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3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吉祥路80号。法定代表人：彭高峰，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朱晶晶、王理，均系该委工作人员。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柳青，现住美国。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柳影，现住美国。上诉人（���审第三人）：杨柳树，现住美国。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华标，现住美国。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饶先文，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南城，住香港新界。委托代理人：朱天翔，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蓝丽丝，广东绥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以下称“市国土规划委“）、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因与被上诉人朱南城房地产权登记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行初字第40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登记号产字3807号广州市房地产产权情况表显示，原广州市北区海珠中路148，150号房产的产权人为朱某甲��时年42岁），地号4区3段2771、2772号，建基面积80.5933平方米，层数3，使用性质商业，建筑面积241.7799平方米；所有权来历为1952年12月向邓某乙买；权证号码为：穗房证字12447号。而据产字3807号房地产档案内1952年11月19日的申请书记载，申请人朱某甲填写的年龄为42；1952年12月12日的申请书记载，申请人朱某甲年龄为42。2007年11月28日，第三人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向被告申请办理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148、150号房屋继承、遗失登记，并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公证书等材料。被告于2007年11月29日受理后，于同年12月24日将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148，150号房产登记在第三人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名下（房产登记号：2007登记字1133502号），并于2008年1月10日分别向第三人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核发了相应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粤房地共证字第C1547680、第C1547681、第C1547682号房地产共有（用）权证。2010年4月2日，原告在被告处查询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时发现上址房产登记在四位第三人名下，遂以该屋已由原产权人朱某甲抵偿给原告之母伍某，伍某又将该屋给原告承接为由，于2010年4月1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受理后作出（2010）越法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上述房地产权证。被告及四名第三人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2012）穗中法行终字第10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4月17日，四名第三人再次向被告申请办理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148、150号房屋继承、遗失登记，并提交了报纸、测绘审核意见表、查册表、测绘附图、遗失声明、测量成果报告书、公证书、护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等材料。其中广��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于2007年9月19日依四名第三人申请作出的（2007）南公证内字第24037号《公证书》记载：“被继承人：朱某甲，女，一九0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生，生前住美国。……查明：一、被继承人杨某甲发于1960年9月27日在香港死亡。被继承人朱某甲于1979年9月2日在美国死亡。二、被继承人杨祥发生前与配偶朱小萍的夫妻共有财产为：座落在广州市海珠中路148、150号的房屋，权证号码：穗房证字12447号。杨某甲发与朱某甲各占上述房产的二分之一产权。三、申请人称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夫妇生前无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四、被继承人杨某甲发与朱某甲夫妇婚后共生育有五名子女：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杨某乙，无收养子女；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夫妇双方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五、现申请人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标均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的上述遗产，杨某乙在香港徐伯鸣陈鸿远刘永强律师事务所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的上述遗产继承权，见香港徐伯鸣陈鸿远刘永强律师事务所档案编号：SL/2350/89（2350）的《放弃继承遗产声明书》。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述夫妻共有财产为死者杨某甲发、朱某甲夫妇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夫妇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子女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杨某乙、双方父母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的父母亲均先于双方死亡，杨某乙表示放弃对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夫妇的上述遗产继承权，因此被继承人杨某甲发、朱某甲夫妇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子女肆人继承。继承后，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各占上述房屋的四分之一产权。”被告受理四名第三人的申请后，于同月18日将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148，150号房产登记在四名第三人名下，并分别向四名第三人核发了相应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第××号、第××号和第01××62号房地产权证。另查明，上址房产原告分别与广州市越秀区饮食公司海珠饭店、王某签订租赁合同，由广州市越秀区饮食公司海珠饭店、王建洲分别使用海珠中路148号、150号。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承认从（2010）越法行初字第182号案件知道原告与四名第三人对涉案房屋存在争议。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提起行政诉讼。”本案讼争房屋由原告管业并签订租赁合同作出租使用，故涉案的房地产权证与原告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告主体适格。《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第十四条规定：“房地产管理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房地产权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一）对申请确认权属登记的，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核发房地产权证；（二）对申请房地产转移、转让或者变更登记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核发房地产权证；（三）对申请房地产他项权登记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核准登记。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申请，房地产管理部门不予登记，并在上述规定时间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作出暂缓登记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一）产权纠纷尚未解决的；……。”《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一）申请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的；（二）申请登记的权利与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不一致的；（三）申请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簿记载冲突的，但已确定房地产登记簿记载有误的更正登记除外；……（六）房地产权属纠纷尚在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的；……。”本案被告根据四名第三人的申请及���提交的材料认定四名第三人是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148，150号房屋所有权人朱某甲的继承人，但根据涉案房屋原产字3807号房地产档案内1952年11月19日的申请书及1952年12月12日的申请书记载，均显示申请人朱某甲填写的年龄为42。四名第三人在申请登记时并未能提供原房地产权证原件，其虽提供了（2007）南公证内字第24037号继承权公证书，但该公证书内注明被继承人朱某甲为1909年8月29日出生，故该被继承人在1952年的年龄应为43岁，与涉案房屋原档案内所注明所有权人的身份信息不一致，即公证书内容与房屋原始档案资料存在冲突。对上述情况，被告在核发涉案房地产权证过程中并未予以核查。另被告明确知道原告与四名第三人对涉案房屋存在争议，但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发证过程中经审核该争议已解决或消失的证据材料，因此，被告所核发的涉案房地产权证违反了上述有关房地产登记的相关规定，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4年4月18日核发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第××号、第××号和第01××62号房地产权证。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朱南城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朱南城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系确认物权归属的行为，主张与该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应先证实其有权主张涉案房屋的物权归属。朱南城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并不足以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因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与朱南城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朱南城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起诉。2.朱南城已就涉案房屋继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应中止审理。据悉，朱南城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杨柳青等四人不是涉案房屋继承人，涉案房屋应由其继承，原审法院已以(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059号立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0]15号)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待上述诉讼纠纷案件审结后再视情况处理。3.我委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请求法院予以维持。���案房屋原产权人为朱某甲，1952年以产字3807号办理登记。2014年4月17日，杨柳青等四人以朱某甲继承人身份申请涉案房屋的继承、遗失登记，提交了继承权公证书[(2007)南公证内字第24037号]、房地产权证遗失声明等申请材料，我委以2014登记1015526号立案受理。经核，虽然法院曾以我委采纳杨柳青等四人以朱某甲(死者)名义刊登的遗失声明不当为由，撤销了2007登记1133502号继承、遗失登记行为，但杨柳青等四人现以自身名义重新刊登了遗失声明，已对申请材料进行补正。根据《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规定，我委于2014年4月18日核准登记，分别向杨柳青等四人核发了房地产权证。4.关于2014登记1015526号登记案是否应暂缓登记的问题。虽然《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十五条将“产权纠纷尚未解决”列入暂缓登记的情形，《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九条将��房地产权属纠纷尚在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列入不予登记的情形，但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二十条、二十三条及《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十四条等规定，登记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在法定登记时限内予以登记，以及时维护房屋实际权属人的利益。因此，我委认为，是否核准登记应首先审查登记申请人递交的申请材料是否已经符合法律规定。他人仅就权属提出争议而未能提供产权应登记在其名下的证明材料的，不宜作暂缓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处理，否则将可能成为通过恶意诉讼来限制房屋产权合法转移的不良示范。朱南城所持抵债协议及伍某字据的真实性未经证实，且抵债协议中朱某甲的签名及私章与涉案房屋产字3807号档案内原产权人朱某甲亲笔所书的住址变更报告中的签名及私章明显不一致。即便该抵债协议属实，也仅能证明伍某与��产权人朱某甲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朱南城始终未能向我委提供涉案房屋应登记在其名下的任何证明，对产权归属的异议不能成立。5.关于原产权人朱某甲与杨柳青等四人之母朱某甲是否为同一人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涉案房屋原产字3807号档案内1952年11月19日的申请书及1952年12月12日的申请书记载，原产权人朱某甲填写的年龄为42岁，根据杨柳青等四人提交的(2007)南公证内字第24037号继承权公证书注明的出生日期推算，被继承人朱某甲在1952年的年龄为43岁，因此公证书内容与房屋原始档案资料存在冲突。我委认为，产字3807号档案记载原产权人朱某甲年龄为42岁，是按其本人自报填写，1952年也没有强制居民办理身份证件的法律规定，且原产权人朱某甲的身份为华侨，故不可能通过证件号码进行比对。经审核，前后手登记案中朱某甲的姓名一致，年龄仅相差1岁，此��未见其他存在冲突的材料，认定原产权人朱某甲与杨柳青等四人之母朱某甲为同一人符合常理。本案第三人向法庭提交的关于亲属关系的证据，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原产权人朱某甲与杨柳青等四人之母朱某甲为同一人。综上，在程序上，朱南城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朱南城的起诉；本案存在应当中止事由，请求法院考虑中止审理。在实体上，我委登记行为没有不当之处，请求法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朱南城的起诉；2.判令本案一审及二审受理费由朱南城承担。上诉人杨柳青等四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了杨柳青等四人的权益，具体如下：(一)朱南城根本不是房屋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讼争房屋由朱南城出租即对房屋具有利害关系。但朱南城从来没有持有原讼争房屋产权人朱某甲的“授权委托书”和房产证即出租房屋，其行为根本对外而言属于无权代理，对朱某甲而言更是侵权行为，因原产权人及继承人们在外国未能回国追究朱南城的侵权行为，朱南城一直侵权数十年，而就因为朱南城能侵权数十年，就能将其侵权所得的“权利”合法化，没有依据。因此，一审法院简单地以讼争房屋由朱南城管业并签订租赁合同作出租使用即认定其有利害关系，是对事实认定不清，是错误的。(二)市国土规划委认定房屋登记的朱某甲为四位上诉人的母亲是经审查大量证据才认定的，并非一审法院所述“未予核查”。自2010年朱南城第一次申��撤销杨柳青等四人房产证起至2014年四位上诉人再次申领房产证，经历4年的时间，杨柳青等四人所提交的证据足以令原审被告确认原房屋产权人朱某甲即为四位上诉人的母亲，在确认对该房产享有继承权后，才依法发放《房地产所有权证》的。具体依据如下：1.朱某乙与朱某甲为兄妹关系，这是朱南城也确认的事实。2.根据从朱某乙单位调取出来的证据《朱某乙同胞姐妹关系》显示，朱某乙有一妹妹名为“朱某甲”，朱某甲的丈夫名为“杨某甲发”，在香港开印刷公司，后来跟女儿去了外洋，还有一个儿子名为“杨某乙”在香港。可知朱某甲与杨某甲发为夫妻，其中一个儿子叫杨某乙。3.在《朱某乙亲笔信》中提及“青、影、树、标、显甥等”、“华显”、“柳树”、“祥发”等字样。可知朱某甲与杨某甲发所生育的子女名字与四位上诉人名字相符。4.在《朱某乙亲��信》中载明“关于祥发的血汗钱买的广州房产上载我直接负责到底”、“关于房地产的原印信，证据是否急于原据付邮寄三藩市”、“或目前将原房产证据暂不动手付邮，等待柳树可能偕母女双双归国观光只是回来亲为收存”。可见朱某甲在广州购买了一房产，并要求朱某乙予以归还。再对应上杨柳青等四人所提交的出生证明、杨某甲发及朱某甲的死亡证明，市国土规划委足以确认杨柳青等四人为讼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因此，才依法予以发证。(三)市国土规划委虽然知道讼争房屋存有争议，但已明确告知朱南城行使诉讼权利并给与充足的时间让朱南城提起诉讼，但朱南城一直放弃其起诉的权利。自2010年11月14日起，原审法院已明确告知朱南城，如朱南城认为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的，需要先行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确认其所有权。但朱南城直至2014年4月仍未向法院提起诉讼，从民事诉讼保护期限2年来算，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朱南城根本就是无意提起诉讼。杨柳青等四人于2013年1月向市国土规划委申请办理继承转名时，朱南城也提出了异议，在市国土规划委发出书面告知后，依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能证实其对讼争房产享有所有权，也没有提起诉讼。直至2014年4月，杨柳青等四人再次申请办理继承转名时，鉴于朱南城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市国土规划委依法受理杨柳青等四人的申请，并发出房产证的行政行为合法、合理。但一审法院却忽略朱南城的无理怠于行使诉权的事实，认为房屋权属存有争议即不能办证，明显是对杨柳青等四人一方依法继承权利的漠视，极其不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能审查清楚朱南城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即确认其起诉主体资格，明显是对事实认定不清；更对市国土规划委已经严格审核及依照法定程序所��具的房产证予以撤销，适用错误的法律。据此，为保障杨柳青等四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维持市国土规划委于2014年4月18日核发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01××61号、01××62号房地产权证；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朱南城承担。被上诉人朱南城答辩称：一、朱南城与市国土规划委发放房产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首先，对于朱南城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属于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公民只要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具备原告资格。对于该利害关系是否合法、是否应受法律保护，属于实体问题，不在程序问题的考虑范围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他字第12号《关于土地实际使用人对行��机关出让土地的行为不服可否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问题的答复》，朱南城的实体权利是否合法并不影响其享有原告资格。其次，生效法律文书(2012)穗中法行终字第1078号已经认定朱南城与市国土规划委的发放房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的利害关系，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杨柳青等四人提交的材料不具备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其与产权人朱某甲具有直系血亲关系。(一)市国土规划委向杨柳青等四人发放产权证的唯一依据是(2007)南公证内字第24037号《公证书》。然而，该公证书存在明显错误，且程序违法，明显不具备证明效力。1.杨柳青等四人并非产权人朱某甲的子女。首先，香港生死登记处保管的杨柳青等四人的《出生死亡登记证》显示，杨柳影、杨柳树的母亲是“朱某丙”，杨华标的母亲是“朱某丁”，并非产权人“朱某甲”。根据(2007)南公证内字第24037号继承权《公证书》认定的事实：涉案房屋属于杨某甲发、朱某甲夫妻共有财产，杨某甲发与朱某甲夫妇婚后生育杨柳青等四人和杨某乙等五个子女。然而，朱南城却从香港婚姻登记处查询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产权人“朱某甲”并没有与“杨某甲发”结婚。即便是杨柳影出生证上记载的母亲“朱某戊”与父亲“杨某丙”，还是杨柳树、杨华标出生证上记载的母亲“朱某丁”与父亲“杨某甲发”都没有登记结婚。也就是说朱某甲没有与杨某甲发登记结婚，也没有证据证明杨柳青等四人是房屋产权人朱某甲的子女。其次，公证书认定杨柳青等四人为朱某甲子女的依据，是其四人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公证作出的《亲属关系声明书》。而该声明书仅仅是其四人单方口述，同时该州公证处《公证员手册》规定，公证所证明的范围并不包括当事人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因此，该《亲���关系声明书》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并不足以证明杨柳青等四人的母亲“SIUPINGCHUYEUNG”(杨楚碎平)是本案产权人朱某甲。再者，杨柳树在接受南方公证处询问时，既没有提供朱某甲与杨某甲发的结婚证明，也没有提供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有效法律文件，公证员也没有到相关民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公证处仅凭见面谈话就采信杨柳树的陈述内容，且作出公证明显不当，依据不足。2.杨柳青等四人办理继承时做假，公证处没有进行审查。杨柳青等四人申请办理房产证时声称涉讼房屋并无承租人。而经(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66、2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涉讼房屋已由案外人广州市越秀区饮食公司海珠饭店、王某承租多年，租赁合同由市国土规划委备案登记。3.继承公证程序违法。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官方网站公告的规定显示，“办理继承权公证，继承人应当提供……被继承人的遗产凭证，如房屋所有权证书”。但杨柳青等四人自始至终并未提供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原件，其向市国土规划委申请出具的《房地产权证遗失声明》也已经被法院(2012)穗中法行终字第1078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可见，杨柳青等四人在办理继承公证时，并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屋产权证明，不符合办理继承公证的条件，公证处违法公证。(二)杨华标的身份存疑，其使用假的身份资料办理继承权公证的民事行为应属无效。首先，杨华标在原审中自认其最初办理继承权公证所使用的护照号212428449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杨华标用错误的身份在中国及美国从事的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均是错误的，包括但不限于进行委托公证、认证、办理继承权公证、诉讼及领取原已被撤销的粤房地共证字第C1547682号。其次，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在与朱南城发生一系列诉讼被��庭当庭质疑后，杨华标本人再一次以个人声明的形式在加利福尼亚州作出内容真实性未经法律认可的《声明》，其效力显然是无效的。再次，市国土规划委作为核发案涉房产证的行政机关，没有尽合理、谨慎审查义务，包括在没有核对明显存在差异的杨华标以及杨柳影的护照号码的情况下，即核发涉案的四个房产证，显属违法发证，依法应予撤销。(三)杨柳青等四人在上诉状中提及的《朱某乙亲笔信》并不能确认为朱某乙亲笔所写，其内容的真实性也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作证。可见，该信件不足以证明杨柳青等四人就是产权人朱某甲的子女。三、市国土规划委在房屋产权争议期间发放房产证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三十八条第五款规定，房产权属有争议的，不得转让。《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产权纠纷尚未解决的房地产���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作出暂缓登记的决定。2014年4月18日，市国土规划委向杨柳青等四人发放案涉《房地产权证》。而早在2011年11月28日，杨柳青等四人已与朱南城就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提起诉讼，直至2014年12月6日，双方的(2014)穗中法民五终字第821、822号案才因杨柳青等四人撤诉而终结。由此可见，案涉房屋在市国土规划委发放产权证期间存在产权争议，市国土规划委发放房产证不当。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杨柳青等四人及市国土规划委的全部上诉请求。经审查，原审判决主要事实认定清楚且有相应证据支持，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朱南城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两份关于杨某甲发、朱某甲在香港婚姻登记处的婚姻状况查询记录，拟证明杨某甲发、朱某甲没有婚姻纪录。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诉人杨柳青等四人对此比较了解。上诉人杨柳青等四人发表质证意见称：根据其所登记结果，朱某甲和杨某甲发是在上海结婚的，所以在香港查不到登记记录正常。并且根据我方所提交的证据四出生证，无论中文和英文都是没有错误的。之前几个孩子可能有出入，但是杨某乙的出生证没有错误，也证明其是杨某甲发和朱某甲的子女，即使有出生证也不会有婚姻登记显示，如果根据没有在香港登记就否认其没有生育该子女是错误的。经审查，本院认为在香港婚姻登记处的查询记录显示杨某甲发、朱某甲没有婚姻纪录，但并不能证明其在其他地方也无婚姻登记记录或者不存在婚姻关系，因此，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查明，朱南城曾因房产登记纠纷一案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杨柳青、杨��影、杨柳树、杨华标为第三人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经审理以（2010）越法行初字第18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的2007登记字1133502号房产登记行为及相应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及粤房地共证字第C1547680、1547681、1547682号房地产共有(用）权证。本院二审以（2012）年穗中法行终字第10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还查明，被上诉人朱南城于2014年4月29日已就涉案房屋继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杨柳青等四人不是涉案房屋继承人，涉案房屋应由其继承，原审法院已以(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059号立案受理。该案目前仍在审理当中。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朱南城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首先，本案讼争房屋由被上诉人朱南城管业并签订租赁合同作出租使用，故涉案的房地产权证与朱南城有利害关系。其次，生效法律文书（2012）年穗中法行终字第1078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朱南城与市国土规划委核发涉案房屋产权证的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朱南城具备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法院认定朱南城原告主体适格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及杨柳青等四人主张朱南城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房地产权属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九条规定：“权利人办理房地产权登记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地产权属来源证明或者权利证书；（三）房地产转移、转让、变更或者设定他项权的协议书、合同书或者批准文件；（四）缴纳房地产税的证明。”第十四条规定：“房地产管理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房地产权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一）对申请确认权属登记的，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核发房地产权证；（二）对申请房地产转移、转让或者变更登记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核发房地产权证；（三）对申请房地产他项权登记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核准登记。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申请，房地产管理部门不予登记，并在上述规定时间内书面通知申请人。”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作出暂缓登记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一）产权纠纷尚未解决的；……。”《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一）申请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的；（二）申请登记的权利与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不一致的；（三）申请登记事项与房地产登记簿记载冲突的，但已确定房地产登记簿记载有误的更正登记除外；……（六）房地产权属纠纷尚在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的；……。”本案被诉的是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于2014年4月18日向上诉人杨柳青等四人核发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第××号、第××号和第01××62号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本案审查的是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作出上述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本案中，上诉人杨柳青等四人向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提交了房屋产权登记申请及相应材料，在上诉人杨柳青等四人提交的公证书内容与房屋原始档案资料中朱某甲的身份记载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对此进行核查并得出排他性的结论，故其据此作出被诉登记行为属主要证据不足。原审法院判决撤销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核发的涉案房地产权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的上诉意见。首先，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认为被上诉人朱南城已就涉案房屋继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意见。本案审查的是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作出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涉案房屋继承民事诉讼中是否支持朱南城的诉讼请求，不影响本案对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作出登记行为时所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以及程序合法性的审查。其次，上诉人主张杨柳青等四人是朱某甲继承人及涉案房产合法权属人的意见。基于被上诉人朱南城对上述事实提出异��并提供相应证据，上诉人市国土规划委应当在行政程序中对此进行充分审查和认定。因此，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规划委员会负担25元，由上诉人杨柳青、杨柳影、杨柳树、杨华标共同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 军代理审判员 金 霞代理审判员 唐 勇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何红丽周芷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