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0号原告付指进，男，汉族，1966年6月25日出生，住址河南省罗山县。委托代理人晁斌，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组织机构代码455755741。法定代表人肖德明，院长。委托代理人王菁，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刚、李震，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脊柱外科员工。原告付指进诉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8月16日受理后，分别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于2012年10月16日、2014年1月14日、2014年6月11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晁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菁、李震、刘刚先后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本院应原告先后提出的鉴定申请，分别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和伤残等级鉴定，鉴定期限依法不计入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1年3月21日，原告因腰椎滑脱住进被告处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后多次在被告处进行治疗，在被告处治疗过程中，被告给原告使用了大量激素，造成原告双侧股骨头坏死，经法医评定为两个八级伤残，该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据此，请求法院判决如下：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57069.83元、护理费7500元、误工费35000元、伙食补助费6500元、营养费6000元、伤残补助费636780元（42452元／每年×15年，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用）、残疾用具费10000元、继续治疗费3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伤残评定费2500元、交通费5000元，共计1146449.83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一、事实经过。原告因“反复腰痛伴左下肢放射痛一年余加重一个月”于2011年3月21日入住被告医院脊柱外科，入院诊断为“腰椎滑脱，腰5双侧椎弓根峡部裂”。住院时检查出患有高血脂症及低钠血症。入院后于2011年3月24日在全麻下行“腰5骶1后路椎管减压+钉棒系统内固定术+椎板横突植骨术”，术后按常规给予抗炎止血及对症支持治疗，由于原告术前术后均有明显的神经根性症状，给予短期小剂量甲基强的松龙治疗，2011年4月11日伤口愈合拆线出院，当时腰痛缓解。2011年4月19日，原告因“左下肢肿胀疼痛不适一周”入院，自述左下肢疼痛不适，以左膝关节、左踝关节及左足趾为甚，体查发现左踝关节轻度肿胀，入院查类风湿因子升高，血沉升高，疑为类风湿病，风湿免疫科会诊认为风湿病诊断尚需进一步检查及观察确诊，嘱随诊。后经抗炎止痛治疗症状有所缓解。原告左下肢体感诱发电位提示周围损害（神经根型），请神经内科会诊，予短期小剂量使用地塞米松抗炎消肿治疗，2011年7月15日症状完全缓解后出院。2011年12月13日，原告因“右髋骨、大腿疼痛不适一天”入院，入院查“骨盆正位片”，显示双髋关节无异常，考虑肌筋膜炎予以止痛等对症治疗，并用复方倍他米松一支肌肉封闭治疗，2011年12月17日症状缓解出院。2011年12月27日，原告又述右髋部及左下肢疼痛入院，但未做进一步检查于12月29日要求出院。后原告在外院查骨盆核磁共振，考虑“双侧股骨头缺血坏死”，于2012年3月28日入被告医院就诊，X片显示右股骨头稍变偏，其内密度不均，核磁共振显示右侧股骨头、股骨颈及左侧股骨头异常信号影，考虑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保守治疗，嘱卧床休息，避免负重，定期复查，并应用活血药物、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2012年4月1日症状缓解出院。2012年6月25日入住被告医院复查，当时述双髋关节、双膝关节均有疼痛不适，膝关节肿胀积液，骨质疏松，建议患者行股骨头钻孔减压术或者行人工关节转换术，原告拒绝手术，于2012年7月5日出院。二、答辩意见。1.被告诊疗全程无过错，原告腰椎滑脱诊断明确，有手术适应症，术程顺利，达到手术目的。术后根据原告情况使用糖皮质激素均为短期小剂量，为脊柱外科绝大多数术后病人常规使用，无违反诊疗原则使用的情况。糖皮质激素作用机理为减少发炎部位免疫细胞数目，减少血管扩张，稳定溶酶体膜，抑制吞噬作用，减少前列腺素及相关物质之生成，可以保护脊髓及周围神经，并缓解疼痛症状，被告医院以往并无类似病例。2.原告自身多种疾病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股骨头缺血坏死，不能认定是被告医院使用激素所致。导致股骨头缺血坏死原因很多，目前约有60多种，其中患者自身数种疾病均可造成股骨头坏死，如高血脂症、类风湿疾病、骨关节炎、特发性缺血性坏死等，如前所述，被告为原告使用激素总量少，使用时间短，为常规使用，因此，不能认定是使用激素导致原告股骨头缺血坏死。3.被告医院已尽相应诊疗义务，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规定了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主观过错和违法行为，原告自身多种疾病均可能造成股骨头坏死，不能认定是被告过错所致，被告对原告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便经过鉴定确定激素对原告股骨头坏死有一定的作用，但因被告是按照诊疗常规短期小剂量使用，已尽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也不应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21日，原告因“反复腰痛伴左下肢放射痛一年余，加重一个月”入住被告医院脊柱外科，初步诊断为“腰椎滑脱，腰5双侧椎弓根峡部裂”，首次病程记录提及患者无典型的神经根受压症状。经术前讨论，被告医院认为针对原告的诊断明确，保守治疗无效，术前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可择期进行手术。2011年3月24日，被告行“腰5骶1后路椎管减压+钉棒系统内固定术+椎板横突植骨术”，术后给予抗炎止血及对症支持治疗，原告病情逐渐好转。2011年4月11日，原告伤口愈合拆线出院，出院诊断为“腰5骶1滑脱；腰5双侧椎弓根峡部裂；高血脂症；低钠血症”。2011年4月19日，原告因“腰椎滑脱术后左下肢疼痛、肿胀一周”第二次入院治疗，自述2011年4月11日出院后逐渐出现左下肢疼痛、肿胀，被告诊断系术中神经要受挑拨所致，给予抬高患肢、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消肿等对症治疗。经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会诊后，给予原告地塞米松抗炎消肿治疗。2011年5月12日，原告左下肢体感诱发电位提示周围神经损害（神经根型）。2011年7月15日，原告办理出院，出院诊断为“左足末梢神经炎；全身多发肌筋膜炎；腰椎滑脱术后”。2011年12月13日，原告因“右髋骨、大腿疼痛不适一天”第三次入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全身多发性肌筋膜炎、腰椎滑脱术后”，给予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消炎止痛等对症治疗，并用复方倍他米松进行肌肉封闭治疗。2011年12月17日，原告症状缓解出院。2011年12月27日，原告又因“右髋部、大腿疼痛2周，加重1天”入院。2011年12月29日，主治医生查房后建议原告再次手术稳定腰椎，原告要求出院，未作特殊检查治疗后于该日办理出院。原告出院后于2011年12月31日入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经检查骨盆核磁共振，诊断为“双侧股骨头坏死”。2012年1月14日，原告办理出院手续。2012年3月28日至4月1日、6月25日至7月5日，原告又第五次、第六次入住被告医院就诊，诊断为“双侧股骨头坏死”，予以对症治疗。据原告提交的六份医疗费发票显示，原告第一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97162.66元，第二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41550.03元，第三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5261.59元，第五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4700.96元，第六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3875.28元，另于2012年1月14日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交纳医疗费5557.25元，以上六次共计支出医疗费158107.77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事项包括：1.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2013年9月27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3]医鉴字第Y03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一、根据原告的临床表现考虑腰椎滑脱伴有神经根症状，保守治疗无明显缓解，为解除神经根症状，在征得原告同意后行手术治疗是可以的，手术方式选择无明显不妥。二、在脊柱外科病人的治疗中，神经损伤的病人较普遍，其中部分病人就处在脊髓损害临界状态或已经出现神经损害，手术治疗中的震动、牵拉、植入物安置等刺激或操作可能导致脊髓水肿、缺血或神经传导障碍而出现或加重神经损害，通过药物干预脊髓继发性操作病变过程可以起到减轻脊髓损伤、改善神经功能的作用，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治疗急性脊髓损伤在国际上已得到认可。原告术前就有神经根性症状，术中行神经根松解，手术中的创伤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神经根周围水肿、粘连等，术后为预防局部炎症反应及神经根周围局部水肿粘连，短时间内给予一定剂量激素抗炎消肿治疗是可以的，但原告非脊髓损伤，无需大剂量冲击治疗。被告给予原告激素治疗，超过了大剂量的最低标准，应属于大剂量使用，并非被告所称的短期小剂量使用，如按冲击治疗剂量来看，则属于小剂量，但被告非脊髓损伤，没有冲击治疗的适应症。病历记录显示原告术后神经根症状明显缓解，被告使用激素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术后炎症反应及局部水肿粘连，一般预防性用药不应超过3至5天，尤其大剂量使用，而被告却几乎连续用药达9天，也未说明原因，时间偏长，总剂量偏大，也未告知患者。虽然4月2日病历记录原告不慎摔倒后出现神经症状，但此前已使用激素多日，且当日已停药，原告病情未再加重，在没有足够影像学等证据证明原告神经根损伤的情况下继续延长激素使用不够慎重，因此被告在第一次术后对原告大剂量使用激素时间偏长，虽然所用时间仅9天，但作为预防性用药存在不妥，增加了激素副作用发生的风险。原告第二次住院治疗期间具有一定的激素治疗适应症，被告所用激素剂量为中剂量，前后使用6天，不能认为属于明显不妥，经治疗病情改善，达到治疗目的。原告第三次住院治疗，X线检查未提示股骨头坏死，但原告腰椎滑脱术后右髋部、大腿疼痛，被告未根据原告病情进一步鉴别诊断，也未进一步全面检查，欠妥。在未能考虑股骨头坏死的情况下，仅予地塞米松局部注射不能认为属于误治，如果考虑股骨头坏死则属于禁忌，但仅一次使用，剂量小，作用有限。原告住院时间短，前后仅4天就要求出院，也影响了疾病的诊断。原告第四次住院期间，原告入院后很快要求出院，未在该院进一步检查，在外院很快确诊为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存在延误诊断的行为。三、股骨头坏死全称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或股骨头抽血性坏死，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股骨头局部血运不良，从而进一步引起骨细胞缺血、坏死、骨小梁断裂、股骨头塌陷的一种病变。引起股骨头坏死的因素很多，有创伤性和非创伤性两大类，非创伤类常见的有激素治疗、酒精中毒、高尿酸血症、动脉硬化、结缔组织疾病、脂蛋白异常、柯兴氏病、骨发育不良等多种原因。原告第一次、第二次入院前后未诉有髋关节、膝关节疼痛不适，活动受限等，无髋关节外伤史，可以排除创伤性因素。病历记录无长期饮酒史，多次住院血尿酸正常，仅第一次住院期间一次检查甘油三酯偏高，血胆固醇正常，第二次住院血脂正常，原告为中年男性，住院期间多次影像学检查未提示有骨质疏松，无减压病、柯兴氏病、骨发育不良、高空病、白血病、血友病等病史，因此可以排除上述因素导致原告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的可能性。在目前常见的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因素中，原告出现髋部、大腿疼痛前有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史，虽然糖皮质激素导致无菌性股骨头坏死多与中长期或大剂量使用激素有关，而原告在被告医院前后三次住院所用激素非长时间、大剂量使用，但对于存在个体差异和对激素敏感的病人来说，也可能造成股骨头坏死的发生，因此不排除糖皮质激素与原告的股骨头坏死有关，但由于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因素有很多未知，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不明因素。四、原告的股骨头坏死考虑不排除与激素有一定关系。被告在第一次手术后使用激素有一定指征，但在大剂量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时间偏长，同时合并激素雾化吸入治疗，且未告知患者，存在一定过失，增加了药物的副作用，其后又反复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被告对原告使用激素的总剂量不大，使用时间并不长，而且被告在使用激素的同时一直应用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药物，在此情况下原告出现股骨头坏死考虑也与原告对激素过于敏感等个体因素有关。五、被告在对原告诊疗的过程中，病历记录不规范，如术前两次明确记载原告无神经根性症状，术后记载神经根症状已明显改善，而在被告的答辩材料中称原告术前术后均有神经根性症状；原告为腰椎滑脱Ⅰ度，而在术前讨论中记载为Ⅱ度滑脱，前后记录矛盾。原告手术时年仅44岁，而被告多次称其为老年患者，说明被告对原告检查不仔细，病历书写不规范。综上所述，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后虽有一定激素使用指征，但每日使用剂量偏大，时间偏长，且未告知患者；第三次住院X线检查未提示股骨头坏死，但原告腰椎滑脱术后右髋部、大腿疼痛，被告未根据原告病情进一步鉴别诊断，也未进一步全面检查；对原告检查不仔细，病历书写不规范。鉴于被告对原告使用激素的总剂量不大，使用时间不长，而且被告在使用激素的同时一直应用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药物，在此情况下原告出现股骨头坏死，考虑也与原告对激素过于敏感等个体因素有关，且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因素有很多未知，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不明因素，被告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间接参与度理论值为21%至40%（建议25%较妥，仅供法院参考）。针对原、被告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中大法鉴【2013】函字第1320号《答复函》进行了解释，仍维持原鉴定意见。2014年1月14日，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质询时进一步解释称，根据卫生部制订的诊疗规范，原告第一次住院治疗期间的确存在短期使用激素剂量偏大的问题，但临床治疗过程中医生实际使用的激素剂量比规定剂量大，加之考虑到被告病历书写不规范的问题，所以鉴定意见认定被告负次要责任，从严格意见上讲，鉴定意见照顾了原告，给医院判定的责任偏重。短期使用激素剂量偏大与股骨头坏死之间只是存在可能性，并不能确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认定被告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为25%是合适的。另查，原告于诉前单方委托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双侧股骨头坏死造成的双侧髋关节残疾程度进行法医学鉴定，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7月9日出具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2012]临鉴字第2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双侧髋关节活动、负重严重受限，经法医学检查计算双侧髋关节活动度均丧失85%以上，致双下肢均丧失功能50%以上，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部分受限，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规定，将原告的双侧髋关节残疾程度评定为两个八级。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5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其双侧股骨头坏死的病情进一步发展，右髋关节现已手术置换为人工关节，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原来所作《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过时，要求对其双腿重新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新的伤残等级鉴定。2014年5月20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4]临鉴字第L491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根据法医检查所见，结合医院临床病历及影像学资料，原告存在双侧股骨颈坏死，已行“右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目前遗留双侧髋关节活动障碍，左髋关节功能丧失52.83%（相当于左下肢功能丧失31.7%），右髋关节功能丧失38.83%（相当于右下肢功能丧失23.3%），双下肢长度相差2厘米。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规定，原告的左下肢功能丧失31.7%、右下肢功能丧失23.3%及双下肢长度相差2厘米，分别符合交通事故九级、十级、十级伤残。再查，原告的母亲张道银，生于1939年10月28日，系河南省罗山县的城镇居民，年迈丧偶，无生活来源，包括原告在内共育有两名子女；原告的妻子琚明霞，生于1966年12月3日，系河南省罗山县的城镇居民，因罹患疾病致残，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对其残疾程度进行鉴定，该所于2012年9月28日出具粤众[2012]临鉴字第0597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认定琚明霞因左髋关节病变行左全髋关节人工关节转换手术治疗，致其左髋关节活动受限、疼痛，左下肢缩短，左大腿肌肉萎缩，走路跛行，日常生活基本能够自理，按照琚明霞的要求，根据《劳动能力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将琚明霞的残疾等级评定为七级；原告的女儿付洁民，生于1989年9月27日，系河南省罗山县的城镇居民，因罹患疾病致残，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2年8月23日出具《深圳市非因工作（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认定付洁民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条件。又查，本案诉讼期间，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由河南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载明：原告因双侧股骨头坏死要求到该院手术诊疗置换人工髋关节，换双侧髋关节约需15万元，二次翻修约需22万元，累计需要37万元。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医疗过错与原告所诉的后果间有无因果关系，因涉及专门医学知识，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手段和丰富的临床实践，超越普通人的经验、学识，本院只能借助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作为判断基础，并对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后加以确定。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被告的医疗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导致原告股骨头坏死的次要因素，间接参与度理论值为21%至40%（建议25%较妥，仅供法院参考）。原告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但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本院不予准许。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具有相应的司法鉴定资质，鉴定程序不违反法律的规定，经质证后没有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原告的股骨头坏死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被告的医疗过错仅起到次要作用，其过错参与度的理论值为21%至40%，考虑到无法定量分析被告的医疗过错大小，故以在理论值幅度范围内取中值为宜，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诉前单方委托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诉中又以病情继续发展为由申请重新进行鉴定，经双方协商一致，本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新的鉴定意见与原鉴定意见有所不同，因新的鉴定意见形成时间在后，且是诉讼期间受法院委托所作，其证据效力强于原鉴定意见，应以新的鉴定意见作为计算原告损失的依据。关于原告起诉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逐一分析如下：一、医疗费，原告曾先后六次入住被告医院治疗，其中第一次住院是治疗腰椎滑脱症，所产生的医疗费与损害后果股骨头坏死无关，不应纳入赔偿范围。被告短期内大剂量使用激素主要发生在原告第一次住院治疗期间，且过量使用激素是导致原告双侧股骨头坏死的次要因素，原告以后因下肢和髋关节疼痛反复住院治疗，不能排除股骨头坏死是导致原告下肢和髋关节疼痛的原因之一，故自原告第二次住院治疗开始产生的医疗费与股骨头坏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计入原告的损失范围。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发票，扣除原告第一次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后，原告的实际医疗费损失为60945.11元，因原告仅起诉主张57069.83元医疗费损失，按照“不诉不理”的诉讼原则，本院予以照准。原告在本案诉讼期间先后两次提出增加诉讼请求，一是要求被告赔偿对其腰椎滑脱过度医疗造成的损失30万元，二是要求被告赔偿新产生的医疗费损失82684.14元，因超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法定期限，本院依法不予准许，上述新增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原告可另案起诉主张权利。二、护理费，原告第三次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的时间为4天，第四次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的时间为2天，第五次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的时间为4天，第六次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的时间为10天，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为14天，以上住院治疗时间共计34天，原告主张按每天50元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故原告的护理费损失为1700元（50元×34天）；三、住院伙食补助费，如上所述，原告前后住院治疗34天，按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400元（100元×34天）;四、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期间应从其2011年12月31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时起，计至2012年7月9日其委托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为止，原告主张的上述误工期间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据原告提交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显示，其主张按每月5500元计算误工费未超出其实际工资收入水平，本院予以照准，故原告的误工费为34833.33元（6个月零8天÷30天×5500元/每月）；五、残疾赔偿金，原告为城镇居民，应按照2013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告的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一个九级和两个十级，其残疾赔偿金的赔偿系数为0.22，故其残疾赔偿金为196473.64元（44653.1元×20年×赔偿系数0.22）；六、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母亲张道银年迈丧偶，无生活来源，原告对其负有赡养义务，原告的损失应包含张道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第三次住院治疗时张道银年满72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年限为8年，适用深圳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故张道银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354.91元（2013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12.4元／年×８年×赔偿系数0.22÷扶养义务人数２）；原告的妻子琚明霞因病致残，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能力明显下降，应适当考虑琚明霞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评定的伤残等级，本院酌情确定琚明霞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的40％计算，琚明霞的女儿付洁民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应计入扶养义务人范围，扶养义务人仅原告一人，故琚明霞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0709.82元（2013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12.4元／年×20年×赔偿系数0.22×40％）；原告的女儿付洁民虽已成年，但因病致残，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应计算付洁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的妻子琚明霞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力承担扶养责任，不应计入扶养义务人的范围，付洁民的扶养义务人仅原告一人，故付洁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6774.56元（2013年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12.4元／年×20年×赔偿系数0.22）；以上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02839.29元；七、营养费，考虑到原告住院次数较多，应适当增加营养费的数额，本院酌情确定为5000元；八、交通费，本院酌情确定为3000元；九、残疾辅助器具费，原告未提供其购买残疾辅助器具的发票，本院对此项损失不予确认，原告可在完善证据后另案起诉主张权利；十、伤残评定费，原告诉前委托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2500元，有相应的票据为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十一、后续治疗费，股骨头坏死存在多种治疗方法，是否更换人工关节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年龄等多种因素确定，根据原告提供的病历资料，医院并未得出原告需要更换双侧人工髋关节的确诊结论，即使是河南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也只是称原告因双侧股骨头坏死要求到该院进行置换人工关节的手术，并未对原告更换双侧人工髋关节的必要性进行诊断，且河南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核算的后续治疗费明显超过更换普通人工关节的合理费用标准，不能作为认定后续治疗费的依据，因此，本案对原告起诉主张的后续治疗费不予支持，原告可在完善证据以后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十二、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原告的伤残程度，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2000元。综上所述，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为528816.09元（57069.83元+1700元+3400元+34833.33元+196473.64元+202839.29元+5000元+3000元+2500元+22000元），被告按过错程度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故原告在本案中可得的赔偿款数额为158644.83元。对原告过高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付指进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158644.83元；二、驳回原告付指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32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承担5359.52元，被告承担872.48元，原告承担部分，本院予以免收；两次鉴定费共计12080元（已由原告预交）、鉴定鉴定人员出庭费用2000元（已由被告预交），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华人民陪审员 邱  权  渭人民陪审员 杨  晓  萍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黄月莹（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第二十四条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