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4行终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住所地地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 诉讼代表人覃思光，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热，男，汉族，1954年5月12日出生，住广西岑溪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岑溪市城中路2号。 法定代表人罗伟雄，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绍浪，岑溪市林业局山林纠纷调解处理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莫雄然，岑溪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律顾问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梧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1号。 法定代表人朱学庆，市长。 委托代理人覃厚昌，梧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科长。 委托代理人陈雨，梧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顾问助理。 原审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住所地地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 诉讼代表人覃思东，组长。 上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因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岑溪市人民法院（2016）桂0481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5日受理后，向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被上诉人梧州市人民政府送达了上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覃思光及其委托代理人梁热，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绍浪、莫雄然，被上诉人梧州市人民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荣志晓副市长以及委托代理人覃厚昌、陈雨，原审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的诉讼代表人覃思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罗伟雄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与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争议的干坑顶山场座落在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四至界址：东至覃汝才屋边岭岗分水为界，南至山脚田边为界，西至六内地顶岭脊分水为界，北至干坑顶分水为界，面积为78.75亩。“土改”时，据原告在诉讼中提供的其生产组的组员覃某惠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榃罗乡榃市屯干坑木山壹”、覃某思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榃罗乡榃市屯出水坑木山壹”；第三人在申请被告对争议山场进行权属确权时提供的其生产组的组员覃某恩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榃罗乡榃市屯出水坑木山壹，面积0.2亩”。出水坑、干坑（地名）均是现争议山场的一部分。“三包四固定”时，双方无法提供争议山场的权属凭证。在行政调解笔录和诉讼庭审笔录中原告均自认“三包四固定时，志明坑正坑横圳至干××××队集体所有，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水为××队集体所有，由于我昙市五队山少木少，而向昙市大队要求将这二处山场调拨给我队，大队支书覃奕某决定这二处山场调拨给我队，依据暂时无法提供”。双方发生纠纷后，经被告组织双方到现场勘验确认“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岭岭脊分水”山场占了现争议山场的大部分。原告主张“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岭岭脊分水”山场是在联队前经昙市大队调整给原告，并在联队时将争议山场带入联队没有证据证实。经过被告调查相关人员，被调查的多数人证实在双方联队前，昙市大队将原三队的凿（昨）石傍山场（即现覃汝才屋背的岭岗分水至志明坑正坑横圳对上的岭岗分水交叉处的一块三角形状山场）调整给原告，“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岭岭脊分水”山场并没有调整给原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人在现争议山场种过木薯、茯苓、杉木、竹等作物进行经营管理。在原告与第三人联队之前（即1969年前），第三人的山场与岑溪市筋竹镇昙市原三队的山场相邻，其界址是以现覃汝才屋背的岭岗分水为界，入志明坑方向的山场属岑溪市筋竹镇昙市原三队所有，出六内岭方向的山场属昙市大队原四队即现第三人所有。1969年，原告与第三人联队叫三队（此三队与原三队是不同的），凿石傍山场由原告带入联队，联队后的山场、田地由联队集体经营。1979年分队时，原告所在生产组叫五队、第三人所在生产组叫四队，第三人与原告按照联队前各自带来的山场田地各自带回。原告将凿石傍山场带出联队，并主张现争议的干坑顶山场是联队前由昙市大队调整给原告的，从此，双方对干坑顶山场发生争议。在“林业三定”时，第三人无法提供争议山场的《山界林权证》和《岑溪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但有经营管理该山场的事实。原告对争议山场提供有“林业三定”时的《山界林权证》，证内只有1982年岑溪县人民政府的印章，没有填报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和审查、同意单位的盖章，没有填证日期，证内记载的“干坑大哗”的四至界址是东昨食傍为界，南六及坑顶为界，西六及坑为界，北三队木山为界，与现争议的干坑顶山场的四至界址不相同。“林业三定”后，第三人在现争议山场种植过麻竹，至今还存在。第三人的社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锄过的宅基地现在还保存有400多块泥砖。2004年后，第三人在争议山场采割松脂。原告主张1990年曾在争议山场建水池，据查，由于当时当地开采矿山，造成河水被污染，双方组内的村民均在现争议的山场内建造水池引水，原告方建造水池的面积很小。2014年3月26日，第三人向岑溪市人民政府对争议山场确权申请，被告受理后，经过调查及调解，因双方无法达成协议，2015年8月21日作出岑政调字〔2015〕4号《岑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筋竹镇昙市村四组与五组干坑顶山林权属纠纷决定书》，将争议的干坑顶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四组集体所有。原告收到此决定后不服，向梧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2月9日，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岑政调字〔2015〕4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于2016年1月1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岑政调字〔2015〕4号处理决定及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干坑顶山林权属属原告所有。原告在诉讼中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1）覃某惠、覃某思二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2）内部分山记录。（3）筋竹镇昙市村委会出具的“覃某恩、覃某慧等人是昙市村五组成员，昙市村旧寨是昙市村第五组前称”的证明。因上述证据原告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供，为此，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在本院第一次开庭后向本院提出需对上述证据补充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原告或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予，被告可以补充证据”之规定，经本院准予，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29日再次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并就原告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由第三人发表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是两个不同的集体，双方之间因山场权属发生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作为县一级人民政府有职权对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进行调处。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的岑政调字［2015］4号《岑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筋竹镇昙市村四组与五组干坑顶山林权属纠纷决定书》将争议的干坑顶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四组集体所有及梧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的梧政复决字〔2015〕30号《梧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是正确的。理由是：争议的山场双方提供的“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均有记载，证明争议山场双方在土改均拥有权属，但我国从建国初期至今对山权林权的权属有过多次变迁，从建国初期的私人所有到六十年代的公社化收归集体所有，再到八十年代承包到户。本案中争议山场到了“三包四固定”时期，双方对“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属于本案争议的部分山场是否归各自生产队所有均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对原告生产组组员持有的“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属于本案争议的部分山场是如何归第三人所有的来龙去脉也无法说清。但据原告在行政机关组织双方调解及本案庭审中的自认“三包四固定时，志明坑正坑横圳至干××××队集体所有，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水为××队集体所有，由于我昙市五队山少木少，而向昙市大队要求将这二处山场调拨给我队，大队支书覃奕某决定这二处山场调拨给我队，依据暂时无法提供”。且“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岭岭脊分水”山场占了现争议山场的大部分，由此足以证明双方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属于本案争议范围内的部分山场的权属在“三包四固定”至联队前已经变更为第三人集体所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人在现争议山场种过木薯、茯苓、杉木、麻竹等作物。1969年双方联队，山场由联队集体管理；1979年分队，原告主张争议山场是联队前由大队从第三人处调整给他并带入联队，未能提供调整山场的依据。原告持有的1982年《山界林权证》虽然记载有“干坑大哗”山场，但该证没有填报单位负责人的签名和审查、同意单位的盖章，其效力无法确认，且证内记载的“干坑大哗”山场的界址与争议的山场界址不相符，不能证明“干坑大哗”山场就是现争议的山场。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依据其调查查明争议山场的权属来源及山场的经营管理事实，依职权将争议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所有，该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恰当。被告梧州市人民政府依法对原告不服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一案进行复议，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岑政调字〔2015〕4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原告诉称争议山场联队前其生产队所有，联队时是其将争议山场带入联队，1980年大队再次确认干坑顶山场权属属原告所有，1982年取得《山界林权证》，以此来主张被诉行政行为错误，经本院对本案查明的事实及上述分析的理由，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作的岑政调字〔2015〕4号《岑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筋竹镇昙市村四组与五组干坑顶山林权属纠纷决定书》和被告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梧政复决字30〔2015〕号《梧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原告请求本院对争议山场进行确权，因山场权属的确权不属本院的职权，故对原告此项请求在本案中不作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要求撤销被告岑溪市人民政府2015年8月21日作出的岑政调字〔2015〕4号《关于筋竹镇昙市村四组与五组干坑顶山林权属纠纷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要求撤销被告梧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的梧政复决字〔2015〕30号《梧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负担。 上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争议标的系干坑顶山场权属，而权属的归属是以县级以上政府的确认为准，政府确权则又以最近的确权凭证为最优。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岑政调字〔2015〕4号行政决定书将争议山场处归原审第三人所有完全错误。上诉人的干坑山场的权属有《山界林权证》证明，原审第三人却没有山界林权调整后的任何凭证。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决定中却以“原告的《山界林权证》是在双方发生争议后领取的，且四至界址不清，不予支持”。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有代县长陈俊签署且盖有岑溪市人民政府的印章，这就是干坑山场权属应确权上诉人（原为旧寨队）的铁的凭证。至于山界林权证中相关的栏目，四至界址等内容的填写是否详尽、清楚，是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的责任，而不是持证人的责任。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1982年将干坑山场权属确权给了上诉人，而在岑政调字〔2015〕4号行政决定中又否定自己的行政行为是自我否定。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的前提下，将证据不足认作证据确凿，并适用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应当适用七十条“下列情形之一”中的（一）主要证据不足；（六）明显不当。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将干坑山场权属全部确权给了第三人是“明显不当”。上诉人的《山界林权证》第一页第五栏记载的内容“三队木山”也许是有部分山场属于第三人。因此，原审判决在上述情形明显存在的基础上，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并可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撤销岑溪市人民法院（2016）桂0481行初3号行政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岑政调字〔2015〕4号《关于筋竹镇昙市村四组与五组干坑顶山林权属纠纷决定书》和被上诉人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梧政复决字[2015]30号《梧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上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辩称：一、事实及依据。土改时，第三人覃某恩户记载有“榃罗乡榃市屯、出水坑、木山、0.2亩”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出水坑是现争议山场的一部分。被申请人无法提供证实争议山场的有效权属凭证。“三包四固定”时，争议双方均无法提供有效的权属凭证。但在调解过程中，被申请人确认“三包四固定时，志明坑正坑横圳至干××××队集体所有，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水为××队集体所有”，其中“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岭岭脊分水”的山场占了现争议山场的大部分。六十年代第三人在现争议山场种植过木薯、茯苓、杉木、竹等农作物。由于争议山场涉及的时间长久，能找到相关的知情人很少，经走访了相邻、相关生产组证实：在昙市4队与5队联队之前，昙市4队与3队的山场相邻是以现覃汝才屋背的岭岗分水为界，入志明坑方向的山场属3队，出六内岭方向的山场属4队。后经昙市大队将凿石傍（即现覃汝才屋背的岭岗分水至志明坑××横××对××水交叉××形状山场）××给××队。被申请人主张现争议山场也经昙市大队调整给昙市5队，但无法提供证据支持这一说法。1969年，昙市4队与5队联队，凿石傍由5队带入联队，联队后的山场、田地由联队集体经营。1979年分队时，昙市4队、5队按照联队前各自要回自己的山场田地。昙市5队将凿石傍带出联队的同时，也主张现争议山场是联队前由昙市大队调整给昙市5队的，因而双方发生争议。林业“三定”时，以“三包四固定”为基础落实各队之间的山场。第三人没有领取《山界林权证》和《岑溪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但一直经营管理着现争议山场，并把现争议山场分落到小组。上诉人领有《山界林权证》，但该证没有填报单位负责人和审查、同意单位的签名和盖章，也没有填证日期，其效力无法确认；且证内记载的“干坑大化”的四至界址，无法确认“干坑大化”就是现争议山场，也与证内记载的另一山场“六及岭嘴”相矛盾。1980年元月29日分队代表会议的草稿，没有双方当事人、代表、见证人的签名，且内容涂改、混乱，其效力无法确认。林业“三定”后，第三人在现争议山场所种的麻竹现在还长着，曾经锄过的宅基地现在还保存有400多块泥砖。2004年后申请人一直在现争议山场采割松脂。土改时，争议之干坑大化山场是昙市四组社员覃某恩户领有记载有争议山场的合法权属凭证。“三包四固定”时期，双方均没有证据证实争议山场的权属。上诉人主张现争议山场是联队前由大队从四组调整给上诉人，但是缺乏依据，林业三定时期，四组没有领取证明争议山场权属的有效凭证。五组提供的《山界林权证》，既没有填报单位负责人和审查单位的签名和盖章，也没有填写日期，并且山界方位混乱。1980年1月29日分队代表会议的草稿，没有双方当事人、代表、见证人的签名，且内容涂改、混乱。1979年分队时，争议的山场已发生纠纷。故其效力均不能认定，不能作为认定山场权属的证据使用。二、适用法律依据。岑溪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的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梧政复决字［2015］30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岑溪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作出的判决书（2016）桂0481行初3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恳请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被上诉人梧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上诉人与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以下简称昙市四组）争议的干坑顶山场，面积78.75亩，四至界址：东至覃汝才屋边岭岗分水为界，南至山脚田边为界，西至六内地顶岭脊分水为界，北至干坑顶分水为界（具体四至范围以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所附《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四组与五组争议干坑顶山场范围图》为准）。根据第三人昙市四组提供的土改时《土地房产所有证》的记载，该组村民覃某恩户分得“榃罗乡榃市屯出水坑木山一坵，面积0.2亩”；出水坑为现争议山场的一部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人在现争议山场从事过种植木薯、茯苓、杉木、竹等经营活动。原昙市四队（即第三人）的山场与昙市三队的山场相邻，并以现覃汝才屋背的岭岗分水为界，入志明坑方向的山场属昙市三队，出六内岭方向的山场属第三人昙市四队。在1969年昙市四队与昙市五队（即上诉人）联队之前，经昙市大队组织协商，将凿石傍（即现覃汝才屋背的岭岗分水至志明坑××横××对××水交叉××山场）××给××队。1969年，昙市四队与昙市五队联队，凿石傍由昙市五队带入联队，联队后的山场、田地由联队集体经营管理收益。1979年双方分队时，上诉人与第三人各自要回联队前的山场田地。上诉人昙市五组称现争议山场连同凿石傍已由昙市大队调整给其所有，但第三人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没有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实。林业“三定”时，第三人昙市四组一直经营管理现争议山场，并将争议山场落实到各户，但没有领取《山界林权证》及《岑溪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上诉人昙市五组领取了《山界林权证》，但该证没有填报单位负责人及审查、同意单位（社、队）的签名和盖章，也没有填证日期；证内记载的“干坑大化”山地面积6亩，四至界址为：东凿石傍、南六及坑顶、西六及坑、北三队木山，上诉人认为该“干坑大化”即是现争议山场。该证内另记载有“六及岭嘴”山地面积8亩，四至界址为：东至干坑、南六及顶、西六及坑、北干坑大化。上述两处山场的记载互相矛盾。上诉人另外提供《1980年元月29日分队代表会协议方案》作为主张争议山场的权属依据，认为该方案记录了分队时各队山场田地情况，第三人在该方案中并没有分得争议山场的记载，而记载在上诉人中的“志明坑至出六及岭脚上的岭嘴为界”即为现争议山场，该方案中并没有双方代表签字确认。林业“三定”后，第三人在现争议山场种植过麻竹及开挖宅基地。2004年后第三人一直在现争议山场采割松脂。由于上诉人主张现争议山场在联队前已由昙市大队调整给其所有而发生纠纷，2014年3月，昙市四组提出权属纠纷调处申请。2015年8月21日，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岑溪市人民政府关于筋竹镇昙市村四组与五组干坑顶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岑政调〔2015〕4号），将争议的干坑顶山场权属确权给第三人昙市四组所有。上诉人昙市五组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5年12月9日，答辩人作出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岑溪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同月24日，昙市五组向岑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昙市五组在诉讼中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覃某惠、覃某思户《土地房产所有证》、内部分山记录、筋竹镇昙市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作为主张争议山场权属的依据，其中《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覃某惠户、覃某思户分得“榃罗乡榃市屯干坑木山壹”、“榃罗乡榃市屯出水坑木山壹”，前述记载的干坑、出水坑均是争议山场的一部分。2016年6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桂0481行初3号行政判决，驳回昙市五组要求撤销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现场勘查图、《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且程序合法。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所认定的事实，与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上诉人与第三人双方提供其土改时《土地房产所有证》均记载其村民曾在土改时分得部分争议山场的权属，但经过合作化，“三包四固定”、人民公社后，争议山场的权属已发生变迁收归集体所有，第三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在争议山场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同时，上诉人在权属纠纷调处中自认“三包四固定时，志明坑正坑横圳至干××××队集体所有，由于我昙市五队山少林少，而向昙市大队要求将这二处山场调拨给我队，大队支书覃奕某决定这二处山均调拨给我队，依据暂时无法提供”，由此也说明争议山场在“三包四固定”至1969年上诉人与第三人联队前属第三人集体所有，双方联队期间，争议山场由联队集体管理。上诉人昙市五组主张在1969年双方联队前昙市大队已将争议山场调整给其所有，因第三人否认该调整事实，上诉人没有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实，对此应不予认定；同时，上诉人昙市五组取得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填报单位负责人及审查、同意单位（社、队）的签名和盖章，也没有填证日期，其效力没法确认，且从该证所记载的“干坑大化”山场的四至界址也没法确认该“干坑大化”山场即为现争议山场。另外，上诉人昙市五组提供的《1980年元月29日分队代表会协议方案》并没有双方代表签字确认，亦不能作为权属证据。第三人昙市四组对争议的干坑顶山场权属来源清楚，经营管理事实充分，岑溪市人民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将争议的干坑顶山场权属确权给第三人昙市四组所有，是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的参考证据材料：（二）权属纠纷当事人管理使用（包括投资）争议的土地、山林、水利的事实资料和有关凭证”等规定的。在上诉人昙市五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答辩人根据上诉人的申请，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定的立案受理条件，并于申请当天即予以受理。立案受理后，行政复议机构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岑溪市人民政府，要求岑溪市人民政府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对该行政复议申请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与此同时，通知昙市四组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岑溪市人民政府提出了据以作出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的材料和依据，并对上诉人昙市五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在办案过程中，复议机构对本案进行了调解，但调解没有成功。2015年12月9日，答辩人作出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岑政调〔2015〕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的规定，维持了该行政行为。因此，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且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梧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梧政复决字〔2015〕30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是一个正确的行政行为，（2016）桂0481行初3号行政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昙市五组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桂0481行初3号行政判决。 被上诉人梧州市人民政府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原审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述称：答辩意见与两被上诉人一致。 原审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没有向法庭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对在案证据采信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和被上诉人梧州市人民政府分别享有对上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五组第与原审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四组的干坑顶山林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的职权。本案中争议山场在“三包四固定”时期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对部分山场是否归各自生产队所有均无法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在行政处理的调解阶段及一审庭审中认可“三包四固定时，志明坑正坑横圳至干××××队集体所有，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水为××队集体所有，由于我昙市五队山少木少，而向昙市大队要求将这二处山场调拨给我队，大队支书覃奕某决定这二处山场调拨给我队，依据暂时无法提供”，干坑塘基打出至六内岭岭脊分水山场占了现争议山场的大部分，由此佐证争议范围内大部分山场的权属在“三包四固定”至联队前已经变更为第三人集体所有。另外，原审第三人虽然没有领取《山界林权证》和《岑溪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但是在现争议山场种植过经济作物，其集体组织成员也曾在林地里开挖宅基地，后来把现争议山场分落到小组，2004年后原审第三人小组成员一直在现争议山场采割松脂，对山场一直进行经营管理。上诉人主张争议山场是联队前由大队从原审第三人处调整给其带入联队，但是未能提供调整山场的依据。被上诉人调查证实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双方联队前，昙市大队只是将原三队的凿石傍山场，即现覃汝才屋背的岭岗分水至志明坑正坑横圳对上的岭岗分水交叉处的一块三角形状山场调整给上诉人，干坑塘基以出至六内岭岭脊分水山场并没有调整给上诉人。1979年双方分队时，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各自要回联队前的山场田地。上诉人持有1982年颁发《山界林权证》，但该证填写内容不够规范，存在随意性，记载“干坑大哗”与“六及岭嘴”两处山场记载的四至界址互相矛盾，且与争议山场界址不相符，其效力本院无法认定。综上，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依据其调查查明争议山场的权属来源及山场的经营管理事实，依职权将争议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四组所有，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恰当。复议机关梧州市人民政府的复议程序合法，达到监督下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的。上诉人请求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岑溪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被上诉人梧州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岑溪市筋竹镇昙市村第五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友齐 审 判 员  陈少培 代理审判员  陈国飞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中原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