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34民终5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光顺，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四川省德昌县人，村民，住四川省德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四川可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发贵，男，汉族，1964年2月出生，四川省德昌县人，村民，住四川省德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德昌县德州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周光顺因与被上诉人张发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16)川3424民初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光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春、被上诉人张发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光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德昌县人民法院（2016）川3424民初66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2007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同承揽云南腾冲苏家河电站土石方开挖工程，因需要挖掘机，故决定自行购买。2007年10月18日，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黄某某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二人合伙出资购买一台挖掘机。之后，由上诉人联系购买事宜，各方经商定共购买挖掘机三台（被上诉人与黄某某一台、上诉人一台、向某某与谢某某一台），挖机的编号分别为5385、5382、5203。购买过程中，被上诉人出资120000元（其中20000元为运费），其余资金均由向某某与谢某某所在的热河信用社提供。三台挖机按揭提车后，5385、5382号两台均投到云南工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到了工地现场，被上诉人还让其儿子在5385号挖机上学习。后因向某某与谢某某挪用信用社的资金急需收回，二人到云南工地要求承包该工程并收回挖机，故上诉人退出工程，而被上诉人继续在工地上班。向某某与谢某某因挪用公款案发后，云南工地上的两台挖机被公安机关查封，最后被拍卖处理。被上诉人购买的5385号挖机最终由公安机关依法收缴，并非由上诉人取得，故上诉人不应偿还该挖机的首付费用，也不存在借被上诉人12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虽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但借条的作用是证明被上诉人在购买挖机时出过钱，以便今后与拥有挖机的人进行结算，所以才在借条上备注了用途。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残缺不全，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三、一审判决只重视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对被上诉人有利的口供，未全面审查涉案人员的供述及其他相关证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贺某某、程长茂的证言以及相关询问笔录均可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能证明被上诉人与黄某某合伙购买挖机的事实，一审判决回避挖机的归属情况，主观认为支付挖机的首付款转换为上诉人的借款无事实支撑。张发贵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被上诉人与黄某某于2007年10月18日达成合伙购买一台挖机的协议并未履行。上诉人自行联系热河信用社的向某某与谢某某贷款购买挖机，并于2007年10月21日、22日向被上诉人借款120000元。事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用于购买5385挖机的首付”只能表明借款用途，至于借款是否用于购买挖机与被上诉人无关。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能够证明借贷关系成立。该借条系上诉人出具，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借条表明了其真实意思，借条中标注用途只是载明了借款用途。上诉人等购买的挖机投入工程中使用，由上诉人收取了租金，也是由上诉人等按月支付挖机的按揭贷款，挖机被没收拍卖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虽残缺不全，但系上诉人故意撕毁所致，该事实一审已查明。上诉人先后五次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如对借条有异议，则不可能反复出具，上诉人陈述出具的借条系证明，但证明与借条的性质不同。三、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及相关询问笔录均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参与合伙购买挖机以及对挖机享有权利，而被上诉人证明存在借款事实的证据充分，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出的反驳证据，一审根据举证责任，依照事实和法律作出的裁判客观公正。张发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周光顺及时清偿原告张发贵借款本金120000元并支付利息115200元，上述款项合计235200元；2、由被告周光顺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9月，原告张发贵告知被告周光顺云南腾冲县苏家河电站有土石方开挖工程，问其可不可以去承包。随后，原告张发贵和被告周光顺以及贺某某等人到现场查看，并决定合伙承包该电站土石方挖运工程，由贺某某与云南省玉溪工程队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因租用挖掘机和运输车未果，原、被告等人决定购买挖掘机，将所购买的挖掘机以出租收取租金的形式用于所承包的工程中。2007年10月18日，原告张发贵与案外人黄某某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两人共同出资购买神钢260型挖掘机一台、红岩金刚双桥自卸车两辆，由黄某某办理购买挖掘机、双桥自卸车的相关事宜等。2007年10月18日、19日，被告周光顺与黄某某到热河信用社协商贷款买挖掘机事宜时，当时热河信用社的主任向某某和职工谢某某提出也要买一台挖掘机出租。双方商定共买三台挖掘机后，向某某、谢某某在未办理相关贷款手续的情况下拿了400000元公款给周光顺、黄某某，由周光顺向谢某某个人出具了借条。拿到款项后第二天，周光顺等人到西昌交了购买挖掘机首付款400000元。2007年10月21日、22日，原告张发贵及其妻子共拿了120000元给被告周光顺，被告周光顺又去付了首付款100000元。之后，向某某、谢某某付了400000元首付款。三台挖掘机共付900000元首付款后，周光顺等人提取三台挖掘机，并将两台挖掘机拉到云南腾冲苏家河电站工地，另一台被告周光顺拉到德昌热河镇自己的工地上。2008年5月，向某某等人与原、被告等人协商，要求转包该工程并以所购买的挖掘机首付款都是信用社的钱为由要求收回挖掘机。双方协商一致后，原、被告等人退出该工程。在向某某等人转包该工程后，原告要求被告对其已付购买挖机的120000元出具手续，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张发贵现金壹拾贰万元整，小写人民币120000元。此款用于买5385挖掘机首付。借款人周光顺（签名、捺印）、时间2007年10月21日”。之后，被告分别于2009年10月21日、2011年9月6日、2013年11月6日和2015年1月2日向原告重新出具了借条（几次借条出具在两页纸上）。2015年10月16日，原告与被告因借条发生争执，借条在争执过程中被毁损。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依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曾于2007年10月21日提供了120000元现金给被告周光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提供给被告的120000元现金是属于借款，还是被告代原告支付购买挖掘机的首付款。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将120000元交给被告时，确实是由被告代其支付挖掘机的首付款，但被告周光顺在办理挖掘机的权属过程中，三台挖掘机实际归被告周光顺一台、被告周光顺的舅子吴正一台、向某某和谢某某一台。对于挖掘机权属问题有张发贵、周光顺在德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笔录予以证实。2009年1月17日对原告张发贵的询问笔录第3页第12行“动工之后见效益好了，黄某某、周光顺才给我说我买挖机资金不足部分没有贷到款，所以挖机就没有股份。后我喊周光顺还钱，他说没有钱，到谢某某他们接手后，周光顺才打了个借条给我”；2009年1月16日对被告周光顺的讯问笔录第4页第17行“我和我舅子吴正各一台，其中500000元是信用社出的，有100000元是我借的，向某某和谢某某有一台，这一台的300000元也就是信用社的。”；2009年1月19日对被告周光顺的讯问笔录第3页第22行“2007年10月21日晚上，我在贺某某家卖衣服的门市里，张发贵借了80000元给我，是张发贵的老婆杨某某拿给我的，张发贵也在场。第二天早上，杨某某又拿了40000元给我，总共是120000元给我，当时我也没打条子给他们。”、第6页第8行“当时说是向某某的舅子一台，实际上我们也清楚就是向某某有一台，另外两台一台是我的，另一台是我舅子吴正的。这三台挖掘机实际上信用社拿了800000元，我给张发贵借了100000元。挖掘机送到云南后，大概在11月份，吴正就把300000元首付款给我了，我把钱投在热河通村公路我就没有把钱还给谢某某、向某某。”；2009年1月20日对被告周光顺的讯问笔录第2页第20行“挖掘机拉到热河后，吴正就说那台他买来做的，就去办理了他的户头，办理户头大约2008年3、4月份才最后办好，从2007年12月份就开始到攀枝花办手续，第一次到攀枝花签字回来后，吴正就拿了30万给我。”；2009年2月17日对被告周光顺的讯问笔录第5页第5行“当时没有明确，只是大概说了一下，向某某、谢某某买一台，黄某某和张发贵买一台，我买一台。后来900000元首付款交清后，张发贵说他一直经营汽车，没有经营过挖掘机，这台挖掘机就转给我，张发贵、黄某某就经营汽车了”。综上，结合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对被告收到原告120000元购买挖掘机首付款后，因挖掘机权属不属于原告所有，原告已付的120000元购买挖掘机的首付款转换为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12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支持。”的规定，因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1152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被告辩称该笔款是代原告支付其购买挖掘机的首付款以及被告辩称其在讯问笔录中说向张发贵借钱，目的是为了要保住挖掘机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1一、被告周光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张发贵借款人民币120000元；2二、驳回原告张发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2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410元，由被告周光顺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德昌县公安局制作的讯（询）问笔录，2009年1月16日，公安机关讯问上诉人周光顺：“你们购买的三台挖机分别属于哪些人？各承担多少钱？”，上诉人周光顺答：“我和我舅子吴正各有一台，其中五十万是信用社出的，有十万是我借的，向某某和谢某某有一台，这一台的三十万元也就是信用社的。”；2009年1月19日，上诉人周光顺接受讯问时述称：“21日晚上，我在贺某某家卖衣服的门市里，张发贵借了八万元给我，是张发贵的老婆杨某某拿给我的，张发贵也在场。第二天早上，杨某某又拿了四万元给我，总共十二万元，当时我也没打条子给他们……这三台挖掘机实际上信用社拿了八十万元，我向张发贵借了十万元。”;2009年1月20日，公安机关讯问上诉人周光顺：“你借的十万元来源？”，上诉人周光顺答：“我给张发贵借的。”；2009年2月17日，上诉人周光顺对公安机关讯问：“你们买挖机明确是谁买占多少股吗？”答称：“当时没有明确，只是大概说了一下，向某某、谢某某买一台，黄某某和张发贵买一台，我买一台，后来，九十万元首付交清后，张发贵说他一直经营汽车，没有经营过挖机，这台挖机就转给我，张发贵、黄某某就经营汽车了。”；2009年1月17日，德昌县公安局对被上诉人张发贵进行询问时，被上诉人张发贵陈述：“动工之后，见效益好了，黄某某、周光顺才给我说我买挖机资金不足那部分没有贷到款，所以挖机就没有股份，后我喊周光顺还钱，他说没有钱，到谢某某他们接手后，周光顺才打了个借条给我”。在接受讯问时，对三台挖掘机的权属分配问题，黄某某的陈述为：“三台挖机是合伙的，周光顺和谢某某一台、向某某一台、我和张发贵一台”；谢某某的陈述为：“周光顺占两台挖机的股份，黄某某占一台挖机的股份”；向某某的陈述为：“这三台挖机我和谢某某占一台，各占50%股份，周光顺一人占一台，黄某某一人占一台”。上诉人周光顺认可公安机关讯问笔录载明的内容与其当时所作陈述一致，但辩称为了保住挖掘机才作如上陈述，称其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不真实。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周光顺认可所购买的三台挖掘机中，有两台办理在上诉人名下，另一台办理在上诉人的舅子吴正名下，并均以上诉人的名义办理按揭贷款。本院认为，上诉人周光顺对收到被上诉人张发贵给付的120000元现金以及就此笔款项前后五次向被上诉人张发贵出具了借条并无异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德昌县公安局对上诉人周光顺所作的几次讯问，上诉人周光顺均述称向被上诉人张发贵借款用以购买挖掘机，且被上诉人张发贵对所购买的挖掘机并不享有权利。上诉人周光顺辩称其在公安机关讯问中所作的陈述不真实，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其在公安机关陈述的事实，故本院对德昌县公安局关于上诉人周光顺的讯问笔录载明的内容予以确认。周光顺上诉称其在一审提交的证人证言及相关讯问笔录均证实被上诉人与黄某某合伙购买挖掘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经审查，上诉人在一审中虽提交了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该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信；案外人黄某某、向某某、谢某某在接受德昌县公安局讯问时，仅有黄某某的陈述提及被上诉人对挖掘机享有股份，但上诉人在讯问笔录中明确认可原约定由被上诉人与黄某某合买的一台挖掘机在首付交清后转给了上诉人，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及黄某某分别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相互印证了原约定由被上诉人张发贵与黄某某购买的挖掘机已实际转给上诉人周光顺所有，且上诉人据此就被上诉人已付120000元挖掘机首付款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条，故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借条虽部分毁损，但仍能清楚反映出借人、借款金额、时间，上诉人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借条上用于购买挖掘机的资金用途存在毁损并不影响对借款相关事实的认定。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一审判决依据上诉人周光顺自认的事实，结合上诉人周光顺向被上诉人张发贵出具的借条，认定被上诉人张发贵支付给上诉人周光顺120000元购买挖掘机的首付款转换为上诉人周光顺向被上诉人张发贵的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中，上诉人受让被上诉人购买的挖掘机后，被上诉人已付的120000元挖掘机首付款已转换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应当按照双方约定予以归还，该台挖掘机的最终归属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实现债权，故上诉人主张该台挖掘机已被公安机关收缴，上诉人未取得挖掘机则不应偿还该台挖掘机的首付费用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光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20元，由上诉人周光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亚莉审 判 员  李爱军代理审判员  冯文婷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黄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