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6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尧南，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旭宇，男，198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见草，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冬梅，女，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军，湖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梅苑**。诉讼代表人：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阳，湖北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心宇，湖北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尧南、张旭宇因与被上诉人张冬梅，原审被告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中自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2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尧南、张旭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冬梅对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张尧南为共同借款人，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8月29日的借条中，张尧南作为华中自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审核栏签名。2017年8月13日借条的落款为“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张尧南”，华中自控公司认可张尧南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张冬梅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因此，张尧南在该借条中签名是职务行为，不应当推定其具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债务人破产后利息停止计算。因此，即使张尧南确实是共同借款人，相应债权也应当于2018年8月6日停止计息。一审法院认定张尧南应支付2018年8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适用法律存在错误。若共同借款人的利息停止计算，而债务人不再负担利息，债权人在无权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却有权向共同借款人请求偿付，显然不符合逻辑。3、2015年开始，华中自控公司开始出现经营困难，涉诉案件增多，公司账户被冻结。此种情形下，公司总经理张旭宇将个人账户交给公司财务使用，账户的资金由公司占有、使用、处分。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没有规定银行账户出借人对实际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即使张旭宇出借账户成立，也最多只能认定张旭宇“将自己的银行账户供他人办理转账”，而不能要求张旭宇承担民事责任。张冬梅辩称：1、2017年8月13日借条虽然以华中自控公司名义出具，但张尧南也在借条落款处签名捺印，并写明身份证号和电话，该行为不是履行职务，而是表达个人共同借款的意思。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自受理破产之日起停止计算利息，其立法目的在于平等保护破产程序中所涉各类债权人的权利，鼓励债务人重整再生，该规定不能免除其他共同债务人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剥夺权利人向共同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权利。华中自控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利息应当停止计算，但对共同还款义务人张尧南并无约束力，其应当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3、张旭宇放任华中自控公司支配其个人银行卡的行为，等同于将账户出借给华中自控公司。涉案借款发生于2014年9月、10月、11月，说明张旭宇在2014年就存在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其关于2015年才将银行卡交给华中自控公司使用的陈述不成立。张旭宇与华中自控公司之间长期存在财务混同状态，且张旭宇之父张尧南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旭宇本人是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是公司生产经营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本案三笔款项都实际支付至张旭宇银行账户，无论其是否将款项最终转账至公司，其都应当在用于接受借款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张冬梅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中自控公司述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张冬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中自控公司、张尧南、张旭宇归还借款90万元并自2016年5月30日起按月息2%支付利息至款项全部还清为止（截止立案之日利息为46.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9月20日，张冬梅向张旭宇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2014年10月1日，张冬梅向张旭宇的银行账户转账26.4万元。2014年11月29日，张冬梅向张旭宇的银行账户转账26.4万元。张旭宇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9月23日，张旭宇向华中自控公司转账30万元；2014年10月8日，张旭宇向华中自控公司转账26.4万元；2014年12月1日，张旭宇向华中自控公司转账26.4万元。2017年8月13日，张尧南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张冬梅现金90万元整。截止2017年8月29号15个月未付利息（月息2分）。附原借款收据”。借条落款为“华中自控公司张尧南”。张冬梅提交盖有华中自控公司财务专用章的2016年8月29日收据一张，交款单位为张冬梅，收款方式为现金转账，金额90万元，收款事由为个人借款（借款时间为3个月，8月29-11月29，利息54000），审核栏有张尧南的签名。该收据背面张尧南注明“该借条未体现借款利息5个月未付”，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该收据正面中部手写“该单作废”“13/8-2017”。张冬梅陈述该收据即2017年8月13日借条上载明的原借款收据，该收据系2017年8月13日张尧南重新出具借条后，在该收据上注明“该单作废”。张尧南对此不持异议，认为2017年8月13日双方对利息重新进行了约定，张尧南代表华中自控公司重新出具借条，故原收据作废。张尧南还陈述收据上的“个人借款”指的是张冬梅个人提供的借款，而不是指张尧南的个人借款，收据上加盖了华中自控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说明是公司行为。一审法院另查明：张旭宇系张尧南之子。张尧南系华中自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旭宇系华中自控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8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06破申6号民事裁定，受理华中自控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2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鄂0106破2号决定书，指定湖北大和律师事务所担任华中自控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华中自控公司提交2016年4月11日借支单一张，载明借支人为张博，借支事由载明张冬梅（转账），金额为5.4万元；提交华中自控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向张冬梅转账1.8万元的银行业务记账凭证，该凭证摘要和附言栏均载明利息；提交张旭宇于2014年9月23日向华中自控公司转账30万元的银行大额来账凭证。张冬梅认为其与华中自控公司之间还有其它经济往来，不能证明系华中自控公司支付利息，张旭宇向华中自控公司转账30万元与案涉借款无关。关于借款金额，张冬梅陈述因后两笔款项均系张冬梅向朋友所借，故借款时与张尧南协商后，先行扣除了利息。张尧南陈述90万元系包含了应支付的部分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张冬梅提交的转账凭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收据、借条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提供借款82.8万元的事实。2016年8月29日的收据上加盖了华中自控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张尧南在审核一栏签名系履行其华中自控公司法定代表人职责，故借款人应为华中自控公司。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13日的借条，张尧南虽以华中自控公司的名义出具，但张尧南亦在借条落款处签名捺印，并写明了张尧南的身份证号及电话，故张尧南亦以个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名，系债的加入。关于借款金额，张冬梅仅提交其提供82.8万元借款的证据，并陈述其他部分系预先扣除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张冬梅实际出借的本金为82.8万元。2016年8月29日收据上载明了3个月的利息金额为5.4万元，按收据载明的借款本金金额折算，利率为月2%。华中自控公司确认其自2016年5月30日起未再支付利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张冬梅要求华中自控公司、张尧南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6日裁定受理华中自控公司的破产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故华中自控公司的利息应自2018年8月6日起停止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张冬梅享有华中自控公司本金82.8万元及按照月2%的标准自2016年5月30日起计算至2018年8月5日的利息439944元（82.8万元×2%÷30×797天）的债权予以确认。张尧南还应支付自2018年8月7日起的利息及逾期利息至清偿之日止。关于华中自控公司提出的借条签署日期为2017年8月13日，发生在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管理人有权审查决定是否撤销，故其效力有待核查后决定的辩称意见，因华中自控公司管理人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未对此书面答复，一审法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案涉借款系转账到张旭宇的银行账户，虽张旭宇提交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其已将所借款项转账到华中自控公司，但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亦显示除其主张的转账记录外，张旭宇与华中自控公司的银行账户之间还有其他款项往来，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旭宇的辩称意见。张旭宇存在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对张冬梅要求张旭宇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张冬梅享有华中自控公司本金82.8万元及利息439944元的债权；二、张尧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冬梅承担上述第一项确认的华中自控公司债务的共同偿还责任；三、张尧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冬梅支付利息及逾期利息，以本金82.8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8年8月7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张旭宇对上述第一、三项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张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112元，由华中自控公司、张尧南共同负担16212元，由张冬梅负担90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7年8月13日借条中未加盖华中自控公司印章，张尧南的签名和捺印位于借条落款“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下方，张尧南书写个人公民号码、电话号码之处无签名或捺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针对张尧南、张旭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进行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张尧南、张旭宇应否承担本案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对债务加入的认定，须以该原债务主体之外第三人向债权人明确表示了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为标准。本案中，张尧南在借条落款“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方签名并捺印，没有作出个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不能依该签名和捺印来认定张尧南个人加入华中自控公司对张冬梅的债务。该借条中没有加盖华中自控公司印章，应当由经办人签名，故张尧南此处的签名和捺印，与华中自控公司的名称形成一个整体，表明是由该公司的张尧南经手出具借条，该签名、捺印是其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不是其以个人身份实施的行为。张尧南在该借条中书写个人公民身份号码和电话号码，是对经手人身份信息的进一步披露，是借条落款处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等整体的构成部分，不能仅依该身份信息就认定张尧南是个人身份实施行为。由此，张尧南代表华中自控公司向张冬梅出具2017年8月13日借条，其本人未向张冬梅作出个人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不应当向张冬梅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以张尧南出具2017年8月13日借条时签名、捺印并书写个人公民身份号码和电话号码为由，认定其构成债务加入，并判令其承担本案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张旭宇是华中自控公司高管，其将个人银行卡用于华中自控公司经营活动，但该银行账户流水显示案涉相关资金已支付至华中自控公司。现并无充足证据证明张旭宇个人占有案涉资金，或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构成混同，张冬梅要求张旭宇在本案中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判令张旭宇承担本案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张尧南、张旭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239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2390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三、驳回张冬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112元，由武汉华中自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6212元，由张冬梅负担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112元，由张冬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张 剑审判员  王丹红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刘霞书记员钟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