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6民初3017号原告：孙积庸，住上海市。被告：华东医院，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俞卓伟，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生，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超毅，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孙积庸与被告华东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积庸、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超毅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协商一致同意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积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华东医院赔偿医药费人民币16,252.22元（以下币种同）、营养费1,000元、护理费150元、交通费120元、手术辅材费100元、鉴定费3,500元，以上共计21,122.22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因在地段医院血检中二项癌指标超标，遵医嘱于2013年5月20日到被告华东医院住院查癌。5月23日该院季大年医师做肠镜检查，处理掉大肠7个息肉，无其他异常情况。2014年8月29日，原告再次在被告处做肠镜检查，检查出4个息肉，其中一个癌变可能。后原告转到肿瘤医院就诊，2014年10月15日确诊为高分化腺癌，剖腹割掉癌变部位大肠。原告经咨询专业医师认为，肠镜检查后再长息肉发展到癌变要很长时间，原告在前后不到1年5个月时间确诊高分化癌，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漏诊。原告于2015年1月23日至被告处投诉并多次交涉无果，也曾去过静安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予受理，故原告诉至法院。华东医院辩称，认可普陀区医学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不存在医疗过失，本病例不构成医疗损害，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患方和医方调解时，签署过协议，医院在认为治疗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同意补偿原告3，000元，对于支付的3,000元，被告保留向原告追偿的权利。对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医药费16252.22元无异议，但不应由医院承担，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手术辅材费均不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3年5月20日至被告华东医院就诊，主诉“发现CEA、AFP增高3天”收治入院，体格检查未见特殊阳性发现的记录，初步诊断：AFP、CEA升高待查。入院后验血，CEA5.1ng/ml、AFP8.3ng/ml；腹部平扫＋增强CT提示肝脏多发囊肿，右肾囊性灶，所见肠管无明显异常。5月23日行肠镜检查：大肠多发息肉，EMR切除4个，电凝摘除3个；病理诊断：（盲肠）腺瘤；（乙状结肠）管状腺瘤，伴有低级别上皮内瘤变；（降结肠）腺瘤；（直肠）管状绒毛状腺瘤。5月29日出院，据出院小结记载，出院主要诊断：肠息肉摘除术后，出院后建议“消化科随访”等。2014年9月3日复查肠镜的病理诊断记载：乙结肠灶性区域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9月26日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对患者病理切片会诊，会诊咨询意见提示“2014－18372－3（病历切片号）：管状绒毛状腺瘤，浅表部位个别腺体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原告于2014年10月10日至肿瘤医院行肠镜检查，报告提示结直肠粘膜慢性炎伴息肉EMR术，病理诊断：（距肛门60cm，EMR）高分化腺癌（来自管状腺瘤癌变），浸润至粘膜下层，病变直径5mm，未见肯定神经、脉管侵犯，病变局部紧邻基底切缘。10月27日原告因“结肠多发息肉EMR术后一年复发癌变”由肿瘤医院收治入院，10月28日在全麻下行乙状结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报告：（乙状结肠）钛夹标记处粘膜缺损，周围炎细胞浸润及多核巨细胞反应，符合EMR术后改变，未见肿瘤残余。病灶距上切9cm，距下切2cm，神经、脉管（－）。肠系膜淋巴结（0/7）、最高群淋巴结（0/1）均未见肿瘤转移。10月31日出院，出院诊断：乙结肠癌，结肠多发息肉。2015年1月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漏诊向被告投诉，被告因此与原告签订协议书，向原告补偿3,000元。诉前调解阶段，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华东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是否构成医疗损害；若构成医疗损害，其人身损害等级和医疗过错的责任程度。2016年1月22日，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作出沪普医损鉴[2015]012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专家组综合分析后认为：1、医方诊疗符合诊疗规范。患者2013年5月因CEA、AFP增高入住医方，据病史记载，体格检查无特殊阳性发现，医方完善了全面的辅助检查（血、尿、粪化验，超声检查，CT检查，内镜检查等），肠镜发现大肠多发息肉，经患者知情同意后，对多处息肉进行了EMR切除和电凝摘除，病理提示良性病变（腺瘤）。经医方观察，患者术后病情平稳，予出院，出院主要诊断为肠息肉摘除术后，并在出院小结中建议“消化科随访”等。医方对患者的诊治符合临床常规。2、医方在诊疗中，已尽谨慎义务。2014年9月患者至医方复查肠镜，病理为乙结肠灶性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病理切片送至外院会诊：提示浅表部位个别腺体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在诊断出现疑难时，医方及时寻求会诊，做到谨慎处置。3、患者2013年5月、2014年9月肠镜检查标本的病理切片，经专家阅片，同意医方病理科对该2次活检标本的病理诊断。4、患者2014年10月至外院行肠镜检查，病理诊断：（距肛门60cm，EMR）高分化腺癌（来自管状腺瘤癌变），具备乙状结肠癌根治术的手术指征，按照医疗常规，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未见肿瘤残余，上下切缘、神经、脉管、检出的淋巴结均为阴性。综上所述，本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本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原告对上述鉴定结论不服，提出书面质询，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给予书面答复：一、关于息肉瘤变的时间，及是否构成漏诊的医疗过错1、结肠癌的发生是一个演变递进过程，包括结肠粘膜上皮增生、息肉或腺瘤的产生、癌肿的形成等。相关文献报道，结肠腺瘤性息肉的发生至癌变，进程平均5－10年，其癌变危险因素与腺瘤大小、蒂的形态、腺瘤数目和生长部位、年龄均有关。老年患者，息肉越大、广基（息肉底部范围大）且多发的乙状结肠腺瘤癌变率高。患者2013年5月肠镜检查显示“大肠多发性息肉”，镜检为广基或亚蒂，病理提示“伴有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即表明患者结肠瘤已发生不典型增生，处于腺瘤癌变的进展期（高危状态），但具体癌变时间长短无法明确判定。2、目前，肠镜病理检测被认为是诊断结直肠病变的金标准，但它并非完全准确无误。一次普通的肠镜检查并不能确保对全部的结直肠粘膜观察毫无死角，即便肠道准备良好、退镜过程的观察时间足够，也不能保证查见全部的大肠息肉。且，肠镜操作并不可能摘取得到所有病变或可能存在病变的组织进行病理检测。医方内镜检查操作符合诊疗规范，已完成相应的诊疗义务（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故根据法院质证的送检材料，医方的医疗行为不构成漏诊的医疗过错。二、关于病理切片的会诊问题1、根据法院质证的送鉴材料，会诊编号为T2014－23535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外院病理切片病理学会诊咨询意见书显示“送检单位：华东医院”。基于该证据，鉴定专家组认为系医方将病理切片送至肿瘤医院会诊。2、医方病理号“2014－18372”的病理诊断报告单的病理诊断结论，与肿瘤医院会诊编号“T2014－23535”的病理学会诊咨询意见书的病理会诊咨询意见结论一致，故病理切片不管是患者或者医方携带送至肿瘤医院会诊，并不影响本次鉴定结论。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病史材料、门急诊收费票据,被告提供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及书面答复等证据为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依法予以确认。审理中，因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医疗行为是一种复杂而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动，患者出现的最终后果，往往与患者自身疾病的发展、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局限性等事实密切相关，所以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必须综合考虑：患者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该损害后果是否系被告在医疗行为中的过错行为导致、医疗过错对损害后果发生所起的损害作用比例。由于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对该上述情形作出合理判断，除依照一般常理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外，还需由相关的权威机构即医学会做出鉴定，从而科学地、理性地分析结果产生的原因。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汇集相关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是医疗损害鉴定的专业机构，本案经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认定本起医疗争议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经本院核实，鉴定报告程序合法、对医患双方的争议焦点均作出了明确分析，其鉴定意见应予采信。原告对鉴定结论存在异议，但其依据的事实和主张的观点在鉴定过程中均已作为争议要点，原告的观点并未被鉴定部门采纳，且上海市普陀区医学会对原告的观点又作出针对性的书面答复。原告陈述的理由不足以推翻鉴定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孙积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鉴定费人民币3,500元，由原告孙积庸负担。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0.7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20.35元，由原告孙积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施文璋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万健健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