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5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亚男，男，1972年4月3日生，满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宣玲玲，女，1985年2月25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立时，男，1966年12月6日生，满族，住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关琳，女，1970年1月2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仁通支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法定代表人：刘慧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占春，吉林乾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与上诉人长春市仁通支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仁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各方均不服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3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作出的（2017）吉长国安证经字第436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8）吉长国安证内经字2460执行证书不予执行；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仁通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8年12月7日上诉人尚欠本金数额为952006.05元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仁通公司首先收取了利息，实际借款本金为958600元，这一事实是正确的。但同时认定上诉人每月按照年利率36％支付了利息，这一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导致最终计算已偿还本金数额错误。上诉人每月支付的3万元中除了按照年利率15％支付利息外，其余均为借款本金，并非全部为利息款。这一事实，有借款合同明确记载，借款合同书面约定月利息为1.25％，借款时间为3个月，上诉人每月还本付息3万元，由于逾期，一直按照此标准偿还。而年利息为36％的说法，仅仅是仁通公司口头陈述。没有任何书面约定借款的年利息为36％。在这种情形下，一审法院不信书面证据反而轻信当事人陈述，明显违反证据认定规则。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修订前的第二十六条关于年利率超过36％的规定，而本案判决时（2020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做出修订并于2020年8月20日实施，原关于年利率超过36％的规定已经取消，修后的第二十六条规定：“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判决宣告时引用的法条已经作废，这一做法明显违背法律规定。按照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修改后的司法解释多次提到“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这一限定标准，而不是年利率36％的限定标准。本案属于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应当适用新的司法解释标准，正是这一法律适用错误，导致一审法院认定已经偿还的本金数额错误。第三，判决结果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上诉人在诉状申请求对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作出的（2017）吉长国安证经字第436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8）吉长国安证内经字2460执行证书不予执行，而不是部分不予执行。本案中，一审法院对多处事实无法认定，如利息标准是否为36％还是15％，已还本金究竟是多少。在没有核实清楚的前提下，应当裁决全部不予执行，而不是部分不予执行。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建议二审法院依法纠正。陶立时二审辩称，对方上诉没有道理，原审关于利率的判决是正确的。仁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预先收取的41400元应当在本金中予以扣除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第一，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在一审主张款项为上诉人预扣的利息，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二百条认定上述款项为预扣的利息没有证据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应当举证证明上述款项的性质为预扣利息，但一审中其并未举证证明，也未向法庭说明上述款项的计算方式，相反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一直按月利3%向上诉人支付利息，按此利息的计算方式，以100万元为基数无论如何也计算不出41400元的利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为预扣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上诉人收到的上述款项为预先收取的诉讼、公证、担保等费用，如未发生，应在欠付的利息中扣除且事后双方以欠付的利息作了相应冲抵。关于上述款项的项目构成，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构成明细，在构成明细中显示的数额与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是一致的，虽然双方并无书面约定，但从计算方法上的高度盖然性判断，上诉人的主张是成立的。以陶立时名义交纳公证费并不能否定上诉人的主张，陶立时作为公证书的申请人，开具公证费发票必须以申请人的名义开具，从该节事实不能否认上诉人代收、代交公证费的事实，相反从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庭审中关于公证费具体数额的差异中可以认定公证费并非由其交纳。虽然上诉人收取了上述款项，鉴于有些款项并未发生，双方事后口头约定以欠付的利息予以冲抵，该约定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应当合法有效，且在事实上双方进行了冲抵，否则在双方均认可不欠付利息的情况下，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无法解释2017年12月和2018年3月20日至3月31日的利息是如何交纳的，而上述二部分的利息恰好与上述款项的余额相当，特别是在整个执行阶段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均未对上诉人收取的上述款项提出过异议，因此根据证据认定规则，特别是日常经验法则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收取的不是利息，且事后与欠付的利息进行了冲抵。陶立时二审辩称，仁通公司的上诉没有道理，（2019）吉0103执130号执行裁定书是错误的，执行超过案件标的范围，41400元是砍头息。上诉人关亚男、宣玲玲、关琳二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对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作出的（2017）吉长国安证经字第436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2018）吉长国安证内经字第2460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2．案件受理费由仁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7年6月20日,以陶立时为借款人、仁通公司为贷款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下称“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借款种类为保证担保；借款用途为购货；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6月20日至2017年9月19日；借款利率为月12.5‰，咨询服务费按月执行11.5‰直至借款到期日，按月结息，借款人须于每一结息日当日付息。如借款本金的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还清（日利率=月利率/30）；债权的清偿顺序为：（1）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2）损害赔偿金；（3）罚息；（4）利息；（5）本金；并且贷款人有权变更上述顺序；借款人应当承担与本合同及本合同项下担保有关的律师服务、保险、运输、评估、登记、保管、鉴定、公证等费用；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借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至还清全部欠款之日每日支付剩余本金万分之三的罚息；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应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陶立时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关琳在借款人配偶处签字捺印，仁通公司在贷款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刘慧华的名章。同日，以仁通公司为债权人，关亚男、宣玲玲为保证人签订保证合同（下称“保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关亚男、宣玲玲在保证人处签字捺印，仁通公司在债权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刘慧华的名章。同日，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作出（2017）吉长国安证经字第436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下称“公证书”），申请人为借款人（甲方）陶立时，借款人配偶为关琳，贷款人、债权人(乙方）为仁通公司，其委托代理人为殷静欢，保证人（丙方）为关亚男、宣玲玲；公证事项为：赋予《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主要内容为：经查，甲、乙、丙各方依法具有签订该合同、设立借贷、担保法律关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乙方的委托代理人有代办合同公证的代理权。本公证员就《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内容及甲、乙、丙各方提交的证明材料依法进行了审查，要求甲、乙、丙各方共同确认上述合同内容，并告知了强制执行公证的有关法律规定、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甲、乙、丙各方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真实。各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的数额、期限、利率及违约责任保方式等条款。为保证债务的履行，丙方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约定及合同主要条款具体、明确。甲、丙双方作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并就债务人违约时本处应债权人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前以信函方式进行核实的内容、程序出具了《承诺书》。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甲方陶立时、借款人配偶关琳与乙方仁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慧华于二0一七年六月二十日在长春市签署了前面的《个人借款合同》，乙方仁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慧华与丙方关亚男、宣玲玲于二0一七年六月二十日在长春市签署了前面的《保证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该合同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合同上各方当事人的印鉴均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的有关规定，自前面的《个人借款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2.2017年6月21日，仁通公司通过其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为8888）向关琳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尾号为7501）内分五笔共转入2000000元。各方共同确认，其中与案涉借款本金有关的为1000000元。3.2017年12月27日，形成还款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本人陶立时，于2017年6月20日向仁通公司借款人民币1000000元整，借款合同于2017年9月19日到期，由于本人原因，此笔借款无法按时偿还。本人承诺于2018年3月31日之前将全部借款结清，超出借款期限的时间，息、费率按借款本金的1.5%/月加收执行。保证人承诺对该笔借款担保责任延长至2018年3月31日，对该笔借款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陶立时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关琳、关亚男及宣玲玲分别在保证人处签名捺印。4.2018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作出（2018）吉长国安证经字第2460号执行证书（下称执行证书），载明：仁通公司可持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陶立时、关琳、关亚男、宣玲玲；执行标的为1135000元，其中本金1000000元，罚息135000元（具体执行标的额至借款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止依合同约定方法计算）和相关费用（以实际发生票据额度为准）；上述各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2019年1月15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向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发出（2019）吉0103执130号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你与仁通公司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的（2018）吉长国安证经字第2460号执行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于2019年1月15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依法立案执行。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履行下列义务：（1）向申请人支付欠款1135000元；（2）向申请人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或者迟延履行金）依执行证书元；（3）负担申请执行费13750元。6.关于还款部分，各方各向法庭提交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还款明细表一份。（1）经双方质证后，无异议部分如下：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分别于2017年7月20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9月19日、2017年10月18日、2018年2月14日、2018年4月4日、2018年4月23日、2018年5月7日、2018年6月5日、2018年8月6日、2018年9月7日、2018年10月4日、2018年11月30日、2018年12月7日、2019年1月5日向仁通公司认可的收款人的账户内各转入案涉还款30000元。此外，双方共同确认：2019年2月2日，仁通公司通过法院执行局向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收取案涉款项27500元。（2）双方存有争议部分为：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主张，其曾于2017年12月18日向仁通公司支付40000元，且称此款系用于偿还案涉本金。仁通公司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辩称该款项为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向其支付的（2019）吉0103民初1565号案件的款项，并提供陶立时在该案件中提交的还款明细欲以证明。最终，各方共同认可，上述40000元转账的认定问题以（2019）吉0103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为准；如该案件已经上诉，最终的认定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认定为准。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1民终334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7年12月，陶立时向丁凤杰账户转账40000元。除2017年12月外，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陶立时每月向丁凤杰等人账户转账45000元，双方均认可上述款项系偿还本案借款”。7.关于上述还款部分，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主张其均系偿付本息合计款项，但其无法说明本金及利息的各自数额；仁通公司则主张上述款项为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3%向其支付的利息30000元。8.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现主张，因在借款合同签订前（即2017年6月20日），其已按照仁通公司要求向仁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丁凤杰名下的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内（尾号为4935）先行支付利息41400元（已提交仁通公司认可的银行流水明细予以证明），故其实际借款本金数额应为958600元，现公证书及执行证书所记载的本金数额1000000元属于事实明显错误。仁通公司认可借款合同签订前其已实际收到41400元，但辩称该款项并非利息，而是双方口头约定的案件受理费、公证费、担保费及调查回访交通费，且公证费及调查回访交通费目前已实际发生完毕。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否认与仁通公司之间存在上述约定，且称案件受理费、担保费在借款时并未发生；公证费系由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自行交纳；回访交通费理应由仁通公司承担。此外，仁通公司在此后的庭审中称，上述费用经双方口头协商已用于抵充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欠付的2017年12月及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止的利息。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对仁通公司的主张不予认可，而仁通公司未就其主张提供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且据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开具的吉林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开票日期为2017年6月20日；购买方为陶立时；公证费为1000元。9.仁通公司自认，其通过本院执行局自关亚男处执行回款如下：（1）2019年6月11日，金额为5200元；（2）2019年6月14日，金额为32547元；（3）2019年10月14日，金额为296927.95元；（4）2020年3月19日，金额为620166.98元。其主张，上述款项是否视为案涉还款以法院执行卷宗记载为准。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本案中，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债务人）与仁通公司（债权人）对双方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仁通公司已实际向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出借款项问题均无异议，对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仅就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仁通公司（债权人）是否存在预扣利息行为从而导致实际借款本金与公证书及执行证书所记载的事实不符；2．公证书及执行证书所公证的咨询服务费、罚息是否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3．公证债权是否存在因清偿而消灭问题。关于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所主张的预扣利息问题。经过各方的陈述及当庭举证后，现可以确认41400元确系支付于仁通公司向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出借款项前，且仁通公司收取款项时其所列举项目并未实际发生。仁通公司虽辩称上述费用其与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存在口头约定，但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对此不予认可，而仁通公司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关于公证费，仁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并未证明系由其缴纳；关于仁通公司此后陈述上述费用已因双方口头约定用于抵扣欠付利息问题，现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不予认可，而仁通公司其亦未提供证明予以证明。综上，仁通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法院均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预扣利息尚且应在本金中予以扣除，而仁通公司预先收取的上述费用既非双方约定，亦未实际发生，故仁通公司的行为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此41400元应当在本金中予以扣除，即仁通公司实际出借本金数额应为958600元（1000000元-41400元）。关于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主张“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有效部分债权因部分清偿已经部分消灭”问题，现结合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的还款问题一并论述。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的还款系偿付本息还是仅为支付利息。双方在借款合同虽约定“月利率为12.5‰，咨询服务费为11.5‰”，但仁通公司已举证证明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自2017年7月起至2019年1月止，存在多笔还款金额为30000元的情况，故仁通公司主张上述金额系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3％支付的利息。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虽称上述还款为本息合计金额，但其并未说明本息如何计算，且其还款金额具有固定性（每月30000元）、还款时间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加之双方在借款合同中已约定“按月付息”，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在与仁通公司的其他借款中［（2019）吉0103民初1565号案件］亦存在按照月利率3％付息的情形，故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的陈述并无事实依据，法院对此不予认可。现法院依法认定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的支付行为确如仁通公司所称系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3％支付利息。（二）关于双方存有争议的2017年12月18日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向仁通公司支付的40000元的认定问题，因（2019）吉01民终3348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上述款项为偿还该案款项，故法院对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主张的此40000元系偿还本案本金一事不予认可。（三）关于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尚欠本金数额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现因仁通公司实际出借本金数额已由1000000元变更为958600元，故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第一期应支付的利息为28758元（958600元×3％），而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实际支付数额为30000元，已经超过法律保护的标准上限，结合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债权的清偿顺序，即（1）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2）损害赔偿金；（3）罚息；（4）利息；（5）本金，其多支付的1242元应在本金中予以扣除（因本金之前项目在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支付利息时均未发生），即其第二期应支付的利息金额应为28720.74元［（958600元-1242元）×3％］。依此计算（具体计算方式详见附表），截止至2018年12月7日（执行证书出具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尚欠本金数额应为952006.05元。综上，现公证书及执行文书载明的本金金额为1000000元，此项数额确与实际查明事实（952006.05元）确有不符，且公证债权亦因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清偿部分本金而部分消灭，故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所主张的对公证书及执行文书不予执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即对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中所载明的本金超过952006.05元的部分不予执行。关于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主张“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咨询服务费11.5‰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条款，该内容不应予以公证”以及“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借款每日万分之三的罚息违反法律规定，该部分无效”的问题。单就借款合同约定的条款而言，因现既无证据证明上述内容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明的无效情形，亦无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列明的可撤销情形，且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上述项目的意义及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责任，故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主张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因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况而不予执行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但是，通过各方的陈述与举证，确能证实双方书面约定的综合费率之和为年利率39.6％（年利率为15％，咨询服务费为年利率13.8％，罚息为年利率10.8％），但因双方并未按照书面约定履行，而是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在执行文书出具前一直按照月利率3％向仁通公司支付利息。因月利率3％的标准已是法律保护标准的上限，现执行证书中又载明罚息135000元确已超限，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因民间借贷形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文书中载明的利率超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应予支持的上限的，对超过的利息部分不纳入执行范围”，执行证书中载明的罚息部分应不予执行。但不予执行罚息部分仅限于执行证书出具前，此后双方之间是否产生利息及罚息因不属于本案受案范围，故法院不予处理。对于双方均认可的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于2019年1月5日及2019年2月2日的还款30000元及27500元，因其均发生于执行证书出具后，故上述款项如何认定并非本案受案范围，双方可在执行阶段进行处理；关于仁通公司自认的通过法院执行局执行回款部分亦非本案受案范围，双方亦可在执行阶段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判决：对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作出的（2017）吉长国安证经字第436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中及（2018）吉长国安证内经字第2460号执行证书载明的本金超过952006.05元的部分不予执行；对（2018）吉长国安证内经字第2460号执行证书中载明的罚息135000元不予执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仁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因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均认可其与仁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亦认可收到案涉借款100万元，故应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仁通公司认可陶立时于签订合同之前已向其交纳41400元，称该款项系案件受理费、公证费、担保费及调查回访交通费，但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公证费系由仁通公司缴纳，且仁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约定上述费用由陶立时负担。后仁通公司主张上述款项已冲抵双方利息，陶立时对此不予可认，仁通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对此达成协议，原审法院将上述款项作为预扣利息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陶立时每月实际还款3万元，还款金额和时间均具有规律性，符合利息的特征，陶立时主张该3万元包含本息，如按陶立时所述，其每月尚欠本金金额均会发生变化，利息随之变化，但陶立时每月还款数额均为3万元，与常理及交易习惯不符，且仁通公司对陶立时的主张亦不予认可，故对陶立时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因上诉人关亚男、宣玲玲、关琳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按关亚男、宣玲玲、关琳撤回上诉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关亚男、宣玲玲、陶立时、关琳负担100元，由上诉人长春市仁通支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芳芳审判员  刘晓希审判员  杨 洋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梦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