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52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18号B幢24-8。法定代表人：谢华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振云，重庆振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春霞，女，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大江西路314号。法定代表人：杨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长荣，重庆巴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11楼01-06。法定代表人：黄石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世军，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信达公司）、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富利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4）巴法民初字第05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振云、熊春霞，大江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长荣，广州富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世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主要事实和理由：大江信达公司对本案所涉3台塔机均不享有产权，不是本案适格原告，2台规格QTZ40塔机的产权单位是重庆大江本大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另一台QTZ**塔机的产权单位是重庆大江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且法院调取的塔机证据表明与大江信达公司主张的塔机都不是同一台；一审认定我公司实际使用了大江信达公司的塔机是错误的，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案涉的3台塔机实际用于了我公司承建的项目中，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也显示案涉3台塔机的使用单位是广州富利公司；我公司未认可一审认定的3台塔机的租金标准，且一审计算租金的时间有误。因此，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大江信达公司答辩称：塔机属于动产，不一定要有产权才具有收益权，案涉3台塔机的实际使用人的确是江都公司，我公司与江都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租赁关系，江都公司应支付租金。刘红兵构成了表见代理，一审中江都公司代理人是认可了一审认定的租金标准的，且该价格远远低于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广州富利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江都公司是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涉案塔机是江都公司在使用，因此江都公司与大江信达公司之间的租赁纠纷与广州富利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对广州富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大江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江都公司支付大江信达公司76839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以768390元为基数自大江信达公司起诉之日至付清本金时止的利息。广州富利公司作为租赁塔机的实际使用人对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广州富利公司作为“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建设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与江都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协议》，将该工程项目一标段，包括2、3、5、6、8-18号楼及地下室主体结构工程分包给江都公司，由江都公司自行建设施工，合同签订后，江都公司向广州富利公司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因江都公司承建的该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包括租赁款在内的经济纠纷由江都公司自行承担责任。2011年8月20日，大江信达公司与案外人刘红兵签订《塔机租赁合同》，约定由大江信达公司出租庆江牌QTZ40型塔机两台及QTZ63型塔机一台，用于“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工程施工，庆江牌QTZ40型塔机每台每日租金为250元、QTZ63型塔机每日租金350元，另有进出场费每台塔机16000元，三台塔机共48000元由承租人支付。案外人刘红兵在“委托代理人”栏前签字并加盖了“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大江信达公司按合同约定交付了租赁塔机，交付的QTZ63型塔机产权备案编号渝BN-T000XX,出厂编号990XX;交付的QTZ40型塔机一台产权备案编号渝BN-T002X1,出厂编号2009A0X1、另一台QTZ**型塔机产权备案编号渝BN-T002X2,出厂编号2009A0X2。2011年7月11日，广州富利公司以“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工程承建方向重庆市江北区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站申请安装了备案编号为渝BN-T002X1的QTZ40型塔机一台，并于2013年5月27日申请拆除，拆除时工程名称为“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17号楼。2011年9月21日，广州富利公司以“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工程承建方向重庆市江北区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站申请安装了备案编号为渝BN-T000XX的QTZ63型塔机一台及产权备案编号为的渝BN-T002X2的QTZ40型塔机一台，并于2013年9月4日申请拆除上述两台塔机，BN-T000XX的QTZ63型塔机拆除时工程名称为“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5、8号楼；渝BN-T00283的QTZ40型塔机拆除时工程名称为“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2号楼。拆除后，大江信达公司收回了租赁塔机。2013年10月19日，大江信达公司与案外人刘红兵进行结算，大江信达公司出租的三台塔机的租金、更换钢绳费、进出场费，增高标节租金、运费合计768390元。一审审理中，江都公司否认案外人刘红兵为其委托代理人及大江信达公司提交的《塔机租赁合同》中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塔机租赁合同》中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与江都公司在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局登记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江都公司在审理中自认由其分包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由其自行建设完成，并未再次转包或分包予他人；同时认可庆江牌QTZ63型塔机的租赁价格为每天330元、庆江牌QTZ40型塔机的租赁价格为每天200元。现大江信达公司要求江都公司、广州富利公司连带支付租金、更换钢绳费、进出场费，增高标节租金、运费共计768390元。一审审理中，江都公司认为与大江信达公司间无合同关系，亦未使用大江信达公司塔机，不同意大江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广州富利公司认为因江都公司承建的项目而产生的责任由江都公司自行承担，且富利公司亦与大江信达公司无合同关系，而不同意大江信达公司对广州富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分歧过大，故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关系是指出租人向承租人让渡租赁物的占有使用权，并取得相应价款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大江信达公司以将其塔机出租，收取租金的意思表示与案外人刘红兵签订了租赁合同，但向江都公司、广州富利公司主张权利，该合同中加盖的“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并非江都公司登记备案的印章，大江信达公司亦未提供案外人刘红兵系江都公司的授权委托人。故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并非江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江都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但结合本案查证及审理的情况，江都公司为“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建设工程项目的分包人，该项目中2、3、5、6、8-18号楼及地下室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均由江都公司自行完成建设施工，并未再次转包或分包予他人。结合重庆市江北区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站对大江信达公司三台塔机的申请安装及拆除地点，分别位于“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2、5、8、17号楼，即包含于江都公司承建的“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项目内。故可以认定大江信达公司出租的塔机使用于江都公司承建并由其自行建设施工的工程工地中，江都公司实际占有使用了大江信达公司的塔机，系使用大江信达公司塔机的实际受益人，与大江信达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租赁法律关系。且江都公司并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其可以无偿使用大江信达公司用于出租的塔机。故江都公司应当支付其实际占有使用大江信达公司塔机期间的租金。故对大江信达公司起诉要求江都公司支付塔机租金的请求予以支持。对大江信达公司要求江都公司支付进出场费、运费、更换钢绳费及增高标节租金的请求，虽然在大江信达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及与案外人刘红兵的结算单中有约定，但并不对江都公司产生约束力，故对大江信达公司请求江都公司支付塔机进出场费、运费、更换钢绳费及增高标节租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对大江信达公司要求江都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请求，江都公司并未与大江信达公司进行结算，亦未承诺向大江信达公司付款，且大江信达公司亦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其向江都公司主张权利，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不应有江都公司承担。故对大江信达公司请求江都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对大江信达公司要求广州富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广州富利公司虽为“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建设工程项目的承包人，但其将该项目一标段工程分包予江都公司，即江都公司为实际建设施工人，广州富利公司并未实际使用大江信达公司塔机并获取使用利益。故广州富利公司与大江信达公司间无租赁合同关系，亦未实际使用大江信达公司的塔机，不应对使用大江信达公司塔机产生的租金承担连带责任，故对大江信达公司请求广州富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对租金的具体金额，以江都公司认可的庆江牌QTZ63型塔机的租赁价格为每天330元、庆江牌QTZ40型塔机的租赁价格为每天200元为标准，按监管机构重庆市江北区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站登记备案的申请安装与拆除期间，即渝BN-T000XX的QTZ63型塔机及渝BN-T002X2庆江牌QTZ40型塔机，自2011年9月21日至2013年9月4日共使用714天，租金分别为235620元和142800元；渝BN-T002X1的庆江牌QTZ40型塔机自2011年7月11日至2013年5月27日共使用686天，租金为137200元，以上三台塔机共产生租金的共计515620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备案编号为渝BN-T000XX的QTZ63型塔机及渝BN-T002X2庆江牌QTZ40型塔机，自2011年9月21日至2013年9月4日共714天，以及渝BN-T002X1的庆江牌QTZ40型塔机自2011年7月11日至2013年5月27日共686天的租金515620元。；二.驳回原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80元，本院减半收取5740元，由被告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3850元，原告自行承担1890元。（此款已由原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自愿垫付，被告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履行判决义务时迳付原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本院预收的案件受理费不作清退。）”本院二审期间，江都公司、广州富利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大江信达公司提交了一份重庆大江本大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书》,拟证明案涉的两台QTZ**型塔机与大江信达公司主张的塔机出厂编号一致，大江信达公司对案涉塔机享有收益权。江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达到大江信达公司的证明目的；广州富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结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能够达到大江信达公司的证明目的。在2015年4月16日的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审：你公司租赁塔吊的价格标准情况？江都公司代理人：按照行业标准“63塔吊”是330元，“40塔吊”是200元左右”。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广州富利公司将“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一标段（包括2、3、5、6、8-18号楼及地下室主体结构工程）分包给了上诉人江都公司，且一审中调取的重庆市江北区建设工程安全管理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实案涉的三台塔机均在被上诉人大江信达公司主张的时间段使用于“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且有拆卸于“保利江上明珠A-2组团”2号、5号、8号、17#楼的相关记载，现江都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证据，故本院对江都公司称未使用案涉三台塔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本案中，江都公司使用的三台塔机的出厂编号与大江信达公司主张的三台塔机的出厂编号一致，且江都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另有塔机的权利人向其主张租金，故一审认定大江信达公司有权向江都公司收取租金，并无不当。江都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了塔机每天的租赁价格，且塔机的使用期间已经登记备案，故一审按照江都公司认可的租赁标准及登记备案的期限计算租金金额，也无不当。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56元，由上诉人重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樊仕琼代理审判员  夏兴芸代理审判员  芦明玉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