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尹，女，1983年2月26日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凝，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佳佳，重庆钜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穆拉阿家科技有限公司（原常州穆拉阿家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汉江路**金城大厦**。法定代表人：蔡佳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佳龙，男，1988年7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诉人王尹因与被上诉人常州穆拉阿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穆拉公司）、蔡佳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1民初2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支持王尹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蔡佳龙向韦永乐的转款并非为10万元而是128600元，蔡佳龙在一审中陈述：总共转给韦永乐128600元，我方也向韦永乐支付了购买口罩的定金，2020年3月26日、2020年3月27日分三笔转账。首先，这个表述与一审认定存在不一致，一审判决认定蔡佳龙向韦永乐的转款为10万元是错误的；其次，蔡佳龙与韦永乐转款128600元意味着蔡佳龙和韦永乐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交易行为，穆拉公司、蔡佳龙并不是代收代付的角色。2.穆拉公司、蔡佳龙的表述前后矛盾，实际其应为口罩买卖的卖家而非代收代付，首先，一审质证过程中蔡佳龙关于王尹转款性质的表述为不知情、不知道、不清楚，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又明确表示知晓这笔钱是付给韦永乐的定金，此处表述前后矛盾；其次，蔡佳龙在一审中主张其仅为代收代付角色，声称王尹的交易相对方为韦永乐，但在蔡佳龙报案时所述其个人被韦永乐诈骗，报案回执亦载明为蔡佳龙被诈骗一案，根据一审的庭审情况，蔡佳龙在报案时将王尹支付的10万元是包含在蔡佳龙被诈骗金额之中的，表明蔡佳龙是认可这10万元是归蔡佳龙自己所有，如果其仅为代收代付的角色，那么我方所支付的10万元款项就不应当归蔡佳龙或穆拉公司所有，蔡佳龙身份也不应当为受害人，真正的受害人应该是王尹，蔡佳龙就不应当以自己为受害者的名义去报案，其报案行为恰好说明蔡佳龙是认可该笔款项是归其自己所有的；再次，蔡佳龙代收代付的说法没有依据，根据蔡佳龙的表述李家林与其没有关系，也不认识王尹，收到的10万元款项性质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钱，由此产生两个疑问，蔡佳龙既然声称李家林与其没有关系，也不认识王尹，那他是怎么知道这笔钱是代谁付给谁的？其主张的代收代付行为是否有相关委托依据？3.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首先，王尹在与穆拉公司进行交易时同时还引荐了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穆拉公司进行了口罩采购交易，穆拉公司在与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交易中作为卖家并进行盖章确认，王尹与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所采购的口罩系同一批次，并且王尹在向蔡佳龙的转账备注中明确清晰的写明了所付款项性质以及采购口罩的数量和名称，蔡佳龙接受了王尹支付的全部款项并予以认可，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并随后在同一天将该款项混合其他货款支付给了韦永乐，结合报案情况能够看出蔡佳龙是接受了王尹所支付的货款。结合疫情期间的特殊原因，双方的交易方式符合疫情期间的交易习惯，应当认定王尹与穆拉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4.蔡佳龙系穆拉公司的一人股东，股东与公司利益不清，蔡佳龙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一审援引民诉法中谁主张谁举证来驳回王尹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穆拉公司、蔡佳龙二审答辩称：1.王尹称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我方发生过交易，我方不予承认，王尹如何认定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采购的和王尹采购的是同一批次，是否有相关证据提供。2.我公司及我付给韦永乐10万元，剩下的资金是由案外人刘小玉支付给韦永乐的，相应的案件情况由常州市新北区公安分局河海派出所记录在案，并对刘小玉做了询问笔录。3.关于报案人，在发现了韦永乐没有能够履行相应约定后，我第一时间向管辖区的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这也是为了尽快能挽回和减少相关人士的损失。目前公安机关的反馈中此案件已经进入最终环节，已经基本能确定韦永乐涉嫌诈骗。王尹一审请求：判令穆拉公司、蔡佳龙返还货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3月27日起至起诉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75%计算的资金占用成本。一审查明案件事实：2020年3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王尹通过自己的微信（微信名Cross）与其朋友“吕斌”（微信名最美时光）联系，商定购买口罩相关事宜，金额100000元。2020年3月27日，王尹通过支付宝向蔡佳龙转账2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向穆拉公司付款80000元。同日，蔡佳龙将上述收到的100000元转账给案外人韦永乐。之后王尹未收到货，遂通过微信与“吕斌”、“李家林”（微信名李家林）联系要求穆拉公司、蔡佳龙退款。王尹至今未收到退款，于是起诉来一审法院，要求处理。蔡佳龙因与韦永乐之间转账事宜已向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报案，该局于2020年4月29日就蔡佳龙被诈骗一案进行刑事立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王尹虽然向穆拉公司、蔡佳龙付款，但其订立口罩买卖的各项事宜均是通过微信与“吕斌”进行协商确定，而穆拉公司、蔡佳龙无论与“吕斌”或是“李家林”之间均无授权代表关系。王尹经“吕斌”的指示将款项支付至穆拉公司、蔡佳龙账户，但王尹、穆拉公司、蔡佳龙之间从未对买卖合同订立所需具备的合同主体、交易物品种类、交易金额、交易时间、付款条件等合同基本要素进行口头或书面的约定，穆拉公司、蔡佳龙也从未对王尹做出过进行交易的意思表示，故无法确定王尹与穆拉公司、蔡佳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那么王尹以穆拉公司、蔡佳龙违约并致使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为由，要求穆拉公司、蔡佳龙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也就没有法律基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遂判决：驳回王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06元，减半收取1153元，由王尹承担。二审中，王尹提交第一组证据是王尹与“吕斌”的聊天记录截图以及采购协议。证明穆拉公司有充分的口罩货源，结合王尹的付款时间可以看出穆拉公司向多方出售同批次口罩。第二组证据是采购协议、王尹与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王尹与“李家林”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李家林”与蔡佳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1.蔡佳龙明知王尹支付的款项性质为购买口罩，且收取了10万元货款，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2.同一时间，王尹介绍穆拉公司与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同批次的口罩采购交易，穆拉公司系交易的卖方。3.穆拉公司收取王尹的货款却未履行供货义务，应当退还款项。穆拉公司、蔡佳龙对此质证称：首先，手机的聊天记录是可以做删减的，我对王尹证据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其次，在王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1、2、3、4我本人均不知情，应该是某些人通过我公司的资源进行倒卖，深圳市海昊箱包袋业发展有限公司我是第一次听说，我公司与深圳市海昊箱包袋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合同肯定是没有履行的，因为这个合同只有我公司的章，没有对方公司的印章，在疫情期间可能会有很多意向达成，但是因为货源和价格波动的因素，这个合同是肯定没有实际履行的。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合同也是没有履约的，因为这份合同我公司没有签署，王尹与深圳市利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所有的聊天记录只能证明王尹在倒卖口罩，我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投机或投资行为，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以上情况我公司是不知情的，所以王尹提供的这几组证据均与我公司没有直接关联，并且没有办法确认与本案有关。对这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我都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能否认定王尹与穆拉公司、蔡佳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尹认为其与穆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仅为其向穆拉公司、蔡佳龙转账汇款的记录及其与案外人“吕斌”、“李家林”的微信聊天记录，但并未提供其与穆拉公司、蔡佳龙达成案涉口罩买卖合同合意的证据，也未能证明案外人“吕斌”、“李家林”具有穆拉公司、蔡佳龙相关授权委托的证据，据此，本案尚不能认定王尹与穆拉公司、蔡佳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对一审的认定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6元，由上诉人王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玉星审判员  刘岳庆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