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16民初4927号原告：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金珠西路106号货运总站院内B型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321355216K。法定代表人：秦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贻钊，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红志，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双福工业园区双福大道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39825748T。法定代表人：尹诗品，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刘，重庆盛世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272号附１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903597266J。负责人：田维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轲，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敬民，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远荣，男，1969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永川区。原告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马公司）与被告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川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陈远荣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12日、2019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途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贻钊、被告嘉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刘、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轲、被告陈远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途马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嘉川公司赔偿原告损失3577098.40元（包括原告向车主赔偿的车辆损失3540000元，案件受理费47098.40元）；2.判令被告陈远荣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责任（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承担责任后，相应减少被告嘉川公司的责任）。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19日，被告陈远荣以被告嘉川公司的名义在拉萨与原告途马公司签定《西藏途马物流转运单》。同月23日上午8时左右，被告陈远荣驾驶渝A5XXXX号、渝A1XXX挂号大型货车运载小轿车11辆（其中1辆不在上述运输合同范围），在青海省共和县大水桥（地名）国道路上，突发着火。其中10辆轿车全部烧毁。案发后，原告嘉川公司、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先后到达现场，三被告一致认为烧毁物符合赔偿条件。被告嘉川公司应为赔偿主体，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为承担连带责任者。原告与被告嘉川公司协商赔偿财产损失无果。被告嘉川公司辩称：1.涉诉事故发生之前，原告与被告嘉川公司并无任何合作关系。2.被告嘉川公司与原告之间并无合同关系。被告嘉川公司从未授权驾驶员被告陈远荣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事后也没有对被告陈远荣私自与原告建立的合同关系进行追认。3.被告陈远荣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的行为属于私自行为，为无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当由被告陈远荣自行承担。4.被告嘉川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嘉川公司承担责任缺乏法定或合同约定的依据。5.原告的损失如果尚未支付给实际车主，因其损失尚未确定，因此其应当在赔偿给实际车主之后再来起诉其他被告。6.针对原告的起诉金额，其起诉依据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堆龙德庆法院）支持的实际车主与原告途马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中约定的保额，被告嘉川公司并非运输协议中的当事人，所以该金额对被告嘉川公司并不生效。确定车辆的实际价值，或者确定原告的损失应当以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状况评估确定，而不能以堆龙德庆法院确定的保额来确定原告的损失。对原告与车主李小东协商确定的车辆价值，其金额被告嘉川公司不予认可，该协议由原告与车主李小东私下协商，被告嘉川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没有参与过协商。针对堆龙德庆法院的诉讼费，由实际车主起诉本案原告产生，原告应当自行承担，故不应当计算在其损失中；7.事故拖挂车在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投保，事故发生时处于保险期间。如果法院认定事故与被告嘉川公司有关，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应当在其承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辩称：1.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不是原告所称的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并且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与本案受损车辆相关联的保险是货物运输险，而不是车上货物责任险。原告无权在本案中要求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承担责任。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充其量为协助查明相关事实，作为本案的第三人；2.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同意被告嘉川公司的第5、6点答辩意见，其中原告在堆龙德庆法院的案件中也主张过不认可以保额作为损失金额。并且，即使假设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在本案中要承担保险责任，根据保险合同及保险法规的规定，保险赔偿只能以事故发生时货物的实际价值为限；3.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在本案对被告嘉川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本案受损车辆是私家车，不是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的商品车。此外，保险合同约定了89%的简单赔付率限额，目前简单赔付率已经达到了72.18%，超过89%的部份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不予赔偿。被告陈远荣辩称：我是给被告嘉川公司开车。我在被告嘉川公司开车十几年。医保、社保都是被告嘉川公司购买。运往拉萨的车辆采取如下操作模式：被告嘉川公司在青海格尔木专门有一个办事点。从天津运往拉萨以及从拉萨运往成都等的车辆，都要经过位于格尔木的办事点。被告嘉川公司在该办事点的工作人员慕长平写一个条子给我，我回来按条子付款给被告嘉川公司，条子的内容是运输车辆装载的货物；嘉川公司在我回程时不报销我的费用；本案中我只向被告嘉川公司支付运输6台车的钱，运输另5台车的钱用作我在回程时的开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17日至同月19日期间，案外人刘洪鑫、葛鹏、蒲娜、王彬、陈小渠、**晨、罗红忠、刘宝、赵良钢、李小东将车辆交由原告途马公司承运，并分别签订了《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协议书》，约定将相应车辆分别从拉萨、那曲运输至重庆、成都，并对车辆保额进行了约定。其中刘洪鑫的藏EEXXXX号皮卡车，保额150000元；葛鹏的川A5XXXX号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保额800000元；蒲娜的藏APXXXX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王彬的川ALXXXX号别克牌小型轿车，两车保额共400000元；陈小渠的渝D9XXXX号发现牌小型越野客车，保额800000元；**晨的渝BRXXXX号东风日产牌小型普通客车，保额150000元；罗红忠的川A8XXXX号大众牌小型轿车，保额200000元；刘宝的川JNXXXX号众泰牌小型普通客车，保额100000元；赵良钢的川EGXXXX号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保额800000元；李小东的渝C3XXXX号丰田牌小型轿车，保额200000元。2017年12月19日，原告途马公司与被告陈远荣签订一份《西藏途马物流转运单》，约定将上述车辆交付给由被告陈远荣驾驶的车主为被告嘉川公司的渝A5XXXX号车运输。转运单注明：“如车中货物丢失或损坏由大车车主及驾驶员负责承担赔偿，与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无关。”转运单中车主姓名部分的被告嘉川公司名称、驾驶员签字部分的被告陈远荣姓名，均由被告陈远荣书写、捺印。2017年12月22日，被告嘉川公司工作人员慕长平向被告陈远荣出具一张格式化便条，内容为：“渝A5XXXX于2017年12月15日到达格尔木，12月16日进藏，12月22日返格。天津至拉萨公司业务捌台，零星业务∕台，拉萨至成都、重庆零星业务陆台。如与实际数量不符属驾驶员个人行为。”落款为：格尔木办事处（打印）、慕长平（手写）。2017年12月23日，渝A5XXXX号、渝A1XXX挂号大型货车行驶至青海省共和县大水桥时，突然着火，火灾导致其运输的前述10辆小型汽车全部烧毁。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消防支队共和县大队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共公消火认字〔2017〕第0003号《火灾事故认定书》，综合判定起火原因为：可以排除外来火源、遗留火种引发火灾的可能，不排除刹车过热、油路故障及电气原因引发火灾的可能。被告陈远荣系被告嘉川公司的员工。渝A5XXXX号、渝A1XXX挂号车辆的所有人系被告嘉川公司。被告嘉川公司与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于2017年6月29日签订了《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协议》，该协议第一条保险标的部分约定，在协议期内，凡属于保险条款列明的保险标的的范围，由被告嘉川公司安排运输的商品车（含新车及旧车）及其他所载运货物均纳入本保险协议范围。第四条协议期限部分约定，协议期限为2017年6月1日零时起至2018年5月31日二十四时止。第五条保险金额部分约定，年度公路货运险的基础保额最高为500万元/年·台。如发生损失金额50万元（含）以上的单次事故，基础保额根据承运车辆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标的损失的出险时间和估计赔款金额进行同额同期冲减。第八条赔偿处理和负赔率/额部分约定，在协议期限内，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将按照整体简单赔付率89%为限，实行差额赔付。渝A5XXXX号、渝A1XXX挂号车为上述保险合同的投保车辆。被告嘉川公司称，截至庭审之日，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对被告嘉川公司在2017-2018年度的赔付率已达72.18%。被告嘉川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刘洪鑫、葛鹏、蒲娜、王彬、陈小渠、**晨、罗红忠、刘宝、赵良钢等分别（其中蒲娜、王彬为同一案）向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本案原告途马公司、本案被告嘉川公司、本案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赔偿其车辆损失（案由：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上述八案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审理，分别作出（2018）藏0103民初664、358、435、418、416、607、417、419号八个民事判决，该院认为：前述案外人（该八案原告）与本案原告途马公司（该八案被告）之间存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并对《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协议书》的合同效力予以确认。对于责任承担，因本案原告途马公司是合同向对方，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原告途马公司承担责任。对于车辆损失确定，因前述案外人的车辆已全部烧毁，不存在残值，也无法对车辆烧毁前的价值进行鉴定，故车辆烧毁前的实际价值已无法确定。因《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协议书》对车辆保额进行了约定，该约定系前述案外人与原告途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参照协议中的保额作为车辆价值。被告嘉川公司不是前述案外人与本案原告途马公司之间运输协议的合同相对方，被告嘉川公司以及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在该八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该院判决本案原告途马公司赔偿前述案外人车辆损失共计3350000元（其中刘洪鑫100000元、葛鹏800000元、蒲娜200000元、王彬200000元、陈小渠800000元、**晨150000元、罗红忠200000元、刘宝100000元、赵良钢800000元），本案原告途马公司在该八案中负担案件受理费共计47098.40元。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不服前述判决提起上诉，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前述判决生效后，原告途马公司于2018年12月1日与案外人李小东签订了《车辆损失赔偿协议书》，约定原告途马公司赔偿案外人李小东车辆损失190000元（低于运输协议约定的保额）。原告途马公司未完全履行上述判决以及协议所确定的赔偿义务。事故发生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委托重庆天鸿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案涉车辆损失进行评估。重庆天鸿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4日作出了重天鸿评报字[2018]第017号《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进行涉案车辆损失资产评估报告书》，该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根据《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协议书》、机动车行驶证、现场照片等资料作出。藏EEXXXX号皮卡车、川A8FXXX号大众牌小型轿车因未提供行驶证，未能获得车辆购置时间，品牌型号及行驶公里数，故未对其进行评估。其余车辆的损失价值分别是：川A5XXXX号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净值589463.87元；藏APXXXX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净值82159.78元；川ALXXXX号别克牌小型轿车，净值80466.46元；渝D9XXXX号发现牌小型越野客车，净值为364885.95元；渝BRXXXX号东风日产牌小型普通客车，净值155257.13元；川JNXXXX号众泰牌小型普通客车，净值81701.53元；川EGXXXX号宝马小型越野客车，净值719033.87元；渝C3XXXX号丰田牌小型轿车，净值30250.75元。以上八辆车损失价值共计2103219.34元。本院认为，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本案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本院作出如下认定：一、原告途马公司与何人构成运输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被告陈远荣系被告嘉川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并非挂靠、租赁或者承包经营关系。同时，案涉运输车辆渝A5XXXX号、渝A1XXX挂号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也为被告嘉川公司。而返程车运载货物这一运输方式本身特殊，不应苛求被告嘉川公司的驾驶员携带单位公章。故原告途马公司有理由相信被告陈远荣可代表被告嘉川公司签订案涉运输合同。结合被告陈远荣就返程运输方式的陈述、《西藏途马物流转运单》以及慕长平出具的格式化便条，可以认定被告陈远荣系作为被告嘉川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原告途马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原告途马公司与被告嘉川公司构成运输合同关系。被告嘉川公司在运输货物时发生火灾，造成所运输的货物毁损，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远荣系被告嘉川公司工作人员，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损失的确定。原告途马公司和案外人签订的《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协议书》对车辆保额进行了约定，前述生效判决也是基于案涉运输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认定车辆损失，但被告嘉川公司并非案涉运输协议的当事人。故在本案中，案涉运输协议所约定的保额以及前述生效判决确定的车辆损失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并非证明力最强的证据。案涉的10台车辆因火灾全部烧毁，重庆天鸿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对车辆损失的分析更为客观，对评估方法的采用更为科学，相对而言能更真实地反映车辆损失情况，在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否定该资产评估报告书的情况下，应当对其予以采信。藏EEXXXX号皮卡车、川A8XXXX号大众牌小型轿车因故无法进行评估，在此情况下，原告途马公司和案外人签订的《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汽车运输协议书》中约定的车辆保额以及前述生效前判决便具有参考价值，加之被告嘉川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事发后及时通知原告途马公司，以及对原告途马公司到现场处理残值、定损等提供便利，故对该两辆车的损失参照案涉运输协议所约定的保额以及前述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额计算，分别为100000元、200000元。综上，本案总损失为2403219.34元。原告途马公司与案外人另案诉讼的案件受理费，系其作为运输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因违约涉诉所产生，应由原告途马公司自行承担。三、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约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本案中，被告嘉川公司与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签订的《国内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中约定的保险标的为在国内经公路运输的货物，而并非被告嘉川公司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义务，该保险并非责任保险。该保险协议也未约定第三者可以直接要求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向其支付保险金。原告途马公司要求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在本案中直接向其赔偿保险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原告途马公司在未履行完相应赔偿义务时，是否可以要求被告嘉川公司承担责任。虽然原告途马公司未能完全履行生效判决以及赔偿协议确定的赔偿义务，但原告途马公司需赔偿的数额已经确定，经强制执行，仍未完全履行赔偿义务，且前述案外人无法直接向被告嘉川公司、被告人保财险江津支公司主张权利，如果不允许原告途马公司起诉主张权利，则会使案外人的获赔拖延至遥遥无期，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故原告途马公司可以通过诉讼方式向被告嘉川公司主张权利。综上，为维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损失共计2403219.34元；二、驳回原告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被告陈远荣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400元，由原告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1400元，被告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负担24000。此款原告西藏途马物流有限公司已预缴17400元，本院退还6000元。限被告重庆嘉川三捷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其应负担的部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案外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继光审 判 员  谭逢路人民陪审员  夏 静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汪鸿鹏（院印）书记员刘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