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8民终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红艳，女，197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红玲，女，197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红君，女，197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盖州市。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凤芹，营口市鲅鱼圈区大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连安，男，1956年4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秀丽，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因与被上诉人郭连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盖州市人民法院（2020）辽0881民初2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辽宁省盖州市法院作出的（2020)辽0881民初271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判决结果有失公正。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通过一审上诉人提供的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出具的《证明》可以看出，三位上诉人是涉案山场的承包人。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对换柞蚕场》中约定的土地承包范围与实际上诉人承包的土地范围不相符，并且经办人及代书人均为被上诉人的直系亲属，上诉人认为，该份《对换柞蚕场》对上诉人而言是无效的，不具有证明效力。再者，该份《对换柞蚕场》中约定的对换土地柞蚕场獾子洞至为郭连安所有。本案被上诉人即没有承包权，也没有承包份额。因此被上诉人并非协议的当事人，无权就对换土地进行处置，该份《对换柞蚕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被上述人合理侵占上述人土地的依据，并且上述人有新证据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出具的《情况证明》可以证明《对换柞蚕场》的协议并非郭立荣本人签字，《对换柞蚕场》上的手印也非本人的。因此一审法院不能依据该份《对换柞蚕场》认定事实有无。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并向发包方备案。”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它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进行终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即使双方曾经对承包土地进行协商对换，但是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己经按照法律规定对转让土地在发包方处进行备案并且发包方己经同意。在一审中，上诉人己经提供发包方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土地依然为上诉人承包，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的承包权，因此一审法院应认定涉案土地的承包方依然是上述人。二、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述人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对事实进行认定有失公允。一审中原告提供《证明》及证人证言证明涉案土地为上述人所有，但是一审法院在未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未予认定。被上述人在开庭时虽然向法院提供证据《对换柞蚕场》，但是在三上诉人要求核对原件时，审判员未允许上述人本人进行查看。因此上述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存异议，所谓协议上的山场一直是上诉人在经营，而且期间还出租过别人（宫庆军、蔡生满、宁日芝、姚兴财），被上诉人也没有争议，《对换协议》还是去年被上诉人来上诉人山场抓道发生口角经村委会调解才出现的，村委会通过手机给上诉人看的，当时老人还在，村委会问老人是不是他签的字，按的手印，他说不是，说没有这回事，村委会可以作证，事后上诉人问过代写《对换山场协议》的人，他说是自己一手写的，至于原因他都不知道，说被上诉人让他怎么写就怎么写，协议上的界限是北至大岗到南至河身(底脚有车道车场，不可能分到个人手里），承包山的界限是北至大岗到南至山根。苹果树那地方问过上诉人，一会儿说花钱买的，一会儿说欠加工费，一会儿又说换的，被上诉人自己都说不清楚，所以说《对换山场》不成立。并且被上述人提供《对换柞蚕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不满足土地流转的生效条件，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在涉案土地实际经营三十多年，在被上诉人侵占期间双方未发生纠纷为由认定上诉人对合法享有的土地不享有权益于法无据，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则。涉案土地在被上诉人经营期间，二次林业确权没变，上诉人依然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三、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该案不应由盖州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在一审程序中，上诉人在通过庭前调查、庭审及判决结果中发觉上诉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一审得庭审中，上诉人的大部分陈述，法官并未让书记员记录在案。在庭审后，经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有亲属任职于辽宁省盖州市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因此情况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审民事判决书有失公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述人在没有合理有效的证据的情况下侵占上述人土地多年，并未给付过任何费用，现上述人诉请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述人的诉讼请求显失公平.上述人认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依据事实和法律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彰显法律尊严。因此请二审法院能够依照公平公正原则，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郭连安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三上诉人的年龄分别是：上诉人郭红艳8周岁（1975年出生）、上诉人郭红玲6周岁（判决书载明1977年出生，6周岁；上诉状载明1979年出生，4周岁）、上诉人郭红君4周岁（1979年出生）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三上诉人均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1983年的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是以三上诉人的父亲郭立荣(己故)领名进行承包的，而并非是三上诉人对外独立承包。2、即便对换的山场有三上诉人的承包份额，但在1985年，在三上诉人分别为10周岁、8周岁、6周岁的情况下，其父亲作为三上诉人的监护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有权决定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下的山场自愿进行互换。此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三上诉人具有约束力。3、三上诉人提供的发包方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三上诉人具有承包权，这是三上诉人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必须提供的书面材料，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无关，对争议的焦点问题也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如果不提供该《证明》，三上诉人根本无权作为本案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的主体参加诉讼。4、答辩人与三上诉人的父亲互换山场后，实际经营了35年。该事实三上诉人在一审的起诉状中也是认可的，而三上诉人与答辩人均居住在同村，成年后也从未对此互换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经营期间双方亦未发生纠纷。而今，三上诉人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山场无非是受到利益的驱使，2019年，三上诉人的父亲郭立荣去世后，三上诉人看到互换后的山场在答辩人的精心经营下，已经有了一定的收益。山场有榛子树，每年经营好的情况下能有1、2千元左右的收入；答辩人又栽种了百余棵的果树、山楂树、桃树、梨树、还投资打了两口水井、修筑了梯田，较大树龄约30年左右（该事实一审判决经现场勘查己经予以认定）也有收益了。三上诉人作为农民，在农村收入本身有限，看到答辩人有收益，就眼红嫉妒了，就想以恶意诉讼的方式抢回答辩人经营多年的、初具规模的劳动成果，这种不诚信的行为并未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相信二审法院也不会支持的。5、三上诉人主张《对换柞蚕场》协议中“柞蚕场獾子洞至”答辩人没有承包权，但三上诉人并未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来证明。退一步讲，如果答辩人对互换山场没有承包权，那么，实际的承包人在35年的时间里，在三上诉人经营管理互换后的山场期间，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显然，答辩人享有“柞蚕场獾子洞至”的承包权是不争的事实，双方的互换行为是有效的。6、答辩人提供的《对换柞蚕场》协议书真实、合法、有效，应按照该协议继续履行。(1）从事实上来看，答辩人在与三上诉人的父亲互换山场后也要求村委会在《对换柞蚕场》协议上盖章，但村委会明确告知答辩人：“双方都是一个村的本家，自愿行为，还有中间人，村委会不用盖章，村委会己经知道双方互换山场这件事就可以了。”。由于双方互换山场的时间是1985年、发生地点是在农村，在村委会及双方当事人法律意识还很淡薄的年代，即便没有实行书面上的备案，也并不影响互换协议的效力。(2）从证据上来看，三上诉人主张《对换柞蚕场》协议签名处的手印不是郭立荣（己故）本人所摁，该举证责任在于三上诉人。答辩人认为，合法、有效的证据是对“郭立荣”所摁的手印进行指纹鉴定，没有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三上诉人的主张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以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出具的一份《情况证明》来否定《对换柞蚕场》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显然证据不足。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作为一级村组织，其不是自然人，不符合证明该事实的主体资格。另外，当时签订《对换柞蚕场》协议时，村委会并没有派人参加，所拟证明的事实依据从何而来？而盖州市小石棚乡周屯村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三上诉人出具虚假证据，不能排除三上诉人与现村委会人员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没有采纳，相信二审法院对这样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虚假证据亦不会采纳。另外，即便互换协议上的经办人和代书人是答辩人的直系亲属，但并不能必然导致双方签订的《对换柞蚕场》无效，且三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签订《对换柞蚕场》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更未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协议。（3）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并向发包方备案。”。由此可见，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互换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只是形式上要求向村委会备案，并非是“应当”或“必须”，也就是说，是否报经备案与协议是否有效没有直接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据此，案涉已经执行35年的互换协议并不能因为没有备案就认定无效，毕竟法律还是要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农村的社会稳定，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7、《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明确不具备相应条款合同就不生效。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是“转让”，不是“互换”，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援引该条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8、三上诉人一再认为是答辩人侵占了其山场，那么，在答辩人栽种的百余棵果树、树龄长达30年、实际经营35年期间，三上诉人能任由答辩人顺利地经营山场吗？三上诉人对此能够漠视不管吗？而今，三上诉人见利忘义，违背诚信原则，在去年的秋季到答辩人经营的山场阻挠答辩人正常经营，并采摘榛子树上的榛子，原本答辩人想毕竟都是本家，对采摘榛子的行为也就默认了。但没想到的是，三上诉人变本加厉，不但不懂得感恩，还恶意进行诉讼，对于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论于事实、于证据、于法律、于情理均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三上诉人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最长保护期限20年，其诉请也应予以驳回。二、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依法采纳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并依法驳回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1、从答辩人向法庭提供的1985年12月20日答辩人与“郭立荣”签订的《对换柞蚕场》协议原始书证来看，这份协议无论是从形成的时间、背景以及协议的履行时间，其证明效力远远大于三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供的全部证人证言。2、一审判决另查“本协议中，经办人郭立新、郭立纯系亲兄弟，二人与郭立荣系亲堂兄弟关系，……经询问郭立纯，该协议系1985年12月20日由其亲笔代书的，郭连安、郭立荣按的手印。”。假设按照三上诉人所述，《对换柞蚕场》协议不是郭立荣摁的手印，那么，在三上诉人父亲郭立荣健在时，三上诉人为什么没有向法院起诉进行维权？为什么没有带其父亲去进行指纹鉴定？为什么偏偏在其父亲去世后恶意诉讼呢？相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3、一审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83年生产队解体时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的父亲郭立荣（已故〉领名在本村山庙地后承包五人份山场。本案诉涉的山场系该承包山场的一部分，……经营期间双方未发生纠纷。”由此可以证明，案涉山场是郭立荣承包山场的一部分，实际上互换的山场只是两个人的份额。即便三上诉人存在将山场承包给案外人(宫庆军、蔡生满、宁日芝、姚兴财但也并非是与答辩人互换的山场，答辩人当然不能提出异议。三上诉人明显是在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更让人可笑的是，去年不是答辩人到三上诉人的山场抓道，而是三上诉人看到山场上长的榛子可以卖钱了，就到答辩人经营的山场上强行采摘榛子，并且还把答辩人栽种的多棵山楂树给折断，为此双方发生纠纷。4、即便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在答辩人经营期间，二次林业确权没变。但这并不影响双方互换行为的有效认定，也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双方互换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不能以此推翻己经履行了35年的互换协议。况且，三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确权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且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依法彰显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三上诉人主张答辩人提供的《对换柞蚕场》协议未经当庭质证简直是无稽之谈，而上诉人认为一审程序违法却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如果认为书记员对其陈述没有记录在案，那么，上诉人完全可以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完全可以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现三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当然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毕竟事实胜于雄辩。2、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审理案件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判决依据。三上诉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胡乱编造上诉理由以扰乱法院审判思路的行为是行不通的，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理应受到谴责。3、如果三上诉人的恶意诉讼行为能够得到法庭的支持，那么三上诉人也必须依法赔偿答辩人在35年期间对山场的投入，包括所栽种的百余棵果树、山楂树、修筑梯田等所投资的全部损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述，维持原判，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山场。2.判令被告赔偿强占山场期间的损失17500元。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3年生产队解体时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的父亲郭立荣(已故)领名在本村山庙地后承包五人份山场。本案诉涉的山场系该承包山场的一部分，经现场勘查，郭连安在争议山场的山脚下修梯田大约十趟，栽植果树大约百余棵，较大树龄大约30年左右。郭连安提供1985年12月20日由郭立新、郭立纯经办的其与郭立荣对换柞蚕场协议，内容为“郭立荣承包的一段柞蚕场对换郭连安，郭立荣承包的柞蚕场在山庙地后，东郭立伍山界，西至宁仁贵莹后岗，南至河身，北至大岗。郭连安的柞蚕场獾子洞至，两家同意，并无反悔”。现今郭连安经营的地段未超出该协议界限，经营期间双方未发生纠纷。另查，本协议中，经办人郭立新、郭立纯系亲兄弟，二人与郭立荣系亲堂兄弟关系，郭立新(已故)系郭连安的父亲。经询问郭立纯，该协议系1985年12月20日由其亲笔代书的，郭连安、郭立荣按的手印。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土地承包法规定，同一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承包项目可以采用转让、转包、互换等方式进行流转，流转后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争议山场郭连安从1985年开始经营，这一事实从郭连安提供的对换柞蚕场协议落款时间以及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请求赔偿的追诉时间可以确认。另外郭连安多年以来在山场内修筑梯田、栽植果树，双方未发生纠纷。综合上述情况对双方山场互换的事实予以确认。现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要求郭连安返还互换的山场，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元，由原告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事实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其与郭立荣签订的“对换柞蚕场”协议，证明双方承包的部分柞蚕场已经于1985年进行了互换。上诉人虽然对于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情况说明等证据并不足以推翻该份协议的证明效力。另外，该协议的形成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之前，即使双方没有向发包方备案，亦不能因此认定该协议无效。并且争议的山场自1985年至今一直由被上诉人经营，至上诉人起诉已有35年，综合以上事实，本院对于双方山场互换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山场并赔偿损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元，由上诉人郭红艳、郭红玲、郭红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名环审判员  段建勇审判员  朱隆升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刘丛博书记员王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