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30235号原告朱某某，女，1982年3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现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代理人张明敬，上海鼎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1，女，2002年7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理人朱某某(系原告郭1的母亲)，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代理人XXX(系原告郭1的姨婆)，住上海市杨浦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向磊，上海鼎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史某1，女，1956年7月2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史某某(系被告史某1的哥哥)，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史某2，女，1952年3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郭2(系被告史某2的儿子)，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郭2，男，1976年2月1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上海市杨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倪某某，男，1984年10月10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代理人史某某(系被告史某1的舅舅)，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四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建平，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某某、郭1诉被告史某1、史某2所有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某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向磊，原告朱某某的委托代理人张明敬，原告郭1的委托代理人XXX，被告史某1的委托代理人史某某，被告史某2的委托代理人郭2，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建平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先后追加了郭2、倪某某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于2016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到庭参加诉讼人员与第一次到庭人员相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某某、郭1共同诉称，原告朱某某与被告郭2原系夫妻，原告郭1系两人婚生女儿。朱某某与郭2已于2014年3月20日经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被告史某2系郭2的母亲，被告史某1系史某2的妹妹。2003年3月24日，史某1所有的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镇某某村某某宅XXX号私房(以下简称97号房屋)拆迁。同日的房屋拆迁结算单列明常住人口为6人，被拆房屋的货币补偿款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5,526元，调换房屋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羽山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羽山路房屋)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兴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博兴路房屋)，2套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14.20平方米，总价342,445元。2003年3月26日，由调配或售房单位、原住房屋经营管理单位、新住房经营管理单位盖章确认的住房配售单上载明原住房家庭成员为史某1、史某2、郭2、倪某某(系史某1之子)、朱某某、郭16人，羽山路房屋的受配人为史某2、郭2、朱某某、郭1，博兴路房屋的受配人为史某1和倪某某。2003年3月27日，相关主管部门对房屋拆迁费用发放单进行审批并签字确认，载明被拆房屋的家庭成员为史某1、史某2、郭2、倪某某、朱某某、郭16人，发放费用包括货币安置款65,526元、奖励费、速迁费16,000元、搬场费500元、过渡费1,800元、其他258,619元，总计342,445元。由于史某1从未在被拆房屋内居住，被拆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一直为史某2、郭2、朱某某及郭1，因此，上述费用除货币补偿款65,526元外，其余费用应由所有被安置人员同等享有。事实上，该部分安置补偿款用以购买上述2套安置房屋。2004年3月14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形下，郭2以代理人的身份将上述2套房屋登记在史某1名下。同年10月24日，史某1又以买卖的形式将上述2套房屋全部过户至史某2名下。2014年5月28日，朱某某、郭1被史某2等人赶出羽山路房屋，此后母女二人一直在外租房居住。朱某某、郭1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史某1与史某2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法院认为买卖并没有影响到朱某某、郭1居住使用，朱某某、郭1可根据其理由直接明确其相应的诉讼请求，就其主张的在系争房屋内的动迁利益起诉相应被告，且二审法院进一步认为，房屋动迁后的所得补偿利益如果涉及多人共有份额的问题，朱某某、郭1可以另行提起分割动迁利益的诉讼。原告认为，原告是被拆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拆迁后，史某2、郭2、朱某某及郭14人作为一户人家及受配人员，最终被安置在羽山路房屋，该房屋的购房款也是从上述四人应获得的安置补偿款中直接予以抵扣。安置补偿款是276,919元，两原告享有三分之一计92,306.33元，当时羽山路房屋每平方2,800元，总值19万元，两原告应占羽山路房屋的47.89%(92,306.33元/2,800元/平方米=32.97平方米)。两原告起诉要求史某1赔偿两原告动迁利益1,820,200元(按羽山路房屋的现值380万元的47.89%计算)，史某2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两原告变更请求，要求赔偿羽山路房屋市值480万元的47.89%。被告史某1、史某2、郭2、倪某某共同辩称：1、根据动迁政策、协议和法院生效的判决，原告不享受动迁利益。A、被拆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史某1，没有原告的利益。史某1虽然没有在被拆房屋居住过，不能否认所有权归史某1，不能说明原告动迁有份，原告混淆了使用权房和所有权房动迁的政策，是法律适用错误。B、史某1因为史某2家有困难而照顾他们报入户口，郭2是知青子女回沪，史某2在农村插队落户退休回沪，朱某某系与郭2结婚落户，郭1系报出生。史某2等人报入户口时与史某1有约定的，史某2等人对被拆房屋没有权利。C、动迁安置对象是史某1，根据动迁政策，户口不在考虑范围，法院判决书明确动迁对象是史某11人。如果安置对象为6人，三代人起码能分得3套房屋。D、按动迁协议，被拆迁方选择按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被拆房屋的所有权是史某1的，安置房屋的所有权也是史某1的。拆迁时史某1提出他家里3个人，希望有2套房屋，按照价值分配的是二手房，其他补偿都是谈判的结果。E、住房配售单没有史某1签字，不认可。F、朱某某与郭2离婚时明确双方没有共有的房产。2、即使原告有动迁利益，也应该按照动迁时的动迁利益计算，而不应当按照房屋的现值计算，且两原告也没有三分之一。按协议，史某1需要支付差价27万元，之后的结算单又给了27万元，所以不需要支付差价，因此这27万元是给史某1的。3、安置对象是史某1，不是史某2，本案与史某2无关。史某1作为产权人可以处分房屋，原告要求史某2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4、原告的户籍于2002年迁入羽山路房屋，在动迁时候知道动迁情况，现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原告朱某某与被告郭2原系夫妻，原告郭1系两人的婚生女儿。朱某某与郭2于2002年登记结婚，于2014年3月20日经本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被告史某2系郭2的母亲，被告史某1系史某2的妹妹，被告倪某某是史某1的儿子。被拆迁的97号房屋系史某1于1994年购得，建筑面积26.80平方米。2003年3月24日,史某1就该房屋的拆迁事宜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适用价值标准房屋调换)。协议约定：拆迁人应补偿史某1货币补偿款65,526元；安置史某1羽山路房屋和博兴路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14.20平方米，总价342,445元；安置房与货币补偿款差价276,919元，史某1应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即2003年3月31日前支付给拆迁人；拆迁人应发放奖励费8,000元、速迁费8,000元、过渡费1,800元、搬家补助费500元；双方价款相抵，史某1尚需支付258,619元。与上述拆迁协议对应的房屋拆迁费用发放单载明，被拆房屋的家庭成员为本案原、被告6人，发放的费用除前述协议确定的费用外，还发放一笔“其他258,619元”。与上述拆迁协议对应的房屋拆迁结算单上列明，被拆迁房屋所有人为史某1，常住人口为6人，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65,526元，调换房屋为博兴路房屋和羽山路房屋，建筑面积共计114.20平方米，单价分别为3,300元和2,800元，总价342,445元，甲方应向乙方收取276,919元；拆迁补偿费为奖励费、速迁费16,000元(8,000%2B8,000)、过渡费600*3=1,800元、搬场费500元、一次性补偿费258,619元，合计276,919元。2003年3月26日,拆迁单位开出的羽山路房屋的住房配售单上载明原住房家庭成员为原、被告6人，羽山路房屋的受配人员为史某2、郭2、朱某某、郭14人，建筑面积68.83平方米。房屋分配后，羽山路房屋由朱某某、郭1、史某2、郭24人居住使用，4人的户口于2005年2月28日从被拆房屋处迁入羽山路房屋处。2004年3月14日,羽山路房屋和博兴路房屋均登记在史某1个人名下，均由郭2作为史某1的代理人办理。2004年10月24日，史某1、史某2就羽山路房屋和博兴路房屋各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史某2分别以19万元和33万元购买博兴路房屋和羽山路房屋，并于同日递交房地产登记申请书两份。之后该2套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史某2名下。朱某某与郭2离婚后为羽山路房屋的分割发生争议。2014年4月3日，朱某某、郭1向本院起诉史某2、郭2，以共有为由，要求分对羽山路房屋析产，后因获知羽山路房屋是经过买卖才登记在史某2名下而撤回起诉。2014年7月，朱某某、郭1向本院起诉史某1、史某2，要求确认两人之间关于羽山路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获本院支持，后二审发回重审。本院经重审判决驳回朱某某、郭1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朱某某、郭1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同时说明房屋动迁后的所得补偿利益如果涉及多人共有份额的问题，朱某某、郭1可以另行提起分割动迁利益的诉讼。另查，涉案地块的动迁实施口径为：“根据新政策，动迁安置以货币化安置为主，户口在此次动迁中不予考虑。”“被拆迁人选择房屋安置的，则安置与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审理中，本院发函拆迁实施单位了解本案拆迁安置情况，拆迁实施单位回复称，史某1户实行“价值标准房屋交换”进行动迁安置，针对旧改地块，动迁安置根据被拆迁人的实际情况，按“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进行友情操作，计算房屋货币补偿款时，不涉及人口因素，史某1户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为65,526元，按价值仅可安置一室一厅房屋1套(建筑面积约45平方米，安置价约126,000元)，但考虑到该户户籍在册6人，且人员结构复杂，遵循保证居民“分得开、住得下”的原则，照顾安置该户2套房屋，建筑面积114.2平方米，并免除差价款258,619元。在朱某某诉郭2离婚纠纷一案审理中，在法庭询问“婚后是否购买过房屋？居住问题如何解决？”时，朱某某、郭2均答“婚后未取得过房屋，婚后未用夫妻共同财产归还过房屋贷款。离婚后，原、被告各自自行解决居住。”离婚调解书第四条明确离婚后双方各自自行解决居住。当事人均不申请评估涉案房屋的价值。本院经询价，羽山路房屋目前的价值约480万元。以上事实，有如下证据证明：一、原告提供的证据：关于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拆迁费用发放单、结算单，关于羽山路房屋的住房配售单、上海房地产权证及房地产登记申请书、房屋产权转移申请书、房地产买卖合同，关于朱某某、郭1就羽山路房屋提起诉讼的(2014)浦民一(民)重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201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856号民事判决书；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关于97号房屋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契税收据、估价单、个人房屋出售发票、契税缴款书，户籍信息摘抄，关于拆迁的动迁实施口径、关于(2014)杨民一(民)初字第1701号朱某某与郭2离婚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民事调解书；三、拆迁实施单位给本院的回复函；四、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朱某某、郭1是否享有动迁利益。被告以被拆房屋的产权人为史某1、本次动迁是按同等价值调换、动迁口径不考虑户口为由主张除产权人之外的户籍人员不享有动迁利益。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动迁的口径规定“动迁安置以货币化安置为主，户口在此次动迁中不予考虑。”“被拆迁人选择房屋安置的，则安置与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但在动迁实际操作中，拆迁单位并没有完全遵循该口径操作，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变通。从本次动迁的档案记载和实际安置的情况来看，安置的结果与户籍在册人数密切相关，拆迁实施单位对此亦予以证实。如果完全按动迁口径而不考虑在册户籍人数，那么按同等价值产权调换的安置方案，只能安置45平方米的房屋且需要支付差价约6万元。正因为在册人数有6人且分属两个大家庭，拆迁实施单位按照“住得下、分得开”的原则，最终安置了2套房屋分别给两个家庭居住使用，即史某1、倪某某母子一家，史某2、郭2、朱某某、郭1一家，同时免除了27万余元的差价款。被告称史某2等人迁入户口时与史某1签订有协议无证据证明，被告以朱某某和郭2在离婚案件审理中明确无共有房产为由认为朱某某、郭1不享有权利亦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2、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博兴路房屋和羽山路房屋是涉案动迁利益的载体和最终体现。拆迁后，朱某某、郭1一直与史某2、郭2共同居住在羽山路房屋，直至郭2与朱某某离婚。在此期间，当事人之间并未为房屋的居住使用而发生矛盾。在郭2与朱某某离婚后，因无法共同居住而出现矛盾。离婚后，朱某某、郭1就羽山路房屋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故被告所称原告的诉讼已经过时效之说缺乏依据，不予采信。3、动迁利益的分配应按何时的价值计算。如前所述，博兴路房屋和羽山路房屋是涉案动迁利益的载体和最终体现，故动迁利益分割的计算时点应当以分割时的房屋价值为准。4、史某2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拆迁安置的2套房屋的产权原登记在史某1的名下，后以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转移登记至史某2的名下。无论是史某1还是史某2，均应当知道朱某某、郭1是本次动迁的安置人员，享有动迁利益，现2套房屋的产权均登记在史某2名下，应当由史某2负责给付两原告动迁利益。由于史某1以买卖的方式将产权转移给史某2，形式上获取了售房款，其应当对史某2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史某1、史某2之间是否真正交付了售房款、最终的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应当由两人之间内部解决。5、原告的动迁利益应如何计算。实践中，动迁利益的分配较为复杂，需要综合予以考虑衡量。首先，动迁单位发放的动迁补偿款中，除了一笔“其他258,619元”外，其余的有名项目均与户口因素无关，即使动迁时被拆房屋处没有任何户口，产权人史某1也能够取得动迁协议中确定的有名补偿项目。其次，在拆迁操作实践中，由于拆迁单位提供的最小面积房屋的价值超过被拆房屋的货币补偿款，拆迁单位通常会免除房屋差价款，本案拆迁单位的回复函也说明了这一点。再次，2套安置房屋的原产权人登记为史某1，从原告之前针对羽山路房屋的诉讼来看，法院也确认了史某1将产权转让给史某2的效力。因此，动迁利益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本院确定朱某某、郭1的动迁利益按折合羽山路房屋40%的价值计算，计192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史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朱某某、郭1192万元；二、被告史某1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193.60元，由原告朱某某、郭1负担4,157元，由被告史某2、史某1负担21,036.6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由被告史某2、史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桔英人民陪审员  陶义才人民陪审员  张惠芳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余晨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