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浙商外终字第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许雪芬。委托代理人：胡明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爱英。委托代理人：石圣科。委托代理人：洪陈鸯。原审第三人：赵益新。委托代理人：孙伟南。委托代理人：刘湘杰。上诉人许雪芬为与被上诉人黄爱英、原审第三人赵益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中���人民法院（2013）浙温商外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许雪芬的委托代理人胡明远，被上诉人黄爱英的委托代理人石圣科，原审第三人赵益新的委托代理人刘湘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通用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公司）系于2009年8月28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份数目为1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首任董事许振清持有所有股份。2009年9月14日，通用公司在浙江省嘉兴市独资设立嘉兴美通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许振清。2011年11月4日，许振清名下所有通用公司股份变更至倪胜义名下，通用公司董事同时变更为倪胜义。2012年1月16日，黄爱英、赵益新、��逸天共同签署《协议书》，约定：三方同意从通用公司倪胜义处收购价值1200万元的股权；三方同意将通用公司法人变更为黄爱英；三方同意向社会调借资金1200万元，由许雪芬向社会借款，由黄爱英、张逸天、卓剑辉、赵益新担保，借款利息由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三人平均负担；三方同意还款计划为美通公司向银行贷款融资授信，优先安排还给许雪芬借款1200万元，其余由三方协商使用；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同日，许雪芬作为欠款人向倪胜义出具《欠条》，载明：由于倪胜义原通用公司股权转让给欠款人，而欠款人将委派黄爱英女士为通用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且已经在2012年1月16日在深圳签署了倪胜义股权退出和执行董事辞职的手续文件，由于双方谈好的转股金额是1200万元，所以许雪芬在该款项没到位前，具欠倪胜义上述款项。黄爱英、张逸天作为证明人���《欠条》上签字。事后，倪胜义确认收到上述款项。2012年1月17日，倪胜义名下所有通用公司股份变更至黄爱英名下，通用公司董事同时变更为黄爱英。2012年2月4日，黄爱英、赵益新、张逸天共同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三方经友好协商就共同投资美通公司厂房事宜达成本协议；美通公司项目所需资金包括厂房建设后续投资约1000万、偿还贷款2000万及需继续缴足的注册资本200万美元；三方共同出资额分别为黄爱英1800万，赵益新30**万，张逸天1600万；三方共同委托黄爱英担任通用公司法人代表并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相关的日常事务，委托赵益新担任美通公司的法人代表兼总经理；转让、对外出质共同投资的通用公司股份等须经全体共同投资人同意等。2012年2月27日，黄爱英与许雪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2012年1月16日，黄爱英、许雪芬、张逸天三人组成股东，接收通用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委托黄爱英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由于通用公司所投资的美通公司基建项目接近完工，需要股东不断投入资金直到收工，现因黄爱英自身原因，决定退出投资，根据公司股东协商，决定由许雪芬接收黄爱英原在通用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黄爱英所持有的股份转让金为10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许雪芬支付黄爱英200万元首期款；在黄爱英收到许雪芬的首期出让金时，即配合许雪芬或许雪芬指定的代理人办理董事移交手续；剩余的转让金800万元，许雪芬在2012年8月-9月之间支付。张逸天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日，黄爱英、许雪芬、张逸天三人还共同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由于许雪芬在前期购买通用公司股份时，向社会带息借款，黄爱英应承担30%的利息，但因黄爱英退出股份后，许雪芬和张逸天需继续承担原借款的利息，故由黄爱英继续配合支付几个月的利息，当许雪芬支付所欠尾款时，黄爱英愿扣除50万元作为补偿。当日，许雪芬作为欠款人，还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向黄爱英出具了《欠条》，赵益新于2012年3月5日在追加担保人栏上签字，加盖通用公司公章。2012年3月4日，许雪芬出具委托书，委托黄爱英将通用公司执行董事的接任书签署给其指定的代理人赵益新。2012年3月6日，黄爱英名下所有通用公司股份变更至赵益新名下，通用公司董事同时变更为赵益新。之后，黄爱英收到许雪芬通过倪胜义转交的首期股权转让款200万元。2012年4月26日，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浙中会验（2012）第1130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12年4月26日止，美通公司收到通用公司缴纳的第四期出资199.1万美元，通用公司已缴足全部出资。2012年10月29日，美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益新。许雪芬认为其受让通用公司的股权后，依法享有股东的全部权利，其以赵益新名义与黄爱英、张逸天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因黄爱英、张逸天拒绝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应予以解除；黄爱英是受许雪芬委派担任执行董事，不享有通用公司的实际权利，二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受黄爱英胁迫，非许雪芬真实意思表示，且显失公平，故许雪芬于2013年2月22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依法撤销许雪芬、黄爱英于2012年2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欠条》。黄爱英在原审本诉中答辩称：1.2012年1月16日许雪芬（以赵益新名义）、黄爱英、张逸天三人共同签订《协议书》，三人共同成为通用公司股东，并共同协商委派黄爱英为通用公司董事，不是许雪芬一人委派。2.2012年2月4日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与本案无关。3.美通公司的法���代表人之前是许振清，后变更为赵益新。根据公司法规定，该公司的运作与黄爱英无关。美通公司成立于2009年，按照章程规定应在两年内出资完毕，但黄爱英的入股是在2012年1月，故许雪芬诉称的其系因要完成验资事项而受到黄爱英胁迫没有依据。美通公司未完成出资验收，与黄爱英无关。4.《股权转让协议》是许雪芬、黄爱英共同协商签署的，且经另一股东张逸天见证，各方均有签字，该协议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强迫和显失公平。黄爱英依法取得通用公司的股权，因此获得通用公司在美通公司的股份价值后，再以1000万转让上述股权，未显失公平，合法有效。赵益新在原审本诉中陈述称：2012年1月17日到3月6日期间，黄爱英未对美通公司实际投资，故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显失公平，许雪芬有权要求撤销。原审审理过程中，黄爱英认为其与许雪芬签订的《股权转让���议》合法有效，其已经履行协议内容，许雪芬却一直拖延履行付款义务，故黄爱英于2013年4月5日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许雪芬向黄爱英支付股权转让款750万元及利息损失（从2012年10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履行之日止）；2.本案反诉费用由许雪芬承担。许雪芬在原审反诉中答辩称：1.对黄爱英所述的许振清向倪胜义借钱、以股权抵债等事实不知情，且这些事实与本案无关。2.许雪芬向社会借款1200万，并非为其兄许振清还款，仅是用于购买倪胜义的股权。3.股权转让协议、欠条的情况与本诉诉称事实一致，并非如黄爱英所述。4.黄爱英所称的许雪芬向其送达《关于暂缓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通知》不实，《通知》上的签字不是许雪芬所签。赵益新在原审反诉中陈述称：1.《欠条》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对余款的结算，如《股权转让协议》被撤销，黄爱英不能依据《欠条》再主张债权。2.许雪芬是否系帮许振清还款与本案无关。3.许雪芬与黄爱英间的欠款余额800万元，因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黄爱英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免除担保责任。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系在香港注册的通用公司股份，故本案所争议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涉外民事关系。原审法院作为许雪芬、黄爱英住所地法院，对本案拥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许雪芬、赵益新在本案诉讼中均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黄爱英明确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纠纷的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各方确认，赵益新在本案中签署《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书》等行为，均是作为许雪芬的代理人，并不享有实际的投资人权利和义务。至于赵益新陈述的，虽然其在签署《协议书》时也是受许雪芬委托，但在《协议书》中与黄爱英、张逸天约定由许雪芬向社会借款1200万元系为许雪芬设定义务，该事项未获得许雪芬授权，许雪芬同意该意见，并认为其向倪胜义购买通用公司股份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基于各方协议。原审法院认为，该《协议书》出具当日，许雪芬即向倪胜义出具欠条确认具欠倪胜义股权转让金1200万元，黄爱英在《补充协议》中亦表明愿意承担部分借款利息，各方相应行为与《协议书》约定一致，且在赵益新代许雪芬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各方又对共同投资的通用公司股份作出约定，故对赵益新、许雪芬的上述主张不予确认。另，关于赵益新在2012年2月27日《欠条》中追加担保人栏的签字，因黄爱英提出保留对担保人另行起诉的权利，不在本案中主张，对此不予评判。故本案中，赵益新系名义上的投资人，相应权利和义务应由委托人许雪芬享有、承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否存在胁迫，而非许雪芬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许雪芬以美通公司的厂房建设、注册资本补足等事项均须及时完成、而黄爱英作为通用公司名义上的董事如不配合将无法完成上述事项为由，提出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受到黄爱英的胁迫，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验资报告显示美通公司截止2012年4月26日已缴足所有注册资本，但根据美通公司章程，通用公司所认缴出资须在美通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美通公司成立于2009年9月14日，故相应出资在2011年9月13日即黄爱英担任通用公司董事之前就应缴足。因此，缴足美通公司出资等并非全因黄爱英不配合而无法及时完成，且即使上述事项的办理迫在眉睫，亦不属于对许雪芬或美通公司财产造成损害的事由。同时，许雪芬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未及时采取救济措施，而在协议书签订数日后通过倪胜义向黄爱英支付了首期转让款，开始实际履行，���以认定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受到胁迫。综上，许雪芬认为其受到胁迫而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显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认定：1、协议订立中一方是否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本案中，许雪芬、赵益新认为黄爱英利用其为通用公司董事的地位，与许雪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为，即使黄爱英作为通用公司董事，对通用公司、美通公司相应事务的处理上有一定的控制优势，���如上所述，缴足注册资本、美通厂房建设等事宜并非因黄爱英不配合而无法及时办理，即非黄爱英一人可控制；许雪芬作为从始至终参与受让通用公司股权的一方，也不存在没有经验的问题。同时，随着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在黄爱英将通用公司董事变更登记至赵益新名下后，其作为通用公司董事的优势已经消除，而其是否能获得股权转让的对价则需依赖许雪芬是否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可见协议双方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2、协议对一方当事人是否明显不公平。许雪芬、赵益新认为，黄爱英并未对通用公司、美通公司实际出资，也未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获得通用公司股权，因此黄爱英在没有取得《股权转让协议》标的的情况下，要求许雪芬支付对价，对许雪芬明显不公平。首先，关于通用公司、美通公司是否为各方共同出资。根据黄爱英、许雪芬、张逸天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向倪胜义共同购买通用公司的股权系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并记载由许雪芬借款，黄爱英、张逸天等人承担担保责任并共同负担借款利息，应当认定系三人共同投资并取得通用公司股份，进而获得通用公司在美通公司的股份。许雪芬认为通用公司股份为其个人所有而黄爱英仅是受委派担任董事，与事实不符。至于各方是否实际出资，许雪芬认为张逸天、黄爱英均未实际出资，根据美通公司的验资报告及厂房已完成建设等事，则可证明其个人已经对美通公司实际出资。原审法院认为，美通公司的验资报告仅显示收到通用公司缴纳的第四期出资，并未反映该期出资系许雪芬提供，该出资可能系通用公司通过融资授信等方式筹集；许雪芬亦未举证证明美通公司厂房建设是否有投入后续资金。故，许雪芬并未举���证明其已经实际出资，原审法院无法凭此认定许雪芬已实际出资，及张逸天、黄爱英未实际出资，而根据各方协议，黄爱英、张逸天不仅需要负担借款1200万的利息，而且对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据此至少可以认定，黄爱英已开始履行其作为出资人的责任。其次，股权转让的对价是否合理。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三人共同从倪胜义处受让股权，虽未约定各方份额，但按照各方约定需平均负担借款利息，以及美通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美元、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黄爱英投资金额为1800万元等事实，黄爱英以1000万元作为其股份的转让对价应属合理范围。最后，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协议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均予明确，并不存在一方仅享有权利并不承担义务的情形；且许雪芬在承担支付股权转让金这一义务外，并依约享有取得受让股权的权利，黄爱英在享有获得转让金这一权利外，也同时需要承担配合办理股份转让手续的义务等，各方权利义务对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既不属于显失公平，又不属于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许雪芬以此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不予支持。另，关于2012年2月27日《欠条》的效力，因该《欠条》系依据股权转让这一基础法律事实产生，在《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下，该《欠条》作为股权转让金的结算凭证，合法有效，许雪芬主张要求撤销该《欠条》，亦不予支持。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各方均确认通用公司董事已由黄爱英变更登记为许雪芬指定的赵益新，黄爱英亦确认收到了许雪芬支付的首期股权出让金200万元，故各方已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部分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许雪芬未按照约定向黄爱英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黄爱英在扣除其应按照《补充协议》承担的利息负担款50万元后，反诉请求许雪芬支付股权转让款750万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黄爱英诉请的要求许雪芬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损失（从2012年10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支付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因许雪芬与黄爱英约定剩余的股权转让金在2012年8月至9月间支付，许雪芬逾期未付，应当预见到会对黄爱英造成相应的利息损失，对此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收。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八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22日作出判决：一、驳回许雪芬的诉讼请求；二、许雪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爱英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50万元及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从2012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81800元，反诉受理费32150元，均由许雪芬负担。许雪芬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基本事实与原判认定迥异。1.本案经原审两次开庭审理，各当事人对于黄爱英受让涉案股权时并未实际出资这一事实均无异议，由此可见，黄爱英既未通过出资或增资方式，也未通过受让原股东股权等方式取得通用公司及美通公司股权。2.黄爱英在原审中自述其系以对许振清的债权相冲抵的方式取得原属于许振清的通用公司及美通公司三分之一股权，��该主张既无证据佐证，也与本案的基本事实不符。许振清拥有的通用公司股权已转让给倪胜义这一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故黄爱英不可能再以债权转股权，原审判决对于黄爱英的这一主张，也以“黄爱英是否与案外人许振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并无关联”为由，不予认定。3.原判认为“根据黄爱英、许雪芬、张逸天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向倪胜义共同购买通用公司的股权系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并记载由许雪芬借款，黄爱英、张逸天等人承担担保责任并共同负担借款利息，应当认定系三人共同投资并取得通用公司股份”，这一认定既与各当事人共同认可的黄爱英未实际出资的事实相互矛盾，也与黄爱英陈述的其以债权转股权的事实不相符。本案中，虽有共同购买股权、共同投资之约定，但并无共同购买、共同投资之事实，���《协议书》约定由美通公司向银行贷款优先安排还给许雪芬用于收购通用公司股权的借款1200万元，因违反法律规定而不能履行。此外，该《协议书》并非许雪芬本人所欠，赵益新在原审中也明确承认其在《协议书》中为许雪芬设定义务未经许雪芬授权，该协议不应对许雪芬产生法律效力。4.从现有证据看，即使不能认定许雪芬已实际出资，至少可确认黄爱英未实际出资，原判以黄爱英、张逸天不仅需要负担借款1200万元的利息，而且对该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为由认定黄爱英已开始履行其出资人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作为出资人的责任应当是出资而非承担出资利息，且黄爱英实际未承担过借款1200万元的利息，而担保责任与出资责任也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责任。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存在胁迫，并非许雪芬的真实意思表示。1.黄爱英不仅未履行其出资义务���而且利用其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掌握公章的机会，拒不执行许雪芬的指令，致使美通公司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许雪芬被迫与黄爱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支付200万元后才得以变更通用公司的登记事项，原判认为“即使上述事项的办理迫在眉睫，亦不属于对许雪芬或美通公司财产造成损害的事由”，显系错误。2.黄爱英以不服从指令、不配合工作的方式对许雪芬进行胁迫，此类纠纷公安机关无权介入，但许雪芬向原审法院起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本身即是一种救济措施，原判以“未及时采取救济措施”为由，认为许雪芬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成立，亦属错误。退一步讲，即便许雪芬未受到胁迫，但黄爱英利用其拥有通用公司董事身份的优势，为牟取不正当利益乘人之危，使许雪芬处于紧迫和危难之机，并违背许雪芬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和《欠条》，此举严重损害了许雪芬的利益。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如前所述，黄爱英并未取得通用公司的股权，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本系许雪芬所有，且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和《欠条》时，黄爱英显然利用了其拥有通用公司执行董事身份的绝对优势和当时通用公司、美通公司及许雪芬处于紧迫和危难之机给黄爱英造成的相对优势。同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和《欠条》导致黄爱英未付出对价而取得极大利益，而许雪芬则未取得任何权利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明显违反了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显失公平的认定标准。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许雪芬的原审本诉请求，驳回黄爱英的原审反诉请求，���、二审诉讼费用由黄爱英负担。针对许雪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黄爱英答辩称：一、关于本案中通用公司及美通公司的股权转移的交易基础和背景并没有在书面合同中予以阐述，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通用公司注册资本仅仅为1万元港币，从登记机构的记录可以看出，其转让的对价以及价格都是1万元港币，故本案所涉1200万元股权转移的价格并非真实的股权价值，倪胜义从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处获得的1200万元也并非股权转让价格。此外，有证据证明美通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美元，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已到位的注册资本是800万美元。2.通用公司的股权从许振清变更给倪胜义并非股权转让，实际上是股权质押，由于许振清欠倪胜义3000多万元，双方抵债协议中也很明确，所有债务由许振清偿还，而许振清本人也是该公司的债权人，他此举相当于��弃了该债权，也即通用公司资产不只1万港币。许振清和通用公司此时已无关系，许雪芬等从倪胜义处购买股权，是取得通用公司的股权以及外债，包括许振清投入的股权也从倪胜义处转移给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故本案的对价不是1200万元，这一点从涉案《投资合作协议书》中也得到了印证。涉案《投资合作协议书》实际上是针对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三人购买通用公司股权而签订，该股权包括了许振清、倪胜义对该公司享有的债权，真实对价分别是1800万元、3000万元、1600万元（共计6400万元），因此该股权转让的对价应是6400万元而不是1200万元，相应的登记过户手续也并非真实情况。《投资合作协议书》并不是对将来的投资约定，该协议签订当时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已经拥有了通用公司的股权，故不存在再投入6400万元的问题，其本意是对原来投入份额的确认，而黄爱英投入的1800万元的来源，是许振清对黄爱英的欠款。二、许雪芬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认为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亦不能成立。1.黄爱英从未主张其从倪胜义处取得通用公司股权是买卖行为，也从未认可转让价格。2.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取得股权时明确约定是赎回资金，在《投资合作协议书》中也约定了借款利息由三人平均支付，并不存在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也不存在许雪芬出资的问题，该协议黄爱英也履行了义务。与之对应的借款来源黄爱英也提供了补充证据，该1200万元是从案外人周景寿处借得。3.黄爱英无需向许雪芬支付1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该1200万元系其三人安排由美通公司的贷款偿还。4.股权对价以及其它权利已支付，如果真的是投资，《投资合作协议书》中应载明何时再投资资金。此外，如许雪芬要主张黄爱英不享有股权，其应另行提起确权诉讼，而原审中许雪芬仅提出黄爱英系名义上代许雪芬持有股权，要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此外，许雪芬主张的显失公平和胁迫的理由相互矛盾，若系显失公平，则黄爱英享有股权只是转让价格偏高，若系胁迫，则许雪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明，是黄爱英不享有股权还是许雪芬自己不想购买该股权不得而知。除上述事实外，其它事实均系许雪芬的无理推断。三、本案不存在胁迫情形，原判对此认定正确。四、本案中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显失公平系利用一方业务上的不熟悉或者自己的优势，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黄爱英除系通用公司股东外，无任何其他优势。许雪芬所述的公司困境系指美通公司后续资金没有到位，但事实上该笔资金早在2011年9月就已到位，而美通公司的资金困难与通用公司的股权由谁享有不具关联性，其股权转让��格也不存在不合理情形。五、原判虽未涉及本案发生基础及背景情况而直接在现有证据基础上驳回了许雪芬的诉请，但此举体现了原审法院的司法智慧，且合情合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许雪芬向法庭隐瞒了重要事实，此举是其不诚实的表现，故请求对通用公司的资本进行调查以还原事实全貌，并给予黄爱英充分时间质证许雪芬的二审证据材料。赵益新述称：本案中，许雪芬和黄爱英没有针对赵益新的诉讼请求，原判也未认定赵益新须承担责任，赵益新对原判亦未提出上诉，但赵益新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有误。对本案的焦点问题，黄爱英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何时取得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即通用公司和美通公司股权的问题，原判认定存在错误，进而导致整个判决存在错误。其余意见与许雪芬的上诉意见相同。二审中，许雪芬在举证期限内向本��提交了四份证据材料：证据一、（2013）温乐商初字第11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1.涉案1200万元借款系许雪芬个人借款，并已由其个人归还部分本息；2.黄爱英未承担过该1200万元的本息；3.为许雪芬12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除了黄爱英和张逸天之外，还有卓剑辉、乐清市金马摩配有限公司、温州展欣贸易有限公司，由此可见担保与出资并无关联，该判决认定张逸天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更佐证了该担保与出资人责任的履行并无关系；4.许雪芬的该1200万元借款并未由美通公司向银行贷款偿还，也佐证了黄爱英、赵益新、张逸天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未履行。证据二、2012年3月4日的银行转帐清单一份，欲证明许雪芬于该日将200万元付至倪胜义处，结合黄爱英于3月5日才配合办理执行董事变更手续并于3月6日办妥，而欠条上约定支付200万元同时变更执行董事的事实，可以得出黄爱英要求先付款再办手续的乘人之危和胁迫的事实。证据三、黄爱英分别于2012年3月5日和3月7日出具的承诺书及清单各一份，欲证明黄爱英于2012年3月7日才将通用公司印章移交给许雪芬，也说明黄爱英于同年3月5日追加通用公司为担保人的印章是其自己加盖，并进一步佐证了其乘人之危和胁迫的事实。证据四、银行转帐清单4份，关于美通公司使用个人信用卡的报告1份，高雄华的劳动合同1份，嘉兴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1份，欲证明许雪芬直接或者通过赵益新转入美通公司（含以公司副总高雄华名义开立的账户）部分资金，以佐证许雪芬个人对美通公司进行后续投资，黄爱英则分文未投的事实。黄爱英、赵益新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黄爱英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这四份证据材料均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但首先，该判决书恰能充分说明许雪芬在原审及上诉状第3页中关于其通过个人自有资金出资的表述系虚假陈述，该款项系以许雪芬的名义借得，并由黄爱英、张逸天依照涉案《协议书》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其次，黄爱英承担的50万元利息实际已在2012年2月27日支付，且关于利息承担的协议是单独签订的，如系胁迫则按照常理不会另行对利息承担签订协议，且该协议对许雪芬单方有利，故不存在胁迫行为。第三，黄爱英第3点证明对象存在逻辑错误，涉案《协议书》约定由黄爱英、张逸天承担担保责任，而该判决书恰恰证明了这一担保关系，判决书中涉及的其余担保人中，乐清市金马摩配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益新，温州展欣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许雪芬，而赵益新本人也要承担担保责任，上述事实进一步印证了许雪芬、黄爱英、张逸天按照涉案《协议书》内容履行了各自义务，而张逸天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原因是周景寿未在担保期间向其主张权利而丧失了胜诉权。最后，涉案《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款项如何凑齐的问题，不存在协议没有履行的情况，因涉案股权已于2012年2月27日由黄爱英转让给许雪芬，故美通公司是否贷款、涉案1200万元如何偿还，则均是许雪芬的问题，与黄爱英无关。证据二上仅有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名，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该款项系付给倪胜义这一事实予以确认，该事实恰能证明因双方互不信任而约定各自把钱打入双方都信任的倪胜义处，故不存在胁迫的问题。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及其所涉交接事实均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许雪芬关于胁迫和乘人之危的证明目的，且通用公司的担保责任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四中的4份银行转帐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除10万元款项外其余均发生在2012年2月27日之后，此时涉案股权已经转移给许雪芬，黄爱英无须承担出资义务，且《股权转让协议》和《投资合作协议书》是不可分离的，许雪芬的资金投入是其自己的经营行为，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而其中发生在2012年2月27日之前的10万元转帐记录，亦不能证明许雪芬的待证目的。对于证据四中的信用卡报告、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高雄华是谁，该签名是否是高雄华本人所签均无法证明。对于证据四中的税务局通知书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该通知书制作于2013年8月，与本案后续投资不具关联性。赵益新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核后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均无异议，予以认定，但该判决书仅能证明许雪芬向案外人借款并由黄爱英等承担担��责任的事实，无法证明其余待证事实。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黄爱英虽有异议，但其对打款事实予以确认，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该证据仅能证明许雪芬将200万元于2012年3月4日付至倪胜义处，黄爱英于次日就配合办理了执行董事变更手续的事实，无法证明黄爱英在办理变更手续时存在乘人之危和胁迫等情形。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结合本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对于证据四中的银行转账记录、税务局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各方均无异议，予以认定，但该两份证据仅能证明许雪芬向美通公司汇款的事实，对于黄爱英是否对该公司投入资金则不具证明力；对于证据四中的信用卡报告及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黄爱英不予认可，且该两份证据的签字人高雄华身份情况以及其上的签名是否真实均无法确认，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经二审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管辖本案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许雪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黄爱英、赵益新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是否因签订时存在胁迫、乘人之危或显失公平的情形而应予撤销。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签订是否存在胁迫情形许雪芬主张黄爱英利用其系通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以及掌握通用公司公章的机会，拒不执行许雪芬的指令致使美通公司的厂房建设、注册资本补足等事项无法及时完成，在此情况下，许雪芬被迫与黄爱英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以尽快完成通��公司的董事变更手续，从而进一步开展美通公司的后续建设工作，故上述协议的签订并非许雪芬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许雪芬所主张的胁迫应是指黄爱英以给美通公司的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而作出的行为，但从黄爱英变更为通用公司的董事至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期间仅有40天时间，许雪芬既无法证明在此期间美通公司缴足剩余注册资本等事项系因黄爱英不配合而无法及时完成，也未证明黄爱英作出了何种行为致使美通公司财产可能遭受损害。其次，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日，许雪芬还与黄爱英、张逸天签订了涉案《欠条》以及《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三方约定黄爱英应承担许雪芬向社会借款的利息50万元，该约定系对黄爱英施以义务而对许雪芬有利，且许雪芬对于本案黄爱英反诉时扣掉该50万元也无异议，这与其所谓受到胁迫签订上述协议的主张相互矛盾。再次，许雪芬于2012年2月27日与黄爱英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于同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和《欠条》，通用公司另一股东张逸天亦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确认，其后许雪芬并未就上述协议系受胁迫而签订向黄爱英或公安机关提出过异议，而是于数日后（2012年3月4日）按约支付了首期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综上，对于许雪芬以受到胁迫为由要求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主张，不予支持。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签订是否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许雪芬在二审中提出黄爱英乘人之危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黄爱英利用其系通用公司董事的身份优势以及美通公司经营困难、通用公司对美通公司逾期未出资到位而面临政府部门巨额处罚的不利情势，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许雪芬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形下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二是涉案《欠条》约定许雪芬支付200万元的同时黄爱英办理董事变更手续，但黄爱英要求先支付后办理，其在许雪芬付款后两天即2012年3月6日才办妥执行董事变更手续；三是黄爱英于2012年3月5日要求在涉案《欠条》上追加担保人赵益新或通用公司后，才于次日将执行董事变更为赵益新并将通用公司公章等移交许雪芬。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美通公司的公司章程，通用公司应在2011年9月13日前完成全部注册资本包括本案讼争的第四期注册资本的认缴，而此时黄爱英尚未担任通用公司的董事，故美通公司认缴出资不到位并非系黄爱英阻拦或不配合所致，且验资报告显示美通公司于2012年4月26日当日缴纳了第四期注册资本，该日期距离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已达两个月之久，故在没有黄爱英参与的情况下美通公司的注册资本认缴也并非立即到位。其次，许雪芬于2012年3月4日将首期股权转让款200万元汇至其与黄爱英均信任的倪胜义处，该日期虽比黄爱英办妥执行董事变更的日期早了两天，但双方在涉案《欠条》中仅约定许雪芬支付200万元的同时，黄爱英配合办理执行董事变更手续，并未约定必须同时办妥，且许雪芬在付款当日出具的《委托书》中也明确了变更执行董事的有关事宜，由此可见许雪芬付款的同时变更事项已经开始办理。此外，由于通用公司的董事变更手续须到香港办理，路途遥远所致的时间损耗应属正常，且许雪芬在原审中自认该200万元在董事变更手续办妥后才交予黄爱英，因此并不存在黄爱英借办理董事变更手续乘人之危的情形。再次，赵益新在原审中自认其于2012年3月5日已接受许雪芬的委派实际出任了通用公司的执行董事一职，且其在追加担保人一栏的签字也是作为执行董事代表通用公司所签，其个人并非涉案《欠条》的担保人。据此，通用公司的公章应为赵益新加盖，这与许雪芬有关黄爱英于2012年3月6日即追加通用公司为担保人的次日才将通用公司公章交还的主张相互矛盾，也与许雪芬自己提供的黄爱英于2012年3月5日手写的《承诺书》内容不符。综上，许雪芬上诉认为黄爱英在签订协议时存在乘人之危之情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三、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内容是否显失公平许雪芬主张涉案《投资合作协议书》中载明的黄爱英出资1800万元、许雪芬出资3000万元、张逸天出资1600万元仅是对三人未来出资的约定，而黄爱英未实际出资，故其不享有通用公司的股权，在此基础上签订的涉案《股权转���协议》却要求许雪芬以1000万元对价向黄爱英购买通用公司股权，该约定明显违背了公平、等价原则，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应予撤销。本院认为，首先，美通公司系通用公司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黄爱英作为通用公司的董事，其对美通公司也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因此许雪芬在黄爱英决定退出涉案合作时与其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受让黄爱英持有的通用公司股份，这一做法符合涉案《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三款有关“共同投资人依法转让其股份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转让的权利”的约定。许雪芬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予撤销，其前提应是黄爱英拥有通用公司股权，只是该协议在签订时存在法定应予撤销的情形，但许雪芬在上诉时又认为黄爱英没有通用公司股权，这与其诉讼基础自相矛盾，也不符合前述《投��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其次，许雪芬在原审中自认“6400万元是投资确认的，系运作不规范造成，各方均未实际出资”，该自认与其上述有关《投资合作协议书》系对“未来出资的约定”的主张相互矛盾，且许雪芬亦未能证明在涉案《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其对美通公司的后续建设或者剩余注册资本补足投入过资金，故对于许雪芬有关涉案《投资合作协议书》性质的主张，不予采信。再次，显失公平系一方利用其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股权转让作为典型的商事行为，其所涉对价并不等同于等价，转让双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转让合同时应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过仔细、慎重的考量，只要签订过程中不存在一方迫使另一方违背真实意思的行为，法院也应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及合同自由。如前所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在签订时并不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且许雪芬作为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参与了涉案一系列协议的商谈及签订，不存在缺乏经验的问题，加之《股权转让协议》对许雪芬和黄爱英均约定了支付价款和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义务，而《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黄爱英的投资额为1800万元已高于涉案股权转让价款1000万元，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内容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判对此认定并无不当。综上，许雪芬关于黄爱英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时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的情形且其内容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主张，证据与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欠条》的约定，许雪芬应支付黄爱英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950元，由上诉人许雪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青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代理审判员  霍 彤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