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5民终38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卓达电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创路65号2-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71012424K。法定代表人：邓万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兵，重庆向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华，男，公民身份号码5323221982********，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金桥路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889159454。负责人：李先贵。委托代理人：陈岗，重庆巨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光富，男，公民身份号码5325221963********，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高新区九兴大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20367513H。法定代表人：李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岗，重庆巨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光富，男，公民身份号码5325221963********，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重庆市卓达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6)渝0104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卓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即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3977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以及日常生活经验和商业交易习惯，可以知道上诉人完成备货并书面通知被上诉人收货的事实确实无疑。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审理的时候，也确认知悉《到货通知函》。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交运输、存储、保管等行为且承担了相应的费用就断推上诉人没有实际备货，属于无理狡辩。上诉人举示的《到货通知函》（被上诉人认可收悉该函）、《律师函》（被上诉人收悉了该律师函也没有参与货物的处置）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完成备货，并准备交换的事实。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庭认为上诉人没有完成备货，没有实际履行备货义务，加重了上诉人举证证据的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后，立即着手备货，货物到达重庆后，立即通知被上诉人收货，直到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如果上诉人手里没有货物，一旦被上诉人履行收货义务，就会面临违约风险。上诉人认为，作为产品销售和服务提供商，货源渠道是上诉人的竞争优势，在公开开庭审理的法庭，向被上诉人公开采购的价格等信息，侵害了公司的立身之本；一审中，上诉人也向法庭具体阐明了未交购货合同等证据的立场，说明了未交相关购货单据的原由。新出现的证据在二审中会举示，在处理产品的过程中，上诉人委托律师以书面方式邀请被上诉人参与产品的处置，被上诉人不参与产品的处置、不查看产品的存储情况，放弃产品的处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为履行合同义务进行备货，也没有证据证明转卖处理有实际履行，适用《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给上诉人造成损失，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而且，这些损失并没有超过被上诉人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被上诉人艾普公司及艾普公司重庆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2、本案中，上诉人擅自对采购合同第2.1条进行了改动，该改动形成了对上诉人有利的后果，我们持有的原件没有做任何勾画，谁改动合同，就应承担改动不利的后果。3、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上诉人在一审二次庭审中，备货、运输等证据材料没有提供，一审没有提供主张损失的证据，没有证据证明其为履行合同作的备货准备，价差无从产生。4、上诉人仅以到货函及律师函主张损失，依据不足。综上，上诉人的主张依据不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卓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1、艾普公司、艾普公司重庆公司连带赔偿卓达公司损失397700元；二、艾普公司、艾普公司重庆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6日，卓达公司作为乙方与艾普公司重庆公司作为甲方签订《采购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伊顿UPS和汤浅蓄电池等系列产品，对产品名称、规格、数量和价格进行了明确，合同总金额为937700元；产品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并收到预付款30日内，预计2015年8月10日内，交货地点为甲方指定地点；货款结算方式为签订合同后3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30%，到货安装调试后7日内支付40%，若因甲方或现场原因不能及时安装调试时，第二笔付款时间为货到现场起第15日内，到货安装调试完成后30日支付25%，余下5%作为设备质保金，质保金缴纳期限为12个月，期满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因方案改变或者其他类似原因而有必要减少或者停止此产品的购买，甲方将有权减少或者终止向乙方的购货，只要甲方向乙方通知这种减少或者终止；如甲方完全停止此产品的购买，则本合同自相关通知后自动终止，完全的停止是指甲方书面通知乙方将完全停止此合同项下产品的购买，此种情况下终止合同，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双方若发生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所在地法院起诉；本合同一式四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2015年8月1日，卓达公司向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发出《到货通知函》告知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其已将合同约定的货物运抵重庆，卓达公司等待艾普公司重庆公司通知送货，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回复已知悉该情况。但后来，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并未向卓达公司发出用货施工通知。卓达公司以艾普公司、艾普公司重庆公司违约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艾普公司、艾普公司重庆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于2015年9月23日开庭审理，庭审中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当庭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经审理，该院作出（2015）渡法民初字第030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卓达公司的诉请。上述判决生效后，卓达公司委托重庆向前律师事务所分别于2015年12月9日和2015年12月14日向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和艾普公司发出律师函一份，告知艾普公司、艾普公司重庆公司接受待交付的货物或参与货物的处置，尽最大努力降低损失，并告知卓达公司可能存在376700元损失等事宜。2016年1月5日卓达公司与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涉及的买卖标的物与卓达公司与艾普公司重庆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的买卖标的物名称、型号、数量一致，合同总价54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双方签订《采购合同》，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双方主要存在以下两个争议焦点：1、卓达公司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2、艾普公司、艾普公司重庆公司是否违约，是否应赔偿卓达公司损失。本案中，诉讼各方当事人与之前案件中各方当事人不完全相同；卓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与前诉不相同；卓达公司起诉所依据的事实是上次庭审后所发生的新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卓达公司的起诉不构成重复起诉。《采购合同》第九条第2款赋予了艾普公司重庆公司终止合同且无需承担责任的权利，但艾普公司重庆公司行使终止合同的权利必须履行必要的通知义务且应在双方约定的交货时间以前作出。然而，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并未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直到双方因该合同纠纷进行诉讼，才在庭审中明确表示终止合同。因此，艾普公司重庆公司的行为已经违约。针对艾普公司重庆公司的违约，卓达公司可以向其主张损失赔偿，但卓达公司对所受到具体的损失负有举证责任。庭审中，卓达公司主要以涉案标的物的前后两次合同的差价作为主张损失的依据，但无证据证明卓达公司为履行合同实际代购了货物并履行了运输、存储、保管等行为且承担了相应的费用，也无证据证明卓达公司与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转卖合同得到实际履行。因此，卓达公司对其损失缺乏必要证据支撑，该院对其主张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卓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633元，由卓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卓达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货物买卖合同（上诉人与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签订），证明上诉人为了备货，向山特公司购买了伊顿品牌的电源主机和电源模块。签约时间是2015-7-21。2、临时代办运输委托书，证明上诉人向山特公司要求其将货物运送至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立交（中气西南汽车厂四楼）的事实。3、北京科捷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单证，证明物料7308034900P的货物送到上诉人公司。4、北京科捷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单证，证明物料91008A0100P、7305138600P共计八件、总重613公斤的货物送到上诉人公司。5、华夏银行重庆高新支行出具的电子银行转账凭证两份，证明上诉人向山特公司支付货款16万元、3.3万元。6、山特公司开具给上诉人的两张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13581309、13581310），证明山特公司向上诉人出具了收款证明。上述证据证明上诉人为向被上诉人交货，在备货期间购买相应合同约定的货物，购买、运输、交易、付款等的凭证。7、销售合同（上诉人与伊顿电源上海有限公司签订），证明上诉人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并购买电池开关的事实。签订时间是2015-7-22。8、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39611590），证明伊顿公司向上诉人出具发票，上诉人已完成付款。9、电子银行转账凭证，转账时间是2015-7-23，向伊顿公司转账10340元。7-9组证据证明上诉人为完成备货，购买电池开关的全部证据。10、上诉人与重庆纳森科贸有限公司于2015-7-23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书，证明上诉人购买广东汤浅品牌的蓄电池160只，共计255200元。11、华夏银行重庆高新支行的电子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上诉人支付货款25520元给纳森公司。12、广东汤浅蓄电池有限公司出具的提货调拨、送货单（单号059095B），证明该公司向上诉人运输160只电池的事实。上诉人于2015-7-27收到该批货物。13、重庆迈恒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供货单两份，证明该公司向上诉人送电池架4套、电缆2圈，总金额2.4万元和2.1万元，该款已用现金支付，不含税。14、重庆迈恒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两份，证明该公司收取了2.4万元、2.1万元，时间分别是2015-7-24和2015-7-25。10-14组证据证明上诉人为完成备货，购买电池、电池支架、电缆等的全部证据。15、招商银行出具的电子付款回单，证明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1-22向上诉人付款5.4万元，该付款是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上诉人购买货物的预付款。16、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货物签收单两份，证明该公司收到上诉人向其交货伊顿品牌的主机柜及柜模块以及蓄电池、电池架、电池开关、电缆等，交货时间是2016-1-27。15-16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处理涉案货物中，已经完成了货物的交付及部分货款的收取。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艾普公司、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对上诉人卓达公司举示的证据质证后认为，1、上诉人提交的16份证据在一审中均已存在，其在一审中未提交，二审中举示不应作为新证据采信；2、对上诉人上述16份证据具体意见如下：（1）、电源主机及模块部分：《货物买卖合同》系影印件而非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临时代办运输委托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系上诉人单方出具，所述送达货物到被上诉人公司且拒收系虚假事实；北京科捷物流有限公司的《物流货运签收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影印件而非原件的《物流货运签收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付款凭证产品购货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2）、电池开关部分：《销售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诉人与伊顿电源（上海）有限公司的电池买卖关系与上诉人履行《采购合同》无关联性；产品购货发票及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金额与合同不符，与上诉人履行《采购合同》无关联性；（3）、蓄电池部分，《重庆纳森科贸有限公司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书》系复印件，无原件，对其三性不予认可；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与《重庆纳森科贸有限公司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书》及其上诉人履行《采购合同》无关联性；提货调拨、送货单没有提供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4）、电池架和电缆部分，《销售供货单》2份，与上诉人履行《采购合同》无关联性，《收款收据》，2份，非合法的买卖凭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5）、货物处理部分：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将所谓购置的货物处置给道安公司的合同付款，对其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货物交付签收凭证2份，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3、上诉人提供的16份材料不能证明其所购货物是特定为被上诉人备货和处置了所购货物，上诉人与其他公司有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往来，其购货的证据不具有专属为被上诉人备货的唯一性；《采购合同》约定的价格937700元包含了全部产品、包装、运输、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及相关材料费、调试费、软件费、检验费、培训所需费用、税金以及与本合同中上诉人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和所有工作的有关费用，而上诉人所购产品的费用应当远远低于937700元。根据其提供的材料上诉人仅仅有30余万元的货款，其他安装费用并未产生，其货物处置价54万元，损失价格39余万元显然是虚假的。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是否组织货源的事实，虽然上诉人举示的部分合同是影印件，但其提供的付款凭据、发票及收款收据及货物签收单、备货单均系原件，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对处置货物的证据，上诉人提供了付款凭证及货物交付签收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查明，2015年7月21日，上诉人与山特电子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约定本合同货物为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公司专用，合同总款193000元，购买的货物包括伊顿品牌的电源主机和电源模块及配件；2015年7月27日，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通过北京科捷物流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发货并由上诉人签收，2015年8月31日、9月9日上诉人向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付货款3.3万元、16万元、该公司出具了发票。2015年7月22日，上诉人与伊顿电器（上海）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卓达公司向伊顿电器（上海）有限公司购买备件，总结为9240元，同日，伊顿电器（上海）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015年7月23日，卓达公司与重庆纳森科贸有限公司签订《重庆纳森科贸有限公司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卓达公司向重庆纳森科贸有限公司购买铝酸蓄电池，预付款10%。合同总价255200元，合同指定送货地点为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新路立交中汽西南；同月24日，上诉人向该公司支付款项25520元。2016年1月15日，上诉人与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上诉人向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案涉货物，合同价540000元，不含安装。同月22日，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向上诉人支付货款54000元，同月26日、27日，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签收货物。另查明，上诉人与艾普公司重庆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合同价位93770元，包括产品金额、包装、运输及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安装及相关材料费、调试费、软件费、检验费、培训所需费用、税金以及与本合同中义务和所有工作的有关费用，其中安装费20000元。上诉人与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合同价54万元，明确不含安装费。本院认为，本案一审确认被上诉人艾普公司重庆公司已经构成违约，针对艾普公司重庆公司的违约，上诉人可以向被上诉人主张损失赔偿，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存在实际损失及如何确认损失金额。首先，根据上诉人二审中提供的合同、代表运输委托书、货物签收单、产品购货发票、付款凭证、备货单、收款收据等证据，结合双方合同约定及上诉人当时向被上诉人发出过《到货通知函》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的事实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两次发出参与货物处置的律师函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卓达公司为履行本案买卖合同的交货义务，向其供货商购买了货物，本院对上诉人为履行本案买卖合同组织货源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根据上诉人一审中举示的其与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二审中上诉人举示的付款凭证及货物交付签收凭证，结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两次发出参与货物处置的律师函，可以证明上诉人将被上诉人购买的货物以540000元进行了处置；因此，上诉人卓达公司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履行与被上诉人的采购合同，组织货源，因被上诉人拒收货物，导致上诉人卓达公司处置货物，实际产生了价差损失，该损失应由违约方艾普公司重庆公司承担责任。由于艾普公司重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艾普公司承担。关于损失金额的确认，上诉人卓达公司主张购买货物和处置货件的价差损失，但其在与艾普公司的采购合同中的合同价格包含了安装费20000元，其将上述货物处置给被案外人重庆道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时，根据其与该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双方的合同价格中没有包含安装费，故上诉人并未实际产生安装费的损失，应当予以扣除。故本院确认上诉人实际产生的价差损失为377770元。综上所述，卓达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未实际产生货物损失，与本院查明的客观情况不符，对其辩称观点，本院不予采信。鉴于本案系因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损失依据而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应由其自行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4民初1149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四川省艾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上诉人重庆市卓达电源有限公司损失377770元；三、驳回上诉人重庆市卓达电源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33元由上诉人重庆市卓达电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266元由上诉人重庆市卓达电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严永鸿审 判 员  黄 淳代理审判员  邓筱茜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邓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