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闸行初字第160号原告袁俊，男，1972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委托代理人吴金根，上海博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潘子罕，职务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童晓敏。委托代理人杨进。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白少康，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孔寅翼。委托代理人鞠少韡。第三人倪晟喆，男，200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法定代理人曹乐祺(倪晟喆之母)，198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委托代理人毛伟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俊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以下简称闸北公安分局)作出的沪公（闸）行罚决字[2015]2001503128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上海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作出的(2015)沪公法复决字第231号行政复议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9月10日受理后，于次日分别向两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材料。经审查，倪晟喆与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俊及其委托代理人吴金根、被告闸北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童晓敏、杨进、被告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孔寅翼、鞠少韡、第三人倪晟喆的法定代理人曹乐祺的委托代理人毛伟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闸北公安分局于2015年5月30日作出沪公（闸）行罚决字[2015]2001503128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2015年4月7日19时在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XXX号殴打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十天并处罚款人民币伍百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原告不服，向被告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于2015年7月29日作出(2015)沪公法复决字第23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闸北公安分局作出的沪公（闸）行罚决字[2015]2001503128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袁俊诉称，2015年5月29日9时，原告接到闸北公安分局来电，称闸北公安分局大宁路派出所(以下简称大宁路派出所)所长要找原告了解情况，让原告当天下午赶到大宁路派出所接受调查。原告在朋友陪同下于当日13：30赶到大宁路派出所，原告到所后被留置于一间办公室内无人理睬，约16：00时许办案民警对原告做了尿检，并赶走原告的朋友，把原告转移至派出所内的审讯室，告知原告已被行政拘留，原告当即要求通知家属。之后，原告一直被关押在审讯室内。23时许，办案民警拿着一份对原告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让原告签字，原告当即予以拒绝并提出复议申请及暂缓执行申请，民警要求原告书写复议申请及暂缓执行申请的理由，同时勒令原告只能向被告市公安局提出复议申请，原告无奈立即写好申请交民警。次日11许，办案民警拿出一份《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让原告签字，原告询问理由，民警以“其他理由”搪塞原告，原告为此拒绝签字。随后原告被押送到闸北区拘留所执行拘留的处罚决定，直至2015年6月9日上午原告才被释放，原告共被关押12天。原告认为，原告殴打第三人的起因是原告的孩子与第三人发生冲突，原告与第三人家长交涉无果后一时冲动所致。事发后，原告表示道歉并愿意赔偿，闸北公安分局在执法时应当考虑纠纷的起因、原告的殴打行为未对第三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纠纷可消弭于双方的互相谅解，但闸北公安分局在执法中执法不公、滥用自由裁量权并剥夺了原告选择复议机关的权利，以不为人知的原因将事情搞大，最终对原告作出拘留并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综上，闸北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及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处罚过重、超期关押、法律适用错误、执法成违法等问题，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闸北公安分局作出的沪公（闸）行罚决字[2015]2001503128行政处罚决定及市公安局作出的(2015)沪公法复决字第231号行政复议决定；同时判决闸北公安分局对原告赔礼道歉，并判决闸北公安分局赔偿原告拘留十日的经济损失1817元。原告于起诉时提供以下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2、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3、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述证据1-3证明原告收到的上述3份文书加盖的3枚闸北公安分局公章章印均不一致。其中，原告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还存在加盖的公章章印、载明的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期限、见证人名字、见证时间均不一致的情形，另原告收到的处罚决定书无承办人签名，而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决定书则有2位民警签名；即便按照原告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闸北公安分局留置原告的时间亦超过24小时，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超过行政处罚决定的拘留期限，闸北公安分局的执法程序违法，拘留原告的期限超期。被告闸北公安分局、市公安局共同辩称，闸北公安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及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有关规定，原告入拘留所的日期为执行拘留的起始日期，拘留当日到次日计算为1天，原告被执行的拘留时间为10天，不存在超期拘留的问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闸北公安分局及被告市公安局均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被告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如下：(一)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闸北公安分局于2015年4月9日受理第三人母亲的报案。2、呈请延长办理治安案件期限报告书，证明案件审理期限经审批依法延长30日。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闸北公安分局在处罚前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4、复核审批表，证明对原告的陈述申辩进行了复核。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闸北公安分局于复核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原告拒绝签名。6、2015年4月9日、5月26日第三人母亲的2份询问笔录；7、2015年4月10日早教中心老师的询问笔录；8、2015年5月23日第三人舅母的询问笔录；9、2015年5月26日第三人询问笔录；10、2015年4月10日、5月29日原告的2份询问笔录；11、第三人及第三人舅母、早教中心老师的3份辨认笔录；12、2015年4月7日第三人的验伤通知书；13、2015年4月7日事发时的视频资料。上述证据6-10、13证明原告于2015年4月7日在共和新路XXX号四楼早教中心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行为；证据11证明经辨认，打人者为原告；证据12证明第三人被打的后果。(二)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九十九条；2、《拘留所条例》第三十二条；3、公安部关于治安拘留时间如何计算问题的批复。被告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及依据如下：(一)证据1、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30日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于同年6月4日受理。2、原告与第三人母亲的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及2份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听证笔录，证明市公安局向原告及第三人母亲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于2015年7月27日组织了听证。3、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公安局作出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原告。(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三人倪晟喆述称，原告在公共场合殴打五岁孩童，情节恶劣，且事发至今，第三人未收到原告的道歉，因此第三人不接受调解，闸北公安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原告对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依据无异议，对该分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异议：大宁路派出所已于事发当日2015年4月7日为第三人开具了验伤通知单，而证据1却反映大宁路派出所的接报时间为2015年4月9日，故证据1记载的内容有猫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延长办案期限的原因为调解有异议，认为该纠纷属于殴打14岁以下的儿童不应适用调解；证据4,显示的复核时间为半夜2、3点钟，不太具有真实性，且复核审批表上加盖的闸北公安分局的公章章印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公章印不一致，至少其中一份文书上的公章是伪造的；证据5，与原告收到的处罚决定书的版本、公章章印、见证人及载明时间均不一致的情形，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处罚决定书记载的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3时50分，而原告收到的处罚决定书的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14时10分；证据10，对原告的2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2015年5月29日的询问笔录上记载的原告到达及离开大宁路派出所的时间及备注栏部分的内容均系事后添加，“离开”两字旁的原告签名字迹及捺印为原告本人签、捺；证据6，第三人母亲不在现场，其陈述第三人年纪太小不能做CT检查的内容不实，原告亦未脚踢第三人的腹部；证据8，被询问人为初中文化，其描述第三人的伤势用词精准，故认为被询问人陈述的内容是被事先教好的；证据9，第三人为无行为能力人，其陈述内容不实；证据12，验伤通知书上的案别、验伤者姓名、性别、年龄等内容应由民警填写，但该份验伤通知书上的上述部分字迹稚嫩，不像成年人字迹；另，该验伤通知书上的记载的验伤通知书开具时间距检验医师的落款时间仅相差15分钟，原告认为在15分钟内从大宁路派出所赶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十院)并完成检查是不可能的事情，故这份验伤通知书是后补的，且无相关就诊病历佐证，原告还认为验伤结论为左颌面钝挫伤，按照医学定义，原告认为其打第三人的一记耳光与第三人的眼部没有关系。原告对被告市公安局提供的依据无异议，但认为按照法律规定，有2个复议机关可对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复议，而原告向闸北公安分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未注明复议机关，闸北公安分局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应就复议机关的选择向原告进行释明而非转交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及依据均无异议。闸北公安分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陈述，第三人与原告间的纠纷由大宁路派出所具体承办，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该所报经分局审批后作出，故承办过程中涉及诸多审批手续，部分审批手续是通过网上审批并生成文书，生成时已印有闸北公安分局的电子章印，而有些文书上的章印是实体章章印，故此出现原告所述的情形。闸北公安分局于复核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15年5月30日3时50分向原告宣布，原告拒绝签收并提出行政复议及暂缓执行申请。嗣后，民警发现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载明的起诉期限未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期限进行过调整，因此重新制作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于同日14时10分向原告送达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时一并送达给原告。被告市公安局同意闸北公安分局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异议，认为该些文书均系有效文书，且已送达原告。审理中，第三人针对原告对验伤通知书的异议，提供第三人于验伤当天就诊的病历及十院的医疗门(急)诊收费票据(急)作为证据，证明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验伤通知书具有真实性。对此，原告表示挂号收费票据上显示第三人挂号的科室为五官科，时间为2015年4月7日的22：07，第三人前面还有一位病人在等候就诊；第三人的病历资料记载原告在五官科就诊时间为2015年4月7日的22：05；第三人的验伤单通知书上加盖的是十院急诊科验伤专用章，原告认为五官科与急诊科分属2个科室，就医记录册中22：05中的“5”与验伤通知书上检验医师书写的“5”字迹不一致；第三人提供的病历是自费卡，而收费单据上显示有社保号码；验伤通知书上记载的结论为左颌面钝挫伤，而病历记录里记载的诊断结论为右颌外伤；物价局规定验伤者需缴纳20元费用，而第三人未提交其支付的验伤缴费凭证；病历上就诊的科室一改再改，甚至出现口腔科，原告认为第十人民医院有儿科急诊，第三人不到儿科就诊，而挂号口腔科的目的值得怀疑；就诊科室处有涂改，且无医生签字、盖章；病历记载内容不包含腹部部分，结合原告查询到的其他医院为5岁孩子做CT及核磁共振检查的资料，证明第三人母亲称原告脚踢行为及第三人年幼不能做CT检查的陈述虚假。综上，第三人的验伤通知书、病历资料均系伪造，第三人母亲的陈述虚假。闸北公安分局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审理中，原告承认视频中的打人者为原告，被打的孩子为第三人。民警曾组织其与第三人家长进行调解，但未果。2015年5月29日，原告进入大宁路派出所后，随身财物被民警收走，对于该些财物去向原告并不清楚。原告向本院提供2015年5月29日陪同原告前往大宁路派出所的原告朋友孙某的证言作为证据，并申请孙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于2015年5月29日进入大宁路派出所后，一直未获自由，直至2015年6月9日被释放。孙某的证言还反映，2015年5月30日，民警将原告从大宁路派出所内带出，并隔着窗口告知原告的妻子，原告将被转移至拘留所。原告妻子要求民警告知拒绝原告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申请的理由，民警出示了《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尔后原告被民警带走。由于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已证明原告申请证人出庭的证明目的，故本院未批准原告的证人出庭。闸北公安分局陈述，2015年5月30日，民警在大宁路派出所向原告妻子宣布并送达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但原告之妻拒绝签收，原告的随身财物交原告之妻带回。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供的证据1-3为闸北公安分局发放的文书，虽然显示的闸北公安分局的公章章印并不一致，但闸北公安分局陈述该3份文书上的章印均系其分局公章章印，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1-5系其执法程序中的证据。证据1，通常情况下，公安机关接报后会及时向报案人制作询问笔录了解情况，同时开具视情况开具验伤通知书，但并未规定验伤通知书开具时间必须与报案时间一致。本案，案发地点为一早教中心，案发时间为4月7日晚上8点多，受害人即第三人为5岁孩童，在场家长为第三人的舅母。第三人母亲获悉其子被打后立即与孩子汇合，尔后赶至大宁路派出所。由于第三人为未成年人，报案由其母亲代理。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母亲选择先验伤后报案做笔录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原告以报案时间与验伤日期不一致、报案人陈述内容不实为由，认为闸北公安分局的受案登记表有猫腻之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受案登记表只是载明报案人报案的时间及报案的事由，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1与证据6中的第三人母亲的询问笔录时间、内容均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有原告的签名，原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4证明案件审理期限延长30日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对承办民警提出的延长30日办案期限及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进行了复核。原告虽有异议，认为本案所涉纠纷属殴打14岁以下儿童，公安机关不应适用调解，民警申请延长办案期限的理由不当，但原告的诉状载明原告于事后以多种方式道歉，说明原告希望能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审理中，原告陈述民警曾组织纠纷双方进行调解，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异议不予采信。另，原告认为复核时间为半夜，不具有真实性，本院认为原告的上述异议属主观臆断，故原告的异议亦不予采信，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2、4，本院予以采纳。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5和原告提供的证据1为同一文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比2份决定书：打印的文字存在不同，证据5告知的诉讼期限为3个月，证据1告知的起诉期限为6个月；显示的闸北公安分局的公章章印有所不同；2份决定书均记载袁俊拒绝签字，但证据5与证据1反映的见证人不是同一人，见证人旁的落款时间亦不一致，证据5上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3：50，证据1上见证人签名旁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30日14时10分，另，证据5上有2位承办民警的签名，而证据1则没有。审理中，闸北公安分局就为何出现上述2份处罚决定书作出说明，该说明与原告诉状上事实与理由的第一页内容相互印证，故本院对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5予以采纳。3、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6-10为询问笔录，其中，第三人的询问笔录是在其法定代理人在场的情况下制作，上述笔录均有被询问人或被询问人的法定代理人签字确认。虽然被询问者描述原告殴打第三人的动作不完全一致，但每个被询问者包括原告本人均陈述事发当晚原告于早教中心放学后打了第三人一记耳光。证据11为辨认笔录，证据13为案发现场的视频资料，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4、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12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基本吻合，原告提出了种种异议，本院认为，验伤通知书及挂号费收据、就医记录册上加盖有十院的专用章，虽然检验医师手写的落款时间15年4月7日10时pm(22时)及第三人就医记录册上就诊时间书写的22：05，字迹不一，且均略早于第三人挂号单据上打印的时间22：07，但时间先后相差不大，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应为检验医师及在就医记录册上登记就诊时间者并非同一人，且书写的时间亦非精准时间；挂号费收据上虽然显示有第三人的社会保障卡卡号，但收费单据上显示缴纳的金额均为自费，故原告提出的种种异议，均不能推翻第三人曾于2015年4月7日22时左右到十院进行验伤、就诊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异议不予采信，对第三人曾于事发当日进行验伤、就诊的事实予以确认。5、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证明其局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书后，决定受理，并组织了听证，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尔后作出复议决定书，原告虽然于审理中对市公安局受理其复议申请提出异议，但在复议程序中均未对市公安局的受理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告的异议不予采信，对上述证据予以采纳。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确认以下事实：第三人系5岁儿童，与原告女儿同为共和新路XXX号赢在起点早教中心的学员。2015年4月7日晚，第三人及原告的女儿均在早教中心上课。19时40分至19时50分课间休息时，第三人与原告之女发生了些纠纷。视频资料反映，原告站在其女身后手扶其女双臂，2人面向第三人及第三人舅母站立，而此时第三人及其舅母坐在靠墙的长椅上，原告之女一边述说一边伸手指向第三人，第三人舅母随后询问第三人，第三人不满并向原告之女叫喊一声。原告继而走到第三人跟前，第三人挥手抗拒，原告于此时用右手甩了第三人一记耳光。第三人舅母上前欲与原告理论，被原告推倒在长椅上。之后，双方发生扭打，期间，第三人亦遭到原告殴打。当日21时45分，大宁路派出所为第三人开具了十院的验伤通知书。第三人随后被带到十院进行了验伤。2015年4月9日，第三人母亲到大宁路派出所进行了报案，同日，民警对第三人母亲制作了询问笔录。次日，大宁路派出所找原告及事发当天在场的早教中心老师了解情况，嗣后又调取了事发现场的视频资料。2015年4月13日，大宁路派出所批准立案。次月8日，大宁路派出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日。期间，民警进行了调查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未果。当月29日，大宁路派出所民警电话通知原告赶到大宁路派出所。当日14时，原告在其朋友陪同下一起到了大宁路派出所。次日零点5分，大宁路派出所向原告宣布了拟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处罚过重，提出申辩。闸北公安分局于同日3时28分完成复核程序，维持原处罚意见。嗣后闸北公安分局作出处罚决定并于同日3时50分向原告宣布并送达载明诉讼期限为3个月的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拒绝签收，并提出复议申请及暂缓执行申请。同日，原告提交了2份申请的书面文本。当日14时10分，民警向原告送达了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及诉讼期限调整为6个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收下但仍拒绝签字。之后，原告被立即带至上海市闸北区拘留所执行拘留。2015年6月9日，上述拘留决定执行完毕。另查明，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4日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于同年7月24日向原告及第三人母亲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并于当月27日组织听证，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意见，经过调查于7月29日作出复议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闸北公安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职权依据。本案，大宁路派出所接到第三人母亲报案后，经过初步调查，发现原告有实施殴打第三人的违法行为的嫌疑，于是立案受理。为促成纠纷双方调解，案件审理期限经审批延长30日。因纠纷双方分歧较大，故未达成调解协议。2015年5月29日，大宁路派出所民警口头传唤原告。同日14时，原告在朋友陪同下赶到大宁路派出所。在确认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及纠纷双方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后，大宁路派出所作为执行机关于次日零点5分向原告宣布了拟处罚决定意见。在原告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后，闸北公安分局进行了复核，于5月30日3时50分向原告宣布处罚决定。至此，闸北公安分局对原告的传唤业已结束。由于原告提出暂缓执行申请及行政复议申请，故行政处罚决定并未立即执行。在原告提交了上述2份申请后，闸北公安分局对原告的暂缓执行申请进行了审查，在作出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后，于2015年5月30日14时10许将原告带离大宁路派出所执行拘留。本院认为，上述程序期间，闸北公安分局并未因原告提出暂缓执行拘留决定的申请而故意拖延拘留决定的起始执行期限，原告亦未因提出暂缓执行拘留决定的申请而致拘留执行到期日往后顺延。另，原告提供的证人孙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大宁路派出所民警在原告被带至拘留所前已告知原告之妻，原告将被执行拘留决定，该证言与闸北公安分局所作的告知原告之妻对原告的拘留决定并将原告的随身财物交由原告之妻带回的陈述相互印证，结合原告于审理中所称，其于2015年5月29日进入大宁路派出所时随身携带有财物，该些财物并未随原告进入拘留所，其不知民警将随身物品交给谁的陈述及原告的赔偿请求未涉及原告随身物品的内容，本院确认闸北公安分局于2015年5月30日将对原告的拘留决定告知原告之妻，并将原告的随身衣物转交原告妻子的陈述成立。综上，闸北公安分局的执法程序合法。闸北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证明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行为，原告对此亦确认不讳，故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本案，原告在其女儿向第三人及第三人舅母述说被第三人欺负的事情后，未得到满意答复时，未采取理智的态度以正当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极其错误地殴打仅为5岁的第三人。闸北公安分局依据上述规定，对原告处以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决定，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按照《公安部关于治安拘留时间如何计算问题的批复》及《拘留所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入拘留所的日期为执行拘留的起始日期，拘留当日到次日计算为1天，原告被执行的拘留天数未超过处罚决定的天数，原告的该项异议，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称，其复议申请未注明复议机关，市公安局受理原告之申请不当。对此，本院认为，市公安局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之规定，受理申请，并组织听证，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原告，亦无不当。原告自市公安局受理复议申请后，从未对该局受理复议申请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异议不予采信。综上，被告闸北公安分局作出的沪公（闸）行罚决字[2015]2001503128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市公安局作出的(2015)沪公法复决字第231号行政复议决定主体适格、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原告要求被告闸北公安分局赔礼道歉并赔偿拘留十日的经济损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袁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汪霄云审 判 员  叶 一人民陪审员  金秀芬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 颖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