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渝05民终12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双石街科尔国际商务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7907400027。 法定代表人：林应军，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应军，男，1975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畅，女，1987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县。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刚，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仿，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颖，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颖，重庆中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洪浪，男，197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 上诉人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因与被上诉人王颖及原审第三人陈洪浪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8民初16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刚、李仿，被上诉人王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颖，原审第三人陈洪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颖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以及鉴定费均由王颖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颖10多年未行使股东权利，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商业投资惯例，可以认定王颖已经转让了所持有的川顺公司股权。一审法院认定王颖持有川顺公司25%股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尤其是川顺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的资料亦非王颖本人签署，说明王颖有让人代签的习惯，且王颖对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结算账户法人私章变更是知情的。2.一审法院判决王颖持有川顺公司25%股权，未判决王颖返还刘畅实际缴纳的增资款，亦未考虑林应军等人10多年经营公司的付出成本。一审法院将公司增资部分认定归王颖所有，不符合公平原则。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王颖应向刘畅返还增资款。王颖实际出资25万元，现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王颖所占比例也应为6.25%。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足以认定王颖不再是川顺公司股东。王颖将股权转让给刘畅具有高度可能性。 王颖辩称，一审判决确认王颖系川顺公司股东正确。陈洪浪不构成善意取得，增资决议无效，王颖应占股50%。 陈洪浪述称，其与林应军、王颖吃饭时，王颖表示已经不再是川顺公司股东，其才与林应军合作。其在公司工作10多年才持有25%的股权，公司增资时亦出资。其他意见与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一致。 王颖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王颖为川顺公司股东，股份比例为50%；2、本案诉讼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由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全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川顺公司于2006年8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王颖认缴出资50万元,实缴25万元，出资比例为50%，林应军认缴出资50万元，实缴25万元，出资比例为50%。2008年7月6日，川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由王颖、林应军各出资25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50%。 2008年1月8日，川顺公司将法定代表人王颖变更为林应军，并办理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工商变更登记表上在身份证复印件处盖有“本复印件内容与原件一致”印章。2008年4月30日，川顺公司变更在华夏银行的结算账户法人及私人印章，在王颖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盖有“与原件核对一致再次复印无效”的印章。 2009年6月8日，川顺公司形成关于变更股东及修改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将原股东王颖变更为刘畅，同意王颖将其持有的公司50%的股权（出资额25万元）转让给刘畅等内容。同日，刘畅作为乙方与署名为王颖字样的甲方签订《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川顺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25万元。川顺公司对此次股东变更办理了变更登记。 2014年9月8日，刘畅将其持有的川顺公司的25%股权以价格0元转让给陈洪浪。川顺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变更原始股东林应军、刘畅为林应军、刘畅、陈洪浪，其中刘畅出资1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陈洪浪出资1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并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2016年2月24日，川顺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将注册资本由50万增加到400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由林应军于2036年12月31日之前以认缴方式认缴出资175万元，刘畅于2036年12月31日之前以认缴方式认缴出资87.5万元，陈洪浪于2036年12月31日前以认缴方式认缴出资87.5万元。注册资本变更后，林应军出资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刘畅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陈洪浪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10月11日期间，林应军、刘畅、陈洪浪分别缴纳了部分出资。 一审庭审中，王颖对2009年6月8日的《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甲方处“王颖”签名及捺印、2009年6月8日《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股东及修改章程的股东会决议》中“王颖”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对该两处签名及捺印进行鉴定。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2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该两份材料中的“王颖”签名字迹非本案王颖所写，《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甲方处“王颖”捺印非本案原告王颖指印。王颖支付鉴定费7000元。 一审另查明，王颖在本案中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并缴纳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渝0108民初1604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对川顺公司名下的车辆、刘畅名下的房屋依法查封。川顺公司依法提出查封异议，认为本案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无给付内容，认为王颖无权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渝0108民初1604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是确认之诉，无财产给付内容，不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故对川顺公司名下的车辆、刘畅名下的房屋解除了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王颖与林应军依法成立川顺公司，并缴纳了出资款25万元，持有川顺公司50%的股权，王颖为川顺公司的原始股东。根据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与刘畅签订《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王颖”的签名，并非本案王颖的签名，且该相应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王颖的签名亦非王颖的签名。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举示的关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以及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仅能证明王颖同意并配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以及银行结算账户的变更，不能达到王颖将其股权转让给刘畅的证明目的。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未举示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王颖转让其股权给刘畅的事实。故一审法院确认王颖仍系川顺公司的股东，刘畅持有的川顺公司的股权应当向王颖返还。 关于王颖持股比例的问题。因刘畅将其持有的25%的川顺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陈洪浪。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上约定转让对价为0元，但陈洪浪陈述其系以技术入股，且前期对川顺公司提供了技术服务，但因川顺公司无资金支付该服务费用，故以0元价格受让股权。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对陈洪浪的意见均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陈洪浪对其受让股权的价格以及经过已经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说明，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在陈洪浪受让股权后，川顺公司及时进行了公司股东变更的备案登记予以公示，且在川顺公司后续的经营中，陈洪浪依法实缴了部分增资款。王颖未举示证据证明陈洪浪非善意取得该股权，与刘畅之间存在通谋虚伪的行为，故一审法院确认陈洪浪对刘畅向其转让的川顺公司25%的股权构成善意取得。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刘畅持有的剩余川顺公司25%的股权应当由王颖持有。对于陈洪浪已经善意取得的股权部分，王颖可另案向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 关于本案的保全费。王颖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后，经川顺公司提出的查封异议审查，一审法院依法解除了保全措施，川顺公司的保全异议成立，故本案的保全费5000元应当由王颖自行负担。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王颖系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持有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25%；二、驳回王颖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鉴定费7000元，由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林应军、刘畅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王颖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卷宗核实，川顺公司的公司章程均载明：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所议事项作出决议，须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是对公司修改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以调整通知时间。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 本院二审中，林应军与刘畅陈述，林应军与刘畅于2007年登记结婚。另查明，川顺公司就增资事宜召开股东会会议前，林应军系公司执行董事。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王颖未提起上诉，本院亦未发现一审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等除外情形，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一、王颖是否系川顺公司股东；二、王颖持股比例问题；三、是否应当判令王颖返还刘畅增资款。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王颖是否系川顺公司股东 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主张王颖将持有的川顺公司50%股权转让给刘畅，陈洪浪也表示听王颖说其不再是川顺公司股东。王颖对此不予认可，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应举示证据证明其主张。 根据一审法院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与刘畅签订《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王颖”的签名，并非王颖的签名，且该相应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王颖的签名亦非王颖的签名。现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既未举示能够证明王颖、刘畅形成股权转让合意的证据，亦未举示刘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相关凭据。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未能举示直接证据证明待证事实。 关于能否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王颖不再是川顺公司股东问题。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主张王颖10多年未行使股东权利，可以认定王颖已经转让了川顺公司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关于事实推定的规定，是指法院依据经验法则进行逻辑上的演绎，由已知事实（基础事实）得出待证事实（推定事实）真伪的结论。事实推定最为关键的条件系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须有必然的联系，而权利人长期不行使权利与权利人不再享有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联系。尚不能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逻辑上的演绎，由王颖长期未行使股东权利得出王颖不再是川顺公司股东的结论。同理，王颖有让人代签的习惯以及王颖对川顺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结算账户法人私章变更知情不能推定王颖不再是川顺公司股东。 关于能否根据商业投资惯例认定王颖已经转让川顺公司股权问题。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习惯可以作为判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习惯是指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确信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惯或商业惯例。根据商业惯例认定王颖已经转让川顺公司股权，首先需要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举示证据证明“股东长期不行使股权表明股东已经转让股权”系商业惯例。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未举示证据证明“股东长期不行使股权表明股东已经转让股权”是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确信并普遍遵守的商业惯例，故本院不能据此认定王颖已经转让了川顺公司股权。 基于上述分析，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关于王颖将持有的川顺公司50%股权转让给刘畅的主张不具有事实依据，本院确认王颖系川顺公司股东。 王颖持股比例问题 川顺公司系王颖、林应军共同出资设立，王颖本依法持有川顺公司50%股权。一审法院确认陈洪浪对刘畅向其转让的川顺公司25%股权构成善意取得，王颖未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川顺公司增资前王颖仍持有25%股权。在王颖没有对其剩余所持25%股权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川顺公司增资决议对王颖具有约束力，否则王颖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就本案而言,川顺公司增资决议对王颖不具有约束力，理由如下: 首先，川顺公司增资决议对王颖不具有约束力，股东会决议必须存在瑕疵。股东会决议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股东决议的成立和生效也应与法律行为的理论相吻合。股东会决议瑕疵可分为不成立、可撤销、无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三款规定，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从该二款条文的解读来看，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必须提起撤销之诉。除此之外，法律、司法解释并未要求主张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无效必须通过起诉的方式主张。本案中，王颖虽未明确主张川顺公司增资决议不成立，但其主张增资决议无效表明其不愿接受增资决议的约束。认定股东会决议无效的前提是决议存在。因此，首先需考量川顺公司增资决议是否存在不成立的瑕疵。 其次，林应军未向王颖发出召集通知而作出的增资决议，剥夺了王颖行使表决权及寻求决议救济权的机会。《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虽然川顺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增资决议不需要所有股东意思表示一致才成立，而是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但这种多数决的正当性在于程序正义。川顺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召集程序体现了股东会会议发起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了股东意思归属于公司的前提和基础。本案中，由于刘畅不能举证证明其系合法取得王颖的股权，其取得王颖的股权以及其后转让给陈洪浪的行为均应认定为是对王颖的侵权行为。林应军与刘畅在二审中陈述二人系夫妻关系，林应军与刘畅具有较密切关系。林应军作为川顺公司执行董事、持股50%的股东，应当知道与刘畅签订《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王颖”的签名，并非王颖的签名，且该相应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王颖的签名亦非王颖的签名，王颖仍系川顺公司股东。林应军负有召集股东会会议的职责，其未按公司章程规定通知王颖参加股东会。召集对象的瑕疵直接导致王颖无法获知股东会召开的信息，使得王颖不知晓股东会决议的召开而无法行使表决权，及时主张权利救济。 再次，王颖是否参加股东会对于增资决议能否通过具有重大影响。如前所述，王颖仍持有川顺公司25%股权。如果林应军向王颖发出召集通知，王颖能参加股东会，极有可能会实质性改变股东会决议结果。虽然，从结果上看，若林应军、陈洪浪一致同意川顺公司增资，王颖持相反意见亦不能改变股东会决议的结果。但是，从过程上看，如果王颖参加股东会并充分表达其诉求，却极有可能会影响其他股东的表决行为，而最终改变决议结果。川顺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即便陈洪浪善意取得川顺公司25%股权，川顺公司亦仅有三名股东，具有高度人合性。从陈洪浪陈述内容来看，陈洪浪认为王颖并非川顺公司股东才通过技术入股成为川顺公司股东，且现在亦明确反对王颖系川顺公司股东。若王颖能在股东会会议表明其股东身份，陈洪浪作为理性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增资决议可能产生的纠纷后果，其很有可能作出不同的表决行为。那么，林应军所持有的50%股权则不能使得川顺公司增资决议通过。 最后，林应军未向王颖发出召集通知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诚信原则要求民商事主体在从事民商事活动中讲诚实、守信用，以善意的方式行为。林应军未向王颖发出召集通知违背了其对股东王颖的信义义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陈洪浪并非是从王颖处继受取得川顺公司股权，而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考量，在刘畅无权处分情形下，法律规定对善意相对人给予保护，陈洪浪善意取得川顺公司25%的股权。王颖本是依法持有川顺公司50%股权的股东，非因自己处分行为已经丧失了川顺公司25%的股权。若再依据川顺公司增资决议重新确认王颖持股比例，无疑是对刘畅和林应军侵害王颖股东权利行为的纵容，更不利于引领社会风尚，遏制动辄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不良现象。 综合全案情事，林应军未向王颖发出召集通知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五）项规制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五）项明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故川顺公司增资决议对王颖不具有约束力,王颖持有川顺公司25%股权。 三、是否应当判令王颖返还刘畅增资款 2016年2月24日，川顺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将注册资本由50万增加到400万元。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10月11日期间，林应军、刘畅、陈洪浪分别缴纳了部分出资。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认为一审法院确认王颖占股25%，未判决王颖返还刘畅实际缴纳的增资款有违公平原则，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令王颖向刘畅返还增资款。 本院认为，王颖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请为确认王颖为川顺公司股东，股权比例为50%。此为典型的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只是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法律关系以及存在范围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裁判，无财产给付内容，不存在强制执行的问题。《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刘畅是否能依据该条规定要求王颖返还增资款，人民法院适用该法条判令当事人双方承担相应责任的法律逻辑前提是当事人双方互负给付义务，而本案未对王颖、刘畅是否存在互负给付义务进行审理。故本院不对王颖是否返还刘畅增资款进行处理，刘畅可另寻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川顺公司、林应军、刘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重庆川顺科技有限公司、林应军、刘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光洪 审 判 员 黄 淳 审 判 员 杨 瑾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杨 曦 书 记 员 杜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