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丽民终字第1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云山。委托代理人：李继辉。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黄松恒。委托代理人：周振芬。上诉人周云山为与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松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的（2013）丽松民初字第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云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继辉、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黄松恒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振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被告周云山于2002年5月至2005年5月期间，任遂昌县大柘镇街头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现该村已并入大柘镇柘溪上村。2002年10月份，大柘镇人民政府拟定对大柘街头村至双溪的道路路面进行硬化，并同意了部分村民提出的将途经街头村“上鱼塘”地段的道路取直以便于通行的意见，但提出道路经过所要使用到的土地由村里自行安排落实。街头村委会随后向部分生产队的农户征用了坐落于土名“上鱼塘”的部分土地，计3794㎡。2002年12月18日，遂昌县大柘镇人民政府的专题会议纪要载明“2002年12月17日，大柘镇政府镇长召集镇政府副镇长李荣斌、土管所所长孙昌华、城建办主任黄文举、街头村驻村干部尹建平、街头村主任周云山、街头村干部尹根田、尹顺达，在镇一楼会议室召开协调会议，对街头村上鱼塘地块新农村建设的有关政策进行专题研究，并在现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达成以下一致意见：1、该地块的用地性质为新农村建设。2、镇城建配套费用优惠50%收取，优惠时间截止至2003年11月30日。3、分期实施第一期建设审批土地3000平方米”等内容，签名处有兰建民、李荣斌、孙昌华、黄文举、尹建平、周云山、尹根田、尹顺达等签名。2004年1月17日，原遂昌县大柘镇街头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周云山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载明“立协议人：（甲方）街头村村委会，（乙方）街头村村民周云山。为了搞好城镇建设，改善村容村貌…征用上鱼塘土地建设新农村，到目前为此完成征地和道路改直浇筑工作。由于难以管理，经多次会议讨论决定于2003年10月13日张贴公开招标转让管理使用权公告，但一直无人士出面，在万般无耐下，经村两委会、党员、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决定，保底数长期转让给乙方经营管理使用，现就有关事项特立如下协议：一、转让地址面积：土名上鱼塘，第一块为上鱼塘路下车路内向土地，第二块为车路外向即东面到车路外沿向东面延伸30米的点起直上到六队田角止，南面到八队田后堪止的全部土地；二块面积合计3796㎡（原告主张3794㎡），其中改路已用400余方。具体详见征地协议书（原、被告均未提供）。二、承包转让期限为长期，甲、乙双方在本协议书生效后再不得异议。三、乙方取得经营管理使用权后，甲方向乙方的暂借款（征地费）94883.5元及借款利息约8000元，均由乙方自负。承包转让费为人民币壹万元整，于2004年12月31日（阳历）前付清不欠，不计利息。四、乙方取得使用权后，在政策许可范围内由乙方自主经营管理，如果建设新农村，乙方应做好路渠工作，并应按照城镇规划设计书实施，所有开支由乙方自负，甲方不得异议。…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双方必须共同遵守…”等内容，落款处有街头村村委会签章，程立荣、尹顺达、尹根田等人签名及签章，乙方有街头村村民周云山签名及签章。代笔人处有张廉仁签名。2004年9月，被告周云山出具给大柘镇坑根村村民邓海青户街头村上鱼塘新农村建房用地押金10000元。2004年9月22日、2004年9月23日、2004年11月3日，遂昌县大柘镇街头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与村民肖继勇、罗淼冰、张柏荣、尹水法、林锦棠、肖一文、徐根伟、吴松崇、傅石玄美、周桂法、王振华、刘瑶耀、周林发、周芝根等签订建房《用地协议》，分别同意村民肖继勇、罗淼冰、张柏荣、尹水法、林锦棠、肖一文、徐根伟、吴松崇、傅石玄美、周桂法、王振华、刘瑶耀、周林发、周芝根建房用地面积共计为1746.68平方米，其中，土地使用费、配套设施费、审批费共计每平方米220元。2004年11月21日，被告周云山经手（备注会计张廉仁）分别出具给村民肖继勇、罗淼冰、张柏荣、尹水法、林锦棠、肖一文、徐根伟、吴松崇、傅石玄美、周桂法、王振华、刘瑶耀、周林发、周芝根等的《丽水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载明（街头上鱼塘新农村建房用地补偿费）25080元、32550元（应收用地费34746.8元，实收32550元，少收了2196.8元）、25696元、24411元、25696元、25960元、31113元（应收用地费33928元，实收31113元，少收了2815元）、25080元、25080元、25080元、25080元、24411元、37620元、25080元。遂昌县村镇规划建筑设计室提供的《浙江省丽水市服务业统一发票（存根联）》载明：大柘镇街头村委会于2004年11月23日缴纳设计费7805元（面积为2230㎡）。遂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3年10月13日提供的《…地方税务局临时经营通用发票（记帐联）》载明：大柘镇街头村委会缴纳放样费9880元。该建设局于2013年10月13日提供的《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载明：大柘镇街头村委会于2004年11月24日缴纳配套费41000元。2004年12月6日，遂昌县大柘镇人民政府文件（柘政（2004）48号）载明：街头村委会：你村交来关于在街头新农村建设用地中安排本村农户建房后，余下400㎡土地安排给东坑村周林发等三户建房的申请已收悉，经镇政府研究同意作为下山脱贫分散安置点，请按规定办妥用地审批手续。遂昌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浙江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载明于2005年4月21日、2005年5月21日分别收取肖继勇、罗淼冰、张柏荣等农户折抵指标成本回收款共计为35803元，其中，肖继勇2986.8元、罗淼冰3150元、张柏荣2895.6元、尹水法2895.6元、林锦棠2895.6元、肖一文2986.8元、吴松崇2986.8元、傅石玄美2986.6元、周桂法2986.8元、王振华2986.8元、刘瑶耀2895.6元、徐根伟3150元。前述各单位收取各项款项共计为94488元（设计费7805元＋放样费9880元＋配套费41000元＋折抵指标成本回收款35803元）。被告周云山于2005年5月12日收取村民周芝根农村建房用地费1320元。2005年6月29日，遂昌县国土资源局向遂昌县公安局出具《关于来函的回复》载明：…一、大柘镇街头村土名“上鱼塘”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土地。面积为3794㎡，其中建设留用地2002年度第五批次上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面积为1700㎡办理了农转用审批手续。2006年4月24日，被告周云山出具给村民钟柏余的租地收据载明：周云山将涉案上鱼塘新农村建房地块中的60.5平方米土地出租给钟柏余户种植、管理、使用，该地块租金收清（原告主张租金数额为13000元，被告周云山予以认可）。2008年12月15日，被告周云山出具给邓海青街头村建房用地费14400元。原告主张被告周云山共计收取村民邓海青涉案土地建房用地费25080元（用地面积114㎡），被告周云山予以认可。村民肖继勇、罗淼冰、邓海青等建房用地面积共计1860.68㎡（1746.68平方米＋邓海青建房用地面积114㎡）。被告周云山应收上述村民建房用地、出租地费用共计422348.8元（含农户建房用地费409348.8元，土地出租费13000元），实收费用417337元。上述村民除周林发、周芝根、邓海青三户外，其余村民建房用地已经办理了相关建房审批手续。2008年4月14日，遂昌县公安局就匿名人控告被告周云山职务侵占案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主张2004年1月1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所涉及土地面积计为3794㎡，其中，160㎡的土地﹤被告周云山则认为该部分土地系其与村民叶樟华调换的土地﹥仍保留未被被告周云山所承包，以及修路用去400多平方米（注：无相关审批手续），剩余1365㎡的土地仍由被告周云山承包经营（现种植茶叶）。现原告诉求判令确认2004年1月17日原大柘镇街头村民委员会与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返还《土地转让协议》项下被告尚未处分的土地1365平方米；被告将处分土地所得的合计人民币422348元（应为422348.8元，原告主张422348元）返还给原告；并由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批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涉案坐落于土名上鱼塘地段土地3794㎡中，起初由原街头村委会以修建道路名义向部分生产队农户征用，除了1700㎡的土地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转为建设用地外，其余部分土地（包括征用改路的400余㎡土地）未办理相关的土地审批手续，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其次，1998年11月4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村民承包经营方案事项，应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2010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对上述规定予以保留。此外，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四）项对此也作出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本案中，原遂昌县大柘镇街头村村委会与被告周云山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经营管理使用时，虽有村委会成员及相关人员签字或盖章，但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并无相应证据证明该协议记载的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或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因而，被告与原街头村委会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的行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应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法定程序。同时，该转让协议（土地承包协议）约定涉案土地长期由被告经营，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耕地承包期限为30年的规定。故应认定涉案《土地转让协议》的订立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该土地转让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有关“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的规定，被告应将其尚未处分而继续种植茶叶的1365㎡的村集体土地返还给原告；被告周云山就涉案土地所支付的承包费10000元，由原告负责返还被告周云山。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应返还处分涉案部分土地所产生的款项422348元问题，因该项诉求涉及新农村建设各农户实际建房问题；况且该款项系原街头村委会收取后自行陆续再支付给被告所致，涉及村财务管理制度问题；同时，领取的款项与被告负责办理村民建房规划、设计、放样、土地平整等应支付的费用以及被告代原告支付征地费用94883.5元等交织一起，并非单纯涉案《土地转让协议》项下的财产返还问题，故在本案中不宜对前述相关费用予以评判，应另行处理。综上，原告合理的诉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原遂昌县大柘镇街头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周云山于2004年1月1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二、被告周云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将上述《土地转让协议》中其尚未处分而继续种植茶叶的1365㎡的村集体土地返还给原告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原告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同时返还被告周云山所支付的涉案土地承包费10000元；三、驳回原告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35元，由原告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负担3817.5元，由被告周云山负担3817.5元。宣判后，周云山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一）诉讼程序违法。1.原审法院存在未诉先立、未立先审的程序错误。上诉人早在2013年8月17日即收到法院送达的包括起诉状等诉讼材料，但从起诉状来看，其落款时间是2013年8月19日，这说明被上诉人还未正式起诉之前，原审法院即已违规立案，甚至于已启动了审判程序。该行为已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中“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显属程序错误。2.原审法院判决书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3月18日，但原审法院却又通知各方当事人在2014年3月20日再次开庭，且在判决书中根本未记录此次开庭的任何情况，该情节说明原审法院在未经庭审调查的情况下已对案件作出主观判决。属于未审先判、主观办案、情绪办案的典型，亦属严重的程序违法。（二）事实认定错误。1.本案所涉土地纠纷，自征用开始到对外招投标再到由上诉人承包直至最后新农村建设用地，一系列重大事件均有村委会议记录，系集体协商的重要凭证。特别是在2004年1月7日将土地发包给上诉人时，更是由村两委、党员、队长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决定土地承包方案，上述资料在2008年左右遂昌县公安局调查上诉人职务侵占案中已被公安机关调取，原审法院明知公安机关侦查一事，且上述材料对案情存在重大影响，却根本不予调查，仅凭主观判定涉案事项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并直接影响本案法律适用及判决结果。上诉人提请贵院向遂昌县公安局调取村委会议记录等相关材料，以查明案情。2.原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上诉人承包前，早在2003年10月13日就张贴公开招标转让管理使用权公告，但一直无人出面。这一重要案情足以证明全体村民作为集体成员是早就知悉土地承包方案的，在张榜公告期间没有任何人对承包方案提出异议，此后上诉人按招标方案承包土地后，一直经营至今已10余年，亦没有任何村民提出异议。这一关键事实足已说明当时上诉人承包没有任何暗箱操作，上诉人承包合同亦是得到全体集体成员默认，且没有侵犯任何集体成员的权益。但原审法院对上述重要事实却没有认定，导致对案情判断出现重大偏差。（三）法律适用不当。原审法院认定协议无效的理由基本在于三方面，其一认为该协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相关规定；其二认为该协议的签订未经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发包前民主议定程序规定；其三认为合同设定承包时间为长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耕地承包期最长不超过30年的规定，但上述无效理由均缺乏基本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甚至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分析如下：1.首先，按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诉争的1365平方米土地根本没有改变土地用途，仍作为农用地，由上诉人种植茶叶，故诉争标的（1365平方米土地）根本没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行为，上诉人针对诉争土地至今未实施过任何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行为，而原审法院所查明的所谓的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行为实际针对的是案涉土地（1365平方米）之外其他承包土地，与本案不具任何关联性，不应将其他部分土地的法律后果转嫁于合法用地范围内。故原审法院以违反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定为由确认协议无效纯属偷换概念、法律适用错误。且案件的实际情况是，已转为新农村建设用地的土地亦是在当地政府、村集体同意的情况下，报省政府批准，并缴纳了相关费用后合法转换土地用途，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之处。且实际操作中，包括土地审批、建房申报、收取税费等均是被上诉人作为行为主体在参与实施，如按原审判决认定，亦应追究政府、村委违规同意改变土地用途的法律责任，甚至于村民违法建房的法律责任，而不是将所有责任强加给上诉人一人承担。其次，原审法院在此处甚至犯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错误--合同无效与合同解除区别。假设原审法院逻辑成立，硬将案外土地的新农村建设行为认定违法，那也是在合同依法有效成立后的违约行为（姑且不论哪方违约），涉及的也仅仅是合同依法能否解除的问题。原审法院连基本的法律概念都混淆，必然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2.原审法院的第二个合同无效法律依据更是属于对法律的误读。原审法院援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均是指农村土地发包前，村委会作为发包方应履行的民主议定程序。暂且不论本案中村委会发包前是否经过了这一民主议定程序（前已述及，已履行必要的集体讨论决策程序，并有相关会议记录），假设未经该程序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也并非必然无效。一方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说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只有这些强制规定是效力性的规定合同才必然无效。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具体地表现为“违反……无效”，或者是“不得……，否则无效”。而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并未将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设定为一种明确禁止性的效力性规范形式，相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故上诉人认为，土地承包方案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决议，只能得出不符合民主议定原则的法律后果，并不必然得出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结论。如按原审法院理论，村委会未经村民会议讨论所作行为无效的话，被上诉人仅凭一个公章及现任村委主任的签名即提起本案诉讼，却没有任何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文件，故该起诉行为亦为无效，属于现任村委主任违背法定民主议定程序的违法行为，法院根本不应受理。其次，法律的基本功能及作用之一应是维护社会稳定及保障公平，而民主议定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保障集体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利益。故法院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应充分考虑社会稳定及公平，同时正确理解该制度的立法本意。在本案中，涉案土地及承包关系已正常维系了十余年，上诉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发种植茶叶，且全体村民十余年里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或认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现仅凭发包方自身程序性问题而否定整个承包关系，必将产生上诉人血本无归、大量投入白白流失的后果，上诉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势必与诸多部门、人员再起纠纷，如此以往，势必导致社会不稳，这也背离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事实上，针对民主议定制度系为保证集体成员权益、防止村委及干部滥用职权、侵犯集体成员权益这一立法用意，早在1999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只有半数以上的村民方可以民主议定原则将村委会作为被告，提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村委会或部分村干部无权直接以民主议定原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同时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更是从社会稳定及公平角度出发，规定两类特殊情形阻止对合同无效的认定：一时间限制：原告诉请必须在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二是行为限制：即使未超过一年，但承包方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亦不得确认合同无效。上述规定结合起来，足以正确理解该制度的真正作用及立法本意。而本案中，原审法院恰恰曲解了该制度，甚至于走到该制度的对立面，在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履行10年有余，村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更没有加入到本案的诉讼中来，村委会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土地承包合同损害了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的前提下，原审法院成为了村委甚至于个别村干部假借集体名义、滥用民主议定制度的帮凶。3.原审法院第三个无效理由更是荒谬至极，耕地承包期限30年仅仅意味着超期限部分无效而已，而不是30年之内的全部无效，此为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的基本常识，实无必要在此论述。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确认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这一判决结果变相纵容了发包方随意悔约及个别村干部为个人私利及恩怨假公济私的恶劣行为，扰乱市场，破坏社会稳定，并从根本上违背了法律原则、立法本意及党中央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精神，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法律的尊严，现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2013）丽松民初字第39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请，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关于程序方面，对于上诉人提到的两点事实，一是认为法院材料送达时间是2013年8月17日，而诉状落款时间是8月19日，但是一审受理案件通知书原件受理时间是9月5日，并不像上诉人所说的材料送达时间为2013年8月17日；二是认为判决书落款时间是2014年3月18日，而法院又在3月20日再次开庭，但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该传票，也没有参与3月20日开庭，事实上是松阳法院曾通知双方庭外协商，上诉人将庭外协商理解成开庭审理，所以上诉人所谓的程序违法的两点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事实认定问题，一是上诉人认为曾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调取公安机关相关材料，但在原审被上诉人没有听到上诉人提出该申请。上诉人提到对涉案土地一直经营至今十余年，无村民提出异议，这不是事实。在原审，被上诉人提供了当时村民对上诉人违法侵占土地事实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后，2005年6月29日遂昌县国土资源局发给遂昌县公安局的函及2008年8月14日遂昌县公安局给控告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都说明了村民提出异议的事实。（三）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第三项要求上诉人将处分土地所得款项40多万返还给被上诉人，包括了农用地与建设用地，本案诉争土地不仅包括1365平方米，还包括另外已转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事实上在签订本案合同时，上诉人既是甲方也是乙方，因为上诉人当时是村民主任，因此，该承包本身就是违法的，该承包是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主任的内部承包，与一般承包合同不同。二审中，上诉人周云山向本院提交了四组证据材料：证据一、周云山同志履历简介一份，待证被上诉人在起诉中严重歪曲事实，抵毁上诉人，事实上上诉人人品及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均得到村民认可，被上诉人针对本案起诉系个别干部利用职权，私人打击报复，并不能代表所有村民的意愿；证据二、借资广告一份，待证上诉人在涉案土地征用过程中代为垫资近10万元款项，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说的非法目的；证据三、招标广告一份，待证涉案土地承包事宜是在村里向社会公众发布招标公告，并且在无人应标情况下，上诉人才受村集体要求承包，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说的为了个人利益骗取土地的行为；证据四、建房用地情况说明一份，待证原审认定的上诉人违法变更土地用途不存在，土地用途变更均是经过村、镇、县各部门合法审批。对上诉人周云山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质证认为：证据一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这是上诉人的履历，应由其本人书写，且本案诉争的是承包经营是否合法，其平时业绩与本案不具有关联；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上诉人垫资，被上诉人是认可的，该证据正好可以推翻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要求原审法院调取材料的事实，说明该证据上诉人本身可以取得的，并不需要法院调取，上诉人将自己怠于举证的责任推给法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正好可以证明本案所涉的经营方案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事实上是上诉人有意将真实情况予以隐瞒。对上诉人周云山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三份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这三份证据与涉案合同的效力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材料：证据一、证明一份，待证上诉人履历上的签字不是签字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二、强烈要求周云山返还被其侵占的集体土地的书面材料八份，待证要求返还土地是村集体共同意志的表现。对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上诉人周云山质证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无法确认签名的真实性，是无效证据。被上诉人在庭审前一天晚上有给村民送香烟，贿赂村民签字的行为，派出所也已介入，是不是该八份材料上的签字上诉人不清楚，但该八份材料无法反映是村集体共同意志的表现。对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定：证据一、二的形式要件不合法，且与本案均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上诉人的申请，向遂昌县公安局调取了村委会会议记录8份。上诉人周云山认为，该8份会议记录是真实、合法、有效的，能证明涉案地块在2002年从土地征地开始到对外招投标，均是经过村、镇各部门的参与和支持的，不存在上诉人为个人私利的行为，也反映了上诉人借资给村委会的前因后果。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质证认为，这组证据材料涉及的内容是征用土地，而不是将征用后的土地发包出去的事宜，该组笔录反映不出土地用来承包经营，进行发包的内容。本院经审查认定：该8份会议记录系被上诉人在2005年6月8日向遂昌县公安局提供，上诉人亦认可该8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故对该8份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8份会议记录并不涉及被上诉人将涉案土地的经营管理权转让给上诉人，与本案合同效力的审查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遂昌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浙江省非税收入统一票据》载明于2005年4月21日、2005年5月21日分别收取肖继勇、罗淼冰、张柏荣等农户折抵指标成本回收款共计为38953元，其中，肖继勇2986.8元、罗淼冰3150元、张柏荣2895.6元、尹水法2895.6元、林锦棠2895.6元、肖一文2986.8元、吴松崇2986.8元、傅石玄美2986.6元、周桂法2986.8元、王振华2986.8元、刘瑶耀2895.6元、徐根伟3150元，周长寿3150元。本案中，遂昌县村镇规划建筑设计室、遂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遂昌县国土资源局等单位收取各项款项共计为97638元（设计费7805元＋放样费9880元＋配套费41000元＋折抵指标成本回收款38953元）。一审判决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更正。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8月14日向遂昌县人民法院提交本案起诉状后，遂昌县人民法院在起诉状上盖收发诉状专用章，确认收到被上诉人的起诉状，并于同日立案受理。2013年9月3日，经本院研究决定，指定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松阳法院于2013年9月5日立案受理本案后，依法于2013年9月24日、2014年1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期间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松阳法院于2014年3月18日作出判决。故上诉人周云山称原审法院严重违背民事诉讼中“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未审先判、严重程序违法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周云山与被上诉人遂昌县大柘镇柘溪上村村民委员会之间于2004年1月17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涉及村民的重大利益，在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该协议曾经过村民会议或经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情形下，该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虽有不当之处，但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因相关法律并未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和相关人员在涉案协议上签字、盖章的行为，及相关人员在村里张贴公告的行为可以代替村民会议或经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履行民主议定程序，故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合法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判决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40元，由上诉人周云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小兰代理审判员  毛向东代理审判员  刘 斐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代书 记员  吴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