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3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融信置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裕民路15号6层。法定代表人：祁路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杰，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立国，辽宁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春艳，女，197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忠孝，辽宁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抚顺融信置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融信公司）因与赵春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4民初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融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立国、宋杰，被上诉人赵春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忠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融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认定存在一系列错误。1、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结合证据5予以采信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证据3唯一能够证明的是被上诉人曾向于某转过2000万元，不能证明是转给我公司的，证据5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自己签字，不能当做证据使用。2、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结合证据6、证据10，予以采信，是错误的。证据4是被上诉人自己书写自己签字，不能当做证据使用。证据6和证据10均与上诉人没有任何联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一审判决采信高某和于某的证人证言错误。首先，高某自述，在赵春燕向于某账户转款、于某向上诉人账户转款时她不在抚顺，没有介入其中，她也未参与借款合同的签订，不是本案的知情人。高某是上诉人原股东王绍刚的雇员，原股东与现股东有巨大的经济冲突，高某的证词的证明力极低。其次，于某是王绍刚的舅哥，在融信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只是王绍刚的替身，于某从未介入融信公司的任何业务，从未行使过法定代表人的任何职责，也未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一审出庭作证时，对上诉人的提问，于某均吞吞吐吐，长时间不能回答，说明他对融信公司的所有事都不知道，对本案的情况也是毫不知情。他对本案的所谓陈述，或者是从原告处得到，或者是从王绍刚处得到，没有一点是其亲身经历过的。如果对其进行测谎，肯定能验证他说的全是假话。4、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是错误的。视听资料是以音响、活动影像和图形证明案情的，而王绍刚的视频资料是以王绍刚陈述的内容来证明案情的，从表面上看，这是视听资料，实质上是一份证人证言。对于证人证言，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询问，否则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另外，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对王绍刚与融信公司的厉害关系已做了充分陈述，作为与本案有重大厉害关系的人，王绍刚的证词当然不能采信。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自述一直在向王绍刚主张权利，这是本案的核心问题，一审没有查清。一审庭审最后阶段，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赵春燕一直在向王绍刚要钱，这才是本案的真实事实，如果一审庭审录音录像资料完整保存，可以清晰听到这些内容。要知道，王绍刚早在2013年4月完全脱离融信公司，不久就移居加拿大。按照赵春燕的说法，她把2000万元借给了融信公司，但在借款到期后五年多的时间里，从不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却一直向早已与融信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王绍刚主张权利，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上诉人认为，赵春燕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向王绍刚主张权利，不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是本案的核心事实，赵春燕必须给出合理解释。2、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非常苍白。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只有于某证言这一份证据与诉讼时效中断有关，但前面说过，于某虽表面上曾担任过融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未介入融信公司的任何业务，对本案毫不知情。而且，于某从2013年5月6日后不再担任融信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从此以后，在形式上也与融信公司没有任何联系了。从于某不再担任融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到赵春燕起诉，中间间隔五年有余，赵春燕不可能只向王绍刚的替身且与融信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于某主张权利，而不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对此，赵春燕必须给出合理解释。人民法院不能凭一个与我公司有重大厉害关系的人的证言作为孤证，直接确定案件的关键事实，认定原告一直在向我公司主张权利。3、认定两笔利息是融信公司支付的，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这两笔利息有王绍刚的公司支付的，有阳光家具城有限公司支付的，没有一笔是融信公司支付的。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均与融信公司没有任何联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绍刚向赵春燕支付利息，说明这笔借款是赵春燕借给王绍刚的，不是借给融信公司的。五年多的时间里，赵春燕一直向王绍刚、于某主张权利，却从未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也印证了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所以，赵春燕五年多不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看似仅仅是诉讼时效问题，其实事关这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融信公司还是王绍刚，这才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所以，一审判决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赵春艳答辩称：一、关于融信公司对一审判决相关证据质疑的问题。第一、关于融信公司主张证据3不能证明赵春艳借给融信公司2000万元问题。融信公司仅挑出证据3中赵春艳向于某转款2000万元一节，就认为赵春艳不是借款给融信公司是对本案证据链的破坏。一审判决依据证据3赵春艳向于某转款和于某向融信公司转款事实，与证据1借款合同和证据2融信公司开具的专用收款收据，以及证据5于某证实所转给融信公司2000万元就是赵春艳转入的2000万元相结合，认定赵春艳向融信公司出借借款事实完全正确。第二、融信公司认为证据4、6、10不能证明融信公司向赵春艳支付利息的问题。证据4是融信公司打印后让赵春艳当面签署，证据6是融信公司支付赵春艳合同到期后九个月利息支付凭证。证据10是赵春艳收到利息款的凭证。融信公司财务人员高某出庭证实：证据4是高某受史总（史福军）指派要求赵春艳出具的，赵春艳是在史福军面前签署并交给融信公司一份。证据6是高某制作，凭证载明伍佰肆拾万元是融信公司将九个月利息款先打人阳光家具城后代付给赵春艳。证据10是高某办理支付赵春艳利息款的支付方式凭证。因此，证据4、6、10的真实性、相关性已经得到融信公司财务人员高某证实，一审判决采信上述证据完全正确。第三、关于融信公司认为高某和于某证言错误问题。首先、融信公司没有说出高某、于某哪一句证言是错误的。其次、高某是融信公司财务人员，融信公司声称高某是王绍刚的雇员，应拿出证据证明。如果按融信公司的逻辑，融信公司所有雇员都是某个人的雇员，融信公司就是没有字号的个体户。再次、赵春艳向于某账户转款、于某向融信公司账户转款与高某在不在抚顺没有任何关系，高某是否参与赵春艳与融信公司借款合同签订与高某办理支付利息没有任何关系。最后、融信公司不否认于某是其法定代表人，对于融信公司主张的于某对本案的情况没有一点是亲身经历与本案事实不符，于某向融信公司转款2000万元就是本案亲身经历最好例证，至于于某是谁的亲属？有何业务？领没领工资等？这些案外主张与赵春艳无关，更与本案无关。第四、关于融信公司认为证据11属于证人证言不应采信问题。首先、融信公司明知王绍刚人在加拿大，不能到庭作证，只能以视频方式作证，因此，王绍刚视频作证符合《民诉法》第七十三条第（四）项规定。其次、王绍刚视频作证的内容是融信公司与赵春艳之间发生2000万元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借款到期后，由于融信公司缺资金无力给付，经与赵春燕商量，将5分利息变成3分利息，之后，融信公司支付9个月利息，由于政府欠钱，赵春艳2000万元本金和后期利息一直未付，近几年，赵春艳多次跟王绍刚要这笔钱，但政府欠融信公司的钱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欠赵春艳的钱也没还上。故王绍刚视频作证内容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跟证据6《支付利息凭证》、高某、于某证言相互印证；后一部分作证内容是近几年赵春艳多次跟王绍刚要融信公司借款，这也印证融信公司在《上诉状》中明确表示的赵春艳一直主张权利是真实事实，因此，王绍刚视频作证内容是补强现有的证据，一审判决采信证据11完全正确。二、关于融信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问题。第一、关于融信公司在《上诉状》中认为赵春艳把2000万元借给了融信公司，五年时间，不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却向早在2013年4月就以完全脱离融信公司的王绍刚要融信公司借款是不正常的事情问题。首先、融信公司主张王绍刚早在2013年4月就已完全脱离融信公司纯属诡辩，根据全国工商系统信息网显示，自2013年5月起至今王绍刚是融信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一个公司董事、总经理被公司说成完全脱离公司的人，岂不是笑谈。其次、2012年借款合同发生时，代表融信公司出面借款的是王绍刚、于某和赵军3个人，这三个人能代表融信公司借款，难道不能代表融信公司接受赵春艳要求归还借款吗？另外，王绍刚就融信公司借赵春艳的钱不能归还问题上始终强调政府欠融信公司的钱，一旦钱落实马上就给，从未说自己已经脱离融信公司。融信公司在上诉状突然抛出王绍刚早已脱离融信公司的主张是典型的恶意赖账行为，不应得到支持。最后，退一步讲，即便王绍刚现在不是融信公司董事长，但王绍刚是现任融信公司董事和总经理，赵春艳向王绍刚总经理、董事表达要求融信公司归还借款的意思表示就是对融信公司主张权利，对融信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融信公司所谓赵春艳从未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是完全错误。第二、关于融信公司在《上诉状》中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理由苍白问题。1、于某是融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是代表融信公司收取的借款，于某出庭作证证实赵春艳多次要求融信公司归还借款，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2、赵春艳并不知道融信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赵春艳是融信公司重要债权人，融信公司负有特别注意义务，融信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应通知赵春艳，如果由于融信公司懈怠导致赵春艳向融信公司主张权利产生瑕疵应由融信公司承担不利后果。第三、关于融信公司提出的本案实际借款人是融信公司还是王绍刚本人问题。1、在案《借款合同》《专用收款收据》和融信公司账户收款事实以及其他证据均证明赵春艳与融信公司发生真实借款法律关系。王绍刚未支付赵春艳一分钱利息，抚顺阳光家具城有限公司是融信公司的子公司，该公司没有与张春艳发生借款关系，其支付赵春艳利息款是代融信公司支付。赵春艳向于某、王绍刚主张归还的是融信公司借款本息，对融信公司产生法律效力。2、赵春艳与王绍刚本人没有形成任何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融信公司如果认为有，应提供证据证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告赵春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融信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2080万元；并请求法院判令至本金全部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2%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融信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12月25日，原告赵春艳与被告融信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融信公司向赵春艳借款2000万元整，期限从2012年12月25日至2013年6月25日，利率为月息5%，合同到期后，融信公司本金及利息一次性付清，该借款由抚顺市天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签订合同当日，赵春艳依约履行了合同。合同到期后，融信公司由于资金紧张，只付清了利息，本金未付。因融信公司想继续使用该借款，赵春艳与融信公司在合同到期后又口头约定：借款本金2000万不变，利息改为月息3%。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截至2014年3月21日，融信公司偿付了从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3月25日的利息。从2014年3月26日至今所欠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经赵春艳多次催要，融信公司仍未支付。被告融信公司辩称，1、赵春艳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赵春艳提交的《借款合同》约定，最后履行期限是2013年6月25日。自2013年6月25日起，赵春艳未以任何形式要求答辩人还款，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限。庭审期间，除了证人于某的证言，赵春艳未向法庭提交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2、于某的证词不能用于证明本案案情。于某原系答辩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13年5月6日后，于某不再担任该职务，与答辩人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至此，赵春艳向于某主张权利，不等于向答辩人主张权利。于某与答辩人有重大利益冲突，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于某是王绍刚亲属，代答辩人的原股东王绍刚担任职务。王绍刚在2013年4月将答辩人公司股权转让给现股东后，开始担任答辩人总经理一职。从2013年4月起，王绍刚可能侵占、挪用公司资金。赵春艳起诉的2000万元及自称收到的利息1140万元就牵涉其中。于某在出庭作证时，对答辩人的多数提问不能回答，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本案事实。3、赵春艳与融信公司之间并未形成真实的借款关系。2000万借款数额巨大，出借人不可能在五年的时间里不索要。发生这种现象有两个理由，一是该借款是虚构的；二是赵春艳将2000万元借给答辩人原股东王绍刚个人，而不是答辩人。从答辩人的财务账簿看，于某在2012年12月27日将2000万元打入答辩人账户，答辩人为其开具收款收据，性质是借款。说明当时的控股股东王绍刚认为这笔款是于某的借款，如果王绍刚认为这笔款是赵春艳的借款，应当记在赵春艳的名下。答辩人认为，如何处理财务账簿是王绍刚与答辩人自己的事情。但是，赵春艳应当清楚借款合同到期后应及时处理。赵春艳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既不要求答辩人还款，也不要求与答辩人补签借款合同，充分说明赵春艳也认可2000万元是借给王绍刚个人的，不是借给答辩人的。原告称收到600万元和540万元利息。这两笔钱不是从答辩人账户支付，答辩人的财务账簿也无记载。如果赵春艳确实收到这两笔利息，也不是答辩人支付的，而是王绍刚个人支付的。赵春艳在借款合同到期后，既未与借款人签订新的借款合同，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起诉，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赵春艳承担。4、对于没有法定事由超过诉讼时效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如果人民法院仅以案件标的额大而支持已过诉讼时效的请求，违背我国民事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更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宗旨冲突。5、关于利息。从2013年6月25日开始，赵春艳与答辩人没有签订新的借款合同，对利息没有任何约定，而且此后赵春艳也从未向答辩人提出过还款付利的主张。在此情形下，即便本案借款关系真实存在，且赵春艳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答辩人也没有向赵春艳支付利息的义务。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25日，赵春艳与融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贷款人：赵春艳（甲方）借款人：融信公司（乙方）担保人：抚顺市天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经甲、乙、丙三方协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本合同。第一条1、贷款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小写：￥20,000,000.00）。2、期限：半年，即2012年12月25日至2013年6月25日。3、利率：月利率5%。4：方式：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贰仟万元整，利息陆佰万元整。第二条1、乙方到期偿还本金贰仟万元整，利息陆佰万元整，如不能偿还，丙方承担连带责任。2、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解决。3、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4、本合同经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赵春艳及融信公司、抚顺市天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签名或加盖单位公章。2012年12月25日，赵春艳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案外人于某转款2000万元，转出账号：62×××68，转入账号：62×××40。2012年12月27日于某通过转款方式将该2000万元转入融信公司，转出账号：62×××40，转入账号：10×××01。融信公司向赵春艳出具号码为0012901的专用收款收据并加盖单位公章，金额2000万元，收款事由为借款。2013年6月20日，融信公司向赵春艳支付2000万元的借款利息600万元，利息期间为2012年12月25日至2013年6月25日，共计6个月。该笔款项由抚顺市三益顺燃料有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抚顺韩帝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转出账号：01×××77，转入账号：71×××71，转款金额600万元。2014年3月21日，融信公司向赵春艳支付2000万元的借款利息540万元，利息期间为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3月25日，共计9个月。该笔款项支付方式为：2014年3月21日，抚顺阳光家具城有限公司通过电汇方式向抚顺市顺城区钻之韵珠宝店转款1010万元；2014年3月24日抚顺市顺城区钻之韵珠宝店向抚顺市钢材市场达生物资经销处转款540万元。其余本息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1、融信公司是否应向赵春艳偿还借款2000万元；2、借款本息应如何计算。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赵春艳与融信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内容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赵春艳与融信公司就借款2000万元事宜达成合意。赵春艳于合同签订当日向时任融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于某转款2000万元，于某于2012年12月27日将该2000万元转入融信公司账户，且融信公司已向赵春艳出具收取款项收据，赵春艳已完成出借人向借款人交付资金的义务。融信公司应依法依约向赵春艳还本付息。关于本息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案涉借款本金为2000万元。根据以上规定，年利率超过36%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可以请求返还已支付的利息应为超过年利率36%部分，即月利率超过3%的部分。赵春艳与融信公司借款合同中约定月利率5%，被告虽因否认借款还利的事实未直接主张该部分无效，但依照法律规定，对超过上述标准的利息部分仍应认定无效。据此，融信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向赵春艳支付2012年12月25日至2013年6月25日期间借款利息600万元，超过年利率36%的金额为240万元应在未清偿债务中先行抵扣利息。融信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向赵春艳支付2013年6月25日至2014年3月25日期间借款利息540万元，该期间利息未超过36%，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利息的规定，借款人对该部分无权请求返还。2014年3月26日至今，融信公司未再向赵春艳支付过借款本息，故其应依法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借款本金2000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每月利息为40万元。融信公司在先期给付赵春艳超过已付法定利息标准的240万元，可抵扣六个月利息，利息期间为2014年3月26日至2014年9月25日。2014年9月26日至起诉之日（一审法院认定截止到2018年7月25日）共计46个月，利息为2000万×2%×46=1840万元。关于融信公司主张赵春艳未向融信公司出借2000万元，于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一节。一审法院认为，于某在借款合同签订时任融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可以代表融信公司进行民事活动。赵春艳与融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融信公司加盖单位公章。之后，赵春艳向融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某名下转账2000万元，于某在两日后将2000万元转入融信公司账户内，结合融信公司给赵春艳出具的收款收据、于某和高某的证人证言，赵春艳所提供证据已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在借款发生时，于某具有融信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融信公司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公章行为及于某的身份具有可信赖性，赵春艳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融信公司股东及内部人员如何更替不能成为合法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对融信公司的此项主张无法支持。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赵春艳向融信公司出借2000万元借款后，融信公司向赵春艳支付利息时间截止到2014年3月25日。融信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于某出庭作证赵春艳曾多次向融信公司要求还本付息，因此，案涉借款纠纷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借款合同到期后，续签合同并非法定强制性义务，融信公司以赵春艳未与融信公司在借款合同到期后未补签合同为由，主张赵春艳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案涉两笔已还利息真实性问题。为证明利息的资金走向，赵春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该600万元及54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并作出合理说明，并有证人高某及于某的证言佐证，该利息支付虽未在原、被告间直接流转，但综合全案证据，利息给付具有高度可信性。且原告认可收到利息的主张系减轻债务人负担的行为，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融信公司虽对全案事实及证据予以否认，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其抗辩理由难以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融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赵春艳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8年7月25日止借款利息1840万元，并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标准支付利息；二、驳回原告赵春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5800元，由被告融信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赵春艳与融信公司于2012年12月2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二审庭审时，融信公司虽辩称对签订《借款合同》不知情，即使有《借款合同》，也是公司前股东签订的，但融信公司不否认收到了赵春艳的2000万元款项，只是认为该款被公司前股东王绍刚个人使用了，应由王绍刚偿还，与融信公司无关。本院认为，赵春艳是与融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该款最终也转入了融信公司的账户，赵春艳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融信公司则负有到期偿还该笔借款的义务。融信公司虽称该款应是王绍刚个人所借，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赵春艳的款项已经转入了融信公司，公司内部由谁使用、怎么使用该款，与赵春艳无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融信公司偿还该款。至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因使用该款发生的纠纷，不影响融信公司负有偿还借款的主体责任。综上，融信公司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上诉案件受理费233,800元，由抚顺融信置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维良审判员  郭玉兰审判员  唐云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