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柳市行初字第90号原告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联合村民委员会后街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后街村民小组），住所地融水县三防镇新街8号。诉讼代表人韦仁乐，组长。委托代理人陈建斌，广西同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融水县政府），住所地融水县融水镇拱城街17号。法定代表人韦宏，县长。诉讼代表人刘小军，副县长。委托代理人韦华忠，广西佳卓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刘沿东，融水县林业调处办公室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柳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柳州市政府），住所地柳州市文昌路66号。法定代表人吴炜，市长。委托代理人韦怡，柳州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莫妮旎，柳州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新兴村民委员会新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新村村民小组），住所地融水县三防镇新兴村新村屯。诉讼代表人韦恒科，组长。委托代理人韦恒隆，男，1956年10月18日生，壮族，农民，住融水县。代理权限为诉讼代理。委托代理人韦桂秋，女，1944年9月16日生，壮族，农民，住融水县。代理权限为诉讼代理。原告后街村民小组不服被告融水县政府2015年4月7日作出的融政处〔2015〕3号行政处理决定（以下简称3号处理决定）以及被告柳州市政府2015年7月28日作出的柳政复字〔2015〕81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81号复议决定），于2015年8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后街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韦仁乐及委托代理人陈建斌，被告融水县政府的诉讼代表人刘小军、委托代理人韦华忠、刘沿东，被告柳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莫妮旎，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委托代理人韦恒龙、韦桂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融水县政府于2015年4月7日对原告及第三人争议的“闹岭”（地名）部分林地权属作出3号处理决定，将“闹岭”争议地1-4区共34亩林地确认归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所有。原告后街村民小组不服，向被告柳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柳州市政府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81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融水县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原告后街村民小组诉称，一、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1.林地“闹岭”包含闹林、闹江、江闹岭、闹岭山、闹岭中、闹岭顶、闹岭背、闹岭冲，从古至今都是后街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土地。2.1954年土地改革，桂西僮族自治区大苗山苗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1954年5月26日、5月28日分三次给三防公社联合乡后街屯颁发了苗字第X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登记“闹岭中”杉木伍拾株；苗字第XXXX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登记“闹岭冲”土地1亩和三十株杉木；苗字第XXXXXX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登记“闹林”土地1亩和110株杉木。证上签发人系当时县长杨文贵，并加盖当时人民政府公章。3.1983年5月21日，融水县政府为了落实自留山政策，派融水县工作组干部和三防公社的同志、生产队长一起到联合大队后街屯各生产队的林地“闹岭”丈量土地，填表并公示无异议后，由融水县工作组为三防公社联合乡后街第一生产队的村民韦玉燕等七人、后街第五生产队的村民韦安仁等六人、后街第六生产队的村民韦纯瑞等六人分别办理了《社员自留山登记表》。4．1983年5月25日，融水县政府分别向三防公社联合大队后街一队、三队、五队、六队的村民韦玉庭等人颁发了《社员自留山证》，证上都客观记载了原告村民享有“闹岭”林地的权属。5.1983年6月3日，三防公社联合大队管理委员会分别与后街第一至第六生产队签订了责任林承包合同，合同上加盖三防公社联合大队管理委员会公章，整个“闹岭”的土地权属以及林木种植、管护全部由后街屯经营管理。6.3号行政处理决定对“闹岭”争议地四至范围中的西至界线、争议地四周的林地权属、“闹岭”林地总面积等关键事实均未予认定，事实不清。7.2009年，新村村民小组村民韦恒丰、韦恒龙以“闹岭”是其祖宗山为借口，未经原告同意擅自进入“闹岭”，无故砍伐后街屯村民种植的杉木80多株并强行扛回家，严重的损害了后街屯村民的合法权益。8.融水县政府单方采信的《关于闹岭插花山场协议书》（以下简称《闹岭插花协议》）是一份无效协议。当时因调解不成，联合大队代表当即离场，拒绝在协议上签字，而《闹岭插花协议》是三防公社工作组后来用模板刷出来的，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二、3号处理决定对本案认定的证据不足。1.新村村民小组村民韦恒龙、韦恒丰的《社员自留山证》的四至界限不在“闹岭”争议地范围内。2.融水县政府在1982、1983年从未对整个三防镇颁发过《山界林权证》，有《山界林权证》才有山界林权图、山界林权登记表，而3号处理决定采纳并未生效的山界林权图、山界林权登记表作为土地确权的依据，是无效的。3.《闹岭插花协议》无效，因为既没有11个联合大队代表的亲笔签名也没有加盖三防公社联合大队管理委员会的公章，是新村村民小组单方面提供的证据，后街村民小组从未收到这份协议。三、3号处理决定所适用法律错误。处理决定片面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广西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第（七）项明显错误；根据《广西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确权证据材料的顺序，本案应适用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五）项的规定，即以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和已经明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级经营管理的文件作为确定权属的依据。四、81号复议决定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采纳融水县政府和新村村民小组的证据有误。原告在复议阶段书面申请听证，但柳州市政府既不召开听证会，也不答复，程序明显错误。综上所述，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81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采信证据有误。请求依法撤销3号处理决定和81号复议决定，责令融水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后街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法定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负责人身份情况。2.苗字第X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3.苗字第XXXX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4.苗字第XXXXXX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据2-4证明“闹岭”自土改后就归原告所有的事实。5.三防公社联合大队后街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生产队的《社员自留山登记表》；6.后街村民小组村民韦玉庭等十四人的《社员自留山证》；7.三防公社联合大队后街第一至六生产队与三防公社联合大队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生产队责任林承包合同书》。证据5-7证明“闹岭”林地属于原告村民经营管理的事实。8.村委证明。证明“闹岭”在土改后就一直归原告所有，同时证明签订《闹岭插花协议》时已经有公章了，但该协议没有盖章确认。9.三防镇政府的证明。证明三防镇政府在1982年至1984年间，其辖区所有的行政村从未发放过《山界林权证》的事实，进而证明被告所认定的山界林权图和山界林权登记表是无效的。10.听证会申请书。证明原告在复议阶段向柳州市政府提出听证请求的事实，柳州市政府不听证也未答复，复议程序违法。11.后街村民小组村民韦玉燕的证人证言。12.后街村民小组村民韦仁来的证人证言。证据11、12证明《闹岭插花协议》中的在场人员当时未达成协议，没有签字，该协议不真实。被告融水县政府辩称，一、原告与第三人对“闹岭”34亩林地发生争议，第三人向县政府调处部门申请调处，县政府立案后，原告对第三人的申请进行了答辩。经召集当事人、当地政府和当事人村委参与，对争议地进行了勘查、调查，绘制了争议地图；随后又召集第三人对争议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调查，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经调解无效后，融水县政府依法作出了3号处理决定。在该林地争议中，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供土改和四固定时期的证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中，有落实山界林权前“县落实山界林权工作组、三防公社工作组、联合大队代表、新兴大队代表”参与核界并达成的《闹岭插花协议》，协议约定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约定原告后街村民小组种植在争议地内的林木“砍木还山”；第三人还提供了争议地内的三份《社员自留山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所提供蒙文任等人的5份《社员自留山证》经质证会上分析，所记载的林地在“闹岭”梁倒水的另一边，不在山梁倒水往东南方向这边的争议地范围内。另外，林业部门保存的1982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的山界林权图和山界林权外业表资料中，都记载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外业表还记载当时走山核界的工作人员和双方当事人代表人员名单。鉴于以上事实证据，融水县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将争议地确认属于第三人所有。二、对于原告在诉讼中补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社员自留山证》、《社员自留山登记表》、《生产队责任林承包合同》等，主张其中有关“闹岭”权属的记载，答辩人认为：(一)闹岭以梁为界，倒水往左(东南方向)为争议地，倒水往右为原告的林地。原告所提供的三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地名为“闹岭中”、“闹岭冲”、“闹林”与争议地“闹岭”是否同一地点，没有证据证实；所记载的杉木所占林地范围不详。均无法证明其与争议地有直接关系。(二)1982年落实山界林权是先落实农村的集体林权，再由各集体分配或承包本集体的林权给本队社员。第三人和原告是两个不同的农村集体，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林权范围。当时在县工作队的主持下，通过核界达成了协议，制作了山界林权图，划清了第三人和原告两集体在“闹岭”的林地范围，明确了争议地属于第三人集体所有，原告所分配的自留山或承包责任山理应在本集体的林权范围内才是合法的。被答辩人没能提供争议地的集体林权证据，诉讼中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社员自留山登记表》、《生产队责任林承包合同》都记载的是社员个体经营的林地，不是被答辩人集体的林权证据。而且从这些证据中也无法看出所记载的个人经营林地是在争议地内，因为“闹岭”梁脊是条老路，梁倒水左边是争议地，倒水右边属于原告的40亩林地，原告已在这40亩集体林地内划分了无数小块分配给本队社员，所提供的个人林权证中就有不少载明有“左以路”为界，说明该证所指林地是在“闹岭”倒水往右边的林地内。社员自留山或所在生产队的责任林承包合同书所分配的林地，必须在本集体拥有权属的林地范围内才合法有效，原告所提供的个人经营林地证件中即使有在争议地内，因为已超出本集体的林权范围，侵犯了第三人集体利益，仍属于无效分配。(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已在质证会上进行了分析质证，其在行政调处确权过程中没有提供的证据，现在诉讼中提出，应属无效证据。(四)《闹岭插花协议》是1982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由县工作队组织的有各方代表参与的，对农村集体林地进行核查、落实时达成的协议，林业部门也为此制作了山界林权图，分清了第三人和原告两农村集体在“闹岭”集体林权范围，是本案重要的历史证据。原告认为《闹岭插花协议》无效，证据不足。以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自己的主张，3号处理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予以维持。被告融水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行政诉讼答辩书》，证明答辩人的行政处理决定合法有效。2.《土地确权申请书》、《林木土地确权答辩书》。证明3号处理决定依第三人申请提起，经原告答辩。3.现场勘查图和现场勘查笔录。证明相关当事人都参与了争议地勘界、核定了争议范围和争议地现状。4.2013年4月11日质证调查会笔录。证明1982年工作组组织相关人员参与走界，达成了《闹岭插花协议》，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后街村民小组提交了4份《社员自留山证》作为证据。5.2013年7月19日调解笔录。证明后街村民小组补充了1份200号《社员自留山证》，经核实该证不能证实所指在争议地内，调解不成。6.《闹岭插花协议》。证明1982年落实山界林权时，县工作队组织基层相关单位代表参加，达成了协议，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7.第三人提供的2份社员自留山证和一份社员自留山登记表。证明第三人已将本集体林地划分给社员。8.林业局存档的三防公社《山界林权图》；9.三防公社新兴大队新村《山界林权登记表》；10.三防公社联合大队后街《山界林权登记表》。证据8-10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并且四至面积清楚。图、证、协议一致；原告也有林地在闹岭，但是在梁倒水的西北边，不在争议地内。11.原告提供的其社员经营林地的证件6份。其中4份记载有左以路为界，说明原告的林地在梁的右边，而本案争议地在梁的左边。证明原告林地不在争议地内。被告柳州市政府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柳州市政府作为融水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受理对融水县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不服提出的复议申请。二、原告于2015年5月22日提出复议申请后，柳州市政府依法于2015年5月25日受理，经审查，融水县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遂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因此，81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予以维持。被告柳州市政府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行政复议案件审批表；2.调查笔录（立案）；3.行政调解告知书。证据1-3证明柳州市政府依法受理原告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依法开展调解。4.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目录。证明融水县政府已依法提交答复及当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等有关材料。5.第三人答辩书。证明第三人已进行答辩。6.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邮寄凭证。证明柳州市政府已经依法作出并送达行政复议决定。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述称，一、融水县政府作出3号处理决定之前，召集了相关人员进行勘查、质证等调查工作，安排调处工作人员多次到实地调查、查阅档案，3号处理决定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理由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二、争议地权属历来归第三人所有。（一）争议地原系第三人村民韦恒升、韦恒留、韦恒足的祖宗山，一直经营到解放后。六、七十年代中走集体化道路时，山林土地使用状况混乱，原告有10多户村民在争议地内种植了部分杉木。1982年落实山界林权时，由县、镇两级工作组组织新村和后街村民小组双方代表上山实地踩界，双方都是懂得历史情况的老人作为代表对地界进行确认。地界确认清楚后，工作组提出要求后街屯中在争议地内种有杉木的几户人在20年内砍木还山给新村屯经营管理，当时后街屯代表也表示同意。双方代表达成一致后，由工作组组织双方在场签订《闹岭插花协议》，签字后双方各拿一份。之后第三人便将该林地划分给本小组村民韦恒丰、韦恒龙、韦恒渊、韦秀姣等户作自留山长期经营管理，融水县政府于1983年2月1日向这几户颁发《社员自留山证》。至林权划归时，原告部分村民(如韦仁信、韦纯端、吴安贵等户)依约砍木还山场给韦恒丰、韦恒龙等户，韦恒丰、韦恒龙两户从1984年起就在退还的山场里种植杉木至今。但原告仍有部分村民(如韦安宁、韦安元、韦希归、韦希昌等户)砍木后不还山，强行继续经营至今，导致争议发生。（二）原告提供1983年5月25日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村民的19份《社员自留山证》，都不在第三人的争议地范围内，该事实已经县调处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调查，查阅档案核实。（三）争议地是闹岭襟的主体一部分，该地地形地貌都非常清楚。它是一樑两面倒水，从山脚田面以樑直上到顶部(山头)，倒水左面至吉林沟漕，南面为第三人经营地，倒水右面至拉打沟槽，北面为原告村民经营地。第三人村民韦恒丰等户的《社员自留山证》中四至界限清晰明确，并经调处工作人员现场核实。（四）原告村民韦安宁19**年以前在第三人村民韦恒丰的自留山内种有林木，在八十年代韦安宁已经全部砍伐，之后韦恒丰把稀散的回兜木护理成林，2009年韦恒丰因要连片种植，就把回兜木砍掉。该事实却被原告歪曲为第三人村民韦恒丰、韦恒龙以“闹岭”为祖宗山为借口，无故砍伐原告村民种植的杉木80多株，并强行扛回家。第三人村民韦恒丰、韦恒龙为维护自身权益，在原告村民砍伐杉木后，即到自留山上种植了几百株杉木，但种了两年的杉木全被原告村民扯掉，并对韦恒龙进行恐吓威胁。（五）关于《闹岭插花协议》，在本案争议调处过程中，第三人多次向三防镇司法所请求解决，镇司法所也多次进山踩界，组织调解，在调解初期，原告村民曾经拿出了一份《闹岭插花协议》原件，原件上内容及签字与第三人村民提供的一模一样，当时司法调解员也当场辨认过。后原告村民自知无理，便不敢再拿出来作证，还反说从未收到过这份协议书。并且当时县、镇工作组下来确定林权时，村与村、队与队之间签订的协议，在确认林权界限了之后，基本上都是用模板刷出来的，有第三人当时签订的其他协议为证。三、3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归第三人所有，证据充分，认定正确。（一）第三人提供的《闹岭插花协议》、《社员自留山证》、《三防公社新兴村新村屯山界林权登记表》、《山界林权平面图》等证据已经明确山场的权属问题。（二）《闹岭插花协议》是一份真实有效的协议。《闹岭插花协议》与当时关于山场界定的一系列协议均为一致的模板打印方式，都落款有各村或大队代表、三防公社工作队代表、县山界林权工作队代表的名字，并加盖有“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公章。（三）县调处办的办案工作人员曾多次到三防实地调查了解，上山踩界，查阅林业部门档案，核清事实真相，得到了确凿的证据，最后才作出的公正的裁决。综上所述，3号处理决定和8l号复议决定正确，请求依法维持。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三防公社新兴村新村屯在八十年代的划定山界协议书五份；2.三防镇新兴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据1、2证明当时处理土地纠纷划定山界的协议形式均与《闹岭插花协议》的形式相同，并证明《闹岭插花协议》真实合法有效，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经庭审质证，原告后街村民小组对被告融水县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同时证明勘查笔录和处理决定有矛盾，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县政府当日组织了调解工作，但是未达能成一致，该笔录内容中涉及的闹岭插花协议和自留山证都是无效证据，因此，不认可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未能出示该证据原件，不能以复印件作为定案依据，并且该协议书上并没有原告村民小组11位代表的签字，也没有原告村民小组的公章，所以协议无效。对证据7中的两份自留山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上的林地与本案争议林地无关，不认可关联性，对自留山登记表因未能出示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8-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相关权证的发证机关是县政府，证据却加盖林业局的印章，不认可证据的合法性，并且在1982-1984年，三防镇一带都未核发过山界林权证，证据系从未公布实施过的山界林权图表，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的是争议地权属原告，梁左右两边都是原告村民小组的。对被告柳州市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第三人村委为自己开具的证明，也无其他相关证据相佐证，不认可证据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告融水县政府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因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交，在诉讼过程中才提交，不予认可；证据2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上所填地名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据5-7，因原告在行政程序中均未提交，在诉讼过程中才提交出来，不予认可，并且证上登记的地名与本案争议地无关，应为闹岭北面原告方村民经营林地的相关凭证，而本案争议地位于闹岭南面，因此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8的合法性有异议，无经办人签字，并且该证据属于自证，不具证明力；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并且即使当时没有发证，也不足以推翻当时双方代表已经去走界，确认界线的事实；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柳州市政府的复议程序合法；对证据11、12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方村民作为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作出对本方有利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对被告柳州市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亦不认可关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柳州市政府对融水县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原告后街村民小组以及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融水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对被告融水县政府、柳州市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原告后街村民小组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融水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确认如下：对融水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2、11，各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其中证据4、5为融水县政府在行政确权工作过程中制作的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有各方代表签名，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本院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6为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申请行政确权时提交的证据，在行政程序中融水县政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后街村民小组在调解质证调查会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应对其真实性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故对其关联性本院亦予确认；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认可，但该证据中自留山证上记载的“供销社后背山”无法确认与本案争议林地相关，故对证据7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8-10为融水县林业局存档的涉及本案争议地的图表，由融水县林业局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柳州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为联合村民委员会盖章出具的后街村民小组组长身份证明，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苗字第XXXX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各方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但证上记载的地名无具体四至范围，无法确认与本案争议地相关，对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5-7中，除被告融水县政府提交的证据11中包含的六份社员经营林地证件外，其余林权表、证、承包合同等证据原告均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供，各方当事人均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证据8、9为联合村民委员会和三防镇政府盖章出具的证明，各方提出异议却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辩驳，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8-10予以确认；证据11、12符合《证据规定》中关于证人证言形式要求的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对第三人新村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1为无原件核对的复印件，各方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为三防镇新兴村民委员会盖章出具的《证明》材料，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闹岭”林地位于融水县境内，地处三防镇人民政府大院后背的“闹岭”梁脊的南面(属“闹岭”山场的一部分)。争议地四至范围：东面以最北点后街田往南沿漕(麒麟沟)上至一小漕交会处，南以交会处沿小漕上(往西)至梁；北以梁路下往东至田面。争议地面积34亩。融水县政府在现场勘验中，经原告与第三人代表确认同意，对争议地按地面附着物状况在勘查图上划分了4个区域：l区0.8亩为第三人砍伐迹地；2区8.4亩为第三人1978、1979年种植的杉木；3区9.4亩为第三人2009年种植的杉木；4区15.4亩杉木成熟林为第三人1985年种植(详见3号处理决定附图)。原告及第三人对种植在争议地内的林木无争议。第三人在申请确权过程中提交证据《闹岭插花协议》，该协议书中载明：“经联合(后街)新兴(新村)两兄弟大队代表上山实地踩界，对闹岭插花山场达成如下协议：一、从闹岭樑沿樑上至大樑，再由吉林沟下至韦恒流的山界止，倒水进吉林沟的一侧归新村所有。二、后街生产队原种有在此山场内的杉木，以后杉木砍倒还山。”经融水县政府组织现场勘查，原告及第三人代表均认可本案争议地位于《闹岭插花协议》中所划定的林地范围内。1982年8月31日、1983年9月4日，融水县林业部门分别制作了后街村民小组和新村村民小组的《山界林权登记表》以及绘制了三防公社山界林权图进行存档，山界林权图中争议地相应地点标记有“36.0／新村”字样。对新村村民小组提出的确权申请，融水县政府于2015年4月7日作出3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林地权属确认归新村村民小组所有，后街村民小组需及时自行清除其在争议地种植的林木及地面附着物，在处理决定生效后6个月内归还给第三人。后街村民小组不服，经向柳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维持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之规定，融水县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处理村集体之间山林土地权属纠纷并作出行政裁决，是本案适格被告。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柳州市政府作为融水县政府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亦为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林地权属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对争议林地的土地权属凭证。从本案现有证据看，融水县政府作出确权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闹岭插花协议》，对该证据虽然后街村民小组提供了当时联合大队参与调解工作的村民代表韦玉燕、韦仁来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当时并未达成一致，但新村村民小组在行政确权程序中亦提供了当时新兴大队代表韦玉求的证人证言以证实当时达成一致后制作该协议，双方所提供的本集体成员作为证人各作出了对己方有利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当时的客观事实。从该协议内容上看系1982年8月20日由融水县落实山界林权工作队和三防公社工作组组织联合大队代表和新兴大队代表对闹岭争议地权属划分达成一致后制作的协议，上述证人均证实了协议上记载的人员参加了当时的调解工作，该协议落款由当时公社管理委员会盖章确认，融水县政府亦承认其真实和效力。根据《广西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第（九）项的规定，该《闹岭插花协议》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代表在行政确权程序中均认可本案争议地位于《闹岭插花协议》中所划定的林地范围内。另根据《广西调处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在融水县林业局存档的档案材料中，1982年8月31日制作的后街村民小组《山界林权登记表》所记载的后街村民小组在闹岭林地的四至界限，与1983年9月4日制作的新村村民小组《山界林权登记表》所记载的新村村民小组在闹岭林地的四至界限，均与《闹岭插花协议》中所划定的闹岭林地权属范围一致；在档案材料中林业部门绘制的三防公社山界林权图上，对新村村民小组在闹岭林地的权属范围及面积的描述亦与《闹岭插花协议》以及上述《山界林权登记表》所载明的内容一致。以上协议、图、表均一致证明本案争议地归新村村民小组享有权属，融水县政府据此作出3号处理决定进行确认，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新村村民小组就闹岭林地权属争议向融水县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后，融水县政府于2013年4月11日组织争议双方代表对争议地四至范围进行现场勘验和指认，对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了笔录和权属争议区域图，后街村民小组代表亦进行了签名确认。现原告后街村民小组起诉主张3号处理决定对“闹岭”争议地的四至范围认定不清，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的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对于是否采取听证方式审理案件具有自主裁量权，原告对其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出了听证申请后柳州市政府应当进行听证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对闹岭争议地享有权属的主张。融水县政府在接到确权申请后，经过了立案、现场勘查，核实证据，组织调解等程序，作出本案被诉的3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柳州市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在法定期限内作出81号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融水县政府作出的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柳州市政府作出维持该处理决定的81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撤销3号处理决定及81号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联合村后街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后街村民小组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覃 政审 判 员  游 芳代理审判员  黄筱贝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张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