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民初205号原告：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镇环海路1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24079463496F。法定代表人：郑亨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锐、黄丽燕，辽宁正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海县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镇环海路17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24001647543H。法定代表人：林健，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玉峰，男，1966年6月3日生，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国，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长海县地方税务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环海路1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00001650478T。法定代表人：赵军，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男，1971年10月10日生，该局法制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国，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环海路1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224001647113P。法定代表人：杨涛，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国，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长海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环海路。组织机构代码00165217-4。法定代表人：蒋夙志，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承忠，男，1967年7月17日生，该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国，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公司”）为与被告长海县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局（以下简称“长海县国土局”）、第三人长海县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长海县税务局”）、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第三人长海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海县政府”）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联发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锐、黄丽燕，被告长海县国土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玉峰，第三人长海县税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长海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承忠以及被告长海县国土局、第三人长海县税务局、第三人长海县政府、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卫国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联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为2102242013A008；2.被告返还原告已交纳的土地出让金6060万元，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就该笔出让金返还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返还原告已缴纳的税款7,595,775元，第三人长海县税务局就该笔税款返还承担连带责任；4、被告按年利率12%支付土地出让金6060万元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3636万元（自2014年1月17起，暂计算至2019年1月16日），直至款项全部退还为止，按照年利率12%支付税款7,595,775元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3,721,929.75元（自2014年1月24起，暂计算至2019年1月23日），直至款项全部退还为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16日分别订立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2102242013A00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2102242013A00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2102242013A007、《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2102242013A008共计四份，合同约定被告出让宗地编号大长海2013-6号土地，出让价款7335万元；宗地编号大长海2013-7号土地，出让价款3050万元；宗地编号大长海2013-8号土地，出让价款7430万元；宗地编号大长海2013-9号土地，出让价款940万元。被告应在2013年12月20日向原告交付土地，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应达到六通一平。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缴纳了首期土地出让金4000万元、1815万元、3905万元，并足额缴纳了编号2102242013A008号合同价款940万元，共计10,660万元，由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收取，并出具票据。但自合同订立后，经多次催促被告未将该地块土地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交付给原告，被告至今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出让土地条件达到六通一平的义务，未向原告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土地，致使原告至今无法取得开工许可，并无法就该地块进行正常施工。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以财政收入紧张为由，提前收取原告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上尚未建设的地上物所有权的税费，合计人民币7,595,775元，由第三人长海县地方税务局收取，并出具票据。现被告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因此依据上述合同提前收取的税费理应返还。2014年1月14日至2014年1月28日期间被告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名义共退还原告4600万元土地出让金。2016年3月23日被告在大连日报作出公告，公告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三份，收回该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告认为，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未实际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原告经摘牌取得的该地块闲置至今系被告违约行为所致，且原告无过错，根据双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七条约定，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6060万元，第三人就出让金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因相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解除，被告应返还提前收取的税费7,595,775元，第三人就税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长海县国土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请求解除尾号为A008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已实际终止履行。尾号为A008的涉案合同，签订于2013年12月16日，并履行了向原告交付的义务，且双方于2014年9月22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涉案合同第十六条约定原告于2014年12月19日前开工，后因原告未如期开工，造成土地闲置超过两年，涉案土地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现已被依法无偿收回，因原告的原因导致涉案合同已无实际履行的可能。原告现要求解除涉案合同，且主张责任在于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涉案尾号为A005、A006、A007的土地出让合同已实际解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土地出让金和税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签订三份涉案合同后，向原告交付了土地，并均于2014年9月22日签订了交地确认书。原告对土地现状是知情且接受的，长达近4年的时间，对土地现状并都没有提出异议，原告并没有像诉状中主张的那样多次催促被告交付土地。实际情况是因原告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土地出让金，经被告多次追缴，原告多次拒绝。因土地交付后处于原告控制之下，无论要求原告缴纳土地出让金，还是主动积极协助其解决部分土地上的问题，原告都不予理睬，也不回应。经多次催促达不到效果，被告根据出让合同第三十条的约定，于2016年3月22日登报公告解除尾号为A005、A006、A007的出让合同。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合同已解除，原告的主张不应支持。关于返还土地出让金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土地出让收入由财政部门负责征收管理”，原告向财政部门缴纳土地出让金属于原告与第三人财政局之间的缴纳与征收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且长海县财政局根据长海县旅游局与原告联发公司签订的《大长山岛中央商务区综合开发项目协议书》，拨付原告4600万元，是用于中央商务区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并非向原告返还土地出让金。关于税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天，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当天”，《大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权属转移契税缴税期限的公告》“一、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契税征收的地税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并在办理土地权属证明前（时）缴纳契税”，原告向税务部门缴纳税款属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缴纳与征收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无论土地出让金还是税款，被告无权就此返还，也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因原告未依约缴纳土地出让金导致合同解除，原告请求返还土地出让金的请求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行政机关的征收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对征收土地出让金和税款等行政征收行为不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对此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告主张因被告原因致其无法取得开工许可不符合事实。《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了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的条件，住建部《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也规定了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工程开工令条件，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土地不符合许可的条件，且原告也未向建设主管部门提交过相应申请，原告主张因被告原因导致其无法获得开工许可，以致于无法就该地块进行正常施工不符合事实，原告未依约就涉案土地进行施工，责任不在被告。按照原告的主张，涉案合同中A005、A008合同项下地块存在建筑物，原告对现状实际是明知的，此建筑物处于地块边缘，原告不能证明此建筑物影响其开工建设。根据双方约定，被告积极协助建筑物的解决，但是原告一直不配合，不接收被告的任何文件，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主张两处建筑物影响其规划建设，涉案四份合同属于独立合同，部分合同不影响其他合同的正常履行，原告怠于履行四份独立合同分别约定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原告应当就此承当相应的违约责任。四、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不应得到法院支持。第一，对土地状况提出异议的诉讼时效。原告无论在参与竞买、签订交地确认书还是签订出让合同环节，对出让合同项下土地状况都是明知的，对土地现状没有提出异议，双方于2014年9月22日签订了交地确认书，原告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主张保护其权利，应在2016年9月23日前提出，即使按照《民法总则》最迟也应当在2017年9月23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于2018年2月12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二，要求被告承担逾期交付土地责任的诉讼时效。原告主张根据涉案尾号A005、A006、A007三份合同第三十七条的约定，即“出让人延期交付土地超过60日，经受让人催缴后仍不能交付土地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出让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并退还已经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其余部分”。被告向原告交付土地且双方于2014年9月22日签订了交地确认书，当时原告并未对所谓逾期交地行为提出异议，却实际接受，据此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进行赔偿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五、原告将不同标的、不同类型诉讼放在同一个诉讼中解决，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依法不应当予以受理，也不宜一并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第三条第3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干规定》（法〔2015〕137号）第九条规定，本案原告之诉，具体为四个不同的合同，分属不同标的，且其主张，既有要求解除其中一份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诉讼，还有要求被告承担另外三份独立合同的合同违约之诉，甚至有要求返还土地出让金及税款的不属于民事案件的行政诉讼，均属不同类型，因此累加而超过了三千万元的标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四十条，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经二百三十三条对合并审理的几种情形有具体规定，原告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属于以上情形，退一步讲，即使属于以上情形，也须单独立案才有合并审理的可能，原告要求法院将四份独立合同、不同标的、不同类型的民事行政争议作为一个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第三人长海县税务局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事实与理由。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返还税款的请求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答辩人的征收税款行为具有合法性，原告请求返还税款于法无据。1.答辩人征收原告所缴纳的税款符合税法规定，不存在提前收取的问题。原告在2013年12月16日签订了4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确定的土地价款总额为18,755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原告应纳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13年12月16日。依据《大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土地权属转移契税缴税期限的公告》（大地税公告〔2013〕7号）规定，原告应当于2013年12月26日前向答辩人办理契税纳税申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细则》第九条、《辽宁省契税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62号）第三条等有关规定，原告应当向答辩人缴纳产权转移印花税93,775元。原告应纳税款均是在2013年12月16日签订4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自行缴纳的，不存在提前收取税费的问题。2.原告所述的7,595,775元税费全部是税款，答辩人不存在收费的问题。原告所述“提前收取的税费7,595,775元”是其在签订4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应依法缴纳的契税7,502,000元和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93,775元的税款，其中没有任何收费。3.原告是自行履行相关纳税义务的。在原告缴纳上述税款的过程中，答辩人没有向原告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等相关催报催缴税务文书，其缴纳税款的行为属于自行履行纳税人的义务。二、原告返还税款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三款和第四款，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1号）第十四条和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原告请求返还税款应依法向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对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在履行行政复议前置程序之后方可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原告提出“请求被告返还原告已缴纳的税款7,595,775元，第三人就该笔税款返还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并将税务机关列为本案的第三人，于法无据。原告的起诉即使属于民事诉讼，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三人长海县政府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事实与理由。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主张的事实与理由是错误的。1.原告以出让人长海县国土局违约为由，请求解除2102242013A008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出让合同，原告缴纳土地出让金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土地，双方于2014年9月22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该宗地的边缘处有一处正在拆迁的房屋，处于规划建筑物占地之外，对原告动工开发不产生影响，原告同意接受该宗地，现原告以此主张解除合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出让合同第十六条中约定，建设项目应在2014年12月19日之前开工，在2017年12月19日之前竣工。由于原告的原因，一直没有开工，造成了土地闲置超过二年。2017年1月2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了《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长国土规建收字（2017）1号），依法无偿收回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经依法终止。2.现原告认可尾号为A005、A006、A007三份出让合同已解除，但将责任归咎被告交付土地不符合约定，不符合事实，理由同被告。3.原告主张其无法取得开工许可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理由同被告。4.原告请求返还土地出让金无事实和法律根据，理由同被告。5.原告返还税款的请求于法无据。长海县地方税务局征收原告所缴纳的税款符合税法规定，不存在提前收取的问题；原告所述的7,595,775元税费全部是税款，长海县地方税务局不存在收费的问题；原告是自行履行相关纳税义务的。6.原告返还土地出让金和税款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理由同被告及第三人长海县税务局。原告的起诉即使属于民事诉讼，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同被告。二、原告将答辩人列为第三人于法无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与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本案中，答辩人与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将答辩人列为第三人于法无据。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事实与理由。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请求返还土地出让金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06]68号）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答辩人收取土地出让金行为具有合法性，原告请求返还土地出让金于法无据。1.答辩人依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等规定，征收了原告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原告在签订了4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共缴纳土地出让金10,660万元。根据长海县旅游局与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9日签订的《大长山岛中央商务区综合开发项目协议书》及原告的申请，答辩人分别于2014年1月14日、17日、28日共拨付到原告4600万元，用于中央商务区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资金，不是向原告返还土地出让金。2.原告返还土地出让金的请求违反法律规定。理由前述当事人已陈述。二、原告返还土地出让金的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原告的起诉即使属于民事诉讼，也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同前述当事人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联发公司提交拍摄于2017年9月6日的案涉土地七张照片，拟证明案涉土地上有建筑物，未达到六通一平。尽管被告和三位第三人均否认前述证据真实性，但是在本案庭审期间，被告认可案涉6号宗地（合同编号为2102242013A005）和9号宗地（合同编号为2102242013A008）的边缘位置各有一栋建筑物。故本院对前述证据予以采信。2.被告长海县国土局提供案涉四宗土地的《开工履约通知单》，拟证明原告联发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开工且拒签；其向原告联发公司发出的出让金催款通知单（两次），拟证明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两次催告原告联发公司交纳欠付土地出让金。原告联发公司称上面被告印章与案涉合同及成交确认书上的印章不符，真实性有异议。后被告长海县国土局提交《长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章启用及废止的通知》对此予以解释，原告联发公司表示对此无异议。故本院对前述证据予以采信。3.原告联发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及收据，拟证明其为履行案涉四份合同，向银行借款5000万元并按年利率12%支付利息。然而，前述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并非原告联发公司，而是案外人，原告联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亨联只是保证人，且从借款用途来看也不是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故前述证据无法看出与本案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7日，被告长海县国土局针对案涉四宗土地（分别为6号宗地、7号宗地、8号宗地和9号宗地）作出四份《大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须知》，在第五条相关事项处均记载土地系净地出让，由长海县人民政府以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全部拆除后的现状移交。涉及拆迁范围内地下设施设备的拆除迁移补偿问题及上空设施的迁移落地事宜由竞得人自行解决。该四份竞买须知还对竞得人的资格及权利义务等作出其他要求。2013年12月9日，原告联发公司竞买取得案涉四宗土地并签订四份成交确认书。12月16日，原告联发公司与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分别签订案涉四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案涉6号宗地、7号宗地、8号宗地和9号宗地所对应的合同编号分别为2102242013A005、2102242013A006、2102242013A007、2102242013A008）。该四份合同中除案涉四宗土地位置、面积、出让价款及付款方式等内容不同外，其他约定内容基本一致。第六条均约定出让人（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同意在2013年12月20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原告联发公司），出让人同意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应达到本条第（一）项规定的土地条件（一）场地平整达到六通一平，周围基础设施达到六通，通供水、排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暖气。第十一条均约定受让人应在按合同约定付清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持合同和出让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第十六条均约定受让人同意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4年12月19日之前开工，在2017年12月19日之前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的，应提前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第三十条均约定受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60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第三十二条均约定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三十七条均约定受让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出让土地，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土地使用年期自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算。出让人延期交付土地超过60日，经受让人催交后仍不能交付土地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出让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并退还已经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其余部分，受让人并可请求出让人赔偿损失。第三十八条均约定出让人未能按其交付土地或交付的土地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土地条件或单方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受让人有权要求出让人按照规定的条件履行义务，并且赔偿延误履行而给受让人的直接损失。土地使用年期自达到约定的土地条件之日起算。该四份合同中第八条约定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同，6号地为7335万元，7号地为3050万元，8号地为7430万元，9号地为940万元。第十条约定出让价款付款方式亦有不同，案涉6号地、7号地、8号地约定分两期支付，9号地则约定合同签订后30日内一次性付款。分两期支付的三宗地均约定第一期出让金付款时间均是2014年1月15日之前，第二期出让金付款时间均在2014年12月15日之前。其中，6号地第一期出让金数额为4000万元，第二期出让金数额为3335万元；7号地第一期出让金数额为1815万元，第二期出让金数额为1235万元；8号地第一期出让金数额为4000万元，第二期出让金数额为3430万元。前述合同签订后，原告联发公司于2014年1月8日、1月15日、1月16日分三次共支付6号地出让金4000万元；1月8日和1月16日分两次共支付7号地出让金1815万元；1月8日和1月16日分三次共支付8号地出让金3905万元；1月8日和1月16日分两次共支付9号地出让金940万元，合计10,660万元，除9号地出让金全额支付外，其余三宗地出让金均未足额支付。针对案涉6号地、7号地、8号地欠缴的土地出让金，被告长海县国土局曾在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分两次向原告联发公司发出《出让金催缴通知单》。除前述土地出让金外，原告联发公司分两次缴税款合计7,595,775元，分别是2013年12月24日缴纳契税615万元，2014年12月23日缴纳印花税和契税共计1,445,775元。2014年9月22日，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将案涉四宗土地向原告联发公司交付，在向原告联发公司出具《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中载明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已将土地实际交付给原告联发公司，原告联发公司同意接受。原告联发公司在确认书上均加盖公章确认，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名。2015年2月27日，被告长海县国土局针对案涉四份合同分别向原告联发公司发出《开工履约通知单》，其上载明原告联发公司未按约定在2014年12月19日开工构成违约，应缴纳相应违约金，若延迟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的，将征收闲置费。2016年3月23日，被告长海县国土局通过在大连日报公告的方式以原告联发公司欠缴土地出让金且经催缴后仍未缴纳为由，解除了案涉6号地、7号地和8号地的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102242013A005、2102242013A006、2102242013A007），并收回前述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告联发公司对前述三份合同解除予以认可；2017年1月20日，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向原告联发公司作出《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长国土规建收字﹝2017﹞1），以案涉9号地为闲置土地为由无偿收回闲置土地使用权。再查，原告联发公司对于被告长海县国土局针对案涉9号地作出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时间为2018年1月9日，长海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原告联发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辽02行终431号行政判决认定，联发公司提出长海县国土局程序违法的理由成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长海县国土局《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及责令长海县国土局9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该生效判决作出后，长海县国土局正在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另查，在原告联发公司与被告长海县国土局签订案涉四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根据案外人长海县旅游局与原告联发公司于2013年9月9日签订的《大长山岛中央商务区综合开发项目协议书》内容，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关于分配经费指标的通知》，并向原告联发公司拨付案涉四宗土地拟建项目的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共计4600万元。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认可案涉6号宗地（合同编号为2102242013A005）和9号宗地（合同编号为2102242013A008）的边缘位置各有一栋建筑物。本院确认上述事实有《大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须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税收通知缴款书》、《非税收入统一收据》、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出让金催缴通知单》、《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开工履约通知单》、《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长国土规建收字﹝2017﹞1）、《大长山岛中央商务区综合开发项目协议书》、预算拨款凭证及收款收据、《关于分配经费指标的通知》、证据交换笔录、询问笔录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业经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原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定要件，即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明确、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具体和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被告及三位第三人对于前三项法定要件没有异议，但均辩称本案不符合第四项法定要件。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四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以民事主体的身份与原告联发公司签订的合同，且原告联发公司不是对被告长海县国土局收取出让金的行政行为本身有异议，而是对于该合同应否解除以及解除后的法律后果等问题提起诉讼，故原告联发公司诉请解除合同、返还出让金、给付利息等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和本院管辖。然而，因依法纳税系法定权利和义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相关规定，虽然纳税人依法享有退税权利，但是否符合退税条件以及如何履行退税程序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律规范调整范围，故原告联发公司诉请退还税款、给付税款利息等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应驳回起诉，此部分诉讼请求对应诉讼费89,706元，本院予以退回。关于原告联发公司以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交付土地不符合合同约定，致使无法取得开工许可以及无法正常施工等为由诉请解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为2102242013A008）、返还相应土地出让金940万元及利息一节，本院认为，依据已查明的事实，该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土地交付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交付条件为“六通一平”，然而该宗土地交付时间为2014年9月22日且被告长海县国土局认可该宗土地（即9号地）边缘处有一栋建筑物。即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不仅逾期交付土地，亦未依约定条件交付土地，已然构成违约。生效行政判决亦认定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收回该土地的《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因此，原告联发公司以此为由解除案涉合同及返还出让金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原告联发公司主张按年利率12%给付利息，因无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应自原告联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2018年2月2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于原告联发公司诉请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就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一节，本院认为，连带责任或因合同约定，或基于法律规定，而本案中，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非合同当事人，且原告联发公司亦未有法定依据，故其此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告长海县国土局辩称原告联发公司对土地现状是知情且接受的，原告联发公司在2014年9月22日接受了土地且未有异议等，本院认为，如前所述，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在2014年9月向原告联发公司交付土地，远超出合同约定交付时间，且在当天签收的《国有建设用地交付确认书》中未见有双方变更案涉合同约定交地时间和交地条件的内容，亦未见有原告联发公司放弃向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主张违约责任的内容。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以此作为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更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联发公司诉请被告长海县国土局返还通过报纸公告方式解除的另三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项下的土地出让金5120万元（6060万元-940万元）、给付利息、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承担连带责任等一节，本院认为，结合该三份合同第六条土地交付时间和交付条件与第十条款项交付时间和方式的约定内容来看，双方当事人约定先交付土地且满足“六通一平”，后分两期支付土地出让金。现长海县国土局在2014年9月22日交付土地已然逾期且6号土地边缘处还有一处建筑物，即不符合“六通一平”。况且原告联发公司同时竞买包括9号地在内的四宗土地，系为了统筹规划、开发、建设，现有两宗土地上有建筑物，直接影响原告联发公司实现合同目的。在被告长海县国土局违约的情况下，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依法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其登报公告解除三份合同，于法无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于前述三份合同解除的事实均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不影响被告长海县国土局依法承担违法解除合同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联发公司诉请被告长海县国土局返还已支付土地出让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并应自原告联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2018年2月22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于原告联发公司诉请第三人长海县财政局就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一节，前述详述，此处不再赘述。此外，因被告长海县国土局在2016年3月23日公告解除三份合同，后在2017年1月20日针对第四份合同项下土地予以收回，实质上终止履行了该合同，故原告联发公司于2018年2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三年诉讼时效，被告及三第三人的此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联发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由本院受理的，本院依法驳回起诉，其余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和被告长海县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局于2013年12月16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为2102242013A008）于本判决生效后解除；二、被告长海县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返还原告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金6060万元，并以该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自2018年2月22日始至本判决确认给付时间届满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要求被告长海县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局税款返还7,595,775元及利息3,721,929.75元，第三人长海县税务局承担连带责任的起诉；四、驳回原告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4,988.53元，由大连联发置业有限公司负担334,551.58元，由被告长海县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局负担200,730.95，由本院退回89,70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季 烨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王丽秋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