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3）鄂随县刑初字第00269号公诉机关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某，中共党员。2008年3月至2010年12月任随州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长，2011年1月至案发之时，任随州市财政局工会主席、党组成员。因本案，于2013年7月9日被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25日被该院批准逮捕，同日由随州市公安局依法执行逮捕，羁押于随州市第一看守所。2013年12月4日，被本院决定取保侯审并于当日释放。辩护人袁太友，湖北神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胡强，湖北神农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随县人民检察院以随县检刑诉（2013）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犯挪用公款罪，向本院提起公诉，经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依法受理此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随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卢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袁太友、胡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随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间，张某在担任“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以下简称寻根节）筹委会办公室接待联络组下设综合组专班出纳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决定将其管理的寻根节专项经费归个人使用，从事营利活动，共作案4起，挪用公款1205730.9元（人民币下同），个人获利51030.23元。具体事实为：1、2010年6月3日，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80万元转至张某个人建行账户（账号为43×××98，以下简称“7398账号”）。因其同学顾某提出借款10万元并承诺年息1万元，被告人张某于2010年7月7日向顾某的账户转入其管理的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10万元。半年后，顾某归还张某10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5000元。张某将5000元利息据为已有。2、2010年8月3日，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1007316元转至张某的“7398账号”。经随州市建设银行工作人员向其介绍理财产品，被告人张某为了赚取短期收益，于2010年8月24日用其管理的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申购了90万元的“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2010年9月7日赎回70万，2010年10月19日赎回20万，获得收益1030.23元，用于个人消费。其中，该90万元资金中包含张某个人资金16666.41元，张某实际挪用公款883333.59元。3、2011年5月，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50万元转至张某个人工行账户（账号为18×××47，以下简称“8547账号”）。后张某妻姐的丈夫余某（随州市银桥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桥担保公司﹥股东）向其表示，“将钱存入银桥担保公司，可以收取高额利息”，张某遂于2011年6月8日向余某提供的银桥担保公司银行账户转入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250025元，并与余某约定年息2.5万元。余某按约定支付张某利息2.5万元，张某将2.5万元据为已有。其中，该250025元资金中包含张某个人资金187462.79元，张某实际挪用公款62562.21元。4、2011年9月份，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130余万元转至张某个人工行银行卡（卡号为62×××32，以下简称“7032银行卡”）。张某为了赚取高额利息，于2011年9月26日向余某提供的银桥担保公司总经理万某的账户转入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20万元，并与余某约定年息2万元。余某按约定支付张某利息2万元，张某将2万元据为已有。其中，该20万元资金中包含张某个人资金40164.81元，张某实际挪用公款159835.19元。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张某原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指控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张某对指控其从含有寻根节专项经费的个人银行卡中转款借给顾某和余某使用以获取约定的利息、转款申购“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以获取理财产品收益等基本事实均无异议，其提出的辩解意见是：我对挪用公款罪的认识不足，自认为寻根节专项费用存在我个人银行卡上，怎么支配是我个人的事，在管理公款过程中，只要资金是安全的、不影响寻根节接待费的正常支付，就不会有大的问题；我从含有公款的银行卡中借给顾某、余某使用，纯粹是为了方便一次性转款出借，不需将自己零散的款项进行集中后再转款出借；从表面上看，我出借的款项中虽然含有公款成份，但我同时也在用我手中持有的现金、我个人的其他银行卡上的款项、妻子银行卡上的款项向客户支付寻根节费用，没有影响对客户费用的结算支付；之所以申购“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是因为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仍是一种活期存款方式，存款人还是我，但比普通活期存款利率稍高一点，并且没有任何风险。因此，我主观上并无恶意挪用公款的故意，也没想到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犯罪。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随州市财政局将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拔入被告人张某的个人银行账号，系因费用非常零散、为了支付方便、经领导决定而为，不是张某为挪用公款而为，虽违规但是组织行为；寻根节专项费用进入了不该进入的个人银行账号，导致不属特定物的货币在张某的工资卡、储蓄卡、理财卡中混用，张某由一卡支付寻根节费用变成了多卡支付，个人其他款项及妻子款项也参与到费用支付中循环，故起诉指控的三笔借出资金从表象上看似是公款，但并能客观反映张某各银行卡中资金混用现状；充分核对和剖析被告人张某的7398账号、8547账号、7032银行卡、张某的其他银行卡、张某之妻刘家清的银行卡等账号交易明细，可见，被告人张某从含有公款的银行账号中借款给他人使用时，表象上是一卡中款项被借出，实际上是多卡在通用，并且其各卡中资金总量超过了一卡上借出款项的总量或与借出款项几近持平，故张某借出给顾某、余某的资金实际是张某的自有资金，其借出款项的行为不属挪用公款的行为；起诉指控的申购理财产品一事，张某主观上是为帮助他人完成理财产品任务，不是故意为获得理财收益而为，而且是在未改变银行卡及户名的前提下申购90万元理财产品，实质上只是在存款账户中变更了存款类别，并没有挪用在他人名下或转借给他人，没有造成损失，没有影响支付，也不属挪用公款性质；张某的职责是用财政部门拔入至其个人银行卡中的专项经费将客户费用全部支付完毕，只要张某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寻根节费用支付完毕，就算完成了任务；造成张某个人银行账号上公私款混同、身陷起诉指控的局面，根源在于领导没有严格按照财经纪律办事，违规公款私存，领导和组织错误决定、违纪操作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不应由被告人张某个人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已经随州市纪委调查，纪委没有作违纪认定和责任追究，现更不应以刑事责任追究。综上，被告人张某主观上没有挪用公款的故意，在本案中没有挪用公款的行为，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起诉指控不能成立，请求宣告被告人张某无罪。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0年度12月份、2011年度12月份的《随州市国库收付中心记帐凭单》，以证实被告人张某已将当年度的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全部支付完毕并已将费用凭证交单位扎帐。2、《中国建设银行“周周大丰收”开放型理财产品说明书》，以证明该理财产品的风险较低，风险标识为二星。3、顾某尾号为8081工行卡在2010年7月14日的交易记录，以证实顾某在该日归还了于2010年7月7日所借被告人张某的现金10万元，且无利息，并以此证实被告人张某、证人顾某原在侦查机关所称“支付了5000元利息”不实。4、被告人张某尾号为5561建行卡在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2月13日的交易记录，被告人张某之妻刘家清尾号为4195工资卡在2010年5月27日至2012年12月21日的交易记录，以证明上述二卡在2010年7月6日的存款余额及之后的交易情况，说明此二卡中的资金一并用于了寻根节接待费用的支付。5、随州市纪委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张某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其内容为：“2013年6月28日，张某向市纪委呈交了一份检查报告，交代了自己涉嫌挪用公款约113.84万元的违纪问题。根据张某交代的相关问题，我们对其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核实，张某交代的个人涉嫌违纪的情况属实，且认错态度较好”，以证明随州市纪委已对被告人张某的问题作违纪进行处理完毕。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系随州市财政局干部，2010年任随州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长，2011年1月起任随州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工会主席。随州市于2010年6月举办“首届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以下简称寻根节）期间，于2011年5月举办“辛卯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以下也简称寻根节）期间，均组成了“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筹委会”，筹委会下设接待联络组，接待联络组又下设有综合组。综合组的工作职责之一为“编制经费预算计划，负责采购物品、印制并分配餐券，核算经费开支和各宾馆经费结算工作”。被告人张某在二个年度的寻根节筹备期间，均被抽调为综合组成员。因寻根节的举办费用由随州市财政承担，而寻根节筹委会系临时机构，无独立银行账户，加之客户费用结算上有预支结算、现金结算、签单结算等多种方式，最终的费用结算凭证还需经过相关领导审核签字等审批程序，结算上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给随州市财政局对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的支付、记帐、统一扎帐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经相关领导决定，被告人张某作为财政局干部，由其兼任综合组专班出纳，负责管理随州市财政局拔付的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对外支付寻根节费用。相关领导还决定，为了方便支付，寻根节筹委会所需前期费用、节后核定的总费用均由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直接转入被告人张某的个人银行卡中，由被告人张某对外支付客户费用。费用支付完毕后，由张某将客户的结算凭证统一交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扎帐。被告人张某在担任2010年度、2011年度的寻根节筹委会下设的综合组成员期间，从含有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的个人银行卡中转款出借给他人使用三笔，共计出借款项55万元，申购中国建设银行“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一次，申购金额9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2010年度“寻根节”筹备期间，同年6月3日，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寻根节前期专项接待经费80万元转至张某的“7398账号”。寻根节举办完毕后，时逢被告人张某的同学顾某因生意上资金周转的需要，提出向张某个人借款10万元，被告人张某遂于2010年7月7日从其“7398账号”中向顾某尾号为0013的银行账号转款10万元出借给顾某使用。同月14日，顾某从其尾号为8081的工行卡向被告人张某的卡号为62×××18工商银行卡（账号为18×××47）转款10万元，归还了前述借款，未支付利息。2010年度“寻根节”结束后，经过寻根节筹委会接待处综合组将全部接待费用汇总、核定并制作明细表报领导审定后，确定尚需由随州市财政局拔付1007316元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同年8月3日，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1007316元寻根节专项费用转至张某的“7398账号”。一天，被告人张某在中国建设银行随州市解放路支行办理业务时，银行工作人员为完成理财产品工作任务，向被告人张某宣传介绍建行“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推荐被告人张某申购，请其帮助完成工作任务。被告人张某信以为真，考虑到自己银行卡中的款项量大，客户申请支付与履行签字手续之间存在“时间差”，且申请支付的时间不一，卡内资金短期内不需向客户全部支付，并且自己其他银行卡上还有资金用于对外支付客户费用，遂于2010年8月24日从其“7398账号”中转款90万元申购了“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产品编码ZH0720100010005Y01）。同年9月7日，被告人张某即赎回70万，同年10月19日又赎回20万，共获得“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收益1030.23元，收益款项仍存在“7398账号”内。3-4、2011年度“寻根节”筹备期间，同年5月24日，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寻根节前期专项接待经费50万元转至张某的“8547账号”。寻根节结束后，被告人张某的连襟余某（银桥担保公司股东）向其提出，“将钱存入银桥担保公司，可以获取高额利息”。张某担心在担保公司存款没有保障，余某即承诺由其向张某个人借款，按年息10%支付利息，被告人张某遂于2011年6月8日从其“8547账号”中向余某提供的银桥担保公司账户（账号尾号为0016）转入25万元，出借给余某，余某向被告人张某出具了《借条》，约定年利率为10%，银桥担保公司还向被告人张某出具了《担保书》。2011年6月8日，被告人张某又在随州工商银行开立了卡号为62×××32的银行卡（以下简称“7032银行卡”），并于当日从“8547账号”中转款15万元至“7032银行卡”，用该卡中款项一并对客户支付费用。2011年度“寻根节”结束后，经过寻根节筹委会接待处综合组将全部接待费用汇总、核定并制作明细表后报领导审定后，确定尚需由随州市财政局拔付1306297元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同年9月21日，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将1306297元寻根节专项费用转至张某的“7032银行卡”。同年9月26日，被告人张某从其“7032银行卡”向余某提供的银桥担保公司总经理万某的个人银行账户（账号尾号为0026）转入20万元，出借给余某，约定年利息2万元。另查明，被告人张某在对外支付客户要求结算的费用过程中，除了从“7398账号”、“8547账号”、“7032银行卡”中转款支付外，同时还有以其持有的现金、个人其他银行卡款项、个人其他来源的资金用于支付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的情形，但具体数额、支付明细均无法查清。至2010年11月底、2011年11月底，被告人张某均已将当年度的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全部支付完毕，随州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并于当年度12月中旬将被告人张某所交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凭证统一扎帐。在本案案卷材料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某在支付寻根节专项费用过程中有拖欠客户费用、占用客户费用、克扣客户费用的情况。还查明：被告人张某的同学顾某因业务资金周转的需要，曾多次向被告人张某借款，并承诺有借款利息。2010年7月7日，被告人张某从“7398账号”中向顾某个人银行卡转款10万元时，“7398账号”中属于张某个人的资金为266.41元，被告人张某的“8547账号”中时有存款余额44819.62元。同月14日，顾某向被告人张某的“8547账号”中转款10万元归还了前述借款。2011年4月22日，被告人张某从“8547账号”中转款10万元借给顾某个人使用，同年6月8日，顾某向被告人张某的“8547账号”中转款10.2万元归还了该笔借款。2012年7月14日、15日，被告人张某从“8547账号”中转款10万元借给顾某使用，同月20日又从“7032银行卡”中转款10万元借给顾某使用，同年12月28日，顾某向被告人张某的“8547账号”中转款22万元予以归还。2010年8月24日，被告人张某从其“7398账号”中转款90万元用于申购“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时，该账号中时有其个人存款16754.41元，“8547账号”中时有被告人张某的个人存款余额231607.82元。在被告人张某赎回“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之前，即2010年8月24日至同年10月19日期间，被告人张某的“7398账号”共发生“其他贷方（收入）金额”4笔，计款66349.63元。“8547账号”共发生“贷方金额”3笔，计款76971.80元、“借方金额”18笔，计款173790元。2011年6月8日，被告人张某从“8547账号”中转款25万元出借给余某之时，被告人张某“8547账号”中时有属于其自己的存款共174101.55元，但同月18日，被告人张某的“8547账号”中即进款二笔、计79990元，同月21日又进款10万元。同时，即同年5月28日，被告人张某的“7398账号”上时有存款余额38042.68元。2011年9月26日，被告人张某从其“7032银行卡”中转款至万某个人银行账户中的20万元款项，实为余某向被告人张某所借。截止当日，“7032银行卡”中的款项来源，除活期存款利息95.40元外，其余均属从“8547账号”中转入的款项，但同日，被告人张某的“7398账号”上有存款余额35739.92元。同日至同年11月底，被告人张某又以其“8547账号”中的“收入”款项及其他资金来源用于周转，通过转帐、现金支付等方式支付了客户要求结算的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至本案案发之日，余某向被告人张某所借的45万元本金尚未归还。余某所借被告人张某的25万元款项到期后，余某已按约定向被告人张某以现金支付了上述年利息2.5万元。余某所借被告人张某的20万元款项到期后，由万某更换了《借款借据》，内容为“因本人投资需要，现向张某借到现金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整，期限一年，自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9月25日，利率10%。”随州市银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又向被告人张某出具了《担保书》。还查明，2013年3月10日，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一处在办案（注：非张某案件）中发现，被告人张某在担任随州市财政局工会主席、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科长期间，利用其管理寻根节筹委会专用账户资金的职务便利，将寻根节百余万元资金挪作他用，进行营利活动，涉嫌构成犯罪。2013年3月11日，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某以涉嫌挪用公款罪立案侦查，并传唤被告人张某于3月11日12时到院调查。随州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张某首次讯问的时间为3月11日10：05至次日8：30；在首次讯问中，被告人张某即如实供述了全部事实。随后，随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被告人张某的首次供述而查证了其借款10万元给顾某、申购理财产品90万元、借款20万元给余某的事实。还查明，《中国建设银行“周周大丰收”开放型理财产品说明书》载明：1、本金及收益风险。⑴本理财产品不保障本金及理财收益，中国建设银行发行本理财产品不代表对债券发行人等按时足额支付本息的可能性做出任何承诺。⑵风险示例：如果债券发行人按时足额支付本息，投资者将按照约定的预期最高收益率获得收益；如果债券人未按时足额支付本息，投资者将面临收益损失、本金部分损失、甚至本金全部损失的风险。2、收益测算依据。客户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为：投资期＝7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R1=1.75%；投资期＝14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R2=1.85%；投资期≥21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R1=1.9%。上述事实，被告人张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以下经庭审核实的证据予以证实：㈠书证1、被告人张某的户籍证明、任职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复印件，证实了被告人张某的身份及历任职务。2、“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筹委会办公室”制定的《2010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接待工作总体方案》、《辛卯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接待联络工作方案》复印件，证实寻根节筹委会的性质、临时机构设置、各临时机构的工作职责及组成人员；被告人张某在筹委会中的工作职责。3、2010年度寻根节筹委会《关于拔付寻根节专项接待备用经费的请示报告》、《随州市财政局文电处理签》、《2010年寻根节接待经费支出明细》、《随州市财政直接支付凭证》；2011年度寻根节筹委会接待联络组《关于拔付寻根节接待联络服务前期筹备经费的请示》及《随州市财政局文电处理签》、《关于拔付辛卯年寻根节接待经费的请示》及《随州市财政局业务处理签》、《辛卯年寻根节接待经费欠拔明细》及《情况说明》、《预算单位财政资金直接支付申请书》及《随州市财政直接支付凭证》、《2011年寻根节接待经费欠拨明细及情况说明》。证实：2010年度和2011年度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的款项拔付申请及审批情况；两个年度寻根节费用的结算明细；随州市财政局分别向被告人张军家“7398账号”、“8547账号”、“7032银行卡”拔付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的拔付时间、款项数额、拔付方式。4、侦查机关调取的被告人张某“7398账号”的交易明细及被告人的辩护人提供的“7398账号”的交易明细，证实该账号2009年5月8日至2013年3月6日的交易记录；被告人张某借给顾某现金10万元的时间、款项来源、出借方式；被告人张某使用90万元用于申购“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的时间、款项来源、款项数额、转款方式，赎回“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的时间及各次的赎回金额。5、侦查机关调取的被告人张某“8547账号”交易明细及被告人的辩护人提供的“8547账号”的交易明细，证实该账号2005年1月12日至2012年10月26日的交易记录；被告人张某借给余某现金25万元的时间、款项来源、出借方式。6、侦查机关调取的被告人张某“7032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该卡2011年6月8日至2012年7月20日的交易记录；被告人张某通过向万某银行卡转款而借给余某现金20万元的时间、款项来源、出借方式。7、余某向被告人张某出具的《借条》及银桥担保公司出具的《担保书》，证实余某向张某借款25万元的时间、约定的年利率、担保单位的担保承诺。8、万某向被告人张某出具的《借款借据》及随州市银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担保书》，证实余某向张某借款20万元的起止期限、约定的年利率、本息变化情况、担保单位的担保承诺。9、《中国建设银行“周周大丰收”开放型理财产品说明书》，证实该理财产品的性质、申购方式、赎回方式、预期利益、内部风险评级、风险提示等。其中，“风险提示”中明确载明：“投资理财产品有风险，不应被视为一般储蓄存款的替代品，中国建设银行不承担下述风险，投资者应充分认识以下风险并自愿承担，谨慎投资。”10、《理财产品对帐单》，证实被告人张某申购“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的银行网点为420813638，交易账户为43×××98，历史本息合计901030.23元，盈利1030.23元。11、2010年度12月份、2011年度12月份的《随州市国库收付中心记帐凭单》，证实被告人张某已将当年度的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分别于2010年11月份、2011年度11月份全部支付完毕，并已将费用凭证交随州市国库收付中心扎帐于当年12月份。12、证人顾某尾号为8081银行卡在2010年7月14日的交易记录，证实顾某在该日向被告人张某的8547账号转款10万元。13、被告人张某尾号为5561建行卡在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2月13日的交易记录，被告人张某之妻刘家清尾号为4195工资卡在2010年5月27日至2012年12月21日的交易记录，证实上述二卡在2010年7月6日的存款余额及之后的交易情况。㈡证人证言1、证人顾某的证言，证实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于2010年7月向张某借款10万元的原因、约定的利息计算方式、归还情况；2010年至2012年间向被告人张某借款的次数、每次的借款金额、约定的利息、归还本息的情况。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张某在随州市财政局的任职情况；2010年度和2011年度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的款项来源、拔付方式；张某在寻根节筹委会中职责；自己不知晓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为何被转入张某个人银行账户，不知晓张某挪用了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3、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度寻根节筹委会综合组的组成人员、工作职责；张某在综合组中工作职责、担任出纳的原因；寻根节专项费用的结算程序、报帐程序、审批程序、支付方式；自己对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被拔入张某个人账户的知晓程度及理解程度。4、证人汪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度寻根节筹委会的性质、临时机构设置、自己在2011年度寻根节筹委会中的职务、职责；被告人张某在筹委会综合组中工作职责、担任出纳的原因；自己不知晓张某挪用了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5、证人徐某（随州市财政局国库科工作人员）对侦查机关出示的从随州市财政局国库科调取的《随州市财政局直接支付凭证》的辨认及证言，证实自己将2011年度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转入张某个人银行卡的审批程序、原因。6、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自己与被告人张某之间的关系；自己于2011年分别向张某借款25万元、20万元的原因、约定的利息计算方式；张某向银桥担保公司账户转款、向万某个人银行账户转款的原因、款项归属；自己对所借张某款项45万元的本金归还情况、利息支付情况。7、证人万某的证言，证实自己与余某之间的关系；张某于2011年向银桥担保公司账户转款、向万某个人银行账户转款的原因、款项性质、款项归属。8、证人金某在开庭审理时出庭作证的证言，自己向张某介绍并推荐其申购“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自己对该理财产品性质的认识。㈢被告人张某原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辩解，对如下事实情节供认不讳：自己在2010年度、2011年度寻根节筹委会中的工作职责、履职情况；2010年度、2011年度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被拔入其个人银行账号的原因、时间、数额、转款方式、使用情况；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的呈报程序、结算程序、审批程序；自己对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的支付职责、支付方式；自己从含有公款账户中转款10万元借给顾某、转款45万元借给余某使用的原因、时间、利息约定、借出方式；顾某、余某对借其款项的归还状况、归还方式、归还的本息数额；建行工作人员向其推荐“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时的介绍情况；自己决定购买“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的原因、目的，申购“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的时间、金额，赎回“周周大丰收”理财产品的时间、金额、获利数额。被告人张某的供述中还供述了如下情节：“半年后，顾某归还了我10万元借款，并向我支付了5000元的利息”、“银行工作人员给我介绍说买理财产品和银行的存款一样，还在原账户里，且比银行的存款收益要高一点，需要用钱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赎回”；“理财产品名称叫‘周周大丰收’。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说是比活期存款利息高的一种理财产品，具体我也不懂，我当时就是听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的。收益在我个人账户里平时零用了”；“我以前对于挪用公款罪的认识不足。对于这些资金在我个人的卡上，怎么支配是我个人的私事，只是觉得在管理公款过程中，只要资金是安全的、不影响寻根节接待费的正常支付，就不会有大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受指定担任“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筹委会办公室接待联络组”下设综合组专班出纳、受随州市财政局委托管理和对外支付寻根节专项费用的职务之便，明知自己个人银行卡中的资金绝大部分属于公款，仍转款申购90万元的理财产品，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既侵犯了国家财经管理制度、单位对公款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某受委托保管公款，对外支付寻根节接待费用，虽然公款被拔入了其个人银行账户，但不能改变拨至该帐户中公款的性质，并且，被告人张某明知其个人账户资金不足，仍擅自挪用拨付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权、收益权，因此，对于被告人张某使用含有公款的款项申购90万元理财产品的行为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辩称“张某申购理财产品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及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挪用公款10万元给顾某使用以获取利息、挪用公款45万元给余某以获取利息”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人张某个人银行帐号中的“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系“为了支付方便”而“经领导决定”由随州市财政局拔入，并非被告人张某个人要求拔入，客观上造成了被告人张某个人银行账号中的款项“公私混同”；被告人张某在对外支付寻根节费用时，既非全部从含有公款帐户中支付，也非完全以专项经费支出，还有以其个人其他银行卡中款项、个人现金、个人其他来源的资金支付寻根节费用的情形存在；被告人张某从含有公款的银行卡中转款出借给他人使用时，虽然该卡中属于张某个人所有的款项数额少于出借款项数额，但张某同时又在用其其他个人银行卡上的款项对外支付客户费用，短期内又有其他资金进入并用于支付客户费用，没有对客户造成任何影响；被告人张某在出借给余某的款项45万元至今尚未收回的情况下，已按客户请求的时间和数额将客户费用于2011年11月底前全部支付完毕，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某在对外支付寻根节费用过程中有恶意拖欠客户费用、恶意克扣客户费用、恶意占有客户费用等情形存在。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从含有公款的银行卡中转款10万元出借给顾某、转款45万元出借给余某使用时，张某主观上既无恶意挪用公款用于“牟取利息”的犯罪故意，客观上也没有给财政局和客户造成危害，故对被告人张某上述“从含有公款的银行账号中转款55万元出借给他人使用”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上述55万元借款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指控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人张某辩称“我从含有公款的银行卡中借给顾某、余某使用，纯粹是为了方便一次性转款出借，不需将自己零散的款项进行集中后再转款出借”的辩解意见、其辩护人辩称张某的上述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及理由均成立，本院均予以采纳。从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张某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的《立案决定书》和对被告人张某的“首次讯问时间”上分析，因本院不能明确界定是“侦查机关立案在先”还是“被告人张某首次供述在先”，在此情况下，应当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适用原则，认定“被告人张某首次供述在先”，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人张某系属“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仅因形迹可疑，被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即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视为“自动投案”，对被告人张某“自动投案”后的如实供述行为“以自首论”，认定被告人张某具备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此外，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还具备如下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从被告人张某的“主观恶性”来看，被告人张某从含有公款的款项中转出9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时，主观上系对自己持有的公款资金的支配权存在一定的错误认识，对理财产品的性质也存在一定的错误认识，而且其是为了帮助银行工作人员完成理财产品工作任务，并非为了个人获取理财产品收益，并且其在本案中的获利数额仅为1030.23元，故其挪用公款申购理财产品的主观恶性较小。从被告人张某的犯罪数额来看，被告人张某所管理的专项费用并非以专用帐户存储，而是以其个人银行帐户存储，其个人银行帐户中的确存在“公私款混同”现象，并且，被告人张某在赎回理财产品前还有用其个人其他资金对外支付客户费用的情形存在，因此，在认定被告人张某申购90万元理财产品的犯罪数额时，应当合理扣除其中属于被告人张某的个人资金，还应当合理扣除张某在理财产品赎回前用其个人其他资金对外支付客户费用的款项，故对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犯罪数额不应以90万元论处，只宜认定为“数额巨大”。从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的“侵犯对象”来看，被告人张某本身不是随州市财政局“专职掌管公款资金的人员”，其在本案中的工作职责是“受领导指定”临时管理“特定数量的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以此“特定数量的经费”负责支付“特定客户的特定数量的费用”“全部结算完毕，将费用凭证统一交随州市财政局扎帐”，故被告人张某系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而管理“特定数量的公款”，其“寻根节综合组专班出纳”的“临时身份”不同于通常的“管理单位公款的专职会计或专职出纳”人员“身份”。同理，被告人张某的工作职责也不同于“管理单位全部公款资金”的人员的职责，其对管理对象的“处理权限”也不同于“管理单位公款资金”人员的“处理权限”。因此，被告人张某在负责完成“将寻根节专项接待费用向客户支付完毕”这一基本任务的前提下，对拔付至其个人银行账号中的公款资金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造成的危害结果来看，被告人张某在二周即赎回理财产品70万元，一个月内又将另20万元理财产品赎回，既有效防止了公款风险，又未影响对客户费用的支付。同时，被告人张某在对外支付客户费用时，虽然有挪用部分公款申购理财产品的情形，但其又同时在用自已所有的资金对客户支付，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规定的任务，没有因此而造成“对客户无款支付、拖延支付或拒绝支付”，客户也没有因被告人张某的此项行为而向随州市财政局申请以其他公款“另行支付”，随州市财政局更没有因被告人张某的此项行为而动用“其他财政公款”支付客户费用，增加“其他财政公款资金”的资金负担或运行压力。因此，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的社会危害较小。从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的犯罪手段来看，被告人张某虽然将含有公款的款项“申购理财产品”牟取了利益，但其既不是通过“恶意侵占”随州市财政局对寻根节专项接待经费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而获得利益，也不是通过“恶意侵占”客户申请支付费用的“时间空间”而获得利益，而是“利用”了自己“在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前提下所享有的对公款资金的“一定的自主权”，“利用”了客户申请支付费用上“客观存在”的“时间空间”，故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利用职务之便”的违法性情节较轻。综合考虑被告人张某所具备的上述量刑情节，可以认定其挪用公款申购理财产品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综上所述，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某犯挪用公款罪，免予刑事处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 判 长  程 华审 判 员  王志强代理审判员  周露露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张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