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民终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法定代表人黄炳会，系该局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斌鹏，福建省南安市人，现住富宁县。委托代理人韦盛华，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王跃珲，云南省富宁县人，现拘押于富宁县看守所。上诉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与被上诉人王斌鹏、原审第三人王跃珲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8民初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法律事实是：2014年1月1日，黄光平与富宁县原体育局签订了《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富宁县体育局将富宁县天成体育馆内的场地（包括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房、斯诺克、休息室、冲凉房、物资保管室、过道及公共卫生间）、体育器材交给黄光平承包经营从事体育健身活动，承包期限五年，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承包费25000元／年，每年结算一次。合同签订后，黄光平支付了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一年期间的承包费。2014年9月黄光平与被告王斌鹏商议，黄光平自愿将富宁县天成体育馆内的场地（包括蓝球场、羽毛球场、健身房、斯诺克、休息室、冲凉房、物资保管室、过道及公共卫生间）及体育器材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被告王斌鹏，2014年9月27日双方签订了《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1、经富宁县体育局同意后，甲方（黄光平）自愿将合法承包的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王斌鹏）经营；2、经营权范围包含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房、斯诺克、休息室、冲凉房、物资保管室、过道及公共卫生间；3、经营期限：甲方（黄光平）应确保体育局准予乙方（王斌鹏）经营期限，羽毛球场不少于10年，其它项目不少于5年；4、………；5、………；6、承包费用：2014年度的承包费用由甲方（黄光平）支付给体育局，乙方的承包费用从2015年元旦开始起算等约定。富宁县体育局当时也同意黄光平将其承包的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权转让给王斌鹏经营，并于2014年9月27日与被告王斌鹏签订了《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富宁县体育局将富宁县天成体育馆内的场地（包括篮球场、羽毛球场、健身房、斯诺克、休息室、冲凉房、物资保管室、过道及公共卫生间）、体育器材交给王斌鹏承包经营从事体育健身活动，承包期限十年，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承包费用为30000元／年，每年结算一次，2020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的年承包费用按市场规律进行价格调整，调整费用由甲乙双方讨论决定。为了合同的延续性和便于承包费的交纳，富宁县体育局与王斌鹏签订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时间打印落款为“2015年1月1日”。《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和《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签订后，2014年9月30日，黄光平将其个人享有所有权的体育器材及设备移交给王斌鹏，当天，富宁县体育局也将属于体育局公共财产的体育器材和设备移交给王斌鹏，被告王斌鹏接收黄光平移交的体育运动健身器材设备和体育局移交的体育运动健身器材设备后，于2014年10月2日正式开业进行经营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活动。2014年11月14日中共富宁县委以富委〔2014〕61号文件建议免去王跃珲富宁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旅游局局长职务，2014年12月1日，富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富人发〔2014〕28号文件免去王跃珲富宁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旅游局局长职务。2014年12月，富宁县进行机构改革，原文化局、体育局、广播电视局、旅游局合并成立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成立后认为原富宁县体育局与王斌鹏签订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无效，要求被告将富宁县天成体育馆全部场地归还给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自行经营，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于2016年3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原富宁县体育局与被告王斌鹏签订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并且我国对经营体育场馆并未规定需要特定资质，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该《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实际签订的具体时间，原告主张系2015年1月1日签订，被告主张系2014年9月27日签订，但原告对其主张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的主张，被告提供了2014年9月30日“甲方（黄光平）转让给乙方（王斌鹏）的器材及物品清单”和“体育局移交体育器材及物品清单”足以证明原富宁县体育局与被告王斌鹏签订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后黄光平与原富宁县体育局于2014年9月30日分别将各自所有的体育运动健身器材和物品移交给被告王斌鹏的事实，而被告王斌鹏于2014年10月2日正式开张营业是客观事实。至于《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的落款时间打印为“2015年1月1日”是为了黄光平与被告王斌鹏交纳承包费的延续性和衔接，被告的辩解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据此，原富宁县体育局与被告王斌鹏之间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应是2014年10月2日之前成立，该合同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情形，故该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故原告以第三人王跃珲被免除富宁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旅游局局长职务后继续签订合同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00元，减半收取1,150.00元，由原告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承担。一审判决送达后，原告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9月27日为被上诉人与原富宁县体育局签订《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的实际时间。该认定错误，理由如下：其一，《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本身已经白纸黑字证明其订立时间为2015年1月1日，其证明力优于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口头陈述。其二，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所谓将订约时间书写为2015年1月1日的目的在于方便计算租金。一审判决本不应采纳上诉人的此观点，因为计算租金方便与否不在于落款日期如何书写，而在于约定是否明确。而且《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第六条本已明确约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其三，被上诉人提供的2014年9月30日黄光平移交给其的器材清单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且因转让人黄光平不是本案当事人而未出庭，无法查实清单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三人王跃珲移交给被告的器材清单最重大的瑕疵是：清单所载办理移交的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当时还是原富宁县体育局与黄光平的协议期间，在原富宁县体育局与黄光平尚未解除协议的情况下，该清单证明不了被告王斌鹏能够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作为“接收方”因为其极有可能是黄光平的代理人代为接收体育器材。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认为合同是在2014年10月2日前成立。错误在于：本案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订立《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不是2015年1月1日、而是2014年10月2日前，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第三人王跃珲移交给被告的器材清单是客观真实的。因为清单所载办理移交的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当时还是原富宁县体育局与黄光平的承包协议履行期间，在原富宁县体育局与黄光平尚未解除该协议的情况下，移交清单证明不了被上诉人王斌鹏能够以合同承租人的身份作为“接收方”接受体育器材。据此不存在“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情形，从而不能适用该法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斌鹏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王跃珲未作陈述。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被上诉人王斌鹏、原审第三人王跃珲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法律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综合本案在二审中争议焦点问题为：一、被上诉人王斌鹏与原富宁县体育局之间签订《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成立时间如何认定；二、上诉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请求确认《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无效的主张能否成立。关于被上诉人王斌鹏与原富宁县体育局之间签订《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成立的时间如何认定的问题。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富宁县体育局与王斌鹏签订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成立时间存在争议，一方当事人主张该合同上载明的时间与合同实际成立和履行的时间不一致。本院认为，对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时间应结合本案的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认定。被上诉人王斌鹏与本案原审第三人王跃珲（原富宁县体育局局长，即当时签约的代表）均主张双方2014年9月已就订立合同达成合意，并且合同签订后2014年10月各方即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因该合同为2014年1月1日前一承包人黄光平与原富宁县体育局所签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的延续，而2014年度的承包费黄光平已经交纳，为了便于王斌鹏接手后交纳承包费，该合同的落款时间打印为“2015年1月1日”。为证明其观点，被上诉人王斌鹏提交了2014年1月1日黄光平与原富宁县体育局签订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2014年9月27日黄光平与王斌鹏签订的《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原富宁县体育局与王斌鹏签订的《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甲方（黄光平）转让给乙方（王斌鹏）的器材及物品清单》和《体育局移交体育器材及物品清单》等证据。经质证认证，上述证据客观真实，且能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富宁县体育局与王斌鹏签订和履行《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的时间均早于合同的落款时间“2015年1月1日”。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即成立。该合同成立时，原富宁县体育局并未被撤并，具备订立合同的主体资格，上诉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据以主张合同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请求确认《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无效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无效合同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的合同，具有违法性且自始无效。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有严格的法定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为：（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王斌鹏与原富宁县体育局之间签订《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且合同订立后，双方当事人均已按约定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现上诉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据以主张被上诉人王斌鹏与原富宁县体育局之间签订《富宁县天成体育馆运动健身项目经营承包协议书》的理由主要为：合同签订的主体不适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同签订的主体不适格并非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且如前所述，上诉人主张合同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故其关于确认合同无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审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结果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富宁县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杨 琴审 判 员  沈盈吟代理审判员  张雯静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邓智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