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宁商终字第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滕红英，女，1954年2月10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张超，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金厦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厚街10号。法定代表人徐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杭仁春、杨群，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詹然，女，1975年2月27日生，汉族。上诉人滕红英因与被上诉人南京金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厦公司）、原审第三人詹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3）江宁开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9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滕红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超，被上诉人金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杭仁春、杨群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詹然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红英一审诉称：其于2010年6月份分别向金厦公司提供借款10万元及20万元，两次借款均约定按照年息30%计息，按月支付，借期一年。金厦公司财务经理阮利扬为促使滕红英提供借款，故将借款记载在阮利扬的好友詹然名下。因金厦公司未能还本付息，请求判令金厦公司归还借款30万元并自2010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金厦公司一审辩称：对两份借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滕红英作为其财务人员，以个人真实名义向金厦公司出借款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必要以他人名义，故金厦公司有理由相信滕红英系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两份借据，且滕红英不能证明上述30万元借款实际支付，故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诉讼请求。詹然一审述称：其并非滕红英主张的两笔借款的出借人，与本案无关。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滕红英持有金厦公司出具的借据两张。其中落款日期为2007年11月12日的借据记载：“今借到詹然女士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贰个月（自2007年11月12日至2008年1月12日），借款利息为月息5%，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该借据落款为“南京金厦实业有限公司”，签有吴剑元的姓名并加盖有金厦公司的公章，左下角还有手写的“此笔借款自2010年6月起，变更借款利率，按年息30%计算，借款期限壹年”的字样，并在该部分字样上加盖有金厦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落款日期为2008年12月31日的借据记载：“今借到詹然女士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借款利率月息5%，借款期限壹个月。到期一次性归还。”该借据落款为“南京金厦实业有限公司”，并加盖有金厦公司的公章，在该借据左下角记载与前一张借据一致的手写内容，并加盖同样印章。原审审理中，詹然陈述以上两笔借款与其无关，其不曾向金厦公司出借以上两笔借款。关于借款来源，滕红英提供金厦公司的电子财务账册以及两笔款项的支付凭证，其中尾号为8819的浦发银行卡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07年11月12日取款10万元，尾号为2764的浦发银行卡历史明细清单显示2008年12月30日取款20万元；金厦公司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并认为滕红英系其财务人员，即便公司账册内有该两笔借款的记录，也不能表示借贷真实存在，滕红英名下的两张浦发银行卡均有大量资金流动，不符合常理。应金厦公司申请，原审法院调取了上述两张银行卡的部分历史明细清单，均显示两张银行卡存在大额频繁资金往来，滕红英亦认可该两张卡用于处理公司款项，但其拒绝区分公司以及个人款项。另，就2008年12月30日的借款20万元，因滕红英提交的支付凭证中的20万元对应的是詹然转账的20万元，而在同日，詹然亦有另外一笔20万元出借给金厦公司的记录，故滕红英再次陈述该笔20万元借款来源于其家中的自有资金。关于滕红英收入情况，审理中，其第一次陈述家庭年收入在25万元左右，此后其又提供某舞美制作中心的工商资料，称该中心每年有数百万元的收益，此后在阅看庭审笔录时，又将“收益”改为了“营业额”，但未提供纳税记录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此外，在金厦公司的其他借贷案件审理中，当事人曾举证金厦公司债权人清单一份，其中詹然一栏记载借条共有五张，借款共98.2万元，金厦公司表示此系根据公司账册以及原法定代表人的陈述进行的统计，但该统计并不完全真实准确。原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应当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本案中，滕红英提供的两张借据上记载的借款人并非其本人，而是“詹然”，虽滕红英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也申请追加了詹然作为第三人，且詹然亦陈述该两笔借据所记载的借款与其无关，但仅凭该两张借据并不足以证明滕红英与金厦公司之间存在30万元的借贷往来。此外，因滕红英系金厦公司的财务人员，故其仅提供相关账册记录也不足以实现其举证目的，即滕红英应当就借款来源以及借款交付情况进一步举证。而审理中，滕红英第一次陈述上述30万元来源的两张银行卡中，均存在处理金厦公司款项的记录，但滕红英拒绝区分公司款项与个人款项；关于20万元款项来源以及交付情况，在原审法院调取两张银行卡历史交易记录后，滕红英改变了其第一次陈述，关于其第二次陈述的现金交付情况，又缺乏充分的证据加以印证。综上，滕红英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应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滕红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50元，由滕红英负担。滕红英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滕红英的诉讼请求，并由金厦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为：一、滕红英系案涉两张借据的权利人。虽然案涉借据载明的出借人为詹然，但詹然已明确其与案涉借款无关，滕红英亦就此作出了合理解释，即滕红英不愿借据上出现自己的名字，金厦公司财务经理阮利扬为完成工作任务，遂将该两笔借款记载在其友詹然名下。故滕红英持有两张借据，即应认定为权利人。二、滕红英已证明金厦公司收到案涉款项，并已说明款项用途，不应纠结资金来源及陈述瑕疵。1.2007年至2010年，金厦公司一直向滕红英支付利息，且案涉两张借据中，金厦公司均盖章确认自2010年6月起变更利息，印证了该公司已收到借款。金厦公司虽辩称滕红英利用职务之便，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滕红英仅系普通出纳，不可能有此机会及能力；2.金厦公司电子账务显示其确实收到本案两笔借款，且该公司未能提交账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3.金厦公司盖章的债权确认文件表明存在本案两笔借款；4.本案借款时间为2007年，时间久远，记忆有误符合常理。上诉人滕红英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提交以下新证据：1.金厦公司盖章确认的、形成于2010年11月份的《已沟通债权人统计表》（以下简称统计表）复印件一份，拟证明金厦公司账册载明其收到本案借款30万元；2.（2012）宁商终字第988号及（2014）宁民终字第136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上述两判决对证据1所记载的债务均予以认可；3.金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吴剑元2014年6月16日出具的函件，拟证明证据1中确认的均系事实，金厦公司已收到本案借款；4.领款申请单复印件四份，拟证明金厦公司已就名义为詹然的10万元借款分别于2007年12月12日、2008年1月14日、2月12日、3月12日各支付5000元利息；5.制于2010年11月10日的《金厦公司／吴剑元民间债务一览表（三）—其他债权人》（以下简称一览表）一份，拟证明其中第五项记载了詹然的债权。审理中，滕红英申请证人吴剑元到庭作证，吴剑元陈述：其为金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后南京金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公司）成为金厦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剑元与金智公司逐步产生矛盾；双方2010年底共同清理金厦公司债权债务，一览表先于统计表形成，统计表系清理小组与债权人沟通后制作而成，是清理小组对债务的最后确认，但并不是最终确认，沟通后是否属实要由吴剑元决定；吴剑元未参与统计表、一览表的具体制作，仅在工作人员制作后予以核定并签字；在上述表格核实完毕后，滕红英告诉吴剑元，詹然的部分借款系滕红英所借，吴剑元遂向阮利扬核实，阮利扬予以肯定，但吴剑元未了解诸如款项支付方式及具体金额等借款细节；如金厦公司未收到相应款项，则不会记为公司债务；金厦公司曾向詹然支付过多笔利息，不可能直接支付滕红英利息，支付利息必须请示吴剑元；滕红英目前还在金厦公司帮忙，吴剑元向其支付报酬。被上诉人金厦公司辩称：滕红英持有的两张借据的真实性存疑，且其对借款的支付情况及资金来源的多次陈述相互矛盾，其并未实际支付相应款项，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金厦公司为支持其答辩理由二审提交以下新证据：1.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变更受理通知书各一份，拟证明金厦公司股东变更后，新老股东对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进行内部初步统计，形成的统计表中的债权债务仅系新老股东之间的凭证，尚需进一步核实，对外不具有效力；2.（2010）江宁民初字第3569号郑志卿案民事判决书、（2011）鼓民初字第186号刘翔案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2011）甬鄞商初字第301号丁国年案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2011）甬鄞商初字第328号钱郑臻案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2012）澄民初字第67号陈力皎案起诉状及民事调解书、（2013）宁商外初字第40号高德龙案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统计表与客观事实存在较大出入，并不反映金厦公司的真实债权债务，且未经双方签字确认，不能作为确认金厦公司对外负债的依据。原审第三人詹然二审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当事人质证意见：被上诉人金厦公司对上诉人滕红英二审提交证据及吴剑元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统计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表记载内容与事实出入很大，故后来又有了一览表，其中的“已沟通”仅表示金厦公司与债权人有所接触，并非对债务的确认；对证据2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以该两份判决书证明统计表所载均为事实；对证据3函件及吴剑元的证人证言，因吴剑元目前与金厦公司有矛盾，且其至今仍向滕红英支付报酬，故吴剑元系与滕红英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另外，吴剑元称其核实了滕红英借款，实际其仅向阮利扬进行询问或者未询问，故吴剑元的证言不能证明滕红英实际交付了30万元借款；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无法证明其中所载利息系金厦公司支付，亦不能证明金厦公司就该特定10万元借款支付了相应利息；对证据5一览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表系根据统计表由清理小组予以核实，如能提交支付凭证与公司账目记载一致，则予以确认并清偿部分债权，但詹然的债权包括本案30万元，其当时亦持有本案两张借据，故其债权未能查清，至今未予以清偿。上诉人滕红英对被上诉人金厦公司二审提交证据及吴剑元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能够证明统计表中记载的数额是真实的，具体统计在谁的名下问题不大，未统计的系金厦公司统计遗漏；就吴剑元的证人证言，因吴剑元目前仍担任金厦公司董事，故承认滕红英借款属实对其本人亦为不利，虽然滕红英目前仍在吴剑元处帮忙并领取报酬，但不能因此否定吴剑元证言的真实性，本案借条出具时，吴剑元为金厦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不可能在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出具借条，且滕红英仅系出纳，其不可能取得由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账上有记载的债权凭证，故吴剑元的证言足以证明本案借款的真实性。本院认证意见：对滕红英二审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对证据1、2、5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证据1及证据5为金厦公司新老股东清理债权债务时所制，其中虽有金厦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字，但债权债务的最终确认应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借款合意、支付凭证等证据为准，故仅凭统计表格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就证据3函件及吴剑元的证人证言，因吴剑元与金厦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智公司存有矛盾，且滕红英与金厦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一直受雇于吴剑元，故吴剑元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存在利害关系，加之其所述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的内容均为传来所得，因此其证言证明效力较弱；证据4为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中所载借款与本案借款具有一致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金厦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为：证据1、2均与本案缺乏直接关联性，其证明效力需结合其他证据佐证。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金厦公司无异议，滕红英提出以下异议：关于如何区分滕红英两张银行卡中的公司及个人款项，滕红英认为与本案无关，故未陈述，并非拒绝陈述。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另查明：原审法院2013年12月10日开庭笔录第8页载明，杭（金厦公司代理人）：如果两张卡中有公司和个人的款项，我想问下原告如何区分哪些是个人的哪些是公司的？滕：我没有义务解释这个问题。滕红英在上述一审庭审中还陈述，其在金厦公司主要负责现金收支，然后将收支情况制作成凭证，录入电脑中。詹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于第一次见金厦公司代理人的路上知道滕红英借詹然名义向金厦公司借款。2012年2月6日，金厦公司代理人找詹然谈话，詹然在谈话笔录中表示：在上次你们找我谈话之前几分钟，阮利扬告诉我滕会计借用了我的名义，让我扛下来。二审庭审中，滕红英陈述：关于本案借款，其与詹然并无约定；滕红英平常不借钱给别人，大额借款仅限本案；本案两笔借款均为现金交付；其先称10万元系在财务室交给财务经理看过，后又称10万元系阮利扬看过后由滕红英放到保险箱作为公款，但阮利扬并未清点款项；关于20万元款项来源，滕红英先称其从家里拿了10几万元现金，加上向别人借的钱，并称其家中现金放在橱柜里，后又称其2008年12月31日从棉花胎底下拿了20万元，后再称20万元借款中15万元是从其家里拿的，5万元系从其儿子处所借，其儿子拿出来的钱是捆扎好的，但后又称其儿子的钱有的是散的，有的是捆扎好的；关于20万元款项交付，滕红英先称其当天下午送到会计室交给阮利扬看过后收入保险箱中，后又称阮利扬前一天跟其讲过，其第二天上午上班时直接将钱交给阮利扬。在法庭指出其上述陈述相互矛盾后，滕红英解释称其“随嘴说的”，因其经常去银行，故记不清了。以上事实，有2012年2月6日谈话笔录、原审法院及本院庭审笔录等在卷为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金厦公司与滕红英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2.滕红英是否实际交付其主张的30万元借款。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该类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的，在借款人予以否认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款项来源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判断借款合同关系的主体，应结合借贷合意、借贷内容及款项交付等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滕红英于案涉借据出具时段担任金厦公司出纳，其职责主要为现金收支、将收支情况制作成凭证并录入电脑，其所持两张借据所载出借人并非其本人，其提交的记账凭证制单人为其本人，在此情况下，不能排除对其所述借贷事实的合理怀疑，故滕红英应举证证明其所持借据的借贷合意存在于金厦公司与其之间，并有责任证明其借贷的款项来源及款项交付情况。关于滕红英与金厦公司之间是否就本案借款存在借贷合意，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即合同效力仅及于缔约人之间，对第三人无约束力。滕红英持有的两张借据载明的出借人均为詹然，其提交的统计表及一览表等证据中载明的债权人亦为詹然，而滕红英称其与詹然之间并无关于本案借款的任何协议，且詹然称其后来得知滕红英借其名义借款系听阮利扬所说，但阮利扬不能直接证明滕红英与金厦公司就借款进行了协商并取得一致，故滕红英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与金厦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此外，因滕红英曾担任金厦公司出纳且至今仍在金厦公司帮忙，故即使詹然已确认本案借款与其无关，亦不当然可以推导出借据持有人滕红英与金厦公司双方有真实借款合意。关于滕红英所称款项来源及交付问题，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所主张事实，理由是：1.滕红英提交的两张银行卡同时用作个人账户及金厦公司款项收支账户，且其中存在多笔大额资金往来，滕红英对如何区分个人及公司款项未能做出解释，故其以尾号为8819的银行卡2007年11月12日取款记录作为本案10万元借款的款项来源证据不足；关于案涉20万元借款，滕红英前后多次陈述不一，即使最终改称20万元为其自有现金15万元加上向其子所借5万元，其陈述亦在款项来源、存放、交付时间等方面存在反复及矛盾，不能证明其已实际交付20万元借款；2.滕红英就款项来源及交付的陈述，在一、二审中均前后矛盾，其辩称原因是因经常去银行办理业务且时间较长，故记不清楚，同时又自述其平常很少出借款项，且大额借款仅为本案两笔，本院认为，即使身为公司出纳，需常至银行办理款项进出，但作为甚少出借且仅有两笔大额借款的个人，无法说明该两笔款项的来源、交付时间、交付方式等与一般认知判断不合，何况其在庭审中随意改变说法，甚至“随嘴说”，应视为对于本案借款无法做出合理解释；3.关于滕红英一审提交金厦公司2007年11月30日及2008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拟证明金厦公司已收到30万元借款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其中记载的出借人为詹然而非滕红英；其次，滕红英陈述其负责金厦公司款项收支、制作收支凭证并录入电脑，本案借款在交付时并未经他人清点即由其放入保险箱，故据此，该两份凭证制单人均为滕红英，并系电脑打印件，交付行为缺乏其他佐证，金厦公司亦不予认可，证明效力欠缺；再次，滕红英无法就款项来源作出合理解释，故该两份记账凭证打印件不足以证明其中所载款项已由滕红英实际交付。吴剑元的作证明确，其并非收取款项经手人，仅为听取他人汇报作出认可，在其与金厦公司尚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该证言亦不足以证明金厦公司实际取得滕红英借款。综上，滕红英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850元，由上诉人滕红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夏      雷审 判 员 周   毓   敏代理审判员 安   时   建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徐   岩   岩速 录 员 李丽玲法条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