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8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翁记容，住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翁三娣，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翁英送，住广州市开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翁英来，住广州市开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翁六娣，住广州市开发区。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邓汝松，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可妍，广东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新华，住广州市萝岗区。委托代理人：刘曲梅，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翁记容、翁三娣、翁英送、翁英来、翁六娣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萝法民一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与翁新华系姐弟关系，父亲翁某乙、母亲张某。翁某乙于2006年10月24日死亡，张某于2007年3月6日死亡。1990年1月1日，翁某乙与原白云区萝岗镇黄麻村民委员会沙挞一生产队签订了三份承包合同，其中《白云区土地承包合同书》的合同期限为1984年1月1日起至1999年12月30日止，承包水田面积3.99亩，承包金额为153.65元；《白云区多年生水果承包合同书》的合同期限为1981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承包水果76棵，金额为235.94元；《荒山荒地承包合同书》的合同期限从1991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0日止，承包荒山荒地面积4.7亩（包括自留山1.5亩）。1999年12月11日，翁某乙与原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黄麻村沙挞一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沙挞一社）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承包内容为水田3.994亩、水果76棵、山地旱地4.7亩，合同约定全户户口在本社内取消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土地和农作物，另行处理。2014年10月，沙挞一社将涉及1999年12月11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青苗补偿款134870元支付给了翁新华。翁某乙户籍地址为广州市萝岗区萝岗街黄麻社区沙挞东路六街二巷71号。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户籍分别于1985年5月25日、1988年9月19日、1987年4月24日迁出。翁英来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其户籍于2004年1月1日从隔山新街4号603房迁出，但其未在原审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其从沙挞一社迁出时间的相关证据。翁英送户籍一直在沙挞一社，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沙挞一社的社员。经原审法院向沙挞一社询问，该社书面函复：如果全家户籍迁出经济社就要收回土地和果树另行投标，户籍中保留1人以上的家庭如有迁出经济社的，经济社不收回迁出人员的土地和果树，由该户的户籍社员延签承包合同，合同对应的承包人口是经济社的户籍社员，翁某乙1999年12月11日签订的第7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根据《白云区承包合同》与该社签订的，该合同家庭承包人口包括翁某乙、张某、翁新华。沙挞一社还出具一份《证明》，其中载明1999年12月11日翁某乙签订的承包合同所涉土地在翁某乙去世后一直由翁新华耕种，故在2014年10月将青苗补偿款全部支付给翁新华。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确认翁新华收到上述款项后支付给翁英送14000元，支付给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每人3000元。上述事实，有户口注销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承包合同、证明、回复函、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证实，以上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根据沙挞一社的回复及承包合同的约定，该社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分配原则为户籍社员享有承包经营权，如果全家户籍迁出经济社就要收回土地和果树另行投标，户籍中保留1人以上的家庭如有迁出经济社的，经济社不收回迁出人员的土地和果树，由该户的户籍社员延签承包合同，合同对应的承包人口是经济社的户籍社员。故此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户籍迁出后即不再享有该社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翁英送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系沙挞一社的社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沙挞一社明确回复翁某乙1999年12月11日签订的第7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根据《白云区承包合同》与该社签订的，该合同家庭承包人口包括翁��乙、张某、翁新华，并未包含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翁某乙、张某去世后，依照沙挞一社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的原则，即由仍具有沙挞一社户籍社员资格的翁新华进行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等同于承包经营的收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所规定的可以进行法定继承的遗产范围。翁某乙、张某死亡后，翁新华即第71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唯一经营权人，沙挞一社亦出具证明证实其为唯一耕种人，故此沙挞一社将该合同所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支付给翁新华并无不当。翁新华此前将部分青苗补偿款分配给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请求翁新华支付青苗补偿款86391元及其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判决：驳回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送、翁英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0元，由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送、翁英来承担。判后，上诉人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当发回重审或改判。1、当事人的父亲翁某乙1999年12月11日以家庭户主身份与沙挞一社签订的总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是在1990年1月1日签订的三份承包合同的基础上续签的，所承包的土地仍然是上诉人未出嫁之前所承包的土地。虽然上诉人已出嫁，但根据相关政策，在上诉人出嫁后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在男方家庭或新居住地并没有重新分得承包地，其承包地仍然在娘家。故承包合同中所指的承包经营人仍然包含上诉人在内。事实上，所承包的土地在1980年底就开始由全家人承包，上诉人和父母共同培养果树。被上诉人1975年才出生，至承包土地时还不到6岁，根本不存在耕种承包地的事情。上诉人出嫁后一直回娘家对自己的承包地耕种管理。原审判决以沙挞一社出具的既违反法律规定又不真实的《证明》，剥夺上诉人承包土地的权益。2、上诉人出嫁后，户籍是否迁出并不影响原承包人的资格，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户籍迁出为由认定上诉人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资格，既与事实不符又违反法律规定。而且上诉人翁英送的户籍一直未有迁出，原审判决以翁英送未提交是否属于该社社员的证据而否定翁英送的承包权不当。3、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唯一的承包土地耕种人与客观事实不符。承包地上的树木是上诉人同父母一起种植培养，而且上诉人出嫁后一直对承包地进行耕种管理。二、原审判决遗漏了上诉人是否属于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原承包人的事实查明，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改判。1、《农村承包合同》是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政策，从原来的承包合同延续而来，上诉人享有承包经营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上诉人翁记容等人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沙挞一社不得收回原承包地。事实上，该社并没有收回上诉人的原承包地。原审判决以上诉人出嫁后不是该社社员认定上诉人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3、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作为父母的合法继承人，完全有权利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也有权利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父母在承包地的收益。原审法院不适用继承法明显错误。4、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假设发包方收回上诉人的承包地或土地流转给被上诉人，发包方和被上诉人仍然应当给予上诉人相应的补偿。5、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作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土地被征收时，有权依法获得青苗等相应的补偿。四、原审判决不但曲解了沙挞一社的书面复函，且对其复函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未予纠正，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五、征地青苗补偿费应当为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收益等的经济补偿，原审判决以承包经营权不等同于承包经营的收益，认定��适用继承法的规定错误。二审庭询时，上诉人又补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存在错误。关于本案的涉案承包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费，对青苗的生产和由来，即是谁耕种没有查明。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父母2006年、2007年相继去世后，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并未产生变更，根据父母为户主的承包土地30年、50年均不变的原则，村委会未收回，上诉人父母去世后未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上诉人父母去世对于土地承包经营、青苗的种植以及争议的青苗补偿费均未发生变化。在法律上，青苗补偿费与户籍、户口没有关系。原审以户籍是否迁出土地所在的生产队决定青苗补偿费的归属和分配不当。三、原审法院对于事实认定的错误还在于以翁英送、翁英来未能提供户籍变迁的证据，认定举证不能。上诉人认为户籍是身份情况的一部分，原审连户籍都未查清，说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发回重审。翁英送从出生以来户籍没有变更，一直在涉案土地所在地。户籍证明是出生入户，上诉人举证义务已经完成，户籍资料是认定户籍的法定证据和权威证据，上诉人提交了户籍户口簿并载明是出生入户。原审还要求提供户籍一直在涉案土地，在证据的采信和法律的适用都存在不当。四、上诉人一直都有耕种承包土地，父母去世后也一直回来施肥、除草、杀虫、采摘果实。原审法院采信部分不充分的证据认定上诉人没有进行实际耕种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五、涉案土地的发包方沙挞一社出具的复函不能作为法院审理本案和予以裁判的依据，书面的复函具有偏袒性、片面性。本案中发包方与被上诉人并没有签订新的承包合同，沙挞一社没有资格说由谁来延续承包。六、本案裁判显失公平���青苗补偿费根据法律规定是谁种谁有，原审联系户籍没有依据也显失公平，法院应依法保护外嫁女的权益。据此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即翁新华支付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征地青苗补偿款86391元；并以86391元为本金，从2014年10月13日起算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由翁新华向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支付青苗补偿款利息。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翁新华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时,上诉人提供的翁新华领取的补偿款项为：果树补偿金额合计49250元，青梅窝队分菠萝山补偿金额合计20400元，老屋肚橙头已征65220元。被上诉人则称,补偿明细上所注明“队分菠萝山”一项不在承包合同范围内，属于经济社按照谁耕种谁获得补偿的原则分配给其的，其他的项目是承包合同中所包含的承包事项的部分。土地承包款在父母去世前由父母和被上诉人缴纳，从分红中扣除或者由被上诉人全部缴纳，上诉人从未承担承包款。二审时，上诉人称在父母去世后没有再缴纳土地承包费，承包费从社员分红中扣缴，外嫁女都有分红，但具体情况不清楚。另查明，原审时，沙挞一社向原审法院提供了2014年8月4日经村民大会通过的《沙挞一经济社征地补偿方案》，其中记载：队分的禾田：1、按征地补偿款每亩的价钱35%计算补偿农户。2、自开的菠萝山地，生产队认可有亩数的，按征地补偿款每亩的价钱30%计算补偿农户。3、队分的果树，按原队分时的底数价钱。荔枝一元带一万元；乌榄��白榄一元带一万五千元计算补偿农户。队分的菠萝山，按征地所用量丈量，每亩按征地补偿款的价钱30%计算补偿农户……又查明，原审时，上诉人提供的翁英送的户口薄记载：户别居民户口家庭户，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1989年12月27日，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2004年5月22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黄麻沙挞东路六街二巷71-73号。被上诉人提供了成记小食店的卫生许可证和税务登记证，拟证明该小食店的经营者为翁英送，翁英送在外务工，没有对土地进行耕种。被上诉人对此质证认为，卫生许可证和税务登记证没有加盖工商局的公章，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不管翁英送从事什么工作，都不影响其到涉案土地采摘果实，且事实上荔枝树无须进行特别耕种。再查明，翁六娣的户��薄记载其户口于1997年4月24日迁出沙挞队。1999年12月11日翁某乙与沙挞一社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约定，承包期从2000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0日止。除上述事实外，各方当事人对于原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部分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的承包经营权人是否包含上诉人。经审查，首先，在1999年12月11日翁某乙与沙挞一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时，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的户籍已经迁出，而上诉人并无提供证据证明当时年近30岁的上诉人翁英来和翁英送仍是沙挞一社的社员。故上诉人应对其此时仍属于沙挞一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沙挞一社在向原审法院的复函中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对应的家庭承包人口包括本经济社的户籍社员，该份合同家庭承包人口包括翁某乙、张某、翁新华。上诉人主张其属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的承包经营权人，明显与沙挞一社的复函相矛盾。再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如前所述，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在1999年12月11日翁某乙与沙挞一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时，其属于该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其主张系该合同的承包经营权人，缺乏依据。最后，虽然翁某乙于1999年12月11日与沙挞一社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是其于1990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的延续，而其中的部分上诉人在1990年1月1日翁某乙签订承包合同时或许有承包经营资格，在该社享有承包地。但这并不代表上诉人在该社一直有承包经营资格。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是采取的家庭承包，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在翁某乙1999年12月11日第二次代表家庭与沙挞一社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时，根据沙挞一社的复函，是以户籍社员来认定的，家庭户籍中保留1人以上的家庭如有迁出本经济社的，经济社不收回迁出人员的承包地及果树，原迁出户籍人员承包地由该户的户籍社员延签承包合同。故虽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是1990年1月1日翁某乙所签订的承包合同的延签，前后承包内容没有变化，即上诉人所称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这只是说明以翁某乙为户主的家庭的承包内容没有变化，并不能说明当然有上诉人的份额。因为如前所述，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在翁某乙1999年12月11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即沙挞一社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仍具有该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而具有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是实行土地承包时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故无论第二轮承包与第一轮的承包内容是否有变化，只是实行第二轮承包当时家庭成员所共有的份额。综上，上诉人上诉提出其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71号）的承包经营权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为：上诉人提出的案涉青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上诉人虽然称其一直都有耕种承包土地，但在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上诉人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该项主张，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沙挞一社的《证明》则称翁某乙年老多病，后于2006年去世，其承包土地一直由翁新华耕种。鉴于本案中，上诉人并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系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请求分配案涉青苗补偿款，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三为：上诉人提出的继承问题。经审查，案涉青苗补偿款系沙挞一社于2014年10月根据2014年8月4日经村民大会通过的《沙挞一经济社征地补偿方案》发放给翁新华的款项，上诉人的父母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已经去世，故本案的青苗补偿款并不属于上诉人父母的遗产，也不属于上诉人父母的承包收益，不存在对案涉青苗补偿款的继承问题。另外，上诉人上诉提出其作为父母的合法继承人，有权利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案涉土地，但本院认为，本案是基于家庭承包土地而产生的纠纷，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上诉提出的其他问题，本院认为理由亦均不充分，故不予支持，在此不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审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0元，由上诉人翁记容、翁三娣、翁六娣、翁英来、翁英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琳审判员 陈 丹审判员 邹群慧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日书记员 徐素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