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34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斌。委托代理人：王磊，北京商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程诗杰，北京商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以明。委托代理人：刘永红，重庆红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洪泉。上诉人王斌与被上诉人康以明、胡洪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3）中区民初字第901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王斌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7月30日，康以明向王斌出具欠据一份，其载明：今欠王斌壹拾叁万柒仟玖佰柒拾柒元正（137977元），落款处签字为“康明”，一审审理中，康以明确认该欠据是其本人向王斌出具，其签署即为“康明”。2012年9月28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卡向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8013的银行卡转账支付40000元；2012年10月22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卡向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卡转账支付30000元；2012年11月3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9573的银行卡向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卡转账支付50000元；2012年11月4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9573的银行卡向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卡转账支付15000元，以上共计135000元，审理中，康以明称上述135000元系其向王斌支付的《欠据》所涉货款。根据王斌的申请，一审法院向重庆市渝都监狱调查其2011年至2013年6月期间的猪肉供应情况。2013年12月2日，重庆市渝都监狱生活卫生管理科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一份，载明：2012年7月31日前康以明为渝都监狱猪肉供货商，2012年7月31日后由胡洪泉为渝都监狱猪肉供货，所有货款和付款方式由胡洪泉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另查明，2012年9月2日，康以明手机号码186向王斌手机号码139发送短信一条，其内容为“下周计划：周一：三线肉600斤（11队），瘦肉100斤（10队）；周二：瘦肉650斤（其中一队150斤，十一队500斤）；周六：瘦肉250斤（1队150斤，10队100斤），排骨200斤（1队）；周日：排骨500斤（11队），请严格按计划送货。保证质量，谢谢！另外，8月20另执行价格三线肉8元，瘦肉……”。2012年9月5日，康以明手机号码186向王斌手机号码139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一条，其内容为：“根据监狱局文件要求，各供货商资格重审。请各供货商在本周内带齐以下证件到生活科办理相关手续。1、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2、生产销售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3、食品卫生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4、产品合格证；5、税务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2012年9月9日，康以明手机号码186向王斌手机号码139××××****发送短信一条，其内容为：“下周计划：周三：三线肉1200斤（11队），瘦肉120斤（10队）；周四：猪蹄900斤（11队）；周六：三线肉700斤（1队100斤，11队600斤），瘦肉（1队150斤、10队180斤、11队300斤）；猪肝360斤（10队60斤、11队300斤）；周日：排骨400斤（11队），请严格按计划送货。”王斌认为上述短信证明2012年7月30日后康以明和王斌还有业务来往，2012年7月30日后王斌的合同相对人是康以明。康以明质证时认可186是其手机号码，发短信属实，上述短信是渝都监狱发短信的工作人员聂某某（音）错发给康以明（因康以明之前是供货商），康以明收到短信后也曾打电话询问过聂某某（音），聂某某（音）称其供货商众多，如发错就由康以明转发。胡洪泉对上述短信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其表示不清楚短信中的情况，称短信如果是发到康以明手机上，就让康以明转发给王斌，短信如果是发到胡洪泉的手机上，就由胡洪泉转发给王斌。短信的内容就是渝都监狱要求供应猪肉的计划，一般一周发一次，有时胡洪泉去监狱结账时，就将监狱的供货计划抄下来，然后再通知王斌，大多数是渝都监狱发短信，胡洪泉到王斌处拿货是要至少提前一天告知王斌。还查明，康以明、胡洪泉、王斌、案外人吴莉萍的银行账户发生如下交易：1、2012年11月13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45000元；2、2012年12月3日，吴莉萍尾数后四位为0015的银行账户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卡号尾数后四位为8013）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65000元；审理中，各方均确认吴某某系康以明妻子，吴某某确认该65000元是胡洪泉向其借款并委托支付到王斌账户；3、2012年12月26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8117的银行账户发生四笔各5000元取现交易，共计取现20000元；审理中，胡洪泉称该20000元系其将银行卡交予王斌，由王斌在ATM取款机上自行取现以作为胡洪泉支付的货款；4、2012年12月27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8117的银行账户发生四笔各5000元取现交易，共计取现20000元；审理中，胡洪泉称该20000元系其将银行卡交予王斌，由王斌在ATM取款机上自行取现以作为胡洪泉支付的货款；5、2013年1月1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261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6、2013年1月10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261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7、2013年1月29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发生一笔20000元及四笔各5000元取现交易，共计取现40000元；2013年1月30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发生一笔49000元取现交易；2013年1月31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发生一笔49000元取现交易、两笔各5000元取现交易、一笔2000元取现交易，以上合计150000元。胡洪泉称该150000元系其将康以明的该银行卡交予王斌，由王斌自行取现以作为胡洪泉支付的货款；8、2013年2月6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发生一笔49000元取现交易；2013年2月8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发生四笔各5000元取现交易；2013年2月18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发生一笔1002元取现交易，以上合计70002元。胡洪泉称该70002元系其将康以明的该银行卡交予王斌，由王斌自行取现；9、2013年3月7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10、2013年3月19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11、2013年3月20日，吴某某尾数后四位为9474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卡号尾数后四位为8013）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000元。审理中，吴某某确认该20000元是胡洪泉向其借款并委托支付到王斌账户。12、2013年4月2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8117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5812的银行账户支付50000元，性质为货款；13、2013年4月15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261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14、2013年4月25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261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卡号尾数后四位为8013）转账支付20000元；15、2013年5月9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261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卡号尾数后四位为8013）转账支付30000元；16、2013年6月22日，胡洪泉尾数后四位为2613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1865的银行账户（卡号尾数后四位为8013）转账支付20000元；17、2013年7月2日，康以明尾数后四位为9410的银行账户向王斌尾数后四位为5812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000元。审理中，康以明和胡洪泉均确认是胡洪泉向康以明借款20000元，并由胡洪泉委托康以明直接支付到王斌账户，康以明为此还举示了胡洪泉当日出具的金额为20000元的借条一份。上述交易中，康以明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金额共计165000元；胡洪泉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金额共计270000元；吴某某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金额共计85000元；康以明银行账户发生取现金额共计220002元；胡洪泉银行账户发生取现金额共计40000元。金额合计780002元。一审审理中，康以明称因胡洪泉接手了其向重庆市渝都监狱供应猪肉的业务，故其将账号尾数后四位为8643的银行卡交给了胡洪泉办理结算收支，该银行账户2012年11月13日及之后的所有交易均与康以明没有关系，向王斌转账支付的行为均是胡洪泉自己所作的支付，与康以明无关。胡洪泉称上述1-17笔交易所涉款项均是其个人向王斌支付的货款，另还于2013年1月15日向王斌支付了现金6474元，于2013年1月17日向王斌支付了现金10000元，因此，胡洪泉已向王斌支付的货款共计796474元（实计计算金额应为796476元），其中，康以明系将银行卡交予胡洪泉办理结算，上述康以明银行账户的交易款项均属胡洪泉，吴某某账户支付的款项均是胡洪泉委托代为支付。王斌认为上述转账交易的全部款项520000元均系康以明向其支付的货款，其中胡洪泉和吴某某均系为康以明支付；加上康以明于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1月3日、2012年11月4日支付的共计135000元；另外王斌还于2012年11月5日收到了30000元，因此，康以明共计支付了货款685000元。一审审理中，王斌还举示了2012年8月20日至2013年6月5日期间的送货单共计166份。王斌拟通过该证据证明2012年7月30日之后共仍是以先货后款的方式向康以明供货，康以明作为中间商在王斌处购货后送到重庆市渝都监狱。李某和胡某某均为康以明的司机，送货单分别由李某和胡洪泉代康以明签收，为康以明从王斌处接收货物。2012年7月30日结算之后供货金额共计1065405元（其中胡洪泉代康以明签收了141张送货单，金额共计891956元，李某代康以明签收了20张送货单，金额共计137925元；胡洪泉（未注明代康以明）签收了2张送货单，金额共计13174元；没有签名的3张送货单，金额共计22350元。康以明质证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与其无关，其没有委托李某或胡洪泉去签收货物，其与李某和胡洪泉也不存在代理关系。胡洪泉对质证时认为从2013年7月30日之后，都是由胡洪泉与王斌发生猪肉买卖关系，李某是胡洪泉请的司机，李某签送货单都是为胡洪泉收的货；“胡洪泉代”也是胡洪泉所签，是王斌要求胡洪泉这样签字，但实际是胡洪泉从王斌处购货；直接签胡洪泉名字的也是胡洪泉买的货；送货单上签署“胡”也是胡洪泉本人所签，也是胡洪泉买的货；对没有胡洪泉签字的送货单不予认可。“康明”就是本康以明，大家都叫他“康明”。之所以要在送货单上签“康明”，均系应王斌要求所签。2013年9月3日，王斌提起本案诉讼。王斌在一审中诉称，其从2002年开始就在重庆市渝中区学田湾大阳沟农贸市场从事猪肉产品批发业务。从2011年开始，王斌就一直以先货后款方式向康以明供应猪肉、排骨等货品。最初，货物接收和货款结算是王斌与康以明交接，双方于2012年7月30日就货款进行了一次结算，确认康以明欠王斌货款137977元。此后，康以明就让胡洪泉代其收货和结算，康以明仍不定期按送货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向王斌支付货款。上述货物均销往重庆市渝都监狱，但从2013年6月起，康以明就拒绝再支付所拖欠货款。王斌多次催收均未果。王斌认为，双方对2012年7月30日的合同关系均无异议。2012年7月30日结算之后，王斌出售猪肉的买卖合同相对人仍然是康以明，胡洪泉系康以明的代理人。其一，王斌和康以明之间买卖关系是从2011年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才以先货后款方式在供货，这种赊销方式是建立在一定合作和信任的基础上，也是王斌和康以明之间的交易习惯，该关系没有因为2012年7月30日的结算行为中断。其二，王斌客观上有理由相信胡洪泉具有代理权，主要是康以明有对王斌的口头及短信通知，且还有胡洪泉之前李某代康以明收货的先例行为。同时，无论是李某还是胡洪泉代收货物，代签收货单后康以明仍然不定期向王斌支付货款。而胡洪泉与王斌之间没有合作和信任关系，王斌不会向胡洪泉赊销上百万元的货物。并且从货款支付的总金额看，以胡洪泉名义支付的款项也只占全部货款的很小一部分。因本案合同相对方是康以明，王斌基于对康以明的信任，将货将由李某或胡洪泉收取。胡洪泉与康以明之间是代理关系，现胡洪泉在王斌不知情也不同意的情况下称其才是合同的相对方，其与康以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应承担责任。王斌现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康以明和胡洪泉连带向王斌支付货款356602元及以该356602元为基数从2013年6月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康以明在一审中辩称，第一，从2011年至2012年7月30日，王斌和康以明之间有猪肉买卖关系，相应货物均销往重庆市渝都监狱。双方于2012年7月30日对货款进行了结算，双方确认康以明共欠王斌猪肉货款137977元。结算后，康以明向王斌转账支付了货款共计135000元，故现康以明只欠王斌尾款2977元未付。第二，2012年7月30日王斌和康以明对货款进行结算后，康以明即将其向渝都监狱的供货业务全部转给了胡洪泉，此后的猪肉买卖发生在胡洪泉与王斌之间，与康以明没有关系。综上，康以明只认可支付王斌货款2977元，请法院驳回王斌的其他诉讼请求。胡洪泉在一审中辩称，2012年7月30日之前的猪肉买卖发生在王斌与康以明之间，胡洪泉是在此后才接收的康以明向渝都监狱的供货业务。从2012年7月31日到2013年6月份期间，都是胡洪泉与王斌之间进行猪肉买卖，但具体的供货和支付情况尚未统计清算，胡洪泉愿意在算清账目后向王斌支付未付货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王斌、康以明、胡洪泉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主要焦点为李某、胡洪泉是否与康以明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斌主张李某、胡洪泉在送货单上签字的行为系代康以明签收，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康以明，康以明和胡洪泉对此予以否认。审理中，王斌未举示康以明委托李某或胡洪泉以康以明名义从王斌处接收货物的证据，其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李某或胡洪泉签收送货单的行为获得了康以明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就王斌称其有理由相信李某或胡洪泉有康以明的代理授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王斌没有举示康以明授权李某或胡洪泉代理其收货的相应书面授权手续；第二，王斌没有举示其与康以明之间在2012年7月30日前买卖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或胡洪泉曾代理康以明收货且得到康以明认可同意的相应证据，并且根据王斌的陈述，2012年7月30日前都是康以明自己到王斌处收货；第三，本案所涉货物的用户重庆市渝都监狱生活卫生管理科证明2012年7月31日前康以明为渝都监狱猪肉供货商，2012年7月31日后由胡洪泉为渝都监狱猪肉供货，所有货款和付款方式由胡洪泉负责办理相关手续；第四，王斌举示的三条短信与本案中其举示的送货单也不具有完全对应的关系，且该短信上亦无康以明对李某或胡洪泉的授权；第五，就本案王斌认为系康以明支付的货款中，康以明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金额300000元（其中康以明认可135000元系其支付欠据所涉款项），胡洪泉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金额270000元，吴莉萍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金额85000元，但仅凭上述支付事实亦不足以说明胡洪泉和吴莉萍系为康以明代付和康以明对李某或胡洪泉有授权；第六，审理中，胡洪泉亦确认其本案所涉相应送货单的货物购买方，其签收送货单并未得到康以明授权；此外，王斌亦未举示2012年7月30日前其与康以明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习惯的相应证据。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李某或胡洪泉签收送货单构成表见代理。因此，王斌就送货单所涉货物要求康以明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王斌认为胡洪泉与康以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而对胡洪泉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胡洪泉以康以明名义接收货物而应当承担责任，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本案中，康以明于2012年7月30日确认其欠王斌货款137977元未付。之后，康以明分别于2012年9月28日、于2012年10月22日、于2012年11月3日支付、于2012年11月4日共计向王斌支付了货款135000元，尚欠2977元未还。因此，一审法院依法支持康以明向王斌支付货款2977元。康以明至今未付，王斌存在资金占用损失。王斌于2013年9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故一审法院支持康以明向王斌支付以货款2977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康以明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斌2977元，并支付以2977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二、驳回王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3325元，财产保全费2303元，共计5628元，由王斌负担5528元，由康以明负担100元。一审宣判后，王斌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王斌的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康以明、胡洪泉连带向王斌支付货款35660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35660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3年6月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康以明、胡洪泉承担。其上诉的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康以明才是实际交易人，胡洪泉系康以明的表见代理人，其向王斌采购猪肉的行为应当由被代理人康以明承担连带责任；2、康以明在向王斌出具欠条以后并未向王斌归还借款，而是继续进行买卖交易，一审法院认定康以明向王斌归还了13.5万元借款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康以明二审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胡洪泉二审中未到庭进行答辩。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在王斌与康以明之间没有书面买卖合同，双方以惯例进行交易的情况下，作为购买方的康以明结算了欠款并出具了欠条，并且收货方也变更为胡洪泉，王斌要主张康以明仍然为交易方，则应当举示胡洪泉系康以明代理人的相关依据，否则只能认定康以明退出了交易关系。王斌主张胡洪泉系康以明的代理人，其举示了康以明手机发送的订货短信，康以明银行账户的转账凭据，收货单等证据加以证明，但上述证据并不存在关联性，也不能证明王斌的主张，手机短信虽然系康以明的号码发送，但该短信所载明的货物也没有相对应的发货依据或者收货证明，故其不能证明康以明与王斌之间仍然存在交易关系。康以明银行账户的转账凭证则可以对应康以明向王斌出具的欠条，系康以明履行还款义务的证明，也不能证明康以明与王斌之间存在持续的交易关系。收货单系王斌单方出具，康以明对此不予认可，且收货单与王斌举示的短信也没有对应。上述证据均没有任何关于胡洪泉得到康以明授权的表述，故王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康以明、胡洪泉则举示了渝都监狱出具的书面证明，证明了2012年7月31日前康以明为渝都监狱猪肉供货商，2012年7月31日后由胡洪泉为渝都监狱猪肉供货，所有货款和付款方式由胡洪泉负责办理相关手续。该证明与康以明、胡洪泉的表述对应，虽然王斌主张该证明系伪造，但其并未举示相反证据推翻其证明力。故对于王斌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王斌主张康以明的转账行为系双方继续交易的证明，并非归欠条上载明的欠款，其认为康以明如果系归还欠款，则应该收回欠条。对此本院认为，康以明在向王斌出具欠条后，陆续归还了13.5万元欠款，至今仍然差欠2977元，因此没有收回欠条是正常的，故对王斌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诉讼费负担维持不变。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650元，由上诉人王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秀良审 判 员  章若微代理审判员  王丽丹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书 记 员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