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再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邓国霞，女，198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大坪风华园小区B栋1号门面。法定代表人：周正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远，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贵州鼎赋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长沙路汇川汽车城内9号办公室。法定代表人：龚介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远，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尹玉斌，男，198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代学，男，1958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系尹玉斌之父。一审第三人：李启琴，1990年10月1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远，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邓国霞因与被申请人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通公司”）及一审第三人贵州鼎赋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赋通公司”）、尹玉斌、李启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民终3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黔民申735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邓国霞，被申诉人六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思远，一审第三人尹玉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某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国霞再审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3、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贵Ｃ×××××桥车购买保险的人是尹玉斌而非六通公司，邓国霞为该车垫付保险理赔款65859元，六通公司应当归还给邓国霞。2、六通公司只是名义车主，实际车主是尹玉斌，根据营运车辆代管协议的约定，保险理赔款应该归尹玉斌获得，并且六通公司在之前的庭审里已经认可应该支付给尹玉斌。3、邓国霞要求得到理赔款的原因是基于债权的合法转让，尹玉斌自愿将对保险理赔款不当得利的追讨权利转让给邓国霞。4、虽然按照保险合同规定，保险款应该给六通公司，但是根据尹玉斌与六通公司的运营车辆代管协议，尹玉斌才是该理赔款的获得者，论坛应该是取得财产无合法根据，并给尹玉斌造成损失，构成不当得利。5、六通公司的证据既达不到证明尹玉斌差欠李启琴111445元＋42000元债务的证明目的，也达不到证明2014年2月11日有结算过李启琴111445元＋42000元债务，以及用保险理赔款抵扣债务的证明目的。6、六通公司主张2014年2月11日邓国霞与六通公司就尹玉斌差李启琴的111445元＋42000元债务已经结算，本案的两笔保险理赔款已经结算并抵扣，该主张漏洞百出。7、不当得利分给付型不当得利及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本案的不当得利并非尹玉斌、邓国霞主动付钱给六通公司，二是被动的，是保险公司打给六通公司，被六通公司占有不归还。因此，应当由六通公司举证证明其是合法占有保险理赔款。六通公司答辩称，1、六通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取得的两笔赔偿款于法有据，不构成不当得利。2、涉案车辆车主是尹玉斌，发生事故后，尹玉斌有侵权赔偿的责任，因邓国霞的垫付使得尹玉斌的赔偿责任消灭，尹玉斌获得利益，邓国霞不当得利的对象应该是尹玉斌。3、尹玉斌与六通公司、鼎赋通公司、李启琴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纠纷、挂靠合同纠纷，六通公司、鼎赋通公司、李启琴与邓国霞在2014年2月11日与邓国霞代尹玉斌进行相关车辆的债务结算后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4、如果尹玉斌与六通公司或鼎赋通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本着一案一审的原则，应当另案处理，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综上，应当驳回邓国霞的全部诉讼请求。鼎赋通公司、李启琴共同述称，邓国霞代尹玉斌承担了侵权之债，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不当得利的关系，但是李启琴、鼎赋通公司和尹玉斌之间的事情应当另案处理。尹玉斌述称，其与邓国霞的意见一致。一审原告邓国霞向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六通公司将侵占的两次保险理赔款共65859元归还给邓国霞，并赔偿资金占用费（按银行四倍利息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六通公司承担。一审查明，2012年7月13日，第三人尹玉斌（与邓国霞曾系夫妻关系）以290000元购置陕汽牌ＳＸ3255ＤＮ3841货车一辆（发动机号1611Ｌ246948，车架号ＬＺＧＣＬ2Ｎ3ＣＸ003927），同日，第三人尹玉斌与案外人遵义安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分期预算表，该分期预算表载明：购买车辆除车价款290000元外，车辆另外产生的相关费用购置税、车辆保险费、上牌费、风险保证金等合计费用为222140元，第三人尹玉斌在分期预算表下方签字和捺印。当日，第三人尹玉斌向案外人遵义安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首付款116000元，另外的174000元向贵州银行按揭贷款。2012年7月21日第三人尹玉斌与六通公司签订《挂靠营运车辆代管协议》，约定将车辆挂靠至六通公司名下进行经营，以六通公司名义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车牌号为贵Ｃ×××××号，六通公司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为该车购买了交强险及三者险。该车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曾发生两次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失，邓国霞先垫付了赔偿款，因贵Ｃ×××××号车辆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和投保人均为六通公司，故保险公司理赔后分别将两次事故的保险赔款（12220元和53639元）直接汇入六通公司的银行账户。贵Ｃ×××××、贵Ｃ×××××两车系尹玉斌于2013年购买并挂靠于鼎赋通公司，为此尹玉斌向鼎赋通公司借款730224元。2014年1月15日六通公司向邓国霞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邓国霞还款（贵Ｃ×××××）：111445.00元，延迟利息：33434.00元，合计144879.00元”。1月24日六通公司又向邓国霞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邓国霞还款（贵Ｃ×××××）：42000.00元，延迟利息：12600.00元，合计54600.00元”。2014年2月11日，邓国霞持尹玉斌署名的委托书前往鼎赋通公司办理贵Ｃ×××××、贵Ｃ×××××、贵Ｃ×××××三辆车的过户事宜，将上述三辆车过户到邓国霞名下。经双方就尹玉斌所欠六通公司、李启琴、鼎赋通公司的债务进行了统一结算，确认尹玉斌尚欠鼎赋通公司608520元，且将该结算后的欠款转移至邓国霞，邓国霞分别就贵Ｃ×××××、贵Ｃ×××××号车出具两张金额均为304260元的借条。2014年6月，因尹玉斌未按时归还借款，银行提起诉讼，经法院调解，银行与尹玉斌、六通公司、遵义平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明确尹玉斌偿还银行借款，六通公司、遵义平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另查明，鼎赋通公司于2014年9月18日向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邓国霞借款合同纠纷，其在起诉主张的事实及理由中称“2013年11月18日，因贵Ｃ×××××号车发生交通事故，我公司2014年2月11日的结算中对53639元的保险赔款进行了抵扣。”其主张的事实中未涉及另一笔12220元的保险赔款。该保险赔款的金额与本案六通公司主张抵扣的保险金不一致，六通公司及鼎赋通公司、李启琴的解释是因其没有保存档案的习惯，而尹玉斌、邓国霞的经济往来频繁、导致李启琴记忆错误，故以本案的陈述为准。该案经一审、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再审，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黔03民再25号生效判决，该判决对2014年2月11日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就贵Ｃ×××××、贵Ｃ×××××、贵Ｃ×××××三辆车所涉债务进行统一结算的事实予以确认。2016年2月1日，遵义安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贵Ｃ×××××号车（车辆型号：ＳＸ3255ＤＮ3841、1611Ｌ246948，车架号：ＬＺＧＣＬ2Ｎ3ＣＸ003927、发动机号1611Ｌ246948）系我公司于2012年7月13日以总价290000.00元销售给尹玉斌（公民身份号码：5221011984××××××××），其挂靠于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经营。尹玉斌因资金困难，向我公司交纳首付款116000元，其余费用（银行按揭除外）均由其挂靠公司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提供，具体金额为222140-116000＋5305（利息）＝111445元。一审再查明，六通公司的股东为刘小江，鼎赋通公司的股东为刘小江、李启琴，刘小江和李启琴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2014年2月11日是否就贵Ｃ×××××号车所涉债务与另两辆车相关债务一并进行了结算以及邓国霞主张的两笔保险赔款是否予以抵扣。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首先，2014年2月11日，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进行全面结算，结算范围含贵Ｃ×××××、贵Ｃ×××××、贵Ｃ×××××三辆车所涉所有债务，双方结算后形成两张关于贵Ｃ×××××、贵Ｃ×××××号车，金额均为304260元，合计608520元的借条。该事实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3民再25号生效判决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邓国霞认为贵Ｃ×××××所涉债务未在2014年2月11日进行结算，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邓国霞所提供的债权转让书、贵Ｃ×××××双桥车赔付款收据、车辆转让协议、收条、营运车代管协议、车辆买卖协议、欠条两份、汇款凭证、结婚证、离婚协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接处警登记表、保险公司录音等证据，均不足以推翻前述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邓国霞提供的遵义市人民检察院通知书，仅证实该院已于2016年12月29日对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提请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抗诉，但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的民间借贷的争议焦点在于邓国霞于2014年2月11日支付14万元是否系偿还涉案借款的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而且邓国霞也未能提供足以否定（2016）黔03民再25号判决的法律效力及其认定的事实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因此，应当认定贵Ｃ×××××号车所涉所有债务在2014年2月11日双方结算范围内。关于邓国霞主张的两笔保险赔款是否进行抵扣的问题，一审认为，正因双方进行了结算，而贵Ｃ×××××号车交通事故和邓国霞垫付赔偿款也发生在结算前，故保险赔款也应在结算范围内。邓国霞主张保险赔款不在结算范围内，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虽然邓国霞称2014年年底才知道的保险赔款到了六通公司的账上，但邓国霞垫付赔偿款是事实，邓国霞也认可其在2014年2月11日结算时向六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过保险赔款的问题，该工作人员当时答复称保险公司的赔款还没有下来，说明邓国霞在结算时就获知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将支付至六通公司账上，在此情况下，不论六通公司在结算时是否隐瞒保险理赔款已经到账的事实，作为邓国霞，理应在结算时对该款进行考虑，也就是说以常理分析，邓国霞应当与六通公司、鼎赋通公司、李启琴在对双方债权债务进行全面结算时，对赔偿款下来后的归属单独约定并说明，但事实上除邓国霞出具的两张的借条外，并无其他结算凭证。邓国霞也未就保险赔款未包含在结算范围内提供其他相反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已抵扣保险赔款的具体数额，一审认为，鼎赋通公司在与邓国霞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主张的事实为“2014年2月11日的结算中对53639元的保险赔款进行了抵扣”，而本案中，六通公司及第三人抗辩的已抵扣保险赔款金额为65859元（12220元和53639元），其对此的解释为“因没有保存档案的习惯，而尹玉斌、邓国霞的经济往来频繁、导致李启琴记忆错误，故以本案的陈述为准”，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六通公司及第三人鼎赋通公司、李启琴改变自己在先的陈述，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对其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为此，一审法院确认已抵扣的保险金为53639元，剩余的12220元保险金，未予以抵扣，不在各方结算范围内。六通公司持有12220元保险金，没有合法根据，应返还给邓国霞。关于资金占用费，一审认为，邓国霞主张按银行四倍利息计算，没有法律依据，综合考虑本案事实，一审支持自双方结算次日起计算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中一年至五年（含五年）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支付至该款返还之日。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邓国霞12220元，并自2014年2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中一年至五年（含五年）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向邓国霞支付资金占用费，至该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邓国霞的其余诉讼请求。六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邓国霞的全部诉讼请求。邓国霞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内容的第二项，维持第一项，依法判令六通公司将其占有的保险理赔款53639元归还邓国霞，并赔偿资金占用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六通公司收到保险理赔款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认为，综合上诉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2014年2月11日就贵Ｃ×××××号车所涉债务及贵Ｃ×××××、贵Ｃ×××××相关债务结算时是否将贵Ｃ×××××号车于2012年7月和2013年7月发生的两笔保险理赔款（12220元和53639元）进行了抵扣，抵扣的具体金额应如何认定，是否应作不当得利返还。二审认为，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分析，2014年2月11日，邓国霞对ＣＢ4251、贵Ｃ×××××、贵Ｃ×××××三辆车就前夫尹玉斌所涉债务与六通公司、李启琴、鼎赋通公司进行全面结算，确认尹玉斌所欠鼎赋通公司债务金额为608520元，各方均同意将此债务转移至邓国霞，最后邓国霞出据两张关于贵Ｃ×××××、贵Ｃ×××××号车金额分别均为304260元共计合计608520元的借条给鼎赋通公司。该事实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3民再25号生效判决所确认。现本案的关键是双方在结算时对涉案车辆的所有债权债务是怎样明确的，是否含贵Ｃ×××××车的保险理赔款，对此，双方各执已见。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邓国霞应承担双方结算未抵扣保险理赔的举证责任，而邓国霞提供的债权转让书、贵Ｃ×××××双桥车赔付款收据、车辆转让协议、收条、营运车代管协议、车辆买卖协议、欠条两份、汇款凭证、结婚证、离婚协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接处警登记表、保险公司录音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至于邓国霞提供的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的通知书，只能说明该案已进入抗诉程序，并不能推翻前述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而六通公司和鼎赋通公司的举证责任在于所涉理赔款已抵扣的证据，两公司提供了2014年2月11日结算依据、债权债务情况说明和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证明其主张。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二审认为，贵Ｃ×××××号车发生的理赔款是在2014年2月11日双方结算范围之前发生的，邓国霞也认可其在2014年2月11日结算时向六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出过保险赔款的问题，结合邓国霞的认知判断能力，综合本案的事实，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对其待证事实本院认定邓国霞与六通公司、鼎赋通公司、李启琴在对债权债务进行全面结算时，应包含贵Ｃ×××××号车的所有的债权债务。为此邓国霞未就保险赔款未包含在结算范围内提供其他相反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已抵扣保险理赔款的具体数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前述焦点已明确双方对贵Ｃ×××××号车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对其具体金额，鼎赋通公司在与邓国霞借款合同纠纷案中主张的事实为“2014年2月11日的结算中对53639元的保险赔款进行了抵扣”，而本案中，六通公司及鼎赋通公司、李启琴抗辩的已抵扣保险赔款金额为65859元（12220元和53639元），其对此的解释为“因没有保存档案的习惯，而尹玉斌、邓国霞的经济往来频繁、导致李启琴记忆错误，故以本案的陈述为准”，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六通公司及鼎赋通公司、李启琴改变自己在先的陈述，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二审确认已抵扣的保险金为53639元，剩余的12220元保险金，未予以抵扣，不在各方结算范围内。为此，六通公司提出12220元保险金已抵扣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方取得财产；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弥补损失，而在于受益人返还其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所取得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六通公司持有12220元保险金，没有合法根据，应返还给邓国霞。对于资金占用费，原判认定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国霞不服，申请再审。本院裁定提审本案。本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如前。本院再审中，邓国霞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本院（2017）黔民再61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其与鼎赋通公司之间并未就贵Ｃ×××××车的债款进行过结算、尹玉斌并不差钱李启琴债务。六通公司、鼎赋通公司、李启琴共同质证称，该判决处理的是与邓国霞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是邓国霞与六通公司、李启琴之间的挂靠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尹玉斌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2017）黔民再61号民事判决处理的问题是邓国霞与鼎赋通公司、六通公司、李启琴之间于2014年2月11日结算问题，该份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以及裁判结果均与本案中六通公司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没有关联性，依法应不予采信。2、茅草铺派出所出警记录、保险公司录音资料。拟证明安平汽车公司承认未收到六通公司所称的代替尹玉斌支付11万多，也未替尹玉斌上税；贵Ｃ×××××车在李启琴借条日期之前就已经购买保险，李启琴借钱给尹玉斌买车的陈述不属实。六通公司、鼎赋通公司、李启琴共同质证称，出警记录处理的是安平公司与李启琴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联性。关于车辆保险何时购买和怎么赔付与本案没有影响，邓国霞没有主张的资格，保险合同关系和借款合同关系应当另案审理。尹玉斌同意邓国霞的意见。本院认为，该两份证据均与本案中六通公司取得保险赔偿仓库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所提供的证据，本院再审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7月21日，六通公司（甲方）与第三人尹玉斌（乙方）签订《挂靠营运车辆代管协议》，约定尹玉斌将其新购置的车牌号为贵Ｃ×××××号的车辆挂靠至六通公司名下进行经营，以六通公司名义在车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挂靠费为1200元／年，相关行政税费、规费等由六通公司代交后凭发票与尹玉斌结算；车辆的营运成本由尹玉斌自行核算处理，六通公司不干涉尹玉斌的经营活动，不参加利润分配，也不承担风险。关于车辆保险，协议第七条第6款约定：“乙方车辆发生的一切交通事故和经济损失在保险范围之内由甲方代理或乙方向保险公司索赔”，第九条第2款：“因行车及其他原因造成乙方驾乘人员伤亡，货物损失和第三者死、伤、残等，在保险范围之内由甲方代理或乙方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范围之外由乙方自行承担。”第九条第4款约定：“为确保甲乙双方共同利益，增强经营风险承受能力，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乙方（尹玉斌）必须参加机动车的各种保险，加大投保额度，乙方必须办理第三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驾乘人员险、货物险、不计免赔险等险种。······以上保险由乙方交现金给甲方统一代乙方办理。”之后，六通公司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为该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辆损失保险等。2012年至2013年期间，贵Ｃ×××××车发生两次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及他人损失，邓国霞先行垫付了相关款项。因贵Ｃ×××××号车辆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及保险合同载明的投保人为六通公司，2013年11月18日，保险公司将两次事故的保险赔偿款12220元、53639元支付给六通公司。六通公司认可收到该两笔共计65869元的保险赔偿款。2015年11月10日，尹玉斌出具《承诺书》，载明：“贵Ｃ×××××双桥车是我购买挂靠于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公司，2012年7月就该车我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购买了全保，后该车分别于2013年3月3日和2013年5月21日发生事故，保险公司理赔款共计65859元，被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占有。因两次事故的修理费和赔偿款都是邓国霞垫付的，我自愿将向遵义市六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追讨不当得利的权利转让给邓国霞。”本院另查明，鼎赋通公司于2014年9月18日向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邓国霞借款合同纠纷，其在起诉主张的事实及理由中称“2013年11月18日，因贵Ｃ×××××号车发生交通事故，我公司2014年2月11日的结算中对53639元的保险赔款进行了抵扣。”其主张的事实中未涉及另一笔12220元的保险赔偿款。本院再查明，六通公司一审庭审陈述“我们将尹玉斌应得的保险赔款65859元用于抵充其债务”。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确定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六通公司应否将贵Ｃ×××××车第二次保险赔偿款53649元返还给邓国霞？邓国霞主张，贵Ｃ×××××车先后发生两次保险事故，其垫付了相关费用；六通公司只是贵Ｃ×××××车的名义车主，实际车主为尹玉斌，其从尹玉斌处取得该车所有权，同时也取得向六通公司追偿保险赔偿款不当得利的权利，六通公司占有保险赔偿款构成不当得利。本院认为，邓国霞在本案中要求六通公司返还两笔保险赔偿款的基础是六通公司构成不当得利，故，本案应当首先确定六通公司占有保险赔偿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害的额人”的规定，邓国霞主张六通公司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六通公司系案涉贵Ｃ×××××车辆的登记权利人，保险公司系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六通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故六通公司取得保险赔偿款具有法律依据。其次，根据尹玉斌与六通公司签订的《挂靠营运车辆代管协议》的约定，对相关保险理赔，由六通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办理理赔事宜，六通公司取得保险赔偿款后，再根据《挂靠营运车辆代管协议》的约定，将保险赔偿款支付给尹玉斌。故，六通公司系根据案涉车辆的《保险合同》以及《挂靠营运车辆代管协议》取得并占有案涉保险赔偿款，不构成不当得利。邓国霞在本案中以六通公司占有两笔保险赔偿款无合法根据、尹玉斌将向六通公司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让渡给其为由，主张六通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对于第一笔12220元的保险赔偿款，因六通公司对原审判决其向邓国霞返还该笔保险赔偿款未提出异议，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从其自愿。对于第二笔保险赔偿款53649元，邓国霞可根据《挂靠营运车辆代管协议》及其与尹玉斌之间的有关约定，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邓国霞所提六通公司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对其裁判结果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民终3681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冉飞审判员  严白审判员  王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法官助理刘媚书记员张雨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