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3民终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恒连，男，198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安徽大友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东春，男，197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勇，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徐，安徽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恒连与被上诉人郑东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8）皖0303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郑东春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皖03民终2144号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3日作出（2020）皖0303民初258号民事判决，施恒连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恒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被上诉人郑东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勇、张朝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恒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施恒连未提供当事人之间形成60万元借贷合意的证据，系一审法院将证据割裂认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施恒连对转入郑东春账户的129.65万元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是郑东春主张收到施恒连的款项系代郑海岳收取利息，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施恒连与郑海岳之间的借款400万元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协议中“月息4分”不是合同内容，系自行添加。如此大额借款，利息的约定应当明确具体，不仅在借款协议中没有对于利息及利息支付方式进行约定，在郑东春提供的收据中也无约定向第三方支付利息、由第三方代为收取利息的条款。借款协议中“月息4分”经鉴定确系伪造、变造，不应予以采信。上述第十七条规定并非指的是被告提供证据就可以，还要能够作为证据予以采纳，能够证明案件事实，郑东春所举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施恒连与郑东春之间的46.65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已由成都法院执行完毕。一审中梁满意出庭证明，欠条46.65万元系因创联公司与蔡雷明、郑海岳、郑东春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产生的款项，且已由成都法院执行完毕。 郑东春辩称，一、施恒连未能就借款关系成立生效完成举证责任，应当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施恒连一审证据不能证明与郑东春就案涉款项达成借款合意，也未就关于案涉款项系郑东春承包建设工程所需保证金的主张举证，也未能针对法庭关于借款合意达成的金额、利息、借款期限、时间地点、结算方式等作出明确陈述，因此其主张借款不能成立。从建筑工程领域看，案款的转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4月至10月期间，转款笔数高达11笔，间隔时间较短，金额有整有零，不符合工程保证金交易特征，反而更符合支付利息的特征。案涉款项自转款之日至起诉之日已达四年之久，期间施恒连从未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主张过任何一笔债权，不合常理。二、郑海岳出借400万给施恒连，约定了月息4分的利息，施恒连按照郑海岳的安排向郑东春支付利息，事实清楚。首先，一审中施恒连提交的鉴定报告不能证明400万借款协议上有关利息的约定系变造，施恒连亦拒绝提供其持有的另一份借款协议进行比对。其次，该400万借款系郑东春、郑海岳等人合伙向施恒连发放的借款，施恒连也提供了抵押担保。施恒连与郑海岳、郑东春非亲非故，不收取利息明显不合常理。第三、案涉款项中既包含郑海岳400万借款的利息，亦含有施恒连与郑东春之间的还款，为确保各笔还款不至发生混淆，所以才出现施恒连于400万借款本金还清的当日向郑东春出具一张欠条。郑东春收到该欠条后，将相关借条凭据悉数退还施恒连。第四，就郑东春提交的欠条及情况说明等证据来讲，可以证明在施恒连主张的“十二笔借款”期间，双方之间存在郑东春向施恒连发放借款、施恒连有归还郑东春本息的事实。而施恒连一方的逻辑荒谬之处在于：施恒连一边以月息四分向郑海岳、郑东春借款，一边又同时以债权人向郑东春发放月息两分的借款，此情形明显不符一般常理，系施恒连伪造事实、虚假诉讼。第五、郑海岳给郑东春出具收款委托书，委托郑东春向施恒连收取该400万元借款利息，施恒连是明知的；因该400万元借款系郑海岳和郑东春合伙出借给施恒连，在2014年4月29日借款当天，郑海岳、郑东春、施恒连三人均在现场；从借款协议、收条、收款委托书出具时间的统一性（均为2014年4月29日）可以证实。第六、从施恒连提供的2019年元月15日安徽创联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可证实：蔡雷明、郑东春、郑海岳三人为同一公司人员，借款手续由蔡雷明与郑海岳签订，所有的利息及其他费用统一由郑东春收取。这一证明内容正好与施恒连借款400万元及支付利息相吻合，证明了案涉转款是施恒连转给郑东春的利息。三、郑东春一方提供的反证，证明案涉转款不是借款，其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施恒连提供的证据，施恒连仍要为自己主张借款继续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施恒连要就达成借款合意完成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郑东春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施恒连一方证据的证明力。四、施恒连涉嫌虚假诉讼，属于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施恒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89.65万元及利息423602元，合计2320102元（利息自2014年4月2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8年3月16日，直至被告将全部款项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施恒连与郑东春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014年3月22日，施恒连通过建设银行卡号尾数为2049的账户转账支付给郑东春建设银行卡号尾数为3333的账户10万元。2014年3月26日，施恒连给郑东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施恒连于2014年3月22号转入到郑东春个人银行账户款项100000元整（壹拾万元整），现二人业务往来结算完毕，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此据”。2014年4月22日，施恒连再次从上述账户转入郑东春上述账户6万元，2014年6月8日转入10万元，2014年6月10日转入10万元，2014年7月4日转入10万元，2014年7月7日转入10万元，2014年8月8日转入20万元，2014年9月5日转入20万元，2014年9月12日转入16万元，2014年9月15日转入5000元，2014年10月9日转入91500元，2014年11月28日转入18万元。2014年4月22日至11月28日施恒连给郑东春转账11次，合计金额129.65万元。2014年8月25日，施恒连从个人建设银行卡号尾数为2049账户支取现金991500元，当日，案外人蔡雷明存入郑东春建设银行卡号尾数为3333的账户60万元。施恒连认为此款系本人取款存入蔡雷明账户，接着从蔡雷明账户转到郑东春账户，系施恒连借给郑东春的款。上述12笔银行交易款，施恒连认为属于郑东春向施恒连借款，要求郑东春偿还借款本金189.65万元及利息。另查明，2014年4月29日，施恒连向案外人郑海岳借款4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1个月，双方签订了两份《借款协议》，其中一份为270万元借款、一份为130万元借款。当日，郑海岳向郑东春出具收款委托书一份，委托郑东春收取上述400万元的利息，直到本金还清为止。2014年10月29日，施恒连支付郑海岳400万元。诉讼期间，施恒连对与案外人郑海岳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中书写“月息4分”及委托书“郑海岳”签名认为是后补写的。因郑东春不认可，施恒连申请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月息4分”晚于《借款协议》中乙方（郑海岳）字迹形成时间，委托书中“郑海岳”签名与《借款协议》中乙方字迹形成时间相邻近。再查明，2014年10月29日，施恒连向郑东春出具欠条一份，欠条写明：今欠郑东春现金人民币肆拾陆万陆仟伍佰元整（466500.00）。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施恒连要求郑东春偿还2014年8月25日借款60万元，既不能提供支付郑东春60万元的凭证，也不能提供当事人之间形成60万元借贷合意的证据。施恒连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2014年8月25日其从银行支取991500元，而郑东春当日账户中存入的60万元系案外人蔡雷明账户转入。故一审法院对施恒连要求郑东春偿还此60万元借款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施恒连从本人银行账户转入郑东春账户129.65万元，经该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的被告对原告的转款抗辩称，原告支付被告账户的其中96万元系被告替案外人郑海岳代收原告向郑海岳借款400万元产生的利息。被告对此抗辩提供原告与郑海岳签订的《借款协议》、郑海岳委托被告代收原告借款400万元利息的委托书及原告偿还郑海岳400万元的借款凭证。虽然《借款协议》中书写的“月息4分”经鉴定晚于落款时间，但是根据上述第十七条规定，只要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就完成举证责任。本案被告对原告转款96万元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对于剩余的33.65万元转款，被告抗辩称系原告偿还被告的借款，并在2014年10月29日双方对经济往来予以结算，原告尚欠被告466500元。在2014年11月28日原告转入18万元就是偿还466500元欠款的一部分。被告对其主张提供原告2014年10月29日出具的欠条一张。在被告郑东春抗辩施恒连的转账行为是基于其他民事行为而发生并予以举证证明后，举证责任因此发生倒置，施恒连应当就其转账行为确系双方借贷而发生，继续依法承担予以举证证明的责任。但是施恒连未提供与郑东春之间形成借贷合意的证据。且施恒连在2014年10月29日向郑东春出具欠条，如果施恒连借款给郑东春钱款，再由施恒连向郑东春出具欠条不符合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施恒连因举证不能，一审法院对施恒连诉请的郑东春偿还129.65万元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施恒连要求郑东春偿还189.65万元的诉请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施恒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361元（原告预交12681元），鉴定费58480（原告已预交），合计83841元，由原告施恒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施恒连提交了证据一、招标公告21页，证明施恒连诉讼中所称郑东春借款的目的系用于招标保证金，因为投标保证金的特殊性，所以金额无法体现出整笔借款，而是根据建设工程的造价基数予以确定的；证据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和送达回证共8页，工商银行的扣划凭证7页，证明施恒连代表创联公司处理蔡雷明和郑海岳之间的借款纠纷，其中包括46.65万元的款项均由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全部扣划至并且执行完毕。 郑东春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超过举证期限，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没有关联性，工程造价、预算金额和保证金的金额不符合施恒连所主张的工程投标保证金的一般的规律，例如施恒连转账给郑东春11笔款，其中最小金额5000元，有的转款时间间隔时间就2、3天，故证据一达不到施恒连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证明目的。调解书、调解笔录和银行转账里面所涉及到的主体人员、案款金额，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吻合，其中的文字表述也体现不了创联公司的转款包括本案争议的46.65万元。从调解书的数额上来看，也没有500元钱的零头。调解笔录和调解书形成的时间均是2014年4月21日，涉及到46.65万元的欠条形成时间是2014年10月29日，施恒连以半年前的调解书和调解笔录中载明的款额涵盖半年后形成的欠条金额，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常理。如果法院就该笔债权债务已经调解处理，46.65万元的债权凭证会收回，但是该份46.65万元欠条的原件仍由郑东春持有，不符合常理。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一是2020至2021年有关部门发布的招标公告，与本案借贷纠纷没有关联性，达不到施恒连的证明目的；证据二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和送达回证共8页，记载的是2014年4月21日创联公司欠蔡雷明的借款金额，工商银行的扣划凭证7页，记载的是2015至2017年创联公司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转款的金额，不能证明2014年10月29日施恒连向郑东春出具的46.65万元的欠条是施恒连代创联公司与蔡雷明针对2014年4月21日的债务进行的还款结算并已在2015至2017年创联公司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转款之中履行完毕，施恒连一审中申请的证人创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满意当庭陈述，创联公司与蔡雷明、郑东春之间的借款和保证金纠纷都已通过法院执行完毕，“至于原被告之间的个人借款不清楚”，既然梁满意对原被告个人之间的借款情况不清楚，又如何能够证明施恒连与郑东春之间的46.65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已由法院执行完毕？创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满意的证人证言结合创联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只能证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3896号民事调解书及（2014）金牛民初字第389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债务的执行情况，不能证明案涉欠条中的46.65万元属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3896号民事调解书及（2014）金牛民初字第389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务范围，且已由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执行完毕；本院注意到，施恒连一审中曾经提交了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保字第33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2017）川0106执6850号、（2017）川0106执6850号之一、（2017）川0106执685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17）川0106执6850号执行完毕通知书，证明郑东春提交的欠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施恒连意欲证明的是2014年10月29日施恒连向郑东春出具的46.65万元欠条属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范围，且已由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执行完毕，施恒连在本案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与其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相互抵触；又因上述46.65万元的欠条原件仍由郑东春持有，亦可表明双方尚未结清此笔债务，证据二亦达不到施恒连的证明目的。 经审查，当事人对原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施恒连请求判令郑东春偿还借款189.65万元及利息，应由施恒连对其事实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施恒连就其主张并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其中关于60万元借款的主张，仅提交了2014年8月25日施恒连从其个人建设银行卡号尾号为2049账户支取现金991500元的银行流水，郑东春不予认可并提交了2014年8月25日案外人蔡雷明存入郑东春建设银行卡号尾号为3333的账户60万元的存款凭条予以反驳。本院审查认为，上述60万元款项并非施恒连转入郑东春账户，而是案外人蔡雷明与郑东春之间的款项往来，不能认定为施恒连向郑东春交付的借款，且施恒连也不能证明其与郑东春存在60万元借贷合意，故施恒连该项借款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施恒连主张的129.65万元的借贷事实。本案中，施恒连主张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郑东春转款11笔合计129.65万元，并提交了施恒连银行个人活期明细、创联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保字第33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川0106执6850号、（2017）川0106执6850号之一、（2017）川0106执6850号之三执行裁定书、（2017）川0106执6850号执行完毕通知书、鉴定意见、创联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满意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审查认为，施恒连提供的证据虽能证明其向郑东春转款129.65万元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129.65万元的借贷合意。从2014年3月26日施恒连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分析，双方之间曾存在经济业务往来关系并进行过结算，该情况说明即系双方形成的结算凭证。而施恒连主张的129.65万元借款时间跨度从2014年4月22日至11月28日，期间未形成任何债权凭证，施恒连的借款主张与常理不符。根据郑东春的主张，施恒连向其转款金额129.65万元并非借款，而是施恒连偿还施恒连所欠郑东春和案外人郑海岳之前的借款，为证明该主张，郑东春提交了借款协议两份、收据两份、委托书、施恒连向郑海岳归还本金400万元的转账凭证、郑海岳证言、施恒连向郑东春出具的46.65万元欠条等证据。郑东春提供的上述证据证明，施恒连与郑东春及郑海岳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郑海岳委托郑东春向施恒连收取借款利息的事实。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施恒连于2014年10月29日向郑东春出具46.65万元的欠条，表明施恒连与郑东春仍有债权债务未予结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在郑东春能够证明施恒连与郑海岳、郑东春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施恒连向郑东春出具欠条的情况下，郑东春关于该129.65万元系偿还其他债务的抗辩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施恒连仍应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审中，施恒连提供了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和送达回证、工商银行扣划凭证等证据，证明施恒连代表创联公司处理蔡雷明和郑海岳之间的借款纠纷，其中包括46.65万元的款项均由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全部扣划至并且执行完毕。但从时间上分析，上述调解笔录及调解书形成时间是2014年4月21日，明显不涉及2014年10月29日形成的46.65万元欠条，故施恒连所举的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从常理判断，施恒连于2014年10月29日向郑东春出具46.65万元欠条，该欠条出具后，施恒连作为债务人，负有偿还债权人郑东春欠款的义务，在债务未予偿还的情况下，其一般不可能再向郑东春出借款项，但施恒连主张2014年11月28日的18万元借款系在该欠条出具之后形成，明显违背经验法则；且施恒连与郑东春在之前和嗣后的经济往来中均有结算凭证或债权凭证、唯独中间的经济往来即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10月9日的转款，施恒连既未提供结算凭证、也未提交债权凭证，不符合常理；施恒连既然于2014年10月29日向郑东春出具46.65万元欠条，则表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明确，施恒连主张129.65万元转款性质为借款，依据不足。本院对施恒连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定。 综上，施恒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361元，由施恒连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凯 审判员 王宇堂 审判员 陈二伟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马兆云 书记员张智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