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521民初3472号 原告：廖杰龙，男，1989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原告：王梅玲，女，198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龙海市。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敬虹，福建兴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锦达，男，1957年9月1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明忠，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泽强，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锦福，男，1960年11月14日出生，回族，住福建省泉州台商投资区。 原告廖杰龙、王梅玲与被告郭锦达、郭锦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由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杰龙、王梅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敬虹、被告郭锦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明忠、蒋泽强、被告郭锦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廖杰龙、王梅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郭锦达支付3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判决被告郭锦福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郭锦福因强奸原告王梅玲导致其怀孕，经惠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闽0521刑初915号刑事判决，判处被告郭锦达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被告郭锦达不服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5刑终1772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2017年4月14日，被告郭锦达与两原告签订调解协议1份，同意一次性补偿两原告90万元，被告郭锦福作为担保人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此后，被告郭锦达支付60万元，尚有30万元未予支付。 被告郭锦达辩称，虽然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约定其应补偿两原告90万元，但调解协议第六条即“先支付乙方60万元，待最终事情解决完结清楚后，再付清剩余30万”的约定是个附条件的协议，即在其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才支付剩余款项。因其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故30万元不应支付，包括之前支付的60万元也不应支付。 被告郭锦福辩称，其当时作为被告郭锦达的代理人和两原告的代理人廖青阳商谈调解协议，双方协商赔偿金额为90万元。在商量方案后大约过了一年，其有和两原告商量先去派出所说出真相后进行销案，再支付90万元。两原告则要求先支付款项再进行销案。后来双方商量先支付60万元，等两原告去派出所说出真相录完笔录后再支付剩余的30万元。调解协议签订当天，两原告有去派出所，但是没有做笔录。双方在调解协议中有约定在案件解决后才支付剩余的30万元，但被告郭锦达还是被判刑了，因此调解协议约定的余款30万元的支付条件没有实现，故款项不应再支付。 经审理查明，被告郭锦福因强奸原告王梅玲导致其怀孕，经双方协商，被告郭锦达与两原告于2017年4月14日签订调解协议1份，该协议载明“甲方：郭锦达……乙方：王梅玲……乙方：廖杰龙（王梅玲丈夫）……二、甲方于签定本协议当日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90万元（大写：玖拾万圆整），上述款项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营养费、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六、先支付给乙方60万人民币，待最终事件解决完结清楚后，再付清剩余30万……”。被告郭锦福在该调解协议上签注“担保人：郭锦福”。调解协议签订当日，被告郭锦达支付60万元。2017年8月22日，惠安县人民检察院以强奸罪对郭锦达提起公诉。案经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闽0521刑初915号刑事判决，判处郭锦福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该判决书中载明“郭锦达在案发后与被害人达成调解协议，给予被害人巨额的经济补偿，可酌情从轻处罚”。宣判后，郭锦达不服提起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5刑终1772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调解协议、（2017）闽0521刑初915号刑事判决书、被告郭锦达提供的（2017）闽05刑终1772号刑事裁定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调解协议约定的余款30万元应否再支付。 原告认为，被告郭锦达的行为给两原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签订了案涉调解协议，所约定的90万元并不是赔偿而是补偿，被告郭锦达应按调解协议的约定支付余款30万元。 被告郭锦达、郭锦福认为，双方虽然达成补偿两原告90万元的协议，但根据调解协议第六条关于“先支付乙方60万元，待最终事情解决完结清楚后，再付清剩余款项”的约定属于附条件的协议，即在被告郭锦达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才支付余款30万元。因被告郭锦达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故支付余款30万元所附的条件并未成就，不应再支付。被告郭锦达相应地提供证据1即被告郭锦福与原告廖杰龙的叔叔廖青阳2017年1月4日至5月27日的手机聊天记录，以此证明被告郭锦福代表被告郭锦达与两原告的代表廖青阳就案涉强奸一事进行协商“私了”，由被告郭锦达一方给予两原告经济补偿，两原告不再要求有关机关追究被告郭锦达法律责任的协商过程。双方于2017年4月14日达成的调解协议是以双方“私了”为前提签订的，被告郭锦福要求廖青阳应履行调解协议的约定进行“销案”。证据2即郭锦达强奸罪一案第一次庭审记录，廖杰龙在该笔录上陈述“我叔叔有参与调解，他为了顾全大局才出来调解”，以此证明廖青阳是接受两原告的委托参与双方间的协商。原告质证称：证据1系被告郭锦福与廖青阳的手机聊天记录，其真实性需与廖青阳确认后才能确定，且即使有聊天记录，也应以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被告郭锦达的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其要求修改笔录是违法的，两原告不可能这么去做。被告郭锦福有向两原告要求赔偿90万元后去撤案，两原告也知道该情况，虽然双方有这样做出口头约定，但该案件是公诉案件，其处理是不以受害人的意愿为转移的，两原告也无权进行销案。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本案原告廖杰龙是作为证人出庭的，其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对方有说让我们撤案，但我们不妥协”。笔录第19页倒数第4行中有载明证人说由法律处理也是一种解决，第20页第7行有载明在赔偿后虽然没有出具谅解书，但受害人有对郭锦达谅解，郭锦达系因不认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与原告无关，其据此主张不支付余款30万元不能成立。被告郭锦福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诉讼中，本院分别向两原告进行询问，两原告均认可廖青阳系接受其委托与被告郭锦福进行协商。原告廖杰龙明确表示案涉调解协议是在被告郭锦福与廖青阳的促成下达成的，协议签订之前廖青阳有说过按90万元赔偿损失。调解协议签订的前一天，被告郭锦福有发一份调解协议给廖青阳，廖青阳有拿给原告廖杰龙看，该份调解协议与2017年4月14日双方签订的调解协议就差一个第六条款。双方协商过程中，廖青阳有说过对方要求撤案，但原告廖杰龙明确拒绝了，因此后来被告就改变为要求能在刑事案件中给予郭锦达谅解，但被告郭锦福怕原告不谅解，所以才临时变为先付60万元，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再付30万元，但没有说要求撤案后再付款。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郭锦达提供的证据1，经被告郭锦福质证无异议，原告虽然质证称该证据需与廖青阳确认后才能确定，但其在本案第一次庭审已明确表示在庭审后7日内与廖青阳进行确认后质证，如逾期则视为原告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其逾期未对证据1进行质证，应视为其对证据1的真实性的认可，应予确认。被告郭锦达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经原告及被告郭锦福质证无异议，应予确认。诉讼中，两原告认可事发后由廖青阳代表其二人与被告郭锦福就本案进行协商，应予认定。从被告郭锦福与廖青阳的手机聊天记录的内容，结合本案原告廖杰龙在刑事案件中作为证人时某陈述的内容“对方有说让我们撤案，但我们不妥协”，可以证明虽然被告一方在协商的过程中有提出要求原告撤销案件、修改笔录的主张，但因原告方不同意，加之被告郭锦达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受害人一方无权撤销案件，且原告也并未实际实施撤销案件、修改笔录的行为，可见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而双方所达成的2017年4月14日的调解协议上也未体现应撤销案件的条款，故两被告主张案涉调解协议是在原告获得赔偿后即应撤销案件的前提下签订的，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因案涉调解协议载明的90万元中的60万元已实际支付，且（2017）闽0521刑初915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郭锦达在案发后与被害人达成调解协议，给予被害人巨额的经济补偿，可酌情从轻处罚”，故两被告抗辩该60万元不应支付，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本案讼争的30万元余款是否应再支付问题，分析如下：根据案涉的调解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被告郭锦达应在签订协议之日一次性支付90万元，但双方又在调解协议第六条约定“先支付乙方60万元，待最终事情解决完结清楚后，再付清剩余30万”，对比上述两个条款所约定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对90万元如何支付仍在进行磋商，而原告廖杰龙在本院向其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双方协商过程中，廖青阳有和我说过对方要求撤案，但我明确拒绝了，因此后来被告方就改变为要求我能在刑事案件中给予郭锦达谅解。调解协议本来是约定一次性补偿90万元的，但郭锦福怕我不谅解，所以才临时变为先付60万元，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再付30万元，但并说要求撤案后再付款”，从调解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内容和原告廖杰龙的上述陈述并结合常理，综合分析判断，可认定双方对讼争的30万元余款实际上已约定了付款条件即原告应在刑事诉讼中给予郭锦达谅解。根据（2017）闽0521刑初915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双方虽然有签订调解协议，但原告在刑事诉讼中并未出具谅解意见书，故双方关于余款30万元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两原告主张支付该部分款项，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事实，本院认为，被告郭锦达强奸原告王梅玲导致其心理及生理上均受到伤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郭锦达自愿在经济上给予两原告补偿，双方为此达成的调解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成立并有效。案涉调解协议明确约定“先支付乙方60万元，待最终事情解决完结清楚后，再付清剩余30万”，被告郭锦达已按约支付了60万元，余款30万元双方约定了付款条件即原告在刑事诉讼中给予郭锦达谅解后支付。因原告王梅玲并未在（2017）闽0521刑初915号一案中出具对被告郭锦达的谅解意见书，故余款30万元的付款条件并未成就，两原告请求被告郭锦达支付余款30万元并由被告郭锦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应予驳回。至于被告郭锦达已支付的60万元，系其根据调解协议的约定自愿支付，且已在（2017）闽0521刑初915号一案中作为量刑情节对其作出酌情从轻处罚，两被告在本案中抗辩该60万元不应支付，缺乏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梅玲、廖杰龙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王梅玲、廖杰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小强 人民陪审员  骆伟阳 人民陪审员  骆紫炎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燕云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及执行申请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