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4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胡勇毅，男，199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权，广东正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世居，男，197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奕钧，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胡勇毅与被上诉人张世居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上诉人胡勇毅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6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白小云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勇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权以及被上诉人张世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王奕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勇毅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确认胡勇毅不构成合同违约，确认张世居构成合同违约；3.判决胡勇毅没收张世居履约保证金460000元；4.判决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租金794500元（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5.判决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欠缴的水电费109500元（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6.判决驳回张世居的诉讼请求；7.判决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张世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依据广州市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书》确认张世居承租的涉案商铺存在杨某财欠租未付的行为，据此认定《店面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属胡勇毅的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胡勇毅不存在合同违约行为。1.广州市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书》属于单方陈述的证人证言范畴，是否欠租，没有得到承租人杨某财确认，也没有生效判决作证，根本不能据此认定存在杨某财欠租未付的行为。2.广州市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杨某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涉案商铺给杨某财，倘若杨某财欠租，出租方理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向杨某财发送催收通知和提起诉讼来进行确认。广州市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合同外的第三人（张世居）发《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书》，对第三人（张世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没有区分开两份租赁合同，没有根据合同相对性法理来分析各方的权利义务，实为不妥。二、胡勇毅与张世居并没有就租金调整达成一致意见，一审认定自2019年5月起的租金双方合意降为每月21.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张世居拖欠租金属于合同违约。1.胡勇毅与张世居就2019年5月后的租金调整一事进行过协商。2019年6月5日胡勇毅通过微信发给张世居：下调后租金为215000元。张世居没有进行回复确认。2019年6月7日胡勇毅再次通过微信追问张世居有答复了吗？张世居也没有回复确认。过了好些天后，张世居发来语音说：每个月保证付20万，每个月抵扣押金15000元。胡勇毅没有同意，对此没有回复确认。可见，双方虽经过多次协商，但双方均发表不同的意见，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审认定自2019年5月起的租金双方合意降为每月21.5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不能从履约保证金中抵扣15000元。2.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出租人必须在出租人欠租当月提出异议，否则就可视为出租人同意调整或减免租金。虽然张世居自2019年5月起就没有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交租，但张世居至2020年1月都缴纳了当月租金的绝大部分（20万元），仅拖欠少部分租金，考虑到张世居经营困难，胡勇毅当时就没有要求张世居立即补缴所欠的少部分租金，也是允许张世居缓交，但这并不意味着胡勇毅放弃该少部分租金。三、一审根据《店面租赁合同》没有约定顶手费，据此认定顶手费实为预付租金的一部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胡勇毅出具给张世居的收据上写的是进场费15万元，虽然双方签订的《店面租赁合同》没有约定顶手费或进场费，但胡勇毅交付给张世居的涉案商铺，是上一个承租人退租后遗留有装修交回的店铺，该商铺并非毛坯，是有装修价值在这里面的，虽然这个装修并不一定适合张世居。所以当时张世居愿意向胡勇毅支付这个带有装修的店铺的进场费，这是双方的合意，也属于双方租赁合同的内容。倘若是毛坯交给张世居，张世居是绝对不会支付这个顶手费或进场费。故胡勇毅收取的进场费15万元，存在装修事实基础，也是双方的合意，是租赁合同的内容，不能认定是预付租金，不能抵扣租金。四、基于张世居自2019年5月起就存在拖欠租金的合同违约行为，故胡勇毅理应可没收张世居履约保证金460000元，可要求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租金794500元（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及欠缴的水电费109500元（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张世居辩称，不同意胡勇毅上诉请求，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证据定性准确，认定事实清楚，裁判正确。首先，张世居在一审中已经提交《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函》等证据证明，张世居起诉的原因是由于胡勇毅自身原因无法解决案外人给张世居带来使用涉案店铺造成的障碍，致使张世居无法继续经营，给张世居造成了巨大损失。胡勇毅在一审反诉提交的证据也自认此点，胡勇毅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一审中，对于《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函》等证据，胡勇毅并未表示任何异议，也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胡勇毅在上诉中完全推翻其一审中的观点，完全是自相矛盾。不仅如此，在张世居已经尽到充分举证责任的前提下，胡勇毅未提供任何反证的事实上，应当将上述证据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其次，张世居在一审中解除合同依据的是《合同法》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权；违约责任依据的是合同第八条、第九条。在违约事实清楚明晰的情况下，胡勇毅已经同意无法继续出租涉案房屋给张世居，双方之间缺乏继续合作的基础，解约事实双方已通过行为确认存在。而胡勇毅声称案外人向发出的文书对张世居缺乏约束力，完全混淆事实和法律。在案外人中荔物业向张世居发出《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函》，并出示其与案外人杨某财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后，张世居完全有理由相信自身已无法按照案涉合同继续使用案涉店铺，胡勇毅也对该事实予以承认并配合张世居搬离店铺。可见，胡勇毅对其无法按照案涉合同如约保证张世居继续使用案涉店铺系明知，胡勇毅违约事实清楚。至于胡勇毅因何无法依约向张世居继续提供案涉店铺非本案争议焦点，亦与张世居无关。二、张世居与胡勇毅就租金变更已达成一致意见。首先，无论是根据《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亦或是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第四百八十三条、第四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四十三条等规定，均可以看出，当事人在合同生效后，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内容，且承诺可以以通知或行为作出。其次，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张世居提交的证据《聊天记录》与《转账记录》可知，2019年6月双方通过微信达成合意：自2019年5月起案涉店铺租金下调至215000元，张世居每月缴纳租金200000元，剩余15000元从张世居所缴纳押金中抵扣。双方通过微信聊天文字消息与语音消息就以上事项达成一致。并且自2019年5月起，张世居均依照约定，按时足额缴纳租金到张世居可正常经营的2020年2月。在此期间胡勇毅从未通过任何方式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明双方通过沟通与行为，就租金金额、缴纳方式的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胡勇毅在一审判决后才对此表示异议，明显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也与交易习惯相违背。三、张世居从未欠缴租金、水电费，胡勇毅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前所述，张世居与胡勇毅经协商一致同意：从2019年5月起租金下调为每月21万5千元，张世居每月缴纳租金20万元，其余租金从押金中抵扣。张世居的租金自2019年5月一直缴纳到2020年2月，也就是张世居仍可正常经营的月份，胡勇毅从未就租金的事宜提出过任何不同意见。其次，胡勇毅提交的证据也证明，胡勇毅同意减免2020年2月及3月半个月的租金。且从3月起由于胡勇毅违约，张世居无法正常使用涉案店铺，张世居已经缴纳至2020年2月份租金的前提下，张世居并不欠缴任何租金。至于胡勇毅主张的水电费，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张世居于2020年6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胡勇毅退还张世居所交的顶手费15万元；赔偿店铺装修费214317元，双倍返还张世居所交保证金92万元；并从2020年4月3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张世居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直至实际支付之日，暂计人民币4885.76元，暂共计人民币1289202.76元。二、判令胡勇毅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胡勇毅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确认张世居在合同期内单方提前解除合同；2.判决确认张世居违约；3.判决胡勇毅没收张世居交付的履约保证金460000元；4.判决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租金794500元（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5.判决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欠缴的水电费109500元（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6.判决张世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4日胡勇毅（出租方、甲方）与张世居（承租方、乙方）签订《店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广州市荔湾区下九路96号首层面积85平方商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期：自2016年6月21日到2021年6月30日止（备注：每逢单月的5号前付租金）；其中2019年5、6月每月租金230000元，2019年7月1日到2020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241500元。合同签订后乙方须付46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给甲方，合同期满后甲方将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乙方。甲方于2016年6月21日交店乙方使用，装修期限6月21日到6月30日共10天。为确保双方利益，在合同期内，双方不得在中途毁约，如乙方毁约，甲方不作回乙方的保证金、转让费。如甲方毁约，则甲方赔偿乙方的两倍保证金及一切装修费用。合同签订后，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店铺押金460000元，2016年7、8月租金460000元，进场费150000元，合共1070000元。胡勇毅将店铺交张世居使用，张世居进场装修后使用“爱依服”的字号进行经营。2019年5月胡勇毅就张世居承租店铺的租金调整通过微信进行协商。2019年5月17日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20万元。2019年6月5日胡勇毅微信回复张世居的员工何某根下调后租金为215000元。后张世居的员工何某根提出每个月保证付20万元，可按照每个月抵扣押金15000元。2019年6月8日张世居分四次共向胡勇毅支付6月份的租金20万元。2019年7月4日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7-8月份的租金40万元。2019年9月4日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9-10月份的租金40万元。2019年11月4日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11-12月份的租金40万元。2020年1月4日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1月份的租金20万元。2020年1月7日张世居向胡勇毅支付2月份的租金20万元。2020年3月11日胡勇毅向张世居的员工何某根发出微信，告知张世居因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为响应国家号召及体恤目前的经营情况下，胡勇毅与张世居合作的商铺，既广州市xx区xx路xx号首层商铺作出以下调整：免除2020年2月份及2020年3月份的半个月租金。但由于该商铺租金为两月一交所以请张世居于2020年3月15日前处理4月份租金，一旦出现租金拖欠的情况胡勇毅会采取与张世居签订的租赁合同上出现的违约行为进行处理。2020年4月27日张世居委托律师以2020年2月21日收到该店铺真正的业主广州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函》，告知该店铺胡勇毅无权转租，由于胡勇毅拖欠2020年2月的租金（张世居已经将店铺2月份的租金支付给胡勇毅），通知张世居无权使用该店铺，并勒令张世居做好随时清空店铺。因此，胡勇毅已构成违约，胡勇毅应支付张世居双倍保证金，请胡勇毅在收到律师函后于2020年4月30日前，退还张世居所交付给胡勇毅的转让费、保证金和2月份的租金。2020年4月21日张世居搬离承租商铺，将商铺交还给胡勇毅在庭审中，张世居还提供如下证据：《装修凭证》，拟证明张世居为经营涉案店铺进行装修的事实。《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案外人才是涉案店面的真正业主，胡勇毅无权处分和转租的事实。《通知函》（致荔湾区下九路96号首层爱依服店铺的经营者）、《限期搬离通知函》（致爱依服店铺的经营者），拟证明由于胡勇毅违约，涉案店面业主勒令张世居搬离店面，无法继续经营的事实。《装修凭证》胡勇毅认为是张世居单方制作，没有客观单据佐证。《房屋租赁合同》胡勇毅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张世居没有实际关联。《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函》胡勇毅认为张世居从签订合同起至2020年4月21日提前撤场时止，没有出现任何的阻却其正常经营的事实。胡勇毅提供以下证据：胡勇毅与张世居员工何某根的微信聊天截图、《通知函》、《催款通知》、顺丰快递单查询，拟证明胡勇毅于2020年3月11日通知张世居应在2020年3月15日前交纳4月份租金，2020年4月2日胡勇毅再次通知张世居交纳4月份租金，至张世居起诉时止张世居仍然没有缴纳租金，张世居已经严重违约，截至2020年4月18日止张世居共拖欠租金、水电费共904000元。张世居认为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聊天记录已经证明胡勇毅免除张世居2020年2月整月，及3月半月的租金，张世居已经缴纳2020年2月租金，3月之后因胡勇毅违约，张世居无法正常经营，因此张世居不存在拖欠胡勇毅租金、水电费的事实。通知函、催款通知、快递单查询三性均不予认可，因为没有原件，所以张世居无法质证，且该快递单查询记录只显示寄到厦门，没有具体的地址与联系方式，无法确认是否是寄给张世居，也无法证明快递的内容。胡勇毅与张世居员工何某根的微信聊天截图，拟证明张世居于2020年4月21日提出撤店要求，张世居构成违约。张世居认为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证明是因为胡勇毅违约，张世居无法正常使用店铺，不得以撤场，胡勇毅对其违约的行为与张世居的困难予以认可，并予以配合。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张世居从2019年5月起至2020年4月止没有按照《店面租赁合同》的约定交纳租金，张世居不按时、不按金额交租金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张世居认为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可以证明张世居缴纳的租金是与胡勇毅沟通协商后，自2019年5月起每月租金下调为21.5万，张世居提出每月按时缴纳租金20万，剩余15000元从押金中抵扣。《水电费明细表》，张世居认为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为胡勇毅单方面制作，没有认可签章证明其真实合法性，其次，该证据没有原始载体，也没有任何计算依据与证据来源，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张世居与胡勇毅签订的《店面租赁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张世居提供场地出租方广州市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函》可以确认张世居所承租的涉案商铺存在杨某财欠租未付的行为，而胡勇毅未能及时解决拖欠出租方租金问题，导致出租方广州市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要求张世居在2020年4月21日搬离涉案商铺的事实。故《店面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属胡勇毅的违约责任。对于张世居、胡勇毅2019年5月至2020年4月止的租金标准问题。根据双方在2019年5月的微信记录显示，张世居、胡勇毅双方在该期间就2019年5月起的租金标准进行约定，胡勇毅同意2019年5月起的租金标准为每月21.5万元，张世居提出每月按时缴纳租金20万元，剩余15000元从押金中抵扣。并且张世居按上述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给胡勇毅至2020年2月止，胡勇毅无证据证明其自接收上述款项后向张世居提出异议，故可确认自2019年5月起的租金双方合意降为每月21.5万元，并由张世居按每月缴纳租金20万元，剩余15000元从履约保证金中抵扣。但张世居没有按胡勇毅微信通知在2020年3月15日前支付2020年4月的租金给胡勇毅，张世居的行为构成违约。由于张世居、胡勇毅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故张世居要求胡勇毅双倍反还履约保证金、赔偿商铺装修费及胡勇毅反诉要求确认张世居违约解除合同并没收张世居履约保证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张世居于2020年4月21日才搬离涉案商铺，故仍应支付该时段租金140000元给胡勇毅。对于张世居请求胡勇毅退还的顶手费15万元问题。张世居、胡勇毅双方在《店面租赁合同》中并没有约定顶手费及承顶的范围项目，故可认定张世居所交纳的顶手费实为预付租金的一部分，现《店面租赁合同》已经履行租赁期接近76%的期限，尚余24%的期限未履行，经折算胡勇毅应将36000元退还给张世居。对于胡勇毅反诉要求张世居支付涉案商铺的水电费，因胡勇毅的证据是其自行制作且也没有代张世居进行垫付予以证实，故胡勇毅反诉要求张世居支付水电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胡勇毅可另行主张。对于履约保证金计算问题。张世居虽然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向胡勇毅支付46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但其在2019年5月与胡勇毅协商调整月租金时，已经明确自2019年5月起每月租金确定为21.5万元，其中15000元从履约保证金中抵扣。自2019年5月起至2020年4月21日期间共应用履约保证金抵扣租金165000元，胡勇毅应退还履约保证金295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11月4日判决如下：一、胡勇毅自本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295000元及顶手费36000元给张世居。二、张世居自本判决发生法律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2020年4月1日-21日给的租金140000元胡勇毅。三、驳回张世居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胡勇毅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201元及反诉费8538元，由胡勇毅负担9764元，张世居负担6975元。二审中，张世居提交了胡勇毅与张世居的员工何某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语音录音光盘，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6月9日，胡勇毅答复称如可保证每月支付200000元，余款可以以按金抵扣的方式处理，其余内容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胡勇毅质证意见如下：对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录音不连续，是经过加工截取的，不能完全、真实反映事实。录音内容也都说明双方并未就租金调整达成一致意见。胡勇毅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二审中，胡勇毅主张：涉案房屋系其合作伙伴杨某财自业主处承租取得，并已于2020年4月21日将涉案房屋交还给业主；在交还房屋时，杨某财已经与上一手出租人结清了之前拖欠的租金，是从保证金中予以扣减的；胡勇毅及杨某财均未收到过业主要求收回场地的通知。关于违约责任，胡勇毅主张张世居的违约行为包括：1.自2019年5月起未足额支付租金；2.在合同期内单方提前撤场；3.拖欠2020年3月份之后的水电费。张世居对此不予认可，表示双方已经协商一致对租金标准进行了变更，业主要求张世居搬离，胡勇毅也配合张世居搬离，出具放行条，并办理交接手续，并非张世居单方撤场。关于顶手费，胡勇毅主张顶手费实际为进场费，因其出租给张世居的商铺带有装修，进场费系对商铺装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对价，包括电线、天花、水管等。关于水电费，胡勇毅主张杨某财已经向业主支付，但业主尚未开具相应的发票，目前没有相关证据可以提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以及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张世居是否系单方违约撤场；二、双方有无协商变更2019年5月份起的租金标准；三、本案所涉顶手费属于何种性质；四、胡勇毅主张的水电费是否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胡勇毅上诉主张张世居系单方违约撤场，但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张世居于2020年1月7日已向胡勇毅支付2020年2月份的租金200000元。但案外人广州中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21日向涉案商铺发送的《通知函》及2020年4月21日向涉案商铺发送的《限期搬离通知函》显示，杨某财自2020年2月1日开始拖欠租金，并以此为由主张涉案商铺实际承租人搬离商铺。虽然胡勇毅二审主张其未收到过业主要求收回涉案场地的通知，但其并未举证推翻上述《通知函》《限期搬离通知函》的内容。结合胡勇毅陈述杨某财已于2020年4月21日将涉案房屋交还给业主的事实，可以认定张世居搬离涉案商铺系因胡勇毅一方未能及时解决向业主支付租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店面租赁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属胡勇毅违约导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胡勇毅上诉主张张世居单方违约撤场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张世居为证实其与胡勇毅就租金调整事宜已协商一致，提交了胡勇毅与张世居的员工何某根的微信聊天记录。虽然胡勇毅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不能完全、真实反映事实，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对前述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纳。根据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2019年6月胡勇毅微信回复张世居的员工何某根下调后租金为215000元，且同意自2019年5月起每月在支付200000元的情况下，余款15000元在押金中抵扣，即双方已对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通过协商进行了变更。同时，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张世居自2019年5月起实际每月支付200000元租金至2020年2月，在此期间，胡勇毅并无举证证实其曾向张世居提出异议。因此，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就2019年5月份起的租金标准双方已经协商一致，即每月租金标准调整为215000元，且由张世居每月支付200000元，余款15000元从履行保证金中抵扣。一审法院对该部分事实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胡勇毅的上诉主张与本案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以采纳。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双方变更后的租金标准对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的租金进行认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涉案《店面租赁协议》中未对顶手费作出约定，胡勇毅主张顶手费实际是对商铺装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对价，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对此作出约定。同时，涉案《店面租赁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承租人不能拆走商铺内的一切装修设施，故其主张顶手费系装修的对价缺乏合理性。因此，本院对胡勇毅的主张不予采纳。由于双方之间系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顶手费系承租人租赁使用商铺的对价的一部分，故一审法院按已履行的租赁期限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进行折算，将尚未履行期间的相应费用36000元判决返还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四。胡勇毅主张杨某财已向案外人支付截止至2020年4月21日的水电费，但一审、二审期间胡勇毅均未能举证证实水电费的数额及其已实际垫付，故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因证据不足对胡勇毅的该项诉请不予处理，并无不当，胡勇毅可就该部分诉请另行主张权利。如上所述，双方通过协商已对2019年5月份起的租金标准进行变更，张世居已按变更后的租金标准支付相应租金，并不存在未足额支付租金的情形，且张世居搬离涉案商铺并非单方提前撤场，在胡勇毅未举证证实2020年3月份之后的水电费数额的情况下，其主张张世居拖欠该期间的水电费亦缺乏证据支持。因此，胡勇毅主张张世居违约，并诉请没收履约保证金460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勇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28元，由胡勇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熊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