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2民终6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泳，男，1983年9月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水城县阿戛乡苏田小学教师，住贵州省水城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仪，男，198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波，男，1984年11月19日出生，彝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霞，女，195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织金县人，个体工商户，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原审被告杜勇，男，1986年9月17日出生，彝族，大学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无业，住贵州省水城县。原审被告杨松，男，1980年12月19日出生，彝族，中专文化，贵州省水城县人，水城县营盘乡人民政府职工，住贵州省水城县。原审第三人杜光东，男，其余身份情况不详。上诉人陈泳、张春仪、谢波与被上诉人王霞、原审被告杜勇、杨松及原审第三人杜光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2014）黔水民重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陈泳、张春仪、谢波对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审理查明，2012年6月24日，原告王霞（出借人，甲方）与被告杜勇（借款人，乙方）、杨松、张春仪、陈泳、谢波（担保人，丙方）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购买设备，借款金额人民币40万元，付款方式为现金交付。借款期限为2012年6月24日起至2012年7月24日止，借款利息每月按2.5%计算，担保方式为丙方为乙方的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按本合同的约定期限内，甲方对乙方每笔贷款分别计算。自每笔借款发生之日起至该笔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后两年止……”。同日，被告杜勇向原告王霞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王霞现金人民币大写肆拾万元整（小写：400000.00元），月利息10000元，……担保人自愿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至借款到期后两年，担保期限本息分别计算，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及利息、律师费、拍卖费、评估费、差旅费……”，杨松、陈泳、张春仪、谢波均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之后，被告杜勇未按约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2013年3月19日，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五被告还款。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杜勇是否应当承担偿还责任？2、担保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担保偿还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签约双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签约主体适格，五被告对签约借款及担保的行为是明知和明确的，应认定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王霞与被告杜勇之间成立有效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与被告杨松、陈泳、张春仪、谢波之间成立有效的保证合同法律关系。被告杜勇向原告王霞借款并出具《借条》后，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现原告王霞请求被告杜勇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依法应予支持。关于被告陈泳、张春仪、谢波对担保事实不予认可的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之规定，一方面，被告陈泳、谢波、张春仪并未对其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被告的辩称与其自身签署的借款合同、借条的内容不相符，结合借条载明借取现金的事实，被告辩称内容因无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按月利率2.5%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时止，以及偿还（2012年6月24日至2013年3月14日）利息36000元的诉请。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未按期还款，则原告有权主张自借款之日起的利息，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利息的主张，依法应予支持。但经审查，双方约定的2.5%的月利息计算，40万元在此期间（2012年6月24日至2013年3月14日）的借款利息为9万元，已经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对于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法律不予保护。因此，对于原告主张2012年6月24日至2013年3月14日被告应偿还利息36000元的诉请，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40万元在此期间（2012年6月24日至2013年3月14日）的借款利息为73080元，因原告只要求被告偿还利息36000元，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支持36000元。被告杨松、陈泳、张春仪、谢波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对被告杜勇借款的本金、利息等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在被告杜勇未能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被告杨松、陈泳、张春仪、谢波应对被告杜勇因该笔借款所产生的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由被告杜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王霞借款人民币40万元，利息36000元（算至2013年3月14日，后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时止）；二、被告杨松、张春仪、陈泳、谢波对上述借款本金、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7840元，由被告杜勇、杨松、张春仪、陈泳、谢波负担。一审判决宣判后，上诉人张春仪、陈泳、谢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偿还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2012年6月24日，原审第三人杜光东是银盛小额贷款公司的副总经理，其找到上诉人张春仪帮忙签字担保以该公司名义借几万元购买设备，但原审第三人杜光东以空白文书骗上诉人签字增加贷款金额为40万元，也未购买设备，且是个人借款，杜光东为骗取钱财，属于欺诈行为。2013年8月26日王霞起诉到法院，上诉人才知道借款合同上的借款人不是杜光东而是其弟杜勇，上诉人张春仪与其他担保人杨松、陈泳，谢波都不认识，即几个不认识的人不会为不认识的人杜勇提供担保。原审第三人杜光东利用银盛小额贷款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之便将借款占为己用也是一种欺诈行为。原审第三人杜光东在此之前也用类似的手段操作过这样的事情，可以找杜勇核实，也请法院到水城××××中学去调查。上诉人在一审中就已经向水城县公安局报案，控告杜光东合同诈骗的行为，并于2014年3月19日再次书面控告到水城县公安局。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王霞、原审第三人杜光东、原审被告杜勇均未出庭，上诉人质疑借条上的字是否是被上诉人王霞自己所签，钱是否借给了杜勇，因原审被告杜勇是大学未毕业学生，被上诉人王霞却借钱给杜勇，涉嫌他们之间用欺诈手段诈骗上诉人的钱财。故，1、请求法院要求被上诉人王霞、原审被告杜勇、原审第三人杜光东出庭质证陈述借款的事实真相；2、请求法院核实被上诉人王霞与银盛小额贷款公司是什么关系及要求王霞出庭作出字迹鉴定；3、请求查明原审第三人杜光东是否涉嫌合同诈骗，并追究其刑事责任；4、请求法院抓回杜光东，赔偿受害人损失。上诉人张春仪、陈泳、谢波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王霞、原审被告杜勇、原审第三人杜光东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对借款事宜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合约，《借条》则是证明借贷关系已实际发生的凭证，上诉人不但在《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处签字按手印，也在《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字按手印。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向本案借款作出担保意思的法律后果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2013）黔水民初字第381号案件即本案的第一次审理中，原审被告杜勇作为借款人认可所借款项是40万元，只是借款交由原审第三人杜光东使用。但借款人杜勇将借款交给谁使用是杜勇和实际使用人的法律关系，上诉人认为款项实际使用人不是杜勇而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陈泳、谢波均陈述在合同上签字时，合同是空白合同导致借款人及借款金额发生变更，但是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对于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王霞对其委托代理人均已特别授权，受托人出庭代表被上诉人王霞出庭，其余未出庭当事人杜勇、杜光东在其下落不明时，一审法院已按相关法律程序进行公告并缺席判决，上诉人要求未出庭人员必须出庭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提出的查明被上诉人王霞与银盛小额贷款公司的关系，因银盛小额贷款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与银盛小额贷款公司有关联，故该上诉请求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关于追究原审第三人杜光东的刑事责任的请求，不是民事案件的管辖范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40元，由上诉人张春仪、陈泳、谢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岑加祥代理审判员  浦红梅代理审判员  龙 婷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胡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