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52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1，男，1949年9月19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2，男，1955年1月26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3，男，1956年3月14日出生。上诉人（原审原告）杨×4，男，1959年9月21日出生。以上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洪义，北京市汇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国投大厦**。法定代表人王士刚，主任。委托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男，1971年10月26日出生。上诉人杨×1、杨×2、杨×3、杨×4因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23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1、杨×4、杨×3及杨×1、杨×4、杨×3、杨×2之委托代理人周洪义，被上诉人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之委托代理人崔振德、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9月，杨×1、杨×2、杨×3、杨×4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周×1与被继承人杨×5系夫妻关系。杨×1等四人系杨×5与其两位前妻之子，周×2系周×1与其前夫之女，杨×6系杨×5与周×1之子。杨×1等四人及周×1、周×2、杨×6均系被继承人杨×5的法定继承人。2010年9月19日，周×1、周×2、杨×6三人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以下简称方正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杨×5名下位于北京市××区××街道××号房屋的继承公证，方正公证处在对三人提交的材料未经实质审查遗漏继承人的情况下，就出具了（2010）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3163号继承公证书（该公证书已被方正公证处于2011年7月29日作出（2011）京方正文字第69号公证复查决定书撤销），确认上述房屋由周×1一人继承，后周×1将涉案房屋变更到自己名下。2010年12月17日，周×1将涉案房屋以207万元的价格卖给第三人张×，并办理了过户，周×1携款消失。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方正公证处赔偿杨×1等四人经济损失各人民币147857.14元。方正公证处辩称，杨×1等四人诉求方正公证处赔偿经济损失591428.56元无事实法律根据，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一、基本事实。2010年9月19日，周×1、周×2、杨×6来到方正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手续，方正公证处在出具公证之前已要求公证申请人提供身份证、户口本；被继承人杨×5的死亡证明，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证；记载杨×5父母、子女、配偶的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记载杨×6父母、兄弟姐妹情况等原件及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并对原件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公证员在办理过程中要求申请人亲自在公证员面前填写申请表，与申请人进行询问制作了谈话笔录，监督申请人在笔录及委托书上履行签字确认手续。以上操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公证审查程序要求。周×1、周×2、杨×6三人在各自公证接谈笔录中讲述周×1和被继承人杨×5是原配夫妻，有一儿一女，女儿叫周×2，儿子叫杨×6，没有其他子女，并表示愿意承担隐瞒继承人的法律责任，三人分别在接谈笔录上签字。另，周×1等三人在《公证受理告知书》与关于继承权的《公证告知书》上签字，该两份告知书均明确告知周×1等三人向公证处申办公证，应当如实陈述申请公证事项的情况，当事人虚构隐瞒事实，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外，该处工作人员曾与杨×5档案存放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机关管理局人事处的相关人员进行联系，对方声称不能让其查阅档案，但杨×5的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确为其出具，并保证查抄表填写的真实性。故公证人员无理由否认周×1、周×2、杨×6所述法定继承人情况的真实性。公证机构并不具备司法部门所享有的调查核实的职权，如果因公证处职权所限而遗漏继承人的责任与后果完全归责于公证机构，显然不妥。方正公证处已依法定程序、采用合理方式、审慎地进行了公证审查。对于方正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合理审慎审查之后仍不能避免的，不应认为公证处存在过错。在得知由于周×1、周×2、杨×6故意隐瞒了法定继承人情况造成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遗漏继承人的情况后，方正公证处亦及时撤销公证书并无不妥。二、杨×1等四人主张赔偿损失591428.56元证据不足。杨×1等四人在知晓周×1将被继承人杨×5的财产过户并出售予张×并收取卖房款207万元后。杨×1等四人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周×1继承杨×5遗产，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11295号民事判决书已判令周×1分别给付杨×1等四人房屋补偿款各147857.14元，该补偿款为所确7位继承人应继承杨×5遗产各七分之一份额所对应的周×1卖房款207万元二分之一份额，再均分7份即每人147857.14元。杨×1等四人已申请执行，杨×1等四人出示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四份执行裁定书载明：周×1银行账户内只有少量存款，申请执行人暂不需要强制执行。周×1未在原址居住，现下落不明。裁定书显示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如发现周×1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线索，有权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再次申请执行。周×1仍有继续履行前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义务。故杨×1等四人的损失不属于不可挽回的实际损失。杨×1等四人在本案诉讼请求各主张公证处赔偿经济损失147857.14元，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1129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周×1应给付杨×1等四人继承遗产的份额所对应房屋折价款数额相同，且该案正在执行中，故杨×1等四人主张赔偿损失实际并不存在。三、周×1、周×2、杨×6故意隐瞒杨×5遗产法定继承人，骗取公证书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杨×1等四人要求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足。依据京司发（2010）734号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证民事责任研讨会会议纪要》第3、4、5、6点之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损失指查明确认且不可挽回的实际损失，并与公证执业过错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不法分子利用提交虚假证明材料或冒名顶替等手段，骗取公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责任与公证机构审查过错造成的赔偿责任性质不同，不宜认定为共同侵权。公证机构根据其过错大小，依法承担与之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依法应当减轻公证机构的民事责任。周×1、周×2、杨×6故意隐瞒了杨×5遗产法定继承人情况是导致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遗漏继承人的直接原因，故在公证员核实后，也无法发现周×1等三人陈述虚假时，方正公证处并无过错。周×1、周×2、杨×6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杨×1等四人认为方正公证处未尽审查义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杨×1等四人自称损失591428.56万元，无事实根据。既使该涉案房产已被周×1转让，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周×1亦取得了相应对价，如果未取得相应对价款，则应请求购房一方张×支付对价。方正公证处的公证行为与杨×1等四人应否取得相应对价款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1、方正公证处的公证行为没有过错，故不同意杨×1等四人的诉讼请求；2、杨×1等四人自称损失591428.56元缺乏依据；3、本案遗漏当事人周×1、周×2、杨×6，方正公证处请求依法追加三人为本案的被告；4、请求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公安机关，待公安机关查清与本诉讼有直接关联的事实后，一并作出相应的判决。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1等四人系兄弟关系，杨×1等四人之父为杨×5，之母为张×1。张×1去世后，杨×5与周×1再婚并生育一子杨×6，周×1与其前夫之女为周×2。杨×5于1999年7月7日死亡，遗有北京市××区××路××号房屋一套。2010年10月21日，周×1、周×2与杨×6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了（2010）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3163号公证书，内容为：“申请人：周×1，女，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生……公证事项：继承权申请人周×1、周×2、杨×6因继承被继承人杨×5的遗产，于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九日向我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并提交了如下证明材料：（一）周×1、周×2、杨×6的身份证；（二）周×1、周×2、杨×6的户口本；（三）杨×5的死亡证明；（四）杨×5名下的房产证；（五）杨×5的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以书面形式向申请人告知了继承权公证的法律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对申请人周×1、周×2、杨×6进行了询问，现查明如下事实：一、被继承人杨×5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七日因病在北京市死亡。二、申请人向本处申请继承被继承人杨×5遗留的财产，为登记在杨×5名下的位于北京市××区××路××号（京房权证海私成字第144288号）的房产一处。三、被继承人杨×5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杨×5的配偶是周×1，杨×5共有周×2、杨×6两名子女。四、据被继承人杨×5的继承人周×1、周×2、杨×6所述，被继承人杨×5生前未留有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及遗赠扶养协议无争议，截至本公证书出具之日亦未有他人向本处提出异议。五、现周×1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杨×5的上述遗产，周×2、杨×6表示放弃被继承人杨×5的上述遗产继承权。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杨×5死亡时遗留的上述遗产为被继承人杨×5与周×1的夫妻共有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杨×5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子女周×2、杨×6均表示放弃被继承人杨×5的上述遗产继承权，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杨×5的上述遗产由其配偶周×1继承。”原审法院庭审中，方正公证处提交公证卷宗材料，其中接谈笔录记载，在方正公证处工作人员询问被继承人的婚姻、家庭成员情况、被继承人共结过几次婚、是否为原配夫妻、共生育几个子女、不是原配的再次结合时各自的子女情况等时，周×1、周×2、杨×6均回答杨×5与周×1是原配夫妻，有一子杨×6，一女周×2，没有其他子女。2011年3月28日，杨×3向方正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2011年7月29日，方正公证处做出（2011）京方正文字第69号公证复查决定书，内容为：杨×3：……2011年3月28日你向我处提出复查，认为我处在办理（2010）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3163号继承公证时遗漏了杨×5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杨×1、杨×2、杨×3、杨×4等四人。我处对该申请立案审查后认为，杨×51953年与张×1结婚，婚后生育杨×1，杨×2、杨×3、杨×4等四子。张×1去世后，杨×5与周×1结婚，生一子杨×6，另杨×5与周×1之女周×2形成抚养关系。因此上述继承公证遗漏了杨×1、杨×2、杨×3、杨×4等四名继承人。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2010）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3163号继承公证书。另查，周×1取得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后于2010年11月12日将房屋出售给张×，房价款为207万元。2012年杨×1等四人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周×1、周×2、杨×6继承纠纷，要求依法继承分割诉争房屋的卖房款。2012年10月15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周×1分别向杨×1等四人及杨×6、周×2支付购房款147857.14元。后杨×1等四人申请执行，因被执行人周×1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杨×1等四人亦不能提供周×1下落及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财产线索，2013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执行程序终结的裁定书。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周×1、周×2、杨×6故意隐瞒杨×5遗产法定继承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均未提及杨×5的前妻张×1及杨×1等四人。根据方正公证处提交的接谈笔录，在方正公证处工作人员询问被继承人的婚姻、家庭成员、是否为原配夫妻、共生育几个子女等情况时，周×1、周×2、杨×6均回答杨×5与周×1是原配夫妻，有一子杨×6，一女周×2，没有其他子女。故方正公证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尽到了相应的审查义务。杨×1等四人主张方正公证处公证行为存在过错，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中，生效的裁判文书已经确认，周×1应向杨×1等四人分别支付售房款147857.14元，故杨×1等四人在本案中再次要求方正公证处支付该笔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判决：驳回杨×1、杨×2、杨×3、杨×4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1、杨×2、杨×3、杨×4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尽到了相应的审查义务是错误的。原审仅以被上诉人在接谈笔录中询问了被继承人婚姻及子女等情况，就认定其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尽到了相应的审查义务，这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国《公证法》和司法部颁发的《公证程序规则》均对公证机构应审查的事项和审查方式作了规定，公证机构负有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的义务。询问当事人仅是核实有关事项内容的方式之一，而不是全部，不能用接谈笔录以一概全，更不能用来代替对其他证明材料的审查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对证明材料的审查上就存在明显违法之处，例如：案外人在办理继承公证时，曾提交了被继承人杨×5的人事档案摘抄表等证明材料，这份材料恰恰是证明继承人情况的关键证据，对办理公证非常重要，理应予以重点核实审查，但被上诉人却用电话记录方式进行审查，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电话核实方式本身就存在无法确保真实性的问题，也是一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查核实方式。因此，方正公证处在办理公证事务过程中，未尽依法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法律责任。二、原审判决以生效的裁判文书已经确认周×1需向上诉人支付售房款为由，驳回上诉人请求也是错误的。依据《公证法》第43条、第44条之规定，公证机构和当事人对自己的过错行为应分别承担赔偿责任和民事责任，这是两类主体、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确认周×1应支付售房款的案件属于继承纠纷，上诉人依据继承法规定所取得的权利不能成为被上诉人的免责理由，本案属于公证损害责任纠纷，被上诉人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法律责任。此外，确认周×1应支付售房款的判决也没有得到执行，该案现已中止执行，上诉人的损失仍然实际存在。以一纸未得到执行的裁判文书就认定上诉人没有损失，进而免除被上诉人应负之责，也是不公正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请求。方正公证处辩称，不同意杨×1等四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方正公证处已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二、杨×1等四人主张方正公证处赔偿损失的理由证据不足且缺乏事实依据；三、周×1、周×2、杨×6故意隐瞒杨×5遗产法定继承人，骗取公证书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杨×1等四人要求方正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显属不当。综上，方正公证处已尽到审查义务，杨×1等四人上述事实和理由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周×1、周×2、杨×6向方正公证处提交杨×5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该表的出具单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机关管理局人事处”，承办人为彭×，电话为6858****，该表加盖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外调专用章。经核实，杨×5档案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离退休干部局管理，除杨×1外，没有其他单位或个人向该局调取过杨×5的人事档案材料。周×1、周×2、杨×6提交的杨×5人事档案情况摘抄表的出具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机关管理局人事处”不存在，且杨×5档案管理单位没有姓名为彭×的工作人员也没有68580527的工作电话。另查，方正公证处公证员拨打6858****电话号码与彭×就杨×5档案摘抄情况进行过核实，但并未到杨×5档案管理单位对杨×5人事档案材料进行摘抄。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上述事实，有（2010）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3163号公证书、（2011）京方正文字第69号公证复查决定书、（2012）海民初字第11295号民事判决书、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案外人周×1、周×2、杨×6提供虚假材料向方正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致使方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中遗漏了上诉人杨×1等四名继承人，方正公证处在办理公证文书时，审查了相应证据材料并与公证申请人进行了谈话，履行了相关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且依据杨×3的申请，经过复查撤消了错误的公证文书，故可以认定方正公证处在办理公证事项时履行了一定的审查义务，方正公证处不存在明知周×1、周×2、杨×6提供的证明材料为虚假或双方恶意串通的情况，故造成上诉人杨×1等四人损失的直接侵权人为周×1、周×2和杨×6，方正公证处不属于直接侵权人，也不符合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情形。虽然方正公证处在受理周×1、周×2和杨×6的公证申请时，对于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但根据方正公证处陈述及被继承人杨×5档案管理单位的证实，方正公证处并未派员到杨×5档案管理单位进行档案摘抄等核实工作，因此，对于该公证事项方正公证处是否尽到了审查、核实义务，对于遗漏继承人的公证结果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需方正公证处进一步举证予以证明，但依据法律规定，如方正公证处没尽到审查、核实义务，其承担的也是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在方正公证处仅应承担相应补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杨×1等四人应先起诉直接责任人或共同起诉直接责任人和方正公证处，先明确直接责任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之后，再确定方正公证处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现杨×1等四人在未起诉造成公证文书虚假的直接责任人，而直接起诉方正公证处于法无据，故对于杨×1等四人的起诉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有误，本院予以撤销。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232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1、杨×2、杨×3、杨×4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左 峰代理审判员 王 楠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