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3民终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会英，女，汉族，1970年6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唐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晋，河南鼎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贵，男，汉族，1978年4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官庄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永俊，南阳市功能区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灵，女，汉族，1980年2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永俊，南阳市功能区东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会英因与被上诉人孙建贵、陈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豫1302民初7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会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1.本案中，上诉人据以证实两被上诉人所欠借款的关键证据是2017年6月1日签订的《金帑商贸投资分红协议书》，因南阳金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帑公司）已于2019年4月29日被注销，作为民事主体已经消失，而被上诉人孙建贵和陈灵作为该公司的两个股东，根据法律规定，应对公司注销前的债务承担清偿的法律责任。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孙建贵刻意隐瞒这一事实，承办人员也对该公司的基本情况未予查明，从而导致案件判决错误。2.2015年12月2日，被上诉人孙建贵通过自己的工行账户向上诉人转账10万元用于归还部分借款，能够充分证明虽然名义的借款人为陈灵，但该款项实际是用于金帑公司的事实。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最早发生在2014年5月30日，在往来的账目中，既有前期被上诉人陈灵的个人借款，又有后来的金帑公司的借款。因被上诉人还账后随即收走了借条，2017年6月1日签订的《金帑商贸投资分红协议书》是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书面证据，一审判决未对双方的往来账目进行统一核算，进而认定转账记录与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不具有关联性。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庭审时，原定的上午9点开庭一直拖到11点才开始，因时间紧迫，而案件所涉及的借款时间跨度长，造成案件仓促审理，王会英的录音证据未让出示，带去的证人也未被允许出庭作证，剥夺了王会英的诉讼权利。2.一审判决的评理部分给了上诉人“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起诉”的权利，而一审判决的结果是驳回了上诉人的一审诉请，而不是裁定驳回起诉。很显然，这种互相矛盾的处理与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相违背，也是对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的侵害。孙建贵辩称，一审判决孙建贵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上诉人起诉案由为侵害出资人权益纠纷，与其诉求的民间借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依据上诉人原审所提交的证据，诉讼款项系对金帑公司的投资款项，依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在原审中，上诉人以个人作为被告，诉讼主体已经错误，并且在庭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股东是否实际足额出资，故上诉人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原审法院在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以对此认可。孙建贵虽然系金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其个人从未与上诉人有借贷关系发生，原审时，上诉人所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证据均显示是与陈灵个人之间的经济来往，且没有证据证实陈灵与其之间产生的交易款项用于公司经营，更没有证据证明孙建贵个人有转账行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2015年12月2日孙建贵的转账行为，系孙建贵代偿陈灵在当时与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对该款项也认为陈灵为名义借款人，但不能以此认定该款项的实际用途系用于金帑公司。故上诉人与陈灵之间的借贷行为系个人借贷行为，现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均与被上诉人孙建贵无任何关联。陈灵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并请求保留被上诉人陈灵对上诉人多支付款项部分的诉讼权利。一、上诉人在原审为支持其诉求，向法院提交了2017年6月1日有陈灵签名的投资分红协议书。陈灵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与陈灵个人之间在此之前多次发生经济来往交易，均系个人之间借贷关系。在2017年6月1日当日，经双方对在此之前的账目进行清算，陈灵仍拖欠上诉人15万元，并以该款为本金，约定了借款利息，由陈灵重新出具了该协议书，确认双方之间存在欠款15万元的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陈述前期借款已还清，在还账后陈灵收走了借条，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是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书面证据。但上诉人在原审中却提供在此之前与陈灵的交易记录，并上诉称原审未对双方的往来账目进行统一核算，实属无稽之谈。二、依据上诉人与陈灵所签订的2017年6月1日的协议，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存在15万元本金的借贷关系，约定利息标准为年息1.8万元，月息为1500元。依据该证据约定，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1日，共计52个月，应产生利息7.8万元，本息合计为22.8万元，而陈灵在原审向法院提交的转账记录证明:自2017年6月30日，共计向上诉人转款338380元。由此可见，不但偿还了上诉人全部的本息，还多转给上诉人110380元。对于多支付部分，上诉人应予退还，陈灵在原审中已请求法院保留了该部分款项的诉权。三、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依据庭审程序，由其先向法庭出示证据，由一审被告质证。在原审时，其陈述证据已出示完毕，原审庭审笔录均有记载。并且在庭审结束后，举证期限届满的情况下，又向法庭提供证据，由被告再次予以质证。由此可见，原审程序合法，并对上诉人的利益给予了特殊照顾。陈灵在原审对上诉人的举证程序违法情形也未提出异议，仍予以质证。现上诉人上诉状中陈述的法院未让其出示证据，纯属虚假陈述。王会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孙建贵、陈灵立即归还王会英现金127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5月1日按月息1.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孙建贵、陈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日，陈灵作为甲方，王会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70601-01的《金帑商贸投资分红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第二条:投资日期及方式1.2017年6月1日-2018年6月1日2.原则上甲方只对乙方支付年度利润分红3.投资期间原则上本金不予退回，违约退回全部分红。第三条:分红方式（现金)如下，投资以此类推金额15万元分红18000元。甲方:南阳金帑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王会英……。”另查明(依据王会英、陈灵提交的能够显示双方户名的银行流水):2016年1月8日，王会英向陈灵卡号为62×××05的银行卡转账10万元;2017年7月10日，王会英向该账户转账5万元;2017年9月12日，王会英向该账卢转账3万元。自2014年9月19日至2019年3月31日，陈灵多次向王会英转款。能够显示双方户名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6月1日《金帑商贸投资分红协议书》签订之后，陈灵共向王会英转款290680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案由，本案立案时的案由为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根据王会英、陈灵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本案的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关于孙建贵是否承担责任，陈灵作为甲方、王会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金帑商贸投资分红协议》。虽然协议加盖了金帑公司的公章，孙建贵是金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王会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协议中的款项是由孙建贵实际使用，故孙建贵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三、关于王会英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1.王会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理由是2017年6月1日其与陈灵签订的《金帑商贸投资分红协议书》，根据王会英、陈灵提交的能够显示双方户名的银行流水，2017年6月1日协议签订之后王会英与陈灵之间仍互有转账，陈灵共向王会英转款290680元，王会英共向陈灵转款8万元(2017年7月10日转款5万元，2017年9月12日转款3万元)。2.王会英提交的证据2(王会英借给陈灵公司资金的转账记录)系其个人记录，并没有孙建贵、陈灵的签字确认，故对王会英证据2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且王会英也并未举证证明其陈述的借给陈灵共计39万元与本案所诉的本金127000元是否具有关联性。综上1、2两点，王会英与陈灵之间的账目往来混乱，王会英未提交双方之间最终债务结算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务凭据，王会英现有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请求，故对王会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会英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起诉。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会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0元、保全费1270元，由原告王会英承担。二审中，王会英提交四组证据。证据一、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一份及投资人承诺书，拟证明金帑公司2019年4月29日被注销，应以股东为被告。证据二、王会英给陈灵的转款记录。证据三、王会英与陈灵通话记录、王会英与龚晓彬通话记录、王会英与杨素立通话记录。证据四、证人宋某证言，拟证明王会英借给孙建贵、陈灵共39万元的事实；证人宋某借给陈灵的14万元利息转到王会英账户。孙建贵、陈灵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方向有异议。本案在一审查明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对一审查明案由都无异议，因王会英起诉是对个人起诉，该证据和本案无关联性，不应向个人主张权利，应向公司主张权利。对证据二、三、四，其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在原审中已出示。合议庭评议后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上述证据的认定问题，本院在评理部分予以综合评定。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7年6月30日陈灵向王会英转账支付4920元，2017年7月31日转账支付4920元，2017年8月31日支付4920元。2017年9月12日王会英向陈灵转账支付3万元。2017年9月30日陈灵向王会英转账支付6300元，2017年10月30日支付5200元，2017年11月30日6360元，2017年12月30日6360元，2018年1月31日5300元，2018年3月5日5300元，2018年5月2日5300元，2018年6月28日、7月20日转账支付各5000元。2018年11月21日、23日陈灵分别向王会英转账支付1万元和2万元。2020年11月12日、11月17日、11月26日，陈灵与王会英多次因案涉债务问题通电话商讨，在2020年11月26日双方最后一次通话中，王会英“你打算给我多少”陈灵“7万元”王会英“不行”。从双方的通话录音另反映出，对双方的纠纷曾通过中间人杨素立协商由陈灵再支付王会英5万元，随后陈灵仅通过杨素立支付王会英3000元，其余未付双方发生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通过陈灵向王会英的转款记录可以看出，陈灵的转款在4920元、6360元、5300元、5000元等数额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相关数额的规律支付行为与一般利息的支付方式比较吻合。对相关数额为何以规律性出现的解释，陈灵辩解称系根据王会英的要求所转，明显与常理不符。相反，王会英关于4920元系本金41万元月息1.2分的利息，6360元是本金53万元月息1.2分的利息，5300元是本金53万元月息1分的利息的陈述与相关数额可以吻合，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与双方之间的其他转账可以相互对应。本案根据双方转账支付情况的事实，可以说明陈灵与王会英之间除了涉案的15万元借款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陈灵向王会英的转款并非仅系用于偿还涉案借款本息。由于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原始条据已经灭失，本案双方在转账数额上虽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时间上不能完全对应，且王会英也自认双方之间的利息约定存在由月息1.5分到1.2分，又由1.2分到1分的变更约定，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很难还原出双方借款本金的变化情况及陈灵欠付借款的具体数额，对此王会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陈灵与王会英在一审审理期间的通话录音可以看出，双方为应当由陈灵偿还5万元、6万元、8万元、10万元还是其他数额不停地在进行沟通，未能形成一致意见，相关通话录音至少可以说明陈灵仍欠付王会英借款未还。在本案现有双方的最后一次通话录音中，陈灵明确表示再给王会英7万元，故本案应认定陈灵支付王会英7万元为宜。王会英与陈灵签订的《金帑商贸投资分红协议书》虽然加盖有金帑公司公章，但该协议书明确显示甲方（借款人）为陈灵，涉案经济往来也大多在陈灵与王会英之间进行，债务处理的沟通协商也在陈灵与王会英之间进行，故王会英要求金帑公司另一股东孙建贵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王会英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其无证据表明实际欠款数额及利息支付情况，且双方之间关于利息的约定多次发生变化，双方在电话沟通中也未提及利息的问题，故本案也不宜再行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会英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对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2民初7020号民事判决；二、陈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会英70000元；三、驳回王会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0元，保全费12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40元，合计5530元，由陈灵负担3690元，王会英负担18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彬审判员 郭林慧审判员 李晓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日法官助理陈垠君书记员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