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再6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城乡小康颍川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二路29号9号楼2单元9号。法定代表人：杜晓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袁、杨友良（实习），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兰英，女，196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银，男，汉族，1957年12月17日，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系王兰英之兄。一审被告：贾炜华，男，197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光亚，河南汇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一审被告：黄拥军，男，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再审申请人河南城乡小康颍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颍川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兰英，一审被告贾炜华、黄拥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1民终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8）豫民申93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颍川公司及其诉讼代理人尹袁、被申请人王兰英的诉讼代理人王雪银、一审被告贾炜华及其诉讼代理人孙光亚、一审被告黄拥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第一，生效判决认定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借款522万，但是没有转账记录佐证。王兰英提供的借款合同及收条载明的时间是2016年6月1日，但签订当日和之后并没有向颍川公司的转账记录。第二，黄拥军与颍川公司无任何关系，白素霞也不是颍川公司的员工，黄拥军系贾炜华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创景投资咨询公司的员工，与贾炜华之间有频繁的资金往来，黄拥军对贾炜华的转款不能视为王兰英对颍川公司的转款。贾炜华仅是颍川公司股东及监事，无权代表公司对外借款，2016年6月1日的借款凭证并非公司行为，且该借款协议也并未履行。第三，原判认定案涉借款最终通过贾炜华转账给颍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晓锐无事实依据。王兰英主张通过贾炜华向杜晓锐转款38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在另案禾新农业诉颍川公司的诉讼中，贾炜华作为证明其代表禾新农业向颍川公司转款的证据向法院提供。贾炜华向杜晓锐的转账款项其中有1470万的注册资本，是贾炜华的投资款，包括投资款在内均包含在颍川公司与禾新农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当中。案涉的贾炜华向杜晓锐的三笔共380万元的转款款项不是王兰英出借。综上所述，王兰英并未向颍川公司转过案涉借款，其与颍川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兰英的诉讼请求。王兰英答辩称，案涉借款是通过黄拥军介绍，黄拥军的妻子白素霞是颍川公司的财务人员，案涉借款转给了黄拥军，由黄拥军在收到的当日转给了颍川公司的股东、监事贾炜华，又通过贾炜华转给了颍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晓锐和颍川公司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刘连房，用在了颍川公司的项目上，已经向颍川公司支付借款。颍川公司在前期按期支付利息，后不再支付利息，于2016年6月1日补签了借款担保合同并由颍川公司出具收据，案涉借贷关系真实，颍川公司应当承担偿本付息的责任。贾炜华在另案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另案诉讼也与本案借款无关联，请求维持原生效判决。贾炜华答辩称，公司基于工程项目向王兰英借款，借款是公司借款，通过黄拥军向王兰英借款后均将款项转给了贾炜华，贾炜华又以转账的形式交给法定代表人杜晓锐及项目施工人刘连房，已经履行了支付义务。至于合同签订时间给转账时间的不一致，是因为借款最开始是短期借款，公司本想收回资金后就偿还，但在使用中因资金紧张未偿还，与王兰英补签了借款合同。创景公司以及禾新农业的借款与案涉借款是不同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请求维持原生效判决。黄拥军答辩称，其妻子白霞在颍川公司任职，一、二审已经证实。借贷关系是真实有效的，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生效判决。王兰英向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与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借款担保合同；2、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偿还借款本金522万元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王兰英支出费用由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承担。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6年6月1日，王兰英与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甲方王兰英，乙方颍川公司，丙方贾炜华、黄拥军；甲方同意向乙方提供借款伍佰贰拾贰万元整，限期36个月，自2016年5月31日至2019年5月31日，月利率15‰；乙方借款用途工程款；本次借款计划还款时间为三年，第一年还总借款的20%及总借款利息，第二年还总借款30%及剩余借款所有利息，第三年还总借款50%及剩余借款所有利息，若当年不支付的话，按月息25‰计算利息转入本金；丙方为本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为借款到期后两年。上述合同由王兰英及贾炜华、黄拥军签字，由颍川公司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杜晓锐的私章。同日，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给王兰英出具借据和收据各一份，收据显示：借款人于2016年6月1日收到出借人王兰英人民币伍佰贰拾贰万元整，该收据加盖有颍川公司的公章及杜晓锐的私章。庭审中，王兰英称2014年通过黄拥军借给颍川公司487万元，当时由黄拥军给其出具借条，黄拥军建议其将该款放到颍川公司，黄拥军就将款转给颍川公司股东贾炜华的账户上，并和黄拥军一起到颍川公司完善借款手续，即直接由公司作为借款人和王兰英签订借款合同，并称当时计算利息后加上本金487万元共计522万元，和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庭审中，王兰英提交中国银行的转账明细，显示2014年9月19日至2014年10月8日，王兰英共计向黄拥军账户转款487万元。黄拥军、贾炜华表示无异议，同时，贾炜华提交其和杜晓锐之间的银行转款明细，证明将王兰英的款项转入颍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晓锐账户。另查明，2017年10月19日，颍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印章鉴定申请，要求鉴定上述借款担保合同、借据、收据中颍川公司的印章及杜晓锐私章的真实性。该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协商选定鉴定机构。2017年11月6日，该院法院司法技术科以颍川公司及杜晓锐没有提供相关资料导致鉴定无法进行为由，将“情况说明”退回，各方当事人对该“情况说明”表示均无异议。颍川公司称其印章和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杜晓锐私章全部丢失，并向一审法院提交2016年3月31日的河南科技报，证明该公司已发表印章丢失声明。对此，贾炜华称：“公司的全套印鉴，包括公司公章、财务章及杜晓锐的个人印鉴，是杜晓锐主动交给公司财务，杜晓锐在公司实际经营中只是名义上的老总，公司的所有行政、财务、工程等相关人员，全部由我安排。公司的财务运转，大部分通过个人账户进行办理。公司的印章实际上是由财务保管，财务人员是我安排的。而且这个公章一直在对外行使。”同时，贾炜华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2016年4月8日的一份“收条”，证明颍川公司的印章没有丢失，在2016年4月份仍在使用，“收条”上面加盖有颍川公司的印章，并有杜晓锐的签字，对此，颍川公司表示无异议，称杜晓锐的名字系其本人所签。还查明，颍川公司的股东有杜晓锐和贾炜华二人，分别占51%和49%的股份，贾炜华系该公司监事。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首先，确认颍川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杜晓锐印章的问题。2017年10月19日，颍川公司对上述借款担保合同、借据、收据上的公章及杜晓锐的印章真实性申请进行鉴定，但因该公司不提供相关材料被退回，各方当事人对退回的“情况说明”质证后，均表示无异议；另外对于印章是否丢失的问题，颍川公司称印章2016年3月丢失，并发表声明，但其又对于贾炜华提交的2016年4月8日的“收条”表示无异议，收条上杜晓锐的签字无异议，故对于颍川公司印章丢失的辩称不予采信。故对于上述借款担保合同、借据、收据中的印章，予以认定其真实性。第二，王兰英诉称颍川公司向其借款522万元，由贾炜华、黄拥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提供有借款担保合同、借据、收据及转款凭证在卷佐证，且贾炜华、黄拥军均表示无异议，贾炜华同时提交其和颍川公司杜晓锐的银行转账明细，这和王兰英提交的上述证据及二位保证人的陈述相互印证，故对于王兰英与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之间的债权债务担保关系依法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颍川公司明确表明不履行债务，故王兰英请求解除合同，该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双方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王兰英主张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偿还借款本金522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王兰英主张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本案中，合同中约定“若当年需支付利息不支付的话，按月息25‰计算利息。”上述约定已经超过了年利率24%的标准，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当属无效，故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应当自2016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王兰英利息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2017）豫1103民初3342号民事判决：一、解除王兰英与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二、颍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王兰英借款本金522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6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上述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三、贾炜华、黄拥军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4834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170元，由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承担。颍川公司不服，向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兰英的诉讼请求。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颍川公司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二、一审认定的借款本金数额是否正确。2016年6月1日，王兰英与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合同约定王兰英向颍川公司提供借款522万元，贾炜华、黄拥军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出借人处有王兰英的签字，借款人处加盖有颍川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杜晓锐的私章，保证人处有贾炜华、黄拥军的签字。同日，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给王兰英出具借据一份，该借据出借人处有王兰英的签字，债务人处加盖有颍川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杜晓锐的私章，保证人处有贾炜华、黄拥军的签字。颍川公司还于当日向王兰英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借款人出加盖有颍川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杜晓锐的私章。颍川公司辩称其印章已于之前的2016年3月丢失并发表公告声明，但其又对于贾炜华提交的2016年4月8日的“收条”上杜晓锐的签字无异议，而该收条上也加盖有颍川公司的印章，说明颍川公司公告声明印章丢失后，其印章仍在使用，故一审法院对颍川公司关于其印章丢失的辩称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借款担保合同、借据、收据中的债务人处均加盖有颍川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杜晓锐的私章，参与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贾炜华系颍川公司股东，王兰英有理由相信该印章的真实性，故该借款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关于王兰英是否实际提供借款问题。2014年9月19日、2014年9月23日、2014年9月26日、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8日，王兰英分5次共向黄拥军账户转款487万元。本案借款系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王兰英已实际提供借款。关于一审认定的借款本金数额是否正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借款系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重新出具债权凭证，一审法院虽然认定本案本金为522万元，但同时认定利息自2016年6月1日起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并未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颍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2018）豫11民终18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340元，由河南城乡小康颍川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期间，颍川公司提交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漯河市禾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新农业）诉临颍明日置业有限公司、颍川公司、杜晓锐、贾炜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另提交网上下载判决两份，证明贾炜华是创景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拥军及妻子白素霞是该公司的投资经理，王兰英转给黄拥军的转账记录，不能推定为对颍川实业公司的借款，也证明黄拥军能代表的仅仅是创景公司，并不能代表颍川公司。还提交了明日置业与禾新置业的借款合同两份、贾炜华向杜晓锐的全部转账记录等。上述证据证明案涉贾炜华给颍川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晓锐的转账款项380万元，全部计算在了禾新农业对颍川公司的借款当中，贾炜华在该另案诉讼向法院提供的该三笔银行转款记录与本案向杜晓锐的转款是重合的，且贾炜华向刘连房的借款也包含在贾炜华向刘连房支付工程款而刘连房向贾炜华打收据的款项中，贾炜华作为禾新农业的法定代表人，代表禾新农业向颍川公司支付出借款项，与王兰英无关。本案的诉讼不真实，王兰英未向颍川公司支付案涉借款。王兰英、黄拥军、贾炜华质证称，上述另案诉讼与本案无关，案涉借款已经支付给颍川公司，颍川公司应当承担清偿责任。因上述证据，虽然当事人均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上述证据与案涉借款事实认定无直接关联。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王兰英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证明，2014年9月19日至2014年10月8日，王兰英共计向黄拥军账户转账478万元。王兰英主张借款522万元系本金478万元加上未支付利息数额。其余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颍川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及责任的具体数额。针对上述问题，本院评判如下：第一，2014年9月、10月，王兰英向黄拥军分五次转款共计478万元。黄拥军分别于当日向贾华（贾炜华）转款，贾炜华分别于2012年9月、10月、11月向颍川公司的工程施工人刘连房、颍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晓锐转款379万余元、380万元。从资金流向看，王兰英的款项部分转到了杜晓锐的账户，作为法人的杜晓锐收到款项380万元视为颍川公司收款；剩余部分98万元支付了颍川公司欠付刘连房的工程款，用在了支付颍川公司的债务，且因贾炜华作为颍川公司占有49%股份的股东、监事，负责颍川公司的工程项目又掌管着公司的财务、行政公章，其有对外代表公司进行经济活动的职权，其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系代表颍川公司对案涉98万元进行支配，因此，王兰英出借的478万元已经向颍川公司支付。颍川公司所称禾新公司与颍川公司的诉讼，系另外法律关系。本案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贾炜华向杜晓锐转款380万元系王兰英出借给颍川公司的借款，本院对此三笔转账系王兰英履行案涉债务予以确认，该三笔款项与禾新公司无关。第二，2016年6月，颍川公司向王兰英出具了加盖颍川公司公章和杜晓锐私章、贾炜华、黄拥军作为担保人的借款担保合同、借据及收据。颍川公司不否认公章及私章的真实性，其辩称该公章及私章已经在2016年3月份经登报声明丢失而作废，但贾炜华举出收条证明声明后公章仍在其控制下正常使用。贾炜华提交的该收条上有颍川公司公章还有杜晓锐的签字，颍川公司对杜晓锐签字真实性认可，原判认定在声明后案涉公章仍使用，颍川公司称公章、私章均丢失的辩解不成立并无不当。因公章和私章均真实，贾炜华掌握印章并控制公司的财务、案涉工程项目，即使如颍川公司所称是贾炜华使用印章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据、收据，亦系贾炜华履行职务行为，上述借款合同、收据、借据真实、合法、有效，虽然转账发生在2014年，但2016年颍川公司出具上述借款手续，系对案涉债务的确认。借款关系真实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第三，根据王兰英的自认，颍川公司并未有偿还本金的行为，颍川公司也没有主张有偿还本金的行为。双方约定的利率是月利率1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但本案约定若不支付欠款，则月息为25‰，已经超过了年利率24%，故欠息部分不应计入借款本金，案涉未清偿部分的借款本金为478万元而非522万元。原判认定借款本金存在错误，应予纠正。原判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计算利率的标准、贾炜华、黄拥军的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1民终18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2017）豫1103民初3342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三、变更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2017）豫1103民初33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河南城乡小康颍川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王兰英借款本金47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6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上述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四、驳回王兰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4834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170元，由王兰英负担4075元，由颍川公司、贾炜华、黄拥军承担200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340元，由王兰英负担4075元，由河南城乡小康颍川实业有限公司负担442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燕萍审判员  林秀敏审判员  孙 明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程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