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浙0602行初205号原告赵樟洋，男，196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巧文，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富豪路**。法定代表人单祖华，主任。应诉行政负责人应建军，其他分管行政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淑芳，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嵊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官河南路******/div>法定代表人马晓洲，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丁小兰，浙江齐蓝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兴旺街**嵊州茶叶城****>法定代表人钱博尔，负责人。第三人华军钗，女，196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原告赵樟洋诉被告嵊州市鹿山街道办事处（下称鹿山街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9月10日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原告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嵊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嵊州城建公司）、嵊州市跃翔拆迁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嵊州跃翔公司）、华军钗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樟洋及委托代理人张巧文、被告鹿山街道行政负责人应建军、委托代理人李淑芳、第三人嵊州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丁小兰，第三人华军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嵊州跃翔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樟洋诉称：2020年7月，原告所有的位于嵊州市房屋（下称65号房屋）被征收，获得的补偿款合计2405958元。原告一直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编号为ＺＹＺＮ-066《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下称《补偿协议》）中涉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款归原告个人所有。直到华军钗起诉要求原告支付拆迁补偿款后，原告才知道华军钗的拆迁补偿款没有另行安置。在此之前，原告与拆迁负责人沟通的过程中，都强调该款项与华军钗无关。原告与华军钗在2009年7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11月26日经嵊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建造房屋，土地使用证的办理时间早于双方结婚，故65号房屋系原告婚前财产，离婚之后华军钗无权居住。原告在收到华军钗的起诉状后，向拆迁部门反映情况，被告知在家庭情况说明一览中写道：华军钗在赵樟洋的农房确认书中，合并安置。然而这与事实不符。一方面华军钗并非是案涉被征用房屋的共同所有人，该房系原告婚前财产且单独所有。另一方面，离婚后华军钗并没有居住在65号房屋处。根据《城市更新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拆迁安置人口的认定办法》（下称《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离婚双方中一方无合法住宅的，以改造村发布第一次公告之日上溯三年的同一日为准，该日后离婚的，不作另行保底安置；2006年4月22日至该日期间离婚的，无合法住宅的一方，可按安置人口另行保底安置，且为空翻面积。据此，华军钗应为另行保底安置，而非合并安置。故原告户的空翻面积应为63.8㎡＋60㎡。综上，原告认为《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联审确权表》（下称《联审确权表》）及《补偿协议》等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也不符合《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请求：1、变更原被告于2020年7月11日签订的《补偿协议》第二条；2、判令被告在原协议基础上再给付原告60㎡空翻面积的安置面积折算金额共计294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赵樟洋向本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了以下证据：1、《补偿协议》、《安置结算清单》、《联审确权表》，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补偿协议中对非亲属华军钗没有另行安置；2、（2015）绍嵊民初字第261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华军钗在2015年11月26日经法院判决离婚，华军钗符合《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一）项另行安置的条件；3、户口簿，证明在原告的户口簿中华军钗的身份系非亲属；4、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证明原告的65号房屋在其与华军钗结婚之前就已经存在且华军钗在离婚之后无权居住，该房屋不是华军钗的合法住宅；5、《安置人口认定办法》，证明根据该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对在册的非亲属华军钗应当另行安置，且华军钗在另案中自认对65号房屋没有所有权，属于原告的婚前财产；6、中央宅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65号房屋系原告与华军钗婚前建造，系原告婚前财产。被告鹿山街道辩称：一、原告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起诉条件，应依法予以驳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原告提起诉讼应当符合的条件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本案原告提起的判决被告变更原协议内容及增加补偿款的诉请，不属于前述7种具体诉讼请求之一。二、原告诉请即使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案涉《补偿协议》依法成立有效，未侵犯原告户合法权益，原告的诉请也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也应依法予以驳回。首先，被告具有签订协议的法定职责。2020年4月，根据原告所在村的申请、被告的请示及嵊州市人民政府的批复，原告房屋所在区块被列入小砩村（中央宅-嵊义线以南）棚户区项目，并采用城市更新改造政策实施房屋拆迁改造；而嵊政【2019】26号《嵊州市城市更新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所涉房屋安置补偿办法》（下称《房屋安置补偿办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街道办事处为辖区内城市更新改造实施单位”，故被告具有签订协议的法定职责。其次，被告履行了法定程序。《房屋安置补偿办法》系实施案涉棚户区改造项目所适用的依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告严格按照该办法的规定，在程序上包括调查、认定及签约等不同阶段进行了三公告三公示，坚持“程序正当、公开公平”的原则。最后，实体补偿时，坚持“统一政策、合理补偿”的原则，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被拆迁人给予了符合统一政策的合理补偿。该户具体补偿情况：华军钗与赵樟洋于2009年7月9日登记结婚，2015年11月26日经嵊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2019年4月24日，根据赵樟洋的申报及村审查、街道审核，赵樟洋、华军钗作为该农户现有在册人口，对中央宅村65号的三层住房（宅基地面积104.24㎡、房屋建造面积248.92㎡）共同办理了浙（2019）嵊州市不动产权第0××0号不动产证书。根据《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二）规定，经审查，本案原告户属于“离婚双方共同拥有住房不动产权证的”情形，按政策规定不作另行安置，故将华军钗与其前夫赵樟洋作为一户合并予以了安置。2020年7月11日赵樟洋与被告委托的嵊州跃翔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根据政策规定的包括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房票额度的确定和公摊面积补助、及时腾空验收合格奖励费等各项安置补偿款在协议书中均予以了充分体现，2020年8月17日，原告将65号房屋腾空后交付被告验收完毕，2020年8月20日，被告拆除了65号房屋。另：原告诉称中提出其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中不知道华军钗无法另行安置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签名确认的《补偿协议》中明确载明在册人口2人，安置人口2人，结合《联审确权表》明确载明原告与华军钗为户内家庭成员，家庭情况说明栏中又再次明确“华军钗在赵樟洋的农房确权书中，合并安置”的事实，故足以认定原告在签约时就知道《补偿协议》中已包括华军钗的安置补偿款，且不能另行安置的事实。原告提出按《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华军钗应予以另行安置的观点无事实依据。65号房屋虽系原告婚前所建，但一直未办理房屋权属证书，直至2018年原告与华军钗才共同办理了前述不动产权证，故华军钗不属于无合法住宅的情形，不适用该办法第八条第（一）项可按安置人口另行保底安置且为空翻面积的规定。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鹿山街道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小砩村村委会会议纪要、申请报告，嵊鹿政（2020）31号《关于鹿山街道小砩村（中央宅自然村-嵊义线以南）棚户区改造项目要求采用城市更新改造政策实施拆迁改造的请示》、嵊政办批（2020）63号《嵊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同意采用城市更新改造政策实施小砩村(中央宅-嵊义线以南)棚户区项目拆迁改造的批复》，证明2020年4月，根据原告所在村的申请、被告的请示及嵊州市人民政府的批复，原告房屋所在区块被列入小砩村(中央宅-嵊义线以南)棚户区项目，并采用城市更新改造政策实施房屋拆迁改造；2、三公告三公示，证明被告在程序上符合《安置补偿办法》；3、浙（2019）嵊州市不动产权第0××0号不动产证书、《不动产登记审批表》、《农房登记农户申报表》、《农房登记村级审查表》、《农房登记乡镇审核表》，证明原告与华军钗共同办理了不动产权证；4、《补偿协议》、《联审确权表》、安置结算清单、房屋搬迁腾空证明单、评估报告、支付审批表、转账支票、网上银行交易凭证、房票安置购房证明书，证明赵樟洋签订的《补偿协议》已明确在册人口为2人，安置人口为2人，且签约后，原告腾空了65号房屋并交付被告拆除及领取了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款；5、（2019）浙0624行初136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136号案件）、（2020）浙06行终23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之观点已被同类型案件的生效法律文书所否定。被告鹿山街道明确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房屋安置补偿办法》。第三人嵊州城建公司述称，被告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原告签订的《补偿协议》内容、程序均合法。第三人仅实施了付款行为，未实施具体征收补偿过程性行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嵊州城建公司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华军钗述称，对《补偿协议》没有意见，协议中包含了第三人的权益，原告应把相应的空翻面积安置款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华军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的证据1、2、4、5，被告无异议，但认为均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被告无异议，认为恰能证明原告与华军钗系同一户内人员，且可以证明2019年办理的不动产权证符合嵊州市有关农房登记的有关政策；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65号房屋系原告婚前建造，不能证明华军钗不是该房屋共有人；对原告证据1-5，第三人嵊州城建公司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对证据6，第三人表示不清楚。第三人华军钗对原告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65号房屋确系原告婚前建造，但第三人在原告户内，对第三人的安置已包含在原告所签《补偿协议》中。被告的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相应内容、程序是否合法由法院审核；证据3，原告认为不动产权证不能证明华军钗系合法共有人，申报表和审查表只能证明华军钗是户内人口且两人系非亲属，不能证明华军钗拥有合法住宅；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据5，原告认为136号案件情况与本案存在明显差异，该案中夫妻虽然离婚，但相关房屋是在婚内建造的；而本案中华军钗本人在法庭明确陈述65号房屋系原告婚前财产，华军钗不具有合法居住权，应当适用《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故不能以此作为本案同类审判的依据。第三人嵊州城建公司对被告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华军钗对证据无异议，认为其系原告户内人口，应当共同安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1-6，被告与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证据1-4，原告、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在拆迁安置过程作出的确权确户情况，合法性在判决理由部分阐述；被告证据5系生效法律文书，且与本案情形类似。经审理查明，原告赵樟洋系嵊州市鹿山街道中央宅村村民。2020年4月，根据原告所在村的申请、被告的请示及嵊州市人民政府的批复，原告所在村被列入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并采用城市更新改造政策实施房屋拆迁改造。65号房屋被列入拆迁范畴。2020年5月6日起，被告陆续进行“三公告三公示”。2020年7月11日，嵊州城建公司、嵊州跃翔公司、赵樟洋分别作为甲、乙、丙三方签订《补偿协议》，载明赵樟洋户总建筑面积248.92㎡，确权住房面积248.92㎡；在册户口2人，安置人口2人，安置面积312.72㎡，空翻面积63.8㎡，货币补偿总额1415766元，房票安置总额1069408元。原告于2020年8月17日出具房屋搬迁腾空证明单后，分别于同年8月18日、8月27日领取房票安置购房证明书及货币补偿款。其中，购房证明书上载明安置人员为赵樟洋及华军钗。另查明，1989年4月20日，赵樟洋作为户主提交《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嵊土字（89）第6号），申请使用宅基地。其中，现有在册人口栏记载为赵樟洋、袁金花（系其母亲）。经审批同意，土地管理部门于1989年6月3日作出“同意90㎡”的意见。2018年12月18日，赵樟洋户申报农房登记，为上述宅基地及农房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农房登记村级审查表》确认赵樟洋名下的宅基地共一处，确权登记宅基地面积共计104.24㎡，建筑面积248.92㎡。《农房登记农户申报表》中，华军钗记载于“申请农户现有在册人口状况”栏中，与房主关系为“非亲属”，赵樟洋在“申请权利人”处签字并按手印确认，中央宅村民委员会及鹿山街道于2019年3月13日审核通过。2019年4月24日，赵樟洋取得浙（2019）嵊州市不动产权第0××0号权证，载明土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104.24㎡、248.92㎡。还查明，拆迁前，原告户内成员共2人，即原告及第三人华军钗，原告赵樟洋为户主。第三人华军钗系赵樟洋前妻，双方于2009年7月9日登记结婚，2015年11月26日经嵊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现原告向法院起诉，认为华军钗已与其离婚，且65号房屋系原告婚前财产，华军钗应当作为无房户另行安置，或在原告的协议中另加华军钗作为无房户应得的保底安置空翻面积60㎡。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本案中，原告虽与嵊州城建公司及嵊州跃翔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但根据《房屋安置补偿办法》第三条的规定，街道办事处为辖区内城市更新改造实施单位，即被告与嵊州城建公司及嵊州跃翔公司系委托关系，相关权利义务应由被告承受，故被告鹿山街道系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要求变更案涉《补偿协议》理由是否成立。案涉《补偿协议》涉及的65号房屋，是赵樟洋于1989年4月20日呈报建房用地、2018年12月18日申报农房登记的房屋。华军钗与赵樟洋离婚后，未单独立户，仍为赵樟洋户的常住人口，与户主关系为“非亲属”。2018年12月18日赵樟洋户申报农房登记，在《农房登记农户申报表》中，将华军钗作为申请农户现有在册人口申报，通过中央宅村民委员会、鹿山街道审核审查，并颁发了不动产权证。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故《农房登记农户申报表》及对应的不动产权证，是证明不动产物权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可以证明华军钗对65号房屋与原告共同享有所有权。但华军钗的所有权显然无法从共有房产中分割出来，被告也无法单独与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故被告根据《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离婚双方共同拥有住房不动产权证的，不作另行安置”的规定，将华军钗纳入赵樟洋户一并安置，与原告签订《补偿协议》，并无明显不当之处。第三人嵊州跃翔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综上，原告要求变更《补偿协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樟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樟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新辉人民陪审员  丁美珍人民陪审员  王 蜓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周晓庆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依法缺席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被告对于自己具有法定职权、履行法定程序、履行相应法定职责以及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对行政协议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