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剑林，住广东省蕉岭县。委托代理人：杨爱斌，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宋晔，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捷，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委托代理人：吕铭东，广东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欧艳，广东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剑林因与被上诉人杨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4日，杨捷手写《借据》确定湛江市森汇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汇公司）法人代表杨捷借郭剑林用于公司周转金额50万元。郭剑林附证据为2012年1月18日由郭剑林转账支付杨捷账户50万元，并备注用途“模板货款”。但在第一次提交证据时，将业务回单上的“模板货款”涂改去除。原审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37案查明，2012年8月10日，杨捷在电脑打印的《借条》上签名确定森汇公司法人代表杨捷向郭剑林个人借款金额150万元进行公司运作周转。(月息3分)特此为证，另注地址：借款.还款.付款均在广州市天河区。对于该借条杨捷称“(月息3分)特此为证，另注地址：借款.还款.付款均在广州市天河区”为郭剑林事后加注。该案庭审时，郭剑林对为何“。”号后“(月息3分)”而没有“。”号以及最后行“日期：”与“地址：”及“()”打印大小、字体清晰度不对称未作合理解释。郭剑林附证据为2012年8月7日转账支付王某乙款项584900元以及2012年8月10日转账回单尾数036、037、038、039、040、041、042、043、044、048、049、050、051、052、053、054、055、056、057、058共20笔(按账单反映当日有27笔往来共1315000元)各5万元合计100万元，总合计1584900元。原审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38案查明，2012年11月1日，杨捷手写《借条》确定森汇公司法人代表杨捷借郭剑林60万元进行公司周转。郭剑林附证据为2012年11月1日由郭剑林转账支付陈某乙账户576000元，并备注用途“杨捷借款60万”。原审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1239案查明，2012年8月22日，杨捷在电脑打印的《借条》上签名确定森汇公司法人代表杨捷向郭剑林个人借款金额100万元进行公司运作周转。(月息3分借期两个月)特此为证，另注地址：借款.还款.付款均在广州市天河区。对于该借条杨捷称“(月息3分借期两个月)特此为证，另注地址：借款.还款.付款均在广州市天河区”为郭剑林事后加注。该案庭审时，郭剑林对为何“。”号后“(月息3分借期两个月)”而没有“。”号以及最后行“日期：”与“地址：”及“()”打印大小、字体清晰度不对称未作合理解释。郭剑林附证据为2012年8月22日由郭剑林转账支付王某乙账户91万元，2012年8月10日转账回单尾数046和047各5万元合计101万元。对于上述非直接转账给杨捷的款项，杨捷均否认收取，而郭剑林也未提供证据表明杨捷委托他人收款。另杨捷提供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确定杨捷为森汇公司法定代表人；2、受案登记表及回执，说明杨捷已向公安机关报称郭剑林伪造森汇公司印章冒领公司款项110万元；3、和解协议，由森汇公司与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公司）签订，内容为双方确定天力公司支付1266060元给森汇公司后，双方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郭剑林提供的2013年11月11日和2014年1月24日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所盖印章骗取应收款110万元由森汇公司追讨。森汇公司撤回(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2444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另附《委托书》二份，均表明由森汇公司委托郭剑林收取模板货款(包括支票、现金)；4、天力公司供应商签收支票明细，表明2010年11月2日郭剑林签收森汇公司货款60万元；2011年1月18日代收623580元和876000元；3月24日代收200万元；7月16日代收50万元、578600元、40万元、52万元、8月19日代收140万元；10月17日代收150万元；2012年1月19日代收200万；8月28日由梁万代收80万元；10月17日由梁万代收20万元；12月19日由梁万代收50万元；2013年11月10日代收40万元；2014年1月11日代收30万元；1月24日代收20万元。对于上述证据，郭剑林提出书面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1、2由法院审定，对于证据3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4属于天力公司材料，与本案无关。据杨捷提出的调查申请，原审法院核查郭剑林、杨捷、王某乙(杨捷母亲)、陈某乙收款账户的来往明细，反映各人关联往来款项如下：王某乙于2011年2月28日转付陈某乙款5万元；杨捷于2011年4月26日转付陈某乙款40万元；杨捷于2011年4月29日转付陈某乙款90万元；王某乙于2011年5月10日转付陈某乙款100万元；郭剑林于2011年5月13日转付杨捷款463050元；杨捷于2011年6月21日通过广发行转付郭剑林款100万元；杨捷于2011年6月22日通过广发行转付郭剑林款100万元；陈某乙于2011年9月6日转付杨捷款11万元；陈某乙于2011年9月14日转付杨捷款10万元；陈某乙于2011年10月12日转付杨捷款50万元；王某乙于2011年12月13日转付陈某乙款60万元。杨捷于2012年1月18日转付郭剑林款456101元；郭剑林于2012年1月18日转付杨捷款50万元；杨捷于2012年1月18日转付陈某乙款50万元；王某乙于2012年1月27日转付陈某乙款45000元；杨捷、王某乙于2012年4月18日分别转付陈某乙款12万元、23万元；王某乙于2012年4月19日转付杨捷款2万元，同日杨捷转付陈某乙款45万元；王某乙于2012年5月2日转付杨捷款20万元；郭剑林于2012年8月7日转付王某乙款584900元；王某乙于2012年8月8、9日各转付陈某乙款各5万元；郭剑林于2012年8月10日转付王某乙26笔5万及1笔15000元合计转款1315000元；王某乙于2012年8月11日转付陈某乙款237000元；王某乙于2012年8月13日转付陈某乙款50万元；郭剑林于2012年8月15日转付王某乙款5万元，同日王某乙转付陈某乙款50万元；王某乙于2012年8月16日转付陈某乙款33万元；郭剑林于2012年8月22日转付王某乙款91万元；王某乙于2012年8月24日转付陈某乙款300015元；郭剑林于2012年10月14日转付陈某乙8笔5万元计40万元、郭剑林于2012年10月15日转付王某乙款10万元；郭剑林于2012年11月1日转付陈某乙款576000元；王某乙于2012年11月17日转付郭剑林款600015元；王某乙于2012年12月3日转付杨捷款2187元；王某乙于2012年12月25日转付陈某乙款5万元和192万元。原审法院认为：针对郭剑林与杨捷之间的借贷关系，郭剑林提供了共两份手写《借条》及两份机打《借据》予以确定，其借款时间分别为2012年8月10日、8月22日、10月14日和11月1日，借款金额分别为1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60万元合计金额360万元。但对于上述借条所附对应案件的付款凭证，郭剑林提供为1584900元、101万元、50万元(货款用途涂改)、576000元的付款单据，据此上述借款借据数额与汇款凭证数额并未一一对应。另从郭剑林提供的机打《借据》上反映“(月息3分借期两个月)”、“(月息3分)”以及“地址：借款.还款.付款均在广州市天河区”及“()”打印大小、字体清晰度等方面，其与前文字的布局，与上文字比较均出现非同一次打印的偏差，与杨捷手写《借条》相比较，足以反映该两段文字属于再次打印加注。四份收据的总金额360万元，未有利息、借期的约定及后期每月还款记录，及前债未清再借新债，于理不合。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郭剑林于2012年1月18日以首次有涂改“模板货款”的转付凭证主张认为2012年10月14日再由杨捷出具收据确认借款事实的存在的。从该证据反映，1月付货款而在10月出具借据用于公司周转，却未在2012年8月首次借条中确认，与常理不合。况且本四案所出具的借据时间段为2012年8月至11月间，从内容反映，应属于该期间杨捷的公司需资金运作，而非对前款项的确认。2012年1月18日的款项支付并非确定借款用途，而2012年10月14日的收据也未反映属于货款的转化，且2011年6月杨捷转付郭剑林200万元的款项，据此不能反映借据所指款项即为2012年1月18日的货款，不能确定杨捷已实际收取本案所涉借款。资料反映2011年10月17日郭剑林代收杨捷持有森汇公司款项150万元，也于2012年1月19日以同样方式代收货款200万元，足以印证该50万元货款的支付，而非借款。故郭剑林主张本案借款真实付出的证据不充分，其请求杨捷归还借款50万元及按月息3%计收利息不当，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郭剑林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300元，由郭剑林负担。上诉人郭剑林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本案上诉人的证据（借条和汇款凭证）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拖欠50万元借款及利息，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借条和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并确认其收到了银行流水涉及的50万元转款。因此，本案争议的50万元借款合同已经生效，被上诉人应当依约向上诉人足额返还借款本金和利息。二、原审法院事实认定违反证据裁判规则，主观否定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双方之间的简单借贷关系，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原审法院仅凭主观判断，认定上诉人据以起诉的借条中被上诉人关于利息和借期的承诺是事后打印加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提起诉讼的借条“未有利息、借期的约定及每月还款记录，及前债未清的情况下再借新债，于理不合”为由，否定涉案借贷关系真实性，属于主观臆断；（三）原审法院以本案1月汇款而在10月才出具借据予以确认的时间差距与常理不符为由，否认涉案借款关系，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完全不具有证据效力，且用与本案无关的材料否认涉案借款关系的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归还借款50万元，并按照双方约定的月息3%向上诉人归还逾期还款的利息，利息数额暂计算至该案具状之日止为35万元，实际计算至被上诉人实际还款之日；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杨捷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杨捷在2012年10月14日向郭剑林出具《借条》载明的50万元款项性质是借款还是货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郭剑林为证明涉案50万元借款关系的存在，所提交的证据为《借据》和银行转账凭证。而郭剑林首次向法院提交的2012年1月18日的银行转账凭证，在备注一栏有涂改现象，而备注实为“模板货款”，足以证明该款项支付时的支付用途并非借款而为货款。亦依法表明郭剑林在本案诉讼中存在不诚信行为。其次，就《借条》中杨捷确认真实的载明内容，杨捷是以森汇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郭剑林借款，且借款用于公司周转，却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日期等重要内容。同时期，郭剑林主张杨捷先后向其借款四次，数额达到360万元，同样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日期，这与日常借贷的商事法则相悖，却与杨捷主张的货款性质吻合。再次，郭剑林虽主张杨捷于2012年10月14日出具的《借据》系是对2012年1月18日的货款转化而来。但该借据并未反映载明借款系以前货款转化，且根据法院查明郭剑林与杨捷之间的交易往来的事实，若该笔货款已转化为借款却并未在2012年8月的首次借条中予以确认，与常理不合。再次，杨捷提供森汇公司与天力公司和解协议，证实森汇公司撤回对天力公司的买卖合同货款的诉讼；同时提供森汇公司委托郭剑林向天力公司收款的《委托书》及郭剑林收取天力公司款项的签收支票明细，证实郭剑林代森汇公司向天力公司收款，并进而主张涉案《借条》款项系因郭剑林拒绝向森汇公司付款而形成。因杨捷所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合理的证据链，在郭剑林没有提出反驳证据并作出合理解释的前提下，依法应予采信杨捷所提证据的真实、合法和关联性。综合上述，本院推定杨捷在2012年10月14日向郭剑林出具《借条》载明的50万元款项属于货款性质。郭剑林主张其与杨捷之间存在涉案50万元的借款关系明显证据不足，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请求杨捷还款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上诉人郭剑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庞智雄审 判 员  李 琦代理审判员  丘 杰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