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浙0602民初483号原告：裘新军，女，197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江涛，浙江浙杭（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海龙，男，197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立均、丁浩，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裘新军与被告张海龙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21年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裘新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江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下列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理财款3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系华夏信财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信财公司）业务人员，2017年上半年，被告向原告推荐华夏信财理财APP平台，并一直向原告推荐华夏信财理财产品。在被告多次鼓动下，原告碍于面子投入适当资金进行理财，前几次理财该公司尚能按期支付本息。2019年9月27日，原告又在被告鼓动下在APP平台投入30万元，并于次日与华夏信财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封闭期限为12个月。在此期间，被告为消除原告疑虑，多次向原告承诺，确保本金一定能收回，并于2019年12月3日向原告出具保证，承诺原告在华夏信财投入的原始本金保证拿到，9月27日投入的30万元如拿不到，则由被告负责偿还。然封闭期间届满后，华夏信财公司并未归还原告理财本金与利息。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上述款项，被告均予拒绝，遂成讼。被告答辩称：一、华夏信财公司相关刑事案件已由上海公安立案侦查，公安部门要求投资人备案、报案，故原告应该向上海公安报案。现其向法院起诉没有依据，应当移送公安。二、被告不是协议相对方，款项也不是汇给被告，被告从未从原告处得到利益，最多只是业务员身份，被告没有还款责任。三、2019年12月出具的所谓保证函只是被告协助配合原告从华夏信财公司拿回投资款，并不是民法典所规定的担保类型，而是民间所述的类似于保证书的内容，不存在担保责任。即使构成民法典规定的担保形式之一，根据相关规定最多也属于一般保证，在未经仲裁及审判前，被告是不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移送公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据1.出借咨询服务协议、补充协议（APP平台打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经被告推荐进行理财的事实。证据2.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1份，拟证明原告分三次将款项投入到相应账户的事实。证据3.订单详情（手机短信截屏）1份，拟证明30万出资额到2020年9月27日预期应收利息为28500元。证据4.APP订单详情（手机短信截屏）1组，拟证明30万元投资款目前相应订单状态。证据5.保证书1份，拟证明被告保证收回理财本金。被告经质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且该两份协议是原告与华夏信财公司之间签订的，与被告无关。证据2-4，也是原告与华夏信财公司之间的交易，与被告无关，同时，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原告将款项打入华夏信财公司账户，被告对实际收款情况不知情。证据5，对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保证书写的是保证拿到相关款项，并没有承诺此款需要被告来承担，最多只是保证帮助或者协助原告向公司要回投资款的意思，故归还主体不是被告。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1：上海黄浦公安警情通报（打印机）1份，拟证明华夏信财APP投资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由上海公安进行立案侦查，希望投资人配合的事实。证据2，华夏信财APP出具的告知书1份，拟证明华夏信财公司一案已经由公安立案侦查，现告知投资人应向公安部门报案以收回资金。原告经质证，被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同时认为华夏信财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无关。证据2，系华夏信财公司单方出具，且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分析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结合证据5，可予认定，足以证明原告与华夏信财公司签订协议并支付投资款的事实；证据3-4，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将另行综合分析。被告提供的证据1-2，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亦将综合分析。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28日，原告裘新军（甲方/出借人）与案外人华夏信财公司（乙方/服务商）就“华信宝H-12A”出借产品签订《华夏信财出借咨询服务协议》一份，约定：该产品封闭期为自出借人成功支付出借资金次日起12个月；封闭期满后，甲方授权乙方于封闭期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甲方出借本金及在封闭期内按本协议约定的年化收益率所得收益以借款人回款或以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人的方式予以回收；年化收益率8.7%；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2019年9月26日及同年9月27日，原告先后分三次支付出借资金合计30万元。根据华夏信财公司理财APP显示，案涉理财产品出借本金30万元，封闭期限12个月（2020年9月27日封闭期满），应收本金30万元，应收基础收益28500元，应收加息收益0元，出借人管理费2.28元。同时认定，2019年12月3日，被告作为承诺人向原告出具《保证》一份，载明：“我保证裘新军在华夏信财在投原始本金保证拿到，利息不保证。九月二十七新投叁拾万，如果拿不到我全权负责，但利息包括以前利息抵不够的本金。”2020年5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根据投资人报案，对华夏信财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开展查处并发布警情通报。2020年5月15日，华夏信财公司据此发布《发布后的投资人告知书》两份，告知公司催收团队在开展稳定、有序催收的工作等，将最大限度挽回投资人损失。诉讼中，原告陈述，除本案外，其原先已在华夏信财购买过其他理财产品；针对本案的30万元，仅收到7笔款项合计38108.81元。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原告已依照《华夏信财出借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30万元的出资义务。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保证》应作何认定。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具有债的加入性质。被告则认为其仅保证将协助或帮助原告从华夏信财公司要回投资款而已，无其他意思。本院对此评析如下：一、虽被告出具的书证名为“保证”，且在书证前半部分“我保证裘新军在华夏信财在投原始本金保证拿到，利息不保证”中先后出现三个“保证”，但就文义解释而言，该“保证”仅系一般人平常用语中因意向对方作出相关承诺而采用的措辞，如：“保证所述属实”，“保证完成任务”等，而非法律意义上一方民事主体向另一方民事主体就提供一般或者连带担保所作的意思表示。同时，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系债务加入，被告亦认为其并未提供担保责任，即基于该份《保证》，原、被告从未形成双方存在保证关系的认识。二、根据书证载明，被告“全权负责”的前提是“如果拿不到”。显然，被告承担相应债务是附条件的，且该条件强调的是原告未能收取款项的结果，而非产生该结果是何原因。考虑到书证出具的时间远早于理财产品封闭期届满日，故原告所应承担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为产品到期未能收款之事实可予确认。三、“利息包括以前利息抵不够的本金”之陈述是在确定被告应负债务的前提下进一步就债务范围作出了明确（缩小）。基于此，原告作为债权人实则已让渡了其与华夏信财公司之间约定的本可收回款项（含本金及预期收益）的部分权利为前提，而原告放弃部分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促成被告可依约全面履行《保证》载明的付款义务之合同主要目的。反之，若被告并无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理应谨慎对待诸如“全权负责”的表述，且更无需对债务范围作出约定。呈上所述，被告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现原告到期无法收回投资款本金及利息收益，其要求被告支付理财款本金，合法有据，但应依约扣除已收到的利息收益38108.81元。原告另主张自起诉之日起的相应利息损失，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系被告自愿向原告出具单方承诺，由此所涉事实对华夏信财公司及相关人员所涉刑事案件的审理并无影响，无须先刑后民，故对被告辩称本案应移送公安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辩称的其无还款义务，与查明事实不符；对被告关于其未提供担保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因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故依法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海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裘新军本金261891.19元及该款自2021年1月12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驳回原告裘新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裘新军负担368元，被告张海龙负担2532元，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林玲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陶棋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