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2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绿屿木屋村生态休闲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0618342523,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周庄村委上洪塘。法定代表人：高杏林，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俊，男，1976年3月25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亚丽，女，1976年9月7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建冬，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086993233L，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负责人：王大雷，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梅琳，江苏湃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常州华夏苗木科技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583725969P,,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跃进村法定代表人：许雪峰上诉人常州绿屿木屋村生态休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因与被上诉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苏州银行常州分行）、原审被告常州华夏苗木科技园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2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部门侦查相关犯罪事实。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2019年7月9日原告与绿屿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一份”错误。绿屿公司没有在该日与被上诉人签订贷款合同，绿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均没有与被上诉人洽谈、签订该份贷款合同。绿屿公司也没有委托任何其他人签订该份合同，被上诉人也没有说明是谁代表绿屿公司签订该份合同。绿屿公司是企业法人，企业法人的意思表示必须通过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等自然人进行表达。本案没有借贷的合意。不能因为该份合同是有绿屿公司字样的印章就认定绿屿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该份合同。二、一审认定“2019年7月9日原告向绿屿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错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的银行账户流水显示，7月9日被上诉人向绿屿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入1000万元，但在同一时间该款又被转出。绿屿公司既无人知道款项转入，也无人知道转出。被上诉人利用自己的权力控制并转出该进账的款项。本笔款项对绿屿公司而言实际没有发生。仅仅是被上诉人利用控制绿屿公司账户的权力制造了二笔流水而已。此与民间借贷的“套路贷”完全一致。三、一审认定“绿屿公司按期支付利息至2019年9月”错误。绿屿公司根本不知道本笔贷款的发生，也未支付过任何利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每次利息支付时均有一笔款项汇入绿屿公司账户，然后就是被上诉人扣划。绿屿公司未开展过任何经营活动，无任何收入来源，该笔汇入的款项与绿屿公司无任何关系。绿屿公司在争议发生前根本不知道款项汇入与扣划的事实，何从谈起支付利息？四、一审认定遗漏重要事实。一审在对最高额保证合同附件一内容描述时仅描述转入最高额的贷款合同，对附件中关于“本合同生效后，本清单内容发生变更的，以保证人和债权人最新确认的（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为准。”的重要证据内容未予表述，而事实上该证据内容与担保人是否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存在直接联系。一审疏忽重要事实。一审中绿屿公司申请对印章进行比对鉴定，因无法取得比对样本导致无法鉴定，故绿屿公司申请撤回鉴定申请，原审在说明该段事实时疏忽了撤回的原因。并以此作为判决的依据之一有违客观公正。一审对贷款合同合意的评判没有依据，违反证据规则。根据以上事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绿屿公司在2019年7月9日有贷款的意思表示。一审仅依据7月9日放款的事实和绿屿公司以前有贷款的事实从而认定本笔贷款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毫无道理。首先，绿屿公司2018年12月13日的贷款合同在2019年12月12日到期。绿屿公司根本没有必要在2019年7月9日先提前归还贷款，再重新贷款。如此重复、浪费的行为无法解释合理性。被上诉人在绿屿公司的账户是人为制造入账和出账的凭证不是绿屿公司能够管控，也不是绿屿公司的行为。其次；绿屿公司以前有贷款与是否申请本笔贷款毫无关系。原审认定绿屿公司以前有贷款，再以此认定本笔贷款的真实性，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关联性。最后，本案应当有被上诉人证明绿屿公司有贷款的意思表示。而不是由绿屿公司来证明没有贷款的意思表示。证有不证无是基本证据规则。一审以上诉人缺乏证据作为判决的理由有违证据规则。本案贷款合同不对担保人产生效力，不论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前提下，担保人无需对案涉借款合同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时双方有明确的合同附件一，该附件是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附件中明确双方必须对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进行确认。即必须在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中进行确认。该附件中明确；本合同生效后，本清单内容发生变更的，以保证人和债权人最新确认的（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为准。该内容明确只要不是双方在清单中确认的债权就不是担保人担保的债权。本笔款项担保人未予确认，当然不属于担保范围。原审认定时遗漏该份证据的内容及效力。综上，绿屿公司未向被上诉人申请案涉贷款，担保人也未与被上诉人确认该笔担保债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苏州银行常州分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符合实际，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最高额担保合同附件当中是否需要载明被纳入最高额担保的债权进行确认，现在做一个解释，银行在签订该份附件，也就是说转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债权清单是依据在签订该份最高额担保合同时，对已经发生的债权是需要写在债权清单当中的。而本案当中的这一笔债权是在该最高额担保合同签订之后，根据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的一般程序，应该是在其担保到期后如需重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才需将前面已经发生的债权转入到债权清单当中，因此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该笔借款未经担保人确认的情况。常州华夏苗木科技园有限公司二审未作陈述。苏州银行常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绿屿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逾期利息172996.80元（逾期利息暂计至2019年12月20日，剩余利息从2019年12月21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罚息、复利至债务全部还清为止）；2、判令被告绿屿公司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69630元；3、判令被告华夏苗木公司、高国俊、苏亚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2日，原告与华夏苗木公司、高国俊、苏亚丽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苏银高保字【320401001-2018】第【682258】号），合同约定由保证人对债务人绿屿公司在债权确定期间（从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19年12月11日止）及最高债权限额内（主债权最高限额1000万元，可循环使用）与原告因办理借款等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并约定因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增加而超出最高债权限额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并对其他内容作了约定。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附件一：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载明主合同编号为苏银贷字【320401001-2018】第【682002】号的《贷款合同》转入该债权清单。华夏苗木公司并向原告提供了股东会同意担保的决议。2019年7月9日，原告与绿屿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苏银贷字【320401001-2019】第【682314】号），合同约定原告向绿屿公司出借款项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9年7月9日起至2020年7月8日止，实际贷款金额、实际借款日期、还款日期和利率以借款借据记载为准，逾期罚息按贷款利率水平上浮50%计收，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贷款人有权计收复利，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本，合同并约定借款人未能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即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有权要求借款人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合同并对其他内容作了约定。2019年7月9日，原告向绿屿公司发放贷款100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年利率为6.7425%，还款日期为2020年7月8日。贷款后，绿屿公司按期支付利息至2019年9月，此后起开始发生欠息。为此，原告于2020年2月13日分别向绿屿公司和华夏苗木公司及高国俊、苏亚丽邮寄了借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和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宣布借款于2020年2月28日到期，要求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因绿屿公司未能归还贷款本息，担保人也未能履行担保责任。原告遂于2020年5月11日起诉来院，要求处理。截止2019年12月20日，上述贷款尚欠的本息为本金1000万元，逾期利息172996.80元。另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该次诉讼与江苏湃亭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为269630元，尚未实际支付，也未开具发票。另查明，2018年1月8日，绿屿公司与原告签订编号苏银贷字【320401001-2018】第【682002】号的《贷款合同》一份，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7日。后，原告向绿屿公司发放了该笔借款。绿屿公司归还该借款后，2018年12月13日，绿屿公司又与原告签订编号苏银贷字【320401001-2018】第【682258】号的《贷款合同》一份，向原告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2月12日。后，原告向绿屿公司发放了该笔借款。2019年7月9日，绿屿公司提前归还了该笔借款。同日，原告与绿屿公司又签订了案涉编号为苏银贷字【320401001-2019】第【682314】号的《贷款合同》。审理中，绿屿公司向分院提出申请，申请对案涉编号为苏银贷字【320401001-2019】第【682314】号的《贷款合同》中绿屿公司的印章的真伪进行鉴定。后绿屿公司又撤回了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各被告签订的《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绿屿公司发放了贷款，但绿屿公司却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依照合同约定，原告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归还借款本息。原告要求绿屿公司立即归还贷款本金1000万元及逾期利息172996.80元以及借款从2019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该诉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予以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该主张符合合同约定，该律师费虽尚未实际支付，但确系必须支出的费用，为减少诉累，对原告关于律师费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律师费的金额，根据本案实际，酌情认定200000元。华夏苗木公司、高国俊、苏亚丽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绿屿公司向原告的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依法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与此相应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被告绿屿公司辩称其没有向原告申请借款，对案涉《贷款合同》及借款借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的辩称意见，原告提供的绿屿公司的账户交易明细对账单明确显示原告于2019年7月9日向绿屿公司的银行账户放款1000万元，绿屿公司虽对合同及借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其在申请鉴定后又撤回了鉴定申请，且此前绿屿公司也曾多次向原告借款，故该辩称意见缺乏相应的证据，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至于被告高国俊、苏亚丽辩称其没有就案涉贷款向原告提供担保，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案涉贷款无关的辩称意见，鉴于高国俊、苏亚丽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而该合同已载明由高国俊、苏亚丽对绿屿公司在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19年12月11日止的这一债权确定期间在主债权最高债权限额1000万元内（可循环使用）向原告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而案涉借款形成于上述债权确定期间内，故案涉借款应认定为属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借款，其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纳。被告华夏苗木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系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常州绿屿木屋村生态休闲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逾期利息172996.80元（计算至2019年12月20日），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二、被告常州绿屿木屋村生态休闲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律师费200000元。三、被告常州华夏苗木科技园有限公司、高国俊、苏亚丽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常州绿屿木屋村生态休闲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的其他诉请。案件受理费8445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89456元，由被告常州绿屿木屋村生态休闲有限公司、常州华夏苗木科技园有限公司、高国俊、苏亚丽共同负担。二审中，苏州银行常州分行提交提款申请书、贷款资金支付委托书、苗木采购合同各1份，证明绿屿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向被上诉人申请，要求被上诉人将其在本行中贷款的资金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受托支付给江苏惠农花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夏溪支行的账户当中，账号为0107********，用途是购材料。证据来源均是在2019年7月9日上诉人绿屿公司在我行办理涉案的这笔贷款时，由绿屿公司提供给我行的，并且经与我行工作人员核实，在2019年7月9日上午十点钟左右，是由本案的上诉人苏亚丽将上述绿屿公司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送至我行与我行工作人员来进行加盖这份贷款合同以及其他的一些委托的合同的，苏亚丽将公章和私章送给他们，当时告知我方就是留他们那边有一个会计，会计的名字不清楚。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质证意见，从程序上说这三份证据在一审当中我们从来没见到过，作为苏州银行一审当中对于本案争议的事实有证据不提供，违反诉讼相关规则。关于2019年7月9日提款申请书和贷款资金支付委托书，虽然盖有绿屿公司字样的印章，现在无法确定印章的真实性。那么是谁来办的？给你盖这个章的。绿屿公司是一个企业法人，企业法人的行为必须要通过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等自然人来表现。就凭这一个印章不能证明这份申请书以及委托书的真实性。苗木采购合同本身就是一个复印件，上面虽然加盖了绿屿公司的印章，现在也无法来确定这个印章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能够肯定说这份苗木合同不是真实的，绿屿公司注册资本分文未交。绿屿公司从成立一直到本案的争议为止，开户只在苏州银行，苏州银行完全知道绿屿公司有没有经营活动，绿屿公司也从没有交纳过一分钱的税收。所以苏州银行知道而且应当知道绿屿公司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苗木采购合同事实，所以苗木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二审中，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对一审认定中的“2019年7月9日原告与绿屿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一份”有异议，认为绿屿公司没有与苏州银行签订2019年7月9日这份合同。对其他各方均未提出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9年7月9日苏州银行常州分行与绿屿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合同编号苏银贷字【320401001-2019】第【682314】号）第11.8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该合同落款处有绿屿公司公章和高国俊个人章，高国俊二审中认可其当时为绿屿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根据苏州银行借款借据，2019年7月9日苏州银行常州分行向绿屿公司账号3204********发放贷款1000万元，借款借据载明借款年利率为6.7425%，借款借据中亦加盖有绿屿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和高国俊个人章。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上诉认为2019年7月9日绿屿公司没有与苏州银行常州分行与绿屿公司签订上述《贷款合同》，绿屿公司一审中虽提出对《贷款合同》中的绿屿公司公章申请鉴定，但绿屿公司在申请鉴定后又撤回了鉴定申请，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二审中亦未提出鉴定申请。综上，苏州银行常州分行根据《贷款合同》约定及绿屿公司还款账户支付利息情况提出的利息请求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关于高国俊、苏亚丽提出的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苏银高保字【320401001-2018】第【682258】号）附件一，本案2019年7月9日《贷款合同》（合同编号苏银贷字【320401001-2019】第【682314】号）未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确认，故保证人高国俊、苏亚丽无需对案涉贷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高国俊、苏亚丽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具体到本案，苏州银行常州分行未以明示方式放弃高国俊、苏亚丽在本案中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故高国俊、苏亚丽仍是案涉贷款合同的最高额保证人。2、本案诉争贷款合同签订时间及贷款发放时间均在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苏银高保字【320401001-2018】第【682258】号）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从2018年12月12日起至2019年12月11日止）及最高债权限额（主债权最高限额1000万元）内，苏州银行常州分行向高国俊、苏亚丽主张权利，并未超过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故高国俊、苏亚丽应依约在其承诺的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考察《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苏银高保字【320401001-2018】第【682258】号）附件一：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中的“转入”二字，结合已转入的债权清单系2018年1月8日签订的苏银贷字【320401001-2018】第【682002】号《贷款合同》的事实，附件一目的在于将不属于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签订时间及贷款发放时间的债权列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范围时须经保证人和债权人明确在此附件一债权清单中确认，而本案诉争贷款合同签订时间及贷款发放时间均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不属于须“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的范围，故附件一转入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清单对本案诉争贷款合同并不适用。综上所述，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56元，由绿屿公司、高国俊、苏亚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敬兵审 判 员 时 坚审 判 员 翟 翔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戴 强书 记 员 郑倩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