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7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运时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院**楼**302。法定代表人：王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浩鸣，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家珍，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广成街**院**楼**法定代表人：王定林，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勇，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初雁南，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运时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运时公司）与被上诉人国开中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中融公司）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运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京02民初24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运时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国开中融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国开中融公司在（2018）京02民初133号案件中，虚增保全标的，将该案四方被告之一中泽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泽信公司）应承担的金额分摊给运时公司、杭州科维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维兴公司，一审时该公司名称为“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公司）和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世界公司），并虚构诉讼请求，超额冻结运时公司款项，给运时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一、国开中融公司超标的保全。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国开中融公司基于连带责任的诉请将7900万元分摊到运时公司、科维兴公司和鑫世界公司身上，保全事项及款项总额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国开中融公司不存在“超标的”保全的主观恶意。保全是否错误，应从“基础诉讼行为合理性”和“财产保全适当性”两方面着手分析。所谓“基础诉讼行为合理性”，指财产保全申请须基于一定的合理的诉讼请求，如作为申请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前提的诉请或对象存在错误，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属于财产保全错误的情形。而一审法院却混淆了“保全错误”与“保全数额错误”的概念，仅仅以国开中融公司“保全事项及金额”与“诉讼请求范围”相符作为认定“国开中融公司不存在扩大保全标的主观恶意”的唯一判断标准，丝毫未审查国开中融公司“基础诉讼行为的合理性”，认定错误。在（2018）京02民初133号案件中，国开中融公司对运时公司的诉讼请求金额2335.72万元，却利用与中泽信公司的关联关系，恶意保全了运时公司3347万元，实际冻结运时公司的现金财产金额超出了诉讼请求达1011.28万元之多。第一，国开中融公司恶意虚增保全标的。一审庭审中，国开中融公司当庭陈述中泽信公司已经同意支付款项，故没有必要对中泽信公司采取保全措施。中泽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国开中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系夫妻关系。国开中融公司在（2018）京02民初133号中将中泽信公司列为被告而又不要求中泽信公司支付任何费用，在该案中将中泽信公司列为被告而又丝毫不对中泽信公司采取任何保全措施，国开中融公司的行为充分证明，国开中融公司已经与中泽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国开中融公司明知自己与中泽信公司之间已经协商一致，仍然将中泽信公司作为被告，目的就是恶意地利用中泽信公司，以增加保全标的，主观恶意明显。第二，国开中融公司恶意制造了“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国开中融公司所谓的四方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该成为一审法院认定国开中融公司不存在“扩大保全标的主观恶意”的基础。相反，国开中融公司正是基于其恶意制造的“连带责任”诉请，才达到了“超标的”保全运时公司现金财产金额的目的。“连带责任”是国开中融公司达到“超标的”保全目的的垫脚石，绝非也绝不应该成为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逃避保全错误责任”的借口。首先，连带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明确约定，这是一项基本的商业及法律常识。本案中，案涉所有相关文件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连带责任”的任何约定或表述，更没有出现过“连带”的字眼。案涉纠纷属于居间合同纠纷，运时公司、科维兴公司、鑫世界公司均不是《服务合同》的签订主体，四方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法定的“连带责任”。国开中融公司在案涉的保全、诉讼程序中，也均聘请了专业律师负责案件代理，对于“连带责任”，显然具备足够的认知及分析判断能力。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国开中融公司在申请保全时明确告知了四方分别应当承担的金额，如果按连带责任处理，国开中融公司大可以只保全一方或两方就足以覆盖全部诉讼请求。当时，运时公司名下有超过一亿元的现金、科维兴公司名下有6000余万元现金、鑫世界公司名下有7600余万元现金可以冻结，国开中融公司对四方的诉讼请求总共才7900万元，只保全一家或任意两家即可，而国开中融公司却保全了三方，唯独选择不保全中泽信公司。可见，国开中融公司的行为和“连带”毫无关系，纯粹是串通中泽信公司，损害其他三方的利益。因此，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了国开中融公司“基础诉讼行为的合理性”，错误认定国开中融公司基于“恶意制造的诉讼请求”而将“中泽信公司应承担的金额”转嫁给运时公司及另外两方的行为，不存在超标的保全的主观恶意。一审法院的判决，无疑会鼓励当事人以“莫须有”的理由虚构诉讼请求。如此以来，当事人只要在“恶意制造的诉讼请求”金额范围内申请保全，就能达到保全任意当事人资产的目的。这与诉讼保全制度设置的本意完全相悖。二、国开中融公司虚构诉讼请求。国开中融公司在保全及诉讼程序中均委托了专业律师。由此可见，国开中融公司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具备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以及对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凭借掌握的证据，完全能够合理预估判决结果，将诉请与判决结果的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国开中融公司明知没有合同、法律依据，却故意选择视而不见，导致保全标的与判决金额差额2840.57万元，属于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国开中融公司应当对实际判决金额与保全金额之间的差额承担错误保全责任。三、国开中融公司恶意增加诉讼标的。国开中融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的时间点是2018年4月12日，此时四方被告均不存在逾期或者违约行为。国开中融公司刻意虚构四方被告所谓“逾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和违约金，无法律及合同依据，纯粹是为了恶意增加诉讼标的，主观恶意明显。综上，国开中融公司申请财产保全错误，主观恶意明显。其恶意虚增保全标的、虚构诉讼请求的行为，导致运时公司2840.57万元的现金财产，自2018年5月4日被冻结，直至2020年7月13日才被解除冻结，被冻结时间长达2年有余，严重影响了运时公司对资金的使用收益，导致运时公司遭受了利息损失。国开中融公司应承担财产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并承担运时公司因此遭受的律师费损失。国开中融公司辩称，运时公司主张国开中融公司伪造服务合同、恶意虚增保全标的、虚构诉讼请求、恶意增加诉讼标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确认国开中融公司与运时公司之间形成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基础诉讼行为以及保全行为合理、合法。如上所述，根据（2018）京02民初133号和（2019）京民终1502号判决确认的事实，案涉服务合同对运时公司具有约束力，双方形成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在运时公司不支付服务费用的情况下，起诉其支付服务费用、支付违约金，同时保全其财产，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根据运时公司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以及授权书，中泽信公司系一致行动人代表，其他一致行动人应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中泽信公司是一致行动人代表，其与运时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要遵循成员主体同利益共进退，一致对外，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中泽信公司与其他关联公司为连带责任的承担主体。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申请财产保全的条件为判决难以执行或者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在不立即申请的前提下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所有案涉被告同时需要保全，而是根据不同被告逃避债务及责任的可能采取保全措施，无论以谁为被保全人，其所产生的都是一致行动人之间连带共同承担责任的效果，至于一致行动人之间如何分担，不是国开中融公司所需要考虑的事情。运时公司据此判断国开中融公司存在过错，不能成立。况且，关联案件中，不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国开中融公司均认为，四家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为此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二审和再审。三、对于财产保全过程中的分摊问题，是正常的财产保全程序，国开中融公司不存在任何主观恶意。根据（2018）京02民初133号案件起诉状和财产保全申请所显示，国开中融公司对运时公司、科维兴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提起了诉讼，并且要求四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财产保全申请也是要求保全四家公司的财产。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反馈中泽信公司涉及到案外人安徽汇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洋公司），需要国开中融公司考虑是否坚持保全，经考虑后，2018年5月2日国开中融公司提交了书面说明，将保全额度分摊到另外三家公司。但是，这是正常的财产保全活动，执行法官也是正常进行反馈。四、案涉服务合同经生效判决认定对运时公司具有约束力，国开中融公司依据中泽信公司的授权，履行了服务义务，依法应获得服务费，运时公司主张伪造服务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认的事实，运时公司出具的《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一致行动人承诺函》和《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中泽信公司有权代表运时公司与国开中融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国开中融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之后，理应获得相应的服务费用，运时公司主张伪造服务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五、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运时公司主张国开中融公司恶意增加诉讼标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另外，案涉《服务合同》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须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全部损失。运时公司在2018年4月8日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该部分转让款的服务费运时公司未按时支付，运时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运时公司主张国开中融公司恶意增加诉讼标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运时公司上诉，维持原判。运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开中融公司赔偿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错误而给运时公司造成的损失，损失金额以错误保全金额2840.57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5月4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解封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5月7日，金额为人民币262.658039万元）；2.判令国开中融公司赔偿因恶意保全并提起诉讼导致运时公司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45万元；3.判令国开中融公司赔偿运时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18.6万元；4.诉讼费用由国开中融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30日，中泽信公司作为甲方与国开中融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服务合同》，主要约定：甲方系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稀土）股东，已经获得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兴茂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甲方为自己及委托股东的共同利益，以一致行动人代表身份，策划、运作、实施有关出售/转让所持有的甘肃稀土股份事宜；甲方作为委托方的代表，同意按照本合同条件委托乙方提供上市公司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作为买受人，促成买受人针对甘肃稀土进行重组，与买受人进行谈判并促成目标股份的成交等工作，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约定条件为甲方及甲方所代表的委托股东利益开展本合同所述的项目服务。乙方的服务事项包括项目推介和咨询、促成买受人购买意向、商务谈判和促成交易；双方同意采取成功取酬方式，即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只要乙方推荐的买受人同意出资购买目标股份且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交易协议，乙方即有权按照本合同获得服务费报酬。为鼓励乙方促成股份交易，委托方同意，按照目标股份转让成交价的20%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报酬。若本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乙方未促成转股事项，委托方无需向乙方支付报酬。2018年4月12日，国开中融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汇洋公司）款项共计人民币7900万元。2018年4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2财保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维科公司、运时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所有的财产，限额人民币7900万元。2018年5月2日，国开中融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保全明细说明》，明确对维科公司、运时公司、鑫世界公司的具体保全数额为：（1）运时公司3347万元；（2）维科公司2023万元；（3）鑫世界公司2530万元。合计人民币7900万元。2018年4月20日，一审法院向北方稀土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冻结北方稀土应支付运时公司3347万元、维科公司2023万元、鑫世界公司2530万元的款项在北方稀土银行账户中。2018年5月21日，一审法院出具查封扣押财产清单，查封扣押北方稀土应支付运时公司的款项共计人民币3347万元。2018年5月7日，国开中融公司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及第三人汇洋公司，请求判令：1.运时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2025.72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的利息违约金计310万元；2.维科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1224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的利息违约金185万元；3.鑫世界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1530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的利息违约金230万元；4.中泽信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2080.8万元及自2018年4月12日起的利息违约金320万元；5.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对上述服务费、利息及违约金共计79055200元承担连带责任；6.由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8）京02民初1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案涉《服务合同》中“支付股权转让款20%的服务费”条款对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不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确曾委托中泽信公司对外签署股权转让的相关合同，国开中融公司亦为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利益依据《服务合同》的约定实际开展了工作，且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股权已成功转让，故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服务费。关于服务费的具体数额，综合各方对纠纷产生的过错、国开中融公司所做的工作量及贡献、行业一般标准等情况予以酌定，为股权转让款的5%；因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系2018年4月8日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该部分转让款对应的服务费应于2018年4月13日前支付，但其未支付，属违约行为。尽管案涉《服务合同》未约定违约金计算方式，但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赔偿延迟支付服务费的损失；另，国开中融公司主张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对所欠的服务费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既缺乏法律依据，又缺乏合同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运时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内给付国开中融公司服务费506.43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03.85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维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内给付国开中融公司服务费306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83.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鑫世界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内给付国开中融公司服务费382.5万元及利息损失（以229.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中泽信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内给付国开中融公司服务费520.2万元及利息损失（以312.1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208.0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五、驳回国开中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国开中融公司与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均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2019）京民终15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和诉讼理由，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国开中融公司应否承担运时公司所主张的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保全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遭受的损失。该条规定的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为一般侵权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据此，运时公司主张国开中融公司就案涉财产保全承担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其应就以下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国开中融公司存在主观过错；运时公司遭受实际损失；国开中融公司申请保全的行为与运时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述要件需同时满足，国开中融公司才应依法承担申请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反之，若上述任一要件无法满足，则国开中融公司不承担申请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关于国开中融公司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运时公司主张国开中融公司滥用诉权，超额保全运时公司应收账款，存在主观过错，其理由有三：一是国开中融公司仅起诉请求运时公司支付服务费2025.72万元，却申请保全运时公司应收账款3347万元，诉请金额与保全标的之间存在巨大差额；二是国开中融公司要求运时公司依据《服务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20%的服务费，法院综合各方责任、行业一般标准等仅认定运时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5%的服务费。由此可见，国开中融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依据；三是国开中融公司主张利息和违约金31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恶意增加诉讼标的进而扩大保全范围的行为。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国开中融公司在诉前保全申请书中申请保全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款项共计人民币7900万元。国开中融公司虽然在与运时公司等五公司委托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中请求运时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服务费2025.72万元，但其亦在起诉状所列诉请中明确要求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对服务费、利息及违约金7905.52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国开中融公司在诉前保全申请书提出的保全事项及金额并未超出其诉讼请求的范围。至于国开中融公司在保全明细说明中未要求保全中泽信公司财产，而是将7900万元保全金额分摊给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承担，系国开中融公司基于对运时公司等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及对四公司执行风险的评估考量而自主行使权利的结果，并不能以此认定国开中融公司存在扩大保全标的主观恶意。其次，申请诉讼保全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实践中，因当事人受限于自身法律知识、举证能力及对事实的认知等，其对自身权利的衡量往往与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存在差异，如果仅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未能得到全部支持作为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充分条件，势必会妨碍善意当事人通过诉讼保全行使自身正当权利，不利于诉讼保全制度的功能发挥，故不能仅以当事人保全的数额与裁判结果存在差异，认定保全申请人具有过错，只有在申请人存在滥用权利的情形或对错误保全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可以认定申请保全人存在主观过错。国开中融公司因以委托合同纠纷向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中泽信公司及第三人汇洋公司提起诉讼，其中，请求运时公司支付服务费2025.72万元及逾期利息、违约金310万元。虽然法院最终仅判决运时公司支付服务费506.43万元及利息损失，但该案一、二审法院均确认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确曾委托中泽信公司对外签署股权转让的相关合同，国开中融公司亦为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利益依据《服务合同》的约定实际开展了工作，运时公司、维科公司、鑫世界公司应当向国开中融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服务费。国开中融公司的请求与判决结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和审判机关对于《服务合同》中“支付股权转让款20%的服务费”的条款是否有拘束力这一法律问题的认识不同，从两审法院的裁判说理来看，该问题又涉及对合同条款是否显失公平的妥当判断。且法院认定上述条款无效后，综合考量各方过错、国开中融公司所做的工作量及贡献、行业一般标准等情况的基础上，酌定了运时公司应支付的服务费数额。综上分析，不宜以国开中融公司的诉请金额与法院判决结果存在差异而认定国开中融公司具有滥用财产保全权利的主观恶意。最后，运时公司主张国开中融公司起诉利息和违约金310万元，系恶意增加诉讼标的进而扩大保全范围的行为。但两审法院均支持了国开中融公司要求运时公司赔偿延迟支付服务费的利息损失的请求，故亦不能以国开中融公司起诉主张了利息和违约金而认定其具有增加诉讼标的、扩大保全范围的主观恶意。综上，国开中融公司对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侵害运时公司合法财产权利的主观过错。运时公司要求国开中融公司承担申请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运时公司主张国开中融公司就案涉财产保全承担保全错误赔偿责任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北京运时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2019）京民终1502号民事判决认定：2015年5月30日，中泽信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载明：运时公司等6家公司就出让甘肃稀土股权采取一致行动，并授权中泽信公司作为一致行动人代表。中泽信公司根据一致行动人的授权，委托国开中融公司为运时公司等6家公司转让股权推荐收购方，提供股权转让的居间服务。授权国开中融公司为运时公司等6家公司转让股权进行推荐买受人、协助谈判等，（除签署转让协议外）为股权转让进行的居间行为后果由运时公司等6家股东承担。授权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签字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工作完成之日止。2018年4月11日，北方稀土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告知函，主要内容为：“2018年3月30日，我司与贵司委托人（6家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4月8日，我司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了首笔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在甘肃稀土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5日内支付剩余转让款。”甘肃稀土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2018年4月28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开中融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是否构成错误，国开中融公司是否应承担保全错误的赔偿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条规定的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责任，须以申请人主观存在过错为要件，具体审查时要判断申请人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只有申请人在申请保全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其诉讼请求与法院最终的生效判决产生了不合理的偏差，该差额诉讼请求范围内的保全申请才属于存在错误。首先，本案中国开中融公司提起的是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在情况紧急时采取的临时性救济措施，具有不确定性和现实紧迫性，财产保全程序的启动没有经过实体法的审查，法院仅就申请人提交的证明债权债务存在的初步证明文件进行书面审查。本案中，北方稀土于2018年4月8日向运时公司、科维兴公司、鑫世界公司、汇洋公司支付了首笔股权转让款，但国开中融公司并未依约收到服务费，股权转让款的剩余款项将于甘肃稀土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即2018年4月28日后5日内支付，因情况紧急，国开中融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具有不确定性和现实紧迫性。国开中融公司在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时，基于《服务合同》的约定以及中泽信公司向国开中融公司出具《关于转让所持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认为运时公司等四公司应当对服务费承担连带责任，并以此为据要求保全四公司的财产，本院认为国开中融公司对此已提供了初步证据，有一定的事实和理由，且其提出的保全事项及金额并未超出之后起诉的诉讼请求范围。此外，在国开中融公司主张运时公司等四公司应当对服务费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下，基于连带责任的理论，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故在采取具体保全措施时保全金额在各被申请人之间如何分配均无不妥。综上，本院认定国开中融公司在申请诉前保全时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其次，不能仅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未被支持作为判断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充分条件。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通常达不到司法裁判所要求的专业水平，因此当事人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对当事人申请保全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不应过于苛责。如果仅以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未被支持作为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依据，必然会对善意当事人依法通过诉讼保全程序维护自己权利造成妨碍，影响诉讼保全制度功能的发挥。国开中融公司在（2019）京民终1502号民事案件中请求运时公司支付服务费2025.72万元及违约金、利息310万元，但法院最终判决运时公司仅支付服务费506.43万元及利息损失，是因为法院根据各方对纠纷产生的过错、国开中融公司所做的工作量及贡献、行业一般标准等情况将服务费从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20%酌定降低为股权转让款的5%，而这一结果并非国开中融公司主观恶意所导致。关于生效判决未支持运时公司等四公司对服务费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属于当事人对法律理解和认识存在的合理偏差，亦不属于国开中融公司主观恶意所致。综上，国开中融公司在提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中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构成保全申请错误，因此，国开中融公司不应当承担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对于运时公司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880元，由北京运时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彤审 判 员  金 曦审 判 员  汪 明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法官助理  王 菲书 记 员  李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