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跃武，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桂辉，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志仁，男。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健民，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跃武为与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0）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0年7月29日下午15时左右，原告、原告之妻王花香、原告之子黄佳华与两被告及其他几位工人一同到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调解劳资纠纷，原告之妻携带一白色塑料袋前往。16时许，原告之妻因需回工地取行李，遂将白色塑料袋交给其子保管。调解成功后，因需要签字发放工人工资，原告之子将该塑料袋交给了原告，原告随手将该塑料袋放在调解室的桌子上。其后，原告及其子等几人走出了调解室，调解室里只剩两被告等4人。17时24分左右，两被告等4人亦离开调解室。17时40分左右，原告之子进入调解室，发现该塑料袋已被取走。其后，原告之子向深圳市公安局西丽派出所报警。受理报警后，该派出所对原告、被告林志仁等6人进行了询问，对被告林桂辉进行了讯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及讯问笔录。其中，原告的询问笔录第3页载明："问：你之前是否知道塑料袋里有钱？答：我不知道，我儿子也没有告诉我，直到后来我儿子回来找塑料袋才知道里面有钱"；石建良的询问笔录第2页载明："问：黄耀武的老婆在宿舍拿钱时还有什么人？答：当时只有我、邓先江、黄耀武三人在"。在讯问过程中，被告林桂辉陈述：其从调解室的桌子上取走白色塑料袋一个，并将该塑料袋交给了被告林志仁，随后被告林志仁携该塑料袋坐上其所开的车子，车行途中被告林志仁将该塑料袋扔在了路边。被告林志仁在被公安机关询问的过程中确认了被告林桂辉的上述陈述。2010年10月22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向原审法院发出《移送案件通知书》（深公南移字（2010）0007号），认为该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决定将该案移送法院。原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两被告是否取得不当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主张其装有现金17616元的塑料袋被两被告取走，两被告取得不当利益，原告提供了其本人、其子黄佳华、工人朱建华、邓先江、石建良、被告林志仁等6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被告林桂辉的讯问笔录予以证明。两被告虽承认曾取走白色塑料袋一个，但辩称原告等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且黄佳华等人与原告存有密切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该塑料袋中装有现金及现金的数额。因黄佳华为原告之子，邓先江、石建良曾为原告手下的员工，均与原告存有利害关系，且原告的陈述与石建良的证人证言确有相互矛盾之处，除证人证言外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的事实，故法院对两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予以采纳，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两被告取得不当利益，其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返还17616元及赔偿其直接经济损失8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跃武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0元，由原告负担。宣判后，上诉人黄跃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17617元和因办理本案产生的住宿费8000元。其理由为：2010年7月29日，上诉人装有现金的塑料袋被盗系由上诉人的儿子报案到西丽派出所。报案的当晚，上诉人和上诉人儿子、妻子均到西丽派出所作了笔录，但第二天没有找到拿袋子的人。后来经过上诉人多方查找线索，当时在现场的湖南常德杨姓工人打来电话给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他在现场看到被上诉人林桂辉拿了上诉人的塑料袋。上诉人把这个信息向西丽派出所反映，西丽派出所遂通知了杨姓工人到派出所作了笔录。后来，派出所民警刘文根据上诉人的塑料袋里只有一万多元，数额不大，难以定性为盗窃的情况，就和上诉人沟通，对双方进行调解，要求被上诉人把塑料袋还给上诉人。警员首先要上诉人打电话给被上诉人，说有人看到被上诉人拿了袋子，要被上诉人还给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当时否认拿了袋子。上诉人无奈之下只好告知警员刘文，要他打电话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还是不承认拿了塑料袋。后来有民警提出街道办里面有监控，要上诉人与派出所民警一起到西丽街道办查看监控录像，指认拿塑料袋的人。上诉人和办案民警后来在街道办的监控录像里看到被上诉人拿了上诉人的塑料袋，民警马上打电话给被上诉人，先做被上诉人的思想工作，说有人看到被上诉人拿了上诉人的塑料袋，应当返还，而被上诉人拒不承认，刘警官就把监控录像里看到被上诉人拿塑料袋的情况告知了被上诉人，这时被上诉人马上改口说拿了塑料袋，但丢掉了。塑料袋里面的钱是上诉人的妻子放到里面的，详细数额也是她告知派出所的，放钱的时候有证人邓先江、石建良看到。塑料袋在从工地拿到西丽街道办事处期间，上诉人妻子没有离手，直到其回去叫车运行李才把袋子交给上诉人儿子。上诉人的儿子在调解室将塑料袋交到了上诉人手上后，上诉人随手把塑料袋放在调解室的桌子上。上诉人离开调解室十多米远之后十分钟，上诉人的儿子回来找塑料袋，上诉人马上回调解室，但发现塑料袋已经不见了，于是马上就向西丽派出所报案。以上就是案件的经过。恳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答辩称，一、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侵占其财产17616元，缺乏依据，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取得不当利益。二、上诉人不是本案所指白色塑料袋的携带人，也根本不知道塑料袋里所装的是何物，只是事后听其儿子黄佳华说塑料袋里有现金。三、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黄佳华在场见到其母亲王花香将钱装到该塑料袋。四、按照上诉人的陈述，上诉人的妻子是7月29日13时将钱装到塑料袋里，从装钱到塑料袋遗失经过了四个多小时，这期间发生的事情，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五、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塑料袋是否有钱，装了多少钱。上诉人仅凭与其关系密切的邓先江、石建良两人的证言来证明塑料袋里有钱，但邓先江、石建良都在上诉人手下干活，故其证言效力低。而且两人只是陈述"见上诉人的老婆取出一沓钱装进塑料袋里，接着就离开了"。而具体装有多少钱，证人无法说清。六、询问笔录中各证人的陈述相互矛盾。上诉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本人并不知道塑料袋里有钱，只是事后听说，而证人石建良则在调查人员询问"黄耀武的老婆在宿舍拿钱时还有什么人"时回答："当时只有我、邓先江、黄耀武三人在场。"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当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本院二审期间向深圳市公安局西丽派出所进行了调查，西丽派出所的经办民警陈述，其在接到上诉人黄跃武报案后，曾电话联系林桂辉，询问其是否在街道办的司法所调解室拿了一个塑料袋，但林桂辉对此否认。后来民警和黄跃武一起去司法所调解室看了录像，录像显示林志仁拿了一个塑料袋出调解室的门，塑料袋和黄跃武描述的塑料袋很像。看完录像后，民警再次联系林桂辉，问他是不是在调解室拿了别人的塑料袋，如果是就来派出所调解，归还给所有人，现在监控录像显示林志仁是拿着塑料袋出门的。林桂辉此次承认拿了调解室里的塑料袋，但称随手递给弟弟林志仁了。而林志仁则称拿了塑料袋之后，将其丢弃在马路边上。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根据我国关于拾得遗失物的有关法律规定，拾得人具有通知、保管、报告及返还义务。本案中，上诉人黄跃武主张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拿了其装有现金的塑料袋，损害其财产权益，请求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赔偿其损失，故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人黄跃武主张袋子系于2010年7月29日在西丽街道办的司法所调解室里与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调解劳资纠纷过程中丢失，而被上诉人林桂辉亦在西丽派出所对其所作讯问笔录中承认在达成调解协议、黄跃武及其员工离开调解室之后，拿了放在桌子上的白色塑料袋，考虑当时在调解室里的人员相对固定，而黄跃武在发现塑料袋遗失后第一时间报案且在此之后并未有其他人对调解室里放置的塑料袋主张所有权，结合深圳市公安局西丽派出所的办案民警的陈述，以及监控录像反映的事实，上诉人黄跃武系在西丽街道办司法所的调解室里被林桂辉、林志仁拿走的塑料袋的所有权人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本案的事实，塑料袋系在调解室里被林桂辉、林志仁兄弟取走，故林桂辉、林志仁在发现了塑料袋之后取走离开调解室的行为，具备了法律规定的作为"拾得人"应当"发现"并"占有"遗失物的条件。当时在调解室里参与调解的共有包括上诉人黄跃武、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在内的十几个人，可见人员相对固定。而且，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均承认，除了他们两人，其余的均系找他们要工资的人，而林桂辉在发现了白色塑料袋问在场的其余三人（林志仁、朱建华、杨姓工人）塑料袋系谁所有并未得到回答之后，理应合理推断塑料袋极大可能系在场参与调解的其他人员所有。另外，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承认，其与上诉人黄跃武系工地工程的"二包"和"三包"关系，即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将工程转包给黄跃武，且双方到司法所调解正是因为工程转包款纠纷，故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应当具有充分条件联系作为"三包"负责人的黄跃武，以确定塑料袋的所有权人。在此种情形下，被上诉人林桂辉不仅没有积极联系上诉人黄跃武，也没有将塑料袋交给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或公安机关，而是交给其弟弟林志仁，而林志仁亦在明知塑料袋极大可能属于对方调解参与人所有的情况下，在离开司法调解所的路上丢弃，实属擅自处理他人财产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关于拾得人的通知、保管和报告义务，侵害了上诉人黄跃武作为财产所有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前分析，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在明知塑料袋系对方调解参与人员的情况下，在拾得塑料袋之后却将塑料袋丢弃在路边，存在明显过错。而且，根据深圳市西丽派出所民警的陈述，被上诉人林桂辉在办案民警开始询问其是否取走了调解室里的白色塑料袋时，予以否认；而在民警看到监控录像后确定系林志仁将塑料袋拿出调解室门口之后，被上诉人林桂辉才承认拿了塑料袋，并将其交给弟弟林志仁，被上诉人林桂辉对是否取走塑料袋这一简单事实向公安机关前后作出了完全相反回答，很难认定其对归还遗失物给权利人具有诚信。综上，本院结合上诉人及其证人证言的陈述，认定被上诉人林桂辉取走的塑料袋装有17616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应当对丢弃上诉人黄跃武的塑料袋所造成的损失17616元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上诉人黄跃武主张其为寻找塑料袋花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共8000元，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其要求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对此进行赔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处理欠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0）深南法民一初字第176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上诉人黄跃武17616元；三、驳回上诉人黄跃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20元，由上诉人黄跃武负担70元，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负担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0元，由上诉人黄跃武负担140元，被上诉人林桂辉、林志仁负担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  建  华审判员 刘 付 伟 贤审判员 彭  雪  梅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曾秋红（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