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1民初37号原告：任丘市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法定代表人：刘纪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震、刘长征，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告：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惠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修滨、王飞，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任丘市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石化”）诉被告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蜡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冀东石化于2014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4)沈中民三初字00268号民事判决，以原告冀东石化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与被告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驳回了冀东石化的诉讼请求。冀东石化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辽民二终字第296号民事裁定书，以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扬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关长春主审、赵卫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冀东石化委托代理人李震，被告沈阳蜡化委托代理人崔修滨、王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冀东石化诉称：原告于2008年2月至4月期间，分三次向被告提供燃料油共2,914.028吨，其总价为人民币14,026,148.08元,并向被告开具了全额的增值税发票。但被告并没有付清全部货款，直至原告起诉时，被告尚欠原告货款8,191,660元未付，并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未付货款8,191,660元及利息。被告沈阳蜡化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事实，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没有签订过买卖合同。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本案的事实是：被告与案外人黑龙江省汇中锅炉燃料油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汇中公司”）是长期油品供应合作关系。2008年1月7日，被告与汇中公司签订《协议书》，确定2008年度合作框架后，汇中公司开始向被告供油。在合同履行期间，汇中公司向被告提供了原告名头的发票，金额共计14,026,148.08元，并要求被告将部分货款直接支付给原告，被告支付原告总计5,834,488.08元。因在2011年黑龙江省警方打击盗油犯罪行动，将汇中公司工作人员在内的9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汇中公司陷于瘫痪。2013年4月13日，原告向被告发来往来账目对账函，被告财务人员立即与供应部门核实，供应部门反馈与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更不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况，遂回复拖欠“0”元货款。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其多次向被告索要上述款项未果，这与实际不符。原告在2013年4月13日向被告发对账函之前从未与被告有任何接触，在长达五年时间里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不符合常理，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原告与汇中公司存在合作或业务关系，应当向汇中公司主张权利。原告也无权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在汇中公司瘫痪，主张权利无望的情况下，转而向我方主张权利的行为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汇中公司现在尚有几百万元的渣油未交付给我公司。即使是汇中公司，也无权主张权利，原告与我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起的是一起虚假诉讼，请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原告冀东石化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来源于从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任丘国税稽查局）调取的相关证据。证据1.《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拟证明：沈阳蜡化原供应处处长关宏军向任丘国税稽查局提供沈阳蜡化与冀东石化于2008年2月1日签订的《供应合同》，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供应过燃料油，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并不是虚开。证据2.《供应合同》，拟证明：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于2008年2月1日签订《供应燃料油合同》，合同对燃料油的基准价格、数量（以实际交接量结算）、交货地点、付款方式、合同期限均有明确约定。证据3.刘纪刚笔录，拟证明：2008年2至4月冀东石化经理刘纪刚与沈阳蜡化原供应处长关宏军签订供应合同，为沈阳蜡化供应燃料油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事实。证据4.关宏军笔录，拟证明：1994年至2008年3月关宏军在沈阳蜡化担任供应处处长，其与冀东石化签订过买卖燃料油的合同业务，有过付款。被告沈阳蜡化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一、对《举报案件检查情况》文件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沈阳蜡化与冀东石化之间没有签订过这份供应合同，关宏军没有向任丘国税稽查局提交过这份合同，冀东石化也没有向沈阳蜡化供应过燃料油。任丘国税稽查局在没有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做出的情况反馈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二、对《供应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要求冀东石化提供合同原件，沈阳蜡化与冀东石化之间没有签订过这份供应合同，冀东石化也没有向沈阳蜡化供应过燃料油。三、对刘纪刚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沈阳蜡化与冀东石化之间没有买卖过燃料油。四、对关宏军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之间没有签订过供应合同，也没有买卖过燃料油，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支付的款项是按照汇中公司的要求代为支付给冀东石化的货款。第二组证据：铁路运费收据，拟证明：冀东石化给沈阳蜡化发运燃料油支付的铁路运费。被告沈阳蜡化质证意见为：对铁路运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确认，即使收据是真实的，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运费收据时间与冀东石化的主张不符，冀东石化在一审起诉状中称2008年2月至4月期间向沈阳蜡化供燃料油，冀东石化提交的所谓《供应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2月1日，而铁路运费收据其中两张收据的时间是2008年1月3日和2008年1月16日，明显与冀东石化主张的时间矛盾。第二，收据显示交款单位是汇中公司，恰恰能够证明与沈阳蜡化建立油品买卖关系的是汇中公司，而不是冀东石化。第三组证据：冀东石化购买原料油的证据，包括：1.安达市翼达精细化工经销公司发票；2.大庆宏利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票；3.安达市沥青储运有限公司发票；4.大庆市天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发票；5.蓝星石油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发票；6.大庆祥瑞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发票；7.大庆油田飞马有限公司发票等，拟证明：冀东石化在上述公司购买抽出油、铝箔油、油浆、燃料油、污油、铝箔油等油品的客观事实。被告沈阳蜡化质证对发票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第四组证据：原料油运输证据即大庆新大创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安达分公司的运输发票，拟证明：冀东石化将购买的油品运输到汇中公司生产加工、储备转运的事实。被告沈阳蜡化质证对运输发票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第五组证据：来源于大庆市公安局现行犯罪侦查大队调取的,包括：1.汇中公司“明细账”;2.2008年1月7日至4月28日给沈阳蜡化开具的3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冀东石化向汇中公司交纳仓储费的情况，冀东石化与汇中公司履行了仓储协议。沈阳蜡化关于“2008年2月至4月之间，汇中公司也向沈阳蜡化开具19张增值税发票，沈阳蜡化共向汇中公司支付货款31,133,514.36元的陈述”是虚假的，不是客观事实。冀东石化原主张在2008年2月至4月期间汇中公司开给沈阳蜡化的发票共有39张，经当庭核实冀东石化确认其所调取2008年2月至4月汇中公司开给沈阳蜡化的增值税发票共计25张并非39张。被告沈阳蜡化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沈阳蜡化提供汇中公司向其出具的发票部分予以认可，对其他发票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沈阳蜡化提供增值税发票19张，但是根据冀东石化显示是25张，且冀东石化所提供的25张增值税发票是复印件，不能证明出处、来源，故沈阳蜡化不予质证。第六组证据：刘纪刚与樊凯手机通话录音，拟证明：2015年5月4日樊凯受沈阳蜡化的周春明、田惜红委托约刘纪刚到沈阳协商解决诉讼纠纷，沈阳蜡化欠付800多万元货款经冀东石化多次索要没有给付，对拖欠冀东石化的货款沈阳蜡化要协商变通解决。被告沈阳蜡化对刘纪刚与樊凯手机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实是樊凯的录音，但是不能证明原告证明的问题，录音内容不能证明关宏军与冀东石化签订过合同，不能证明沈阳蜡化拖欠冀东石化的货款，录音内容中没有上诉人要证明的问题。庭审中，原告冀东石化申请证人一：李继太（男，汉族，1952年5月9日出生，住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建设街铁岭社区铁西小区D5号楼4单元301室，身份证号码2111102195205091016）出庭作证，拟证实：李继太2002年开始在肇东与汇中公司做业务，直至2009年末回盘锦，期间与冀东石化工作人员相识，当时往盘锦发运燃油，汇中公司有铁路专用线和发运资质，汇中公司规定在肇东哈铁瑞威公司报计划，每个公司均将运费交到哈铁瑞威公司，冀东石化也在哈铁瑞威公司交纳运费，李继太经常去沈阳蜡化厂址，结算冀东石化给沈阳蜡化发货的油款，去财务处找财务人员催款项，财务人员说款项已经汇完。证人李继太回答沈阳蜡化质询其是否亲眼看到冀东石化通过货车运输燃用油给沈阳蜡化。其表示对冀东石化给沈阳蜡化发油几次不知道，但运单写的是冀东石化，故冀东石化以自身名义给沈阳蜡化发油。证人二：薛爱峰（男，汉族，1975年1月20日出生，住址河北省任丘市新华路市社小区6栋2单元303室，身份证号码13290197501203916），出庭作证，拟证实：本人从2005年在冀东石化工作，在冀东石化做业务员期间给沈阳蜡化发运石油，2008年接到电话要给沈阳蜡化申请铁路车皮计划，运费要交到哈铁瑞威物流，冀东石化与汇中公司签订过仓储转运协议和代加工协议，在汇中公司发油开始就以汇中公司名义，汇中公司有资质和专用线，故冀东石化用其名义请车，费用由冀东石化交纳。当时薛爱峰负责记录每车的吨数。从2009年开始，薛爱峰与刘总、李总去沈阳蜡化索要货款，沈阳蜡化的财务员和业务员互相推诿，2010年之后有时会与李总一起要款对账，沈阳蜡化财务处说要核实，核实后沈阳蜡化说不欠冀东石化的钱款，供应处业务员等均不清楚情况。针对沈阳蜡化的质询，薛爱峰承认从2005年至2014年在冀东石化由刘总指示让其做什么就做什么，谁谈的合同并不清楚，有无合同也不清楚，每次送货只是管发运，装车只有有资质的人才能报请，故冀东石化以汇中公司名义报请，合同和发票业务均不清楚。沈阳蜡化对上述证人的质证意见为：证人李继太说知道冀东石化将油发给沈阳蜡化，而证人薛爱峰却证实发货现场只有他与汇中公司工作人员，故可以排除证人李继太证言的真实性；证人李继太说陪同证人薛爱峰来沈阳，但是具体时间均说记不清了，沈阳蜡化认为证人李继太陈述事实虚假，证人薛爱峰是冀东石化的业务员，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来沈阳均不能说明与谁联系，没有证据证明来沈阳的时间，故其证言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为对抗原告冀东石化的诉讼主张，被告沈阳蜡化举证如下：第一组证据：1.《协议书》;2.《增值税专用发票》33张票面金额合计31,037,236.13元;3.转账凭证12张，付款金额共计为31,133,514.36元。拟证明：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发生油品买卖事实。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交付增值税发票33张，其中包括交付14张含有冀东石化名头的发票，沈阳蜡化按照汇中公司要求向冀东石化账户转账5,834,488.08元替代应付汇中公司的货款。原告冀东石化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冀东石化和沈阳蜡化往来关系并不矛盾，冀东石化和汇中公司都向沈阳蜡化发货，汇中公司是受冀东石化委托向沈阳蜡化发货的。根据冀东石化所提供上述票据的票面金额看，沈阳蜡化多付了汇中公司和冀东石化共计近10万元，也就是将应付冀东石化的钱付给了汇中公司。第二组证据：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2009）沈铁西民三初字第237号民事判决书、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沈中民三终字第116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系油品买卖合同关系，汇中公司拖欠沈阳蜡化油款。原告冀东石化对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判决书说的是沈阳蜡化和汇中公司2008年7月份之后的预付款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但能够证明沈阳蜡化跟汇中公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欠款纠纷。第三组证据：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刑终字第256号刑事裁定书。拟证明：冀东石化曾经在没有真实货物往来的情况下给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此次开具发票并非偶然。原告冀东石化质证认为网络检索的信息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被告沈阳蜡化申请证人关宏军（男，满族，1971年3月1日出生，现任中国蓝星集团采购部处长，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西路9号，身份证号码：21122219710301241X）出庭作证，拟证实：对2015年6月任丘国税稽查局出具的调查说明进行解释和纠正，关宏军2008年3月从沈阳蜡化离职，离职时担任供应处处长，后有人举报冀东石化虚开增值税发票，在任丘国税稽查局给关宏军打电话时，冀东石化工作人员让其说清楚，其在印象中沈阳蜡化入账冀东石化司也向冀东石化入款，不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给任丘国税稽查局出具了证明，说有业务往来应该有合同，只是随口一说，事后沈阳蜡化找关宏军还原情况，当时对任丘国税稽查局工作人员的陈述有偏差，特来说明：1.入账发票是冀东石化的增值税发票，但是发票是汇中公司总经理彭延贵带来的，与冀东石化没有贸易往来，沈阳蜡化供应商是汇中公司但是其开不了发票故让冀东石化开具发票，沈阳蜡化财务找过本公司业务员，要求替换但是未能换，按照常规应与合同要求一致，后来与汇中公司合同终止，替换发票事情就搁置了；2.关宏军在任丘国税稽查局调查时认为应该与冀东石化签署合同只是推断，但在任丘国税稽查局询问笔录记载是肯定签署合同与关宏军本人当时的表达不一致；3.关于任丘国税稽查局证明中说关宏军向税务局提供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的《供应合同》是不可能的，与事实不符，关宏军已经从沈阳蜡化离职7到8年了，本人不可能保管此合同，因此说关宏军提供合同是不可能的。本院当庭向证人关宏军出示任丘国税稽查局提供的《调查情况反馈表》以及调查表中载明的由关宏军提供的《供应合同》，关宏军当庭表示该合同从来没有向任丘国税稽查局提供，说其提供合同是捏造事实。关宏军在回答冀东石化的提问中确认在任职期间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之间没有买卖燃油的业务往来，沈阳蜡化没有在冀东石化采购燃油。经庭审质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对本案以下事实加以确认：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于2008年1月7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沈阳蜡化每月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汇中公司预付500万元货款，汇中公司保证向沈阳蜡化供油不少于5000吨，协议还约定每批油发出后，汇中公司将发车信息及发出量及时通知沈阳蜡化，沈阳蜡化收到油后支付80%货款，待汇中公司提供相应增值税发票后付清全部油款。汇中公司于2008年6月25日之前以油品结清全部预付款，并提供相应发票，使双方账目持平。下半年可根据运作情况再行议定。根据冀东石化提供的证据显示，2008年2月至2008年5月之间，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了25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2,068,843.08元；冀东石化也向沈阳蜡化开具了14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14,026,148.08元，上述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36,094,991.16元。2008年2月至5月，沈阳蜡化向汇中公司账户支付油品货款25,299,026.28元，向冀东石化公司账户汇入5,834,488.08元，以上款项合计31,133,514.36元。根据业已生效的本院做出的（2009）沈中民三终字第1163号民事判决书，2008年7月1日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又签订《协议书》一份，就散油购销事宜作出约定，沈阳蜡化预付汇中公司500万元货款，汇中公司保证专款专用，用于购买散油，并保证每月最低限度向沈阳蜡化提供散油3000吨。预付款运行周期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该协议签订后，汇中公司并未按协议约定向沈阳蜡化提供油品，至今仍欠沈阳蜡化预付货款500万元未予返还。又查明：2007年冀东石化与汇中公司签订《仓储转运协议》，该协议约定：汇中公司利用现有的储油罐，为冀东石化储存渣油、油浆等油品。2008年2月1日，冀东石化与汇中公司签订了《委托生产加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冀东石化委托汇中公司加工燃料油，冀东石化提供原料，汇中公司负责加工，冀东石化支付汇中公司加工费每吨200元。然而，在上述协议中，并没有提及冀东石化委托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运输货物燃油的事宜。而且庭审时，冀东石化对其在2008年2月、3月期间通过汇中公司卖出多少吨仓储燃油并不清楚，案涉三批货物是冀东石化从七家公司购买燃油储存在汇中公司储油管，由汇中公司提炼成合格油后发出，因从汇中公司油管中进行输出，冀东石化亦承认不能提供其委托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发货的出库凭证及由其承担运费的直接证据，收款时间是依据沈阳蜡化的汇款时间，发货时间是依据向沈阳蜡化开具增值税发票时间作为依据。案涉三笔货物冀东石化主张与汇中公司已经结算仓储费用、加工费用，虽然没有汇中公司签字确认，但冀东石化主张根据汇中公司的明细账记载2008年1月至10月向汇中公司交纳的仓储费用，共计5044.678吨，帐号是汇中公司。另查明：冀东石化主张案涉货款业务发生在2008年的2月至4月间，之前没有向被告沈阳蜡化出售过燃油。案涉买卖的交易模式是先发货后结算，冀东石化时任经理刘纪刚与沈阳蜡化时任供应处长关宏军共同商定，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发送3批燃油，第一次发运燃油1100吨，单价4800元，共计货款528万元，沈阳蜡化于2008年2月29日支付货款300万元，欠228万元；第二次2008年3月25日发运燃油1257.87吨，当时单价4700元，合计货款5,911,660元，该货款沈阳蜡化没有给付；第三次2008年4月发运燃油583.228吨，单价4860元，该货款沈阳蜡化分两次给付，其中2008年4月15日给付200万元，2008年4月23日又给付834,488.08元，沈阳蜡化只拖欠第二笔货款以及第一笔部分货款。再查明：冀东石化主张案涉款项是2008年4月23日最后一笔货款开始拖欠，欠款形成后，多次向沈阳蜡化索要，从2009年冀东石化法人以及证人薛爱峰到沈阳蜡化登门多次索要货款。冀东石化于2013年4月13日向沈阳蜡化发出对帐函，沈阳蜡化于2013年4月19日在回函中称“经核查，我公司不欠贵公司货款”。2015年6月4日、6日刘纪刚与樊凯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向沈阳蜡化多次追要欠款，两名证人证言薛爱峰、李继太可以证明去沈阳蜡化对账，多次索要不给才于2014年10月30日起诉来院。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诉争焦点为：一、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是否存在案涉货款的买卖合同关系，冀东石化提供双方已达成买卖合意的证据应如何认定；二、沈阳蜡化应否按照冀东石化所主张的增值税发票的差额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原告冀东石化主张自己从案外人安达市翼达精细化工经销公司等七家公司处购买原料，并委托汇中公司加工、存储、运输燃料油，然后再卖给沈阳蜡化，并依据14张增值税发票及3笔沈阳蜡化的付款进账单为凭，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沈阳蜡化应给付欠款。对此情节，被告沈阳蜡化予以否认，抗辩主张从未与冀东石化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亦未发生过买卖交易事实，案涉燃油款是与汇中公司发生业务，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有长期油品买卖业务关系，因为汇中公司在肇东地区是唯一一家有出卖油品资质的公司也便于质量管控，冀东石化开具的14张增值税发票是因替汇中公司代开并由汇中公司转交给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汇款5,834,488.08元也是沈阳蜡化根据汇中公司的要求将应支付给汇中公司的货款直接汇给冀东石化。本院认为，对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判断标准，一是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已经具备；二是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现冀东石化主张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冀东石化作为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负有证明其与沈阳蜡化订立买卖合同和生效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关于冀东石化提供与沈阳蜡化签订的《供应合同》的证明效力问题，2015年4月2日原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冀东石化并未提供证明与汇中公司有贸易往来的买卖合同，冀东石化陈述与沈阳蜡化通过传真签署《供应合同》，但没有合同原件，盖有公章的传真合同原件也没有保留。现冀东石化举证与沈阳蜡化签订的《供应合同》是其委托代理人刘长征去任丘国税稽查局从卷宗复制调取过来的，在任丘国税稽查局举报案件看到的《供应合同》是复印件，任丘国税稽查局工作人员说是由关宏军提供的，在任丘国税稽查局《举报案件情况反馈》第一页第三段也记载由关宏军提供了该份《供应合同》。本院经审查该《供应合同》系复印件，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08年2月1日，有效期至2008年2月29日，合同首部的传真日期标号显示为2008年3月14日12时18分，传真标记日期与合同签订日期不符；合同落款处并无双方经办代表签字，隐约可见在需方加盖公章有“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供应处”字样，也并非沈阳蜡化同期使用的“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中约定供货前，供方提供样品送抚顺石化研究院分析并以此为验收标准，这与冀东石化的庭审陈述的交易习惯不一致。所谓提供人关宏军2008年3月已经从沈阳蜡化供应处离职，其截止到2015年还专门保留这份《供应合同》的复印件也与常理不符，现关宏军经庭审质证明确否认其向任丘国税稽查局提供了该份合同，在2015年6月15日任丘国税稽查局对关宏军的《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关宏军提供该合同的陈述和记载，故该《供应合同》无论从证据来源、证据形式还是证明内容均存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重大瑕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院认定该《供应合同》（复印件）不具有证明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效力。关于任丘国税稽查局出具证实材料的证明效力问题，本案原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至判决前，任丘国税稽查局接到不明群众书信举报冀东石化2008年向沈阳蜡化虚开案涉14张增值税发票，举报信附14份发票复印件，任丘国税稽查局按照举报线索对冀东石化法定代表人刘纪刚和沈阳蜡化原供应处处长关宏军进行询问，该局在《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及《询问笔录》中确认：“刘纪刚和关宏军都承认2008年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供应燃用油，关宏军提供了《供应合同》，沈阳蜡化已分3次将货款汇入冀东石化，货款共计5,834,488.08元，余款8,191,660元未付。刘纪刚提供了购进油品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购进油品的运费发票、仓储协议以及向沈阳蜡化运输燃料油的运费收据。通过以上调查没有证据证明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的业务不真实。”对该《情况反馈》，沈阳蜡化抗辩认为：“任丘国税稽查局出具的虚假证据不应当被采纳。冀东石化利用任丘市当地稽查局出具虚假证据干预民事纠纷，又利用当地公安局到沈阳蜡化进行所谓核实情况，违法办案。种种事实表明，不排除冀东石化利用特殊关系，启动税务、公安程序违法帮助冀东石化调查取证，出具虚假证据。无论该证据本身还是关宏军的证人证言，均能够认定该份证据的违法性，且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应当予以采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本案一审经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与任丘国税稽查局检查所谓冀东石化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反馈》所认定的内容相互冲突，任丘国税稽查局在没有审查《供应合同》是否存在原件及对沈阳蜡化进行询问的情况下，仅凭冀东石化法定代表人刘纪刚的证言和已经从沈阳蜡化离职7年之久的原供应处处长关宏军的询问，对该案作出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结论性认定和表述，并对本案二审审理和发回后重审的事实审理形成影响，任丘国税稽查局《情况反馈》的调查程序是否中立严谨，结论是否客观公允，均有待商榷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上，任丘国税稽查局的证实材料不能反映案涉纠纷的真实情况，本院对任丘国税稽查局该证实材料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关于冀东石化提供从七家购进油品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购进油品的运费发票以及向沈阳蜡化运输燃料油的运费收据的证明效力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冀东石化提供的安达市翼达精细化工经销公司发票、大庆宏利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票、安达市沥青储运有限公司发票、大庆市天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发票、蓝星石油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发票、大庆祥瑞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发票、大庆油田飞马有限公司发票及运输发票等，可以证明冀东石化在上述公司购买抽出油、铝箔油、油浆、燃料油、污油、铝箔油等油品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冀东石化将上述油品卖给沈阳蜡化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上述证据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冀东石化提供的运费收据证明冀东石化将购买的油品卖给沈阳蜡化从而认定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运费收据时间与冀东石化主张买卖合同成立时间不符，冀东石化在一审起诉状中称2008年2月至4月期间向沈阳蜡化供燃料油，冀东石化提交的所谓《供应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2月1日，而铁路运费收据其中两张收据的时间是2008年1月3日和2008年1月16日，明显与冀东石化主张的送货时间矛盾。且运费收据显示交款单位是汇中公司，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关于冀东石化依据14张增值税发票和3张转款凭证主张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欠付货款问题，本案中，冀东石化为证明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关系及欠付货款金额，提供14张增值税发票及3张收款凭证。而沈阳蜡化抗辩主张接受冀东石化发票是因为冀东石化欠汇中公司发票而直接由冀东石化代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并提供了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的协议书等证据，证明汇中公司与沈阳蜡化之间的买卖关系。本院认为，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抵扣是我国税收征管的一种凭证及措施，其主要功能是用以抵扣税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发票的开具与现实的买卖交易行为之间并非必然的、绝对的对应关系，现实生活中有的企业为逃避税费，也确实存在代开发票并无实际买卖关系的情形，即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发票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具有证明力，但属于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间接证据，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来对买卖合同的成立与否作出判断。本案中，冀东石化主张案涉货物是直接发货到沈阳蜡化，沈阳蜡化收到货物后通知冀东石化确认后就开发票。冀东石化是以汇中公司名义发货的故没有发货凭证，对沈阳蜡化如何区别接收到的货物是冀东石化发运的还是汇中公司发运的，冀东石化主张双方通过电话进行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审理中，冀东石化始终主张汇中公司是受其委托向沈阳蜡化发送燃油的，现冀东石化只能提供其给沈阳蜡化开具的十四张增值税发票，在冀东石化不能提供买卖合同、发货单据、收货单据、结算单据等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交易的情况下，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发送燃油是受其委托的举证责任应由冀东石化承担。而且，从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付款的金额来看，只占目前已查明的汇中公司与沈阳蜡化交易金额的一小部分，沈阳蜡化付款凭证与冀东石化提供增值税发票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冀东石化主张发货的燃油与汇中公司发货的燃油混同，并且冀东石化亦不能提供其委托汇中公司代其向沈阳蜡化发货及承担运费的书面证据。本案中，冀东石化不能提供证据排除沈阳蜡化基于出卖人汇中公司的指示从而接受冀东石化发票并给付款项的可能，依据现有证据分析，沈阳蜡化的抗辩理由更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于沈阳蜡化的抗辩理由予以采信。另，虽然沈阳蜡化提供由汇中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只有19张，但庭审中沈阳蜡化确认2008年2月至4月进油6307.146吨，价税总计22,068,843.00元；这与庭审中冀东石化提供的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的25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2,068,843.08元能够相互印证；由于冀东石化也向沈阳蜡化开具了14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14,026,148.08元，上述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共计36,094,991.16元。而同期2008年2月至5月沈阳蜡化主张共向汇中公司支付油品货款31,133,514.36元，虽然其中有5,834,488.08元汇入冀东石化公司账户，因为在2008年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沈阳蜡化已经向汇中公司预付货款500万元，故沈阳蜡化实际支付汇中公司的货款应为31,133,514.36元+5,000,000元=36,133,514.36元。综上，沈阳蜡化所主张的2008年2月至5月汇中公司供货数额36,094,991.16元（含冀东石化增值税发票数额14,026,148.08元）与同期向汇中公司付款数额36,133,514.36元（含向冀东石化付款数额5,834,488.08元）基本相符，沈阳蜡化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与之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汇中公司，上述业务已经履行完毕。关于沈阳蜡化提出其受汇中公司指示接受冀东石化的增值税发票并向冀东石化付款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冀东石化主张向沈阳蜡化代开增值税发票是否涉嫌违反税务法规，因与本案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应属税务机关处置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沈阳蜡化主张虽然原、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即使冀东石化依据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在二审庭审期间已明确主张其开具发票后就应当支付货款。《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冀东石化开具的最后三张发票及其主张的最后销售燃料油时间均是2008年4月21日，而直到2013年4月13日向沈阳蜡化发送《往来对账函》，沈阳蜡化告答复不拖欠货款。因此，无论按照原告自认的应付款时间还是合同法的规定的付款时间，原告的起诉均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2008年3月至2013年4月期间，冀东石化虽无证据表明其向沈阳蜡化主张过买卖合同关系和索要货款，但冀东石化2013年4月13日发出对账函，沈阳蜡化于2013年4月19日在回函中称“经核查，我公司不欠贵公司货款”。该行为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冀东石化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与被告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任丘市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936元，由原告任丘市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 扬审判员 关长春审判员 赵 卫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伟娜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