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京02民终62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卫东，男，1962年7月1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卫平，女，1954年10月2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卫华，女，1957年7月1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卫民，男，1951年11月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玉庚，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卫红，女，1959年11月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玉庚，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卫众，女，1970年8月6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刘玉庚，北京英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卫东、宋卫平、宋卫华因与被上诉人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初字第1070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卫东在一审中起诉称：宋卫东与宋卫民、宋卫平、宋卫华、宋卫红、宋卫众系兄弟姐妹关系。我们的父亲于2014年11月29日去世，母亲于2001年9月5日去世。父亲宋国福所在单位船舶工业总公司于七十年代分配公房一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15号。1998年单位房改，允许以优惠价折算工龄购买央产公房产权。父亲年老退休多年，母亲没有工作。父母与宋卫东商议，决定让宋卫东出资以父亲的名义购买，今后该房产权归宋卫东所有。当时子女中只有宋卫东和父母共同居住。父亲亲笔书写一份名为《关于购买住房的遗书》的文件，文件明确如下内容：“根据船总房产管理部门测算，×××15号，现住房3门（应当是3间）建筑面积75.8M2，由宋卫东出资以成本价33044元含维修基金1611元购买下来。为此，今后该房产权归宋卫东所有。此证，宋国福、高英春1999.1.3”。宋卫东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33044元并折合父亲的工龄以父亲的名义购房，（2003年9月4日领取房本时再次补交871.12元），该房一直由父母居住至去世。父亲交款时向单位收款人提出房产证写宋卫东的名字，单位房产处提出因含有工龄因素，属于房改房，只能写父亲的名字，故产权证经多年后颁发，登记在父亲的名下。因此属于借名购房，房产证颁发时，父亲已经处于老年痴呆状态。宋卫红将房产证扣留至今。综上所述，宋卫东认为《关于购买住房的遗书》是父母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另外，《关于购买住房的遗书》系合同的性质，文件台头是“遗书”末尾是“此证”，前后呼应，要求表达的意思就是与宋卫东是合同关系，是证明合同的事实。父母承诺该房产归宋卫东所有，宋卫东的付款义务已经实际履行十八年，现父母去世，文件所设立的条件已成立，因此诉争房屋应当归宋卫东所有。宋卫平、宋卫华、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应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现宋卫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宋卫平、宋卫华、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履行合同，协助宋卫东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判令宋卫平、宋卫华、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宋卫平、宋卫华在一审中答辩称：对宋卫东起诉书的内容认可，无异议。关于购买×××15号住房的遗书是父亲亲笔书写，父母亲笔签字。父母曾与宋卫东协商，谁出资购买，房屋产权就归谁所有，父母决定让宋卫东出资购买并承诺该房产权归宋卫东所有，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购买住房的钱是由宋卫东出资交给父亲的，愿意协助宋卫东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父亲于2003年已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宋卫民在一审中答辩称：首先声明宋卫民对父母遗留的房产没有任何诉求。父亲给宋卫红留下的，经过公证的遗嘱，思路清晰，字迹工整，表达明确，是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明确说明“别人无权干涉”。宋卫红也做到了父亲将晚年生活托付给她照顾的要求，与父亲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尽心照顾父亲，尤其是在父亲晚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时候，付出了极大的辛苦，直至父亲去世。宋卫红至今没有住房，这也是父亲将自己的晚年生活要求宋卫红照顾并遗嘱将现有房产遗留给其的原因之一。希望法庭能帮助父亲实现他的遗愿。宋卫众在一审中答辩称，同意宋卫民的答辩意见。宋卫红在一审中答辩称：双方当事人的母亲是2001年9月5日去世，宋卫红于2003年入住涉案房屋，对父亲进行了赡养，父亲据于此，于2004年5月24日立下遗嘱将涉案房屋遗留给宋卫红继承，这一事实与宋卫民的说法是一致的。宋卫东所诉非合同纠纷，其提交的《关于购买住房的遗书》中的“遗书”二字能明确其是遗书，而不是合同；从宋卫东的起诉和证据可以看出，当时购买的房屋属于房改房，享受了国家的优惠，以其父亲名义购买，所有权应归其父亲所有；本案不是合同纠纷，是继承关系；宋卫东在起诉中已经明确在其父母去世后，房屋过户条件已经成就，说明其自认是遗嘱；《关于购买住房的遗书》上高英春的签名和签字都不是其本人所写，且不符合代书遗嘱和自书遗嘱的条件，而且宋卫东没有出资的收据；宋卫红持有公证遗嘱，系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遗嘱；宋卫东不具备购买房屋过户的要求。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本案当事人之间系兄弟姐妹关系。双方当事人的父亲宋国福原承租其单位船舶工业总公司分配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15号房屋一套，1998年该单位进行房改，允许职工以优惠价折算工龄购买央产公房产权。根据宋卫东提供的购房款收据显示，1998年6月1日宋国福交纳购房款31433元，维修基金1611元，共计33044元，2003年9月4日宋国福补交购房款871.12元。2001年5月该房屋产权登记为宋国福，房屋建筑面积为76.6平方米。一审庭审中，宋卫东称登记在其父宋国福名下的房屋系由宋卫东出资33044元以父亲宋国福的名义购买，因属于房改房，故登记所有人为宋国福。宋卫东出具标题为《关于购买住房遗书》的文字材料一份，该文字材料内容为：“根据船总房产管理部门测算，×××15号，现住房3门，建筑面积75.8M2，由宋卫东出资以成本价33044元含维修基金1611元购买下来。为此，今后该房产权归宋卫东所有。此证，宋国福、高英春1999.1.3”。宋卫东持此文字材料主张，宋卫东与父母存在合同关系，属借名登记，主张诉争房屋归其所有，要求宋卫平、宋卫华、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履行合同，协助宋卫东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宋卫平、宋卫华同意宋卫东的诉讼请求，宋卫民、宋卫众、宋卫红不同意宋卫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另查，宋国福于2014年11月29日死亡，其妻高英春于2001年9月5日死亡。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宋卫东持落款签名为宋国福、高英春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主张宋卫东与父母存在合同关系。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成立应具备一定的要件：一、要有缔约人，即实际订立合同的人，由于合同系多方法律行为，缔约人必须是双方以上的人；二、意思表示一致，缔约人须就合同条款至少是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才成立。本案中，宋卫东提供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显示，标题为“关于购买住房遗书”而不是“协议”或“合同”，落款处只有其父母宋国福、高英春的签名，宋卫东主张其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并没有签名，不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从内容上看，“……由宋卫东出资以成本价33044元含维修基金1611元购买下来”，表述购买房屋由宋卫东出资，“为此，今后该房产权归宋卫东所有。”呼应标题的“遗书”，“今后”指宋国福、高英春死亡后。该文字材料中，没有约定借名登记的相关条款及内容，且该房屋的产权系按房改政策购买，依据宋国福、高英春工龄和级别计算的房款，应视为宋国福、高英春享受的福利优惠，故宋卫东所持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不属于合同，宋卫东主张宋卫平、宋卫华、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履行所谓的合同义务，无事实依据。宋卫东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宋卫东的起诉。宋卫东、宋卫平、宋卫华不服一审裁定，向我院提起上诉，宋卫东的上诉理由为：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庭审中，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并未到庭参加诉讼；2、宋卫红提供给一审法院的父亲于2004年5月24日自书遗嘱一份，已经法庭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裁定未予以表述；3、母亲生前系家庭妇女，无工作单位。诉争房产并无母亲高英春的工龄因素。宋卫东提供的证据和宋卫红提供的父亲自书遗嘱均已证实诉争房屋由宋卫东出资购买；4、宋卫民、宋卫众在一审庭前未与代理人刘玉庚见面，代理关系无效；5、宋卫民、宋卫众并未否认宋卫东提供给一审法院的证据的真实性。父亲的抚恤金宋卫东一分未要。宋卫众因用宋卫红的名义申请经济适用房，且宋卫红承诺赢下房产死后赠与宋卫众，宋卫红现居住的父亲单位分配的住房也在死后由宋卫众继续承租，而不顾曾经认可的事实欺骗法庭。宋卫民提供给一审法院的意见与本案无关。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1、本案2015年4月2日立案，2016年5月21裁定，未经宣判程序于2016年6月3日邮寄送达，程序违法；2、宋卫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父亲亲笔书写、母亲签名的《关于购买住房的遗书》是证明宋卫东与父母协商达成一致的合同关系的证据，并非是双方签订的合同。合同的成立以双方形成合意为条件，有证据证明的口头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形式。该文件开头是“遗书”末尾是“此证”，宋卫东并未要求法院认定该文件是合同，而是请求根据这一证据认定宋卫东与父母的合同关系；3、《遗书》和《遗嘱》有着本质的区别。《遗嘱》不需要自证。宋卫东提交的证据，是父亲为证实双方协商一致，由宋卫东出资购买，产权归宋卫东所有的证明。父亲书写的证明标题具有特定的指向，并表明了其履行交付房屋产权的时间是“今后”（房产证颁发在数年之后，颁发房产证时母亲已去世，父亲已出现老年痴呆症状），该文件落款是“此证”，并交与合同相对方宋卫东保存。该证明的事实清楚、明确，不需要宋卫东在父亲出具的证明上签字；4、宋卫红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父亲于2004年5月24日自书遗嘱，内容为：“当初买房时给次子宋卫东写过遗嘱，我和老伴同意将西城区×××9号楼的房屋由他买并给他。该文字意思表示明确，只有协商才会有同意。可以充分的证明父母与宋卫东协商并达成一致，宋卫东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十八年。该证据与宋卫东提交一审法院的证据相互印证。经过一审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该证据具有证明效力；5、一审裁定以宋卫东提供的《关于购买住房的遗书》缺乏合同要件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驳回宋卫东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宋卫东与父母协商一致的合同关系，宋卫东已履行了合同义务。据此，宋卫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予以改判。宋卫平、宋卫华的上诉理由与宋卫东基本一致，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宋卫东提供的书面文件、宋卫红提供的父亲的自书遗嘱、宋卫平和宋卫华的证言，足以证明宋卫东与父母协商一致的合同关系。宋卫东已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据此，宋卫平、宋卫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予以改判。宋卫民、宋卫红、宋卫众针对宋卫东、宋卫平、宋卫华的上诉理由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与一审法院查明及认定的证据一致。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的陈述、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房屋档案查询结果、宋国福人事档案亲属关系情况、阜外大街派出所户籍证明信、购房款收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存折、病历、公证书、出资票据、房产证、遗嘱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宋卫东主张其与父母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宋卫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从标题到内容，均是其父母生前对二人去世后就涉案房产所做的个人处分，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不具备“属于双方行为”的合同特征，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宋卫东与其父母之间就借名购房达成协议。宋卫东、宋卫平、宋卫华上诉主张宋卫东与其父母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宋卫东的起诉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一审法院驳回宋卫东的起诉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并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宋卫东、宋卫平、宋卫华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 君审判员 时 霈审判员 李 琴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