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2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芦永康，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徐昌健，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盛安，男，198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旦场镇王村王村。委托代理人：林晓隆，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黎尚荣，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庄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岳恒宇，男，1989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金鸡镇金龙村3组，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广明，男，196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一路鹏益花园*栋901。上诉人芦永康、邓盛安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公司）、徐广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5)穗南法民二初字第333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芦永康主张邓盛安以中装公司的名义与其发生交易，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芦永康提交的证据显示：(一)芦永康于案涉工程施工期间向新东方学校送交水泥砖及出租勾机。除O0OO841号《水泥砖调拨单》由邓盛安签收外，其余《水泥砖调拨单》及《勾机租用签证单》均由黄某签收。中装公司主张黄某并非中装公司员工。(二)2O15年3月25日，芦永康就案涉工程材料款及人工款进行结算并制作《新东方学校球场材料人工款》明细表，金额共计15796O元，明细表收货人签名栏载有邓盛安的签名，空白处有手写字体注明“已付2OOOO元(贰万元正)芦永康”。邓盛安主张以代收人的名义签名。(三)2O15年3月25日，邓盛安出具《委托书》，内容为：邓盛安接受中装公司徐广明的委托承建案涉工程，现工程已完工待验收；因邓盛安未能及时付款给供应商和施工人员，故工程验收合格后徐广明收到的工程结算款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及施工人员；若工程结算尾款未能付清以上欠款，则由邓盛安于2O15年4月2O日前付清不足部分；新东方学校承诺于2O15年4月3日至4月4日验收工程，若出现质量或其他问题导致验收不合格，则由邓盛安承担责任，拖欠供应商和施工人员的款项13796O元由邓盛安先支付。《委托书》委托人栏载有邓盛安的签名，供货商及施工人员栏载有芦永康的签名，工程总包方栏载有徐广明的签名。芦永康认为邓盛安出具上述《委托书》构成债务加入。邓盛安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当时芦永康向徐广明催款，徐广明出具《委托书》承诺付款，邓盛安误以为待付工程款尾款远大于13796O元、其实质不需承担责任，才于《委托书》签名。徐广明则主张邓盛安收取徐广明工程款18OOO0元后未按约支付给芦永康，其二人发生纠纷，故《委托书》约定若徐广明再收到工程款余款，则不向邓盛安支付，直接支付给芦永康，工程款余款不足以支付的则继续由邓盛安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2O15年7月9日，芦永康委托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向中装公司邮寄发送《律师函》催款。该邮件于次日妥投。诉讼中，芦永康明确其诉请的款项包含货款及人工款，但其所负主要合同义务为供应材料，故本案系争合同的性质为买卖合同。中装公司、邓盛安亦同意本案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另查明，2014年11月8日，新东方学校与中装公司签订《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中装公司承包案涉工程，总价款暂定279948．33元，局部增减项目另计。2O15年5月13日，中装公司与新东方学校进行工程结算并签订《工程改造结算审批表》，确认工程审核总价为31416O元、核减额为151782元，施工单位栏加盖有“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及载有徐广明的签名。新东方学校主张施工出现硂地面厚度不足等质量问题要求中装公司整改，中装公司完成整改后于2O15年6月1日与新东方学校达成扣除工程款42870.52元的协议。2015年6月26日，新东方学校再主张中装公司施工过程中损坏其监控系统，双方书面同意产生的维修费7129.48元在工程款中扣除。徐广明与中装公司确认双方存在挂靠关系，中装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后将案涉工程交由徐广明承建，徐广明再口头转包给邓盛安，上述工程实际由邓盛安组织人员、采购材料完成施工。邓盛安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受聘于徐广明并以徐广明、中装公司的名义管理工程施工工作，实际施工人为徐广明。就受聘于徐广明的主张，邓盛安未提交证据。芦永康则主张邓盛安以中装公司工程管理人员的名义与其联系，依据发包方取得的工程材料及现场情况其有理由相信承包方为中装公司，但确认邓盛安于交易过程中未向其出具代表中装公司的文件。再查明，2O15年1月28日，徐广明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邓盛安支付18OOOO元。邓盛安主张系代徐广明向工人支付工资、材料款。2015年3月25日，邓盛安向芦永康支付2OOOO元。邓盛安主张系代徐广明支付。2015年3月25日、2O15年6月8日，徐广明分别向芦永康支付2O0OO元及353O7元。徐广明主张系代邓盛安支付。芦永康则主张上述款项为邓盛安、徐广明以中装公司的名义支付。中装公司对此不予确认。2O15年6月2日，徐广明制作《广州新东方学校改造工程款支付情况》，载明“案涉工程款总金额为2738O7元”，“已付邓盛安工程款18OOO0元”，“根据徐广明、邓盛安与芦永康在街道签署的协议，邓盛安要向芦永康支付83693元(工程款159OOO元-施工预付款2OO0O元-2015年3月付款2OOOO元-353O7元)”等内容。施工人员确认欠款栏载有芦永康的签名，空白栏载有手写字体“已收到广州新东方学校改造工程款753O7元2O15年6月8日芦永康”。芦永康主张其签名时未留意该文书记载余款付款主体为邓盛安，且邓盛安未签名确认，故为徐广明单方意思表示。徐广明主张该文件的结算金额为初步估算金额，案涉工程最终审核价格为31416O元，减去扣款4287O.52元及7129.48元，工程款结算金额为26416O元(含质保金16OOO元)；该款项应支付给邓盛安，现徐广明已支付18OO0O元，另代邓盛安向芦永康支付553O7元。以上事实，有芦永康和中装公司、邓盛安、徐广明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上诉人芦永康原审诉讼请求：1．中装公司、邓盛安、徐广明向芦永康连带支付欠款8369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83693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的标准计至付清之日止)；2．中装公司、邓盛安、徐广明承担本案诉讼费。芦永康于第二次庭审主张货款余款金额应为《委托书》确认的欠款金额13796O元减去徐广明已支付的553O7元，故变更第1项诉请的货款金额为82653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通常情况下只能向合同相对方行使付款请求权。现争议焦点为：与芦永康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谁。芦永康与邓盛安在磋商案涉工程材料买卖事宜时，在邓盛安未提供任何资料证明其系代表中装公司的情况下，仅凭邓盛安的口头陈述，未经核实即相信合同相对方为中装公司，未尽合同审慎义务。本案的买卖交易凭据未加盖中装公司的印章，也没有中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芦永康主张中装公司系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反观《新东方学校球场材料人工款》明细表及《委托书》均由邓盛安以个人名义在落款处签名，芦永康将材料交付至案涉工程所在地、邓盛安进行收货并支付部分货款，合同的履行方亦为芦永康与邓盛安。邓盛安虽否认《委托书》的内容，但却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推翻，其又主张受聘于徐广明参与涉案工程、代徐广明签收材料及付款，与现有证据不符。原审法院对邓盛安的抗辩均不予采纳。在邓盛安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与中装公司、徐广明之间存在约定或法定的代理关系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芦永康与邓盛安。芦永康有权向邓盛安主张货款。邓盛安于《委托书》确认应付余款为13796O元，扣减徐广明代为支付的55307元，还需支付82653元。邓盛安逾期未付，已构成违约，芦永康有权要求邓盛安支付货款余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因2O15年7月14日至判决作出之日期间未满六个月，故利率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O％执行。原审法院对芦永康就邓盛安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中装公司、徐广明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邓盛安购买芦永康材料的民事行为无需借用第三方资质、亦无需挂靠第三方，材料用于何处、中装公司是否承接案涉工程及徐广明与中装公司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等，均不影响买卖合同的相对性。徐广明未以被挂靠人中装公司的名义与芦永康签订及履行合同，《委托书》载明徐广明若收到应支付给邓盛安的工程款余款则直接支付至芦永康。据此，徐广明未作出对芦永康承诺付款的意思表示，故不构成债务加入。芦永康以此为由要求中装公司、徐广明对邓盛安的买卖合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邓盛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芦永康支付货款82653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82653元为本金，自2015年7月14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O％计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芦永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946元，由邓盛安负担。判后，上诉人芦永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合同相对方应当是中装公司，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首先，根据《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的规定，建筑承包商必须是建筑单位，且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故本案的承包方不可能是徐广明或者邓胜安。上述事实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认定。其次，芦永康提供了证据1《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合同》证实了中装公司是该工程实际施工方，其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根据《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第七条第2款“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竣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事后发包方新东方也与中装公司进行了结算，中装公司也领取了工程款项。故，本案的实际施工方应当认定为中装公司。（二）本案中邓胜安在施工过程中的行为应当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其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由中装公司承担。首先，根据《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合同》承包方法定代表人是“徐广明”签名，中装公司提供的《决算造价汇总表》施工单位负责人是“徐广明”签名，以及“徐广明”签署的其他的一系列文件显示“徐广明”是中装公司代表、负责人、项目经理等身份，徐光明委托邓胜安完成具体的日常工作完全是代表中装公司，邓胜安接受徐广明的指派实施的日常工作也属于职务范畴的工作，其行为后果当然由中装公司承担。其次，施工人员邓胜安等施工过程中造成新东方学校的损害监控系统损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新东方学校也要求中装公司予以赔偿。中装公司也提供了《确认函》对上述事实予以证实，这样也进一步证实了邓胜安等施工人员是中装公司雇员的事实。最后，送货单、结算单没有中装公司签名，仅有邓胜安等经手人员的签名，邓胜安表面看属于无权代理；但是，中装公司是工程的承包商，并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且芦永康不仅仅是货物买卖，还完成了部分劳务工作，并且是与邓胜安等施工人员共同完成施工现场的劳务工作，因此，芦永康作为善意的出卖人和劳务提供方，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邓胜安代表的是中装公司，况且邓胜安获得了中装公司负责人徐广明的明确授权，中装公司也实际接收并使用了芦永康的货物，接受了芦永康的劳务服务，在此过程中中装公司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在这钟情况下，邓胜安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或者中装公司对邓胜安的无权代理行为予以了默许，故本案合同的相对方应当认定为中装公司。（三）邓胜安在本案中已经构成了债务加入，也应当承担本案支付货款的责任。首先，邓胜安是本案交易的主要经办人，对芦永康履行了合同义务的事实是清楚的。其次，邓胜安作为中装公司现场主要施工人员，负责日常事务并代表中装公司结算工人工资以及支付货款，事后也承认已经挪用了中装公司的款项，其在事后保证继续办理结算支付的义务，邓胜安的保证行为已经构成了债务加入，其继续结算芦永康的货款也是其履行结算的职务义务，并没有损害到邓胜安的实体权益。最后，现实生活中，交易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合同的相对性也是相对的，并不应当绝对化。国家制定专门的建筑法等法律法规对建筑行为进行规范，本身就是对契约自由绝对化的修正。实践中合同相对性的绝对化无疑损害了芦永康的合法利益，并没有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性。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严重侵害了芦永康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芦永康上诉请求：1.改判中装公司、徐广明、邓盛安共同支付芦永康欠款82653元及利息（以82653元为本金，自2015年7月14日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以内（含六个月）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50%计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中装公司、邓盛安、徐广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判后，上诉人邓盛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从证据角度而言，由徐广明出具的由三方签名确认的《委托书》和邓盛安二审补充提交的《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足以证实邓盛安的受托人身份；而且案涉工程的验收、工程量结算与扣减均系徐广明和中装公司处理和负责，另结合芦永康的陈述和主张，邓盛安受托于徐广明和中装公司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原审法院认定邓盛安为合同相对方与事实明显不符，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1.《委托书》和《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直接明确了邓盛安的身份是徐广明和中装公司的受托人。案涉工程系中装公司与新东方学校签订《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由中装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徐广明作为中装公司案涉工程的负责人委托邓盛安负责案涉工程具体施工的。原审庭审时，中装公司与徐广明均明确承认存在挂靠关系，中装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后将案涉工程交由徐广明承建的；原审法院对此亦予以确认的。当时，由于案涉工程工期比较紧，也比较短，而徐广明在深圳承接了新东方学校另一个大工程，因而人手不够，更无法两头兼顾；于是，徐广明多次致电邓盛安，希望邓盛安能过去番禺帮忙负责管理案涉工程的具体施工，包括招人、施工和采购等事宜。邓盛安亦是基于老乡关系，且考虑到日后能有更多的合作，所以才接受其委托，负责案涉工程招人、施工和采购等事宜。关于邓盛安与中装公司、徐广明的关系，《委托书》明确邓盛安“受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广明的委托，承建广州市番禺区新东方烹饪职业培训学校装饰改造工程”，明确了邓盛安的身份是徐广明的受托人。邓盛安二审补充提交的新证据《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证实邓盛安作为中装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换而言之，邓盛安是徐广明和中装公司的受托人，受聘于徐广明和中装公司并以徐广明和中装公司的名义管理工程施工工作。这是本案不争的事实。2.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芦永康，自始至终都明确认定合同相对方是中装公司，而不是邓盛安，并且是一直要求中装公司支付货款的；而且，在与芦永康2015年3月25日的结算和2015年6月2日的结算中，徐广明都是以中装公司代表的身份参与其中并签名确认的。本案中，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芦永康都明确认定合同相对方是中装公司：自从交易开始，到送货，再到结算，直至发送律师函，乃至起诉时，均清楚认定中装公司是合同相对方，并自始自终地向中装公司主张支付货款的义务。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出售方认定是出售给中装公司，而邓盛安亦承认是受托于中装公司进行采购的，且案涉施工地点系中装公司承包的项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反驳的情况下，贸然认定芦永康与邓盛案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显然过于草率武断。关于徐广明以中装公司代表的身份参与2015年3月25目的结算和2015年6月2目的结算，详见《委托书》和《广州新东方学校改造工程款支付情况》，在此且不赘言。3.从整个工程的招标、签署合同、验收、结算等环节（包括案涉工程的整改和施工造成新东方学校的财务损毁而导致工程款抵扣的问题）都是中装公司和徐广明负责并具体处理的。邓盛安并未实际参与其中；换而言之，邓盛安受托人的身份显而易见。正是因为邓盛安仅受托于徐广明和中装公司，所以邓盛安从未签名确认过上述验收、结算等文件。试想一下，如中装公司所述，整个工程款是316375元，而中装公司和徐广明自行同意扣除50000元(42870.52+7129．48)，扣减的金额占整个工程款的16％。如果邓盛安实际承包了这个项目，怎么可能没有邓盛安的参与和确认，反而是一直由中装公司与徐广明自行处理和负责呢?作为实际承包人邓盛安，怎么可能不具体参与案涉工程最重要的环节：验收和结算呢?显然，邓盛安的陈述更符合常理和事实，而徐广明和中装公司明显是在推卸责任，找替罪羊。如上所述，从证据角度而言，在供货方芦永康自始自终认定是合同一方当事人是中装公司，其供货亦是直接运送到案涉工程施工地点交接，且包括新东方学校亦向芦永康提供的合同、结算文件等情况下；在邓盛安亦认可是代表中装公司采购的，且有《委托书》的明确注明的情况下；在案涉工程确系中装公司承包，且包括合同签署、工程验收和结算均系中装公司和徐广明参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然认为“邓盛安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与中装公司、徐广明之间存在约定或法定的代理关系”，明显有失偏颇，有违基本事实。从举证角度而言，原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明显有违公平原则，甚至都没有要求中装公司与徐广明提供证据证实其与邓盛安的关系，更没有要求其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二）《委托书》是在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应徐广明的要求代为出面签署，以安抚芦永康的，并非邓盛安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严重错误。在芦永康一再要求中装公司支付工程款情况下，徐广明要求邓盛安代为出面调解，安抚芦永康，以免影响徐广明本人在新东方学校的良好形象，进而影响其在新东方学校其他项目的顺利推进。徐广明明确告知邓盛安：案涉工程结算金额远远超过芦永康的工程款，而且新东方学校在2015年4月初进行验收结算，支付工程款，不存在邓盛安本人垫付工程款的可能。这就是签署《委托书》时存在的重大误解。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邓盛安作为受托人，没办法唯有硬着头皮在徐广明出具的《委托书》上签名的。《委托书》首先明确了邓盛安的受托人身份，同时亦明确了两个前提条件：1.新东方学校在2015年4月3日至4月4日验收该工程，并及时支付工程款；2.新东方学校的结算尾款未能付清欠款。原审法院对上述内容视而不见，对邓盛安的抗辩听而不闻，只字未提，以致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三）中装公司和徐广明预支给邓盛安18万的工程款，邓盛安己将其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材料款、保证金等，邓盛安并没有截留任何工程款；邓盛安多次要求与徐广明当面结算清楚，但徐广明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关于案涉工程18万元工程款的具体支出，邓盛安都是有向徐广明汇报的；徐广明本人亦清楚邓盛安本人并没有截留工程款的。在芦永康起诉前后，邓盛安多次找徐广明进行结算清楚。作为受托人，邓盛安真的不想牵涉案件其中，唯有希望徐广明和中装公司能站出来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邓盛安是本案的受害者。习某总书记说过：“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本案案情一目了然，事实泾渭分明。邓盛安相信二审法院能站在实事求是的高度，综合分析本案证据材料，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予以改判，以定纷止争，息诉服判，切实维护邓盛安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邓盛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判令徐广明和中装公司向芦永康支付货款82653元，并确认邓盛安不需向芦永康承担支付货款义务。2.判令芦永康承担本案的上诉费用。被上诉人中装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在本案中，邓盛安是实际施工人，不是中装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芦永康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中装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邓盛安是代表中装公司，邓盛安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邓盛安二审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二审不应采纳。对于邓盛安提交的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其授权范围仅限于开具发票事宜，没有其他代理权限，而且该份授权是向税务机关出具的，与本案的买卖合同纠纷无关。邓盛安出具的委托书证明了其是广州新东方学校工程的承建人或实际施工人。邓盛安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应当理解委托书的内容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建筑施工市场，挂靠是普遍存在的，挂靠中必然使用被挂靠人的名义与发包方进行结算等，不能以此认定本案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中装公司。被上诉人徐广明答辩称：案涉工程是徐广明挂靠中装公司承包的工程，徐广明把该工程口头转包给邓盛安施工。邓盛安开始施工后，徐广明把合同和预算书都给了邓盛安，邓盛安就开始施工，邓盛安也预先给了芦永康材料款20000元，对此徐广明不清楚，案涉工程是按进度给钱的，但12天工期就已经做完了。徐广明不认识芦永康。徐广明收到新东方学校的工程款，然后向中装公司交了税和管理费之后，就全部支付给邓盛安。邓盛安才是与芦永康设立买卖关系的主体。除了保修金16000元之外，案涉工程的工程款徐广明已经与邓盛安结算完毕。保修金拿到后，徐广明再支付给邓盛安。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邓盛安向本院提交了《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各一，拟证实中装公司委托邓盛安办理施工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及邓盛安与中装公司之间的关系。其中，《法定授权委托证明书》中载明“权限是：办理开具发票事宜。”芦永康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中装公司认为上述已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且所涉权限用于开具发票。徐广明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认为因工程由邓盛安负责，其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故中装公司才开具上述材料让邓盛安去开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中，芦永康主张其向涉案新东方学校项目供应砖、水泥等材料及出租钩机等设备，合计款项157960元，且尚有82653元未付等事实，对此，中装公司、邓盛安、徐广明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与芦永康确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哪一方？关于上述争议，本院认为，首先，芦永康、邓盛安均承认涉案合同事宜由双方进行磋商，芦永康提交的0000841号《水泥砖调拨单》、《新东方学校球场材料人工款》明细表亦显示邓盛安以“收货人”名义具名。芦永康所称邓盛安受雇于中装公司、合同关系确立的相对方是中装公司，邓盛安所称其系接受中装公司、徐广明的委托负责施工管理，均未能提供相应的书证予以证实。其次，根据邓盛安于2015年3月25日出具的《委托书》，其中“邓盛安接受中装公司徐广明的委托承建案涉工程，现工程已完工待验收；因邓盛安未能及时付款给供应商和施工人员，故工程验收合格后徐广明收到的工程结算款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及施工人员；若工程结算尾款未能付清以上欠款，则由邓盛安于2015年4月20日前付清不足部分；新东方学校承诺于2015年4月3日至4月4日验收工程，若出现质量问题或其他问题导致验收不合格，则由邓盛安承担责任，拖欠供应商和施工人员的款项137960元由邓盛安先支付。”等内容，足以证实对于涉案工程的质量以及欠付供应商、施工人员的款项，邓盛安均负有直接的责任。邓盛安认为其系代中装公司、徐广明确认、支付款项，上述责任应由中装公司、徐广明承担，与《委托书》反映的意思表示并不相符，也未能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其所称在重大误解情形下出具《委托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因此，对邓盛安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第三，经审查，徐广明以工程总承包人的名义在《委托书》上具名，并直接向芦永康支付部分款项，完全符合《委托书》中“因邓盛安未能及时付款给供应商和施工人员，故工程验收合格后徐广明收到的工程结算款直接支付给供应商及施工人员。”的约定，且就上述文意理解，并未免除邓盛安的付款责任，而是“若工程结算尾款未能付清以上欠款，则由邓盛安于2015年4月20日前付清不足部分”。第四，芦永康在《委托书》上的具名，说明其也认可其中所涉付款主体、付款方式等内容。综上，本院认为，由于芦永康、邓盛安对各自提出的关于承责主体的主张，在本案中均未能充分举证，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应由其双方自行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涉案合同关系确立于芦永康、邓盛安之间，并判令由邓盛安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向芦永康支付欠付款项82653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审查上诉人芦永康、邓盛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4元，由上诉人芦永康、邓盛安各负担18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张纯金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陶智斌何浩王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