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4民初17922号原告：上海三晃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唐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新宇，上海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玲，上海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丽君，女，198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皞(系朱丽君丈夫)，男，197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佳，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三晃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晃广告公司)与被告朱丽君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委托上海市徐汇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因故致诉前调解未成。据此，本院决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8日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三晃广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新宇、朱丽君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皞、姚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晃广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晃广告公司无需支付朱丽君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月8日的工资89,598元；2、判令三晃广告公司无需支付朱丽君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6,236元；3、判令三晃广告公司无需支付朱丽君2016年1月24日至同年3月22日延误退工经济损失人民币2,676.13元。事实和理由：朱丽君于2010年7月1日至三晃广告公司工作，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期限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期限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该两份合同约定工资标准均为每月3,000元。由于朱丽君在三晃广告公司同时担任广告部和人事部的主管，致使朱丽君在离职时得以将劳动合同带走，最终导致三晃广告公司无法将劳动合同作为证据递交法院。2015年10月31日，三晃广告公司口头通知朱丽君解除劳动合同，此后双方也一直在就劳动合同解除事宜进行协商，三晃广告公司因此未为朱丽君安排工作岗位，且发放朱丽君工资至2015年10月31日；此后，由于双方就劳动合同解除未达成一致意见，三晃广告公司认为朱丽君在职期间严重失职给三晃广告公司造成重大损害，且不能符合三晃广告公司的工作要求，在不知道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于2016年1月8日向朱丽君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据此，三晃广告公司按正常程序解除与朱丽君的劳动合同，该解除行为合法，故不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由于三晃广告公司认为已经于2015年10月31日口头通知朱丽君劳动合同解除，故将上述事实在退工证明上载明；2016年3月22日(仲裁开庭之日)，三晃广告公司将劳动手册返还给了朱丽君，又于2016年5月10日将退工证明交给了朱丽君，故朱丽君主张的延误退工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三晃广告公司认为徐劳人仲(2016)办字第515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故诉至法院。三晃广告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4年9月份至2015年10份工资支付明细表、记账凭证，证明朱丽君及三晃广告公司处其他员工工资情况，朱丽君工资标准为每月3,000元。朱丽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据所载收入与朱丽君实际收入不吻合，具体理由是：(1)三晃广告公司每月10日发放员工上个自然月之工资，而上述证据中2015年7月工资支付明细表却记载了7月份工资发付日期为2015年7月10日；(2)工资支付明细表记载的内容显示，2015年7月起朱丽君个人应承担的住房公积金金额由每月175元调整为每月229元，然而朱丽君的基本工资却未发生变化；(3)记账凭证中复核一栏“朱丽君”三字系打印而成，并非朱丽君本人签字，而三晃广告公司在每月以现金形式支付朱丽君工资时，是要求朱丽君当场签字确认的。本院认为，朱丽君的质证意见成立，故对本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证明朱丽君在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后实际收入。朱丽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理由是：(1)该证据所加盖的是纳税申报受理章，对于纳税结果不得而知，而且填表日期均为每月1日；(2)三晃广告公司每月10日才发放工资，报税日期在发放工资日期之前不合理；(3)填表日期为2015年8月1日的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中记载朱丽君2015年7月工资收入为2,481.40元，而三晃广告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2015年7月份工资支付明细表中记载朱丽君应付工资为2,427.40元，二者显然不一。在此，本院仅确认本证据的真实性，对于实际纳税结果及当事人是否依法纳税或者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之事实不做分析认定。3、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转出核定表，证明朱丽君每月工资为3,000元。朱丽君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不能以此证明朱丽君每月应发工资的金额，理由是：该表中记载的上年月平均工资性收入2,875元，此金额与三晃广告公司提供的工资支付明细表中所载朱丽君月工资金额不一致，而且三晃广告公司并未按照朱丽君实际收入缴纳社会保险费。对此，本院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4、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复印件)，证明三晃广告公司与朱丽君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该证据原件已于2015年10月31日交给朱丽君。朱丽君主张于2016年5月10日收到该证据，但对该证据所载内容持异议，为此朱丽君多次要求三晃广告公司重新出具退工证明，但均遭拒绝；此外，朱丽君认为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应以社会保险缴费停缴时间为认定标准。在此，本院仅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对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是否与客观事实相一致不做评判。5、2014年10月至2015年11月社会保险费缴纳通知书、社会保险费征收专用收据，证明三晃广告公司为朱丽君缴纳了上述期间社会保险费，同时证明缴费基数。朱丽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未显示具体参缴人员名单，无法体现三晃广告公司为哪些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对此，本院采纳朱丽君的质证意见，仅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5、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住房公积金缴费凭证及建行客户专用单，证明三晃广告公司为朱丽君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之缴费金额。朱丽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未显示参缴人员的名字，无法体现三晃广告公司为哪些人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对此，本院采纳朱丽君的质证意见，仅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6、上海田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朱丽君系田浩公司总经理。朱丽君对该决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理由是：(1)因时间较久，朱丽君已经不记得是否签署过该份决议，其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2)朱丽君自进入三晃广告公司以来，一直担任总经理助理一职，协助总经理张某某办理公司事务；(3)决议内容与朱丽君实际担任职务不符，且与三晃广告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朱丽君工作岗位相矛盾。由于该证据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故本院仅确认此事实，对该证据所载“朱丽君”的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不做认定。朱丽君辩称，仲裁裁决事实清楚，对三晃广告公司在本案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接受。理由如下：朱丽君于2010年5月24日至三晃广告公司处工作，担任总经理助理一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朱丽君入职之初工资为每月3,500元，2010年7月转正后调整为每月4,500元，此后逐年上调，直至2015年1月调整为每月20,000元；2015年5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三晃广告公司每月仅支付朱丽君15,000元；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三晃广告公司未支付朱丽君分文工资；每月10日，三晃广告公司以现金形式发放朱丽君上个自然月之工资，并要求朱丽君领取工资时在工资单上签字，该工资单由三晃广告公司保存。2016年1月8日，朱丽君收到了三晃广告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方知晓三晃广告公司以不成立的理由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朱丽君认为此举构成了违法解除，理应向其支付赔偿金；由于三晃广告公司至今未根据解除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费转出时间为朱丽君办理完整的退工登记备案手续，故应赔偿朱丽君2016年1月24日至同年3月22日期间延误退工经济损失。朱丽君针对其辩解理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个人档案(复印件)、员工登记表(复印件)、社会保险缴纳记录，证明朱丽君入职时间为2010年5月24日，至2010年7月1日起工资为每月4,500元，2014年10月起工资为每月15,000元，个人档案与员工登记表原件保存在三晃广告公司处，朱丽君在填写后自己复印留存。三晃广告公司对个人档案、员工登记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三晃广告公司在员工入职后仅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未建立员工个人档案、要求员工填写登记表；对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由于个人档案及员工登记表系复印件,本院不予确认;由于三晃广告公司对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三晃广告公司档案机读材料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海浩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档案机读材料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唐寅员工登记表照片打印件，证明三晃广告公司与上海浩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股人均是张某某，该两公司以前的法定代表人亦是张某某，后变更为唐寅，而唐寅是三晃广告公司员工，其在2014年期间每月工资为6,500元，与三晃广告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表中唐寅的工资不符。三晃广告公司对除唐寅员工登记表照片打印件以外的其它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两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为张某某，该两公司系两个独立法人；对唐寅员工登记表照片打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由于唐寅员工登记表照片系打印件,故本院对该材料不做确认;由于三晃广告公司对本证据所涉其它材料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均予确认。3、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三晃广告公司工资汇总表(复印件)、2015年1月至5月上海浩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资汇总表(复印件)、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三晃广告公司工资条、2015年1月至2015年9月上海浩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资条(其中6月至9月为原件，其余均是复印件)，证明朱丽君入职时工资为每月4,500元，2015年1月起工资为每月20,000元，三晃广告公司自2015年5月至2015年9月每月拖欠朱丽君工资5,000元，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未向朱丽君支付工资。三晃广告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自朱丽君入职至离职期间，朱丽君工资均由三晃广告公司发放，系现金领取。由于本证据或为复印件，或标题为案外企业，故本院对本证据不予认定。4、发票签收单、快递单原件及业务邮件、付款签字单、费用保险单(均为复印件)，证明朱丽君工作时间至2016年1月8日。三晃广告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发票签收单没有三晃广告公司印章；因朱丽君在三晃广告公司处工作过，即使第三方向其邮寄材料也不能证明其最终工作时间；业务邮件没有经过公证，不能证明发送主体、内容及时间为所显示的情况。本院认为，三晃广告公司所述理由成立，本院对本证据所涉材料均不予确认。5、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件及朱丽君签收的解除劳动合同书复印件，证明三晃广告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朱丽君于2016年1月8日签收时已经声明不认可通知书上载明的解除原因。三晃广告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据此，本院对本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上海田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基本信息，证明该公司股东系张某某，上海浩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田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三晃广告公司之间系关联公司。三晃广告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据此，本院对本证据予以确认。本院对三晃广告公司、朱丽君均无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三晃广告公司于2002年7月4日成立，出资者为张某某、田某某，法定代表人为唐寅；上海浩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02年1月7日成立，出资者为张某某、周某某，法定代表人为唐寅；上海田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成立，自然人股东为张某某、周某某、朱丽君、唐寅、张某某、孙某，法定代表人为朱丽君。2010年7月至2016年1月期间，三晃广告公司为朱丽君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三晃广告公司于每月10日以现金形式向朱丽君在内的员工发放上个自然月工资，并在发放工资时要求员工在工资单上签字以示确认；2016年1月8日，三晃广告公司向朱丽君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是：朱丽君于2010年7月1日入职，即日起与三晃广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9月25日担任上海田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因朱丽君工作不符合三晃广告公司的要求(担任公司广告部经理期间没有业绩、担任公司人事部经理期间没有建立人事体系及规章制度、担任上海田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及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公司亏损)，三晃广告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提出与朱丽君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2016年3月1日，朱丽君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如下请求：1、要求三晃广告公司支付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月8日的工资89,598元及25%的补偿金22,400元；2、要求三晃广告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十二个月工资240,000元；3、要求三晃广告公司支付2016年1月9日至同年3月22日的延误退工经济损失40,000元；4、开具退工单。2016年3月22日，三晃广告公司将没有载明工作时间的劳动手册返还给了朱丽君;2016年5月10日,三晃广告公司将退工证明交付给朱丽君，并于当日在朱丽君的要求下，在劳动手册上记录了朱丽君在三晃广告公司的工作时间,即2010年7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2016年4月5日，仲裁委作出如下裁决：1、三晃广告公司应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朱丽君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月8日的工资人民币89,598元；2、三晃广告公司应在上述期限内支付朱丽君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人民币196,236元；3、三晃广告公司应在上述期限内支付朱丽君2016年1月24日至同年3月22日的延误退工经济损失人民币2,676.13元；4、三晃广告公司应在上述期限内为朱丽君开具退工单；5、对朱丽君的其他申诉请求不予支持。三晃广告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审理中,三晃广告公司与朱丽君有对下列事实存有争议：1、双方是否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对此，三晃广告公司主张先后与朱丽君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而朱丽君主张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朱丽君是何时至三晃广告公司工作的？对此，三晃广告公司主张朱丽君入职时间为2010年7月1日,而朱丽君主张为2010年5月24日。3、朱丽君在三晃广告公司工作至何日？对此，三晃广告公司主张2015年10月31日口头告知朱丽君解除劳动合同，此后即未安排朱丽君工作岗位，双方一直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因协商未果，方于2016年1月8日向朱丽君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故朱丽君在三晃广告公司最后工作日应为2015年10月31日；朱丽君则主张在三晃广告公司工作至2016年1月8日，该日三晃广告公司向其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4、朱丽君离职前工资金额之争议。三晃广告公司主张朱丽君在职期间每月工资均为3,000元，未曾调整过；朱丽君主张自2015年1月起每月工资为20,000元。5、三晃广告公司支付朱丽君工资的截止日及发放金额；对此，三晃广告公司主张支付朱丽君工资至2015年10月31日，每月支付金额均为3,000元；朱丽君主张三晃广告公司支付其工资至2015年9月30日，但2015年5月至9月期间每月实际支付的工资为15,000元。对于上述五项争议，本院做如下分析认定：1、关于第一项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三晃广告公司主张朱丽君在其司担任广告部和人事部主管一职，离职时利用职务便利带走了双方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朱丽君主张其在三晃广告公司从未担任过广告部和人事部主管职务，而是担任总经理助理；由于三晃广告公司在朱丽君对其陈述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述事实能够成立。需要说明的是，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朱丽君在职期间的工作岗位，故本院对双方的相关陈述均不予采信，对相关事实亦均不做认定。综上，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三晃广告公司、朱丽君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2、关于第二项争议。朱丽君为了证明其入职时间，提供了员工登记表和个人档案表，但所提供的证据系复印件。法律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证据的原件或原物，或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显然朱丽君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述事实能够成立，何况其对三晃广告公司自2010年7月起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之事实无异议，而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性保险，用人单位一旦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就必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因此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可以作为建立劳动关系起始时间的参照。综上，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7月1日,朱丽君至三晃广告公司工作。3、关于第三项争议。本院认为，三晃广告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的出勤情况负有举证责任，但三晃广告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10月31日口头告知朱丽君解除劳动合同一事，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后朱丽君未到岗的事实，何况三晃广告公司还自认2015年10月31日以后未就朱丽君的工作岗位做出安排,显然即便朱丽君在事实上未上班,亦是由于三晃广告公司所致。结合三晃广告公司向朱丽君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间为2016年1月8日、为朱丽君缴纳社会保险至2016年1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朱丽君在三晃广告公司工作至2016年1月8日。4、关于第四项争议。本院认为，三晃广告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工资清单应由其保存，其在庭审中也认可每次发放工资时都需要包括朱丽君在内的员工在工资单上签字以示确认，故其有义务提供工资清单证明朱丽君实际收入，而其提供的工资支付明细表、记账凭证并没有朱丽君的签字确认，三晃广告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朱丽君月工资为3,000元的主张，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庭审中，三晃广告公司主张有员工签字确认的工资单找不到了，这绝非用人单位能够不提供工资单的正当理由。综上，本院认定如下事实：自2015年1月起，朱丽君每月工资为20,000元。5、关于第五项争议。用人单位对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等负有记录、保存之义务，然而三晃广告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按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了朱丽君工资，直至2015年10月31日。结合前段所述理由，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5月至9月期间,三晃广告公司每月支付朱丽君工资15,000元,此后即未支付朱丽君工资。本院认为，现有事实表明，朱丽君自2010年7月1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在三晃广告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而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然而三晃广告公司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每月均拖欠朱丽君工资5,000元，且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月8日期间未支付朱丽君工资，朱丽君因此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三晃广告公司支付工资并补足差额,获得仲裁委的支持,当属正确;三晃广告公司主张无需支付朱丽君涉案期间的工资之诉请,与事实不符,难获本院的支持。三晃广告公司与朱丽君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单方终结劳动关系应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2016年1月8日,三晃广告公司以朱丽君担任公司广告部经理期间没有业绩、担任公司人事部经理期间没有建立人事体系及规章制度、担任上海田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及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公司亏损为由，解除与朱丽君的劳动合同，但三晃广告公司未就朱丽君存在上述情形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三晃广告公司主张其系因朱丽君工作不符合要求而与朱丽君终结劳动关系,但现有事实表明三晃广告公司既未按照规定提前三十日通知朱丽君，亦未对朱丽君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因此三晃广告公司作出的解除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属违法终结劳动关系，应向朱丽君支付终结劳动关系赔偿金，具体金额由本院核定。仲裁委裁决三晃广告公司应支付的终结劳动关系赔偿金数额为196,236元，并未超过朱丽君应得的赔偿金数额，朱丽君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延误退工经济损失之问题。劳动者离职后，用人单位应当在15日内办理退工手续。三晃广告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方将劳动手册返还给朱丽君，于2016年5月10日方将退工证明交给朱丽君，显然未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为朱丽君办理退工登记备案手续，构成了迟延退工，仲裁委裁决其应支付朱丽君2016年1月24日至2016年3月22日期间的延误退工经济损失，且朱丽君对此无异议，显然并无不当。由于三晃广告公司开具的退工证明所载朱丽君在该公司工作的起止日期与事实不符，故三晃广告公司应重新为朱丽君开具合同解除日为2016年1月8日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并在劳动手册上载明该时间。综上所述，三晃广告公司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三晃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丽君支付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月8日期间的工资89,598元；二、上海三晃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丽君支付违法终结劳动关系赔偿金196,236元；三、上海三晃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丽君支付2016年1月24日至2016年3月22日期间延误退工经济损失2,676.13元；四、上海三晃广告装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朱丽君开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史 清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宏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核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