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昆民六初字第17号原告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住所：陕西省西安市和平路**桃园公寓**。法定代表人高小贤。委托代理人安明磊，北京中盈（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薛晨，女，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住西，住西安市雁塔区授权代理。被告乐施会（OXFAMHONGKONG）。;'>住所：香港北角马宝道**华汇中心**div>法定代表人余志稳。委托代理人孙继竑，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丁瑜，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诉被告乐施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8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2014年12月26日和2015年9月1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安明磊、薛晨，被告委托代理人孙继竑、丁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2013年10月29日，原、被告及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简称GAD网络）三方共同签订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运作与发展的组织支持项目第二期”项目协议书（简称《二期项目协议书》）。协议约定，因GAD网络属全国性的联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及账户，GAD网络秘书处设于原告处，项目财务也由原告代管，并规定了支付财务管理费的基数和比例；同时还约定作为财务代管方以及GAD网络秘书处的设立方，原告所应承担的责任。协议签订后，原告为GAD网络秘书处招聘了专职秘书，并安排了账户管理人员，各方合作一直很顺利。截至目前，乐施会因该项目给原告账户拨付了人民币13万元。2014年5月27日，原告收到GAD网络协调小组的邮件，声称由于原告在2014年4月17日拒绝签署《GAD网络北京+20政策研究与倡导项目协议书》（简称北京+20项目），从而导致三方已经签署的二期项目协议无法完成，因此提出解除《二期项目协议书》的意见。同年5月30日，原告收到被告以同样理由解除协议的通知。原告认为，在已经签署的《二期项目协议书》中，并未要求原告负有继续签订北京+20项目协议的义务，而且此项目也并非《二期项目协议书》的附件。但是，原告仍然仔细审核了北京+20项目协议书的内容，对其中签约主体、责任划分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希望通过协商对二期项目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弥补，但经过几次协商各方仍未达成一致。虽然三方没有同时签署北京+20项目协议书，但这并不影响《二期项目协议书》的效力，也不必然影响该项目的完成，更不能成为指责原告的借口。被告以及GAD网络以此事件为由，要求解除《二期项目协议书》的做法对原告不公平，会造成原告名誉和经济方面的损失，因此特诉至法院，请求：被告继续履行已经签署的《二期项目协议书》，被告拨付剩余项目资金633189元。被告答辩认为：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继续履行《二期项目协议书》，也无权要求被告继续拨付项目资金。其一，被告提供资金支持的对象是GAD网络及其开展的项目，并非原告；其二，原告是GAD网络的财务代管机构，GAD网络与原告之间形成委托与受托关系，GAD网络有权解除委托关系；其三，提出解除协议的是GAD网络而非被告，由于原告拒不签署北京+20项目协议书，GAD网络才要求解除《二期项目协议书》；其四，GAD网络是一个全国性的由各种机构单位联合组成的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而被告并非该网络成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一、本案诉争的《二期项目协议书》的缔约方是否均具有法律规定的缔结、履行合同并承担合同责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二、根据协议约定，原、被告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合同关系，相互应负担哪些合同义务；三、被告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四、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二期项目协议书》；2、2014年5月30日被告给原告的回复；3、2014年5月27日GAD协调小组给原告的回复；4、GAD网络北京+20协议书；5、被告注册信息；6、在滇境外非政府组织备案通知书；7、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同意乐施会昆明办公室备案信息；8、乐施会中国项目总监廖洪涛身份证明。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二期项目协议书》；2、项目协议书附件一；3、附件二；4、附件三；5、公证书两份。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与本案有关的法律事实：2013年10月29日，甲方乐施会、乙方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和丙方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签订了一份项目名称为“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运作与发展的组织支持项目第二期”的项目协议书（即《二期项目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分期将项目总资金人民币763189元拨入乙方账户，原因是GAD网络属于全国性的联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其秘书处设于原告处，财务由原告代管；丙方因没有独立的机构账户，故使用乙方账户代丙方收取甲方拨付的项目资金；乙方承诺收到甲方拨款后如数转交丙方，或按甲方要求将未转交的款项返回甲方；协议书签订地为昆明，若发生争议，可以向协议签订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协议签订地法院提起诉讼。协议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拨付了人民币130000元。2014年5月27日，“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协调小组”致函给原、被告，认为因原告拒绝签署北京+20协议，使得三方已经签署执行的《二期项目协议书》无法完成，提出解除该协议。同年5月30日，被告致函原告与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认为三方协议（即《二期项目协议书》）已解除，要求原告退回拨付之余款人民币81205.80元。另外，经查原告系成立于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法人，被告系成立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人。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GAD由国内致力于性别平等研究及活动的数十家单位与机构联合创立，但至今未经过中国有关主管部门核准登记注册，没有完整的组织机构，也没有财务收支账户。对于争议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本案诉争的《二期项目协议》文本上登载的缔约方有三个，分别是原告、被告及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原、被告系依法成立的法人，具有缔结合同、履行合同并且承担合同责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而GAD网络既没有取得法人资格，也未经过中国有关主管部门核准登记注册，同时没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财务收支账户，所以GAD网络即不属于法人也不符合合伙、联营等准民事主体的资质条件。根据取得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须有能力负担行为责任之原则，若授予GAD网络以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可依其名义缔结合同、接受社会资助（境内外）、组织实施特殊的社会性活动，一旦发生各类法律责任，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不明确的，这无疑会导致损害公私利益而无以弥补的失范后果。因此，本院认为，以目前的条件GAD网络尚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其无权缔结合同、履行合同、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承担因实施合同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故而诉争的《二期项目协议书》中与GAD网络有关的权利、义务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于原、被告双方无约束力。第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但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院认为，诉争的《二期项目协议》中与GAD网络有关的权利、义务约定无效，但涉及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应属有效。根据约定，原告将其资金拨付到被告账户，被告负责管理资金并按原告指示将资金转交给GAD网络使用，从此权利、义务关系来看，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此，在此委托合同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原告负有按约管理资金并按原告指示将资金转交给GAD网络的义务，而被告则负有向原告支付约定的委托费用（即约定的财务管理费）的义务，除此之外，双方相互不再负有其他合同义务（比如原告得与被告及GAD网络签署新协议的义务）。第三，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经查，2014年5月27日GAD网络协调小组向原告主张解除《二期项目协议》，虽然GAD网络未取得缔约主体资格，自然不享有合同解除请求权，但是在同年5月30日被告致函原告，明确表示认可三方协议（即《二期项目协议书》）已经解除，并要求原告退回拨付之余款。本院认为，被告之表示相当于解除《二期项目协议书》的明确主张，因法律规定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被告的意思表示自送达原告起生效，《二期项目协议书》当已解除。第四，因《二期项目协议书》已经解除，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该协议，拨付剩余项目资金的诉讼请求已无可支持之基础。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一款、五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和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31.89元，由原告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内，被告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三十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涛审 判 员  沈 男人民陪审员  崔朝丽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书 记 员  樊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