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21刑初36号 公诉机关岳池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加云，男，绰号“小日本”，1957年8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岳池县，住四川省岳池县，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因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扰乱公共秩序，被岳池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0月17日被岳池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31日被执行逮捕，现押于岳池县看守所。 辩护人钟杨，四川鑫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炯，四川鑫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未出庭）。 岳池县人民检察院以岳检公诉刑诉〔2019〕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某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岳池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蒋晓琴出庭支持公诉，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池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0年，被告人胡某以岳池县峻园林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在岳池县罗渡镇楼房湾村租赁农田51.234亩用于种植“懒人稻”。2014年，胡某所租赁的农田涉及罗渡高新区及罗渡堤防工程征地拆迁，就征地赔偿事宜胡某与罗渡政府协商未果。后胡某以征地补偿纠纷为由将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诉至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2015年10月30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罗渡镇政府一次性补偿胡某各项损失费用共计260万元，胡某领取该补偿款后，不得再因此事件进行信访上访为主要内容的行政补偿协议。武胜县人民法院依据该协议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出具了（2015）武胜行初字第56号行政调解书，至此，胡某的信访诉求已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胡某在领取补偿款后不久，又以罗渡镇人民政府补偿金额过少为由，数十次到广安、成都、北京等地非正常上访，并在非正常上访过程中多次裸露上身、胡乱高呼口号、辱骂他人和政府、企图自伤自残，污蔑政府工作人员将其杀伤，严重扰乱相关单位正常办公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具体如下： 2015年9月1日17时许，被告人胡某捏造事实，以政府工作人员盗走其公司公章、人大代表证等物品为由，在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院坝内自伤自残，扰乱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正常办公秩序。 2016年5月18日，被告人胡某到广安市委市政府上访，先后在市政府、市委门口脱去上衣，高呼口号，引起大量群众围观，扰乱了广安市委市政府办公秩序。2016年5月19日，胡某因不听劝阻执意越级到广安市委市政府上访被岳池县公安局罗渡派出所训诫一次。 2016年12月15日8时许，被告人胡某到四川省人民政府信访办上访时，携带菜刀菜板，企图砍下自己的脚趾来造成影响，后因过安检时被发现携带了菜刀菜板被工作人员阻止而未成功。同日，胡某因非正常上访被岳池县公安局罗渡派出所训诫一次。 2017年4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胡某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时，在国家信访局旁边街道的人行道上，脱光上衣，大喊“杀了我几刀，赔了我260万元，我是搞科研的”等不实言论，引起过往群众围观。 2017年9月11日，被告人胡某到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上访，将资料摆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接待室门口，并脱去上衣，大吼大叫，严重影响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正常办公秩序。 2017年12月12日，被告人胡某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将床单棉絮铺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左侧十几米的人行道上后，跪在床单棉絮上，裸露上身，高声呼喊“政府杀了我几刀、岳池县是广安地区最黑的县”等不当言论，污蔑诋毁岳池县委政府，引起群众围观，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于2018年2月1日被岳池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天。 2017年12月27日，被告人胡某到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登记后，将资料摆放在接访中心门外的人行道上，大吼大叫，乱呼口号，引起过往群众围观。 被告人胡某在上访过程中，利用上级对信访工作的考核机制和维稳压力，向岳池县罗渡镇党委政府及维稳工作施压，要求政府工作人员陪同其外出吃喝游玩等，并先后28次向罗渡政府及维稳人员强行索要大量钱财，共计63600元。同时，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在维稳接访胡某时，耗费大量人力，支出大量费用，总计百万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某在信访事项依法终结后，仍以相同事实和理由多次缠访、闹访，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被公安机关训诫后仍不思悔改，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利用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信访考核和维稳压力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胡某的辩护意见是，岳池县公安局对其因在广安、成都、北京等地上访做出训诫系违法行为，岳池县公安局无管辖权；没有在武胜县人民法院起诉罗渡镇人民政府，武胜县人民法院制造假案；没有扰乱公共治安秩序；没有向罗渡镇人民政府强拿硬要。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胡某上访系为了反映征地拆迁赔偿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是无理上访；起诉指控其多次缠访闹访、非正常上访不成立；起诉指控其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财物不属实；公诉机关指控胡某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胡某的行为未扰乱公共秩序，主观上不存在犯罪的故意，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经审理查明： 一、扰乱公共秩序的事实 2011年3月，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与岳池县罗渡镇楼房湾村段美海等30余户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耕地51.234亩，种植DS越年再生稻（俗称“懒人稻”）。约定租赁期限20年，从2011年3月1日至2031年3月1日。2012年6月1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土（2012）620号《关于岳池县2012年第1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岳池县征用罗渡镇楼房湾村1、3、5、6组土地，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租赁的段美海等30余户村民51.234亩耕地属于该批土地征用范围。 2014年12月16日，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与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共同委托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所有的DS越年再生稻资产征收赔偿价格。2015年1月15日，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新铭森评报字（2014）-002号《农村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报告书》，作出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所有的DS越年再生稻资产评估价格为8528008.9元。 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以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具备农作物价格评估资质为主要理由，起诉委托合同无效。2015年9月10日，岳池县人民法院以（2015）岳池民初字第93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第三人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与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四川省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DS越年再生稻资产征收赔偿价格评估项目协议书无效。嗣后，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请求依照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价格进行补偿未果，多次到北京等地上访。 2015年9月底，被告人胡某与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就征地补偿事宜初步达成协议，后起诉到武胜县人民法院，2015年10月30日，武胜县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一次性补偿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租赁该51.234亩耕地种植懒人稻富硒米的前期投入费用、青苗补偿费用及一切损失等全部费用共计人民币260万元；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胡某在领取该补偿款后不得再因此事件进行信访、上访。同时，武胜县人民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出具并送达了（2015）武胜行初字第56号行政调解书。2015年11月26日，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依据（2015）武胜行初字第56号行政调解书，在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领取了一次性补偿款260万元。 至此，被告人胡某的信访诉求已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但胡某在领取补偿款后不久，又以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补偿金额过少、武胜县人民法院伪造法律文书等事项为由，数十次到广安、成都、北京等地非正常上访，并在非正常上访过程中多次裸露上身、胡乱高呼口号、辱骂他人和政府、企图自伤自残，污蔑政府工作人员将其杀伤，严重扰乱相关单位正常办公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具体如下： 1.2015年9月1日下午，被告人胡某到北京上访被送回岳池县罗渡镇，当日17时40分许，胡某自认为罗渡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拿走了其公司公章、人大代表证等物品，便去至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院坝内脱光上衣、外裤、大吼大叫。18时许，胡某利用自身携带的刀片，划伤胸腹壁、手臂部位，自伤自残，扰乱了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正常办公秩序。 2.2016年5月18日，被告人胡某到广安市委市政府上访，先后在市政府、市委门口脱光上衣，高呼口号，引起大量群众围观，扰乱了广安市委市政府办公秩序。 3.2016年12月15日8时许，被告人胡某到四川省人民政府信访办上访时，携带菜刀菜板，企图砍下自己的脚趾来造成影响，后因过安检时被发现携带了菜刀菜板被工作人员阻止而未得逞。 4.2017年4月的一天，被告人胡某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时，在国家信访局旁边街道的人行道上，脱光上衣，大喊“我是搞科研的、杀了我几刀，赔了我260万元”等不实言论，引起过往群众围观，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5.2017年9月11日，被告人胡某到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上访，将资料摆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接待室门口，脱光上衣，大吼大叫，严重影响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正常办公秩序。 6.2017年12月12日，被告人胡某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将床单棉絮铺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左侧十几米的人行道上，跪在床单棉絮上，裸露上身，高声呼喊“政府杀了我几刀、岳池县是广安地区最黑的县”等不当言论，污蔑诋毁岳池县委县政府，引起群众围观，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为此，2018年2月1日，岳池县公安局对胡某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分别于2018年4月20日至25日和2018年10月11日至16日对其执行了行政拘留。 7.2017年12月27日，被告人胡某到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登记后，将资料摆放在接访中心门外的人行道上，大吼大叫，乱呼口号，引起过往群众围观，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认定被告人胡某系非正常上访的证据 （1）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岳池县2012年第1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岳池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证实，2012年6月1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罗渡镇楼房湾村1、3、5、6组作为岳池县2012年第1批乡镇建设用地，同时岳池县国土资源局就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公告。 （2）评估项目协议书、农村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报告书证实，2014年12月16日，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与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四川省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所有的DS越年再生稻资产征收赔偿价格评估项目协议书；2015年1月15日，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新铭森评报字（2014）-002号《农村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报告书》，作出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所有的DS越年再生稻资产评估价格为8528008.9元。 （3）岳池民初字第932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案件资料证实，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向岳池县人民法院起诉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请求确认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再生稻评估协议无效。2015年9月10日岳池县人民法院以（2015）岳池民初字第932号判决原告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第三人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与新疆铭威森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签订的四川省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所有的DS越年再生稻资产征收赔偿价格评估项目协议书无效。 （4）武胜县人民法院（2015）武胜行初字第56号行政调解书及相关案件资料证实，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向武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征地补偿款8528008.9元。2015年10月30日，武胜县人民法院向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出具并送达了受理案件通知书，向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出具并送达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同日，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申请武胜县人民法院组织与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进行调解。武胜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在庭审过程中进行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武胜县人民法院以（2015）武胜行初字第56号行政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即由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一次性补偿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租赁该51.234亩耕地种植懒人稻富硒米的前期投入费用、青苗补偿费用及一切损失等全部费用共计人民币260万元；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胡某在领取该补偿款后不得再因此事件进行信访、上访。调解书于当日送达给案件双方当事人。 （5）领条、内部收付凭证、电汇凭证证实，2015年11月26日，罗渡镇人民政府履行（2015）武胜行初字第56号行政调解书，一次性支付补偿费260万元给岳池县峻园林业绿化有限公司，领款人胡某。 （6）胡某领取转账明细证实，被告人胡某在得到赔偿款后，其个人及家人持款、还欠款等情况。 （7）武胜县人民检察院终结审查决定书及相关案件资料证实，被告人胡某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广安市人民检察院、武胜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对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2015）武胜行初字第56号案进行监督。2016年12月28日，武胜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该案属于调解结案，未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且已经履行完毕，决定终结审查。 （8）广安市人民检察院答复函证实，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广检控复字（2017）1号，就被告人胡某反映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岳池县人民法院、武胜县人民法院渎职，该院反渎职侵权部门作出不立案决定，胡某不服，向该院申请复议，经该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认为不立案决定正确，决定予以维持。 （9）梁玉的证言，我负责全县重大矛盾的协调调解工作。我以前多次参与调解处理胡某的事情，一直都没有成功。直到2015年9月30日前几天，我和罗渡镇工作人员黄宗俊、姚余及胡某的老婆、儿子、儿媳约在广安的一个茶楼协调处理胡某的事情，胡某当时以9月初他在罗渡镇政府院坝内自伤自残的伤未好为由没有来。在协调的过程中胡某家属要求罗渡镇政府按照评估公司评估的800多万元进行赔偿，后来经过反复做工作，他们提出要300万元，我请示时任县委副书记李国生，他指示争取谈到260万元。我后来又跟胡某的家属做工作，胡某的家属也打电话跟胡某协商，最后胡某及其家属接受260万元的赔偿，并表示不再信访上访。为了事情有个圆满的结局，我商议由胡某提出行政诉讼，起诉罗渡镇人民政府，然后经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调解由罗渡镇赔偿260万元给胡某所在的岳池县峻园林业有限公司。胡某家属同意并在一两天后向武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胡某所在的岳池县峻园林业有限公司起诉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起诉当天，我和律师谢周明还有胡某及其儿子到武胜县人民法院，在法院时，由行政庭庭长组织双方调解，胡某递交一份调解请求书，然后庭长反复问他是否愿意调解，胡某父子俩都表示同意，然后法院工作人员就打印调解笔录让双方签字，胡某及其儿子、谢周明都在调解笔录上签了字。最后法院工作人员打印司法调解书，胡某及其儿子、谢周明都在调解书上签字按印，法院工作人员当场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调解的内容主要是两点，一是由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赔偿胡某所在岳池县峻园林业公司260万元作为征地的青苗等所有损失费用；二是胡某就此息访息诉。 胡某得到260万元赔偿款后不久，就跟我联系要当面见李国生副书记并感谢他，我将情况向李国生副书记汇报后，李国生副书记在岳池县信访局二楼会议室接待了胡某一家人，罗渡镇政府工作人员姚余他们也来了的。当时胡某说到获得260万元的赔偿款时，痛哭流涕，十分感谢岳池县党委政府、感谢李国生副书记把他的事情处理得很圆满，很满意，还磕头作揖表现得很虔诚真心，最后还和李国生副书记留影纪念，现场的姚余他们都知道。我们都以为胡某从此息访息诉，但没想到几个月后，胡某又以同样的事由开始多次到成都、北京等地上访，要求政府按照评估价格赔偿他800多万元，认为原先260万元没有赔足。 我记得还有一次，是胡某获得260万元赔偿款后，胡某又要求政府帮他解决种植的苗木，并要补助款50万元。我和农业局、林业局的相关领导到罗渡镇给胡某做答复解释工作。农业局、林业局按照相关政策给胡某做了解释答复，没有补助款。当时胡某情绪激动，大吼大叫，辱骂党委政府及工作人员，并表示要去上访告相关人员，还要政府赔偿他800多万。之后我就没有再参与处理胡某的事情了。 （10）黄宗俊的证言，2015年9月的一天，我受镇上领导安排和罗渡镇临江社区书记姚余、县大调解中心副主任梁玉一起与胡某及其家属在广安一茶楼就胡某“懒人稻”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当时胡某一家人都要求政府按照评估的800多万元赔偿，但是因评估公司没有资质，评估结果无效，政府不同意按照评估价格进行赔偿。后来经过梁玉和我们反复做工作与胡某及其家人协商，经请示县委副书记李国生后，最后达成由罗渡镇人民政府一次性补偿胡某260万元作为“懒人稻”的损失。当时也协商好，为了事情可以更好地解决，由胡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胡某不再上访。之后他们在武胜县人民法院签协议我就没有再参与了，胡某获得赔偿后一家人还专门到县上去当面感谢了李国生书记，还和李国生书记合了影。 在有重大会议或敏感节点期间，胡某都要上访，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信访部门乱骂、下跪等，经常称自己是农民科学家。 2010年胡某在罗渡镇8村租了50多亩地种植“懒人稻”，后来2013年建罗渡高新区征用了胡某租的地，胡某与罗渡镇政府就“懒人稻”的赔偿问题一直没有协商好，就开始到广安、成都、北京等地上访，直到与罗渡镇人民政府通过武胜县人民法院签订行政调解协议，一次性获得260万元赔偿，才没有上访，但到了2016年我听说胡某又开始因他“懒人稻”的事情在上访。 （11）龙建军的证言，我记得较清楚的是胡某在政府院坝自伤自残后，为了稳控胡某，政府安排社区工作人员和政府干部一起在医院守他，直到他出院。 胡某经常在我面前说政府该赔偿他多少钱，评估公司评估了几百万，政府没有赔，还说他有理，要向政府要钱。还说他得到260万是自己划了几刀后才得到的，不是政府赔他的土地费。 他说因为罗渡建高新区把他租赁在罗渡镇8村的懒人稻基地占了他没有得到赔偿，他种植的树木农业局有补偿款没有得到，他就去北京等地上访，我知道其实他的懒人稻基地被占了政府是赔偿了他260万的，但是他领钱后却不认。 （12）舒联华的证言，胡某2011年时在罗渡镇租了几十亩地来种植懒人稻，后来2013年罗渡镇建立高新区，政府就征用了他租赁的土地，胡某因懒人稻赔偿问题一直和政府没有达成协议开始上访。县委县政府、林业局、大调解中心及罗渡镇党委政府等部门非常重视胡某的事情，多次组织人员与胡某及其家人协商，但是胡某对协商结果不满意，要求按之前评估公司评估的800多万元价格赔偿，但那个评估公司因没有评估资质，评估结果经法院判决无效。直到2015年通过武胜县人民法院司法调解处理双方才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主要是由罗渡镇人民政府赔偿胡某一切损失260万元，胡某不再因懒人稻的事情上访。罗渡镇人民政府很快将260万元给了胡某。胡某领到钱后当时很满意，一家人还到岳池县感谢了时任县委副书记李国生的。 他在上访过程中喜欢大吼大叫，有时要脱上衣裸露上身，乱骂政府和维稳工作人员，特别是2015年9月，为达到个人目的，在我们政府院坝内用自己携带的刀片将自己划伤，害得我们派了很多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守护他，后来还污蔑说是政府派人将他杀伤的。 （13）杨鹏的证言，胡某以前在罗渡的楼房湾村租地种懒人稻，后来因为修高新区，政府征用了他租的地，因为补偿款和我们政府没有谈好，后来通过武胜县人民法院司法调解后，由我们政府一次性补偿了胡某260万元，这个事情本来已经终结，但胡某领到钱后不久就反悔了，又以此事不断上访。 （14）信访工作通报证实，2016年11月、2016年12月、2017年1月、2017年9月、2017年10月、2017年11月、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2月、2018年3月、2018年4月岳池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信访工作通报中，涉及有胡某进京或赴省或作为“个访”应密切关注的重点人员。 （15）岳池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关于胡某反映占地补偿等信访事项情况说明证实，2018年9月10日岳池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出具情况说明，胡某关于征地补偿诉求已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故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不予受理。 （16）会议记录及图片证实，罗渡镇人民政府相关领导召开胡某信访调解会议、胡某信访问题答复会议等相关会议。 （17）胡某走访情况统计表证实，被告人胡某到广安市信访局、四川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进行来访登记共计十五次。 2．认定被告人胡某在2015年9月1日扰乱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正常办公秩序的证据 （1）被告人胡某供述，我于2015年9月1日15时许回到罗渡，罗渡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李毅、姚余、黄素琼、何正伟四人将我接到罗渡派出所，丁所长安排了一名民警与我谈话并形成记录。最后，丁所长将我送出派出所大门。 我从派出所出来后，姚余叫我去吃饭，我同意了。我、李毅、黄素琼三人步行来到泰合酒楼，过了一会儿何正伟来了，因为我从派出所出来时，叫李毅给何正伟打电话让他将我的包拿下来，我的包在我从北京回来拢罗渡下车的时候被何正伟拿走了，何正伟当时给我说要将包拿走送回来的人才能领到钱。何正伟到泰合酒楼后将我的包递给我，我打开包发现包内除几件换洗衣服文件外其他东西没有了，身份证、人大代表证、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税务章、私章、“懒人稻”评估等相关资料都不见了。我问何正伟我的东西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就激动起来，转身出了酒楼到派出所去报案。 我从派出所出来后，与何正伟一起来到罗渡镇政府，在政府院坝内，我冲办公楼大声吼，说你们凭什么收我的证件及相关资料。当时院坝内除了和我一起去的何正伟外还有几个政府工作人员。我当时很激动，吼了几声后，就晕倒在地，何正伟将我扶起，我站起来将衣服裤子全脱了，只剩下一条内裤，我当时情绪更激动了，想自寻短见。我将背包拿上往办公楼厕所走，到了厕所我将背包中刮胡子用的刀片拿在手中，我来到政府院坝中间，将刀片拿在右手中，用刀片去划我的肚子，在肚子上划了两道口后，又划了我的左手臂，然后又将刀片换到左手，用刀片划我的右手臂，这时何正伟将刀片抢过去，我一下倒在地上，看见周围围了很多人，李毅用电话拨打120以及110，不一会120救护车和派出所的车就来了，将我送往罗渡中心卫生院进行救治。 （2）何正伟的证言，2015年9月1日下午接近6点时，领导安排我和李毅陪同胡某去罗渡政府找罗渡政府要他背包里面的人大代表证、公章这些东西。我们到政府坝子后，胡某就把衣服裤子脱了，只穿了一条内裤，然后将手机摔在地上，当时李毅把手机从地上捡起递给他。胡某躺在地上闹，因为地上很热，李毅叫胡某到办公室去，他不去，然后李毅就喊蒋道均去拿矿泉水来让他喝，因为他出了很多汗。当时是易波去办公室拿的水，胡某提出要上厕所，李毅就陪他到政府一楼去上厕所，易波把水拿来，我把水接到后，就拿了一瓶到厕所旁边去找李毅，叫他拿给胡某，胡某上厕所时李毅在外面等他。我把水递给李毅后，就出来站在政府楼门口。过了一两分钟，胡某出来了，他出来后就把矿泉水扔在地上，我就在找矿泉水瓶子。这时，我听见有人吼，具体吼什么我不清楚，然后转头来看胡某，见他左手拿起刮胡子的刀片在他右手臂上划，我立马跑上去把他手里的刀片抢起丢了，然后一直用双手把他右手控制住，我看见他左手臂和肚子上面也被划破了，左手臂伤口比较深。接着李毅就打电话给领导汇报并打120，付仲金出来和我一起把他控制住，后来120和派出所就来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胡某自残的时间是2015年9月1日18时10分左右，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他在罗渡卫生院治疗的费用全是由罗渡政府支付的。 （3）李毅的证言，2015年9月1日18时许，我和何正伟陪同上访人员胡某到罗渡政府，他说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背包里的人大代表证、公章这些东西不见了，找罗渡政府要。我们到政府坝子后，胡某把衣服裤子脱了，只穿一条内裤，然后又把手机摔在地上，当时我还把他手机从地上捡起来递给他。我们在政府的地坝待了几分钟，我叫胡某到办公室去，他不去，然后我叫蒋道均去拿矿泉水让他喝，因为他出了很多汗。蒋道均在拿水的时候，胡某提出要上厕所，我陪他到政府一楼去上厕所。从厕所出来后，我给了一瓶矿泉水给他，走到坝坝时，胡某把矿泉水扔了。然后我就在办公室给领导打电话汇报胡某在地坝里脱衣服、摔瓶子，情绪不稳定。我出来时，胡某已经躺在地上，我看见他手和肚子上面都被划破了，还在流血，我就打120和110，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胡某自残的时间是2015年9月1日18时10分左右，具体时间我不清楚。 胡某自伤自残后被送到罗渡卫生院医治的费用是由罗渡政府支付的，罗渡政府应该有当时支付治疗胡某费用的凭证。 我觉得胡某在政府院坝自伤自残影响很大，对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影响，另外当时政府还是上班时间，还有一些群众在政府办事，他自伤自残让那些群众都不能办事，工作人员也不能正常办公。 （4）邓高的证言，2015年9月1日下午18时许，我在罗渡政府值班室和付仲金、蒋道均聊天，听见政府院坝有人在大吼大叫，说“我东西丢了，代表证和私章不见了”县政府、镇政府对他不管不问。我就跑出去看，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冲着李毅、何正伟在吼叫，李毅和何正伟一直在劝那个男子冷静一点，有事好好说。同时，付仲金、蒋道均、李副镇长的丈夫王总也在劝。那个男子很激动根本听不进，一会儿就看见他把背包扔在地上，把上衣和裤子脱掉，只穿了一条内裤，接着又把手机摔在地上，李毅把手机从地上捡起来递给他。他接过手机坐在政府大门台阶的地上，一直在骂人。这时，付仲金见他不听劝就进办公室值班去了，我以为又是来闹事的，没在意，就进到政府值班室里，到了值班室我问付仲金闹事的是谁，付仲金告诉我那是胡某。过了大概10分钟，胡某又在大声叫“我晚上要把自己的手脚都砍了”，我和付仲金准备出去劝他，结果看见胡某躺在政府院坝里，手臂和肚子上全是血，右手臂有两道10厘米左右的伤口，肚子上有三道伤口，左手臂有一道伤口最深，肉都翻开了，李毅和何正伟就打电话报警并拨打120。胡某依然睡在地上骂县政府、镇政府对他不理不问，还说晚上要把自己的脚手砍了。这时在场的人都劝他，也在想办法帮他止血，胡某还要从包里拿东西继续伤害自己，何正伟上前一直将他的手抓住不放，救护车到现场给他包扎伤口他仍不配合，你们警察也赶到现场，经过劝说才将他送上救护车。 （5）蒋道均的证言，2015年9月1日下午5点多，我在罗渡政府办公楼一楼的值班室上班，当时值班室有我、伍红英、付仲金、邓高四人，我听见政府院坝有个男子在吵闹，还听见有人招呼那个男子，伍红英说胡某脱了衣服又在那闹了。我认识胡某几年了，就走出值班室，到院坝去看，想劝导一下胡某。我出去后看见院坝里有胡某、李毅、何正伟，我看见胡某将上衣和裤子都脱了，只穿了一条深色的内裤，站在院坝中间位置。李毅、何正伟站在他身边，当时李毅拉着胡某左手，劝他把衣服穿好，不要闹，有什么事坐下来解决。胡某说他的身份证、人大代表资格证等资料不见了，他人大代表资格还没被取消，政府不应该没收他的人大代表资格证。他当时情绪很激动，骂政府是土匪，说话不算话，该解决的事不解决，请了评估公司评估又不算数，说着将自己的手机摔了，他走了几步一下子坐在院坝的地上。这时伍红英路过院坝，劝胡某有什么事情好解决，不要激动，把衣服穿起。李毅将手机捡起来还给他，李毅和何正伟都劝他，我又劝了几句，就回到值班室。过了四五分钟，我听见外面闹很凶，又从值班室出来，看见胡某胸前肚子和左手臂在流血，李毅站在胡某身边，何正伟拉着他右手。这时胡某朝我这个方向走来，我看见他肚子和左手臂有几条伤口，我劝他不要这么做，他不听，说不想活了，一边说一边吼，说着就躺在地上，我们一边劝他一边拨打120。胡某又说今天晚上回去把手脚都砍了，明天把脚提来，看政府怎么解决。等了几分钟，罗渡镇卫生院的医生来了，医生给胡某止血，他不配合，接着派出所民警也来了，民警与我们一起给胡某做思想工作，后来医生将他带上了救护车。 （6）付仲金的证言，今天下午接近6点时，我们罗渡政府工作人员将到北京上访的胡某接到罗渡政府，我当时在一楼办公室，刚好可以看见办公楼外的情况，胡某到了后就在政府院坝吵闹，骂罗渡政府。6点10分左右，我看见胡某在办公大楼院坝里躺起，就出去看是什么情况。我看见胡某光着上半身，下半身穿条短裤躺在地上，左胳膊肌肉部位有条五六公分长的大伤口，右胳膊肌肉部位有条三四公分长的伤口，肚子上还有个小伤口有血迹。当时蒋道均和何正伟在场，我问蒋道均打120和派出所电话没有，蒋道均说已经打了，何正伟说胡某自己将自己划伤。我问胡某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他说他想不通，政府怎么搞整他。接着他站起来往政府外面跑，因为他身上有伤口，我担心出事，就赶紧将他拦下，何正伟也跑过来帮忙，一起将他劝回来，他被拦着后又躺在地上，接着救护车到了，医生想给胡某包扎伤口，但他不配合，在我的劝说下，胡某才配合医生进行了简单的包扎，这时你们派出所的同志也到现场了解情况，胡某在包扎完后就被救护车拉走了。 （7）王小波的证言，今天下午6点过几分的样子，我驾车回政府，到政府院坝时，看见胡某只穿了一条内裤站在院坝里，我将车停好，下车看见胡某往办公楼走了，说要上厕所，政府工作人员李毅和何正伟也在旁边陪护胡某。我认识胡某，想看一下他在干什么，走到政府楼道时，胡某已经上完厕所出来了，好像李毅递了一瓶矿泉水给胡某，胡某走到政府办公楼门口就将矿泉水瓶子使劲摔在地上，随后用刀片在自己身上划，很快就流出血来。政府工作人员看见胡某用刀片自残，马上冲上去阻拦，何正伟将胡某的刀片抢下来，李毅打120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民警和政府其他人员也都来了，120救护车也来了，将胡某带到罗渡医院进行治疗。 （8）刘治芬的证言，昨天下午6点左右，我在厨房煮饭，听见政府院坝有吵闹声，由于好奇，就透过窗户看见有四五个男子，其中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将衣服裤子脱了，只剩一条内裤躺在地上，旁边有一个黑色的背包，在大吵大闹。他说他的一些证件和资料被收了，旁边有二三个男子劝他不要吵，有事好好说。那个男子不听，继续在地上吵闹，我就从厨房走到客厅阳台去看，并用手机照了三张照片。看了一会儿，那个男子在院坝继续吵闹，说死了算了，他身边的几个男子继续劝他不要这样，后来我就回到厨房煮饭。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救护车在叫，就又来到客厅阳台，这时就看见开始那个男子躺在地上，身上有血，我又用手机照了一张照片。医生去包扎那个男子肚子和手上的伤口，那个男子一点都不配合，他说不包扎，死了算了，旁边几个男子将受伤男子按住，医生对他包扎伤口，后来他上了救护车。 （9）贺才冰的证言，胡某2015年9月初从北京上访回来后，他认为政府工作人员拿了他的证件，就在政府院坝把衣服裤子脱了，大吼大叫，还用刀片把自己划伤，他在住院期间罗渡镇政府还派工作人员一天三班倒轮番在医院做他的稳控工作，照顾他。之后，他在上访时还经常污蔑说是政府派人把他杀伤的。平时和稳控他的人交流时，听说胡某上访时经常把衣服脱了，大吼大叫，说自己是农民科学家，辱骂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全国全省性的重大会议或敏感节点期间，他都要去上访，还对维稳人员威胁说要砍手砍脚。 （10）李俊的证言，2015年9月1日下午，胡某还在我们罗渡政府院坝内用刀片自伤自残，医疗费用全部是我们镇上处理的。 （11）黄宗俊的证言，胡某2015年9月初从北京上访回来后，在政府院坝把衣服裤子脱了，大吼大叫，乱骂人，后来罗渡镇政府还派人轮番在医院做他的稳控工作。 （12）会议记录证实，2015年9月1日晚，政法委、公安局、信访局、罗渡镇人民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就胡某在当日下午自伤自残一事进行了解，并就事情的妥善处置作安排。 （13）胡某病历资料证实，被告人胡某住院的相关情况。 （14）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登记表、领条证实，2015年9月1日17时30分许，被告人胡某来到罗渡派出所报警称，当日下午15时许，其因上访被接回罗渡后，发现背包里面的人大代表证、身份证、公章等全部不见了；2015年9月8日胡某的身份证、公章等物品从河北寄回罗渡派出所，当日，胡某出具除人大代表证没有收到，其他物品齐全的领条。 （15）接处警登记表证实，2015年9月1日18时02分，李毅拨打110的报警记录。 3．认定被告人胡某在2016年5月18日扰乱广安市委市政府办公秩序的证据 （1）被告人胡某供述，我到广安市政府去上访，在广安市政府门前，我喊了几声“为什么不解决我的事情。”喊了后罗渡镇政府的李彬和易波、广安市信访局工作人员来招呼我不要在那里吼，我就走市信访办去了，我在信访办公室登记后和李彬、易波他们一起走了。 （2）易波的证言，2016年5月18日9时许，我接到镇领导通知，说胡某到广安去了，我就和临江社区工作人员李彬一起开车到广安。到广安后，我们听说胡某到了市政府，我们来到市政府门口，看见胡某也刚到那里，胡某到了市政府门口处，脱去上衣，赤裸上身，高喊共产党万岁、习主席万岁等口号，喊了几声后，我们去劝阻，他不听，这时周围就有很多群众围观，政府门口值班的特警也前来对他进行劝阻，叫他将衣服穿好，询问他反映的事项，并将他带至信访接待中心，我们也跟随前去。在信访接待中心有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了胡某，对他反应的诉求做了记录。11时许，胡某又到市委门口，我们也跟随前去，胡某来到市委门口后，又高喊共产党万岁、习主席万岁等口号，并脱去上衣，他的这些行为又引来了很多围观群众，这时市委一名工作人员就出来劝阻，叫他将上衣穿上，告知现在已到下班时间，叫他下午上班时间再来反映诉求，胡某就穿好衣服，我们也去劝他，他就跟我们一起找了一个饭馆吃饭。下午3时许，胡某又到市委门口去等，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将其带到信访接待中心去，详细询问了他的诉求，并将胡某的相关资料复印了，在胡某和那个女性工作人员交谈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胡某和那个工作人员说僵了，情绪很激动，起身又往市委门口走，到了市委门口，市委一个保卫科长将胡某带到其办公室，他们在那里交流了半个小时的样子，胡某出来就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至于他到哪里去我不知道。 （3）李彬的证言，我从2015年到2017年3月做胡某的维稳工作，期间，胡某赴省进京很多次，他总爱在市委市政府门口脱衣服赤裸上身，跪在地上喊冤。2016年5月的一天我和易波一起开车从罗渡出发到广安市政府，我们到了后看见胡某把上衣脱了，然后高呼“共产党万岁、习主席万岁，打倒贪污腐败，打倒不作为、乱作为。”由于是上班时间，引起很多人围观。后来市政府旁边的警察就过来劝阻他，叫他把衣服穿好并将他带到信访接待中心去，信访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并将他反映的诉求进行登记，然后胡某从信访接待中心出来直接到市委门口去了。到了市委门口他同样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市委一名工作人员就来制止他，并告诉他是下班时间，叫他反映诉求下午上班时间来。后胡某从市委信访接待室出来，为了做好他的稳控工作，我和易波陪他在市委附近一家餐馆吃午饭。下午3点左右，市委工作人员上班了，胡某就到市委门口将衣服脱掉，赤裸上身，跪在市委门口，又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市委一名保卫科科长将胡某带到信访接待室去谈话，胡某知道对方是保卫科科长后，就直接从接待室出来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后来才知道他到车站坐车上成都去了。 （4）胡某走访情况统计表证实，2016年5月18日，被告人胡某在广安市信访局信访。 4．认定被告人胡某在2016年12月15日到四川省人民政府信访办上访时携带菜刀菜板，企图砍下自己脚趾来造成影响的证据 （1）袁小玲的证言，我从2015年9月开始在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协助维稳。胡某经常到省政府接访中心上访，从2015年9月以来，他开始到成都上访，他上访时经常把上衣脱掉，还喜欢带刀片，声称要自残。2016年底，他到省政府接访中心上访时，被接访中心的保卫人员发现带有菜板和菜刀，胡某声称要把自己的手脚砍掉，后来被督院街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 （2）郭道勤的证言，我是岳池县信访局派驻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协助做上访人员劝返工作的。2016年底，胡某到省政府接访中心上访，在过安检时被发现有菜板和菜刀，他当时大声吼说是来上访的，要把自己的手脚砍了，看省上的人管不管他的事情，接访中心工作人员报了警，胡某被督院街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后被罗渡镇工作人员接走劝回了。 （3）李彬的证言，2016年12月，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楚了，当时罗渡政府的领导李俊通知我，说胡某在成都省接访中心带起菜刀被当地派出所带走了，安排易波和罗渡派出所的民警蒋广平，租我的车一起到成都督院街派出所去接胡某，因为我也是罗渡镇临江社区的工作人员，所以就开车和易波、蒋广平一起到成都。我们到成都督院街派出所后，派出所的民警给我们说，胡某带起菜刀到省接访中心去上访，过安检时被发现了，所以被带到督院街派出所，由于胡某带的菜刀不属于管制刀具，督院街派出所对胡某进行教育处理后就把人交给了我们，我们接到胡某后，他还在派出所耍横，说些不要脸的话，我们做工作后，接起胡某开车回到罗渡派出所后，罗渡派出所又对胡某进行了训诫。在回来的时候，胡某在车上给我们说，他带起菜刀就是想在省接访中心自残，砍手砍脚，造成影响。 （4）易波的证言，2016年底，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我接到镇上领导安排，和社区工作人员李彬、罗渡派出所民警蒋广平去成都接胡某，当时听说胡某到成都去上访，被带到督院街派出所去了。李彬开车载着我和蒋广平一早从罗渡镇出发，到了督院街派出所后，督院街派出所的民警核实了我们的身份，说胡某带着菜板菜刀到省政府接访中心上访，企图自伤自残，但在过安检时被安检人员发现后报警，被带到派出所。督院街派出所民警对胡某教育处理后叫我们把人接回当地，我们接胡某回到罗渡后，将胡某直接带到罗渡派出所，罗渡派出所对他做了笔录，对他进行训诫，叫他要依法合理上访。 在回来的车上，我们问胡某为什么要带菜刀、菜板去成都上访，他说上访的事地方上不解决，也不管，只有带起东西到省上去上访，把手脚砍了让上面的领导来管，我们还劝他不要做这些傻事，要合理合法上访。 （5）胡某走访情况统计表证实，2016年12月15日被告人胡某到四川省信访局上访。 5．认定被告人胡某在2017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 （1）余姚的证言，2017年4月左右，当天政府安排我和易波等人一起到北京稳控劝返胡某，我们到国家信访局时，我看见尹勇和岳池县公安局的驻京人员黄冬林已经在那里了，尹勇告诉我们，他和黄冬林在国家信访局做了很久的劝返工作，但胡某不听，仍然在国家信访局门口的人行道上，将上衣脱完扔在地上，裸露上身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大声辱骂岳池县人民政府，胡乱喊口号，还造谣说政府杀了他几刀才赔他260万元等，引起行人围观，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后来我叫尹勇通过微信将视频发给我，这个视频现在还保存在手机里，我可以拷贝出来给你们。 （2）黄冬林的证言，我在驻京办工作期间亲自接送胡某很多次。2017年4月的样子，天气还比较冷，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胡某拖了一个行李箱来北京，直接跑到国家信访局旁边街道的人行道上，我和岳池信访局尹勇接到消息赶到那里，告知他要理性上访，走正常程序上访，不要违法上访，他不听，为了引起周围人注意和围观，扩大影响，他将衣服脱光丢在地上，光着上身在那里乱叫乱吼，一会儿说是农民科学家，稻谷只种一年，可以收20年，一会说有人杀了他几刀后政府才肯赔钱他，还在那儿乱骂人。我们劝他几次都不听，后来由于天气太冷了，他在哪儿闹够了，才穿好衣服。最后罗渡镇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共同给胡某做工作，他才勉强同意暂时离开那里。前后在那里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给罗渡镇工作人员交代相关事项后也回驻地了，后来尹勇还专门给我看了录像，视频里有我的影像记录。我觉得胡某这样做严重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就叫尹勇把视频发给罗渡镇的社区书记姚余。 （3）姚余工作记录证实，2017年4月的一天，被告人胡某在北京上访，政府通知其和易波、陈定楠一同去北京接胡某，当时尹勇在北京劝胡某，胡某情绪波动大，同时尹勇发了一段胡某在北京闹事、脱衣服的视频。 （4）影像资料证实，被告人胡某在2017年4月在国家信访局附近人行道脱光上衣、乱乎口号，污蔑政府的相关情况。 6．认定被告人胡某在2017年9月11日扰乱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正常办公秩序的证据 （1）被告人胡某供述，2017年9月11日12时许，我到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去上访，到检察院后我将一些资料摆在检察院接待室门外，开始没有人理我，我就在外面向路人讲我的故事，希望引起检察院领导的重视，重新解决我的事情，让省检察院督促广安法院、检察院依法办案等。大约14点30分，检察院的几个工作人员将我劝到接待室，我将举报材料给他们看后与他们谈了一下午，17时左右我就离开，与罗渡政府的人一起到宾馆。 （2）易成财的证言，2017年9月11日14时许，我在四川省检察院值班室值守，听说大约12点10分，一个60岁左右的老年人来到检察院门口，将数十张材料纸摆在会客室旁边，随后就开始大吼大闹，说要推翻四川省检察院等内容，后来又把上衣脱下，指着自己肚子说，自己用刀捅了自己，我连死都不怕，还害怕你们检察院。我同事出去劝他不要闹，有困难诉求到接待中心，他说他不去，说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接待中心是歪的，没有用，然后继续大吼大叫。他在吼的时候有两个人跟着他，在检察院闹了大约1个小时，控申处的领导出来劝这个人，让他到接待室，没过多久，他就收起东西到接待室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自称是广安的胡某，整个过程直到15时左右才结束，我是14时过来接班，所以看见的是14时以后的事。 （3）王思超的证言，2017年9月11日下班后我没有回家，在省人民检察院的值班室休息。12点30分左右，一个老头来到省检察院大门口，最开始在门口吼，那时下班没多少路人围观，他就到值班室门口外边坐下，将箱子里的很多纸制东西拿出来摆在地上。中午1点多的时候，路人开始多起来，就有人去围观。他看见很多人围观，就拿着那些东西给路人讲，讲到情绪激动时，就站起来在大门口吼，直到下午1点半左右，工作人员要回单位了，我就上前劝他，让他把上衣穿上，不要在大门这里吼，但他没听，还是在那里大吼大叫，直到下午两点五十左右。这期间他一直在大门吼，看见人多有人围观就大吼大叫，没人围观时就在大门口大声说话。3点左右，检察院控申处的同志下楼来劝他，他才把衣服穿好，把摆在地上的东西收起，然后控申处的同志陪他一起去省政府信访接待室。 那个老头吼的内容是“打倒腐败、贪官，不作为、乱作为，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吼到有人围观时，就停下来对围观的人讲，路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我死都不怕，未必还害怕检察院。 那老头吼闹，对我们检察院有很大影响，造成人员围观聚集，我们的干警中午两点要回单位上班，造成很多干警不能从大门口进入单位，还有他情绪激动，怕他做出过激行为。 （4）辨认笔录证实，易成财、王思超分别辨认出2017年9月11日中午在四川省检察院门口扰乱公共秩序的被告人胡某。 （5）视频资料证实，被告人胡某在2017年9月11日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门口附近人行道脱光上衣、大吼大叫等情况。 7．认定被告人胡某在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 （1）被告人胡某供述，我是2017年12月12日12点多到北京，到北京后我直接坐车到国家信访局，因为当天下午国家信访局不上班，我就在国家信访局排队区外人行道上将床单铺在地上，坐在床单上，用棉絮把自己盖起。我到国家信访局时给岳池信访局驻北京的工作人员秦俊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已经到北京国家信访局来反映情况来了，没多久秦俊就来找到我，劝我不要在那，说天气太冷，喊我去住宾馆。我说人太多，住宾馆就排不上队，所以我没有听他的。到晚上10点的时候，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喊我到国家信访局里面的排队区等候，我进去之后把床单铺在地上，坐在那用棉絮盖在身上。当天秦俊一直陪我到晚上12点多时，罗渡政府工作人员易波和刘建中也赶到国家信访局，也劝我去住宾馆，我说住宾馆就排不上队，我还是没去。秦俊、刘建中、易波在那里陪我到凌晨1点多，我叫他们去休息，他们就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30分，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开始上班，我就在信访局登记递交上访材料，递完材料我给秦俊打电话，说材料已经交了，然后秦俊就来国家信访局接我到宾馆。 我记起当时秦俊来劝我，我确实在那里大声喊了一些话，说岳池政府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政府把我杀了几刀，岳池县是广安地区最黑的一个县等言论。说到激动的时候，我边说还边往上捞上身衣服，后来我直接将上衣脱完了，露出上身让围周围的人看，跪在铺盖上大声的喊话，向围观的人证明我的冤情。 （2）易波的证言，2017年12月12日，胡某跑到北京国家信访总局去上访，要求登记，我于次日凌晨2点到达国家信访总局接访中心，当时胡某已经在排队区域等候，我对胡某进行耐心劝导，还有岳池县信访局驻京办的工作人员秦俊在场。秦俊告诉我，2017年12月12日下午，胡某在国家信访总局门外约五十米的地方裸露上身，高声喧哗，引起群众围观。 胡某当天下午裸露上身的视频、照片我没有，秦俊当时用手机拍摄了视频、照片的，秦俊当时还给我看了的。 （3）秦俊的证言，2017年12月12日下午胡某在北京国家信访局给我打电话说已经到北京了，我当时和岳池县鱼峰乡政府工作人员张勇正好因工作原因在北京，我们就坐车赶到国家信访局去，我们下车时看见他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左侧路边人行道上，铺了一床棉絮在地上，行李箱放在一边，跪坐在铺盖上。我叫张勇先不过去，我先去，叫他用手机给我做工作时录像和照相。我劝胡某跟我走，回岳池县解决事情，他不听，而且我越劝他情绪越激动，后来围观的人也多起来，有六七个，然后他开始大声吼“我当初上访政府没赔多少钱，而且我是农民科学家，共产党腐败、还整我”等不当语言，一边说一边把衣服往上捞，将上半身露出以引起更多人围观，反复两三次。后来他越说越激动就直接将上衣脱完，将上半身裸露在外。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看他把衣服脱完了影响不好，气温又在零下十几度，怕他冻着，劝他把衣服穿上，有什么回岳池县好好说，依法处理。他还是不听，还在大声地吼，周围看热闹的人也和我一起劝他把衣服穿好跟我走，大概劝了5分钟，他仍不听，当时天气很冷，后来可能确实受不了才将衣服穿上。他穿好衣服后还是不愿意走，在那里坐着，我劝他跟我离开，他不听。晚上12点左右，岳池县罗渡镇易波、刘建中等工作人员也来了，我们一起给他做工作，叫他有什么事回岳池处理。直到晚上1点多，他还是不愿意走，坚持要到国家信访局递交上访材料，我们实在劝不动，就告诫他不能再像下午那样乱来，然后就离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48分，胡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国家信访局登记完了，叫我过去找他。我接到电话后坐车到国家信访局，劝他跟我一起走，他和我一起到我住的宾馆，之后胡某就和罗渡镇政府工作人员易波等人坐火车回去了。我现在还有当天做胡某工作及胡某裸露身体的部分录像和照片，当天的录像和照片在我手机里，可以拷贝出来提供给你们。 （4）张勇的证言，2017年12月12日，我和岳池县信访局工作人员秦俊在北京做维稳工作，当天下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秦俊给我说，罗渡镇有一个叫胡某的已经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了，于是我和秦俊乘车赶往国家信访局，我们到国家信访局时，看见国家信访局门口左侧路边人行道上，有一个人铺了一床棉絮在地上，跪坐在铺盖上，行李箱放在一边，秦俊告诉我那个人就是胡某。秦俊当时叫我先不过去，他先过去劝，让我在旁边摄像拍照，接着秦俊就过去劝胡某，但胡某不听，秦俊越劝他越激动，同时胡某还高呼“我是农民科学家，共产党整我”之类的不正当言语，说着就把上衣脱掉，将上半身裸露在外，我看见胡某这样，就用手机进行拍照，拍了一些照片后，我又用手机进行摄像，这时围观群众也渐渐多起来，最多的时候有十来个人，秦俊劝胡某把衣服穿上，别冻着，因为当时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周围群众也劝他把衣服穿上，别冻着。胡某依然不听，裸露着上身大呼一些不当言论，他后来可能确实觉得冷了，就把衣服穿上了，秦俊也继续对胡某进行劝解，我看围观群众多了，也过去做劝解工作，但胡某不听，继续说什么共产党整他之类的话，后来我因工作原因先离开了。我传了一部分照片和视频给秦俊，可以全部提供给你们。 （5）刘建中的证言，2017年12月12日中午1点多，我接到镇党委青副书记的电话，说胡某到北京信访局上访去了，叫我和易波两人到北京去将胡某接回来，我当时在成都，就直接坐飞机到北京，易波从重庆出发坐飞机到北京，我俩约在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会合。我和易波在北京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汇合时大概晚上12点多了，我和易波就劝胡某跟我们走，胡某看到我和易波后更加激动，我们也劝他和我们一起去宾馆，外面冷得很，有什么事回岳池县解决或第二天再说，但胡某不听，还大吼“我不跟你们走，我跟你们走要被你们弄死，你们哪个把我弄死了，官升三级，工资涨八千，那是岳池县委郑书记说的。”“共产党腐败分子，岳池县专门打压农民科学家研究懒人稻。”“你们不给我解决我就买把刀在北京砍脚趾母、手指母。”“中国共产党整他”之类的话。因为天气冷，我们一直劝他和我们一起走宾馆去，他说他要排队去登记上访材料，直到凌晨1点多，确实劝不走胡某，我和易波、秦俊就商量先回宾馆休息了。 到第二天11点钟左右，秦俊给易波打电话，说他把胡某带到宾馆来，在宾馆通过反复对胡某做工作，直到第二天他才同意和我们一起坐火车回来。 （6）胡某走访情况统计表，证实2017年12月13日胡某到国家信访局进行来访登记。 （7）维稳人员接回胡某乘坐的火车票，证实2017年12月14日易波等维稳工作人员与胡某一起从北京回广安。 （8）秦俊、张勇提供的照片及照片制作说明证实，2017年12月12日被告人胡某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外裸露上身的情形，照片分别由秦俊与张勇通过手机微信提供给民警。 （9）视频资料光盘及光盘制作说明证实，被告人胡某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高声喧哗的情况，视频分别由秦俊和张勇提供给民警。 （10）行政处罚决定书、执行回执、申请、保证书、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恢复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证实，被告人胡某2017年12月12日在北京国家信访总局上访，扰乱公共秩序，于2018年2月1日被岳池县公安局决定行政拘留10日；2018年4月20日被送往岳池县拘留所执行，同月24日，因胡某申请暂缓执行，次日，岳池县公安局决定对胡某暂缓执行行政拘留；2018年10月11日，岳池县公安局决定对胡某恢复执行行政拘留，恢复执行的拘留期限自2018年10月11日至2018年10月16日止。 8．认定被告人胡某在2017年12月27日到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登记后，在接访中心门外人行道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证据 （1）袁小玲的证言，我从2015年9月开始在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协助维稳。2017年底，胡某到省接访中心上访，在接访中心登记后，他又在接访中心门外，将一些资料摆起，接访中心门外的特警就制止他，胡某见有人制止他，就大吼大叫乱呼口号，接访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报了警，后来督院街派出所的警察就把他带走了，后来督院街派出所通知省接访中心，省接访中心又通知我去派出所守了他几个小时，我们又通知罗渡政府的人把胡某劝返接回去的。 他在上访过程中每次都是乱呼口号，声称要自杀自残，说把肚子划开，把肠子拉出来缠到脖子上绕几圈，还喜欢把上衣脱完，露出肚子上的疤痕，声称是政府派人杀的。 （2）郭道勤的证言，我是岳池县信访局派驻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协助做上访人员劝返工作的。2017年12月底，胡某到省接访中心上访，在接访中心登记后，他拉着行李箱在接访中心门外，将上访资料摆在门口，门外特警就制止他，他就开始大吼大叫，乱呼口号，后来他在门口边的人行道上睡起，接待中心工作人员报警后，督院街派出所的警察就过来把他带走了，我们一起的工作人员袁小玲还去派出所一直陪着他，直到罗渡政府工作人员来接他。 （3）接（报）处警登记表证实，2017年12月27日17时30分，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督院街派出所接指挥室来电，省政府信访室有人员上访，后民警到达现场找到上访人员，核查身份后将其带回派出所，并通知当地政府将其接回。 （4）视频资料证实，被告人胡某在四川省人民政府接访中心外的情况。 二、强拿硬要的事实 被告人胡某在上访过程中，利用上级对信访工作的考核机制和维稳压力，向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工作人员陪同其外出吃喝游玩等，并先后28次向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强行索要钱财共计63600元。同时，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在维稳接访胡某时，耗费大量人力，支出大量费用，总计百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青大淞的证言，2018年7月20日上午9点半左右，张亮、孙和章带着胡某到我办公室，我提前准备好录音笔，我和胡某见面后我将录音笔开启，接着就跟胡某讲一些政策，胡某却一直问我要钱，然后我们就围绕给他钱的事情谈了近1个小时。他一直逼我给他钱给他生活费，他既不是贫困户，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他有房有车，不符合任何政策可以在我们罗渡政府领取生活费，只因他是罗渡的户口，对他的维稳工作责任单位是我们罗渡政府。他实际上以给生活费为借口，向我们要钱，不给他钱就要去北京上访。张亮、孙和章劝他，他也不听，最后实在没法了，为了稳控他不到北京上访，减轻我们的维稳压力，我才不得不答应给他5000元，但要他保证到8月不去北京上访，并出具领条。胡某同意出具领条并保证8月不进京上访，他说写不起字，后来是孙和章写的领条，由胡某签字捺手印，整个过程是在我办公室四个人当面完成的，然后他给了一张银行卡给孙和章，叫我们把钱打到他卡上。谈好后，胡某要我陪他吃午饭，我又带他一起去吃午饭，吃饭期间他要求张亮、孙和章下午在罗渡陪他打牌耍，晚上还要孙和章陪他在罗渡镇住宾馆，为了不让他到北京上访，让他“心情愉快”，我只好安排张亮、孙和章继续做胡某的稳控工作，直至7月24日，刘开强和孙和章开车把胡某送回重庆。 此次上访一共索要了5900元，其中去上访的住宿费400元、路费500元，是张亮他们在岳池给的现金，这900元没写领条。另外5000元是后来孙和章在罗渡镇信用合作社通过现金存钱的方式，存入胡某提供的那张银行卡账户的。 8月2日我接上级通知称胡某又到了北京，我安排孙和章和张亮直接从重庆出发去北京把他劝返回来。张亮他们到北京后给我报告说胡某好像听说向政府要钱是敲诈，于是就换了一种方式，向张亮借7000元，答应了他才肯离开北京，张亮和胡某反复讨价还价，最后谈成借5000元给他。我当时给张亮的指示是既然胡某向你私人借钱，你们之间也没有其他债务关系，你最好叫他写清还款时间，为了让胡某尽快离京，也只好同意暂时先借5000元给他。后来胡某写完借条，张亮通过手机银行转了5000元给胡某，胡某才同意从北京回来，8月5日张亮他们从北京返回重庆。 张亮和胡某本来就没什么私交，如果不是因为张亮去维稳胡某，而胡某又利用信访维稳机制威胁张亮，张亮根本就不可能借钱给胡某，而且张亮在借钱给胡某之前，也向我们请示了的，当时我也同意了的。因为当时胡某正在北京非访，与我通了电话，称如果张亮不借钱给他，他不会离开北京，随时到国家信访局非访，迫于维稳压力，我请示党委政府后，不得不答应。张亮在借这5000元给胡某后，多次找胡某还钱，胡某都不还，胡某还给我打电话，叫政府把张亮这5000元处理了，实际上胡某也是变向找政府要钱，我们不能让维稳工作人员既费心费力，顶着压力又花自己的钱，就报销处理了。 2017年12月，胡某多次跑成都、北京上访，而且省市县两会又即将召开，上级要求我们务必稳控住重点上访人员，胡某也知道我们有这方面的维稳压力，于是我就找胡某做工作，叫他不要再非正常上访，胡某当时就提出要让他1月份不跑，就必须给他2000元，我反复给他做工作，最后迫于无奈，只有答应给他1500元，叫他去临江社区找姚余领钱，我怕他去领钱时在临江社区闹事，就叫刘建中也到临江社区看着，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 （2）孙和章的证言，2018年7月19日下午6点多，胡某叫我打电话给张亮叫他过来吃晚饭，叫我们把900元的路费和住宿费给他，张亮叫他出据，胡某说写不起字，叫我帮他写，他签名字。我帮胡某写了一张收条，由胡某签的名字，张亮拿了900元现金给胡某，收条由张亮保管。 20日早上8点半左右，张亮开车到宾馆接我和胡某一起回罗渡镇政府，胡某到青书记办公室与青书记见面，青书记一直给胡某做工作、讲政策，他还是坚持要钱，他说“我还要求5个人，你们来2个还没有达到要求，我发短信说的是要求岳池县公安局局长罗诚亲自来接我胡某”“正因为是敏感期，敏感期你都答应1万，拿2万都可以。”青大淞一直给他解释说他的要求罗渡镇解决不了，之前也解决了的，但胡某不听，后来青大淞说接下来的10天之内先给4000元，但要他保证不去上访，但胡某说不行，必须要5000元，还要张亮和我在他不开心时陪他耍，他打电话我和张亮就必须去陪他。胡某一直逼着要钱，青大淞实在没法，才答应给5000元给他，但要胡某答应8月份不去北京上访，胡某没同意只答应8月10日前不去北京。青大淞叫胡某写领条，胡某说他不写，叫我们写好后他签字，他还叫我们不准对他进行照相录像，那样做他就不干了。于是我就写了一张领条，内容是“今从罗渡镇临江社区领取人民币5000，大写伍仟元整，保证8月10日前不到北京上访。”胡某签名捺印，然后给了一张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户名胡某，卡号62×××36），叫我们把钱转到他卡上。直到中午11点左右，胡某提出要吃饭，要青大淞陪他一起，后来我们在罗渡镇天一饭店陪胡某吃饭，吃饭期间，胡某提出要我和张亮陪他在罗渡打麻将。饭后，胡某提出到罗渡镇泰和茶楼去打麻将，一直打到下午5点多。7月23日早上胡某打电话给我，叫我先把5000元给他存到卡里，我就拿着钱到罗渡镇农村信用社存了5000元到胡某提供的银行卡里，存款凭条和银行卡复印件在我这里，我可以复印给你们。 8月2日青大淞打电话说胡某已经到北京了，安排我和张亮去北京将他劝返回来。8月3日我和张亮在北京家畅宾馆见到胡某后，胡某说他已经到国家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去上访登过记了。我们劝胡某说你都登记了留在北京也解决不了问题，跟我们一起回岳池。胡某却说他要耍到下周星期一还要去上访登记，还威胁说多去登记几次把罗渡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搞下课。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情绪激动，为了能顺利劝返他，劝他不要去上访，我们一起先去吃饭。吃饭期间我们一直劝胡某跟我们回去，胡某说不回去，还说“政府没得钱，那我现在就不找政府要钱了，我找政府要钱政府要说我在敲诈政府，那我就找你张亮私人借钱，你借7000元给我，只要你把钱借给我，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北京，不给钱我就不回去，继续去登记上访。”说这话的时候胡某情绪特别激动，声音很大。我们一直做胡某的工作都没有做通，他还是要求张亮借7000元才肯离开北京。然后我们就给领导汇报，领导叫我们尽力将胡某劝返回来。我和张亮又继续做胡某的劝返工作，但是胡某不听，最后他要求张亮借5000元给他才肯离开北京。我们实在没法，只好答应胡某的要求。然后胡某拿了一张重庆农商银行卡给张亮，叫张亮打5000元到卡里。张亮喊他先写条子，他只同意写借条，接着他拿我的工作笔记本写了一张借条给张亮。张亮叫胡某把身份证号码、归还时间、写条的地点写上，胡某都不同意，还表示写那些他就不回去。借条内容及签字都是胡某亲笔书写捺印的。张亮拿到借条后通过他的手机银行转了5000元到胡某提供的那张银行卡上。胡某见钱到账后就叫我买票，我定的8月4日早上北京到重庆的高铁火车票。 2018年6月省委巡视组到岳池县开展巡查工作，胡某扬言要去上访，镇上领导安排工作人员去稳控他。6月10日镇上领导安排我和李毅、刘开强一起做胡某的稳控工作，胡某一直要求我们陪他打牌，为了不让他去上访，我们只好天天陪他打牌。过了几天，胡某提出要回重庆去耍，我们只好开车送他回重庆。6月16日那天胡某说他没钱了，叫我拿钱给他，还说说好了这一个月给10000元，已经给了6000元，叫我把剩下的给他，我们当时没带那么多钱，就只给了他1000元，他喊我写领条，他签字。 （3）张亮的证言，2018年7月19日下午6点多，孙和章问我什么时候到宾馆去，胡某在那里闹得很凶，要我去陪他，还说胡某要北京的住宿费、车费、打的费和医疗费，镇上领导只同意给住宿费和车费共计900元，叫我带着纸和笔去宾馆。我到宾馆后，劝胡某别闹，先去吃饭，吃饭时，我一直围绕刘开强给我说的意思做胡某的劝解工作。胡某当时没有表态是否同意，回到宾馆后，我给了900元给胡某，我叫胡某写条子，胡某以写不起字为由，最后是孙和章帮胡某写的收条，胡某在收条上签名和按印。 20日早上8点多，我开车到宾馆接胡某和孙和章一起回到罗渡后，我们直接去青大淞办公室让胡某和青大淞谈，在谈的过程中，青大淞给胡某说他这样反复上访让政府压力很大，而且容易挨上级批评，让他不要再去北京上访了，胡某却说你晓得压力大呀，最近扶贫哦，你们压力更大，给1万元，给了就不走，不给马上就走，还说他现在刀片随时带起的，只要看到公安来就马上自残，还说以前的维稳工作人员把他接回来就不管他了，这次必须安排工作人员陪他耍，陪他打麻将。整个谈的过程就是胡某不断威胁青大淞，青大淞反复给他做工作，一直谈了四五十分钟，最后胡某要了5000元，保证8月10日前不到北京上访，由孙和章写的领条，胡某在领条上签的字和按手印。因为7月20日是星期五，这5000元最后是孙和章在星期一，7月23日那天直接打到胡某的信用社卡上的。到了中午11点过，胡某提出要吃午饭，并要青大淞陪同。中午我们就在罗渡镇天一饭店陪胡某吃的饭，吃饭时，胡某向青大淞提出要我和孙和章下午找个人陪他在罗渡打麻将。饭后，胡某指定到龙小燕开的茶馆去打牌，直到下午六点多，我就回家了。 8月2日孙和章接到青大淞的电话说胡某已经到北京了，叫我们联系胡某去北京接他，我们给胡某打电话问他在北京哪里，胡某告诉我们他在家畅宾馆，晚上8点多，胡某给我打电话叫我带7000元去北京，说要向我借钱，我没同意。8月3日上午我和孙和章坐飞机到北京，上午11点过，我们在北京家畅宾馆8229房间见到胡某，我问他来北京这么远干什么，胡某说昨天来已经到国家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去上访登记了，我们劝他你都登记了就和我们一起回去，他说今天星期五，要耍到下个星期一再去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去上访登记，多去登记几次把罗渡政府的工作人员搞下课，不然他的事情得不到解决。我叫胡某去吃午饭，不要冲动，政府现在没钱，一次性拿不出15000元，有事回岳池说，可以找罗渡政府商量。胡某说政府没得钱，那我现在就不找政府要钱了，我找政府要钱政府说我在敲诈政府，那我找你私人借钱，你借7000元给我，你把钱借给我，我们现在就订明天早上的票一早离开北京，不然就不走，继续留在北京去国家信访局等部门反复刷卡。我们做了胡某很久的工作都没有做通，他仍然要我借7000元才肯离开北京。我和孙和章商量后打电话给青大淞汇报，青大淞请示李俊书记后，李俊同意我们视情况将胡某劝回岳池。我和孙和章再次根据领导指示做胡某的劝返工作，试图将其劝回岳池县，但他不听，最后他提出跟我借5000元才离开北京。我们实在没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然后他拿了一张重庆农商银行卡给我，卡号为62×××48，叫我按照上面的账号打5000元给他。我叫他先写条子，他只同意写借条，接着他在孙和章工作笔记本上写了一张借条，借条内容是“今借到张亮现金人民币5000元整。借款人胡某，时间2018年8月3日。”另外还写了一个卡号在借条上。我叫他把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归还时间、写条的地点写上，他都不同意。我怕强行要他写他又变卦不离开北京，就没有要求他写了。写借条是在北京家畅宾馆8229号房间，有胡某、孙和章和我三个人在，借条内容及签字都是胡某亲笔书写按的手印。我通过手机银行转了5000元到他给的银行卡上，胡某见转账后就叫孙和章买票，我们订的8月4号早上北京到重庆的高铁票。 2018年9月9日下午，我、刘开强、胡某到重庆，在重庆胡某家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时，胡某叫我们把这次到北京的车费和住宿费给他，当时刘开强就给了他1000元，叫他写领条，他不写，叫刘开强写他签字，刘开强就写了一张领条，胡某在领条上面签的字，吃完饭，胡某就回他重庆的家，我们就直接回罗渡。 （4）刘开强的证言，2018年5月11日镇上领导租我的车叫我开车送李毅到重庆稳控胡某，我们在重庆两路附近一茶馆见到胡某后，他问我们要5000元，不给钱他就要去北京。我和李毅对胡某做了大量的工作，晚上他要求陪他吃火锅，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家火锅店吃晚饭，吃饭期间胡某提出要给他2000元，否则免谈。李毅跟领导汇报，经领导同意后，我们就先给了2000元给他，并叫他写领条。胡某说写不起领条，叫我帮他写，我就拿的一张火锅店菜单纸，在纸的背面写了一张2000元的领条，胡某签的字。 2018年5月17日，镇上领导又安排我开车和李毅到雅安稳控胡某，我们当天下午到雅安。晚上休息时，我听胡某在跟李毅打电话，李毅说“才没得几天给了你2000元，多了也不好处，给1000元这个月就不走哪里嘛。”挂了电话后我问李毅，李毅说胡某要1500元，叫我们把钱给他送去，保证5月他不上访。李毅跟镇上领导汇报同意后，5月18日一早我们开车到胡某儿子家里，胡某叫我们把1500元给他，他在雅安耍到这个月底。我们把钱给他叫他写领条，他说写不起领条，叫我帮他写。我就拿我的工作笔记本写了一张1500元的领条，日期是2018年5月18日，胡某签的字。 2018年6月省委巡视组来岳池，胡某从雅安他儿子那里回岳池后，就到罗渡政府找领导要10000元，不给钱他，就要到省委巡视组那里上访，然后再到北京上访，给他钱就保证在省委巡视组来岳池期间不去登记上访，也不去北京上访。为了稳控胡某，青大淞安排我开车陪李毅在罗渡镇做胡某的工作。6月1日我们找到胡某，他提出要我们把钱给他，为了稳控好胡某，我们在临江社区书记姚余的办公室和他谈了很久，他提出先拿3000元他去雅安陪他孙女过六一节，姚余帮他写了张领条拿了3000元给他。拿到钱后我和李毅就开车将胡某送到雅安他儿子家中，到了后我就和李毅返回罗渡。过了几天胡某又打电话说他在雅安不好耍叫我们去接他回罗渡，我们开车将他接回罗渡陪他耍到6月10日，胡某提出把剩下的钱给他，就不去省委巡视组上访，我和李毅经请示领导同意后当天给了他3000元，胡某叫我替他写的领条，他签的名字。 2018年6月22日，胡某提出要把10000元剩余部分给他，不给钱就要到巡视组去上访，我和李毅又做他的工作，他最后提出跟上次一样先给个三五千就不去登记上访，不给明天就走省委巡视组和北京去登记上访。我和李毅请示领导同意后，又给了胡某3000元，胡某说他写不起领条，叫我代写他签的字。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前，胡某提出要钱，不给钱他十九大召开期间就要去上访，镇政府迫于维稳压力，就租用我的车安排我开车载姚余、政府工作人员易波一起稳控胡某。10月14日我们三人和胡某在重庆见面后，胡某提出十九大期间可以不去北京上访，但他心理不好过，不好耍，想去延安看看，要求我们三人陪他出去散心。于是我们三人由我开车，载起胡某到广元、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去游玩，并在重庆胡某住的附近一家叫菩提树的宾馆拿了10000元给他，当时叫胡某写领条，他以写不起字为由喊姚余帮写的领条内容，胡某在领条上签的名字。当时拿10000元给他，写的两张领条，每张写的5000元。十九大期间胡某一直要我们陪他耍到大会开完才回到重庆，在重庆他又要求我和易波留下来陪他几天，我和易波直到10月底才回到罗渡。 2018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前，3月1日镇上领导安排我开车载镇党委副书青大淞、姚余一起到重庆去稳控胡某，胡某当时提出要在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如果政府不想让他上访就必须拿10000元给他。为了稳控胡某不让他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迫于无奈，镇上领导同意了胡某的要求。由于胡某言而无信，为了更好的稳控他，10000元分两次给的胡某，一次是3月1日当天在重庆胡某住的那里给了5000元给他，姚书记写的领条胡某签字。胡某拿到钱后要求我们陪他到雅安他儿子那里去，我就开车载着青大淞、姚书记和胡某到雅安名山县。在雅安住的几天期间胡某天天提出要吃好的，要我们给他买牛肉、鱼、鸡等送到他住的那里。我们在雅安名山陪了他几天后，他就一直说不好耍，要我们把剩下的5000元给他。为了不让他到北京去上访，迫于维稳压力，我们把剩下的5000元给了他，领条是姚书记代写的，胡某在领条上签的字。胡某拿到钱后又提出要我们陪他出去旅游，想到西藏去耍下，迫于维稳的压力，青大淞就说我们把胡某陪远点，免得胡某又跑北京上访，商议后我就开车载着青大淞、姚余和胡某一起到贵州遵义、广西柳州、广西百色等地去游玩，一直到两会结束才回到重庆胡某住的地方。 2018年9月9日中午我和张亮、胡某到重庆北火车站，我们坐车到胡某在重庆住的附近一个餐馆陪胡某吃午饭，吃饭期间胡某又提出要给他这次到北京开会的钱，我们叫胡某写领条，胡某说写不起，叫我们写好，他只签字捺手印，我就帮他写的一张领条，领条内容是“今领到临江社区到北京车费、住宿费现金人民币1000元（大写壹仟元），领款人胡某，2018年9月9日。”领条上是胡某自己签的字，然后我拿了1000元给胡某，领条当时由我保管，后来为了做账，我回来将领条交给社区陈代玉了。把钱给胡某并将他送回他家后，我和张亮就回罗渡了。 （5）李毅的证言，2018年5月10日左右，胡某给罗渡镇政府的领导和临江社区书记姚余多次打电话，说他没得钱用了，喊政府给钱，不给钱就去北京上访，还在电话里骂人，威胁要住到北京不回来。当时临近省委巡视组来岳池，上级要求维稳工作要实现“零进京赴省”的目标，迫于这个压力，镇上领导就安排我和刘开强一定做好胡某的稳控工作，接着我和刘开强到重庆两路城区找到胡某，晚上胡某要求我们请他吃火锅，吃饭期间，胡某提出要5000元，不然就要去北京上访，我给他说，我身上没得这么多钱，能不能少要点，先给2000元，胡某不同意，我说身上确实只有3000元，全部拿给你都不够，我们总得留点生活费，胡某听了后，才勉强同意先拿2000元，保证不上访。我们喊胡某写领条，胡某喊我们把领条写起，他签字就行，刘开强用火锅店的点菜单背面写了一张领条，胡某在上面签的字，然后我给了2000元他。给完钱后胡某又提出要我和刘开强在重庆陪他耍几天，为了完成镇上安排的工作，我们就留在重庆陪胡某，每天必须请他吃午饭和晚饭。在重庆我们陪了他几天，胡某说在重庆不好耍，想到雅安他儿子那里去耍，我们就开车送他到雅安他儿子那里去，5月17日晚，胡某又提出要3000元，我给镇上领导青大淞请示后，青大淞指示可以给钱，但3000元太多了，少给点。于是我就给胡某打电话说，前几天才给了你2000元，现在又要这么多钱，政府哪来这么多钱嘛，给1000元给你，你保证这个月不去上访。最后胡某提出给1500元，保证近期不上访，这次通话我还录了音的。第二天，我和刘开强在他儿子的茶厂，我拿了1500元给胡某，和上次一样，由刘开强写的领条，胡某在领条上签的字。我们得到胡某的保证后，就开车回了罗渡。 2018年5月底，得知省委巡视组将于2018年6月初来岳池，胡某打电话给镇上领导说要20000元，否则就要去北京上访。镇上领导经过商量，安排我和刘开强等人去稳控胡某，保证这一个月不进京赴省上访，至于胡某提出的20000元，镇上领导同胡某多次通话谈话后商量可以拿10000元给他，但不能一次性给，要分期给，以免他得到钱后反悔，又去上访。2018年5月31日晚上，姚余给我打电话叫我到临江社区办公室去，我和刘开强赶到临江社区办公室时，胡某已经在向姚余要钱，我听见姚余告诉胡某，镇上领导只同意给他10000元，要分期给，免得一次性得到后反悔就跑北京或者成都去，胡某当时同意了，要求马上先给3000元给他。姚余帮他写了一张领条，胡某在领条上签字，因为当时姚余身上没那么多现金，就说明天转账给胡某，所以领条时间写的是2018年6月1日。第二天，姚余把钱转给胡某后，胡某又给我和刘开强提出，要我们开车把他送到雅安去陪她孙女过儿童节，开始我以工作忙推脱，胡某就威胁说“你们不够意思，别怪我。”我们没法，只好开车送他去雅安，6月1日中午我们把胡某送到了雅安市区，胡某提出要我们请他吃“小郡肝串串”，当时他还叫了他老婆、儿子、儿媳妇、亲家母、孙女等人一起来吃饭，真的很过分，吃完饭我们把账结了就直接回罗渡了。 胡某在雅安耍了几天，又给我打电话说想回罗渡耍，并要求去接他，请示领导后，我和刘开强开车去雅安把他接回来，我和刘开强在罗渡陪着他耍了几天，到了6月10日，胡某提出该给他钱了，说如果我们说话不算数，他就上访，没办法，刘开强就给了他3000元，由刘开强写的领条，胡某在领条上签的字。过了几天，胡某提出回重庆去耍，并要求我们陪，我和刘开强、孙和章只好开车把他送回重庆，到重庆后，我和刘开强因为有其他工作就先回罗渡了，留了孙和章在重庆陪胡某。直到6月22日那天，胡某打电话给我，说想回罗渡，要我们接他，请示领导后，我和刘开强开车到重庆接他，到重庆后，孙和章给我说6月16日那天，胡某向他要了1000元，是由孙和章写的领条，胡某签的字。胡某这时又提出要我们把剩下的最后3000元给他，刘开强就给了他3000元，是刘开强写的领条，胡某在上面签的字。这就是胡某分四次要了10000元的经过。 2017年9月，胡某到成都四川省接访中心上访，镇上安排我和易波去劝返胡某。我们到时，看见胡某在省信访中心门外将他的信访材料摆在人行道上，当时有警察在制止胡某，叫他依法依规正常反映问题，因为警察来了，就有一些群众在那里围观，胡某看见有人围观就在那儿大吼大叫，我看见胡某闹起来，就用手机开始录，没录一会，我发现胡某在往我这边看，我怕胡某发现后情绪更激动，就没录了。随后我和易波就上去劝胡某，劝说了一个小时左右，胡某提出要拿1000元才跟我们一起回来。没办法，我们只有答应他的要求。回到罗渡，我们在临江社区办公室，我写的领条，他签的字，然后我给了他1000元现金。 （6）易波的证言，2017年10月14日，我们到达重庆后，在离胡某住的地方不远的菩提树宾馆和胡某见面，见面后我们劝他不要在党的十九大期间去北京上访，胡某提出，要他十九大期间不去上访可以，但必须给他10000元，否则马上去北京上访。当时离党的十九大召开只有几天了，为了做好他的稳控工作，姚余将10000元给了胡某，叫胡某写领条，胡某说写不起字，叫姚余写好领条他签字，出于财务上报账的考虑，姚余写了两张领条，每张领条上写的5000元，两张领条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10月14日、2017年10月16日，胡某在领条上签了字，但是10000元是一次拿给他的。胡某这才同意不去上访，却又提出心情不好，要我们陪他出去耍，还说如果把他陪高兴了，就不找我们维稳人员的麻烦，也不去上访。我们再次向领导汇报，领导出于维稳考虑，只得同意胡某的要求。胡某提出想到延安看看，我们就开车拉着胡某从重庆出发，一直沿广元、甘肃天水、宁夏银川、西安、延安等地去耍了一圈，最后在党的十九大开完会后才回的罗渡。 10号这张领条是2018年1月31日，姚余和李毅将去北京登记上访的胡某接回罗渡后，李毅因为有其他工作安排，就先离开了，镇上领导就安排我和姚余一起做胡某的工作。我见到他们后，姚余正在给胡某做工作，叫他不要再去上访了，我也给胡某说，要过年了，就安心在家里过年嘛。胡某说没得钱过年，喊姚余拿1000元给他过年，他就不去北京上访，姚余请示领导同意后，给了1000元给他，姚余叫胡某写领条，胡某以写不起字为由拒绝写领条，没办法，姚余将领条写好后胡某在领条上签的字。写领条的时候有我和姚余、胡某三个人在场，领条交给姚余保管的。胡某领到钱后，还保证近期不到北京等地去上访，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镇上领导才同意给钱他的。 16号这张领条是2017年10月9日，国庆节假期结束后第一天上班，我到临江社区办公室去找姚余谈工作，刚好遇见胡某向姚余要钱，姚余当时给了2000元给他，胡某以写不起字为由，最后是姚余帮写的领条，胡某签的字，因为当时我在场，所以我也在领条上签了字。等胡某领钱走了后，姚余给我说因为离召开党的十九大不久了，国庆节前镇上安排姚余和刘勇到重庆去稳控胡某，胡某见到姚余他们要的钱，姚余请示镇上领导后，答应了他的要求。 19号这张领条是2017年9月胡某到成都四川省接访中心去上访，镇上安排我和李毅去接他，到的时候，我们看见胡某在省接访中心门口大吼大闹，李毅当时还录了视频，我们把胡某劝回罗渡后，在罗渡临江社区办公室由李毅给的1000元他，李毅帮胡某写的领条，胡某在上面签的字。 20号这张领条是2017年8月30日胡某跑到成都四川省检察院交资料，当时我和姚余、刘勇跟着一起去，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胡某与省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胡某脱掉上衣在省检察院大吼大叫并在地上打滚，后来我们把胡某劝回罗渡，胡某提出要给1000元才回罗渡，我们看他在省检察院闹得凶，没得法，请示镇上领导同意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我们把胡某接回罗渡的当天，他就喊我们给1000元钱给他，我们让胡某自己写领条，胡某说写不来字，让我们写好他签字认账就是，姚余就写的1000元领条，胡某在上面签了字、按的手印。 22号这张领条是2017年8月胡某去北京上访，我和姚余、罗渡派出所刘兵去北京劝胡某回来，当时在北京胡某说要给他2000元才回来。经请示镇上领导同意后，我们同意了胡某的要求，把胡某劝回重庆后，他提出把2000元给他，不然不回罗渡，我们给镇上领导请示后，姚余给了1000元给胡某，让胡某写领条，胡某说写不起字，喊姚余写的领条，他签字，按的手印。姚余告诉我，另外1000元在胡某回罗渡后也找他要了的。 24号这张领条是当时省上要召开省党代会了，胡某扬言要到省信访局去上访，镇上领导安排我和同事唐昊、刘勇去稳控胡某。2017年5月19日，胡某提出要陪他出去散心，迫于维稳压力，镇上领导同意了胡某的要求，走之前，胡某提出要先给他500元，说是维稳期间的生活费，我们请示领导同意后，就由姚余给了他500元，由姚余写的领条，胡某签的名字。当天我们陪胡某先到重庆，后又到贵州贵阳、六盘水等地耍，一直陪到省党代会结束才回到罗渡。 25号这张领条是2017年4月份，当时胡某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时脱了上衣闹事，镇上安排我和姚余去北京劝返胡某，到北京见到胡某后，他提出解决上访花费了的2000元才跟我们一起回罗渡，不给就不回去。我们跟领导汇报同意后，答应了他的要求，但他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才跟我们离开北京回重庆，在重庆他又要求我们陪他耍了几天才回罗渡，回罗渡当天他找到我和姚余要钱，我们在临江社区办公室将钱给他，由姚余写的领条，他签的字按的手印。 （7）姚余的证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胡某到罗渡镇政府找领导，喊领导解决他的事情，如果不解决，就要去北京上访，如果不想让他去上访就必须给他10000元。他还说，他的事情一直没有解决心情一直不好，会议期间要去散散心。当时各级领导开会要求在十九大召开期间各地要实现零进京上访，为了不让胡某到北京上访做出过激行为，影响政府形象，镇上领导多次与胡某谈心稳控他，但胡某一直不听，还是执意要钱，不给钱就要去北京上访，镇上领导实在没法，出于维稳考虑，就答应了胡某的要求。10月14日镇政府就租用刘开强的车并安排易波和我到重庆去稳控胡某。我们在重庆胡某居住的房屋附近一家名叫菩提树的宾馆和胡某见面，见面后胡某就叫我们把钱给他，我们反复做工作，他始终只要钱，我们没法只好答应他。我们叫胡某写领条，胡某说写不起字，我就帮他代写领条的内容，由他签字。当时领条写了两张，日期一张是2017年10月14日当天，另一张是2017年10月16日，每张领条都是5000元，但10000元是一次性给他的，写完领条后现场给的10000元胡某，给钱和写领条时有我、易波、刘开强、胡某四人在，领条写好后由我保管的。后来我们在和他摆谈过程中，他说心情不好要去散散心，想到延安等地去看看，为了不让他在十九大召开期间到北京去上访，我和易波考虑将胡某陪远点，加上延安有这么远，就同意了他的要求。10月16日我们从重庆开车到广元，17日到甘肃天水、18日到甘肃兰州，19日到宁夏中宁县，20日、21日又到陕西靖边县耍了一两天，22日到延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去耍了一圈后，我们给胡某做工作跟我们回去，他同意后，23日我们开车到安康往回走，直到十九大闭幕才回到罗渡。 2018年3月全国两会前夕，3月1日上午胡某给我打电话说“我有困难，我又不是乱开口的人，借20000元给我，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不借马上就走，你马上下来陪我，我是点都待不住了，点都不好过，过了十五就要走。”他的意思是不给钱就要跑北京去上访，他当时在重庆，我就一直在电话里做他的稳控工作。挂了电话后，我将此事给镇上党委副书记青大淞汇报，当时会国两会召开在即，各级政府要求做好上访人员的稳控工作，做到零进京赴省。为了稳控好胡某，3月1日镇上领导安排刘开强、青大淞和我到重庆去做好胡某的稳控工作。我们在重庆胡某住的地方见到胡某，谈了很久，胡某要求只要拿10000元给他就不到北京上访，镇上领导迫于维稳压力，为了稳控胡某，只好答应他的要求。我们和胡某谈好后，他叫我们把10000元给他，我们当时一方面钱没有那么多，二出于稳控考虑，怕他拿到钱就反悔又跑北京，就说先给他5000元，胡某当时情很激动不同意，我们给他做工作他同意后，就给了他5000元，由于当天时间太晚就没有写领条。3月2日、3日我们在重庆陪胡某耍了两天，但胡某说重庆不好要，住起不舒服，胡某要求开车送他到雅安他儿子那里去。为了稳控胡某，3月4日一早我们开车从重庆出发到雅安名山县，到了胡某儿子家里，胡某提出把剩余的5000元给他，于是我们当着胡某儿子和儿媳的面将剩余的5000元给他。当时我和青大淞、刘开强都在场，我们让胡某写领条，胡某说写不来字，叫我帮他写领条，他认账就是，我就代胡某写了两张5000元的领条，领条日期写的2018年3月3日和2018年3月14日，胡某签的字并捺印。 2018年6月省委巡视组来岳池期间，5月底胡某知道省委巡视组要来岳池，就到我办公室来说要去省委巡视组上访，又找镇上领导和我要20000元，迫于维稳压力，镇上领导开会商量后，只同意给胡某10000元，青大淞找到我商议这10000元只能分批次给，因为胡某是个言而无信的人，经常说话不算，并安排李毅做胡某的稳控工作。5月31日晚上，胡某又跑到我办公室来要钱，说不给钱马上就跑北京上访，我看他闹得凶，就给李毅打电话，叫他到我办公室来，帮着一起做胡某的工作。没一会，李毅和刘开强就到我办公室了，我通过和胡某讨价还价达成第一次给他3000元，胡某叫我先把3000元给他，我叫他写领条，胡某以写不起字为由不写领条，要我代写他签字，并保证近十天不上访。当时我身上没有带那么多钱就说第二天给他，然后我将领条写在6月1日。第二天上班时，李毅和刘开强陪着胡某来我办公室，胡某要我把3000元马上给他，因他打牌借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陈代玉200元，他叫我从中扣出来并叫我帮他还给陈代玉，我另外通过微信转了2800元到他老婆屈秀华的微信账号上，转完钱后，李毅就陪着胡某离开继续做胡某的稳控工作。 10号领条情况是2018年1月底要过农历年的时候，他又跑到北京去上访，镇上领导安排我和李毅去接他回来，胡某提出要1000元，坐飞机才肯跟我们回去。我们请示领导同意后于1月31日将他劝返回重庆，易波开车到重庆接我们回罗渡，回到罗渡后，胡某要我把1000元给他，我们当时在社区办公室写的领条给的钱，领条日期写的是2018年1月31日，当时有易波、李毅、胡某和我在场。 11号领条的情况是胡某在2017年12月底去北京登记上访，维稳人员劝他回来时，他要求给2000元才肯回来，镇上领导和维稳人员没法，最后和他谈成1500元他才跟着维稳人员回来的，回来后刘开强开车载着刘建中和胡某一起来找我，叫我拿1500元给胡某。我叫胡某写领条，他说写不起，写不好，叫我帮他写，我把领条写好他签字后，我给了他1500元，领条日期写的是2018年1月7日，胡某拿了钱后就走了。 12号领条内容是胡某自己写的，具体情况是2018年元旦节期间我值班时，胡某跑到我办公室问我要钱，说过节了，他的事情还没有得到解决，要我给他1000元过节，我和他摆谈了一会儿，他威胁说要是不给他钱过节，他节后就要去北京上访。我就按照领导指示，做胡某的稳控工作，他还是问我要钱，我叫他写领条保近期不上访，他喊我帮他写，本来他来找我要钱我就很生气，就没有给他写领条，他看我有点冒火了，就自己写了一张领条并签字捺手印。他签写好领条后我拿了1000元给他，领条日期是2018年1月2日，他拿到钱后叫我陪他打牌，我以值班为由拒绝了。 13号领条是2017年11月初，胡某从北京上访回来后，长期住在罗渡，经常打牌耍。11月13日那天他没得钱了就跑到我这里要钱，还提出以后要政府每天给他100元生活费，为了不让他上访，我就给了他1000元，并让他保证近期不上访。领条内容也是我写的，他签的名字。 20号领条情况是2017年8月底胡某跑到镇政府找领导解决他的事情，不解决他又要去北京上访。镇上领导安排我和易波做胡某的稳控工作，我们和胡某见面后，他情绪激动起来，说政府不解决他的事情，就要去北京、成都、省人民检察院上访，让检察院来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他说“我不去也可以，那你们给我1000元，然后把我送到雅安我儿那里去耍几天。”为了不让胡某上访，我们跟镇上领导汇报后，就租刘勇的车，并叫派出所的刘兵和我们一起开车去雅安，到了雅安胡某说要到处走走散心，我们劝他不要走远了，他说就到附近转，然后我们就陪他在雅安上里古镇耍了一天，在雅安待了三天胡某就要求回成都。2017年8月30日，胡某说要去省检察院交资料，我们劝他不要去，他执意要去，我们就只好陪到他去省检察院，胡某把资料交了后，他认为省检察院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还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胡某在省检察院大厅大吼大叫还把衣服脱了在地上打滚，我们劝他起来他不听，后来省检察院的安保人员多番劝导，胡某才起来，他气冲冲的走出省检察院的办公大厅大门口，跳起来吼“共产党万岁，习主席万岁，打倒腐败，要和腐败分子作斗争。”省检察院的安保人员又出来制止他，叫他不要在那里大吼大叫，我们劝胡某材料已经交了，不要乱吼，过了很久才停息。胡某后来叫我们把他送回罗渡，到罗渡后他要我们把这次的1000元给他，我们让胡某自己写领条。胡某说写不来字，让我写好他签字认账就是，我就写了1000元领条，他在上面签字捺手印。 16号领条是2017年国庆节前，镇上原党委副书记苏强，为了确保十九大胡某不到北京等地上访，安排我和刘勇到重庆去稳控胡某，我们在重庆和胡某见面，胡某保证他十九大前及十九大期间不到北京上访，我们准备开车回罗渡时，胡某打电话跟苏强说我们国庆期间没有陪他耍，提出要给他2000元。为了不让胡某在十九大期间到北京上访，苏强答应给他钱，要求胡某必须回罗渡。10月9日，胡某来找我要2000元，我叫他写领条，他以写不起为由，让我帮他写，我帮他写好领条他签好字，我才把钱给他。 17、18号领条是2017年9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前，我们在罗渡镇、重庆等地稳控胡某，胡某天天在罗渡时打牌、喝酒耍，他隔几天就来找我说钱用完了，找我要钱，还说如果不给钱他，他就去北京上访，为了稳控他不让他到北京上访，没办法，政府只好答应他的要求，把钱给他。9月分两次给的他钱，一次是9月19日给了1200元，一次是9月26日给了3000元，领条是我写的，胡某签的名字。 21、22号是2017年8月16日，胡某到北京上访，我和易波、派出所刘兵、陈加楠一起到北京去劝返胡某。17日我们和胡某见面后他提出要我给他2000元解决他这次上访的路费、住宿费、生活费，不然就不回去。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他还是不听也不愿意跟我们回去，我们请示镇上领导后，领导指示务必要把他劝回罗渡，实在没法才答应他的要求。根据指示，我们继续做胡某的工作，和他谈，胡某才同意跟我们回去，但他要到重庆。因为没有票，18日我们就一起坐车先到河北廊坊，然后再补票到的重庆。19日我们在重庆时，胡某问我们要2000元，当时领导指示要把胡某劝回罗渡，我们再次做胡某的工作，胡某同意19日先给1000元，剩下的1000元等回罗渡后再给，于是当天我只给了他1000元，领条也是我帮他写好他确认后签的名字。8月22日他回到罗渡后，来找我要钱，我按照之前谈好的，帮他写领条，内容他确认签好名字后，我给了他1000元。 23、24号领条情况是，2017年5月21日，四川要召开省十一次党代会。胡某在5月初到成都省信访中心上访回来后扬言在省党代会期间要去成都上访，要我们给他钱，为了不让他在党代会召开期间到成都上访，政府领导安排工作人员唐昊、易波和刘勇做胡某的稳控工作。5月19日易波等人和胡某找我，胡某叫我把5月初他在成都上访的500元解决了。省党代会召开在即，为了稳控他，我请示领导同意后，叫他写领条，他以写不起字为由又叫我帮他写，他签字。我写好领条他签好字后，我就给了他500元。6月5日，胡某又到我办公室叫我把1000元给他，我跟领导请示确认，给1000元是因为胡某提出在省党代会召开的10天期间不去成都上访，但要易波等人陪他出去散心，并给他1000元，10天每天100元。确认后我叫他写领条，他叫我帮他写，他签好名字后我就把1000元给他了。 25号领条是他第一次要钱时写的，我有他的通话录音和在北京闹事的视频。具体情况是，2017年4月7日上午11点多，胡某已经在北京上访，他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些威胁的话，我将情况向镇上领导汇报后，镇上领导就安排我和易波去北京劝返胡某。我和易波赶到北京后，岳池县信访局驻京工作人员尹勇已经在做胡某的稳控工作，我们就一起劝胡某跟我们回岳池，胡某不听，执意要留在北京。我在北京做了几天劝返工作，他都不听，情绪波动很大，经常动不动就去国家信访局刷卡登记，还提出要解决这段时间在北京的交通费、住宿费共2000元。我们一直做胡某的劝返工作，并把胡某的要求向镇上领导汇报，镇上要求一定要将胡某劝离北京，实在没有办法可以适当答应他的要求，要钱可以慢慢谈。我们就按照领导指示，在北京一直做胡某的工作，劝他跟我们回岳池，他不听，说心情不好要留在北京散心，就这样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胡某才同意跟我们一起离开北京。我们坐车到重庆，他在重庆住了几天，一直说心情不好，叫我们陪他耍，耍开心了就回岳池。我们在重庆陪了他几天才回罗波，回到罗渡后，4月24日他来找我把钱给他，我们就在社区办公室将钱给的他，我叫他写领条，他说他写不起字，我帮他写的内容，他签名字。 （8）刘勇的证言，2017年5月，省上要召开党代会，胡某扬言要在开党代会的时候到成都上访，镇上领导安排我和易波、唐昊负责稳控胡某，我们和胡某见面后，胡某就向我们要500元钱，说是他5月初上访所花费的费用，我们请示镇上领导，镇上领导同意胡某的要求并指示直接到临江社区找书记姚余给钱，于是我们就带胡某去临江社区办公室找姚余，姚余给了500元他，并帮他写了一张领条，胡某签的字，胡某领完钱后又说不好过，心里不舒服，要我们陪他出去散心。因为当时省党代会马上就要召开了，上级要求必须将重点人员稳控在当地，我们请示领导，领导同意由我们三人陪胡某出去散心，当时是我开的车，我们先到重庆，在重庆陪胡某耍了一两天，胡某说在重庆不好耍，他的事情一直没解决。我们将情况给镇上领导请示后，镇上领导没法，只好同意胡某的要求。接着我们就开车到贵州六盘水、贵阳、遵义，在贵州等地方，胡某每天要求吃这吃那，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大吼大闹，迫于维稳压力，我们只好满足他的要求。最后我们从遵义直接到武胜，最后回到罗渡。到罗渡后，胡某又要求把他送回重庆，在重庆的时候，胡某要求我们陪他耍几天，因为当时省党代会还没结束，我们只好又在重庆陪了他几天，一直陪到5月底才回罗渡。没过几天，胡某又跑回罗渡，找镇上领导要1000元，镇上领导迫于无奈，答应了他的要求，叫姚余给了他1000元，还是姚余写的领条，胡某签的字。 2017年8月的一天，胡某又跑北京去上访，姚余和易波已经把他接回来了，镇上领导叫我也去临江社区办公室一起做胡某的稳控工作，我到临江社区办公室后，看见胡某向姚余要钱，姚余给了胡某1000元，姚余叫胡某写领条，胡某拒绝写领条，姚余只好帮他写了一张领条，胡某在领条签字拿钱后就走了。姚余给我说，这次胡某去北京，要了2000元才同意跟着回来，从北京回到重庆时已经给了他1000元。没过几天，胡某又跑到镇上去闹，镇上领导安排姚余和易波去稳控他，当时胡某提出送他去雅安他儿子那里，镇上租用我的车，还安排罗渡派出所的刘兵和我们一起去稳控他，我们开车把他送到雅安后，胡某又说陪他出去散散心，我们没法，只有同意他的要求，但劝他别走远了，做了大量工作，他最后同意就在雅安附近耍一下，我们陪他在雅安上里古镇耍了一天，接着又在雅安陪了他两三天。到8月底，胡某提出要去省检察院交材料，我们劝他别去，他还是去了，我们只好陪他去省检察院，在省检察院交了材料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和省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吵了起来，后来还脱衣服在地上打滚，我们把他劝出来，在省检察院门边，他又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腐败”之类的口号，我们劝他跟我们回罗渡，在做了大量工作后，胡某提出给他1000元就跟着我们回罗渡，我们请示领导后，同意了胡某的要求，胡某就跟着我们回了罗渡，回到罗渡后，姚余就给了1000元给胡某，和以前一样，胡某以写不起字为由拒绝写领条，姚余帮他写的领条，胡某在领条上签的字。 2017年9月，临近党的十九大召开，胡某天天跑到镇上去闹，还扬言十九大期间要到北京去上访，想让他不上访可以，要给他钱，谈钱是胡某和镇上领导以及姚余在谈，迫于维稳压力，镇上领导答应胡某的要求，我记得当时胡某9月至少在姚余那里要了两次钱，一次要了1200元，一次要了3000元，两次都是姚余写的领条，胡某签的字。 2017年9月底，离党的十九大召开时间越来越近了，镇上领导安排我和易波到重庆去稳控胡某，我们到了后，胡某提出给他2000元，党的十九大期间就不去上访，我们请示领导同意后，答应了胡某的要求，当时马上要放国庆节假了，我们就叫胡某过完国庆节回罗渡找姚余要钱，后来姚余告诉我，放完假第一天上班，他就到临江社区办公室向姚余要了2000元，姚余写的领条，胡某签的字。 （9）李彬的证言，2017年8月，胡某到我们临江社区办公室，向我们社区书记姚余要钱，我在场看见过，当时胡某上访刚从北京被接回来，我看见姚余给了1000元胡某，喊胡某写领条，胡某不写，姚余帮他写的，胡某在上边签的字，胡某领完钱就走了。姚余给我说，胡某这次去北京上访，在北京接他的时候，胡某提出想要他回来，就必须给他2000元，镇上领导同意了的，另外1000元从北京回到重庆时已经给胡某了，也是姚余写的领条，胡某签的字。因为我是临江社区的工作人员，姚余就叫我在这两张领条的经办人签上了名字。 （10）唐昊的证言，2017年5月中旬，那段时间胡某在罗渡天天找政府闹，要政府派人陪他散心，解决他的事情，不解决就到省上、北京去上访。省党代会5月20几日就要召开，胡某借机向政府施压，政府迫于稳控压力，就安排易波和我坐刘勇的车一起去做胡某的稳控工作。我们在罗渡同胡某见面后他提出要解决他5月初去上访的费用500元，请示镇上领导同意后，我们就带着胡某去找临江社区书记姚余，在姚余办公室里姚余拿了500元给胡某，然后帮他写了一张领条，胡某签的名字。胡某拿到钱后叫我们送他到重庆，刘勇就开车载着我、易波、胡某到重庆。到重庆后，胡某要求我们在重庆陪他耍，我们在重庆住了一两，天天请他吃饭，胡某还说不好耍，问易波他们要钱，声称不开心，要出去散心。经请示领导，我们同意开车到贵州等地转一圈，至于钱的事情以后再谈。我们开车到贵州六盘水、贵阳、遵义，然后到武胜，后来又回到罗渡。胡某说罗渡不好耍，叫我们开车把他送到重庆，然后我们又开车把他送到重庆的住处，他还是说不好耍，要我们多陪他耍几天，没办法，当时省党代会还没有闭幕，为了做好他的稳控工作，我和易波、刘勇三人又在重庆一直陪了他几天，直到月底才回罗渡。 （11）陈代玉的证言，我是社区妇女主任兼社区出纳。胡某是罗渡辖区的一名重点上访户，经常到成都、北京等地上访，2017年以来多次以上访为由向社区、政府要钱，政府多次安排人做他的稳控工作。 胡某向我们要过钱，有二十多次，上访把他接回来后，他都要生活费、车费、住宿费等，我记得有一次他在罗渡街上打牌没钱了还跑到我这里借了200元，不久后他以上访为由向政府要了3000元，做账时我扣除了胡某借的200元，因我没有胡某老婆的微信，然后拿了2800元现金给姚余，由他通过微信转了2800元给胡某的老婆屈秀华。 胡某拿钱都是从社区走账，然后由社区做账再找政府拨款，他每次拿了钱维稳人员都要让他写领条，他都只签名字。因社区财务制度管理，我每次做账，政府拨款了的我都要在领条上作为经手人签名，没有我签名的就是胡某拿了钱后政府还没有拨钱处理的。胡某一共要了五六万元，具体要以他签的领条为准，有些他要了钱的领条维稳人员还没有拿到社区来处理。 （12）刘建中的证言，2017年9月19和9月26日那两张领条是因为临近党的十九大召开，胡某那段时间经常跑北京去上访，上级要求十九大要零进京上访，胡某提出不解决他的事情就要去北京上访，镇政府出于维稳压力，只好满足胡某的无理要求，给他钱财，叫他自己写领条，他说写不起字，然后就叫姚余代写领条内容，他签字。 2018年1月7日那张领条是胡某2017年底去北京上访回来后，在罗渡他签字领的钱，具体是他和镇上领导谈好的，因为我听去北京接胡某的维稳工作人员说，胡某有时候去北京上访，就要维稳人员给钱，不给钱就不跟维稳人员离开北京，要留在北京继续上访，镇上领导及维稳人员为了不让胡某在北京做出过激行为，不连续登记上访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就答应给胡某钱。 （13）胡兴的证言，2018年3月，我记得姚余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陪我父亲到雅安来，我父亲看我做生意资金紧张，就叫姚余预支了3个月的生活补助10000元用于我生意周转，当时是在我的茶厂里面，姚余把钱给我父亲，我父亲拿到钱后，通过我妈把钱给我了。当时是在我茶厂写的领条，上面有我父亲胡某的签字。 （14）尹勇的证言，从2015年8月开始，我在北京时他就来了十几次，另外因为工作原因我没在北京的时候，他来上访起码也有二三十次。其中在国家信访局登记成功了的就有三四次，另外没有登记的都是我们得到消息后，对他做了大量的劝返工作，罗渡政府来派人把他接回去的。 他到北京，经常要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外把资料摆在路上，把上衣脱完，乱呼口号，污蔑岳池县委和县政府，说他身上的伤疤是政府派人杀的。另外每次来北京上访，罗渡政府工作人员来接他的时候，他都要向罗渡政府的维稳人员索要钱财。 2018年7月16日，我在北京得知胡某已经来北京上访了，便打电话给胡某，他告诉我他在家畅宾馆。我给罗渡政府打电话，当晚张亮、孙和章、易波到北京来了，第二天我和孙和章、张亮在家畅宾馆给胡某做工作，当时胡某在宾馆向张亮他们提出要让他回去，必须给他10000元，另外还要把他车费、路费、住宿费解决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我先离开，之后我听张亮说，这次也给了胡某钱他才回去。 （15）黄素琼的证言，胡某是罗渡的老上访户，从2017年开始，胡某去北京等地上访的次数更多了，经常跑，而且每次去都向罗渡政府要了钱才回来。 胡某向罗渡政府要钱具体怎么谈的我不清楚，但胡某从政府要了钱后，都会在领条上签字，罗渡政府给他的钱都是把钱拨到我们社区做账处理的，有时他来我们办公室要钱，姚余书记帮他写领条我知道，根据社区的财务报账制度，社区支出的钱我都要签字，只要是从社区走帐，我都在胡某领了钱的领条上签字做证明，我记得我签了字的领条就有4万左右，最近胡某还向罗渡政府的维稳人员要了不少钱，这些钱还没有在社区报账处理，他总共要了有6万多。 （16）刘德华的证言，胡某是我们罗渡一名老上访户，经常到北京、成都等地上访，有时政府会租用我的车。我记得我一共去前锋接胡某接了三次，这三次都是胡某到北京上访后，易波把他从北京接回来到前锋后，易波给我打电话，租用我的车，叫我接他们回罗渡。今年省委巡视组来岳池的时候，胡某向罗渡政府领导提出要去雅安他儿子那里，政府领导就安排我和刘开强一起开车送他到雅安。到雅安后，胡某提出要吃串串，刚好当天六一儿童节，胡某把他儿子、媳妇、孙女、亲家母这些人喊起一起吃串串，当时刘开强去结账。 胡某经常给认识的人说，他要哪个陪，罗渡政府就必须安排哪个陪，不要哪个陪，政府就不敢安排那个人来陪他，他要走哪里去，政府也必须派车送他，嚣张得很。胡某在罗渡楼房湾村租农民的地种“懒人稻”，后来政府修高新区占了他租的地，赔了他260万，他还不满足，乱找借口继续上访。 （17）舒联华的证言，胡某得到260万元后，过了几个月后又以此事到成都、北京等地上访。我现在虽然没在罗渡镇工作，但也知道他经常上访，还利用上级对信访工作的考核机制，敲诈罗渡镇政府大量钱财，罗渡镇为他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18）杨鹏的证言，胡某是我们镇上一个老上访户，经常利用上级对我们的考核制度及维稳压力向罗渡镇政府索要钱财。 我是2018年3月初到罗渡工作，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召开，胡某就利用这个重大的会议，向我们罗渡政府要了10000元钱，到了6月份，省委巡视组到岳池时，胡某又向我们罗渡政府要了10000元，后来到了八九月份，胡某又多次跑北京，同时索要钱财，我们为了劝返稳控他，又分几次给了他10000多元。 胡某很清楚上级对我们基层政府的信访考核机制，一旦有人越级非法上访，我们就会被上级通报，他就是利用这种考核机制和维稳压力，不断以去北京等地非法上访，借此达到向我们索要钱财的目的，迫于压力，我们通过镇党委会讨论，只能答应胡某索要钱财这种无理要求。 （19）领条、收条、打款凭证、借条、转账记录证实，被告人胡某先后28次共向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索要钱财63600元。 （20）张亮、姚余工作记录证实，张亮到北京对被告人胡某维稳的相关工作部分记录情况；姚余对胡某维稳的相关工作情况，胡某向维稳工作人员索要钱财及领取钱财的部分记录情况；2017年16日到23日，维稳工作人员陪同胡某从重庆到广元、甘肃天水等地最后回到罗渡的行程记录情况。 （21）火车票证实，2017年8月18日被告人胡某与易波等维稳工作人员从北京坐火车回重庆。 （22）费用发票证实，被告人胡某与维稳工作人员易波等人在贵州的住宿费发票。 （23）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证实，被告人胡某于2018年1月29日从北京回重庆。 （24）信访局信访统计表证实，被告人胡某在2018年1月26日在国家信访局进行来访登记。 （25）两会期间信访维稳工作安排、部署，证实在两会期间，中共岳池县罗渡镇委员会、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全省、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维稳工作的相关安排情况。 （26）维稳胡某支出费用明细表及报账费用凭证证实，从2015年3月到2018年8月罗渡镇人民政府维稳胡某支出费用共计1304021元。 （27）胡某索要钱财明细表证实，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被告人胡某向罗渡镇人民政府索要钱财的明细情况。 （28）交通费、住宿费票据证实，罗渡镇人民政府报销被告人胡某因上访而产生的部分交通费、住宿费情况。 （29）罗渡镇相关维稳文件证实，罗渡镇在维稳期间重大敏感的维稳工作安排。 （30）光盘制作说明证实，音频资料与视频资料的来源情况。 （31）视听资料证实，被告人胡某以上访相要挟向罗渡镇人民政府索要钱财。 三、其他查明的事实 2015年6月1日，被告人胡某因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1次；2016年5月19日因到四川省人民政府非正常上访被岳池县公安局训诫1次；2016年12月15日因多次到市、省、进京非正常上访被岳池县公安局训诫1次。 2018年10月16日，岳池县公安局民警将被告人胡某传唤到案。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训诫书证实，2015年6月1日被告人胡某因到中南海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 （2）岳池县公安局训诫书、岳池县公安局信访告知书证实，被告人胡某因到四川省人民政府非正常上访，2016年5月19日被岳池县公安局训诫。同时，岳池县公安局告知胡某应当走合法维权之路，并将有关法律规定告知胡某。 （3）岳池县公安局训诫书证实，2016年12月15日，被告人胡某因数次到市、省、进京信访，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关单位正常办公秩序、信访秩序，岳池县公安局对胡某进行训诫。 （4）传唤证、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胡某于2018年10月16日在岳池县拘留所门外被岳池县公安局民警传唤到案。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的受案、立案情况。 （2）拘留证、拘留通知书、逮捕证及其通知书证实，被告人胡某于2018年10月17日被岳池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31日被执行逮捕，岳池县公安局将拘留、逮捕事项通知其家属。 （3）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胡某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4）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依法处理胡某非正常上访事项的函证实，2018年8月27日，罗渡镇人民政府将胡某进京非正常上访问题和利用基层政府维稳压力索要钱财问题向岳池县公安局反映，请求对胡某依法立案查处。 关于被告人胡某及其辩护人辩称胡某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没有向罗渡镇人民政府强拿硬要；辩护人辩称“胡某上访是反映征地拆迁赔偿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是无理上访，起诉书指控其多次缠访闹访、非正常上访不成立，公诉机关指控胡某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胡某未扰乱公共秩序，主观上无犯罪的故意，其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胡某在其所租地种植“懒人稻”所涉农田被征地补偿事宜已通过行政诉讼达成调解协议，且已依照行政调解书内容足额领取了补偿款，其信访诉求已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胡某在领取补偿款后不久，又以政府补偿金额过少等理由数十次上访，且在上访过程中，在相关单位大门口等公共场所多次裸露上身，乱呼口号，污蔑政府工作人员将其杀伤等行为，这些行为有证人证言、训诫书、视频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这显然与辩护人所辩称“胡某上访是反映征地拆迁赔偿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是无理上访，起诉书指控其多次缠访闹访，非正常上访不成立，指控胡某犯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胡某及辩护人辩称“没有扰乱公共秩序”不相符。同时，胡某在上访过程中，利用上级对信访工作的考核机制和维稳压力，以“不给钱就不离开上访的地方”或者“不给钱就去上访”等行为相要挟，向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索要大量钱财，有证人证言、领条、工作记录、打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实，这与胡某及辩护人辩称“没有向罗渡镇人民政府强拿硬要”不相符。同时，胡某的犯罪行为有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训诫书、非正常上访书面材料、录音录像照片、证人证言等证实，胡某的上述非正常上访行为已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或训诫，其主观上具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胡某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信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公民应当依法、理性、文明表达诉求，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被告人胡某在明知自己所反映的相关问题已经通过司法程序处理完毕，仍多次进京赴省到市非正常上访，多次受到公安局机关的书面训诫；在上访过程中，多次裸露上身、胡乱高呼口号，污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并利用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的信访考核制度和维稳压力，给地方政府施压，造成地方政府人力、财力大量浪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同时，胡某以进京、赴省非访或拒不服从劝返安排等手段相要挟，强行索要财物，属强拿硬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犯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胡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胡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7日起至2021年4月5日止） 二、对被告人胡某违法所得63600元予以追缴，返还岳池县罗渡镇人民政府。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徐 晓 审 判 员  王 玲 人民陪审员  黄晓琼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苑 红 书 记 员  瞿 黎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二）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第五条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