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4214、242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女，195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24214号案中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友林，广东固信律师事务所律师。24215号案中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待君，梁少芬，均系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顿某，女，197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智，广东金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平，广东金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某，男，195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跃宇，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某、顿某因与被上诉人伍某赠与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568、39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某针对（2019）粤0106民初21568号案（以下简称21568号案）上诉请求：确认伍某将钱款赠与顿某的行为无效，改判顿某按照伍某实际赠与的款项869000元全部返还给邓某，并从一审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18日起按照年息6％支付利息，直至赠与款全部返还时止。事实与理由概括如下：一、一审基本事实查明不清，判决结果显失公允。顿某并非伍某某的前妻，而是伍某婚外第二个情妇。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邓某提交了顿某的计划生育卡及伍某某的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计生卡显示顿某与伍某某于2000年3月15日结婚登记（初婚），但是根据民政局的原始资料显示2000年3月15日时顿某的配偶是蔡某，伍某某的配偶是杨某，双方都在婚姻状态中。很显然，一审法院对于邓某提交的上述材料及顿某自行提交的结婚证和离婚证并没有进行认真审查。同时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出具的《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情况》记载，顿某从2008年11月至今均在广州市天河区居住生活，但却没有伍某某在广州生活的任何证明。本案审理过程中，邓某多次强调伍某与顿某是情人关系，两人非婚生育了伍某某3、伍某某4两个孩子，并向法院申请亲子关系鉴定，而且还说到顿某是伍某的第二个情人，第一个情人是余某，伍某与余某也非婚生育了伍某某1、伍某某2两个孩子。但一审法院得知伍某在与邓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外有两个情妇且非婚生育四个子女后，一方面认为伍某和顿某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可疑的，对二人之间所发生的事实的陈述均不予采信，但又无意对伍某和顿某的关系进行推测，自相矛盾的陈述结果也导致了本案判决有失公允。根据（2019）粤01民终8971号【一审案号：（2018）粤0115民初5575号】邓某诉伍某、余某赠与合同纠纷案，邓某在该案中起诉要求其返还12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余某返还12万元及利息，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同时根据（2019）粤01民终8972号【一审案号：（2018）粤0115民初5576号】邓某诉伍某、伍某某1赠与合同纠纷案，邓某在该案中起诉要求其返还12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余某返还2.5万元及利息，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在邓某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上述两个类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没有将与本案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上述两个案件作为裁判参考，导致同案不同判。二、伍某与顿某的婚外情行为，侵犯了邓某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伍某赠与顿某钱款的行为应属无效，顿某因此获得的财产应全额返还给邓某。三、一审法院对讼争款的处理违背了邓某、伍某在离婚前就财产处置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2018年8月2日，邓某、伍某在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会议室进行协商，并由邓某的代理律师谢友林手写四人签字的无标题文件一份，在离婚系列案中，双方对该文本的真实性无异议且多次作为证据提交。根据该文件的第三页最后一段：“双方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得隐瞒，如隐瞒查证属实，隐瞒部分归对方所有。”一审判决认可了该文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也将该文件与本案有关的内容作为断案依据。邓某认为，邓某、伍某作出的上述承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一审法院并未尊重双方就财产处置问题达成的意见。顿某辩称不同意邓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顿某与伍某不存在任何赠与关系，伍某也没有赠与的动机。从时间上看，顿某的小儿子伍某某4是2008年出生的，而伍某与顿某的经济往来是从2013年开始的，稳定的劳务费用是在2015年伍某退休与邓某分居开始。伍某是耳聋的需要人照看，根据伍某的经济实力，每月支付顿某照看费1万余元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同时顿某还时常照看伍某的母亲，并且顿某和伍某某共同生育小孩是在伍某退休之时，吃饭都没有着落，此时有相对亲近的顿某照顾伍某符合常理。所以，伍某和顿某之间的经济往来是伍某支付给顿某的劳务费和生活费用，不存在赠与关系。顿某针对21568号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邓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邓某承担。事实与理由概括如下：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大量采用推理的方式，认定伍某将房屋赠与顿某是错误的。本案中，邓某没有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伍某与顿某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驳回邓某的诉讼请求。其次，伍某向顿某转账钱款是有时间规律的，即每个月支付，如果伍某单月没有转账，则下月会补齐，并不是一次性大笔资金转账给顿某，符合顿某所说“是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和劳务费用”，而不符合一审法院认定的赠与。如此零碎的转账和日常生活开支是很难举证证实的，一审法院要求顿某举证是强人所难。最后，一审法院在不认定伍某与顿某存在情人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伍某与顿某存在赠与合同关系，这种推理是违反逻辑且不符合常理的。一审法院认为伍某与顿某存在“可疑”的关系，“可疑”的关系是不能推断赠与关系的，这世界一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伍某与顿某赠与合同关系是站不住脚的。综上，伍某与顿某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邓某的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依法改判。邓某坚持上诉意见，辩称不同意顿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顿某应当按照伍某转账给其的实际款项返还给邓某。伍某辩称不同意邓某的上诉请求，同意顿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一、一审判决没有按照民事举证原则分配举证责任，也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各方提交的证据。本案中，邓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伍某与顿某存在不正当关系，而顿某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其与案外人伍某某（伍某之弟）存在亲密关系。因此，邓某主张伍某赠与钱款86.9万元给顿某，不存在事实基础。二、只有证明顿某与伍某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才会发生转账赠与的情况。但不能将因果关系倒转过来，称因为伍某转账给顿某，因此两者存在不正当关系。况且伍某向顿某转账绝大部分发生在2015年分居以后，更没有发现在顿某两名未成年子女在2005年、2008年出生时的转账记录。伍某愿意在法庭的主持和组织下，打印伍某、邓某双方名下账户的全部历史明细进行核实，以自证自己并没有向顿某的其他转账记录。三、2015年年初邓某主动搬离天河北住所提出分居，伍某身患重度耳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聘请保姆帮忙买菜煮饭、陪护寻医符合人道和常理。且伍某向顿某的转账86.9万，除了2笔小计20万发生在2013年，其余35笔小计66.9万均发生在2015年7月（即邓某提出与伍某分居后）至2019年4月，其中最大一笔为5万元、最小一笔仅为2000元，年均约16万/年，既包括伍某本人的伙食费和顿某的劳务费，也包括通过顿某给伍某母亲购买保健品、药品的费用。上述转账符合日常生活常理和伍某、邓某的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也远低于离婚案中判决邓某离婚前一年的合理开支标准30万/年。四、邓某在本案中所列举的款项缺乏审计材料支撑，不能依靠简单的列举就完成举证。且邓某向伍某提出离婚后，伍某自行负责个人伙食、赡养母亲、家庭杂费等事宜，伍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顿某家里搭食中晚两餐，顿某又经常带小孩陪案外人伍某某（伍某之弟）去看望其老母亲，部分款项如采购菜米水果、帮忙为老母亲购买保健品、药品等日常开支，均由伍某转账并经顿某之手向各类商贩、药店、商场等支出，这种情况与一审判决评析的“（邓某离婚前一年开支30万）实际是支付给完全不同的人”并无本质区别，应作同一认定。五、本案所涉的86.9万元与南沙法院判决的款项均非伍某故意隐藏、转移的财产，但两者的事实有所不同。邓某亦确认伍某某1是伍某的非婚生女儿，南沙法院所涉的款项是伍某为女儿伍某某1支付入读大学的伙食费、教育费和多年的抚养费补偿，另外伍某在离婚诉前联调阶段和离婚案审理过程中都一直表态在财产分割时愿意给予邓某一半补偿，并没有隐藏财产的主观故意。而本案所涉86.9万元绝大部分是伍某在2015年分居后合理开支使用的款项，不应再进行分配。六、法院审理判决本案和相关案件，应充分考虑伍某与邓某分别对共同财产的掌控状况和（2020）粤0106民初13506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以下简称13506号案）的一审判决情况，但一审法院在同一时期作出的13506号案一审判决，与本案判决出现了明显双重标准认定的问题。一方面，一审判决认定伍某对2013年以来转账金额的一半拥有处分权，即认定邓某对另一半拥有处分权，但13506号案在邓某掌握绝大部分共同财产、且对其银行账户2008年至2016年72项单笔5万元以上大额取款和不明转账逾1064万元（其中12项单笔30万以上、12项单笔20-30万）不能合理说明和举证的前提下，一审法院没有认定伍某对该1064万存款的共有权，反而认为“只有离婚那一刻以后的转款取现行为才能成立夫妻转移财产的问题”，因此仅认定邓某2018年以后的小额转款取现约25万为其转移财产的金额。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在13506号案中认为邓某2008年转款取现逾1064万的行为“只有离婚那一刻即2018年以后的转款取现行为才能成立夫妻转移财产的问题”，但在本案中却又不采用相同标准评价伍某的行为，直接认定伍某2013年以来的转账的一半约43万归邓某所有，双重标准难以令人信服。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充分衡量本案、13506号案上诉案【（2020）粤01民终24822号案】的证据、事实，按照统一的认定标准作出合理的判决，依法判决驳回邓某的上诉请求，改判支持顿某的上诉请求。邓某针对（2019）粤0106民初39961号案（以下简称39961号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顿某应配合邓某办理广州市天河区XX路530号806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伍某、顿某承担。事实与理由概括如下：一、《财产确认书》系邓某与伍某离婚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请求法院判决顿某配合邓某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其名下。1.顿某未向伍某支付房屋对价，其并非善意第三人，伍某未经邓某同意赠与房屋的行为无效，顿某应返还房屋。2.伍某在与邓某离婚纠纷一案中，刻意隐瞒涉案房屋的存在，导致双方在离婚纠纷一案中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3.邓某有权单独获得涉案房屋的全部权利。首先，《财产确认书》系伍某、邓某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多个案件中被确认合法、有效。《财产确认书》第三页最后一段明确约定“双方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得隐瞒，如隐瞒查证属实，隐瞒部分归对方所有。”但是，伍某违反上述约定，隐瞒涉案房屋的存在，法院应判决涉案房屋直接过户到邓某一人名下。其次，法律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最后，邓某在一审阶段已提交相关类案，对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伍某，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二、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不清，认定有误，导致对案件分析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伍某某与顿某原系夫妻，育有一子一女，现已离婚，二孩均由顿某抚养”，但邓某、顿某提交的证据均证明伍某某与顿某从未登记结婚，两者并非是情人关系，顿某的女儿伍某某3并非是伍某某的小孩。1.顿某于1999年3月17日与蔡某在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婚姻登记管理所办理结婚登记，结婚登记证号：鄂黄下结字第**；2007年3月12日与蔡某在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婚姻登记管理所办理离婚登记，离婚证字号：鄂黄下离字第050700054号。顿某的前夫是蔡某，两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育有一女，名为蔡某某（2005年3月31日出生，后改名为伍某某3）。2.伍某的弟弟伍某某（公民身份证号码：）的妻子是杨某，两人于1988年9月24日在肇庆办事处登记结婚，于2015年3月23日在肇庆市××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补办结婚登记，至今仍是合法夫妻关系。3.顿某在2008年9月21日生育了一个小孩名叫伍某某4，是与蔡某离婚后与他人所生，资料记载该小孩的父亲为伍某某。4.顿某于2009年7月16日在广宁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利用虚假信息申报了《育龄信息卡》，该卡记载如下：建卡时间是2009年7月16日，配偶是伍某某，公民身份证号码是，初婚时间是2000年3月15日。子女两名：伍某某3（2005年3月31日出生），伍某某4（2008年9月21日出生）。备注：该卡上记载的信息有多处错误，如伍某某的身份证号码、两人初婚的时间（此时伍某某还是杨某的合法丈夫、顿某还是蔡某的合法妻子）。5.顿某从2008年11月至今均在广州市天河区居住生活，而伍某某一直在肇庆生活。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搞错了顿某与伍某某的关系，导致对案件事实审理不清。邓某认为，只要确定伍某与顿某是否为婚外情关系，顿某的儿子伍某某4是否为伍某的儿子，则非常容易理解为何伍某在与邓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多次大笔转移金钱及房屋给顿某。顿某辩称不同意邓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顿某是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第三人，且该房屋不属于伍某所有，伍某与顿某有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购房发票、缴税证明，证实顿某向伍某支付了购房款。2.伍某与顿某不存在不正当关系，伍某没有赠与顿某房产的动机，并且在2009年这个时间也对不上，伍某与顿某此时没有任何关系。同时，伍某恶意转让涉案房屋也不符合常理。2013年之前，伍某与顿某没有任何的经济往来，也不是亲属关系，如果伍某恶意转移财产，一般也不会考虑顿某。在伍某与顿某不存在不正当关系的情况下，邓某应该负顿某不是善意取得的举证义务。3.2005年顿某生育孩子后坐月子期间，其丈夫蔡某出轨，导致顿某与蔡某夫妻感情不合且分居。在2005年底，顿某带其半岁的女儿到广州，伍某某谎称自己离异并在感情上经常安慰顿某，双方成为朋友。2006年，伍某某为顿某提供涉案房屋居住。2007年3月2日，顿某和蔡某离婚，蔡某随后与他人再婚。离婚后不久，顿某与伍某某同居。2008年9月21日双方生育了伍某某4，从时间上看，伍某某在2006年与顿某刚开始发生关系就直接送房，不太符合正常的逻辑，伍某某为了避免将来发生诉讼以及顿某纠缠涉案房屋，便以其哥哥伍某的名义购置了该房屋，其后，伍某某与顿某共同生活。在顿某为伍某某生下孩子后，伍某某便决定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顿某。次年，伍某某就给顿某购买了广州市天河区XX路16号902房，购房的证明已经在一审时提交了。在2006年，伍某某有经济实力一次性现金出资购买涉案房屋，而在2006年，伍某的家庭收入由邓某掌控，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涉案房屋。综上，顿某是涉案房屋的产权所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顿某针对39961号案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邓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邓某承担。事实与理由概括如下：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大量采用推理的方式，认定伍某将房屋赠与顿某是错误的。本案中，邓某没有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伍某与顿某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驳回邓某的诉讼请求。其次，一审法院在不认定伍某与顿某存在情人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伍某与顿某存在赠与合同关系，这种推理是违反逻辑且不符合常理的。一审法院认为伍某与顿某存在“可疑”的关系，“可疑”的关系是不能推断赠与关系的，这世界一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伍某与顿某赠与合同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伍某与案外人伍某某是亲戚关系（实为亲兄弟），伍某某与顿某生育一男孩，伍某某为顿某购买了案外另一套住房。在伍某某与顿某存在如此亲密关系的情况下，伍某向顿某赠与房屋是没有动机的、没有理由的。综上，伍某与顿某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邓某的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依法改判。邓某坚持上诉意见，辩称不同意顿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1.涉案房屋为邓某与伍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伍某在未经邓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该房产赠与顿某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顿某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能力或者有经济来源及实际支付了所谓购买涉案房屋的对价，同时伍某某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支付了所谓购买涉案房屋的对价，包括所述称的委托伍某代持房产及委托伍某转卖房产的证据。其次，顿某不同意做亲子鉴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且顿某与伍某某存在所谓的亲密关系，而房屋本来是伍某某的，为何伍某某不让顿某来代持涉案该房屋呢？为何不直接将该房屋给顿某呢？而是要通过伍某来代持或者所谓的转卖房产？而且要顿某支付数十万元的所谓款项给伍某？因为涉案房屋本身不是伍某的话，顿某应当直接将房款给伍某某，而不是给伍某。2.顿某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有正常的收入来源用于足额支付涉案房屋的房款，其辩称是现金交付购买房产，但其没有提交任何的现金交付的来源。前夫也好、伍某某也好，在涉案房屋所谓的转让期间，也没有向其提供相应的款项，无法证实顿某足额支付房款的事实。3.伍某擅自赠与涉案房屋给顿某，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及伍某与邓某双方关于夫妻转移、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应当判决涉案房屋归邓某一方所有。对伍某隐瞒、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包括擅自赠与其情人及非婚生子女款项的行为，已有人民法院对与本案基本事实相同的案件作出了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该部分财产直接归邓某一方所有，根据同案同判原则，均应作出类似的认定及判决。伍某辩称不同意邓某的上诉请求，同意顿某的上诉请求，并发表意见：一、一审判决没有按照民事举证原则分配举证责任，也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各方提交的证据。本案中，邓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伍某与顿某存在不正当关系，而顿某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其与案外人伍某某（伍某之弟）存在亲密关系。因此，邓某主张伍某赠与涉案房屋给顿某，不存在事实基础。二、认定案件事实，除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还应考虑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邓某虽然称顿某、案外人伍某某的相关资料登记内容中存在矛盾，但这显然是两人基于现实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两人此等登记内容矛盾的问题，更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牵扯到伍某身上。三、综合本案全部证据，由于伍某的工资收入在2006年时被邓某掌握，同时由于顿某提交多张子女与案外人伍某某的历史生活照片、其另外一套房屋XX路16号902房由案外人伍某某为其出资购买的凭证，以及邓某代理律师申请调查令进一步查询了案外人伍某某购买902房的银行明细记录，证明案外人伍某某与伍某没有特殊的资金交集。因此综合全案证据，顿某关于案外人伍某某于2006年出资购买涉案806房并由伍某代持，涉案806房一直由案外人伍某某和顿某实际使用是符合证据事实的。四、综合本案全部证据，尤其考虑到案外人伍某某与顿某之间的亲密关系，案外人伍某某将其实际所有的涉案806房赠与或转让更名给顿某具有合理性。同时在当时的社会情况，现金付款仍是普遍的现象，顿某现金支付对价并办妥过户手续，已经完成了房屋交易行为。五、本案的案由是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争议焦点应该放在邓某起诉认为的伍某与顿某不正当关系是否存在。如上所述，既然邓某的举证不能证明伍某、顿某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那么邓某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就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恳请二审法院综合全部证据认定事实，依法判决驳回邓某的上诉请求，改判支持顿某的上诉请求。关于21568号案，邓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伍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邓某同意且在邓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伍某赠与顿某财产的行为无效；2.要求顿某返还全部赠与款及利息（从200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4月21日之日止），目前己查证的金额是人民币879000元，最后返还数额以实际查明数额为准；利息从起诉之日2019年6月18日起按照年息6%计算，直至赠与款全部返还时止；3.伍某出资于2010年1月21日在苏宁电器为其购买的三星彩电一台，购买款人民币4999元，要求顿某返还该笔款项，利息从起诉之日2019年6月18日起按照年息6%计算，直至该款项款全部返还时止；4.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全部由伍某、顿某承担。伍某辩称，不同意邓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涉案转款为我方聘请顿某照顾人的劳务费。原离婚案件判决中，我方提出邓某在离婚一年内取走了30万元，法院认定为“涉及款项不大，符合基本生活的正常支出”，请求法院维持相同的认定标准。顿某书面答辩称，2013年伍某给了我10万元是用于装修房屋但未实际履行，2014年已现金还清。2017年下半年，伍生（即伍某，一审法院注）夫妻闹离婚，遂请我去照顾伍生，后续转款都是劳务费、医药费（包括部分给伍生母亲买的药品）等。关于39961号案，邓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伍某将涉案的广州市天河区XX路530号806房以27万元价格卖给顿某的行为无效；2.请求将广州市天河区XX路530号806房的产权人由顿某变更为邓某名下；3.诉讼费用由伍某、顿某承担。伍某答辩称，不同意邓某的全部诉请。涉案房屋是伍某某（系伍某之弟）出资，由伍某现金购买并代为持有的房屋。伍某与顿某原本并不熟悉，是由伍某某介绍认识。伍某是根据实际购房人伍某某之要求，向顿某转售房屋，顿某是善意购买人。顿某答辩称，我方为房屋的善意购买人，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共有人一栏为空白，我方有充分理由相信伍某有财产的处分权，对我方不能提出过高的审核义务。该房比较陈旧，没有电梯，我方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支付的方式是现金，部分现金为工作积蓄，部分现金来自前夫离婚后的一次性补偿款，且支付方式不影响房屋买卖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某与伍某于1981年结婚，2019年另案判决离婚。判决中未提及本案的广州市天河区XX路530号806房，另有一段意见“涉及款项（根据上下文，约为30万元，一审法院注）不大，符合基本生活的正常支出……”。2013年1月15日至2019年4月21日期间，伍某向顿某转账达86.9万元。其中2017年6月1日起转账达27.45万元。2006年5月22日，伍某购入广州市天河区XX路530号806房。2009年7月10日，伍某将该房转让给顿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载明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7万元，未见转账单据。伍某为证明其为代伍某某持有房产，提供了一份2010年9月30日的取款凭证（内容为伍某某取款40万元）和伍某某的手写说明一份，说明的内容与伍某、顿某的陈述基本一致。伍某某与顿某原系夫妻，育有一子一女，现已离婚，二孩均由顿某抚养。2018年8月2日，邓某、伍某及双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共四人，共同签署一份无标题的文件，该文件详细列明了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情况（根据该文件的内容，以下简称该文为《财产确认书》）。《财产确认书》系双方决意离婚时，反复磋商沟通而成的最终版本。在文件中，邓某、伍某确认如下事实（仅摘取与本案有关的事实）：邓某：2001年上班后，伍某将自己的工资本（建行、工行）给了我（即邓某，一审法院注）。2006年伍某拿走工行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2个，分点评析如下：一、关于伍某向顿某转款的性质认定问题，由于转款行为具有相对性，很多细节和详情只有转款的转出方和转入方知道，因此一审法院主要通过考察顿某、伍某的发言，结合本案的证据来认定该款的事实。根据顿某在21568号案中的陈述，其在2013年与伍某产生过一次10万元的借贷关系（后以现金——一种法院无法查证的方式——分笔偿还），然后在“2017年下半年”接受伍某的聘请照顾其起居。但是从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在2017年6月1日以后产生的转账仅有27.45万元，即使加上2013年的10万元借贷，则为37.45万元，不到转款总额86.9万元的一半（实际仅为43%左右）。很难想象顿某的答辩意见为何只对转款总额的其中43%进行了说明，却对剩余的57%只字未提（这还是在假设顿某的答辩内容全部真实的前提下作出的推论）。但是，一审法院无意对伍某和顿某的关系进行推测。首先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且从伍某和伍某某二人名字的相似程度来看，推断伍某某为伍某的近亲属应无疑义。因此，即使从盖然性上讲，伍某也完全可能只是通过伍某某的前妻顿某向伍某某转款，而非如邓某所设想的一样存在极度复杂的假婚姻实情人关系，事实究竟如何，一审法院认为按照现有证据不能确定。此外，虽然邓某申请对顿某的孩子及伍某之间是否有亲子关系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考量后认为，对顿某的孩子进行亲子鉴定，如果产生了邓某所希望产生的鉴定结论，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查明事实的需要，应当向孩子健康成长的需要作出必要的让步。对邓某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予许可。其次，是因为21568号案的案由是赠与合同纠纷，与婚姻情况无涉，一审法院亦不能越权认定邓某出轨事实。但是，从以上推论可以看出，顿某和伍某对他们之间关系的陈述是极为可疑的，一审法院对该二人之间所发生的事实的陈述均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支持邓某的诉请，顿某应当向邓某返还伍某对顿某赠与款项的一半（也即869000×50%=434500元）——因为伍某对另一半财产有充足的处分权。关于伍某辩解，原审离婚判决认为30万元属于涉及款项不大，因此本案转款也应当如此认定的问题。首先，原审离婚案是取现行为，将款项取现后用于生活支出，虽然看似是一笔支出，从生活常识可以知道，实际是支付给完全不同的人——水、电、煤气、电信、滴滴司机、饭店、菜市场摊贩等等等等，不可胜数。但本案中伍某的转款是定点转款，是只转给顿某一人的转款，性质完全不同，伍某的辩解不能成立。二、关于伍某向顿某出售房屋的性质问题。一审法院分点论述如下：1、综合上一段的论述，一审法院认为，伍某一方应当对“涉案房屋的交易是真实交易”的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本案证据看，伍某提交的取款票据时间为2010年9月30日，取款金额为40万人民币；而房屋转让的发生时间在2009年，金额为27万人民币，无论时间还是金额均无法对应。而伍某某的手写证明，由于此人和伍某关系较近，证明力显然较弱，一审法院均不予认可。至于伍某辩称工资由邓某掌握的情况，根据伍某所引用的《财产确认书》内容载明，伍某早在2006年就曾拿走工资本，该辩解不能成立。2、考虑到伍某和顿某在房屋交易中又“巧合”的采用了现金交易这种法院不再可能查证是否属实存在的交易方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1568号案中，顿某“还”伍某的“借款”也是用的“现金交易方式”）。此外，伍某、伍某某、顿某均未对为何伍某某不自己出资购房，而要伍某代为持有房产这一违反交易常理的行为原因作出必要的说明，种种令人疑惑之处，足以使一审法院对伍某、顿某和案外人伍某某的说辞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伍某和顿某之间的房屋转让行为并非正常的房屋交易，而是房屋赠与。伍某的购房时间为2006年，在婚姻期间内，因此依法应当认定该房为夫妻共同财产，顿某应将该房向伍某、邓某返还。综上，顿某未到庭参加21568号案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9月28日判决如下：一、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顿某应向邓某返还赠与款434500元；二、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顿某应配合伍某、邓某办理广州市天河区XX路530号806房的过户手续将上述房产过户至邓某、伍某名下；三、驳回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两案一审受理费分别为4930元、2680元，保全费5000元，由伍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顿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杨某1与蔡某2结婚时的视频光盘及封面，拟证明2014年1月22日，在杨某1与蔡某2结婚典礼上，顿某与伍某某和两人的小孩伍某某4共同出席，顿某与伍某某接受新人的叩拜，证实顿某和伍某某的亲密关系。2.照片（顿某与伍某及其小孩的照片），拟证明顿某和伍某某的亲密关系。3.伍某某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从2019年至今，伍某某通过微信每月支付给顿某生活费，证实顿某和伍某某的同居关系。4.伍某某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2006年，伍某某银行存款有20万元，有大额资金进出。5.《关于对邓某8月27日提交证据的答辩意见和延期开庭申请书》；6.情况陈述，拟证明伍某是代伍某某购买涉案806房，实际是伍某某出资，说明代持的原因和理由。7.蔡某（顿某前夫）汇款给顿某的汇款凭证；8.蔡某（顿某前夫）汇款给顿某的汇款凭证。证据7、8拟证明蔡某和顿某婚内生育一女，且顿某有能力支付涉案806房的购房款。邓某不同意顿某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并发表意见：一、对证据1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第一，顿某并未提供该视频拍摄的原始载体予以核对，邓某无法确认该视频的制作时间，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剪辑、篡改的情况，因此，邓某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第二，视频中顿某与伍某某确实有一同出现，但是出现时间比较短暂。双方是以朋友、亲戚、司机还是什么身份一同出现，仅凭视频中的几个镜头，根本无法证明并确认，更无法证明顿某与伍某某存在亲密关系。综上，邓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予确认。二、对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第一，顿某没有提供该组照片拍摄的原始载体予以核对，加上照片中存在多处人脸被后期人为遮盖的痕迹，明显存在人为修改的痕迹，因此，邓某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第二，即使该组照片是真实的，但是照片上并没有显示拍摄日期，仅凭该照片，也无法确定其拍摄时间是何时。到底是本案诉讼前就已存在的照片，还是诉讼后才特意拍摄伪造的照片，邓某根本无法确定。第三，即使该组照片是真实的，但该组照片除伍某某以外的其他人的脸容均被遮盖。在此情况下，邓某无法确定伍某某是跟谁一起拍摄的照片，根本无从核实其真实性。第四，再退一步讲，即使该组照片确实是伍某某跟顿某及其小孩拍摄的，也完全有可能是伍某某以亲戚或者朋友的身份与顿某及其小孩拍摄的照片，这是很正常的事。综上，邓某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其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该组照片完全证明不了伍某某与顿某存在亲密关系。三、对证据3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第一，顿某并未提供转账记录的原始载体予以核对，即没有原件核对，在此情况下，该组证据完全存在伪造的可能。第二，即使该组证明是真实的，但是邓某早在2019年6月18日已经向顿某提起了（2019）粤0106民初21568号关于要求顿某返还伍某赠与其的合计86.9万元款项的赠与合同纠纷案件，而该份证据显示的最早的微信转账记录是2019年7月3日，即伍某某是在邓某提起诉讼之后，才向顿某转账的。这完全有可能是伍某某、顿某为了制造二者存在亲密关系的事实而特意制作的假象。第三，在一审中，顿某并未提供任何的银行流水等证据予以证明伍某某有定期向其支付生活费或者小孩的抚养费，至今也没有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在2019年7月之前，伍某某有定期向其支付生活费或者小孩的抚养费。即使以后顿某再补充提交其银行流水，但是根据其陈述可知，该收入是以现金的形式存入顿某名下银行账户中的，根本无法核实到底是谁将款项存入给账户的，如何排除是伍某等其他人将该款项存入其银行中呢？综上，邓某对该证据的三性及其证明内容均不予确认。四、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以。第一，根据流水可以看出，在2006年1月14日至2006年4月28日涉案房屋交易期间，伍某某的银行存款仅有几百到一万多块，根本没有20多万的银行存款，也没有20多万的取出记录，因此，完全不能证明其有将涉案房屋的款项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伍某代为支付的事实。第二，根据流水可以看出，伍某某的大额转入、转出记录，基本都是当天进、当天或次日就完全取出，像是因某种原因而进行的走账。该流水很好地印证了伍某某根本没有大额存款的事实，没有购买涉案房屋的能力。五、对证据5的三性及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第一，该证据是源自于另外一个赠与合同纠纷案件中，并非是本案一审时的证据材料，并没有经过任何质证程序，且其陈述的内容明显是另外一个赠与合同纠纷案，与本案无关。第二，该证据均是顿某本人自行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陈述的事实，且与事实相矛盾，不应被法院采纳。该证据中顿某提到“邓某于2015年伍某退休后主动提出与伍某分居，伍某本人重度耳聋与人交流不便，更加没有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和饮食。在这种情况下，经伍某亲人（兄弟、母亲）提出建议聘请我做他保姆……”并非是事实。2015年，邓某因其大嫂身患重疾，不方便照顾邓某的母亲，因此，邓某将其母亲接过来一起居住。当时邓某与伍某均居住在天河北，而天河北是楼梯房，邓某的母亲年纪较大、行动不便，而且家里有狗，不利于其母亲居住，因此邓某便与母亲一起暂时搬到怡新花园居住，而伍某坚持留在天河北居住。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伍某基本每天晚上都有到怡新花园吃饭。因此，2015年邓某、伍某根本没有分居，且不存在伍某没有人照顾的情况。若伍某真的需要聘请保姆照顾其生活起居，为何不告诉邓某？事实上，邓某在此期间根本不知道顿某作为保姆的存在。六、对证据6的三性及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证据中的陈述人伍某某无正当理由并未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被采纳。第二，即使伍某某有出庭作证，但伍某某与伍某是亲兄弟关系，据顿某陈述，其与顿某是情人关系。对比之下，伍某某与伍某、顿某的关系比与邓某更亲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显然，伍某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三，伍某某的《情况陈述》存在多处与实际事实相矛盾的地方，其证言不应被采纳。矛盾一，伍某某比伍某更适合在广州代持房屋，并且更不容易被其妻子发现；矛盾二，伍某某没有购买涉案房屋的经济实力；矛盾三，若如伍某某陈述的其与顿某是情人关系，顿某还为其生育了一儿子，双方具有亲密的关系。那么，伍某某在经济困难时，为何不将涉案房屋卖给其他人，而是直接转卖给顿某这个需要依附其生活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庭审至今，顿某完全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其有购买涉案房屋的能力，也没有提供任何的银行流水证明其有相应的取现记录。因此，顿某根本没有向伍某某或伍某支付过任何涉案房屋的对价。七、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其证明内容。第一，汇款收据、转账凭证的最早转账时间是2008年3月，仅能证明其前夫蔡某有从2008年3月开始向其支付抚养费，但并不能证明蔡某从离婚时即2007年3月12日就定期以2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生活费。第二，退一步讲，即使顿某的前夫从双方离婚时（2007年3月12日）开始就每月定期按照2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抚养费，但到涉案房屋交易时即2009年6月23日，顿某的前夫也仅向其支付了5万左右的抚养费。在顿某完全不花钱的情况下，也仅能存下5万左右的存款，而事实上，这笔钱不可能不需要花费。在离婚后，顿某是没有工作的，其还需要带着一个2岁多的小孩蔡某某（2005年3月31日出生）生活，花钱肯定是比收入多，所以，其不可能就因前夫支付的抚养费就有了购买涉案房屋的能力。综上，该证据根本不能证明顿某有能力支付涉案806房的款项。伍某同意顿某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并发表意见：1.对证据1的三性予以确认。视频录于2014年，视频中出现顿某、伍某某及伍某某4的动态活动，显示顿某、伍某某作为长辈接受新人的跪拜，而且当时婚礼的主持人亦有陈述是小姨、小姨父接受跪拜，证明伍某某与顿某长期存在亲密关系。2.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部分历史照片已经在一审的时候提交了原件给法庭了，但一审法院并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进行评析、认定。该组历史照片，贯穿了小孩由婴儿到少年的多年时间，反映了顿某与伍某某多年里存在亲密关系，若对方认为是伪造的，可以申请法庭进行鉴定。3.对证据3的三性予以确认。4.对证据4的三性予以确认，伍某某在2006年时经济独立且有条件购买涉案806房。5.对证据5的三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评析称“顿某只对2017年以后的款项进行答辩、没有对2015年-2017年期间的款项答辩”与事实不符，顿某并没有放弃答辩权利。6.对证据6的三性予以确认。7.对证据7、8的三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进一步证明伍某与顿某的小孩并无特殊关系，邓某指责伍某多年包养情妇并无事实依据。伍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助听器发票；2.伍某病历、检查单、发票。证据1、2拟证明伍某患重度听障，身患多种疾病，生活轻度不能自理，聘请他人辅助照顾符合人道主义和生活常理。3.伍某工行信用卡8274消费记录（2009年10月-2012年12月），拟证明伍某2009年以后每周与邓某一起到高尔夫球场消费，伍某根本没有时间进行邓某所称长达30多年包养情妇的情况，同时证明家庭高尔夫球消费都是由伍某负责开支。4.伍某工行工资卡6962取款凭证，拟证明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2006年伍某拿走工行本”仅是邓某的单方说法，伍某一直称工行、建行工资卡直至2013年初才从邓某处取回，邓某在2006年时掌握伍某的经济收入。5.邓某在离婚案一审开庭前提交的《2018年7月29日伍某对邓某关于双方财产情况回复的回应》；6.邓某在离婚案一审阶段提交的《邓某离婚案件脉络》，拟证明邓某早在2019年7月23日即列举项目并自认2000年-2018年的全部家庭开支合共676余万，其中购房、婚生女留学等大宗开支项目约471万在2008年前基本支付完毕，还有部分为2008年以前的高尔夫球开支、生活开支项目，计算可知邓某自认2008年-2018年家庭开支为约160万。7.审计报告，拟证明：2000年-2018年家庭收入有明确摘要和明确来源的超过700万且其中大部分存储于邓某的银行账户，其余300多万为2000年以前的历史存款或者利息转存；邓某银行账户中2008年-2018年共发生72项单笔5万元以上的现金取款和不明转账合共逾1064万。该客观证据证明2008年-2018年大额取款和不明转账共1064万，已经远超邓某自认的同期家庭开支约223万；邓某离婚申报存款55.75元隐藏了大量共同存款；审计认为2008年-2018年期间银行存款至少有1000万去向不明；伍某2013年尤其是2015年分居后至2019年向顿某转账开支的款项符合家庭收入状况，也未超过合理的范围。8.22413离婚判决书（部分），拟证明伍某离婚财产申报存款约10万、邓某离婚财产申报55.75元。9.13506离婚后财产纠纷一审判决书，拟证明一审法院采用双重标准评判邓某、伍某的转款取现行为。10.助听器发票、维修清单、耳疾诊断证明，拟证明伍某患重度听障，身患多种疾病，生活轻度不能自理，聘请他人辅助照顾符合人道主义和生活常理。邓某不同意伍某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顿某同意伍某提交的证据作为二审的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邓某和顿某的上诉请求，本院对二审争议焦点评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伍某与顿某的关系。邓某主张伍某与顿某有非法的婚外情，而顿某则主张其与伍某的弟弟伍某某有亲密关系，与伍某并没有婚外情。由于邓某的主张仅为推测，其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而邓某在另案的诉讼中主张伍某与余某某婚外生育子女，伍某与余某某对此亦予以承认，且另案诉讼时邓某、伍某尚未解除婚姻关系，故与本案并不相同。因此，邓某主张伍某与顿某存在婚外情，要求伍某出售给顿某房屋和给付的款项全部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双方于2018年8月2日签署文件，承诺双方提交银行账户从2001年至今或者银行开户之日起打流水，任何一方都不得隐瞒，如隐瞒查证属实，隐瞒部分归对方所有。此文件是双方协商离婚过程中形成，该承诺应是对财产的分割意见，由于双方未协商离婚，此后，双方亦均未按此约定履行，现邓某要求按此承诺分割财产，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广州市天河区XX路530号806房。该房屋原登记在伍某名下，伍某、顿某主张该房屋是伍某代伍某某持有，实际产权人为伍某某，但伍某、顿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房屋由伍某某出资，故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我国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该房屋的所有人应为伍某。2009年房屋产权以出售的方式变更登记在顿某名下，由于该房屋是伍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而其没有经邓某同意出售，且顿某未提交交易款项支付凭证，以证明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故不足以证明顿某是善意取得，现邓某要求确认顿某、伍某交易行为无效，要求返还房屋，符合法律的规定。关于伍某、顿某转款86.9万元。伍某、顿某主张款项当中的10万元为伍某出借给顿某，该债务现已还清。因伍某转款给顿某有银行交易记录，而双方没有提交顿某还款的银行交易记录，本院对伍某、顿某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伍某、顿某主张其余款项是伍某因夫妻关系恶化从2017年起聘请顿某照顾的劳务费和生活费。对此，本院认为，伍某虽年过六旬患有一般的中老年病，但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支付如此巨额的劳务费和生活费不合常理。故伍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向顿某转款数额巨大且未经邓某的同意，侵犯了邓某的财产权，邓某有权要求返还。鉴于伍某、邓某现已离婚，不再存在财产共有的基础，故顿某应返还邓某可享有部分。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邓某没有新的证据和理由，顿某、伍某提交新的证据为逾期举证，且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邓某、顿某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的二审受理费分别为9860元、5360元，由上诉人邓某各负担4930元、2680元，上诉人顿某各负担4930元、26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咏梅审判员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记员  龙劲文何嘉怡梁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