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浙甬行终字第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幼芬。委托代理人徐建国。委托代理人李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胜利路112号。法定代表人魏祖民。委托代理人范柯。委托代理人林瑛。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南大街***号。法定代表人王建英。委托代理人李春旭。委托代理人邓建功。原审第三人朱明祥。原审第三人朱国君。2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菊莉。上诉人朱幼芬因诉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海区政府）房屋拆迁行政受理一案，不服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的（2014）甬仑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朱幼芬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民，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范柯、林瑛，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以下简称镇海征拆所）的委托代理人邓建功，原审第三人朱明祥和朱国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菊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11月11日，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根据上诉人朱幼芬的申请，作出镇政行裁（2013）20号《行政裁决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认为上诉人朱幼芬镇城字第8-1299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的房屋已包含在上诉人朱幼芬父亲朱明祥与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内，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对上诉人朱幼芬提出与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的房屋拆迁争议裁决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1983年9月，原告的父亲朱明祥（即本案第三人）为申请人取得位于镇海区蛟川街道石塘下村的宅基地160平方米，原告朱幼芬为八口家庭成员之一。1993年第三人朱明祥为土地使用者，对上述宅基地申领了镇集建［93］字第0182291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1995年上述土地上的房屋分割成六份分别进行了产权登记，六本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建筑面积分别为：朱明祥38.65平方米、朱国君（系原告哥哥）83.26平方米、朱国富（系原告哥哥）76.99平方米、朱国龙（系原告哥哥）78.25平方米、朱国芬（系原告姐姐）为32.79平方米、朱幼芬32.73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342.67平方米。2004年12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浙土字A（2004）10181号批准文件批准了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石塘下村范围内有关建设用地项目。2010年4月20日，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镇海分局发布了《拆迁听证公告》。同年4月30日，被告镇海区政府批准了《蛟川街道石塘下村包家自然村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同日，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镇海分局发布了镇农拆（2010）6号《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告》和《拆迁补偿评估项目公告》并在拆迁范围内张贴。2010年11月19日，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和案外人朱国富，朱国龙，分别与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处（即本案第三人镇海征拆所）签订了《石塘下村包家房屋拆迁协议书》，协议分别明确了第三人朱明祥和朱国君合法建筑面积300.34平方米、案外人朱国富合法建筑面积29.33平方米、案外人朱国龙合法建筑面积29.33平方米，三份协议共计建筑面积359平方米。其中，在第三人朱明祥和朱国君的协议书中约定：搬迁腾空楼房3间，合计合法建筑面积300.34平方米，可安置面积250平方米，被拆迁人购买住房4套，面积约300平方米，其中60平方米2套、80平方米1套、100平方米1套；在案外人朱国富的协议书中约定：搬迁腾空楼房1间，合计合法建筑面积29.33平方米，可安置面积150平方米，被拆迁人购买住房2套，面积约180平方米，其中80平方米1套、100平方米1套；在案外人朱国龙的协议书中约定：搬迁腾空楼房1间，合计合法建筑面积29.33平方米，可安置面积150平方米，被拆迁人购买住房2套，面积约180平方米，其中80平方米1套、100平方米1套。2010年12月15日，第三人朱明祥和朱国君分得住房3套，于2010年12月14日分别由原告朱幼芬（60平方米1套）、另案原告朱国芬（60平方米1套）、案外人朱亚君（80平方米1套）与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处（即本案第三人征拆所）签订了《石塘下村包家房屋拆迁协议书》。2013年10月25日原告朱幼芬向被告镇海区政府提出申请，请求裁决第三人镇海征拆所依照2013年3月25日《蛟川街道石塘下包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及2013年3月28日《蛟川街道石塘下包家自然村拆迁公告》与原告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并给予拆迁补偿安置。经补正材料后，2013年11月6日原告朱幼芬再次提出申请，被告镇海区政府于同日收到原告的申请及材料，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行政裁决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并于11月18日送达。另查明，1994年原告朱幼芬农转非。原审法院认为，《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确定的搬迁期限内经协商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申请裁决。《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裁决申请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书和有关证据、资料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被告镇海区政府作为涉案拆迁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依法负有对涉案拆迁项目所在地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提出的裁决申请作出是否受理决定的法定职责。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04年12月26日作出的浙土字A（2004）10181号批准文件为合法有效的审批文件，第三人镇海征拆所根据上述审批文件及《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有关拆迁管理的规定，制定《蛟川街道石塘下村包家自然村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经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镇海分局审核后于2010年4月30日报被告镇海区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镇海分局于同日发布拆迁公告。第三人镇海征拆所于同年11月19日与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和案外人朱国富，朱国龙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涉案房屋拆迁程序符合《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的规定。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住宅用房，应当以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文件记载的事项作为安置计户依据，拆迁时符合市和县（市）、区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的分户条件的，可以作为安置计户依据。据此，分户标准是以是否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为依据。本案原告朱幼芬于1994年农转非，虽然其于1995年取得了以第三人朱明祥为申请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的部分房屋所有权，但仍不符合镇海区人民政府有关农村宅基地管理政策规定的分户条件。第三人镇海征拆所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作为安置计户依据并无不当。第三人朱明祥和朱国君为代表与第三人征拆所签订的协议实际上已包含了原告朱幼芬及另案原告朱国芬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建筑面积。因此，被告镇海区政府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原告朱幼芬提出与第三人征拆所的房屋拆迁争议裁决申请决定不予受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申请不予受理的，裁决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被告镇海区政府于2013年11月6日收到原告的裁决申请，同年11月11日作出《行政裁决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迟至同年11月18日才将该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给原告朱幼芬，超过了规定的期限，程序上存在瑕疵，本院予以指正。但该程序瑕疵并未影响该不予受理通知书的法律效力，不足以构成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综上理由，原告朱幼芬要求撤销被诉不予受理决定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幼芬要求撤销被告镇海区政府作出镇政行裁（2013）20号《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行政裁决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朱幼芬上诉称：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石塘下包家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2个拆迁实施方案，即2010年的拆迁实施方案和2013年的拆迁实施方案。2010年的拆迁实施方案并未向被拆迁人公布，违反了《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2010年的拆迁系违法拆迁。2013年的拆迁实施方案已经公布实施，依据该方案，上诉人朱幼芬属于补偿安置的对象，应当得到安置。但原审判决仅认定2010年的拆迁实施方案，对2013年的拆迁实施方案不予查清，是错误的。二、上诉人朱幼芬独立享有房屋产权，且上诉人的户口本也为独立户，应当按照独立一户标准予以安置。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将其与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作为一户进行安置，剥夺了上诉人朱幼芬的合法权益，且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至今未对上诉人进行拆迁安置补偿。三、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视为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辩称：一、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石塘下包家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中，依法经审核批准的只有2010年的拆迁实施方案。2013年的拆迁实施方案是对2010年拆迁实施方案的重申，除了拆迁范围不同外，二者在基本内容上并无实质差别。由于上诉人朱幼芬在2010年拆迁过程中已经实际得到安置，上诉人朱幼芬并不在2013年拆迁实施方案确定的拆迁范围内。二、虽然上诉人朱幼芬独立持有房产证，但其不符合宁波市镇海区关于农村宅基地管理政策规定的分户条件，不能独立分户，且其拆迁权益已经实际包含在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与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签订的协议中。三、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宁波市征收集体房屋拆迁条例》和《宁波市征收集体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依据。上诉人朱幼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辩称，同意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的答辩意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辩称，同意上诉人朱幼芬的上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原审第三人朱国君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辩称，同意上诉人朱幼芬的上诉意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随案卷移送本院。本院根据随卷证据及询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具有决定是否受理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申请的法定职权。根据查明的事实，2004年12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浙土字A（2004）10181号文件，批准了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石塘下村范围内有关建设项目用地。2010年4月30日，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批准了《蛟川街道石塘下村包家自然村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并在拆迁范围内进行了张贴公告。上诉人朱幼芬的镇城字第8-1298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位于上述拆迁范围内，该房屋所在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人为其父亲即原审第三人朱明祥。2010年11月19日，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与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明确了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合法建筑面积300.34平方米，可安置面积250平方米，购买住房4套，面积约300平方米，其中60平方米2套、80平方米1套、100平方米1套等补偿安置事宜。2010年12月15日，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分得住房3套，其中1套60平方米的房屋由上诉人朱幼芬取得，上诉人朱幼芬就此于2010年12月15日与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就上诉人朱幼芬取得的上述房屋进行了约定：“合法建筑面积60平方米，……在古塘丽景购买砖混二等多层住房1套，面积约60平方米”。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住宅用房，应当以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文件记载的事项作为安置计户依据，拆迁时符合市和县（市）、区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的分户条件的，可以作为安置计户依据。上诉人朱幼芬于1994年农转非，其虽然于1995年取得了以原审第三人朱明祥为土地使用权人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上的部分房屋所有权，但其仍不符合《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和《关于〈宁波市镇海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的补充意见》规定的分户条件。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与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所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实际上已包含了上诉人朱幼芬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建筑面积，上诉人朱幼芬本人与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对此也予以认可。据此，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已经将原审第三人朱明祥、朱国君与上诉人朱幼芬作为一户进行安置补偿，上诉人朱幼芬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已经得到保障，其不能另行申请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上诉人朱幼芬认为其未享受拆迁安置补偿并要求以房产证和户口簿独立分户安置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镇海区政府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上诉人朱幼芬提出的房屋拆迁争议裁决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无不当。由于上诉人朱幼芬户已经于2010年与被上诉人镇海征拆所达成了补偿安置协议，故不存在适用2013年拆迁安置方案的情形，上诉人朱幼芬认为其应当按照2013年拆迁安置方案得到安置补偿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未提供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视为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根据原审法院案卷材料，被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在一审期间已提供了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故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幼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陆玉珍代理审判员  孙 雪代理审判员  秦 峰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代书 记员  俞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