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佛南法行初字第34号原告熊永基。委托代理人赖智明，广东骏森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林燕凤，广东骏森濠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城门头西路**。委托代理人黄玮瑜，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麦慧莉，广东法品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汉锋。第三人熊丽娟。第三人张伟任。上述两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汉锋，系本案第三人之一。原告熊永基诉被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其他行政行为一案，原告于2014年2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通知张汉锋、熊丽娟、张伟任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赖智明、林燕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黄玮瑜、麦慧莉，第三人张汉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3年10月1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认定原告于1989年7月4日领取了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992年2月10日，原告隐瞒土地使用权共有的情况，未经土地使用共有人熊丽娟同意，单方申领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粤房字第26779**）。依据《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决定撤销涉案房屋的房屋登记。被告依法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1.熊丽娟投诉材料；2.委托书及佛山市房产管理局与南海区房产管理局印章交接签收表；3.《佛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及附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机构设置表》（佛机编（2004）16号）；4.《市建设局（房管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委托各区建设局（房管局）使用业务专用章的通知（佛建办（2009）2号）及附件1《佛山市建设局（房管局）委托各区建设局（房管局）使用业务专用章范围目录》节选；5.《关于做好启用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有关印章的通知》（佛建管（2011）36号）及附件1。证据1-5（均为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1）熊丽娟自称为涉案房屋权属人，并向被告下属的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下称“南海住建局”）要求撤销涉案案粤房字第26779**屋所有权证（下称“涉案房产证”）；（2）南海住建局受被告委托，有权调查和处理熊丽娟的投诉，调查涉案房产证的相关情况。6.《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档号：2677930）；7.办理房产证收费附表；8.房屋所有权证存根；9.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10.审批书。证据6-10（均为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1）1989年12月，原告申领涉案房产证时并没有提供涉案房屋所占宗地的土地证，隐瞒了土地有两个使用权人的事实；（2）原告申领涉案房产证时，没有提供书面委托文件，也没有委托任何代理人。11.南府集建字（89）第245225号和第24522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涉案房屋所占宗地有两个使用权人，而非仅是原告。原告没提供该土地证，导致影响了涉案房产证的合法性和正确性。12.《告知书》和《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送达回证》；13.《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及送达材料。证据12-13（均为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已经给予原告足够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也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最后方作出涉案决定，涉案决定合法有效。被告提供了如下法律依据：1.《房屋登记办法》（2008.7.1施行）第四条；2.《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9.12.27修正）第三条；3.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10.1施行）第六条；4.参照：《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2000.1.1施行）第三条；5.《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1987.7.1施行）第六条、第十六条。原告诉称：2013年6月因熊丽娟到被告处投诉反映，要求撤销原告办理办理的粤房字第26779**证。被告经查，以原告故意隐瞒土地使用权共有的情况，未经共有人熊丽娟同意，单方面申领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为由，作出了撤销涉案房屋的房屋登记的决定。原告不服，向佛山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佛山市人民政府维持了被告所作的《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原告舅舅1980年初落实华侨政策，在南约村取得宅基地一块，给予了原告母亲劳惠芳，登记在原告及其母亲名下，各分摊一半。该土地位于桂城南约村，总面积是102.2平方米，分摊面积是51.1平方米。原告母亲在1989年将其分摊部分变更给熊丽娟。因此在1989年原告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该证备注上注明：熊永基、熊丽娟各占1／2各领一证。原告于1992年申请办理了房产证房产证（粤房字第26779**产证显示涉案房屋使用的土地面积为57.44平方米，而不是102.2平方米。涉案房屋是1985年原告取得土地时分摊在原告名下的一半土地上出资建设的，房屋的产权理所当然属于原告。熊丽娟名下的一半土地至今未建设房屋。综上所述，原告在分摊其名下的土地上，建设的独立房屋，当属原告所有，该房屋没有共有的情况。申请办理房产证以个人名义申请，合理合法，被告作出的决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的《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2、裁判被告作出新的行政决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在庭审中补充：原告有房产证、土地证，涉案房屋应该属于原告所有；被告在2013年10月16日撤销房屋登记决定的理由不成立，撤销的理由是原告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获得房屋登记的理由不成立，在原告领取房产证的时候并没有隐瞒真实的情况，已经如实告知了房管局，已经把土地的真实情况如实反映了，也提交了土地证，也将第三人的意见向他们反映了，按照政府的要求办理了房产证；第三人熊丽娟是很清楚这件事的，她一直在帮忙管理涉案房屋，其清楚房屋所有权是原告的；如果发错了证，过错方也是被告而不是原告，根据法律规定，发放房产证有严格的要求，根据1987年7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房屋登记办法》第4条、第6条，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必须经过政府房屋管理部门核实，如果原告隐瞒了土地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领取到房屋所有权证的。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作出撤销涉案房屋的房屋登记。2.《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原告不服被告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撤销房屋登记决定。3.《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245226），用以证明原告拥有涉案102.2平方米土地的一半，即51.10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4.《房屋所有权证》（证号2677930），用以证明原告在拥有二分之一占地面积上建造房屋，该房屋属原告所有。（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1-4均为原件，各1份）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涉案决定前，已参照最严格的《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原告其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程序合法。2013年6月，南海住建局收到张汉锋（熊丽娟之子）对涉案房产证的信访投诉，要求撤销原南海房管局核发的房产证。经对涉案房产的申请登记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原告于1989年7月4日获得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南府集建字（89）第245226号，下称“涉案土地证”），该证注明“熊永基、熊丽娟各占1／2各领壹证”。同时，熊丽娟也于1989年7月4日领取了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南府集建字（89）第245225号），同时该证也注明“熊丽娟、熊永基各占1／2各领壹证”。另根据信访人提供的《关于南海区桂城街道张汉锋土地登记档案信访有误的问题的信访答复》（南国土信访字（2013）080号），国土部门再次认定熊丽娟和熊永基共同拥有南府集建字（89）第245225号宅基地使用权的事实。但原告在1989年12月申领涉案房产证时，隐瞒其与熊丽娟共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在未提供使用共有权人熊丽娟同意文书的情况下，单方申领了涉案房产证。涉案房屋于1992年1月28日经原南海房管局核准登记，登记权属人为熊永基，房屋为混合2层的农村宅基地住宅，坐落于桂城南约管理区，房屋基底面积57.44平方米，建筑面积114.88平方米。在调查发现上述情况后，被告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了撤销涉案房屋登记的《告知书》，向原告告知其有权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2013年8月19日在南海区住建局304室，将《告知书》送达至原告，并特别提醒原告，如有异议，应在15日内行使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利。由于法律法规没有就房屋登记的撤销程序作出规定，被告参照具体行政行为中最为严格的行政处罚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即《行政处罚法》），先行以《告知书》方式给予并告知原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告知书》给予原告申请听证的期限为15日，远远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3日。另外，在作出涉案决定前，原告多次电话联系原告，确定其放弃听证权利后，方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涉案决定。因此，被告已给予了原告足够时间行使权利，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足以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涉案决定的程序是合法的。二、原告没有提供涉案土地证，隐瞒涉案房屋所占宗地有两个使用权人的事实，影响了涉案房产证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被告作出的涉案决定是合法正确的。（一）房地产权属管理是被告的法定职责。1.《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4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房地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受本级人民政府的委托，对申请登记的房地产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房地产权属，核发房地产权证。本条例所称房地产管理部门是指土地管理、房产管理机构合一的部门；土地管理、房产管理机构分设的，指房地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土地管理机构分设的地区，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2.《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令第168号）第四条规定，“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二）涉案房屋登记依法应予以撤销。1.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1987.7.1施行）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在申领涉案房产证时，应当提供土地使用证，但原告没有提供，已经不符合办证条件。另外，原告隐瞒涉案房屋所在宗地为共有的情况，导致登记部门未经土地使用权共有人同意，为原告办理了房屋登记，损害了熊丽娟的合法权益，引发多次投诉。2.从原告在1989年申领房产证时施行的《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1987.7.1施行）到至今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2008.7.1施行）、《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9.12.27修正），均明确规定，凡是隐瞒真实情况的，房屋管理部门（登记部门）有权撤销相应登记事项。原告申领涉案房产证时隐瞒了土地使用权为共有的真实情况，因此被告依据当时施行的《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1987.7.1施行）作出涉案决定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三）在涉案土地证经法定程序撤销前，其仍具法律效力，被告据此认定土地使用权及其上涉案房屋为共有的事实，并无不当；但原告以其与熊丽娟之间存在的土地证权属争议，涉案土地证有误而主张涉案决定不合法则是不成立的。三、被告撤销涉案房屋登记依法不影响原告物权。《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原告自合法建造房屋的事实行为成就时就已经取得物权。若原告本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的话，即便撤销涉案房屋的登记，也并不影响原告已经取得的物权。同时，被告在《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中，也明确告知原告可以持有关资料重新申请登记。另经了解，熊丽娟已经在南海法院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提起了民事诉讼。原告也可以在民事诉讼终结后再申请房屋登记。三名第三人陈述，一、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目前涉案土地的现状是：熊丽娟拥有102.2平方米涉案土地的使用权。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是以物权成立时间的先后，确定物权效力的差异。先成立的物权的效力要优先于后成立的物权，即先成立的物权效力较强，后成立的物权效力较弱。物权相互间以成立时间之先后确定其效力的强弱，本质上是对现存的、既得的物之支配权的保护。这也包括在同一标的物上后成立的物权只有在不侵入、干涉先成立的物权的支配范围的条件下才能得以成立。否则，时间在后的物权根本就不能成立。物权具有排他性，在一个物上不能存在内容冲突的物权，先设立的物权可以排除后设立物权的效力。1988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属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性质，其形成时间早于1989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1988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法律效力也高于熊永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书。按照先设立的物权可以排除后设立物权的效力等基本法律逻辑关系，熊永基持有的土地使用证书及熊永基的其它所有权属登记均无任何法律效力。熊丽娟1985年即已拥有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事实产权优先于任何土地证书和土地档案。作为不动产登记簿，1988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备注写着该宗地为两人共同使用（实际上是两户共用），共用面积：102.2平方米。其中，地号：01140607，使用者：劳惠芳，面积：51.1平方米；地号：01140608，使用者：熊丽娟，面积：51.1平方米。1989年，劳惠芳一户的5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已经转让给熊丽娟。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佛国土规划函（2013）478号文件证明，地号为01140607的土地证书早已颁发给熊丽娟（其不动产登记簿忘记注销劳惠芳的名字，国土局已经承认该宗地成功完成变更手续，权利人已经由劳惠芳变更为熊丽娟，并承诺注销劳惠芳的名字）。因此，1989年后，熊丽娟已拥有10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1989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备注写着：熊丽娟，熊永基各占二分之一。但紧接着，又写到“该宗地为两人共同使用，共用面积：102.2平方米。其中，地号：01140607，使用者：劳惠芳，面积：51.1平方米；地号：01140608，使用者：熊丽娟，面积：51.1平方米”。可见，熊丽娟1989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终未将熊永基列为土地权利人，而是仅将熊永基一户占二分之一作为1988年的历史状态予以描述。因为宅基地一向以户为单位进行划拨和登记发证工作，熊永基与劳惠芳同属一个户口，熊永基一户占二分之一的表述实际上与劳惠芳占51.1平方米的意思是一样的，属于意思重复的表述。而1989年，南海国土部门向熊永基颁发的土地证书则属于向熊永基一户错误颁发的土地证书（证书上无论是写熊永基的名字，还是写劳惠芳的名字，性质都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南海国土部门以任何借口错误颁发土地证书，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熊丽娟1985年即已拥有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这个事实既被熊永基认可，又被不动产登记簿载入。根据禅建信《2013》177号文件，土地证书与土地登记簿（卡）记载不一致的，以土地登记簿（卡）为准。现在熊丽娟的土地证书虽然只记载了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但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显示，熊丽娟拥有10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因为，确认熊丽娟的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的时候，应当以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确认熊丽娟拥有涉案10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熊永基在2013年3月上交给法院的答辩状中承认1985年熊丽娟拥有土地使用权51.1平方米。熊永基在2013年7月上交给法院的答辩状中也承认1985年熊丽娟拥有土地使用权51.1平方米。可见，作为不动产登记簿，1988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所反映的事实是铁证如山，无法推翻的——即熊丽娟1985年即已拥有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1985年到1988年期间，涉案土地未发生任何变更、转让事项，因此，1988年不动产登记簿所反映的情况与1985年的情况一致。因此，1989年后，熊丽娟已拥有10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熊永基在其答辩书的证据内容中，写到1988年3月23日土地登记表和1989年7月土地登记表证明建房时土地由家庭协商分割。由于涉案房屋是1985年开始动工兴建的，也就是说，熊永基已经确认1988年3月23日劳惠芳的土地登记表和熊丽娟1989年7月的土地登记表所反映的土地权属状况只是1985年的土地权属状态。而1988年的不动产登记簿（1988年的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则是依据多种档案材料综合生成的，当然也包括1988年劳惠芳的《申请发放土地使用证登记表》，因此，熊永基对1988年的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也是认可的。因此，从这两份申请表中，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1985年，劳惠芳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在熊丽娟的土地证申请表备注中，熊永基、熊丽娟各占二分之一的表述也只是对1985年劳惠芳与熊丽娟共用总面积为102.2平方米之宗地（劳惠芳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意思的重新复述而已，备注将该宗地1985年的相关信息标记下来，作为档案保留，仅仅是如此而已。因为1985年熊永基单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该宗地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毕竟国土部门已经通过不动产登记簿的形式确认了劳惠芳在1985年到1988年期间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历史事实，而熊丽娟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这个也是熊永基以答辩书亲笔承认的事实）。我们只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当时宅基地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文件、政策进行理解、解读，就可以明白熊永基只是作为1985年劳惠芳一户的人名标记（男丁），而不是单独指熊永基一个人的产权。只是该重复表述没有详细标注1985年的字样，从而造成当时国土人员的误会，而将土地证书错误颁发给熊永基；当时土地分配也是以户为单位的，只不过当时村的国土调查人员在备注中对该土地1985年的情况重新复述的时候，按照农村的风俗将劳惠芳一户的土地标记上熊永基（男丁）的名字而已。而且当时熊永基在领取其土地证书的时候刻意隐瞒了劳惠芳拥有的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在1989年变更给熊丽娟一户使用的事实真相，从而造成了错误登记，造成当时国土人员的误会，而将土地证书错误颁发给熊永基，而因为这个错误登记和误会的存在，也造成了当时的国土部门并未及时向熊丽娟颁发新的内含102.2平方米之宗地全部使用权的土地证书。而且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号码在不动产登记簿和国土部门现在保存的原始官方国土档案中都无记载，这就足以说明当时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已经被注销，但未收回而已。根据禅建信《2013》177号文件，土地证书与土地登记簿（卡）记载不一致的，以土地登记簿（卡）为准。因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号码在不动产登记簿上并无记载，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其不存在任何法律效力。因此，应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基于熊丽娟拥有102.2平方米涉案土地的使用权这一基本情况，促使佛山市住建局变更其具体行政行为——以熊永基隐瞒其无土地使用权这一情况，撤销其房产证书。二、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属于没有任何原始档案，未经过任何审批的无效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1989年《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一条规定，以宗地为基本单元进行登记。拥有或使用两宗以上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或土地所有者，应分宗申请。两个以上土地使用者共同使用一宗地的，应分别申请。第十二条规定，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1.土地登记申请书；2．土地登记申请者的法人代表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3．土地权属来源证明；4．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根据1988年《南海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证书的布告》和1989年《关于印发〈南海县城镇土地使用证颁发实施细则〉的通知》，申请发放土地证书，必须填写《申请发放土地使用证登记表》。《土地登记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土地登记形成的文件资料，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根据国土资源部的《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原始登记资料，包括土地权属来源文件、土地登记申请书、地籍调查表和地籍图。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登记资料的公开查询工作。由此可见，土地登记和土地证书的发放必须经过审批，而且必然存在因审批而生成的一系列土地档案，《土地管理档案工作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县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全国和本辖区的土地管理档案工作。因此，只有归县级以上国土部门管理、生成的土地档案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档案。目前南海国土系统仅存的两份关于该宗地的档案上面无任何熊永基的土地证书的号码和颁发审批记录。也就是说熊永基的土地证书是无任何官方档案的。按照80年代的《土地登记规则》，任何土地初始登记和变更登记、包括颁发土地证书等行政行为都必须依申请而进行。而熊永基无任何申请颁发土地证书及申请土地登记的档案记录，可视为熊永基从未申请过土地登记和颁发土地证书，可视为熊永基的土地证书未经任何行政审批流程，属于无效证书。任何土地证书的依法颁发都必须经过行政审批，也必须在不动产登记簿上有记录，这是常识。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请检查制止乱发土地证书的通知》，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不是土地管理部门依法颁发的土地证书一律无效。熊永基已经在法庭笔录中公开承认，自己既没有申请过土地证书，也没有填写过任何相关表格。“依申请发放”是行政原则，没有依法、依申请发放的土地证书已经被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为无效证书。熊永基所持有的土地证书已经被国家机关确定为无效证书。熊永基的土地证书未经法定程序，依法颁发，所以属于无效证书，特要求法院不予以认定为证据采用。土地档案查册表（1989年）和土地档案查册表（1988年）是根据实体档案生成的该宗地的目前唯一两份不动产登记簿（土地登记簿）。这两份不动产登记簿（土地登记簿）上也无将熊永基列为土地的权利人，这两份不动产登记簿（土地登记簿）上也查找不到熊永基的土地证书的号码和其他相关信息。熊丽娟的土地证审批表备注中也无熊永基的土地证书中的“各领一证”的内容。不动产登记簿（土地登记簿）上也无熊永基的土地证书中的“各领一证”的内容，按照法律，应该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也就是说熊永基的土地证书从无在国土部门备案，属于无效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既然不动产登记簿对熊永基的土地证书无任何记载、记录，因此恳请认定，因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在不动产登记簿上无任何记录，熊永基的土地证书不存在法律效力。三、1989年，熊丽娟已就涉案土地问题向国土部门提出更正申请，国土部门当时也已经进行了相关更正工作。1989年，熊丽娟发现，国土部门出现失误颁发土地证书给熊永基后，已经及时向当时的南海县国土部门提出更正申请，当时的南海县国土部门答复说，备注“熊丽娟，熊永基”各占1／2”，只是对1985年熊丽娟、劳惠芳共用土地状态的备注，而熊永基作为劳惠芳家中的男丁按农村习惯写名字上去而已（只是工作不够细致，未加1985年的字样），现已经更正好了档案（所以直到现在不动产登记簿都是熊丽娟的名字，而没有将熊永基列为权利人，就是当时更正留下的证据，而且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在不动产登记簿和国土部门现在保存的原始国土档案中都无记载，这就足以说明当时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已经被注销，但未收回而已）。但当时的国土部门估计工作无现在那么严谨，所以未有及时通知我们回收熊永基的土地使用证，国土部门也答复说，已经更改好了档案，并且注销了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就无必要这么麻烦再颁发新的土地证书了。在完成上述手续后，南海国土部门又在1993年通知我们再次提交更改申请以备案，我们当时都递交了相关的更改申请，并在该更改申请中要求国土部门向熊丽娟核发新的土地证书（即颁发包含102.2平方米全部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证书给熊丽娟）。该申请复印件当时按要求提交了国土部门，原件还在我手中。我们当时都看过国土部门的登记本，确实已经将全部土地更改成了熊丽娟一户的名字。我们当时认为档案更正了，也就可以了。因为也无对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当时是否回收等问题加以留意。“土地使用更改申请”的复印件1993年至今都在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的手中。“土地使用更改申请”有劳惠芳的签名，劳惠芳以家长身份宣布，“本人现将南海市桂城镇南约第四住宅区137号内之院地分给女儿熊丽娟使用，请各级单位予以核实，重新更改，将土地使用证发给女儿熊丽娟，请批准”的字样。可见，当时本人已经向南海国土部门申请发放熊丽娟独用面积为102.2平方米的新土地证书，但南海国土部门以已经更改档案为理由，没有发放新的土地证书给本人。该申请（兼赠与合同）是1993年5月30日作出的，劳惠芳及熊永基再次明确南海市桂城镇南约第四住宅区137号内之院地已全部属于熊丽娟所有，也同时确认熊永基已放弃桂城镇南约第四住宅区137号内之院地的所有权利及诉求。也就是说当时签订这份“土地使用更改申请”有两个目的，一是要确认南海桂城镇南约第四住宅区137号内之院地已全部属于熊丽娟所有，二是将1989年已成功变更到熊丽娟名下的土地使用证号码列出，以确认户内所有成员均对1989年的土地变更无任何异议。熊丽娟作为涉案102.2平方米土地的权利人（已经登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是有相关书证予以证实的，“土地使用更改申请”再次印证了不动产登记簿中关于熊丽娟已有102.2平方米土地份额的事实。不动产登记簿是严肃的东西，南海国土部门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将熊丽娟已有102.2平方米土地份额的事实登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佛国土规划函（2013）478号文件中说，地号为01140607的土地证书早已颁发给熊丽娟（但其不动产登记簿忘记注销劳惠芳的名字，国土局已经承认该宗地成功完成变更手续，权利人已经由劳惠芳变更为熊丽娟，并已注销劳惠芳的名字）。当时（即1989年到1993年）经熊丽娟更正错误后，南海国土部门已经注销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和更改好了档案，并将102.2平方米的涉案土地全部确认给熊丽娟，但国土部门又忘记回收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并将熊永基的名字留在档案上（即忘记注销熊永基的名字，在1989年熊丽娟的国土档案中也没有清晰标注熊永基即劳惠芳一户占土地二分之一的情况是1989年土地变更之前的产权状态）。四、涉案房屋的建房用地是熊丽娟夫妇与劳惠芳共同申请的，当时是以两户人的名义共同申请建房用地的，即1985年涉案土地的产权状态为：劳惠芳一户拥有5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一户也拥有5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1985年两户共用该宗地。1989年，劳惠芳一户已将其所占5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熊丽娟，至此，熊丽娟就拥有了102.2平方米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涉案房屋的建房用地是熊丽娟夫妇与劳惠芳共同申请的，当时是以两户人的名义共同申请建房用地的。1985年填写的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上填写的就是熊丽娟和劳惠芳的名字。宅基地的申请一向都是以户为单位的。相关文件详见198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广东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村镇非农业人口每户建房用地控制在八十平方米以内。第十二条规定，农村社员、回乡落户的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和退伍军人，回乡定居的华侨、港澳同胞，建房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所在生产队申请，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生产大队审核同意，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批准；第十七条规定，圩镇内非农业户建房需要用地的，建房者本人应提出申请，由镇管理委员会（镇人民政府）与有关生产队协商，参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在1986年1月，补交建房用地、报建手续费的收费单据还保存在熊丽娟夫妇手中，上面有南约乡人民政府的印章，并写明建房屋费用。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两户人联合拿地的事实。相关的发票和单据除了带有熊丽娟、张伟任夫妇和劳惠芳的名字外，根本没有熊永基的任何字样。按照上述条例，当时只有劳惠芳和熊丽娟、张伟任夫妇才有资格作为户主在南约村申请宅基地建房屋——劳惠芳户口本上有显示其出生于香港的信息，按照相关法律香港出生者是具有永久居留权的港澳同胞，而其家乡则为南海南约村。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簿和户口簿登记的事项，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效力。根据相关户籍证据，在申请建房用地时，熊丽娟、张伟任夫妇为当时的平洲镇非农业户口居民。而南约乡当时属于平洲管辖。而熊永基一直都是广州市的城市居民，既非回乡落户的港澳同胞，又不是土地所在的平洲村镇非农业人口，是无任何资格作为户主，申请南约村的宅基地的。因当时每户用地标准只有不超过80平方米。而熊丽娟、张伟任夫妇与劳惠芳都想搞到一个有点庭院绿化、活动空间的、面积大点的、100平方米左右的宅基地。而且，当时南约乡领导游津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申请100平方米左右的土地建房屋，是必须以两户人的名义申请，我们才可以审批的。于是熊丽娟夫妇和劳惠芳便一起决定，以两户人的名字联合申请一宗宅基地共同使用，以集约管理建房资金，充分利用空间资源，更方便一起生活，照顾老人家。到了1985年，劳惠芳就以“回乡定居的港澳同胞，建房需要宅基地”为理由，向当时的南约村领导游津申请宅基地。同时，熊丽娟、张伟任夫妇则以村镇居民住房紧张为理由也向当时的南约村领导游某申请宅基地。当时两户人都分别向南约乡递交了相关的申请书。当时的南约村领导游某便按照《广东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用地资格和标准，也参考了熊丽娟、张伟任夫妇与劳惠芳共同建造房屋和生活的实际需要、意向，便批准划拨了一块约100平方米的土地给熊丽娟、劳惠芳两户共同使用，这在当时已经是两户人的用地标准了。另外，需特别说明的是，当时南约村领导游津说，为方便起见，熊丽娟、张伟任夫妇和劳惠芳两户人只需填写一份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就可以一起申请这宗约102平方米的宅基地了。因此，当时两户人只填写了一份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但在填写该申请表前，劳惠芳、熊丽娟两人都分别向南约乡递交了申请书。在南约乡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去乡政府填写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的时候，劳惠芳原本在我平洲家中居住的，但因事回了广州，而熊丽娟则刚好要上班，因此，当时的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是由张伟任亲自、单独在乡政府当场填写的。另外，根据1989年《关于印发〈南海县城镇土地使用证颁发实施细则〉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多户（单位）使用一宗地（包括楼房、庭院）的发证原则。可见，80年代，多户共同申请一宗土地建设房屋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由于当时的制度还不是那么精细，还没有多户联合申请一宗地的专用表格，因此当时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上，我就将户主统一写上熊丽娟和劳惠芳的名字。而当时的南约乡领导游津则说，“劳惠芳是港澳同胞，由于南约是劳惠芳的家乡（籍贯地），而且她家曾在南约村有老宅基地，只是原地址已被人拆除房屋并占用而已，该表格内统一填写劳惠芳的香港地址和职业、单位，审批应该会快些、上级也会重视一点，估计还会因为其港澳同胞的身份优先审批。”因此该表格内的职业和工作单位、地址等内容我就只填写了劳惠芳的资料，因劳惠芳曾说过，她以前做过有钱人家的司机和管家，张伟任便将职业写上港澳司机，工作单位写上车行，地址则写上劳惠芳提供的香港的一个通讯地址，而申请理由则写上“年老回乡安居（原由旧原址现被他人建占）”。表格内的人口内容，当时都是以户口本内人数和户数为法定标准的，当时我们两户人都提供了自己本户的户口本给南约乡作为凭据，由南约乡核实两户人各自的户口本内人数，再将人口数填写到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上。由于劳惠芳提供的户口本为70年代的版本，因此上面户籍人数显示为4人（即熊丽娟、劳惠芳、熊永基、熊卓章等四人的名字）——见白云派出所提供的70年代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该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也显示当时户口本内人口为四人。而熊丽娟所提供的户口本则为82年后的户口本，因此户口本内显示户内人数为3人（即熊丽娟、张伟任、张汉锋三人）。当时南约乡领导游津直接数了一下户口本内的人数，就对我们说，请直接将两个户口本内的人口数分别填写于表格内，于是我们就在表格上以两个户口本的人数为基准，进行分类填写。因为当时的表格并无为两户人联合申请的情况而特别设置栏目，因此我们就按照游津的要求在16周岁以上的格子里填写了3人（即代表了熊丽娟户口本上熊丽娟、张伟任、张汉锋三人），而在16周岁以下的格子里填写了4人（即代表了熊丽娟、劳惠芳、熊永基、熊卓章等四人）。直到现在，熊丽娟的土地证书中，该宗地的家庭人口数依然显示为7人。而在1989年熊丽娟填写的土地证书申请表上，户内人口数则显示为3人，与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上当时张伟任填写的3人之人口数互相印证、吻合，也与平洲派出所80年代户口登记册内熊丽娟所在家庭户当时户口本内人数为3人互相印证。五、当时错发土地证书给熊永基的根源：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和宅基地使用证被人为擅自涂改。而且国土部门又忘记回收熊永基的土地证书，并将熊永基的名字留在档案上（即忘记注销备注中熊永基的名字，在1989年熊丽娟的国土档案中也没有清晰标注熊永基即劳惠芳一户占土地二分之一的情况是1989年土地变更之前的产权状态）。根据《广东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熊永基是城市居民，并非平洲村镇居民，也不是祖籍为南海的港澳同胞，所以他是没有作为户主申请土地的资格的。1985年桂城镇政府也不会违反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的规定，批准熊永基作为户主申请土地。因此，熊永基的字样是后来被擅自添加、涂改上去的。熊永基擅自让当时的南约村民委员会帮助其涂改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领取土地证书。但这些行为都没有得到熊永基父母的许可，也没有得到熊丽娟、张伟任、张汉锋的同意，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佛山市南海区档案局下发的文件《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佛山市档案局下发的文件《佛山市档案局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均已明确确认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审批表“户主姓名”栏存在的涂改问题。佛山市南海区档案局下发的文件《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更“明确”：没有发现登记机构对该房屋的档案资料进行过涂改。既然登记机构没有对该房屋资料进行涂改，也就是说，而且这些涂改行为未经审批单位南海县桂城区公所城建办公室的同意（南海县桂城区公所城建办公室是当时宅基地审批的登记机关），明显属于擅自涂改——擅自涂改问题包括擅自添加村民委员会印章和熊永基的姓名。而且该擅自涂改行为是熊永基让村民委员会进行的，并无任何登记机构认可。根据广州市公安局白云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劳惠芳是祖籍南海的港澳同胞身份（再具体点就是南海南约村）。劳惠芳户口本也显示其出生地为香港。因此，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审批表上户主栏内现存人名中只有劳惠芳在1985年具有申请南约村土地的资格，而熊永基根本不具备申请南约村土地的资格，其名字显然是后来擅自涂改添加的。1985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由熊丽娟领取、持有，充分证明了熊丽娟在1985年拥有5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事实。1985年证件颁发的时候，南约村民委员会考虑到劳惠芳原籍南约村的历史渊源，因此，1985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上户主栏内当时的村干部只是填写上劳惠芳的名字，但户内该证也一直由熊丽娟保管，但1989年申请发放土地证书的时候，按照当时文件的统一要求，该证书作为土地权属证明材料是要上交给国土管理部门予以审核的（见《南海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证书的布告》第五条）。同时见《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第七条。该证书是与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审批表配套发放的，熊永基是城市居民，并非平洲村镇居民，也不是祖籍为南海的港澳同胞，所以他是没有作为户主申请土地的资格的。可见，该证书上熊永基的名字也是后来添加上去的。该证书曾在1989年由熊丽娟上交给当时的村国土管理部门，用来为熊丽娟一户换发新的土地证书；但熊永基利用该证书暂时存放在村国土管理部门的机会，熊永基隐瞒了其所在的劳惠芳一户已经将51.1平方米土地变更给熊丽娟的真实情况，也隐瞒了“其行为未得到熊永基父母的许可，也没有得到熊丽娟、张伟任、张汉锋的同意”这一特定情况，熊永基擅自让当时的南约村民委员会帮助其涂改宅基地使用证领取土地证书。桂城镇属于1987年后的产物，而印章中的南约村民委员会是1987年到1989年之间的产物（1999年后虽然也曾恢复过南约村民委员会的名称，但当时南海县已经变更为南海市了）；可见，“南海县桂城镇南约村民委员会”的印章可完全确定为1987年到1989年期间的产物。可见，人为涂改时间应该为1987年到1989年之间发生的。根据《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第七条规定，土地证书颁发程序：（一）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向当地国土管理部门提出领证（换证）申请，并提供确认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有效证件及土地利用状况的证明材料（包括图件）；《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审批表》就属于当时申请土地证书的时候必须提交的土地利用状况的证明材料。根据《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管理部门查实，吊销其土地证书：（一）持证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二）以假名称、假姓名冒领土地证书的；（三）擅自涂改土地证书或其他有关图件、证书材料的；熊永基在领取土地证书的时候故意隐瞒其广州城市居民的真实身份，也故意隐瞒其行为未经产权人同意的真实情况，利用村委会擅自涂改有关图件、证书材料。而且上述情况已经政府机关查证属实。因此，应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根据熊丽娟拥有102.2平方米涉案土地的使用权这一现状，促使佛山市住建局变更其具体行政行为——以熊永基隐瞒其无土地使用权这一情况，撤销其房产证书。第三人庭审中补充：实际上熊丽娟这一户已经拥有了102.2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第三人举证如下：1.2013年3月答辩状（原件、1份），用以证明熊永基承认1985年熊丽娟拥有土地使用权51.1平方米。2.2013年7月答辩书（原件、1份），证明内容同证据1。3.劳惠芳1988年的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原件、1份）用以证明作为不动产登记簿，1988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备注写着该宗地为两人共同使用，共用面积：102.2平方米。其中，地号：01140607，使用者：劳惠芳，面积：51.1平方米；地号：01140608，使用者：熊丽娟，面积：51.1平方米。1989年，劳惠芳一户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转让给熊丽娟，因此，熊丽娟拥有10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4.熊丽娟1989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原件、1份）；5.《申请发放土地使用证登记表》（原始档案）（复印件、2份，加盖佛山市南海区土地档案馆土地登记信息查询专用章）证据4-5，用以证明：熊丽娟1989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终未将熊永基列为土地权利人，而是仅将熊永基一户占二分之一作为1988年的历史状态予以描述。因为宅基地一向以户为单位进行划拨和登记发证工作，熊永基与劳惠芳同属一个户口，熊永基一户占二分之一的表述实际上与劳惠芳占51.1平方米的意思是一样的，属于意思重复的表述。而1989年，南海国土部门向熊永基颁发的土地证书则属于向熊永基一户错误颁发的土地证书（证书上无论是写熊永基的名字，还是写劳惠芳的名字，性质都是一样的）。熊永基在其答辩书的证据内容中，写到1988年3月23日土地登记表和1989年7月土地登记表证明建房时土地由家庭协商分割。由于涉案房屋是1985年开始动工兴建的，也就是说，熊永基已经确认1988年3月23日土地登记表和1989年7月土地登记表所反映的土地权属状况（即两户间的土地分配状态）只是1985年的土地权属状态，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而1988年的不动产登记簿（1988年的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则是依据多种档案材料综合生成的，当然也包括1988年劳惠芳的土地原始档案（土地证申请表），因此，熊永基对1988年的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也是认可的。因此，从这两份申请表中，得知1985年，劳惠芳一户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一户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一户在申请表内显示户内人口为3人，即熊丽娟、张伟任、张汉锋三人。这与1985年的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内，熊丽娟一户将人数填写为3人是一致的。熊永基、熊丽娟各占二分之一的表述也只是对1985年劳惠芳一户与熊丽娟一户共用该总面积为102.2平方米之宗地（劳惠芳一户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一户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意思的重新复述而已，备注将该宗地1985年的相关信息标记下来，作为档案保留，仅仅是如此而已。因为1985年熊永基单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该宗地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毕竟国土部门已经通过不动产登记簿的形式确认了劳惠芳一户在1985年到1988年期间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历史事实，而熊丽娟一户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这个也是熊永基以答辩书亲笔承认的事实）。我们只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当时宅基地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文件、政策进行理解、解读，就可以明白熊永基只是作为1985年劳惠芳一户的人名标记（男丁），而不是单独指熊永基一个人的产权。只是该重复表述没有详细标注1985年的字样，从而造成当时国土人员的误会，而将土地证书错误颁发给熊永基；当时土地分配也是以户为单位的，只不过当时村的国土调查人员在备注中对该土地1985年的情况重新复述的时候，按照农村的风俗将劳惠芳一户的土地标记上熊永基（男丁）的名字而已，但实际上1985年劳惠芳一户内共用该宗地的户内人员依然为3人。而且当时熊永基在领取其土地证书的时候刻意隐瞒了劳惠芳一户拥有的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在1989年变更给熊丽娟一户使用的事实真相，从而造成了错误登记，造成当时国土人员的误会，而将土地证书错误颁发给熊永基，而因为这个错误登记和误会的存在，也造成了当时的国土部门并未及时向熊丽娟一户颁发新的内含102.2平方米之宗地全部使用权的土地证书。6.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复印件、1份、加盖桂城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产档案室章），用以证明《广东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当时非农业户口人员每户申请土地不得超过80平方米，而涉案土地面积为102.2平方米。按当时法规必须由熊丽娟、劳惠芳两人联合申请，方可取得这么大面积的土地。7.广州70年代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广州80年代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原件、各1份）、广州市常住人口登记表1991年（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劳惠芳为港澳同胞，一直与熊永基为同一户口，熊永基祖籍为广东博罗，为广州城市居民，按照《广东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熊永基无资格作为户主申请南约村的宅基地。8.平洲派出所82年户口登记册、平洲派出所户籍证明（熊丽娟**）（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户口本内显示户内人数为3人（即熊丽娟、张伟任、张汉锋三人）。熊丽娟**当时为平洲的村镇居民，有资格申请南约村的宅基地。9.《南海县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最原始之宅基地登记证件）（原件、1份），用以证明1985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由熊丽娟领取、持有，充分证明了熊丽娟在1985年拥有5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事实。10.《广东省村镇建房用地管理实施办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该文件规定，当时非农业户口人员每户申请土地不得超过80平方米，而涉案土地面积为102.2平方米。按当时法规必须以熊丽娟、劳惠芳两户的名义联合申请，方可取得这么大面积的土地。11.1989年《关于印发〈南海县城镇土地使用证颁发实施细则〉的通知》（复印件、1份、加盖南海区档案馆章），用以证明该通知第五条，多户（单位）使用一宗地（包括楼房、庭院）的发证原则。一、多户使用一宗地按每户的分摊面积各发一本土地使用证。二、分摊面积是指两户以上共同使用一宗地，其中一户应该分摊的土地使用面积，合法使用的庭院面积和绿化用地不能个人占用。共有使用权面积是指一宗地（包括楼房、庭院）两户以上共有使用土地的面积。1988年，熊永基是与劳惠芳同一户口本的，根本不可能属于两户人。而1988年，劳惠芳与熊丽娟是两个不同户口本的人，是独立的两户人，因此，只有劳惠芳与熊丽娟两户人符合1988年当时共有土地使用权的文件、政策标准，才有资格获得1988年多户共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利。1988年劳惠芳的《申请发放土地使用证登记表》已经出现了分摊面积的表述，而且显示当时劳惠芳分摊面积为51.1平方米；根据当时的文件和政策，以及相关证据链的关联性（即1985年两户人联合申请土地的事实），即可推出1988年，劳惠芳与熊丽娟两户人共有该宗10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12.证据内容（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1988年3月23日土地登记表和1989年7月土地登记表证明建房时土地由家庭协商分割。由于涉案房屋是1985年开始动工兴建的，也就是说，熊永基已经确认1988年3月23日劳惠芳的土地登记表和熊丽娟1989年7月的土地登记表所反映的土地权属状况只是1985年的土地权属状态。而1988年的不动产登记簿（1988年的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则是依据多种档案材料综合生成的，当然也包括1988年劳惠芳的《申请发放土地使用证登记表》，因此，熊永基对1988年的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也是认可的。因此，从这两份申请表中，可以看到1985年，劳惠芳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在熊丽娟的土地证申请表备注中，熊永基、熊丽娟各占二分之一的表述也只是对1985年劳惠芳与熊丽娟共用总面积为102.2平方米之宗地（劳惠芳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而熊丽娟则在1985年到1988年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意思的重新复述而已，备注将该宗地1985年的相关信息标记下来，作为档案保留，仅仅是如此而已。因为1985年熊永基单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该宗地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毕竟国土部门已经通过不动产登记簿的形式确认了劳惠芳在1985年到1988年期间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历史事实，而熊丽娟则拥有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这个也是熊永基以答辩书亲笔承认的事实）。我们只要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以当时宅基地以户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文件、政策进行理解、解读，就可以明白熊永基只是作为1985年劳惠芳一户的人名标记（男丁），而不是单独指熊永基一个人的产权。只是该重复表述没有详细标注1985年的字样，从而造成当时国土人员的误会，而将土地证书错误颁发给熊永基；当时土地分配也是以户为单位的，只不过当时村的国土调查人员在备注中对该土地1985年的情况重新复述的时候，按照农村的风俗将劳惠芳一户的土地标记上熊永基（男丁）的名字而已。而且当时熊永基在领取其土地证书的时候刻意隐瞒了劳惠芳拥有的约5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在1989年变更给熊丽娟一户使用的事实真相，从而造成了错误登记，造成当时国土人员的误会，而将土地证书错误颁发给熊永基，而因为这个错误登记和误会的存在，也造成了当时的国土部门并未及时向熊丽娟颁发新的内含102.2平方米之宗地全部使用权的土地证书。13.土地使用更改申请（原件、1份），用以证明带有熊永基亲笔签名的“土地使用更改申请”的复印件1993年至今都在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的手中，上面清晰写着“本人弃权”的字样，该申请原件现在熊丽娟手中。这些都是1993年进行土地更正，将102.2平方米的涉案土地全部确认给熊丽娟的铁证。14.《同意划出虫雷岗片东约等五个乡给桂城镇》（复印件、1份、加盖南海档案馆章）用以证明桂城镇是1987年成立的，之前南约村一直由平洲管理。熊丽娟**作为平洲村镇居民，有资格申请南约村的土地。15.《关于南海县撤区建镇规划的批复》（复印件、1份、加盖佛山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章），用以证明桂城镇是1987年成立的，之前南约村一直由平洲管理。《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上桂城镇南约村民委员会的印章绝对是1987年到1989年之间的产物。而该表格上桂城区公所的印章则是1986年桂城区公所被撤销之前的产物。涉案土地是1985年8月17日完成划拨审批的，宅基地证上有记载。该申请表上熊永基的名字明显是涉案土地完成审批后，1987年到1989年之间添加上去的。16.现金收入凭证（原件、5份），用以证明该配套单据5份现在还在熊丽娟手中，上面写的户主名字都是劳惠芳的名字，而没有熊永基的名字。可见，熊永基无作为户主申请土地和报建的资格，根本不是涉案土地的真实权利人。17.熊丽娟的干部履历表（复印件、加盖桂城街道办组织工作办公室章、1份），用以证明熊丽娟的主要亲属关系，劳惠芳为港澳同胞，劳惠芳的母亲在香港居住。18.1988年《南海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土地证书的布告》（复印件、加盖佛山市南海区档案馆章、1份），用以证明当时颁发土地证书以户为单位，需要填写相关的申请表格，需要户主签核。19.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佛国土规划函（2013）478号文件（原件、1份），用以证明地号为01140607的土地证书早已颁发给熊丽娟（其不动产登记簿忘记注销劳惠芳的名字，国土局已经承认该宗地成功完成变更手续，权利人已经由劳惠芳变更为熊丽娟，并承诺注销劳惠芳的名字）。20.熊丽娟、张伟任的结婚证书（原件、1份），用以证明涉案房屋是熊丽娟、张伟任夫妇在婚姻续存期间共同出资建设的。21.虫雷岗社区地址证明（原件、2份），用以证明该宗地在土地证书上的地址、土地登记簿上之地址、坐落、现在的房屋门牌地址三者之间一致，为同一地址。22.劳惠芳、熊卓章的死亡注销信息（原件、各1份）、亲属关系证明（广州市越秀区退管办）、情况说明（白云派出所）（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熊卓章及劳惠芳及其父母已死亡，不在其广州户口内。23.佛山市南海区档案局《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佛山市档案局《佛山市档案局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原件、各1份），用以证明均已明确确认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审批表“户主姓名”栏存在的涂改问题。佛山市南海区档案局下发的文件《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更“明确”：没有发现登记机构对该房屋的档案资料进行过涂改。既然登记机构没有对该房屋资料进行涂改，也就是说，而且这些涂改行为未经审批单位南海县桂城区公所城建办公室的同意（南海县桂城区公所城建办公室是当时宅基地审批的登记机关），明显属于擅自涂改——擅自涂改问题包括擅自添加村民委员会印章和熊永基的姓名。而且该擅自涂改行为是熊永基让村民委员会进行的，并无任何登记机构认可。24.熊永基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25.张伟任证人证言——涉案土地及房屋产权状况说明（原件、1份）；26.熊永基持有的土地证书（复印件、1份）；27.熊丽娟持有的土地证书（原件、1份）；28.1993年土地更正补交资料后，南海国土部门给的收据（原件、5份）；29.禅建信（2013）177号文件（复印件、1份）；证据24-29用以证明，基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法律效力，熊丽娟拥有10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30.收据（原件、2份，分别门诊处方笺和骨科处方笺的背后），用以证明当时涉案房屋的承建人（包工头）为唐耀锦。熊丽娟就保存有两张1986年由唐耀锦签名的收据（收取涉案房屋施工费用的收据）。其中一张写有劳惠芳的名字。按照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逻辑，单据是由出资购买物品和服务的人保存的，可见，涉案房屋是由熊丽娟和劳惠芳共同出资建设的，所以熊丽娟才保存有唐耀锦签名的收据（收取涉案房屋施工费用的收据）。有唐耀锦签名的收据就是用熊丽娟所工作的平洲卫生院的处方单书写的。熊丽娟及其丈夫张伟任当时工作单位为平洲卫生院（熊丽娟提交的干部履历表有记录）。而熊永基已经确认了单据中唐耀锦的涉案房屋承建人（包工头）身份，而熊丽娟手中还有大量的同一时期的涉案房屋施工材料发票、单据与唐耀锦签名的收据形成证据链，这些证据都足以证明熊丽娟和劳惠芳共同出资建设涉案房屋的事实。31.1986年4月19日编号为0143438收据（原件、1份），用以证明该灰羔单据上就有熊卓章（劳惠芳丈夫）的名字，并且写了当时建筑材料的送货地点（东一小学后面），上面盖“佛山市环市公社东升大队格三石灰组”业务章。根据《南海市桂城街道志》第72页的记载，东一小学位于南约村，就在涉案房屋后方不远处（该小学一直存在到1989年才结束）。现网上也可以查找到环市东升村格三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相关资料。32.1986年10月28日编号为0143551的收据（原件、1份）（已由南海公证处公证），用以证明该灰羔单据上就有“张灰羔”字样（张代表“张伟任”），上面盖“佛山市环市公社东升大队格三石灰组”业务章，该单据背面写有“虫雷岗市场，药材店入巷200米邓妹后找张伟任”字样，这就是当时建筑材料送货后接收之约定地点——“邓妹后”，即邓妹房屋的背后为涉案房屋施工现场，并约定将建筑材料送到上述地点交给张伟任。涉案房屋就在虫雷岗市场后的小巷内（从市场内之店铺到涉案房屋的距离也就是200米左右）。劳惠芳持有的1985年颁发的《南海县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中的土地四邻说明就有“北靠邓妹屋”的字样（即邓妹的房屋）。而1988年及1989年土地登记档案电脑查询信息表内的四邻说明，均有“邓妹”的字样。可见，邓妹的房屋后就是涉案房屋当时的建筑施工现场，这充分证明了张伟任、熊丽娟夫妻当时出资建设房屋，并为购买材料、监督施工而到现场办理建筑材料送货后之接收事项的事实。33.1986年6月29日的广州建材水磨石厂货物出仓单（原件、1份），用以证明该提货人名字则为“劳惠芳”和“卢惠芳”。劳惠芳（又名卢惠芳、劳彩）见熊丽娟的干部履历表和广州户籍档案查询摘抄记录。34.陈玉珍收条（原件、1份），用以证明熊丽娟替劳惠芳偿还建设涉案房屋所欠下的债务1.7万元人民币。所以该收条才会保存在熊丽娟手中，这个是按照日常生活逻辑即可推出的结论。35.关于房屋出资和偿还债务的证人证言（张伟任）（原件、1份）、孔锦关于申请土地的证人证言（原件、1份），用以证明涉案土地及房屋的出资情况。36.中国南方电网发票（原件、1份）；37.出租屋管理费收据（原件、1份）；证据36、37，用以证明熊丽娟为房屋产权人。38.南海市公安局印制的出租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原件、1份），用以证明土地及房屋所有权。39.出租户证人证言1、出租户证人证言2、出租户证人证言3（原件、1份），用以证明大量写有劳惠芳（又名卢惠芳）的建筑材料和施工人工结算单据保存在熊丽娟处。而且这些单据上的发货单位公章则显示购买地点多为佛山市区和桂城附近，符合交易习惯中的就近原则。按照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逻辑，正因为当时涉案房屋是由熊丽娟和劳惠芳共同出资建设，而联系施工人员和购买材料基本都由熊丽娟、张伟任夫妻进行，劳惠芳的单据才会由共同出资人熊丽娟集中保管和保存。而大量写有张医生、张伟任（熊丽娟丈夫）名字的建筑材料单据由熊丽娟集中保管则证实了涉案房屋由熊丽娟、张伟任夫妻和劳惠芳共同出资建设的事实。而写有张医生、平洲医院和张伟任的单据也大都盖有南海县的发票印章。上述建筑材料和人工结算单据、发票再结合熊丽娟替劳惠芳偿还建设涉案房屋所欠下的债务1.7万元人民币（陈玉珍收条）、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审批表由张伟任填写（两户联合申请涉案土地建设房屋）、《南海县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由熊丽娟保存、使用，电费、水费单据只有劳惠芳和熊丽娟名字，房屋长期由熊丽娟夫妻管理、使用、维护等证据，出租房屋管理费收据只有熊丽娟名字等相关证据，即可证实涉案房屋由熊丽娟、张伟任夫妻和劳惠芳共同出资建设的事实。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1-13，原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适用于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1-4，被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9、11、24、26、27、原、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3是原件，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0，是法律依据，不属于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2、12、14-22、28-34、36-3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3，该申请书反映申请人于1993年申请将土地证号为［89］第2452**的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熊丽娟，但熊丽娟已于1989年获得上述土地的使用权，且该申请书上记载熊永基弃权，但熊永基对该申请书的真实性有异议，综上，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25、35、39，所陈述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以下简称南海住建局）收到熊丽娟的儿子张汉锋对粤房字对粤房字第26779**有权证》的信访投诉，要求撤销上述《房屋所有权证》。南海住建局经调查，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告知书》，告知原告拟撤销粤房字第销粤房字第26779**以及原告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该《告知书》于同年8月19日送达予原告。2013年10月16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查明事实如下：原告于1989年7月4日领取了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南府集建字［89］第**）。该土地使用证注明：“熊永基、熊丽娟各占1／2各领壹证。”1992年2月10日，原告隐瞒土地使用权共有的情况，未经土地使用共有人熊丽娟同意，单方申领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粤房房产证（粤房字第26779**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获准房屋登记，根据《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1987年7月1日起实施）第十六条及《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1994年9月1日施行，1999年11月27日修订）第十七条规定，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获准登记的，均应撤销房屋登记。鉴于原告申请房屋登记的行为发生于《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施行之前，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依据《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决定撤销涉案房屋的房屋登记。原告不服，向佛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佛山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1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所作的上述《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1、佛山市南海区档案局《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中反映熊永基对涉案房屋申请房屋权属登记的档案材料有：申请书、审批书、办理房产证收费附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2、原告、熊丽娟分别于1989年7月4日获得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原告证号：南府集建字（89）第245226号；熊丽娟证号：南府集建字（89）第245225号），两证分别注明“熊永基、熊丽娟各占1／2各领壹证”。1989年12月1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1992年2月10日，原告获得粤房字第26得粤房字第26779**》，该证上注明：房屋所有权人为熊永基，该房屋坐落于桂城南约管理区，基底面积为57.4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14.88平方米。本院认为，依据《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三条“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房地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对申请登记的房地产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房地产权属，核发房地产权证”以及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决定撤销全部或者部分登记事项”的规定，被告作为佛山市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具有办理房屋登记以及对发生房屋错误登记的行为给予撤销的职责。本案中，原告、熊丽娟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办理房产证收费附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平洲区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审批书、《关于张汉锋行政投诉的复函》、《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关于张汉锋申请复查南海桂城南约村高岗宅基地土地登记信息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等证据，证明原告、熊丽娟于1989年7月4日分别获得涉案房屋所在宗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该两证上均注明“熊永基、熊丽娟各占1／2各领壹证”；1989年12月13日，原告在未获得土地共有人熊丽娟的同意以及未告知被告涉案房屋所在宗地与熊丽娟共有的情况下向被告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并于1992年2月10日获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广东省城镇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代理人申请房屋登记时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房管机关经查实后得撤销房屋登记或吊销有关房屋所有证书，已缴费用不予退还。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据上述规定撤销原告粤房字第267告粤房字第26779**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于2013年10月16日所作的《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永基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晓岚人民陪审员  黎燕华人民陪审员  陈艳芬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李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