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6民终8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市军成架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武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766880400X。 法定代表人:刘经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良成，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翊，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亳州市一通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光明西路与研发路交汇处(亿都国际商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000665365102(1-1)。 法定代表人:马溶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明明，安徽谯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昭勇,男,197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金寨县。 上诉人亳州市军成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成公司）与被上诉人亳州市一通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通公司）、左昭勇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皖1602民初7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军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一通公司对军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一通公司、左昭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关于租赁合同履行主体、租赁物去向等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2019年1月份前军成公司与左昭勇无任何联系。2019年1月份,一通公司的嘉志伟和亳州市顶鑫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顶鑫公司)的余学林领着左昭勇、刘兰波找到军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学林、嘉志伟当时告知,他们两公司此前已开始为左昭勇承包的项目供应租赁材料并与左昭勇签订了材料租赁合同,之所以带他们来挂靠军成公司,是让军成公司及时通报项目来款情况,便于其掌握项目资金和租金安全。之后又多次劝说,军成公司考虑到多年的合作关系答应帮忙,在2019年3月底、4月初口头答应挂靠,军成公司才与左昭勇开始建立联系。根据军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经山、左昭勇、刘兰波在2019年3月30日、2019年4月28日的微信添加记录,可以证实2019年1月份前,军成公司与左昭勇、刘兰波均无任何关系。2.2019年4月份前军成公司与湖南六建项目尚无任何联系。因军成公司在2019年4月份之前,从未与湖南六建项目建立任何关系,也从未派人参与过。直到2019年4月份,同意给左昭勇、刘兰波挂靠后,才分别与湖南六建倒签了外架劳务合同(实际是挂靠人左昭勇、刘兰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倒签落款日期是左昭勇、刘兰波实际进场日期2018年8月16日,该劳务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份,另补签了挂靠协议。在此之前,军成公司与湖南六建项目无任何联系,一审法院未充分审核证据,此节事实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3.在军成公司与左昭勇、湖南六建项目建立联系之前,左昭勇即已从事案涉工程施工,并已与顶鑫公司、一通公司建立租赁关系。根据军成公司提交的2018年10月-2019年1月工资表及银行转账凭证,明确载明案涉湖南六建项目实际承包人是左昭勇，左昭勇及其班组在与军成公司建立联系之前已实际在案涉项目从事架业工程。2019年2月3日,案涉项目总包单位即向顶鑫公司转账15万元,转账备注“左昭勇架子租赁费”,此时军成公司与左昭勇尚未建立联系,与案涉项目也无任何关系,顶鑫公司显然在此之前已经与左昭勇建立租赁关系,并由总包单位代左昭勇向其支付租赁费用,一通公司同样如此。2019年4月份前军成公司与案涉项目毫无瓜葛,一通公司在军成公司要求鉴定时,又改变其诉状中的说法,谎称是自2018年12月与军成公司达成合意并提供租赁物,顶鑫公司在该案一审中又称其财产租赁合同与一通公司的财产租赁合同是在2018年10、12月达成合意并在2019年9月三方一起补签的,均纯属捏造事实,虚假陈述。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核案件证据,片面采纳一通公司的陈述,此节基本事实认定错误。4.军成公司从未接触过一通公司提供的租赁物,也从未参与过租金对账结算及返还租赁物。按照一通公司诉称其自2018年12月即与案涉项目租赁事宜达成合意并建立租赁关系向案涉项目供应租赁物,在2019年4月份前,军成公司与案涉项目无任何关系,即便是2019年4月给左昭勇挂靠后,军成公司至今从未接触过一通公司供应的任何租赁物。一通公司及其负责人嘉志伟、余学林(顶鑫公司)是与左昭勇租赁、履行、介绍挂靠军成公司等全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对全部事实均是明知的。5.左昭勇不出庭,则案涉租赁物去向以及左昭勇的签字等基本事实、重要证据均无法查明、认定。顶鑫公司、一通公司同时起诉的标的额高达1600余万元,仅租赁物价值就高达800多万元,军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与左昭勇的挂靠协议,并已明确提出从未接触过任何租赁物,全部对账单均无军成公司签章,均不予认可,特别是800多万元的租赁物去向问题属于本案须查明的基本事实之一,左昭勇属于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如其不出庭,则本案基本事实、关键证据等均无法查明、认定,一审法院未对此事实进行任何查证,认定的事实明显依据不足。(二)案涉财产租赁合同是一通公司以开票为由从军成公司会计处骗取,双方并无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挂靠协议,左昭勇挂靠后项目工程款会进入军成公司账户,军成公司根据左昭勇的委托分别向一通公司、顶鑫公司支付租赁款,但两公司与军成公司均没有书面合同。为解决大额转账存在的税务风险,在前期和顶鑫公司之间的付款是通过制作购销合同,然后由顶鑫公司根据购销合同向军成公司开具购销发票处理的,双方并无真实购销关系,实际是虚列名目代左昭勇支付的租赁费用,顶鑫公司对此是明知且配合的(见军成公司提交的钢管购销合同、发票3份、微信截图)。2019年9月,在军成公司负责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顶鑫公司、一通公司以需要开具发票为由从军成公司会计处骗取了加盖合同章的空白合同文本,一通公司在9月29日即根据该租赁合同向军成公司开具了75万元租赁费发票,军成公司在9月30日按照左昭勇的分配向一通公司转了20万元。在军成公司负责人得知后,认为双方并没有租赁合同关系,便要求将空白合同退还,但其以找不到为由一直未归还。二、军成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一通公司主张悖于常理,一审法院遗漏重要案件事实,片面采信一通公司说法。1.作为租赁物出租方使用的合同文本不符合行业交易习惯。根据军成公司提交的财产租赁合同足以证明一通公司本次诉讼所提供的财产租赁合同文本是军成公司长期使用的合同文本,作为长期从事建筑设备租赁的公司有自己固定的合同文本,如果是正常租赁,应当是使用一通公司的合同文本,但本次作为出租方使用的却是军成公司的文本,不符合行业交易习惯。2.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约定的租金标准低于案涉合同标准40%-66.7%,军成公司即便需要用也不会另行签订高价租赁合同。根据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在2018年6月11日的租赁合同及结算清单、收据,可以证明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约定并实际结算执行的租金标准远低于案涉财产租赁合同载明的租金标准(幅度高达40%-66.7%),即便需要租赁，军成公司完全可依据该合同低价从一通公司调用,又何必将租金标准大幅度上浮后另行订立高价合同,显然违背一般生活经验、常识。另外,双方在2019年2月2日对2018年度的费用进行了结算,在军成公司按照结算金额付清该年度租赁费用后,一通公司就结算费用向军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7480元收据。正是因为双方均明知案涉项目承租人是左昭勇,故双方在对2018年度租赁物及租赁费用结算时并未将案涉项目的租赁费用计入军成公司的对账单内。3.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2019年度执行的租金标准远低于案涉合同,且军成公司已付清该年度的租赁费用。根据军成公司提交的结算清单、收据足以证明双方对2019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的租赁进行了结算,租金标准较2018年6月11日合同标准略有上浮变动,但仍然远低于案涉合同的租金标准,在军成公司按照结算金额支付后,2020年1月23日,一通公司就结算费用向军成公司开具了金额为5万元的收据,该年度的租赁费用已结清。同样是因双方均明知承租人是左昭勇而不是军成公司,所以双方在对2019年度租赁物及租赁费用结算时并未将案涉项目的租赁纳入军成公司的对账单中。4.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在2020年度执行的租金标准仍远低于案涉合同。根据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在2020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站内相互内调货物协议》,可以证明双方对于2020年度就货物互调租赁事宜约定的互调货物的租金标准同样远低于案涉财产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另结合2018年6月11日的租赁合同、2019年度结算资料来看,无论是2018年12月之前还是之后,双方合同约定的和实际结算执行的租金标高准均远远低于案涉租赁合同载明的租金标准(幅度达40%-66.7%),军成公司除自有大量相同租赁物品可以满足使外,即便需要从一通公司调用,完全可以按2018年6月11日合同执行,又何必将租金标准上浮40%-60%重新签订合同,明显有违一般生活经验,亦严重悖于常理。三、一通公司、左昭勇及顶鑫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共同串通实施系列行为,严重侵害军成公司合法权益,涉嫌刑事犯罪。1.顶鑫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左昭勇存在利益关联。根据军成公司提交的安徽瀚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艺公司）及亳州分公司、亳州市双力架业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力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清晰载明顶鑫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吴守臣同时是瀚艺公司、双力公司执行董事、股东,顶鑫公司股东、监事石德友是瀚艺公司股东、监事,显然顶鑫公司与瀚艺公司、双力公司是关联公司,吴守臣是实际控制人;引荐左昭勇与军成公司认识的余学林,同时是顶鑫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也是瀚艺公司亳州分公司的负责人。顶鑫公司在其他项目中以其关联公司名义给左昭勇挂靠,其对左昭勇的挂靠人的身份、租赁情况存在直接利益关系。2.左昭勇是顶鑫公司关联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顶鑫公司对左昭勇身份情况是明知的。根据军成公司提交的《钢管脚手架租赁及劳务包合同》证实，2018年10月12日,在亳州桐华郡项目中,左昭勇是顶鑫关联公司双力公司的代表,双力公司指定左昭勇现场负责;《劳务分包合同(架业)》证实，2019年8月10日,在亳州远大玖龙府项目中,左昭勇是顶鑫关联公司瀚艺公司亳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瀚艺公司指派左昭勇为工程负责人;发票证实在亳州融创南湖大观项目中,左昭勇是顶鑫关联公司瀚艺公司亳州分公司的工程负责人;顶鑫公司与双力、瀚艺公司均是同一实际控制人的直接关联公司,其在多个项目中与左昭勇存在合同关系,且多份证据证明左昭勇是其关联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左昭勇是其公司员工,而顶鑫公司对左昭勇身份情况是明知的。3.一通公司、左昭勇隐瞒现场租赁物去向,配合上演“索赔”戏码。案涉湖南六建项目外架早已拆完,但顶鑫、一通公司同时起诉价值高达800多万元的租赁物去向不明，为何该项目租赁费用数额会如此巨大。军成公司从未接触过租赁物,对租赁物的去向、租赁费的情况一无所知。经联系左昭勇,要求提供其与顶鑫、一通公司的租赁合同、结算单、收发货单以及货物去向等,左昭勇均拒绝提供,对于两公司高达1600余万元的起诉,左昭勇也表现的异常平静,刻意回避,从不参加开庭。同时利用军成公司不掌握任何合同、单据、租赁物等漏洞,左昭勇便以所谓对账函、清单的形式签字确定剩余租赁物、租赁费等,左昭勇在上述单据中签字认多少,一通、顶鑫公司就按此起诉要求法院照此判多少。4.军成公司有理由相信本案一通公司、左昭勇恶意串通,其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首先,湖南六建项目早已结束,作为实际使用人的左昭勇以及其他项目挂靠单位的瀚艺公司、双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负责人以及一通公司等对于数百万元的租赁物去向均是明知的。因左昭勇项目资金不能及时到位,顶鑫、一通公司为实现将债务套在军成公司头上,试图实现非法占有控告人财产清偿其债务的目的,采取相同的非法手段对从军成公司骗取的空白合同加以伪造(填写收货人、倒填日期等),共同分别虚构其与军成公司就案涉项目存在租赁关系的事实,串通隐瞒左昭勇与其实际存在租赁关系的真相,隐匿其与左昭勇之间的租赁合同,隐瞒租赁物的实际去向。时至今日,左昭勇仍拒不露面,结合左昭勇与顶鑫公司的关系以及在毫州其他项目的在建情况,军成公司有充分理由认为是一通公司、左昭勇及顶鑫公司恶意串通隐瞒租赁物的实际去向,一边将已自己控制之中的租将赁物用于其他项目经营赚取工程款,另一边继续将租赁费用计算在湖南六建项目上,进而计算在军成公司头上,试图以此现非法占有军成公司财产的目的,涉嫌合同诈骗。其次,根据在案证据反映,在军成公司与左昭勇及案涉项目均无任目何关联前(2019年4月前),顶鑫公司已经为案涉项提供租赁物,当时正是左昭勇实际承包工程和租赁的,总包单位代左昭勇向其直接支付部分租赁费用,显然顶鑫公司与左昭勇实际存在租赁关系,一通公司同样如此。但其为实现非法目的,一通、顶鑫公司采取完全相同的诉讼套路以及基本相同的所谓证据,恶意串通捏造与军成公司存在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以捏造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对军成公司多个工程项目采取保全措施,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严重妨碍司法秩序,涉嫌虚假诉讼。四、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是否成立时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关于“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认定双方合同成立。但适用该规定的前提是“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条款中的“对方”是谁?结合总包单位向顶鑫公司的付款备注“左昭勇架子租赁费”,具体到本案中,显然是指一通公司在2018年12月交付租赁物时的接受人左昭勇,因为在2019年1月份前军成公司与左昭勇不认识,在2019年4月前军成公司与案涉项目无任何瓜葛,不可能接受一通公司的租赁物用于案涉项目。一审法院未查明2018年12月案涉项目的实际承包人以及军成公司何时与该项目存在联系等情况,先入为主,直接将军成公司认定为当时的接受人并适用该条款,故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款认定一通公司与军成公司租赁合同关系成立,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本案涉及金额高达1050余万元,其中一通公司诉称的价值630余万元的租赁物去向不明,一通公司仅提供一张仅有左昭勇签字的所谓对账单为依据明显存疑,军成公司已明确否认一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诉争双方对本案基本事实、权利义务、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等争议极大,存疑之处极多,涉嫌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甚至涉嫌合同诈骗及虚假诉讼。本案明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讼》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明显程序违法。综上,军成公司认为本案是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合同实际订立的时间、履行主体是合同纠纷案件必须查清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未全面客观审核证据,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且遗漏部分重要案件事实,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等情形,作出的判决结果显失公正,严重悖于事实。 一通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依法驳回，维持原判。 一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一通公司与军成公司解除2018年12月22日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2.判决军成公司支付一通公司租赁费用4097357.3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用4097357.3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决军成公司返还一通公司钢管260705.2米、扣件343001个、套筒1890个、顶丝8475根、槽钢1320米、工字钢3330.5米；如不能返还折价赔偿一通公司6307522元；4.军成公司支付一通公司建筑设备占用期间费用140020元(自2020年6月1日起按租金标准每日7001元计算至2020年6月20日，下余建筑设备占用费计算至实际返还租赁物或折价赔偿之日止）；5.判决军成公司支付一通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20万元；6.判决左昭勇对上述2、3、4、5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军成公司、左昭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通公司系专业从事建筑设备租赁的公司。2018年8月16日，军成公司与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脚手架作业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AH（19）--022333），承包亳州还原小区B区2标段脚手架工程，并委托任命左昭勇、任建荣、马申红、严亮、石金山、詹培等人办理经济、业务事项。上述合同签订后，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建立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承租一通公司钢管、扣件、套筒、顶丝、槽钢、工字钢等建筑设备，用于项目工程建设。期间由左昭勇在一通公司发货单、对账函中签字确认承租建筑设备的数量及租金金额。2019年9月，一通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与军成公司（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租赁物标准为钢管：服务费0.15元/米，日租金0.012元/米/天，丢失按15元/米赔偿；扣件：服务费0.10元/只，日租金0.009元/只/天，丢失按6元/个赔偿；套管：服务费0.1元/个，日租金0.007元/个/天，丢失按3元/个赔偿；顶丝：服务费0.30元/根，日租金0.03元/根/天，丢失按15元/根赔偿；槽钢：服务费1.0元/米，日租金0.09元/米/天，丢失按30元/米赔偿；工字钢：服务费1.50元/米，日租金0.12元/米/天，丢失按50元/米赔偿。服务费是指在签订合同后，甲方根据发货单上的物品数量向乙方一次性收取的用于在一通租赁公司的各项杂费，包括在本公司内装卸、码垛、调整在内的一次性收费。租金每月按实际租赁数量结算一次，于下个月15号前付清上月租金以此类推至付清所有租金止。乙方未按期交付租金等其他款项，每日按欠交金额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至结清欠款之日止。乙方委派左昭勇、马申红、柯胜签收验收单据。租赁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至租赁物、租金结清之日终止。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除承担本合同约定的违约及赔偿责任外，还需承担甲方为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经一通公司、军成公司双方同意将财产租赁合同的签订日期定确为2018年12月22日。财产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军成公司已支付租金25万元（银行转账支付20万元、现金支付5万元）。一通公司已向军成公司开具发票金额75万元。截止至2020年6月1日，经一通公司与左昭勇核对后确认，并由左昭勇出具6份结算清单及《亳州市一通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计算清单（按品名日累计法）》，截止至2020年5月31日，军成公司尚欠一通公司租赁费用4097357.3元，尚有钢管260705.2米、套筒1890个、扣件343001个、顶丝8475根、槽钢1320米、工字钢3330.5米未予返还。6份结算清单载明：“此结算不包含违约金。签收人具备签收和对上述款项及租赁物的返还承担保证责任”。左昭勇在6份结算清单中签收人处签字。后经一通公司催要，军成公司未能支付租金和返还租赁物，现一通公司诉至来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另查明，2020年7月20日，一通公司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军成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200万元或查封、冻结同等价值的不动产、车辆、到期债权、有价证券等，并以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提供担保。2020年7月21日，该院作出（2020）皖1602民初75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为：冻结被申请人军成公司名下银行存款1200万元或查封、冻结同等价值的不动产、车辆、到期债权、有价证券，期限为一年。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申请人一通公司预负担。再查明：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军成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向该院提出申请，请求内容为：1.对财产租赁合同落款处“亳州市一通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及合同中手写部分内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对财产租赁合同第一页文本的打印时间、合同中手写部分内容的形成时间与合同第三页文本打印时间、合同中手写部分内容形成时间是否为同一时期形成进行鉴定；3.对财产租赁合同第一页文本及骑缝章的油墨成分与合同第三页文本及落款处印章的油墨成分是否一致进行鉴定；4.对财产租赁合同合同骑缝处“亳州军成架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落款处“亳州市军成架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因军成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本次委托终止。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军成公司系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亳州还原小区**2标段工程脚手架工程的分包人，承租一通公司出租的建筑设备用于项目工程建设。案涉租赁合同未签订前，双方均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即一通公司提供租赁物，军成公司支付了部分租赁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2019年9月，一通公司与军成公司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并将合同日期倒签为2018年12月22日的行为（合同补签）只是将早已经成立的合同以书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未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也并未对合同主体造成负面影响。合同时间倒签同样对合同效力没有影响，应当视为合同当事双方对合同签订日期形成合意，合同双方完全可以让双方接受合同规则约束力的时间提前到合同倒签时间，而不是必须受限于自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之日起方可接受合同规则约束。因此，一通公司、军成公司双方补签合同及倒签合同时间的行为，不影响案涉财产租赁合同的成立及生效。案涉财产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延迟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一通公司已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军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的义务，故对一通公司请求解除与军成公司日期倒签为2018年12月22日的财产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4097357.3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财产租赁合同约定租金应在每月15日前结算清，逾期支付军成公司每日按欠交金额的1‰向一通租赁公司支付违约金至结清欠款之日止。一通公司要求以军成公司所欠付租金4097357.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一通公司请求判令军成公司返还钢管260705.2米、扣件343001个、顶丝8475根、槽钢1320米、工字钢3330.5米及如不能返还按合同约定价格赔偿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中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根据上述规定，租赁合同解除后，合同中关于租金计算的约定仍有效，因案涉租赁物尚未返还，一通公司仍存在租金损失，故对一通公司请求按约定租金标准判令军成公司支付自2020年6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或折价赔偿之日止的建筑设备占用费，该院予以支持。一通公司请求判令军成公司支付其实现债权的律师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财产租赁合同有明确约定，故该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左昭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其在对账函中的签字人处签字对租赁费、租赁物丢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违约责任的含义及其法律后果，其签字行为应视为其自愿对军成公司所欠租金数额、租赁物返还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对一通公司请求左昭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军成公司辩称其与一通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一通公司与军成公司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2日的财产租赁合同；二、军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一通公司租金4097357.3元及违约金（自2020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三、军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一通公司钢管260705.2米、套筒1890个、扣件343001个、顶丝8475根、槽钢1320米、工字钢3330.5米；如不能返还折价赔偿一通公司6307522元；支付一通公司建筑设备占用期间的费用（自2020年6月1日起按租金标准每日7001元计算至实际返还租赁物或折价赔偿之日止）。四、军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通公司支付律师费20万元。五、左昭勇对军成公司的上述判决第二、三、四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一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269元、减半收取4313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8134.5元，由军成公司、左昭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军成公司向本院提交印章使用登记表、劳务分包合同各一份，证明军成公司同意给左昭勇挂靠后，在2019年5月14日才与湖南六建倒签了劳务分包合同，在此之前，军成公司与湖南六建以及案涉项目无任何关系。 一通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形式上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是：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达不到军成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财产租赁合同明确载明：出租方为一通公司，承租方为军成公司，军成公司亦向一通公司转账支付租赁费20万元，且该合同附有军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经山的身份证复印件，该复印件上手写注明“租赁合同复印件，复印无效”，同时附有合同上约定的收货员：左昭勇、柯胜、马申红的身份证复印件，其中左昭勇身份证复印件上手写注明“租赁一通公司钢管专用”，一审中军成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故一审认定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军成公司上诉称，应由左昭勇承担案涉租赁合同的全部义务，但左昭勇并非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军成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左昭勇与一通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左昭勇在案涉财产租赁合同中明确记载的身份为军成公司委派的收货员；军成公司提供的挂靠协议系其与左昭勇的内部协议，对一通公司不具有对抗效力，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认可。综上，本院对军成公司主张左昭勇应承担案涉租赁合同全部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左昭勇在案涉对账函上签字，表明其自愿对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故一审判决其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享有追偿权，符合法律规定。军成公司上诉称案涉财产租赁合同是一通公司以开票为由从军成公司会计处骗取，以及本案涉及虚假诉讼、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上诉理由，因军成公司与一通公司对案涉财产租赁合同、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且其该项上诉理由并无证据支持，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认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一审中并无上述情形发生，故军成架业公司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军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429元，由上诉人亳州市军成架业有限公司负担。 审判长  过传之 审判员  马 超 审判员  周甜甜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法官助理孙晓燕 书记员张宇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