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81民初1241号 原告：台州市路桥腾扬包装厂，住所地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前七份村六区26号。 投资人：王仙青，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应卫杰，男，198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被告：蒋文元，男，197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浙江法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台州市路桥腾扬包装厂与被告应卫杰、蒋文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台州市路桥腾扬包装厂投资人王仙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被告应卫杰、蒋文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台州市路桥腾扬包装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给原告货款人民币120000元，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起，两被告向原告购买手提袋以及吊牌，双方口头约定好价格、数量等内容后，原告按照双方约定的货物送到两被告指定的地方，两被告收货后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截止2018年11月7日，两被告欠原告货款人民币120000元，后原告多次向两被告讨要货款至今无果。2018年11月8日，原告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缴纳诉讼费，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现原告重新提起诉讼。 被告应卫杰答辩称：1.诉讼主体错误，被告未向原告购买手提袋、吊牌等，仅仅是签收送货单，是履行公司职务行为，故原告买卖合同相对人错误，应是杭州博越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博越公司）；2.对原告诉请的货款金额有异议，原告提交的送货单部分非被告应卫杰签字。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应卫杰的诉请。 被告蒋文元答辩称：1.诉讼主体错误，被告并未以个人名义向原告购买过手提袋，原告系杭州博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收送货单系履行职务行为；2.对原告诉请的货款金额有异议。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支付货款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蒋文元的诉请。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2014年9月12日，被告蒋文元申请注册“喔来抱抱”商标。2017年8月11日，被告应卫杰、蒋文元与案外人徐旭设立了杭州博越公司，被告蒋文元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应卫杰系该公司股东。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原告应被告要求送货至温岭，被告蒋文元、应卫杰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货。2018年3月21日，被告应卫杰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20000元。原告曾于2018年11月8日向本院起诉两被告支付货款，因未按时缴纳诉讼费，本院裁定按原告撤回起诉处理。 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两被告是否系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认为其与两被告个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交易过程中从不知晓杭州博越公司，并提交了送货单若干份，拟证明两被告向原告购买吊牌、手提袋的事实；微信转账记录一份，拟证明被告应卫杰向原告转账20000元的事实。两被告抗辩其签收送货单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杭州博越公司，并提交了杭州博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0民终3079号判决书及该案有关材料（包括出库单、订货协议、加盟合同、银行明细）、杭州博越公司销售退货单和姚维军的银行转账明细一份，拟证明被告蒋文元系杭州博越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应卫杰为公司股东、两被告签收行为系履行职务的事实；转账记录一份，拟证明姚维军作为杭州博越公司财务向原告负责人王仙青支付30000元的事实。 对上述证据及待证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1.原告提交的送货单载明：“送货单位：喔来抱抱/欧来抱抱139××××9635”、“名称及规格：喔来抱抱手提袋/黑色织标”、“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盖有原告公章，“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被告蒋文元、应卫杰签名，两被告对其在送货单上签名并无异议。送货单中并未反映出杭州博越公司的任何信息。且商标“喔来抱抱”系被告蒋文元申请注册，虽被告抗辩“喔来抱抱”已授权杭州博越公司使用提交加盟合同，但与被告庭审中关于授权杭州博越公司独家使用的陈述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即使商标授权公司使用属实，亦为被告蒋文元与杭州博越公司内部协议，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原告披露授权信息。被告提交的杭州博越公司销售退货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亦无法证实被告抗辩主张的事实，本院亦不予采信。被告主张曾通过公司财务姚维军支付给原告30000元货款并提交了姚维军的银行转账凭证，原告质证后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两被告提交的证据载明：“王仙青，中国农业银行（6613），￥30000.00，……付款账户62×××91，……”，无法认定系姚维军与王仙青之间的转账往来，被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即使该付款记录属实，根据被告陈述，案外人姚维军作为公司财务代为签收了货款，并在2017年12月3日的送货单上签名，原告庭审中亦陈述由被告指定的人在送货单上签名，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其交易形式亦符合当地商业交往习惯。至于案外人姚维军的付款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2.工商登记信息能够证明两被告的身份情况，但无法直接证明本案中被告签收送货单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案买卖合同交易过程中均由两被告出面与原告联系订单、指定送货地点、签收送货单、支付货款（应卫杰微信支付20000元），原告有理由相信其交易对象为被告蒋文元、应卫杰个人。被告抗辩主张原告送货至杭州博越公司位于路桥区间仓库，但并未证据证实其已告知原告该地点为公司仓库，其签收货物行为系公司职务代理行为，而在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货款时，被告主张其签收行为为职务行为，对原告不负付款义务，有违诚信原则，故对两被告的上述抗辩，本院不予采信。3.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10民终3079号判决书及该案有关材料认定的相关事实亦为本案双方无争议事实，因该案原告与杭州博越公司签订定作协议，故可以认定杭州博越公司为交易相对方，但无法直接证明本案中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亦为杭州博越公司。4.关于本案买卖合同交易金额，原告依据送货单诉请两被告支付货款120000元，两被告对2017年7月8日、6月14日的送货单填写时间有异议，认为系原告事后自行填写，对2017年11月5日和12月3日的送货单的签名有异议，认为非两被告所写。本院经审查认为，庭审中原告陈述送货单上的日期、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系其自行填写后交由两被告签字，并将第二联“客户联”交予被告。关于日期颠倒的问题，原告庭审陈述“翻到哪一页填在哪一页”，因此2017年6月14日、7月8日的送货单在2018年1月8日送货单之后。从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原件（正本）来看，送货单并没有按照日期正常顺序填写，与原告陈述相互印证，而应由被告保管的送货单“客户联”，被告无法向法庭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2017年6月14日、7月8日的送货单予以认定。2017年11月5日的送货单（日期为2007年11月5日）载明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应伟杰，字迹与其他送货单上的“应卫杰”明显不同，两被告亦予以否认（2017年12月3日的送货单，被告庭审后认可为公司财务姚维军签字），但该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名称及规格”、“单价”等内容均与其他已为被告认可的送货单上的内容一致，且填写在同一本送货单据中，可以认定该两份送货单的商品亦为两被告购买。综上，原告提供的送货单等证据已经达到认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以及被告欠付货款数额等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两被告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应卫杰、蒋文元为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 本院认为，原告台州市路桥腾扬包装厂与被告蒋文元、应卫杰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主体适格，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原告已按约向被告交付货物，被告应按约及时支付货款。现原告主张两被告尚欠货款120000元，被告应及时支付，逾期应赔偿原告利息损失，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两被告抗辩其签收货物系履行职务行为，货款应由杭州博越公司负担等意见，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蒋文元、应卫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台州市路桥腾扬包装厂货款120000元，并赔偿自2019年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00元，减半收取1350元，由被告蒋文元、应卫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徐 萍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代书记员  张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