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终6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逐日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楼银香，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乐，浙江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财强，浙江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亚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张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山，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义乌市逐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亚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货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二（商）初字第4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进出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乐，被上诉人货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张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进出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货运公司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存在超审限审理，且其与货运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没有拖欠货运公司运费。货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货运公司向于2015年10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进出口公司支付运输费160,000元及港杂费171,503元；2、进出口公司支付利息（以341,503元为本金，自2015年3月22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提运单号为MOLU27401317895所涉进口货物非洲紫檀（17,200千克，20.46立方米，集装箱数1×20GP）于2015年3月11日申报进口，经营单位及收货单位载明为常州A有限公司，运输方式为水路运输，进口口岸为洋山港区，标记与集装箱号为TCLU7316555MOLZ927343，送货地址为浙江省义乌市XX大道，收货人记载为“宗R”，电话1395841XXXX，集装箱设备交接单上签收人一栏为“宗某某”。提运单号为FEWA025094所涉进口货物桉木（701,096千克，670.296立方米，集装箱数44×20GP）于2015年3月11日申报进口，经营单位及收货单位载明为南京B有限公司，运输方式为水路运输，进口口岸为洋山港区，标记与集装箱号44个，其中NIDU2201730955858、TGHU1123481976798、TGHU1126773976847、NIDU2367573976848、TCLU3571439976786、NIDU2206434976782、CXDU1800293976795、CAIU3225532976796、NIDU2243485976791、NDSU2173350976835共10个配上海到天津的内贸船，其余34个柜子送货地址为浙江省义乌市XX大道，收货人记载为“宗R”，电话1395841XXXX，上述44份单证中，有28份集装箱发放/设备交接单签收人一栏为“宗某某”。2014年9月28日，叶某某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本公司收到义乌宗某甲安哥拉紫檀货款700,000元，款项以实际到账为准（短信），此款项在本公司（安哥拉红太阳公司）收到尾款后以现金方式归还宗某甲先生”。就系争合同订立及履行情况，货运公司陈述运输业务信息由叶某某提供，在叶某某与进出口公司就运输货款支付方式达成口头协议后，进出口公司让货运公司负责操作港口提货及运输事宜，并将海运提单、报关单、提货单、送货通知等告知货运公司，货运公司将上述45个柜运至进出口公司指定地点，货运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至2015年3月28日将空箱返回上海。2015年5、6月份，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宗某甲与叶某某进行结算，对账单第一页载明款项支付情况，信息显示部分款项基于货物运输产生（如宣5×40’+1×40’马士基+MOL小柜费用），对账单第二页载明宗某甲欠叶某某34万元。进出口公司陈述其与叶某某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所涉货物为桉木、血檀，双方对账后宗某甲已经结清剩余欠款。货运公司认为对账单系其代理人叶某某与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就本案所涉合同运费进行的结算。本案中，进出口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34万元款项已实际支付。一审法院认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进出口公司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其只与叶某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账单所涉款项为货款，亦并非运输费用，且已支付完毕。然一审法院注意到，收条所涉货物与系争运输合同所涉货物高度一致，对账单信息中对部分款项来源于货物运输的情形亦进行载明，货运公司亦对系争运输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过程进行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为，货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进出口公司之辩称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退言之，即便如进出口公司所述，进出口公司向叶某某从海外购买紫檀、桉木等货物，结合货物需进口运输等实际需要，叶某某与进出口公司之间所结款项，亦存在货款与运输费用高度混同的可能性，现叶某某明确对账单剩余款项34万元为本案合同运输费用，于法不悖，在进出口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34万元已实际支付的情况下，货运公司之诉请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运输费用金额，结合履约实际及对账情况，应为34万元，相应利息起算时间应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10月27日起算为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进出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货运公司支付340,000元；进出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货运公司支付利息（以34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27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6,559元，减半收取计3,279.50元，由货运公司负担14元，进出口公司负担3,265.5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经查明的事实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当事人对2015年5、6月份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叶某某签署的对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现叶某某作为货运公司一审代理人，明确该对账单所载明的“宗欠叶34万元”即为本案系争款项。而宗某甲作为进出口公司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进出口公司在该对账单上签字。其次，涉案货物送货通知载明“送货地址为义乌XX大道，收货人为宗R，电话为1395841XXXX”，上述记载的事项为进出口公司所在区域和其法定代表人宗某甲姓氏及宗某甲使用的电话号码，由此证明涉案货物的收货人应为进出口公司。综合双方当事人以上行为和证据所载明的事项，两者互相印证证明进出口公司与货运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与货运公司诉称理由及诉请事项相吻合，本案也不存在叶某某就系争款项另行向进出口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由于进出口公司对涉案送货通知载明其住所地所在区域和法定代表人姓氏及其使用的电话号码，货物也是送至送货通知指定地点，以及进出口公司称与叶某某对账单上“宗欠叶34万元”是货款，但该款项是对应什么货物和多少价值的货物，是由谁供货，还有进出口公司作为送货通知单上的收货人，应当清楚涉案货物由谁运输至义乌XX大道等事实，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作出合理解释，故进出口公司关于其与货运公司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信。关于进出口公司诉称一审法院存在超审限审理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在一审期间，进出口公司曾就本案审理于2015年11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该管辖权异议经过两级法院审理的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应予扣除，该期间扣除后一审法院就本案的审理不存在超审限审理的问题，故进出口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进出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9元，由上诉人义乌市逐日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军欢审判员  韩朝炜审判员  朱国华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俞 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