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803民初2486号原告：区志勇，男，196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身份证号码：440************678。原告：何砚舫，男，196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身份证号码：440************679。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开成，广东开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彩龙，广东开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丘某1，男，1986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身份证号码：441************316。被告：丘景文，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身份证号码：441************418。被告：丘景钊，男，198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身份证号码：441************318。被告：清远市清新区亿进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清远市清新区******委会（德丰微纳化工厂）粒料车间（1层）B区。法定代表人：丘某1。原告区志勇、何砚舫与被告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清远市清新区亿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进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区志勇、何砚舫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开成、被告丘景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丘某1、丘景钊、亿进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区志勇、何砚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区志勇、何砚舫与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签订的《生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自2019年9月1日起解除；2.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向区志勇、何砚舫返还全部出资19734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1.5%标准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确认在2017年12月18日至2019年8月31日合作期间的债务全部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承担；4.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向区志勇、何砚舫支付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律师费38000元；5.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区志勇、何砚舫名下的在亿进公司的全部股权转移至丘某1名下；6.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是同胞兄弟，共同经营亿进公司。2017年12月18日，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与区志勇、何砚舫签订《生产合作协议书》，约定：区志勇、何砚舫共出资1900000元购买50%股份，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负责提供场地、采购原材料以及负责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区志勇、何砚舫负责投入资金给丘某1购买设备，各方按照所占股份每月分配利润。签订协议后，区志勇、何砚舫已经足额缴纳出资，公司于2018年4月1日开始经营生产石英砂，再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取货、送货、收款，但一直没有利润分配给区志勇、何砚舫。2018年9月4日，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与区志勇、何砚舫签订《合作协议书》，补充约定：自2018年9月起3个月内，如公司未产生合理利润，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应当退回区志勇、何砚舫所投入资金，到时自动转为借款且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应按投资总额固定月利率1.5%付息，区志勇、何砚舫有权要求本协议自动终止。公司出货必须经各方一致同意并签名方可出售，必须以公司开设的公户或指定的账户为收款账户，任何一方不得私自挪用、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否则一切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000000元的违约金以及赔偿损失(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协议签订后到了2018年11月底，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仍然没有利润分配给区志勇、何砚舫，遂出具《借条》一份，同意将区志勇、何砚舫出资中的900000元转作借款退还。2019年8月31日，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与区志勇、何砚舫签订《公司暂停运作》协议，各方同意暂止合作，公司继续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自行经营，产生任何费用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自行承担，与区志勇、何砚舫无关。而对于区志勇、何砚舫一直要求退还的全部出资(包括900000元在内)，至今未支付过任何款项。除此之外，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还存在以下严重损害区志勇、何砚舫合法权益的行为：首先，取货、售货没有经区志勇、何砚舫签名同意，所取得的货款454453.2元也没有交由公司以供利润分配，其私自侵吞公司货款。其次，并未实际履行与区志勇、何砚舫对等的出资义务，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用的全都是区志勇、何砚舫投入的资金，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并非诚意与区志勇、何砚舫合作，只是为了套取资金。最后，出资购买全新的设备，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却向案外人林光磊买了破烂旧机器，还声称花费了932000元，但经区志勇、何砚舫找第三方机构按新安装时评估，估价也就是554304元，相差竟400000元左右，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恶意虚构合同诈骗区志勇、何砚舫的资金。区志勇、何砚舫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生产合作协议书，证明2017年12月18日，各方约定区志勇、何砚舫共出资1900000元购买50%股份，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负责提供场地、采购原材料以及日常经营，各方按照所占股份每月分配利润；2.合作协议书，证明2018年9月4日，各方补充约定2018年9月起3个月内，如公司未产生利润，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应当退回区志勇、何砚舫所投入资金，到时自动转为借款且应按1.5%支付月息，区志勇、何砚舫并有权终止本协议；3.借条，证明协议签订后，直到2018年11月底，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仍然没有利润分配给区志勇、何砚舫，遂出具借条一份，同意将区志勇、何砚舫出资中的900000元转作借款退还；4.公司暂停运作，证明2019年8月31日，双方签订公司暂停运作协议，各方同意暂停合作，公司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自行经营，产生任何费用由其承担，与区志勇、何砚舫无关；5.收支类别汇总表，证明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确认区志勇、何砚舫共实际出资1973400元；6.应付未付汇总，证明在经营期间，公司产生的未付债务213675.8元；7.进仓表总、出仓表总、出仓单，证明在经营期间，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取走454453.2元的货物对外销售；8.余额对账单，证明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销售所得的货款并没有交回公司用以利润分配；9.承包合同协议书、设备价格评估结论书，证明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花费932000元购入的设备，经第三方机构按全新安装时评估，估计只有554304元；10.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广东增值税发票，证明区志勇、何砚舫为维权支付了律师费用38000元；11.交易明细清单、丘景文签具的公司开支证明，证明区志勇汇款700000元到梁永业账户，梁永业将200000直接支付给丘某1，其余用于公司开支。丘某1、丘景文答辩称，一、区志勇、何砚舫起诉亿进公司诉讼主体不合格，因为区志勇、何砚舫本身就是亿进公司的股东，而亿进公司与区志勇、何砚舫并没有纠纷，也没有侵害其利益。二、区志勇、何砚舫起诉丘景钊诉讼主体不合格，因为丘景钊只是公司聘请的员工，在本案中跟区志勇、何砚舫没有合同纠纷。三、对于区志勇、何砚舫第一项请求，应在进行公司清算后，并且处理好公司内外债权债务后，可以终止合同，解散公司。四、区志勇、何砚舫的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五项诉讼请求违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区志勇、何砚舫所引用的《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等条款，主张“自2018年9月起3个月内，如公司未产生合理利润，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应当退回区志勇、何砚舫所投入资金，到时自动转为借款且应按投资总额固定月利率1.5%付息，区志勇、何砚舫有权要求本协议自动终止。……”区志勇、何砚舫作为公司股东，在有利益时就主张自己是股东之一，要参与利益分配;在无利益时，就把自己置身于公司之外，把包袱和责任推卸给其他股东，把自己当外人，要起诉公司和其他股东，区志勇、何砚舫之行为不符情理、显失公平，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区志勇、何砚舫与丘某1、丘景文作为公司股东，应当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依照合同约定缴纳出资，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不得滥用股东权利。公司股东如果要退出，应当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采取股权转让、公司减资、要求公司回购、解散公司、破产清算等方式进行，而不应提出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法》属于特别法，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因此，应适用《公司法》处理本案。五、区志勇、何砚舫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因为第一、二、三、五项诉讼请求，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法院判决驳回区志勇、何砚舫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不应由丘某1、丘景文承担律师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是“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并没有规定区志勇、何砚舫必须聘请律师，更没有规定必须由被起诉方承担律师费。因此，应在依法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定各方应承担的律师费；六、区志勇、何砚舫的第六项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在依法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定各方应承担的诉讼费用；七、关于丘景文向区志勇立下的《借条》。从字面上看，属于欠条，因为丘景文没有将款项汇给区志勇。《借条》内容是：区志勇私下以900000元的价格将其拥有的公司股份20%转让给丘景文，由于丘景文没有现金给区志勇，故立借条900000元给区志勇。丘某1认为，丘景文不是公司的股东，充其量只是隐形股东。鉴于区志勇与丘景文私下转让公司股份，没有经股东会同意，没有得到丘某1和全体公司股东签字认可，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区志勇与丘景文私下转让股权是无效的；八、区志勇、何砚舫与丘景文私下签订的《公司暂停运作》协议中有关“如今后此公司产生任何费用，由甲方自行处理”条款，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依法予以撤销。公司暂停运作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丘景文只是隐形股东，依法无权处理公司重大事项，丘某1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且是拥有50%股权的股东，没有丘某1的签字认可，区志勇、何砚舫与丘景文私下签订的《公司暂停运作》无效；九、关于区志勇、何砚舫与丘某1、丘景文前后签订的三份合同问题，1.第一份合同，区志勇、何砚舫在与丘某1、丘景文签订《生产合作协议书》和《合作协议书》之前，还签订过一份《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区志勇、何砚舫为隐瞒事实而没有向法庭提交。签订第一份合同《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时间是在2017年12月18日，甲方为丘景文，乙方为区志勇、梁明业。合同约定：甲方丘景文以清新区石潭亿丰化工厂的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占70%股份，按乙方出资1000000元等于30%股份计算，甲方丘景文占70%股份出资即等于2333300元，乙方区志勇、梁明业以1000000作为出资，占30%股份。此时，还没有成立公司，属于合伙关系。区志勇、何砚舫没有将这份合同提交给法院，是想隐瞒客观事实，意图混淆第一份合同《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与第二份合同《生产合作协议书》的时间关系以及合同的前因后果。2.第二份合同，在丘景文与区志勇、梁明业签订《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后，大约在2018年3月至4月间，梁明业退出合伙，由何砚舫接替梁明业入伙。何砚舫加入后，大约在2018年4月至5月期间，各方投资人一致确定由丘某1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丘某1由隐形合伙人变更为显性股东，丘景文由显性合伙人变更为隐形股东。此时，丘某1与乙方区志勇、丙方何砚舫签订了《生产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日期沿用了第一份合同2017年12月18日的日期，但真正签约是大约在2018年4月至5月间(协议书上所盖的公章就证明了这一点)。协议约定：乙方区志勇、何砚舫以900000元的价格购买甲方丘景文(注：丘景文原为显性合伙人，丘某1原为隐形合伙人)20%股份。乙方的股份由原来的区志勇、梁明业共同出1000000元占30%股份，变更为乙方区志勇出资1400000元占35%股份、丙方何砚舫出资500000元占15%股份；而甲方也由丘景文以清新区石潭亿丰化工厂的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占70%股份，变更为丘某1以清新区石潭亿丰化工厂的使用权(不再计收租金)、碎石机2台、清洗机1台作为出资入股，占50%股份(按乙丙方出资1900000元等于50%股份计算，甲方丘某1出资即等于1900000元)，丘景文则由显性合伙人变更为隐形股东。由于在公司成立之前是属于合伙关系，不受《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约束。因此，在此期间，丘景文转让20%股份给区志勇、何砚舫是合法的。在公司成立之后，股份转让就要受《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保护。3.第三份合同，在2018年9月4日，再次对合同进行补充修改，甲方签字由丘景文变更为丘景文、丘某1；乙方区志勇、丙方何砚舫没有变更。三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情况如下：（1）协议书明确规定丘某1为工商登记的公司股东，丘景文为丘某1名下50%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即丘景文属于隐形股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丘某1才是公司合法股东，丘景文所签署的文件不能代表丘某1，只有在丘某1依法授权给丘景文后，丘景文才有合法的代理权。（2）此协议明确各方出资如下：甲方丘某1占50%股份的出资是提供位于石潭镇西安村委德丰微纳化工厂场地作为公司经营场地，提供碎石机两台，清洗机一台及负责提供公司原材料采购及公司一切费用的流动资金。乙方区志勇出资是以现金1400000元作为出资入股，占35%股份，丙方何砚舫出资是以现金500000元作为出资入股，占15%股份。另制砂机生产线(购设备款62400元)由乙方、丙方负责，由公司维护。（3）第三份合同中的无效条款有：此协议中之约定“甲方承诺自2018年9月起三个月内使得目标公司产生合理利润，使得目标公司能正常生产经营，否则，甲方应向乙方、丙方退回乙方及丙方所投入的资金，且乙方、丙方可要求甲方退回购买甲方20%股份的900000元。(三个月内目标公司没有合理利润产生的情况下乙方、丙方投资的所有款项自动转为甲方向乙方、丙方借款，并要求甲方按照投资总额固定月利率1.5%向乙方、丙方支付借款费用，乙方、丙方有权提出书面要求本协议自动终止，三方须重新签订借款协议)”，此条款意思其实就是：在有利可图时，乙方、丙方就来争利益，无利可图亏损时，就把包袱和责任推卸给甲方。这是一种不平等条约，显失公平，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应依法予以撤销。另外此协议中约定“目标公司法人代表丘某1已全权授权丘景文代理甲方一切事务，包括自2017年12月1日起组建目标公司材料业务洽谈、设备订购、厂房使用等一切事务。”此条款，尽管看似丘景文得到丘某1的授权，即便如此，但仍然是属于一般委托代理，丘景文得到的有特别授权只有“自2017年12月1日起组建目标公司材料业务洽谈、设备订购、厂房使用等一切事务。”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特别授权。应当知道，代理人在处理公司的重大事项时，必须依法取得股东会或法定代表人的特别授权，该代理人才具有代理权。同样，隐形股东丘景文在处理正式股东的股份等重大事项时，必须依法取得该股东的特别授权，丘景文才具有代理权。本案丘景文没有依法取得丘某1的特别授权，丘景文无权代表丘某1处理公司重大事项，也无权代表丘某1处理股权事项。因此，丘景文向区志勇立下借条，区志勇私下以900000元的价格将其拥有的公司股份20%转让给丘景文是无效的。区志勇转让公司股份20%给丘景文，必须依法取得显性股东丘某1和公司股东会同意，在没有得到全体股东签字认可的情况下，区志勇与丘景文私下转让股权是无效的。十、关于各方的出资的问题，1.第一份合同《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出资：甲方丘景文(丘某1为隐形合伙人)占70%股份，以场地等出资，按乙方出资1000000元等于30%股份计算，甲方丘景文出资即等于2333300元，乙方区志勇、梁明业以1000000元作为出资，占30%股份。2.第二份合同《生产合作协议书》出资：梁明业退出，何砚舫加入。区志勇、何砚舫共同以出资900000元购买甲方丘景文20%股份。各方的出资变更为：甲方丘某1(显性股东)占50%股份，以场地等出资，按乙丙方出资1900000元等于50%股份计算，甲方丘某1的出资即等于1900000元，乙方区志勇出资1400000元占35%股份，丙方何砚舫出资500000元占15%股份。3.第三份合同《合作协议书》出资：甲方丘某1(显性股东)、丘景文(隐形股东)占50%股份，甲方丘某1以场地等形式出资即等于1900000元加62400元，乙方区志勇出资1400000元占35%股份，丙方何砚舫出资500000元占15%股份。上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都是甲乙丙三方签字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4.公司章程登记注册资本1000000元。其中丘某1出资500000元，区志勇出资350000元，何砚舫出资150000元。5.关于实际出资与工商登记注册资本不一致的问题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材料可以被视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证据，但当股东之间因股东权益产生争议时，公司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不能成为确定股东权益的唯一根据，而应以股东实际出资额来确定；十一、关于区志勇、何砚舫出资及丘某1实收区志勇、何砚舫出资款项的问题，丘某1查农行账户622*************877显示，区志勇从银行汇款给丘某1全部只有1372400元，何砚舫没有从银行汇款给丘某1。减除区志勇、何砚舫共同以900000元价格购买丘景文20%股份后，余款472400元。区志勇称其汇款给梁永业700000元，再由梁永业代转400000元到丘某1农行账户，但经查看丘某1农行账户，并没收到梁永业任何汇款。因此，区志勇汇给梁永业代转的400000元，不能算到丘某1头上。区志勇汇款给梁明永业700000元，及梁永业汇款给林光磊的这两笔账，由区志勇、何砚舫负责弄清楚来龙去脉。并且要重新核实原告全部出资总额。十二、关于区志勇、何砚舫诉丘某1、丘景文未实际履行与两原告对等的出资义务问题，丘某1、丘景文认为已经依照合同约定投入了出资，提供位于石潭镇西安村委德丰微纳化工厂场地作为公司经营场地，其中厂房占地约2000方，空旷地约2000方，生活区约1000方，该场所使用该场地所产生的包括租金在内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自行负责，提供碎石机2台，清洗机1台，负责前述机械设备的维护，保证设备能够满足目标公司正常使用，提供公司原材料采购及公司一切费用的流动资金。十三、关于区志勇、何砚舫称丘某1、丘景文取货、售货没有经其签字同意问题，请看第三份合同《合作协议书》第十二条，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丘景文组建公司材料业务洽谈、设备订购、厂房使用等一切事务。区志勇、何砚舫也签字同意授权的，并且也在《进仓总表》、《出仓总表》上签了字；十四、关于区志勇、何砚舫称丘某1、丘景文私吞公司货款问题，区志勇、何砚舫称所得货款454453.2元也没有交回公司以供利润分配，其私吞公司货款。丘某1、丘景文认为区志勇、何砚舫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供的《亿进矿业出仓表》计算有误，应以丘某1、丘景文提供的《亿进矿业出仓表》为准。十五、关于丘景文与林光磊签订《承包合同协议书》及《设备价格评估结论书》问题。丘某1、丘景文认为区志勇、何砚舫简直是在出尔反尔，自己有参与并且清楚丘景文与林光磊签订《承包合同协议书》的全过程，现在却翻面不认账；十六、关于财务账单问题应付未付工资213675.8元应当纳入公司的成本费用支出，以公司的名义支付，其他债权债务问题应在公司进行清算后，按合同出资比例分配或分担。丘某1、丘景文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证明在2017年12月18日，丘景文与区志勇、梁明业签订了《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区志勇、何砚舫没有将这份合同提交法院，是想隐瞒客观事实，之后，大约在2018年3-4月间，梁明业退出合伙，由何砚舫接替梁明业加入。何砚舫加入后，大约在2018年4-5月间区志勇、何砚舫与丘景文签订第二份合同，即《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这份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不是2017年12月18日，只是沿用第一份合同的时间，而《生产合作协议书》签订的真正时间是在2018年4-5月间；2.亿进矿业出仓表，证明区志勇、何砚舫提供的出仓表计算有误，应以丘景文提供的为准；3.汇款明细清单，证明丘某1只收到区志勇从银行汇款金额合计1372400元，不是1900000元；4.林光磊收到丘景文的安装生产线结算清单，证明林光磊收到丘景文支付安装石英砂生产线的款项汇款817000元，仍欠138500元；5.电话录音及译文，证明丘景文与林光磊签合同后，立即将《承包合同协议书》发给区志勇，从而证明区志勇知道《承包合同协议书》的具体内容，而且随后区志勇就把《承包合同协议书》原件取走了，区志勇当时没有提异议，也就是默认了；6.银行流水，证明区志勇将股份钱汇入了丘某1的银行账户，是由丘某1收取了区志勇的股份钱，丘景文没有收他的股份钱。7.亿进公司章程，证明区志勇、何砚舫和丘某1是亿进公司的股东，丘景文不是股东。丘景钊、亿进公司没有答辩也没有提交证据。对区志勇、何砚舫提交的证据，丘某1、丘景文质证如下：对证据6、8、10、11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此协议是区志勇与丘某1、丘景文签订的第二份合同，在这份协议之前，丘景文与区志勇、梁明业于2017年12月18日签订了《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协议书签订的实际时间不是2017年12月18日，只是沿用第一份合同的时间，而真正时间是大约在2018年4月至5月间；对证据2、3、4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在总投入类别总计1973400元有误；对证据7，计算有误，应以丘某1、丘景文提交的出仓表为准，能对应出仓表的就无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丘某1、丘景文提交的证据，区志勇、何砚舫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是丘景文和梁明业签订的，因为梁明业也是老赖，账户是被银行冻结，所以其中的700000转给梁明业的弟弟梁永业，然后再转给丘某1，但协议已经解除，应该按我提交的证据一为准；对证据2，是丘某1、丘景文单方出具的，因为之前区志勇和何砚舫已经签订和确定了，所以三性不认可；对证据3，是丘某1、丘景文单方出具的，只是区志勇给丘某1的部分，不是全部出资的流水，应该按照我方提交的证据2和证据5为准。对证据4、5，三性不予确认，这是丘景文跟案外人的证据，我方不知道真假，如果丘景文、丘某1认为还有债务，应该在清算时说清楚；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完整，不是区志勇、何砚舫的全部出资情况，除了流水显示的1372400元，还有现金支付的11000元和转账给梁永业的700000元都是属于投资款；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丘景文也是股东，因为他之前签订的协议可以证实。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区志勇、何砚舫提交的证据1，丘景文只是对签订的时间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由本院确定；证据2、3、4、9，因丘某1、丘景文无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证据存在违法，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由本院确定；证据5、7，丘某1、丘景文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只是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由本院确定。对丘某1、丘景文提交的证据1、2、6、7，区志勇、何砚舫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只是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由本院确定；证据3、4、5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由本院确定。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8日，丘景文（甲方）与区志勇、梁明业（乙方）签订了《石英石生产合作合同》，合同约定：“一、经甲方同意将清新区石潭亿丰化工厂作为石英石生产合作基地，并作为入股该项目，乙方同意出资1000000元作为该项目入股；二、甲方占该项目利润的70%，乙方占该项目利润的30%”。2017年12月18日，丘某1（甲方）与区志勇（乙方）、何砚舫（丙方）签订《生产合作协议书》，约定：“1.甲方投入工厂场地，碎石机2台，清洗机1台（已投入）及负责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流动资金。乙方投入1400000元现金（已投入）。丙方投入500000元现金（已投入）。乙方和丙方投入资金作为石英砂生产线设备和购买甲方20%股份。2.股份及利润分红，甲方50%，乙方35%，丙方15%；利润每月考核一次，除留足再生产资金外，各户股东每一个月按股份分红一次。3.甲方负责签公司场地厂房使用合同，确保该公司的债权债务与亿进矿业有限公司无关。亿进矿业有限公司无条件使用该厂房场地。4.财务要支付公司所需费用时，必须经三个股东签名同意后方可支付。”2017年12月22日，丘景文（甲方）与林光磊（乙方）签订《承包合同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包工包料承包甲方石英砂生产线一条。二、工程总造价932000元，签订本合同甲方支付总造价60%给乙方订购材料，安装完成支付20%，调式完成支付剩余20%”。2018年9月4日，丘景文、丘某1（甲方）与区志勇（乙方）、何砚舫（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内容主要如下：“鉴于：1.清远市清新区亿进矿业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成立，目标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为丘某1、乙方及丙方（其中工商登记丘某1持有目标公司50%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35%股权，丙方持有目标公司15%股权）。2.目标公司的实际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为：丘景文持股50%，即登记在丘某1名下的5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为丘景文，乙方持股35%，丙方持股15%。为促进经济发展，尽快使目标公司启动出效益，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共同遵守以下协议：一、甲、乙、丙三方一致确认乙方、丙方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前向甲方丘某1账户投入资金190万元，另新增除铁箱62400元。前述资金有40万元转去梁明业账户，由梁明业代转丘某1账户，另150万元转至丘某1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乙方、丙方已足额缴纳了出资。四、目标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单价须经甲乙丙三方同意后方可采购，由甲方负责提供目标公司原材料采购及一切费用的流动资金；目标公司出货必须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并签名后方可出售，且统一以目标公司开设的公户或指定好的账户为收款账户。五、甲方承诺自2018年9月起三个月内使得目标公司产生合理利润，使得目标公司能正常生产经营；否则，甲方应向乙方、丙方退回乙方及丙方所投入的资金，且乙方、丙方可要求甲方退回购买甲方20%股份的90万元（三个月内目标公司没有合理利润产生的情况下乙方、丙方投资的所有款项自动转为甲方向乙方、丙方借款，并要求甲方按照投资总额固定月利率1.5%向乙方、丙方支付借款费用，乙方、丙方有权提出书面要求本协议自动终止，三方须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十二、目标公司法人代表丘某1已全权授权丘景文代理甲方一切事务，包括自2017年12月1日起组建目标公司材料业务洽谈、设备订购、厂房使用等一切事务。十三、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100万元的违约金，如前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因此所受损失的（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因此丧失的预期可得利益，守约方向违约方索赔所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违约方还应就此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2018年12月28日，丘景文向区志勇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区志勇人民币900000元（玖拾万元整）20%股份人民币现金，所有钱通过银行汇款打入丘某1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已经全部到账。约定还款日期于2019年3月1日还款”。2019年8月31日，丘景文与区志勇、何砚舫签订公司暂停运作，约定：“经各股东协商同意将清远市清新区亿进矿业有限公司暂停公司一切运作，截止日期2019年8月31日，如今后此公司产生任何费用，由甲方自行处理”。2019年9月2日，丘景文、区志勇、何砚舫确认亿进公司所欠未付费用为213675.8元。2019年9月24日，区志勇委托广州市华盟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亿进公司石英砂生产线设备进行价格评估，该司于2019年9月26日出具价格评估结论书，结论为亿进公司石英砂生产线设备总值为554304元。2020年7月2日，区志勇、何砚舫与广东开广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聘请陈世广、钟开成作为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并给付该所律师费38000元，该所于2020年7月10日出具了发票给区志勇。庭审中，丘景文确认区志勇、何砚舫已缴纳1900000元出资款，其中900000元用于购买20%的股份，932000元用于购买设备，62400元用于公司的除铁箱。本院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丘某1、丘景钊、亿进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不到庭举证、质证、抗辩的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区志勇、何砚舫与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8日、2018年9月4日签订的《生产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应否于2019年9月1日起解除；二、区志勇、何砚舫的其他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对于第一点，丘某1（甲方）与区志勇（乙方）、何砚舫（丙方）于2017年12月18日签订的《生产合作协议书》和丘景文、丘某1（甲方）与区志勇（乙方）、何砚舫（丙方）于2018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是有效合同，虽然丘景文、区志勇、何砚舫于2019年8月31日签订了《公司暂停运作》，但只是同意暂停公司的运作，并没有协商解除上述协议，因此，区志勇、何砚舫单方要求确认上述协议自2019年9月1日起解除的请求，于法不合，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点，由于公司没有清算，也没有解散，只是暂停运作，故区志勇、何砚舫要求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返还全部出资1973400元及利息和确认2017年至2019年8月31日合作期间的债务全部由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承担以及判令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协助办理工商登记，将区志勇、何砚舫名下的全部股权转移至丘某1名下的请求，于法不合，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丘景文、丘某1（甲方）与区志勇（乙方）、何砚舫（丙方）于2018年9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有违约条款，但尚不能确定丘景文、丘某1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区志勇、何砚舫判令丘某1、丘景文、丘景钊、亿进公司支付律师费38000元的请求，于法不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区志勇、何砚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91.2元（已预交），由区志勇、何砚舫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钢军人民陪审员  冯志文人民陪审员  林伟健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黄振杰书 记 员  李嘉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