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8刑终61号原公诉机关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洪利，曾用名徐洪君，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系吉林省通化市农村商业银行职工，户籍所在地吉林省通化市，捕前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20年6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4日被逮捕。指定辩护人史清文，河南华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赖画鸣，曾用名赖画明，女，196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无业，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州市，捕前住江西省宁都县。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20年6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4日被逮捕。辩护人罗华平，上海正贯长虹律师事务所律师。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审理博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犯诈骗罪一案，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豫0822刑初33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以来，刘某（另案处理）在微信上假冒国家名义、组织、领导、建立的“资本运作统计平台”，在平台内管理部下、宣传发放国家补贴的虚假政策发展下线以交纳政审费、最低份额的名义实施诈骗活动，严重损害国家的名誉和形象，侵害被害人利某。截至2020年4月份，刘某伙同被告人刘艳、何桂敏等人共诈骗一万余人，诈骗金额2260万余元被告人徐洪利于2018年10月8日加入刘某（另案处理）组织、领导、建立的“资本运作统计平台”，在该平台上担任管理、团长，在平台内管理部下，宣传发放国家补贴的虚假内容及政策，发展下线以交纳政审费、最低份额的名义实施诈骗活动，诈骗金额合计305845.28元。被告人赖画鸣于2019年3月4日加入刘某（另案处理）组织、领导、建立的“资本运作统计平台”，先后在该平台上担任管理、督导，在平台内管理部下，宣传发放国家补贴的虚假内容及政策，发展下线以交纳政审费、最低份额的名义实施诈骗活动，诈骗金额合计67799.98元。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户籍证明、前科证明，证明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的身份信息以及无违法犯罪记录情况。（2）到案证明，证明被告人徐洪利于2020年6月20日10时许在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金厂委三组家中被抓获。被告人赖画鸣于2020年6月20日10时许在江西省宁都县梅江镇老衙背81号401家中被抓获。（3）报案材料，证明被害人彭某、何某的报案情况。（4）转账截图，证明被害人何某转账给罗来娣、周海涛等人共4800元。（5）情况说明、微信交易记录，证明被告人徐洪利通过微信向刘某缴纳政审费，后将收来的政审费、最低份额转交刘某等人微信账号的情况，被告人赖画鸣通过微信向刘某缴纳政审费，后将收来的政审费、最低份额转交刘某微信账号的情况。（6）博爱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刘某通过微信收取诈骗来的政审费、最低份额，合计诈骗金额为2260万余元。（7）民族资产解冻查询，证明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分别加入全国各种民族资产类案件。（8）财产调查报告，证明被告人赖画鸣、徐洪利二人名下均无财产。（9）认罪认罚承诺书，证明被告人徐洪利在公安机关认罪认罚的情况。（10）发破案经过，证明2020年4月23日，吴某向博爱县公安局举报其被“资本运作统计平台”诈骗。经审查，该局侦查发现赖画鸣、徐洪利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2020年6月19日将二人抓获归案。（11）微信聊天截图、语音对话内容，证明罗来娣手机中与徐洪利微信聊天记录，徐洪利与罗来娣在手机中的语音聊天记录内容，徐洪利团长身份。胡怀亮、吴敏手机中赖画鸣讲话、部分工作情况，朱梅青手机中赖画鸣督导身份。2、证人证言（1）证人刘某证言，我组织领导了资本运作难民统计平台进行诈骗。2011年的时候，我被1040阳光工程项目的传销组织骗了四、五十万，之后我就一直想做点事来偿还债务。2016年的时候，1040的战友把我拉进了“中国慈善救助会”。他们就让我缴385元，登记以后可以领到国家针对1040难民发放的补贴款，每个登记的人可以领到350万的补贴款。之后我遇到了1040的难民王艳，她把我拉进了一个群，她说这个群是真的，还让我看了红头文件，上面写着任命张军良为国务院1040财务部部长，下面落款是国务院办公厅。我觉得这个群比较可信，就进群了，群众叫1040慈善补贴平台，这个平台要求进群人员交83元政审费，登记过以后可以领到补贴款12万元。之后我又被人拉进了1040的难民陈波良建的群里。在这个群里我认识了柳红，她当时在群里是管理，恒莉是总负责人。群的名字叫1040回家群，主要统计1040难民数量，缴政审费后可以领到补贴款，同时陈波良还让我看了红头文件，我交了135.69元。后来陈波良的群里招聘财务管理，每个月工资2000元，我就应聘了。后来有人给我说让我转告柳红，陈波良受处分了，恒莉被抓了，让柳红全权处理这个平台的事，以后她就是体系的负责人，让我继续做财务人员。后来平台有几个月没有给我开工资。我就去找到王艳说“这个平台又是假的，咋弄？”王艳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以后自己单干不再上交了。”我听到王艳这么说，也心动了，也想单干，想给自己挽回一些损失。我就使用一个庞大海的微信号进行收款，还在群里发一些宏观调控的课程视频来讲课，后来因为群里有人闹事，中断了将近一年。2018年的时候，我想继续做难民登记的平台。我给柳红说咱们继续做难民登记工作，柳红就同意了。之后，我当平台的负责人，我给他们说我是资本运营中心负责宏观调控的小组长，柳红负责管理具体的平台运营和事务，建立了群。我们这个平台主要工作是负责登记1040的难民，每个人进群需要交政审费和最低份额，必须保留与周海涛微信的转款凭证才能登记。政审费的费用比较低，在300元以下，以后可以领10000元的补贴；最低份额原来是交3800元，后来又增加了500元的社会救助金，缴过最低份额的人会有10个拿到补贴的人来帮助1个人，发放补贴款帮助脱贫，但每年的名额有限。以后可以在平台实现实体落地以后成为股东得到分红。我在群内自称是夏蓉、庞大海、周海涛、戚振坤。夏蓉负责在微信群和平台内讲过课；庞大海是平台的财务人员；周海涛是平台的财务人员；戚振坤也是平台的财务人员。庞大海、周海涛、戚振坤这三个人的头像都是男人的头像。绑定的是我的银行卡。（2）证人彭某证言，2019年5月份，陈继红在微信上对我说现在国家有一个平台，是国家统计补贴平台，如果我交钱参加统计，国家可以给我补贴，之后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了一些转账记录，说有人交过钱之后已经拿到了补贴。交钱的等级分为五个，有83元、135.69元、183元、251元、298元这五个等级。陈继红说她是这个群的管理员，让我把钱转给她，我给陈继红转了135.69元。转过钱之后陈继红又把我拉到了一个转型的微信群，加入转型群之后群里面的高管在群里说再交4300元，会拿到国家小康**活补贴款，这个补贴款最少是60万元人民币，因为国家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所以国家会给交钱的人补贴。第一笔国家会给3万元，剩下的国家会慢慢给我们补贴过来，国家拿着我们交的钱去投资，等赚钱后把利润分给我们，这些微信群里面的高管还会在群里发一些拿到补贴款的转账记录，群里面的人（包括我自己）相信了这件事情。我将4300元和135.69元我通过微信转账转给了陈继红，陈继红收钱之后给我发了她转账给周海涛以及庞大海的截图，我替我的家人也垫付了一些钱，交过钱后我成为了一般的管理员，我的上面是团长，团长管理的人员几十人不等，团长上面是部长，部长管理几个团的人员，部长上面是司长，司长管理几个部长。我交过钱后我上面的团长把我拉进了一个名为“三司总办”的微信群，在这个群里面我了解到一个自称“夏老师”的女的是国家资本运营中心的负责人，“夏老师”自称毕业于重庆政法大学，是国家资本运营中心的处级干部，家是陕西西安的，她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义和塔拉苏木镇有八家牧场，在那里买了一千多亩地，国家用这一千多亩地开展“扶农计划”，买这一千多亩地的钱是国家给的，就是我们交的这些钱，“夏老师”自称我们交的钱国家还没补贴给她，买这些地的钱是她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之后才买的。2019年11月24日，我从江苏无锡坐飞机去到了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义和塔拉苏木镇，见到了自称叫“夏容”的人，以及平台上的一些高管。自称叫“夏容”的人见到我们之后对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交的钱都买成地了，让我们自己在这创业。我自从交钱之后觉得“夏容”一直在欺骗我们，这个“夏容”说话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二次我去通辽的目的是想调查一下真相，我从“夏容”的言谈举止中越来越觉得我们上当了，后来我拿出我的手机拍了“夏容”动手打在她那干活人的视频，我将这个视频发给了一个叫柳红的高管，后来这个视频传到了“夏容”那里。这个“夏容”看见视频之后先把我的手机给收走了，“夏容”收走我的手机之后开始侮辱谩骂我，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叫张丽丽的人说我们一起走吧，之后我和张丽丽离开了那个基地。第二次我在那个基地听见有个老头喊“夏容”刘某，老头对我说她叫刘某，家是河南的。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住之后我们从“夏容”那里出来了，在回来的路上“夏容”一直想让我们去北京的国家资本运营中心，想让我们继续相信她，我们不敢去，直接回家了。回家之后我找“夏容”要我交的钱，刘某答应把我替家人交的钱退给我，后来刘某反悔了，微信上把我拉黑了，我给刘某打电话，刘某把我的电话也拉入黑名单，我联系不上刘某，我知道刘某家是河南焦作市博爱县孝敬镇的，我就来到博爱县这里报警了。我给自己交了4435.69元，我以我老公陈立文的名义交款4435.69元，我的两个儿子陈建坤、许镪每个人都是4383元，我以我妹妹彭贤英的名义交了4383元、我以我堂哥彭兆强的名义交了4483元。我哥的钱是他转给我经手交的，剩下几个人的钱都是我自己拿出来的。这些钱一共是26403.38元，这钱我先交我的，我交给了陈继红135.69元，然后我将剩下的4300元以及我亲戚交的这些钱交给了庞大海和周海涛这些微信账号。（3）证人吴某证言，2018年12月份左右，我的朋友李艳把我拉进了一个微信群。李艳给我说这个微信群是国家组织难民进来登记，登记以后会发钱。这个微信群主要工作是“资本运作的难民统计平台”，统计那些曾经参与过资本运作（包括1040、中绿、3260等项目）的难民。我在微信群看见每天都有人在群里发语音（不发文字是害怕有人举报），他们说这个群是国务院组织的，一带一路的项目，要在2020年让全国人民脱贫，这是实现中国梦的要求，以前搞资本运作失败的都可以参加，参加的人交过政审费用的可以享受到最低生活补贴，交过最低份额的2020年以后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现在不参加等到2020年以后统计结束就不能参加了。微信群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讲这个事情。我属于1040项目的难民，后来被证实是一个传销组织。第一种是缴纳政审费83元-298.98元；第二种是缴纳最低份额4300元。缴纳政审费以后可以脱贫，有最低生活保障；缴纳最低份额以后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保证有车有房，每人可以领到60万元。经过几个月的了解以及每天听他们的讲座，我相信了他们的话。2019年4月20日左右的时候，有人就给我发了一张表让我填写，是政审费统计表。当时我在长沙通过微信缴纳了政审费298.98元，我把钱转给了微信号×××，昵称是戚振坤。并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放在一起拍照让他做登记。群里负责宣传的人一直在群里或者给我私聊说缴纳4300元可以成为中产阶级，以后生活就有保障了。和我联系的一个女的叫朱梅青，她的微信号是×××，她一直在给我讲交了4300元以后的好处，她还说她自己工作了两、三年，挣了三万元，拿到手一万元。听他们讲的多了，我也想以后实现中产阶级就交了4300元，还是通过微信把钱转给了戚振坤。我一共交了4598.98元。我交过费用以后，朱梅青还有柳红（平台的负责人）就一直给我讲，让我把自己周围的朋友还有认识的人拉进群里，并且让我做管理。他们给我讲，平台在2019年会落地，会给管理人员干的好的安排工作，安排的工作都是在当地的政府当公务员；会在大连给管理人员干的好的发一套海景别墅；空中平台对接实体，在内蒙古开鲁开总公司，名称是蒙一集团，全国各省份开分公司，会给管理人员安排工作。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个好政策，另外我想当管理人员，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福利。我周边有很多穷人，我想让他们跟着我一起发家致富。所以，我就开始拉人进群。拉进去的人交政审费的有三、四十个，缴最低份额的有二三十个，随着我拉人增多，我也由管理员升到了团长（48团），还当了一个月部长。2019年7月份的时候，平台的管理人员开始让我们好好工作，沟通一个4300元的人奖励五十元，只限十天，但是他们也没有奖励。之后许诺我们国庆节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管理人员到北京看阅兵，但是没有实现。平台的管理人员就开始怀疑进到一个骗局里了。这时候平台有说让我们管理人员去内蒙古去考察，说是正在建公司。到了内蒙古开鲁县以后，我们见到了平台的最高负责自称叫夏蓉，但是她的真实名字叫刘某。后来我发现正在建的公司基地是租的，我知道被骗了。疫情过了以后，我就来报案了。3．被害人陈述被害人何某的陈述，2011年，我在四川达州参加1040资本运作，后来因为这个1040资本运作是传销被打掉，我投了48万余元。2019年年初的时候，姚慧晓在微信上拉我进一个叫“战友回家群”的微信群里。进到微信群以后，群里有很多人每天在宣传这个微信群的工作，这个微信群是“资本运作统计平台”，群里负责讲课的人说“我们这些难民曾经为西部大开发作了贡献，国家没有忘记我们，现在国家开始有序发放补贴款，加入早的人已经领到补贴款了。我们平台主要为了召集更多的难民战友回家，通过政审领到国家补贴款，可以摘掉传销的帽子，平台会发放出局证来证明已经脱离的传销，交最低份额可以优先得到补贴款得到分红。”微信群里有个叫张雷江的人还专门给我说“让我交政审费进到等待群里，进一步了解平台的政策。”因为当时，我自己经济上比较困难，听说可以领到国家的补贴款我就心动了，而且群里还有人发许多图片和视频，上面显示已经有人领到了补贴款，我认为交了政审费可以拿到补贴款，我就同意了。我先通过微信给姚慧晓转了380元，并且登记了个人信息附带了我的银行卡，还给我发了一个出局证。交过政审费以后，我就被微信群里的石体斌拉进了等待群。之后，姚慧晓继续给我讲平台的政策，她说“你如果交最低份额，将来可以优先拿到补贴款，平台在内蒙古有个国家企业，将来可以在这个国家企业里得到股权获得分红。”通过平台里面的人不断宣讲，当时我觉得这个资本运作统计平台就是国家来补贴我们这些难民的，而且平台还有人声泪俱下的讲诉拿到补贴款的心情，这样我才觉得这个平台是真实的。我就同意交最低份额，我分几次一共交了4300元。在后面等待的时候，姚慧晓给我说希望让我当管理，以后在群里当管理层，参与微信群内的互动并给微信群的人讲课，按时签到，每个月还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补贴工资。我没有继续参加。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领到补贴款。我被骗了4680元。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徐洪利的供述，2013年初的时候我儿子和我参加了资本运作1040阳光工程，我们投资了69800元钱，后来我们又投了7100元，后来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在1040补贴平台认识了刘艳老师，刘艳老师在群聊里发了一个二维码，解释说“1040平台现在国家给发放补贴款，需要的话请扫码进群了解”，我就扫码加入了“战友回家”这个微信群，刘艳老师就主动和我联系，给我讲解1040国家发放补贴款的情况，刘艳老师给我说需要交政审费83元，说是想要加入1040这个平台的都需要审核。当时我不相信这个事情，刘艳老师就把她的身份证拍了个照片，微信发给我，后我给刘艳老师聊天，发现她是一个信佛的人，因我本人也信佛，慢慢就相信了刘艳老师，我就把政审费交给了刘艳老师，是用微信转账的。后刘艳让我按照小组长的级别交了83元的政审费，我用微信把钱转给刘艳以后，刘艳给我发了一个截屏，显示她把钱交给了财务，告诉我政审通过了。后刘艳给我联系，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补贴款就让我交最低份额4300元钱，我第一笔先交1500元钱，后期在还4个月，每月还700元钱。2019年1月份的时候，刘艳给我说“做管理员吧，能第一时间掌握平台的信息，还能为战友服务，让更多的战友了解这个补贴款”，我信以为真就听了刘艳的话做了14团的管理员，我答应刘艳后，刘艳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叫“14团办公室”的微信群里，刘艳是14团的团长，刘艳每天在“14团办公室”给我们开会，让我们汇报工作，后刘艳又把我拉进了几个战友群里，让我每天在群里发一些关于1040平台的情况，关于补贴的资料等，就这样我就做了14团的管理员。刘艳负责带我教我如何做管理员。她让我多在群里说话，多去宣讲平台的事情，她还教我们怎么去讲，怎么去宣传。主要内容是：我们都是受过1040伤害的难民，今天我们进到平台，就能拿到补贴款。主要工作和我当时进入“战友回家”微信群里宣传的一样。这样我就在平台里一直宣传，如果有难民愿意缴纳政审费，政审费的标准是平台规定：按照之前参加1040的时候的级别来定，小主任政审费83元，主任政审费135.69元，经理183.78元，中经理251.56元，大经理298.87元。按照这样的标准，我就帮他们把政审费的钱收上来以后交给庞大海后把交款截图发给本人用来证明自己是参与过统计的。我在做管理员的时候，收取政审费，具体多少人我记不清楚了，收了50人左右的最低份额，我自己光给战友垫资的钱都有40000元钱了，这些钱到现在战友都没还给我，我把收来的这些钱都交给庞大海了，都是微信转账，我手机微信账单都有记录。（2）被告人赖画鸣的供述，我参与了刘某组织领导的国家资本运作难民统计平台，并在平台中担任见习管理员。2007年左右，我在贵州省遵义市参加了资本运作1040，我被骗了36800元。2019年6月份，我又在网上看到参加过1040的，国家给予经济上的补助补贴，所以我才进了1040战友回家群。我是通过扫码进群的，群名叫做1040战友回家群，当时群里负责的叫柳红，群里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在宣讲，参加过1040被骗的人员叫难民，国家现在搭建微信平台，专门召我们曾经为国家效力做过1040的难民回家，国家给经济上的补助补贴，帮助难民过上小康**活，摘掉传销的帽子，要求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在2020年前统计建档，按照要求进行注册登记，国家有补助补贴。我当时没有相信，后来有人在群里发领到钱的信息，在2019年7月份左右，我投了政审费135元，到现在我也没有领到补助，我交过政审费后柳红拉我又换了一个微信群，群名叫等待群，在群里有人宣讲：55岁以下的人员，再交最低份额4300元，可以进入国家的正规体系，排队领钱，还可以转编为运营公司的正式人员。后来我看到群里有许多人领到了30000元，在群里发红包，并发感言，2019年8月份左右我交了最低份额4300元，柳红拉我又换了一个微信群，群名为领款群，在群里的人员等待领钱，轮到谁领钱了，会在群里核对领款人的信息（银行卡），群里有许多人声称领到钱了，并发有截图，并在群里发红包。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领到过补贴和补助。平台全名叫资本运作统计平台，就是建了几个微信群。平台上宣传，目前有两种，第一种是缴纳政审费，可以享受国家给予的经济补贴，摘掉传销的帽子；第二种是缴纳最低份额4300元，交过政审费以后才有资格缴纳最低份额。之后，国家下发补贴款的速度快，第一次补贴是固定的30000元，第二次129000元，第三次是260000元。当时柳红问我有时间让我当管理，我说没有时间，他就让我有时间就做一下，可以帮到更多的人。群里有人要进行注册，我负责发答题，他们答完后，我再把他们答的题发到另外的工作群里，叫档案组群，档案组之后就可以定每个人的政审费用，定好后，他们把通过微信把政审费用交给我们，我们通过微信再交给周海涛，周海涛收款后，我们把截图发给交钱的人，并带他们进下一个工作群。同样，在群里缴纳最低份额的也是这样，他们把钱通过微信发给我们，我们再通过微信发给周海涛。我是当上见习管理，才有资格收费的，从2019年11月份到2020年1月份收取，之后停了一段时间，2020年2月份到3月份又可以收取，在开始收的时候我思想就不积极了，没有收多少，3月份我只收了一个政审费。我觉得这个“资本运作统计平台”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我现在非常后悔加入这个平台，拉人进到群内还在群里负责宣传的工作。5．电子数据光盘一张及制作说明，证明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涉嫌诈骗一案中光盘包含以下内容：1、微信交易明细。该微信交易明细调取于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原始光盘附于刘某涉嫌诈骗一案的案卷中。该光盘包含刘某、赖画鸣、徐洪利的交易明细；2、讲课文件内包含资本运作统计平台内常用的话术；3、统计样表内包含缴纳政审费及最低份额的部分人员名单。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伙同他人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徐洪利、赖画鸣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徐洪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28000元。二、被告人赖画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14000元。原审被告人徐洪利上诉称，其被抓后才知道误入非法平台，愿意接受一年半以内或缓刑的处罚，原判量刑重。其辩护人辩称，徐洪利在犯罪中系从犯，自愿认罪认罚，其本人也是一名被害人，一审量刑过重。原审被告人赖画鸣上诉称，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一审认定其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不构成诈骗罪，其本人也是被害人；即使构成犯罪，一审量刑过重，同一案的另一被告人，量刑比其轻。其辩护人辩称，赖画鸣没有诈骗故意，也没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本案中的二位被害人吴某、彭某与赖画鸣行为一样，没有追究法律责任；本案是因刘某实施诈骗而产生，没有把赖画鸣和刘某作为共同犯罪一案起诉，且刘某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是基层法院进行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时公诉人提出本案依据的法律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9年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及相关犯罪的意见》，不应适用该意见，应适用诈骗罪的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宣告赖画鸣无罪。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且所有证据均经一审当庭质证，真实、有效，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洪利、赖画鸣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上诉人徐洪利、赖画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关于上诉人徐洪利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理由，经查，原判对其所述情节已全部认定，并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其诉称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赖画鸣及其辩护人辩称“不构成诈骗罪”的理由，经查，上诉人赖画鸣加入涉案的“资本运作统计平台”后，在没有得到所谓的“经济补助补贴”情况下，又先后帮助诈骗团伙实施宣传、收费等行为，参与时间长达一年左右，该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微信数据等相关证据在案证实，其主观上应当明知该平台系为诈骗所设，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故意，原判认定其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关于上诉人赖画鸣诉称“量刑重”的理由，经查，原判根据其犯罪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关于辩护人辩称“本案二名被害人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的理由，经查，在本案中，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只有在案的二名被告人，其他涉案人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关于辩护人辩称“程序违法”的理由，经查，该案系共同犯罪，分案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辩护人辩称“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经查，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等相关条款作出判决，即是诈骗罪的相关定罪量刑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徐洪利、赖画鸣上诉及其辩护人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国胜审判员  李元成审判员  李元明二〇二一年三月九日法官助理石露露书记员韩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