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037号原告：尹丽华，女，1982年6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代理人：卢彦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临床部，住所地广州市广州大道北白灰场路15号。负责人：向杰，院长。委托代理人：王云龙，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郭会平，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157临床部医生。原告尹丽华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临床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丽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卢彦声，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临床部的委托代理人王云龙、郭会平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尹丽华诉称，2012年4月27日，我因为怀孕到被告处做相关检查，并且建立相关产检档案；此后，我在丈夫的陪同下多次到被告处做产前检查。我和丈夫将生育一个健康宝宝的愿望全部托付给被告。2012年7月25日，在怀孕三十周时，我感到胎儿胎动减少、有异常，而当时我本来应在3天后才需到医院检查，但因为担心胎儿，我便马上到被告处进行检查，并将胎动异常的情况向被告方医生说明，请求医生注意；然而，接诊医生却很不负责地胡乱检查并随口说是正常现象，一点没有重视我的担心，也没有对我作一步的检查；既然我已将胎动的异常情况告诉医生，而医生也表示没有问题，出于相信被告方医生的权威，我也就没有多想随即离开了被告医院。三天过后，我在规定的检查日期来到被告处进行检查，此时得出的结论却是胎儿宫内死亡；我及家人都无法接受该结果，我多次昏阙。其后，我无奈只能在被告处做引产和清宫手术。据对死胎的病理检查报告显示，胎儿的死因是脐带自旋，单脐动脉，但是被告之前的彩超检查却错误诊断为脐动脉两条，如此严重的错误应是被告的不负责任所造成。我认为，错误的诊断和被告的不负责就是造成我胎儿死亡的原因，这已给我及家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和损失。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技术操作规范；（二）树立敬业精神，遵守职业道德，履行医师职责，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三）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四）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五）宣传卫生保健知识，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则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发生或者发现医疗过失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害，防止损害扩大”；由于被告方的医生并完全没有尽到上述职责，而我出于对被告医院的信任才将生育一个健康可爱宝宝的希望给予被告，但在我已将胎动有异常的情况告诉被告方医生时，被告方医生却仍然不予重视，并最终导致了胎儿的死亡。由此，被告应该对该事件承担全部责任，然而事情发生后，被告却一直在逃避责任，完全不理会我的丧子之痛。因此，我根据《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医疗过错所造成的赔偿责任，向我赔偿医疗费4955.1元、误工费17034.4元、护理费14208元、营养费和住院伙食补助3000元及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合计139197.5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方承担。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临床部辩称，我方认为原告方起诉不符合事实，我方对原告的诊疗行为均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诊疗常规的规定，诊疗行为不存在过失与过错，原告方的损害结果与我方的医疗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我方不应承担任何医疗损害和赔偿责任。原告从其孕18周起在我方门诊产检共4次，期间无发现异常；原告在孕30周时（即2012年7月25日，当时原告的正常预约产检日期为2012年7月26日）因自觉胎动减少1天而来我方门诊检查，当天负责原告产检的是产科专家刘秋华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产工作42年），经多普勒胎心仪听胎心音为152次/分、规律，当时嘱其回家观察；原告在26日偶觉胎动两三次，未就诊，27日无胎动，至28日原告到我处进行产检，我方门诊B超提示原告胎死宫内，遂将原告收入院作引产处理；胎儿娩出时见脐带自旋50周，胎儿体重1280g，尸解情况为“脐带自旋伴淤血。单脐动脉，营养不良”。至于原告在妊娠24周时（即2012年6月15日）的B超（四维彩超）提示其胎儿未见异常并明显显示胎儿两条脐动脉，而为何尸解见一条脐动脉这一问题。通过有关资料表明：脐动脉生理病理演变有二种学说，一种是先天性未发育，另一种是开始发育二支脐动脉，但在以后发育过程中，一支脐动脉继发性萎缩而消失，这在近几年临床并不少见，并多见报道；而单脐动脉干扰了胚胎发育过程中的血液供应，可引起胎儿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胃肠道、骨骼系统、泌尿生殖系统和胎儿肢体发育异常。假设在2012年7月25日当天如果对原告做彩超，虽可能会发现胎儿单脐动脉及胎儿异常变化，但由于原告当时孕周只有30周、宫高增长不明显，考虑胎儿预后问题，是不会轻易选择做剖宫产的，而就目前广州市早产儿救治水平，孕34周前胎儿出生后脑瘫是难以预防的（尤其是孕30周脐带异常导致宫内缺氧的）。我方认为，原告的胎儿死亡与其胎龄小、脐带发育异常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出生体重仅1280g，正常应该1700g左右）有直接关系，与当天选择剖宫产手术无直接关系；而B超对脐带异常的提示也不存在过错，单脐动脉的发生发展是客观存在的，原告在孕18周、24周时B超提示胎儿大小正常，可见胎儿宫内发育迟缓与孕中晚期的双脐动脉演变为单脐动脉有关。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我方没有违反医疗常规，原告方的损害结果与我方的医疗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我方不应承担任何医疗损害和赔偿责任，请贵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自2012年4月28日（即原告孕18周）起到被告处行产前检查，并在被告处建立围产保健病历档案；此后，原告多次在被告处进行系列产前检查；2012年6月15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检查报告（超声号：201206150001）显示：胎儿超声测值为“双顶径：67mm，股骨长：45mm，前壁胎盘，厚：22mm，羊水最大径：57mm。胎心率：159次／分，胎动可见，颈周见200度脐带彩色血流，脐动脉A/B=2.4”；胎儿超声描述为“宫内单胎。胎位：臀位。胎儿头部：颅骨光环完整，脑中线居中，脑室：未见明显扩张。胎儿面部：上唇连续，未见明显中断。双眼眶显示，鼻显示。脊柱排列：整齐连续，未见明显中断，胎儿心脏：四腔心结构显示。胎儿四肢：双侧上臂及其内的肱骨可见，双侧前臂及其内的尺骨、桡骨可见。双侧大腿及其内的股骨可见，双侧小腿及其内的胫骨、腓骨可见。胎儿腹部：胃泡显示，双肾显示，肾盂无扩张，膀胱显示。胎儿脐带：脐动脉两条”；超声提示为“宫内单活胎。拟胎儿脐带绕颈”。据原告的《围产保健病历》中复诊记录显示：对于预约日期为“28/5”的复诊，原告的检查日期为“29/5”，检查时“孕周”为“22”、“体重（kg）”为“65”、“血压(kpa)”为“98/62”、“宫高(cm)”为“28”、“腹围（cm）”为“90”、“胎心（次/分）”为“140”、“胎动次数”为“有”；对于预约日期为“24/6”的复诊，原告的检查日期为“26/6”，检查时“孕周”为“26”、“体重（kg）”为“67”、“血压(kpa)”为“100/70”、“宫高(cm)”为“28”、“腹围（cm）”为“94”、“胎心（次/分）”为“142”、“胎动次数”为“有”；对于预约日期为“26/7”的复诊，原告的检查日期为“25/7”，检查时“孕周”为“30+1”、“体重（kg）”为“69”、“血压(kpa)”为“106/64”、“宫高(cm)”为“28”、“腹围（cm）”为“97”、“胎心（次/分）”为“152”、“胎动次数”为“有”；此后的预约复诊日期为“8/8”；而在“28/7”检查时“孕周”为“30+”并有“自觉胎动消失2天，要求检查B超等字样”。2012年7月28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检查报告（超声号：20120728012）显示：超声所见“胎儿超声测值：双顶径：76mm，股骨长：56mm，前壁胎盘，厚：27mm，羊水最大径：38mm。胎心率0次／分，胎动未见。胎儿超声描述：宫内单胎。胎位：头位、胎儿胸腹部回声增强，紊乱”；超声提示“宫内单胎，考虑死胎”。随后，原告入住被告处妇产科进行诊疗（据原告的住院病历反映：原告是因停经30+3周，胎动减少3天，B超发现胎死宫内3小时而于2012年7月28日11时30分入科，入院时初步诊断为“孕1产0，宫内妊娠30+3周，死胎等”）。入院后，经完善相关检查，被告对原告行利凡诺引产+清宫术；2012年7月30日7时30分，原告出现规律宫缩，13时55分查宫口开全，被告予人工破膜，见羊水血性，并于14时00分在常规消毒下以ROA位自然娩出一死婴，脐带长65cm，自旋50周，脐轮旋转1.5周，脐轮下方可见2cm×1cm淤血，左颈部及腹部可见淤血，新生儿外观无畸形，WT1280g，5分钟后胎盘胎膜自行剥离，查胎盘完整，胎膜欠缺，被告方遂对原告予行清宫术，清出胎膜样组织30g，产后予催产素10u静滴，10u肌注；产时，原告出血约80ml，宫缩收缩佳，产后血压100/70mmHg；产后，予催产素、加红生化汤促进子宫复旧。2012年7月31日，原告产后出院，其出院医嘱为：休一个月、禁同房盆浴一个月，一周后来院看病理及抽血结果，一月后门诊复查，不适随诊等；住院期间，原告共用去医疗费2801.5元。涉讼事件发生后，原告对其病历资料进行了复制，双方当事人并对原告娩出的胎儿（死婴）进行了病理检验（病理检验报告书编号：A407，报告日期：2012年8月1日），病理检验结果为“送检男性胎儿，身长42cm，营养不良。⒈脐带自旋，伴淤血。单脐动脉。⒉肝脏自溶，脾、肺、肾、肠淤血，部分趋于自溶。⒊胎盘病变：绒毛间质纤维化伴纤维素样坏死。急性胎膜炎伴有坏死。头颅及心脏解剖未见明确病变。死因可能与脐带自旋致胎儿宫内缺血、缺氧有关”。由于原告方认为被告在涉讼诊疗过程中疏忽大意、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诸如：2012年6月15日原告的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报告已记载胎儿为脐动脉两条并提示“拟胎儿脐带绕颈”，但被告方既没有将应该注意的事项要求原告注意，也没有将原告列为高危产妇；至2012年7月25日对原告有关胎动减少的诉求没有给予重视、没有对原告作进一步的检查或留院观察、没有将原告列为高危产妇对待等医疗过错行为，而有关过错行为与原告娩出死胎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成讼。庭审中，原告表示，由于其于2012年7月25日已将自感胎动异常的情况告知被告方接诊医生，并要求医生给胎儿做心电图（当事人认为给胎儿做心电图与进行胎监是同一个措施），而被告方医生当时答复有关胎动情况属于正常状况、没有必要进行心电图检查，出于相信被告方医生的权威，原告才离开被告医院，且在其后两天原告也没有太在意胎动情况；假若被告方当时能对原告作进一步更详细的检查，而不是拒绝检查的话，原告方胎儿脐带自旋等问题就应该可以及时得到发现，被告方也可以告知原告采取必要的救护措施，对原告方胎儿的最佳救护时间也就不会被错过；结合在2012年6月15日原告的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报告已记载胎儿为脐动脉两条并提示“拟胎儿脐带绕颈”，而此后直至胎儿死亡时，被告方却没有提示原告应注意事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等情况，被告方医生在涉讼诊疗过程中应该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没有尽职尽责地履行妇产保健职责，被告方的过错行为更已导致原告方胎儿的死亡。对此，被告方表示，2012年7月25日时，被告方的接诊医生已根据原告当时情况为原告做了一个常规检查，其检查结果也是一切正常，如果原告当时确实存在胎动少的话，是可以做B超的，但接诊医生现也记不清原告当时是否存在胎动少的情况，涉讼诊疗过程中被告方并没有违反医疗常规、规范，不存在任何过错及过失。另，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原告在孕18周以前是在其他医院进行产检的，孕18周以后原告才在被告处进行产检；双方当事人并确认在原告到被告处进行产检期间以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即至2012年7月28日至当月31日）期间，原告共花费了医疗费4955.1元。诉讼期间，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就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有关诊疗过错行为与原告方胎儿宫内死亡这一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等专门性问题作医疗损害鉴定。201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编号为中大法鉴中心[2014]医鉴字第Y05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人分析认为，一、脐带扭转是因胎儿活动产生的，由于胎儿活动的结果，导致正常的脐带变成螺旋状，即脐带顺其纵轴扭转（生理性可扭转6－7周，有人认为可扭转9－11周），如脐带过分扭转大于30周以上，加上脐带长度的影响或近胎儿脐轮部变细呈索状坏死，可导致胎儿血管闭塞或伴血栓形成，血运中断而死亡；正常脐带的解剖为两条脐动脉，一条脐静脉，但如果胚胎发生异常，只有一条脐动脉，称为单脐动脉（单脐动脉的发生有两种学说，一种学说认为是先天性未发育，从胚胎开始发育时就只有一条脐动脉，另一种学说认为是胚胎开始发育时存在两支脐动脉，但在以后的发育过程中，一支脐动脉继发性萎缩而逐渐消失，经观察，两种可能性均存在），单脐动脉的血流量较正常低近一倍，可导致胎儿生长迟缓，胎儿宫内缺氧，单脐动脉的胎儿有1/4者伴有心血管或其他部位畸形，早产、流产、死亡率明显升高，由于单脐动脉常伴发胎儿畸形及胎儿生长受限，围产儿死亡率较高，故在产前检查时，常规应用B超检测脐动脉，及时作出诊断，提高围产期诊疗质量，有的单脐动脉婴儿可能是完全正常者，故对单脐动脉外观正常的新生儿除做B超等无损伤性检查，观察是否有肾脏等畸形外，无须进行其他损伤性检；根据鉴定材料，患方的胎儿脐带自旋50周、伴淤血，单脐动脉，同时胎儿头颅及心脏解剖未见明确病变，而依据现有医学理论认知，单脐动脉不是胎儿死亡的必然死因，脐带过分扭转大于30周以上，加上脐带长度的影响或近胎儿脐轮部变细呈索状坏死，则可导致胎儿血管闭塞或伴血栓形成，进而血运中断而死亡，故明确患方胎儿死亡的原因为脐带自旋；至于医方在2012年6月15日超声报告单发现存在两条脐动脉的图像存在，而2012年8月1日的病理报告及本鉴定中心重新复核病理切片均明确为单脐动脉，结合现有医学理论，确定胎儿开放式发育时存在两支脐动脉，但在以后的发育过程中，一支脐动脉继发性萎缩而逐渐消失。二、常规产前超声检查（Ⅱ级）适合于所有孕妇，除一般产前超声检查（Ⅰ级）适应证以外，还适用于有以下适用证：孕妇阴道出血、孕妇下腹痛等，检查内容包括“……胎盘（位置、厚度、成熟度）……”，系统产前超声检查（Ⅲ级）适合所有孕妇，尤其是适合一般产前超声检查（Ⅰ级）或常规产前超声检查（Ⅱ级）发现或疑诊胎儿畸形、有胎儿畸形高危因素者，检查内容包括“……胎盘及脐带（位置、厚度、成熟度；脐带血管数目）……”，由于《产前超声检查指南》于2012年8月1日在线发行，严格讲以《产前超声检查指南》来评判本纠纷中医方是否存在过错，有标准选择过于严格的事实，建议医方在超声报告单上要表明脐带血管的总数目；早产儿因器官功能发育不成熟，为围产儿死亡的首要原因，孕龄满34周后围产儿死亡率才有明显的降低，死亡的早产儿绝大多数原告方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鉴定人员并没有对被告方医务人员在2012年7月25日的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对原告在当天是否有必要做超声检查、能不能做超声检查以及超声检查后能不能避免胎儿死亡等问题均没有作出说明）；实际上，当天原告已将自感胎动异常的情况在就诊时告知被告方接诊医生，并要求医生给胎儿做心电图，而被告方接诊医生在原告的主动要求下依然拒绝给原告做检查，原告正是受到了被告方医务人员的错误指导和不负责任的解释才导致涉讼事件的发生（当时的接诊医生曾在事后与原告的对话中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并表示其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吸取了教训，对以后做检查的人提供更详细的检查建议）；按鉴定意见推断，原告在当天应是可以做相关超声检查的，检查后就可以发现原告胎儿脐带自旋等问题，进而被告方就应该告知原告采取必要的救护措施，现被告方拒绝为原告检查，在原告方追问时也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更错过了最佳的救护时间，并直接导致了胎儿的死亡，故被告方的涉讼诊疗行为应是有过错的；《产前超声检查指南》的发布时间为2012年6月1日，在该指南发布前也有对产前超声诊断的相关规范，不能认为以《产前超声检查指南》来评判本纠纷中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属于标准选择过于严格。根据原告方的申请，本院通知了鉴定人员出庭，鉴定人员在庭审中表明：正常情况下医生会在判断孕妇情况正常与否的情形下才作出相应的检查，孕32周后要按常规进行胎鉴，在此之前医院的检查手段就是听胎心，若胎心在正常范围内，就不需要进行胎检；由于胎儿35周之后肺才成型（即35周之后的胎儿娩出母体后，孩子的肺才能自主呼吸），孕32周之前生出来的小孩死亡率很高，故目前对孕32周之前发生胎儿情况不好的情形，常规的做法是保胎，让孕妇延长到35周以后；根据涉讼病历资料表明，医方于2012年7月25日对原告进行了胎动、胎心的检测（“胎心〔次/分〕”数值为“152”、“胎动次数”为“有”），该胎心数据正常，此时并没有发现有对原告进行产前胎心监护的必要；鉴于胎儿脐带自旋问题在胎儿娩出前尚没有任何检测方法可以检测到，检测出来的存活概率也比较低，故不存在2012年7月25日进行所谓超声检查就可以发现原告胎儿脐带自旋并进而采取剖腹生产等问题，更何况原告当时仅孕32周+；同时，原告方胎儿的死亡原因是脐带自旋（自旋50周），并最终形成血管封闭、堵塞，胎儿吸不入氧，死亡原因不在于单脐动脉，而单脐动脉的孩子伴有畸形的比较多；由此可见，被告方的涉讼诊疗行为（包括原告提及的被告没有在2012年7月25日对原告进行胎心监测等行为）不存在过错，上述诊疗行为与原告胎儿宫内死亡间没有因果关系；另，医学在发展，各种医学规范也在发展，评判医方有无违反相关的诊疗规范应遵循当时原则和当地原则，因《产前超声检查指南》是中国医师学会超声医师分会于2012年8月1日在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上发布的，而涉讼原告的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是发生在2012年6月15日，故目前以该《产前超声检查指南》来评判被告方的诊疗行为有标准选择过于严格的事实。诉讼中，原告表示，其在上海进洋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担任设计师（每月收入7800元），本次事件的发生造成原告需住院治疗4天，且出院后原告尚需产假休养两个月，共导致原告误工64天，而在原告住院治疗期间以及出院后1个月期间（共34天），原告需丈夫（为广州市衫点饰屋贸易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每月收入12000元）参与护理工作的，且原告仍需加强营养以利康复，由此，为治疗伤患及处理本次事件共造成原告损失误工费17034.4元（按照7800元/月标准计算64天）、护理费14208元（按12000元/月标准计算34天）、营养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按50元/天标准计算60天）；但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却既未能就其因伤致误工、其亲属则因参与护理工作而误工导致实际减少收入的具体数额或当事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等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也未能举证证实其营养费的具体损失情况。以上事实，有《围产保健病历》、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报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报告书、病历资料、结算单、医疗费票据、收入证明、身份证、证明、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执业资格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司法鉴定意见书》、录音资料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是医疗赔偿纠纷，原告方认为被告在涉讼诊疗过程中疏忽大意、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与告知义务，存在诸如：2012年6月15日原告的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报告已记载胎儿为脐动脉两条并提示“拟胎儿脐带绕颈”，但被告方既没有将应该注意的事项要求原告注意，也没有将原告列为高危产妇，以及在2012年7月25日对原告有关胎动减少的诉求没有给予重视、没有对原告作进一步的检查或留院观察、没有将原告列为高危产妇对待等医疗过错行为，并最终导致原告方胎儿宫内死亡这一严重后果，故要求被告承担医疗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由此，应按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对此进行分析与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即若行为人的行为有过错，并给他人造成损害，且该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则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即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存有过错，并给患者造成损害，且该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医疗机构就应当依法向患者一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尹丽华（孕妇）自2012年4月28日（即原告孕18周）起到被告处行产前检查，并在被告处建立围产保健病历档案，双方的医疗服务合同成立，作为医疗机构的被告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就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精湛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病痛。2012年7月28日，被告方对原告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发现胎死宫内，原告遂于2012年7月28日11时30分进入被告处治疗，并于2012年7月30日14时00分自然娩出一死婴（脐带长65cm，自旋50周，脐轮旋转1.5周，脐轮下方可见2cm×1cm淤血，左颈部及腹部可见淤血等），经病理检验，该“男性胎儿”身长42cm，营养不良。脐带自旋，伴淤血。单脐动脉。肝脏自溶，脾、肺、肾、肠淤血，部分趋于自溶。胎盘病变：绒毛间质纤维化伴纤维素样坏死。急性胎膜炎伴有坏死。头颅及心脏解剖未见明确病变，死因可能与脐带自旋致胎儿宫内缺血、缺氧有关。虽然本医案中确实存在诸如：被告曾于2012年6月15日对原告进行的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显示原告胎儿脐带情况为“脐动脉两条”，而对原告娩出的（死婴）所作病理检验却显示为“单脐动脉”，以及被告在2012年7月25日对原告产检时没有进行超声检查等情况；但纵观被告方的涉讼诊疗过程并结合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方胎儿宫内死亡的原因应为脐带自旋（胎儿娩出时脐带〔长65cm〕自旋50周），而原告方胎儿单脐动脉的情况本也会造成胎儿血流量较正常低近一倍，并可导致胎儿生长迟缓、胎儿宫内缺氧等情况（单脐动脉的胎儿有1/4者伴有心血管或其他部位畸形，围产儿死亡率较高），且据纠纷发生时的诊疗规范及医学科学的发展水平，被告方在对原告所实施产前检查及诊疗的过程均是符合医疗处理常规和原则的，有关诊疗、处置措施也是及时和恰当的，并无过错，被告方的上述诊疗行为也与原告方方胎儿宫内死亡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现有证据也未发现被告方的医疗行为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即被告方并没有延误治疗等医疗过失行为；至于原告胎儿脐动脉前后变化的情形，也被确定为胎儿开放式发育时存在两支脐动脉，但在以后的发育过程中，一支脐动脉继发性萎缩而逐渐消失。由此可见，原告方的胎儿是因脐带自旋而宫内死亡的，该结果并非由于被告方的产前检查及诊疗行为所致，即原告方胎儿宫内死亡与被告方的涉讼诊疗行为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方对原告方胎儿的宫内死亡并无责任。诚然，针对涉讼被告方2012年6月15日对原告所作的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报告存在之情况，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也建议被告方在超声报告单上要表明脐带血管的总数目，但从原告方胎儿宫内死亡的实际病情特点及被告与之对应的诊疗行为综合分析，原告胎儿的宫内死亡与被告方的上述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亦据此作出被告对原告实施产前检查及诊疗的过程无过错，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胎儿宫内死亡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因此，现原告方以被告的涉讼产前检查及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并终造成原告胎儿宫内死亡这一严重后果为由，要求被告方承担医疗损害民事赔偿责任，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与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损失的诉讼请求，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医疗行为是具有高风险的专业行为，医学是一门探索性、经验性的学科，在医疗实践中尚有许多未知领域，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高度科学积累和探索的领域；时至今天，人类对许多疾病的发生原因还不了解，已知发病原因的也有相当一部分难以治愈，对许多药品副作用的认识也非常有限，由此造成在医疗行为过程中不但会经常出现各种事前可预知或不可预知的并发症，也常会因患者病情异常或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甚至基于人体的基因、体质、情绪、所处环境等的不同，患者在疾病表现与治疗效果上也存在差异，同时亦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有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等医疗风险；在这种高风险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或医方从其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业操守出发，必然是运用专业的、科学的技能及专业设备进行诊治，诊治的过程不但是治疗病患以降低病患者致死致残风险或减轻其生活质量降低程度的过程，也是向未知医疗领域探索的过程、向未知病患挑战的过程；与此同时，病患一方对自己病情专业性知识了解的匮乏及渴望尽早恢复健康的心情也是常人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将所有的医疗风险完全让医疗机构承担，势必违背了法的基本价值，得不到社会的公认，从而使社会价值观失衡，违背科学认识世界的观念。因此，如何客观平衡医疗机构或医方与病患一方在医疗行为中的治疗风险就成为解决当前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有关“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关金兴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规定，其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法律上规范医疗机构或医方的医疗行为，使病患一方能在治疗过程中充分认识治疗行为的医疗风险并对医疗机构（医方）的治疗行为给予理解，以期与医疗机构（医方）共同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本案中，虽然被告在对原告这一孕（产）妇进行产前检查及诊疗的整个过程中，其产前检查及诊疗行为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不存在延误治疗的过错，也没有医疗过失行为，原告胎儿宫内死亡源于脐带自旋而并非由于被告方的诊疗行为所致；但是，从原告自孕18周起已到被告处行产前检查并在被告处建立围产保健病历档案的行为分析，原告对被告方医疗行为是给予充分信任的，原告到被告处行产前检查并在被告处建立围产保健病历档案的目的就是为能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由此，作为专业医疗机构的被告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就应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对患者尽到最谨慎注意的义务，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精湛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从原告现陈述的涉讼产前检查情况（特别是2012年6月15日原告的三维／四维彩色多普勒产前超声检查报告提示“拟胎儿脐带绕颈”以及在2012年7月25日的产前检查经过）分析，在孕（产）妇及新生儿在妊娠生育（生产）过程中的高风险性、胎儿脐带绕颈的严重性以及2012年7月25日产前检查时需否对原告进行超声检查等问题上，被告方给予原告方的说明、指引或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对病情沟通的不充分在客观上确已使得作为病患一方的原告方不能正确、充分地认识到妊娠生育之风险，不能认识胎儿脐带绕颈的严重性与原因之复杂性，进而理解到医疗机构（医方）的相关诊疗行为的适用性，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的挑战；相反，被告方前述行为上的不足更造成原告方对其胎儿宫内死亡一事认识误区上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原告战胜病魔、恢复健康的信念，同时亦造成原告方作为病患一方与被告间医患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并直至产生本次诉讼。由此可见，被告方上述未尽到最谨慎注意义务的医疗行为不仅影响了原告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同时亦应属于对患者知情权的损害，该行为对原告确已造成了一定的精神上之损害。因此，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考虑到原告胎儿宫内死亡一事在客观上确实已对原告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痛苦、被告方作为专业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尚未尽到最谨慎注意义务等因素，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合议庭认为，被告方仍应酌情给予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临床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予尹丽华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二、驳回尹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96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临床部负担43元，尹丽华负担1153元，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五七临床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4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人民陪审员  方绍波人民陪审员  刘少珍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陈婉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