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闵民五(民)初字第1452号原告董大春，男，194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代理人吴秀芬。委托代理人王凌坤，上海艾帝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玲，女，1967年4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被告上海中城企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林宁光，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纪春，男。第三人上海中城房产动拆迁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梁国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全惟飙，男。原告董大春与被告董玲、上海中城企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集团公司)、第三人上海中城房产动拆迁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动迁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受理，因第三人中城动迁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8月26日公开开庭予以审理。原告董大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秀芬、王凌坤，被告董玲，被告中城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纪春，第三人中城动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全惟飙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又于2016年6月20日公开开庭予以审理。原告董大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秀芬、王凌坤，被告董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中城集团公司、第三人中城拆迁公司经本院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大春诉称，原告系被告董玲父亲，1996年原告父母亲生前私房拆迁，原告及其兄长作为被拆迁人，分别安置在莘朱路XXX弄XXX号XXX室，安置人仅为原告一人，当时由于原告不了解相关政策和法律，就由女儿董玲代为办理相关的拆迁事宜，数月后，女儿告知原告已经以“拆私还公”的方式被妥善安置，原告即不再过问此事，安置后原告也暂时未入住该房屋，直到2003年原告及妻子住回本案争议房屋至今。之后原、被告由于住房问题矛盾激化，2013年被告董玲起诉法院要求原告迁出，自此原告才发现董玲系该争议房屋承租人。当时在法院调解下，董玲撤诉，原告其后也要求被告将承租人变更回原告并将原告户口迁入莘朱路房屋，被告一直未给出正面回复，原告考虑维系家庭关系，也未就此事深究。2015年初，被告再次起诉至法院要求原告迁出，原告才发现被告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将房屋购下。原告认为，争议房屋系私房拆迁所得，其作为唯一的被安置对象，对该房屋享有居住、购买的权利，在该房屋拆迁安置时，被告董玲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将其本人登记为承租人，并且一直隐瞒此事。但被告董玲又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购买为产权房，严重侵害了原告的权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二被告之间签订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2、确认合同无效后，上海市莘朱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恢复为公有住房，公房承租人为董大春；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董玲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董玲具有购买系争房屋的资格，且购房合同没有无效情况，系争房屋的配房人员仅为董玲一人，原告并不在内，租赁过程中其户口在系争房屋内，原告并非同住人也非调配人，无权起诉，被告的购房无需经过原告同意，故合同合法有效。其通过相关规定购得系争房屋产权，购房过程合法有效。被告中城集团公司辩称，依据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改革条例有关规定，被告董玲是系争房屋的承租人，且符合购房条件，故购买行为有效，既然有效，则不可能恢复到公房状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中城动迁公司辩称，原告诉请与动迁公司无关。根据动迁资料，被拆迁房屋土地使用证上的户名是王家英，该房内有一本户口，户主是董a，动迁过程中动迁单位发出拆迁意见书，董a在限定期限内提交了答复意见。在拆迁过程中董大春向实施单位提供两份委托书，委托被告董玲全权负责办理动迁事宜并同意将动迁分房的户主登记为为被告董玲。董大春还提供了村委会证明，以主张自己享有被安置的权利。实施单位按照委托书及证明与董玲签订拆迁协议，并按照董大春委托将高兴花园XXX号XXX室房屋的租赁户名列为董玲。董大春认为自己有权利，董a予以同意，故将董a的部分分给了董大春，此后董大春出具委托书，故其按照委托书将房子分给董玲。经审理查明，上海A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2006年4月14日注销，清算后的损益转入上海中城企业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中城集团地产实业公司于2002年1月更名为上海中城房产动拆迁公司。1995年9月5日，上海市卢湾区房屋建设服务公司向王加英业主出具《私房拆迁征求意见书》，表示现因城市建设需要，座落于局门路XXX弄XXX号房屋须拆除，通知选择拆迁补偿方案。该意见书由董a签收。此后由董a作为私房所有人选择放弃房屋所有权，按规定安置，对原房屋估价补偿的补偿方案。1995年9月3日，被告董大春向上海中城集团地产实业公司递交《关于局门路XXX弄XXX号房屋产权问题情况的说明》，表示：1964年1月，我原住在局门路XXX弄XXX号楼上，当时楼下朝南一间房子是陈a的，他年老退休回江苏建湖原籍，我向他买进此房子8平方米多，价格为320元一次性付清。由于年久当时协议收据遗失，现在局门路蒙自路居委同志知道此事，但有些老人已迁往别处，还有几个邻居都知道此事，可以作证。因此此房产权属于我，目前我弟弟董a住在楼上，另门出入，我女儿董b和外孙户口仍在此房子。1996年5月25日，董大春出具《委托书》，表示委托长女董玲全权负责办理卢湾区局门路XXX弄XXX号动迁及分配新房的手续事宜。并出具《授权书》表示，本人同意将卢湾区局门路XXX弄XXX号动迁分房至高兴花园XXX号XXX室的户主为董玲。同日，上海中城集团地产实业公司出具《住房调配单》，上载明原住房人员为董a、董b及田a，新配房人员为董玲。调配原因为：该户为局门路40弄动迁户，由于房屋纠纷，现上间为董a，另行安置下间为董大春，董大春安置莘朱路XXX弄XXX号XXX室二室一厅37.50平方米。此后原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及新配房管理单位均予以同意。1996年5月25日，上海中城集团地产实业公司(甲方、拆迁人)与董大春(乙方、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原居住局门路XXX弄XXX号房屋，属私房住宅，居住面积8.40平方米，应安置乙方的人数为1人即董大春，安置居住面积6.50平方米，乙方无异议；甲方提供莘朱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合计居住面积37.50平方米；甲方按本市房屋估价标准支付给乙方私房业主房屋补偿价款另行计算；乙方在1996年6月10日前迁离原址的，甲方付给乙方搬家补助费500元，乙方提前在1996年6月10日前迁原址的，甲方向乙方发放奖励费2,000元；甲方向乙方提供超限安置房屋超配面积另行计算，乙方原住房的公房租赁凭证，私房所有权证或其他的房屋产权证明、土地使用证应在1996年5月25日前交甲方，由甲方交给有关部门注销；进房时居住面积允许误差正负0.50平方米等。该协议由董玲在乙方处签字。同日，上海中城集团地产实业公司(甲方、拆迁人)与董大春(乙方、被拆迁人)还签订《动迁户超配面积付款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对局门路40弄基地进行拆迁，乙方职工属拆迁范围，已接收甲方安置的莘朱路XXX弄XXX号XXX室的住房一套，合计居住面积为37.50平方米；乙方原住局门路XXX弄XXX号居住面积为8.40平方米，经核定配房人口为1人，按照“细则”配房标准规定，乙方可配住房9平方米，与实际配房面积相比，超配28平方米；对超配28平方米房屋，乙方愿按甲方规定付款，其中5平方米按每平方米500元计价，其中6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计价，其中17平方米按每平方米3,800元计价，合计应付款73,100元等。该份协议上也由董玲签字。此后董玲向上海中城集团地产实业公司支付了超配部分房款，并办理了系争房屋入住手续。该房屋取得后，由董大春与妻子吴秀芬实际居住使用。2014年11月25日，被告董玲及徐俊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约定：系争房屋承租人为董玲，经与本户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同意购买系争房屋，房屋确定为董玲所有。2014年12月31日，上海中城集团物业公司代上海A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出售人、签约甲方)与被告董玲(购房人、签约乙方)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一份，约定：乙方自愿购买系争房屋，房屋全部售价为47,506元，扣除付款折扣后，房屋实际付款金额为38,005元等。合同签订后，被告董玲支付了相应款项，并于2015年1月15日申领办理了过户手续，现系争房屋登记在被告董玲一人名下。另查明，原告董大春户籍现在上海市徐汇区江安路XXX号XXX室房屋内，现被告董玲就上海市徐汇区江安路XXX号XXX室房屋买卖纠纷起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原告董大春购买该房屋之买卖合同无效，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还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因对原拆迁安置协议存在异议，故起诉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董大春对《委托书》及《授权书》上“董大春”签字存在异议，申请对该两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3月1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该两处“董大春”签名均系原告董大春所写。此后原告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撤回起诉，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2日出具民事裁定书裁定予以准许。上述事实，由原告董大春提交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购房人缴付费用计算》、《公有住房出售价格计算表》、《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契税发票、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住房调配单》、《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动迁户超配面积付款协议书》，由被告董玲提交的笔记鉴定报告，由第三人中城动迁公司提交的《私房拆迁征求意见书》二份、《关于局门路XXX弄XXX号房屋产权问题情况的说明》、《授权书》、《委托书》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属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确认其证据效力。本院认为，原告提出要求确认系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基于认为其系公房受配人，被告董玲未经其同意取得该租赁公房，但在他案中经司法鉴定，《授权书》及《委托书》上董大春签名确均由其本人签署。依据《授权书》及《委托书》所载系争房屋已经董大春确认由董玲受配，且在此后由董玲支付了相应购房款办理了公房租赁事宜，并由原告一直居住至今。从系争房屋受配、承租、实际使用过程来看，原告明知房屋的相关情况，并同意由董玲受配承租，原告认为其为受配人的理由未能成立。后原告又认为其系该房屋的同住人，未经其同意购买房屋应属无效，但原告的户籍一直未迁入系争房屋内，且在他处另有承租公房，虽其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但其并不为本案系争房屋的成年同住人，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中城集团公司及第三人中城动迁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大春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93.82元，由原告董大春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殷 雪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罗香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62、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