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5551号原告：王桂兰，女，196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方明，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倩菁，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永权，男，1962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邓燕芬，女，196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翌哲，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19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6187534184。法定代表人：刘小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超莹，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梦怡，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桂兰诉被告黄永权、邓燕芬、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桂兰委托代理人方明、袁倩菁，被告黄永权、邓燕芬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翌哲，被告华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超莹、叶梦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桂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黄永权向原告清偿借款6701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2.被告邓燕芬、华美公司对被告黄永权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王桂兰变更利息计算方式如下：自2011年7月1日起，以未还款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本情况。王桂兰约十年期间持续累计借款6701000元给黄永权，每次写新借条时就把旧的借条收回，至2011年3月18日，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兹借到王桂兰女仕人民币共款陆佰柒拾万零壹仟元（6701000元），此款定于2011年6月30日归还。此据”。黄永权在借款人处签名，华美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借据对黄永权已收到王桂兰借款数额及归还时间均作出明确表述。后黄永权未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王桂兰于2011年12月21日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后依法开庭进行审理。经花都区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欠条，确认欠款6701000元，并承诺于2011年6月30日归还，借款到期后，黄永权未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还款责任，向王桂兰清偿6701000元；借款行为发生在黄永权与邓燕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本案债务为黄永权与邓燕芬的夫妻共同债务，邓燕芬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美公司作为有限公司，其在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的借据中，明确以担保单位的身份加盖公章，该行为是完全的企业法人行为，故华美公司与黄永权之间的保证法律关系成立并应确认有效，华美公司应当据此承担保证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作出（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黄永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6701000元及利息（从201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给原告王桂兰；2.被告邓燕芬、华美公司对被告黄永权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黄永权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书已查明事实属实，予以确认，黄永权提出上诉理由不充分，据此，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美公司股权重组（黄永权转让股权）后，新股东不服二审法院判决，以华美公司名义申请再审，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査明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再审期间，华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广州市公安局于2014年5月30日向华美公司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对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案已立案侦查；2.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4年9月5日向华美公司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对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案已立案侦查；3.广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9月21日向华美公司出具《移送案件告知书》，告知对朱伟强告华美公司黄永权合同诈骗案已移送海珠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并案处理；4.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1月4日向华美公司出具《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内容为：“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于2014年4月到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于2014年7月到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报称黄永权串通王桂兰等人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花都经侦大队已分别于2014年5月和9月对案件立案侦查。由于黄永权涉嫌其他犯罪被我局抓获，现羁押于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为便于案件的侦查，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花都经侦大队已于2015年10月将案件移交我大队并案处理，现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因有上述新证据证明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据此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本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2.驳回王桂兰的起诉”。二、现有证据证实本案不涉嫌经济犯罪，（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错误，应予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正确。现有证据：穗检公二刑诉（2016）203号起诉书、穗检公二刑变诉（2017）2号变更起诉决定书，证实均未发现涉及华美公司报案称黄永权与王桂兰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的事实，不足以证明黄永权相关的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借款事实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起诉书、变更起诉决定书的出现，导致（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所依据的立案告知书、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等主要事实发生变化，并无证据证实王桂兰涉嫌黄永权的犯罪行为。三、有相似判例为证：王桂兰与黄永权同一时期存在另一笔借款关系，黄永权向王桂兰借款5543200元；华美公司在借据中，以担保单位的身份加盖公章；本债务为黄永权与邓燕芬的夫妻共同债务。后王桂兰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作出（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786号民事判决：“1.黄永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5543200元及利息给王桂兰。2.邓燕芬、华美公司对黄永权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王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黄永权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美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案号：（2017）粤01民再110号，本案中，华美公司提交与（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案相同的证据（《立案告知书》等），检察院抗诉认为，该证据及（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证明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事实上，王桂兰从1999年开始就借款给黄永权，一直延续到2011年，以借据方式确认债务，债务发生在2011年前，当时黄永权在华美公司持股90%以上，另一股东为其亲属，属于代持股份，黄永权不可能与王桂兰串通，骗取自己及自己公司的财产。华美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变更股东。王桂兰的债权早于华美公司架构变更多时，更早于黄永权从华美公司退股，故不存在虚构债务的可能，也不存在骗取新股东财产，获取非法利益。而新股东收购黄永权及亲属的股份，掌握公司后，方对债务提出质疑，有逃避还款的意图。后经该案再审法院查明：穗检公二刑诉（2016）203号起诉书、穗检公二刑变诉（2017）2号变更起诉决定书中，均未发现涉及华美公司报案称黄永权与王桂兰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的事实，不足以证明黄永权相关的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借款事实存在关联关系，故维持二审判决。请贵院参考该案例，详见（2017）粤01民再110号民事判决书。综上，本案借款事实经一、二审查明属实，再审亦予以确认。本案并未涉嫌经济犯罪，（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2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的，如果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王桂兰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借据》（两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数额及还款期限，提请法庭注意的是，上面写的“借到”而不是“借”；2.婚姻登记档案记录证明，证明被告黄永权与被告邓燕芬于198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债务发生之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3.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一、二审查明借款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但再审认为：因有新证据证明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据此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本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2.驳回王桂兰的起诉”；4.穗检公二刑诉（2016）203号起诉书、穗检公二刑变诉（2017）2号变更起诉决定，证实均未发现涉及华美公司报案称黄永权与王桂兰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的事实，不足以证明黄永权相关的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借款事实存在关联关系。其中的提及的罪名及事实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5.（2017）粤01民再11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上述起诉书、变更起诉决定书的出现，导致（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所依据的立案告知书、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等主要事实发生变化，本案不涉嫌经济犯罪，（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错误，应予撤销，一、二审判决正确。另外，补充的是，该两张借据均是计算至千百位的，证明是经过计算才得出的数字。被告黄永权辩称：第一，本案构成重复起诉。理由是：涉案借款已经由花都法院及广州中院两级法院判决，原告就相同的诉讼标的，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已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7条的规定，应当驳回起诉。第二，在2011年3月18日，黄永权与王桂兰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路192号的办公室（华美公司原办公室）商议借款事宜，黄永权提出向王桂兰借款，黄永权当天向王桂兰出具两张借据，第一张借据约定向王桂兰借款6701000元整，约定2011年6月30日归还；第二张借据约定，向王桂兰借款5543200元，约定于2011年12月30日归还。但在黄永权出具借据后，王桂兰并没有向我方提供借款。涉案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被邓燕芬辩称：与黄永权的辩解意见一致；另外，我方对涉案借款并不知情。借据也没有邓燕芬的签字确认，而且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的交付，涉案借款没有实际发生。被告华美公司辩称：王桂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我方不同意被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且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请求法庭依法驳回王桂兰的诉讼请求。1.王桂兰诉求债权的事实依据不足。王桂兰为主张其债权提交的依据仅有一张出现我方“公章”的《借据》，其根本无法证明涉案债务真实存在，据此要求我方承担还款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且其主张的借款利息也没有任何依据。⑴王桂兰为主张其债权仅提交了一份出现华美公司“公章”的《借据》，而根据另案【（2017）粤01民再110号】判决书，即王桂兰提供的证据五显示，黄永权在同一天向原告出具了另一份借款为人民币5543200元的《借据》，该两份《借据》除了借款金额和还款时间不同外，其他内容均一致，黄永权同时分别在同一天向王桂兰出具上述两份《借据》的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⑵按王桂兰所述，涉案债务是约十年期间持续累计的，涉案金额巨大，王桂兰应提供这十年期间每次向黄永权支付款项的凭证依据等来证明涉案债务的连续性与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规定“出借人应对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内容以及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王桂兰对于涉案款项的资金来源、将《借据》记载款项交付给黄永权的凭证等均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涉案债权债务事实不清，王桂兰主张债权事实依据不足；⑶本案的第一被告黄永权的陈述，王桂兰虽有借据，但没有收到过被答辩人的款项，这更说明被答辩人主张债权的事实缺乏依据。2.我方并未对涉案债务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且我方也从未有在上述《借据》上盖章的用章记录及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文件，我方对此并不知情，不应对该债务承担保证责任：⑴我方的现股东广州市盛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在2015年4月才取得华美公司100%股权的。经我方核查，我方处并不存在涉案款项的入账记录及涉案《借据》的材料存档及盖章用章记录，我方也未对涉案债务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且在2013年7月18日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之前，委托了会计师事务所对华美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的《财务尽职调查专项报告》也没有显示有涉案担保债务，黄永权与其他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中也表明，华美公司的情况以前述报告为准，如有其他债务，由黄永权承担；⑵黄永权在2013年11月6日前，是我方的公司股东，在2013年4月8日之前一直担任我方的法定代表人。其在任职华美公司公司股东期间及退出华美公司后，均有涉嫌犯罪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本案中的涉案《借据》是黄永权利用其任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掌管公章的便利，在其他股东及华美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个人借债私盖公章，侵害公司利益，而非华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方对黄永权在《借据》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黄永权利用华美公司做担保并私自加盖公章的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转移债务并加害我方的行为；华美公司本身是受害者，对此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是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应遵守的特殊规定，是强制性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就此作出同意担保的决议，应为担保生效的必要条件。而原告清楚地知道黄永权是华美公司的股东，其作为债权人应尽充分的注意义务，即要求黄永权交付华美公司的股东作出同意华美公司为黄永权提供担保的决议文件。事实上，华美公司的其他股东并不知道华美公司为黄永权提供担保一事，也未就此作出任何决议。因此，本案的保证担保无效，王桂兰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其存在明显的过错。本案所涉保证担保的无效是黄永权、王桂兰的过错行为造成的，华美公司无需对黄永权的债务承担任何责任。3.黄永权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目前正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尚未审结，其犯罪事实也未查清。王桂兰依据涉案《借据》起诉的案件也因涉嫌经济犯罪嫌疑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我方认为，本案有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且目前黄永权涉嫌犯罪的案件正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中，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我方的合法权益，我方恳请贵院依法驳回王桂兰诉讼请求。关于本案是重复起诉，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同黄永权代理人的意见。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华美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财务尽职调查专项报告》，证明华美公司原股东黄永权等人将其股权转让给新股东朱伟强后，其按约定对华美公司的债务进行了审查，显示华美公司并无涉案债务及担保；2.《股权转让及合作协议书》，证明华美公司原股东确认华美公司的债务以上述尽职调查专项报告为准；3.《协议书》，证明华美公司原股东黄永权确认华美公司的债务以上述尽职调查报告为准；4.立案告知书，黄永权因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华美公司已经报案，相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5.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证明华美公司已就黄永权涉嫌经济犯罪向相关部门报案，相关部门已经立案侦查；6.（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王桂兰已就黄永权涉案借据起诉的案件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起诉。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18日，黄永权向王桂兰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兹借到王桂兰女仕人民币共款陆佰柒拾万零壹仟元正（6701000.00元），此款定于2011年6月30日归还，此据”，黄永权在该《借据》借款人落款处签名并按上指模确认，并注明身份证号码，华美公司在担保人落款处盖章，落款日期为2011年3月18日。因本案借款，王桂兰于2011年12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黄永权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6701000元及利息（从2011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给原告王桂兰；2.被告邓燕芬、华美公司对被告黄永权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黄永权不服上述判决，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提出上诉，广州中院采信王桂兰主张的借款事实，认为黄永权提出上诉理由不充分，遂于2012年10月29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11月6日黄永权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并完全退出华美公司。其后，因华美公司接连收到15起追讨借款或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案件，其遂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1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143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广州中院再审。广州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该案。广州中院另查明：1.广州市公安局于2014年5月30日向华美公司代理人王晋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对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案已立案侦查；2.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于2014年9月5日向华美公司代理人王晋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对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案已立案侦查；3.广州市公安局于2015年9月21日向华美公司代理人王晋出具《移送案件告知书》，告知对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案已立案侦查；4.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于2015年11月4日向华美公司出具《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函》，内容为：“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贵公司于2014年4月到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报称黄永权串通王桂兰等人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花都经侦大队已分别于2014年5月和9月对案件立案侦查。由于黄永权涉嫌其他犯罪被我局抓获，现羁押于广州市海珠区看守所。为便于案件的侦查，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花都经侦大队已于2015年10月将案件移交我大队并案处理，现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广州中院认为，因有新证据证明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如下裁定：1.撤销本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2.驳回王桂兰的起诉。2016年11月9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刑诉（2016）203号《起诉书》以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又以穗检公二刑变诉（2017）2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变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但在上述《起诉书》及《变更起诉决定书》均未提及黄永权串通王桂兰虚构债务诈骗华美公司款项的事实。因王桂兰不服（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穗检民（行）监[2018]44010000589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如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本案未涉嫌经济犯罪，符合起诉条件的，王桂兰可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决定不支持王桂兰的监督申请。王桂兰遂于2018年5月18日诉诸本院成讼。另查明，华美公司1995年6月2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600万元，黄永权持股8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此后黄永权一直担任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2013年4月8日；黄永权持有华美公司股权经历次变更，直至2013年11月6日才不再持有华美公司股权。立下本案《借据》时（2011年3月18日），黄永权为华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华美公司85%的股份。王桂兰称本案的借款华美公司收购原花都水泥厂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向王桂兰预售房屋的购房款，但由于无法改变用地的性质，经双方协商，王桂兰的购房款转为对黄永权的债权。另外，从1999年开始黄永权开发众多的房地产项目，陆陆续续向王桂兰借款，并由黄永权向王桂兰支付利息。每次写新的借条时就会把旧的借条收回。故涉案借款实际上是由拖欠的购房款及累计的借款组成的。又查明，出具本案《借据》的同日（2011年3月18日），黄永权同时向王桂兰出具金额为5543200元的《借据》，华美公司作为担保人亦在该《借款》盖上公章确认。因该借款，王桂兰于2012年1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2）穗花法民一初字第7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黄永权清偿借款5543200元及利息（从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给王桂兰；2.邓燕芬、华美公司对黄永权的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王桂兰其他诉讼请求。黄永权不服该判决，向广州中院提出上诉。广州中院于2013年6月9日作出（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美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中院提出申请再审，广州中院于2014年作出（2014）穗中法民申字第217号民事裁定书，以华美公司的再审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限，且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不足以证实黄永权涉嫌职务侵占与本案有关联为由，驳回华美公司的再审申请。华美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粤检民（行）监【2016】44000000047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2016）民抗140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广州中院再审该案。广州中院认为：1.华美公司对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而二审裁判结果与一审判决一致，应视为华美公司服从一、二审判决；2.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永权相关的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借款事实存在关联关系，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粤01民再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247号民事判决。王桂兰对当时已生效的（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书（欠款金额6701000元）及（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欠款金额5543200元）申请强制执行。在上述案件【（2013）穗花法执字第93号、（2013）穗花法执字第2999号、2014穗花法执恢字第92号、2014穗花法执恢字第93号】执行过程，王桂兰确认2013年12月25日被执行人已支付200万元，现尚欠2014穗花法执恢字第92号本金4701000元及自2011年7月1日后的利息；2014穗花法执恢字第93号本金5543200元及自2012年1月1日后的利息。再查明，邓燕芬与黄永权于198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现仍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庭审中，黄永权确认与王桂兰之间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认为之前发生的借款已经归还，本案《借据》的出具是因为华美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而向王桂兰提出借款请求，但王桂兰没有交付借款。本院认为：王桂兰向本院出具《借据》，拟证实黄永权借到王桂兰6701000元，华美公司为上述借款作担保，黄永权及华美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本案是否存在6701000元的借款事实？3.王桂兰诉请要求邓燕芬对黄永权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是否成立？4.华美公司应否对黄永权本案债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对于第1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中，广州中院认为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86号民事判决及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并驳回王桂兰的起诉，现黄永权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侦查终结，没有证据显示黄永权串通王桂兰等人虚构本案债务从而诈骗华美公司款项，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实黄永权相关的涉嫌犯罪行为与本案借款事实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案应当驳回起诉的情形消失，而最终生效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并未对王桂兰的诉讼请求作实质审查并处理，王桂兰再次起诉要求保护其实体权利，不属于重复起诉，本院应予受理。对于第2个争议焦点：首先，本案的《借据》注明“借到”，并承诺“2011年6月30日归还”，黄永权主张未实际收到借款与《借据》记载的内容不一致；其次，黄永权承认其与王桂兰之间一直存在借款关系，而该《借据》的借款数额出现尾数，黄永权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王桂兰所述本案借款数额是购房款转为借款及十多年来历次借款累计统计结果所得的事实较为可信；再次，黄永权主张未收到借款，但出具巨额《借据》后，黄永权从未主张王桂兰支付借款或返还借据，不符合一般常理。综上，结合双方的经济能力、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黄永权所述借款用途、黄永权经营华美公司在开发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华路192号土地中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事实，本院对王桂兰所述本案的借款6701000元已实际发生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第3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邓燕芬与黄永权于1987年11月23日登记结婚，夫妻关系存续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现夫妻关系仍在存续期间，邓燕芬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黄永权的经营收入从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另外，（2012）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邓燕芬对黄永权本案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邓燕芬也未对该判决提出上诉，应视为邓燕芬服从该判决。综上，邓燕芬应对黄永权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现王桂兰要求邓燕芬对黄永权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对于第4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十八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华美公司在本案《借据》担保人落款处盖章，同意为黄永权本案的借款作担保，是完全的企业法人行为，现黄永权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王桂兰要求担保人华美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即要求华美公司对黄永权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华美公司认为黄永权对外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借据》担保人落款处的公章是黄永权私自盖印的；黄永权转让股权时也未对华美公司该对外担保行为进行披露，故华美公司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2011年3月18日华美公司在本案《借据》盖章同意为黄永权本案债务作保证担保时，黄永权为华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永权对外行为代表华美公司，且当时黄永权持有华美公司85%的股份，并且称本案的借款用于华美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开发，王桂兰有理由相信上述盖章行为合法有效，王桂兰对此并不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应遵循的程序，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性规定，是否违反并不能约束交易相对人或以此对抗无过错的债权人，也不必然导致该担保行为无效。华美公司认为其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若黄永权违反《公司法》规定由华美公司为其对外债务作担保或转让股权时未披露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属于公司与股东之间或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相对人可另循法律途径向侵权人主张权利。综上，黄永权应按约定于2011年6月30日前向王桂兰偿付借款6701000元，扣除2013年12月25日已执行本金200万元后，黄永权还应向王桂兰偿付借款本金4701000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以借款本金6701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3年12月25止；以未还借款本金4701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被告邓燕芬、华美公司对黄永权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桂兰要求超过本院确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永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桂兰清偿借款本金4701000元及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以借款本金6701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3年12月25止；以未还借款本金4701000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二、被告邓燕芬对被告黄永权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对被告黄永权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四、驳回原告王桂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206元，由原告王桂兰负担30505元，由被告黄永权负担71701元，被告邓燕芬、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对被告黄永权应负担部分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起七日内，按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毕杰颖人民陪审员  陈伟霞人民陪审员  林俊钦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书 记 员  任静欣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五条【利息的支付】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第二百零六条【借款的返还期限】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十九条【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推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