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湘09行终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云，男，195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市司法局。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鹿角园路**。 法定代表人曾戈彬，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桂培庭，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进文，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奇国，湖南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梓山西路**/div> 法定代表人张值恒，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熊昌文，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奇国，湖南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周志云因诉被上诉人益阳市司法局、益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922行初1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志云，被上诉人益阳市司法局的出庭负责人桂培庭及委托代理人陈进文、李奇国，被上诉人益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熊昌文、李奇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1年1月5日，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与周志云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李某某律师代理周志云与张某某财产返还案件一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约定代理费1万元，同日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出具NO.0023xx号收据，收到周志云的律师代理费6千元。2011年3月5日，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出具NO.0023xx44号收据，收到周志云的代理费2千元。2011年4月21日，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再次与周志云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律师李某某代理周志云与杨某、刘某某债权纠纷一案的二审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约定代理费1万元，该所出具NO.0023xx51号收据，收到周志云的代理费1万元。三张收据均注明“由承办律师代交，凭此据换正式发票”，且三张收据均盖有该律所财务专用章。2015年5月5日，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向周志云出具了05557732、05557733、05557734三张共计2万元的正式发票。周志云与案外人杨某、刘某某债权纠纷两审终结后，周志云咨询他人认为法院的终审结果对其不利，原因是李某某作为律师没有尽到相应的法律服务工作义务，将原本周志云可按照定金合同起诉有望获得双倍返还定金的案件，作为普通的借贷债务案件处理，履职期间可能存在与相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周志云利益的行为，由此周志云与李某某发生纠纷。2015年11月2日，周志云向益阳市司法局递交了《请求确认沅江市某某律师事务所及李某某律师具有执业违法行为的申请书》，要求益阳市司法局确认：1、李某某具有私自受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索拿卡要、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不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2、确认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具有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对本所律师李某某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等执业违法行为和涉嫌逃税的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益阳市司法局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书面《答复函》，答复周志云：“你反映请求的事项不属于行政确认范畴，就同一事实和理由，益阳市律师协会和我局已给予答复；你提出的关于‘逃税’事项不属于我局管辖。如你对本答复不服，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复查”。2015年12月24日，益阳市司法局又向周志云出具《关于投诉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及李某某律师相关答复的情况说明》，认为一是李某某代理周志云的三件案件，均与周志云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周志云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故周志云举报李某某私自受案收费、违法执业、某某律师事务所疏于管理等均不成立；二是周志云所称的李某某没有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建议周志云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三是周志云举报的某某律师事务所逃税的问题，沅江市地税局已出具证明材料，未发现该所存在偷税、漏税、欠税行为。周志云对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答复函》和《说明》不服，认为李某某及其所在的某某律师事务所存在执业违法行为，益阳市司法局应该立案调查并给予行政处罚，但该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未进行查处，已构成行政不作为。2016年1月4日，周志云向益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府经立案审查后认为益阳市司法局对周志云的投诉请求有职责进行调查核实，确定周志云举报的对象是否存在执业违法行为，是否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并作出决定，益阳市司法局没有正确履行该法定职责，存在不作为情形。该府于2016年5月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16］2号复议决定，责令益阳市司法局对周志云的申请事项按照行政执法程序进一步调查处理。2016年5月6日，益阳市司法局正式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并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了益司罚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收取代理费不及时提供正式发票，属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李某某作为律所负责人，未尽管理责任。决定对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处警告、罚款1万元，对李某某处警告。益阳市司法局将该处罚决定内容以《答复函》的形式向周志云进行了告知。周志云不服该《答复函》，于2017年1月23日向益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府受理后经审查认为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答复函》实际上是将处罚决定内容向周志云进行的告知，周志云不服该《答复函》实为不服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2017年5月8日，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益府复决字［2017］06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益司罚决字［2016］2号行政处罚决定。周志云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先后向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和再审，各级法院均维持了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过程中认为周志云向益阳市司法局申请投诉处理的事项涉及李某某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中是否存在侵害委托人利益，收取律师费违规，偷税等问题。益阳市司法局仅处理了周志云投诉中1个事项（针对违反规定收取律师费的投诉事项，对李某某及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对其他事项未受理并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益阳市司法局在再审期间，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承诺书承诺：基于周志云的诉求延续时间长、诉点分散等原因，该局将就周志云的诉求整理归纳后在60日内另行处理。以上事实均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予以确认。周志云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该院经审查，作出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24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周志云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充分保障，不支持周志云的监督申请。后益阳市司法局重新启动调查程序，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告知书》，该《告知书》对周志云的诉求归纳为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疏于管理偷税、索拿卡要、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等五个问题，将相关处理情况分别作了说明。周志云不服该《告知书》，于2020年4月3日向益阳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益阳市人民政府经立案审查后，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另查明，2016年1月20日，周志云在第一次复议期间提出对《委托代理合同》上周志云的签名和手印进行鉴定，同时要求自己选定鉴定机构，并确定由“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因周志云无法提供笔迹鉴定样本，最终经周志云同意，该鉴定中心只对《委托代理合同》上周志云的手印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委托代理合同》上的红色指印均系周志云右手食指捺印形成。益阳市司法局在第二次调查处理周志云举报投诉期间，应周志云要求多次指派工作人员前往周志云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其指定内容的鉴定，均因无法提供鉴定所需资料未果。且在一审，二审阶段，周志云亦两次提出对《委托代理合同》中相关内容进行鉴定，但均未得到支持。再查明，周志云起诉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李某某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周志云的诉讼请求，周志云不服上诉至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认定周志云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李某某在代理其案件过程中存在故意失职或者重大执业过错的行为，维持了沅江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之规定，益阳市司法局具有对律师、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指导，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存在违法执业行为进行立案查处的职权。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分述如下：第一，益阳市司法局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告知书》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系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意见，结合原告投诉事项整理归纳后，经调查依法重新作出的处理告知，属于新的行政行为，且对周志云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周志云认为益阳市司法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可以提出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因此，益阳市司法局辩称其作出的《告知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予采纳。第二，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是否合法。益阳市司法局依法重新对周志云投诉李某某及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一案启动调查，将周志云的诉求归纳为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未开具正式票据、疏于管理偷税、索拿卡要、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未开具正式票据、疏于管理偷税等两项问题已由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另外三项问题也在人民法院相关判决文书中做了事实认定，益阳市司法局根据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各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以及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对周志云投诉的五个方面的问题作出的处理告知，不存在漏项未进行查处的情形，亦不存在周志云所称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益阳市司法局在作出该《告知书》后，依法送达给周志云，程序合法。故周志云提出要求确认益阳市司法局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及撤销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责令重新作出行政处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同时，周志云诉请确认李某某在代理周志云案件过程中故意失职或者重大执业过错，该事项已由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湘09民终1975号生效民事判决中所确认，周志云的该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第三，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周志云因不服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于2020年4月3日向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依法立案受理，向周志云送达了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向益阳市司法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告知书。因案情复杂，经负责人批准，决定对该案延期30日，并将该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给当事人双方。益阳市人民政府查明益阳市司法局所作《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2020年6月5日作出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益阳市司法局作出的《告知书》。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志云要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周志云的诉讼请求依法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志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周志云负担。 上诉人周志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原审认定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1月5日出具的NO.0023xx号收据、2011年3月5日出具的NO.0023xx44号收据、2011年4月21日出具的NO.0023xx51号收据给周志云是错误的；事实上，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并未向上诉人出具该三份收据。此外，原判决认定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指派李某某代理周志云三个诉讼缺乏证据证明；事实上，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并未指派李某某代理周志云三个诉讼，李某某属私自受案收费。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是认定周志云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李某某在代理其案件过程中存在故意失职或者重大执业过错的行为，而非确认李某某在代理周志云案件过程中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如果益阳市司法局启动立案调查程序，至少有可能查明李某某存在相关过错的证据。周志云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李某某卡拿索要、存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的执业违法行为，益阳市司法局应当按照《律师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对李某某予以行政处罚；二、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益阳市司法局所作的涉案《告知书》遗漏了周志云所投诉举报的以下事项：1、李某某律师向益阳市司法局提供虚假材料或其他弄虚作假；2、不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3、李某某律师在代理原告诉讼过程中故意失职或存在重大过错。原判决对此未予审查。综上，请求：1、撤销桃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922行初129号行政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益阳市司法局答辩称：一、益阳市司法局已经充分履行了监督、指导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以及立案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中违反律师执业行政管理秩序的法定职责。益阳市司法局对投诉举报属实的事实予以了处罚，对投诉不实或其他行政机关查处了的部分予以了说明，周志云上诉称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和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成立；二、益阳市司法局对周志云投诉举报的内容已全面进行处理并告知，周志云投诉举报事项部分内容不实，益阳市司法局不存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周志云上诉称原审程序违法遗漏判决事项和李某某在执业过程中违反《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一项的理由不成立。益阳市司法局归纳整理的投诉举报问题“一、关于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问题；四、关于索拿卡要问题；五、关于李某某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问题”，虽然与周志云诉请认为没有立案查出的“李某某律师接受委托人（原告）的财物或其他利益、李某某律师向益阳市司法局提供虚假材料或其他弄虚作假、不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以及李某某律师在代理原告案件过程中故意失职或有重大过错”在文字表述上有差异，但实质内容一致。益阳市司法局归纳整理周志云投诉举报的上述事项，已有沅江市人民法院（2018）湘098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24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周志云诉请的关于李某某隐匿证据、私自制作阴阳合同、在从事法律服务过程中违法执业、串通对方当事人并导致周志云损失、侵害周志云的合法权益等主张不能成立。三、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益府复决字［2020］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综上，原判决正确，请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益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益阳市人民政府受理周志云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二、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益阳市司法局已经充分履行职责。一审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判决驳回周志云的诉讼请求，不存在周志云上诉所称的遗漏判决事项和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周志云的上诉请求。 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审中，各方均没有提供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周志云诉益阳市司法局、益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投诉处理法定职责及行政复议一案，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湘0903行初43号行政判决。周志云不服，提出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8）湘09行终23号行政判决。周志云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湘行再28号行政判决，该行政判决确认以下事实：周志云诉张某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9日作出（2011）沅民二初字第113号民事裁定，准许周志云撤回起诉。周志云与杨某、刘某某债权纠纷案，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6日作出（2011）沅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判决由杨某、刘某某共同偿还周志云本金33万元及相关利息。该民事判决书载明“周志云委托代理人李某某，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杨某、刘某某不服，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同年，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益法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沅江市人民法院（2011）沅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由杨某、刘某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周志云借款本金33万元，并根据本案56万元借款本金的分期还款情况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分段计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该民事判决书载明“周志云委托代理人李某某，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此外，周志云与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李某某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沅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8）湘098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周志云的诉讼请求。周志云不服，提出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民事判决均认为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依据合同为周志云指派李某某进行法律服务，周志云关于李某某隐匿证据、私自制作两份不同的起诉状、在从事法律服务过程中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其造成损失、损害其合法权益等主张不能成立。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1年1月5日，周志云与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接受周志云委托，指派李某某律师作为周志云与张某某财产返还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委托律师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约定代理费用为10000元，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至该案一审终结。2011年4月21日，周志云再次与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接受周志云委托，指派李某某律师作为周志云与杨某、刘某某债权纠纷一案的二审诉讼代理人，委托律师的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约定代理费用为10000元，合同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至该案二审终结。周志云基于前述两份合同，共计支付代理费用20000元，对方收款后开具了3份临时收据，金额分别为6000元、2000元、10000元。交付周志云的临时收据上注明“由承办律师代交，凭此据换正式发票”。后经沅江市地方税务局查实，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存在收费不开正式发票的问题，涉嫌偷税，对其作出追缴税费867.57元，加收滞纳金677.10元，处以一倍应缴税额罚款的处理。期间，李某某考虑周志云曾为其餐饮消费结账，在实际收取现金18000元的情况下，确认了已收取周志云两次委托代理费20000元的事实。依据此结果，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在2015年5月5日就收取周志云的代理费开具了正式税务发票3份，票面记载收费金额为20000元。 另查明，周志云《请求确认沅江市某某律师事务所及李某某律师具有执业违法行为申请书》以及《关于沅江市李某某律师违规执业的举报》载明周志云申请投诉处理的事项为：1、确认李某某具有私自受案收费、卡拿索要，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违法执业行为；2、确认李某某具有不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执业行为；3、确认某某律师事务所具有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违法执业行为；4、确认某某律师事务所具有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违法执业行为；5、确认某某律师事务所具有涉嫌逃税的违法行为；6、请求益阳市司法局对上述违法执业行为依法进行处罚。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周志云当庭陈述“李某某律师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具体是指李某某要我请客买单，花了我三千元。我起诉杨某的案子，上诉到中院，上诉期间李某某收了我两千元。李某某总共收了我两万元，包括刚刚陈述的三千元和两千元以及代理案件的代理费。弄虚作假是指李某某2015年开了一个证明，收了我周志云上诉费律师费用两万元，说明以后开的发票、收据都是伪造的……”。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益阳市司法局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的《告知书》系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意见，结合周志云申请投诉处理的事项整理归纳后，经调查依法重新作出的处理告知，属于新行政行为，对周志云的权利产生了实质影响，该告知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对其进行实体审理并无不当。 根据周志云《请求确认沅江市某某律师事务所及李某某律师具有执业违法行为申请书》以及《关于沅江市李某某律师违规执业的举报》所载明的周志云申请投诉处理的事项，益阳市司法局将其诉求整理归纳为“一、关于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问题，二、关于未开具正式票据问题，三、关于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疏于管理、偷税问题，四、关于索拿卡要问题，五、关于李某某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问题”五个方面并作出回应，结合周志云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该告知书已经包括了周志云所投诉举报的申请事项，周志云认为益阳市司法局所作的涉案《告知书》遗漏了申请事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的问题。周志云与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于2011年1月5日、2011年4月21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李某某律师分别作为周志云与张某某财产返还纠纷一案的一审以及周志云与杨某、刘某某债权纠纷一案的二审诉讼代理人，代理费用均为10000元。经鉴定，该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原件上红色指印是周志云的右手食指捺印形成。周志云基于前述两份合同，共计需支付代理费用20000元，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3份收据，金额分别为6000元、2000元、10000元。后李某某考虑到周志云曾为其餐馆消费结账，在实际收取现金18000元的情况下，确认了已收取周志云两次委托代理费20000元的事实，此外，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周志云与杨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二审诉讼周志云均委托我所律师承办。我所共收取律师费及其他费用共计贰万元”的《证明》，沅江市人民法院（2011）沅民二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也列明李某某以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代理周志云与杨某、刘某某债权纠纷案，结合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5月5日开具了总金额为20000元的正式发票，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李某某伪造委托合同、私自受案收费。关于未开具正式票据问题。益阳市司法局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了对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警告和罚款一万元，对李某某警告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已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再28号行政判决确认其合法性。关于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疏于管理、偷税问题，沅江市地方税务局亦已对其作出追缴税费867.57元，加收滞纳金677.10元，处以一倍应缴税额罚款的处理，益阳市司法局回复对此不作重复处理并无不当。关于索拿卡要的问题。如前所述，湖南某某律师事务所已开具金额为20000元的正式发票，二审中周志云亦陈述“李某某总共收了我两万元”，包括了垫付的餐饮费，故周志云主张李某某索拿卡要的申请不能成立。关于李某某与他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问题。沅江市人民法院（2018）湘098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以及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9民终1975号民事判决均认为李某某在从事法律服务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律师执业操守的重大过错，客观上没有造成周志云的合法权益受损，周志云关于李某某隐匿证据、私自制作两份不同的起诉状、在从事法律服务过程中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其造成损失、损害其合法权益等主张不能成立，益阳市司法局据此对上述事项予以告知并送达给周志云，已经履行了职责，益阳市人民政府复议对涉案《告知书》予以维持并无不当。 综上，周志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志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付 星 审判员 刘文煜 审判员 傅爱军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书记员 彭月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