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3民终1226号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艳林，男，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灵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哲瑜，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郝松，男，1972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余文付，男，197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郝松、余文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虎、孙沛，河南精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胡江，男，197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郝松、余文付诉张艳林、胡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6）豫0305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后，张艳林不服该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2020）豫0305民申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一审法院再审审理后作出(2020)豫0305民再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张艳林、上诉人郝松、余文付均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5民再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艳林上诉请求：1、依法发回重审或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5民再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内容，改判支持张艳林的再审请求，不向郝松、余文付返还货款494735.7元。2、本案诉讼费由郝松、余文付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一审法院认定存放于杨春万处的货物是杨春万出售给郝松、余文付，郝松、余文付转卖给他人的事实是错误的。而是郝松唆使杨春万将存放于杨春万处的货物拉给郝松，并由郝松卖出，获利1197839.73元，获得价款后，其与杨春万结算费用。杨春万与郝松、余文付之间的交易张艳林均不知情，郝松、余文付在张艳林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杨春万签订一系列合同，均与张艳林无关，其与杨春万之间结算费用，不应当将结果归于张艳林，张艳林不知情也不应承担该结果。二、一审法院认为郝松、余文付卖出张艳林货物中的225264.3元可以折抵张艳林的欠款，折抵后张艳林应当支付494735.7元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存放于杨春万厂的货物价值估算为2500237元，郝松卖与第三人仅119万余元，明显属于贱卖货物，其市场价值与实际获利之间的损失应当由郝松、余文付承担。其未经张艳林同意，私自卖出的行为暂不追究是否属于刑事范畴，但因其恶意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应算在张艳林头上，更不应当根据郝松、余文付单方认可部分价值就予以轻率采纳，而应当站在全局的立场考虑此行为给张艳林造成的巨额损失已远远超出郝松、余文付的损失，而这一切都是郝松、余文付的恶意行为所致。张艳林不仅损失了货物还丧失了超出付余款以外的货物价值。郝松、余文付与杨春万之间如何结算如何约定，均未经过张艳林同意，其自愿放弃了81万元给杨春万，系其单方决定，不应当在总价119万余元的货款中予以扣除来计算郝松、余文付所获得的实际货款，此认定与事实相悖。三、郝松、余文付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016年7月张艳林与郝松、余文付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2016年6月11日双方签订的《购货合同》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按照原合同出售给郝松、余文付，而郝松、余文付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60万元，导致张艳林无法及时有效运作，合作搁置。此纠纷导火索系郝松、余文付违约所致，其应承担违约责任。四、郝松、余文付私自拉张艳林的货物，恶意低价卖出，事后居然还提起诉讼，并在杨春万到庭说明情况的前提下否认案件事实真相，其恶意诉讼行为应依法受到惩戒。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张艳林的上诉请求。郝松、余文付辩称：张艳林的上诉内容，故意混淆不同的法律关系，违背张艳林自行举证的证据内容，应依法驳回张艳林的上诉请求，支持郝松、余文付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张艳林的上诉内容，故意混淆多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误导法庭。本案存在多个法律关系，一个是2016年6月11日，张艳林、胡江与郝松、余文付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另一个是2016年11月29日杨春万与郝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有张艳林和杨春万之间的借贷、承揽、财产处分等法律关系。2016年6月11日和2016年11月29日两份合同的当事人不同，合同内容不同，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审理的是张艳林、胡江与郝松、余文付之间2016年6月11日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杨春万与郝松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以及张艳林与杨春万之间借贷、承揽、财产处分等纠纷，均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张艳林的上诉内容，故意混淆多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误导法庭。二、张艳林的上诉内容故意隐瞒其与杨春万之间存在借贷、加工承揽等法律关系，张艳林与杨春万之间的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正是由于张艳林与杨春万之间存在借贷、加工承揽等法律关系，才导致张艳林要求追究杨春万的刑事责任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张艳林与杨春万之间的纠纷，应另案解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郝松唆使杨春万拉走张艳林的货物。郝松向杨春万购买货物，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有权取得相应的利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郝松唆使杨春万拉走张艳林的货物。张艳林再审举证的核心证据是2016年11月29日杨春万向郝松出具的承诺书，及万有才和叶帆的证人证言，该证据显示杨春万拉货而郝松没有参与的事实，根本不存在郝松唆使杨春万将张艳林存放于杨春万处的货物拉给郝松的事实，张艳林的上诉内容没有证据支持。张艳林向郝松明确承诺，该批货物由杨春万和张艳林进行结算，该批货物的纠纷与郝松、余文付无关。郝松向杨春万购买货物，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一方面郝松直接向杨春万支付了81万元，另一方同郝松同意从杨春万担保的郝松、余文付预付给张艳林、胡江的款项中扣除225264.30元，该价格完全是该批货物的市场价格，一审判决也已经扣除该款项。郝松投入了资金、投入了人力、交通费用，承担了市场价格变化的风险，其销售所得119万元，与其投入的资金106万元之间的差额是其应得的合理利润。四、张艳林有关存放于杨春万厂的货物价值估算250万元，被贱卖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张艳林在杨春万厂的存货，全部用于杨春万和郝松之间的交易。张艳林举证的存放于杨春万厂的货物1500多吨，杨春万和郝松之间的交易仅110吨，两者之间数量根本不对应。张艳林有关存放于杨春万厂的货物价值估算250万元，没有任何证据，不存在被贱卖的事实。五、张艳林要求郝松承担违约责任，不属于原审诉讼请求范围，也没有依据，不应支持。2016年7月30日《合作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郝松、孙宏建与张艳林、胡江，其合同性质是合作合同。2016年6月11日，张艳林、胡江与郝松、余文付之间的买卖合同。两份合同的合同性质、签订主体、合同内容、违约责任均不一致。该合作协议与被上诉人余文付无关。该合作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双方是否违约，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不属于原审诉讼请求范围，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上诉人要求承担违约责任也没有依据。六、2016年6月11日的合同项下，郝松、余文付向张艳林、胡江支付了111万元的货款，仅收到37万元的货物，张艳林、胡江应当向郝松、余文付退还其余剩余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不存在郝松、余文付应当受到惩戒的事实。郝松和杨春万之间的结算关系，不同于郝松、余文付和张艳林、胡江之间的结算关系，一审判决将郝松和杨春万之间结算时应扣除的225264.30元，从张艳林、胡江应当向郝松、余文付退还其余剩余货款中扣除，已经严重的损害郝松、余文付的利益，偏袒了张艳林、胡江一方。郝松、余文付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5民再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张艳林、胡江向郝松、余文付支付违约金22万元；2、改判张艳林、胡江向郝松、余文付支付利息（利息以494735.7元为基数，按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从2016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止）；3、张艳林、胡江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张艳林、胡江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向郝松、余文付交付货物的违约行为，却未支持任何违约金及利息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第1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案中，双方签订的《供货合同》约定有违约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了张艳林、胡江仅向郝松、余文付交付了37万元的货物，应返还货款72万元的事实，也就是一审法院认定了张艳林、胡江存在违约的事实。因其违约行为给我方造成损失，该损失包括正常卖出货物应得的商业利润，张艳林、胡江应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张艳林、胡江向我方返还货款494735.7元，其应从收取货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支付利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张艳林辩称：1、合作协议书中第五条明确约定该合作协议书是原购货合同的补充协议。郝松和余文付没有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支付50万元，应当认定为郝松与余文付二人为违约方，不应当认定张艳林为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2、郝松和余文付二人在本案中已经确认收到张艳林两批货物，第一批货物价值37万元。第二批货物的市场价值明显高于郝松和余文付出售给第三方舒克建的价格。因此郝松和余文付再转售第二批张艳林的货物时，明显为主观恶意。参照最高院的任何人不能从非正当手段获益的精神，郝松和余文付的损失已经被填平，如果再次判令张艳林向郝松和余文付支付货款及违约金与最高法精神相违背，对张艳林也不公平，因此应当驳回郝松和余文付的全部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出再审请求：撤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申请人不返还72万元货款并不支付违约金22万元，原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原审原告郝松、余文付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原告郝松、余文付与被告胡江、张艳林之间的购货合同；2、依法判决被告胡江、张艳林返还原告货款72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赔偿原告利息损失；3、依法判决被告胡江、张艳林赔偿原告36万元违约损失；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2016年6月11日，原告郝松、余文付与被告胡江、张艳林以及杨春万签订《购货合同》，载明：被告胡江、张艳林向原告提供铅锌矿精粉约300吨，实际数量以最终过磅数据为准；铅上海网价现货价，锌精矿上海现货1#锌价结算，以52系数结算；如有一方违约按需方打给供方货款订金50%违约赔偿给对方；需方（原告）付给供方（被告胡江、张艳林）货款订金之日起，两个月之内供方必须发货给需方铅精矿和锌精矿并且必须发完，杨春万系担保人身份。合同签订后，原告郝松于2016年6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杨春万账户50万元；于2016年7月26日通过孙香灵的银行账户向杨春万账户转款10万元；于2016年7月30日通过孙香灵的银行账户向杨春万账户转款41万元；于2016年11月2日通过赵红霞的银行账户向杨春万账户转款2.5万元；于2016年11月29日通过郝松的银行账户向官有刚的账户转款6万元，上述转账金额系支付被告的货款订金。被告胡江、张艳林在收到款项后，于2016年6月13日向原告出具61万元的《借条》一份；于2016年7月26日向原告出具10万元的《借条》一份；于2016年7月30日向原告出具30万元的借条一份；于2016年10月31日向原告出具10万元的《借条》一份。庭审中，原告称被告胡江、张艳林于2016年10月29日向原告提供铅精矿、锌精矿共计价值35万元，剩余货物未向原告提供，故原告诉至本院。另查明，杨春万及其妻子徐洪庆原系本案被告，庭审中杨春万认可原告向其转款行为的真实性并称该款项已经如数转给了被告胡江、张艳林。此外，杨春万还称其于2016年11月29日向原告提供了一批铅精矿、锌精矿，也认可原告于同日向其支付货款81万元。以上查明事实由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购货合同》、《转账凭证》、《借条》4张、《收购过磅单》2张等证据在卷资证。一审法院原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郝松、余文付与被告胡江、张艳林以及杨春万签订《购货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视为有效合同，故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原告庭审中提交的被告胡江、张艳林出具的4张《借条》，该《借条》从庭审查明情况看，实际应为证实二被告收到原告郝松、余文付的购货订金的收款凭证，该四张《借条》与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胡江、张艳林已收到原告购货订金111万元。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已于2016年10月29日向原告提供货物共计价值35万元，被告胡江、张艳林未参加诉讼，也未提出书面抗辩意见，且该价值基本符合当时市场价值，故对于原告的陈述予以采信，故被告胡江、张艳林还应当依约向原告提供价值76万元的货物。被告胡江、张艳林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货物，已经构成违约，故对于原告要求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供货合同，返还货款72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情况，故依照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依据公平原则，违约金依法酌情调整为22万元。原告的其他诉求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被告胡江、张艳林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郝松、余文付与被告胡江、张艳林于2016年6月11日签订的《购货合同》。二、被告胡江、张艳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郝松、余文付返还货款72万元。三、被告胡江、张艳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郝松、余文付支付违约金22万元。四、驳回原告郝松、余文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执行。本案受理费1452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胡江、张艳林承担。一审法院再审查明事实同原审基本一致。结合再审审查时的听证和再审开庭时双方的庭审意见，补充认定事实如下：郝松、余文付在原审中认可张艳林、胡江交付的第一批铅锌粉金额为35万元，再审听证时认可该批货按37万元计价。张艳林、胡江在杨春万处的另一批铅锌粉等货物由杨春万销售给郝松，郝松支付杨春万81万元，该批货物转售第三方价款为1197839.73元，郝松、余文付在再审审查听证时认可该批货物出售款中的225264.3万元可以折抵张艳林、胡江欠款，剩余部分系其经营所得。庭审中，张艳林提交的郝松与杨春万签订的《承诺书》载明杨春万承诺将该批货物售给郝松，郝松支付货款81万元┈此批货物发生纠纷与郝松、余文付无任何关系。另，再审庭审中杨春万称其将上述货物出售给郝松时经过张艳林、胡江同意，张艳林、胡江不认可杨春万的陈述。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再审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审理。再审申请人对原审判决第一项并未提异议，对该项判决，应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杨春万将张艳林、胡江存放于其处的货物出售给郝松、余文付行为的认定。杨春万将其处存放的张艳林、胡江的货物出售于郝松、余文付，郝松、余文付向其支付了对价，在此情况下杨春万的出售行为是否经过张艳林、胡江同意，应系杨春万和张艳林、胡江之间的纠纷，与郝松、余文付无关，这也与杨春万与郝松签订的《承诺书》相一致。郝松、余文付向张艳林、胡江支付货款111万元，关于第一批货物的价值，郝松、余文付认可的价格为37万元，张艳林、胡江认为价格应在37万元以上，原审中郝松、余文付只主张了72万元，按总货款111万元计算，扣除的金额已经高于37万元，在郝松、余文付未申请再审的情况下，对扣除第一批货物后的未付货款余额仍按72万元计算为宜。第二批货物系郝松、余文付与杨春万之间的交易行为，再审审查询问时，郝松、余文付自认该批货物价款中的225264.3元可以折抵张艳林、胡江欠款，扣除该部分欠款后，张艳林、胡江实际欠款数额为494735.7元。该部分数额，张艳林、胡江应予支付。综合本案再审审查、再审开庭中各方当事人的意见，郝松、余文付主张的违约金及利息的诉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维持一审法院作出（2016）豫0305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二、撤销一审法院作出（2016）豫0305民初545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三、四项；三、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艳林、原审被告胡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郝松、余文付返还货款494735.7元；四、驳回被申请人（原审原告）郝松、余文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520元、保全费5000元，由郝松、余文付承担8520元，张艳林、胡江承担11000元。本院二审审理中，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原审查明的事实和再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张艳林、胡江是否应向郝松、余文付返还货款的问题，郝松、余文付向张艳林、胡江支付货款111万元，张艳林、胡江向郝松、余文付供货价值37万元，后未再供货。张艳林上诉主张郝松唆使杨春万将张艳林存放在杨春万处的货物由郝松拉走卖出给其造成巨额损失，其不应再返还郝松、余文付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杨春万将其处存放的张艳林、胡江的货物出售于郝松、余文付，郝松、余文付向杨春万支付了对价，该事实与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张艳林可依法另行主张，其以此为由拒绝返还郝松、余文付剩余货款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张艳林、胡江应返还货款的具体数额，因郝松、余文付自认225264.3元可以折抵张艳林、胡江欠款，故一审扣除该部分欠款后，认定张艳林、胡江实际欠款数额为494735.7元，并无不当。关于郝松、余文付主张的违约金及利息问题，郝松、余文付主张的损失情况证据不足，一审对此不予支持，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郝松、余文付、张艳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20)豫0305民再8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5576元，由张艳林负担8721元，郝松、余文付负担68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祖 萌审判员 王 睿审判员 蔡美丽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