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5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汇乐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袁上平，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付爱玲，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法定代表人：陈劲松，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姜黎，该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蒋志宽，住四川省营山县，系死者蒋某乙之父。原审第三人：蔡素华，住四川省营山县，系死者蒋某乙之母。原审第三人：张华英，住四川省营山县，系死者蒋某乙之妻。上述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华杰，广东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汇乐鲜商贸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黄法行初字第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中秋节前夕，原告广州市汇乐鲜商贸有限公司雇请蒋某乙（死者）在白云区江南蔬菜批发市场的分货点从事对蔬菜进行分拣、打包及过秤工作，报酬为每月5000元。2013年4月21日15时许，蒋某乙因蔬菜装运过程中存在缺失的问题与原告的工作人员郭某发生争执继而打斗。在打斗期间，蒋某乙被捅伤右上臂、右侧背部，经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其死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2013年8月5日，第三人向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后因公安机关对该持刀伤人案立案侦查，被告于2013年9月25日依法中止该工伤认定工作。2014年11月11日，蒋某乙亲属代理人向被告提交（2013）穗中法刑一初字第2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被告依法恢复了该工伤认定的审理。2014年11月25日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埔人社工伤认[2013]55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蒋某乙死亡的情况，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认定为因工死亡。”原告收到该《工伤认定决定书》后，于2015年1月26日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了穗人社复案字[2015]第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了维持的决定。现原告不服，诉请法院判决：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穗埔人社工伤认[2013]55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在本案中，蒋某乙受雇于原告广州市汇乐鲜商贸有限公司，在工作过程中因蔬菜装运过程中存在缺失的问题与原告的工作人员郭某发生争执继而打斗，后被捅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其符合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埔人社工伤认[2013]55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关于原告认为蒋某乙与其是承包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辩解意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无法提供蒋某乙与其存在合同承包关系的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其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而根据被告对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证人的调查笔录及其提交的公安机关对郭某的讯问笔录、对张华英、李某、汪某的询问笔录和（2013）穗中法刑一初字第2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认定等证据均证实了蒋某乙系受雇于原告，并从事分拣、打包及过称工作的事实，故原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穗埔人社工伤认[2013]55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广州市汇乐鲜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广州市汇乐鲜商贸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没有查明上诉人与被害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1、上诉人于2013年11月14日以《情况报告》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提出其与被害人不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的说明后，被上诉人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调查或告知被害人家属，就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而径自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行为，属于查明事实不清。而原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不仅没有要求被上诉人对此进行补证，反而仅就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调查笔录(张华英系被害人妻子，其调查笔录因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认定“上诉人雇请蒋某乙(死者)每月5000元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据袁上平调查笔录可知，其是将分拣蔬菜事宜“按月包给他(蒋某乙)做，每月给他固定5000元，口头和他约定半年一次根据我公司货量进行调整。蒋某乙的工作内容就是他牵头找人完成上述运输、分捡、打包、过称工作”。也就是说，上诉人每月支付给蒋某乙的5000元是给蒋某乙牵头找人完成上述工作的先期费用，而后期费用是按“蒋某乙找来的人，我公司是按大约5分至1角钱一斤按计重量和他们结算工钱”。上诉人对蒋某乙及其找来的人均不存在“业务”上的指导和管理关系，完全是上诉人先期支付5000元款项给被害人，被害人再找人将上诉人的货物分拣、过称、打包好后，上诉人再与被害人结算整个货物分拣、过称、打包等费用。2、原审法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无法“证实蒋某乙系受雇于上诉人”。虽然《工伤保险条倒》是规定上诉人承担不认为是工伤的举证责任，但上诉人已提供《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害人蒋某乙斗殴原因是维护妻子且“因履行工作职责”的主体不是被害人，而是被害人妻子与郭某，故上诉人已承担不认为是工伤的举证责任。对于上诉人与被害人是否属于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因被害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仅达成一个类似承揽合同的口头协议(行业惯例，此类合同均为口头协议)，所以上诉人不可能举证证明一个不存在法律事实的关系。二、上诉人在诉状中提出被害人蒋某乙的死亡属于故意犯罪致死，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范围。原审法院没有对被害人蒋某乙与加害人郭某是否故意犯罪进行审查，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刑事判决书作为认定是否构成故意犯罪的依据。原审法院甚至没有查明，加害人是与被害人妻子因工作的原因发生争执，还是被害人出于夫妻关系以及争强好胜的心理直接将事件发展成互相斗殴。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被上诉人提供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被害人妻子的证言，以证明被害人系维护妻子而将事件发展成互相斗殴，而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因此，原审法院既没有对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是否存在“故意犯罪”进行审查，也没有对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纠纷是“因履行工作职责”还是“故意犯罪”作出认定。故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黄法行初字第28号行政判决；2、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穗埔人社工伤认(2013)55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3、判令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原审第三人蒋志宽、蔡素华、张华英均答辩同意原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本案中，上诉人雇请蒋某乙在白云区江南蔬菜批发市场的分货点从事对蔬菜进行分拣、打包及过称工作。在工作过程中，蒋某乙因蔬菜装运过程中存在缺失的问题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郭某发生争执继而打斗，后被捅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蒋某乙的死亡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情形，被上诉人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认定蒋某乙死亡的情形为工伤（亡），符合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认为其与蒋某乙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认为其与蒋某乙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未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被上诉人根据相关调查笔录及（2013）穗中法刑一初字第2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认定蒋某乙是上诉人的职工，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汇乐鲜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晓丽代理审判员  姚 伟代理审判员  孔繁华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殷松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