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17民终1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东周，男，194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驻马店市驿城区，系徐科举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井连，女，194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徐科举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款喜，男，200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驻马店市驿城区，系徐科举之子。法定代理人李蕊，女，197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驻马店市驿城区，系徐款喜之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驻马店市保安服务公司，住所地驻马店市金雀路东段。法定代表人闫瑞华，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燕小成，河南燕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15)驿民重字第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东周、付井连，被上诉人驻马店市保安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公司）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徐款喜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徐东周等人的亲属徐科举在2013年6月26日因病入住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7月3日出院，××性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等，病历中记载其“慢性乙肝”病史20年、间断口服药物治疗等。后徐科举于2013年8月3日因患××去世。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提供了徐科举在保安公司的上岗证（加盖有保安公司印章）、工装（胸牌编号000383）、证人潘某的证言及保安公司与徐科举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只有徐科举的签名，没有保安公司的签名盖章）。保安公司提交驻马店市公安局刑事技术研究所（驻）公（刑）鉴（文）字[2014]046号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认定署名“徐科举”的驻马店市保安服务公司上岗证的印文与保安公司2011年2月25日的样本印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2011年11月15日以后新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形成。在本案再审中，潘某出具证明并到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询问，称其不认识徐科举，认识徐科举的父亲徐东周，为徐科举书写的劳动合同书及2013年10月11号的证明是受到徐东周的利诱及威胁所出具。徐东周、付井连系徐科举父母，徐款喜系徐科举三儿子。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等七人与保安公司因其亲属徐科举死亡丧葬补助金等问题发生劳动争议，向驻马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2013年10月31日，该仲裁委作出了驻劳人仲案字[2013]134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申请人徐东周等人的仲裁请求。后徐东周等人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立案前，徐科举妻子翟小运、长子徐红喜、次子徐贺喜、长女徐喜影书面声明放弃主张因其亲属徐科举死亡丧葬补助金等问题向保安公司起诉的权利。原审法院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12号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本案中，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提供了署名“徐科举”的驻马店市保安服务公司的上岗证，但经刑事鉴定徐科举上岗证上加盖的“驻马店市保安服务公司”的印文与保安公司的新老印章形成的印文均不系同一印章形成，该上岗证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证人潘某在一审中虽然出具证人证言，证明徐科举系保安公司员工，但其在一审中就未出庭作证，且在再审中，又出具证明并到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询问，称其不认识徐科举，认识徐科举的父亲徐东周，为徐科举书写的劳动合同书及2013年10月11号的证明是受到徐东周的利诱及威胁所出具。故对潘某于2013年10月11号出具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提交的劳动合同书只有徐科举的签名，没有加盖保安公司的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真实性无法认定。徐科举身穿保安服的照片及保安服不能证明徐科举系保安公司的工作人员。综上，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徐科举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对该三人请求的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按月发放遗嘱生活补助金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负担。宣判后，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即使保安公司没有在劳动合同上加盖印章，但其提供的上岗证、工装、劳动合同以及潘某的证言，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徐科举是保安公司的员工。2、保安公司不能证明上岗证上加盖的印章是其唯一的印章，并且也不能证明徐科举的上岗证与该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上岗证不一致，同时也不能证明徐科举的工装与该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装不一致，故该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潘某亲笔书写证明后，又迫于保安公司的压力，称其是在徐东周的威逼利诱之下书写的证明，事实上徐东周已经70多岁，不可能威逼利诱潘某，故本案应采信潘某在2013年10月11号出具的证明。4、应将其提供的徐科举身穿保安制服的照片，与保安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制服照片做技术对比，以确认是否出自同一照相馆。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审经审理查明，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在二审中提交徐小举、杨习峰的书面证言，证明徐科举与潘某认识，都在保安公司上班。保安公司质证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应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因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提交的劳动合同上仅有徐科举的签名，没有加盖保安公司的印章，也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同时证人潘某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称劳动合同是其在徐东周利诱之下书写，故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据此认定徐科举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虽然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提供了粘贴有徐科举照片及书写有徐科举姓名的“驻马店市保安服务公司”的上岗证，但经驻马店市公安局刑事技术研究所鉴定，该上岗证上加盖的“驻马店市保安服务公司”的印文，与保安公司2011年2月25日的样本印文及2011年11月15日之后的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故该上岗证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不能据此认定徐科举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证人潘某虽然在2013年10月11日出具了书面证言，证明徐科举系保安公司员工，但其在2013年的一审庭审中未出庭作证，同时其在再审中又出具证明推翻之前所出具的书面证言，并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称其不认识徐科举，2013年10月11日的书面证言是其在徐东周哄骗之下出具，故潘某于2013年10月11号出具的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徐科举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提供的保安服及徐科举身穿保安制服的照片，来源不明，且保安公司不予认可，不能据此认定徐科举曾是保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关于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二审中所提交的两份书面证言，因书面证言上显示的出具人徐小举、杨习峰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徐小举系徐东周、付井连之子，与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具有利害关系，故对该两份书面证言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徐科举与保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该三人主张的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按月发放遗嘱生活补助金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徐东周、付井连、徐款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于俊义代理审判员  刘 辉代理审判员  王 威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书 记 员  刘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