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嘉民二（商）初字第2145号原告范维武。委托代理人陈结根，上海虹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梓涵广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某。委托代理人袁某某。委托代理人宫兆坤，上海劲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当事人间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健、周红军及人民陪审员方慈方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维武及其代理人陈结根、被告代理人袁某某和宫兆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2年9月底，被告口头委托原告定作牧宝展柜20套（包括A1和富丽两个款式各20个，1个A1和1个富丽组成1套）。A1单价9，250元、富丽单价9，600元，总计377，000元。后被告先后提取了7个A1和14个富丽，但仅支付了183，950元，尚欠193，050元未付，为此，要求判令其支付该款，至于剩余展柜，被告可以随时提取。被告辩称，2012年9月28日，被告只委托原告定作牧宝展柜10套（其中A1和富丽各5套，在被告的习惯中，套的概念即为“个”）。以上展柜，被告均已在2013年4月底全部提取。后在原告的纠缠下，被告又帮助其处理了1套A1和9套富丽（超出委托范围的展柜处理，不表明原、被告重新建立了委托定作关系，也不构成追认）。以上合计展柜20套，共计价款189，900元，被告已支付278，500元，超额部分，包括了35，000元的订金和被告多支付的金额。针对被告的答辩，原告认为，差额部分被告支付的是双方在其他业务中被告应付的款项。原、被告全部的业务分为三大块：一是2012年8月下旬和9月初，被告也曾两次委托原告定作牧宝展柜，总价款182，187.50元（当初在交易过程中，“套”指的就是一个A1和一个富丽）；二是系争合同，总价款377，000元；三是被告委托原告搭建的其他展台业务，计价款271，000元，具体如下表：序号时间内容金额（元）12012年12月工博会搭建2万22013年3月西门子2900032013年3月写真1900042013年3月超薄灯箱100052013年4月PH7700062013年4月柯露玛2300072013年5月太阳能展900082013年5月医药展2300092013年5月卫浴展14万以上三块业务总计价款830，187.50元，被告已付672，587.50元（其中包括三块业务以外原告应付被告的28，000元退股款），实欠157，600元。被告亦补充答辩认为，双方间的业务确实是包括三大块。其中，对原告主张的第一块业务金额182，187.50元无异议（在第一次业务中，“套”确实指的是“2个”，但在后来为防止原告和运输方混淆，已跟原告明确“套”指的就是“个”，且在2012年10月1日给原告的短信中再次予以了明确）；第二块业务坚持前述答辩意见，实际发生的金额为189，900元；第三块业务应为221，000元，具体是：1、工博会搭建2万元；2、西门子项目2万元；3、写真项目19，000元；4、超薄灯箱项目1，000元；5、柯露玛和PH7作为一个项目，金额为22，000元；6、太阳能展项目9，000元；7、医药展项目2万元；8、卫浴展项目11万元。以上三块业务总计价款593，087.50元。至于付款金额，除了原告认可的672，587.50元外，被告还曾于2013年6月1日支付过原告现金15，000元。经审理查明：1、2012年8月下旬和9月初，被告先后两次委托原告定作包括A1与富丽两种款式的牧宝展柜，合计价款182，187.50元。先期业务中，1套展柜包含了A1和富丽各一个。2、2012年9月28日，被告又口头委托原告定作20套牧宝展柜，但双方未明确“套”的具体含义。A1的单价为9，250元、富丽的单价为9，600元。同年10月1日，被告曾短信要求原告“第三批柜你就做10个多了不要做懂不”。而原告依旧制作了40个展柜。此后，至2013年6月17日，被告共在原告处提取了15个展柜，并于当日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上海梓涵广告有限公司承诺范维武25套牧宝展柜在三个月（2013年6月20日至9月20日止）之内处理完毕。单价按照之前约定价格。款项清理完毕！特此承诺。”嗣后，被告又先后提取了6个展柜。以上被告已提取的21个展柜包括了A17个、富丽14个，计价款199，150元。3、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的终端客户曾因质量问题退回给原告一个A1展柜，扣除后，被告实际提取的展柜的价款应为189，900元。4、原、被告除了上述业务外，被告还曾将其承揽的其他展台搭建等项目委托原告制作，具体名称和价款分别为：工博会搭建2万元、西门子项目2万元、写真项目19，000元、超薄灯箱项目1，000元、柯露玛和PH7项目22，000元、太阳能展项目9，000元、医药展项目2万元、卫浴展项目11万元，合计价款221，000元。5、在原、被告全部的业务过程中，被告先后共支付了价款672，587.50元（其中包括了一笔原告应付被告的28，000元退股款）。以上事实，有审理中原、被告的陈述、承诺书、短信、录音记录等证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虽以2012年9月28日的定作合同作为其诉因，但由于双方对该合同项下的付款金额存在争议，客观上被告的每次付款均无特定指向，故确定被告最终的应付款金额必须对双方间所发生的全部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的审理。主要包括业务总额和付款总额两个方面。一、关于业务总额其中2012年8月下旬和9月初的两次业务额182，187.50元双方并无争议；9月28日的口头合同，从被告提供的录音材料中可以反映出双方当初谈的数量是20套，虽然没有明确“套”的具体含义，但根据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同时结合被告出具的承诺书，可以认定所谓的“20套”指的就是20个A1和20个富丽，计价款377，，000元。至于被告给原告发的那个短信，只是被告在合同履行初期向原告提的一个单方要求而已，事实上，双方在此后均是在按照20套的约定在履行，故该短信并不能作为否定双方约定数量的证据，更不能以此认定双方的交易数量仅为10个展柜。另外，双方在已提数量存在1个展柜的差异主要在于被告认为其在2013年6月17日出具承诺书时以为之前已提了15个，而实际只提了14个。对于此主张，被告并无证据证明，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被告已提数量为21个，即7个A1和14个富丽。还有，原告称被告之客户曾因质量问题退回过一个A1，虽然被告予以了否认，但原告的该陈述有利于被告，故本院同样采信原告的陈述。同时，鉴于原告已接受了该退回的展柜，故应扣减被告应付的相应价款9，250元，即9月28日合同项下被告实际应付价款为367，750元；对于除上述业务外的其他展台搭建等9项业务，原告仅提供了一份被告向其出具的“授权收款委托书”，内容为“我公司委托范维武负责我公司对：某某广场柯露玛及PH7店面装修的工程合同尾款共计人民币22，000元整结算事宜。请将我公司尾款支付给范维武。……”。但该份委托书仅能反映被告与其客户之间的业务尾款金额，而无法证明原、被告间就该两个项目的价款金额，故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鉴于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9项业务的价款金额，故本院仅能依据自认原则，采信被告自认的交易金额，即221，000元。综上，原、被告间的业务总额应认定为770，937.50元。二、关于被告的已付款总额因被告就其主张2013年6月1日支付过原告现金15，000元一节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根据双方一致认可的672，587.50元来确定被告的已付款总额。上述应收、已付两项相抵后，被告实际应付原告的价款应为98，350元。当然，由于双方间系定作法律关系，尚在原告处的19个展柜的所有权归于被告，被告可随时予以提取。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梓涵广告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范维武价款人民币98，350元；二、驳回原告范维武其余的诉讼请求。如被告未能在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61元，由原告负担1，902.25元，由被告负担2，258.75元，被告负担之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徐健审判员周红军人民陪审员方慈方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孙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