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吉民一终字第7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长春利普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法定代表人：冯汉青，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建华，吉林天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魏伟，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九台市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九台市。法定代表人：曲广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振华，该公司法律顾问。一审第三人：徐永祥，男，1960年10月15日生，满族，现住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上诉人长春利普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普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九台市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台开发公司）、一审第三人徐永祥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长民一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利普顿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建华、魏伟，九台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振华，徐永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利普顿公司一审时诉称：2008年9月6日，利普顿公司作为开发商与九台开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该协议书就双方共同合作开发位于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与东盛大街交汇处太古广场项目做出了约定。同日，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利普顿公司以半截子工程作履行担保。2008年9月7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2010年4月20日，双方再次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九台开发公司如延期交付费用，造成工期拖延影响项目如期顺利完成要承担由此给利普顿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数额为前期配套费资金投入的两倍。利普顿公司为了履行上述协议，于2008年7月1日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8年9月25日取得土地使用证，2010年4月2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0年10月29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此利普顿公司履行办理合作开发本项目的相关审批手续的义务。但是，九台开发公司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并没有全面履行协议义务，而是发生了严重违约行为。主要表现在：其一，九台开发公司没有履行支付前期费用的义务，构成了违约行为。九台开发公司共支付了6882612元的前期费用，利普顿公司为了能够办理工程开发手续，只得自行交付了2300万元的前期费用，另外，该项目至今尚欠近千万的人防建设保证金等其他前期费用；其二，九台开发公司没有按时履行向利普顿公司支付2600万元利润分成款的义务，进一步构成违约行为；其三，九台开发公司没有履行对合作项目进行全额投资的义务，明显构成了严重违约行为。双方约定的合作开发1号楼投资数额巨大，且按照双方合作协议的约定应由九台开发公司进行全额投资。但是，九台开发公司至今的投资总额不足上千万元，九台开发公司已经构成了更为明显、更为严重的违约行为。在九台开发公司已经构成严重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利普顿公司于2010年5月31日，采用公证送达的形式向九台开发公司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九台开发公司在收到利普顿公司送达的公证形式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在三个月之内没有对利普顿公司的合同的解除通知提出异议。九台开发公司直到2010年9月7日才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双方之间的上述合作开发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事实上已经被解除，对双方当事人已经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上述合同已经被解除，作为上述合同的补充合同的双方于2010年4月20日签订《补充合同》也应一并被解除。2009年6月23日，利普顿公司与九台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九台建筑公司）签订1、2号楼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利普顿公司为工程项目的发包方，九台建筑公司为工程项目的承包方。2010年5月28日，九台建筑公司与本案第三人徐永祥签订了1号楼的施工补充合同，约定九台建筑公司将所承建的1号楼工程项目全部转包给第三人徐永祥个人承包，约定的开工时间为2010年5月28日。利普顿公司在得知九台建筑公司向第三人徐永祥擅自转包的事实后，于2010年8月1日，采用公证送达形式向九台建筑公司送达了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其内容是由于九台建筑公司擅自向徐永祥非法转包、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利普顿公司决定解除与九台建筑公司的建设施工合同，并以公证送达形式予以通知。利普顿公司在解除了与九台建筑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的情况下，又与案外人吉林大正集团有限公司签订1号楼的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合同，约定由吉林大正集团公司承包完成1号楼建设。但是，由于利普顿公司将1号工程发包给吉林大正集团有限公司后，吉林大正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没有实施施工建设行为，更由于第三人徐永祥实际已经实施的前期承包施工行为，在此情况下，利普顿公司只得把1号楼工程发包给第三人徐永祥而由其继续施工建设。2010年8月4日，利普顿公司与徐永祥以及徐永祥作为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吉林省金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补充合同》，由此，利普顿公司与徐永祥以及徐永祥作为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吉林省金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产生了关于1号楼工程的发包承包合同关系。为此，利普顿公司已经向徐永祥以及吉林省金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上亿元。因此，本案争议的1号楼是由利普顿公司出资建设起来的。利普顿公司在九台开发公司已经构成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已经行使了合同解除权，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合同已经被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开发关系终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利普顿公司于2010年5月31日，采用公证形式向九台开发公司送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有效，并确认利普顿公司与九台开发公司之间2008年9月6日的《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2008年9月6日的《补充协议书》、2008年9月7日的《补充协议》、2010年4月20日的《关于联合开发补充协议书》已经被解除；2.九台开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九台开发公司一审辩称：利普顿公司的请求无理无据，请法院驳回利普顿公司的告诉，维护九台开发公司合法权利，理由为：1.双方争议合同一直在履行，根本没有解除；2.利普顿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事由违法，理由不当；3.双方的合同合法有效，应该继续履行，不能随意解除。徐永祥一审述称：公证送达的解除通知书，未发生解除效力，请求尽快结案，给付徐永祥工程款。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9月6日，利普顿公司（甲方）作为开发方、九台开发公司（乙方）作为投资方签订了《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开发位于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和东盛大街交汇处太古广场项目。具体内容为：一、合作方式，分两期合作。（一）甲方提供叁万平方米土地（该土地已办理征用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取得法定土地使用权），并对该土地为商业开发用地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保证责任，负责地上物的拆迁，实现“三通一平”，包括外管网配套进入红线内，作为合作条件，费用各自承担。（二）乙方承担一期按规划6万平方米商服综合楼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及资金投入，委托施工队建筑至楼房达到建设标准。（三）甲方负责办理开发前期一切证件：1、土地使用证；2、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3、建筑工程用地许可证；4、建筑工程许可证及开发项目全部手续，土地出让金及前期所有费用由甲方交付，乙方承担城市配套费的交付及施工队进场后应交的一切费用，办理此项目手续所产生的其他费用由甲乙双方按建筑面积比例承担各自费用。……二、开发经营权界定划分：（一）该工程项目使用甲方名誉办理手续及相关证件，同时甲方为乙方设立项目部，项目部由乙方全权负责太古广场项目6万平方米商服综合楼开发建设。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该项目开发经营权转移给乙方（按法律规定转让合同，转让合同另定），由乙方独立经营开发，甲方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不干涉乙方任何开发经营活动。（二）合同生效后，乙方独立对该项目进行开发、建设、管理、质量及承担本项目债权、债务法律经济责任。在开发建设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由乙方交付，该项目开发建设资金由乙方全额投入，甲方不参加该项目投资。……（六）乙方派人管理楼房销售、使用甲方名誉（义）进行楼房销售或委托代理销售，售楼资金进入乙方账户。三、合作利润分配：（一）合同生效后，乙方分三次付给甲方2600万元整，第一次2日内整个项目的前期费用1000万元整，第二次30日内付款600万元整。两期共付现金1600万元整，第三次付剩余1000万元，用写字楼以市场价下浮8％顶此款。（二）乙方同意楼宇竣工后，以立体砍块的方式分配给甲方10000平方米商业用房，其地点为：“东盛大街”建设标准：毛坯房、独立封闭并带有两部直升电梯。（三）乙方对该项目建筑总面积减去分给甲方部分外剩余5万平方米商服综合楼具有独立销售经营权，其销售款归乙方所有。……五、违约责任：（一）甲方必须保证土地开发使用合法性，土地使用权属的真实性，在该土地使用开发建设中，由于甲方的原因出现法律纠纷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负责全部法律经济责任。（二）乙方严格遵守付款期限，如乙方没有按时限支付所欠甲方款项，甲方有权终止合作协议。（三）该合同履行中可以随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日，双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利普顿公司用现有保留的太古广场地上建筑物约36000平方米作为履约担保。2008年9月7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就长春太古广场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中第三条合作利润分配问题，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乙方分三次给付甲方2600万元，第一次乙方付施工前整个项目的前期费用，第二次待工程施工到±0时，去掉应由甲方承担的前期费用，付给甲方至1600万元，第三次按合作协议协商执行。待工程程度到规定允许转让进度时，甲方应无条件出具手续，把项目转到乙方名下，费用乙方自理”。2010年4月20日，双方再次签订一份《关于联合开发补充协议》，约定：“1、甲、乙双方要共同努力超常规办理开工手续，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规定及时缴纳相关部门各项费用，如延期交付费用，造成工期拖延影响项目如期顺利完成要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数额为前期配套费资金投入的两倍。2、甲方在办理相关部门各项费用缴纳时要和乙方人员共同办理，并给乙方提供各部门的收费标准、正式财务票据作为凭证。无票据共同协商认可……”。利普顿公司于2008年7月1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8年9月25日取得土地使用证、2010年4月2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0年10月29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0年5月31日，利普顿公司向九台开发公司公证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你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整个项目的前期费用及各项付款，但你方至今未如约履行。贵（公）司的违约行为已严重影响了我司办理开工前的各项手续及证件，给我司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第五条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司现正式通知你方解除我司于2008年9月6日与你方签订的《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补充协议》（2008年9月6日）、《补充协议》（2008年9月11日）”。太古广场项目2010年6月2日举行开工典礼，监理李某甲证实利普顿公司、九台开发公司人员均参加了典礼。根据监理日记记载，2010年7月14日、15日、16日工程施工至±0。2010年8月1日，利普顿公司向九台建筑公司公证送达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理由是认为九台建筑公司非法转包、质量存在重大问题。2010年8月28日，工程会议记录记载自当日起不再以九台建筑公司名义而是以吉林大正建设集团公司名义进行工程施工。2010年9月7日，九台开发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利普顿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利普顿公司提起反诉，但由于未按时交纳反诉费，利普顿公司反诉请求按自动撤诉处理。利普顿公司遂于2011年8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2010年10月8日，利普顿公司以九台建筑公司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主张九台建筑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没有施工资质的徐永祥，诉请解除双方施工合同，并赔偿由此给利普顿公司造成的损失。2011年7月14日，长春利普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长春利普顿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9月28日，利普顿公司取得《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开始以利普顿公司名义对外销售房屋。另查明，九台开发公司于2008年9月10日交纳土地出让金4312612元；九台开发公司于2010年6月30日付设计费44万元，2010年6月30日付设计费50万元，2010年7月20日付设计费10万元（付设计费经手人杨某某）；九台开发公司主张利普顿公司股东李某乙出具收条：2008年10月30日收180万元，2008年11月18日收200万元，2010年5月6日收77万元，2010年5月10日收30万元；九台开发公司另主张于2009年3月7日、2009年8月19日分别付前期费用150万元、30万元，利普顿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上述180万元的债权凭证为李某乙与冯汉青出具的借条，系向案外人王某某及孙某某借款，而非九台开发公司支付的前期费用。一审重审时，九台开发公司主张以九台建筑公司的名义给付徐永祥工程款4702.2万元，已完工程欠款43072075元，徐永祥认可九台建筑公司于2010年给付773万、2012年给付2382.2万、2013年给付1535万，共计给付工程款4690.2万元；利普顿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31072621.18元及施工罚款、以物（房、车）抵顶工程款部分为55522185元，徐永祥认可利普顿公司以甲供材（包括钢材、砖、商砼）方式及现金共支付工程款：10954865元。再查明，2012年3月13日，九台建筑公司（甲方）与徐永祥（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内容：一、该工程是九台开发公司和利普顿公司的合作开发项目，按合作开发合同约定，九台方投资建筑，独立经营，委托施工队施工，甲方承包给乙方施工，属于项目开发商委托施工队施工的意思表示；二、该协议是甲、乙双方2009年5月份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及补充协议继续有效，履行的补充条款和上述两份合同享有同等效力；三、甲、乙双方按原签订协议及补充协议1履行，甲方应承担《太古广场》项目各种因素的损失2800万元，进入工程总造价，支付方式按原合同约定履行，如2800万元用房子抵顶，房价下浮5%；……五、甲、乙双方是该项目的施工方和九台市房屋开发公司之间有权利、义务关系，九台开发公司有权对施工合同的两方实行管理、监督、指导、衔接等一切权利。和该项目名誉开发单位利普顿公司是间接关系，不能有任何经济往来，不能接受施工管理上的指令和意见；六、因该项目的特殊性在“诉讼”中，施工合同的甲乙双方要积极配合九台开发公司和利普顿公司一切“诉讼”活动，该补充协议在“系列诉讼”胜诉后，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一）利普顿公司与九台开发公司于2008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利普顿公司于2010年5月31日向九台开发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尚不具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其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当事人需待解除合同条件成就时，才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双方在2008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乙方（九台开发公司）遵守付款期限，如乙方（九台开发公司）没有按时限支付所欠甲方（利普顿公司）款项，甲方（利普顿公司）有权终止合作协议”，即利普顿公司在九台开发公司未按时限支付应付的款项时享有约定解除权。结合双方在2008年9月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将九台开发公司向利普顿公司付款时限明确约定为“工程施工到正负零时，去掉应由利普顿公司承担的前期费用，付给利普顿公司至1600万元”，可见，只有当工程施工至正负零时，九台开发公司才负有向利普顿公司支付“去掉应由利普顿公司承担的前期费用，付给利普顿公司至1600万元”义务，九台开发公司未履行此义务，解除合同的条件方为成就，利普顿公司才具有约定解除权。由于双方均认可工程施工至正负零的时间是2010年7月份，故利普顿公司在2010年5月31日向九台开发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尚未达到九台开发公司需向甲方（利普顿公司）支付所欠甲方（利普顿公司）款项的最后时限。至于前期费用的承担，因双方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履行，在双方未进行结（决）算、九台开发公司已支付了部分前期费用且并无终止给付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不存在九台开发公司根本违约情形。因此利普顿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尚未成就，且不存在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径行向九台开发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行为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其请求确认其与九台开发公司之间《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已经被解除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利普顿公司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九台开发公司在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内未向法院起诉，解除通知已发生效力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当事人在收到解除通知后，有异议的，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然而本案利普顿公司在2010年5月31日发出解除通知后第二天即2010年6月2日仍派员与九台开发公司一同出席诉争项目的开工仪式，在2010年8月28日之前也仍认可施工人继续以九台建筑公司名义对诉争项目进行施工，依据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利普顿公司已经以事实行为否认了解除通知效力。另，利普顿公司在2011年8月9日提起本案一审诉讼的诉请即因九台开发公司违约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也佐证此点，故九台开发公司提出利普顿公司以事实行为否认了解除合同通知的效力无需另行告诉的抗辩主张成立。利普顿公司提出九台开发公司未在三个月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通知效力之诉而应认定该解除通知生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九十三条、九十六条，经该院2013年第五十八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驳回利普顿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800元，由利普顿公司承担。利普顿公司上诉称：1.一审法院没有同意利普顿公司提出的对本案争议1号楼工程实际总造价及对各自实际投资额进行工程造价的司法审计错误，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2.一审判决对九台开发公司严重违约事实没有认定错误。（1）九台开发公司没有履行按期向利普顿公司支付或承担前期费用的义务，构成违约。（2）九台开发公司没有按时履行向利普顿公司支付2600万元利润分成款的义务，进一步构成违约。（3）九台开发公司没有履行对合作项目1号楼进行全额投资的义务，构成严重违约。3.一审判决认定利普顿公司于2010年5月31日向九台开发公司发出解除通知时，尚不具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错误。4.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利普顿公司通过公证形式送达给九台开发公司的《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合法有效性，没有判决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合同已经被解除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认定九台开发公司提出的利普顿公司以事实行为否认了解除合同通知的效力无需另行告诉的主张成立，违反法定程序，缺乏证据支持，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6.一审判决对九台开发公司、九台建筑公司、徐永祥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行为没有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利普顿公司2010年5月31日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解除九台开发公司与利普顿公司的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及所有补充协议，由九台开发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九台开发公司答辩称：1.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在九台开发公司没有按时限支付利普顿公司款项，利普顿公司有权终止合作协议。本案中利普顿公司与九台开发公司是合作开发关系，1600万费用，九台开发公司承担支付义务，利普顿公司承担代缴义务，至费用结点时九台开发公司已支付给利普顿公司10982162元，减去利普顿公司应承担3270690元，九台开发公司应承担5253418元，利普顿公司近500万元被挪用，应当认定2010年5月31日利普顿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时，九台开发公司没有违约行为发生，不产生法律效力。2.2010年6月2日利普顿公司仍派员与九台开发公司共同出席诉争项目的开工仪式，2010年8月28日仍认可施工人继续以九台建筑公司名义对诉争项目进行施工，能够认定利普顿公司已以事实行为否认了解除通知的效力。3.利普顿公司不设立资金专用账户、挪用资金、不按时缴纳各项税费、拖延办理施工许可证等，属违法行使解除权及滥用解除权行为，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应否启动司法审计程序问题。利普顿公司虽在一审和二审审理过程中提出对争议工程总造价、各自投资情况、施工方的工程量及工程质量、九台开发公司与徐永祥的给付款情况进行鉴定的申请，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利普顿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导致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并不涉及清算、当事人的利润分配及施工单位的违约责任等问题。利普顿公司提供的鉴定申请与本案无关，不应支持其鉴定申请。（二）关于2010年5月31日利普顿公司向九台开发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利普顿公司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问题。双方在2008年9月6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即“乙方（九台开发公司）遵守付款期限，如乙方（九台开发公司）没有按时限支付所欠甲方（利普顿公司）款项，甲方（利普顿公司）有权终止合作协议”。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只有在九台开发公司没有按时限向利普顿公司支付款项时，利普顿公司才享有合同解除权。双方在2008年9月6日的《合作开发项目协议书》中约定：九台开发公司分三次付给利普顿公司2600万元整，第一次2日内整个项目前期费用1000万元整，第二次30日内付款600万元整，第三次付剩余1000万元。而后，双方于2008年9月7日签订《补充协议》，将九台开发公司给付2600万元变更为：第一次付施工前整个项目的前期费用，第二次待工程施工到±0时，去掉应由利普顿公司承担的前期费用，付1600万元，第三次按合作协议协商执行。对九台开发公司第一次给付款时间及数额，双方的《补充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在第二次付款，双方约定付款时间为工程施工到±0，也就是2010年7月，付款数额达到1600万元。利普顿公司在2010年5月31日向九台开发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当时尚未达到九台开发公司支付款项的最后时限，双方还有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能认定九台开发公司存在违约行为，利普顿公司并不享有合同约定或者法定解除权。（三）关于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及补充合同是否确认解除的问题。利普顿公司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九台开发公司在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内未向法院起诉，解除通知已发生效力问题。但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该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只有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定解除条件成就时，当事人一方才能以通知的形式解除合同。利普顿公司在2010年5月31日向九台开发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时，没有发生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即使九台开发公司在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内未向法院起诉，解除通知也没有产生解除的效力。因解除通知并非要式法律行为，利普顿公司在发出解除通知后派员与九台开发公司一同出席诉争项目的开工仪式，双方仍在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协议，可以认定利普顿公司已经以事实行为撤销了解除通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利普顿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2014年第14次民事行政专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800元，由上诉人长春利普顿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虞大江审 判 员  吴 梅代理审判员  杜 鹃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 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