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35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应福，男，196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河南省巩义市。现在新乡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立新，河南鲲之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代川，男，1968年8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河南春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振虎，男，198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孝义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军章，男，197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伊川县。上诉人李应福因与被上诉人赵代川、崔振虎、张军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1民初3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应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改判驳回赵代川对李应福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上诉人李应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李应福作为本案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1、巩义市孝义镇二十里铺村原李氏家族祠堂因市政府修路拆迁，经孝义街道办事处批准，委托并安排二十里铺村委会与李氏家族签订拆迁重建协议，协议约定由村委会按原貌在划分的新四址界内重建并负责全部费用。2018年初开始重建工作，村委在建成祠堂大殿后，主体工程完工，同年6月16日，在举行大殿造碑仪式时，李氏家族主要成员商定并报村委：原配套设施如厨房，由四址界内老窑洞翻建后作为厨房和休息处所，鉴于祠堂主体工程已完工，后续配套设施的附属工程村委安排由李氏家族先行处理建起，并拨款8万元用于支付上述设施的工程款。2、李氏家族祠堂并非上诉人李应福所有，而是二十里铺村李姓族人共有，上诉人因德高望重而被推荐为李氏家族的会长，作为会长其受村委安排及族人委托同施工方签订施工合同，其行为本身仅系民事代理行为，其本人并不是工程发包方，合同中甲方即发包主体也显然是二十里铺村李氏家族，受益主体也显然是村委及李氏家族。3、上诉人李应福的行为与被上诉人赵代川的事故损害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及过错，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崔振虎同张军章应依法共同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而非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施工资质问题。虽然该李氏祠堂后期工程的承包方崔振虎没有相关资质，但资质问题在本案中并不能作为定量事故赔偿责任的因素，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的所有公共建筑工程，居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以及其他建设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所有村镇建设工程，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学校、幼儿园、卫生院等公共建筑（以下称限额以上工程）,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即农民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的住宅（以及工程投资额3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300平方以上的建筑工程）,建设方是不需要从业资质的，结合李氏祠堂的后期附属工程，按上述若干意见的规定，均属限额以下的工程，因此该工程由没有施工资质的人员施工，并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李氏家族与被上诉人崔振虎的承包合同明确约定：安全生产，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即便认为李应福有监督义务，但由于施工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对工程的安全管理责任实际上应是承包方崔振虎承担，事故发生当天，李应福在工程现场已经发现了事故隐患，当时施工队也已停止施工，后经被上诉人崔振虎、张军章以及实际负责施工的师傅商议后，向李氏家族的委托人李应福提出再支付3000元的“安全费”用来排除工程事故隐患，且施工师傅也给予了安全保证承诺后方继续施工，此时，作为并没有施工经验的李应福，其已经采取了足够且必要的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并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因此李应福的行为同事故发生侵害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及过错。上诉人李应福作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且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于法相悖。被上诉人崔振虎虽未直接雇佣被上诉人赵代川，但崔振虎在私下将工程转包给被上诉人张军章的同时，其雇佣钩机施工挖土，因超过窑洞原设计规格造成圩塌，崔振虎作为钩机师傅的雇主、因雇员造成第三人人身损害的后果，钩机雇主应对第三人进行赔偿，即崔振虎应同张军章一样，应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判决适用赔偿数额依据错误。被上诉人赵代川为农村户口，平时偶尔以打零工补贴家用，居家务农才是其主要生活来源，且原审中赵代川提供不出任何能够支持其应按城镇居民赔偿的证据。因此，其残疾赔偿金应按照事发时2018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12719.18元为基数计算，虽然河南省高院2020年12月20日起施行的《关于开展人身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的意见（试行）》第一条规定：全省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产品质量责任纠纷案件不再区分受害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收入来源等因素，其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统一按河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但上述意见明确规定的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和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产品质量责任纠纷这三种案件的赔偿计算方式。本案显然不属于上述案件，因此，原审判决按城镇标准赔偿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三、被上诉人赵代川应承担过错责任，其作为正常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没有任何建窑经验及技能，为一己之利冒然施工，显然具有严重过错，其依法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原审判决显失去公平，请贵院改判其承担相应比例的过错责任。综述，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代川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答辩人是适格的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答辩人承认其作为李氏家族的会长，受家族委托签订了涉案窑洞的发包工程，被答辩人是法律上的工程发包人相对于承包主体和工程施工人，被答辩人是发包人的表见代理人，其上诉称李氏家族应当承担责任的理由与本案不属于一个法律关系，作为代理人承担责任后，可另行向委托人主张责任。一审已经查明在工程施工过程中，2018年12月21日上午新开发窑洞出现掉土现象时，被答辩人作出另加工资3000元，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由张军章组织下午继续施工，因此涉案安全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是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因责任事故已承担刑事责任，支付部分民民事赔偿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及民事赔偿的事实，充分证明被答辩人是应当承担事故民事责任的主体。被答辩人一方面以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若干意见否认工程需要施工资质，另一方面又承认工程事故是由于超过窑洞原设计规格造成坍塌。既然设计规格的存在，在施工过程中超过窑洞原设计规格施工，对事故的发生可能就是明知作为发包人危险状态上，不但不停止施工，换还增加费用贸然继续施工，属于积极的作为行为。由此可见，其在没有资质从事承包的事实是明知的情况下，对发生事故的危险是放任的。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35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若干法律问题解释13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从事雇佣活动中的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完全正确。二、一审对答辩人判决适用城镇标准正确。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赵代川属于农村户口，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错误。答辩人属于城镇下岗职工，1988年8月招工为全民单位合同制工人，后因企业经营不善，下岗后长期在郑州、洛阳务工并且汝州寄料镇吉兆村属于镇政府所在地整体转化为城镇居民管理，一审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残疾金赔偿金正确。三、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承担过错责任错误。答辩人作为承包人的雇佣人员提供的是劳务、劳动力在施工过程中完全听从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指挥和安排进行施工。窑洞施工的风险和超设计施工的危险注意义务在于发包人和承包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130条规定，可以减轻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之一般过失的，不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06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一个发包人和承包人冒险作业致使8人死亡2人受伤的重大责任事故。事故的责任人确认为事故的受害人具有严重过错。如此理由实施属属于枉顾事实的荒谬之论断，与公平公正的民事原则相悖。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请求合议庭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赵代川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应福赔偿赵代川各项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共计670250.06元，其中，医疗费321060.22元、误工费75794.4元、护理费4505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营养费3600元、残疾赔偿金177845.04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交通费4000元、诉讼保全保险费2100元、鉴定费7000元；2.判令崔振虎、张军章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1日，赵代川受张军章雇佣，前往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二十里村进行两孔老窑洞扩建并开挖一孔新窑洞施工工作。当日上午，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新开挖窑洞出现掉土坯现象，遂停止施工。三被告经商议，李应福另加工资3,000元，由张军章组织工人继续施工。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张军章即令继续施工。下午16时许，现场发生坍塌，将赵代川等3名施工人员掩埋，张军章随即组织工人进入营救，将赵代川等2人救出，在营救第3人时，发生第二次塌方，致营救人员也被掩埋。该事故共造成八人死亡，二人受伤。赵代川被救出后即被送往巩义市人民医院救治，被诊断为失血性休克、创伤性休克、全身多处骨折、颅脑外伤性情感障碍等。后于2018年12月29日转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治疗，又于2019年1月25日转回巩义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2月23日出院，回家卧床休养。2020年4月14日至25日，赵代川在汝州市人民医院进行二次手术。上述住院治疗的医疗费，赵代川自付了在汝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费5,597.08元，其余三次住院医疗费分别为42,053.24元、264,382.96元、9,026.94元，均由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财政所代付。该院根据赵代川的申请，依法委托郑州衡星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赵代川的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护理人数、营养期限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赵代川的伤情构成一处九级、三处十级伤残；误工期限共计522天，护理期限和营养期限均为180天，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赵代川共支付鉴定费（包括鉴定所需的各项检查费用）7,000元。另，案涉工程是由李应福与崔振虎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李应福支付费用，崔振虎负责组织施工。崔振虎又转包给张军章，张军章雇佣了包括赵代川在内的多名工人进行施工。事故发生后，李应福、崔振虎、张军章均被该院以(2019)豫0181刑初716号刑事判决认定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现三人均在监狱服刑。李应福家属分六次共支付329万元，用于赔偿事故中遇难人员家属的各项费用及两名受伤人员的医疗费（该两项费用共计338.7万元）。在诉讼过程中，该院根据赵代川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裁定，对李应福的部分财产予以保全。赵代川为提供担保支出保险费2,1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应福与崔振虎之间以及崔振虎与张军章之间分别成立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张军章与赵代川之间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张军章系雇主。赵代川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张军章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承担赔偿责任。李应福、崔振虎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赵代川因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5597.08元，误工费522×145.65=76029.3元（赵代川主张75794.4元，低于实际损失数额，以其主张数额认定），护理费180×125.14×2=4505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0×76=3800元，营养费180×20=3600元，残疾赔偿金34200.97×20×23%=157324.46元，交通费2,000元（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酌定），鉴定费7000元，诉讼保全保险费2100元，共计317266.34元。赵代川要求三被告支付已由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代为支付的医疗费，并称系该办事处要求，但未提供证据，且李应福主张该费用是从其家属支付的费用中支出的，故不予支持。赵代川应当预见可能发生事故但疏忽大意，存在过失，但不足以减轻三被告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军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代川各项损失共计317266.34元。被告李应福、崔振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赵代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5503元，由原告赵代川负担5566元，被告张军章、李应福、崔振虎负担9937元。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赵代川提交全民劳动合同制工人档案一共35页。拟证明赵代川属于城镇下岗职工，一审适用城镇居民的赔偿认定标准正确。李应福经质证意见认为：1.该份劳动合同的签订人是赵志强，而赵志强和赵代川身份证号不一致，信息不一致，无法确定赵志强即是赵代川本人。2.虽然存在此劳动合同，但不能证实赵代川在发生事故时具备工人身份或者城镇居民身份。从公安卷宗材料中显示，赵代川本人的陈述其偶尔打零工补贴家用，显然其身份还是以务农为主，家中有地，以务农为主。3.即使赵代川曾经是工人身份，其下岗后不具备上述资格，结合上诉人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认定赵代川非城镇居民，不应按城镇居民计算赔偿标准。经本院审查，认为赵代川提供的合同制工人审查登记表、转正定级审批表等，由用人单位及政府主管单位印章等均系原件，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原审相一致。本院认为，李应福在建造案涉窑洞过程中，与无施工资质的崔振虎签订施工合同，崔振虎又将“圈窑”工程转包给无建筑资质的张军章组织工人施工，且在新挖窑洞出现掉土坯现象后，三人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让工人继续施工，窑洞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八人死亡，赵代川等二人受伤，其行为已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上述事实已由巩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181刑初716号刑事判决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收分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一审判决李应福承担本案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李应福称案涉工程发包人系二十里铺村李氏家族的上诉主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李应福可另行解决。赵代川系下岗职工，长期在城市务工，主要生活来源与城市，一审判决依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赔偿标准亦无不当。另，一审法院根据赵代川的伤情程度及本案实际情况，认为不应减轻张军章、崔振虎、李应福的赔偿责任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应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3元，由上诉人李应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传炜审判员  马增军审判员  曹逢春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