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琼01民终59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杨丛霄，男，194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多菲，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少奇，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海南珈信韦盈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二横路**梨园别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3P5E33。   法定代表人：陈任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高珥，海南广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案外人）：李刚，男，196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公民身份号码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多菲，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少奇，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海南城成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旭日大厦第****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534819693XE。   法定代表人：李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多菲，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少奇，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丛霄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珈信韦盈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珈信公司）及原审原告李刚、原审第三人海南城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20）琼0107民初1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丛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的第三项，依法改判不得追加杨丛霄为被执行人；2.判令珈信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城成公司不享有“林道兴商住楼”的物权处分权，城成公司所分得的实物房产不属于城成公司的财产，与事实不符，于法相悖。“林道兴商住楼”（现名“城成雅苑”）项目由城成公司与案外人林道兴合作开发建设，其中林道兴提供项目用地，城成公司提供全部建设资金，项目建设完成之后，按林道兴占32%、城成公司占68%的比例分配实物房产。该项目共计3栋8层楼房，均取得了规划及施工许可，并已全部建设完工，项目用地由林道兴过户至城成公司名下的手续也正在办理当中，房产的销售也以林道兴委托城成公司销售的方式进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于一方出地一方出资的合作建房模式并没有任何禁止性的规定，且珈信公司也向城成公司购买了“林道兴商住楼”的四套房产（1栋2单元517房、1栋1单元808房、1栋2单元817房，1栋2单元516房），其本身也认可该部分房产属于城成公司所有。一审判决仅以项目用地尚登记在林道兴名下为由，认为城成公司不具有该项目的物权处分权，认为城成公司依法依约分得的实物房产不属于城成公司的财产，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追加股东作为企业法人债务的被执行人的前提条件是该企业法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但本案中城成公司开发建设的“林道兴商住楼”还有大量房产没有对外销售，城成公司也主动提供了数套未售房产拟以评估、拍卖的方式或者与珈信公司协商以房抵债的方式清偿债务，虽然珈信公司不同意以房抵债，但人民法院完全可以评估、拍卖房产的方式处分城成公司的房产。人民法院在尚未对城成公司的房产采取任何执行措施的情况下就依珈信公司的申请，追加城成公司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明显与事实不符，于法相悖，完全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杨丛霄实缴出资额为435万元，尚有465万元未交清，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珈信公司已认可2016年6月5日至2016年9月12日杨丛霄分9笔转入投资款300万元；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1月5日分8笔转入投资款165万，即认可杨丛霄实际出资465万元，一审判决却认定杨丛霄实缴出资额为435万元，应为笔误，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对于杨丛霄已经提供银行转账凭证、记账凭证及《股东实缴出资确认书》的535万元不予认定为杨丛霄的实缴出资，但也未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进行说理，杨丛霄只能猜测一审判决应是仅凭转账凭证备注的用途来判断是否属于杨丛霄的出资，杨丛霄认为如此认定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2016年9月12日至2016年10月31日，杨丛霄分5笔转给城成公司210万元，杨丛霄在银行转账凭证附言处备注为“借给文航公司”，但单凭该附言并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及实际用途。城成公司与杨丛霄之间就该210万元没有借款协议，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将该5笔款项记为“收到杨丛霄投资款”，城成公司的股东也将该5笔款项确认为杨丛霄的实缴出资。退一步讲，即使该5笔款项原为城成公司借款，但经股东确认转为杨丛霄的出资，城成公司无需归还，这也是法律不禁止的出资方式。2.2016年11月7日、11月8日，杨丛霄分2笔转给城成公司100万元，杨丛霄在银行转账凭证附言处备注为“往来”，但单凭该附言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及实际用途。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将该2笔款项记为“收到杨丛霄投资款”，城成公司的股东也将该2笔款项确认为杨丛霄的实缴出资。珈信公司所谓可能是杨丛霄采取与关联方签订虚假合同等方式抽逃注册资金，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纯属主观臆断，一审判决仅凭珈信公司的推测就不将该100万元认定为杨丛霄的实缴出资毫无依据。3.2018年9月3日，杨丛霄转给城成公司20万，杨丛霄在银行转账凭证附言处备注为“汇公司转汇中诚工程款”。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将该笔款项记为“实收资本-杨丛霄”，城成公司的股东也将该笔款项确认为杨丛霄的实缴出资。因现阶段城成公司唯一经营的项目就是“林道兴商住楼”项目，最大的支出也是工程款的对外支付，杨丛霄作为城成公司股东为了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限定其投资款的用途无可厚非，也不在法律禁止范围之内。4.2017年11月14日、2018年7月13日，李刚分2笔转给城成公司218.9914万元，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将该笔款项记为“李刚投资款”。2018年9月4日，城成公司股东进行实缴出资确认之时，李刚投入城成公司的资金已经远远高于其认缴的1000万元，故将前述218.9914万元中的205万转为杨丛霄向李刚的借款投入城成公司，城成公司股东已经确认该205万元为杨丛霄实缴出资，借款投资或者由他人代付出资款均不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综上，杨丛霄认缴的注册资金900万元（按股东会决议为1000万元）已经全部实缴到位，一审判决认定杨丛霄尚有465万元未交清，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三、补充。鉴于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没有明确为何对于杨丛霄所提交的付款凭证只认定435万元，杨丛霄推测一审法院是将该部分凭证中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财务会计科目记为实收资本的部分认定为杨丛霄的出资，其余款项未予认定，但杨丛霄认为其出资资金流水清晰，且经股东及公司确认为其实缴的注册资本，公司的财务做账由于经验或者其他考虑，不能够鉴别杨丛霄所汇付款项的性质，且记账凭证是可以依法调整的，不是说记账凭证中记为其他应付款的就不能够作为杨丛霄的出资。杨丛霄认为一审判决仅依据记账凭证的记载认定杨丛霄的款项是否为对城成公司的出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杨丛霄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不得追加杨丛霄作为被执行人。   珈信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依据李刚、杨丛霄提交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认定李刚已足额实缴认缴出资，杨丛霄已实缴认缴出资435万元，尚有465万元认缴出资未交清，完全合法、客观、真实。（一）本案一审开庭前，根据李刚、杨丛霄提交的证据材料，珈信公司书面答辩认为李刚实缴出资425万元，尚有575万元未实缴。本案杨丛霄实缴出资465万元，尚有535万元未实缴到位，是珈信公司基于对李刚、杨丛霄开庭前提交的有限证据作出的初步判断。珈信公司在一审开庭前同时向法院申请法院责令李刚、杨丛霄提交城成公司的原始账簿、记账凭证等书证，以便查明李刚、杨丛霄实缴出资的真实数额，开庭过程中再一次申请，法院支持珈信公司申请事项，责令李刚、杨丛霄提供城成公司的原始账簿、记账凭证，并于第二日重新组织双方质证。经双方对李刚、杨丛霄提交的账簿记账凭证的质证，一审法院查明，李刚2017年12月7日、12月26日分别向城成公司转账425万元、595万元，城成公司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李刚投资款，会计科目均为“实收资本”；李刚2017年11月14日、2018年7月13日分别向城成公司转账163.9914万元、55万元，城成公司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李刚投资款，会计科目均为“实收资本”。因此，李刚实缴到账1238.991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李刚已全额实缴认缴出资准确无误。杨丛霄主张转款到城成公司账户为实缴出资的几笔资金，城成公司记账凭证的会计科目记载为“实收资本”的资金合计为435万元，会计科目记载为其他应付款的资金合计为360万元。一审法院根据城成公司记账凭证认定杨丛霄已实缴认缴出资435万元，尚有465万元认缴出资（按照认缴900万元计算）未交清，完全合法、客观、真实。（二）有限责任公司以法人主体对外承担责任及主张权利，其股东不能直接对抗第三人。2014年3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很明显出资证明书是公司有义务签发给出资股东的证明文件，出资股东凭此向公司及其他股东证明其出资情况及享受股东权利，该规定规范公司及股东之间内部的权利义务，出资证明书不能直接对抗第三人，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必须依据公司法第28条审查股东是否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账户，公司记账凭证是否将股东实际存入资金记账为“实收资本”。2014年3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规定明确规范公司与股东内部权利义务，不能对抗第三人。2014年9月26日修订的《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5条明确规定，公司股东对其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何况财务制度规则的严谨性与原则性世界通用，李刚、杨丛霄不能将股东货币出资存入公司的公司实收资本与公司记载的股东其他应付款混为一谈。一个是公司实收资本，一个是公司记账凭证记载的股东其他应付款，公司的实收资本与其他应付款完全是两个会计科目，两个法律概念，这是常识。公司企业的会计规则及会计制度在全世界都是原则的、严苛的，每一笔资金、每一个会计科目均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在中国，按规定每一个会计年度还会经过独立第三方事务所的审计。因此，原始记账凭证反映出的事实具有高度真实性，除非这个企业做假账或两套账。本案中，李刚、杨丛霄作为城成公司的100%持股股东，自己提供了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其真实性珈信公司暂无异议，因此该记账凭证反映的事实，即城成公司收到股东杨丛霄“实收资本435万元”，杨丛霄尚有465万元认缴出资（按照认缴900万元计算）未交清的事实无可反驳。暂不说城成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是为了应付本案诉讼而伪造，但该出资证明书最多只能作为城成公司及其股东内部主张股东权利及承担股东义务的内部文件，与城成公司记账凭证严重不符，公司股东不能用该出资证明书对抗公司股东以外的任何第三人。   二、股东李刚实缴出资到城成公司账上1238.9914万元，超过其认缴出资238.9914万元，在城成公司账上记账为“李刚的实收资本”，按照财务会计规则及公司法规定，可以调整增加李刚的持股比例并减少杨丛霄持股比例或增资扩股（须股东内部协商），然后做工商变更登记；或者最多只能转为李刚对城成公司的超额投资款或借给城成公司的项目投资款并记账为往来款或股东李刚出借给公司的借款，而不能直接转为另一股东杨丛霄的实缴资本。2014年3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要求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因此，按照公司法规定，如果李刚已支付到城成公司账上的超过其认缴出资的238.9914万元项目投资款要转借给杨丛霄用于支付实缴出资，必须城成公司返回李刚该笔资金，然后李刚出借给杨丛霄，再由股东杨丛霄自己存入城成公司账上，城成公司会计科目记账为“杨丛霄实收资本”，这才是股东杨丛霄依法实缴了其认缴出资238.9914万元。事实是股东李刚超过其认缴出资的238.9914万元项目投资款早已被城成公司投入“林道兴商住楼”项目建设，城成公司并未将该笔资金返还给李刚，李刚也未出借给杨丛霄，股东杨丛霄也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将该238.9914万元存入城成公司账户，城成公司记账凭证也未记载该资金为杨丛霄的“实收资本”。   三、城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李刚、杨丛霄辩称城成公司与案外人林道兴合作开发的“林道兴商住楼”（现名城成雅苑）项目，与事实法律相悖。事实上，由林道兴提供土地，该项目的土地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证等项目证件均在林道兴名下，城成公司目前对该项目只享有合作债权，没有物权法意义上的不动产权，对“城成雅苑”项目房产没有处分权，执行法院也确认目前无法执行该房产。城成公司不主动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银行账户无资金也无其他财产，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一审法院已终止本次执行。根据2016年11月7日公布的《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城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珈信公司申请变更、追加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杨丛霄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城成公司股东杨丛霄未足额实际缴纳认缴出资，被执行人城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杨丛霄应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珈信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丛霄的全部上诉请求，追加杨丛霄为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执2614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李刚述称，支持杨丛霄的上诉意见。   城成公司述称，同意杨丛霄的上诉意见。   李刚、杨丛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20)琼0107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2.判令不得追加李刚、杨丛宵为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9)琼0107执2614号执行案的被执行人。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珈信公司与城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琼0107民初4142号民事判决，判令城成公司向珈信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895382.5元及利息（以1895382.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自2019年6月23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判决已经生效，因城成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珈信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划拨城成公司存款217533.49元支付给珈信公司，没有发现城成公司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珈信公司未获得清偿，遂于2020年1月2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申请书，认为城成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李刚、杨丛霄作为该公司股东，未实缴出资，应当追加该两人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两人虽向城成公司转账汇款，但未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不能视为该两人已按公司章程之约定实际履行出资义务。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裁定追加李刚、杨丛霄为一审法院(2019)琼0107执2614号执行案的被执行人，李刚应在未实缴出资的900万元范围内，杨丛霄应在未实缴出资的900万元范围内，履行一审法院（2019）琼0107民初4142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李刚、杨丛霄不服该执行异议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同时查明，城成公司于2015年9月2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陈玉花、李刚、杨丛霄为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10%、45%、45%，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00万元、900万元、9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2月7日、12月26日，李刚向城成公司转账425万元（注明“投资款”）、595万元。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李刚投资款425万元、595万元，会计科目均为实收资本。2017年11月14日，李刚向城成公司转账1639914元，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李刚的投资款，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金额为1639914元。2018年7月13日，李刚向城成公司转账55万元，注明“投资款”，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李刚投资款，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金额为55万元。以上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的合计12389914元。   2016年6月5日杨丛霄向城成公司转账50万元，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杨丛霄投资款50万元，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2016年6月22日、7月5日、7月26日、8月15日、9月1日、9月8日、9月12日，杨丛霄向城成公司转账8笔，分别为50万元、50万元、50万元、2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10万元、40万元，共计250万元，均注明“投资款”，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杨丛霄该8笔投资款，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2016年9月12日、9月19日、10月7日、10月9日、10月31日，杨丛霄向城成公司分别转账50万元、10万元、10万元、80万元、60万元，共计210万元，均注明“借给文航公司”，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杨丛霄该5笔投资款，前2笔款的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后3笔款的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2016年11月7日、11月8日，杨丛霄向城成公司分别转账50万元、50万元，共计100万元，均注明“往来”，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杨丛霄该2笔投资款，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2016年11月9日、11月21日、12月8日、12月14日、12月15日，杨丛霄向城成公司转账6笔，分别为20万元、10万元、6万元、83万元和2万元、4万元，共计125万元，均注明“投资借款”，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杨丛霄该6笔投资款，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2017年1月5日，杨丛霄向城成公司转账20万元、20万元，合计40万元，均注明“投资款”，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杨丛霄该2笔投资款，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2018年9月3日、9月4日，杨丛霄向城成公司转账20万元、20万元，注明“汇公司转汇中诚工程款”、“袁总工程款”，城成公司的记账凭证上载明收到杨丛霄款，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金额为20万元。以上会计科目为实收资本的资金合计435万元，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的资金合计360万元。   城成公司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4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两份，载明截至当日李刚、杨丛霄各向公司缴纳出资1000万元。   李刚、杨丛霄提交的“林道兴商住宅楼”项目有关资料显示，2015年11月1日林道兴和城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房地产项目合同书》，由林道兴出地即证号为文国用（2014）第W1500695号、W1500787号宗地，城成公司出资，共同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项目建成后按比例分配。合同以林道兴的名义向海南省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批，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现已建起“林道兴商住宅楼”一期、二期，共计三栋地下一层、地上八层的、地上**的楼房封顶。2019年12月30日林道兴、傅文卿和城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两份，约定二人以3600万元、1800万元的价格将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航天大道北侧面积4670.18平方米、2002.70平方米，证号分别为文国用（2014）第W1500695号、W1500787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城成公司。法庭辩论终结前，土地使用权尚未变更登记至城成公司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由于城成公司在相关的执行案件中未履行相应的偿还义务，致使珈信公司未获得清偿，珈信公司为此申请追加城成公司的股东李刚、杨丛霄为被执行人。李刚、杨丛霄称城成公司的财产足以清偿珈信公司的债务，但是根据该两人提供的“林道兴商住宅楼”有关资料，项目土地使用权人是林道兴，且项目系以林道兴名义报建，城成公司尚不具有该项目的物权处分权，故对该两人的主张不予采纳。在城成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珈信公司有权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采用认缴制，即股东负有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的义务。李刚、杨丛霄是珈信公司的股东，各自认缴出资额9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李刚、杨丛霄有向城成公司转账汇款，城成公司亦证明该两人各实缴出资1000万元，结合会计凭证，可以确认李刚已经实缴全部出资额，故对李刚要求判决不得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杨丛霄实缴出资额为435万元，尚有465万元未交清，杨丛霄要求判决不得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理由不成立，对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刚、杨丛霄要求撤销执行异议裁定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不得追加李刚为被执行人；二、驳回李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杨丛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901元，由杨丛霄、珈信公司各负担9950.5元。   二审期间，杨丛霄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记账凭证》二份，拟证明在一审判决后杨丛霄发现城成公司的财务未对杨丛霄与李刚确认过的2017年1月14日、2018年7月13日两笔由李刚转入城成公司的资金转为由杨丛霄向李刚借款对城成公司的出资进行补正，故城成公司在2020年8月31日的两份记账凭证中将之补记为杨丛霄的实收资本。2.《借款协议》一份，拟证明2017年1月14日、2018年7月13日两笔由李刚汇给城成公司的2189914元中的200万元为杨丛霄向李刚借款对城成公司实缴出资。3.《〈林道兴·商住楼〉项目施工总包合同》一份，拟证明海南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林道兴商住楼的总包施工单位，2018年9月3日杨丛霄汇付给城成公司备注为转汇海南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20万元为城成公司为支付工程款要求杨丛霄缴纳的出资的事实，一审判决应该已经认定该笔款为杨丛霄的实缴出资。珈信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1.该证据是杨丛霄为应对本案诉讼授意城成公司补办的，不是原始证据，无法证明杨丛霄2017年11月14日履行了其作为股东实缴145元以及2018年7月13日实缴55万元的义务。2.会计制度要求每一笔资金、每一个会计科目均具有原始性、真实性，补办不符合财务会计制度规定，而且将股东李刚在二、三年前存入公司的投资款转为杨丛霄的实缴出资公司是法律不允许的，损害之前公司债权人的利益。3.公司法要求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杨丛霄如果以货币出资的，只能以其名义存入公司账户才能被认定为其的实缴出资；李刚存入公司的投资款只能是李刚的实缴资本，超出部分可认定为李刚对公司的股东借款或追加投资，不能直接转为杨丛霄的实缴资本，否则损害债权人利益。证据2的落款时间是2018年9月4日，为杨丛霄与李刚伪造倒签日期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证据3的落款时间是2017年8月5日，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城成公司记账凭证显示，2018年9月3日，杨丛霄汇付给城成公司备注为“转汇中诚工程款”的20万元明确用途为“转汇中诚工程款”，并不是杨丛霄实缴城成公司的货币出资，与本案无关。李刚、城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杨丛霄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没有异议。珈信公司、李刚、城成公司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证据1、2载明的内容与城成公司原始记账凭证记载内容不一致，且上述证据形成于本案诉讼后，珈信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不予认定。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证据3是海南中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城成公司签订的协议，为林道兴商住楼的总包施工单位，一审法院已将杨丛霄于2018年9月3日汇付给城成公司的工程款20万元认定为杨丛霄的出资，珈信公司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该项事实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效力予以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杨丛霄为被执行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李刚、杨丛霄提供的“林道兴商住宅楼”有关资料显示，项目土地使用权人登记在林道兴名下，且项目系以林道兴名义报建，城成公司仅是合作项目的一方当事人，并非该项目的物权登记人，不享有该项目所有权，其对该项目仅享有债权请求权。在本案执行中，因城成公司不能清偿债务，致使珈信公司债权未获得清偿，故珈信公司依据法律规定有权申请追加城成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而且杨丛霄是珈信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90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对杨丛霄出资数额的认定，本院认为，原始记账凭证记载的内容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杨丛霄汇付给城成公司资金的性质，双方在本案诉讼中对杨丛霄实际出资数额产生争议，且在杨丛霄无相反证据推翻原始记账凭证记载内容为虚假的情形下，应以城成公司的原始记账凭证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依据城成公司的原始记账凭证认定杨丛霄实缴出资额为435万元，尚有465万元未交清并无不当。杨丛霄提出不得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丛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50.50元，由上诉人杨丛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桂华   审判员 陈杰林   审判员 韩 芬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法官助理 汪 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