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13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自编**（仅限办公用途）。法定代表人：谢保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震锋、李楚茹，均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明辉，男，199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雷州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共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深南东路**华乐大厦**>法定代表人：廖长松。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茗予，男，1989年8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雷州市。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晖、谢梦琪，均为广东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合纵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枬菁。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炜灏，男，198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明辉、深圳市共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赢公司”）、郑茗予、深圳市合纵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公司”）、黄炜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1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吉利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郑明辉向吉利公司返还借款本金8872536元；2、郑明辉向吉利公司返还利息、违约金（以8872536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实际计算至郑明辉清偿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3、郑明辉承担吉利公司支付的律师费200000元；4、共赢公司、郑茗予对第1-3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5、吉利公司对郑明辉提供的质押物（iphone8手机64G黑2**台、iphone8手机64G银黑2**台、iphone8plus手机64G黑1**台、iphone8plus手机64G银200台、iphoneXR手机128G黑16**台、iphoneXR手机128G红700台）的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6、合纵公司提供案涉质押物用于拍卖、变卖，并在不能提供质押物的范围内对本案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7、黄炜灏对第6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8、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28068元由郑明辉、共赢公司、郑茗予、合纵公司、黄炜灏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一、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郑明辉向原告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872536元及利息、违约金（从2020年2月6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郑明辉向原告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00000元；三、被告深圳市共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郑茗予对被告郑明辉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深圳市共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郑茗予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郑明辉追偿；四、在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郑明辉、深圳市共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郑茗予向原告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五、驳回原告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403元，由被告郑明辉、深圳市共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郑茗予负担。判后，吉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2、判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郑明辉提供的质押物（iphone8手机64G黑2**台、iphone8手机64G银黑2**台、iphone8plus手机64G黑1**台、iphone8plus手机64G银200台、iphoneXR手机128G黑16**台、iphoneXR手机128G红700台）的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3、判令被上诉人合纵公司提供案涉质押物用于拍卖、变卖，并在不能提供质押物的范围内对本案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判令被上诉人黄炜灏对第三项上诉请求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程序均存在错误。一、郑明辉向吉利公司提供涉案质押物作为质押担保，吉利公司已实际占有涉案质押物，质权有效设立，一审判决对此未作认定错误。涉案质押物所有权属于郑明辉，吉利公司一审已作举证。案外人广州超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简称超盛公司）受吉利公司委托将涉案质押物存放于合纵公司仓库，吉利公司是涉案质押物的占有人及实际存货人。吉利公司占有涉案质押物，完成质押物交付，质权有效设立。合纵公司作为涉案质押物的监管人，应提供质押物以供拍卖、变卖，若合纵公司拒不提供或无法提供质押物的，应当在不能提供质押物的范围内对本案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认为涉案质押物的权属关系存在争议而不对吉利公司一审起诉的第五、六、七项进行调处，法律依据不足，且导致不必要的诉累。补充意见：一、基于办民间借贷关系产色质押关系、仓储关系应本案中一并处理。二、超盛公司已出具《情况说明》，涉案质押物权属清晰，不会损害超盛公司权益。三、合纵公司接受上诉人委托监管并实际控制货物，以郑明辉为出质人、吉利公司为质权人的质权有效设立。四、合纵公司作为涉案质押物的监管人，应提供质押物以供拍卖、变卖，若合纵公司拒不提供或无法提供质押物的，应当在不能提供质押物的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根据吉利公司与合纵公司、黄炜灏签定的《协议书》，黄炜灏应对合纵公司的违约及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郑明辉、共赢公司、郑茗予对吉利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发表意见称，第一，本案有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三方（上诉人吉利公司、被上诉人和合纵公司）并未作出约定，目前证据无法证明本案相关质押物已经由吉利公司质押给合纵物流公司，虽然上诉人一审提交了关于质押手机的确认函，但该函仅确认超盛公司将手机质押给合纵公司，并无相关证据或者约定证明上诉人与合纵公司的质押物的提交是否实现的情况，如果质押物未实际提交，其所称的质押就存在瑕疵或者无效不成功的情形。第二，上诉人所称会议纪要所强调的是三方之间有监管协议或者约定，而本案没有三方约定质押，如果没有三方约定，至少上诉人应当向合纵公司披露该批货物属于上诉人，如果未披露，即使超盛公司有指示发货，但也不构成吉利公司的质押，合纵公司受超盛公司的委托并无不当，况且超盛公司与合纵公司的交易属于出货的交易习惯，一审对此已经审查。第三，本案是否合法的民间借贷还需二审法院审查，一审对此未审查清楚，如本案是无效民间借贷，被上诉人仅应返还款项无需支付利息。第四，利息的计算，从法律的角度说，双方合同并未约定逾期利息，因此郑明辉、郑茗予、共赢公司无需承担相关责任。合纵公司、黄炜灏发表意见称，一审判决公正、合法、正确，维护了我方合法权益，合纵公司是仓储公司，接受超盛公司委托仓储货物，也根据超盛公司指令发货，并未出现差错，吉利公司要求合纵公司对其他人的借款承担连带陪产责任不公平、不合理，因此一审判决正确，吉利公司上诉错误。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黄炜灏在2019年9月5日在执行笔录中称“根据我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与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仓储物流合作协议》，上述3000台手机之前一直存放于我司在成都的仓库，后来在今年四月份根据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雄的指令，将上述3000台手机提取发货”。陈志雄在该笔录中称“我当时代表广州吉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深圳市合纵物流有限公司先以电话告知发出出货指令，再以邮件的形式确认出货指令，将上述3000台手机出货给郑明辉。”上诉人在一审期间称超盛公司是其关联公司。二审期间，合纵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陈志雄签名的情况证明；证据2、陈志雄的社保证明；证据3、陈志雄的身份证；证据4、陈志雄在税务局的系统里面已经说明了它是业务负责人。以上证据以证明陈志雄的身份情况。合纵公司提交上述书面证据后未到庭参与质证。吉利公司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从证据情形上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陈志雄没有到庭，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陈志雄并非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联系人，合作协议约定的联系人为纪晓君，被上诉人违规发货导致上诉人的损失应该承担责任。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关联性不予确认，无法证明陈志雄有提货的权限，而且根据该社保缴纳情况，陈志雄的社保缴纳的截止时间点是2019年5月，结合我方提交的库存确认表，在2019年5月6月上诉人仍然在与合纵公司确认货物库存，在此时间点后，合纵公司未印证陈志雄身份即发货，属于违约违规。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根据上诉人与合众公司签订的仓储物流合作协议的第一条第三、第四款的约定，合纵公司放货时应当先由上诉人以邮件的形式发出提货指令，合纵公司收到提货指令后应当与上诉人的授权代表进行复核，经复核属实的才能安排发货，合纵公司在办理发货手续时应该严格审查提货人的身份及授权资料，该合同明确约定提货需要专项授权以及电子邮件的提货指令，并不是上诉人随便的一个员工或代表就可以提货，因此合纵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收到提货指令并严格审查提货人的授权资料的情况下，应认定合纵公司违规放货。郑明辉、共赢公司、郑茗予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陈志雄是超盛公司的业务总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四组证据已经证明了陈志雄属于超盛公司的业务总监，但我方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关联不大，也没有直接证据或者形成证据链证明该批抵押物属于上诉人的或者上诉人存货，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无法证明合纵公司要承担责任，通过这四组证据无法证明合纵公司需要承担责任。本案超盛公司也不属于第三人，如果超盛公司认为侵害其权利，超盛公司可起诉合纵公司，这样的话，陈志雄是否属于超盛公司的业务总监或者陈志雄有权指令该批抵押物出货就一目了然了，虽然关联性确认，但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太关联。此外，二审期间，陈志雄提交了情况说明，上有陈志雄签名有指模，内容为：1、陈志雄曾任职于广州超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职务是业务总监，主要负责超盛公司的货物进出调度工作；2、超盛公司曾向深圳市合纵物流有限公司存入3000台苹果手机。该批手机仓储期间由陈志雄本人根据超盛公司业务安排负责向深圳市合纵物流有限公司指示发货。陈志雄在职期间该批货物已出货完毕。陈志雄出具该情况说明后未到庭说明情况及参加质证。另查明，郑明辉、郑茗予提出上诉后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状内容，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郑明辉之间是否建立了动产质押合同关系；二、合纵公司应否在质押物价值范围内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焦点一，动产质押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郑明辉为担保其与上诉人之间1444万元债务的履行而向上诉人出具了质押《确认函》，明确表示其将以超盛公司名义将质押物存入合纵公司在成都的仓库，并具体列明了质押物的名称、型号、数量、颜色等，而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合纵公司出具的两张供货单位为超盛公司的《库存确认表》显示，上述质押物也确实依约存入了指定仓库；此外，超盛公司出具书面说明披露了其是受上诉人委托存入的上述质押物，实际权利义务归于上诉人；最后，再结合黄炜灏在2019年9月5日在执行笔录中陈述的情况，可知合纵公司和黄炜灏明知涉案质押物实际存储人是上诉人，并非是名义上的超盛公司。因此，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合纵公司实质上系受上诉人的委托监管并实际控制该货物，上诉人质权已实际设立，其依法对该质押物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合纵公司和黄炜灏称其仅与超盛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因与上述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焦点二，在上诉人动产质权依法成立情况下，若监管人即合纵公司违反约定向出质人或者其他人放货，则将构成违约，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故关键应审查合纵公司放货是否违反约定。本案中，合纵公司称是依据存储方有关负责人陈志雄的指令放货的，陈志雄在上述执行笔录中亦确认了合纵公司的陈述，而根据合纵公司提交的证据如陈志雄社保证明、超盛公司税务系统载明内容等可知陈志雄是超盛公司员工，又因超盛公司是上诉人的关联公司，上诉人委托其在合纵公司存储涉案质押物，故合纵公司称其是按照货物存储方的指令放行涉案质押物，认为自身不存在过错，有一定事实依据。至于上诉人称在其与合纵公司签订的《仓储物流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己方联系人为纪晓君而非陈志雄，合纵公司不能按照陈志雄的指示发货，首先，该协议并非专门针对涉案质押物而签订，超盛公司未参与；其次，超盛公司是质押物的名义存储人，陈志雄作为该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其向合纵公司发出的放货指示，合纵公司有理由相信可以代表超盛公司；最后，无证据显示《仓储物流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上诉人联系人纪晓君与超盛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性，所以上诉人主张合纵公司违约放行涉案质押物，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认为合纵公司违约将涉案质押物放行并须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郑明辉、郑茗予提起的上诉，因其未依法交纳上诉费用，故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制作法律文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虽对上诉人质权是否成立未作认定，不尽恰当，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980.26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谷丰民审判员  张 淼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书记员  周文静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