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长法行初字第00021号原告向锡国（又名向夕国），男，194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渝北区。委托代理人余廷华，重庆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向玲，女，196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义学路32号，组织机构代码75007351－6。法定代表人赖蛟，区长。委托代理人朱林，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向瑞茂，男，1963年4月3日出生，汉族，职工，住重庆市渝北区。原告向锡国与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第三人向瑞茂房屋登记行政管理一案，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渝一中法行初字第00112号《行政裁定书》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4年6月5日受理后，于同月10日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行政诉讼权利及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本案由审判员李昌斌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彭可、人民陪审员董树德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锡国的委托代理人余廷华、向玲、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林、第三人向瑞茂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1995年3月11日登记并颁发了所有权人为向瑞茂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诉讼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土地登记申请书（1995年3月23日，110平方米）；2、土地登记审批表（1995年3月23日，110平方米）；3、地籍调查表（1995年3月22日）；4、土地登记卡；5、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审核表（2010年3月9日，58.86平方米）；6、登记发证联合审批表（2012年2月20日，58.86平方米）；7、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58.86平方米）；8、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卡（58.86平方米）；9、房屋买卖合同（2010年10月27日）；10、《乡村房屋所有权证》（1995年3月11日，110平方米）；11、印花税（1989年12月1日）；12、房屋建筑登记表（1989年6月25日，48平方米）；13、增改建房屋表；14、房地证附图（三图）；15、江集建（91）字第13089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47.9平方米）；16、江集建（91）字第1309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10平方米）；17、土地房屋权属调查表（2010年3月9日）；18、房屋墙界调查表；19、向瑞茂全户人口增减记载；20、高远兰身份证；21、向锡沈身份证；22、向瑞茂身份证；23、结婚证；24、2013年会议记录；25、礼金簿；26、向锡国常住人口登记表（户籍迁移）；27、户口准迁证；28、证明；29、2014年3月7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法庭审理笔录；被告以上列第1项证据证明，该申请书备注栏中有村主任朱堂发的签章，确认涉案房屋的土地是1995年3月11日原告卖给第三人予以变更，后面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第2项至第4项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由原告向第三人出售。第5项至第8项证据证明，第三人房屋及土地情况。第9项证据证明，第三人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了案外人向锡沈。第10项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已办理了乡村房屋所有权证，明确产权人系第三人。第11项至第13项证据证明，第三人的其他房屋情况。第14项证据证明，第三人所有的涉案房屋和其他房屋的附图。第15项证据证明，第三人的其他房屋办理了用地使用证。第16项证据证明，该用地使用证是原告的原证，根据土地登记规则，房屋买卖要交回原证，变更登记采用涂改的方式，涂改事由在备注中记载为“向瑞茂于1995年3月11日购买向夕国住房，面积110平方米，结构土木”。第17项至第18项证据证明，两证合一时对第三人的房屋进行了调查。第19项至第23项证据证明，第三人一家人的身份关系情况。第24项至第25项证据证明，原告向第三人出售房屋的事实当地村民都知晓；出售房屋后，村主任办寿宴时原告也去了，当时原告就应当知道其房屋变更情况。第26项至第27项证据证明，原告于1992年5月6日迁出原籍，其后向第三人出售房屋的事实。第28项至第29项证据证明，房屋买卖和房屋改建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列证据认为：第1项证据中登记依据载明房屋买卖协议，但被告未提供其买卖协议；其备注栏中村主任朱堂发的签章和村委会公章不合法，应由原告签字。第2项证据初审意见没有审查人的签字和审查时间。第3项证据没有调查人的签字和调查时间，没有丈量者的签字和丈量时间。第10项证据没有合法性。第16顶证据是原告的原始土地使用证，涂改的行为是违法的，涂改未加盖校对章，备注记载事项没有原告的签字，其事实是不成立的；这个土地使用证当时搬家时以为没用了就没有带走，不知怎么被拿走的。第24项、第25项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将房屋出售给第三人。第26项、第27项证据户口迁出只是将承包地和房屋交给第三人使用而不是转让。第28项、第29项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与第三人有房屋买卖关系，朱堂发等人的证言不真实，都是听说并且不清楚听谁说，另案的庭审笔录未按规定时限交换证据，因此不能作为证据。其他证据与本案无关。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上列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上列第19项、第22项、第26项、第27项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1项至第4项、第14项、第16项至第18项证据，系讼争房屋有关土地的登记，与本案房屋产权登记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5项至第8项、第11项至第13项、第15项证据，系第三人其他房屋的申请、审核、登记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9项证据，系第三人与案外人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10项证据，其《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变更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第20项、第21项、第23项证据，系其他身份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24项、第25项、第28项、第29项证据，与本案审查其《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变更登记是否合法，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诉称，1976年原告在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社棬子塆（原四川省江北县洛碛镇高桥村二组）集体土地上修建房屋110平方米，有重庆市渝北区洛碛地区房管所档案《江北县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卡》和重庆市渝北国土事务中心档案《土地登记审批表》分别进行了记载。1995年3月11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该房所有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于2013年9月该房屋被拆除，原告才知道该房屋所有权依据房屋买卖协议已变更为第三人。实际上，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房屋买卖，被告房屋变更登记行为无事实依据。请求确认被告于1995年3月11日将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社棬子塆110平方米乡村房屋所有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房屋产权登记卡（向夕国，1989年6月25日，110平方米）；2、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向瑞茂，1995年3月11日，110平方米）；3、江集建（91）字第1309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向瑞茂，110平方米）；4、土地登记审批表（向夕国，110平方米）；5、土地登记申请书（向夕国，1990年11月17日，110平方米）；6、土地登记申请书（向瑞茂，1995年3月23日，110平方米）7、土地登记审批表（向瑞茂，1995年3月23日，110平方米）；8、地籍调查表（向瑞茂，1995年3月23日）。原告以上列第1项、第4项、第5项证据证明，原告于1976年就建好了涉案房屋并进行了产权登记。其他证据是被告错误登记，违法将原告的房屋登记为第三人所有。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列证据认为：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取得的产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上列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上列第1项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2项证据，其《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变更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第3项至第8项证据，系讼争房屋有关土地登记，与本案房屋产权登记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1、本案原告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因为其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已颁发给第三人，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第三人，故原告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六条第一款：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房屋权属由市土地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登记之规定，被告登记房屋的职能已由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行使，因此适格被告应当是重庆市土地房屋管理局；3、被告填发的关于第三人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合法有效；4、原告的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综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我于1995年3月11日以7500元价格购买了原告在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社棬子塆110平方米土木结构房屋，办理了乡村房屋所有权证，产权变更是依据房屋买卖协议。同年，我将该房改建成砖混结构平房，又于1997年在平房上面加盖了一层。本人一家三口长期在此房居住10多年，2009年响应政府新农村建设，由政府统一改造，将土瓦房盖改造成了瓷瓦房盖，墙面粉刷为白色。2010年又将改造过的房屋卖与他人，并进行了产权变更登记。2012年因国家占用其土地和人员农转非，其房屋已拆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中，第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证明。第三人以上列证据证明，其证明记载“向瑞茂未将房屋买卖协议交给国土所”有笔误，应是“向瑞茂已将房屋买卖协议交给国土所”。经庭审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上列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经庭审质证，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上列证据，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第三人提供的上列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1976年原告户籍在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组棬子塆（原四川省江北县洛碛乡高桥村二组），同年原告在其集体土地上修建房屋110平方米，重庆市渝北区洛碛地区房管所档案《江北县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卡》记载：产权人向夕国，房屋座落江北县洛碛乡高桥村二组棬子塆，建筑面积110平方米，土木结构，一层5间，重庆市渝北国土事务中心档案《土地登记审批表》记载：土地使用者向夕国，土地座落江北县洛碛镇高桥村二社棬子塆，建筑占地110平方米。1992年5月6日原告户籍从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组棬子塆（原四川省江北县洛碛乡高桥村二组）迁至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原四川省江北县龙溪镇），其后原告将该房交给第三人看管使用。1995年3月11日被告以购买为由将原告在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组棬子塆房屋110平方米变更登记为第三人，并填发《乡村房屋所有权证》，该房权证载明：所有权人向瑞茂，房产来源购买，土木结构，一层5间，110平方米，房屋坐落洛碛镇高桥村二组，加盖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农村房屋产权专用章。1995年3月23日原江北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审批表》载明：土地使用者向瑞茂，土地座落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社棬子塆，建筑占地110平方米，初审意见是“该宗地土地使用权原系向夕国使用，土地使用证号江集建（91）字第130989号”。1991年12月31日江集建（91）字第130989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向瑞茂，地址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社棬子塆，建筑占地110平方米，变更记事栏载明向瑞茂于1995年3月11日购买原向夕国住房，面积110平方米，结构土木。其后，第三人对该房进行过维修，原告也曾从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回原住所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组走亲访友。2013年9月该房屋因国家占用其土地被拆除，原告才知道该房屋所有权依据房屋买卖协议已变更为第三人，认为被告变更原告房屋登记，其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1995年3月11日被告以购买为由将原告在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组棬子塆房屋110平方米变更登记为第三人，并向第三人颁发了《乡村房屋所有权证》，但被告未提供为原告颁发《乡村房屋所有权证》所依据的房屋买卖协议、房屋价款支付等相关证据，其作出房屋变更登记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知道1995年3月11日其讼争房屋已变更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限，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案讼争房屋系原告于1976年所建，原告与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主体适格，被告认为原告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被告于1995年3月11日登记并颁发了所有权人为向瑞茂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并加盖被告的公章，其行政行为主体是被告，被告应对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负责，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被告以当时未发布施行的《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认为土地房屋权属由市土地房屋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1995年3月11日被告将原告的房屋变更登记给第三人为其颁发《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的颁证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因颁发给第三人向瑞茂的《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已不复存在，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于1995年3月11日将原告在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桥村二组棬子塆房屋变更登记为向瑞茂，并为向瑞茂颁发《乡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昌斌审 判 员  彭 可人民陪审员  董树德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