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9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可，男，1970年7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维，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焰，女，1946年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维，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泽，男，1959年1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蓓，湖北千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可、胡焰因与被上诉人李洪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7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不复杂，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可、胡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2.将李洪泽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伪造证据等涉嫌“套路贷”行为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审查；3.一审诉讼费和二审上诉费由李洪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戴可根本不认识所谓的“成娟”，也未委托李洪泽向其付款，《借条》中委托支付内容是虚假的，李洪泽向“成娟”的转账是制造资金流水走账的虚假给付，本案是李洪泽伙同他人的“套路贷”，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恳请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查明后改判。二、李洪泽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自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仅现金取款13.05万元，《借条》上“戴可于2017年6月30日收李洪泽支付人民币现金11万元，同年6月18日收到李洪泽现金3.5万元，同年6月28日收李洪泽现金8.5万元”是虚假的，本案是李洪泽伙同他人的“套路贷”，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恳请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查明后改判。三、戴可自2018年12月17日至2020年4月25日期间被强制戒毒隔离，无法使用手机，李洪泽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是其伪造的，更说明本案是李洪泽伙同他人的“套路贷”，恳请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审查。四、胡焰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对月息2%的利息不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洪泽辩称，1.关于本案是否存在证据造假，在法庭上承诺，如果存在程序造假，李洪泽承担一切责任，请法院依法核实。2.关于李洪泽是否存在套路贷问题，李洪泽仅与戴可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李洪泽也从未与他人存在差额较大的借贷关系，李洪泽的行为不符合套路贷向不特定的多人进行放贷的特征。3.从李洪泽出借借款到现在，戴可没有向李洪泽清偿一分钱，谁是被害者一目了然。李洪泽曾经起诉戴可，并保全其财产，但戴可央求李洪泽解封并以清偿借款为由欺骗李洪泽达成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于是李洪泽向法院撤诉并解封。但戴可不仅不还款，且将自己房产转让，致使李洪泽没有可供执行的房产，李洪泽与戴可双方谁在套路昭然若揭。4.李洪泽从出借借款到现在四年时间，戴可从未提及欺诈及套路贷嫌疑，而是继续与李洪泽签订补充协议、和解协议等。戴可若有证据证明李洪泽有欺诈，完全可以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使得借款合同无效，现在提及只是逃避法律责任的一种借口。5.至于李洪泽付款方式问题，李洪泽按照戴可具体指示付款，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履行瑕疵，戴可是否认识成娟与李洪泽无关，支付对象问题从未提及。6.将成娟误认为夏岩，这种重大问题在成年人间是非常荒谬的，若是造成重大误解也是可以在一年内撤销的。7.父亲委托儿子付款符合交易习惯。8.关于增加十万，是临时的。李洪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戴可向李洪泽偿还借款本金679000元及利息（以6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2.判令戴可向李洪泽支付律师费30000元；3.判令胡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戴可、胡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30日，戴可与李洪泽达成合意，约定李洪泽向戴可出借款项，戴可出具《借条》一张，载明：本人戴可因资金周转向李洪泽借款，于2017年6月30日收到合计700000元，出借方式：戴可于2017年6月30日收到李洪泽支付人民币现金110000元，同年6月25日收到现金35000元，同年6月28日收到现金85000元，同年6月29日李洪泽向戴可指定账户（成娟，招商银行账号62×××25）分别转账100000元及370000元，戴可确认收到上述所有款项合计700000元，并承诺2018年6月23日前归还全部款项，利息月息5%，按月支付，首期扣除利息35000元。该《借条》尾部有戴可签名及按捺手印。同年6月29日、30日，李洪泽通过其子李绎账户向成娟账户转款470000元。后戴可未偿还欠款。2018年11月7日，李洪泽以民间借贷为由将戴可起诉至一审法院。2018年11月29日，双方及戴可母亲胡焰签订《和解协议》，约定：经双方确认，截止2018年11月29日，戴可共计差欠李洪泽借款本金679000元，利息21000元，李洪泽放弃其他借款本金及利息，戴可应于2018年12月8日前，向李洪泽归还借款本金29000元及利息21000元，剩余本金650000元，戴可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还清，胡焰自愿为戴可上述全部债务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上述应履行的全部债务以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包括律师费和诉讼费），担保期间为两年。同日，李洪泽与戴可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签订该《和解协议》，对剩余借款本金650000元，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利息，该利息应于每月1日之前支付。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洪泽于2018年11月2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03民初11844号民事裁定，准许李洪泽撤回起诉。后戴可未履行任何还款义务，李洪泽遂又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李洪泽与戴可订立的借款合同，有戴可出具的《借条》为证，李洪泽按照该借条的约定向戴可指定的成娟账户转款470000元，其余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事实，有李洪泽银行取款记录、借条载明和戴可本人的自认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李洪泽与戴可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戴可抗辩称李洪泽向成娟转款470000元系偿还戴可对案外人的高利贷债务，该偿还行为没有经过戴可同意，根据《借条》的载明，李洪泽系受戴可指示向他人付款，系指示交付，该款自汇入成娟账户时，视为向戴可的支付。戴可称其出具《借条》系李洪泽胁迫欺诈，对该主张戴可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被胁迫欺诈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借条》的出具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李洪泽在上一次起诉后，戴可亦通过签订《和解协议》的方式对前述债务予以认可，其陈述两次均系胁迫欺诈，于常理亦有不符，故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戴可如主张向案外人的借款系高利贷且存在超额还款，戴可应以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协议及支付凭证，另案对该案外人提起诉讼。李洪泽与戴可于2018年11月2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对前期债权债务的清理清算，李洪泽按照该协议内容主张戴可偿还欠款本金及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该协议已约定利息为月2%，转为年利率为24%，李洪泽还主张律师费由戴可负担，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故对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胡焰自愿为戴可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戴可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形下，其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李洪泽主张胡焰对欠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戴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洪泽偿还借款本金679000元及利息（以6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二、胡焰对上述判决第一项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李洪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6615元，由李洪泽负担298元，戴可、胡焰负担6317元（此款李洪泽已预付一审法院，戴可、胡焰应随同上述判决款项一并支付李洪泽）。本院二审期间，戴可、胡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武汉市公安机关社区康复决定书》、《万济医院2020年疫情期间解除戒毒人员健康状况检测表》、《武汉万济医院精神病医院出院健康证明》。拟证明戴可自2018年12月17日至2020年4月25日期间被强制戒毒隔离，根据《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戒毒人员仅可在戒毒所批准的情况下使用固定电话与亲友通信，根本无法使用手机，李洪泽一审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明显是李洪泽伙同他人伪造的。2.李绎银行流水。拟证明李洪泽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其转给成娟的47万元均非自有资金。转给成娟的37万元，均来源案外人石浩，且转入后马上转给成娟，该转账实际为制造虚假给付的走账流水。转给成娟的10万元来源于李绎的银行贷款，如果认定该款项系对戴可的借款，也是套取银行贷款进行转贷，借款合同依法无效，同时涉及高利转贷犯罪。3.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戴可从未自认转账给成娟的47万元系偿还对外负债。一审判决误解了戴可的意思，戴可只是转述李洪泽的话，不是自认。笔录第8页可证明李洪泽也是认可47万元不是对案外人夏岩的还款。戴可不认识成娟，与成娟之间不存在债务关系，夏岩与成娟是两个不同主体，一审法院误将对成娟的转账当做对夏岩的还款，是事实不清。笔录第8页载明一审法院给予了戴可10天举证期，戴可已经在举证期内提交的证据和调查取证申请书，一审法院未予以质证，程序违法。4.报案材料及相关证据。拟证明在本案借条签订之前，戴可已偿还了案外人夏岩、成娟的全部借款，而且被非法侵占了597448元，本案借条以及李洪泽向成娟的47万元转账是虚假的，是李洪泽、成娟、夏岩为了非法侵占戴可财产的不法手段，且李洪泽与李绎涉嫌高利转贷犯罪，戴可正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其责任。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洪泽对戴可、胡焰提交的《强制戒毒决定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有异议，没有公安机关印章。《武汉市公安机关社区康复决定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为复印件，不能证明戴可离开戒毒所的时间。《万济医院2020年疫情期间解除戒毒人员健康状况检测表》的真实性有异议，前后日期矛盾，戴可提供的戒毒时间是1年零4个月，不可能到2020年4月份。《武汉万济医院精神病医院出院健康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都持异议，戴可是同济医院的，不排除恶意串通可能，且与本案无关联性，在精神病院是可以使用手机的，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李洪泽的手机可以进行技术鉴定，若有造假，愿承担法律责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由于李洪泽和李绎是父子关系，资金来源是儿子没有任何问题。关于成娟与本案没有关系，是按戴可指示付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戴可的辩解不能成立。对证据4的该组报案材料，报案人对李洪泽已经形成诬告和陷害。真实性真实，但是没有任何异议。戴可与成娟转账与本案无关，对犯罪分子的行为如果认为构成犯罪由公安机关予以打击。借条、和解协议、补充协议已经在审理中发表了质证意见。李绎的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作为李洪泽儿子付款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公证书说明戴可对该借款是真实的，不然也不会将房子委托李洪泽出卖，且公证书也没有实际履行，李洪泽也没有拿其作为证据材料。所有证据均不能达到戴可的证明目的，请求法院作合理合法判断。本院认为，对戴可、胡焰提交的证据1，仅能证明戴可2018年12月17日至2020年4月25日期间被强制戒毒隔离的事实，不能证明李洪泽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李洪泽伙同他人伪造的。对戴可、胡焰提交的证据2，李绎与李洪泽系父子关系，李洪泽的出借资金来源于李绎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能证明李洪泽为制造虚假给付的走账流水。对戴可、胡焰提交的证据3，系一审法院庭审笔录，戴可在笔录上签字，对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戴可、胡焰提交的证据4，仅是一组报案材料，不能证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上述证据，均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可。但该证据中，可以证明戴可在2017年与成娟有过多次资金往来的事实，戴可上诉称其与成娟不认识与事实不符。李洪泽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戴可、胡焰对一审判决表述证据内容部分没有异议，但事实认定有异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庭审笔录中记载：戴可答辩称，李洪泽并没有向我提供借款，我曾帮李洪泽做过一个房产抵押，李洪泽承诺给我60万元，但实际上只给了我13.5万元，50万元是我欠别人的借条，李洪泽说他替我还了，但是没有提前告知我，就该笔借款我已经偿还了100多万元。我母亲胡焰对该借款不知情，李洪泽曾带人上门，欺骗我母亲签订了协议。一审笔录中还记载：戴可、胡焰质证称，借条是不真实的，是李洪泽带人上门逼着签的，银行流水上的成娟我不认识，没有转钱给我，我只收到了13.5万元现金。二审再查明，二审中，戴可向本院提交的转账流水中，戴可与成娟在2017年发生有多笔资金往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争议的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生效之前，本案应适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的规定。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首先需要借贷双方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还需要以借款实际交付为成立要件。戴可向李洪泽出具《借条》，与李洪泽还签订了《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李洪泽按照《借条》的约定向戴可指定的成娟银行账户转账470000元，其余以现金方式支付。李洪泽还向法院提交了银行取款记录。故，双方成立借款合同关系，合法的借款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戴可上诉称其不认识成娟，也未委托李洪泽向其付款。但其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看到其曾经与成娟发生过多笔转账。戴可在一、二审中陈述的事实与其自己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且根据《借条》载明，李洪泽系受戴可指示向成娟付款，系指示交付，该款自汇入成娟账户时，视为向戴可的支付。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七条“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和第十八条第一款“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戴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能力在出具《借条》时，清楚《借条》的内容，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戴可称其出具《借条》系李洪泽胁迫欺诈，但戴可既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未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在法定的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上述《借条》。故，戴可仅提出抗辩，而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所抗辩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李洪泽在另案起诉后，戴可亦通过签订《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方式对前述债务予以认可。李洪泽与戴可于2018年11月29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系对前期双方债权债务的清理清算，未违反法律规定。李洪泽按照该协议内容主张戴可偿还欠款本金及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中，李洪泽自认提前扣除了借款利息35000元，并认可扣除提前收取的借款利息35000元后，截至2018年11月29日的借款本金为644000元，利息21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李洪泽实际出借的本金应为665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该《借务》中约定的利息为月息5%，远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标准。借款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经计算，截至2018年11月29日，借款利息应为229203.33元。《和解协议》上确认的借款利息21000元，未超过法律规定。故，截至2018年11月29日借款本金为644000元，借款利息为2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679000元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胡焰仅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其并未在《补充协议》签字。故，胡焰应仅对《和解协议》中约定的截至2018年11月29日，戴可差欠李洪泽借款本金644000元及利息21000元，共计665000元承担担保责任。对《补充协议》中约定的2018年11月29日以后的借款利息，不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戴可、胡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7922号民事判决；二、戴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洪泽偿还借款本金644000元及截至2018年11月29日的利息21000元；三、戴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洪泽支付2018年11月1日起的借款利息（以65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8年11月1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四、胡焰对上述判决第二项确认的债务，在665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李洪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6615元，由戴可、胡焰负担6274元，李洪泽负担3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34元，由戴可、胡焰负担11983元，李洪泽负担6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浩审判员 鲍 刚审判员 易齐立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房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