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10民终字2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翠荣，女，汉族，陕西省商南县人。委托代理人商南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查显波，男，汉族，陕西省商南县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思迁，男，汉族，陕西省商南县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查正全，男，汉族，陕西省商南县人。上诉人章翠荣因与被上诉人查显波、张思迁、查正全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商南县人民法院(2015)商南民初字第004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章翠荣上诉请求撤销商南县人民法院(2015)商南民初字第00411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其损失。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原告章翠荣是在明知自己伤情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与被告方达成治安调解协议”，是错误的。上诉人不知道自己的伤情构成伤残，也不知道还需要后续治疗。在公安机关进行第一次调解时，明确列举的赔偿项目是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此后的两次调解都是基于这几个项目进行，没有涉及伤残赔偿金和后续治疗费。上诉人起诉的赔偿项目是公安机关调解时没有涉及的伤残赔偿金和后续治疗费，原审认定是错误的。2、原审以上诉人“就同一事实向法院起诉”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赔偿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抚慰金，与公安机关调解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没有重复，上诉人起诉的赔偿项目是公安机关调解时没有涉及的，法律没有规定公安机关调解时没有涉及的项目不得向法院起诉，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没有涉及的项目属于当事人放弃，原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二款判决本案是错误的。公安机关调解达成的协议没有涉及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抚慰金，也没有约定上诉人放弃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抚慰金，这些赔偿项目是约定之外的，原审依据合同约定判决合同之外的项目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上诉人在调解时仅与查显波、查正全达成协议，张思迁作为侵权行为人，没有与上诉人达成协议，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查显波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间的纠纷，商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多次调解，于2014年1月13日达成协议，按照协议第一条约定，答辩人已经履行协议内容，赔偿了章翠荣各项费用18500元。协议第一条中“一次性赔偿各项费用”，在健康权纠纷中就包括上诉人诉请的项目。协议第二条“章翠荣不再追究查显波的任何法律责任”是对第一条的补充说明，“不再追究”即放弃实体权利，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任何法律责任”就应包含“要求再次赔偿的民事权利”，在协议履行完毕后上诉人就失去了实体赔偿权利。且在公安机关组织的第一次调解时章翠荣要求的54630元中，章翠荣称只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但这四项合起来并没有这么多钱，应该包括因纠纷产生的所有费用。2.双方的治安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是双方对实体权利的处分。达成调解协议时，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合法有效的，且协议已经履行，双方的争议已经了结，因此事上诉人再主张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正确的。上诉人故意曲解协议中“一次性赔偿章翠荣各项费用”、“章翠荣不再追究查显波的任何法律责任”，扭曲案件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妥。被上诉人张思迁辩称，其没有参与打架，是去拉架的，没有殴打章翠荣，不是侵权人，上诉人将其列为赔偿义务人是错误的。派出所在多次调解中均未找过答辩人，也没有将其列为当事人，如果答辩人参与打架，派出所在调解时就会让答辩人参与调解或对其作出治安处罚，因此章翠荣的损失与其无关。被上诉人查正全答辩称，上诉人的要求没有法律效力，已经一次性赔偿过了。上诉人章翠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查显波、查正全、张思迁连带赔偿其伤残赔偿金、牙齿更换费用、精神抚慰金共计69838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章翠荣与被告查正全系邻居关系，2013年11月23日，双方家庭因界址问题发生争执，继而相互厮打，被告査显波闻讯后赶至现场询问何因，原告章翠荣上前制止，査显波用拳头将章翠荣的嘴巴打伤。当天，章翠荣被送往商南县医院住院治疗30天，2013年12月23日出院时，被诊断为：多处软组织损伤，21Ⅲ度松动并脱位、11Ⅰ度松动，外伤性头痛。2014年1月13日，经城关镇派出所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1、查显波一次性赔偿章翠荣各项费用共计壹万捌仟伍佰元（￥18500元），当场支付。2、章翠荣不再追究查显波的任何法律责任。……。”原告章翠荣及其丈夫杨成明、被告查显波、查正全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2015年6月9日原告章翠荣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伤残赔偿金等损失合计69838元。经原告章翠荣申请，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7月23日出具的陕中金司鉴中心[2015]临鉴字第7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章翠荣此次外伤后21Ⅲ度松动致缺失，评定为十级伤残；2、章翠荣已行烤瓷治疗后，其后续5-10年适时更换一次，每次每颗烤瓷牙齿的费用约需人民币壹仟壹佰元至壹仟叁百元（￥1100.00-1300.00），5-10年适时更换一次。支出鉴定费及出诊费用172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已于2014年1月13日经商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调解并已履行，结合本案事实来看，原、被告于2013年11月23日发生纠纷，当天即前往商南县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12月23日出院时院方已诊断出章翠荣的具体伤情，公安机关于2014年1月13日组织调解，原告章翠荣是在明知自己伤情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与被告方达成治安调解协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二款“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做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可见，该治安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而原告章翠荣就同一法律事实向法院起诉，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调解协议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具有欺诈、胁迫等情形，且原、被告双方已经按照协议履行完毕。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章翠荣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思迁提交了瓜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家升的证言，证明其没有参与打架。对于这份证据，虽然上诉人有异议，但是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张思迁殴打章翠荣，也无证据证明陈家升的证言不属实。此外，在上诉人提交的公安机关案情说明表及公安机关就纠纷双方所做的调解协议中，均未涉及张思迁，陈家升的证言与此相吻合。因此对陈家升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定。本院对其他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邻里之间因界址发生厮打的健康权纠纷。该纠纷经公安机关多次调解达成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做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律另有规定除外”，该治安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也没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调解协议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具有欺诈、胁迫等情形，且原、被告双方已经按照协议履行完毕，理应对当事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遵守。根据调解协议中“1、查显波一次性赔偿章翠荣各项费用共计壹万捌仟伍佰元（￥18500元），当场支付。2、章翠荣不再追究查显波的任何法律责任。3、查正全的所有费用由自己承担，不再要求杨成明赔偿”等内容，可以看出本次纠纷双方均有损失，协议是对双方各项损失的全面处理，不但包括查显波对章翠荣各项损失的赔偿，还包含了对查正全各项损失的处理。而“章翠荣不再追究查显波的任何法律责任”，也表示上诉人已经接受调解处理结果，并不得再因为本次受伤而追究被上诉人的其他法律责任，自然包括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牙齿受损而继续承担赔偿的责任，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调解时已经就本次纠纷的所有赔偿问题作了一次性解决。且在本次纠纷中，上诉人章翠荣住院治疗时已经对其伤情进行了全面治疗（包括对脱落牙齿的检查和修补），调解时其伤情已经确定，并无新的伤情出现，其对纠纷形成的所有损失应当是知情的，其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应当是对其所有损失的处分，一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张思迁作为查正全、查显波的亲属，虽在纠纷现场，但在公安机关案情说明表及对纠纷双方所做的调解协议中，均未涉及张思迁，表明公安机关在处理此次纠纷中并未认为张思迁参与打架。上诉人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思迁殴打了章翠荣。被上诉人张思迁提交的陈家升证言，也能够证明张思迁没有参与打架，不是本案的侵权人。因此，上诉人主张张思迁侵权并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章翠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元，由上诉人章翠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闫莉霞代理审判员  郭 娜代理审判员  王安锋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白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