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鲁民申75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钰翔，男，197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作家，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莒县浮来山镇菜园社区沙河崖村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莒县浮来山镇沙河崖村。法定代表人：朱京忠，主任。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莒县城阳街道西关社区靳家园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莒县城阳街道靳家园街。法定代表人：王会全，主任。再审申请人王钰翔因与被申请人莒县浮来山镇菜园社区沙河崖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沙河崖村）、一审被告莒县城阳街道西关社区靳家园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靳家园街）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民终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钰翔向本院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民终56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的结果，撤销日照市莒县人民法院（2017）鲁1122民初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内容，改判为驳回沙河崖村对靳家园街和王钰翔的全部诉讼请求。2.原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沙河崖村承担。再审申请的事实和理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1、申请事由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具体理由如下：（1）原审对加盖有沙河崖村公章的20万元收据来源认定错误。第一，虽然涉案20万元收据的记账联、存根联是公安机关从申请人王钰翔家中搜出的，但是在王钰翔涉嫌职务侵占罪刑事案件的调查中，公安机关经侦查认定该20万元没有被王钰翔侵占或挪用，不存在本案判决书中认定的27万元被王钰翔从靳家园街支取但未支付给沙河崖村的情况。本案民事判决结果与生效刑事案件的结论相悖。第二，沙河崖村既没有报案称该20万元的收款收据系王钰翔盗窃所得，也没有称该收据中沙河崖村的公章系伪造。根据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涉案收据盖有沙河崖村公章，是经沙河崖村的村书记、村长等村委成员及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才能在空白的收款收据上加盖村委的公章。原审法院直接回避了该问题。第三，涉案中加盖有沙河崖村公章的带有编号的收款收据，仅因为收据中会计、保管的签字位置不相符，就直接否定收据的真实性，是明显错误的。这既违反了证据效力等级的规定，也违反了单位出借空白公章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涉案中，沙河崖村出具了加盖公章的20万元收款收据，就应当承担收到该20万元款项的法律责任。这同时也说明了王钰翔是沙河崖村的代理人，否则其无法得到沙河崖村的空白收据。一二审法院要求王钰翔承担盖有真实公章收据的举证责任显然是没有依据的，认定的结论也缺乏证据证明。（2）原审未认定王钰翔是沙河崖村的代理人是错误的。第一，上述己阐述再审申请人王钰翔能够拿到沙河崖村的空白收款收据，证明王钰翔是沙河崖村的代理人，否则只可能盗窃或伪造才能得到该收据，而事实证明该收据所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第二，一审中再审申请人王钰翔己明确承认，当时签合同及代理收付款过程中，王钰翔是作为双方的代理人给靳家园街村委和沙河崖村委服务的。第三，原审中沙河崖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王钰翔代理沙河崖村履职，因此沙河崖村在一审庭审最后意见中明确陈述“不要求上诉人王钰翔承担涉案责任”。第四，再审申请人王钰翔是双方代理人，所以沙河崖村与靳家园街签订的合同中王钰翔没有作为任何一方的代理人签字。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王钰翔只是靳家园街代理人是错误的，王钰翔是受双方委托，系合同双方的代理人。（3）关于27万元是否支付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第5页第4-6行中载明“虽王会军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与沙河崖村的党支部书记通话时，朱京忠表示土地款还差2万元左右，后来朱京忠给其打电话说就收到30万元土地款……”，综合庭审及证据，王钰翔涉嫌刑事犯罪时，公安机关调查过该20万元收款收据的事情，是王钰翔、王会军、侦查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王会军与朱京忠通电话所说的，好几个人都听到了。应该说，当时差2万元左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起码欠款数额不可能更多。否则的话，朱京忠不可能这么说，另外如果涉案款项被王钰翔侵占，公安机关不可能不继续追查。而后来朱京忠打电话说只收到30万元就明显违背客观事实，是因为本案被上诉人起诉时才改变的说法。综上，王钰翔能够拿到沙河崖村的空白收款收据，在王钰翔2015年涉嫌刑事犯罪之前，从未被索要过靳家园街的涉案款项，沙河崖村称靳家园街欠其款找上级索要也没找过王钰翔索要过，都能够证明王钰翔是沙河崖村的代理人，否则无法解释上述事实。（4）本案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2段中认为，沙河崖村于2013年春天、秋天，2014年、2015年、2016年均向浮来山镇人民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汇报向靳家园街索要土地费的事宜，应视为向相应国家机关提出权利保护的请求。该认定是错误的。第一，杨学明、盛月军的职务都是莒县浮来山镇菜园社区的书记，而不是浮来山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他们的证言虽系法院调查，但证人与沙河崖村都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作证，证人也没出庭作证，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第二，根据法律规定，只有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事实，只有其他证据佐证时才可以认定某项事实。除了杨学明的陈述，没有其他人证明沙河崖村在2012年至2015年主张过涉案款项。第三，沙河崖村的陈述不符合客观逻辑及日常经验法则。首先，原审认定，既然王钰翔不是沙河崖村的代理人，而是靳家园街的代理人，沙河崖村完全可以向王钰翔主张欠款也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但沙河崖村从未向王钰翔主张过，不符合客观逻辑；其次，虽然沙河崖村负责人与靳家园街负责人不熟，但是双方均有联系方式，2012年至2015年期间，沙河崖村从未向靳家园街索款，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再次，如果靳家园街欠款，沙河崖村没必要向其他人主张，可以直接向靳家园街索要，而其在诉讼之前，除了诉称找过菜园社区书记杨学明，但不等于找过镇政府或党委的上级领导反映过该问题，即使其找过杨学明也不能引起涉案诉讼时效中断。综上，原审法院没有证据证明沙河崖村主张过涉案款项，涉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2、申请事由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具体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关于代理的问题没有正确适用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9-10行中载明“通过付款方式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无法认定原告沙河崖委托被告王钰翔代收土地款”，该问题作为涉案的焦点，却没有法律适用的依据，仅凭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本案中王钰翔、靳家园街、沙河崖村的诉讼代理人对该问题均有陈述，一审法院仍依据经验法则断案显然不能服众。本案中靳家园街与王钰翔之间也没有委托合同，但二审判决书第12页中以没有委托合同为由，认定王钰翔与沙河崖村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于法无据。（2）原审法院错误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本案中，菜园社区不是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也不是能够解决该纠纷的社会团体，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沙河崖村找杨月明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结果，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问题，也没有查明。尽管两位证人的调查笔录已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实际应为三方），但是再审申请人一直否认该笔录的法律效力，且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未获准许。本案中，直至王钰翔因刑事案发，从未有任何人找过王钰翔或者靳家园街要过款，如果再审申请人真的欠款，沙河崖村不可能从未找过这两方，而只是向领导汇报一下算完。王钰翔作为同一乡镇的村干部，社区或镇领导也从未找过他，如果朱京忠找过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不可能不告诉王钰翔，因此这本案中两位证人的证言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太儿戏，适用法律完全是错误的。综上，被申请人沙河崖村滥用诉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利益。再审申请人请求再审法院依法纠正原判决的错误，依法支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27万元是否已经支付给沙河崖；二、王钰翔的代理身份问题；三、诉讼时效问题。对焦点问题一，王钰翔主张自己已经将27万元支付给沙河崖村。对此问题，首先，作为收款方的沙河崖村对此不予认可。其次，公安机关是否认定王钰翔侵占该笔款项与该笔款项是否交付给沙河崖村没有必然联系。再次，原审并未仅根据20万元和7万元收据中沙河崖村会计吴步祥及保管**华的签字明显与其本人的签字不相符即排除其证明效力，原审还综合了证人朱某在公安机关的对两张收据的形成过程的陈述、沙河崖村就欠款事宜多次向浮来山镇相关领导反映的事实、如果王钰翔将20万元土地款交付给沙河崖村，该20万元收款收据的记账联和存根联，不应该在王钰翔家中的日常生活常识等证据做出了不予认定20万元和7万元收据效力的认定。对焦点问题二，首先，沙河崖村原审中陈述其从未委托王钰翔收取涉案土地款。再者而作为收款方的沙河崖村按照日常生活常理无论谁付款，只是收取相应款项就可以，没有必要再另行委托他人代收土地款，且沙河崖村否认其委托王钰翔代为收取土地款。如果沙河崖村委托王钰翔代为收取土地款，按照生活经验法则，应当将此代理情况通知靳家园街，由王钰翔直接到靳家园街处支取土地款，不再需要王钰翔从靳家园街支取款项后先给靳家园街写收款白条，再拿着沙河崖村的收款收据到靳家园街换取收款白条。但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沙河崖村通知靳家园街由王钰翔代收土地款的事实。综上，通过付款方式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无法认定沙河崖村委托王钰翔代收土地款。尽管王会军在公安机关陈述其与沙河崖村的党支部书记朱京忠通话时，朱京忠表示土地款还差2万元左右，后来朱京忠给其打电话说就收到30万元土地款，其余没有收到。对于该陈述沙河崖村不予认可，且该陈述也无法充分证实王钰翔将27万元土地款交付给沙河崖村。对焦点问题三，王钰翔主张杨学明、盛月军等人与沙河崖村有利害关系，其有关证言不能采信。但并未提供有关利害关系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查明王钰翔于2012年4月8日从靳家园街支取1万元，应视为被告靳家园街同意履行债务，故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4月8日起计算两年，至2014年4月7日止。原告方于2013年春天、秋天，2014年、2015年、2016年均向浮来山镇人民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汇报向被告靳家园街索要土地费的事宜，应视为原告向相应国家机关提出权利保护的请求，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王钰翔再审还主张，既然原审认定其不是沙河崖村代理人的身份，而是靳家园街的代理人，那么沙河崖村从未向王钰翔主张权利，这与常理不符。靳家园街与沙河崖村都是集体经济组织，沙河崖村通过当地政府向靳家园街主张权利合理合法,王钰翔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王钰翔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钰翔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曹 毅审判员 岳彩林审判员 娄勇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