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丹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1424民初154号 原告：刘玉元，男，196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丹棱县。 原告：刘玉成，男，196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丹棱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伟，四川明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玉长，男，196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丹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永成，男，195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丹棱县。 委托代理人：詹志刚，丹棱县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简勇，男，1977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丹棱县。 原告刘玉元、刘玉成与被告刘玉长、第三人简勇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3号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第三人及其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玉元、刘玉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共有财产或因该财产获得的补偿款。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母亲张某与前夫李某1生育女儿李某2、李某3，李某2生一子简勇。李某1去世后，张某与刘某结婚，生育儿子刘玉元、刘玉成、刘玉长，同李某2、李某3共同生活。李某2、李某3与刘某形成继子女关系。原、被告父母名下有房屋四间，另有一间厕所。1982年母亲张某去世后，李某3分得了房所一间，半间厕所。1997年刘某去世后，因被告无房居住，原告将房屋一直交由被告管理，使用至今。2015年丹棱县人民政府对西门片区进行拆迁，修建公园（上述房屋也在拆迁范围内），被告提出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归被告所有，原告无份额，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为此请求依法分割。 被告刘玉长辩称：1、父亲刘某确规定遗嘱，遗嘱将房屋留给了自己；2、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3、自己同父亲共同生活，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并对房屋长期进行管理、维护、改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原告应少分。 第三人简勇述称：作为李某2的儿子，对原告刘玉元、刘玉成主张分割的共有物或补偿款中有自己的份额，以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依法分割。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本案当事人及相关利害人的身份关系为：1、二原告与被告系同父同母兄弟关系，第三人简勇的母亲李某2与原、被告系同母异父的姐弟关系，李某2同父同母之妹李某3与被告系同母异父的姐弟关系。2、原、被告的父亲刘某、母亲张某结婚之前，张某与前夫（李某1，已故）生育了女儿李某2、李某3。3、李某1之父去世后，其母亲罗某于1968年5月与同辈的亲属吴某、李某4参与分家，将共同的尊亲属去世后的家庭财产予以分割。 二、本案当事人及相关利害人与诉争财产的关系 1、诉争财产的来源。本案诉争财产，依据当事人的诉辩，予以法律上处分的正当需要，结合财产来源及其变化、人身关系及其变化，时间跨越较长，权利主体多次更替，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政策、法律或缺失或变化，沿用相关地域社会生活的普遍习惯，合理确定财产的来源为1968年参与分家析产的三个主体共同的尊亲属三个主体实施的析产行为，确定了本安要的诉争财产。即被征收并获得补偿款的共有物。 2、1968年分家析产后财产的法律性质认定。依据1968年分家析产的文本的形式、内容，参与“住房分配”或“住房划分”的主体是“家”而非个人，参与析产的罗某、吴某、李某4各自代表的是其所在的家庭，文本的尾部表述为：执据人：罗某、吴某、李某4。另有“三家同意”的文字。结合当地社会生活习惯、风俗，本院认为，此析产行为遵从并沿用社会生活习惯、风俗，其本身即是习惯、风俗的产物；另一方面，家庭的存在、构成，其核心要意是人，并由具有特定人身关系的人组合而成，家或家庭与组成家庭的人与家庭财产的关系上具有同质的意义和地位，即，家庭财产即为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 3、1968年分家时及之后家庭成员，财产共有人的确定。分家时间为1968年2月日，家庭成员为：罗某、张某、刘某、李某2、李某3、刘玉元、刘玉成。刘玉长未出生，依据生活风俗、社会习惯，分家后出生的刘玉长，亦为家庭成员，刘某因为分家前与张某的婚姻关系，既作为罗某的（上门）女婿，亦作为李某2、李某3的继父，并共同生活，理当并事实上成为家庭成员。 本案诉争财产的来源，延续时间跨越长，期间与财产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多次更替（包括死亡、出生、婚姻关系的变化），可适用于调整财产关系，人身关系的法律，政策的或变化或缺失，鉴于此，依据社会习惯、生活风俗，结合现行法确定诉争财产的共有人为：罗某、张某、刘某、李某2、李某3、刘玉元、刘玉成、刘玉贞。 三、共有人与共有财产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 1968年分家与析产后，罗某在家庭的成员对析产后的房屋形成共同共有。成员之间人身关系成立三代辈次关系，祖母、女儿（女婿）、孙子女（作为第一辈次的尊亲（祖母）罗某于1976年先于亲死亡，由此第二辈次的亲属与罗某之间形成继承关系，即张杰珍、刘某继承罗某的属于共同共有关系中的个人份额遗产；1982年，张某死亡，与共有人中的刘某、李某2、李某3、刘玉元、刘玉成、刘玉长形成继承关系。因继承人均属于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均等。1992年，李某2死亡（告于尊亲之继父刘某），参照适用法定继承规范，尊亲刘某，亲（第三人简勇），包括其丈夫共同继承其所有的共有财产中的份额。1994年，李某2的丈夫死亡，其所有的因李某2死亡而继承李某2的共有财产的部分，适用法定继承，由第三人简勇继承，同继岳父尊亲刘某，因未形成抚养关系，不成立继承关系。1997年，刘某死亡，刘玉元、刘玉成、刘玉长直接继承刘某因共有继承而所有的共有财产中的份额，第三人简勇，因其母亲李某2先于刘某死亡，代位继承其母亲李某2因继承的财产。 综上，始于1987年刘某死亡至诉讼时，本案诉争财产的共有人为：原告刘玉先、刘玉成，被告刘玉长、第三人简勇。本院依法通知李某3作为权利人参加诉讼，李某3表示不主张权利，不参加诉讼。 四、案件事实争议的焦点及其认定 诉讼中，被告刘玉长主张： 1、作为父亲刘某写有遗嘱，载明全部归刘玉长所有。 2、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自己长期居住，维修财产，并同父亲共同生活，尽了更多（主要）的赡养义务，应多分财产。 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证据审查，（1）被告刘玉长提供的文本载明：“证明”、“由刘玉长前往办理登记”，“为居民私房”，“刘某有住（文字书写为“做”）房伍间”，“白塔一组刘某遗产的私人房屋”，“因父是农民，子是居民”，“此致”、“敬礼”，“91年2月14日晚”，或“97年2月14日晚”。 本院认为：文本作为遗嘱，第一，名称为“证明”，形式上不能认定为遗嘱；第二，内容包括三部分，其一，载明“白塔一组农民有住房伍间，空坝一方”，其二，死后全由刘玉兰一子前来丹棱镇房管所登记为居民私房；其三，因父是农民，子是居民，另有“此致”，“敬礼”之文字，尾部未见签名，由此可确认的：自身内容意思，目的为：其一，该房屋为农民刘某所有，需要办理登记为居民私房。在当时及随后的政策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房屋，在政策适用，房屋买卖许可，买卖的价格，产权确认，产权登记及产权证照办理存在明显不同，差异较大，需要办理为居民（城镇）的私房。其三，办理人为刘玉长，但不能由此确定所有人为刘玉长，依据文字自身的意义及语用规则：“办理人”与“所有人”属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任意地且无据地扩大解释或模糊解释为“办理人”就是或等同于“所有人”。其四，尾部的“此致”、“敬礼”，通常理解为文本是向特定的人或机关所出具，该意思的受领人即是致以敬礼的对象，即：文本载明的产权登记者：丹棱镇房管所，由此呼应了首部的“证明”。而非遗嘱。其五，说明办理为居民私房的原因和理由，“农民刘某”、“私人房屋遗产”、“子是居民”。需要将“农民刘某”房屋登记为儿了的（城镇）居民房屋。其六，刘某出具“证明”时与诉争财产的关系为共有人、使用人，因罗某、张某死亡的两次继承。继承人（包括共有人）均未对共有财产中的遗产部分进行分割（李某3已继承并分割除外），由此各共有人的份额，既不确定，也未约定，据此共有人对共有财产成立共同共有。共有人未就财产的处分达成一致时，任一共有人不得对共有物为法律上的处分工协作，即使实施了处分（第三人善意取得除外）行为，因该行为分割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利，当归于无效。如果被告刘玉长主张，“证明”就是“遗嘱”，且共有财产全部归其所有。但是，因刘某仅因共有人、使用人的主体身份，即便其依赖于尊亲属的权威，对共有物单方实施权属处分，依法该行为无效。 综上审查，被告刘玉长文本并主张为遗嘱，且财产归其所有的事实及请求不能成立。 （2）原告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理由是：其一，多次继承关系中，继承人均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因继承开始后，在初始的共有关系中，因部分共有人的先后死亡，存活的共有人对死亡的共有人的遗产为继承，本案中，多次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李某3除外）均未对遗产为分割除，事实上形成另一种（次生或附带）共有，因继承发生的共有包含于原初因析产发生的共有中，各共有人（包括先后死亡的共有人）均事实上延续并维持共有关系，除李某3外均未主张并表示为共有物分割，实质的是，任一共有人既未表示，也未实施分割其他共有人共有权利之行为。本案中，因析产之共有与因继承之共有，从1968年2月10日至共有物被征收补偿前，事实上均处于共有状态，各共有人对共有物均保持着共有权利义务关系，未有证据证明各共有人对共有物进行过约定分割，也未有证据证明共有关系法定消灭之事实或事件。 本案中，继承人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继承”与继承开始后的“分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亦属于不同的法律行为。所谓继承的诉讼时效，是指因继承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并因此胜诉的法定期间，一段情形为2年。将继承时效混同于“分割除时效”，既是语义与概念的错乱，亦予法无据，因为共有人的分割，是其于约定或法定情形，致共有关系消灭或共有关系已无存在的可能，必要，各共有人取回自己的份额；而本案之事实，非属此情形。所谓的“分割除诉讼时效”，是指基于约定或法定情形，共有人就分割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并胜诉的法定期间。本案的事实包括：一方面，达成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为共有人中的刘玉元、刘玉成、刘玉长，由此表明，此于征收协议达成时，三人仍处于共有关系，征收财产仍处于共有状态；另一方面对共有物享有权利的简勇遗漏于征收补偿关系，其权利遭受侵害，并因此享有分割请求的诉权，当共有关系客观上已无存在的可能时，共有人对共有物（包括其价值）主张分割并提起诉讼，是共有人法定的权利。案件事实是：征补协议时间为2015年12月29日，当事人就补偿款的分配在先无约定的情形下，经协商无果，发生纠纷。任一共有人就该纠纷提起诉讼，均在有效的诉讼时效期间内。（3）被告刘玉长主张其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较长，维护、管理共有物的事实基本成立。 1982年，张某死亡前，李某2已结婚并离开共有的房屋，张某死亡的当年，李某3同其他共有人（包括继承人）经过协商，分割了共有房屋中的部分并归其单独所有。1990年前后，原告刘玉元、刘玉成先后搬离共有房屋，并各自独立生活，被告刘玉长与父亲共同居住，生活于共有房屋，至刘某于1997年死亡。期间，作为亲的子女与尊亲，保持着正常的关属关系，包括不同方式的经济生活联系，其中刘玉长与父亲刘某之间的经生活联系更为密切，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刘玉长对共有房屋进行了长期的不同方式的管理、维护，包括部分改造。 五、共有（房屋）物的状态及可分割性 2015年，因地方政府的规划与实施，案涉房屋被列入拆迁、征收补偿的对象，各当事人共有的共有物首先在事实上消灭，由此导致法律上基于物的共有关系，消灭，转换成对物的补偿款的共有，且各方当事人同意对补偿款进行分割。于此原告及第三人一方面基于新的法律事实的发生，另一方面基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主张对共有的补偿款进行分割正当、合法。 依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货币补偿），案涉共有物（房屋）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共计741825元人民币。包括房屋价值补偿、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附属物与附属设施补偿，装饰装修补偿，其他补偿，各种奖励，各方当事人确认，补偿款中，各项目款项中未有专属特定人的专项补偿，协议载明的被征收人为：刘玉长、刘玉成、刘玉元。 六、案件审理的程序安排及诉讼中的协议 因案件事实、诉讼权利、实体权利涉及案外人李某3，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权利人参加诉讼，诉讼中，李某3表示，不主张权利，不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李某3的意思表示真实，其对诉讼权利与实体民事权利的处分合法有效。 诉讼中，原告刘玉元、刘玉成、被告刘玉长共同与第三人简勇达成协议，第三人于共有补偿款中分得60000元归其所有。 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1968年，案涉共有物之家庭成员（含之后出生的刘玉长）通过尊辈亲属分家析产的方法，以共有人的主体身份，以共有的方式共同取得所有权，此后，因共有人的死亡，以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处于共有关系中的遗产予以分割，形成包含析产共有中的新的共有，此事实状态及形成的共有权利义务关系持续至今，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包括原告刘玉元、刘玉成，被告刘玉长、第三人简勇，李某3已通过有效的处分，放弃了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丧失了权利主体身份。原告刘玉元、刘玉成、第三人简勇分割共有物补偿款的请求，具有法定的案件事实构成，各共有人分得相应的份额，符合法律规定。由于共有物及共有关系存续时间长，共有人主体更替，权利义务关系中，析产共有与继承共有交织，各主体共有权利分额未有约定，共有补偿款的分割（配），应结合案件事实，依现行法律的规定，兼顾相应时期的法律、政策，尊重并沿用检点关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综合地合理酌定。具体为：共同共有的补偿款，一方面适用均等分配；另一方面，被告刘玉长因其对父亲刘某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共同生活时间长于二原告。再者，对共有物进行了多年的维护、管理（包括部分改造），所以其分得的数（份）额应明显地多于其它主体。另外，因诉讼中，就第三人简勇分得的数额各方已达成协议为60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被告刘玉长对共有物的管理、维护，在其事实成立前提下，对其进行可计算、可量化的数额确定，客观上因为时间跨越长，事先无约定，价格变化大，方式、方法多样，难以准确计算因此投入的费用，由其它共有人负担准确的费用，对此依据公平原则，合理酌定，适当多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共有物补偿款741825元中，原告刘玉元、刘玉成各分得184000元，被告刘玉长分得313825元，第三人简勇分得60000元。 上述款项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从本院保全的补偿款收款账户中（刘玉长名义开设）支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900元（已预交），由原告刘玉元、刘玉成各负担1300元，被告刘玉长负担2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华明犍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书记员  夏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