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1）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5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负责人梁根培，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涛，广东华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步政，男。委托代理人李冬菊，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继军，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一吉庆海，男。原审被告二广州皇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贤才，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余瑛，广东领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灿洲，广东领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四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师云，法定代表人。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吕步政及原审被告吉庆海、广州皇威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威公司）、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长城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0年3月24日9时，被告一驾驶粤A**号轻型厢式货车，沿松岗街道107国道由南往北方向行使至松岗天虹商场路段时，车头与在该路段实施公路养护的原告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2010年5月4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一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的工作单位被告四承担次要责任，原告不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2010年3月24日至2010年10月12日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202天。2010年10月20日，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作出《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的伤残程度为一个八级、四个十级，后续治疗费为13500元。被告一系肇事车辆粤A**号轻型厢式货车的驾驶人，被告二系该车辆所有人，被告三为该车承保了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限额为医疗费10000元、死亡伤残11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原告为农业户籍。事故发生后，原告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的医疗费共135915.41元，全部由被告二垫付。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事故责任的认定。2、赔偿份额的划分。3、本案是否一并处理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关系。4、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5、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6、误工费。7、后续治疗费。针对上述争议焦点，评议如下：一、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为：被告一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违反《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是导致事故的主要过错；被告四养护、维修道路时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是导致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无证据证明原告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告一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四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不承担事故责任。原告对上述事故责任认定予以认可。被告三、被告四则对上述事故责任认定不予认可。被告三认为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一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适用的是《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但该款内容是关于设置警示、让行、限速标志的规定，与被告一情况不符，因此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此外，事故发生时，被告四未按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设置警示牌和雪糕筒，警示牌离作业人员只有5米。当时被告一驾驶的车辆前面有一辆大货车阻住其视线，大货车突然变道导致被告一没有缓冲时间，发生交通事故，被告四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四则认为，其已设置警示牌和雪糕筒，不应承担事故责任。因各方当事人对事故责任争议较大，法院函询了交警部门，并依职权调取了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案卷材料，包括事故现场照片、对证人的询问笔录、现场图、国家移动养护维修作业的标图例等。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函复：1、针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分公司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依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认定吉庆海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经查此情况为事故处理电脑生成事故认定书时产生的笔误。现更正为：吉庆海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认定吉庆海承担事故主要责任。2、针对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认为在养护、维修道路时已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应承担次要责任与事实不符的问题。我队经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证实：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在养护、维修道路时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等设施，应承担次要责任与事实相符。原因是：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虽然作业时已经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等设施，但是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来设置，根据《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该作业为公路养护移动作业，作业现场必须停放移动标志车和可变信息标志牌，并且作业时还应设置缓冲区（最小距离为50米），而事故现场只是放置一个警示牌和一些雪糕筒，警示牌离该名受伤作业人员约5米，是导致该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另查明：1、事故发生地点为107国道松岗天虹路段，限速为60公里。2、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告知当事人，如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原审认为，被告三关于"被告一驾驶的车辆前面有一辆大货车阻住其视线，大货车突然变道导致被告一没有缓冲时间以致发生交通事故"的辩解，仅系被告一及同车同事黄某在交警部门调查时所述，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即便确实存在该事实，因事发地段仅限速60公里，如被告一能按规定车速驾驶，并注意观察前方，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遇突发情况时紧急采取制动措施，就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或对原告造成较小的伤害，因此被告一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按公路养护移动作业规定，作业现场必须停放移动标志车和可变信息标志牌，并且作业时还应设置缓冲区（最小距离为50米），被告四在进行公路养护移动作业时，仅放置了一个警示牌和一些雪糕筒，且警示牌离原告仅5米，未能给车辆紧急制动留出合理的安全距离，不符合有关安全作业规范，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法规援引出现笔误，交警部门已予更正，该笔误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交警部门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告知当事人，如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现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赔偿份额的确定。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的主次责任一般按70%与30%的比例确定赔偿份额，如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则在此基础上适当减轻非机动车一方、增加机动车一方的赔偿份额。这是鉴于道路行使中机动车系优势方，机动车驾驶人应负有特别注意义务而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特殊保护的做法。本案虽也系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但行人本身并无过错，责任的双方是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所在的单位。被告四作为公路养护、绿化单位，在其员工工作区域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情况下，本应非常注重对其员工的职业安全保护，但被告四未严格按规定对其正在危险作业区作业的员工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过错非常明显。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不应当适用对非机动车、行人一方特别保护的做法减轻被告四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确定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按事故主次责任被告一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四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三、关于本案是否一并处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关系的问题。本案肇事车辆既投保了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受害人在交强险限额内的损失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但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因肇事车辆驾驶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侵权关系与保险公司与肇事车辆投保人之间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关系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受害人与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故不能由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应由肇事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按事故责任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后，车辆所有人或驾驶人再依保险合同另行向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索赔，据此，第三者责任保险关系不属本案处理范围。原告以《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为依据要求法院一并处理第三者责任保险关系，判决被告三直接向原告支付第三者责任保险金，对此法院认为，《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是"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而本案交通事故中，要求承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赔偿第三者责任保险金，既缺乏法律的规定，亦无保险合同的约定，故对原告的该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原告请求按《广东省201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其各项损失，被告二则认为应按2009年《广东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计算。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相关赔偿数据应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11年3月8日，故赔偿数据应适用2010年统计年度数据，但因政府相关统计年度数据需待第二年年中公布，即现尚未公布2010年度的相关统计数据，故根据司法实践应适用2009年度统计数据。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广东省201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采用的即是2009年度的统计数据，《广东省200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采用的则是2008年度统计数据，据此本案应适用《广东省201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被告关于应适用2009年《广东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辩解意见，与相关规定不符，法院不予采纳。五、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原告系农业户口。原告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管理所的二份《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被告四的入职证明、原告与被告四签订的《劳动合同》以证明其事故发生前已在深圳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应按城镇户口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深圳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的《证明》内容为：原告于2009年1月28日至2009年7月18日期间，一直居住在沙井街道新桥村地塘头新十一巷14号宿舍楼。《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显示：原告2009年7月21日入住、2009年11月3日离开，租住在松岗街道塘下涌社区三村幸福南五巷2号。原告2009年11月2日入住，2010年2月4日离开，租住在沙井街道新桥村地塘头新十一巷14号宿舍楼。被告四出具的《入职证明》内容为：原告2009年2月19日入职我公司，任绿化养护工一职，于2010年3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后住院治疗。因无法上班未发放其工资，其在我公司工作期间月工资约1600元。我公司工资为现金发放。《劳动合同》显示：该合同系原告与被告四于2009年2月18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09年2月19日至2012年2月18日。工作内容为绿化养护，工作地点为107国道。被告二、被告三均不认可原告在事故发生前在深圳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主要理由为：《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上登记的原告在新桥村地塘头新十一巷14号宿舍楼居住的时间为2009年11月2日至2010年2月4日，而新桥派出所《证明》中确定原告在上述地址居住的时间为2009年1月28日至2009年7月18日，两者存在矛盾。《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上登记的原告职业为清洁工、收垃圾，而被告四出具的证明以及《劳动合同》中确认的原告职业为绿化养护工，两者存在矛盾。被告四称其工资为现金发放，根据有关规定，企业的会计凭证应保留15年，但被告四却不能提供工资发放的证明。原告没有购买社保、也不能提供工资发放证明，劳动合同上原告的签名与起诉状上原告的签名也有很大不同，故对劳动合同不予认可。原告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说明：1、《劳动合同》上原告的签名是其受伤前的签名，《起诉状》上原告的签名是其受伤后所签，因原告受伤，笔迹有明显变化。2、原告2009年1月28日至2009年7月18日在新桥村地塘头新十一巷14号宿舍楼居住，后因为房子装修，2009年7月21日入住、2009年11月3日离开，租住在松岗街道塘下涌社区三村幸福南五巷2号。房子装修好后，又于2009年11月2日搬回至新桥村地塘头新十一巷14号宿舍楼至2010年2月4日。新桥派出所的《证明》和《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证明的是不同时间段的居住情况，两者并不矛盾。3、原告职业为绿化养护工，房屋租赁管理人员把其登记为清洁工、收垃圾人员，并不奇怪。被告四对被告二、被告三的质证意见说明如下：1、因原告年龄超过60周岁，故无法为其缴纳社保。2、原告工资系现金发放。被告四每两年对工资发放情况清理一次，原告的工资发放表是2010年底清理的，所以无法向法庭提交原告的工资表。原审法院认为：1、新桥派出所的《证明》和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管理所的二份《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已证明原告自2009年1月28日起在深圳连续居住的事实，而新桥派出所《证明》中确认的原告居住时间、和《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登记的原告居住时间基本能够相互衔接，并无矛盾之处。2、《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登记的原告职业与《劳动合同》载明的原告职业虽有不同，但较为接近，一为绿化养护工，一为清洁工、收垃圾。实践中，出租屋登记人员对相关信息登记不准确的情况较为普遍，登记信息中的一些瑕疵不足以否定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3、原告提交了与被告四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已确认合同期限为2009年2月19日至2012年2月18日。没有证据证明劳动合同是不真实的。4、被告四系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方，在本案中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四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原告已在其单位工作一年以上，无疑将加重其赔偿责任，使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被告四的该证明行为对其自身而言已构成诉讼上的"自认"，同时也说明其证明的内容具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法院确认事故发生时原告已在深圳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其伤残赔偿金。六、关于误工费。本案中，原告诉请四被告支付误工费。被告二、被告三辩称原告属于工伤，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原告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应由其所在单位即被告四支付。法院认为：事故发生时，原告已年满60周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依据有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具有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等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原告与被告四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系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民法调整的范畴。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就业者的法律保护作出具体规定。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工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据此，本案中原告直接诉请被告赔偿误工费是有法律依据的。被告二、被告三以劳动保险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抗辩，系对法律理解错误，法院不予采纳。七、关于后续治疗费。原告诉请主张后续治疗费13500元。被告二、被告三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建议的后续治疗费是13500元，但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及诊断疾病证明书证明原告的后续治疗费是1万元，相关法律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明效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故后续治疗费应以松岗人民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及诊断证明书为准。此外，被告二、被告三还认为，鉴定系原告单方委托，且《广东省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也无该鉴定机构，故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鉴定结论属于单独的一种诉讼证据，不在书证之列。"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明效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不适用于鉴定结论。其次，松岗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中所称的"二次住院费用约1万元"，指的是二期手术取出内固定物的二次住院费用，而《鉴定意见书》中的后续治疗费包括二次住院取出内固定物8000元及前额不规则瘢痕治疗5500元，两者的内容是不一致的。《鉴定意见书》中的后续治疗费标准实际上比松岗人民医院建议的费用要低。第三，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并通过了省司法厅2010年司法鉴定能力验证，其出具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被告不认可鉴定结论，却又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对其辩解理由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被告一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四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无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确认。被告三为肇事车辆承保了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故原告在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限额内的损失应由被告三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超出限额部分，应根据事故责任大小确定赔偿责任。根据本次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法院确定被告一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四承担30%的赔偿责任。因被告一、被告四系共同侵权，故应互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事故发生时被告一系履行职务行为，故被告一的赔偿责任应由其所在单位被告二承担。被告二垫付的相关费用应予扣除。被告二与被告三的商业责任保险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被告二可另行向被告三办理理赔手续或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参照2010年度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结合法院已查明的事实，计算出原告的损失为：1、医疗费135915.41元，由被告二垫付。庭审中原告增加其在万丰医院的医疗费706元，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增加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超过举证期限，且被告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故对该增加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处理，原告可自行与被告协商解决或另案起诉。2、住院伙食补助费10100元（50元／天×住院时间202天）；3、护理费，松岗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载明"陪护二人"，参照深圳地区护工现劳动报酬标准计得为20200元（50元／天×住院时间202天×2人）。医疗费与护理费系不同的赔偿项目，被告辩称医疗费包含护理费，与有关规定不符，法院不予采纳。被告辩称应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护理费，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合情理，法院不予采纳。4、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持续误工的误工费应计至定残前一日，据此原告误工时间为210天。被告四证明原告收入为1600元／月。误工费计得为11200元（1600元／月÷30天×210天）。5、营养费，松岗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均载明"加强营养"，原告虽未提交相关购买营养品的证据，但出于公平考虑，法院根据原告伤情，酌定营养费为2000元。6、鉴定费2000元。7、交通费，根据交通事故具体情况，酌定为2000元。8、残疾赔偿金178976.46元（2010年度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44.52元／年×赔偿年限18年×伤残等级程度34％），事故发生时原告年满62周岁不满63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计算赔偿年限18年，原告请求计算20年，法院不予支持。9、精神抚慰金34000元（100000元×伤残等级程度34％），被告二辩称"伤残5级以上者才被认定精神受到伤害"，既无事实、法律依据，也不合情理，法院不予采纳。10、后续治疗费13500元。以上合计409891.87元，其中医疗费135915.41元、后续治疗费13500元，其他损失260476.46元。因医疗费被告二已全部垫付，故原告还应得赔偿为273976.46元（260476.46＋13500）。赔偿责任的承担计算如下：1、被告三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因医疗费部分被告二已垫付，故被告三还应在交强险伤残及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112000元。被告二垫付的医疗费中有10000元属于本应由被告三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的，被告二可自行向被告三办理理赔手续。原告请求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否优先赔偿不影响本案中当事人的责任承担。2、原告交强险外的损失287891.87元（409891.87-122000），应由被告二承担201524.31元（287891.87×70%），被告二已垫付135915.41元其中10000元被告二可向被告三理赔，剩余125915.41元应予抵扣，抵扣后被告二还应赔偿原告75608.9元（201524.31-125915.41）。3、被告四应承担86367.56元（287891.87×30%）。综上，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还应得赔偿273976.46元，其中被告三承担112000元，被告二承担75608.9元，被告四承担86367.56元，被告二垫付的费用中有10000元属于交强险赔偿限额，被告二可向被告三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吕步政因本案交通事故应得赔偿273976.46元；二、被告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步政112000元；三、被告二广州皇威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步政75608.9元；四、被告四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步政86367.56元；五、被告二广州皇威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四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互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驳回原告吕步政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39元，由原告吕步政承担440元，被告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承担1097元，被告二广州皇威食品有限公司承担617元，被告四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承担785元。宣判后，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或改判原审判决；二、依法对事故责任作出正确划分；三、对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四、依法查清被上诉人吕步政的损失数额，并对上诉人的赔偿责任作出正确判决；五、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没有对事故责任划分作正确判断，而是盲目采信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以下简称宝安大队）错误的责任认定书，从而导致错误判决。1、《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一审时，因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后原审法院调取了宝安大队的案卷，另宝安大队在给法院的情况说明中，认为法律适用错误是电脑系统生成事故认定书时产生的笔误。对此解释上诉人仍认为存在严重问题，国家机关依法作出的公文，竟然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无法理解。宝安大队在原审法院开庭后，更改了《交通事故认定书》，且适用的法律仍然没有明确原审被告吉庆海到底是违法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被认定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忽视本案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在深圳宝安107国道松岗天虹路段，车流量大，吉庆海当时是行驶在最左边超车道上，另证人的原始证词显示，当时吉庆海车辆前面有一辆大货车阻挡其视线，大货车为了避让被上诉人的违规作业突然变道，被上诉人放置的警示牌仅有5米，大货车的长度又那么长，根据宝安大队的认定，吉庆海车辆的右前车头与被上诉人发生碰撞，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在大货车变道到第二个车道后，走到路中间去作业，（宝安大队的证人笔录中证人甘铁楼证实被上诉人的工作是负责摆放雪糕筒，属于移动作业）才导致吉庆海的车辆来不及避让，作为正常的车辆驾驶人，任何人在此情况下都会来不及避让的，《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规定作业时应设置缓冲区（最小距离50米），而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后面有车正常行驶时，应让行驶车辆通过后才予以放置警示牌的，而不是作业时什么车辆也不管，只顾自己作业，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在本案事故中有严重过错。宝安大队违反了交通法规的行为进行认定，作出不负事故的责任的认定，显然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对公安机关所作的责任认定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时，则应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从本案的事实看，被上诉人严重违反安全作业的规定，上诉人尽到了所有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宝安大队认定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实属不当，原审法院置案件基本事实于不顾只是盲目采信宝安大队的责任认定书，显属没有依法行使独立审判。二、被上诉人提供的鉴定意见书证明其构成一个八级伤残、四个十级伤残，其伤情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l8667-2002）中的4.8.6C款"右肾切除"规定不符，因此该鉴定意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符合八级伤残，上诉人申请重新对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三、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应按城镇户口计算相应的赔偿依据实属不当。深圳中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指导意见第16、17条对居住一年以上及有固定收入有明确规定，而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证明材料仅有半年，另外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证据形式，上诉人在原审时都不予认可。意见第17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一）与深圳市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工资领取证明文件，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其工资领取情况，所以原审法院适用城镇户口计算相应数额均属错误。四、原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明显错误，松岗医院在被上诉人出院时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建议的第一条：1、休息三个月，加强营养，陪护二人。很显然是针对出院后的医生嘱咐，而不是在医院治病期间的内容，如果是医院治疗期间，则应该直接说陪护两人，而不是建议陪护二人，另在医院治疗期间有护士等工作人员予以护理，该费用已包含在13万多的治疗费当中，原审法院对此认定实属错误。被上诉人吕步政口头答辩称，1、本案中交警部门并非认定肇事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因被上诉人所在公司也存在部分过错，故事故认定书及一审判决均要求被上诉人的公司承担了30%的责任，这是充分考虑了双方的过错，而且，本案中原审被告吉庆海及被上诉人系双方当事人，均对事故无异议，上诉人作为不在现场的第三方，无任何证据推翻该事故认定。2、上诉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并未就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提出重新鉴定，且被上诉人的一侧肾切除，是八级伤残的国家硬性标准，上诉人没有充分的事实与证据予以推翻。3、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同时原审被告深圳市绿长城公司作为被上诉人的工作单位以及赔偿义务人，对被上诉人的工作收入情况均予以认可，因此其情形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应标准，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计算并无不妥。4、一审中医院收取的医疗费中的护士正常工作形成了护理，并非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亲属及专业护工等的专业护理，但两者并非一个概念，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住院期间自始至终有两名家属进行陪护，原审法院支持其护理费并无不妥。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审被告二广州皇威食品有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盲目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结合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简称宝安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等证据及绿长城公司、被上诉吕步政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首先，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及情况说明，认定原审被告吉庆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然原审被告吉庆海持有相关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具备驾驶运输车辆的合法资质和技能，遵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行车，无任何证据显示本案发生时有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主观过错。其次，绿长城公司作为专业的公路绿化养护公司，熟知公路养护作业中必须的操作规程及安全标准，应当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和防范责任，但其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防护、移动标志车、可变信息标志牌等设施，未合理设置缓冲区（最小距离为50米），等等，这是导致发生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第三，根据《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及行业规则，公路养护作业作为特殊工种，作业人员须具有相应技能及持证上岗，然，被上诉人吕步政未证明其符合上述要求。同时，被上诉人吕步政作为正常人，并从事公路绿化养护工作，应对施工路况、车辆速度、车流量有更富经验的判断能力。但其在车辆速度较快、车流量较大的107国道进行公路绿化养护时，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致使警示标志距施工距离约5米，无论从正常人的判断反应能力或机动车的物理制动能力都无法在如此短距离内采取有效措施。第四，从一审法院向宝安大队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可知，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吕步政不顾现场车辆速度、车流量等实际情况，及在未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下，盲目进行作业，摆置雪糕筒，以致原审被告吉庆海避让不及，车辆右前方与被上诉人吕步政发生碰撞。因此，绿长城公司违反其注意及防范义务违规作业及被上诉人吕步政不具有公路养护作业技能、安全意识不强是发生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这两者对事故的发生均具有重大过错，至少应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作为被告的单位绿长城公司是一个专业的做路面养护工作的公司，对于不同的路段、不同的车流量以及不同的车限速应该设置怎样的安全警示措施、设置在哪些点上，绿长城公司具有更专业的操作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在路面操作过程中注意做到安全防范义务，绿长城公司比行车要承担更多的更大的注意义务。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交通事故，如果有证据证明绿长城公司没有按照规定的操作规范进行路面操作的话，当然要承担更多的过错责任。在国道上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20米，根据路面的操作要求，设置警示标志是50米，加起来就是70米，被告这辆车距前车20米，但是绿长城公司设置的安全警示只有5米，两者相加只有25米，当我们这辆车发现前面状况时，进入规避操作的过程，距被告的作业操作只有25米，必然刹车不及、变道不及。一审法院未结合其向宝安大队调取的证据材料及绿长城公司、被上诉人吕步政的技能、作业情况等划分责任，而盲目采信存在错误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属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吕步政在深圳市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来源，有悖事实和法律。（一）根据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吕步政未能证明其在深圳市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来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一，被上诉人吕步政于一审中所提交证据第26-28页，或因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定，或因显示的来深居住时间仅有9个月，均未能证明其来深居住满一年。第二，被上诉人吕步政于一审中所提交证据的第26、28页显示，其所出具时间均为2010年10月13日，被上诉人吕步政所居住地址为新桥村地塘头新十一巷14号宿舍楼，同属新桥派出所管辖，然其居住时间的证明却由两个不同机构出具，显然不符合常理，依法不应采信。第三，根据被上诉人吕步政所提交证据第27、28页显示，其职业时而是收垃圾，时而是清洁工，即其职业不稳定，无固定收入来源。因此，根据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吕步政未在深圳市居住满一年且无固定收入来源。（二）被上诉人吕步政虽系绿长城的员工，但未在绿长城公司工作满一年。首先，被上诉人吕步政仅提供《劳动合同》、《证明》等单方证据以证明其系绿长城的员工且已工作满一年，但未提交社保、工资单、纳税等证明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证据对抗规则，因绿长城公司与被上诉人吕步政具有利害关系，上述证据应依法不予采信。其次，由国家机关出具的资料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若无相反证据证明并且履行法定的变更程序，其效力始终是真实有效的。《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系由国家相关机关出具的资料，其显示截止2010年2月14日被上诉人吕步政的职业仍是清洁工并非养护工，该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劳动合同》、《证明》等证据所证明的被上诉人吕步政自2009年2月18日起即是绿长城公司员工的证明力。因此，被上诉人吕步政虽系绿长城的员工，但未在绿长城公司工作满一年，自事故发生前，无固定收入来源。（三）依据自认、必要共同诉讼理论，绿长城的证明行为并非诉讼上的"自认"，依法不对其他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1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承认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为真实明确表明其真实性的陈述。第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两人（含两人）以上的诉讼。具体到本案，各方当事人是因发生同一交通事故而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属必要共同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绿长城公司虽与被上诉人吕步政存在利益冲突，但与其他当事人也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其在诉讼中的自认行为，与其他共同诉讼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存在重大关联性，因此，其不利的自认仅能约束其自身，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除非其他当事人承认。关于被上诉人吕步政的工作状态与收入情况，一审中有几个证据都是有矛盾和冲突的，一审法院根据共同被告绿长城公司的确认来认定，我们是不当的。共同诉讼中一方当事人的自认如果涉及到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必须经过其他当事人的同意，他的自认才是有效的，效力才及于其他当事人，本案中绿长城公司与保险公司及皇威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冲突，对于某一项事实的自认，必然导致其他被告不同的法律责任。绿长城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对于吕步政的工作状态及收入状态的确认并没有得到我们的认可，所以他的确认不能作为一审裁判的主要依据。一审法院并未依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及必要共同诉讼理论分析绿长城公司的证明行为，仅简单地依据"自认"理论及对绿长城公司产生的不利后果，而采信绿长城公司的《证明》显然不符合法律、司法解释及理论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吕步政在深圳市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来源，有悖事实和法律。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未能结合本案事实及证据材料划分责任，盲目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吕步政在深圳市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来源有悖事实和法律，等等问题，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判决。原审被告吉庆海、深圳市绿长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宝安大队2010年5月4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吉庆海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吕步政的工作单位绿长城公司承担次要责任，吕步政不承担责任，交警部门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已告知当事人，如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该事故认定书系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后作出的，程序合法，各方当事人亦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复核申请，视为对上述事故认定书的认可，本院对该事故认定书予以采纳。上诉人主张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书错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吕步政提交了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作出的《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的伤残程度为一个八级、四个十级，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系伤残等级的鉴定机构，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具有法定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在二审中申请对被上诉人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供足以推翻该鉴定报告结论的相关证据，故对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吕步政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管理所的二份《暂住人员信息登记表》、原审被告绿长城公司的入职证明、绿长城公司与吕步政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涉案事故发生时吕步政正在为绿长城公司在案发路段工作的事实，上述证据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吕步政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原审按照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吕步政的各项损失，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对被上诉人吕步政提交的上述材料存在疑义，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反驳，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护理费，被上诉人吕步政在松岗人民医院住院202天，原审参照深圳地区护工现劳动报酬标准计得吕步政的护理费为20200元（50元／天×住院时间202天×2人），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主张护理费包含在医疗费中，但医疗费与护理费系不同的赔偿项目，护士等医院工作人员的护理与患者需要的陪护系不同的概念，故上诉人人民保险公司的该项主张与有关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其他各项赔偿项目和数额，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视为对原审判决的认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6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 苏审判员 李君贤审判员 廖 平二〇一一年八月八日书记员 王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