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3民终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运红，男，汉族，1970年6月20日出生，户籍住址：湖南省祁阳县。委托代理人：王雪鹏、陈文涛，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联结，男，汉族，1970年6月1日出生，住博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媛玉，女，汉族，1971年7月26日出生，住博罗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欧阳俊胜、熊仲民，广东人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运红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5）惠博法民二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沈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金升、代理审判员张斯姝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雪鹏、陈文涛、被上诉人唐联结及其委托代理人欧阳俊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诉辩意见原告刘运红诉称：2015年4月26日，原告与被告唐联结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博罗县正东陶粒厂5%股份转让给原告，价格为10万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期在2015年10月26日前付3.3万元，第二期在2016年4月26日前付3.3万元，第三期在2016年10月26日前付3.4万元。同时约定，同等条件下，正东陶粒厂出货，原告优先。协议签订后，原告发现被告存在经营状况恶化，且有拒不履行他人到期债务、转移财产等情形，种种迹象表明，被告行为已对《股份转让协议》中未到期的付款义务构成预期违约，故被告对《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所有未到期债务履行支付义务。鉴于被告就唐媛玉作为唐联结的妻子，对其债务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转让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26日起按月利率1%计至付清款项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唐联结、唐媛玉辩称：原被告2015年4月26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被告又与原告及其他股东李杰海、唐杰、刘静、陈志等协商将被告原名下股权转让给邓顺和事宜，并于2015年5月24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将原告持有博罗县正东陶粒厂29%股份以72.5万元转让给邓顺和，同时合同约定，原来被告与原告、邓先军、李杰海、唐杰四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全部作废。被告根本不需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现该厂已停产是因为股东之间关系未理顺，并非经营不善；唐俊向劳动部门申请劳动仲裁是正常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被告虽是夫妻关系，但原告与被告唐联结之间是股份转让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由合同当事人来解决，且被告唐媛玉也没协议上签名，在本案中不应将唐媛玉列作并非本案的被告。原告以被作废的《股份转让协议》为依据，请求被告支付转让款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审查明的事实原审查明：2013年10月2日，原告与被告唐联结及邓先军、李杰海、唐杰、刘静、陈志签订《合伙协议书》，合伙成立博罗县正东陶粒厂。协议书约定：总投资250万元，由刘静出资37.5万元（占15%）、李杰海出资12.5万元（占5%）、刘运红出资12.5万元（占5%）、陈志出资12.5万元（占5%）、邓先军出资30万元（占12%）、被告唐联结出资72.5万元（占29%）、唐杰出资72.5万元（占29%）；合伙期限为20年，同时还对合伙企业的管理等作了约定。合作初期各合作伙伴相互配合，企业顺利投产。2015年4月26日原告与被告唐联结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唐联结以10万元收购原告在博罗县正东陶粒厂的5%股权，股权转让款分三次支付，第一次在2015年10月26日前付3.3万元，第二次在2016年4月26日前付3.3万元，第三次在2016年10月26日前付3.4万元，按月利率1%计息。《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唐联结与邓顺和协商股权转让事宜，2015年5月24日被告唐联结与邓顺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唐联结原持有博罗县正东陶粒厂的29%股权以72.5万元转让给邓顺和，原来被告唐联结与原告及邓先军、李杰海、唐杰四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全部作废，合同还对被告唐联结退出合伙企业移交等作了约定。原其他股东原告刘运红、唐杰、李杰海、刘静、陈志均在《股权转让合同》以见证人身份签名。《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被告唐联结就没有履行与原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因而引起纠纷。另查明，被告唐联结、唐媛玉是夫妻关系。一审裁判结果和理由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除合伙人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通知其他合伙人”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合伙人，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由被告受让原告合伙企业份额财产。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而是被告又与邓顺和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将被告合伙时持有29%份额的企业财产让给邓顺和。《股权转让合同》除邓先军未签名外，其他合伙人均签名同意。邓先军虽未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名，但受让方邓顺和为邓先军父亲，足以证明原告知道并同意被告合伙财产份额的转让。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该合同其中约定原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作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不影响合同的法律效力。在本案中，原告以被约定作废的《股份转让协议》为证据，要求被告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刘运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元，诉前保全费2030元，合共2200元，由原告刘运红承担。二审诉辩意见上诉人刘运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债权人，而非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根据2015年4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合法有效，产生如下两个法律后果：一是上诉人已退伙，不再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二是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债权人，被上诉人应当履行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义务。一审法院仍认定上诉人为合伙人是明显错误的。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是被上诉人与邓顺和，任何人不能在合同中创设除合同相对方之外的第三人任何权利义务。根据被上诉人与邓顺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生效的五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被上诉人要与上诉人等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全部作废，该条款的约定仅是邓顺和与被上诉人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合意，换言之，该合同生效与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上诉人是否同意解除与唐联结的《股份转让协议》，但本案当中上诉人并没有同意解除《股份转让协议》，故上诉人仍是被上诉人的债权人。一审法院将唐杰等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上作为见证方的签名认定同意废止《股份转让协议》，属于断章取义，直接灭失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的债权，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存在明显逻辑错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唐联结、唐媛玉答辩称：一、被答辩人合伙人身份并未消失。答辩人唐联结与被答辩人刘运红及唐杰、李杰海等人于2015年4月26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款项付清，原股东合作协议自动失效”，现本协议尚未履行，原《合伙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效力仍然存在，答辩人唐联结与被答辩人仍应受2013年10月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调整，因此，被答辩人仍然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并非是答辩人的债权人。二、答辩人唐联结与邓顺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1、邓先军在合伙企业内的投资款是邓顺和投入（合伙企业开立的专用投资款账户是户名为唐杰、账号为62×××57的建设银行账户，合伙企业中邓先军的投资款36万元，汇款人是邓顺和）。邓先军与邓顺和是父子关系，邓先军年仅21周岁，并无固定经济来源，也没有分家另过，该投资属于其家庭共同财产，因此，邓先军的合伙投资款与邓顺和财产混同。2、答辩人之前与邓先军不认识，2013年10月2日答辩人与各股东签订合伙协议成立博罗县正东陶粒厂时，只认识其父亲邓顺和，与邓顺和是老乡关系才商量合伙办企业的事，邓顺和只是让其儿子邓先军挂名，绝大部分事务均是邓顺和代表邓先军处理，特别是合伙企业陷入困境时，股东们经过清算，筹备50万元的各项材料款，也是邓顺和代表邓先军处理相关事务，所以邓先军与邓顺和办理合伙事务时人员混同。3、答辩人唐联结与邓顺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3项约定“甲方跟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四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全部作废”。在该份合同中，有甲方唐联结和乙方邓顺和的签名，也有被答辩人的签名，明确了对被答辩人刘运红的效力，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废止了，《股权转让合同》上是否有邓先军的签名，不影响对被答辩人的效力。（4）、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是邓顺和收购答辩人的29％的股权，意思是收购后答辩人完全退出合伙企业，如果邓先军将其本人股份12％转让给答辩人，在该股权转让合同尚未履行时，邓先军的父亲又以跟邓先军的家庭共同财产去接受答辩人29％的股权，那么，是双方置换股权这一股权收购的意义何在呢因为邓顺和与邓先军是父子关系，投资款是家庭财产，本案没有任何相反证据能证明邓顺和与邓先军父子不和、对股权转让（转出12％、收购29％）存有重大误解、欺诈等情形，特别是从一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证据和正当理由证明邓先军确实不知情的情况。因此，答辩人与邓顺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答辩人与邓顺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已废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二审查明的事实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一份由案外人邓顺和出具的《声明书》，内容为：“本人邓顺和，与唐联结于2015年5月2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现本人将该《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背景及履行情况陈述如下：1、本人之所以愿意与唐联结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其背景是：本人与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事前达成了共识，在本人收购唐联结在陶粒厂的29%合伙股份同时，唐联结必须解除与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他们之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即最终由本人与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一起来合伙经营陶粒厂，唐联结解除与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他们之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退出合伙，毕竟本人对与唐联结合伙经营没有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在《股权转让合同》上以“见证人”身份出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本人所要强调的，必须把“要求唐联结与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全部作废”作为该合同生效的条件（之一）。2、该《股权转让合同》因唐联结违法且毁约而最终没有履行。本人在签订该合同后随即了解得到的情况：唐联结已经将陶粒厂场地另外租赁给他人，且他人已经进场使用，合同根本不可能履行。另外本人了解到，该陶粒厂证照不全，缺乏环保、规划住建部门的许可文书。合同最终大家都没有履行，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他们之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也没有解除作废。”该《声明书》为邓顺和所出具的事实，经博罗县公证处公证。二审裁判结果和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刘运红与被上诉人唐联结及案外人唐杰、邓先军、李杰海、刘静、陈志合伙经营博罗县正东陶粒厂（个体工商户）的事实，有该七位合伙人于2013年10月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为据，当事人双方也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合伙协议书》和当事人双方于2015年4月2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均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唐联结应否履行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向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利息？经查，从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款项付清，原股东合作协议自动失效”的内容看，应理解为双方约定了如股权转让款付清，则上诉人才自动退伙，如股权转让款没有付清，则上诉人并未退伙，仍是合伙人，受上述《合伙协议书》约束。由于双方均已确认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尚未履行，故应认定上诉人并未退伙，仍然是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上诉人提出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产生了其已退伙的法律后果，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唐联结与案外人邓顺和于2015年5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了邓顺和以72.5万元的价款受让被上诉人享有的正东陶粒厂29%的股份。虽然在合同表现形式上，该合同第六条第3项的内容“甲方（即唐联结）跟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四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全部作废”是该合同生效的条件之一，除邓先军外其他合伙人唐杰、李杰海、刘运红、刘静、陈志系作为合同见证人在合同上签名，但是，从邓顺和与被上诉人签订该合同的本意看，是为了让被上诉人一人退伙，合伙企业由其他合伙人继续共同经营，这从邓顺和在其出具的《声明书》中所称“本人之所以愿意与唐联结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其背景是：本人与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事前达成了共识，本人收购唐联结在陶粒厂的29%股份，……，由本人与唐杰、李杰海、刘运红、邓先军一起来合伙经营陶粒厂”的内容能得到印证。结合该合同第六条第1项“本合同经博罗县湖镇埔头村正东陶粒厂股东会同意，并由各方签字”的内容看，应认定上诉人与唐杰等其他合伙人在该合同上签名的行为，不仅仅是见证被上诉人与邓顺和签订合同，更是体现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与被上诉人达成合意，同意与被上诉人废止了之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并同意被上诉人退伙。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履行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及利息，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元，由上诉人刘运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陈金升代理审判员  张斯姝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本件记员周莹（兼林楚侨附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