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1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一民，男，1969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钊，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永涛，男，1976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海燕，女，197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朱永涛、李海燕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东升，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永涛、李海燕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瑞，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建军，男，196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朱永涛、李海燕与周一民、王建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0日作出（2015）鄂樊城民四初字第00354号民事判决。朱永涛、李海燕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裁定发回重审。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7）鄂0606民初266号民事判决。周一民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一民及其委托代理人彭钊，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东升、王建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一民上诉请求：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6民初26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周一民不承担任何责任；二、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股权转让款为80万元证据依据不足。1.本案出现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虽然一份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备案，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项为80万元，但这份备案的协议明显有各种瑕疵，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理由如下：①被上诉人承认办理备案登记当日，上诉人周一民不在场，并且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在行政服务中心现打印的，而且在另一再审案件中，也承认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的上诉人周一民的签名，是王建军代签的。在没有周一民授权的前提下，王建军代签的协议，在周一民没有意思表示的前提下，是不能约束周一民本人的。②上诉人周一民持有并提供的2013年12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上面有被上诉人的按印，根据协议上的约定，整体转让的价款也是50万元，上诉人周一民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已经谈好了股权转让款，在其权利义务不变的前提下，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再加价的。③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让协议》，付款顺序为：合同签订当天支付70万元，其中20万元转账朱永涛账户，另外50万元开具存单，由朱永涛保管，待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转让完成后支取，剩余10万元在签订合同当日（2013年12月7日）由周一民出具欠条。再看看本案的支付方式：仅仅是周一民在2013年12月7日、2013年12月23日分两次向朱永涛银行转账付款，根据常理，在变更前，被上诉人最少也需要上诉人周一民出具一份欠条或者存单。④根据本案作为定案依据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第一条：股权结构中的表述，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胡梅，而胡梅与上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经过双方充分协商，并涉及到双方权利的股权协议不可能连法定代表人的名字都写错。2.一审法院对双方均认可的证据2013年12月8日签订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未做整体的评价。2013年12月8日签订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转让金额及股权流转相对方均有明确说明，并且也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备案，《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形成时间为2013年12月8日，在双方争议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签订时间（2013年12月7日）之后，即便认定股权转让款项为80万元，也应当视为第二天双方对股权转让款项及流转相对方作出了重新的变更约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周一民与原审被告王建军共同向朱永涛、李海燕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对股权流转对象及金额有明确约定，基于合同的相对性，那么在既没有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王建军并没有连带或者共同责任的前提性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情况下，判令上诉人周一民与原审被告王建军共同向朱永涛、李海燕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程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的申请鉴定权利。一审中，上诉人周一民当庭申请对2013年12月7日《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签名是否为周一民本人所签、2013年12月7日上诉人周一民持有的转让协议上手印是否属于朱永涛所留及2015年12月25日以朱永涛为甲方、周一民为乙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周一民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人民法院并未进行处理。四、一审法院判令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那么即便认定上诉人违约，也应当根据实际损失原则来确定违约金额。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朱永涛、李海燕辩称，8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出让方式，各方均承认80万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一审开庭时周一民也认可80万元的股权协议是其所签，也没有申请笔迹鉴定。被上诉人主张的80万元转让协议在工商部门有档案留存，档案的证明效力大于其他证明的效力。上诉人反复主张的5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主张的50万元的股权协议的受让方系案外人王国强与周一民签订，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的出让主体及受让人中均没有王国强。《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表述的很清楚，是在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对股权的分配。本案中80万元转让的是股权，股东会决议中的50万元指的是注资。8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整体转让价是80万元，该协议并没有区分乙方周一民、王建军的分配比例，故原审判决共同承担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建军述称，支持上诉人周一民上诉请求。朱永涛、李海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一民、王建军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及违约金16万元，共计4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7日，朱永涛、李海燕（甲方）与周一民、王建军（乙方）签订《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朱永涛、李海燕将其在嘉驰物流公司享有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周一民、王建军，股权转让款为8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乙方分期支付给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当日需给甲方70万元，其中20万元打入朱永涛账户，50万元开具存单，由朱永涛保管，待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转让完成后支取，剩余10万元在合同签订当日由周一民给朱永涛打欠条，并于所有手续结束后付清；合同生效后，双方在3个工作日内办理完财产交接手续；因股权转让，嘉驰物流公司与天天快递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关系及所有业务一并转让给乙方，所需手续由甲方办理。协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等其他条款。该协议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2013年12月7日，周一民向朱永涛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2013年12月23日，周一民向朱永涛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朱永涛、李海燕按协议约定与周一民、王建军办理了交接手续，并退出公司经营。2013年12月10日，嘉驰物流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登记，股东由朱永涛、李海燕变更为周一民、王建军，周一民出资额为45万元，持股比例为90%；王建军出资额为5万元，持股比例为10%。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周一民。同时，嘉驰物流公司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也在邮政管理部门进行了变更，许可证中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周一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依据否定对方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12月7日当事人签订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转让的股权金额为80万元，该协议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故一审法院对2013年12月7日当事人签订并留存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予以确认。周一民、王建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3年12月7日签订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一份，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故其证明力要小于朱永涛、李海燕提供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协议。股权溢价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朱永涛、李海燕提供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协议与当事人签订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不矛盾。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周一民、王建军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周一民、王建军没有按约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周一民、王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永涛、李海燕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万元、违约金16万元，合计46万元。上述款项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0元，由周一民、王建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即2013年12月7日双方签订的两份《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中关于转让股份价款不一致，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诉讼双方对2013年12月8日签订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根据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表述“同意公司股东朱永涛将所持有公司90%股权出资额为45万元人民币以4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周一民。公司原股东李海燕将所持有公司10%股权出资额为5万元人民币以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王建军”，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对转让的股权比例以及股权的转让价格均已作出明确说明，即股权转让的价格为45万＋5万＝50万元。其次，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虽否定上诉人周一民提供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中5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但对该《协议》中其加盖手印一联真实性并无异议，根据该页显示内容“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认为该份协议中5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系上诉人周一民事后篡改，即应当提供其自持的合同原件予以证实。经本院释明，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仍未提供其持有的合同作为证据证实其主张,故对周一民提供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真实性亦应予以确认。虽然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抗辩认为该合同中股权受让方签名并非本案当事人王建军，而是案外人王国强，但原审被告王建军认可王国强的行为代表其本人，且股权亦已转让与本案原审被告王建军，故对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该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驳回。再次，根据双方付款情况表明，2013年12月7日，周一民向朱永涛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2013年12月23日，周一民再向朱永涛支付股权转让款30万元。该付款方式与上诉人周一民提供的50万元《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基本相符，且与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提供的由工商部门复印备案的80万元《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付款方式相差甚远。综合以上观点，上诉人周一民提供的50万元《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双方实际付款情况足以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仅依据一份工商部门复印备案的《襄阳市嘉驰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主张上诉人周一民、原审被告王建军尚欠30万元股份转让款，证据不足，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被上诉人朱永涛、李海燕主张周一民、王建军没有按约定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还款及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周一民上诉的其他理由，本院不再予以赘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法律认识存在偏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周一民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6民初2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永涛、李海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00元，共计16400元，由朱永涛、李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守军审判员  张 杨审判员  刘媛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周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