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皖1802行初20号原告杨昌胜，男，196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委托代理人王大伟，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法定代表人戴来永，局长。委托代理人吴升平，该局法制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施彪，该局法制大队民警。原告杨昌胜不服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于2016年4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同年4月20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23日、6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杨昌胜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大伟，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出庭负责人苏志刚，委托代理人吴升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于2016年3月5日对原告杨昌胜作出宣州公（向）行罚决字[2016]W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16年2月27日，杨昌胜在北京市丰台区通过手机拨打“110”报警，并谎报警情称其被宣城市宣州区某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绑架，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的陈述与申辩、证人证言、报警记录、户籍材料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杨昌胜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之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由宣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民警送杨昌胜到宣城市拘留所执行拘留十日（自2016年3月5日至2016年3月15日）。原告杨昌胜诉称，原告于2016年2月27日在北京市丰台区无端遭到宣城市宣州区某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绑架，原告自由受到限制，原告依法报警寻求帮助。之后,被告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前提条件下，以原告谎报警情为由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作出的宣州公（向）行罚决字[2016]W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杨昌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2月25日缴纳诉讼费的缴款通知书及专用发票，证明原告此次去北京是依法进行缴纳诉讼费用和到有关信访部门依法信访，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也没有受到北京公安机关的训诫和调查，被告对杨昌胜的拘留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报警记录和北京公安拨打回访电话的记录，证明杨昌胜报案的事实。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辩称，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6年2月下旬一日，杨昌胜因自家的土地被征用一事到北京市上访，2月27日杨昌胜被宣州区某某办事处工作人员找到，劝其不要在北京进行非正常信访活动，杨昌胜不听劝说，并拨打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称被人绑架，北京警方出警至现场，但未发现警情，后联系杨昌胜未果。二、本案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杨昌胜的行为已构成谎报警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杨昌胜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三、本案程序合法。被告在接到报案后，及时受理，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后对原告履行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及时送达了原告，依法保障了原告的各项权利。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杨昌胜的诉讼请求。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杨昌胜询问笔录三份，证明杨昌胜到北京上访及谎报警情的事实；2、对张某的询问笔录，证明杨昌胜因土地征用到北京上访及谎报警情的事实；3、对荀某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同证据2；4、刘某、夏某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同证据2；5、“110”接处警记录及报警录音（包括文字说明），证明杨昌胜谎报警情的事实；6、户籍证明，证明杨昌胜自然人身份及居住地；7、报案材料、到案经过、受案登记表、告知笔录、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调取证据通知书》、执行回执，证明公安机关办案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及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1）笔录没有原告杨昌胜的签名；（2）该笔录制作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原告没有看到传唤证，也没有在笔录中注明是口头传唤，也没有看到传唤时间和离开时间；（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没有看到被告通知原告家属；（4）从杨昌胜的询问笔录中来看，根本看不出来杨昌胜谎报警情的事实，笔录第三份第二页杨昌胜提到“在丰台区被某某镇政府的人找到了，他们让我离开，我没同意，说要继续去法院反映情况，他们就拉我，我就在原地拨打了110”，原告认为杨昌胜的报警内容并没有谎报警情。对证据2中“三性”均有异议，张某的身份是某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参与到去北京接访的工作人员，他陈述的事实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对证据3中“三性”均有异议，荀某是某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参与到去北京接访的工作人员，根据荀某陈述，地方政府存在非法截访的情况。对证据4刘某的笔录，刘某是派出所的民警，他也说了和荀某等人一起去接访了，既然说民警参加了接访了，为什么又由某某派出所来受理该案，刘某在第二页提到杨昌胜到北京上访的目的和荀某的陈述是完全一样的，说明被告在办案过程中没有公平公正。夏某的笔录，夏某的身份是村干部，他也是参与到北京对杨昌胜进行接访的工作人员，不应当对原告进行截访。证据5，（1）接处警记录的“三性”均有异议，出具时间为2016年4月27日，本案对原告作出拘留的日期是3月5日，也就是说对原告拘留时，这份记录还没有出来，这是被告为了应诉而补充的证据，并不是当时作出行为时就掌握的证据。对于杨昌胜的报案，北京公安并没有立案，也没有对杨昌胜作一个回复，说明杨昌胜的报案还没有终结，所以就不能认定杨昌胜谎报警情；（2）对报警录音来源有异议，原告认为报警录音并没有完整记录报警情况，从录音中可以听出，杨昌胜在拨打110报警时已经遭到地方截访人员的控制。证据6，并不是当时处罚时打印的，而是行为之后打印的。对证据7的报案材料“三性”均有异议，报案人是某某办事处，它并没有资格报案。受案登记表的“三性”均有异议，本案接警时间是3月4日下午2时59分，公安机关开具调取通知书的时间却发生在2月27日，明显存在先调查后立案的情形，明显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规定。调取证据通知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案中公安并没有提交在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时，被调取人应当在上面签名或者盖章，而被告提交的通知书中并没有任何单位的盖章和部门的签字，收到通知书的时间是经过篡改的。到案经过的“三性”均有异议，本案杨昌胜并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为，却被扭送至派出所，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扭送的行为是要经过审查的。告知笔录的“三性”均有异议，告知笔录中没有记载具体向杨昌胜告知的具体年月日时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应当记载到分钟，否则无法判断是否超过24小时。延长传唤的审批表的“三性”均有异议，承办人是不是民警，有没有办案资质，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审批意见和审批人的身份没有写清楚，审批意见只写了“同意延长”。《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有异议，是原告诉争的载体，被告作出处罚没有管辖权的，查明的事实部分和事实不符。程序上是没有经过合法传唤、通知家属、没有经过调查和处罚前的告知行为等程序。调取通知书是在立案之前，明显违反了先立案后调查的基本程序规定，调取证据没有经过办案部门的批准。调取证据清单显示有一份报警录音，至于报警记录是什么不清楚。执行回执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三性”不予认可。光盘制作说明没有丰台区某某派出所的民警签名，“三性”均有异议。对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有异议，原告没有进行谎报警情，所以适用的法律错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3被告没有收到，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符合举证期限的要求。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6，证据7中除《调取证据通知书》外，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能够认定为本案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3，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不能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被告提交证据7中《调取证据通知书》及证据5，被告签发《调取证据通知书》的时间是2016年2月27日，证据持有人没有在证据持有人处签名或盖章，签收时间有涂改，在《调取证据清单》上，报警记录及报警通话录音的证据持有人和保管人签署的时间为2016年3月4日，并加盖了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区分局某某派出所公章，而在报警记录后面又附有“2016年4月27日印制”，上述证据取得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2016年2月下旬，原告杨昌胜到北京有关部门反映土地被征用情况。2月27日中午，宣城市宣州区某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找到杨昌胜，劝其返回宣城，杨昌胜不同意，并通过手机向北京市丰台区某某派出所报警，称被人绑架。3月4日，原告杨昌胜回到宣城，宣城市宣州区某某街道办事处以杨昌胜谎报警情为由，向宣城市公安局某某派出所报案，并将杨昌胜扭送至公安机关。当日，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进行了受案登记，对杨昌胜进行了询问，并依法向证人进行调查取证，对杨昌胜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3月5日，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作出宣州公（向）行罚决字[2016]W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杨昌胜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并已执行完毕。原告杨昌胜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对治安案件依法进行处理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有权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本案中，2016年2月27日，原告杨昌胜在北京丰台区拨打“110”报警，并谎报警情称其被人绑架，以上事实由杨昌胜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足以认定。原告杨昌胜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给予杨昌胜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符合法定程序。故对原告杨昌胜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昌胜要求撤销被告宣城市公安局宣州分局作出的宣州公（向）行罚决字[2016]W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昌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太玲人民陪审员  张娟丽人民陪审员  罗宣林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马 超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