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民终6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阳区民欣街**。法定代表人戈俊，系公司副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芬，女，汉族，1942年9月16日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不识字，农民，，住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良巧，女，汉族，1964年6月7日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不识字，农民，，住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祥坤，男，汉族，1988年9月18日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不识字，农民，，住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祥兵，男，汉族，1990年4月6日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不识字，农民，，住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祥兴，男，汉族，1993年5月5日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不识字，农民，，住昭阳区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冯艳，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玉刚，男，汉族，1978年3月13日生，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小学文化，农民，，住昭阳区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钱玉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8）云0602民初4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法律事实是：2018年7月25日，钱玉刚驾驶云Ｃ×××**号普通客车在昭阳区向南行驶。14时38分许，当车行驶至昭通昭阳国际西北侧公厕门口处时，该车右前位置与由西向东横穿道路的行人胡吉富相撞，造成胡吉富受伤。当天，胡吉富被送至昭通市人民医院医治。2018年7月31日22时38分，胡吉富经抢救无效死亡。2018年8月31日，经昭通市公安局昭阳分局交通警察一大队作出（2018）第53060212018000058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钱玉刚、胡吉富分别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胡吉富共住院治疗六天，目前尚欠医院医疗费30315.00元。钱玉刚垫付给胡吉富医疗费9517.84元。胡吉富死亡后，钱玉刚赔偿给李文芬等丧葬费60000.00元。产生修车费3028.00元。云Ｃ×××**号小型普通客车投保于人寿财险公司，险种为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22000.00元和200000.00元。现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向法院起诉，要求钱玉刚和人寿财险公司连带赔偿因胡吉富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死亡所产生的丧葬费47844.00元、死亡赔偿金619920.00元、误工费1124.90元、护理费1124.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067.50元、交通费5000.00元、尚欠医疗费30135.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769226.80元，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0000.00元，剩余649226.80元由钱玉刚和人寿财险公司承担50%为人民币324613.40元，扣除已支付的60000.00元，剩余264613.40元。钱玉刚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需赔偿李文芬等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87958.15元。李文芬系死者胡吉富的母亲，共生育胡吉富、胡吉刚两个子女；王良巧系死者胡吉富的妻子；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系死者胡吉富的子女。原审法院认为，钱玉刚驾驶云Ｃ×××**号小型普通客车与胡吉富相撞，造成胡吉富死亡及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钱玉刚、胡吉富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钱玉刚应当对胡吉富死亡所产生的相关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一方负有交通事故责任的，由其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三）负同等责任的，承担60%；......。”因此，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钱玉刚应承担60%，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承担40%。因钱玉刚为云Ｃ×××**号小型普通客车向人寿财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和商业三者险。故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所遭受的损失应先由人寿财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险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钱玉刚和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按照上述比例分担。钱玉刚应承担的部分由人寿财险公司在商业三者责任险限额内予以赔偿。钱玉刚垫付给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的医疗费9517.84元、丧葬费60000.00元，共计69517.84元。应当由人寿财险公司退还给钱玉刚。李文芬等的精神抚慰金请求，法院酌情予以支持。李文芬等的护理费请求，因死者胡吉富在重症监护室有专业医护人员护理，该费用已经包含在医疗费中，故法院不予支持。死者胡吉富生前系农村居民，李文芬一方无充分证据证明胡吉富在城市工作、居住、生活，因此，对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主张的相关损失，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丧葬费47844.00元；2.医疗费39652.84元;3.死亡赔偿金197240.00元（9862元×20年）；4.误工费600元(6天×1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0元（100元×6天）；6.被扶养人生活费20067.50元（8027元×5年÷2）；7.交通费酌情支持1000.00元；8.精神抚慰金酌情支持10000.00元。以上损失合计人民币317004.34元，人寿财险公司在第三者强制责任险限额内赔偿120000.00元。不足部分197004.34元，由人寿财险公司承担118202.60元，由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自行承担78801.74元。钱玉刚垫付给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的69517.84元，由人寿财险公司从应付给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的赔偿款中扣划给钱玉刚。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丧葬费、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合计人民币168684.76元；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钱玉刚人民币69517.84元；三、驳回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69.00元，由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负担4029.33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负担3039.67元。宣判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的不合理赔款合计39652.84元。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在无票据证明的情况下判决赔付被上诉人医疗费错误。首先，六名被上诉人主张39652.84元的医疗费（其中被上诉人钱玉刚前期垫付9001.00元，剩余金额据死者家属单方面陈述是欠医院还未结账的费用），但是庭审却未提交医疗发票原件及住院费用清单证明，仅提供一份出具日期为2018年8月13日医院《催款单》，该出具时间离庭审时间已经间隔了4个月，这笔费用到底是因为欠费未缴清导致不能提供发票，还是后期已经通过其他途径报销所以不能提供一审法院并未进行核实，因此本案医疗费事实不清，存在重复索赔的风险。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该笔费用。二、一审法院判决赔付被上诉人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和胡祥兴交通费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李文芬并没有提供任何正式发票证明其主张，其应当自行承担不举证的后果。其次，根据被上诉人李文芬代理人的当庭证实：该费用其主张的实际内容为死者家属为死者办理丧葬事宜时往返于城乡之间产生的交通费和伙食费，根据最高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解释规定，家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相关费用已经包含在丧葬费中，故该笔费用被上诉人李文芬不应重复主张且应当自行承担不举证的后果。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该笔费用。三、一审法院判决赔付被上诉人李文芬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李文芬提交的村委会《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的形式要件。其次《证明》中所述共同抚养人两人与被上诉人李文芬诉状中的共同抚养人三人相矛盾，一审法院判决赔付被上诉人李文芬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四、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李文芬代理人在一审庭审调查结束后才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钱玉刚承担60%的赔偿责任，其提出该申请时已远超举证期限。其行为视为对权利的放弃。其次，本案中上诉人并不是侵权人，赔偿应当遵循保险合同的约定，因此在被上诉人钱玉刚与死者承担同等责任的情况下，上诉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只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60%的赔偿责任错误。五、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李文芬精神抚慰金错误。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或是残疾赔偿金，已经内含了精神损害的赔偿的内容，故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一概不予支持。所以根据该条规定精神抚慰金被上诉人李文芬不应重复主张。其次，死者和钱玉刚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故不存在哪一方需额外赔偿另一方。最后，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同样不能脱离保险合同依法享有的法律约束力，精神抚慰金不属于保险责任，精神抚慰金的赔偿主体应当是直接侵权人钱玉刚，而不是上诉人。六、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错误。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诉讼费并不属于保险责任，一审法院应当尊重保险合同依法享有的法律约束力，诉讼费应当由被上诉人李文芬和被上诉人钱玉刚承担，而不是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答辩认为：死者胡吉富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事故发生前连续生活居住在城镇满一年，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对于一审计算的其余赔偿数额正确。被上诉人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的委托代理人提出与上述意见一致的代理意见。被上诉人钱玉刚未作书面答辩。在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仅对计算赔偿的费用有异议，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审法院对各方的责任划分是否恰当。原审法院因胡吉富死亡而计算的医疗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是否正确，对诉讼费的判决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原审法院对各方的责任划分是否恰当，因胡吉富死亡而计算的医疗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的损失额认定是否正确，对诉讼费的判决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关于责任划分问题。公安部门认定的同等责任，最终责任承担并不一定同等，要区别两种类型，一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二是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原审对于超出交强险部分按机动车一方承担60%的责任已符合《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责任划分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应当各承担50%的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医疗费的问题。被上诉人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在一审诉讼中提交了昭通市人民医院的《医药费用催款通知书》，该催款通知中盖有昭通市人民医院外四科印章，它能证明胡吉富在该院住院抢救所支出的医疗费和尚欠医院医疗费的数额，原审采信该证据认定医疗费用并无不当，而且上诉人作为保险人一方，对于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本身具有核实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失的责任，而上诉人未提交证据推翻胡吉富医疗费催款通知书，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交通费的问题。虽然没有交通费发票，但胡吉富发生交通事故送往医院救治，其亲属为护理看望安葬胡吉富而需要支出交通费的事实客观存在，原审酌情支持1000.00元交通费符合日常生活规则，亦符合案件实情，上诉人对此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在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李文芬、王良巧、胡祥坤、胡祥兵、胡祥兴提交了李文芬的户籍登记和北闸镇箐门村民委员会证明，能证明李文芬与死者胡吉富是母子关系，李文芬生育两个子女，李文芬已年老需要赡养的事实，原审计算李文芬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李文芬诉状中称对李文芬赡养的是三个人，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按两人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精神抚慰金的问题。胡吉富还属于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其的死亡必然给其家人代来精神上的打击和收入上的减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家人精神上的抚慰，而死亡赔偿金则是对财产方面减少损失的赔偿，两者不是同一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因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一定的精神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虽然直接的侵权人是钱玉刚，但因交强险中已约定可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故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以在交强险中先行赔付，上诉人认为赔偿了死亡赔偿金就不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应由直接侵权人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诉讼费用的承担，“谁败诉，谁承担”是诉讼费用的承担原则，本案上诉人未按保险合同约定履行赔偿义务，导致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上诉人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原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对实体判决后，对诉讼费用进行分担，符合法律规定，判决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69.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自送达之日起生效。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王荣祥审判员  宋明涛审判员  戴红梅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董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