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96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日马缝纫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马伟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义成，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刘国萍，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丹寨县瑞德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丹寨县金钟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娅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赵伟平，广东牧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日马缝纫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丹寨县瑞德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瑞德公司是从事金属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日马公司是从事缝制机械制造、缝制机械批发、缝制机械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及道路货物运输的企业。2015年11月27日，瑞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2015年12月11日，瑞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日马公司价值700000元的财产进行保全，并提供相应担保。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4作出（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75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日马公司所有的价值700000元的财产。上述民事裁定书已生效执行。原审庭审中，瑞德公司主张其向日马公司出售缝纫机机壳、机头、底板，共计货款1002580元，并为此提交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开票日期为2013年12月20日，购货单位为日马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为缝纫机底板、缝纫机机头，数量分别为12.39吨、12.4吨，单价为5256.4102564元，税价合计为152458.5元的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开票日期为2013年12月23日，购货单位为日马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为缝纫机机头、缝纫机底板，数量分别为12.58吨、11.83吨，单价为5256.4102564元，税价合计为150121.5元的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开票日期为2014年4月22日，购货单位为日马公司，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为缝纫机机壳，数量为113.82114吨，单价为5256.4102564元，税价合计为700000元的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瑞德公司专（普）票收票回执及收货单位为日马公司、联系人为杨某、王义成、王某甲的发货单到庭。日马公司对三张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收票回执没有异议，确认收取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提出收货单为瑞德公司伪造，瑞德公司实际供货给王某乙和广州市铁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焰公司），王某乙和铁焰公司加工成成品后再供货给日马公司，由于铁焰公司此前未办理营业执照，无法开具发票给日马公司，故经瑞德公司、王某乙及铁焰公司协商由铁焰公司借用瑞德公司名义开具发票给日马公司，瑞德公司提交的发货单中有一张的联系人王某甲就是王某乙，也说明瑞德公司是知晓与之实际交易的是王某乙。为证明己方主张，日马公司提交其与王某乙签订的《经营权承包合同书》、日马公司对王某乙的应收账款对账单（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9月25日）、铁焰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王某乙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日马公司向其他供货商订购零部件的零部件订货单及对账单、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照片两张到庭。瑞德公司认为铁焰公司的注册时间为2015年，不可能在2013年开始与瑞德公司有业务往来，王某乙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属于证人证言，王某乙未出庭作证，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其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审查，《经营权承包合同书》由日马公司与王某乙签订，约定日马公司将一楼机壳加工车间、生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的经营权发包给王某乙，期限自2013年3月15日至2018年3月14日，第一年承包金为50000元/月，第二年至第五年承包金为70000元/月，承包期间，王某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期间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王某乙自行处理，由此造成日马公司财产损失的，应由王某乙承担赔偿责任等。铁焰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15年1月21日。日马公司对王某乙的应收账款对账单（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9月25日）载明2013年12月25日日马公司代王某乙付瑞德公司9800毛坯款项150000元，2014年4月代王某乙付瑞德公司9800机头毛坯款150000元。王某乙出具的《证明》载明王某乙向日马公司承包一楼机壳加工车间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对外业务、经济纠纷、债权债务均与日马公司无关等内容；《承诺书》载明王某乙承诺2015年2月6日前付瑞德公司货款等内容。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显示的日马公司工作人员名单与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显示的工作人员名单并不相同，但显示王义成、杨某为日马公司员工。两张照片为缝纫机部件照片。此外，日马公司确认其与王某乙经营的场所是一致的，王某乙在其厂房的一楼经营，其曾代王某乙向某甲公司支付货款300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日马公司以本案货款为王某乙、铁焰公司所欠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王某乙、铁焰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原审法院经审查，对日马公司的申请未予准许。以上事实，除当事人的陈述外，有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瑞德公司专（普）票收票回执、发货单、《经营权承包合同书》、铁焰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王某乙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日马公司向其他供货商订购零部件的零部件订货单及对账单、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等印证吻合，足以认定。瑞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日马公司支付瑞德公司货款702580元，并从起诉之日至还款之日，按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向某甲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日马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瑞德公司是从事金属制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日马公司是从事缝制机械制造、批发、零售的企业。瑞德公司主张向日马公司出售缝纫机机壳、机头、底板，符合双方的经营范围，且瑞德公司提交了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瑞德公司专（普）票收票回执及发货单到庭。日马公司确认已收取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且认可其曾向某甲公司付款300000元，瑞德公司提交的发货单中载明的联系人亦是日马公司的员工。据此，原审法院认为瑞德公司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瑞德公司的上述主张，瑞德公司、日马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日马公司虽抗辩其将部分厂房承包给王某乙经营，但从王某乙与日马公司的经营场所一致，日马公司对瑞德公司的供货作为购货单位收取增值税发票并付款的情况看，日马公司与王某乙之间的承包关系为其两者间内部的关系，并不足以抗辩瑞德公司从瑞德公司、日马公司双方实际交易情况而认定购货方为日马公司，并要求日马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日马公司主张瑞德公司知晓与其实际交易的相对人为王某乙及铁焰公司，并为此提交铁焰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王某乙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日马公司向其他供货商订购零部件的零部件订货单及对账单、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到庭，但经审查，上述材料中商事登记信息显示铁焰公司的成立时间迟于瑞德公司、日马公司交易发生的时间，不足以证明本案的买卖关系发生在该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证明》及《承诺书》是王某乙单方出具的，并未得到瑞德公司的认可，对瑞德公司没有约束力；日马公司向其他供货商订购零部件的零部件订货单及对账单为日马公司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往来，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中载明的日马公司工作人员并不相同，不能完整显示日马公司的工作人员情况，不足以否定货物签收人是日马公司的员工。因此，日马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抗辩，对日马公司的上述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瑞德公司提交的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发货单及瑞德公司、日马公司确认的已付款300000元的事实，核算出日马公司尚欠瑞德公司货款702580元，瑞德公司主张日马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702580元，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还款违约金的问题，瑞德公司、日马公司并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瑞德公司提出此项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瑞德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日马公司的抗辩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日马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甲公司支付货款702580元。二、驳回瑞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15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由日马公司负担。日马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上述费用。上诉人日马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程序违法，遗漏诉讼主体；事实查明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一）原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不准许日马公司申请追加王某乙、铁焰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程序违法。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可能拖欠瑞德公司货款。实际拖欠其货款的是王某乙及铁焰公司。日马公司为证明此主张，不仅提交了一系列证据证明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还提交了王某乙出具的《证明》和《承诺书》以证明拖欠货款的是王某乙和铁焰公司，与日马公司无关。由于日马公司原审时是被告，日马公司无法主动追加王某乙及铁焰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又因瑞德公司刻意隐瞒案件事实，瑞德公司不主动追加王某乙及铁焰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日马公司只能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共同被告。日马公司有合理理由与证据证明确实有追加共同被告的必要，故在原审开庭前以及庭审后均有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追加王某乙及铁焰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是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驳回日马公司的申请追加被告的请求，程序违法，遗漏诉讼当事人，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案件事实，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1.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瑞德公司有曾开具发票给日马公司，但这纯粹是借用账户，不能证明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更不能证明两者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审法院单凭发票抬头是开具给日马公司即认定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错误。（1）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并没有业务往来，实际拖欠货款的是日马公司的租户，即王某乙及铁焰公司。王某乙出具的《证明》和《承诺函》均可证明，与瑞德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是王某乙及铁焰公司，实际拖欠货款的是王某乙及铁焰公司，与日马公司无关。因此日马公司在原审开庭前以及庭审后均有向原审法院书面提出要求追加王某乙及铁焰公司为诉讼当事人的申请。但是原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驳回日马公司的申请，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明，认定事实错误。（2）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日马公司与距离较远的供应商的业务往来，均有比较正式的书面合作文书（供货合同、订货单、对账单等），而且会以传真方式相互沟通和确认（日马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已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但针对此案，日马公司与远在贵州省的瑞德公司之间并没有相应的书面合作文书。假若双方真的有业务往来，日马公司作为“订货方”，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要求作为“供货方”的瑞德公司，按照要求来供货（签订供货合同、订货单、对账单等）。恰恰相反的是，瑞德公司与日马公司之间并没有相应的书面合作文书。由此可见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瑞德公司曾开具发票给日马公司，但这纯粹是借用账户，不能证明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日马公司与王某乙有业务往来（向某乙红订货），由于王某乙经营的铁焰公司（此前没有设立，公司名字也没有确定）截至2015年1月20日才设立，其并不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无法开具发票。为解决无法开具发票问题，其分别向日马公司和瑞德公司借用账户。按正常交易程序，瑞德公司供货给王某乙，瑞德公司需要开发票给王某乙；王某乙供货给日马公司，王某乙需要开发票给日马公司。但由于交易时王某乙无法开具发票，故其借用瑞德公司的账户，用瑞德公司的名义开票给日马公司。即瑞德公司开具的发票，实际是开具给王某乙的。由于王某乙资金紧张，在收取瑞德公司开具的发票后其无法支付货款给瑞德公司，其便向日马公司提出借钱来垫付货款，增值税发票由日马公司负责申报抵扣，该抵扣作为借款利息。该借款的归还方式是，从日后日马公司向某乙红订货的货款中扣除。日马公司和王某乙的对账单可以证明。（4）瑞德公司提交的发货单、发货统计等是伪造的。发货单上收货人并非日马公司的员工。发货单上的字体均非日马公司或其员工填写，日马公司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个税明细、社保个人明细，证明瑞德公司提供的发货单“收货人”并不是日马公司的员工。证明瑞德公司提供的发货单是伪造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瑞德公司主张发货单上签收人员是日马公司员工，其理应承担证明发货单上收货人为瑞德公司的员工的举证责任，而不能以一句日马公司可能不为其所有员工购买社保来搪塞。原审法院却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日马公司，明显错误。同时，原审法院仅以发货单上由瑞德公司填写的“联系人”一栏上有日马公司的员工的名字，即认定发货单的真实性，非常草率。根据生活习惯和交易习惯，发货单由供货方出具，但收货人一栏必须由收货方或其工作人员签收而瑞德公司出具的发货单上收货人明显不是日马公司的员工。正是因为发货单是瑞德公司伪造的，发货单上的收货人并不是日马公司的员工，日马公司只能证明其员工并没有所谓的发货单的“收货人”。日马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此外，瑞德公司提交的“发货统计”并没有日马公司任何形式的确认。且其一开始提交了一份“发货统计”，原审开庭时又提交另外一份“发货统计”，更能证明瑞德公司是可以任意更改所谓的“发货统计”。瑞德公司在原审庭审时主张货款比发货单上的货物价值少一点，但其提交的发货单与发货统计却是一致的，前后矛盾。瑞德公司原审庭审时表示其送货、对账等是与日马公司的财务人员沟通的，但其新提交的“发货统计”上交的电话并非日马公司财务人员的联系电话。综上，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并没有业务往来，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日马公司没有拖欠瑞德公司货款，实际拖欠货款的是日马公司的租户，即王某乙及铁焰公司，虽然瑞德公司有曾开具发票给日马公司，但这纯粹是借用账户，不能证明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原审法院仅以发票抬头是开具给日马公司便认定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有买卖关系，而且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没有查明事实，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2.日马公司与王某乙之间是租赁关系，并非承包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虽然日马公司与王某乙签订的合同标题为《经营权承包合同书》，但从合同内容及双方的实际意思表示上可知，日马公司与王某乙签订的实际上是“租赁合同”。即日马公司与王某乙之间是租赁关系，而非承包关系。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仅以合同标题认定日马公司与王某乙间属于承包关系，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日马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瑞德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瑞德公司承担。被上诉人瑞德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经审理，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期间，日马公司向本院提交2016年4月27日瑞德公司的股东曹某与日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伟全的短信聊天记录一份、瑞德公司的工商信息查询表一份，拟证明瑞德公司与案外人王某乙有经济往来。瑞德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曹某没有发过任何短信给马伟全，该短信只是马伟全发给其代理律师的短信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工商信息查询表是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二审中，日马公司以本案货款是王某乙、铁焰公司所欠，王某乙、铁焰公司是本案的实际责任人，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向本院申请追加王某乙、铁焰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另，日马公司向本院申请王某乙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并未到庭，日马公司称王某乙拒绝出庭。瑞德公司称证人没有到庭，一概不予认可，原审法律关系很明确，且原审法院已经当庭驳回日马公司追加当事人的申请，日马公司也承认向某甲公司付过款。日马公司在二审庭审中确认涉案增值税发票都已经抵扣了税款。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二、原审程序是否合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日马公司、瑞德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从日马公司收到瑞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没有提出异议，既没有以瑞德公司未交货为由追究其违约责任，也没有退回瑞德公司开具给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由其财务人员签收后按照规定到税务部门办理了抵扣税款的相关手续，据此可视为日马公司实际已接受了与瑞德公司开具的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对应的货物。日马公司在收到瑞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还支付了30万元货款，进一步证明了其与瑞德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结合原审查明的双方经营范围、发货单中载明的联系人是日马公司员工，足以认定日马公司与瑞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尚未支付的部分货款，日马公司应按照约定予以支付。日马公司抗辩称其与瑞德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供货合同、订货单、对账单等正式书面合作文书，其支付瑞德公司30万元货款是代王某乙支付，实际拖欠瑞德公司货款的是日马公司的租户王某乙及铁焰公司，瑞德公司开具发票给日马公司系借用账户，故其与瑞德公司之间不存买卖关系。但没有签订正式书面合作文书，不影响发生买卖关系，且涉案增值税发票及收票回执、发货单均可相互印证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王某乙与日马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内部关系，且日马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瑞德公司系恶意，故不足以对抗瑞德公司；另原审法院认定日马公司提交的证据如铁焰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王某乙出具的《证明》及《承诺书》、日马公司向其他供货商订购零部件的零部件订货单及对账单、扣缴个人所得税明细报告表、社会保险费申报个人明细表均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并无不当；日马公司二审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及工商信息查询表，也不足以证明其拟证明的内容，且瑞德公司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日马公司的上述抗辩均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判令日马公司向某甲公司支付货款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日马公司以原审法院遗漏诉讼主体，未准许其申请追加王某乙、铁焰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为由，主张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结合双方陈述、法庭调查阶段查明的事实及瑞德公司明确其所与之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及承担付款义务的均为日马公司的主张，日马公司主张其与王某乙的关系属于两者内部关系，认为日马公司申请追加王某乙、铁焰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理据不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当庭裁定予以驳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述处理并无不当。另，关于日马公司二审提出追加王某乙、铁焰公司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本案诉讼的申请。根据日马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王某乙、铁焰公司是本案的实际责任人，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日马公司在二审中提出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日马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30元，由上诉人广州日马缝纫机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革花审 判 员  张朝晖代理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玉娟尤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