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1）浙商外终字第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shao-kuanghu。委托代理人：孙莉。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燕。委托代理人：于立群。委托代理人：陈晓静。上诉人胡绍光与上诉人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锳公司）因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商外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10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绍光的委托代理人孙莉与上诉人鸿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于立群、陈晓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1月17日，鸿锳公司和明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鸿锳公司将杭州西湖国贸中心地下一层，总计实际使用面积为4619平方米的场地作为明日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租赁房屋每天每平方租金为人民币2.8元，月租金为人民币393384.83元（实际为394832.67元），第四年起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幅5%，而后每满三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幅5%。同日，鸿锳公司和金港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鸿锳公司将杭州西湖国贸中心地下一层，总计实际使用面积为2037平方米的场地作为金港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租赁房屋每天每平方租金为人民币2.8元，月租金为人民币173484.50元，第四年起租金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幅5%，而后每满三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幅5%。上述两份合同的第三条均约定签约后，从出租方和承租方完成“装修交房”手续起，至承租方正式对外营业日止，为出租方同意给予承租方前期申办及装修免租金期。第四条约定非因政府验收迟延原因，2004年6月30日为租赁房屋交付使用的日期。第五条约定租金自承租方正式对外营业日起算，租期的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若承租方实际使用不足一个月，租金按实际使用天数与30天的比例计收。2004年8月1日，鸿锳公司和明日投资有限公司、杭州钱柜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承租方由明日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杭州钱柜文化娱乐有限公司。同日，鸿锳公司和金港有限公司、杭州钱鑫餐饮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承租方由金港有限公司变更为杭州钱鑫餐饮有限公司。2005年7月30日，鸿锳公司和杭州钱柜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杭州钱柜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租赁的场地变更为西湖国贸中心地下一层总计实际使用面积为2675平方米的场地，月租金变更为227820.83元。同日，鸿锳公司和杭州钱鑫餐饮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杭州钱鑫餐饮有限公司租赁的场地变更为西湖国贸中心地下一层3981平方米和地下二层17平方米，总计实际使用面积为3998平方米的场地，月租金变更为340496.34元。2006年4月5日，鸿锳公司和胡绍光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对鸿锳公司拥有的杭州西湖国贸中心地下一楼及相应的100个车位，胡绍光拥有18.7525%的房屋所有权，并对其因出租而产生的租金收入（扣除税费）拥有18.7525%相应份额的收益分配权。第五条还约定因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违约方应赔偿对方上列所示财产价值20%的违约损失。2006年10月24日，鸿锳公司向胡绍光支付租金人民币606830元。此后，鸿锳公司未再向胡绍光支付过租金收益。2010年4月29日，胡绍光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认为根据其与鸿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其有权获得租金收益；鸿锳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及时支付租金且尚有一套房产未办理过户手续，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请求判令：鸿锳公司向胡绍光支付计至2010年6月30日止的租金收入9251478元及相应利息，并支付违约金7000321.6元。在庭审中，双方确认从2004年8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鸿锳公司的租金收入总额共计人民币40826816.32元；营业税以租金收入为基数，按5%税率计收，共计人民币2041340.82元（40826816.32×5%＝2041340.82）；城市房地产税以租金收入为基数，按12%税率计收，共计人民币4899217.96元（40826816.32×12%＝4899217.96）；教育费附加以营业税为基数，2005年10月1日前按4%税率计收，2005年10月1日后按5%税率计收，共计人民币98335.61元（373143.04×4%＋1668197.78×5%＝98335.61）；企业所得税以租金收入减去营业税、城市房地产税、教育费附加、成本（每月人民币45659.78元）、管理费（每月人民币5000元）为基数，2008年1月1日前按33%税率计收，同年1月1日后按25％税率计，共计人民币8983115.86元（（22924824.72-1146241.24-2750978.97-53580.64-1643752.08-180000）×33%＋（17901991.6-895099.58-2148238.99-44754.97-1369793.4-150000）×25%＝8983115.86）。2010年6月3日，鸿锳公司为钱柜（ktv）地下室结构缝渗漏水处理工程向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修理费人民币6万元。另查明，2009年12月2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浙商外终字第34号（以下简称“34号案”）民事判决，认定鸿锳公司和胡绍光于2006年4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同时认为涉案地下一楼及未售车位租金收益虽在《补充协议书》中已有约定，明确胡绍光对上述租金收入（扣除税费）拥有18.7525%相应份额的收益分配权，但《补充协议书》此项约定系根据鸿锳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20年协议并按照收益（租金）现值法进行预测，并未实际收取，且数额因尚需扣除税费等费用亦无法确定，故在该案中对胡绍光要求鸿锳公司支付租金收益人民币11466581.95元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从本案的管辖权来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鸿锳公司的住所地在该院辖区内，故该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从本案的法律适用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在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因此，本案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胡绍光、鸿锳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拘束力，鸿锳公司应当按照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向胡绍光支付相应的租金收益。现胡绍光主张鸿锳公司支付从起租日起到2010年6月30日止的租金收益，对于起租日，按照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租金应从承租方正式对外营业日即2004年8月27日起算，从2004年8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的租金收入共计人民币40826816.32元，应扣除营业税、城市房地产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管理费人民币330000元、成本人民币3013545.48元、修理费人民币6万元以及鸿锳公司已向胡绍光支付的租金人民币606830元，鸿锳公司尚应向胡绍光支付租金人民币3406441.39元（（40826816.32－2041340.82－4899217.96－98335.61－8983115.86－330000－3013545.48－60000）×18.7525%－606830＝3406441.39）。对于鸿锳公司抗辩称胡绍光关于分配租金的主张已经提起过诉讼，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且租金实际上也已经计入预测利润里作了分配之主张，原审法院认为，胡绍光在“34号案”中提出诉请是基于对涉案租赁标的物20年租金收入的预测，因该租金收入尚未实际收取，且未扣除税费，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胡绍光当时的诉讼请求；而在本案中，胡绍光的诉请是基于到2010年6月30日止鸿锳公司已经实际收取的租金及应当扣除的相关税费，故胡绍光起诉的事实、理由与前案并不相同，不属于重复诉讼。同时，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胡绍光以房屋、车位款项及借款折抵的形式取得了鸿锳公司所分配的利润，同时对涉案租赁标的物享有18.7525%的所有权及租金收益的分配权。利润的分配并不影响胡绍光对涉案租赁标的物的权利，胡绍光在取得利润后仍然有权向鸿锳公司主张相应份额的租金收益，鸿锳公司主张其已向胡绍光支付租金缺乏相应的依据，故对鸿锳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胡绍光主张鸿锳公司支付自2006年4月5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租金收益的支付时间，故在胡绍光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之前，鸿锳公司未向胡绍光支付租金收益并不构成违约。对胡绍光所主张的起诉之前的利息，不予支持，但对于从2010年7月26日（胡绍光确定本案诉讼请求的租金范围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胡绍光主张鸿锳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7000321.6元的诉讼请求，因本案所争议的系租金收益的分配，并不涉及房产过户的问题，鸿锳公司对此是否构成违约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对胡绍光所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1年8月29日判决：一、鸿锳公司向胡绍光支付租金收益人民币3406441.3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鸿锳公司向胡绍光支付利息（从2010年7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胡绍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9311元，由胡绍光负担人民币79311元，由鸿锳公司负担人民币40000元。宣判后，胡绍光、鸿锳公司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胡绍光上诉称：一、本案争议的是包括租金收益分配在内的《补充协议书》约定内容的履行以及鸿锳公司在履行该协议时有否违约的问题，衡量有否违约的事项既包括租金支付也包括房产过户，原审法院理应进行全面审查。二、《补充协议书》虽未明确约定租金收益的支付时间，但鸿锳公司均是按年度向承租人收取租金，故其也应按年度向胡绍光支付，其未按期支付已构成违约；按协议约定，鸿锳公司应将全部房产过户完毕，但其中290室始终未能办理过户，也构成违约，故鸿锳公司应按约承担《补充协议书》约定的财产市场价值的20%的违约金，即7000321.6元。原判错误，应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鸿锳公司则上诉称：一、关于租金收益分配，胡绍光已在“34号案”中主张过，在该案中已被驳回，现于本案中又主张，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应予以支持。而且，租金收益已经在预测利润中做了分配，鸿锳公司无需再支付租金。二、鸿锳公司实际收取的租金总额中还应扣除租赁合同印花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水利基金、城建税、物业维修费用、地下室成本和费用、个人所得税以及胡绍光以租金名义收取的606830元等等款项。三、双方从来没有对租金收益的支付时间及利息作出约定，原判确定鸿锳公司需承担自2010年7月26日起算的利息不当，没有依据。原判错误，请求改判驳回胡绍光的诉讼请求。针对胡绍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鸿锳公司辩称：一、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鸿锳公司自2006年4月就着手办理房产过户事宜，始终努力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协调。目前该问题已妥善解决，胡绍光自己也确认房产权益已经实现，鸿锳公司对此并无违约。二、双方对租金支付没有任何约定也不存在交易习惯，相反对租金的分配与支付始终争议不休，鸿锳公司不存在逾期支付租金的情况，自然也不构成违约。原审法院未支持胡绍光要求鸿锳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正确。针对鸿锳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胡绍光辩称：一、胡绍光虽在“34号案”中反诉主张过租金收益的分配问题，但“34号案”明确因系预测收益且未扣除相应税费而不予处理，胡绍光针对鸿锳公司实际收取的租金收益要求分配而提起本案诉讼，不属重复诉讼。胡绍光以房款等充抵的红利数额并不包括租金收益，租金收益的分配在《补充协议书》中另行作了约定，鸿锳公司认为已作为利润分配完毕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鸿锳公司对原审法院确定胡绍光应得数额虽提出了诸多异议，但未提供新的证明材料，也无确实的理由，该异议不能成立。三、原判支持胡绍光租金利息损失合理合法，按理其起算时间还应更早。鸿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二审中，胡绍光未提供新的证明材料。鸿锳公司提交如下证明材料：1.盖有杭州市规划局建筑管理处印章，加盖时间为2006年4月17日的《设计联系单》以及落款日期为2006年6月15日的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出具给鸿锳公司的复函。2.胡绍光于2011年2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胡绍光明确其在“34号案”判决第二项所涉“杭州市长生路46号290室房屋”已转让他人，其在该判项下的权益已经实现，同意鸿锳公司将房产发票开具给他人以办理房产证。鸿锳公司以材料1证明其始终在与有关房产管理部门交涉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以材料2证明“34号案”判决确定胡绍光的权益均已实现，两者共同证明鸿锳公司在房产过户问题上不存在违约情形。对于鸿锳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胡绍光质证认为：该部分材料形成于一审庭审结束前，故不属于新证据；即使认定为新证据，其虽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鸿锳公司的证明目的，相反，恰恰证明胡绍光无法办理产权证而不得已转让给他人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经审查认为：该部分材料可以表明鸿锳公司在2006年4月5日《补充协议书》签订后为290室房屋办理房产手续的交涉过程，以及胡绍光最终确认权益得以实现的事实，且胡绍光对该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也无异议，故应予认定。经审理，本院查明：（一）胡绍光与鸿锳公司于2006年4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作为乙方（胡绍光）股权转让的补偿条件，甲方（鸿锳公司）必须配合乙方做好以下工作事项：1.甲方必须配合乙方下列所示财产（即杭州西湖国贸中心）的房产证的办理手续，并确保提供给乙方的手续齐备：（1）杭州市长生路58号614室……（6）杭州市长生路46号290室房产面积76.71平方米，总价为人民币2822928元……2.目前甲方拥有的地下室一楼及相应的100个车位，现租给‘钱柜’使用，乙方仍拥有其18.7525％的房屋所有权，并对其因出租而产生的租金收入（扣除税费）拥有18.7525％相应份额的收益分配权……”。（二）胡绍光于2011年2月21日具函说明其在“34号案”判决第二项所涉“杭州市长生路46号290室房屋”的权益已经实现。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商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答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分析如下：一、关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胡绍光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其与鸿锳公司于2006年4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房产过户及房款与借款抵偿红利、租金收益分配、违约金约定等事项，而协议对违约事项的约定包含前三方面事项。胡绍光依据协议约定主张违约金，其理由包含房产有无完全过户以及租金收益有无及时支付两个方面，但原审法院在审理鸿锳公司有否构成违约时认为本案仅针对租金支付法律关系，既与胡绍光的请求不完全对应，也与本案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的案由不相称，故原判对鸿锳公司房产过户有否构成违约不予处理不当。胡绍光提出需全面审查的理由成立。二、胡绍光主张租金收益分配是否为重复诉讼鸿锳公司认为胡绍光在本案主张租金收益分配系重复诉讼的理由有二：一是租金收益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已抵充红利，处置完毕，“34号案”判决对此有表述；二是胡绍光在“34号案”一审中反诉主张租金收益被驳回，也不应再提起诉讼。对此，首先，从《补充协议书》约定内容看，租金收益分配完全独立于其它几项关于红利抵充的内容，也没有就该部分金额抵充红利的表述，相反，各方另行按比例分配的意思表示十分明确；其次，“34号案”判决第13页表述的关于抵充红利的数额计算实际上已明确，并没有包括审计报告预测的租金收益；再次，“34号案”判决驳回胡绍光关于租金收益分配的反诉请求的原因是收益数额系预测所得，也没有扣除相应税费，因具体金额无法确定而未予支持，即实际上未予处理。因此，胡绍光对补充协议约定的现已实际发生的租金收益主张分配不属重复诉讼。三、原判确定的租金收益分配数额及其利息是否妥当原判核定鸿锳公司自2004年8月27日至2010年6月30日的租金收入共计人民币40826816.32元，扣除营业税、城市房地产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管理费人民币330000元、成本人民币3013545.48元、修理费人民币6万元以及鸿锳公司已向胡绍光支付的租金人民币606830元，确定鸿锳公司尚应向胡绍光支付租金人民币3406441.39元。鸿锳公司上诉提出除需扣除上述税费成本外，还应扣除租赁合同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部分维修成本，但其未能提供需缴纳该部分税金的具体依据，也未提供实际缴付凭证和维修费凭证，其虽对原审判决认定的租金数额及需扣除的金额提出了诸多异议，但均无实质性的理由，不足以否定原审法院在详细审核租金收入与各项税费支出情况的基础上得出的分配结论，故鸿锳公司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补充协议书》对鸿锳公司收取租金后具体的分配时间没有约定，也没有约定利息标准，故鸿锳公司支付租金利息的时间应从胡绍光提出主张时起算。胡绍光对原判确定自2010年7月26日计算利息未上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维持。鸿锳公司认为无需支付租金利息，与其付款义务不相符，不应予以支持。四、鸿锳公司行为有无构成违约如前所述，《补充协议书》对租金收益的分配时间没有作出约定，在胡绍光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之前，鸿锳公司未向胡绍光支付租金收益并不构成违约。同理，因该协议对房产过户也没有明确的时间约定，且从履行情况看，鸿锳公司已将大部分房产办理了过户，唯杭州市长生路46号290室，胡绍光也已具函说明其已实现了该房产权益，故要确定鸿锳公司违约缺乏事实依据。原判对此问题不予处理不当，但胡绍光提出的赔偿违约金7000321.6元请求不能成立，仍应予以驳回。综上，胡绍光与鸿锳公司均应依照“34号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合法有效的《补充协议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鸿锳公司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向胡绍光支付租金收益及相应利息，其提出的毋需支付租金及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胡绍光主张鸿锳公司违约与事实不符，其请求也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胡绍光上诉请求确定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1392元，由胡绍光负担；根据鸿锳公司上诉请求确定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8元，由鸿锳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包如源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代理审判员  霍 彤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