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4民终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住所地葫芦岛市建昌县南环路**。法定代表人：刘威，该处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山，辽宁明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江，男，196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葫芦岛市建昌县。原审第三人：岳玉芳，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葫芦岛市建昌县。上诉人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因与被上诉人王玉江、原审第三人岳玉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绥中县人民法院（2020）辽1421民初3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法定代表人刘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山，被上诉人王玉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岳玉芳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起诉。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民事案件审理此案错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本案应属于行政诉讼，按民事诉讼审理错误。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撤销原判，裁定驳回原告起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庭审中被告环卫处明确表示知晓岳玉芳与王玉江转包的转包事宜。”错误。环卫处从未作出明确表示知晓其二人转包事宜。故王玉江与岳玉芳签订的《关于池塘养殖合作协议》对环卫处没有约束力。2、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5月5日环卫处人员不顾阻拦，将池塘水的放掉。”错误。上诉人环卫处在2016年5月份三次放水均受到被上诉人阻拦，没有完成，于是环卫处在2016年11月9日提起诉讼，要求排除王玉江妨碍，责令王玉江不得干涉环卫处放水。后因县政府开会研究决定，由有关部门实施放水，要求环卫处撤诉，故环卫处撤诉。之后放水由建昌县交通局公路管理段完成放掉。为此王玉江按行政行为违法并赔偿案由起诉被告建昌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环卫处、岳玉芳。这足以说明环卫处没有将池塘水全部放掉。3、以《评估报告书》为赔偿依据错误，环卫处短暂放水并没有造成王玉江损失。《评估报告书》按照三个池塘总长1510米，宽204米，合计462亩面积，以一年养殖周期(2015年11月初至2016年10月底，而王玉江起诉要求截止2016年5月20日的经济损失)内为参照评估，是错误的。因为环卫处只对三个池塘的中间准备建桥的池塘短暂放过水，其余两个池塘根本没有放过水，没有放水的这两个池塘养殖没有受到影响，也不存在任何损失；评估把三个池塘一起评估是错误的。还有环卫处对中间池塘放水，放出的水流到相邻的下一个池塘，如果有养殖物一起流出也会流到的相邻下一个池塘，王玉江也不会有损失。还有《评估报告书》并没有对放水致多少养殖物流出，流出的养殖物的价值是多少进行评估，这才是本案评估的目的和意义所在。但《评估报告书》对此关键问题没有作出评估。所以这份《评估报告书》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4、环卫处放水没有过错。环卫处和岳玉芳存在《合同书》，环卫处只针对岳玉芳。环卫处与岳玉芳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免除岳玉芳承包金27万，岳玉芳同意放水，损失不纠，原合同解除。且合同解除前的第一次放水时也经岳玉芳同意的。后两次是解除合同之后。所以环卫处三次放水合法，没有过错。王玉江有无损失与环卫处无关。三、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依法应裁定驳回。原告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及后果。王玉江辩称，1、经过多次开庭审理，法庭认定就是一起民事案件。2、庭审被告环卫处明确表示知晓岳玉芳与王玉江转包事宜，我是2014年9月22日和岳玉芳签订的养殖协议，我发现合同书中的公章，只有轮廓没有字迹，我于2014年11月28日上午，到环境卫生管理处找到刘威处长说岳玉芳把三个池塘转包给我了，我说合同书中的公章只有轮廓没有字迹，你给我盖一下，刘威处长拿过合同书看了一下，说确实没有字迹，让工作人员给我复印了一份盖有清楚字迹的公章，事实说明，岳玉芳将三个池塘转包给王玉江，环境卫生管理处领导知晓。原审第三人岳玉芳未提供意见。王玉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决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赔偿经济损失33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评估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25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书》，被告将其管理的建昌县水上公园三个池塘承包给第三人经营。合同书内容为：“甲方：建昌县城建局环卫处代表人：任秀山职务：处长乙方：岳玉芳一、标的：承包水上公园南景观桥南三个池塘试行栽荷养蟹。二、双方权利义务1、甲方将三个池塘的管理、使用、收益权交付给乙方，由乙方承包经营。收益归乙方，自负盈亏。2、甲方有对乙方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如栽荷养蟹不得污染池塘水质，保持池塘水面无垃圾，水草及时打捞等。3乙方有在承包的池塘内自主经营养殖河蟹、栽植荷花的权利。4乙方有在承包的池塘禁止他人打捞水中动植物的权利。乙方有无偿使用池塘中的动植物的权利。5、乙方有在承包的池塘内清理过剩水草，打捞水面垃圾，不损毁池塘现有公共设施，协助公园管理部门巡视，管护池塘两岸的公共设施的义务。6、乙方有投放喂养河蟹饲料不污染池塘水质，采取防蟹逃逸措施，不损毁池塘现有设施，不碍游人观赏公园景色的义务。7、乙方有在池塘内无偿种植荷花的义务，承包期结束，荷花归甲方所有。8、甲方有为乙方承包养殖期间，有配合调度池塘水量的权利，但以不妨碍乙方养殖为前提。三、承包金及给付时间池塘年承包金人民币20,000元/个，三个池塘合计承包金60,000元整，合同满一年一次性交付。四、承包时间：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11月30日合同期满后，乙方具有优先承包权……甲方：建昌县城建局环卫处（盖章）代表人：任秀山（签字）乙方：岳玉芳（签字）”。合同到期后，被告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与第三人岳玉芳协商，将承包期限延长至2016年。2014年9月22日，第三人岳玉芳与原告王玉江签订了池塘养殖河蟹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王玉江经营管理三个池塘，所有投资均由王玉江负责。岳玉芳为王玉江提供技术支持，王玉江支付给岳玉芳三万元，作为生产设施、工具的租金。到捕捞期，岳玉芳优先选择一个池塘归其所有。……”2015年1月12日，双方补充约定：“王玉江按合同经营二年，若丰收情况下，王玉江适量给岳玉芳一定的补偿资金，这凭王玉江心情。若亏损或出现政府强制性占池公用，出现损失，王自愿损失自负，与岳无关……”。此协议签订后，原告王玉江经营管理三个池塘。被告工作人员均对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作协议以及王玉江为池塘的实际经营者的事实知情。2016年5月5日被告工作人员不顾原告及家人阻拦，将池塘的水放掉。放水时，原告称放水会造成其养殖的鱼蟹损失，并报警，建昌县镇南派出所出警后，得知是政府要建桥放水，未予处理。同日晚，第三人岳玉芳在被告制作的书面放水通知上签字。2016年5月1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内容为：“甲方：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乙方：岳玉芳因政府建桥，岳玉芳自愿与环卫处解除水上公园养蟹合同，岳玉芳欠环卫处承包金27万元，因建桥合同提前解除，承包金27万免除。岳玉芳同意放水，损失不究甲方（盖章）乙方岳玉芳（签字）”。诉讼中，原告申请对其损失进行评估。经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葫芦岛鸿翔资产与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王玉江2015年11月初至2016年10月底一年养殖周期内，其养殖水面内养殖草鱼、花鲢、中华绒毛蟹，成本投入截止日为2016年5月20日的经济损失，评估为270.64万元。评估费用7万元，由原告预付。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0月25日，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与岳玉芳签订《合同书》，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将其管理的建昌县水上公园三个池塘承包给岳玉芳经营。合同到期后，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又与岳玉芳达成补充协议，将承包期延长至2016年。2014年9月22日，岳玉芳与王玉江签订了池塘养殖河蟹合作协议。2015年1月12日，岳玉芳与王玉江达成补充协议，约定：“王玉江按合同经营二年，若丰收情况下，王玉江适量给岳玉芳一定的补偿资金，这凭王玉江心情。”因此，王玉江对于该池塘有独立的、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因管理三个池塘所在的建昌县水上公园，系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的职责，且该管理处于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知晓岳玉芳与王玉江之间的转包事宜。因此，可以认定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知晓岳玉芳将案涉三个池塘转包给了王玉江，王玉江是该三个池塘的实际经营者。如果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欲解除案涉池塘承包合同，其应与岳玉芳、王玉江进行充分协商，在没有紧迫的、必须立即放水事由的情况下，其应给予王玉江合理时间处理三个池塘内的养殖产品。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放水事宜通知了王玉江，且取得了王玉江的同意。2016年5月5日，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放池塘水时，王玉江及家人进行了阻拦并告知了池塘内的水产养殖情况。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在明知案涉池塘内有王玉江养殖的水产品，放水行为可能造成王玉江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仍强行放水，损害了王玉江的物权，其具有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书面通知岳玉芳的行为以及该管理处与岳玉芳解除承包协议的行为，均发生在该管理处放水行为之后，不能据此免除该管理处对王玉江的损害赔偿责任。经一、二审、重审庭审调查可知，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于放水前曾口头通知岳玉芳放水事宜，而岳玉芳未将这一情况转告给王玉江。王玉江未能及时得到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的放水通知，未能及时与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沟通并处理养殖水产品，岳玉芳存在一定过错。对于王玉江的损害后果，岳玉芳应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的放水行为与岳玉芳的未及时通知行为，共同造成了王玉江的损害后果，前者为主要原因，后者为次要原因，故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岳玉芳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依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对于王玉江的经济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岳玉芳承担40%的赔偿责任。对于王玉江的具体损失数额，其提交了葫芦岛鸿翔资产与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王玉江养殖水面损失鉴定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购买鱼苗和蟹苗的证人证言、投放鱼苗和蟹苗的录像光盘、两名养殖工人的当庭证言以及照片等证据，足以认定。王玉江的合理经济损失为2,706,400元。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对于王玉江的经济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1,623,840元；岳玉芳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1,082,560元。原告王玉江放弃对岳玉芳的赔偿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原告合理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并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被告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赔偿原告王玉江经济损失人民币1,623,840元。以上款项限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付款至绥中县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案件受理费33,200元，评估费70,000元，合计103,200元，由被告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负担61,920元，原告王玉江负担41,28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本案是行政诉讼案件，而非民事案件。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与岳玉芳签订的《合同书》，合同明确载明双方本着互惠共赢原则，签订此承包合同，合同的相对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而非不平等的关系，因此本案属于民事诉讼案件，上诉人的主张不予支持。王玉江通过转包取得了建昌县水上公园三个池塘的经营管理权，并且经营了一年半以上，而建昌县水上公园是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的管理范围内，环境卫生管理必然要经常巡视、检查，对于岳玉芳将池塘转包给王玉江应是知晓的，且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于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知晓岳玉芳与王玉江之间的转包事宜。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明知池塘中有养殖的水产品情况下，理应通知王玉江并协商，给予产权人合理的时间处理鲜活的水产品；即使是协商不成，也应进行捕捞进行处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家人阻拦的情况下仍采取了直接放水的极端方式，造成养殖的鱼蟹流失，原审法院综合岳玉芳的过错，确定了上诉人的过错比例，较为适当。被上诉人提供了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养殖期间并未进行捕捞，根据草鱼、鲢鱼、河蟹的养殖周期规律，证人的证实客观合理，可以采信。并且被上诉人亦陈述由于水位的落差，放水口较大，无法进行补救。综上所述，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00元，由建昌县环境卫生管理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文革审判员  于 洋审判员  薛 丽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顾妤诺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