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81民终3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昶旭，无职业。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韩振财，无职业。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振香，无职业。上诉人吴昶旭因与被上诉人韩振财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2015）红民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昶旭，被上诉人韩振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振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昶旭上诉请求：一、上诉人自1996年根据黑龙江省饶河农场（以下简称饶河农场）��开荒政策承包了该农场九队“五荒地”144亩，经营至2012年。期间，平整土地、开辟道路、修建排水沟等农用设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历了多年欠收和粮食价格低迷期，近两年刚有所盈余。2012年之前，上诉人在与饶河农场签订了承包合同的同时足额交纳了租金等费用。二、因种地市场行情渐长，该农场九队队长韩金良作为生产队的领导，为谋取个人利益，与其父即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与饶河农场签订了《黑龙江省国有农场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耕地承包合同》），虽然经过拍卖程序，但上诉人作为该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和利害关系人，并未接到通知参加竞买。三、2012年4月10日，上诉人与饶河农场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第八条第5项约定：“承包期满，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上诉人）享有优先承包权（乙方��非本场职工的除外）”，饶河农场并未尽到后合同义务，致使上诉人丧失了继续承包涉案土地的权利。上诉人作为农场职工，以种地养家维持生活，而被上诉人作为农场干部，与其担任队长的儿子韩金良，恶意侵害农场职工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与饶河农场于2012年12月15日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无法律效力。四、上诉人实际种植土地，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目的是鼓励农民承包种植土地的积极性而制定的政策，是发包给承包方即上诉人而非发包方即被上诉人。综上，被上诉人从农场取得承包权系通过父子恶意串通，损害农民利益获取，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韩振财辩称：一、本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对本案诉争的144亩土地享有6年长期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包费。本案诉争的144亩土地合同一年一签，2010年至2012年连续三年均是上诉人与饶河农场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自认分别于2010年、2011年、2012年向饶河农场每亩交纳土地承包费160元、180元、200元。至2012年底，饶河农场调整政策对全场各管理区小地块实行6年长期发包，一次性全额交纳6年承包费方能签订承包合同并取得承包经营权。涉案耕地也在此范围内实行长期承包政策，要求承包户一次性全额交纳6年的承包费136860元。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称：“我买不起，所以说我就没有买。他儿子（指韩金良）说给我贷款，我说就是贷款，我也买不起。”故上诉人在无力交纳且放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通过合法程序于2012年12月15日一次性交纳了涉案耕地承包费136860元，与饶河农场签订《耕地承包合同》，并在黑龙江省红兴隆垦区��证处办理了公证。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依法取得涉案耕地6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收取土地承包费95040元。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于2012年12月15日与饶河农场法定代表人朱宝华的委托代理人刘兴亮签订合同后，在2013年春季种地时就要求上诉人给付承包费，上诉人称秋后给，被上诉人基于信任就让其种地了。但到了2013年底上诉人未履行承诺，因上诉人种地时在农场居住，不种地时就不在农场，一直到2014年初种地时上诉人称秋季卖粮一起给付，但到2014年底也未给付。2015年春季种地时，被上诉人不让上诉人耕种涉案耕地，为此双方发生争执并向饶河农场公安局报案。被上诉人年岁已大，无能力与上诉人再发生纠纷，一再忍让导致2015年又未种上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上诉人于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耕种涉案耕地就应当履行交费义务。被上诉人基于对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2013年至2015年的土地承包费95040元。三、上诉人与饶河农场未签订2013年至2015年度《耕地承包合同》,且未交纳承包费，上诉人并未取得涉案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权耕种涉案土地。上诉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上诉请求，相反被上诉人有证据证实其与饶河农场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与饶河农场签订了6年的承包合同，上诉人耕种3年分文未付反而恶意中伤被上诉人及韩金良。被上诉人一次性交纳了6年的承包费却未耕种土地，承包费也分文未取，恳请法院尽快审结此案，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由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韩振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2014年的承包费51840元（每亩180元144亩），2015年的承包费43200元（每亩300元144亩），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底，饶河农场对各管理区的小地块进行拍卖，承包期为6年，实行一次性全额交费竞买。该农场欣城管理区第9居民组原由吴昶旭开垦并多年承包的144亩地在此次拍卖之内。因吴昶旭无钱竞买，韩振财于2012年12月15日以136860元的价格购买了6年的承包期，并与饶河农场签订了《耕地承包合同》，随后在黑龙江省红兴隆垦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吴昶旭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强行耕种了此地，未向韩振财交纳费用。庭审中，吴昶旭提出反诉，但未向法院缴纳反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通过合法方式取得的耕地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被告在明知该耕地原告竞买的情况下仍耕种三年，应视为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成立。原告请求被告支付2013、2014年每亩180元，2015年每亩300元承包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应按饶河农场政策研究室关于欣城管理区第9居民组土地状况每亩220元的发包标准计算，即每年31680元（220元144亩），三年合计95040元。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因其未缴纳反诉费用，法院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吴昶旭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韩振财土地承包费95040元。案件受理费2176元，由被告吴昶旭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供证据及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一、上诉人在饶河农场政研室拍照的2012年承包合同的部分内容（共5页），意证明上诉人2012年承包涉案耕地合同被篡改的事实。被上诉人有异议，认为上诉人的合同与饶河农场为一年一签订，其与农场如何签订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是2013年开始发包涉案耕地，被上诉人追索的系2013年至2015年承包费，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二、上诉人手机拍照的收据两份，意证明2009年、2010年每亩承包费不到100元。被上诉人有异议，��为该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此系2009年、2010年承包费，被上诉人那时还未竞买涉案耕地。被上诉人提供证据及上诉人质证意见：被上诉人二审提供2016年7月16日饶河农场欣城管理区出具的《证明》一份（原件），意证明饶河农场对涉案耕地进行竞买，已通知上诉人具有优先承包权，饶河农场已尽告知义务。上诉人有异议，认为农场未通知上诉人。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二，因被上诉人均有异议，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上诉人虽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2012年9月，饶河农场在全场范围内对涉案耕地进行竞买，由第九���民组组长、副组长对涉案耕地的原种植户吴昶旭进行了通知，并告知其具有优先承包权，吴昶旭明确表示无钱购买长期地。除上述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与饶河农场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从一、二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与饶河农场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系双方恶意串通取得，从饶河农场欣城管理区出具的证明看，饶河农场已向上诉人履行涉案耕地2012年进行公开竞买及上诉人享有优先承包经营权的告知义务，因上诉人明示无力购买长期耕地，故饶河农场将涉案耕地发包给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基于与饶河农场签订的《���地承包合同》及交纳涉案耕地6年承包费136860元之事实，要求上诉人给付2013、2014、2015年耕种涉案耕地应交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关于2012年饶河农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系恶意串通取得、请求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请求无证据佐证，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6元（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吴昶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民��判员董力源代理审判员  叶长青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张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