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724民初227号 原告：肖顺兵，男，1974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南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39054033302。 负责人：牟蜀锋，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莺莺，四川名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飞，四川悦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好医生大道新城花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4905601820H。 负责人：王健，系支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系公司员工。 原告肖顺兵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顺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莺莺，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支付原告保险赔偿金815,789.18元（其中，育肥猪638头×（700元+1,400元）/头=1,339,800元，能繁母猪66头×（1,000元+1,000元）/头=13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11日、2019年1月23日、2019年6月19日，原告就自己饲养的育肥猪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处购买了《育肥猪养殖保险》、《[商业][四川]生猪扑杀险》两类保险。在《育肥猪养殖保险》中，原告以育肥猪为保险标的共计投保了950头，单头保险金额为700元。在《[商业][四川]生猪扑杀险》中，原告以育肥猪为保险标共计投保了650头，单头保险金额为1,4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为上述保险的保险人。 2019年6月11日、2019年6月19日，原告分别就自己饲养的能繁母猪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购买了《育肥猪养殖保险》、《[商业][四川]生猪扑杀险》两类保险。在《育肥猪养殖保险》中，原告以能繁母猪为保险标的共计投保了96头，单头保险金额为1,000元。在《[商业][四川]生猪扑杀险》中，原告以能繁母猪为保险标共计投保了96头，单头保险金额为1,0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为上述保险的保险人。 2019年上半年，非洲猪瘟疫情在绵阳市安州区地区爆发，2019年7月3日至7月13日，安州区花荄镇人民政府联合安州区花荄镇太平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告饲养生猪全部扑杀。共计育肥猪638头，能繁母猪66头。至此，原告在被告处投保生猪亦全部被扑杀，生猪被扑杀发生均在上述保险期内。养殖生猪被扑杀后，原告经过艰难的索赔过程，被告迫于无奈在2020年2月5日至2月7日共计向原告支付保险赔偿金656,010.82元，但被告支付的保险赔偿金远未达到其应当向原告赔付的金额。 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辩称，生猪头数是经原告报案后，双方共同现场核算，原告予以认可，并在理赔核算表笔签字确认的；保险合同明确约定育肥猪赔偿按重量计算，不是按头计算，且赔偿款也应扣减政府补助部分；投保单载明的是投保的保险金额不是保险价值，并且能繁母猪养殖险及生猪扑杀险是2019年6月18日承保，2019年7月3日出险的扑杀事故，在保险观察期内，不属于保险责任；被告已经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原告认可的理赔金额予以全部赔付，不存在原告诉请的额外的保险金赔偿，相反被告赔付的理赔金额超出了原告生猪出险的实际价值209,187.22元，应当退还被告，因此原告诉请的事实及理由无任何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辩称，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月22日，原告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处投保《育肥猪养殖保险》，以育肥猪为保险标的，保险数量300头，单位保险金额7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1月23日零时起至2020年1月22日24时止，保险责任适用条款为《育肥猪养殖保险条款》。2019年6月10日，原告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处购买《育肥猪养殖保险》，以育肥猪为保险标的，保险数量650头，单位保险金额7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11日零时起至2019年10月10日24时止，保险责任适用条款为《育肥猪养殖保险条款》。同时，原告还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投保《能繁母猪养殖保险》，以能繁母猪为标的，保险数量64头，单位保险金额1,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11日零时起至2020年6月10日24时止，保险责任适用条款为《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2019年6月18日，原告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投保《能繁母猪养殖保险》，以能繁母猪为标的，保险数量32头，单位保险金额1,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19日零时起至2020年6月18日24时止，保险责任适用条款为《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同时，原告还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投保二份《生猪扑杀保险》，分别以育肥猪及能繁母猪为标的，保险数量分别为650头及96头，单位保险金额分别为1,400元及1,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6月19日零时起至2019年10月18日24时止，保险责任适用条款为《商业性生猪扑杀保险条款》。2019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共同现场勘查核算已扑杀育肥猪为623头（其中193头长104厘米按140.6斤计算，37头长92厘米按120斤计算，62头长85厘米按105斤计算，19头长75厘米按70斤计算，101头长60厘米按40斤计算，83头长56厘米按38斤计算，53头长35厘米按15斤计算，75头长25厘米按10斤计算），能繁母猪59头，并拍照留存。2020年1月14日，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进行了疫情扑杀案件处置补偿核算，并经原告对索赔通知书育肥猪623头，能繁母猪59头签字确认，后经核算应向原告支付育肥猪育肥猪政策性扑杀理赔款187,442.67元，商业性扑杀理赔款358,828.15元，能繁母猪政策性扑杀理赔款50,740元，商业性扑杀理赔款59,000元，共计656,010.82元，原告签字予以认可。之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赔偿款656,010.82元。现原告以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未向其送达保险条款及漏算扑杀育肥猪15头，能繁母猪7头为由，要求被告按照被扑杀数量×保险金额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471,800元，减去已支付赔偿款656,010.82元，还应支付赔偿款815,789.18元。 另查明，原告从2010年开始养猪，同时投保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养殖险，2016年-2018年均出险理赔。《育肥猪养殖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约定发生扑杀事故，赔偿金额计算方式为每头赔偿金额=出险时当地市场同类猪只平均购买单价×70%×出险时保险育肥猪尸重-每头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能繁母猪养殖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的差额为限；第十一条约定保险合同的疾病观察期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且自保险期间开始之日起不得低于15日（含），保险能繁母猪在观察期内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疾病死亡，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并退还全部保险费；第二十三条约定发生扑杀事故，赔偿金额计算方式为赔偿金额=死亡数量×（每头保险金额-每头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商业性生猪扑杀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约定保险生猪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计算方式为每头赔偿金额=每头生猪保险金额×（1-绝对免赔率）×对应类别赔偿比例。保险生猪每头赔偿金额与政策性保险赔偿金额及政府扑杀补贴三者之和不得超过其实际价值。2019年1月6日，绵阳市安州区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联合下文《关于做好生猪异常死亡扑杀补助工作的通知》“生猪异常死亡扑杀区政府补助：区财政按40元/头的标准，对被扑杀生猪的养殖场（户）予以补助。”“生猪异常死亡扑杀保险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依据相关保险政策规定及合同条款约定，按照最高赔偿标准核算保险赔偿。扑杀生猪保险赔偿金额为扣减区财政补助10%和区财政每头40元后进行赔偿。育肥猪按照扑杀时实计尺村和拟定价格由大到小顺序进行计算。每头能繁母猪的赔偿：保险金额×90%-40元。每头育肥猪赔偿金额（元）：各尺寸对应体重（斤）×7元/斤×70%×90%-40元。其中，105cm以上的育肥猪按每头700元×90%-40元，即每头590元标准进行赔偿。未保险扑杀生猪及经保险补差赔偿后未达到我区标准的，由区财政按照我区规定标准进行兜底和补充。” 以上事实有身份证、企业信息查询单、保险单抄件、生猪补杀统计表、银行借记卡明细清单、绵安农函（2020）3号、保险条款、疫情扑杀案件处置补偿核算表和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签订的《育肥猪养殖保险》、《能繁母猪养殖保险》、《生猪扑杀保险》，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因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原告养殖生猪被政策性扑杀后，经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共同出险核对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已按经共同核实的育肥猪、能繁母猪头数、尸重出险赔偿款支付给原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已履行完毕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原告以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安州支公司未向其送达保险条款及漏算扑杀育肥猪15头，能繁母猪7头，育肥猪应按头数计算而不按大小计算，理赔款中不应扣减政府补贴等为由，要求被告按照被扑杀数量×保险金额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471,800元，减去已支付赔偿款656,010.82元，还应支付赔偿款815,789.18元的诉讼请求，其一因原告作为长期养殖生猪的养殖户，多次投保及出险理赔，应当清楚知晓保险条款及保险理赔申报流程、计算方式，更应知道其养殖生猪的被扑杀数量，原告在被告出险勘查及理赔核算时对扑杀数量均未提出异议，原告也未举出证据证实漏算扑杀育肥猪15头，能繁母猪7头是原、被告共同出险核实时遗漏的，故双方共同出险核实数额应为理赔金额依据；其二因原、被告签订的育肥猪养殖保险合同及生猪扑杀保险合同中均约定育肥猪每头赔偿金额按实际重量计算，而非按头计算，且对能繁母猪和育肥猪的理赔时均应扣减政府扑杀专项补贴金额，故其诉讼请求不符合投保合同的条款约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肖顺兵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958元，减半收取计5,979元，由原告肖顺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付传捷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向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