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971民初2628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家贵，男，1973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郑伯鑫，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锋，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何国勇，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孙章宾，广东理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第三人）：曾忠，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被告（反诉第三人）：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创业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198028219T。 法定代表人：张继成。 委托代理人：傅竹林，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赖文婷，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王家贵（反诉被告，以下均称“原告”）诉被告何国勇（反诉原告，以下均称“被告”）、曾忠（反诉第三人，以下均称“被告”）、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反诉第三人，以下均称“被告”，简称“汽运公司”）及被告何国勇反诉原告王家贵、第三人曾忠、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5月29日、2018年8月6日、2018年9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家贵及委托代理人郑伯鑫、董锋，被告何国勇及其委托代理人孙章宾、被告曾忠、被告汽运公司委托代理人傅竹林、赖文婷（仅参加第一、二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家贵诉称，粤Ｓ×××××车辆是通过私人购买，挂靠登记在被告汽运公司名下的道路客运车辆。该车于2008年3月21日由苟君海购买并承包经营，2009年7月24日苟君海将该车转包给陆启刚，2010年5月21日陆启刚将该车转包给高峰，2011年6月8日高峰将该车转包给被告何国勇。2013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何国勇签订了《购车协议》，约定将粤Ｓ×××××车辆分为十二股，全车折价为1280000元，原告向被告何国勇购买其中的十二分之五股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折为533300元，双方合伙经营粤Ｓ×××××车辆。上述《购车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何国勇支付了533300元。被告汽运公司知悉原告与被告何国勇合伙经营粤Ｓ×××××车辆后，于2014年1月1日，被告汽运公司授权原告与东莞市东城榴花汽车客运站签订《客运班车进站经营协议书》，约定包括粤Ｓ×××××车辆在内的车辆在榴花车站进站经营事宜。然而，2014年4月9日，被告何国勇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与被告曾忠、被告汽运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了《转包合同》，约定从2014年4月9日起被告何国勇将粤Ｓ×××××车辆100%的所有权转让和100%的经营权转包给被告曾忠。原告知悉《转包合同》后，于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17日、2014年5月17日、2014年6月9日、2014年6月25日、2015年1月25日发函告知被告汽运公司，粤Ｓ×××××车辆存在股权（所有权和经营权）争议，请求被告汽运公司及时有效处理。但令人遗憾的事，被告汽运公司明知原告对粤Ｓ×××××车辆拥有权益，却惘然不顾粤Ｓ×××××车辆合伙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未及时有效进行处理。粤Ｓ×××××车辆登记于2008年3月21日，本可以正常运营至2016年3月20日，但由于被告何国勇、被告曾忠以及被告汽运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导致粤Ｓ×××××车辆于2014年4月16日开始就暂停运营，并于2015年9月14日被被告汽运公司强制注销。根据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971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日期为2017年9月4日），由于被告何国勇、被告曾忠和被告汽运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上述《转包合同》无效。被告何国勇、被告曾忠及被告汽运公司的上述恶意串通行为，导致原告直接损失了已支出的粤Ｓ×××××车辆转让款533300元，以及间接损失了23个月的可预期运营利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合同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连带向原告赔偿车辆转让款533300元；2.三被告连带向原告赔偿车辆可预期运营利润损失1328106.25元（计算标准为138585元/月×23个月剩余营运期×（12/5）的股份）；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何国勇辩称，1.王家贵所主谓的“车辆转让款”实际上是王家贵与何国勇通过私下拆分、为取得依附在粤Ｓ×××××车上的经营收益权而支付的对价。粤Ｓ×××××登记在汽运公司名下，何国勇通过与汽运公司签订《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取得了粤Ｓ×××××经营东莞至务川线路并获取经营收益的权利，无论是合同约定还是实践操作，何国勇都无权将车辆转让给他人或在车辆上设定抵押。显然何国勇从汽运公司出取得的只是经营收益权，并非粤Ｓ×××××车辆的所有权。汽运公司将粤Ｓ×××××的经营权先后发包给高峰、何国勇，但是私下里，高峰、何国勇将粤Ｓ×××××的经营权被进行了拆分，即以车辆为载体进行整体估值并平均分成12份，各方通过支付一定对价获得一定份额并按比例享受粤Ｓ×××××的经营收益并分担经营成本。在高峰承包经营期间，高峰持有7份，涂海波持有5份，2011年6月5日何国勇以670000余元的对价购买了高峰持有的7份的份额（相当于全车估价1160000元，而粤Ｓ×××××在2008年时的购买价为800000元）从而成为名义上的责任经营者，与涂海波（持有5份）共同经营粤Ｓ×××××车辆。2013年5月8日王家贵以530000余元的对价购买了涂海波持有的5份经营份额（相当于全车估价1270000余元），涂海波退出，王家贵与何国勇（仍持有7份）二人共同经营粤Ｓ×××××。很显然，无论是高峰还是何国勇，他们从前一手承包经营者手里购买的并不是所有权份额，而是附着在粤Ｓ×××××车辆上的经营收益权份额。王家贵所谓的车辆转让款是其与何国勇通过私下拆分，为取得5份的经营收益权份额而支付的对价，其权利性质与权利范围显然不能超越承包经营者何国勇的权利，王家贵与何国勇共同经营粤Ｓ×××××期间如果不存在纠纷，如果粤Ｓ×××××正常运行到报废，那么，何国勇、王家贵为经营粤Ｓ×××××而支付的对价也就自然损耗完毕。2.王家贵的车辆转让款灭失，其实质是失去对粤Ｓ×××××的经营收益权，究其原因是由王家贵个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王家贵无权要求何国勇赔偿其车辆转让款，更无权要求何国勇赔偿其预期利润损失。在何国勇与王家贵共同经营粤Ｓ×××××期间，何国勇与王家贵实现收益权的前提条件是：1）汽运公司具有在东莞至务川线路的承包经营权；2）汽运公司名下的粤Ｓ×××××具备旅客营运资格且获准在上述营运线路行驶；3）粤Ｓ×××××车辆自身性能正常且能够正常上道行驶。在王家贵扣车之前汽运公司一直拥有东莞至务川的线路承包经营权，粤Ｓ×××××车辆本身已经获权在东莞至务川之间运行且其自身机件性能正常。但恰恰是王家贵的扣车行为，使得经营收益权实现的基本条件缺失。王家贵主观上明知粤Ｓ×××××不能上道行驶营运，其和何国勇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要承担车辆停运期间的承包费等费用，但其客观上仍实施了扣车行为而且强行扣车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直至粤Ｓ×××××被依法强制报废，王家贵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粤Ｓ×××××车被强制注销也就是被剥夺了上道行驶的资格、丧失了经营能力，何国勇、王家贵依附在粤Ｓ×××××车上的经营收益权自然也就不能实现，何国勇、王家贵为取得该车的经营收益权而支付的对价也就随之灭失。因此，王家贵的扣车行为才是导致王家贵车辆转让款灭失的真正原因。王家贵扣车是其对何国勇向曾忠转让粤Ｓ×××××车项下6份的经营权份额不满。但何国勇向曾忠转让部分经营权份额事先是征求了王家贵的意愿的，在确认王家贵不购买的情况下转让给曾忠的（该事实在曾忠诉何国勇、王家贵案的庭审笔录中有显示），曾忠认可王家贵对粤Ｓ×××××车拥有5份的经营收益权，何国勇主观上不存在损害王家贵经营收益权的过错，客观上没有改变粤Ｓ×××××实现经营收益权的条件，没有损害该车的产能，没有减少或剥夺王家贵对粤Ｓ×××××车的经营收益权份额，王家贵诉请的预期利益对应的也是其对该车5份的经营份额，王家贵并没有证据证明何国勇剥夺了其该部分经营收益权。至于王家贵能否受让更多的份额、能否分配更多的利益是粤Ｓ×××××产生收益后的内部结算问题，其完全可以在防止产生损失或者说防止损失扩大的前提下采取救济措施，而不应当扣车。王家贵本身已经拥有了5份的经营收益分额，其有条件知悉粤Ｓ×××××的经营、收益分配情况，假设王家贵主张优先受让粤Ｓ×××××车项下6份经营收益份额的要求日后获得认可，王家贵仍然有途径、有条件通过多种方式追偿其可分配的其他利益。综上所述，王家贵不能继续获得粤Ｓ×××××的经营收益，车辆转让款灭失并不是何国勇造成的，而是王家贵自身的故意行为造成的，王家贵故意扣车导致车辆报废，自己丧失收益权不说，剥夺了何国勇的经营收益权，也使得何国勇为购买经营收益权份额而支付的对价灭失，严重损害了何国勇的合法权利，请法院驳回王家贵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法严惩王家贵，判令其赔偿何国勇的损失。后被告何国勇在庭审中更正案涉粤Ｓ×××××车辆在2008年的购买价格为488800元。 被告曾忠辩称，由于法院判决我方与被告何国勇的合同无效，我方要求被告何国勇退还转让款并在贵州省务川县人民法院已经开庭但是没有判决。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损失是因为原告的扣车行为导致的，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汽运公司辩称，王家贵的所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王家贵的全部诉讼请求。1.汽运公司并不知道王家贵与何国勇签订了《购车协议》，不应与何国勇及曾忠向王家贵承担连带责任。1）根据汽运公司与何国勇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东汽合[2014]第058号第8条的约定：“承包期内，乙方（何国勇）一般不准转让承包，在特殊情况下，乙方需要将车辆转包给他人经营者，必须先征得甲方（汽运公司）同意和办理好转包合同，专线车辆的转让，同样要经甲方批准，并要全线车辆转让方可，绝对不得将专线车辆分散转让。所有承包车辆均不得私下转包。”何国勇未经汽运公司同意私下与王家贵签订《购车协议》，将粤Ｓ×××××车辆十二分之五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转让给王家贵。在《购车协议》签订前后，何国勇并未将此事告知汽运公司，也未按程序办理转包合同，汽运公司对于王家贵与何国勇签订《购车协议》这一事实完全不知情。2）汽运公司向东莞市榴花汽车客运站出具的《委托书》仅仅是基于何国勇的授权，由王家贵代理何国勇处理责任经营的业务事宜，在责任经营的实践中，承包人聘请人员为其处理业务是非常普遍的，不能以此推断汽运公司知悉王家贵与何国勇签订《购车协议》、参与投资的事实。因此，汽运公司没有与何国勇、曾忠恶意串通损害王家贵的权益，王家贵要求汽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2.虽然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汽运公司与何国勇、曾忠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但《转包合同》无效的责任并不是由汽运公司造成的，王家贵要求汽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上述第一点论述可以知道，汽运公司根本不知道何国勇与王家贵签订了《购车协议》。虽然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与何国勇、曾忠签订了《转包合同》，在签订《转包合同》之前何国勇与曾忠并没有向汽运公司出示其两人于同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汽运公司根本不知道《转让协议书》记载了王家贵也是权利人之一。2）虽然法院认定《转包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由于汽运公司与王家贵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事实及行为法律关系，汽运公司没有收取王家贵任何款项，无需向王家贵返还或赔偿任何款项。在《转包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汽运公司只与何国勇存在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3）汽运公司在本案中不是适格的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汽运公司只与何国勇签订了合同，与王家贵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汽运公司与何国勇、曾忠签订《转包合同》是基于汽运公司与何国勇签订合同的约定，汽运公司在签订《转包合同》中没有过错。至于何国勇与王家贵签订《购车协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与汽运公司无关，汽运公司无需向王家贵承担任何责任。3.案涉车辆粤Ｓ×××××从2014年4月16日开始暂停运营的责任是由王家贵造成的，在案涉车辆暂停运营超过180日未年审的情况下，汽运公司依据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东道运（2015）149号的文件的规定将案涉车辆强制注销，王家贵要求赔偿可预期利润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014年4月16日，案涉车辆S47122从东莞始发站（东莞市清溪汽车客运站）出发、到中途××（××东城榴花汽车客运站）搭载客人时，王家贵以案涉车辆的上一任承包者即何国勇之间存在纠纷未解决为由，非法强制将案涉车辆扣留在东莞市东城榴花汽车客运站，直接导致案涉车辆超期未审验，根据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文件《关于2015年第二季度客运车辆未审验情况的通报》东道运[2015]149号的规定，超期未审验的车辆，一律不得参与营运，汽运公司只能将案涉车辆办理注销登记。4.根据王家贵提交相关证据显示，案涉车辆粤Ｓ×××××，王家贵已参与了经营，其要求退还转让款533300元没有事实依据。从王家贵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王家贵与何国勇于2013年5月8日签订《购车协议》。2014年4月9日开始，案涉车辆S47122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开始发生争议，期间王家贵已参与案涉车辆的经营将近一年之久，享受了接近一年的经营收益，王家贵要求将车辆转让款全额退还，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法院认为何国勇需要退还该转让款，也应扣除2013年5月8日至2014年4月9日期间产生的经营收益以及案涉车辆S47122产生的折旧。综上所述，恳请法院查明事实，正确使用法律，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后被告汽运公司在庭审中补充：1.被告汽运公司并没有在原告与被告何国勇、曾忠之间的转包行为中获利。2.原告要求被告汽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无论是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被告汽运公司均不应当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原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不能作为被告汽运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该判决也认定涉及的权利义务主要是被告何国勇与被告曾忠之间，该判项没有认定被告汽运公司需要承担责任的依据。 被告何国勇反诉称，2013年5月8日，被告何国勇将自己私人购买挂靠登记在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粤Ｓ×××××客运大型车辆分为12股，经双方约定，全车折价为1280000元，原告王家贵向被告何国勇购买其中的十二分之五股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折为533300元，双方合伙经营粤Ｓ×××××车辆。并经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后，签订了《购车协议》，原告王家贵向被告何国勇支付了533300元。为此，双方当事人于协议签订生效后，办理了相关事宜。在合伙经营过程中，车辆的管理和经营主要由被告何国勇负责。按各自的股份共享盈亏和各种风险责任。从2013年5月8日至2014年4月9日之前，被告何国勇与原告王家贵都是按照协议内容各自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按时结清财务。2014年因被告何国勇身体健康和诸多因素，不宜在管理和经营车辆。于2014年4月9日被告何国勇与本案中的被告曾忠签订了《转包合同》将本车中属被告何国勇的七股出让六股给被告曾忠，被告何国勇还自持本车的一股，并未将原告王家贵持有的五股出让而侵害其权益，原告王家贵仍持有自己的五股的所有权。然而，原告王家贵知悉后，在未经过任何合法的情况下，即采取非常手段擅自将营运车辆扣押而造成停运。致使营运车辆于2015年9月14日被相关职能部门注销。时间从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9月14日止长达17个月。虽然原告王家贵就酿成的纠纷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判决被告何国勇与被告曾忠签订的《转让合同》无效。但造成车辆停运的损失，是原告何国勇因采取非法手段的原因所导致。因此，重大过错责任在于原告王家贵。由于原告王家贵违法扣车停运，给被告何国勇造成了重大经济财产损失，其可得预期经济利润501486元（已扣除原告王家贵应自行承担的五股损失）。原告王家贵应予以赔偿给被告何国勇。综上所述，被告何国勇与原告王家贵2013年5月8日签订的《购车协议》是一份有效的合同，因此，应受到法律保护。虽然，被告何国勇与本案中被告曾忠签订的《转包合同》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并不影响原告王家贵所持有的股份，以不是导致案涉车辆停运的必然因果关系，而是原告王家贵因不懂法擅自扣押营运车辆停运的行为的必然固果关系所致，其重大过错责任在于原告王家贵。从而导致车辆停运的经济利益损失，从而给被告何国勇造成了重大经济财产损失，即预期可得经济利润，原告王家贵应承该纠纷一切民事责任，赔偿因该车停运由此造成的损失费给予被告何国勇。为此，特向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公正裁判，支持被告何国勇的诉讼请求，从而维护被告何国勇的合法权益。被告何国勇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原告王家贵向被告何国勇赔偿车辆预期可得营利润损失费501486元，计算标准为（每月50570元×17个月=859690元，按12股，扣除原告5股35820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王家贵承担。后被告何国勇申请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原告王家贵向被告何国勇赔偿车辆预期可得营利润损失费100079元（已扣除原告自己应承担的5股）。 原告王家贵辩称，1.被告何国勇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故意扣车的行为。原告在知道三被告在恶意串通想侵吞原告在案涉粤Ｓ×××××车辆的份额后，多次与三被告沟通处理，并发函要求被告汽运公司协助处理车辆股份的问题，但是三被告对原告的请求不予理会。三被告过于自信，认为一定可以侵吞原告在案涉粤Ｓ×××××车辆的股份，不予解决车辆份额的问题。案涉车辆平时是被告何国勇在实际运营的，发生本案争议后，被告何国勇也怠于运营车辆，被告汽运公司知道争议后也没有协调解决，最终才导致车辆被强制注销。案涉车辆被强制注销的根本原因是三被告恶意串通，怠于解决车辆的份额问题及运营车辆。2.2014年1月14日后原告开始榴花车站站点旅客的对接，案涉车辆从此实现了可观的运营收益。假如不是三被告恶意串通，案涉车辆会一直运营到自然报废，所以车辆的可预期收益应该以2014年1月14日收益计算（与我方提交的证据六的计算方式一致）。3.变更诉讼请求是当事人的权利，但是本案的特殊是在被告曾忠提起的第一个恶意诉讼中，所主张的可预期损失我方是认可的，在本案中我方也沿用了被告曾忠的计算方式。被告何国勇在委托代理人之前，在反诉状中列举的计算方式明显偏低，但是还能反映一定的损失。在委托代理人之后恶意变更诉讼请求，降低可预期损失的计算方式，是为了打破三方之间的计算方式的合意。客观上降低自身赔偿的金额。4.被告何国勇在本案中提供过三份文件，在其反诉状中，被告何国勇在本案过程中都是在提虚假诉讼，其本人与代理人的陈述有矛盾。反诉状中第一段第二行，被告何国勇认为案涉车辆是挂靠在被告三名下，但是委托代理人后就说是承包经营关系。反诉状中第一段倒数第三行，被告何国勇确认收到购车款，但是在确认合同无效案件中否认购车协议的真实性。5.根据已经生效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中查明的事实显示，案涉车辆的购车款是由第一任承包人全资购买，并挂靠登记在被告汽运公司名下，由承包人负责经营管理，被告汽运公司收取挂靠费。这个经营模式是导致纠纷发生的根源。6.原告没有对车辆进行扣押，车辆只是停放在榴花车站，榴花车站只认可被告汽运公司，被告汽运公司向榴花车站出具委托书后，榴花车站就会认可受托人身份。案涉车辆由于被告汽运公司已经与被告何国勇签订了承包合同，然后三被告又签订了转包合同，因此，榴花车站只认可三被告，不认可原告。车辆处分权在三被告。三被告称我方扣押车辆没有事实依据。7.鉴于被告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存在虚假陈述，包括之前的确认合同无效案件和恶意诉讼案件。原告认为三被告的陈述在认定事实，应当斟酌考虑。 被告曾忠述称：对被告何国勇的反诉没有意见。 被告汽运公司述称：与被告汽运公司无关，被告汽运公司也不知道被告何国勇与原告之间的关系。 经审理查明，粤Ｓ×××××车辆系登记在被告汽运公司名下的客运车辆，被告何国勇从2011年6月8日开始承包经营该车辆，承包经营合同一年一签，其中2014年4月8日被告汽运公司与何国勇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载明：何国勇不论以何种方式承包，车辆产权均属于汽运公司所有，承包期限为一年，从2014年3月24日至2015年3月23日，月承包金额为5500元，承包线路为东莞至贵州务川普通线路等内容。2013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何国勇签订《购车协议》，约定将粤Ｓ×××××车辆分为十二股，全车折价为1280000元，原告以533300元向被告何国勇购买其中十二分之五的股份，被告何国勇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购买粤Ｓ×××××车款533300元。2013年11月21日，被告汽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到东莞市榴花客运站办理包括粤Ｓ×××××车辆在内的车辆在榴花车站进站经营协议及相关事宜。2014年1月1日，原告代理被告汽运公司与东莞市榴花汽车客运站签订《东莞市客运班车进站经营协议书》。 原告与被告何国勇均确认的统计表显示，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期间粤Ｓ×××××车辆营运总盈余132594元（2013年5月-16909元、2013年7月6599元、2013年8月3414元、2013年10月-3766元、2013年11月-5093元、2013年12月-6206元、2014年1月38824元、2014年2月113650元、2014年3月2081元），双方确认除2014年3月的盈余未分配外，其他盈余均已经分配完毕。原告以2014年1月之前其并未参与营运为由，主张以2014年1月至3月的盈余情况作为计算粤Ｓ×××××车辆经营收益的依据。 2014年4月9日，被告何国勇、曾忠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曾忠以600000元购买被告何国勇所持有的粤Ｓ×××××车辆十二分之六的股份。同日，被告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签订《转包合同》，约定2014年4月9日起将粤Ｓ×××××车辆转让给曾忠承包，该车的安全基金及预收包金规费归接包方所有，从2014年4月9日起该车的营收由接包方负责结算。该合同于2014年4月11日办理了公证。 2014年4月10日，原告知悉被告何国勇、曾忠的转让行为后，与何国勇发生争议，粤Ｓ×××××车辆停在东莞市榴花车站后，原告将车辆的钥匙、线路牌、行驶证、营运证收起来。2014年4月11日，曾忠发现原告将车辆的钥匙及上述证件拿走后，由何国勇与原告交涉，双方发生冲突，此后粤Ｓ×××××车辆没有营运。后曾忠去提车，双方亦发生冲突。2014年6月17日，汽运公司曾组织原告与被告曾忠进行调解，但未果。2015年9月，汽运公司将粤Ｓ×××××车辆拖走，并办理报废手续。 原告分别于2014年4月11日、2014年4月17日、2014年5月27日、2014年6月9日、2014年6月25日向被告汽运公司邮寄《关于粤Ｓ×××××长途车辆股权争议的告知函》，于2014年6月9日、2015年1月25日向被告汽运公司邮寄《关于粤Ｓ×××××长途车辆股权争议的申请书》，主张被告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的转包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优先购买权，要求汽运公司及时、有效处理该事宜，并载明有以下内容：“在此期间，我将扣留上述车辆，直至公司将该争议处理完毕为止”、“贵公司有义务向我提供上述车辆在2014年4月份何国勇向第三人曾忠转让该车的相关手续，我方在未知晓该车辆被转让相关手续前，将采取一切方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请贵公司及时有效处理该争议，防止该争议进一步扩大经济损失，到时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影响”、“现特请贵公司为我解决本次争议，因我多次向贵公司书面告知本次争议的事实情况，我没有收到贵公司有效处理情况，此车将被停止发班，因我本次争议没得解决的前提下，该车的相关进站业务，恳请公司停止办理，直至该车争议得到解决后，方可办理该车相关进站手续，望贵公司能给我这次被侵害和利益的受损争议，作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该次争议未得到贵公司有效处理的情况下，该车辆所造成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贵公司承担，因该次争议车辆无法正常发班，造成该车辆的手续过期等等，贵公司需承担全部的责任”、“申请要求贵公司提供何国勇与贵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及第三人（曾忠）与贵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各复印件一份”、“1.我愿意将该车的股权争议交给该车的所属公司全权处理，并将停放在榴花站争议车辆及我保管的该车所有证件，交回给贵公司，（注：该公司必须给我王家贵作出一个有效处理方案）。2.我王家贵要求公司要尽快处理该车争议，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车辆折旧费，所应给公司缴的费用，该车营运盈利，我请求贵公司不要对该车争议不为重视，关系到我们的血汗钱来投资贵公司的营运车辆，不要被一些不遵规守法的人损害我们的利益，你们公司不要以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该车争议。3.我王家贵多次函告给贵公司从未得到公司的有效处理，该车已被停放几月之久，从未得到任何处理，该车造成的后果，车辆报废，手续过期，经济损失，我只能向有关部门申请要求贵公司作出解释和赔偿”。 2015年3月23日，被告曾忠以排除妨害纠纷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原告停止侵害粤Ｓ×××××车辆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粤Ｓ×××××车辆的行驶证原件并赔偿被告曾忠经济损失1316557.5元。后曾忠于2017年9月13日申请撤回起诉，本院已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5）东一法东民一初字第8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2016年1月25日，原告王家贵以确认合同无效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被告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作出（2016）粤1971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何国勇、曾忠恶意串通，判决：确认被告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何国勇、汽运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汽运公司、何国勇和曾忠恶意串通损害了王家贵的权益，《转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已于2017年9月4日生效。 2018年1月7日，曾忠以合同纠纷为由向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案被告为何国勇、王家贵，第三人为汽运公司），要求被告何国勇返还购买车辆股份569000元并支付利息。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8）黔0326民初1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何国勇返还曾忠569000元并支付利息。何国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黔03民终52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一审庭审中，原告陈述“我受第三人的委托在流花车站管理两台车，知道情况后，我不给粤Ｓ×××××号车辆转载乘客，车辆系自行停运，不是我强行扣车，而且我一直要求公司解决，但是未果”、“被告何国勇在转让协议三个月前跟我讲过他想转让股份的事情，告诉我想以128万的价格将7/12的股份卖给我，但是我没有答应。车辆9号转让，但是前3天我们还在一起他一句关于转让的事情也没有说过。我和原告本来之前就有经营上的矛盾，原告为了占领我这边的市场就私下找到被告何国勇期满我私下进行了股权转让”。 现原告以三被告恶意串通、侵占原告的股份，引发纠纷，被告汽运公司怠于行使管理义务、擅自将粤Ｓ×××××车辆报废为由，要求三被告赔偿其车辆转让款533300元损失以及车辆可得利润损失。被告何国勇则以原告擅自扣押车辆导致无法营运为由，要求原告赔偿其车辆可得利润损失。关于可得利润损失的计算标准，原告主张以被告曾忠在（2015）东一法东民一初字第894号案件中主张的每月利润（138585元/月）为依据，提交了曾忠在该案中提交的《可预期经济利益损失》予以证明；被告何国勇则主张根据每月的营运额及费用支出计算的结果（10092元/月）为依据。 经本院分别发函，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复函，载明：粤Ｓ×××××车辆是于2015年9月14日交给东莞市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办理报废手续，该公司于2015年10月底向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由于工作人员失误于2015年9月14日将该车注销（注销原因为强制注销）并打印了《机动车注销证明书》，该车实际上是正常办理报废手续。粤Ｓ×××××车辆年检至2014年9月30日，因三个检验周期未取得检验合格标志于2016年3月31日达到报废标准，强制报废期为2023年3月12日，该车在2015年9月14日为逾期未检验状态，但可以办理年检手续，年检合格后该车状态可以恢复正常。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复函，载明：粤Ｓ×××××车辆《道路运输证》由汽运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申请办理注销，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按规定于2015年11月26日完成注销手续，该车注销前的审验有效期至2015年2月28日，逾期未审验车辆的《道路运输证》属于无效营运证件，不得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逾期但未超过180天的，企业仍可以正常办理车辆《道路运输证》年度审验，审验合格后可正常运营。 以上事实，有《购车协议》、《收据》、《授权委托书》、《委托书》、《东莞市客运班车进展经营协议》、《转让协议书》、《公证书》、《转包合同》、《关于粤Ｓ×××××长途车辆股权争议的告知函》、《关于粤Ｓ×××××长途车辆股权争议的申请书》、快递详情单、快递费发票、《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可预期经济利益损失计算依据》、证据说明、申报表、车牌、路桥通行费、加油票据以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各方对粤Ｓ×××××车辆停运是否存在过错；损失应当如何计算。 一、根据原告向汽运公司所发送的数份《关于粤Ｓ×××××长途车辆股权争议的告知函》、《关于粤Ｓ×××××长途车辆股权争议的申请书》的内容，结合原告在（2018）黔0326民初143号案件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原告持有将粤Ｓ×××××车辆的钥匙、线路牌、行驶证、营运证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在知悉何国勇、曾忠的转让行为后，确实阻止了粤Ｓ×××××车辆正常营运。造成这一后果，本院对各方的过错分析如下：一方面，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签订的《转包合同》约定了从2014年4月9日起粤Ｓ×××××车辆的营收由曾忠负责结算，由此可见该《转包合同》确实会对粤Ｓ×××××车辆的正常营运产生影响，是案涉纠纷产生的起因，致使原告采取阻止粤Ｓ×××××车辆营运的行为，而（2016）粤19民终716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汽运公司、何国勇和曾忠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权益，确认该《转包合同》无效。在此情况下，汽运公司、何国勇和曾忠对粤Ｓ×××××车辆的停运存在一定的过错。另一方面，《转包合同》对粤Ｓ×××××车辆的正常营运所产生的影响，原告可以选择适当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原告在明知会导致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仍然持续采取阻止粤Ｓ×××××车辆营运的行为，原告对此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上，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法院酌定原告对粤Ｓ×××××车辆停运损失承担40%的责任，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连带承担60%的责任。另外，汽运公司并未直接与原告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且案涉纠纷发生后，汽运公司亦曾组织原告与曾忠进行协调，原告以汽运公司怠于行使管理义务为由主张汽运公司存在过错，依据不足；而且，根据东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的复函，粤Ｓ×××××车辆至2015年8月28日（2015年2月28日+180天）就已经超过《道路运输证》的审验期限，不得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因此，汽运公司在2015年9月14日将粤Ｓ×××××车辆报废、于2015年11月25日申请注销《道路运输证》的行为，均不会造成粤Ｓ×××××车辆的营运损失。据此，原告基于上述原因要求汽运公司赔偿车辆的营运损失，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相反，在原告持有粤Ｓ×××××车辆的钥匙、线路牌、行驶证、营运证的情况下，未积极处理粤Ｓ×××××车辆的年审及《道路运输许可证》的审验，导致损失的扩大，故扩大部分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由于粤Ｓ×××××车辆至2015年8月28日就已经超过《道路运输证》的审验期限，不得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故2015年8月28日之后的营运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 二、关于原告诉请的损失，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告以被告曾忠在另案中起诉主张的每月利润138585元为计算标准，没有依据；且由于原告与被告何国勇于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期间营运收益情况波动非常大，本院认为参照原告与被告何国勇于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期间营运的总额132594元计算出该期间段每月的盈余，以此作为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更为合理，即12054元/月（132594元÷11个月），对原告主张以2014年1月至3月的盈余情况作为计算标准，本院不予支持。粤Ｓ×××××车辆从2014年4月11日开始停运，原告诉请从2014年4月16日开始计算，本院予以支持，且如上所述，2015年8月28日之后的营运损失，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原告损失计算的期间应当从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8月28日，结合原告占5/12的份额，原告的损失计算为：12054元/月×16个月13天×5/12=82536.42元。按照责任比例，被告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应当连带赔偿原告49521.85元（82536.42元×60%=49521.85元）。第二，从被告汽运公司与何国勇签订的《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何国勇对粤Ｓ×××××车辆所享有的是承包经营权，并不享有粤Ｓ×××××车辆的所有权，原告于2013年5月8日以533300元向被告何国勇购买粤Ｓ×××××车辆十二分之五的股份，应为购买该车辆十二分之五的承包经营权。由于原告购买之后至粤Ｓ×××××车辆停运期间已实际营运粤Ｓ×××××车辆并分配了收益，原告亦在本案中诉请粤Ｓ×××××车辆停运后的损失，在此情况下，原告主张上述购买款属于其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何国勇诉请的损失，本院分析如下：被告何国勇主张以10092元计算可得利润损失，低于上述停运损失的计算标准，本院对被告何国勇的主张予以支持。粤Ｓ×××××车辆从2014年4月11日开始停运，被告何国勇诉请从2014年4月16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9月14日，本院亦予以支持。结合被告何国勇占7/12的份额，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8月28日被告何国勇的损失计算为：10092元/月×16个月13天×7/12=96743.03元。按照责任比例，原告应当赔偿被告何国勇38697.21元（96743.03×40%=38697.21元）。2015年8月29日至2015年9月14日的损失计算为：10092元/月×17天×7/12=3335.97元。如上所述，该部分损失应当由原告负担。故原告共计需要赔偿被告何国勇42033.18元（38697.21元+3335.97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国勇、曾忠、东莞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王家贵连带赔偿49521.85元； 二、原告王家贵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何国勇赔偿42033.18元； 三、驳回原告王家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何国勇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21552.6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王家贵负担20979.25元，由被告何国勇、曾忠、汽运公司负担573.4元；反诉受理费4407.28元（被告何国勇已预交），由原告王家贵负担2556.22元，由被告何国勇负担1851.0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淑萍 人民陪审员  党志民 人民陪审员  钟伟东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莫颖金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