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昆民一终字第7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朵前，男，1972年7月18日生，汉族，下岗工人，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禄劝县）人。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吴云、李昊（实习律师），云南民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华，男，1953年5月26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禄劝县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桂仙，女，1955年3月27日生，汉族，农民，云南省禄劝县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波，男，1979年1月7日生，汉族，禄劝县水电公司职工，云南省禄劝县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女，1976年10月15日生，汉族，下岗工人，云南省禄劝县人。原审原告朵某某法定代理人刘丽，系原告朵某某母亲，女，1976年10月15日生，汉族，下岗工人，云南省禄劝县人。四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郭肇平，云南铁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朵前与被上诉人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及原审原告朵某某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上诉人朵前不服禄劝县法院（2015）禄民初字第3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于2015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朵前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云、李昊，被上诉人刘永华、刘晓波、刘丽以及被上诉人余桂仙和原审原告朵某某的委托代理人郭肇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刘永华与原告余桂仙系夫妻，原告刘晓波、刘丽系刘永华与余桂仙的子女，原告朵某某系原告刘丽与被告朵前的女儿。被告朵前与原告刘丽曾系夫妻。1991年被告刘丽转为城镇人口，1993年到禄劝县水泥厂工作。1997年8月原告刘晓波转为城镇人口，在禄劝县水电公司工作。1998年，禄劝县政府在征用团结村集体土地修建环城路中，保留了部分土地作为村民留地安置使用。1998年10月1日，由禄劝县城建局、土地局、屏山镇政府、屏山镇北街村委会共同签订了《环城路征地补充协议》，约定：团结村停车场外20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留给村上开发。为此，团结村小组154户人，获得留地安置用地面积18059.295㎡。2001年，原告刘丽在禄劝水泥厂工作期间与同厂工人被告朵前认识，双方2002年8月5日领取《结婚证》，并2002年8月29日生育女儿朵某某。2004年团结村小组确定了集体土地分配方案，即以竞价方式夺标，中标者缴纳竞价费获得土地使用权。2004年3月12日原告刘永华、余桂仙与女儿刘丽签订《借赠协议》，约定：将村小组分给刘永华、余桂仙的157.5㎡宅基地生借死赠给刘丽，若刘丽需建盖房屋办证时，可暂办成刘丽本人名字，若刘丽不赡养父母，家庭不和睦，吵闹、打架、兄弟姐妹不团结互助，则刘永华、余桂仙可收回宅基地并终止借赠协议，所建房屋按建房时所投资金返回刘丽，所建房屋归刘永华、余桂仙所有。2004年5月24日，原告刘永华支付杨永祥20000元转让费给后，从杨永祥户并得1人户头。2004年6月1日原告刘永华竞标中标，支付中标费43400元，在村上获得157.5㎡土地的使用权，由村小组上报花名册后，2004年7月30日禄劝县国土资源局核发了禄集用（2004）第14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土地使用权人为刘丽，宅基地面积157.5m2。2008年12月10日原告刘晓波将住房（建筑面积约800m2）承包给赵文贵建盖，原告刘永华预付了110000元施工费给赵文贵，支付了建房的钢材、水泥款158971元；2012年8月2日原告刘晓波付清尾款44747.14元给赵文贵，在禄集用（2004）第14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所载宅基地上建起住房1栋。2009年11月16日，被告刘丽申领房产证时，在共有人一栏内代朵前填写了朵前的个人信息并代朵前签名盖手印。同年11月18日，禄劝县房产管理局核发了禄劝字第20092248号《房屋所有权证》，证载房屋坐落于禄劝县城团结新村，总层数6层，建筑面积831.17m2，房屋所有权人刘丽，附记该房屋属刘丽、朵前共同共有。2011年4月12日，被告朵前因持刀致伤刘晓波，经审理后，于2012年7月9日作出（2012）禄刑初字第8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朵前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判令朵前赔偿刘晓波经济损失15766.05元。2012年8月23日被告刘丽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2年11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禄民初字第764号民事判决，判决准予刘丽与朵前离婚，孩子朵某某由刘丽抚养。2013年7月25日，被告朵前以离婚后财产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目前处于中止审理阶段。另查明：2013年7月25日，被告朵前以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刘丽，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即本案诉争房屋）进行分割。原告刘永华、余桂仙知道后，遂曾以赠与合同纠纷起诉原告刘丽，后于同年11月4日撤回起诉。2014年1月29日，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以所有权确认纠纷起诉原告刘丽及被告朵前。经一审法院审理，被告朵前因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12月11日，昆明中院作出（2014）昆民一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本院（2014）禄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的诉讼请求。2015年4月18日，原告刘丽出具书面《承诺书》，自愿将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归还给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同年5月14日，禄劝县人民政府、县国土资源管理局向原告刘永华颁发禄集用（2015）第01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房屋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原告刘永华。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房屋，现除被告朵前居住的房间外，其余房间已分别被原告刘永华、刘丽出租。后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朵某某诉至法院请求以建房投资款481802.14元，按共同共有进行分割，由五原告补偿被告朵前80300.36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㈠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㈡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㈢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双方当人事人间因争执的房屋及宅基地先后发生了赠与合同纠纷（撤诉）、离婚后财产纠纷（中止审理）、所有权确认纠纷以及本案共有物分割纠纷诉讼，但每次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和法律关系均不相同。本案共有物分割纠纷与此前的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相比较，其诉讼当事人不仅在诉讼主体上发生了变化，而且有所扩大；同时，前案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双方争执的房屋所有权归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所有”，而后案的诉讼请求是“双方争执的房屋由五原告及被告共同共有并按建盖房屋的投资款进行分割”；此外，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昆民一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针对该房屋所有权仅由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所有的否定，并未排除三原告对该房屋享有的共有权。对此，该判决已经予以明确，即“被告上诉人刘永华、余桂仙如果根据其在该房屋宅基地中享有的使用权而主张该房屋的共有权，可另案主张对于该房屋共有份额的析产”。因此，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存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情形，五原告提起的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根据上述规定，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以请求权为限，除请求权以外，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都不适用诉讼时效。本案原告以对双方争执的房屋享有共有权而提起诉讼，而共有系一种状态，共有物分割请求权要以共有物的存在为前提，以权利人提出分割为基础，故共有物分割名为请求权，实为形成权，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三、关于被告朵前要求对《借赠协议》进行鉴定的问题。被告朵前及其委托代理人要求进行鉴定的《借赠协议》，已在本院审理的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诉被告朵前、刘丽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中进行了质证、认证，并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4）昆民一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对《借赠协议》的证据效力作了明确，即：“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借赠协议》，因涉及上诉人朵前的权利，但该协议并无上诉人朵前的签字认可，三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刘丽亦无相应证据证实上诉人朵前在该协议签订后知晓并认可该协议的约定，故该协议对上诉人朵前并未生效”。因此，对被告的这一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房屋宅基地使用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第二款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第三款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上述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个人住宅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基本上是无偿取得，如因特殊情况需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转让的，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征得本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受让人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让人没有住房和宅基地，且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即我国现行法律仍然禁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向城市流转，农村集体土地属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农村村民转让农村住房和宅基地的，因违反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属性，应当认定无效。本案虽然存在先后两个不同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即：禄集用（2004）第141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和禄集用（2015）第01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但由于双方当事人诉争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土地使用性质为宅基地，而原告刘丽、刘晓波的户口，已分别于1991年、1997年转为城镇户口，不再属于团结村民小组成员；被告朵前则一直不属于团结村民小组成员，三人既不是留地安置的被征地集体村民，也不符合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条件，只有原告刘永华、余桂仙是团结村小组的村民，故对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房屋宅基地土地使用权人，应确定为刘永华。五、关于原告请求分割房屋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通知》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违法为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土资源部2004年《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又进一步规定：“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从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看，国家为了维护农村集体土地秩序，一向严厉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农村房屋虽然可以买卖，但城镇居民却是排除在该合同适格主体之外的。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房屋登记管理机关对房屋权属的审查仅仅是形式上、程序性的审查，即只要当事人提供相应的形式上合法的证明材料，房屋登记管理机关就予以登记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审查有关证明材料内容的真实性。简言之，《房屋所有权证》只是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权属争议纠纷案件的初步证据，如存在其记载与客观事实不符，人民法院可对权属另行裁判。即：如果当事人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房屋所有权证，人民法院应当对房屋所有权证予以采信，并将其记载的权属内容作为判决定案的依据。如果当事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内容不真实，人民法院可根据查明的事实另行作出判决。最后，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房屋土地性质为团结村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用地类型为宅基地，而本案双方当事人中只有原告刘永华、余桂仙符合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条件，且事实上二人不仅从村小组处分到了宅基地，而且还通过与本村村民协商流转的方式并到1个户口的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参与公开竞价而最终获得双方争执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同时，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在房屋建盖过程中，亲自参与房屋的建盖并投入建房资金，尤其是原告刘晓波，不仅以房主名义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进行工程结算，还支付了部分建设工程尾款。对此，被告朵前虽然持有异议，但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或者证据线索予以反驳，故该房屋应视为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及被告朵前共同建盖，系共同共有。原告朵永艾不具备取得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建盖房屋过程中有资金投入或者劳动付出，故不应确定为房屋共有权人。至于五原告要求以建房投资款481802.14元进行分割的主张，有失公平原则，故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七十二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一款、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禄劝县城团结新村、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禄劝字第20092248号的房屋，由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丽、刘晓波及被告朵前共同共有，平均分割；二、对双方争执的房屋（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禄劝字第20092248号的房屋），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由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丽、刘晓波与被告朵前通过协议、竞价或者评估等方式确定房屋价值后，折价补偿被告朵前应得的房屋价款份额；三、驳回原告朵某某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27元，由原告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朵某某承担6827元，由被告朵前承担1700元。一审判决宣判后，朵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坐落于禄劝县团结新村、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禄劝字第20092248的房屋由上诉人朵前、被上诉人刘丽共同共有。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错误判决。本案诉争房屋是刘丽和朵前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资建盖的，期间没有任何其他人、物质和资金介入房屋建盖，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对外签订任何协议，在建房期间二人感情稳定，生活美满，不存在任何矛盾，房屋建好后二人平等协商决定将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刘丽，同时将朵前登记为共有权人，登记之后没有任何人对房屋所有权登记有异议。一审法院认定“房屋所有权证为禄劝字第20092248号的房屋为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及朵前共同建盖，系共同共有”的事实有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判决漏洞百出，枉法裁判。一审法院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将禄劝县房产管理局的登记推翻，另行做出了判决，将房屋所有权人从刘丽和朵前二人改为了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和朵前五人。但是根据该条规定“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也就是说要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有误，才可以进行更改。然而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证据，并没有任何一项可以证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载有误，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该法条改判变更房屋的所有权人是错误的。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刘丽及原审原告朵某某共同答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各方当事人除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中“原告刘永华预付了110000元施工费给赵文贵，支付了建房的钢材、水泥款158971元”有异议外，对于其他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事实异议，因被上诉人刘永华在一审审理中提交了相应的收据、明细账、建房支出及付款证明单等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对于各方当事人的该争议事实在本院认为中一并阐述。综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诉争的房屋是否仅为朵前、刘丽共同共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薄为准。本案中，虽然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的所有权人为被上诉人刘丽、共有人为上诉人朵前。但四被上诉人刘永华、余桂仙、刘丽、刘晓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实涉案房屋所涉及的宅基地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所记载的使用权人为被上诉人刘永华，同时，四被上诉人还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实在该房屋建盖过程中，被上诉人刘永华、余桂仙、刘晓波亲自参与房屋的建盖并投入建房资金，被上诉人刘晓波以房主名义对外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进行工程结算，还支付了部分建设工程尾款。虽上诉人对此有异议，表示不予认可，但其不能提交相应的证据推翻四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应证据，故对于上诉人提出诉争房屋仅为上诉人朵前和被上诉人刘丽共同共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之处，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27元，由上诉人朵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刘昕光审 判 员  汪 佳代理审判员  邓林春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书 记 员  马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