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4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俞家模。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鹏，男，199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鑫，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俞家模，男，1992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舞蹈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方鹏、原审被告俞家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4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舞蹈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舞蹈圈公司无需支付方鹏287844.53元，诉讼费由方鹏负担。事实与理由：舞蹈圈公司主张舞蹈圈公司与方鹏从未建立任何合同关系，亦没有任何建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仅凭方鹏与俞家模、崔某之间的微信通信记录内容推定舞蹈圈公司与方鹏存在事实合同关系，缺乏事实和证据依据；如系方鹏所述从舞蹈圈公司走账的关系，金额达89万元，双方没有书面协议不合常理；方鹏并未就其主张的88万元如何计算进行举证，亦未说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如何支付、具体支付时间及凭证；本案系方鹏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但其后又变更案由为合同纠纷，舞蹈圈公司认为应当追加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到庭应诉。方鹏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舞蹈圈公司的上诉请求。俞家模同意舞蹈圈公司的上诉意见。方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舞蹈圈公司、俞家模支付287844.53元；2.诉讼费由舞蹈圈公司、俞家模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27日，舞蹈圈公司（甲方）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乙方）曾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杰恩”“百变楚楚”等账号上传的内容授权乙方，由乙方支付授权费用，方鹏在甲方代表处签字，合同首部预留的甲方电子邮箱715362248@qq.com为方鹏所使用。舞蹈圈公司认可715362248@qq.com邮箱为方鹏实际使用，就该公司所签订的《短视频授权合同书》中由方鹏签字且预留方鹏电子邮箱的原因，舞蹈圈公司称因为方鹏和俞家模是朋友关系，双方存在业务上的合作，所以让方鹏去做代表签的字。方鹏提交了合同预留的电子邮箱715362248@qq.com与前述合同中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预留电子邮箱的往来邮件，欲证明其借舞蹈圈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就涉案合同的履行及款项的构成，方鹏称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时，其自己设立的公司正在注册过程中，账户还没有开立，当时与腾讯公司有短视频的合作业务，因为方鹏与俞家模是朋友关系，所以当时商量用舞蹈圈公司的名义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短视频授权合同书》所涉及的短视频和相关的合同义务是方鹏完成并已经向腾讯公司交付，腾讯公司也依约将款项支付至舞蹈圈公司，与腾讯公司之间的合同款项是880000元，加上一笔天津淘梦银汉天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合同款10000元，共计是890000元。舞蹈圈公司已支付了575922.47元，双方在对账金额统计表中明确了入账金额，扣除了相应税点、快递费等相关费用，最终约定舞蹈圈公司应支付剩余287844.53元。一审中，方鹏提交其与俞家模的微信通信记录，其中内容为：方鹏询问“这个发票你们能开不？”，俞家模回复“这个你直接联系崔某，她能安排财务，应该可以吧估计”。方鹏称“发票提前开，我现在着急钱用”，俞家模回复“还有就是你把两笔税款钱直接打给崔某，她那边入公账填充立马就可以开出来，这种的话账是对的，剩余就等他们打也行”。方鹏“麻烦一点，帮我走一会，回头结算完给你个大红包”。2019年2月26日，俞家模通知方鹏“40万-763（1万发票）-15690（39万发票）-16090（40万发票）-40000（40万×10%的所得税）=327457”，同日，方鹏回复“这边有一笔可以对公转账，需要开什么发票，125000”，俞家模“看什么业务和合同开对应的发票，这个你直接跟崔某对就行”。后，方鹏多次催问俞家模款项进展，俞家模要求方鹏与崔某对接。2019年4月10日，方鹏问俞家模“腾讯的40万26号到，本月能转出不”，俞家模回复“转不了，只能15号-20号，上次你讲他那边打了后来一个多星期了才到”。方鹏提交其与崔某的微信通信记录，其中内容为：2019年1月2日方鹏询问“你今天来公司不”，崔某回复“现在是3张发票，一张1万淘梦的，发票+合同，一张腾讯9万发票+结算单，一张腾讯30万+结算单，是吗”，方鹏回复“发票开好了吗”，崔某“1万的开出来”，方鹏“另外两张？”，崔某“明后天开，跟会计说了”。2019年2月26日，崔某“1万是7个点，39万和40万是按4个点的，40万-763（1万发票）-15690（39万发票）-16090（40万发票）-40000（40万×10%的所得税）=327457”，方鹏“4个点是咋算的，有明细吗”。2019年3月15日，崔某通过微信向方鹏发送走账记录，走账记录中载明“1月3日，天津淘梦银汉天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账10000元，实际转出方鹏金额9237元，1月7日，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YOO视频进账390000元，实际转出方鹏金额374310元，3月1日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YOO视频进账400000元和90000元，每月5万内走报销，剩余走劳务费，代开发票税点3,5月-49900,6月-50000,7244，7月-42000,8月-30000,6131.47，7000，9月-49900（剩余287844.53），分3批转完，预计下周四前吧，能全部收到”。方鹏申请证人崔某出庭作证。崔某出庭作证称其当时是舞蹈圈公司的助理，协助俞家模处理公司的事务，其认可2019年3月15日的走账记录是其发送给方鹏，并称当时不负责财务工作，但是当时俞家模让其和方鹏对接，其对走账记录认可并按捺了手印。舞蹈圈公司认可崔某时任公司员工，但称崔某没有权限做该事项，其作出的走账记录没有得到舞蹈圈公司的同意，该走账记录没有经过舞蹈圈公司的授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结合方鹏在《短视频授权合同书》中的签字及预留了本人的邮箱、邮件往来记录，能够认定方鹏事实上履行了该合同中应由舞蹈圈公司承担的合同义务。虽方鹏与舞蹈圈公司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结合其与俞家模、崔某之间的微信通信记录，证人证言、走账记录等证据，能够认定方鹏与舞蹈圈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且已就合同履行的后果进行了结算，舞蹈圈公司辩称方鹏有自己的公司没有必要借助该公司签订《短视频授权合同书》，但对方鹏与俞家模、崔某之间的微信通信记录没有做出合理解释，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法院对方鹏提交的走账记录予以采信。舞蹈圈公司辩称崔某无公司的授权、未经公司同意出具的走账记录不对该公司产生约束力，但俞家模在与方鹏的微信通信记录中多次要求方鹏与崔某对接，因此崔某出具的走账记录的效力及于舞蹈圈公司，法院对舞蹈圈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俞家模与方鹏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方鹏要求俞家模承担付款义务无合同依据，法院对其要求俞家模承担付款义务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一、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方鹏287844.53元；二、驳回方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方鹏在舞蹈圈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的《短视频授权合同书》上前签字并预留其个人电子邮箱为联系方式，此后方鹏与舞蹈圈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家模及该公司员工崔某就账目问题进行微信沟通，崔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的证言亦与各方微信通信记录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根据举证情况采信方鹏的主张，认定舞蹈圈公司应按照微信通信记录记载的余款数额向方鹏支付剩余款项，并无不当。舞蹈圈公司提供的追加第三人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舞蹈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18元，由舞蹈圈（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洁审 判 员  耿燕军审 判 员  张玉贤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法官助理  方浩然书 记 员  王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