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兵02民终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振连，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广智，新疆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天保，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忠，新疆君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和静县双鑫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和静县开来镇21团。法定代表人：闫小丽，该合作社理事长。上诉人陈振连因与被上诉人王天保、和静县双鑫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和静县双鑫合作社）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焉耆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焉耆垦区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焉垦民初字第00298号民事判决，原告王天保不服提出上诉后，2014年11月24日，本院作出(2014)兵二民终字第00119号民事裁定发回焉耆垦区法院重审，该院受理后，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焉垦民初字第0005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陈振连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振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广智，被上诉人王天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振连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5）焉垦民初字第0005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王天保对上诉人陈振连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的主体错误。被上诉人王天保与和静双鑫合作社签订《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时，上诉人陈振连系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系合作社的行为，原审法院判决由陈振连个人承担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时，对证据认定错误。本案中所使用的鉴定意见，系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进行鉴定，其中鉴定场所已不存在，对高粱绝收的鉴定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绝收原因未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分析内容无科学依据，对损失的鉴定未采取科学的检验方法进行确定，而采用推理的方法计算，故该鉴定不应在本案中作为证据使用。3、被上诉人王天保一审所主张的投入损失为种植损失，而不是合同履行损失，原审法院保护被上诉人的可得利益损失，改变当事人诉求。4、2013年，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合作社与其他农民也签订了种植红高粱协议，也获得了丰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王天保对上诉人陈振连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天保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的法律关系明确，陈振连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被上诉人王天保的诉讼请求是成本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在一审鉴定结果出来以后，被上诉人王天保变更了诉讼请求。3、鉴定意见客观真实，虽然高粱种植时间是2013年，鉴定时间在2015年，但鉴定人员出庭时已接受了双方询问质证，并且鉴定意见中也陈述了鉴定所依据的证据，鉴定人是依据客观事实作出的鉴定意见。4、鉴定意见中确定的“绝收”是专业术语与民间所述的“绝收”不同。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陈振连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和静双鑫合作社未出庭但提交了的书面答辩意见：鉴定意见对红缨子高粱绝收的原因没有科学依据，也未进行科学实验，鉴定机构也未对农户进行调查取证，故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原审原告王天保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2013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双鑫合作社、陈振连签订了一份《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合同签订后，由被告提供种子，原告在第二师二十一团种植红樱子高粱186.20亩。原告按被告的要求进行田间管理，同年9月中旬收割时，高粱仍长势旺盛，没有成熟迹象，大部分高粱穗没有结高粱粒。2013年10月中旬原告向和静县种子站投诉，和静县种子站进行了调解，调解未果。2013年11月底，仅收了少许秕高粱，被告认为没有收割价值后，联系了养牛户将未收割的高粱直接粉碎成饲料，以每公斤0.16元的价格卖给了养牛户。由于被告提供的种子未经审批试种就大面积引种种植，违背了种子法的禁止性规定，并导致原告损害结果的发生，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振连是合同的订立人，又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依法应当与被告双鑫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因种植红缨子高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186000元。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223784元。为支持原告主张，原告提交了下列证据：1、红樱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2、红樱子高粱产品特性说明；3、巴州种子管理站证明；4、李某证明5、艾买尔收据；6、白红杰与陈振连的高粱回收协议；7、和静县种子站证明；8、本案原二审庭审笔录；9、物化成本汇总表；10、证明六份；11、合作社成员张伟民证明一份；12、报刊复印件三份；13、原二审时李四的证人证言；14、原二审时王某的证人证言；15、司法鉴定意见书；16、鉴定费收据一份。原审被告双鑫合作社辩称，原告是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陈振连在合同上签字是职务行为，因此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陈振连的诉讼请求；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后，原告种植了多少亩，收割了多少亩，收获了多少产品，造成了多大损失，损失的原因是什么，所收割的产品到哪里去了，被告都不清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双鑫合作社提交的证据有：1、郑建忠、朱学军出具的证明一份；2、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证明，证实2014年11月合作社的法定代表由陈振连更换成闫小丽。原审被告陈振连辩称，双鑫合作社是独立的法人，陈振连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是代表的合作社而不是个人，因此原告起诉陈振连属主体错误，应当驳回原告对陈振连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振连提交的证据有：1、焉耆垦区法院298号判决书；2、欠条一份。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陈振连签订《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被告有偿提供高粱种子，每公斤单价100元，由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种植红缨子高粱200亩，并保证向被告交售，被告以每公斤2.30元的价格收购高粱，收售时间为2013年9月30日前。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合同，抬头甲方一栏为被告陈振连，乙方为原告王天保，双方在各自的姓名上按捺指印，姓名后留有两人的手机号码，合同尾部签名亦为原、被告二人，同时在甲方签名位置处加盖了被告双鑫合作社印章。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红樱子高粱种子250公斤，价值25000元；原告于2013年4月下旬开始播种，共种植红樱子高粱186.20亩，并在被告的指导下进行田间管理，高粱长势良好，直到10月中旬高粱仍未成熟，当年与被告签订红樱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的除原告王天保外，和静县乌拉斯台李某、艾买尔、26团白红杰等人也与被告签订合同，所种植的红樱子高粱均未成熟，其中李某当年种植60亩。2013年10月，原告王天保及李某等人向和静县种子站投诉，和静县种子站派人到王天保等种植的高粱地进行现场查看，并多次组织双方进行协商，最终陈振连与李某达成赔偿协议，陈振连一次性赔偿李某50000元；原、被告之间因赔偿数额分歧较大，未能达成赔偿协议。10月下旬，被告陈振连组织收割机对原告种植的部分高粱进行收割并垫付收割费3000元，原告王天保给被告陈振连出具该收割费的欠条一张（收割费3000元）；原告收获的高粱收入16000元。未成熟高粱，被当作饲料出售，获收入16000元。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所种植高粱不成熟的原因及损失进行了鉴定，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原告2013年种植的红樱子高粱到收割期后不成熟并绝收的原因系该种子对本地的生态环境不适宜造成，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绝收计算为245784元；原告因鉴定支出鉴定费6000元。原审法院另查明，被告提供给原告的红樱子高粱种子未在巴州进行引种试验登记。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原告提交的《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和静县种子管理站出具的证明、巴州种子管理站出具的证明、证人李某、王某在原二审作证时的证人证言；2、被告和静县双鑫合作社提交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证明、欠条；3、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采信。被告和静县双鑫合作社提交的证明因证明人未出庭作证，不予采信；对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中，当事人名称或姓名一栏中甲方为陈振连，乙方为王天保，并且均为本人亲笔签名，合同尾部甲方签名也是陈振连，并为本人亲笔签名，姓名后均附了个人手机号码，并且双方都在姓名上按捺手印，清楚表明合同甲方系被告陈振连，乙方为原告王天保。虽然合同上加盖了双鑫合作社印章，但从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双方所附个人手机号码，当事人在姓名、回收价格、种子单价上按捺手印等特点分析，本案中的合同订立符合公民之间订立合同的习惯，结合其他证据及证人证言，本案《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系被告陈振连与原告王天保所签订，种植回收关系发生在原告王天保与被告陈振连之间，而非双鑫合作社与王天保之间。二被告辩称合同为被告双鑫合作社与原告王天保所签，所依据的事实除了合同上加盖了双鑫合作社印章外，无其它证据证实。因此，被告陈振连是本案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对二被告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双鑫合作社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原告主张双鑫合作社为本案共同被告，与被告陈振连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六条规定：通过国家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良种由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全国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通过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良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引种；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农办政函[2006]8号对引种的含义进行了明确：“引种”是指需经审定并已通过审定的品种，在同一适宜生态区域的相邻省（区、市）推广种植，并经所在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根据《种子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意引种的品种在适宜生态区域种植不受面积限制，但引种时应当按照《农业技术推广法》的规定在推广地区先进行试验，证明其具有适用性。被告在未经自治区有关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将在贵州种植的高粱品种引种到新疆大面积种植，违反了《种子法》及自治区的有关规定；新疆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认为，原告种植的由被告提供种子的高粱不能按期成熟收获的原因系该种子对本地的生态环境不适宜造成，因此原告种植的红樱子高粱不能按期成熟收获并绝收与被告违法引种有关。虽然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对种子的质量问题进行约定，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也非种子质量问题引起，但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来看，要实现合同目的，除了红樱子高粱种子合格外，种子还需具备适应性，即必须适宜在巴州地区种植。因此被告将未经审批、引种试验，不适宜在巴州地区种植的红樱子高粱种子提供给原告种植，并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具有明显过错，被告对此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鉴定意见所确定的经济损失是按照高粱绝收计算，但原告通过销售收获的少量产品、秸秆等收入了32000元，加上尚欠原告种子款25000元、收割费3000元共计60000元应当从鉴定的损失金额中扣除。综上所述，原告王天保要求被告陈振连赔偿因种植红樱子高粱绝收而产生的经济损失的主张于情有理，于法有据，证据充分，对原告的合理主张依法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陈振连赔偿原告王天保经济损失191784元；二、驳回原告王天保对被告双鑫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王天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57元，由被告陈振连负担3547元，原告王天保负担111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陈振连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对司法鉴定意见进行补充说明。2016年4月13日，新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补充说明，说明认为，鉴定人员在种植现场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鉴定，是因2013年上诉人陈振连与乌斯拉台农场职工也签订了“红缨子”品种高粱种植收购合同，因高粱也出现未成熟情况，鉴定人于2013年10月下旬到种植地进行了实地查看。2015年6月，王天保申请鉴定时，鉴定人员到王天保的种植地进行了堪查，结合其他证据，可认定王天保种植的“红缨子”高粱因品种适应性较差致高粱未正常成熟。鉴定中所确认的损失包括成本损失及可得利益损失。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审法院认定《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系上诉人陈振连与被上诉人王天保签订，对合同主体的认定是否正确。2、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0654号鉴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原审判决是否超出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定《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系上诉人陈振连与被上诉人王天保签订，对合同主体认定是否正确。本案所涉《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的首部为甲方陈振连、乙方王天保,在合同尾部签名处，甲方由陈振连签名并加盖了和静县双鑫合作社公章,现双方对甲方主体产生争议。上诉人认为合同主体是和静县双鑫合作社，被上诉人主张合同主体为陈振连个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上诉人陈振连与王天保签订《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时，上诉人陈振连系和静县双鑫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合同中也盖有合作社公章。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陈振连的签字行为系代表和静县双鑫合作社，所行使的为职务行为，故《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应系和静县双鑫合作社与王天保之间所签订，双方之间存在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上诉人陈振连认为其与王天保签订的合同行为应系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成立，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0654号《鉴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规定：“通过国家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良种由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全国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通过省级审定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良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引种农作物品种、林木良种的，引种者应当将引种的品种和区域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本案中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合作社向被上诉人王天保提供的“红缨子”高粱种子，仅通过了贵州省的审定，在交付被上诉人王天保种植前，并未在新疆相关农业部门备案，也未在巴州区域试种，上诉人陈振连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新疆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基于上述事实，结合对其他农户种植该品种未成熟的调查，对被上诉人王天保种植地进行了实地勘察，根据“红缨子”高粱种子的种植条件及农作物在不同生长区域会有不同表现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被上诉人王天保种植的红缨子高粱绝收的原因是因该品种对本地生态环境不适宜造成，同时确定了损失数额，该鉴定意见符合本案客观事实，鉴定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0654号鉴定意见可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故上诉人陈振连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此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审法院是否改变了被上诉人王天保的诉讼请求，程序是否违法。被上诉人王天保因高粱绝收要求上诉人陈振连赔偿经济损失18.6万元，经鉴定根据鉴定意见确定损失数额变更了诉讼请求，其要求的经济损失包括成本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王天保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了保护，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上诉人陈振连认为原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王天保的诉讼请求并予以保护，违反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中所涉《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系被上诉人王天保与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合作社签定，双方之间形成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王天保因种植红缨子高粱造成的损失也应由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合作社承担，原审法院认定《红缨子高粱种植订单合同》系上诉人陈振连与被上诉人王天保签订，赔偿责任应由上诉人陈振连承担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损失数额191784元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焉耆垦区人民法院（2015）焉垦民初字第000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由被告陈振连赔偿原告王天保经济损失191784元）、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王天保对被告双鑫合作社的诉讼请求）、第三项（即：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王天保经济损失191784元；三、驳回上诉人被王天保对上诉人陈振连原审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被上诉人王天保原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57元，由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3547元，被上诉人王天保负担11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36元，由被上诉人和静县双鑫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荣审判员  于新玲审判员  石红燕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黄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