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304民初2263号 原告：彭爱华，女，195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健洪，广东瑞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荣，男，199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系原告儿子。 被告：张玉琼，女，193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桂林市荔浦县。 被告：黄彩英，女，196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发，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创涛，男，198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发，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振华，男，198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第三人：彭伟忠，男，196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原告彭爱华诉被告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第三人陈振华、彭伟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爱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健洪、陈健荣，被告黄彩英及被告黄彩英、梁创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正发，第三人陈振华、彭伟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玉琼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爱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人民币1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8月18日，段志华、梁超文、原告彭爱华、第三人陈振华、彭伟忠签订《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合伙开发位于怒江州兰坪县谷川干谷登的铜多金属矿山。约定，在项目动作中所必须的经费(包括办证办照理顺各种关系所需经费、生产垫本等)，均由梁超文、原告、陈振华、彭伟忠负责垫付，并纳入成本。在签订上述《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之前，原告和陈振华、彭伟忠均委托梁超文，由梁超文于2010年8月14日与何任祥签订了一份办证《协议书》，约定何任祥办理“探矿证”过程中所需费用为230万元(包括招、拍、挂的费用)，梁超文预交100万元给何任祥，剩余130万元待何任祥将承办的“探矿证”交给梁超文时支付。《协议书》签订后，就预交100万元给何任祥一事，梁超文、原告、陈振华、彭伟忠共同协商，梁超文、陈振华、彭伟忠表示资金不足，四人同意由原告垫付100万元，用于预交给何任祥办“探矿证”。于是，2010年8月19日原告委托其女儿陈洁文，在原告的自有资金中向何任祥的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1年11月，兰坪石登干谷登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证授予给了昆明红俊投资有限公司。后，梁超文、原告、陈振华、彭伟忠一起向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段志华返还投资款65万元。在诉讼过程当中，梁超文死亡，其继承人即三被告取代原告梁超文的诉讼地位。后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判决：一、解除《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二、段志华返还本案原告、三被告和第三人65万元。因原告和梁超文、第三人为合伙关系，梁超文作为“兰坪峥嵘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着原告和第三人与何任祥签订《协议书》，而预交的100万元是原告的个人垫付的资金。后因《协议书》无法履行，故原告要求梁超文提起诉讼，追回100万元交还给原告。于是，梁超文向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何任祥返还100万元。同样，在诉讼过程当中，梁超文死亡，其继承人即三被告取代原告梁超文的诉讼地位。后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二审，最终判决：一、解除《协议书》；二、何任祥返还本案三被告100万元。目前，何任祥已履行上述判决结果，向本案三被告返还了100万元，但三被告拒不向原告返还。从上述两宗案件的判决可知，《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和《协议书》均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被判决解除，所涉及的款项返还给实际出资人。案涉的100万元，是原告个人垫付的款项，从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充分证实。现三被告依法应将收到的100万元返还给原告。三被告在收取款项后无故占有，原告曾多次要求三被告返还，但三被告拒不返还。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支持上述诉讼请求。另补充，在本案立案之后，原告向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法院了解到三被告与何任祥达成执行阶段的和解，以80万元结束三被告与何任祥的案件，而原告从何任祥处收回5万元，三被告从何任祥处收到75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决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人民币75万元。 被告黄彩英、梁创涛辩称，1.2010年8月16日支付给何任祥100万元，是梁超文个人支付的，该款与原告无关；2.原告支付给何任祥的100万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应当向何任祥主张还款；3.原告在起诉状中所陈诉的事实没有相关证据证实的，法庭不应当予以认定。2010年8月14日梁超文与何任祥就办理探矿证事宜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务必在2010年8月16日预付给乙方(何任祥)100万元，乙方收到甲方(梁超文)的预交款后必须及时开据给甲方收款收据”，2010年8月16日梁超文依约支付给何任祥100万元，何任祥出具了《收条》：“兹收到梁超文手内人民币￥1000000元(壹佰万元正)，收款人：何任祥，2018年8月16日”。上述梁超文付款给何任祥100万元的事实有协议书和收条等书证足以证实。另外，上述事实也由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2015怒中民二初字第1号、2017云民终580号)所确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至于梁超文与原告彭爱华、第三人陈振华、彭伟忠及段志华签订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是在2010年8月18日，该日起相互之间才产生合伙的法律关系，对发生在合伙之前同年8月14日梁超文与何任祥签订办证协议和同年8月16日梁超文预付100万元给何任祥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原告支付给何任祥的100万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当向何任祥主张还款。2010年8月19日原告通过其女陈洁文转账给何任祥的100万元，是发生在合伙之后，是属于合伙期间的经营资金往来，属于合伙事务，不属于原告的个人垫付行为；同时，由于合伙人梁超文的死亡，并未对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及合伙财产的分配进行清算，也未散伙，三被告也从未领取或占有过任何的合伙财产或合伙分配，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人民币100万元也同样是没有事实依据。在此，被告保留向原告及第三人主张清算和分配合伙财产的权利。综上所述，被告从未得到过原告的100万元，请求法庭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张玉琼经法庭合法传唤未到庭、未答辩、未举证、未质证。 第三人陈振华述称，其认为原告垫付了100万元给何任祥。 第三人彭伟忠述称，当时其与彭爱华、梁超文、陈振华在场商量好以陈洁文转账给何任祥的方式由彭爱华垫付100万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全案情况，综合认定事实如下： 为开发位于怒江州兰坪县谷川干谷登的铜多金属矿山，2010年8月14日，梁超文作为甲方与案外人何任祥（乙方）就办理“兰坪石登干谷登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证”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何任祥拟办理探矿证过程中所需费用为230万（包括招、拍、挂的费用），办证经费230万中务必在2010年8月16日预交付给何任祥100万元，何任祥收到梁超文的预交款后必须及时给梁超文收款收据，待何任祥承办至“探矿证”交给梁超文时，梁超文应及时将余款130万元交付给何任祥。同时双方约定探矿证一定要办到梁超文公司所有，如有一方违约，对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均由违约方负责。协议文本甲方代表处由梁超文签字捺印，甲方代表下方的担保人处空白；乙方代表处由何任祥签字捺印，乙方代表下方的担保人处有段志华的签字捺印。《协议书》签订后，何任祥于2010年8月16日出具了收条，载明“兹收到梁超文手内人民币￥1000000.00元（壹佰万元正）”的字样。2010年8月18日，段志华作为甲方代表与梁超文、彭爱华、陈振华、彭伟忠作为乙方股东代表协议签订了《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合同约定：“五、在项目运作中所必须的经费（包括办证办照理顺各种关系所需经费、生产垫本等），均由乙方负责垫付，并纳入成本。六、甲乙双方利润分配方式为：甲方占所发生利润总额的25%（段志华25%），乙方占75%（梁超文23%、彭爱华27%、陈振华15%、彭伟忠10%）。七、甲方前期探矿总投资为298万元，乙方应在持有公司营业执照起十五日内支付给甲方50万资金，其余款应在矿山开发实现利润后分期支付，此款项应在甲乙双方利润中支出。”。之后，梁超文等人于2010年8月23日办理了兰坪峥嵘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梁超文，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并陆续向段志华给付实际金额共为65万元。2011年4月14日，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梁超文、何任祥、段志华均参与了兰坪县石登乡干谷登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证的竞买，但最终被昆明红俊投资有限公司竞得。2011年11月，兰坪石登干谷登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证授予给了昆明红俊投资有限公司。梁超文认为何任祥未能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应当依照《协议书》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将已支付款项退回，段志华依法应当承担担保责任，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梁超文死亡，其继承人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即本案三被告）取代了梁超文的诉讼地位。该案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怒中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梁超文与被告何任祥签订的《协议书》。二、由被告何任祥返还原告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100万元，……。三、被告段志华承担连带清偿的担保责任；……。”，并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5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同时，梁超文、彭爱华、陈振华、彭伟忠亦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段志华签订的《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要求段志华返还投资款65万元。诉讼过程中，梁超文死亡，其继承人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即本案三被告）取代了梁超文的诉讼地位。该案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怒中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梁超文、彭爱华、陈振华、彭伟忠与段志华签订的《矿山合伙开发合同书》；二、由本诉被告段志华返还本诉原告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彭爱华、陈振华、彭伟忠65万元，……；三、驳回本诉原告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彭爱华、陈振华、彭伟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段志华的诉讼请求。”，并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5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与何任祥、段志华合同纠纷一案中，张玉琼、黄彩英、梁创涛与何任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何任祥一致确定本案被执行人何任祥应返还申请执行人人民币75万元（扣减申请人自愿放弃的20万元及2017年10月23日已支付给陈健荣的5万元）；”何任祥已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原告彭爱华称《协议书》中约定由梁超文支付给何任祥的100万元系由原告实际出资，梁超文仅代表彭爱华等合伙人向何任祥支付该款项，故要求三被告返还75万元，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提出前之诉请。 另查明，2010年8月19日，原告彭爱华之女陈洁文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号：32×××20）转账给何任祥100万元。原告称该款系归原告所有，由其委托女儿转账给何任祥用于办理“兰坪石登干谷登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证”。何任祥在上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怒中民二初字第1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终580号案件中，均称收到的100万元系陈洁文所转，没有收到梁超文转来的100万元，一、二审法院均未采信，均认定基于《协议书》的履行，何任祥收到了梁超文预付的10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已生效的（2015）怒中民二初字第1号、（2017）云民终580号两份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来看，法院已认定何任祥是基于《协议书》的约定从梁超文处收到了100万元预付款，本案原告未能提供新的证据推翻上诉经认定的法律事实，且从《协议书》与收条记载的文字来看，二者在内容、时间上都相吻合，足以证实100万元预付款系从梁超文手内收到，原告主张该款系原告所支付，仅凭其女陈洁文2010年8月19日（晚于《协议书》与收条时间）银行转账记录、第三人陈述等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爱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3800元（原告已预交）,该款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1380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农行桂林七星支行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李 清 人民陪审员  马黎娟 人民陪审员  杨武奎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赵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