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7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铁民，男，195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雄，湖北国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电器集团荷花电器工业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法定代表人：张显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良超，湖北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铁民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电器集团荷花电器工业公司（以下简称荷花电器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4民初5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铁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雄，被上诉人荷花电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伟、刘良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铁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杜铁民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荷花电器公司没有完整地提交相关企业的工商档案。杜铁民分配至武汉市南方电器厂有证据证明，经一审判决后查询，武汉市武汉电器厂系武汉市南方电器厂劳动服务站更名而来，武汉市南方电器厂调整并入武汉洗衣机厂，武汉洗衣机厂以现有注册资金全额投入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账户，只保留牌子。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变更为荷花电器公司。杜铁民作为武汉市南方电器厂职工，该厂法人地位由荷花电器公司承接，其资产、人员来源于武汉洗衣机厂，武汉洗衣机厂的资产、人员来源于武汉市南方电器厂。一审认定荷花电器公司主体不适格并驳回杜铁民的诉讼请求错误。荷花电器公司辩称，没有证据显示杜铁民与荷花电器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无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本案的时效已过。一审判决驳回杜铁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杜铁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杜铁民与荷花电器公司在197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荷花电器公司向杜铁民支付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150000元、医疗保险费50000元；3.判决荷花电器公司向杜铁民支付因档案丢失造成的损失，赔偿杜铁民的损失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6年2月18日，武汉市经济委员会以武经专（86）55号《关于调整武汉南方电器厂隶属关系的通知》决定：南方电器厂与武汉洗衣机厂实行紧密联合，共同发展洗衣机。1986年11月10日，武汉市南方电器厂劳动服务站将其企业名称申请变更为“武汉市硚口电机电器厂”。1988年，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武汉市硚口电机电器厂更名为“武汉市武汉电器厂”，其集体经济性质不变，行政上隶属武汉洗衣机厂领导，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武汉市武汉电器厂到工商部门领取的《营业执照》上的成立日期为1990年6月20日。武汉市武汉洗衣机厂领取的《营业执照》上的成立日期为1990年6月12日。荷花电器公司的类型为集体所有制，成立日期为1994年4月26日，其企业法人名称系于1995年7月5日由原“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变更而来。杜铁民在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硚口社会保险管理处流动人员专户自行缴纳了其自2005年7月至2020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20年8月5日，杜铁民向武汉市硚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书。该委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后，杜铁民不服该决定，于2020年9月7日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杜铁民既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其于1978年4月被招工分配到南方电器厂，且其持续工作至2019年6月的事实，亦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其与荷花电器公司存在关系，故杜铁民应承担其无法举证的法律责任。现杜铁民请求确认其与荷花电器公司在1978年4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请求荷花电器公司向其支付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150000元、医疗保险费50000元，并赔偿其因档案丢失造成的损失50000元，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杜铁民的全部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元予以免交。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荷花电器公司未提交证据。杜铁民提交证据10份，称该10份证据系其于一审开庭后调取。证据1武汉市武汉电器厂工商档案中《关于变更原武汉市南方电器厂劳动服务站营业执照的报告》、申请、检讨；证据2武汉市武汉电器厂工商档案中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文件（1988第22号）；证据3武汉洗衣机厂工商档案中武汉洗衣机厂武洗（86）第63号文；证据4武汉洗衣机厂工商档案中变更登记件、报告；证据5荷花电器公司工商档案中的协议书、注册资金资信证明；证据6荷花电器公司工商档案中的变更登记；证据7武汉洗衣机厂工商档案中的情况说明。杜铁民以上述7份证据证明荷花电器公司的由来以及武汉市南方电器厂、武汉洗衣机厂已经不存在。证据8硚口区档案局、武汉市武汉电器厂工商档案中的档案复印件、登记表，以证明张明成与杜铁民于同一天入职武汉市南方电器厂。证据9杜铁民1980年11月户口信息、1981年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及调查笔录，以证明杜铁民是武汉市南方电器厂职工。证据10荷花电器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杜铁民是武汉洗衣机厂分厂的职工。荷花电器公司没有杜铁民的完整档案，档案遗失。经质证，荷花电器公司对10份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主张证据9在一审提交过，不是新证据，其他证据于一审开庭前已形成，也不属于新证据。武汉洗衣机厂到目前为止仍是合法的登记主体。杜铁民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武汉洗衣机厂的职工，也没有证据证明武汉洗衣机厂被依法注销，杜铁民没有证据证明与荷花电器公司之间有劳动关系。杜铁民提交的证据10载明杜铁民是武汉洗衣机厂的职工，武汉洗衣机厂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杜铁民于1989年4月被企业除名，其应在1989年提起仲裁，仲裁时效已经超过。经审查，杜铁民提交的证据9中的民事调解书和调查笔录属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户口信息是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荷花电器公司主张户口信息上杜铁民的职业及服务处所“南方电器厂”的字迹与户口上其他字迹、颜色都不一样，不认可该内容的真实性。除杜铁民户口信息中的“南方电器厂”外，本院对杜铁民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查明：1986年10月15日，武汉洗衣机厂向“市家电公司”出具《关于变更原武汉市南方电器厂劳动服务站营业执照的报告》，载明南方电器调整并入该厂，属该厂之分厂，原属分厂主管的劳动服务站的隶属关系也相应改变，拟将分厂劳动服务站更名为“武汉硚口电机电器厂”，实质为武汉洗衣机厂附属厂。1994年4月20日武汉洗衣机厂向“市工商管理局”报告，同意以部分（“全部”修改为“部分”）资产投入加入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荷花电器公司工商档案中载明的分支机构中有武汉洗衣机厂。2019年6月26日武汉洗衣机厂出具情况说明，1994年4月由该厂等13家分支机构共同成立了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公司成立后，武汉洗衣机厂将税务关系转入到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现更名为荷花电器公司，由于历史背景原因，到目前还保留武汉洗衣机厂营业执照。2019年6月3日，荷花电器公司向硚口区社保处出具《证明》：“杜铁民原系我单位分支机构武汉洗衣机分厂职工，身份证号码：。该职工于1978年4月参加工作，1985年办理了劳保手续，1989年4月被企业除名。该职工的人事档案中《关于对杜铁民处理意见的报告》和《职工内部调动通知书》是复印件，为此特别说明：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劳资人员变动频繁，以上两份材料的原件已无法找到。但我们可以证明此材料的复印件的内容是真实的。”二审中，荷花电器公司主张并没有保管杜铁民的档案，上述《证明》中提及的两份材料均由杜铁民本人持有，系其从档案中抽出并复印，经过核实，因为杜铁民要办社保，所以出具上述《证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荷花电器公司认可杜铁民原系武汉洗衣机厂职工，由于武汉洗衣机厂与其他机构共同组建了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武汉荷花电器工业公司后更名为荷花电器公司，因此，杜铁民将荷花电器公司作为本案主体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杜铁民2005年7月已在社保流动人员专户自行缴纳社会保险，如杜铁民认为其一直与荷花电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至迟于此时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20年8月提交劳动仲裁申请，已超过了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期间，且无证据证明存在中断、中止情形。杜铁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档案在荷花电器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诉请的档案丢失损失50000元的依据。综合上述情形，一审判决驳回杜铁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杜铁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杜铁民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梅飚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法官助理邹思琪书记员邹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