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渝04行终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明昌，男，土家族，1953年3月16日生，住重庆市黔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黔江区供销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河滨西路中段299。法定代表人：何平，主任。委托代理人：范荣，该社职工。委托代理人：庞俊超，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明昌因行政协议一案，不服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黔江区法院）于2016年7月7日作出的（2016）渝0114行初1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如下：重庆市黔江区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黔江区供销社）是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有关农村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方针政策，指导供销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革和发展等。戴明昌是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简称农资公司）职工，农资公司的主管单位是黔江区供销社。2000年11月21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了农资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因农资公司严重资不抵债、公司职工自1998年以来已全部下岗和其他具体困难，重庆市黔江区经济委员会于2002年2月12日将农资公司认定为三类企业。2003年4月1日，农资公司、农资公司再就业中心、戴明昌三方签订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2003年4月20日，戴明昌与农资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同日，戴明昌与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自愿解除进中心协议，但之后戴明昌一直在农资公司上班并领取相关待遇，后于2004年12月28日在该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并从社会保险局领取退休待遇。2003年9月25日，区供销社向黔江区再就业办公室请示，要求根据渝再就业组[1998]15号及黔区再就办[1998]10号文件精神，将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员进行“双解除”。2004年1月13日，黔江区再就办将2004年1月进中心职工基本生活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奖励费、经济补偿费共计360800元划拨至区供销社账户，供销社又将此款项转给了农资公司。2004年11月9日，戴明昌以劳动争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农资公司和区供销社支付失业救济金8200元，一、二审判决对其诉讼请求均未予以支持。2007年4月23日，戴明昌以债务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重庆市黔江区就业服务管理局、黔江县农资公司再就业服务中心、重庆市黔江区供销合作社支付基本生活费8200元及一倍的赔偿金8200元，一、二审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亦未予以支持。戴明昌仍不服，遂进行信访；2007年11月15日，区供销社向区信访办作出情况报告，对戴明昌的信访诉求仍未予以支持。2013年4月15日，戴明昌再次向区供销社提出《关于支付“双解除”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或者按企业安置方案落实其安置房产》的书面请示，要求区供销社落实“双解除”的经济补偿待遇42833元并加付赔偿金20万元。区供销社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来信回复，以戴明昌的请求已经人民法院的两次生效裁判所羁束而未予支持。戴明昌对此不服，于2016年3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同时查明，《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协议期满出再就业服务中心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进再就业服务中心协议期满的下岗职工，按时与再就业服务中心终止协议，与企业终止劳动关系，由企业按下岗职工在本单位工作时间每满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确有困难的，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可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对二类企业的补助额最高不超过50%，对三类企业的补助额最高不超过100%”。一审法院认为，戴明昌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区供销社履行行政合同（协议）义务，应提供证据证明其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包括提供证据证明黔江区供销社属于行政机关或者是行政机关委托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组织，而区供销社属于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亦无证据证明其具有行政机关委托的行政管理职能；其次，戴明昌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是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该协议是平等主体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所签订，不具有行政协议的特征，不属于行政协议范畴；再次，根据《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协议期满出再就业服务中心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对职工进行经济补偿的主体是企业，同级财产给予补助的对象是企业而不直接针对职工。综前所述，戴明昌的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依法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戴明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戴明昌上诉称：1.被上诉人黔江区供销社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机关。一是黔江区供销社是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黔江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关于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设立，为全区供销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受黔江区人民政府领导，黔江区政府将国务院赋予供销社的职能和任务全部赋予了黔江区供销社。足以证明黔江区供销社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设立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法人组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机关。二是黔江区供销社简介记载，其有依法管理运营本级社有资产，对社有出资企业行使出资人职责；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黔农资发[2003]53号《关于企业改制职工安置实施方案》及《企业职工安置具体实施办法》，证明黔江区政府对农资公司实施改制安置是黔江区政府的交办事项。三是非公司制企业法人基本情况证明，黔江区供销社是农资公司的行政主管机关，这一事实是由有权机关登记确认。综上，1.黔江区供销社是法律法规授权设立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法人组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机关；2.一审裁定认为涉诉协议的内容不具有行政合同的法律特征，不属于行政协议范畴的事实错误。一审裁定认定该协议的乙方当事人是农资公司再就业中心而非黔江区供销社再就业指导中心系事实认定错误，因该项事实认定错误，故一审裁定的结果随之错误；3.一审裁定对渝委办发〔2001〕18号文件的有关条款作出的解读是不合法的，因该问题属于事实审查范围，故在此处不再赘述。综上，一审裁定错误，请求撤销黔江区法院作出的（2016）渝0114行初16号行政裁定，指令黔江区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黔江区供销社答辩称，1.黔江区供销社的组织机构代码记载其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国发[2009]40号文件将供销合作社定性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故黔江区供销社不是行政机关，故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任何种类的合同，均不是行政协议。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没有签订过安置补偿协议，安置职工也并非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3.上诉人依法不应享受经济补偿和奖励，其要求被上诉人双倍赔偿，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4.企业清算的性质是民事法律关系范畴，被上诉人仅对下属企业是否进行清算提供指导、监督，但不是企业清算的主体，不具有法律规定有对企业进行清算的义务。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二审查明，签订《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的三方分别是农资公司、黔江区供销社再就业中心、戴明昌。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上诉人戴明昌与被上诉人黔江区供销社行政协议纠纷的上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黔江区供销社组织机构代码记载其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其系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授予的对其出资企业下岗职工安置补偿行政职权的组织。戴明昌要求黔江区供销社按照《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对其支付经济补偿、奖励金和赔偿金的请求，经查，黔江区供销社系农资公司的主管单位，戴明昌系农资公司职工，三者间签订的上述协议，因黔江区供销社不属于行政机关，应当属于民事合同，而不属于行政协议；戴明昌要求黔江区供销社按照该协议支付经济补偿、奖励金和赔偿金，其请求已被生效的民事法律文书所羁束。综上，戴明昌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其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根据上述规定，戴明昌的起诉应当驳回。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予以维持。但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有误，予以纠正。上诉人戴明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九）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戴明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蒲开明代理审判员  王 宏代理审判员  陶仕俊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龚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