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民终1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张建平，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鲁晓文，上海国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华星辰，上海国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均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定代表人：刘炜，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李皓，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融天明，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称凯润公司）与被上诉人武汉均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称均和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5)厦海法商初字第426号，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凯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鲁晓文，被上诉人均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皓、融天明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凯润公司以其已向武汉海事法院起诉武汉海事局、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港航管理局、黄石市港航管理局行政登记纠纷案件为由，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不予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润公司一审诉称：2011年6月，均和公司就其所有的“隆舜”轮出售事宜与凯润公司进行磋商。均和公司向凯润公司出示的船舶有关登记证书载明：“隆舜”轮为一般散货船，船舶总长125.9米，型宽18米，型深10.4米，主机功率2793千瓦，2000年7月26日在湖北省黄石市建成。2011年6月7日，双方签署了《船舶买卖合同》，约定该船售价1600万，后经补充协议变更，凯润公司还应于2015年6月10日前向均和公司支付共计1120万元。凯润公司在2011年6月9日前向均和公司支付了480万部分购船款后，均和公司在2011年6月10日在福州港向凯润公司办理了船舶交接手续，至今凯润公司已共向均和公司实际支付了8374723.69元的购船款。在凯润公司使用“隆舜”轮从事运输过程中，该船经常出现故障，各种问题不断，总是跑跑停停。2015年以来，凯润公司开始对“隆舜”轮的真实船龄产生怀疑，与上海国策律师事务所共同委托上海意简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下称“意简公估公司”）对“隆舜”轮船龄进行检验鉴定，该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出具检验报告认为：“隆舜”轮实际建造完工年月为1978年10月，而不是2000年7月26日，船舶现状是经过重大改建/改造而成的。“隆舜”轮目前是一条实际船龄已近37年老旧船舶，远远超过我国关于“包括散货船、矿砂船，报废船龄为33年（含）以上”应强制报废的强制性规定，应于2011年10月强制报废。凯润公司依据均和公司所提供的“隆舜”轮的相关证书所知的船龄与实际船龄严重不符，致使凯润公司完全违背真实意思，在订立船舶买卖合同时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以1600万元的高价购买了应当强制报废的船舶，导致凯润公司购买船舶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凯润公司认为，凯润公司对该船船龄的误解属于对标的物的规格的错误认识，显系重大误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符合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可撤销合同，为维护凯润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撤销双方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均和公司返还凯润公司已付购船款8374723.69元；2、均和公司承担公估鉴定费6万元；3、均和公司赔偿凯润公司律师费6万元。均和公司答辩称：一、双方在洽谈过程中，凯润公司查看过所有证书，还实地对船舶进行现场勘验，双方在买卖合同中特别约定凭在琯头看船时的现状进行交易，因此凯润公司对船舶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了解的，不存在对标的物的错误认识和重大误解，请求驳回凯润公司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二、二手船买卖中，船龄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双方更关心船舶实际现状，如果船龄是决定船价的重要因素，那么双方在合同中必然会注明船龄，但本案合同在对船舶进行描述时没有写上船龄，说明双方对船龄并不关心。三、凯润公司提供的保险公估人作出的检验报告形式不合法，检验人没有对船龄进行鉴定的资质，保险公估公司也不是司法部门认定的鉴定机构，所以凯润公司依据这一检验报告提起诉讼没有依据。四、凯润公司提出撤销合同的时效为船舶交接后一年内，对质量有异议应在两年内提出，如没有提出，视为标的物符合合同约定。均和公司提出反诉称：双方于2011年6月7日签署船舶买卖合同，均和公司将其所有的“隆舜”轮以1600万元出售给凯润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凯润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定金480万元后，剩余购船款1120万元应在2013年6月10日前付清。在此期间，凯润公司应按照月息千分之八支付资金占用费。由于凯润公司未能履约，2013年7月23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凯润公司在10日内支付购船款120万元，未支付的1000万元在2014年6月10日前支付，在此期间，凯润公司应按照月息千分之八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由于凯润公司仍未履约，双方又于2013年12月26日签署第二份补充协议，将凯润公司支付购船款的最后期限延长至2015年6月10日；并约定其在2014年3月15日前支付2013年12月前所欠的资金占用费960186.6元；2014年1月以后的资金占用费按月息千分之十计算，但凯润公司至今仅在2014年1月10日支付购船款550186.68元，尚欠10649813.32元，也未能如约完全支付资金占用费，反而以对“隆舜轮”船龄有误解为由诉请撤销合同，实属违反合同约定，且有违商业道德。庭审前，双方经对账，确认凯润公司拖欠均和公司购船款1120万元，至2015年7月的资金占用费1336538.53元，故请求判令：1、凯润公司支付拖欠的购船款1120万元；2、凯润公司支付自2011年6月10日起至所拖欠购船款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暂计至2015年7月为1336538.53元；3、凯润公司支付2013年度船舶保险费32万元，2014年船舶保险费64000元，2015年船舶保险费220800元。凯润公司答辩称：一、由于案涉船舶已经达到法定报废船龄，均和公司对船舶做了手脚，合同应被撤销，凯润公司不应继续支付1120万元购船款及资金占用费。二、均和公司支付的2014年64000元保险费，我方是否已支付需要进一步确认，其支付的2013年32万及2015年220800元保险费，凯润公司可以确认，但达到报废船龄的船舶，没有必要进行保险，对方提供的问题船舶产生的保险费，应当由对方自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案涉船舶“隆舜”轮的《船舶国籍证书》载明，该轮为干货船，建成日期为2000年7月26日，由湖北省黄石市造船厂建造，均和公司于2006年7月19日取得该轮所有权。凯润公司与均和公司于2011年6月7日签署《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均和公司将“隆舜”轮以1600万元出售给凯润公司，并约定：一、合同签订后，凯润公司支付480万元定金，剩余船款1120万在2013年6月10日前付清。凯润公司同意按照月息千分之八向均和公司支付未付船款的资金占用费作为迟延付款条件。二、船舶交接及双方责任：1、均和公司在收到凯润公司购船定金后，应将该轮符合中国近海航行营运的全部证书及相关文件交给乙方保存。2、交船地点及时间：均和公司应保证船舶在交船时处于正常适航状态，按在福州港琯头锚地看船时的现状进行交接，交船时间在2011年6月10日之前。3、船舶交接时，均和公司应提供“隆舜”轮现有图纸、说明书等技术资料给乙方。船舶包括船上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由均和公司按船舶现状移交给凯润公司，船上气胀筏、救生浮具、救生衣及通导设备给凯润公司。三、保险：船舶交接后，在未变更船舶所有权之前，船舶保险由凯润公司承担但由均和公司代为投保。2011年6月11日，双方在福州琯头锚地对“隆舜”轮进行交接，均和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向凯润公司交付了《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海上货船适航证书》等22份船舶证书，《航海日志》、《轮机日志》及船用主机、柴油机组等的产品证书，并将船舶包括船上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船上气胀筏、救生浮具、救生衣及通导设备移交给凯润公司。因凯润公司未依约支付所欠购船款，2013年7月23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凯润公司在10日内向均和公司支付购船款120万元，未支付的1000万元在2014年6月10日前支付，在此期间，凯润公司应按照月息千分之八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由于凯润公司未能履行该补充协议，双方又于2013年12月26日签署第二份补充协议，将凯润公司支付1120万元购船款的最后期限延长至2015年6月10日，并约定凯润公司应在2014年3月15日前分三期支付2013年12月前所欠的资金占用费960186.6元，2014年1月以后的资金占用费月息千分之十计算。2015年5月5日意简公估公司根据凯润公司的委托对“隆舜”轮进行了检验，出具检验报告认为：“隆舜”轮实际建造完工年月为1978年10月，而不是2000年7月26日，船舶现状是经过重大改建/改造而成的。截至一审庭审时，凯润公司尚欠均和公司购船款1120万元、计至2015年7月的资金占用费1336538.53元、2013至2015年保费32万元、6.4万元、2208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隆舜”轮的建造日期。一审法院认为，凯润公司提交的检验报告后所附湖北省船舶检验处颁发的《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中记载主机的制造日期为1979年1月1日，但在建造完工日期中仍列明为2000年7月26日。该证书簿表明，即便案涉船舶使用了1979年的主机，但船舶的检验机关仍确认船舶建造日期为2000年。意简公估公司以该轮使用了老旧设备、船舶部分结构与“筑紫野丸”轮结构相符等为由而认为该轮系“筑紫野丸”轮改建、船舶的建造完工时间应为1978年10月的说法不足以推翻船舶检验机关的认定。湖北省船舶检验处黄石检验处于2014年5月颁发的《海上货船适航证书》也确认：根据我国现行船舶规范、规程，于2014年5月8日对“隆舜”轮进行了年度检验，查明本船安全设备、船舶机构、机械及电气设备和无线电通信设备符合相应的规范、规程，认为本船处于适航状态。准予航行近海（内河A、B级）航区（航线），作一般干货船用。该证书有效期至2015年5月23日。上述两份证书系国家法定的船舶检验机关出具，庭审中，凯润公司也确认其购买“隆舜”轮后一直在使用该轮，营运期间未因该轮系老旧船舶而遭受相关管理部门查处，表明该轮仍可正常使用。意简公估凯润公司提出该轮目前船龄为37年以上，应强制报废的说法不能成立。二、凯润公司在购买船舶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隆舜”轮的船舶建造时间为2000年，均和公司未隐瞒船龄。其次，双方合同中约定按船舶在福州港琯头锚地看船时的现状交船，在船舶交接时均和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将船舶包括船上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隆舜”轮的图纸、说明书等技术资料，船上气胀筏、救生浮具、救生衣及通导设备移交给凯润公司。凯润公司在庭审中也陈述意简公估公司检验报告中所提及的船舶老旧设备均未遮挡，其在接收船舶时对上述老旧设备及记载船舶主机中柴油机的制造日期为1979年1月1日的证书均未提出异议，应当认为在交船时均和公司并未隐瞒船舶使用老旧设备的情况，即未对凯润公司进行欺诈，凯润公司在交接船舶时对船舶状况有充分的了解，且其庭审中陈述自2011年购买该轮后一直在营运，但未举证证明船舶在营运过程中出现故障，应当认为其购买船舶的根本目的可以实现，其在购买船舶时对标的不存在重大误解，撤销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凯润公司行使撤销权是否已超过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凯润公司在取得船舶后即投入营运，若船舶确如其所称故障不断应强制报废，则其在开始营运时即应当知道，故撤销权应从2011年6月11日起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已超过近4年，即便该撤销权成立，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至今也已消灭。据此，凯润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凯润公司与均和公司签订的购船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凯润公司应支付拖欠均和公司的购船款1120万元及该款至2015年7月的资金占用费1336538.53元、自2015年8月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月息10‰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以及2013-2015年的船舶保险费共6048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均和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购船款1120万元及该款至2015年7月的资金占用费1336538.53元、自2015年8月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月息10‰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三、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均和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船舶保险费604800元。如果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117800元、反诉受理费5032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负担。一审宣判后，凯润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在二手船买卖中，船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影响到买方作出是否买船的决定，更直接影响到船舶的价格以及船舶的营运成本、营运风险，涉案“隆舜”轮的船龄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但原审法院完全无视：1、“隆舜”轮的曾用名即为“润达401”轮，该船在1999年前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投入运营，2004年依然以“润达401”轮在营运；2、“隆舜”轮虽经大范围改造，但船体结构、机舱、生活区布置、设备安装情况与船上留存的日本福冈造船有限公司设计的图纸相符，包括船上的电制440V/60HZ与日本船厂建造相符，与国内生产建造的电制380W/50HZ不符；3、“隆舜”轮机舱留存的压载水油分监控仪、燃油锅炉控制箱、未完全拆除的燃油锅炉排烟管、已经被拆除但泵浦原底保留的侧面尚有清晰可见的“HEISHINPUM0”等印证“隆舜”前身为油轮改造。以上其中任意一条都可以证明“隆舜”轮并非在2000年建造，而是由油轮改造而来的事实，该船应当是在2005年前后由当时的“润达401”号经重大改建而成，船舶证书中关于“隆舜”轮在2000年建造的表述是存在明显错误的，一审法院针对明显错误不进行查明，而是以船舶检验机关系法定的船舶检验机关为由，让应当强制报废的“隆舜”轮继续得以生存，这种纵容违法的审判方式显然是错误的，让涉案焦点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购船时不存在重大误解是严重的逻辑错误。上诉人签订买卖合同购买“隆舜”轮显系重大误解，本案中船舶的相关证书中披露的“隆舜”轮建造年限为2000年，船舶买卖合同约定按“现状进行交接”包括交船时的船舶设备及船舶运营所需的全部证书，上诉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船舶证书所记载的船龄是真实可靠的，上诉人也正是基于对“隆舜”轮船龄的这种错误认识作出了意思表示而签订了买卖合同；反而言之，如果上诉人知道“隆舜”轮的实际船龄，在第一次签订合同时“隆舜”轮只有4个月就应强制报废的船龄，则必定对是否与均和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或以1600万元的价款购买此船会有所考虑，且如果上诉人知道“隆舜”轮的实际船龄，在第二次、第三次补充协议时“隆舜”轮应当已经强制报废，上诉人是绝对不可能在“隆舜”轮已经强制报废的情况下再签订补充协议，继续花费l200多万元连同已付的800多万元共计近2000万元购买价值不到200万元的废钢铁。上诉人对船龄的误解应属对标的物规格的错误认识，显系重大误解。三、关于“隆舜”轮的真实船龄目前为37年，应当强制报废，船舶买卖合同约定的船舶移户、转港的买卖合同之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本案中“隆舜”轮的船龄目前在37年以上，为应当强制报废船舶，是无法实现合同中第六条约定的船舶移户、转港的买卖合同之根本目的。涉案船舶船龄为37年的老旧海船应当强制报废，“隆舜”轮目前不仅严重影响船员生命安全还严重影响航路安全，原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放任造假应当得到纠正。综上，请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均和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凯润公司在一审起诉时诉请撤销合同，但又举证称曾经通知均和公司解除合同。对于请求撤销合同的理由先以重大误解为由，后又改称受欺诈。在一审法院释明后，又改称未解除合同，并以欺诈和重大误解两个理由要求撤销合同。因此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围绕是否有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进行调查。如果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则船舶建造过程以及船龄记载是否有误等则与案件已经没有关联。况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也无法对行政机关出具的船舶证书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船舶有效证书被撤销之前，法院认定其效力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规定。因此一审认定事实完整、清楚，其认定的事实足够据以做出判决。二、均和公司不存在欺诈行为。本案交易中，船龄却未被载入合同中关于船舶概况的描述，可见凯润公司当时只在意船舶的现状和实际使用性能，对船龄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均和公司充分展示船舶的全部状况供凯润公司据以做出是否交易的决定，不存在任何隐瞒和欺诈的情形。三、凯润公司也不存在重大误解。如前所述，凯润公司在交易前，聘请专业人员进行验船，并查阅了其认为必要的全部资料。均和公司没有刻意掩盖船舶设备各种铭牌。凯润公司在接收船舶后船舶一直处于适航状态，从未因为船龄问题被有关当局滞留或检查。凯润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接收船舶后“各种问题不断，总是跑跑停停”并证明与船龄有关。事实上，在船舶交接后的数年时间，均和公司从未收到过凯润公司关于船舶状况与合同约定不符的任何正式通知。因此，凯润公司接收的船舶就是其心目中所期待的船舶，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四、凯润公司行使撤销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既然“该船经常出现故障，各种问题不断”，凯润公司直到四年后才提出撤销合同，显然超过《合同法》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时效。综上所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凯润公司以案涉“隆舜”轮实际建造时间并非船舶证书所记载的2000年7月26日，而是1978年10月为由，申请本院向湖北省船舶检验局调取“隆舜”轮评定船龄及船舶建造、改造的相关资料。依凯润公司的申请，本院于2016年3月10向湖北省船舶检验局调取相关证据，湖北省船舶检验局向本院出具《关于“隆舜”轮船舶检验有关情况的说明》，并附有黄石市船检处提交的《关于“隆舜”轮评定船龄、船舶建造、改造相关情况的报告》。凯润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湖北省船舶检验局提供的材料不完整，有关的刑事处罚及后续评估都没有体现，但从上述证据可以印证：1、从2005年5月9日黄石市盛兴海运有限公司向黄石船检所签发提出的《“隆舜”轮的检验申请》可以看出“隆舜”轮第一手的核发材料就是2005年。2、2005年5月26日核发的证书与2012年12月24日的船检证书涉及的差异主要在主机。2005年的主机是柴油机，机号45613等信息与2012年的是一致的，唯一不一致的就是制造日期。2012年记载的是1999年，2005年记载的是1979年，这些都能印证了验船师受到处罚的情况。此外，2005年的对锅炉都没有记载，而在2012年的是由江东船用设备分厂制造的，印证公估报告中记载的锅炉有更改。这些基本印证了我方的主张，船舶是被上诉人实际控制并使用不合法的方式骗取船检证书。均和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湖北省船舶检验局出具的材料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虚构船龄的事实，对船舶的描述都是根据证书的记载，不存在欺诈。船舶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6月7日，交船是6月10日前。2012年的证书上主机制造日期变为1979年，该材料是上诉人持有的，如果上诉人有质疑就应及时提出，不应在去年才能提出。2005年船舶证书显示主机制造时间是1999年，2012年船舶证书显示的是1979年，但是船舶登记机构并未改变认定或撤销，这也证明了目前证书仍然是合法有效的，我们没有对上诉人欺诈或隐瞒。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依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向湖北省船舶检验局调取，加盖了湖北省船舶检验局的公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从该证据《情况说明》记载的内容来看，该艘“隆舜”轮并未进行过船龄的评定。而凯润公司申请调取该证据欲证明案涉船舶的建造年限存在虚假，但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即便案涉船舶使用的主机制造时间为1979年，也不能直接得出案涉船舶的建造年限为1978年。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凯润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依法不予以采信。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隆舜”轮的建造年份；二、案涉《船舶买卖合同》是否存在当事人重大误解而应被撤销。对此，分析如下：一、关于案涉“隆舜”轮的建造年份问题，实际上就是凯润公司提交意简公估公司出具的《船龄检验报告》是否足以推翻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船舶检验部门出具的公文书证的效力问题。凯润公司提交意简公估公司出具的《船龄检验报告》以证明该轮系由“筑紫野丸”轮改建而来，其实际建造日期为1978年10月。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湖北省船舶检验处黄石检验处、武汉海事局作为船舶法定登记与检验机关，其依各自职权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以及《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在性质上属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凯润公司若对此有异议，应提交足以推翻上述公文书证的证据，但凯润公司仅提交意简公估公司出具的《船龄检验报告》。该《船龄检验报告》系其单方委托作出，仅属于一般书证，上述相关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因此，意简公估公司出具的《船龄检验报告》不足以推翻上述国家机关出具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其次，湖北省船舶检验局现存查档记载“隆舜”轮建造时的曾用名是“东宏”，并非“筑紫野丸”轮，相关公文书证中也无任何与“筑紫野丸”轮有关的记载，不能证明意简公估公司《船龄检验报告》中所指的“隆舜”轮系由日本船舶“筑紫野丸”轮更名而来。且船舶设备的制造年份不能代表船舶的建造年份，即便“隆舜”轮使用了老旧设备，也不必然证明该轮系由“筑紫野丸”轮改建、船舶的建造年份为1978年。湖北省船舶检验处黄石检验处颁发的《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确认“隆舜”轮建造完工时间为2000年7月26日。武汉海事局颁发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也再次登记确认了上述相关事实。目前案涉“隆舜”轮所有的船舶检验证书、船舶国籍证书均合法有效，而船舶国籍证书是国家船舶主管部门根据船舶检验情况，按照法定程序颁发的，非经登记机关批准不得变更。且凯润公司在购买案涉船舶后进行了年检，船舶检验部门也未对船舶建造年份进行更改，在有关证书被依法撤销前，船舶建造年份只能以有权机关颁布的证书为准。故上诉人主张案涉船舶的建造年份为1978年10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船舶买卖合同》是否存在当事人重大误解而应被撤销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就本案而言，首先，如前述，现有证据不足以推翻案涉船舶的建造年份，也就是说案涉船舶存在建造年份不符系凯润公司的单方主张，凯润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均和公司在出售船舶时存在故意造假或隐瞒船舶建造年份的行为，本案不存在凯润公司对船舶建造年份产生错误认识的前提条件。其次，双方在签订案涉船舶买卖合同中约定了船舶交接时的责任，也明确了均和公司作为出卖方应保证船舶按“看船时的现状”进行交接。此处的船舶现状不仅包括签订合同当时船舶现有的表面状况，《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上所记载的包括船舶建造年份在内的船舶各项技术指标也是构成船舶现状的组成部分。双方在交船之时均和公司将与船舶有关的一切设备、证书交予凯润公司，凯润公司也派人检查勘验了现船并与均和公司交接完毕，凯润公司对船舶质量和状况没有异议，应视为其接受按照该船舶检验证书所记载的船舶现状交船，故本案也不存在凯润公司的行为后果与自己的真实意思相悖的情形。最后，凯润公司在接收案涉船舶后，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对案涉船舶质量提出异议。特别是在接收案涉船舶后，在湖北省船舶检验处黄石检验处对该船舶进行年检时，也未对上述机关所确认的船舶建造年份提出异议，这也说明凯润公司对于案涉船舶质量和实际状况是认可的。因此，凯润公司关于购船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凯润公司主张船舶存在可以撤销的事由，也主张在使用船舶期间“各种问题不断”，但均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直到使用船舶四年后才能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撤销权行使的合理期间，故其撤销案涉船舶买卖合同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综上，凯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上诉人上海凯润船务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负担按原判执行。审 判 长  林泽新代理审判员  黄志江代理审判员  陈小霞二〇一六年八月××日书 记 员  吴仕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