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2民终64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应琴，女，1980年1月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爱兵，男，1977年10月6日出生。上列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张晓强，北京市尚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69号。负责人郑静晨，院长。委托代理人刘爱兵，男，1960年4月28日出生，该医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赵波，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应琴、陶爱兵、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以下简称武警总医院）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1月，周应琴、陶爱兵诉至原审法院称：2015年10月14日，我们二人之女陶××（死亡受害人，刚满两周岁）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张仪村丰仪北路的武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院内玩耍时不慎落入南楼户外地下室，导致其头部严重受伤，经医院抢救治疗后于2015年10月15日死亡。我们认为，导致陶××死亡的原因与我们自身监护疏忽及武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南楼地下室封盖的塑料护板年久失修且没有在附近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有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武警总医院作为事发楼房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其疏于管理，没有对地下室封盖护板及时更换修缮（该塑料护板已经严重风化，用手轻轻一按即可破裂，根本无法起到保护作用），且没有设立明显安全警示标志，应当对陶××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武警总医院及时更换修缮地下室护板或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提示人们注意危险，也就不会导致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掉入地下室死亡的悲剧发生。鉴于此，我们要求武警总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综上，为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要求：一、武警总医院赔偿我们死亡赔偿金202260元、医疗费5190元、丧葬费19389元、精神损害抚慰30000元，共计256839元；二、诉讼费由武警总医院负担。武警总医院辩称：事发地点在我院的医学实验中心，中心不对外开放，周应琴和陶爱兵之女进入中心我方并不知情，事后调查发现是周应琴、陶爱兵的老乡叶朝辉在事发当日将二人之女带入中心，叶朝辉是实验中心聘请的厨师。我方是否对二人之女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是本案焦点，根据法律规定，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必须是我院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通常基于合同等法律关系产生的约定或伴随义务，也可以是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本案事实，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因此不存在基于合同等法律关系产生的约定或伴随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次我院对周应琴、陶爱兵二人之女也没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如果在宾馆、酒店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相应责任，而我院的实验基地并非公共场所。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8条，二人之女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由于实验基地也不属于第38条规定的幼儿园、学校或其它教育机构，因此不存在监护责任转移的情形，因此周应琴、陶爱兵主张我院对其女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人之女跌落、最终不治身亡是由于二人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所致。二人之女跌落的地点并非正常的通行道路场所，而是我院的遮雨棚，不符合二人起诉状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该规定中的建筑物都有通行功能，不适用本案涉及的二人之女跌落的地点。综上，我院不同意周应琴、陶爱兵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陶××（2013年10月13日出生，系农业家庭户口）系陶爱兵、周应琴之女。2015年10月14日，周应琴带陶××到武警总医院的医学实验中心探望做厨师的老乡叶朝辉，周应琴带陶××在医学实验中心院内遮雨棚旁的树丛玩耍。后周应琴离开，留下陶××一人，在此期间，陶××不慎由遮雨棚坠入地下室，导致头部严重受伤，后被送往北京市石景山医院，因医疗设施不全转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当日18时，北京儿童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家属自行要求出院，次日，陶××出院、死亡。陶××花费医疗费10200.33元、救护车费180元。本案诉讼过程中，陶爱兵、周应琴提交照片若干，拟证明事发地的遮雨棚年久失修，已严重老化，且周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武警总医院对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进入医学实验中心院内的都是成年人，遮雨棚不能承重是基本的生活常识，不需要做特别的安全提示；且陶××跌落的地点并非正常行走的道路。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由于过错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应承担赔偿责任。陶××由遮雨棚坠入地下室受伤后死亡，年仅2岁，其家属未能尽到管理和教育的监护职责，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事发地点位于武警总医院的医学实验中心院内，武警总医院负有管理责任，应对其设施设备尽到维护和修缮的义务，发现可能造成他人损害的，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事发地点遮雨棚老化严重，儿童可能攀爬其上，存在坠落的可能性，且周边亦未张贴警示标志或设立防护措施，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故武警总医院作为该遮雨棚的管理者，亦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其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法院确定为15%。周应琴、陶爱兵主张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法有据，法院予以确认，武警总医院按照15%承担赔偿责任。周应琴、陶爱兵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法院依据本案具体情节酌情确定为10000元。综上，原审法院于2016年5月判决：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周应琴、陶爱兵死亡赔偿金六万零六百七十八元；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周应琴、陶爱兵丧葬费五千八百一十六元七角；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周应琴、陶爱兵医疗费一千五百五十七元零五分；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周应琴、陶爱兵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五、驳回周应琴、陶爱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判决后，周应琴、陶爱兵、武警总医院均不服，分别上诉至本院。周应琴、陶爱兵的上诉请求是原审法院判令武警总医院只承担15%的赔偿责任过低，至少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武警总医院的上诉请求是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要求驳回周应琴、陶爱兵的诉讼请求，理由是陶××死亡是周应琴、陶爱兵未尽到监护责任所致，我院不应承担法律义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户口簿、死亡证明、照片、证人证言、门诊病历、病危通知书、出院诊断证明、医疗费票据、救护车专用收据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武警总医院应否对陶××的死亡承担责任以及责任的比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陶××是在武警总医院医学实验中心院内玩耍时爬上遮雨棚，因遮雨棚年久失修不能受重，不慎坠入地下室导致重伤死亡，对此，周应琴、陶爱兵作为陶××的监护人，未能尽到监护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武警总医院亦应对遮雨棚进行定期维护，排除隐患，以确保安全，但其未能尽到上述义务，原审法院认定其有一定的管理责任，承担一定的过错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武警总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周应琴、陶爱兵上诉要求武警总医院承担至少50%的赔偿责任，以及武警总医院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双方对于原审法院确定的损失数额未提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576元，由周应琴、陶爱兵负担1793元（已交纳），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负担783元（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周应琴、陶爱兵负担875元（已交纳），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负担87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保河审判员  王云安审判员  李 倩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