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223民初149号原告：乌某，女，1957年9月1日出生，群众，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原告：牧某，男，1980年9月1日出生，群众，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达某，系原告乌某之子，原告牧某之兄。原告：达某，男，1974年9月1日出生，群众，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某，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包某，女，1960年12月25日出生，群众，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内蒙古信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乌某、达某、牧某与被告包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达某（原告乌某、牧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阿某、被告包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的5365亩草牧场；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8年，原告乌某的父亲扎那（已故）及三原告共同从达茂联合旗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承包经营了5365亩草牧场。1995年10月25日，原告乌某与被告包某的丈夫康喜明签订《卖房协议》，将自己位于达茂旗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的房屋卖给了康喜明，但并未将5365亩草牧场转让给康喜明或被告包某。2011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乌某通过诉讼途径，最终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包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乌某与康喜明间的草场转让协议无效。2013年11月10日，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召开牧民代表会议，经讨论决定，依法解除了其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关于涉案草牧场的承包合同，被告至今也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的该处理决定已生效。2015年3月12日，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依法与原告达某签订了5365亩草牧场的承包合同，将涉案的5365亩草牧场承包给了原告一家，原告方已对该草牧场享有排他的承包经营权。后经另一轮行政诉讼，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现持有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在这种情形下，被告仍然继续侵占属于原告的5365亩草牧场，拒不返还的行为是对原告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的严重侵害。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包某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一、本案争议草场使用权登记在被告名下，由被告合法享有，与原告无关。被告所举证据《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达茂联合旗牧区禁牧合同书》、达茂旗政府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包头市政府包府复决书[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行终644号《行政裁定书》完全能够证明：1999年10月1日，以被告为户主的家庭与发包人嘎查就诉争草场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双方建立了承包合同关系，该承包合同签订主体合法，内容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完全合法有效的。被告一家从签订承包合同之日起就取得了诉争草场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的第二轮草场承包经营权，达茂旗政府为原告颁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对被告一家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该证合法有效。2008年4月2日，被告一家与发包人嘎查签订了《达茂联合旗牧区禁牧合同书》。2016年12月22日，达茂旗政府作出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确认本案争议草场的承包经营权由被告享有。原告不服，向包头市政府申请复议，包头市政府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包府复决书[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该《意见》。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该《意见》正确，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仍不服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内行终644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该《意见》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嘎查的会议记录、处理意见、镇政府的批复以及原告与嘎查于2015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均已被达茂旗人民法院（2014)达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2016）内0223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包某与嘎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书系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30年，从1997年5月1日至2027年5月1日，为了保障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在这30年间，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非经法定程序，均无权擅自撤销、解除、终止该合同。作为发包方的嘎查也无权擅自收回发包给被告包某的土地。本案中，被告所在嘎查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无权撤销与被告包某签订的合同，只有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才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撤销，因此，该嘎查召开大会决定撤销被告包某与其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是严重违法的，其作出的处理意见是无效行为，而镇政府依据该处理意见所作出的批复是完全不合法的。因此原告所举的上述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出示的2015年其与嘎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更是严重违法的。该合同是在嘎查、镇政府上述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显然也是一个严重违法的合同，况且该合同也未经过承包经营合同主管部门的审核，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被告包某与嘎查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在嘎查未与被告包某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嘎查与原告签订承包经营合同显然不合法；二、原告对草场的转让行为是两个家庭承包户之间的转让，并非两个个人之间的转让，原告与除康喜明之外被告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草场转让协议仍合法有效。被告所举证据《卖房协议书》、达茂旗法院（2016）内0223行初8号行政诉讼案件庭审笔录、《介绍信》、草牧场使用证登记表、达茂旗法院2002达民初字第251号民事调解书及收据能够证明：1995年原告与被告丈夫康喜明签订了卖房协议，将原告一家在一轮承包期间使用的争议草牧场转让给被告一家。双方对草场的转让行为是两个家庭承包户之间的转让，并非两个个人之间的转让。对这一事实原告也在以前的行政诉讼庭审中予以认可。该转让行为事后也得到了发包人嘎查、当地苏木政府、草原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1999年4月30日，经发包人嘎查以及苏木政府同意，草监局将争议草场登记在被告一家名下。此后，在达茂旗法院主持下，原告与被告一家达成协议，确认争议草场转让给被告一家，由被告一家使用，被告一家补偿原告6000元，该协议已于2006年履行完毕。原告、被告、达茂旗政府、达茂旗草监局均于2016年行政诉讼案件中认可草场转让是以家庭户为单位转让的，并不是以康喜明个人为单位进行转让的。虽然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包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告与康喜明间的草场转让协议无效，但并未确认原告与除康喜明之外被告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草场转让协议无效，也就是说，原告与除康喜明之外被告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草场转让协议仍合法有效。被告于1984年从外地来到嘎查，由于错过了一轮土地承包，嘎查当时草地已承包到户，无草地可供分配，被告一家未分到任何土地。1995年，鉴于当时草场经营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且还需要缴纳税费，原告一家举家搬迁也无法再经营草场，才将房屋及草场转让给被告一家。此后，被告一家一直经营管理争议草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防止草场被破坏，在草场上设置了网围栏，并及时对损坏的网围栏进行修补。2008年国家实行禁牧政策后，相关补贴也一直由被告一家领取，一直到2013年。此后由于原告与被告就争议草场发生争议，政府停发了补贴；三、原告请求撤销被告承包经营权证的诉求被包头市人民法院生效终审裁定驳回。原告曾起诉要求撤销达茂旗政府为被告颁发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在充分考虑（2012）包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的情况下，以（2012）包行终字第3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在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作出的（2012）包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原告在康喜明未返还财产的情况下便应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而直到2019年才起诉，远远超出了二年的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三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达茂旗人民法院（2011）达民初字第40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包民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乌某与被告的丈夫康喜明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原告没有将涉案的5365亩草牧场转让给被告或被告丈夫康喜明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对草场的转让行为是两个家庭承包户之间的转让，并非两个个人之间的转让，原告与除康喜明之外被告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草场转让协议仍合法有效。本院认为，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为法院生效判决书，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2.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行终644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本案被告现持有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被告质证称，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是原告对高院裁定书的误解。本院认为，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为法院生效裁定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3.2013年11月10日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关于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及会议记录复印件，欲证明2013年11月10日，涉案草牧场所有人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依法撤销了与被告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因为该证据全部被确认违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也是（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4.原告达某与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依法签订的涉案5365亩草牧场承包经营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本案原告对涉案5365亩草牧场拥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被告的行为是对原告草牧场经营权侵权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一、草牧场经营权承包合同与土地承包合同一样，没有见证机关的章，只有加盖见证机关公章，合同才能生效。承包合同是第二轮承包合同，是30年不变的合同；二、无论是草场，牧场，都要由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造册。而且颁发经营权证，其权属归属应以不动产登记和产权证书为准。本院认为，该证据的内容也是（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1.《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达茂联合旗牧区禁牧合同书》、达茂旗政府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包头市政府包府复决书[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内行终644号《行政裁定书》，欲证明1999年10月1日，以被告为户主的家庭与发包人嘎查就诉争草场签订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双方建立了承包合同关系，该承包合同签订主体合法，内容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是完全合法有效的。被告一家从签订承包合同之日起就取得了诉争草场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的第二轮草场承包经营权，达茂旗政府为被告颁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对被告一家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该证合法有效。2008年4月2日，被告一家与发包人嘎查签订了《达茂联合旗牧区禁牧合同书》。2016年12月22日，达茂旗政府作出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确认本案争议草场的承包经营权由被告享有。原告不服，向包头市政府申请复议，包头市政府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包府复决字[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该意见。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该意见正确，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仍不服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内行终644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该意见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质证称，2013年11月10日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召开牧民大会已经解除撤销了承包合同书，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其拥有对涉案草场具有合法经营权。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2.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包行终字第31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曾起诉要求撤销达茂旗政府为被告颁发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在充分考虑了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包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的情况下，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质证称，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裁定是驳回了起诉，不是驳回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为法院生效的裁定书，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3.《卖房协议书》、达茂旗法院（2016）内0223行初8号行政诉讼案件庭审笔录、介绍信、草牧场使用登记表、达茂旗法院（2002）达民初字第251号《民事调解书》及收据，欲证明1995年原告与被告丈夫康喜明签订了卖房协议，将原告一家在一轮承包期间使用的争议草牧场转让给被告一家。双方对草场的转让行为是两个家庭承包户之间的转让，并非两个个人之间的转让。对这一事实原告也在以前的行政诉讼庭审中予以认可。该转让行为事后也得到了发包人嘎查、当地苏木政府、草原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1999年4月30日，经发包人嘎查以及苏木政府同意，草监局将争议草场登记在被告一家名下。此后，在达茂旗法院主持下，原告与被告一家达成协议，确认争议草场转让给被告一家，由被告一家使用，被告一家补偿原告6000元，该协议已于2006年履行完毕。原告、被告、达茂旗政府、达茂旗草监局均于2016年行政诉讼案件中认可草场转让是以家庭户为单位转让的，并不是以康喜明个人为单位进行转让的。虽然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包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告与康喜明之间的草场转让协议无效，但并未确认原告与除康喜明之外被告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草场转让协议无效，也就是说，原告与除康喜明之外被告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草场转让协议仍合法有效。原告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庭审笔录的摘要，不能证明被告欲证明的问题。达茂旗法院（2002）达民初字第251号《民事调解书》已经被撤销，没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予以采信；4.（2014）达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2016）内0223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欲证明原告提交的明安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草监局所作出的注销决定都经达茂旗人民法院确认违法，最终被撤销。原告质证称，该组证据不能证明2013年11月10日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所作出的原、被告之间的处理意见属于无效或违法的事实。从头到尾没有提到2013年11月10日嘎查的处理意见。被告没有在法定期限之内对此提出撤销之诉，嘎查的该处理意见合法有效。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8年，原告乌某一家共同承包嘎查草牧场5365亩。同年11月30日，原新宝力格苏木人民政府为其颁发草场编号为06107号的《草牧场使用证》。1995年10月25日，原告乌某与被告包某丈夫康喜明签订《卖房协议书》，康喜明系代表家庭成员签订的该《卖房协议书》，约定将原乌某的草场转让于康喜明使用，同时交付草场使用证、房产证，双方议定草场价格为2500元一次性交清。1999年4月12日，希拉朝鲁嘎查出具《介绍信》，同意将5365亩草场转让给被告包某，经新宝力格苏木人民政府在4月25日批准，4月30日达茂旗草原监理所在《达茂旗草牧场使用证登记表》上进行了变更登记。同年10月1日，被告包某与希拉朝鲁嘎查签订了《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同日，达茂旗人民政府为被告包某颁发了草场编号为06108号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2002年乌某向达茂旗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达茂旗人民法院作出（2002）达民初字第251号民事调解书，乌某在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日光嘎查和杭格牧点的5300亩草场归康喜明、包某使用；康喜明补偿乌某草场有偿转让费6000元，截止2003年6月30日按照约定已履行完毕。2009年5月20日，达茂旗人民法院以调解内容违法，决定对本案提起再审。2009年5月26日，达茂旗人民法院作出（2009）达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撤销（2002）达民初字第251号民事调解书。2011年5月24日，乌某向达茂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达茂旗人民政府为包某颁发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达茂旗人民法院以审理该行政案件应以确认乌某与包某丈夫康喜明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力为依据为由，中止案件的审理。乌某提起民事诉讼，达茂旗人民法院以包某丈夫康喜明不具备希拉朝鲁嘎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未经发包方同意为由，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包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包民一终字第30号民事判决，维持达茂旗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达茂旗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9日恢复诉讼，同年7月23日以达茂旗人民政府颁发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是建立在无效的草牧场转让协议内容之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基础违法，故撤销达茂旗人民政府为包某颁发的06108号《草原承包经营权证》。包某上诉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包行终字第31号行政裁定，以三原告2002年就已经知道达茂旗人民政府为包某颁发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2011年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为由，撤销（2011）达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裁定驳回三原告要求撤销达茂旗人民政府颁发给包某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起诉。2013年11月10日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召开牧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嘎查与包某签订的《草原承包合同书》和《草场承包经营权证》，与乌某等人签订《草场承包合同书》，并同意给其发放《草场承包经营权证》。原告提交的涉案《草场承包合同书》只有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原告达呼日巴雅尔签字，没有签证机关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2014年1月11日明安镇人民政府作出明政发﹝2014﹞9号文件《关于包某与乌某（原扎那）草场纠纷的决定》，同意希拉朝鲁嘎查委员会《关于包某与乌某（原扎那）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包某不服该处理意见，向达茂旗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达茂旗人民政府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明安镇人民政府所作的决定。包某向达茂旗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达茂旗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4）达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认为明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超越职权，程序违法，撤销明安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明政发﹝2014﹞9号文件《关于包某与乌某（原扎那）草场纠纷的决定》，驳回包某要求恢复原有草场承包状态的诉讼请求。2015年4月6日达茂旗草原监督管理局收到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关于注销包某草场承包经营权证的申请书》，2015年12月10日达茂旗草原监督管理局下发达草监字（2015）73号《关于注销包某草场承包经营权证的决定》，包某不服向达茂旗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16年3月21日达茂旗人民政府作出（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包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达茂旗人民法院2016年7月6日作出（2016）内0223行初8号行政判决，认为包某的《草场承包经营权证》由达茂旗人民政府颁发的，达茂旗草监局无权撤销，其撤销的行政行为超越职权，程序违法，判决撤销达茂旗草原监督管理局下发达草监字（2015）73号《关于注销包某草场承包经营权证的决定》，撤销达茂旗人民政府作出的（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达茂旗人民政府根据原告乌某、被告包某的申请，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该处理意见认为，第二轮草场承包嘎查与包某之间建立了承包合同关系，签订了《草牧场承包合同书》，该合同是目前唯一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十六条规定，认为本案涉案草场的承包经营权应当由包某享有。原告乌某、达某、牧某不服向包头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包头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7日作出包府复决书[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原告乌某、达某、牧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原告乌某、达某、牧某的起诉。三原告上诉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内行终644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被告包某在第二轮草场承包中，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签订了《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并经法定程序由达茂旗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被告包某，且该证仍然有效。达茂旗人民政府依照上述《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及《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作出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确认争议草场承包经营权应当由被告包某享有。包头市人民政府作出包府复决书[2017]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达政发﹝2016﹞172号《关于明安镇希拉朝鲁嘎查牧民包某与乌某草场纠纷的处理意见》。三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2行初2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了三原告的起诉。后三原告上诉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行终644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了原裁定，因此本院认定涉案草场承包经营权归被告包某享有，而且三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涉案草场承包经营权归三原告享有，故三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三原告涉案5365亩草牧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抗辩的原告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立即返还涉案草牧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之规定，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乌某、达某、牧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三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乌某、达某、牧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逾期不提出申请，则视为自动放弃申请执行的权利。审判员 太 平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书记员 刘环宇附本案所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