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辽14行终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绥中县水利局。住所地：绥中县绥中镇水利局**西侧。法定代表人：刘金鹏，绥中县水利局局长。行政机关负责人：娄德纪，绥中县水利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辉，绥中县水政监察大队监察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程，辽宁卓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满族，农民，住辽宁省绥中县。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因被上诉人高伟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建昌县人民法院（2020）辽1422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行政机关负责人娄德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辉、吕程，被上诉人高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绥中县水利局于2019年10月30日对原告高伟作出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高伟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绥中县宽王宝河(高台镇前朱村高家窝棚屯段)河道管理范围内挖砂取土的行为，违反了《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据《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绥中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裁量权限执行标准》对非经营性的规定，作出限七日内将所采砂石料回填、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元)的行政处罚。另查明，被告绥中县水利局曾于2018年4月28日被告绥中县水利局对原告高伟作出了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书亦同样载明原告高伟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绥中县王宝河(高台镇高家窝棚村段)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挖砂、取土的行为，违反了《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绥中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裁量权限执行标准》的规定，对原告高伟作出限七日内将所采砂石料进行回填、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高伟于2018年4月28日已履行完毕交纳10000元罚款的义务。于2018年12月13日又对原告高伟作出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书中载明高伟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绥中县王宝河(高台镇高家窝棚村段)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挖砂、取土的行为，违反了《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绥中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裁量权限执行标准》的规定，对高伟作出限七日内将所采砂石料进行回填、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的行政处罚。可见，被告对高伟于2018年4月28日、2018年12月13日分别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处罚决定及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处罚决定的内容完全一致，只是作出时间不同。原告不服被告于2018年12月13日对其作出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本院作出支持了原告高伟的诉讼请求的(2019)辽1422行初23号行政判决，该撤销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再查明，涉案地块位于绥中县××××窝棚屯，东至沈文学林地，南至东组机动地，西至后朱岭道口，北至王宝河。原告方持有涉案地块的绥林证字(2004)第000361号林权证，因原告高伟未在该地块植树，原绥中县林业局于2011年9月19日对原告高伟作出绥林罚书字(2011)第1507054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内容为罚款16000元，并责令原告高伟限期植树造林。因原告高伟执行原绥中县林业局作出林业行政处罚中责令原告高伟限期植树造林处罚条款，在该地块上进行了植树造林行为。2011年9月19日原告方向原绥中县林业局交纳了于涉案地上逾期未完成造林罚款16000元。原告高伟认为涉案地块原绥中县林业局责令植树造林，而被告绥中县水利局对其作出处罚将林地认定为河道，把植树造林行为定为违法行为，而且多次对其进行重复处罚不服，遂来院请求撤销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而成诉。原审法院认为，行政主体应当依法定职权严格依法行政，在行使法定职权时，应遵守法定程序，要符合行政管理目的。本案被告绥中水利局在对原告高伟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的被告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于2018年4月28日曾对原告高伟作出了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二行政行为的处罚内容完全一致，均是罚款10000元，明显违反一事不二罚的禁止性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与此同时，被告绥中县水利局对原告高伟进行连续罚款的行政处罚，亦不符合行政管理目的要求。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本次被诉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只是将罚款数额变为5000元，其认定的事实与前两次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针对的是同一事实，被告辩称其本次行政处罚针对的地点不同，本院不予认可，因前后三个不同文号的处罚决定书内容如前述查明部分所阐述，并无区别，至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前述的前两次行政处罚中引用《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绥中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裁量权限执行标准》的规定，而本次引用被诉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引用《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绥中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裁量权限执行标准》对非经营性的规定，将事实认定的法律规范作了调整，但对于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事实认定并未有任何变化，且处罚种类均为行政罚款。前述的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前两次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行政处罚决定中均引用《辽宁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也存在明显不相符之处，因该款内容主要为省级水利主管部门的批准权限。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行政处罚对高伟作出限七日内将所采砂石料进行回填、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的行政处罚。对于处罚决定中所载明的相同的事实认定表述，只能依法认定为同一事实，因为对于行政行为中载明事实认定表述并不是规范语句，不允许作出不同的解释。故，本次被诉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亦明显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与此同时，本院也在此予以释明，不同的行政主体之间的行使管理权力交叉或者行政管理活动产生冲突时，行政主体之间应当进行协调处理，或者经共同上级予以解决，或者经过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方式予以解决，不应将行政权力管辖交叉或者冲突时衍生出的不利负担施与行政相对人。综上所述，原告高伟要求撤销被告绥中县水利局于2019年10月30日对原告高伟作出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之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绥中县水利局于2019年10月30日对原告高伟作出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绥中县水利局负担。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上诉称，一、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与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分别对被上诉人两次不同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非是对被上诉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复处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首先，被上诉人实施的两次违法挖砂取土的时间不同。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对被上诉人2018年3月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而本案所诉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对被上诉人2018年11月新实施的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从时间上能够确认，被上诉人实施的两次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其次，被上诉人实施的两次违法挖砂取土的地点、坐标、挖砂取土量均不相同。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违法挖砂取土的现场照片及沈阳龙天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两次违法挖砂取土现场进行测量的坐标图能够充分证明，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对被上诉人2018年3月在位于图中A地块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而本案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对被上诉人2018年11月在位于图中B地块新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坐标图中明确显示，A地块与B地块不属于同一地点，坐标不同。并且通过上诉人提供的执法记录影像资料记载，在勘验现场过程中，被上诉人本人已经分别对2018年3月违法挖砂取土现场和2018年11月违法挖砂取土现场进行指认，其本人明确承认两次违法挖砂取土的地点不同，即证明不是同一违法行为。上述事实有水事案件卷宗、执法记录影像资料可予以证实。被上诉人所实施两次挖砂取土的时间、地点、坐标、挖砂取土量均不相同，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与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分别对被上诉人不同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非是对被上诉人的同一违法行为的重复处罚。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分别依据被上诉人不同的违法事实，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及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回避上诉人提供的证明被上诉人所实施的是两次不同违法行为的证据及被上诉人本人已经承认其所实施两次违法行为地点不同的事实，而仅以两次处罚决定中的表述即认定上诉人的两次行政处罚所针对的是被上诉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进而撤销上诉人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均为主观臆断，无事实依据，应依法予以撤销。二、被上诉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上诉人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系执行原绥中县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进而认为本案存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管理权力交叉衍生出对被上诉人的不利负担，是错误的。首先，原绥中县林业局作出的绥林罚书字（2011）第1507054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是案外人高福恒，并非被上诉人高伟，该林业行政处罚决定是要求高福恒履行限期植树造林的义务，也非是本案的被上诉人高伟。被上诉人高伟为逃避其实施挖砂取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而进行的辩解依事实和法律均不能成立，而被上诉人实际实施的是非法采砂行为且进行外运，本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针对被上诉人高伟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作出的。因此，一审法院混淆了履行植树造林义务的主体和实施违法挖砂取土的主体。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林权证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第一，该林权证载明的权利人为高福恒，并非是被上诉人高伟；第二，该林权证载明的四至范围不具体，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实施违法挖砂取土的地点属于高福恒林权证的范围内，并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违法挖砂取土现场属于高福恒林权证的范围内。其三，上诉人提供的绥中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河道边界协议书》及沈阳龙天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涉案地块《勘测定界图》等能够充分证明，绥中县王宝河（高台镇前朱村高家窝棚屯段）属于王宝河河道管理范围内。被上诉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利用铲车、挖掘机、翻斗车、筛沙网等大型作业车辆及工具，实施挖砂取土并外运的违法行为，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所称的植树造林行为。上诉人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对被上诉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而且在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后，被上诉人仍然目无国法，肆意妄为，一直在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若放纵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使其不能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必将给国家资源和公共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失。综上所述，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与[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分别对被上诉人两次不同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非是对被上诉人的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复处罚。被上诉人以植树造林为由而实施挖砂取土的违法行为，上诉人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对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为处罚卷宗（计33页包括执法记录影像光盘一张）。被上诉人高伟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对答辩人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属于越权执法。答辩人并没有在河道范围内挖土取砂的行为，而是按照经营的林地范围内植树造林，可有林权证及承包合同为凭，并不存在违法行为。其次，上诉人对答辩人的所作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一事二罚的事实存在，其行为违反了一事二罚的禁止性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无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故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高伟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为：绥林证字2004第000361号林权证、罚款票据2张、防洪工程设计书、（2019）辽1422行初23号行政判决书、（2006）葫行终字54号行政判决书、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客体是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基于被上诉人高伟“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绥中县王宝河（高台镇高家窝铺村段）河道管理范围内违法挖砂、取土的行为”，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绥水罚决字[2018]第（8）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高伟于2018年4月28日已经履行完毕缴纳10000元罚款的义务。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于2018年12月13日对被上诉人高伟作出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行政处罚决定，该绥水罚决字[2018]第（20）行政处罚决定已经被建昌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作出的（2019）辽1422行初23号行政判决撤销，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在其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8]第（20）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建昌县人民法院撤销后，于2019年10月30日重新对被上诉人高伟作出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但其提供的绥水罚字2019年度36号《水事案件卷宗》中载明的案件来源与其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8]第（20）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来源均为绥中县江河流域管理局于2018年11月21日转来的水事案件移交单，其并未注明系被建昌县人民法院撤销其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8]第（20）行政处罚决定后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故其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来源不清。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部分为“经查，你（单位）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绥中县宽王宝河（高台镇前朱村高家窝棚屯段）河道管理范围内挖砂取土的行为”，该事实认定部分无违法行为人高伟违法事实的时间、地点、数量以及违法行为的性质，故绥中县水利局作出的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原审法院据此判决撤销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于2019年10月30日对被上诉人高伟作出绥水罚决字[2019]第（36）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绥中县水利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晓芳审判员  佟江秋审判员  孙 彬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法官助理张关中书记员李爽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