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永玉，女，1993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思平，广东金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耀，广东金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玉立，女，1990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英，女，196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方云，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代永玉因与被上诉人丁玉立、陈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5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永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全部驳回丁玉立、陈国英的诉讼请求；2.丁玉立、陈国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案件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且涉案还款计划有效，查明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二审法院应予改判。一、丁玉立已明确不同意还款计划，因此要约与承诺没有成立。一审法院根据未成立的还款协议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判决代永玉承担还款责任，属于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二、由于还款计划不成立，应按双方合作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一审以民间借贷关系审理有误。代永玉已向丁玉立退回羽绒服项目的合作本金326万元，合作的债权债务已清结完毕。三、案涉还款计划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丁玉立已表示不同意，该文件是在丁玉立胁迫下写的，应属无效行为。四、从公平的角度，双方作为合作关系，项目没有做成，代永玉已退回全部本金，仍要多支付360460元所谓的利息或是结算款，显失公平。五、一审只以与常理不符为由，认定代永玉支付的200000元与本案无关，事实查明不清。一审判决的利息计算额应减少200000元。六、对于丁玉立在2019年3月7日支付的600000元，一审认定代永玉在2019年4月4日支付的600509.5元是该款的还款，事实错误。实际上，丁玉立支付的该600000元是合作投资款，双方在2019年12月进行了结算（见丁玉立、陈国英证据3最后一页），双方确认亏损821483元，每人亏损410746.5元。结算后，丁玉立的投资款只剩余193000元，其之后陆续拿走部分款项和扣减一些开支，已全部结算完毕。七、代永玉在2019年4月4日支付的600509.5元实际上是归还丁玉立的羽绒服投资款，因此投资款本金应扣减，不应计算利息。一审没有扣减，3260000元5个月却算出巨额利息。综上，丁玉立、陈国英是在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支持代永玉所请。丁玉立、陈国英共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一审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没错误。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本是合作关系。2.基础法律关系被代永玉的违法行为打破，不复存在。3.报案后，代永玉于2019年9月18日亲自写还款计划同意归还上述款项的本息，至此上述款项转化为合同之债即借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认定代永玉亲笔书写的还款计划是双方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没有错误。三、一审认定360460元为借款本金没有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案情，驳回代永玉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丁玉立、陈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代永玉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112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息2%计，暂从2019年9月19日起计，至2020年2月18日为41120元）；2.代永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丁玉立、陈国英先行垫付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国英、丁玉立与代永玉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丁玉立与代永玉是朋友关系，双方曾一同合伙做服装生意。2019年3月7日，丁玉立向代永玉转账600000元用于店铺合作。丁玉立称，代永玉虚拟羽绒服骗取丁玉立、陈国英向代永玉转账3860000元，2019年4月4日代永玉向丁玉立返还600000元，尚余3260000元未还。2019年9月11日，丁玉立向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派出所报案代永玉诈骗，代永玉在丁玉立报案后的当天下午向丁玉立支付200000元。2019年9月18日，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派出所组织丁玉立与代永玉调查、调解，代永玉遂向丁玉立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该还款计划载明：“本人代永玉（身份证号：）与丁玉立（身份证号：）因前期合伙投资万佳商铺120万元（双方各占50%的比例），在得到对方的信任后，虚拟了羽绒服贸易骗取了丁玉立及陈国英投资羽绒服的钱，并未投资羽绒服生意，挪作它用，本人表示非常抱歉，同时愿意积极赔偿对方的本金306万元，另付利息（326万从今年3月11日开始按月计2%利息计算，有20万于2019.9.11付）共39.12万，外加对方因此事花销车旅费2万元，希望得到对方的谅解。本人代永玉承诺在2019年9月28日之前还款30-50万元，在2019年10月18日前付清所有本金及利息347.12万元，如未在2019年10月18日没付清钱款给丁玉立及陈国英，本人愿意承诺相应的诈骗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如在2019年10月18日前本人付清其丁玉立及陈国英全部本金及利息347.12万元，便不在追究其代永玉法律责任。代永玉2019.9.1813929557885”，丁玉立在该还款计划下方注明：“我不同意此还款计划。”“说明：此还款计划是由代永玉亲笔书写，我不同意。”。丁玉立称代永玉按其指示写下上述还款计划，但因代永玉未能按照其指示提供担保，故其在后方注明不同意此还款计划。2019年12月13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作出穗公天不立字（2019）0006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向丁玉立告知公安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不予立案。代永玉向丁玉立出具上述还款计划后，已向丁玉立偿还3060000元。丁玉立、陈国英经向代永玉催讨剩余款项未果，遂于2020年4月9日将代永玉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代永玉偿还借款本金411200元及按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9月19日起的利息。代永玉一审到庭应诉，代永玉认为其与丁玉立、陈国英之间是共同投资合作经营，代永玉否认与丁玉立、陈国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代永玉出具的还款计划因丁玉立已表示不同意，因此该文件并没有生效和履行，此文件是在丁玉立胁迫下书写的，且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应当属于无效行为。一审另查明：2019年10月28日，代永玉向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派出所及其相关单位出具《关于代永玉和丁玉立经济合作纠纷的情况说明》，代永玉在该情况说明中称：双方涉及的3260000元纠纷属于经济合作纠纷，不构成诱骗罪；代永玉已向丁玉立返还3260000元，并且双方已经进行书面结算，其本人没有非法占有投资款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罪；代永玉与丁玉立签署的和解协议，丁玉立已经确认不同意，而且该和解协议是丁玉立胁迫下签订的，应属于无效协议；希望公安机关对丁玉立的报案不予立案。以上事实有丁玉立、陈国英、代永玉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等可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丁玉立与代永玉原是合作关系，因代永玉将丁玉立投资款项挪作他用导致双方合作关系终止，代永玉向丁玉立出具的还款计划实际是双方通过和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根据丁玉立、陈国英、代永玉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本案一审庭审中丁玉立、陈国英、代永玉诉辩的情况，代永玉并无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9月18日出具给丁玉立、陈国英的还款计划是受到丁玉立的胁迫所为，故代永玉出具的还款计划所载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即丁玉立、陈国英、代永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应当归还，承诺应当履行，代永玉应按照其出具的还款计划向丁玉立、陈国英履行相应的义务，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后应当符合法律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8月20日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而本案系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9日予以受理，故本案仍应当按照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执行。而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丁玉立、陈国英在本案中主张偿还的前期利息为391200元，但丁玉立、陈国英支付款项的时间部分晚于约定的利息起算点即2019年3月17日，故应当按照实际支付款项的时间计算该期间的相应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每笔款项支付之日起计算至2019年9月18日期间的利息合共为360460元（详见一审判决后附：《资金往来及计息明细表》），故可以计入后期本金的利息为360460元。还款计划载明的车旅费20000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中的“其他费用”，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代永玉出具的还款计划上载明“另付利息（326万元从今年3月17日开始按月计2%利息计算有20万元于2019年9月11日付）”，代永玉实际于2019年9月11日向丁玉立转账200000元，又于2019年9月18日后合共向丁玉立转账3060000元，代永玉主张2019年9月11日支付的200000元是归还还款计划载明的款项，丁玉立、陈国英则予以否认。因该200000元支付时间在代永玉出具还款计划前，且还款计划的赔偿本金为3060000元，故该200000元在还款计划中意在说明赔偿的本金与计算利息的本金为何不同，并非为归还还款计划载明的本金或利息，代永玉的此项辩解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扣除代永玉于2019年9月18日后归还的3060000元，代永玉还应向丁玉立、陈国英归还借款本金360460元。因双方在还款计划中未约定2019年9月18日至2019年10月18日期间的利息也即在还款计划中未约定后期借款期间利息及逾期利息，现代永玉逾期还款，按照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代永玉应当自逾期之日即2019年10月19日起，按照月利率6%的标准向丁玉立、陈国英支付借款利息，对丁玉立、陈国英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则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驳回陈国英、丁玉立的其他诉讼请求。代永玉在本案中的辩解与常理不合，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反驳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代永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陈国英、丁玉立归还剩余借款本金360460元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以3604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9年10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陈国英、丁玉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160元，由陈国英、丁玉立共同负担1453元，代永玉负担6707元；财产保全费2820元，由陈国英、丁玉立共同负担498元、代永玉负担2322元。本院二审期间，丁玉立、陈国英提交了5份证据，代永玉与丁玉立、丁玉立与微信名为AE86的人、丁玉立与外单翻译的聊天记录、代永玉与外单翻译的微信收款账号、代永玉与丁玉立于2019年3月9日的聊天记录，拟证明1.代永玉为骗取丁玉立、陈国英的信任，虚拟两个供应商，告知已在供应商处订羽绒服，让丁玉立、陈国英转款订货，当时因依赖代永玉而转款；2.微信名为AE86的人是在工厂负责跟进档口衣服出货进度工作的，代永玉告知此人是其老公。2019年8月丁玉立、陈国英与他互加微信后偶然发现该人与代永玉截屏的两个供应商“浙江羽绒媳妇”“季风羽绒”的头像完全一样，这三人不在一个地方，不可能用完全一样的一个小女孩的头像，且照片上的小女孩为微信名AE86的女儿。可证这三个人都是代永玉老公扮演的；3.代永玉为了让丁玉立、陈国英相信羽绒服生意是真的，注册了一个新微信号与丁玉立、陈国英聊天、下单、订货，扮演外单翻译人员和联系人，直到2019年9月，代永玉让丁玉立、陈国英给外单翻译人员转红包时，才发现代永玉与翻译人员是同一人。追问时，代永玉亲口承认该微信号是其实名注册的、冒充翻译人员；4.丁玉立、陈国英按代永玉的指示给外单翻译人员微信转账时才发现两人的收款账户名一样，是同一人；5.代永玉于2019年3月9日向丁玉立通过微信转账支付20000元，用于羽绒服款项。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代永玉对丁玉立、陈国英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于真实性，由于证据太多，代永玉无法确认。2.代永玉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丁玉立、陈国英说的都是做羽绒服生意过程中发生的事，代永玉确认羽绒服生意确实没做，当时代永玉确实也需资金周转，就把这笔钱收下来。至于中间是不是没有按事实说，这些情况其实与本案没有关系。关键问题是所收的做羽绒服生意的款项最后全部还给丁玉立、陈国英了，所以与本案所谓借款纠纷没关系。代永玉在拿这些钱的过程中有无做一些虚假陈述，与本案没关系。本院审查后，采纳证据5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其余证据，因无法确认与本案的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另查明，双方当事人二审庭询时均确认2019年3月7日丁玉立向代永玉支付的600000元为投资款，双方已经就此结算完毕，本案丁玉立、陈国英主张为借款的3860000元中不包括该600000元。代永玉支付的600509.5元是2019年4月4日支付的，而非一审判决附表所列于2020年4月4日支付的。另，一审判决第11页第二段存在笔误，“且还款计划的赔偿本金为306元”应为“且还款计划的赔偿本金为306万元”。代永玉承认案涉还款计划是其书写的。案涉还款计划现由丁玉立、陈国英收执。丁玉立、陈国英对于向代永玉转账的情况陈述如下：2019年3月7日转账600000元为投资款。而后，于2019年3月11日转账200000元、100000元，2019年3月13日转账200000元，2019年3月25日转账分别是500000元、420000元。2019年4月5日两次转账各500000元，2019年4月6日转账150000元，2019年4月19日转账500000元、350000元，2019年5月14日转账300000元，2019年5月17日转账100000元，2019年9月1日微信转账10000元，支付宝转账10000元，另2019年3月9日微信转账20000元，以上一共是3860000元，转化为借款。代永玉表示认可该3860000元的构成。双方确认，代永玉于2019年4月4日支付的600509.5元是用于归还386000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以下几点：一是代永玉出具的还款计划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是代永玉应向丁玉立、陈国英清偿的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代永玉系在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派出所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时出具的还款计划。代永玉并无证据证明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该还款计划的，且其在出具还款计划后亦是按照还款计划中自认的债务金额履行了绝大部分的还款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还款计划是代永玉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代永玉产生约束力，并据此核定代永玉应当承担的债务金额并无不当。此外，根据二审进一步查明的事实可知，丁玉立除与代永玉合作投资商铺并进行结算外，另根据代永玉所述的羽绒服项目向代永玉划付了3860000元，其中代永玉于2019年4月4日清偿了600509.5元，于2019年9月11日清偿了200000元，余款即代永玉在还款计划中所确认的3060000元债务本金。由此可见，代永玉所出具的还款计划有事实依据。丁玉立虽在该还款计划上注明不同意该还款计划，但并未否认代永玉所自认的欠款金额及截至当日利息的计算方式，因此，一审法院以此还款计划中所确认的欠款本金及利率，根据丁玉立、陈国英实际付款情况，核实丁玉立自每笔款项支付之日起至2019年9月18日代永玉出具还款计划时的利息为360460元而非还款计划中确定的391200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认可。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代永玉本应根据其承诺于2019年10月18日前向丁玉立、陈国英清偿本金3060000元及利息360460元，合计3420460元。但截至本案起诉时，代永玉仅清偿了3060000元，且未与丁玉立、陈国英明确约定清偿的系本金还是利息。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代永玉尚欠丁玉立、陈国英借款本金360460元未清偿，并判令代永玉自逾期之日即2019年10月19日起按照月利率6%的标准向丁玉立、陈国英支付前述款项的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代永玉称其于2019年9月11日支付的200000元系用于清偿还款计划中确认的3060000元本金，但该200000元系于还款计划出具前清偿，且从还款计划的表述“326万从今年3月11日开始按月计2%利息计算，有20万于2019.9.11付”来看，该200000元系用于清偿3260000元的款项，清偿后余款3060000元为代永玉在还款计划中承诺偿还的本金，即32600000元-200000元=3060000元。故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代永玉的抗辩正确。综上所述，上诉人代永玉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7元，由上诉人代永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