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初587号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上方港景大厦。负责人：孔祥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森、王岳峰，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后革街437号。法定代表人：仇俊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琼，辽宁法大（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与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民生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相森、王岳峰，被告中外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琼及原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德刚到庭参加诉讼。庭审后被告中外运撤回对曲德刚的委托。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民生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46664703.67元，并自2017年9月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损失；2、本案受理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主要事实理由：2011年11月10日，原告与案外人大连祺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下称：祺祥公司）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出质人为祺祥公司，质权人为原告，质物为建筑钢材，担保的主债权是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11月9日期间原告对祺祥公司在一亿元范围内所发生的债权。同日，原告、被告及祺祥公司签订了《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祺祥公司出质给原告的质物由被告代为占有并负责监管，同时约定，该协议项下被告出具的《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是表明质物已由被告实际占有和控制的凭证；另外，如在监管期间内质物毁损灭失导致原告损失的，被告承担原告的损失。2012年5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表明其已经实际占有并控制质物螺纹钢及盘螺钢共计9344.416吨。2014年案外人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金广公司）状告原告、被告、祺祥公司、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下称：鹏拓公司）。其理由为，金广公司从祺祥公司购买了质押给原告的钢材，祺祥公司向金广公司转让了出质钢材并通知了原告，但金广公司没有实际取得该钢材，因此要求原告赔偿其钢材损失4000万元及利息，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过一、二审，最终法院支持了金广公司的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驳回了金广公司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虽然在原告债权得到清偿后，原告出具了质物的《提货通知书》，但金广公司没有领取到全部质物，原告作为质权人并没有完成交付质物的义务，因此应当承担交付不能的责任；同时法院驳回了金广公司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只对其委托人原告承担监管失职的责任，而对质物的所有人不直接承担监管失职的责任。该案判决生效后，原告依据该生效判决向金广公司承担了判决确定的义务，共支付45475866.67元。另，原告支付了与金广公司案件的执行费112875元；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575962元；律师费50万元。根据《质押监管协议》，对于原告的上述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中外运答辩意见：一、质押监管流程中中外运应当履行的义务。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银行主导的“厂商银”贷款模式引起的民生银行与中外运间质押监管合同纠纷，其运转流程如下：1、民生银行根据《银企商合作协议》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代借款人祺祥公司向工厂方支付货款后，由工厂方将货物发送至民生银行指定仓储方即鹏拓公司场地；2、民生银行与中外运、祺祥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委托中外运在鹏拓公司仓库监督管理质物；3、中外运根据民生银行要求并以其受托人身份与祺祥公司、鹏拓公司签订《仓储管理协议》，约定仓储方鹏拓公司进行保管，中外运对到库的祺祥公司质押给民生银行的货物进出进行监督和管理，并将《仓储管理协议》交民生银行备案；4、中外运派员进驻鹏拓公司实施现场监管前期核查工作，对到库的货物的品种、规格、数量等进行核查。在核实鹏拓公司开具的《入库票》无误后，根据入库实际情况与祺祥公司共同签署《质物进仓作业单》；5、当入库数量满足质押需要时，民生银行和祺祥公司向中外运发出《出质通知书》，要求中外运对质押物进行最终核查确认；6、中外运依据鹏拓公司实际收到入库的货物以及民生银行的《出质通知书》，向民生银行出具《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正式履行监管职责；7、祺祥公司向民生银行偿还欠款后，民生银行向中外运发出提货人为祺祥公司的《提货通知》；8、中外运依据民生银行的通知，开具相应数量的《质物出仓作业单》，并将该单据交给民生银行指定的出质人祺祥公司，该提货人核实货物在库存数量无误提货（或与鹏拓公司另行签订仓储合同）后盖章返回中外运一联，至此，中外运在《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的全部监管义务履行完毕；9、在《质物出仓作业单》经各方确认后，《仓储管理协议》履行完毕，祺祥公司可实际提取货物，亦可与鹏拓公司另行签订仓储合同并货物继续存放于该仓库。根据上述流程及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相关约定，本案中中外运作为监管人应当履行的主要义务包括：1、派员入驻鹏拓公司实施24小时监管，核查铁路发运到库的数量，根据民生银行通知要求核查初始质押时，质押物的规格、型号、厂家、材质、数量等内容，依据货物在库的实际情况向民生银行出具《质物清单》，开始履行监管职责；2、签发《质物清单》后，24小时在库监督鹏拓公司和祺祥公司，在无民生银行的指令下，货物不允许进出，确保质押物存放于指定的场地，同时每天定时对质押钢材进行巡查盘点，确保质物在库；3、祺祥公司归还借款后，依据民生银行向中外运出具的《提货通知》，向民生银行指定的提货人（祺祥公司）出具《质物出仓作业单》，提货人（祺祥公司）核实货物数量无误后，在《出仓作业单》上签章返还中外运。二、中外运严格履行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不应对民生银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祺祥公司向民生银行偿还欠款后，祺祥公司与民生银行之间的债务消灭，作为主债权从权利的质权亦消灭，民生银行签发了提货通知书，双方之间的借款质押法律关系已经解除。中外运按照民生银行的指示出具了以祺祥公司为提货人的《质物出仓作业单》，祺祥公司经过核查盘点库存钢材并与鹏拓公司办理提货或转存手续后，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上加盖了公章，至此，中外运已经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将质押钢材交付给了民生银行指定的提货人祺祥公司，完成监管义务，至于祺祥公司又把提货权让渡给金广公司，金广公司何时提取货物、能否提到货物与中外运无关。本案中，在民生银行向中外运出具提货通知，中外运依据该通知出具相应《质物出仓作业单》后，提货人祺祥公司核实货物库存数量无误后已盖章确认，并将该《质物出仓作业单》返还中外运。至于金广公司后期不能提货，属于金广公司与祺祥公司和鹏拓公司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与中外运无关。至于民生银行因他案败诉而导致的损失，与中外运亦无关联。（二）中外运受民生银行的委托代其与鹏拓公司签订《仓储管理协议》，主要负责监督和监控质物。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应由“丙方（中外运）代理甲方（民生银行）监管质物”。本案中，中外运根据民生银行的要求又与祺祥公司、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占有、保管质物的责任实际由鹏拓公司承担。这种合同安排是业务模式的需要，亦是民生银行的指定。因此，中外运的义务实际为监督管理，不承担质物保管责任。从中外运仅开具《质物清单》、鹏拓公司实际开具《入库单》、中外运收取监管费而非保管费（该业务实际未能收到任何费用）可清晰看出中外运与民生银行之间的主要义务为监督管理货物进出。中外运在与鹏拓公司签订《仓储管理协议》时已经披露了委托人为民生银行，该合同直接约束民生银行与鹏拓公司。鹏拓公司实际承担保管义务。（三）本案中，由于中外运已经履行了监管义务，并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以及《仓储管理协议》的相关约定出具了以祺祥公司作为提货人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且经过祺祥公司核实货物在库后盖章确认，中外运已经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交付义务。（四）祺祥公司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上加盖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首先是其对《质物出仓作业单》上记载的钢材库存确认无误，是对中外运交付行为的认可与肯定；其次是由于案涉钢材数量巨大，中外运作为监管方将质押钢材返还给提货人时不可能与一般动产一样采用现实意义的转移占有，只能是以经过提货人盘查确认后，加盖公章的方式进行，这也是大型物品仓储行业的惯例，因为钢材贸易商需要根据后续销售情况、建筑工地需求进度，分期分批进行销售发货。三、金广公司无法提取案涉钢材并非中外运违约导致质押钢材灭失，而是因金广公司并非本案《提货通知书》、《仓储管理合同》中指定的提货人且案涉钢材被法院查封所致，中外运已经完全履行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及《仓储管理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本案中，中外运已经按照民生银行的指示出具了18份以祺祥公司作为提货人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且祺祥公司对质押钢材的数量并无异议，并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上加盖了公章，至此，中外运对上述18份《质物出仓作业单》所涉钢材的监管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民生银行的损失不应由中外运承担。且由于金广公司并非《仓储管理合同》的当事人，亦非提货通知的单上记载的提货人，故鹏拓公司拒绝金广公司提货，进而导致金广公司不能及时提货，造成损失，中外运亦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2号民事裁定认定的事实，截止2012年10月份，鹏拓公司的库存钢材量多于金广公司未能取得的案涉钢材数量。在（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中祺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的陈述，已经认可2012年8月份开始，鹏拓公司储存的6万余吨案涉质押钢材已经全部被法院查封；在（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中，大连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函件的方式告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存放于鹏拓公司的案涉质押钢材，在2012年9月被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并于2014年8月4日、12日“强制提取”。上述裁判文书能够证明：第一，在中外运向祺祥公司开具18份《质物出仓作业单》时，鹏拓公司库存的钢材数量是充足的，祺祥公司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第二，后续无论是祺祥公司还是金广公司无法提取钢材的根本原因在于案涉库存钢材被多家法院强制执行所致。因此，金广公司无法提取案涉钢材并非中外运违约导致质押钢材灭失，而是因金广公司并非本案《提货通知书》、《仓储管理合同》中指定的提货人且案涉钢材被法院查封所致，非中外运监管不力，亦非中外运所能对抗，中外运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四、民生银行主张赔偿数额不应超过（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1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的民生银行承担的赔偿金额。民生银行向金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为该民事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即使认定中外运对民生银行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数额亦应以民事判决中确定的民生银行的赔偿数额作为上限，该判决中确定的民生银行的赔偿金额总计为：43526366.66元，而并非民生银行在起诉状中主张的数额。至于民生银行在起诉状中主张的律师费，民生银行与中外运在质押监管协议中并未进行约定，故民生银行无权向中外运主张。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能够依法裁判，驳回民生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中外运的合法权益。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公高质字第99062011E97180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编号：LN-MS-11194）。证明原告与祺祥公司之间以钢材为质物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关系，及依据该合同原告与被告及祺祥公司建立了动产质押监管合同关系，其中，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了被告的监管义务及在质物毁损、灭失及被告未按约定办理放货时赔偿原告损失的相关约定。第二组证据：《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编号：LN-MS-11194-001）。证明被告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向原告出具了质物清单，表明被告已实际占有和控制了案涉质押物及开始履行监管职责。第三组证据：《提货通知书》（编号：祺祥提通2012-1）、《提货通知书（回执）》（编号：祺祥提通2012-1）。该通知是2012年5月21日，原告通知被告从质物中提取部分货物，主要证明在该部分货物提取之后，货物仍有8975.416吨库存。第四组证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1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2号民事裁定书。从该三份文书中认定的事实可知，就争议的质押钢材，原告向被告出具了2012-2号的提货通知书，被告据此向金广公司出具了质物出仓作业单18份，证明该质物出仓作业单持有人为金广公司，金广公司未提取到货物，无论是何原因，均是被告未履行监管职责导致。仓储方鹏拓公司系被告委托存放质物仓储方，并不是被告所称的原告委托并指令被告委托的仓储方。上述判决之所以没有判令本案被告承担该案中的赔偿义务，原因在于原告应依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追究质物监管人的责任。最高院裁定书中，明确记载了本案被告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着过错及违约行为，原告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相关责任方追偿，因此有关金广公司为原告的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各级法院均以法律文书认定的方式确定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赔偿。第五组证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尾号0746），证明实际被执行款项45475866.67元；收款人为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辽宁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明大连中院收取原告执行费112875元；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取原告上诉费285481元；委托律师合同两份、律师费发票5份，证明原告与金广公司案件委托律师代理，两个律师事务所分别代理一审和二审及再审，律师费分别为20万元、30万元。被告中外运对原告提供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1、《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合同系民生银行与祺祥公司所签订，其内容为祺祥公司为自己所负债务提供动产质押担保，合同内容与中外运无关，亦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2、《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根据该组证据的名称和协议条款可以认定，民生银行与中外运之间是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外运接受民生银行的委托派员到实际仓储人鹏拓公司仓库中从事质押物进出的监督和管理，双方并非保管合同法律关系，中外运并不对与保管相关的货物存储和安全负责，不能做同一认定。退一步讲，即使认为协议中包含“保管”的成分，该保管也是中外运在民生银行委托下从事的间接代理行为，由于中外运在民生银行的指定下与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且在签订该合同时向鹏拓公司披露了民生银行与中外运的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402条的规定，“保管”的责任与义务直接约束民生银行和鹏拓公司，中外运仅作为民生银行的代理人承担监管质押物的义务。《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与《仓储管理协议》的签订日期均为2011年11月10日，进一步说明民生银行同时组织中外运与鹏拓公司共同签订系列相关协议，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时民生银行即清楚中外运并不对质押物进行保管，仅负责质押物的监管。第二组证据：《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中外运确实曾经签发了《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但仅是证明中外运对相应的质押物开始进行监督管理，并不能证明中外运实际占有和控制案涉质押物，实际的占有人应为仓储方鹏拓公司，且相应的质物均已按照民生银行的指示解除监管，中外运不再承担监管责任。第三组证据：《提货通知书》、《提货通知书（回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中外运系依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与《仓储管理协议》的相关约定，按照民生银行的指示出具了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回执）》，之后，中外运进一步按照民生银行的指示，出具了以祺祥公司为提货人的质物出库作业单，祺祥公司对库存质物核查无误后加盖了公章，至于案外人金广公司凭此出库单是否能提取案涉钢材与中外运无关，此时中外运已经全部履行了监管义务。第四组证据：对于该组证据中三份文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系因物权保护纠纷产生诉讼而由法院作出的一、二审及再审判决或裁定，而本案系质押监管合同纠纷，因此，从法律关系的性质来说，该组证据与本案并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另外，该组证据也无法证明民生银行所产生的损失系由于中外运的违约行为所致。三份判决的案由物权保护纠纷，特别是对事的权利，并不以存在合同为前提，所以上述案件最终没有判决被告承担责任，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合同相对性问题，而是法院认为质押过程中质物的毁损和灭失责任不在被告，最高院裁定第4页明确记载了，被告出具的是以祺祥公司为提货人的单据。第五组证据：对于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证明问题均有异议。一、原告在另案中遭受的损失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与金广公司案件，二审法院判决确定了原告给付的金额应为43526366.66元，而原告实际支付的金额明显高于上述金额，因此，两者之间的差价部分即因原告怠于履行判决产生的，法院收取的执行费系原告因自身过错导致的损失扩大部分。三、原告提供的记帐凭证及发票，系其内部财务凭证，并非付款凭证，不能作为已经支付相应款项的证据使用。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建立动产质押监管合同关系及原告因质物不能提取而受到的相应损失，故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中外运围绕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第一组：1、质物进仓作业单、铁路运输票据（复印件）、《中国民生银行授信审批通知书》（复印件）；2、入库票；3、《出质通知书》、质物清单。证明中外运根据银行和出质人开出的《出质通知书》开始履行质押监管义务，对鹏拓公司入库的质押物进行核查，鹏拓公司实际收到了全部监管钢材。同时，鹏拓公司出具《入库票》的行为也证明了其实际作为案涉钢材的保管人，中外运仅出具《质物清单》证明中外运履行对质押物的监督和管理责任。铁路运输票据、《中国民生银行授信审批通知书》证明民生银行指定鹏拓公司为实际仓储人。第二组：1、提货通知；2、质物出仓作业单，中外运依据民生银行出具的提货通知，并经过（出质人）接收人盖章确认。证明：1、民生银行分别于2012年5月21日、7月3日向中外运出具两份提货通知，提货人均为祺祥公司，提货的重量为9344.416吨；2、中外运已经按照民生银行提货通知书中的要求，向祺祥公司出具了质物出仓作业单，祺祥公司已经确认了收到货物数量，中外运已经履行了作为质押物监管人应当履行的义务。第三组：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该裁定书认定截止2012年10月份，鹏拓公司的库存钢材量多于金广公司未能取得的案涉钢材数量；2、（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自2012年8月份开始，鹏拓公司储存的6万余吨案涉质押钢材已经全部被法院查封（33页）。查明的《银企商合作协议》和银行工作人员口供证明银行指定鹏拓公司为实际仓储人（52页）；3、（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复印件）。证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函件的方式告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存放于鹏拓公司的案涉质押钢材，被辽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提取”。第四组：仓储管理协议。中外运、祺祥公司及鹏拓公司签订，证明案外人金广公司并非仓储管理协议的当事人，而中外运按照民生银行的指示，开具了以祺祥公司为提货人的质物出仓作业单，金广公司无法提取质押钢材并致民生银行产生损失，中外运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第五组：利息计算明细表。依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1号民事判决内容进行计算。证明该判决确认民生银行承担的本金金额为人民币本金4000万元、利息3526366.66元，故赔偿总金额应为43526366.66元。第六组：监管台账（复印件）。监管过程中，中外运根据质押钢材实际出、入库情况制作，证明中外运严格按照质押监管合同的约定，在监管过程中，履行了监督、管理质押物的义务。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被告提供各组证据中原件与复印件核对无误的，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复印件不予认可；2、被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仓储管理协议，该协议并无原告参与签署，仓储方也并不是如被告所称由原告指定，而是被告与出质人及仓储方协商确定的；3、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质物出仓作业单与100号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该判决确认是由被告将质物出仓作业单交付给金广公司，而不是交付给祺祥公司，当金广公司持有质物出仓作业单提取质物时，案涉钢材已经被提走，但该情况作为监管方的被告，并没有进行阻止，也没有向原告进行汇报；4、从被告提供质物进仓作业单、入库单等证据看，案涉质押钢材，确实已经由被告收妥开始进行监管，而被告提交的大连中级人民法院（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该函表述的是市场内钢材被强制提取的时间2014年8月4日和8月12日，而原告办理出库的时间是2012年7月，如果仓库内的钢材被采取保全措施或执行措施，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当通知原告，但被告也从未履行过该合同义务，该函件并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5、被告所提供的监管人员的主要工作简历，无法证明向监管仓库派出了监管人员；6、被告提供的183号刑事判决，无法证明被告主张的其开具质物出仓通知单时质物是存在的事实，实际上原告向被告发出提货通知书的时间是2012年7月3日，是在刑事判决书之前，另外，刑事判决中记录的内容并不是法院认定的事实，不能在另案中作为事实确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提供第一组证据中的《中国民生银行授信审批通知书》及第六组证据监管台账均为复印件，原告不予认可，故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其所提供的《提货通知》和《质物出仓作业单》虽从形式上看是原告作为质权人向作为质押监管人的被告及被告向作为出质人的祺祥公司出具的，但不能证明出具上述单据时质物存在，因为，就案涉8975.416吨质物来说，提货通知书时间是2012年7月3日，而生效的刑事案件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2012年10月库存量，10月份的库存量不能推定7月份的库存多于质物的数量，且即便是库存量高于质物也不能证明库存的货物中有本案质物的存在，祺祥公司作为出质人虽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中签字，但被告并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签字之前或之后对库存进行核实，而生效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1号判决已经对此时案外人金广公司持有提货通知提不出质物的事实予以认定，故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履行完质押监管义务的事实，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仓储管理协议》，因没有原告参与签订，不能证明该仓储方是由原告指定的事实，故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11月10日，民生银行与案外人祺祥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民生银行为祺祥公司的钢材提供授信贷款，授信额度为一亿元，授信期间为2011年11月10日至2012年11月9日。祺祥公司向民生银行交纳货款的30%作为保证金，由民生银行向钢材生产商出具100%货款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购买钢材，钢材发运到鹏拓公司仓储，作为祺祥公司对民生银行还款的质押担保。同日，民生银行、中外运及案外人祺祥公司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静态质押）（编号为LN-MS-11194）。民生银行为质权人，祺祥公司为出质人，中外运为代理人。约定：祺祥公司出质给民生银行的质物，民生银行及祺祥公司均同意交由中外运储存监管，中外运代理民生银行占有质物并根据协议的约定履行保管、监控质物的责任。协议第三条约定，监管期间为中外运根据本协议代理民生银行控制质物并对民生银行承担质物监管责任的时间区段。监管期间自中外运向民生银行签发《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即质物转移占有完成开始至质物根据本协议被提取后，监管期间相应终止。该协议项下中外运出具的《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是表明质物已由其实际占有和控制的凭证。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损毁、变质、灭失等可能影响民生银行权益的情形，中外运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原告，并采取适当的应急措施；监管期间，国家权力机关要求中外运协助冻结、查封或处置质物或本协议三方外任何他人就质物主张权利的，中外运应当当即通知民生银行；监管期间，中外运应当建立质物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对质物进行查验、核对种类、清点数目、检查包装和标识，对质物的出入库的时间、数量、去向以及质物的现状进行记录，并应当在民生银行享有质权的质物上明显标示民生银行的标签或指示。民生银行有权就《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记载事项的真实性向中外运查询。对质物的提取，约定为，提货人凭原告民生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原件办理，《提货通知书》是提取质物的唯一有效凭证。质物提取后，中外运向原告签发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回执）》。违约责任约定：在质押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中外运未尽到监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发生有可能影响民生银行权益的情形时，未及时通知民生银行或未采取适当应急措施的，或因中外运违反本协议给民生银行造成损失的其他情况的，中外运应当承担民生银行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同日，被告中外运与案外人祺祥公司、鹏拓公司签订了《仓储管理协议》。《仓储管理协议》约定，将中外运监管的上述质物储存于鹏拓公司仓库，祺祥公司是质物的所有人；鹏拓公司是质物的仓储人，承担仓储人的全部责任；中外运是质物的监管人，独立负责质物的进出库控制和管理、单证管理和现场对鹏拓公司操作的调度指挥。在货物监管期间，中外运应对质物定期进行盘点与鹏拓公司核对保管帐。质物应当存放于监管专区（系鹏拓公司划定并采取物理隔离措施的专门区域），质物出库必须依据中外运签发的《质物出仓作业单》办理，质物出库作业完成后，需上述三方确认实际出库货物型号、数量等与《质物出仓作业单》相符后，应当在单证上签章确认并收存相应联等内容。从被告提供的《质物进仓作业单》、铁路运单及入库单显示，自2012年3月至2012年8月，鹏拓公司陆续收到祺祥公司用于质押给原告民生银行的钢材。2012年5月10日，被告中外运根据原告与祺祥公司向其发出的《出质通知书》的内容，向原告出具《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该回执中写明“已经收到出质人与质权人共同出具的出质通知书，经核查，已存入我司货物与出质通知书一致”，货物明细显示螺纹钢及盘螺钢共计9344.416吨。包括案涉的8975.416吨钢材。另查，祺祥公司因无力偿还原告民生银行到期承兑汇票，2012年5月9日，案外人金广公司、祺祥公司及日昇昌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同意由金广公司代其偿还欠付债权人的款项，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同意将其在债权人处质押的货物所有权、提货权转让给金广公司。2012年7月2日，金广公司按质物价值的70%，将2800万元付至祺祥公司，祺祥公司将此款转入其在民生银行的开立的还款账户，为祺祥公司向民生银行偿还到期的承兑汇票欠款。民生银行于2012年7月3日向中外运出具了编号为祺祥提通2012-2号的《提货通知书》，同意祺祥公司办理8975.416吨钢材的提货、出库手续，中外运据此于2012年7月4日向金广公司出具了出质人（提货人）为祺祥公司、编号为LN-MS-11194、单号为0004526-4542和4544号的《质物出仓作业单》十八份，金广公司没有提取到该《质物出仓作业单》项下的8975.416吨钢材。2014年7月14日，金广公司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将民生银行和中外运作为被告、将鹏拓公司和祺祥公司作为第三人诉至本院，请求判令：民生银行赔偿其8975.416吨钢材等价款4000万元，并按日万分之三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日前的经济损失；中外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4年12月30日，本院作出（2014）大民一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民生银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金广公司钢材款损失4000万元，并赔偿金广公司自2012年7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后第十日止，以28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其他合理经济损失；二、驳回金广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金广公司、民生银行及中外运均不服该判决，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变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民生银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金广公司质押钢材损失4000万元，并自2014年7月1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8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金广公司损失；二、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金广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第29页），认定：“……金广公司在提货时发生提货不能，民生银行返还质物的义务就没有履行完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生银行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相关责任方追偿。”民生银行及中外运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5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92号裁定，驳回再审申请。该裁定书“经审查认为”部分（第7页）记载：“再审审查过程中，中外运认可涉案钢材仅采取了分类而未采取特定化方式进行保管。由于涉案钢材在鹏拓公司存储期间没有特殊标识，且祺祥公司在鹏拓公司的全部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导致金广公司无法取得涉案钢材”。该案判决生效后，金广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向民生银行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冻结了其银行账户。民生银行接到通知后，于2017年9月11日将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合计45475866.67元，汇至本院执行账户，本院执行完毕。原告支付上述物权纠纷案件一审案件受理费285481元及、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5481元、执行费112875元、律师费50万元。再查，祺祥公司因犯合同诈骗罪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辽02刑初183号刑事判决，对其两罪并罚，决定执行罚金人民币550万元。该判决书认定：祺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昌“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使用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名义分别与深发展（平安）银行大连分行、中信银行大连分行、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等多家单位签订钢材买卖（融资）协议，采取‘厂商银’和‘现货质押’方式进行融资，并将所采购钢材供应金广公司、挪作他用或采取现货质押的方式再次进行融资，导致财务成本不断上升，……为掩盖资金短缺、供货困难的事实，马俊昌通过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的冷万涛等人，采取私自将钢材出库的方式，将已设定抵押权的钢材进行重复质押，进入到‘拆东墙补西墙’的恶性循环。截止2012年4月，被告人马俊昌经营的祺祥、日昇昌公司仍欠金广公司1.7亿余元人民币。……马俊昌在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隐瞒真实库存情况，向金广公司作出如能够替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偿还上述四家银行和三家公司的贷款、钢材融资款，就能够获得相应数量的钢材所有权、提货权的虚假承诺。2012年5月9日，金广公司与马俊昌经营的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后金广公司替祺祥、日昇昌公司偿还了上述四家银行、三家企业共计350807774.87元，应获得107231.5699吨钢材的提货权。从2012年5月至9月，金广公司根据协议提取了46315.8922吨钢材，剩余钢材60915.677吨钢材因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的库存钢材被多家法院查封等原因无法提取。2012年10月，马俊昌经营的祺祥公司、日昇昌公司被法院查封以及应履行的钢材数量约为16万余吨，但其在鹏拓市场的钢材存量仅为6.7万余吨。鹏拓公司出入票证实，质押于民生银行项下的钢材，祺祥公司入库11999.884吨，出库7219.22吨，正常出库369.3624吨，非正常出库6849.596吨，库存4780.664吨，库存加非正常出库11630.25吨，尚欠金广公司钢材8975.416吨。鉴于金广建设已经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其损失问题，故不再责令被告人马俊昌对金广公司的损失予以退赔。”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又查：2014年9月12日，本院曾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出具（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函，其上记载：我院接受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3年10月15日立案执行中国外运天津有限公司物流分公司申请执行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18日、2014年4月17日对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的钢材进行了续封。……2014年8月4日和8月12日，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哈尔滨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到本案被执行单位大连鹏拓钢材市场有限公司，强制提取市场内的钢材，……认为我院查封的钢材属其当事人所有并由其承办案件查封在先，最终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并由我院续封的钢材全部提走，致使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分别于2012年9月12日、15日、18日、22日、25日、28日，本院于2012年9月30日对包括案涉钢材在内的鹏拓公司的所有库存钢材进行了查封。本院认为，民生银行与祺祥公司、中外运2011年11月10日签订的编号为LN-MS-11194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照履行。现民生银行因案外人金广公司凭中外运出具的《质物出仓作业单》未能提取到案涉质押钢材，导致其被法院判决赔偿金广公司4000万元及利息损失，并已实际执行，因此其依据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在本案中向质物监管人中外运追究相应违约责任。故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因金广公司未能提取到案涉质押货物而给民生银行造成的损失是否源于中外运的违约行为，中外运应否承担民生银行所主张的案涉损失。物权法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债务人履行债务或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本案中原告民生银行作为质权人，将上述法定义务，通过协议的方式委托由被告中外运履行。中外运系接受民生银行的委托并按照该行的指示监管质物，即代理民生银行占有质物，履行保管、监控义务并收取相应费用。则民生银行与中外运之间形成有偿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赔偿损失。被告中外运是否依约完全代原告民生银行履行了监管及返还质物的责任是衡量其是否违约，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唯一标准。案涉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在质押监管期间，除不可抗力的事件外，质物毁损灭失或由于中外运未尽到监管责任导致质物变质、短少、受污染的，或发生有可能影响民生银行权益的情形时，未及时通知民生银行或未采取适当应急措施的，或因中外运违反本协议给民生银行造成损失的其他情况的，中外运应当承担民生银行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该约定只将“不可抗力事件”造成质物毁损，作为中外运免责的条件，除此之外其他原因致使民生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中外运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中外运在收到原告及案外人祺祥公司向其发出的《代出质通知书》后，向原告出具了《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其在诉讼中又提供了质物入库票、铁路运单及质物进仓作业单，均可证明其在出具上述回执时已经代原告实际占有和控制案涉质物。自质物转移占有开始至质物被实际提取止,被告中外运均应当按照上述约定履行监管职责，并在双方解除质押监管协议时，负有向原告或原告指定方返还质物的义务。然而，案外人金广公司受让祺祥公司在民生银行处质押钢材的提货权后，其持有中外运出具的《质物出仓作业单》提取案涉质物时，却未能实际提取，导致原告民生银行向实际提货人金广公司赔偿了相当于未能提取的质物价值及利息的损失。因此，被告中外运已经构成违约，应当依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向委托人即民生银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中外运提出，其在接到民生银行提货通知后，祺祥公司核实货物无误，并在《质物出仓作业单》上盖章确认，自此其已完成监管义务，不构成违约一节。本院认为，案涉质押监管协议3.3条对监管期间明确约定为，自中外运向民生银行签发《质物清单（代出质回执）》开始至质物根据本协议被提取后终止。5.6条约定，监管期间，中外运应当建立质物登记统计制度，定期对质物进行查验、核对种类、清点数目，检查包装和标识，对质物出入库的时间、数量、去向以及质物的现状进行记录，质物提取后，中外运向原告签发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回执）》；仓储管理协议中亦约定中外运是质物的监管人，独立负责质物的进出库控制和管理、单证管理和现场对鹏拓公司操作的调度指挥，质物出库作业完成后，需上述三方确认实际出库货物型号、数量等与《质物出仓作业单》相符后，应当在单证上签章确认并收存相应联。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质物出仓作业单》上三方的签章应该在出库作业完成后进行，《提货通知书（回执）》也是质物被提取后向原告签发。收取质物、保管质物、出库交付质物的行为，均应在被告的监管控制下完成。被告中外运在本案合同项下的监管义务履行期间终止的形式要件为被告向原告签发相应的《提货通知书（回执）》，实质要件为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完成交付质物的义务。案外人金广公司受让祺祥公司的提货权后，凭《质物出仓作业单》没有实际提取到货物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说明中外运没有完成质物出库的监管义务，只是履行了书面的出库手续，在案涉质物未实际完成出库的情况下，《质物出仓作业单》上的签章不足以证明开具该单据时，案涉质押钢材实际存在且数量是充足的，只是起到通知鹏拓公司放行案涉质物的作用。故被告提出的其出具《质物出仓作业单》即完成监管义务的抗辩意见，与《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相悖，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中外运提出，金广公司无法提取案涉钢材系因金广公司并非本案《提货通知书》、《仓储管理合同》中指定的提货人，是鹏拓公司不允许提货及案涉钢材被法院查封所致，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一节，本院认为，金广公司虽非提货通知及仓储协议中的指定提货人，但正如物权保护纠纷案件生效判决所认定，其于2012年5月9日与祺祥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并按该协议约定代祺祥公司偿还了民生银行相应贷款之日始，祺祥公司就将案涉质押钢材的所有权及提货权转让给金广公司，金广公司自此即取得了包括案涉质押钢材在内的质物的所有权及提货权，之后其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已提取了部分钢材。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金广公司受让祺祥公司的提货权，中外运及鹏拓公司应当明知，且从生效的物权保护纠纷及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其不能提货的原因并非被告所述的金广公司非提货通知书中的提货人导致。故被告该抗辩意见无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2013）大执二字第126号案件中的函件显示，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分别于2012年9月12日、15日、18日、22日、25日、28日，本院于2012年9月30日对包括案涉钢材在内的鹏拓公司的所有库存钢材进行了查封。而本案原告向被告发出的提货通知书是2012年7月3日，出仓作业单是次日开具，说明在鹏拓公司库存钢材被查封之前，案涉质物就应当履行交付义务，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时案涉质押钢材实际存在且数量充足，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质物无法提取与法院查封行为有关。即使是当时库存钢材满足案涉质物的数量且已经法院查封，因被告未对案涉质物进行特定化监管，致使库存钢材被其他债权人行使担保物权或其他权利被全部处分，导致质物无法提取，被告中外运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按照监管协议约定，监管期间因各种原因质物发生短少、被司法机关冻结、查封或处置时，被告应履行及时通知义务或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而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履行了上述义务。故被告该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提出的中外运受民生银行的委托代其与鹏拓公司签订《仓储管理协议》，主要负责监督和监控质物，质物不能提取的责任不应当由其负责一节，因《仓储管理协议》是被告中外运与案外人祺祥公司、鹏拓公司签订的，并非民生银行委托中外运与仓储方签订，亦无证据证明鹏拓公司是由民生银行指定的质物仓储方。且《仓储管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中外运是质物的监管人，独立负责质物的进出库控制和管理、单证管理和现场对鹏拓公司操作的调度指挥。故被告该抗辩意见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中外运违反合同约定，在监管期间内未能按照原告民生银行出具的《提货通知书》履行实际交付质物的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对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本身就是基于质押担保的主债权得到实现后质权人返还质物所引发的纠纷，不能因质权消灭而免除质物的返还及因质物无法返还而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因此，被告中外运以质押关系解除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赔偿损失数额的确定问题，原告民生银行主张赔偿46664703.67元，并自2017年9月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损失。其中46664703.67元，包括4000万元质押钢材损失、利息损失[自2014年7月14日起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8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和自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始至实际执行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及物权纠纷案件的一、二审诉讼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用。上述费用中因原告怠于履行判决产生的申请执行费112875元及迟延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产生的双倍利息损失，系因原告自身过错导致的损失扩大部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自2017年9月4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损失一节，上述应当由被告承担的合理损失，自实际执行之日（2017年9月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因是原告实际发生的损失，与被告违约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告该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亦应支持。被告提出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没有转账凭证不予认可一节，因原告为此提供了委托代理协议及发票，可以证明原告为另案诉讼委托律师实际发生50万元律师费的事实，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但因另案执行款项中不包括律师费，故原告主张律师费自执行之日始的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部分诉讼请求合理，本院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质押钢材损失4000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7月14日起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7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28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物权纠纷案件一审案件受理费285481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5481元、律师费50万元，共计1075962元；三、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以上述第一、二项判决数据（扣除律师费）为基数，自实际执行之日（即2017年9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123.51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10311.87元；被告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负担269811.6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丽明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王慧莹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文秀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债务人履行债务或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