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尖草坪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尖民重字第3号   原告郑志刚，男，1983年3月4日出生，汉族，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办事处大村村民，住太原市小店区小店街道办事处大村西街84号。身份证号：。   委托代理人田彦峰，山西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解放北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赵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力，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贺刘峰，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傅卫军，男，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职工，住太原市杏花岭区白杨树街北二巷5号7栋3单元52号。   委托代理人历保光，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商丘市平原南路1019号。   法定代表人吕振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昱森，男，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新建南路75号24号楼5单元7号。   第三人陈汉杰（又名陈中涛），男，197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河南省柘城县远襄镇北街村村民，住河南省柘城县远襄镇北街村十一组530号。   委托代理人王亚东，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阏伯路物流园区院内。   法定代表人毛连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昱森，男，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新建南路75号24号楼5单元7号。   原告郑志刚与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被告傅卫军、第三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0月12日作出（2012）尖民初字第29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2012）并民终字第14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28日，2013年8月29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郑志刚的委托代理人田彦峰，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力、贺刘峰，被告傅卫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历保光，第三人陈汉杰的委托代理人王亚东，第三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第三人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昱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志刚诉称，2010年5月起，我经被告傅卫军介绍，与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口头约定，由我组织车辆为该公司承运自太钢到大连、如东等地的货物运输业务，由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运费。因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内部规定，运费结算必须是单位之间进行，在二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我挂靠到第三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名下。截止到2010年底，经我与被告傅卫军对账，核定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已支付部分运费，尚欠2445982.64元运费未付。经我多次催要被告公司一直未付。请求法院判决一、二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运费2445982.64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支付利息至付清全部款之日止；二、第三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第三人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协助原告办理2010年7月22日以前承运业务的结算手续和相关税款。   被告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运物流）辩称，我公司与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存在货物运输关系，与郑志刚、陈汉杰个人之间不存在货运关系，郑志刚诉我公司主体不合格，应依法驳回对我公司的起诉。2010年4月，我公司与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直接建立了货物运输业务关系。2010年5月，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给我公司出具了《委托书》，将其与我公司的运输业务全权委托郑志刚、陈汉杰二人办理。于是，郑志刚、陈汉杰作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的受托人，与我公司的承办人傅卫军具体联系货物运输业务。我公司并没有与郑志刚或陈汉杰达成过任何口头约定与其存在货物运输关系，更不存在其起诉所称"在二被告同意下，原告挂靠到第三人商丘市南方公司"的情况。2010年7月2日，我公司与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的主管单位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决定由我公司在商丘设立"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依托货运公司优势，开展我公司的各项货运业务。分公司成立后，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及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致函我公司，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及结算等业务，自2010年8月31日起，委托商丘分公司全权办理。之后，我公司除已于2010年7月19日向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直接结算，并向其支付运输费用人民币100万元外，我公司与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不再直接结算运费。而是在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后，我公司与商丘分公司结算，再由商丘分公司与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结算。截止2011年1月4日，我公司已向商丘分公司支付运输费用人民币241.0745万元，商丘分公司也已将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截止2010年底的运输费用239万元全部汇入二公司指定账户。综上所诉，我公司已结清至2010年底的运费339万元，我公司与郑志刚、陈汉杰之间未发生运输合同关系，也从未支付过二人运费，应驳回原告对我公司起诉。   被告傅卫军辩称，原告认为2010年5月经傅卫军介绍与被告钢运物流口头约定进行货物运输业务不是事实。钢运物流公司结算必须是单位与单位之间，经傅卫军同意不是事实，也不需要经傅卫军同意，截止到2011年底经傅卫军与原告对账核实不是事实，傅卫军从未与原告对过帐，傅卫军作为钢运物流职工只负责与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的代理人郑志刚、陈汉杰办理运输业务，负责收取运输货物单据，不负责对账和结算。傅卫军既是钢运物流的职工，同时负责本公司及商丘分公司与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的运输业务。傅卫军和郑志刚、陈汉杰有业务关系，是因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傅卫军没有介绍郑志刚与钢运物流口头约定运输业务；傅卫军的行为属于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   第三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货运）及第三人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运集团）共同辩称，1、2010年5月30日，南方货运成立太原办事处起，指派郑志刚、陈汉杰负责办理与钢运物流之间的运输业务，同年7月2日，商运集团虽与钢运物流签订全面合作协议成立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并于7月22日终止了南方货运与钢运物流之间的运输合作，但由商运集团继受了南方货运的权利义务，对郑志刚、陈汉杰的指派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一直延续到2010年12月底，本案涉及的业务也是截止到2010年12月底，这一事实也是原告在诉状中认可的。只不过2010年7月22日以后的运输业务是以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的；2、从2010年5月至2010年12月底，本案各方合作期间共涉及承运了钢运物流八个方向的运输业务，包括太钢-东莞等，其中不仅有原告郑志刚负责找车垫付运费享有运输利益的业务，也有陈汉杰的上述业务，还有南方货运、商运集团另行组织车辆参与的业务，因此原告郑志刚将本案所涉全部运输业务计算为自己承担的业务，要求将运费全部付给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合作经营期间，郑志刚与陈汉杰系合伙关系，其中郑志刚负责将所有运输业务的结算凭证提交给钢运物流，郑志刚向傅卫军交纳的是所有的运输业务结算凭证，包括陈汉杰和南方货运、商运集团出具的，不能仅凭傅卫军给原告出具的收条，给原告结算运费，还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认定本案的事实；4、由于原告与陈汉杰为合伙关系，共同与第三人南方货运、商运集团产生法律关系，因此南方货运和商运集团向二人中任何一人支付的运费均应视为向他们履行了运输费用的支付义务；5、本案所涉及的全部运费在扣除两公司已经支付给原告和代付给陈汉杰的费用及南方货运、商运集团单独的运输费用、管理费、税费后，不欠原告任何款项，原告反而多从我公司预支了运输费用，我公司另行起诉。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第三人陈汉杰（又名陈中涛）辩称，1、2010年，我与郑志刚二人合伙共同挂靠南方货运公司名下经营，承揽了钢运物流的运输业务，我与原告之间为合伙关系，但却约定各自分别找车运输，并垫付费用，属于松散型的合伙关系。2010年7月以后，我与原告虽将业务分开，但仍然承揽钢运物流的运输业务，对南方货运公司仍然属于合同的共同相对方。2、在与原告合伙经营期间，所承揽的业务中有我本人出资并派车运输的部分，其中太钢至如东的64部车中有我的25部，太钢至大连45部车中有我的2部，共计56部车运输。3、我已从南方货运公司及商运集团领取或者让其垫支的代付款共计60余万元，该款是我与原告合伙经营业务费用之一。4、我与原告合伙期间的业务收入经双方结算现原告至今仍欠我40余万元未付。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起诉。   庭审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一、关于原告给被告钢运物流承运钢材情况的证据。   证据1、太原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运输明细表（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承运被告钢运物流钢材的时间、地点、数量、运费等情况。原告主张该运输明细表是自己从被告傅卫军手中复印，由傅卫军制作的。该明细表显示，从2010年4月至2010年12月，原告承运钢运物流的钢材情况为：太钢-如东2152.803吨，太钢-大连1551.827吨，临钢-太钢644.5吨，舞阳-临钢67车，舞阳-大关山3车，太钢-上海34.12吨，太钢-东莞739.5006吨，太钢-天津221吨，太钢-临钢379.219吨。   证据2、傅卫军签字的货票收条原件七张。用以证明原告承运货物完毕后，交给傅卫军货票时，由傅卫军出具收到货票的收条的事实。该七张由傅卫军签字的收条，拉运货物的数量与证据1一致。原告主张原告承运货物后，首先由钢运物流出具委托运输的清单，由原告交给司机，与道路运输中产生的过路费一起，到目的地后由收货方签收后，原告就将这些货票进行整理，之后交给傅卫军，由傅卫军对收到货票的收条签字。   证据3、三本拉运明细（复印件）。证明太钢到大连、太钢到如东、太钢到东莞三个地点的货号、运票和傅卫军制作的运输明细表及上述证据2的收条三份证据印证的拉运数量一致。原告主张该三本拉运明细只是拉运明细的一部分，是原告拉运货物到目的地后，收货方对拉运的具体货物进行确认后签字返还给原告的清单。原告已将全部拉运清单的原件交付给了傅卫军，所以只有复印件。这些是自己留下的部分拉运清单的复印件。   证据4、委托书、公函、介绍信共5张。用以证明当时原告承运货物的部分情况。   被告钢运物流认为，证据1、为复印件，如果被告傅卫军认可则有效，傅卫军不认可则无效；承运单位是南方货运，不是原告；该证据记载的起运地到目的地为九项，而傅卫军收到货票的收条即证据2记载的拉运起运地到目的地为八项。证据2没有费用，证据1所有费用都不是证据2所显示的；证据1拉运的吨数、车数与证据2不一致，太钢到大连、太钢到如东、舞阳到临钢、太钢到上海、舞阳到大关山这五项的吨数、车数与证据2一致，临钢到太钢、太钢到天津、太钢到东莞的记载不一致；有的写的吨数，有的写的车数，是原告制作的，同时也显示了承运单位为南方货运而非原告。证据2，该收条上有二张单子没有傅卫军的签字，即2010年11月太钢到天津的5车，数量为165.78吨钢板没有签字；2010年8月太钢到上海的1车，数量为34.12吨钢板没有签字，其他都签了。签了字的单子中有三张写的不同，有的写的是车到，票也收到，有的是车到没有收到票，其中没有收到票的有三个：即2010年9月，临钢到太钢的8车，2010年10月太钢到东莞的7车，2010年11月太钢到东莞的13车。这些收条上没有运费单价、总价，证据1中的运费系原告单方书写。证据3，数量上与证据1有差异。证据4，无法证明原告与钢运物流有运输关系，只能证明钢运物流与南方货运有运输关系。   被告傅卫军认为，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不是自己制作的表。证据2，这七张单子都是我本人签的字，其中签写车和票的是货物和货票都收到了。其中2010年9月临钢到太钢的8车，我签收到8车，说明8车货收货人收到了，但没有收到票，这8车货是南方货运承运的；2010年10月，太钢到东莞的7车，也是货到了，票没有交回来，也是南方货运承运的；2010年11月太钢到天津的5车，我没有签字，是因为这批货物不属于我负责，但我知道这5车货收货人收到了，也是南方货运承运的，票交给了钢运物流公司下属的快运分公司了；2010年11月9日，太钢到东莞的13车，货收到了，票没有交回来；2010年8月21日太钢到上海同太钢到天津的情况一致。证据3，无异议。但太钢到东莞的货票我一直未收到。证据4，每个车必须有一个委托书。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被告钢运物流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2，同被告钢运物流及被告傅卫军的质证意见相同。补充一点，所有的货票都是由郑志刚直接交给傅卫军的，这些货票中包括陈汉杰及南方货运和商运集团的业务，太钢到东莞的货票是由我公司收回了39张，并已向实际承运人付款，另外的14张票由太钢物流的黄经理负责收回，我们支付的运输费用。证据3，同被告钢运物流及被告傅卫军的质证意见。补充一点，每个清单上都记载有具体承运人的车号，能够区分开三位第三人和原告具体承运的业务。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同南方货运的质证意见一致。无论产生多少运费都有陈汉杰的一部分，原告不具备完整的诉权。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同南方货运质证意见一致。   二、原告郑志刚与被告南方货运系挂靠关系的证据材料。   证据1、原告郑志刚与第三人南方货运签订的《合作协议》（一审开庭时出具了原件，此次为复印件）。证明原告挂靠南方货运，以南方货运名义与钢运物流进行运输业务，由原告个人垫资，盈亏自负，由原告与钢运物流进行结算。   证据2、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商南货（2010）第15号文件。证明2010年5月28日，南方货运给财务科下发文件，要求将扣除税款后以外的运输费用，按期全部返还给负责此项业务的委托人郑志刚、陈汉杰。说明双方系挂靠关系。   证据3、照片一张。证明南方货运授权原告刻章从事运输业务。   被告钢运物流认为，证据1，有异议，本次开庭原告出示的是复印件，但在一审时出具了原件，南方货运一审提出这份证据系伪造，公章及内容均为伪造，内容不能采信。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也说明郑志刚与陈汉杰是南方货运的受托人，原告与钢运物流没有运输关系。该文件的时间为2010年5月28日，而《合作协议》签订时间为2010年5月30日，互相矛盾，说明《合作协议》是虚假的。证据3，与钢运物流无关。   被告傅卫军认为，以上证据我从未见到，也不清楚。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是原告为了提起本诉而伪造的证据，我公司已向当地机关以伪造企业印章罪进行控告，请法庭责令原告提交原件，否则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但对原告自负盈亏扣交管理费后返还运输费的内容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应当返还运费仅指郑志刚、陈汉杰两人承揽的业务，不包括南方货运、商运集团单独开展的业务运输费用，说明原告同意在其运费中扣除管理费和代缴的地税。证据3，原告从2010年7月22日后，再使用该公章开展的业务与南方货运及商运集团无关。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同南方货运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同南方货运的质证意见一致。   三、原告于2010年7月12日以第三人南方货运名义要求被告钢运物流支付运费160余万元的证据。   付款申请报告。该报告系2010年7月12日南方货运向钢运物流公司领导出具，载明，南方货运自2010年4月4日承运钢材业务以来，拉运成本160余万元。   被告钢运物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意义，但认为与原告没有关联性。   被告傅卫军认为，真实性无意义，但是因马经理未批示，为无效报告。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同二个被告质证意见一致，不能证明原告运输业务成本已达到160余万元，且钢运物流并没有按照报告内容向南方货运付款。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同南方货运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与南方货运质证意见一致。   四、关于货运单价的证据   钢运物流一审向法庭提交的《太原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运输明细表》   被告钢运物流认为，是我公司一审提交的，但与本案无关故此次庭审未提交。单价只是预付，没有确定。   被告傅卫军认为，不清楚。   被告南方货运认为，这个表中的前七笔业务认可。太钢到东莞的业务已经解决了，如果这笔业务不计算在内，就是全部运输业务总量。车辆、吨数、运费、价格都是正确的。扣除我公司支付原告、陈汉杰的，扣除我公司自己干的业务，除了税费欠我公司外，基本持平。   第三人陈汉杰对该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商运集团的质证意见与南方货运一致。   庭审中，被告钢运物流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一、关于南方货运公司在2010年4-7月为钢运物流提供货物运输业务，南方货运和钢运物流存在货物运输业务关系，与原告陈汉杰不存在运输关系的证据。   证据1、南方货运公司2010年7月14日向钢运物流公司出具的付款申请报告。   证据2、南方货运于2010年4月-7月间为钢运物流承运货物明细。   证据3、2010年7月19日，钢运物流付运费100万元给南方货运的银行付款凭证。   原告郑志刚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与原告提供的付款申请内容基本一致。证据2、无异议，证据3，无异议，晋商银行小店支行的账户实际是原告的账户。以上三份证据不能证明货物实际承运人为南方货运，原告收到100万元运费，恰好证明原告是实际承包人。   被告傅卫军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说明原告与钢运物流的业务是以南方货运名义进行的，业务量仅是太钢到大连、太钢到如东方向的一部分，业务一直持续到2010年底，无法将2010年7月22号以后的业务分割开来，业务中的费用并非都是原告的。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汇款单中的100万元确实由南方货运直接向原告进行了预付。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质证意见同南方货运一致。   二、豫N26656车主王建伟证实郑志刚、陈汉杰系南方货运委托人的相关证据。   证据1、王建伟于2013年4月18日书写的《证明》及身份证。该《证明》主要内容为，王建伟系豫N26656号车车主，从2010年5月至12月，郑志刚、陈汉杰拿着委托书派其给钢运物流拉运钢材，2011年春节后，其找郑志刚要运费，郑志刚说是商丘运输公司欠钱，并交给其商丘运输公司的欠款明细。   证据2、豫N26656号车机动车行驶证。   证据3、郑志刚、陈汉杰交给王建伟的南方货运《委托书》（复印件）。   证据4、南方货运2011年3月10日的《证明》（复印件）。该《证明》内容为2010年4月1日-12月1日，南方货运委托豫N58006、豫N26656等7辆车为南方货运在钢运物流运输钢板。   原告郑志刚认为，证据1，证实了实际承运人为原告，对于王建伟所述其他事实，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认可。证据2，与本案无关。证据3，只有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4，只有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   被告傅卫军认为，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证据1,待王建伟出庭作证后进行质证。证据2，无异议。证据3,委托书中的公章系郑志刚持有的财务公章，但车辆确实参与了运输。证据4,证明中的公章为郑志刚持有的财务公章，货款未付与事实不符，六份欠款清单没有时间，不能证明到现在为止运费的支付情况，太钢到东莞的运费已全部由南方货运支付。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与本人无关，不予质证。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质证意见同南方货运一致。   三、关于2010年7月2日成立"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后，南方货运与钢运物流运输及结算等业务，委托商丘分公司全权办理的相关证据。   证据1、钢运物流（甲方）与商运集团（乙方）于2010年7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钢运物流在河南商丘设立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开展钢材产品配送业务和其他市场货运业务。   证据2、商运集团和南方货运给钢运物流出具的《委托书》。该委托书内容为"原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下属的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以及结算等业务，自二〇一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和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委托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全权办理以上业务"。   证据3、钢运物流与宁陵县鹏程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证据4、2010年12月14日，商运集团宁陵县鹏程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给钢运物流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宁陵县鹏程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商运集团控股的子公司，钢运物流与商运集团结算时，由鹏程公司开具货物运输发票。   原告郑志刚认为，证据1，《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即使成立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也不影响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人与钢运物流发生业务关系。证据2，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与钢运物流发生运输业务不影响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人与钢运物流发生业务。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事实上是钢运物流的一个分公司，双方之间的业务系投资公司与自己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行为，钢运物流应该知道原告从2010年8月开始已不再挂靠南方货运。证据3，与本案无关，该协议的履行期限为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这期间原告与钢运物流的运输业务已经结束。证据4，委托谁开票与原告承运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傅卫军认为，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虽然成立了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但运输业务仍然承袭了与南方货运的运输业务，业务人员仍然由原告郑志刚、陈汉杰与我公司代表办理。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委托书》并没有阻断郑志刚、陈汉杰的挂靠业务关系，只不过名义上变成了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证据3、4，无异议。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与我无关，不质证。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与南方货运质证意见一致。   四、2010年7月2日签订《合作协议》成立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后，钢运物流已将之后至2010年底的全部运输费用支付给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已不欠原告任何运费的相关证据。   证据1、2010年11月2日，钢运物流给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汇款6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   证据2、2010年11月3日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给商运集团指定账户"夏丽丽"汇款6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   证据3、给"夏丽丽"汇款60万元之后，商运集团出具的《收款证明》。   证据4、2010年12月8日，钢运物流给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汇款5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   证据5、2010年12月9日，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给宁陵县鹏程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汇款5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   证据6、2011年1月14日，钢运物流给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汇款1310745.57元的银行汇款凭证。   证据7、2011年1月14日，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给宁陵县鹏程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汇款129万元的凭证。   原告郑志刚认为，以上证据中钢运物流向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打款的凭证，是开办公司和自己的分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具体是什么钱，仅凭资金往来单据无法证明；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与宁陵县鹏程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在原告与钢运物流的运输业务完毕后发生的，与本案无关；钢运物流与商运集团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双方之间发生资金往来不能与原告与钢运物流之间的运费结算混为一谈。   被告傅卫军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我公司将其中的款项又支付了郑志刚和陈汉杰。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不清楚，与我无关，不予质证。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与南方货运质证意见一致。   五、证人王建伟证言。证人王建伟当庭作证，证明2010年5月至2010年年底，原告郑志刚雇其五辆车给钢运物流拉运钢板，车号分别是豫N58006、豫N26656、豫N65938、豫N20028、豫PJ3012。至今尚欠运费六、七十万元，其也不知道是南方货运欠的还是郑志刚欠的。期间支付过部分运费，有的是郑志刚给付的，有的是南方货运给付的，太钢到东莞的运费是钢运物流的王经理支付的，付了23万元。   原告郑志刚认为，王建伟持有的欠运费的欠款单是从郑志刚手上拿的，向郑志刚要钱，说明是郑志刚欠他钱。   被告钢运物流认为，王建伟作为货运实际承运人，豫字头的车辆归其所有，没有一辆是原告的车，说明原告是货运联系人，而非承运人；王建伟提供的委托书证明原告是以南方货运名义联系业务；欠款单中的业务名称是南方货运，非原告郑志刚。   被告傅卫军认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王建伟持有的欠款凭证与客观事实不符，许多欠款我们已支付了郑志刚和陈汉杰。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不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与南方货运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傅卫军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2010年5月28日南方货运出具的《委托书》（复印件，来源于一审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郑志刚与傅卫军的一切业务来往，不是郑志刚的个人行为，而是受南方货运的委托。   原告郑志刚认为，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钢运物流认为，无异议。   第三人南方货运认为，无异议。   第三人陈汉杰认为，无异议。   第三人商运集团认为，无异议。   庭审中，第三人南方货运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一、关于南方货运于2010年5月30日设立太原办事处，承揽钢运物流运输业务，由郑志刚、陈汉杰共同负责，二人挂靠南方货运公司进行经营的证据。   证据1、南方货运2010年第10号文件。该文件决定在太原设立南方货运太原办事处，处理钢运物流钢板运输业务，由郑志刚、陈汉杰负责，该办事处不属于南方货运一部分，仅是挂靠关系，郑志刚、陈汉杰向公司缴纳运输费用总额5%的管理费，公司代办税费等相关业务。   原告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原告与南方货运的挂靠关系。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商运集团对该证据均无异议。   二、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成立后，并未因终止了南方货运与钢运物流的关系，而影响了原告郑志刚、陈汉杰与第三人继续承揽业务的证据。   证据1、2010年7月2日，钢运物流与商运集团签订的《合作协议》（同被告钢运物流提供的《合作协议》一致）。   证据2、商运集团2010年20号文件《关于终止合作协议的通知》。其内容为："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并相关业务单位，因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已与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原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与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所签订的一切协议，从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与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之日起，不再执行。原债权债务由主管公司负责清理完毕，以后业务由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特此通知"。   原告郑志刚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显示了南方货运与钢运物流之前签订的一切协议不再执行。一审时陈汉杰作为证人也认可了2010年7月22日后与南方货运已不存在挂靠关系。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商运集团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三、关于原告与三个第三人共同承揽被告钢运物流运输业务的相关证据。   证据1、商丘交运集团柘城物流有限公司《证明》一份。证实柘城物流公司徐广德于2010年7月26日、8月25日代公司从商运集团领取了豫N16958、豫N58995、豫N18609号货车承运的钢运物流舞阳到临钢的运费6万元。   证据2、徐广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的内容为：徐广德于2010年7月26日、8月25日从商运集团领取了豫N62796、豫N18609、豫N58995号车舞阳到临钢的运费8万元。   证据3、预支运费证明三份（该预支证明没有签盖商运集团公章或财务章）。用以证明商运集团财务处预支了徐广德运费的情况。   证据4、豫N62796、豫N58995、豫N5813、豫N8609号车的行驶证。   证据5、商丘市裕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柘城分公司的《营业执照》。   原告认为，以上证据不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不予质证。证据2，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南方货运的代理人说徐广德是商运集团下属公司的司机，裕达公司和柘城公司均为商运集团下属公司，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不能证明业务行为和付款行为的真实性。证据3，不能作为付款的证据。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商运集团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四、关于舞阳到临钢的业务其中由商运集团承揽的20车是通过商运集团财务会计张永奇付款给实际承运人的相关证据。   证据1、王守连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王守连系商运集团财务会计，受公司领导指派通过银行汇款支付董献超、杜连飞等实际承运人运费的情况。   证据2、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及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用以证明商运集团会计王守连支付实际承运人运费的情况。   证据3、张永奇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张永奇系商运集团财务科工作人员，受公司指派，以个人名字从银行汇款给车主杨兰涛、司宇、王延杰、王建伟等承运钢运物流钢板的实际承运人，向他们支付运费的情况。   证据4、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回单13份。用以证明张永奇以个人名字向车主汇运费的事实。   原告郑志刚认为，以上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且作为证人的王守连、张永奇未出庭作证，且为商运集团财务人员，其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商运集团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五、关于太钢到东莞23车货物运费由南方货运支付，原告诉请该部分运费无事实依据的相关证据。   证据1、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经理王庆林书写的收条一份。用以证明其收到商运集团转付王建伟太钢到东莞运费238930元，已转到王建伟指定账户。   证据2、中国工商银行汇款业务凭证一份。用以印证证据1中的事实。   证据3、商运集团财务处预支运费证明二份。   证据4、豫N26028号车主李一红收条一份。   证据5、中国农业银行商丘支行回单一份。   原告郑志刚认为，证据1、2，真实性有异议，汇款的数额和王建伟收到的款项数额不一致。证据3，预支款实际相当于借钱性质，不是支付运费款。证据4，不真实，收款应有收条，此系后来做的证明。证据5，与本案无关。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商运集团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六、南方货运向陈汉杰预付运费25万元，陈汉杰从南方货运领取运费15万元，陈汉杰又向南方货运借款352498元，由陈汉杰全部直接支付承运人的相关证据。   证据1、陈汉杰从商丘公司领款明细。证明总计领款617498元。庭审中，第三人南方货运当庭申明，一审时陈汉杰出具了2010年8月13日收到南方货运613494.56元的收条一份及2010年8月28日收到南方货运490136.81元的收条一份均系陈汉杰凭记忆形成的收条，此次庭审不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2、2010年6月15日陈汉杰预支运费5万元的证明一份。   证据3、2011年2月1日陈汉杰向商运集团借款10万元的借款借据一份。   证据4、2011年2月5日由南方货运支付陈汉杰运费10万元的证明一份。   证据5、2011年2月11日陈汉杰在南方货运处领取到如东的运费15000元的证明一份。   证据6、2010年8月25日陈汉杰向钢运物流借款352498元的借条一份。   原告郑志刚认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可以看出有些证据是为了诉讼而准备的。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商运集团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庭审中，第三人陈汉杰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一、陈汉杰的驾驶证，陈中涛的身份证。证明陈汉杰又名陈中涛。   原告郑志刚、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南方货运、第三人商运集团对该证据均无异议。   二、郑志刚给陈汉杰出具的借条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欠陈汉杰405626.6元，欠款原因是从太钢到如东及从太钢到大连的车辆由陈汉杰组织56辆车的部分运费被原告郑志刚从南方货运公司领取。   原告认为，该欠条显示不出郑志刚欠谁的款，不认可。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南方货运、第三人商运集团均无异议。   庭审中，第三人商运集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合作协议》签字仪式打印照片。证明原告郑志刚出席了签字仪式，2010年7月2日签订《合作协议》后郑志刚继续挂靠南方货运的事实。   原告认为，该照片证明不了7月22日后原告继续挂靠南方货运的事实。   被告钢运物流、被告傅卫军、第三人南方货运、陈汉杰对真实性均无异议。   证据2、证人刘远征的证言。刘远征当庭作证，其为商运集团职工，在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成立后，作为商运集团代表人负责货物的发运，郑志刚和陈汉杰负责具体的货运业务，郑志刚负责货运票据的收送，陈汉杰负责派车。对钢运物流的运输业务是谁垫资谁受益。商运集团垫付了舞阳到临钢50车运费，临钢到太钢2车运费，太钢到如东的1车运费，太钢到大连的1车运费。钢运物流的全部运输业务由郑志刚、陈汉杰及商运集团承运。太钢到东莞的23车运费由商运集团支付。2010年7月22日成立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后，只是户头变成商丘分公司，人没有变。   原告郑志刚认为，原一审、二审开庭时证人刘远征陈述2010年7月20日以后郑志刚、陈汉杰与南方货运的挂靠关系已终止，与此次证言相矛盾。证人刘远征系商运集团的员工，与商运集团有利害关系。证人陈述，由郑志刚统一从司机手上收票后，将三方货票送到钢运物流与事实不符。根据交易习惯，向司机收票时，要向司机付清运费，司机才会交出货票，谁拿到货票证明是谁组织运输的。郑志刚将货票交到钢运物流，钢运物流要向郑志刚出具收据，那么陈汉杰和商运集团向郑志刚交票，郑志刚也应向他们出具收条，证人所述三方货票均由郑志刚持有不能成立。   被告钢运物流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   被告傅卫军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   第三人南方货运、陈汉杰、商运集团对该证人证言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从2010年4月起，原告郑志刚与被告钢运物流口头约定，承运该公司钢板运输业务。因钢运物流对运费结算要求，原告郑志刚和第三人陈汉杰合作，挂靠在第三人南方货运名下。为此，2010年5月30日，第三人南方货运下发了南运【2010】第10号文件《关于成立太原南方货运太原办事处决定》，该决定主要内容为：因业务发展需要，决定在山西太原设立南方货运太原办事处，处理钢运物流关于钢板运输相关业务，该处由郑志刚、陈汉杰同志负责。该处不属于南方货运公司一部分，仅挂靠货运公司，并向公司交纳总运输费用金额5%管理费，公司代办税费相关业务。原告郑志刚，第三人陈汉杰以太原南方货运太原办事处名义合作承运期间，承运的业务有：从2010年5月5日至2010年7月21日，太钢至如东钢板47车1651.003吨；从2010年5月12日至2010年7月22日，太钢至大连38车1339.224吨，第三人南方货运支付了原告运费160万元。2010年7月2日，被告钢运物流与南方货运的主管部门第三人商运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钢运物流在河南商丘设立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承运钢运物流的货物运输业务。2010年7月22日商运集团下发了商交货【2010】20号文件《关于终止合作协议的通知》，要求终止南方货运与钢运物流之间的钢板运输业务。该文件内容为：因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已与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原商丘交运集团运输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商丘市南方货运有限公司与太钢钢运物流有限公司所签的一切协议，从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与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之日起，不再执行。原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以后业务由太原钢运物流有限公司商丘分公司负责。《关于终止合作协议的通知》下发后，原告郑志刚与第三人陈汉杰分开另干，原告与南方货运之间的挂靠关系终止。2010年7月22日至2010年底，原告自行承运的钢运物流的钢板业务有从2010年7月23日至2010年7月29日，太钢至大连钢板6车212.603吨，每吨运费560元，计运费119057.68元；从2010年7月23日至2010年8月10日太钢至如东钢板14车501.8吨，每吨运费530元，计运费265954元；临钢到太钢644.5吨，每吨运费150元，计运费96675元；舞阳到临钢67车，每车运费14300元，计运费958100元；太钢至上海34.12吨，每吨运费380元，计运费12965.60元；舞阳到大关山3车，每车运费14300元，计运费42900元；太钢到天津165.75吨，每吨运费221元，计运费36630.75元；太钢至东莞739.500吨，计运费591600.48元。以上合计费用2123883.51元。货物送到目的地由收货人签收后的货票，由原告郑志刚交给被告钢运物流公司负责运输业务的傅卫军，由傅卫军交给被告钢运物流公司。由傅卫军已签收的原告承运的上述钢板运费，被告钢运物流一直未支付原告郑志刚。   另查明，原告与第三人陈汉杰双方对外系合伙关系，对内为谁垫资，谁受益的合作关系。原告郑志刚与第三人陈汉杰均认可，《关于终止合作协议的通知》下发后，二人分开另干的事实。原一审庭审时，南方货运也认可该事实。原一审庭审时，陈汉杰作为证人出具了2010年8月13日收到南方货运运费613494.56元的收条一份及2010年8月28日收到南方货运运费490136.81元的收条一份，重审庭审时，陈汉杰及南方货运对此予以否认，均陈述上述二份收条是陈汉杰凭记忆形成。   还查明，庭审中，被告钢运物流陈述其已将包括原告主张在内的运费全部支付了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由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又全部支付了商运集团公司。商运集团对此予以认可。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追加陈汉杰、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   本院认为，原告、第三人陈汉杰、第三人南方货运、第三人商运集团庭审中均认可2010年4月至2010年7月22日期间，原告与陈汉杰合作，以南方货运名义承运钢运物流钢板运输业务的事实，该事实应当予以确定。2010年7月22日，商运集团下发的《关于终止合作协议的通知》与原审一审开庭时陈汉杰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认可2010年7月22日后与原告郑志刚分开另干，且与南方货运不存在挂靠关系及原审一、二审开庭时，商运集团证人刘远征陈述2010年7月22日以后，郑志刚、陈汉杰与南方货运挂靠关系已终止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确认2010年7月22日以后，郑志刚与陈汉杰已终止合作关系的事实及郑志刚承运钢运物流钢板运输业务已不再以南方货运名义进行的事实。根据钢运物流与商运集团于2010年7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成立了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承运钢运物流货物运输业务，该商丘分公司成立后，原告继续承运钢运物流钢板业务一直到2010年12月底。对此第三人南方货运也予以认可。综上所述，原告郑志刚与被告钢运物流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但从2010年4月至2010年底实际承运被告钢运物流公司的钢板运输业务事实清楚。原告郑志刚与被告钢运物流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货物运输关系，该民事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受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义务。原告已按约定完成了货物运输业务，被告钢运物流公司理应承担支付相应运费的义务。原告承运货物的总量应以钢运物流运输业务负责人傅卫军签字的货票收条以及原审一审时钢运物流作为证据提交的《太原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运输明细表》中载明的运输业务总量来确定。同时《太原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运输明细表》中载明的运费单价也应作为本案计算运输费用的依据。其中太钢至东莞的运费单价，该明细表中没有记载，应以南方货运在一审中认可的运费59万元为准。据上述证据并结合庭审中举证、质证、认证情况可以确定原告承运的被告钢运物流钢板业务总量为：2010年5月5日至2010年7月22日，太原至如东钢板47车1651.003吨；2010年5月12日至2010年7月22日，太钢至大连钢板38车1339.224吨；2010年7月23日至2010年7月29日太钢至大连钢板6车212.603吨；2010年7月23日至2010年8月10日太钢至如东钢板14车501.8吨；临钢至太钢644.5吨；舞阳至临钢67车；太钢至上海34.12吨；舞阳至大关山3车；太钢至天津165.75吨；太钢至东莞739.5006吨。其中太钢至如东的47车1651.003吨及太钢至大连的38车1339.224吨为郑志刚与陈汉杰合作期间承运，其余为郑志刚自行承运。原告诉请的大连至太钢钢架19车，如东到太钢的钢架19车，运费190000元，因原一审时被告钢运物流及第三人南方货运均认为钢架运费也包含在当次运输费用中，且原一审及再审原告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反驳，对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太钢至临钢钢板379.279吨的运费56891.85元，因傅卫军货票收条上没有记载，对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由第三人南方货运、商运集团协助办理2010年7月22日以前承运业务的结算手续和相关税款的诉请，因2010年7月22日以前的运费已进行了清算，该项诉请也不予支持。被告傅卫军系被告钢运物流运输业务负责人，其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告要求被告傅卫军与被告钢运物流连带支付运费的诉请，不能成立。被告钢运物流主张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货物运输关系，该主张不能成立的理由，前面已进行了阐述。被告钢运物流又主张成立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后，已将南方货运、交运集团截止2010年底的运输费用239万元全部汇入二公司指定账户，已结清2010年底的全部运费。对此，商运集团予以认可。第三人南方货运、商运集团认可2010年7月22日后，原告继续承运钢板的事实，但主张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成立后，由商运集团继受了南方货运的权利义务，对郑志刚、陈汉杰的指派仍然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人就该主张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太钢至东莞运费问题，原告提供了被告傅卫军的收条及相关货物明细，可以确认原告就该部分业务进行了承运。太钢至东莞的739.5006吨，庭审中，证人王建伟出庭作证，郑志刚雇佣其五辆车给钢运物流拉运钢板，太钢至东莞的运费23万元已由钢运物流支付，但原告郑志刚对此予以否认，在证人王建伟对钢运物流向其支付运输费用的事实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予采纳。第三人南方货运主张太钢至东莞的运费已由其公司支付实际承运人，但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南方货运将运费付给实际承运人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且第三人南方货运明知钢运物流商丘分公司成立后，原告与南方货运的挂靠关系已终止，未经原告同意，无权处分原告承运货物的运费。作为托运方的钢运物流已将应支付原告的运费全部支付于商运集团，商运集团理应将属于原告承运货物部分的运费支付于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郑志刚运费2123883.51元。于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郑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368元，由第三人商丘交运集团货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荣俏娣   审 判 员 王晋峰   审 判 员 成 勇   二0一四年四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