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5民终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永顺，男，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刘鹏，山东豪才（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明义，男，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郝利民，河南若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永顺因与被上诉人安明义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4）莘商初字第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永顺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鹏,被上诉人安明义及其委托代理人郝利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永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判决存在多处计算错误，导致判决数额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毫无根据地增加了判决数据。1、以判决书通过质证证据确认的第(2)项事实中第1点，通过该证据计算得到的运费实际数字为653514.55元，并非判决书认定的687110.85元。这两者之间差距为33596.3元，该数据应当在最终的判决中予以扣除。2、第(2)项事实中第2点，判决认定的21018元运输费用，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为在原判决书第(2)项第1点认定的运费数额中己经存在该笔运费，而原审法院又以第2点内容再次进行认定。这种错误地重复计算，毫无根据地增加了上诉人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该错误的判决显示原审法院存在不实事求是、依靠孤立证据枉法裁判的情况。原审法院作出该判决的依据仅仅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广某车队2010年7月份运费统计”表，除此外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通过与第(2)项第1点证据的相互印证，显然证实原审法院依据孤立证据作出判决是靠不住的。上诉人认为，这份证据仅能证实运费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成为支持被上诉人诉讼主张的确凿证据。上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点判决错误，是因为原审法院凭借“因上诉人无法提供反证”的主观意识去推断拖欠运费的事实，显然没有尽职尽责，没有做到公平公正。二、原审法院责令上诉人支付“86551.5元运费”的判决缺少充分的证据且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支付上述运费的依据是上诉人书写的笔记本记账单页，该单页是上诉人记账笔记本的一页，上诉人认为其自行书与的笔记本记录的仅仅是自己的生产经营信息。根据上诉人的习惯，在结账完毕且没有其他纠纷的情况下，上诉人就会把笔记本中相关单页撕掉。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该单页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拖欠运费凭证”，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从该证据的记录内容来看，虽然上面显示运费明细，但是仅从这一证据我们是不能确定该明细是“尚欠运费明细还是己结清运费明细”。既然无法确定是拖欠运费明细，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三方主体出具的“高永顺运费明细”这一客观证据，可以证实09年11月份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参与运输活动，所以就不存在拖欠86551.5元运费。另外，根据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的叙述，被上诉人认可该单页部分数据为上诉人支付运费的明细。通过上述证据综合判断，该份记账单页仅是上诉人支付运费的单据，而不是拖欠费用的单据。综上可知，至一审庭审结束，可查明上诉人尚欠运费总数为:653514.55元-536412.3元-86551.5元=30550.75元。三、上诉人手中尚有部分付款证据，因在原审庭审时上诉人认为已经付清运费不用另行承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及时出示。上诉人会在二审法院庭审时及时出示证据，希望二审法院予以核实。四、上诉人从中国广某集团聚丙烯粉料厂（以下简称广某集团）支取运费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费，被上诉人获得运费应当缴纳的税费已由上诉人先行垫付。因该税费涉及双方的实体权利，所以希望二审法院一并处理。被上诉人安明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安明义自2008年12月份起就开始承运高永顺的化工原料，高永顺的化工原料来源有两部分，大部分来源于广某集团，一小部分来源于广某集团的付总个人。因为化工原料运输要求很紧急，运进、运出时必须及时，否则就要影响生产，甚至发生事故。高永顺承包了广某集团的运输任务，因自己的车辆少，无法完成承运任务，故其邀请安明义运输化工原料。当时双方商定:运费按广某集团支付的标准支付给安明义。承运广某集团的货物按月结算，承运付总个人的货物按车结算。自2008年12月-2010年7月，安明义先后有豫J×××××、豫J×××××、豫J×××××三辆车承运高永顺的货物。在承运来源于广某集团的货物方面，一审时，安明义提交了08年12月-10年4月运费统计和广某车队2010年7月份运费统计两份证据，对于这两份证据，高永顺明确承认是自己给安明义的，对这两份证据没有异议，认可上面的运费数额。08年12月-10年4月运费统计表上面明确写明J29032运费总额432943.8元、豫J×××××运费总额237412.85元、豫J×××××运费总额16754.2元。2010年7月份运费统计明确写明豫J×××××运费金额为21018元。所以说承运来源于广某集团的货物，高永顺应当支付给安明义总运费数额为432943.8元+237412.85元+16754.2元+21018元=708128.85元。在承运来源于广某集团付总个人的货物方面，一审时，安明义提交了高永顺亲笔书写的记录，高永顺在一审时也明确承认是自己所写，是自己应当支付的运费。该记录写明运到凯日的货物需付运费28080元，连云港至三厂至潢川需付运费10440元，连云港至邳州应付运费26031.5元，连云港至凯日应付运费22000元，所以说在承运来源于广某集团付总个人的货物，高永顺应当支付的运费为28080元+10440元+26031.5元+22000元=86551.5元。高永顺应当支付的运费总额为708128.85元+86551.5元=794680.35元。扣除高永顺已经支付的536412.3元，高永顺还应支付256412.3元。二、上诉人高永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1、上诉人诉称“原判决书计算错误”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称“原判决书通过质证证据确认的第(2)项事实中的第1点计算运费数字为653514.55元”，这是上诉人计算错误。432943.8元+237412.85元+16754.2元=68710.85元，而不是上诉人诉称的653514.55元。上诉人称“21018元运费是重复计算”这是上诉人认识错误。豫J×××××运费总额432943.8元、豫J×××××运费总额237412.8元、豫J×××××运费总额16754.2元，合计687110.85元。这些运费是2008年12月-2010年4月所拉货物应当支付的运费，而21018元运费是2010年7月承运货物应当支付的运费，2008年12月-2010年4月这一时间段不包括2010年7月，2010年7月是2010年4月以后的时间，所以这21018元运费不包括在687110.85元之中。上诉人称“一审法院依靠孤立证据枉法裁判”这是上诉人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一审时，安明义所举出的上述证据高永顺当庭表示是自己给安明义的，对此也无异议，当事人在法庭的陈述也是法定证据之一，人民法院依据查证属实的书证等证据判决案件，不是孤证定案。2、上诉人称“原审法院责令上诉人支付86551.5元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法律规定”这是上诉人对法律理解错误。高永顺亲笔书写的记录，上面明确写明了应当支付的运费数额。安明义经常要求高永顺支付运费，双方存在明显的纠纷，所以说“上诉人辩称自己在没有纠纷的情况下，上诉人会把笔记本中相关单页撕掉”是个谎言。再说，高永顺在山东省古云镇，安明义在河南省，如果不是高永顺专门给付安明义的，安明义是不可能到高永顺家中去捡到这个记录的。再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86551.5元是应当支付运费的数额。”而上诉人将这一事实偷换为“原审法院认定为出具的拖欠运费凭证”。这是上诉人为了达到少付运费的目的，故意偷换概念。所以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3、上诉人在一审时第一次陈述安明义出具的收条自己已经全部烧掉了，第二次陈述月清月结，安明义没有给其出具过收条。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两次的陈述，上诉人手中何来付款证据。再说，一审时上诉人不举证，应当由其承担故意不举证的责任。4、被上诉人的税费由安明义自己承担，没有授权上诉人缴纳过税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税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安明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08年12月份，我有三辆罐车给高永顺拉化工原料，当时没有签订运输合同，后于2009年3月8日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由我继续给高永顺拉化工原料，一直拉到2010年7月份，在这期间，高永顺仅支付我部分运费，还欠我运费没有付清。在运输原料的过程中，高永顺安排我拉一车化工原料送到广某集团，但送到广某集团后，其拒不接受，造成我的车辆停放在广某集团46天，给我造成停运损失36800元，该损失高永顺应当赔偿。我给高永顺运输货物，高永顺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运费，期间车辆造成的停运损失高永顺也应予赔偿，我要求高永顺支付所欠运费258268.05元，赔偿车辆停运损失368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查明：高永顺与安明义所签订运输合同的情况。2008年12月份至2010年7月份，广某集团将聚丙烯厂的原料运输交由高永顺负责，高永顺找到安明义及其他人，让安明义及其他人为高永顺运输化工原料。2009年3月8日，双方签订了广某集团运输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甲方高永顺，乙方安明义，甲方负责车辆的统一管理、调度，运费结算，业务承揽，乙方负责运输，保证运输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意外。协议签订后，开始高永顺与安明义双方结账，后来高永顺指派孙某结账。安明义给高永顺拉原料，高永顺应支付运费的数额。自2008年12月至2010年7月份，安明义先后投入车牌为豫J×××××、豫J×××××、豫J×××××三辆罐车为高永顺进行货物运输，高永顺应支付安明义运输费用为：1、高永顺为安明义出具的2008年12月至2010年4月底运费统计表显示，高永顺应支付安明义车牌为豫J×××××运费432943.8元、车牌号为豫J×××××运费237412.85元、车牌号为豫J×××××运费16754.2元，合计687110.85元；2、高永顺为安明义出具的广某车队2010年7月份运费统计表显示，高永顺应支付安明义车牌为豫J×××××运费为21018元；3、高永顺亲笔书写的2009年11月26号安明义为高永顺运输货物，高永顺应支付运费为28080元、10440元、26031.5元、22000元，合计86551.5元；2008年12月份至2009年3月份，广某集团没有详细记载详细的运输情况，但双方的确进行过运费结算。以上安明义为高永顺所拉货物运费有据可查的共计为794680.35元。高永顺与安明义结算运费的情况。安明义给高永顺拉货物运费系高永顺从广某集团支取后，高永顺根据广某集团出具的每个车辆的运输统计单，由高永顺直接将运费支付给安明义及其他车主，安明义支取运费均给高永顺出具收条。安明义支取运费的数额。在第一次庭审时，高永顺认可安明义每次支取运费均给其出具收条，但收条均已烧毁。在第二次庭审时，高永顺否认安明义每次支款给其出具收条，其称运费月清月结，运费已与安明义结清，不欠安明义及其他车主的运费。高永顺在两次庭审中陈述不一，经调查和安明义与同时给高永顺拉货的车主王某，证实高永顺没有和安明义结清运费并欠安明义运费的事实。高永顺欠安明义运费的数额。安明义为高永顺拉货运费有据可查的共计794680.35元，安明义认可支取运费536412.30元，高永顺尚欠运费258268.05元。高永顺称已与安明义结清，不欠运费未提供证据。2014年7月17日，安明义诉至原审法院，要求高永顺支付运费258268.05元，并赔偿车辆停运期间的损失36800元，诉讼费用由高永顺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安明义与高永顺签订的运输合同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协议条款，安明义履行了协议约定的运输任务，高永顺应按约定支付全部运费。综合本案案情及双方举证、质证、认证情况，安明义给高永顺拉货物运费超过794680.35元，超过部分双方已经进行结算，故认定安明义给高永顺拉货物运费共计794680.35元。安明义认可支取运费536412.30元，应认定安明义从高永顺处支取运费536412.3元，高永顺尚欠安明义运费258268.05元，安明义要求高永顺支付下欠运费的请求应予支持。高永顺辩称，运费已经与安明义结算完毕，不欠安明义运费，第一次庭审时高永顺认可，安明义每次支取运费均为其出具支款条，支款条已经烧掉，但在第二次庭审时又称安明义没有给其出具支款条，其陈述不一致，前后矛盾，经原审法院向其释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但高永顺仍未提供与安明义结清运费、不欠安明义运费的相关证据，故高永顺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关于安明义让高永顺赔偿车辆停运期间的损失36800元，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高永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安明义运费258268.05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26元，由被告高永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于2009年10月28日、2011年2月18日出具的9000元、10000元的收条，拟证明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19000元运费的事实，该费用应该在认定的总额中予以扣除，另外，本证据还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自认欠款的不客观性和不真实性。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两份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记得9000元的运费是2009年10月2日给的，所以该款已经包括在了536412.3元之内，10000元可以扣除，这两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交了广某集团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涉案车辆参与运输费用的总额为653514.5元。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上2009年1月、2月、3月，三个月没有明细车号，所以这三个月这份表中没有统计上运费数额，还有2010年3月中旬，被上诉人承运的货物应当支付运费32177.2元，这份表中没有统计。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提交了广某集团2016年2月10日出具的涉案车辆应当自担税费的证明及相应的运费发票复印件5份，拟证明所有参与广某集团货物运输的车辆均应自担相应的国家税费，税费比例为0.4%，即被上诉人在所得的运费总额中应当支付相应的税费，因为广某集团与上诉人结算运费的时候，已经对该运费代扣，所以相应的部分应该由被上诉人予以返还。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扣缴税费不是广某集团的法定职责，广某集团没有扣缴义务。再者，如果扣缴应当给付税务票据，不应当仅凭一张证明，并且扣缴的税费应当交至税务机关，这份证据也没有出具人签字，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这几份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且上面的车号没有一辆是被上诉人的，这些发票的税费是广某集团已经入账，是广某集团应当承担的费用，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二审查明：上诉人于2009年10月28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运费9000元，于2011年2月18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运费100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原审判决认定。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运费总额为794680.35元的依据是否充分，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主张的运费258268.05元。原审判决认定运费总额为794680.35元，包括2008年12月至2010年4月的运费687110.85元、2010年7月的运费21018元、2009年11月26日的运费86551.5元。被上诉人主张2010年4月运费687110.85元的主要依据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运费统计表，上诉人在一审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仅认为表格上的数据不能证明其拖欠被上诉人运费258268.05元。上诉人在二审提交了广某集团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上2009年1月至3月均未显示车号，涉及被上诉人车辆的运费是从2009年3月开始计算的。因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运费统计表的真实性无异议，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被上诉人提交的比较全面，原审判决此认定2008年12月至2010年4月的运费总额为687110.85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2010年7月运费21018元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因上述687110.85元系2008年12月-2010年4月的运费总额，在两份证据的表头上均明确载明了时间，且上诉人提交的广某集团的证明中也载明了7月运费21018元，故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09年11月的运费86551.5元，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上诉人书写的明细。上诉人二审中认可系其所写，并认为是从上诉人记录的拉货记账本上撕下来的，09年11月的四项是上诉人的车拉货的明细，与被上诉人无关。该陈述与其一审陈述的352276.3元是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的运费相矛盾。在上述明细最下面的合计数额352276.3元是该页中所有运费的总额，这与上诉人二审所称上办部分是欠被上诉人的运费，下半部分是其自己的车拉货的明细矛盾，上诉人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原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009年11月运费86551.5元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已经支付被上诉人的运费数额，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已经支付运费536412.3元，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两份收条（2009年10月28日9000元、2011年2月18日10000元），被上诉人认可2011年2月28日的1万元未包括在536412.3元中，但认为9000元是2009年10月2日给的，已经包含在536412.3元之内。因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书写的收条中明确写明了日期为2009年10月28日，与被上诉人主张2009年10月2日的付款不具备关联性，该款与上诉人主张2009年10月28日的付款并非同一笔款项。故上诉人偿还的该19000元应当在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给付被上诉人258268.05元的运费中予以扣除，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运费239268.05元。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广某集团出具的涉案车辆应当自担税费的证明及相应的运费发票，拟证明被上诉人在所得运费总额中应当扣除相应的税费。上诉人提交的五份发票上注明的车号与被上诉人的三辆车的车号均不一致，且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就税款的负担做出了明确约定，故其主张应扣除相应的税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因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新证据致使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4）莘商初字第67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高永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安明义运费239268.05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安明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726元，由上诉人高永顺负担4643元，由被上诉人安明义负担10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74元，由上诉人高永顺负担4793元，由被上诉人安明义负担38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红审判员  刘颖审判员  董慧二〇一六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赵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