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8）辽1402行赔初3号原告杜凤秋，女，1957年11月10日生，满族，现住辽宁省兴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乐，系辽宁杨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崇洋，系辽宁杨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兴城市公安局，住所地兴城市临河大街36号。法定代表人张月林，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长财，男，1970年2月3日生，汉族，系法制大队大队长，现住兴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力武，男，汉族，1972年5月5日生，系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现住兴城市。原告杜凤秋要求被告兴城市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7月19日立案后，向被告兴城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2日、2018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杜凤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清乐、杨崇洋，被告兴城市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董长财、齐力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凤秋诉称，2013年5月14日上午，兴城市公安局温泉派出所的五名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及原告没有任何违法事实的情况下，非法强行将原告带到派出所。在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过程中，将原告右外踝骨伤害致骨折。2018年3月29日，原告的右外踝骨骨折被评定为十级伤残。赔偿义务人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并故意伤害原告，造成原告伤残。依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总计665704.56元。原告已经于2018年5月21日向赔偿义务机关的被告申请国家赔偿，2018年6月13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4条的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人身损害赔偿金665704.56元。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杜凤秋变更赔偿数额为828662.00元。原告杜凤秋向本院提交费用清单、住院病历、门诊病志及律师代理费票据。被告兴城市公安局辩称，2013年5月7日，兴城市温泉街居民杜凤秋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场所上访，杜凤秋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2013年5月9日，兴城市公安局温泉街派出所对杜凤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受理调查。5月14日，杜凤秋到温泉街道办事处上访，温泉街派出所民警王亚林、张洋洋等人到温泉街道办事处对违法嫌疑人杜凤秋进行传唤，在前往派出所车上杜凤秋辱骂民警，到达派出所后杜凤秋拒绝下车，并在车内用脚踢踹民警、车门和座椅，民警在传唤杜凤秋过程中无不当行为。杜凤秋于2013年5月14日至9月7日入住兴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外踝骨骨折。杜凤秋虽于2013年5月14日至9月7日入住兴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外踝骨骨折，但无足够证据证明杜凤秋身体损伤系由温泉派出所民警执法所为。2018年5月21日，杜凤秋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18年6月13日，兴城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作出对杜凤秋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的决定。兴城市公安局作出的该决定程序合法，决定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被告兴城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杜凤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卷宗相关材料，证明2013年5月7日，杜凤秋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去上访被处罚情况。2、杜凤秋国家赔偿申请书及提交的相关材料等，证明2018年5月21日，杜凤秋向兴城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情况。3、兴城市公安局作出不予国家赔偿决定等相关材料，证明2018年6月13日，兴城市公安局作出对杜凤秋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情况。本院调取了以下证据：一、兴城市公安局温泉街派出所的情况说明，证实2013年5月9日我所在办理杜凤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过程中杜凤秋在警车内不配合警察拒绝下警车，在警车内用脚胡乱蹬踹，造成其脚部受伤，出警民警携带出警记录仪且我院院内有固定是视频记录，后杜凤秋到市局督察部门及市纪检上访，市局督查部门和市纪检均已调取了案件卷宗和视频资料，杜凤秋又到中央巡视组进行上访，现案件卷宗和视频资料已交到中央巡视组，故无法提供案件卷宗和视频资料。二、兴城市督察大队关于杜凤秋投诉问题的调查卷宗：1、关于杜凤秋投诉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结论为温泉派出所对杜凤秋依法传唤，在其无故不接受传唤，经请示所长进行强制传唤，及对其给予行政拘留并执行。使用法律恰当，程序合法；应认定杜凤秋骨折是温泉派出所民警对其执行强制传唤过程中，杜凤秋蹬踹中磕碰造成。2、王某关于传唤杜凤秋的事情经过及纪某、张洋洋、严某、李某的访问笔录，证实传唤杜凤秋的经过。3、杨某、付志学的访问笔录，证实温泉派出所民警在温泉办事处传唤杜凤秋经过。4、杜凤秋的访问笔录，证实警车开到温泉派出所后，民警拉她下车时将其脚脖弄伤。5、杜凤秋住院病案。经庭审质证，原告杜凤秋对被告兴城市公安局的质证意见是，2013年5月7日我到北京上访是事实，北京也对我进行了训诫，但并不代表我违法，我上访是维权，训诫是一种告知和教育行为，并不是一种处罚，训诫书不能证明我在北京有违法事实。2013年5月14日，派出所民警到我家找我，说市领导给我解决问题，让我到派出所一趟，我说想解决问题到政府，我不去派出所。后民警张洋让我去办事处，我到办事处，看到王亚玲，问领导在几楼。他让我往里走，我停下来的时候，王亚玲让民警将我扔到警车里面，我就被民警拉到派出所，我从来没有骂过民警，到派出所后，我问王亚玲凭什么把我拉派出所，她说我上访了，我说我上访是维权，不是违法，王亚玲问我下车不，我说不下，她让大家动手，当时有二个警察拉我腿，我就倒地上了，有一个女警察上车把我拖起来了，另一个女警察刘岩将我右脚弄骨折了。之后她们把我扔到屋里面的铁栏里，在我出来的时候，警察刘岩在我后背踹了一脚。十分钟后，我发现我腿折了，我对张晶所长说了，他们没有人理我，之后有一个警察来对我做笔录，午后三点，张丽君要把我拘留，我说我脚折了，之后我也对张晶所长说我腿折了，有一个民警将我的电动车送到家，之后把我送到拘留所，到拘留所后，教导员问我的脚怎么肿了，我说是警察弄的，张丽君请示领导后，将我送到医院拍片，经诊断骨折。给我处理之后，警察就走了。我报110和督察大队。市领导到医院看了，让我好好养伤。我找到纪检书记，公安局给我垫付了两次医疗费，之后公安局就不管我了，说我的伤不是他们弄的。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519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600.00元，护理费13398.00元，误工费506837.00元（每天284.76元×1780天），残疾赔偿金14863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律师费3000.00元，继续治疗费40000.00元，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50000.00元，合计828662.00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被告没有提供对原告的传唤证，所以依照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应视为没有。按照被告的解释，传唤原告的原因是因为原告在北京上访，在兴城市传唤原告不属于现场发现的违法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只有当场发现的违反治安法的行为才能口头传唤。所以被告不用传唤证传唤是违法行为，视为对公安的非法拘禁行为。被告不否认原告是在被告抓原告时造成的伤害，只是辩解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是警察造成的。国家赔偿法有规定，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造成伤害的，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当日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是违法行为，无论是故意和过失伤害，都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据原告陈述，兴城公安局原来一直同意赔偿，所以温泉派出所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的伤残作了鉴定，只是因为数额达不成协议。被告的传唤证是送我到拘留所的时候签的，并不是给我的传唤手续。传唤证应该在传唤之前向被传唤人出示，在现场并没有出示传唤证，是后补的，如果被告认为传唤之前出示了传唤证，应该提供视频做证，因为在现场有录像，办案民警也有执法记录仪，应该出示记录仪的资料，如不能出示，应视为传唤当时没有出示，是后补的。被告兴城市公安局对原告杜凤秋的质证意见是，原告代理人提出公安局在2013年5月14日对原告没有出示传唤证件，在我们提供的卷宗中，有传唤和传唤手续，关于对原告进行治安处罚，原告因为这个案件应该向本案提出过诉讼，也有过结果，不应在这次诉讼中进行审理。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根据调查报告的内容和形式，足以证明调查报告事后为了应付法院临时伪造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纪某、张洋洋、严某、李某四人的访问笔录都是电脑打印的，在介绍过程一页多的记录中完全是复制粘贴的，内容完全一样，用词、标点符号都完全一样，任何人询问不同的人，都不可能形成连标点符合都一致的笔录，在结尾也是粘贴的，笔录看起来像王某自己打印的视听经过也是粘贴的，从第11行开始至第二页第六行结束，和这四人陈述的内容的标点符号、用词都完全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调查报告中被调查人王某及四人都是温泉派出所自己搞的，我不相信督查部门也这样做。第二份证明时间也是粘贴的，时间是2013年10时10分至20分结束，后来他们发现这一问题，把张洋洋笔录中的10时00分用笔改了10时20分至10时40分，再把严某10时50分至11时20分，把李某也改成13时30分。这些改动说明这些询问笔录和自述是温泉派出所临时造成的，再加上调查报告，由法院转给原告的调查报告，还是原件，也是临时造成的。调查报告中自称聘请市政法委等人，这些报告上均没有他的签字，四名民警的访问笔录没有调查人的签字。杨利东的调查报告证明几名民警说的当场给出示传唤证的说法不存在，付志学的访问笔录也能证明几名民警当场出示传唤的说法不存在，关于王某书写的事情经过第二页第六行，复制结束后，提示所有过程都是派出所视频监控下制作的，他们自己说有视频，但今天不出示，证明视频的内容是对他们不利的。兴城公安局对我的访问笔录，当时在五页以上，我都按了手印，现在没有手印，另外，日期2013年5月15日，可到结束日期是2018年5月15日，日期不是我签的。这不是我的原始证卷。卷的内容和我说的内容不一致，我提的问题上面没有，日期我写了，但这上面不是我写的。前面的日期都是以后改的。是刘海维询问的，从字迹上看是他做的笔录，但实际是另一个警察做的笔录。但笔录上的日期不是我的字迹，现在卷宗中日期是2018年日期。被告对本院调取的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根据调查报告，红章报告不一定是复印件，虽然曹春杰和赵海友没有签字，但不能否认他们没有参与调查，当时原告到市政法委投诉，三个部门联合调查的，这几个笔录中雷同的部分是事实，但不能否认这几人说的不是事实，他们看到事情一致，说到一起去也不是不可能的，杨利东和付志学没有看到传唤证，只是在笔录中没有体现，不代表工作人员在办案中没有出示传唤证，督查人员陈述2013年安的监控，不清楚，在网上看过这个录像，只是没有刻盘，看到民警在办案中没有实施违法行为，所以才出具了报告。是彭成相做的笔录。杜凤秋笔录是完整的，后面日期写2018年就是笔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杜凤秋、被告兴城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7日，原告杜凤秋到北京中南海周边上访，于当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予以训诫。2013年5月9日，兴城市公安局温泉街派出所对杜凤秋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受理调查。2013年5月14日10时左右，温泉街派出所所长张军指令副所长王某到杜凤秋家，王某接到指令后带领民警张洋洋、严某、协警纪国锋和公益岗位工作人员李某到杜凤秋家中，王某说张军所长让杜凤秋到派出所谈话，杜凤秋不去派出所，说可以去温泉办事处谈，杜凤秋就自己骑电动车大约十点四十分左右到达办事处，王某让杜凤秋去派出所，杜凤秋不同意，王某对杜凤秋说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派出所，调查其到北京上访的有关情况，民警张洋洋当即向杜凤秋出示了传唤证，杜凤秋仍不愿意去派出所，并骑电动车准备离开，王某经请示张军所长，张军说强制传唤杜凤秋到派出所，王某他们又劝了一会，杜凤秋仍不配合，王某、张洋洋、严某和协警纪某开始强制传唤，杜凤秋被强制带上警车，到派出所之后，杜凤秋坐在车上不下车，王某让张洋洋和李某将杜凤秋扶下车，杜凤秋不配合民警，后张洋洋、严某和协警多人将杜凤秋抬下车，一直抬到派出所候问室内。兴城市公安局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葫公（兴）（治）决字[2013]第37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杜凤秋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杜凤秋于2013年5月14日至2013年9月7日在兴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外踝骨折。锦州辽希司法鉴定中心受兴城市公安局温泉街派出所委托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辽希司鉴中心[2018]伤鉴字第041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杜凤秋右踝关节损伤功能丧失65.3%评定为十级伤残。2018年5月21日，原告杜凤秋向被告兴城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兴公赔决字[2018]5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内容为：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7日，兴城市温泉街居民杜凤秋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场所上访，杜凤秋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2013年5月9日，兴城市公安局温泉街派出所对杜凤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受理调查。2013年5月14日，杜凤秋到温泉街道办事处上访，温泉街派出所民警王亚林、张洋洋等人到温泉办事处对违法嫌疑人杜凤秋进行传唤，在前往派出所在车上杜凤秋辱骂民警，到达派出所后杜凤秋拒绝下车，并在车内用脚踢踹民警、车门和座椅，民警在传唤杜凤秋过程中无不当行为。杜凤秋于2013年5月14日至9月7日入住兴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外踝骨骨折。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温泉街派出所办理的杜凤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卷宗材料，温泉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杜凤秋住院病历等材料。本机关认为：杜凤秋虽于2013年5月14日至9月7日入住兴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外踝骨骨折，但无足够证据证明杜凤秋身体损伤系由温泉派出所民警执法所为。杜凤秋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杜凤秋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原告杜凤秋不服该决定，于2018年7月19日向本院提出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行政赔偿侵权责任由五个要件构成，即：侵权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行为必须是在行使职权中发生的行为；致害行为必须是违法的；必须存在法定的损害事实，而法定的损害事实是指被损害的利益必须是合法权益；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五个构成要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均不构成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的，国家才能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被告对原告依法进行传唤的行为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原告杜凤秋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兴城市公安局对其行使职权过程中造成身体伤害或者其他违法行为，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与其主张的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对其损害进行赔偿的诉求，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杜凤秋要求被告兴城市公安局赔偿828662.00元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荀巍巍人民陪审员  王 鑫人民陪审员  吴宇婷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李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