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4448号原告：彭红莲，女，汉族，1967年12月1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理力，北京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玙，北京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深惠路749号402之18。法定代表人:吴俊立。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家来，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光夫，男，回族，1985年11月26日出生，住所地陕西省岚皋县。被告:董歆，女，汉族，1981年9月22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家来，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席群建，男，汉族，1981年12月12日出生，住所地湖南省汉寿县。被告：吴俊立，男，汉族，1988年7月2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被告：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23楼12-15。法定代表人：周辉。被告：郴州宇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路67号风尚国际4楼。法定代表人：刘桄兵。上列原告彭红莲诉被告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红松宇城）、马光夫、董歆、席群建、吴俊立、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松管理公司）、郴州宇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郴州宇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4日立案受理后，被告董歆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之后又撤回了该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理力、被告红松宇城和被告董歆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家来、被告红松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光夫、席群建、吴俊立、郴州宇城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6月，被告红松管理公司推荐原告向被告红松宇城出资成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有限合伙人，并向原告出示了《募集说明书》等材料，《募集说明书》显示被告红松管理公司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被告红松宇城募集的资金将定向投于被告郴州宇城，用于被告郴州宇城所开发的“XX国际”商住两用综合体的项目建设，地产项目前景优良，投资后被告红松宇城将成为被告郴州宇城的唯一股东。2013年6月14日，原告与被告董歆（被告红松宇城的发起人即第三人委派的执行事务代表）签署了《风险申明及投资意向书》，约定原告向被告红松宇城出资230万元，成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有限合伙人，预期收益为10%／年。同日，原告与被告红松宇城、被告马光夫（即被告红松宇城的普通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签署后，原告分别于2013年6月14日、6月19日通过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共计230万元汇入《风险申明及资意向书》指定的被告红松管理公司账户。被告红松管理公司亦分别于付款当日向原告提供了《客户投资确认书》，确认原告的投资金额及预期收益，约定投资期限为半年；并由被告郴州宇城向原告出具了《承诺函》，被告郴州宇城承诺对被告红松宇城的还本付息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此后，被告红松宇城以项目未如期开盘为由，分别于2013年12月14日、12月19日向原告送达了《延期通知函》，宣布将延长合伙期限，且未告知退伙期限。后经原告调查得知，被告红松宇城在履行《合伙协议》期间，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具体如下：1、经查询被告红松宇城的工商档案，被告红松宇城虽与原告签订了《合伙协议》，承诺原告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有限合伙人，且原告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原告却从未成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有限合伙人，被告红松宇城的这一违约行为导致原告在这场巨额的投资中未得到基本的投资身份确认及获得投资收的可能，属于根本违约；2、《募集说明书》中明确被告红松宇城将募集的资金投入于被告郴州宇城的地产项目，成为被告郴州宇城的唯一股东，但是经原告查询工商档案得知，被告红松宇城从未成为被告郴州宇城的股东，更勿论“成为唯一股东”；3、事实上，早在《合伙协议》签署前，被告郴州宇城的地产项目已全面停工和烂尾，更因无证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而被查处，被媒体称为“郴州失信金额最大的企业”。被告红松宇城违反约定，且投资项目毫无投资前景，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2015年5月，原告向深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案号为【2015】深仲裁字第2614号），经审理裁定解除《合伙协议》，但案件在执行期间，被告马光夫提出撤裁申请（案号为2016粤03民特769号），认为《合伙协议》中的盖章虚假、仲裁送达程序错误等理由请求撤裁。2016年1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撤销了【2015】深仲裁字第2614号仲裁裁决。2017年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仲裁裁决终结执行。综上，被告红松宇城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已构成根本违约，《合伙协议》应予解除，并返还原告的投资本金及利息。被告马光夫、被告吴俊立作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普通合伙人、被告董歆、被告席群建及被告红松管理公司作为被告红松宇城的原普通合伙人，应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郴州宇城作为连带保证人，亦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请求本院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红松宇城、被告马光夫签署的《合伙协议》；2、被告红松宇城立即返还本金230万元、利息580095.14元，合计2880095.14元（利息自2013年6月19日暂计至2018年1月18日，以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被告马光夫、被告董歆、被告席群建、被告吴俊立、被告红松管理公司、被告郴州宇城对被告红松宇城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七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5万元、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庭审时，原告补充事实称，在诉讼期间，原告与部分被告于2018年12月17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由被告郴州宇城的两套房产合计面积127.76平米作价每平米80000元抵偿原告部分欠款本息，同时也由案外人支付了诉讼费用6万元。据此，当庭变更诉讼请求，具体为：诉讼请求第二项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红松宇城立即偿还欠款本金1987555元及利息25800元，合计2013355元，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2月18日开始以本金1987555元为基数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明确诉讼请求第四项已发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5万元、案件受理费30241元，其它费用未实际发生，由于案外人在诉讼过程中向原告支付了诉讼费用6万元，故原告在诉讼请求第四项中撤回对律师费5万元以及案件受理费中的1万元的主张。被告红松宇城当庭口头答辩称，1、原告的行为是正常的投资行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与我方以及被告郴州宇城的投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同时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返还其所陈述的本金、利息等诉讼请求。2、2018年12月17日，我方与原告达成了和解协议，双方对彼此的权利义务重新进行了处分，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建议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董歆当庭口头答辩称，1、我方在2013年8月16日之前并非被告红松宇城的合伙人，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对于2013年6月14日原告与被告红松宇城之间达成的合伙协议等文件，我方并不知情，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我方不应当承担原告所提的诉讼请求，请求法庭予以驳回。被告红松管理公司当庭口头答辩称，2018年12月17日，我方与原告签订了和解协议，当时跟原告协商的是以三套房来抵扣原告的投资本金和收益。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方最终在去年的12月份签了两套房给原告，然后另外支付了6万元税款，我方希望原告能够再给我们一定的时间，最好是能给5-6个月时间，把最后一套房给原告，但是原告对我方这个方案不认可。确实现在项目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整个项目是被XX市XX区政府成立的一个工作小组接管了，因为这个项目总共是涉及到众多债权人，对所有债权人的权利义务要一致对待，故我方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政府才同意先给原告两套房产抵偿，剩下一套要等到整个项目的债权确认清楚以后才能提供，所以我方仍然希望原告能够对最后一套房再等待一些时间。被告马光夫、被告席群建、被告吴俊立、被告郴州宇城未作答辩和举证，庭审缺席。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14日，原告（丙方）与被告红松宇城（甲方）、被告马光夫（乙方，加盖私章方式签署）签订《深圳红松宇城商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一、合同释义：“本企业、本合伙企业”指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指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制定的《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以及对该募集说明书的任何有效修订或补充；“认购风险申明书”指《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风险申明书》；“合伙人”指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统称；本协议中马光夫、董歆为普通合伙人；“宇城地产”指郴州宇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项目”指XX市XX区XX路XX号XX国际项目建设；“执行事务合伙人”指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普通合伙人即董歆（由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二、合伙目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期限：合伙目的为从事资产管理，保护全体合伙人的合伙权益，使本合伙企业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经营范围为投资于XX市XX区XX路XX号XX国际项目建设；经营期限为1年；三、合伙财产风险揭示与风险承担：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政策风险、市场波动风险、投资变现风险、管理风险、其它风险；本企业持有宇城地产的股权，通过向宇城地产派驻董事及资金管理人员，共同保管宇城地产公章，对宇城地产的资金管理、财管运作等进行监管，以确保宇城地产资金的安全和合理运用；四、合伙人的相关信息：合伙人包括有限合伙人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马光夫、普通合伙人董歆；五、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本合伙企业总出资额为7500万元，首期最低成立规模为1000万元，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和实缴出资额6750万元，占出资比例90%，马光夫和董歆的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375万元，占出资比例均为5%；合伙协议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有限合伙人应向合伙企业缴纳其100%认购出资额；签订合伙协议后，1个月内未缴付任何款项的，合伙企业将取消该签约人的有限合伙人资格，并需承担10%×认缴金额的违约金；六、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参加或委托代表参加合伙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有权自行或委托代理人查阅会议记录、有权了解和监督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提出意见、收益分配权、出资转让权；七、争议解决：争议发生后30日内未能协商解决，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深圳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协议并对合伙费用、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合伙事务的执行、入伙与退伙、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甲方落款处载有被告红松宇城的盖章确认，甲方的“法定（授权）代表人（董歆）”落款处加盖有“董歆”私章，乙方落款处加盖有“马光夫”私章，丙方处载有原告签名。就上述《合伙协议》的“合同释义”中所提到的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制定的《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风险申明书》，原告提交了下列两份文件：1、2013年6月落款制定人为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对基金设立方式、基金认购的条件与流程、基金说明、基金投资项目方案、投资主体进行了说明和分析，并称“如所载内容与正式签署法律文件不符，请以正式签署文件为准，投资者是否投资完全取决于自身投资判断”，同时特别提示“本《募集说明书》不作为法律依据，仅供参考”；2、签署时间为2013年6月14日的《风险申明及投资意向书》，载明：有限合伙人（投资人）为原告，投资金额为230万元，投资资金的支付方式为划款，“募集账户”为空白，“托管账户”即在有限合伙企业正式成立前投资者将全部认缴出资额汇入的账户为被告红松管理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金沙支行开立的44201015300052510467账户；合伙企业即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处加盖有“董歆”的私章。被告红松宇城不确认上述两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也不能提供就上述《合伙协议》中所提到的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制定的《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风险申明书》；被告红松管理公司确认上述两份文件即为《合伙协议》中所提及的《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风险申明书》。《合伙协议》签署后，原告分别于2013年6月14日、6月19日将60万元、170万元汇入上述《风险申明及投资意向书》指定的投资款托管账户即被告红松管理公司的账户，合计230万元。相应地，被告红松管理公司分别于2013年6月14日、6月19日向原告出具《客户投资确认书》两份，确认：原告的实际投资金额总计230万元，期限为半年，承诺税后年化预期收益率为10%，计息起始日为汇款当日，到期还本付息日为2013年12月4日/9日至2013年12月14日/19日之间；原告作为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享受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2013年6月14日，被告郴州宇城向原告出具了《承诺函》，承诺：郴州宇城为原告投资的风险提供担保，保证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能够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时还本付息；该公司作为承诺人，以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该项目的收益权，为投资人的还本付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直至投资收益收回为止；本《承诺函》可作为《合伙协议》的附件，具有法律效力。2013年12月10日，被告红松宇城向原告送达了《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延期通知函》，称：根据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与原告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将于2013年12月14日、12月19日到期，并在到期日之前向原告分配合伙企业收益并安排退伙，但鉴于合伙企业投资表弟即XX国际项目不能如期开盘，导致合伙企业不能按照约定日期安排原告退伙，经合伙企业与被告郴州宇城协商后，通知原告，合伙期限将会延长，延期期间所产生的合伙收益仍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预期年化收益率计算，协议其它条款不变，继续有效，原告的权利义务等事项仍按协议约定执行。2015年5月4日，原告就涉案合伙协议纠纷以本案被告红松宇城、马光夫为被申请人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开庭时，马光夫未到庭参加审理。2016年5月30日，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2614号裁决书，裁决：1、解除原告与红松宇城、马光夫于2013年6月14日签署的《深圳红松宇城商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2、红松宇城向原告返还投资款230万元及利息（以2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自2013年6月1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3、红松宇城向原告支付律师费3万元；4、马光夫对红松宇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驳回其它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作出后，被告马光夫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经审查，深圳中院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2016）粤03民特76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1、马光夫对2013年6月14日《合伙协议》上加盖的“马光夫”印章予以否认，也无证据证明该印章系马光夫本人所有且由其本人所盖，故法院认定马光夫并未签署该《合伙协议》，《合伙协议》上的仲裁条款对马光夫没有约束力；2、深圳仲裁委员会对马光夫的送达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据此，裁定：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深仲裁字第2614号仲裁裁决。2018年12月1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红松宇城（乙方）、被告董歆（丙方）、被告红松管理公司（丁方）、被告郴州宇城（戊方）签订《和解协议》，约定：戊方同意一次性先将其位于湖南省××北湖区××号XX国际项目商品房（现房，预售证号：郴房售许字[XXXX]XXXX号）2套（房号XXX、XXXX，总面积127.76平方米）转让给甲方，以抵偿戊方的全部担保责任；戊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配合甲方选定的上述具体房号并协助甲方办理本条第一款所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网签手续，房屋因产权登记而产生的全部税费由甲方和戊方依法律规定各自承担；还有上述XX国际项目商品房（现房，预售证号：郴房售许字[XXXX]XXXX号）72.24平方米的房产因暂时未能过户，由乙方、丙方、丁方继续向戊方追讨，到位后再过户到甲方名下，若戊方之后进行债权分配，则按本款房产面积或扣减已付债务后的债权比例分配给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9日内一次性支付6万元给甲方，作为甲方诉讼费用的补偿；如戊方未能按上述条款办理房屋的网签手续或房产转让被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确认无效或撤销等原因导致甲方不能取得选定抵债房屋，甲方有权重新向乙、丙、丁、戊四方主张权利；甲方保留对其他未参与本协议签署的各被告继续诉讼及追讨欠款的权利，但所能主张的债权本息相应扣减所得房产的对应价值（具体房产价值以网签价值为准）；本协议自协议各方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后生效。庭审时，到庭各方确认，就上述和解协议约定的用于抵偿涉案债务的XXX号、XXX号两套房产（总面积127.76平方米），各方已向国土部门提供完毕相关过户手续材料，目前等待国土部门核准产权过户登记，该两套房产的网签价值按照每平米8000元的单价计算，总共抵偿金额是1022080元。另查，为本案诉讼，原告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原告委托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代理律师参与本案诉讼活动。原告为此依约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了首期律师费5万元。又查，被告红松宇城成立于2012年12月27日；被告红松宇城的合伙人在2013年9月16日之前是被告马光夫和被告席群建；2013年9月16日，被告红松宇城的合伙人变更为被告马光夫、被告红松管理公司、被告董歆，同时，执行合伙人由被告席群建变更为被告董歆；2014年11月7日，被告红松宇城的合伙人变更为被告马光夫（普通合伙人）、被告吴俊立（普通合伙人）、被告红松管理公司（认缴出资额6750万元，出资比例90%，有限合伙人），同时，执行合伙人变更为被告吴俊立。被告红松管理公司成立于2012年11月9日；股东在2014年10月22日之前是被告马光夫及案外人王某某、刘某甲、周某；2014年10月22日，股东变更为被告马光夫及案外人杨丹、刘某甲、周某。被告郴州宇城成立于2009年4月15日，股东为被告红松管理公司及案外人刘某乙、刘某、刘某丙、阳某某；2016年3月15日，其中股东被告红松管理公司变更为周某，其他股东不变。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红松宇城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说明书》、《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风险申明书》虽非《合伙协议》明确的附件，但根据《合伙协议》的相关约定，对于《合伙协议》中未明确的内容，在无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可依据该两份文件予以明确认定。原告在签署《合伙协议》后即向《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风险申明书》载明的唯一可确定的指定投资款收款账户支付了合计230万元，并经作为占被告红松宇城出资比例90%的合伙人即被告红松管理公司（亦为收款账户所有人）的确认，且从之后被告红松宇城向原告送达《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延期通知函》的情况以及函件内容来看，被告红松宇城对原告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亦是认可，被告红松宇城也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据此，可认定原告已依约履行了缴纳投资款合计230万元的合同义务。在原告履行了足额缴纳出资义务后，被告红松宇城一直没有依法将原告变更登记成为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也没有证据显示原告曾参加过合伙人会议或者实际享有和行使过《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人权利，因此导致原告不能实现其签订《合伙协议》所要实现的合同目的，据此，原告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合伙协议》并要求被告红松宇城返还投资款本金230万元及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通过获得被告郴州宇城两套房产的方式同意抵偿涉案部分债务，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以及到庭各方的确认，该抵偿金额为两套房产的网签价值即1022080元，据此，原告主张在本金230万元及自2013年6月19日计算至2018年12月17日期间的资金占用期间相应利息中扣减1022080元，本院予以照准。经核算，在扣减1022080元后，被告红松宇城已清偿完毕截至2018年12月17日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且还应继续返还投资款本金的剩余金额为1987555元，据此，原告主张被告红松宇城继续返还投资款1987555元并继续支付自2018年12月18日开始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马光夫、被告董歆、被告席群建、被告吴俊立，该五被告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曾经普通合伙人或现任普通合伙人，依法应当就被告红松宇城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关于被告红松管理公司，其作为被告红松宇城的有限合伙人，依法应当就被告红松宇城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即6750万元为限承担清偿责任。关于被告郴州宇城，被告郴州宇城向原告出具《承诺函》承诺就涉案投资款的还本付息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据此，原告有权要求其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红松宇城、被告董歆、被告红松管理公司抗辩称，剩余未返还投资款的债务金额应依照《和解协议》中所约定的未过户房产的面积按单价8000元计算来确定，但依据《和解协议》约定，在被告郴州宇城未能依约办理房产的网签手续而导致原告不能取得抵债房屋时，原告有权重新主张权利，即原告有权以原应返还的投资款本息为基础在扣除实际已经抵偿并经各方确认的房屋价值后要求被告方继续予以返还，因此，对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彭红莲与被告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于2013年6月14日签订的《深圳红松宇城商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被告深圳红松宇城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彭红莲返还投资款1987555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1987555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8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被告马光夫、董歆、席群建、吴俊立就上述判项二确定的债务向原告彭红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深圳市红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上述判项二确定的债务以6750万元为限向原告彭红莲承担清偿责任；五、被告郴州宇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判项二确定的债务向原告彭红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241元（已由原告预交），因原告撤回部分诉讼请求而相对应的案件受理费7334元，由本院直接退还原告；由本院实际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2907元，原告自愿负担1万元，剩余12907元由七被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缴费通知之次日起七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凌炜人民陪审员  吴显龙人民陪审员  景志平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殷智华赵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