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24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健。委托代理人程文杰，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丁恺，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新康，执行董事。上诉人王健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5）长民四（民）初字第1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根据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服公司）提供的xxxxREALESTATE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x公司）登记永久证书(登记号为8380-5412-4775)显示：xxxxREALESTATE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该证书经我国领事认证。2014年9月2日，上服公司（甲方）与xxx公司（乙方）就开展中国公民赴葡萄牙移民提供信息介绍、沟通联系、境外安排、签证申办及相关服务的活动业务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第四条“乙方责任和义务”中载明“8、为完成本协议规定的乙方职责，有权根据业务需要招聘工作人员，所招聘的工作人员皆代表乙方，对外所为全部行为如：签订合同及协议、签署与甲方的业务确认文件、收取的相关费用及所作承诺、保证等皆属对乙方的职务行为，乙方对他们的行为承担法律、经济责任”。第九条载明“1、本协议书合作期限为二年，乙方不得将协议内容转让给第三方”。合作协议书附件一第三条载明“乙方有权自行安排咨询工作人员，但必须将人员的资料报甲方备案，并出具相关授权书交甲方备案。人员相关费用，包括工资等福利待遇由乙方自行承担”。第四条载明“甲方不承担乙方及乙方工作人员的福利及其他相关义务和责任。另外也不承担乙方和乙方工作人员的工作过错所造成的任何责任和义务”。当日，xxx公司向上服公司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兹授权于某（护照号码……身份证号……）为我公司在处理与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相关业务过程中的全权代表。授权范围：1、客户合同领取确认。2、领取客户合同款。3、申请客户合同款退款。授权期限自2014年9月2日起，至我公司另发书面通知解除对于某授权日止。我公司特此承诺：于某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及期限内，代我公司所行使的相关权利及依法派生出来的其他法律行为之法律后果概由我公司全部承担”。根据上服公司提供日期为“2014年10月8日”的人员派遣专函，载明“致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兹有我司员工王健、王某某、陶某某、李某某派遣至贵公司工作”。落款处有“于某”签字。根据上服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显示：王某某、陶某某、李某某均与青岛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至青岛某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工作。根据上服公司提供的合作备忘录、浦发银行借记通知显示：上服公司与xxx公司约定，xxx公司授权其他公司作为其指定收款方，与上服公司进行实际结算，以履行合作协议书。平时王健等人在上服公司办公场所工作，对外以上服公司名义开展工作。王健自认不进行考勤，接受于某管理，向其汇报工作，由李某某个人转账支付劳动报酬。王健未与上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上服公司提供员工基本信息采集表、考勤表、工资单、劳动合同均无于某、李某某、王健等人在内。王健自认于2015年3月10日口头提出离职，并主张未收到2015年2月工资。2015年4月9日，王健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上服公司支付其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3月1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44,414元、2015年2月工资7,032元。该仲裁委员会对王健的请求未予支持。王健不服仲裁裁决，以相同请求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另认定，仲裁审理中，仲裁委员会曾向于某、李某某、陶某某进行调查。于某陈述“本人在智联招聘上看到王健简历，我主动联系他，告知其我的工作情况，他愿意与我合作，当时我们在上海陆家嘴花旗大厦以某某集团名义开展移民咨询，后某某集团关联企业于2014年9月2日与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随即办公地点搬至天目西路***号608室，对外以上海出入境名义开展移民办理业务工作。我与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无劳动关系，我是某某集团的授权代表。我手下主要有王健、李某某、陶某某、王某某4名员工。以上所述人员的工资均由本人个人账户转给李某某，再由李某某转账给员工们。所述所有员工日常工作都归我管理及分配工作任务，他们都不直接与上航出入境员工进行工作往来，如果拓展到了客户需要办理移民，他们都将相关材料交予本人，由我直接与上航出入境按合作协议书办理业务工作，由上航出入境出具相应的合同以及盖章，我们再按照协议约定分配中介及咨询服务费”。李某某陈述“我认识王健，我们均是于某手下员工，王健在上海工作，本人在青岛工作。我与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我是与青岛某某人力资源签订合同，本人自2014年4月已经入职，当时以某某集团名义办理移民事宜，直到2014年9月才以上海航空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名义开展工作。本人主要负责财务、人事、内勤类工作，王健工资由于某从个人账户支付给本人后，然后我再打款给王健。我们都归于某管理，是于某招我们进某某集团，入职以来于某也从未说过我们与上航出入境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为，王健、上服公司对于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根据上服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书及附件、授权书、xxx公司登记永久证书及认证文书、合作备忘录、借记通知等约定内容可以证明上服公司与xxx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对外以上服公司名义开展业务活动，且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同时，根据双方陈述，结合上服公司提供的人员派遣专函的约定，可以确认王健虽对外以上服公司名义开展工作，但实际接受xxx公司全权代表于某的管理，向于某汇报工作，而非由上服公司对王健进行管理，上服公司也不对王健进行考勤；王健由xxx公司其他工作人员个人转账支付劳动报酬，而非由上服公司支付劳动报酬。故王健、上服公司之间缺乏劳动关系的必备要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现王健基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要求上服公司支付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1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44,414元、2015年2月1日至2月28日期间工资7,032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健认为即便合作协议书真实，xxx公司与上服公司也仅为挂靠关系，应由上服公司与xxx公司共同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并不符合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王健负担。判决后，王健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王健的主要理由为：（一）王健确在被上诉人上服公司处工作，王健从事的工作是上服公司的主营业务，本案纠纷发生前，王健未被告知过所谓的xxx公司或其他合作，一直认为自己是上服公司的员工。上服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王健阐述过所谓的合作关系等。原审法院不查清王健是否知晓上服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仅以上服公司与案外人存在合作关系为由驳回王健的请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王健、上服公司、xxx公司之间还可能存在挂靠用工关系，如三方之间确实存在挂靠关系，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的规定，应当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因挂靠单位通常无签署劳动合同的资质，而劳动者的权益必须得到保护，因而相应的签署劳动合同等义务就应当由被挂靠单位来承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上服公司不同意上诉人王健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上诉人王健在被上诉人上服公司办公场所以上服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虽系属实，但此系因上服公司与xxx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所致。王健本人亦是由xxx公司授权代表于某招用，工作期间受于某管理，并由xxx公司其他工作人员转账支付劳动报酬。原审法院基于此而认定王健与上服公司之间因缺乏劳动关系必备要素而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王健有关其不知晓上服公司与xxx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一直认为自己是上服公司员工之上诉理由，不足以成为其上诉主张成立之充足依据。本案情形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之规定。故而王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 卫审判员 孙少君审判员 金绍奇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 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应当将用人单位和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