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13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碧玉，女，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碧文，福建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勇拓，福建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1、22、23层。 法定代表人：何**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智镑，福建达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碧玉因与被上诉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公司”）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8）闽0583民初6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碧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人寿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首先，张碧玉并不存在过错。张碧玉受人寿公司的委托在授权范围内代理人身保险业务，双方之间形成了有偿的委托合同，张碧玉是受托人，人寿公司是委托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投保人高满玲购买诉争7份保险产品时正值人寿公司举办优惠活动，虽投保人高满玲身在云南不便亲自到场签订相关保险合同，但经张碧玉向人寿公司反映，人寿公司仍然要求张碧玉向投保人高满玲索取其本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相关资料，再由人寿公司在手续上以灵活及简便的方式为投保人高满玲全程代办。在一审庭审中，张碧玉多次强调相关保险合同中的“张碧玉”三字系人寿公司指示工作人员代写而非其本人书写，但人寿公司对此并未否认，也未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张碧玉主张“张碧玉”三字非本人书写的合理怀疑是成立的。故本案诉争7份保险产品的相关保险合同由案外人代为签字是人寿公司的授意，与张碧玉无关，张碧玉不存在过错。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本案7分保险合同均合法有效。本案诉争7份保险产品的相关保险合同虽非投保人高满玲本人签字，但在保险合同签订后，投保人高满玲已根据7份保险产品对应的保险合同履行了向人寿公司交纳三年保险费的义务，足以证明投保人高满玲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是知情并认可的，本案保险合同上投保人的签名无论是否是投保人本人亲自签名，因投保人高满玲己向人寿公司缴纳保险费，应视为投保人高满玲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应视为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人寿公司是在该保险合同均合法有效，且投保人并未发生任何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的基础上，却故意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解除保险合同，自愿向投保人高满玲全额退还6份保险合同的保险费，该解除行为导致的退保后果是人寿公司自愿处分自己权利的法律结果，而非张碧玉给人寿公司造成的损失，张碧玉不负有损失赔偿责任。一审认定因本案系保险代理合同纠纷，适用《合同法》调整，而不应适用《保险法》，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应适用《保险法》综合考量人寿公司向投保人高满玲退保的损失，是否是因张碧玉过错所造成的损失，不能单凭张碧玉与人寿公司签署的《保险代理合同书》等文件的约定，且该合同是格式条款，依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属于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又违反法律规定，该条款无效。人寿公司要求张碧玉承担其损失、返还保险代理费并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应予以支持。 人寿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碧玉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以驳回并维持一审判决。 人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214438.36元；2.被告返还原告已向其支付的代理费79016.05元；3.被告承担律师费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4日，原告与被告张碧玉签订一份《保险代理合同书》，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在授权范围内代理人身保险业务，被告开展授权范围内的保险代理业务活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原告承担，原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代理费；《保险代理合同书》第七条约定，被告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在原告的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被告发生下述行为的，视为违反本合同，原告有权依照本合同第十九条的规定追究被告责任：第2项：代签名：在投保书、客户权益确认书、保单回执及各类变更申请书等原告规定需客户本人亲笔签名的相关保险资料上，代客户签名或教唆他人代客户签名，或明知客户非本人签名不阻止且不告知原告的；第十九条：违约责任及追偿：1.双方均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任意一方违反本合同义务的，守约方均有权追求违约方的违约责任；3.被告如从事本合同第七条所列的各种行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具体违约责任见《基本管理办法》及原告有关实施办法、或原告制定的其他有关保险代理人管理的规定及制度；5.被告违反本合同义务给原告或客户造成财产损失的，由被告承担一切责任；如该民事责任确应由原告先行承担的，原告有权在被告的代理费中扣除；对不足弥补损失的部分，原告有权继续向被告进行追偿。原告于2016年1月1日根据编号为0000000000136371的《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签发《百年众赢一号年金保险单》（保险合同号：135××××6368）一份，该保单记载投保人为高满玲，被保险人为高满玲，基本保额为64680元，保险期间15年，交费期间5年，交费频次为年交，保险费200000元。原告于2016年2月17日签发《百年富贵尊享终身年金保险单（分红型）Ａ款》（保险合同号：135××××7228）一份，该保单记载投保人为高满玲，被保险人为陈弘基，基本保额为18579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20年，交费频次为年交，保险费20000元。原告于2016年1月31日根据编号为0000000000167660的《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签发《百年安康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单》（保险合同号：135××××7038）一份，该保单记载投保人为高满玲，被保险人为陈宜彤，基本保额为41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20年，交费频次为年交，保险费4020元。原告于2016年1月31日根据编号为0000000000167620的《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签发《百年安康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单》（保险合同号：135××××7028）一份，该保单记载投保人为高满玲，被保险人为陈弘基，基本保额为41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20年，交费频次为年交，保险费5200元。原告于2016年2月17日根据编号为0000000000169137的《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签发《百年富贵尊享终身年金保险单（分红型）Ａ款》（保险合同号：135××××7218）一份，该保单记载投保人为高满玲，被保险人为陈宜彤，基本保额为20921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20年，交费频次为年交，保险费20000元。原告于2016年1月12日签发《百年安康一生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单》（保险合同号：135××××6678）一份，该保单记载投保人为高满玲，被保险人为陈华山，基本保额为1020000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交费期间20年，交费频次为年交，保险费18990元。以上保险营销员均为被告张碧玉。原告签发保单后，以上六笔业务记录在张碧玉名下，并向张碧玉发放佣金61988.05元。被告张碧玉确认以上六份保险合同投保人高满玲的签字均不是本人所签。 2015年12月14日，被告张碧玉出具一份《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人员承诺书》，承诺严格遵守投保规则，坚持诚信原则，不欺诈、误导客户等。 2015年12月14日，被告张碧玉亲自出具一份《代理制度保险营销员自律公约》，声明：被告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全面履行保险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人应尽的各项义务，既不欺骗客户，也不损害或与客户串通损害百年人寿合法权益；介绍保险产品时，向客户说明保险条款的主要内容，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更要明确说明，引导客户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正确填写投保单等。 2018年3月14日，原告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并同意解除保单号码为135××××6368的保险合同，退保时保单现金价值为174682.61元，解约金额为300000元，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投保人高满玲办理了保险理赔300000元。 2018年3月14日，原告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并同意解除保单号码为135××××6678的保险合同，退保时保单现金价值为6200元，解约金额为36000元，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投保人高满玲办理了保险理赔36000元。 2018年3月14日，原告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并同意解除保单号码为135××××7228的保险合同，退保时保单现金价值为17509.34元，解约金额为40000元，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投保人高满玲办理了保险理赔40000元。 2018年3月14日，原告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并同意解除保单号码为135××××7038的保险合同，退保时保单现金价值为870元，解约金额为6780元，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投保人高满玲办理了保险理赔6780元。 2018年3月14日，原告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并同意解除保单号码为135××××7028的保险合同，退保时保单现金价值为1530元，解约金额为9600元，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投保人高满玲办理了保险理赔9600元。 2018年3月14日，原告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并同意解除保单号码为135××××7218的保险合同，退保时保单现金价值为17149.69元，解约金额为40000元，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投保人高满玲办理了保险理赔4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约定履行自身义务。被告以原告名义对外销售保险产品并自原告处获取佣金，双方之间形成有偿的保险代理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保险代理合同书》对于代理人在销售保险产品时，需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书上亲笔签名作出了约定，在涉案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被告对于应由投保人亲笔签名的受托义务是清楚的，但经原、被告庭审陈述确认，被告并未完全履行合同的义务，见证投保人亲笔签名，已经构成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产生了损失，被告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被告经办涉案保险业务过程中，未按照《保险代理合同书》的规定要求投保人本人签名致保险合同发生退保，存在过错，应向原告作出赔偿，但赔偿的范围和金额应当与受托人的过错责任相吻合。原告作为保险人，一方面未能举证证明对保险代理人尽到培训和管理责任；另一方面，在保险合同缔约过程中未能对投保人签字环节进行严格把关，故原告对涉案保险合同的退保结果也负有一定责任。被告张碧玉主张，虽然涉案六份保险合同的高满玲名字不是投保人本人所签，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投保人或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名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之规定，投保人高满玲已缴了保险费，应视为对代签字的追认，故本案涉案六份保险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原告自愿与投保人高满玲协商退保的行为与被告张碧玉无关。本案系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依法应受合同法的调整，而不应适用保险法，而原、被告双方在《保险代理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了保险合同中代签字的法律后果，即原告规定禁止代签字行为，被告因未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造成本案涉案六份保险合同产生退保结果，因此被告应对六份保险合同退保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故对于被告的主张不予采纳。本案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并非是保险合同退保造成的必要支出，故对6000元律师费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张碧玉有偿受托开展保险营销活动中存在违约、违规行为，应根据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张碧玉应向原告退还代理费61988.05元，且对涉案保险合同退保所造成的损失，酌定原告承担40%的责任即85775.34元，被告承担60%的责任即128663.0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碧玉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28663.01元；二、被告张碧玉返还原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的代理费61988.05元；三、驳回原告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792元，减半收取2896元，由原告负担1052元，由被告张碧玉负担184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人寿公司提供的《人寿公司向投保人高满玲办理退费的情况说明》及客户电子回单、电子凭证，主张人寿公司因张碧玉的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为：投保人解除合同按合同约定只能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由于张碧玉的违约行为造成人寿公司只能向投保人全额退保，其全额退保的数额扣除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差额即为人寿公司的损失，涉案退保的六份保险产品，投保人共计缴费人民币536420元，因其中部分保险产品缴费中包含附加险费用，因附加险期限已满，在经投保人同意的情况下，附加险费用不予退还，故实际退还投保人费用共计432380元。张碧玉质证认为，人寿公司提供的客户电子回单、电子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张碧玉没有关系，张碧玉在保险代理合同中并没有过错，人寿公司自己赔偿投保人的损失是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事情，与张碧玉无关。另外，二审中，双方确认张碧玉作为人寿公司的业务员与投保人高满玲共计签订七份保险合同，人寿公司与高满玲解除涉案的六份合同，另一份合同双方同意继续履行。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碧玉与人寿公司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正确。张碧玉在作为人寿公司的业务员与投保人高满玲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保险代理合同书》的约定要求投保人高满玲本人在保险合同、投保书等投保资料上签名确认，在履行代理行为过程中存在过错，已经构成违约。虽然投保人高满玲本人没有在保险合同、投保书等投保资料上签名确认，但合同签订后，高满玲已按每份合同的约定缴纳保险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的规定，人寿公司与投保人高满玲签订的保险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高满玲以投保资料非其本人签名，非其本人接听回访为由，向人寿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经人寿公司与高满玲协商，双方同意解除其中的六份保险合同，由人寿公司退还高满玲已缴费用，且对解除的合同中涉及期限已满的附加险费用不予退还。根据《保险代理合同书》第八条第3项约定：“犹豫期外，保险合同一旦被解除（包括客户提出退保导致解除）并退还已交保费（不包括仅退还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因该保险合同所领取的代理费退还甲方，且该权利并不因本合同终止而丧失”的约定，涉案六份合同已经解除且全额退还保费，人寿公司请求张碧玉返还已收取的代理费，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双方确认张碧玉因代理涉案六份合同而收取的代理费61988.05元，故一审判决张碧玉返还人寿公司的代理费61988.05元正确，应予维持。人寿公司主张张碧玉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是张碧玉的过错导致人寿公司和高满玲解除保险合同造成损失。因此，确定张碧玉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应审查张碧玉的过错与人寿公司和高满玲解除保险合同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应根据合同法及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对人寿公司和高满玲解除保险合同是否存在法定事由进行审查。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系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依法应受合同法的调整，而不应适用保险法，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投保人高满玲在合同签订后已按每份合同的约定缴纳相应的保险费，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双方的保险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其没有在投保资料上签名不是法定解除保险合同的情形。高满玲与人寿公司经过协商，双方自愿解除其中的六份保险合同，而保留其中一份合同继续履行。虽然张碧玉在作为人寿公司的业务员与投保人高满玲签订保险合同过程中没有要求投保人高满玲本人在保险合同、投保书等投保资料上签名确认，存在过错，但该过错与人寿公司和高满玲协商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人寿公司主张系因张碧玉没有要求高满玲本人在保险合同、投保书等投保资料上签名导致双方解除合同，与事实不符，其要求张碧玉赔偿其因全额退保的数额扣除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差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张碧玉应赔偿人寿公司128663.01元错误，应予改判。 综上所述，张碧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8）闽0583民初696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8）闽0583民初696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三、驳回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792元，减半收取2896元，由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296元，张碧玉负担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13元，由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776元，张碧玉负担133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家顶 审判员  李志军 审判员  陈 琼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杰雄 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