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9民终3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忠芳，男，197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委托代理人：曹扬波，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金瓯，女，1969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棱县，委托代理人：周龙先，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惠和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大坦小组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李金瓯，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周龙先，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春宇，男，197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上诉人刘忠芳因与被上诉人李金瓯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惠和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惠和公司）、王春宇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民二初字第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金瓯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0年3月30日，李金瓯、王春宇与刘忠芳、蔡志强、黎勇飞协商确定共同开办一家家居用品生产工厂，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后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协商由李金瓯全部出资，刘忠芳与王春宇作为公司的实际运作管理人员，成立一家家居用品生产工厂。为简化工商登记工作，同时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要有两名股东的要求，三方同意，由李金瓯全部出资500000元作为拟成立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中，李金瓯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出资为300000元，占比60%，刘忠芳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出资为200000元，占比40%。刘忠芳的出资实际由李金瓯承担。2010年4月29日，三方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了惠和公司，经营范围为产销日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工商部门登记的情况为李金瓯为公司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刘忠芳为公司监事，但实际刘忠芳为公司运营的经理。为明确三人的权利义务，李金瓯、刘忠芳、王春宇于2010年7月2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李金瓯作为项目的投资人，刘忠芳、王春宇作为项目运作方，其中具体运营由王春宇完全负责，刘忠芳协助配合；李金瓯占股70%，王春宇与刘忠芳各占15%；合同第三条第五款约定，王春宇和刘忠芳如未能为公司效力三年而离开公司，则取消其所占股份的所有权，但在职期间公司利润仍按其所占股比分配，满三年后，如因个人原因友好离开企业，并保证不再从事该行业，可仍享有所配股权，否则一律收回。刘忠芳在公司任职期间，于2013年11月26日与其配偶巫燕丹二人共同成立了东莞市吉丽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丽公司），经营范围为销售：日用品；产销、研发：日用品（另设分支机构经营）。该经营范围包含在惠和公司的经营范围之内，实际经营的产品与惠和公司的一致，属同类经营。同时，刘忠芳利用掌握惠和公司产品信息和公司厂区、车间情况的便利，将惠和公司的产品及厂区、样品房进行拍照，在未经惠和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用于吉丽公司用于网络宣传，进行商业谋利，谋取原属于惠和公司的商业机会。由于吉丽公司不具有生产能力，为获得货源，谋取差价，在未经惠和公司股东会同意的情况下，与惠和公司进行交易，再转卖谋利。刘忠芳的行为，违反了与李金瓯之间协议的约定，侵害了惠和公司的利益，导致惠和公司一直经营亏损。但刘忠芳还向李金瓯发出律师函，提出无理要求。李金瓯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1.刘忠芳将其持有的惠和公司40%股权（刘忠芳名义出资2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40%，实际出资0元）以0元价格转让至李金瓯名下，并立即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刘忠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刘忠芳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第一，刘忠芳持有的惠和公司的股份合法有效。惠和公司成立之前，刘忠芳即已经营桌布生意，具备经营该生意所有条件，只是缺乏资金，所以规模较小。李金瓯当时是刘忠芳的客户，李金瓯资金充足，但是不懂该生意。后来李金瓯提出与刘忠芳合作，由李金瓯投资现金，其他的经营管理如业务、生产等全部由刘忠芳负责，所以双方都必须占有一定的股份，因此双方成立了惠和公司。李金瓯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刘忠芳的出资是经过验资的，并且在工商部门合法登记，合法有效。第二，刘忠芳销售公司产品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和协议的约定，李金瓯要求0元收购刘忠芳股权的要求没有任何依据。刘忠芳于2013年11月成立了吉丽公司，该公司主要由刘忠芳的妻子巫燕丹打理。该公司只是为了在阿里巴巴销售惠和公司的产品而设立的。吉丽公司只销售不生产，主要做网络销售，而惠和公司作为厂家主要以批发为主。刘忠芳销售惠和公司的产品是经过惠和公司同意的，李金瓯和王春宇都是知道的，李金瓯提交的销售清单可以证明。刘忠芳从惠和公司购买的产品都是通过合法正常的途径进行的，每张单据上都有业务员、仓管、财务的签字，部分销售单还有王春宇的签名，单据上清楚写明客户名称，销售价格也是正常的价格，且交易持续近两年。吉丽公司不是经营与惠和公司相同的业务，只是惠和公司的一个代理商。吉丽公司作为销售商，不但不会对惠和公司构成竞争，反而帮助惠和公司销售产品，对惠和公司有利无害。吉丽公司销售的桌布全部都是惠和公司的产品，为了让顾客更了解惠和公司的产品，同时也帮惠和公司做宣传，所以使用惠和公司的产品图片以及厂房图片，因为买方一般要求看到厂家才会放心。因李金瓯与刘忠芳经营理念不同，李金瓯在盈利的情况下一直不按照约定给刘忠芳分红，所以刘忠芳才不得不产生退出惠和公司的想法，并给惠和公司和李金瓯发出律师函。第三，刘忠芳可以将股份转让给李金瓯，但李金瓯应当支付相应对价。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李金瓯的诉讼请求。惠和公司、王春宇对李金瓯的诉讼请求没有意见。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惠和公司是于2010年4月2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显示：注册资本500000元，李金瓯出资300000元占股60%，刘忠芳出资200000元占股40%，李金瓯为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产销日用品、化工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货物进出口。惠和公司的实际投资情况与工商登记的并不一致，实际是由李金瓯投资4500000元成立，王春宇和刘忠芳负责具体运营。验资时刘忠芳的出资来自于李金瓯4500000元投资款中，刘忠芳实际未投入资金。2010年7月2日，李金瓯作为甲方与王春宇、刘忠芳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确定。合作协议中约定：李金瓯为项目投资人，乙方为项目运作方；项目投入4500000元；合作股份分配为甲方占70%，乙方占30%（王春宇和刘忠芳各占15%）；如企业发展需要，投资人追加投资，配股比例保持不变，是否追加投资，由投资人决定；李金瓯的原始投资和追加投资所有权永久归李金瓯所有；第三项第五款约定王春宇、刘忠芳二人如未能为公司效力三年而离开公司，则取消其所占股份的所有权，但在职期间公司利润仍按其所占股比分配，满三年后，如因个人原因友好离开企业，并保证不再从事该行业，可仍享有所配股权，否则一律收回；甲方享有对公司各项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前三年，每年度企业利润的70%将作为企业发展资金，股东只能分配其中的30%，之后根据企业资金实际情况再作调整；李金瓯为法人代表，具体运营由王春宇全面负责，刘忠芳协助配合，法人保留对二人的重新任用或开除的权利，重新任用的工资按新岗位执行，被开除的权益按协议的第三项第五款执行。后各方按照上述协议合作经营惠和公司。在合作经营惠和公司过程中，刘忠芳于2013年11月26日与巫燕丹出资设立吉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吉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经营范围为销售日用品，产销、研发日用品。刘忠芳设立的吉丽公司向惠和公司采购产品，惠和公司销售清单上客户名称显示“吉丽”，清单下方有“签字”、“财务审核”、“发货人”、“制表”几栏，“签字”一栏有刘忠芳或王春宇签名。另外，阿里巴巴网站上吉丽公司主页的产品信息使用惠和公司产品的图片，供应商信息和公司图片处使用的是惠和公司的厂区照片。刘忠芳以经营理念不合为由于2015年4月份左右离开惠和公司。另外，本案庭审中王春宇表示同意李金瓯的主张，认可惠和公司的股权全部属于李金瓯，王春宇和刘忠芳只享有15%的分红权。刘忠芳坚持认为其享有惠和公司15%股权，而并非只是分红权。上述事实，有惠和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审核表、公司章程、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任职文件、合作协议、吉丽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公司章程、任职文件。变更登记审核表、公证书、惠和公司销售清单、照片、惠和公司明细分类账、记账凭证、收据、惠和公司验资报告、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惠和公司虽然登记股份情况为李金瓯持股60%、刘忠芳持股40%，但其实质是由李金瓯负责投资，刘忠芳和王春宇负责经营而成立。三方在合作协议中对权利义务进行了具体约定，该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惠和公司内部权利义务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为公司内部关于股份的争议，应以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为依据进行认定。刘忠芳抗辩其是持有惠和公司15%股份的股东，故本案的争议问题主要是刘忠芳是否具有惠和公司15%股份的股东身份，及李金瓯要求刘忠芳将其名下工商登记的40%股份无对价地变更登记至李金瓯名下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原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虽然工商部门备案的资料显示刘忠芳经验资向惠和公司缴纳了出资，但该出资来自于李金瓯投资的4500000元，刘忠芳实际并未向惠和公司出资。故验资报告和工商登记显示不能作为刘忠芳享有股权的理由。其次，合作协议约定“如无法达到目标，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作，按本协议破产清算”、“（甲方享有）对公司各项事务的最终决策权”，故作为乙方的王春宇和刘忠芳虽然全面负责惠和公司的运营，但如甲乙双方的意见不一致，甲方享有最终决策权，甚至有权随时终止合作，表明王春宇和刘忠芳并不真正享有股东决策权。再结合刘忠芳并未实际出资的事实，以及合作协议“李金瓯的原始投资和追加投资所有权永久归李金瓯所有”、第三条第五款和“法人保留对二人的重新任用或开除的权利，重新任用的工资按新岗位执行，被开除的权益按本协议第三项中第五款执行”的约定，和王春宇关于乙方仅应享有分红权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并未赋予刘忠芳股东身份。再次，刘忠芳在合作期间，于2013年11月26日投资开办吉丽公司，吉丽公司与惠和公司经营范围均包括产销日用品。虽惠和公司销售清单上注明了客户为吉丽，但不代表惠和公司此时知道吉丽公司为刘忠芳所开办，刘忠芳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另外开办公司并与惠和公司交易的行为已经经过李金瓯或惠和公司同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刘忠芳的该行为未经李金瓯或惠和公司同意。且吉丽公司在阿里巴巴网站利用惠和公司的厂区图片作为自己的形象宣传，刘忠芳的该行为对惠和公司不利，违背了三人的合作初衷。合作协议约定满三年后，如因个人原因友好离开企业，并保证不再从事该行业，可仍享有所配股权，否则一律收回，而刘忠芳在合作期间即已作出从事同类行业以及侵害惠和公司权益的行为，依照该约定，刘忠芳亦不再享有惠和公司“所配股权”。综上所述，工商登记显示的刘忠芳名下持有的4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为李金瓯，现李金瓯要求变更工商部门的股东登记，且惠和公司也表示同意，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和合作协议的约定，刘忠芳有义务协助办理变更登记。另外，因股东变更后，将导致惠和公司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李金瓯应使惠和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忠芳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李金瓯、惠和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刘忠芳名下40%股份变更至李金瓯名下；二、驳回李金瓯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4817.36元，由刘忠芳负担。上诉人刘忠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刘忠芳的股权合法有效。1.刘忠芳的出资符合法定要件。按照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关于确定股权应当满足的条件（满足一条即可）：（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条的规定，刘忠芳显然符合股东出资的条件，刘忠芳已经通过自己的账户履行了出资义务，而且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和银行的验资程序，出资当然合法有效。2.刘忠芳的股权符合各方之间的协议约定。李金瓯本是做日用品（餐垫）贸易的，专门在国内进货销往俄罗斯。刘忠芳之前在其他公司做业务的时候李金瓯曾经从刘忠芳那里进过货，双方通过业务往来认识，李金瓯（实为李金瓯丈夫赵建宇与刘忠芳谈的，李金瓯只是名义上的投资人）之所以找刘忠芳一起成立公司，是因为后来在找刘忠芳要求进货的时候，得知刘忠芳已经没有在原公司做了，而是和蔡志强、黎勇飞一起合伙做餐垫的贸易生意。李金瓯看到他们三个人有国内销售渠道，而且会经营餐垫业务，而自己有资金却没有渠道等资源，所以才提出与刘忠芳等三人合伙开厂生产，一来可以降低销往俄罗斯的产品价格，使自己的产品更具有价格优势，二来可以开发国内业务。所以才有了和他们三人合作的事情，而王春宇只是李金瓯派过来帮忙管理公司的，因为李金瓯本人不参与管理。一审中，李金瓯也已经提到，在公司成立之前，是李金瓯、王春宇、蔡志强、刘忠芳、黎勇飞五个人签订协议拟注册涉案公司，其中李金瓯仅仅出资金，其它生产、业务、运作等都不管，而生产、业务、运作等由乙方也就是蔡志强、刘忠芳、黎勇飞负责。而蔡志强、黎勇飞和李金瓯不认识，由刘忠芳代表他们一起作为乙方，而王春宇跟李金瓯一起作为甲方，并且是代表李金瓯来管理公司的，主要是管理账目（见2010年3月30日合作协议第一条）。该协议有五个当事人，而其实只是李金瓯和刘忠芳之间的合作，40%的股权也是刘忠芳和蔡志强和黎勇飞一起享有的，所以注册的时候蔡志强和黎勇飞没有登记为股东。李金瓯之所以不让刘忠芳三人出资金而给他们股份，就是因为刘忠芳三人具有李金瓯没有而开公司生产桌布必须具备的条件，即生产、业务、管理、运作等除了资金之外的所有条件。实际上，李金瓯投了资金后没有管过任何事，都是刘忠芳一手操办的，所以才会把资金交由刘忠芳来运营，而王春宇帮助李金瓯管理财务帐。因此，即使刘忠芳没有出资，也没有经过验资和工商局的登记，其股权也是合法存在的。因为在公司注册资本符合法定要求的情况下，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数额和持有股权比例应属于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范畴。股东持有股权的比例一般与其实际出资比例一致，但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内部也可以约定不按实际出资比例持有股权，这样的约定并不影响公司资本对公司债权担保等对外基本功能实现。如该约定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股东按照约定持有的股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6号判决的案例和裁判要旨）。而且，2015年3月30日的合作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甲方占60%的股份，乙方占40%的股份。这是对各方实际所占股份的最明确的约定，如果像李金瓯在一审中所说的刘忠芳只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的需要而“代持有”股份的话，各方应当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股权实际全部归李金瓯所有，而本案的协议显然不是这样约定的，而是实实在在确定了刘忠芳的股权，并且其后的工商登记和验资也是按照该协议进行的，这足以确定刘忠芳的股份。而且如果仅仅是“代持有”的话为什么要让刘忠芳“代持有”呢？李金瓯让王春宇来持有股份同样会符合开公司需要两个股东的条件。所以李金瓯在诉状中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后来因为蔡志强和黎勇飞的退出，李金瓯觉得了刘忠芳一个人占40%的股份太多，所以双方又于2010年7月2日（工商局营业执照已经办理出来以后）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在其他条款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约定刘忠芳以后只占15%的股份，因为这同样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刘忠芳也同意现在只占15%的股份。因此，不管是法定条件，还是协议约定的条件，刘忠芳都满足了占有股份的权利，刘忠芳所占股份完全是合法有效的。在现实中的确有名义股东的情况发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之间私下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协议约定，说明用他人名义注册只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实际股权归实际股东所有，这样才能用协议来否定名义股东的权利，而本案的协议显然不是这样约定的，而是实实在在确定刘忠芳的股权。所以一审认为刘忠芳实际未出资而不享有股权是完全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改正。另外，李金瓯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刘忠芳将股份转让给李金瓯，是因为李金瓯认为刘忠芳违反了协议中的约定，李金瓯有权收回股份。这说明李金瓯也是承认刘忠芳已经合法占有了股权，只是应当收回。说明一审中刘忠芳和李金瓯都理解为刘忠芳是占有股份的，李金瓯也没有诉请确认刘忠芳的股权无效或者不存在，而一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认定刘忠芳根本不占有股份，这也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最后，刘忠芳如果没有股份，惠和公司在有盈利的情况下又没有分红，也没有约定工资报酬，那刘忠芳就是在惠和公司白做。刘忠芳会在惠和公司白做五年，这也显然不符合常理。而李金瓯之前在国内没有一个客户，现在做到年销量几千万，但是李金瓯从未参与运营和管理，不是只要拿出资金就可以凭空产生几千万的年销量的。二、原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并未赋予刘忠芳股东身份错误。原审判决以合作协议中的一些条款约定来认定该协议没有赋予刘忠芳股东身份，但是这些理解都是片面理解造成的意思曲解。如“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作，按被协议破产清算”以及“甲方享有对公司各项事务的最终决策权”。这些条款都是李金瓯起草的，都是李金瓯作为大股东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约定的，但这不能表明刘忠芳不真正享有股东决策权。“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作，按被协议破产清算”的约定出现在协议第五条第1条，意思是乙方运作工厂一年未能盈利且未能为甲方提供俄罗斯市场相关产品优势的情况下甲方可以终止并破产清算。因为李金瓯自己还在做俄罗斯市场，李金瓯与刘忠芳合作开厂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产品价格以达到其价格占有优势的目的。而实际上一年后也没有清算。而“甲方享有对公司各项事务的最终决策权”也是大股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做出的约定，这是完全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约定，现实中很多公司都有类似的约定。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它股东的股东权利。而“李金瓯的原始投资和追加投资所有权永久归李金瓯所有”的约定是在约定了李金瓯占70%的股份，刘忠芳和王春宇占30%的股份以及追加投资的约定之后，意思是不管是否追加，李金瓯的原始70%的股权不变，增加部分的所有权也归李金瓯所有。这也是大股东怕以后自己一个人增加出资后其他股东分走股权而做的一个约定，恰恰说明李金瓯只占70%的股份。所以这不能表明刘忠芳不占有股份，而实际上以后也没有追加投资。而且协议第三条中的第6条最后依据也明确约定了甲方永久保留70%的股权。这足以看出双方的真实意思，一审的错误理解是因为过于片面理解部分条款的意思而造成的。至于“法人保留对二人的重新任用或开除的权利，重新任用的工资按新岗位执行”的约定同样是作为大股东的李金瓯为了管理公司做出的对自己有利的约定，因为李金瓯常年不在公司参与管理，做出的这样的约定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里说的很清楚，是“岗位”，还有“工资”，说明这完全是关于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约定，与股权没有任何关系。而王春宇陈述仅仅享有分红权的陈述就更容易理解了，从协议可以看出，王春宇是李金瓯请过来的代表，来帮李金瓯管理公司账目的，王春宇所做出的任何陈述肯定是偏向于李金瓯的。王春宇的陈述完全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开办吉丽公司并没有违反协议约定。一审中刘忠芳已经陈述，吉丽公司只是帮助惠和公司卖产品的，自己根本不生产。协议中约定的不能从事该行业显然是从事生产同类产品与惠和公司竞争，而不是帮助惠和公司卖其生产的产品。而且约定的是离开企业后，刘忠芳开吉丽公司的时候并没有离开，还在继续经营惠和公司，所以与本条的约定完全不符。另外，惠和公司的其他代理商也都是使用惠和公司的产品图片进行宣传，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惠和公司销售产品，不可能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后果。吉丽公司就相当于惠和公司的代理商，帮助其扩大业务量，对惠和公司有利无害。而且王春宇在销售单上签字，说明其完全知道吉丽公司的情况。而王春宇否认知道吉丽公司是刘忠芳开的，也可以说明吉丽公司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代理商，跟其他代理商公司一样是从惠和公司进货，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吉丽公司损害惠和公司利益的话，那其他所有代理商也都损害了惠和公司的利益。而且，吉丽公司成立后刘忠芳每天还是在惠和公司上班，从未自己经营过吉丽公司。吉丽公司从惠和公司进货也是通过惠和公司的业务员并且按照正常程序进行业务合作的。吉丽公司只是一个淘宝店，为了在阿里巴巴上的经营需要才办理的工商登记。所以，原审判决根据这一点说刘忠芳存在损害惠和公司权益的行为，不再享有股权的认定没有任何依据，完全是错误的。四、一审判决在第9页最后一段陈述“先李金瓯要求变更工商部门的股东登记，且惠和公司也表示同意”，惠和公司是李金瓯控制的，惠和公司代理人都是李金瓯代理人叫来的同事，其肯定是同意的。综上，刘忠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二、由李金瓯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李金瓯向本院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忠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一，刘忠芳的出资不符合法定条件，刘忠芳没有真实出资，所有的出资来源都来源与李金瓯，刘忠芳只是名义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第二，根据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李金瓯享有惠和公司追加投资和原始投资的权利，刘忠芳只是享有分红权，并不是惠和公司的股东。而且根据该协议，刘忠芳离开公司三年内不得从事同业竞争，而刘忠芳离开惠和公司之后，经营同业业务，注册了吉利公司。因此，刘忠芳违反了合作协议，刘忠芳应当将股权交还给李金瓯。第三，刘忠芳在另案起诉惠和公司，在（2015）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10号中亦认定了刘忠芳不具有股东权益，该判决已生效，刘忠芳已经认定了该判决，因此该判决可以作为本案的认定依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惠和公司向本院陈述称：惠和公司同意李金瓯占公司50%以上股份，同意刘忠芳股份转到李金瓯名下。原审第三人王春宇向本院陈述称：刘忠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忠芳上诉请求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依法对上述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李金瓯、王春宇、刘忠芳2010年7月2日合作协议约定李金瓯有权随时终止合作，如因个人原因友好离开企业，并保证不再从事该行业，可仍享有所配股权，否则一律收回。上述约定对李金瓯、王春宇、刘忠芳具有法律约束力，李金瓯、王春宇、刘忠芳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忠芳于2013年11月26日与巫燕丹出资设立吉丽公司从事与惠和公司相关业务，于2015年4月份以经营理念不合为由左右离开惠和公司，属于2010年7月2日合作协议约定的李金瓯有权终止合作、收回所配股权的情形。刘忠芳拒绝按约定向实际出资人交回所配股权，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判决刘忠芳协助李金瓯、惠和公司向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刘忠芳名下40%股份变更至李金瓯名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忠芳上诉请求改判，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刘忠芳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4300.00元，由上诉人刘忠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潮辉代理审判员  邓晓畅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聂敬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