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7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山路**消防排烟控制系统研发中心**楼1-101。法定代表人：张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继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夕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铜山新区北京南路**法定代表人：骆新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振玲，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宝莉，该公司职员。原审被告：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路西侧/div>法定代表人：胡建军，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胡建军，男，1962年7月31日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上诉人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农商行）、原审被告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之捷公司）、胡建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2民初2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继业、刘夕希、被上诉人徐州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振玲、桑宝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大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铜山农商行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一、康之捷公司涉嫌“贷款诈骗罪(刑法第193条)”或者“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含单位)(刑法第175条之一)”；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山农商行）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含单位)(刑法第186条)”，故本案借款涉嫌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所涉经济犯罪与涉案金融借款合同之间具有关联性，应裁定驳回起诉。二、上诉人与铜山农商行之间保证合同没有成立，更未生效，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铜山农商行诉上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铜山农商行所提供的《保证担保合同》与股东会决议上，法定代表人“单金龙”签字、“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盖章是冒用、伪造，并非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据《合同法》，只有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成立。本案中，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单金龙从没有同意为康之捷公司在铜山农商行的贷款进行担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判例(2016年第3期，案号(2014)民提字第178号)，在协议真实性的认定上，认为“因协议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协议形成行为是双方合意行为的反映形式，而印章加盖行为是双方确认双方合意即协议的行为，二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在证据意义上，印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意形成行为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协议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印章在证明协议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协议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本案中，有足够证据“否定或怀疑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1.大亚公司一直主张签名、盖章是冒用、伪造，并且合情、合理；2.大亚公司认为铜山农商行提交的《保证担保合同》及股东决议上大亚公司的印章及股东签名涉嫌伪造，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徐州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刑事案件立案条件，于2014年3月17日作出开公(石)立字(2014)266号立案决定书，对大亚公司公章被伪造案立案侦查。2014年6月25日徐州市公安局石桥派出所向徐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申请鉴定，2014年7月1日徐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作出(徐)公(物)鉴(文)字[2014]93号文件检验鉴定书，鉴定书证实合同的《保证担保合同》与股东决议上所签字、盖章是伪造，并非上诉人所为。3.在同一时段，康之捷公司在工商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处多次贷款，均由大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上述案件中的证据即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大亚公司印章涉嫌伪造。因此，在铜山农商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意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协议形成行为”的情况下，本案中，大亚公司与铜山农商行之间保证合同没有成立，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三、退而言之，即便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大亚公司章印系大亚公司在其他场合使用过的真实章印，在铜山农商行明显并非善意相对人的情形下，相关印章加盖行为并不能代表大亚公司的真实意思，案涉《保证合同》对大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判令大亚公司依据《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明显错误。(一)在相应“单金龙”签名字样已经司法鉴定明确并非其本人书写的情况下，铜山农商行未就其主张的代表大亚公司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盖章之人员的身份进行合理说明，亦未举证其在与大亚公司签署案涉《保证合同》时对代表大亚公司签字、盖章之人员是否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进行过核查，铜山农商行明显并非善意。一审法院未对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大亚公司章印这一客观表象是否构成对大亚公司的表见代理、是否能够代表大亚公司真实意思进行审查，径行认定铜山农商行系“善意出借人”，并判令大亚公司依据该《保证合同》承担责任，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4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编著的《(法[2019]254号)理解与适用》对此进一步明确：要确立“看人不看章”的裁判思路，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本案一审业已查明，案涉《保证合同》上“单金龙”字样的签名系伪造，即代表大亚公司在《保证合同》上签字的人员显然无相应代表权或代理权。在此情形下，根据上述司法精神，即便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大亚公司章印系大亚公司在其他场合使用过的真实章印，该合同亦非当然真实、有效，应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事实，对代表大亚公司在该合同上盖章的人员是否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相关章印加盖过程进行审查。2019年9月30日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铜山农商行明确“该笔贷款……由大亚公司会计单瑞瑞亲自盖章，该公司经理单金龙亲自接待”；2020年6月18日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铜山农商行在被询问“单金龙签名当时你们经办人在场吗?”时，明确答复称“在场”。铜山农商行该等陈述与案涉《保证合同》上“单金龙”字样签名系伪造之鉴定意见所反映的事实明显相悖，铜山农商行系明知案涉《保证合同》上相关签名系伪造，其显然并非善意相对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之规定，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大亚公司章印这一客观表象不能构成对大亚公司的表见代理，不能代表大亚公司的真实意思，案涉《保证合同》并未成立，更未发生效力。(二)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法(2019〕254号)规定，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规定，债权人需要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中，股东“单金龙”签字是伪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同无效。铜山农商行亦未举证证明其于案涉《保证合同》签署前对任何公司机关决议进行过审查，铜山农商行并非善意相对人，保证合同无效。四、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一）一审法院未查清原审原告何时，具体由哪个工作人员取得“单金龙”签字及加盖“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公章。（二）上诉人申请对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出具(2019)文鉴字第576号鉴定意见书重新鉴定，一审人民法院未能保障上诉人程序权利，即没有予以准许，也没有通知上诉人“不准许”。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印文为“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的章印系相关犯罪嫌疑人伪造，并非大亚公司真实印章。尽管一审法院委托的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称案涉章印与15份样本印文中的1份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但在存在下述诸多明显可疑迹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大亚公司《重新鉴定申请书》予以理涉，明显错误：1.该份鉴定意见已明确案涉《保证合同》落款处大亚公司授权代表签字之“单金龙”字样非单金龙本人书写；2.该份鉴定意见称案涉章印与15份样本印文中的14份并非同一印章盖印形成；3.徐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就案涉章印所作鉴定明确，案涉章印与相关样本印文并非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徐州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已就大亚公司公章被伪造案立案侦查；4.相关金融机构就康之捷公司作为借款人、大亚公司作为保证人之债权提起的诉讼已有近十起，大亚公司因从未授权任何人员签署相应保证合同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就该等签署于2013年1月至8月间的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印文为“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的章印、“单金龙”字样签名的真实性，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及相应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先后共委托司法鉴定十余次，相关保证合同、涉诉及司法鉴定的情况可反映：(1)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委托的不同司法鉴定机构，就同一时间段大亚公司为同一借款人(康之捷公司)向同一金融机构(铜山农商行)进行担保所涉《保证合同》上加盖的章印印文，与同一样本，即《公司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进行比对，结论却相反，即(2019)苏0312民初2676号案、2679号、2680号案；(2)全部保证合同上记载的“单金龙”字样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3)就印文为“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的章印，仅有3份鉴定意见认为检材与全部样本中的一份即《公司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一致，其余鉴定意见均认定检材与全部样本均不一致。此外还需说明的是，(2014)徐商初字第69号、(2014)开商初字第0198号、(2014)开商初字第0099号、(2014)开商初字第0139号四案，均因涉嫌犯罪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处理。本案亦应裁定驳回起诉。五、原审原告铜山农商行主张权利，超过了实体权利保护的诉讼时效，其没有证据证明一直向被告主张全部权利，对没有主张部分的权利，超过了实体权利保护的诉讼时效。铜山农商行就本案诉请债权向大亚公司主张的诉讼时效已于2017年7月届满，一审法院未因此判令驳回铜山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法院业已查明，就本案所涉债权，铜山农商行于2015年7月7日向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于2015年7月24日被裁定驳回起诉；直至2017年11月17日铜山农商行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铜山农商行未以其他方式向大亚公司主张案涉债权。由此，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铜山农商行就本案所涉债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于2017年7月届满，而铜山农商行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2017年11月17日再次向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撒回起诉的行为，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需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民法总则》系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即案涉债权所涉诉讼时效期间系于《民法总则》施行前届满，依法不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此外，尽管前述法律、司法解释在《民法典》生效后均已失效，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第2款明确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前述规定仍适用于本案。综上，在铜山农商行本案主张的债权业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铜山农商行全部诉讼请求。大亚公司于本案一审时已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却未因此判令驳回铜山农商行全部诉讼请求，明显错误。被上诉人徐州农商行辩称：一、徐州农商行曾于2015年7月7日、2017年11月17日，两次向铜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康之捷公司、大亚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在2017年的诉状中，被上诉人陈述清楚了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只主张了部分债权，但对于剩余债权被上诉人保留诉权。二、康之捷公司向被上诉人申请银行承兑，大亚公司为其担保，提供了股东会决议，决议中载明大亚公司同意为康之捷公司签发差额银行承兑汇票，其中敞口部分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决议加盖了大亚公司的公章，应视为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一审中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可以确定大亚公司在2013年签订保证合同时，所用的公章是大亚公司同一时期对外使用的公章。大亚公司应该为其保证行为承担保证责任。原审被告康之捷公司、胡建军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徐州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康之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856032.75元、利息4449995.18元（利息计算至2019年2月15日)及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2.判令大亚公司、胡建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康之捷公司、大亚公司、胡建军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3日，铜山农商行下属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承兑人）与康之捷公司（申请人）签订合同编号为（54）农信银承字[2013]第0503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约定：承兑人同意承兑下列内容的承兑汇票：出票人为康之捷公司，收款人为江苏华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汇票金额为20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3年5月3日，到期日期为2013年11月2日；申请人于汇票到期日前10个工作日无条件将应付票据足额交付承兑人；申请人应于承兑人同意承兑之日，按承兑金额的50%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承兑人指定的保证金专户，申请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时，承兑人有权直接扣划保证金以清偿票款不足部分；承兑人所垫付票款，自付款之日起对出票人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承兑人有权在申请人开立的任何银行账户中直接扣收票款及相应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等。同日，铜山农商行下属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大亚公司、胡建军以及案外人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醇公司）签订（54）农信银保字[2013]第0503号《保证合同》，约定：大亚公司、胡建军、苏醇公司愿意为康之捷公司履行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被担保主债权本金数额为2000万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该《保证合同》尾部保证人（1）落款处加盖了“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的公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李荣英”私章；保证人（2）处加盖“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公章及时任法定代表人“单金龙”私章；保证人（3）处有胡建军的签字及捺印。上述《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及《保证合同》签订当日，铜山农商行下属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即为康之捷公司办理了2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康之捷公司按合同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1000万元，后铜山农商行兑付汇票金额2000万元。康之捷公司逾期未偿还承兑人所垫付的票款，截至2019年2月15日尚欠铜山农商行本金9856032.75元，利息4449995.18元。一审诉讼中，大亚公司对铜山农商行提交的《保证合同》上的“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的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铜山农商行申请对该枚印章以及保证合同中“单金龙”签字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11日出具苏同济司鉴所[2019]文鉴字第57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保证合同》上保证人（2）处的“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印文与大亚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公司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材料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2011年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2012年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2015年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章程修正案》这些材料比对，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保证合同》上“单金龙”签名字迹与比对材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一审法院另查明，铜山农商行曾于2015年7月7日、2017年11月17日两次向一审法院起诉康之捷公司、苏醇公司、大亚公司、陈向东偿还涉案款项，后因未及时缴纳公告费于2015年7月24日被裁定驳回起诉，第二次诉讼铜山农商行因故撤回起诉。铜山农商行提起本案诉讼时，案外人苏醇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铜山农商行撤回对苏醇公司的起诉，并申报债权。2020年1月22日，苏醇公司清偿铜山农商行本案案件受理费107636元、公告费600元、鉴定费47450元、本金492727.11元、利息465172.89元。截至2020年6月17日，尚欠本金9363305.64元、利息11329353.42元。一审法院认为：铜山农商行下属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与康之捷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以及与胡建军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铜山农商行作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上级总行机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权向康之捷公司、胡建军主张民事权利。康之捷公司应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合同》的约定向铜山农商行履行偿还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的义务，胡建军应当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向铜山农商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大亚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大亚公司辩称该公司以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均没有在保证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铜山农商行所主张的大亚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不存在，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以及公司的印章均是伪造的。经鉴定，涉案《保证合同》上的“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印章与大亚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公司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公司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自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6月30日）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虽然大亚公司有初步证据证明保证合同上的公章与大亚公司其他文件印章不一致，但是在同一时期，大亚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公示材料中的印章与涉案保证合同上大亚公司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说明大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至少同时使用两套印章。铜山农商行作为善意出借人，无法知晓及确定大亚公司究竟以哪一套印章作为对外使用的有效公章以及用哪一套印章加盖的保证合同，故大亚公司应当就其在《保证合同》中加盖公章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大亚公司对上述鉴定结论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但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鉴定机构上述鉴定意见存在程序违法或鉴定结论依据不足等情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对于企业法人而言，公章是法人权利的象征，是法人行使管理本单位事务、对外承担法律义务和后果的标记，也是能够证明和记录单位权利义务关系、业务活动或者有关事实的凭证。担保人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胡建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追偿。综上，康之捷公司、胡建军经一审法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州铜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9363305.64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截至2020年6月17日为11329353.42元，自2020年6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二、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胡建军对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胡建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追偿。一审公告费300元，由江苏康之捷医药有限公司、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胡建军共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大亚公司、原审被告康之捷公司、胡建军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大亚公司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证明在大亚公司为涉案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时，已尽到审查责任。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上述证据能否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本院在说理部分予以论述。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涉案保证合同约定银行承兑汇票、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徐州农商行提交的大亚公司章程未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机构，但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会对其他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上诉人徐州农商行提交的大亚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铜山信用联社开发区：经我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研究，同意为向贵社申请（信贷业务品种：1、贷款，2、贴现，3√、签发差额银行承兑汇票，4、其他）贰仟万元（其中敞口部分壹仟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授权本公司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担保业务相关事宜。本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由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通过。决议会时间：2013年5月1日”。在该决议公司股东（董事）签字处有单金龙字迹的签名。涉案保证合同签订当时，大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分别为单金龙、张敏、招银国际投资咨询（深圳）有限公司，其中单金龙认缴883.3万元，占股88.33%。2020年9月16日，铜山农商行更名为徐州农商行。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大亚公司是否为涉案债务提供保证担保；2.若大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保证合同效力如何判断；3.涉案债权诉讼时效是否届期；4.本案应否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认为：一、关于大亚公司是否为涉案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的问题。经一审法院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1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涉案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大亚公司印章与大亚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公司年检报告书》（2012年度）、《公司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自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6月30日）上加盖的公司印章一致，说明大亚公司曾在对外公示材料中使用了涉案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公司印章，则该印章能够代表大亚公司，保证合同中加盖了该印章，即说明大亚公司为涉案债务提供了保证担保。虽然，经过鉴定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大亚公司印章与大亚公司在其他事务中加盖的公司印章不一致，但不排除大亚公司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使用多套印章的可能，因公司印章的对外公示性，只要大亚公司在对外公示事务中使用了相应印章，则该印章即可代表大亚公司，而不要求该印章是否经过公安机关备案登记。上述鉴定结论出具后，大亚公司对此有异议，申请对公司印章真实性重新进行鉴定，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鉴定机构存在程序违法或鉴定结论依据不足等情形，故对其重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大亚公司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二、关于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按照该规定，公司对外担保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是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利来源与基础，如无该权利基础，则应区分签订保证合同时债权人善意与否判断保证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大亚公司章程并未明确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机构，举轻以明重，在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权利机关当然可以对公司对外对外担保进行表决。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对该其他事务进行表决时，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徐州农商行提交的大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载明公司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经公司占股88.33%的股东单金龙签字同意，满足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条件，公司对外担保具有相应的权利外观。债权人徐州农商行持有该权利外观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说明其尽到了审查责任，可以认定为善意相对人。上诉人大亚公司主张，涉案保证合同上“单金龙”签名非本人所签，即说明在涉案保证合同上代表大亚公司签字及加盖大亚公司印章的人员无相应代表权，被上诉人徐州农商行未进行审查，非善意相对人。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权自行决定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对外担保并不必然要求法定代表人在担保合同中签字确认，涉案保证合同加盖了大亚公司对外公示使用的公章，且徐州农商行对大亚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利基础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形式审查，已尽到善意相对人的注意义务，上诉人大亚公司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徐州农商行可以认定为善意相对人，大亚公司对涉案债务提供担保而签订的涉案保证合同，合法有效。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大亚公司二审庭审后提交的书面材料反映，2014年大亚公司曾就涉案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大亚公司印章涉嫌伪造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后立案侦查，并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向徐州农商行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向徐州农商行的调查询问，客观上导致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担保债权起算诉讼时效以及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现该刑事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诉讼时效并未届期。上诉人大亚公司以涉案债权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要求驳回被上诉人徐州农商行对其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大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636元，由上诉人徐州大亚自动装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宏审判员 冯昭玖审判员 徐海青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