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1民初6214号原告：杜立文，男，1970年4月11日生，汉族，住所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全，系辽宁维谐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被告：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69143160XY，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砬子山村。负责人：张迎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巍，系该公司员工。被告：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71186E，住所天津市河**十经路**。法定代表人：黄世军，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莹，系该公司员工。被告：王立新，男，1972年8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庄河市。原告杜立文（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大连分公司”）、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五市政公司”）、王立新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互联网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全律师、被告大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巍、被告五市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莹均参加互联网庭审。被告王立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既未参加互联网庭审，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王立新就大连地铁213标段前革站的边坡支护工程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原告已如约履行合同完成了相关工程的施工。2014年1月29日，被告王立新、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出具承诺书，确认尚欠原告劳务费130000元，承诺由被告五市政公司从被告王立新施工期间所剩尾款中直接代付。被告王立新为前革站的实际施工人，后实际施工人变更为案外人李新风。被告王立新不再具有继续施工的可能，可视为与被告王立新的有关工程已经完工，符合上述承诺书约定的欠款给付条件。故诉请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130000元。被告大连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方只是协助付款，并非承担债务的义务。协议是原告与被告王立新签订的，与我方无关。被告五市政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劳务承包协议书》形成时间是2012年9月26日，原告诉请已经过诉讼时效。且协议主体是被告王立新，与我方没有任何关系。我方承诺的内容是协助付款，并不是债务的承担或者担保，且以欠付王立新款项为前提，但现在我方不欠付王立新款项，并超付数百万元。被告王立新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庭审调查，对案涉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王立新签订《劳务承包协议书》【协议首部甲方为“天津五市政213标段（地铁）项目部”、乙方为“杜立文”】，协议约定：乙方承包大连地铁标段213前革站的边坡支护工程，劳务分包期限自2012年9月28日至2014年7月31日，承包人工费。合同第五条合同价款及补充说明第4项约定：乙方每月工程款需由甲方现场负责人王立新签认后方可进行拨付。合同第八条付款方式约定：自签订协议之日起按每月上报工程量70%付款，以此类推，工程全部完工验收合格后在下个月中旬付总价款的80%，余款2013年8月末结清。合同尾处，甲方处签署有“王立新”并加摁手印，原告在乙方处签字并加摁手印。原告称合同签订后，其即进入地铁前革站进行施工作业。原告另提供一份《承诺书》拟证明其施工的劳务费数额及被告认可的事实。《承诺书》出具时间为2014年1月29日，主要内容为：“前革站自2012年10月复工至2014年停工欠各工种工人工资如下：木工48万元、脚手架工42.5万元、钢筋工40万元、土石方53万元、边坡支护喷锚13万元、防水14万元、现场管理冯公喜工资10万元。以上所欠人工费，前革站完工后，可由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从王立新施工期间所剩尾款中直接代付。”承诺书尾处“欠款人（前革站2012-2014年施工承包人）”签署有“王立新”字样，同时在“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部”处加盖有“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经理部”印章。被告大连分公司、五市政公司对于该份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原告提供林仁军与三被告间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18）辽0211民初85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查明事实记载：“原告在庭审中提供录音证据一份，录音的两方为吕正起、林仁军、周凤红、冯公喜与被告总公司工作人员，被告在录音中表示其确欠被告王立新钱，数额应该够200万，在王立新找到后，可以给原告钱，二被告对于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五市政公司亦提供上述判决书及（2019）辽02民终111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其已多次为被告王立新垫付款项，现已超付相应工程款。在（2019）辽02民终111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记载：“市政公司称王立新系该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经理部的承包人，但双方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劳务承包协议，甲方为“天津五市政213标段（地铁）项目部”，而被告王立新在甲方处签字确认。而在《承诺书》中，不仅被告王立新签字确认，亦加盖有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地铁213标段项目经理部的印章；且庭审中，被告五市政公司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未予否认。故被告五市政公司虽然未在《承诺书》及劳务承包协议中盖章确认，但原告作为合同相对人基于印章及王立新的身份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王立新与被告五市政公司间存在事实及法律上的联系，故《承诺书》及劳务承包协议中对被告五市政公司亦产生法律约束力，被告五市政公司应对被告王立新的前述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王立新是否与被告五市政公司有承包合同关系或是否为劳务承包协议中所记载的天津五市政213标段（地铁）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均属于被告五市政公司与被告王立新间的法律关系，对外不产生约束第三人即原告的效力。故被告五市政公司应基于其与原告间的劳务合同关系向原告承担给付《承诺书》中所载欠付130000元劳务费的义务。关于被告五市政公司辩称其因多件诉讼案件已代被告王立新支付超过应付工程款的款项，故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一节，本院认为，第一，如上所述，被告五市政公司与被告王立新间的法律关系与案涉劳务费欠款的承担无关联性。第二，在（2018）辽0211民初859号民事判决书中记载被告五市政公司在录音中表示其确欠被告王立新钱，数额应该够200万的相关事实，被告五市政公司在欠付被告王立新款项的情况下未积极向原告支付《承诺书》所载的欠付劳务费，即使后期被告五市政公司因其他诉讼案件造成款项超付的事实存在，亦不能构成对原告的免责事由。第三，被告五市政公司在本案中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与被告王立新间完成结算的事实。故对于被告五市政公司此节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五市政公司辩称原告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因《承诺书》中并无给付欠款的具体时间而仅有“前革站完工后”的约定，且被告五市政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原告曾要求其履行义务或在原告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已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故原告现通过诉讼向被告主张欠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被告王立新，其在《承诺书》的欠款人处签字确认，故原告诉请其与被告五市政公司共同承担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关于被告大连分公司，从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大连分公司形成法律关系，也无法证明案涉民事责任系由被告大连分公司以其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故原告主张由被告大连分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王立新、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杜立文劳务费130000元。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杜立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0元（按照诉请130000元及普通程序预收），由被告王立新、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并给付原告。因向被告王立新公告送达法律文书而产生的全部公告费用（以卷宗内公告费微信缴纳记录、发票所载金额为准，原告现已预交公告起诉状、传票等公告费260元），由被告王立新负担并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李盼盼人民陪审员  姚 波人民陪审员  张晓青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 健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