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8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程科，男，197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海、王怀涛，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召彦，男，196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金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方元，金乡春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蒋程科因与被上诉人孟召彦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17）鲁0828民初3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程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2017）鲁0828民初3971号民事判决，驳回孟召彦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股权转让价格为93.6万元，属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同时违反法定程序。一、一审判决认定股权价格的唯一依据是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关于“股权作价”表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没有记载这一句话的页面，且上诉人也没有在庭审中认可该表述，上诉人引用公开转让说明书的部分页面目的是为了证明股权已不存在争议。二、股权转让说明书不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上面这一表述没有出现在被上诉人的举证清单中和当庭陈述中，也没有当庭出示过，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没有当庭出示过的证据没有证据效力。三、无论是公开转让说明书还是法律意见书都只是间接证据，法院应当审核这些证据背后的基础材料，而本案基础材料只有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中只明确了股权价格另行协商，无法得出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关于“股权作价”的结论。四、股权转让合同是2013年签的，被上诉人到2017年才起诉要股权转让款，中间从来没有主张过，这不是被上诉人遗忘，而是被上诉人认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结清，不需要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孟召彦辩称：一、公开转让说明书是山东银花朝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花公司）新三版上市的法律文书，上诉人在一审及二审上诉状中多处引用公开转让说明书的内容，说明上诉人对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是认可的，在一审中上诉人向金乡县人民法院邮寄了公开转让说明书中2013年6月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的内容，该内容明确记载2013年6月28日孟召彦与蒋程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孟召彦将其持有的银花公司股份作价93.6万元转让给蒋程科，本次股权转让出让方及受让方无关联关系，系出让及受让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将上诉文件邮寄到金乡县人民法院以后，法院曾经对邮寄的材料进行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邮寄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充分证明双方的股权转让款确定为93.6万元。上诉人所说的零价格转让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无特殊关系，被上诉人不可能将自己持有的股权零价格转让给上诉人，况且上诉人在取得股权后又转让给了第三人，获利几百万元，充分证明上诉人从被上诉人方取得的股权价值远远高于93.6万元。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多次引用公开转让说明书及法律意见书，以此证明双方没有争议，这是在转移视线。转让书及法律意见书记载的公司股权并不存在质押或争议，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遇见的重大诉讼，指的是双方转让和受让的该股权在转让前不存在上述争议，并不能推断出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三、双方未明确款项履行的期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可以随时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并不超过诉讼时效。孟召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蒋程科支付股权转让款93.6万元；2、由蒋程科承担因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28日，孟召彦与蒋程科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孟召彦将其持有的山东金乡银花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花棉业）的26％股权共93.6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蒋程科，蒋程科同意受让该股权，股权价格、交付方式和时间由双方协商。合同签订当日，孟召彦、蒋程科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3年9月5日，银花棉业更名为银花公司，股东为蒋程科和案外人赵玉玲、王炳刚，蒋程科持股比例为26％。2016年1月28日，案外人深圳前海宏梦伟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与蒋程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确认函（一）》，购买蒋程科持有的上述银花公司65万股股份计6.5％的股权，受让标的的对价每股4.846元，合计转让款315万元。蒋程科提交的银花公司2014年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部分记载：2013年6月28日，赵玉玲与王炳刚、孟召彦与蒋程科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赵玉玲将其持有的银花公司股权122.4万元作价122.4万元转让给王炳刚，孟召彦将其持有的银花公司股权93.6万元作价93.6万元转让给蒋程科。本次股权转让出让方及受让方无关联关系，转让价格系经股权出让方及股权受让方友好协商后确定，系出让及受让方双方真实、完整意思的表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虽未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但双方约定转让价格另行协商，结合蒋程科提交的银花公司2014年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股权转让部分的记载，孟召彦转让其股权的价格为93.6万元，该转让价格系双方协商确定，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孟召彦请求被告给付股权转让款93.6万元，证据充分，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蒋程科辩解受让孟召彦的股权为零价格，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纳。蒋程科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进行了协商，并明确了支付期限，孟召彦可以随时向蒋程科主张权利，且蒋程科辩解受让股权为零价格，对蒋程科关于本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一审法判决：蒋程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孟召彦股权转让款93.6万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80元，由蒋程科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下列证据证明其观点：蒋程科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尽职调查工作记录，拟证明该记录明确记载了公司已不存在重大诉讼或未结诉讼，也不存在可预见的诉讼，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义务已经结清。证据二、2007年9月1日、2011年11月30日银花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根据银花公司的实践和商业习惯，如股权转让合同写明股权转让价格，则需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未约定价格，则说明不需支付。经质证，孟召彦认为以上证据均是涉案公司在改制前所产生的协议或决议，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关联性，证据一所记载的没有重大诉讼，是指在股权转让前无重大诉讼。孟召彦提交公开转让说明书一份（P1-1-12），拟证明股权转让的价款作价93.6万元。经质证，蒋程科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采纳。公开转让说明书所基于的材料只是股权转让合同，从股权转让合同上无法得出作价93.6万元的结论。退一步说，即使公开转让说明书写明也不等于上诉人要支付93.6万元，且公开转让说明书为对外材料，股权转让合同属于内部约定范围，二者属于不同性质文件，一审判决将公开转让说明书误认为是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文件是错误的。本院认为，蒋程科提交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且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观点，本院不予采信。孟召彦提交的证据虽不是新证据，但蒋程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能够进一步佐证股权转让存在对价的相关事实，应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二审中，蒋程科主张在券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处存有书面文件，可以证明蒋程科无需向孟召彦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向本院提出调查令申请。本院依据蒋程科申请，依法出具调查令，委托蒋程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查阅、复制有关资料。蒋程科未在限期内向本院提交调查令回执。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案涉股权转让是否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孟召彦围绕其诉求提供了公开转让说明中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记载，完成了举证责任。蒋程科反驳称股权转让无需支付转让款，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本院一、二审中，蒋程科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观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孟召彦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具体到本案，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关于股权转让款给付期限的约定，应视为未约定履行期限，孟召彦可随时要求蒋程科履行。孟召彦于2017年9月18日向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蒋程科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60元，由上诉人蒋程科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传宝审判员  崔 英审判员  董 浩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仙金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