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闵民二(商)初字第81号原告无锡市电镀设备厂，注册地江苏省无锡市。投资人徐荣海。委托代理人徐永平，江苏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申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朱文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戎晓韵，女。委托代理人许丽君，女。原告无锡市电镀设备厂(以下简称无锡电镀厂)与被告上海申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文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无锡电镀厂的委托代理人徐永平，被告申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戎晓韵、许丽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无锡电镀厂诉称，印尼百龄迈铝轮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龄公司)因开办公司委托被告向原告购买电镀生产线，总价值人民币(币种下同)5,849,000元，但被告却并未付清相应的全部货款。经双方对账，至2008年7月30日，被告仅付款3,297,170元，尚欠设备款2,551,830元。虽然，原告曾多次向被告催款，要求立即支付剩余货款，但被告均以印尼百龄公司未付款为由进行推脱，严重影响了原告的资金周转，故涉诉。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2,551,830元，并自2008年8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2,551,830元，并自2008年8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被告申联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系争电镀流水线设备是原告与百龄公司自行协商确定的。百龄公司与原告协商确定后，委托被告代理出口，故被告仅作为代理公司履行义务。由于当时原告将代理出口协议书带回盖章，故未将代理协议书退回被告公司留档，但该业务确实按照协议书内容以及百龄公司与原告备忘录约定的付款方式操作。原告提供对账单的抬头是“印尼百龄(上海申联)”，进一步印证了原告与百龄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仅为代理。另外，该对账单上无任何财务人员签字，印章加盖在空白处、且加盖的印章不属于被告单位，缺乏真实性。原告于2008年6月17日止共计开具5,849,000元的增值税发票，而原告直到2013年年底才提出诉讼，时隔近六年，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无锡电镀厂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书面证据：1、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原告向被告销售设备总价5,849,000元；2、付款凭证一组，证明被告已经支付3,297,170元；3、对账单一份，证明被告对双方之间往来货款情况进行确认；4、律师函一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5月4日委托江苏中智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催讨货款。被告对原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公司没有该印章，被告对外出具的对账单都应加盖公章、财务章，而且该证据标题为“印尼百龄(上海申联)”，恰恰说明是原告与印尼百龄之间的买卖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收到过。被告申联公司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书面证据：1、备忘录一份，证明百龄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贸易关系，并约定了付款方式为先支付定金40%，货物运达印尼后再支付20%，货物验收后于2008年6月再支付剩余40%；2、生产线设备清单一份，证明百龄公司向原告采购了价值5,500,000元的生产线；3、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证明2008年1月23日百龄公司又向原告采购了349,000元的生产线增补一套；4、收汇付汇清单、凭证、银行说明、信用证一组，证明百龄公司先支付货款到被告账户，被告再付款给原告，且支付金额与被告证据1中的要求相符，百龄公司为系争设备的买受人，被告仅为代理；5、代理出口协议书两份，证明百龄公司为买受人，原告为卖方，被告为出口代理方；6、保证函一份，证明被告是代理公司，收到百龄公司货款后支付被告，吴家栋即是代表百龄公司；7、百龄公司、原告与案外人的代理出口协议一份，证明百龄公司在国内采购了很多设备，原告只是其中一家。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2均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处没有该份合同，合同上的公章不是原告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均是百龄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付款情况，且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5不能作为证据，不认可；原告并未出具过证据6，该证据上的公章与现企业所用的公章也不相同；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与原告也无关联性。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原告、被告及百龄公司达成协议，约定：由原告委托被告作为代理方进出口系争生产线。被告对外签订合同，原告与百龄公司直接进行商务洽谈。被告为原告办理出口相关事宜，原告应被告要求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以办理退税申报。被告在收到百龄公司付款和原告开具的符合退税要求的增值税发票后，先扣除原告应当承担的费用，以银行结汇汇率为基础乘以系数1.078后作为结算换汇比率，结算货款给原告。合同成交价以人民币金额为准，百龄公司应保证被告能收到按照换汇比率结算的全额合同金额5,500,000元的等值外汇。2007年3月12日，百龄公司与原告签订《备忘录》，约定百龄公司向原告采购的电镀生产线以及电镀废水处理装置的质保期为设备投产验收合格之日算起一年六个月；付款条件为：订金付电镀生产线和废水处理装置总金额的40%；货运到达印尼泗水付20%；验收合格移交日2008年6月付40%。2007年4月2日百龄公司向被告汇款199,980美元，折合人民币1,542,645.72元。当月12日、24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汇款830,000元、829,834元。2007年4月23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均为833,225元。2007年7月8日百龄公司又向被告分别汇款66,267美元，折合人民币502,489.41元。2007年7月14日原告又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537,830元。被告于2007年7月17日向原告汇款540,166元。综上，自2007年4月2日至2007年7月8日之间，百龄公司共计向被告支付款项448,520.58美元，折合人民币2,045,135.13元；2007年4月12日至2007年7月17日之间，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合计2,200,000元；2007年4月23日至7月14日之间，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204,280元。2008年1月23日，百龄公司作为买受人、原告作为出卖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百龄公司提供铝轮毂生产线增补一套，价格为349,000元；交货方式和地点为买受人现场；运输方式及到达站的费用负担为由出卖人组织运输到上海港，运输费用由出卖人负担，其他费用由买方承担。合同上加盖了原告的合同专用章，吴家栋在合同上签名。之后，原告、被告及百龄公司达成协议，由原告委托被告作为代理方出口铝轮毂生产线增补。2007年11月12日至2008年6月17日，原告又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644,720元。2008年6月30日百龄公司向被告汇款194,911美元，折合人民币1,300,561.39元。被告收到上述款项后，于2008年7月7日向原告汇款1,034,620元。双方确认，吴家栋为百龄公司的负责人。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系争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向原告采购系争流水线。被告称系争设备是由百龄公司向原告采购的，被告仅是出口代理商。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原告不能提供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关证据。对于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原告仅能提供增值税发票，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增值税发票仅能证明双方存在钱款结算，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如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印证。庭审中，原告提供对账单证明双方存在对账确认的事实，但是被告对该对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由于对账单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公章，该对账单又系传真件，无法核实相关信息，故本院难以采信。原告称其提供的证据2中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能够证明运至印尼百龄公司，说明货物交付情况。但是从该发票中并不能反映原告将系争流水线设备向被告交付的事实,也不能说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原告称系争买卖并无送货凭证，相关的送货单都已交给被告。由于送货单是证明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重要凭证，应由履行义务一方留存，用以证明履行了主要给付义务，原告所称不符合常理。另外，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称，由于原告是民营企业，管理不规范，签订合同时双方关系好，故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第二次庭审时又称，双方签订过合同，但是找不到了。原告两次庭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庭审中，原告还称其所提供的流水线系非标设备，形式上是定作。由于系争标的物为定作的生产线设备，原告称货物交付后还需要进行组装，具有高度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而该生产线设备的标的额也巨大，并且涉及货物的出口。对于如此复杂的交易，双方不签订合同，既无可操作性、也不符合常理。第二，有证据表明原告与百龄公司之间曾签订过买卖合同。庭审中，被告提供了百龄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原告称，系争的流水线是非标设备，形式上是定作；运输费用由原告承担。这与被告提供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对于设备系“非标设备”、运输费用由出卖人负担的相关约定相符，而原告与百龄公司之间签订买卖合同也更符合“定作”的形式。原告又称，其开始时就与百龄公司接触，货也是百龄公司要的，由于原告没有进出口权，故找到了被告方；对于系争流水线的价值，原告称开始时候有8,800,000多万，后来印尼说不要那么多，就剪掉两条，变成5,849,000元；并且原告也知道吴家栋为百龄公司的老板。上述均表明在交易过程中，原告与百龄公司有过直接接触，并且原告系依据百龄公司的需要提供了相应货物。另外，原告证据3对账单的抬头即为“印尼百龄(上海申联)”，本院虽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但作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印证原告对于货物的买受人为百龄公司是明知的。再则，根据原告陈述，原告将系争货物通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公司运输至印尼百龄公司，并且承担运费；本案系争设备也是由原告至印尼进行组装的，也均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本院对于被告提供的百龄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予以采信。虽然本案系争合同标的为5,849,000元，而被告仅提供了349,000元的合同。但是可以印证系争交易关系是建立在签订书面合同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合同相对人并非原告和被告，本院对于被告主张百龄公司与原告为本案系争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第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时间、金额均和百龄公司与原告约定的付款方式相吻合。被告虽未能就百龄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备忘录》提供原件；被告提供的《代理出口协议书》也未经三方签字。但是2007年4月12日至2007年7月17日之间，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合计2,200,000元恰好为百龄公司与《备忘录》中约定的5,500,000元买卖合同的40%定金；2008年7月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1,034,620元也与《备忘录》中货运到达印尼泗水付20%的约定基本相符。并且，被告在本案中共向原告支付的四笔款项，付款时间也均是在被告收到百龄公司汇款、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后的1-7天内，也与《代理出口协议书》中记载的：“代理方在收到百龄公司付款、原告开具的符合退税要求的增值税发票后五个工作日内，将货款先扣除原告应该承担的运费后，以银行结汇汇率为基础乘以系数1.078后作为结算换汇比率，结算货款给原告”的内容一致。因此，被告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被告系收到百龄公司款项后才向原告支付货款。由于系争设备的当事人为原告与百龄公司，被告称其为出口代理商，故仅能提供《备忘录》的复印件，其陈述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于被告所提供的备忘录复印件予以采信；由于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与百龄公司对于本案系争货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均与《代理出口协议书》中记载的一致，故原、被告和百龄公司虽未签订书面的《代理出口协议书》，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此，并不能排除被告与原告、百龄公司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关系。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假设原告认为被告为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的主张成立。本案中，被告向原告共进行了四次款项支付，除第一次汇款外，其余每次汇款均在被告收到原告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后。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应为被告向原告付款的前提条件，故原告向被告开票的行为是为提示被告进行付款，应被视为向付款方主张权利。原告向被告最后一次开票时间为2008年6月17日，原告在其诉请中要求被告支付自2008年8月1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也印证了原告也认可其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后合理期限内被告应当支付款项。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原告最后一次开票日2008年6月17日后的合理期限内开始起算。原告于2013年12月4日向本院提交民事诉状，自最后一次开票至原告起诉已有5年多的时间，而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期间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原告起诉时已过诉讼时效。即使原告所称期间于2012年5月4日向被告主张过权利，但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的时间也距离其向被告最后一次开票日有近4年的时间，故发函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况且原告也不能证明该律师函已送达被告。因此，本院对于被告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予以采纳。综上，由于原告仅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被告提供的证据又足以推翻原告的主张，故对于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请求被告支付2,551,830元剩余款项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无锡市电镀设备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607.32元，由原告无锡市电镀设备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张文星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姚 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