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4民终6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武恒，男，199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卫**。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锋，河南炳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红敏，女，197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葛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永涛，197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葛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霍武恒因与被上诉人赵红敏、任永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20）豫0403民初325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霍武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锋，被上诉人赵红敏、任永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霍武恒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20）豫0403民初3258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卫东区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以涉案20万元与康美时代（广东）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美时代）的非法传销活动有关而驳回了霍武恒的起诉。首先，一审中所有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霍武恒的母亲马玉珍属于康美时代员工，即使马玉珍属于康美时代的员工，也无证据证明涉案的20万元与康美时代有关，即使与康美时代有关，康美时代也并未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定性为非法传销，涉案的20万元仍然也与传销活动无关。更何况出借人是霍武恒，不是马玉珍，霍武恒更与康美时代无关。其次，赵红敏、任永涛在一审中辩称涉案的20万元系为霍武恒父母摆平事端的费用，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转账给赵智勇的银行流水，该协议的前因后果霍武恒及其父母根本不知情，更没有签名，也根本不认识赵智勇，赵红敏、任永涛提供的所有证据与本案均无关联性，且属于其单方陈述，但一审法院却错误的认定涉案的20万元与传销活动有关。再次，如果本案维持原裁定的话，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法院需要将本案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霍武恒要想再次起诉，需要等到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法院判决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之后，霍武恒才能再次起诉，试问一个涉及全国范围的康美时代（实际上与本案无关），需要多高级别的司法机关才能决定是否进行刑事调查，如果永远不进行调查并出具相关的结论，那么霍武恒就永远不能起诉，霍武恒的诉权就永远不能行使，等于堵死了霍武恒所有的法律救济渠道。所以请贵院慎重分析、认定相关证据，结合法律对传销活动和非法集资的认定权和相关程序，来认定20万元的借款是否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任永涛、赵红敏辩称，一、赵红敏、任永涛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证明了霍武恒的母亲马玉珍与其父亲霍水林在康美时代活动现场以服务明星的身份出现过，借条上的20万元与霍武恒的母亲马玉珍所转的20万元不是一回事，借款并没有发生，霍武恒所提供的马玉珍转款的20万元是为了平息团队闹事人员，与霍武恒没有任何关系。二、霍武恒对赵红敏、任永涛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和退款收据也许不知情，但霍武恒的父母是知情的，特别是霍武恒的父亲，是霍武恒的父亲全程指导任永涛办理团队闹事人员退款事宜。霍武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赵红敏、任永涛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13000元，共计213000元（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20年8月3日，并顺延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赵红敏、任永涛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3日，赵红敏向霍武恒出具借条一份，载明：“本人赵红敏，由于资金周转，借用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整），并用本人名下车辆奔驰小轿车一台，车牌号为豫Ｋ×××**、车架号18827、发动机号10445126作为担保物，资金借用时间为一年，于2019年7月2日之前归还借款人：赵红敏身份证：。出款人：（空白）时间：2018年7月3日”。借条出具后，马玉珍于2018年7月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赵红敏转款200000元，摘要／附言：霍武恒。当日，赵红敏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赵智勇转款150000元；次日，转款50000元；第三日，转款50000元。后，霍武恒与赵红敏因双方是否形成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形成纠纷。另查明，甲方（转让方）长葛市众和日用品商行、许昌魏都众森日用品店，乙方（受让方）赵智勇签订股权转入协议，主要约定：“甲方过半以上股东（见签到表）于2018年7月1日商议决定，就长葛市众和日用品商行、许昌魏都众森日用品店百分之百股权转让给赵智勇持有。甲方股东原来持有的每股2000元股份以转让价每股1350元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甲方股东按照乙方在原股东群发布的股份转让费领取通知找乙方领取自己的股金转让费，不得代领。甲方股东今后不得在任何场合有散布、诋毁等影响康美时代经营的言行。”该协议书后有甲方法人李**、李广园及甲方股东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乙方赵智勇签字。自2018年7月6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赵智勇分别向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支付股份转让费共计348350元。再查明，马玉珍与霍武恒系母子关系，霍水林与霍武恒系父子关系。赵红敏、马玉珍、霍水林均曾出现在康美时代活动现场。另，通过马玉珍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自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8月15日期间，康美时代（广东）以代付的形式向马玉珍支付款项22笔，共计222778.49元。通过赵红敏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自2017年12月4日至2018年2月14日期间，康美时代向赵红敏支付款项13笔，共计5980.05元。庭审中，赵红敏称因为团队中很多人包括自己意识到马玉珍、霍水林的违规行为而去工商局举报报案并且要去他们家讨要说法时，马玉珍、霍水林为平息事端让赵红敏出面替他们扛事情，为此赵红敏受到长葛市工商局的处罚，马玉珍虽转给赵红敏200000元，但赵红敏称这只是应马玉珍、霍水林的要求通过其再转给赵智勇用于给团队赔钱。2018年至2020年期间，霍水林多次要求其跟着他们做一些涉嫌传销的生意，除碍于面子让自己丈夫任永涛转款5000元给霍武恒之外，其他都予以推脱。2020年7月份，因赵红敏丈夫任永涛明确拒绝不再为霍水林做拉人头等违法违规的事情而惹怒霍水林、马玉珍并被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通过马玉珍、赵红敏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中康美时代频繁向二人支付款项的事实，以及赵红敏提供的康美时代活动照片，可以认定马玉珍、赵红敏均与康美时代存在工作关系。马玉珍虽在2018年7月5日通过其农业银行银行卡向赵红敏转款200000元（摘要／附言：霍武恒），但赵红敏在收到该200000元后三日内全部通过银行转账至赵智勇账户。赵智勇在收到款项后又与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股权转让的形式陆续向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支付股权转让费。该协议中明确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不得在任何场合散布、诋毁等影响康美时代经营的言行，可以认定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与康美时代存在关联。霍武恒虽提供有借条及转款凭证，但该款项的性质、用途及合法性均有待查明，不能证明其与赵红敏之间形成借贷合意，故其主张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本案中，康美时代经营模式异常，且涉及人员众多，涉嫌非法传销活动。通过马玉珍银行卡转账至赵红敏账户的200000元资金走向与康美时代涉嫌的非法传销活动具有关联，故对霍武恒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霍武恒的起诉。二审中，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霍武恒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直销经营许可证、康美时代工商信息（天眼查获取），拟证明康美时代不存在非法传销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任永涛与霍水林的微信聊天记录、霍水林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案涉20万元属于借款的事实。赵红敏、任永涛对霍武恒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是真实的并不代表康美时代在经营过程中从没出现过非法经营的情形，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2.对于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并未看到，对方没有提供原始载体，对合法性有异议，即使认定该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的，该聊天记录中关于款项的性质是霍水林单方陈述，该聊天记录中没有显示具体的时间，任永涛也并没有认可案涉款项是借款的事实，霍武恒提供的借条与该聊天记录中所涉及的借钱没有任何关系，该组证据也间接证明霍武恒的父亲与任永涛在康美时代为上下级关系，不能证明案涉款项就是借款。赵红敏、任永涛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8年7月7号和7月8号的通话录音两份，是任永涛和霍水林的通话，拟证明霍武恒的父亲霍水林对处理闹事人员的情况是知情的，包括工商处罚，任永涛及时向其汇报，并由霍水林出谋划策，霍水林鼓励任永涛及时去外地做市场。第二组证据：任永涛与霍武恒5000元的转款凭证、索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登记资料、索美妍面膜照片，拟证明索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霍武恒，其和霍水林是股东，任永涛在霍武恒父母的软磨硬泡下，转账5000元用于做面膜生意的会员费。霍武恒对赵红敏、任永涛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于第一组证据，电话里是任永涛与霍水林的对话，但双方的对话不能体现是霍水林在求着任永涛办事，求着任永涛帮忙平息事端，霍水林从始至终都说不害怕告状，说明闹事与霍水林无关，反而是任永涛在害怕在求着霍水林出主意，害怕告状的是任永涛，说明闹事是针对任永涛的，霍水林说的话仅仅是安慰帮忙出主意，从对话中也不能认定霍水林和任永涛属于上下级关系，如果真是上下级关系任永涛应当能够提供公司的任命手续。另外，在录音中始终没有提到或者暗示案涉的20万元，因此不能认定是霍水林拿20万元让任永涛平息事端。2.对于第二组证据，对5000元转账凭证认可，但该笔款项是在霍武恒向赵红敏、任永涛夫妻要账的时候支付的利息，第二组的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审理查明，康美时代全称为康美时代（广东）发展有限公司，自2014年3月14日成立，唯一股东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霍水林、马玉珍、赵红敏、任永涛均为康美时代存在工作关系，为平息团队人员闹事，霍水林指使任永涛，让任永涛令赵智勇出面与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除此之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裁定驳回霍武恒的起诉是否正确。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综合评析如下：首先，本案民间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发生无法确定。霍武恒一审提交的2018年7月3日的借条中出借人处为空白，无法确定该借条中的出借人，且霍武恒一审提交的案涉20万元款项的银行流水系马玉珍转给赵红敏，而非霍武恒转给赵红敏，虽然转账记录的摘要/附言处填有霍武恒，但该摘要/附言系单方填写，故霍武恒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2018年7月3日的借条与2018年7月5日的转账所指向的为同一笔款项，亦不能证明霍武恒与赵红敏之间就案涉20万元款项形成借贷合意并实际支付。其次，从案涉20万元的转账流程看，案涉20万元确系用于支付康美时代股权转让事宜。马玉珍于2018年7月5日将案涉20万元款项转给赵红敏，赵红敏于2018年7月5日、6日、7日将案涉20万元全部转给赵智勇，赵智勇于2018年7月6日至2018年9月14日期间陆续向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支付股权转让费。霍武恒在二审庭审时认可其母亲马玉珍系康美时代的加盟商，赵红敏、任永涛亦自认其二人系康美时代工作人员，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看，股权转让一事也与康美时代有关，且通过霍水林与任永涛的通话录音可以认定系霍水林指使任永涛，让任永涛令赵智勇出面与李培红、陈志强等90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马玉珍转给赵红敏的案涉20万元款项与康美时代有关，实际系用于支付康美时代股权转让事宜。第三，案涉20万元款项的合法性有待查明。康美时代经营模式异常，且涉及人员众多，涉嫌非法传销活动，故案涉20万元款项的资金流向与康美时代涉嫌的非法传销活动有关。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驳回霍武恒的起诉正确。综上所述，霍武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继扬审判员盛华平审判员张新兰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朱斐斐书记员朱国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