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25755号原告：戴伟，男，197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玥，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负责人：伍崇宽，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周海，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工作。委托诉讼代理人：邢立人，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伟与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同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证据保全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8月6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对相关电子证据进行了证据保全，并于2015年8月12日、2015年8月18日两次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玥，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周海、邢立人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11月20日本案中止审理，后于2016年5月25日恢复审理并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8月8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玥，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周海、邢立人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还曾申请两个月庭外和解期，但最终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补发原告违法扣发原告2015年2月至2015年4月的绩效工资人民币279,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度年终奖金108,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30,824元；4.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风险抵押金计83,837.9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年终奖金72,79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6年6月19日入职被告处，2015年2月10日，原告收到被告发出的问责决定，该决定称“原告在担任市东支行客户经理期间，主办的钢贸类业务形成不良16户合计53,307万元”，对此应当承担协办责任，依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及相关情节，给予原告通报记过处分、并扣减绩效工资279,000元。原告不服，于同月13日向被告送达了复议申请。被告未予答复，且强行启动了问责程序，扣发了原告绩效工资。原告认为：1.被告从未公开过《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该规定没有经过法定程序；2.原告在职期间，恪尽职守、工作尽职，被告的问责决定认定的数据并无依据，钢贸业务风险属政策性、系统性风险，并非原告责任。被告依据的《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条文并不适用于原告。故此，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因不服仲裁仲裁，现诉至法院。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辩称，原告原系被告处员工，2011年4月29日起任被告业务四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11年12月19日起任市东支行副行长，2013年11月29日担任被告业务四部副总经理。被告处《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系通过OA系统在网络上向全体员工予以告知，原告理应知晓相应规定。原告还填写过违规责任认定表及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其对16家商户共计53，307万元的不良贷款应当承担主要经办责任。2014年11月24日，被告总行向被告发出《关于对上海分行钢贸不良贷款责任认定合并问责的意见》，2015年2月3日，被告作出对原告的问责决定。2015年7月1日，被告也针对原告的复议申请作出回复，维持对原告的问责决定。被告自2014年2月份暂扣了其2013年绩效229,000元，2015年2月至8月已扣款122,794元；针对原告的诉请2，被告处年终奖金即为年度绩效。2014年度原告被考评为基本称职，若其考核为称职，应当发放244,129.82元，若基本称职依据规定则应扣发当年奖金的1/2,故当年实际仅应发放122,064.91元，当年度被告已实际发放原告212,560.82元，故多发的年终绩效奖金90,495.91元应当予以扣回；针对原告的诉请3，双方劳动关系因原告提出辞职而结束，故被告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针对诉讼请求4，被告2013年度已扣原告风险抵押金41,650元，2014年度已扣风险抵押金24,651.08元，共计66,301.08元，不到原告现诉称的款项金额。根据被告处风险抵押金的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于个人计提的风险抵押金出现风险事件，应当予以扣罚。故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2006年6月19日入职被告处，双方签有期限自2006年6月20日至2006年9月30日的劳动合同。该合同到期后，原、被告续订劳动合同，最后合同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2月10日，被告作出《关于对戴伟问责的决定》，内容为“……根据总行的责任认定，戴伟在担任市东支行客户经理期间，其协办的钢贸类业务形成不良贷款16户合计金额53,307万元，对此应承担主要经办责任。依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第34条、第44条规定及相关情节，经分行研究决定，给予戴伟通报批评、扣绩效工资279,000元，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分行党务监察部书面申请复议。”原告于2015年2月10日收到该决定。2015年2月13日，原告就前述问责向被告提出复议。其称，根据台账，钢贸类业务形成的不良贷款应是9户，截止报告期合计金额为32,578万元，(扣除保证金和相关利息抵扣部分以及清收回来的，2015年1月经法院拍卖处置的440万元未含在此余额内)，不认可被告统计的不良贷款总额及责任认定等。2015年4月23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令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2月1日至同年4月22日期间的绩效工资279,000元、2014年度年终奖108,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0,824元、返还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22日期间风险抵押金83,837.90元。2015年7月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对原告的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2015年7月1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关于戴伟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复议决定》，分三项对原告的复议内容进行了答复。其一，关于责任认定不良贷款的户数与金额。答复：戴伟经办的不良贷款户数为10户，对于其中4户应承担主办客户经理责任，另外6户既应承担主办客户经理责任，也应当承担支行负责人的责任。责任金额累计计算为16户，累计金额为53,307万元。在处罚中已经考虑了上海恒钢实业有限公司清收保全结果(全额扣除)、查封抵押物的评估价值(按50%抵扣不良贷款金额)、以及与其他支行行长的责任分担，故在处罚时依据的金额是27,930万元。其中主办责任为：上海鸿浦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听松经贸有限公司、上海恒钢实际有限公司、上海浦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萌兴经贸有限公司、上海欣而达储运有限公司、上海强年商贸有限公司、上海龚泽物贸有限公司、上海创宁钢铁有限公司；对其中上海鸿浦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听松经贸有限公司三家，还应当承担支行负责人责任，对其中上海强年商贸有限公司、上海龚泽物贸有限公司、上海创宁钢铁有限公司三家，与他人共同承担支行责任；其二，对责任认定的事实与依据。答复：戴伟作为上述10户钢贸不良授信的主办客户经理、机构负责人，在信贷操作与管理中存在贷前调查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识别关联企业互保对授信风险缓释的有限性；贷后管理对贷款资金跟踪检查不到位，票据及国内证议付资金回流至借款人关联企业后被挪用，质押货物的检查与管理工作未尽职，货押核查库工作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核查库流于形式等问题。比如：上海恒钢实业有限公司不良贷款3,509.34万元、上海浦成金属有限公司不良的贷款6,639.77万元、上海萌兴经贸有限公司3,056.26万元、上海欣而达储运有限公司3,363.74万元不良贷款，存在以下情况：(1)贷前调查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识别关联企业互保对授信风险缓释的有限性，四户借款人中，除上海恒钢实业有限公司控制人为缪先瑞以外，其余三户借款人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上海江杨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公司的法人代表郑维维，担保缓释效果有限。(2)贷后管理对贷款资金跟踪检查不够到位，票据及国内证议付资金回流至借款人关联企业后被挪用。借款人提款的大部分资金通过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的方式，甚至回头背书给四户联保企业之一；或国内证受益人直接为借款人上海恒钢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法人代表缪先瑞在浙江湖州长桥开设并控制的湖州中钢钢铁交易中心里的商户，信贷资金基本在借款人关联企业间形成归集，最终使得贷款资金被挪用。(3)质押货物的检查与管理工作未尽职，货押核查库工作存在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核查库流于形式等问题，经营单位虽然能够对质押货物定期开展检查工作，但是相关人员在核查库过程中还过于依赖第三方监管单位中外运华东公司，每次检查仅停留于表面，现场抽查方式一般为依照监管方提供的质物清单，抽查量仅为5%，当2013年6月24日经营单位认定质物缺失时，实际缺失量已超过三分之一。又如：上海鸿浦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不良贷款1,484.60万元、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不良贷款1,484.59万元、上海听松经贸有限公司不良贷款1,467.46万元，存在以下情况：(1)贷前调查和审查存在缺漏，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有效识别关联企业互保缓释手段有限的风险，抵押物存在高估问题。上述3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上海江杨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公司的法人代表郑维雄。上海鸿浦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大股东为郑正寿和义坤金属二股东郑仙清与郑维雄为叔侄关系。2011年12月授信时古北路房产评估单价实际7.64万元，存在高估。(2)贷后管理不到位，未能关注企业营运指标下滑等风险隐患及他行授信变化情况，适时压缩授权敞口。2012年3户借款人或存货增加较多，或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大幅增加，各项短期资产的周转率下滑明显，负债率大幅增加，贷后检查相应指标弱化导致的风险隐患揭示不到位。人行征信系统系统显示2012年下半年3户授信压缩明显，上海听松经贸有限公司授信总敞口(不含我行)由2012年6月末的12,860万元减少至2012年末的8,800万元，他行授信压缩4,060万元；义坤金属授信敞口由13,703万元缩至10,047万元，而2012年末近授信到期日3户再次开票共7,500万元。(3)贷后检查存在不足，对客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流向关联公司的情况未予调查和揭示。3户2011年12月授信时批复均要求“银票收款人仅限于钢铁生产企业或其直属的销售公司，一级代理商及总经销商”，而3户企业近授信到期日即2012年12月的开票业务，票据直接或间接转给实际控制人郑维雄控制的其他企业。其三，关于不良贷款清收保全中的情况。(1)关于上海恒钢实业有限公司清收问题。上海分行于2014年8月18日《关于上海恒钢实业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清收方案中涉及有关法律问题的请示》上报总行。总行以《关于上海恒钢实业有限公司不良贷款清收方案的批复》给予解答并确定清收方案。现本案已经收回全部本金和部分利息。案件继续执行中。(2)关于不良贷款打包转让及核销事项。上海分行不良贷款打包转让及核销是应我行不良贷款管理目标需要，履行了相应的审批手续，对于核销和资产转让后形成的损失，对相关责任需要进行责任认定。(3)关于有关领导拖延时间，导致部分房产被他行先行查封的问题。……。该复议决定维持原问责决定。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总行监察保卫部书面申请复核。还查明,2014年9月23日，被告下发了《关于2014年9月预发绩效工资的情况说明》，在该情况说明中，被告称，2014年上海分行受钢贸不良拨备影响，加之业务发展不甚理想，总行核定分行业务考核绩效总量预计比2013年减少1.45亿元，降幅达64%，为此分行动用了历年来全部绩效结余，人员费用总量预算虽然与去年基本持平，但由于为业务发展储备人员之需，今年全行员工增加，社区银行陆续开业等原因，干部员工人均收入将下降，尤其是管理中层干部及对公条线人均收入降幅较大，……，由于运营条线岗位绩效下调自9月份预发开始进行，下调的数额需在9月至12月预发绩效及三季度清算、年度清算6次绩效发放时集中调整到位。2014年度原告绩效明细情况表显示：原告一季度每月绩效分别30,942.08元、30,942.08元、23,200元、该季度清算15,823.94元；二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23,200元、23,200元、3,719.72元，该季度清算0；三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17,020元、0元，1,060元，该季度清算10,140元；四季度每月绩效分别为3,640元、19,533元、10,140元，该季度清算未实际发放。再查明，2015年3月9日，原告向被告递交辞职报告，载明“本人因个人原因”，向被告提出辞职。2015年3月11日，原告填写了被告处《离职审批表》，在离职原因一栏，原告填写为“个人原因”。被告处人力资源部于次日填写意见为“收到戴伟辞职申请，拟同意，请将其辞职审计建议书提交法律合规部。”2015年4月21日，原告向被告再次递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由于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且规章制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其利益，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于次日收到该解除通知。因离职审计在2015年8月完成，被告发放原告工资至2015年8月，该阶段，被告并未安排原告具体工作任务。又查明，2010年2月21日，中国银监会印发《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并下发相应各银监局、银行等。该指引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薪酬支付期限应与相应业务的风险持续时期保持一致。商业银行应根据不同业务活动的业绩实现和风险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薪酬的支付时间并不断加以完善性调整”。该指引还规定了，“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其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其中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比例应高于50%，有条件的应争取达到60%。在延期支付时段中必须遵循等分原则，不得前重后轻。商业银行应制定绩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规定，如在规定期限内其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员工职责内的风险损失超常暴露，商业银行有权将相应期限内已发放的绩效薪酬全部追回，并止付所有未支付部分。商业银行制定的绩效薪酬延期追索、扣回规定应同样适用离职人员。”被告处据此制定了《中国光大银行分行授信业务风险抵押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有如下规定：“第3条，本办法所称的授信业务风险抵押金是指为了增强授信工作责任心，对客户经理及经营机构负责人按照一定标准计提的风险保证金，该风险抵押金计提后专户运作管理，并视授信业务的风险暴露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返还或扣收。……第7条，风险抵押金的计提金额从计提对象的绩效薪酬中列支。第8条，风险抵押金的计提标准为计提对象应发当季度绩效奖金的10%，提取周期为半年奖和年终奖当月计提。第14条，当年计提的风险抵押金满三年返还，即于提取年度起第四年返还，返还金额为第一年计提的总金额及投资收益，以后每年归属金额以此类推。第15条规定，对于已出风险的责任人员，其当年度归属金额为减去扣罚后的剩余部分，扣罚金额作为未归属权益部分转入单位特别虚拟账户。第16条，本计划人员离职、离岗前未出现风险事件的，则将个人当前已计提的风险抵押金及投资收益一次性全部归属。出现风险事件的，则将扣罚后的剩余金额进行归属。第18条规定，责任人员界定：主协办客户经理，对公、对私主管行长及经营单位责任人均系指在该笔授信列入不良贷款前，最近一次申报授信时签署意见的相关人员。第19条，扣罚标准，1、相关责任人的风险金扣罚总额为已认定“不良资产”(次级、可疑和损失)金额的1%，主、协办客户经理扣罚比例分别按照罚金总额的70%和30%执行；2、经营单位第一负责人对本单位所有授信业务负责，风险金扣罚金额为主办客户经理的50%；3、对公、对私主管行长如为经办人员、按照主、协办客户经理的扣罚标准；如不参与经办，按照主办客户经理扣罚金额的50%比例扣罚；4、扣罚金额最高不超过个人风险抵押金累积的全部金额。审理中，1.原、被告一致确认：(1)被告每月发放被告基本工资，同时，历年均根据上一季度的奖金情况，以其中20%作为基数，确定下一季度奖金预发额，以此为100%的标准，在下一季度每月，分别发放20%，季度清算再发放20%，年度清算发放余下20%。在季度清算及年度清算时，针对员工具体实际业绩完成情况考核，多退少补。被告处所谓年终奖即为年终绩效清算。被告确认，在发放绩效奖金时，系根据部门不良贷款的数额总体考核，该考核影响部门员工的绩效奖金池总额，再由部门领导二次分配到个人员工，但认为，针对员工的具体考核，则需另行依照《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问责扣款;(2)原告授信业务调查报告提交后，先由被告处风险管理部审查员审查，再由信贷审批会决定是否通过，如通过后会出具授信批复，再提交相关行领导签字；(3)银行承兑汇票时，原告需收集相关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手续齐备后交由放款中心放款。2.被告明确,2014年2月份开始暂扣其2013年绩效229,000元，及2015年2月至8月已扣款122,794元，加上2014年度基本称职的扣款。被告认为，其中针对问责金额为261,298.09元，年终清算奖金金额为90,495.91元。原告对扣款总额无异议，但认为扣款顺序应为先扣除问责金额279,000元，年终清算奖金金额为72,794元。基于此，原告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2014年度年终奖金72,794元。审理中，(一)为证明扣发问责绩效奖金的制度依据，被告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0年关于召开全行职工代表大会视频会议的通知OA系统截图及该通知内容、关于对推荐中国光大银行职工代表名单进行公示的通知、中国光大银行职工代表名单签到表、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证明《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总行职代会民主程序；2.(2015)沪东证经字第12814号公证书，证明：《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通过OA系统告知全体员工；《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内容；OA系统中显示有原告的阅看记录；3.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内部网站通知、风险管理手册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节选，证明客户经理应当履行的职责、对公授信的管理、风险预警的相关规定；4.关于印发《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的OA系统发文，其中第二章第七条第(2)款，该条规定“五级分类自关注负向迁徙为次级/可疑/损失的，自认定当季度开始每季度按照考核期末问题贷款余额的千分之一予以扣减，最低不低于1,000元，”证明绩效扣款的依据；5.(2015)沪东证经字第21830号公证书，证明《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在OA系统内部有发文记录，且《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经过总行职代会民主程序。原告对该组证据1中OA系统截图及通知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未看到过；对签到表中签名人员部分真实性无异议，对以打钩方式表示签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于审议《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决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签到表并不对应；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公证的客观性不予认可，原告实际并未看到过该暂行办法；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在职期间，从未阅看过；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本身亦有违工资支付暂行规定，该文件第18条明确针对新增对公问题贷款，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本案涉及的不良贷款均发生在2013年之前，被告对不良贷款发生时间亦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前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因原告对该组证据1中签名表、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证据1中的其余证据、证据4真实性虽不予认可，但被告已对其在OA系统中的相关发文等进行了公证，原告虽不予认可，亦未能提供相应反证，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亦未能提供公示或告知员工的相应依据，本院对该证据难以采信。(二)为证明扣发绩效奖金的事实依据，被告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违规责任认定表1份、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2份及附表，证明原告对于53,307万元不良贷款应当承担主要经办责任，被告通过内部审计，确定了不良贷款的具体金额，被告据此决定扣除原告279,000元的绩效；2.上海浦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萌兴经贸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欣而达储运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强年商贸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龚泽物资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创宁钢铁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国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上海鸿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听松经贸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贷款明细查询清单、银行承兑协议，证明确定不良贷款的金额；3.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相关企业贷款分类划入“次级”的时间表,证明贷款分类的依据与形成不良贷款的时间；4.上海鸿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1年授信调查报告、2011年12月19日的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2013年5月3日授信调查报告、2013年6月9日的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2013年该企业的授信业务为2011年的到期续作，用途也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实际中该公司有多笔承兑汇票开具或由其他企业背书给关联公司，并由关联公司实际贴现；5.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1年6月3日授信调查报告、2011年12月19日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2013年5月3日授信调查报告、2013年6月9日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内容同证据4；6.上海听松经贸有限公司2011年10月23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内容同证据4；7.上海浦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2年4月10日授信调查报告、2012年6月8日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授信报告未在“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与采购情况定期进行核对，并将核对情况如实反映在贷后检查报告中，切实防范授信风险。但实际中该公司有多笔承兑汇票开具或由其他企业背书给关联公司，并由关联公司实际贴现；8.上海萌兴经贸有限公司2012年4月5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该授信报告中授信用途均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与采购情况定期进行核对，并将核对情况如实反映在贷后检查报告中，切实防范授信风险；9.上海欣而达储运有限公司2012年4月9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证明内容同证据7；10.上海强年商贸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国内信用证(副本)。证明：授信报告中授信用途均为采购钢材、授信报告未能揭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隐性关联人情况、批复明确要求加强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查，资金仅限于钢材采购支付，银票收款人限定为钢厂或钢厂一级代理商；国内证受益人不得为申请人关联企业，且必须在我行议付；11.上海龚泽物资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国内信用证(副本)及对账单，证明内容同证据10；12.上海创宁钢铁有限公司2011年8月6日授信调查报告、批复及国内信用证(副本)，证明内容同证据10；13.上海鸿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30日、2012年6月20日、2012年9月20日、2012年12月7日、2013年3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10月29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能提供2013年3月7日之前的原件)，证明原告没有严格监控授信用途，加强贸易真实性审查，未揭示资金流向。贷后检查要点参见授信后管理工作手册；14.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28日、2012年6月21日、2012年9月20日、2012年12月7日、2013年3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10月29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能提供2013年3月7日之前的原件)，证明贷后检查不符合授信后管理手册的要求，没有严格监控授信用途，加强贸易真实性审查，未揭示资金流向；15.上海听松经贸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3月29日、2012年6月21日、2012年9月19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3月7日，均能提供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16．上海浦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10月9日、2012年12月25日、2013年3月15日、2013年6月13日、2013年9月5日、2013年11月26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能提供2013年3月15日之前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且贷后检查报告中没有体现对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流与申请人的销售与采购情况定期核对的情况，第三栏中的财务状况分析及第四栏经营状况分析并未填写；17.上海萌兴经贸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9月18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2月19日、2013年5月10日、2013年11月5日、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9日仅能提供至2013年5月10日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18、上海欣而达储运有限公司贷后检查报告(2012年9月5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2月19日、2013年5月13日、2013年8月8日、2013年12月18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29日，仅能提供至2013年5月13日的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19.上海强年商贸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4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6月5日、2012年8月23日、2012年11月12日、2013年1月30日、2013年4月17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20.上海龚泽物资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3日、2012年3月9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11月21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25日，可以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21、上海创宁钢铁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3日、2012年3月6日、2012年6月12日、2012年8月27日、2012年11月20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25日，可提供所有原件)。证明内容同证据14。原告对该组证据1中《违规责任认定表》、《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无原告签字的部分，真实性不予认可，有签字页真实性无异议；对2014年7月25日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附表，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表格是被告自行制作，对所谓不良金额的数额，原告不予认可，且被告所主张的千分之一的扣罚比例、具体依据，原告从不知晓也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银行承兑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贷款明细查询清单，因原告无法确定是否是完整的银行流水明细，且相关业务均在质保部门，故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中指导原则无异议，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表格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见过。对证据4至1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系按照系统格式填写，系统内“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均为实际要求填写上下游客户；原告处并无规定不可向关联企业开具承兑汇票；被告在开具相应汇票前，工作职责为收集相应合同等，由相关部门签字，手续齐备后交由放款中心审核，由其决定发放；原告处规章制度对此也没有相应制度要求。对证据13有原件的贷后检查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相应授信要求均落实，且2013年6月前的相应业务均已还清，2013年5月之后续作的授信报告才是此次问责内容，而相应原告签字后，其他更高层的领导并未签字确认，原告具体无过错行为；对证据14至证据21质证意见同证据13，对可提供原件的证据材料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例如其中证据13是第三栏中财务状况分析需要结合借款人定量预警信号填写，如果没有预警，即无需填写；第四栏则载明详见“钢贸企业一般风险授信客户授信后调查报告”，该报告黏贴于第九栏中，证据21中对企业风险状况及应对措施亦有明确揭示，不存在未尽职事宜。对前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证据1中的违规责任认定表、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原告对其签字部分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附表部分，因从《不良贷款责任认定表》中无法反映该处内容，故本院对该表格真实性难以采信。对证据2，原告对银行承兑协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银行查询明细，原告虽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亦未提供相应反证，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中相关企业贷款划入“次级”时间表，原告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表格为被告自行制作，其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难以采纳，对证据3中的指导原则，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不作为证据采纳；对证据4至证据12，证据13至21中被告有原件的贷后检查报告，本院对前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具体证明内容，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再予详述。对证据13至21中无原件的贷后检查报告，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真实性，本院难以采信。(三)为证明原告业务不存在违规，原告提供了：1.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共7份，证明原告根据规定开展业务不存在违规；2.另案民事裁定书，证明针对恒钢一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日已经对质押钢材进行保全；3.协助执行通知书附查封、扣押财产清单，证明虹口区人民法院实际扣押钢材15,688.59吨，按照每吨3,000元的价格计算，扣押财产价格远远高于光大银行的债权金额，不存在缺货的情况；4.扣划执行款申请，证明恒钢一案，变卖质押钢材后获得的实际执行金额达46,139,601.56元，远高于债权金额，不存在缺货的情况。被告对证据1至4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4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对恒钢并未计算问责金额。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四)为证明年终绩效奖金的相关情况，被告提供了：1.(2015)沪东证经字第12814号公证书，证明2011年12月14日，被告处发出《关于召开上海分行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决定于2011年12月19日审议并表决《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考核办法》等。2011年12月16日，原告通过OA系统阅读该通知。《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考核办法》第24条确定考核结论中规定，“人力资源部负责统计汇总管理中层干部工作业绩和履职表现的考评综合得分，并报经分行员工考核领导小组审议确定考核结论。”第5章考核结论评定中的第28条规定“管理中层干部：按照管理中层干部年度综合考核得份高低进行排序，提交分行党委讨论确定最终考核结论。”第6章考核结论使用中的第34条规定，“年度考核结论作为发放员工年度绩效奖金的重要依据。员工年度考核结论为优秀者，增加计发一定比例年度绩效，基本称职者，发放同级别平均年度绩效奖金的50%，不称职者，不发放年度绩效奖金”；2.2014年度经营机构对公副职考核评价表、关于公布2014年度干部员工考核结论的通知及2014年度干部考核结论“基本称职”名单、上海分行发文内部传阅单。证明：2015年2月12日，被告处公布了《关于公布2014年度干部员工考核结论的通知》，载明当年度员工考核为基本称职的，2015年1月1日起降低一个工资薪点，并减半发放全年度绩效奖金。被告对原告2014年度的考核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管理业绩，权重60%，一部分为履职评价，权重40%。原告排名第33位，被评定为基本称职。原告2015年2月17日已知晓；3.2015年2月25日印发的《关于2014年度经营机构平衡计分卡考核情况的通报》、戴伟年终考评得分一览表、对公业务规模指标排行榜表、2014净营业收入排行表、履职评价中领导评分表、2014年度干部考核评分表(2015年1月7日制作)，证明戴伟2014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的依据；4.2010年至2015年期间钢贸不良业务对应绩效统计、2011年6月至2014年5月戴伟主办贷款的不良贷款率，证明戴伟主办的不良问责中出现过的客户在正常期间获得的明细。戴伟的绩效工资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原告对证据1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在职期间并未看到过有关考核方案。对证据2考核评价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没有看到过；关于公布2014年度干部员工考核结论的通知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看到过，对合法性不认可，减半发放绩效奖金无合法依据，也没有进行诫勉谈话；基本称职名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不应被评为基本称职；内部传阅单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原告属于基本称职；对证据3、4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从证据3中可见《关于2014年度经营机构平衡计分卡考核情况的通报》时间在2015年2月25日，晚于对原告考评级别的时间，可见是先对原告作出考评结果。对前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被告证据1，原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中已载明对管理中层干部的绩效评分的组成、考核结论的运用)；对证据2，原告对关于公布2014年度干部员工考核结论的通知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2014年度经营机构对公副职考核评价表原告真实性不予认可，审理中，被告提供了证据3加盖有“10年”印章的考核评分表原件，佐证考核评价表的数据来源，然该材料仍为打印件，对具体考评数据仍未能提供来源依据。本院实难采信。故本院对该证据及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因原告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为证明年度绩效奖金情况，提供了：1．公司四部2015年1季度绩效清算、2015年5月7日电子邮件、关于年终清算绩效的通知，证明被告存在应发未发绩效工资事实，35,424元未发放；电子邮件附件中4季度绩效清算31,569元未实际发放，已获得绩效为212,560.82元，扣款存在较大随意性；关于年终清算绩效的通知证明被告存在年终奖的规定；2．关于调整我部贷款数据的申请、公司业务四部关于绩效数据调整的再次申请、签报，公司业务四部关于绩效数据调整的再次请示、签报及附件，证明公司在计算业务四部2014年绩效时将不良数据计算在内，计算错误；被告对证据1中对公司四部2015年1季度绩效清算真实性无异议，35,424元确实未发放；邮件真实性无异议，电子邮件附件中4季度绩效清算，已发金额为252,160.82元。31,569元确实没有发放，原告当年度的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当年度应扣除考核评价为合计一栏的50%为122,140元，关于年终清算绩效的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行领导对签报并没有批示，关于四部年终绩效的数据已经充分考虑了钢贸不良的问题。因被告对原告该两组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五)为证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情况，原告提供了：1.报销信息10次，证明原告3月份以后正常上班，双方劳动关系应系原告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原因，在2015年4月22日解除；2、关于组织中层副手培训的通知，证明被告在2015年6月曾还组织原告参加培训，之后也还曾收到相关通知；被告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劳动关系系因原告在2015年3月9日提交辞职报告而解除，被告发送培训邮件等均为群发，无法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状况。因被告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六)为证明风险抵押金数额，原告提供了：1.仲裁庭审笔录3份，证明仲裁庭审过程，在2015年5月26日的仲裁笔录中被告认可原告的风险抵押金计算基数，根据原告工资单中所列绩效奖金总额，计提10%为83,837.90元故原告已被扣除的风险抵押金即为该数额。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计提总额中包括了钢贸化解奖励223,248.16元、自2014年7月起车贴1,200元/月等不应作为计提对象的款项，故经计算，风险抵押金应当为66,301.08元，其中2013年度应为41,650元，2014年度应为24,651.08元。鉴于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针对扣发问责绩效奖金问题。首先，原、被告双方对问责金额存在争议。经审查，被告对原告总计扣款达351,794元。被告认为其中261,298.09元为针对问责的金额，余下款项为年终绩效的倒扣金额，遭原告否认。本院认为，对已扣款项的具体组成部分、先后顺序，用人单位应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其观点，本院难以采信。故对原告所称该扣款351,794元中已含扣完的问责金额279,000元，剩余部分为年终奖金的扣款的观点，本院予以采纳。本案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在被告处对绩效奖金的发放规则中，已明确每季度、年度均会对相应绩效奖金进行清算，在当季度出现不良贷款时，亦会即时影响当季度的奖金池，实际相当于出现问题贷款时已经对员工的绩效奖金做出了相应处理，被告现再主张对原告的绩效奖金另行问责，理应就如下事实进行举证：1.另行问责扣罚绩效奖金有无制度依据？2.履职过程中，原告存在何种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过错行为需另行问责？就问题1，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劳动者履行工作职责的情况进行考评，并作出相应奖惩。结合被告提供的《中国光大银行问责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民主程序、OA系统截屏及公证书等证据反映，被告确已通过OA系统将相应规定告知员工。该问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员工在授信调查过程中，违反具体业务规定的，单位可予以扣罚绩效工资，并可根据具体结果不同进一步选择处罚类型，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作为员工问责的总体制度依据。被告还提供了《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对公问题贷款绩效考核办法》佐证扣发绩效奖金的标准，然该制度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7日，制度内容中明确规定针对新增对公问题贷款，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本案涉及的钢贸不良贷款均发生于2013年度，难以认定为新增问题贷款。故对被告认为可依照该规定的扣罚标准问责原告的观点，本院实难采纳。对问题2，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认为原告具体业务行为违反了2012年风险管理手册的相关规定，然其未能提供员工知晓该规章制度的相关依据，对该制度依据，本院难以采信。被告对原告的过错行为认定主要有三：1.贷前调查和审查存在缺漏，未能掌握企业实际控制人以及隐性关联企业情况，未能有效识别关联企业互保缓释手段有限的风险，抵押物存在高估问题，主要体现于在授信报告“关联企业及客户”一栏中未填写相关信息；2.贷后管理不到位，未能关注企业营运指标下滑等风险隐患及他行授信变化情况，适时压缩授权敞口，主要体现在贷后检查报告中相应栏目未能填写完整；3.贷后检查存在不足，对客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流向关联公司的情况未予调查和揭示，主要体现在对银行承兑汇票的流向监管不力。针对被告认定的过错1，原告认为，其均按照相关系统要求填写，在系统内填写上下游的客户情况，辅助说明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实际履行过程中，该表格一栏所有员工均从未填写过关联企业。被告对该说法不予认可，但其未能提供反证证明该表格实际填写过程中确需填写该内容。其次，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授信业务调查报告提交后，先由被告处风险管理部审查员审查，再由信贷审批会决定是否通过，如通过后会出具授信批复，最后需提交相关行领导签字。被告现提供的所有问责原告的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均经过层层审批，并出具了相应授信批复要求。对被告所称，原告遗漏重要栏目未能填写的说法，本院实难采信。再次，被告对问责原告的所谓“隐性关联企业”并无明确界定，亦未提供具体规章制度，明确原告需在授信业务前，对客户相关情况调查至何种程度，明示具体何种信息。故对该观点，本院实难采信。针对被告认定的过错2，其述称贷后检查报告填写问题，主要争议在相应栏目的填写方式上。首先，就上海鸿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义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浦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萌兴经贸有限公司、上海欣而达储运有限公司的贷后检查报告，因被告仅能提供部分贷后检查报告原件，集中于2013年中之前，而其亦确认2013年之前的授信业务已还清，故以此前贷后检查报告问责原告的合理性，本院难以采信。其次，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贷后检查报告填写的规范样式及必填内容。以上海鸿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2年9月20日与2013年3月7日的贷后检查报告对比为例，该两份贷后检查报告样式即存在不同。2012年9月20日的表格第三栏为“借款人财务数据”，相应表格数据原告均已填写完整。被告认为其未能填写“财务状况分析”，但正如原告再质证意见中所言，该栏目中亦备注“借款人定量预警信号”，对何为“定量预警信号”，如确无预警，是否仍需填写，被告均未予解释，对第四栏“经营情况分析”，贷后检查报告中确已载明“详见钢贸企业一般风险授信客户收信后调查报告”，原告亦已在第九栏“粘贴试运行报告”中，附上“钢贸企业一般风险授信客户收信后调查报告”。然在2013年3月7日的贷后检查报告中，相应表格第三栏，为“经营情况分析”，原告已填写相关内容。第四栏为“对客户非财务因素的搜集及分析”，原告亦已填写，对履约能力亦在第五栏中做出了相应分析判断。同时，本院注意到，相关贷后检查报告还经过授信管理岗、分行风险管理部等上级部门的层层签字认可。本院对被告所述原告未能填写贷后检查报告核心内容的观点，实难采信。针对被告认定的过错3，从相关业务的批复要求及常理来看，银行承兑汇票的贷后检查要点在于是否存在真实贸易背景。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需收集相关合同等，由相应部门签字，至放款中心处放款。被告虽提供了票据证明最终承兑情况，但并未提供相关贸易虚假的相应依据。因此，虽然相关信贷业务确有逾期或出现其他不良情况，但被告未能充分举证原告在相应业务中存在严重过错的行为。故对于被告主张另行问责的观点，本院实难采信。原告主张予以返还问责扣罚的绩效工资279,000元，本院予以支持。针对年终奖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所称年终奖金，即为年终清算的绩效奖金。该奖金从性质而言，有别于固定的劳动报酬，具有激励性质。根据被告处2011年12月21日已公示告知全体员工的《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考核办法》的规定，员工年度绩效奖金重要依据来源为年度考核结论，而管理中层干部的考核主要依据其工作业绩与履职表现两部分。原告认为被告在2014年度考核其所在公司四部时，将钢贸不良数据统计在内，计算错误，被告对此未予认可，本院注意到，公司四部的其他员工亦平等共同参与了该年度考核，原告据此认为其不应被计为基本称职的观点，本院难以采纳。被告提供了2014年度经营机构对公副职考核评价表，并提供了该表格中具体统计数据来源的：平衡计分卡、对公业务规模指标排行榜表、2014净营业收入排行表、履职评价中领导评分表等相关表格打印件，原告均不予认可，被告未能提供其具体考评的数据依据，本院实难采信。被告据此依据考核办法的规定认定原告属基本称职减半发放原告当年度年终绩效，缺乏依据。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年终奖金72,794元，本院予以支持。针对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3月9日以书面形式向被告递交了辞职信，依据相关规定，辞职的意思表示书面送达用人单位即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原告虽提供了相关报销凭证，但亦难以证明双方形成有新的劳动关系的合意，原、被告亦一致确认，此后被告并未给原告安排新的工作任务等。故本院认定原、被告的劳动关系系因原告辞职而结束。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针对风险抵押金的问题。首先，用人单位在绩效薪酬的发放上具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薪酬管理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风险管控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若随意流动，势必给银行业带来冲击，影响金融行业的稳定，加之银行业务风险的暴露具有时滞性。故中国银监会于2010年2月出台了《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规定了商业银行绩效薪资的延付、止付及扣回制度。被告据此制订了《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授信业务风险抵押金管理办法》，原告担任市东支行客户经理期间，属于该管理办法中应扣风险抵押金的责任人员，故被告对其计提风险抵押金并无不妥。其次，就计提的风险抵押金金额，根据原告已经发放的绩效奖金及计提比例，原告已被计提的风险抵押金应为83,837.90元，对计提基数，被告在仲裁阶段亦曾予以认可。审理中，被告又称该计提基数中还包含了钢贸化解奖励、车贴等不应计提的项目，然未能向本院予以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所主张的计提金额，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被告对原告所经办的相关信贷业务已发生不良不持异议，依据被告处风险抵押金管理办法，被告对原告计提的风险抵押金予以扣罚并无不妥。依据原告2015年2月13日就问责申请复议时，自行统计的不良金额，结合扣罚比例及扣罚金额最高不超过个人风险抵押金累积的全部余额的规定，原告现要求被告返还风险抵押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伟扣减的绩效工资279,000元；二、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伟2014年度年终奖金72,794元；三、驳回原告戴伟的其他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证据保全费30元，由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雯人民陪审员  陆振华人民陪审员  樊大林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谢诗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