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30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贺祥寿，男，192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委托代理人刘晔，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贺赢娣(贺祥寿之女)，女，195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房敏，院长。委托代理人耿志强。委托代理人仇言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东医院，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俞卓伟，院长。委托代理人谭超毅。上诉人贺祥寿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5)虹民四(民)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贺祥寿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晔、贺赢娣，被上诉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岳阳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耿志强、华东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谭超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日，原告因“发热二日，无咳嗽，左下足背感染，既往痛风病史、高血压病史”至被告岳阳医院急诊就诊。查体：T38.3℃，右下肺可及啰音。血常规：WBC：6.9×109/L，N：82.4%。胸片检查提示两肺纹理增粗，予以退热、抗感染、止痛等对症治疗。6月3日，原告出现腹部膨隆、排尿困难，予以留置导尿。B超检查提示右肾声像图略改变，右肾结晶，右肾小囊肿，前列腺增生症。予告病重。6月4日，原告家属要求转院治疗，由原告儿子贺国良签字后离院���同日，原告因“高热伴双下肢疼痛4天，外院考虑痛风，对症支持治疗无好转，稍有咳嗽咳痰，未解大便3天，未排气”至被告华东医院急诊就诊。查体：两肺音粗，可及少许湿啰音。腹隆软，无压痛，无反跳痛，叩诊鼓音，肠鸣音不亢。血常规：WBC：9.9×109/L，N：87.2%；尿酸0.554mmol/L；尿素氮10.2mmol/L。肺部CT(外院)提示慢支，炎症性改变，心包积液，胸膜增厚。腹部CT提示小肠低位梗阻，梗阻部位回盲部，回盲部区软组织影增多，升结肠内大量粪便影。经贺国良签字同意后予以胃肠减压、抗炎、补液等保守治疗。因腹胀无明显好转，于6月7日拟诊“结肠梗阻”收入普外科进一步治疗。入院查体：T38.5℃，P96次/分，R25次/分，BP170/68mmHg。患者神清，精神萎靡，推入病房，检体合作，不能完全对答。双肺呼吸音粗，可及少量湿啰音。腹部明显膨隆胀大，全腹无明显压痛，无肌卫、压痛，无反跳痛，叩诊鼓音，肠鸣音6次/分，有亢进。四肢软组织红肿伴皮肤增高，以左下肢明显。诊断为：1、完全性结肠梗阻；2、四肢软组织感染；3、慢支伴肺部感染；4、呼吸功能不全；5、心包积液；6、痛风；7、单肾。予以完善检查、禁食、胃肠减压、抑酸、抗炎、解痉、静脉营养、面罩吸氧等对症支持治疗，并以“结肠梗阻、并肺部感染、心包积液、且既往肾功能不全(左肾切除史)、右束支完全性传导阻滞，目前一般情况较差，腹胀明显，呼吸音粗，病情随时可能进一步加重”为由告病危，由原告儿子贺国平签字确认。6月8日，查BNP：124pg/ml，血气分析：PH7.277，pCO2：8.22Kpa，pO2：11.53Kpa，HCO3：29.1mmol/L,BE：1.3，SO2：94.8%。予请ICU、心内科、呼吸科、麻醉科会诊后，继续祛痰、抑酸、抗感染、护心、降压、静脉营养等治疗，并将原告目前疾病情况及��疗措施告知家属，由贺国平签字确认。6月10日9时，查体：T38.5℃，P101次/分，R25次/分，BP160/62mmHg，SpO2：93%。神欠清，呼之可应，不能应答。两肺呼吸音明显增粗，可及明显湿啰音；脉搏较弱，心率不齐。13时，SpO2降至84%，予以鼻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13时30分，原告转入ICU，予以祛痰、抗感染、强心、降压、抑酸等对症支持治疗，并再次告病危，由贺国平签字。6月15日，查体：T37.4℃，P64次/分，R18次/分，BP134/65mmHg。其后，反复尝试予原告脱呼吸机锻炼，但原告数次在脱机后出现呼吸急促、心率增快、血氧饱和度下降，再予鼻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6月20日，因原告连续脱机锻炼数次均失败，考虑其短时间无脱机可能，合并大量黄脓痰，经治医生向家属建议行气管切开术，家属予以拒绝，由贺国平签字确认。6月22日，查体：HR60次/分，BP120/76mmHg。神志清。复查血气分析：PH7.45，pO2：11.3Kpa，pCO2：4.0Kpa，SO2：97%。予拔去鼻插管，经鼻导管自主呼吸吸氧或面罩吸氧，仍有较多黄脓痰。6月27日5时，原告因神志不清，窦性心动过速，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双肺散在湿啰音。查血气：PH7.11，pO2：11.5Kpa，pCO2：10.3Kpa，SO2：92%。请呼吸科、麻醉科会诊后，再次紧急予以鼻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并予扩容升压等对症治疗。16时，以“呼吸衰竭、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由告病危，由贺国平、贺娣签字确认。7月7日，查体：肛温37.6℃，HR75次/分，BP118/86mmHg。神志清。复查血气分析：PH7.36，pO2：9.1Kpa，pCO2：4.3Kpa，SO2：99%。予拔去鼻插管，经鼻导管自主呼吸吸氧或面罩吸氧，仍有较多黄脓痰。7月10日，原告出现烦躁，呼之反应差，无法对答。血气分析示：PH7.3，pO2：7.3Kpa，pCO2：6.7Kpa，SO2：93%，予以bipap呼吸机无创机械通气���症状无好转。经贺国平签字同意后，再次请麻醉科予以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7月11日，ICU以原告“Ⅱ型呼衰、肺部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心功能衰竭”为由请呼吸科会诊。“会诊申请及记录单”中病史摘要见“在实施机械通气过程中，曾两次拔管脱机，但拔管5天左右，又因呼吸衰竭而再次插管。建议气管切开，但患者拒绝。”记载。会诊结果见“因为患者已呼吸机维持中，撤机可能性小，建议继续呼吸机应用，注意肺部感染。”7月12日，医生与原告家属谈话，告知“患者呼吸衰竭治疗已一月余，其间2次脱机拔管，但终因呼吸衰竭而再次插管上呼吸机。其间医方多次反复与家属商量，希望及早气管切开，家属考虑多种因素后决定暂缓施行气管切开术，近2天家属将商量后再做决定。”由贺国平签字确认。7月15日8时30分，查体：肛温36.8℃，P45次/分，R16次/分，BP168/70mmHg。神志清，插管内仍能吸出大量稠厚黄脓痰液，吸痰不配合。双肺呼吸音粗，双下肺可闻及湿啰音及痰鸣音。经治医生告知目前原告呼吸状态，2次拔管3次再插管，短期内没有脱机的可能，再次建议患者家属行气管切开术。“气管切开术知情同意书”载明“根据病情需要，拟行气管切开术，术中和术后可能发生下列情况：1、麻醉意外；2、本手术仅解决喉阻塞或下呼吸道阻塞的引流，以利抢救，原发病有待进一步治疗；3、有出血、窒息、皮下气肿、纵膈气肿、气胸、切口愈合不良、感染、气管食管瘘等并发症；4、术后有长期或终身戴管可能；5、老年患者有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可能；6、穿刺法气管切开器械需自费，约3,300元。”其下空白处另有手写字迹“以上6点情况患者家属已经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后决定同意气管切开。签字如下”，贺国平、贺国良在同意书上���字。7月15日10时15分，原告在局麻下行气管切开术，置入气管套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后经脱机锻炼，7月29日停呼吸机，予经气管套管自行吸氧。并于8月4日转入普外科进一步治疗。其后，原告数次因病情变化再次予以气管套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2013年10月，原告以两被告存在医疗损害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代理费等共计90万元，并承担原告后续费用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两被告赔偿残疾赔偿金238,550元(人民币，下同)、护理费261,64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7,600元、营养费57,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交通费1万元，对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以及原告后续费用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要求保留诉权。原审另查明，2011年6月8日的“中心静脉穿刺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人为贺国良。2011年6月10日的“经外周中心静脉穿刺知情同意书”、“中心静脉穿刺知情同意书”、“皮肤切开引流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人均为贺国平，“口(鼻)腔气管插管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人为贺国平、贺爱珍。“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2011年8月16日、2011年9月2日)、“自费药物知情同意书”(2011年8月31日、2011年9月21日)、“骨髓穿刺术知情同意书”(2011年9月2日)、“胃管诊疗知情同意书”(2011年8月25日)上签字人均为贺国平。原审审理中，原告提供其本人于2011年8月6日、10月26日、2013年11月13日、2015年4月20日、6月3日书写的材料数份，以证明其本人明确拒绝气管切开，且未授权任何人代其同意气管切开，气管切开后，其本人身心遭受巨大痛楚。原告另提供2011年6月7日的���告知书”及“授权委托书”一份，表示其中的委托人“贺祥寿”字迹均非原告本人书写，但认可受托人“贺国平”、“贺爱珍”均系家属本人签名。被告华东医院对此予以认可。原审审理中，应原告申请，法院委托本市杨浦区医学会就两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是否构成医疗损害；若构成医疗损害，原告人身损害等级和医疗过错的责任程度进行鉴定。后因原告认为被告华东医院侵犯原告知情同意权系法律问题，无需经由鉴定予以认定，书面要求杨浦区医学会中止鉴定。并要求单纯就原告气管切开后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等问题送法医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其后，法院多次向原告释明医疗损害鉴定的必要性及不进行鉴定的不利后果，原告仍坚持不再进行鉴定。2015年6月18日，法院向杨浦区医学会撤回鉴定委托。6月25日，杨浦区医学会终���本案鉴定。原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及护理记录，在2011年7月15日时，原告系处于神智清楚状态，可以由其本人表达自主意愿。被告华东医院则认为，医学上记录的神志、意识清是指呼之能醒，与日常理解的思维清晰、自主判断并非一致，且原告是在呼吸机辅助呼吸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前述状态。关于2011年7月11日“会诊申请及记录单”中“患者拒绝”的记载，被告华东医院表示此系医生笔误，遗漏“家属”二字，因医生一直均系与原告家属沟通。原审审理中，原告认为被告岳阳医院存在延误诊治、加重原告病情的过错；认为被告华东医院具体存在以下过错：1、医疗过错。在3次气管插管前，原告基本情况均很好，对插管必要性存有疑义，气管切开更是没有手术指征。且被告多次在未使用无创呼吸机的情况下直接采用气管插管接呼吸机治疗。原告另表示气管切开前医生告���套管费用是3,300元，但是医生对家属说可以把手术刀进行消毒后反复使用，便可以节省1,200元，故原告实际支付2,100元。而原告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一般银铜合金的套管价格为400元/个，不锈钢套管价格为105元/个。故认为被告华东医院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坚持要为原告进行气管切开。其已经就此向相关物价部门反映情况。原告还表示其转入ICU之前双手完好，但之后出现双手受损，肌力下降的症状，经检查为双侧尺神经损伤，认为此亦系被告华东医院造成的医疗损害。2、侵犯知情同意权。原告本人于术前及术后明确拒绝气管切开，且未授权任何人代其同意气管切开，原告本人亦非罹患重大癌症不宜向其本人告知病情，气管切开之前亦非需要紧急手术进行抢救，而被告华东医院在原告神志、意识清晰的情况下未经原告同意而进行气管切开手术。且在术前谈话时，医生��骗家属说手术创伤很小，术后2-3天就可以长好，未告知家属真实情况、也未告知手术的风险及后遗症。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综合庭审中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两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并对原告造成损害。2、被告华东医院是否侵犯原告知情同意权。关于医疗过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医疗活动具有高度专业性及相当复杂性，故医疗损害赔偿必须以医疗机构在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且患者的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的不当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为前提，而对于医疗行为是否违反诊疗常规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除依照一般常理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认定外，还有赖于具有专业知识、经验、技能的相关专家做出判断。本案中，原告虽认为被告岳阳医院延误诊治，被告华东医院在气管插管、气管切开、尺神经受损等诊疗方面均存在过失，然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经法院多次释明，原告亦坚持不对此进行鉴定，则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故在无充分证据证明两被告存在医疗过错的情况下，应视为两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原告虽在庭审中要求单纯就原告气管切开后的伤残等级、护理依赖等问题进行司法鉴定，并认为任何一个法医鉴定机构均能对此予以鉴定。但该请求显然未考虑到医疗行为具有客观连续性、内在关联性以及原告本就罹患疾病而与普通人��损害案件伤残鉴定存有差异等情形，将医疗过程及诊疗结果予以割裂看待，缺乏合理性，故法院对此不予准许。原告另称被告华东医院出于几千元的经济利益而为其实施气管切开，显系其个人主观臆断，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至于原告所称被告华东医院气管套管之定价问题，非属法院审理范围，且其已向物价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故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关于知情同意权。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首先，知情同意权与患者的病情、所处的神志状态、是否适合接受告知等密切相关。如果患者不能自主表达意志，医务人员取得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的，亦属合法有效。由于前述情况均涉及医疗专业问题，故对于是否侵犯知情同意权亦应当通过医疗损害鉴定予以具体明确，由于原告拒不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则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认为病史记载其在气管切开前是“神志清”，故可以自主表达意志。但与原告入院当天的病史中“患者神清，精神萎靡，推入病房，检体合作，不能完全对答”之记载对比，可见“神志清”与法律概念中的能够自主表达意志并非完全一致，且被告华东医院亦一再表明医学上的“神志清”仅指“呼之能醒”，而非日常理解的“思维清晰、自主判断”。对于原告在气管切开当时究系处于何种状态，仅凭文字记载本身尚不足以进行认定，原告亦未能提供其它证据以证明其当时的神志状态，故对原告关于其在气管切开时能自主表达自主意志之诉称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确实未曾书面委托他人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然从病程记录及相关知情同意书可知，无论在气管切开之前还是之后一段时间内，被告华东医院履行告知义务的对象以及同意为原告进行中心静脉穿刺、气管插管等有创操作的人员均系原告子女等近亲属。依据一般常理推断，如原告坚持认为其处于神志清醒状态，则其对此显然是知晓的，而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其在气管切开前曾对此种知情同意权的行使方式予以拒绝、否定，故可以推断其系以默许的形式认可其子女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况且，7月12日医生已就气管切开事宜再次告知原告家属，家属明确表示商量后再做决定，直至7月15日才正式签字同意。如原告在病程过程中确曾处于神志清楚状态，其必然参与了该家庭内部协商过程或对子女商量的结果予以认可。再次，原告认为其曾明确表示拒绝，故被告华东医院���反其本人意志进行气管切开系侵犯原告知情同意权。对此，法院认为，既谓之“知情同意权”，显然应当以原告在气管切开前是否做出拒绝的意思表示进行审查，至于在气管切开后原告自书材料中所体现出的拒绝的意思表示并不足以否定被告华东医院实施气管切开的合法性。如前所述，在气管切开前，医生一直系对原告子女进行告知，除原告提及的会诊记录所做“患者拒绝”之记载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显示医生曾对原告本人进行告知而原告拒绝，故被告华东医院辩称该处记录系遗漏“家属”二字，并非毫无可能。退言之，即便如原告所言，其在气管切开前曾明确表示过拒绝，被告华东医院亦未侵犯其知情同意权。第一、原告主张其曾表示拒绝的依据为7月11日的“会诊申请及记录单”中的记载，而根据病史记录，原告于7月10日已经出现“烦躁，呼之反应差，无法��答。”等情况，可见原告所谓的“拒绝”应该发生在7月10日之前。在病情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原告针对之前病情所做的决定于目前病情而言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的约束力。第二、知情同意权体现的是自主原则,是患者认为有权根据自己的考虑就自己的事情做出合乎理性的决定，其最终的价值导向亦是维护包括生命健康权在内的自身权益。在通常情况下,自己的决定确实是最切合且最有利的。但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在某些情况下，自己所做的决定有可能对自身不利甚至可能损害健康，危及生命。在此种情况下，如坚持患者自己决定，于其而言未必有利。侵权责任法亦非简单规定为医务人员必须以取得患者本人的同意为唯一要件，而是规定在“不宜向患者说明”的情况下，取得近亲属同意亦属于保障知情同意权的合法形式。当医务人员基于其专业知识所做出���临床判断与患者本人的意思表示明显存在冲突时，在生命健康权与知情同意权之间，孰重孰轻，如何取舍，不言而喻。此种情形之下，应当类推适用前述“不宜向患者说明”之条件，免除医务人员向患者本人说明的义务而赋予医务人员取得近亲属知情同意即可实施手术的权利。于本案而言，如过于尊重原告本人的意愿，待到造成呼吸道之不可逆损伤或病情进一步加重甚或危及生命之时，再进行气管切开，治疗效果如何，难以预料，此虽完全保障其知情同意权，但系对医学客观规律的违背，最终结果必非原告所愿。相反，秉承着“治病救人”为最高理念的医务人员选择取得原告子女等具有密切关系的近亲属的同意，而后者也必定会优先考量原告的健康，做出最有利于原告的选择。对原告而言，此既是对其知情同意权予以保障，亦是维护其生命健康权的最佳途径。综��，被告华东医院在气管切开前已将气管切开的必要性、医疗风险等对原告子女进行说明，并在取得原告两个儿子的书面同意后，才实施气管切开，并未违反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原告对其所称被告华东医院在告知时存在欺骗行为，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华东医院侵犯其知情同意权之主张，法院实难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原告贺祥寿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后，上诉人贺祥寿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事实理由如下：上诉人在原审中的主要主张是，被上诉人华东医院未经上诉人知情同意，并在缺乏气管切开适应症的情况下擅自对上诉人实施气管切开，且在气管切开后不及时封闭气管切口，拒绝封闭气管切口，存在过失，以上过失导致上诉人的气管长期处于切开状态并形成医疗依赖、护理依赖、营养依赖的损害后果，对此被上诉人华东医院应当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关于知情同意权，华东医院侵犯了知情同意权，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不清。上诉人在气管切开之前神志是清楚的，具有自主表达能力，神志清楚在医学上含义是非常清楚的，是最高级别的神志状态，表明患者具有自主表达能力，患者可以口头或书面表达。患者有自主表达能力时应由患者本人表达。患者在气管切开前自己是拒绝做气管切开的，华东医院7月11日的病历中明确会诊记录中，患者没有委托任何一位子女签字做气管切开，一审中查明患者知情同意书的委托书不是患者本人所签，贺祥寿本人从未同意气管切口，贺祥寿也从未委托任何亲属签署气管切开知情同意书。签署其他的同意书本身也是违法的，因为患者具有自主表达能力，患者在气管切开后多次表达要���华东医院将他的气管封闭。患者本人对气管切开不论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反对的，子女是没有权利签署的。本案不存在知情同意权和生命权的冲突，知情同意权是侵权责任法第56条明确规定的，知情人是本人，知情同意权是第一位的。希望法庭注意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我国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都是子女或父母代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但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改变了这一做法，仅有两点例外：患者没有意思表达能力；病情特殊不宜告诉患者，对患者实施保护性治疗，一般是指重大癌症。本案患者不存在保护性治疗，气管切开完全可以告知患者。排除了这两种情况外，其他情况都应告知患者本人并经本人同意。华东医院对贺祥寿做气管切开是完全侵犯了贺祥寿的知情同意权。贺祥寿气管被切开的后果是贺祥寿在华东医院住院长达四年之久，对此后果应由华东医院来承担。贺祥寿的气管切开没有手术指征。医生在实施气管切开前没有如实告知患者及家属患者的真实病情。华东医院称多次会诊后认为贺祥寿气管切开后不能封闭，但患者家属走遍了上海市各家三级甲等医院，这些医院的医生均认为贺祥寿的气管可以封闭。华东医院没有证据证明不切开气管贺祥寿就无法生存，一审中华东医院称患者切口是救命，封口要送命，但现在贺祥寿的气管已经封闭且已痊愈。一审中我方单独申请对贺祥寿的伤残、护理、营养做鉴定。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一审法院不能因为没有做医疗鉴定，而不做损害后果的鉴定。现在上诉人再次申请医疗损害鉴定。被上诉人岳阳医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二审中再做鉴定。被上诉人华东医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本案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当经过医学会鉴定后才能得出结论。一审时法院已经委托杨浦区医学会做医疗损害鉴定，而上诉人中途又提出中止鉴定，致使医疗损害鉴定没有做成。我方在对患者贺祥寿实施气管切开前已经多次告知患者家属，在患者及家属同意后医院才对患者实施气管切开手术。我方没有侵犯了贺祥寿的知情同意权。二审中，上诉人贺祥寿提交以下证据：1、新华医院出院小结复印件，证明上诉人于2015年8月18日入住新华医院至同年9月12日出院，原审判决之前去新华医院就诊事实。2、提交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上海长征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记录册，证明贺祥寿的就诊情况。(2016年6月27日贺祥寿代理人已经取回这些证据原件)被上诉人华东医院、岳阳医院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对贺祥寿���上述证据质证如下：新华医院出院小结复印件上医院的公章无法看见，希望提供原件，对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没有意见。本院审理中，华东医院于2016年6月2日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有关贺祥寿一案，患方又提出医疗损害鉴定请求，医方认为：一、此案一审时原审法院委托杨浦区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医方提交病历原件并配合鉴定。患方在主动申请的前提下单方面中止鉴定程序，原审法院多次释明鉴定的必要性和中止的不利后果，患方仍坚持不再鉴定。医方认为患方已经在一审时完全表明了不进行鉴定的坚定态度，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故不存在再次申请鉴定的必要性。二、医方就患方拖欠高额(月130万元)住院费用诉讼至静安区法院，已经开庭，但由于虹口区法院受理本案，静安区法院中止审理了拖欠医疗费的案件。医方认为，患方起诉医疗损害并提请医疗损害鉴定是有意拖延拖欠医疗费案件的审理，现患方二审中再次向二审法院提请鉴定时故伎重演，主观故意利用法庭审理程序达到其拖欠医药费的非法目的，医方不予接受。综上华东医院认为，原审法院一审程序合法，审判结论符合客观事实，患方也愿意承担由其拒绝鉴定所导致的不利后果。恳请二审法院驳回患方再次申请鉴定的请求。本院审理中，2016年7月21日，本院收到上诉人贺祥寿寄来的关于医疗损害鉴定机构的意见，内容如下：第一，请求贵院委托上海市以外的有资质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第二、如果贵院委托位于上海市的鉴定机构，则请求优先委托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但光复西路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除外；第三，如果贵院委托上海市的医学会进行鉴定，则请求贵院从上海市的区级医学会开始委托。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做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主张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错误，再次申请医疗损害鉴定，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二审中，上诉人又提出鉴定申请，岳阳医院不同意鉴定，华东医院起初同意鉴定，但强调已经进入二审，只同意在上海市医学会鉴定，而上诉人却一会儿要求去医学会以外的鉴定机构做司法鉴定，一会儿又要求去���汇区医学会鉴定，还特别要求本院将此案发回重审，从区医学会开始重新做鉴定，就是不表示去上海市医学会做鉴定，对本院提出诸多要求，却不配合本院工作，致使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本院无法委托鉴定。后来华东医院主张患方申请鉴定只是为了拖延双方当事人拖欠医疗费案件(正在静安区法院审理中)的审理，主观上故意利用法庭审理程序达到其拖欠医药费的非法目的，表示不同意再次鉴定。本院仍多次与上诉人沟通鉴定事宜，上诉人于2016年7月21日寄来书面材料，仍坚持其原来的意见。对此，本院认为，关于鉴定一事，原审过程中，原审法院已经一再向上诉人释明相关程序的法律规定、鉴定的必要性，并郑重告知其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上诉人仍坚持己见，致使多次委托鉴定均无果而终。现上诉人虽不认可原审判决，再次申请鉴定，但其在二审��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提交的不是新证据，也不能佐证自己的主张。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与适用，原审程序也无违法之处，本院没有理由发回重审。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二审案件受理费11,053.98元，上诉人申请减免，考虑其系高龄老人，本院准予免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53.98元，由上诉人贺祥寿负担，本院准予免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伊红审判员  姚 敏审判员  王屹东二〇一六年八月三日书记员  龚 轶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