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10148号原告：万建勇，男，195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越城区，现住绍兴市越城区。被告：万黎明，男，195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强，绍兴市越城区东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万建勇与被告万黎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建勇、被告万黎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建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责令被告立即停止以所谓的“（2019）浙绍国证民字3631号公证书”侵害原告作为老父万长苗的“指定监护人”的一切法定民事权利；立即无条件交出被告在冒充“洋人”被揭穿后以违法手段更换的由原告保管运用的万长苗、刘春风的身份证、户口簿、医保卡、工资卡；排除所有妨碍原告履责义务的障碍；二、责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5万元；三、责令被告立即连续一周在《绍兴日报》《绍兴晚报》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28日，（2020）浙0602民初24号案第二次开庭，原告得到被告（时任24号案诉讼代理人）提交的（2019）浙绍国证民字3631号公证书一份，计12页（以下简称“12页3631公证书”）。2020年8月27日，（2020）浙0603民初7207号案开庭，原告得到被告绍兴国信公证处提交的（2019）浙绍国证民字3631号公证书一份，计15页（以下简称“15页3631公证书”）。以上二份“3631号公证书”均公证事项为“意定监护协议”。该公证事项的当事人均为万长苗、万黎明、潘贝妮。（一）“意定监护协议”严重侵害原告作为双亲“法定代理人”的一切民事权利，包括名誉人格权。1、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及权利的历史事实及法定的正当程序产生。2015年6月，被告退休。被告以儿子万正阳在加拿大留学的理由，以投资移民方式移居加拿大。而父母都已九十高龄，长期住院，生活已不能自理。因此，从2015年8月-2019年12月近五年时间里，都由原告独自承担照顾双亲。在双亲住院的五年里，由于父母住的VIP病房均没有厨房，而且父母从不吃医方食堂，柴米油盐肉茶成为原告生活照顾父母的较大工作量。2017年2月21日，双亲遭遇车祸，双双卧床。老父腰伤，老母头部和手腕骨折，更加重了原告负担。而此时的被告却以“自己是加拿大人，要遵守加拿大法律”为由且在加拿大住院回不来。2018年11月25日，原告遭遇车祸住院，老父老母无人照管，尽管老父和兄长都极力希望被告回来接替原告，但被告却以“自己在加拿大动腰椎手术，术后不成功”为由拒绝回来。在拖了近一年时间后，原告在父母的许可下，向越城区塔山街道滨河社区说明情况，按正当程序，由该社区出具了原告作为万长苗、刘春凤的“指定监护人”，并代理起诉了万黎明，形成（2019）浙0602民初11227号案。随即，2019年12月初，万黎明不得不在绍兴现身变成了中国人，也结束了近五年的在加拿大生活史。2、被告“意定监护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及危害。（1）万黎明作为对父母负有照顾义务的子女，却从2015年退休后，冒充加拿大人欺骗父母与兄长，属恶意逃避对双亲履责义务，违背公序良俗，性质恶劣，而且在双亲处在法律意义上的“危困状态”时，以在加拿大手术住院的谎言置父母的安危于不顾，并数次要求原告放弃对处于痛苦中的老父老母的救护努力。（2）2019年12月，在原告揭穿了其假洋人的鬼把戏后，不思悔改。从2019年12月初依仗老父一贯对其的溺爱和纵容，以老父的名义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极其复杂的民事法律行为。从已看见的各类文书看，时间早于2019年12月10日。光公证书就达三份。（3）“意定监护协议”的当事人恶意串通，用虚假的、不真实的、捏造的事实，伪造的材料骗取公证。12页公证书的“意定监护协议”第1页写到“小儿子万黎明在加拿大生活未能时常在身边照顾”，15页公证书的公证笔录“（万黎明）……我在加拿大生活未能时常在身边照顾”，这二个版本的公证书生成时间均在2019年12月18日、19日。而在早近一个月的2019年11月21日，原告起诉被告形成的（2019）浙0602民初11227号案已揭穿了被告冒充加拿大人的鬼把戏。（4）“意定监护协议”的当事人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恶意抹黑原告。12页公证书中写道“大儿子万建勇不孝顺父母”，15页公证书询问笔录写道“（万黎明）哥哥万建勇不孝顺父母”。这些恶意抹黑原告的语言出现于司法文书中，对于恪守传统的原告是极大的刺激。老父已九十六岁高龄，风烛残年，说些糊涂话可以不必在意。作为耄耋之年的长辈，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又患有多种基础性老年病，并多次脑溢血，中风，能活到今天已属不易。分不清是非、察不了事实，这就是事实。要不然，在这些家务事进入司法程序后，老父不顾毕生享有的“荣耀”蒙羞，在2020年11月12日开庭的“5643号”案中，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替被告作证“这么多年来95%是小儿子照顾我们”之类的虚假而不顾事实的陈述会出现在大堂上，老人已不知其行为的后果。但是被告恶意逃避对生父生母长达五年履责义务，对父母的生命和健康毫不关心，劣迹斑斑，伪造证据，竟在司法文书中说出“哥哥万建勇不孝顺父母”。被告对原告的抹黑严重侵害原告的名誉和人格尊严的拙劣且粗暴行径感到震惊。（5）15页3631号公证书附有作为中国人的被告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意定监护协议”的正文和万黎明的询问笔录中均确认“万黎明在加拿大生活”。从2015年6月被告退休，移民投资加拿大以来，直至2019年11月21日原告以“11227号案”起诉被告的近五年中，万黎明似乎完全是在加拿大生活。这五年中，被告每年1月和6月各回国探望父母二次。现在看来，这是被告为掩原告耳目而精心设计的伎俩。15页公证书中只有被告的中国人身份证件，无加拿大籍身份证件，或在加拿大生活必需的物质基础证明（在加的房产证明、加拿大人医保证明、加籍职业证明、加籍驾驶证证明、出行的加国领事事务证明或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相关商务、旅游签证证明）。（6）15页公证书附有“姜阿仙”、“王兴鑫”等人的户口簿复印件，这些是被告的亲家母和女婿等，这些与万姓家族无血缘关系的人在司法文书中对涉及万姓家族中各成员的权利义务、财产等各法律关系不存在监管的法定权利。这是被告为了继续欺骗老父“在加拿大生活未能时常在身边照顾”而下的后手棋。（7）“12页3631号公证书”和“15页3631号公证书”均附有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对老父万长苗的“临床医学鉴定”，并都证明“万长苗目前有完全民事能力”、“无意识障碍”。但是报告却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二份报告的内容完全相同，二份报告和鉴定时间都在2019年12月10日8点30分，二份报告都由陈正平、段迪在相同的鉴定地点绍兴袍江医院住院部9楼老年科VIP病房，二份报告鉴定时都只有在场的万黎明一人。但是，二份报告却盖了二种不同的公章，12页公证书所附报告中的章为中空字体，15页公证书所附报告中的章为实心字体。12页公证书由万黎明于2020年4月28日提交法庭，15页公证书由绍兴国信公证处于2020年8月27日提交法庭，时间相隔整整四个月。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报告是程序之外造假之物。（8）“意定监护协议”第一页第一条监护目的为“为防止甲方未来因发生精神、智力障碍或身体障碍，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或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时，甲方委任的监护人能够按照本协议，保障甲方在世期间的生活质量、医疗救护、人格尊严、财产安全、权益维护”。这些是该监护协议最核心的内容，但也是最荒唐的事情。根据前述万黎明的行为，万黎明根本没有资格担当此任。综合看，二个版本的“3631号公证书”均有伪造之嫌。12页3631号公证书没有加盖出具该司法文书的“浙江省绍兴市国信公证处”的公章。15页3631号公证书盖了公章，但是却违反《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所规定的大量程序性步骤和证据，违背法的禁止性规定。（二）被告严重侵害原告作为万长苗、刘春凤“法定代理人”的一切民事权利，包括名誉人格权。虽然“意定监护协议”在第二页第四至十七条对该民事法律行为进行法定附条件和附期限，但这并未阻止被告对原告的“法定监护”权利采取一系列侵权行为。（1）从15页3631号公证书的附件看，万长苗的身份证、户口簿、工资卡均已由被告违法占取。（2）被告利用一系列公证书对原告实施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即骗取公安机关执法，驱离原告，制造社会治安事件。2020年1月4日上午九点多钟，原告去袍江医院探视老父老母，并带去了被告单方面拟定的“赡养父母协议书”。原告本想就该“赡养父母协议书”的一些具体问题与被告商榷。由于在病房没有等到被告，原告于11点左右就离开了。在临近12点左右，当时的护工董文华打电话给原告“你弟弟到了，如果你没有走远，就回医院”。于是，原告就折返医院，在快到父母病房时发现气氛不对，房门由二名警察把守，进门后被告正与一名高个警察交谈。一番交谈后，被告拿出一叠厚厚的公证书，警察看完一本后，立即对原告询问，并提出一系列问题。原告如实作答。很快，这名警察却对原告下了逐客令，禁止原告从今天起再到这里来。另一名警察立即对原告拍照取证，但还是在满病房满走廊都是医生、护士、护工、病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强行带离医院。这道“禁止探望父母”禁令是由公安机关通过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执法，以保护父母人身安全为由，事先设计治安事件现场，被告在执法文件上已签好字，由三名警察开着警车到，没有原告在场，诱使原告到达现场，按正规、标准的公安执法程序：询问、记录、拍照取证，当事人在执法文件上签字，然后实施驱离一气呵成。当时事发现场人数众多，原告受此羞辱时又情绪紧张，在被驱离后没有索要执法文书副本，但经仔细回顾，发现这是一起假警察执法，三个警察全是便衣，执法过程中均未亮警证，完成执法后又不给任何执法手续。原告认为原告虽蒙此奇耻大辱，但终有伸冤之时。（三）原告作为老父万长苗、老母刘春凤的“法定代理人”的来龙去脉。基于被告近五年的行为，尤其是2017年2月21日父母遭遇车祸后的表现，经老父万长苗、刘春凤授意，经原告按法定程序申请，再经越城区塔山街道滨河社区审查核实，出具了“监护人指定书”，确定了万建勇为万长苗、刘春凤的指定监护人，以最利于被监护人的权利保护和实施。经老父同意，原告代理刘春凤起诉万黎明，形成（2019）浙0602民初11227号案，顺利将万黎明从加拿大人还原成原本的中国人，迫使万黎明不得不在恶意逃避五年后出现在绍兴，接替已失去照料父母能力的原告去照料父母，彻底解除了万长苗、刘春凤已陷入法律意义上的“危困状态”。（四）原告本案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体系与条文。《宪法》第三十七条（人身自由）、第三十八条（人格尊严）。《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五条。《公证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五）再述被告对原告侵权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及社会危害性。1、前述社会治安事件，事后经原告回忆引起怀疑，原告于2020年9月4日下午2点多到马山派出所报案，后被电话答复所报案件不是刑事案件，不予立案，亦不出具书面“不予立案通知书”，致原告无法维权。该事件所涉执法警察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罪”嫌疑。2、被告作为前述社会治安事件的策划人和始作俑者，有《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嫌疑。（2020）浙0602民初24号案和（2020）浙0603民初7207号案均没有提供3631号公证书原件，但法官都作出了认定。原告认为万黎明的造假行为，并以伪造的公文伙同假警察执法，绍兴国信公证处造假，并以此虚假的证明文件或严重失实的证明文件去规范社会组织实体、个体的民事行为，侵害的客体均是国家。被告所涉的犯罪嫌疑有充足证据和理由，提请有权机关管辖，这些都是公诉案范畴。请法院在本案侵权过程中发现线索，查明事实真相，以法律赋予的广泛职权，发挥机制效力，惩治犯罪，维护法治权威和尊严。（六）被告冒充了五年加拿大人，实际上这五年2015年-2019年是在绍兴经营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在加拿大兼职。2018年元旦期间，原告偶然在一个老友处获知被告在绍兴从事经营教育培训机构“正阳英语”，并在绍兴二个地方开设了以“正阳英语”为名号的教育培训机构（龙山校区、镜湖校区），机构资料显示被告任加拿大新移民中心兼职教授、加拿大CCCSA中加文化顾问。被告在中加二地做事赚钱，原告已有足够的理由纠正被告这种对父母不管不问，只顾自己挣钱，不尽义务的不良行为。但考虑到父母已时日不多，原告于2018年11月25日遭遇车祸不能照料父母时，只是想让被告回来一段时间接替原告照料父母，让原告有时间治疗已拖延一年之久的腿伤。自从被告的洋人把戏揭穿后，被告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背着原告快速策划实施一系列让原告目瞪口呆的复杂而严密成体系的众多民事法律行为，导致家庭成员间一系列民事法律纠纷，给了原告沉重的精神打击和心理折磨。原告自陷于家庭事故纠纷的司法旋涡以来近一年中，在数个案件遭遇非正义、非公正的法律败诉。但这些暂时的法律困境始终动摇不了原告对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法制体制的信心。被告万黎明辩称：一、本案原告不具诉讼主体资格，是无权起诉的，更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所依据的诉权系已经被滨河社区撤销的监护人指定书，故原告不具法定监护人的资格，而且该指定书是原告以欺骗的手段获得，系双方父母亲在未经法院宣告或有关单位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情况下作出；后经起诉社区，该社区核实后撤销了该监护人指定书[已经在（2020）浙0602民初24案卷内]。该监护人指定书没有法律效力，原告无权进行诉讼。二、原、被告父母经过医学鉴定，父亲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母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公证书是万长苗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自主选择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交出相关证件，但是这些证件都是由万长苗本人在保管，相反原告原先持有的已经被作废的这些证件应该返还给父母。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更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四、结合（2020）这0602民初5643号案件，原告属于重复诉讼，该案中原告父亲当庭作证，不要原告监护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五、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只能证明其曾照顾过父母亲或者为父母办理过某个事项，不能作为功劳，照料父母亲是应尽的义务。综上，本案案由是侵权责任纠纷，而监护人资格是一种义务，义务是自愿履行的，不能作为侵权责任纠纷立案，案由不能成立，除非被告侵害了被监护人的权利，原告也只能以被监护人的名义起诉。本案原告实际是为侵占父母的财产在恶意诉讼，原告的诉请不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万建勇和被告万黎明系兄弟关系，二人父母为万长苗和刘春凤。2019年11月21日，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道滨河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原告万建勇申请，出具《监护人指定书》指定万建勇为万长苗、刘春凤的监护人。2019年12月10日，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出具《临床医学鉴定报告》一份，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万长苗目前无意识障碍、智能障碍与××，目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9年12月26日，绍兴市国信公证处出具（2019）浙绍国证民字第3631号《公证书》一份，载明：兹证明万长苗和万黎明、潘贝妮分别于2019年12月18日、2019年12月19日在公证员陈某公证员助理王佳鹏面前，在《意定监护协议》上签名、捺指印。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意定监护协议》上万长苗和万黎明、潘贝妮的签名、指印均属实。上述《意定监护协议》约定，万长苗（甲方）愿意委任乙方（万黎明、潘贝妮）作为自己未来的监护人，乙方亦愿意担任甲方的意定监护人；乙方的监护资格顺位优先于甲方的其他法定监护人、甲方委托的其他监护人。该协议还对监护起始、监护期限、监护职责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另查明，2020年3月12日，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道滨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关于撤销万建勇为万长苗及刘春凤的监护人的决定》，载明：3月12日通过电话与万长苗沟通确认及查看相关住院资料后，我社区决定撤销万建勇为万长苗及刘春凤的监护人，即2019年11月21日我社区出具的监护人指定书作废。经核实，万长苗、刘春凤于2020年1月2日向本院起诉万建勇，要求万建勇返还工资款387100元，并返还万长苗、刘春凤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工资卡。本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浙0602民初24号民事判决，判决万建勇返还万长苗、刘春凤28万元。万建勇对该判决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于2020年10月19日作出（2020）浙06民终244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复印件2份（含被告其他案件中提交的复印件；绍兴市国信公证处提交的复印件，含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报告、身份证件、询问笔录）、纸质证据复印件62页（其中所含指定监护人申请书、监护人指定书）；被告提交的《关于撤销万建勇为万长苗及刘春风的监护人决定》复印件1份、（2020）浙0602民初32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1份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原告提交的电子证据光盘5张、纸质证据复印件18页（含赡养父母协议书、微信截屏、培训机构照片和宣传招生资料、文字整理资料）、纸质证据复印件62页（其中所含委托书、短信截屏、委托授权书、证件、交通事故认定书、家政服务合同和授权书、收条、记账清单、收据和发票、病例资料），与本案的争议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原告认为被告侵害了其作为万长苗指定监护人的一切法定民事权利，故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万建勇是否为万长苗的监护人，被告是否侵害了原告的权利。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监护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能够完全辨别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不需要监护人。本案中，原、被告的父亲万长苗已于2019年12月10日经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并不需要监护人。原告万建勇认为其为万长苗的监护人，缺乏法律依据。第二，虽然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道滨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在2019年11月21日指定万建勇为万长苗、刘春凤的监护人，但该指定监护过程社区居委会未调查核实万长苗、刘春凤的民事行为能力，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且该社区居委会已于2020年3月12日出具《关于撤销万建勇为万长苗及刘春凤的监护人的决定》，撤销了万建勇作为万长苗、刘春凤的监护人资格。综上，从现有证据来看，万长苗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监护人，滨河社区居委会的监护人指定书已被滨河社区居委会自行撤销，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以（2019）浙绍国证民字第3631号公证书侵害其作为万长苗指定监护人的一切法定民事权利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经核实，万长苗已通过（2019）浙绍国证民字第3632号《公证书》中的《委托监护协议》委托万黎明、潘贝妮对被监护人刘春凤履行监护职责。万长苗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为刘春凤的配偶系刘春凤的法定第一顺序监护人，万长苗以公证的形式委托万黎明、潘贝妮对刘春凤履行监护职责，符合法律规定，万黎明可以履行对刘春凤的监护职责。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无条件交出由原告保管运用的万长苗、刘春凤的身份证、户口簿、医保卡、工资卡，排除所有妨碍原告履责义务障碍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精神损害赔偿金，在《绍兴日报》《绍兴晚报》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万建勇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万建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俞颖尔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陈 柠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第二十八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