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6民初1072号原告陈旻，女，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代理人年沙，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冬，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公司上海代表处，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首席代表SethPatrickHays。委托代理人陈杰，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邹洋，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上海分部，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负责人崔红，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上海分部主任。委托代理人乐政。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孙力中，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乐政。原告陈旻为与被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上海分部(以下简称“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以下简称“中国人才”)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月1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6年2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1日、2016年5月18组织进行证据交换，于2016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旻及其委托代理人年沙、吴东、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及中国人才的委托代理人乐政、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委托代理人邹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旻诉称：原告于2002年12月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签署了聘用协议，担任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2004年1月1日起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订劳动合同，原告被派遣至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工作。2014年9月底，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拖欠原告的工资。2014年11月5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向原告发出《即时解除劳务派遣关系通知》。2014年11月10日，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原告不存在任何违纪行为，且被告并无任何规章制度，被告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原告不服劳动仲裁裁决，起诉要求：一、三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税后工资人民币(除注明之外，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3,165元以及25%的经济补偿金20,791.30元；二、三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4,497元。为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交以下证据作为依据：第一组证据，为了证明原告和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务派遣关系，包括：1、2002年12月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签订的聘用协议、2003年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签订的聘用协议、2004年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签订的聘用协议，共同证明(1)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与原告之间的聘用关系；(2)原告的岗位为首席代表，约定对协议内容的任何变更均需双方同意并以书面方式确认；2、2004年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订的劳动合同、2013年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确认函，共同证明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自2004年起建立的劳动合同关系和劳务派遣关系。第二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在同一时间段内将包括原告在内的上海代表处全体员工全部解职，包括：1、2014年11月5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向原告发出的《即时解除劳务派遣关系通知》，证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单方违法解除与原告之间的派遣用工关系并不予经济赔偿；2、2014年11月5日、11月6日及11月7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与原首席代表之间的往来邮件，证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证实了不是因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员工严重违反了所谓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规章制度而被解除的劳动合同，而是为了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所以才非法解除了全体员工；3、2014年11月10日及11月19日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邮件，证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违法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4、案外人张彦二审传票、案外人喻玲君仲裁案受理通知，共同证明(1)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共有三名员工，包括原告、张彦及喻玲君，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以员工违纪为由同时解雇了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并且所有员工均相继提起了劳动仲裁，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本身即可证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解雇原告不具有合法性。(2)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解除全体员工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经济性裁员，应当在裁员前听取工会或全体职工意见并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在未履行前述程序的情况下对原告进行了解职本身就是违法的。第三组证据，为了证明原告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工作的十余年间，工作表现优异，得到了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及前任CEO的肯定，包括：1、自2005年至2013年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对原告的工作考核和加薪决定的相关邮件、2013年1月31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备忘录，证明(1)原告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担任首席代表的十余年间工作表现优异，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对原告的工作表现高度认可，每年都给予原告加薪。(2)原告在2014年度的月工资为50,597元；2、2014年11月14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原CEO发给原告的邮件"thankyou"，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原CEO(任职十六年)对于原告被违法辞退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所以专门写邮件对于原告十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表明其完全不认可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对原告的违法解除行为。第四组证据，为了证明因非营利性机构代表处延期的特殊性，2010年后国家工商总局针对此类代表处的登记有特殊的操作程序，即直到今日都是在到期并接到工商局的通知后才能进行续展，在原告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也都妥善处理了登记证的历次延期事宜，从未因此影响到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正常运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声称的"因原告未勤勉尽职并使INTA上海登记证于2014年因过期而失效若干月"完全是其为开除原告罗织的借口，包括：1、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登记证2011年之后的续展情况，证明因非营利性机构代表处延期的特殊性，自2010年起，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登记证续展均需要依工商局的通知后才能办理，并且续展的期限从半年到一年不等。并且现阶段，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续展工作也是在登记到期后才得以再续展；2、2012年9月12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邮件、2012年12月11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发给原告的邮件、2013年1月9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邮件及附件登记证(有效期自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共同证明(1)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登记证曾于2012年9月30日到期，但因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文件准备的问题导致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才向原告提供续展所需的材料，2013年l月才拿到更新的登记证，但在此期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仍能正常运转。(2)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总部收到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登记证的复印件，因此完全知悉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登记有效期是2013年12月31日；3、2013年3月1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邮件及附件，证明为了准备CEO的交接工作，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总部要求每个部门对自身情况和运行程序提交汇总文件。总部行政部、财务部和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共同参与制定这些文件，并于2013年2月正式定稿。这些文件中关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情况概述就详细介绍并提示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续展工作的现状(包括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登记有效期将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尤其是详细论证了前述国家工商总局的特殊操作程序是真实存在的(即依通知方可续展的实际情况)。所以总部行政部、财务部的总监们也完全了解这些实际情况，并且CEO上任以后也完全知晓这些现状；4、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盖章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于2015年12月28日专程致函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求其证明“包括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在内的这类非营利性机构代表处的延期，只能是期满并接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通知后才能办理，基于此，在这类机构期满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也允许其在延期变更登记前的合理期限内正常运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亦盖章确认上述情况属实。第五组证据，为了证明2014年2月原告在接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允许续展的通知后立即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总部沟通了续展事宜，并要求尽快提供文件支持，但CEO出于恶意拒不提供文件支持，并且临时推翻办公室租约的续展，并造成法律纠纷，使得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登记续展变成不可能。2014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登记证过期长达半年才延期，完全是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意图达到暗中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将所有中国职员非法解职的目的，故意恶意不作为、不履行职责造成的。原告为此多次致信该CEO本人，指出其指令和不作为行为的不合理之处，损害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和全体中国职员的利益。其以此辞退原告，不仅是为了推卸其责任，而且也是为了“借刀伤人”，包括：1、2014年2月19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邮件及附件《变更登记申请书》、2014年2月26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邮件，共同证明原告在2014年2月接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允许续展通知后立即与美国商标协会沟通续展事宜，并按照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要求提供了《变更登记申请书》的英文版，也及时向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解释了为什么这次是到期后才能进行续展；2、2014年3月7日至2014年3月21日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往来邮件、2014年3月26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发给赛力(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原办公室出租方)的邮件、2014年3月27日赛力给原告的邮件，共同证明(1)在办理续期之时，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办公室租约亦临届期(2014年3月31日到期)，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为了达到其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目的，先是故意迟迟不批准预算中早己经董事会批准预算的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办公室租约，在租约到期前五天又指令财务总监提出办公室租期一月一续，过后又于2014年3月28日通知出租方不再续租办公室。这导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根本无法办理延期。(2)在此期间，原告通过这些邮件不断催促总部及CEO妥善处理办公室续展事宜，并解释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续展的现状，以及这种现状影响办公室正常运营的事实，并要求CEO解释为什么毫无理由地拖延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续展达一个多月之久，并以此为借口停止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运营和要求员工停职。证明原告完全尽到勤勉之职尽力希望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早日顺利得以续展。并且反之证明是CEO恶意不作为，并且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续展设置种种障碍，而恰恰是原告在尽善良管理之职；3、2014年3月28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发给赛力的邮件，证明2014年3月28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租约到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恶意通知赛力解约，挑起法律纠纷；4、2014年4月7日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王羽中律师出具的《律师函》、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共同证明(1)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早在2014年4月之前就委托了外部律师处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注销关闭、违法解除其与全体职员的劳动合同等事宜；(2)该律师函第四段明确表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总部现决定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3)CEO签署的委托书明确表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委托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负责处理退租事宜，包括接收租赁物业内的全部物品；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委托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负责处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所有员工的劳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谈判及签署或发出法律文件，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也收到过该文件；处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注销登记事项。(4)CEO却在2014年4月11日给原告的工作指令第二项声称其聘请外部律师的目的是“可以续展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注册”。以上证明CEO的真实意图就是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并要违法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关系。但另一方面，却不告知原告和所有员工其真实意图，欺骗原告及员工要续展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其行为构成非善良管理和恶意欺诈。第六组证据，为了证明因美国商标协会新任CEO通知出租方赛力，原告无权处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事宜，并委托其聘请的外部律师处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全部物品的交接事宜，导致原告无法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获取其需要原告提供的文件材料(包括会计账簿、纳税申报表等文件)，新任CEO明知该情况仍下达了要求原告提交会计账簿等文件的不合理指示，显然是为开除原告炮制罪名，包括：1、2014年3月19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发出的《停止通知》，与证据四-4《情况说明》共同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以登记证到期为由要求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停止运营，要求原告停止一切职务行为，根本目的就是要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并将全体员工全部违法解除；2、2014年3月28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发给赛力的邮件附件《租赁终止通知》，证明(1)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除在2014年3月28日恶意通知赛力解约外，还在其通知中明确告知赛力只有CEO本人有权代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理退租事宜。这致使原告无法取得存放在原租赁场所的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文件材料，包括其要求原告提交的会计账簿、纳税申报表等。(2)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明确表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任何事项的决定权均在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而非作为首席代表的原告。(3)与证据五-4(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共同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委托了外部律师负责接收租赁物业内的全部物品，原告没有获得接收前述物品及文件的授权，新任CEO给原告下达的指示是明知原告无法完成的不合理指示；3、病假单，证明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4月2日原告因生病请假，并办理了正常的请假手续。原告在恢复工作后第一时间回复了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邮件；4、2014年4月4日原告委托律师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律师函，证明原告严格执行了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关于停止原告作为首席代表的一切工作行为的指令；5、2014年4月28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主席Mei-lanStark的邮件、2014年4月30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邮件，共同证明尽管原告认为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指示是不合理的，原告也没有能力执行，但是原告仍积极反馈了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邮件，并表示会在现存法律纠纷和障碍得到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清除后立即予以执行，从来没有拒绝过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指令；6、2014年5月21日、5月22日及5月26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邮件，证明因邮件服务器在美国总部，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总部限制了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全体员工的工作邮箱的使用，致使原告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第七组证据，为了证明原告从未违反指令擅自参加香港年会，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也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参加了美国国际商标协会香港年会。原告参加的是董事会主席批准并安排、包括CEO本人也参加的内部工作会议。该内部工作会议是由国际商标协会主席Mei-lanStark于2014年5月12日通过邮件通知原告等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三位员工到指定地点出席，且在会议后，与会者之一的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法律顾问代表美国国际商标协会通过邮件确认了会议的召开，并将总结要点发送给原告，从未针对原告的出席提出任何异议，包括：1、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主席Mei-lanStark于2014年5月12日发给原告的邮件，证明(1)2014年5月5日CEO邮件告知原告的指令是“您不必参加美国国际商标协会香港的年会”。(2)2014年5月12日，原告收到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主席邮件，邀请并安排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中国员工参加2014年5月14日在香港召开的内部工作会议。以上证明：原告不存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声称的“违反工作指令，不遵从管理，擅自前往香港参加会议”的情况；2、2014年5月14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全球法律顾问给原告的邮件，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进一步确认了内部工作会议的召开，亦未提出过是原告违反指令擅自参加该内部工作会议；3、2014年5月21日原告的回复，证明原告明确表示不存在不服从合理指示的情况；4、美国国际商标协会2013年年会中文广告及宣传册、2013年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CEO签署的年会邀请函及相关邮件，共同证明由于年会是大型国际商业会议，根据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一贯做法，原告参加会议必须取得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CEO签发的邀请函，并且，原告只有凭借该邀请函才能完成会议注册手续。在2014年原告未取得邀请函且没有办理前述注册手续的情况下，原告根本没有参加年会的可能性。第八组证据，为了证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年度预算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财务总监制定并最终报董事会审批(其中根据美国的财务预算制定办法明确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全体员工的社保费用预算)，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费用明细申请和报告每季度均需要向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财务总监提交，而并非由原告自行决定。并且，自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2003年9月底成立以来，原告的所有财务费用均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及各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并最终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总部决定(包括工资、奖金、社保、个税等等)，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也一直把原告作为其总部雇员进行严格直接管理，对于原告工资、奖金、社保、个税等的处理方式原告没有单方决策权。包括：1、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主要工作人员管理图表，证明原告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总部在中国负责对外关系事务、会员发展、市场宣传及教育活动，原告对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不具有财务决策权；2、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就财务预算及费用明细等的往来邮件，证明(1)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财务费用(包括原告的工资、社保、个税等问题)均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及相关部门审批，原告无权决定，亦不应对此承担责任。(2)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总部发给原告的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预算表中是区分薪资和薪资税的，这也说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付到原告账户中的薪资为税后薪资；3、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就票据的往来邮件，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财务管理制度非常严格，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全部开销的相关票据均由原告定期寄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4、财务报告及相关邮件，证明原告定期按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要求向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提交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财务报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对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员工的工资、社保、税务处理从没有提出过任何的异议；5、2004年2月10日、2月11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和原告的往来邮件及附件，证明(1)原告在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署劳动合同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仍明确要求原告的工资支付方式(包括每月分两次支付)和程序与其在纽约的雇员一致，并明确要求是支付至原告的个人账户。也即，原告根本无权自行决定原告的工资支付方式和程序。(2)原告的工资支付方式和程序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纽约雇员是一致的，而在纽约，薪资税是由公司而非员工个人承担的，这也可以证明原告的工资为税后工资；6、2005年1月22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发给原告的邮件，证明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签署的聘用协议的内容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完全有权单方决定，并且该聘用协议的签署程序也是先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签署再寄给原告完成全部签署；7、2005年12月16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发给原告的邮件，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在2005年决定将原告的年薪转由人民币计算总额，但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依然决定根据支付时汇率每月支付至原告的个人账户，可见原告的工资支付方式完全是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决定的；8、2014年4月至2014年8月涉外收入申报单，证明原告对于收到的每笔工资均进行了涉外收入的申报，没有过任何逃避外汇申报并逃避审查的行为，由此亦可见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为了达到辞退原告的目的甚至于不经任何事实调查而虚构解除理由。第九组证据，为了证明因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单独武断作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歧视性的且错误的决策遭到了原告的反对，因原告向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反映了其在管理方面存在的不当行为以及其有违反WhistleblowerPolicy等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等政策的行为，从而遭到了该CEO的打击报复。包括：1、2013年9月11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发给原告的邮件、2013年9月11日及9月18日原告的邮件回复，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不经任何沟通突然削减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百分之六十预算并要求取消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中国的精装版简报而改为电子版本，原告虽然持反对意见，但是仍按照其要求削减了预算，并向其提示了削减预算未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2、2013年10月28日、2014年12月16日中国期刊编辑委员会的两封联名信，证明中国期刊编委会认为取消中国期刊的决策严重损害了中国会员的利益，并提出了反对意见；3、2014年5月8日、4月29日、4月3日原告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的邮件、2014年4月3日、2014年5月9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前董事回复原告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邮件，共同证明原告向董事会反映了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在未事先告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员工的情况下意图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等事宜。在原告向董事会反映前述事宜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前任董事明确表示支持原告，并要求董事会能尽快调查并解决问题；4、2014年8月29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邮件、2014至2017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全球策略计划，证明(1)结合证据五-4《律师函》、《授权委托书》，共同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决定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违法解除其与全体职员的劳动合同。(2)2014至2017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全球策略明确说明将在中国增加在北京的职员，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决定是违反了董事会通过并执行的2014至2017针对中国的全球策略的；5、2014年8月12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其他两位员工写给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的邮件以及邮件附件《致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张彦、喻玲君工作情况反映)》，证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为了达到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非法目的，以各种方式故意为难、刁难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全体中国职员，包括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停止正常运营，停止全体员工工作职权、不提供办公场所、不提供办公经费及工作条件、拖欠工资等等；6、2014年4月25日任免函、2014年7月1日王羽中律师代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向原告出具的律师函，共同证明原告在2014年4月25日就被CEO免去了首席代表职务，但原告直到2014年7月2日才收到该律师函，才被告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己免除原告的首席代表职位，并任命他人担任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且已于2014年6月20日在相关登记机关办理了首席代表的变更登记。以上证明CEO早在2014年4月25日就采取欺骗隐瞒方式免除了原告的职务，但却既不告知原告，也没有经过公司内部正常的行政程序，更没有经过中国正常的法律程序进行任免和变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未经原告同意，单方违法变更了原告的工作岗位；7、《关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公司律师虚假申报骗领代表处登记证及变更的函》及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回函，证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以欺骗方式向上海市工商局提供虚假材料变更首席代表的工商登记；8、2014年7月14日原告委托律师出具的律师函、2014年8月28日原告委托律师向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出具的律师函及相关邮件，共同证明原告多次要求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及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纠正违法行为，恢复原告首席代表职位，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均置之不理；9、2014年8月包括原告在内的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全体员工向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发送的邮件、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前董事王茁对前述邮件的回复，共同证明(1)原告向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反映新任CEO有违反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举报政策(美国国际商标协会’sWhistleblowerPolicy)等不诚信管理和欺诈行为，并因此遭到了新任CEO的打击报复。(2)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前董事王茁对新任CEO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并对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针对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员工的错误行径表示强烈反对；10、2014年10月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就工资发放问题的邮件往来，证明2014年9月底，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单方要求变更工资支付方式并开始拖欠原告的工资；第十组证据，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前董事王茁的证人证言，证明(1)原告在担任美国国际商标协会首席代表期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带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发展了上海家化等众多知名的民族品牌企业加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并极有利地促进了中国民族品牌的对外宣传和推广以及中外品牌企业的交流。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对原告首席代表的工作一直都给予很高的正面评价。(2)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工作计划、财务状况以及人事管理事宣均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开会(包括电话会议)批准通过；首席代表原告以及其他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员工不出席此类会议。(3)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前任执行总裁AlanDrewsen曾在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及年会中公开提及原告与张彦的夫妻关系，董事会知晓该事宜。(4)原告一直勤勉尽职地就相关问题的妥善解决和董事会进行工作沟通。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前董事亦认为关闭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有违董事会决议，损害中国会员利益，并且多次要求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调查并妥善解决问题，并对该CEO针对中国员工的错误行径表示了强烈反对。第十一组证据，包括：1、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孔祥俊亲笔签署的推荐信，证明原告工作表现优秀；2、原中国商标局副局长、中华商标协会秘书长曹中强亲笔签署的推荐信，证明原告工作表现优秀；3、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陈旭东(原上海海关副关长)亲笔签署的推荐信，证明原告工作表现优秀；4、四川省商标协会会长、原四川省政协常委、原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罗明锦亲笔签署的推荐信，证明原告工作表现优秀。第十二组证据，包括：1、2014年3月5日原告发给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新任CEO的邮件，证明是新任CEO单独武断作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歧视性的且错误的决策，导致美国国际商标协会与中国政府关系恶化造成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与登记证到期没有任何的关系；2、2005年1月4日、1月10日、1月12日、2010年11月1日、11月3日、11月16日、11月20日、11月23日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关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租约审批事宜的往来邮件，证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历年租赁合同的内容及签署均需提交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审批并最终由其决定，原告对此并不具有任何的决策权。第十三组证据，包括：1、证人王茁在(2015)黄浦民一(民)初字第3060号案件庭审时出庭作证的笔录，证明(1)证人王茁曾任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其证明包括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在内的各个国家的战略计划和财务预算均由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董事会审议。(2)就原告与张彦的夫妻关系，证人是通过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原主席AlanDrewsen提起的，这在美国国际商标协会是公开的。(3)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对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工作是满意的，证人参加的一些活动(2008年北京举办的商标论坛、在上海举办的很多商标论坛、国家商标协会年会等活动)都能看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对国际商标协会发展做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工作；2、陶文军与沃尔玛(安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的(2015)合民一终字第027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该案判决中，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依据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按照劳动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的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即自1997年至2007年沃尔玛(安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应支付陶文军的经济补偿金为231,118.58元(21,010.78元/月×11月)。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按照经济补偿金的双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且工资的最高额度为当地平均工资的三倍13,572元(4,584元/月×3倍)，因此2008年之后的赔偿金数额为88,218元(13,572元×6.5)，两项合计为319,336.58元。本案原告遭到违法解除，参照(2015)合民一终字第02763号民事判决书的计算方法，三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4,497元。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辩称，原告在职期间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造成了重大损害，同时存在欺诈和严重违纪的行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依法于2014年11月5日解除了双方间的用工关系，并将其退回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于2014年11月5日据此解除劳动关系。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认为，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有效，原告无权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原告拒绝遵照指示进行工作，且未按要求提供银行账户，导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无法如期向其支付工资，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同意支付原告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税前工资83,156元。后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在进行法定扣减后以美元向其支付了工资，却被原告退回，因此，原告无权主张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工资的25%的经济补偿金。为证明其主张，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提交以下证据作为依据：1、登记证，证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登记证已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2-3、2014年2月19日邮件、2014年3月4日邮件，证明因原告未能勤勉尽职，导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登记证于2014年因过期失效数月,并且在已经过期两个半月以后，才第一次通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银行账户被冻结；4、2014年3月19日的电子邮件，证明鉴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登记证因原告未能及时申请延期而失效，为降低和避免法律风险，美国国际商标协会的CEO于2014年3月19日指示原告及其配偶张彦在内的中国区员工立即停止在中国的业务活动并停止代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继续行事，“直至该问题得到解决”；5-7、2014年3月28日的电子邮件、2014年3月31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向原告发送的律师函、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4月3日往来电子邮件，共同证明2014年3月28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CEO明确要求原告在内的员工配合办理办公室搬迁事宜。然而，2014年3月31日上午9时原告、原告配偶张彦，以及喻玲君同时请病假，并且，在美国国际商标协会CEO要求原告打一个电话联系业主，提供最低限度的协助，原告亦未提供；8、2014年4月11日电子邮件，证明2014年4月11日，美国国际商标协会CEO向原告发送的邮件，做出明确而详细的工作指示，包括：“1、请立即着手将INTA和上海代表处的财产从(租期已满的)之前的办公室搬移至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XXX号静安嘉里中心一座29层世服宏图上海的24室(邮政编码：200040)的新办公室。以下为世服宏图和搬家公司的联系方式：……2、请遵照由本人作为INTA首席执行官所聘请的外部律师的指示，向其提供所要求的上海代表处的信息、许可证及/或印章，使得该外部律师可以续展上海代表处的注册及更改上海代表处的注册地址。3、请提供与任何中国政府官员之间就本人一月份到中国访问以及本人与INTA总裁三月份的访问相关的所有邮件和信函往来、与该等官员之间的所有其他通讯的书面证据、或向该等官员发出的所有邀请函的复印件。4、请提供与任何中国政府官员之间就其可能出席或参与INTA在香港举行的年会相关的所有邮件和信函往来、与该等官员之间的所有其他通讯的书面证据、或向该等官员发出的所有邀请函的复印件。5、请提供旨在推广INTA在香港举行的年会的所有邮件和信函往来、以及其他通讯的所有书面证据的复印件。6、请提供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及2014年上海代表处或INTA根据上海代表处的提议或建议在中国组织或资助的所有活动的详细列表。此外，请提供涉及该等活动的所有付款的书面证据，并确认各笔款项的收款人。7、请提供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及2014年上海代表处的所有美元账户与人民币账户的所有银行对账单的复印件。8、请提供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所有会计账簿和记录。9、请提供2011至2013年的纳税申报表(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附加费以及个人所得税)。10、请提供为了2013年度税务豁免资格而向税务机关递交的文件，以及税务机关颁发的对税务豁免资格的批准。11、请提供于2012年和2013年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的2010、2011和2012纳税年度的款项的书面证据，包括正式收据。此外，对于造成并要求支付大约89,000美元的税务款项的情况，请提供详细解释。12、请向INTA财务总监提供代表处2014年1月、2月和3月的办公室月度费用报告(以及收据和银行对账单)。13、请向外部律师提供其可能要求的所有信息和文件，使得其能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以准备上海代表处2013年度的审计报告。”但原告一直拒不提供总部要求的信息和文件，拒不配合完成代表处注册登记的续展和变更，拒绝接受合理的工作安排，拒绝进行正常工作；9、2014年4月16日、5月30日的律师函，证明2014年4月16日、5月30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授权的外部律师，多次发送律师函，提醒并要求原告完成CEO的工作指示，但是，原告仍然不予配合，拒绝接受合理的工作安排，拒绝进行正常工作。10-11、任免书及变更首席代表的工商材料、2014年7月7日的电子邮件，共同证明(1)由于原告作为原首席代表存在玩忽职守、严重失职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导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登记证于2013年底过期而失效了若干个月，严重影响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在中国的合法存在和运营，并且原告屡次不遵从总部的工作指示、不配合完成合理的工作要求，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不得已只能另行聘请外部律所协助其办理登记证的延期申请事宜。2014年4月25日，原告被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依法免去首席代表职务，同时依法申请变更了首席代表及办公地址。2014年6月20日，上述申请获得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并予以登记。(2)2014年5月14日，原告擅自前往香港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碰面时，被明确要求在2014年5月21日前完成所有工作指示；(3)2014年5月28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再次发送邮件要求其完成工作指示，原告依然拒绝；(4)2014年7月6日，受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的委托，外部律师向原告发送律师函，告知其上述变更事项并要求其从收到该邮件之日起，同时向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SethHays汇报工作，并遵从两人的工作指示，协助清点并完成办公室的搬迁工作，立即着手完成CEO之前做出的工作指示，并向外部律师移交INTA上海代表处的所有证照和印鉴。然而原告始终拒绝遵从上述指示；12、2014年7月14日的电子邮件，证明(1)2014年7月14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向原告重申了之前的不服从工作安排的行为；(2)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再次要求原告完成工作指示；(3)再次明确要求原告同时向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和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SethHays汇报工作；13、2014年7月23日至2014年8月15日期间的电子邮件，证明(1)2014年7月23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新首席代表，向包括原告、原告配偶张彦在内的员工发送邮件，同时抄送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告知公司已提供了充分的工作支持和条件，并做出了明确的工作指示和工作安排，包括：要求原告、张彦及喻玲君在未获得首席代表或CEO另行批准的情况下，须每周工作35小时且应于正常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早9时至晚5时期间(其中包括1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到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XXX号办公楼一座2924室)报到，公共假日除外。要求原告、张彦及喻玲君应将所有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财物(包括文件及设备)带至新办公场所。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已从原来的办公室搬了9箱物品至新办公室，邮件要求原告等三人提供这些箱子内物品的统计清单。尤其是，购买的任何信息技术设备(例如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屏以及键盘等等)的所在位置。要求原告、张彦及喻玲君须各自提交自2014年3月1日起的工作活动报告。该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在前办公室出勤的时间、与其他员工或其他人就涉及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工作的相关事宜进行的沟通、三月份代表团访问时的准备工作以及任何与2014年4月12日及2014年5月28日通过邮件向原告做出的工作指示中的第3至13项任务有关的活动。该等报告于中国标准时间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下午5时到期，并应向CEO和首席代表通过邮件提交。新首席代表还提醒原告，任何无正当理由而未能按时提交该等报告的行为将被认为是对工作职责的重大违反。要求原告、张彦及喻玲君今后将各自开始就所有工作活动提交每周工作报告，该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在新办公室出勤的时间、与其他人员就涉及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工作的相关事宜进行的沟通以及对之前所下达的工作任务(包括于2014年4月12日及2014年5月28日通过邮件给原告分配的第3至13项工作任务)的任何进展。该等报告于中国标准时间每个星期五下午5时到期(公共假日除外)。(2)但是，原告及其配偶张彦始终未遵照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上述工作指示和工作安排，2014年7月29日、8月2日、8月10日、8月15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新首席代表多次发邮件给原告，也抄送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反复多次提示其未按照要求完成工作，并持续要求原告完成工作安排，但原告始终拒不回复，并拒绝完成相关工作指示；14、2014年5月5日电子邮件，证明由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登记证书尚处失效状态，2014年5月5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CEO通过电子邮件明确告知原告无需也不得参加香港年会，但是原告对上述指示置若罔闻，还是自行前往参加；15、2014年9月30日的电子邮件，证明告知原告及其配偶张彦自即日起所有工资将以人民币支付，要求原告提供其人民币账户信息，但原告始终拒绝提供；16-20、2014年10月6日至2014年11月4日期间的电子邮件、2014年10月12日的电子邮件、2014年10月20日备忘录、2014年10月27日备忘录、2014年11月5日的电子邮件，共同证明原告及其配偶张彦始终拒绝提供其人民币账户，并坚持要求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继续以美元形式支付工资至其美元账户。2014年10月20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以人民币形式支付原告工资，但由于原告银行账户不接受人民币付款，该笔汇款被银行退回。在这种情况下，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不得不于2014年10月27日支付6,273.64美元给原告，然而原告却拒不接受该笔工资支付，并将其退还；21、原告与美国国际商标协会(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2003年签署的协议，证明(1)任命原告担任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2)原告应该遵循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的指示，开展扩大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的中国业务和为会员服务的必要活动，包括但不仅限于INTA中国政策的制定、会员的招募和留存、会议和培训计划的安排、公关和政府关系等；(3)原告将作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全职员工(首席代表)，月薪为3,800美元。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将在不迟于次月15日将月薪支付到原告的账户；(4)为保证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合法运营，双方同意根据《关于审批和管理外国企业在华常驻机构的实施细则》处理人力资源问题。因此，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和原告应分别与同一所国家指定的人力资源服务代理机构签订一份《劳务服务协议》处理人力资源问题。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将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承担社会保险费用和其他相关福利；22、原告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2004年签署的协议，证明(1)其他条款基本不变；(2)调整了原告的月薪至4,100美元；(3)应原告的要求，将工资每月分为两次支付给原告的账户；23、2003年12月17日的电子邮件，证明最初对协议的沟通，双方从来没有约定工资为税后工资，应为税前工资；24、2003年12月17日至2004年1月25日的电子邮件，证明(1)最初入职时，原告与总部签署的协议是由原告自己起草的，其工资数额及其支付方式是原告自行予以确定的，无论是原告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之间沟通的电子邮件还是原告和张彦与总部之间签署的协议，均未约定也未暗示其工资为税后所得。因此，原告主张其工资为税后工资这一说法没有任何依据，否则原告在起草协议时完全可以在协议中明确出来两人的工资收入为税后所得这一点；(2)同时，原告为了简化程序，避免收取美元的上限，将原属于原告的一份工资拆分为原告和其配偶两个人的工资，总额前后一致，正如原告的回复“我将7,000美元这笔款项分成3,800美元及3,200美元，分别发给我和张彦是因为现在仍有规定个人账户每次自由收取美元款项的上限为2,000美元。为简化程序，我们仍然需要每月分两次接收该工资，并将每笔金额控制在2,000美元以下”；在就两人工资数额进行沟通的邮件中，原告从未主张说张彦和她本人的工资收入应为税后所得，由此也可以印证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与原告之间从未约定其工资为税后工资；并且，如果该等工资为税后工资，在进行拆分时，同样涉及计税的问题，则不会进行如此简单的拆分，拆分前后会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变化，相应也会导致工资总额发生变化，倘若如此，双方必然也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事实上，双方根本没有讨论如此拆分对计税的影响，这可以从侧面印证原告的工资为税前工资；25、2004年3月30日的电子邮件，证明对于“可课税项目是否只限于从中国代表处账户中支付的款项，还是也包括从总部账户中汇出的帮助中国代表处的款项？”的问题，原告于2004年3月30日回复总部的电子邮件中(该邮件抄送了张彦)亦确认了“理论上说，所有代表处的款项都应课税(无论是来自代表处账户还是来自总部的账户)。另一方面，当税务局检查并核定款项是否需要课税时，他们唯一的依据就是代表处的银行账目记录。有些款项是必须上税的，例如代表处注册成立费用、办公室月租金(租约已在税务局备案)、合理的人力资源费用等等。当我们递交税务豁免申请后，纳税事项将会暂缓。如果我们的豁免被批准，我们则可以不用在这些方面纳税。”这些陈述表明原告和其配偶张彦明知两人从美国总部接收的工资也是应当在中国依法纳税的，但是原告作为当时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却没有按照法定义务，正确履行依法代扣代缴的义务，并且故意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可以获得税务豁免这一问题来误导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的管理层，而对原告本人和张彦工资收入的纳税情况避而不谈。这也进一步证明原告和其配偶张彦一直以来都知悉自己的工资为税前工资却一直虚报、瞒报个税，不但利用其首席代表和代表的身份为自身牟取不正当的利益，还试图将全部责任推卸给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26、2011年7月22日至2011年7月26日期间的电子邮件，证明在招用喻玲君时，工资也明确是税前工资；27、2011年7月29日至2011年8月3日期间的电子邮件，证明在回答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的财务人员询问时：“我倾向于从我们纽约的账户直接向喻玲君支付工资，以便于我们的审计人员能清楚知道她是INTA的员工。当然我们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而非美元向其支付工资。当然，如果基于重要的法律或会计原因，您必须通过由您管理的代表处银行账户向其支付工资，我们会向我们的会计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白其中的原因。”原告的答复：“根据中国劳动法和《外国企业常驻代表处登记管理条例》，我们以人民币向喻玲君女士支付工资是更加合法的。原因有点复杂。从INTA管理层的角度看，她是INTA的员工；然而从中国法律的角度看，她是被我们中国办公室作为合法注册的机构通过一个指定的人力资源中介公司雇佣的(总部在国外的公司如果在中国无合法实体，则其不能合法地直接聘用员工)，而且如果她要求我们以人民币向其支付工资，我们应该这么做。否则，如果将来有劳动纠纷，我们将面临法律风险。另一方面，我不认为总部直接向其账户支付人民币是可行的，因为人民币还未成为像美元一样的硬通货。就像我们，我们通过我们的个人账户收取美元，并需要申请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以供在中国的日常使用。而且，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了一个每年的数额限制：每一位中国公民每年只能兑换不超过美元50,000元的外汇，而这一直给我们每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日常消费造成一些困难。”这表明原告明知其工资应当像喻玲君的那样通过人民币的方式支付，且应为税前金额，但是原告和张彦却一直要求美国总部将工资支付其美元账户，逃避中国税务机关和外汇局的监管；28、2013年2月5日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在2013年2月5日电子邮件中(该邮件抄送了张彦)要求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以美元支付她和张彦两人工资的原因是“如果我们从海外直接接收人民币付款而不是美元付款，那么我们将需要提交特别申请，并且将有更多的个人信息资料和银行账户活动信息受到外汇管理机构的监管”，该邮件表明原告和其配偶张彦希望将自己的个人账户信息保密而不将其对监管机构公开；并故意用“政府的过多干涉总是有风险的”这一借口来掩饰自己逃避中国税务、外汇监管、偷逃个税的事实；29、2014年3月18日的电子邮件，证明2014年3月18日原告更是在电子邮件回复总部询问时表示喻玲君将会自行申报个税。一方面，在无相反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原告和其配偶张彦同样作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派遣员工，在工资支付方式及计税方式上，与喻玲君应当是一致的，即原告和其配偶张彦的工资同样为税前工资，原告和其配偶张彦应当依法如实申报个税。另一方面，该封邮件明确表明原告作为当时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故意不履行从代表处员工的工资收入中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法定职责；30、2014年3月27日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又称“这就是我之前曾经表示将所有款项支付集中管理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原因，且直接用人民币向中国大陆付款是不可行的。请将喻玲君的工资以美元形式支付至其账户。”与其2011年的邮件自相矛盾；31-37、2013年4月22日的电子邮件、2013年8月20日的电子邮件、2013年11月5日的电子邮件、2013年5月10日的电子邮件、2012年5月8日的电子邮件、2013年1月31日备忘录、完税凭证，共同证明(1)根据原告和其配偶张彦在2012年、2013年与财务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沟通的邮件、准备的审计报告草稿以及原告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等，明显可以看出系由原告和其配偶张彦直接向相关财务咨询公司提供了不正确的信息，不仅弄虚作假故意降低了原告的工资，还故意隐瞒了张彦本人的工资。该行为不仅构成对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欺骗，同时构成对相关政府机构的欺诈行为，严重违反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规章制度和其劳动合同的规定，也违反了其作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的法定义务；(2)2012、2013年间，原告和张彦在制作财务文件以及在与财务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的邮件中，尽管存在弄虚作假，故意虚报原告作为首席代表的工资，亦未如实计入张彦自己的工资，但是，至少说明原告和张彦均承认自己的工资为税前工资，而非税后工资，否则两人根本没有必要向中国税务机关虚报原告的工资并瞒报张彦的工资；38-45、2004年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之间订立的劳务合同、2013年2月4日的电子邮件、2013年3月8日的电子邮件、2014年2月20日的电子邮件、2014年2月26日的电子邮件、2014年2月26日的回复电子邮件、张彦的劳动合同、喻玲君的劳动合同，共同证明2004年，原告代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订劳务合同，未按原告本人、其配偶张彦的实际工资申报社保缴费基数，虚报明显低于其应缴法定数额的社保缴费基数；46、合同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合同27.2中明确，出现以下情形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有权解除劳动合同：……(3)违反(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规章制度而被(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退回的；……(5)严重失职、营私舞弊，使(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或(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遭受重大损害的。……(6)有玩忽职守、贪污、盗窃、弄虚作假、欺诈等行为之一的；(7)拒绝(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或(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工作安排；(8)未全面、正确履行工作职责，从事任何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9)不诚信，从事任何欺骗(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或(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提交虚假的个人信息；在考勤、考核、工作汇报、业务报销、从事日常工作等过程中弄虚作假或提供虚假的数据、资料等；……(15)从事任何有损(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或(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名誉、利益的行为；(16)犯有其他严重错误的；47、退回通知，证明因原告从事欺诈行为，并已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同时也严重违反了劳动合同最基本的诚信义务以及作为代表的基本义务，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依法解除了双方间的用工关系，并将其退回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48、公证书，证明部分电子邮件已经过公证。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及中国人才辩称，2004年1月1日，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因原告有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的行为被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退回，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遂与之解除了劳动关系。对于工资系由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直接向原告发放，被告不参与也不知晓，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其主张，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及中国人才提交以下证据作为依据：2014年11月8日，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给工会的通知及2014年11月9日工会的回函。经审理查明，2004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订了自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双方约定，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派遣原告至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任首席代表，工资由原告与聘用方协商。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为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用工单位仍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双方签订确认函：“……派遣至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基数为3,000元，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为14%，起缴月为2013年1月……”。2013年起，原告的月工资调整为50,597元。2014年3月至7月期间，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因办公场地租赁、工作任务、办公资料、变更上海办事处工商登记等，与原告及张彦多次邮件往来。之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免除原告首席代表的职务，并任命了新的首席代表。2014年11月5日，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向原告发出即时解除劳务派遣关系通知：“您于2013年1月1日与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订立了一份劳动合同，根据该劳动合同规定，您被派遣至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工作，最初作为首席代表，目前作为代表。您严玩忽职守，并已严重违反INTA上海的规章制度，如下所述：在任职期间，您未能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妥善安排从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中代扣代缴依法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法定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并由此导致INTA上海面临相关机构对其可能处以重大罚金与罚款。在职期间，您未经向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如实申报并为逃避其审查，指示INTA直接由海外转账至您以及其他被派遣劳动者在中国的银行的美元账户，以及支付您以及其他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您未能向CITDC或当地机构如实申报您的全额工资以进行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个人所得税的扣缴，该举构成欺诈和逃税行为，并使INTA上海面临重大的罚金与罚款；您一再并持续未能遵从INTA的首席执行官的合理指示，包括但不限于拒绝提供INTA上海自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及记录、拒绝提供2011年至2013年的纳税申报表，并拒绝提供INTA上海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向中国的税务机关就2010、2011和2012税务年度进行纳税的完税凭证。在任职期间，您未能勤勉尽职，并使INTA上海的登记证于2014年因过期而失效至少若干个月。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第39条以及您本人劳动合同第27.2款之规定，INTA上海特此通知您，将于今日即时与您解除劳务派遣关系，您将被立即返回CITDC且无任何经济补偿金。”嗣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退工载明2004年1月1日进入，2014年11月5日合同解除)。2015年10月29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一、支付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工资86,073.06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21,518.26元;二、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15,522元；三、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12月31日，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静劳人仲(2015)办字第1627号裁决书，裁决：一、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工资83,156元(税费前)，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告的其余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提出如上诉请。以上事实，有《劳动合同》、即时解除劳务派遣关系通知、静劳人仲(2015)办字第1627号裁决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为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签订劳动合同后被派遣至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工作，故原告与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形成劳动关系，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形成用工关系。关于被告是否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本院认为，原告作为派遣至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高级管理人员，其配偶张彦亦为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代表，在上级作出工作调整安排、工作任务重新指示要求后，原告仍以未收到、未知晓、或不合理等理由推诿，不具有合理性。原告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拒绝接受安排，且在明确告知非原告参加的工作会议后仍擅自前往，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劳动者的职业操守和劳动合同条款，属严重违纪行为。原告作为一名入职较长的公司员工，在明知工作岗位和职责任务的情况下，完全可通过正当途径对公司的管理提出申辩。综上，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为维护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教育员工遵纪守法，根据原告的行为及劳动合同规定对原告作出退回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的行为，被告中国人才上海分部依据双方的劳动合同作出解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64,497元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工资83,165是税后工资还是税前工资的争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电子邮件等证据客观反映出原告2013年起工资数为50,597元，但未明确该工资为税后工资。原告以入职以来一直收取的是税后工资以此证明每月工资50,597元为税后实得工资。但是，原告在担任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管理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期间，所有费用为原告及其配偶自行操作，对缴付社会保险基数随意确定，对工资明细、纳税等未与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明确，造成被告美国商标协会上海代表处总部不知晓、不掌控。而原告签署的劳动合同确认了由用人单位以代扣代缴形式行使为劳动者缴纳税金、社会保险。根据相关规定，缴纳税金、社会保险是每一个劳动者应尽义务。现原告的举证不能充分反映客观事实，亦无法证实支付原告的薪酬系由被告纳税，故本院依法确认原告每月工资50,597元为税前工资。综上，本院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期间的税前工资83,165元。至于原告主张的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本院认为，被告本次的未发放不属于恶意拖欠，与法律规定的恶意拖欠需承担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之规定不符，故原告要求被告加付拖欠工资的25%的经济补偿，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公司上海代表处、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上海分部、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旻2014年9月16日至2014年11月5日工资人民币83,156元(税费前)；二、原告陈旻要求被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公司上海代表处、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上海分部、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人民币464,497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原告陈旻要求被告美国国际商标协会公司上海代表处、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上海分部、被告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支付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20,791.3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原告陈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晓祥审 判 员  张 琦人民陪审员  张 惠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陈佩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