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自华，男，197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清华，广东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领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大罗路213号101房。法定代表人：何显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杰，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华良，男，196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原审第三人：姚建乔，男，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杰，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自华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领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鲜公司），原审第三人李华良、姚建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9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自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领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领鲜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12月28日的《借条》（以下简称《12.28借条》）备注，约定2018年8月13日《借条》（以下简称《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本息作废，从而认定《12.28借条》是对《8.13借条》所涉借款的延续，是双方对欠款金额的结算和重新确认，该事实认定不清。王自华已向领鲜公司偿还了《8.13借条》的10万元借款本息，由于债务己清偿，避免日后产生纠纷，王自华遂与领鲜公司在《12.28借条》中特别备注《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本息作废。2.一审判决认为王自华的举证不足以证实其己清偿《8.13借条》的借款本息，但王自华提供的两笔转账凭证与李华良出具的《证明》相结合，足以证实该两笔款项是王自华通过李华良向领鲜公司清偿《8.13借条》的10万元借款。由于李华良与领鲜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显坤的银行账户存在大量资金往来，双方都没有对款项性质与给付原因进行备注的习惯，故李华良替王自华清偿债务时亦没有特别备注。但李华良出具的《证明》说明该两笔款项的性质和给付原因，并留有联系电话，法庭可以依法查实。一审判决却以证据不足为由，让王自华承担不利后果，实属不妥。3.《8.13借条》所涉债务清偿后，王自华向领鲜公司提出新的借款请求，双方于2018年12月28日签订《12.28借条》。签订之后，王自华没有收到领鲜公司的该笔借款，领鲜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已向王自华支付了10万元借款，《12.28借条》没有生效，王自华不应承担该笔债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王自华己向领鲜公司清偿了《8.13借条》的全部债务，《12.28借条》约定的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应驳回领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王自华与领鲜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显坤共同成立公司，公司最终于2019年6月10日解散，公司注销时全体股东签订协议明确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随后何显坤把所有财物、发票拿走，并伪造《12.28借条》，同时利用疫情期间起诉王自华，最终王自华因疫情原因无法到庭答辩。领鲜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自华所述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王自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偿还了《8.13借条》的借款10万元，而且《12.28借条》的借款金额精确到元，借条内容也提到《8.13借条》作废，可见《12.28借条》是对《8.13借条》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借条。至于王自华提到的云南领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领牧公司）的承诺书是云南领牧公司的股东在提交公司注销申请时，各股东承诺云南领牧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与本案双方的借款没有关系。请法院驳回王自华的上诉请求。姚建乔述称：其意见与领鲜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李华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作陈述。领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王自华向领鲜公司归还借款133985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13398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3月15日利息为37873.09元）；二、本案诉讼费由王自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3日，王自华向领鲜公司借款并出具《8.13借条》。借条载明，王自华今借领鲜公司10万元，将按月利率0.7%的标准支付利息。2018年9月18日，案外人何显坤受领鲜公司委托向王自华转账10万元。2018年12月28日，王自华再次向领鲜公司出具《12.28借条》。借条载明，王自华今借领鲜公司133985元，定于2019年1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逾期将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利息。该借条备注，王自华于2018年8月31日向领鲜公司借支的10万元及利息的借条作废。另查，领鲜公司与王自华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关系。一审诉讼中，王自华认为2018年8月13日所涉10万元借款已清偿，《12.28借条》并未实际履行。领鲜公司则认为《12.28借条》是对《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及双方之间的货款的结算。王自华为证实主张，提交了转账凭证、李华良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转账凭证显示，李华良的银行账户分别于2018年9月28日、12月1日向何显坤的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4万元，共9万元。李华良出具的《证明》记载，李华良表示前述9万元汇款系王自华归还领鲜公司的借款。领鲜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二笔款项是姚建乔通过李华良的银行账户向领鲜公司支付的货款，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和姚建乔出具的《证明》证实。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间，李华良的银行账户向何显坤的银行账户转账十多笔，金额高达数十万元。姚建乔出具的《证明》反映，姚建乔表示包括上述9万元汇款在内的款项是其使用姐夫李华良的银行卡向领鲜公司支付的货款。以上事实，有借条、委托支付书、交易明细清单、购货付款证明单、《证明》、银行电子回单、转账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2.28借条》是对包括《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在内的债权债务的结算，还是王自华向领鲜公司提出的新的借款请求。首先，一般而言，借款的金额常常是整数，而《12.28借条》记载的借款金额为133985元，金额精确到元，该金额更符合系精确结算所得的特征。其次，双方在《12.28借条》中约定《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本息作废，可见，《12.28借条》是对《8.13借条》所涉借款的延续，是双方对欠款金额的重新结算和确认，而非王自华提出新的借款请求。最后，王自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清偿《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方面，李华良与领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显坤的银行账户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无法证实从李华良账户支付到何显坤账户款项的性质和给付原因。另一方面，领鲜公司提交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而李华良作为第三人也未到庭参加诉讼，该《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上，《12.28借条》是双方对包括《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在内的债权债务的结算，该借条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本案中，双方就结算款项的还款时间和逾期利息进行了约定，但王自华未依约履行，领鲜公司要求王自华偿还13398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华良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王自华给付领鲜公司133985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9年1月16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37.2元，由王自华负担。二审期间，王自华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王自华提供的证据如下：1.《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拟证明王自华与领鲜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2.领鲜公司入职审批表（复印件），原件在领鲜公司，拟证明王自华于2018年4月入职领鲜公司工作。领鲜公司、李华良、姚建乔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关于王自华提交的证据，领鲜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王自华与领鲜公司只是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姚建乔的质证意见与领鲜公司发表的意见一致，李华良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确认证据1《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的真实性，但该证据反映的是云南领牧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并无反映股东之间特别是王自华和领鲜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与本案所涉民间借贷纠纷无关。证据2为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该入职审批表的真实性能得到确认，也与本案待证的借贷事实无关。本院对以上两份证据均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领鲜公司提供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李华良于2018年6月19日至2019年6月27日间向领鲜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显坤的账户汇款19笔，共计金额842739元。其中，李华良于2018年9月28日汇款两笔，金额共计74014元；于2018年12月1日汇款一笔，金额4万元，三笔合计114014元。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就案涉133985元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王自华主张《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本息已清偿完毕，《12.28借条》是其与领鲜公司达成新的借贷合意，由于领鲜公司没有依约支付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尚未成立。对此，本院认为，通常而言，民间借贷的双方为出借和归还款项的方便，约定借款数额一般会是整数，而本案《12.28借条》所涉借款金额却零散至个位数，此特点反映该借条是双方经过精确计算后一致确认最终欠款数额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王自华未能提供其通过本人账户向领鲜公司偿还款项的证据；虽然王自华主张是李华良代其偿还了款项，并提供了李华良分别于2018年9月28日、12月1日向领鲜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显坤的账户转账9万元的银行凭证及李华良出具的《证明》，但9万元的数额与《8.13借条》所显示的欠款金额并不一致，事实上李华良于2018年9月28日、12月1日共向何显坤的账户汇款三笔，金额共计114014元，此数额也与《8.13借条》的借款本息无法对应。另外李华良的账户从2018年6月19日至2019年6月27日间向何显坤的账户转账共计19笔，数额多达84万余元，由此看来，李华良与何显坤之间还存有其他大量的经济往来，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无法确认双方汇款的性质及交易用途，无法确认该两笔汇款就是李华良代王自华偿还本案的借款。至于王自华提供载有“证明人李华良”出具的《证明》，以证实9万元汇款是李华良代王自华偿还本案借款的事实，由于李华良作为本案第三人不到庭陈述事实，仅出具《证明》，该《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王自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偿还《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12.28借条》在备注一栏明确载明“王自华于2018年8月31日向领鲜公司借支的10万元及利息借条作废”，按通常理解，该内容表明的意思是双方对《8.13借条》进行了结算，成立新的借贷关系并由此形成《12.28借条》。如若王自华确已偿还《8.13借条》所涉的10万元借款本息，理应由领鲜公司在《8.13借条》上直接备注该借条项下的款项已经还清即可，而无需再在另一张借条上特别说明。综上，王自华关于《8.13借条》所涉10万元借款本息其已清偿完毕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王自华与领鲜公司就《12.28借条》项下借款133985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自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上诉人王自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锦霞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魏雨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