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黑0691民初3051号原告：张某，男，197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杜尔伯特县城管局工人，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胜，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信访局干部，现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原告：张钰淇，女，201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儿童，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法定代理人：张某，男，197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杜尔伯特县城管局工人，住杜尔伯特县。原告：崔云志，男，1952年8月6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原告：李以撒，女，1951年1月31日出生，满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黑龙江德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开发区建设路213号。法定代表人：张峰，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忠宝，黑龙江中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荣，女，1979年3月7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医生，住大庆市让胡路区。原告张某、张钰淇、崔云志、李以撒（以下简称张某等人）与被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以下简称哈医大五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黑0691民初644号民事裁定，驳回张某等人的起诉。张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6民终2503号民事裁定，撤销（2018）黑0691民初64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某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徐长胜，哈医大五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忠宝、王雪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等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哈医大五院给付死亡赔偿金5489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73430元、被扶养人看护费175707元、丧葬费28033.50元、医疗费1862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共计1144711.50元；2.诉讼费用由哈医大五院承担。事实和理由：张某妻子崔秀勇于2018年2月7日至哈医大五院妇产科住院待产。住院期间，医院对崔秀勇进行了全面检查。因患者是人工胚胎移植受孕，最后在医院建议下决定采取剖腹产手术进行分娩。2018年2月11日，医院对崔秀勇实施了剖腹产手术，时间长达四小时。术后医院未告知家属患者可能发生危险，家属在术后发现患者被使用了全麻的手术方法，哈医大五院告知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大出血，并给患者补了血。可在术后不久患者就出现了异常，呼吸困难，哈医大五院并没有对患者实施连续的、有效的抢救，导致患者于晚上在院内死亡。事情发生后，哈医大五院没有明确给出真正的死亡原因，只是找各种理由和患者自身健康原因推卸责任。哈医大五院作为正规的医疗机构，应按照医疗行业的诊疗规范认真对待患者，由于其严重不负责任，导致了崔秀勇的死亡，医疗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哈医大五院辩称：双方确实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患者崔秀勇在哈医大五院产科生产后因肺栓塞死亡以后，双方发生医疗纠纷，医院多次告知家属方可以进行尸检以明确死亡原因，但是家属方拒绝进行尸检，同时院方也多次通知家属可以走法律鉴定的程序，以明确责任，但是家属均表示拒绝，并表示坚决不进行尸检以及法律鉴定程序，坚持与医院一次性了结。在此基础上，双方于2018年2月13日签订了两份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家属方领取了协议所约定的80000元款项，双方的医疗纠纷一次性了结，两份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该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并且已经终止，应当驳回张某等人的诉讼请求。张某等人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火化证明一份，欲证明秀勇死亡时间以及已经火化。经质证，哈医大五院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2.协议书两份，欲证明哈医大五院采取隐瞒患者死亡真相的前提下欺骗家属所签订了不平等的协议书。该协议张某等人一直没有，医院方不给提供。经质证，哈医大五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此两份协议书是医院和医院的产一科与家属方签订的两份协议，从协议内容看，对于双方协议的过程做了非常明确的表述，就是张某等人放弃了尸检的权利，放弃了进行法律鉴定程序，以明确双方责任的权利，并且同意以80000元的补偿方式一次性解决双方的医疗纠纷，协议内容合法，并且张某等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领取了80000元，这两份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终止，归于灭失。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解除协议通知书两份、特快专递邮件收据两份、黑龙江省国家税务局邮政电信发票两张、EMS邮寄存单两份、签收确认打印件两张，欲证明张某等人于2018年11月9日通过EMS邮寄的方式给哈医大五院邮寄了解除协议通知书。解除协议通知是在一年之内行使，没有超过除斥期间。经质证，哈医大五院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是发回重审案件，在原一审过程当中，张某等人当庭表示放弃撤销合同的申请权，二审裁定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裁定，因为在原一审的过程当中，法官明确向其释明了其有撤销的权利，在原一审的庭审笔录中有记载。此两份解除通知，恰恰证明了张某等人自己也认可这两份协议书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存在解除的问题，这是一种法律上的自认。合同法规定，通知解除权的行使，必须具备合同法九十三、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本案的两份协议书当中，没有约定解除条件，两份协议书均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终止，也不存在法定解除条件。因此这两份解除协议通知书，不能发生通知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法院对此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病历一份、收费小票一张、哈医大五院原一审提交的手术记录一份，欲证明2018年2月28日张某等人在哈医大五院打印了崔秀勇的住院病历，该病历与院方提供的病历不一致，在张某等人提供的病历第八页手术记录的第三行写到：见左侧子宫下段血管怒张，这句话在哈医大五院提供的病历中（右上角打号为169页，来自于哈医大五院提供的病历）被删除。在张某等人提供的病历第八页第七行“子宫左侧切口血管出血迅猛”，院方提供的病历该句话被篡改。在病历中记载，清醒回到病房与实际情况不符，所有医生病程记录和护理记录均没有说回到病房的状态，都没有写清醒（有病房视频录像为证）。麻醉方式病历中多处记载不一致，麻醉方式选择，术中改全麻未告知，未签字，是在11时23分小孩抱出后给患者加全麻。此组证据可以证明哈医大五院存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推定医疗存在过错的直接证据，即伪造篡改销毁证据资料，以此证明无论是哪一方提供的病历，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无法客观的明确死者的死亡原因。经质证，哈医大五院认为关于“左侧子宫下段血管怒张”的记录，哈医大五院一直认可是在术中出现大出血，对于解释为什么出现大出血，这个记录对于院方是有利的。“子宫左侧切口血管出血迅猛”这句话，院方提交的病历中没有“血管”二字，院方认为没有区别，大出血肯定是从血管出来的。关于术中麻醉方式的问题，见病历中的麻醉知情同意书，有明确的说明：“我明白在手术中，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变更麻醉方案或附加其他操作，我授权医师在遇有紧急情况时，为保障我的生命安全实施必要的救治措施……”，在麻醉知情同意书上，患者方已经授权医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根据需要变更麻醉方案，患者在术中出现了大出血，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变更了麻醉的方式，符合麻醉知情同意书中的约定。关于患者术后是否清醒的问题，原审也曾审过，医生和患者家属关于清醒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在手术病程记录当中，在第五页最下面一段：“2018年2月11日15:30分,患者现术后2小时，嗜睡状态，呼叫可应答”。通过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院方并没有把对自己不利的记述进行删改，张某等人所挑出的两处病历中不同记载，对于大出血的解释，或者大出血的出现对于院方是有利的，因此院方认为虽然病历存在不同，但不能认为医院是恶意的篡改病历。本院综合全案其他证据，对病历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视听资料两份及相应通话整理资料，欲证明在2018年2月13日张某、崔秀浙、徐长胜与王安华医生的谈话中，王安华医生所述的手术过程与医院提供的病历不相符，有血管缝合过程，但是手术病程却没有体现；2018年3月10日徐长胜与王安华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患者是半麻手术，后期改的全麻手术，可是在哈医大五院提供的手术过程中，却没有体现在何时、因何种原因改变为全麻，院方提供的病历难以确认是什么原因改变了麻醉方案，无法区分是患者签了半麻手术之后，手术开始后变为全麻，因为在病历中只简单提到了麻醉后行使了手术过程。经质证。哈医大五院表示2018年2月13日的录音在原一审时已经提交过，张某等人明确是在当日的八点左右在王安华的宿舍，张某、崔秀浙、徐长胜与王安华的谈话，而协议签订及领取80000元款项是在2月13日，张某等人欲用该份录音来证实院方对其进行了隐瞒和欺骗，从而签订了两份和解协议，这恰能证实张某等人几次庭审中所纠结的，关于子宫下段存在血管这个问题，在该录音当中王安华有明确的表述，也就是患方在明确知道该问题的前提下签署了协议，因此其所述的欺诈是不存在的。进行剖宫产，手术记录中有记载，要切开子宫下段两厘米，并向两侧撕开达到十厘米，这样才能顺利取出胎儿，因此必然破坏子宫的血管，这个是无法避免的。3月10日的录音，手术记录和麻醉知情同意书当中，关于麻醉方式的改变确实是有不一致的，原因是剖宫产过程中出现了大出血，剖宫产取出胎儿时间很短，这个过程采用的是麻醉知情通知书中的半麻方式，胎儿取出后出现了大出血，就变更成了全麻，便于抢救，大出血的抢救主要是要止血，缝合的重点是出血的血管，在手术记录当中，关于缝合的过程，有明确的描述，具体见手术内容。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6.住院费票据一张，欲证明崔秀勇住院花费18621元。经质证，哈医大五院对此份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哈医大五院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见证书一份、协议书两份、徐长胜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欲证明2018年2月13日，患者家属张某、崔云志、李以撒的代理人均与哈医大五院进行协商以后，签订了两份和解协议书，同时崔秀浙的丈夫徐长胜作为见证人进行了见证，在见证书中签字按了手印，该两份协议书证实了院方多次告知家属可以进行尸检，以明确死亡原因，可以进行司法鉴定走法律程序来明确双方的责任，但是家属方放弃了上述权利，要求与院方进行一次性和解，双方签订协议后，医疗争议即终结，家属方领取了两份协议约定的80000元。经质证，张某等人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是在院方隐瞒事实真相，误导家属方对产妇死亡原因不明晰为前提，误认为产妇出血死亡是正常现象，所以签订了显失公平的和解协议，该协议在家属方知道真相后，已经在2018年11月9日行使撤销权，通知对方予以撤销，家属方是在二审期间查看病历得知真相，故案件发回重审，张某等人给院方下了解除通知，该协议不能作为哈医大五院抗辩的佐证，也不能作为对自己的过错赔偿的安抚手段。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解除协议通知书两份，欲证明哈医大五院确实收到了张某等人的两份解除协议通知书，这两份通知书证实张某等人认可两份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3.病历一组，欲证明患者崔秀勇在哈医大五院住院生产和治疗的经过，在生产过程当中出现了大出血，死亡原因是肺栓塞。经质证，张某等人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该病历不真实，不客观，不全面，病历第二十页与张某等人打印的病历不相符，病程记录中子宫左侧切口血管没有体现。该组证据不能作为院方抗辩的佐证，隐瞒了患者的真正死因，以及院方在医疗过程中的直接责任。本院认为，此组病历与张某等人经由哈医大五院复制的病历文字存在不一致，故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4.证人郝某出庭作证称，患者病历出院后三天归档，需要医生签字，只有一套病历准备归档，应该是一致的。院方出具的病历是真实的，已经归档，有页码。证人对两份证据看不清，应当以医院当时存放的为准；张某等人提交的病历是否与档案室一致，证人分不清，证人也是第一次经历病历不一致的情况。在麻醉记录单中可以看出麻醉过程的改变。医生建议麻醉师改变，但要经过麻醉师同意或者麻醉师自己决定，在麻醉知情同意书中体现。因为出血，证人在婴儿取出之后，子宫缝合之前参与手术。患者是子宫侧角出血，出血原因是血管，算是风险的发生，在剖宫产知情同意书中的第二项有体现。大概有四种出血的现象，宫缩乏力、胎盘因素、产道裂伤、凝血功能障碍。张某等人的问题问反了，应该是出血导致DIC。所有的出血都在四种之内，崔秀勇的血管出血也在这四种之内。前半部分过程证人没看到，所以无法回答，证人看到的是血管渗血，怀疑是宫缩乏力，但是没看到，看到了血管出血，一定要归类的话，归类到裂伤，因为剖宫产需要切开子宫，子宫上有血管。剖宫产手术，切开就出血，毛细血管和动脉血管都在出血，出血量为2000毫升，有专业仪器测量。经发表意见，张某等人认为对证人提到的病例归档时间，归档要求内容，按照要求是这样的，没有异议。对于证明的其他内容，不予认可。手术中的麻醉方案改变，要在手术记录中明确，而麻醉知情通知书是一项免责告知，而不是麻醉方案的改变决定，麻醉记录单是麻醉记录和检测的过程，不是麻醉改变决定的证据，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患者是在哪一个阶段进行的麻醉方案改变。关于患者的出血原因，证人避重就轻，产后出血的四种情形，与崔秀勇的子宫动脉血管出血不是一类，崔秀勇的动脉血管出血是明显的事故行为，院方在术前风险行为告知当中，只提了四种出血现象，外加DIC现象，却没有告知剖宫产要割动脉或者有动脉破裂的风险，血的来源都是血管，但途径是不一样的，所以崔秀勇发生的术中子宫动脉血管破裂风险院方并未提前告知，通过双方提供的病历，可以明显看出院方篡改病历，掩饰医疗事故的行为。证人的身份系该手术的主任，也是责任主体之一，其证词不完全真实，不完全客观。本院认为，证人陈述的部分内容为其在医学范畴对患者病情所做的判断，具有主观性，故仅对证人证言中关于手术过程的部分证言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崔秀勇与张某原系夫妻关系，与崔云志、李以撒原系父（母）女关系，与崔秀浙原系姐妹关系，徐长胜系崔秀浙之夫。2018年2月7日16时，孕妇崔秀勇入住哈医大五院产科待产。2018年2月11日，崔秀勇接受剖宫产手术，生产一女婴，即张钰淇。术后崔秀勇被送回病房，于当晚18时45分被确认因肺栓塞去世。张某等人经由哈医大五院病案室复制的病历中的手术记录与哈医大五院自行提交的病历中的手术记录，存在文字不一致的情形，具体为，张某等人提交的手术记录中记载：“……剪开子宫膀胱反折腹膜，见左侧子宫下段血管怒张，切开子宫下段2厘米并向两侧钝性撕开达约10厘米……子宫左侧切口血管出血迅猛，缝合困难，急请郝某主任上台，给予缝合……患者清醒，安返病房”；哈医大五院自行提交的手术记录中记载：“……剪开子宫膀胱反折腹膜，切开子宫下段2厘米并向两侧钝性撕开达约10厘米……子宫左侧切口出血迅猛，缝合困难，急请郝某主任上台，给予缝合……患者清醒，安返病房”。2018年2月13日，徐长胜出具见证书一份，表明张某提供的身份证号真实，崔秀浙为患者崔秀勇父母的授权委托人，可全权代表崔秀勇父母处理涉案医疗争议事宜。同日，张某、崔秀浙、徐长胜与哈医大五院及主治医生王安华、科室主任郝某各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大致内容为：哈医大五院一次性补偿张某等人10000元，王安华、郝某一次性补偿70000元，张某等人自行承担患者及新生儿的一切医疗费用，协议签订后医疗争议即告终结，乙方（张某等人）不会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哈医大五院）提出任何要求，或要求任何第三方追究甲方的责任，乙方不得以本协议作为其主张权利的依据。同日，张某、崔秀浙、徐长胜还签订承诺书一份，大致内容为：患者崔秀勇……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多次建议我们尸检，反复告知我们，如果拒绝尸检导致无法明确死因，无法明确责任，我们知情了解，拒绝尸检并表示由于拒绝尸检所造成后果责任自负并签字确认。坚持与医院一次性了结，并承诺今后患者家属及新生儿一切事宜与医院无任何关系。上述材料签订后，张某等人领取了80000元。2018年11月9日，张某、崔秀浙、徐长胜给哈医大五院及王安华、郝某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两份，大致内容为：2018年2月13日贵院（你们）与我们签订了关于患者崔秀勇产后死亡的补偿协议书一份，协议签订后，我们有了新的证据能够证实，该协议是在贵医院隐瞒事实的情况之下欺骗我们达成的显示公平的协议，为此通知贵医院（你们），解除我们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通知收到之日即为协议解除之日，特此通知。另，在本案原一审庭审时，法庭曾询问张某等人是否主张撤销涉案两份协议书，其回答为“不撤销”；本案庭审过程中，张某等人明确其主张为撤销涉案两份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中，张某等人虽然给哈医大五院邮寄的文件名为《解除协议通知》，但其在庭审时已明确主张为撤销涉案两份协议书，且其称主张撤销的依据为，其在原一审之后发现哈医大五院在隐瞒真实情况之下与张某等人签订了协议书；同时，其主张发现新情况的依据为，本案中双方提交的病历中，哈医大五院对其中的手术记录进行了篡改，进而推定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通过查阅本案原一审卷宗，本院认为，在原一审时，双方已各自提交了病历，其中已经存在手术记录中文字记载不一致的情况（原一审卷宗№98&№169），故此情形不属于张某等人所称的新发现情形。张某等人主张撤销涉案协议，撤销权属形成权，受一年的除斥期间调整，在本案原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法庭曾明确询问张某等人：“是否申请撤销本案签订的协议书”，其回答为：“不申请撤销”，故张某等人已在除斥期间内做出了明确表示，放弃了撤销权，撤销权已归于消灭。由于张某等人已与哈医大五院、王安华、郝某就涉案医疗行为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故双方之间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已经处理完毕，不复存在。此外，对于本案中出现的两组病历，因张某等人所提交病历亦为自哈医大五院取得，与哈医大五院自行提交的病历存在文字上的不一致，故本院推定哈医大五院存在过错；医疗损害责任属过错责任，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行为人实施了加害违法行为、受害人遭受了可救济的损害、加害行为与损害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虽然哈医大五院存在过错，但张某等人未能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该过错与崔秀勇死亡的结果间有因果关系，且其亦当庭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故综合上述全部理由，本院对张某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张钰淇、崔云志、李以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02元，由四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审判长 孙 超审判员 张雪冬审判员 付建国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魏少廷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