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10民终73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竹青。上诉人（一审原告）：甘维禄。上诉人王竹青因与上诉人甘维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监利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3民初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竹青、甘维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原告甘维禄诉称，其为王竹青做工期间被挖机撞倒受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9699.39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被告王竹青辩称，甘维禄受伤是挖机师傅刘金江操作不当引起的，应由刘金江承担赔偿责任，且甘维禄本人存在过错，其诉讼请求数额过高，此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2014年8月1日，甘维禄受王竹青邀请为其装运树木，当日下午3时许，因案外人挖机师傅刘金江吊运树木时操作挖机不当导致下滑的钢缆和树木撞倒甘维禄，甘维禄受伤后在监利县人民医院救治。经监利捷诚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甘维禄伤残等级为十级，后期医疗费用12000元，务工损失日为180天，护理时间为90天。甘维禄在监利县人民医院住院26天，支出医疗费23577.80元。王竹青支付了12000元给甘维禄。案外人刘金江经监利县分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支付了4000元给甘维禄。一审认为，甘维禄是王竹青的雇员，甘维禄在雇佣活动中受伤，雇主王竹青应承担赔偿责任。王竹青以直接侵权人为刘金江为由要求追加刘金江为本案的被告，因刘金江亦是王竹青的雇员，甘维禄可以选择直接起诉王竹青，故王竹青要求追加刘金江为本案被告的请求应予以驳回。关于诉讼时效，有王竹青本人的陈述，有证人刘某的证言佐证，该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王竹青辩称已支付22000元，因没有收据，且甘维禄只认可12000元，故认定王竹青垫付12000元。甘维禄的诉讼请求中部分不合理，应予调整，调整后的经济损失总额为84100.19元，即医疗费23577.80元，误工费12924.99元（26209元÷365天×180天）、护理费7099.40元（28792元÷365天×90元／天）、交通费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26天×50元／天）、残疾赔偿金21698元（10849元×20年×10%），后期治疗费1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鉴定费1900元。除去甘维禄已获得的赔偿16000元，余下68100.19元应由王竹青予以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由王竹青赔偿甘维禄经济损失68100.19元；二、驳回甘维禄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给付义务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98元，减半收取849元由王竹青负担。宣判后，王竹青和甘维禄均不服一审判决，王竹青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在案外人刘金江没有到庭且没有相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案外人刘金江和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显然错误。2、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也是错误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一审将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完全混同于雇佣关系是错误的。3、一审无视被上诉人的过错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是一个成年人，自己应该有防范一般人身损害危险的意识和能力。且被上诉人是一个专门从事树木装运工作的人，对装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应当预见，且能够预见。由于被上诉人的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于发生这种损害结果，被上诉人存在明显过失，因而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该条只规定两种情形，即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和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第三人致害提供劳务一方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未作规定。也就是说第三人致害提供劳务一方的情形并没有规定其为特殊的侵权，应当适用过错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显然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由于第三人致害提供劳务一方属于一般侵权，只能适用过错责任，从而排除适用雇主无过错责任。一审完全混同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和雇员关系，且适用雇主无过错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程序错误。第三人刘金江是被上诉人的直接侵权人，与本案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3条的规定，应当追加第三人刘金江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一审不同意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是错误的。请求：1、依法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3民初88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甘维禄上诉称：一审按2015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不当，应按2016年度的标准计算。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自2016年5月1日开始执行，而一审庭审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故应按2016年的标准计算，二者相差3602.1元。请求：1、依法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3民初881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王竹青针对甘维禄的上诉答辩称：上诉人不同意甘维禄的上诉，应由直接侵权人刘金江赔偿损失。事故发生在2014年，应按2014年的相关标准来计算损失。上诉人甘维禄针对王竹青的上诉答辩称：上诉人在车上做事，钢缆和树木压过来的时候不可能反应过来，自身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二审新证据。二审查明的甘维禄受伤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认定王竹青与甘维禄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是否得当；2、甘维禄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3、刘金江应否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的诉讼，一审未追加刘金江参加本案诉讼是否属于程序违法；4、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5、一审按2015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甘维禄的相关损失是否适当。关于一审认定王竹青与甘维禄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是否适当的问题。经查，上诉人甘维禄应上诉人王竹青之邀，为王竹青承包的项目做临时工，装运树木及其他辅工。上诉人甘维禄在装运树木时，因案外人挖机师傅刘金江吊运树木时操作挖机不当导致下滑的钢缆和树木撞倒甘维禄。上诉人王竹青在一、二审庭审中均陈述甘维禄是其雇请的，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甘维禄的工资由王竹青支付，甘维禄一天15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因上诉人王竹青自认甘维禄是其雇请的，工资也由王竹青支付，故可以认定王竹青与甘维禄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一审认定王竹青与甘维禄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无不当，可予以维持。关于甘维禄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甘维禄在装运树木时，因案外人挖机师傅刘金江吊运树木时操作挖机不当导致下滑的钢缆和树木撞倒甘维禄，致上诉人甘维禄受伤。上诉人王竹青主张上诉人甘维禄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上诉人甘维禄存在过错，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王竹青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金江应否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的诉讼，一审未追加刘金江参加本案诉讼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因上诉人甘维禄与上诉人王竹青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甘维禄作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上诉人王竹青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甘维禄是因案外人刘金江吊运树木时操作挖机不当而受伤，上诉人甘维禄可以选择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选择请求刘金江承担赔偿责任。因本案上诉人甘维禄选择请求上诉人王竹青承担赔偿责任，故刘金江不是本案的必要诉讼参与人，一审未追加刘金江参加本案诉讼并无不当。另外，至于刘金江与王竹青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上诉人王竹青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上诉人王竹青上诉称一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不当。因本案审理的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并未规定第三人造成的侵权，应该如何承担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且该司法解释仍现行有效。故一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可予以维持。关于一审按2015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甘维禄的相关损失（包括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是否适当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鄂公通（2016）49号文件明确规定，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自2016年5月1日开始执行。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16年5月19日，故本案上诉人甘维禄的相关损失（包括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应按照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上诉人甘维禄的误工费应为：13958.6元（28305元÷365天×180天）、护理费7677.9元（31138元÷365天×90元／天）、残疾赔偿金23688元（11844元×20年×10%）。上诉人甘维禄的总损失为87702.3元（包括医疗费23577.8元、误工费13958.6元、护理费7677.9元、交通费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残疾赔偿金23688元、后期治疗费12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鉴定费1900元）。除去甘维禄已获得的赔偿16000元，余下71702.3元由上诉人王竹青予以赔偿。综上，一审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的认定不当，应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16）鄂1023民初88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王竹青赔偿上诉人甘维禄71702.3元；三、驳回上诉人甘维禄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履行。逾期履行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98元，依法减半收取84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96元，共4245元由上诉人王竹青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峰审 判 员  陈红芳代理审判员  潘川川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陈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