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东中法民一终字第7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锡鎏，男。委托代理人：卢柏康，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淑敏，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梅松，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润如，女。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海俅，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海全，男。原审第三人：黄炯杨，男。原审第三人：黄加乐，男。原审第三人：黄柱祥，男。原审第三人：刘新富，男。上诉人叶锡鎏因与上诉人陈梅松、梁润如以及原审第三人刘海全、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2）东一法民一初字第5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2年5月31日，叶锡鎏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陈梅松、梁润如连带清偿叶锡鎏股权转让款及股金人民币550000元及利息（以550000元为本金，从2011年4月15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月息1%计算，暂计至2012年5月14日，约为71500元，合计人民币62150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博罗县园洲镇景鸿纸品厂”（以下简称景鸿厂）登记经营者为第三人刘海全。陈梅松与叶锡鎏、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于2009年合伙承包景鸿厂进行经营。叶锡鎏主张其出资250000元。陈梅松主张出资共分六份，每人1份，每份为250000元，共计1500000元。第三人黄炯杨主张其出资1份250000元，黄加乐主张其出资半份125000元，黄柱祥主张其出资1份250000元。第三人黄柱祥提交一份《转让股权协议书》，主张其已经退股，该《转让股权协议书》载明甲方为“博罗县园洲镇景鸿纸品厂承包人陈梅松”，乙方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退股人三人”，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同意，现将博罗园洲镇景鸿纸品厂承包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于2009年6月20日至2011年1月1日入股的股份协议转让退出合同）。以上三人股权股金转让给陈梅松本人承包经营。现由陈梅松个人承担归还三人股权股金，股金还款日期由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2月30日归还清全部股金额款项。在此签定协议书起，由陈梅松经营以上三人股权，前后所有债权、债务、经济纠纷及员工申杰工伤事故所有发生的费用，并由陈梅松个人承担一切责任，与我退股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三个无关。此协议签定后并具有法律效力。（本协议一式四份，陈梅松、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个人一份）。”甲方落款处有陈梅松签名，乙方落款处有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三人签名，落款日期为2011年1月1日。叶锡鎏、陈梅松及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均认可该《转让股权协议书》的真实性，并认可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均已于2011年1月1日退出合伙。叶锡鎏确认刘新富亦已退股。陈梅松主张该《转让股权协议书》为2012年6月7日其与上述三名第三人补签的。陈梅松在庭审中主张第三人刘新富于2009年7月份入伙，2010年4月份左右退股，当时退回刘新富125000元，有签退股协议。叶锡鎏主张其于2009年6月份入股，退股时间比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晚几个月，但认为叶锡鎏退股时并不是散伙，主张其退股后陈梅松有继续经营。另，叶锡鎏主张其与陈梅松于2007年第一次合伙，叶锡鎏入股300000元，后因经营不善，持续亏损，一直未结算；2009年陈梅松重新找了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及叶锡鎏进行第二次合伙，由于与管理人员相处不好，陈梅松让叶锡鎏退股，并表示第一次合伙时叶锡鎏投入的300000元分两年还给叶锡鎏，叶锡鎏同意退股，第二次合伙时叶锡鎏投入250000元，退股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退股后景鸿厂已通过客户东莞市万江柔迅纸品加工厂转账退股金120000元给叶锡鎏。陈梅松主张该120000元属于景鸿厂偿还叶锡鎏借款的款项。陈梅松主张，2007年陈梅松与叶锡鎏及其他案外人共六人第一次合伙，各自出资300000元，合计1800000元，当时出资全部亏损，该合伙已经解散并且已经结算，当时因亏损没有剩余财产故没有退钱，也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因时间过长故无法提供账本；2009年叶锡鎏与陈梅松及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第二次合伙，每人出资250000元，共1500000元。叶锡鎏主张除了叶锡鎏、陈梅松及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不清楚有无其他人经营或接手景鸿厂，陈梅松主张叶锡鎏退股后有一名案外人入股景鸿厂，出资250000元，但因亏损景鸿厂大概继续经营了三四个月后结业，但表示无法提供该案外人的身份信息，叶锡鎏及第三人对此表示不清楚。第三人刘海全提供了两份《纸品厂承包合同》，拟证明陈梅松作为代表曾两次承包景鸿厂进行经营。叶锡鎏及第三人对此予以认可。陈梅松提供了景鸿纸品厂收据、纸品厂承包合同及机器附件清单、《证明》、支付结算查复书，主张叶锡鎏、陈梅松及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之间存在合伙事实，其中，上述东莞市万江柔迅纸品加工厂的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现我东莞市万江柔迅纸品加工厂证明如下事实：我厂原欠博罗县园洲景鸿纸厂货款共计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正，后应该厂要求，我厂于2011年8月31日通过东莞市万江农村商业银行支票转账壹拾贰万元给账户叶锡鎏，用于我厂归还该厂货款。证明人：东莞市万江柔迅纸品加工厂，2012年7月6日。”叶锡鎏对陈梅松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上述120000元货款是退回给叶锡鎏的退股款。叶锡鎏于2011年4月15日与陈梅松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和一份《协议书》，其中，《股权转让协议书》甲方为“博罗县园洲景鸿纸品厂”，乙方为“叶锡鎏”，内容载明：“现经过双方协商达成协议，乙方同意将其本人持有的博罗县园洲景鸿纸品厂的股份，按原股价人民币25万元正（大写：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转让给甲方；在签字之日起，甲方需在60日内分两次结清上述款项给予乙方，如果是以支票支付，结算日为以支票兑现日期为准。如果甲方未能在期限内向乙方足额结清上述金额款项，甲方则要向乙方按未付金额计算，支付按每月10厘利息。自签字之日起，博罗县园洲景鸿纸品厂的所有经营管理，业务往来，债权，债务，经济纠纷等均与乙方无关。本协议一式两份，共同遵守。”甲方代表（盖章签字）、担保人处有“陈枚松”的签字，乙方签字处有叶锡鎏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15日。《协议书》甲方为“博罗县园洲景鸿纸品厂”，乙方为“叶锡鎏”，内容为：“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由甲方博罗县园洲景鸿纸品厂同意退还乙方叶锡鎏原股金人民币30万元正（大写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自签字之日起算，贰年之内分期结清。逾期按每月拾厘支付利息。本协议一式两份，共同遵守。”甲方盖章签字、担保人处有“陈枚松”的签名，乙方签字处有叶锡鎏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15日。陈梅松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协议书》上“陈枚松”的签字认可是陈梅松的签名，但主张该两份材料是同一天所出具，内容存在矛盾，叶锡鎏只能主张其中一份。叶锡鎏与陈梅松均认可《协议书》所涉及的300000元是2007年叶锡鎏、陈梅松第一次合伙时叶锡鎏投入的数额。对于该款，陈梅松主张当时双方约定如果两年内有钱就退回给叶锡鎏，如果赚不到钱该款就不退。对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退还的250000元，叶锡鎏确认已收到景鸿厂客户东莞市万江柔迅纸品加工厂于2011年8月31日代景鸿厂退还的120000元，尚余130000元未还。另，叶锡鎏提供了一份结婚申请书，主张因陈梅松与梁润如是夫妻关系，应对其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陈梅松与梁润如对该结婚申请书予以认可，但认为梁润如不是景鸿纸厂的合伙人，其也不知道陈梅松对外经营的事实，案涉合伙经营事项与梁润如没有关系。以上事实，有《借款协议书》、结婚申请书、收据、两份《纸品厂承包合同》、机器附件清单、《证明》、支付结算查复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谈话笔录等附卷为证。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刘新富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视为其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第三人刘新富自行承担。首先，叶锡鎏与陈梅松、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合伙承包第三人刘海全的景鸿厂进行经营，六人存在合伙关系，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陈梅松确认刘新富已于2010年4月份左右退股，并已退回其股金125000元，而叶锡鎏、陈梅松及第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新富的合伙份额由谁承接，故自刘新富退伙时起视为该合伙体由叶锡鎏、陈梅松及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继续合伙经营，对此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转让股权协议书》显示，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已于2011年1月1日退出合伙，并将各自所持份额转让给陈梅松一人，由陈梅松支付其退股金，对此，叶锡鎏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已于2011年1月1日或以前进行了结算并退伙。其次，叶锡鎏在庭审中确认，其提交的《协议书》所涉及的300000元是2007年叶锡鎏、陈梅松第一次合伙时叶锡鎏投入的数额，2007年的第一次合伙由叶锡鎏、陈梅松及其他案外人组成，此次合伙因经营不善，持续亏损，一直未结算。由于叶锡鎏与陈梅松均确认在2011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所涉及的是2007年与其他案外人的合伙关系，故其与本案处理的合伙关系并不属于同一个法律关系，故对叶锡鎏在本案中诉请陈梅松支付退股金300000元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再次，对于叶锡鎏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11年4月15日，由于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已于2011年1月1日或以前进行了结算并退伙，叶锡鎏、陈梅松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景鸿厂存在其他合伙人，故此时景鸿纸品厂的合伙人仅包括叶锡鎏及陈梅松，而叶锡鎏要求将其持有的景鸿厂的份额按原股价250000元转让给景鸿厂，并由陈梅松代表签字，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上是叶锡鎏与陈梅松之间关于终止两人合伙的清算协议，陈梅松主张该协议内容无效，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该协议属于叶锡鎏与陈梅松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有效，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根据该协议内容，陈梅松应在签订该协议之日起60日内结清上述款项给叶锡鎏，逾期则按未付金额按月支付10厘利息，该利率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原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另，叶锡鎏确认其已经收到东莞市万江柔迅纸品加工厂于2011年8月31日代景鸿厂转让支付的120000元股权转让款，故陈梅松尚应支付剩余转让款本金130000元及其利息给叶锡鎏（自2011年6月14日起至2011年8月30止，按本金250000元，利率每月1%计算；自2011年8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本金130000元，利率每月1%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据此，梁润如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叶锡鎏与陈梅松明确约定为上述借款为个人债务，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上述陈梅松所负债务为其与梁润如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梁润如应对陈梅松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陈梅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叶锡鎏支付130000元及利息（自2011年6月14日起至2011年8月30止，按本金250000元，利率每月1%计算；自2011年8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本金130000元，利率每月1%计算））。二、梁润如对上述第一项陈梅松应承担的债务负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叶锡鎏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陈梅松、梁润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016元（叶锡鎏已预交），由叶锡鎏负担7921元，陈梅松、梁润如负担2095元。一审宣判后，叶锡鎏与陈梅松、梁润如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叶锡鎏上诉称：原审法院认为，由于叶锡鎏与陈梅松均确认在2011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所涉及的是2007年与其他案外人的合伙关系，故该事项与本案处理的合伙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据此对叶锡鎏在本案中诉请陈梅松支付退股金300000元不予处理的做法没有事实依据。叶锡鎏在2007年6月第一次与陈梅松合伙承包经营博罗县园州镇景鸿纸品厂时，叶锡鎏投入资金300000元，后因经营不善散伙。2009年6月，叶锡鎏又投入资金人民币250000元继续与陈梅松及第三人合伙承包经营“景鸿厂”。2011年4月，叶锡鎏要求退伙，由于陈梅松与叶锡鎏第一次合伙承包经营散伙时，叶锡鎏与陈梅松一直未结算，故叶锡鎏与陈梅松于2011年4月15日在双方自愿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协议书》，约定陈梅松退回叶锡鎏第一次合伙股金人民币300000元。因该股金的转让承接没有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因此，陈梅松、梁润如应当支付叶锡鎏该300000元的转让款。该款连同第二次合伙款人民币130000元，共计430000元。据此，叶锡鎏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陈梅松、梁润如向叶锡鎏支付430000元及利息（以550000元为本金，从2011年4月15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月息1%计算，暂计至2013年1月29日，约为118983.33元。）陈梅松、梁润如上诉称：原审法院对本案涉及的合伙关系中关于退伙及合伙份额转让等事实认定错误，请求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未查明陈梅松在合伙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退伙相关事务中所处的身份情况。关于合伙事务如何约定，如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如何约定，合伙人是否一致推荐陈梅松为合伙体的代表人，原审法院未予查明。但只有上述事实清楚，才可以确定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借款协议书》及陈梅松提供的《证明》中涉及还款120000元等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合伙组织处理事务。否则，陈梅松行为的法律效力难以确定。（二）关于退伙事实的认定，涉及两批合伙人先后退出的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均将主体、程序及退伙效力认定错误。第一批退伙的是刘新富，由陈梅松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推定刘的出资份额由其他五人共同承接，意即认定陈梅松代表合伙体受让。第二批退伙的是黄炯杨、黄加乐、黄柱样三人，也是由陈梅松与该三人签订《转让股份协议书》，但原审法院认定为陈梅松是代表个人承接了该三人的出资份额。事实上，在两次退伙中，陈梅松均是代表合伙体接受退股。从退伙程序来说，两次退伙均没有叶锡鎏的签字确认，叶锡鎏是在开庭时当庭表示同意的。可见，两次退伙的程序均违法。（三）对于上述两批退伙，或者认定第二批退伙时出资份额的承接人陈梅松与叶锡鎏二人，或者在无法确认转让程序是否合法的情况下推定退伙及受让出资份额的行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将叶锡鎏事后确认和同意的效力追溯至前两次退股及出资份额受让之日，对陈梅松不公平。（四）原审法院对于陈梅松与叶锡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及最终责任承担的认定错误。两批人退伙后，合伙体只剩下陈梅松与叶锡鎏二人。按叶锡鎏的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目的是叶锡鎏将其出资份额转让给叶锡鎏，即叶锡鎏只要求退回自己当初的出资本金，而不是散伙。因此，并不存在合伙清算一说。即使清算，也应该是先终止合伙再进行清算。那么，未经清算是不能散伙的。原审法院认定陈梅松与叶锡鎏之间的上述协议为清算协议与事实不符。（五）原审法院对于原审第三人黄柱祥提供的《转让股权协议书》未根据举证规则予以审查。该协议书是黄柱祥当庭提交的。当时，陈梅松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未被采纳。事实上，该协议是2012年6月7日补签的。那么，在此日期之前，黄柱祥等三人并没有退出合伙体，相应地，陈梅松与叶锡鎏关于退股的协议，更不能认定为陈梅松个人与叶锡鎏就转让出资额所作的约定，从而叶锡鎏起诉主张的退伙没有法律效力。综上，陈梅松、梁润如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叶锡鎏的诉讼请求，并依法确认陈梅松与叶锡鎏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陈梅松、梁润如无需向叶锡鎏支付任何款项及利息。本院经审理查明：1.叶锡鎏提起本案诉讼时，起诉状中所列的第三人仅刘海全一人。一审诉讼过程中，陈梅松、梁润如申请追加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为本案第三人，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并传唤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刘新富参加第二次庭审，其中刘新富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一、二审诉讼期间，叶锡鎏与陈梅松、梁润如均确认，本案中不需要原审第三人刘海全等5人承担责任。2.叶锡鎏在一审起诉状中称，其于2010年与陈梅松共同承包景鸿厂，其后双方协商由陈梅松承接叶锡鎏股权份额并退回股金共550000元。陈梅松答辩称，其与叶锡鎏之间的合伙共两次，其中第一次合伙中还有案外人吴沃堂、陈耀均、梁伟宁、徐成均四人；第二次合伙，则有原审法院后来追加的黄炯杨等4人。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时，叶锡鎏仍坚持是2010年现金入股50多万元，否认其与陈梅松的合伙中还存在其他合伙人，明确否认黄加乐是合伙人，并称对于2007年的纸品厂承包合同不清楚，因为没有签名参与。陈梅松在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与其答辩意见一致，主张与叶锡鎏有两次合伙，且均有其他合伙人。景鸿厂的登记业主刘海全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其知道参与景鸿厂2007年承包合同的有陈梅松、叶锡鎏及陈耀君等人。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刘海全、刘新富未到庭参加诉讼，到庭的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均称自己是景鸿厂2009年承包合同项下的合伙人之一。在此情况下，叶锡鎏确认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等人是合伙人以及原审第三人各自主张的入股和退股时间，并改口称与陈梅松是两次合伙，第一次是2007年入股300000元，第二次是2009年入股250000元。陈梅松自始至终确认叶锡鎏在2007年入股数额是300000元。3.陈梅松与原审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均确认，双方于2011年1月1日签订的《转让股权协议书》是后来补签的，因为此前的协议书已被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丢失。陈梅松还认为刘新富退伙时，是由合伙体退回股金的。4.陈梅松与叶锡鎏均确认，双方退休前均为医院工作人员，其中叶锡鎏是院长。陈梅松认为，其之所以同意退还叶锡鎏300000元入股金，是基于以下考虑：经营的项目亏损，叶锡鎏要求陈梅松及新入股的股东签字退还入股金，新股东不同意，陈梅松考虑到叶锡鎏是院长，就同意退还；而且，第一次合伙的财产是刘海全的，即使签了协议也不能实现，陈梅松就签字同意了。而叶锡鎏则称，陈梅松同意退还该300000元时，叶锡鎏已退休，不再担任院长。5.对于叶锡鎏已收取的120000元款项的性质，到底是归还借款还是退还股金，双方存在争议，叶锡鎏为此另行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原审法院就民间借贷争议作出（2012）东一法民一初字第5159号民事判决后，陈梅松、梁润如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东中法民一终字第773号民事判决认定，欠叶锡鎏借款的并非陈梅松个人，而是合伙组织，叶锡鎏已收取的120000元，没有证据证明是归还借款。并且，该判决还认定，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提交的《转让股权协议书》尽管是事后补签，但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于2011年1月1日。该书面协议清楚记载了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转让给陈梅松，叶锡鎏对此亦未提出异议，故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的转让行为是有效的，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的合伙份额应由陈梅松承接。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叶锡鎏与陈梅松、梁润如分别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基于2011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陈梅松、梁润如是否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二）基于2011年4月15日的《协议书》，叶锡鎏诉请陈梅松、梁润如支付股金300000元能否支持。以下分述本院的理由。首先，关于陈梅松、梁润如是否应按2011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付款义务的问题。根据叶锡鎏与陈梅松的陈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指向2009年的承包合同。在该承包期内，原审第三人刘新富、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等先后退出合伙。对于原审第三人刘新富退伙，参与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新富的合伙份额由谁承接，故应视为陈梅松代表合伙体接受退伙，陈梅松主张是由合伙体退回刘新富股金，本院予以采信。原审第三人黄炯杨、黄加乐、黄柱祥退伙时，《转让股权协议书》清楚记载由陈梅松个人受让该三人的股权股金。对此，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东中法民一终字第773号民事判决已作出认定。对于陈梅松个人受让黄炯杨等三人的股权，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得到了叶锡鎏的同意，但此后叶锡鎏并无异议。也就是说，虽然合伙人（即本案原审第三人）是前后两批退股，但陈梅松在其中的身份、所代表的利益确实不同。原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在合伙体只有叶锡鎏与陈梅松两人的情况下，陈梅松以景鸿厂的名义受让叶锡鎏股份，此时陈梅松应当按照2011年4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向叶锡鎏支付250000元及利息。由于前述（2013）东中法民一终字第773号民事判决认定叶锡鎏所收取的120000元并非偿还该案的借款，故本案中，陈梅松还应当支付叶锡鎏13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陈梅松、梁润如上诉请求无需支付叶锡鎏任何款项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叶锡鎏基于2011年4月15日的《协议书》诉请陈梅松、梁润如支付股金300000元能否支持的问题。本案诉讼期间，叶锡鎏对于入股的具体时间、是否与陈梅松存在两次合伙、是否存在其他合伙人等多个事实陈述前后不一，诉讼期间缺乏诚信。相对来说，陈梅松的陈述具有连贯性，不存在明显的矛盾。景鸿厂的登记业主刘海全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亦陈述，2007年承包合同项下有多个合伙人。由于刘海全系景鸿厂的发包人，其只收取承包金，与叶锡鎏、陈梅松等人无明显利害关系，故其陈述较为客观，有一定的可信度，且能与陈梅松的相关陈述相印证。因此，虽然陈梅松以景鸿厂的名义与叶锡鎏签订《协议书》，载明景鸿厂同意退回叶锡鎏股金300000元，但没有证据表明陈梅松是全体合伙人共同推举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也没有证据表明该协议得到了2007年承包合同项下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在合伙各方未对2007年的合伙进行清算的情况下，陈梅松以景鸿厂名义同意退还叶锡鎏股金，该协议可能存在损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因此，根据目前证据，叶锡鎏单凭2011年4月15日的《协议书》诉请陈梅松退还股金300000元，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对于叶锡鎏基于2011年4月15日的《协议书》诉请退还股金300000元不予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梁润如虽非合伙人之一，但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利益归家庭共享，因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梁润如应当对陈梅松在合伙中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叶锡鎏与陈梅松、梁润如的上诉理由均不充分，本院对双方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在实体处理上虽存在瑕疵，但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2190元，由叶锡鎏负担9290元（已预交）、陈梅松、梁润如负担2900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书红审 判 员  黎淑娴代理审判员  魏 术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冯文娟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19页共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