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5民申1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德清县顺潮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城东村河东。 法定代表人：姚仁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鑫娜，浙江莫干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高均，男，198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文涛，浙江苏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炯，男，197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小婷，浙江永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德清县顺潮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潮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叶高均、沈炯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1民初36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顺潮公司申请再审称，对本案立案再审，并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顺潮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忽视人民调解协议对各方存在法律关系事实的背书，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根据司法调解的实践和惯例，只有涉事权责各方才需参与调解并将相关认定的事实作为协议记载事项，如果新市镇人民调解员认为叶高均、沈炯与死亡赔偿责任无关联，则无需将二人列为调解对象并在调解协议内记录二人不配合调解的事实。但德清县新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政府背书形式，确认顺潮公司及叶高均、沈炯以及死者家属武华为本次死亡赔偿案件的主体。而顺潮公司正是出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对政府背书的认可，在协议第4条载明“姚仁召与叶高均、沈炯三方的法律关系由姚仁召自行处理”。就基层司法调解实践来看，大量伤亡事故发生后，企业出于社会责任、在政企关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等原因，往往配合政府调解工作，先行垫付赔偿金，在矛盾纠纷隐患平息后，再行选择通过法律途径对责任各方进行追偿。顺潮公司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按社会公众对协议条文的一般理解，该调解协议第3、4条在顺潮公司认知中即属于追偿条款。一审法院以人民调解协议书未获得叶高均、沈炯签字，而忽视其他多项直接证据，否决顺潮公司的追偿权，对后续各类伤亡事故赔偿的调解工作树立反面典型。2.一审判决忽略关键证据，导致错误判决。一审法院忽略了能够证明顺潮公司与叶高均、沈炯间实际业务流程和雇佣关系的关键证据。顺潮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估价、修理清单》已明确表明顺潮公司为叶高均的皖兴达881号货船进行上下排、船体刷油漆及复水胶板工作，并未涉及出现事故的阀门部位修理，该证据经叶高均签字确认，足以证明案涉阀门修理并未在顺潮公司维修范围内。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对顺潮公司显失公平。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为“顺潮公司无法证明死者鲁水强与本案当事人叶高均、沈炯的法律关系”，则同理，在无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及叶高均、沈炯亦无法证明鲁水强与顺潮公司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径直认为“顺潮公司不予认可但无其他证据进一步反驳”明显系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退一步讲，假设各方均无法证明自身与死者鲁水强不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况下，根据公平原则，亦应由三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顺潮公司主张支持理应得到支持。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全，忽略叶高均、沈炯的安全作业责任。5.顺潮公司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对家属的关怀，为叶高均、沈炯垫付了赔偿款，使死者身后事得以顺利进行，家属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经济补偿得到慰藉，同时也使叶高均、沈炯得以摆脱纷争。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叶高均提交意见称，1.顺潮公司二审时未缴纳上诉费而提起再审，有规避缴纳诉讼费的嫌疑，不应进入再审。2.顺潮公司以人民调解协议主张叶高均有责任。但当时所做的调解是为了化解双方矛盾，并不是对事实的确认，且调解书并无叶高均签字确认。3.本案顺潮公司目前提供的证据就是一个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个短信、一个证人证言、一个修理清单，一个通话记录，现在又增加了两个律师笔录，但是这些证据仍无法证明沈炯雇佣鲁水强和叶高均发包给沈炯的事实。真实情况是叶高均将船舶发包给顺潮公司，顺潮公司雇佣了沈炯和鲁水强。一审顺潮公司还申请老板娘作证，老板娘也承认之前叫沈炯和鲁水强做过活，雇佣关系之前也存在。老板娘在叶高均和沈炯之间赚了差价。叶高均在一审也提供了沈炯的录音证明顺潮公司陈述的事实不符合常理。4.公安局给叶高均的笔录中涉及了雇佣关系和差价的事实，其证明力高于律师所做的询问笔录。 沈炯提交意见称，1.顺潮公司主张“一审判决忽视人民调解协议与各方存在法律关系事实的背书，严重违反事实与法律”，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背书”存在于票据法律关系中，所以不存在人民调解协议对各方存在法律关系事实的背书。顺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姚仁召在德清县新市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与死者妻子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仅能约束签订协议的双方，其效力不能及于第三方，且该协议所载纠纷简要情况是根据姚仁召单方的陈述所记载，其中的协议条款、赔偿项目以及垫付金额等内容均未经沈炯确认和同意，也没有证据证实沈炯存在侵权行为。现姚仁召以德清县顺潮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名义，根据人民调解协议确定的事实及金额向沈炯追偿，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并且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一是调解委员会可以组织各方调解，但不能反过来理解，参与调解的各方存在侵权行为；二是调解协议所记载的纠纷简要情况，是根据姚仁召单方陈述，并不是调解委员会认定的事实；三是调解协议内记录二人不配合，是因为沈炯没有义务配合。如果顺潮公司主张“只有涉事权责各方才需参与调解并将相关认定的事实作为协议记载事项”的理由成立，是将调解委员会的职责等同于人民法院的职能，这显然是不成立的。3.顺潮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表示“一审判决忽略关键证据，导致错误判决”，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事实上，沈炯与鲁水强没有法律关系，顺潮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即使顺潮公司主张的沈炯与鲁水强的“帮带协作关系”成立，沈炯也没有义务承担鲁水强猝死的责任，顺潮公司没有理由在其向鲁水强赔偿后向沈炯追偿。即使顺潮公司关于“叶高均与死者鲁水强通过沈炯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或承揽关系”的主张成立，一是至少说明沈炯与鲁水强没有法律关系，二是叶高均与死者鲁水强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也是需要顺潮公司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到目前为止，顺潮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事实。4.顺潮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对顺潮公司显失公平”的再审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顺潮公司系本案原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顺潮公司对沈炯与鲁水强之间存在法律关系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按照顺潮公司的说法，沈炯与鲁水强都受雇于叶高均，假定该说法成立，沈炯对于鲁水强的猝死也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5.顺潮公司在再审申请书中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全，忽略叶高均、沈炯的安全责任”，属于本末倒置。叶高均作为船主，其船舶出现故障需要修理，交由具有修理资质的顺潮公司进行维修并按照约定支付款项，对于鲁水强的猝死，叶高均主观与客观都没有过错；沈炯仅受雇于顺潮公司，没有义务为同是受雇于顺潮公司的鲁水强提供安全作业环境；本案的安全责任主体是顺潮公司，姚仁召是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6.顺潮公司在再审时提交的《询问笔录》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李力行既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新市镇调解委员会驻新市派出所专职人民调解员的证明；本案发生于2019年7月25日，在时隔一年多之后，就是当时参与调解的人也不一定能完整复原调解的详细情形，从《人民调解协议》调解员签字上看并无李力行这个人。李力行所陈述的有关沈炯的情况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本案两次开庭，审理历时10个月，可见一审对本案的重视与谨慎。 本院经审查认为，顺潮公司能否行使追偿权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合同上的依据或者法律上的依据。现顺潮公司明确其在本案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为其法定代表人姚仁召与死者家属武华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第4条约定“鲁水强110万赔偿金全部由姚仁召按协议第2条支付方式支付，姚仁召与叶高均、沈炯三方的法律关系由姚仁召自行处理”。对于该理由能否成立，本院具体评析如下：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根据合同相对性规则，缔约的协议当事人无权为他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现本案叶高均、沈炯均未在协议上签字，顺潮公司在再审中提交的询问笔录也不能证明叶高均、沈炯愿意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上为其设定的义务，故该人民调解协议第四条设定的义务对于叶高均、沈炯不产生拘束力，顺潮公司不能就此向叶高均、沈炯行使追偿权。鉴于顺潮公司并无向叶高均、沈炯行使追偿权的请求权基础，因此，对叶高均、沈炯与鲁水强的法律关系及对于鲁水强死亡是否有过错不作评议。 综上，顺潮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德清县顺潮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项 炯 审 判 员  沈 杰 审 判 员  朱 芸 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 法官助理  王于文 书 记 员  练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