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4民终3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绍坤，男，196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群众，住址葫芦岛市绥中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桂华，女，196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群众，住址葫芦岛市绥中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娜，辽宁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立新，男，1983年8月7日出生，满族，个体，群众，住址兴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玲玲，女，1983年6月20日出生，满族，农民，群众，住址兴城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才，兴城市永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孙绍坤、康桂华因与被上诉人张立新、杜玲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1481民初3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绍坤、康桂华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1481民初351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张立新、杜玲玲偿还上诉人欠款共计200，000.00元整并按照约定及法律规定支付利息；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由张立新、杜玲玲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孙绍坤、康桂华因不服兴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1481民初3511号民事判决书，现特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张立新、杜玲玲尚欠孙绍坤、康桂华20万元借款本金未予偿还。1、张立新、杜玲玲与孙绍坤、康桂华之间存在多次小额借贷行为，原审庭审中。张立新、杜玲玲出示的银行转账凭证，并非针对本案的借款的偿还，而是对案外双方之间其他借贷关系的偿还。原审庭审中，张立新、杜玲玲承认在孙绍坤、康桂华处借款250000.00元事实存在。孙绍坤、康桂华对于张立新、杜玲玲针对本案诉争的25万元已偿还5万元的事实，已在借条中载明并在起诉时予以扣除。而张立新、杜玲玲出示的还款凭证并非是针对本案中尚欠20万元的还款，而是案外的其他借款的还款行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有误。2、原审庭审中孙绍坤、康桂华已递交相应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另有其他借贷行为。原审庭审中，孙绍坤、康桂华已递交银行流水明细证明上诉人另向张立新、杜玲玲通过转账方式数次向其出借小额款项，但由于孙绍坤、康桂华到银行调取的银行流水无法显示对手信息而被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孙绍坤、康桂华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张立新、杜玲玲的还款系基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因为银行出具的交易流水的形式缺陷就否定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同时人民法院对于案件关键事实有调查的权利，原审法院在未经确认核实的情况下就对孙绍坤、康桂华递交的证据不予认定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孙绍坤、康桂华虽曾另案对让他人提起过民事诉讼，但并没有数十件之多。针对其他民事案件的诉讼，均有一个案件数个案件号的情形出现，由于受案法院的送达、审限、结案率等相关问题，数次以向孙绍坤、康桂华要求撤诉或驳回起诉的方式解决受案法院的审理程序问题，因此才致使孙绍坤、康桂华出现了大量重复的案件却是多个案件号的情形出现。原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仅以孙绍坤、康桂华名下案件数量就认定合同无效，适用法律不当，与客观事实不相符，致使了孙绍坤、康桂华合法权益的损失。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兴城市人民法院(2020)辽1481民初351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张立新、杜玲玲偿还孙绍坤、康桂华欠款共计200，000.00元整并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利息，同时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等由张立新、杜玲玲共同承担。张立新、杜玲玲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孙绍坤、康桂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张立新、杜玲玲偿还欠款共计25万元并按照约定及法律规定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张立新、杜玲玲承担。事实与理由：孙绍坤、康桂华与张立新系朋友关系，张立新、杜玲玲系夫妻关系。2014年张立新、杜玲玲以开泳装厂做生意急需周围资金为由向孙绍坤、康桂华借款，孙绍坤、康桂华将25万元借给张立新、杜玲玲。张立新、杜玲玲于2017年11月4日，出具借条一份。虽未约定还款日期，但出具借条时孙绍坤、康桂华已将借款向张立新、杜玲玲交付。孙绍坤、康桂华给予张立新、杜玲玲合理还款期限到期后，多次向张立新、杜玲玲追讨，对剩余款项均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尚未偿还。因上述借款发生的张立新、杜玲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现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孙绍坤与康桂华系夫妻关系；张立新与杜玲玲系夫妻关系。孙绍坤、康桂华方提交“借条”记载：“由康桂华孙绍坤处借款250000元-50000元(5.25号)小娥买楼，大写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月利息叁分，借款人张立新、杜玲玲，经手人康桂华、孙绍坤，2017.11.4号”。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7月24日间，张立新通过支付宝、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方式，共计向孙绍坤、康桂华转账546,450.00元，且另行给付30,000.00及利息900元。一审另查明，2020年9月21日，康桂华以张立新、杜玲玲未归还借款为由，在一审法院另行起诉张立新、杜玲玲归还欠款30万元。康桂华提交“借条”记载：“今收到由康桂华处借款330000元-30000元，人民币叁拾叁万(￥330000元)，借款人张立新，担保人杜玲玲，会计孙绍坤，出纳康桂华”，并加盖孙绍坤、康桂华印章，张立新、桂玲玲按印，另背面记载“已还3万元利息900元，2017年3月30日剩30万元，2013年9月30日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息3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通过该条文可知，金融业务活动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该业务活动。本案中，孙绍坤、康桂华在未取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近年来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以换取高额利息。经办案系统检索，自2017年4月13日至2020年10月28日间，康桂华以原告身份在本市范围内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共计42件，可见其出借行为具有营业性、经常性的特点，与发生在亲友、同学等特定关系人之间的一般资金融通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该行为系职业放贷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对于该出借资金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该借款合同应归于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关借款本金及还款数额及时间的认定。借款合同虽归于无效，但张立新、桂玲玲对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即对孙绍坤、康桂华的借款本金负有返还的义务。依张立新、桂玲玲所示证据，张立新在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7月24日间，通过支付宝、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方式，共计向孙绍坤、康桂华转账546,450.00元。而本案所涉本金为25万元，其中5万元张立新、桂玲玲已于2018年5月25日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方式予以归还，余款应以20万元认定。因孙绍坤、康桂华以张立新、桂玲玲在一审法院所诉的两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两笔借款所示有效证据仅是两份借条，且无双方往来账目明细；而张立新、桂玲玲所示证据仅是在2016年1月21日至2019年7月24日间向孙绍坤、康桂华转账还款的记录，对所还何笔借款除前述5万元外未能完全证明，在双方对所还何笔借款本金均无法明确说明，且在两笔借款发生还款混同时，两笔借款按借款先后顺序以所还款项在先的原则予以确定更有利于双方权益的保障，故至2018年3月21日另案所涉29.91万元已偿还，以该日所还一笔款额1万元中1900元归还前述借款外，剩余8100元至2019年7月24日期间所还款数额为偿还本金数额合计247,350.00元(包括2018年5月25日偿还的5万元)，故尚欠本金2,650.00元。有关资金占用期间使用费的计算。孙绍坤、康桂华要求张立新、桂玲玲按照约定支付利息的请求，因合同无效丧失合法根据，不予全部支持。张立新、桂玲玲因占用孙绍坤、康桂华资金时间较长，客观上导致孙绍坤、康桂华存有损失，根据公平原则有关该使用费的给付可判令张立新、桂玲玲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向孙绍坤、康桂华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更符合法律的规定。其计算方式为按每笔所还款项逐笔扣减，以实际占用的资金数额结合具体占用时间分段计算。另外，张立新、桂玲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孙绍坤、康桂华共同签字确认且用于生活及生产经营支出所借款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张立新、杜玲玲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绍坤、康桂华偿还剩余借款本金2,65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计算方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11月4日起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以2018年3月21日之后每次支付的款项在借款本金25万元中扣减，以实际占用的资金数额结合具体占用时间分段计算)；二、驳回孙绍坤、康桂华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25元(已减半收取)，张立新、杜玲玲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合同效力问题；二是借款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孙绍坤、康桂华近年来多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换取高额利息，具有营利性、经常性的特点，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涉案借款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其次，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一审判决对于借款数额的认定及还款顺序、还款数额的认定等均无不当。孙绍坤、康桂华称双方还有其他借款往来，但因其未能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00元，由孙绍坤、康桂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永杰审判员  刘亚伟审判员  郭逸群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岳欣彤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