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法民二终字第15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定代表人：姚明。委托代理人：黄少剑，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为民，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雪兰，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加何，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瑞之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何雪兰。上诉人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明织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雪兰、余加何，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瑞之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之祥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民二初字第3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6日作出的（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瑞之祥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姚明织带公司清偿货款2757133元；2、瑞之祥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姚明织带公司支付货款2757133元的利息（从2013年11月1日起以货款271713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日止；从2014年3月20日起以货款3999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日止）等。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4）穗荔法执字第2020-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对上述判决书强制执行了部分财产后，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姚明织带公司提供了ATM机的转账凭证的照片（无原件），但账号均以“***”符号隐去了部分号码，姚明织带公司称这些凭证的转出账户是何雪兰、余加何的个人账户，转入账户是姚明织带公司的账户，拟证明何雪兰、余加何以其个人账户替瑞之祥公司支付货款。姚明织带公司提供了其名下的转账清单，显示名为“朱某通”的账户向姚明织带公司账户进行了多笔汇款，拟证明朱某通以其个人账户替瑞之祥公司支付货款。姚明织带公司称朱某通是瑞之祥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某豪的哥哥，但对此并无证据证明。姚明织带公司提供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显示，瑞之祥公司的企业状态是已开业，股东情况为：何雪兰的出资比例为70%，余加何的出资比例为30%。法庭辩论阶段结束后，姚明织带公司��法庭提交调查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调查瑞之祥公司的公司账簿和公司账号的来往资金流向。上诉人姚明织带公司原审诉讼请求：1、何雪兰、余加何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瑞之祥公司对姚明织带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何雪兰、余加何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姚明织带公司是以何雪兰、余加何利用股东身份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为由，要求何雪兰、余加何对瑞之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提起的诉讼。本案的关键点是：何雪兰、余加何作为瑞之祥公司��股东，其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姚明织带公司对瑞之祥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姚明织带公司作为主张此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现有证据，姑且不论姚明织带公司提供的ATM机的转账凭证和朱某通转账清单的真实性及关联性，该证据也仅能证明何雪兰、余加何和朱某通以自己的账户或自己的财产为瑞之祥公司支付了有关款项，此证据甚至证明了股东或朱某通以自身的财产维护了公司的利益。因此，并不能以此证明股东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至于荔湾区人民法院在本次强制执行阶段没有发现瑞之祥公司有足额的可供执行财产，这也不是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其以自己独立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若有限责任公司自身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债权人可以通过申请破产或其他方式要求公司承担责任，而非以此为由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姚明织带公司提出调查瑞之祥公司账册和资金往来的申请，首先其提交书面申请的时间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已超过举证期限，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的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条件。其次，公司账册和资金往来是公司经营的重要资料，姚明织带公司在没有基本证据证明股东可能存在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申请调取瑞之祥公司的账册和资金往来，原审法院不予接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姚明织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857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000元，均由姚明织带公司负担。判后，上诉人姚明织带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何雪兰、余加何通过公司账户以外的方式走账，损害公司利益,原审法院对于提交证据的认定事实错误。姚明织带公司提交转账凭证和转账清单，是为了证实瑞之祥公司和姚明织带公司十年来购买货物以及销售货物的款项从未进入公司账户，证明瑞之祥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何雪兰、余加何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将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高度混同。二、何雪兰、余加何的行为已经完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并侵害了债权人利益。1、何雪兰、余加何和瑞之祥公司的财产高度混同。在本案中，订货方是瑞之祥公司和何雪兰、余加何，货款结算都是何雪兰、余加何和瑞之祥公司指定的私人账户和姚明织带公司结算，其所售货款均未列入公司账号，由此产生股东和公司的财产高度混同。2、何雪兰、余加何和瑞之祥公司的业务高度混同。何雪兰、余加何在对外经营中，除以公司名义外，还以个人名义从事与公司经营相同的业务活动。瑞之祥公司在账目上对业务活动无真实或连续记录，在交易行为中无法分清是公司还是股东的交易行为。3、瑞之祥公司的股东是虚拟股东。瑞之祥公司实质上是一人控制公司。何雪兰、余加何某之祥公司的股东且是母子关系，该公司成立之初为凑足有限公司至少两人的法律规定而组建起来，是典型的家族式企业，完全操控在一家人手中，两股东滥用了公司法人人格之行为。综上所述，根据《公司法》第20条规定，何雪兰、余加何作为瑞之祥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姚明织带公司利益，应当对瑞之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姚明织带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何雪兰、余加何承担。被上诉人何雪兰、余加何以及原审第三人瑞之祥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依姚明织带公司的申请，本院分别向广州市荔湾区国家税务局和广州市荔湾区地方税务局发函，调取瑞之祥公司2011年至2014年的报税材料。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提供的瑞之祥公司纳税申报材料显示，瑞之祥公司2013年度累计应税货物及劳务为294663.11元;2013年度收入总额为332997.29元。姚明织带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何雪兰、余加何以及瑞之祥公司未对上述材料发表意见。本院认为：本案是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二审姚明织带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何雪兰、余加何应否对（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瑞之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姚明织带公司要求瑞之祥公司的股东何雪兰、余加何对姚明织带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实质为否认公司人格。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坚持慎用原则，严格限制适用。构成公司人格否认的要件主要从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过度控制、人格混同、公司人格形骸化；公司股东对公司人格的滥用，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等方面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为此，姚明织带公司应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形成证据链以完成以上事项的举证责任。审理中，本院应姚明织带公司的申请，向广州市荔湾区国家税局和广州市荔湾区地方税务局调取了瑞之祥公司的报税材料。经审查，该材料只能反映2011年至2014年瑞之祥公司的纳税情况及资产负债情况，不能得出何雪兰、余加何将瑞之祥公司的财产作为个人的财产随意调用或占为己有的结论。综上，上诉人姚明织带公司认为何雪兰、余加何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进而要求何雪兰、余加何对瑞之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857元，由上诉人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书 记 员  郭华蓉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