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35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翠英，女，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阳梅娟，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荣初，男，198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雪亮，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翠英因与被上诉人樊荣初票据追索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1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樊荣初向梁翠英支付支票金额725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樊荣初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6日，梁翠英向樊荣初转账支付60万元，转账凭证附言记载为“樊荣初向梁翠英借到60万以此为据”。案外人董珍元于原审诉讼中出具证明称，其中10万元是其出借给樊荣初的借款，委托梁翠英支付。梁翠英对此证明没有异议。2017年4月7日，樊荣初向梁翠英出具借条，称为装修办公室和购买材料，收到梁翠英以银行转账借出的50万元，借期九个月，2017年12月31日到期时一次性还清，逾期愿按月利率5%计付利息。该借条下方还写有“借期九个月，2017.12.31到期，500000×5%×9+500000=725000（开支票）”内容。梁翠英承认曾持有该借条但否认借条下方内容为梁翠英方所书，并称拿到支票后就把借条退给樊荣初了。涉案支票由樊荣初签发并交付梁翠英，该支票为中国建设银行支票，票面记载票号为10504430/38481209、出票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票面金额为725000元。2018年1月2日，梁翠英持上述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被银行以“已经办理挂失支付手续或法院通知止付”为由退票。樊荣初称其因账户印鉴和空白支票在车内被盗而报警并向银行挂失，并已通知梁翠英。该支票存根上收款人处有梁翠英丈夫即本案诉讼委托代理人陈华国签名，并记载用途为“本500000、利息225000，借用”，但梁翠英否认该部分内容为梁翠英方所书。2018年9月27日，梁翠英以另一张金额为945000元的支票也不能兑现为由另案起诉了樊荣初，案号为（2018）粤0605民初第19890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票据纠纷，争议的焦点是票据基础关系，是借款还是垫付工程投标保证金。根据上述法院确认的转账凭证附言以及借条记载的内容来看，涉案票据的基础关系应为借款。梁翠英称系垫付工程投标保证金，法院不予采信。涉案支票票据要素齐备，樊荣初虽已向银行申请挂失，但无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并由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故仍然是有效支票，产生票据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梁翠英于案件中所举出的证据显示对价为其于2017年4月6日向樊荣初支付的50万元。因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的，法院应予支持，故按月利率2%计算，樊荣初应付本息为59万元（50万元×2%/月×9个月+50万元），超出月利率2%计算的部分利息，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涉案票据金额虽记载为725000元，但超出59万元的部分，应认定为非“相对应的代价”而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第十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樊荣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梁翠英支付支票款59万元及以50万元从2018年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梁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267.50元，由梁翠英负担2098.09元，樊荣初负担9169.41元。梁翠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樊荣初支付票款725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1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樊荣初负担。事实和理由：诉争票据款项的性质应为工程投标保证金。梁翠英首次汇款时注明款项用途为“工程合同签约保证金”，但在后期合作中，因樊荣初催促较急，梁翠英在汇款时则简单注明款项用途为借款。梁翠英发现樊荣初以工程合作名义进行诈骗后，不断追讨款项，樊荣初于是开具了案涉支票。案涉支票存根用途一栏中“本500000、利息225000，借用”字样非梁翠英书写，而是樊荣初事后自行添加。另，2017年4月7日，梁翠英的丈夫陈国华要求樊荣初办理好合作协议，樊荣初则以待工程进一步落实后再办理为由，向陈国华交付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借条作为合作凭证，并在其上注明合作协议签订时退回。该借条与樊荣初原审举示的借条并不相同。因此，樊荣初原审提交的支票存根以及借条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樊荣初实施的骗取梁翠英向其转款、变造支票存根记载内容，伪造借条、转移财产等行为，旨在非法侵占梁翠英支付的合作款。梁翠英在原审期间已就樊荣初的诈骗行为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梁翠英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6份，拟证明梁翠英共向樊荣初转款230万元，其中40万元乃代董珍元支付，梁翠英为樊荣初实际垫付工程投标款190万元，继而证明诉争支票金额为债款本金，不包含利息。被上诉人樊荣初质证认为，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除2017年4月6日的转款外，其他款项与本案无关，且依2017年3月27日的转款备注“工程合同签约保证”可知，梁翠英向樊荣初汇款时对款项用途有作区分备注。本院经认证认为，因樊荣初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樊荣初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樊荣初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梁翠英以其持有诉争支票向银行提示付款，被拒付为由，诉请樊荣初支付票面金额及利息。樊荣初辩称，诉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利率高于法定上限。依双方当事人所作诉讼陈述可知，诉争支票乃樊荣初向梁翠英开具，故双方为直接前后手。梁翠英主张诉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合作关系，但并未举示合作合同等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相反，樊荣初原审提交的借条则载有梁翠英出借款项的相应内容。梁翠英虽否认该借条为此前其所持借条，但未举证反驳该借条与樊荣初在收到2017年4月6日转款后向其交付的相应借条有别。另，依梁翠英二审举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可知，其向樊荣初转账支付款项时通常有注明款项用途，且有作工程合作签约保证金、借款等用途区分，其中，诉争支票对应的2017年4月6日转款注明的款项用途为借款。由此，结合前述借条及银行卡交易明细等，原审认定诉争票据的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关于借款本息的认定问题。案涉借条中载明借款为50万元，与梁翠英认可的2017年4月6日樊荣初收取的款项中属于其个人支付的金额部分相一致，两相结合，可予认定双方约定的借款本金为50万元。至于利息的认定一节。案涉借条主文中明确约定樊荣初于借款到期日一次性还本付息，可见，双方有约定借款期间计收利息。对于借款期内利息的计算标准，依支票存根中关于“本500000、利息225000”的记载内容，以及诉争支票的票面金额与支票存根中的本息之和相吻合，支票的出票日期与借条约定的到期日相一致等案件实情，结合借条主文所作约定、借条下方所列计算公式可知，双方约定的借款期内利息为225000元，该利息额乃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依月利率5%，按借款期限9个月计得。由此可予认定，双方约定的借款期内利率为5%。至于逾期利率，案涉借条关于“如到期未还清，愿按月利率5%（百分之五）计付逾期利息”的约定清晰、明确，可予认定双方订明逾期利率为月利率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分别就借款利率、逾期利率的上限作出规定，即利率上限均为年利率24%。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及逾期利率均超过前述利率上限，故对于超过24%的正常利息及逾期利息部分，应不予支持。由此，樊荣初本案须向梁翠英支付的利息按如下方式计算，其中，正常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依月利率2%，按9个月计算为9万元，逾期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依月利率2%，自借款到期日2017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因梁翠英原审诉请的债款为本金725000元及计息（以72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故樊荣初本案须支付的本息总额应以梁翠英原审诉请的债款本息额为限。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部分欠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129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1129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樊荣初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梁翠英支付59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且前述债款之和的上限为以725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3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金额。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26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元，均由被上诉人樊荣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炜烽审 判 员 陈儒峰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陈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