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00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棣良。委托代理人：张浩响，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智奇。委托代理人：邝细岚。上诉人何棣良因与被上诉人刘智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7日，何棣良出具《欠条》，内容有：今欠刘智奇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有何棣良的签名确认。《南海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出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0日，票面金额为485600元，出票人为何棣良、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沙水雯君日杂店，支票号码：23107708，付款行名称：南海农商银行松岗支行，出票人账号：80×××66。刘智奇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何棣良向刘智奇清还借款5856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棣良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但根据刘智奇的证据显示，本案实际为民间借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首先，《欠条》显示，何棣良欠刘智奇10万元，何棣良向刘智奇出具欠条，有何棣良的签名确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何棣良不按约定偿还借款给刘智奇属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刘智奇要求何棣良支付欠款100000元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刘智奇作为支票的持票人，在请求付款被退票的情况下，可向出票人何棣良行使票据追索权，由于票据的无因性，出票人何棣良有按票面金额支付票据款项的义务，故何棣良有直接向刘智奇支付票据款项的义务。因此，刘智奇主张何棣良支付485600元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再次，关于何棣良已还给刘智奇的款项金额问题。虽然何棣良的银行账户明细查询显示2015年11月18日有三笔发生额86000元、15000元、20000元，但刘智奇的银行存折显示仅有一笔86000元于2015年11月18日转入到刘智奇的账户，而另外两笔15000元、20000元并未实际转入到刘智奇的账户，因此，原审法院认可何棣良已支付了86000元给刘智奇，而其他的两笔15000元、20000元何棣良并未实际汇入到刘智奇的账户内。综上，何棣良应实际支付499600元（100000元+485600元-86000元）给刘智奇。何棣良第二次开庭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何棣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欠款499600元给刘智奇；二、驳回刘智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为4828元，由何棣良负担4119元，刘智奇负担709元。判后，上诉人何棣良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起诉时案由被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审判决中被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是适用法律错误。1.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案由，不能把毫无瓜葛的几个案件捆绑在一起进行审理，且买卖合同纠纷与民间借贷纠纷及票据追索权纠纷三者之间没有关系。即便原审法院认定系民间借贷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也应当向刘智奇行使释明权，由刘智奇选择其一诉讼，而非捆绑在一起加以解决。2.刘智奇提起的是买卖合同纠纷，就应当提供买卖合同、送货单、结算单等依据证明其主张，但刘智奇在原审中未提供任何足以证明其买卖关系存在的证据，法庭应当以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为由驳回其诉请。法庭上，双方是围绕买卖关系是否存在等焦点来举证质证的，根本没有涉及民间借贷及票据追索权的问题。（二）关于本案事实方面，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判决。1.关于票据。既然刘智奇无法证明该票据与买卖有关系，而何棣良合理解释了该票据上注明的款项已经包含了之前的欠款l0万元，因为该票据是一种还款行为。从时间上来说，欠条落款时间在先，票据落款时间在后，显然票据上注明的485600元已经包含了之前的欠款10万元。2.关于银行流水。何棣良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何棣良分三次（分别是86000元、15000元、20000元）转到刘智奇的账户，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予认定。事实上何棣良还有部分还款因为时间久远没有来得及取得证据。故即便按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处理，原审判决对数额认定也有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刘智奇的诉讼请求；3.刘智奇承担一审、二审的受理费。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何棣良陈述称，其于2015年9月27日通过其公司经理何某，向刘智奇44×××64银行账户存款50000元。刘智奇于第一次庭询时，确认收到该50000元款项，但认为是何棣良支付双方其他交易的货款，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刘智奇于第二次庭询时，否认收到该笔50000元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何棣良对涉案部分款项系双方买卖交易产生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何棣良欠付刘智奇的货款金额如何确定？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涉案《欠条》与《支票》开立于不同日期，且各方对该两份凭证产生所依据的基础买卖关系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双方存在多次交易关系，对于各次交易后货款结算形式未能形成固定交易习惯，且以支票的形式作为对当次交易货款的结算，也符合商业习惯。因此，在刘智奇分别提交《欠条》和《支票》，以证明该两笔款项独立存在的情况下，何棣良认为《支票》金额已包括《欠条》记载的款项，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何棣良除其个人陈述外，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确认何棣良欠付刘智奇款项共计585600元（485600元+100000元）。第二，何棣良认为其于2015年11月18日，先后分三笔向刘智奇同一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15000元及86000元，但从刘智奇该账户存折明细来看，刘智奇于该日仅收入86000元。何棣良所称的20000元及15000元转账先于86000元发生，按照正常情况，如转账成功，应先于86000元到账。在刘智奇提交的银行流水单与何棣良提交的转账流水单不一致的情况下，作为付款方的何棣良，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另外两笔款项成功进入刘智奇银行账户，但其未能就此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院对20000元及15000元的付款情况不予确认。第三，何棣良二审期间陈述，其于2015年9月27日向刘智奇汇款50000元，刘智奇于第一次庭询时确认收款，但第二次庭询时又予以否认。刘智奇对其第二次否认收款的陈述未能给出合理解释，本院采信其第一次的陈述意见，确认其收取该笔50000元款项。至于刘智奇陈述该50000元是收取双方另案交易货款，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确认该笔50000元应计入涉案何棣良付款金额。综上，何棣良应向刘智奇支付剩余货款449600元（485600元+100000元-86000元-50000元）。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因本案二审出现新证据，对事实认定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导致判项变更。上诉人何棣良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何棣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被上诉人刘智奇偿还欠款44960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刘智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4828元，由上诉人何棣良负担3707元，由被上诉人刘智奇负担11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94元，由上诉人何棣良负担7914元，由被上诉人刘智奇负担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莫 芳代理审判员 马 莉代理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林燕贞陈勉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