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6行初23号原告刘姗，女，198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原告黄某，男，1988年2月8日出生，汉族，系刘某之夫，住址同上，原告黄瑞博，男，200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系上述二原告之子，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刘某、黄某，系黄瑞博父母。原告刘敬春，男，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州区，上述四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何忧虑，襄阳市真武山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襄州区政府），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187号。法定代表人黄进，襄州区政府区长。委托代理人李甜甜，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告襄阳东津新区（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津管委会）。法定代表人肖勇，东津管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范常伟，六两河办事处征迁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姚文胜，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刘姗、黄某、黄瑞博、刘敬春诉襄州区人民政府、东津管委会变更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于2019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敬春，及原告刘姗、黄某、黄瑞博、刘敬春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何忧虑，被告襄州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甜甜，被告东津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范常伟、姚文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姗、黄某、黄瑞博、刘敬春诉称，四原告均系襄州区张湾办事处史台村一组村民，系亲属关系，并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也同在一个户口簿上。2013年因被告征迁，原告刘敬春作为户主与被告签订了2013年第093号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拒绝安置第一、二、三原告。三原告在被告出台的相关还房政策规定的安置标准内，且在其他地方也未享受过补偿安置福利，应当享受补偿安置还建120平方米房屋。但被告与原告刘敬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未将一、二、三原告列入安置人口并安置还建房屋，不符合相关规定。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判决变更被告与原告刘敬春签定的2013年第093号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增加安置人口并同时增加安置三原告房屋面积120平方米。二、本案涉及的有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刘姗、黄某、黄瑞博、刘敬春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证据一：户口本、户口登记。证据二：拆迁档案一套，包括：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2份、还建面积证明1份、独生子女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结婚证1份、户口本6份、结婚证1份、分户情况说明1份、补偿明细1份、申请书1份、证明1份、奖励面积公示1份。证据三：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安置指挥部襄政发[2013]24号文件、会议纪要3份。被告襄州区人民政府答辩称,因东津“四村一组”已整体移交给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按照襄阳市人民政府第11期常务会议纪要、2017年2月8日襄州区人民政府与东津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托管协议及中共襄阳市委会[2018]24号会议纪要精神，原东津“四村一组”已整体移交给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原告所诉问题应当由襄阳东津新区管委会处理和承担。因此，襄州区人民政府不是该案适格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据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或者诉讼请求。被告襄州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1、2016年8月5日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2017年2月8日襄州区人民政府与东津新区管委会签订的托管协议。3、关于原襄州区“四村一组”征迁行政诉讼案件判决履行主体协调会议纪要（中共襄阳市委政法委员会[2018]24号会议纪要）。被告东津管委会答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东津管委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如下：1、刘敬春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两份。2、征迁补偿清单。3、房屋装修及附属物查勘表。4、奖励面积公示。5、小于还建面积的证明。6、劳力安置费名单。7、分户情况说明。8、房屋安置补偿明细。9、申请书。10、结婚证丢失证明。11、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12、社区证明。13、房屋图片。14、襄征发[2013]24号文件。15、被征迁户购房价格及使用对象的通知。庭审质证时，当事人各方均发表了质证意见。对当事人各方不持异议、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其他证据综合审查认定。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刘某系原告刘敬春之女，二人均系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办事处史台村村民。刘某与黄某于2008年6月16日生子黄瑞博，于2011年12月5日登记结婚。原告黄某及黄瑞博原籍贯为重庆市潼南县新胜镇盘山村，2012年7月因夫妻投靠、子女随迁将户籍迁入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镇史台村。2013年，因襄阳市东津新区建设需要，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安置指挥部需征迁张湾街道办事处桥南“四村一组”，即田寨村、六两河村、史台村、西岗村和张湾社区一组范围的所有房屋、附属物、附着物及附属设施。刘敬春一家所居住房屋位于被征迁范围内。2013年4月17日，刘敬春（乙方）作为其家庭的代表，与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安置指挥部（甲方）签订了一份编号为2013年第093号的《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内容为：“一、被征迁房屋现状：1、乙方经房屋评估中介机构评估核准的房屋面积共计268.88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234.88平方米；砖木结构34.05平方米。2、乙方房屋使用的性质：住宅房屋268.88平方米。……二、补偿安置（一）房屋置换办法：1、甲方在统一规划的还建小区为乙方还建3套单元房，总面积为320平方米……”因刘敬春房屋征迁面积小于还建房屋面积，该协议上备注经计算其还应支付房屋差价款人民币71771元，在拿到钥匙之前付清。该协议被征迁户人口中包括本案原告刘某、黄某、黄瑞博三人。后因刘敬春家庭放弃该协议，在同日又重新签订另一份编号亦为“2013年第093号”的《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述协议遂作废。新《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被征迁房屋现状：1、乙方经房屋评估中介机构评估核准的房屋面积共计268.88平方米，其中：砖混结构234.88平方米；砖木结构34.05平方米。2、乙方房屋使用的性质：住宅房屋268.88平方米。……二、补偿安置（一）房屋置换办法：1、甲方在统一规划的还建小区为乙方还建3套单元房，总面积为280平方米……五、付款方法：1、甲方向乙方应支付被征迁房屋超过安置还建房面积的货币补偿资金、地面附着物补偿费、房屋附属物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误工补偿费、签订《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奖金、拆迁奖金、自愿不要或少要安置还建房奖金等补偿费用，共计125026元……”该协议中，刘敬春家庭被征迁原住房面积仍小于还建面积，但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安置指挥部根据政策奖励其家庭还建面积11.12平方米，未从货币补偿费用中扣除相应价值。新签订的协议中被征迁户人员不含本案原告刘某、黄某、黄瑞博三人。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刘敬春家庭已于2015年获得协议约定的3套总面积为280平方米单元房，并领取了补偿款。2019年2月18日，原告刘姗、黄某、黄瑞博、刘敬春以被告与原告刘敬春签订的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协议未将刘姗、黄某、黄瑞博列入安置人口及安置还建房屋，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变更征迁补偿安置协议，增加安置刘姗、黄某、黄瑞博三人的房屋面积120平方米。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第三款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原告刘敬春作为其全体家庭成员的代表，与襄阳市襄州区东津新区征迁安置指挥部签订了《房屋征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中约定的还建房屋原告已实际居住，约定的补偿款也已经领取，该协议内容已经全部实际履行。且原告提起本案变更行政协议之诉，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在订立该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或是被欺诈、受到胁迫而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形。经审查，本案被诉行政协议也不存在违背法律、法规、和拆迁政策中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在行政协议内容已全部履行完毕三年后要求变更协议，增加补偿内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原告提起本案变更行政协议之诉，要求增加安置刘某、黄某、黄瑞博三人120平方米面积房屋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敬春、刘某、黄某、黄瑞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敬春、刘某、黄某、黄瑞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杨 瑛审判员  曾建彬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