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03民初6149号原告：杨凤，女，198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橙，贵州山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淳势洪，男，197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淑敏，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万仪，男，198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第三人：遵义三得益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广州路香樟印象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322186979W。法定代表人：王维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东，该公司员工。原告杨凤与被告淳势洪、第三人万仪、遵义三得益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得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橙、被告淳势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淑梅、第三人万仪、三得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贵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元；2、判令被告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至，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的4倍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9月1日为5236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及理由：2019年5月2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30万元并出具借条，借条约定由原告向被告的邮政储蓄卡转账交付借款，被告应在2019年7月21日前还清借款，如逾期未返还借款，由被告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借条还约定了由合同签订地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于借条出具的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交付了借款。还款期限届满后，原告找被告追要借款未果。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庭审中，原告表示放弃利息主张，只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被告淳势洪辩称：杨凤于2019年5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我支付的30万元，并不是杨凤的自有资金，而是我房屋买卖交易的定金，我与杨凤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我与杨凤不相识，即不是朋友，也没有生意上的经济往来。2019年我由于资金紧张，在出卖本人购买的位于新蒲新区中建幸福城A区7栋2单元502号房屋时，委托三得益公司(中介公司)销售，杨凤是遵义三得益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2019年5月20日，遵义三得益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通知答辩人到其公司办公室和买方万仪夫妇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买方需支付给定金30万，由于买卖双方不认识,买方提出必须把30万元打到三得益公司账户再由三得益公司转给我，三得益公司张总也以公转私会涉及到他公司企业所得税等问题，要求由从私人账户转款，并约定第二天(2019年5月21日)到其公司财务部办理。2019年5月21日，买房人将定金30万支付到三得益公司账上，我到三得益公司财务部办理手续时，张总要求我打借条(就是现在杨凤起诉答辩人借款一案中的借条)，我出具借条后，三得益公司通过杨凤的账户将30万定金支付给了答辩人。我认为，我虽然在三得益公司的要求下向杨凤出具了30万元的借条，杨凤也向我账户支付了30万元，但是杨凤向我账户支付的30万元是买房人万仪支付的定金，并不是杨凤自有的资金。因此，双方之间的并不是真实的借贷关系。二、我出卖位于新蒲新区中建幸福城A区7栋2单元502号房屋的交易已完成，通过杨凤支付的30万定金已转为购房款，我不存向买房人或杨凤返还30万元定金的情形。由于我出卖的房屋没有办理网签，三得益公司承诺协助我与买房人到房开公司更改合同名字，但三得益公司在《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2019年7月21日前未能协助我与买房人完成更改合同名字的事项。经我与买房人协商同意继续交易买卖房屋并另行协商房屋交易价格，鉴于此三得益公司及杨凤在借条约定的2019年7月21日届满时也未向我提出返还30万的请求，因此，杨凤在诉状中陈述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原告找被告追要借款未果”不是事实。2019年8月21日，买房人万仪出面协调完成了变更合同名字的事项，同时也向我支付了剩余购房款1255000元。至此，答辩人与买房人万仪的交易完成，杨凤于2019年5月21日向我支付的30万元定金也转为购房款，我没有返还的义务。综上所述，杨凤诉称我严重侵犯了其财产权益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同时杨凤在明知其向被答辩人账户支付的30万元系我房屋买卖交易的定金的情形下，虚构借贷关系，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依法追究其虚假民事诉讼的法律责任。第三人万仪述称：我作为买方将30万元定金按约打入三得益公司账上，是因为双方不认识，由三得益公司提出，由我委托三得益公司监管这笔30万元的定金，之后的事情如卖房人向本案原告出具借条的过程我不清楚，约定的履行2019年7月21日届满，三得益公司没有完成变更合同名称的事项，之后我直接与被告完成购买事宜，30万元的定金是我委托三得益公司代为支付，我认为已经向被告方支付了这笔定金，之后被告也未向我催要这30万元的定金。第三人三得益公司述称：被告答辩中称公转私，让原告打款给他的原因的陈述不认可，即便是我公司转给被告会产生企业所得税也是不属实的，我公司知道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的手续是在我公司办理的，理由是合同约定要交易完成后才能将定金交付被告，卖方以其资金紧张急需资金为由，要求我公司将这30万元的定金打给他，这笔定金30万元是万仪委托我公司保管的，委托合同中就这笔定金已经明确有相应的付款条件，只是委托我们保管并未约定由我公司支付给出卖人，具体合同条款是第10条（手写部分），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被告让我公司帮忙，也为了促成这笔交易，我本人联系我的朋友杨凤解决客户的资金周转问题，原告就答应了，我公司就拟定了借条交给被告签订并对返还借款的时间等进行了约定，虽然定金与这笔借款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定金在我公司账户上，足以给原告一定的保障让其放心出借款项；原告的款项并不是来源这笔定金，是原告的自有资金，定金仍然还在我公司对公账户上。就履行合同过程中，应由卖方配合买方更改合同，所以并不是我公司的义务，签订的是三方协议，而他们双方私自更改合同价款等也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0日，被告淳势洪（卖方）、第三人万仪（买方）和第三人三得益公司（经纪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被告淳势洪将其位于遵义市新蒲新区房屋出卖给第三人万仪。双方约定的总价款为159万元，签订合同时，支付定金30万元，由于房屋未网签，尾款129万元在买方与房开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当日支付。由出卖方负责到房开处直接将卖方的收据和《房屋买卖合同》的名字改到卖方名下。买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经纪方终结服务费28000元，该款包含中介费（经纪方承诺办完上述房产的一切手续当天支付佣金）。三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此外，三方在合同最后还手写约定了其他事项：1、由上述房屋还未备案，卖方承诺可直接将上述房产的备案合同改到买方名下，如卖方办理不到，则按本合同的条款执行；2、付款方式：卖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当日将本合同中约定的定金监管在经纪方账上，直至卖方与房开商签好《房屋买卖合同》并将卖方在上述房屋名下的所有票据改到买方名下当日，由经纪方将上述定金直接转给卖方，如因卖方原因不能正常出售上述物业，则经纪方在卖方违约的当日内将上述定金无息退还给买方并继续追究卖方违约责任；3、买方承诺于2019年7月21日前将房价余款129万元准备好并通知卖方和经纪方到房开商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如买方逾至2019年7月21日都还未准备好房价余款，则卖方不退买方所交的定金，且卖方有权另行出售上述房产；4、如卖方在2019年7月21日前另行将上述房产出售给第三人，则卖方必须双倍赔偿托管在经纪方账上的定金30万元；5、如因房开商的原因导致上述房产不能办理更改备案的相关手续，则卖方最高为买方承担35000元的过户费用，该房仍然正常成交，按二手房正常过户手续办理；6、更改备案合同当日买方必须将卖方所交的维修基金支付给卖方。同日，被告向第三人三得益公司出具《卖方佣金支付承诺书》，承诺如与买方自行协议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卖方仍须按本承诺书之约定向三得益公司支付全额佣金（超出成交价150万元以上的部分）。2019年5月21日13时13分，第三人万仪向三得益公司账户转款30万元，注明的转款用途为“购房定金委托监管”。同日，被告淳势洪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杨凤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该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汇入以下账户：户名：淳势洪，账号：62×××17。开户行：宁波路支行。上述款项定于2019年7月21日之前还清。利息：上述款项的月利息为2%，自2019年7月22日起开始计息，于每月1日前支付改约利息。上述款项逾期未还，则淳势洪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逾期利息至款项实际付清时止。因淳势洪逾期未偿还，杨凤向遵义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淳势洪还需负担律师费。淳势洪同意以下地址联系方式作为法院送达文书的联系方式，，地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联系人：淳势洪，电话：187××******，一旦按照上述地址进行送达，则视为送达完成。”被告淳势洪在落款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当日17时02分，原告杨凤通过银行向上述指定的淳势洪的银行账户转款30万元。2019年8月21日，第三人万仪直接向被告淳势洪转款125.5万元用于支付购房尾款。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第三人三得益公司的股东为朱禹禹、张贵东、王维波、邹东延、何兴涛、张吉莉等人，朱禹禹系持股31.50%的大股东。原告杨凤与朱禹禹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20年11月11日办理离婚登记。庭审中，被告还提供了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显示三得益公司为杨凤2018年12月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原告认为仅有2018年12月缴纳记录，不能证明杨凤系三得益公司的员工。庭审中，第三人万仪称三得益公司向被告提过如果被告要提前支取这笔款项要以借款的方式向三得益公司提出，确实也提过公转私会产生税费，但是并未提到具体的税种。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交易明细、手机银行截图，拟证明其向被告出借的30万元借款并非来源于三得益公司，与第三人托管的定金无关。被告不予认可。另外，被告淳势洪称其与万仪完成交易后，已口头告知三得益公司，30万元定金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三得益公司称淳势洪与万仪的交易价款与合同约定的价款有差异，就他们之间的交易完成事宜并未向其告知，只是听说完成了，但未正式通知其支付定金。关于起诉前是否向被告催收过借款的问题，原告称起诉前确实没有催收过，但借条本身是约定了利息的，原告问过三得益公司的人，其回复称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没有完成，他们没有收到佣金，原告也咨询过在借条有效的情况下，债务人逾期支付她是可以得到利息的，之所以放心也是因为三得益监管了“保证金”30万元，原告与三得益公司的代理人张贵东是朋友关系，直至民间借贷新规出台后，因利息利率调整原告才主张。关于出具借条的原因，被告称当时确实是急需用钱。虽然写有借条，但不是真实的借款关系，没有与原告发生借款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认为是收取的定金，也是为了配合三得益公司财务上的要求才出具的借条。而且，约定定金到三得益账上后，要立即将定金转给我，为此，被告与三得益公司员工“小王”的通话录音，证明“小王”当时给我说可以去办领取定金的手续，我考虑到如果约定的时间内买受人不能凑足尾款，我可以没收这笔定金，交易完成后我明确提出要求将借条还给我，但是三得益公司要求完成一些手续未达成一致，才发生本案诉讼。为此，原告提供了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2019年5月21日、23日，被告多次与第三人三得益公司工作人员“小王”协商合同更名、合同尾款支付等事宜，被告多次要求对方将返还其之前出具的借条，后因佣金支付问题双方存在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此外还有2019年9月21日、10月15日、被告与三得益公司股东张贵东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被告将其与第三人万仪完成交易的事宜告诉张贵东，张贵东与淳势洪在中介费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诉讼中，本院通知原告杨凤本人到庭，但原告杨凤拒不到庭接受询问。另，经原告申请，本院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借条、转款凭证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原告已实际足额提供借款，原告已完成举证责任。被告淳势洪抗辩双方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认为涉案款项实为三得益公司代万仪所支付的购房定金，其应当提供相反证据对原告的主张予以反驳，使人民法院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否则，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三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买方万仪将定金托管至三得益公司的账户，直至卖方与房开商签好《房屋买卖合同》并将卖方在上述房屋名下的所有票据改到买方名下当日，由经纪方将上述定金直接转给卖方，也就是说，在三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日，被告淳势洪请求支付该30万元定金的条件尚未成就，但在当日，杨凤便将30万元款项转至淳势洪的账户，淳势洪也出具了借条，淳势洪也认可当时确实急需用钱，从资金的来源上看，两笔款项也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就是三得益公司转付给被告的定金。另外，关于杨凤的身份（夫妻关系、社保），虽然杨凤与三得益公司的股东朱禹禹曾经系夫妻关系、且三得益公司曾经为杨凤缴纳社会保险，但该事实与杨凤以个人名义向被告淳势洪出借款项并不矛盾，也正因为存在此种特殊关系，杨凤将30万元的款项出借给淳势洪的行为才具有合理性。至于录音，其内容显示被告与三得益公司工作人员“小王”和股东张贵东就中介费进行磋商，并以被告支付中介费为向被告返还借条的条件，也就是说，若被告同意支付中介费，则被告所欠杨凤的借款结清，由于杨凤与三得益公司的特殊关系，在交易顺利完成的情况下，三得益公司完全可将其收到的保证金与杨凤直接进行结算和抵销，因此，依据该录音，同样不能得出定金与借款系同一笔款的结论。综上，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的主张，不能使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杨凤本人经本院传唤未到庭，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的规定，在待证事实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若杨凤本人不到庭，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才不予确认，但如前所述，杨凤已经完成举证责任，故其本人不到庭不影响本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限已经届满，原告杨凤主张被告淳势洪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为此，判决如下：被告淳势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凤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90元（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2282元，合计5572元，由原告杨凤负担572元，由被告淳势洪负担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嵩松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付晓东书记员赵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