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7民终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斌，男，1968年1月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 法定代表人：舒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昌伟，安徽安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蔡斌因与被上诉人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九华山风景区人民法院（2020）皖1791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上诉人蔡斌申请本案书面审理，经被上诉人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本院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斌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2017年7月6日,被上诉人前身原安徽九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授权下属,以正在筹备中的安徽九华山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公益性的《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合作方式、合作期限、合作费用计取等条款。后该公司因长期未成立,也未签字盖章。2018年10月下旬被上诉人重大改组后欲推翻原协议,直至2019年3月1日被上诉人才与上诉人正式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原《合作协议书》权利义务的同时,还就如何保障上诉人的人员货物车辆正常进出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但自正式签订协议以来,被上诉人下属大愿文化园,以种种理由拒不执行协议有关约定,在商品登记造册、进货销售等重要环节无休止的推诿刁难,致使上诉人长期无法正常经营。与此同时,却屡屡要求上诉人按原始协议订立日期即2017年7月6日计取并上缴“场地场馆合作费用”。上诉人被迫起诉,但原审将双方合作关系简单推定为租赁,进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具体如下:(一)有关甲方合同义务及对其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诉请的法律依据。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包括法定、约定、推定义务,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法律赋予合同守约方对违约方的基本诉讼请求权!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有相关规定。本案根据双方的协议内容、合同目的以及交易习惯等常识常理,结合相关法规,不难认定:甲方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向上诉人提供符合要求的场地、保障其符合约定的用途、保障上诉人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展品登记估价造册、相关人员进出、进货销售渠道”的及时通畅等等。甲方除了交付场地外,自始至终没有全面正确履行其合同义务,致使双方约定的合同目的之共同经营的条件长期不能成就。上诉人也因此诉至法院,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零七条规定,请求对方采取补救措施,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二)双方《合作协议书》的生效时间。2017年7月前甲方负责人委托下属工作人员,以尚在筹备中的九华山如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待如愿文化公司正式成立后再签字盖章。本协议自合作人签字或盖章时生效。根据《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由于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长时间未成立,也始终没有签字盖章,使得该《合作协议书》的成立缺乏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同时,截止2019年3月,除了交付使用场地,对方也没有配合办理协议书中有关“对藏品共同估价登记造册”等手续,致使双方约定的开展正常经营的条件始终不成就。直到2019年3月1日由于蔡斌坚决维权的意思表示以及有关领导的关注,《合作协议书》原甲方出资人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才直接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由其履行《合作协议书》原甲方的权利义务。由此可见，2019年3月1日才是双方合作协议正式成立并生效的合法确切时间。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九华山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以此做为本案合作协议的生效时间与事实不符，与法有悖!(三)双方《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及性质认定。首先,《合作协议书》的名称已经明确双方系合作关系。其次,综合协议内容并结合其他证据,包括上诉人在大愿文化园无偿所建为数众多的园林景观,大量无法抹杀的事实证据充分证明:该协议书是以“优势互补、提升大愿文化园景区的艺术氛围和格局、打造研学旅教育基地”为目的、需要上诉人单方面做出巨大付出甚至牺牲的合作协议。协议还对双方合作经营方式、利润分配、结算期限、风险承担、合作协议解除等做了较为详细的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协议内容与房屋租赁合同有本质区别，一审将两者混为一谈,与事实严重不符!(四)双方补充协议的前提和原则,就是贯彻原协议精神不变，更不可能将合作协议改变为租赁协议,协议虽然未对“前三年场地租赁使用保底费用60万元”的含义做出任何说明,合同法包括房屋租赁合同的有关条款中也没有对应的名称,但结合前后二份协议的完整内容看,都与租赁合同没有任何关联!但一审无视双方合作协议的正式生效时间、《合作协议书》的性质及内容、补充协议与《合作协议书》的关系、补充协议诸条款之间的逻辑关联，仅仅抽出其中单独的“租赁”二字,就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地将其认定为“租赁费”,并进而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从根本上变更了双方合作协议的性质和内容!更明显违反了合同法第八条、七十七条和七十八条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无名合同的规定，本案双方的合作协议性质仍然是无名合同,不能得出一审有关“租赁”的结论。其次，无名合同是在适用合同法总则的前提下,“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而非一审所述“原被告之间的场地场馆使用费的交付应当参照租赁合同条款的原则进行”。一审在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偷换概念基础上进行了无限扩大化的适用。纵观合同法租赁合同所有条款,唯有一条近似的规定,即第二百一十六条出租人基本义务的规定,即便以一审判决有关“租赁”的错误认定,结合相关证据材料和法律法规,也不难因被上诉人没有履行“租赁期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的义务,依据合同法一百零七条违约责任的规定而得出上诉人的诉求!这显然又与一审判决书“既然原被告补充协议明确是租赁费,不管被告是否违约,不能得出原告诉求”的结论完全相悖!综合以上,补充协议不能、事实上也没有变更《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二所谓“场地场馆租赁使用保底费用”就是《合作协议书》二、四所谓“场地场馆使用费及保底”的不太确切的说法。在这个原则前提下,合作费用即场地场馆使用费的计取,必须以双方合同生效且共同办理展品登记估价造册手续为前提;双方在2019年3月1日才正式成立并生效的《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里,约定“乙方一次性预支付前三年场地租赁使用保底费用六十万元”,其真实含义是上诉人为体现履行合作协议的能力与诚意,自愿向甲方一次性提前支付即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1日的“场地场馆保底使用费六十万元”,以换取甲方能够认真履行双方的合作协议。事实上,只有这一种解释可以与整个案件事实包括《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第一条相吻合。（五）上诉人要求确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场地场馆使用费”的计提时间为双方对灵璧石造册估价登记后且被上诉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正确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之日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合作协议书》第三、四条规定可见，双方约定的合作费用计取不设确定具体时间,双方共同对展品登记造册是开展经营并计取费用的先决条件，否则上诉人将因“私自交易行为而受到甲方的重罚甚至驱逐”。本案2019年3月1日双方合作协议正式生效，4月18日甲方正式交付藏品登记造册手续,双方至此才有了合同约定的开展正常经营所必需的前提。上述时间点是上诉人自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并截止起诉时,始终认可的“合作费用计取”的时间起算点。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承认“协议生效时间”是“合作费用计取”的起始时间。其次,《合作协议书》虽然未对甲方在灵璧艺术珍宝馆的正常经营中应予何种方式的配合帮助及时限等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本案依照双方合同的经营目的、交易习惯及常识常理不难推断出，合作费用计取的前提当然是大愿灵璧艺术馆具备正常经营的条件,而艺术馆开展正常经营销售的前提,则完全有赖于甲方及其下属大愿文化园依合作协议给予积极配合和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对展品及时登记造册、给予乙方人员及进货销售渠道通畅的保障等等。第三,上诉人自愿以2019年3月1日为起点,提前预支付2019年3月1日起算未来三年的“场地场馆保底费用”,以换取甲方能够认真履行双方的合作协议。但在甲乙双方2019年3月1日正式签订协议后,甲方下属大愿文化园始终以“违反内部管理规定”为由,拒绝按补充协议有关约定执行;其相关工作人员在上诉人新进藏品登记造册问题上长期拖延,之后又对上诉人藏品销售出园的请求长期不予合理回复,致使大愿灵璧奇珍艺术馆在经营销售的问题上,至今没有切实可行的渠道、程序和方法。甲方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存在明显的故意或过失,造成上诉人开展正常经营的条件长期不能成就。根据民法总则第六条的“公平原则”及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被上诉人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我方正常经营所必需的条件成就之前,上诉人有权拒绝其依照《合作协议书》第二、四条及补充协议第二条“计取场地场馆使用费用”的要求。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由于甲方不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其至严重违约的行为,已经、并仍在继续给上诉人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浪费,损失巨大且无法计算。作为挽回部分损失的补救措施,上诉人的诉请,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退一万步来说,即便以一审判决有关“租赁费”的错误认定,首先:该费用的计取时间应该是双方正式签订协议及生效的2019年3月1日，其次:结合相关证据材料和法律法规,也将因为被上诉人没有履行“租赁期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用途”义务,而得出上诉人的诉求!(六)关于证据的事实认定。由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并没有起诉对方的打算,所以对于涉及双方纠纷的一些资料包括手机短信等等,都没有及时保存,事后也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恢复。加之证据收集的难度等等原因,上诉人一审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如果从单个方面看,无疑是有欠缺的。但是,结合所有证据组成的证据链,整个案件的背景、包括对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这其中应该包括:一审法官及其助理,在审理案件期间随本人车辆进入大愿文化园,虽然佩戴口罩并向门卫出示身份证明和健康码、测量体温,但仍然被其拒绝入内的事实。一审法院并未适时组织庭前证据交换,直至开庭时上诉人才收到对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因此无法在法庭进行有效的质证和辩论!综上,上诉人恳请二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辩称，被上诉人同意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诉人的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请系针对被上诉人此后的行为要求，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表达意见，就此作出裁判已无实际意义；场地使用费的起算时间应为合同生效之日的2017年7月16日，上诉人诉请将场地使用费起算时间确定为双方对灵璧石造册估价登记后且被上诉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之日无相关法律依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并以此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依据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蔡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立即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2、确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有关“场地场馆使用费”的计提时间为双方对灵壁石造册估价登记后且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之日起；3、由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查明事实：2017年7月6日，蔡斌与正在筹备中的安徽九华山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石泉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共同合作打造大愿灵璧奇珍艺术馆项目，合作期限为10年。该协议书约定，安徽九华山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该项目提供九华山大愿文化园3号进出口、五通桥前方广场两侧、八功德水通道左侧、精品屋房屋四周等户外场地用于蔡斌摆放体量较大的灵璧石，提供八功德水右侧的精品屋作为大愿灵璧奇珍艺术馆。双方约定采取按照每件展品销售价的20%计取场地及展馆使用费作为甲方计取合作费用的方式，并约定具体操作方式。《合作协议书》明确了双方在藏品登记造册、销售等方面的具体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2019年3月1日，因原《合作协议书》中的甲方安徽九华山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故未成立，该公司的出资人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蔡斌签订《补充协议》，对原《合作协议书》进行认可并就协议履行细节进行了补充。该《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尊重并按原协议精神履行，蔡斌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预支付前三年场地租赁使用保底费用60万元整，其余仍按原协议规定执行。《补充协议》对合作期间藏品及人员通行等方面进行了补充。2019年3月22日，原告蔡斌支付60万元至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现蔡斌以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在给藏品登记造册及准许蔡斌方人员车辆通行、藏品进出方面违约为由诉至法院。 一审认为：蔡斌与九华山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2019年3月1日蔡斌与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履行原《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并补充了部分内容，所以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适格。蔡斌要求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何为“全面正确履行”，从法律上不易于界定，对其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从《合作协议书》规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上看，《合同法》并未规定此类型合同，合同中约定的场地场馆使用费在合同法中也找不到对应的名称，但2019年3月1日的《补充协议》将其明确为“场地租赁使用保底费”。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合同，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根据该条原则和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精神，双方之间的场地场馆使用费的交付应当参照租赁合同条款的原则进行。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已经于签订协议之前将场地场馆交付给了蔡斌，且蔡斌也已经根据补充协议支付了前三年的场地租赁使用保底费600000元。现蔡斌以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多次违约为由，要求“确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有关场地场馆使用费的计提时间为双方对灵璧石造册估价登记后且被告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之日起”，既然双方补充协议明确是租赁费，不管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是否构成违约，不能得出蔡斌的诉求。所以，蔡斌的该项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蔡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蔡斌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与被上诉人公司副总高政权的短信记录，证明被上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有意无意掩盖对应时间、误导法庭，被上诉人辩称蔡斌对其提出的磋商请求置之不理不符合事实； 证据二、大愿文化园防疫工作通知书，是双方正式签订补充协议并截止2020年11月，蔡斌收到的被上诉人唯一正式书面通知，证明自始至终被上诉人未全面妥善履行其应尽的法律义务； 证据三、发给大愿文化园负责人陈国才的短信记录，证明截止2021年1月19日被上诉人依旧未对蔡斌有关商品销售出园的问题给予明确合理的答复，蔡斌再次致信大愿文化园负责人陈国才予以催促。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二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短信内容所涉事项应由本案双方当事人沟通后才能落实，并非由被上诉人单方决定的事项，事实上被上诉人一直同意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 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二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不予确认；证据三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未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蔡斌与九华山如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7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蔡斌与安徽九华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3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立即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请，因“全面正确履行”从法律上不易于界定，且被上诉人同意履行《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的合同义务，一审判决驳回此项诉请，并无不当。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蔡斌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预支付前三年场地租赁使用保底费用60万元整”，一审依据《合作协议书》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精神，结合被上诉人已经于签订协议之前将场地场馆交付给了蔡斌及蔡斌也已经根据《补充协议》支付了前三年的场地租赁使用保底费600000元的事实，认定双方之间的场地场馆使用费的交付应当参照租赁合同条款的原则，符合法律规定。蔡斌认为其预付600000元系自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3月1日的“场地场馆保底使用费”及被上诉人未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要求“确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有关场地场馆使用费的计提时间为双方对灵璧石造册估价登记后且被告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之日起”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蔡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蔡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阮敬东 审判员  余 玮 审判员  康启林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 法官助理张勇 书记员包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