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民终6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经济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陈汀，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尚耀，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惠勇，北京市隆安（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修占，男，196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郓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玲，女，196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郓城县。 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杰，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宋修占、张爱玲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18）鲁1725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尚耀、闫惠勇，被上诉人宋修占、张爱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鲁1725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本案责任。2、一、二审案件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涉及的是顺风车，顺风车属于私人小客车合乘，一审法院混淆了顺风车合乘和网约客运区别，将顺风车认定为网约客运，事实认定错误。顺风车属于私人小客车合乘，由合乘平台也即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信息服务，合乘提供者和合乘者根据展示的信息自由选择合乘对象，合乘提供者与合乘者通过平台达成合乘民事法律关系。顺风车下，合乘服务提供者在自己原本就要行走的路线上捎带顺路的合乘需求者，收取的合乘费用（或者免单）仅作为合乘成本的弥补及分摊，不以盈利为目的。同时正是因为该种出行方向的清洁空气、节约能源、缓解交通拥堵等作用，也是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及各城市合乘指导意见或合乘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区分了顺风车合乘和网约客运区别，也即顺风车属于私人小客车合乘，不属于网约车。本案中，原告和赵学良达成合乘出行，并非网约客运业务，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从法律关系上可知，顺风车下，车主与乘客形成合乘关系，平台提供的为信息服务并非承运服务。《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以及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四大项“规范发展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第十条“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知，网约车与私人小客车合乘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出行方式，与乘客所形成的也是不同的法律关系，顺风车并非网约客运，平台亦不是承运人，相反顺风车下，平台提供的为居间服务。其次，从合乘费用来看，合乘费用出于分摊出行成本的需要，不以营利为目的，远远低于网约车费用。本案合乘起始点为菏泽市郭屯镇中心卫生院-郑州市新郑国际机场T2航站楼，距离260公里，过路费105元，本次顺风车仅仅合乘费用为269.3元，扣除过路费105元，合乘费用每人每公里不足0.5元，明显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分摊成本、绿色出行。同样距离，如果打滴滴出行APP中的快车（网约车），则费用则在600上下，另外网约车下，乘客需要自己承担过路费，其总费用至少700以上。本案明显属于顺路出行，共享分摊成本。 最后，从原告起诉状论述和提交的证据来看，其提交的订单截图明确为顺风车，其起诉状也明确了为顺风车订单。该点和上诉人向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核实的情况一致。（二）上诉人并非顺风车运营主体。“滴滴出行”APP是一个综合体，涉及到网约车、顺风车、出租车、代驾、租车、共享单车等多种业务，不同的业务性质不同，也由不同的主体进行运营。上诉人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不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经营范围，是网约车的运营主体，但不开展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顺风车信息服务，是滴滴出行APP顺风车业务的运营主体，因此，上诉人并非顺风车业务运营主体。另外，一审法院混淆了滴滴出行APP和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区别。一审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为订单详情及费用支付情况。原告以收款商户简称为“滴滴出行”便认为上诉人为运输合同关系的承运人，完全与本案事实不符。首先，“滴滴出行”为软件APP的简称，在该APP上，收款商户简称为“滴滴出行”。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APP简称即为上诉人明显事实认定错误。其次，一审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为微信交易记录截图，本案实际交易情况应当以滴滴出行APP中的实际交易情况为准。本案为顺风车业务，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为顺风车平台的运营主体，费用也是先支付给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操作上，系代收性质，也即委托滴滴出行APP软件开发者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代收），在扣除相应居间费用后，有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顺风车车注册车主。最后，一审法院认可一审原告提交的订单截图-支付情况，却忽略了原告提交的订单截图为顺风车订单事实，逻辑混乱。 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首先，如前文论述，顺风车模式下，运营主体为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为信息居间服务。上诉人是“滴滴出行”APP下网约车运营主体，和顺风车业务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承运人，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判决上诉人承担承运责任，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恳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本案依法作出判决。 被上诉人宋修占、张爱玲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宋修占、张爱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10万元；2.诉讼费、鉴定费等其他涉案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1项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共计317978.5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系APP“滴滴出行”的运营商，该应用程序中包括“顺风车”的内容。 2017年11月24日，原告宋修占、张爱玲通过“滴滴出行”软件乘坐被告赵学良驾驶的鲁ＲＷ××××号海马小型轿车。同日9时许，被告赵学良驾驶鲁ＲＷ××××号车辆载原告宋修占、张爱玲沿长江东路自东向西行驶至玉皇盛世化工门口处左拐弯时，与沿长江东路自西向东的行驶的李林生驾驶的鲁Ｒ0××××号大众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损坏，原告宋修占、张爱玲受伤。后经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做出了菏公交认字【2017】第2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学良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李林生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宋修占、张爱玲不承担责任。原告宋修占伤后，于2017年11月24日至2017年12月19日在菏泽开发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5天，共花医疗费10244.5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5×50＝1250元。 原告宋修占的伤情经菏泽德衡司法鉴定所鉴定其损伤属九级伤残，护理时间为60日，其中住院期间护理人员为2人，其余时间护理人员为1人，营养期限为60天，营养费30元/天。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100元。营养费为60天×30元/天=1800元。误工费为228×100元/天=22800元。原告宋修占的护理人员系张华民、孙延坡，故护理费为（100元/天×25天×2人）+（100元/天×35天×1人）=8500元。故伤残赔偿金为36789×20×20%=147156元。原告宋修占的父亲宋树青共有一子一女，宋修占为长子。故被抚养人生活费10342×5年×20%×1/2=5171元。原告张爱玲伤后，于2017年11月24日至2017年12月19日在菏泽开发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5天，共花医疗费7843.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5×50=1250元。原告张爱玲的伤情经菏泽德衡司法鉴定所鉴定其损伤属十级伤残，护理时间为60日，护理人员为1人，营养期限为60天，营养费30元/天。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100元。营养费为60天×30元/天=1800元。原告张爱玲的护理人员系宋秀巧，故护理费为100元/天×60天×1人=6000元。故伤残赔偿金为36789×20×10%=73578元。原告张爱玲的父亲张仰锡共有一子二女，张爱玲为次女。故被抚养人生活费10342×5年×10%×1/3=2585元。关于原告宋修占、张爱玲各自主张因住院、出院、鉴定复查支付交通费共计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菏泽开发区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其住院、出院、鉴定、为病人送些生活必需品等交通费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故对原告诉请的交通费，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张爱玲主张的误工费22800元，但因其在郭屯卫生院工作，且未提交误工费的相关证据，故对原告诉请的误工费，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宋修占的具体损失为：医疗费10244.5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50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8500元，伤残赔偿金147156元，鉴定费2100元，误工费228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171元，交通费500元，共计199521.57元。 原告张爱玲的具体损失为：医疗费7843.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50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6000元，伤残赔偿金73578元，鉴定费21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585元，交通费500元，共计95656.52元。2017年11月22日，菏泽市人民政府颁布《菏泽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其中第十七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另查，201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6789元，2017年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10342元。 一审法院认为，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出行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路线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出行者提供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者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菏泽市人民政府已在文件中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因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 被告辩称顺风车是由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但原告所支付的对象主体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而非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故对原告而言，与其产生运输合同关系的仍应是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乘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中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乘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应当按约履行安全送达义务，保障乘客安全到达下单地点。而本案中，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未按约履行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因此产生的损失。 综上所述，两原告与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承运人未履行安全送达义务，导致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并造成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诉讼要求，合法有据，被告应当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295178.09元。对原告诉请中的超出部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宋修占、张爱玲损失295178.09元；二、驳回原告宋修占、张爱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义务人逾期不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69元，其中由原告宋修占、张爱玲负担342元，由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727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第一，滴滴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滴滴公司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平台，而本案被上诉人所乘坐的是顺风车。顺风车业务平台是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上诉人滴滴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公证书为顺风车服务协议，能够证明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案顺风车业务平台的运营主体。因此，滴滴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第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五并不能证明本案的承运人为上诉人滴滴公司。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五为订单详情及费用支付情况。被上诉人以收款商户简称为“滴滴出行”便认为上诉人滴滴公司为本案上诉人，与本案事实不符。首先，“滴滴出行”为软件APP的简称，在该APP上，收款商户简称为“滴滴出行”。因此，被上诉人认定滴滴公司为本案上诉人，属于对交易经过的事实认识错误。其次，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五为微信交易记录截图，本案实际交易情况应当以实际交易情况为准。本案为顺风车业务，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为顺风车平台的运营主体，费用也是先支付给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在扣除相应居间费用后，由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给顺风车车主，所以费用并非是上诉人收取。 综上所述，本案所涉业务为顺风车业务，顺风车业务的运营主体为北京运达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而非本案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2018）鲁1725民初308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宋修占、张爱玲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0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727元，均由被上诉人宋修占、张爱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姜 健 审 判 员 王媛媛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 群 书 记 员 刘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