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静民三(民)初字第921号原告王美玲，女，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原告张思瑾，女，户籍地同上。法定代理人王美玲(系张思瑾母亲)。法定代理人张旭(系张思瑾父亲)，男，住上海市长宁区。被告王振宝，男，户籍地同上。委托代理人王益(系王振宝儿子)，男，住上海市徐汇区。第三人上海市静安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周钢。委托代理人姜涛，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浩，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美玲、张思瑾诉被告王振宝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亦玢独任审判，于2015年12月11日组织双方证据交换，此后于2016年4月29日依法追加上海市静安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征收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于2016年6月6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后于2016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美玲(暨原告张思瑾的法定代理人)、原告张思瑾的法定代理人张旭，被告王振宝的委托代理人王益，第三人第一征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浩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美玲、张思瑾诉称，两原告系母女关系，被告王振宝系原告王美玲叔叔。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XXX-XXX号二层统楼、晒搭、底层前间(非居)(以下简称系争房屋)被征收，双方因征收补偿问题发生纠纷。经江宁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双方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后，原告向征收部门了解征收事宜，发现双方存有重大误解。协议第二条约定的计算面积应为25.7平方米，征收公司出具的两张手写清单实际按照18.5平方米计算，原告存在利益损失。协议第三条约定的非居部分补贴及奖励，并不是全部属于营业执照所有人，原告也有相应的份额。签订调解协议时，征收公司利用原告方没有经验，跟原告说非居部分的补贴及奖励都归营业执照所有人所有，原告才同意这样签订的。协议第四条按照字面理解就是非居评估单价减去居住评估单价乘以系数0.8，再乘以按照7.2平方米使用面积换算成的建筑面积，与第三人计算的数额有差异，损害了原告方利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故起诉要求：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被告王振宝辩称，不同意原告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签订协议时，原告具有正常的行为能力，且未经外力胁迫，并经街道、房管多部门多次协调，非仅仅是原、被告双方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因此协议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协议第二条是针对面积补偿款项的约定，是按照25.7平方米计算的居住面积补偿款，不包括补贴、奖励等。原告提供的两张手写清单不是最终分配方案，也不是附在协议后面的，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第四条约定的7.2平方米非居住部分的(以非居住评估单价计算与居住评估单价计算的增值)差额部分份额，其中居住评估单价计算的增值应该是以7.2平方米换算成建筑面积按照居住部分计算出的金额。人民调解协议是可以实际履行，且原告亦获得了部分非居住补偿的相关利益。第三人第一征收公司述称，原告主张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均不存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支持。系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前已经去世，需要确定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主体。《人民调解协议书》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确定签约主体问题，协议第一条约定由被告代表相关利害关系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双方协商的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协议第二条是“数砖头”的款项，原告得三分之二，被告得三分之一。协议第三条是居住部分的补贴原告得三分之二，被告得三分之一，非居部分的补贴由专人所得，被告所得补贴在协议中明确罗列。协议第四条是针对房屋非居评估单价高于居住面积评估单价的差额部分，双方自行约定原告得30%，被告得70%，该部分金额第三人与被告计算方式一致。原告提供的两张手写清单并不是最终的分配结果，应当根据协议约定来分配。征收补偿方案已发放给居民，其中详细记载了各类补贴的计算方法，原告应该是清楚的，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对最终可能得到的补偿利益如何分配应当是大致清楚的。根据民法通则规定，重大误解是指对行为性质、行为数量存在误解，原告对行为性质和数量均不存在误解。第三人也没有利用原告经验不足或者第三人的优势地位，迫使、误导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协议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在多方见证下签订的，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母女关系，原告王美玲系被告王振宝侄女。系争房屋二层统楼面积10.6平方米、晒搭面积7.9平方米、非居住面积底层前间7.2平方米，承租人为被告母亲邵翠英，已于2004年1月25日报死亡。系争房屋被征收时，内有在册户籍原、被告三人。2015年9月30日，因静安区72街坊旧城区改建，静安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系争房屋属于上述征收决定的征收范围。2015年10月27日，在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原、被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一、经家庭协商一致，王振宝作为本户房屋征收相关事宜的全权代理人，与房屋征收部门协商、选房及权利人的确认、签约、领款、搬迁等房屋征收有关事宜，并对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负。二、经家庭内部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就租赁房卡登记记载的面积部分，以居住评估单价、评估均价计算出的房屋征收补偿款，按照户口数量，王振宝分得三分之一份额，王美玲、张思瑾家庭分得三分之二份额。三、王振宝、王美玲、张思瑾就居住部分的补贴和奖励费由王振宝得三分之一，王美玲、张思瑾家庭得三分之二。王振宝得非居部分补贴(旧城改建补贴、自购房补贴、装潢补贴、设备搬迁安装费、停产停业补偿、证照补贴)和非居住签约奖励(签约鼓励奖、搬迁奖、户口迁移奖)。王振宝支付王美玲、张思瑾家庭按时搬迁奖人民币2.5万元(以下币种均同)，户口迁移奖1万元。四、就7.2平方米非居住部分的(以非居住评估单价计算与居住评估单价计算的增值)差额部分份额，由王振宝和王美玲按照王振宝七成、王美玲三成分得。五、根据72街坊征收方案，当事人在分得的款项内选择房屋安置或货币安置，由征收事务所分别打入王振宝和王美玲的个人账户。六、全体户籍在册人员一致同意按照最佳的时间节点签约(第一奖期内签约)、按规定时间节点退租、报空、搬离康定路XXX-XXX号房屋。如有人不按照时间节点签约、搬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七、以上费用按实价计算、其他无异议。履行方式、时限：本协议签字生效，待房屋征收决定正式生效后执行。原告、被告、人民调解员以及房屋征收事务所、街道旧改办、物业公司、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2015年12月18日，被告作为乙方与甲方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及实施单位即本案第三人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系争房屋性质为公房，居非兼用，居住面积25.7平方米，建筑面积39.58平方米，其中居住部分建筑面积28.49平方米，非居住部分建筑面积11.09平方米。根据相关规定及本基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计2,525,323.54元，其中居住部分价值补偿款计1,763,662.34元，非居住部分价值补偿款计761,661.2元；停产停业损失为95,207.65元，装潢补偿为114,245元。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甲方提供给乙方产权调换房屋1套：松江区永业泗泾南泗泾南拓展25-05地块X栋/幢东单元XXX室，建筑面积51.95平方米，优惠总价498,200.5元。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合计2,414,128.55元。协议生效后，乙方搬离原址和完成权证、空房移交，并在基地公告的签约期满后三十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款项4,650,705元。又查，系争房屋非居住部位注册登记的营业执照名称为上海市静安区益鑫百货商店，经营者为被告王振宝，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康定路XXX号。该商店由被告王振宝经营、管理。原告不参与实际经营，也不参与经营利益的分配。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被告提供的营业执照、户口簿，第三人提供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户籍摘录等证据为证，经庭审质证属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原、被告在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对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分配及签约主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原告主张《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要求撤销。原告认为协议第二条约定的金额应当按照25.7平方米计算，而第三人提供的手写清单中按照18.5平方米计算，故对此有异议。审理中，被告及第三人均明确协议第二条的约定系按照25.7平方米计算，手写清单并非最终分配的依据，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故与原告的理解一致，原告就协议第二条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原告对协议第四条亦提出异议，认为应当是非居评估单价减去居住评估单价乘以系数0.8，再乘以按照7.2平方米使用面积换算成的建筑面积来计算的。按照原告的计算方式，与协议第二条约定的金额存在重复计算，不具有合理性，原告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原告对协议第三条非居补贴及奖励部分的约定有异议，认为该部分补贴及奖励并非仅属于营业执照所有人所有，原告对此也有份额。对此，本院认为，系争房屋属于居住和非居住兼用，《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亦明确区分居住补偿和非居住补偿份额。系争房屋承租人邵翠英早已于房屋征收前去世，其不具备征收利益。原告认为非居住征收补偿利益应归承租人所有，系其对相关政策的误读。然被告确系营业执照所有人，在系争房屋非居住部分进行经营，依靠经营收益维持生活，对非居部分征收补偿利益的取得有贡献。相反，原告并不参与共同经营，也不以经营收益作为家庭生活来源，对非居部分征收补偿利益的取得贡献较小。且非居部分补贴及奖励中的设备搬迁安装费、停产停业补偿、证照补贴等费用本身仅与营业执照所有人直接相关。《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条、第四条也就居住和非居部分面积补偿作出了约定，原告可以取得以整个房屋面积25.7平方米按照居住标准计算的征收补偿款的三分之二，以及7.2平方米非居住部分差额的征收补偿款的百分之三十。另外，考虑到原告张思瑾系未成年人，根据目前房屋征收补偿的分配原则，其作为未成年人在系争房屋不具有独立的居住利益，不能单独获得征收补偿利益，仅在向其监护人原告王美玲分配征收补偿利益时酌情考虑其因素，原告王美玲可以适当多分。现被告王振宝明确表示同意该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愿意按人民调解协议履行。综上，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的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总利益的分配结果来看，原、被告之间利益并未严重失衡，原告也不存在利益损失，原告主张的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不成立。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均自愿在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对于征收协议中的征收补偿款分配的约定意思表示真实，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故本案所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故原告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王美玲、张思瑾要求撤销其与被告王振宝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0元，由原告王美玲、张思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亦玢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陆锋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