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78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诗慧，女，汉族，1987年9月7日出生，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贵斌，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家乐，男，汉族，1963年10月3日出生，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吉祥，男，汉族，1987年2月20日生，系魏家乐的儿子，住徐州市铜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再静，江苏盈灿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马运上，男，汉族，1987年7月8日出生，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王诗慧因与被上诉人魏家乐、原审被告马运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经济技术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诗慧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贵斌，被上诉人魏家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吉祥、史再静，原审被告马运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诗慧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9)苏0391民初2166号判决中的第一项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和马运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王诗慧对一审被告马运上售房是“明知”的，进而认定售房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偷换概念，违背事实。第一，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对于举债有共同意思表示为前提。而共同意思表示应以明示方式做出，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王诗慧对一审被告马运上售房是“明知”的，进而认定售房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是以所谓“明知”等同于“共同意思表示”，属于偷换概念，变相采取事实推定，严重违背举证责任制度和事实认定规则。第二，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及该案庭审笔录，证据材料均可证实出售房屋是马运上个人行为，而且是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产，正是基于此，(2019)苏039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魏家乐与马运上2018年2月25日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忽视该事实，认定上诉人王诗慧对一审被告马运上售房一事“明知”，并进而认定售房款为夫妻共同债务，显然与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相矛盾，变相推翻了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上诉人王诗慧对马运上售房一事“明知”，是不是被上诉人魏家乐与马运上2018年2月25日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有效而不是无效呢?显然自相矛盾。第三，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1346号判决理由及判决结果中的房屋归属及房屋价款补偿比例可以看出，该判决已经认定马运上出售房屋是恶意转移夫妻共有财产，并因此对马运上进行了财产少分的处罚。一审判决认为王诗慧对马运上售房一事“明知”，是否认为马运上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呢?显然与生效判决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第四，从上诉人王诗慧与马运上婚姻纠纷及出售房屋的时间来看，2017年10月23日，上诉人王诗慧第一次起诉离婚，2018年5月21日判决不准予离婚；2019年1月17日，上诉人王诗慧再次起诉离婚，可以看出，期间双方矛盾并未调和。而被上诉人魏家乐与马运上在2018年2月25日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而且并无上诉人王诗慧在场或书面授权，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明知”依据何在?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便按照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上诉人王诗慧曾与马运上商讨房屋分割方案，即“房子卖了平分”，那么，该聊天发生于2017年10月20日，也就是上诉人王诗慧第一次起诉离婚即2017年10月23日之前，背景也是双方试图协议离婚，然而，从上诉人起诉离婚的事实来看，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又如何认定上诉人“明知”的呢?至于2018年3月4日马运上发给王诗慧的微信聊天记录，仅仅是房子出售后，马运上告知王诗慧其已擅自出售房屋一事的结果，并非征求王诗慧的意见，王诗慧亦对价格提出异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王诗慧对售房一事“明知”显然证据不足，断章取义。更何况，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1381号及1346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和庭审笔录中，王诗慧并未认可此时已经确切知道马运上真的已经出售了房屋。一审判决如此认定，显然违背事实，有违两份生效判决的既判力。第五，一审判决认定魏家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导致合同无效具有过错，理由是：魏家乐仅凭马运上单方承诺即作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既然是马运上的单方承诺，又何来王诗慧的“明知”和共同意思表示呢?一审判决一方面以魏家乐仅凭马运上的“单方承诺”而认定魏家乐对合同无效具有过错，一方面又认为王诗慧“明知”售房一事而认定售房款为共同债务，显然自相矛盾。综上，一审判决偷换概念，严重违背举证责任规则和事实认定规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本案是司法裁判结果导致的债务，具有合同相对性，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上述司法解释中的债务，一般应是主动举债而言，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负担性。而本案中的售房款是因交易双方欠缺合同有效要件而被法院判决合同无效导致的，是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并非债务人主动负债，只应在合同双方之间产生效力，具有合同的相对性。无论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还是(2019)苏0391民初1346号判决均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是魏家乐与马运上签订并交易，王诗慧并非合同相对方，亦未参与交易，《房屋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只能由合同双方即魏家乐和马运上承担，而不能由王诗慧承担。一审判决认定王诗慧对30万元购房款承担连带责任，混淆了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与夫妻共同债务之间的区别，违反了合同相对性，曲解了法律规定的本意。另外，上述司法解释完全改变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举证责任原则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规则，一审判决在有新的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依然引用旧的司法解释作为判决依据，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从举证责任来看，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即便是夫妻一方主动举债，也应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家庭生活或经营，目的就是避免夫妻一方恶意举债，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利益。一审判决以马运上所举证据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而免除了债权人即魏家乐的举证责任，显然违背举证责任分配和司法解释的精神。而且，两份生效判决均可证实马运上具有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本案中的债务并非司法解释所指债务，而属于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再次，上述最新的司法解释中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经营的债务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即举债是为了家庭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如前所述，本案中的债务是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司法裁判结果导致的债务，并非夫妻一方主动负债，马运上擅自出售房屋是为了转移财产，并非为了家庭共同生活和经营目的。同时，马运上所举证据几乎都是为其个人利益支出，王诗慧也并无直接获益。而且，金钱属于种类物，售房所得与开支并无一一对应关系，与家庭生活和共同经营更无直接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售房所得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无论从逻辑上还是证据的采信上都难以自圆其说。被上诉人魏家乐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原审被告马运上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魏家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马运上、王诗慧返还魏家乐已支付的购房款30万元及利息80750元；2、马运上、王诗慧支付魏家乐水电过户费、物业费、垃圾费等经济损失10681元；3、判令马运上、王诗慧连带赔偿魏家乐房屋差价损失25万元；4、判决马运上赔偿魏家乐所受损失29500元（中介费8500元、代理费18000元、相关案件诉讼费3000元）；5、本诉讼费、保全费由马运上、王诗慧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王诗慧与马运上于2016年6月16日登记结婚。2017年3月22日，王诗慧与马运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坐落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2013-29地块）29-1-502室房屋一套，该房屋的购买方式为双方作为购房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到目前为止，未办理该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2017年10月23日，王诗慧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马运上离婚。2018年5月21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不准予王诗慧与马运上离婚。2019年1月17日，王诗慧再次起诉要求离婚。王诗慧与马运上达成（2019）苏0391民初418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一、原告王诗慧与被告马运上自愿离婚。二、婚生子马梓晨由王诗慧抚养，从2019年3月起，于每月月底前支付马梓晨抚养费人民币1000元（支付方式略）……四、位于彭祖大道**高铁东南城（2013—29地块）29-1-502的夫妻共同房产原被告另行主张，无其他夫妻共同财产，也无其他共同债务。”2020年6月5日，一审法院对王诗慧诉马运上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作出（2019）苏0391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坐落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2013-29地块）29-1-502室房屋一套归原告王诗慧所有，原告王诗慧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被告马运上该房屋共有份额折价款人民币199547元；二、自2019年4月1日起，，坐落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2013-29地块）29-1-502室房屋一套的贷款全部由原告王诗慧偿还”。另查明，2017年10月20日，王诗慧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马运上提出协议离婚，其中对房屋分割的内容为“房子卖了平分”。2018年2月25日，马运上与魏家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魏家乐通过经纪公司购买马运上所有的坐落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2013-29地块）29-1-502室房屋一套。2018年3月2日，孙荣勤（魏家乐之妻）汇给杨艳秋（德祐房产中介工作人员）徐州铜山农商银行账户298500元购房款。马运上获得该购房款后，用于支付夫妻共同债务（房贷、信用卡透支、公司经营等）和家庭生活支出。2018年3月4日，马运上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王诗慧提出房屋已出售的事情：“给你说个事，房子卖掉了，七千一平，一共58.5万卖的。”2018年3月6日，王诗慧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马运上回复：“绿地的房子现在不是都涨到八千了吗？”之后，魏家乐将卖房所得用于支付房贷、补缴社保费用、给孩子缴纳保险、经营云尚公司、期货运作、透支信用卡等维持家庭生活的支出。另，2019年4月2日，一审法院受理王诗慧诉马运上、魏家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王诗慧在该案中提出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马运上、魏家乐赔偿其律师代理费7000元。魏家乐对此答辩意见为：王诗慧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2020年4月13日，一审法院对该案作出（2019）苏0391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为“一、被告马运上、魏家乐于2018年2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王诗慧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其律师代理费人民币7000元的诉讼请求。”此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诉争房屋升值165870元，且不要求进行价值评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魏家乐对合同无效应当承担50%的过错责任。魏家乐作为购房人，明知该房屋是马运上与王诗慧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王诗慧未到场的情况下，仅凭马运上的单方承诺即作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善意，且该房屋的不动产权属登记并未办理登记在魏家乐名下，魏家乐关于其善意取得的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购房合同无效具有一定过错。酌定由其自身承担50%的过错责任，对因合同无效产生的各项损失自行负担50%。其次，王诗慧应当与马运上承担连带清偿购房款责任。虽然王诗慧未直接参与售房过程，但对马运上售房是明知的，且马运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售房所得用于夫妻家庭生活，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一部分。因此王诗慧对因售房合同无效产生的返还购房款民事责任应当与马运上连带承担。第三，魏家乐要求马运上、王诗慧承担（2019）苏0391民初1381号案件诉讼费3000元以及本案代理费180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四，魏家乐要求马运上、王诗慧承担物业费、公共能耗费、垃圾处理费，因其系涉诉房屋上房后的实际使用人，获得了物业费、公共能耗费、垃圾处理费等提供的服务，不存在损失。上述费用是房屋使用人应当承担的支出，不应由马运上、王诗慧负担，对涉及此三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马运上、王诗慧连带返还魏家乐购房款30万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马运上赔偿魏家乐购房款30万元利息损失的50%（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3日起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即30万元*4.75%／12*17*50%=10094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马运上赔偿魏家乐房屋增值损失165870的50%即82935元。四、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马运上赔偿魏家乐支付的水电费过户押金500元。五、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马运上赔偿魏家乐中介费4250元。六、驳回魏家乐其他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上诉人王诗慧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2019）苏0391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书及开庭笔录，证明涉案房产是马运上擅自出售，售房款被马运上据为已有，该案判决书进行了明确认定，而且对马运上进行了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房款及买卖事实均是马运上个人行为，从开庭笔录也能证实所有的买卖过程及收款交易都是马运上的个人行为，进而证明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二、（2019）苏0391民初1381号判决书及该案的庭审笔录，该案判决确认了上诉人在2019年3月20日第二次起诉离婚的诉讼过程中得知房屋被卖的事实，并确认了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马运上擅自出售房屋，并以此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庭审笔录也可以佐证上述判决认定的事实，进而可以证明涉案房屋是马运上个人行为，其交易的目的是转移财产，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其行为性质与夫妻共同生活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认定违背这一事实。三、（2019）苏0391民初418号调解书，证明双方调解书确认了夫妻无其他债权债务。而且该内容也与（2019）苏0391民初1381号判决的庭审笔录中法官的总结内容一致，确认了上诉人与马运上之间没有债权债务，进而可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款属于双方共同债务证据不足，违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魏家乐发表质证意见：一、关于1346号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该判决书是上诉人与马运上离婚财产纠纷，不涉及被上诉人。其二人在开庭时如何陈述均与被上诉人无关。二、关于1381号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根据1381号案开庭笔录中，上诉人和马运上均多次自认双方协商卖房事宜，马运上收取的购房款用于支付夫妻共同债务及生活费用，上诉人自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二人调解离婚后一段时间，双方共同办理的银行贷款由马运上偿还。在房屋具备上房条件时，二人协商上房费用交纳问题。且二人长期互刷对方银行卡，关于钱的问题比较复杂。关于证据三，因我方不是调解离婚的任何一方，故真实性无法予以认定，但根据该调解书可以证明，二人是调解离婚。以上三组证据共同证明上诉人与马运上是协商卖出该房屋，所得款项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开销。原审被告发表质证意见：1、在1381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庭审笔录大量记载马运上和上诉人自认双方协商卖房的事宜，而且在一审过程中，我向法庭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在卖房之前之后均与上诉人进行了协商，所以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情况。2、关于证据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已查明，马运上在出售房屋的过程中，已经通知了王诗慧，王诗慧只是认为价款过低，因此，并不存在恶意转移财产。3、关于双方共同债务，夫妻生活不像经营公司，有明确的账目可以查询，但是我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大量的微信转账记录，生活缴费记录，还有期货交易记录等等证据，在一审过程中已经交由法庭。二审另查明，在（2019）苏0391民初418号离婚纠纷案件中，马运上未将其收取的本案涉及的30万元购房款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在已生效的（2019）苏0391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的本院认为中认定：马运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王诗慧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出售，并将房屋出售款据为己有。并据此在婚后财产分割上对马运上进行了少分。对于本案中马运上举证的售房所得用于夫妻家庭生活的证据，王诗慧不予认可。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根据诉辩双方的诉辩意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支付的购房款30万元应否与马运上共同承担返还义务。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实系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的责任承担问题。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是马运上和魏家乐签订，上诉人未参与签订合同，不是魏家乐的合同相对人，也未收取购房款。基于合同相对性，上诉人不应承担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关于该30万元应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一审法院对王诗慧诉马运上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作出的（2019）苏0391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在本院认为中认定“马运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王诗慧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出售，并将房屋出售款据为己有”。并据此在婚后财产分割上对马运上进行了少分。故马运上将房屋出售款据为己有的事实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且在（2019）苏0391民初418号和（2019）苏0391民初1346号案件中，马运上均未将其收取的30万元购房款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故不能认定马运上收取的30万元构成夫妻共同财产。马运上在本案中提交的将30万元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据，上诉人部分不予认可，部分作出了合理解释。即使存在开支，也不能确定就是使用的该30万元购房款。故本案魏家乐主张的30万元购房款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诗慧不应当和马运上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诗慧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徐州经济技术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二、变更徐州经济技术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马运上、王诗慧连带返还原告魏家乐购房款30万元”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马运上返还原告魏家乐购房款30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665元，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魏家乐负担5500元，马运上负担121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665元，由魏家乐负担4000元，马运上负担86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胡元静审判员 苏 团二〇二一年三月一日书记员 赵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