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粤7101行初268号 原告：彭成立，男，汉族，1967年5月1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陆河县。 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法定代表人：廖荣辉，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沈敏，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俊锋，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彭成立诉被告广州市司法局司法行政答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彭成立，被告广州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沈敏、刘俊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成立诉称：原告向被告投诉林逢龙、刘创松律师违规职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充分足以证实，被告对林逢龙、刘创松律师在法庭上以非法占有原告对广州市越秀区一德路房屋有事实上的管领力为目的；以非法占有原告192000元（借口房屋使用费）为目的；以非法占有原告48000元保证金为目的对原告进行诈骗涉恶团伙的犯罪行为进行庇护，为其开脱罪行，逃避制裁，成为涉恶团伙的保护伞。原告对林逢龙、刘创松律师违法犯罪的投诉，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证实。被告不处理，包庇上述律师违规犯罪执业作出的答复违法无效。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确认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的穗司行函〔2018〕118号《关于彭成立投诉林逢龙、刘创松律师违规执业事项的复函》违法。 被告广州市司法局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彭成立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且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驳回其起诉。（一）被告的复函与彭成立没有利害关系，其依法不能获得对被告投诉处理答复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因此，投诉人必须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被告提出投诉，才与被告作出的处理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虽然彭成立认为林逢龙、刘创松两位律师存在违规行为，并以投诉控告的名义要求被告予以查处，但被告对两位涉案律师违法行为的查处并不影响彭成立的合法权益，与其不存在利害关系。首先，彭成立投诉的是两位律师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为对方当事人代理的行为，而两位律师与彭成立之间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不可能存在律师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侵犯彭成立合法权益的情形；其次，对于涉案的两位律师在诉讼代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以及是否应当查处，是被告作为律师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调整的是司法行政机关与监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直接对彭成立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再次，事实上，彭成立是认为两位律师在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会影响案件的结果，进而影响其合法权益。可见，彭成立实质上是对法院判决未支持其民事主张的结果不服，而被告的行政监管行为不直接调整投诉人与案外人的民事纠纷，更不会直接影响投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被告对彭成立投诉所作的处理，与其没有利害关系，彭成立不能据此获得对被告投诉事项答复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被告对彭成立反映法院采用庭询审理方式和法院工作人员相关问题事项的处理答复，不具有可诉性。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和管理，是法律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规章中明确规定了律师实施违法执业行为的情形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彭成立投诉法院采用庭询审理方式和法院审判人员有关问题等事项，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章规定的被告查处职权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因此，对于不属于被告法定职权范围的投诉事项，被告作出处理答复的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应予驳回。自2013年以来，彭成立不断以其与案外人系列民事诉讼案中对方当事人的律师代理行为涉嫌违法为由，向被告提出多宗投诉，且投诉的理由基本都是律师向法庭提供虚假证据、作虚假陈述、与法官串通等事项，进而对被告处理结果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截至目前，彭成立以不同民事诉讼案件就律师涉嫌违规问题，提出了5次投诉，对被告已作出的4次答复，2次提起行政复议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及另一宗现正二审的案件则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此前行政诉讼审理法院的判决结果均不支持彭成立的诉讼请求，2018年12月3日的(2018）粤7101行初3155号行政裁定书更是以被告行政行为对彭成立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彭成立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为由，驳回彭成立的起诉。事实上，彭成立一再对律师进行投诉的目的，是对法院判决未支持其民事主张的结果不服，希望利用司法行政机关对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在相关民事诉讼案件中的行为的认定，来影响民事诉讼案件的结果，进而影响其从民事诉讼案中获取的权益。被告认为，对彭成立权益产生影响的是法院民事判决的结果，其应遵循正当的法律途径寻求救济，但却通过反复投诉的方式，希望司法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对法院生效裁判中已认定的证据和行为，作出与生效裁判相反的认定。彭成立的这种做法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二、被告作出的《复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一）关于彭成立投诉林逢龙、刘创松律师在代理（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23号民事诉讼案期间，串通审判人员向法庭提供虚假材料、作虚假陈述、欺骗法庭、妨害司法的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参加人在诉讼程序中所作陈述和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伪，应由法院进行审查认定。诉讼参加人在诉讼过程中是是否存在向法庭作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等违反规定、妨害诉讼的行为，也应由法院进行认定并采取相应措施。经调查，林逢龙、刘创松律师否认在上述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存在向法庭作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等违反规定、妨害诉讼的行为。调查过程中，被告也依法请求原审理法院协助核查相关情况，并查阅了案卷材料。根据该案的庭询笔录、判决书等卷宗材料，以及法院的答复函件显示，法院在审理上述案件过程中并未认定被投诉律师存在向法庭提供虚假材料、作虚假陈述等妨害诉讼的行为。因此，被告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林逢龙、刘创松律师存在彭成立所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妨害诉讼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关于彭成立在投诉材料中提及的法庭庭询和审判人员相关问题的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分为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采用何种方式审理，由法院依法决定。彭成立如对法院的审理方式有异议，依法应通过法律途径向法院反映，不属于被告职权范围。而彭成立在投诉材料中提及的法院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属于被告职权管辖范围。因此，被告指引彭成立如对法庭采取的审理方式存有异议，应依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对法院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向法院反映，答复理由、依据充分。三、被告作出的《复函》程序合法。2018年5月24日，彭成立向被告提交了投诉林逢龙、刘创松两位律师违法执业的材料，称林逢龙、刘创松律师在（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23号物权保护纠纷案审理过程中，串通审判人员刘宏向法庭提交虚假证据、欺骗法庭、妨害司法，以及反映法院采用庭询审理方式和法院工作人员相关问题等事项。收到投诉材料后，被告立即立案进行调查，于2018年6月6日作出《立案告知书》（穗司行立〔2018〕18号）并送达给彭成立，告知其被告立案调查的情况，并要求其补充相关材料。同时被告向被投诉律师先后所在执业机构，即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和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发出书面告知，要求律师所及律师提交报告及相关材料。2018年6月8日，彭成立向被告提交了补充材料。被投诉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也按要求提供了相关材料配合调查。案件调查过程中，被告于2018年6月6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协助函》（穗司行函〔2018〕78号），请求协助核实相关情并派员查阅相关案卷材料。2018年7月30日，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后，被告作出《复函》并通过邮局快递送达给彭成立，告知其对该投诉案件的处理结果，调查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复函》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24日，原告彭成立向被告广州市司法局递交控告书，反映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02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林逢龙、刘创松律师串通法官向法庭提交虚假材料，请求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作出处理。被告广州市司法局收到原告彭成立的材料后，于2018年6月6日决定立案调查，并向原告彭成立及林逢龙、刘创松律师的执业机构发出《立案告知书》。其后，被告广州市司法局就案件进行了调查，并于2018年6月6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核查相关案件情况。经调查，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穗司行函〔2018〕118号《关于彭成立投诉林逢龙、刘创松律师违规执业事项的复函》，主要内容为：1.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林逢龙、刘创松律师存在原告彭成立所反映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妨害诉讼的行为；2.原告彭成立提及的法院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属于司法局的职权管辖范围，请原告彭成立向法院反映。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于2018年7月31日通过EMS向原告彭成立邮寄送达该复函。原告彭成立对复函不服，遂提起本诉。 以上事实，有被告广州市司法局提交的原告投诉材料、立案告知书、被投诉人说明材料、协助函、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及所附案件材料、《关于彭成立投诉林逢龙、刘创松律师违规执业事项的复函》及相关的送达邮单、回执等证据予以证明，原、被告亦当庭陈述记录在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根据前述规定，对于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应当以“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为核心审查标准，强调行政诉讼主体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要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投诉举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可以为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诉举报人对于行政机关不作出或者作出的处理决定必然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判断投诉举报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应当以其投诉举报是否属于“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提起，而判断是否关涉“自身合法权益”关键在于根据投诉举报线索而启动的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自身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本案中，原告彭成立向被告广州市司法局反映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方当事人代理律师违规执业。被告广州市司法局依法立案调查处理，并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穗司行函〔2018〕118号《关于彭成立投诉林逢龙、刘创松律师违规执业事项的复函》，将调查情况、调查结论及处理意见告知原告彭成立，已履行的司法监管职责。被告广州市司法局根据原告彭成立反映的情况对律师是否存在违规执业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其调查处理行为调整的是司法行政机关与被监管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对原告彭成立的合法权益未产生实质影响。原告彭成立与广州市司法局的调查处理结果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不能由此获得对被告广州市司法局履行监管职责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告彭成立提起本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立案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对原告彭成立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彭成立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不予收取。原告彭成立预缴的案件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由本院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汤 倩 人民陪审员  周小燕 人民陪审员  冯金爱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卢宇昕 书记员温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