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青民四(民)初字第2280号原告陆云，女，197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苏州市。委托代理人陈登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一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1888号3栋B区。法定代表人张斌，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亓玉晶，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云诉被告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建军独任审判。本案于2015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登峰和许一峰、被告委托代理人亓玉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云诉称：原告于2013年5月进入被告处工作，岗位为总经理助理，年薪人民币25万元，月薪20,833元。被告于2013年9月完成工商注册后一直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出于排挤打击合作方的目的，于2013年12月恶毒诬陷原告拿走公司一台电脑，并通知门卫在2014年元旦后不让原告再进公司上班，原告实为被迫离职。原告认为被告利用其强势地位给仲裁机构施加影响，以致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裁决书明显不符合事实，明显偏袒被告，该裁决书只采信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而完全忽略对原告有利的证据，有失公允，欠缺法理。原告已提交仲裁委员会的证据包括：证据1、由被告出具给原告的《中区上海9月、10月工资表》，写明原告的入职日期为2013年5月1日，级别年薪为25万元，月基本工资（扣年底绩效后）为14,583.33元。证据2、由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华东管区总部5月、6月工资结算表》，同样证明原告自2013年5月份即入职，以及原告所在部门为总经办。证据3、由被告核发给原告的工作证，工作证上的职位为总经办。证据4、增益供应链于2013年6月14日发文给上海增联物流的公函，该函写明劳动合同的试用期从大家入职时间起算，薪酬结构划分为基本工资（70%25）和绩效奖（30%25），绩效奖将在年终根据考核结果一次性核发，试用期工资为月基本工资的80%25。上述证据证明以下事实，1、原告的职务为总经办，而不是被告辩称的综合中心负责人，总经办并不负责行政人事工作。事实上，被告出于排挤打击合作方的目的，原告作为合作方的重要高管，更是重点排挤打击的对象，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职权。2、原告的入职时间为2013年5月1日，被告辩称的原告在苏州昊盛物流工作毫无事实依据。3、原告的年薪级别为25万元，为时任被告的执行总裁焦卫国和时任人事总监张政确定，此事众人皆知。自2013年9月至2013年11月的实际核发仅为14,583.33元，被告恶意少发和拖欠员工工资的事实很清楚。事实上，被告恶意少发和拖欠员工工资的受害者大有人在，原告只是受害者之一。4、增益总部明文发函说明了工资结构，证明原告自2013年9月至2013年11月仅拿到了月工资的70%25，而2013年5月至2013年8月连月工资的70%25都未拿到，2013年12月干脆连70%25的基本工资都不发了。针对原审裁决书，原告认为：1、证明原告年薪的证据和入职时间不仅仅是收入证明，由被告出具的工资单同样证明了这个事实，但仲裁机构选择性忽略这个重要证据。2、收入证明的鉴定时间非常漫长，自2014年11月7日提交鉴定申请至2015年8月21日鉴定结果出来，整个鉴定过程不合理地长达10个月，且该鉴定机构由被告委托，由于被告一贯的强势蛮横、手眼通天的做派，原告对该鉴定结果的权威心存疑虑。3、假设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是真实可靠的，仅凭这个公章鉴定结果就否认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也是很不充分的，原告并非公章保管人，也无权接触到公章，怎么知道公司公章的盖章先后顺序，况且并无任何一条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印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文字形成在后就可否认其真实性。原审裁决书也认为被告公司合同或证明都是其法人先盖章的可行（能）性存在，却又在事实不清，被告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决，实属不公。4、被告提交的证据均为其公司内部邮件，均存放在被告的内部服务器上，是不能作为可采信的证据的，因为被告完全可以自用其技术便利条件编造、修改对原告不利的邮件内容，原告从来没有确认被告提交的内部邮件是合法的、真实的，原告对这些内部邮件作为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不予认可。5、原告是在被告采用恶劣整人手段情况下被迫离职的，被告若要证明是由于原告的原因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需要提供原告本人签署的放弃劳动合同签署的文件。综上所述，原审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并未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公正公平的判决（裁决），原告无法接受这样的裁决，请求二审法院（一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告实为被迫离职”的实际意思是原告因为被告的原因不能上班。故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50,000元；2、支付原告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工资差额249,579元及拖欠工资25%25的补偿金62,394.75元（其中2013年5-8月每月工资差额10,833元，2013年9-11月每月工资差额6,250元，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每月拖欠工资20,833元）。被告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原告，不在被告。从2014年1月1日原告未在被告公司工作，其在2013年12月31日自行离职。被告已经向原告足额支付工资，不存在任何工资差额，也不存在补偿金。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于2013年9月5日设立，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苏州万辉隆贸易有限公司、增益物流有限公司。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在总经办担任总经理助理，双方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被告给原告办理过一个证件，在证件上的“部门”一栏内填写的是“总经办”。被告已为原告办理了就业起始日期为2013年9月5日、解除或终止日期为2014年1月3日的招退工备案信息，退工原因是合同解除。根据名称为《增益速递走进联想文化与战略研讨会学员手册》的材料显示：在该名称右上角有文字“增益供应链”和“联想控股”，在该名称下面有文字“增益供应链联想管理学院”及日期“2013.7.15－7.17”；学员手册包括了《学员通讯录》等多个材料，在《学员通讯录》中记载胡永卫为总经理、原告为总经理助理、杨轲为信息部、张金平为综合人事负责人、王秀芳为综合中心人事（招聘培训）负责人、马军威为综合中心人事负责人、徐义伟为综合中心负责人。根据原告提供的建设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被告于2013年10月24日转账支付原告2013年9月工资13,053.22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农业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3年12月19日和12月27日转账支付给原告工资款10,950.94元、10,936.02元。根据被告提供的2013年11月的《个人社会保险登记核定表》显示：该核定表属于网上办事专用，加盖的是电子印章，即网上业务专用章，其中记载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起始年月为2013年10月，月缴费基数为14,076元。另，在表格底部特别备注了“本核定表内容如与申报信息不一致，请贵单位在本月业务受理期间尽快与参保所在地区（县）社保中心联系”。另查明：原告持有一份加盖了被告公章的《个人收入证明》，其内容都是打印字体，具体如下：“兹证明陆云为本单位职工，已连续在本单位工作5个月，目前在本单位担任经理工作，该职工的年薪为RMB250,000.00（大写：人民币贰拾伍万圆整），平均月收入为RMB20,833.00（大写：人民币贰万零捌佰叁拾叁元整）。本单位承诺上述证明是正确真实的，并愿意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特此证明！”在底部落款处分别是两行打印字体“单位盖章：”和“2013年09月”，公章印文与这两行字体存在交叉。2014年11月7日，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个人收入证明》上的印章印文与被告公司的印章印文是否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5年8月21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如下：（一）检材《个人收入证明》上的“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材料上的“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二）检材《个人收入证明》上的“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为印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文字形成在后。又查明：根据上海市东方公证处（2014）沪东证经字第16322号《公证书》显示：被告于2014年10月14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是针对2013年9月30日15:58王丽娜发送的一份《关于中区劳动合同签订前期材料准备》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该邮件的收件人为严文青、杨轲、朱宁宁、谢琴、刘园立、陈福元、童本江、刘云芳、倪凤，并抄送给了原告，该邮件内容为：“中区各部门：经公司研究决定，十一假期后中区所有人员需签订劳动合同，目前在职人员的人事资料已基本齐全，缺的材料主要是户口本复印件，离职证明，具体情况详见附件，望各部门负责人督导下属利用十一假期将个人材料补齐，节后交至中区综合人事处，避免因材料不全影响劳动合同的签订工作，因个人原因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工作，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以上信息请知晓，另，祝各位同事节日快乐。中区综合人事处2013.9.30”。邮件的电子名片显示王丽娜是“华东HR”，并且在姓名及其该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该邮件的附件是一份《增益物流华东区员工基本信息统计表》，已打开的页面上显示为32人，上述9人的姓名均在统计表上。该员工基本信息统计表罗列了序号、工号、区域、姓名、部门、入职登记表、个人声明、面试评定表、照片、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离职证明、体检报告、户口本复印件、学位证书复印件（可选）、职称/资格证书（可选）、社保卡复印件（可选）、银行卡信息等栏目，该32人所属“区域”均为“增益华东管区”，部门依次为中区、综合中心、信息中心、财务中心、营运中心，其中，序号1是胡永卫，部门是中区；序号2是原告，部门是综合中心，并且已在入职登记表、个人声明、照片、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体检报告、户口本复印件、银行卡信息栏内都打了“√”；序号3是严文青，部门是综合中心，并且已在入职登记表、个人声明、面试评定表、照片、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信息栏内都打了“√”；序号5是王丽娜，部门是综合中心；序号32是吴帮明，部门是营运中心。被告与严文青已于2013年9月5日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及《薪酬福利协议书》，在该合同与协议书的落款处填写的签订日期均为2013年9月5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为2013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4日，严文青的工作岗位为综合本部行政经理；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严文青月工资8,750元。另，根据（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68号民事判决书（严文青、被告均为上诉人）记载的查明事实显示：严文青于2013年5月20日进被告公司工作，双方于2013年9月5日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为2013年9月5日至2016年9月4日，约定严文青的工作岗位为行政经理。还查明：根据上海市东方公证处（2014）沪东证经字第18936号《公证书》显示：2014年11月26日，被告又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该公证书中是公司与吴帮明之间来往的邮件，以及一份发送人为原告的电子邮件，其中与吴帮明之间的邮件，是王丽娜于2013年12月23日15:51向吴帮明发送一份主题为“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邮件，内容为“吴帮明，您好！附件是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请注意查收！”随后于17:27，吴帮明向王丽娜回复一份主题为“回复，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邮件，内容为“丽娜：通知书内的内容我有疑义，公司9月份成立，但我是8月份入职，而公司首次跟我谈合同事宜是从12月份才开始的，何时第一时间找我签订劳动合同了？而且本身公司就是没有打算聘用我了。”后于18:30，王丽娜将吴帮明的“回复：限期签订劳动合同通知书”邮件转发给了郁宣东、张志勤，并还抄送给了张政。之后于2013年12月30日9:15，张志勤向吴帮明发送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邮件，并且将该邮件抄送给了李桂玉、胡永卫、郁宣东，张政，该邮件的附件也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是被告已在第一时间为吴帮明办理社会保险的同时通知其签订劳动合同，但吴帮明一直以各种原因拒绝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办理离职手续，2013年12月23日公司发出限期签订劳动合同的通知，吴帮明仍未来办理签订手续，故决定于2013年12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上述王丽娜的邮件的电子名片上显示其是“华东HR”，并且在姓名及其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另一份发件人为原告的邮件，是从张坤（电子名片显示其是“信息中心IT”，并且在姓名及其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的收件箱中打开的，该邮件是2013年10月16日9:16发送给胡永卫、杨轲、张坤、倪凤、王昌荣、罗婧、宋海琴、吴帮明、唐龙浩、许贵财的一份主题为“请以下同事今日至增联人事部办理劳动合同签署工作！”的邮件，并将邮件抄送给了焦卫国、程彬、徐义伟、马军威、张政等人，邮件内容为“各位同事：接增联总部通知，盟商部和信息部同事的劳动合同直接和增联签署，自2013年10月起的工资亦由增联总部发放。请以下同事今日至增联人事部办理劳动合同签署工作：胡永卫、杨轲、张坤、倪凤、王昌荣、罗婧、宋海琴、吴帮明、唐龙浩、许贵财。此致！”该邮件的电子名片显示原告是“华东综合负责人”，并且在姓名及其该身份下面是单位名称“上海增联物流有限公司”。再查明：2014年8月29日，原告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50,000元并立即与原告补签劳动合同、支付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工资差额261,891元（系2013年5－11月工资差额以及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工资）及拖欠工资的25%25补偿金65,473元。在仲裁庭审中，原告称：年薪25万元，没有具体构成，工资打入银行卡，工作至2013年12月31日，之后被告不让原告上班；总经理助理岗位做的事情很多，但不负责劳动合同签订。被告称：原告工资年薪17.5万元，月薪14,583.30元，每月发放，打入银行卡，没有工资条，原告工作至2013年12月底，2013年12月办理退工手续；原告的岗位职责是行政和人事工作，包括处理劳动合同的签订，负责公司人员劳动合同的签署。另，在2014年10月28日的仲裁庭审中，原告出示《个人收入证明》，以此证明工资标准，并称该证明是办理信用卡需要而由被告出具的。被告对此质证称公司从来没有向员工出示过这种证明，对于真实性需核实。之后被告申请对该收入证明进行鉴定。后在2014年11月7日的仲裁庭审中，仲裁员对于鉴定机构询问双方“是否指定鉴定中心”，原、被告均表示“要求由仲裁委指定鉴定中心，对仲裁委所指定任何一家鉴定中心均无异议。”2015年9月30日，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被告应支付原告2013年12月工资14,583.30元，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不包括不处理部分）。在裁决书的“本会审理中”记载：“本会于2014年11月7日向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个人收入证明》上的印章的真实性以及印章印文与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会于2015年8月21日作出鉴定结论，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印章印文与书面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为印章印文形成在先，打印文字形成在后。被申请人表示申请人利用综合中心负责人的职务之便先行加盖了公章，伪造了《个人收入证明》。申请人则称印章的先后顺序不影响真实意思表示，因为申请人的岗位无法接触到公章，公章由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保管，其常驻北京总部，因此被申请人公司合同或证明都是其法人代表先盖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资的25%25补偿金的请求，不属于本会处理范围，故对此不予处理。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原、被告的陈述、档案机读材料、外来人员退工备案信息、证件、学员手册、个人社会保险登记核定表、银行交易记录、个人收入证明、鉴定意见书、公证书、劳动合同、薪酬福利协议书、民事判决书、仲裁庭审笔录、补充质证意见、裁决书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过程中，一、对于工资标准的争议1、原告除提供了《个人收入证明》外，还提供了以下证据，原、被告就这些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具体如下：（1）2013年9月、10月的工资条，其中9月工资条上面还有“中区、上海9月工资表”的内容，该9月份工资条中记载了入职日期2013年5月1日、级别年薪250,000元、月基本工资（扣年底绩效后）14,583.33元、社保公积金基数14,583.33元、开户银行建行等内容，10月工资条上没有诸如“×月工资表”的内容，但在工资条中记载了入职日期2013年5月1日、级别年薪250,000元、月基本工资（扣年底绩效后）14,583.33元、社保公积金基数14,076元等内容，原告以上述工资条和《个人收入证明》证明其年薪为250,000元，月薪为20,833.33元，被告每月发放的工资是扣除了年底绩效后的工资，每月实发14,583.33元。年底绩效工资为每月工资的30%25，因公司制度不健全，所以没有进行任何绩效考核，所以年底绩效工资应该百分之百发放。《个人收入证明》是被告出具的，是叫张建的人给原告的，因为原告办理信用卡需要收入证明。被告的公章不在被告处，是控股股东负责华东区域的公司管理的，张建是负责华东区域的。原告仅是总经办的助理，对于企业公章的管理并不清楚，经过鉴定，证明了公章是真实的。工资是银行转账发放，有工资条。被告对《个人收入证明》及工资条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被告从没有向任何员工出具过这种类似的证明，也从来没有给原告出具过。被告对此收入证明已经申请了鉴定，鉴定结果为先盖章后形成文字。原告是总经办的工作人员，公司公章都在总经办保管，这份证明很可能是原告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张建的情况庭后核实，但被告代理人不知道被告处有叫张建的高管。公章一直是被告自己保管，不存在原告所说的由上级公司管理的情况，被告处华东区的管理就在上海，且被告是最先成立的，没必要交给其他人保管，且仲裁时原告出示这份收入证明时，被告当场就要求进行鉴定，被告在半小时内就带着公章提供样本，这也证明公章就在被告处保管。工资条不是被告的，被告没有这样的工资条，发工资没有工资条，工资是银行转账发放。（2）被告的总公司增益供应链有限公司出具的内部文件，这是内部邮件的打印件，没有原件，证明员工劳动合同试用期将从大家入职时间起算，薪酬结构划分为基本工资（70%25）和绩效奖（30%25），绩效奖将在年终根据考核结果一次性发放，试用期工资为月基本工资的80%25。被告对证据不认可，不认可是内部邮件，且与本案无关联性。（3）严文青的证言，证明原告的职位和工资情况。严文青到庭作证称：于2013年5月20日进公司工作，2014年1月7日离开，签订过劳动合同（出示劳动合同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通知我签订的劳动合同，具体是人事部门总监陈斌和人事专员王丽娜通知的。劳动合同在2013年9月5日签订的。我担任行政经理，属于综合部门的，我与原告是在工作中有接触，原告是总经理助理，负责指导我的工作，我们在不同的部门。工资一开始拿现金，从2013年7、8月之后银行转账发放，因当时公司没有注册成立，不清楚付款账户。我知道其他员工的工资，工资没有保密制度，对于大部分员工的工资都清楚，王丽娜的职位是主管，工资大约是年薪7万，上面是经理，经理的年薪是10-15万，再上面是高级经理，年薪15-20万，我就是高级经理，年薪18万。高级经理上面是副总、总监、总助，年薪应该是25万。被告处的工资，我和原告在公司时是每月预留一部分的，我们离开后就改成每月足额发放，取消预留部分。原告不负责人事工作，她是总经理助理。有被告与我签订的薪酬福利协议书（出示薪酬福利协议书），公司和我是有过诉讼，是公司单方面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出示二审民事判决书）。原告对证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并称证人证言已经证明原告不负责人事工作，且被告的工资只发放一部分，还要预留一部分年底发放。被告对证人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人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与公司有过诉讼。证人陈述公司的级别，在其薪酬协议书中写明其工资是8,750元，原告作为总经办的职员，薪酬不可能达到250,000元。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2、被告就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被告与原告就这些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具体如下：（1）原告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的工资清单，其中2013年5－8月的工资清单上记载原告的部门为总经办、职位为副总经理，月工资均由工资基数1,370元、津贴基数8,630元构成，基数合计均为10,000元；2013年9－12月的工资清单上记载原告所在岗位为综合部、级别为负责人，其中9月份工资由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4,583元构成、实发工资13,053.22元，10月份工资由试用期月基本工资14,583.33元构成、实发工资10,936.02元，11、12月工资均由基本工资8,750元、岗位津贴5,833.33元构成，11月份实发工资10,950.94元，12月工资清单中记载缺勤2天、扣款1,341元；上述2013年5－12月的工资清单中均没有“绩效奖金”的工资项目；2014年1月工资清单记载原告所在岗位为综合部、级别为总监，当月工资由基本工资8,750元、岗位津贴5,833.33元、绩效奖金0元构成，缺勤扣款13,409.96元，应发工资合计1,173.37元。（2）绩效清单一份，清单是表格式上、下两排内容，上排从左至右的项目分别为：类别、人员姓名、区域、所在中心门、职级、入职日期、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全年累计、12月份扣税基数、代扣个税、实发金额；下排从左至右与上排项目相对应的内容分别为：绩效、陆云、上海益增、综合中心、总监、2013.5.1、6,250.00、6,250.00、6,250.00、6,250.00、6,250.00、6,250.00、37,500.00、10,779.98、3,645.00、33,855.00。被告以上述两项证据证明其按约定足额支付了原告工资，工资已发放到2013年12月，但被告无法提供发放原告2013年12月工资的凭证。被告在2013年9月成立，被告与原告约定的工资标准就是14,583元/月，但发工资时用各种名目拆分，总额都是14,583元。绩效已经包括在前面的月份工资中了，故绩效工资已经足额支付了，现单独列出绩效是为了看清，没有固定的金额。2014年1月工资清单中的绩效奖金为0元，就是原告已经不在被告处工作了。原告对工资清单中的实发金额无异议，但工资只发放到2013年11月，2013年12月、2014年1月的工资包括绩效没有发放。原告的部门一直在总经办，职位也是总经理助理，对工资条上显示的其他部门不认可，对其他职位不认可。从2013年9月起的工资条上都有试用期基本工资项目，这个项目下的金额为14,583元，加上每月同样的绩效奖金6,250元，正好是20,833元，印证原告提供的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从2013年9月起被告发放给原告70%25的工资，9月之前被告每月发放给原告10,000元工资。不认可被告的说法，绩效工资的清单中已经明确项目和金额，其他的工资清单中也没有绩效工资的项目，而且金额也不同，绩效金额也很大，不可能存在工资中包括了绩效工资但没有列出绩效工资项目的情况，故说明被告的工资中没有包括绩效工资，这应该是单独发放的。既然在2014年1月工资清单中单独列明绩效奖金，说明在前几个月的工资中不包括绩效奖金。(3)2014年1月考勤记录，显示原告于1月2日、3日进行了打卡考勤，并且月汇总表格上记载原告实际出勤2天以及备注了1月3日离职，被告以此证明原告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2014年1月3日来办理离职手续。原告对考勤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上面没有原告签字。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入职时间，虽然被告于2013年9月5日经工商登记成立，但根据严文青案件生效判决查明其于2013年5月20日至被告公司工作的事实，直接证明了被告在工商注册成立之前已经在经营并以被告公司名义招用劳动者。现被告不仅提供了原告自2013年5月起的工资清单，而且在绩效清单中明确记载入职时间为2013年5月1日，更是与原告主张的入职时间完全相同，故本院对此入职时间予以确认。其次，根据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与绩效清单的内容来看，已经证明绩效奖金与工资清单中的基本工资或工资基数、岗位津贴或津贴基数等在性质上和金额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工资项目，现被告主张绩效奖金已经包括在其他工资项目中且已经发放，既没有证据证明，也与清单所载明的内容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现将两份清单中9月起的金额相加，总金额正好是20,833元或20,833.33元，再按照原告所主张的70%25与30%25比例核算，绩效清单上的绩效金额6,250元正好是该总金额的30%25，而工资清单上的各项正常工资金额的合计数正好是该总金额的70%25。很明显，上述情况与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年薪25万元以及折算的月工资金额及其发放的比例完全吻合。第三，对于《个人收入证明》，现原告提供的《个人收入证明》上的公章是真实的，虽然是盖章在先打印文字在后，但对于公章的来源，从现有材料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原告保管了公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用不法手段取得了这个盖章并持有盖章后的空白纸张，所以被告有关原告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该收入证明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而与被告的主张相反的是，《个人收入证明》中的工资内容不仅由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绩效清单予以证明，并且由证人严文青的庭审证言进一步予以印证。因此，综合现有证据，本院对《个人收入证明》予以采信，并对原告有关其年薪25万元的主张予以采信。二、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原因的争议1、被告除提供了公证书外，还提供了以下证据，原、被告就这些证据的举证、质证意见具体如下：（1）2013年10月15日12:19的邮件，主题为“关于中区人员的合同签订”，发件人为张政，收件人为徐义伟、程彬、原告，并抄送焦卫国，邮件内容：“义伟、程彬、陆云：中区的合同签订，一定要盯紧，不能遗漏和拖延；1、如果本人不签，不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有收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意向的文字记载，如收条。2、员工提出的问题，逐一研究解决。如不能解决，务必及时上报。3、IT、盟商管理人员，与上海增联签订，务必尽快签订。省（市）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也要尽快向前推进。时间表确定后，尽快报给我。”邮件的电子名片显示张政是“人力资源总监、增益供应链”，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被告称这是直接发给原告的，是张政发的，证明要求原告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但原告没有签。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存在被告通过企业平台更改信息的可能，上面收件人的名称显示“陆云离职”，也无法体现与本案有关联。（2）2013年10月16日9:16的电子邮件（即第18936号公证书中发件人为原告的电子邮件）打印件，被告称原告是发件人，被告集团公司在华东有许多子公司，但管理都在被告公司，原告在总经办，其中一项工作内容是管理华东区域的人力资源。证明原告作为被告员工，知道公司要求所有员工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也是负责这件事，但原告没有签订，责任在于原告。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其没有发过这份邮件，对这份邮件上显示的电子名片上原告为华东地区综合负责人的身份信息不认可。（3）2013年11月29日9:55的电子邮件，主题为完善中区人事资料，发件人为王丽娜，收件人包括原告（打印件上显示为离职）、严文青等26人，内容为：“各位同事，你们好！因总部对中区所有人事档案审核，发现许多人的个人资料不齐全，要求尽快补齐相关资料。现接总部通知，要求中区尽快完善所有人员的人事资料，附件是人事资料汇总表，请尽快处理。”被告称是公司发现人事资料不全，要求补充，这是王丽娜发给包括原告在内的一些人，证明未签订劳动合同责任在于原告。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收件人的名称有异常。2、被告认为，第16322号公证书中2013年9月30日王丽娜发给原告等几人的邮件，证明被告要求十一期间所有人都要签订劳动合同，包括原告，而且原告当时的职位是在总经办，就是负责劳动合同的签订。邮件附件显示了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包括原告，证明被告已经要求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原告。第18936号公证书中有原告发给被告的员工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邮件。被告提供的这5份电子邮件证明公司屡次通知原告要求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也是负责签订劳动合同的，未签订劳动合同责任在于原告。原告对两份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第16322号公证书与本案无关联性，邮件发件人是华东地区专职人事王丽娜，原告是被抄送的对象，在该邮件中并不能体现通知原告签订合同的内容。第18936号公证书中发件人为原告的这份邮件原告没有发过，应该是被告用原告的密码登录原告的邮箱发的，且发件人处有一个张坤，被告认为张坤有可能是集团号的管理人登录的。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而从经过公证的邮件情况来看，被告处的王丽娜是专职“HR”，有关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宜是王丽娜在做，而不是原告在做，这在被告与吴帮明之间的纠纷中更加直观明显，是王丽娜通知吴帮明限期签订劳动合同，而吴帮明向王丽娜提出异议后，王丽娜就此情况向张政等其他人员进行汇报，最后通知吴帮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也是其他人，并且对于与吴帮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结果也不向原告汇报或告知，这些事实都与被告有关原告负责人事以及合同签订事宜的主张相矛盾。至于未经过公证的2013年10月15日张政发送给徐义伟、程彬、原告的邮件，与经过公证的2013年10月16日发件人是原告的邮件内容能够前后对应，但根据张政的邮件内容来看，张政是人事总监，并且在该邮件中决定IT、盟商部人员与其他单位即上海增联而不是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很明显，这是由张政或者其他领导做出的决定，反而证明了决定员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及其与哪一家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决定权在其他人手里。此外，张政的该邮件内容是其要求徐义伟及原告等三人做好中区的劳动合同签订事宜，而不是通知他们三人与被告专门签订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此外，根据2013年10月16日发件人为原告的邮件内容，并结合上述张政的邮件内容，该10月16日的邮件是发件人根据张政的邮件要求在通知信息部、盟商部人员直接与上海增联签订劳动合同，以及通知其他人员去上海增联人事部，但不是通知原告去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故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其次，对于未经过公证的2013年11月29日的邮件，一方面，既未经过公证，也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原告也不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上述因素，从邮件内容上来看，也仅是告知员工缺少人事资料，没有任何有关要求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而且根据收件人包括严文青以及2013年9月5日被告已经与严文青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来看，邮件所涉人事资料的缺少与订立劳动合同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该邮件也与本案所争议的订立合同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而被告以此证明未能订立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原告的主张更不能成立。第三，对于经过公证的2013年9月30日的邮件，同样根据被告已经于2013年9月5日和严文青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证明了该邮件内容与事实不符，所谓的这些人事资料与订立劳动合同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份邮件也只是抄送了原告，但不是通知原告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即使忽略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这份针对其他人的邮件也不能替代被告应通知原告订立劳动合同的事实，更不能证明被告未与原告订立合同的责任在于原告。第四，被告主张多次通知过原告签订劳动合同，是原告不签劳动合同，但除了上述未被法院采信的证据或者未被法院采信的证明意见之外，既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也从未提供任何要求与原告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的具体事实以及原告不签订该劳动合同的具体事实。而且，在吴帮明与被告之间的纠纷中，已经证明被告对于经通知而拒签劳动合同的员工，是采取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方式，但按照被告的该主张来看，在被告多次通知原告但原告一直拒签合同的情况下，被告任由该事实持续而不对原告作出任何处理，明显与其在实际管理中对此类员工即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做法相矛盾。综上，被告有关其已经通知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被告拒签以及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原告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根据原告25万元年薪的工资标准计算，被告应补足原告2013年5-11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2,082元。而对于2013年12月份工资，由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并且工资清单中注明原告缺勤2天也没有证据证明，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2013年12月工资20,833元。至于2014年1-8月期间的工资，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1月1-3日期间的工资2,717.35元，但之后因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4年1月4日至8月31日期间的工资的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工资的25%25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二倍工资，因2013年9月5日被告才成立，故应该在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内与原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现因被告原因未能与原告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应当从2013年10月5日起至2014年1月3日期间每月向原告支付二倍的工资，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该期间内的二倍工资差额61,593.22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之外的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云2013年5-11月的工资差额62,082元；二、被告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云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月3日的工资23,550.35元；三、被告上海益增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云2013年10月5日至2014年1月3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61,593.22元；四、驳回原告陆云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建军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柯 岩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