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15民初4557号原告：钱秀琴，女，1934年8月21日生，汉族。原告：虞成林，男，1954年10月2日生，汉族。原告：虞美玲，女，1963年4月22日生，汉族。上列三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虞成新，男，1959年10月13日生，汉族。法定代理人：虞杰，女，1986年5月18日生，汉族，系被告虞成新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与被告虞成新继承、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虞成林、虞美玲及其二人与原告钱秀琴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伊，被告虞成新的法定代理人虞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分割原、被告共同共有的坐落于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水巷100号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具体为要求确认钱秀琴享有120平方米的安置房份额及判令被告虞成新支付钱秀琴拆迁补偿款260933元，确认虞成林享有60平方米的安置房份额及判令被告虞成新支付虞成林拆迁补偿款94413元，确认虞美玲享有60平方米的安置房份额及判令被告虞成新支付虞美玲拆迁补偿款103267元。事实和理由：钱秀琴与虞成林、虞成新、虞美玲系母子、母女关系。坐落于本区江宁街道水巷**的原房屋由钱秀琴与丈夫虞学文（已故）于1982年建造，含平房4间、厨房2间，总计170.42平方米，宅基地使用权人为钱秀琴。1995年2月，虞美玲出资与钱秀琴、虞学文夫妻共同在钱秀琴的宅基地上翻建3间楼上下为190.32平方米的房屋（翻建时占用了46.8平方米的原平房2间）。2001年，虞学文病故并留有遗嘱，将平房1间及厨房1间（面积共计54.09平方米）给虞成林，虞学文其余房屋份额留给虞成新。三原告曾于2017年、2018年诉请分家析产并要求分割虞学文的遗产，因原房屋被拆迁，且因虞成新阻却导致最终拆迁利益未确定，人民法院要求待拆迁利益最终确定后另行主张。三原告认为，案涉被拆迁房屋系钱秀琴和虞学文的夫妻共同财产，虞学文将平房1间及厨房1间遗留给虞成林合法有效，翻建的3间楼上下面积为190.32平方米的房屋系虞美玲和钱秀琴、虞学文夫妻以及虞成新共同建造，属于家庭共同财产，应予依法分割。现案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已经最终确定，故三原告再次提起诉讼。如果法院认定三原告享有的安置房面积小于三原告主张的面积，则三原告诉请主张的拆迁补偿款金额应当相应调整。被告虞成新辩称：一、三原告的本次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依法予以驳回。理由是三原告曾以继承纠纷提起诉讼，被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现又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明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二、本案所涉房屋是其出资建设，并非家庭财产，也不属于虞学文的遗产，其是案涉房屋的唯一产权人，其他人无权主张案涉房屋拆迁所对应的补偿利益。且原告钱秀琴、虞成林在《房座说明》中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认可该房产归其所有。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街道办事处认可其是案涉房产的唯一产权人，并与其签订了《征收与补偿协议》。综上，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钱秀琴与虞学文系夫妻关系，生育了虞成林、虞成新、虞美玲三名子女。虞学文于2001年8月24日因病死亡注销户口。虞学文的父亲虞广发于1936年去世，母亲王秀英于1969年去世。钱秀琴为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虞成新与王小英于××××年××月××日结婚，二人生育一女虞杰、一子虞亮，虞亮于2004年死亡。虞成新系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经虞杰申请，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2017）苏0115民特31号民事判决，判决虞成新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虞杰为虞成新的监护人。另查明，位，位于本区江宁街道水巷**的宅基地上原建有平房4间房2间。1995年2月，虞成新作为申请人申请翻建房屋，拆除旧房2间，原地翻建二层楼房。1997年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字第2018053号），登记所有权人为虞成新，房屋坐落于本区江宁街道江宁桥南，房屋为：1.砖混二层楼房（共4间），建筑面积188.02平方米；2.砖木平房2间，建筑面积62.37平方米。该村镇房屋所有权证附件房产分户平面图载明建筑面积263.76平方米（含院门口西侧房屋13.37平方米）。案件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上述村镇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房屋为二层楼房1幢、平房2间、院门口西侧房屋1间。又查明，2017年7月，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以虞成新为被告向本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案号为（2017）苏0115民初11621号，后三原告撤诉。2018年9月，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以虞成新为被告再次向本院提起继承纠纷之诉，案号为（2018）苏0115民初15990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依据本院调查令至江宁区江宁街道征迁办公室调取了以下书证：1、建筑物丈量数据汇总表（产权人虞成林、产权人虞成新各一份）。2、建筑物丈量分层平面布置图（产权人虞成林、产权人虞成新各一份）。3、房屋装饰装修丈量数据汇总表（产权人虞成林、产权人虞成新各一份）。4、附属物丈量数据汇总表（产权人虞成林、产权人虞成新各一份）。5、分户估价表（产权人虞成新）。6、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资金统计表，载明：一、补偿补助情况：房屋认定面积补偿3708784元，装修补偿109880元，附属设施74665元，电话、有线电视、宽带、空调、热水器等3810元，搬家奖励219758元，搬迁补助费15697元，临时安置费203433.12元，住改经46727.44元，合计4382754.56元。二、安置房情况：60㎡房屋1套、90㎡房屋2套、105㎡房屋1套，申购安置房面积345平方米，安置房价款为3099187元。7、《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江宁区江宁街道江宁社区桥南，为虞成新所有。双方同意确定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3708784元，甲方支付搬迁补助费等费用合计627243.12元，支付停业补偿46727.44元，乙方选择产权调换的征收补偿方式，并同意接受甲方提供的、坐落于、坐落于本征收区域范围内建筑面积为345平方米的房屋权调换，协议各方同意所调换房屋的价款为3099187元，甲方应向乙方付清调换房屋的价款总额与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的差价款1283567.56元。《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落款处甲方未盖章确认，仅有乙方虞成新、王小英、虞杰签字捺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至江宁区江宁街道征迁办公室进行调查核实，征迁办公室答复前述《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尚未盖章通过。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就该案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认为征收拆迁部门仅对相关房屋、装修进行了丈量统计，但并未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最终审核通过并盖章确认，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主张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并未最终确定、明确，即使属于遗产，继承条件并未成就，据此判决驳回原告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的诉讼请求。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不服该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苏01民终8892号民事判决，认为征迁部门并未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最终审核通过并盖章确认，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主张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并未最终确定，故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要求继承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利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可待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利益最终确定后，另行主张，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2020年5月，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提起本案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至江宁区江宁街道征迁办公室进行调查核实，征迁部门答复案涉《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已盖章通过，协议内容及附件与前次诉讼中调取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及附件一致，《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记载签约日期为2017年9月23日。江宁区江宁街道征迁办公室工作人员另答复，该户的征收与补偿是依据南京市人民政府第318号令公布实施的《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同时因该房屋历史上原为村镇房屋，故该地块的征收与补偿方案考虑了该历史原因，结合了当时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的相关政策；该户拆迁时涉及的人口为5人，分别为虞成新、王小英、虞杰及虞杰的丈夫、儿子，钱秀琴并不在内；该户村镇房屋所有权人虞成新并未申报钱秀琴，钱秀琴也未进行单独征收与补偿，若钱秀琴被列为被征收户人口，则该户可申购的安置房面积可以增加15平方米，但被征收人也需交纳相应面积的安置房价款。还查明，案涉《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附件材料中编号1-1号的建筑物丈量数据汇总表、建筑物丈量分层平面布置图记载产权人为虞成林，其中①号房屋（以下称1-①号房屋）为面积31.65平方米的砖木结构1层房屋，②号房屋（以下称1-②号房屋）为面积20.28平方米的砖木结构1层房屋，③号房屋（以下称1-③号房屋）为面积2.16平方米的借墙搭建单披瓦顶房屋。编号1-2号的建筑物丈量数据汇总表、建筑物丈量分层平面布置图记载产权人为虞成新，其中①号房屋（以下称2-①号房屋）为面积190.32平方米的砖混结构2层房屋，②号房屋（以下称2-②号房屋）为面积31.19平方米的砖木结构1层房屋，③号房屋（以下称2-③号房屋）为面积26.39平方米的砖木结构1层房屋，④号房屋（以下称2-④号房屋）为面积14.11平方米的砖木结构1层房屋，⑤号房屋（以下称2-⑤号房屋）为面积14.08平方米的砖墙半瓦顶半石棉瓦顶房屋，⑥号房屋（以下称2-⑥号房屋）为面积5.33平方米的简易房屋（厕所），⑦号房屋（以下称2-⑦号房屋）为面积11.5平方米的猪圈。上述房屋中被认定为征收面积的房屋为1-①、1-②号、2-①、2-②、2-③、2-④号房屋，总面积为313.94平方米。案涉被征收房屋已被实际拆除，案涉房屋被征收时户籍在房屋所在地的人口为钱秀琴、虞成新夫妻及虞成新之女虞杰。虞成新已经领取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约定的调换房屋的价款总额与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的差价款1283567.56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权属状况。2.如果被征收房屋中包含虞学文的遗产，那么虞学文的遗产应当如何继承。围绕争议焦点，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主张1982年钱秀琴夫妻共同建造了170.42平方米房屋，在1995年时拆除了其中46.8平方米房屋，翻建了190.32平方米的二层楼房，此次翻建是由钱秀琴夫妻、虞美玲、虞成林出资，故虞学文的遗产为老房子85.21平方米（即170.42平方米÷2）+翻建房屋28.7平方米[即（190.32-46.8）平方米÷5]，共计113.91平方米。因此，被征收房屋中钱秀琴享有113.91平方米，虞美玲享有28.7平方米，虞成林基于虞学文的遗嘱继承了51.93平方米，剩余房产为虞成新享有。三原告就上述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1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也表明原告钱秀琴、虞美玲以及被告虞成新的户籍都在被征收房屋内，其中虞美玲于2009年1月23日将户籍从水巷**迁出，原告虞成林的户籍户籍一直在南京市区。div>证据2、本区江宁街道江宁社区出具的《证明》复印件1份，证明钱秀琴、虞美玲与虞成新属于同一家庭成员。《证明》的内容为钱秀琴、虞学文夫妻生育了三个子女的情况。证据3、1995年8月1日江宁县江宁镇土地管理所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登记在钱秀琴名下，用地总面积为341.28平方米。证据4、1995年2月15日的《建房施工前协议》复写件1份，三原告主张该协议系建房前向社区申请办理相关手续时所签署，表明案涉房屋中二层楼房建造时的人口是六人，具体为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新、王小英、虞杰、虞亮，该房屋在建造时系六人家庭共有，而不是虞成新一人所有。证据5、砖瓦发料回单及发货单、收据原件，证明虞美玲参与出资建造案涉楼房，且虞成林也参与出资。证据6、2001年3月30日的《我的遗愿》，三原告主张该文书系虞学文的自书遗嘱，内容系由虞学文口述，虞学文的堂女婿傅培礼代笔，内容部分是复印件，尾部签名为虞学文亲笔所签，三原告主张被继承人虞学文的遗产应当按照该自书遗嘱继承。《我的遗愿》记载：“……目前家中房产，有平房两间、二层楼房一幢六间、伙食房两间，为了在我病故后，兄弟二人和睦相处，现将家中房产的分配留下我的遗愿，望成林、成新执行：平房中东边的一间和靠东边的一间伙房分配给大儿虞成林所有，二层楼六间、平房中西边的一间和靠大门的一间伙房分配给二儿虞成新所有，房前房后两个庭院成林、成新二儿共用，前院的大门成林、成新二儿共走，以上是我对家中的房产分配留下的遗愿。”三原告认可《我的遗愿》中处分给虞成林的部分，对于其余部分，三原告认为虞学文无权处分属于钱秀琴和虞成玲的产权份额。被告虞成新对三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因是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不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虞成林也不是该户成员，虞美玲已于1987年11月30日另立户到水巷50号，此二人在建房及房屋征收时都不是该户成员。对于证据2社区出具的《证明》无异议。对于证据3土地管理所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因江宁县人民政府于1997年6月8日颁发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虞成新，即后续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对该《证明》进行了法律上的变更。对于证据4《建房施工前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虞成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不识字，该协议并非虞成新所签。且协议第五条第一项记载“申请建房户虞成新现有人口6人”与常理不符，建房时只有5人，即钱秀琴、虞成新夫妻、虞杰、虞亮。对于证据5砖瓦发料回单及发货单、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虞成新建造水巷100号房屋是在1995年，而这些票据的时间大多数在1994年，当时虞成新还没有申请建房，不可能提前购买建筑材料。且1990年初，虞学文使用自家菜地为虞美玲置换了一块宅基地，该宅基地在案涉房屋的东北角，当时虞美玲购买了建筑材料建造房屋，但虞美玲在地基施工完毕后将该宅基地转让给了他人，有关建筑材料可能是虞美玲自己建房时所购买的材料。对于证据6《我的遗愿》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我的遗愿》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字，但三原告提交的《我的遗愿》上并没有见证人签字，不具有合法性。且从《我的遗愿》的内容而言，案涉房屋的产权人是虞成新，虞学文无权处分案涉房屋，无权以遗嘱的形式对案涉房屋进行分配。三原告在（2017）苏0115民初1162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陈述，对于《建房施工前协议》中的“虞成新”是由何人所签不清楚。虞成玲在（2017）苏0115民初1162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还陈述，虞成新所述置换宅基地和建房为事实，置换宅基地之后才能建造案涉房屋。另，虞成玲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其系用自己的自留地置换了他人的宅基地，原本购买了建筑材料准备建造房屋，但考虑到要建设案涉二层楼房，及其可能将户口户口迁到江宁区东山街道，有继续在置换的宅基地上建房，而是将宅基地退还给了置换人，并将多余的建筑材料用于建造案涉二层楼房。被告虞成新围绕争议焦点问题，主张其是案涉被征收房屋即水巷100号房屋的唯一产权人，三原告并非被征收房屋的共有权人，无权主张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利益。虞成新就上述主张提供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1995年12月14日的江宁镇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变更）申请表复印件1份（申请人为虞成新）、1997年8月的《房座说明》复印件1份、1995年2月21日的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复印件1份（建设单位为虞成新）。虞成新陈述该三份证据均系其向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服务所（以下简称江宁建管所）调取，加盖有江宁建管所印章的调档件在（2017）苏0115民初11621号案件卷宗中。其中江宁镇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变更）申请表中房屋情况栏记载房屋共2幢，面积分别为250.39平方米、13.37平方米，合计263.76平方米。《房座说明》记载：“本人钱秀琴，家住江宁镇江宁行政村桥南自然村，家住房屋原有平房四间，于95年2月拆2间平房，盖楼房上下四间，本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虞成林在南京新宁中学任教师工作，已有住宅一套，二儿子虞成新现在家无工作，经全家协商，决定将楼房上下4间及2间平房归虞成新所有。特此说明。”落款处加盖有“江宁县江宁镇江宁村民委员会”印章，并有“钱秀琴”、“虞成林”字样的签字，“虞成林”签名处并备注“同意母亲意见”。证据2、1997年6月8日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原件1本，该证记载所有权人为虞成新，房屋状况为1幢砖混结构二层房屋4间，建筑面积188.02平方米，1幢砖木结构平房2间，建筑面积62.37平方米。该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所附分户平面图记载建筑面积263.76平方米。证据3、江宁集镇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资金统计表照片打印件1张、南京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金额分户估价表照片打印件2张、《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复印件1份，虞成新主张该组证据证明江宁街道办事处认可其是水巷**房屋的唯一产权人，并且与其签订了《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并对其进行了征收补偿。证据4、《情况说明》原件1份，证明其在建造案涉房屋后负责房屋的日常维护和维修。三原告对被告虞成新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证据1中江宁镇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变更）申请表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三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合法性。因为虞成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并不具有办理该申请的能力。且申请表上明确注明是村镇房屋，而村镇房屋是基于宅基地确权，因此，即使该申请表合法，该申请表也是代表整个家庭户办理的。对于证据1中《房座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钱秀琴是文盲，不会签名，《房座说明》上的“虞成林”签名也非本人所签，且时间上也存在矛盾，《房座说明》的时间是1997年，但案涉房屋翻建是1995年，说明《房座说明》系虚假的。对于证据1中江苏省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的真实性由法院确认，许可证上记载“严格按协议要求施工”，此“协议”就是三原告提交的《建房施工前协议》，上面明确注明人口为六人，而不是虞成新一人所有，且虞成新没有建造房屋的能力，其仅是代表家庭户办理登记。对于证据2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案涉房屋系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该房屋只是以家庭户形式进行登记，有关宅基地使用权的《证明》明确户主为钱秀琴，故案涉房屋真正的权利人应当是钱秀琴家庭。对于证据3《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产权调换）》的真实性认可，但其认为虞成新和虞杰并没有权利在补偿协议上签字，而且协议也只是代表包含三原告在内的该家庭户所签。对于证据4《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房屋存在漏水，无论是承租人还是所有权人均可维修，维修行为并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归王小英所有，且情况说明的内容不真实，事实上无人维修房屋。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对于水巷100号被征收房屋的建设年代陈述如下：双方一致陈述1-①、2-②、2-④房屋是1982年建造，2-①房屋是1995年建造，2-③、2-⑦房屋是2004年建造。双方对于1-②、1-③、2-⑤、2-⑥房屋是何时建造陈述不一，三原告陈述该部分房屋均是1982年建造，被告陈述该部分房屋均是2004年建造。双方在（2018）苏0115民初1599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一致确认1997年6月8日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房屋包含1-①、2-①、2-②、2-④，并陈述当时院子门口东边也有1间房屋，但未计入所有权证面积。虞成新另主张院子门口东边的1间房屋在后期进行了翻建。上述事实，有（2017）苏0115民特31号民事判决书、（2018）苏0115民初15990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01民终8892号民事判决书、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常住人口登记表、《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及相关附件、调查笔录、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三原告曾于2018年9月提起继承纠纷诉讼，本院经过审理认为，征迁部门并未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最终审核通过并盖章确认，三原告主张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并未最终确定，判决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就该案作出（2019）苏01民终8892号终审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三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但（2019）苏01民终8892号民事判决明确载明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林可待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拆迁利益最终确定后，另行主张。现案涉《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产权调换）》已经征迁部门审核通过并盖章确认，该事实是前述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的新的事实，三原告基于新的事实再次提起诉讼，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构成重复起诉，本院应当依法受理。故对被告虞成新认为本案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法律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关于案涉被征收房屋的权属状况的争议问题。本院认为，对于属于被征收房屋认定面积的1-①、1-②、2-①、2-②、2-③、2-④号房屋的建设年代，本院依法确认双方陈述一致的内容，即认定1-①、2-②、2-④号房屋为1982年建造，2-①号房屋为1995年建造，2-③号房屋为2004年建造。对于双方有争议的1-②号房屋的建设年代，虞成新陈述该位置原有1间老房屋，2000年后进行了拆除翻建，现存为翻建后的房屋，但虞成新未提供翻建证据，故对虞成新认为1-②号房屋系2000年后翻建的房屋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虞成新陈述1-②号房屋所在位置原有1间老房屋，现无相反证据证明老房屋已被拆除翻建，故本院认定1-②号房屋系1982年建造的老房屋。因1982年时，案涉房屋所在地的户籍户籍人口为钱秀琴、新、虞美玲，且此时虞成新、虞美玲均已成年，故本院认定1982年建造的1-①、1-②、2-②、2-④号房屋在建成时为钱秀琴、虞成新、虞美玲共同共有。对于1995年建造的2-①号房屋的权属，一方面，有关建房审批手续虽系以虞成新名义办理，但因钱秀琴与虞成新一直为同一家庭户成员，且共同生活在该址，故虞成新作为家庭成员代表办理2-①号房屋建设审批手续的行为，不能排除钱秀琴对该房屋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虞美玲的户籍户籍在结婚后于1987年迁出另立户，1990年后在同一村集体置换了宅基地，故虞美玲对于1995年建造的2-①号房屋不享有共有权利。因此，本院认定2-①号房屋在1995年建成时为钱秀琴与虞成新共同共有的房屋。鉴于1997年对案涉水巷100号（原桥南5号）的房屋办理了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登记时已将1-①、2-①、2-②、2-④号房屋计入产权面积，所有权人登记为虞成新，而此时虞美玲已结婚并将户籍户籍迁出单立户，该所有权登记行为的法律效力，本院认定钱秀琴家庭已于1997年对1-①、2-①、2-②、2-④号房屋的所有权进行了确定。虞美玲对于该登记行为在本案纠纷前并未提出过异议，故本院认定1-①、2-①号、2-②、2-④号房屋已于1997年进行所有权登记时确定为钱秀琴、虞成新共同共有。对于未进行村镇房屋所有权登记的1-②号房屋仍应认定为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新共同共有。对于2-③号房屋，因双方一致确认2-③号房屋为2004年建造，故本院认定2-③号房屋由钱秀琴、虞成新共同共有。对于1-③、2-⑤、2-⑥、2-⑦号房屋，因该部分房屋没有计入征收认定面积，故原、被告双方仅有权对该部分房屋对应的货币补偿金额予以分割。对于1-③号房屋，因该房屋系借墙搭建，根据前述认定，1-③号房屋紧邻的1-②号房屋为1982年建造，在虞成新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1-③号房屋与1-②号房屋同时期建造，1-③号房屋归钱秀琴、虞美玲、虞成新共同共有。对于2-⑤、2-⑥号房屋，因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处房屋的建设年代，且1997年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及附图中均不包含上述两处房屋，故本院认定该两处房屋为1997年后建成，由钱秀琴、虞成新共同共有。对于2-⑦号房屋，因双方一致确认2-⑦号房屋为2004年建造，故本院认定2-⑦号房屋由钱秀琴、虞成新共同共有。鉴于以上权利状况，以及各自对建房的贡献，本院酌定被征收的313.94平方米房屋中属于钱秀琴、虞学文夫妻共同共有的面积为140.40平方米，属于虞学文死亡后由钱秀琴一人享有的面积为8.80平方米，属于虞美玲的面积为6.76平方米，其余157.98平方米为虞成新的面积份额。对属于钱秀琴、虞学文夫妻的140.40平方米，因钱秀琴、虞学文夫妻并无夫妻财产权利的特别约定，故本院认定其中的50%即70.20平方米为虞学文的遗产。对于虞学文的遗产如何继承的争议问题。根据法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三原告虽依据《我的遗愿》主张按照遗嘱继承办理，但一方面，三原告对《我的遗愿》的内容部分认可，部分不予认可，存在矛盾；另一方面，《我的遗愿》系他人代书，但并无代书人、其他见证人签名，故《我的遗愿》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要件，不产生遗嘱的法律效力。因此，本院认为，虞学文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即由其法定继承人即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虞成新各继承25%。故对属于虞学文遗产的70.20平方米原房屋，由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虞成新各继承17.55平方米。综上，被征收房屋中属于钱秀琴的份额为96.55平方米（即70.20平方米+8.80平方米+17.55平方米），属于虞成林的份额为17.55平方米，属于虞美玲的份额为24.31平方米（即17.55平方米+6.76平方米），其余175.53平方米为属于虞成新的份额。征收前钱秀琴长期居住在被征收房屋内，为保障其基本居住权利，并结合该户申购的安置房套型，本院酌定钱秀琴享有90平方米的安置房份额。根据案涉被征收房屋的各项补偿项目及金额计算，钱秀琴所享有的96.55平方米房屋对应的货币补偿金额为1141741元。根据申购安置房的总面积及总价进行折算，90平方米的安置房申购价款为808484元。上述两项抵扣后差额为540620元。鉴于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与调换房屋价款总额之间的差额1283567.56元已由虞成新领取，故本院认定虞成新应当支付钱秀琴征收补偿款540620元。因征收房屋时，虞学文已经死亡多年，虞成林、虞美玲亦不常住在被征收房屋内，两人户口户口亦不在该地，虞成林、虞美玲要求确认其享有安置房份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对于被征收房屋中其二人享有的面积所对应的货币补偿金额，应当分别归其二人所有。经计算，属于虞成林的17.55平方米房屋对应的货币补偿金额为246255元，属于虞美玲的24.31平方米房屋对应的货币补偿金额为335438元，虞成新应当将上述款项分别支付给虞成林、虞美玲。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故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街道办事处与被告虞成新签订的《南京市江宁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约定的产权调换房屋中的90平方米房屋的相关权益归原告钱秀琴享有，被告虞成新支付原告钱秀琴征收补偿款540620元；二、被告虞成新支付原告虞成林征收补偿款246255元；三、被告虞成新支付原告虞美玲征收补偿款335438元；上述第一、二、三条的款项，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付清；四、驳回原告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771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2716元，由原告钱秀琴、虞成林、虞美玲共同负担7249元，由被告虞成新负担2546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张映秋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俞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