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丽荷，住广东省增城市。委托代理人：卢运水，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英，住广东省台山市台城街道办事处环城南路**号***房，现居于广东省增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勇，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代理人：杨玉新，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连丽璇，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钟丽荷因与被上诉人刘小英、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76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在审理钟丽荷诉刘小英、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李勇向原审法院提交���增城市公安局作出的增公网立字（2014）14388号、15550号《立案决定书》，载明增城市公安局决定于2014年8月20日对刘小英等人涉嫌诈骗案立案侦查。李勇申请原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增城市公安局作出的《立案决定书》表明刘小英已涉嫌骗诈骗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故由于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原审法院认为钟丽荷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钟丽荷的起诉。上诉人钟丽荷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钟丽荷和刘小英、李勇之间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纠纷，不属于刑事诈骗案件，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由经济犯罪嫌疑，与事实不符。1、钟丽荷与刘小英、李勇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各方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条款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此外，刘小英在向钟丽荷借款时，李勇自愿为刘小英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刘小英在借款过程中并不存在以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也没有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骗取钟丽荷财物的行为，是典型的民间借贷纠���，刘小英不按时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属于民事违约，并不构成经济犯罪。2、本案中，对钟丽荷与刘小英的经济纠纷以刑事诈骗立案是李勇为逃避担保责任一手操作的，其过程也是严重违法的。钟丽荷与李勇曾经在增城市永新派出所工作，其后李勇调到增城市沙村派出所工作，钟丽荷也没有在永新派出所工作，两人之间是前同事关系。钟丽荷与刘小英原本并不认识，是李勇介绍刘小英找钟丽荷借钱的，在李勇自愿为刘小英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况下，钟丽荷才同意借钱。当钟丽荷将借款交付给刘小英后，刘小英并没有按合同约定还款，而且选择跑路躲债。在公安机关任职的李勇预先得知刘小英躲债的消息后，担心自己承担保证责任，就主动哄骗钟丽荷前往增城市永新派出所报案。在永新派出所里，李勇一个人以办案民警的身份作为询问人利用永新派出所的电脑对���丽荷进行询问，并将原本是一个经济纠纷案件按刑事诈骗案立案。在整个过程中，李勇为了逃避承担担保责任，所从事的一系列行为是严重违法的，具体表现为：（1）李勇不是永新派出所民警，无权以该派出所工作人员名义受理公民的报案；（2）为了逃避承担担保责任，刻意将本案的经济纠纷按刑事诈骗案立案；（3）作为利害关系人，单独对钟丽荷进行询问时，制作询问笔录时，刻意淡化自己的责任，把自己描述成受害人；（4）受理钟丽荷的报案没有给钟丽荷任何书面的回执；（5）利用与永新派出所的关系，非法取得《立案决定书》。李勇既非永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又不是受害人，根本无权取得《立案决定书》的，但由于李勇在永新派出所工作过，与永新派出所工作人员有关系，而且对本案中刘小英的行为以诈骗罪立案，是李勇一手操作的，因此，其很轻易地取得了与其无关的《立案决定书》，并将其提交到原审法院，但李勇获取《立案决定书》的程序是违法的。原审法院仅凭李勇提供的《立案决定书》，没有对刘小英的行为作出审查，也没有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就认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与事实不符。3、即使刘小英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本案不涉及经济犯罪，原审法院也应继续审理本案。若正如《民事裁定书》所裁，公安机关据以立案的依据正是本案中刘小英诈骗钟丽荷后前往派出所报了案这一事实，则此根据完全站不住脚，一来双方本来就只存在正常的民事借贷纠纷，不涉嫌经济犯罪；二来李勇利用职务之便一手拟制的报案材料程序违法，内容有重大瑕疵，不应作为公安机关立案的主要依据，因此法院也相应的不能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而驳回起诉；相反，若公安机关据以立案的依据并非本案事实，而是刘小英对他人所实施的犯罪事实，那么根据《最高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人民法院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本案因与刘小英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无牵连，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只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应当开庭继续审理。二、原审法院没有通知钟丽荷开庭及对证据进行质证，没有给予钟丽荷陈述辩论的权利，就简单驳回起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1、本案从立案到收到裁定，作为原审法院和主审法官从未通知钟丽荷或钟丽荷的代理人出庭或者了解情况，也没有对案情进行必要的说明，就直接通知钟丽荷拿裁定书，没有给予钟丽荷陈述辩论的权利。2、对于李勇提交的《立案决定书》，证据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来源是否合法，没有做出审查，也没有通知钟丽荷进行质证，截至现在，钟丽荷也不知道李勇提交的《立案决定书》上载明了什么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未经质证的《立案决定书》是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的。3、退一步讲，即使本案要移送公安机关，裁定书中也应当载明退回诉讼费，但是纵观裁定书中，却是只字未提。此外，即使刘小英果真因涉嫌经济犯罪而导致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对借款人构成犯罪导致合同无效具有当然过错。事实上，民间借贷中除了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外，担保人的担保代偿能力也是出借人出借款项的重要考虑因素。本案便是如此，钟丽荷之前根本不认识刘小英，只因与担保人李勇曾经是同事，且李勇愿意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给予了钟丽荷能正常收回借款的心理预期，担保人对借贷事实的发生具有促成作用。担保的本质是对主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的代偿承诺，借款人刘小英未能按约偿还借款，担保人李勇就理应予以代偿，无关乎借款人是否成立犯罪，因为担保人自愿为一个犯罪行为提供诚信担保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对债务人偿债身份和能力审查不慎的责任。否则，极容易造成民间借贷中保证人与借款人恶意串通侵害借款人的合法权益而共同获利的道德风险。也就是说，在钟丽荷已经在原审起诉中将李勇列为被告之一的情况下，本案仍应开庭审理。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指令增城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3.判令刘小英、李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上诉人李勇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钟丽荷的上诉请求，维持原裁定。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一、本案不是正常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一种以民间借贷式诈骗的犯罪行为。刘小英的真实目的是骗取钟丽荷的款项，签订借款合同只是诈骗钟丽荷款项的形式和手段。二、钟丽荷曾亲自前往增城市公安局永新派出所报案，称其被诈骗，并已在民警的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李勇也因受骗前往该派出所报案，可见该民间借贷并不正常。在钟丽荷发现刘小英等人已联系不上后，钟丽荷便于2014年8月18日到增城市公安局永新派出所报案，称其被诈骗了15万元人民币，并于当日在永新派出所做了询问笔录。钟丽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询问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其在永新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理应是合法有效的。李勇也是受害人，被刘小英诈骗了10万元，李勇本人也���往增城市公安局永新派出所报案。由此可见，该民间借贷并不正常。三、本案款项是刘小英涉嫌诈骗罪的事实中的一部分，相关款项只能通过刑事追赃程序。据了解，刘小英于2014年4月18日也以相同的手段向报案人邓某借款100万元，后邓某也与其联系不上。李勇也是受害人，被刘小英诈骗了10万元。换言之，据李勇已知的事实，无疑本案款项只是刘小英涉嫌诈骗罪的事实中的一部分。钟丽荷要求李勇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属于对公安机关正在侦查的刑事案件中的部分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故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另外，李勇与钟丽荷之间的担保关系是以钟丽荷与刘小英上述借款为前提，现该借款基础事实涉案犯罪，而据此设立的抵债关系亦应与借款关系一并由侦查机关主管。增城市公安局已经立案，本案借款有涉及经济犯罪的嫌疑，为准确甄别债权性质以及借款担保��同效力，相关款项应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本案应当根据公安侦查的结果来认定各方的责任，法院不宜直接作出认定和裁判。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对于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案件，不存在对同一事实分开处理，对同一笔诈骗罪的款项部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部分仍由法院民事处理的法律规定。五、根据最高院的复函及法释（1998）7号的指导及参考，对于本案的情形，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正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的复函》可知，对于该种情形，受害人要求保证人代偿“借款”的纠纷，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正确的。法释（1998）7号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由此可见，对于此种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原审法院驳回钟丽荷的起诉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刘小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钟丽荷认为其并未对李勇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立案决定书》等相关材料进行质证外，李勇对相关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钟丽荷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钟丽荷称该录音发生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系钟丽荷知道刘小英跑了之后，与其两名搭档与李勇的谈话录音，地点为增城区新塘镇碧桂园凤凰城钟丽��的一家公司办公室。拟证明：1、李勇作为担保人是有利益收取的，李勇承认是在收取月利息8%的前提下，分到月利息达5%。2、李勇当钟丽荷面同意并要求钟丽荷到法院起诉解决的。3、由于李勇是现职警员，懂法律，所以李勇一方面要求钟丽荷去法院起诉，另一方面设计好方案，让钟丽荷去报刑事案，违法立刑事案件。在钟丽荷依法起诉后，又以刑事案件为由阻止法院处理。整个事件是李勇策划的，违法办案、立案，违法提供材料，从而想达到不负担保责任的效果。李勇对该录音证据质证认为：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钟丽荷并未在原审期间提交该证据。钟丽荷称该录音发生时间是2014年9月11日，可见该证据并非在一审举证期后发现以及向法院申请取证未获得批准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以及证据规则第41条，并不属于新证据。2、首先，��该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无法核对录音中对话人员的身份，换言之，无法核对里面其中一个男声就是李勇。其次，对合法性不确认，该录音的原始载体无法判断是否完整，是否存在剪切、改编等。该录音的取证人是谁不清楚，当时时间、地点、情形等都无法判断，仅是钟丽荷的片面之词。最后，对关联性不予确认，据钟丽荷所称，录音形成时间为2014年9月11日，而钟丽荷报警立案的时间是2014年8月份。退一步而言，即使录音是真实的，从形成时间上可见该案件在录音形成前已经是公安机关立案审理中的刑事案件，并非如钟丽荷所称，是李勇指引、引导后才去报警。所以，该录音与本案审理无任何的关联性。本院依李勇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永新派出所调取了增公网立字（2014）14388号《立案决定书》、增公网拘字（2014）02556号拘留证，以及钟丽荷于2014年8月18日在永新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钟丽荷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等证据是在李勇的怂恿下骗得钟丽荷去做的，实际上是李勇在永新派出所给钟丽荷所做，是为了逃避其责任刻意将本案的经济纠纷按刑事诈骗立案，李勇一审时并非通过正当途径调取此证据，而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打印。李勇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从该证据可知，钟丽荷亲自到永新派出所报案，说其被诈骗，且在民警的询问笔录上签字，钟丽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派出所的询问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其在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应当是合法有效的。上述证据证明本案确属正在侦查的刑事案件，不属于经济纠纷。本院认为，本院二审期间向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永新派出所调取的增公网立字（2014）14388号《立案决定书》、增公网拘字（2014）02556号拘留证，���及钟丽荷于2014年8月18日在永新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均可证实，本案借款人刘小英已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规定，裁定驳回钟丽荷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钟丽荷上诉认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程序违法，但并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钟丽荷于二审中补充提交的录音证据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的新证据，且与本案的处理无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谢欣欣代理审判员  汪 婷代理审判员  吴 湛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晓婷张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