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8民终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顺，男，1991年4月17日生，现住云南省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梦，上海市海华永泰（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东，男，1972年4月27日生，住云南省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武，云南唐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东顺因与被上诉人张立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李东顺不服云南省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825民初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东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予以撤销原（2020）云0825民初491号判决，予以改判驳回张立东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张立东全额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张立东于2013年受让位于镇沅县的林地约300亩以及镇沅县村民委员会那单山桔子基地大约350亩。于2014年5月21日成立镇沅鸿翔实业有限公司，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方便经营管理，自2014年起至2016年期间对流转的桔子基地地块进行改造和修建道路，为了获得资金支持，2015年2月25日请普洱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担保公司）作为担保人，向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5000000元，申报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因资金无法周转，2016年寻求投资伙伴，与李东顺叔叔李明、李大勇等人共同协商合伙投资经营，经协商，后期投资由后入伙的合伙人投资。2016年7月14日李大勇等人合伙成立普洱嘉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源公司）。合伙期间，由于张立东请绿色担保公司担保向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贷款5000000元，张立东与绿色担保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合同，以两块桔子基地作抵押，2016年5月为了保住桔子基地，不让绿色担保公司实现抵押权，经张立东与合伙人协商，以合伙人李明的侄子李东顺名义签订了两份时间为2015年2月10日的《林地转让协议》，随后，在共同经营中双方产生矛盾，无法共同合伙经营，发生本案的纠纷。并认定李东顺既不是嘉源公司的合伙人，也不是嘉源公司的职工”的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认定错误。（一）李东顺与张立东自始至终为林地转让关系，从未存在合伙关系。《林地转让协议》系双方本人签字，经镇沅县民委员会和村民签字、盖章同意。且李东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双方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均为本人所签。《林地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转让该林地和地上附着物的转让款为人民币1000000元”。另，林地和地上附着物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约定为分两次付款，即李东顺于协议签订之日，向张立东支付100000元，尾款900000元于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5年2月28日前支付。因为签订涉案《林地转让协议》的当天双方同时签订了另一地块（蛮糯小组）的《林地转让协议》，该份林地转让费为800000元，付款方式与涉案林地的方式一致，均是协议签订当天支付定金100000元，尾款于2015年2月28日前支付。两份《林地转让协议》签订后，李东顺按照约定于2015年2月10日协议签订当天支付了张立东两份合同项下总计200000元（各100000元），完成了约定的第一次付款。之后，分别于2015年2月16日支付1200000元，17日支付400000元。截止于2015年2月17日总计向张立东支付两份林地转让款1800000元，按照合同约定付清所有转让款。且该转让经过当地村委会和村民同意签字。张立东自己在诉状里明确写明签订协议时间是2016年5月，但在开庭时又主张是7月5日，完全相互矛盾，一审对此却不予理会。按照一审认定，双方是合伙关系，但是李东顺又单独与他人成立嘉源公司，而没有张立东，相互矛盾。若真是合伙，合伙人涉及多人。不可能没有合伙协议，不可能不对前期的投入进行结算，然后再估算后期需要投入的成本，并对前期的投入如何处理，后期怎么进行投入，以及利润怎么分配进行约定。如此大金额的投入不可能什么约定都没有就开始投钱进去。一审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按照常理都不可能的情况下，认定各方存在合伙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将两块林地混淆。将张立东对未涉案林地的管理等同于对涉案林地的管理，认为涉案林地2014年至2016年由张立东改造和修路的事实认定完全错误。李东顺向张立东流转的林地总计两个地块，其中蛮糯村的地块流转给李东顺之后，由于张立东的原因，与原土地承包人张大东发生争议。即张立东在与原林地承包人张大东转让林地时用其所有的房屋抵做转让款。之后因为张立东欠银行贷款，抵转让款的房子被银行申请了强制执行，原承包人张大东就无法取得抵做转让款的房屋。因张立东没有支付张大东转让款，为此，各方发生争执，转让的古城镇京联蛮糯小组的地块也就无法进行移交。因无法移交，张立东违约，遂退还了李东顺支付的转让款800000元，违约金160000元，以及李东顺一方对林地的改造费用80000元，总计退还上诉人1040000元。之后，各方通过诉讼调解达成一致意见，李东顺重新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张大东签订《林地流转协议》，并支付转让费500000元。重新取得未涉案林地的使用权。该地块也直至2016年7月才交付给了李东顺。一审将两个地块进行混淆。并且若真是按照张立东主张1800000元是借款，不是转让土地款，《林地转让协议》也是为了防止绿色担保公司实现抵押权虚假签订，那就不可能存在后续张立东还退还其中800000元和支付违约金、土地开发费用的事实。（三）涉案林地由李东顺等人开发、管理至今，长达5年，张立东从未向李东顺主张过权利。一审认定的农信社贷款并非用于涉案地块的开发。《林地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因甲（张立东）、乙（李东顺）双方已现场核勘过该转让林地和地上附着物的实际状况，故不制作书面移交清单，自乙方（李东顺）将第一次转让价款支付至甲方（张立东）指定银行账户之日起，本协议所载转让林地和地上附着物视为移交乙方（李东顺），由乙方（李东顺）行使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根据该条的约定，李东顺已经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第一次转让款100000元，故涉案林地和地上附着物已经于2015年2月10日完成移交。涉案林地移交后，李东顺与他人成立嘉源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管理林地，种植桔子至今，种植过程中维修到柑桶地的路，聘请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云南分院做水利规划，到重庆购买苗运输回镇沅，然后进行栽种，购买拖拉机运输，购买草甘麟等农药除虫除草，向县水务局申请高效节水灌溉项目，支付土地开发，苗木购买、运输、栽种、除草除虫费用及水利规划设计费、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履约保证金至今己投入3000万余元。对于张立东主张2015年2月10日交付林地之后李东顺有一段时间尚未进行开发。对此，张立东将林地流转给李东顺以后，何时进行开发由李东顺自行决定，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李东顺受让流转的林地后肯定需要对林地进行考察适合种植何种水果，如何进行水利规划，跟合伙人协商具体开发种植事宜，以及成立公司均需要时间。不可能如此大的一块地流转过来之后几天时间就能成立公司进行大面积的开发、种植。更何况另外一个地块还存在纠纷。（四）张立东并没有林地改造和管理的经济能力。从其一开始的林地转让就是用房子抵转让款，然后抵转让款的房子因为欠款被法院执行，到其自己提交的证据存在拖欠工人工资。在此情况下，一审认定其对涉案桔子基地进行改造和修路认定事实完全错误。张立东提交的证据转款流水与合同不一致，所谓的证人证言写的仅是张立东拖欠他们工资，但是一审却将这些完全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有的并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证据认定张立东进行了桔子基地的改造和修建。从整个案件来看，张立东从一开始的林地转让就是用房子抵转让款，就几千块钱的工资都拖欠工人。所有的前期最基本的开发都是借款、贷款，用新贷款还旧贷款。这以其主张对林地投资上千万元相互矛盾，其自身根本就没有林地改造和管理的经济能力。（五）一审将张立东没有证据的主张认定为事实，但是李东顺已经提交证据证实的事实却作出完全与事实和证据相反的认定。李东顺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明确写明李东顺是嘉源公司的股东。但是一审判决却认为李东顺既不是嘉源公司的合伙人，也不是嘉源公司的股东。对此，李东顺提交嘉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里已经明确可以证实，但是一审却作出与证据完全相反的认定。张立东提交的证人证言仅系证明张立东欠他们工钱，但是一审却认定证人证言证实协议虚假签订。村委会的证明仅有公章没有盖章人签字，经核实系张立东非法途径取得公章进行加盖。但是一审法院均进行了错误认定。二、一审判决将所有举证责任分配给李东顺，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定，包括张立东无任何证据的单方陈述的内容的举证责任都归于李东顺，导致判决失去公平、公正，判决结果错误。李东顺已经举证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时间支付了1800000元的林地转让费，时间节点和金额都与《林地转让协议》一致。张立东主张该款项是借款，那么，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应当是由张立东提供相应的《借款合同》、《借据》、《收条》等借款凭据证明是借款。但是，一审却认为李东顺主张是林地转让款，不是借款，应当由李东顺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加以印证该款不是借款。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据认定的逻辑思维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若真是借款，如此大额的款项，不可能没有任何的书面凭证。同时，既然张立东主张是借去还银行贷款，那肯定是一次性给付，不可能分三次转款（分别为200000元、1200000元、400000元），且转款间隔时间还较长，李东顺已经充分举证转款与合同约定一致。而一审却在张立东没有任何证据，且不符合常理的主张下，错误的将举证责任归于李东顺一方，导致判决结果完全失去了公平、公正。另外，张立东提交2015年2月28日案外第二人李杰信用社账户向上诉人转款3800000元的记录，主张是用于归还上述1800000元借款。正常逻辑理解，首先，应当由张立东举证该3800000元是张立东的钱，不是李杰的，根据张立东提交的证据，只有一张银行流水，并且转款人是案外人李杰，张立东并未举证证明是他的钱。其次，应当由张立东证明该3800000元是归还借款。一审却认定应当由李东顺举证不是归还借款。按照张立东主张借款1800000元，6天时间归还3800000元？则剩余2000000元为何种性质？事实上，3800000元跟本案无任何关联，是张立东于2013年分三次总计向镇沅兴源贷款有限公司借款1150000元，计算利息后本息合计为1633750元，该款系用于归还镇沅兴源贷款有限公司的本息，实收1600000元。剩余部分已经于2015年3月3日和3月6日通过银行转款全部转回李东顺。一审判决，将所有的举证责任归于李东顺。完全错误的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并且，对于张立东主张的事实系根据推断来认定，而非根据证据进行认定。完全违反了法律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依据。三、一审判决认为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并确认合同无效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但是本案完全不符合该条款对于合同无效构成的规定。（一）无任何恶意串通的事实前述部分已经充分阐述，李东顺与张立东之间无任何的恶意串通的事实，双方无合伙关系，一直是转让林地的关系。若真是恶意串通，李东顺无需花费转让款1800000元，以及之后的500000元。（二）第三人的利益不存在。一审认定是张立东向农信社贷款500万余元，绿色担保公司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张立东将涉案林地反担保给绿色担保公司。还款期限届满后，张立东无力还款，绿色担保公司代为其向银行还款之后，担保公司拟用涉案林地实现担抵押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以及第一百八十条第1款第（一）、（三）项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三）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一）土地所有权：（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四条第1款第（一）（五）项有着同样的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以农作物和与其尚未分离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部分的抵押无效”。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可以进行抵押的，能进行抵押的仅是地上附着物，以及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规定荒地、荒山可以进行抵押是为了促进荒山、荒地的开发和利用。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是地上附着物。但是，用地上附着物进行抵押的，要进行抵押登记方能生效，按照张立东主张的时间，是桔子树干枯的季节，没有果实，也就不可能存在地上附着物（果权证）进行抵押的可能。那也就是说一审认定的绿色担保公司的抵押权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存在，所谓抵押权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故无论张立东拟用涉案土地抵偿债务，还是将其反担保给绿色担保公司，该第三人以地抵债以及实现抵押权都是法律明确禁止的。所以绿色担保公司的抵押权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一审认定的第三人利益不存在。（三）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的权利人应当为第三人，张立东没有请求权。且张立东直至2019年10月才提起诉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也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那么，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人应为案外第三人，张立东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并且，按照张立东所述是虚假合同，双万是合作开发，那么，无论合同是2015年签订，还是张立东主张的2016年签订，到2019年张立东第一次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若真是如张立东所述，张立东为何不向李东顺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四）当时双方转让的是两个地块，同一天签订的合同，合同无效为自始无效，但是张立东认可另外一地块的转让协议，却不认可涉案林地的转让协议，若真如张立东所述是虚假合同，就不会存在将另外一块260亩的林地再由李东顺与原土地承包人张大东另行签订《林地转让协议》，并支付转让费500000元。张立东主张的是合同无效，但是，当天李东顺双方签订的是两份《林地转让协议》。合同无效为自始无效，那当然是两块地的流转都是无效，都是虚假的。但是张立东却认可另外一块林地的转让效力。若真是李东顺之间合作开发，那么之后就不会发生由李东顺一个人单独向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张大东支付转让款500000元，而张立东不参与。若涉案合同真是虚假合同，张立东已经进行了其诉状里所述的大额投资（该投资肯定是对两个地块共同的投资，不可能仅是涉案林地），张立东也不可能配合处理另外260亩林地的后续处理事宜。四、从协议无效的后果看，张立东没有开发、经营、管理的经济能力，更没有返还李东顺上千万元投资款的能力。李东顺的嘉源公司与村民签订了《水果基地承包管护合同》，约定将果树按株交由村民维护，果子由村民进行采摘，按月向村民支付基本生活费1000元。为村民提供就业，是村民经济来源的依靠，也是村民家庭孩子上学及家庭生活的保障。若合同无效返还，张立东将无能力经营，当地村民和村委会也不会同意由张立东经营。对于林地的返还，将造成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长达5年，前期开发艰难阶段张立东未主张任何的权利，而是现在李东顺与其合伙人对林地进行开发经营后，到了林地挂果，可以收成时提起诉讼。并且，根据张立东的证据，从其第一手跟张大东、章建军流转林地时就开始借款，到整个开发过程都是借款，其没有任何的资金和经营能力。现在李东顺等人经营颇有成效，投入上千万元（均有付款凭证）。且李东顺的嘉源公司与村民签订了《水果基地承包管护合同》，约定村民管护承包费每株10元／年，产果季绩效工资每公斤0.4元，采果费每公斤0.2元，正品果达70%奖励每公斤0.05元，达到80%奖励每公斤0.1元，按月支付基本生活费1000元。为村民提供就业，是村民经济来源的依靠，也是村民家庭孩子的上学及家庭生活的保障。若真是合同无效，则涉案林地如何返还？李东顺一方与其合伙人的投入上千万元，很显然张立东并没有返还李东顺所有投资款的能力。另外，涉案林地已经挂果，林地返还，那林地上的果树如何处理？李东顺已经与当地村民签订合同，由他们进行果树管理和果子采摘，嘉源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对此，若真系无效返还给张立东经营，村委会和当地村民是否同意不说，张立东没有任何的经济能力来支付这些村民的费用。更没有资金进行开发、管理。综上所述，《林地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没有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并且，张立东无力承担合同无效的后果，合同无效也将造成无法预估的严重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支持李东顺的上诉请求。张立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庭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李东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李东顺在上诉状当中提到已经在2015年2月10日至28日支付了1800000元的转让款，这个事实在一审法庭已经全部查明。2015年1月份是张立东为了在信用社借款5000000元，而必须将之前欠的1460000元进行归还后才能够获得新的借款，因此张立东向李东顺的叔叔借款，这个借款是以李东顺的名义转进来的。之后，张立东转给李东顺3800000元，其中的1800000元就是归还2015年2月份向李东顺的叔叔借款的1800000元，2000000元有一部分是张立东和李东顺的叔叔之间的借款，应该说事实上张立东和案外人李明之间存在很多关系，双方是互相拆借，但到目前为止，张立东已经归还全部借款。其次，李东顺在上诉状中提到在2015年2月10日转让土地以后，按照他们双方的约定第一笔钱2015年2月10日的200000元一到账，视为双方已经看过了这个地块为移交。地块移交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发，而是以其他人合作以后成立了一个嘉源公司来进行开发，请法庭给予重视。嘉源公司至2016年7月14日成立的，嘉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大勇在公安询问的时候已经明确他们是2016年7月14日才接手这块地的，2015年2月10日至2016年7月14日之前这块地一直都在改地。如果按照嘉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大勇的陈述，嘉源公司是7月14日接手这块地，7月22日也就是李东顺在一审时候提交法庭的证据就开始从重庆拉果苗回来进行种植，原来的700多亩地上都种有老品种桔子，八天的时间，李东顺是怎么把这块地改造的？李东顺上诉状所陈述的事实都不是客观事实，综上所述，2015年2月10日签订虚假的协议来占有张立东的上千万的财产。一审时有村委会、工人全方位的证实从2015年4月到2016年5月，整个一年多时间的改造都是张立东在进行改造。公安的抽查线索初查当中也反映张立东向信用社借出的5000000元已全部投入到这个地块。如果张立东在2015年2月10日就把这两块地1800000元卖给了李东顺，张立东有什么必要再把这5000000元投入这块地块去改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总的来说，张立东认为一审通过两次开庭，并且之前对嘉源公司的一些股东进行了案外调查，最终查明了案件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再次，恳请法庭依法驳回李东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维护公平正义。张立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张立东与李东顺双方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李东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7日，张立东与案外人张大东协商签订《林地转让合同》一份，案外人张大东将位于镇沅县的林地约300亩流转给张立东经营管理，流转价格为750000元，支付方式为以张立东所有的位于镇沅县房屋折价680000元及张立东为张大东装修新房约30000元，合计700000元，余款50000元以张大东为张立东办理一户小企业密集型贷款2000000元办妥时付清。为了扩大经营，2013年12月15日张立东与案外人章建军协商，案外人章建军将经营管理的位于镇沅县民委员会那单山桔子基地大约350亩出售给张立东经营管理和收益，出售期限为2013年12月14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出售价款为980000元。2014年5月21日张立东成立镇沅鸿翔实业有限公司，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方便经营管理，自2014年起至2016年期间张立东请魏大聪对流转的桔子基地地块进行改造和修建道路，为了获得资金的支持。2015年2月25日张立东请普洱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担保人，向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5000000元，同时为获得国家项目资金的支持，在2016年年初张立东请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进行设计规划，申报云南省镇沅县京联片区椪柑种植示范区2016年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在桔子基地地块的改造、购置果苗种植等方面需要大量资金的不断投入，张立东资金无法周转，2016年张立东寻求投资伙伴，与李东顺的叔叔李明、李大勇等人共同协商合伙投资经营，经协商，后期投资由后入伙的合伙人投资。2016年7月14日李大勇等合伙人成立了普洱嘉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伙期间，由于张立东在2015年2月25日请普洱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担保向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5000000元，张立东与普洱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反担保（抵押、质押）合同，以自己开发经营的两块桔子基地（350亩位于镇沅县那单山、300亩位于镇沅县丫口）作抵押，2016年5月为了保住开发经营的桔子基地，不让普洱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现抵押权，经张立东与合伙人协商，以合伙人李明的侄儿子李东顺名义与张立东签订了两份时间为2015年2月10日的《林地转让协议》。随后，在共同经营过程中双方产生矛盾，无法共同合伙经营，现张立东起诉要求确认张立东与李东顺双方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无效。另查明，2013年7月17日张立东从案外人张大东流转过来的位于镇沅县的300亩桔子基地，由于张立东购买的位于镇沅县房迟迟不过户给张大东，为此，张大东于2016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于2013年7月17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合同》，返还流转的位于镇沅县的桔子基地，经一审法院2016年7月4日调解并作出（2016）云0825民初343号调解书，双方互相返还财产。2016年7月10日案外人张大东与李东顺签订《林地转让协议》，案外人张大东以500000元的价款将位于镇沅县的桔子基地流转给李东顺。本案张立东于2019年10月1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过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认为涉嫌经济犯罪，裁定驳回张立东的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经镇沅县公安局关于［2019］云08**民初609号案件线索核查情况的复函，无证据证明张立东涉嫌犯罪，未立案侦查。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应当遵行平等、自愿、诚实信用、遵纪守法的原则，本案张立东与李东顺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协议内容实际上是张立东与李东顺的叔叔李明等人协商达成的，李东顺并没有参与协商，只是在制作好的《林地转让协议》上签了名字，李东顺不是合伙人，也不是普洱嘉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职工，因此双方签订合同违背了应当遵循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张立东为了向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于2015年2月25日与普洱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反担保（抵押、质押）合同，后为逃避普洱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现抵押权，张立东与李东顺补签了时间为2015年2月10日的《林地转让协议》，双方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该合同是无效的。关于李东顺提出《林地转让协议》是张立东与李东顺本人签字，且李东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林地转让费，土地已交付使用、开发、管理至今的主张，虽然李东顺提供了1800000元的转账凭证，但不能充分证明转账的款项是支付林地和地上附着物的转让费，庭审中张立东陈述该款项是借款，不是林地转让费，且于2015年2月28日张立东通过李杰信用社账户向李东顺转账3800000元（其中1800000元用于归还借款），本案中李东顺针对其上述主张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同时，2015年至2016年期间张立东陆续对桔子基地进行投资改造等管理行为，故对李东顺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东顺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张立东于2019年知道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应当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所以本案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张立东与李东顺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无效，即转让坐落于镇沅县古城镇京村民委员会那单山桔子基地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张立东负担6900元，李东顺负担6900元。本院二审期间，李东顺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对于李东顺提交的镇沅县公安局《核查情况复函》、《协议书》、《银行卡取款凭条》、《营业执照》、云南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开业复函》和《增资扩股的函》、《镇沅兴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合同》、《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单据》两份、《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账单》、《普洱嘉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图片》、《普洱嘉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水果基地承包管护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张立东与李东顺双方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李东顺一审庭审中自认，《合同补充协议书》是李东顺的叔叔李明与张立东商量好后，李明让李东顺与张立东签订的，李东顺未参与协议书的商定，签订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好办理公司贷款。因此，张立东与李东顺签订《林地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张立东与李东顺双方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李东顺陈述协议签订后涉案林地就交付李东顺。但2016年1月8日，张立东作为镇沅鸿翔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贵州省黔东南州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云南分院签订《合同补充协议书》，证明2016年1月张立东仍然对涉案林地进行管理。因此，李东顺陈述2015年2月10签订协议后就接收涉案林地与张立东2016年1月仍然对涉案林地进行管理相互矛盾。李东顺陈述2015年2月10日签订协议后就接收涉案林地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最后，2015年2月10日，李东顺向张立东转款200000元，2015年2月16日，李东顺向张立东转款1200000元，2015年2月17日，李东顺向张立东转款400000元，而2015年2月27日，张立东通过李杰账户向李东顺转款3800000元。李东顺与张立东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并不能证明李东顺向张立东转款共计1800000元系支付林地转让款。综上，张立东与李东顺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张立东与李东顺于2015年2月10日签订的《林地转让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以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由，判决《林地转让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东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确认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确认之诉，不属于请求权范围，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综上所述，李东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李东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坤审判员 田 田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史睿书记员欧阳成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