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15民初2653号原告：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36号，组织机构代码51736745-4。负责人：胡福传。委托代理人：邓建新，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胡诗茗，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双山大道3号1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915128836。法定代表人：徐文流，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钟南、赵晓波，系被告工作人员。原告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6日依法受理后指定审判员孙皓独任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负责人胡福传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建新和胡诗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钟南和赵晓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其与广东加多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红罐装潢侵权一案二审阶段的事实委托代理合同；2、被告支付原告二审代理的经济补偿费用4746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6月7日，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集团）委托原告代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广东加多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加多宝”红罐装潢侵权一案。同日，加多宝公司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案被告“王老吉”红罐装潢侵权。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到北京一中院申请管辖异议，后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案号为（2013）粤高法民三初字第1号（以下简称1号案），被告委托原告诉讼代理。广东省高院同时审理的广药集团为原告的（2013）粤高法民三初字第2号案（以下简称2号案）也由原告代理。原告派出律师自始至终参加一审诉讼代理活动。2014年12月9日，广东省高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加多宝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原告始发现双方可能没有签《委托代理合同》，并书面要求被告签订1号案的一审和二审委托合同并按政府指导价支付律师费。但被告以种种借口拖延不予回复。2016年5月18日原告起诉被告支付1号案一审、二审律师费，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15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支付一审律师费474600元，二审律师费待结案后再行支付。双方均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被告只需支付原告一审一半律师费237300元。原告认为二审法院处理错误。2017年5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函商量订立二审代理合同，被告不予回复，实为拒绝签订，双方协商不成。原告不签委托代理合同出庭代理违反《律师法》，如此下去原告已无法继续代理二审案件，故依法请求确认法院认定二审阶段双方存在事实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并判决解除。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是被告恶意不签合同，是被告过错，即使合同解除，也应按照《合同法》第97条和405条规定支付相应劳动报酬，按照加多宝公司上诉请求索赔标的3070万元计算。被告辩称：1、原告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应当予以驳回。原告曾向法院起诉我方主张代理1号案一、二审的律师费，相关判决已经生效，我方也按照生效判决履行。本案原告当事人、诉讼标的与前案相同，均含有主张二审律师费。2、我方已经就原告代理工作支付了相应费用。我方接受原告提出的解除双方事实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请求。我方已通过《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补充协议书》明确原告作为我方代理人并针对该事宜额外增加支付25万元顾问费，即是原告代理工作的对价，其没有产生损失。1号案审理除出庭代理工作之外，其他工作主要由金杜律师事务所完成，且原告专业水平也未能达到当事人要求。经审理查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受理了加多宝公司诉王老吉公司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案号为（2013）粤高法民三初字第1号，以下简称1号案，加多宝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包含了赔偿金额3096万元]和广药集团诉加多宝公司、鸿道集团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案号为（2013）粤高法民三初字第2号，以下简称2号案]。被告确认其委托原告担任1号案的诉讼代理人。另双方未就该案签订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书面诉讼代理合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两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并于2014年12月2日分别作出（2013）粤高法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和（2013）粤高法民三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双方确认上述两案加多宝公司均已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后，案号分别为（2015）民三终字第2号和第3号。2015年5月至6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上述两案进行了两次合并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均指派律师作为被告诉讼代理人参加了庭审。1号案二审阶段的诉讼代理人是原告指派的律师胡福传和被告工作人员，2号案二审阶段广药集团的诉讼代理人是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另原告确认在二审阶段未支出过相关差旅费及其他成本费用。原、被告双方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辩论终结前尚未对1号案上诉作出终审判决。另查明，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6月1日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协议书》，约定原告接受被告聘请，指派胡福传等律师担任原告常年法律顾问为被告提供法律帮助。工作范围包括：1、提供业务上的法律问题咨询；2、协助审查法律事务方面的文书；3、协助聘请审查与国内外单位签订的经济合同；4、参与经济合同的草拟、谈判和见证；5、应聘请方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6、代理诉讼、非诉讼交涉、协商、调解、仲裁活动或代办其他法律事务。并约定属于上述1至5项的按协议约定支付法律顾问费外不再交付费用；属于第6项的需另行办理委托手续，并另行交费。法律顾问费为5万元，案件的代理费按广州市物价局、广州市司法局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7折计算。被告不支付代理费，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应付而未付的律师代理费等。该合同有效期为1年，从2012年6月1日起至2013年5月31日止。2012年10月19日，双方又签订《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加多宝公司诉本案原告包装装潢纠纷一案中，原告作为被告代理人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争取将案件移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增加该项目法律顾问工作，在原合同之外，被告向原告增加顾问费25万元。关于1号案二审阶段代理工作的完成情况，原告确认其在二审阶段所做的诉讼代理工作包括：1、书写并发表答辩意见；2、出庭参加两次庭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并认为因为在一审已经胜诉，二审阶段没有太多工作可以做。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向最高人民法院或者被告提交了1号案二审阶段的书面答辩意见。被告则认为原告只是出庭参加两次庭审，二审庭审中的答辩意见发表、证据目录整理和提交、二审代理意见的撰写均由金杜律师事务所完成。为此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电子邮件于2015年6月25日向被告发出的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为：“请见附件代理意见，请尽快确认”，附件名称为《代理意见最终版（王老吉装潢案）》；2、在1号案二审阶段庭审过程中通过PPT形式出示的《广药集团、大健康公司二审答辩意见》。原告对被告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认为上述证据体现的成果系由原告及金杜律师事务所共同完成。原告于2016年5月16日向本院起诉本案被告，并列广药集团为第三人，要求被告支付1号案的一审和二审阶段律师费各474600元。本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6）粤0115民初1846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号案一审阶段律师费47460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7）粤01民终118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告支付原告1号案一审阶段律师费237300元。关于案涉合同解除的原因，原告主张系被告拒绝与其签订书面法律服务合同导致解除，过错在于被告；被告则主张原告通过多种途径发布对被告的不良信息，多次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律师费，对于被告尝试解决纠纷而发出的函件、电子邮件以及致电均不予回应。双方均未能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作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参加1号案二审阶段诉讼，被告是委托人，原告是受托人，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之间的事实委托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具体而言是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应当依照约定及法律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鉴于被告已明确表示其愿意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视为双方就解除合同已协商达成一致，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事实委托合同关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费用。如果应当支付，费用金额应当如何确定。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在之前曾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过1号案的二审律师代理费未获支持。现原告在本案中起诉主张的系要求解除双方委托合同关系，并要求被告支付二审阶段已经完成代理工作的相应经济补偿费用，与前案诉求并不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并不属于重复起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案涉合同经协商一致解除，但是对于解除原因，双方均主张过错在于对方。对此问题，被告应当举证证实合同解除的原因可归责于原告，否则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作为委托人应当支付相应报酬。被告所主张的合同解除的相关事实，并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原告过错导致案涉合同关系解除的理由不成立，本院认定案涉合同关系的解除原因并不可归责于原告，被告依法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应的报酬。被告主张双方签订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补充协议书》中所约定的25万元即属于原告从事1号案件诉讼代理工作的报酬，与该《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不符。协议书约定的25万元是针对专项法律顾问工作的报酬，即原告提出管辖异议，争取将1号案移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非被告主张的全部诉讼代理工作。被告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相应报酬的具体金额，本院认为，双方虽然在《常年法律顾问协议书》中约定案件代理费按照广州市物价局、广州市司法局规定的律师收费标准7折收费，但是本案所涉诉讼代理合同关系成立时间已超过该协议有效期，不能适用于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报酬的计算方式，亦不能就如何计付相应报酬达成一致。被告主张双方以往签订的其他案件诉讼代理合同均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模式，但是不同诉讼案件案情并不相同，确定收费模式所需考虑的律师技能、工作量、诉讼风险等诸多因素均不相同，双方以往约定的收费标准并不能作为1号案中原告所完成诉讼代理工作相应报酬的确定依据。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院认为可以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文件及其附件《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中按计件收费方式计算报酬：“在收取基础费用1000-8000元的基础上再按其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计算收取：5万元（含5万元）以下：免加收；5万-10万（含10万元）：8%；10万-50万（含50万元）：5%；50万-100万（含100万元）：4%；100万-500万（含500万元）：3%；500万-1000万（含1000万元）：2%；1000万-5000万（含5000万元）：1%；5000万元以上：0.5%”。但是也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确定：1、案涉合同关系解除时，1号案二审程序至本案辩论终结时仍未结束，原告受委托的事项尚未全部完成；2、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两案存在紧密的牵连关系，从原告认可的事实来看，也确实存在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向被告合并提交1号案和2号案二审代理意见的情况，因此可以反映1号案的部分诉讼工作亦由金杜律师事务所完成。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院酌情认定参照上述规定计算标准的一半计付原告在1号案二审阶段所完成的部分诉讼代理工作之报酬，即为2373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2015）民三终字第2号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二、被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工作报酬237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10元由原告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和被告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各负担21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孙 皓二〇一六年八月二日法官助理  孔一如书 记 员  谭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