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辽1402行赔初4号原告李春贵，男，1965年4月5日生，汉族，现住兴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亮，系兴城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原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兴城市兴海南街92号。法定代表人沈朝辉，系该局局长。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住所地兴城市曹庄镇。负责人赵明环，系该部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娇，系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春贵要求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原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赔偿经济损失一案，于2018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原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春贵、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原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经传票传唤未到庭，但在庭审中提交答辩状。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春贵诉称，2009年3月6日，兴城市政府发布通告，收购老滩自然港内渔船。当时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对原告渔船进行登记编号为D-72号。当时原告渔船停泊在荒地村张某1船场。因048工程急于施工，第二被告将原告渔船拆除。时到今日，原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为此，原告曾多次找二被告及二被告上级主管部门及兴城市人民政府均未得到解决。原告于2018年7月31日，向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行政赔偿，至今未给予答复。故诉至连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渔船损失共计236110.00元，鉴定费7600.00元，再就是补助20882.00元，未生产损失11600.00元，误工及交通费3万元，总计306192.00元及利息，二被告负连带责任；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李春贵变更赔偿数额为559190.80元，利息从2009年7月27日至2018年1月5日止计算，共计252998.80元。原告李春贵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渔船核量表,证明原告的渔船编号是D-72；2、曹某镇老滩村证明,证明原告诉争渔船编号是D-72；3、介绍信,证明现在诉争的渔船是存在的；4、张某2的证人证言，证明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收购船只时候有瑕疵，造成原告渔船没有编号；5、冯某1证人证言，证明2013年9月-10月份原告以及冯某1向部队进行赔偿调解，当时部队给付4-5万，之后给到7万元，原告没有同意；6、闫某笔录，证明当时核量组人员因为路远没有去给船只核量编号，证明工作人员在工作时有瑕疵；7、裁决书，证明该案件程序已经走前置程序了；8、连山法院庭审笔录，证明1、现在所有的证据，也包括被告提交的证据，在2015年10月16日均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开庭时间是2015年10月16日，调解时间2013年9-10月，诉讼时效没有超过法律规定；9、资产评估报告，证明诉争渔船价值；10、行政赔偿申请书，本案已经按照规定全部履行完毕；11、证人张某1证言，原告在我那上5、6年坞，我们称龙骨收费，1米收100元，11米收1100元，我也负责给看船，船是部队用钩机拍的，部队用这个地方，给部队腾地方。我没去船里看过，只是外观看；12、证人闫某证言，我与原告是屯中关系。征收的人来村里，村里找我带他们去喷号，当时原告的船在荒地村亮子沟处停泊，当时喷号的时候因为距离远，没有车不方便，部队和渔政的人就说远没法去，当时没去喷号，就说自己喷下，后来去没去我就不知道了。渔政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叫张某2我认识，部队的人我不认识。当时是我和原告说的自己去喷下得了，当兵的和张某2都说过这话，部队的人我不认识。13、证人雷某1证言，我是渔民，和原告一个屯。我和王喜峰陪原告去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送过材料，具体哪天忘记了；14、镇长签字证明一份，证明当时的核量人员都有谁；15、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确实有一艘渔船在张某1坞道上，被部队施工拆除；16、光盘一张，证明案争的船只是被告给销毁的，有贾处长说的好好整下，他就是被告处的工作人员，证明原告主张争议船只被第二被告拆除是有依据的；17、2009年3月6日兴城政府的通知，证明负责船只收购是本案第一被告，是协助部队组织实施，地方这一块归第一被告，还有协助的义务。18、一份证明，它的证明目的是原告有这个船停靠在张某1的坞道上，还有三个证人，第一个坞道的主人李某1，第二是个修船人8个人的证明，第三个是同村村民45人证明，证明原告确实有这个船，因为第二被告一直否认原告有这个船。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原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及证据，在开庭审理时提交书面答辩状，并辩称，一、原告没有履行行政赔偿的前置性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前置性程序，即提交海洋与渔业局先行处理。故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先履行前置性程序，得到义务机关答复，再进行诉讼。二、原告请求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仅是向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申请了编号D-72号，但并未在指定地点和指定期限申请核量，且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与92302部队也从未在指定区域见过原告登记的渔船，因此应当推定原告虽然作出登记申请，但是其未按规定在指定期限将停放至指定地点以便于核量，故应当视为其对权利的放弃。三、原告请求赔偿金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曾经自认过渔船属于报废渔船，其难以构成法律上的价值与损失，且行政赔偿系赔偿申请人的直接损失，原告主张的待就业补偿，未生产损失，交通费、误工费也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故原告主张高额赔付于法无据。四、答辩人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答辩人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为行政行为违法，故答辩人不应对原告进行行政赔偿。原告要求赔偿于法无据。五、原告起诉超诉讼时效。答辩人于2009年1月27日在多次告知原告后将原告阻碍施工的船只拆解，原告认为行政机关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当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两年内，即2011年2月之前提起行政诉讼，其起诉期限远超过法律规定，故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被告的答辩意见，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及证据，在开庭审理时辩称，一、被告主体不适格，连山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违反了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李春贵所在的自然村的渔船收购的主体是兴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兴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曹庄老滩自然港湾内停泊渔船的通告》，通告的发出单位是兴城市人民政府，兴城市人民政府主导的征收行为应当认定为其是征收主体，征收的费用也是通过政府直接发放给渔船被征收者。因此，本案的被告也应当是兴城市人民政府而不是海洋与渔业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告为县级人民政府的案件，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案应当由中院管辖。二、答辩人不是行政主体，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1、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征收程序合法。海洋与渔业局在向原告所在村进行公告后，依照法定程序对李春贵以及所在村的渔船进行了征收，并且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核量，按照通告的标准与被征收者达成补偿协议，所有村民的渔船都是经过公开公正的征收程序得到补偿，因此，海洋与渔业局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2、答辩人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答辩人作为用海单位，不是征收主体，也不是行政机关，答辩人所实施的行为均是按照海洋与渔业局核量和征收后需要处理的程序进行，答辩人并未实施将原告渔船毁坏的行为，因此，原告主张答辩人行政赔偿于法无据。3、答辩人和海洋与渔业局行政行为不存在违法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2016）辽14行终182号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已经依法查明（第5页最后一段），“上诉人李春贵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主张赔偿诉讼主张答辩人与海洋与渔业局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没有确认答辩人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故答辩人不存在因行政行为违法导致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行政赔偿是以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的，在本案中，原告并未有举证证明答辩人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因此，主张答辩人与海洋与渔业局对其进行行政赔偿于法无据。三、原告请求赔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原告并未证明诉争船只与原被告直接的因果关系。2008年8月23日，答辩人与海洋与渔业局多次下发《通知》，通知张某1坞道上的渔船限期离港。2009年1月对所有经过核量的船只进行统一拆除。2009年9月，李春贵按照核量的船只补偿标准与答辩人、海洋与渔业局签订补偿协议，在补偿协议签订时，原告并未提出异议也并未向答辩人主张还有其他船只。2009年7月1日，李春贵亲笔所写申请自认，有一辆22马力的渔船，并且已经经过核量。原告应当对其受到的损失予以举证，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并未提供被损毁船只船籍，也没提供渔船的购买手续，仅仅以几张照片无法证明答辩人将该船损毁，原告受到损失。2、D-72号船只并不存在。原告虽然向兴城市自然资源局申请了编号D-72号，但答辩人和海洋与渔业局从未在指定区域见过原告所称还有征收渔船以外的渔船。李春贵也没提供一艘与D-72号编号对应的渔船进行核量的原始凭证。3、李春贵提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009年7月8日，李春贵所写的申请已经自认，其愿意拿核量的船申请由部队和渔业局予以评估。2015年原告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目的就是骗取国家赔偿款。李春贵多次起诉并且法院多次开庭判决均无法查明事实。原告的行为符合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定，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法律规定，建议本案中止审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查清事实。四、原告请求赔偿金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曾经在法院提供的证据中自认过渔船属于报废渔船，难以构成法律上的价值与损失。所以不论该船是否已经得到补偿，均不具有赔偿的价值。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评估报告对船只损失的评估价值36110元，连山区人民法院已经判决该份鉴定报告不客观，不应做为原告的直接损失依据。原告主张的待就业补偿，未生产损失，交通费、误工费也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故原告主张于法无据。五、原告没有履行行政赔偿的前置性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本案中，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向赔偿义务机关提起赔偿。原告并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前置性程序，即提交海洋与渔业局先行处理。故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先履行前置性程序，得到义务机关答复，再进行诉讼。六、原告起诉超诉讼时效。答辩人于2009年1月27日将诉争船只拆解，如果原告认为行政机关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当及时按照法律规定主张权利。从行为发生至今已经接近十年了，答辩人施工行为已经结束，并且答辩人的主体也已经被吸收合并，当时的工作人员很多已经退休，很多资料都找不到了，根本无法还原当时案件的客观情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李春贵起诉期限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请求法律依法支持被告的答辩意见，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08年7月9日兴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沙后所镇荒地、南山自然港湾内停泊渔船收购的通知，证明（1）、征收主体是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2）、海洋与渔业局征收程序合法；（3）、诉争渔船已经完成了征收工作，审理查明被告没有事实行政违法行为的情形；2、回复函、（2017）辽1481民初19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评估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原告起诉渔船赔偿数额无法律与事实依据；3、原告曾经于兴城法院提交的证据--张某1证明，证明李春贵曾经将该份证据提交法院自认涉案船只属于报废船；4、（2015）连行初字第00037号行政裁定书、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4行终18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依法确认行政行为不违法；5、兴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沙后所镇荒地、南山自然港湾内停泊渔船收购的通告、92302部队、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08年8月23日通知及92302部队施工管理处于2009年7月11日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李春贵已经接到了被告向其送达的通知，也接到了施工队将阻碍施工的船体进行拆解的证明，但是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我方拆解的渔船不是李春贵已经被征收的渔船，并且原告李春贵对该事实是明知的，但是他从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因此诉讼时效已过；6、原告李春贵出具的申请一份，证明在核量的时候李春贵的渔船已经被核量过，并其存在造假行为，把小船换成大船，目的是多骗取国家征收款，通过该申请可以看出原告的渔船已经合法征收，并已经取得征收款；7、渔船收购或转港（籍）一次性补偿协议，证明原告的两艘渔船已经经过合法程序被收购，双方并不存在纠纷。经庭审质证，原告李春贵对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没有异议，原告的渔船正是停在张某1船厂的坞道上；关于证据2回复函当时鉴定的时候标的物已经被92302部队损毁，无法提供原标的物，鉴定机构只能按照相同或近似的船只进行鉴定，而且原告购买诉争渔船的船厂出具了详细的用材、机器和各种零部件的价格等明细表，所以回复函的单位是根据原造船厂出具的明细表进行鉴定的；关于证据4连山区人民法院裁决书没有异议，关于证据6李春贵的申请，小船换大船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证据3张某1船厂的证明，证明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原告的渔船停靠在张某1的坞道上，二是该船已经报废，船是2008年报废的，张某1与船厂不是核量单位也不是鉴定机构，是因为部队拆除报废的，并不能证明该船报废了；关于证据5中2009年7月11日部队施工管理处的证明，已经完全证明一个问题，诉争渔船已经被拆除了，因为影响施工而被部队拆除，对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向李春贵发出的通知完全能够证实本案诉争渔船存在，如果不存在，二被告为什么向原告发出通知，而且写的非常清楚，停泊在张某1坞道上李春贵的渔船由于部队施工，于2008年8月24日前将渔船下坞，逾期造成损失部队不负责，而且该条款也是霸王条款，对于任何人任何机关造成的损失均应该赔偿，而部队却概不负责，而且当时原告的渔船不是不下坞，是不能下坞，因为其他渔船阻挡，所以被部队拆除；关于证据7渔船收购后转港一次性补偿协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该渔船编号为318号是原告的另一个渔船，是有证的渔船，本案诉争渔船是D-72号，是两艘渔船，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关于原告提供的复函，虽然落款是兴城市场海洋与渔业局，但是落款加盖了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公章，该公章不是原告私刻的，而且几次庭审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并没有回避并不否认，雷某1已经在之前庭审中证实了原告到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本案的前置程序已经走完，关于镇政府村政府的证明，加盖了镇政府村政府的公章，而其他人员签字，只能证明是核量组工作人员，虽然镇政府和村政府不是核量组的征收主体，但是均派人员参加了核量组。被告说回复函他们核实过，那么请被告拿出证据，如果要原告提供原件，原件在部队，复印件是部队复印的，是原告上访的时候在北京复印的。关于原告提供的光盘，一、在民事案件中，都提供过这个证据，在兴城法院还有葫芦岛法院都播放过，这次就是从兴城法院拷贝的；二、被告说是达成协议才拆除，有我方提交的被告发出的通告证明，而恰恰证实这船无法移出，部队才将船只拆除，并不是原告想拆除的，这船是好的，原告想移出的，这个通告是2008年8月23日发出的，所以说没达成协议，是部队强行拆除的。2009年7月11日92302部队施工管理处作出的通知，也就是说本案争议的主体是被第二被告拆除是有证据证明的。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对原告李春贵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渔船核量表的三性不予认可，工程方和备注上都没有签字，是李春贵单方出具的；对证据2曹某镇老滩村证明、证据3介绍信，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规定，村委会不能作为证人证言的主体，并且老滩村委会并没有参与征收的任何程序，其对征收的过程和编号不知情，因此介绍信是原告单方面要求村委会出具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张某2的笔录，我方也向法院补充提交说明一份，目的为佐证张某2多次证言说法不一，真实性存在异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针对证据5、证据6两份询问证人笔录，因为证人未到庭，也未按照行政诉讼法若干规则提供身份证等证据，不能作为证据当庭出具出示，如果证人到庭，应该以当庭证言为准；对于证据8连山法院庭审笔录，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诉争船只产生纠纷是2009年，在2015年10月16日庭审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并且在该笔录中我方也向法庭提出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以此不能作为终止中断的事由，其次在该笔录中也有张某1出庭作证，我方也提供了与张某1的录音，其对诉争事实并不知情，因此，该证言存在矛盾证明力下降；对于证据9评估报告，在该报告作出时我方就向法院提出严重的抗议，民事庭审并未查明该船与原、被告有关的情况下就以原告所诉进行评估，背离事实，渤海评估公司也以复函说明该评估报告不可作为定案的依据，法院也在判决书对上述事实予以阐述，因此该报告与本案无关，不可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10行政赔偿申请书，没有行政机关的答复，也没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已经收到该申请书，因此不能证明其进行了行政赔偿的前置程序，得到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对于回复函，被告向海洋与渔业局核实过并未出具过此函，并且该函落款是兴城市场海洋与渔业局，因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4镇长签字的证明，被告认为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第13条，并且村镇政府并不是征收和核量的单位，对于其出具的证人证言没有证明效力，并且法庭可以阅读由原告李春贵出具的庭审笔录，在笔录中张某2等人的证人证言与签字的该证明的内容完全矛盾，可以看出该证明的虚假性，并且对于上述两份证明，被告从未看过原件，对于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应该提供原件交法院进行比对，对张某1的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对闫某的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对于雷某1的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针对兴城市场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回复函，被告与兴城市自然资源局核实过未出具过该证据，原告应该提供原件进行核实，如果不能提供原件，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对光盘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怎么才起诉，我们有理由怀疑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怀疑，证据的关联性，这份证据无法证明是在原、被告未能就船只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船只被我方拆除。本案是一个行政诉讼案件，原告所提出的事实不是在行政诉讼审理的范围内的，原告提出的证据无法证明是有我方行为所致。对证据17、1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坚持上面的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他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提供的证据1-5与本案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6-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9日，2009年3月6日，兴城市人民政府分别下发了关于沙后所镇荒地、南山自然港湾内停泊渔船收购的通告和关于曹庄老滩自然港湾内停泊渔船收购的通告，对收购的原则、标准和办法、程序、组织实施及生效日期做了通告。2007年5月23日原告所有的D-72无证船只在048工程渔船核量中进行了登记。2009年1月，原告所有的船只在兴城市施工管理处证实被拆解。原告未得到补偿。原告李春贵于2015年9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第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赔偿渔船损失，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5）连行初字第0003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李春贵的起诉。后李春贵不服该裁定，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6）辽14行终18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上诉人李春贵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主张被上诉人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承担赔偿责任，但并没有确认被上诉人存在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故被上诉人不存在因行政行为违法导致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且上诉人李春贵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向行政机关提交赔偿申请且已经经过行政机关先行处理或逾期不予处理。故上诉人李春贵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行政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1月23日，李春贵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赔偿渔船损失，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春贵于2017年6月12日对涉案船只价值予以评估，经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多次委托鉴定单位，后确定为辽宁渤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辽渤评鉴定[2017]第034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船只价值236110元。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对评估提出异议，后辽宁渤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回函称，受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计某委托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依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运用法定或公认的方法及程序，对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计某委托评估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评估过程，依据法院转来的委托方提供的委估资产规格型号、配置，兴城市海滨乡台里船厂提供的渔船造价明细表。经评估人员对市场调查、并对造价明细表材、料及配置进行核算及评估人员专业判断，对该委估资产作出评估基准日的重置价值。委估资产功能性贬值及经济性贬值不明显，故本次评估不予考虑，根据使用年限确定实体性贬值。另中华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提供的三份评估明细表是补偿项目以补偿为目的，与该案委估资产评估目的不同，而且船型相差较大，不具备可比性，故不作参与。兴城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7）辽1481民初1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李春贵的起诉。李春贵不服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2018）辽14民终112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14行终182号行政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该裁定认定本案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该裁定驳回李春贵起诉，系因为李春贵提起行政诉讼前没有向行政机关提交赔偿申请且已经经过行政机关先期处理或逾期不受理。综上，李春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李春贵于2018年7月31日向被告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于2018年10月8日再次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9年2月，被告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变更为兴城市自然资源局。本院认为，2008年7月9日兴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沙后所镇荒地、南山自然港湾内停泊渔船收购的通告中第四项已经明确规定，渔船收购工作在兴城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实施，沙某所镇负责协助、配合，用海单位派人参与，确保渔船收购工作顺利完成。故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具有组织实施渔船收购的行政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二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本案中，原告李春贵在涉案渔船被拆解后多次找二被告协调此事，且有证人冯某1的证言予以佐证，后于2015年9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于2017年1月向兴城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月7月9日作出终审裁定。原告李春贵于2018年7月31日向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且有证人雷某1证言予以佐证，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在收到申请后的2个月内未予以答复，原告于2018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没有超过起诉期限。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而原告提供了曹庄镇老滩村证明、介绍信、张某1的证言、老滩村村民出具的证明及光盘，证明涉案诉争渔船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张某1的证言能证实该渔船是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损毁，而二被告于2008年8月23日下发的通知、兴城市自然资源局于2013年2月26日关于对老滩村李海东、李春贵渔船处理意见的回复函，证实通知李春贵限期将停在荒地村亮子沟张某1船厂坞道上的渔船下坞出港及该渔船被施工单位拆解的情况。证人张某2证明他受政府指派配合海洋局和部队工作，李春贵报有22马力无证船一只，停在荒地船厂，海洋局和部队给李春贵作了登记，编号为D72号，至于李春贵的船是否在荒地船厂无人安排他去喷号，他也没去荒地现场。证人闫某证明，他经村里指派给核量小组带路，李春贵一个无证渔船22马力，登记号是D72，停在沙某所镇荒地村船厂坞道上，因路远没有车，海洋与渔业局及部队的工作人员没有去喷号，发生了漏喷的情况。兴城市曹庄镇老滩村于2010年12月25日出具证明，证实李春贵有一只22马力无证渔船，在048工程中登记为D72号，发生了漏签的情况。且有张某2、李某3、李某4及镇政府陈某的签字。上述证据证明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在渔船征收过程中存在漏签、漏喷的情况，以致没有对该渔船进行核量，原告李春贵与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未能就船只补偿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船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施工方拆解，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在征收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兴城市海洋与渔业局变更为兴城市自然资源局，故由兴城市自然资源局对原告的渔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92302部队不是行政机关，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补助费、未生产损失、误工、交通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无法律依据，对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鉴定费，属于为确认致害行为违法涉及的鉴定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春贵渔船损失人民币23611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春贵其他的诉讼请求。鉴定费7600.00元由被告兴城市自然资源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荀巍巍人民陪审员  王 益人民陪审员  吴宇婷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