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6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悦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李毅，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毅，男，196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芸，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影连，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健，男，1957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朔，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瑞丝，广东华安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悦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润公司）、李毅因与被上诉人陈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6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悦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上诉人李毅、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影连，被上诉人陈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朔、严瑞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悦润公司、李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健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受理费由陈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悦润公司、李毅和陈健除了转账，还有现金等交易方式，双方在庭审中都予以确认。《支付证明单》明确写明了“悦润付陈健业务利润”，陈健明知款项用途，在一审时已确认其在证明人处签名且该签名与其多份单据上笔迹一致。且是悦润公司、李毅将钱以现金形式给了陈健后才由陈健签名，属于收据性质。基于双方多年合伙关系，悦润公司、李毅没有额外让陈健出具收据。但支付证明单还有其他人的签名，悦润公司、李毅无法伪造，可以证明陈健向悦润公司、李毅支付了利润。（二）《确认函》并不能作为悦润公司、李毅拖欠垫资款和利润的依据。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10日的《确认函》确认事实有二，一是陈健的垫资款和利润金额总计为349850元；二是该349850元需在2018年12月之前付给陈健。可见，该《确认函》只是确认悦润公司、李毅对陈健的应付款为349850元，并非确认悦润公司、李毅对陈健有欠款未付的行为。在落款前后，悦润公司、李毅都有支付陈健上述款项，并提交转账凭证。另外，根据2017年8月5日《确认书》“暂欠陈健￥47850（悦润）”，悦润公司、李毅和陈健都对该《确认书》并无异议，一致确认的仅是拖欠利润并非垫资款。如果还拖欠302000元，陈健不可能只让悦润公司、李毅写暂欠47850元。故欠款金额并不能依据《确认函》来确定。且《确认函》出具之后，双方还继续维持着合伙经营关系，确认的金额也会发生变化。但一审法院对《确认函》的金额理解时未考虑双方后续经营情况。（三）一审忽视了双方对结算金额有异议，导致判决有误。《清查账目协议书》由悦润公司、李毅与陈健签订，约定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双方于2014年至2018年8月止的合作项目进行账目清查。虽然之后没有委托，但足以说明双方对于合作经营期间的账目并没有达成统一的结算意见，对于《确认函》《确认书》涉及的金额也产生了变化，因而双方才决定共同委托会计进行清算。但一审认为悦润公司、李毅并没有在《清查账目协议书》上提及已向陈健支付完毕垫资款与常理不符，从而不认可悦润公司、李毅的主张有误。正因为双方对于垫资款的支付事宜各持己见，账目不清，因而才不可能在《清查账目协议书》提及。即使悦润公司、李毅想提及已还清，陈健不会同意。所以，《确认函》《确认书》的结算金额并不是最终的金额，双方对结算金额有异议。（四）三方属于合伙关系。根据相关规定和民法原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民法典第九百七十八条，三方在终止合伙前应当进行清算，有剩余财产才返还陈健的出资款。但一审法院明知合伙期间没有设立账册，成本数额不明，盈利情况不清，财务状况混乱，并没有进行散伙清算的前提下直接判定悦润公司、李毅退还出资款和利润，不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一审仅依据2017年9月10日作出的《确认函》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不顾2017年9月10日之后双方继续合作的事实，未考虑此前的结算金额是否变化，完全割裂了合伙的延续性，从而作出片面的事实认定。且，根据双方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悦润公司、李毅经营期间转账给陈健1158940元，陈健转给悦润公司、李毅922342.5元，反而多支付了236597.5元给陈健。陈健辩称，（一）2017年5月8日李毅亲笔签名确认并出具的确认书，以及2017年9月10日悦润公司向陈健出具的盖有其公章的《确认函》，均代表陈健与悦润公司、李毅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判决悦润公司、李毅根据《确认函》的内容向陈健履行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悦润公司、李毅应当按照《确认函》中的约定向陈健支付垫付款和税后利润349850元，悦润公司、李毅辩称已向陈健支付了《确认函》中的款项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按照陈健与悦润公司、李毅的合作习惯来看，双方的合作业务往来款一直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在悦润公司、李毅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其它证据中，未能证明悦润公司、李毅已向陈健支付了349850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双方在出具《确认函》前后期间仍然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并未有就该期间的利润及垫付款进行结算，也符合一般在合作经营结束后再进行结算的商业习惯，陈健要求悦润公司、李毅按照《确认函》中双方确认的金额进行结算，与理有据。悦润公司、李毅所述“《确认函》只是确认悦润公司、李毅对陈健的应付款为349850元的事实，并不是确认悦润公司、李毅对陈健有欠款未付的行为”完不能成立。（二）《支付证明单》即便有陈健的签名，但并不表示陈健已实际收到款项，悦润公司、李毅也未能提供对应的收款收据、银行流水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陈健支付过该款项。《支付证明单》上的“悦润付陈健业务利润”中“业务利润”为悦润公司、李毅后期自行添加。按照本案中双方交易习惯，业务款均由双方通过银行转账，业务往来事项均有银行流水一一准确对应。悦润公司、李毅唯独主张《支付证明单》上的款项是通过现金形式支付，且未让陈健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明显与常理不符。（三）《确认函》与《清查账目协议书》并无冲突，《确认函》真实、合法、有效。悦润公司在加盖了其公章的《确认函》中，对截止到2017年8月5日的双方业务合作期间，应付陈健垫付款和税后利润349850元明确确认。《清查账目协议书》并非双方对《确认函》涉及的款项及数额存有异议，签订《清查账目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清查业务合作过程中的款项，对此，陈健一直催促悦润公司、李毅尽快依约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清理账目，但悦润公司、李毅因所需费用太多等原因，多次推脱，《清查账目协议书》最终未能得以履行，陈健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悦润公司、李毅主张双方合作期间业务款项不清，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查清账目后另行起诉。（四）本案中，陈健和悦润公司、李毅之间为柴油、润滑油经营合作关系，一审双方均已明确。悦润公司、李毅上诉中称其与陈健为合伙关系，与一审所述的合作关系前后矛盾，没有依据，不能成立。陈健和悦润公司、李毅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设立普通合伙企业或有限合伙企业，也未订立书面合伙协议，各方之间并非合伙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悦润公司、李毅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律无据，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全部上诉请求。陈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悦润公司向陈健支付349850元；2．判令悦润公司向陈健支付滞纳金（以349850元为基数，从2018年12月1日起，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至上述款项全部付清止）；3．判令李毅对悦润公司欠付的上述款项及滞纳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悦润公司、李毅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悦润公司系成立于2004年8月2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李毅。2014年6月12日，陈健向悦润公司转账支付302000作为购买柴油及润滑油垫资款。2017年5月8日，陈健向李毅出具一张结算表，其中载明：“2016年-2017年4月止：扣除租金、财务费用等”，李毅在该结算表上述文字下方注明：“58000÷13所得税；48330，（19333.33）*0.25%=4833.33元，税后利润：53166.66*10%=5316.66元（付悦润），53166.66-5316.66=￥47850元（应付陈健），暂欠陈健￥47850元（悦润），李毅确认。”2019年4月19日，陈健（甲方）与李毅（乙方）签订《清查账目协议书》，抬头“乙方李毅”后注明：公司名称：广州市悦润贸易有限公司；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就账目清查达成以下协议：一、甲乙同意委托广州市西荔会计记账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荔会计所）对以下事项进行全面清理，西荔会计所应遵循《会计法》《税法》及有关经济法规的开展账目清理工作，甲乙双方提供完整真实的会计资料及银行单据；清查事项：1．2014年至此2015年，乙方与甲方合作经营柴油项目，共同开发“中煤公司”业务，悦润公司开具发票，甲方先垫资购柴油货款，利润各占50%，现需清算此项目的本金及利润；2．于2016年至2018年8月止，甲方挂靠乙方的悦润公司，现需清算此项目的本金及净利润，甲乙双方协议：甲方的义务：A、甲方负责乙方悦润公司1500元办公室租金费用，账务人员工资1000元以及1各开票人员工资1000元；B、甲方负责交纳挂靠项目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C、甲方收到回款后支付乙方净利润的10%作为挂靠费；乙方的义务：乙方的悦润公司根据甲方的义务及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账目核算费用共壹万伍仟元整，甲乙双方各自承担50%的核算费用；三、在西荔会计所财务公司清查账目完成后，甲方双方在十五天内将全部款项结算等。该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并未实际委托西荔会计所开展账目清查。陈健为证实其挂靠悦润公司，与悦润公司、李毅均存在柴油经营合作关系，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10日并加盖有悦润公司公章的《确认函》，其中载明：“我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收到陈健人民币302000元，用于经营柴油及润滑油业务，截止2017年8月5日，税后利润47850元，以上金额合计349850元，本公司于2018年12月之前付给陈健，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特此确认。”悦润公司、李毅表示其未向陈健出具过该《确认函》，对上面加盖的悦润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悦润公司、李毅明确表示该公章系陈健偷盖形成，其不对该公章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其也并未就此向公安机关报案。悦润公司、李毅为证实其已向陈健支付了全部款项，未欠陈健任何款项，提交了以下证据：1．多份银行付款凭证，其中显示：2014年7月3日，悦润公司向陈健支付227700元，备注为“柴油货款”；2014年11月13日，悦润公司向陈健支付260000元，用途注明为“往来”；2015年3月3日，悦润公司向陈健支付145000元，用途为“货款退回”；2016年6月12日，悦润公司向陈健转账60440元，备注为“退回”；2016年7月8日，卢建超向陈健网上支付50000元；2016年6月21日，卢建超向陈健转账50000元；2017年6月7日，悦润公司向陈健转账30000元，备注为“退回”；2017年6月7日，悦润公司向陈健转账38000元，备注为“退回”；2017年6月9日，悦润公司向陈健转账6000元，备注为“四月五月工资”；2017年7月6日，悦润公司向陈健转账42600元，备注为“退回”；2017年10月20日，悦润公司向陈健转账42000元，备注为“退回”；2017年12月11日，李毅向陈健转账6000元；2018年4月13日，李毅向陈健转账42000元。2．显示日期为2018年4月8日的支付证明单，载明：事由或品名为“悦润付陈健业务利润”，金额为82000元,“受款人及地址”上有李毅的签名，“记账”处有“林玉仪”签名字样，“证明人”处有陈健签名字样，“经手人”处有“卢建超”签名字样。悦润公司、李毅表示，其已向陈健支付款项1158940元，陈健向悦润公司、李毅支付款项为922342.50元，故陈健仍欠悦润公司、李毅236597.50元，因双方账目不清，故而之后签订《清查账目协议书》；陈健对上述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表示部分款项为陈健向供货商垫付购买润滑油后，悦润公司转回给陈健，部分款项为工资，部分款项与本案无关。另，陈健对支付证明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表示其从未收到该证明单所载明的82000元，其中的“业务利润”四字为悦润公司、李毅后期自行添加，属伪造证据，悦润公司、李毅则表示该82000元系以现金方式向陈健支付的利润，陈健并未出具收据，该金额已包含2017年5月8日结算表上的利润47850元，其他利润是悦润公司、李毅财务与陈健核算得出，但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并未提交具体的核算依据。诉讼中，陈健与悦润公司、李毅共同确认，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口头约定存在以挂靠形式合作的柴油合作经营合同关系，双方合作期限为2014年至2018年，双方于2017年5月8日对之前的部分款项进行了核算，但并未就合作期间的款项进行总结算；陈健向悦润公司、李毅支付的302000元为购买柴油和润滑油的垫资款。但陈健主张其与悦润公司、李毅存在合作关系，悦润公司、李毅则主张是悦润公司与陈健存在合作关系，李毅代表悦润公司，即使存在债务也应由悦润公司承担。另，陈健表示，结算表上的结算金额为2017年4月之前双方利润的计算，其就之后双方合作的利润另行与悦润公司、李毅进行结算或另案处理。以上事实，有陈健提交的转账凭证、结算表、《清查账目协议书》《确认函》以及悦润公司、李毅提交的银行付款凭证、支付证明单等证据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虽然陈健与悦润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确认口头约定双方之间存在柴油经营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合作合同关系的主体认定；2．悦润公司、李毅是否已向陈健支付完毕案涉全部款项。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悦润公司、李毅先是确认其与陈健存在合作合同关系，但后又表示李毅的行为系代表悦润公司的行为，李毅与陈健不存在合作关系，前后陈述不一致，但是，《清查账目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为陈健与李毅，其中明确载明“乙方与甲方合作经营柴油项目……甲方现垫资购柴油货款，利润各占50%，现需清算此项目的本金及利润”，其系陈健与李毅就双方的合作进行的清算约定，故从《清查账目协议书》的内容看，李毅也确认其与陈健之间存在案涉合作合同关系，故本案合作合同关系的主体为陈健、悦润公司、李毅，案涉款项应由悦润公司、李毅共同承担。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案涉结算表已由悦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毅签名确认“暂欠陈健￥47850（悦润）”，故该结算表证明，陈健与悦润公司、李毅确认，悦润公司尚欠陈健2016年至2017年4月的利润金额为47850元。悦润公司、李毅虽主张其已通过现金方式向陈健支付了支付证明单项下的82000元，但是，虽支付证明单载明经办人为陈健，但其不能证明悦润公司、李毅已支付该款项，悦润公司、李毅也未能提交相应的付款凭证，且从双方的合作习惯来看，双方一直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合作往来，悦润公司、李毅主张该笔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也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且未要求陈健开具相应的收款收据与常理不符。故悦润公司、李毅关于其已向陈健支付82000元利润（包含47850元）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悦润公司、李毅确认收到陈健支付的302000元垫资款，悦润公司、李毅对陈健提交的《确认函》上悦润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为陈健偷盖，但又并未就此向有关机关报案处理，在一审法院释明后，陈健既未对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前述证据涉及悦润公司的印章不属实，故一审法院采纳陈健关于该《确认函》上悦润公司印章为真实的意见，认定该《确认函》的真实性。根据该《确认函》的内容，悦润公司2017年9月10日确认截至2017年5月8日税后利润为47850元，与案涉结算表一致，也确认于2018年12月之前向陈健支付垫资款302000元及利润47850元，故其应按约向陈健履行付款责任。悦润公司、李毅虽抗辩其已支付完毕上述垫资款302000元，但其提交的付款凭证中部分凭证的支付时间在2017年9月10日之前，在悦润公司出具《确认函》确认的情况下，均不能证明已支付案涉垫资款及利润，对于支付日期在2017年9月10日之后的付款凭证，其中，悦润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向陈健转账的42000元，明确备注“退回”；李毅于2017年12月11日向陈健转账的6000元及2018年4月13日向陈健转账的42000元，并未注明款项性质，由于双方在2017年9月10日至2018年期间仍存在合作经营关系，且并未就该期间利润进行结算，且陈健与李毅在《清查账目协议书》中明确注明陈健先垫付购柴油货款，未提及悦润公司、李毅已向陈健支付垫资款事宜，并且，若如悦润公司、李毅所述，已于2018年4月之前向陈健支付完毕垫资款，则陈健与李毅2019年4月19日签订《清查账目协议书》明确对项目本金及利润进行结算，明显与常理不符。据此，悦润公司、李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陈健支付案涉利润47850元及垫资款302000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陈健主张悦润公司、李毅向陈健支付利润47850元及垫资款3020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悦润公司于2017年9月10日向陈健出具《确认函》，确认欠款金额为349850元，承诺于2018年12月之前支付给陈健，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据此，陈健主张悦润公司、李毅支付滞纳金，有事实依据，但陈健主张滞纳金从2018年12月1日起算，缺乏合理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从2019年1月1日起算，更为合理，且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过高，远超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更为合理。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15号文，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悦润公司、李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健支付利润47850元、垫资款302000元；二、悦润公司、李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健支付滞纳金（以34985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三、驳回陈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437元，由悦润有限公司、李毅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悦润公司、李毅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市大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3日出具的《其他专项审计报告》，审计结论为悦润公司欠陈健98612.78元，拟证明根据审计报告，悦润公司拖欠陈健本金和利润共计98612.78元；2．报警回执和银行网银转账回单，拟证明悦润公司银行账户Key由陈健持有，悦润公司、李毅为此报警，陈健通过公司账户私自转账45600元；3．西荔会计所出具的《证明》及开具的发票2张，拟证明悦润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委托西荔会计所清查账目，再由该司委托具有审计资质的广州市大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其查账内容的基础上作出审计报告；4．柴油购销合同、送货单、工商信息截图，拟证明广州市昊燃油站有限公司是双方真实客户，陈健是当事人。经质证，陈健意见如下：确认证据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不具备客观性，内容不具有真实性。1．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确认；审计报告载明报告依据的资料完整性、真实性由悦润公司负责，该审计报告是由悦润公司单方委托，并未告知陈健。陈健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补充认为，《其他专项审计报告》第二条第3项客户名称“广州市昊然油站有限公司”与双方实际合作客户不符，实际为“广州中煤江南基础工程公司特种工程分公司”；陈健在一审提交的证据4《清查账目协议书》“清查事项”第1项也有明确：乙方与甲方合作经营的柴油项目，共同开发“中煤公司”业务。《其他专项审计报告》第三条第12、13项“合作双方往来款”“项目清算小结”记载了陈健与悦润公司往来款项，并据此片面地对双方柴油合作项目审计结算，而未将陈健在柴油合作项目中直接支付给供应商的柴油垫资款计算在内，悦润公司、李毅未能如实在审计中陈述双方柴油项目合作的真实情况，该项审计报告片面、不客观，并非双方交易的真实反映。实际上，双方在柴油项目合作形式是陈健先垫资购买柴油，该垫资款部分是由陈健直接支付给供应商，部分支付给悦润公司，对此陈健在一审中有详细陈述。李毅曾手写确认2016年至2017年4月止，扣除租金、财务费用后应付陈健利润47850元，即该项目截至2017年4月，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应付陈健的利润是明确明晰的。在润滑油合作项目中，《其他专项审计报告》将支付给陈健、林玉仪、陈杰锋总计66000元的工资，错误计算成为润滑油合作项目的利润返还给陈健，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双方合作情况。并且，双方在《清查账目协议书》中约定，应由双方共同委托西荔会计所清查账目，而悦润公司、李毅单方委托的广州市大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符合双方的约定。2．证据2中2020年9月24日由白云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该日期后陈健并未接到任何警方询问或调查，根据回执的备注对有控告人的案件，报案人可以查询是否立案或破案等情况，但报案人并未提供这方面资料。且仅从该回执也看不出与本案有关，故对报警回执不予确认；转账回单看不出与本案关联，回单上有李毅的签字及悦润公司的盖章，真实性无法核实。陈健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报警回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确认。报警回执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银行网银转账回单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确认，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陈健通过公司账户私下转账。3．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明》不能认定《其他专项审计报告》是基于双方《清查账目协议书》作出的审计，且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证明内容和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额《清查账目协议书》约定，由双方共同委托西荔会计所进行审计，但李毅一直拖延不履行，该协议实际上并未执行并已失效。《其他专项审计报告》是由悦润公司于一审判决后在2020年10月才单方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审计依据片面且不客观，并非双方交易真实全面的反映，也未经陈健确认。4．证据4中，对柴油购销合同、送货单真实性、关联性不确认，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柴油购销合同第8.1条约定的付款方式与悦润公司、李毅、陈健的合作模式完全不吻合，且合同并无签署时间。双方合作的客户为“广州中煤江南基础工程公司特种工程分公司”，与合同甲方“广州中煤江南基础工程公司岩土工程分公司”并不一致，合同中没有悦润公司和陈健的签章。此外，陈健并不认识广州市昊然油站有限公司的人员，没有经手过该公司的委托业务，该合同上打印的“陈建”与陈健的名字不一致。二审中，陈健陈述，合作项目由陈健个人账户垫资购入，卖出后回款进入悦润公司账户，由悦润公司向陈健返还垫资货款及分配利润，返还垫资款及分配利润时会扣除10%挂靠费；悦润公司本案中主张退回的款项与本案争议的30余万元不是同一笔款项，是陈健提前向案外人垫付的货款，部分是向供应商订货付款后，客户取消订单导致没有发货，款项原路返还，合作期间大部分是陈健直接向供应商付款，后期也有部分是陈健向悦润公司支付后，再以公司名义向供应商付款。李毅表示，全部都是以悦润公司账户汇款给供应商，因为要开发票，所以要走公账；陈健对此回应称在2016年6月后，因财务及客户要求才走公账。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悦润公司、李毅是否应当向陈健支付利益及合作投入款项。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关于李毅的责任。《清查账目协议书》中载明的合作主体为李毅与陈健，案涉结算表由李毅签名确认，故一审法院认定李毅与悦润公司为共同的合作相对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案涉结算表显示双方经计算得出2016年-2017年4月暂欠陈健税后利润47850元。悦润公司主张曾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业务利润82000元，并提交支付证明单予以证明。对此，根据在案证据，支付证明单属于款项支付用途和审批形成的材料，银行转账款项亦会形成支付证明单，故仅以该支付证明单，尚不足以证实上述82000元款项已经实际支付给陈健，一审未予采信并不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再次，《确认函》载明了合计金额349850元，并明确悦润公司于2018年12月之前付给陈健，逾期按每日千分之一支付滞纳金。悦润公司、李毅主张《确认函》中悦润公司印章为陈健私自加盖、不能代表公司真实意思，但对此没有提交反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可《确认函》真实性并已予以充分论述，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确认函》载明的内容一方面确定了陈健垫资款和利润金额，另一方面，亦明确了付款期限和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据此，悦润公司、李毅上诉认为《确认函》并非确认其有欠款未付，与《确认函》意思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悦润公司、李毅主张已经基本付清了利润及垫资款，并提交了银行付款凭证等予以证明。对此，悦润公司提交的部分付款凭证支付日期在《确认函》出具之前，无法证实是支付《确认函》中的款项；支付日期在《确认函》之后的款项中，部分款项备注有“退回”等款项用途，部分转款没有载明用途，结合双方在《确认函》出具之后仍存在合作关系且未完成清算的事实，一审认定上述款项不属于返还涉案利息及投资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最后，陈健与李毅签订《清查账目协议书》，约定委托西荔会计所对双方2014年至2018年8月期间合作项目进行清理，属于双方对合作经营期间账目情况进行的全面清理结算，但双方此后并未实际委托西荔会计所开展账目清查。二审中，悦润公司、李毅提交了广州市大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3日出具的《其他专项审计报告》，上述审计报告是悦润公司、李毅在诉讼过程中单方委托进行的审计，审计基础资料未经双方质证，审计方式亦未经双方确认或法院认定，故对其审计结论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并无证据足以证实双方未能进行账目清查是因陈健的原因导致，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先行依照双方合作过程中进行的部分结算结果支付利润和垫资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如有合作期间未尽结算事宜，可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悦润公司、李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37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悦润贸易有限公司、李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丹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