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佛三法民二重字第2号原告（反诉被告）何伟文，男，195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代理人彭晓伟，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勇雄，男，195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三水区。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国泰村107国道边。组织机构代码786075089。两被告委托代理人陈鸿彬，广东雷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何伟文诉被告李勇雄、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达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8月21日作出（2012）佛三法民二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何伟文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5日作出（2013）佛中法民二终字第1145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7月21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禤君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季永峰、人民陪审员黄以仁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31日、11月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开庭时，何伟文的委托代理人彭晓伟、李勇雄和雄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鸿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何伟文诉称，2008年9月何伟文与李勇雄协商，达成何伟文入股李勇雄任法定代表人并控股的雄达公司的协议，双方并于同年10月12日以《协议》形式签订一份入股意向书，约定何伟文在2009年1月1日前以3000000元作价，入股雄达公司并持股30%，《协议》还约定“全部股本付清后，协议生效”。《协议》签订后，何伟文因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在2009年1月1日前将3000000元入股，截止到2010年6月29日才将多方筹措到的2400000元分8次汇入李勇雄的个人账户。之后，何伟文因资金紧张再也无能力筹集剩余的600000元。为此双方的《协议》未曾发生效力，雄达公司也未将何伟文列为其公司的股东。特别是，2011年10月8日雄达公司将名称“广州市雄达碳酸钙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时，公司股东仍为四名原始股东。鉴于自己的资金能力无法达到要求，且自己年纪大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参与经营管理，何伟文多次要求李勇雄退回相关款项，不再入股，但李勇雄均拒绝，故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2008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未生效；2、被告李勇雄归还何伟文款项2400000元，并支付2009年1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至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被告雄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被告李勇雄辩称，一、李勇雄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李勇雄作为雄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何伟文签订入股协议、代收出资款等均是代表雄达公司从事的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二、原告投入的2400000元是雄达公司的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股东不能擅自撤回投资。三、何伟文未按时足额支付出资款，故雄达公司在进行名称变更登记时未同时申请变更股东。被告（反诉原告）雄达公司辩称，何伟文与雄达公司之间的协议已成立并生效，何伟文不仅不能抽回出资，而且还应支付尚未付清的出资款。被告雄达公司反诉称，何伟文与雄达公司于2008年10月12日签订《协议》，约定何伟文在2009年1月1日向雄达公司投资3000000元出资款。截止至2010年6月29日，何伟文分多次共交纳了2400000元，至今尚欠600000元。《协议》已经生效，何伟文已经成为雄达公司的股东，依法应当按时足额交纳所认缴的出资额。据此，雄达公司反诉请求判令：1、何伟文支付出资款600000元及该款从200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何伟文负担。原告何伟文在诉讼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协议》一份，证明何伟文和雄达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何伟文在2009年1月1日前以3000000元入股雄达公司持有公司的30%股权，并约定“全部股本付清后，协议生效”。鉴于何伟文并未在约定时间付清股本，协议未生效。并且说明何伟文与李勇雄协商的本意是何伟文受让李勇雄在雄达公司的30%股份，即本质是股权转让，应该由何伟文和股东李勇雄签订协议，并非由何伟文和雄达公司签订，故该协议的内容是不合法的。2、电汇凭证、转账凭条、转账汇款回单一组共计7张，证明何伟文在2008年9月16日至2010年6月29日期间，分八次将共计2400000元汇到李勇雄账户，其中2008年9月16日汇款两次共计750000元是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前，说明何伟文和李勇雄之间原本是协商由何伟文受让李勇雄在雄达公司的30%股份的，属于股东出让股权的协议。3、《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个人额度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国建设银行个人额度借款分账户支用单》、个人贷款支付凭证、居民户口簿、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出院记录、广州中医院第一附属医疗出院记录各1份，证明何伟文的儿子患有××症，丧失劳动能力，何伟文为此花费高额医疗费。何伟文夫妇以自有住房向中国建设银行抵押贷款460000元，将其中的400000元用于支付向雄达公司的投资，说明何伟文是穷尽了一切办法努力筹款，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的情形。4、调取自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花都分局的雄达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企业名称（企业集团）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共63页，证明雄达公司的四名原始股东均有分工和职务，但何伟文没有任何分工和职务；雄达公司注册资金只有300000元，远不够《协议》所述的10000000元，也没有根据《同意增资的决议》将何伟文增资的溢价部分记为公司资本公积金；雄达公司在2011年10月8日办理变更公司登记事项时没有让何伟文参与股东会议和表决，也没有将何伟文记载为股东。说明何伟文不是雄达公司的股东，没有参加股东会议，没有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没有享受分红。被告李勇雄、雄达公司在诉讼中提供了以下证据：1、《广州市雄达碳酸钙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同意增资的决议》，证明雄达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何伟文出资3000000元占有公司30%股份；在付清3000000元出资款之前，何伟文可以行使股东权利；付清出资款的次日，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由李勇雄代收何伟文支付的出资款。2、《收据》1份、《出资证明书》2份，证明雄达公司于2010年1月13日收到李勇雄转交的何伟文出资款2400000元，自此何伟文享有股东权利。3、《石灰窑承包合同》和《2009年度干部奖励》各1份、《借据》2份，证明何伟文已经实际享有雄达公司股东权益。4、证人容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雄达公司的股东，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何伟文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何伟文加入公司后，其原有18%股份降低为12.6%；何伟文缴纳的2400000元出资款由李勇雄转交给公司，何伟文参与了公司分红，并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5、证人钟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雄达公司的股东，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何伟文增资入股，何伟文入股后，钟某的股份由原来的5%下降为3.5%；公司于2006年成立时注册资本是300000元，在何伟文入股时已增加到10000000元，该数额是经过专业人员评估确定的；何伟文交纳的2400000元由李勇雄收取后转交给公司财务入账了；公司股东一致同意何伟文从投资开始就可以行使股东权利，待出资款交齐后再重新分配股权。6、证人骆某的证言，证明其与雄达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时何伟文在场，并且何伟文有在合同上签名；何伟文是雄达公司的股东，参与过合同谈判；其与雄达公司签订的两份承包合同均是与雄达公司5个股东一起签订的。7、《新基建项目支出工程款》7页，证明何伟文支付的出资款2400000元连同李勇雄借给雄达公司的100多万元用于公司投资兴建一条石灰粉生产线。8、《临时股东大会召集通知》1份，证明雄达公司曾通知过何伟文参加股东会议，但何伟文没有参加。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石灰窑承包及投资合同》、《合伙投资承包石灰窑经营协议》、《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新线窑）公司成立，资金投入证明》各1份。经庭审质证，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均调取自本院（2015）佛三法民二初字第871号案卷中，原、被告对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何伟文提供的证据1、2，两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并认可原告陈述的八次付款时间，本院对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原告向被告雄达公司投资之前其儿子已经生病，故无法证明原告据此证明的无能力继续投资的事实，鉴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据此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是调取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档案资料，真实有效，来源合法，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否认其真实性，认为是被告为本案诉讼伪造的，并申请对两组证据的签名及印章的形成时间以及是否同一时间形成的问题进行鉴定，本院认为，两组证据的内容是雄达公司股东表示同意何伟文对公司增资并入股公司，经股东会同意后雄达公司表示同意给予何伟文股东权利，并制作了《出资证明书》，故无论该两组证据是否事后形成的，都是雄达公司及其股东的意思表示，故原告的鉴定申请缺乏必要性，本院不准许原告的鉴定申请。但鉴于《出资证明书》并未向原告送达，《收据》也只是雄达公司开具给李勇雄，并未向原告开具，故在原、被告之间并未实现雄达公司已向原告作出自此原告享受雄达公司股东权利的意思表示的条件，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只认定雄达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的事实，对两被告根据上述证据证明的其他事实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合议庭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4、5、6，鉴于证人容某、钟某是雄达公司的股东，骆某与两被告存在承包或合作经营的经济利益关系，属于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规定，上述三证人证言中有其他证据佐证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对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内容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7、8均是雄达公司单方制作的，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材料已送达给原告，故本院不予认定。据此，结合原、被告的一致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08年10月12日，何伟文与雄达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约定何伟文从2009年1月1日加盟雄达公司；加盟后雄达公司股本作价10000000元，原有股东占公司股份70%，何伟文占公司股份30%；何伟文在2009年1月1日前将3000000元股本付清，协议生效；公司全体股东按照股份的大小承担相应的风险和享受相应的利益。何伟文在2008年9月16日至2010年6月29日期间，分八次将共计2400000元汇入李勇雄的账户。李勇雄于2010年1月12日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何伟文出资款2400000元。雄达公司原名广州市雄达碳酸钙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5日，注册资本为300000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被告李勇雄，股东（××）有吴汉文、容某、钟某、李勇雄，分别出资21000元、54000万元、15000元、210000元，分别持有公司股权的7%、18%、5%、70%。2011年10月8日，雄达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将名称由“广州市雄达碳酸钙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将经营范围由“纳米碳酸钙”等内容更为“工业用氧化钙”等内容。当日，股东吴汉文、容某、钟某、李勇雄作出股东会决议，记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有吴汉文、容某、钟某、李勇雄等4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旧章程作废，启用新章程。”同日，上述四名股东签署了《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有限公司章程》一份，记载的股东成员为上述四名股东。另查明，2010年1月12日、9月20日，雄达公司分别向李勇雄个人各借款500000元，吴汉文、容某、钟某、何伟文在借据上签名确认。2010年2月10日，雄达公司奖励干部，向李勇雄、吴汉文、容某、钟某、何伟文各发放了3000元。再查明，2011年5月3日，雄达公司与案外人骆某签订了《石灰窑承包合同》，约定雄达公司将石灰粉生产线发包骆某生产经营，合同落款处甲方由李勇雄在“法定代表人”栏签名，何伟文及三名股东在“股东签名”栏签名。2012年3月18日，案外人骆某、彭荣平、罗建良与李勇雄就上述石灰粉生产线签订《合伙投资承包石灰窑经营协议》一份，并签订了《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新线窑）公司成立，资金投入证明》一份，约定四人合伙经营石灰粉生产线，并由雄达公司和案外人骆某、彭荣平、罗建良重新签订了一份《石灰窑承包及投资合同》，对《石灰窑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和“承包费及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2015年7月27日，雄达公司向本院起诉案外人骆某、彭荣平、罗建良，要求三人支付石灰粉生产线的承包款，并向本院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3日的《石灰窑承包及投资合同》据以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何伟文和雄达公司签订的《协议》的性质及是否生效问题；2、何伟文是否已成为雄达公司的股东；3、何伟文是应继续履行出资义务或是有权取回其出资款，退回出资款的责任主体是谁。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何伟文和雄达公司签订的《协议》的性质及是否生效问题。何伟文主张其本意是购买李勇雄在雄达公司的30%股份，因此《协议》的性质是股东向何伟文转让股权，但由于《协议》由雄达公司与受让人签订，形式违反了公司法对于股权转让方式的规定及雄达公司章程规定，故《协议》无效；即便协议有效，但生效条件不成就，协议并未发生效力。对此，李勇雄和雄达公司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从《协议》签订的双方和协议内容来看，雄达公司与何伟文签订协议，由何伟文向雄达公司投资3000000元取得公司的30%股份，虽然原始股东是同意何伟文向公司投资并享有股份，并且因为何伟文的投资导致公司资产增加，原始股东享有的股权份额相应减少，但并非约定同意将自己的股份分别转让给何伟文，也没有与何伟文签订任何转让股份和支付对价的协议，故本院对何伟文主张是原始股东与何伟文之间的股权转让的理由不予采纳。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只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的形式，并未规定公司吸收新股东、引进新资金的形式，但公司法属于管理性规定，是对公司内部管理的一个指引性法规，但其未明文禁止吸收新股东、引进新资金，故本院对何伟文认为《协议》违反公司法规定而无效的主张不予采纳。另外，对于本案案由问题，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何伟文认为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中的“股权转让纠纷”，基于上文所陈述的理由，何伟文的主张无理，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何伟文和雄达公司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约定“乙方何伟文在上述日期（即2009年1月1日）前将投资款3000000元打入公司指定的账户，全部股本付清后，协议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故该协议属于附条件生效的协议，所附条件为“2009年1月1日前全部股本付清”。从本案情况来看，何伟文并未在此时间前将股本全部付清。虽然雄达公司辩称，雄达公司于2008年10月11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何伟文向公司增资3000000元，并且在未支付完增资款前可以行使股东权，但从2008年10月12日所签订的《协议》来看，协议并未约定给予何伟文此权利，而是约定“全部股本付清后，协议生效”的条件。雄达公司辩称，2010年1月13日、2011年10月20日雄达公司分别作出了《出资证明书》，给予了何伟文享受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但该两份出资证明书均未向何伟文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也就是说，在雄达公司和何伟文双方之间，雄达公司并未作出意思表示在何伟文全额交付完出资款3000000元之前何伟文可以享受股东权利，即并未改变双方约定协议生效所附的条件。虽然雄达公司和李勇雄在2009年1月1日之后也收取了原告逾期支付的部分出资款，但这只是说明双方变更对付款期限的约定，并不说明雄达公司放弃了对金额的约定。在双方约定生效条件未成就时，何伟文主张《协议》未生效，雄达公司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的情形，故本院认定《协议》未生效。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何伟文是否已成为雄达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的问题。雄达公司和李勇雄认为，虽然何伟文并未在指定时间内足额出资，但雄达公司已给予何伟文股东权益，并提供了有何伟文签名的《石灰窑承包合同》、《借据》、《2009年度干部奖励》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上述权利的行使一般是通过股东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审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特别是参加股东会议讨论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任公司董事、监事等重要管理人员，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等予以实现。本案中，从雄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难看出，何伟文参与的事项仅限于雄达公司两次向李勇雄借款和参与了签订《石灰窑承包合同》将石灰粉生产线发包给案外人骆某，但雄达公司也承认该石灰粉生产线最后是由骆某、彭荣平、罗建良与李勇雄个人合伙投资经营，何伟文并未参与其中。也就是说，何伟文参与了雄达公司个别事项的个别阶段的实施，而并非是作为雄达公司股东应享有的全部股东权利。雄达公司还辩称何伟文本人以及委托其儿子何柱光参与了公司的管理和重大事项的讨论及决策，但从本案证据来看，雄达公司除了提供了上述证据外，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次，雄达公司2011年10月8日修改了公司章程，申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进行变更登记，其在股东会决议上记载的股东仍然只有李勇雄、容某、钟某、吴汉文，并记载以上股东代表公司100%的表决权，并未将何伟文列入股东范围内，也未给予何伟文对公司修改章程这个重大事项的表决权。虽然雄达公司辩称是因何伟文未全额出资而不能申请登记何伟文为股东，以及何伟文经过通知不愿意参加股东会议，但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通知过何伟文参加股东会议，在表决中记载过何伟文的股东身份及其按出资比例享有的表决权，或者以其他形式让何伟文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再次，雄达公司主张何伟文收取的干部奖励3000元是分红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何伟文和雄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也约定“公司全体股东按照股份的大小承担相应的风险和享受相应的利益”，雄达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经过包括何伟文在内的全体股东对分红进行过商议并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故本院对雄达公司、李勇雄主张该款项是公司对股东的分红的陈述不予采纳。综上，雄达公司和李勇雄辩称雄达公司给予何伟文享受公司股东权，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第三个问题，何伟文是应继续履行出资义务或是有权取回其出资款，退回出资款的责任主体是谁。综上对第一、二个问题的论述，可见何伟文和雄达公司签订《协议》未发生法律效力，何伟文未成为雄达公司的股东享受股东权利，不负有股东义务，故何伟文主张要求退回雄达公司出资款2400000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何伟文主张以2400000元为本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从2009年1月1日起算利息，鉴于双方在协议中并未约定利息问题，何伟文是在本案立案之后的2015年8月24日主张利息，故本院判决从原告主张之日起以出资款24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同时，基于上述理由，雄达公司反诉请求何伟文支付剩余的出资款6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退回出资款的责任主体的问题，何伟文认为李勇雄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何伟文投资的2400000元交给雄达公司，故李勇雄应承担退款责任，雄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协议》由雄达公司和何伟文签订，现《协议》未生效需要退回出资款，退款义务的责任主体应是雄达公司。但李勇雄收取了何伟文的款项，鉴于李勇雄是雄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是持有股份最多的股东的特殊身份，如需要证明款项2400000元已交回雄达公司，应提供雄达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等相应证据佐证，但雄达公司和李勇雄均未提供，故无法认定款项2400000元已经交回公司，李勇雄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何伟文和被告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公司于2008年10月12日签订的《协议》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何伟文出资款2400000元及利息（以240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8月2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商业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李勇雄对第一项判决确定的返还款项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被告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26000元，由被告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公司和李勇雄共同负担；反诉受理费4900元，由被告广州市雄达工业钙品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禤 君审 判 员  季永峰人民陪审员  黄以仁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书 记 员  蔡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