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7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杨，男，1978年6月1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濉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宁，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秋蔚，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昌国，男，1970年9月29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环绿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徐庄软件园研发******。法定代表人：万成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琦琦，安徽北方之光（烈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邳州经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住所地江苏省邳州市开发区辽河西路科创中心**>法定代表人：项建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雷，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纪传波，江苏景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杨因与被上诉人吴昌国、原审被告环绿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绿公司）、原审第三人邳州经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邳州经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20）苏0382民初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宁、田秋蔚，被上诉人吴昌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原审被告环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琦琦，原审第三人邳州经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传波、胡振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工程款，且原审被告环绿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环绿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被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状及庭审中均已自认上诉人的身份系环绿公司的项目经理，环绿公司系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标主体，且被上诉人同环绿公司之间系转包合同的相对人。故上诉人在涉案工程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不应作为独立的责任主体。其次，上诉人与环绿公司签订了《项目经理聘任合同书》，根据聘任合同约定内容，其实际上具备了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无论其名称是否是劳动合同，环绿公司与上诉人都构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上诉人在涉案工程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不应承担工程款的偿还责任。再次，上诉人与环绿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系环绿公司的代理人，且在涉案工程分包协议签订时，上诉人的代理人身份就已经向被上诉人披露，协议中明确写为授权代理。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在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和环绿公司的代理关系以及该款项应属于工程款的情况下，即使工程款是通过上诉人的私人账户转账，该行为也应认定为环绿公司对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行为。综上，上诉人不是欠付工程款的偿还责任主体。二、原审法院仅根据被上诉人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原审被告未举证为由，就认定电器安装工程款已经从已付工程款中划扣，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诉人应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并没有对该项主张举证的义务。原审法院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划归上诉人并以上诉人未举证为由，认定电气工程款已经划扣，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分配规则。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将电器安装工程款计算在已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工程款中，所以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不应当支持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三、作为环绿公司的授权代理人及现场负责人，上诉人认为，环绿公司在涉案工程项目中确实付出了相当的管理成本，包括工程契税、成本费、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保工资及各项开支等，合同中约定的管理费并非单纯狭义的管理费，在已付工程款中，被上诉人对23%的管理费是予以认可的，被上诉人也明知环绿公司存在客观的管理成本。为了履行合同所发生管理费用及税费等，属于建设工程必要的成本支出，即使合同无效，双方亦应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按实进行结算。因此，原审法院以施工合同无效以及环绿公司并未实际施工为由，不予扣除管理费是有违民事行为的诚信及公平原则的。综上所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吴昌国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与环绿公司是非法转包关系，应承担连带的给付责任。一审中，原审第三人当庭举证证实前期的付款都是依约向环绿公司对公转账支付，后期也是根据环绿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向时任的法定代表人吴娟个人账户转账210多万元。被上诉人均是从上诉人处转账收取案涉工程款，从未向环绿公司或是其法定代表人吴娟收取过任何款项。原审中，虽然环绿公司的代理人陈述，案涉工程款均是由上诉人具体安排支付，是其正常的履职行为，但是却没有提供应当由环绿公司保管的案涉工程款原始付款的任何凭证。上诉人张杨在原审当庭承诺，他自行承担关于案涉工程款支付的所有的举证责任，环绿公司对此也是默认的。因此上诉人陈述其行为是职务行为，证据不足，也违背了其一审相关自认。二、关于上诉人陈述的其系环绿公司聘任的项目经理问题。根据原审第三人一审当庭举证的涉案工程的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包括涉案工程的大合同，都明确载明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是陈丽君，而非上诉人张杨。而且案涉工程的大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12月15日，显然是晚于项目经理聘任合同书2015年12月8日的签订时间。虽然原审被告环绿公司当庭认可上诉人是其项目经理，但是被上诉人认为显然是上诉人在规避己方的责任，和环绿生公司有相互串通的嫌疑。而且根据一审判决，环绿公司对其应当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并未提出异议，也未予上诉，所以可以认为环绿公司实际上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非法转包关系是默认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认定的责任承担主体是正确的。三、一审认定的案涉工程的欠款数额于法有据。一审中，环绿公司提交承诺书，上诉人张杨当庭认可该承诺书是其事先准备好打印出来的，因此足以证实该承诺书是上诉人张杨在具体核算了付款、充分对账的基础之上出具的。承诺书上载明的案涉工程的欠款和被上诉人的诉请也是基本相符的，因此是真实可信的。一审中，双方也进行了详细的对账。事实上，虽然转包协议中约定案涉工程款有23%的管理费，但是被上诉人在原审诉请中，事实上已经把23%的管理费都足额扣除了。结合应收款项扣除被上诉人累计已经收取的款项3265760元，再加上被上诉人当庭自认由上诉人代付的一些材料以及细项工程款，与一审判决确定欠付金额也是基本相符的。一审法院一再要求上诉人对其付款情况进行举证，但是上诉人却一再拖延。因此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来承担。四、承诺书中记载的已付工程款的金额当中，已经足额计取了约定的案涉工程款23%的管理费。案涉工程的转包协议是依法无效的，所以关于案涉工程款23%的约定也是依法无效，所以被上诉人保留依法追索的诉讼权利。综上，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环绿公司述称，环绿公司作为原审被告未提起上诉，并不是默认了一审判决依据以及判决结果。一、环绿公司和上诉人张杨并非非法转包关系。如果法院认定是非法转包关系，环绿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也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二、关于案涉的工程款问题。一审法院未扣除电气安装工程相关工程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环绿公司与被上诉人吴昌国签订的工程转包协议书，电气安装工程是除外的，也就是说不在吴昌国承包的范围内，且吴昌国对该项工程也没有实际施工。既然案涉工程的总审定造价，扣除社保后是851万元，已支付被上诉人吴昌国581万元，剩余款270万元，不管是在581万元里面还是在270万元里面，一定有电气安装的款项，没有扣除。被上诉人自认收到581万元款项，所以在剩余尾款270万元中应将电气安装工款68万元予以扣除。三、关于环绿公司成本的问题。环绿公司对于涉案工程确实支出了相当的管理成本，因被上诉人一直未能向环绿公司提供工程成本票，因此，在年度报税时环绿公司是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报税的，这是因为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成本票所致。邳州经开公司述称，一、原审第三人已经按照审定的造价将涉案工程款支付完毕，一审判决也认定原审第三人不欠付环绿公司工程款，原审第三人本案中对于欠付原审原告的工程款不承担责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责任承担主体等问题与原审第三人无关。吴昌国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张杨、环绿公司连带给付吴昌国工程款271万元整，并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暂计243900元（从2016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判决邳州经开公司在未给付完毕的工程款范围内向吴昌国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张杨、环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11月15日，环绿公司中标邳州经济开发区环城北路污水工程，中标价819.34万元，中标项目负责人陈丽君，二级注册建造师。2015年12月15日，邳州经开公司（发包人）与环绿公司（承包人）签订《环城北路污水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邳州经济开发区环城北路污水工程，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12月21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6年3月29日，合同价819.34万元（最终以实际工程量审计价格结算），承包人项目经理陈丽君。合同专用合同条款第12.4.1条付款周期约定，完成工程总量50%时，付至中标价的3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中标价的60%，审计完成后，付至审计价的80%，竣工验收合格日一周年后28天内付至审计价的90%，竣工验收合格日两周年后且无质量责任28天内付至100%。2015年12月8日，环绿公司（聘任方）与张杨（别名杨国友，受聘方）签订《项目经理聘任合同书》，约定环绿公司聘任张杨担任邳州经济开发区环城北路污水工程的项目经理，在环绿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及期限内，代表环绿公司履行与发包方签订的施工合同，负责该工程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聘任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本工程所有工程款结清之日为止。环绿公司按工程利润的20%支付张杨报酬，超出工程暂定价的利润作为奖励款归张杨所有。2015年12月18日，环绿公司向张杨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张杨为环绿公司代理人，负责邳州经济开发区环城北路污水工程的现场工作。2016年3月6日，环绿公司（甲方）与吴昌国（乙方）签订《工程专项转包协议》，约定：工程名称为邳州经济开发区环城北路污水工程，合同价款约819万元，承包范围为工程量清单所有内容（电气安装除外）。协议第二条第6项约定，甲方指派杨国友为本项目负责人。协议第二条第9项约定，﹣23%的管理费为公司对此项目正常管理运作所产生的管理费（包括所有税收），管理费按工程进度款同比例扣取给甲方。协议第四条工程款支付方式约定，甲方收取本合同价款的23%包括所有税收，付款方式以大合同为准。协议尾部甲方处加盖环绿公司公章，甲方授权代表处有张杨（别名杨国友）签字。2016年11月11日，案涉工程验收合格。2018年7月12日，案涉工程审定造价8669826.12元（含社会保险费150164.86元）。2019年2月15日，吴昌国签订承诺书一份，内容为“由环绿生态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的邳州经济开发区环城北路污水工程项目，合同金额8193400.00元，最终审定金额8669826.12元,业主扣除人员社保费用后实际审计价为8519661.43元，已付5816000元，剩余尾款2703661.00元，其中业主已付60万至环绿账户。在工程款尾款回款过程中，因环绿生态景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方宣告破产导致工程无法正常回款。现本人承诺愿意以尾款210万的20%工程款尾款为办理回款手续费。”上述承诺内容由张杨打印提供给吴昌国签字。一审另查明，张杨拥有杨国友重复户口已注销，两姓名两身份证号系同一人。2020年6月22日，邳州经济开发区经发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邳州经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施工合同效力的问题。环绿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吴昌国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属无效。但案涉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张杨、环绿公司应参照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关于张杨、环绿公司、邳州经开公司应否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1.张杨与环绿公司虽签订了《项目经理聘任合同书》，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张杨亦不是投标文件及《环城北路污水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间晚于《项目经理聘任合同书》）上的项目经理，同时也未取得相应的建造师资格证书，且吴昌国工程款均是由张杨直接支付，故法院对于张杨自称其是环绿公司项目经理的陈述不予采信。张杨以环绿公司名义与吴昌国签订《工程专项转包协议》，其应向吴昌国支付相应的工程款。2.张杨与环绿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故环绿公司应对欠付吴昌国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涉工程已经审计，邳州经开公司与环绿公司均认可以851.96万元结算，且邳州经开公司提供了付款凭证（环绿公司认可）证明其已经支付完毕，故邳州经开公司不欠付环绿公司工程款，其在本案中对欠付吴昌国的工程款不承担责任。关于欠款数额认定的问题。吴昌国、张杨、环绿公司对于承诺书中结算的尾款2703661元无异议。关于张杨、环绿公司主张应扣除电气安装工程款、管理费及办理回款手续费问题。1.从双方均认可的承诺书内容可以看出，双方结算的工程款总额为8519661.43元，已付5816000元，剩余2703661元。张杨、环绿公司已将电气安装工程款计算在支付给吴昌国的工程款中，与吴昌国庭审中陈述电气安装工程款从吴昌国的工程款中代扣一致，张杨、环绿公司未举证证明未付的工程款中包含的电气安装工程款数额，故在欠付吴昌国工程款中不予扣除。2.环绿公司作为专业建设企业，明知吴昌国没有施工资质，仍对案涉工程违法转包，具有明显过错。且案涉工程实际由吴昌国施工完成并进行了竣工决算审计，环绿公司并未参与施工，其要求扣除管理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双方约定的办理回款手续费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张杨、环绿公司应支付吴昌国工程款2703661元。关于利息认定的问题。因张杨、环绿公司未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应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吴昌国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未超出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支付时间。《项目经理聘任合同书》约定付款方式以大合同为准。《环城北路污水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合同条款第12.4.1条付款周期约定，完成工程总量50%时，付至中标价的3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2016年11月11日），付至中标价的60%（819.34万×60%=491.604万元），审计完成后（2018年7月12日），付至审计价的80%（8519661.43×80%=6815729.14元），竣工验收合格日一周年后28天内付至审计价的90%，竣工验收合格日两周年后且无质量责任28天内付至100%。参照上述约定，张杨、环绿公司已支付5816000元，欠付款项应自2018年7月13日起计算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张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昌国支付工程款2703661元（以2703661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2703661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环绿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吴昌国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431元，由张杨、环绿公司负担。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应否对被上诉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2.涉案工程款应否扣除电气安装部分的工程款；3.被上诉人应否支付涉案的工程管理费。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张杨手机号网上营业厅集团业务截图一张，证明从2015年5月1日起张杨的手机号便在环绿公司的集团账户内，证明张杨系环绿公司员工，具有事实劳动关系。证据2.案涉工程的工程结算审核明细表打印件，其中序号2安装工程一项载明工程该项核定价格为688217元，证明电气安装工程的审定价格，该款项应该在一审判决支持的工程款中应予以扣除。证据3.环绿公司向业主方开具的工程服务发票以及在邳州当地税务部门的完税证明，均为复印件。证明相关完税情况是建设任何工程均需要付出的必要税收支出和成本。相关款项并非吴昌国所缴纳，其也没有缴纳的主体资格，一审判决将全部工程款向吴昌国支付会导致实际施工人违法获利的后果。证据4.（1）收条原件一份，收款人是朱安详，案涉工程是由朱安详向吴昌国提供的施工所需管道，证明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支付了邳州环城北路管道款8万元；（2）收条原件一张，总费用是22730元，经办人是杨自银，收条上载明的收款依据都是与案涉工程一些施工、材料、临时措施相关的费用；（3）借条原件一张，经手人是巴桂山，巴桂山是吴昌国的姑父，在现场负责施工管理。证明借条上的载明的款项1万元是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以上三份证据也能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关费用并非只采用银行转账方式。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也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如想证明其与原审被告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应当提供与原审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相关证明；对证据2，上诉人一审提供过，一审法院认为不是原件无法认定真实性。退一步讲，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电气安装工程款是上诉人支付的，被上诉人诉请的工程款标的和上诉人欠付的工程款有70余万元的差额，事实上被上诉人认可该电气安装款已由上诉人向实际施工人进行了给付，在被上诉人应收工程款中已经予以抵扣；对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在诉请工程款时已经将该项目23%的管理费扣除，一审案件承办人也一再向上诉人进行了释明。上诉人诉请的工程款数额是要求866万中77%的工程款，也就是直接把23%扣掉了；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巴桂山是被上诉人姑父，是否有借条被上诉人不知道，也不承认。环绿公司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张杨在2013年即入职环绿公司，在2016年以项目经理聘任制形式到案涉工程现场协调当地的关系以及工程尾款的工作等。没有缴纳社保的原因是因为采取的是聘任制，可能违反了法律规定，但是公司是这么操作的；对证据2，二审上诉人提交的明细表与一审提交的明细表是冲突的，本庭提供的明细表应当是准确的，从形式上看本庭提交的与审定造价的结果是一致的，一审提供的明细表是对应不上的。现在二审举证了可以扣除的具体数额，应当依法判决从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对证据3“三性”均认可，确实是环绿公司开具的案涉工程的税务发票；对证据4未发表质证意见。邳州经开公司认为，原审第三人已经将涉案工程款支付完毕，所以上诉人在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与原审第三人无关，其真实性由法庭予以核实。二审中，上诉人申请两位证人出庭：1.证人杨某,4出庭作证，证明吴昌国并非案涉工程电气安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证人许某,4出庭作证，许某,4系环绿公司员工，也是环绿公司指派到涉案工程施工现场的技术负责人，在案涉工程建设工程中参与到项目施工质量管理，证明涉案工程系由环绿公司总包建设，不存在挂靠关系。经质证，上诉人认为，两位证人当庭宣读了证人保证书，并且根据证人所陈述的事实，杨某,4是本案诉争工程电气安装的实际施工人，其同环绿公司进行了施工结算，环绿公司欠付其工程款是68万元，该款项应当从总结算款项中予以扣减。证人许某,4陈述了案涉工程中标及施工的过程，也证明了上诉人张杨所履行的是环绿公司的职务行为。综上，两名证人所证实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被上诉人认为，对证人的身份是存疑的，要证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应当依法提供书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以及缴纳社保的相关的一些证据资料。证人杨某,4当庭陈述他跟张杨在一个村子，是朋友关系，被上诉人合理怀疑双方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因此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被采信。根据原审的庭审笔录记载，被上诉人并没有领取电器安装部分的费用，这在原审中已经查明。根据原审第三人当庭提供的大合同，环绿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项目经理是陈丽君，陈丽君也具有建造师资格，如像许某,4和环绿公司所述，项目经理发生了重大的变更，新的项目经理也应该具有建造师资格，而张杨并没有建造师资格。另外，一审也注意到，大合同签订的日期是12月15日，而授权委托书的时间是12月18日，也就是晚于大合同签订的日期。综上，两位证人证言不能采信，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经质证，环绿公司认为，对两位证人的证言真实性认可。电气安装工程分包协议是由环绿公司与杨某,4签订，由杨某,4施工，环绿公司至今确实没有向杨某,4支付其应得的工程款。因为工程不是原审原告吴昌国施工的，环绿公司不可能向被上诉人付款，更不可能授权张杨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也不存在代扣问题。邳州经开公司认为，两位证人的证明目的以及证明内容与原审第三人无关。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工程付款责任主体问题上诉人主张其与环绿公司系劳动关系，其在涉案工程中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相关法律责任应该由环绿公司承担。本院认为，上诉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虽上诉人张杨与原审被告环绿公司均称双方系劳动关系，但双方均未提交劳动合同书或社保缴费证明等直接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2.环绿公司与发包人邳州经开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载明，环绿公司的项目经理系陈丽君，并非本案上诉人张杨。3.经一审审理查明，陈丽君系二级注册建造师，而上诉人张杨并不具备建造师资质。4.涉案工程款项均系张杨以其私人账户向被上诉人吴昌国支付，环绿公司并未向吴昌国支付过涉案工程款项。综上，可以认定张杨系借用环绿公司资质的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一审认定张杨与环绿公司系挂靠关系，并判决张杨与环绿公司对欠付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上诉人主张应扣减电器安装部分工程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电器安装工程不包括在其与吴昌国施工合同约定的施工范围内，因此，该部分工程款应予以扣除。本院经审查认为，通过涉案承诺书可以看出，双方均认可结算工程款总额为8519661.43元，已付5816000元，剩余工程款2703661元。被上诉人吴昌国陈述其实际收到的款项为3265760元，与承诺书中载明已付款5816000元的差额部分是电器安装部分工程款、23%的管理费以及张杨代付的一些材料及细项工程款，也即上诉人实际已将电器安装工程款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故不应重复扣减。二审庭审中，张杨亦自认其实际支付给吴昌国的工程款为300多万元不到400万元。综上，因电器安装部分工程款已计算在已付工程款中，故上诉人主张应扣减电器安装部分工程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工程的管理费问题如前所述，因被上诉人吴昌国本案主张的工程款中并不包含涉案23%的管理费，该部分费用已经从工程款中予以扣减，故上诉人主张扣减管理费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431元，由张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全民审 判 员 张 伟审 判 员 胡元静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 孙晓明书 记 员 陆滢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