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浙06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商贸大厦第**（胜利东路**）511。 法定代表人：侯志刚，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传领，浙江正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静尧，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鸣皋，男，195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法定代理人：马妙娟，女，1954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系孙鸣皋配偶。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周平，男，1974年5月6日，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系孙鸣皋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晖，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红星，男，196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建国，浙江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鸣皋、宋红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3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认定证据证明力的依据标准不同，适用法律不当。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红星之间是承包合同关系或承揽关系，被上诉人孙鸣皋是宋红星所雇，孙鸣皋实际为宋红星提供劳务。（一）就相关事实和证据来分析。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红星双方就文化礼堂的木工工作明确约定是承包给宋红星的，双方依法应认定为承包合同关系或承揽合同关系。第一，关于《工程承包合同》。（1）这一证据是在第一次上诉时发现的，依法应认定为新证据。对此，在第一次上诉的庭审中，宋红星对合同书第二页的签名是认可的。在一审中，上诉人根据法庭要求，依法提出对该合同书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事实上并非像一审认为因为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无法鉴定，就推定所有的司法鉴定机构都不能鉴定。（2）虽然上诉人与宋红星之间有多次的承包关系，但是围绕新徐坞杨村文化礼堂的工程与次坞镇政府在2016年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当年上诉人与宋红星之间没有第二个工程，也没有第二份《工程承包合同》。（3）一审认为该《工程承包合同》存在前后两页的字体和排版不同，但不能改变其证据的三性。上诉人提交了与张齐新、洪金祥等人同样形式《工程承包合同》书面证据，并有他们出庭作证，其中有两份也是涉及新徐坞杨村文化礼堂的工程。第二，关于报酬结算等相关事实问题。首先，木工完成后报酬结算问题。宋红星与上诉人双方明确约定木工是由他承包完成。工作完成后，费用结算就由宋红星自己根据工作量与上诉人约定金额结算。木工前期有石灰馆的木工工作，后期有文化礼堂的木工工作，都是宋红星承包负责的。前期石灰馆的木工工作也是由宋红星负责完成，完成后根据他自己登记的工作量即按工结算报酬，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6月6日领款收据就是承包人或承揽人完成木工后的费用。2017年6月7日的借款单是宋红星要求，因为他要负责后期木工工人的食宿费用和报酬。宋红星与上诉人结算工作成果报酬是按照多少工、每个工多少钱结算，如石灰馆木工是50个工、每个工350元，而他付给他的工人每个工是280元。宋红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在完成所承揽的木工工作后与上诉人结算，符合承包或承揽关系的规定。木工装修人工费约为25000元（其中借条为7500元），在整个合同中占比例很小，所以会产生按实际人工结算的形式。其次，施工人员被谁所雇的问题。上诉人在事发前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联系过被上诉人孙鸣皋、王某以及事发当天压根就没有去诸暨现场施工的所谓证人“祝某”。当天，一同去的，除了沈如良，宋红星所叫的工人只有孙鸣皋和王某两位。孙鸣皋、王某二人都是承包人宋红星叫去的，所以判决书认定上诉人雇佣宋红星等人干活违背事实，也没有事实依据。第三，关于沈如良身份和作用。事实上，沈如良是绍兴市新大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当天他为何会开车送宋红星、孙鸣皋、王某三人去文化礼堂的施工现场，因为宋红星去施工的地点位于诸暨，距上诉人公司约80公里，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安排汽车送他们去施工现场。但沈如良仅仅是作为一个司机，根本不懂木工，更不是宋红星承揽的文化礼堂布展的监督管理人员，他的任务就是帮忙把宋红星及其工人送到施工地。他在出庭作证时已明确，自己在现场不管宋红星他们如何施工，只是在旁边闲着看手机，所以当时孙鸣皋怎么摔倒的，他都不清楚。沈如良出庭及其他承包人包括张齐新、洪金祥出庭作证时，都说该架子不是上诉人提供的。庭上，上诉人当庭表明可移动架子不是上诉人提供的。事实上，孙鸣皋摔倒现场所用的可移动架子是事发前就在的，是其他公司留下来的，村里同时有几个标在施工。2、被上诉人孙鸣皋摔伤的真实、直接的原因依然没有查清。一审对孙鸣皋受伤的真正原因及因果关系申请了司法鉴定，但仅依据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函告”外伤所致进行认定。对此，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常理都可以判定，外伤的原因有很多，该“函告”并没有明确孙鸣皋是在攀爬脚手架或高空作业过程中掉下来外伤所致，当然就包含了他自己因走路不便跌倒摔伤的。（二）就法律关系相关要素的区别来看，本案上诉人与宋红星之间是承包关系或承揽关系。（1）是否交付特定成果。本案，宋红星必须完成约定的木工工作，并符合上诉人的要求，交于上诉人后，上诉人认为合格才会支付费用。（2）双方人身关系是否具有支配性。宋红星及其所雇的人都是木工，都有技术，都是利用他们的工具独立完成工作，孙鸣皋不是上诉人所叫，其施工当天不戴安全帽、中午喝大量白酒等违反安全规定义务，上诉人没有人能够管制，即使帮忙送他们去工地的沈如良好心提醒他们要戴安全帽，也不听从。（3）施工的工具、设备有谁来提供。有关木工的工具、设备，都是宋红星等人自己的，而有关的可移动架子也不是上诉人提供。（4）从劳务报酬的支付时间。在前期的石灰馆木工装修，就是宋红星完成木工后，上诉人才支付报酬。文化礼堂的木工也是如此，只是施工前，宋红星预借了一定款项，但报酬的支付还是等他木工完成后交付上诉人认可后才结算的。（5）从完成工作所需的技术含量。上诉人交给宋红星的文化礼堂所需要的木工是需要有木工技术的，所以宋红星叫的工人也是木工。（6）劳务提供方是否可以再雇佣他人。宋红星作为承包人或承揽人，召集孙鸣皋等人来施工，他们的报酬也是由宋红星支付。（7）对计算劳务报酬的形式和依据是否影响承揽关系。宋红星之所以自己能够召集孙鸣皋、王某共同完成文化礼堂的木工，根本原因是他与上诉人之间是承揽关系，他有权自己召集工人，他与上诉人按照多少工来结算报酬，不影响双方之间承揽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二、原判决裁判的有关赔偿项目金额的计算问题。1、有关残疾赔偿金是否按照城镇标准。孙鸣皋提交了居委会、村委会证明来证明自己实际居住地在城镇，但是按照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新徐坞杨村委会证明来认定，孙鸣皋提交的证明也没有经办人的盖章，所以不具有证明效力。另外，孙鸣皋并没有证据证明他的固定收入来源于城镇，因为他被宋红星叫去做木工的第一天就出事了。2、有关护理费的计算年限。考虑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应当减少护理费计算年限，先支付2年，以后每两年支付一次较为合理。三、原判决裁判的有关责任问题从因果关系和责任过错来分析，本案中，孙鸣皋清楚自己是要从事高空作业的，但不顾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中午喝啤酒及高度白酒，喝完酒就去施工，施工时也不戴安全帽，完全未尽到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他依法应对其自身损害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另外，宋红星叫孙鸣皋施工，中午又请他喝酒，也存在过错，也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孙鸣皋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不能成立。本案雇主系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并非宋红星。如法院认定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与宋红星系承揽关系，则对于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的选任过失等责任，应一并处理。 宋红星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其与其他务工人员同工同酬，并未从中获利。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在原一审中陈述双方并无承揽合同，现又提供承揽合同，且合同有明显瑕疵，不应认定。文化礼堂项目分为一分项和二分项，一分项由宋红星、祝某、黄建华施工，二分项由宋红星、王某、孙鸣皋施工，均是为雇主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提供劳务。本案中，具体工作由沈如良指挥，脚手架等也是由沈如良安排小货车送到施工现场。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申请的证人证言依法均不能采信。 孙鸣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因施工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计人民币2261296.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8日，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乙方）与案外人诸暨市次坞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政府采购协议》一份，甲方将新徐坞杨村文化礼堂的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布展、多媒体制作、安装相关服务以442000元的价格承包给乙方，双方商定本工程工期（版面设计稿必须在油漆进场前全部定稿）为50天，按时按质完成全部施工任务。设计稿确定后40天完工，并清理好现场交与甲方验收。乙方应严格遵守施工安全规范，确保施工安全。施工过程中因乙方违规操作或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由乙方负责。该合同还就其他内容予以约定。 2018年5月13日，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因诸暨市次坞镇新徐坞杨村文化礼堂背景、牌匾、画面装裱安装项目所需，联系了被告宋红星，宋红星又联系了原告孙鸣皋。2018年5月14日，原告孙鸣皋、被告宋红星等人乘坐案外人沈如良驾驶的车辆前往诸暨市次坞镇新徐坞杨村文化礼堂工作。当日中午，原告孙鸣皋、被告宋红星、案外人沈如良一同前往面店吃饭并喝了啤酒，后原告孙鸣皋与被告宋红星又喝了白酒。当日下午，原告孙鸣皋在工作过程中不慎从高处坠落受伤。原告受伤后被送往诸暨市人民医院、绍兴市市立医院等医疗机构治疗，共住院187天，累计产生医疗费352662.18元（含根据医嘱自行在药房购买的人血白蛋白等药物及辅助用品）。事故发生后，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共垫付医疗费62000元。 原告于（2019）浙0602民初2804号一案审理过程中向该院申请要求对其伤残等级、护理依赖、护理期限、营养期限予以鉴定，该院依法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予以鉴定。经鉴定，原告之伤已构成人体损伤四级伤残、十级伤残，已构成大部分护理依赖，护理期拟自受伤之日起至本次鉴定前一日（2019年6月24日），营养期180日。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5600元。 本次诉讼中，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申请对原告受伤的真正原因及因果关系、在治疗过程中用药的合理性及关联性进行鉴定，该院依法委托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7月6日向该院发函，函告内容为：经审核，贵院曾于2019年委托我中心鉴定了孙鸣皋伤残等级等项目，当时我中心已对其外伤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本次外伤致其“颅脑损伤等”诊断成立；本次委托方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认为对事故责任有异议，该事项不属于我中心鉴定范围，故对该项鉴定事项作退鉴处理。后又于2020年9月24日就原告医疗用药的合理性、关联性出具鉴定意见书1份，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孙鸣皋2018年5月14日因故致颅脑损伤等，审查所提供的浙江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未见相关病例记载，所产生的医疗费合理性不予审查；诸暨市百佳医疗辅助用品商店发票为卫生材料及敷料，所产生的医疗费合理性无法审核；若经查证2018年12月13日所开具的诸暨市圆诚药房有限公司发票（其所购用药为人血白蛋白、甘油灌肠剂、注射用替加环素）为被鉴定人本次外伤后住院期间所用，则产生的医疗费与本次外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余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与本次外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为此支出鉴定费700元。 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同时申请对《工程承包合同》的真实性（笔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因无技术条件对笔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鉴定部门不予鉴定。 同时查明，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镜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舜皇村村民委员会均出具证明，证明原告孙鸣皋居住在绍兴市越城区鹅境东区6幢203室。 结合原告诉讼请求，经该院核定，原告因本次事故产生合理损失如下：医疗费219176.14元、定残前护理费73892元、定残后护理费465024元（暂计算10年）、住院伙食补助费5610元、营养费5400元、残疾赔偿金480159.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交通费3000元，合计1272261.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原告孙鸣皋、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被告宋红星三者之间法律关系的问题。原告认为其直接为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提供劳务，故原告系受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雇佣；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认为其并未让宋红星叫原告来干活，其与宋红星的关系系承揽关系，原告系受宋红星雇佣；被告宋红星认为其仅为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提供劳务，双方之间是做点工的关系而不是承揽关系，同时孙鸣皋系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小平的妻子潘雅媛让其去叫的，故孙鸣皋系受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雇佣。该院认为，认定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与宋红星、孙鸣皋之间分别成立雇佣关系更为合理，具体理由如下：第一，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与宋红星是以350元／工的点工形式结算报酬，根据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宋红星的陈述，文化礼堂设计布展采购项目分为第一分项和第二分项，第二分项虽然在工作第一天即发生事故，但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第二分项的运行模式与第一分项不同，从上述事实可知，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系对宋红星等人提供的劳务支付报酬，并未要求宋红星等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后才就工作成果支付报酬。换言之，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支付报酬更关注劳务本身而非工作成果。第二，根据宋红星、沈如良、王某等人的陈述，涉案工程由沈如良接送宋红星、孙鸣皋、王某等人前往诸暨，且沈如良一直在工程现场的事实可以认定。虽然沈如良并非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员工，但其陈述系绍兴市新大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而绍兴市新大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雅媛，与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何小平之间存在关联，且潘雅媛亦为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股东。被告宋红星、证人王某均陈述其提供劳务受到沈如良的指挥监督，并非具有独立性。第三，从第一分项宋红星的领款记录来看，载明木工款为350元／工×50工＝17500元，且与证人祝某陈述的其收到的工资为350元／工，每人均分的证言相吻合，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以支付点工费用的形式召集宋红星等人干活，然后再由宋红星与实际干活的祝某等人员均分，根据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宋红星与孙鸣皋之间存在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第四，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于（2019）浙0602民初2804号案件中曾明确表示其与被告宋红星之间无书面合同，虽其后又提交了《工程承包合同》，但被告宋红星表示无法确认第二页落款处的签名系其所签。鉴于该份合同第一页及第二页打印部分的字体明显不一致，故无法确认两页内容系同一份合同；同时合同第一页虽明确载明了案涉工程及承包方式，但系手工添加，且无被告宋红星签字确认；合同第二页宋红星的签名即使系其本人所签，但由于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与宋红星之间还存在其他工程来往，亦无法由此推定合同第二页所约定的内容系针对本案案涉工程；故在该份承包合同存在严重瑕疵的情况下，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认为其与宋红星之间系承揽关系的依据不足。综合前述分析，该院认为本案认定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与宋红星、孙鸣皋之间分别成立雇佣关系更为妥当。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为责任比例的分配问题。本案中，从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宋红星的陈述及相关证人陈述的证言来看，原告孙鸣皋在进行高空作业前喝啤酒及白酒的事实清楚，其自身的喝酒行为对工作产生了重大风险，同时其本身未尽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不慎从高处坠落，对其自身损害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可酌情减轻雇主40%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该院确定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对原告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损害承担60%的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为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问题。1、医疗费。原告主张的诸暨市人民医院的住院医疗费中包含停车费120元，该部分费用不属于医疗费范畴，该院予以剔除；原告主张的诸暨市如心主题酒店1180元，系收款收据，该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该费用亦不属于医疗费范畴，该院亦予以剔除；对于原告所提供的22份门诊费发票，其中2018年5月30日（绍兴市立医院600元）、2018年12月6日（绍兴市立医院535.29元+395.17元）、2018年12月14日（绍兴市立医院113.69元）、2019年6月20日（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170.85元）有对应的门诊病历可以证明系用于脑外伤、脑出血后遗症；2019年6月23日（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6月25日（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7月26日（北海街道山隐社区卫生服务站）、2019年7月27日（北海街道卫生服务站）、2019年7月28日（北海街道卫生服务站）、2019年7月29日（北海街道卫生服务站）、2019年7月30日（北海街道卫生服务站）虽有对应的门诊病历，但因用于支气管炎等其他疾病的治疗，故该院予以剔除；其余门诊发票因未能提供相应的门诊病历，无法确认与本次受伤的关联性，故该院不予认定。关于2018年12月13日诸暨市圆诚药房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发票7份，根据原告提交的医嘱单，可以认定原告在该药房购买的人血白蛋白、甘油灌肠剂、注射用替加环素、卫生材料及敷料等均用于原告住院期间的治疗，故该部分医疗费用该院予以认定。综上，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合理的医疗费金额应为219176.14元。2、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书确定的护理期，结合2018年度浙江省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原告定残前的护理费应为73892元（182元/天×406天）；因原告已构成大部分护理依赖，故原告定残后的护理费，该院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年龄及护理依赖程度，暂计算10年，即465024元（66432元/年×10年×70%）。10年后原告仍需继续护理的，可另行主张权利。3、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5610元、营养费5400元，于法有据，且金额合理，该院予以支持。4、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计算年限有误，残疾赔偿金年龄的起算点应从定残之日起算；根据相关规定，多处伤残的，以最高伤残等级的赔偿比例为基数，属六级至十级的，每增加一处，增加附加指数2％。本案中，原告为四级伤残和十级伤残，故残疾赔偿指数应为72%。原告提交的居委会及村委会证明可以认定原告实际居住地在城镇，且事发时原告系从事非农工作的事实清楚，故原告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且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其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可按城镇标准计算。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480159.36元（55574元/年×12年×72%）。5、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该院结合原告的伤情及责任比例，酌情确定为20000元。6、交通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过高，该院结合原告的伤情、就诊次数等因素，酌情确定为3000元。综上所述，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人民币771356.9元，扣除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已垫付的62000元，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实际应赔偿给原告人民币709356.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给原告孙鸣皋人民币709356.9元。二、驳回原告孙鸣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4890元，由原告孙鸣皋负担13997元，由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负担1089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原案鉴定费5600元（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孙鸣皋负担2240元，由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负担3360元，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孙鸣皋。本案鉴定费700元（由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预交），由原告孙鸣皋负担100元，由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负担600元，原告孙鸣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被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 二审中，本案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所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因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在原一审中明确表示双方未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但其后在原二审中提出双方签订有该书面合同，且该《工程承包合同》第一页与第二页在排版、字体大小等方面存在明显不一致。第一页上并无宋红星签名，根据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陈述，第一页上的手写字体均为潘雅媛书写。宋红星与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之间除本案工程外还存在其他工程合作关系。一审经询问相关鉴定机构，鉴定机构表示就该《工程承包合同》无技术条件对笔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本案《工程承包合同》证据存在瑕疵，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承揽和雇佣作为组织人员进行经营作业完成工作事项的不同形态，可以从经营作业的具体组织方式进行区分。本案中，为完成案涉装修任务，由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安排沈如良开车运送施工人员，沈如良亦在原一审中表示曾提醒施工人员要戴安全帽。证人祝某则表示，其与宋红星等的工资均分，即不存在宋红星从中赚取差价的情况。王某则在原一审中表示现场由沈如良安排施工并管理。现场施工用的脚手架，宋红星等认为系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提供，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则认为脚手架一直在原地，并非其提供，故可以认定脚手架等工具并非由宋红星提供。故从前述经营作业的特征形态看，应认定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与宋红星等人系雇佣关系，并非承揽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认为其与宋红星系承揽关系、宋红星雇佣孙鸣皋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中即使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的主张成立，即其从诸暨市次坞镇人民政府承接本案工程后，将相关木工工程承揽给宋红星施工，但根据法律规定，因其违法将部分工程转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宋红星，致事故发生，其亦存在选任、监督等过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孙鸣皋亦表示要求法院对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的选任监督过失等责任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关于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仍不能成立。 关于孙鸣皋受伤当时的情况，沈如良在原一审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当时在场，孙鸣皋是“从移动脚手架摔下，大约1米多”，且各方对于孙鸣皋是在提供劳务中受伤并没有争议，故现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提出一审对孙鸣皋受伤的具体过程没有查清、一审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孙鸣皋中午饮酒后作业，存在较大过错，一审据此减轻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的相应责任，并根据本案情况认定由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孙鸣皋的赔偿标准，其系在提供劳务中受到人身损害，且其经常居住地在城镇，一审认定其系以非农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并适用城镇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亦无不当。一审认定的护理费计算期限，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综上，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46.78元，由绍兴市大地广告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伟 审判员 张百元 审判员 傅芝兰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陶钿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