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温瑞商初字第887号原告温州百盛纺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可章。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蒋田燕、谢琰。被告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群英。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大红、陈勇。原告温州百盛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公司）为与被告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由代理审判员蔡芳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百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田燕、谢琰，被告发鱼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大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百盛公司起诉称：原告系布料供应商，被告系服装生产商，被告长期从原告处购买布料用以加工服装。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被告公司员工席大勇、叶金勇、杨红雷、王园园、林晓碧共从原告处提走价值1334508元的货物（包括原告通过邮寄方式发给被告的价值3810元的货物）。期间，被告公司陆续分十次汇给原告货款共计770000元，退货款134700元，总计904700元，尚欠原告货款429808元。原告多次催讨未果，遂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429808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429808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被告发鱼公司答辩称：1、原告诉称标的与被告无关，被告主体不符，彭希祥、杨红雷、蔡好松三人租赁被告厂房后，原告系与这三人发生业务往来。2、原告仅凭单方制作的没有经过被告签章确认的划码单要求被告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3、从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两年时间里，双方都没有进行过结算，不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据被告了解，原告提供给彭希祥、杨红雷、蔡好松三人的布料存在质量问题，以至于三人和其他公司发生赔偿纠纷，所以双方至今没有结算。原告百盛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2、被告的公司基本情况、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证据3、提货划码单165份，证明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被告总共从原告处购买价值1334508元的货物，并由被告公司员工席大勇、叶金勇、杨红雷、王园园、林晓碧签字确认的事实；证据4、退货划码单9份，证明被告退货总计134700元的事实；证据5、社保记录10张，证明席大勇、叶金勇、杨红雷、王园园系被告公司员工的事实。原告百盛公司当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6、时间为2011年12月17日的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证明原告系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的事实。被告发鱼公司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证据7、合作协议书、固定资产明细表、原材料库存、低值易耗品明细表各1份，证明2011年5月20日开始，彭希祥、杨红雷、蔡好松三人承租发鱼公司厂房经营及原告诉称的经营业务与被告无关的事实。以上证据经证据交换以及庭审出示质证：被告对证据1、2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证据3、4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原告并非和被告发生业务往来，且证据3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无法确定。被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不能证明涉及人员系被告公司员工，只能证明这些人挂靠在被告公司名下。被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被告公司账目中不存在与原告的业务往来记录。原告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即使是真实的，也只是被告公司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本院认为，被告在庭审中自认2011年7月10日之前，原告系和被告发生业务往来，但之后是和彭希祥、杨红雷、蔡好松三人发生业务往来，故本院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邮寄的划码单和林晓碧签名的划码单除外，理由见下文）；证据4系原告方针对退货事实提供的证据，是一种自认行为，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5系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社保记录，可以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被告的质证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符合证据三性，可以结合证据3-5证明原告系和被告发生业务往来，本院予以采信；证据7没有其他的证据相互佐证，无法单独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3的具体提货金额，被告表示若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数额由法院核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林晓碧系被告公司员工，也没有证据证明提货划码单中邮寄的货物经过对方确认，故对林晓碧签字确认的提货单（共4份，金额总共为326元）和邮寄的提货单（共13份，金额总共为3810元）的数额不予认定。另外，叶金勇签字确认的金额为111169元，王园园签字确认的金额为7190元，杨红雷签字确认的金额为6060元。席大勇签字确认的提货单有部分修改，具体认定如下：2011年6月13日、2011年10月9日的提货单上有涂改，涂改原因系增加了货物条目，不能确定涂改发生在签字的前后，本院按未涂改前的金额分别认定为2624元、608元；2011年6与19日的提货单金额由3437元改为2407元，2011年10月16日的提货单金额由1800元改为1787元，改动有利于被告，故本院认定金额分别为2407元、1787元；2011年10月22日、2011年11月11日的提货单涂改原因系其中一款货物金额计算错误，故本院按正确的金额分别认定为288元、250元；2011年12月2日的提货单金额加了60元，原因系改变了其中一款货物单价，不能确定涂改发生在签字的前后，本院按原来的金额认定为3760元。本院对席大勇签字的修改过的提货单认定的金额总共为11724元，加上席大勇签字的没有修改过的提货单金额1193969元，席大勇签字确认的金额总共为1205693元。综上，本院对原、被告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总金额认定为1330112元。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温州百盛纺织品有限公司系从事纺织品销售的有限公司，被告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系从事服装、纺织品制造批发的有限公司。2010年12月至2012年12月期间，被告陆续向原告购买布料用于服装加工，并陆续支付货款。被告公司员工席大勇、叶金勇、杨红雷、王园园先后签字确认共收到原告提供的价值为1330112元的货物。被告陆续支付货款770000元，并退货共计134700元，总计904700元。余欠的货款425412元被告至今未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诉称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为被告。本院从以下三点分析：1、被告抗辩称原告并非和被告发生业务往来，但在庭审中又承认2011年7月10日之前的业务系原告与被告之间发生，存在矛盾；被告以双方发生业务往来这么久没有进行过结算不符合常理为理由来抗辩称并非双方发生业务关系，但又抗辩称在2010年12月双方进行了结算，并告知原告之后的业务系彭希祥、杨红雷、蔡好松三人经营，且又抗辩称2011年7月份被告进行了退货，并告知原告不再和原告交易，前后陈述不一，存在矛盾。2、被告尚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且协议书上的彭希祥系被告股东，杨红雷系被告员工，该份协议只能作为内部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不能作为对外依据。而且，协议上没有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群英的签字和被告公司的盖章，被告公司也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故该协议跟本案不具有关联性。3、被告抗辩称已明确告知原告系与彭希祥、杨红雷、蔡好松三人发生业务，没有证据证实，原告予以否认。从原、被告交易习惯来看，交货方式一直都是由被告公司员工签单确认，且签单的员工没有发生变化，原告认为系与被告发生业务的理由成立。综上，本院认定本案买卖关系的相对方系被告。故原告温州百盛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关于双方发生的业务总额，上文已经详述，原告自认的退货金额和收到的货款金额，本院予以认定。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原告起诉至今，被告未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温州百盛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425412元并赔偿损失（从2014年3月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款交本院转付。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747元，减半收取3873元，由原告温州百盛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39元，由被告浙江发鱼服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383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原告应当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来本院退回多预交的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7747元（具体金额由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结算户，开户：农行温州市分行，账号：19×××13。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代理审判员  蔡芳芳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陈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