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03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简永祺，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尹杰深，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钟村支行。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负责人：杨伟明，行长。委托代理人：卢坚，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管修敬，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简永祺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钟村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钟村支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1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简永祺主张其与工行钟村支行存在委托收款关系，并提供了收据一张，上载“我行暂收户主简永祺定期存单13张，共金额21380元”，落款处盖有“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业务章(1)”，“经手人”处盖有“马某”私章，落款时间为1992年10月19日。工行钟村支行对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因经办人离职，会计凭证超过保管年限已被销毁，无法核实收据的真实性，且按照规定，办理托收业务应当开具正式凭证而非收据。原审庭审中，工行钟村支行确认“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已撤并，撤并后归属工行钟村支行。对于涉案定期存单的原存款行、原存单所定利率，简文峰陈述因简永祺患有××，已无法记起当年委托事宜。原审诉讼中，工行钟村支行提供证人简某，简锡全陈述其于1988年5月至2003年12月在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工作，马某是其同事，简某不知道涉案收据的出具经过，但表示1992年期间储蓄所有托收业务，银行收到客户存单后，会开具托收凭证一式多联，而不是开具收据，因为没有托收凭证则原存款行不会付款。简永祺对简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只是反映银行办事流程，无法证明当年的事实情况。简永祺在原审时提起本案诉讼的具体请求为：工行钟村支行支付13笔定期存款的本金21380元及利息4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简永祺主张与工行钟村支行存在委托收款关系，但其提供的收据只能证明原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收取了户主为简永祺的定期存单13张，不能证明简永祺与原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异地托收关系，故简永祺要求工行钟村支行支付存款本金21380元及利息45000元，由于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简永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元，由简永祺负担。简永祺不服原审法院的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对于明显违反逻辑的事实予以认定，免除了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的违约责任。第一，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辩称，由于当年储蓄所的业务章、会计单据凭证已经销毁，所以不认可该收据的真实性，这明显不符合逻辑。有关印章和单据系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的财产而且由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保管，该证据的取得和灭失均由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自行处理，他人无权干涉。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不认可该收据，又不申请鉴定，属于举证不能，应当认可上诉人简永祺的主张。第二，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既然能找到离职13年的员工“简某”来作证，为什么不能找到同样离职的“马某”来查清事实?现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舍弃可能对其有力的证人“马某”，明显违背逻辑。唯一的可能是，“马某”的证言很可能对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不利。第三，根据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的陈述，涉案收据反映的事实有两个可能：其一、上诉人简永祺当时办理了委托收款业务，但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未有按正规流程办理委托手续，而是收了上诉人简永祺的存单，没有履行代收款和放款的义务；其二，上诉人简永祺当时办理的是委托代邮寄取款业务，1个月后己经完成取款和收款业务，委托事项完成，只是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忘记收回“收据”。可以看出，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即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违规操作，没有依照正规流程办理托收业务，没有依规定出具收单凭证，仅开具“收据”，上诉人简永祺凭该“收据”一直没办法从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处取款至今；如果是第二种可能，则系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自己的失误，自己没有收回委托凭证(收据)，导致上诉人简永祺自己取款后现在再次向其申请取款。既然债务人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已经还款，则当然要为自己的失误负责。同样的，如果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当年没有及时收回“收据”，这是一个过错，现在当然要为其自身的过错负责。“行为人要为自身的过错负责”。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法院过分加重了上诉人简永祺的举证责任。本案的唯一证据系一张23年前的“收据”，该收据载明了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收取上诉人简永祺13张存单、总金额21380元的事实，并有相关的正规盖章和经办人签章。作为上诉人简永祺，在1992年那个相对落后的时代，相信国家单位的公某，取得国家单位的盖章收据，已经是当时非常正规和完备的手续，而上诉人简永祺现在提供原件核对，已经完成了证明责任。根本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第二，原审法院免除了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的举证义务。本案的唯一证据系“收据”，如果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不认可，而查证的办法是由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提供印章和单据核对，上诉人简永祺自己没有办法从其他途径核实，原审法院应当依法调查，或者勒令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提供印章和单据核对；如果有关材料已销毁，而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又对该“收据”真实性存在异议，应该由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提出鉴定申请，对“收据”进行鉴定。现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既不申请鉴定，又不认可其真实性，原审法院应当全面核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简永祺已经证明涉案的委托合同成立，而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那么根据该规定，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应当举证证明其己经履行了放款义务，完成委托合同。并该证据系由上诉人简永祺签章或开具的收到款项的收据凭证，肯定由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保存，如果上诉人简永祺有收款，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肯定能提供相应完成委托取款义务的凭证，则无论本案“收据”是否真的是上诉人简永祺重复收款，则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都可以证明其已经完成委托义务。但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未有依法举证反驳上诉人简永祺的主张和证明其履行了合同义务，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简永祺请求本院判令：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中国工商银行广州钟村支行向简永祺支付13笔定期存款本金21380元及利息45000元。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答辩称：一、简永祺主张与工行钟村支行存在储蓄存款异地托收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简永祺仅向法院提供一张《收据》，假设该《收据》真实合法的前提下，也只能证明原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收取了户主为简永祺的定期存单13张，不能证明简永祺与原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异地托收关系。同时，按照正常的储蓄存款异地托收流程，委托行收到客户存单后，会开具一式多联的托收委托书，而不是《收据》。二、即便双方存在储蓄存款异地托收关系，也应推定工行钟村支行已完成储蓄存款异地托收手续，并向简永祺支付了相关款项。第一，《银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银行会计档案保管期分为3年、5年、15年和永久保管。其中，存、贷款开销户记录的保管期限为永久保管；会计凭证及附件的保管期限为15年。第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限届满仅涉及未结清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未了事项的原始会计资料，银行不得销毁，应单独保管到未了事项完结为止。若简永祺于1992年确实委托工行钟村支行托收存款，理应按照规定完成储蓄存款异地托收手续，但由于该事件至今已超过15年，相关会计凭证已销毁。因此，工行钟村支行无法提供相关会计凭证证明已完成储蓄存款异地托收关系。第二，虽然相关会计凭证销毁导致无法证明工行钟村支行已完成储蓄存款异地托收手续，但是其他相关证据和生活常识仍可推定工行钟村支行完成储蓄存款异地托收后续，并向简永祺支付了款项。首先，简永祺提供《收据》的落款是为1992年，记载金额21380元。对于当时来讲，个人存款2万多元属一笔较大的存款，若简永祺最终没有收到该存款，按照一般人的生活常识，其理应及时向银行主张有关权利，除非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主张，但没有证据证明简永祺因客观原因无法主张。其次，根据工行钟村支行保存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储户姓氏簿》显示，简永祺曾在原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开立了五笔定期存款账户，根据《简永祺个人定期账户开销户明细》显示，简永祺先后于1994年至1996年期间在原中国工商银行番禺市钟村人民路储蓄所开立十八笔定期存款账户，且该十八笔定期存款账户先后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注销。为此，若简永祺于1992年12月19日确实委托工行钟村支行办理储蓄存款异地托收手续且工行钟村支行没有向其付款，简永祺应当会向银行提出异议或者要求退还存单，但是简永祺在1992年至1999年不断办理银行开销户业务的期间一直没有向工行钟村支行提出异议或者要求退还存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因此，即使工行钟村支行与简永祺确实存在储蓄存款异地托收关系，但根据上文内容足以推定，工行钟村支行已完成储蓄存款异地托收手续，并向简永祺支付相应款项。三、简永祺主张权利的期间已超过二十年，依法不予保护。《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若简永祺没有收到存款，其理应及时向银行主张有关权利。然而简永祺一直没有向银行主张有关权利，且至今超过二十四年，应依法不予保护。对此主张，工行钟村支行已在一审中提出。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上诉人简永祺的委托代理人确认，其在本案诉讼中是要求被上诉人工行钟村支行支付存款而非返还存折。简永祺确认涉案存款系存在工行海南支行，工行钟村支行只是为简永祺办理托收。工行钟村支行亦确认，办理存款托收需收取委托人用以证明债权关系的凭证即存折。托收业务办理完毕后，受托人无需将存折返还给委托人。本院认为，简永祺主张其与工行钟村支行之间存在托收关系,并提交存折收据予以证实。虽然双方之间对此存在异议，但本案争议的焦点并非在于审查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委托收款关系，而是工行钟村支行是否应当向简永祺支付存款及利息。本院对于上诉人简永祺的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理由是：首先，即便简永祺与工行钟村支行之间的委托收款关系存在，简永祺仅凭工行钟村支行出具的存折收据要求工行钟村支行支付款项，不符合托收业务办理流程的规定。依据查明的事实，办理托收业务需收取委托人的债权凭证。该业务办理完毕后，受托人无需向委托人返还该债权凭证，以避免委托人双重获益。简永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工行钟村支行收取了简永祺的存折，并不能证明工行钟村支行未将托收款支付给委托人。简永祺要求工行钟村支行向其支付托收款项，必须证明工行钟村支行尚未将款项支付给简永祺，而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其次，如委托代理关系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也可以推定工行钟村支行已完成了托收业务，向简永祺支付了相应款项。一般办理托收业务时间周期并不长，如简永祺一直未能收到托收的款项，则简永祺不可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向受托人主张权利。现无证据证明简永祺曾向工行钟村支行提出过未收到款项的异议。再次，简永祺的存款并非存储于工行钟村支行，简永祺与工行钟村支行之间如系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受托方违反合同的约定未能完成委托事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继续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也应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简永祺于2016年3月15日提起诉讼，早已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现无特殊情况也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故简永祺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上诉人简永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元，由上诉人简永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琦铭审判员  王 灯审判员  庄晓峰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徐施阮吴泳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