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1民初357号 原告：周实鸿，男，195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告：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大方县大方镇中街1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2422798832366K。 法定代表人：杨吉贵，该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付忠，贵州省大方县沙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大方县供销合作社农付产品加工厂。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北郊螺丝塘8号。代码：21551041-1。 法定代表人：周时华，该厂厂长。 原告周实鸿与被告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供销联合社）、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付产品加工厂（以下简称大方农付产品厂）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实鸿，被告供销联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大方农付产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周时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实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代二被告垫付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事实及理由：原告于1972年12月经（72）方革劳字第091号文件招用在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工作，系全民所有制职工。进厂后，1992年7月在社保部门建立了社保关系，企业足额依法为原告缴纳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社会保险费。原告于1996年12月11日与被告签订了贵州省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合同书。2010年，县政府拟建宣慰府，于同年6月收购了大方农付产品厂部分房屋及地块，拨付了420万元房屋征收款用于职工安置和缴纳社会保险费。在当时企业职工安置中，被告供销联合社扣押了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用于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专项资金60万元。至今，被告未依法将该专项资金为原告参保，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共毕节地委文件、毕地党发（2001）25号和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意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具有对社会保险费的协商及处分权。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2013年6月25日、2015年10月6日向企业和主管部门递交了请求申请，请求企业依法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但因被告供销联合社监督不力，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5年11月17日，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违背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申请书和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迫使原告与其签订，违法安置原告,内容实属无效。为办理退休手续，原告于2016年11月23日依法代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向大方县社会保险事业局缴纳了大方农付产品厂所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及利息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大方农付产品厂没有合法根据而获得了非法利益，属于不当得利，按照法律规定，二被告依法应当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即将原告代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垫付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费用127694.80元支付给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于2019年1月2日向大方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9年1月5日仲裁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1999］231号）规定作出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书。原告为进一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身份证，拟证明原告是合法的诉讼主体，且到2016年2月18日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大方县供销社农副产品加工厂营业执照，拟证明被告是合法的诉讼主体。二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拟证明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二被告供销联合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大方农付产品厂、供销联合社是否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由法院认定。经本院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4、《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不宜以一方当事人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已丧失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问题的复函》，拟证明供销联合社是大方农付产品厂的开办单位，依法承担监督责任，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企业民事诉讼资格仍然存在。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大方农付产品厂并非供销联合社的开办单位，供销联合社是大方农付产品厂的行政主管单位，仅承担监督责任，不承担大方农付产品厂在经营活动中的民事责任。经本院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5、《贵州省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合同书》，拟证明职工合同书是国家机关贵州省劳动局依法制作的公文书证，原告与被告在公文书证中约定相互的权利及义务至法定退休年龄止，由于大方农付产品厂的申请书约定事项与职工合同书约定事项至法定退休年龄止不一样，且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优先适用职工合同书约定效力，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应依照劳动合同法第39条劳动合同履行法律规定，依法全面履行被告的法定义务。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合同已经于2015年11月17日经原告申请双方协商解除。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6、《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拟证明原告是大方农付产品厂国有在职职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人员，原告自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止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险费是大方农付产品厂依法为其足额缴纳，原告自2000年至2016年2月18日法定退休年龄止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险费，受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效力支持，大方农付产品厂应依法承担缴纳义务。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根据大方农付产品厂的安置方案以及供销联合社的批复，大方农付产品厂所有工人的养老保险是2009年12月之后由个人承担，2009年12月以前的养老保险以一次性安置补偿的形式发放给个人，由个人自行缴纳。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7、大方县农副产品加工厂已纳入社保退休职工垫付养老金一次性返还花名册，拟证明大方农付产品厂纳入社保退休职工垫付养老金，一次性返还大方农付产品厂垫付职工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力作用，原告从2000年至2016年法定退休年龄止代大方农付产品厂垫付的社会保险费，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原告依法享有与段勤厚、谢正华、黄亚东、雷照华等国有职工及其他六十多名职工代垫付社会保险养老金，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受该组证据所保护和支持。该证据右下角陆-壹等字样是我自己写的编号，相关证据的真实性请求法庭查证。二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当时的安置补偿都是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偿金，安置补偿金由个人领取之后，是否缴纳保险由个人决定，原告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金后不得再重复主张。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8、2011年8月17日申请书、2013年6月24日申请书、2015年10月6日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已依法三次向大方农付产品厂提出书面申请维权社会保险费等合法权益、申请退出工作岗位修养、请求向原告发基本生活费，但大方农付产品厂却以其占有的强势地位和条件，于2015年11月17日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供销联合社认为大方农付产品厂是否收到申请书，其不知情，也不承担任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责任。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认为收到三份申请是事实，但是法定代表人个人无法处理，因为大方农付产品厂在2000年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及全面停产，且该事项涉及到一百多职工，所以应经过职代会和职工大会开会讨论决定安置分配方案上报供销联合社，由供销联合社同意并行文后才能处理。经本院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9、2015年11月17日申请书、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拟证明是大方农付产品厂违法提出的申请书，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是格式霸王条款，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性具有大方农付产品厂打印的单位全称，且加盖有大方农付产品厂印章进一步佐证，认定不可推翻，是大方农付产品厂提出的事实认证，不具是原告提出的真实性，与原告在职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费的情形不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二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认可，认为原告亲自在申请书、补偿协议上签字捺印，可以明确原告与大方农付产品厂之间的劳动关系经协商已经解除，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10、2016年11月23日贵州省社会保险基金专用收据、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拟证明原告是大方农付产品厂国有在职职工、是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费人员及原告代大方农付产品厂垫付社会保险费、失业保险及利息等事实，大方农付产品厂应以此合法凭据依法向原告赔偿已代缴的经济损失。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根据原告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的协议，其个人缴纳的保险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11、2016年1月18日毕节地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职）审批表，拟证明原告于1972年参加工作至2016年2月18日法定退休年龄止劳动关系存续，该证据属于国家公文书证，证明力大于申请书、协议书规定。二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经本院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无关联性。 12、1994年2月10日待岗人员生活费工资表，拟证明原告1994年是大方农付产品厂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以企业富余职工安排下岗的国有职工至2016年法定退休年龄止，大方农付产品厂未对原告安排就业培训，未依法安排原告工作，未依法发放原告工资及生活费。二被告认为1994年的时候，周时华属于下岗工人，周时华在2008年才成为大方农付产品厂的法定代表人，无法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经本院审查，该证据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13、方劳仲不字（2019）第01号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原告已依法仲裁前置程序先行，诉讼程序合法。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按照决定书核实的内容，大方农付产品厂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注销。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供销联合社辩称，一、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在2016年2月14日向大方县人民法院起诉，经庭审查明，原告所述的签订协议系被强迫并无证据证明，2016年6月20日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1月12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毕终213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8月1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申131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仍不服，向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8年6月12日，毕节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毕检民（行）监[2017]5224000008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决定对原告监督申请不予支持。二、原告的起诉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予以驳回。原告在2016年2月14日起诉中的一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判决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为其足额缴纳2000年至2016年2月18日止所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相关滞纳金与利息，现在又以“优先适用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相关合同约定，依法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代其垫付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为诉讼请求以不当得利主张赔偿，这不符合不当得利的基本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否定了已经生效的（2016）黔05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其已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予裁定驳回其起诉。三、被告供销联合社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供销联合社只是对其进行行政管理，不论大方农付产品厂存续期间还是停业倒闭，供销联合社都没有义务为大方农付产品厂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供销联合社无证据提交。 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辩称，其第一点和第二点答辩意见与供销联合社一致。另外，大方农付产品厂是属于自负盈亏、独立核算、赚多赚少与供销联合社没有关系，供销联合社只负责行政上的管理，大方农付产品厂是独立的，其经济性质是属于集体所有制。 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1993年11月18日大方县农付产品加工厂企业法人代码证书、1985年11月29日大方县供销合作社农付产品加工厂营业执照、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2019年2月1日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付产品加工厂证明，拟证明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在1971年依法登记成立，2000年因停产停业倒闭，未能参加年检，已被注销。原告对该组证据中营业执照的注销、吊销持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供销联合社对该组证据不持异议。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2、2010年4月22日会议记录、大方县农副产品加工厂处置资产一次性安置职工方案、方供联[2010]019号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文件、贵州省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合同书、申请书、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拟证明原、被告双方于1996年12月1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2010年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供销联合社批准，全厂职工自2009年12月的社会保险金由个人垫交，待大方农付产品厂资产处置后，以一次性安置补偿的方式返还给职工。2015年11月17日，经原告申请，双方解除该劳动合同，同日签订了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原告承诺自愿领取补偿款后与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再无关系，原告已依约领取了一次性补偿款。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已于2015年11月17日经协商解除，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原告是否自行缴纳社会保险系原告个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与被告无关，原告主张其缴纳部分应当由大方农付产品厂作出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对2010年4月22日会议记录有异议，原告认为其为职工代表主要负责人，未得通知参加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精神制定的安置方案，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19条法律规定。其次，此次的安置方案是安排大集体合同制未参保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的，与原告国有在职职工和依法参加缴纳社会保险情形不适格，依法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大方农付产品厂处置资产一次性安置职工方案与原告具有的法定条件和权力，违反了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发（2004）16号第5点主要政策措施中第三项职工的安置第2点禁止性行政规章规定。大方农付产品厂以一次性补偿费安置职工，企业是属于清算或破产法律上不明确，严重的违反国发（1997）10号文件规定。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供销联合社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具有证据三性，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3、（2016）黔05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2138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申1311号民事裁定书、毕检民（行）监【2017】5224000008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拟证明原告于2015年11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及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签订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合法性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自2015年11月17日已终止。被告诉请赔偿其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利息及滞纳金的实质是否定已经生效的(2016）黔05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05民终2138号民事判决书、（2017）黔民申1311号民事裁定书及毕检民（行）监【2017】5224000008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的裁判结果，原告本次起诉已构成重复起诉。原告对（2016）黔05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书有异议，认为其违背庭审质证认定事实，非法改变第四组证据的证明力作用，不具有法律依据所支持，原告第四组证据的内容是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一份、一次性安置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申请书和协议书是单位的霸王条款，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大方农付产品厂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的质证认定事实，因此（2016）黔05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申请书和协议书是原告所提出，与该判决书第四组证据质证认证的事实不相符，不具有真实性。对其他几项证据无异议。被告供销联合社对该组证据不持异议。经本院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依职权在2019年2月18日所调取的证据。原告对社保局的情况说明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人无关，该证据证明的是未参保人员与灵活就业人员两种类型职工，与原告不适格，对其他证据无异议。二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具有证据三性，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周实鸿于1972年12月2日经大方县革命委员会劳动工资局（72）方革劳字第091号文件招录到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工作。1996年12月10日，周实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签订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合同书。大方农付产品厂为周实鸿缴纳了从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的社会养老保险。2000年，大方农付产品厂停产，便停止为员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2009年，大方县政府征收了大方农付产品厂剩余的全部厂房用地,征收补偿款为420万元。经大方农付产品厂召开职代会及全体员工大会对征收补偿款进行分配，最后决定用60万元偿还债务，360万元安置该厂的职工。大方农付产品厂共有在册职工109人，未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款的有4人，其中周实鸿之妻黄彩华等多数人在2010年已领取。2015年11月17日，周实鸿在载明“由于农副产品厂停业多年，我自愿申请向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按规定领取一次性安置费”的申请书上签名。同日，大方县农付产品厂作为甲方与周实鸿作为乙方签订了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为：“由于农付产品加工厂2000年至今处于关闭停产状态，无法生存下去，经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多次研究决定，一次性处置资产安置员工，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特订立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一、甲方发给乙方一次性安置补偿金（￥33755.00元），乙方自愿领取，今后与农付产品加工厂无任何关系。二、自签订协议之日起生效。三、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县供销社一份。”，周实鸿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金33755.00元。2015年11月，周实鸿向大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大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现行工商部门业务系统中无“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农付产品加工厂”的注册登记资料为由作出方劳人仲不字（2015）第09号不予受理申请决定书。2016年2月14日，周实鸿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大方农付产品厂支付周实鸿经济补偿费43657.00元；2、大方农付产品厂向周实鸿支付双倍赔偿金87314.00元；3、大方农付产品厂支付周实鸿内部退养生活费58800.00元；4、大方农付产品厂为周实鸿足额缴纳2000年至2016年2月18日止的社会养老保险，并承担延迟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016年6月20日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黔0521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1月12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毕终213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8月1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民申131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不服，向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8年6月12日，毕节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毕检民（行）监[2017]5224000008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决定对原告监督申请不予支持。原告于2016年11月23日缴纳2000年至2016年2月18日的社会保险费及利息等127694.80元。2019年1月5日，原告向大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事项：依法裁决被申请人供销联合社、大方农付产品厂赔偿申请人代二被申请人垫付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仲裁委以现行工商部门业务系统中无大方农付产品厂的注册登记资料，大方农付产品厂不是适格的仲裁主体为由作出方劳仲不字（2019）第01号不予受理申请决定，决定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仲裁决定，于2019年1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 另查明，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于1971年成立，1985年11月29日名称为大方县供销合作社农付产品加工厂，1993年更名为大方县农付产品加工厂，1999年更名为大方县供销社农副产品加工厂，2000年被注销。被告大方农付产品厂属于被告供销联合社的下属企业。 本案的争议焦点：1、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2、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3、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 关于贵州省大方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的问题。 本院认为，大方农付产品厂的性质系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种，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大方农付产品厂系供销联合社的下属企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之规定，大方农付产品厂属于供销联合社的下属企业，其于2000年因停产停业未年审被注销后，供销联合社应在其业务范围内对直属企业行使出资人的职能，因此，大方农付产品厂的民事责任应由他的出资人供销联合社承担。故对供销联合社认为其只是对大方农付产品厂进行行政管理，大方农付产品厂停业倒闭后，供销联合社没有义务为大方农付产品厂承担民事责任，其不是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属于重复起诉问题。 本院认为，（2016）黔0521民初284号判决书显示，原告在2016年2月14日起诉大方农付产品厂劳动争议一案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费43675.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二倍赔偿金87314.00元；3、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内部退养生活费58800元；4、判决被告为原告依法足额缴纳2000年至2016年2月18日止所应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并承担所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5、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而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决供销联合社和大方农付产品厂赔偿原告代二被告垫付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亦不同，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故原告未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的问题。 本院认为，2009年，大方县政府征收了大方农付产品厂剩余的全部厂房用地，补偿款为420万元。同年，经该厂的职代会及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对该420万元的补偿款进行分配与处置。该420万元处置和分配系企业的重大事项，由职工代表大会协商决定符合法律的规定。2015年11月17日，周实鸿向大方农付产品厂提交了申请，申请上载明自愿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同日，周实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签订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书，并承诺自愿领取补偿款后与农付产品厂再无任何关系。周实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签订的一次性补偿协议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属有效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周实鸿向单位递交的申请载明其自愿与大方农付产品厂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金后与大方农付产品厂无任何关系。故周实鸿主张被告赔偿其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利息及滞纳金等经济损失127694.8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周实鸿称其签订一次性安置补偿协议是被逼迫的，但认可协议上的名字是自己书写，手印是自己盖的，且未提供被逼迫的证据，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实鸿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元，由原告周实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丽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