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安市民终字第2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长林，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明，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文忠，男。上诉人赵长林、李秀明因与被上诉人高文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秀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赵长林、李秀明在原审中诉称：原告二人与被告同系原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职工。2001年，原、被告所在的建设公司进行改制，由于建设公司职工对改制认定的公司性质以及安置补偿费用等有关问题的处理结果不予认可，在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建设公司的大部分职工经协商一致决定共同推选二原告作为职工代表为公司全体职工处理在改制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以维护全体职工的合法权益。2009年，被告等职工分别与原告二人签订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从建设公司职工授权原告二人处理改制事宜开始，通过长达6年的努力，原告二人自己承担了所有的费用，采取合理合法的上访、诉讼等方式不断寻求主管部门解决职工合理要求。通过二原告不断的努力，2013年11月，建设公司的养老保险及经济补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问题解决后，部分职工信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与原告二人结算了协议书约定的劳务报酬。但被告等其他职工言而无信，拒绝履行与原告二人约定的协议内容，原告二人多次与被告协商均未果。为维护二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书义务向二原告支付人民币4976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高文忠在原审中辩称：二原告与我同属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改制职工，由于建设公司职工对改制时认定的公司性质以及安置补偿费用等有关问题的处理结果有意见，不予认可。为此公司全体职工多次反映，在公司上级主管机关西秀区住建局的努力下，西秀区人民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于2013年11月拨付安置费总额为8，537，870元的费用，解决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改制职工的安置补偿问题，此款属于政策性的安置，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及与原告上访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现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协议约定支付二原告人民币4976元，于法无据，不应支持。原告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向被告索要因公司改制得到的安置补偿费的行为纯属侵害被告合法权益。除此，原告二人属公司改制工作组工作人员，其有责任和义务办理改制事宜，在西秀区改制办《关于对城镇建设工程公司改制后遗留问题的建议》中明文规定，职工工作组工作人员，其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政府已作预留。现原告诉请按被告因公司改制得到的安置补偿费的8%的比例支付原告于法于情不合。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12月19日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经2000年12月7日全体职工大会通过《城镇建设工程公司改革方案》。按西区体改（2001）07号《西秀区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对区房管局（关于请求实施（城镇建设工程公司改革）的请示〉的批复》的精神，由主管多方筹措资金先解决职工的经济补偿问题后再处理该企业的其他遗留问题的意见。据此，被告高文忠领到经济补偿人民3000元，2007年8月18日，因原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部分职工对2001年12月由原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及安顺市西秀区房地产管理局依照西区体改（2001）07号文件对职工作出的处理持有异议，故被告高文忠等部分职工委托职工即原告赵长林、李秀明为代表进行维权活动，直到职工合法权益得到解决为止，并签订了书面委托书。2009年10月9日原告赵长林、李秀明作为甲方与被告高文忠为乙方签订书面协议书，双方协议书约定：“第一条甲方不惜花费一切费用、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并出钱请省内有关律师为乙方的养老保险及经济补偿找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直到办好为止。第二条养老保险及经济补偿等得到解决后，乙方就要自愿从所得到的总的经济补偿中拿出经济补偿的8%—15%经济补偿费用酬谢甲方。第三条……”，原告赵长林、李秀明作为甲方，被告高文忠作为乙方在协议书上进行了签名。2012年9月17日9经过全体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了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组，成员为赵长林、李秀明、马克新、陈汉华、尹小玲等5人，其中陈汉华为组长。工作组成员的劳动报酬按每月1200元给付6个月从政府安置费中支付，但原告赵长林、李秀明至今未领取。同年10月19日”区政府对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职工遗留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同意按西秀区园林管理处企业改制人员《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经济补偿方案》安置原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职工即每个工龄年按1600元进行补偿，但原告赵长林、李秀明却要求按国企职工安置。原告赵长林、李秀明向职工提取8%—15%好处费的行为也被西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禁止，职工也坚决不同意。2013年6月5日，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全体职工因职工大会后仍未得到安置又到区政府上访，并明确表示一致同意区政府的安置方案，一致同意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遗留问题处理工作组，只要陈汉华、尹晓玲二人负责。赵长林、李秀明、马克新不能再代表全体职工行使权利。2013年12月被告高文忠领到经济补偿人民63800元，审理中被告高文忠表示愿意给付原告赵长林、李秀明人民币500元，但二原告不同意。现原告赵长林、李秀明以被告高文忠未按协议约定内容支付劳务报酬为由诉至本院，提出如前诉请。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原告赵长林、李秀明与被告高文忠签订的协议，二原告并未完成协议约定的事项，被告高文忠得到解决安置补偿费用并非二原告的行为所致而得到，而是城镇建设公司全体职工正常反映及政府关心重视的结果而得，被告高文忠得到的安置补偿费系国家对企业改制后对职工的政策性安置，与原、被告的协议及原告的上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安置费用也并非二原告所称的“养老保险及经济补偿”。二原告既未按约定履行自己义务，被告高文忠有拒绝二原告的要求履约的权利，故二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长林、李秀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赵长林、李秀明负担。宣判后，赵长林、李秀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基于被上诉人等不满公司的改制方案，又加上被上诉人没有时间、精力去反映问题，被上诉人才在自愿的基础上委托上诉人处理反映改制的问题，并按一定比例支付报酬。双方协议的内容并未要求被上诉人获得的经济补偿与上诉人反映的问题一致，所以不能认为被上诉人获得的政府发放的经济补偿与上诉人反映的情况没有因果关系。政府无论是基于政策考虑还是社会稳定等原因最后向职工发放经济补偿，均达到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目的。何况被上诉人等其他职工均认可上诉人多次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了职工的要求，被上诉人领取的安置费是上诉人不断反映引起政府重视，最终同意采取发放一次性安置费的方案解决的结果。从本案协议上看，上诉人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风险，如果反映的问题最终无法解决，上诉人所花费的时间、经济均需自已承担，现被上诉人已得到满意解决方案，上诉人几年付出的艰辛也应受法律保护。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请求。被上诉人高文忠二审中未作答辩。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二审举证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称“双方签订协议是基于被上诉人不满公司的改制方案，又加上被上诉人没有时间、精力去反映问题，被上诉人才委托上诉人处理反映改制的问题”，经审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载明“甲方（赵长林、李秀明）为了纠正二00一年十二月由原安顺市房地产管理局根据西秀区体改（2001）07号文件精神，对我城镇公司职工作出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处理……”，《协议书》中，并没有提及被上诉人高文忠不满公司的改制方案，没有时间、精力去反映问题，而委托上诉人处理反映改制的问题，对此，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故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是被上诉人的养老保险及经济补偿得到解决后，被上诉人酬谢上诉人，但被上诉人领取的安置费并不是双方约定的养老保险及经济补偿，而是在区委区政府及西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下，最终参照西秀区园林处企业改制人员《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经济补偿方案》给予被上诉人等人安置费，上诉人反映的问题是安顺市城镇建设工程公司属于国有企业，要求按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和标准重新安置职工，而解决的最终方案也不是按上诉人反映的问题解决。故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所得安置费是其反映的结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称其到各级反映问题有经济利益风险，几年付出的艰辛也应受法律保护，因其反映的问题不是解决的问题，也不能证明其所作付出是为被告所作出的付出，故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本院也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赵长林、李秀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 春 华审判员 王 安 萍审判员 刘   熹二０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爽（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