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庄瑜。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广，清远市清城区新城车保姆汽车养护中心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兴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法定代表人：罗日兰。诉讼代表人：广州兴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倪烨中。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培，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丽，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庄瑜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兴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兴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19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庄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广，被上诉人兴惠公司诉讼代表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庄瑜一审诉讼请求，由兴惠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庄瑜因兴惠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拖欠工资、奖金等多项损害其劳动者合法权益事实行为，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告知兴惠公司已进入企业破产程序，遂引导庄瑜当庭将本案劳动争议纠纷变更为债权确认纠纷案由，并庭后一个月之后书面通知庄瑜补交诉讼费4024.5元。当时，虽然庄瑜对上述案由变更不解，但最终还是听从一审法院的案由变更建议。当劳动争议纠纷变更为债权确认纠纷案由之后，一审法院则无视本案实为劳动争议之客观事实，不但没依法审查兴惠公司承担劳动争议举证倒置责任，即承担其与庄瑜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之证明责任，反而对庄瑜提交的足以证明与兴惠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系列证据均不予采信，并错误适用法律而驳回庄瑜一审合理合法诉求。一审法院因其一审案由变更引导程序错误的前提下，将本案劳动争议纠纷视为一般债权确认纠纷，按照相关债权法律规定予以事实审查和判决。一审法院基于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而作出错误判决。兴惠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庄瑜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庄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兴惠公司向庄瑜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66000元；2.兴惠公司向庄瑜支付拖欠工资余额95000元，并赔偿延期支付工资赔偿金44500元；3.兴惠公司向庄瑜支付工龄补偿金33000元；4.兴惠公司向庄瑜支付融资提成奖金450000元；5.兴惠公司向庄瑜补交单位社会保费五险一金72960元；6.兴惠公司向庄瑜支付离职代通知金6000元。一审法院查明：申请人杨成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兴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粤0104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杨成对被申请人广州兴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粤0104破2号决定书，选定倪烨中（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兴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庄瑜于2020年4月2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兴惠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66000元、工资余额83000元及延付工资赔偿金41500元、工龄补偿金36000元、融资提成奖金480000元及代通知金6000元。仲裁委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穗劳人仲案不[2020]16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庄瑜不服诉至一审法院。庄瑜主张于2013年12月入职兴惠公司，任融资部经理，负责为兴惠公司进行民间融资，月工资60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兴惠公司未为庄瑜缴纳社保；2015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兴惠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共计拖欠95000元；庄瑜根据为兴惠公司融资额可获得3%提成，其与同事陈智勇共同为兴惠公司融资2300万元，其中郭启超融资200万元及向谢素莲融资500万元是庄瑜个人完成，其余款项由庄瑜与陈智勇共同完成，兴惠公司应向其支付融资提成45万元；因兴惠公司拖欠工资，其向兴惠公司提出离职。庄瑜对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证人许某、古某分别出具的《证明》及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证人均自称是兴惠公司员工，确认庄瑜于2013年12月入职兴惠公司任资金部经理，与陈智勇共同负责资金部融资工作，兴惠公司未与庄瑜或证人签订劳动合同，并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日兰、总经理罗碧兰或出纳丘玉玲名下账户发放工资；2、庄瑜名下银行账户2018年5月9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丘*玲分别于2018年5月24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0月31日转账5000元，2019年2月3日转账15000元,2019年4月29日转账20000元；3、庄瑜与微信号为×××用户的聊天记录截图同，2019年4月8日对方称对盈欠103000元，2019年4月29日称“罗总交待转了两万”；4、庄瑜与微信号为×××用户聊天记录截图，内容为关于对方是否领取郭总两百万提成及谢行五百万提成以及兴惠公司是否曾有关于3%提成的说法；5、《债权审核结果通知书》《广州市兴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审查和确认方案》照片；6、郭启超、谢素莲分别向庄瑜发出的催还款函及郭启超、谢素莲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函件内容相同。兴惠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1不确认，无法确认许某、古某为兴惠公司员工，故该二人不足以证明庄瑜是兴惠公司员工；证据2的银行明细没有显示兴惠公司曾向庄瑜支付工资，亦无法证明存有不按时发放工资及拖欠工资情况；证据3不确认，该聊天截图无法确定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不能证明其向兴惠公司追偿工资，确认丘玉玲为公司的员工，据了解丘玉玲是财务人员，但不确认聊天中的“阿玲”是丘玉玲；证据4不确认，该聊天截图无法确定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不能证明庄瑜为兴惠公司进行融资；兴惠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对证据5真实性发表意见，但确认曾向郭启超发出债权确认文书；证据6不确认，管理人无法确认其与陈智勇共同为兴惠公司融资，且两份函内容基本一致，不符合不同人分别出具的合理性。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庄瑜主张与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应对此举证予以证明。审查庄瑜的证据，首先，许某、古某自称是兴惠公司员工，但没有相应证据证实二人的员工身份，其出具的《证明》也不具证明庄瑜是兴惠公司员工和证明效力。其次，庄瑜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仅显示丘*玲2018年5月9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曾4次向庄瑜转账，没有证据证明是发放工资。再次，庄瑜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是对方人员身份的备注姓名，该备注庄瑜可自行修改，不足以证明庄瑜主张；最后，相关债权审核文书兴惠公司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纳，该证据可证明郭启超对兴惠公司享有债权，但郭启超及谢素莲出具的函内容相同，其中关于庄瑜与兴惠公司关系的陈述未明确表示是劳动，且表示是听说而来。庄瑜自述2013年12月入职兴惠公司，至2019年4月离职。作为在公司工作超过五年的融资部经理，属于公司重要人员，入职应有相关录用手续，对外代表公司开展融资工作的需要，应持有工作证等证明身份的证件。庄瑜均未提交上述材料，也没有证据证明兴惠公司对其进行考勤管理情况，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也不能证明在职期间兴惠公司的工资发放情况。另外，用人单位拖欠工资长达数年，庄瑜未向其提出异议或主张权利，也与常理不符。综上，庄瑜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接受兴惠公司的劳动管理，兴惠公司向其发放劳动报酬，故庄瑜主张与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对庄瑜提出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工资余额、融资提成、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等以建立劳动为前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庄瑜主张兴惠公司向其支付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单位应付部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庄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74.5元由庄瑜负担。二审中，庄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邱颂丹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其上诉主张，邱颂丹是以前和庄瑜一起在兴惠公司工作的同事。证据2.工作名片，拟证明庄瑜的工作岗位和任务。证据3.古某的劳动仲裁申请书、仲裁提交的证据及仲裁调解书，拟证明其上诉主张。兴惠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确认，证人证言应当由证人出庭陈述，破产管理人无法接管到兴惠公司材料，无法确认邱颂丹是兴惠公司员工，其提供的说明不能证明庄瑜是兴惠公司员工。证据2名片正面写着兴埠投资，按照常理认为，庄瑜应是兴埠投资员工，并非兴惠公司员工，该名片上没有兴惠公司的印章和联系方式，不能和兴惠公司构成联系。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调解书内容与古某提交的《证明》完全矛盾，根据调解书的内容，古某入职的是广州兴埠有限公司，该调解书不能证明古某曾经是兴惠公司员工，更不能证明庄瑜与兴惠公司构成劳动关系；从现有证据看，庄瑜任职的实际是兴埠公司，而非兴惠公司。对庄瑜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因未有证据证明邱颂丹是兴惠公司员工，邱颂丹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不能证明庄瑜系兴惠公司员工，故本院对邱颂丹的情况说明不予采纳。庄瑜提交的古某的仲裁申请书、仲裁调解书，证明古某系广州兴埠投资有限公司员工，不能证明古某是兴惠公司员工，庄瑜主张与古某是兴惠公司的同事，与古某的前述身份存在矛盾，故对古某的仲裁申请书、仲裁调解书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纳。庄瑜提交的名片正面所载“兴埠投资”与古某在仲裁中提交的名片正面所载名称一致，而现有证据已确认古某系广州兴埠投资有限公司的员工，故对庄瑜提交名片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庄瑜申请本院依职权向兴惠公司调查核实2013年12月至2019年4月其劳动人员及工资记录台账等相关证据。同时，庄瑜申请许某、古某、郭启超、谢素莲等证人出庭作证，并以时间冲突等原因申请许某、古某、邱颂丹、郭启超视频出庭。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案由应如何确定及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正确；（二）庄瑜与兴惠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庄瑜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本案的案由。劳动争议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而发生的纠纷。因庄瑜系基于其与兴惠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且其诉请的款项亦均与劳动关系相关，故本案案由应定为劳动争议为宜。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债权确认纠纷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本院据此对一审案件受理费调整为10元。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庄瑜主张其与兴惠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双方的劳动关系而提起本案诉讼，但因庄瑜与兴惠公司之间并未有书面劳动合同，且兴惠公司对于双方的劳动关系予以否认，故庄瑜应对其与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负基本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应由庄瑜举证证明其与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有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庄瑜上诉主张劳动争议的举证责任应倒置，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本案应由庄瑜举证证明其与兴惠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庄瑜提交的证据及相关申请，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兴惠公司破产管理人表示其未接管兴惠公司的相关资料，而庄瑜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兴惠公司破产管理人掌握了相关材料而拒不提交，故庄瑜要求法院依职权核实调查兴惠公司相关材料的申请，本院不予同意。其次，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申请以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出庭作证的，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而庄瑜二审中申请证人视频作证的原因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情形。另一方面，本案并未有证据证明邱颂丹、许某、陈智勇系兴惠公司员工，故庄瑜基于与邱颂丹、许某、陈智勇的同事关系而主张其系兴惠公司员工，并无事实基础。而现有证据已经证明古某系广州兴埠投资有限公司的员工，故庄瑜主张其与古某系兴惠公司同事，与古某的前述身份相矛盾。庄瑜二审申请许某、古某、郭启超、谢素莲等出庭作证或申请许某、古某、邱颂丹、郭启超视频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事实基础，故本院不予准许。再次，经审查，庄瑜二审提交的邱颂丹《证明》、名片，不能证明其与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庄瑜在一审中提交的许某与古某《证明》、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郭启超和谢素莲出具的函，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不再赘述理由。最后，若按庄瑜所述其系公司融资部经理，应属于公司重要人员，按照常理，其应有相关入职手续、任命文件或工作证等证明其身份，但庄瑜并未能提交入职手续、任命文件或工作证等。同时，若按庄瑜主张其工作超过五年之久，其理应有相关工资发放的证据，但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也不能证明兴惠公司向其发放了工资，而若兴惠公司拖欠其工资长达数年，但其却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职期间就拖欠工资向兴惠公司提出过异议或者主张权利，这亦与常理不符。综上，庄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接受兴惠公司的劳动管理，且兴惠公司向其发放工资，故对庄瑜主张与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因庄瑜与兴惠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庄瑜基于劳动关系成立而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工资余额、融资提成、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及代通知金等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庄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虽对案由认定不当，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本院对本案案由及一审案件受理费予以纠正，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共计20元，由上诉人庄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