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苏01行初596号 原告孙其燕，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龚家兵（系原告丈夫），××族，住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路90号。 法定代表人熊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陈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燕，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5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王晓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兰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原告孙其燕诉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银保监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其他行政行为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其燕的委托代理人龚家兵，被告江苏银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陈静、孙燕，被告银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王晓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银保监局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苏保监消复（2018）487号《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以下简称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就孙其燕于2018年4月23日的投诉作出了答复。孙其燕不服，向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银保监会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字〔2018〕1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24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 原告孙其燕诉称，原告于2018年10月13日收到银保监会作出的124号《复议决定书》。原告认为124号《复议决定书》维持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系违法且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原江苏保监局）作出的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违反《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综上，请求法院：1.撤销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2.撤销124号《复议决定书》；3.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重新调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4.赔偿原告损失50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江苏银保监局辩称，首先，孙其燕于2018年3月19日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都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江都支公司）投保了“国寿金彩明天两全保险（B款）（分红型）”。2017年4月5日孙其燕及其委托人（其丈夫）龚家兵申请退保，中国人寿江都支公司同日为其办理了退保手续并支付了相应款项。因该笔保单已经退保，本案处理与孙其燕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第二，江苏银保监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了职责，程序合法。江苏银保监局于2018年4月17日收到原告投诉材料，于2018年4月23日予以受理，经调查，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程序合法。第三，江苏银保监局查明事实清楚，处理适当。2017年8月15日，江苏银保监局收到过原告投诉中国人寿江都支公司业务员存在代签名、承诺收益以及赠送礼品的投诉材料，经调查核实后，向原告作出了苏保监消复（2017）791号《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以下简称791号《投诉处理告知书》）。2018年4月17日，原告再次向江苏银保监局提交的举报材料与前次投诉所投诉事项一致，仅新增一份录音证据。江苏银保监局针对该录音证据进行了重点调查，但无法按原告代理人确定的联系方式联系到相关人员，无法核实录音资料真实性，因此对原告投诉的承诺收益、赠送净水器等问题无法认定。第四，原告请求赔偿损失5000元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原告就791号《投诉处理告知书》曾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原告不具有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银保监会辩称，2018年8月21日收到原告复议材料后，银保监会依法进行了审查，并于2018年8月28日向江苏银保监局发送了银保监复议（2018）321-1号《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及相关材料。根据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江苏银保监局答辩意见等情况，银保监会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124号《复议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因原告已经退保，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孙其燕于2017年8月15日向原江苏保监局投诉其与中国人寿江都支公司在2008年3月签订编号为2008321004412015120561的保险合同时，该公司业务员在销售过程中存在冒充签字、承诺收益进行虚假宣传、赠送净水器等违法行为。原江苏保监局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了791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投保人为孙其燕、保险合同号为2008321004412015120561的保险合同资料中留存的投保单为业务员徐汝刚代为填写和签名。你所反映的业务员承诺收益进行虚假宣传和赠送净水器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由于业务员徐汝刚代你填写并签署投保单的行为发生于2008年，至该行为被发现时已经超过2年行政处罚追诉期间，我局不再对相关公司及人员进行行政处罚。”2018年4月17日，原告孙其燕再次向原江苏保监局提交投诉材料，反映在签订编号为2008321004412015120561的保险合同时中国人寿江都支公司业务员徐汝刚存在冒充签字、承诺收益和赠送净水器的违法行为。原江苏保监局经调查后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告知原告：“一、你所反映的业务员冒充你签字的问题。我局已在791号《投诉处理告知书》中对你进行了答复。二、你所反映的业务员承诺收益进行虚假宣传和赠送净水器的问题。根据调查获取的证据，无法认定此投诉事项。”原告收到后不服，于2018年8月21日向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银保监会于2018年8月28日向江苏银保监局发送了银保监复议（2018）321-1号《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及相关材料，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124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收到后仍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4月5日就其在本案投诉中所涉的编号为2008321004412015120561的保险合同，同中国人寿江都支公司办理了退保手续，并领取了相应退保金。庭审中，原告述称其提交的录音材料形成于2017年2月3日，录音地址为徐汝刚家中。 再查明，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12月17日，江苏银保监局挂牌成立，原江苏保监局的职责改由江苏银保监局承接。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于2017年8月15日向江苏银保监局投诉中国人寿江都支公司业务员在销售过程中存在冒充签字、承诺收益进行虚假宣传、赠送净水器等违法行为，后江苏银保监局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了791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原告孙其燕于2018年4月17日再次就相同问题向江苏银保监局提交投诉材料，江苏银保监局经调查后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原告在后一次投诉时虽然补充提交了录音材料，但两次投诉的请求和理由均一致，该录音材料也只是用以证明原告的观点，而不能改变原告投诉事由的范围。另外，从该录音材料形成的时间来看，原告完全可以在第一次投诉时便提交给原江苏保监局，但原告无正当理由未能提交。因此，江苏银保监局作出的487号《投诉处理告知书》实际上属于对原告前次投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新的实际影响，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原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对于行政复议行为的审查依附于对原行政行为的审查。本案中，因原告诉讼的原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被告银保监会的行政复议行为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综上，原告孙其燕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孙其燕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 驰 审 判 员  郝莉坤 审 判 员  周 磊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张天帆 书 记 员  韩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