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申43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梁劳慧，女，1980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国豪、童涛，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人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广州威士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都牡丹街****自编**。法定代表人：黄钊权。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雅瑶格露普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住，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大道**云峰花园之****商铺（自编209）/div>经营者：梁亚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梁亚盈，男，194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再审申请人梁劳慧因与被申请人广州威士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士顿公司）、广州市花都区雅瑶格露普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梁亚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并已生效的（2019）粤0114民初9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梁劳慧称，一、原审法院未穷尽所有送达方式，即适用公告送达违反法律规定，直接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1)原审法院列明申请人的住所地有误。在涉案生效判决书的首页，原审法院将申请人的住址写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保利城北街1号1202房，经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查阅该案卷宗，发现原审法院是向该地址寄送诉讼材料不成功后，转公告送达。然而，该地址系申请人旧住所，未登记在申请人或申请人父亲的身份证或者涉案的《战略合作合同》中，原审法院为何要将该地址列为申请人的住所地。经申请人委托律师阅卷后发现，原来原审法院向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保利城北街1号1202房地址送达给申请人的依据，系基于威士顿公司立案时提交的2018年8月24日《广东公安人口信息资料》，上载申请人梁劳慧的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保利城北街1号1202房。但该地址上房屋申请人早已向他人转让，且原判案件系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原审法院却沿用近一年前的《广东公安人口信息资料》作为送达申请人的依据，实在有违常理。况且，经申请人向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保利城北街1号1202房的现业主咨询，其表示从未收到类似原判案件的人民法院诉讼材料，并愿意配合贵院调查。(2)原审法院末向申请人和申请人父亲法定地址送达诉讼材料在2019年7月31日原审法院立案后，申请人的身份证住址一直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蟾蜍石东路**，该地址是申请人用人单位所在地，设有专门的收发件室，有专人负责处理邮件，而且原审法院送达诉讼材料的时间亦正处于开学季(申请人用人单位系学校)，不可能存在收发件室无人值守的情况。经申请人近日咨询申请人用人单位收发件室，负责人翻查收件记录，亦从未发现收到原审法院向申请人送达的诉讼材料，贵院亦可前往申请人用人单位调查取证。尤其是，申请人父亲梁亚盈(亦系原判被告)的身份证住址，一直在广东省××霞山区××房，该地址亦系申请人父母亲的实际住所地，从未变更。申请人父亲作为本案的当事人，从未收到过原审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申请人认为，身份证地址作为申请人国公民法定登记的住所地，应该具有最高的公示公信力，原审法院应该依据该地址送达法律文书。(3)威士顿公司之法定代表人黄钊权等人与申请人互相添加为微信好友，可随时联系到申请人，但却故意隐瞒起诉申请人的事实。威士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钊权一直是申请人的微信好友，其未经与申请人任何协商即起诉申请人，明显故意希望申请人不知道被起诉的情况。在起诉申请人后，未如实向原审法院提供申请人的联系方式，明显违反的诚实信用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显然，其是希望通过公告送达，致使申请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从而降低自己的证明标准以达到不法目的。(4)申请人于(2018)粤0114民初10566号案件委托的代理律师在原审法院有众多案件，原审法院从未通过申请人的代理律师通知申请人。早在2018年，威士顿公司就已经起诉过申请人，要求确认申请人们签订的《战略合作合同》无效。当时申请人认为威士顿公司的起诉无理，合同约定的就是威士顿付费收购申请人父亲经营的广州市花都区雅瑶格露普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格露普”)，申请人父亲也移交了公章、场地、设备、器材、客户资料等给威士顿公司了，这样的合同又怎么会无效?无非是威士顿公司自己经营亏损了，想反悔问申请人们拿回收购款项而已。所以申请人就先后聘请了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王启星律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邓国豪、戴玄伟律师帮申请人打这场官司，当时官司是安排在2018年11月14日下午3时开庭。奇怪的是，在申请人和申请人父亲聘请律师辩护后，在开庭当日的上午，主审法官吴优的书记员打电话通知，说下午不开庭了，原因是申请人父亲梁亚盈拒收了诉讼材料，要公告送达。申请人律师当即回答，申请人和申请人父亲是共同委托律师的，可以开庭。隔了一会儿，书记员又回电话，说下午还是开不了庭，因为威士顿公司没有交诉讼费。申请人当时就很疑惑，法律不是规定说7天内不交诉讼费就当作撤诉吗，为何到申请人委托律师后直至开庭前几个小时才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因此损失了律师费，但考虑到威士顿公司也撤诉了，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考究下去。虽说两个案件案号不一，起诉时间有先后，但本质上是同一事件引起的同一性质的法律纠纷，属于威士顿公司撤诉后的再起诉。按照一般大众心理，正常人作为被告委托了律师处理案件，在原告撤诉后就同一事件再起诉亦会委托同一律师继续处理，而不可能存在前案中委托律师进行积极抗辩，在原告撤诉后再起诉的后案中却采取不接收诉讼材料、不出庭抗辩的消极态度应对。故，若原审法院果真送达不了给申请人，完全可以通过申请人此前委托的三位律师转告申请人，这样才能符合法律规定的“穷尽所有送达方式”。(5)原审法院未穷尽所有送达方式即采取公告送达的程序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需在本节其他方式送达不能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公告送达方式向申请人送达诉讼材料。但如上所述，明显原审法院未向申请人的身份证住址送达诉讼材料即进行公告送达，却沿用早于立案时间一年前查询的《广东公安人口信息资料》向申请人送达诉讼文书，导致申请人不能收悉原判诉讼材料，是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错误。二、即使申请人未出席庭审，但威士顿公司的证据明显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原审法院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威士顿公司的原诉讼主张为确认合同无效，在经法庭释明后变更为解除合同，理由是申请人与詹佳淳老师擅自退出格露普，格露普的师资力量被抽离，违背了威士顿公司收购格露普时的合同目的，故要求解除。而威士顿公司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仅系两项证据《战略合作协议》与《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换言之，威士顿公司未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证明三被告存在擅自抽离格露普的师资力量的违约行为，仅有其代理人的当庭陈述。原审法院在裁判案件时亦未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仅依据“威士顿公司保证陈述真实”和“无相反证据反驳”为由便采纳了威士顿公司的诉讼主张，认定三被告违约。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或采纳一方当事人主张的前提，都是证据。从来没有法律规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方当事人保证陈述的真实性就能认可其主张。本案中，威士顿公司所提交的两项证据《战略合作协议》与《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分别证明的是原被告间存在要式合同约定、原告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了款项，仅此而已。无论如何解释亦不能得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擅自抽离师资”的事实，即本案证据对“被告擅自抽离师资”的事实不存在对应证明关系，更不可能形成证据链闭环。对于“被告擅自抽离师资”一事，全案仅有威士顿公司的陈述支撑，则即便三被告没有出席庭审、没有作出相反陈述、没有提交相反证据反驳，在威士顿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辅证、印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亦不应认定该事实，而不予认定的法律依据，是威士顿公司自身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事实上，威士顿公司起诉的原因并非因为三被告擅自抽离师资，而系其在收购格露普后，经营失败导致亏损，从而想通过确认合同无效收回收购款项。早在2018年，威士顿公司就已经对三被告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欲据此取回收购格露普的款项，后因未缴纳诉讼费撤诉。而在此前，2018年5月许，威士顿公司就通过停发申请人及詹佳淳《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2500元底薪的方式，逼迫申请人及詹佳淳为其开拓生源。后申请人及詹佳淳认为其停发底薪的构成违约，要求威士顿公司按合同约定发放底薪，申请人父亲要求威士顿公司转让其6％的股权，但遭到拒绝。遂申请人与詹佳淳拒绝再于格露普任教。此后，威士顿公司多次要求申请人父亲退回收购款，认为《战略合作协议》因违法而无效，但申请人父亲均未同意。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詹佳淳离职的原因，并非因为欲抽离师资，格露普由申请人及父亲辛苦创立，在经营初期获得所有学生及家长的称赞，系申请人及父亲的心血所在，实在不忍抛弃，不可能擅自抽离师资损坏格露普的品牌效益。实情是，威士顿公司在经营格露普亏损后，拒绝发放申请人及詹佳淳的底薪，又拒绝向申请人父亲转让其6％的股权，该二违约行为才是导致申请人及詹佳淳拒绝继续任教的诱因，而非如威士顿公司所称，申请人违约在先。四、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4民初9023号判决，未依照法律规定向申请人送达诉讼文书材料，违反法定程序导致申请人无法行使答辩质证权，认定事实有误。综上，再审申请人梁劳慧请求：1．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64民初9023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再审本案，并驳回威士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查明：2020年7月7日，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4民初902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9月28日，再审申请人梁劳慧对该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本案中，一审法院在诉讼中，已依法向申请人当时身份证记载的住址登门送达诉讼文书，同时亦以邮寄送达方式向申请人送达诉讼文书，其后，方采用公告方式向申请人送达涉案法律文书。据此，申请人陈述一审法院未依法向其送达案涉法律文书，令其丧失抗辩、举证等诉讼权利的主张，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但一审法院以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雅瑶格露普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抽走核心师资力量，导致被申请人广州威士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案涉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判决解除案涉《战略合作协议》。对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雅瑶格露普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部抽走核心师资力量的违约事实，一审法院该认定属基本事实不清，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鉴于，再审申请人提供了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其再审申请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审判长 彭 湛审判员 林幼吟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本件官助理苏书记员梁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