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锦松，男，197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强，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礼，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武，男，1969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琴，女，196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女，1988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某，女，201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法定代理人：高某，与耿某系母女关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某1，男，201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法定代理人：高某，常某1之母，住河南省淮阳县。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虎正，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起稳，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光，男，198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阳市。上诉人赵锦松因与被上诉人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和常某1、原审被告徐光海上人身死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锦松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和常某1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徐才涉嫌故意伤害常某2一案已被威海市人民检察院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应当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处理，本案在刑事案件尚未结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匆忙判决，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院应当在刑事案件做生效判决后，方能查清徐才与常某2发生冲突的关键问题，并对事实做出判决。本案中，常某2辱骂、殴打徐才在先对案件的发生有重大过错，根据法律规定，即便赔偿责任成立，常某2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和常某1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需要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赵锦松的雇员徐才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作为雇主，赵锦松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关于雇主无过错责任原则，与徐才故意伤害案并无牵连关系。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和第十一条、《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赵锦松作为雇主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徐才因故意伤害罪已于2019年3月14日被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事判决书认定，刑事案件的发生是由于徐才不能正确处理与同事之间的琐事致使事件升级，常某2不具有重大过错，赵锦松关于常某2有重大过错的主张于法无据。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和常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锦松和徐光赔偿住宿费3000元、丧葬费31851元、死亡赔偿金943520元、被扶养人耿某及常某1生活费4585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1456906元；2.确认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和常某1的民事赔偿对登记在徐光名下的“鲁莱渔60018”号渔船享有船舶优先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常某2，男，汉族，1989年8月16日出生，原住河南省××县××号，身份证号：，生前在“鲁莱渔60018”号渔船从事船员工作。常武系常某2之父，张玉琴系常某2之母，高某系常某2之妻，耿某系常某2具有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女，常某1系常某2之子。“鲁莱渔60018”号渔船，钢质围网渔船，船籍港羊郡，船长34.17米，型宽6.4米，型深3.15米，总吨位177，净吨位61，主机总功率184千瓦，船舶所有权人徐光，船舶经营人赵锦松。山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以下简称海警支队）于2018年4月28日制作的《受案登记表》显示：赵锦松于当日22时许电话报警称，其所有的“鲁莱渔60018”号渔船在80-3海区作业期间，该船3名船员因工作纠纷发生冲突，导致1人死亡，2人受伤。2018年4月29日，海警支队工作人员对赵锦松进行了询问，赵锦松称：“鲁莱渔60017/60018”号渔船于2018年4月25日20时许出海作业，“鲁莱渔60017”号渔船船长于2018年4月28日2230时使用卫星电话报告“鲁莱渔60018”号渔船有船员打架，一名船员被刀捅伤、伤情严重，赵锦松立即要求“鲁莱渔60018”号渔船返港并报警；发生冲突的三名船员为渔捞长徐才、船员陈建东、船员常某2，但冲突的原因和过程不清楚。海警支队于2018年7月2日作出鲁公（边海一）诉字[2018]0001号起诉意见书，认为徐才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查明事实部分显示：2018年4月28日10时，“鲁莱渔60018”号渔船在80-3海区作业期间，徐才与陈建东因工作纠纷发生争吵并相互殴打；16时许，徐才与陈建东再次发生争吵；21时许，陈建东与常某2在前住舱喝酒，二人酒后与徐才发生冲突；冲突中，徐才持割摆刀将陈建东后背和脖子划伤，随后持刀刺中常某2脖子致其当场死亡。该刑事案件现已由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检察院退回海警支队补充侦查，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为证明处理本案实际发生的差旅费，向法院提交了差旅费票据一宗，金额共计2532元。另查明，2017年青岛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3702元，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2928元，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364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死亡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作为死者常某2的近亲属，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常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承担问题；二、赔偿数额。一、常某2死亡的赔偿责任承担问题。常某2、徐才在赵锦松经营的“鲁莱渔60018”号渔船从事船员工作，二人与赵锦松之间已构成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据此，徐才作为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常某2死亡，赵锦松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向赵锦松主张权利于法有据，赵锦松关于“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应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索赔”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船舶优先权，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据此，因常某2在“鲁莱渔60018”号渔船出海作业期间死亡，则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有权向船舶所有人徐光主张船舶优先权。现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请求确认相关海事请求对“鲁莱渔60018”号渔船具有船舶优先权，依法应予支持，该船舶优先权的存续期间为2018年4月28日至2019年4月27日。二、赔偿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其他合理费用，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一）死亡赔偿金。常某2死亡赔偿金按照2017年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364元计算20年为38728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1、耿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7年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2928元计算9年，并扣除高某应负担的部分，应为84032元；2、常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7年青岛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2928元计算17年，并扣除高某应负担的部分，应为109888元。综上，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后，常某2死亡赔偿金总额为581200元。（二）丧葬费。常某2丧葬费按照2017年青岛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63702元计算6个月为31851元。（三）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为证明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已向法院提交了2532元的差旅费单据，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四）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因赵锦松并非造成常某2死亡的侵权人，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向赵锦松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因常某2死亡产生死亡赔偿金581200元、丧葬费31851元、交通费和住宿费2532元，合计61558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判决：一、赵锦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和住宿费共615583元；二、确认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的上述海事请求对“鲁莱渔60018”号渔船具有船舶优先权，该船舶优先权的存续期间为2018年4月28日至2019年4月27日。三、驳回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912.64元，由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负担10344.06元，由赵锦松负担7568.58元。本院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2018年4月28日中午，陈建东和徐才因为绞网机的使用问题发生争执，被大副等人拉开。当日15时30分许，陈建东和徐才交接完班后，在舱室和常某2等人喝酒，常某2听说了陈建东跟徐才发生矛盾的问题后，要去舵楼收拾徐才，被陈建东拦下。下网后，徐才回到自己的铺里躺着但没睡着，陈建东和常某2等人继续喝酒，随着酒越喝越多，常某2又跟陈建东说要去收拾徐才，然后陈建东就站起来，与徐才发生打斗。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死亡责任纠纷，当事各方争议焦点问题为：徐才的致害行为是否是在雇佣活动中发生，赵锦松应否对该行为承担责任；常某2在本次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能够减轻赵锦松承担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常某2、徐才受雇于赵锦松，两人在赵锦松经营的“鲁莱渔60018”号渔船从事船员工作。2018年4月28日，在徐才与常某2随“鲁莱渔60018”号渔船出海打渔期间，两人打架，徐才致常某2死亡。由于海上捕捞作业具有特殊性，在随船出海进行海上捕捞作业期间，船员的工作、生活均在船上。徐才受雇主指示随船出海从事海上捕捞作业期间其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其在船即可以认定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在此期间徐才将常某2殴打致死，属于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雇主赵锦松应当承连带担赔偿责任，其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徐才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该条规定的被侵权人的过错，是指被侵权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却轻信可以避免该后果发生的心理状态。本案中，常某2酒后向徐才主动挑衅，与徐才打斗死亡，其对自己的死亡有明显过错。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减轻赔偿义务人赵锦松的赔偿责任。根据本院查明事实，本院酌定常某2的过错比例为30%，赵锦松对常某2的死亡承担70%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赵锦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和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维持第二项；二、改判赵锦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和住宿费共计430908.1元，赵锦松支付完毕上述款项后，有权向徐才追偿；三、驳回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56元，由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负担2986.8元，由赵锦松负担6969.2元。保全费3597元，由常武、张玉琴、高某、耿某、常某1负担1077.3元，由赵锦松负担251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锋审判员  赵童审判员  董兵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