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979、1980、2162-2166、2178、2179、2706-2709、2945-2952、3401-3403、3687-3694、4654、4655、4821-4825、5402、5647-5649、7181号、(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94、7395号 原告张伟等38人【具体身份信息详见附表1，案号为（2015）民一1979、1980、2162-2166、2178、2179、2706-2709、2945-2952、3401-3403、3687-3694、5647-5649、7181号、(2015)民二7394、7395号】。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桢臣，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蒙娴，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佳等8人【具体身份信息详见附表1，案号为（2015）民一4654、4655、4821-4825、5402号】。 共同委托代理人蔡长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钟智芬，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市华南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电子科技大厦**38D，组织机构代码76916553-3。 法定代表人杨伟方。 被告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城**曙光路**江山美苑**（**），组织机构代码74554904-9。 法定代表人杨成业。 被告杨伟方，男，汉族，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莉，广东卓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海洋，广东卓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合泰富信达（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织机构代码08553168-6。 法定代表人林锡东。 上列（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979、1980、2162-2166、2178-2179、2706-2709、2945-2952、3401-3403、3687-3693号案原告张伟、芮蕊、何杰森、李广芬、鲁芳、刘红梅、李礼标、孙学强、袁小周、韩光宏、翟丽华、冯桂兰、陈国昌、杨再冉、陈昌、洪映琼、蒋小萍、赵兴武、高如珍、赵鹏、侯振湘、胡卫、于彬、何宗泰、蔡金兰、郑淑英、李美莎、郑丽英、李丽娜、蔡建荣、胡文亭、夏桂芳诉被告深圳市华南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南基投”）、中合泰富信达（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合泰富”）、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银泰达”）、杨伟方借款合同纠纷三十二宗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庆云、人民陪审员汤云霞、井梅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5年8月26日、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案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蒙娴、王桢臣、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惠州银泰达、杨伟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北京中合泰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54、4655、4821-4825、5402号案原告陈佳、孟瑶、林风云、徐花、陈素珍、金映金、朱云彬、曲恒全诉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北京中合泰富、惠州银泰达、杨伟方、杨委桦借款合同纠纷八宗案和（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94、7395号案原告胡兴平、熊荣辉诉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北京中合泰富、惠州银泰达、杨伟方借款合同纠纷二宗案、（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5647-5649、7181号原告张二英、陈敏红、樊晓菊、王安成诉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惠州银泰达、杨伟方保证合同纠纷四宗案，上述共十四宗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合并审理，并由审判员陈庆云、人民陪审员唐琪、井梅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蔡长建、钟智芬、蒙娴、王桢臣、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惠州银泰达、杨伟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北京中合泰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后（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4654、4655、4821-4825、5402号案原告陈佳等8人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北京中合泰富、杨伟桦的起诉，（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979、1980、2162-2166、2178-2179、2706-2709、2945-2952、3401-3403、3687-3694、（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394、7395号案原告张伟等34人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北京中合泰富的起诉，上述四十二宗案原告同时申请将案由由借款合同纠纷变更为保证合同纠纷，本院经审查，于2015年10月29日制作了民事裁定书，准许上述陈佳等8案原告撤回对被告北京中合泰富、杨伟方的起诉，准许上述张伟等34案原告撤回对被告北京中合泰富的起诉。本院经审查，准许上述四十二宗案原告变更案由的申请，并依法追加北京中合泰富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上述四十六宗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并由审判员陈庆云、人民陪审员汤云霞、井梅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桢臣、蔡长建、钟智芬，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惠州银泰达、杨伟方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莉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上列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接受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委托，自2013年12月起对外公开发售“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项目产品，宣称募集资金用于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承接的“惠东县S356线多祝平山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的后续建设，基金存续期为12个月。为实现此融资，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向投资者提供了统一印制的《中合泰富基金-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招募说明书》。2014年4月15日，杨委桦出具《承诺书》，承诺：保证到期按时兑付投资人的本金和利息，如产生兑付风险，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由其本人承担。原告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签订了格式合同《合伙协议》与《股权收购协议》。《合伙协议》约定，原告“出资”（××）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共同成立合伙企业，原告“出资”的投资期限为12个月，半年分红一次，一年后返回本金及收益，并约定了10%-11.5%年化收益率（具体详见附表1）。《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如果原告的投资本金和收益到期后未能达到最低预期，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同意收购原告初始入资金额对应的股权，以兑现原告入资的本金和收益。与此同时，被告惠州银泰达作为保证人向原告出具《协议履约担保函》，承诺对原告的出资款及收益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随后，原告将协议约定的款项如数付至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指定的银行账户。2014年5月26日，被告杨伟方（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法定代表人）向包括原告在内的出资人出具《承诺书》，声明，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委托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向客户销售“中合泰富-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项目”产品，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己经将募集资金汇入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账户，被告深圳华南基投保证到期按时兑付募集资金及利息；如产生兑付风险，其本人愿为此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2015年1月26日，其再次在该《承诺书》复印件上签字确认“与原件相符”，证实前述《承诺书》的真实性。2014年12月23日，未经包括原告在内的各投资人的同意，被告深圳华南基投通过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发布《关于中合泰富-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项目延期公告》，单方面通知将项目本金及利息的兑付期限延长6个月。原告认为，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委托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与原告签订《合伙协议》与《股权收购协议》后，并未依照该等协议约定成立合伙企业（即对外宣称的基金）及运作经营该基金，而是直接将募集资金交付给被告深圳华南基投使用，是“名为投资合伙设立基金、实为借贷”的行为，由此建立的是借贷法律关系。第三人中合泰富与原告签订《合伙协议》，承诺到期兑付投资本金和利息，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是募集资金的真正借款人和资金使用人。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在约定期限届满后均未按承诺返还原告本金和利息，被告惠州银泰达、杨伟方均拒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的行为均已构成违约。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1、连带清偿各案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具体金额详见附表1）；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 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当庭答辩称，一、本系列案是因北京中合泰富发行路桥基金产品，且到期后无法兑付引发的纠纷，所募集资金规模、资金去向等关键信息均由北京中合泰富掌握。二、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的负责人因涉案基金项目而涉嫌非法集资，北京朝阳和深圳福田的公安机关均已介入调查，根据相关规定，法院应依法驳回本系列案各被答辩人的起诉。本系列案系由涉案基金的兑付所引发的纠纷，而据悉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的负责人因涉案的基金项目而涉嫌非法集资，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并介入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案件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查机关”，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故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三、要确定本系列案中各被告分别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应从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来分析，故，答辩人先厘清各方的法律关系如下：1、北京中合泰富与答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定性为借贷关系，理由如下：根据答辩人与北京中合泰富之间签署的《中合泰富信达-股权质押合同》，答辩人的股东杨伟方、杨成业与北京中合泰富签署的《股权质押合同》、被告惠州银泰达与北京中合泰富签署的《资产担保合同》以及北京中合泰富发布的《募集说明书》等材料均显示，涉案款项系由北京中合泰富与投资人共同出资设立合伙企业，然后由合伙企业将相应的资金出借给答辩人用于特定项目建设，而答辩人的股东亦以其持有的答辩人100%的股权向出借人北京中合泰富提供了质押担保责任。故，从上述材料来看，答辩人承担的是向北京中合泰富或其设立的合伙企业还本付息的责任，因此，答辩人与北京中合泰富之间系借贷关系。2、北京中合泰富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定性为合伙关系，理由如下：根据北京中合泰富与各被答辩人之间签署的《合伙协议》、《股权收购协议书》，以及上述募集说明书的内容显示，北京中合泰富与各原告之间的合伙方式为，以北京中合泰富××及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各原告××，共同对普通合伙人选定的项目进行投资。具体而言，就是双方共同选择了涉案的项目作为投资项目，且双方事先即对各原告××的权利、投资目的不能实现以及退伙流程等均作出了具体的约定，因此，可以推定各答辩人对于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应是事先知晓且无任何异议。故，北京中合泰富与各原告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四、如上所述，本系列案应是原告与北京中合泰富因合伙协议产生的纠纷，原告与答辩人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故，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直接向各原告还款的责任。首先，《合伙协议》系由各原告与北京中合泰富共同签署，北京中合泰富应为合同的相对方。在各原告未能按协议约定收回出资及获取相应投资收益时，其应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北京中合泰富提出主张，而非答辩人。其次，答辩人向北京中合泰富申请的借款均由北京中合泰富或其委托的第三方直接汇入答辩人账户，答辩人并于当日或次日即向北京中合泰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了相应的利息，而原告的款项则是转入了北京中合泰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账户，答辩人从未直接收取原告的资金，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再次，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北京中合泰富与各原告共同签署的《合伙协议》，在各原告作出相应的投资决定前，北京中合泰富已向各原告详述了募集资金方式及用途，即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募集资金，并以合伙企业的形式向答辩人提供贷款，即将所募集的资金以合伙企业名义向答辩人提供借款，各原告对此应是知晓同意上述操作模式；同时，上述《募集说明书》及《合伙协议》对于投资风险也进行了充分的提示，一方面中合泰富公司明确，可能因为项目受到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从而使合伙企业的还款来源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合伙协议》对于各原告××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明确各原告在投资过程中，应与北京中合泰富共同分配基金利润、承担基金亏损。对于原告投资款项的收回，约定如基金存续期限到期，基金尚未将所投项目投资变现，则由北京中合泰富承担连带责任，或受让出资额，乃至最终通过回购投资人股权或处理转让基金的资产等方式实现。因此，各原告与北京中合泰富之间的合伙关系明确，且当各原告的利益无法实现时，其救济途径应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伙协议》等向北京中合泰富主张相应权利，而不应该直接向答辩人主张，亦即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故，在出现各原告出资未能及时收回的情况时，各原告应向北京中合泰富主张权利，而非直接向答辩人提出还款主张。五、退一步讲，即便答辩人需要向各原告承担还款责任，也仅是在实际用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北京中合泰富所募集的其它款项与答辩人无关。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的募集由北京中合泰富单独实施，具体募集过程答辩人从未参与，实际所募资金总额答辩人也无从知晓。根据双方于2014年6月10日共同确认的事实，答辩人仅收到北京中合泰富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提供的借款7600万元，同时，答辩人在收到每笔款项的当天或次日均根据北京中合泰富的指示提前支付了相应的利息，利息总额累计940万元，该部分利息应该在本金中扣除，即答辩人实际向北京中合泰富所借本金为6660万元。因此，即便答辩人应该承担直接向各原告还款的责任，也应仅以答辩人实际借款的本金6660万元为限，超出部分与答辩人无关。同时，北京中合泰富是否已向各原告支付了投资收益，支付的次数和金额分别是多少，是否应该从相应款项中扣除，答辩人也完全不清楚，如直接判令答辩人承担全部还款责任亦有失公平。综上所述，为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依法驳回各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惠州银泰达口头答辩称，关于各原告诉答辩人保证合同纠纷数案，答辩人同意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答辩意见，但补充以下几点：一、《协议履约担保函》中担保的对象是中合泰富-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下称“路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而直至本案庭审之日，因路桥基金自始未依法成立，各原告也仅是该路桥基金的准合伙人，而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有限合伙人，即答辩人担保的对象自始不存在，因此，答辩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1、各原告及北京中合泰富未履行向有权机关申请登记及备案的义务，路桥基金尚未成立，不是合法民事主体。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于2011年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下称“2864号文”）规定，股权投资企业只能以公司法及合伙企业法认可的设立模式设立投资主体，股权投资企业应在完成工商登记后1个月内向相应管理部门备案。同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九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合伙企业的设立应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并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为合伙企业成立日。合伙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前，合伙人不得以合伙企业名义从事合伙业务。而本案中各原告及中合泰富公司未履行向有权机关申请登记及备案的义务，故路桥基金尚未成立，不是合法民事主体，各原告当然也无法成为该“合伙企业”的法律意义上的有限合伙人。故答辩人担保的对象自始不存在，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北京中合泰富作为拟成立路桥基金的发起人，除未履行前述登记义务外，也未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履行基金设立前的筹备义务，也从未在事实上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对内运营基金事务，对外也未以基金名义开展基金业务。而各原告作为准有限合伙人未对北京中合泰富不履行协议的前述诸多行为（如在工商信息网查询路桥基金是否登记成立，路桥基金是否成为项目公司的登记股东）进行监督，未尽到作为合伙人应有的勤勉督促义务。（1）北京中合泰富未履行出资义务。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北京中合泰富作为路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出资600万元，占合伙预期募集三亿元2%的份额。但北京中合泰富未实缴出资。（2）北京中合泰富未履行基金资产保管及托管义务。《合伙协议》约定，为保障资金安全，资金保管账户由保管人用于接收并保管基金合伙人认缴出资，直至基金成立。基金成立后，基金管理人应当与指定的基金保管机构签订《保管协议》，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形成的全部资产由保管银行进行资产保管。时至今日，北京中合泰富既未因基金未成立而将保管资金退回投资人，也未与任何银行签署《保管协议》。（3）北京中合泰富未履行定期披露基金经营状况义务。《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每年度向其他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在合伙企业进行合伙人召集期间，由北京中合泰富进行合伙人召集工作，作为合伙企业该时间段的事务执行及合伙协议的法律责任人。《合伙协议》约定的拟成立的路桥基金的投资范围是股权投资，而路桥基金并未购买过项目公司（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或其他公司的股权。3、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9条规定，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后才生效，而各原告提交的《合伙协议》仅有原告及北京中合泰富的签名，没有其他合伙人的签名，该协议依法尚未生效，各原告××的地位亦未被确定。综上，各原告及北京中合泰富作为拟成立的路桥基金的准合伙人，未履行设立登记及备案的义务，北京中合泰富也从未以路桥基金的名义对外执行合伙事务（股权投资），路桥基金从法律上和事实上均未成立，因此，原告并不具有合法的有限合伙人身份，亦即答辩人担保的对象自始不存在，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二、《协议履约担保函》的主协议是《合伙协议》，而《合伙协议》的内容因违反相关规定应被认定无效，作为从协议的《协议履约担保函》亦无效，答辩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1、对股权投资承诺保本保收益不符合市场规律，违背《合伙企业法》及民法的公平原则，应属无效条款。该保底条款为《合伙协议》的核心条款，核心条款无效导致《合伙协议》整体无效。首先，根据《合伙协议》第3条的约定，明确约定收益为“到期收益”且每半年分配一次，而非约定为“预期收益”，该约定应属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第（一）款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联营企业发生亏损的，联营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如无亏损，或补偿后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可作为联营的盈余，由双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因此，该《合伙协议》中的保底条款应认定无效，而答辩人出具的《协议履约担保函》，担保的范围明确为有限合伙人基于《合伙协议》之约定享有的总出资额加约定的固定收益，故，在主合同《合伙协议》中关于保底的条款约定无效的情形下，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函所约定的担保范围条款亦无效。其次，投资人应当知道，股权投资是一项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投资，对股权投资承诺保本保收益不符合市场规律，该条款致使双方民事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违背了《合伙企业法》第二条“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也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该保底条款应属无效条款。就本案合伙协议之缔约目的而言，原告除期待投资本金的安全外，尚期待高达10-11.5%的固定收益回报率。因此可以说，若没有保底条款的存在，当事人双方尤其是原告就不会签订《合伙协议》；在保底条款被确认无效后，原告的缔约目的几乎丧失；若使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有效并履行，不仅违背原告的缔约目的，而且几无履约意义，将导致极不公平合理之结果。有鉴于此，保底条款应属本案中合伙协议之目的条款或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保底条款无效应导致合伙协议整体无效。2、《募集说明书》里描述的募集资金用途、《合伙协议》中的保本保收益条款及《股权收购协议书》违反了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1月4日施行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教”：（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于2013年3月18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要严格按照2864号文及其备案指引文件的有关要求，规范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的投资运营。发现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参与发放贷款等违规行为的，要通知其限期整改。北京中合泰富发布的《募集说明书》第三部分第五条投资限制里也明确约定，路桥基金禁止从事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以及国家法规规定禁止从事的其他行为。《募集说明书》在第四部分第三条资金使用方式和资金用途部分又约定将募集资金贷款给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用于惠东县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后续建设，显然自相矛盾。且该用途明显违反了股权投资企业不能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规定。3、《合伙协议》的投资人超过了法定人数，且部分投资者不符合合格投资者要求，不应成为路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2864号文第一条第（四）款对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人数和投资领域做了限制。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人数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协议》拟成立的基金是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上限是50人，而本系列案件的原告人数已超过50人。2864号文第一条第（二）款还规定，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只能以私募方式，向特定的具有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募集。北京中合泰富发布的《募集说明书》第三条第9点对拟成立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有明确规定，即个人单笔认购金额最低为50万元，并以5万元整数倍递增；机构投资者单笔认购金额最低为300万元，并以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然而，北京中合泰富未对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做应有的审查，部分投资者的投资金额甚至低于50万元。综上，《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资金用途、《合伙协议》的核心条款，投资人人数、投资主体资格均违反了国家法律、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伙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而《协议履约担保函》作为合伙协议的从协议当然也应无效，因此，答辩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各原告在未向北京中合泰富提起偿债主张的情形下，即直接向答辩人主张还款责任，没有合同依据。根据《协议履约担保函》的内容，关于代偿的安排，明确：如要求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向担保方发出书面索赔通知及基金公司未履行主协议约定义务的证明材料。即在出现各原告利益无法实现时，其应先向北京中合泰富主张，并由北京中合泰富启动一系列的偿债程序，但各原告一方面在诉讼过程中并未提交任何北京中合泰富未履行主协议约定义务的证明材料，另一方面各原告也未积极向北京中合泰富提起股权回购之诉，作为担保人的答辩人可以拒绝代偿。《协议履约担保函》是在合伙协议签署前由北京中合泰富在空白函件上加盖答辩人印章，并非答辩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此后路桥基金是否设立、以及相关程序答辩人并未参与，且自始答辩人对北京中合泰富未履行设立基金的行为不知情，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答辩人亦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同时，北京中合泰富是否已向原告支付了投资收益，支付次数和金额分别是多少，是否应该从相应款项中扣除，答辩人应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责任也完全不清楚，如直接判令答辩人承担全部责任亦有失公平。综上所述，答辩人担保的对象自始不存在，担保关系所从属的主合同无效，答辩人对其担保行为无过错，答辩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同时，为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依法驳回各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杨伟方口头答辩称，答辩人同意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答辩意见，但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被告深圳华南基投与北京中合泰富之间形成的是借贷关系，且答辩人出具的《承诺书》的收文单位为北京中合泰富而并非原告，即答辩人系对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向北京中合泰富申请的借款提供的担保，并不是直接向各原告提供的担保。因此，各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合同依据，依法应驳回对答辩人的请求。其余意见与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开庭时缺席。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与被告惠州银泰达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资产担保合同》，约定：被告惠州银泰达自愿对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就发起中合泰富——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的投资行为进行担保，为确保案外人在主合同下享有的权益得以实现，被告惠州银泰达自愿以其有权处分的资产作为履行主合同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上述路桥基建产业基金全部到期兑付后一年内，担保范围为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发起上述路桥基建产业基金总规模3亿元加约定收益。 被告杨伟方系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与被告深圳华南基投于2013年12月1日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委托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发起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为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筹集资金，总额为3亿元，基金存续期间为12个月，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将其100%股权作质押。质物是华南公司及其旗下广东省惠东县S356某段道路建设工程中派生的权益。 各案原告分别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预期出资3亿元成立合伙企业，存续期12个月，由普通合伙人（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和有限合伙人（各案原告）发起设立，全体合伙人共同组成。基金到期收益率按投资额50万-99万10%、100万-299万11%、300万以上11.5%，收益每半年分配一次，分配后仍有盈余，按有限合伙人80%、普通合伙人20%的比例进行再次分配。资金起息日以合同签订后资金入账日开始起息。投资本金及收益返还日为入账日后一年（五个工作日内本金及收益返还）。各案原告出资具体金额详见附表1。 同日，各案原告又分别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发起成立中合泰富信达——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进行对外股权投资，原告自愿入资参与。如果原告的该项投资（包括本金和收益）在到期之日未能达到最低预期，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同意收购原告初始入资金额对应的股权，以兑现原告入资所应产生的本金和收益。 原告依约向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转账款项（具体金额详见附表1），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出具《投资确认函》一份，确认原告认购了北京中合泰富发行的“中合泰富信达——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对各案原告的资金起息日、投资额、投资期限、年化收益率进行了确认（具体信息详见附表1）。 被告惠州银泰达向各案原告分别出具《协议履约担保函》，内载明：鉴于原告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就受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委托募集资金3亿元用于支持广东省惠东县S356线一级公路建设，签订了《合伙协议》，专项成立了中合泰富-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投资于该项目，被告惠州银泰达同意为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提供不可撤销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中合泰富-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签署的主协议约定的协议总出资额加约定收益（具体金额详见附表1）。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保证的期间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主协议约定的日期结束后1年内。 被告杨伟方于2014年5月26日出具《承诺书》称，其系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法定代表人，经该公司全体股东决定，委托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向客户销售中合泰富-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项目，并由基金公司财务人员将募集资金汇入被告深圳华南基投账户。其承诺，被告深圳华南基投保证到期按时兑付所收到的募集的资金产生的利息，如产生兑付风险，其愿为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经济后果承担全部及个人无限连带责任。2015年1月26日，被告杨伟方再次在该《承诺书》复印件上签字确认“与原件相符”，证实前述《承诺书》的真实性。 被告北京中合泰富于2014年12月23日在其公司网站上发布了《关于中合泰富-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项目延期公告》称，其受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委托，发行中合泰富-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项目产品，资金用于惠东县S356线多祝至平山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的后续建设，基金存续期12个月，自发行产品资金募集资金到账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项目方与惠东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惠东县S356线多祝至平山段改建工程投资建设与回购合同》约定，该项目的完工日期为2014年3月，但由于多种原因导致项目不能按期完工，项目回购款也难以按照预计时间收回，致使项目方无法按期兑付，项目方特向该司申请对该基金兑付期限延长6个月，延期期间利息计付标准保持不变。 另查明，被告深圳华南基投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于2014年6月10日签订了一份《确认书》，双方确认，至2014年6月10日止，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共收到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支付的款项7600万元，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向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支付款项940万元。并有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回单对应。 又查明，各案原告与被告均确认，各案原告与第三人中合泰富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中约定预期出资3亿元成立的合伙企业最终并未成立。本院于2015年12月23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大队发函，告知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伟等四十六人诉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惠州银泰达、杨伟方保证合同纠纷系列案中，依法追加了北京中合泰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请该大队将北京中合泰富向各原告偿还投资本金和利息的情况函复本院。但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未收到复函。 以上事实，有《投资确认函》、《合伙协议》、《股权收购协议书》、《股权质押合同》、《资产担保合同》、《履约保证函》、《承诺书》、《惠东县S356线多祝至平山段改建工程投资建设与回购合同》、《关于中合泰富-广东路桥基建产业基金项目延期公告》、《确认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本系列案的争议焦点为：1、各案原告与第三人中合泰富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股权收购协议书》的性质以及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2、原告请求三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无依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各案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由普通合伙人（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和有限合伙人（各案原告）发起设立合伙企业，存续期12个月，基金到期收益率按投资额50万-99万10%、100万-299万11%、300万以上11.5%，收益每半年分配一次，分配后仍有盈余，按有限合伙人80%、普通合伙人20%的比例进行再次分配。资金起息日以合同签订后资金入账日开始起息。投资本金及收益返还日为入账日后一年（五个工作日内本金及收益返还）。《股权收购协议书》约定，如果原告的投资（包括本金和收益）在到期之日未能达到最低预期，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同意收购原告初始入资金额对应的股权，以兑现原告入资所应产生的本金和收益。原告依约向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转账款项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向原告出具《投资确认函》，确认原告认购了北京中合泰富发行的“中合泰富信达——广东省路桥基建产业基金”,并对原告的资金起息日、投资额、投资期限、年化收益率进行了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合伙行为最典型的特征是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而上述《合伙协议》、《股权收购协议书》、《投资确认函》均约定原告有明确的预期收益，第三人每半年向原告支付预期收益，一年后归还本金且在未能达到最低预期情况下，进行“回购”以兑现原告投入的本金和收益，该协议具有原告只享受利益，而不参与经营管理及承担风险的特征，故该协议不符合合伙的实质要件。因此，上述协议名为投资合伙，实为借贷。即原告的投资额实为本金，投资时间一年实为借款期限，预期收益10-11.5%/年实为利率，借款期内的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于借款期限届满与本金一起支付。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上述协议虽名为投资合伙，实为借贷，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抗辩称名为合伙实为借贷的合同应确认为无效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惠州银泰达自愿向各案原告出具《协议履约担保函》称，其同意为上述路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提供不可撤销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路桥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签署的主协议约定的协议总出资额加约定收益；保证的期间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主协议约定的日期结束后1年内。该《履约保证函》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借款到期后，原告向被告惠州银泰达主张履行担保义务，偿还借款本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惠州银泰达抗辩称其出具担保书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被告惠州银泰达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信。被告杨伟方出具《承诺书》，承认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收到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募集的资金，并承诺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到期支付资金及利息，如产生兑付风险，其个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无限连带责任。被告杨伟方作为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法定代表人，其承诺书不仅可代表个人意愿，其职务行为也代表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做出意思表示，本院对被告杨伟方作出的该《承诺书》予以采信。结合被告深圳华南基投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资产担保合同》内容看，该所谓募集资金与原告和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书》中的基金系同一项目。故该承诺书应视为被告杨伟方及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对原告等不特定多数借款人做出的还款承诺。在该还款承诺中，被告杨伟方及被告深圳华南基投自愿加入承担还款义务，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请求被告杨伟方及被告深圳华南基投对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深圳华南基投抗辩称，其仅仅收到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向其转账的款项7600万元，且向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支付手续费等费用940万元，因此，其应在6660万元（7600万元-94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承诺系对于该未成立的路桥基金项目作出，而非以其已经收到的款项为其责任范围，故被告深圳华南基投的该项抗辩没有证据支持，本院对该抗辩不予采信。 关于应偿还的借款本金，各原告出借本金数额均有相应转账凭证和《投资确认函》予以佐证，各被告未提交反驳证据，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各方已进行偿还，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借款本金予以确认；关于利息的问题，部分原告自认收到了部分利息，各被告亦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各案原告请求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年利率（根据本金数额不同，利率为10-11.5%/年不等）为标准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利息则应以原告支付的款项为本金，按《合伙协议》约定的年利率为标准，自原告实际转账之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应还款之日止，对于已经支付过部分利息的，应予以扣减。 本系列案系保证合同纠纷，被告抗辩称，由于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的负责人因涉案基金项目而涉嫌非法集资，已经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根据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此，本院认为，第三人北京中合泰富是否涉嫌非法集资并不影响各被告依法应向各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义务，因此，被告的该项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深圳市华南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惠州市银泰达实业有限公司、杨伟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各案原告张伟等四十六人连带清偿借款本金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以约定收益率为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金、利率和利息起算时间详见附表2）。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各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已由原告交纳，具体金额详见附表），由三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  庆  云 人民陪审员 汤  云  霞 人民陪审员 井    梅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陈    霞 书 记 员 朱珊珊（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