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40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登石，男，194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委托代理人：李杰，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志起，男，195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深州市，委托代理人：黄逸，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巍巍，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孙铁军，男，1970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威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岗贝世博广场K座503室。法定代表人：苏满河。上诉人李登石与被上诉人胡志起及原审被告孙铁军、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威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威东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登石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8年3月2日，李登石和胡志起协议在东莞东亮厂投资2000000元，各占50%。实际李登石投资1550000元，胡志起投资450000元，现投资企业已依法注销，其他无争议。胡志起应当履行股东投资1000000元义务的差额550000元，理应偿付给李登石，并由孙铁军予以确认和负连带责任。2012年10月12日，李登石诉求衡水中院裁决，因其他原因依法撤诉，追索胡志起偿还550000元及利息至今未果。胡志起之行为侵害了李登石的合法权益，违反公司法、侵权责任法等国家法律规定。李登石在原审庭审中对事实理由部分进行了补充：李登石与胡志起共同合作向东莞市东亮玻璃管道制品有限公司（下简称“东亮公司”）进行投资，除工商登记外，双方共同向该公司投入设备作价2000000元，李登石实际投入1550000元，胡志起投入450000元，胡志起因资金紧张，让李登石为其垫付550000元，双方未约定垫付投资款的返还时间。2008年3月2日，李登石与胡志起对多年的合作进行清算，胡志起主张从其在东亮公司利润中返还李登石垫资款，李登石没有同意，认为从胡志起的收益中给付李登石垫资款，然后再对双方进行利润分配，对李登石拖延时间太长所以李登石没有在《李登石、胡志起关于合作、投资、分配的办法》（下简称《办法》）上签字。除东亮公司另一股东威东公司外，李登石与胡志起共占东亮公司股权的50%，且双方各占该50%股权的一半，约定设备投资2000000元，李登石投入1550000元，胡志起投入450000元，胡志起享受权利的同时没有履行义务，对李登石为其投入的垫资款至今没有返还。李登石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一、胡志起偿还李登石550000元及利息300000元；二、孙铁军负连带偿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胡志起、孙铁军承担。李登石为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李登石、胡志起关于合作、投资、分配的办法》、《东莞市东亮玻璃钢管道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东莞市东亮玻璃钢管道有限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工商公示信息、章程、2006年5月18日验资报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胡志起向原审法院答辩称：一、胡志起向东亮公司出资已经履行完毕。胡志起与李登石、威东公司在2006年3月共同出资500000元成立了东亮公司。其中，胡志起出资122500元，占24.5%的股权比例，实际上并不存在李登石与胡志起向东亮公司投资2000000元之事实。二、事实上是东亮公司向李登石与胡志起借用生产设备，为防止上述生产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损毁，该生产设备作价2000000元以备赔偿之需。因此，该2000000元仅是李登石与胡志起向东亮公司提供或借用设备作价款，该设备作为李登石与胡志起向东亮公司提供或借用的生产设备而并非作价出资。胡志起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孙铁军向原审法院答辩称：其对李登石所诉的事实和理由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李登石与胡志起在东亮公司合作出资，双方各占该公司24.5%的股份，并与东亮公司另一股东威东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李登石与胡志起负责共同提供合作公司的生产设备，即两条玻璃夹砂管生产设备（缠绕机）作价2000000元（李登石、胡志起双方各占50%）。后来该2000000元设备实际投入为李登石投入1550000元，胡志起投入450000元，李登石为胡志起垫付了550000元。在2008年3月2日李登石与胡志起对包括上述垫付款的问题进行商定，并出具一份《办法》，约定一切都按照实际利润、债权、债务各享受和承担50%，现金、债权当回收到后按照投资比例分配，直到分配完双方投入为止，剩余部分各享受、承担50%。但因李登石对垫付款的收回时间有意见而未签字，胡志起在上述《办法》上签字确认了，孙铁军作为李登石与胡志起合作期间聘请的会计，在该《办法》上也签了字。孙铁军虽然只是李登石、胡志起合作期间聘请的会计，也曾在该两人签订的《办法》上作为保证人签字，愿意对李登石、胡志起两人合作期间财物问题负连带责任，但孙铁军仅应对其作为会计身份应承担的责任承担保证责任，而对李登石为胡志起垫付的550000元的出资款偿还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该款应由胡志起个人负责偿还。孙铁军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威东公司没有向原审法院陈述意见或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登石、胡志起与威东公司于2006年3月5日签订一份《东莞市东亮玻璃钢管道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共同出资设立经营东亮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其中威东公司认缴出资额255000元，占比51%，李登石与胡志起各出资122500元，各占比24.5%，并经验资缴足。上述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合作公司的生产设备：乙（李登石）、丙（胡志起）提供两条先进的玻璃钢夹砂管生产设备（作价人民币200万元）及配套管径从DN600mm至DN2200mm的直埋管及顶管生产模具，模具可作调配，调配的模具不作折旧，不作有偿使用，调配模具权属归乙、丙方，如果不能达到调配时，双方出资购买。生产用辅助生产设备由乙方或丙方提供，相应的作价甲方需匹配对应的流动资金；辅助设备的权属属全体股东。”李登石向原审法院提交一份2008年3月2日的《办法》复印件，主要内容为：“一、一切都按照原始合同确定投资（关于东亮厂投资200万元人民币是由李登石个人投一整套缠绕机作价110万元人民币，李登石、胡志起共同投不到一套缠绕机作价90万元人民币，共计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合同200万元各占50%。李登石、胡志起投入为：李登石投入155万元人民币，胡志起投入45万元人民币）。二、一切都按照实际利润、债权、债务，各享受和承担50%。现金、债权当回收到后照投资比例分配，直至分配完投入为止，剩余部分各享受、承担50%。三、广州建厂后李登石费用享受胡志起所报费用等额。五、本办法一式两份，李登石、胡志起双方签字有效。”该《办法》第三条后“广州厂给李登石方出一个会计的工资”以及第四条“广州厂行成出让给杭州后给冯仁峰10万元业务费”用横线划去并有胡志起签名。《办法》的签名处只有胡志起一人签字，下方孙铁军签字确认“我自愿对双方合作期间的财务问题负连带责任”。李登石还提交了加盖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管理骑缝章的《办法》的复印件，并述称无法找到原件；提交一份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复印件，主张在另案中李登石曾将上述《办法》原件提交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由胡志起进行质证，在该案笔录中胡志起对《办法》的质证意见为：“证据6，李登石、胡志起关于合作投资分配办法，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1.上述证据第五条约定本办法一式两份，李登石、胡志起签字有效，本办法只有胡志起的签名。2.本协议有涂改，涂改处只有一方签名确认，标明双方对该办法存在分歧，最终没有达成一致并形成协议。3.本协议在胡志起签名后原件都给了李登石，因李登石不同意本协议，没有签名回转，综上，上述协议没有生效，属于无效协议，不能起到证明力，李登石、胡志起双方并没有形成合伙关系”，该笔录第十五页有李登石陈述：“双方（李登石与胡志起）在公司转让后的分配办法中约定收回投资后的盈余再进行分配，我方的投资是远远超过胡志起的，按照约定我们之间的盈余应该是先收回投资后再按50%比例进行盈余分配。2008年股权转让之时是受让方在股权转让时按李登石胡、志起的工商登记比例打款，但根据李登石、胡志起之间的投资分配办法的约定第二项应先进行投资回收后，在进行盈余分配，胡志起方应给我们投资款270万元”，李登石认为根据上述笔录摘要可以认定胡志起已确认案涉《办法》的真实性。而胡志起认为其从未确认过上述《办法》，而且《办法》未经当事人双方签字并未生效。原审庭审中，李登石明确其系为胡志起垫付了投资款，所以要求胡志起返还。另，东亮公司因逾期未年检已于2013年2月25日被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上述事实，有李登石提交的上述证据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原审法院认为：威东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或证据，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李登石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李登石所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逐一分析如下：一、李登石所提交的《办法》只有复印件，并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且胡志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二、根据《办法》上“五、本办法一式两份，李登石、胡志起双方签字有效”的约定，应双方签字方生效，但《办法》上只有胡志起一方的签名，李登石方并未签字；三、根据《办法》上的“一、一切都按照原始合同确定投资（关于东亮厂投资200万元人民币是由李登石个人投一整套缠绕机作价110万元人民币，李登石、胡志起共同投不到一套缠绕机作价90万元人民币，共计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合同200万元各占50%。李登石、胡志起投入为：李登石投入155万元人民币，胡志起投入45万元人民币）。二、一切都按照实际利润、债权、债务，各享受和承担50%。现金、债权当回收到后照投资比例分配，直至分配完投入为止，剩余部分各享受、承担50%”部分的记载，只描述了李登石与胡志起投入的资金金额，并未明确双方个人实际应承担的金额，更未明确胡志起是否具有应向李登石返还款项的义务；四、李登石就其主张已经投入1550000元以及代胡志起垫付了550000元款项的事实，亦未能提交相应的支付凭证或其他书证。”综合以上四点，原审法院认为李登石诉请的事实依据不足，也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关于李登石主张胡志起返还垫付的投资款550000元、利息300000元以及孙铁军对上述款项负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李登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2300元（已由李登石预交），由李登石自行负担。上诉人李登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违背客观事实，有失公平、公正，依法应予改判。一、本案案件事实非常清楚，从李登石提交的证据明确显示了李登石、胡志起与威东公司在2006年3月5日就出资经营东亮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即在东亮公司进行注册资金50万元（威东公司占51%，李登石与胡志起共同占49%）外，由李登石与胡志起共同提供价值200万元的机械设备，威东公司则相应提供生产原料及生产方面的流动资金200万元。本案原审开庭时胡志起虽然不确认这一事实，其在原审提交的答辩状中将李登石与胡志起共同向东亮公司共同投入的这200万元生产设备主张为是“其与李登石向东亮公司提供或者借用的生产设备”，但这些已经明确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李登石与胡志起共同向东亮公司投入了200万元的机械设备是客观事实。二、原审法官明显置上述客观事实不顾，原审判决仅仅围绕李登石提供的证据之一“投资分配方案”进行辩论，对本案起决定性作用的上述其他证据即合作协议等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三、李登石、胡志起与威东公司签订的《东莞市东亮玻璃钢管道有限公司合作协议》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该协议明确约定的是李登石与胡志起共同投入200万元的生产设备，原审中孙铁军的答辩也印证了这一客观事实，原审判决书上说李登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实际应承担的份额及胡志起应向李登石还款的证据。李登石投入155万元，而胡志起投入55万元，两人却占相同的比例的股权，有没有证据证明李登石多投入的55万元是对胡志起的赠与，因此，这与事实不符。若这55万元是李登石对胡志起的无偿赠与，那么就不会有投资分配方案了。原审法院将本属于李登石的举证责任倒置给了李登石，没有法律依据。胡志起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登石是对其赠与的情况下，对协议约定的共同投入的200万元负有承担一半即100万元的义务，即胡志起对李登石负有偿还垫付的出资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的义务。综上，李登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李登石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胡志起承担。二审期间李登石向本院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原审法院遗漏了影响案件重要事实的证据，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关于李登石、胡志起合作协议纠纷案当中的证据材料，主要包括原审法院提及证据一投资分配办法。原审法院仅对李登石提供的复印件认证，而未对加盖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院章的证据进行认证，仅对庭审笔录进行了部分的论述。最终在遗漏重要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为复印件，在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已经经过质证，在原审庭审中胡志起对该证据认可是其签字，但只是认为李登石未签字而不具有效力。从衡水中院取得加盖法院院章的证据，应该具有原件的证据效力。二、原审法院仅对投资分配方案的复印件进行认定，而未对双方之间签字没有争议的合作协议进行分析认定。也没有考虑所提交的原审庭审笔录证据，所以原审法院遗漏了基本的案件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另外在原审中李登石向法庭提交了类似于垫付款的案例，原审法院未作为证据认定，也未要求胡志起进行质证。在几份生效判决中，类似几份垫付款都是以受益方没有证据证明垫付款方的垫付行为是无偿赠与，而受益方应当承担垫付款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倒置了举证责任，有悖法律的规定。对于双方之间合作行为发生2006年3月5日当时双方投资设立的东莞、广州、番禺等多处的合作项目，当时的合作关系相对融洽，所以双方之间一些的垫付行为，并没有书面协议，完全是基于信任。对于本案李登石、胡志起与威东公司在三方对于合作设立东亮公司之时，三方达成了合作协议，明确约定胡志起、李登石共同提供200万元的生产设备，威东公司提供200万元的资金。在此基础上威东公司享有股权51%，李登石和胡志起共享有余下的49%部分，双方各占24.5%，公司章程也是这样约定的。按照该合作协议李登石和胡志起就负有向东亮公司投资200万元设备的义务，李登石、胡志起同时负有向威东公司履行投资义务，即共同投资200万元设备的义务。而在该协议的履行过程当中，胡志起因为资金紧张，要求我方为其垫付设备资金。我方也是为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代胡志起履行了出资的义务，胡志起的该出资义务不单是对合同相对方的出资义务，也是对共同出资人李登石负有出资义务。对于本案如果按照该合作协议，李登石分析如下：如果李登石、胡志起均未按照合作协议向东亮公司投入，那么东亮公司或者威东公司将会把李登石、胡志起作为被告，诉讼请求是要求胡志起、李登石履行该合作协议，共同向公司投入200万元设备。法院最终也是判决胡志起、李登石限期履行该合作协议。在胡志起、李登石任何一方按照判决投入设备后，那么那一方可向另一方进行追偿，追偿的比例也只是一半。上述举例，李登石就向法庭说明一个事实，本案原审法院忽略了三方的合作协议，该协议虽然没有明确约定李登石和胡志起资金相应的份额，但是如果之前的举例在没有明确约定份额的情况下，双方就是依法承担平均的分担出资义务。所以，李登石请求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协议，在考虑证据的同时，应当考虑全案的证据材料还有基本的交易合作习惯。在原审时未到庭的孙铁军的答辩意见也可以印证案件的客观事实。对于李登石多投入的110万元，也就是包含为胡志起垫付的55万元，在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无偿赠与的情况下应当进行偿还，否则有悖于社会的诚信交易。被上诉人胡志起向本院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关于李登石提到的在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胡志起认为李登石是在颠倒黑白，李登石在该案中是原告，最终李登石是撤诉，案件并没有对证据进行认定和查明。该案由是合伙人纠纷，实际上是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李登石称胡志起确认了该证据的原件没有事实依据，该证据第10页第4段中胡志起没有确认该证据。本协议原件都给了李登石，但是李登石在上述案中没有提供原件。当时李登石是否提交原件可以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清的。关于合作协议，李登石一直强调其出资了200万元，到现在为止胡志起还没有看到李登石出资证据的证明，李登石没有证据证明合作协议的完全履行。李登石没有证据证明其出资了200万元给东亮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设备已经列入东亮公司的资产。该200万元是借用性质，不是投资性质。胡志起会签名是当时说好了李登石借用给东亮公司，李登石投入一直以生产设备形式。双方签办法的时候胡志起不具备条件才让李登石签订，实际该分配办法没有达成，也没有真正履行。李登石投资200万元是没有实际履行的。3.关于判例，中国不是判例国家。4.孙铁军是李登石聘用的，与其有利害关系。原审被告孙铁军未向本院提出陈述，亦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威东公司未向本院提出陈述，亦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登石一方提供一份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53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孙铁军在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衡民三初字第53号案件提交的答辩状为证，主张胡志起在（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536号案确认投资分配办法，孙铁军在（2011）衡民三初字第53号案确认李登石、胡志起之间存在投资分配办法。胡志起一方二审质证称：（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536号案没有对投资分配办法进行质证，孙铁军与李登石有利害关系，不予确认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李登石上诉请求改判支持李登石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依法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正）》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李登石、胡志起、威东公司2006年3月5日《东莞市东亮玻璃钢管道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约定李登石、胡志起提供两条先进的玻璃钢夹砂管生产设备（作价人民币200万元），属于李登石、胡志起缴足注册资本后向东亮公司新增资本，股东依法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或要求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但不得抽逃出资。有胡志起签名的2008年3月2日《办法》显示：“一、一切都按照原始合同确定投资（关于东亮厂投资200万元人民币是由李登石个人投一整套缠绕机作价110万元人民币，李登石、胡志起共同投不到一套缠绕机作价90万元人民币，共计200万元人民币。原始合同200万元各占50%。李登石、胡志起投入为：李登石投入155万元人民币，胡志起投入45万元人民币）。二、一切都按照实际利润、债权、债务，各享受和承担50%。现金、债权当回收到后照投资比例分配，直至分配完投入为止，剩余部分各享受、承担50%。”据此可认定胡志起要求不按照出资比例认缴新增资本，李登石依法有权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无权从东亮公司收回实缴的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二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有胡志起签名的2008年3月2日《办法》属于要求不按照出资比例认缴新增资本又按50%分取红利的要约，该要约并未包括垫付新增资本、胡志起向李登石给付款项的内容。李登石以垫付新增资本为由要求胡志起向李登石给付550000元及利息，属于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该要约依法失效。据此，李登石、胡志起之间并未成立垫付新增资本的合同，原审驳回李登石要求胡志起给付垫付出资55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李登石要求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可另行要求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登石上诉请求改判，但未提供确实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李登石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上诉人李登石负担。为终审判决。审审 判 长  邓潮辉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代理审判员  邓晓畅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聂敬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正）》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三十六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七十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第七十二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