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民终46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男，1968年5月30日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富国，男，1963年6月16日生，汉族，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河，江苏众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心竹，江苏众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华，男，1959年8月27日生，汉族。上诉人李忠因与被上诉人蒋富国、刘小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5）浦江民初字第1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蒋富国的诉讼请求；2、蒋富国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案件事实。1、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条件是其享有的债权必须在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之前就已存在。本案中，蒋富国与刘小华之间的有效债权于2013年7月合法产生，而李忠与刘小华以及南京市浦口区第三中学（以下简称浦口三中）之间有关涉案房屋的分配问题于2004年就已经明确，即分给了李忠居住，这是不争的事实，浦口三中的老师、几任校长以及当时负责处理分房的领导都知道该事实。故蒋富国根本不具备提起本案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条件。2、本案中涉及的《协调书》并非刘小华个人对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并没有影响蒋富国的债权利益，该《协调书》只是刘小华的一份个人说明，即系学校又将涉案房屋分给了李忠的说明，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早在2004年就已经实施完毕。当时在任的校领导周其程负责处理分房事情，其在该《协调书》中也说明了当初事情发生经过属实。蒋富国就该《协调书》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不符合法律规定。3、涉案房屋属于浦口三中，该校有权决定分配给在校老师。刘小华早在1991年就已经调离该校，根据当时的规定浦口三中有权收回分配的住房，刘小华没有权利处置学校的房产，其离开学校只能将涉案房屋交回学校。当时的租赁合同也明确约定了租赁期限为三年，期满需要续租的应与学校办理续租手续。故涉案房屋早在1996年以后就不再由刘小华租赁了，该房屋的处置权属于浦口三中。4、涉案房屋于2004年已经分给李忠的事实，分房时浦口三中的主要负责领导和当时的校长、现任的校长等对此都予以证明和肯定。浦口三中及该校领导与蒋富国、刘小华的债权债务没有任何关系，其澄清的事实问题应得到法院的采信。5、刘小华居住涉案房屋的真实情况是：因刘小华当时没有其他地方居住，与李忠协商后经李忠同意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二、根据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的（2015）浦执异字第41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可以看出：1、涉案房屋系李忠而非刘小华承租；2、本案与该裁定书所涉案件虽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涉及同一核心问题，即涉案房屋究竟分配给了谁。对同一事实同一法院不应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认定，该裁定书认定在先，本案一审认定在后，且否定了在先的认定。三、一审法院认定刘小华出具《协调书》的行为系逃避债务，恶意转让公房承租权的行为是错误的。《协调书》只是对多年前已经发生完成的行为的一种描述和说明，其行为的真实性已经浦口三中和相关领导、一审法院的认定。蒋富国与刘小华的债权债务在2013年下半年才产生，在时间顺序和行为逻辑上都说不通。蒋富国辩称：1、本案中，上诉人能够提供的证据都是在2013年10月份以后后补的证据，没有一份原始证据。2、这些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和实际的事实均不相符，包括刘小华住在涉案房屋直至拆迁，租赁证自始没有改变过，上诉人从未使用过该房屋，也未为该房屋交纳过租金、水电费等。因为刘小华有高额的债务，故其转移财产、逃避债务。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刘小华辩称，其不认可一审判决，涉案房屋不是刘小华的，而是李忠的。刘小华并不是拆迁时才将涉案房屋让出来，其母亲去世后，在拆迁前1-2年就已经离开涉案房屋，在外面居住。蒋富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刘小华对李忠出具的《协调书》；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刘小华、李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蒋富国与刘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3）浦民调初字第24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约定刘小华于本调解书生效后偿还蒋富国借款人民币3596000元，诉讼费9820元，合计3604892元。调解书生效后，刘小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蒋富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法院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现蒋富国认为：刘小华在巨额借款发生后出具《协调书》，将江浦三中生活区014室房产让与李忠的行为，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一审庭审中，蒋富国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1、2015年8月19日浦口三中出具（有校长陶道均签名）的《关于李忠老师住房的情况说明》（下称《情况说明》），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承租方一直是刘小华；并称事实上刘小华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直至该房屋拆迁时止。2、2004年10月16日《协调书》一份（由刘小华出具给李忠），该协调书主要内容为：“因本人于1992年调出江浦三中，当时在该校分得住房一套。经学校协调，该房要分配给本校无房户李忠老师居住。经校方与本人多次协调，本人同意将房让出给三中另行分配。一切后续问题均与本人无关”。蒋富国并称该《协调书》系刘小华在2013年10月前存在多笔债务的情形下后补的，且无校长签名。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刘小华出具该《协调书》系其逃避债务，恶意转让公房承租权的行为。证据二、（2015）浦执异字第4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以证明2013年10月前，案外人陈学芝对刘小华存在债权64万元，至今仍处在法院执行而未能得到执行的状态。刘小华、李忠坚持认可上述证据一、二的形成时间及内容的真实性，但对蒋富国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李忠除向法庭提交2015年8月19日《情况说明》及《协调书》外，还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证据一、江浦三中字第014号公有住房租赁合约一份及2015年12月31日《说明》一份（该《说明》有校长陶道均签名并加盖了学校公章），以证明案涉房屋产权属浦口三中所有；证据二、2007年12月27日《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一份，以证明李忠当时因家中被盗，原《协调书》丢失，现《协调书》由刘小华补写给李忠。蒋富国对李忠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租赁合约恰恰证明案涉房屋承租方是刘小华；对校长签名的《说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涉案房屋产权归教育局所有，浦口三中只拥有房屋的使用权。蒋富国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并认为李忠家中2007年被盗，2014年才找刘小华补写《协调书》，此不符合常理；另，被盗时只盗走《协调书》，未盗走租赁证，这也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债权人即蒋富国认为债务人刘小华不当处分自己的财产或权利，对蒋富国造成损害而引起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本案中，蒋富国对刘小华的债权360余万元发生于2013年7月前，另，案外人陈学芝对刘小华债权64万元发生于2013年8月前，这是不争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刘小华、李忠虽称案涉房屋于2004年就由刘小华让与李忠，但同时又称刘小华自2004年起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至2012年刘小华才退出房屋给李忠，另外，2014年10月份，刘小华母亲的丧事也是在案涉房屋内办理，由此表明案涉房屋被拆迁前李忠并未在该房屋内实际居住。同时，李忠提供的案涉房屋租赁合约及浦口三中的2015年12月31日《说明》，表明案涉房屋的承租对象是刘小华，而且学校的房屋档案对此也未作变更。据此，无论从刘小华一直在案涉房屋内实际居住的事实，还是从房屋租赁合约的登记情况来看，均能表明案涉房屋的承租方是刘小华，而非李忠。另，本案中，李忠以刘小华出具的《协调书》主张案涉房屋已于2004年由刘小华让与给了自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该《协调书》形成时间来看，该《协调书》载明的时间虽是“2004年10月16日”，但刘小华、李忠均认可该《协调书》是房屋拆迁时刘小华补写，并不能反映该《协调书》在2004年10月16日就已实际存在。尽管李忠称原《协调书》是因2007年家中被盗而丢失，并提供接处警记录一份予以证实，但因该报警记录登记丢失的财物仅是现金与金银首饰等，并无丢失纸质证件或其他文件的记载。故报警记录，不足以证明原《协调书》被盗的事实。其次，李忠提交的2015年8月19日的浦口三中的《情况说明》从形式上讲虽为真实，但从相关内容反映，浦口三中见到的是刘小华补写后的《协调书》，而非“原协调书”；另，浦口三中是根据补写后的《协调书》内容作出相关说明，即《情况说明》是以原《协调书》的存在为前提，而非以《情况说明》来确定原《协调书》的存在。故李忠提交的《情况说明》并不能达到自己的证明目的。第三，刘小华、李忠主张案涉房屋是2004年刘小华出具《协调书》后，学校将其重新分配给了李忠，即便涉案房屋档案登记的承租人未作变更，但刘小华、李忠应当向法庭提交学校扣除李忠房屋租金或李忠交纳房屋租金的财务档案。故刘小华、李忠仅以补写的《协调书》，浦口三中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综上，刘小华、李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协调书》实际存在，刘小华在案涉房屋拆迁时，明知自已有巨额债务在身，还向李忠出具《协调书》，将本属于自己承租的被拆迁公租房让与李忠，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损害了蒋富国及其他债权人利益。现蒋富国要求撤销刘小华对李忠出具的《协调书》，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刘小华、李忠的辩称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撤销刘小华对李忠出具的《协调书》。一审案件受理费80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050元，由刘小华负担9135元，李忠负担3915元。二审中，上诉人李忠提交了以下两份证据：1、南京市浦口区教育局人事科出具的《证明》，证明刘小华离开浦口三中的时间；2、浦口三中出具的《关于李忠老师住房问题的补充说明》，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属于浦口三中，《协调书》的真实性，涉案房屋的拆迁以李忠的名义进行并扣除李忠的住房补贴等。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蒋富国、刘小华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作为本案证据采信。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2016年5月3日，南京市浦口区教育局人事科出具《证明》一份，记载：“兹有刘小华同志现在浦口区行知中学工作，该同志于1991年8月从原××县第三中学（现浦口区第三中学）调至原××县建设中学（现浦口区行知中学：原高旺中学合并至原××县建设中学）。特此证明。”二审中，李忠提交打印日期为2016年7月31日并有陶道均签名、浦口三中盖章的《关于李忠老师住房问题的补充说明》一份。其中记载：“一、经了解，浦口三中生活区的教工宿舍产权和处置权归浦口三中。1993年3月江浦县第三中学（浦口三中2002年6月前的用名）与承租教师根据学校租赁住房的规定签有南京市房产局监制租赁合约。刘小华老师是获得租赁权的教师之一，租赁合约号为‘江浦三中字第014号’。在当时学校房屋租赁规定里，明确要求老师调出三中后需将所租赁住房退还学校，另行分配。二、经了解，李忠老师1992年曾向学校申请租房用于结婚，因房源紧张学校没能提供住房。三、针对李忠老师向政府拆迁部门出具的取得三中教职工宿舍居住权的‘协议书’，在2015年底去向正在服刑的周其程了解学校后勤的有关工作时，特别询问了由周其程办理签字的‘协议书’的来龙去脉。周其程讲：‘是有这档子事。（当时的）校长林如虎要我协助办理刘小华老师的租赁房转租给李忠。我还提出异议，需不需要跟书记等几个领导商量一下，校长的意思是他已做过刘小华工作，其他几个调出老师的住房没能收回，就让李忠和刘小华老师再说说，我去协助一下，学校就不要开会决定了。’周其程说这番话时，三中书记雍军同志、三中代理总务主任赵立先同志和两位民警在场。四、这次政府征收三中宿舍过程中，李忠取得的住房拆迁协议由政府征收部门与李忠签订，根据有关规定，李忠将来领取‘职工住房补贴’时，需扣除本次政府征收的面积。五、经了解，李忠老师2015年4月前居住在自建房内，自建房于2015年4月由政府征收，现在外借房居住。”二审中，李忠陈述，其自2005年开始交纳涉案房屋的房租，但尚未找到证据。其家中被盗时并未发现《协调书》丢失，2004年其与刘小华交接过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刘小华居住，2014年上半年刘小华将涉案房屋钥匙交给李忠，不再居住。涉案房屋目前已经被拆迁，浦口三中当时处理刘小华、李忠之间关于涉案房屋问题的主任周其程已被判刑，校长已经退休。刘小华陈述，其自2004年居住涉案房屋，直至2013年春将房屋还给李忠，2014年又向李忠借房在涉案房屋内为母亲办丧事。以上事实，有李忠提交的《证明》、《关于李忠老师住房问题的补充说明》，本院二审的谈话笔录在案为凭。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蒋富国主张撤销刘小华对李忠出具的《协调书》能否成立。本院认为，蒋富国主张撤销刘小华对李忠出具的《协调书》能够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首先，蒋富国对刘小华享有债权，且该债权于2013年7月8日经一审法院另案民事调解书的确认。其次，刘小华向李忠出具的《协调书》损害了债权人蒋富国的利益。其一，该《协调书》实际出具时间在蒋富国对刘小华的债权形成时间之后。虽然该《协调书》中记载的时间为2004年10月16日，但李忠、刘小华均认可《协调书》系刘小华在涉案房屋拆迁时所补写，李忠陈述补写的时间在2013年10月份左右，晚于蒋富国对刘小华债权的形成时间以及一审法院对蒋富国债权的确认时间。刘小华、李忠认为，该《协调书》之所以出具时间在后系因原《协调书》曾在李忠家中被盗时丢失。本院认为，对于李忠家中被盗的时间刘小华在一审答辩时称为2014年，李忠称为2007年12月31日，两人说法并不一致；对于李忠家中被盗的事实，其在一审中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中并未见丢失《协调书》等纸质文件或相关证件的记录，二审中，李忠还陈述，在家中被盗时其并未发现《协调书》丢失，故李忠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协调书》存在并于其家中被盗时丢失。其二，李忠认为涉案房屋于2004年由浦口三中分配给其依据不足。除后补的《协调书》之外，李忠在本案中还提交了《情况说明》、《关于李忠老师住房问题的补充说明》，但该两份说明都是以《协调书》为依据而作出，两份说明对于《协调书》的表述还不一致，《关于李忠老师住房问题的补充说明》将《协调书》表述为“协议书”，李忠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已由浦口三中分配给其。不仅如此，涉案房屋的租赁合约中登记的承租方系刘小华，浦口三中的房屋档案亦未对承租对象进行变更，刘小华、李忠均确认刘小华自2004年起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2014年刘小华还在涉案房屋内为其母亲办理了丧事。二审中，李忠认为其自2005年起交纳涉案房屋的租金，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刘小华、李忠对于房屋返还的时间的说法也不一致，刘小华陈述其于2013年春将房屋返还给李忠，而李忠陈述2014年上半年刘小华将涉案房屋钥匙交给其。其三，李忠上诉认为，刘小华向其出具的《协调书》并非刘小华个人对涉案房屋的处分行为，涉案房屋的处置权属于浦口三中而非刘小华，《协调书》只是对多年前已经发生完成的行为的一种描述和说明。然而，本案中，李忠主张涉案房屋系浦口三中分配给其的主要依据就在于后补的《协调书》，刘小华在《协调书》中也只是提到“本人同意将该房让出给三中另行分配”，李忠并未提供涉案房屋经刘小华交回浦口三中后当时由该校再行分配给李忠的相关证据，即李忠并未举证证明其所称的涉案房屋重新分配的行为多年前已经发生完成。即便按照李忠所述，刘小华无权处置涉案房屋，涉案房屋在多年前已由浦口三中分配给其，那么在“原《协调书》”被盗丢失后李忠亦无必要要求刘小华补写落款时间在前的涉案《协调书》，事实上李忠在其家中被盗多年后才要求刘小华补写《协调书》，而此时涉案房屋正面临拆迁。其四，刘小华在涉案房屋面临拆迁时向李忠出具《协调书》，将由其承租的公房让与李忠，属于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蒋富国的利益，一审对蒋富国要求撤销刘小华向李忠出具的《协调书》的主张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此外，李忠在二审中提交一份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本院到浦口三中实地调查取证，证明已拆迁的涉案房屋属于浦口三中分配给其的房屋。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李忠应对其上诉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且李忠在二审中确认涉案房屋已被拆迁，浦口三中处理其与刘小华之间关于涉案房屋问题的相关领导已被判刑或退休，故李忠提出的调查取证于法无据，也没有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李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080元，由刘小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晔审 判 员  张旭东代理审判员  王 路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郭旭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