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02民初10407号 原告：浙江泡泡噜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陶堰街道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芝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锋,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楼**。 法定代表人：李将元。 被告：李将元，男，198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原告浙江泡泡噜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李将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2月4日、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泡泡噜服饰有限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锋到庭应诉，两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剩余拖欠货款68326.19元以及保证金30000元，合计金额为98326.19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判令被告李将元对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期间，原告和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由该被告向原告采购货物，故原告随后已按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的要求将货物交付给了该被告，该被告亦予以确认，并经原、被告双方共同确认交付货物的金额为2284810.10元。截止2020年12月25日，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尚欠原告货款金额为68326.19元和保证金30000元，合计金额为98326.19元。上述拖欠款项虽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仍拒绝付款。另查明，被告李将元系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但被告李将元拒绝履行连带还款义务，故成讼。 两被告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从2018年至2020年期间，被告已经支付给原告4073589.14元，并未拖欠原告货款。二、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余意见同质证意见。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合同四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不仅仅只有2019年一份合同，而是存在多份合同，被告抗辩的理由不成立，原、被告主体适格，事实上涉及本案的合同编号为×××05，该合同项下有68326.19元货款以及质保金三万元未予支付。 2、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欠款事实。 3、电子邮件一组（含送货单电子版）、送货单纸质版及签收明细一组，证明原告向被告按实供货且被告已经收到的事实，送货单均由被告的工作人员签收。 4、公司章程一组，证明被告李将元是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唯一股东，被告未举证证实其与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 5、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经原、被告确认，原告供货给被告的事实，以及黄婉霞系公司财务。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真实性由法院审查，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履行合同的情况即实际发货数量多少、残次退货多少，多少款项是支付之前的三份合同，多少款项是支付最后一份合同，从而无法得出被告尚欠货款68326.19元以及质保金3万元的事实。另外根据合同来看，质保金的付款条件也没有满足。原告应当另行举证，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单方自行制作。证据3，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收到了原告所列的送货单全部产品，并且也无相应单价，与原告计算的货款总额无法对应。对送货单纸质版以及签收明细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李将元是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财产并未混同，无需承担责任。对证据5，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对方黄婉霞，聊天界面中体现有“琪尔特”，无法证明其代表被告进行最终结算。对于原告其后提价的7张数据表格，被告并未收到该7张表格来源于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材料，故对该证据三性有异议，另外原告以所谓品名、型号一致从而得出送货明细的真实，违背了逻辑推理关系。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分析认证认为，证据1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系原告单方制作，本院对其证明力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评议。证据3经原告到庭出示原始载体以及提供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经本院核实，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其证明力，本院在本判决书的评议部分予以认定。 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银行转账流水一组（含流水明细一份），证明被告已经支付了货款4073589.14元。原告质证称对其三性不予认可，最后一笔是118801.23元，与我们对账单区别在于扣除了春夏货款3280.89元。其他的金额确实有那么多转账金额，4073589.14元是包含了总共四份合同货款金额，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待证实的事实，原告不予认可。因原告认可已经收到4073589.14元货款，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11月以及2019年1月，原告与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合计签订四份服装成品定作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ＹＱ-ＥＴＳＹ-ＭＭ-2018-09-001（金额为1857850.89元）、ＹＱ-ＥＴＳＹ-ＭＭ-2018-10-003（金额为51045.20元）、ＹＱ-ＥＴＳＹ-ＭＭ-2018-11-001（金额为48060元）、ＹＱ-ＥＴＳＹ-ＭＭ-×××05（金额为2289699.40元）。上述合同约定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甲方向乙方定作带“Ｐａｕｌｆｒａｎｋ”商标标识的服装产品，并就款号、款名、数量、单价、总金额、合同交期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另约定，合同生效起7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甲方验货合格，货品入仓后30天内，甲方需付乙方总金额的60%作为中期款；从甲方收到所有合格产品60天内，将按实际双方对账清单付清乙方剩余10%货款。双方在第一份订单结算货款时，乙方同意预留人民币3万元作为乙方在合同项下的质量保证金。本合同期满后双方愿意继续合作且达成新合同的，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金自动转为新合同项下的保证金。双方终止合同后一年内，如乙方有质量问题的，甲方有权从保证金中直接扣除相应的质保金，剩余保证金（如有）并于一年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原告提交的送货单显示，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期间，原告陆续向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送货，总数量36362件。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转账流水载明，其自认用于支付“19年秋冬”的付款为： 1.2018年11月16日付14418元； 2.2019年1月9日付款28605元； 3.2019年3月13日付款686909.82元； 4.2019年6月19日付款4652.52元； 5.2019年7月23日付款561678.60元； 6.2019年9月5日付款779207.46元； 7.2020年1月17日付款118801.23元。 原告认为上述款项中，第1、2、4笔是用于支付ＹＱ-ＥＴＳＹ-ＭＭ-2018-11-001合同项下的货款，第7笔中有3280.89元是用于支付春夏款货款，故实际用于支付ＹＱ-ＥＴＳＹ-ＭＭ-×××05合同项下的款项为115520.34元。同时原告自认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已退货金额为73167.69元。 另查明，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其公司章程载明公司唯一股东为被告李将元。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评议如下：一、关于原告送货金额。根据原告提交的由被告工作人员签收的送货单，结合原告提交的送货及签收明细单，可确定ＹＱ-ＥＴＳＹ-ＭＭ-×××05合同项下原告已经送货的数量为36362件，结合双方签订定作合同可确定相应货物的单价，据此可计算出原告合计送货金额为2284810.10元。二、关于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已付款金额。两被告向本院提交了相应的转账记录，并就款项性质进行了说明，但仅注明了付“19春夏”或是“19秋冬”，而未标明该款项对应的合同编号，同时两被告经本院多次传票传唤均未到庭应诉，本院无法通过组织双方当庭对账的方式确定其款项性质，故仅能根据具体金额结合原、被告陈述予以确认。对于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自认用于支付“19年秋冬”的款项，原告认为其中是用于支付ＹＱ-ＥＴＳＹ-ＭＭ-2018-11-001合同项下的货款。经核算，ＹＱ-ＥＴＳＹ-ＭＭ-2018-11-001合同项下所涉货物金额为48060元，如果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其30%、60%、10%的付款金额分别为14418元、28836元、4806元，而前述第1、2、4笔款项为14418元、28605元、4652.52元，考虑到交易双方存在实际送货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不一定完全吻合的情形，上述金额存在一定差异符合常理，故原告的陈述合理，本院予以采信。且据此可认定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所主张的“付19秋冬”的款项实际是对应了两份合同，即ＹＱ-ＥＴＳＹ-ＭＭ-2018-11-001以及ＹＱ-ＥＴＳＹ-ＭＭ-×××05。对于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支付的第3、5、6、7笔款项合计为2146597.11元，本院作为已支付ＹＱ-ＥＴＳＹ-ＭＭ-×××05合同项下款项认定，原告认为该款项中应当扣除春夏款货款3280.89元，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应当支付原告的欠款。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其与黄婉霞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其所涉及的货物的款号、款名、品牌名、单价均与定作合同中所涉货物相对应，故尽管黄婉霞的微信身份验证为“琪尔特”，但不能以此否认其与本案的关联性。该聊天记录中黄婉霞出具的明细表中载明至2020年8月期末余额为51397.42元，该证据即使无法证实双方所欠货款的真实金额，但可侧面反映出当时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也认可尚欠原告部分货款，只是对于退货金额与原告的主张存在差异。对于具体欠款金额，本院根据前述认定的原告送货金额2284810.10元减去被告付款金额2146597.11元以及原告自认的退货金额73167.69元计算后认定为65045.30元。原告另主张被告相应利息，实际系主张赔偿利息损失，该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四、关于质量保证金。双方合同约定，双方终止合同后一年内，如乙方有质量问题的，甲方有权从保证金中直接扣除相应的质保金，剩余保证金（如有）并于一年期限届满后的30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现原告最后一批货物送货时间为2019年7月，按照合同约定最后付款时间应当为2019年9月，距今已将超过一年期限，故原告要求退还质量保证金的诉请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亦予以支持。此外，该合同中虽约定如存在质量问题，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有权扣除，但对于质量问题是否存在，具体金额多少等情况应当由该被告举证证实，现该被告既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案涉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且原告已就退货金额予以自认，故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李将元对案涉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因该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李将元作为公司唯一股东未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则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两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四次修正）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绍兴市元琪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江泡泡噜服饰有限公司货款65045.30元，并赔偿该款项自2020年12月2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同时支付原告浙江泡泡噜服饰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金3万元，上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 二、被告李将元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浙江泡泡噜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人民币1129元，财产保全费1003元，合计人民币2232元，由原告浙江泡泡噜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其中138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其中2094元，由两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海峰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陈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