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181民初4771号 原告：刘银芬，男，汉族，1981年3月6日生，丹阳市人，住丹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良军，丹阳市运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丹阳市人民医院，组织机构代码:46877831-X。 住所地:丹阳市新民路。 法定代表人：林翼金，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汪，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翠妮，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银芬与被告丹阳市人民医院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汤春迩于2017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7年8月14日，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银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良军、被告丹阳市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汪、陶翠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银芬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42047.41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2日，原告入住被告处行引产术，同年2月5日，在手术过程中导致子宫破裂，被迫当即暂停手术。同年2月9日，在被告的安排下再次进行清宫术。次日，被告不顾原告肚子疼痛强行要求原告出院，之后，原告一直不适，多处寻医。同年3月14日，原告二次入住被告处行引产术，同年3月19日进行手术后，原告仍然持续出现多处不适，在原告丈夫与被告方多次交涉后，被告自愿出资2万元，让原告暂不办理出院手续到其他医院诊治。同年6月20日，原告入住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在该院行陈旧性子宫破裂修补术，现导致原告终身不能再孕，至此，原告身心遭到难以言表的打击和摧残，为此，原告曾于2016年12月29日函告被告方，要求给予答复，被告方不予正面答复，最后告知原告通过诉讼解决。根据以上事实，依照侵权责任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丹阳市人民医院辩称：一、治疗经过：原告因停经4个月有余，要求终止妊娠于2016年2月2日入住本院妇科。原告曾于2005年7月在外院行剖宫产术，入本院妇科检查为子宫增大如孕4月余大小，入院诊断为“G3P1孕18＋5周终止妊娠，疤痕子宫”拟引产术。各项检查无利凡诺尔引产术禁忌，术前详细告知利凡诺尔引产术可能出现的医疗风险，患者同意手术并签字，于2016年2月2日行利凡诺尔引产术，2月5日分娩一死婴，予胎盘人工剥离行急诊清宫术，2月7日复查B超：宫腔内稍高回声。2月9日，在B超引导下行清宫术，手术经过顺利，术中出血50ml，清宫后B超：子宫内膜线状，2月10日出院。原告3月14日因“清宫术后阴道流血淋漓不尽”拟“人流不全”再次入住本院妇科，入院后追问病史，患者2年前在外院因“节育环穿孔”转本院行节育环取出＋子宫修补术。妇科检查：阴道：少量暗红色血，宫颈：轻炎，口闭，宫体：中位，正常大小，质软。3月14日门诊B超：宫腔内混合结构，与后壁肌层分解不清。经科内术前讨论，拟宫腔镜检查术，术前与患者及家属详细告知宫腔镜检查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医疗风险，患者及家属同意手术并签字。3月19日，在腰麻下行宫腔镜检查＋清宫术，术中镜下见:子宫内膜充血，表面有纤维性增生，双侧输卵管开口不明显，右侧壁近右侧输卵管开口处见2CM大小胎盘组织，钳夹取出，术中觉膨宫效果差。3月23日病理：胎盘绒毛组织，部分坏死。6月15日，患者自行出院，电话联系拒绝返回本院，期间多次电话联系患者，拒绝来院，8月12日，经医务科批准，予以办理出院。二、陈述：1、手术指征及手术方式：根据人民军医出版社中华医学会编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计划生育学分册》利凡诺尔羊膜腔内注射术适应证第1条：凡妊娠14－27周要求终止妊娠且无禁忌证者，且无绝对禁忌及相对禁忌证。又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乐杰主编《妇产科学》子宫腔镜检查适应证：第1条探查异常子宫出血的原因，第4条除外宫腔内异物残留，且无禁忌证。2、知情告知：医方在术前关于手术方式及并发症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手术方式患方认真考虑后签署特殊治疗同意书及手术同意书。3、术后并发症：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乐杰主编《妇产科学》计划生育章节中，东南大学出版社、胡娅莉主编的《妇产科三基训练指南》基本技能章节中及人民卫生出版社、谢幸主编的《妇产科学》手术流产章节中均指出：人工流产近期并发症：吸宫不全为人工流产后并发症，主要是部分胎盘残留，与操作者技术不熟练或子宫位置异常有关，而根据患者刘银芬病情：曾患有剖宫产术及子宫穿孔修补术手术史，而清宫术操作者系副主任医师及主治医师，故考虑人流不全与患者子宫有二次手术史有关，系并发症。三、医方结论：医方在患者刘银芬的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手术方式选择恰当，发生人流不全系常见并发症，医生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均符合临床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为此，请求法院根据患者病情作出适宜的判断。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因中期妊娠，孕龄约16周，无生育要求，于2016年2月2日入住被告方妇科病房，住院号：0462741，拟“中孕终止妊娠”，经初步诊断为：G3P1孕18＋5周终止妊娠；疤痕子宫。入院后，原告在中晚期妊娠引产知情同意书、特殊治疗知情同意书、住院病情告知记录、胎儿、婴儿遗体处置知情同意书等文件中签字，其中被告方告知原告引产术、清宫术术中及术后可能出现下列医疗风险：子宫破裂，常规清宫后胎盘残留需再次清宫，继发不孕等12项风险。同年2月5日，分娩一死婴。同年2月6日，被告方对原告行急诊清宫术。同年2月10日，出院诊断为：G3P1孕18＋5周终止妊娠；疤痕子宫，出院情况为治愈。2016年3月14日，因原告主诉“清宫术后阴道流血淋漓不尽一月”再次在被告妇科病房十一病区住院，住院号：0462741，既往史反映：原告于2005年7月孕足月于窦庄卫生院剖宫产一婴，2012年7月在外院行阑尾切除术，二年前在外院因“节育环穿孔”转被告处行节育环取出＋子宫修补术。3月14日，B超检查结果为：宫腔内混合结构（与后壁肌层分界不清），右侧附件区囊肿，被告方初步诊断原告为人流不全。术前小结载明：B超检查反映宫腔内混合结构（与后壁肌层分界不清），因拟诊为不全流产，需要在腰麻麻醉下进行宫腔镜检查术手术，同年3月18日，原告在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知情同意书、麻醉知情同意书等文件上签字，被告告知原告存在术中术后出血、感染可能、术后宫颈宫腔粘连可能、继发不孕可能等医疗风险。同年3月19日，被告对原告行宫腔镜检查术＋清宫术，手术记录记载：右侧壁近右侧输卵管开口处见2CM大小胎盘组织，钳夹取出，术中觉膨宫效果差，手术经过顺利。原告术后资料反映在被告处住院至2016年6月14日。2016年4月7日14时，原告在病人请假外出协议上签字，称有特殊情况需要外出处理。2016年4月8日，原告在上海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门诊超声检查报告单提示：宫腔内混合结构、子宫左后壁实质占位，肌瘤？后原告于2016年4月5日、5月8日又在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共计产生医疗费877元。2015年6月10日，原告在常州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检查、治疗，当日的彩超检查报告单提示：宫颈增粗、囊性占位，超声印象为：胎残可能，双侧附件未见异常。2016年6月15日，被告方查房时发现原告不在病房，经电话联系，原告拒绝返回。2016年6月1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借条，借款10000元用于到外院治疗。2016年6月22日，原告丈夫江小虎向被告出具借条，借款10000元用于原告到外院治疗。2016年6月20日，原告在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入院记录记载既往史有阑尾手术病史，2005年剖宫产，甲状腺功能减退10年，平素口服优甲乐2片QD，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未见报告；2016－05－20B超示子宫41×47×28mm,宫腔下段偏左侧可见一大小约10×10×8mm的中低略强回声，边界尚清，内膜约3mm；入院诊断为：宫腔异常回声：宫腔残留？甲状腺功能减退，修正诊断为陈旧性子宫破裂、甲状腺功能减退。同年6月21日，该院对原告行宫腔镜检查＋腹腔镜下陈旧性子宫破裂修补＋宫腔镜下异物电切术，治疗经过如下：6月21日行宫腔镜下见：疤痕增生、苍白，子宫左后壁局部见似黄色脂肪组织覆盖，拨开黄色脂肪组织见子宫体部有一陈旧性破裂口，考虑为陈旧性子宫破裂，双侧输卵管开口清晰可见，宫颈管未见异常；退出宫腔镜；向家属交代病情后予中转行腹腔镜下陈旧性子宫破裂修补术；再次转宫腔镜下手术；电刀切下子宫后壁似黄色脂肪组织，再次检查宫腔内四壁光整；术后病理未见炎性渗出物；术后予以感染、补液支持治疗。同年6月29日，原告从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出院，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14383.15元。另外，原告2016年5月20日至8月19日期间在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产生门诊医疗费2273.89元。2017年2月17日，原告在南京新协和医院门诊治疗，主诉为闭经1年，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薄、子宫肌瘤、双侧卵巢卵泡少，原告支出医疗费5924.72元。2017年3月31日，原告再次在该院门诊检查、治疗，支出医疗费4000.72元。2017年5月8日，原告第3次在该门诊检查、治疗，支出医疗费320.12元。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原告数次在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检查、治疗，共产生医疗费1130.84元。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造成健康权损害的因果关系及关联度等进行鉴定，本院委托镇江市医学会进行鉴定。2018年3月16日，镇江市医学会以患方对医方的病历资料不认可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经本院委托，由扬州市医学会进行第二次鉴定，2018年8月30日，扬州市医学会以委托事项超出本机构工作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经本院委托，由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8年10月25日，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以“根据现有资料，我所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为由，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 2018年12月，被告方补充提供原告2012年7月2日至同年7月17日在被告处住院的病历1册，入院主诉为：上环后腰酸3月，发现节育环移位半月，入院诊断为节育环移位。住院后予以完善相关检查，B超提示：子宫后方见节育环回声，择期07－03在腰麻下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部分大网膜与腹膜粘连，子宫前位，正常大小，双附件外观无异常，部分肠管系膜粘连于子宫峡部处，节育环局部嵌顿于子宫峡部肌层，予以分解粘连后行节育环取出术，手术经过顺利，术后予以抗炎补液治疗及予以大黄芒硝外敷促切口愈合治疗。原告方对上述病历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6年3月14日妇科入院记录中既往史的记载不准确，当时诊断为“节育环移位”，并没有进行过“子宫修补术”；另外，2016年3月14日既往史反映的是两年前即2014年，而实际上是2012年。本院根据被告补充的上述资料，经原告质证后于2018年12月29日再次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8年1月28日，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以“根据现有资料，我所无法完成委托事项，故决定终止鉴定工作”为由终止此次鉴定工作。 原告方认为，造成无法鉴定的原因如下：一是2016年3月14日入院记录中“既往史”的记载：“原告于2005年7月孕足月于窦庄卫生院剖宫产一婴，2012年7月在外院行阑尾切除术，二年前在外院因“节育环穿孔”转被告处行节育环取出＋子宫修补术”。其中“二年前在外院因“节育环穿孔”转被告处行节育环取出＋子宫修补术”是被告篡改、编造病历所致，实际上，原告是2012年7月2日因节育环移位在被告方行节育环取出术，根本不是子宫修补术。二是2016年2月2日第一次住院期间的病程内容目录表中反映病程记录的5页，而被告仅提供2页，其他3页被被告隐灭了。三是从因果关系来看，原告于2016年2月2日第一次住院，没有得到完好的治疗，1个多月后再次接受被告88天的治疗，被告知道与原告形成医患纠纷不可避免，事先对其病历进行变造合乎常理。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审理中形成的相关证据、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2016年两次在被告处住院，其中2016年2月2日是进行中孕妊娠终止术，2016年3月14日因人流不全再次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原告主张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因而，要求进行医疗过错的鉴定。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启动了鉴定程序，但是，相关鉴定机构，或以患方对医方的病历资料不认可，或以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完成委托事项为由，作出终止鉴定的决定，导致4次委托3家鉴定机构均未能作出鉴定结论，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提供的病历资料是否真实、完整，被告如确实存在伪造、隐匿病历资料的情况，则可以推定其存在相应的过错，但是，从被告举证情况来看，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治疗的病历资料内容真实、完整，包括每次检查、手术、护理、体温等记录均不存在缺损的情况，原告主张2016年3月14日妇科入院记录中既往史中记载“二年前在外院因“节育环穿孔”转被告处行节育环取出＋子宫修补术”的内容不真实，但是，该部分内容是对既往病史的记载，既往病史一般是由患者向医生陈述，由医生进行记载，不能排除是患者本人向医生陈述病史时时间上有误差而导致记载的误差，且该记载并不影响医疗过错鉴定的进行，2016年2月2日的病程记录与当日的中期妊娠引产手术记录时间、内容上均相衔接，因此，原告以此为由认为被告故意篡改或隐匿病历资料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综上，医疗行为具有较高风险，与患者本身的体质、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医疗条件及医院等级等诸多因素均存在关联，原告在中期终止妊娠过程中发生人流不全，不能排除是本身的并发症，况且原告也在相关知情同意书书中签字，被告方也已告知其可能发生人流不全的风险。本案虽经数次委托鉴定，但均由于原告方对病历资料不予认可而无法鉴定，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方的临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予以驳回。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银芬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刘银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汤春迩 人民陪审员  蒋国祥 人民陪审员  蒋泉英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任佳曦 本判决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