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初9号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第1幢1层102号房、2层201号房、3层302号房。负责人：潘秉衡，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培豪，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碧文，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皋市如皋港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金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珠，女，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安琴，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海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RM1902-3，19/F，HONGKONGPLAZA，188CONNAUGHTROADWESTHK。被告：华海（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HUAHAI(SINGAPORE)PTE.LTD]。注册办公地址：8SHENTONWAY#12-02AXATOWERSINGAPORE(068811)。第三人：莱州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莱州市三山岛特别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张树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江，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秀玲，山东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诉被告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公司）、华海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HUAHAI(SINGAPORE)PTE.LTD]（以下简称华海新加坡公司）、第三人莱州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工商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培豪、梁碧文，被告南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珠，第三人莱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万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华海香港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被告华海新加坡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工商银行在向本院起诉后，多次变更其诉讼请求及提出追加当事人申请，直至开庭当天，其明确撤回将广西泛华能源有限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并明确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采纳，不再另行出具裁定书。原告明确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南通公司、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清偿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8609万元（本案涉及币种均为人民币，下同）及至清偿全部本金日止的利息，以上欠息暂计至2017年11月28日止为6411487.181元，从2017年11月28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的罚息、复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付；2.判令原告对抵押物江苏省南通市如皋港××开发区的码头享有抵押权，南通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原告有权处分抵押物并优先受偿；3.判令原告对质押物莱州公司25%的股权、华海香港公司100%的股权、华海新加坡公司100%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公告费等）。事实和理由：（一）借款合同：2014年11月11日，原告与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艺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借字第8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艺公司向原告借款3亿383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可一次或多次提清，借款利率为相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二)抵押合同：2014年9月29日，原告与南通公司签订编号：工行广州花城支行2014年抵字第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南通公司以其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皋港××开发区的码头作抵押，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中艺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与原告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担保。(三)质押合同：1.2014年8月30日，原告与中艺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76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中艺公司以其占有的广西泛华能源有限公司49％的股权，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其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与原告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质押担保。2.2014年8月30日，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7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华海新加坡公司以其占莱州公司25％的股权，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质押担保。3.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中艺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0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中艺公司以其占华海香港公司100%的股权，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其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内与原告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质押担保。4.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中艺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中艺公司以其占华海新加坡公司100%的股权，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其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与原告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质押担保。(四)保证合同：1.2014年9月29日，原告与南通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南通公司作为担保人，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华海香港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华海香港公司作为担保人，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7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华海新加坡公司作为担保人，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2014年11月1日，原告与南通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南通公司作为担保人，在18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7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以上合同签订后，原告向中艺公司发放了4笔贷款，金额分别为1亿2589万元、5263万元、3922万元和8609万元。2016年10月28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珠中法民二破(预)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及(2016)粤04破1号决定书，裁定受理中艺公司的重整申请。其中，经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复核确认，南通公司对中艺公司的债权总额为83803045.29元。鉴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特提起本案诉讼。另，在开庭过程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1.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本金为8609万元，借款起始时间从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11月5日，在借款期内没有还过本金，有还过利息，2015年9月21日前的利息已经还清，从该日起欠息；利息是以8609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11月5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罚息是以8609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基准利率6.525%上浮50%为9.78%计算；复利是以上述利息与罚息为基数，从2015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所有利息之日止，按基准利率6.525%上浮50%为9.78%计算；放款当日年利率为6%，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发生调整。2.第二项诉讼请求系指对涉案码头的使用权及岸线的使用权享有抵押权。被告南通公司答辩称，一、原告就涉案码头抵押未办理登记手续，抵押权未生效。码头属于不动产，为土地附着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180、187条规定，应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因原告的码头抵押未在法定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故抵押权未生效。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公示方法需要法律作出规定，法律未确定港口局为码头物权设立的登记机关，所以原告在港口局的备案行为不产生物权设立的效果，依据港口局自身对于备案行为的说明，港口局对于抵押信息的备案仅是用于对港口设施状况的了解，不产生抵押的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故码头抵押应在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根据南通市发改委、司法局、国土局、水利局、法制办、港务局、沿江办、海事局、长航南通公安分局、人民银行、银监局发布的《关于协调沿江沿海码头等资产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依附于沿江、沿海岸线的码头、船台、船坞等固定资产可以办理抵押，银企双方签订抵押合同后到港务局领取《南通市港口设施抵押备案表》，填制抵押资产明细及贷款价，以及拟设定抵押的银行，港务局合法性审查后，在港务局网站公开抵押信息。银企双方持南通市港务局的备案表及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到公证处进行抵押公证登记，公证处对上述手续的完备性、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后，办理抵押公证登记。因此，码头抵押登记的机构是在公证处，涉案码头原告并未与南通公司办理任何抵押公证登记，抵押未生效。二、南通公司已将码头抵押给中国银行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南通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前述银行的抵押手续均根据法律和南通市规定，在南通市港口管理局进行备案后，在南通市公证处办理了码头的抵押公证登记，产生对抗第三人效力，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优先未登记的，故即便原告抵押有效，中国银行南通支行和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对于码头的清偿顺序仍然优先于原告。三、借款人为中艺公司，其已经破产重整，利息计算至破产裁定受理日，主债权数额已确定，担保债权利息等也应停止计算至破产裁定受理日。南通公司与原告签订的抵押合同内并没有涉及岸线使用权的抵押。庭后，南通公司补充以下答辩意见：一、本案借款用途为“新贷偿还旧贷”，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并不知道借款用途为偿还旧贷，保证人依法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货，除保证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本案主合同为典型的“以新贷偿还旧贷”。原告提供的2014年11月11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一条“借款用途”约定：“本条项下借款用于下列用途，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将借款挪作他用，贷款人有权监督款项的使用。借款用途：置换存量贸易融资。”原告提供的2014年11月17日《借款凭证》中用途为“置换存量贸易融资”。上述证据表明，涉案主合同中的借款用途为用新贷款偿还存量贸易旧贷款，即典型的担保法解释中规定的“新贷偿还旧贷”，相关新贷资金并未实际用于主债务人的生产经营。(二)南通公司并非旧贷款的担保人，其在提供保证担保时根本不清楚涉案新贷款的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原告提供的与南通公司于2014年9月29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被保证的主债权”第1.1条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4160000000元(大写：肆拾壹亿陆仟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中艺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以上债权基于甲方为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核定的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20亿元及债项授信额度人民币21.6亿元办理)，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原告提供的与南通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1条进行了同样的约定。原告提供的南通公司2014年11月《董事会决议》内容为“经各董事共同协商，一致同意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在人民币1800000000(大写：壹拾捌亿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申请办理本外币流动资金借款、信用证、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类保函等各项信贷业务时，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从保证合同及董事会决议形成的时间及内容来看，南通公司根本不清楚涉案新贷款是用于偿还旧贷款，具体理由如下：1.从形成时间来看，最高额保证合同形成的时间为2014年9月29日及2014年11月1日，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时间为2014年11月11日。即使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时有效，该两份保证合同均形成于主合同之前。也就是说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清楚后面资金借款的用途。2.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关保证范围也都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性贷款，并没有约定保证人愿意为偿还旧贷的新贷款提供保证担保。3.南通公司董事会决议也能说明董事会根本不清楚涉案新贷款用于偿还旧贷。由于主债务人中艺公司当时资金非常紧张，南通公司董事会成员完全以为原告将为主债务人注入新的贷款资金从而盘活中艺公司。从上述董事会决议内容来看，其担保范围完全是为主债务人中艺公司生产经营性资金提供的保证担保。因此，涉案贷款用途为归还旧贷款，南通公司在提供保证担保时根本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前述贷款用途，南通公司亦未对旧贷款提供过任何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南通公司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二、进一步讲，南通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原告的举证，对涉案贷款，除了董事会决议外，并没有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决议与股东会决议分属两类不同权力机构的决议，董事会决议仅代表董事个人，并不代表股东的意思表示。因此，在仅有董事会决议的情况下，并不能说明股东会就涉案贷款同意提供保证担保形成过决议。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既然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原告主张担保合同对南通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的，应当不予支持。三、本案码头抵押未经公证、不产生抵押效力。(一)法律法规规定码头不动产作为其他财产的一种应当在公证部门登记生效。《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担保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的，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司法部《公证机构办理抵押登记办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财产”包括下列内容：(一)个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非企业组织所有的机械设备、牲畜等生产资料；(二)位于农村的个人私有房产；(三)个人所有的家具、家用电器、金银珠宝及其制品等生活资料；(四)其他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外的财产。当事人以前款规定的财产抵押的，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为登记部门，公证机构办理登记适用本办法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码头作为不动产为土地附着物，应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码头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其他财产，登记部门应当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故码头抵押应在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办理登记手续。(二)港口局并非法定的码头抵押登记机关，在港口局的备案行为如未经公证，抵押未生效。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公示方法需要法律作出规定，法律未确定港口局为码头物权设立的登记机关，所以原告在港口局的备案行为不产生物权设立的效果。(三)码头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要求码头需要公证抵押。根据南通市发改委、司法局、国土局、水利局、法制办、港务局、沿江办、海事局、长航南通公安分局、人民银行、银监局《关于协调沿江沿海码头等资产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的规定，码头抵押登记的机构是在公证处，原告并未与南通公司办理涉案码头的任何抵押公证登记，抵押未生效。因此，码头的抵押登记机关为公证处，本案中因原告的码头抵押未在法定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故抵押权未生效。综上，涉案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保证人并不清楚前述用途，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南通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涉案保证担保未能经南通公司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法规定，该担保合同对南通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涉案码头未经公证处抵押登记，根据物权法及担保法等规定，依法不产生抵押登记法律效力。据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华海香港公司书面答辩称，一、至2018年11月19止，华海香港公司并未收到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正本。二、截止2018年11月19日，华海香港公司尚未收到关于本案的质证材料。三、原告就涉案股权抵押未办理登记手续，抵押权未生效。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因原告的股权抵押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故抵押权未生效。四、根据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粤04破1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粤04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原告对债务人中艺公司的所有债权在此两份裁定书中已依法得到确认。根据中艺公司管理人出具的《中艺华海债权受偿付款情况说明》，原告对债务人的所有债权在实际的破产重组进程中，也依法得到全部清偿，主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完结，因此原告无需对相同的债权做重复的诉讼。据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莱州公司陈述称，1.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如需依法办理抵押合同质押登记的，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五日内办理登记。原告没有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没有提交股权出质登记证明，我方到莱州市工商局（现更名为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得知原告没有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以其它股权出质的，质权人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原告和华海新加坡公司没有到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所以其股权质押没有成立，原告依法没有优先受偿权。3.华海新加坡公司作为莱州公司的股东，应当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权质押应当经过其它股东的书面同意，华海新加坡公司进行股权质押从来未经过其它股东的同意，所以我方不认可。综上所述，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之间的股权质押不成立，原告依法没有取得质权，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被告华海新加坡公司未向本院发表答辩意见。原告工商银行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并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借字第89号），拟证明原告与中艺公司的借款权利义务关系；2.《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工行广州花城支行2014年抵字第36号），拟证明原告与南通公司的抵押权利义务关系；3.《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76号），拟证明原告与中艺公司的质押权利义务关系；4.《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78号），拟证明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的质押权利义务关系；5.《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0号），拟证明原告与中艺公司的质押权利义务关系；6.《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1号），拟证明原告与中艺公司的质押权利义务关系；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9号），拟证明原告与南通公司的保证权利义务关系；8.《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67号），拟证明原告与华海香港公司的保证权利义务关系；9.《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72号），拟证明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的保证权利义务关系；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0号），拟证明原告与南通公司的保证权利义务关系；11.中国工商银行借款凭证，拟证明原告曾向中艺公司发放其中一笔借款的情况；12.本金利息明细表，拟证明中艺公司欠原告本金利息情况；13.如皋市港口企业港口设施备案表，拟证明原告对南通公司的抵押权登记备案情况；14.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二破（预）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15.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4破1号、（2016）粤04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2016）粤04破1号决定书，拟证明中艺公司破产重整及债权情况及原告在中艺公司重整计划中受偿的金额；16.（2017）粤广广州第063070、182515、182516、182517、202904号催收公证书，拟证明原告多次催促南通公司、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履行担保责任；17.复函，拟证明南通公司曾收到原告的催收通知并进行回复；18.南通公司董事会决议（抵押）、南通公司董事会决议（保证）、华海新加坡公司董事会决议（保证）、华海香港公司董事会决议（保证），拟证明南通公司、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的担保行为已经过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19.计息明细说明、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凭证、关于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最新进展情况说明以及扣收账户资金还贷证明材料，拟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南通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3-6、8、9、11、12、14、15、17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以下简称三性）均不予确认，因为与我方没有关系；对证据2、7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10的三性均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证据7有重复，证据7的原件对方应当退还给我方，但对方一直没有退还；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依法取得抵押权；证据16中我方只收到催款函，没有公证书，因此对该公证书的三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8中的我方的董事会决议予以确认，其他内容与我方无关，该证据中提交了两份董事会决议，其中一份应当退还给我司的，但对方没有退还作废；对证据19，1.涉案8609万元的借款利息计算明细、原告自书的关于破产重整情况的说明、原告内部机构两份《扣手账户资金还贷证明》是原告自行制作，对三性不予认可；2.对涉案8609万元的借款凭证、33672万贷款电子凭证、原告从破产案件中分配到的9606.4327万元还款凭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认可原告举证的证明目的；3.南通公司对中艺公司办理过涉案8609万元贷款一事没有异议，但该贷款并没有实际到中艺公司账户并被其实际经营使用，该资金的用途是“借新还旧”，这可从8609万元借款借据上备注认为“到期批量扣款”、“定向受托标志”等看出。南通公司作为保证人并不清楚该资金用于“借新还旧”，保证人依法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4.原告认为从破产管理人处分配到的96064327余元的资金认为是归还的其余33672万元贷款，并非归还涉案部分贷款，我方不能认可前述原告观点。我方认为涉案贷款本息余额应当扣除从管理人处获得的13%部分，理由如下：（1）原告提供的内部机构划分的还款证明仅是其内部对破产案件或的分配的款项自行进行的划分，并不具备对外的法律效力；（2）原告已将所有债权向中艺公司破产管理人进行了申报，管理人也就原告申报的所有债权进行了确认，其中就包括了涉案8609万元贷款。最后管理人按照所有人认可的债权的13%给原告进行了分配，债权分配原则是公平清偿，管理人在分配的时候并没有就该96064327余元进行划分并认为是就另外的33672万元贷款进行的清偿。破产重整计划的债权受偿比例为13%，意味着每一份借款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债权的清偿比例均为13%，债权人自行的账务处理行为不能对抗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因此，原告自行将获得的96064327余元自行划分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原告每笔债权的保证及担保主体、主债权的时间等均不一样，原告人为划分债权清偿本金明显对保证人不公平。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第三人莱州公司质证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18均与莱州公司没有关系，无法确认该些证据的三性；对证据19，由法院依法审核。被告南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8年第1号”《专题会议纪要》，拟证明南通市范围内码头等资产抵押登记的具体操作流程；2.《如皋市港口企业港口设施备案表》（皋港备[2014]字第19号），拟证明原告的港口局备案行为不产生抵押权设立的效力，仅用于对企业港口设施当前状况的了解；3.《南通市港口设施信息表》（通港规信082号）、（2013）通皋证字第7号《公证书》、南通市港口管理局网站港口设施信息公示（网上打印件）、《最高额抵押合同》（2013年中银抵字CC68185-1号），拟证明南通公司已将位于如皋港区××5万吨码头抵押给中国银行南通支行，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且该抵押行为已经管理局备案、公证处抵押公证登记，抵押信息公示；4.《如皋市港口企业港口设施备案表》（皋港备[2014]字第21号）、（2014）通皋证字第20号《公证书》、《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ZD8801201400000085），拟证明南通公司将位于如皋港区××5万吨码头及其附着物等抵押给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且该抵押行为已经管理局备案、公证处抵押公证登记；5.南通公证处《证明》，拟证明南通公司抵押给中国银行南通支行的公证等级未注销，仍在有效抵押登记中；6.《关于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码透码头靠泊等级的确认意见》（皋港发[2014]40号），拟证明该码头系南通公司建造，享有使用权；如皋市港口管理局同意南通公司码头靠泊能力为50000吨级；7.《关于南通东化公司使用长江岸线水域构筑3万吨级重油码头的批复》【通长督（1998）109号】，拟证明交通部南通长江港航监督局同意南通公司在长江如皋中汉水道北岸中心河口上游100米至360米岸线水域处建设一座3万吨级重油码头；8.《关于同意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如皋重油码头投入启用的批复》【通长督交管（1999）107号】，拟证明交通部南通长江港航监督局同意南通公司如皋30000吨级重油码头正式投入启用。本案开庭后，南通公司又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编号续上）：9.中艺公司银企沟通汇报会会议纪要（2014年10月15日），拟证明主合同签订的背景及担保的背景的前提条件，根据会议上达成意见的第一点可以证明合同签订背景及担保的条件，会议纪要第四点还提到由最大的债权人即原告成立一个债委会；10.（2014）穗天法金民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判决内容中认定中艺公司与农业银行广州东城支行的诉讼，截止融资的期限是到2014年9月22日，这是中艺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11.《资金借用合同》（合同编号：FSHY-ZYHH201501209001）、《公司借款合同》，拟证明是中艺公司与佛山海源化工公司的借款合同，约定了借款的用途是为了偿还涉案的利息，资金借用合同第1条第4款，本案的利息是由第三方还的。涉案利息的支付是原告安排的，中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华并不认识佛山海源化工公司，在该合同前双方是不认识，也没有业务往来，在原告的主持下，安排了佛山海源化工公司替中艺公司还利息，因为两家是企业，就可以写明是还原告的利息，及拟证明南通公司作为涉案的被告之一，并不是像正常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是为了配合政府挽救中艺公司而作的整体行动，佛山海源化工公司的借款已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艺公司的破产裁定中确认了，所以原告提到的利息支付并非是由南通公司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南通公司认为主合同没有成立，担保合同更不应成立。对于南通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因为该证据是复印件，其在网上无法查询；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备案表不能证明我方的抵押权不成立，恰好说明我方已经去港口局对抵押权进行了抵押登记；对证据3、4的三性均不予确认，是南通公司与案外人的合同关系，我方不清楚；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8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份会议纪要我方没有看到南通公司所说的条件，即使会议纪要是真实的，也只是政府就不希望各银行起诉中艺公司，给其时间缓冲，我方不同意南通公司对会议纪要的解读；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我方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于南通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莱州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4，因为与我方无关联，我方均不予确认；对证据5-8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由于是复印件，我方对里面涉及的相关内容也不清楚；对证据10的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证据11与我方无关。第三人莱州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股权出质情况一份（复印件），拟证明质押未到当地工商局备案；2.说明三份（复印件），拟证明其他股东未同意质押股权贷款事宜；3.公司章程一份（复印件），拟证明质押约定事项，未经合营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合营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抵押、质押；4.出资情况，拟证明合资公司各方组成、出资额、股权占比；5.增资声明，拟证明持股方增资额度、占股比例；6.合同修正案，拟证明合营各方组成；7.公司合同，拟证明合营各方出资比例及额度。对于莱州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证据1是工商局打印的股权登记情况，但因为没有工商局的盖章，我方不予确认；证据2是该司股权的说明，我方不清楚，因此无法确认；证据3也无法核实，不予确认；对证据4-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保证责任应以公司盖章为准，股东之间是否同意与原告无关。对于莱州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南通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3，因为与我方无关联，我方均不予确认。对于证据4-7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华海新加坡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借款情况：2014年11月7日，原告与中艺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借字第89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中艺公司向原告借款3亿383万元，借款期限为1年；用途置换存量贸易融资；借款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其中基准利率为提款日与合同约定借款期限相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借款利率以12个月为一期，一期一调整，分段计息；一期内不论分几期提款，都按该期利率确定日所确定的当期借款利率执行，并在下一期同时调整；本合同项下的借款自实际提款日起按日计息，按季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其中日利率为年利率/360；本合同项下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11月7日之前一次或多次提请借款；本合同项下借款为担保贷款的，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担保为最高额担保的，对应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9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抵字第36号），担保人南通公司等内容。关于抵押情况：2014年9月29日，原告与南通公司签订编号工行广州花城支行2014年抵字第3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南通公司以其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如皋港××开发区的码头作抵押，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中艺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与原告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提供担保；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等内容。2014年9月29日，南通公司向如皋市港口管理局申请对其为中艺公司与原告申请贷款41亿6仟万，借款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自愿以位于如皋港××开发区5万吨级码头泊位、266米岸线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向该局申请备案，如皋市港口管理局批复同意南通公司按规定向该局申请抵押。关于质押的情况：一、2014年8月30日，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7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华海新加坡公司以其占有的莱州公司25％的股权，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质押担保；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本合同项下质物依法须办理质押登记的，双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5日内到有关登记机关办理质押登记手续；主债权存在其他担保的，不论该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自行决定实现担保的顺序，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等内容。二、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中艺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0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中艺公司以其占有的华海香港公司100%的股权，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其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内与原告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质押担保；其他内容与上述7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内容基本相同。三、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中艺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中艺公司以其占有的华海新加坡公司100%的股权，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为其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内与原告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作质押担保；其他内容与上述7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内容基本相同。关于保证的情况：一、2014年9月29日，原告与南通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南通公司作为担保人，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乙方（即保证人）陈述与保证其完全了解主合同项下债务的用途，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完全处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意思表示完全真实；对于国际国内贸易融资，乙方承认融资所依据的基础交易真实，不存在欺诈；甲方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等内容。2014年11月1日，原告与南通公司又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南通公司作为担保人，在18亿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自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7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他内容与上述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基本相同。二、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华海香港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华海香港公司作为担保人，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在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他内容与上述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基本相同。三、2014年10月30日，原告与华海新加坡公司签订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7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华海新加坡公司作为担保人，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对原告与中艺公司在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他内容与上述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基本相同。以上合同签订后，原告主张其先后向中艺公司发放了4笔贷款，分别为1亿2589万元、5263万元、3922万元和8609万元。根据原告向本院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借款凭证及业务凭证显示，原告于2014年11月17日向中艺公司发放8609万元贷款，利率为6%，还款日期为2015年11月5日，用途为置换存量贸易融资（即涉案原告主张偿还的借款）。2016年10月28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珠中法民二破（预）字第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中艺公司的重整申请。2017年4月26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4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等十四位债权人的债权。该裁定书所附的中艺公司重整债权表（复核）显示，原告有6笔债权，分别为编号0701，复核本金12589万元，复核利息9358413.82元；编号0702，复核本金5263万元，复核利息3919579.17元；编号0703，复核本金3922万元，复核利息2920879.63元；编号0704，复核本金8609万元，复核利息6411487.18元；编号0705，复核本金33672万元，复核利息25251333.75元；编号0706，复核本金470094225.8元，复核利息3450448.16元；复核确认总额为78956367.51元。原告确认其主张偿还的借款即为上述编号0704的债权。2017年11月24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4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批准《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补充草案》；二、终止中艺公司重整程序。该裁定书所附的《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前言部分第六点记载，对债权总额在30万元以下（含30万元）债权人的债权将进行全额现金清偿；对债权总额在30万元以上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比例为13%。按照上述方案清偿后未获清偿的普通债权，中艺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另，原告向本院出具《关于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最新进展情况的说明》，称上述《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及《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补充草案》的相关内容在2018年上半年基本执行完毕，其收到破产重整受偿款9606.43万元并用于冲抵33672万元借据的不良贷款本金，但担保债权部分仍在执行过程中，目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就本案作出终结裁定。另查明，2017年4月6日、2017年11月10日，原告两次向南通公司邮寄《中国工商银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催促南通公司履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9号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2017年9月28日，原告向华海香港公司邮寄《中国工商银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催促华海香港公司履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67号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同日，原告向华海新加坡公司邮寄《中国工商银行督促履行质押责任通知书》及《中国工商银行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催促华海新加坡公司履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78号质押合同的担保责任及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72号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原告对上述送达行为均向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申请办理了保全证据的公证。另查明，南通公司的股东为中艺公司及案外人香港富佳集团有限公司。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依据保证合同、质押合同、抵押合同等要求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主张对抵押物及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质押合同关系、抵押合同关系，本案属于合同纠纷，而被告华海香港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设立的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系在新加坡登记设立的公司，故本案属于涉外合同纠纷。涉案保证合同、质押合同、抵押合同均明确约定合同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确认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华海香港公司抗辩称原告的债权已经在中艺公司的破产重整程序中得到全部清偿，主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完毕，其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已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4破1号破产重整程序中向中艺公司管理人申报涉案债权，并经法院确定涉案债权本金8609万元，利息6411487.18元。同时根据《中艺华海进出口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显示，该债权的清偿比例为13%，按照该比例清偿后未获清偿的普通债权，中艺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由此可见，原告的债权并未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得到全部清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担保期间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方式及程序问题的请示〉的答复》的规定，对于债权人申报了债权，同时又起诉保证人的保证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原告申报债权后，又另行起诉华海香港公司等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故原告的起诉并未构成重复诉讼。关于南通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原告分别与南通公司签订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9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该两份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根据主合同即《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7.1、7.2条约定，该合同项下的借款为担保贷款，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抵押，合同项下对应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59号、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抵字第36号），担保人为南通公司。由此可见，涉案借款对应的保证合同为南通公司作为保证人而签订的上述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南通公司为涉案借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据此，中艺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如期还款，原告向南通公司主张权利亦未超出保证期间，且原告主张的债务本金并未超过《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务本金限额内，故原告有权要求南通公司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南通公司抗辩称其不知道涉案借款为新贷偿还旧贷，故其无须承担保证责任。首先，虽然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时间早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但中艺公司、南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华分别在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签名（含印章），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涉案借款用于置换存量贸易融资、合同项下的保证合同为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故金华在签订上述合同时理应知悉上述合同内容，但金华或南通公司从未提出异议。其次，根据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4条的约定，南通公司完全了解主合同项下债务的用途，特别是南通公司在签订该保证合同时已经知悉中艺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经营困难的情况，南通公司亦没有要求对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的用途作出特别限制。再次，南通公司在2017年4月11日向原告出具的《复函》中，南通公司称对于原告提及的借款清偿问题，该司积极研讨解决方案等，但其亦未对新贷偿还旧贷的问题提出异议。综上，南通公司抗辩称其不知道涉案借款为新贷偿还旧贷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三）南通公司抗辩称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未经其股东会决议通过，对此没有约束力。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是为公司防范风险所作的规定，实质上属于公司的内部管理规范，其内部的风险管理规定并不影响公司对外行为的效力。因此，上述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本案中，南通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在5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盖章确认，基于对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身份及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原告有理由相信上述保证是南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南通公司仅以该保证未经其股东会决议为由主张上述保证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南通公司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首先，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承诺承担保证责任的合同为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6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保字第7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根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7.2条约定，该主合同项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不包括上述保证合同。由此可见，原告作为债权人，并没有将涉案债权列入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的保证范围内。其次，《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后，且约定的借款用途为新贷还旧贷，虽然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的签约授权代表金华亦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上签名，但基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没有将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列为主合同项下的担保合同，故金华的签名亦不足以证明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知悉涉案借款的用途及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综上，原告要求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对涉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是否对涉案码头享有抵押权的问题。原告与南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1.抵押权是否有效设立。根据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南通公司同意将位于如皋港××开发区的码头抵押给原告。原告主张对涉案码头享有抵押权属于不动产物权，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我国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效力，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码头设立抵押权的登记机关作出明确的规定。涉案码头位于南通××皋区内，根据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协调沿江沿海码头等资产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可知，该会议确定南通市港务管理局为企业以沿江沿海码头等资产向金融机构融资设定抵押的申请备案管理部门，并明确设定抵押的操作要求，其中要求银企双方签订抵押合同时应约定自愿到港务局备案，并愿意在港务局网站公开抵押信息，抵押人与抵押权人持南通市港务局的《南通市港口设施抵押备案表》及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到公证处进行抵押公证登记，办理抵押公证登记，公证处在对上述手续的完备性、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后，予以抵押公证登记。本案中，原告与南通公司仅将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如皋市港口企业管理局申请了抵押备案，但并未到公证部门办理抵押公证登记，故涉案抵押登记手续并不符合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据此，原告主张对涉案码头享有抵押权，不符合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2.虽然原告主张的抵押权并未生效，但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仅导致原告未能取得相应的物权，并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根据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的约定，原告及南通公司负有共同办理抵押登记的合同义务，但双方仅在港务局办理了抵押备案手续，并未按照当地的规定办理抵押公证登记，而原告至今亦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曾要求南通公司办理抵押公证登记而南通公司拒绝办理，故原告对此存在一定的过失。其次，根据抵押担保合同的性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是抵押人最主要的合同义务，故抵押人更应主动、积极履行该合同义务。但南通公司在签订合同后怠于履行抵押公证登记的义务，且从南通公司此前曾为案外人办理过涉案码头的抵押公证登记及备案手续的情况来看，南通公司对于抵押涉案码头需要办理抵押公证登记是知悉的，但是南通公司不仅没有按照规定办理相关的手续，现又以未办理公证登记为由而主张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显然，南通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对于涉案抵押权未能有效设立，南通公司负有主要过错，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南通公司应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合本案的合同履行情况、未能设立抵押权的法律后果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南通公司应在涉案《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抵押物的价值范围内对涉案债务的7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原告是否对涉案公司股权享有质权的问题。（一）原告依据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7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主张对华海新加坡公司持有的莱州公司25％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正如上述本院关于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的论述，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7.1、7.2条约定的担保方式及最高额担保合同均不包括该7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故原告并没有将涉案债权列入7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担保范围内。其次，《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华海新加坡公司对于涉案借款属于新贷还旧贷的情况是知悉并同意提供担保。再次，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原告、华海新加坡公司并未就莱州公司25％的股权办理相关出质登记手续，故原告主张的该质权并未有效设立。综上，原告主张对莱州公司25％的股权享有质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依据其与中艺公司签订的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0号《最高额质押合同》、工行花城支行2014年质字第6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主张对中艺公司持有的华海香港公司100%的股权、华海新加坡公司100%的股权享有质权。根据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可知，原告实质上是对中艺公司的财产主张权利，争议的是原告与中艺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原告并未将中艺公司列为本案被告，而直接向华海香港公司、华海新加坡公司主张权利，显属错列被告，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债权的本金及利息的数额问题。1.根据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4破1号民事裁定及（2016）粤04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的认定，涉案借款的本金为8609万元，利息为6411487.18元，且重整计划已经明确该债权的清偿比例为13%，按照该比例清偿后未获清偿的普通债权，中艺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原告亦确认已收到按照上述重整计划分配所得的款项。据此，经过中艺公司破产重整后，原告实际未获得清偿的债权本金为8609万元×（1-13%）=7489.83万元，利息为6411487.18元×（1-13%）=5577993.85元。原告主张其受偿的金额全部用于偿还中艺公司所欠的其他债务，显然与重整计划的清偿方案不符，亦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根据上述规定，至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中艺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时，涉案的债权已经确定，此时已经停止计息，故此后的利息中艺公司已无须支付。而各保证人、担保人所负的保证责任系从债务，从债务不应超过主债务的范围。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据此，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应限于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未受清偿的部分。综上，南通公司关于涉案担保的债权应以破产重整程序中确定的债权本金及利息数额，并扣除按照13%的比例受偿的款项后所剩余的数额为限的抗辩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分析，南通公司应对中艺公司的涉案借款在41亿6仟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需要在涉案抵押物的价值范围对涉案债务的70%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两种责任是基于不同的合同关系产生，但共同指向同一笔债务，而南通公司最终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数额为本金7489.83万元，利息5577993.85元，并未超过最高额保证范围，故前一种责任的清偿范围足以涵括后一种责任的清偿范围，构成责任的部分竞合。据此，本院径行判令南通公司向原告偿还本金7489.83万元，利息5577993.85元。南通公司在履行上述清偿责任后，有权依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向中艺公司追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偿还本金7489.83万元，利息5577993.85元；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4307.4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负担65560元，被告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负担438747.4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被告南通东方石油化工港储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被告华海能源（香港）有限公司、华海（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HUAHAI(SINGAPORE)PTE.LT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碧玉审 判 员  张 宾人民陪审员  陈仲杰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书 记 员  陈晓君王嘉宝易臻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