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0民初1592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某某，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负责人徐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庄炜萍，上某某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益民，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张某某，女，195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代理人杨波，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某某诉被告张某某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反诉原告张某某于2016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诉称，2013年7月，被告因原委托他所代理的(2013)苏执字0008号本金人民币(以下涉及币种，均为人民币)9970万元及利息的执行案件“无实质进展”，拟改聘原告所里的律师唐一平代理，并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及目标作为代理合同的内容。经酝酿和协商，同月24日双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明确工作内容及进度要求；被告先行支付律师服务费20万元，后续服务费按实得本金的3.8%和利息的4.5%结算等，特别约定“在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甲方不得终止本合同，否则作为申请执行款项均已到位按第五条立即向乙方付清律师费”。签约后，原告即开展工作，落实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2014年5月8日，被告基于《聘请律师合同》具体履行情况和该案的复杂疑难程度，又与原告签订《聘请律师补充合同》一份，调整工作进度要求、提供律师服务费用(本金部分按5%，利息部分2000万元以内按28%、2000万元以上按35%计付等)，并另行增设奖励。此后，原告又多次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向费用提出具体执行请求、建议，努力推进案件执行进程，相关法院也依法积极进行了处置，直至在淘宝网司法拍卖栏发布公告，2014年12月26日按评估价3.945686亿元拍卖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屋，虽然首度拍卖因无人竞买流拍，但已彰显该案的执行希望和可能。然而，被告却于2014年12月29日致法院撤销对原告承办律师的委托，另行委托了两名非原告律所的执行代理人，彻底排除原告的代理、参与和知情的权利，且至今未向原告书面告知，更未按照合同约定结清律师服务费用。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1500万元，并按日万分之五比例支付前述金额从2015年1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并反诉称，2013年7月24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被告委托原告为其与扬州人家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扬州人家置业有限公司的(2013)苏执字第0008号执行案件代理人。合同约定了工作内容、进度要求及服务费给付方式。当日，被告支付原告前期服务费20万元，原告开具了发票。合同约定，“原告负有代为催办、请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15个工作日内落实执行法院”，但是根据快递附注标明，原告在2013年7月24日寄交江苏省高院的材料是变更代理人通知，说明原告当时并没有催办落实执行法院的事项，而被告在2013年5月30日即已向江苏省高院提出“关于请求贵院指定异地法院执行的申请”，所以虽然江苏省高院在2013年7月29日作出执行裁定书，但不是原告履行代理职责的结果。关于合同约定“原告代为调查和向执行法官提供证据”，原告在2013年8月12日向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提交公函和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及附件，其中的财产线索都是被告提供给原告的，非原告自行调取，故原告仅履行该部分工作内容的一半。关于“原告代为申请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一项工作要求，根据材料显示，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在2013年8月13日收到财产执行线索，同月15日作出民事裁定，符合合同约定的“申请人已掌握的财产线索应争取法院在收到相关线索后5日内采取查封、抵押等强制执行措施”。关于合同约定“原告代理被告参与执行程序事宜”，原告接受委托后参与了相关的执行程序，但是没有“促成法院在6个月内完成被执行人可执行主要财产的变价和款项交接”。2014年5月8日，原、被告又签订《聘请律师补充合同》，细化工作进度要求和收费标准。次日，被告又支付前期服务费20万元。但直至2014年12月29日被告解除两份委托合同，原告在长达17个月的时间内仍然没有促成法院完成可执行主要财产的变价和款项交接。由此可见，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的原告的主要义务，原告均未完成；且原告并未交付第二笔20万元的发票，也没有履行向被告的报告义务，说明原告没有勤勉尽责履行合同义务，故被告解除了两份委托合同。至于合同对被告解除权进行限制的约定是违法无效的，对于非金钱债务，当不适合继续履行时，不应强制继续履行。原、被告之间丧失了信任基础强行要求被告继续将委托事项交给原告办理，不利于委托事项的完成。原、被告之间是风险代理，现委托的执行案件尚未执行到位，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事项没完成，支付代理费条件没有成就，而且目前只有原告的不尽职行为给被告带来损失，并非被告给原告造成损失。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反诉认为反诉被告在履职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既未进行调查取证，也未推动案件取得实质进展，案件的执行程序更多的是法院的依职权行为；不仅如此，反诉被告在2014年3月明知执行法院冻结被执行人账户内的172,504.81元即将到期，却严重失职未申请续封，导致该账户资金期满解冻，至2014年3月11日再次申请冻结时，账户内仅剩6205.46元。现反诉原告的解除函件虽被拒收，但解除信息已经送达反诉被告，双方委托代理关系终止。根据法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故反诉原告主张返还已经支付的律师费40万元。 反诉被告辩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和反诉被告履行情况，反诉被告已按约全面履行了合同，并无任何违约之处，而反诉原告不守诚信、单方撤销委托，系违约方，故不应支持反诉诉请。江苏省高院在反诉被告在2013年7月24日开始代理之日起第六天(7月29日)就指定管辖作出裁定，比合同约定的15天提前9天。执行法院在2013年8月8日立案，间隔双休日后，在8月12日明确执行员，原告在获悉执行员当天就向其寄出被执行财产相关证据，远早于合同约定的5天。执行法院在2013年8月13日收到反诉被告提供的执行线索后第三天(8月15日)即赴扬州采取了执行措施，比合同约定的5天时间提前2天。此外，反诉被告也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参与执行程序、申请拍卖等，虽然合同约定“力争促成法院在六个月完成被执行人可执行主要财产的变价和款项交接”未能完成，但非反诉被告原因所致。反诉原告在补充合同中承认，合同履行中发现的被执行人出售了大楼部分房屋权属单元和扬州中级法院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的查封，“不仅增加了本案执行、变现的难度和工作量，也使本案执行时间被迫拉长”，明确调整期限为补充合同签署之次日(2014年5月9日)起十二个月。尽管前述期限届满，被执行人主要财产的变价仍未完成，但完全是由于反诉原告为逃避承担律师费支付责任，在法院已通过拍卖方式处置被执行人房产的最终执行阶段，中途撤销委托且申请法院暂缓变卖等所致，不能以此作为反诉被告违约之理由。反诉原告所谓依法解除合同，实际是逃避支付律师费的恶意违约。至于反诉原告所述“账户内资金期满解冻流失”的情况成立，那也是执行法院在冻结后长达六个月时间未及时依法采取扣划措施所致，非反诉被告之责；且执行法院在前已查封了案外被执行人3.9亿元的实物房产，案外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与反诉原告签订了《担保承诺书》，还向执行法院交付执行款20万元，故反诉原告并没有发生实际损失。双方签订委托合同之时，鉴于反诉原告要求将收费与执行结果挂钩，且异地办案差旅等全部成本由反诉被告自行承担，考虑到反诉原告有中途撤销委托的先例，故双方合同明确约定“在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甲方不得终止本合同……”，在反诉被告付出努力，帮助反诉原告解决管辖及请求法院采取执行措施之后，反诉原告已不具备引用合同法第410条行使任意解除权并仅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若合同继续履行，反诉被告必将能够完成委托事项，届时按合同约定，反诉原告将支付不少于3000万元的律师费，现反诉原告明知该结果而中途撤销委托，试图将委托方的支付报酬责任大幅度缩小为损失赔偿责任，并将由此新增的损失举证责任强加给反诉被告。反诉被告认为反诉原告应该按照约定标准支付全额律师费，办案成本多少与其应付律师费用无关，双方也从未对办案花费单独核算过；双方前后签订两次合同，对应付计算方式明确约定，故反诉被告按照约定的最终结算标准，并考虑到反诉原告尚未取得全部执行财产的现状，按1500万元要求支付律师费及违约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上海市奉贤区公证处曾就被告与扬州人家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扬州人家置业有限公司的《还款协议》出具(2012)沪奉证字第1540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及据此公证书出具了(2012)沪奉证执字第0043号《执行证书》。2013年3月1日，被告委托案外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上述两家公司的借款执行案件。2013年3月被告向江苏省高院提起执行申请，案号为(2013)苏执字第0008号。2013年5月30日，被告向江苏省高院提出请求指定异地法院执行的申请。2013年7月24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合同》，被告鉴于该执行案至今无实质进展，故委托原告提供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二、工作内容及进度要求：1、代为催办，请求江苏高院在十五个工作日(下同)内落实执行法院；2、代为调查和提供证据，在执行法院明确执行员后五日内，向执行员提供被执行财产状况及相关证据，必要时应同时申请调查令自行持令或请求人民法院在其后三十日内完成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3、代为申请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申请法院在完成对被执行人财产调查后五日内(其中，申请人已掌握的财产线索应争取法院在收到相关线索后五日内)采取查封、抵押等强制执行措施；4、代理申请人参与执行程序，申请拍卖、签署法律文书、代收款项、执行和解、转委托等特别授权，力争促成法院在六个月完成被执行人可执行主要财产的变价和款项交接。…五、甲方同意向乙方缴纳前期服务费人民币二十万元，在本合同签订后两日内付清；后续服务费按甲方收到款项本金部分3.8%、违约金及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部分4.5%的标准结算，在每笔款项到账后五日内向乙方付清。若甲方未在本合同第二条第四项规定期限(因评估审计或流拍等客观原因影响不在此限)内取得主要执行财产，每超过六个月则甲方有权扣减后续执行财产部分的律师费0.5%，即延迟执行部分的律师费本金部分减按3.3%、违约金及利息部分减按4%结算；以此类推…六、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条款，需再行协议。在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甲方不得终止本合同，否则作为申请执行款项均已到位按第五条立即向乙方付清律师服务费。……。”同日，被告向原告支付20万元，向江苏省高院发出变更委托代理人通知；原告也于同日向被告出具律师费发票，并当日向江苏省高院寄函和委托书。2013年7月29日江苏省高院出具《执行裁定书》，指定该执行案由南京建邺区法院执行。2013年8月12日，原告向承办法官寄送事务所公函及被执行人财产线索。2013年8月15日，南京建邺区法院出具查封被执行人《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相应房产并冻结被执行人账户172,504.81元。原告在此后因被执行财产涉及被扬州中院查封的问题多次去函，请求统一管理执行工作。2014年1月，南京建邺区法院通知被告参加选择并确定评估机构。2014年3月11日，上述账户因未及时续冻，仅冻结余额6205.46元。2014年3月31日，评估公司确定相关房地产在估价时点2014年3月11日的市场价值为39,456.86万元。2014年5月8日，原、被告签订《聘请律师补充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确认“…一、双方一致认可，本合同履行中所发现的被执行人将酒店大部分楼层出售了部分房屋权属单元，尤其是扬州中级法院原已受理工商银行扬州分行诉被执行人借贷合同一案且对其主要财产进行了查封，不仅增加了本案执行、变现的难度和工作量，也使本案执行时间被迫拉长，故原合同内容应相应进行调整。二、合同调整内容：1、调整原合同第二条第四项关于“力争促成法院在六个月完成被执行人可执行主要财产的变价和款项交接”的期限为本补充合同签署之次日起十二个月。2、增加支付前期服务费人民币二十万元，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两日内付清，甲方今后不再支付任何的前期费用。3、后续服务费调整为按甲方收到款项本金部分的5%、违约金及利息(包括迟延履行利息)二千万元以内的28%、二千万元以上部分的35%分段计付，分别按下列情形，在每笔款项到账之日起五日内向乙方付清：(1)如执行结果全额是现金，按照第二条第3项支付。(2)如执行结果是部分现金、部分是实物(即房产)，如执行的现金大于5%本金服务费的，则全额付清本金服务费，多余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及违约金部分的服务费；倘若执行的现金不足结清本金服务费的，本金服务费先行支付75%；其余服务费或服务费差额(含利息及违约金部分)，甲方可在房屋变现(含部分变现)或者取得租金收入后用前述收入优先支付。(3)如执行结果全部是房产抵债的，本金部分的服务费先行支付50%，其余服务费待抵债物变现(含部分变现)后付清。若甲方在取得抵债房产物权后六个月内未能变现，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将与应付服务费等值的抵债房产(按法院确定的或双方商定的抵债价格计算)过户，至乙方或乙方指定第三人名下，以冲抵应付乙方的服务费；甲方拒绝办理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现金结清。4、若甲方未在本补充合同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期限内取得主要执行财产，每超过六个月则甲方有权扣减后续执行财产部分的律师费的10%，即律师服务费本金部分减按4.5%，违约金及利息部分分别减按25.2%、31.5%结算；以此类推。……。”后被告支付第二期20万元前期服务费，原告出具发票但未交付被告。原告在2014年4月至11月间多次就执行过程中的疑难情况和其他财产线索向江苏省高院和南京建邺区法院去函和提供案例，提出加大执行力度的建议和申请。2014年7月29日，法院对被执行人的相关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谈话。2014年8月22日，法院将相关人员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14年8月31日，上述人员对法院作出《担保承诺书》。2014年10月16日，法院对被执行人记账凭证进行扣押核查，并对其工作人员持有的与公司款项有关联的银行卡进行冻结。同日，法院收到被执行人执行款20万元。2014年12月26日，上述被查封房产经淘宝拍卖后流拍。2014年12月29日，被告向南京建邺区法院申请撤换委托代理人。2015年1月30日，原告向被告去函表示未收到撤销委托的文件，并提出结清律师费的要求。2015年1月31日，被告向原告挂号信邮寄解聘告知书，后于2015年3月逾期未领被退回。2015年5月5日，被告因三次拍卖房产均已流拍，以考虑到一般消费群体无力购买，希望自行与多家金融机构沟通联系为由，向法院申请暂缓变卖，一个月以后再启动法院变卖程序。 本院认为：律师服务费应根据政府指导价结合合同目的、实际工作量、工作效果等因素确定。现原、被告双方就代理执行案件及收费比例作出约定，虽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但纵观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以及付费的时间节点的条款，受托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显然非原告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其中更大因素是法院执行公务的结果。被告亦显然是急于推进执行进程、获得执行款而为。而在订立合同时，原告作为专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单位，相较普通人具有更高的文字认识度、契约意识及执业规范，理应对此明知并应明确告知被告，故原告以法院工作的进程作为其履行完成义务获得对价的约定，显然不尽合理；且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保全脱保的情况，虽原告抗辩应由被告作为申请续保主体，但显然原告也未提供督促之法律服务，至于其表达的后续又保全的20万元足以弥补之抗辩，非合理之解释，原告作为受托人存在疏漏。现被告对原告服务不满而解除代理合同，解除的后果已送达原告，故代理合同已经解除。且合同解除后原告并未再行提供服务，现原告以合同限制条款作为主张代理费的依据，本院难以支持。鉴于原告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办理相关手续、联系法院开展工作、参与案件执行等，付出了相应的劳动，该部分均应属于前期服务费对应的范畴，对此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故其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上某某要求被告张某某支付律师服务费及违约金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反诉原告张某某要求反诉被告上某某返还前期服务费之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11,8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原告上某某负担。本案案件反诉受理费人民币3650元，由反诉原告张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    萍 审 判 员 许    颢 人民陪审员 王  丽  玉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朱玮丽沈佳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