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4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池南，男，195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焕娇，女，1962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述两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强，广东谭红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干桥，男，198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爱莲，女，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桂东县。上述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正熙，广东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何演辉，广东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黄毅光，男，198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因与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原审第三人黄毅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池南、李焕娇系夫妻关系，黄毅光系黄池南、李焕娇之子。2011年4月12日，魏干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毅光支付了款项199990元。2015年2月28日，李焕娇赎回了其账户购买的基金得款5076104.87元。2015年4月14日，魏干桥、彭爱莲以其与黄池南、李焕娇于2011年4月初共同投资5000000元购买基金，但黄池南、李焕娇赎回基金后拒绝返还魏干桥、彭爱莲的出资及收益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黄池南、李焕娇共同返还魏干桥、彭爱莲合伙投资基金的本利合计203034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并由黄池南、李焕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经查，魏干桥、彭爱莲提交的电话短信显示，魏干桥与黄池南之间存在电话短信联系（均未显示年份，只显示日期），在12月5日至12月16日期间和1月12日至2月16日期间的短信内容主要是魏干桥告知或者黄池南询问光大中小盘基金的走势情况；2月28日的短信内容是魏干桥告知基金赎回情况（到账5076104元，5076104÷5000000×200000＝203044元）及要求转入彭爱莲的账户，黄池南回复称“我在外面，我回来找你”，魏干桥再次要求将合伙购买基金的部分转入彭爱莲的账户，黄池南回复称“不方便，过几天回来找你”，此后3月2日的短信内容显示双方发生争议。原审庭审中，魏干桥述称：因购买单笔基金超过5000000元无须申购手续费，故为节省手续费，魏干桥、彭爱莲才与黄池南、李焕娇共同申购。黄池南述称：魏干桥于2009年至2010年间向其借款200000元，但因相信魏干桥，所以没有相关单据或借据；借款均以现金方式支付，现金是做生意从厂里收回来的，但不记得具体是哪间厂；现金有部分是从银行取的（针对魏干桥称“上次在建行调解时，黄池南说从其老婆在银行的账户取的”）；确认购买单笔基金超过5000000元无须申购手续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魏干桥、彭爱莲与黄池南、李焕娇是否曾共同投资购买基金。首先，对于魏干桥、彭爱莲起诉主张的2011年4月7日以李焕娇的名义申购了5000000元光大中小盘基金和2015年2月28日李焕娇赎回基金得款5076104.87元等事实，黄池南未提出异议，且魏干桥、彭爱莲提交了李焕娇的活期账户明细账查询为证，故在李焕娇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提出相反的抗辩意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其次，魏干桥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池南、李焕娇支付款项199990元（黄毅光代收）是事实，魏干桥、彭爱莲主张该款项为其与黄池南、李焕娇共同投资申购上述基金的款项。虽然黄池南否认魏干桥、彭爱莲的主张，并称该款项是魏干桥偿还于2009年至2010年间向其所借之借款，但因黄池南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借款的真实存在，且其对于交付借款的现金来源说法前后矛盾，故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再次，虽然魏干桥、彭爱莲对其与黄池南、李焕娇共同投资申购基金之事实未能提供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但魏干桥在李焕娇申购5000000元基金数日之后向黄池南、李焕娇支付款项199990元的事实可以印证魏干桥、彭爱莲的主张，魏干桥与黄池南之间的电话短信联系内容也可以印证魏干桥、彭爱莲的主张。综上所述，在黄池南、李焕娇未能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魏干桥向其支付的款项199990元为其他性质款项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魏干桥、彭爱莲的主张可信度较高，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即认定魏干桥、彭爱莲曾在2011年4月出资199990元与黄池南、李焕娇共同申购基金5000000元。因此，在双方共同申购的基金已赎回且有盈利的情况下，魏干桥、彭爱莲请求黄池南、李焕娇返还其出资款项及相应的收益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魏干桥、彭爱莲的出资款项及相应的收益具体金额应为203034.05元（199990元＋（5076104.87元－5000000元）÷5000000元×199990元］，魏干桥、彭爱莲只请求黄池南、李焕娇支付203034元，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同时，因黄池南、李焕娇未及时返还魏干桥、彭爱莲的出资款项及相应的收益，造成了魏干桥、彭爱莲的利息损失，故魏干桥、彭爱莲请求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1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对欠款计算利息有理，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但因魏干桥、彭爱莲未明确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哪一具体档次利率计算，故原审法院认定按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最低档次利率计算。李焕娇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黄池南、李焕娇于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魏干桥、彭爱莲返还出资款项及相应的收益合计203034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年4月1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最低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46元，减半收取2173元，由黄池南、李焕娇负担（该款已由魏干桥、彭爱莲垫付，黄池南、李焕娇应于原审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一并迳付给魏干桥、彭爱莲，原审法院不另行收退）。宣判后，黄池南、李焕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魏干桥作为建行的副行长，按照银行规定，魏干桥是知道自己不能与其他人合伙购买基金的，因这是违规违法行为，而黄池南、李焕娇资金充足，无须和魏干桥合伙凑足5000000元购买基金。事实是黄池南、李焕娇在2011年4月13日已投入了5001000元成功申购了5001000元基金，而不是魏干桥所说的黄池南、李焕娇只出资了480000元。且黄池南、李焕娇成功申购基金的日期是2011年4月13日而不是2011年4月7日，而魏干桥说在2011年4月12日出资200000元，但黄池南、李焕娇成功申购是在2011年4月13日。因此，在黄池南、李焕娇成功申购基金前，魏干桥是不可能出资200000元给黄池南、李焕娇的。所以黄池南、李焕娇没有和魏干桥合伙购买基金的意思表示，黄池南、李焕娇也无须和魏干桥合伙购买基金，黄池南、李焕娇和魏干桥不存在合伙关系。综上，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黄池南、李焕娇无须向魏干桥返还出资款项及相应的收益合计203034元以及该款从2015年4月14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魏干桥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二审答辩称：一、魏干桥并非建行副行长。因申购基金金额达5000000元可免申购基金手续费，故魏干桥与黄池南、李焕娇协商共同购买5000000元基金。黄池南、李焕娇申购了5001000元，因账号是由他掌控，他可以多申购，但该多申购的1000元是为更好地避免交手续费，不能否定魏干桥、彭爱莲出资了199990元。二、在双方出资数额协商确定后黄池南、李焕娇告知魏干桥其已在2011年4月7日成功申购了5000000元基金，催促魏干桥支付200000元的基金申购款项，故魏干桥、彭爱莲于2011年4月12日向黄毅光账户支付199990元。现黄池南、李焕娇陈述其是在2011年4月13日才申购基金，这表明当时黄池南、李焕娇欺骗魏干桥、彭爱莲其于2011年4月7日成功申购基金，事实是黄池南、李焕娇收取了魏干桥支付的199990元后才去申购基金的，更能印证该款项是双方用于合伙申购基金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三份新证据：一、名片；二、银行出具的证明；三、投资人证券与资金对账单；拟证明李焕娇申购的基金总金额是5001000元，其具备足够资金，申购时间是2011年4月13日。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一，不确认真实性，当时魏干桥不是分行副行长，只是建行小榄北区支行的负责人。在双方协商申购涉案基金时，魏干桥已调职至建行东区支行。对于证据二、三，确认真实性，印证了黄池南是在收取了魏干桥、彭爱莲申购款后才购买的基金。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二审期间也向本院提交一份中国公民私出境申请表，拟证明魏干桥不是副行长及在双方合伙共同申购基金时，魏干桥是在中山市东区支行营业部做柜员。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对此质证意见为：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诉讼期间，黄池南、李焕娇向本院提交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民安中路支行出具的证明及投资人证券与资金对账单，该证据反映李焕娇于2011年4月13日在该银行成功申购了5001000元光大中小盘基金。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魏干桥、彭爱莲主张其于2011年4月12日向黄池南、李焕娇支付的199990元系用于申购基金的投资款，其与黄池南、李焕娇之间存在共同投资申购基金的事实。对此，魏干桥、彭爱莲提交了证人证言、购某、转账记录、手机短信等证据以证实其主张。上述证据反映，黄池南、李焕娇已收取（黄毅光代收）魏干桥、彭爱莲支付的199990元；在魏干桥与黄池南的手机往来短信中，黄池南询问魏干桥基金走势情况，魏干桥告知黄池南基金走势情况、赎回情况，且魏干桥在手机短信中曾要求黄池南将基金赎回款项转入彭爱莲的账户，对此黄池南回复“我在外面，我回来找你”，魏干桥再次要求将合伙购买基金的部分转入彭爱莲的账户时，黄池南则回复称“不方便，过几天回来找你”。上述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与魏干桥、彭爱莲的陈述基本吻合。而黄池南、李焕娇虽确认已收取魏干桥、彭爱莲支付的199990元，但对共同申购基金的事实予以否认，并主张上述款项系魏干桥向其偿还的借款，即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黄池南、李焕娇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证实魏干桥曾向其借款，且黄池南、李焕娇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对于借款交付方式的陈述前后矛盾。另外，黄池南、李焕娇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申购基金的5001000元全部由其出资。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以及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之规定，结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的陈述及举证情况的分析，本院认为，魏干桥、彭爱莲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能相互印证，具有高度盖然性，形成完整和可信的证据链，其证明效力明显大于黄池南、李焕娇关于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单方陈述，足以合理地证明魏干桥、彭爱莲所主张的共同投资申购基金事实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故黄池南、李焕娇应向魏干桥、彭爱莲返还出资及相应收益。鉴于黄池南、李焕娇二审期间提交的银行证明、投资人证券与资金对账单所反映的基金申购金额为5001000元，故黄池南、李焕娇应向魏干桥、彭爱莲返还的款项金额应为202993.44元（199990元＋（5076104.87元－5001000元）÷5001000元×199990元］。至于魏干桥借用黄池南账户申购基金的行为，仅属不符合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内部工作规范情形，但黄池南、李焕娇并无举证魏干桥在本案中存在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相关利益法律不予保护的情形，故本院对黄池南、李焕娇相关抗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本院二审除因黄池南、李焕娇新提供了其申购基金总额为5001000元的证据而据此对魏干桥、彭爱莲的收益相应予以计算和调整外，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余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妥。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的上诉理据均不充分，本院均予以驳回。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原审诉讼期间怠于行使举证义务，于二审诉讼期间提交新证据导致本案实体处理结果的变更，故二审案件受理费应由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自行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中二法民一初字第636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返还出资款项及相应收益合计202993.44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年4月1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最低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346元，减半收取为2173元（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已向原审法院预交），由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负担（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被上诉人魏干桥、彭爱莲）；二审案件受理费4346元（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已向本院预交），由上诉人黄池南、李焕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泳东代理审判员  张群立代理审判员  赖晓筠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龙战江第10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