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刑初125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本佑，男，1957年2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平潭县，汉族，大专文化，案发前，住福州市台江区。因本案于2016年9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福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林建、王忠钦，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国渊，男，1973年5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龙海县，汉族，大学文化，案发前，住福州市鼓楼区。因本案于2016年10月12日被福州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忠强、江家忠，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邱启泉，男，1970年12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汉族，大学文化，案发前，住福州市晋安区。因本案于2016年10月12日被福州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成友，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榕检公二刑诉［2017］43号起诉书、榕检公二刑追诉[2018]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陈本佑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吴国渊、邱启泉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先后于2017年10月16日、2018年1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9年3月18日，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又以榕检公二刑变诉[2019]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对被告人吴国渊的犯罪金额予以变更。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建斌、林宁烨、助理检察员周虹分别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本佑及其辩护人林建、王忠钦，被告人吴国渊及其辩护人王忠强、江家忠，被告人邱启泉及其辩护人张成友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本佑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2788.08万元（币种下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陈本佑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390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情节严重。被告人吴国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1317.93万元，被告人邱启泉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922.22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本佑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吴国渊、邱启泉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邱启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邱启泉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向法庭提供了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以支持其指控。 被告人陈本佑庭审对起诉书指控其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无异议，但对指控其构成挪用公款罪有异议，认为390万元是承包抵押金，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其行为应认定自首。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陈本佑在涉嫌的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中有自首情节。陈本佑在2017年5月31日的笔录中供述，其于2016年4月初就单独向集团董事长林金本汇报电力燃料公司资金出现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给集团领导。如该供述属实，则陈本佑在集团发现前，就已经向集团董事长如实汇报了起诉所指控的滥用职权事实，属于“向其所在单位投案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自动投案。陈本佑明知2016年9月13日下午可能有公安人员去找其，仍选择到单位等候公安人员的到来，符合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应认定其滥用职权罪构成自首；2、指控陈本佑构成挪用公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卷内缺少对账知情人刘兴毅证言，该起没有借据、借款协议，款项是从保管小金库资金的专用账户洪某账户汇出，接收的范某个人账户也用于蒙龙公司使用。现有证据既不足以证明陈本佑以个人名义出借，也不足以证明陈本佑知道是范某个人借，不是范某公司借。被告人陈本佑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被告人吴国渊庭审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辩称其有立功行为。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吴国渊的行为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渎职犯罪。吴国渊是受陈本佑指使违法履行职务的具体执行人员，不是违法决定的决策者，不在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责任人员范围内。且国内信用证贴现产生的财务费用不能认定为国有公司人员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2、即便构罪，吴国渊在本案中与邱启泉一样居于从属地位，也是从犯，且有立功情节，提供犯罪线索协助抓获罪犯“阿兴”，还有坦白情节。建议对吴国渊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邱启泉庭审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邱启泉在本案中是根据公司领导指令伪造合同，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且有自首情节，建议对邱启泉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被告人陈本佑在担任电力燃料公司董事长期间，违反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未经公司集体研究决定，擅自采取无真实交易依据付款、隐瞒欠款等方式，向杨平控制下的张家港保税区鑫东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东鸣公司）、宁波市镇海江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浩公司）支付巨额款项、赊销煤炭等。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陈本佑明知鑫东鸣公司与江浩公司对电力燃料公司存在巨额欠款，仍与被告人吴国渊商议并决定采用信用证循环倒账的方法向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隐瞒巨额亏损。陈本佑的上述行为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共计52788.08万元，其中，吴国渊参与的行为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计1317.93万元，邱启泉参与的行为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计922.22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被告人陈本佑为制造电力燃料公司扩大经营规模的假象，违反企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未经公司集体研究决策，擅自在双方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向鑫东鸣公司付款31400万元。截至2014年6月，鑫东鸣公司仍欠电力燃料公司27248.01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陈某证言，证明其系电力燃料公司驻秦皇岛办事处主任，负责秦皇岛办事处业务部业务。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业务均由其经手。鑫东鸣公司注册地在张家港，江浩公司注册地在宁波，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杨平。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在秦皇岛设办事处。 2008年其听说福建老乡杨平在秦皇岛做煤炭贸易不错，有煤炭的来源。而当时煤炭货源比较紧张，经常有钱也买不到，于是其就和杨平建立贸易关系，通过他的关系给公司购买煤炭。大约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鑫东鸣公司就与其公司有业务往来。2009年初，陈本佑出差去北京，其介绍陈本佑认识杨平。之后,他俩就直接自己联系业务了，其负责装船。一般是陈本佑和杨平联系业务，具体需要多少煤炭，通知其装船，其接到公司业务部洪某的短信，注明船名、航次、载量、到港时间、目的港、煤种及收货人，船舶到港前洪某与神华公司联系装船计划，其负责监督装船的质量、数量等，装船完毕船舶离岗，其短信将船名、数量、目的港、收货人、下锚时间、靠泊时间、完工时间、离泊时间等通知洪某、吴国渊和陈本佑。2013年底前，其公司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贸易都是正常的。 经对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向鑫东鸣公司付款５笔共计31400万元的记账凭证进行辨认后，陈某确认均系其按照陈本佑的要求给鑫东鸣公司开的资金付出凭证，其不知道钱款的用途。鑫东鸣公司的业务挂在其秦皇岛办事处，按照公司的资金付出规定要有其签字，经层层审批后才能付款。所以公司付鑫东鸣公司的钱，陈本佑都要打电话给其填写凭证。这些钱都是从公司直接转到鑫东鸣公司。 2、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6）综字第222号电力燃料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间，电力燃料公司在没有合同凭据，也没有实际交易需要的情况下，频繁且巨额向鑫东鸣公司支付5笔款项共计31400万元。 3、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6）综字第184号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3月31日，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合计欠电力燃料公司59427.07万元（不含或有应收款6332.9万元）。截至2014年6月，鑫东鸣公司欠电力燃料公司27248.01万元。、 4、被告人陈本佑供认：2013年12月份至2014年1月份，公司经其批准预付款给鑫东鸣公司7700万元、信用证10000万（分别为3600万和6400万）、7400万、6300万共四笔，这些钱是其公司用来做大营业量和营业规模的钱，其公司就挣之间的差价。具体是公司向鑫东鸣公司购买煤炭，再加价5-10元给江浩公司，江浩公司再加价几元卖给其下游公司。公司付出给鑫东鸣公司的钱从江浩公司回流到公司，这样操作就可以做大公司贸易量。对应购销煤炭的化验单、结算单、装船等材料由鑫东鸣公司直接转到最后一家收货公司。杨平从中不仅可以用其公司的预付款发运煤炭，还可以做大贸易量。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杨平资金链断裂，就会造成其公司预付款无法收回的后果。上述四笔资金违反三重一大规定，未经公司领导班子开会研究。 （二）、2013年4月，被告人陈本佑未经电力燃料公司集体研究决策，擅自决定电力燃料公司与江浩公司、平安银行福州分行共同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江浩公司违反协议的，平安银行福州分行有权要求电力燃料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退款程序进行退款。之后，江浩公司无力偿还平安银行福州分行承兑汇票欠款，电力燃料公司替该公司返还银行欠款5750万元，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杨某证言，证明其在平安银行负责电力燃料公司在平安银行的信用贷款业务。经查阅，2013年福能电力燃料公司、江浩公司及平安银行签署的《合作协议书》是其经办的。大约2013年4月，其找到电力燃料公司的陈本佑、吴国渊介绍这个产品，电力燃料公司推荐江浩公司进来签协议。协议的模式是江浩公司缴纳银行50%的保证金，可以开出全额的承兑汇票给电力燃料公司，之后银行签发提货通知书给电力燃料公司要求发货，电力燃料公司在提货通知书回执上盖章给银行，在承兑汇票6个月期限到期前15天，由江浩公司填补另外50%的保证金，之后银行再发提货通知书给电力燃料公司要求发货，银行收到电力燃料公司提货通知书回执后，业务完成。电力燃料公司和江浩公司签署该协议对于双方都有好处。对于电力燃料公司的好处是，可以通过该协议先拿到全额的购煤预付款且只需要发50%的货，承兑汇票的期限是6个月，电力燃料公司拿到承兑汇票后可以贴现或者背书用作公司的周转。对于江浩公司的好处是，可以拿到银行的授信额度，用银行的钱来买煤，而江浩公司只需支付银行50%的保证金，可以开出100%的承兑汇票预付款给电力公司，由于当时煤炭不好买所以江浩公司可以以此与电力燃料公司协商降低价格，而且江浩公司缴纳银行的保证金一年可以产生大约四五十万的利息。当时江浩公司是电力燃料公司最大的煤炭下游公司，双方贸易量大，基本符合银行的授信政策，可以拿到银行审批敞口越大，电力燃料公司销售的煤炭就越多。当时签协议，电力燃料公司与其联系的是陈本佑和吴国渊，江浩公司与其联系的是杨平。 平安银行给江浩公司的授信情况：2013年4月份有一份综合授信，其中给江浩公司和电力燃料公司之间贸易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江浩公司可以开出总额1亿元的承兑汇票；给江浩公司和山福公司之间的授信额度是3000万元，江浩公司可以开出6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到2013年11月，有签署一份补充协议，将8000万元的授信额度都给了电力燃料公司，即江浩公司可以开出总额为1.6亿元的承兑汇票给电力燃料公司。 2014年8月，江浩公司有一笔8300万元和一笔3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快到期时，其联系杨平填补50%的保证金5650万元。杨平说他没钱，没办法填补。其告知吴国渊如果江浩公司逾期，电力燃料公司又不按协议约定履行退款责任，其所在的银行就要走法律程序，把电力燃料公司作为第二被告起诉。没过多久，2014年9月，江浩公司的账户上就有钱了，银行就直接把钱划扣。据了解，是电力燃料公司代替江浩公司予以偿还，根据协议，电力燃料公司是履行协议第四条的退款责任，因为电力燃料公司多收50%的货款，而江浩公司没有能力填补另50%的保证金给银行，电力燃料公司就要将多收的钱退回。《三方合作协议》不属于担保合同，是该行推出的一种贸易合作方式。 2、电力燃料公司（丙方）、江浩公司（乙方）与平安银行福州分行（甲方）于2013年4月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证明三方约定，乙方违反协议的，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退款程序进行退款。、 3、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6）综字第222号电力燃料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2014年9月，在明知鑫东鸣公司与江浩公司资金链断裂，实际业务已经终止，没有任何合同依据的情况下，电力燃料公司又以货款的名义付给鑫东鸣公司用于江浩公司归还银行欠款5750万元。 4、被告人陈本佑供认：2014年9月，其已经知道杨平的资金链断裂。电力燃料公司支付给鑫东鸣公司5750万元，这笔钱是替江浩公司支付平安银行的贷款。2014年8、9月份，吴国渊跟其汇报，平安银行的杨某来公司称根据三方合作协议约定，江浩公司没有偿还银行钱，其公司要把5750万元退还银行，否则就向法院起诉其公司和江浩公司。于是其同意退款给银行。该笔5750万元在账面上是以货款名义转到了鑫东鸣公司账户，然后由鑫东鸣公司转给江浩公账户，再由江浩公司偿还平安银行。没有直接给江浩公司，是因为当时江浩公司已欠其公司很多货款，不想再增加江浩公司的应收账款，公司不好做账。而以预付货款名义支付给鑫东鸣公司，好做账，在账上有依据。支付给鑫东鸣公司5750万元，没有任何合同、发票等依据。鑫东鸣公司也没有把5750万元的煤炭给其公司。签署三方合作协议时，未向集团汇报，因为其认为该合同是正常的贸易模式，没有必要汇报。 5、被告人吴国渊供认：2013年底，电力燃料公司、江浩公司和平安银行签订三方合作协议时，江浩公司就已经欠其公司比较多的货款，陈本佑也知道。正好遇到平安银行的杨某来其公司推销这个产品，该产品的好处就是江浩公司从平安银行开出全额的承兑汇票，其公司只需要提供一半价值的货物，另一半的钱就相当于江浩公司偿还其公司的欠款了，其公司可以做冲减江浩公司应收账款处理。承兑汇票的期限是6个月，到期由江浩公司还钱给银行，江浩公司还款后就又可以从银行开承兑汇票出来给其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反复开票，其公司反复做账目处理，就可以冲减江浩公司对其公司应收账款的情况。2014年9月，江浩公司开出的承兑汇票到期了，欠平安银行5750万元。杨平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平安银行的经办人员杨某跟其说根据三方协议，如果江浩公司无力偿还开承兑汇票的钱，其余的钱要求其公司退还给银行，否则将其公司作为第二被告人和江浩公司一起起诉。其跟陈本佑汇报后，陈本佑说替江浩公司还钱。其就以货款名义支付给鑫东鸣公司合计5750万元。如果银行起诉其公司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公司账户可能也会被冻结。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只能替江浩公司还钱。 （三）、2014年4月至6月，被告人陈本佑未经公司集体研究决策，擅自决定电力燃料公司与江浩公司、秦皇岛华港鹏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港鹏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将电力燃料公司9船煤赊销给江浩公司、华港鹏辉公司。之后，被告人陈本佑违反合同约定，既未进行一船一结算，未及时催收货款，也未将应收账款计入公司账，造成国有公司损失17549.9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洪某证言，证明其在电力燃料公司工作，主要负责联系业务等。公司卖煤炭没有走程序，都是陈本佑决定，客户都是直接与陈本佑联系。有客户要买煤时，陈本佑会将船名、航次、载量、到港时间、目的港、煤种、收货人等信息发短信给其，其再去和供应方联系买煤。客户和供应方不直接联系，收货方都是其公司，其公司挣的是中间差价。客户直接将船开到供应方港口将煤拉回去。但公司付款需要走程序，业务部发起付款申请，报财务部审批，再报分管财务副总吴国渊，最后经陈本佑后才能付款。2014年4-6月，公司从神华集团采购9船煤交付江浩公司的事情，陈本佑只是说客户要多少神华集团的煤，其就与神华集团联系买煤，具体卖煤给江浩公司的事情都是陈某经办。 2、证人陈某证言，证明2014年4月至6月，公司卖了9船煤给江浩公司没有开发票，其中8船从神华集团进购，1船从蒙泰集团进购，合计金额1.7亿元多元。2014年6月后杨平的资金链断裂，人找不到，陈本佑把其从秦皇岛叫回福州商量对策，陈本佑的意思是杨平账上的欠款太多了，这9船煤就先压在手里。按照惯例，装船的原始资料包括装船水尺交接清单，租船合同，化验单及结算单，连同装船的情况表，其都会在每月底邮寄回公司。陈本佑交待其把这9船煤压着，其就没有把资料邮寄回公司，所以公司没有这些资料。2017年3月，能源集团检查组到其公司检查审计时，发现有9船煤买进来后一直处于库存状态，装船的资料也没有，卖到哪里也不知道。其经请示陈本佑后，才将这些装船材料邮寄回公司。这9船煤的货款至今没有收回。 3、涉案９船煤材料，证明（1）、电力燃料公司（甲方）与江浩公司（乙方）、华港鹏辉公司（丙方）签订《2014年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甲方供给乙、丙方煤炭，双方同意一船一结算；乙丙方承诺在煤炭装船离港日后25日内按装船数量支付100%货款；对结算通知书无异议的，甲方需向乙丙方开出增值税发票；如乙丙方超出付款期限15日仍未付款，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提出索赔，索赔金额不超过违约金所涉及金额的百分之十……（2）、2016年4月至6月，甲方共卖给乙方９船煤，最后一船离港时间为2014年6月13日，但9船煤均未开票给乙方，也未收到相应货款。 4、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6）综字第184号专项审计报告，证明2014年4月下旬到6月中旬，电力燃料公司分别从神华销售集团和内蒙古蒙泰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购入9船煤炭合计353718吨、含税金额17549.92万元，转售给江浩公司和华港鹏辉公司。上述９船煤江浩公司均已办理收货手续，电力燃料公司也全部向江浩公司办理“煤炭供销售结算单”，债权全部计入江浩公司。但截止2016年3月末，电力燃料公司尚未开票给江浩公司，未收到江浩公司的货款，也未入账核算确认应收账款。 5、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6）综字第222号电力燃料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2014年1月到6月，在年初欠款余额已高达39658.25万元的情况下，电力燃料公司仍然从神华集团等采购了25船煤炭合计金额52413.86万元对江浩公司赊销，其中4月24日至6月13日的9船煤合计金额17549.92万元未开发票、未入账、也未收款。2014年2月，电力燃料公司与江浩公司、华港鹏辉公司为并列需方签订供煤协议。从获取的未入账的最后9船煤资料看，其中至少有5船煤是由华港鹏辉公司实际收货，但电力燃料公司并未按合同选择向华港鹏辉公司办理结算收款，而是全部向江浩公司办理“煤炭供销售结算单”，债权全部计入江浩公司。 6、被告人陈本佑供认：大约2014年4月至6月，神华集团有煤炭促销活动，可以先装船后付款。杨平知道这个政策后联系其一起销售神华集团的煤炭。杨平把需要量、船名、到港时间等发短信给其，其就让江菁炬联系神华公司下单，再通知秦皇岛办的陈某负责装船。虽然陈某有向其请示杨平之前存在大量货款未支付的情况，但他太相信杨平的实力了，以为杨平后期能还上。没想到杨平把煤拉走后资金链断了，无力偿还货款。9船煤就是那时候卖给了杨平，被杨平拉走后至今货款都没收回。这9船煤在其公司账上仍体现属库存状态。因为在这9船煤之前杨平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在账上已经欠其公司2亿多钱没有偿还，再加上这9船煤的大约1.7亿元，其担心如果入公司账会增加应收账款，其不想暴露出来让集团知道。集团公司每年都会对其子公司的应收账款金额进行考核，如果应收账款过多考核不通过会影响公司业绩。为了隐瞒集团其公司有这么多的应收账款，其决定先把这9船煤压下来，不计入公司账，仅做库存处理。 7、被告人邱启泉供认：当时陈本佑隐瞒公司财务部在神华销售集团和内蒙古泰煤电集团购买了9船煤给了江浩公司大约1.7亿元，款没收回来，也未入公司账，公司财务也不知情。 （四）、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被告人陈本佑明知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对电力燃料公司存在巨额欠款，却未采取如实上报集团、提起民事诉讼等有效措施催讨欠款。陈本佑经与被告人吴国渊商量后，决定采用信用证提前贴现进行循环倒账的方法，向能源集团隐瞒欠款，并指使被告人吴国渊、邱启泉通过制作虚假合同、董事会会议记录等方式，骗取银行开立29笔国内远期信用证，进行循环倒账。期间，2015年5月1日，吴国渊辞职。之后，陈本佑指使邱启泉按照吴国渊之前做法继续办理。经审计，上述29笔信用证循环倒账给电力燃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2240.15万元。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间，被告人吴国渊在职期间的行为给电力燃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1317.93万元。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间，被告人邱启泉在职期间的行为给电力燃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922.22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陈某证言，证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与其公司的虚假贸易是从2014年6月份开始的，这之后由于虚假贸易不需要装船，其就没有经手，都是由副总吴国渊经手办理。进行虚假贸易，是因为杨平的欠款太多没有能力偿还，为了在公司账面上加以掩盖。具体操作要问吴国渊。 2、证人林某1证言，证明其于2014年5月始任电力燃料公司出纳。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账户由其管理。2014年6月左右吴国渊通知其给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转账。吴国渊事先告诉其转账金额和转账路径，例如由鑫东鸣公司的光大账户—江浩公司的平安账户—电力燃料公司平安账户，理由都是写货款，然后其在公司预留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上填上吴国渊所说的金额，吴国渊当场在支票上盖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其再拿着这两张支票到银行转账。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相关人员，其只见过曾某。 鑫东鸣公司在光大、浦发、兴业、平安银行开户；江浩公司在平安和光大银行开户。 3、证人施某证言，证明2014年5月之前，其系电力燃料公司出纳。其曾按陈本佑和吴国渊的交代，陪同杨平嫂子曾某到银行为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在福州开立账户。这二个公司的财务章之前都是由曾某保管，2014年4月左右，曾某公司搬走，章交给吴国渊保管。 4、证人曾某证言，证明其系杨平嫂子。2012年至2014年6月间，其曾与电力燃料公司员工一起去银行帮杨平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开户。 5、证人王某证言，证明其系电力燃料公司员工，负责业务部的内勤工作。公司的入库是依据是其收到上游公司开来的发票做入库，公司货物出库要根据下游公司的《货物结算单》开出《商品结算》和《出库单》经审批开出发票后邮寄给下游公司。2014年下半年开始，给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开资金付出凭证和出库入库的业务都由其办理，都是办理信用证的贸易。而公司对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出库入库管理，是根据上游鑫东鸣公司开来的发票填写入库单作入库处理，对于下游江浩公司的货物出库，则不需要《结算单》，仅根据公司领导陈本佑、吴国渊或者邱启泉所写白条上体现的吨数和金额，开具《商品结算》和《出库单》上交财务部门审批开发票，然后再邮寄给江浩公司。其是按领导交待办理，不知为什么不需要《结算单》。这些白条用完已被清理，没有留存。 6、证人许某真证言，证明其2010年到光大银行上班后一直负责电力燃料公司的银行授信，包括信用证。获得其银行授信不需要董事会决议。电力燃料公司办理信用证需要开证申请书和购销合同。信用证贴现需要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贴现议付申请书。贴现议付是贸易对方公司提出申请，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到公司办理，并加盖公司公章。电力燃料公司在银行办理信用证主要是开给鑫东鸣公司。近几年其银行开给电力燃料公司的授信证额度：2014年综合授信2.5亿元，其中信用证1.5亿元；2015年综合授信1.7亿元，信用证1.2亿元；2016年综合授信1.2亿元，信用证7000万。电力燃料公司开给鑫东鸣公司的信用证是银行工作人员去电力燃料公司办理，电力燃料公司当场会提出开证后贴现议付，并由财务邱启泉直接加盖鑫东鸣公司公章。 7、证人欧某证言，证明其系浦发银行福州分行员工，从2014年2月开始负责电力燃料公司的银行授信业务，包括信用证。电力燃料公司自2014年至2016年3月都是办理国内180天远期信用证业务，与其银行签署《开证信用业务协议》。电力燃料公司申请的信用证都是开给鑫东鸣公司。鑫东鸣公司在其银行办理“福费廷”业务，跟信用证贴现差不多。电力燃料公司开证给鑫东鸣公司和鑫东鸣办理“福费廷”业务都是同时。其办理电力燃料公司业务都是和邱启泉联系。 8、证人李某证言，证明其自2013年底开始负责电力燃料公司在其兴业银行的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信用证。电力燃料公司自2013年至2016年综合授信都是总额度5亿元，敞口3亿元，包括信用证、流贷、承兑汇票等。电力燃料公司申请的信用证少部分是开给鑫东鸣公司。自2013年底至2016年，电力燃料公司开给鑫东鸣公司的信用证有4个，其中2个办理贴现，2个办理福费廷。电力燃料公司是吴国渊和邱启泉与其联系。 9、证人吴某1证言，证明其系鑫东鸣公司财务。公司与电力燃料公司的贸易往来始于2010年，双方间贸易频繁使用信用证始于2014年4月。其公司大约2015开始业务量下降，就没什么业务了。 10、证人包燕君证言，证明其系江浩公司财务人员。2015年上半年江浩公司倒闭。公司负责人是杨平。2016年三四月份，杨平派来两个男的把账本、凭证、做账的电脑、公司公章等都拿走了。其在江浩公司期间负责福建邮件收件（主要是电力燃料公司邮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有福州寄来的银行对账单）、开发票、做流水账等。江浩公司的账务情况单一，只有煤炭买卖。 11、陈本佑关于鑫东鸣业务的说明、能源集团关于鑫东鸣、江浩公司印章问题的说明，证明鑫东鸣公司法人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合同专用章，江浩公司法人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由电力燃料公司保管。 12、2014年至2016年间，电力燃料公司与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等签订的融资授信合同及所提供的《董事会决议》等材料。 13、涉案33张信用证明细、记账凭证及合同等资料、信用证循环倒账贴现利息财务凭证。 14、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6）综字第184号专项审计报告、电力燃料公司出具的《用于循环开给张家港保税区鑫东鸣贸易有限公司信用证明细表》、《关于“用于循环开给张家港保税区鑫东鸣贸易有限公司信用证明细表”的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6月后，电力燃料公司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已无实质性贸易业务发生，为了在账面上掩饰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大额债权可能产生坏账情况，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在福州开设银行账户（鑫东鸣公司光大银行福州金山支行79×××95账户、江浩公司光大银行福州金山支行79×××59账户），向银行申请国内远期信用证；鑫东鸣公司取得电力燃料公司国内信用证后，通过其光大银行福州金山支行79×××95账户进行贴现，再将贴现款转入江浩公司光大银行福州金山支行79×××59账户，由江浩公司再转入电力燃料公司银行账户，全过程均由电力燃料公司控制。自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开出的29张信用证造成电力燃料公司经济损失2240.15万元。其中，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间开出的信用证共计造成电力燃料公司经济损失1317.93万元，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间开出的信用证共计造成电力燃料公司经济损失922.22万元。 15、被告人陈本佑供认：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都是杨平控制的公司。2014年至2016年，其公司分别向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申请融资，融资后办理了多笔信用证给鑫东鸣公司。大约2014年6月份，杨平失联，经了解杨平资金链断裂，其就知道杨平欠其公司的货款一时还不上了。为了掩盖杨平四五亿元欠款的巨大差额，其便和吴国渊商量解决办法，想到了给鑫东鸣公司开信用证提前贴现，再转给江浩公司后转回其公司，这样循环倒账出来的钱来偿还公司的银行贷款。方法是其和吴国渊一起想出来的，但是其拍板定下来的。其经常出差，利用信用证循环倒账的具体操作都是吴国渊去做，吴国渊走之后由邱启泉操作。至于循环倒账的资金防控，为了保证开给鑫东鸣公司的信用证提现出来的钱可以安全回到公司账户，吴国渊保存了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两套公章，用于签订贸易合同和银行转账使用，用于转账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账户都是由其公司财务人员去银行操作。银行都有经过杨平同意。其公司申请办理信用证的鑫东鸣公司发票，是其联系杨平要杨平根据银行还款金额将发票通过快递寄过来的。与鑫东鸣的贸易合同是在合同范本上根据杨平邮寄过来的发票金额作出更改，然后盖上预留在公司的鑫东鸣公司公章即可。公司没有收到鑫东鸣公司发来的煤炭。之所以通过江浩公司转钱到其公司账户来循环倒账，是因为这样可以在账面上虚构江浩公司有偿还其公司欠款的假象，而实际上江浩公司之前欠其公司的货款并没减少。自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使用信用证提前贴现循环倒账产生的利息高达3057.62万元，虽然加大了公司的损失，但如果其不使用信用证循环倒账就没办法偿还银行的贷款，也没办法在账面上虚减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欠款。 在其公司使用信用证循倒账方面，吴国渊负责办理信用证、保管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公章、做贸易合同，去银行给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转账也是吴国渊交待公司财务去转的。这些也是其和吴国渊商量过，由吴国渊负责落实的。2015年5月之前，是吴国渊经手与银行办理信用证以及贴现。吴国渊离职后，邱启泉接手，一直沿用吴国渊的做法。至于做账，财务规范要求开具信用证时就要入账，而其司财务在信用证到期才入账，这样其司就能利用信用证180天的周期来填补杨平的欠款产生的亏空。吴国渊具体分管财务，由吴国渊交待财务邱启泉按照他们商定好的信用证到期日入账。 2014年7月之前，公司开给鑫东鸣公司的信用证贴现的利息都是杨平自己支付的，2014年7月开始是公司垫付的，当时杨平已经没钱支付了。在正常的贸易活动中使用信用证到期支付，是不会产生利息的，提前贴现的越早产生的利息越高。被告人陈本佑对信用证提前贴现产生的利息予以认可。 集团有考核应收款的标准，公司上报集团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两家公司的欠款只有几千万元。真实的欠款数据，其没有如实上报。其知道使用信用证循环倒账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但是其希望把时间拉长，可以向杨平追回欠款，自己也想办法挣钱补亏空，没想到至今杨平也没偿还，自己以公司名义承包的煤矿也没盈利。其后悔当时未向集团上报。 16、被告人吴国渊供认：2014年至2016年，其公司向兴业、光大、浦发等银行等申请融资后办理了多笔信用证给鑫东鸣公司，实际上就是把银行的钱贷出来，用在公司账户上循环倒账使用，而不是用于贸易。2014年5月份左右，杨平的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大约欠了其公司4亿元多元货款，之后就没有实际贸易了，杨平也一直还不上钱，导致其公司账上出现巨大亏空。为了弥补亏空，陈本佑找其商量解决办法，后来就定下来先用信用证循环倒账，在账面上把亏空补上，瞒骗集团。实际上杨平的欠款并没有减少。具体操作是，公司在没有真实贸易的情况下，由其或者其交代邱启泉根据杨平寄来的发票自行制作合同盖上公章，再向银行申请信用证开给鑫东鸣公司，先不入账，然后公司财务人员贴现出来到鑫东鸣公司账户，再由公司财务人员操作从鑫东鸣公司转到江浩公司，再由江浩公司转给其公司账户。然后把江浩公司转过来的钱作为偿还之前的应收账款做账。等信用证到期时，其公司就再开信用证贴现偿还银行，并做公司账。循环倒账的目的，一是可以把银行的钱贷出来用于补账上亏空，二是可以在账面上体现其公司和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有正常贸易往来，可以从账面上隐瞒集团，三是其公司可以争取时间向杨平追回欠款，还可以通过公司挣钱弥补亏空，四是用信用证贴现出来的钱偿还之前其公司欠银行的贷款，实际是新账还旧账，杨平欠其公司的钱并没有减少。用信用证循环倒帐是陈本佑和其商量后，由陈本佑定决定这么做，其和公司财务负责具体操作。在杨平的事情发生后，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公章放在其公司保管，其公司财务控制了这二家公司在福州的银行账户，贴现出来的资金在其公司控制范围之内。提前贴现产生的利息，增加了鑫东鸣公司对其公司的债务，也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损失。并对审计报告体现的自2014年3月份至2016年3月份所开33张信用证提前贴现产生的利息为3057.62万元，予以确认。 2014年至2015年5月1日其辞职，电力燃料公司开信用证给鑫东鸣公司所使用的贸易合同，都是其经手或者其交待邱启泉去办理。 17、被告人邱启泉供认：经对公司2014至2016年间与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间的融资授信合同进行辨认后，认为这些融资授信活动都是公司董事长陈本佑批准的，都没有上报集团公司审批,主要用于办理贸易信用证。公司办理这么多信用证是因为,在2013年底开始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就欠公司二三个亿，一直还不上。根据集团规定如果欠帐超半年就按照欠款金额的25%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年底整体效益会下降，对领导班子及员工的工资奖金有影响。公司领导就交待通过融资授信办理信用证的方法向银行融资，目的是通过融资的钱，来掩盖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在账面的欠款。在吴国渊离开之前都是陈本佑和吴国渊商量定好的，再交待其去操作。吴国渊离开之后，陈本佑交待其按照之前的照做就行。具体一般是陈本佑会告诉其下个月鑫东鸣公司能拿多少钱的发票，其收到上游鑫东鸣公司寄来的发票后，拿贸易合同、信用证开证申请书办理信用证。其中公司和鑫东鸣公司的贸易合同是其事先写好并盖上鑫东鸣公司预留在其公司的财务预留印章，实际并没有真实贸易。信用证及贴现等都办好后，再由银行转钱到鑫东鸣公司的福州账户，由其公司出纳林某1操作通过鑫东鸣公司福州账户把钱转到江浩公司福州账户，再通过江浩公司福州账户转到其公司账户。为防备查，其还做了公司和江浩公司的贸易合同，用的是江浩公司预留在其公司的印章，公司还给江浩公司开了增值税发票。这一套流程只需3天左右就可以完成。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福州账户开好后给其公司用，便于转账掩盖账目欠款。上述流程都是陈本佑和吴国渊商量好这样操作。而且他们也和鑫东鸣、江浩公司的控制人杨平商量好配合操作。以上这些流程都是吴国渊在职时候的做法，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公章也是由吴国渊保管。吴国渊辞职后就由其来操作，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公章也由其保管。其都是延续吴国渊的做法，贸易合同也是吴国渊之前留下的模板，其根据杨平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把贸易合同的时间、数量改一下和开票的金额对应，直接盖上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公章。 2013年底开始，其公司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有存在部分真实贸易和部份虚假贸易，但是自2014年6月开始，和这两家公司的贸易就都是虚假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会在福州有关银行设立账户就是为了配合其公司转账用，之前和这两家公司贸易往来都不是用福州的账户。 经其查阅，并对2015年5月至2016年3月其制作的《煤炭买卖合同》进行辨认并确认是其本人经手。其是使用吴国渊留下的的合同电子文档的范本制作的合同，根据鑫东鸣公司邮寄给其公司的发票，在合同电子文档的范本上更改合同编号、合同时间、采购数量、供货周期和煤炭单价。盖上吴国渊移交给其的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的印章。至于加价多少钱都是其向陈本佑请示然后陈本佑定的。制作虚假的贸易合同并贴现是陈本佑交待其这样做，目的就是在账面制造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业务正常的假象。 二、挪用公款 2014年7月至2016年4月，被告人陈本佑通过截留收入不入账、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等手段，在电力燃料公司内私设“小金库”。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被告人陈本佑未经公司集体研究决策，擅自向鄂尔多斯市蒙龙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龙公司）承包准格尔煤田榆树湾矿区瓷窖沟井田灭火工程项目其中辛家梁块段煤田开矿权。2015年2月，陈本佑利用职务便利将“小金库”内390万元出借给蒙龙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使用。2016年2月，该390万元被作为煤田承包款计入承包及购煤款确认函。该笔款项被陈本佑挪给范某使用一年后归还。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林某2（电力燃料公司内蒙古办事处主任）证言，证明2014年底，陈本佑通过德盛源公司的老板黄庆森介绍认识蒙龙公司老板范某和吴某2。当时，蒙龙公司实际控制准格尔煤田榆树湾矿区瓷窖沟井田，由于资金缺乏，蒙龙公司不能全部开采，就要把其中的煤田承包出去，德盛源公司也没钱承包，于是就介绍其公司进来。大约2014年6月，其回福州在陈本佑办公室汇报工作时，陈本佑说杨平出事了，杨平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对其公司巨额欠款收不回来。2014年底，陈本佑到内蒙古考察辛家梁煤矿后，决定承包辛家梁块段煤田，挣钱补亏空。陈本佑说这次承包煤矿没有上报能源集团审批，是他自己决策。2015年2月份，其公司、德盛源公司及蒙龙公司签订《辛家梁承包采煤协议书》，承包了其中600亩煤田，总承包款为1亿元。之后，公司分期分批共支付蒙龙公司承包款和购煤款6366万元，该金额已经三方公司对账确认。其中一部分钱是通过公司开信用证给德盛源公司，德盛源公司套现后支付给蒙龙公司约5000多万元。还有通过公司“小金库”银行卡，包括其和刘兴毅、洪某的银行卡先后支付了一部分。具体以其公司、德盛源公司、蒙龙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和对账单为准。大约2015年7月份，其公司进入开采，一直到2015年12月份，由于国家政策原因，国家之前批准的灭火工程暂停了，而蒙龙公司控制的这块煤田就是以灭火工程为由进行开采的，导致蒙龙公司控制的整块煤田都停止开采，至今都没有开展。在开采期间，其公司有开采40万吨的煤矿出来。三方协议中，蒙龙公司是辛家梁煤田的控制人，其公司是承包出资方，德盛源公司相当于受其公司委托负责煤田的开采和生产，其公司支付德盛源公司每立方米8.5元的工程费。 公司“小金库”里的钱，都是公司向其他贸易公司在不存在贸易的情况下支付货款，对方贸易公司开出发票扣除税点后剩下钱就转到他们卡上了。 证人林某2还证明其知道从公司小金库洪某个人账户有转390万元给蒙龙公司法人代表范某个人账户的事情。2015年2月1日与蒙龙公司的承包合同签订后，陈本佑有告诉其他给范某汇了390万元，没有说这钱是干什么用。2015年10月左右，其和刘兴毅代表电力燃料公司去蒙龙公司就承包款到账数额进行对账之前，其向陈本佑请示情况，陈本佑说之前汇给范某的390万元系范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他借款，让其在对账时不要把该笔钱计入承包款总额。故他们在2015年10月和2016年1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对账时都没有把这笔390万元计入蒙龙公司收到的承包款中。直到2016年春节过后，公司承包的煤矿块段被关停无法进行生产，陈本佑让他们去进行第三次对账，把该笔借款计入承包款里，才在2016年2月的第三次对账中，把390万元加进去承包款里，另外还有一笔他们汇给吴某2的50万元承包款也一并进行了确认。林某2并对蒙龙公司先后三次出具的《承包及购煤款确认函》进行了辨认并确认。 2、证人范某（蒙龙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证言，证明2014年底，其经德盛源公司老板黄庆森介绍认识了陈本佑。2015年初，他们三家公司签署《辛家梁承包采煤协议书》合作开采煤田，其公司把控制的准格尔煤田榆树湾矿区瓷窑沟井田灭火工程项目其中的辛家梁块段煤田承包给电力燃料公司和德盛源公司开采，开采面积600亩，合同金额1亿元。公司收到电力燃料公司支付的承包款共计6366万元，德盛源公司负责施工开采。合同签订后，由于该片煤田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基本农田，要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进行开采，为补偿电力燃料公司，公司就把准格尔煤田的2号区给电力燃料公司开采，同时签署《补充协议》。2015年7月，电力燃料公司进去开采了约40万吨的煤。2015年12月由于国家政策原因，要求灭火工程停止，整个准格尔煤田的开采都停了下来，目前政府也没有通知可以开采。电力燃料公司通过其员工个人银行卡、德盛源公司等支付承包款，承包款转入其指定的蒙龙公司账户或者个人账户等，经三方公司对账确认。 2015年2月13日和2月16日，电力燃料公司员工洪某个人账户分别转入其个人账户的一笔200万元和一笔190万元，系其因要给矿上的工程队付工程款资金周转需要向陈本佑的个人借款。其本来想借400万元，陈本佑说可能凑不了那么多，其说能凑多少凑多少，账户上一有钱就还给他。后面陈本佑转了390万元给其，具体什么账户转账记不清。这笔借款没有借据，也未约定还款日期。这笔钱一直没有归还给陈本佑，因为双方后面在协商共同投资的事情，最后对共同投资煤矿达成协议，电力燃料公司通过德盛源公司陆续把5000多万元投资款（详见对账单）打入蒙龙公司账户。2016年初电力燃料公司到其公司第三次对账时，因协议约定的投资款还差很多，就把这笔390万元从其个人对陈本佑的欠款转化为蒙龙公司收到电力燃料公司的承包购煤款，其公司总经理吴某2还有在确认函上签字。这笔借款相当于借了一年后还掉了。 3、证人吴某2（蒙龙公司总经理）证言，证明洪某名下转给范某的二笔390万元，是2015临近春节前后，范某要给矿上的工程队付工程款，资金周转比较困难，就打电话给陈本佑借钱，是以个人名义向陈本佑借400万元，说一有钱就还给陈本佑。后面陈本佑通过一私人账户转款390万元给范某。范某向他说起过这件事。据其所知，这笔钱一直未归还给陈本佑，因为双方对共同投资煤矿达成协议，电力燃料公司通过德盛源公司陆续把5000多万元投资款打入蒙龙公司的财务账户上，电力燃料公司共来蒙龙公司对过三次账，前二次对账都是对正常支付的承包款进行确认，在第三次2016年2月对账时，因电力燃料公司需支付的投资款还差很多，当时来对账的林祥辉说之前陈本佑有借给范某一笔390万元，也不用还了，就把这笔钱从范某个人对陈本佑的欠款转化为蒙龙公司收到电力燃料公司的承包购煤款，蒙龙公司还有签字盖章的确认函，签字的人是其。这笔借款就平账平掉了。其记得在2015年9月左右，陈本佑到鄂尔多斯，有提过让范某归还这笔借款，说钱是从别人那里借的，最好能尽早归还。但当时范某资金也很紧张，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4、证人洪某（电力燃料公司业务经理）证言，证明其公司有小金库，小金库的钱主要在其名下的中国银行、光大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的四张银行卡和林祥辉的农业银行、刘兴毅的建设银行，一共6张银行卡上。陈本佑让他们三个提供个人银行卡作为保管小金库的账户。一般小金库流入资金都是打入其名下的账户上，再按照陈本佑的指示转到林祥辉或刘兴毅或其他人的账户上。小金库里资金只有陈本佑可以支配。2015年春节前，其曾按照陈本佑的指示，从其名下的小金库账户汇款2笔共计390万元到范某农业银行账户上。 5、蒙龙集团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范某系鄂尔多斯市蒙龙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6、电力燃料公司出具的与蒙龙公司对账情况说明、蒙龙公司出具的《承包及购煤款确认函》三份，证明在2015年9月17日第一次及2016年1月11日第二次对账中，均未体现蒙龙公司收到电力燃料公司于2015年2月支付的上述390万元。但在2016年2月4日的第三次对账中，体现收到了上述390万元，总共收到电力燃料公司承包及购煤款合计6366万元。 7、洪某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洪某账户于2015年2月13日向范某转账200万元，于2015年2月16日向范某转账190万元。 8、蒙龙公司（甲方）、德盛源公司（乙方1）与电力燃料公司（乙方2）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辛家梁承包采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证明甲方将辛家梁承包给乙方，乙方同意支付总承包款1亿元。 9、辛家梁承包采煤材料、辛家梁承包采煤费用支付情况。 10、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7）综字第163号电力燃料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电力燃料公司对蒙龙公司的采矿权投资由陈本佑个人决定，未见按“三重一大”决策管理制度的要求履行集体决策程序的任何资料，未见报经集团公司批准的任何上报或批复资料。据公司驻矿负责人林某2书面说明材料，该投资项目因政策性原因，已暂停生产，是否能够恢复生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导致重大投资损失。从取得的收款确认单据上显示，从2015年1月起至2016年2月电力燃料公司累计支付投资款6366万元。其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洪某中行2159卡支付390万元。2015年9月17日确认支付蒙龙公司承包及购煤款累计5612万元中未包含转范某的二笔款项计390万元，具体原因无法得知。 11、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7）综字第81号电力燃料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电力燃料公司从2014年7月至2016年4月，通过截留收入不入账、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等渠道和手段获取资金，设“小金库”进行账外经营。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虚开发票套取现金、账外收取利息、账外收取还款、账外收取现金销售煤炭及高岭土款、账外收取个人资金等。小金库存续期间共涉及个人银行卡共13张，分别由5名电力燃料公司员工保管，其中包括洪某6张银行卡。 12、被告人陈本佑供认：其公司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长期有煤炭贸易业务，通过公司驻内蒙古办事处的刘兴毅、林祥辉介绍，认识蒙龙公司的范某。2014年底其公司与德盛源公司一起承包了蒙龙公司辛家梁煤矿某一块段。经其同意，公司和德盛源公司，蒙龙公司签署合作“三方协议”，是内蒙古办事处的林某2、刘兴毅在内蒙古签署的合同。当时煤炭利润较高，就想挣钱补资金亏空。承包煤矿的事情，其没有向集团领导汇报，也没有上会研究，因此不能从公家的账户出资。其和德盛源公司的黄庆森约定，让德盛源公司开具煤炭销售预付款发票给电力燃料公司，实际上电力燃料公司没有购买煤炭，利用这个方法，由其公司汇款给德盛源公司二笔，一笔2000万元，一笔3000万元，然后德盛源公司再支付给蒙龙公司。另外还有一些零散资金，都是通过小金库现金转账过去。 合同总标的1亿元，其公司共支付含承包款和购煤款合计6366万元。其中包括承包款5000多万元，还有由于其施工队进去开发要把蒙龙公司事先挖好的底煤接盘过来支付的煤款，具体其记不清楚了。后来，由于鄂尔多斯辛家梁煤田的老百姓拆迁问题没有解决，就一直没有动工，蒙龙公司为补偿其公司就把煤田的2号区先给其公司开采，其公司开采了40万吨左右，利润大约2000多万元，直接回到公司账上。 2016年1月1日，国家发改委要求暂停灭火工程，改为矿井灾害处理，内蒙古、山西、陕西一带的灭火工程都停止了，辛家梁块段的煤田也被政府叫停。 2014年7月，其决定去购买现金煤，便设立了一个小金库。资金来源主要由电力燃料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公司占用电力燃料公司资金的利息构成，还有一些其他现金收入也都放在小金库里。小金库的钱由其支配使用，主要在洪某名下的私人银行卡里，林祥辉、刘兴毅也有保管部分。平时小金库的钱都是洪某按照其指示去使用。其交代洪某对小金库的使用做账，但是其没有见过账本。知道小金库的人除了其、洪某、林祥辉、刘兴毅，还有吴国渊。 其公司与蒙龙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后，春节前范某让其给蒙龙公司打3000万元承包款，能凑多少凑多少，其就告诉洪某公司在外面承包煤矿块段，让洪某将小金库上的钱分二次共计汇了390万元（一次200万元，一次190万元）入范某的个人账户。其对2015年9月的承包款对账记不清。2016年1月其通知林祥辉、刘兴毅去对账，他们对账完告诉其蒙龙公司已经确认收到5926万元，其感觉这个数字不对，其告诉他们2015年春节前还有一笔390万元从洪某卡上汇过去，让他们再去对一次账把这笔钱计算进去，所以2016年2月的对账单上，就把390万元和另外一笔50万元计入进去。 关于被告人陈本佑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指控陈本佑构成挪用公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陈本佑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林某2、范某、吴某2证言，洪某中国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蒙龙公司出具的三份《承包及购煤款确认函》能相互印证，证实390万元并非正常支付的承包款，而系范某向陈本佑的个人借款，后因煤矿关停无法进行生产才在2016年2月的第三次对账时将390万元个人借款转为承包款。综合证人洪某证言、福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闽立信会师（2017）综字第163号、81号审计报告等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陈本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390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经构成挪用公款罪。该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认定全案的事实，还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林某3（福建能源集团公司法务与风控部副主任）于2016年7月12日的报案笔录及报案材料，证明2016年4月份，能源集团在对下属的电力燃料公司经营管理及应收账款进行专项审计及调查中发现，由于电力燃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本佑的滥用职权行为，导致电力燃料公司在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的贸易往来中实际存在6亿元多元的账款没有收回。 2、证人黄某证言，证明其系电力燃料公司纪委书记，并非公司董事会成员。大约2014年初时，公司分管财务及融资的副总经理吴国渊、财务部经理邱启泉到其办公室找其，要其在公司融资授信的董事会决议上代签字，当时吴国渊解释说是为了给公司融资授信办理银行贷款等使用，公司本部的4个董事都签了，还差一个，而公司的其他3个董事都在外地，签字不方便，还要开车过去找他们签字，就叫其代签一下没问题。其当时考虑是为了公司筹集资金，而且也是公司领导交待，应该没什么问题，卢某预留的名字容易模仿其就选择签“卢某”的名字，卢某本人当时在永安煤业工作，的确签字也不便，其就签了。其代签字并未经过卢某本人同意。后面几次是邱启泉直接将董事会决议拿给其签字。吴国渊找其代董事签字，其没有收受好处。 3、证人卢某证言，证明2012年12月至2016年3月份其在福建省永安煤业公司工作，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兼职电力燃料公司董事。对于2014年至2016年间电力燃料公司多次向银行融资、办理信用证一事，其并不知情，从未接到参会通知，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的董事会决议上其的签名都是别人代签，并非其自己所签。 4、证人郑某1证言，证明其自2014年3月至2017年3份任电力燃料公司党委书记。2014年其进入公司时，领导班子成员有陈本佑、其、吴国渊、郑某2。2015年5月1日，吴国渊辞职。2015年9月，黄某成为公司领导班子新成员。2016年3月，公司领导班子是梁晓良、陈本佑、其、郑某2、黄某。2016年8月份左右，陈本佑被免去公司所有职务。正常的国家规定的“三重一大”内容其公司都有上会研究，但是，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与其公司之间的业务情况和债务情况是属于非正常的内容，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对其公司形成多少欠款，如何追讨欠款等，其都不知道，陈本佑从来没有在办公会上提起过，其是在2016年4月集团检查组来其公司进行专项检查时才知道。电力燃料公司承包内蒙古鄂尔多斯辛家梁煤田的事情，公司没有上会研究，是陈本佑自己的决策，使用的钱也是“小金库”的钱，其根本不知道有此事，如果上会肯定不会通过。集团禁止私设小金库，有大额资金的使用和重大决策，是属于国家“三重一大”的政策范围，都要上报集团。 5、证人郑某2证言，能与证人郑某1证言相印证。 6、能源集团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能源集团系国有独资公司，股东系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电力燃料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该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1.5亿元，2010年9月7日至2013年8月23日，股东为：省能源集团和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8月23日变更为：省能源集团和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8、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该公司系能源集团的独资公司。 9、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该公司系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公司，2010年3月26日起股东为能源集团。 10、《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陈本佑等同志聘任职的通知》、《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陈本佑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余建明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梁晓良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电力燃料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被告人邱启泉任免材料，证明2010年7月至2016年6月，被告人陈本佑任电力燃料公司董事长；2010年7月至2015年7月，被告人吴国渊任电力燃料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9月7日起被告人邱启泉任电力燃料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12年1月11日至2017年3月24日任财务部经理。 11、能源集团调查笔录及陈本佑自述材料。 12、能源集团出具的《关于福建省福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对外融资情况的说明》及能源集团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证明根据公司规定，权属企业的对外融资应当报经能源集团批准，但自2013年１月至2016年3月止，电力燃料公司的对外融资（含信用证融资）均未按规定报经集团批准。 13、黄某关于董事会决议代签名情况说明、邱启泉关于董事会决议的情况说明、卢某的情况说明，证明电力燃料公司对外融资或向银行贷款所出具的董事会决议上卢某的签字系由黄某代签。 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0]17号）、中共福建省政府国资委委员会《关于企业“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实行专项报告制度的通知》、能源集团《关于印发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共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关于建立权属企业“三重一大”决策事项实行专项报告制度的通知》、电力燃料公司《关于下发〈“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能源集团《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出资企业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证明凡属企业“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决策事项均纳入报告范围，应当上报集团审核、会审的合同签订事项，同时纳入报告范围，向集团公司纪委报告。凡属企业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都必须由企业领导班子集体决策，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15、《电力燃料公司领导班子会议事规则》、《电力燃料公司董事会议会规则》，证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议事范围，包括：公司重大投融资、贸易决策、公司内设机构、高管人员人事任免及薪酬等。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时，应当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其表达意见。 16、2013、2014年电力燃料公司与鑫东鸣公司煤炭购销合同、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电力燃料公司向鑫东鸣公司付款31400万元的凭证。 17、电力燃料公司与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对账结算书、能源集团《关于电力燃料公司相关问题说明的函》。 18、2014年电力燃料公司收取江浩公司平安银行承兑汇票资金去向、江浩公司、鑫东鸣公司银行开户及账户明细等资料、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及华港鹏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华港鹏辉公司账目资料、中恒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 19、陈本佑银行账户明细、杨平银行账户明细、鑫东鸣公司银行账户明细、中恒公司银行账户明细、华港鹏辉公司银行账户明细等。 20、关于王法钦支付1500万元的情况说明及支付凭证，证明受陈本佑委托，图龙公司的王法钦代表图龙公司付款给电力燃料公司６笔款项，共计1500万元。备注用途为鑫东鸣公司退款，实际图龙公司与鑫东鸣公司无业务往来。 21、被告人户籍证明。 22、到案经过，证明陈本佑和吴国渊经侦查机关依法传唤后，分别于2016年9月13日和9月21日到案接受调查。邱启泉经侦查机关民警电话通知后，于2016年10月12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1Ｐ7-9） 23、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证明扣押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公章共七枚。（1Ｐ34-37） 24、被告人陈本佑供认：2010年7月至2016年6月，其担任电力燃料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负责全面掌管公司经营。公司董事会成员设7人，其中公司本部设4人，分别是其（董事长）、郑某1（党委书记）、郑某2（副总）、吴国渊（副总）。集团及集团权属企业股东设3人，分别为俞建辉、黄金平、卢某。其中俞建辉在能源集团公司本部，黄金平及卢某在永安煤业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要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5人）同意才生效。其中俞建辉、黄金平、卢某在公司外，电力燃料公司开董事会事先会通知他们来参会，遇到有事不能到场参会要出具请假材料，董事会要满5个人才能开会。董事会决议是董事会参会成员当场签字。2014年至2016年，公司多次向银行申请融资，有向光大、浦发、农业、平安、兴业、中国银行等申请融资。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按正常只能用于公司的贸易往来，支付货款、购买煤炭。根据能源集团对其权属企业的融资活动规定，其公司开展融资业务要经过集团批准，除集团权属财务公司、担保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外，未经集团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融资和担保（对内或对外）业务。其公司申请融资未向能源集团上报，其是考虑集团下面的其他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都是要向能源集团上报并要能源集团为他们公司作担保才能拿到银行的授信，而其公司和银行的业务往来都很顺利，不需要能源集团做担保就能拿到银行的融资授信，所以其觉得没有必要向集团上报。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提供了董事会决议，但董事会其实也没开，就是公司内的4个董事商量一下就向银行融资了。董事会决议上“卢某”的签名是找公司人员代签卢某的名字，不是本人签署。其听吴国渊说是黄某代签。找人代签“卢某”的名字是图方便。2015年5月份，吴国渊辞职，由邱启泉办理。 按照约定，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欠其公司这么多钱，可以终止履行合同，要求赔偿，提起民事起诉的，但其没有上报集团，也没有终止履行合同或者提起民事起诉。其是爱面子，也太自信，想通过自己向杨平追回钱款，另外还想通过努力挣钱来弥补。 至今，其不清楚杨平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欠其公司具体多少钱。但是9船煤的1.7亿元，信用证提前贴现循环倒账的利息3057.62万元，以及其公司替江浩公司偿还的平安银行贷款5750万元和为中恒公司冲账的590万元，这几个都很明确。 2010年7月,其因业务上事情通过公司在秦皇岛办事处的主任陈某认识了杨平，经调研杨平的公司煤炭业务的发运量很大，便开始与其有业务往来。在与杨平业务往来中没有收受杨平好处。当时杨平有煤炭资源，其方提供预付款，从2010年到2014年初都是很正常的贸易业务，就是2014年上半年杨平的资金链不行了，才导致后面的烂摊子。 公司在石狮鸿山有个火力发电站，根据炉子的要求必须使用内蒙煤炭，当时煤炭很紧张，其经过考核、调研，杨平的公司依托山煤国际、大同煤炭集团在曹妃甸、秦皇岛有大量的煤炭业务，能满足其公司的要求，通过公司在秦皇岛办事处主任的陈某认识了杨平。煤炭市场有一个环渤海价格指数，有限定最高价和最低价，两者相差十元左右。集团要求其给石狮鸿山发电站的煤炭价格为环渤海指数的下限再下浮5元每吨。这跟市场的价格每吨会差20余元。因为这个政策，其和杨平商量，先把全额货款支付给杨平控制的鑫东鸣公司，从鑫东鸣公司取货后，绝大部分煤炭供货给鸿山电厂，还有一小部分向市场供货。这些都是2013年底以前与杨平的合作模式，所以账面上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都会有1亿元左右的货款没有回笼。2014年后，煤炭形式发生变化，价格下行，导致江浩公司、鑫东鸣公司更多的货款没有回笼，金额超过2亿元。2014年6月之后，与杨平就没有产生真实的交易。为了弥补之前产生的2亿元亏空，其与吴国渊经研究，擅自决定利用国内信用证180天的周期，采取新账还旧账的方式，开具了33张信用证，并提前贴现，循环倒账，偿还以前的欠款。江浩公司、鑫东鸣公司的欠款实际没有减少，反而产生了贴现利息3057.62万元。之所以在2014年6月之前与杨平发生这么大的贸易额，是因为2011年杨平的价格优惠，在几个国有发电厂中，只有鸿山发电厂是盈利的，达7000余万元。2012年，公司与杨平合作的煤炭达280万吨，总金额大概十二、三亿元。2013年，公司扩大规模，与杨平合作的煤炭达350万吨，总金额大概十五、六亿元。2014年上半年，与杨平合作大概只有100多万吨。下半年，就没有贸易了。2013年因为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为了保证每个月有足够的煤炭进货量，有压一亿元的货款在杨平那里，不足一亿元时公司会向杨平补充。2014年因为经济下行，加上没有及时催款，导致杨平的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欠款达二亿余元。具体以审计为准。当时经营过程中，其也没有真正细算这两家公司欠其多少钱，反正财务数据做账就是虚假的，报给集团的财务数据也是假的。 在杨平已欠这么多货款的情况下，其有派人去摸清杨平对外的欠款，杨平名下有否不动产，但都被民生银行查封了，且外债累累。但是其没有向集团去汇报杨平欠款的事情，也没有召开董事会进行研究，也没有提起诉讼追偿杨平的欠款。其跟杨平没有特殊关系，在贸易中也没有存在私利。 另外，其通过派人向杨平追回8000多万元，其中账面上7000多万元、现金1410万元。其中6000万元是在2014年9月，通过天津中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偿还的，其中5000万元由天津中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汇到鑫东鸣公司账户，再由鑫东鸣公司汇到其公司账户，1000万元则直接由天津中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汇入其公司小金库洪某的卡上。该6000万元其公司、天津中明电力燃料有限公司、鑫东鸣公司有签署三方协议，同意作为鑫东鸣公司欠款抵扣。还有2000万元是2014年7月，由鑫东鸣公司直接汇入其公司账户。还有410万元，大约是在2014年7月，经德盛源公司老板黄庆森和鑫东鸣公司老板杨平的同意，将德盛源公司欠鑫东鸣公司的410万元直接汇入其公司溜洪某的卡上。转入洪某卡上的1000万元和410万元，都用于公司购买煤炭，销售后所得钱款作为公司盈利入账。 2014年6月份后，杨平出事情跑了，其就跟图龙公司的老板王夫商量，让他把欠其公司利润的钱先打1500万元到鑫东鸣公司账户上，再由鑫东鸣公司转到其公司账户，作为替鑫东鸣公司的还款。事后其知道王夫是以王法钦的账户转进来的。这件事情杨平也知道。 2016年3月底，其任职到期，退出公司领导班子，4月初其单独向集团公司董事长林金本汇报电力燃料公司资金出现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给集团领导。集团公司于5月份派集团工作组进驻其公司调查此事。 25、被告人吴国渊供认：其自2010年公司成立至2015年5月，就职于福能电力燃料公司，担任副总，分管财务、工会，2015年5月后辞职。2014年后银行要求公司申请融资需要董事会决议，当时其公司有董事会成员7人，其中公司本部4人，其、陈本佑、郑某1和郑某2，集团及集团权属企业股东3人，分别为俞建辉、黄金平、卢某，其中俞建辉在能源集团公司本部，黄金平及卢某在永安煤业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生效要求5人签字才能生效。公司本部的4个人都是本人直接签字，但是卢某的签字是其按陈本佑指示找黄某代签，其没跟卢某本人打招呼。 2014年至2016年，其不知道公司向银行融资有否上报集团审批，这是陈本佑的职责范围。 2010年电力燃料公司成立是为了满足福能集团石狮鸿山电厂的供煤需求。当时集团给其公司的价格标准是要比环渤海的价格低3-5元结算给鸿山电厂，但是公司当时在神华、伊泰、中煤等这些大型的煤炭公司拿不到煤或者量达不到需要，甚至亏本，而当时杨平的鑫东鸣公司给其公司的政策是可以按照给鸿山电厂的交易价格便宜每吨10元给其公司，所以其公司就和鑫东鸣公司开始贸易。刚开始都是正常贸易按每船结算，后来公司为了做大营业规模，赚取更多利润，陈本佑就和杨平合作通过预付款向鑫东鸣公司购买煤炭，其公司加价8-10元卖给江浩公司，江浩公司再加价卖给其他公司，其公司从中赚取差价获取利润并做大营业额。杨平也可以先拿到其公司的预付款去买煤或做其他事情。但支付预付款给鑫东鸣公司，如果杨平没有货或者没有钱还，就存在公司预付款无法收回的风险。刚开始杨平都正常回款给其公司，也没有意识到风险。大约2013年开始，公司与鑫东鸣公司的营业额越做越大，而杨平也出现回款慢的情况，其公司还有支付预付款，就导致了货款没有收回，逐渐累加就形成大约4亿元多欠款，具体以财务账为准。直到2014年4、5月份杨平就彻底还不上钱了。集团对其公司的借款总额和应收账款有总额限制。公司开出的信用证，在开证时候没有记录公司账，信用证到期时才计入公司账，所以集团发现不了。 26、被告人邱启泉供认：其2012年初任福能电力燃料公司财务部经理，主管会计部门做帐、配合公司总会计师副总吴国渊融资。其公司融资先由吴国渊和公司负责买煤卖煤的业务部门经理洪某联系确定差多少钱（包括下个月买煤要多少钱＋海关增值税钱＋还给银行的钱-从下游收回的货款），吴国渊再和银行联系沟通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然后吴国渊把融资方案报给陈本佑，具体落实到每一笔融资的时候由业务部门提出融资申请，由财务部门审核，再分别由分管领导、公司董事长陈本佑签字审批。2015年5月1日吴国渊辞职后就交由其办理融资。 从2014年开始，公司多次向银行融资、办理信用证。银行办理融资要求公司出具融资授信的董事会决议。当时公司董事会成员设7人，其中公司本部4人，分别是陈本佑（董事长）、郑某1（党委书记兼副总）、郑某2（副总）还有吴国渊。集团及集团权属企业股东3人，分别为俞建辉、黄金平、卢某。其中俞建辉在集团公司本部，黄金平及卢某在永安煤业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生效要求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5人）同意才生效。2014年至2016年间，其公司向银行融资、办理信用证没有召开董事会决议，只是找董事成员签字，其中陈本佑、郑某1、郑某2，吴国渊是本人签名，而“卢某”的名字是吴国渊找黄某代签的。2015年5月吴国渊辞职后，就由其找黄某代签。正常应该由公司派车找董事本人签字，找人代签违反集团公司规定，但是陈本佑和吴国渊交待的。陈本佑知道“卢某”的名字是代签。 福建能源集团对其权属企业进行融资活动有管理规定，要向集团报告，批准后才能融资。2014年至2016年，公司向银行融资没有上报集团审批，其曾提醒吴国渊要向集团汇报，但吴国渊都是模糊过去，也没上报集团。后来其就直接和陈本佑提了，陈本佑都是说让其先去办。其公司和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在2010年9月份就开始有贸易往来。截至2014年3月鑫东鸣公司欠其公司达1.88亿元，江浩公司欠款达1.23亿元。其公司向集团报财务报表时，集团没发现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欠款异常，一是其做帐把欠款分开处理到应收、库存、预付科目，二是信用证做的是表外备查处理。这样不容易被看出来。 关于被告人陈本佑及其辩护人提出陈本佑在涉嫌的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中有自首情节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现无证据证明陈本佑在涉嫌的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中有自首情节。该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吴国渊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吴国渊有提供犯罪线索协助抓获其他案犯，属立功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卷内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出具的侦破经过得不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不能证实被告人吴国渊有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线索行为，且吴国渊的立功线索亦来源不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吴国渊有立功。该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吴国渊的辩护人提出国内信用证贴现产生的财务费用不能认定为国有公司人员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吴国渊是受陈本佑指使违法履行职务的具体执行人员，不是违法决定的决策者，吴国渊在本案中与邱启泉一样居于从属地位，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吴国渊在明知鑫东鸣公司、江浩公司对电力燃料公司存在巨额欠款无法归还的情况下，仍然和陈本佑共同商量采用信用证循环倒账的方法掩饰可能产生的坏账，由此给电力燃料公司造成的信用证贴现费用等损失均是陈本佑等人滥用职权所致，均应认定为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吴国渊虽不是决策者，但其作为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积极参与并负责信用证循环倒账的具体操作与安排，在共同犯罪中不属从犯。该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本佑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52788.08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陈本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390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又构成挪用公款罪，且情节严重。对陈本佑依法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吴国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1317.93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被告人邱启泉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经济损失922.22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吴国渊和邱启泉的行为均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陈本佑挪用公款在案发前已归还，可予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吴国渊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邱启泉在滥用职权的共同犯罪中，作用比陈本佑和吴国渊较小，在量刑时可酌情考虑，邱启泉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予减轻处罚。综合考虑被告人吴国渊和邱启泉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邱启泉的辩护人提出邱启泉在本案中是根据公司领导指令伪造合同，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且有自首情节，建议对邱启泉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邱启泉在共同犯罪中负责信用证循环倒账的具体操作，其所参与的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922.22万元的特别重大损失，不属从犯，更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该意见合理部分酌予采纳。 根据被告人陈本佑、吴国渊、邱启泉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性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本佑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9月14日起至2024年9月13日止。） 二、被告人吴国渊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从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邱启泉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从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扣押的鑫东鸣公司和江浩公司公章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张秀梅 审判员  高芸秀 审判员  王奇峰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卉 吴晓颖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