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2民终2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国孟，男，1968年6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昶，男，195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连华，女，195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昶，系秦华连配偶。原审第三人：孙海峰，男，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上诉人宋国孟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昶、秦连华、原审第三人孙海峰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30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宋国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案件，是物权法律关系，而非其他法律关系的纠纷。上诉人依法于2019年8月9日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即依法实际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益。而一审法院在庭审时却始终围绕案涉房屋产权单位是否分配上诉人、是否已经给付上诉人进行审理，该审理明显违反了当事人的处分原则。案涉房屋已经通过法定交付（颁发所有权证）、指示交付（协议书在案佐证）完毕。案涉房屋是经过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204行初19号行政判决，在文书生效后产权单位即将关于案涉房屋的全部申请材料递交大连市自然资源局，该局将申请材料审查核实后于2019年8月9日才为宋国孟颁发了不动产权第00220593号产权证书（上诉人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在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时均提交了盖有产权单位印章的《关于王国昶、宋国孟同志房屋情况的说明》，该份说明中“产权单位已经明确认定案涉房屋的实际合法所有权人应为上诉人宋国孟），所以上诉人宋国孟依法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益。此外，一审法院还以“上诉人虽然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但其向二被告及第三人主张腾退房屋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项所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纠纷。”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在适用法律上也明显存在错误。1、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分析的通知》第三项规定是在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形下适用的。而本案上诉人已经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争议，本案根本不存在权属不明的事宜，所以应当将本案作为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进行审理裁判，而不应从程序上驳回起诉。2、从法理角度来讲，该案违反了法律的溯及力。司法裁判是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最后救济途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案涉房屋争议达十年之久，一审法院本应秉承定纷止争的裁判理念解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二、一审法院认为“但是被告王国昶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非在原告办理权属登记之后，而是自2011年10月后，即案涉房屋被撤销重复登记后便由被告王国昶占有、使用并有进行出租收益”，该事实认定明显错误，本案事实如下：1、上诉人取得案涉房屋权属登记系基于（2019）辽0204行初19号行政判决，而该份判决中记载“大连宝原核公司又明确将案涉房屋分配给宋国孟，并申请为宋国孟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宋国孟亦同意并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大连宝原核公司与宋国孟达成房屋变动的合意，房屋权属亦不存在争议，大连宝原核公司与宋国孟达成房屋变动的合意，房屋权属亦不存在争议”，后上诉人依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证据《协议书》，证明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5000元房款后，被上诉人王国昶腾出房屋，所以被上诉人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是上诉人的情形下故意耍赖非法占用案涉房屋。3、基于房产登记部门于2011年9月16日撤销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权属重复登记后，原产权单位明确将案涉房屋分配给上诉人宋国孟而非被上诉人王国昶，同时也为上诉人再次颁发房屋租赁权证，上诉人宋国孟也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因此上诉人具有案涉房屋的用益物权。相反，被上诉人是通过撬门非法进入案涉房屋并将屋内，随后又将案涉房屋租赁给第三人，其行为明显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仅如此，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居住案涉房屋，而是一直出租案涉房屋收取租金，一审法院却以房屋未交付，程序上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认定事实上均存在错误。王国昶、秦连华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裁定应予维持。理由如下：上诉人完全排除了重复登记所引发的关于房屋产权纠纷矛盾的主因。关于协议书的问题，既然产权证都办到手了，为什么还要写协议书，单位为什么不和我进行办理沟通。上诉人要替单位向我给付5000元购房款。协议书是通过为上诉人办证的房管员王熙成办的，案涉房屋实际上有人居住的时候，不应一房两租，更不能将产权房租给他人住。单位个人与审批行政部门完全忽略案涉房屋是被上诉人合法的私有财产这一基础事实，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宪法的明文规定。孙海峰未出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宋国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和第三人共同腾退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面积24.18㎡（价值100000元）；2、判令二被告给付购房款5000元、自2011年10月至2019年10月房屋租金48000元、二被告占用房屋期间的水电费共计137元（2011年11月44元、2012年1月40元、2014年7月53元）、2011年10月-2019年12月宝源物业房租1560.88元、购买房屋补交购房款7165元、2011年9月交取暖费675.64元、2019年10月交取暖费628.68元、物品损失费983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虽然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登记，但其向二被告主张腾退房屋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项所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纠纷。理由如下：第一，原告取得案涉房屋权属登记系基于（2019）辽0204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的生效，而该份判决书中记载“大连宝原核公司又明确将案涉房屋分配给宋国孟，并申请为宋国孟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宋国孟亦同意并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大连宝原核公司与宋国孟达成房屋变动的合意，房屋权属亦不存在争议”，故房产登记部门于2011年9月16日撤销原、被告对案涉房屋的权属重复登记后，由原产权单位明确将案涉房屋分配给原告而非被告王国昶。但是被告王国昶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并非在原告办理权属登记之后，而是自2011年10月后，即案涉房屋被撤销重复登记后便由被告王国昶占有、使用并有进行出租收益。现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在取得单位分配房屋并办理产权登记程序前后，原产权单位已收回房屋并向其实际交付了案涉房屋，即被告王国昶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是直接针对原告取得登记后的物权的侵权。而被告王国昶答辩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系基于其认为原产权单位将房屋分配给他，其与原产权单位因房屋分配所产生的占房、腾房纠纷并未解决。而原告对于房屋存在重复登记、房屋分配争议是清楚知悉的，故二被告现仍占有案涉房屋不能单纯视为其系对原告取得权属登记后物权的侵权行为，而仍系原、被告与原产权单位间因内部分房而产生的占房、腾房纠纷的延续，该纠纷不属于法院处理且业经生效裁定书确认。虽原告在（2015）大民二终字第01310号民事裁定书、（2018）辽0211民初240号民事裁定书生效后以取得权属登记为新的事实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如上，对原告要求二被告及第三人腾退房屋的诉请，仍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案件的范围，应自程序上驳回。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部分诉请如租金、水电费等涉及撤销重复登记后原告取得权属登记前，此时房屋属于原产权单位所有，故更适宜在房屋腾退问题解决时一并进行处理，故对于原告诉请的全部损失赔偿，本案中亦暂不进行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宋国孟的起诉。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宋国孟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其于2019年8月9日重新获得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这一新的事实，其依据侵权法律关系主张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腾退案涉房屋，但本案仍然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案件的范围。案涉房屋曾出现“一房两证”的情况，被上诉人王国昶曾持有案涉房屋权属证书，亦基于房屋权利人身份占有使用了案涉房屋及出租收益，在其持有的房屋权属证书被依法撤销后，案涉房屋的产权单位应为原产权单位大连宝原核公司。上诉人宋国孟虽再次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但原产权单位并未将案涉房屋实际交付于宋国孟，亦未向王国昶主张腾退房屋和办理交接手续等事宜。原产权单位虽然与宋国孟达成了案涉房屋分配的合意，但是对房屋分配的后续问题并未完全处理完毕，本案依然属于单位因内部分房而产生的占房、腾房纠纷，依法不应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案件的范围。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他讼请求，可在房屋腾退问题解决时一并进行处理。综上，一审法院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宋国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贾春雨审判员  刘 畅审判员  张 钱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