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66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喻剑波。委托代理人刘勇，重庆依斯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中区文英街40号。法定代表人谢崇才，董事长、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徐融曦，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文勇，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新南路451号祈年·悦城1幢4-8，组织机构67611269-4。负责人刘远初。委托代理人徐融曦，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文勇，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喻剑波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企公司）、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4）中区法民初字第06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25日，喻剑波（合同中称“乙方”）和“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项目部”（合同中称“甲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双方约定：工程名称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工程地点为重庆市渝中区来龙巷；工程工期为计划开工日期2009年5月20日，计划完工日期2009年10月20日，总天数150天；工程承包范围为钢筋加工、砼浇灌、木工模板制作、脚手架搭设等；乙方向甲方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20万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该合同落款部分“甲方”处有“周世进”签名，并盖有“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资料专用章”；“甲方负责人”处有“余超”签名。合同签订后，喻剑波陆续进场施工。2013年12月20日，余超、周世进和喻剑波就喻剑波所做工程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款合计1310981.52元及履约保证金200000元，共计1510981.52元。审理中，喻剑波为证明余超和周世进系华企公司员工，与喻剑波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为职务行为的事实，向本院举示《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基础钢筋验收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基础验收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架空结构梁板钢筋验收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建设工程预（结）算书》一份。华企公司和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质证认为，对《建设工程预（结）算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他证据皆系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上述证据是真实的，亦不能证明余超和周世进系华企公司员工。喻剑波为证明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实际履行了合同并向喻剑波付款的事实，向本院举示《邹容路接五四路工程劳务费借支汇总表》复印件一份、2011年1月31日的《中国银行进账单》一份。华企公司和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质证认为，《邹容路接五四路工程劳务费借支汇总表》系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证据载明的内容属实；对《中国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华企公司和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称其是与重庆蜀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亚公司）建立的劳务承包关系，上述款项是因为蜀亚公司拖欠民工工资，才向实际施工人喻剑波借款961200元。喻剑波为证明周世进与华企公司之间可能存在挂靠关系或内部分包关系的事实，向本院举示华企公司出具的《收据》四张、《收款收据》一张。其中，入账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编号为0068793的《收据》载明：付款单位周世进，金额181201.20元，事由“管理费1510010.00×12%”；入账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编号为0068794的《收据》载明：付款单位周世进，金额35485.23元，事由“代扣税款税金1510010.00×2.35%”；入账日期为2009年12月27日编号为0019230的《收据》载明：付款单位周世进，金额39842.77元，事由“代扣代缴税金2.35%，管理费12%”；入账日期为2010年2月23日编号为0019525的《收据》载明：付款单位周世进，金额270856.25元，收款事由“五四路工程12%管理费、2.35%预缴税款、个税1%”；日期为2009年5月21日的《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周世进交来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招标文件、投标资料费，金额60000元”。华企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款项是周世进代表蜀亚公司向其缴纳的。审理中，本院认为喻剑波举示上述证据所欲证明的内容与其主张的事实相矛盾，故向其释明，要求其明确所主张的事实，但喻剑波坚持主张周世进和余超代表华企公司与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其与华企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华企公司为证明其已将诉争工程劳务分包给蜀亚公司及周世进、余超系蜀亚公司工作人员的事实，向本院举示落款日期为2010年2月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工程名称为“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工程地点为“起点接解放碑步行街，终点接五四路”；工作内容为“发包人提供的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施工图说范围，工程量清单内容以及工程中发生的变更及增加等工作内容”等；蜀亚公司委派余超为本工程安全负责人。该合同落款部分“乙方”处盖有蜀亚公司的印章，“项目负责人”处有“周世进”签名。喻剑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华企公司为逃避付款义务在事后伪造的，故向本院申请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在鉴定过程中，喻剑波又撤回了鉴定申请。华企公司为证明周世进是蜀亚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的事实，向本院举示落款日期为2010年7月6日的《承诺》一份，载明：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我司于2009年5月30日承接贵司总承包“渝中区邹容路接五四路工程”的劳务施工，2009年11月19日我司下属挖孔桩班组员工成福万因违章作业受伤。受伤后，我司积极送到重庆附二院就诊，并全额垫支了医疗费及护理费。伤情稳定治愈后，我司派员多次与该员工洽商，因对方漫天要价，导致不能达成和解协议，故双方只能通过司法程序了结此案。我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能独立承担一切民事责任，为确保贵司的权利不受损害，我司承诺：因申请人成福万在工地上受伤医疗纠纷案，我司在此案终审结束后一次性支付该员工的医疗费及误工费等，如不按期支付，贵司可在以后我司承接贵司的任何一个项目所得款项中直接代为支付，并承担因此而拖欠的利息等损失。同时，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民工工资及材料的按期支付，在未终结审理此案前，我司项目所得工程款望贵司予以支付为盼。该《承诺》“承诺方”处盖有蜀亚公司印章，“承诺人”处有“周世进”签名。喻剑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华企公司未出示《承诺》中所载的成福万的司法文书，华企公司是为逃避本案债务将所有债务推到蜀亚公司，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喻剑波向一审法院诉称，2009年6月25日，周世进、余超作为华企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华企公司与喻剑波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中的钢筋加工、砼浇灌、木工模板制作、脚手架搭设等劳务分包给喻剑波施工，计划2009年5月20日开工，2009年10月20日完工，总天数150天。合同还就工程的计价方式、付款期限、履约保证金的缴纳和退还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喻剑波按约履行了自己的全部义务，华企公司也于2010年2月26日对工程进行了预验收。但华企公司直至2013年12月20日才与原告完成结算，结算价格为1310981.52元，但华企公司只退还了200000元的保证金和支付了761200元工程款，尚欠549781.52元工程款。故喻剑波起诉来院，请求判令华企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款549781.52元，并从2010年3月26日起至付清时止以549781.5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华企公司一审辩称，华企公司与喻剑波之间不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喻剑波所承接的工程华企公司是分包给了重庆蜀亚劳务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亚公司”）施工，而周世进、余超实为蜀亚公司的负责人。喻剑波是和蜀亚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华企公司也从未收取过喻剑波的200000履约保证金。在施工过程中，由于蜀亚公司挪用工程款拖欠民工工资，华企公司还在2010年2月10日至2014年1月28日期间向喻剑波借支了961200元，喻剑波至今尚欠华企公司借款961200元。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一审辩称，与华企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喻剑波应对其与华企公司就诉争工程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2009年6月25日，周世进和余超以“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喻剑波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但合同上无华企公司的盖章，不足以证明原被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喻剑波为证明周世进、余超系华企公司工作人员，有权代表华企公司与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事实，向本院举示了《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基础钢筋验收会议纪要》《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基础验收会议纪要》《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架空结构梁板钢筋验收会议纪要》复印件各一份、《建设工程预（结）算书》原件一份。因《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基础钢筋验收会议纪要》《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基础验收会议纪要》《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架空结构梁板钢筋验收会议纪要》皆系复印件，且华企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建设工程预（结）算书》系原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达到证明目的。同时，华企公司为证明其已将诉争工程分包给了蜀亚公司，周世进、余超非其工作人员的事实，向本院举示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承诺》各一份。因华企公司举示的上述证据系原件，且原告未提出相反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周世进、余超在诉争工程施工期间曾代表蜀亚公司与华企公司进行民事行为。此外，喻剑波向本院举示的四张《收据》、一张《收款收据》也显示，周世进曾向华企公司缴纳诉争工程的管理费、税费等费用。综合原被告所举示的证据，本院认为，喻剑波举示的证据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不足以证明周世进、余超与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取得了华企公司的授权或有足够的理由使其相信周世进、余超有此授权，应由喻剑波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喻剑波要求华企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喻剑波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793元、保全费3520元，共计14313元，由原告喻剑波承担。宣判后，喻剑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余超、周世进代表华企公司行使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刻意回避上诉人举示的部分证据，帮助被上诉人逃避债务。2.一审法院采取不同的判定标准，区别对待双方当事人所举示的相同类型证据，主观偏袒被上诉人。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在建筑工程施工领域，工程合同的签订和工程价款的结算，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建立合同关系及履行合同行为的体现，也客观体现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举示的《劳务分包合同》中，甲方处仅盖有“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资料专用章”和“周世进”签名，“甲方负责人”处有“余超”签名，在《劳务分包合同》上加盖“四川华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被上诉人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劳务分包合同》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举示的涉案工程结算资料中仅有周世进签名和余超作为甲方签名。上诉人主张周世进和余超代表被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但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周世进和余超是华企公司或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员工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周世进和余超代表华企公司或华企公司重庆分公司签订上述合同和进行结算的委托授权证据。因此，上诉人主张周世进和余超代表被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上诉人提供的《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工程基础钢筋验收会议纪要》、《渝中区邹容支路接五四路道路工程架空结构梁板钢筋验收会议纪要》、《建设工程预（结）算书》等证据上有余超的签名，但不能由此证明余超是代表被上诉人履行职务的行为。被上诉人为证明其已将诉争工程分包给了蜀亚公司，周世进、余超非其工作人员的事实，举示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在《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载明余超为蜀亚公司委派的安全负责人，合同尾部蜀亚公司作为乙方盖章，周世进作为乙方项目负责人签字。虽然上诉人认为上述合同的签字日期是在涉案工程开工之后，合同系伪造，但在建设工程领域，先施工后补签合同的不规范行为屡见不鲜，不能因此否定被上诉人与蜀亚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且，2010年7月6日，由蜀亚公司盖章、周世进签字的《承诺》进一步佐证被上诉人与蜀亚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事实。此外，喻剑波在一审中举示的四张《收据》、一张《收款收据》也显示，周世进曾向华企公司缴纳诉争工程的管理费、税费等费用。综合双方举示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工程价款缺乏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93元，由上诉人喻剑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 琴审 判 员  张泽兵代理审判员  肖 飞二〇一六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张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