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5123号原告：浙江**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徐国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军，浙江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绍兴市强姣针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大桥旁防汛综合办公大楼**。法定代表人：杨先良。被告：杨先良，男，196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阿培，男。原告浙江**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市强姣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姣公司）、杨先良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被告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军与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阿培均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请判令：一、被告强姣公司向原告支付加工费79856元，被告杨先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10月起，被告强姣公司委托原告对其货物进行加工，至今被告仍结欠原告加工费共计79856元未付，该款经原告催讨无果。被告强姣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杨先良作为该公司独资股东，其应对被告强姣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故成讼。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一、被告强姣公司与原告确存在加工印染针织面料业务，且该业务由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阿培经办，法定代表人杨先良和被告强姣公司的其他人均未参与其中。被告强姣公司从2019年5月10日至2019年12月31日，发给原告加工全棉毛圈布、全棉罗纹、氨纶汗布、网眼布，共计390匹，由原告公司印染加工，原告给被告强姣公司染好后，被告强姣公司提货出281匹，还剩下109匹在原告公司没有提货出，109匹中的19匹还没有染，90匹已经被原告公司染坏（原因是克重偏轻、颜色不好、破损严重），给被告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二、关于染费往来。原告在2019年12月25日开加工费税票42596.1元给被告强姣公司。强姣公司已在2019年10月8日汇款1850元、11月30日汇款15000元，9月9日支付宝转账1600元给原告公司徐会计，合计汇入18452元，尚欠24146.1元。又因原告还欠被告强姣公司90匹全棉毛圈布、罗纹布、氨纶汗布、网眼布，按每匹25公斤，计2250公斤*35元=78750元；19匹全棉氨纶汗布、网眼布，按每匹25公斤，计475公斤*35元=16625元。故原告应再付给被告强姣公司95375元。被告强姣公司本应早叫律师诉讼原告归还布匹，但现公司已停业，各自谋生，故此事搁置至今。两被告对上述主张的95375元在本案中不予提起反诉。三、两被告认可由被告经办人在出库单上签字提货部分的染费，同意对该部分染费予以支付，但原告虚开给被告出库单上的染费被告不予承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委托书1份，证明被告强姣公司全权委托徐阿培前去原告公司处办理货物结算和开具增值税发票等事宜；证据2、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1月14日的出库码单1组，证明原、被告之间合计产生了94856元加工费；证据3、付款凭证1份，证明被告强姣公司向原告支付15000元加工费，现仍结欠加工费79856元；证据4、公司章程1份，证明被告强姣公司为一人公司，被告杨先良为独资的自然人股东；证据5、微信聊天记录1组，证明原告工作人员要求被告确认2020年出库码单上载明的加工费金额，被告未否认却一直推诿的事实。两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3、4均无异议；证据2中由徐阿培签字的码单予以认可，没有签字的不予认可。对证据5，被告强姣公司确有向原告下单的计划，但是原告未能提供合格质量的布匹，故被告一直未去提货，2020年1月出库码单上未有被告方的签字确认，两被告不予确认。两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加工业务往来费用为42596.10元；证据2、工商银行业务回单1份，证明被告强姣公司向原告付款15000元；证据3、工商银行业务回单1份，证明被告强姣公司向原告付款1850元；证据4、给原告徐会计汇款凭证1份，证明被告强姣公司向原告付款1600元；证据5、明细账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强姣公司之间的往来；证据6、码单1组，证明进出仓数目。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只有42596.1元的交易往来；证据2无异议；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原、被告之前已经结清的加工费用，并非本案讼争的加工费用；证据5，数字没有异议，但1850元和1600元系原、被告此前已结清的加工费用；证据6，对于进仓数390匹没有异议，出仓数，其中2019年6月27日至2019年10月9日期间的加工费用已经结清；2019年10月29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应当以原告提供的出库码单为准。本院经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1、3、4，均系原件，经两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中由被告徐阿培签字的出库码单，经两被告质证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20年1月起的出库码单系原告事后补写，未有被告方的签字确认，且两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5，两被告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3、4，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两份付款凭证载明的付款时间均发生在讼争加工费产生之前，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2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可相互印证，证明被告强姣公司向原告付款15000元的事实。被告另提供的证据5、6，除原告认可的进仓数390匹外，因均系被告单方制作，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与被告强姣公司素有加工业务往来。2019年10月29日至12月31日，被告强姣公司委托原告加工布匹共产生加工费69269元。2019年11月28日，被告强姣公司向原告支付其中的加工费15000元。2019年12月9日，原告作为销售方向被告强姣公司开具价税金额为42596.10元增值税发票1份。另认定：被告强姣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杨先良系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强姣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根据经被告方签字确认的出库码单（自2019年10月29日至同年12月31日）及被告强姣公司付款15000元的事实，可认定被告强姣公司尚欠原告加工费54269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强姣公司支付加工费79856元中的54269元予以支持；剩余部分加工费的主张，原告依据不足，其提供的出货码单系其事后补写形成，且未经过被告方确认，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有被告方委托代理人徐阿培关于“因交货急，我提回来了”等陈述，但被告方最终未对其提货的数量、金额等作出确认，故本院不予支持。两被告抗辩认为加工费应依据增值税发票金额42596.10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加工费1850元、1600元和15000元确定为24146.1元。首先，增值税发票并不具有结算性质，且发票开具后，原告与被告强姣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并未终止；其二，被告支付的加工费1850元和1600元的时间均早于本案讼争加工合同的成立的时间，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两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强姣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根据法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被告杨先良未能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杨先良对被告强姣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因该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绍兴市强姣针织品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江**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加工费5426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被告杨先良对被告绍兴市强姣针织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原告浙江**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796元，由原告浙江**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其中的639元，由被告绍兴市强姣针织品有限公司、杨先良共同负担其中的1157元，两被告负担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锴人民陪审员  陈永夫人民陪审员  陶雅芬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 记 员  徐 莎?附页：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