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782民初2436号之二 原告：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高君路6号6楼。 法定代表人：应元森，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财勇，浙江米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甫刚，男，198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三门县。 被告：林建波，男，198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义乌市精可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东苑工业园（义乌市荣基皮具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杨甫刚。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威，浙江六和（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瀛，浙江六和（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甫刚、林建波、义乌市精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可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查封登记在被申请人杨甫刚名下的号牌号码为浙Ｇ×××××的小型汽车一辆，期限为二年；查封登记在被申请人林建波名下的号牌号码为浙Ｇ×××××的小型汽车一辆，期限为二年；冻结被申请人杨甫刚在银行的存款人民币50万元，期限为一年；查封被申请人杨甫刚、林建波、精可公司位于义乌市廿三里荣康袜厂内的仓库里的价值500万元的货物，期限为二年；查封登记在被申请人精可公司名下的申请/注册号为11859470、国际分类号为25的“妖精可可”商标，期限为二年；冻结被申请人精可公司在银行的存款人民币50万元，期限为一年。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0日组织证据交换，原告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财勇，被告杨甫刚（同时为被告精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建波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威到庭参加证据交换；于2019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财勇，被告杨甫刚（同时为被告精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建波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17021817.96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三被告在付款后立即提走成品“妖精可可”双层连裤袜631343条（价值13883343.1元）、半成品“妖精可可”外层连裤袜164233条（价值1209344.26元）、半成品“妖精可可”内层连裤袜260766条（价值1437882.6元）、辅料腰口72220个（价值192448元）、花边18万米（价值298800元）。事实和理由：三被告系合作伙伴，自2018年9月份开始，多次共同向原告定做“妖精可可”品牌双层连裤袜，交易方式为现款现货。三被告向原告定做的产品有“经典”、“雅致”、“蔷薇”等款式。因三被告销售火爆，几乎天天向原告催货，要求原告将70%以上供货能力给三被告，各款式连裤袜日供应量要求达到3万条以上，并多次承诺原告年底前（即2019年春节前）供应的货都会立即付款提走。原告按照三被告的要求，采购大量原材料、投入大部分人力物力以满足三被告定做需求。原告完成的三被告订单的成品、半成品、辅料上均有“妖精可可”标识标志。但是，三被告从2018年12月中旬开始以市场不好等借口开始不按约履行，2019年1月21日更是颠倒是非，明确表示拒不履行约定的付款提货义务。经原告盘点库存，截至起诉之日，尚有价值人民币17021817.96元的带有“妖精可可”标识的成品、半成品双层连裤袜及其辅料。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杨甫刚、林建波、精可公司共同辩称，一、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问题。本案定作合同双方是浙江弘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尚公司）与精可公司，三个被告从未与原告有过书面或口头定作合同关系，三个被告均不认识原告，也从未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业务员有过业务上的沟通和约定，以及资金上的往来。被告只与弘尚公司之间有长期的定作合同关系，被告杨甫刚、林建波业务联系对象是弘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应耀国和该公司的董事张丽霞（应耀国和张丽霞是夫妻关系），被告支付的货款对公的是弘尚公司，对私的也是弘尚公司的股东张丽霞、方廷及由张丽霞指定的收款人陈熠璟等，都与原告无关。原告仅仅是弘尚公司委托加工或指定送货人而已，故原告并不是本案定作合同的当事人，正如付款人并不一定是买卖合同的买方当事人是一样的道理，故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关于被告杨甫刚、林建波不是适格被告的问题。三个被告并非原告诉称的“合作关系”，杨甫刚是精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建波是精可公司聘任的总经理，两人的行为都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定作合同的定作人是精可公司，故杨甫刚、林建波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三、原告或弘尚公司要求被告支付1700多万元的货款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长期以来，精可公司与弘尚公司的交易模式都是被告根据市场需求量口头下单，现提现付，被告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量提供给弘尚公司相应数量的印有“妖精可可”商标的包装盒和吊牌，据统计2018年8月16日至2019年1月15日共提供200多万套包装盒和吊牌。被告不否认2018年12月前由于市场需求量大，曾多次要求弘尚公司增加供应量，但实际上弘尚公司提供的数量从未超过日平均3万条，被告算了一下从2018年8月份到叫停，日平均供应量只有13000条左右。同时弘尚公司还私下接受他人的侵权订单，将被告订购并标有被告“妖精可可”商标的产品销售给他人。我国合同法第258条、第268条规定，赋予定作合同的定作人有随时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但需要赔偿损失。2018年12月初由于市场需求量减少，被告及时通知弘尚公司减少生产，雅致款10月份就叫停、经典款12月12日叫停、蔷薇款12月15日叫停。弘尚公司张丽霞也于12月8日告知被告“已经收尾了”。考虑到叫停之后，弘尚公司尚存在生产线上的半成品会给弘尚公司造成损失，被告仍然努力销售库存，还一直亏本在做促销活动。从2018年12月15日全面叫停时到2019年1月24日共提货383400条（其中雅致款109680条、经典款230320条、蔷薇款43400条，共计货款850多万元）。这期间弘尚公司虽口头说已经收尾，但实际上仍在盲目乐观不停生产，生产线上的产品不是越销越少，而是越销越多，这完全是弘尚公司无视被告的定作口令，擅自盲目生产所致，其责任应该由弘尚公司自己承担。要求被告立即提货并支付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异于强迫交易。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针对被告杨甫刚、林建波、精可公司的答辩意见，原告补充陈述，原告主体是适格的。在2018年8月份之前三被告与弘尚公司发生关系，但因弘尚公司是新三板挂牌企业，交易当中需要合同、发票、款项相一致，而三被告的价格大部分都是不含税的，不能提供合法的发票，因此为了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上市公司业务交易的合规性，从2018年9月份开始三被告与原告发生交易。三被告是适格的主体，从杨甫刚和张丽霞的微信聊天记录、张丽霞与林建波的聊天记录、生产对接群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催货的主体是被告杨甫刚、林建波，向原告承诺最大产量生产，并保年底的是被告杨甫刚、林建波，付款的是被告杨甫刚、林建波或他们的亲属，而且销售发货单中客观记录的销售方是原告，客户方是杨甫刚，销售发货单被告均进行了签收确认。精可公司作为妖精可可注册商标的所有权人，本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即为妖精可可，可以认定精可公司与杨甫刚、林建波共同合作经营的事实。原告没有盲目生产，现有库存是按照三被告的指令按约履行定作合同的结果，三被告确实是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微信向原告下单，也就是说被告那边成交了多少再按照成交的品名、数量向原告提货，这里就涉及到原告必须提前对各种品牌、型号的货物进行备货，否则在被告向原告提货的时候因生产周期正常情况下都需要24天，没有充足的备货是不可能在当天或第二天就按照被告的要求交付货物的。现存约80万条库存是按照定作合同约定的合理库存，被告的提货量在11月28日达到30580条，11月30日达到41595条，12月6日达到25987条，其他时间（11月底到12月6日）也达到将近3万条，在11月底、12月初期间，原告为被告生产的产能为历史最大，12月8日林建波提出不要做太多的时候，原告对经典款（6870、6871）第一道工序织造即安排停机，但是因为当时织造的日产量已经达到将近28000条，在24天的正常生产流程中实际在生产流程中的产品达到68.6万条，正常流程和实际生产流程相差0.5天，在12月8日织造开始停机的时候，流程外的存货有13.5万条，流程内外合计约82万条；蔷薇款（6862）织造开始停机是12月11日，当时蔷薇款织造已经达到8400条左右，实际在生产流程中流转的产品是22.7万条左右，这个实际流程是27天，流程外的存货约3.8万条，合计约26.5万条；在2018年12月15日雅致款（6852、6853）库存量为16万多条，踩脚款（6872）库存量为9000多条，以上四款流程内外在织造开始停机后的总量为125.5万条左右。而经典款从2018年12月8日织造开始停机后，被告提走276640条，蔷薇款被告2018年12月12日后提走的是73234条，雅致款在2018年12月15日之后提走108120条，合计提走457994条，125.5万条减去提走的数量457994条，剩余库存约为80万条，可见剩余库存80万条与原告起诉的妖精可可库存明细中的数量基本相符，原告不存在盲目生产的情形。 本院认为，本案系定作合同纠纷案件，首先应当明确的问题即是涉案货物的承揽人是谁？原告称本案定作合同发生在原告和三个被告之间，即承揽人是原告；被告方却称本案定作合同发生在弘尚公司与精可公司之间，即承揽人是弘尚公司。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本案中应由原告对定作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一，原告认为销售发货单的抬头打印为“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故原告即为涉案货物的承揽人。本院认为该观点不能成立，销售发货单仅是对所发送货物的品名规格、颜色、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进行书面记录的载体，并不能由此认定合同的相对方。况且，如依原告所言，销售发货单抬头记载的原告即为承揽人的话，相应的，定作人就只能认定为销售发货单客户一栏记载的“青口杨甫刚”，而原告却同时起诉了除杨甫刚以外的林建波和精可公司，显然前后矛盾。第二，原告认可与被告方进行业务接洽的系案外人应耀国、张丽霞，原告虽主张应耀国、张丽霞夫妇是其实际控制人，应耀国、张丽霞二人的对外行为代表原告，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三，涉案货物的定作事项均是在群名为“妖精可可&弘尚生产对接群”的微信群里沟通，该微信群由林建波在2018年8月前设立，林建波最先设置的群名是“妖精可可&至尚生产对接群”，后因义乌市至尚袜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4日更名为弘尚公司，遂由精可公司的员工杨成祖将群名改为“妖精可可&弘尚生产对接群”。对于群名，原告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其认可生产对接发生在精可公司与弘尚公司之间。此外，根据被告方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原告庭后提供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该微信群里的成员应耀国系弘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丽霞系弘尚公司的股东及董事，孙东好系弘尚公司的监事，孟元系弘尚公司的员工，均与弘尚公司存在关联。第四，涉案货款对公汇至弘尚公司账号，对私汇至张丽霞、方廷等人的银行账号，均与弘尚公司存在关联。据此，本院认定涉案货物的承揽人系弘尚公司。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三个被告之间存在书面或口头的定作合同，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属主体不适格，依法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的起诉。 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义乌市唯艾品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舒 怡 人民陪审员  楼晓晶 人民陪审员  毛国新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金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