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大卫,男，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望城县人,个体工商户,住湖南省望城县。委托代理人曾东明，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湘阴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阴县文星镇江东路县财政局院内。法定代表人王**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韩喜，湖南九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大卫因与被上诉人湘阴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4日作出的（2015）岳中民二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大卫及其委托代理人曾东明，国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大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国资公司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国资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杨大卫没有向国资公司交付涉案船舶的义务；2、杨大卫享有涉案船舶的优先购买权。被上诉人国资公司辩称，国资公司没有违约行为且杨大卫对涉案船舶没有优先购买权。请求：维持原判。国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大卫立即停止侵占行为，返还涉案船舶；2、判令杨大卫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国资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3、判令杨大卫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3日，航运公司与杨大卫签订《挖砂船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航运公司将其所有的“四号挖砂船”出租给杨大卫经营；租赁期限为一年，即从2006年12月5日起至2007年12月4日止；租金为一年30万元，并缴纳设备保证金20000元。该合同履行完毕后，涉案船舶仍由杨大卫继续租赁经营。杨大卫在租赁经营期间，于2008年4月18日与航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为做大做强航运企业，同意引资杨大卫改造“四号挖砂船”；改造工程规划在原有基础上脱水施工加长9米，加宽2米，更换主机为400千瓦，斗桥加长至40米，主挖掘架升高，采挖、筛选、输送三个工业流程进行相应改造；改造施工期为四个月，改造时间由航运公司承担；接纳杨大卫投资约360万元（按实列支）改造“四号挖砂船”。改造竣工后，杨大卫享受该船四年租赁权，租金每年30万元作为杨大卫改造投资的效益回报；协议有效履行期四年即从2009年2月29日起至2013年2月28日止（合同履行期由打印的“2014年”涂改为“2013年”）。在本协议履行期内，如出现企业改制导致该船整体拍卖，将该船定价为206万元人民币卖给杨大卫，杨大卫必须一次性付清购船款买断产权和名额；本协议履行期满，如航运公司调整产业结构变卖该船，在同等价格基础上优先杨大卫；本协议履行期满如杨大卫愿意继续承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杨大卫续租。合作协议签订后，杨大卫于2008年6月25日与望城县回龙洲船舶修造厂签订《湘挖四号工程船改造协议》，该协议约定改造造价470万元，改造时间自2008年7月10日至2009年3月10日。改造竣工后，该船仍由杨大卫租赁经营。2011年4月航运公司进行企业改制，由国资公司对航运公司的资产按评估价依法依规整体收购，买断产权，并由国资公司牵头，县国土、房产、规划等职能部门组成联合班子进行统一公开拍卖，暂不能变现的资产由国资公司负责管理。国资公司委托拍卖公司对航运公司的“四号挖砂船”（含采砂经营权）进行拍卖。2012年7月8日，杨大卫向国资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补充说明》，内容主要为：1、“湘岳湘挖四号”工程船承包经营时间截止日为2013年12月15日；2、“湘岳湘挖四号”工程船在拍卖成交后，须在2013年12月18日前，将该工程船移交给买受人，在未进行移交之前，应妥善保管看护好该工程船，移交时须保证该工程船能正常生产。2012年10月8日成小平以1800万元价格竞得“湘湘阴挖0142号”工程船（含采砂权）。2013年8月14日，湘阴县公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向湘阴县砂石办发函，确认杨大卫租赁的“湘岳湘挖四号工程船”采砂经营权于2013年12月18日到期，到期前允许其采砂经营。逾期后，国资公司要求杨大卫向买受人成小平移交船舶，杨大卫以其根据合同约定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由拒不移交船舶并己另案提起诉讼，酿成纠纷。另查明，湘阴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2014）湘民二初字第83-1号民事裁定，将湘阴县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的涉案工程船交付国资公司，该裁定己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为：一、杨大卫是否应当返还涉案工程船；二、杨大卫是否应当赔偿国资公司经济损失。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航运公司对涉案工程船享有完全的所有权，航运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国资公司对航运公司包括涉案工程船在内的资产进行了收购，此后涉案工程船所有权归国资公司。航运公司与杨大卫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并取得相关部门批准后，将涉案工程船及采砂经营权一并交由杨大卫经营，《合作协议书》中除关于杨大卫以206万元价格购买船舶的约定外，其他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对《合作协议书》中第四条第1款关于履行期的约定存在争议，杨大卫持有的合同该条款表述文义上自相矛盾，履行期四年应是指2009年2月29日至2013年2月28日，而不是合同上表述的“至2014年2月28日”，但不论该合同约定如何，涉案工程船采砂经营权于2013年12月18日到期，杨大卫在2012年7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补充说明》上也陈述经营期于2013年12月15日到期。故在经营期间，双方已将合同履行期确定为至2013年12月18日止，国资公司对争议船舶的处置并未影响杨大卫正常经营至合同期满。《合作协议书》约定“在本协议履行期内，如出现企业改制导致该工程船整体拍卖，本协议约定将该工程船定价为206万元人民币卖给乙方（杨大卫），乙方必须一次性付清购船款买断产权和名额”，该约定既明确了如企业改制，船舶应整体拍卖，同时又约定206万元卖给杨大卫，二者自相矛盾，又因国资公司对争议船舶的处置并未影响杨大卫正常经营至合同期满，约定价格明显偏低且未经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以折价方式变卖，损害了国家利益，属无效条款。合同履行期满，杨大卫应按合同约定返还涉案工程船，至于杨大卫主张的优先购买权，因船舶所有权人国资公司不予认可且杨大卫已诉诸人民法院，在相关人民法院作出对杨大卫有利的裁判并生效之前，国资公司对船舶的所有权不容侵犯，因此，杨大卫拒不返还船舶的行为，损害了国资公司对涉案工程船的所有权，是侵权行为，对国资公司要求杨大卫返还涉案工程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该船通过先予执行已交付国资公司，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国资公司要求杨大卫赔偿其侵权造成的损失，但未提出具体损失金额，也未提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国资公司要求杨大卫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判决：一、确认杨大卫应当向国资公司返还涉案工程船；二、驳回国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900元，由杨大卫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航运公司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涉案船舶属国有资产，虽然杨大卫对船舶进行了改造，但该涉案船舶权属仍属于国有资产。杨大卫与航运公司于2008年4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在协议履行期内，如出现企业改制导致该工程船整体拍卖，同时又约定将该工程船定价为206万元人民币卖给杨大卫，该两种处理方式存在矛盾。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将属国有资产的涉案船舶以206万元直接卖给杨大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中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故杨大卫与航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第1款中关于将属国有资产的涉案船舶以206万元卖给杨大卫之约定无效。而本案航运公司进行改制要将船舶进行拍卖的事实，从杨大卫2012年7月8日签订的《承诺书》中：“为了保护贵局之财产移交，今后若拍卖或移交，保证只以湘挖4号参与拍卖，绝不以现在新船参与拍卖买”及同日签订的《承诺书补充说明》中“工程船湘挖0142#（湘挖4#）船在拍卖成交后，须在2013年12月18日前，将该工程船移交给买受人”的内容可以看出，杨大卫是明知的。后国资公司将拍卖信息通过报纸、电视进行了公告，亦尽到了通知义务。杨大卫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参与竞拍，而又以对方未尽通知义务主张优先购买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案中国资公司将涉案船舶拍卖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未构成对杨大卫的违约。综上，杨大卫应当向国资公司返还涉案船舶。对于杨大卫关于国资公司拍卖船舶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其对涉案船舶享有优先购买权，杨大卫没有向国资公司交付涉案船舶的义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现该船舶通过先予执行已交付国资公司，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大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900元，由上诉人杨大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曾志红代理审判员  唐雨松代理审判员  樊 航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书 记 员  吕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