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1）鲁08刑终33号原公诉机关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圣玉，男，1985年11月17日出生于梁山县，汉族，高中文化，梁山县金升达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梁山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汶上县看守所。辩护人李保建，山东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安迪（曾用名郭婷婷），女，1991年4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费县，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临沂市兰山区。2015年1月19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4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5日、9月12日、2020年9月12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11月5日被监视居住。辩护人刘晔、刘然，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董飞飞，女，1989年5月27日出生于梁山县，汉族，初中文化，梁山县金升达木业有限公司出纳，住梁山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1日被逮捕。2021年1月14日被取保候审。梁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梁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董圣玉、董飞飞、郭安迪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20年11月5日作出（2019）鲁0832刑初53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董圣玉、郭安迪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2018年9月至12月，被告人董圣玉在实际经营梁山金某达木业有限公司、梁山鑫港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期间，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安排被告人董飞飞通过资金走账的方式虚构货物交易，以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的名义向江苏荣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某公司”）、江苏荣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荣某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5份，税额520220.61元，价税合计3771600元；向上海昂莆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0份，税额1041031.74元，价税合计7547480元；向上海律以五金经营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向上海建能建筑工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以上6份发票共计税额92689.65元，价税合计672000元。1.2018年11月21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荣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编码23088839-23088849），税额165593.07元，价税合计1200550元。2.2018年11月24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荣某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编码23088855-23088857），税额41379.31元，价税合计300000元，上述3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3.2018年12月14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荣某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编码23059853-23059863），税额165593.1元，价税合计1200550元，上述11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4.经被告人郭安迪介绍，2018年10月23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鑫港公司名义向荣某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编码14633158-14633166），税额133103.42元，价税合计965000元，上述9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同年12月14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荣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编码23059852），税额14551.72元，价税合计105500元。5.2018年10月22日，经被告人郭安迪介绍，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昂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编码18589505-18589509），税额69459.32元，价税合计503580元，上述5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6.2018年11月19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昂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23088819-23088836），税额275902.06元，价税合计2000290元，上述18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7.2018年12月14日，经被告人郭安迪介绍，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昂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编码23059866-23059879），税额209144.83元，价税合计1516300元，上述14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8.2018年11月20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鑫港公司名义向昂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编码14631821-14631835、23032803-23032811），税额359193.14元，价税合计2604150元，上述24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9.2018年12月20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鑫港公司名义向昂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编码23031368-23031372、23087359-23087362），税额127332.39元，价税合计923160元，上述9份发票均已认证抵扣。10.2018年11月20日，经被告人郭安迪介绍，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鑫港公司名义向上海律以五金经营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编码23032794-23032795），税额30620.69元，价税合计222000元。11.2018年9月26日，经被告人郭安迪介绍，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金某达公司名义向上海建能建筑工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编码14593431-14593434），税额62068.96元，价税合计450000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的企业信息，证明金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董圣玉；鑫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赵某1。2.董飞飞的微信截图、董圣玉所发送的开票价格建议,证明郭安迪向董飞飞发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信息，信息包括公司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银行及账号等，董飞飞与郭安迪在微信中提到“最近税务局查的严，特别是金某达和鑫港，走这两家咱都注意点，最好是（钱在账户上）呆一天再转”、“等一下咱哥（董圣玉）回来了我问一下”；董圣玉指示董飞飞与郭安迪联系向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董飞飞的记账本，证明董飞飞记录的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2018年9月-2019年1月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信息，记载有上海昂莆建材有限公司已开“503580、10月19日、已扣税点、已结、郭安迪”等，对其他涉案增值税发票开具公司名称、数额、是否走账、是否扣税点进行了记载。4.杜某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董飞飞与杜某的微信聊天情况，董飞飞向杜某发送开票所需信息、开票金额、数量；董圣玉向杜某发送开票信息，印证董圣玉、董飞飞安排会计杜某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董某1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情况,证明董某1尾号0174的银行卡交易情况，佐证董某1证明的关于董飞飞操作董某1的银行卡用于资金回流的证言。6.董飞飞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月14日，郭安迪向董飞飞账户转账7笔共计332359元，与董飞飞的证言相互印证。7.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局的证明材料、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底账信息查询,证明荣某分公司报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情况。2018年11月24日，从金某达公司向荣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税额41379.31元，均已认证抵扣；2018年12月14日，从金某达公司向荣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税额165593.1元，均已认证抵扣；2018年10月23日，从鑫港公司向荣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税额133103.41元，均已认证抵扣。8.国家税务总局射阳县税务局的材料,证明2018年11月21日，金某达公司向荣某公司开具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3088839-49），12月14日开具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3059852）。9.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材料,证明昂莆公司实际认证勾选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70份。10.昂莆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2018年10月22日，从金某达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的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18589505-09），税额69459.32元，价税合计503580元，已认证。2018年11月19日，从金某达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的18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3088819-36），税额275902.06元，价税合计2000290元，已认证。2018年12月14日，从金某达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3059866-79），税额209144.83元，价税合计1516300元，已认证。2018年11月20日，从鑫港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2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14631821-35、23032803-11），税额359193.14元，价税合计2604150元，已认证。2018年12月20日，从鑫港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的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3031368-72、23087359-62），税额127332.39元，价税合计923160元，已认证。11.昂莆公司营业执照、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记账凭证等,显示2018年10月22日，从金某达公司向上海昂莆公司开具的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18589505-09），税额69459.32元，价税合计503580元，记账凭证中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均为503580元；2018年11月20日，从鑫港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2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14631821-35、23032803-11），税额359193.14元，价税合计2604150元，记账凭证中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均为2604150元；2018年12月20日，从鑫港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3031368-72、23087359-62），税额127332.39元，价税合计923160元，记账凭证中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均为923160元。12.金某达公司、董圣玉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办案说明、资金回流图,证明鑫港公司、金某达公司与荣某公司的资金回流情况；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与昂莆公司的资金回流情况。金某达木业公司、董圣玉、郑某、董飞飞、董某1、郭安迪、董某3、江苏荣某建设有限公司、赵某2、纪某、吴某、张某、宗某等人的银行转账明细与资金回流相对应。其中显示金某达公司向昂莆公司开具的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18589505-09），税额69459.32元，价税合计503580元，503580元进行了资金回流；其他虚开的涉案增值税发票税款进行了资金回流。13.金某达公司销项发票明细查询列表及银行明细,证明2018年9月26日，金某达公司向上海建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虚开的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14593431-34），金额387931.04元，税额62068.96元，价税合计450000元。已经郭安迪确认系其介绍。14.鑫港公司销项发票明细查询列表及银行明细,证明2018年11月20日，鑫港公司向上海律以五金经营部虚开的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3032794-95），金额191379.31元，税额30620.69元，价税合计222000元，已经郭安迪确认系其介绍。15.荣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购销合同,证明荣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某1；显示2018年11月21日金某达公司向荣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05500元、1200550元；发票编码为23088839-23088849，共11张，金额1034956.93元，税额165593.07元，价税合计1200550元；2018年12月14日，开具编码23059852的发票1张，金额90948.28元，税额14551.72元，价税合计105500元。印证2018年11月21日金某达公司向荣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税额165593.07元，12月14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税额14551.72元。16.购销合同1份、营业执照复印件3份、出库单1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9份（编码14633158-14633166）,显示2018年10月22日，荣某分公司向鑫港公司转账397000元、173000元、395000元，共计965000元。2018年10月23日鑫港公司向荣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税额133103.42元，价税合计965000元。印证2018年10月23日，鑫港公司向荣某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税额133103.42元，价税合计965000元。17.购销合同1份、出库单6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23059853-23059863）、3份（编码23088855-23088857），显示金某达公司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购销合同，金额为1200550元，出库单金额共计1200550元；2018年11月9日荣某分公司向金某达公司转账705000元、495550元，共计1200550元；2018年12月26日荣某分公司向金某达公司转账300000元。2018年11月24日金某达公司向荣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税额41379.31元，价税合计300000元。2018年12月14日金某达公向司荣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税额165593.1元，价税合计1200550.1元。18.金某达公司等公司税务登记表、进项、销项发票明细查询表,证明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梁山协诚木业有限公司等2018年1月至案发前的进项、销项发票情况。（二）证人证言1.证人唐某（被告人董圣玉之妻）的证言,证明金某达公司是董圣玉注册成立，2018年正月正式经营，董飞飞于2018年5月前后到公司帮忙，负责对购进的货物查看质量、记账等；董圣玉负责货物的购进和销售，管理整个公司的经营；唐某本人名下的农业银行卡（尾号1270）一直由董飞飞持有并使用。2.证人杜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7月12日其开始在金某达木公司等做兼职会计，金某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都是董圣玉，腾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董飞飞，金某达公司和腾宇公司都是董圣玉说了算，董飞飞负责管理资金、制作合同、工资单、发放工资等。杜某负责记账、报税、领购发票、根据老板的要求开具发票，报酬是董圣玉与杜某商谈，2018年9月董圣玉通过微信支付给杜某工资，董圣玉安排杜某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求按照发票面额足额开，且对货物的规格、型号要求不严，开始是董圣玉安排杜某开票，后来多数是董飞飞提供开票信息。杜某2019年1月中旬离开公司。3.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2018年夏天，董圣玉办理鑫港公司注册登记时与李某1认识，后董圣玉让李某1任鑫港公司等多家公司的兼职会计，具体负责记账、报税、根据老板要求开具发票，工资由董圣玉决定并发放，财务资料、开票信息都由董圣玉提供，开好的发票由董圣玉或董飞飞来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董圣玉。4.证人王某1（荣某公司负责人）的证言，证明荣某公司收到了上海分公司提供的金某达公司开具的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5.证人纪某（荣某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明2018年10月份到2018年12月份，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纪某通过郑某以开票金额的6.8%作为开票费，从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向荣某公司、荣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余份，开票资金进行了回流。与被告人董飞飞的供述、证人王某1的证言相吻合。6.证人吴某（昂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陈述称吴某收到金某达公司及鑫港公司开具的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754.748万元，已认证抵扣。还陈述称因公司没有资金先让金某达公司及鑫港公司走一下账，有钱了再给对方支付货款。其公司收到7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754.748万元，2018年10月对方的开票企业扣除47890元开票费，其余资金全部通过其他账户最后回到吴某银行卡，这些钱都是走账。后已全部还清对方货款，还的现金和银行支票，让司机捎过去的，没让司机出收到条，货物收到后销出去了，销给谁记不清了。其给郭安迪要过董某1的电话，想了解梁山那边的情况。7.证人董某1的证言，证明董某1本人名义的农业银行卡（尾号174）自2018年10月份由董飞飞使用。（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董圣玉的供述，供认2017年6月在梁山县工商局注册金某达公司，公司正常经营，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是其本人，董飞飞任出纳，杜会计（杜某）负责向税务部门申领发票、开具发票等工作。其公司从当地收购皮子，然后制成胶合板，金某达公司每年营业额约五千多万元，向税务部门缴纳七十多万元的税款。产品销往上海、沈阳、菏泽等。金某达公司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其不知情，是董飞飞在操作。其负责公司的业务，但发票信息由购货方将信息通过手机传给董飞飞，董飞飞再将信息传给杜会计，由杜会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方通过银行卡转入其、董飞飞、董某3（董圣玉之姊）、董某1的银行卡内。其及董飞飞、董某3、董某1的农行卡和网银都由董飞飞保管、使用。其平时使用的农行账户就是董飞飞保管的农行卡，此卡和其的微信绑定，董飞飞那里资金每次进出，其都知道。鑫港公司由其实际经营，会计是李某1，李某1的工资由其支付。2.被告人董飞飞的供述，供认2018年10月份到2018年12月份，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董圣玉安排董飞飞通过资金走账的方式虚构货物交易，并扣除开票金额5.3%左右作为开票费，从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向荣某公司、荣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0余份。金某达公司在和荣某公司、荣某分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向这两个公司开具了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董飞飞操作的。董飞飞虽保管了董圣玉的农行卡，但董圣玉将此卡和微信绑定，董飞飞操作的资金进出情况，董圣玉都知情。并证实董圣玉介绍董某2、董某4向临沂的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3.被告人郭安迪的供述，供认2018年10月，经其介绍，董圣玉从金某达公司、鑫港公司向昂蒲公司、上海律以五金经营部、荣某分公司、上海建能建筑工程公司虚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5张，税额518948.94元，价税合计3762380元。2018年10月，从金某达公司向昂蒲公司开了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03580元，董圣玉说的给张某开了5张发票，如果这笔资金转回到其和张某的账户上，那就是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的，这5张发票是其介绍的。（四）辨认笔录1.董飞飞的辨认笔录，证明董飞飞辨认出向其联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人是郭安迪。2.郭安迪的辨认笔录，证明郭安迪辨认出联系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张某、陆某。（五）电子数据梁某1（网）勘[2019]04301号、04151号、04152号、04251号、04241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证明董圣玉的微信账号为×××,昵称为“海纳百川”，部分聊天记录显示开发票的数量、金额等信息；董飞飞的微信账号为×××，昵称为“Sunday”，部分聊天记录显示与郭安迪联系，接收开票信息等。二、2018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董圣玉利用其控制的梁山协诚木业有限公司和梁山佳宇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诚公司”、“佳宇公司”）税盘、银行账户、网银，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安排被告人董飞飞通过资金走账的方式虚构货物交易，以协诚公司和佳宇公司名义向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石某分公司、常州市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税额274648.28元，价税合计1991200元。1.2018年12月20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协诚公司名义向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石某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编码23033054-23033058），税额69020.69元，价税合计500400元。2.2018年12月25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协诚公司名义向常州市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编码23033060-23033064），税额67586.21元，价税合计490000元。3.2018年12月20日，被告人董圣玉安排被告人董飞飞以佳宇公司名义向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编码23098077-23098086），税额138041.38元，价税合计1000800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董飞飞农业银行卡（尾号9574）交易明细、协诚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12月28日，佳宇公司转账给董飞飞1000400元，同日及次日董飞飞分别转账给王某3500000元、500800元；协诚公司与董某1银行账户（尾号174）进行转账。该书证与董飞飞的供述相互印证，证明是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假转账。2.协诚公司税务登记表、进销项发票明细表，证明协诚公司2018年1月至案发前的进项、销项情况。3.协诚公司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证明协诚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向贵州建工梵净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石某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编码23033054-58），税额：69020.69元，价税合计500400元；2018年12月25日，协诚公司向常州市中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编码23033060-23033064），税额67586.21元，价税合计490000元。4.佳宇公司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证明2018年12月20日，佳宇公司向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编码23098077-23098086），税额138041.38元，价税合计1000800元。5.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证明2019年4月29日，佳宇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1退出非法所得13000元整，与证人郭某1的证言相印证。（二）证人证言1.证人郭某2的证言，证明2018年起郭某2向董圣玉销售木方，2018年10月董圣玉要求郭某2注册协诚公司，注册后董圣玉持有该公司的税盘、银行卡、网银、个人银行卡，并负责公司报税，支付会计工资等。董圣玉被拘留前，协诚公司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董圣玉开具的。董圣玉被拘留后郭某2开具了一次发票。董圣玉被拘留后有一笔500400元的贵州的资金转到协诚公司的账户，经对方要求郭某2将钱转账给对方指定的银行卡上。2.证人郭某1的证言，证明2018年10月份，应董圣玉的要求，郭某1在董圣玉的带领下，注册了佳宇公司，董圣玉保管公司税盘、公章、银行卡、网银等。公司报税由董圣玉操作，2018年12月20日，佳宇公司向福州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编码23098077-2309807786），金额862758.62元，税额138041.38元，价税合计1000800元，是董圣玉开具的；还证明2018年12月董圣玉给郭某113000元好处费。3.证人董某1的证言，证明董某1本人名义的农业银行卡（尾号174）自2018年10月份时由董飞飞使用。（三）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董飞飞的供述，供认一个叫陈亚楠（音）的联系其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人在电话中约定收取开票费的数额，董飞飞通过佳宇公司和协诚公司开具了200万左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企业有临沂的企业，也有南方的企业。是陈亚楠联系开具的，发票也是陈亚楠到梁山来拿的，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是虚开，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开具上述发票是董圣玉安排的。（四）物证梁山县公安局扣押的物品，证明梁山县公安局在被告人董圣玉公司扣押了董某1、郭某3、郭某4、协诚木业公司等企业及个人U盾。三、2018年3月至12月，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4（另案处理）通过梁某2飞木材加工厂、梁山飞翔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某加工厂”、“飞翔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通过资金走账的方式虚构货物交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3份，税额共计966943.89元，价税合计6916746.3元；介绍董某2（另案处理）通过梁山雨硕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硕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5份，共计税额693582.15元，价税合计5028470.8元。1.2018年3月22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4以盛某加工厂名义向临沂市冠玮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编码07008424、11009203-11009204），税额45029.11元，价税合计309906.3元。同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4以盛某加工厂名义向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编码07008425-07008428），税额63094.72元，价税合计434240元。2.2018年4月26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4以盛某加工厂名义向美加林木业常州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编码07008430-07008431、07005674-07005680），税额146461.5元，价税合计1008000元。3.2018年6月22日、7月14日、8月16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4以飞翔公司名义先后向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编码07035953-64、07053918-25），税额307939.22元，价税合计2232560元。4.2018年9月17日、10月19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4以飞翔公司名义先后向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份（编码07053926-07053932、17875561-17875568、14609263-14609266），税额295129.65元，价税合计2139690元。5.2018年11月21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4以飞翔公司名义向临沂茗昌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编码23026655、14609267-14609272），税额109289.67元，价税合计792350元。6.2018年7月19日、8月16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2以雨硕公司名义先后向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编码17892311-17892322），税额178546.18元，价税合计1294460元。7.2018年9月17日、10月19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2以雨硕公司名义先后向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编码17892323-17892325、17875569-17875580、14633337-14633339），税额280828.95元，价税合计2036010元。8.2018年11月21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2以雨硕公司名义向临沂市兰山区金镇板材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编码14633340-14633345、23086492），税额110080元，价税合计798080元。9.2018年12月27日，被告人董圣玉介绍董某2以雨硕公司名义向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编码23086493-23086500），税额124127.02元，价税合计899920.8元。经国家税务总局费县税务局查询，盛某公司、飞翔公司、雨硕公司开具给临沂市益陞、冠玮、茗昌、汇丰木业有限公司、美加林木业常州有限公司、临沂市兰山区金镇板材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于2018年12月27日雨硕公司开具给汇丰公司的8张发票（编码23086493-23086500）未比对之外，其余均已认证抵扣。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被告人供述被告人董圣玉的供述，供认董某2和董某4的飞翔公司、盛某加工厂、雨硕公司向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及临沂冠玮木业有限公司、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等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通过其联系的，2.5%的开票费。临沂冠玮木业有限公司、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的老板是向某，会计是李某2。走账是先由临沂的公司给董某2和董某4的公司对公转账，然后董某2和董某4从公账转到他们个人账户，然后从个人账户转到临沂企业指定的个人账户上。临沂的个人回款账户，临沂冠玮木业有限公司、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是李某2的个人农行账户，汇丰木业有限公司是凌某的个人农行账户。（二）证人证言1.同案人董某4的证言，证明在董圣玉的介绍下，2018年3月，盛某加工厂向临沂市冠玮木业有限公司虚开30万左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4月，盛某加工厂向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虚开43万左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6、7月份，盛某加工厂向美加林木业常州有限公司虚开90万左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6月，飞翔公司向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虚开140万左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7月份走的账；同年8月，飞翔公司向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虚开80万左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走账；同年9月、10月，飞翔公司向汇丰木业有限公司虚开200万左右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在2018年10月、11月已走账；同年11月，飞翔公司向临沂茗昌木业有限公司虚开90万左右增值税专用发票，未走账。走账过程由对方公司对公账户转至开票公司对公账户，董某4将资金从公司账户转到个人账户，再转至董圣玉指定的个人账户中。飞翔公司及盛某公司与以上公司无实物交易，开票费为2%到2.5%不等，共通过董圣玉虚开出去700万左右增值税专用发票。2.同案人董某2的证言，证明自2018年7月至12月，经董圣玉介绍，董某2的雨硕公司向临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临沂市兰山区金镇板材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430万左右，开票费为开票金额的2.3%至2.5%。（三）书证1.企业信息及税务登记表等，证明盛某加工厂、飞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董某4，雨硕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董某2。2.银行交易明细，显示：（1）盛某加工厂、飞翔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回流情况为：2018年3月30日，盛某加工厂收到临沂市冠玮木业有限公司转账309906.3元，同日，盛某加工厂将309906元转入李某2尾号6378账户中。2018年4月10日，盛某加工厂收到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转账434240元，同日盛某加工厂将434240元转至董某4尾号2662工行账户中，同日董某4将434240元转至李某2尾号6378账户中。2018年6月21日、22日、7月4日，盛某加工厂分别收到美加林木业常州有限公司转账的共计900000元，同日盛某加工厂全部转至董某4个人账户（尾号2662），同日董某4均转至赵军（尾号1670/5970）个人账户中。2018年7月9日至10日，临沂市益陞木业公司转账给飞翔公司400000元、329240元，同日，飞翔公司将该400000元、329240元转入董圣玉个人账户（3978），同日，董圣玉账户将400000元、329240元转入李某2账户。2018年7月23日，临沂市益陞木业公司转账给梁山飞翔木业公司350000元、343840元，同日，飞翔公司将该350000元、343840元转入董某4个人账户（尾号4261邮政，2662工行），同日，李某2（尾号6378农行）收到董某4账户（尾号2662）转账200000元、343840元，收到董某4账户（尾号4261工行）转账150000元。2018年8月17日，益陞公司分别转账给飞翔公司400000元、409480元，同日，飞翔公司将该两笔款项转至董某4（尾号2662）账户中，董某4将该两笔款项转入李某2（尾号6378农行）账户中。2018年10月12日，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分别转入飞翔公司338640元、256830元、312750元、226830元，同日飞翔公司均转入董某4（尾号2662）账户，同日，董某4（尾号2662）账户将以上四笔款项分别转入凌某（尾号9244）账户。2018年11月12日，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分别转入飞翔公司287530元、233810元、253280元、230020元，同日飞翔公司均转入董某4（尾号2662）账户，同日董某4将该四笔款项分别转入凌某（尾号0854）账户。上述盛某加工厂、飞翔公司虚开发票共计6016396元的资金回流，与董某4的证言相印证。（2）雨硕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回流情况为：2018年7月23日临沂市益陞木业公司转账给雨硕公司350000元、322600元，同日雨硕公司将该两笔款项转给董某2（尾号2670）个人账户，同日董某2将该两笔款项转入李某2（尾号6378）账户中。2018年8月17日，临沂市益陞木业公司转账给雨硕公司300000元、321860元，同日雨硕公司将该两笔款项转给董某2（尾号2670）个人账户，同日董某2将该两笔款项转入李某2（尾号6378）账户。2018年10月12日，临沂汇丰木业公司转账给雨硕公司339850元、254020元、215360元、210320元，同日雨硕公司将该四笔款项转给董某2（尾号2670）个人账户，同日董某2将该四笔款项转入凌某（尾号9244）账户。2018年11月12日，临沂汇丰木业公司转账给雨硕公司275310元、263280元、243760元、234110元，同日雨硕公司将该四笔款项转给董某2（尾号2670）个人账户，同日董某2将该四笔款项转入凌某（尾号0854）账户。以上资金回流情况可与证人董某2的证言相印证。3.盛某加工厂、飞翔公司销项增值税发票明细查询列表，证明2018年3月22日，盛某加工厂开具给临沂市冠玮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税额45029.11元；开具给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税额63094.72元；同年4月26日，开具给美加林木业常州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税额146461.5元。飞翔公司2018年6月22日、7月14日开具给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6张，税额共计196286.84元；2018年8月16日开具给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税额111652.38元；同年9月17日开具给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0张，税额156558.63元；同年10月19日开具给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税额138571.02元；同年11月21日开具给临沂茗昌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税额109289.67元。4.雨硕公司销项发票明细查询列表，证明雨硕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8月16日开具给临沂市益陞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6张，税额共计178546.18元。雨硕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10月19日日开具给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9张，税额共计280828.95元。雨硕公司2018年11月21日开具给临沂市兰山区金镇板材厂增值税专用发票7张，税额110080元。同年12月27日开具给临沂汇丰木业有限公司值税专用发票8张，税额124127.02元。5.国家税务总局费县税务局查询结果，证明梁某2飞加工厂、飞翔公司、雨硕公司开具给临沂市益陞、冠玮、茗昌、汇丰木业有限公司、美加林木业常州有限公司、临沂市兰山区金镇板材厂的发票，除2018年12月27日雨硕公司开具给汇丰公司的8张发票（编码23086493-23086500）未比对之外，其余均已认证抵扣。另查明，2019年1月15日15时30分许，被告人董圣玉、董飞飞在金某达公司内被民警抓获；同年4月20日，被告人郭安迪在临沂市费县水岸名城小区被民警抓获。2019年5月5日，被告人郭安迪将非法所得7224.76元退至梁山县公安局。2015年1月19日，被告郭安迪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上述事实，另有抓获经过、扣押清单、（2015）费刑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董圣玉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被告人董飞飞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被告人郭安迪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董圣玉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根据其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收益等犯罪情节，予以量刑。被告人董圣玉控制其他公司、介绍其他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行为不符合单位犯罪的规定。被告人董飞飞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比照主犯从轻处罚；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认罪认罚；具有悔罪表现，予以减轻处罚，从宽处理。被告人郭安迪具有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取得了利益，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认罪认罚；具有悔罪表现，依法予以从宽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以被告人董圣玉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被告人董飞飞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被告人郭安迪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郭安迪所退出的违法所得7224.7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随案移送的物品一宗（详见随案移送赃证款物物品清单），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上诉人董圣玉上诉提出，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部分中，董飞飞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郭安迪的供述可以证明其与董飞飞联系，不能证明与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具有关联性；昂莆公司、荣某分公司的人员可以证实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第二部分中，没用证据证明其利用佳宇、协诚公司税盘、网银开具增值税专有发票；第三部分只有董某2、董某4的所谓“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经营有实体公司，实际进行生产和贸易，在不排除与受票企业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不能对其定罪处罚。其有补交税款的意愿。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董圣玉的上诉辩解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上诉人郭安迪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其犯罪数额错误，对其量刑过重。按照一审认定数额的原则，应认定其涉税金额为498259.28元，而非认定的518948.94元。其涉案数额不足50万元，具有坦白、自愿认罪、主动退赃等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公诉机关提出对其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与同案参与人郭某5的量刑相比，对其量刑明显偏重。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对其适用缓刑。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郭安迪的上诉辩解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另提出郭安迪仅参与部分犯罪活动，在共同犯罪中其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董圣玉、郭安迪及郭安迪的辩护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董圣玉的辩护人提交梁山金某达木业有限公司专用增值税发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资料、明细分类账（复印件）等证据材料一宗，称系董圣玉的亲属提交给其，予以证实涉案的金某达木业公司有实际的经营业务。本院认为，上诉人董圣玉为他人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上诉人郭安迪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原审被告人董飞飞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董圣玉、董飞飞共同犯罪中，董圣玉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董飞飞系从犯。原审判决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及认罪悔罪态度等对其作出判处。关于上诉人董圣玉上诉提出的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护意见。经查，综合在案的董飞飞的记账本、微信截图、银行卡流水明细等书证，证人杜某、李某1、纪某等人的证言、电子数据及董圣玉、董飞飞、郭安迪供述等证据，足以认定董圣玉为谋取非法利益安排董飞飞为他人虚开及其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判决认定的其犯罪金额为涉案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虚开的部分，其经营的企业有实际经营和交易，不影响其虚开犯罪的成立。上诉人郭安迪上诉提出的认定其犯罪数额错误、原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请求对其适用缓刑的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应辩护意见。经查，综合在案的涉案公司销项发票明细查询列表、银行明细等书证及董飞飞、郭安迪的供述等证据，原审判决认定郭安迪犯罪数额并无不当；一审期间郭安迪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认可，原审判决综合郭安迪的犯罪数额、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对其具有的从轻、从宽处罚情节在量刑时均予以体现。郭安迪犯罪情节不属于较轻的情形，且具有犯罪前科，其请求改判对其适用缓刑，不予支持。董圣玉虽提出其有补交税款的意愿，但其亲属未实际代为退缴。董圣玉、郭安迪上诉提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鞠茂亮审判员  汪忠玲审判员  郭方浩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书记员  丁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