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民终71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武汉经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产业园*栋*层。法定代表人：李国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海虹，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梅金安，湖北光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定菊。委托代理人：石言才，系王定菊之夫，特别授权代理。一审被告：名幸电子（武汉）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神龙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名屋佑一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骏，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武汉经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定菊、一审被告名幸电子（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幸电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经开民初字第01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理终结。王定菊一审时诉称：王定菊于2013年6月19日到经开物业公司工作，被派往名幸电子公司从事保洁员工作，工作时间从每天的下午四点到次日凌晨七点，月工资人民币2，600元左右。王定菊在经开物业公司、名幸电子公司工作期间，经开物业公司、名幸电子公司均未与王定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费。2014年6月7日，王定菊在工作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导致右膝盖受伤，至今一直在医院治疗，经开物业公司、名幸电子公司均未向王定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王定菊自2013年6月19日到2014年11月3日一直在经开物业公司、名幸电子公司的管理和支配下工作，并由经开物业公司按月以现金方式发放工资，王定菊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准时打卡上下班，工作期间佩戴工牌，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在双方纠纷仲裁期间，仲裁委员会以超过仲裁时效不予受理仲裁请求，王定菊认为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的，王定菊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并自此计算一年仲裁时效，现王定菊依法请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及支付相关经济待遇，并未超过时效。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名幸电子公司从2013年10月17日至2014年11月3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经开物业公司、名幸电子公司支付王定菊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11月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28，600元（2，600元／月×11个月）；3、经开物业公司、名幸电子公司按照工伤标准对王定菊2014年6月7日所受伤害进行赔偿。经开物业公司一审时答辩称：1、王定菊主张工伤待遇，必须以工伤认定为前提，本案中因王定菊尚未进行工伤认定，其要求赔偿工伤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2、因王定菊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符合劳动合同签订的主体资格条件，双方不应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了劳务协议，因此经开物业公司与王定菊不存在劳动关系且不应该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王定菊的全部诉讼请求。名幸电子公司一审时答辩称：名幸电子公司与经开物业公司系劳务外包合同关系，名幸电子公司将劳务作业外包给了经开物业公司完成，经开物业公司安排包括王定菊在内的人员完成承包内的工作，名幸电子公司与王定菊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故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名幸电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子产品零部件设计、生产、加工、组装、销售及相关技术、设计转让的有限责任公司，经开物业公司是一家从事物业管理服务、设备设施的管理与维护、环境绿化、保洁及相关区域内公共秩序的管理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2月24日，名幸电子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与经开物业公司作为合同乙方签订了清洁保洁承包合同一份，合同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约定甲方将厂区及员工宿舍、制造车间及办公区域、维修人工等项目委托乙方完成，乙方自主聘用和调用工作人员，其招牌、考勤、日常管理、薪金福利均由乙方负责，其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自身或者第三者人身伤害事故，由乙方负责处理，由此产生的劳动法律责任或承担民事（刑事）责任，均与甲方无关，乙方指派符合资格的人员驻甲方处理日常事务，乙方应确保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乙方员工年龄都在18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乙方必须保证乙方工作人员的作业安全，设置必要有效的劳动保护安全设施。2013年6月，王定菊入职经开物业公司，经开物业公司按照当月发放上月工资的方式，从2013年7月开始向王定菊发放工资至2014年8月。王定菊在经开物业公司工作期间，被派往名幸电子公司从事清洁工工作。经开物业公司庭审中提交一份王定菊2014年2月24日签字的劳务协议，载明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协议约定劳务报酬佣金标准为人民币1，300元／月，协议未约定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休时间、社会保险等内容，王定菊当庭陈述该协议落款处签名非王定菊签署。庭审中王定菊陈述，2014年6月7日晚上22点左右，王定菊在名幸电子公司清理柜子过程中，滑倒摔伤，并于次日到医院就诊。2014年7月31日，经开物业公司就王定菊在名幸电子公司所受伤害作出《处理意见书》，载明：1、王定菊2014年6月实际工作6天工资人民币624元，病假19天工资人民币790元，累计发放2014年6月工资人民币1，414元；2、2014年7月按病假发放80%工资人民币1，040元；3、考虑到王定菊年纪较大，建议完全恢复后再行工作并将岗位保留至王定菊完全恢复，但王定菊反映家庭困难要求尽快上岗并提出自2014年8月1日恢复工作，若因恢复工作后造成二次伤害由王定菊自行承担不利后果；4、若2014年8月1日未到岗，按旷工处理。王定菊在该处理意见书上签名并书写“同意处理意见2014年7月31日”。2015年5月26日，王定菊向武汉市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令：1、确认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从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11月3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经开物业公司支付王定菊2013年6月19日至2014年11月3日期间双倍工资人民币28，600元。武汉市汉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王定菊的仲裁申请超过法定时效，作出汉劳人仲不字（2015）第1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王定菊仲裁请求。王定菊不服该决定，法定期限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诉予判。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11月3日，王定菊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与经开物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不经（2014）第1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王定菊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请求确认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自2013年6月19日起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于2015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2月12日作出（2015）鄂武经开民初字第004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自2013年8月16日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判决已于2015年3月16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4月10日，王定菊向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当日向王定菊发出《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通知书》，要求王定菊于2016年6月6日前补充提交2014年6月7日受伤期间劳动关系证明。王定菊未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名幸电子公司法律责任的问题。在本案中经开物业公司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而从名幸电子公司提交的与经开物业之间的清洁、保洁承包合同看，系名幸电子公司将其厂区、办公区、宿舍区内的保洁工作委托经开物业公司独立完成，名幸电子公司与王定菊之间无用工法律关系。虽在名幸电子公司、经开物业公司之间的清洁、保洁承包合同中约定了名幸电子公司对经开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和管理权限，但相关管理行为均不指向劳动者本人的劳动行为，而是为确保经开物业公司提供的保洁服务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并确保名幸电子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故对名幸电子公司与王定菊不存在劳动或劳务上法律关系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而且王定菊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确认、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及工伤保险待遇的三项诉讼请求均属于用人单位责任，与用工单位无关。此外，王定菊庭审中提到名幸电子公司办公区域地面湿滑等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对王定菊伤害发生具有过错的意见，若王定菊主张的事实成立，名幸电子公司的相关法律责任应在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下予以处理，而不能在本案劳动法律关系的诉讼中主张权利。二、关于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基于此前王定菊就双方之间2013年6月19日起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一审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确认双方2013年8月16日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在本案中系根据王定菊就2013年10月17日之后是否继续存在劳动关系新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根据在案证明即经开物业公司提供的王定菊的工资表，最迟在2013年10月起，经开物业公司与王定菊即存在事实上的用工关系。因王定菊出生于1963年10月17日，至2013年10月16日已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开物业公司抗辩称自2013年10月17日起，因王定菊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不符合劳动合同主体资格，故双方不能再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而在本案中，虽王定菊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但并未领取养老保险或者退休金，在此情况下，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之规定，将双方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劳务关系，是本案进一步审查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禁止用人单位招录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但并未禁止招录、使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而且在我国经济社会尚处于发展阶段，大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尚在继续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单纯以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标准否定劳动关系的成立，于法无据，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退休时可享有养老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可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当然导致劳动关系终止，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不是以退休作为认定是否属于劳动关系的标准相吻合；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2010）行他字10号］中“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的答复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持肯定意见。综上，一审法院对经开物业公司以王定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不具备劳动合同主体资格进而认为双方2013年10月17日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王定菊2013年10月17日之后继续在经开物业公司监督、管理和支配下从事劳动并获得了经开物业公司支付的劳动报酬，双方劳动关系继续存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经开物业公司应对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终止举证证实，在本案庭审中，经开物业公司提交了王定菊的工资表，但对应工资表是记载月份当月工资还是当月发放的上月工资，工资表载明2014年7月工资为人民币1，040元，与双方提交的《处理意见书》记载的7月份工资金额一致，因此，应认定工资表上记载的工资为对应月份当月工资，而在该工资表中，经开物业公司还向王定菊发放了2014年8月份全勤工资人民币2，600元，与王定菊庭审中陈述2014年9月8号到11号期间发放过八月份工资人民币2，600元一致，故在案证明显示双方劳动关系最早可能终止于2014年8月31日；但本案在考虑劳动关系终止的问题上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即在本案中王定菊确有在名幸电子公司受伤的事实，该伤害是否构成工伤尚未作出认定，在有导致劳动关系强制保留的一定伤残等级的工伤事实可能性未排除前，无法就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进行判断，故仅在在案事实确立和王定菊主张的范围内确认双方在本案中劳动关系起始于2013年10月17日。三、经开物业公司是否依法与王定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在合同中载明双方当事人基本信息、合同起止期限、劳动报酬、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休时间、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法定基本内容，未按照上述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自用工满一个月的次日起至用工满一年的前一日止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差额，本案中，虽然经开物业公司与王定菊签订了一份劳务协议，但从庭审中经开物业公司的抗辩陈述看，其不认为该协议属于劳动合同，且审查认为该协议除双方当事人信息及基本薪酬进行约定外，其他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而为劳动合同法强制要求的内容并未书面约定进该劳务协议，即使王定菊不提出该协议签名真实性抗辩，该协议也不具备劳动合同的效力。在此之外，经开物业公司并未提交其他双方签署的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证据，一审法院认为经开物业公司未与王定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虽本案查实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起于2013年10月17日，但在一审法院另案生效判决中已确定双方2013年8月16日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自2013年8月16日起至双方劳动关系最早可能终结的2014年8月31日，双方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下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时间超过了12个月，王定菊请求支付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在案最能证实王定菊工资标准的证据系经开物业公司提供的工资表，该工资表中2014年7月工资低于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在考察王定菊工资水平时按照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补足至1，300元，2014年8月份工资显示为人民币2，600元，王定菊当庭陈述因未全勤退还了人民币260余元，故在考察王定菊工资水平时将2014年8月工资扣减人民币260元予以剔除，综上，王定菊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工资总额为人民币28，154元【2，600＋2，500＋2，500＋2，500＋2，600＋2，600＋2，600＋2，600＋2，600＋1，414＋1，040＋（1，300-1，040）＋（2，600-260）】，月均工资为人民币2，346.17元（28，154元÷12个月），故经开物业公司应支付王定菊2013年9月16日至2014年8月14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25，807.87元（2，346.17元／月×11个月），王定菊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四、关于王定菊本案诉请经开物业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因王定菊在诉前仲裁阶段尚未就工伤保险待遇提出仲裁请求，且王定菊已经向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需要向工伤认定行政部门补充提交的材料仅为伤害发生时双方属于劳动关系的证据，因此，在工伤行政部门未就工伤构成及劳动能力作出鉴定结论之前，或工伤行政部门无法就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决定之前，对王定菊诉请的由经开物业公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不予处理。五、关于王定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时效的问题。王定菊在本案中提出了确认劳动关系、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及工伤保险待遇，上述评述仅支持其劳动关系确认和双倍工资差额两项，因此关于时效的评述也仅针对劳动关系确认和双倍工资诉请，对工伤保险待遇时效问题不予评述。本案中王定菊诉请对双方劳动关系的确认，系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事实的认定，该项诉请为确认之诉，非债权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请求对事实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虽然由于仲裁前置程序与普通民事案件有不同期限的仲裁申请时效期间，但二者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范围一致，即时效制度不适用于对事实的确认之诉，故本案中王定菊请求确认与经开物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诉请不受诉讼时效制度限制。而王定菊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诉请必须以双方实施劳动关系的确立作为先决条件，在双方事实劳动关系未被确立之前，无法确定经开物业公司是否负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不足以认定侵犯了王定菊的权利。因此，本案中王定菊向经开物业公司主张2013年10月17日至2014年11月3日期间劳动权利的诉讼时效原则上应从关于双方2013年10月17日之后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生效后开始计算一年，主张2013年10月16日之前的劳动权利的诉讼时效原则上应从（2015）鄂武经开民初字第00475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即2015年3月16日起开始计算一年，王定菊于2015年5月26日就双倍工资差额提起仲裁，并未超过法定时效；更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之规定，王定菊追诉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时效应自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一年内提出；在本案中，一方面经开物业公司并未举证证实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另一方面王定菊所受伤害构成工伤的可能性尚未被排除，在构成工伤的情况下劳动关系将会出现一定期限或长期的存续；而即使王定菊所受伤害不构成工伤，从经开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看，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之间劳动关系最早的解除时间也是在2014年8月，王定菊于2015年5月26日提起劳动仲裁，也未超过法定仲裁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七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项）、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自2013年10月17日起继续存在劳动关系；二、经开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定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25，807.87元；三、驳回王定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经开物业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定菊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为：一、2013年10月16日以后经开物业公司与王定菊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王定菊于2013年8月16日到经开物业公司，离法定退休年龄仅两个月，故经开物业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而且在2014年2月24日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签订了《劳务协议》，确定了双方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经开物业公司支付王定菊双倍工资25，807.87元不当，因王定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劳动关系终止，故追索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时效应从2013年10月16日开始计算一年，故其主张双倍工资已过法定时效，即使未过时效，从王定菊入职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只有2个月的时间，按照法律“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的规定，经开物业公司向王定菊支付两倍工资的时间仅为一个月，且应当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计算。王定菊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经开物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被告名幸电子公司辩称，其与本案无关联。经查，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双方当事人申请对经开物业公司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24日的《劳务协议》上王定菊的签名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所作出鄂中司鉴（2016）文鉴字第071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劳务合同》上王定菊的签名倾向是石言才所写，不是王定菊本人所写。经开物业公司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王定菊不认可该鉴定结论，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上述意见书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王定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劳动关系是否自然终止；二、案涉《劳务协议》的效力问题；三、经开物业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该工资的数额问题。本院对上述焦点问题评析如下：一、关于王定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劳动关系是否自然终止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赋予了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享有对劳动合同的终止权，但该终止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用人单位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形成的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因为法律并未规定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年龄不得高于法定退休年龄，只要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均能成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关系的终止，而是以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因王定菊为进城务工农民，未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故王定菊无所谓何时退休，其在年满50周岁后仍为适格的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主体。二、关于案涉《劳务协议》的效力问题。经鉴定，经开物业公司所提供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2月24日的《劳务协议》上王定菊的签名为其丈夫石言才所签，经开物业公司并未提交能证明王定菊有授权石言才签订上述协议的证据，故本院对该《劳务协议》的效力不予认可。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之间2013年8月16日起至2013年10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王定菊2013年10月17日之后继续在经开物业公司的监督、管理和支配下从事劳动并获得了经开物业公司支付的劳动报酬，其所付出的实际劳动、接受的管理与得到的劳动报酬与之前并无二致，故王定菊在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期间与经开物业公司之间为劳动关系。三、关于经开物业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定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该工资的数额问题。因王定菊与经开物业公司2013年8月16日至2014年8月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经开物业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故经开物业公司应当支付王定菊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之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依照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王定菊在上述期间内月均工资为2，346.17元，故一审法院认定经开物业公司应当支付王定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5，807.87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经开物业公司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效力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武汉经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经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2000元，由王定菊自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劢君审判员  何义林审判员  褚金丽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何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