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树东，男，197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旸，辽宁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轩，辽宁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弘，女，196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丛俊峰，辽宁先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雪莲，辽宁先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丽环，女，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萃，辽宁利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树东、张弘与被上诉人汤丽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2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汤树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旸、张维轩，上诉人张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俊峰、白雪莲，被上诉人汤丽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树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汤丽环对上诉人汤树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不是一个商事行为，而是一个涉及亲属关系的民事行为，因此审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汤树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时，应当结合股权买卖行为的合理性，而不能以“被告未对双方串通行为进行举证”为由否定《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汤树东的真实意思表示。2.《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大连润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福公司”）50%的股权没有任何价值，汤树东以110万元的高价购买没有任何价值的股权不具有合理性。润福公司仅仅是为了转账而设立的壳公司，包括汤丽环在内的各股东均是认缴出资，未实缴，公司没有任何资产。第一，2015年1月20日，汤丽环和张弘各自出资，以个人名义与广州市三森珠宝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圣芭黎品牌珠宝，购买的珠宝饰品均由汤丽环和张弘各自占有，虽然其中小部分珠宝饰品在锦辉商城出售，但不代表这些珠宝饰品系润福公司所有。第二，一审中，上诉人也提供了润福公司的全部账册和银行流水，能够证明润福公司没有资产，其股权没有价值。第三，汤丽环诉讼的目的是要将其购买珠宝饰品的全部风险和存货转嫁到汤树东和张弘身上，可以佐证汤丽环与汤树东签订的根本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是汤树东和汤丽环恶意串通损坏张弘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2条和《民法总则》第146条的规定，合同无效。二、汤丽环诉请汤树东给付股权转让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便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按照协议第一条第2款的约定，汤树东应当在2015年11月30日前向汤丽环支付股权转让款。汤丽环于2019年3月向甘井子法院起诉主张股权转让款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而汤丽环自行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将“2015”更改为“2016”，未经汤树东的同意，对汤树东不发生效力，汤树东仍可以主张时效抗辩。三、汤树东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表示，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汤树东也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汤丽环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已在一审期间解除，汤丽环无权要求汤树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四、汤树东与汤丽环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得到履行，尚未产生股权转让合同之债。在此情况下，汤丽环主张股权转让合同之债不应该得到支持。五、夫妻之间仅就日常家事享有代理权，对于大额款项购买股权一事，汤树东无权代理张弘，在张弘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汤丽环也未能举证证明张弘“明知且同意”的情况下，张弘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判决张弘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汤丽环针对汤树东上诉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汤树东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一、本案各种证据显示，不存在上诉人汤树东与被上诉人汤丽环恶意串通，而是二上诉人恶意串通逃避债务。1.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上诉人张弘称在外地，由汤树东签字即能代表他，让上诉人汤树东拿公章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二上诉人发现经营失败后，通过离婚又复婚的方式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到上诉人张弘名下，二人离婚后仍共同生活。2.在本案第一次一审阶段，上诉人汤树东答辩的核心是上诉人张弘对股权转让不知情，二上诉人还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汤树东的全部股权作价1元钱转让给上诉人张弘，意图证明汤树东在受让汤丽环股权时已非股东，想以此否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上诉人汤树东免除上诉人张弘责任的目的非常明显。3.在本案第一次二审阶段，上诉人汤树东当庭对被上诉人又吼又骂，否认二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发现自己的行为流露出跟汤丽环关系恶劣后，又及时与上诉人张弘的亲友补录了一份录音证据，特意指名道姓的说自己与汤丽环恶意串通。二、案涉公司为经营珠宝设立，并非壳公司。2015年1月起，被上诉人汤丽环陆续向上诉人张弘转账购货款，本案三方为共同销售圣芭黎珠宝于2015年3月9日设立案涉公司。被上诉人曾以欠款为由起诉张弘，让张弘自己说出参与经营案涉公司。案涉公司经营项目是销售圣芭黎珠宝，在锦辉购物广场高新店、柏威年开店销售珠宝都是上诉人张弘在经营。被上诉人在第一次二审阶段补充的证据1《协议书》载明，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确认案涉公司前期投资情况，被上诉人投资代理费15万元，保证金5万元，货款54万元，故该公司绝非壳公司。三、上诉人汤树东未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构成违约，不能否定该协议的效力。股权转让的核心不是办理工商登记，而是转移公司经营权，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后已退出了案涉公司的经营，即已履行了该协议，且在股权转让后，上诉人张弘作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一直在继续经营公司。四、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诉讼时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由上诉人汤树东、被上诉人汤丽环签字确认，并加盖了案涉公司公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兄妹恶意串通，只是上诉人在经营不善造成亏损后，为了恶意逃避债务的说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上诉人汤树东应在2016年11月30日前支付与股权对价，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五、上诉人汤树东作为违约方，未在诉讼阶段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且其属于恶意违约，不符合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8条的规定，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六、股权转让后，上诉人张弘经营不善，造成案涉公司亏损，意图以否认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手段让被上诉人承担损失，严重践踏了诚实信用原则。张弘述称，同意上诉人汤树东的上诉请求。张弘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汤丽环对上诉人张弘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汤树东恶意串通，意图损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该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1.汤树东与被上诉人汤丽环系亲堂兄妹关系，张弘与汤树东虽然属夫妻关系，但长期感情不好双方曾于2016年8月12日离婚，后因张弘一方的孩子结婚，需要提供父母亲婚姻信息办理签证，因此复婚，2019年后又离婚。二人婚姻存续期间，汤树东无收入来源，家庭支出主要依靠张弘经商所得。因此，才会出现被上诉人与其堂兄恶意串通，故意将其本人分文未出资，同时价值不值分文的股权作价110余万元恶意出让给汤树东，恶意制造夫妻共同债务。2.润福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全部是认缴出资，公司也没有经营活动，该公司各股东至今均未出资，仍然属于空壳公司。汤丽环和张弘在润福公司注册前分别从广州市三森珠宝有限公司购买的圣芭黎品牌珠宝至今仍然分别在汤丽环和张弘个人手里，珠宝并没有转化为润福公司的公司资产。润福公司当初注册时的经营目的是为了给汤丽环和张弘销售珠宝从商场走账设立账户而成立的，但实际经营过程中，该品牌珠宝销售非常不好，公司并没有实际利润进账，所产生的费用也基本是由张弘垫资。所以公司没有剩余资产，在汤树东与汤丽环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公司名下并无资产，其股权毫无价值，至今也是如此。3.被上诉人与汤树东在2015年7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至今没有进工商变更登记，也没有按照章程第12条的规定进行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更没有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也没有变更股东名册，因此，该股权转让并未实际发生，未实际产生汤树东对汤丽环的债务，既然未形成股权转让之债，原审判决判令汤树东向汤丽环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本案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被上诉人和汤树东签订后从未通知上诉人，也没有在公司股东会上宣告，也没有进行股东名册登记，更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因此，上诉人毫不知情。润福公司仅仅是为了走账需要设立的空壳公司，该公司没有经营利润，更不可能是用来维持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被上诉人汤丽环至今仍然是润福公司的最大的股东，该股权转让是股东内部转让，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债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如果该协议被认定成有效协议，执行该协议所产生的债务应该属于汤树东与其姐姐汤丽环之间个人设定的债务，不能认定为未妻共同债务。三、本案汤树东与汤丽环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并没有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受让人汤树东未实际受让股权，股权转让行为也没有在公司股东会上宣告，也没有进行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目前汤树东已经在庭审期间明确表示不接受汤丽环的公司股权，也不同意履行股权转让合同。而汤丽环目前还是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名册上记载的大股东，仍然可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力。人民法院没有权利判决该股权变更进行强制交易；更不应判决由汤树东承担股权转让对价款。四、本案原审开庭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汤丽环为能自圆其说，伪造证据——《协议书》，该协议第二段内容是汤丽环在诉讼中利用该《协议书》的空白处擅自添加上去的。上诉人曾申请对该伪造证据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接受了上诉人的鉴定申请，竟然未委托有关部门对伪造证据进行鉴定，程序上违法，有失公允。最后，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润福公司账户有无资产，即股权转让交易是否符合公平对价原则。汤树东和汤丽环编造的股权转让协议将无价值的股权交易价格确定为110余元，该股权转让行为完全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原则。该股权交易行为是非正常的交易行为，是汤树东与汤丽环勾结设定虚假债务，再利用当时汤树东和上诉人的夫妻身份，让上诉人以夫妻身份而承债。本次股权交易并未实际发生，未产生股权交易之债。即便已产生虚假的股权交易之债，也不应该由上诉人张弘连带承担。汤丽环针对张弘上诉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其主要答辩观点为：一、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张弘转账，张弘承认该款项用于购买珠宝，张弘没有将该珠宝投进公司只能说明张弘侵占了公司的财产，而不能否认汤丽环出资的事实。二、关于协议书的真实性，首先被上诉人不同意鉴定，该协议书是三方签字确认，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间距、大小没有任何不同，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的立约目的就是为了确认三方前期的投资情况，协议第一段是对设立公司的陈述，与公司章程完全一致，三方完全没有必要仅就第一段内容签订任何协议，所以，该协议的真实性显而易见，没有鉴定必要，一审法院的程序没有任何瑕疵。三、股权转让以后，上诉人张弘继续经营案涉公司，既是以行为追认股权转让协议，亦是认可股权转让款用于夫妻经营。首先，账簿是公司的核心，上诉人张弘称其提交的案涉公司2016年账簿是上诉人汤树东给她的。而上诉人汤树东称股权转让后是被上诉人经营公司，那么上诉人汤树东也不可能拿到账簿，毕竟案涉公司账簿是不对外公示的。说明二上诉人又在说谎，案涉公司就在二上诉人的掌控下。其次，公司全部印章、证件都由上诉人张弘控制。股权转让后，锦辉购物广场转给案涉公司对公账户的销售款被现金提出，对公账户只能现金支票取现，现金支票是需要加盖公司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法定代表人的私章是不可能给被上诉人的，所以钱只可能是上诉人张弘取的。就算上诉人张弘又谎称私章给了上诉人汤树东，钱是上诉人汤树东取的，那么上诉人张弘为什么敢把私章给了感情破裂的汤树东？汤树东拿到张弘的私章就能提取公司销售款，就说明案涉公司就在上诉人张弘的控制下；上诉人汤树东陈述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过公司经营，没有上诉人张弘的授意，汤树东甚至不可能知道钱什么时候到对公账户。汤树东述称，同意上诉人张弘的上诉请求。汤丽环屡次强调张弘经营润福公司，该陈述不符合事实，从另案当中也可以看出，张弘称转账是与公司的，不是与其个人的，这里的公司指的是三森珠宝公司，而不是润福公司，也就是说，汤丽环以个人名义与三森珠宝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也是汤丽环自行购买珠宝的款项，与张弘没有任何的关系，退一步讲，无论张弘是否经营公司，都不能否认的一点是股权转让协议是汤丽环与汤树东之间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即便汤丽环主张转让款，也只能向合同相对方汤树东主张，而无论张弘是否经营润福公司，均与该股权转让协议无关。汤丽环主张说张弘经营公司，就认可其代表股权转让协议，该说法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经营是经营，转让股权是转让股权，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汤丽环起诉请求：1.请求汤树东向汤丽环支付1,104,660元股权转让费；2.张弘对上述股权转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汤树东、张弘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丽环与汤树东、张弘于2015年3月9日设立登记润福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及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弘，股东分别为汤丽环、汤树东、张弘，各自分别持股为50%、20%、30%，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0万、30万、50万，于2045年3月2日内缴齐。汤丽环、汤树东、张弘认可成立案涉润福公司是为了销售广州市三森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森珠宝公司）的圣芭黎品牌珠宝，先后在大连锦辉购物广场及柏威年大连购物中心设立了两家经销专柜。汤丽环、张弘与三森珠宝公司协议约定二人共同代理圣芭黎品牌产品。汤丽环提供其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表，根据该明细，汤丽环多笔款项转至张弘及案外人大连锦辉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高新店、唐晓慧、陈传崇等账户，汤丽环主张该款项系其对案涉公司的投资款，被告主张该投资并不是用于对润福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款。2015年5月20日，汤树东、张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汤树东以1元价格将润福公司20%股份转让给张弘。2015年7月1日，汤丽环与汤树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汤丽环将持有的润福公司的50%股权以1,104,661元价格转让给汤树东，汤树东于2016年11月30日前以人民币转账或者现金形式支付转让款。另查，汤树东、张弘于2008年2月3日登记结婚，2016年8月12日登记离婚，后于2018年3月16日复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股份转让协议》效力问题。2、张弘是否需要对本案的债务承担给付义务。针对焦点一：首先，汤丽环与汤树东均在《股份转让协议》中签字确认，汤树东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对其签字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且在本案一审中，汤树东明确表示对汤丽环的诉讼请求无异议，故在无相反证据推翻其自认的情况下，应推定该协议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以欺诈手段等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签署协议的情形。被告主张汤丽环与张弘恶意串通，但恶意串通须两方存在意思联络，汤丽环对此予以否认，被告亦未对双方串通行为进行举证。被告主张案涉润福公司为空壳公司，无资产无品牌，以1,104,660元高价购买汤丽环股权不合理，但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润福公司为销售圣芭黎品牌珠宝而设立，并在商场进行销售，该公司并非无实质性商业交易的空壳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缴纳方式亦不能作为股份转让真实性的依据；此外，该公司价值亦未经专业资产评估，汤树东、张弘主张其无价值亦无依据。汤树东、张弘主张投资珠宝系个人行为，而非对润福公司的投资行为，因投资款项的目的系为了销售珠宝，而案涉公司亦为经营珠宝而设立，且汤丽环与汤树东、张弘均为该公司投资人，汤树东、张弘的该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最后，被告主张协议签订后，未办理股份变更登记等手续，协议未实际履行。根据协议约定，汤树东负有在规定期限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是否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乃确认股东身份的问题，并不应成为被告履行协议的抗辩。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得出案涉协议系汤丽环与汤树东恶意串通所签订的结论，汤树东、张弘主张案涉协议无效，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汤丽环主张汤树东向其支付股份转让费1,104,66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针对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汤丽环与汤树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系在汤树东、张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汤树东、张弘均为案涉润福公司股东，应视为购买股权行为是为了夫妻共同经营。在汤树东、张弘离婚后，张弘仍为该公司股东，且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张弘代理公司向三森珠宝公司采购商品，安排发货，收受货品，在货物销售后，由公司与销售商场进行结算，其参与了公司设立在大连锦辉购物广场的专柜的实际经营；对汤丽环主张的设立在柏威年大连购物中心的三森珠宝专柜系以公司的名义签署的进店销售协议，张弘予以否认，但其在另案中认可柏威年大连购物中心的专柜的经营亏损系由其承担，且其未对该专柜并非以案涉公司名义签订进店销售协议进行举证，故不能排除设立在柏威年大连购物中心的专柜系由案涉公司实际经营。综上，张弘参与了汤丽环出让股权的润福公司的经营行为，其主张股权转让之债与其无关，不能成立，该股权转让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张弘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汤树东向汤丽环支付股权转让费1,104,661元。二、张弘对上述股权转让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42元（汤丽环已预交），由汤树东、张弘共同负担，并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汤丽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部分事实“汤丽环、汤树东、张弘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0万、30万、50万，于2045年3月2日内缴齐”更正为“汤丽环、汤树东、张弘认缴出资额分别为50万、20万、30万，于2045年3月2日内缴齐”；因本次一审时，二上诉人未提交2015年5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故对一审查明的部分事实“2015年5月20日，汤树东、张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汤树东以1元价格将润福公司20%股份转让给张弘”不予认定，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还查，汤树东与张弘于2019年11月5日离婚。本院认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由上诉人汤树东与被上诉人汤丽环签字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并无不当。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汤丽环同意将持有大连润福贸易有限公司50%的股权，人民币共1,104,661元出资额，以人民币1,104,661元转让给汤树东，汤树东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汤树东同意在合同订立后于2016年11月30日前以人民币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汤丽环所转让的股权”，上诉人汤树东作为润福公司的原始股东应对公司章程内容、公司认缴出资情况、公司经营状况知情，其仍同意以1,104,661元的股权转让价格受让汤丽环所持有的公司50%股权，系对自己权利所作处分，且在本案第一次一审程序中，上诉人汤树东明确表示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异议，故上诉人汤树东应受协议条款约束。关于上诉人汤树东提出《股份转让协议》是汤树东和汤丽环恶意串通损坏张弘利益的合同，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所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具有与上诉人汤树东串通的主观恶意，上诉人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上诉人汤树东上诉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认为，案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协议一式三份，上诉人汤树东手中亦应持有一份，汤树东主张协议中有关股权价款支付的时间系被上诉人单方更改，应提供其持有的协议予以证明，否则依据不足，且上诉人汤树东在本案两次一审程序中均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其在二审程序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主张不应予以采纳。因上诉人汤树东未在一审程序中提出解除案涉合同的反诉请求，故对其解除合同的上诉主张不予审理。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给付期限已经届满，上诉人汤树东即应依约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上诉人汤树东亦有权要求对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给付义务。关于上诉人张弘是否应对上述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节，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协议由上诉人汤树东与被上诉人签订，被上诉人现无据证明上诉人张弘对协议的内容知情，且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数额认可，即该协议并非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其次，从协议内容看该协议虽签订于二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该协议一直未实际履行，即至今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也没有变更股东名册，股权并未发生变动，现二上诉人已经离婚，股权即使发生变动，也将登记于上诉人汤树东一人名下，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张弘再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有失公平。最后，上诉人张弘系润福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无论是否存在案涉股份转让协议，其均有权经营润福公司，被上诉人无据证明上诉人张弘行使了汤丽环出让股权的股东权利，享受了出让股权的股东利益。综上，案涉股权转让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张弘不应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汤树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张弘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288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288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汤丽环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42元（汤丽环已预交），由汤树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9,484（汤树东已预交14,742元，张弘已预交14,742元），由汤树东负担14,742元；由汤丽环负担14,7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何 川审判员  阎 妍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王丽秋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