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1）杭余民初字第1267号原告：陈三伟。被告：杭州余杭农林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桂根。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应春晓。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戴红兵。原告陈三伟（以下简称原告）为与被告杭州余杭农林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1年5月26日诉来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朱晓燕独任审判，于2011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三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应春晓、戴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0年2月20日，由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劳动保障管理所出具证明，原告与原单位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公司未盖章，本人未签名，不具备有效性，是无效劳动合同。2001年6月20日，原单位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向原告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在2001年7月1日至10日去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劳动保障所领失业证、《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等证件，但原告未领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再则，没有《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是不能办理失业证，也是违反《失业保险条例》第16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也未经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未与本人协商；应提前三十日书面通知，但实际只有十天，显然是不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无效。根据浙政办函（2001）86号文件，经济补偿金全省一律970元一年工龄的标准计发，而原单位只按520元一年工龄发放。差价450元×33年工龄＝14850元，应补足。根据杭政办（2002）33号文件规定，改制企业职工工龄置换股金为每人15000元，也应补发。根据浙政办发（2000）178号文件规定，还应计发生活补助费12个月×970元＝11640元。此外，被告还应承担从2001年6月至2012年12月份（本人退休）止共11年6个月的养老金46000元、生活费110400元，承担原告从2002年至2011年9年来的上访费用近2万元。被告于2011年1月4日复函，通知原告可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部门反映此事。2011年3月25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答复，原告可申请劳动仲裁。余劳仲案字（2011）第91号通知告知，原告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望法院给予公正判决。诉讼请求：一、1995年12月与原单位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应确认为无效劳动合同；二、2001年6月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确认为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无效；三、追索从2001年6月到2012年12月（退休止）共11年6个月养老金、生活费计156400元，补足经济补偿金、工龄股金、生活补助费计41950元，上访费用20000元，共计217890元；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余劳仲案字（2011）第9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拟证明案涉劳动争议经过劳动仲裁的前置程序。2．2001年1月4日杭州余杭农林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陈三伟同志的信访回复函》一份，拟证明被告是原告的主管部门，诉讼主体适格。3．2001年3月25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根据被告的信访答复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信访，该局告知原告可以依法提起仲裁的事实。4．2001年6月20日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通知》一份，拟证明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于2001年6月20日通知原告办理有关手续的事实。5．2010年2月20日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劳动保障管理所《证明》一份；6．劳动合同一份；7．2001年6月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一份；证据5-7，拟共同证明原告与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1995年的劳动合同是空白的、无效的，该公司违反劳动法规定。8．《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改制中职工工龄置换的意见》（杭政办（2002）33号）；9．《关于印发省属国有企业建立新型劳动关系实施办法的通知》（浙政办发（2000）178号）；10．《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省属国有企业建立新型劳动关系补充意见的通知》（浙政办函（2001）86）；证据8-10，拟共同证明原告没有依法享受政府给予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待遇。被告辩称：第一，原告与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是在2001年6月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至今才提起，已超过了劳动仲裁时效及诉讼时效。第二，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不符，被告与原告所属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不存在承继的关系。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归属于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垦总公司，2001年8月，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垦总公司和农业局合并，所有的行政职能划归于新组建的农业局。被告是杭州市余杭区农业局独资的国有公司，但原告与被告之间在法律不存在关系。被告向原告作出信访回复，是基于原告系农场职工，并根据农业局意见。第三，原告与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经了解，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经批准及召开职工大会后，于2001年6月向每个职工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原告在收到上述文件后，领取了失业证、养老保险手册及经济补偿金，认可了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上述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补偿金发放清单两页，拟证明原告领取了经济补偿金的事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3、4，经质证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证据2、5-7，被告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的证据8-10，被告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些文件适用于省属国有企业。本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上面标注的是补偿金，有可能是生活补偿。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原告原系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的职工。后因停产歇业，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于2001年6月20日向原告发出《通知》，内容为：“陈三伟同志：请你于2001年7月1日－10日期间来余杭就业二所办理有关手续：1、领取失业证；2、领取养老保险手册；3、领取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证明；4、缴纳档案保管费120元，及其他有关事项”。原告于当日收悉该《通知》并领取经济补偿金16000元后离开该公司，且在2001年7月1日－10日期间前往余杭就业二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原告认为原解除劳动合同程序不到位及未解决原告失业期间养老金等问题，多次向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反映。2011年4月28日，原告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经审查，认为原告的申请已超过了劳动仲裁申请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故于当日作出余劳仲案字（2011）第9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上判。另查明，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劳动保障管理所于2010年2月20日出具的证明，原告职工档案中有一份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2001年6月出具的《解除合同证明书》，内容为：“鉴于公司长期歇业，回生无望的实际根据《劳动法》及有关规定，企业于2001年6月30日解除与该职工的劳动合同，并按照有关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亦确认用人单位向其发放工资及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至2001年6月30日止。再查明，根据原告的当庭陈述，其在收到上述《通知》一年后开始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85条，“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经查，原告于2001年6月20日收悉原杭州市余杭区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发出的《通知》，并实际领取经济补偿金16000元，于当月离开该公司；在2001年7月1日－10日期间，其又依据《通知》内容前往余杭就业二所办理领取失业证、养老保险手册及缴纳档案保管费等手续；在2001年6月30日以后，其未领取过工资报酬，用人单位也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本院认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其依据《通知》办理相关手续之日应视为案涉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故原告于2011年4月28日提起仲裁申请，已经超过劳动仲裁申请期限，且其未举证证明在法定申请期限内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据此作出余劳仲案字（2011）第91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于法有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三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陈三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朱晓燕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姜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