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士贤。委托代理人陈军，上海保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晓，上海保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宝中堂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黄庆泉，公司员工。上诉人王士贤为与被上诉人上海宝中堂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中堂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2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2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王士贤的委托代理人陈军、吴晓，被上诉人宝中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涛、委托代理人黄庆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宝中堂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00万元。至2013年3月8日，宝中堂公司的股东为洪涛（认缴出资额为558万元）、上海范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范卓公司）（认缴出资额为162万元）、上海市卫生产业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卫生产业中心）（认缴出资额为90万元）及王辉（认缴出资额为90万元）。2013年3月8日，王士贤之子王新力代表王士贤与宝中堂公司的四名股东签订《上海宝中堂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增资认购协议》（以下简称《增资认购协议》），内容涉及，王士贤欲对宝中堂公司进行增资且认购其股权，其余四方同意王士贤增资认购行为；协议各方同意在协议签署后，王士贤向宝中堂公司现金出资900万元，即宝中堂公司的注册资本从9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王士贤出资900万元后，协议各方将立即进行以下程序，最后步骤应不迟于2013年4月20日完成：1、洪涛安排完成宝中堂公司的验资报告，证明宝中堂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1，800万；2、洪涛、范卓公司、卫生产业中心及王辉通过宝中堂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同意王士贤对宝中堂公司的增资认购以及宝中堂公司的新股权结构；3、本协议各方签署宝中堂公司的新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增资认购的相关文件，并协力尽快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提交文件，完成宝中堂公司的增资和王士贤的50%股权认购所应该进行的变更、登记备案（即视为增资认购完成）；4、若非王士贤原因，上述的宝中堂公司增资和王士贤的50%股权认购所应该进行的变更、登记备案不予完成，各方将协商、探讨其他合法方式完成有关事项，若协商不成，洪涛、范卓公司、卫生产业中心及王辉不可撤销地承诺立即退还王士贤已经出资的900万元（包括利息，如有）。在《增资认购协议》签订之前，王新力曾代表王士贤于2013年2月3日与洪涛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其内容涉及拟对宝中堂公司增资扩股，王士贤愿以现金出资900万元等。此外，王士贤还与宝中堂公司的四股东签订《议事规则和工作规范》。原审法院另查明，王士贤曾于2013年3月14日向宝中堂公司转帐80万元，委托王新力于2013年4月10日、2013年4月25日向宝中堂公司转帐220万元、63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930万元。王士贤称，上述款项即为王士贤对宝中堂公司的出资，其在本案中仅主张900万元对应的股东权利。2013年4月至2013年8月期间，王新力参与了王士贤的经营管理。庭审中，宝中堂公司确认收到上述3笔款项，但认为款项的性质属借款而非王士贤支付的投资款，宝中堂公司并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王新力与宝中堂公司之间互划款项的其他凭证。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系争《增资认购协议》虽未经王士贤签名，但该协议由王士贤之子王新力代王士贤签订，宝中堂公司的四名股东在签协议之时对王新力的代理行为不持异议，现王士贤亦对王新力的签约行为予以认可，故该《增资认购协议》对王士贤具有法律效力，应视作王士贤与宝中堂公司的全体股东签订该协议，原审法院对宝中堂公司关于该协议尚未成立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其次，根据上述《增资认购协议》的约定，王士贤须对宝中堂公司出资900万元以完成对宝中堂公司的增资。对于王士贤而言，其对宝中堂公司增资900万元的行为，属于成为宝中堂公司股东所应履行的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该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据此，王士贤对宝中堂公司进行增资，除须经宝中堂公司股东表决同意外，还须完成王士贤将出资缴入宝中堂公司的验资帐户、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的法定程序。再次，从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来看，王士贤虽于2013年3月14日、2013年4月10日、2013年4月25日通过自己或王新力的帐户向宝中堂公司转帐共计930万元，但宝中堂公司与王士贤或王新力之间互有款项往来，故无法认定王士贤主张的款项系用于对宝中堂公司的出资。且王士贤主张之款项未进入宝中堂公司的验资帐户、未经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因此，王士贤对宝中堂公司进行增资的法定程序尚未完成，在此情况下，王士贤即起诉要求确认其具有宝中堂公司的股东身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难以支持。此外，系争《增资认购协议》明确约定，在王士贤出资900万元后，宝中堂公司的股东应完成验资、通过股东会决议、签署新的公司章程等文件、完成工商登记备案等手续，否则，宝中堂公司的股东承诺退还王士贤出资款。因此，如果王士贤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宝中堂公司支付款项用作出资，在宝中堂公司的全体股东同意王士贤对宝中堂公司进行增资，却未办理增资法定手续的情况下，王士贤可依法主张相应款项的返还，另行寻求救济而非提起股东资格的确认之诉。综上，王士贤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士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150元，减半收取计37，5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2，575元，由王士贤负担。原审判决后，王士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宝中堂公司收到王士贤亲自或委托王新力支付的930万元增资款，王士贤自《增资认购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已经委派代表担任宝中堂公司的董事长，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职责。但原审法院认为该笔款项为宝中堂公司向王士贤的借款，而非增资款。因此，王士贤认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改判支持王士贤的全部诉讼请求。宝中堂公司辩称，王士贤没有履行出资义务，930万元是宝中堂公司向王士贤的借款，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8日，王士贤（甲方）与宝中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洪涛（乙方）签订备忘录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向宝中堂提供人民币80万的借款”，后王士贤于2013年3月14日向宝中堂公司转帐80万元。2013年4月10日，王士贤委托王新力向宝中堂公司转帐220万元，该笔款项的银行业务凭证附言一栏记载用途为借款。2013年4月25日，王士贤委托王新力向宝中堂公司转帐630万元，该笔款项的银行业务凭证附言一栏记载为划款。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士贤对宝中堂公司的增资行为是否已经完成，王士贤是否为宝中堂公司股东。王士贤认为，其已经向宝中堂公司支付《增资认购协议》约定的增资款，理应为宝中堂公司股东。宝中堂公司则认为，王士贤支付的930万元不是增资款，是宝中堂公司向王士贤的借款，王士贤并非宝中堂公司股东。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王士贤支付宝中堂公司的930万元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其于2013年3月14日向宝中堂公司转帐80万元，委托王新力于2013年4月10日、2013年4月25日向宝中堂公司转帐220万元、63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930万元，并非《增资认购协议》约定的900万元。且80万元在备忘录中载明属性为借款，220万元款项的银行业务凭证附言一栏记载用途为借款，630万元款项的银行业务凭证附言一栏记载为划款，均非王士贤主张的增资款用途。其次，《增资认购协议》约定：王士贤出资900万元后，协议各方将立即进行以下程序，最后步骤应不迟于2013年4月20日完成：……本协议各方签署宝中堂公司的新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增资认购的相关文件，并协力尽快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提交文件，完成宝中堂公司的增资和王士贤的50%股权认购所应该进行的变更、登记备案（即视为增资认购完成）。现王士贤称其已经完成出资，但上述步骤均未完成。综上，王士贤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150元，由上诉人王士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清审 判 员  任明艳代理审判员  卢 颖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吴娟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