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4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魁，男，1982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崇岳，辽宁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硕，辽宁聚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宁，男，1974年5月16日出生，汉族，系大连和润东方酒店总经理，住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玉品，辽宁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国魁因与被上诉人许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4民初5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证据已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对本案款项的给付从未达成意思表示合意，法律关系并不成立，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因自始缺乏给付目的而属不当得利。一审判决却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构成不当得利，与最高院明确观点相违背，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均存在错误。二、一审判决依据与生效判决相矛盾的不应采信的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提供的非向证人刘某本人付款且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即认为，被上诉人与刘某之间存在欠款关系从而认为被上诉人证明事实更符合常理，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刘某的有关证人证言，与其在另案生效判决中陈诉完全矛盾，不应采信。2、按照被上诉人和其证人的陈述，本案有关款项的收、支情况为：2017年9月1日，上诉人向案外人“时家红”以月息3分的利息借款125万并支付被上诉人，是替证人刘某偿还其对被上诉人的欠款中的一部分，欠款尚未还清，2017年9月8日(时隔一周)，在证人刘某对被上诉人尚有欠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再次出借80万，并未通过证人直接支付给案外人“时家红”，以偿还证人“刘某”对案外人“时家红”的欠款，这严重违背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不应被采信。3、被上诉人提供的非向证人刘某本人付款的银行流水，且有意节选仅提供部分内容，进一步印证两者之间的欠款关系不真实。被上诉人许宁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认定事实正确，判决得当，应予维持。一、在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已认可一个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互相不认识，就案涉款项从借到还、到转账，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沟通，上诉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名义向时家红借款，无条件的给被上诉人使用。二、关于资金流向问题。时家红出借的135万元转款到上诉人账户后，上诉人将其中125万元转到被上诉人账户，将其中10万元转到另案中担保人刘某也是本案证人的父亲刘士富的账户中，对这笔款项为什么会有这种转款行为，原审调查很清楚，是刘某指令上诉人这么做的，上诉人服从并执行的。三、已经生效的上诉人、刘某、时家红的判决书和本案刘某的证人证言的内容，并不矛盾，刘某无论在生效判决的审理中还是本案证人证言中均陈述其系时家红这笔135万元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四、上诉人是根据刘某的指令自愿将时家红转款至其账户的135万元中的125万元转账给了被上诉人，这种行为，不存在被上诉人对其欺诈，或者存在其他不合法的行为，这种转款行为，如果存在该不该转的问题，也只是刘某和上诉人之间的问题，被上诉人取得这笔款项并无任何违法不当之处，所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刘国魁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返还45万元款项及其利息（利息自2017年9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被告实际向原告付清款项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8日，案外人时家红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将刘国魁、刘某诉至一审法院，以刘国魁向原告借款135万元、刘某作为借款担保人，后偿还80万元，尚欠55万元未还为由，要求刘国魁偿还借款55万元、刘某承担连带责任。刘国魁在该案中提出抗辩，以该案中所涉135万元借款实际借款使用人为许宁、原告系帮忙出具借条为由，不同意时家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为该案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8）辽0214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事实为：2017年8月31日，被告刘国魁因个人需要向时家红借款并出具一张185万元借条，约定月息3分，被告刘某作为保证人签字确认。2017年9月1日原告时家红向被告刘国魁账户转账135万元。2017年9月8日，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0万元。故一审法院以时家红与刘国魁双方的借贷关系已成立并生效为由，对刘国魁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判令刘国魁偿还时家红借款55万元，并自2017年9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并判令刘某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即连带保证责任）。后经大连中院以（2018）辽02民终759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故现一审法院（2018）辽0214民初157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另查，原告刘国魁于2017年9月1日向被告许宁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25万元。此前，被告许宁曾向刘某（即上述时家红与刘国魁、刘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担保人）的父亲刘士富通过银行转账支付65万、35万、20万、50万、35万元不等。案涉借款担保人刘某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被告许宁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其父亲刘士富的款项系刘某向本案被告许宁借取的借款，刘国魁向时家红借款135万元实际上是作为担保人的刘某所借，用于刘某偿还其此前向本案被告许宁借取的借款。后刘某无力偿还时家红出借的借款，遂向本案被告许宁借款80万元用于偿还时家红的借款。原告自认系刘某告诉原告本案被告因贷款过桥需要借款，在原告向本案被告转账支付案涉125万元前，未向本案被告落实过刘某的陈述的真实性。原告另自认其系根据刘某的指示，将125万元款项转账支付给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原告主张的55万元是否构成被告的不当得利。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根据其发生原因分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具体到本案，本案属给付型不当得利，原告应就被告许宁获得案涉款项利益系不当得利予以举证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已生效判决中已经认定案涉135万元借款系刘国魁向时家红借款，刘某为该借款提供担保，已判令刘国魁偿还该借款，刘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生效判决中对刘国魁关于“案涉借款实际借款人系许宁”的抗辩意见未予采纳。本案被告提供证人刘某到庭作证，证明本案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款项实为刘某通过刘国魁向时家红借取，用于偿还刘某之前欠本案被告的借款，与原告陈述“刘某告知原告案涉款项系本案被告贷款过桥需要所借款项”不一致。原告自认其系根据刘某的指示将案涉125万元转账支付给本案被告，原告同时自认其向本案被告转账案涉125万元前未向本案被告落实该125万元是否是本案被告为贷款过桥需要所借，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告知原告案涉款项系本案被告贷款过桥需要所借款项”这一节事实，而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与证人证言中关于“被告许宁通过银行转款给刘某父亲刘士富的款项系刘某向被告许宁借取的借款”的证言相结合，证明的事实更符合常理。法院生效判决已经判令刘某（即担保人）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现原告仅以其向本案被告转款125万元及本案被告向时家红转款80万元的银行流水主张本案被告所得为不当得利，被告提供的书面证据及证人证言结合原告提供的借条中担保人即被告方证人的身份，综合审查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被告的抗辩意见的合理性高于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55万元构成不当得利。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国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2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国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4民初1574号案件审理笔录，拟证明在时家红诉本案上诉人及证人刘某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刘某作为共同被告,提供了本案被上诉人向时家红偿还80万元的银行对账单,并证明这80万元是偿还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打款的125万元（即本案案涉款项）中的一部分，时家红对此予以认可后，才将其135万的诉讼请求改为55万,该案生效判决也认定了前述已经偿还部分款项的事实，判决上诉人对未清偿的55万元部分承担责任（详见该借款纠纷一审案卷的庭审笔录，其中第8页第7段至9页第1段)。而本案中证人刘某为帮助被上诉人规避债务，却将上述80万元又陈述为是证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与本案案涉款项无关，证人刘某在本案中的证言与其在另案中的陈述及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矛盾，也违背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二、证人刘某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查询记录，拟证明证人刘某因存在多笔债务且无财产可供执行，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因此其在本案中将有关款项谎称为是自己的债务，是为帮助被上诉人逃脱债务，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证明事项有不同意见，主张该庭审笔录中刘某本人陈述的内容很少，但第9页下段和第10页上段有明确体现，是基于原告方当庭的发问所引发的，问：刘某作为担保人是否清楚该笔借款的用途，刘某明确回答是我过桥使用，是浦发银行，说明抛开刘某是否是担保人之外，非常清楚借款用途是刘某本人过桥使用，刘某是款项实际用款人，他当庭认可这个是事实；问：刘某既然是过桥使用，为什么在整个庭审中没有答辩称你为实际借款人，而是以担保人身份答辩？刘某非常明确的说，我就是实际借款人，我承认我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的；问：既然你说是实际借款人，为什么刘国魁转账给许宁，由许宁还款，刘某说，是我让刘国魁转账给许宁，也是我让许宁还款的，足以证明刘某在生效判决的庭审笔录中的陈述和本案诉讼过程中的证人证言内容是相一致的，从来没有否认过刘某自己是案涉借款实际借款人的基本事实，也承认刘国魁将款项125万元转账给许宁，是受刘某的指令，上诉人本案中也是认可的，所以，刘某承认的事实和本案中的证人证言完全一致。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不认可。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且与本案有关，予以采信；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本院补充认定事实如下：在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家红诉本案上诉人刘国魁及证人刘某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案号（2018）辽0214民初1574号】，时家红代理人问：“刘某作为担保人，是否清楚该笔借款的用途？”刘某答：“是我过桥使用，是浦发银行”；刘国魁代理人问：“刘某，既然你说你是过桥使用，为什么在整个庭审中没有答辩称你为实际借款人，而是以担保人身份答辩？”刘某答：“我就是实际借款人，我承认我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的。”刘国魁代理人问：“被告刘某，既然你说是实际借款人，为什么刘国魁转账给许宁，又是许宁还款？你既没有使用该笔借款，又没有清偿该笔借款，你为何成为实际借款人？”刘某答：“是我让刘国魁转账给许宁的，许宁还款也是我让许宁还的”。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致他人受损的事实。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利、对方受损、获利和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一方无法律上的原因。在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首先应由给付一方对“获利一方无法律上的原因获利”承担初步举证责任，然后由获利方对“获利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诉讼中，上诉人刘国魁主张许宁称其需要向案外人时家红借款并通过刘国魁转款的事实，除了有许宁向时家红转账80万元的银行流水外，无其他证据佐证，亦未有其与许宁沟通联络达成合意的相应证据，且本院已生效的（2018）辽02民终7597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135万元借款人是刘国魁，故刘国魁主张案涉135万元借款系其替许宁向案外人时家红的借款，不成立。另，被上诉人许宁主张其收取案涉款项系基于其与刘某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刘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且诉讼中上诉人刘国魁亦认可其受刘某指示向被上诉人许宁转账125万元，这也与刘某在另案庭审中陈述相一致，即上诉人刘国魁向被上诉人许宁支付款项不是缺乏给付原因，恰恰存在给付原因，该原因就是刘某的指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刘某承担，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因缺乏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上诉人刘国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波审判员  高明伟审判员  王 虹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