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民终字第9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军锋。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叶夏珍。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包进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凤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蓉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蓉英。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蔡关增。原审被告陈富祥。上诉人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深里村村委）、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深里村经济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原审被告陈富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3）杭富民初字第2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2013年3月16日晚上，受害人廖柏松驾驶无号牌隆鑫二轮摩托车从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驶往上官乡徐村村，沿四深线由东向西行驶。21时45分许，途经四深线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路段时，车辆冲过堆放在道路北侧的泥堆，致廖柏松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向左侧翻，造成廖柏松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和二轮摩托车损坏的交通事故。2013年4月1日，富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富公交认字（2013）第00067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廖柏松未取得驾驶证饮酒后驾驶未依法登记和投保交强险的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且未佩戴安全头盔，途经事故路段时疏忽大意未及时发现堆放在路面的泥堆以致遇情况措施不及；认定深里村指示陈富祥占用道路堆放泥土，影响了道路通行安全。在此事故中，廖柏松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过错作用大于深里村及陈富祥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过错作用。据此认定廖柏松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深里村和陈富祥共同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事后，陈富祥和深里村经济合作社对上述事故认定不服，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该支队复核后于2013年5月9日作出杭公交复字（2013）第040号复核结论，决定维持富公交认字（2013）第00067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二、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廖柏松被送往富阳市人民医院抢救，花费医疗费692元。三、另查明，受害人廖柏松出生于1957年12月13日，其生前长期在富阳市利达球拍厂工作，从事非农职业。孙凤仙系廖柏松的妻子，廖蓉娥、廖蓉英系廖柏松的女儿。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于2013年11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陈富祥赔偿因廖松柏死亡导致的死亡赔偿金69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17274元、抢救费1692元，合计759966元的40%计303986.40元，扣除已经赔付的30000元，尚应赔偿273986.40元。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起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责任认定的事实，有富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的复核结论为凭，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如何认定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因亲属廖柏松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2、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的损失由何人承担及承担的份额。一、关于焦点1，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对孙凤仙等人的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有效票据认定692元。2、丧葬费认定20043.50元（40087元÷2）。3、死亡赔偿金，鉴于受害人廖柏松生前已经从事非农职业多年，收入来源与城镇居民无异，故孙凤仙等人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认定死亡赔偿金691000元（34550元／年×20年）。4、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审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受害人廖柏松自身的过错，并结合本地平均生活水平酌情认定15000元。以上物质性损失共计711735.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两项合计726735.50元。二、关于焦点2，原审法院认为，陈富祥系受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的指示在事故路段堆放泥土，其行为属于提供劳务的范畴，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当由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承担。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虽辩称应由案外人富阳华隆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份额，原审法院根据受害人廖柏松自身的过错、深里村村委和深里村经济合作社的过错，认定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赔偿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上述物质性损失的30%计213520.65元（711735.50元×30%），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228520.65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诉讼请求中的合法、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陈富祥的部分辩解意见尚属合理，予以采纳，对其余部分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深里村村委会、深里村经济合作社共同赔偿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物质性损失213520.65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228520.6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70元，减半收取2935元，由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负担571元，深里村村委会、深里村经济合作社负担2364元。宣判后，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过程中，上诉人申请追加华隆公司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为由予以驳回，上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上诉人提供的上官乡“3.16”事故情况汇报，能够证明深里村植树工程由华隆公司中标，该公司要求深里村协助植树工程，帮助其堆放泥土。这与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并不矛盾，就像原审被告陈富祥在事故认定书中共同承担次要责任，但其作为雇工，并未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同理，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作为帮工人，其法律后果应由华隆公司承担，原审判决一方面以未提供有效证据驳回追加被告的申请，一方面却在不否认上诉人提供证据真实性的情形下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岂不自相矛盾。显然，原审判决只以事故认定为准，但忽视了其它事实。二、原审判决中认定受害人生前已经从事非农职业多年，收入来源与城镇居民无异，因此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这也是错误的。从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中可以看出，受害人在富阳市利达球拍厂工作时间并不长，且事发前已不在厂里工作，因此，其收入并非与城镇居民无异。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未能查清全部事实，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答辩称：一、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申请追加华隆公司作为被告，但（2013）杭富民初字第2219-1号已经进行了裁定，裁定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是一审开庭之前。上诉人对该裁定并没有提出异议，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富阳市交警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没有把华隆公司作为当事人，上诉人对交警部门的认定书曾经进行过申诉，申诉后杭州交警支队驳回了上诉人的申诉。因此原审判决没有将华隆公司列为被告是有法律事实依据的。二、上诉人认为廖柏松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错误，但是廖柏松从部队复员之后，已经在富阳市利达球拍厂工作十余年，已经脱离了农业经济来源，原审以城镇居民认定死亡赔偿金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陈富祥未作答辩。二审中，上诉人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向本院提交富阳交警大队对华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华隆公司是深里村植树工程的中标单位，是工程的施工者与组织者。被上诉人孙凤仙、廖蓉娥、廖蓉英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植树由华隆公司负责，不能证明堆放泥土与该公司有关。原审被告陈富祥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且不能证明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是帮工人。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除提交上官乡人民政府关于“上官乡‘3.16’事故情况汇报”外，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华隆公司承包植树工程的范围包括备泥，其堆土行为系受华隆公司指示，且其在二审调查时亦陈述是“华隆公司通过园林局，园林局再通过上官乡政府，乡政府要求村里协助配合”，故深里村村委、深里村经济合作社仅以“上官乡‘3.16’事故情况汇报”为据，要求追加华隆公司参加本案诉讼，依据不足，原审法院未予追加正确。廖柏松在事故死亡前的富阳市社会保险参保状态为“在职缴费”，其生前亦长期从事非农职业，故原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赔死亡赔偿金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70元，由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村民委员会、富阳市上官乡深里村经济合作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傅东红审判员  李国标审判员  余江中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