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40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建波，住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友俊，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本刚住四川省浦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超，广东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传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鹤边大彭岭七横路29号大院内C3栋首层。法定代表人：廖建波。上诉人廖建波因与被上诉人刘本刚、原审被告广州传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星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8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廖建波代理人赵友俊、被上诉人刘本刚代理人杨红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传星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建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刘本刚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全部由刘本刚承担。事实与理由：廖建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有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具体理由如下：一、(2018)粤01民终5782号民事判决书（下称“5782号判决”）已确认廖建波与刘本刚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刘本刚并非案涉房屋的业主，且案涉保证书是廖建波受到刘本刚胁迫所签，一审法院却未予查明这些客观事实，直接认定刘本刚有权要求廖建波支付费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5782号判决已确认双方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违法，属于无效合同，且案涉保证书是依附于《房屋租赁合同》而存在的。既然《房屋租赁合同》属于违法的无效合同，刘本刚不能基于此而获益。2.5782号判决已确认案涉房屋无合法的报建手续，刘本刚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业主)，且案涉房屋是工业区所建，廖建波悬挂广告牌是经过工业区及业主的同意，刘本刚根本没有仟何权利干涉廖建波悬挂广告牌，更无权收取费用。3.2012年11月16日，广州市卓盛实业有限公司白云分公司将白云区鹤边大彭岭七横路29号大院内的C3座两层出租给刘本刚。2015年2月1日，刘本刚将案涉房屋C3座第一层转租给廖建波。承租后，廖建波开始装修场地并悬挂广告牌。其后，刘本刚马上找到廖建波，主张广告牌遮挡其二层空调主机出风口，并胁迫廖建波立即拆除广告牌。廖建波考虑到场地刚装修完并已开始经营，如拆除广告牌势必严重影响经营，遂被迫答应在刘本刚草拟好的保证书上答字。故该保证书不是廖建波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刘本刚要求廖建波支付费用没有任何权利基础和法律依据。二、案涉保证书载明廖建波于2015年4月15日前更换广告牌，否则超出一天加收一百元，直到拆除或更换为止，即从2015年4月16日起刘本刚就应当知道廖建波有无更换广告牌事宜，其诉讼主张的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为2017年4月15日，但一审法院对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错误，进而错误地适用了《民法总则》等相关规定，错误地认定刘本刚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1.案涉保证书明确载明“同意其在2015年4月15日之前将现有广告牌更换尺寸或改为格筛式广告牌，若继续占用二层户外墙体，超出一天加收一百元，以此叠加，直到拆除或更换为止。”也就是说，从双方在保证书约定的2015年4月16日起，刘本刚就应当知道或主动了解廖建波有无更换广告牌：刘本刚自该日起已知道廖建波并未更换广告牌，但并未提出异议，一直怠于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却认为“在2015年12月16日刘本刚退出涉案物业后，无论廖建波有无实际更换广告牌，已与刘本刚无关，故刘本刚最迟自2015年12月16日起就应当知道或应当主动了解廖建波有无更换广告牌的情况，即自2015年12月16日起刘本刚就应当向廖建波主张权利”，属于对该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认定错误，进而导致错误地适用了《民法总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2.如上所诉，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刘本刚主张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在2015年4月16日至2017年4月15日期间，刘本刚从未向廖建波主张过使用费，其诉讼主张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即使一审法院不认可廖建波上述所主张的从2015年4月16日起算诉讼时效，因法律规定按日计付的违约金属于继续性债权，一审法院理应以按日形成的每个个别债权分别单独适用诉讼时效，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民法总则》施行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参考意见中“对于约定为按日计付的违约金等继续性债权，以按日形成的每个个别债权分别单独适用诉讼时效。如权利人主张已发生债权，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起诉的，该权利保人起近之日；在2018年10月1日之后起诉的，该权利保护范围为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本案中，刘本刚于2018年7月17日才向法院起诉主张费用，且因2015年12月16日刘本刚已退出案涉物业。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刘本刚的权利保护范围仅为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16日，其它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法律适用上也存在明显的错误。二审庭询中，廖建波补充意见为：廖建波签署的承诺保证书是在被胁迫下签订的，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廖建波所悬挂的广告牌是经过工业区同意的，刘本刚并非业主无权要求赔偿。2015年12月，刘本刚已经不再是承租人，刘本刚无权要求涉及该物业有关任何权利。刘本刚如果认为其利益受损，正常会及时向廖建波起诉，但是实际上刘本刚一直未提出主张，因为此前的案件才导致本案的纠纷，明显有违常理。刘本刚不是业主，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其主张无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廖建波所悬挂的广告牌仅仅超过二楼高度，但是二楼的业主是同意的，而且为廖建波出具了证明。刘本刚二审答辩称：一、刘本刚请求合议庭要求到庭的赵友俊明确其是代理廖建波还是传星公司出庭应诉。如果是代理传星公司，由于传星公司没有提起本案的上诉，传星公司对本案的二审无诉权。假如是代表廖建波，请求合议庭严格审查代理手续是否完善，如果不符合民诉法第58条代理人资格的，应当视为廖建波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应当视为廖建波撤回上诉处理。二、对于廖建波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廖建波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1.廖建波的全部上诉理由，在一审中都经过了完整的陈述，经过一审法院审查后均不予支持，而本次上诉廖建波并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和理由，应当予以驳回。2.根据广州中院（2018）粤01民终578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刘本刚在2012年11月1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是涉案物业的权利人，享有该时间段内出租方的全部权利，有权向廖建波主张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12月16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3.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并不影响刘本刚主张广告牌的占有使用费，根据最高院有关房屋租赁纠纷的司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刘本刚仍然有权主张外墙占有使用费。4.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刘本刚提出以下观点：根据刘本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可知，刘本刚曾在2016年4月10日就涉案债权向廖建波主张权利，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规定，该主张权利的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6年4月10日起中断并重新计算三年。根据民法总则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一直到2019年4月9日才届满。廖建波上诉状引用的所有法律依据仅是北京高院民一庭的内部意见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无权约束该民一庭之外的合议庭，并且该条文针对的只是违约金，对于主债权并不适用。刘本刚在一审认定的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刘本刚并不认可，但由于一审判决认定的起算点对于刘本刚的实体权利没有影响，因此没有提起上诉。传星公司二审未答辩。刘本刚一审诉讼请求：1.廖建波、传星公司连带向刘本刚支付外墙使用费31900元（从2015年2月1日起计至2015年12月16日止）；2.一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廖建波、传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6日，刘本刚与案外人**向广州市卓盛实业有限公司白云分公司承租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大彭岭七横路29号大院内的C3座两层框架结构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物业），租赁期限至2018年12月15日。2015年2月1日，刘本刚与廖建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刘本刚将涉案物业一层出租给廖建波作厂房（仓库）之用，租赁期限由2015年2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15日止。2015年2月7日，因廖建波在涉案物业一层外墙设立广告牌占用了该物业二层墙体，廖建波向刘本刚出具《承诺更换广告牌保证书》，主要内容为：广州传星公司廖建波先生在未经C3栋业主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占用C3二层户外墙体，遮拦其空调主机出风口，经与业主刘本刚协商，同意其在2015年4月15日之前将现有广告牌更换尺寸或改为格筛式广告牌，若继续占用二层户外墙体，超出一天加收一百元，以此叠加，直到拆除或更换为止。廖建波在签署上述保证书后一直未更换广告牌，并使用至今。2015年12月16日，刘本刚将承租的涉案物业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张峰使用，并退出涉案物业。2018年5月29日，刘本刚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廖建波发出《律师函》，告知基于廖建波未更换广告牌并使用至今，要求廖建波依照上述保证书向其支付使用费。另查，传星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廖建波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廖建波在使用其承租的涉案物业一层期间，因在一层外墙设立的广告牌占用了二层外墙，并因此向刘本刚出具保证书，承诺限期更换广告牌尺寸和格式，逾期更换则每天加收100元费用。廖建波未能举证其签署该保证书时受到刘本刚胁迫所签，故一审法院对廖建波抗辩该保证书不是廖建波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不予采纳。该保证书是廖建波向刘本刚出具，如廖建波未依照保证书履行更换广告牌义务，刘本刚有权要求廖建波支付费用。廖建波在签署上述保证书后，未于2015年4月15日前更换广告牌，故刘本刚有权自2015年4月16日起向廖建波加收每天100元的费用。因2015年12月16日刘本刚将涉案物业转让给案外人使用，并退出涉案物业，故刘本刚仅有权要求廖建波支付自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的费用，经核算，上述期间的费用共计24400元。故刘本刚要求廖建波支付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的外墙使用费共计24400元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本刚主张廖建波支付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4月15日期间的费用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廖建波抗辩刘本刚的诉讼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2015年12月16日刘本刚退出涉案物业后，无论廖建波有无实际更换广告牌，已与刘本刚无关，故刘本刚最迟自2015年12月16日起就应当知道或应当主动了解廖建波有无更换广告牌的情况，即自2015年12月16日起刘本刚就应当向廖建波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刘本刚主张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15日，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刘本刚诉讼主张的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施行时尚未届满民法通则的两年，故刘本刚的诉讼主张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刘本刚的主张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截止时间应延长至2018年12月15日。刘本刚于2018年5月29日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廖建波发出《律师函》要求支付费用，并于2018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时间点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廖建波的上述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传星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刘本刚以廖传星是传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告牌实际由传星公司使用为由要求传星公司对廖建波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廖建波向原告刘本刚支付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的外墙使用费共计24400元；二、驳回原告刘本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97.6元，由原告刘本刚负担187.6元，被告廖建波负担410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缴纳。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刘本刚向本院提交刘本刚与廖建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证明刘本刚就涉案债权持续地不间断的向廖建波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经中断，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中的发信人是刘本刚本人，收信人是廖建波本人，其中提到的老张是2015年12月16日之后接收涉案物业的权利人张锋，其中的保证书就是本案的一审证据，即一审原告的证据二，其中的1天100块钱是证据中写明的1天100块钱的外墙使用费。廖建波质证意见称其收到该微信信息，但该微信聊天记录是2016年4月10日的，廖建波对刘本刚所述的证明内容意见是认为刘本刚无权再享有外墙使用费。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廖建波的上诉请求与刘本刚的答辩意见，分析如下：从2015年2月7日廖建波出具的《承诺更换广告牌保证书》可知，廖建波向刘本刚承诺于2015年4月15日前更换广告牌尺寸和格式，逾期更换则每天加收100元费用。本案廖建波未能举证证明该保证书是其受到刘本刚胁迫所签，故一审法院对廖建波抗辩该保证书不是廖建波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妥。廖建波签署该保证书，应受该保证书承诺的约束，但廖建波并未于2015年4月15日前更换广告牌，故刘本刚有权自2015年4月16日起向廖建波加收每天100元的费用。廖建波上诉认为《租赁合同》无效，刘本刚无权向其主张逾期更换广告牌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2015年12月16日刘本刚将涉案物业转让给案外人使用，并退出涉案物业，故刘本刚仅有权要求廖建波支付自2015年4月16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的费用，经核算，上述期间的费用共计244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妥。至于诉讼时效问题。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2015年12月16日刘本刚退出涉案物业，在此后无论廖建波有无实际更换广告牌，已与刘本刚无关，为此，刘本刚最迟自2015年12月16日起就应当知道或应当主动了解廖建波有无更换广告牌的情况，即自2015年12月16日起刘本刚就应当向廖建波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刘本刚提起本案的诉讼时效于2017年12月15日届满，但因二审庭询中，对刘本刚提交两人2016年4月1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廖建波确认已收到，故刘本刚向廖建波主张逾期更换广告牌费用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根据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刘本刚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而刘本刚于2018年7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廖建波上诉认为刘本刚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廖建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元，由廖建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郑怀勇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谭红玉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钟明丽邱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