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20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振，男，197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安徽尚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代诗明，男，198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晓恒，安徽皖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华玲，安徽皖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振因与被上诉人代诗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3民初2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8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代诗明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代诗明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主要争议是罗振是否已经支付货款?代诗明诉称没有支付,罗振辩称已经现金支付。围绕这个争议焦点,一审法庭重点调查双方交易流程以及货款结算方式。一、关于货款结算方式。代诗明在诉状中称:“双方之间的合作模式为……罗振当场称重验收后第二天将货款转至代诗明在肥西开设的银行账户中…………”诉称双方结算方式为银行转账。但是这个诉称,与代诗明自己提交法庭的与罗振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自相矛盾。代诗明向法庭提交的与罗振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仅有一次,而双方生意往来却有很多次,也是矛盾。代诗明向法庭提交的自己从养猪场购买肥猪的证明里清楚写明代诗明是用460800元现金支付购猪款,如此大笔的现金支付,恰恰证明代诗明在卖猪给罗振的时候,多是以现金方式结算的可能性较大。在事实和矛盾面前,代诗明当庭改口,承认货款结算方式包含现金、微信转账、银行转账三种方式。这一事实,一审法庭在判决书中也予以认定。至此,罗振辩称已经现金支付货款有了可能,但是可能性是大是小,一审法庭未予认定。其实,完全可以认定罗振使用现金支付的可能性较大。庭审查明双方多次交易,且数额较大,那么从代诗明提交法庭的证据来看,银行转账仅有一次,微信转账虽有几次,但是数额都不大,那么大量货款是怎么支付的呢?只剩下现金支付的可能了!另,罗振每天收受大量现金,也具备支付现金的条件。二、关于交易流程。但是,罗振并不是依赖“可能性较大”来唯一答辩,更不是依赖“信任”来做生意。保障罗振多年来现金交易安全的是磅房一式三联的称重单,罗振是凭单付款。罗振在一审提出该主张时,代诗明并未否认,但是辩称,磅房称重单不是每次都有,这次交易恰恰没有,如果罗振说有,那应该向提交法庭。这个逻辑我方不能接受,借款人还款之后,收回借条还需要永久保存吗?显然不需要。本来,在罗振举证交易流程中存在磅房称重单且代诗明未否认该流程的情况下,法庭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代诗明,由代诗明向法庭提交磅房称重单,主张自己的货款。但是法庭仅凭代诗明一句本次没有磅单,就跳过该问题,最后直接采信了代诗明陈述的十分荒谬的交易流程,并以此判决罗振败诉。代诗明向法庭陈述,双方交易全凭微信聊天记录,不管是重量、价款还是有无付款都是看微信聊天记录,并向法庭出示微信聊天记录,证实罗振在多次付款之后,都发微信说明货款已结清,但是本次交易,并没有发送这条微信,所以罗振货款没付。罗振不否认双方用微信沟通,但是微信仅仅是沟通工具,不可能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结算依据。因为,如果罗振选择凭微信聊天记录结算,尤其是凭微信聊天纪录确定有无付款,那么就要求罗振自己必须永久保留微信聊天记录,因为一旦罗振微信聊天记录丢失,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今天的状况,试问哪个付款人愿意给自己加这样的负担和风险,毕竟微信聊天记录丢失是经常发生的事。代诗明承认过磅称重,但是否认本次存在磅单,一审予以采信;代诗明陈述依赖微信聊天记录确认有无付款,明显不符合社会一般常识,一审也予以采信,罗振认为一审法院采信有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代诗明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罗振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1.罗振上诉称代诗明陈述的结算方式与微信转账记录自相矛盾，不是事实。众所周知，书写诉状要简明扼要，双方之间具体有多少种交易方式本就无需在诉状中逐一赘述。故，虽代诗明诉状仅写了银行转账方式，但从未陈述过双方之间仅有银行转账这一种结算方式。为了证明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代诗明还主动向法庭提交了自己的微信转账记录，证实罗振也有通过微信付款。故罗振以代诗明诉状仅写明一种交易方式，就上诉称代诗明陈述的结算方式与其微信转账记录相互矛盾，明显无法成立。2.代诗明是否现金购买货物，是否具有现金支付能力，均与罗振无关，更不能当然推断出罗振已现金支付案涉货款这样的结论。罗振在上诉状中诉称因代诗明用大笔现金支付购猪款，代诗明有现金付款的能力，故其就有现金支付了案涉货款的可能。代诗明实在无法理解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性，罗振的诉称，从何推断而来，该诉称纯属个人主观臆断，明显无法成立。3.罗振诉称代诗明关于货款结算方式的陈述，在一审中“当庭改口”，不是事实。代诗明从始至终都没有陈述过双方结算仅银行转账这一种方式，只是在诉状中简要择一陈述。一审庭审中，主审法官询问双方具体的交易结算方式时，代诗明事实求是，逐一详细陈述，而并非如罗振在上诉状中所谓的“当庭改口”，两者有本质区别。4.罗振要求一审法院认定其已现金支付的所谓“可能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本案中代诗明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2019年11月19日向罗振提供货物及货物的价值，若罗振主张自己已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则其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但纵观本案一审、二审，其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所谓的货款。在此基础上，其上诉状中诉称“现金支付货款有了可能性，……一审法院完全可以认定罗振使用现金支付的可能性较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5.罗振以双方结算有现金方式，故当然推断出其已现金支付了本案货款，明显无任何逻辑可言，不能成立。罗振在上诉状中“大量货款是怎么支付的呢？只剩下现金支付的可能了！”及“罗振并不是依赖“可能性较大”来唯一答辩”的诉称，明显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本案双方之间有现金交易，并不当然推断出罗振已现金支付了案涉货款。如罗振主张其已现金支付，则应提供相应证据，或陈述清楚在何时何地支付，支付时何人在场，有无收款凭证等。但罗振对此统统没有提供及陈述。且，罗振自己在上诉状中也是陈述有现金支付的可能，也就是说其对自己是否已经现金支付了本案货款，自己都无法肯定，而只是在猜测、推断甚至是臆断。二、关于双方交易方式及流程：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代诗明根据罗振的要求将生猪运送到罗振指定的地点，再过磅称重，依据之前双方约定好的单价进行结算给付货款。货款的支付方式有转账、微信支付及现金。三、通过代诗明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罗振辩称的磅单系双方结算唯一凭证，明显不是事实。2019年11月19日，代诗明将货物送到罗振指定地点后，因罗振不在现场，为避免以后双方产生争议，代诗明录制了货物过磅时的现场经过视频，并将磅表上显示货物重量拍照后，通过微信立即发给了罗振。同时，代诗明还将11月19日当天的货款金额113030元是如何计算的，也列明算式通过微信发送给罗振。罗振收到后未提出任何异议。2019年11月20日，代诗明通过微信索要19日货款时，罗振罗振回复“昨天晚上到猪17.1元/斤，你的猪价格高了，送给小户17.2元/斤，昨天市场价就是17.1元/斤，好是好，价格高了，计算好猪款就转账给你。”，即其对已收到货物及货物的重量均没有提出异议，仅辩称价格高了，因而拒不支付货款。如像罗振上诉称的磅单是双方结算的唯一凭证，那么其在代诗明找其结算、索要货款时，其完全可以抗辩：你没有磅单，凭什么找我结算索要货款。但，纵观此后代诗明多次以多种方式向其催要货款时，罗振罗振对此均只字未提。即，通过代诗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均印证了当天送货没有磅单，且罗振在结算过程中也认可没有磅单的事实。故，在代诗明已完成己方举证责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在上述证据基础上认定当天没有磅单的事实，是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认定，并非如罗振上诉状中所诉称的“跳过了问题……采信了荒谬的交易流程”。四、罗振抗辩其已付货款，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罗振抗辩其已支付货款，则应就此举证，而并非由代诗明来举证其未支付货款。罗振在上诉状中辩称不能仅凭代诗明提交的微信记录就推断其未支付货款，但需要提醒罗振的是，代诗明对其是否支付货款本就无举证义务，仅是出于慎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进一步证实其确实未付货款的事实。罗振在己方不尽举证义务的情况下，挑剔代诗明所举证据，并以此作为其抗辩理由，明显系对法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因果关系及法律适用的错误理解。 代诗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罗振立即支付代诗明货款11383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11月19日起至款清日的迟延付款期间债务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4月19日的利息为2844.19元（合计金额116674.19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罗振负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代诗明与罗振是生猪买卖合作伙伴。自2018年始，双方以电话、微信约定的方式，进行了多次生猪买卖交易。关于生猪重量、价款，双方通常以电话、微信、磅称单、视频资料等为依据，货款通常以现金、微息、手机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2019年11月19日，代诗明依据罗振要求，将20头生猪送至罗振指定地点，经称重，总重量为6580斤。2020年4月18日，代诗明因索要案涉货款向庐江县公安局庐城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告知代诗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后代诗明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代诗明应罗振要求，向其供应生猪20头（总重量6580斤），双方成立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罗振应依约定支付货款。罗振辩称其已通过现金方式已支付了货款，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从代诗明提交的以往交易及货款结算方式的相关证据来看，代诗明主张罗振未支付货款，更符合双方间的交易习惯。故对罗振辩称货款已现金结清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代诗明主张罗振支付所欠货款，予以支持。因代诗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约定的生猪价格为17.30元/斤，根据以往的交易记录及双方后期的电话、微信聊天记录，该院酌定生猪价格为17.20元/斤。经计算，总价款为113176元（6580斤×17.20元/斤）。因罗振未及时支付货款，代诗明主张利息损失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以往的交易习惯，利息的起算时间为送货次日，即2019年11月20日，利息损失计算为：以113176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0日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日止。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一、罗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所欠代诗明货款113176元及利息（以113176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0日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日止）；二、驳回代诗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316.50元，保全费1170元，由罗振负担。 二审期间，代诗明提交如下证据：2019年11月7日形成的磅单一张，证明磅单并不是双方结算的唯一凭证。 罗振质证认为，对该张磅单的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双方交易以磅单记载数额为依据，并以现金、微信转账、银行转账为支付方式，其中大多数交易都是以现金当面结算。正常结算流程是代诗明拿出磅单，罗振予以核对，然后结算货款，收回磅单，但也有少数情况，当天现金不够，之后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此种情况下，因为不当面，故没有及时收回相应的磅单。代诗明手中的一张磅单并不能否定双方结算以磅单为依据，更不能否定案涉以现金结算的交易是以磅单为依据。对该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罗振对于真实性无异议，且与待证事实存在一定关联，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予以确认。 对一审法院查明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罗振作为付款方，主张其已经实际支付了货款，应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罗振提交的现有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确已向代诗明支付了2019年11月19日产生的20头生猪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33元，由罗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