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成民终字第077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建华，男，汉族，1972年11月18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委托代理人王健，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车雨林，男，汉族，1973年3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犍为县。委托代理人刘吉云，四川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洪，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唐仲君，男，汉族，1965年9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双流县。上诉人余建华因与被上诉人车雨林，原审第三人唐仲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4）金牛民初字第7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建华的委托代理人王健、被上诉人车雨林的委托代理人刘吉云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唐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车雨林拟承建华阳商厦工程，委托余建华向该工程交纳工程保证金，2011年9月15日，车雨林委托李兴贵从其开立于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62的账户代车雨林向余建华开立于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62×××06的账户转款100万元，同日，余建华向车雨林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车雨林华阳商厦工程建筑面积拾万平方米保证金壹佰万元整，余下的壹佰万元打入余建华账户后由唐仲君一并打收条”。对于《收条》所涉的华阳商厦工程车雨林称其到案涉工程现场核实并无华阳商厦工程项目。余建华主张华阳商厦工程项目实际存在，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余建华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明于2011年9月16日已将案涉100万元款项汇入唐仲君账户。车雨林质证认为并不认识唐仲君，余建华与唐仲君的关系车雨林并不清楚，该转款行为不能对抗车雨林要求余建华返还款项的权利。另，余建华提交2010年6月3日与车雨林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同协议书载明双方系因“成都建工集团开发，四川鸥鹏建筑工程公司总承包的德阳市罗江县统建安置房Ⅲ标段（按5万平方米计）”工程项目达成合作协议，余建华以此证明与车雨林系合伙关系，就本案而言，是车雨林以余建华的名义在对外交纳保证金。车雨林质证认为该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仅能证明车雨林与余建华曾经有合伙关系。关于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车雨林主张从余建华出具收条（2011年9月15日）的次日即2011年9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对于该利息，余建华认为即使本案款项应当由余建华返还，但车雨林与余建华就此并未约定利息，车雨林主张利息于法无据。庭审后，经原审法院向车雨林进行释明，本案立案时的合同纠纷经审理后认为系委托合同纠纷，车雨林主张本案为建筑承包合同关系，但认为本案到底系何种法律关系请求法院依法作认定，诉讼请求坚持要求余建华返还保证金100万元及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原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收条》、《情况说明》、银行转款凭证、《合作协议书》及余建华、车雨林的当庭陈述在案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余建华提出本案车雨林的诉讼请求已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首先，尚无证据表明车雨林与余建华之间对余建华何时返还该100万元款项的期限进行过约定；其次，在本案的第一次庭审（即2014年11月19日）中，余建华抗辩不应当由余建华返还，而应当由收款人唐仲君返还，余建华的该抗辩可以认定余建华拒绝向车雨林返还100万元款项的请求，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余建华拒绝返还款项之日即2014年11月19日起开始计算。故，车雨林的权利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对余建华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二、关于车雨林与余建华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虽然余建华提交了与车雨林于2010年6月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主张与车雨林系合伙关系。但结合该证据的内容，无法证明与本案争议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车雨林对此事实亦不予认可，故，对于余建华主张就本案而言与车雨林系合伙关系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车雨林与余建华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问题，结合余建华向车雨林出具的《收条》所载明的内容以及车雨林、余建华的庭审陈述，能够确认车雨林拟承建华阳商厦工程，委托余建华向该工程交纳工程保证金的事实，据此应当认为本案中车雨林与余建华之间就委托交纳工程保证金达成了一致合意，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经成立。该委托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三、关于案涉保证金100万元应当由谁向车雨林进行返还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对于该100万元款项，系车雨林委托李兴贵转入余建华账户，结合余建华向车雨林出具《收条》所载明的内容，余建华是以收取“华阳商厦工程保证金”的名义收取的该100万元，与车雨林发生直接法律关系的相关方系余建华。车雨林将案涉保证金100万元转入余建华账户后，余建华应当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将款项交至案涉华阳商厦工程项目部。庭审中，车雨林与余建华对于是否存在华阳商厦工程存在争议，余建华并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该工程实际存在、举证证明已将该笔保证金交至案涉华阳商厦工程项目部或车雨林已实际取得案涉工程项目（即华阳商厦工程建筑面积拾万平方米），对此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余建华并未完成车雨林的委托事宜，车雨林委托余建华交纳保证金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另，余建华不能举证证明继续持有该笔款项的合理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车雨林可以解除合同，该100万元余建华应当及时予以返还。故，对于车雨林要求返还保证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余建华抗辩该笔款项已于收款的次日转给唐仲君，该100万元的实际收款人是唐仲君，应当由唐仲君进行返还，但车雨林对此事实并不认可，至于余建华为何将款项打入唐仲君账户，由于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余建华可以另行主张权利。故，对于余建华抗辩应当由第三人唐仲君承担返还责任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关于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车雨林主张从余建华出具收条（2011年9月15日）的次日即2011年9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由于车雨林与余建华未约定保证金返还的时间、车雨林亦未举证证明余建华拒绝返还该保证金的时间以及逾期返还保证金对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故，对于车雨林对此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没有法律依据，该利息损失应当从车雨林起诉之日即2014年9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为宜，对车雨林超过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第三人唐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的权利。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建华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车雨林保证金100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9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车雨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80元，减半收取101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5140元，由余建华负担。宣判后，原审被告车雨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2014）金牛民初字第705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事实和理由为：一、本案收条系被上诉人持有并由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证明在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付款时，指示上诉人将收到的款项转至唐仲君，并由唐仲君出具收条，被上诉人认识唐仲君，唐仲君为收款人及最终的返还义务人。上诉人在委托合同中已经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并无任何过错，上诉人不负有返还义务。二、被上诉人作为原告方举证义务没有完成。三、被上诉人起诉案由错误，车雨林提出余建华根本没有华阳商厦工程发包权，也没有工程承包和发包资质，坚持认为本案案由为建筑承包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予以变更，起诉案由错误却让上诉人承担了不利后果。四、上诉人没有获利却承担全部责任，有违公平原则。被上诉人余建华答辩称，上诉人作为保证金的收款主体，收取被上诉人的保证金并出具收条，不存在按照被上诉人的指示收款。唐仲君并未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或出面确认，被上诉人根据相对性只能向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认为交纳保证金是上诉人承诺将工程发包给被上诉人，应该属于发包和承包关系，并不是委托转款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为委托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实际权利义务的承担主体。被上诉人交纳保证金并未获得转包或发包权，上诉人在没有获得转包或发包权的情况下，擅自向被上诉人收取保证金，涉嫌欺诈。原审第三人唐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案涉100万元保证金的还款主体是余建华还是第三人唐仲君，是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针对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车雨林在原审及二审中主张基于建筑工程承包关系向余建华交纳100万元保证金，而余建华认为双方系委托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收条所载明的内容：“今收到车雨林华阳商厦工程建筑面积拾万平方米保证金壹佰万元整，余下的壹佰万元打入余建华账户后由唐仲君一并打收条。收款人：余建华2011.915日”，余建华收取车雨林款项的目的是为了交纳华阳商厦工程保证金，该收条上虽然有“余下的壹佰万元打入余建华账户后由唐仲君一并打收条”的约定，但并无唐仲君本人的签字，余建华也不能举出唐仲君事后对该约定予以确认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有委托付款的合意，从合同相对性而言，该收条仅仅能约束余建华与车雨林双方，故余建华主张双方系委托付款法律关系的证据不足，本案是基于车雨林为承包华阳商厦工程交纳保证金而引发纠纷，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为宜，原审对法律关系性质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基于前述分析，该收条仅能约束余建华及车雨林双方，现余建华不能证明华阳商厦工程的存在，更不能证明自己具有华阳商厦工程的承包权或转包权，其收取车雨林100万元保证金的目的已不能实现，车雨林主张余建华返还100万元保证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余建华将100万元打入第三人唐仲君账户，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余建华可另行向唐仲君主张。综上，上诉人余建华的上诉理由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对法律关系释明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0280元，由上诉人余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涂 征代理审判员  刘冠男代理审判员  唐欣欣二〇一六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蔡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