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12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琳，男，1978年6月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易晓蕊，上海申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负责人：张载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提旭娟。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米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姚志明。原审被告：汤丹明，女，1978年1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原审第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责人：马宁，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滨。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上诉人徐琳为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上海分公司)、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星公司)，原审被告汤丹明，原审第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上海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9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信达上海分公司原审针对徐琳的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并非《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两者的合同编号及签订目的、用途完全不同，《综合授信协议》项下人民币2，000万元(以下币种同)的贷款融资已经履行完毕，案涉借款与《综合授信协议》无关，徐琳就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未提供过抵押；2．光大上海分行仅提供了浙星公司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对公账户对账单，不能完整反映浙星公司的还款情况，应当提供截至起诉之日的还款明细，且根据二审提供的证据浙星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归还过20万元的款项；3．信达上海分公司要求徐琳承担保证责任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信达上海分公司在文汇报上发布公告的行为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被上诉人信达上海分公司辩称，案涉债权已经转让给上海喆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喆亿公司)，本案应当变更诉讼主体。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浙星公司、汤丹明未发表答辩意见。光大上海分行辩称，本案诉请与已方无关。信达上海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浙星公司支付贷款本金600万元、截至2018年9月18日的逾期利息3，053，554.66元，以及自2018年9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之逾期利息(以贷款本金600万元为基础，按逾期年利率9.464％计算)；2．判令若浙星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信达上海分公司与徐琳、汤丹明协议，以其坐落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3房产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判令徐琳对浙星公司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6月7日，光大上海分行(乙方)与浙星公司(甲方)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的《综合授信协议》，(主办王中元，协办王天用)该协议约定：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最高授信额度中，一般贷款的具体授信额度为贰仟万元整；最高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限为2011年6月20日至2012年6月20日，具体业务的期限以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准，但每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具体授信额度的开始使用日期不得超过上述最高额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限的截止日；在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及其有效使用期限内，甲方可一次或分次逐笔向乙方申请的信贷政策，根据本协议约定具体确定甲方申请的具体业务的名称、金额和期限；为保证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得到清偿，采取如下担保方式：(一)保证人徐琳，与乙方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最高额保证合同》；(二)抵押人徐琳、汤丹明与乙方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最高额抵押合同》；乙方与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每一笔具体业务合同均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协议整体；本协议项下如发生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以下简称光大虹口支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具体业务由分行营业部承办，《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由分行营业部承担。2011年6月7日，徐琳与光大虹口支行另行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作为保证人)，合同约定：为确保2011年6月7日浙星公司签订的编号为XXXXXXXXXXXXXX《综合授信协议》，徐琳愿意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以担保浙星公司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将产生的债务，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贰仟万元整。保证范围为浙星公司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具体授信业务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两年。2011年6月18日，徐琳、汤丹明与光大上海分行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作为抵押人)，约定徐琳、汤丹明以其坐落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3房产为浙星公司在编号为XXXXXXXXXXXXXX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即贰仟万元整；抵押担保的范围为浙星公司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光大上海分行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和光大上海分行在本合同项下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以及徐琳、汤丹明在合同项下应向光大上海分行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合同还约定，抵押物经抵押人及抵押权人一致确认，在合同签字之日的价值为264.80万元。2011年6月22日，徐琳、汤丹明就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权登记，登记证号为宝XXXXXXXXXXXX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针对位于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地下车库的抵押房产)附记中载明：最高额抵押，最高额金额2，000万元，债权发生期间2011-06-20至2012-06-20，该处房产担保总债权中的171.70万元；另有他处房产作共同担保。登记证号为宝XXXXXXXXXXXX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针对位于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地下车库的抵押房产)附记中载明：最高额抵押，最高额金额2，000万元，债权发生期间2011-06-20至2012-06-20，该处房产担保总债权中的93.70万元；另有他处房产作共同担保。2011年8月16日，浙星公司(乙方)与案外人浙江东江船业有限公司(甲方)、光大虹口支行(丙方)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1《销售回款三方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鉴于丙方同意给予乙方贸易融资额度人民币［贰仟］万元。该额度资金用于乙方的生产性流动资金周转，以保证双方签署的采购协议顺利履行，该融资事项具体见乙、丙双方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编号为第XXXXXXXXXXXXXX号；乙方在丙方设立监管账户，用于上述采购协议的资金结算(户名：浙星公司，账号XXXXXXXXXXXXXXXXX；开户银行：光大虹口支行)；甲方承诺从采购协议签订之日起将该协议项下所有结算资金全部划入上述监管账户；乙方承诺该账户为该协议项下销售资金的回款账户，销售资金回款后应用于归还丙方融资款项，乙方同意丙方可直接从资金结算账户中扣收融资款项。同日，浙星公司(乙方)还与案外人浙江神州船业有限公司(甲方)、光大虹口支行(丙方)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2《销售回款三方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与XXXXXXXXXXXXXX-1号《销售回款三方合作协议》相同。浙星公司记账凭证载：2011年11月15日，付一般账户往来款(光大)5，000，000元；2012年5月16日付一般账户款(光大银行还款)5，000，000元；付一般账户款(光大银行还款)5，000，000元。2012年5月28日，浙星公司作为借款人与光大上海分行作为贷款行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经办人王天用)。合同约定：贷款用途为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具体用途为采购钢材，贷款金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贷款期限为2012年5月30日至2012年11月30日；贷款年利率采用固定利率，贷款年利率为7.32％；贷款按季结息，结息日为季末20日；还本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如果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偿还贷款的，贷款行有权自该笔贷款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对于借款人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贷款行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贷款行将贷款划付至借款人在贷款行处开立的如下账户：开户行：光大虹口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本合同项下贷款的担保方式为1：1．由徐琳(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XXX；2．由徐琳、汤丹明提供房产(抵押物)的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XXX。合同还约定：无需事先征得借款人的同意，贷款行可将本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予任何第三人，只需在转让时书面通知借款人。浙星公司与光大上海分行分别在合同末签署页盖章确认。2012年5月30日，光大上海分行向浙星公司放款800万元。合同签订后，浙星公司按约付息并于2012年11月30日归还本金100万元。2012年11月30日，浙星公司、徐琳、汤丹明与案外人光大北外滩支行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借款展期合同》(经办人王天用)，就《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到期未能清偿的700万元本金进行展期。该合同约定：在《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的前提下，订立本合同；展期币种及金额为人民币柒佰万元整；展期期限为6个月，自2012年11月30日至2013年5月30日；展期后贷款年利率为7.28％；展期期间的结息日仍按《借款合同》执行；借款人应在贷款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一次性偿还全部展期贷款。该《借款展期合同》第三章担保事项第五条约定：为担保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应向贷款行偿还或支付贷款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告费用、执行费用等)，担保人应按下列1，2款之约定继续承担其担保责任：1．担保人为保证人的，担保人应继续按照担保合同的规定对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和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约定的借款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借款合同》及本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本合同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两年；2．担保人为抵押人的，担保人应继续按照担保合同的规定以上海市友谊路XXX弄XXX号XXX、XXX室以及XX号X号车库地下1层车位202、203为抵押物，为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和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浙星公司、案外人光大北外滩支行及徐琳、汤丹明分别在合同方签署页借款人、贷款人及担保人处盖章、签字。合同签订后，浙星公司还款情况如下：2013年5月30日还款5，770.72元；2013年6月21日还款4.36元；2013年7月19日还款10，000元；2013年8月12日还款110，000元；2013年8月21日还款100万元。其中，光大上海分行将2013年5月30日还款5770.72元、2013年8月12日还款110，000元直接冲抵本金；2013年6月21日还款4.36元；2013年7月19日还款10，000元冲抵利息；2013年8月21日还款100万元先冲抵借款本金884，229.28元，后冲抵利息90，491.14元及再冲抵截至2013年8月21日的逾期利息、复利25，279.58元。2012年11月30日，徐琳与案外人光大北外滩支行签订编号为XXXXXXXXXXXXXX-1的《保证合同》(自然人作为保证人)，合同约定：徐琳愿意为因编号XXXXXXXXXXXXXX的《借款展期合同》产生所有债务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担保的主债权币种、金额为人民币柒佰万元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及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时间发生而导致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两年。原审另查明，2014年9月12日，信达上海分公司与光大上海分行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光大上海分行向信达上海分公司转让了浙星公司名下本金余额为600万元的贷款。2014年10月10日，信达上海分公司与光大上海分行共同在《文汇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并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信达上海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中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该公告清单第19项载明：借款人浙星公司、借款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XXX、担保人名称徐琳、担保合同编号：XXXXXXXXXXXXXX-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2016年9月12日，信达上海分公司、光大上海分行再次共同在《文汇报》上刊登《债权催收联合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的所有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立即向信达上海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下附公告清单第19项载明：借款人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XXX、担保人名称徐琳、担保合同编号：XXXXXXXXXXXXXX-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1。原审又查明，2018年12月18日，信达上海分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上海喆亿实业有限公司。2019年2月20日，信达上海分公司、上海喆亿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在《文汇报》上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公告通知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喆亿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公告清单第9项载明：债务人名称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本金余额600万元；保证人徐琳、汤丹明；抵押人徐琳；抵押物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上海市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上海市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3房产。原审再查明，2018年10月28日，信达上海分公司就本案诉至原审法院，本案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后本案于2018年12月3日正式立案。审理中，汤丹明于2019年5月7日提出对信达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XXXXXXXXXXXXXX)和《借款展期合同》(编号：XXXXXXXXXXXXXX)上“汤丹明”的签名是否系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笔迹鉴定。2019年7月23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因一直未收到相应鉴定费将鉴定相关材料退回本院。一审法院认为，信达上海分公司与光大上海分行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星公司与光大上海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与光大北外滩支行签订的《借款展期合同》，徐琳与光大虹口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光大北外滩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徐琳、汤丹明与光大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理应恪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信达上海分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涉案编号XXXXXXXXXXXXXX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是否系《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三、徐琳、汤丹明是否应当就涉案债务承担保证或抵押责任。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徐琳、汤丹明均认为涉案债权在立案前已经发生转移，信达上海分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9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于2018年10月28日进入诉前调解程序，于2018年12月3日正式立案。根据案外人上海喆亿实业有限公司及信达上海分公司陈述，该次债权转让发生于2018年12月18日，并于2019年2月20日于《文汇报》公告。由此，涉案债权于本案诉讼中发生转移，故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涉案债权转让并不影响信达上海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及诉讼地位，且受让人上海喆亿实业有限公司亦未申请参加诉讼，故原审法院对徐琳、汤丹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信达上海分公司认为《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系《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与《综合授信协议》构成一个协议整体，适用《综合授信协议》的相关约定。徐琳、汤丹明均辩称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与《综合授信协议》无关。原审法院认为，判断相同主体间签订的多个合同之间的关系应结合各合同相关约定作整体分析。本案中《综合授信协议》系光大上海分行与浙星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签订。根据该合同约定：综合授信下的具体业务是指光大上海分行向浙星公司提供的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具体的授信业务；最高授信额度指光大上海分行在协议约定的综合授信有效期间内可向光大上海分行申请使用的各项具体业务形成的债务本金的最高余额。协议明确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为2011年6月20日至2012年6月20日。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签订于2012年5月28日，发生于综合授信有效期限内，符合《综合授信协议》关于具体业务的相关约定。且该笔流动资金贷款的经办人与《综合授信协议》经办人一致，借款人的收款账户与浙星公司认可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协议即《销售回款三方合作协议》上载明的收款账户一致。徐琳提供两份《销售回款三方合作协议》及记账凭证以证明浙星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全部还款义务，涉案合同项下债务非《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信达上海分公司对该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光大上海分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记账凭证中款项的用途作了不同说明。原审法院认为，徐琳提供的浙星公司《销售回款三方合作协议》及记账凭证均系复印件，且从内容上来讲两者未能相互印证。即便该证据中记账凭证中记载的款项系用于归还《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亦仅证明浙星公司于2011年11月15日、2012年5月16日有过还款行为，无法证明其后《综合授信协议》项下未发生其他债务，更无法证明其他债务已经履行完毕。故原审法院对徐琳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就汤丹明提出的“《借款展期合同》的签订时间已经超过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且贷款方的签订主体系第三人下辖支行”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借款展期合同》并非两个独立合同。根据《借款展期合同》的相关约定，在《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继续有效的前提下，《借款展期合同》系对《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部分条款的补充和调整，两者构成统一整体，不应无视其两者的整体性而对《借款展期合同》进行单独评价。就签订主体问题，《借款展期合同》贷款方的签订主体系光大北外滩支行，光大北外滩支行系光大上海分行的下辖支行，其民事责任由光大上海分行承担，且《借款展期合同》条款本身已经明确了该合同与《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关系，故对汤丹明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系《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应当适用《综合授信协议》的相关约定。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鉴于《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系《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合同。涉案债权属于XXXXXXXXXXXXXX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信达上海分公司有权要求徐琳、汤丹明承担相应的保证、抵押责任。一、就徐琳的保证责任。徐琳认为信达上海分公司向其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保证的诉讼时效。根据XXXXXXXXXXXXXX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关约定，《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具体授信业务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涉案债务于2013年5月30日届满，故徐琳对涉案债务的保证期间届满之日为2015年5月3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收债务催收通知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据此，在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过程中债权人可以公告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2014年10月10日，信达上海分公司与光大上海分行共同在《文汇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通知涉案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徐琳承担保证责任。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信达上海分公司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向徐琳主张了相关担保权利，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徐琳保证债务诉讼时效自2014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两年。2016年9月12日信达上海分公司、光大上海分行再次在《文汇报》上发布联合公告，要求浙星公司清偿涉案债务、徐琳承担保证责任。故徐琳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信达上海分公司于2018年10月28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根据徐琳的抗辩意见，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为XXXXXXXXXXXXXX-1的《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就保证期间的约定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一致，结合信达上海分公司2014年10月10日、2016年9月12日两次在《文汇报》发布公告及2018年10月28日提起诉讼的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即便依据XXXXXXXXXXXXXX-1号《保证合同》，徐琳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未超过，信达上海分公司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相关担保权利。二、就徐琳、汤丹明的抵押责任。徐琳、汤丹明签订了XXXXXXXXXXXXXX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且抵押物已经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应当就《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抵押责任。汤丹明对《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借款展期合同》中的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持有异议，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经释明后，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后又撤回申请，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抵押担保债权的范围，汤丹明主张在264.60万元债权范围内承担抵押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第四章抵押担保范围约定抵押担保范围为浙星公司在主合同项下应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以及应向光大上海分行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故徐琳、汤丹明应在抵押担保范围内就《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项下全部剩余债务承担抵押责任。涉案《抵押权登记》附记处明确抵押性质为“最高额抵押”及最高额金额为2，000万元后还载明“该处房产担保总债权中的171.10万元，另有他处房产作共同担保”及“该处房产担保总债权中的93.70万元，另有他处房产作共同担保”，结合《最高额抵押合同》所附抵押物清单仅涉及该两处房产的事实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五章第七条关于“抵押物经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双方一致确认在本合同签字之日的价值为人民币贰佰陆拾肆万捌仟元整(264.80万元)”之约定，抵押权登记证明上记载的金额系登记时抵押物价值对应的债权数额，不应以此作为判断担保债权范围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8条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以合同约定认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故对汤丹明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关于浙星公司在《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项下欠款金额的认定。光大上海分行提供了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浙星公司名下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的对公账户对账单，之后的账单因该账户未发生变动无法再从系统中导出。徐琳、汤丹明认为该对账单日期截止为2013年12月31日，不能反映全部贷款及还款情况，应提交至起诉日止的对账单。徐琳主张浙星公司在2014年仍有还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的借款人系浙星公司，其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对欠款金额的抗辩。现信达上海分公司及光大上海分行均主张自2014年1月1日起浙星公司再无还款，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单即反映了全部还款情况。而徐琳、汤丹明不认可信达上海分公司主张，徐琳认为2014年浙星公司仍在还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徐琳、汤丹明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信达上海分公司是否有权依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合同》收取复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信达上海分公司主张的利息及复利并未超过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上限，故对汤丹明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借款本金6，000，000元；二、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截至2018年9月18日的逾期利息3，053，554.64元及自2018年9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以贷款本金600万元为基础，按年利率9.464％计算)；三、若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至第二项付款义务，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可与徐琳、汤丹明协议，以其名下坐落于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2、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XXX弄XXX号XXX室及XXXX弄XX号X号车库地下一层车位203房产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在最高额2，000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该房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徐琳、汤丹明所有，不足部分由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继续清偿；四、徐琳对上述第一至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徐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75，1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80，734元，由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徐琳、汤丹明共同负担。二审中，徐琳向本院提交记账凭证一份，证明2014年9月5日浙星公司还款20万元。光大上海分行提供2003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7日浙星公司的记账单、光大银行暂收暂付记账凭证各一份，证明浙星公司于2014年9月5日曾经有一笔20万元的还款，由于信达上海分公司与光大上海分行之间债权转让的基准日为2014年7月31日，该笔款项已经转付信达上海分公司。信达上海分公司、光大上海分行对徐琳提供证据，徐琳、信达上海分公司对光大上海分行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二审证据均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如果在某一还本付息日，借款人所偿还的一笔款项不足以偿还当期到期应付款项，则该笔款项应首先用于支付借款人应付的费用，然后用于支付贷款利息及复利，最后用于偿还贷款本金；2.2014年9月5日浙星公司归还案涉借款2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二审中是否需要变更或追加喆亿公司为本案当事人；二、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否属于《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徐琳就案涉债务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三、光大上海分行与信达上海分公司于2014年10月10日、2016年9月12日在文汇报上刊登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可否产生在保证期间内向徐琳主张权利以及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四、浙星公司已还款金额的金额及债务抵充顺序应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恒定原则，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并不影响信达上海分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是否需要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本案中信达上海分公司与喆亿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发生于一审受理后、开庭审理之前，一审阶段信达上海分公司坚持已方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喆亿公司亦无异议，原审法院依法认可信达上海分公司的诉讼地位，并无不当。现二审中信达上海分公司、喆亿仅以债权转让为由要求变更喆亿公司为本案被上诉人或追加喆亿公司为第三人，综合本案诉讼所处的进程、是否需要追加喆亿公司查明相关事实等因素，本院对信达上海分公司、喆亿公司要求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发生于《综合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有效期限内。徐琳主张案涉贷款与综合授信协议无关，主要理由为综合授信协议项下2，000万元贷款的发放及归还均已履行完毕，并于原审中提供《销售回款三方合作协议》及财务记账凭证予以证明。对于徐琳提供的上述证据，作为签约一方的光大上海分行虽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记账凭证上2011年11月15日500万元系还款不予认可，并对其用途进行了说明。由于徐琳提供的上述记账凭证系单方自行制作，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证明徐琳所主张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贷款发放及归还的事实，亦不能得出案涉贷款与综合授信协议无关的结论。而且，案涉贷款的《借款展期合同》上手写明确载明了抵押担保事项，徐琳作为担保人亦签署了该展期合同，徐琳与光大上海分行除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签署单独的抵押合同，如案涉贷款不属于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亦不符合常理。综上，徐琳以案涉贷款与综合授信协议无关为由要求不承担担保责任，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该条但书所指另有特别规定，主要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上述规定系基于不良债权众多、债务人众多情形下，国有银行(包括国有控股银行)及其受让人难以一一通知，或者一一通知耗费成本等考虑，规定了特定主体可以采取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公告的方式催收债权。据此，光大上海分行、信达上海分公司通过在文汇报上刊登催收联合公告的方式向徐琳主张权利，符合上述特别规定，应认定债权人已在保证期间内向徐琳主张权利并产生起算以及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关于争议焦点四，关于一审法院已查明的浙星公司还款金额及其抵充顺序，本院认可原审判决及其理由，不再赘述。二审中查明的浙星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归还的20万元，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应当依法抵扣浙星公司截至该日欠付的逾期利息。据此，本院对原审判决第二项浙星公司应支付的截至2018年9月18日的逾期利息调整为2，853，554.64元。原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所指的各担保人承担责任的金额亦相应调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95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95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截至2018年9月18日的逾期利息人民币2，853，554.64元及自2018年9月19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利息(以贷款本金人民币600万元为基础，按年利率9.464％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174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公告费人民币560元，共计人民币80，734元，由上海浙星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徐琳、汤丹明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5，174元，由徐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 婕审 判 员  周 欣审 判 员  朱 瑞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刘凌钒书 记 员  谢呈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