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民终1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至强，男，1959年1月2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内地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台湾商务大厦6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Ａ）,内地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台湾商务大厦6楼）。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娟，北京蓝鹏（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加其，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林，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21号2203单元。 法定代表人：林加其。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林，福建乐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彦君，女，197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汪安南，男，196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陈湘，男，196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第三人：陈剑明，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福建省福清市。 第三人：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镇县府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剑明。 上诉人李至强、张湘琳因与上诉人林加其、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厦门永福贵公司）、被上诉人叶彦君及原审第三人汪安南、陈湘、陈剑明、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下称贵州永福贵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1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至强、张湘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丽娟，上诉人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叶彦君及第三人汪安南、陈湘、陈剑明、贵州永福贵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至强、张湘琳向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公司立即向二原告支付转让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收益的40%即960万元及利息（以96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12月3日起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向二原告返还多收的项目公司（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分摊款5020503.4元及利息（以5020503.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3月30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本案的财产保全费及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共同负担。 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13日，原告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共同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及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为此向被告林加其、叶彦君支付600万元（人民币，币种下同）款项。2014年10月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135号、第1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由于原审法院已经认定60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李至强、张湘琳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费用的分摊款。因此，李至强、张湘琳对贵州永福贵公司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益，可以另行主张。”因此，原告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40%的投资权益。 但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利用全面控制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继而控制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方式，在未经二原告许可情况下，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分别在2012年10月8日转让给汪安南20%股权，于2012年11月2日转让给陈湘、陈剑明70%股权，获得股权转让款及溢价收入合计2400万元。因二原告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40%的权益，因此，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公司应将960万元股权转让收入支付给二原告，但至今尚未支付。此外，二原告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载明的林加其、叶彦君为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投入1500万元与事实不符。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只有2448741.5元。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李至强、张湘琳分摊前期费用的40%即979496.6元。因此，被告林加其、叶彦君应退还多收原告分摊款5020503.4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 原审查明：贵州永福贵公司自成立之日起的股东持股情况为：厦门永福贵公司于成立时持股100%；2012年10月，厦门永福贵公司持股80%，汪安南持股20%；2012年11月，陈湘持股50%，陈剑明持股30%，厦门永福贵公司持股10%，汪安南持股10%。 2011年9月15日，华电公司作为甲方，厦门永福贵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已经贵州省发改委核准在设立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批文文号为黔发工业【2009】2094号）。甲方以变更项目投资人的形式，将拟设立于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转让给乙方。甲方在前期申请水泥项目立项过程中已发生的各项支出和费用，乙方同意补偿甲方500万元。 同日，华电公司作为甲方，贵州永福贵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已经贵州省发改委核准在设立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批文文号为黔发工业【2009】2094号）。甲方以变更项目投资人的形式，将拟设立于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转让给乙方。 2011年12月13日，林加其、叶彦君作为甲方，李至强、张湘琳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载明：林加其、叶彦君投资设立的厦门永福贵公司（总公司）向中国华电公司购买到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内立项投资建设大型水泥厂（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投资、建厂、生产项目及相关部门对此批准的批文，并为此以厦门永福贵公司全资成立了贵州永福贵公司（子公司）用于运作本项目的立项、选址、建厂、购矿等事宜。林加其、叶彦君前期为项目运作及筹办设立了贵州永福贵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另为购买该贵州省桐梓县的该水泥厂项目的批文、资料和相关费用二项合计支出了人民币1500万元。林加其、叶彦君转让厦门永福贵公司100%股份中的40%股份给李至强、张湘琳，双方在本协议订立后5天内到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转让后林加其、叶彦君占厦门永福贵公司60%股份，李至强、张湘琳占40%股份。前述林加其、叶彦君支付的该二项费用人民币1500万元由乙方分摊40%，即李至强、张湘琳支付人民币陆佰万元给林加其、叶彦君，此款于协议签订20日内付清。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总公司及贵州子公司的公司损益双方按股份比例承担和分享。厦门永福贵公司后续投资贵州永福贵公司所需首期资金暂定为人民币8000万元，李至强、张湘琳应先行支付投资资金的40%，余下的60%资金由林加其、叶彦君负责。双方不改变股份比例，第二期后续资金另行约定安排。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应依约承担及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40%的损失及权益。 2012年3月16日，桐梓县人民政府作为甲方，厦门永福贵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协议》，约定：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配套余热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14亿元，一期投入9亿元，二期投入5亿元。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拆迁补偿按遵义市、桐梓县相关补偿标准最下限执行，拆迁补偿金额经双方核定后，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2012年4月11日，张湘琳、林加其、叶彦君、李至强在厦门吕岭路122号香榭咖啡二层召开关于厦门永福贵公司在贵州遵义市桐梓县投资建设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的投资计划第四次会议，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公司与桐梓县订立的协议有关矿山开采前应做矿山范围的详细地址勘查；股东对外项目的投资合作，或与出资方洽谈投资项目的资金，须股东统一合作对外洽谈；前期项目的财、会及相关费用开支方面，建厂的工作由李至强负责落实决定。 2012年4月16日，李至强转账100万元给厦门永福贵公司。 2012年5月22日，李至强与项目部工作人员在桐梓项目部召开会议，形成桐梓永福贵水泥项目部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载明：总公司明确建厂阶段负责人为李至强，项目部工作必须对李至强负责。 2012年7月21日，桐梓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陈春苑，该公司财务）交来档案袋贰袋（已封存），档案袋内内容不详。”7月30日，陈春苑到厦门市公证处出具二份《公证书》，公证的情况说明载明：其系贵州永福贵公司的出纳。2012年6月15日，贵州永福贵公司员工赖庆瑞、赖德成强行自其处夺走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2012年7月20日，公司职员赖庆瑞拿出林加其签名的通知，通知其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要求交出公司所有资料及财务章。其报告给李至强后将公司印章和资料交由桐梓城南派出所民警保管。 2012年7月24日，林加其通过EMS方式向李至强发出二份催告函，其中一份要求李至强于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合作协议项下的投资资金3200万元，逾期支付的，林加其将依法解除合作协议，另一份要求李至强于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及违约金40万元，逾期支付的，林加其将依法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林加其对此办理了保全证据公证，厦门市公证处证明与公证书相粘连的二份催告函复印件与林加其于2012年7月24日邮寄给厦门市裕鑫古玩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李至强的原件内容相符。该两份EMS邮件寄至：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24号-126号凯悦丽池大厦三楼东侧厦门市裕鑫古玩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李至强收。 2012年9月3日，厦门永福贵公司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对其通过ＥＭＳ向李至强、张湘琳邮寄《告知函》、《关于追加投资的催告函》经过进行公证，告知因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项目已进入征地拆迁的实质性建设阶段，其收到贵州永福贵公司要求追加后续投资先期资金3200万元的来函。因此，催告李至强、张湘琳在收到催告函之日起三日内向其支付该项目后续资金3200万元。 2012年11月2日，厦门永福贵公司作为甲方，陈湘、陈剑明作为乙方，双方就贵州永福贵公司股份转让事宜达成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厦门永福贵公司持有贵州永福贵公司80%股份中，现将其中70%股份转让给陈湘、陈剑明，股份转让款350万元，陈湘、陈剑明另外补助林加其1750万元。该协议还约定，股份变更后，原厦门永福贵公司股东张湘琳、李至强的股份退股资金由林加其负责500万元，差额不大于200万元由新组成的股份（贵州永福贵公司）共同承担，若超出200万元或无法解除股份（张湘琳、李至强）所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概由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自行承担。若发生公司因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与原股东（张湘琳、李至强）的官司而导致贵州永福贵公司被查封、冻结，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须1.5倍赔偿陈湘、陈剑明付给的补助款，并用股份作为担保。 2012年11月23日，贵州永福贵公司作为甲方，遵义黔地源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一份《地质勘查合同》，对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石灰石矿山地质详查，工程地点位于贵州省桐梓县后湾大山，商定的合同价款为68万元，包干使用。 2012年12月4日，贵州永福贵公司向厦门永福贵公司发出一份《股东出资通知书》，载明：根据公司目前运转情况，春节前需使用资金2500-3000万元用于拆迁预估1000多万元，土地350亩约1500万元，为此，本期出资总额按2500万元比例出，请股东在五天内按股东比例出资。 2012年11月12日、2012年12月10日、2013年8月5日，厦门永福贵公司分七次转账100万、100万、50万、50万、100万、100万、50万，合计550万元至贵州永福贵公司账户，转账凭证摘要注明系投资款。 2013年4月24日，贵州永福贵公司作为甲方，遵义黔地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2年11月23日甲、乙双方签订的地质勘查合同中第二条、第二款、第二节钻探工作中的取样，岩芯保存的前期工作存在严重失误，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在原勘查的矿山第四个孔位置再钻打一个孔，为明确责任，特签订补充协议条款。……价款与结算：价款按原双方商定的全包干形式包给乙方。最后以实际孔深参照《孔深180米、全包干6万元计算》平均价格结算。 存档于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厦门永福贵公司201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及审计、会计报告、资产负债表等均未显示厦门永福贵公司于2011会计年度应付嘉琪水泥公司讼争项目补偿款等内容。 2013年7月3日，厦门市公安局《关于李至强、张湘琳控告林加其、叶彦君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办理情况报告》（厦公文（2013）144号）载明：2012年10月8日，林加其在未经厦门永福贵公司注册股东李至强、张湘琳同意的情况下，代表该公司与汪安南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该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20%股份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汪安南，并在桐梓县工商局办理了股份变更手续，汪安南向厦门永福贵公司购买股份的转让金已于2012年12月3日存入该公司账户100万元，另200万元股份转让金尚未支付。2012年11月2日，林加其在未经李至强、张湘琳同意的情况下，代表厦门永福贵公司与陈湘、陈剑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该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份以2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湘、陈剑明。同时汪安南与陈湘、陈剑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10%股份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湘、陈剑明。……林加其在接受调查询问时，承认其未经李至强、张湘琳同意，代表厦门永福贵公司将该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份转让，并以其个人账户收取了陈湘、陈剑明支付的1750万元股份转让金。林加其辩解称，由于张湘琳、李至强未向其支付购买厦门永福贵公司股份的转让金，且未按约定对贵州永福贵公司水泥生产线项目投入后续资金，双方因股权纠纷、合同纠纷在法院进行诉讼，无法继续合作投资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项目，为保住该水泥生产线项目、减少损失，其才通过出让贵州永福贵公司股份另找合作伙伴投资该公司水泥生产线项目。 2013年11月14日，寻乌县公安局吉潭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我辖区村民李至强，男，汉族，1966年01月19日出生，户籍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身份证号码4414221966××××××××；于2008年04年14日从广东省大浦县迁移到本所，准迁证编号为赣03383940,2008年04月14日办理了二代身份证，户籍系统上显示李至强户中的家庭关系都是非亲属关系，李至强户中有4人，其中迁出注销2人，由于李至强、黄锶滢从未在吉潭镇团结路居住，关于李至强、黄锶滢的情况我们已向寻乌县公安局户政科报告删除李至强、黄锶滢的户口。 2014年9月6日，寻乌县公安局户政科出具一份《户口注销证明》，载明：李至强，男，1966年1月1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4414221966××××××××，原户籍地址为江西省寻乌县，上述人口信息已被我局依法注销。 2014年10月31日，寻乌县公安局户政科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香港居民李至强（男，香港身份证号：×××8086（4））,违规在广东省大浦县公安局茶阳派出所落户后，迁入寻乌县吉潭镇吉潭村团结路99号，并办理居民身份证（身份证号码：4414221966××××××××）。我局已于2014年3月1日，依法将其户口和身份证注销。 2017年1月4日，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江南派出所出具一份《注销户口证明书》，载明：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南居委新沙院18号（户号006902342）。身份证号码：4414211962××××××××。现因其持有双重身份我局现对其上述户籍给予注销。为此特证明：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大陆曾用身份证号码：4414211962××××××××）与张湘琳，女，1962年8月1日出生。香港居民［香港身份证号码：×××6876（Ａ）］系同一个人。 同日，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出具一份《户口注销决定书》，载明：经调查核实，原我辖区居民张湘琳，女，公民身份号码：4414211962××××××××，户籍地址：梅江区新沙院18号的户口系重复户口，已于2017年1月4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条、第六条、第十条等有关规定予以注销。其现户口为：张湘琳，香港公民身份号码：×××6876（Ａ）。 另查明： 2012年8月，李至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2）厦民初字第865号案件，诉请撤销李至强、张湘琳与林加其、叶彦君于2011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后撤回起诉。 2012年10月，林加其向原审法院提起两起诉讼，案号为（2012）厦民初字第1040号及（2012）厦民初字第1041号，分别诉请解除林加其与李至强、林加其与张湘琳于2011年12月13日签订的《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李至强、张湘琳将其持有的厦门永福贵公司20%的股权返还给林加其，并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原审法院受理上述两个案件后，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2012）厦民初字第1040号及（2012）厦民初字第1041号民事判决书。后李至强、张湘琳分别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135号、1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在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李至强、张湘琳支付的600万元款项系依据《合作协议书》所应分担的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的投资款……由于原审法院已经认定600万元款项的性质系李至强、张湘琳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费用的分摊款。因此，李至强、张湘琳对贵州永福贵公司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益，可以另行主张。” 2013年7月，林加其、叶彦君以李至强等违约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并退还600万元，后于2013年10月申请撤诉。 2015年3月5日，林加其、叶彦君向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于2011年12月13日与李至强、张湘琳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由于各方未约定适用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讼争合同具有最密切关系的内地法律。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二、合同双方是否具有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三、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返还多收的前期投资分摊款的主张可否予以支持。 一、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否有效 原告认为，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被告认为，李至强使用虚假身份骗取被告与其签订《合作协议书》，导致被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并遭受重大损失，李至强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因此，被告已经另案起诉撤销讼争《合作协议书》，本案应当中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立法原意，因欺诈订立的合同可予以撤销须同时满足四个要件：一是欺诈方具有欺诈的故意。二是欺诈方实施欺诈行为。三是被欺诈的一方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受害人基于虚假的情况而对合同内容发生了错误认识。四是被欺诈人因认识错误而作出了意思表示。被欺诈人在因欺诈发生了错误认识后，基于错误的认识作出了意思表示并订立了合同。 就本案而言，原审法院认为，鉴于：1、从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内容来看，合同主文并未要求列明签约双方的身份信息，亦未有与签约双方特定身份相关的特别履约事项之约定。2、从原、被告当庭诉辩及举证情况来看，被告虽主张原告以虚假身份骗取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系基于原告的内地居民身份才同意与之签订讼争合同，即原告的内地居民身份对其是否签约具有重大影响，反之如原告是香港居民，则不具备与之签约的条件。3、被告亦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如非内地居民，对讼争合同的履行过程具有影响，以及该影响的利害关系及后果如何。4、被告主张讼争《合作协议书》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原告未依约履行后续出资义务，而非因原告的香港居民身份对合同履行具有相关行政政策性的限制及约束，从而阻却了合同正常履行。实际上，就原、被告签订讼争合同以及履约过程来看，即使原告于签约之际确有向被告隐瞒其系香港居民身份之事实，该隐瞒的身份信息也与合同内容无密切联系。在与合同内容无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认为该隐瞒事实的行为与被告认识错误之间有因果关系，更无法确认被告系基于身份虚假情况而对合同内容发生了错误认识，且因该种错误认识作出了意思表示并订立了合同。换言之，该身份隐瞒之行为与被告签约及履约等意思表示之间既无密切联系，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应予撤销之要件。因此，被告关于因原告隐瞒身份事实构成欺诈，讼争《合作协议书》应予撤销之主张，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原告李至强、张湘琳与被告林加其、叶彦君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诚信履约。此外，因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而被告林加其、叶彦君于本案受理之后，即2015年3月向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于2011年12月13日与李至强、张湘琳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因本案受理在先，且讼争《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系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问题之一，原审法院有权对讼争《合作协议书》是否具有效力进行审查、认定，本案不具有中止审理的法定事由。因此，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要求中止诉讼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合同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的承担 原告认为，讼争《合作协议书》未能继续履行系因被告违约所致，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单方擅自将其持有的90%贵州永福贵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且抢夺原告管理的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及账册等资料，导致双方合作事项无法进行。 被告认为，因原告拒绝继续履行后续3200万元的出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导致双方合作事项无法进行。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违约的问题。根据原告举证的厦门市公安局《关于李至强、张湘琳控告林加其、叶彦君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办理情况报告》（厦公文﹝2013﹞144号）内容及原、被告当庭陈述情况，被告林加其代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确实损害了投资人李至强、张湘琳应享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之投资权益，导致投资合作基础破裂，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讼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具有较大过错，应负主要的违约责任。关于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转让款的金额，虽然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与第三人陈湘、陈剑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70%股权转让款为350万元，而陈湘、陈剑明转给被告林加其的1750万元系另外补助给被告林加其的。但根据前述厦门市公安局《关于李至强、张湘琳控告林加其、叶彦君涉嫌职务侵占案件办理情况报告》（厦公文﹝2013﹞144号）内容，被告林加其自认其将厦门永福贵公司所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以2100万元价格转让给陈湘、陈剑明。其中，175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被告林加其以其个人账户收取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给陈湘、陈剑明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的转让款实际应为2100万元。 关于原告是否违约的问题，鉴于：1、讼争《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水泥厂生产线投资项目的前期投资仅1500万元，后续投资的暂估金额为8000万元，原告负有40%的出资义务，被告负有60%的出资义务。即原、被告均负有后续出资义务，只是后续出资时间和金额需另行约定。2、被告举证的厦门永福贵公司与桐梓县人民政府于2012年3月16日签订的《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协议》载明：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涉及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拆迁补偿，且该补偿应由厦门永福贵公司负担，该项目总投资14亿元，项目所需资金由厦门永福贵公司自有资金及贷款解决。原、被告双方于该协议签订后随即召开关于投资建设年产300万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计划第四次会议，对厦门永福贵公司与桐梓县订立的协议有关地质勘察事项及对外项目投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3、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确通过公证邮寄的方式向原告发出过催告函，告知其因贵州省遵义市水泥熟料生产线投资项目进入征地拆迁阶段需要资金，要求原告履行后续出资义务。4、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其持有的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后，又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期间分次合计投资550万元至贵州永福贵公司。5、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仍在投资建设阶段，尚未投入生产，亦未有任何经营性盈利。上述事实表明：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在首期1500万元出资后，无论依照合同约定，还是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确有继续投资该项目之必要，厦门永福贵公司后期继续投资贵州永福贵公司亦可予以佐证。 但原告应予出资的金额及时间不宜依照催告函中要求的即时支付3200万元投资款项等内容予以认定。理由如下：1、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虽然后续按比例支付了550万元，但后续投资总额与催告函要求的40%投资总额3200万元及讼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投资总额8000万元均有较大差距。2、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自2012年11月起至2013年8月期间分七次陆续出资，其首次出资的时间与被告林加其于2012年7月发出催告函的时间间隔了四个月之久。3、贵州永福贵公司于2012年12月4日出具的《股东出资通知书》中提到根据公司运作情况，公司需要使用资金的时间系“春节前”，该时间点亦与2012年7月被告林加其发出催告函中所称讼争项目急需资金的时间不一致。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实际后续投资的时间和项目投资总额均与被告林加其发出催告函所载明的内容有较大出入的情况下，被告林加其关于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在其发出催告函后未及时出资已构成根本违约之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李至强、张湘琳负有后续出资的义务，而未能与被告进行沟通、协商，继而继续出资，其主观具有一定过错，但考量到被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原告应出资的金额及时间等因素，原审法院认定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应付次要违约责任。 综上，无论基于何种理由，被告林加其代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在讼争《合作协议书》尚未解除的情况下，越过原告直接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即以行为表明不准备继续履行讼争合同，其行为是导致本案讼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讼争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主要原因。因此，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的40%投资权益。该投资权益的计算期间应为讼争合同自签订之日起至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之日止，而原告所享有的投资权益应为贵州永福贵公司于前述计算期间的收益扣减支出之结余。关于贵州永福贵公司于该期间的支出，原审法院认为，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中关于工人工资等支出系正常、合理性支出，然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支出的具体数额，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被告举证的其余开支项目，经原告质证后，仅有一项地质勘探费用，但贵州永福贵公司与遵义黔地源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地质勘查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时间分别系2012年11月23日以及2013年4月24日，两份合同的签约时间均在被告厦门永福贵公司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之后。因此，被告举证的地质勘探费用发生时间不在本案讼争投资收益计算期间之内，该项地质勘探费用不应列入讼争投资权益的支出项予以抵扣。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可享有的投资权益应为：（2100+300）×40%=960万元。因被告林加其以其个人账户收取了贵州永福贵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共同承担投资权益返还责任。同时，原告在讼争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亦有过错，其关于要求被告支付转让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收入之利息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返还多收的前期投资分摊款的主张可否予以支持 原告认为，贵州永福贵公司前期投资仅有2448741.5元，而非讼争合同约定的1500万元，多收的前期投资款应返还给原告。 被告认为，前期1500万元系签订讼争合同之前发生的费用，双方已经确认，不存在多收的投资款，不应予以返还。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明确载明讼争水泥厂生产线项目的前期投资分为两部分，即被告林加其、叶彦君设立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注册资本金500万元，以及购买贵州省桐梓县的水泥厂项目的批文、资料和相关费用，合计1500万元。原告李至强、张湘琳在讼争合同上签字，表明其对上述合同主要条款所载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并接受合同约束，随后亦按照合同约定的40%出资比例支付了相应的投资款。因此，在讼争合同已签订并部分履行情况下，原告虽主张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的前期投资款实际投入与合同约定不符，要求返还多收取的前期投资分摊款，但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之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多收项目公司前期投资分摊款的主张，不具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判决：一、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至强、张湘琳支付投资收益960万元；二、驳回原告李至强、张湘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246元，由原告李至强、张湘琳负担42246元，被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负担79000元。 一审宣判后，李至强、张湘琳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李至强、张湘琳上诉称：一、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项目前期开支分摊款，并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首先，上诉人事后发现，合同条款载明的“支出了人民币1500万元”等内容并非客观事实，上诉人显然不能受虚假支出事实的约束。其次，《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系属于被上诉人承诺对讼争项目在《合作协议书》签署前的实际开支相关信息进行披露。该项信息披露条款，并不是双方对讼争项目前期支出数额的约定与确认。合同条款中对讼争项目前期支出的数额用“支出了”三个字，就是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按照被上诉人林加其、叶彦君实际支出的金额作为确定前期的分摊费用，而不是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上对前期费用支出进行预估一个数额，且被上诉人还负有向上诉人提供支出、分摊明细的义务。第三，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时，贵州永福贵公司的账上的注册资金仅为48741.5元，而被上诉人却以贵州永福贵公司注册资金为500万元要求与上诉人分摊；而且，在厦门市公安局的文件中，被上诉人林加其确定购买案涉《合作协议书》提到的水泥项目的批文、资料总的受让价款仅仅为500万元，并非支出了购买价款1000万元，且至今只支付240万元，该240万元还是用注册资金500万元抽回475万元的款项去支付的。截止被上诉人林加其擅自将贵州永福贵水泥公司转让给陈湘、陈剑明时（2012年11月2日），贵州永福贵公司列明的所有开支也只有350万元，并非1500万元。第四，前述贵州永福贵公司的500万元注册资金，被上诉人抽回475万元，显然有上诉人的40%即190万元，被上诉人林加其、叶彦君通过厦门永福贵公司不仅侵占了贵州永福贵公司的475万注册资本金资产，而且同时亦侵占上诉人190万元的财产。综上，林加其、叶彦君基于其违反诚实信用基本原则而违法不当地多收取上诉人分摊款项5020503.4元，该款应当返还并向上诉人支付其占用该些款项期间的利息。二、上诉人缺乏承担次要违约责任的事实基础，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次要违约责任的认定不当。首先，合作协议书并没有约定后续投资的具体时间，涉及双方重大投资义务事项应当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在李至强、张湘琳没有收到追加投资通知书、没有承诺之前不构成双方的合意，并不构成违约。其次，双方约定的规划、编制后续建厂、投资计划的职责是由李至强负责，在没有新的会议纪要变更上述决议之前，项目后续如何投资，资金如何安排投入等，应由李至强向合作各方发送投资催告的。因此，即使存在林加其、叶彦君于2012年7月24日、9月3日单方面发送函件催告支付后续投资款的行为，显然也违反了双方在相关会议纪要的分工约定，应认定林加其、叶彦君的行为违约。事实上，在被上诉人发送通知这一时点，讼争项目根本无需大量资金投入。被上诉人发送该项通知，无非是为了单方面倒卖合作项目、撕毁合作协议书，是其根本违约的构成部分。第三，合作协议执行过程中之所以产生纷争，是因林加其、叶彦君基于倒卖项目套取他人资金的不良动机。上诉人介入后，讼争项目在2012年3月份与桐梓县政府洽谈长达3个月的时间才签约获得项目建厂选址、用地签约及落地，讼争项目相关批文手续也获得完善，项目起死回生。由于林加其、叶彦君抢夺、侵吞合作项目的动机及目的，显然也不愿意与上诉人沟通，李至强、张湘琳除了寻求法律帮助外别无他法。三、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其非法占用上诉人应得投资收益款项的利息。首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李至强、张湘琳依约承担及享有贵州永福贵公司40%的损失及权益。而被上诉人单方面处置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并据此收到2400万元人民币款项。上诉人显然应当从贵州永福贵公司股权被转让变现之日起分得全部收益2400万元中的40%即960万元。其次，如前所述，讼争项目本来是尚未获得建厂选址、用地签约、花费不多的项目。是因为上诉人介入讼争项目之后，才与贵州省桐梓县政府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才完善了项目相关手续，也才能够卖个好价。第三，被上诉人违反合作协议约定，擅自将讼争项目90%份额转让他人，不仅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导致《合作协议书》在客观上根本上无法继续执行。因此，自被上诉人单方面处分讼争项目90%份额之日起，上诉人不再负有继续投入投资款的义务，即再也没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阻碍上诉人及时获取前述40%收益款960万元的因素。第四，被上诉人在处分过程中，虚构17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为对林加其个人补助，被上诉人恶意非法占有上诉人40%收益款960万元款项，事实清楚。为此，敬请二审法院在维持一审判决支付960万元的同时，判决向上诉人支付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占用利息。四、被上诉人叶彦君应与厦门永福贵公司、林加其共同承担责任。首先，叶彦君与林加其一样，是讼争《合作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其次，叶彦君与林加其是夫妻关系，40%收益款960万元及占用期间的利息的支付义务，系在林加其与叶彦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2.增加判决林加其、叶彦君共同向两上诉人返还多收取的合作项目前期费用支出分摊款人民币5020503.4元及自2012年3月30日起的利息款项至实际返还之日止。3.增加判决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公司共同向上诉人支付投资收益款960万元及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4.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林加其、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上诉并答辩称：原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在庭审中多次提出的本案应中止审理的抗辩以及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遵义中院）已于2017年4月20日判决撤销《合作协议书》的事实，并罔顾被上诉人根本性违反《合作协议书》在先、《合作协议书》所指向的桐梓水泥项目尚在进行且双方并未清算合作损益的背景，却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已在先根本违约又诉讼撤销合作情形下所采取的自救行为构成违约，并直接将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贵州永福贵公司部分股权的所得款项全部认定为合作项目投资收益，判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投资收益960万元，违反法定程序、事实严重不清、法律适用完全错误。 遵义中院已先于原审判决做出撤销《合作协议书》的判决，本案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的情形，原审法院本应做出立即中止审理的决定；但原审法院却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强行将属于遵义中院审理范围的撤销之诉纳入本案进行审理，且在遵义中院已判决撤销《合作协议书》之后又做出与遵义中院完全相反的判决结果，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及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李至强使用以伪造方式获得的身份信息与林加其、叶彦君签订《合作协议书》，主观上存在隐瞒真实身份信息并使用伪造身份信息签订合同的欺诈故意；案涉桐梓水泥项目需要投资十几亿元，且合作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如果上诉人签订协议前知道未来合作伙伴是连基本身份信息都敢伪造，断然不会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被上诉人伪造身份信息、隐瞒真实身份信息的行为，已影响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对相对方的基本判断，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欺诈情形，遵义中院就此做出的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 李至强、张湘琳未按照《合作协议书》履行先期出资3200万元的义务致使合作项目遭遇困难，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李至强、张湘琳于2012年8月向原审法院无端提起撤销《合作协议书》诉讼并要求返还前期投资分摊款，已表明其明确放弃合作项目，在此情形下，上诉人为挽救项目而引入新的投资者进行合作，系合法、合理且应当充分肯定的自救措施，不存在任何违约问题，原审判决将上诉人的自救行为解释为违约行为，完全颠倒黑白，事实查明不清，应予以纠正。1.《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应先期出资3200万元，上诉人在原审中已举证证明：案涉桐梓水泥项目总投资达14亿元；按照桐梓县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案涉水泥厂项目在2012年5月期间仅项目用地征收及房屋拆迁一项总计需支出安置补偿费超过6500万元，对此，被上诉人在2012年4月至5月主持桐梓水泥厂项目的前期管理工作时，对项目急需投入资金用于支付安置补偿费等费用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却拖延履行先期出资的义务，且经上诉人2012年7月24日及9月5日两次书面催告后仍不履行，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逾期履行先期出资义务只需承担次要违约责任，明显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2.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催告履行先期出资义务的书面函件之后，不是积极履行出资义务，却于2012年8月无端提起撤销《合作协议书》的诉讼并要求返还前期投资分摊款。上诉人面临合作方不出钱，不想合作，并提出诉讼要求撤销合作及退回前期分摊款的处境，难道要坐等法院漫长的审理程序，而无视项目急需用钱、随时可能陷入困境并面临巨额亏损的局面吗？在被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且恶人先告状不想再合作的情形下，上诉人引入新投资者是任何正常人当时都会采取的合理措施，原审判决是故意弱化甚至不考虑被上诉人2012年8月提起的撤销诉讼对上诉人之后决策的影响，而有意放大未经被上诉人同意这一因素。 上诉人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所持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系属于公司自治范围的一项财产处分行为，且所得款项多数又再投入合作项目之中，该项股权转让行为并非是为《合作协议书》当事人谋取项目投资收益，合作各方至今尚未对合作项目投资盈亏进行过任何清算，原审判决将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股权所得款项直接认定为合作各方的投资收益，缺乏逻辑支持及事实依据。1.上诉人厦门永福贵公司并非《合作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不受《合作协议书》的约束。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自己所持的贵州永福贵公司股权，属于厦门永福贵公司依据章程即可自行决定的事项，无须征得任何外人的同意。厦门永福贵公司在《合作协议书》当事人发生纠纷，可能影响自己利益时，将自己所持贵州永福贵公司部分股权对外转让，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须承担任何责任。2.《合作协议书》项下的桐梓水泥项目至今仍在建设之中，被上诉人与林加其、叶彦君之间的项目合作，并没有因为上诉人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贵州永福贵公司的部分股权而终结，厦门永福贵公司至今仍持有贵州永福贵公司10%的股权及项目权益，讼争双方的合作实际并未终结，如欲清算合作是否有收益，应清算至项目完结之日或双方提前终止之日。3.上诉人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股权所得款项，是否分配及如何分配，均属需由公司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被上诉人并非厦门永福贵公司的股东，无权参与收入分配的决策过程，更无法直接主张分配该等款项。况且，厦门永福贵公司在收到相关款项之后，并没有向项目合作任何一方进行分配，而是根据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建设需要，将所得款项用于追加投资、支付详勘费用及承担债务等成本支出。原审法院判决以厦门永福贵公司转让股权所得款项作为投资收益进行分配，缺乏事实依据。4.“投资收益”应当是指合作投资项目运作成功或各方提前终止项目合作之后，由各方根据项目运作情况清算得出的合作项目盈余情况。然而，《合作协议书》各方当事人至今仍未对合作桐梓水泥项目的盈亏进行过任何清算，原审法院无权也无法代为认定合作项目投资收益并做出判决。即使原审法院主动为双方清算投资收益的做法可以认可，但收益也应当是收入扣减成本之后的余额，这是基本常识，原审判决将厦门永福贵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款项直接认定为合作项目投资收益，不符财务会计关于收益的认定规则。按照上诉人厦门永福贵公司与陈湘、陈剑明2012年11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上诉人收取股权转让款及补助款的前提，是应承担矿山钻探及详勘费用、财务移交之前的一切债务以及继续投资2000万元等义务，厦门永福贵公司因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并非净收入，之后还要为自己按照协议应负担的事项支出成本和费用，这些成本和费用扣减之后才能确定为此次股权转让的收益。原审判决已查明，上诉人在此次股权转让之前已支出2012年1月至4月的人员工资223400元、员工报销费用394709元，此次股权转让之后继续在合作项目中注资550元并承担勘探费用68万元（上诉人事实上因此次股权转让在之后项目合作中支出的成本超过3000万元），这些支出、投资款及费用理应作为上诉人取得股权转让收入的必要成本进行扣减，之后才能确定此次股权转让是否有收益。然而，原审判决在查明上诉人的必要成本之后并不予扣减，还是直接将股权转让所得款项确定为投资收益进行分配，完全曲解了“投资收益”的含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李至强、张湘琳针对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的上诉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福建高院（2014）闽民终135、136号生效判决确认了李至强、张湘琳对贵州永福贵公司享有相应的投资权益。林加其在遵义中院提起撤销《合作协议书》的案件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关系，何况本案厦门中院受理在先，且认定《合作协议书》的效力也是必须审理的事实，本案的审理完全不需要以遵义中院作出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未中止是正确的。二、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认为李至强以伪造的方式获得身份信息与林加其、叶彦君签订《合作协议书》，存在欺诈的故意，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欺诈情形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合作协议书》主文内容并未要求列明签约双方的身份信息。其次，李至强的江西身份并不是虚假的，只是违规办理的。第三，林加其并未举证证明其是基于李至强的内地居民身份才和李至强签订《合作协议书》的，以及未举证如果李至强不是内地的居民，对诉争合同的履行过程具有影响。第四，林加其在厦门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李至强财产的民事案件，系是以李至强的江西身份作为被执行人的，因此，李至强是否内地身份与《合作协议书》签约及履约等意思表示之间没有密切联系，更不具有因果关系。三、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认为系李至强、张湘琳存在根本违约，其擅自转让贵州永福贵公司股权属于自救行为，完全是颠倒黑白。首先，林加其一方存在根本违约。林加其不仅于2012年6月15日派员抢夺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于2012年7月21日派员驱赶李至强方委派的现场工作人员，排除李至强、张湘琳对合作项目的管理，而且还于2012年7月24日利用控制的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编造虚假的投资款催款函文件，事实上2012年7月贵州永福贵及水泥项目不存在几千万元的继续投资需求，因为根据贵州永福贵公司2012年12月4日出具的《股东出资通知书》中提到的公司需要使用资金的时间是系2013年“春节前”。其次，李至强、张湘琳根本不存在违约。李至强、张湘琳在签订协议书后，根据林加其一方的披露支付了分摊款，且积极地参与公司和项目的管理，使得项目落地，完善项目批文。李至强作为项目的负责人，负责财会及建厂开支方面的工作。李至强还于2012年4月16日，转账100万元给厦门永福贵公司用于案涉项目勘探的专用款。从以上的事实可知李至强一方对公司和项目的合作是积极的，之所以双方产生纠纷，是因为林加其一方上述所列明的根本违约行为所导致的。四、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第四点上诉理由认为“厦门永福贵转让所持贵州永福贵公司90%股权，系属于公司自治范围的一项财产处分行为，双方要对合作项目进行清算”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且也与福建高院的（2014）闽民终字第135、13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至强张湘琳享有贵州永福贵相应的投资权益是相违背的。首先，厦门永福贵公司是无权处分行为，侵犯了李至强、张湘琳的合法权益，故其认为该处分行为是厦永福贵自治范围内的一项财产处分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与福建高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相违背。其次，厦门永福贵公司在2013年对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投入是基于其还享有10%股份而应当履行的出资义务，与其收到擅自转让的90%股份转让款没有任何的关联，不存在其收到款项后再投入合作项目之中这一说法。第三，李至强、张湘琳主张的权益的计算期间是从《合作协议书》签订之日起（2011年12月13日起）至厦门永福贵公司擅自将贵州永福贵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汪安南、陈湘、陈剑明之日止，一审法院给林加其一方足够的举证期限来证明其在此期间对贵州永福贵的投入，但是林加其至今无法拿出相应的证据。因此，一审判决厦门永福贵、林加其转让90%股份所得款项2400万元中的960万元属于李至强、张湘琳是正确的，贵州永福贵公司根本不需要进行清算。综上，林加其、厦门永福贵的上诉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至强、张湘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11月2日《股份转让协议书》之附件，拟证明陈湘、陈剑明受让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时，已发生的费用票据约为350万元，而截止2011年12月13日《合作协议书》签订时，贵州永福贵公司实际支出仅有244万多元；2.2017年4月12日陈湘、陈剑明出具的《说明函》，拟证明勘探费是陈湘、陈剑明受让股权后才发生的，且全部费用仅68.6万元；3.(2018)黔0322民撤1号案件受理通知书；4.(2017)黔0322民初3035号调解书；5.(2018)闽02民初60、80号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3-5拟证明，股权受让人汪安南、陈湘、陈剑明与林加其等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挑战法院生效判决权威，李至强、张湘琳已就确认《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撤销调解书等向法院提起诉讼。6.《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拟证明厦门永福贵公司与汪安南签订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12年9月15日。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是我方一审时提交的，350万元只是我方支出的一部分，实际支出远超350万元；证据2一审已经质证过；对证据3、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方在厦门中院所起诉案件的诉讼请求与本案矛盾，应驳回其在本案诉求；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力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1、2、6一审已经提交并质证，证据3、4、5的真实性可予确认，证明力应综合全案分析认定。 另查明，第三人陈湘、陈剑明于2017年4月份向原审法院出具《勘探费事实说明函》，主要内容：实际上桐梓水泥项目勘探费是以贵州永福贵公司名义与勘探公司签订一份地质勘探合同，总价包干为68万元，另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6万元（实际结算为6千元），总的勘探费为68.6万元。原股东厦门永福贵公司仅支付40多万元，贵州永福贵公司代支付了24.6万元才拿到勘探资料办理采矿许可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因李至强、张湘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管辖的规定，由原审法院管辖审理。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时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院归纳二审的争议焦点并分析认定如下： 《合作协议书》的效力 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上诉认为李至强以虚假的身份信息与林加其、叶彦君签订《合作协议书》，存在欺诈的故意，构成《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欺诈情形而应予撤销。本院认为，首先，李至强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并没有写明具体的身份信息，且本协议书的性质并不需要对签约主体身份有特殊的要求，李至强、张湘琳的香港身份并不影响其与林加其、叶彦君进行案涉项目的投资合作。其次，双方合作系基于前期互相信任的基础，其中有较大的人合因素，即合作双方对彼此相对较为了解，不至于有合作对象认识错误的问题。李至强违规办理的江西省身份证并非指向另外一人，其违反行政规定办理内地身份证的行为应受行政方面处罚，但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第三，林加其、叶彦君并未举证证明其是基于李至强的内地居民身份才和李至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故不存在“违背林加其、叶彦君真实意思”而签订合同的情形。综上，李至强是否内地身份与《合作协议书》签约及履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此方面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二、关于违约责任 （一）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首先，林加其一方于2012年6月15日派员抢夺由李至强、张湘琳委派的财务人员陈春苑保管的贵州永福贵公司公章、营业执照，并于2012年7月20日驱赶李至强、张湘琳委派的工作人员，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未能合理解释上述行为的必要性，违反了“项目前期由李至强负责”的约定，造成了双方合作基础的破坏，导致双方无法良性沟通。其次，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作为利益共同体，在2012年9月、11月，在《合作协议书》未解除的前提下，未告知李至强、张湘琳，单方面将贵州永福贵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汪安南20%，转让给陈湘、陈剑明70%，总计90%。该行为违反了《合作协议书》第八条“项目在后续投资过程中如果总公司确有资金困难需要对外融资者，甲乙双方应作为一方向第三方招商引资（项目还应溢价提升价值，具体方案由双方确定实施）”的规定，直接导致了李至强、张湘琳所享有40%的投资权益无以寄托，应认定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的行为对李至强、张湘琳构成违约。李至强、张湘琳在本案中主张违约方支付其40%的投资权益损失，应予支持。 （二）李至强、张湘琳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股权转让登记完成后，厦门永福贵公司后续投资贵州子公司所需的首期资金暂定为8000万元，乙方应先行支付投资资金的40%，余下60%资金由甲方负责，乙方支持帮助借给甲方30%资金”。从（2014）闽民终字第135、136号案件的审理情况可知，2011年12月13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林加其就将厦门永福贵公司各20%的股权转让登记至李至强、张湘琳名下。故上述“股权转让登记完成后”的约定条件在当时已经成就，后续投资事项应根据项目的进展来确定。案涉桐梓水泥项目总投资预算达14亿元，按照桐梓县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案涉水泥厂项目在2012年5月之后，需要进行项目用地征收及房屋拆迁等工作，李至强在2012年4月至5月负责桐梓水泥厂项目的前期管理工作，对项目急需投入资金用于支付安置补偿等费用的情况应当是知情的，这在贵州永福贵公司当时的会议纪要中可以得到证实，应视为贵州永福贵公司具备了继续投资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从陈湘、陈剑明于2012年11月受让股权之后立即进行增资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厦门永福贵公司按10%股份比例投入的550万元）的事实看，亦可以证明项目确实需要后续资金的跟进。按照上述第四条约定内容，李至强、张湘琳应先行支付此8000万元后续首期投资资金的40%即3200万元（李至强、张湘琳还在协议中同意支持帮助借给对方30%资金以缓解对方的资金困难），但在2012年7月24日、9月5日经厦门永福贵公司和林加其两次催收后，李至强、张湘琳仍未能按约履行出资义务，却于2012年8月对林加其、叶彦君提起了撤销《合作协议书》、返还投资款之诉讼，这体现了李至强、张湘琳当时的真实意思，即不再继续合作并收回投资款。在此情形下，林加其另找合作伙伴解决资金问题以利于项目继续发展，即将股权转让给了第三人，对此李至强、张湘琳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审认定李至强、张湘琳承担本案次要违约责任，对其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三、关于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应扣除工人工资、报销开支、税收等成本的问题。本院认为，工人工资、报销开支等成本付出客观存在，但其已物化为贵州永福贵公司的资产，体现为贵州永福贵公司的净值增加，这也是公司股权价值提高的基础。陈湘、陈剑明以2100万元从厦门永福贵公司受让贵州永福贵公司70%股权即可证明股权升值的事实。即，贵州永福贵公司之前所投入的成本，成就了股权升值并溢价卖出的结果，这些成本的付出主体是贵州永福贵公司，并不是股东厦门永福贵公司，也不是林加其。故在计算投资权益时，这些成本不应在厦门永福贵公司和林加其所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中进行扣除。但在陈湘、陈剑明与厦门永福贵公司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负责矿产详勘及报告，钻探及详勘费用由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负责”，则厦门永福贵公司及林加其作为股东一方，因钻探及详勘而发生的费用，可以从所收取的转让款中扣除。根据在案证据，陈湘、陈剑明承接项目之后，拥有贵州永福贵公司80%股权，实际控制并投资贵州永福贵公司。陈湘、陈剑明于2017年4月份出具说明函确认因钻探及详勘而发生的费用为686000元，除此之外并没有委托厦门永福贵公司与遵义黔源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另外签订补充勘查案涉项目的合同。该说明函与在案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认定勘探费用实际发生数额为686000元，对厦门永福贵公司和林加其所主张的勘探费用总额为346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另主张应扣除股权转让款所对应的税收费用，但未举证证明其付出了相应税收费用，不予支持。鉴于李至强、张湘琳已经在原审庭审时追认陈湘、陈剑明与厦门永福贵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并在本案中请求按已转让的90%股权所对应的2400万元价值分配权益，本院予以支持（李至强、张湘琳在原审第二次开庭之后将诉讼请求变更为：40%的权益对应价值为1066.8万元，原审未予采纳并无不当），但应扣除上述686000元后再行分配，即（2400-68.6)×40%=932.56万元。叶彦君与林加其共同作为《合作协议书》的签约主体，系合同相对方，应共同承担款项支付义务。 四、关于李至强、张湘琳关于“林加其、叶彦君返还多收取的合作项目前期费用支出分摊款人民币5020503.4元及利息”的主张，本院认为：（一）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合作基础是“厦门永福贵公司向中国华电公司购买到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内立项投资建设大型水泥厂（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投资、建厂、生产项目及相关部门对此批准的批文”，而在案证据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与厦门永福贵公司于2011年9月15日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书》及所载明的贵州省发改委核准在桐梓县设立日产5000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文件（批文号为黔发工业［2009］2094号）可证明该基础事实存在。厦门永福贵公司根据《项目转让协议书》的约定，需向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补偿500万元，已于2011年9月28日支付了首期补偿金240万元。贵州永福贵公司成立之时，厦门永福贵公司于2011年10月19日投入注册资金500万元，之后厦门永福贵公司于2011年11月9日从贵州永福贵公司的注册资金中收回该240万元，并无不当。其余260万元属于厦门永福贵公司对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的应付款，二者之间关于款项如何支付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二）经各方协调，2012年5月31日贵州省发改委复函（黔发工业［2012］1092号）同意建设项目业主变更为贵州永福贵公司，项目名称变更为“贵州永福贵水泥有限公司5000ｔ／ｄ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设工程项目”。现有证据虽可体现李至强有参与项目谈判、合同签订等事项，但不足以证明李至强、张湘琳关于“因李至强、张湘琳参与投资合作后才使项目最终落地”的主张。双方前期的合作良好，若正常推进，《合作协议书》目的应可以实现。（三）李至强、张湘琳投资之后，李至强参与项目谈判并负责前期建厂工作，对公司当时的状况是了解的，但并未有证据表明其在当时即提出了厦门永福贵公司和林加其资金不到位、前期投入不足等异议，应视为其对合作基础及项目现状的认可。《合作协议书》上关于“厦门永福贵公司和林加其为购买该贵州省桐梓县的该水泥厂项目的批文、资料和相关费用二项合计支出了人民币1500万元”的约定，是双方订约时真实的意思表示，具有约束力。李至强、张湘琳在本案主张其多支出的分摊款人民币5020503.4元应予返还，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此外，林加其虽在遵义中院提起撤销《合作协议书》的诉讼，但厦门中院受理本案在先，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合作协议书》效力的认定，故本案的审理不需要以遵义中院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原审法院未予中止是正确的。 综上，李至强、张湘琳关于叶彦君应共同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林加其、厦门永福贵公司关于应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勘探费用的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16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变更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16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李至强、张湘琳支付投资收益932.56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246元，由上诉人李至强、张湘琳共同负担44206元，上诉人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704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二审比例执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林加其、叶彦君、厦门永福贵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国雄 审 判 员  陈少苓 代理审判员  林欣宇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心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