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朝民初字第19413号原告（反诉被告）刘朝辉，女，1967年×月×日出生，汉族，中国联通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太仆寺街××号，身份证号×××。被告刘雨，男，1993年×月×日出生，汉族，职高学生，住朝阳区慧忠里××号楼6门××号，身份证号×××。委托代理人刘国军，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长红，女，1968年×月×日出生，汉族，公交公司员工，住朝阳区慧忠里××号楼6门××号，身份证号×××。委托代理人刘国军，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景春，男，1958年×月×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住总第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员工，住昌平区回龙观云趣园三区××楼2单元××号，身份证号×××被告（反诉原告）刘永春，男，1961年×月×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崇文区沙土山后街×号，身份证号×××。原告（反诉被告）刘朝辉与被告刘雨、马长红、刘景春、被告（反诉原告）刘永春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培海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朝辉、刘雨的委托代理人、马长红的委托代理人、刘景春、刘永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朝辉诉称：刘朝辉系被继承人武素和之女，刘雨是武素和的孙子，马长红是武素和的三儿媳妇，刘景春是武素和大儿子，刘永春是武素和的二儿子。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304号楼6门202号房屋（以下称涉诉房屋）是1993年朝阳区朝外大街吉市口三条51号的公房拆迁安置房，当时在此居住的属于被安置人员，有父亲刘其章（1998年已故）、母亲武素和（2004年已故），二儿子刘永春，三儿子刘迎春（2011年已故），女儿刘朝辉。最后安置房分配如下：刘其章、武素和、刘朝辉分得朝阳区慧忠里304号楼6-202号，刘永春分得朝阳区慧忠里304号楼6-603号（以下称603号房屋），刘迎春（2011年已故）分得朝阳区慧忠里304号楼6-503号（以下称503号房屋）。2004年武素和根据房改政策购买了涉诉房屋的产权，并登记在自己名下。该房先是拆迁安置房，后是房改房，该房中有刘朝辉的安置平方，应该在该房中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2004年武素和去世后，刘迎春与妻子马长红和儿子刘雨一家人强行进入该房居住。刘朝辉曾找过刘迎春提出分割遗产，其万般抵赖，说等到该房拆迁时咱们四人再平分。刘朝辉念亲兄长之情，没有与之争辩。现刘朝辉因生活需要，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涉诉房屋有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属刘朝辉所有。刘永春辩称并反诉称：我认可涉诉房屋有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属刘朝辉所有，但因为在向住总购买涉诉房屋产权时，我出了5000元，占全部购房款的22％，所以我认为涉诉房屋还有22％的产权份额归我所有。扣除归刘朝辉所有的三分之一和归我所有的22％之后，剩余产权份额是我父母的遗产。故此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确认涉诉房屋中有刘永春22％的产权份额。刘朝辉针对刘永春的反诉辩称：同意刘永春的反诉请求。刘朝辉认可刘永春在购买涉诉房屋时出了5000元，涉诉房屋有刘永春22％的产权份额。刘雨、马长红辩称：不同意刘朝辉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刘永春的反诉请求。涉诉房屋是武素和的个人财产，不是武素和与刘其章的夫妻共同财产，更不存在与刘朝辉或刘永春共有的情况。刘永春没有证据证明其出资，即使出资了，也是债务关系，不能要求产权。武素和购买涉诉房屋时，刘其章已经去世，购房没用刘其章的工龄，即使用了刘其章的工龄也只是使用了刘其章的遗产，不构成共有。武素和生前立有遗嘱，将涉诉房屋留给其孙子刘雨。此前我方曾与其他当事人协商，我们十天内出110万元，房屋归我方，后来因我方没有及时拿出钱，他们不再同意协商。刘景春辩称：不同意刘朝辉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刘永春的反诉请求。涉诉房屋是用我父母二人的工龄购买，是我父母二人的遗产。我听说购房时我母亲想让我们每人出5000元，听说刘永春出了5000元，买房是刘永春陪我母亲去办的。我不认可涉诉房屋中有刘朝辉和刘永春的产权份额。经审理查明，刘其章与武素和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子一女，分别为刘景春、刘永春、刘迎春、刘朝辉。刘其章于1998年死亡，武素和于2004年死亡，刘迎春于2011年死亡。马长红系刘迎春的配偶，刘雨系刘迎春之子。2004年8月18日，武素和（买方、乙方）与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甲方将涉诉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40.86平米，按成本价每平米1560元出售，房价款为23150元。武素和于2005年1月25日取得产权证，登记为涉诉房屋所有权人。刘永春提交其持有的购房款收据，证明其中5000元为其所出。刘朝辉提交其持法院调查令从房管局调取的朝外大街房屋的《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1份，从物业调取的涉诉房屋《公有住宅租赁合同》3份，证明拆迁时老房户口上有刘朝辉及其父母3人，拆迁安置得到涉诉房屋，刘朝辉与父母从1992年开始居住涉诉房屋，因此刘朝辉要求获得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刘朝辉称，当时朝外大街拆迁安置了3套房屋，都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其中涉诉房屋的承租人是刘其章，603号房屋承租人是刘永春，503号房屋承租人是刘迎春。刘雨、马长红称，朝外大街拆迁安置的3套房屋仍然是公房性质，承租人是刘其章、刘永春、刘迎春3人，不存在刘朝辉所说的刘朝辉与其父母共同分得涉诉房屋的分配方案。即使刘朝辉在1992年前后在涉诉房屋居住过，1994年刘朝辉结婚搬离后获得了新的住房，其对涉诉房屋丧失居住权。2004年武素和购买涉诉房屋产权时属于武素和个人财产，与刘朝辉无关。刘景春称，1992年拆迁时我已成家另过，对拆迁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听我父母说本来要在芍药居给我家安排一套两居室，但我父母为了跟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就没要芍药居的两居室，而是要了涉诉房屋。92年拆迁之后我父母住在涉诉房屋，刘迎春一家住503号房屋，刘永春一家住603号房屋。刘永春称，1992年拆迁时，我和弟弟刘迎春都结婚单立了户口，原告和我父母一个户口，一共三个户口本，所以应该安置三套房屋。我父母和刘朝辉本来应该分一个两居，但是当时两居没现房，所以要了个一居。安置了3套房屋后，涉诉房屋是我父母和刘朝辉住，2年后刘朝辉搬走。503号房屋是刘迎春一家住，603号房屋是我家住。我父母去世后，我母亲在2004年用父母两人的工龄买下了涉诉房屋。我母亲去世后刘迎春一家居住在涉诉房屋。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刘其章于1992年3月8日签订《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被安置居住于涉诉房屋，此后一直以刘其章名义签订涉诉房屋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刘其章去世后以武素和名义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刘其章及武素和依据《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和《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获得的均是公房承租权，而非房屋所有权。2004年8月18日，武素和与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购买了涉诉房屋，并登记为涉诉房屋所有权人，取得了房屋所有权，故涉诉房屋应属武素和个人财产。如果武素和在购买涉诉房屋时使用了其配偶刘其章的工龄，因当时刘其章已去世，该行为的性质属于对刘其章遗产的处分，刘其章并不能因此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刘朝辉以其是《一次性拆迁安置协议书》中的被安置人为由要求确认其对涉诉房屋享有三分之一所有权的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刘永春在武素和购房时出资5000元一节，该行为的性质应属借贷或赠与，刘永春可在继承武素和遗产时一并解决，但刘永春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其对涉诉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反诉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刘朝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永春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5元，均由刘朝辉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35元，均由刘永春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培海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禹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