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10民终8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宏伟。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良开，湖南志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海兵，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友忠，湖南志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高华，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波，湖南为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垂安，湖南福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宏伟、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宏伟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良开，上诉人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海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友忠，被上诉人华信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波、曾垂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宏伟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华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华信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汪宏伟与华信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14日、2015年4月8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分别为2,200,000元、4,800,000元，但华信公司并没有按照该两份《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支付义务，向汪宏伟支付两笔借款的实际支付人是朱艳兰，一审法院将朱艳兰的汇款认定为华信公司出借给汪宏伟的借款错误。朱艳兰支付的款项汪宏伟已经于付款当日通过邱勇、徐威账户转账还给了朱艳兰，其中4,800,000元，汪宏伟当日转给徐威，徐威当日分三笔汇出，汇给朱艳兰两笔2,400,000元、468,000元，汇给朱洲芳1,931,800元，即使认定朱艳兰的汇款是华信公司的，汪宏伟与华信公司之间也不是借贷关系，仅仅是一种银行过账行为，就算认定是债权债务关系，也已经通过一收一付而消灭。二、汪宏伟与桂阳县鸿达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无法律上的关联性，仅与鸿达公司负责人是亲属关系。鸿达公司向华信公司借款16,000,000元与本案汪宏伟借款7,000,000元相互之间并无牵连，一审认定汪宏伟归还的本案7,000,000元是代鸿达公司偿还16,000,000元借款没有依据。三、汪宏伟与华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富美公司在非真实意识表示情况下提供的虚假担保也自然消灭。华信公司辩称，一、华信公司已经通过公司以及公司出纳朱艳兰个人账户履行了共计7,000,000元的出借义务。朱艳兰出具证明，证明其与汪宏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以及债权债务关系，其汇款给汪宏伟的行为是代华信公司履行付款义务。二、汪宏伟与华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消灭。华信公司将借款转至汪宏伟指定账户，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汪宏伟再将所借款项汇至第三方账户，再由第三方代鸿达公司归还所欠华信公司16,000,000元借款的利息，这是另一个民事行为，与汪宏伟归还华信公司7,000,000元借款毫不相关。汪宏伟收到借款7,000,000元后，向华信公司支付了部分利息并对此在华信公司的催款单上签字，如果当日归还了本金，不可能还会支付利息并在催款单上签字。三、汪宏伟与鸿达公司有关联关系。汪宏伟在2014年9月17日郴州市中院执行局的谈话笔录中，承认富美公司、鸿达公司、郴州鼎源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均由其控股，且汪宏伟代表这三家公司签收了（2014）郴民执字第86、87号案件的法律文书，并参与执行协商。同时在另案即鸿达公司、富美公司与华信公司16,000,000元的借款案件纠纷中，汪宏伟代表鸿达公司在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签字。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判决结果公正，请求依法驳回汪宏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富美公司述称：认可汪宏伟的上诉理由以及事实。富美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华信公司对富美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华信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富美公司申请公章鉴定，原审法院未予准许，程序违法。二、富美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1、华信公司没有履行出借义务，朱艳兰汇给汪宏伟的款项已于当日归还，双方已无债权债务关系。2、富美公司与华信公司于2014年7月14日和2015年4月8日签订的《保证合同》均是无效合同。两份合同上加盖的公章均是袁四海伪造，富美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只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执行股东会决议，袁四海未经股东会决议，无权签订担保合同。2015年4月8日《保证合同》签订时，袁四海已不是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华信公司始终认为袁四海是富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认定袁四海在该保证合同上签字构成表见代理，与事实不符。3、2014年7月14日《保证合同》并没有约定保证期，本案于2015年9月7日起诉已超过保证期间。三、本案非民间借贷纠纷。四、本案的借款利息不应认定为月利率3%。华信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不启动公章鉴定程序不违法。袁四海是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两份保证合同都由袁四海亲自签名并加盖了富美公司的公章，尽管4,800,000元借款保证合同签订时，袁四海不再是富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袁四海和富美公司都没有将情况告知华信公司，且在保证合同上继续加盖了袁四海任法定代表人时，在保证合同上所盖的公章，华信公司有理由相信袁四海有权代表富美公司，袁四海两次签订保证合同是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因此袁四海使用的富美公司公章是否经工商部门备案，以及是否是其私刻的公章，已不是必须进行鉴定的“专门性问题”，也没有进行鉴定的必要。二、本案涉及的两份《保证合同》有效。虽本案中袁四海以富美公司名义签订两份《保证合同》时，未出示股东会决议，但这并不影响本案中的两份《保证合同》的效力，法律虽然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其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是这一规定仅属于管理型的强制规范，而非民事合同效力的强制规定，因此并不影响本案两份《保证合同》的效力。三、本案中两份《保证合同》均未超过保证期限。2014年7月14日签订的2,200,000元借款的《保证合同》第4条保证期间约定“保证额度和信用额度的有效期为两年”。“保证额度和信用额度的有效期为两年”的约定写在保证期间条款项下，实指保证期间为两年。2015年4月8日签订的4,800,000元借款的《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保证期限为两年。华信公司于2015年9月7日起诉，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富美公司不能免除保证责任。汪宏伟述称，认可富美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华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宏伟、富美公司共同偿还借款本金7,000,000元，利息700,000元（自2015年4月9日至2015年9月8日利息，利率按2%每月计算），之后的利息另计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偿还之日。2、判令汪宏伟、富美公司负担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100,000元，并由汪宏伟、富美公司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14日，被告汪宏伟与原告华信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汝华贷20140019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汪宏伟从原告华信公司借款贰佰贰拾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10月13日，借款利息按每月利率20‰计算，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20%，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归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放款账户为，并约定放款账户为还款账户。2014年7月14日，被告汪宏伟与原告华信公司签订财务咨询业务合同约定每月按13‰支付财务咨询费，即每月28,600元。2014年7月14日，被告富美公司与原告华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贷款本金2,200,000元，月利率20‰，贷款期3个月（即从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10月13日），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等）。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华信公司将贷款2,200,000元从其在汝城县农商银行的账户汇入被告汪宏伟指定账户中，被告汪宏伟收款后将此款转汇入邱勇账户中，用于归还另一案借款人鸿达公司欠原告华信公司的16,000,000元借款利息，当时汇款到原告华信公司的账户，此账户即为鸿达公司与原告华信公司借款16,000,000元的还款账户。2015年4月8日，原告华信公司与被告汪宏伟签订《借款合同》，编号为汝华贷20151004，合同约定：被告汪宏伟从原告华信公司借款4,800,000元，借款期限二个月，自2015年4月8日至2015年6月7日，借款利息按每月利率18‰计算，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约定利率上浮20%，借款人未按时足额还贷款本息的，应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用如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放款账户为农商行，并约定该放款账户为还款账户。2015年4月8日，被告富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袁四海以被告富美公司名义与原告华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贷款本金4,800,000元，月利率18‰，贷款期二个月（即从2015年4月8日至2015年6月7日止），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二年，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等）。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华信公司通过其在汝城县农商行账户转汇4,800,000元汇进被告汪宏伟在汝城县农商行的指定账户，被告汪宏伟收款后转汇入徐威在汝城农商行账户，用于归还另借款人鸿达公司欠原告华信公司的16,000,000借款利息。原告华信公司已收取被告汪宏伟偿还借款2,200,000元的利息及财务咨询费653,400元，截至2015年4月8日。表一还款日期              还款金额      （万元）              应付利息及财务咨询费上限3%（万元）              已付利息及财务咨询费上限3%      （万元）              余额视为归还本金      （万元）              本金数额      （万元）                  2014.7.14              3.2              3.2              216.8                  2015.2.18              10              46.412              10              2015.4.8              52.14              47.452              47.452              46880              212.112      原告华信公司已收取被告汪宏伟偿还借款4,800,000元的利息及财务咨询费26,400元，时间为2015年4月8日。原告华信公司为实现债权支付聘请律师费1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款纠纷，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有二个焦点问题：一是被告汪宏伟借款是否已清偿，二是被告富美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首先分析本案第一个焦点即被告汪宏伟的借款是否清偿，被告汪宏伟与原告华信公司签订两份借款合同，分别借款2,200,000元和4,800,000元，合计7,000,000元，从借款合同来看，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借款真实合法有效，且原告华信公司已履行放款义务，将款项7,000,000元汇至被告汪宏伟在汝城县农商行的指定账户中，被告汪宏伟辩称款汇到其账户上后被告汪宏伟将借款2,200,000元转汇至邱勇账户，再由邱勇将款2,200,000元转汇至朱艳兰账户上，至此，被告汪宏伟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消灭。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汪宏伟当时借款时放贷帐号，同时也是被告汪宏伟的还款账户，为什么不从被告汪宏伟还款账户直接汇至原告华信公司指定账户，反而要通过中间人转汇，这不合常理，反而原告解释被告汪宏伟贷款2,200,000元后转至邱勇账户用于归还鸿达公司借款利息，更合情理，况且鸿达公司与被告汪宏伟之间有关联关系，同样道理，被告汪宏伟借款4,800,000元后也分三次将款转汇至徐威账户上，再用于归还鸿达公司的借款利息，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汪宏伟放款时指定账户为，同时也是被告汪宏伟借款4,800,000元的还款账户，被告汪宏伟不通过还款账户还款，反而要通过第三人徐威来进行还款，唯一合理解释就是被告汪宏伟借款另有用途，即用于归还被告汪宏伟关联公司鸿达公司欠原告华信公司16,000,000元的借款利息。综上分析，被告汪宏伟辩称其借款已清偿，既无事实依据，又不合情理，其辩称理由不充分，依法不予支持。事实是被告汪宏伟以上两笔贷款是为其关联公司鸿达公司偿还借款利息。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被告富美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一笔借款2,200,000元，被告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四海亲自签订担保合同，亲自签字按指印，并盖上被告富美公司公章，这是公司法人代表的职务行为，公司对外应承担清偿责任，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被告富美公司应对其担保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笔借款4,800,000元，被告富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袁四海签订担保合同，并签字按指印，加盖富美公司公章，虽然此时袁四海不再担任法人代表职务，但仍然是被告富美公司职工，其行为显然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原告有足够理由相信袁四海的行为代表被告富美公司，因此被告富美公司应对其职工的行为对外承担清偿责任。总之，被告富美公司应对其担保的债务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审核，原告华信公司收取被告汪宏伟贷款2,200,000元的利息及财务咨询费653,400元（截止2015年4月8日）（详见表一），其中财务咨询费系基于同一笔借款而发生，且原告并未进行财务咨询服务，应视同收取利息，并纳入利息总额，已自行支付的总计未超过标准部分即未超过年利率36%为574,520元，依法予以支持，对超过年利率36%部分，不予支持，华信公司多收取的78,880元利息款应折抵被告汪宏伟偿还本金，被告汪宏伟尚欠原告华信公司借款本金2,121,120元。原告华信公司收取被告汪宏伟贷款4,800,000元的利息及财务咨询费26,400元，时间为2015年4月8日止，因被告汪宏伟借款当日尚未发生贷款利息，该款应折抵其偿还本金，被告汪宏伟尚欠原告华信公司借款本金为4,773,600元。被告汪宏伟实际尚欠原告华信公司两笔借款合计本金6,894,720元。原告要求被告汪宏伟承担贷款利息，按每月利率2%计算，第一笔借款2,121,120元，自2015年4月9日起算至清偿之日止，既符合合同约定，又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第二笔借款4,773,600元，约定月利率为1.8%，只能按约定，自2015年4月8日起算至2015年6月7日止；逾期月利率2.16%，原告起诉要求按月利率2%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依法予以准许。原告华信公司要求被告汪宏伟给付聘请律师费100,000元，符合合同约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富美公司作为被告汪宏伟债务的担保人应对担保的上述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汪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121,12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4月9日起算至清偿之日止；二、由被告汪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773,600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8日起算至2015年6月7日止，按月利率1.8%计算，从2015年6月8日起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三、由被告汪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即律师费100,000元；四、由被告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至第三项确定被告汪宏伟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五、驳回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400元，由被告汪宏伟、被告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65,586元，由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承担81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富美公司提交的桂阳县公安局受案回执，系富美公司以袁四海伪造富美公司印章为由向桂阳县公安局报案，由桂阳县公安局出具的一份报案受案回执，该证据，仅能证明桂阳县公安局就袁四海涉嫌私刻公章的报案进行了受理，并不能证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不影响本案的审理。富美公司陈述其目前使用的公章仍有2枚，工商局备案的“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光敏章刻制时未经公安局审批，“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铜章经公安局审批刻制但未向工商局备案。在一审过程中，富美公司向法院申请，要求对袁四海以富美公司名义与华信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所使用的富美公司公章，进行鉴定。袁四海是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担任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长期使用本案《保证合同》中所用公章对外从事经营活动。2014年7月14日富美公司与华信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第四条保证期限项下4.1约定“保证额度和信用额度的有效期为贰年，额度有效期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保证期贰年。汪宏伟分别于2015年7月24日、29日在华信公司2,200,000元和4,800,000元的逾期贷款催收单上签了字。2014年7月14日借款合同约定，华信公司应将借款转入汪宏伟账户中，同时约定该账户是汪宏伟还款账户。合同签订当日，华信公司制作一份借款凭证，载明贷款支用及还款账户为华信公司账户，随后华信公司通过该账户将借款2,200,000元转入汪宏伟账户，一审判决认定是转入汪宏伟账户错误。汪宏伟收款后将此款转汇入邱勇账户，而非一审认定的账户，邱勇收到2,200,000元当日就将款项转入了华信公司与鸿达公司16,000,000元借款约定的还款账户。2015年4月8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转出账户为，该账户是朱艳兰个人账户，没有指定还款账户,该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4,800,000元转至汪宏伟账户后，汪宏伟将4,800,000元转给徐威账户，徐威于当天将其中的4,799,800元转给了朱艳兰、朱洲芳，同日华信公司出具5张收据，注明收到汪宏伟咨询费和利息547,800元，收到鸿达公司咨询费和利息4,252,000元，汪宏伟和鸿达公司负责人雷志斌分别在收条上签名确认。袁四海代表富美公司在本案的两份保证合同“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名，并加盖了“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华信公司是否履行了出借义务，7,000,000元借款是否已经归还。汪宏伟与华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后，华信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付款账户将7,000,000元借款如数转账给了汪宏伟。其中2,200,000元通过华信公司账户转出，4,800,000元通过合同约定的朱艳兰账户转出，朱艳兰转款给汪宏伟是为华信公司履行出借义务。此外，汪宏伟分别在华信公司2,200,000元和4,800,000元的逾期贷款催收单上签字，也证明出借人华信公司履行了出借义务。上诉人汪宏伟以及富美公司主张本案的出借人是朱艳兰，华信公司未履行出借义务，汪宏伟与华信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按照合同约定，2,200,000元借款借期为3个月、4,800,000元借款借期为2个月，汪宏伟主张两笔借款都在当日就已归还，不符合情理，且其归还借款只需通过借款账户将款项转回贷款账户即可，没有必要通过他人代转，结合汪宏伟分别于2015年7月24日、29日签收华信公司两笔借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单及多次在支付利息、咨询费收据上签字等证据，足以认定汪宏伟提出两笔借款都在借款当日就已归还的主张不成立，依法不能支持。汪宏伟收到本案的两笔借款之后，将两笔借款分别转给邱勇、徐威，其中邱勇接收汪宏伟2,200,000元的账户正是鸿达公司向华信公司借款16,000,000元约定的还款账户，邱勇也在收到2,200,000元之后，将该款转给了鸿达公司与华信公司16,000,000元借款约定的还款账户。徐威接收了汪宏伟4,800,000元之后，于当日转回了4,799,800元至朱艳兰、朱洲芳账户，其中4,252,000元是代鸿达公司归还16,000,000元借款利息及咨询费，因此华信公司主张两笔借款是汪宏伟交给邱勇、徐威用于归还鸿达公司16,000,000元借款利息的抗辩主张成立。二、本案是否能适用民间借贷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经省级政府主管部门经批准，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因此小额贷款公司因发放贷款引发的纠纷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富美公司是否应对本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主要负责人。2014年7月14日袁四海作为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富美公司的名义为汪宏伟借华信公司2,200,000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与华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该份保证合同第四条保证期限项下4.1约定“保证额度和信用额度的有效期为贰年，额度有效期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华信公司认为该约定的意思是保证期间2年，富美公司和汪宏伟则认为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因该合同是华信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且从字面上理解确实存在歧义，应作不利于华信公司的解释。连带责任保证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6个月，华信公司于2015年9月8日起诉，已经超过保证期限，富美公司免于因2014年7月14日与华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2015年4月8日华信公司与富美公司签订《保证合同》时，袁四海虽已不是富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华信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袁四海以及富美公司也均未将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之事告知华信公司，且富美公司在该份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与袁四海担任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时与华信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加盖的是同一枚公章，因此华信公司有足够理由相信袁四海的行为代表的是富美公司，富美公司因2015年4月8日与华信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对本案4,800,000元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一审未准许富美公司公章鉴定申请，程序是否违法。富美公司2015年10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袁四海以富美公司的名义与华信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所使用的富美公章进行鉴定，理由为：2014年7月14日和2015年4月8日《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富美公司的公章，非富美公司到工商局、公安局备案的公章。主要目的是证明袁四海用私刻富美公司的公章对外担保，使用的富美公司的公章为假，保证不真实，富美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但袁四海是富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担任富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长期使用本案《保证合同》所用公章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该枚公章的真实性。富美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华信公司并不知情，袁四海与富美公司并没有就法定代表人变更一事告知华信公司，袁四海继续持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使用的公章签订合同，并在“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名，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富美公司保证责任的承担是基于袁四海职务行为和表见代理行为，公章鉴定对合同效力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对证明待证事实之间无意义，因此一审法院不予以公章鉴定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上诉人汪宏伟、富美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第一项，即“由被告汪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121,12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5年4月9日起算至清偿之日止”；二、维持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第二项，即“由被告汪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773,600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8日起算至2015年6月7日止，按月利率1.8%计算，从2015年6月8日起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三、维持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第三项，即“由被告汪宏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即律师费100,000元”；四、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第四项，即“由被告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至第三项确定被告汪宏伟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五、撤销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第五项，即“驳回原告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六、变更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5)汝民初字第711号第四项，为由上诉人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第三项确定上诉人汪宏伟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七、驳回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6,400元，由汪宏伟负担10,306元，汪宏伟、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55,280元，由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814元。二审汪宏伟上诉案件受理费60,763元，由汪宏伟自行负担；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案件受理费60,763元，由被上诉人汝城县华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19,097元，上诉人郴州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1,66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欧阳萍代理审判员  陈 佳代理审判员  郝 敏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曹 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第三十六条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