公正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原告肖湖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涉案《转让协议》的目的就是转让涉案学生午托服务部股权、资产及经营权，且现有法律法规并无任何规定明确早教机构需办理有关资质，一审判决明显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的错误，变相加重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转让协议》明确约定的转让铺面为惠州市惠城区萌宝亲亲学生午托服务部，转让的项目为该服务部的经营权和财产，具体包括固定资产、现有铺面及铺面装修、教学设备、库存、以及铺面商誉、客户资源等。转让价款合情合理。首先，转让价款不仅仅包括涉案的铺面，还包括上诉人多年经营累积起来的店铺商誉以及上诉人的客户资源；其次，涉案店铺位于金山湖花园2栋1层，潜在客户多，是开展幼儿教育业务的极好的地理位置，而且铺面实际使用面积达530平方米；其三，现有法律法规并无任何规定明确早教机构需办理何种资质，上诉人及一审判决要求承担办理早教资质的义务，显然在变相加重上诉人的义务承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规定，举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在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二、签订《转让协议》前，被上诉人对涉案的转让事项完全知情；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的义务，被上诉人也应按约向上诉人支付转让款。被上诉人是在对转让事项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1.被上诉人长期从事早教培训工作，对涉及幼儿教育、培训行业具有相当高的认知，对早教行业现状及资质问题十分清楚；2.在《转让协议》签订前，被上诉人便参与了参与涉案店铺的经营活动，被上诉人对涉案店铺的证照及经营情况均知情；3.在《转让协议》签订当天（2018年11月23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明确告知被上诉人：“我义务协助，并不是我责任帮你办理证件。”被上诉人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转让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已积极配合被上诉人办理涉案店铺的工商变更登记、房屋租赁转让、经营场所移交、客户移交等手续，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被上诉人不能因为自身的经营不善导致获益不佳，遂恣意要求解除合同，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且极其不公正的判决。被上诉人陈慧慧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任何根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分别于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10日、2018年11月30日签订了三份有效合同，分别为《合伙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和《转让协议》。前两项未被执行，但与第三项密切相关。短期间内，双方就上述三个合同目的一致：答辩人受让被答辩人的早教中心的100%股权，转让费84万元，涉案机构必须符合正常经营的合法证照，能够办理相关证照。若三个合同分开，双方权利义务完全不对等，将导致答辩人重复支付款项，显失公平。所以，被答辩人所说转让的是店铺不需要早教中心的合法证照没有事实依据。二、上诉人自称转让给答辩人的“早教中心”不包括办学资质，约定的84万元对价也不包括资质因素理由是不成立的。上诉人称转让费针对的仅为办公电脑2台，打印机2台，电子触摸白板2部配套教材设备等，以及相应的装修20万左右等。但其没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且《合伙协议》第3条明确上述设备仅值5.8万元，况且还存在其自行使用多年的折旧因素。另外，涉案场地是第三人自费装修经营的，后来才出租给上诉人。上诉人开办了“早教中心”，而且还拥有这么多学生，明知办学资质对于“早教中心”的实际营运必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认为转让给答辩人的“早教中心”不包括办学资质，约定的84万元对价也不包括资质因素，且称其在转让时已将无资质的情况明确告知答辩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答辩人，愿意出高额价款转让取得没有办学资质的“早教中心”，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因此，上诉人称转让给答辩人的“早教中心”不包括办学资质，约定的84万元对价也不包括资质因素理由是不成立的。答辩人与被答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目的已明确约定。该《转让协议》已经约定“协助乙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行政登记手续”“协助乙方办理正规早教资质”。所以，答辩人与被辩人在最初《转让协议》中，就早教中心可以合法经营的条件已有明确约定。即答辩人受让的早教中心要有合法证照，这样才符合合同约定的对价84万元，否则，答辩人是不会同意受让的。三、本案中，涉案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七条，判决解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分别于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10日、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协议》，并无不当。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设立早教中心须经过审批并按程序进行登记。而且该转让所涉及的早教中心，在转让时没有办学证照，也不具备办照条件。而答辩人合同目的，是为了使受让的早教中心能够合法运营，现在由于因无法办理办学证照，转让方没有履行合同义务也，已经构成违约，并且该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答辩人不能实现签订合同的目的，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应被解除。所以，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七条，判决解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分别于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10日和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协议》，适用法律正确。四、由于受让被答辩人的早教中心无法合法运营，答辩人已经与第三人黄志雄、张雪英解除了租赁关系并退还店铺。被答辩人拒不提供早教中心的合法办学证照，也不协助办理合法办学证照，导致答辩人受让后无法合法运营，答辩人于2019年8月25日与第三人黄志雄、张雪英解除了租赁关系并退还店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原审判决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陈慧慧补充答辩意见称：一、上诉人肖湖称转让内容不包括合法证照并非事实。二、涉案经营场所是否需要取得早教中心的合法证照，与被答辩人受让后能否合法经营有密切关系。三、如果转让价格85万元不包含合法证照内容，显然有悖于常理。原审第三人黄志雄、张雪英未提交答辩意见。原审原告肖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255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255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计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原审被告陈慧慧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反诉原告、被告双方分别于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10日、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二、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返还转让费61.5万元；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35000元；四、请求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庭审中反诉被告增加诉讼请求为：要求退还2018年9月、10月、11月份的租金合计45000元，赔偿装修损失75590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9日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1、培训中心为个体营业户，被告出资54万认购原告经营的早教中心（地址：金山湖花园**北门明辉心教育），占股80%，原告占股20%。在此基础上，原、被告双方合作成立新的早期教育培训中心（名字在工商核名之后填写上去）。2、培训中心的经营范围为：全英文早期教育培训、学生午托服务等。3、培训中心原设备包含：感统教室全套教具价值5.8万元。办公电脑2台、打印机2台、电子触摸白板2部培电脑。床、桌、椅若干、教材若干、电视3台、硬件软件装修见实体等等。4、培训中心的人员含原有的生源20多名和原有的熟练老师3名和阿姨一名。5、培训中心的运营工作由被告主导，原告配合支持。具体权利和义务见转让协议。6、原、被告双方预先交付60000元作为日常开支的现金流费用。现金流费用自本协议书签订后交付，由被告统一管理使用。次日，2018年8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原告同意将惠州市明辉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100%股权中的80%以0.8万元/股、80%的股权共计转让款64万元转让给被告，被告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2、被告同意在本合同订立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向原告支付50%上述股权转让款。剩余款于合同签订日后1个月，学校完成装修运营后支付原告。第三条盈亏分担。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被告将更名明辉心教育为美迪斯-迪菲早期教育公学，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与分担亏损。（原、被告双方约定，股权转让之前收取的学费归原告所有，产生的退学费用由原告承担。转让后期的费用，由原、被告双方按照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第五条合同的变更与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当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变更或解除合同。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第六条争议的解决……。2018年11月30日双方再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因原告为转让铺面的合法经营者，已合法领取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证照，在被告对铺面各方面情况有全面了解后，经原被告双方协商，拟定一下约定共同遵守：一、转让：1、原告同意将早教中心100%股权整体转让给被告，并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协助被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行政登记手续。2、原告同意将早教中心固定资产整体转让给被告，详见附件固定资产清产。3、原告同意协助被告办理正规早教资质。4、原告承担2018年9月前所收取的课程费用，并将其全部清退，并和被告核对清退清单。5、原告承担原有园的9月以及之前的员工开支，以及8月场地租赁费。6、由于以前课程产生的纠纷，完全有原告承担。二、转让费：1、经双方协商，转让费用为人民币84万元。三、……4．早教中心经营产生之一切支出（9月铺面租金、水电费、新员工工资，新员工宿舍房租、伙食等）由乙方负责，早教中心收入归乙方所有。5．甲方押金（金额为人民币3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万元）归甲方所有。另查之一，惠州市明辉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期限自2017年9月8日，法定代表人为肖湖，登记机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住所为惠州市***********************，经营范围为教育咨询服务（不含培训及办学项目）；午托服务；文化艺术交流及策划。惠州市惠城区萌宝亲亲学生午托服务部，注册日期为2017年9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肖湖，登记机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工伤行政管理局，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住所为惠州市***********************，经营范围为学生午托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另查之二，被告与魔力方建筑设计惠州有限公司签订旧屋改造合同，约定对惠州市***********************进行装修装饰。被告向魔力方建筑设计惠州有限公司支付了135000元费用。另查之三，肖湖于2017年7月10日与第三人黄志雄、张雪英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房屋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实际使用面积约为241.59平方米，房产证面积约为107.32平方米……”约定租赁保证金四万元。2018年11月30日，陈慧慧与第三人黄志雄、张雪英另行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房屋位于惠城区三环南路18号金山湖花园2栋９、10号铺，……实际使用面积约为530平米，房产证面积为248.51平方米……；租赁保证金约定为三万元。另查之四，经本院组织双方调解，未能达成一致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双方共签订了《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协议》，其中前面的协议和合同没有履行；第三份协议双方对权利义务进行了确定，并已支付转让款61.5万元，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合同。从双方协商过程及合同履行情况来看，受让方对受让的位于惠州市惠城区******************的早教中心只有工商登记手续的事实是清楚的，在《转让协议》中也约定，转让方“协助乙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相关行政登记手续”“协助被告办理正规早教资质”等。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早教中心的设立须经审查及登记程序，而本案转让的早教中心，在转让时是没有办学证照的，也不具备办理证照的条件。而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使受让的早教中心能够合法经营下去，现因无法办理办学证照，转让方的协助义务也没有履行，已构成违约，并致本案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受让方不能实现签订合同的目的，双方签订的协议应予解除。因此，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支付尚欠的转让款255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本诉原告提出返还房屋押金3万元的请求，因该押金是原告与房东之间的关系，本案第三人即房东又没有到庭，无法查清给付情况，因此，本诉原告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被告提出解除三份合同、返还转让款61.5万元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被告接手经营场地时，包括了价值5.8万元的设施，且由被告使用了一段时间，因此，原告返还转让款时，可扣除该5.8万元。对被告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135000元、退还2018年9月、10月、11月份的租金合计45000元及赔偿装修损失75590元的反诉请求，因该部分损失是《转让协议》签订后，其未尽审慎义务，盲目投资所致，故该部分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肖湖与被告（反诉原告）陈慧慧于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10日及2018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协议》。二、原告（反诉被告）肖湖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返还557000元给被告（反诉原告）陈慧慧。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肖湖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陈慧慧的其他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5126元（原告已预交2563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肖湖负担；反诉费6253元（被告已预交7009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肖湖负担399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陈慧慧负担2258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涉案《转让协议》是否应予解除；二、一审法院的处理是否恰当。关于涉案《转让协议》是否解除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先后签订了《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转让协议》，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合同。双方对《转让协议》转让的标的存在争议。从双方约定的转让费来看，转让费高达84万元，而设备价值仅5.8万元，可以认定，双方约定的合同转让对价中应包含早教资质因素；从双方协商过程来看，双方一直就早教中心的资质进行洽谈，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使其受让的早教中心能够合法经营下去。现因无法办理办学证照，转让方的协议义务也没有履行，致使本案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受让方不能实现签订合同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应予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一审法院处理是否恰当的问题。从双方协商及履行合同情况来看，双方对于涉案早教中心的现有条件及经营现状均知悉，被上诉人亦在明知早教中心没有相关办学证照的情况下仍自愿受让，因此，对于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双方均存在过错，应按双方的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院酌定双方各承担42万的转让费，其余损失各自承担。现被上诉人已支付转让款61.5万元，合同解除时，扣除其应承担的部分，上诉人仍应返还19.5万元给被上诉人。一审对于涉案合同解除后的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于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522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及诉讼费的负担部分；二、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522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为：肖湖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返还19.5万元给陈慧慧；三、驳回肖湖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陈慧慧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379元，由上诉人肖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娟审 判 员  于海砚审 判 员  胡 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  马晓曼书 记 员  蒋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