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苏中商终字第019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江市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震泽分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梅堰庙头村。诉讼代表人韩伯勤，该分公司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钟四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元春。原审被告苏州市吴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蚬子滩1号。法定代表人张振芳，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吴江市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震泽分公司（以下简称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元春以及原审被告苏州市吴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江水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5）吴江盛商初字第0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元春一审诉称：2013年7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王元春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发生鱼苗饲料业务往来，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共计结欠王元春货款190100元。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陆续归还货款136100元，尚欠货款54000元。此款经王元春多次催讨，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至今分文未付。经查，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系吴江水产公司的分公司。现请求判令：1、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吴江水产公司归还货款54000元；2、由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吴江水产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吴江水产公司一审辩称：吴江水产公司未向王元春购买饲料，王元春提供的收条系钟某某个人署名，未加盖吴江水产公司或分公司的章，王元春应向钟某某个人主张要款。故请求驳回王元春的诉讼请求。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一审辩称：钟某某不是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的负责人，只是一般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确认。经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核实，当时王元春与钟某某结算时有多开发票的事实，应减去多开发票的金额20000元即余欠34000元。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没有直接向王元春购买饲料，是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与张某某合作养殖期间所购买，现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与张某某的合作结束，该款项应由张某某负责，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无关。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王元春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发生鱼苗饲料业务往来。2014年4月1日，王元春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进行结算，形成收条一份，该收条载明：“2014年4月1日，白鱼饲料款双方结算。王元春应收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白鱼苗饲料款玖万肆仟元整。2014年4月1日收到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饲料款肆万元整，余款伍万肆仟元整。收款人：王元春、2014年4月1日；由钟某某于2014年4月5日签字确认”。此后，王元春多次催讨余款54000元未果，致讼争。一审审理中，王元春陈述收条中载明的饲料款40000元由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支付，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与王元春所作的书面核实情况材料一份，意在证明王元春多开发票，王元春与钟某某结算的金额不正确。对此，王元春认为并未多开发票。一审审理期间，原审法院向钟某某进行调查，钟某某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其在2015年1月之前，在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做负责人，2015年1月之后调到吴江水产公司；收条上的签名是其本人签的，当时对账后公司确认结欠王元春54000元，所以代表公司签字确认；业务是王元春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发生的；否认要求王元春多开发票。对此，吴江水产公司、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认可钟某某在调到吴江水产公司之前确实在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工作，但不认可钟某某系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原审法院另查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设立于2002年8月13日，韩伯勤系企业负责人。吴江水产公司原企业名称为吴江市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设立于1993年3月29日，2013年8月20日变更为现企业名称，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张振芳系法定代表人，韩伯勤为公司股东之一。以上事实，由王元春一审提供的收条、送货单、工商登记信息材料，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吴江水产公司提供的书面核实情况材料、工商登记信息材料及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庭审笔录在卷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吴江水产公司、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否认钟某某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同时要求王元春向钟某某主张货款。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钟某某的身份，可以明确系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吴江水产公司的职员；其次，根据王元春提供的送货单，送货单上明确收货单位为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钟某某在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亦再次明确系王元春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同时根据王元春提供的收条载明的内容来看，其中40000元货款，经查明，系由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向王元春支付；再有，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吴江水产公司根据与王元春所作的书面核实情况材料，一方面主张王元春多开发票，双方结算金额不正确，要求予以扣除多开发票的金额，而另一方面又否认钟某某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身份，显然自相矛盾。综上所述，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吴江水产公司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所述，结合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王元春的交易对象应为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王元春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抗辩称鱼苗饲料系公司与张某某合作养殖期间所购买，现公司与张某某的合作结束，该款项应由张某某负责，但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未向原审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印证，故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的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关于王元春多开发票，双方结算金额不正确，要求予以扣除多开发票的金额的主张，经审查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书面核实情况材料，该材料当中王元春仅陈述钟某某要求王元春以购买生产资料为由一起多开发票里面20000元左右，但并未明确王元春是否按其要求多开了发票。根据王元春提供的送货单记载的规格、单价、货款金额，结合王元春自认的收款金额，无证据表明王元春收取了超过送货单记载的货款金额外的利益价值，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亦未向原审法院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再有，王元春在材料中也一再强调欠款总额为54000元（有欠条），要求予以归还的事实。综上，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现王元春要求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支付货款，原审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对于其清偿不足部分的民事责任应由吴江水产公司承担。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吴江市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震泽分公司应支付王元春货款54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苏州市吴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对吴江市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震泽分公司上述付款义务中的清偿不足部分承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收取1150元，由苏州市吴江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对钟某某的调查笔录真实可信有所不当，因为钟某某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二、王元春已经承认钟某某要求多开2万元的发票了，故应当扣除2万元，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仅结欠王元春货款34000元。三、原审法院程序不合法，原审法院应向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调查，并应依职权追加张龙海为本案一审被告参加诉讼。四、原审法院事实没有查明，王元春供货的收货方是吴江震泽分公司和张龙海，原审根据钟某某的陈述等证据认定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和王元春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明显错误。五、若本案有涉嫌刑事犯罪嫌疑，则应发回重审或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综上，请求依法改判由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支付王元春货款34000元，驳回王元春的其他一审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元春负担。被上诉人王元春二审答辩称：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结欠王元春54000元，要求对方尽早支付，这是2013年拖欠至今的款项。原审被告吴江水产公司二审未作答辩。二审经审理查明，王元春一审提交送货单原件10份证明其向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送货的事实，该10份送货单在抬头处载明的收货单位均为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备注处均载明“欠款”，送货单载明的具体明细情况如下：送货单编号送货时间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单价金额71322612013.7.17膨化海水鱼3号料吨71322622013.8.3膨化海水鱼3号料吨71322632013.8.13膨化海水鱼3号料吨膨化海水鱼4号料吨71322642013.8.23膨化海水鱼4号料吨71322652013.9.5膨化海水鱼5号料吨71322672013.9.17膨化海水鱼5号料吨71322682013.9.28膨化海水鱼5号料吨71322702013.10.10膨化海水鱼5号料吨71322712013.10.25膨化海水鱼5号料吨71322722013.11.22膨化海水鱼6号料吨合计190100二审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5年8月14日对钟某某进行调查，钟某某在该调查笔录中作如下陈述：“（问：陈述一下你的身份。）在2015年1月份之前，我一直在水产养殖公司震泽分公司做负责人，2015年1月份才调到水产养殖公司。（问：2014.4.1的收条上的名字是不是你签的？）是的，当时是对账之后公司确认结欠王元春54000元，所以我代表公司签字确认的。（问：业务是谁与谁之间发生的？）是王元春与震泽分公司之间发生的。（问：震泽分公司有无独立法人资格的？）没有的（问：震泽分公司有没有财务的？）有的。（问：2014.4.1的收条有无记入财务账册？）入账是否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事实是欠他这点钱，我们是根据入库单结账后欠他54000元。”原审法院于2015年9月16日的庭审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钟某某的调查笔录进行质证，王元春对此质证认为：“钟某某所讲的事实清楚，承认结欠原告（即王元春）的货款54000元，当时是代表被告2（即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所签的字，他是经办人且是负责人”；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吴江水产公司对钟某某的调查笔录质证认为：“钟某某在今年到被告1（即吴江水产公司）工作前确实在被告2单位（即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工作，但是由于钟某某身体欠佳的因素，去年一年仅上班1月左右，包括王元春与张龙海、被告2索款时发生冲突，因此钟某某的工作时间的行为可以看出是职务行为，而结账时正好不属于工作时间，同时钟某某不是被告2公司负责人，这笔业务不是与被告2的，而是与张龙海及被告2共同养殖购买饲料的业务行为。原告（即王元春）自己承认多开票结账约20000元，因此54000元的欠款不正确，有异议。”二审又查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一审提交的2015年7月16日的询问人为钟四华、被询问人为王元春的标题为“关于王元春饲料款核实情况一事”材料载明如下内容：“（问：你的饲料是谁联系你的？）答：由钟某某联系饲料并送货到鱼池现场。（问：是否要求多开发票一事？）答：当时由钟某某要求我以原购买生产资料网片等为名一起多开饲料发票里面两万左右。（问：现钟某某到底欠你多少款？）答：由钟某某打欠条5万4千元整。（问：你现有什么要求？）答：要求钟某某归还欠款5万4千元（有欠条）当时如款三天之内归还的，可扣除三千左右（除欠条以外），现至今未还，所以要求三千左右一起归还。”对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提交的该份询问笔录，王元春于原审法院2015年9月16日的庭审中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该询问笔录的询问人没有资格作出询问笔录，作为询问人他怎么能知道他多开票，也未写明多开多少元发票。该询问笔录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另，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于二审中陈述钟某某在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时担任公司的一把手经理和党支部书记，钟某某调至吴江水产公司后担任保卫科的副经理。上述事实，由王元春一审提交的送货单、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一审提交的2015年7月16日书面材料、原审法院对钟某某做的调查笔录以及原审庭审笔录、二审调查笔录等予以证实。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王元春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原始送货凭证送货单及2014年4月1日的结算收条，其中，送货单显示自2013年7月至2013年11月其向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送货的饲料业务往来总金额合计190100元，结算收条则载明至2014年4月1日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结欠的饲料款余款为54000元，而收条的出具人钟某某在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工作期间系担任公司的一把手经理和党支部书记，故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结欠王元春货款为54000元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提出王元春多开发票应在货款中扣除2万元的问题，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提交的2015年7月16日的书面材料中仅显示王元春的陈述中有提及钟某某要求多开发票2万元的内容，但其对于是否多开了发票并未明确，且在该书面材料中王元春始终强调欠款金额为54000元。而王元春在本案中系依据其提交的送货单及结算收条主张欠款，并未以发票作为主张案涉欠款的依据。故在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未能就其主张的存在多开发票的事实进一步举证，也未能说明发票开具金额与双方之间业务往来结算金额之间关联性的情况下，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以此主张在货款中扣除2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主张王元春供货的收货方是吴江震泽分公司和张龙海的问题，因其对此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以此提出原审法院应追加张龙海为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亦缺乏依据，不能成立。最后，关于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上诉对于钟某某调查笔录提出的异议，钟某某系王元春提交的结算收条的出具人，原审法院就该结算收条的出具事项对其进行调查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且就该调查笔录原审法院亦在一审庭审中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故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吴江水产震泽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上诉人吴江市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震泽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水娟代理审判员  丁 兵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夏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