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1）中中法民再字第3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施忠贤，男，195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汉钊，男，195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代理人：黄雪芳，196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代理人：李立国，广东正日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施忠贤与被申诉人徐汉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09）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81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9月19日以粤检民抗字（2010）100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6日作出（2010）粤高法立民抗字第24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尹永安出庭，申诉人施忠贤、被申诉人徐汉钊的委托代理人黄雪芳、李立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9年5月22日，一审原告施忠贤起诉至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称，徐汉钊于1992年间分三次向其借款46000元，到期后经其多次催要拒不还款，请求判令徐汉钊偿还其借款46000元及利息，赔偿其精神抚慰金23000元。一审被告徐汉钊辩称，其与施忠贤并未约定利息，且已于1995年偿还34300元；施忠贤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且起诉赔偿23000元的精神损失费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施忠贤的诉讼请求。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施忠贤与被告徐汉钊是邻居。1992年1月2日，徐汉钊立借据向施忠贤借款30000元，约定一年内归还，每月利息1400元。1992年1月24日，徐汉钊又立借据向施忠贤借款6000元，约定10天内归还。1992年4月17日，徐汉钊再次立借据向施忠贤借款10000元，约定10天内归还。后徐汉钊均未能到期偿还借款，只于1993年5月31日、1994年6月28日、1995年5月15日、1995年5月30日分别立下字据，承诺还款金额和还款时间，愿以小榄镇潮南路3街1号的房屋作抵押。1995年6月11日，徐汉钊支付施忠贤25500元，并立写《借据》1份：“从92年1月24号至195年（注：应为‘1995年’）6月11日借款息款共叁万肆仟叁佰。今已还借款贰万伍仟伍佰。还欠捌仟捌佰元正”，由施忠贤在收款人处签名。1995年12月13日，施忠贤收到徐汉钊8800元，并立写《收据》1份：“今收到徐汉钊交来人民币8800元捌仟捌佰元正。”2008年1月21日、2008年6月7日，施忠贤分别通过挂号信和快递向徐汉钊邮寄催款函，要求徐汉钊限期与施忠贤会面，核实还款事宜。徐汉钊确认收到2008年1月21日的催款函，但不确认收到2008年6月7日的催款函。2009年5月21日，徐汉钊向施忠贤立写字据：“本人徐汉钊与施忠贤关于借欠款一事，于本月低（注：应为‘底’）前双方带齐收借欠款据一齐到菊所解决。”后双方未按约定到菊城派出所解决。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对于借款金额46000元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讼争的借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2、徐汉钊偿还施忠贤的34300元是利息还是本金。针对争议1，徐汉钊没有按约还款后，施忠贤不间断地向徐汉钊追收借款，徐汉钊亦从1993年起至1995年间先后向施忠贤立下还款保证书多份，2009年5月21日，徐汉钊在施忠贤提起诉讼前一天还立据要求施忠贤带齐收借据一起到菊城派出所解决。可见施忠贤、徐汉钊对追收借款和延期还款的问题是没有中断过的，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徐汉钊最后一次立据的2009年5月21日起算，施忠贤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针对争议2，徐汉钊共还款34300元，从施忠贤1995年6月11日以收款人名义确认的《借据》内容可认定该34300元是1992年1月24日至1995年6月11日的借款利息。徐汉钊先还25500元后还8800元，两数刚好吻合共计34300元。因此，应认定徐汉钊还给施忠贤的34300元为利息。施忠贤现诉请要求徐汉钊清还借款及其利息，应予支持。但要求徐汉钊赔偿因追款所受的精神伤害费23000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利息计付的利率标准，1992年1月2日借款30000元，《借据》上注明了“月息每月按1400元”，约定月利率应为4.66%，没有超出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而徐汉钊已经支付的利息34300之中也包括其余没有约定利息的两张借据的借款。鉴于没有约定利息的两张借据的借款，实际也计付了利息，故确认借款利息利率标准为每月4.66%，并从1995年6月12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30日作出（2009）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30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徐汉钊偿还原告施忠贤借款46000元及利息（从1995年6月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月利率4.66％计算）；二、驳回原告施忠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25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763元，由原告施忠贤负担188元，被告徐汉钊负担575元。徐汉钊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施忠贤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错误。其分别于1995年6月及1995年12月13日还借款本金34300元，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1995年12月14日起重新计算，但自该日起至2008年1月21日止，施忠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况。施忠贤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于2009年5月21日出具的字据，并没有反映其承认在立字据前曾向施忠贤借款的事实，也不属于对借款事实的重新确认，其内容所反映的是解决借款纠纷事宜的方案、途径及一种意向，并未反映其重新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2、一审认定其支付34300元为借款的利息错误。其所偿还的为本金，其与施忠贤约定的利息很高，其首先返还借款本金是交易习惯。3、一审认定的借款利息过高。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施忠贤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施忠贤答辩称，其从不间断地追徐汉钊还借款及利息，但徐汉钊一直推三推四，不予解决，直至2009年5月21日才亲笔确认欠款事实，其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判令徐汉钊偿还借款本金46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4.66%计算）。除施忠贤一直不间断地向徐汉钊追收借款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期间，施忠贤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徐汉钊于2009年8月14日立写的字据，内容为：“……实际同你借30000元正后双方约定给你利息，当时我不景气，没有给你现金，在双方商议后给你两签数利息分别是陆仟、壹万。还有一次你到珠海给你约3-4仟元正是现金，这钱是我大哥的，他也在场，没有写签收的，不知你是否认同。后来分别再两次还钱给你贰万伍仟伍佰元正、同捌仟捌佰元正合共还叁万肆仟叁佰元正。已（注：应为‘以’）上都是借还事实。……”经质证，徐汉钊确认该字据是在一审判决之后施忠贤找到他让他将借钱的情况写下来，内容真实。本院二审认为，1、关于徐汉钊偿还施忠贤的34300元是本金还是利息问题。根据徐汉钊1995年6月11日所立《借据》“从92年1月24号至195年（注：应为‘1995年’）6月11日借款息款共叁万肆仟叁佰”的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同意到1995年6月11日止徐汉钊应向施忠贤支付的借款利息为34300元，因此，徐汉钊分两次共向施忠贤偿还的34300元为借款利息。2、关于施忠贤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借取本金46000元后，徐汉钊最后一次立写字据承诺于1995年6月10日还清，但到期未还，后分别于1995年6月11日、1995年12月13日共向施忠贤偿还34300元利息，此后未再偿还其他款项。因此，到1995年12月13日施忠贤就已经知道徐汉钊侵害了其权利，其应当自该日起二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才能得到法律保护，但施忠贤于2009年5月2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虽然施忠贤称期间曾多次向徐汉钊追讨但并未举证证明，施忠贤于2008年1月21日向徐汉钊发出书面催款函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从徐汉钊2009年5月21日立写字据的内容看，仅能表明徐汉钊同意双方在月底带齐相关单据到菊城派出所就借款事宜进行协商，徐汉钊2009年8月14日立写的字据也仅是陈述双方借款还款的事实，均反映不出徐汉钊有自愿履行债务之意思表示，因此在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的情况下，该两份字据均不符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之情形。综上，施忠贤起诉要求徐汉钊偿还本金46000元及利息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且无正当事由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况，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致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院于2009年12月21日作出（2009）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81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09）中二法民一初字第13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施忠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5元，均由施忠贤负担。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承诺或者行为，即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徐汉钊于2009年5月21日、2009年8月14日书写字据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同意履行义务”。其一，徐汉钊在上述两份字据中均对其向施忠贤借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其二，徐汉钊分别在两份字据中作出双方带齐收借据一起到菊所解决、借贷双方到公证处书写担保书的承诺，表明徐汉钊虽对还款具体数额存在争议，但向施忠贤表明了其解决纠纷的初步计划，即双方到派出所协商解决，且在施忠贤起诉后，徐汉钊愿意提供担保并到公证处书写担保书，足以表明徐汉钊有自愿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施忠贤提起诉讼符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终审判决以施忠贤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确属不当。请依法再审。申诉人施忠贤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认为徐汉钊于2009年5月21日立下字据，约好带齐收借据到菊所解决，是主动中断诉讼时效，其起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在其于2009年5月22日起诉后，徐汉钊于2009年8月14日立下字据，陈述双方借款还款的事实，自愿提议借贷双方到公证处写担保书，足以表明徐汉钊有自愿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且徐汉钊、黄雪芳也多次打电话给自己及女儿施玉萍，主动提出一次性支付50000元－60000元了结纠纷。2009年8月16日还给施玉萍发短信愿意再加20000合80000元。本案二审调解时，徐汉钊愿意支付100000元了结债务，因其要求徐汉钊偿还200000元，故未能达成协议。二审判决反过来作出“均反映不出徐汉钊有自愿履行债务之意思表示”是错误的。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判令徐汉钊支付借款本金46000元，并按月利率4.66%计算利息，赔偿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250000元。被申诉人徐汉钊认为，其确实借得施忠贤款46000元（实际借款本金30000元，另外16000元为利息），但施忠贤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从未向其主张还款，虽于2008年1月21日向其发出催款函，但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其于2009年5月21日立写的字据是在施忠贤多次以写黑字，泼红油、张贴催款纸条及给大门上锁等方式恐吓其家人情况下被迫书写的，目的是到菊城派出所解决施忠贤用黑社会手段追讨借款，并非代表其同意还款。2009年8月14日立写的字据是在一审判决对其不利情况下，其找施忠贤和解，应施忠贤的要求写下借款经过，并非是要“提供担保”，目的是解决施忠贤一直不认可收到其34300元款项的问题。施忠贤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丧失胜诉权，请求维持二审判决。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徐汉钊于2009年8月14日立写的字据中涉及借款事实及到公证处写担保的内容，主要内容为：“……实际同你借30000元正后双方约定给你利息，当时我不景气，没有给你现金，在双方商议后给你两签数利息分别是陆仟、壹万。还有一次你到珠海给你约3-4仟元正是现金，这钱是我大哥的，他也在场，没有写签收的，不知你是否认同。后来分别再两次还钱给你贰万伍仟伍佰元正、同捌仟捌佰元正合共还叁万肆仟叁佰元正。已（注：应为‘以’）上都是借还事实。不知你是否认（注：漏一‘同’字），双方可到公证处写一份担保好吗？我望你谅解及给我意见……”再审期间，施忠贤在提供两条手机短信，一是2008年11月30日手机号码136××××3338发给139××××0019的短信：“忠老板，您好……，现在讲什么都没意思，决定下月二十六日大家见面讲好吗？”二是2009年8月16日手机号码130××××2866发给139××××5087的短信：“靓女萍，我们商议再加贰万合捌万元，请转给你爸好吗？怎样都给一个回复，谢谢。徐太。”并称前一短信是徐汉钊发给其本人的，后一短信是徐汉钊之妻黄雪芳发给其女儿施玉萍的，施玉萍再转发到其手机139××××0019的，以此证明徐汉钊同意履行债务。经庭审质证，徐汉钊代理人称发出短信的136××××3338、130××××2866两个手机号码不是徐汉钊的，而是租赁其房子开士多店的广西人刘国强的，徐汉钊及其妻黄雪芳并未使用这两个号码发出这样的短信。针对徐汉钊代理人的质证意见，施忠贤继续提供了其到徐汉钊家索要借款时，徐汉钊之妻黄雪芳书写的徐汉钊手机号码136××××3338的字条，及本案二审民事上诉状，上载有徐汉联系电话130××××2866，以此证明上述两个手机号码为徐汉钊使用。经质证，徐汉钊代理人认为上述两个手机号码都不是徐汉钊的，而是承租其房子的广西人张国强的，留下该手机号码是不想直接与施忠贤联系，而是通过张国强联系徐汉钊。针对上述手机号码的使用情况，本院依职权调查中国移动中山公司及中国联通中山分公司，证实139××××0019号码客户为施忠贤、139××××5087客户为施玉萍，但无136××××3338、130××××2866号码的用户登记资料。经质证，施忠贤没有意见，称黄雪芳发短信给其女儿施玉萍，施玉萍又将该短信转发给其，136××××3338、130××××2866两个号码确由徐汉钊使用。徐汉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于施忠贤与施玉萍之间的父女关系，施忠贤提供了其结婚证、施玉萍身份证、郭松林常住人口登记卡加以证明。经质证，徐汉钊代理人认为，从上述证据并不能看出施忠贤与施玉萍是父女关系，应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来证实，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136××××3338、130××××2866手机号码虽未登记用户资料，但从黄雪芳将136××××3338提供给施忠贤作为徐汉钊的联系电话、徐汉钊在民事上诉状中将130××××2866用作联系电话等情况看，该手机号码或者为徐汉钊、黄雪芳本人使用，或者能够为其知悉、控制，且从短信内容看，意在解决徐汉钊与施忠贤之间的借贷纠纷，而施忠贤与张国强之间并无经济纠纷，张国强通过该手机号码发出该短信与常理不符，故对徐汉钊、黄雪芳通过136××××3338、130××××2866手机号码所发短信内容予以采信。而从结婚证、郭松林常住人口登记卡可以看出，施忠贤与郭凤娥结婚后，郭凤娥户口仍与其父郭松林在一起，施玉萍为郭松林外孙女，户口亦落在郭松林名下，而郭松林常住人口登记卡中仅有郭凤娥一女，故认定施忠贤与施玉萍为父女关系。再审中，被申诉人徐汉钊提供了照片两张、挂锁一条，以证实施忠贤于2008年2月21日将借据、承诺书贴到其家大门口索债，还用挂锁将大门锁上。经质证，施忠贤确认照片内容，承认是其所贴，以逼徐汉钊出来解决纠纷，但其没有锁徐汉钊家大门。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照片内容无异议，予以确认，但对施忠贤使用挂锁锁门事实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本院再审认为，徐汉钊于1992年内向施忠贤分三次借款46000元，约定的最长还款时限为一年，因期满未还，施忠贤即于1993年至1995年间多次向徐汉钊追索欠款，徐汉钊亦于1995年6月11日、1995年12月13日偿还了部分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因施忠贤主张权利及徐汉钊履行义务等法定事由多次中断，并重新计算，最后一次起算时间为1995年12月14日。但自该日起至2008年1月21日止施忠贤发出催款函期间，并无证据证实施忠贤向徐汉钊追索欠款，徐汉钊也未主动履行义务，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施忠贤于2009年5月22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至于2009年5月21日徐汉钊向施忠贤立据，约定双方于月底前到菊城派出所解决，但其中并无承诺还款的内容，至月底徐汉钊也未到派出所解决，表明徐汉钊并无自愿履行的承诺或者行为，且公安机关并非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关，徐汉钊立此字据应为解决因施忠贤追讨欠款行为引发的治安案件。因此，该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八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规定。本案一审判决徐汉钊偿还施忠贤借款本息后，徐汉钊于上诉期间与施忠贤协商解决纠纷，并应施忠贤的要求于2009年8月14日立据陈述双方借款还款的事实，其提议“双方可到公证处写一份担保”的意思表示并不明确，可以理解为保证以上陈述属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有为偿还借款而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徐汉钊之妻黄雪芳于2009年8月16日发短信给施玉萍自愿偿还施忠贤80000元，徐汉钊二审中在法官主持下亦同意与施忠贤和解，但因与施忠贤的诉求差距过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徐汉钊的上述行为属于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且徐汉钊在一、二审期间均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表明其始终未放弃时效利益，故不能因徐汉钊在诉讼期间自愿和解而视其放弃时效利益。施忠贤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提起诉讼，徐汉钊亦无自愿履行的意思表示，诉讼期间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所作的妥协不能视为放弃时效利益，施忠贤的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及申诉人施忠贤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09）中中法民一终字第181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薛焕彬审 判 员  杨雪燕代理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李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