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726号原告：林玉容，女，1971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强，广东烽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霞，广东烽庭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3401号亚钢大厦602房。法定代表人：陈健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兰，该公司员工。被告：富乐（广州）粘合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禾丰路88号。法定代表人：DietrichJoelCrail，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荣，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林玉容诉被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泊斯公司”）、被告富乐（广州）粘合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玉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强、被告泰泊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兰、被告富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学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玉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18706.14元（5494.23元/月×18个月=98896.14元，减去社保已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0190元，等于18706.14元）；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2年6月至2018年10月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23100元（300元/月×77个月=23100元）；3.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拖欠停工留薪期工资而未正确代扣代缴导致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损失1598.53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林玉容于2012年6月1日入职泰泊斯公司，即被泰泊斯公司派遣至富乐公司的生产部从事包装工作，长期在工作中接触苯、甲苯、二甲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泰泊斯公司确认林玉容在生病前月平均工资为5494.23元/月。2016年4月25日至2016年5月25日，林玉容因“发现白细胞减少6月余”到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进行职业病诊断住院观察30天。2017年9月4日至2017年12月14日林玉容因“反复乏力1年余”到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住院治疗101天。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5月15日林玉容因“反复头晕、乏力1年余，再发l周”再次到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进行住院治疗43天，合计住院174天。2016年8月5日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林玉容为“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富乐公司对诊断结论有异议，申请首次鉴定，2017年8月7日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维持原诊断结论，鉴定林玉容为“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中性粒细胞减少症)”。2017年11月1日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林玉容受到职业伤害的情形为工伤。2018年2月1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林玉容伤势鉴定为五级伤残，并确认停工留薪期为2017年8月5日至2018年1月4日。因病情需要，2018年3月20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林玉容住院医疗期(含门诊)从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4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林玉容住院医疗期(含门诊)从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2018年5月28日广州市黄埔区社会保险基金中心支付林玉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0190元。因泰泊斯公司拖欠停工留薪期工资，补发停工留薪期工资却与现工资一并申报当月收入，而补发停工留薪期工资是之前的工资差额不属于当月收入，泰泊斯公司未正确代扣代缴而导致当月申报个人所得税基数增加而多缴纳税费，该损失应当由两公司承担。被告泰泊斯公司辩称，一、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由社保基金中心根据工伤员工的伤残等级予以核定并发放。2018年5月28日社会保险基金中心通过核定，以林玉容2018年5月的缴费基数4455元为标准向其发放18个月缴费工资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0190元。根据《广东省养老保险条例》第十条的规定，林玉容2018年5月的缴费基数为4455元，而其2016年度(即2016年1月至12月)的月平均工资为4882元；因此林玉容按实际缴费工资计算发放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应为87876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差额为7686元。二、富乐公司（用工单位）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林玉容在入职泰泊斯公司并被派往富乐公司工作之日起，林玉容即已知晓其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并签名确认了富乐公司的《职业健康告知书》，林玉容明确知道并接受该岗位没有岗位津贴的事实，因此其要求支付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11月1日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2018年2月l曰，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该鉴定结论确定林玉容的停工留薪期自2017年8月5日至2018年1月4日。2018年3月20日和2018年6月4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再次分别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确定2018年4月1日至5月3l日、和2018年6月1日至7月31日为住院医疗期(含门诊)。至此，泰泊斯公司对林玉容停工留薪期和住院医疗期的具体时间进行了最终确认，并于2018年6月开始补发林玉容的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差额19061．27元，并就该工资的发放将会产生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情况告知林玉容。经林玉容申请，泰泊斯公司同意将该笔工资分为四次发放，即与2018年6月、7月、8月和9月工资一并发放。由此可见，林玉容对于该差额工资的发放所产生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清晰了解的。另，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泰泊斯公司仅对林玉容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承担代扣代缴的责任，泰泊斯公司没有任何义务替代林玉容承担个人所得税。林玉容在2018年2月1日通过广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确定其停工留薪期为2017年8月5日至2018年1月4日。并自2018年3月20日起，通过劳动能力鉴定，持续多次申请了其住院医疗期(含门诊)，自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2019年1月8日再次通过申请，确定了其门诊医疗期为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2019年2月22日林玉容再次提出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申请。在此期间，泰泊斯公司无法安排林玉容复岗，每月均按停工留薪期待遇标准5494.23元向其支付待遇。综合上述，泰泊斯公司已按法律法规履行用人单位应尽的义务，对于林玉容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予以判决。被告富乐公司辩称，同意仲裁裁决结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林玉容主张其于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9月25日期间与首信劳务派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泰泊斯公司及富乐公司均表示对此不清楚。2013年9月26日，林玉容与广州市黄埔东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区公司”）签订合同期限自2013年9月26日起至2014年9月25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由该公司将其派遣至富乐公司；同日，东区公司向林玉容出具《工龄确认函》，承认林玉容在首信劳务派遣公司派驻富乐公司期间的工龄，合并计算为其在东区公司的工作年限。2015年9月26日，林玉容与东区公司续签了劳动合同。2016年6月1日，东区公司、林玉容及泰泊斯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约定：自2016年6月1日起东区公司与林玉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由泰泊斯公司承接；东区公司与林玉容原签署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2015年9月26日至2017年9月25日）中的权利义务由泰泊斯公司继续履行。泰泊斯公司确认承接林玉容在首信劳务派遣公司及东区公司工作期间的工龄，并与林玉容签订期限自2017年9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5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继续将其派至富乐公司工作，约定派遣岗位为工人，实行标准工时制，月工资2407元，每月最后一日支付上月工资。2016年8月5日，林玉容被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富乐公司对该诊断结论提出异议，申请首次鉴定。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7年8月7日作出穗卫职鉴（2016）074号《职业病鉴定书》，林玉容被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苯中毒（中性粒细胞减少症）。2017年11月1日，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穗埔人社工伤认【2017】01288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林玉容受到职业伤害的情形为工伤。随后，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别于2018年2月1日、3月20日、6月4日作出《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确认林玉容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五级、生活自理障碍程度为未达级、停工留薪期为2017年8月5日至2018年1月4日；住院医疗期（含门诊）：从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2018年5月28日，广州市黄埔区社会保险基金中心支付林玉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80190元。林玉容提交的出院记录显示，其在2016年4月25日至5月25日期间住院30天，出院诊断[苯作业职业性检查（待诊断）]；2017年9月4日至12月14日住院101天；2018年4月2日至5月15日住院43天。林玉容主张泰泊斯公司及富乐公司应按300元/月的标准向其支付2012年6月至2018年10月的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根据泰泊斯公司提交的经林玉容确认真实性的工资清单，工资构成中未列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2016年1月至2月林玉容的基本工资分别为2247元、2277.64元，2016年3月至12月林玉容的基本工资为2291.94元。泰泊斯公司表示林玉容的工资构成中未单列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2016年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895元/月，而林玉容的基本工资高于该金额，其支付给林玉容的工资已经考虑了工作岗位及工作环境的因素。林玉容与泰泊斯公司确认林玉容停工留薪期工资为5494.23元。林玉容于2018年6月28日向泰泊斯公司递交申请书，要求泰泊斯公司补发其工资差额19061.27元，并要求将差额在2018年6月至9月期间分四次发放。后泰泊斯公司依林玉容的申请，在2018年6月至9月分四次向林玉容发放了工资差额共计19061.27元，并代扣代缴了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林玉容认为其补发的工资差额是泰泊斯公司拖欠其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工资，因泰泊斯公司未按时发放造成其多缴纳个人所得税1598.53元，该损失应由泰泊斯公司承担。庭审中，林玉容承认其未向税务机关就过个人所得税问题提出过异议。因与泰泊斯公司、富乐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林玉容于2018年10月26日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1.泰泊斯公司及富乐公司向林玉容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18706.14元；2.泰泊斯公司及富乐公司向林玉容支付2012年6月至2018年10月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23100元；3.泰泊斯公司及富乐公司向林玉容支付因拖欠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停工留薪期工资而补发导致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损失3600元。该仲裁委于2019年1月2日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18]54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泰泊斯公司一次性支付林玉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18706.14元；二、驳回林玉容的其他仲裁请求。林玉容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诸本院。本院认为，林玉容的用人单位为泰泊斯公司，并由该公司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其要求作为用工单位的富乐公司与泰泊斯公司共同承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林玉容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为18706.14元，泰泊斯公司未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18706.14元提起诉讼，视为同意该仲裁裁决结果，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泰泊斯公司应向林玉容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18706.14元。关于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但鉴于岗位津贴并不是必须在工资结构中予以明确的项目，林玉容亦未举证证明其与泰泊斯公司对岗位津贴有明确约定，且林玉容的基本工资扣减其主张的300元/月的岗位津贴后亦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故本院采信泰泊斯公司的主张，认定林玉容的工资中已经包含了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对林玉容要求泰泊斯公司及富乐公司支付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231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因拖欠停工留薪期工资导致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损失的问题。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泰泊斯公司仅对林玉容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承担代扣代缴的责任。泰泊斯公司是依林玉容的申请分四次向其支付了工资差额，并代扣代缴了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林玉容若认为其多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应向税务机关提出异议，但林玉容自认其从未就个人所得税问题向税务机关提出过异议，故本院认为林玉容要求泰泊斯公司及富乐公司向其支付其多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泰泊斯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林玉容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18706.14元；二、驳回原告林玉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林玉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毛丽娟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