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971民初31964号 原告：东莞市飞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鹤田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梁慰球，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静文，广东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婉珊，广东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重，男，汉族，1974年1月19日出生，住湖北省赤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海，广东律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娇，广东律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东莞市飞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递公司）与被告任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7日受理后，于2018年12月21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于2019年1月7日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两次庭审原告飞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静文，被告任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飞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给原告胶袋货款656790.3元及从2016年7月26日起至前述货款全部偿清时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在温州从事胶袋生意，原告向被告供应胶袋，被告收取原告货款后，未及时还款，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26日进行对账，被告确认：原告从2015年11月19日至2016年7月23日期间累计向被告供应胶袋货值合计2139563元，原告己经收取的货款金额合计1482772.7元，尚欠656790.3元至今未付,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未果。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任重辩称，一、被告系飞递公司驻温州分公司业务员。被告从未与飞递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只负责维护业务及配送货物。客户货款均直接转入飞递公司账户，被告与飞递公司账户从未有任何账目往来；二、飞递公司提供的温州对账单并非是飞递公司对被告的对账单，被告签字只是确认被告为公司对客户己配送对账单上货物。货款结算均为飞递公司财务与客户对接，被告并不知哪些货款未付；三、被告唯一一次收取货款是经公司委托并开具证明的；四、被告为飞递公司任劳任怨工作，温州分公司场地租金、人员工资、业务费用、运输费用共计约20余万元，飞递公司至今未付给被告，飞递公司起诉被告纯属想赖掉以上销售费用。 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购买快递胶袋，双方未曾签订过买卖合同。原告在本案中提供一份2016年7月26日的《温州对账单》向被告主张货款，该对账单中列表记载了日期（从2015年11月19日至2016年7月23日期间）、单号、客户名称（均为温州）、成品名称、数量、金额等，并记明了截止7月26日发货金额2139563元，截止7月26日收款金额1482772.70元，截止7月26日应收款656790.3元，被告任重在“客户签字”一栏签名确认。诉讼中，原告认为原、被告的买卖交易直至2017年6月9日，双方没有最后的结算。原告提供了案涉对账单所涉2015年11月19日至2016年7月23日的46份出货单为据，该出货单均为打印件，客户记载为“任重”，收货人处没有签收；原告还提供了2016年7月30日至2017年6月9日的37份出货单为据，该出货单客户记载为“温州分公司”，制单人、发货人均由相关人员签名，收货人处部分由被告签名确认，部分没有人员签收；原告称由于其公司成立前期手续不完善，故之前形成的送货单没有被告签收。且原告主张，从2016年7月30日至2017年6月9日，原告向被告送货共计1562733.2元，按照邮政客户1734730元转账款项的税点共为173473元，货款加上税点共计1736206.2元，但邮政客户实际转款仅为1734730元，故该部分货款的差额原告不在本案中计算，但邮政客户在2016年7月份之后支付的货款与本案无关。另，被告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要求调查原告在中国银行的银行账户从2016年7月26日其六个月内的银行流水记录。后中国银行中堂分行向本院提供了原告银行账户自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份的流水记录，反映原告在此期间收取“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温州分公司”共计1734730元。被告认为，即使被告在2016年确认温州客户尚欠原告货款656790.3元，通过上述银行转账流水应反映该货款已全部结清。 被告主张：原、被告为劳动关系，被告于2015年10月份入职原告处，被告为原告的业务员，双方未曾签订过劳动合同；被告称其在原告处任职至2016年7月26日，被告由于离职遂与原告签订了案涉对账单，2016年7月26日之后被告独立在温州帮助原告开发业务，即被告作为经销商与原告进行交易；被告对此提供了《收款委托书》、《供货基本框架协议》拟反映双方劳动关系。其中《收款委托书》由原告飞递公司盖章出具，载明：飞递公司委托其公司业务员任重到“浙江人本鞋业有限公司”收取胶袋款；《供货基本框架协议》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温州市分公司”与飞递公司签订，该合同落款的乙方委托代理人打印了任重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并由原告飞递公司在乙方处盖章确认。原告确认其盖章出具上述的《收款委托书》、《供货基本框架协议》，但原告认为其应被告要求而出具，为帮助被告向客户收款及开具发票。 又，被告主张其为原告业务员时的业务模式为：关于被告是否有与其发展的客户签订过合同，目前只有一份，其他的不清楚；关于发货送货的情况，原告向被告发货，被告在出货单中予以签收后将签收一联给回原告，然后被告个人再去送货，发货人签被告的名字，再由客户签收，客户签收的送货单再返还给原告，原告以此作为凭证主张权利。但原告认为其向被告发货后，被告没有在出货单上签收，原告根据其持有的出货单统计货款，原告不清楚被告开发什么客户，被告也没有把单据给原告。 再，关于原、被告款项的来往情况。案涉《对账单》中载明“截止7月26日收款金额1482772.70元”，原告提供了一份《收款明细》予以说明。原告在笔录中说明，该收款金额中共计1195002元为“邮政”客户的银行账户直接转账给原告，但原告称该款项是原告帮被告收取客户的款项；上述《收款明细》反映除了客户直接向原告转账的之外，还存在如下情形：1、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情形；2、原告收取邮政客户的货款后，应向被告返还利润差额的情形；3、原告为被告向客户开具发票，原告收取被告扣减税点款项的情形。被告认为其作为业务员对原告在温州地区的客户应收款进行对账确认，被告签名时未曾留意“客户签字”的字眼；且被告称《温州对账单》中的收款金额由原告财务统计，被告对此数额不太清楚，但绝大部分款项应是客户直接转账给原告，还有一小部分由原告委托被告收款后再支付给原告。另，诉讼中原告又自认被告于2016年7月29日向原告付款50000元，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货款应为606790.3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温州对账单、转账凭证、收据、送货单、出货单、账单明细表、收款通知书、增值税发票、收款明细表，有被告提供的收款委托书、供货基本框架协议书、增值税发票、出货单，本院向银行调取的原告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原告本案中明确主张其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诉请被告支付货款，但被告认为双方并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诉请被告支付买卖合同关系中的货款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的规定，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合同关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并没有签订过买卖合同，原告对所主张的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温州对账单》为据，对账单中载明的客户名称为“温州”，并非被告任重；载明了“发货金额、收款金额、应收款”等数额，并没有直接反映被告尚欠原告货款的情况；故该《温州对账单》并不能直接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又，《温州对账单》中记载了收款金额1482772.70元，诉讼中原告已确认该收款金额中的1195002元为“邮政”客户直接转账给原告，原告对此解释为是原告帮被告收取客户的款项，但原告对此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据证明，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无法采纳。而原告曾出具《收款委托书》反映原告曾委托被告收取货款，且说明被告为原告的业务员身份。由此可见，《温州对账单》所涉的交易中支付价款的买受人大部分已是原告确认的“邮政”客户，并非被告。 其次，被告认为其与原告签订了《温州对账单》的原因是被告为原告的业务员，帮原告在温州开展客户。被告对此提供了《收款委托书》、《供货基本框架协议》为据，上述证据中打印了飞递公司业务员任重的内容，并加盖了原告的公章。原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已予以确认，原告称出于帮忙为客户开具发票而形成上述证据。原告所做的解释不符合常理，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原告的诉讼主张不予采纳。因此，被告对其签订《温州对账单》的情况已做出相关解释说明，结合上述对《温州对账单》不明确内容的分析，原告所提供《温州对账单》不能直接证明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对其所主张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须进一步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 再次，原告提供《温州对账单》所记载的送货单为据，但是，该部分送货单均为打印件，没有被告签收，被告对此送货单也不予确认，因此，本院对该部分送货单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即原告也不能举证证明其已经向被告提供案涉《温州对账单》上的全部货物，该货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至被告。 另外，原告提供的《温州对账单》于2016年7月26日形成，但原告在本案中认为其与2016年7月30日至2017年6月9日向被告送货1562733.2元，并由此收取“邮政”客户1734730元。但是，根据被告申请调取的中国银行流水记录，原告向“邮政”客户收取货款1734730元是在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份之间收取的，此情况在时间上已经不能对应原告所述的直至2017年6月9日的交易情况。因此，原、被告形成《温州对账单》后原告继续向客户出货，且原告所说明由于其向客户收取的货款数额已远远大于原告提供的同时期出货单的金额，即《温州对账单》不能证明原、被告最后进行对账确认的情况。 综上，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尚欠其656790.3元货款依据不足，本院对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东莞市飞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1042.12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东莞市飞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翟静文 人民陪审员  闻锐铭 人民陪审员  陈肖飞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官嘉欣 陈雪桢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