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行终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水兴，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巧琴(系上诉人戴水兴之妻)，女，196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孔天喜、傅燕敏，浙江学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会龙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标，主任。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刘杰，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俞友根，浙江泽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晓霞，女，1947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因诉被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湖街道办事处”）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行初16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戴水兴、戴巧琴系夫妻关系，位于绍兴市××城区城东乡西庄村房屋（图号E-3-11，地号190号，建筑占地面积39.0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者系原告戴水兴。2001年7月12日，原告与第三人张晓霞签订绝卖房契1份，约定：原告自愿将上述座落于绍兴市××城区城东乡西庄村（图号E-3-11，地号190号）两层楼房1间，面积70平方米出售给第三人。双方议定上述房产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万元，第三人在7月12日前先付现金2万元，其余2万元待办好过户手续全部付清。双方同意于7月12日由原告将上述房产正式交付给第三人，并由第三人使用修缮。上述房产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费用由第三人自己承担，原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该协议由原告及第三人共同签名。后城东乡西庄村村委于2001年7月12日出具证明1份，载明：“城东乡西庄村四队村民戴水兴、戴巧琴夫妻自建楼房一间，占地面积39.05平方米，该房屋座落于西庄村后戴，地号190，现绝卖给越城区昌安街道洞桥居委会居民张晓霞，情况属实，特此证明”。2001年7月13日，绍兴市公证处出具公证书1份，载明：“出主（即两原告戴水兴、戴巧琴）有座落在绍兴市××城区城东乡××图××区××.××号，建筑占地面积39.05平方米楼屋一间，自愿绝卖给受主（即第三人张晓霞）所有。该屋东墙与高海潮共有，西墙与高建青共有，南、北二墙均属自有。双方议定屋价人民币4万元，受主于2001年7月12日付2万元，余款至办理公证后付清，出主于2001年7月12日出屋，任凭受主管业，若有产权纠纷，由出主负责，与受主无涉。”后第三人于2001年7月21日付清了全部购房款4万元，并由原告戴水兴出具收条。涉案房屋一直由第三人张晓霞居住使用。后因棚户区改造拆迁，东湖镇则水牌居委会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拆迁评估，根据第三人提交的公证书、绝卖房契、公证收费票据、数字电视“整体转换”用户受理登记表、收条、西庄村村委会证明、集体土地使用证、则水牌居委会证明等涉案房屋的权属凭证，被告与第三人于2017年8月29日签订《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1份，就相关安置补偿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时查明第三人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原户籍地为绍兴市××城区街井头24号2室，后于2004年1月19日将户籍迁至东湖镇西庄村后戴南区32号。2017年8月7日，原告以其子女已长大成人，住房紧张，为解决子女住房问题，请求确认其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协议无效而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作出（2017）浙0602民初8992号民事判决，认为涉案的绝卖房契系双方当事人当时真实意思表示，现原告以子女长大成人住房紧张为由要求主张绝卖房契无效，有违诚信原则，该判决对该意见不予采纳。但该判决同时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虽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却有违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应确认无效。原告认为涉案房屋被拆除前，其系合法所有权人，被告依法应当按照《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等规定对原告房屋进行征收，明确给予其拆迁安置和补偿方案，原告于2018年1月31日以律师函的形式向被告提出申请。2018年4月17日被告作出《答复书》，认为其已与第三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告不能对同一处房屋二次安置补偿，原告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民事权益。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的批复》的规定：由被告组织实施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安置补偿工作。涉案房屋列入被拆迁范围，被告系具体实施机关，被告应当履行拆迁安置补偿职责。关于被告根据第三人提交的买卖协议、西庄村村委会证明、公证书等材料是否可以对第三人确权补偿问题。根据《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一）项规定：“1、凡1982年12月31日前建造的房屋及“世居房”未经改建扩建的，按实际丈量面积认定。2、1983年1月1日以后建造的房屋，凭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批准的建筑面积认定。3、1983年以来违法占地所建房屋已经乡（镇）及以上政府部门处理的。按处理凭证认定。4、其他可以认定的房屋合法产权凭证。”该院认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被告对安置补偿房屋产权的认定并非仅凭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而公证书是指公证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照事实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具有特殊法律效力的司法证明书。上述涉案的公证书是根据原告及第三人的申请依据双方签订的绝卖房契及当地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依法制作的司法证明书，符合上述规定第4点的情形，可以作为安置补偿的确权依据。对于被告能否对同一处房屋作二次安置补偿问题。该院认为，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一般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此外还包括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本案上述涉案房屋被拆除前一直由第三人居住使用，对于上述补偿费除第（一）项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外，均是考虑到房屋实际使用人造成损失的补偿和奖励。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绝卖房契无效是因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房屋，买卖的不仅仅是地上建筑物，还包括相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原告将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上的农村住房转让给属于城镇居民的第三人。但该份判决同时确认涉案绝卖房契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以子女长大成人住房紧张为由要求主张绝卖房契无效，有违诚信原则。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规定可以看出农村村民在出卖住房后不仅丧失原住房宅基地使用权而且丧失申请新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故涉案绝卖房契被确认无效并不一定保留原告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综上，原告要求在被告已对涉案房屋给予第三人拆迁安置的情况下再履行对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告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上诉称：1.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对其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定职责，本案核心问题在于上诉人是否是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2017）浙0602民初8992号民事判决书、在案国土资源局地籍档案查询单否定了东湖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涉案公证书的证明力，足以证明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2.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推断出“涉案绝卖房契被确认无效并不一定保留原告对该宅基地使用权”，缺乏法律依据。该规定规制的是农村村民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并未评判农村村民出卖住房后必然丧失原住房宅基地使用权。该结论亦明显与（2017）浙0602民初8992号民事判决书相抵触，亦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无效的原则相悖。3.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将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权益补偿给原审第三人，并非阻却东湖街道办事处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职责的法定事由。有征收必有补偿。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受法律保护，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涉案房屋买卖公证书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显不符，不具有合法性。东湖街道办事处对公证书疏于审核，且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将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财产保全协助函送达东湖街道办事处，东湖街道办事处仍于2017年8月29日与原审第三人签订涉案房屋安置补偿协议并将相应补偿款全部支付给原审第三人，明显不合法。因此，东湖街道办事处以已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且原审第三人已全额领取相应补偿款为由，拒不履行涉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职责，于法无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原审第三人可作为安置对象，事实清楚。2017年8月29日，东湖街道办事处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绝卖协议公证书、村委会证明等权属证明，确定原审第三人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并与其签订相应安置补偿协议，原审第三人也已全额领取了补偿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权属证明具有法律效力，可作为确权凭证，进而认定原审第三人为房屋实际权利人，可作为安置对象，系认定事实清楚。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可通过民事诉讼另行主张，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确认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关于涉案房屋所签订的绝卖协议为无效协议，判决生效的时间最早为2017年11月10日。但此时，东湖街道办事处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安置协议早已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若上诉人认为因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绝卖协议无效而导致利益受损，应当向已全额获取补偿款的原审第三人另行主张民事权益，而非向东湖街道办事处提出重复安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张晓霞述称，约20年前，两上诉人主动要将涉案房屋卖给原审第三人，还去村委会开具了相应证明，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应该反悔。房屋买卖合同上亦载明若有产权纠纷，由出主（两上诉人）负责，与受主无涉。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0602民初899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涉案买卖合同无效，但未认定公证书无效，公证应当是有效的。 二审期间，两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三组证据：1.越城区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一份，拟证明2017年9月1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要求被上诉人协助执行冻结涉案房屋的拆迁款，被上诉人表示已协助查封；2.绍兴市越城区则水牌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租房协议书各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出卖涉案房屋后无房居住，自2008年起向村委会租房的事实；3.户主为戴水兴的户口本1份，拟证明戴水兴户是4人，安置人口为5人。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系本案适格被告，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中，《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一）项规定：“被征收房屋产权按以下原则认定：1.凡1982年12月31日前建造的房屋及“世居房”未经改建扩建的，按实际丈量面积认定。2.1983年1月1日以后建造的房屋，凭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批准的建筑面积认定。3.1983年以来违法占地所建房屋已经乡（镇）及以上政府部门处理的。按处理凭证认定。4.其他可以认定的房屋合法产权凭证。”显然，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在涉案棚户区改造中对被征收房屋进行产权认定，并非仅限于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根据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公证书》，证实了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将涉案房屋于2001年7月绝卖予被上诉人张晓霞的事实。涉案房屋亦一直由被上诉人张晓霞居住，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对上述事实亦无异议。鉴于根据《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第一条“实施区域范围：东湖镇则水牌区域范围内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之规定，涉案棚户区改造对象为房屋，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将涉案房屋确权予被上诉人张晓霞，并未与《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第四条第（一）项第4目之规定相悖。本案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的一审诉请为判令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对涉案房屋依照《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高层集聚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给予其俩安置补偿。虽然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在上述《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作出了(2017)浙0602民初89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与被上诉人张晓霞之间于2001年7月12日签订的绝卖屋契无效。但该判决明确，涉案绝卖屋契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以子女长大成人住房紧张为由要求主张绝卖屋契无效，有违诚信原则。故在被上诉人东湖街道办事处就涉案房屋与被上诉人张晓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的前提下，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即使想通过法律途径取得涉案房屋的补偿款，亦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来实现。 综上，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戴水兴、戴巧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王 建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张亚彬 书记员何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