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6)黔0181行赔初1号原告刘建丽，女，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阳市云岩区。原告王艳，女，1982年5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住贵阳市南明区。上述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雷云、桑玉文,贵州哲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住所地：贵阳市白云区云峰大道97号。法定代表人罗开珍，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潘本权，系该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吴小兰，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建丽、王艳不服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强制扣押财产决定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请求。本院立案受理行政诉讼后于2016年7月6日就行政赔偿请求分别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4日公开开庭与行政诉讼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丽、王艳的委托代理人雷云、桑玉文，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潘本权、吴小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执法人员于2015年12月13日在贵阳市××沙文镇撒麻冲处开展矿山巡查时发现一台小松牌PC220-8型挖掘机（出厂编号：DBBG5697，发动机编号：26566277），于是将该挖掘机主板及GPS设备拆除，并于2016年4月15日将挖掘机予以扣押。原告刘建丽、王艳诉称：二原告在2010年12月22日共同出资112万元购买了小松牌PC220-8型挖掘机一台，购买后二原告将挖掘机交由王淳经营管理。2015年11月24日，王淳同周红国签订挖掘机设备租赁协议，按照合同约定，王淳将挖掘机运送到沙子哨附近交付给周红国，租赁期间由周红国安排挖掘机驾驶员驾驶挖掘机。截止2016年3月底，由于周红国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赁费用，王淳多次联系周红国要求支付租赁费用，周红国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担心挖掘机出事，便通过挖掘机GPS定位系统查询到挖掘机的最后使用地点（位于沙子哨农场旁的山上），通过寻找后找到了挖掘机，但是挖掘机的电脑主板和GPS等重要部件被拆卸掉，随后在大坝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告知我们，挖掘机可能涉嫌非法采矿被被白云区国土分局查扣，随后到白云区国土分局了解情况，该局执法人员告知，2015年12月13日，由于涉嫌非法盗采矿石，该局查扣了多台挖掘机，由于二原告的租赁给周红国的挖掘机履带被破坏无法驾驶下山，该局便拆卸了挖掘机上的主板和GPS等重要部件。2016年4月15日，为了将挖掘机开下山避免更大损失，二原告就出资暂时修复挖掘机开下山，但白云区国土分局人员不允许并暂扣了挖掘机，并向二原告出具了《暂扣非法盗采设备的说明》。二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暂扣公民合法财产，拒不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造成了二原告的财产损失，因此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因暂扣挖掘机所造成的损失（以鉴定评估的价值为准）。原告刘建丽、王艳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身份证、《工矿产品供货合同》、贵州增值税普通发票、产品合格证，证明二原告是涉案挖掘机的所有权人；2.《小松220-8挖掘机设备租赁协议》、王淳结婚证，证明二原告将涉案挖掘机交由王淳（原告王艳丈夫）经营管理并将挖掘机租赁给周红国；3.维修项目清单、挖掘机损毁照片，证明涉案挖掘机被损毁；4.《暂扣非法盗采设备说明》、询问笔录，证明涉案挖掘机被被告暂扣。原告同时向本院申请对挖掘机进行修复的损失进行评估。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辩称：一、原告刘建丽、王艳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扣押小松牌PC220-8型挖掘机是基于该台挖掘机被无证采矿的人作为开采工具，被告针对无证采矿的人作出的行政行为，所以行政相对人系无证采矿人而不是二原告，被告的行政行为与二原告不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被告对小松牌PC220-8型挖掘机进行扣押是合法的。2015年12月13日，被告在白云区撒麻冲进行矿山巡查时，发现非法盗采点有一台履带坏了的小松牌PC220-8型挖掘机，该台挖掘机系无证开采矿产资源的人的开采工具，被告将挖掘机主板及GPS拿走，在原告维修好该挖掘机后，被告依据《贵州省矿产资源监督检查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该挖掘机进行扣押，被告的扣押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二原告系涉案挖掘机的所有权人，挖掘机二手交易很频繁，不经实际占有人即无证开采矿产资源的人确认，如发还错了可能引发国家赔偿。其次，二原告虽提交了租赁合同，但未经无证开采资源的人确认，不能确定其真实性，不排除租赁合同作假的可能性，所以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和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告对原告不承担返还或赔偿的法律责任，至于原告基于租赁合同产生的权利和损失赔偿属于民事纠纷，原告应向合同相对人主张挖掘机的权利。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二原告的起诉。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立案呈批表、询问笔录、《暂扣非法盗采设备说明》，证明挖掘机被暂扣的事实；2.光盘一张，证明被告于2016年7月14日电话通知二原告发还挖掘机事宜。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身份证、《工矿产品供货合同》、产品合格证、贵州增值税普通发票、《小松220-8挖掘机设备租赁协议》、王淳结婚证、维修项目清单、挖掘机损毁照片、《暂扣非法盗采设备说明》、询问笔录，被告提交的立案呈批表、询问笔录、《暂扣非法盗采设备说明》、光盘等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2日，原告刘建丽、王艳二人共同出资购买了小松（KOMATSU）牌PC220-8型挖掘机（出厂编号:DBBG5697，发动机编号：26566277）一台，后二人将挖掘机交由王淳（原告王艳丈夫）经营管理。2015年11月24日，王淳与周红国签订租赁协议，王淳将上述挖掘机出租给周红国在贵阳市白云区沙子哨处使用。2015年12月13日，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执法人员在贵阳市××沙文镇撒麻冲处开展矿山巡查执法时，发现了上述挖掘机，认为该挖掘机涉嫌非法采矿，但由于未找到相关当事人和机主，挖掘机履带也已损坏，执法人员把挖掘机上的主板及GPS设备拆除后将挖掘机滞留在了现场。2016年3月，二原告因未如期收到租金，通过GPS定位找到挖掘机最后使用地点，并找到被告向被告反映挖掘机租赁情况，希望被告方帮助寻找承租人。2016年4月15日，二原告将上述挖掘机部分维修后准备将挖掘机带走时，被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扣留，并向二原告出具了一份《暂扣非法盗采设备说明》，说明中注明因挖掘机系涉嫌非法盗采矿产资源的工具，所以将挖掘机予以暂扣。另查明，2016年7月14日，被告通过电话向二原告发出通知，要求二原告于2016年7月15日到被告处领取上述挖掘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二原告主体是否适格、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被告是否应该赔偿挖掘机的损失给二原告。关于第一个焦点，从二原告提交的工矿产品供货合同、产品合格证、发票等证据体现，二原告属于涉案挖掘机的所有权人，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针对属于二原告所有的挖掘机进行扣押的行为与二原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二原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对被告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焦点，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辩称因挖掘机涉嫌作为非法采矿人的采矿工具，因此对挖掘机进行暂扣，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挖掘机涉嫌非法采矿的事实，即使挖掘机涉嫌非法采矿需扣押，被告也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有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制作扣押决定书，现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其扣押挖掘机后也只是出具了一份暂扣说明，未依法出具扣押决定书，未告知权利人相关权利及救济途径等，因此被告对二原告的挖掘机进行扣押的行为本院认为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另案判决）；关于第三个焦点，根据被告方陈述，其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涉案挖掘机涉嫌非法采矿，但当时挖掘机履带已损坏，未发现驾驶人员或管理人员，故拆卸了挖掘机主板及GPS设备，并未扣押挖掘机，原告自述也证实，其在2016年3月份未收到租金后通过定位系统找到挖掘机最后使用地点在白云区沙子哨处并找到了挖掘机。此期间被告未扣押涉案挖掘机，挖掘机因无人管理而被损坏，该责任显然不能由被告承担。被告虽拆卸了挖掘机的主板及GPS设备，但主板及GPS设备均保管在被告处，并未损坏；其次，在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2016年4月15日对挖掘机扣押之后，挖掘机并未发生损坏，二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挖掘机系被告扣押之后造成的损坏，因此，二原告诉称挖掘机的损失系因被告暂扣行为导致没有事实依据，其要求被告给予赔偿也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挖掘机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建丽、王艳要求被告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白云区分局赔偿挖掘机损失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光黔审 判 员  柳红强代理审判员  田 菲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苏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