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13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加波，男，196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田治江，山东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涛，男，197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金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高洪恩，山东郭鲁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峰（曾用名周凤），女，197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市中区，曾用名周凤身份证号码370828197510110687）。上诉人田加波因与被上诉人张海涛、周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金乡县人民法院（2018）鲁0828民初3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加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治江，被上诉人张海涛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洪恩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田加波上诉请求：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山东省金乡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828民初3315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张海涛与被上诉人周峰（曾用名周凤）共同向上诉人支付1222759元及逾期利息；2、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双方协议载明“分红16-20万之间”数额不明确，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借用上诉人款项期间亏损与否，未予支持上诉人诉求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还款协议，一审法院亦予以认定；协议中约定的分红款16-20万是被上诉人单方面承诺支付给上诉人借用上诉人款项期间的利息，双方是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存在合作法律关系。涉案协议系上诉人主张欠款无果，且被上诉人承诺到期后给付上诉人16-20万之间利息，达成的还款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合作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方亏损与否与上诉人无关，其单方面承诺载明到期后给付的利息数额应予以兑现；依法应予以支持。二、被上诉人周峰（周凤）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的40余万元，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是被上诉人张海涛使用被上诉人周峰（周凤）的账户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未予认定系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债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7年6月底，上诉人将个人购入并包装符合出口标准的大蒜委托二被上诉人出口，二被上诉人一个货柜收取上诉人10000元代卖费；一审法院调取的笔录即被上诉人张海涛的陈述：2017年7月底，大田（田加波）来公司找我，说有一批大蒜出口，他没有资质，以我们公司名义出口，我们公司收取每个集装箱1万元钱左右的代卖费，4个月结算一次货款，我们说好以后，一直到10月份往外出口了7、8个集装箱，总货款146万元左右，期间给了大田（田加波）40多万，余款102万没给,大田（田加波）还差我们3万元钱左右库存费。上诉人自始与二被上诉人磋商，进而委托二被上诉人代理出口，被上诉人周峰（周凤）一直参与经营，基于二被上诉人系夫妻关系，产生的合理信赖，确认债权的协议中仅由其一被上诉人签字。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主张该债权期间，偿还的部分款项也系被上诉人周峰（周凤）偿还。对此，上诉人提供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周峰（周凤）对此债务承担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上诉人已完成了举证义务，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推翻该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依法认定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张海涛辩称，1、根据答辩人张海涛出具给上诉人的《协议》中显示的内容---“……合计款为1022759元交于张海涛运作到2018年4月底，分红为16万—20万之间”，从法律上分析，该《协议》是上诉人和张海涛合伙做大蒜生意存在合伙关系以及上诉人出资数额的合伙合同，该协议不是债务欠款凭证，也不能证明张海涛欠上诉人货款，因为双方已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通过原欠款和货款转换）拿出1022759元与答辩人张海涛合伙做大蒜生意，根据大蒜行情预计分红多少，具有不确定性。众所周知，2016、2017、2018年金乡大蒜行情普遍性亏损，张海涛运作本案中的生意严重亏损。上诉人不能既想投资合伙赚盈利又想生意亏本不担风险要回投资款，这本身是矛盾的。基于同理，该款项也不应是上诉人借给答辩人的民间借贷款。2、通过一审庭审查实，上诉人认可通过张海涛出口迪拜大蒜货柜8个半，出口必然发生费用。因张海涛没有出口资质但有出口渠道，让江苏某公司帮忙出口上诉人的这些货柜，这些出口费用（陆运费、海运费、港杂费等）合计12万元左右不是一次形成的，出口费用每四个月结算一次。2017年11月26日张海涛出具给上诉人的《协议》时，这些费用的具体数字（有些出口费用由江苏公司垫付的）还没有反馈过来，（加上上诉人还欠张海涛的3万元库存费合计15万元左右）所以没有从1022759元中扣除。但在协议开头有一句概括的描述“2017年田加波发往迪拜大蒜因行情问题大约赔人民币50多万元”。2017年11月16日张海涛出具给上诉人783359元的欠条（这个欠条是经上、被上诉人双方结算认可的）上方明确记载：“上诉人发往迪拜的大蒜成本1593607元-迪拜卖蒜收入1203359元=390248元”，390248元就是上诉人2017年大蒜发往迪拜赔钱的数字，上诉人赔款390248元+上诉人出口应承担的15万元左右费用，协议中才会有“大约赔款人民币50多万元”的描述。协议中的该内容是上诉人应当支付给张海涛垫付的各种费用15万元左右的有力证明。3、周峰不是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论的法律原理，周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诉讼主体不适格。4、上诉人与张海涛曾经达成过调解意见：张海涛在济宁的房子（价值140～150万元）抵给上诉人，上诉人再付给张海涛六十万元的差价，双方纠纷就此了解，因上诉人反悔未成。答辩人张海涛的最后意见是：1022759元是上诉人交给张海涛运作经营大蒜的出资款，虽然答辩人因行情经营赔钱，但不让上诉人分担赔钱的损失。上诉人该承担的库存费+出口费用（陆运费、海运费、港杂费等）合计15万元应当支付给答辩人，即答辩人支付给上诉人1022759元-15万元=872759元。该款从2018年4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计息直到还清为止。周峰未作答辩。田加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二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022759元及分红款；2、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田加波将诉讼请求第1项变更为：请求二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022759元、分红款、利息（利息以1022759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30日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至，按年息24%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海涛长年经营大蒜生意。2017年6月份，原告田加波在金乡县收购大蒜，收购的大蒜一部分委托被告张海涛进行了出口，一部分在冷库内进行了储存。后被告张海涛曾通过被告周凤的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大蒜款420000元。2017年11月16日，原告田加波和被告张海涛对出口大蒜款进行了结算，张海涛向田加波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田加波（发往迪拜蒜款）大写：柒拾捌万叁仟叁佰伍拾玖元整小写：783359元欠款人：张海涛（签名）2017年11月16日”。在上述欠条同一纸张中，欠条内容的上部还书写有以下内容：“货柜净销售收入：668533迪拉姆折合人民币：1203359元本：购大蒜原料款1443929元杂支：（装卸费运输费网袋场地工资）：149678元共计：1593607元本：1593607元—收入：1203359元=390248元销售收入：1203359元已付420000元剩余未付：783359元”。后被告张海涛未将上述783359元进行偿还。2017年11月26日，被告张海涛向原告出具协议一份，内容为：“协议2017年田加波发往迪拜大蒜因行情问题，大约赔人民币50多万元。经于张海涛协商，再（在）张海涛欠田加波蒜款783359元基础上，再拿出在冷库里面存的约63吨5.0红蒜（根据当天行情价格：每市斤1.9元每吨3800×63=239400元整），合计款为1022759元。交于张海涛运作到2018年4月底。分红为16万-20万之间。经手人：张海涛（签名）2017年11月26日”。之后，原、被告因欠款支付问题产生纠纷，形成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中被告张海涛向原告田加波出具的协议的性质，综合本案的案情，应认定该协议并非原告田加波与被告张海涛之间的合伙协议，而是因被告张海涛未能及时偿还欠款而与原告田加波对双方的债权债务重新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中载明田加波存储的63吨5.0红蒜的总价为239400元，上述款项和被告张海涛欠原告的出口大蒜款783359元一起交于被告张海涛运作。原告对上述协议内容未提出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之间的陈述、原告提交的证据和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被告张海涛尚欠原告大蒜款1022759元未还，原告请求被告张海涛支付大蒜款1022759元，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分红款，被告不予认可，且因涉案协议中载明的“分红16万-20万之间”数额不明确，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张海涛运作上述大蒜款是否盈利和盈利的金额，法院对该诉求不予支持。被告张海涛应以1022759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原告田加波计付利息。虽然被告张海涛曾使用被告周凤的账户向原告支付货款，但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涉案债务为被告张海涛、周凤的共同债务，原告请求周凤承担还款责任，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未予支付出口大蒜的各项费用，应予以扣除，原告对该观点不予认可。虽然涉案欠条纸张中书写有“杂支：（装卸费运输费网袋场地工资）：149678元”等内容，但并未载明该费用应由谁承担、是否已经支付，被告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观点，法院对该观点不予采纳。被告张海涛主张原告尚欠其库存费30000元未支付，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张海涛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海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田加波大蒜款1022759元及利息（利息以1022759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田加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05元，由被告张海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张海涛提交会计经过核对账目整理出来的清单一份，证明上诉人通过张海涛发往迪拜的大蒜货柜的出口费用（包括海运陆运港杂）共123666元，还有3万元库存费，共计153666元，3万元库存费在上诉人提交的派出所询问张海涛笔录中可以证实。田加波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周峰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该证据系手写件，未注明书写人姓名等身份信息，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核对实际书写人的身份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纳。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7年11月16日，上诉人田加波和被上诉人张海涛对出口大蒜款进行结算，张海涛向田加波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田加波（发往迪拜蒜款）大写：柒拾捌万叁仟叁佰伍拾玖元整小写：783359元欠款人：张海涛（签名）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1月26日，被上诉人张海涛又向上诉人出具协议一份，内容为：“协议2017年田加波发往迪拜大蒜因行情问题，大约赔人民币50多万元。经于（与）张海涛协商，再（在）张海涛欠田加波蒜款783359元基础上，再拿出在冷库里面存的约63吨5.0红蒜（根据当天行情价格：每市斤1.9元每吨3800×63=239400元整），合计款为1022759元。交于张海涛运作到2018年4月底。分红为16万-20万之间。经手人：张海涛（签名）2017年11月26日”，事实清楚。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张海涛与被上诉人周峰是否应共同承担向上诉人支付大蒜款及逾期利息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2017年11月16日张海涛向田加波出具的欠条及2017年11月26日的协议等，张海涛尚欠田加波大蒜款1022759元，其中涉案2017年11月26日的协议中明确约定是蒜款，而非借款，且涉案协议中载明的“分红16万-20万之间”数额不明确，田加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张海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田加波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张海涛运作上述大蒜款是否盈利和盈利的金额，原审法院对田加波主张的双方系单纯民间借贷关系、张海涛应给付其16万-20万之间利息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由于涉案2017年11月16日欠条及2017年11月26日协议均系张海涛向田加波出具，周峰并未在涉案欠条及协议上签字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田加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系用于张海涛、周峰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即涉案债务不足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周峰依法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张海涛与被上诉人周峰共同承担支付大蒜款及逾期利息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田加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5元，由上诉人田加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延存审判员  张 涵审判员  林春艳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姜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