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莹，女，197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成昆，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俊岩，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永君，男，195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兴骅，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程，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小丹，女，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兴骅，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程，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帮鸿，男，1965年10月29日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人凤，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莹因与被上诉人芦永君、芦小丹、任帮鸿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民初56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莹上诉请求：1.撤销(2020)辽0281民初5647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仅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就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瓦房店法院(2014)瓦民再初字第9号案件第一次开庭时间2015年4月16日作为本案诉讼时效开始计算点，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除了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权利人还得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结合本案，涉案230万款项最终确定去向以及义务人，是通过两审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确认，才应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瓦房店法院(2014)瓦民再初字第9号案件在2015年4月16日的开庭时间仅是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过程，只有该案的二审(2015)大审民再终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在2015年11月14日由再审终审判决的方式确认230万元工程款是由被上诉人芦永君取走而认定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不负再次支付230万元工程款的责任，终审确认最终的债权债务关系，才应该认定为原告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之前该案生效判决(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民事判决、(2013)大民二终字第712号民事判决还认定230万元工程款由大连市政设计院重新支付给相对权利人，上诉人刘莹对此还在大连市西岗区法院起诉过大连市政设计院主张权利，因市政设计研究院申请再审而被迫撤诉。故本案所涉及的由被上诉人芦永君取走的230万需要重新确认其性质。对芦永君领取的230万的性质是当时案件的争议焦点，即芦永君领取的230万元是有权代侯万昌领取，还是无权代侯万昌领取，在未经两审终审审结前是不确定的。为此在(2015)大审民再终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后，上诉人刘莹还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侯万昌的女儿侯丹(即该案判决的义务人)也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这些都是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只有该案生效裁判文书的生效时间才能作为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一审判决完全照搬被上诉人芦永君和芦小丹答辩的2015年4月16日瓦房店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间作为时效起算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案涉230万元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否认该观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该230万元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便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用于证明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而并非是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本案上诉人与侯万昌于2000年9月14日登记结婚，侯万昌于2012年5月24日因病去世，此期间为上诉人与侯万昌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案涉的230万元为侯万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的收益，其性质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争议的焦点也是上诉人要取回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上诉人的财产以及上诉人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与该钱款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并无关联性，就如同即便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法院也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以芦永君取得涉案230万款项的时间来推定是经侯万昌授权，缺乏事实依据，认定三被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芦永君以侯万昌名义从市政设计研究院领取了案涉工程230万元的工程款后，在没有相关授权证据证明擅自处分给芦小丹、任帮鸿等人，处分的款项属于上诉人与侯万昌的夫妻共同财产，芦永君、芦小丹、任帮鸿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收取应当予以返还。一审判决却以芦永君取得涉案230万款项的时间来推定是经侯万昌授权取得款项。一审判决的推定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任何一项规定，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芦永君分配涉案230万款项是经侯万昌授权，不应当由一审法院推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其次，原一审法院中任帮鸿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称，任帮鸿取得的120万实际上是2008年侯万昌因工程需要所借的两笔借款，分别是50万和70万，并且借款人与侯万昌不认识，没有利息，没有借条，没有收条，没有转账凭证，全部是一次性的现金借款。依据民间借贷正常的交易方式及习惯，亲属间几万元的借款尚且需要银行转账、签署借条并约定一定额度的利息，更何况证人与侯万昌并不认识，直接将50万与70万元毫无保障的以现金的方式无息借给侯万昌，这种事实明显不符合正常逻辑及常理，但一审判决通过“推定是侯万昌意思表示”的方式回避了这一情节。算是侯万昌意思表示，侯万昌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巨额共有财产，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芦永君、芦小丹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已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正确。1.案涉230万元由侯万昌委托被上诉人芦永君于2012年5月18日、5月23日领取。该事实在（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案件中予以认定，即便上诉人在2012年5月芦永君领款时不知情，但在该判决作出时即2013年4月7日，上诉人也应知道案涉230万被芦永君领取的事实。2.（2014）瓦民再初字第9号案件2015年4月16日开庭审理时，芦永君已经提供转账等证据证明230万款项的去向，上诉人参加了庭审。退一步讲，2015年5月28日下发的该案件判决书也认定了230万款项的去向，上诉人未提起上诉，应当视为其认可法院认定的230万款项去向的事实，说明其已经知道230万款项的去向。3.《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六条（旧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4.根据民法总则和司法解释的规定，2015年5月28日之前，上诉人已明确知道230万款项的领取及去向，说明上诉人已知道案件事实和对方当事人，诉讼时效应当为两年，至起诉日已超过诉讼时效。5.上诉人主张判决生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这些原因均不是以不当得利为基础进行的，也不是对230万元款项领取和去向事实的否认，更不符合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二、案涉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正确的。上诉人在与案涉款项相关的（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案件的四次审理过程中，自始至终辩称与侯万昌虽然是夫妻，但已经分居三四年，不清楚侯万昌的经济往来。既然涉及同一事实的同一笔款项被当作债务时上诉人主张不承担，自然被当作债权时也与其无关，更何况该笔款项并非债权，而是经侯万昌授意已经处分完毕的款项，因此，上诉人的主张不成立，此款项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芦永君受侯万昌委托领取案涉款项，已被相关法院判决确认。被上诉人芦永君按侯万昌指示分配案涉款项，既有付款时间可以佐证，也合情合理，且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芦永君存在擅自处分行为，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均不构成不当得利。任帮鸿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需要强调的是，原审对出借人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与候万昌、任帮鸿之间的关系均进行了重点的审查，已经查明任帮鸿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故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芦永君返还不当得利37500元，并自2012年5月22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钱款期间的利息；2.判令被告芦小丹返还不当得利166442元，并自2012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钱款期间的利息；3.判令被告任帮鸿返还不当得利750000元，并自2012年5月27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钱款期间的利息；4.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芦小丹返还不当得利122691元，并自2012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钱款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万昌系原告刘莹的丈夫，于2012年5月24日因病去世。侯万昌生前取得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工程建设事务中心发包的、由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标的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综合区城市河道工程前期工作项目中的勘查工作的实际施工权。随后，侯万昌将该勘查工作的部分内容以虚构的辽宁海上工程勘察院(长兴岛分院)名义转包给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2012年5月18日，侯万昌与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对完账后，侯万昌由于身体原因，遂委托芦永君到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领取工程款230万元，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二张转账支票，其中150万元于2012年5月18日支付到被告芦永君账号，80万元于2012年5月23日支付到被告芦永君妻妹曹艳明账号。上述款项，被告芦永君于2012年5月22日转账给案外人徐凡6万元，于2012年5月23日转账给被告任帮鸿50万元，于2012年5月27日转账给被告任帮鸿70万元，于2012年5月28日转账给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10万元，于2012年5月29日转账给侯万昌之女侯丹50万元，于2012年6月1日转账给被告芦小丹266307元。被告芦永君当庭称，上述款项均是按照侯万昌的指示支付的。另查，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在侯万昌去世后，作为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工程建设事务中心、承包人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侯万昌的法定继承人刘莹等人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款582200元。刘莹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余下工程款230万元由被告芦小丹的父亲芦永君于2012年5月23日和2012年5月18日领取第二被告市政院的转账支票”，一审法院于2013年4月7日作出(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2013)大民二终字第7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大连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针对上述一、二审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2014)大民申字第19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此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2014)大申民终再字第109号民事裁定，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民二终字第712号民事判决和一审法院(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民事判决，发回瓦房店市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时，刘莹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余下工程款230万元于2012年5月18日市政院与侯万昌对完账后，由于侯万昌身体原因，侯万昌委托芦永君到市政院领取。该款于2012年5月29日汇给侯万昌的女儿侯丹500000元，于2012年5月23日和5月27日分别汇给任帮鸿500000元和700000元，合计1200000元，于2012年6月1日汇给芦小丹260307元，汇给原告100000元，另有200000元还给徐凡，60000元付了其他费用。侯万昌于2012年5月24日因病去世，第三被告侯丹系其女儿，第四被告刘莹系其依法登记的妻子，第五被告芦小丹与侯万昌有婚纱结婚照片，侯万昌对外介绍系其爱人，芦永君系芦小丹父亲”，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4)瓦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判决侯丹向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支付工程款500000元。宣判后，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及侯万昌女儿侯丹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并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5)大审民再终字第9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又查，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针对余下工程款82200元，以芦永君为被告提起诉讼，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辽0211民初4982号民事判决，判决芦永君给付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82200元。宣判后，芦永君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辽02民终345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芦永君给付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70000元。该款项已经全部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案涉工程款230万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3.三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首先，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关于侯万昌所有的案涉工程款230万元于2012年5月18日、5月23日由被告芦永君领取的事实，在2013年4月7日作出的(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民事判决中即予以认定，原告刘莹参加了该案诉讼，在该案中刘莹已经知道该事实，即已经应该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至于230万元款项去向问题，并不影响原告刘莹知晓其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况且该笔款项的去向，(2014)瓦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案件于2015年4月16日开庭审理，庭审中当事人提交充分证据即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了230万元款项的去向，原告刘莹参加该案诉讼，至此时原告刘莹已经明确知晓案涉230万元的去向。故原告刘莹对本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其次，关于案涉230万元工程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原告刘莹自参加2013年4月7日作出的(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案件，直至该案经过二审，以及再审一、二审，原告刘莹自始至终均辩称，与侯万昌虽然是夫妻，但已经分居三四年，不清楚侯万昌的经济往来，以此来抗辩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索要工程款的诉请，最终，生效判决认为虽然案涉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侯万昌取得案涉工程款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亦不能证明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未以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刘莹承担还款责任。故案涉230万元工程款在本案中不宜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再次，三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的利益。本案中，从被告芦永君领取案涉230万元工程款的时间来看，在侯万昌生前即已领取，且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系侯万昌委托芦永君领取该笔款项，也就是该笔款项系侯万昌生前自行处置交由被告芦永君领取，被告芦永君领取该笔款项具有合法依据，并非有损于他人而取得的利益；从被告芦永君将案涉230万元工程款转给他人的时间来看，其中转给任帮鸿500000元、徐凡60000元时间分别是2012年5月23日、5月22日，均是在侯万昌生前，应确认系按照侯万昌的指示转款，并非被告芦永君擅自处分。另外几笔款项均发生在侯万昌去世后数日之内，被告芦永君系被告芦小丹的父亲，侯万昌对外介绍芦小丹系其爱人，在侯万昌去世后，芦永君完全可将剩余款项独自留存或全部给其女儿芦小丹，但被告芦永君却是将剩余款项先后转给了任帮鸿700000元，转给了与侯万昌生前有合作关系的地矿双城工程勘察院100000元，转给了侯万昌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侯丹500000元，最后才转给了被告芦小丹266307元，由此可见，如若没有侯万昌生前指示意见，被告芦永君不可能如此处置案涉款项，故被告芦永君抗辩系按照侯万昌的指示转款的意见，更为合情合理。原告刘莹认为被告芦永君擅自处分案涉工程款，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综上，被告芦永君无论是领取案涉230万元工程款还是处分该笔款项的行为，均应当属于侯万昌的意愿，侯万昌作为工程款的所有权者，其处分自己所有的工程款，并不损害原告刘莹的任何利益，故三被告并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支持。三被告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02元(原告预交13339元，应退还原告437元)，由原告刘莹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六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刘莹在参加一审法院2015年4月16日开庭审理（2014）瓦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案件时，其已经知道案涉230万元款项的去向，至此，上诉人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故应当从此时计算上诉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与法有据，应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判决生效、申请再审、申请抗诉等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以夫妻共同财产主张案涉款项应否支持问题。上诉人在与案涉款项相关的（2012）瓦民初字第3462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自始至终辩称与侯万昌虽然是夫妻，但已经分居三四年，不清楚侯万昌的经济往来，以此抗辩对方当事人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该案生效判决也未以夫妻共同债务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据此，涉及同一事实的同一笔款项被当作债务时上诉人抗辩不承担，自然被当作债权时也与其无关，况且该笔款项已经侯万昌授意处分完毕，故上诉人以夫妻共同财产主张该笔款项，不应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应否支持问题。根据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4）瓦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5）大审民再终字第95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案涉230万元工程款系侯万昌委托被上诉人芦永君领取，芦永君领取该笔款项后，先后转款给案外人徐凡、被上诉人任帮鸿、侯万昌之女侯丹、被上诉人芦小丹、上诉人刘莹等。其中，芦永君于2012年5月22日、23日分别转给任帮鸿500000元、徐凡60000元，均是在侯万昌生前完成。另从上述转款时间及转款对象看，可以确认被上诉人芦永君系按照侯万昌指示分配案涉款项，并非芦永君擅自处分。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芦永君存在擅自处分行为。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构成不当得利，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刘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2元，由上诉人刘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高明伟审判员  胥涛勇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杨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