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4民终4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斜土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293992G。 法定代表人：黄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学胜，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靖，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玲，女，197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啸，安徽徽商（淮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淮南市东利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街道南山村**104040066422279X4。 法定代表人:李芝利，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外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玲、原审第三人淮南市东利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利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20）皖0403民初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外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靖、章学胜，被上诉人高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啸，原审第三人东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芝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外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玲连带偿付东利公司欠付新外滩公司的债务434902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439149元（暂算至2019年12月20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支付至款清时止），共计4788169元。事实和理由：一、东利公司早已沦为实际控制人蒋家涛和公司股东套取业务相对方资金的工具，丧失了法人独立地位，导致公司无力清偿债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应承担连带责任。东利公司早已资本不足，股东实际投入公司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经营风险不匹配。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可见，蒋家涛实际控制了东利公司和上海虹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桥公司）等多家公司，两家公司完全丧失了独立性。虹桥公司收取900万元煤炭预付款后，将其中40万元转入李芝利账户，560万元转入高玲账户，足以说明蒋家涛与李芝利、高玲利用公司和股东账户进行利益输送，将收取的煤炭款用于偿还股东个人债务，应否认东利公司法人人格，判令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二、高玲具备股东身份，且有证据证明其参与东利公司经营，实施了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高玲股东身份是经工商登记公示的，仅以笔迹鉴定推翻股东身份，而未提起行政诉讼撤销股东工商登记变更事项，仅以对股东身份不知情抗辩不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蒋家涛与高玲之间相互股权转让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高玲未到场，委托蒋家涛代办股权转让事宜具有合理性。结合李芝利的陈述，新外滩公司有理由相信高玲知道股权转让事宜。一审认定被冒名股东不承担责任是对司法解释的扩大理解，缺乏依据。高玲与蒋家涛离婚案件的民事调解书记载高玲无职业，可见其无收入来源，对家庭收入来源于东利公司收益应当是明知的，其按照蒋家涛要求成为股东符合常理。蒋家涛在刑事案件中虽供述公司股东都是挂名的，并未实际出资，不参与公司经营，有独揽罪责的嫌疑，但高玲和李芝利向蒋家涛提供银行卡是不争的事实，参与了经营，应承担责任。三、高玲名下账户收取案涉款项，一审法院认定无证据显示高玲实际参与东利公司经营管理，该认定缺乏依据。从生活常理看，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的使用极其谨慎，即便是配偶也不可能随意交给其对外使用，尤其是银行卡密码更不会让配偶知晓。高玲称其未参与公司经营，银行卡不是本人使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意见，债权人应当对债务人主张权利并穷尽一切救济手段仍无法获得清偿后，才可向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股东主张连带责任。新外滩公司于2017年底向公安机关报案，取得了虹桥公司银行转账记录，当时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尚在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不能认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穷尽执行手段后，新外滩公司在2018年5月17日之后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 高玲辩称，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新外滩公司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新外滩公司一审中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对账单打印时间是2016年1月11日，此时正是新外滩公司起诉虹桥公司，申请追加东利公司的诉讼阶段，应当知道高玲是股东，虹桥公司向高玲账户转款。如新外滩公司认为高玲侵害其利益，应自此时起三年内提起诉讼。新外滩公司称应穷尽一切手段才可向股东主张权利是对法律规定的歪曲。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判决认定高玲为被冒名股东，新外滩公司要求高玲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认定正确。2.蒋家涛是否骗取新外滩公司900万元，应由司法机关认定，新外滩公司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向蒋家涛主张权利，与本案无关。3.高玲不具备股东身份，也无证据证明高玲实际参与东利公司经营，新外滩公司推导逻辑错误，不能得出高玲对股权转让一事知情的结论。4.高玲与蒋家涛离婚案件的调解书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高玲从2012年开始，与姐姐经营国珍保健品，有收入来源。且高玲是否有工作与本案并无任何关联性，新外滩公司的逻辑错误。5.新外滩公司上诉所称的生活常理逻辑颠倒，恰恰因为高玲和蒋家涛是夫妻关系，蒋家涛才会知道高玲身份证和银行卡在哪，才会知道银行卡密码是孩子的出生日期，才能拿着高玲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背着高玲办理相关业务，这才符合生活常理。请求驳回新外滩公司的诉讼请求。 东利公司未作陈述。 新外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玲连带偿付东利公司欠付新外滩公司的债务434902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439149元（暂算至2019年12月20日,之后利息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支付至款清时止），共计478816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11日，虹桥公司与上海新集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新集公司于同年10月16日支付预付煤款900万元给虹桥公司。因合同未如约履行，双方于同年11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虹桥公司于同年11月30日前供煤，退回900万元预付煤款并支付10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保证金，如不能履约或延期交货则该100万元保证金作为赔付金。此后，虹桥公司于2015年2月6日向新集公司转账保证金100万元。东利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出具《情况说明》，承诺于同年2月13日前退回900万元预付款。因双方未能履行协议，新集公司将虹桥公司起诉至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此案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6年5月18日达成调解协议，确定由东利公司给付新集公司900万元，虹桥公司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6月2日，新集公司向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内容为各项费用共计90424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2017年3月15日，新集公司成立清算组，后办理了注销登记，该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外滩公司承继。新外滩公司经调查发现，虹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收到新集公司900万元预付款后，将其中40万元转入了东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芝利的个人账户，850万元转入其光大银行账户，当日虹桥公司又通过其光大银行账户向高玲徽商银行尾号6140账户转账560万元。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新外滩公司发现北京能高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欠付虹桥公司贷款469383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经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主持，案外人北京能高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外滩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协议，确认其应向新外滩公司支付5693380元（包含逾期利息1000000元）。至此，东利公司尚欠新外滩公司的债务为4349020元［9042400元-（5693380元-10000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2020年3月3日，新外滩公司以高玲系东利公司股东且抽逃该公司资金导致东利公司不能偿还尚欠新外滩公司的预付款为由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新外滩公司起诉要求东利公司股东高玲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对于高玲股东身份的认定是判断新外滩公司诉讼请求成立与否的首要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被冒名登记股东对公司债务不负担出资责任和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高玲是东利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但经鉴定，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身份证复印件等与东利公司有关的文件上面所有的签名均不是高玲本人签署。另外，现有证据也未显示高玲实际参与了东利公司的经营管理。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高玲系被冒名登记为东利公司股东，故新外滩公司要求高玲连带偿付东利公司欠付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新外滩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既然已就高玲股东身份问题作出上述认定，新外滩公司起诉高玲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的事实基础不存在，故对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已无必要，因此对于本案新外滩公司起诉的诉讼时效问题不再作出论述。综上所述，新外滩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105元，由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9月16日作出司鉴院[2020]技鉴字第5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等检材上“高玲”签名均不是高玲本人所写。 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高玲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新外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根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意见，东利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与东利公司有关的文件上面所有的“高玲”签名均不是高玲本人所签，由此可以证实，高玲属于被冒名登记的股东，其本人并未参与股权转让、股东变更登记等事宜。同时，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刑初30号刑事判决确认的蒋家涛供述、证人吴某、阚某的证言等证据，能够证实东利公司是由蒋家涛实际控制，高玲并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高玲的身份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公司股东。关于高玲名下银行账户收取案涉款项的问题，经查，高玲名下银行账户收取案涉款项的时间发生于高玲与蒋家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当时两人的特殊身份关系，蒋家涛能够取得高玲的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并不违反生活常理。结合上述刑事案件中相关证人证言，高玲关于其银行卡被蒋家涛私下拿走使用，其本人对此不知情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故仅以高玲的银行账户收取了涉案款项尚不足以认定高玲实际参与了东利公司的经营管理。而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证据能够显示高玲与东利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具有关联性。因此，新外滩公司上诉主张高玲实际参与了东利公司的经营管理依据并不充分。至于东利公司是否丧失法人独立地位，是否存在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情况的问题，如上所述，高玲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公司股东，该问题与高玲并无关联，不予审查。一审判决认定高玲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新外滩公司要求高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根据在卷证据审查情况，新外滩公司要求高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缺乏基础的事实依据，审查诉讼时效已无意义，故不再审查。 综上所述，新外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05元，由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永 审判员  张晨 审判员  魏宁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法官助理李德彪 书记员江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