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12民初2209号原告：陆汝光，男，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代理人：吴国强，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股份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108号，组织机构代码75940733-2。负责人：陆伟锠。被告：广州市黄埔文冲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108号，组织机构代码19116753-1。法定代表人：陆伟锠。被告：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文冲石化路12号，组织机构代码71240194-5。负责人：陆泽权。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伟华，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汝光诉被告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股份经济联合社、广州市黄埔文冲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社区居民委员会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汝光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国强，被告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股份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文冲联社”）、广州市黄埔文冲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冲经济发展公司”）、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冲居委会”）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伟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1996年9月入职，与三被告先后建立劳动关系。因“城中村改造”问题，三被告以“城中村改造”为由，2013年3月至今，对原告实行强制停薪留职，不向原告发放工资、补贴和奖金。原告和三被告期间没有签订相关停薪留职的协议，被告于2015年12月31日提出无故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不服，向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黄埔仲裁委以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为由，驳回原告全部仲裁请求。原告认为，原告与三被告存在连续劳动关系。一、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原告与被告为聘用关系，应属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二、原告自任职之日起，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也证明原告与三被告先后存在劳动关系。三、因黄埔撤村改居，三被告改制原因，原告的工作岗位被调整，但不影响原告工作年限的连续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原告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三被告因城中村改造，无故要求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并未经原告同意不让原告参加工作，应向原告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福利待遇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三被告在1996年9月至2016年1月先后存在劳动关系；2、三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53891.27元；3、三被告向原告补发从2013年3月至2016年1月的工资126534.16元；4、补发原告从2013年3月至2016年1月的节日费4000元；5、支付拖欠原告2013年3月至2016年1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31633.54元；6、支付拖欠原告2013年3月至2016年1月节日费的经济补偿金1000元；7、支付1996年9月至2016年1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另一倍工资33055元；8、支付1996年9月至2016年1月期间年休假折抵报酬112056元；9、判令三被告依法为原告补缴养老、医疗等相关社会保险。三被告共同答辩称：一、原告为原文冲村村民，即第一被告社员、社员户籍人员、第三被告居民。第一、第三被告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一、第三被告为了维护本居委会、本联社的治安以及管理本居委会、本联社的计生工作、集体农用土地聘请本居委会居民、本联社社员服务于居委会、联社，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同时，原告作为第三被告居民、第一被告社员、社员户籍人员，本身也是治安联防、计生服务，集体农用土地管理的受益人。另外，第一、第三被告向原告支付一定的报酬及购买社保是基于原告参与居委会、联社工作比其他一般居民、社员在维护、管理第一、第三被告付出了更多的劳务，仍是基于其居民、社员身份，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内部管理事务。文冲经济发展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业，原告所从事的工作不属于其经营业务范围，原告也从未为其提供过劳动，虽然第二被告自2012年11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但第二被告与原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应以第二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作为唯一认定依据，且第二被告仅是代第一被告替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二，关于原被告之间成立及解除劳务关系的时间。2002年8月，黄埔区实行“撤村改居”，文冲村民委员会改为第三被告。第三被告于2004年4月分别聘请陆浩杨担任第三被告农业办公室副主任，聘请陆沛钧，陆汝光、陆锦宁、陆炳耀为第三被告治保会队员，于2004年9月聘请谢慧霞为第三被告计生办资料员，于2005年3月聘请陈伟燊为第三被告治保会队员，于2011年1月聘请黎柳英为文冲计生办专干，于2011年9月聘请潘月深为文冲计生办专干。2012年6月，黄埔区按照“一居一站”的模式设立社区服务站，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社区居委会、社会服务站分工协作的社区服务管理机制，社区委员会成员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居委会成员为兼职，不享受工资待遇。因此，第三被告于2012年9月与原告协商解除了劳务关系。2012年10月，第一被告聘请陆炳耀、陆锦宁、陆汝光负责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治保事务，聘请陈伟燊、谢慧霞、黎柳英、潘月深负责第三被告社员及社员户籍人员的计生工作，聘请陆浩杨、陆沛钧负责第三被告农用土地的关联。2013年2月，由于文冲村“城中村改造”，第一被告与陆浩杨、陆沛钧、陈伟燊、谢慧霞、陆汝光、黎柳英、潘月深协商解除了劳务关系。2015年12月，第一被告与陆炳耀、陆锦宁协商解除劳务关系。综上，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及要求支付本案诉讼请求金额，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是原文冲村村民，现为文冲社区居民委员会辖区内的居民、文冲联社社员，享受社员分红。被告文冲居委会于2004年4月聘请了原告为治安联防队队员，负责辖区内部的治安联防工作。根据银行流水清单显示，2012年10月之前由文冲居委会支付工资，2012年11月开始由文冲联社支付工资。原告提供的社会保险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2年10月及之前由文冲居委会缴纳社会保险，2012年11月起由文冲经济发展公司缴纳社保至2015年12月止。原告主张同时与三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其工作岗位一直未有改变。被告文冲居委会确认原告在2004年4月至2012年9月为其提供劳务，被告文冲联社确认原告在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为其提供劳务，被告文冲经济发展公司主张原告从未为其提供过劳动，其仅曾代被告文冲联社为原告缴纳社保。原告最后工作至2013年3月8日，原告从未与三被告签订劳动合同。2016年1月15日，原告等9人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4月20日，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6]051-05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本案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被告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股份经济联合社与广州市黄埔区文冲街文冲社区居民委员会是根据广州市黄埔区“城中村”改制工作等要求，在2002年撤镇设街后，原黄埔区大沙街文冲村民委员会停止运作分别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及相关书证为凭，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原告与三被告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首先，文冲联社与文冲居委会是在广州市黄埔区“城中村”改制工作中由原黄埔区大沙街文冲村民委员会分立出来的。文冲联社及文冲经济发展公司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原村委会的集体土地、集体生产经营性物业和债权债务；文冲居委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原村委会负责的社会事务。原告受聘的文冲居委会及其所从事的治安联防保护工作内容具有公共社会事务管理性质，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管理的范围；而文冲联社和文冲经济发展公司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社会事务管理方面的岗位职能，即使曾为原告支付过工资或代缴过社保，但也应视为对本社区居委会有关人员的报酬和补贴等费用从经济上予以支持并直接代付的行为。因此，原告主张其同时与三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其次，即便如原告主张的三被告存在共同用工的情况，但原告作为文冲居委会居民，其参与社区治安保卫工作是与居民身份密切相关，其在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同时也是社区治安联防的受益人，换言之，原告担任治安联防队队员并领取相应报酬的行为是有偿参与村民自治管理活动的体现；文冲居委会聘请内部成员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并由集体经济组织代为支付相应报酬，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陆汝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陆汝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丽娜二〇一六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陈惠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