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1民终169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健晃，男，197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文，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荣基，男，1937年8月1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梅芳，女，1949年3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居住地址不详。上诉人陈健晃与被上诉人余荣基、吴梅芳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陈健晃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6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陈健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文、被上诉人余荣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吴梅芳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健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一、余荣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属于余荣基和吴梅芳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为余荣基和吴梅芳共有，缺乏证据支持，不符合常理。1.涉案房屋交易过程中，吴梅芳对余荣基、中介人员及在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询问记录表中都确认涉案房屋属于其个人所有，不存在共有人的情况。2.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实行登记制度，不动产权证登记人为产权人。根据吴梅芳提供的产权证及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提供的涉案房屋查册表，均显示涉案房屋产权人为吴梅芳，占有部分是全部，共有情况是单独所有，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购买和分割。现有证据仅仅能够证明吴梅芳是涉案房屋的产权人，没有任何证据及资料可以证明涉案房屋属于余荣基和吴梅芳共同所有。3.余荣基和吴梅芳都是香港居民，根据余荣基提供的《申请无结婚记录证明书》及离婚判决书，两人在香港办理结婚和离婚，虽然余荣基提供的临时离婚证没有涉及到对案涉房屋的处分，但自从余荣基和吴梅芳离婚至吴梅芳出售房屋有十年时间，该房屋仍仅登记在吴梅芳名下，占有全部产权份额，根据日常生活习惯及离婚纠纷惯例，完全可以推定吴梅芳和余荣基私下已对涉案房屋作出过处分，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为何涉案房屋一直登记在吴梅芳名下。4.陈健晃购买涉案房屋、办理过户手续、装修首层及二楼房屋，余荣基从未提出过异议，该房屋至今一直由余荣基在收租。本案诉讼是因四楼房屋，引起双方争议的仅仅是四楼房屋，余荣基从未向陈健晃主张过该楼首层、二楼房屋的权利，据此也证实涉案房屋根本不属于余荣基和吴梅芳夫妻共有。5.余荣基在（2016）粤0105民初6187号案件答辩称其是居住在该房屋内的，吴梅芳在中介放盘出售该房屋，中介人员带人去看房，余荣基是知情的，也就是说陈健晃在购买房屋前，余荣基知道房屋出售。且本栋房屋三楼产权人余荣元，为余荣基的亲兄弟，余荣元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其也知道吴梅芳出售该房屋，按常理来说余荣元也会通知余荣基。因此，余荣基是知道吴梅芳出售涉案房屋的，如果该房屋属于其与吴梅芳共有，在房屋交易前，其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或其他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防止房屋买卖，但是余荣基却一直没有提出过异议，据此也进一步证明其不是涉案房屋的共有人，否则有违常理。6.本楼三楼房屋产权人余荣元与余荣基是亲兄弟关系，陈健晃购买涉案房屋以后，与余荣元结算涉案房屋的水电费，重新申报安装房屋电表，与余荣元前往派出所办理房屋门牌号码及办理户籍迁入手续，余荣基也没有提出异议，据此也可以推断余荣基不是房屋的共有人，否则余荣元不会配合陈健晃办理上述手续，而且余荣基也会进行阻挠。二、一审法院认定陈健晃与吴梅芳恶意串通，低价交易涉案房屋，损害余荣基的利益，缺乏证据和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和余荣基至今都没有直接的书面证据证明陈健晃和吴梅芳就涉案房屋买卖存在恶意串通、低价交易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此作出的判决仅是推测，缺乏客观依据。2.恶意串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损害第三人利益，但涉案房屋交易中，陈健晃是以自己的财产付清房款，取得房屋后又对房屋进行装修，取得不动产权证后，与余荣元一起结清水电费、申领门牌号，将本人、小孩及父母的户籍迁入到该房屋等，证明房屋交易是真实的，不符合恶意串通的条件。3.一审法院和余荣基在一审期间没有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根本就不清楚涉案房屋实际价值，所谓的低价交易仅是推测。纳税时房屋交易中心评估的价格仅为150万元，现陈健晃是170万元购买房屋并支付税费约14万元，该交易价格是正常的，陈健晃已经付清房款，不存在损害任何人的利益。4.中介人员参与了陈健晃看房、签订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等全部过程，按日常房屋交易买卖流程，房屋查册行为一般发生在房屋签订买卖合同之后，查册目的是为进一步核实房屋产权情况。至于由谁查册，根本就不是陈健晃关注的重点。另外，根据房管部门的查册要求，不是产权人本人查册结果，是不会显示产权人名字的，因此，吴梅芳配合中介方或吴梅芳进行查册，完全符合交易习惯和规程。另外，陈健晃、吴梅芳和中介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以书面形式变更购房款支付方式为陈健晃按照一次性付款方式按期付款，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中介方没有签参与合同的变更缺乏理据，与事实不符。5.陈健晃购房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出售名下另一套房屋，涉案房屋交易价格为170万元，大部分房款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有银行交易明细和吴梅芳出具的收款收据为证。另有20万元是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交付，该房款是在过户前一天支付，有吴梅芳出具的收款收据为证，且中介也在场。根据常理分析，如果吴梅芳没有收到房款，肯定不会在第二天与陈健晃办理过户手续。6.陈健晃在购房前曾去看过房屋，首层、二层有租户，四层房屋是空置的，租户知道涉案房屋出售的事实，当时都明确表示不会购买房屋，房屋出售后同意将房屋交回新业主，且事实上陈健晃也是在毫无争议的情况下收回了房屋。一审法院对此作出的认定缺乏理据。7.余荣基与吴梅芳都是香港居民，婚后育有孩子，2人在香港完全可以找到对方，在陈健晃已经付清房款以及吴梅芳不出现的情况下，不排除余荣基与吴梅芳意图通过法律手段串通讹诈陈健晃的情况。因此，即使余荣基存在利益受损，也是余荣基和吴梅芳自己造成的，只能追究吴梅芳的责任，与陈健晃无关。8.涉案房屋产权登记产权人为吴梅芳，查册表显示涉案房屋登记为吴梅芳单独所有，陈健晃是基于房管部门登记公开的信息而购买房屋，在房屋买卖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存在串通行为，陈健晃是善意购房人。三、陈健晃与吴梅芳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自愿的，合法有效，房屋产权已经登记在陈健晃名下，涉案房屋买卖行为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确认该合同无效，缺乏理据，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对陈健晃的上诉，被上诉人余荣基辩称，一审判决合法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余荣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梅芳和陈健晃于2015年10月31日和2016年2月23日签订的就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号首层、2、4楼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吴梅芳和陈健晃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余荣基与吴梅芳于1968年5月29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婚姻注册处举行婚礼。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出具《暂准判令转为永久判令离婚证明书》，内容为：原告吴梅芳（NGMUIFONGANN），曾用名吴梅芳（NGMUIFONG）和被告余荣基（YUWINGKEE），关于一审法院于2005年9月5日作出的原告吴梅芳(NGMUIFONG)与被告余荣基（YUWINGKEE）的暂准离婚令，除非自即日起6周内被告出示充分理由，说明本判令不能转为正式判令，否则，原告吴梅芳(NGMUIFONG)与被告余荣基（YUWINGKEE）于1968年5月29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婚姻登记注册的婚姻关系将宣告解除。鉴于规定时间内并无此类证据出示，一审法院确认2005年12月10日判令为最终正式判决该婚姻关系正式解除。2005年12月16日。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于2005年9月5日作出的暂准离婚令内容为：原告吴梅芳（NGMUIFONGANN），曾用名吴梅芳（NGMUIFONG）和被告余荣基（YUWINGKEE）在区域法院JENKINSJUDGE助理法官面前在法庭上判决：法官再发出临时离婚令的同时判决本案件没有涉及费用的判决。法官命令被告必须以每年1.00港元的汇率付给余荣基名义抚养费，从判决下达之日起，到双方婚姻状况未改变期间都必须履行这一义务，除非余荣基再婚。法官进一步宣告，该婚姻没有适用于婚姻法章程和财产法第192章18条的小孩。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1年12月10日核发《广州市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座落海珠区新港西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谢运贵，占有部分为全部，建筑结构及层数为混合结构3-2/3层，建筑基地面积为76.3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86.68平方米；等。1992年3月14日，吴梅芳（当时姓名为余吴梅芳）与余荣元、谢运贵签订《协议》，约定：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鹭江东约新街八巷2号建筑面积286.68平方米，共3-2/3层为余吴梅芳、余荣元同时购买，其中余吴梅芳占有业权为地下，二楼、四楼及三楼以上之楼梯位和以后房屋上空之发展权，余荣元则占有三楼之业权；该楼宇之四楼以下之上落楼梯则为双方公用，日后之楼宇维修费用由双方业权持有人各自负责。1992年3月16日，谢运贵（卖方）与余吴梅芳（住址香港）、余荣元（买方）签订《广州市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座落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路××××号，房屋结构混合3-2/3层，出售部位为全套，建筑叠合面积286.68平方米；双方议定上述房屋的产价为20万元；地下、二楼、四楼余吴梅芳购买16万元，三楼余荣元购4万元；等。1992年4月25日，余吴梅芳与余荣元签订《分割协议》，约定：我们有房屋座落在新港西路××××号，该房是于92年3月向谢运贵购买的，其中余吴梅芳买一、二、四楼，余荣元买三楼，为了日后管业方便，现双方要求分割地下、二楼楼梯给余荣元出入，上空发展权归余吴梅芳所有。1992年5月21日，房管部门向余吴梅芳核发座落海珠区新港西路鹭江东约××、××、××楼的《房屋所有权证》（穗房证字第××号），总建筑面积为207.07平方米；等。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吴梅芳核发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广东省房地产权证》，记载房屋坐落海珠区新港西路××××号首层，2,4楼，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所有权取得方式为购买；分割，登记时间为2012年2月7日，建筑面积为207.07平方米，附记为补发；等。2016年2月24日，吴梅芳（甲方、卖方）与陈健晃（乙方、买方）、北京怡然居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丙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订明房地产地址为海珠区新港西路××××号首层、2、4楼，建筑面积为207.07平方米；房屋共有情况为无，该房地产不存在抵押等他项权利情况；该房地产按整套出售并计价，总金额1200000元；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10000元作为购房定金，并按照一次性付款方式按期付款，总金额1200000元乙方应于房管局受理本次交易并出具回执后的当天向甲方支付；甲乙双方同意该房地产交付使用的时间为卖方收齐楼款当天；甲方应在该房地产正式交付使用前，交清该房地产在收楼前发生的所有欠款及费用（如银行贷款、欠税款、债务及水电、煤气、电话等费用）；等。同日，吴梅芳与陈健晃在《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询问记录表》中签名，其中询问登记申请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回答为“是”；申请登记的房地产是否存在共有？回答为“否”；询问申请登记的房地产是否存在承租人、共有人、抵押权人等优先购买情况？回答为“否”。陈健晃于同日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笔录》中签名确认：清楚所办理房屋的房产证为补发房产证；同意出售方持补发房产证办理。2016年3月2日，涉案房屋登记到陈健晃名下，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余荣基于2016年8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余荣基表示：其与陈健晃是认识的，陈健晃的妻子与余荣基儿媳是堂姐妹；涉案房屋的一、二楼原先是用于画油画或招呼朋友的，2012年由余荣基出租，2015年由吴梅芳进行出租收租；余荣基一直住在四楼至今；涉案的一、二楼已经被陈健晃换锁收走了。陈健晃表示：其与吴梅芳就涉案房屋买卖关系的履行以其提供的证据2的合同版本为准；由于其已筹到款项，故没有办理按揭，实际履行方式与合同约定不同；其在房屋买卖之前也是不认识余荣基的，但确认余荣基提交的证据4中的“峰哥”是余荣基的儿子；其购买房屋前看过涉案房屋，当时一、二楼是有租客的，吴梅芳将四楼的钥匙给其，其进去看过，四楼是空置的；其没有通过吴梅芳收回涉案房屋，涉案的一、二楼已经收回并另行出租，四楼其进入装修一个星期后，与余荣基发生争执导致报警。庭审后，陈健晃在一审法院限期内提交了《情况说明》，说明吴梅芳出具的《收款收据》及银行转账记录及实际付款的情况。该《说明》中陈健晃称：1、于2015年10月31日支付了1万元定金；于2016年1月14日从银行提取存款5万元，并于2016年1月15日以现金方式支付；于2016年1月15日从银行转账支付34万元；于2016年1月15日汇款支付99180.9元，以上为首期楼款50万元；2、2016年2月23日，陈健晃应吴梅芳的要求以现金方式支付吴梅芳购房款人民币20万元，并提交了吴梅芳于2016年2月23日全部手写的《收款收据》复印件一份，内容为本人是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鹭江东约八巷2号首层，2楼4楼物业之所有权人，现收到买方陈健晃先生交来承购该物业之部分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3、2016年2月24日从银行转账支付85万元；应吴梅芳要求于2016年2月24日从银行提现10万元，以现金支付12万元；以上为贰期款97万元；4、于2016年2月25日从银行转账支付3万元，该笔为尾款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海珠区新港西路××××号首层，2,4楼是余荣基和吴梅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应属于余荣基和吴梅芳的夫妻共同财产。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颁布的关于余荣基与吴梅芳离婚的命令中没有处理涉案房屋，故对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余荣基提交的证据8，对吴梅芳于1999年通过更改姓名将原姓名余吴梅芳变更为吴梅芳，并于2012年通过向房管部门申请补发房产证的方式将原产权所有人为余吴梅芳变更为产权人为吴梅芳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余荣基现主张吴梅芳与陈健晃恶意串通、低价交易，损害了其作为房屋原共有人的利益，陈健晃则辩称其是善意购买人，对此，一审法院的分析如下：首先，陈健晃称在购买涉案房屋前不认识余荣基，其是通过中介方介绍购买涉案房屋的。但陈健晃对余荣基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诉讼中也确认该书面陈述中的“峰哥”为余荣基的儿子，从陈健晃所书写的该书面陈述的内容来看，陈健晃对于吴梅芳是余荣基前妻的事实是清楚的，且其与余荣基儿子“峰哥”的关系并不一般，结合陈健晃提供的证据1，中介机构并未在促成交易中进行查册，该查册是在陈健晃、吴梅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才由吴梅芳自行查询的，且购房是重大的民事行为，陈健晃、吴梅芳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变更房款的支付方式并未达成任何书面协议，中介方也未参与合同的协议变更，也未协助办理房屋的交接，中介方的行为与正常中介机构协助促成交易的行为不符。综合上述情况，陈健晃辩称其与吴梅芳是通过中介机构促成交易的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其次，陈健晃确认其与吴梅芳实际是以中介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约定的内容履行的，故对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的总成交价为170万元，且陈健晃自述其与吴梅芳在实际履行中变更了房款的支付方式，但从陈健晃提交的证据及庭后提交的《情况说明》来看，陈健晃在《情况说明》中才提供的吴梅芳全部手写的《收款收据》复印件，该《收款收据》与此前吴梅芳出具的《收款收据》的版式均不同，且该收据中记载的收到陈健晃支付的现金20万元，陈健晃并未提交相应的取款凭证或其他款项来源的佐证。按照陈健晃支付其他现金的陈述，在其提交的银行明细中均有相应的体现，而20万元并非小额款项，故陈健晃主张其用现金支付20万元给吴梅芳的事实，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根据陈健晃提供的证据及自述的内容，对陈健晃已向吴梅芳足额支付17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再者，合同约定：陈健晃、吴梅芳应在交楼当天一起查验房屋，查验后双方签妥房地产交接确认书，即视为房屋交付使用。陈健晃自认是没有通过吴梅芳收回涉案房屋，其是自行收回涉案房屋的一、二层。陈健晃在清楚涉案房屋一、二层是有租客的情况下，自行收回涉案房屋的风险较大，陈健晃、吴梅芳的行为既于合同约定不一致，也与常理不符。鉴于以上的分析，余荣基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予以合理采信。吴梅芳没有到庭提出抗辩意见，没有对交易价格、交易行为进行合理解释，陈健晃抗辩其是善意购买人的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余荣基要求确认吴梅芳与陈健晃就涉案房屋签订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合法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确认吴梅芳和陈健晃于2015年10月31日和2016年2月23日签订的就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号首层、2、4楼的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本案受理费18300元，由陈健晃和吴梅芳共同负担。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陈健晃在二审过程中提供了《存量房买卖合同》、水电登记簿、户口本、收入证明和案涉房屋的档案资料等证据。被上诉人余荣基在二审过程中提供了出入境记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广州市海珠区艺峰画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开业申请表等证据。本院已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再查明，二审过程中，余荣基确认其与吴梅芳在结婚时未就夫妻财产关系应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余荣基并述称，其与吴梅芳结婚后住在香港，后来余荣基经常到内地做生意，在香港和内地多次往返，吴梅芳则很少回来内地，在1995年回来过一次，2012年回来一次办理房产证，其与吴梅芳婚后未在内地共同居住生活。余荣基并明确其基于案涉房屋共有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首先，因余荣基、吴梅芳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本案纠纷定性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内地法律。从余荣基提起本案诉讼的主张来看，本案系余荣基认为其是案涉房屋的共有权人，并基于共有权人的身份而提起的涉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依照上述规定，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由于涉案房产位于我国内地，该房屋所有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案涉房产一直登记在吴梅芳名下并由其个人所有，余荣基并未被登记为产权人，因此，余荣基不可能依照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成为案涉房产的权利人。从余荣基在本案的主张来看，余荣基是以吴梅芳前夫的身份主张登记在吴梅芳名下的房屋是其与吴梅芳的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涉案房产是否系吴梅芳与余荣基的夫妻共同财产，是本案的先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须以另一涉外民事关系的确认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余荣基与吴梅芳均系香港居民，两人在香港结婚并离婚，关于余荣基与吴梅芳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根据余荣基的陈述，其与吴梅芳并未对夫妻财产关系协议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两人结婚后也没有在内地共同居住生活，本案各方当事人亦未举证证明余荣基与吴梅芳存在其他共同经常居所地，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处理余荣基与吴梅芳的夫妻财产关系。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认定余荣基与吴梅芳的夫妻财产关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已婚女性的财产”（1）中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凡——（a）于紧接1936年3月20日以前，属已婚女性的专有财产或根据衡平法代其持有作其专用的财产；或（b）于该日以后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c）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本案中，涉案房产一直登记在吴梅芳名下，余荣基主张该房产为其与吴梅芳的夫妻共同财产，依照上述香港法律规定，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余荣基基于涉案房产共有权人的身份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香港法例，其并非涉案房产共有权人，其与本案争议的《房屋买卖合同》缺乏直接的利害关系，余荣基在内地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是程序法上的问题。程序法事项自应适用法院地法律——内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余荣基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提起的本案诉讼应予驳回。关于吴梅芳与陈健晃交易的具体情况，本院无需进一步审查和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第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615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荣基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退还余荣基，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退还陈健晃。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陈晓红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刘嘉欣李思泳陈金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