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民终2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菏泽市定陶区支行，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济阴路**。 法定代表人：达仲旭，该行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怀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思山，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菏泽市金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定陶区杜堂开发区/div> 法定代表人：金东升，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逸清、王镜懿，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菏泽市定陶区支行（定陶农发行）因与被上诉人菏泽市金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金玉粮食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2017）鲁1727民初3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定陶农发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怀东、张思山，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逸清、王镜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定陶农发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2017）鲁1727民初346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根据被上诉人诉状自认诉称的涉案“不当得利1190774.19”，是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上诉人履行（2015）菏商初字第53、54号民事判决书而缴纳给法院或被法院扣划作为被执行款中的一部分金额，也就是说：不管其诉称的被执行的款项是否违背法律规定或是否超过生效判决确定的数额包括迟延履行金，均属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司法行为，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直接发生的民事行为。如果认为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包括执行的款项有错误，只能告知被上诉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但原审法院却故意违反这一法定的诉讼程序，开创了下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拨付给上诉人执行款的这一执行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先河，还居然判令将执行法院依法执行给上诉人的执行款项予以返还，特别是在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完毕两份生效判决书确定义务的情况下，上诉人有理由认为这不光是典型的枉法裁判行为，而且是一严重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并应予以纠正，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求。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目的是“为规范执行程序中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解释”，足以说明该司法解释是规范执行司法行为的程序法，而不是审理民事案件的实体法律规范，仅对执行这一司法行为具有约束力，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约束力，原审法院将该规范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且仅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由于该案的发生是基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而发生的执行争议，上诉人取得的所有款项均是基于法院强制执行这一司法行为所产生，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且所有执行执行均发生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不属于该规范调整的范围，同样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3、至于原审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恰恰是规定的一般举证原则，并非原审所认为的“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情形”，结合上诉人辩解没有收取此期间产生的相应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行为没有主张法律关系的存在，也没有主张法律关系的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原审判决却以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为由，作为承担被上诉人主张事实成立并予以支持的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既然原审法院认为有权审查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就应当以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菏商初字第53、5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贷款本金9478万元、6868万元合计数，并应结合截止上诉人转让给北大荒之日，作为判断被上诉人支付的利息、迟延履行金是否走出标准的依据，但原审法院却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但没有认定，而且仅审查执行款交给法院后至转让债权给北大荒这一区间是否收取或超过了计算标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计算，均无法计算并得出是否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也说明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根本没有查清。2、原审判决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1190774.19元，是根据原审审理查明的：“原告认为通过计算该期间应产生利息为1190774.19元（附计算明细表）”作出的认定，而且没有任何足以采信的计算依据与事实，特别是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情况下，其证据显然不足以支持其证明主张，也严重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诉讼原则。总之，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的诉讼程序，且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并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金玉粮食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不应当收取被上诉人将粮食变卖款履行到法院账户之日至上诉人实际领取之日，期间产生的利息、罚息，该部分属于不当得利款项，依法应当返还，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维持原判。 金玉粮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定陶农发行返还不当得利款1190774.1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定陶农发行依据（2015）菏商初字第53、54号生效的判决书，于2015年7月7月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金玉粮食公司履行两份判决书的债务。在执行期间，被告定陶农发行共收取原告执行款本金163468025.70元，利息8669899.10元，其中通过金玉粮食公司自动销售粮食收回贷款本金6768128.33元，1140188.73元；通过债权转让北大荒转让款收回贷款本金69467936.06元，利息7529710.37元。原告认为其将交付到法院之日起，法院将该款支付到被告之日的期间，就不应该再计算利息，通过计算该期间应产生利息为1190774.19元（附计算明细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被告认为其依据生效的判决执行，没有收取原告的利息，不构成不当得利，且执行案件没有执行完毕，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被执行人履行完毕之日。人民法院划拨、提取被执行人的存款、收入、股息、红利等财产的，相应部分的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计算至划拨、提取之日；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的计算至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生效之日；人民法院对执行人财产通过其他方式变价的，计算至财产变价完成之日。非因执行人的申请，对生效法律文书审查而中止或者暂缓执行期间及再审中止执行的期间，不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原告将变卖小麦价款交付到法院后，其对法院支付到被告这期间产生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等，不应再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院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碍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情形，涉案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故被告辩解没有收取此期间产生的相应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的理由，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本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要求返还在此期间产生的利息，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菏泽市定陶区支行返还原告菏泽市金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1190774.19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17元，由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菏泽市定陶区支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定陶农发行提交了三组证据：1、（2015）菏商初字第53号、54号案件法院判决日至债权转让日收回本金、利息、垫付诉讼费及保全费明细表一份；2、收款凭证一组；3、（2015）菏商初字第53、54号案件应计利息计算表一份。以上证据证明上诉人并未按照被上诉人计算的方式收取拍卖粮食资金转到法院账户后的利息及罚息，上诉人定陶农发行从法院领取的执行款项全部偿还的银行本金。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质证称，对第1、3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为上诉人单方制作，与一审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利息登记簿及一审时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情况说明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上诉人在2017年7月21日曾向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出具利息登记簿对账单，其中，第13-36项目明确显示在法院变卖执行款过程中，依然收取被上诉人公司的利息、罚息，该证据作为银行的财务凭证，加盖上诉人公章，符合银行正规凭证。对于上诉人出具的收回贷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凭证是通过法院执行案件款支付给上诉人的，说明上诉人已经收到案件执行款，其中，部分凭证明确备注是执行款、案件款，并非银行所说的仅限本金款项。另，该凭证仅是涉案部分凭证，金玉粮食公司通过法院变卖执行款项应为90931067.65元。对于向法院出具的收回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不认可。该说明不客观、系银行内部人员所制作，2016年4月28日上诉人将债权转让给北大荒公司，同年4月29日，通过北大荒公司债权收回本息76997646.43元，其中包括累计欠息7529710.37元，从侧面可以证实，上诉人仍收取了被上诉人履行期间的利息，从一审卷宗129页，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能证实该问题。本院认为，金玉粮食公司虽然对定陶农发行提供的53号、54号应计利息计算表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至定陶农发行转让债权之日，金玉粮食公司实际还款总额超出了定陶农发行应收取的本息数额，且定陶农发行将所执行款项计入本金会相应减少债务人金玉粮食公司应付利息、罚息和迟延履行金，有利于金玉粮食公司。因此，对于上诉人农发行提交的（2015）菏商初字第53、54号案件应计利息计算表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定陶农发行依据（2015）菏商初字第53、54号生效的判决书，于2015年7月7月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金玉粮食公司履行两份判决书确定的债务。53号、54号案件判决金玉粮食公司共欠定陶农发行借款本金163468025.70元，定陶农发行共收取法院执行款及金玉粮食公司交款偿还本金94000089.6元。2016年4月28日，定陶农发行向北大荒转让53号案件欠款本金20558270.28元、54号案件欠款本金48909665.78元，两案合计转让本金69467936.06元。转让给北大荒53号利息4229048.00元、54号案件利息3300662.37元，利息共计7529710.37元。至2016年4月27日，定陶农发行转让涉案债权及利息之前，金玉粮食公司应向定陶农发行支付利息、罚息及迟延履行金1000余万元。金玉粮食公司认为其将粮食拍卖款交付到法院之日起，到定陶农发行领取执行款项之日，就不应该再计算利息，通过计算该期间应产生利息为1190774.19元（附计算明细表）。金玉粮食公司要求被告返还。定陶农发生认为其依据生效的判决执行，没有收取原告的利息，不构成不当得利，且执行案件没有执行完毕，要求驳回金玉粮食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依据2017年7月16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应收利息登记簿记载的内容，推算出上诉人定陶农发行多收取自执行款交付到法院至定陶农发行领取款项期间的利息、罚息、复息1190774.19元。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只是根据上诉人出具的应收利息登记簿上的记载推算出的数额从而提出自己的诉讼主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定陶农发行实际收取了上述款项。上诉人定陶农发行在一审时提供的53号、54号贷款本金、罚息、迟延履行利息虽与二审时提交的罚息和迟延履行利息有所不同，但两次提交的计算表上收取的本金数额相同，且根据上诉人定陶农发行提供的53号、54号案件本金、利息及迟延履行利息计算表，可以得出，上诉人定陶农发行将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的所有执行款及自行偿还的款项（2015年6月23号的898143.89元计入利息外）全部计入偿还本金，共收取被上诉人贷款本金94000089.64元，53号、54号判决确认的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所欠本金数额，扣减已经偿还的本金，与上诉人定陶农发行转让的债权本金数额相同。因此，上诉人未收取被上诉人主张期间的利息、罚息及复息，而是将执行款全部偿还了本金。且到上诉人转让债权时，应收利息、罚息及迟延履行金远远高于转让给北大荒的债权利息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金玉粮食公司的主张，证据不足，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定陶农发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菏泽市金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17元，由菏泽市金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517元，由菏泽市金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姜 健 审 判 员 王媛媛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 群 书 记 员 刘景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