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宿中商终字第0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冬梅。委托代理人孙兴爱，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宝迪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经济开发区珠江路东。法定代表人夏毅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杜云，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姜亚春，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冬梅因与被上诉人宿迁宝迪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泗洪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并于2011年12月19日作出（2011）洪商初字第0185号民事判决，宝迪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我院于2013年3月15日作出（2012）宿中商终字第0236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泗洪县人民法院（2011）洪商初字第0185号民事判决，发回泗洪县人民法院重审。泗洪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2013）洪商初字第013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张冬梅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冬梅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兴爱，被上诉人宝迪公司委托代理人杜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冬梅一审诉称：2011年3月27日，张冬梅与宝迪公司签订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约定张冬梅为宝迪公司投放30000只鸭苗，饲养期为38-42天，到时由宝迪公司以4.3元／斤的棚前价格予以收购。合同订立后，张冬梅积极买苗、饲养，成鸭出栏后，宝迪公司按照合同价格收购其中大部分，但尚有4000只成鸭宝迪公司以低于合同价收购，该部分损失有8971元；2011年4月19日，张冬梅与宝迪公司再次签订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约定张冬梅于2011年4月20日至5月5日为宝迪公司投鸭苗60000只，饲养期为38-42天，宝迪公司回收价为棚前价4.06元／斤。合同签订后，张冬梅积极履行合同，在成鸭出栏前几日，张冬梅通知宝迪公司前来收购，但宝迪公司来人表示不能按合同价收购，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就收购价格问题张冬梅于次日赶到宝迪公司处进一步协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张冬梅多次以电话、传真、特快专递等方式要求宝迪公司以合同价收购成鸭，否则张冬梅有权在当地出售，所造成的损失均由宝迪公司承担，但宝迪公司对此不闻不问。成鸭已近出栏，再不出售，损失将进一步扩大，无奈之下，张冬梅在当地以市场价出售上述成鸭。通过计算，出售价格与合同价格相比，损失309605.94元。现请求依法判令宝迪公司赔偿张冬梅损失31857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张冬梅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中提供以下证据：1、2011年3月27日签订的《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一份。证明双方存在放养回收合同关系，合同中详细约定了放养的时间，数量，回收价格，以及付款方式等。2、2011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一份。证明内容同证据1。3、2011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同鸭放养合同》一份，证明内容同证据1。4、2011年5月28日签订的《解除合同鸭放养协议书》一份，证明张冬梅在成鸭出栏前到宝迪公司处要求宝迪公司按合同约定价格收购4月19日成鸭，遭到宝迪公司拒绝，原因是市场价远低于合同价，宝迪公司不愿意收购。由于宝迪公司的不诚信致使张冬梅解除了上述第三份协议。5、宝迪公司出具的风险金《收据》一张，数额为36000元，证明张冬梅按合同约定向宝迪公司交纳36000元风险金，履行了4月19日合同的义务。6、张冬梅发给宝迪公司催告函的《圆通速递物流详情单》一份，证明张冬梅在合同约定的时间通知宝迪公司收购成鸭。7、《录音整理材料》一份，证明在2011年5月27日宝迪公司到张冬梅处商谈合同鸭收购问题，因市场价远低于合同价，宝迪公司拒绝收购。2011年5月28日张冬梅到宝迪公司处要求收购成鸭及解除合同，之后电话通知宝迪公司收购和核实催告函及传真是否收到，并催要前期货款。其中2011年6月1日的录音材料，是与合同签订人祝必春的谈话，证明5月31日和6月1日待收购的鸭子，是为履行3月27日合同所养的4000只鸭子。当时4月19日的60000只鸭子还没有履行。8、《检验检疫证明》一份，证明2011年3月27日签订的合同鸭的履行情况。9、《徐州中意食品有限公司毛鸭收购单》一组。10、《徐州精艺成食品有限公司毛鸭收购单》一组；11、《徐州鑫珂食品有限公司毛鸭收购单》一组。证据9、10、11证明张冬梅在宝迪公司明确拒绝收购后，为了减少损失按照市场价将成鸭分别出售给三家企业的数量、单价。12、《11户饲养户收到鸭款的证明材料》。证明饲养户饲养的成鸭以当地的市场价出售给上述三家公司，且张冬梅支付了11户农户市场价和合同价的差价补偿。13、11位证人的当庭证言，证明11户饲养户代张冬梅饲养张冬梅与宝迪公司所订立的合同约定的鸭子，因宝迪公司拒绝按合同价收购，11户农户依市场价出售，且张冬梅支付了11户农户市场价和合同价的差价补偿。14、《结婚证》一份，证明张冬梅和丁文召是夫妻关系。15、《徐州天元饲料厂的营业执照》一份，经营者为丁文召，实际系张冬梅和丁文召夫妻共同经营，所生产的饲料长期供给农户。证明双方签订合同后，张冬梅将合同鸭提供给11户农户饲养，张冬梅通过供应饲料赚取饲料利润。宝迪公司一审辩称：1、张冬梅在履行与宝迪公司的2011年3月27日合同时，未按约定时间交付部分成鸭，影响成鸭出毛量，后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变更原合同收购价，将成鸭收购价由棚前价变更为到厂价，即将由提货方式变成送货方式，故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张冬梅自负，与宝迪公司无关；2、张冬梅与宝迪公司在履行2011年4月19日合同时，张冬梅未在成鸭出栏前三天告知宝迪公司出栏的确切时间，即使张冬梅履行了告知义务，但其将成鸭低于收购价卖给其他公司，也损害了宝迪公司的利益；3、张冬梅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曾将18655只合同鸭卖到市场获利，而只将剩下的部分合同鸭卖给宝迪公司；4、张冬梅向宝迪公司提供的鸭子不是合同鸭而是市场鸭，鸭子是从市场买的然后卖给宝迪公司的，不是按照合同约定养殖的鸭子。综上，张冬梅的损失是其不按约履行合同所造成的，应由其自行承担，请求驳回张冬梅的诉讼请求。宝迪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下列证据：证据16、《合同鸭收购合同》三份，分别是2011年3月27、4月19日、5月14日签订的。证据17、《2011年5月31日码单》、《2011年6月1日码单》各一份，证明放养期限为2011年3月29日到4月7日，但回收时间为2011年5月31日至6月。回收日期以40天计算，回收日期应是40日之前，即2011年5月17日之前。张冬梅所送的毛鸭已超出2011年3月27日的合同约定期限，由于超出期限，鸭子质量达不到要求，所以双方协商变更收购价格，且价格仍然高出市场价格。鸭子成活率在90%左右，同时可以证明张冬梅提供的鸭子已经超过原订的饲养总数量。是不符合饲养规律的，说明张冬梅提供的是市场鸭不是合同鸭。证据18、《2011年6月4日码单》、《2011年6月5日码单》、《2011年6月12日码单》各一份，证明三个饲养户向三家公司出售的成鸭价格远低于同期合同约定的宝迪公司收购价格；证据19、《2011年4月18日至4月23日码单》六份，证明4月18日的回收价格在8.9元左右，价格相当高，所以2011年2月28日签订的合同是张冬梅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违约在先。证据20、《宝迪公司的说明》一份，证明张冬梅提供的11位证人在向法庭作证时出现的言辞漏洞，亦证明张冬梅向宝迪公司提供的是市场鸭并非合同鸭。庭审中，双方对证据质证意见：针对张冬梅的举证，宝迪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6只能证明张冬梅曾经寄出过相关的文件，并不能证明宝迪公司已经收到这两份证据，因为两份证据上无宝迪公司的签收。张冬梅提出的宰杀的数量表，宝迪公司并未收到。张冬梅有义务通知放养时间和数量，但其只提供了放养的数量，并未提供放养时间，宝迪公司无法组织生产。证据7违反了证据规则的规定，没有具体录音的形成时间，宝迪公司曾与张冬梅签订过四份合同，其中有两份涉及到60000元，张冬梅在录音中提到30000只鸭子其中有4000只没有收购，从养殖行业来说，损耗10-20%左右是符合行规的，少4000只鸭子属正常损耗范围，并不表明宝迪公司违约。录音中提到的李海龙是宝迪公司采购毛鸭的经办人之一，他的谈话不能代表宝迪公司，双方也未对合同的具体履行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而只是商谈的过程。录音也可说明张冬梅非合同约定的自产自销，而是从养殖户手里收购，违反了合同约定。张冬梅在录音中还提到养殖就要饲料，吃料就要周转资金，表明了张冬梅有养殖人员，但并未按合同约定投放，购入市场鸭销售给宝迪公司，与合同约定的自产自销相违背；张冬梅提到了会计以传真形式向宝迪公司送达的资料，但内容没有说明，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录音中的祝必春、陈玉本是宝迪公司的工作人员，祝必春是负责放养鸭子，陈玉本是负责市场鸭子，不能排除张冬梅与宝迪公司的负责人就市场鸭子进行商谈的事实，这也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无异议，证据9、10、11未加盖公司印章，且不能证明系张冬梅向三家公司出售毛鸭，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2不能证明11名饲养户向三家公司出售的毛鸭就是张冬梅与宝迪公司所签合同合同中所指的毛鸭，且该证据不是书证，而是证人证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在证据13的证人证言中，证人张某甲不清楚将毛鸭出售给哪家公司；证人王某甲当庭证言与其书面某证人焦某陈述补偿款的收条在家，按常理该收条应在张冬梅手中，而非应在证人焦某手中，与事实不符。证人王某乙、朱某、吴某、张某乙、赵某、丁某、张某丙、黄某的书面证言均系同一人书写，故不能排除证人提供的证言存在虚假的可能。上述11名证人只是听说张冬梅将鸭子卖给宝迪公司，且证人所说的宝迪公司，也不能确定就是宝迪公司，故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五份结算码单是2011年5月19日之前的，还有两份为5月19日之后，按照约定，毛鸭出栏不能超过5月19日，张冬梅提供的两份结算码单恰能证明其送的毛鸭已超过合同约定期限，因为超过期限，鸭子质量就会达不到要求，故双方才协商变更收购价格，且这个价格仍高于市场价；另通过证人证言分析，可得出结论，推导出张冬梅供应的是市场鸭，非合同鸭；对证据14、1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宝迪公司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针对宝迪公司的举证，张冬梅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中2011年5月14日签订的合同双方于2011年5月28日已协商解除，因为宝迪公司没有按照2011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价格收购成鸭。关于证据17，是张冬梅应宝迪公司的要求继续履行2011年3月27日的合同，该份合同是由宝迪公司到张冬梅处收购。由于宝迪公司没有及时收购，后经口头协商改变了送货方式及价格。但改变仅是对2011年3月27日合同的改变，对2011年4月19日的合同内容没有改变。通过张冬梅提供的与祝必春之间的谈话录音也可证实这两笔是在履行2011年3月27日的合同。关于证据18，是宝迪公司收购其他农户的鸭子，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张冬梅没有约束力。且宿迁和徐州距离很远，各地价格不一样，不同时期的价格变化也很大。关于证据19，系宝迪公司履行2011年2月28日合同约定的内容，与本案2011年4月19日签订的合同没有关联性。关于证据20，是宝迪公司对证人的质证意见，宝迪公司陈述的造假仅是凭自己的主管推断，没有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张某甲的证言标注了出具收条的时间，并非宝迪公司所说的没有标注。原审法院认证意见：张冬梅与宝迪公司对证据1、2、3、4、5、14、15、16、17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证据6、7、8、9、10、11、12、13虽然反映了张冬梅与宝迪公司履行2011年4月19日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的情况，饲养户为减少损失将毛鸭低于合同价转卖他人、以及张冬梅补偿饲养户差价损失的事实，但是结合证据本身内容分析，张冬梅以上述证据证实其损失情况，缺乏事实基础，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证据18反映宝迪公司收购他人毛鸭的价格，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19系双方于2011年2月28日所签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的履行情况，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证据20系宝迪公司对张冬梅举证的质证意见，可以反映出证人证言存在一定矛盾，对其效力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27日，张冬梅与宝迪公司签订《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一份。约定张冬梅在2011年3月29日至4月7日期间，为宝迪公司投3万只樱桃谷鸭苗，张冬梅于3月29日按1.5元／只共计45000元交付给宝迪公司作为风险金，不予退还，合同鸭养殖天数在40±2天，张冬梅应在投放期限内将每天投放的数量告知宝迪公司，在出栏前3天通知宝迪公司，以便宝迪公司安排宰杀时间及数量，逾期不按要求交鸭视为违约，合同鸭按棚前收购价4.3元／斤，毛鸭平均重量在5.5斤以上，低于4.8斤以下的价格另议，回收后3日内结清货款。合同签订后，张冬梅按约组织合同鸭饲养，2011年5月15日至5月18日期间，宝迪公司按到厂交付价9.3元／公斤收购张冬梅送来的毛鸭并出具结算凭证。2011年4月19日，张冬梅与宝迪公司再次签订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约定张冬梅在2011年4月20日至5月15日为宝迪公司投6万只樱桃谷鸭苗，张冬梅于3月29日按0.6元／只共计36000元交付给宝迪公司作为风险金，不予退还，合同鸭按棚前收购价4.06元／斤，合同鸭放养天数为40±2天，张冬梅应在投放期限内将每天投放的数量告知宝迪公司，并在出栏前三天通知宝迪公司，以便宝迪公司安排宰杀时间及数量，逾期不按公司要求交鸭视为违约。合同签订后，张冬梅于2011年4月21日向宝迪公司出具委托函，将2011年4月18日出售的34510元毛鸭款和部分现金合计36000元，转为6万只合同鸭风险金。之后张冬梅组织农户饲养，合同鸭饲养到期后，双方因收购毛鸭问题产生争议，张冬梅以宝迪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按照合同价收购毛鸭为由，要求宝迪公司赔偿其违约损失318575元（8971元＋309605.94元）。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是否协商一致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了变更；2、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宝迪公司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的对价支付货款的行为；3、张冬梅是否存在迟延履行交付的行为；4、张冬梅是否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宝迪公司交付鸭子，而是从市场购买后向宝迪公司交付；5、张冬梅的损失是否系宝迪公司的行为造成的，其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原审法院认为：张冬梅与宝迪公司签订的《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张终梅有按合同约定数量饲养并向宝迪公司提供成鸭的义务，宝迪公司应履行收购张冬梅成鸭，并按合同约定价格向张冬梅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根据双方所举证据，应认定张冬梅要求宝迪公司赔偿其损失证据不充分。第一，张冬梅陈述接收订单后，均交由11户养殖户饲养，但根据张冬梅提供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消毒证明显示，张冬梅之前向宝迪公司履行合同的养殖户有肖波、陈保雨、张审晋等本案11名养殖户之外的人，说明张冬梅的养殖户并非本案固定的11户，养殖户分散和不固定。除11名证人证言外，并无其他证据能证明张冬梅确实存在委托11户养殖户履行合同养殖的行为。而张冬梅作为长期从事鸭子购销的市场经营人员，在与宝迪公司订立完备的书面合同、按约定须对宝迪公司承担多项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与宝迪公司所订合同价与其与养殖户所订合同价完全相同，从中不赚取任何差价，与养殖户之间没有能证明合同关系及权利义务的书面依据，甚至连收取养殖户风险金的收条都不出具，与其从事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家禽交易主体的身份不符，故对其陈述的仅靠赚取饲料利润，以及在未获宝迪公司赔偿的情况下即将30余万元现金赔付给养殖户的真实性有理由怀疑。另一方面，按合同约定，张冬梅应在投放期限内将每天投放数量告知宝迪公司，张冬梅对安排11户养殖户是否通知宝迪公司，其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故无法确认11户养殖户养殖行为就是履行张冬梅与宝迪公司之间合同的行为。第二，正常情况下，如张冬梅将合同所涉的60000只合同鸭分别委托11户养殖户养殖，每户所订数量至少应为尾数为整百的整数，但其中除王庆亮外（王庆亮证明其出卖2320只，其中有张冬梅的合同鸭2000只，自己饲养的市场鸭320只），其他10户养殖户的收条及证言均证明其与张冬梅所订合同约定的数量与该10户养殖户出卖给当地其他公司的鸭子的数量正好相同，均为十位数或个位数（零数），有违通常交易习惯；即使所订数量为零数，考虑到养殖过程中的正常存活率因素，所订数量与出卖数量正好相同也不符合常理；从证言可知，11户养殖户不是专门为张冬梅一人养殖，但11户养殖户本次所卖的鸭子的总数恰好为60000只，除王庆亮外其他养殖户出卖给当地公司的鸭子无任何死亡损耗或超出合同所订的市场鸭更不合理。如果张冬梅所订鸭子数量为整数，那11户养殖户中出卖数量为零数的养殖户，则会出现有些出卖数量不足订货量或出卖数量超出订货量的情况，那对数量不足的部分或超出订货量部分鸭子的损失，张冬梅不应赔偿养殖户差价损失，而不应出现本案中张冬梅正好赔偿60000只鸭子的差价损失情况。第三，11户养殖户收条及证言所证明的各自鸭子投放时间，以及合同中约定的鸭子出栏的养殖天数与鸭子的实际出卖日期，与张冬梅提供的发给宝迪公司的催告函所附的“合同鸭宰杀时间及数量表”存在明显矛盾。按实际投放时间，11户养殖户出卖鸭子时相当部分鸭子还没有到成熟期或出栏期，但收购单中反映养殖户出卖的每批鸭子的重量却差距不大；按合同约定的出栏时间和养殖户证明的实际投放时间计算，“合同鸭宰杀时间及数量表”中至少有20000只鸭子还没到出栏的成熟期，张冬梅却在发给“合同鸭宰杀时间及数量表”中安排宝迪公司接收宰杀，存在明显矛盾。综上所述，张冬梅要求宝迪公司赔偿损失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冬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79元，由张冬梅负担。张冬梅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丈夫丁文召共同经营徐州天元饲料厂，并将饲料销售给周边的鸡、鸭养殖户，赚取饲料款。为保证养殖户的利益，提高自己产品的销量，遂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后，再分别与养殖户订立合同鸭饲养口头协议，上诉人并不从中赚取差价，而是通过向养殖户销售饲料赚取利润；与上诉人合作的养殖户很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养殖户愿意饲养，故养殖户不固定是符合常理的；养殖户为保证足量供应鸭子，会根据合理损耗多购鸭苗，所以原审法院认为“农户所订数量与出卖数量正好吻合也不符合常理”是错误的推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订立并履行过《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被上诉人此次违约的原因在于市场鸭的价格远低于合同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宝迪公司二审辩称：宝迪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违约行为。上诉人张冬梅没有依合同约定放养鸭子，而是从市场上购买成鸭出售给宝迪公司，是上诉人违约在先，因此被上诉人不愿以合同价购买上诉人出售的鸭子。其他意见同原审答辩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经审理，张冬梅与宝迪公司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1年6月1日，张冬梅向宝迪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宝迪公司依合同价收购其因履行2011年4月19日合同而饲养的鸭子。《催告函》并附有《合同鸭宰杀时间及数量表》，其中载明，“5月31日-6月3日10000只；6月4日-6月6日10000只；6月7日-6月9日10000只；6月10日-6月12日10000只；6月12日-6月17日10000只；6月18日-6月20日10000只”。2011年6月3日，宝迪公司收到该函件。张冬梅主张因宝迪公司拒绝收购上述合同鸭，其委托的养殖户向其他公司销售了该批合同鸭，具体情况为：“5月31日张某乙4652只重28005斤×1.01=28285.05鑫珂3.05元／斤；6月1日赵玉平1790只重11537斤×0.96=11075.52鑫珂3.1元／斤；6月2日-3日吴某3854只重24773斤×0.96=23782.08鑫珂3.1元／斤；6月3日焦某3880只重22013斤×0.96=21132.4鑫珂3.1元／斤；6月4日丁庆兰2128只重12498斤×0.96=11998.08鑫珂3.1元／斤；6月4日张某丙3725只重21792斤×0.96=20920.32中意3.1元／斤；6月4日张某甲8431只重52527斤×0.96=50425.92精诚3.1元／斤；6月5日王庆亮2320只（其中市场320只）重11995平均重5.17补差5.17×2000×0.86=8892.4鑫珂3.2元／斤；；6月5日张某丙4417只重2509×0.86=21524.96中意3.2元／斤；；6月5日朱某4953只重26151×0.86=22489.86中意3.2元／斤；；6月6日黄某5160只重31377斤×0.79=24787.83鑫珂3.27元／斤；；6月11日王某甲15010只重84594×0.76=64291.44中意3.3元／斤。”本院还查明：在张冬梅提供的其与宝迪公司祝必春的通话录音材料中记载，“……张冬梅：嗯，还是那60000合同收购问题，你们宝迪公司，现在到底什么意见呢？祝必春：收就收呗！我们价格谈的差不多，收就收过来。……张冬梅：昨天送一车，今天送一车，是我们上次30000合同里的最后4000只。祝必春：那个事情结束了吧！张冬梅：那个30000只结束啦。祝必春：那个后面我跟你讲，这后面，这我们肯定是棚前要把它收过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宝迪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张冬梅关于履行2011年3月27日《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过程中的4000只未依书面合同价收购的鸭子的差价损失；二、张冬梅有无自行或委托其他养殖户饲养2011年4月19日《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约定的“合同鸭”。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宝迪公司不应赔偿在履行2011年3月27日《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过程中的4000只鸭子与书面合同价的差价损失。原因在于，双方的书面合同虽然约定了回收价格，但在具体履行过程中业经协商更改了回收价格。从张冬梅提供的其与宝迪公司祝必春的通话录音材料中陈述的“那个30000只结束啦”可以证实；且为缴纳其后的2011年4月19日《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的36000元风险金，张冬梅除以2011年3月27日《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欠款34510元抵充外，又向宝迪公司交付现金1490元。从张冬梅对欠款数额未提异议及又缴纳了部分现金，可推断张冬梅对2011年3月27日《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鸭子的总价款并无异议。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张冬梅未依约自行或委托其他养殖户饲养与宝迪公司约定的“合同鸭”。理由如下：首先，张冬梅所发《催告函》中记载的“合同鸭”出栏时间及数量与其举证的实际出栏销售的时间及数量存在明显的矛盾。张冬梅发出《催告函》的时间为2011年6月1日，到达宝迪公司的时间为2011年6月3日，依双方合同约定，张冬梅应在出栏前三天通知宝迪公司，故宝迪公司实际负有收购义务的时间应自2011年6月6日始，即在此之前张冬梅不应自行向其他公司销售“合同鸭”，且在张冬梅提供的与宝迪公司祝必春的通话录音中，祝必春明确表示要继续收购“合同鸭”。而从张冬梅提供的销售明细看，在2011年6月6日其已销售大部分“合同鸭”。仅王某甲的15010只鸭子于6月11日销售。显然，张冬梅陈述的关于待出栏“合同鸭”与其主张的实际销售“合同鸭”的时间及数量存在明显的矛盾。其次，按张冬梅《催告函》中记载“合同鸭”的出栏时间及数量推算出的每批鸭子的实际投栏时间，与其主张的实际销售鸭子的时间及数量比较，其在销售大部分鸭子时，鸭子尚未届成熟期。而其提供的证据显示，其销售鸭子的重量均已达到足期养殖的标准重量，二者亦存在明显的矛盾。再次，依《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的约定，张冬梅应在投放期限内将每天投放数量告知宝迪公司，而张冬梅并无证据证明曾履行过相关告知义务，宝迪公司亦不予认可。综上，当事人有义务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否则应当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上诉人张冬梅提供证据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其为履行与宝迪公司签订的《合同鸭放养回收合同》而自行或委托其他养殖户饲养了相应的“合同鸭”，故对上诉人张冬梅的主张不应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6079元，由上诉人张冬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振亚代理审判员  周栋才代理审判员  仲召虎二〇一四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张晓青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页／共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