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民终1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昌，男，1979年1月5日出生，彝族，赫章县民宗局职工，赫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吕伦，男，1968年7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赫章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啟娥，女，197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赫章县。 上诉人杨国昌与被上诉人常吕伦、黄啟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赫章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2012）黔赫民初字第747号民事判决。杨国昌不服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上诉，本院以（2013）黔毕中民终字第854号裁定书予以准许。判决生效后，原告常吕伦、黄啟娥向赫章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赫章县人民法院以（2014）黔赫民申字第1号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原告常吕伦、黄啟娥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本院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黔毕中民提字第1号民事裁定，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为由，裁定撤销赫章县人民法院（2012）黔赫民初字第74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赫章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5）黔赫民初字第1330号民事判决，杨国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常吕伦、黄啟娥起诉称：2011年12月9日，被告杨国昌之妻谢琴驾驶贵Ｆ×××××3号小型普通客车搭载8人沿艺奇往赫章行驶，当行至57㎞+150m处时，因操作不当翻下35m高的路坎下，造成谢琴及乘车人常开书、王世菊死亡，乘车人常吕华、朱芬芬、黄启娥、唐正云、常吕伦、常吕付不同程度受伤，车辆严重受损的交通事故。2011年12月22日，经赫章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该起事故作出认定，认定谢琴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谢琴和被告杨国昌是夫妻关系，谢琴已在事故中死亡，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受伤后，先后在水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和其他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常吕伦用去住院费780.00元，黄啟娥用去住院费76635.00元，此次事故造成黄啟娥残疾，给二原告造成极大的损失。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二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231799.1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杨国昌答辩称：谢琴驾驶贵Ｆ×××××3号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1贵Ｆ×××××3号小型普通客车不是谢琴和我的共同财产，从车辆登记可以看出所有人只是谢琴。该车是自用车，不是营运车辆，即使谢琴偶尔带点客，收点费，还不够其本人花费，从而不能认定营运收入为家庭收入；2.自我与谢琴结婚以来，谢琴无固定工作，家庭负担又重，靠我微薄的收入生活，没有共同财产，谢琴也没有留下遗产，我未继承谢琴的任何财产；3.谢琴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产生的侵权之债是其个人债务，不是家庭债务，应由其自己承担；４.事故发生后，我赔偿了死者王世菊、常开书40000.00元，又办理了谢琴的后事，已经负债累累，我再无余力赔偿原告。综上，我依法不应承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也请对方谅解，请求体察被告的苦情，予以裁判。 原审经审理查明：被告杨国昌与谢琴于2005年7月22日登记结婚。2011年7月购买小型普通客车一辆，登记牌照贵Ｆ×××××3，机动车所有人登记为谢琴，车辆使用性质是非营运，驾驶人谢琴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C1）的日期为2011年7月15日。该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2011年12月9日，谢琴驾贵Ｆ×××××3号小型普通客车非法营运，从水城搭载8人沿艺奇至大捞地往赫章行驶。当日7点30分许，行驶至艺奇至大捞地线57㎞+150m处时，因操作不当，车辆翻下道路右侧斜高35m的路坎下，造成谢琴及乘车人常开书当场死亡，王世菊经抢救无效死亡，乘车人常吕华、朱芬芬、黄启娥、唐正云、常吕伦、常吕付不同程度受伤，车辆严重受损的交通事故。2011年12月22日，经赫章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谢琴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其余乘车人均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常吕伦在水城矿业（集团）总医院用去医药费780.00元，原告黄啟娥自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1月18日在水城矿业（集团）总医院住院治疗40天，诊断为：1.失血性休克；2.腹腔脏器损伤；3.右侧多发肋骨骨折；4.右胫腓骨远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5.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6.右肱骨干骨折；7.右中指指屈肌腱断裂。用去医疗费用31635.01元。2012年11月20日，原告黄啟娥向法院提出对其伤残等级、后期医疗费用、营养期限、护理期限进行鉴定的申请。经法院委托，2013年1月22日，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1、被鉴定人黄啟娥因交通事故致右侧尺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肱骨干骨折经治疗后，现遗留右上肢活动功能部分丧失。该损伤构成九级伤残。2、被鉴定人黄啟娥因交通事故致升结肠挫伤并多处浆膜层破裂，并予升结肠破裂修补。该损伤构成十级伤残。3、被鉴定人黄啟娥因交通事故致右胫腓骨远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经治疗后，现遗留右下肢活动功能部分丧失。该损伤构成十级伤残。4、被鉴定人黄啟娥因交通事故致右胫腓骨远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经治疗后，现遗留双下肢不等长。该损伤构成十级伤残。二、被鉴定人黄啟娥后期医疗费用为6880.00元至8600.00元之间。三、黄啟娥所受损伤的营养期限为150日，护理期限为120日。用去鉴定费1900.00元。原告常吕伦、黄啟娥系夫妻，均是赫章县城关镇新桥村农民，黄啟娥定残时42岁，其与常吕伦共生育三个孩子，长女常飞（生于1994年12月15日）、长子常远（生于1998年5月26日）、次子常帅（生于2000年6月2日），黄啟娥发生交通事故时分别为17岁、13岁、11岁。谢琴和被告杨国昌是夫妻关系，肇事车系夫妻共同财产，谢琴已经在事故中死亡。 原审认为：本案中，肇事车辆是在被告杨国昌与谢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车辆所有人虽然登记为谢琴，但该车属杨国昌与谢琴的共同共有财产。事故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谢琴从事非法营运所致，谢琴从事非法营运的目的是为夫妻共同生活谋取利益，并不违背夫妻共同意愿。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夫妻双方应共同对此行为负责。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应从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两个方面考量。所谓运行支配，即谁对机动车的运行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而运行利益的归属，即谁从机动车运行中获取运行利益。作为共有人之一的谢琴在非法营运中因交通肇事所负的侵权之债，应当由全体共有人即杨国昌与谢琴共同承担。对被告杨国昌主张该车属于谢琴个人所有，对谢琴从事非法营运并不知道，谢琴从事非法营运并非是为了家庭生活，因此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因被告杨国昌负有责任举证证明不属夫妻共同债务而属谢琴个人债务，其未举证证明双方无购车合意，亦未举证证明涉案车辆非法营运受益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谢琴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故被告杨国昌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常吕伦、黄啟娥明知谢琴的车辆为非法营运车辆而乘坐，二人对损害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由原告自行承担20%的责任，被告杨国昌承担80%的责任。常吕伦的损失为医疗费780.00元。黄啟娥的损失为：1、医疗费31635.01元；2、误工费11797.65元，因黄啟娥系农业户口，其赔偿标准按照2011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23923.00元/年计算，误工时间因医疗机构未出具相应证明，根据原告黄啟娥的受伤情况酌定支持180天，则误工费为23923.00元/年÷365天×180天=11797.64元；3、护理费7865.10元，黄啟娥住院期间主要由其丈夫常吕伦护理，常吕伦系农业户口，护理费标准按照2011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23923.00元/年计算，护理期限根据鉴定结论为120天,则护理费为23923.00元/年÷365天×120天=7865.1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00元（30.00元/天×住院天数40天）；5、营养费4500元（30元/天×营养期限150天）；6.后续治疗费6880.00元；7、残疾赔偿金27396.04元，因黄啟娥系农业户口，其残疾赔偿金赔偿标准按照2011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5.35元计算，黄啟娥因本次事故造成一个九级伤残及三个十级伤残，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附录B的规定，黄啟娥的伤残赔偿指数为20%，附加指数结合原告请求酌定为6%，则残疾赔偿金为4145.35元×20年×26%=21555.82元。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常飞的为3455.76元×1年÷2人×26%=449.24元，常远的为3455.76元×5年÷2人×26%=2246.24元，常帅的为3455.76元×7年÷2人×26%=3144.74元，合计5840.2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故残疾赔偿金合计为21555.82元+5840.22元=27396.04元。8.因鉴定产生的检查费、交通费及食宿费1009元；结合原告黄啟娥去鉴定的经过及其提供的票据，赫章至贵阳的车费为135元/人，鉴定过程中由一人陪护，则产生交通费为135元/人×2人×2次+在贵阳鉴定产生交通费25元=565.00元；鉴定中产生食宿费按国家工作人员出差补助标准计算，则伙食费为30.00元/天×2人×2天=120.00元，住宿费为60.00元/天×2人×2天=240.00元，因鉴定产生检查费84.00元。对于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由于本次事故中，被告未亲自驾驶车辆，又无主观恶意，且态度诚恳，积极筹资安葬事故中死者，加之此次事故受害人数众多，被告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有限，被告也未获得经济利益，不予支持。以上黄啟娥的损失合计92282.80元。则被告杨国昌应赔偿原告常吕伦的损失为780.00元×80%=624.00元，应赔偿原告黄啟娥的损失为92282.80元×80%=73826.24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由被告杨国昌赔偿原告常吕伦医疗费624.00元；赔偿原告黄啟娥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以及因鉴定产生的检查费、交通费及食宿费等73826.24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常吕伦、黄啟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00元,鉴定费1900.00元，合计2200.00元由被告杨国昌负担。 宣判后，杨国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谢琴购买车辆系向杨桂芬和陈贵借钱购买，对此上诉人在出事后才知情，上诉人未与谢琴形成购车合意；上诉人与谢琴结婚后，贷款在朱明街上租赁了一个门面让其用于床上用品的经营，谢琴经营期间长期买卖六合彩，曾于2007年被拘留，其已在半年时间内将门面输光并欠下巨额债务，其贵Ｆ×××××3号车偶尔从事非法营运，其收入系用于偿还其所欠债务，因此，原审认贵Ｆ×××××3号车属上诉人和谢琴夫妻共同财产，谢琴从事非法营运的目的是为夫妻共同生活谋取利益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将上诉人列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对本案交通事故并无过错，应改判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因本案交通事故10%的赔偿责任。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常吕伦、黄啟娥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虽原审判决答辩人承担20%的责任无事实依据，误工费标准及误工期计算有误，不支持答辩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当，但考虑上诉人赔偿能力，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事实及证据与原审认定无异。 本院认为贵Ｆ×××××3号车的登记车主虽为谢琴，但该车是谢琴与上诉人杨国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因此，原审认定该车属上诉人杨国昌与谢琴二人夫妻共同财产符合法律规定，该车是否谢琴借钱购买不能否定该车属上诉人杨国昌与谢琴夫妻二人共同财产的事实。上诉人在本案2013年2月1日及2015年11月25日开庭审理时均未提及谢琴从事非法营运系用于偿还其购买六合彩所欠的债务，此次二审主张谢琴从事非法营运系用于偿还其购买六合彩所欠的债务不符合常理，且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诉人杨国昌主张谢琴驾贵Ｆ×××××3号车从事非法营运利益是用于偿还其购买六合彩所欠的债务的理由不予采信，原审认定谢琴驾贵Ｆ×××××3号车从事非法营运的目的是为夫妻共同生活谋取利益，并不违背夫妻共同意愿，从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杨国昌应对谢琴从事非法营运造成的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结合常吕伦、黄啟娥乘坐明知是无营运资质车辆之过错程度，判决由常吕伦、黄啟娥承担20%的责任，上诉人杨国昌承担8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其对被上诉人常吕伦、黄啟娥受伤无过错，其只应承担常吕伦、黄啟娥二人损失10%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杨国昌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杨国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孝春 审判员  喻 智 审判员  罗 珣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  任云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