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民终19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州开发区丹青美术工作室，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开发区师范桥新村45号103室。经营者俞青。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冰，江苏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红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战，江苏启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通州区信访局，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碧华路通州区政务中心。法定代表人石裕超，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娟，南通市通州区城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通州开发区丹青美术工作室（以下简称丹青工作室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军、被上诉人南通市通州区信访局（以下简称信访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高民初字第02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丹青工作室上诉请求: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信访局与丹青工作室的口头承揽合同仅是拆装广告牌，不包括拆装窗帘，丹青工作室不清楚信访局与张红军如何约定，但张红军明确表示丹青工作室没有让其到信访局拆装窗帘，仅是拆装制度牌和展板。丹青工作室的业务范围仅是广告展板的制作安装，不从事窗帘的拆装，对此信访局是清楚的。拆装窗帘不是丹青工作室与信访局的承揽合同范围，是信访局与张红军私下行为，与丹青工作室无关。信访局在丹青工作室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求张红军拆装窗帘，与张红军形成劳务关系，应当由信访局承担张红军受伤的赔偿责任。信访局辩称，信访局与丹青工作室之间的承揽范围是与丹青工作室负责人在现场指定的，并根据指定承揽活动的范围商谈了价款。张红军到信访局后也向其明确了工作范围，张红军没有提出异议；且张红军在看过现场、了解需要拆装窗帘后才与丹青工作室约定其报酬，可见拆装窗帘在承揽活动范围之内。在拆装窗帘过程中遇到问题，信访局也明确让张红军找丹青工作室解决，张红军是代表丹青公司履行承揽合同的，拆装展板和窗帘是同一个承揽合同关系。请求维持原判。张红军辩称，丹青公司跟张红军讲的是到信访局拆装展板、制度牌，没有让张红军拆装窗帘。丹青公司与信访局之间是否约定了要拆装窗帘张红军不清楚，但在现场拆装窗帘是根据信访局的人的要求做的。一审认定的张红军自负损失比例过高。张红军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称其从事广告牌安装工作。2014年10月10日，丹青工作室经营者俞青雇请其到信访局拆装广告牌，当天上午其在信访局人员指示下拆下档案室的公示牌和窗帘。2014年10月13日上午，张红军应信访局人员的指示安装公示牌和窗帘，在装窗帘时摔下受伤。张红军受伤后被送至通州中医院进行治疗，现二次手术已结束。请求判决丹青工作室、信访局共同赔偿各项损失97929.16元。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10月9日下午，经信访局办公室主任朱向陌电话联系，丹青工作室经营者俞青来到信访局原档案室，与朱向陌商谈制度牌、展板等拆装事宜，双方确定最终的价格为300元。后俞青通知张红军于2014年10月10日上午去信访局找朱主任。2014年10月10日上午，张红军找到朱向陌，朱向陌带其来到原档案室，让其把档案室内的制度牌、展板、窗帘拆下来送到新的档案室安装。张红军拆完后，朱向陌叫人与其一起将拆下来的制度牌、展板、窗帘搬到新档案室。本来准备下午安装的，朱向陌因下午有会议，让张红军改天来安装。2014年10月10日中午，俞青打电话问张红军多少钱，张红军说200元。2014年10月13日上午，张红军根据朱向陌指定的位置安装好制度牌后去装窗帘，发现新的地方不好装窗帘就去找朱向陌，朱向陌让其找俞青。张红军没有找俞青，又对朱向陌说装窗帘少窗帘盒子，朱向陌说反正要放档案橱遮住的，只要把布装上去就不动了。后张红军在装窗帘时从自带的人字梯上摔下受伤。张红军受伤后打电话给俞青，俞青将其送至通州区中医院治疗，诊断为L2椎体压缩性骨折，行内固定术，于2014年10月27日出院。2015年10月12日，张红军再次入住通州区中医院，行内固定取出术，于2015年10月19日出院。张红军共花去医疗费39014.16元，其中俞青垫付了医疗费1065.8元。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张红军的伤残等级、休息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张红军因外力作用致L2椎体压缩性骨折术后的诊断成立，目前其尚未达到伤残等级；其伤后的误工时间以120天为宜；其伤后的护理以一个人护理120天为宜；其伤后的营养时间以120天为宜。张红军支付鉴定费156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窗帘的拆装是否属于丹青工作室的承揽范围。因丹青工作室与信访局之间未签订书面协议，导致窗帘的拆装是否属于丹青工作室的承揽范围产生争议。俞青是在信访局原档案室现场与朱向陌根据拆装的内容确定的价格。张红军庭审中陈述其并不清楚俞青与信访局之间如何约定，而张红军受俞青的指示去找信访局朱向陌，并根据朱向陌的要求拆下了制度牌、展板、窗帘并搬到新档案室后，才在电话中与俞青谈定价格。故应认定窗帘的拆装属于丹青工作室的承揽范围。张红军在为丹青工作室提供劳务过程中自己受到损害，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张红军一直从事广告牌安装工作，理应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因其疏忽然大意，而从人字梯上摔下受伤，其过错明显；丹青工作室疏于管理，对张红军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信访局在张红军表示少窗帘盒子的情况下，仍要求其把窗帘布装上去，且未给予协助，亦有不当之处。综合考虑，由丹青工作室承担40%、信访局承担20%、张红军自负40%的责任。张红军的损失范围：医疗费39014.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14元；交通费酌定200元；误工费按商务服务业平均工资52549元/年计算为30653.58元；护理费参照一般护工标准85元/天计10200元；营养费1200元；综上，张红军总损失为81681.74元。丹青工作室赔偿32672.70元，扣除已垫付的1065.8元，还应赔偿31606.90元；信访局赔偿16336.3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通州开发区丹青美术工作室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张红军损失31606.90元；二、南通市通州区信访局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张红军损失16336.35元；三、驳回张红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元，鉴定费1560元，合计2000元，由张红军负担839元，由丹青工作室负担774元，信访局负担387。二审中丹青工作室提供张红军前次起诉案件中的庭审记录、作为证据提交的录音资料、裁定书，证明前案张红军在审理中明确承认丹青工作室没有要求其拆装窗帘，是信访局的人员要求其拆装窗帘的；该案后来张红军撤诉。信访局对以上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丹青工作室的主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信访局与丹青工作室之间存在口头承揽合同关系，张红军是丹青工作室雇佣至信访局履行丹青工作室与信访局之间的口头承揽合同。承揽合同的内容由信访局与丹青工作室约定，丹青工作室如何向张红军陈述工作内容相对于信访局而言是丹青工作室与张红军之间的内部关系，与信访局无关。即使丹青工作室没有告知张红军需要拆装窗帘，也不能证明丹青工作室与信访局之间的口头承揽合同未包含拆装窗帘的约定。现发生伤害事故后丹青工作室与信访局之间的口头承揽合同内容是否包含拆装窗帘，合同双方陈述不一，但从该口头承揽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看，应当认定承揽合同中包含了拆装窗帘的工作。首先，案涉口头承揽合同是丹青工作室负责人与信访局人员在需要进行承揽活动的场所经现场指示后订立，制度牌、展板、窗帘等都在原档案室，需要搬至新址，拆装制度牌、展板和窗帘不是截然不同、差距很大的工作内容，不需要分为两个承揽工作、找不同的承揽人完成，故在现场一并指示作为一个承揽合同工作内容的可能性大。其次，张红军经丹青工作室指派到信访局后信访局明确告知其需要拆装制度牌、展板、窗帘等，张红军如对工作范围有疑问，应向丹青工作室报告并核实，但张红军没有报告核实，而是与丹青工作室洽谈确定了其劳务费数额，相对于信访局而言，即使之前没有与丹青工作室明确是否需要拆装窗帘，其向张红军明示、张红军未予反对后，信访局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拆装制度牌、展板和窗帘由丹青工作室一并完成，因为相对于信访局而言，张红军就是丹青工作室派来代表丹青工作室履行合同的人员。第三，在拆装窗帘过程中，遇有问题，信访局也明确要求张红军向丹青工作室汇报、解决，更说明拆装窗帘是信访局与丹青工作室之间承揽合同的内容。案涉口头承揽合同是小规模零星业务，拆装制度牌、展板、窗帘等是在同一场所、同一时间段内、由同一个人完成，除非有其他充分证据证明丹青工作室明确与信访局约定仅拆装制度牌和展板、不包括拆装窗帘，且张红军除代表丹青工作室到信访局完成拆装制度牌、展板之外还单独以个人名义与信访局洽谈并形成了拆装窗帘的承揽或雇佣合同，否则根据一般常理，也应当认定拆装制度牌、展板、窗帘是同一个承揽合同的内容。综上，丹青工作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880元，由上诉人通州开发区丹青美术工作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 玮代理审判员  杜太光代理审判员  李新珠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