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3907号原告：李桐花，女，汉族，1979年5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俄，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268号广州交易广场1207-1208室。负责人：何伟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厚、付爱玲，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樊桂生，男，汉族，1965年6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告李桐花与被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经国律所）、樊桂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俄，被告经国律所的负责人何伟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厚、付爱玲，被告樊桂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2018）穗经刑字第0606号《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二、被告经国律所退还律师费117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17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7月11日起至退还全部律师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樊桂生对被告经国律所退还的律师费及支付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7日，原告与被告经国律所签署（2018）穗经刑字第0606号《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被告经国律所指派被告樊桂生组织顾问团队为彭竹清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提供专项法律帮助及辩护，其中该合同第四条“专项顾问费”约定原告预算若一审最终以无罪判处，支付专项顾问费150万元；若一审判处缓刑，则支付120万元。支付时间及退款约定，一审判决后，判决结果是缓刑原告支付80万元，或一审判决结果无罪，原告支付110万元；若一审判决结果未达到委托方目的的，则扣除20万元的成本费用后，由被告经国律所负责将余款退回原告。上述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樊桂生通过微信要求原告向其个人账户支付20万元律师费。该合同签订当日，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1302刑初16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彭竹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2018年7月10日，被告樊桂生以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退款83000元，至今尚有117000元未退还。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内容，涉案合同为风险代理合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被告经国律所应向原告退回剩余律师费117000元及利息。被告樊桂生应当对被告经国律所应返还的款项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经国律所辩称，案涉的委托合同未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也未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涉案合同并不是刑事案件辩护委托合同，律师费用约定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樊桂生辩称，一、从合同签约的背景、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看，合同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二、非诉讼专项法律顾问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不属于同一性质。三、合同的履行期间是2018年6月7日至6月13日，6月13日之后所从事的其他法律行为与本案诉争无关。四、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费用20万元是被告为彭竹清案件进行宣传所支付的费用，对被告来讲是代他人支付的费用，不属于律师费的范畴，所退还的83000元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综上所述，原告是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2018）穗经刑字第0606号《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订明：鉴于甲方因彭竹清已于2013年5月被湖南省娄底市公安机关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采取执行强制措施至今，且分别两次退侦、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后开庭审理未判，就该案存在的法律问题，甲方愿意聘请乙方律师为彭竹清提供专项法律顾问帮助及辩护。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樊桂生律师组织顾问团队为彭竹清提供专项法律帮助及辩护，甲方按期足额向乙方支付专项服务所需办案费用。第二条第（二）项约定：乙方律师接受委托后，根据案件的进展，在不同阶段，应分别完成以下工作：以乙方律所为载体，以院校为研讨平台，组织理论实务界人士就本案进行研讨；配合甲方组织的舆论宣传，仅就案情客观介绍顾问团意见；配合甲方原辩护律师开展辩护工作，仅就法律疑点、难点阐释顾问团意见；为保持辩护工作的一致性、连贯性，只有在确有必要时，才出庭辩护；其他为争取彭竹清缓刑或无罪判决而需要开展的各项工作。第三条约定：甲方及其家属认为彭竹清不构成犯罪，判处缓刑也是可以接受的，乙方的全部工作都应围绕此目的而进行。第四条约定：专项顾问费是指乙方为办理甲方委托事项所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交通、通讯、复印、打字等费用及乙方顾问团人员的报酬；专项顾问费用采用包干方式，无论乙方的实际办案支出是否超过该费用，甲方均无另行给付的义务；甲方预算，若一审最终以无罪判处，支付专项顾问费150万元；若一审判处缓刑，则支付120万元，乙方表示认可。第五条约定：（1）乙方配合甲方开始舆论工作时，甲方预支付20万元；（2）乙方组织研讨、配合辩护工作时，或者另行组织律师出庭辩护时，甲方支付20万元；（3）本案一审判决后，判决结果是缓刑，甲方支付80万元或一审判决结果是无罪，甲方应支付110万元。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如果一审无法达到第三条结果，则乙方应将已收款项扣除20万元后三天内退还甲方。第七条约定：本协议自生效之日起至一审终结止。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原告及被告经国律所均在上述合同的落款处签名或签章。同日，原告向被告樊桂生的账户转款20万元。同日，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1302刑初16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彭竹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5月18日起至2024年2月16日止）；二、……。原告陈述，其在2018年6月10日取得刑事判决书。因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未达到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原告要求被告樊桂生退还已支付的款项。2018年7月10日，被告樊桂生向原告退还款项83000元。之后，原告向两被告发函要求退还剩余费用117000元，但两被告均未退还。2018年7月26日，原告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寄送《关于要求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和樊桂生律师退还律师费并对其严肃处理的投诉信》。2018年8月1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向原告作出《关于李桐花投诉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樊桂生律师一案补充材料的函》，告知原告已收到投诉材料，并要求原告继续补充提交相关材料。2018年8月7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受理原告的投诉。因两被告未向原告退回剩余费用，原告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认为涉案合同属于刑事诉讼的风险代理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两被告则认为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不是刑事辩护代理合同，属于非诉讼专项法律顾问服务合同，故合同约定的款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合同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另外，被告樊桂生提交了《娄底彭竹清，我们在关注》的文章、微信来往内容的微信截屏及被告樊桂生自行书写的相关材料，拟证明其完成了委托事项。原告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综合双方举证、质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有效。二、原告主张返还剩余款项117000元是否合理。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个争议焦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也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原告与被告经国律所在《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约定“若一审最终以无罪论处，支付专项顾问费150万元；若一审判处缓刑，则支付120万元，乙方表示认可”“本案一审判决后，判决结果是缓刑，甲方支付80万元或一审判决结果是无罪，甲方应支付110万元；若一审判决结果无法达到第三条委托目的，则扣除20万的成本费用后，由乙方负责将余项退还给甲方”，也即是原告根据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向被告经国律所支付律师费，该约定内容明显属于刑事诉讼中的风险代理。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依法采取的制裁措施，故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任由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约定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受经济利益驱使，不排除其会采取作伪证等违法或不正当手段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谋取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胜诉判决，从而使其规避或逃脱法律制裁，此举无疑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故原告与被告经国律所在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用与刑事判决结果挂钩的内容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的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被告经国律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用的相关规定，但其在从事刑事委托代理诉讼过程中，仍然与原告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在此情形下，如果认定被告经国律所与原告所签订的上述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将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能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获取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高收费，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为此，综合上述内容，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经国律所签订的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但《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的其他无关风险代理内容的条款仍然有效。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原告与被告经国律所签订的《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的条款无效，故被告经国律所收取的风险代理律师费应当予以返还。结合本案而言，《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于2018年6月7日，涉案刑事判决的作出时间也为2018年6月7日，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合同有效期为合同签订日至一审判决终结日。虽被告樊桂生陈述其知晓一审判决结果的时间发生在2018年6月7日之后，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涉案刑事诉讼付出了时间、精力和劳务，也不足以证明其为代理彭竹清刑事案件实际产生了费用，被告经国律师应当向原告退还剩余全部费用117000元。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经国律所返还剩余费用117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另外，有关彭竹清的刑事判决作出后，原告已要求两被告退还剩余费用117000元，但两被告均未退还，故原告要求被告经国律所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合情合理。参照《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二款“如果一审无法达到第三条结果，则乙方（被告经国律所）应将已收款扣除20万元后三天内退还甲方（原告）”约定内容，刑事判决作出时间为2018年6月7日，故原告主张从2018年7月11日起要求被告经国律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情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主体为原告与被告经国律所。被告樊桂生仅是被告经国律所指派的代理律师，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方，且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对他人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樊桂生对被告经国律所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桐花与被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6月7日签订的（2018）穗经刑字第0606号《刑事案件法律帮助、辩护专项顾问委托代理合同》中第四条、第五条无效；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向原告李桐花返还款项117000元；三、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向原告李桐花支付利息（以117000元为本金，从2018年7月1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四、驳回原告李桐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46元,由被告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邵巧玲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书记员  郑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