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终1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靖梅，女，198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徐州市铜山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艳，女，198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云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服啸，徐州市云龙区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荣强，男，198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服啸，徐州市云龙区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靖梅、何艳因与被上诉人王荣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12民初5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靖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上诉人何艳、被上诉人王荣强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服啸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靖梅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由何艳、王荣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何艳、王荣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王荣强一审陈述“我认为是生活方面的，不是借贷”，可以说明王荣强对涉案款项明确知情，而且是用于共同生活的，否则王荣强不会认为是生活方面的，从正常人的思维考虑，应当是夫妻共同使用、共同生活期间的款项，故一审认定借款属于何艳个人债务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以何艳提供的支付宝不是王荣强所使用为由，驳回对王荣强的诉请无事实依据。首先，任何人都可以登陆某人的支付宝账户(包括用电脑登陆)，但是即使登陆了该人的支付宝账户，所绑定的银行卡必须是该账户本人的银行卡，如果不是本人的银行卡，该支付宝账户是无法使用充值和提现业务的，因此既然用王荣强的支付宝账户登陆，就必须用王荣强的银行卡绑定共同使用，所以该支付宝账户王荣强是知情的。其次，如果王荣强的账户没有绑定银行卡，那么，何艳并没有提供该支付宝的流水明细予以证明，如果该支付宝使用明细明确用于了家庭生活，比如给孩子买衣服、为家庭购买生活物资，如买菜、买生活用品等，法院可以要求何艳提供该支付宝的消费明细，以证明没用用于共同生活，否则王荣强就应当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王荣强、何艳共同辩称：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对款项数额也没有查清,王荣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另因双方就款项没有进行结算，何艳不应当偿还37万元。何艳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靖梅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何艳与靖梅系同学好朋友关系，靖梅离婚后一直居住在何艳家中共同生活，双方一起合伙经营服装店。后靖梅与王荣强的胞兄结婚。靖梅所有的转款并非借款。2020年5月，靖梅听说何艳要卖房卖车，便跟何艳说，早晚得走，得分开，挣的钱都在一起了，以后得买个房子，让何艳给一份承诺，何艳答应靖梅在买房时给首付，怕其不放心便打了20多万的欠条。后来靖梅得知何艳买房时付37万元首付，又将欠条改为37万元。何艳之所以卖房卖车是因为孩子生病去世，想换房换车以免睹物思人，靖梅误以为何艳是转移财产。2.靖梅虽然有转账记录，但不能作为欠款的证据，靖梅、何艳共同生活期间，收入在一起，包括靖梅的支出也从何艳处支出，何艳出具欠据只是给靖梅一个承诺，不能以此认定为借款关系，也不应该有利息。靖梅辩称：本案欠款事实清楚，应当驳回何艳的上诉。王荣强辩称：靖梅和何艳共同经营十数年，关系一致很好，不应到今天的地步。靖梅在何艳家住了很多年，也与王荣强胞兄结了婚。靖梅一审诉讼请求：1.何艳、王荣强共同偿还借款37万元并承担从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及保全费均由何艳、王荣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何艳、王荣强系夫妻关系，靖梅与何艳系朋友关系。2017年，靖梅担心因信用卡未及时还款导致银行卡无法使用，何艳便以将钱出借给她更为安全为理由，要求靖梅将钱转至其微信和王荣强的支付宝账户内。从2017年10月份起，靖梅几乎每天不间断的将收入转至何艳、王荣强的微信和支付宝账户内，共计50余万元。当靖梅索要该款项时，何艳为靖梅出具37万元的欠条。现何艳、王荣强已将名下的车辆、房产对外出售，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形，靖梅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王荣强与何艳系夫妻关系，靖梅与何艳系朋友关系，2017至2019年期间曾共同生活、合伙经营服装店。靖梅多次向何艳微信及王荣强支付宝转账给付何艳款项。靖梅所转款的王荣强支付宝为何艳持有使用。2020年5月13日、14日，何艳向靖梅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经核算，从2017-2019年欠靖梅37万元整。何艳2020.5.1”。一审法院认为：通过靖梅所提供的欠条、转账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何艳欠其37万元的事实。何艳应按约定或法律规定偿还欠款，其逾期不还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靖梅主张何艳偿还欠款37万元，证据充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靖梅主张从立案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损失，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通过双方陈述可知，何艳出具欠条王荣强不在场，双方之间结算、转款系靖梅与何艳之间进行，何艳亦陈述支付宝为其所用。靖梅虽向王荣强支付宝账户转账，但并非王荣强要求进行转账，靖梅仅凭其向王荣强支付宝账户的转账记录，尚不足以证实其与王荣强达成借贷合意，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因此靖梅主张王荣强承担责任的观点，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何艳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靖梅欠款37万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37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20年6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靖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50元、保全费2520元，均由何艳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何艳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何艳与案外人王秋玉、邵丽的通话录音3份。拟证明何艳与靖梅共同生活十年，期间靖梅在何艳家的一切开销均由何艳负担，包括近年公安机关的罚金系何艳支付，且最近的一次系2020年3月份由何艳借网贷支付。2.何艳与靖梅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拟证明靖梅前期给何艳打的钱是双方共同做生意的钱，二人一起做生意投入了资金。经质证靖梅认为，1.录音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予以认定；根据王秋玉的通话录音可知，何艳自认借靖梅款项，且靖梅2013年至2014年在何艳家中生活，但双方借款发生于2017年至2019年；王秋玉始终没有陈述靖梅与何艳一起共同生活。2.邵丽因与靖梅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其陈述不应作为证据。3.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靖梅没有与何艳合伙做生意，何艳也没有给靖梅分过一分钱。本院认为，何艳提交的通话录音的性质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的情况下，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推翻欠条的证明效力，也不能证明靖梅转给何艳的款项系合伙款项。因此，对何艳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靖梅、王荣强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另查明，经查询，靖梅未纳入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中，其在套路贷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中的风险等级为1，经全省关联案件查询，2013年以来靖梅提起诉讼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案件仅本案1件。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何艳应否偿还涉案款项本金及利息的问题。第一，根据靖梅一审提供的转账记录，可知其曾持续向何艳账户转款，何艳出具的欠条中亦明确系经过核算后欠靖梅37万元，故在何艳不能举出反证证明上述转款行为系双方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上述证据及事实，认定双方之间就该欠条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何艳应当偿还涉案37万元借款并无不当。至于何艳关于“其出具欠条系基于双方的感情所作承诺”的主张，因该主张仅系其单方意见，并无证据支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二，本案一审立案日期为2020年6月9日，故应适用彼时具有效力的相关法律规定。修正前的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一审法院结合靖梅的主张，认定何艳应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0年6月9日一审立案之日起支付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王荣强应否承担涉案还款责任的问题。虽然靖梅曾向王荣强名下的支付宝账户转款，但经过一审法院查明，该账户系由何艳实际占有并使用，且靖梅均系根据何艳的指示向该账户转款，故仅凭资金的流转情况并不能认定王荣强对何艳的收款行为知情；另因王荣强并未在涉案欠条中签字，靖梅主张涉案款项系何艳、王荣强的夫妻共同债务，则应由靖梅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而本案中，靖梅并未能举出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了何艳、王荣强夫妻共同生活，或该借款系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共同举债，故靖梅关于“王荣强应承担涉案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靖梅、何艳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元（上诉人靖梅、上诉人何艳均各自预交6850元），由上诉人靖梅、何艳各自负担68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建民审 判 员 单德水审 判 员 曹 辛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郑雪岩书 记 员 刘思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