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4）沪一中刑初字第172号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被告人王颂军，男，1971年10月24日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汉族，系上海A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硕士研究生，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因本案于2013年7月1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辩护人沈超英，上海嘉创润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姜志博，系被告人王颂军妻子。被告人徐寅，男，1981年4月10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上海D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曾因犯合同诈骗罪于2015年6月1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现正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辩护人黄文征，上海恒为律师事务所律师（由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4]1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颂军犯合同诈骗罪、沪检一分诉刑补诉[2016]5号补充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颂军、徐寅犯合同诈骗罪，分别于2014年8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及2016年6月2日向本院提起补充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4年11月19日、2016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指派检察员王庆芳、代理检察员俞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颂军及其辩护人沈超英、姜志博，被告人徐寅及其辩护人黄文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和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一、2012年1月至5月间，被告人王颂军伙同徐寅、刘某（另案处理）分别以各自控制的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等名义，在明知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与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B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采用以虚构的货源采购合同、出具虚假的货物入库、出库货权转移单等欺诈方法，诱使该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14,581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同期，为防止提货致真相败露，王还用其控制的关联公司名义，采用加价并支付预付款为诱，再与该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即所谓“托盘回购”）。后因无力支付余款，造成该公司损失共计10,093万元，王将所得赃款转入期货账户内，从事高风险投资、还债及花用等。二、2012年3月至5月间，被告人王颂军伙同被告人徐寅经事先商定，在明知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由王颂军以其控制的G公司的名义，谎称有精对苯二甲酸（PTA）出售，与被害单位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化工品采购合同》，徐寅则以上海A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中心）名义出具虚假的《货物入库单》等以示库存货物和货权转移，诱使C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货款，用于王颂军的公司经营。同时，王颂军为防止C公司提货致真相败露，以其控制的A公司名义，采用加价和支付定金为诱，与C公司约定回购货物，后因无力支付余款，造成C公司实际损失金额为839.98万元。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或宣读了下列证据：证人况某、俞某、凌某、朱某、吴某、徐某、陈某、方某等人的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书等鉴定意见，查获的合同书、货物入库单、货权转移单等书证以及涉案人刘某、被告人王颂军和徐寅的供述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颂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欺诈的方法骗取他人钱款，共计骗取他人10,093万元，王颂军还伙同被告人徐寅诈骗他人839.98万元，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且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王颂军及其辩护人认为起诉认定王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王实施的系公司间正常商业行为，请求法院判决王无罪。辩护人并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存储王颂军与涉案人刘某电话录音记录的U盘、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制作的徐寅笔录、相关贸易合作凭证、货权转移单、货物入库单、保函、承诺函、付款结算函、商品出库单、情况说明（复印件）等。被告人徐寅及其辩护人对补充起诉指控徐寅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辩护人提出徐寅具有自首情节，建议法庭对徐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至5月间，A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颂军伙同涉案人刘某、徐寅（均已另案判决），在明知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谎称A公司在徐寅任总经理的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保税区仓库有低密度聚乙烯（LDPE）等库存产品待售，并带被害单位上海B公司人员至仓库查看实属他人的货物，诱使上海B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同期，王颂军以其控制的关联公司名义，采用加价并支付回购货物保证金的方式，再与上海B公司签订回购合同（即所谓“托盘回购”）。而徐寅则冒用上海保税商品交易市场D公司的名义，出具虚假的商品出库单、入库单，四次诱使上海B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货款，造成实际损失共计9,243万余元。王将所得钱款转入期货账户内，从事高风险投资、还债及花用等。具体如下：1、2012年1月至3月，王颂军以A公司名义，谎称有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产品库存出售，与上海B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合同》，刘某以其控制的公司充当虚假供货商，徐寅则以D公司名义出具虚假的《货物入库单》等以示库存货物和货权转移，骗得货款4,040万余元归王使用。2、2012年2月至5月，王颂军以A公司的名义，谎称有精对苯二甲酸（PTA）产品库存出售，与上海B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刘某以其控制的公司充当虚假供货商，徐寅则以D公司名义出具虚假的《货物入库单》等以示库存货物和货权转移，骗得货款8,480万余元归王使用。3、2012年4月，王颂军以A公司的名义，谎称有低密度聚乙烯（LDPE-352E）库存出售，与上海B公司签订《化工品采购合同》，徐寅以D公司名义出具虚假的《货物入库单》等以示库存货物和货权转移，骗得货款1,030万元归王使用。4、2012年5月，王颂军以A公司的名义，谎称有高密度聚乙烯（HDPE）库存出售，与上海B公司签订《化工品采购合同》，徐寅以D公司名义出具虚假的《货物入库单》等以示库存货物和货权转移，骗得货款1,030万元归王使用。期间，被告人王颂军控制的A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预付上海B公司回购货物保证金4,487.7万元。2012年6月，上海B公司至仓库提取12CSHPCHB0105合同项下1,000吨货物，价值850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A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企业营业执照、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等共同证实上述四家公司的基本情况。2.证人朱某（系A公司行政助理）的证言证实：任某及樊某系A公司股东，在A公司无职务，王颂军负责A公司的管理经营，所有的决策均由王颂军决定。王颂军还负责经营E公司、F公司、G公司等，上述公司和A公司的办公地址及工作人员都是一样的。3.证人凌某（系A公司财务总监）的证言证实：A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任某，任某及樊某系A公司股东，公司的日常管理、经营、决策及对外签订合同、贷款等公司事宜都是王颂军决定。王颂军还实际经营E公司、F公司、G公司，上述公司地址均为本市黄浦区XX路XX号XX楼，人员也均为A公司人员。A公司的库存是负数，他感觉A公司有问题，主要为公司基本不赚钱，很多单生意都是高价购进低价卖出，其余生意也都是微利销售，利润无法应付A公司的正常运转。4.证人吴某（系A公司财务经理）的证言证实：A公司法定代表人是任某，实际经营人为王颂军，A公司和E公司、F公司、G公司为关联公司。他觉得A公司在财务上有以下几个问题：①在很多情况下，关联公司间互开增值税专用发票。②仓库管理混乱，A公司更关注在“货权转移单”的买卖，实际进口数量和“贸易”数量之间差异很大，公司的账面库存是负数。③A公司贸易大体上属于价格倒挂，公司一再从事亏本买卖。④A公司一直通过贸易形式融资获取资金以新还旧。A公司对外还有大量债务。5.上海B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情况补充说明》共同证实：上海B公司无法提取A公司销售给其公司的货物共4个品种及公司的损失情况。6.涉案人刘某的供述、常州H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H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材料共同证实：常州H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刘某前妻张某，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本人。2007年时，刘与王颂军之间是有现货买卖的，但2007年至2008年间,他因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故向王颂军坦白货不够。之后，王颂军表示可以用贸易的方式进行融资。至2010年年底，他和王颂军之间的所有货物和资金都结清。到2011年，他因亏损严重向王颂军借款，王颂军与他、徐寅商量了具体操作模式，王颂军表示可以提供资金给他但要签订购销合同，至于具体签订什么合同什么货，要与徐寅商量，看仓库内货物的品种及数量。之后，王颂军根据库存数量、品种，要求徐寅伪造假的入库单，再让他出具货权转移单；他再与王颂军控制的公司签订上述标的的贸易合同。这种操作模式以王颂军为主，合同也是王颂军准备好后由他盖印。王颂军是明确知道该些贸易合同背后无真实现货的。2012年，王颂军让他见了上海B公司的刘总，目的是为了帮王颂军圆谎，让他向刘总谎称将货卖给A公司，A公司再将货出售给上海B公司。2012年1月至5月，他分别与王颂军签订了LLDPE、PTA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向王颂军借款。7.被告人徐寅的供述证实：2011年，刘某的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刘某对王颂军称无资金归还，王颂军执意通过虚假贸易的形式兜转资金。刘某遂让他配合王颂军，一切根据王颂军的要求去做。先前，常州H公司和A公司有真实的货物作为担保。到2011年时，两公司脱离了真实的货物。至2012年，常州H公司与A公司已经没有了相关往来，全部由王颂军控制，他的很多工作都是按照王颂军的指令，所以王颂军很清楚仓库中货物的情况及入库单的真伪。2012年，A公司对外销售的PTA系A公司进口后存放于D公司仓库内，陆续将上述货物出售给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同年4月份，A公司又将上述货物陆续出售给上海B公司。当时，上海B公司派人由王颂军陪同前往仓库清点货物，仓库里仅有A公司从海外进口的大约5,000多吨货物及五矿未完税货物2,000多吨，且A公司的货物已经出售给Z公司，他和王颂军均对此予以隐瞒。随后，他根据王颂军的指示，为上海B公司出具了入库单，加盖了假的“上海D有限公司”的印章。8.被告人王颂军的供述证实：自2008年A公司注册起他就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另两名公司股东不参与公司的管理。他还是F公司、G公司、E公司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A公司和A中心系仓储关系，A中心负责人是陈某，经理是徐寅。后来Z公司和上海B公司与A公司发生贸易关系，2010年下半年，也与A中心发生仓储业务。D公司与A中心系关联公司，徐寅也是D公司的经理。他们主要以单据交割作为依据，所以交割时不清点货物，上海B公司向他们公司购买货物并全额付款，他再用他控制的其他公司加价回购并支付部分定金。9.证人况某（上海B公司化工品部经理）的证言证实：上海B公司与A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关于PTA的操作模式是上海B公司与A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上海B公司收到王颂军或徐寅送来的仓库入库单后将钱款打入A公司账户。同时，王颂军使用其控制的E公司、G公司、F公司与上海B公司签订回购合同。上海B公司按照每吨加价1%把上述货物30天后卖还给上述公司。关于塑料粒子的交易，一半情况和PTA交易模式相同，另一半上海B公司真实提取货物出售给自己的客户。10.证人陈某（系A中心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2009年起，A公司租用D公司仓库，将其进口或者通过内贸获取的精对二甲苯（PTA）存放在上述仓库内。2012年6月，徐寅被公安机关拘留后，他公司人员在徐寅办公室发现大量A公司出具的货权转移单。经统计，2010年4月至2012年6月间，累计有8万余吨PTA的货权转移单明显与海关联网报关系统显示的进口入库数据不符。2009年至2012年6月期间，A中心和D公司自该系统建立至今，共计进口不超过4万吨PTA。11.证人俞某（Z公司石化二部副经理）的证言证实：他在与王颂军签订合同过程中，王颂军代表A公司、E公司、G公司等公司。他们自2012年2月起向A公司购入PTA产品，他曾经在仓库中看到的PTA系种类物，他无法确认王颂军给他看的实物是不是他的，或者是否已经卖给别人。12.徐某（上海I有限公司操作部经理）的证言证实：2012年1月，他们公司受美国“XX”公司的委托，由他们公司代为保管化工原料低密度聚乙烯2,870.95吨。公司先后在同年2、3月间先后将上述产品存放入A中心外高桥保税区XX路XX号仓库内。之后，公司在3至6月间，从仓库内提取了其中1,382.90吨货物。2012年6月10日，A中心不能正常放货，他公司和A中心交涉，A中心否认他们有1,488.05吨的存货，同时否认其公司在A中心存过货。13.化工品采购合同、货物入库单、货权转移单等共同证实：A公司与上海B公司签订相应的买卖合同，并将货权转移给上海B公司、Z公司等公司，D公司出具了相应的入库凭证。14.记账凭证、付款审批表、银行支付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上海B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共同证实：上海B公司支付A公司钱款、收取王颂军控制公司因回购合同而支付的保证金及联油公司无法提取的货物数量。15.A公司期货业务开销户及期货交易结算资料、新湖期货经纪公司交易结算单、鉴定意见书共同证实：王颂军将A公司货款用于买卖期货且在2011年11月4日至2012年7月31日，共计亏损5,418.2855万元。A公司净资产至2012年12月31日为-173,419,241.27元，F公司净资产26,297,607.41元，G公司净资产为15,991,035.53元,E公司为10,917,541.16元，上述四家单位简单汇总净资产为-120,213,057.17元。16.搜查、扣押笔录、扣押清单、调取证据清单共同证实了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查封了D公司仓库内PTA5,226.10吨及其他涉案物品的查封、扣押等情况。17.《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司法鉴定意见书》共同证实：（1）2012年4、5月份，上海B公司与A公司签订采购LLDPE的合同两份，合同编号分别为12CSHPCHB0100、12CSHPCHB0106，合同项下LLDPE累计4,150吨，合同总金额为4,040.5万元。上海B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D公司出具了货主为上海B公司的入库单。其中，2,400吨可追查货源采购自常州H公司等处；1,000吨由A公司采购自E公司，E公司又采购自上海B公司，形成交易圈，无货物最终来源；750吨由A公司等关联公司循环销售后可追查货物来源于常州H公司。（2）2012年4、5月份，上海B公司与A公司签订采购PTA的合同四份，合同编号分别为12CSHPCHB0109、12CSHPCHB0105、12CSHPCHB0098、12CSHPCHB099,合同项下PTA累计10,096吨，合同总金额为8,480.4万元。上海B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D公司出具了货主为上海B公司的入库单。其中，12CSHPCHB0109合同涉及2,024吨PTA无法查实A公司的采购来源；12CSHPCHB0105合同涉及2,012吨PTA，其中1,012吨经A公司等王颂军控制的关联公司循环销售，可追查货物来源系F公司从常州H公司购得。1,000吨无法查实A公司的采购来源；12CSHPCHB0098、12CSHPCHB099合同涉及6,060吨PTA，其中3,032吨可追查货源采购自常州H公司，2,020吨可追查货源采购自E公司或F公司，而E公司或F公司又采购自上海B公司，形成交易圈，无货物最终来源。1,008吨可追查货源系Z公司采购自商景海外，早在2011年1月已由A公司自D公司仓库提出。（3）2012年4月，上海B公司与A公司签订采购1,000吨LDPE－352E的合同，编号12CSHPCHB0097，合同金额1,030万元。上海B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D公司出具了货主为上海B公司的入库单。经查货源，系A公司采购自F公司，F公司又采购自上海B公司，形成交易圈，无货物最终来源。（4）2012年5月，上海B公司与A公司签订采购1,000吨HDPE合同，编号12CSHPCHB0107，合同金额1,030万元。上海B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D公司出具了货主为上海B公司的入库单。经查货源，A公司采购自F公司，F公司又采购自上海B公司，形成交易圈，无货物最终来源。（5）扣减A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预付上海B公司回购货物的保证金4,487.7万元，上海B公司实际损失10,093.2万元。（6）上海B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均支付了全额货款。（7）A公司收到上海B公司货款14,580.9万元后，划入王颂军控制的F公司3,058万余元、G公司2,842万余元、E公司4,969万余元。18.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书证实：货主为上海B公司的货物入库单上加盖的“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保税商品交易市场中国机电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印文是虚假的。19.案发经过证实：被告人王颂军于2013年7月9日被抓获归案。综合控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起诉指控的第一节事实是否构成犯罪;第二、起诉指控的第二节事实是否构成犯罪；第三、本案是否构成单位犯罪。一、关于起诉指控的第一节事实是否构成犯罪首先，涉案人刘某于2012年8月即供述被告人王颂军利用控制的A公司和被告人徐寅串通后，利用“一物二卖”的方式进行诈骗，主要方式为A公司从海外购入PTA，同一批货再卖给上海B公司，关联公司再回购。刘某亦因为亏损严重而向王颂军借款，王颂军与他、徐寅遂商量了具体操作模式，沿用至其他产品，且相关合同均是王颂军准备好后他盖章，王颂军明确知道这些合同均无现货，他与王颂军签订相关合同的目的主要为向王颂军借款，亦为了帮助王颂军对上海B公司圆谎；徐寅于同年6月亦检举王颂军犯罪的事实，刘某利用其控制的公司，分别销售及回购货权，从而自A公司处拆借资金，2011年刘某的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后，刘某遂只能应王颂军的要求采用虚假贸易的形式来“兜转”资金，即两公司脱离了真实的货物交易。他和王颂军一起向上海B公司隐瞒了A公司已经将相关货物出售给他人的事实，并出具了虚假的入库单给上海B公司。两人供述虽有部分反复，但反而证实了两人并无共同串通后陷害王颂军的可能，且从其反复的内容看，更多系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行，而从其供述一致的内容分析，能够印证王颂军犯罪的事实。其次，《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保税区海关仓储物流电子监管系统》的数据，将各时点A公司向Z公司公司、上海B公司货权转移的情况与库内实际可调度、可转移PTA数量进行比较后，得出A公司在库存实际可调度、可转移的PTA货物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虚构货权的结论系客观的，且《补充司法鉴定意见书》对A公司与上海B公司签订的14批次合同进行鉴定后，发现部分合同存在以交易圈的形式进行交易，印证了A公司无货而以单证买卖的形式进行诈骗的事实，且从货物入库程序分析，A公司无货但能够获得仓储方的货物入库单，亦佐证了王颂军和徐寅勾结后共同诈骗他人的事实；因此，结合刘某、徐寅的相关供述，可以和《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王颂军犯罪数额的鉴定意见相印证；最后，王颂军将获得的资金从事高风险的期货投资并造成公司巨额亏损，且其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证言均证实A公司库存是负数，A公司更多是关注在“货权转移单”的买卖，实际进口数量和“贸易”数量之间差异很大，A公司一直通过“贸易”形式“融资”获取资金以旧还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亦证实王颂军控制的公司净资产为负，因此，A公司采用此种“高买低卖”的方式进行“融资”本身并不具有盈利的可能性。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大部分系本案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至于辩护人提供的王颂军和刘某的录音记录，亦不能证明王颂军未实施本节合同诈骗的事实。综上所述，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起诉指控第一节王颂军合同诈骗的事实，王颂军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二、关于起诉指控的第二节事实是否构成犯罪首先，此节起诉指控事实缺乏公诉机关认定的被害单位C公司的相关证据材料；其次，侦查机关未将相关鉴定意见告知被害单位，且鉴定单位依据现有材料所作的鉴定意见准确性存疑；再次，关键证人方某就涉案库存货物权属的证言与相关书证相矛盾，无法采信；最后，现有证据难以认定王颂军在此节起诉指控事实中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综上所述，此节起诉指控事实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三、关于本案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关于起诉指控的第一节事实，被告人王颂军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均以其实际控制的A公司等公司名义，相关钱款均以其公司的名义支付及收取，且均用于公司经营及还债等，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实王颂军系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公司或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故本案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本院认为，A公司主管人员被告人王颂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欺诈的方法骗取他人钱款，共计9,243万余元，其行为均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之规定，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系共同犯罪，且不宜区分主从犯。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王颂军第一节合同诈骗事实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但起诉指控王颂军、被告人徐寅第二节合同诈骗事实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徐寅应按照原已生效判决执行刑罚。综上所述，根据上述法律条款及《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颂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补充起诉被告人徐寅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不予认定，连同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6月13日起至2027年6月1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付。）三、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后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继续退赔。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 判 长  胡洪春审 判 员  吴循敏人民陪审员  闻富国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李 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对第一审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判决、裁定：（五）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不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