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桂民申字第167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覃柳金，男，1960年12月21日出生，壮族，住桂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琼，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韦明，男，1963年5月6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伟良，广西冠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深圳市采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中浩工业城单身宿舍*栋*座第*层304。法定代表人：高旭军，该公司执行董事。一审第三人：桂林市锦鸿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桂林市崇善路**号*层。法定代表人：郝惠平，该公司总经理。一审第三人：桂林财富商业城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桂林市漓江路**号。法定代表人：郝惠平，总经理。再审申请人覃柳金因与被申请人韦明，一审被告深圳市采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兰公司），一审第三人桂林市锦鸿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鸿升公司）、桂林财富商业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市民二终字第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覃柳金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韦明提交的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检察院南市兴检刑不诉（2012）32号不起诉决定书和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南检控申复决（2012）9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主张其与覃柳金之间的股权交易存在胁迫，但检察机关的文件所载内容并非是对事实的记载，而是检察机关对之前发生情况所作的审查判断。所以韦明主张覃柳金胁迫其签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仍需在审判阶段举证，在韦明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情况下，法院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二）韦明曾积极促成股权交易，本案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不违背其意思表示。1.2011年7月3日，韦明与覃柳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载明“如覃柳金不支付股权转让金，本协议作废”。同日，韦明与采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载明“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给转让方，本协议生效”。可见在韦明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之时，合同尚未生效，双方签订合同后的次日上午，韦明自行赴建设银行青山分行开设银行账户，并将账户信息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告知覃柳金，同时，韦明将其身份证复印件放置合同签署地点之酒店前台给覃柳金，用以办理韦明与采兰公司之间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嗣后，韦明及时通过银行账号查询股权款项到账信息，将采兰公司支付的20OO万元股权转让款从其收款帐户转移至其另外的银行账户，并占有控制使用至今。2.在本次讼争股权交易之前，韦明曾通过自由处分将其所持有的45%股权全部转让给广西中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海公司），股权转让对价为2100万元。相比较而言，韦明向采兰公司出售股权之价款为30OO万元，相对于中海公司溢价近5O0万元，韦明宁愿低价出售而不愿高价转让的说辞与常理相悖，明显违背商业交易习惯。以上事实表明，韦明自愿订立并积极履行涉案合同，而且结合其占有使用22OO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多年之久的事实，足以推翻其所谓因胁迫而订立合同之言辞的真实性。（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后之返还，系指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对此有明确规定，民法通则亦规定，返还系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而本案判决覃柳金返还的30%股权，其中10%股权系覃柳金原始取得，持股时间早于与韦明股权转让时间之前，且与涉案股权交易无关，另2O%股权系覃柳金通过民事调解书确定受让锦鸿升公司股权取得的。无论覃柳金与韦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如何，覃柳金并未因该合同取得任何财产，所以不存在返还的法律依据。2.韦明主张覃柳金以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变更或撤销。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合同无效。二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审理本案，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四）二审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审理，程序违法。1.二审判决认定采兰公司所持45%股权系代覃柳金持有，覃柳金实际持有财富公司100%股权错误。采兰公司是通过支付对价取得韦明45%股权的，不存在代覃柳金持股的事实。2.二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的民事行为无效并判令返还股权，但对于韦明已经取得的股杈转让款却未判令返还，令人困惑。同时，在判决书中亦未释明返还股权转让款，程序违法。覃柳金与韦明未订立股权交易契约，也未依合同取得股权和支付价款，因采兰公司已将股权转让给锦鸿升公司，而二审法院却判令覃柳金、采兰公司返还股权。由此可见，按二审判决之结果，无论覃柳金还是采兰公司欲取回已支付钱款均存在事实及法律上难以克服之障碍。二审错误判决已经造成各方民事交易关系的严重错乱，进退失据，应予纠正。故申请再审本案，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再审改判驳回韦明的全部诉讼请求。韦明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是侵权纠纷而不是合同纠纷正确。南宁市两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和《申诉复查决定书》已经明确认定覃柳金等人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因覃柳金等人的行为侵害了韦明的股权利益，本案属于侵权纠纷，而不是合同纠纷。（二）二审判决认定覃柳金和采兰公司是共同侵权行为人正确。2011年7月3日，覃柳金等人强迫韦明与覃柳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由覃柳金出具《指定确认书》指定采兰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指定确认书》的内容表明，覃柳金强迫韦明与采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真正“受让人”是覃柳金，采兰公司只是代覃柳金接收韦明的股权而已，但采兰公司在其中起到了协助覃柳金侵占韦明股权的作用，所以采兰公司与覃柳金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人。（三）关于财富公司的股权是特定物还是种类物的问题。本案中，财富公司的股权相对于其他公司的股权而言是特定物，但对财富公司股权内部而言，是可以用数量加以计算的，因为每位股东所持股权的性质是相同，所以又是种类物。（四）关于覃柳金和采兰公司是否应将股权返还给韦明的问题。采兰公司将财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锦鸿升公司之前，覃柳金实际上是占有财富公司100%股权的。2011年7月3日，财富公司股权持有人分别为覃柳金55%，韦明45%。2011年7月4日，覃柳金将韦明的45%股权强行过户到采兰公司名下后，变成覃柳金持股55%，采兰公司持股45%。如前所述，采兰公司所持45%股权是代覃柳金接收的，此时覃柳金实际占有财富公司100%的股权。2011年7月15日，覃柳金将45%的股权转给采兰公司代持，变成覃柳金名下股权为10%，登记在采兰公司名下股权为90%。2011年12月18日，采兰公司、覃柳金与锦鸿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采兰公司转让70%股权给鸿升公司，在锦鸿升公司提交的收据中，锦鸿升公司支付的3265.5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由覃柳金收取，采兰公司没有收取一分。2013年1月10日，采兰公司、覃柳金与锦鸿升公司在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达成的（2013）星民初字第120号《民事调解书》，采兰公司将持有财富公司90%的股权变更至锦鸿升公司名下，然后由锦鸿升公司将20%的股权变更至覃柳金名下。从上述《指定确认书》到覃柳金、米兰公司与锦鸿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然后由覃柳金收取股权转让款，再到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的（2013）星民初字第120号《民事调解书》的事实看，覃柳金实际占有财富公司100%的股权。由于财富公司内部股权是种类物、流通物，韦明诉请覃柳金、采兰公司返还同等数量的股权并不是特指某时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所以覃柳金应将同等数量的股权返还给韦明，覃柳金也可以向其他股东购买同等数量的股权返还给韦明，采兰公司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应与覃柳金共同承担返还股权的义务。另外，锦鸿升公司取得财富公司70%股权的行为并非善意取得，如果覃柳金、采兰公司未能全部将45%返还股权给韦明，韦明可就未能返还部分另行要求锦鸿升公司返还。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覃柳金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是，2011年7月3日，覃柳金等人强迫韦明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书，该行为已经南宁市两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和《申诉复查决定书》认定覃柳金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原审判决以检察院的文书为依据确定本案案由为侵权纠纷正确。覃柳金否认胁迫韦明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与事实不符。（二）关于韦明与覃柳金、采兰公司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和《申诉复查决定书》认定的事实，韦明系在被覃柳金采用胁迫手段的情况下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虽然签订协议后覃柳金支付了2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给韦明，但从韦明获得人身自由后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看，签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韦明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覃柳金主张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的理由不成立。（三）关于覃柳金、采兰公司是否应返还股权给韦明的问题。本案事实表明，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后，覃柳金以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出具《指定确认书》，指定采兰公司与韦明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从《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以及《指定确认书》的内容看，覃柳金实质上是通过强迫交易的不法行为剥夺韦明45%的股权后，将该股权登记在采兰公司名下。而采兰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主体，其在支付巨额股权转让款之前却没有与韦明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也没有对韦明的身份信息以及签名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显然违背常理。因此，采兰公司名下45%的股权实质是代覃柳金所持，覃柳金、采兰公司通过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3）星民初字第120号《民事调解书》将财富公司90%的股权变更至锦鸿升公司名下，再由锦鸿升公司将20%的股权变更至覃柳金名下的行为，属恶意处分韦明合法持有的股权，故采兰公司与覃柳金是本案的共同侵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在韦明没有过错情况下，二审判决覃柳金和采兰公司向韦明返还财富公司30%的股权，并协助韦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无不当。综上，覃柳金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覃柳金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黄 邦 业代理审判员 韦 荣 龙代理审判员 张 国 华二○二○一六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欧阳胜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