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124号原告:增城市亿泰纺织品染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三棵竹。法定代表人：吴炳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龙，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袁成泰,男,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法律援助）:张亚丽，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法律援助）：陶卫东，增城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增城市亿泰纺织品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泰公司”）诉被告袁成泰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亿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龙龙，被告袁成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丽、陶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亿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被告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因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确认一事，已由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该《仲裁裁决书》显失公平，过分加重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已提供多项证据但被告明显未提供任何充分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仲裁委却以“《劳动合同》不能排除存在补签或者续签的情形，不能单纯作为用于证明入职时间的依据。”及“因被申请人无法提交其他证据用以佐证，因此对被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不予采信。”为由，采信被告主张的入职时间。因此，原告特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予以准许。被告袁成泰辩称：原告诉状中所述劳动关系起始时间与事实不符，原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仲裁裁决正确。袁成泰入职时间为2006年2月20日至现在，任司炉工，根据其2008年1月1日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最后一页，原告在备注部分有注明，同时其社保缴费记录也显示从2007年起原告一直为被告缴纳社保至今，其银行流水也可以显示出其入职时间早于原告提出的2015年。被告认为，被告方面证据充分，足以证实与原告劳动关系上述存续期间，而原告所举证据不符合事实，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按被告所举证据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经审理查明：原告亿泰公司于2002年7月2日成立，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纺织服装、服饰业。被告袁成泰是亿泰公司员工，职务司炉工，袁成泰月工资以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发放。因被告袁成泰等员工需要补缴社保，于2018年7月13日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中被告袁成泰请求确认其与原告亿泰公司于2006年2月1日至2018年7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至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审日，被告袁成泰与原告亿泰公司尚未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9月27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8]1150-1202号仲裁裁决书，其中裁决确认袁成泰与亿泰公司于2006年2月1日至2018年7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亿泰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袁成泰表示服从仲裁裁决，没有提起诉讼。在本案诉讼中，亿泰公司就其主张提供了与袁成泰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1、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是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是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3、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是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袁成泰质证意见：三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三份合同只证明了部分事实，并不能证明劳动合同真实的存续时间，原、被告劳动合同的存续期间应以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为准。被告袁成泰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厂牌、劳动合同，证明被告实际入职时间为2006年2月20日（在2008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最后一页有注明），担任司炉工。劳动合同期限是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2、缴费历史明细表（社保）、银行流水查询，证明原告从2007年起一直为被告缴纳社保情况和发放工资，在此前工资现金发放。原告亿泰公司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袁成泰劳动关系中途有重新入职的情况，因此不能按照被告袁成泰提交的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开始时间。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银行流水没有看出原告亿泰公司公司转账的情况。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适用劳动法律、法规。至于被告袁成泰与原告亿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问题。原告亿泰公司与被告袁成泰对仲裁裁决书查明的双方至仲裁庭审日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此，被告袁成泰至向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之日的2018年7月13日与原告亿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袁成泰的入职时间问题。原告亿泰公司主张被告袁成泰的入职时间是2015年1月1日，并提供了双方签订的三份《劳动合同》，最早的一份《劳动合同》是在2016年1月1日签订。被告袁成泰主张其入职时间是2006年2月20日，对此提供了一份双方于2008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厂牌、《缴费历史明细表》、银行流水查询。从时间上讲，被告袁成泰提供的《劳动合同》签署的时间早于原告亿泰公司提供的合同。且《劳动合同》第十二条载明被告袁成泰于2006年2月20日入职。被告袁成泰提供的中国银行流水查询虽然不足以证明2009年起发放工资的账户是亿泰公司的账户，但原告亿泰公司对被告袁成泰的入职时间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依照上述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管理的职责与义务，其应当妥善建立健全关于员工入职、离职、订立劳动合同、工资福利待遇、考勤制度等规章制度，完善用工管理，承担因仲裁、诉讼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或者不举证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亿泰公司对被告袁成泰的入职时间及其抗辩的中途重新入职的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或不举证的不利后果。本院采信被告袁成泰的入职时间为2006年2月20日。因此，本院确认被告袁成泰在2006年2月20日至2018年7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亿泰公司主张被告袁成泰与原告亿泰公司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增城市亿泰纺织品染整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确认被告袁成泰在2006年2月20日至2018年7月13日期间与原告增城市亿泰纺织品染整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增城市亿泰纺织品染整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涂玉田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关慧怡莫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