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杭萧商初字第4441号原告励卓彦。委托代理人蔡旦祥，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永山。委托代理人夏鹏飞，安徽人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励卓彦诉被告王永山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李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同年9月20日，被告王永山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于同年10月12日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王永山对该裁定不服，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6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于2016年1月27日、3月30日、7月13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蔡旦祥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夏鹏飞三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双方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但未果。后双方同意本案简易程序审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励卓彦诉称：2011年9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将其在安徽省九鼎玄武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为153万元，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但被告至今只支付850000元，尚有680000元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原告于2013年8月向被告邮寄律师函，并于同年9月因案涉纠纷向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款被告至今未付。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68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9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王永山在庭审中辩称：1、原告诉称的股权转让合同并不是为交易目的而签订的，而是为了配合原告此前已与王某就该股权转让而办理变更登记，该份合同仅仅是为了公司登记，而非真实的交易；2、原告诉称2013年8月、9月依法向被告提出过请求，但被告除了本次诉讼收到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以外，从未接到过原告主张该款的任何请求材料，且原、被告从签订合同至今从未见过面，也未通过电话，所以现在原告依据该合同提出诉请，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3、原告在九鼎公司的股权交易是与公司股东王某之间完成的，而且完成交易的时间是在与被告签订本案转让协议之前，因此原告在股权依法转让后无权再就该股权进行再次转让，双方签订的该份协议是无效的。综上，原告的诉请主张不能成立，请求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股权转让合同、公证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和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双方对股权转让进行公证，明确了双方股权转让合法性的事实；2、股东会会议纪要、章程修正案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股权是依照股东会决议依法转让、合法有效的事实；3、律师函及邮寄回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2013年8月26日向被告催讨股权转让款的事实；4、受理案件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曾经向被告所在地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本案原告起诉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5、邮件查询单及EMS回单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已经签收律师函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签订的；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从未收到过该律师函及迎江区法院送达的任何诉讼材料；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内容有异议，认为被告一直在安庆市，没有到枞阳县待过，被告的签字不是被告本人所签。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九鼎公司章程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该公司股东情况及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2、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登记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各一份（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与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由原告变更为王某；3、股东会议纪要、协议、授权委托书各一份、收条两份，用以证明原、被告签订协议前，九鼎公司的全体股东会议决定一致同意，原告持有的公司股权于2011年9月1日转让给公司的股东王某，王某根据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向原告付清了转让款，至此，原告持有公司的该部分股权已不属于原告，此后，原告已无权处分该部分股权，其于2011年9月2日与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不以交易为目的，仅仅是因为公司变更登记需要，是无效的；4、股东会议纪要（转让部分为空白）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提供的股东会会议纪要内容不是真实的，是王某为了办理工商登记需要事后才填写的；5、协议、收条各五份，证明案涉公司股权于2011年9月1日已全部转让给了王某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三性均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会议纪要、协议、授权委托书只是双方的洽谈过程，均没有实际履行，而对于收条，确实收到王某替被告支付的款项；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纪要是空白的，是草稿，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五份协议没有落款时间，与被告第一次提供的协议不一致，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的，明显没有对照、参考的价值，协议和收条中部分股东的签名不一致，特别是姚某的名字，明显不一致，且收款时间也不一致。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2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4、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原告提供的经公证处公证的公证书及经市场监管局登记的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不符，而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如公证书及市场监管局的变更登记，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的事实，另申请证人王某、姚某、周某三人出庭作证，用以证明原告股权转让实际与王某之间发生，且转让款已由王某付清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人王某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王某与被告是堂兄弟，属于利害关系人，证言不可信；证人王某和被告都是公司的股东，实际经营人，身份经济利益都有利害关系；证言明显是虚假的，被告提出管辖异议上诉的时候已承认股权是转让给被告的，只是付款是王某付的；证人王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不应采信，且被告转让后增资到2000多万元，如果被告不是实际受让人的话不可能增资这么多的。原告对该证人姚某、周某证言的三性也均有异议，认为该证言不足以推翻公证书的效力；真实性方面，证人姚某、周某陈述股权是以每股14000元价格转让的，但是据此推算不出协议上的这个价格，说明证人证言是不真实的；合法性方面，认为证人姚某、周某和王某、王永山都是安徽老乡，姚某和王某还是十多年的朋友，有利害关系，不能采信；证人姚某、周某出庭作证程序上有问题，证人周某是被告代理人通知，且是一起过来，一起吃饭的，所以有异议；证人姚某、周某陈述对公证书都不知情，但是证人姚某、周某都曾在委托书上签字，且在股东会会议纪要上签字，所以股权都是明确转给王永山的。本案实际原来有六个股东，出庭作证的只有两个股东，从人数上不能推翻公证书，而且证人姚某、周某的股份比例也很小，也不能推翻公证书。经质证，被告对证人王某证言的三性均没有异议，认为证言都是真实客观的，虽然双方是堂兄弟关系，但是不影响证明案件的身份，证人王某陈述其真实经历的事情不影响证人的效力，且原告收到800000元是9月3日，被告转给王某的钱是9月3日以后的。对证人姚某、周某证言的三性均没有异议，认为证人姚某、周某的证言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人姚某、周某与王某之前同是公司股东，他们能够证明9月1日以前公司情况，公司股权发生变化的事实，证人证言证明的是原公司所有股东将股权转让给王某，与王永山无关；9月1日以前公司严重亏损，股东经过会议决定，原股东除了王某以外，将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某，所以王某也是本案重要证人之一。经审查，本院认为，结合被告提供的证据，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相对原告提供的经公证处公证的公证书及经市场监管局登记的股东变更登记信息，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如公证书及市场监管局的变更登记，故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以上对证据的认证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9月1日，九鼎公司的全体股东签署会议纪要及授权委托书各一份，确认将公司其他六位股东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股东王某，其中原告所有的51%股权以原价1530000元等额转让，并委托王某代为处理相关事宜；后原告及九鼎公司其他股东分别与王某签署协议各一份，分别约定公司各位股东各自股权的实际转让价格。2011年9月2日，九鼎公司的全体股东签署股东会会议纪要一份，确定其他股东将其所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王永山。同日，原告及九鼎公司其他股东委托代理人厉建华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并经安徽省枞阳县公证处公证，合同约定将原告所有的九鼎公司51%股权转让给王永山，转让价为1530000元，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后九鼎公司在枞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公司股东由原告、王某等七人变更登记为王永山、王某两人，其中王永山在九鼎公司占股90%，而王某在九鼎公司仍旧占股10%。同年9月3日及10月18日，原告分别收到王某代王永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800000元及50000元，共计850000元。2013年8月26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蔡旦祥向被告邮寄律师函，该邮件于同年8月30日妥投。2013年9月16日，原告因案涉纠纷向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起诉。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及转让金额；二、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依据2011年9月2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公证书、股东会会议纪要及市场监管局登记的股东变更及出资情况，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为王永山，转让金额为1530000元；被告主张依据2011年9月1日签署的股东会议纪要及协议，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为王某，转让金额为85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1年9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经过公证处公证，相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具有更强的证明效力，并结合市场监管局的变更登记信息显示，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为王永山，股权转让金额为1530000元；被告提供的于2011年9月1日签订的会议纪要中载明的案涉股权转让的受让人为王某，转让金额为1530000元，但与实际市场监管局变更登记信息显示的受让人王永山不一致，而会议纪要与被告提供的协议载明的转让金额亦不一致，且均在公证的股权转让合同之前；另外，根据被告在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中的陈述，原告在办理股权转让时委托王某收取转让款，被告已经按约定将转让款全部支付给了王某，而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王某之间存在的股权转让关系，故王某在案涉原、被告的股权转让关系中仅是受托人，本案实际股权转让关系系原告与被告发生，而非原告与王某发生。综上，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公证书显示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系被告，根据市场监管局的变更登记显示股东由原告等变更为被告，且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转让款支付者亦是被告。据此，本院认定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为王永山，转让金额为1530000元。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其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股权转让后，被告陆续支付了部分款项，原告也通过邮寄律师函及向法院起诉等方式向被告主张过权利；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且原告的举证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律师函已经送达给被告方，协议约定三日内付款，故诉讼时效应该到2013年9月6日，而原告向迎江区人民法院起诉是在2013年9月16日，且原告的这种起诉也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法院没有将材料送达给被告，被告并不知情。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EMS回单及邮件查询单显示，原告曾于2013年8月26日向被告邮寄律师函并于同年8月30日妥投；另外，根据被告提供的收条显示被告曾于2011年10月18日向原告支付一笔5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而根据迎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显示原告向迎江区人民法院起诉是在2013年9月16日，由此可见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并提起过诉讼，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于2015年8月31日向本院提交诉讼材料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被告于2011年9月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股东会会议纪要均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股权转让合同经过公证处公证，再结合市场监管局的变更登记信息，具有更强的证明效力，应属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现被告未按约全面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四百零二条及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王永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励卓彦股权转让款680000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9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王永山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00元，减半收取5300元，由王永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的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代理审判员 李 凯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