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厦民终字第10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两岸区域合作交流中心。法定代表人黄炳坤，主任。委托代理人杨志雄，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鸿仁泰商贸有限公司，（福隆国际3区E梯15层02单元）。法定代表人杨志鸿，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林镜桂、王婉萍，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厦门两岸区域合作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两岸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鸿仁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仁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仁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于2013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两岸中心返还人民币（币种下同）50万元并赔偿鸿仁泰公司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两岸中心是2009年8月由黄炳坤、洪英士、黄祖南发起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章程第二条规定：本单位的性质是利用非国有资产、自愿举办、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九条规定：本单位的业务范围：（一）开展两岸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研究咨询工作；（二）开展两岸区域合作交流的联络沟通工作，承办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会议会展活动；（三）开展内地县市间的区域协作工作；（四）开展两岸民间机构的联谊工作。第二十六条规定：本单位经费来源：（一）开办资金；（二）政府资助；（三）在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的收入；（四）利息；（五）捐赠；（六）其他合法收入。第三十一条规定：本单位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自觉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年度检查。鸿仁泰公司原名厦门鸿仁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3年6月9日，鸿仁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志鸿以鸿仁泰公司名义与两岸中心签订本案讼争《协议书》，约定就鸿仁泰公司承包推广及销售两岸中心特许授权开发的《妈祖贡酒》系列酒品和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会员VIP卡等合作事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两岸中心负责取得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场所的租赁使用权，期限不低于五年，两岸中心同时负责对该贵宾厅进行装修设计及施工，并应在2013年9月8日前将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装修完成并投入使用；鸿仁泰公司应当在2013年6月20日之前，在鸿仁泰公司提供的银行账号上留存人民币50万元作为双方本次合作的启动资金；鸿仁泰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捐赠人民币50万元作为两岸中心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设计、施工费用；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经营所得，在扣除运营成本后，所得利润双方按各50%分成；鸿仁泰公司应每月向两岸中心缴纳所领取的每张会员VIP卡金额的15%管理费用，以及其他相关事项。2013年6月9日，鸿仁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志鸿签署一份《捐赠确认书》，内容为：捐赠方：杨志鸿；捐赠事由：本人已认真阅读《厦门两岸区域合作交流中心章程》，了解贵中心主要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两岸合作交流”为宗旨，积极开展两岸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研究咨询、联络沟通，以及两岸民间机构的联谊、内地县市件的区域协作工作，并承办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会议活动，现本人自愿无偿捐赠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即￥500000元）用于支持赞助贵中心的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设施装修。确认人：杨志鸿。2013年6月14日，杨志鸿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两岸中心转账支付50万元。庭审中，杨志鸿本人确认：其作为鸿仁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于当时公司账户上没有钱，其系为了鸿仁泰公司与两岸中心的合作项目才将款项从个人账户转过去，其行为系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两岸中心至今仍未完成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亦未向鸿仁泰公司交付该贵宾厅。2013年12月23日，鸿仁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两岸中心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其章程中也明确了其系“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故两岸中心对其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单位性质本身是清楚知晓的。2013年6月9日，两岸中心与鸿仁泰公司签订讼争《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在于双方合作经营推广及销售两岸中心特许授权开发的《妈祖贡酒》系列酒品及和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会员VIP卡，讼争《协议书》并约定了经营所得利润五五分成等内容，故讼争《协议书》显属双方为了合作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而订立的，与两岸中心的单位性质相悖。讼争《协议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杨志鸿作为鸿仁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已当庭确认其转账50万元给两岸中心系为鸿仁泰公司履行讼争《协议书》项下的义务所作的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归属于鸿仁泰公司；且杨志鸿签署的《捐款确认书》上注明的款项金额、用途均与讼争《协议书》中约定的鸿仁泰公司应当捐赠款项的金额、用途相符，可以印证杨志鸿的说法，故本院认为杨志鸿转账50万元给两岸中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鸿仁泰公司履行协议项下捐赠义务的行为。现讼争《协议书》属无效合同，两岸中心应当将该50万元款项返还给鸿仁泰公司；由于两岸中心签订讼争《协议书》的行为与其单位性质及章程相悖，存在过错，故两岸中心应赔偿鸿仁泰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12月23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厦门鸿仁泰商贸有限公司与厦门两岸区域合作交流中心于2013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厦门两岸区域合作交流中心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厦门鸿仁泰商贸有限公司50万元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12月23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宣判后，两岸中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两岸中心上诉称：一、讼争《协议书》系双方在真实意思表示下签订的，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及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应当被确认为合法有效。（一）一审法院在认定讼争《协议书》效力问题上机械片面地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如何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以下几个司法解释：1、《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对于如何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采取正反两个标准。在肯定性识别上，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2、《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规定：“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3、《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要确定讼争《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应当以法律、行政性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来进行判断，而不应机械片面地不加以区别的直接适用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并非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该条例的调整对象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有效行政管理和保障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条例规定的后果就会导致合同无效，也未规定违反该条例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利益。（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并非属于法律、行政性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作为判断本案讼争《协议书》效力问题的依据。第一，从法理上进行解读分析，该条例第二条所有行文并未出现有强制性规范的字义，充其量也只是关于“市场准入”资格的管理性规定。第二，该条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虽然该条款中有出现“不得”字眼，但有“应当”、“禁止”、“不得”等字眼提示的法律规定并非总是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正如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七十条、第三百三十条等虽然规定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融资租赁、建设工程合同和技术开发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书面形式仅仅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证据，不能说有关书面形式的规定就是强制性规定。第三，虽然该条例第四条第二款作出了禁业方面的约束，但这些约束并不指向民事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判断。该条款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行政管理或者纪律管理的需要，其调整的对象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管理，而非民事合同关系或民事合同效力。该条规定并不影响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民事合同的效力。第四，签订讼争《协议书》系双方民事行为，并未损害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即使两岸中心违反了该条款规定，也只能由相关主管机关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理。但不影响两岸中心从事相关民事行为活动，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民事合同效力。若讼争《协议书》被认定无效，显然违背了人民法院相关的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及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审判原则。第五，从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正常开展角度来看，一旦讼争《协议书》被错误认定为无效，那双方已履行的一切民事行为结果，都要回到合同生效之前的状态，鸿仁泰公司不仅逃避承担民事违约责任，还严重搅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两岸中心的所有投入也将损耗殆尽，这无论对于两岸中心还是对于社会公正性都是损失而非收益。二、讼争《协议书》并非为了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而订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第（四）项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三）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四）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可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营利性经营活动”是指法人谋求超出投资以上的利益用于分红。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法人本身从事经济活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二是作为法人之盈余可进行分红。因此，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它与营利性组织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其经营活动本身是否存在盈利性的判断，而是在于其所得利润的分配原则及用途的判断。只要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与其业务和宗旨相关，并且其所得都用于社会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的发展，法人之盈余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分红，或返回给捐赠者。那么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包括签订民事合同）就不应当被认定具有营利性的行为。（二）本案中，双方签订讼争《协议书》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海峡两岸通航的便利，增进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及民间往来，完全符合两岸中心《章程》宗旨及业务范围，是属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的事业，并非单纯是营利性活动的行为。1、双方签订的讼争《协议书》内容完全符合两岸中心《章程》宗旨及业务范围。自从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之后，两岸人民就一直在为实现两岸通邮、通航、通商（“小三通”）进行着不懈努力，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定。根据两岸中心《章程》第三条的规定：“本单位的宗旨是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立足县市、服务两岸、促进合作、和谐发展”。第九条的规定：“本单位的业务范围：（一）开展两岸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研究咨询工作；（二）开展两岸区域合作交流的联络沟通工作，承办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三）开展内地县市间的区域协作工作；（四）开展两岸民间机构的联谊工作”。厦门五通码头作为海峡两岸旅客往返最便捷的“小三通”通道，两岸人民在此交汇往来的频率是最频繁的。双方签订讼争《协议书》，在厦门五通码头投资设立贵宾厅，并以该贵宾厅作为开展两岸合作交流联络沟通工作的平台，是属于其正常业务开展的行为，符合国家对台提供便利服务政策，属于《章程》中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的事业，符合《章程》宗旨及业务范围的规定。2、双方签订的讼争《协议书》中约定的所得利润分成，符合两岸中心《章程》规定的本单位经费收入来源，并非是营利性活动的行为。讼争《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约定：“甲方同意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经营所得，在扣除运营成本后，所得利润与乙方按各50%分成”是符合两岸中心《章程》第二十六条第（三）、第（五）项规定的，并不单纯属于营利性活动的行为。根据两岸中心《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余不得分红”。两岸中心至今并未将其所得进行任何分红。三、即便是一审法院认定讼争《协议书》约定的经营所得利润五五分成的条款内容无效。讼争《协议书》其他条款内容依然有效，不应当一并被认定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一审法院认定讼争《协议书》无效主要是认为两岸中心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但讼争《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捐赠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作为甲方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设计、施工费用”应属于鸿仁泰公司的无偿捐赠行为的约定，并非属于两岸中心的其他营利性经营活动。四、杨志鸿已将赠与的款项交付给两岸中心，两岸中心也将杨志鸿赠与的款项使用于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当中。杨志鸿作为赠与人已无权撤销该赠与行为。鸿仁泰公司要求两岸中心返还杨志鸿捐赠的50万元于法无据。（一）一审法院认定“两岸中心至今仍未完成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亦未向鸿仁泰公司交付该贵宾厅”，但没有查明造成该事实存在的原因所在，也未查明两岸中心是否已将杨志鸿捐赠的款项投入到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当中。根据讼争《协议书》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约定：“乙方应当在2013年6月20日之前，在乙方所提供的银行账号上留存人民币50万元作为双方本次合作的启动资金，并向甲方提供银行票据予以证实备案存底。乙方负责出资部分的余款，甲方同意乙方根据日常实际经营需求，依约及时到资”。讼争《协议书》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的约定：“甲方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每月场地租赁费、场地综合管理费、人员工资、运营成本支出，参照甲方与场地业主等相关单位和员工个人签订的合同协议支付条款金额，全部由乙方负责依实按时支付”。然而鸿仁泰公司自两岸中心于2013年6月21日取得五通码头贵宾厅场地业主单位的同意租赁确认书（租期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至今都没有及时支付场地租赁费等相关费用，也没有按时提供双方合作的启动资金。所以，最终才导致两岸中心迟迟无法完成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工作。两岸中心在讼争《协议书》签订后，至今都未停止过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装修筹建工作。两岸中心不但已于2013年6月21日获得五通码头贵宾厅场地业主单位的同意租赁确认书（租期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也已依约将杨志鸿捐赠的款项投入到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包括：装修设计、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装修施工方案已取得消防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等各项筹建工作当中，并支付了部分装修设计费用、装修施工合同定金和人员工资及相关运营成本等其他应付费用。可见，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无法按时完成装修工作完全是由于鸿仁泰公司未能及时支付该贵宾厅场所租赁费及其他应付费用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该责任理应由鸿仁泰公司承担。综上，杨志鸿已将赠与的款项交付给两岸中心，两岸中心也已将杨志鸿赠与的款项根据杨志鸿签署的《捐赠确认书》要求使用于五通码头二楼贵宾厅的等各项装修筹建工作当中，杨志鸿作为赠与人已无权撤销该赠与行为。（二）鸿仁泰公司要求两岸中心返还杨志鸿捐赠的50万元于法无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可见，赠与的财产已转移其权利的，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这样才能维护赠与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杨志鸿已将捐赠款项支付给两岸中心后，该捐赠行为已完成。捐赠人作为赠与人也不得再撤销该赠与行为。五、杨志鸿向两岸中心捐赠的款项属于其个人行为，与鸿仁泰公司无关，鸿仁泰公司无权要求返还杨志鸿的捐赠款项。虽然杨志鸿称其捐赠的款项是代表鸿仁泰公司作出的职务行为，但杨志鸿的辩称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一）假如事实如杨志鸿所称，那杨志鸿理应在2013年6月9日签署《捐赠确认书》时要求两岸中心在与其签订的《捐赠确认书》上注明捐赠人为鸿仁泰公司。但杨志鸿是直接以自己个人名义签署了《捐赠确认书》，确定了其个人名义的捐赠行为。（二）杨志鸿作为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在不存在被欺诈、胁迫等情形下，以书面签署的形式，确认其已认真审阅了两岸中心制定《章程》内容，并按捺了其本人指印，慎重签订了《捐赠确认书》之后，又直接从其个人账户向两岸中心支付了50万大额的捐款款项。过后，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杨志鸿从未向两岸中心提出变更其所签订的《捐赠确认书》中捐赠主体的要求，也并未向两岸中心表示过其所捐赠的款项系是代表鸿仁泰公司所进行的行为结果。可见，杨志鸿所作出的上述一系列行为，均符合其个人行为特征，足以证明该《捐赠确认书》中的捐赠主体是其本人。即使杨志鸿称其所捐赠的款项是代表鸿仁泰公司所作的职务行为，但也应当为其书面确认个人捐赠的客观行为所造成的过错或过失的行为结果，自行承担民事责任。两岸中心始终客观认定杨志鸿本人的捐赠行为，完全属于其个人的行为结果。杨志鸿书面确认个人捐赠的客观行为结果并不是代表鸿仁泰公司所作出的职务行为。因此，鸿仁泰公司并不是捐赠主体，无权要求两岸中心返还杨志鸿个人所捐赠的款项。两岸中心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二、改判驳回厦门鸿仁泰商贸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鸿仁泰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查明了两岸中心与鸿仁泰公司的主体资格，两岸中心为非企业单位，鸿仁泰公司为企业，双方签订讼争协议，对相关事项进行约定，捐赠款是鸿仁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志鸿履行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归于鸿仁泰公司。二、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署讼争协议对合作分工、承包承担、利润分配、盈亏分担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属于营利性目的，根据费企业单位法人的性质，其不得进行营利性活动。两岸中心主张其违反的规定非效力性规定，讼争协议不当然无效，其没有理解非企业单位法人的根本性质这一基本内涵和要求。双方签署的讼争协议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的规定，应属无效。讼争协议是全部无效而非部分条款无效。因合同无效过错方为两岸中心，因此，两岸中心应赔偿利息损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两岸中心的上诉请求，维护鸿仁泰公司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经审理查明，两岸中心对“2013年6月9日，鸿仁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志鸿签署一份《捐赠确认书》”有异议，认为《捐赠协议书》是杨志鸿个人签署的，不是代表鸿仁泰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审在杨志鸿名字前加上“鸿仁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容易使人认为是职务行为。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鸿仁泰公司与两岸中心于2013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应确认无效，两岸中心是否应返还鸿仁泰公司50万元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二审中，两岸中心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厦门市湖里区公安消防大队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复查意见书；2、厦门市湖里区公安消防大队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检查不合格通知书凭证，用以证明：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的装饰装修工程实际已进行了施工，杨志鸿捐赠的款项已实际投入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装饰装修费用当中；第二组：3、五通客运码头VIP接待室协商确认单；4、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场地租赁合同，用以证明：两岸中心承租的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场地所发生的租金应当由鸿仁泰公司承担；第三组：5、室内装饰设计合同书；6、进账单，用以证明：两岸中心委托设计单位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进行室内装饰设计并已支付了设计费用，杨志鸿捐赠的款项已实际投入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装饰装修费用当中；第四组：7、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8、收条，用以证明：两岸中心已将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的装饰装修工程承包给装饰公司进行施工，并已支付了10万元合同定金，杨志鸿捐赠的款项已实际投入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装饰装修费用当中；第五组：9、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家俱购销合同；10、收款收据，用以证明：两岸中心已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订购了一系列家俱，并已支付了26万元合同款项，杨志鸿捐赠的款项已实际投入到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装饰装修费用当中。鸿仁泰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关联性不予确认，不同意两岸中心主张的证明对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检查不合格通知书》出具日期是2013年11月25日，该通知书载明的设计单位是建利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复查意见书》出具日期2013年12月18日。该两个日期早已经超过讼争合同约定的2013年9月8日交付日期。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租赁合同》的签署日期是2014年1月17日，也就是一审判决书下达的日期，同时，租赁期限也是在2014年2月16日起至2019年2月15日止。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1、设计人是厦门朗卓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而第一组证据中“通知书”和“复查意见书”中均明确载明设计单位是建利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以，合同主体不符合客观事实。2、《室内装饰设计合同书》签署的日期为2013年6月16日，而第二组证据中的《五通客运码头VIP接待室协商确认单》载明的日期为2013年6月21日。还没有商谈租赁即已经开始设计，两者矛盾显而易见。3、面积也不符合。该证据显示设计面积为354平方米，而消防报批文件中是289平方米，显然也是矛盾的。4、《进账单》只显示了转账15000元的事实，但并未载明汇款用途，与本案不相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署日期为2013年10月12日，该日期早已经过了2013年9月8日。且单位之间的支付，应当采用转账方式，且应当开具合法税务发票。该10万元的收条不能证明两岸中心已支付了10万元。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租赁合同》尚未签署，消防审批尚未通过，装修尚未开始就购买家具，与常理不符。同时单位之间的支付，应当采用转账方式，且应当开具合法税务发票。鸿仁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公证书，用以证明：两岸中心于2013年9月5日向鸿仁泰公司发出电子邮件，要求解除讼争合同；2、现场照片，用以证明：讼争合同项下房屋现状。两岸中心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发件人是否是两岸中心的员工无法确认，也许是鸿仁泰公司员工起草的文件，由内部进行传达的协议，对解除协议书不予确认，上面也没有盖章，不具有法律效力。证据2上没有体现日期和地点名称，是否是讼争贵宾厅现场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如下：关于两岸中心提交的证据。其中，证据1-2、证据6-10的证明对象为两岸中心因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装饰、设计、装修等支出相应款项，杨志鸿捐赠的款项已投入到当中。证据3-4的证明对象为两岸中心与案外人签订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贵宾厅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相关租赁事项，租金由鸿仁泰公司承担。即使上述证据的证明对象成立，也属于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问题，与本案双方争议的讼争《协议书》是否无效没有关联性。关于鸿仁泰公司提交的证据。其中，证据1公证书中仅体现有关解除讼争《协议书》的协商过程，证据2的照片内容是否讼争《协议书》项下房屋现状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均与本案双方争议的讼争《协议书》是否无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鸿仁泰公司与两岸中心于2013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之一。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非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另外，鸿仁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但不足以对抗公司之外的善意第三人，也不足以否定鸿仁泰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因此，即使讼争《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合作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也不能据此认定讼争《协议书》无效。鸿仁泰公司主张讼争《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其关于确认讼争《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相应的，鸿仁泰公司基于讼争《协议书》无效而要求两岸中心返还5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双方主张的其他事由，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可另行处理。综上，两岸中心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有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厦门鸿仁泰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40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均由厦门鸿仁泰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炳坤代理审判员  陈 杰代理审判员  吴春庆二〇一四年八月七日代书 记员  黄轶君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