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豫10民终33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1，男，汉族，1963年1月20日出生，住襄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女，汉族，1953年8月29日出生，住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尧灵、郭芳芳（实习），河南许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3，女，汉族，1969年12月10日出生，住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永强，河南申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某1、朱某2因与被上诉人朱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025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朱某1、朱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尧灵、郭芳芳、被上诉人朱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永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某1、朱某2上诉请求：1.撤销襄城县人民法院(2020)豫1025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对公证遗嘱效力的认定上存在严重的错误，甚至利用无效证据进行推理。首先，一审判决审理部分以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遗嘱及代书遗嘱中显示的立遗嘱人田秀英对涉案房产自述归属自己所有，以此来推断原被告、立遗嘱人田秀英对诉争的另外一半房屋归属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归田秀英个人所有的认定是严重错误的。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诉争房屋建成时间为1990年—1991年，1993年房屋产权登记在田秀英名下(襄房字**)，田秀英丈夫朱长安于1995年阴历4月29日去世，2006年7月，因房管部门要求换证，按照老证登记在田秀英名下，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虽然产权登记在夫妻一人名下，但也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其次，代书遗嘱及公证遗嘱中田秀英自述的内容应当按照通常意思解释，田秀英仅有权处分案涉房屋中其自身享有的部分，两份遗嘱中所述的当然应当理解为田秀英所享有的部分，一审判决仅依据田秀英一方在丈夫朱长安去世后单方出具的两份遗嘱中的自述来断然推断诉争房屋所有权归田秀英单独所有，明显与法律规定和事实不相符。被继承人朱长安死亡，两名上诉人也从未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原审法院混淆了房屋产权登记的归属效力和放弃继承的生效要件，一审法院仅依据立遗嘱人个人意思表示来推定房屋归田秀英单独所有系对遗嘱内容的曲解，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从而导致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错误。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与实际事实明显不符。1.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据《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关于遗产认定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本案诉争房产是生前被继承人田秀英及丈夫朱长安共有的房产，该公证遗嘱处分了朱长安名下的遗产份额，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继承权，显属无权处分，公证遗嘱应属无效。2。一审认定的公证遗嘱中所依据的相关证明材料不真实、不合法，公证的程序和内容并不具备公证遗嘱的法律要件，公证遗嘱并非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关于家庭财产分配及使用和义务》是由上诉人朱某2按照被上诉人朱某3写好的材料照抄的，当时父亲朱长安已经去世，内容并非父母真实意思表示，从该份《关于家庭财产分配及使用和义务》的形式上来看，没有父母及任何家庭成员、见证人的签名或捺指印，公证遗嘱所依据的该份证据明显来源不合法。其次，公证程序不合法。一审法院在调取公证遗嘱时，并未提供审查该公证遗嘱的录像资料，根据《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公证人员发现遗嘱人年老体弱的，公证人员在与遗嘱人谈话时应当录音或者录像”，立遗嘱人田秀英在办理公证遗嘱时，已经是75岁以上的老人，谈话时未录音或录像明显具有程序上的瑕疵，根据《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以按手印代替签名或者盖章的，公证人员应某取遗嘱人全部的指纹存档”，但本案中田秀英不会签名也未盖章，指纹的真实性不清，公证遗嘱并没有指纹存档，公证处在出具该公证遗嘱时并没有对公证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最后，公证遗嘱中谈话笔录等材料具有重大瑕疵，谈话笔录文字表述不准确，关键部分有明显改动，遗嘱材料中显示的涉案房产出资建造、房屋结构等情况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也明显不符。另，该《公证遗嘱》是在2004年办理，但多年来被上诉人朱某3从未对该案涉门面房主张过权利，以上诸多矛盾点足以说明该公证遗嘱并非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以上事实和证据，上诉人认为足以推翻该公证遗嘱的效力。一审法院在审查认定公证遗嘱的效力问题上，回避了遗嘱中存在的不真实、不合法的问题，作出了与实际事实明显不符的认定，对该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遗嘱的予以采纳认定，显然不当。三、原审判决违反公平公正原则，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遗嘱体现的是被继承人按其生前意愿对其所有的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一种意思表示。公证机关属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公证活动的功能仅限于证明相关行为、事实以及文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目的在于尽可能杜绝遗嘱被伪造的情况发生而保护遗嘱人的权利，公证遗嘱也仅是证据文件，如果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公证遗嘱的内容，司法机关可以不予采信，实践中，有大量的司法判例未予采纳公证遗嘱的效力。新颁布的民法典取消了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认定，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显然追求的是遗嘱人最后真实意愿的真实体现。而本案中，通过上诉人朱某1在一审中提供的《代书遗嘱》证明了遗嘱人田秀英在死亡前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将案涉房产归上诉人朱某1所有，上诉人朱某2也明确证实其母亲田秀英生前曾多次说名下半间门面房百年之后留给儿子朱某1。虽然本案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民法典》的出台，弘扬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对本案的判决具有绝对的指导性作用。一审法庭调查中，相关证人及上诉人、被上诉人均证实田秀英及老伴生前是由朱某1赡养，生养死葬都是由朱某1承担，被上诉人并未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的时候，可以多分。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案涉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对上诉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有失公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某3辩称，公证遗嘱是田秀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房屋为田秀英遗留房产是客观事实。涉案房产所占土地是东关村分给田秀英和答辩人朱某3的。在上诉人朱某2亲笔书写的《关于家庭财产分配及使用和义务》中，涉案房产登记也是田秀英和朱某3的。根据《物权法》规定，涉案房产登记的产权人也是田秀英。房产登记时，上诉人和答辩人的父亲朱长安已经过世。朱长安过世，即使存在继承问题，房产登记时，对朱长安遗产继承问题，也已不存在。涉案房屋已经没有朱长安的。该案也不牵涉朱长安房屋继承问题，也不存在朱长安和田秀英共同财产问题。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为田秀英和朱某3的，发生继承也仅是田秀英的部分，该部分已不牵涉朱长安，该认定合法有据，并无不当。二、如前所述涉案房产，在田秀英去世前与朱长安没有关系，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也不存在朱长安遗产继承问题。三公遗嘱依据的证明材料，客观真实，合法有效。首先，《关于家庭财产分配及使用和义务》是田秀英以襄城县公证处的，对该内容田秀英认可。至于朱某2说是朱某3写好的让其抄的，不是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次，上诉人所称的没有录像资料，没有指纹存档，不是公证遗嘱发生效力的必要条件。《遗嘱细则》即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遗嘱细则》所要求的录像资料和指纹存档，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没有录像材料和指纹存档，不必然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换言之，没有录像材料和指纹存档，不影响公证遗嘱的效力。至于谈话水存在瑕疵，所谓改动，也仅仅是二儿子或二女儿，究竟是二儿子或二女儿，主要是看后面具体的名字，后边的名子是朱某3。三、原审判决公正合理。1.涉案房产共同认可是共其母和朱某3的，按照不可分割原则，判决归朱某3所有，公平合理。2.朱长安和田秀英将财产进行分割，长子朱东山，次子朱某1，均分得有房产。只有二女儿朱某3和母亲共同拥有涉案房产。田秀英将涉案房产拥有部分留给二女儿朱某3才体现出公平合理。二儿子朱某1，在已经分得老宅和南桥门口门面房的情况下，对母亲已留给朱某3的房产还无理要求，毫无公平可言，也毫无长者之风。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某3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位于襄城县××××队一处房产（房产证号：10××79，价值60万元）全部归原告所有。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的母亲田秀英原系本县居民，2018年农历7月15日去世。其丈夫为朱长安，1995年农历4月29日去世。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朱某2（本案被告）、朱东山（不参加诉讼）、朱某1（本案被告）、朱某3（本案原告）。本案原、被告诉争的房屋位于襄城县××××队。房屋状况：幢号1：结构为混合、房屋总层数2、建筑面积68.48、设计用途为门面。幢号2：结构为混合、房屋总层数2、建筑面积30.30、设计用途为住宅。东临路、西临农机公司、南临朱某2、北临张国力。房屋所有人为田秀英，房屋所有权证号：襄城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原告朱某3、被告朱某1、朱某2均认可：该房屋包含门面一间两层（东临路）、门面后房屋一间一层。建成时间为1990年至1991年。门面一间两层及后面一间一层的其中一半归原告朱某3所有，具体如何区分，未作出约定。对另外一半的产权归属，原、被告有争议，原告持有一份田秀英的公证遗嘱、被告朱某1持有一份田秀英的代书遗嘱，双方均认为剩余一半房屋应归其各自所有。现上述房屋整体由被告朱某2出面，于2019年5月1日对外出租，租期两年。已收取的租金原、被告已分割完毕。另：该房屋已被增建，原有部分未变更。原告朱某3持有的田秀英公证遗嘱：字号（2004）襄证民字第223号。遗嘱内容为“我与老伴朱长安和子女们关于家庭财产已进行了分割，并已达成了口头协议。分家情况如下：位于襄城县新市场的约两间宅基地属于大儿子朱东山所有；姚花园的二间房子、二间宅基地、襄城县农贸市场的一间瓦房属于二儿子朱金峰所有；大女儿朱某2分得位于襄城县××大道中××、××信用社与我相邻的一间宅基地；我和二女儿朱某3共同分得在襄城县××大道中段宅基地一间，与大女儿朱某2的相邻。我在此两间宅基地上建造了房屋，顶底两层共四间，在后面建造了单独两间平房。我和小女儿朱某3共同分得北边的顶底两间房屋和后边的一间平房。为使家庭和睦，避免今后子女之间产生纠纷，我特将属于个人的房产作如下处理，订立遗嘱如下：座落于襄城县××大道中××、××与××大道交叉口北××西，城关信用社对面（现由襄城县树一印刷行租赁），该房产北边的顶底两间和后边院子里盖的一间小平房，分家时分给我和二女儿朱某3两人共同所有。待我去世后，该房产属于我个人的那一部分由二女儿朱某3一人继承。如有人不同意此遗嘱继承，不同意按原分配状况，我愿将家庭共同财产中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全部由二女儿朱某3一人继承”。田秀英在此遗嘱上签字、按指印。被告朱某1持有的代书遗嘱内容为：“遗嘱立遗嘱人：田秀英，我生前的生活期间起居一直均有我二儿子朱某1照管。我年事已高，为了防止意外病故和遗产纠纷，在我头脑清醒的情况下，特立以下遗嘱。我自有位于城关镇××大道中××路西门面房半间，由我二儿子朱某1一人单独继承。因盖房是我二儿子朱某1买的预制板，并出钱盖的。立遗嘱人：田秀英见证人：张华峰见证人：考书建见证人：蒋湖江2015年12月1日”。2020年7月30日，原告以朱某1为被告诉至本院，请求：一、判决位于襄城县××××队一处房产（房产证号：10××79，价值60万元）全部归原告所有。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2020年9月17日，朱某2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朱东山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对本案双方诉争的标的放弃实体权利。诉讼中，被告朱某1申请本院调取了襄城县公证处（2004）襄证民字第223号卷宗材料。其中公证处谈话笔录中，公证人员对田秀英的询问及回答第2页第17-18行显示“我和二女儿朱某3共同分得北边的顶底两间和后边的一间平房”。第3页第4-10行显示“我和二女儿共同分得的那几间房产，待我百年以后，属于我个人的那一部分，全部由二女儿朱某3一人继承。到那时，若儿子、女儿很顺利的将该房产交给了二女儿（备注：“二女儿”后面有一个“子”字，被划掉）朱某3就好，万一不顺利，我作此遗嘱是证据。如果谁不同意按此遗嘱继承，我愿将家庭共同财产中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全部由二女儿朱某3一人继承”。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其中包含公民的房屋。本案双方诉争的房屋建成时间为1990年-1991年，登记在田秀英名下。原、被告对该房屋的一半归原告朱某3所有无争议。对房屋另外一半应归谁所有，原、被告存在争议。原告提交的2004年12月21日田秀英遗嘱显示“该房产北边的顶底两间和后边院子里盖的一间小平房，分家时分给我和二女儿朱某3两人共同所有”。公证处谈话笔录第2页第17-18行显示“我和二女儿朱某3共同分得北边的顶底两间和后边的一间平房”。被告提供的2015年12月1日田秀英遗嘱第6-7行显示“我自有位于城关镇××大道中××路西门面房半间”。结合上述内容，可以认定在朱长安去世后、田秀英去世前，原告及二被告、田秀英对诉争的另外一半房屋归属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归田秀英所有。既然另外一半房屋归田秀英所有，那么田秀英对该一半房屋立遗嘱进行处分，就不存在被告朱某1所称田秀英的遗嘱处分了朱长安的财产、应属无效的情况。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被告朱某1持有的代书遗嘱内容“我自有位于城关镇××大道中××路西门面房半间，由我二儿子朱某1一人单独继承”与田秀英在2004年12月21日所立公证遗嘱中“待我去世后，该房产属于我个人的那一部分由二女儿朱某3一人继承”内容相抵触，应以田秀英所立公证遗嘱为准。该公证遗嘱并未处分他人的财产，合法有效。故该房屋的另外一半应由原告朱某3继承。加上朱某3原有的一半房屋，该房屋的全部应归朱某3所有。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支持。被告辩称公证谈话笔录第3页第7行显示将该房产交给“二女儿朱某3”，有明显改动，该公证遗嘱内容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经该院审查，该处确有改动，但在改动之上的部分，田秀英已经明确陈述“我和二女儿共同分得的那几间房产，待我百年以后，属于我个人的那一部分，全部由二女儿朱某3一人继承”。故被告提出的改动部分，不影响田秀英将其个人财产留给朱某3继承的意思表示，故被告朱某1的该项辩称该院不予采信。该房屋的增建部分，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另外：财产系身外之物，骨肉亲情才是最珍贵的。在今后的生活中双方应多考虑亲情，遇事互帮互助，有争议和气解决，以上慰过世父母、下为晚辈树立良好榜样。据此，判决位于襄城县××××队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襄城县房房权证城关镇字第**）原告朱某3所有。案件受理费49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朱某3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房屋所有权证两份。证明办证时间为1993年12月5日，后因统一换新证，老证由房管部门统一收回。登记在田秀英名下的涉案门面房原始房屋所有权证存放于房产部门，法庭可以依职权查明房屋登记的真实性。二、（2019）京0114民初13961号、（2019）京0102民初38333号民事判决书两份。供法庭参考。三、段秀兰证明一份。证明邻居证实涉案门面房在田秀英生前给了儿子朱某1。被上诉人质证认为，朱某2的房产证与本案无关，朱某2的房证和母亲的房产证按生产队分的门面房宅基地是两间，一间是朱某2和他儿子，另一间是田秀英与朱某3的，该房产证更换不是上诉人所说的旧换新，是家庭对房屋产权重新确权，确权时父亲朱长安已经过世，房产证也已经与朱长安没有关系。原证尾号是3379号不是44446号，是不一致的。判决书内容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新证据。证人没到庭，且不属于新证据，老人跟着一个子女生活并不能否认其他子女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房屋所有权证、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段秀兰的证明，因证人未到庭，本院不予认定。朱某3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涉案房屋归被上诉人朱某3所有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朱某3提交的2004年12月21日田秀英公证遗嘱显示“该房产北边的顶底两间和后边院子里盖的一间小平房，分家时分给我和二女儿朱某3两人共同所有”。公证处谈话笔录中显示“我和二女儿朱某3共同分得北边的顶底两间和后边的一间平房”。上诉人提供的2015年12月1日田秀英遗嘱中显示“我自有位于城关镇××大道中××路西门面房半间”。一审综合上述内容及意思表示，认定在朱长安去世后、田秀英去世前，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田秀英对诉争的另外一半房屋归属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归田秀英所有，并无不当。田秀英对归自己所有的一半房屋立遗嘱进行处分，为有权处分。因此对上诉人认为田秀英处分了朱长安财产、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上诉人朱某1持有的代书遗嘱内容“我自有位于城关镇××大道中××路西门面房半间，由我二儿子朱某1一人单独继承”与田秀英在2004年12月21日所立公证遗嘱中“待我去世后，该房产属于我个人的那一部分由二女儿朱某3一人继承”内容相抵触，故应以田秀英所立公证遗嘱为准。该公证遗嘱并未处分他人的财产，合法有效。故该房屋的另外一半应由朱某3继承，加上朱某3原有的另一半房屋，该房屋的全部产权应归朱某3所有。因此，一审判决涉案房产房屋归被上诉人朱某3所有，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朱某1、朱某2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朱某1、朱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孙根义审判员 张 靖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侯伟丽执行催告通知书履行义务人：根据201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你方应在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如果有财产拒不履行，你将承担如下法律责任：1、增加执行成本。未在指定期间履行的，支付迟延履行金或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承担执行费用。如实报告财产，否则罚款，拘留。2、消费行为限制。限制乘坐一等以上动车、高铁、飞机、入住星级宾馆、酒店、旅游度假、上夜总会、高尔夫球场、新建、扩建、装修房屋、出境。3、经商立项限制。限制设立金融类公司、社会组织、发行债券、股票、终止股权行权、从事不动产、国有资产交易、使用国有自然资源、获得政府补贴、政策支持、海关认证、从事药品、食品等行业及房地产、建筑企业资质、授信。4、就业就学限制。限制招录（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担任国企高管、金融机构高管、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社会组织负责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5、评先受奖限制。不得评为道德模范、获得慈善类奖项，已获得的予以撤销。单位或其领导成员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参评文明单位，已取得文明单位的撤销。6、控制资金财产。查封、扣押、冻结、划拨、变价、扣留、提取、拍卖、变卖可供执行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收入及财产。7、追回债权抵债。对你享有到期债权的第三人发履行到期债务通知，追讨你担保、与他人共有、第三人占有的财产。8、拘传拘留罚款。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拘传，拒不履行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个人罚款十万以下，单位罚款五万以上一百万以下。9、刑事自诉追究。申请执行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在公安、检察机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可以提起刑事自诉。10、刑事责任承担。有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邮编：461000地址：许昌市魏都区前进路与魏文路交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