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205民初167号原告：肖灶雄，男，196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汕头市朝阳区人，户籍地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伟区，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南华禅寺。住所地：曲江区马坝镇南华村委会。负责人：释传正，该寺住持。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火平，广东天行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武，广东天行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肖灶雄诉被告韶关市曲江区南华禅寺（以下简称“南华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灶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官伟区，被告南华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火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确认原被告双方在2005年4月27日至判决之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关系；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51300元、话费补贴1900元及假日补贴3400元（原告工资自2017年7月份起按月工资2700元计算，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不满一月按一月标准计算：2700元/月×19月＝51300元；话费补贴自2017年7月份起暂计至2019年1月31日为100元/月×19个月＝19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5年4月27日，原告入职被告处工作是被告负责人释传正的专职司机。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月工资为2700元、话费补贴100元/月，且逢节假日有补贴，但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同时被告也未缴纳原告的社会保险费用。2017年7月份，被告无故停发原告的工资不安排原告工作，还责令原告无条件搬出南华寺居住。而后，被告不仅停发原告工资和话费补贴，而且停发原告2017年、2018年的国庆假日补贴及2018年、2019年的春节补贴四项，共计3400元（2×700＋2×1000＝3400），至今也未安排原告工作。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已超过十年，依法形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没有法定事由依法不得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当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原告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请，望贵院判如所请。被告辩称，第一、原告在2005年以义工的身份进入南华寺做义工，与南华寺之间形成的是义工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理由是本案不能够依照劳动部2005年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义工与寺庙是一种非典型的劳动关系，劳动部该通知仅适用于推定典型的劳动关系。只有双方在形成典型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双方又未签订劳动合同时在符合该通知三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推定双方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因本案不是典型的劳动关系，因此，不能够依此推定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而必须根据双方明确真实的意思表示来认定双方形成何种用工法律关系；二、即使适用劳动部通知来认定双方的关系，本案也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条件，因为：1、被告不符合用工主体的资格，被告属于宗教活动场所，其与宗教管理组织是不同的主体。本案被告的管理组织已被撤销，对此，被告提供了根据1982年国务院有关宗教文件，原曲江县组织部下文撤销了南华寺管理处机构，原来管理处机构的职工已经作出了安置；2、原告领取的单资不符合从事用人单位安排有报酬的劳动标准条件，原告领取的单资是一种生活补贴而不是工资，与其提供的劳动之间没有对价关系，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三、原告在开庭前又增加和变更的诉讼请求超出了原审的范围，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在本案中不能纳入审理的范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案，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南华寺是一座千年古寺，属宗教活动场所，韶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于1990年10月23日给该寺发放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该寺主要由三类人员组成，一是依《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第四章规定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尚)，其二是从事与宗教活动相关纯粹事务性工作的非教职人员（如签订劳动合同的保安等），其三是以志愿者的名义参与宗教事务活动人员（又称义工）。维持该寺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门票收入和信教公民的捐赠，该寺目前仍未向当地税务部门提供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三证合一）申请相应税号，未在社会保障局办理社保登记手续，该寺各类人员无法投保养老等保险；2、自新中国成立后，原曲江县政府曾在该寺设立管理机构，1982年3月6日，原中共曲江县委组织部作出曲委组（1982）05号文件，撤销了该寺管理处机构。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于2019年2月26日出具书面《情况说明》，内容为“关于《南华寺单资发放表》的制表人范桂英原是南华寺管理处机构的职工。1982年3月6日南华寺管理处机构被撤销，原职工自谋出路，没有找到工作的原职工档案移交县委统战部代管”；3、原告进入被告南华寺工作之前曾在广州等地开车，月工资收入2500元至3000元，家中有一智力残疾小孩，与其妻子已离婚。2005年4月，原告经被告南华寺王祖正居士（注：居士是指旧时出家人对在家信道的人的泛称）介绍以义工的名义到被告处任职司机，期间，分别于2005年5月11日、2006年1月25日在被告南华寺财务支取3000元、5000元，共8000元司机出差备用金（此款在双方产生纠纷后于2017年5月14日交回了被告）。原告最初于2005年5月31日领取单资900元，电话费100元，并由被告安排在寺院内住宿至今（期间，原告因重新组成家庭曾搬出南华寺居住，离婚后又再搬回南华寺）。2017年5月开始，原告领取的单资为2700元、话费补助100元，共2800元。原、被告双方自开始直至本案开庭之日止均未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2005年5月31日《南华寺单资发放表》显示:被告是以南华寺寮堂员工的名义发给原告单资900元、2017年4月30日的《南华寺单资发放表》显示:被告以寮堂南华寺职工的名义发给原告单资2500元。原告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自认其作为司机与被告住持到其它寺庙做“法事”时，有时一次可得“利是”钱4000元；4、2017年6月，被告口头通知辞去原告的司机工作，并从2017年7月起停止向原告发放单资，双方由此产生纠纷。原告接到被告口头辞职通知后，因不满被告做法私自扣留了南华寺粤Ｄ×××××小汽车的行驶证及汽车钥匙一套（后于2017年11月23日归还给被告），并于2017年10月9日向韶关市曲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0月9日作出韶曲劳人仲案字[2017]402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原告的仲裁申请。2017年10月19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请求：（1）继续履行原告与被告已形成的事实劳动合同关系；（2）补发原告停发期间的工资8100元；（3）缴交原告的社会保险；（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7）粤0205民初1348号民事判决：（1）、原告与被告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应继续履行；（2）、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停工期间工资8100给原告。被告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3日作出（2018）粤02民终字1552号民事裁定：（1）撤销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205民初1348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依法立案并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5、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为支持其与被告形成事实劳动合同关系的主张，主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几份证据：（1）原告作为工作人员在广东省××、××、××、十三届各次会议期间的入场证和工作证共十二张的复印件、（2）2014年4月30日及未注明日期的《南华禅寺单资发放表》复印件共4张、（3）被告南华寺出具的于2017年5月14日收回原告出差备用金8000元的收款收据、（4）甲方（用人单位）为被告南华寺，乙方（劳动者）签名处空白的《义工合同》（原告在本案庭审过程中主张该合同被告要求其签名，因其认为自己不是义工所以拒绝在该合同上签名）、（5）原告儿子肖秋亮（1996年9月14日出生）智力残疾人证、（6）《南华禅寺客堂规约》、《南华禅寺文物保护规定》、《南华禅寺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南华禅寺治安管理制度》、《佛事功德金一览表》（内容为做各项佛事价格）等复印件若干份。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2005年5月31日、2011年4月30日、2013年4月30日、2014年3月31日、2016年7月31日、2017年2月28日及2017年3月31日《南华禅寺单资发放表》复印件9张（单资发放表显示：原告与南华寺其它和尚的总收入由单资和电话费构成、（2）“单资”一词解释，内容为“欲出家者，出家前，有婚姻关系，必须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僧人必须尽形寿（一生）「单身」（独身）；因为没有家累，更利于专心学佛修行。僧人云游到寺「挂单」（暂住三天以内）后，欲长期住下来（常住），必须到客堂「讨单」。客堂乃至会同班首、甚至方丈同意后，传统的禅宗丛林还得在禅堂安排固定位置，名为「安单」。云游僧得以常住，名为「进单」。「进单」之后，寺院每月定时发生活补助，名为「单资」。挂单乃至常住期间，对寺院不满意，提前离寺，名为「起单」。挂单乃至常住期间，严重违反清规戒律，寺院责令出寺，不得共住，名为「迁单」”、（3）国务院[1981]178号文件及原曲江县委组织部（1982）05号文件（证明南华寺管理处机构于1982年3月6日撤销）、（4）（2018）粤02民终1552号案调查询问笔录、（5）游永有等人与被告南华寺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南华禅寺治安队员劳动合同》、（6）《南华禅寺义工须知》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曾提出终止双方的义工关系并对原告进行适当经济补偿的调解方案，本院经多次组织双方或单方进行调解但原告仍坚持恢复双方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调解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还是义工用工关系。要解决原、被告之间形成何种用工关系问题首先就要厘清如下几点关系：首先，被告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范的用工主体资格。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南华寺于1990年10月23日向韶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取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属于宗教活动场所。因此，被告南华寺是信教公民进行宗教活动，实行民主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其经费主要靠信教公民捐赠，其工作人员主要是和尚和信教的义工及保安等人员组成，其人员进出、工作性质、工作时间和报酬等与一般基于“企业化管理”实质的用人单位不同，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依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4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属于法律范畴，同样应该适用于宗教活动场所。《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第31条规定有“对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之类的内容。地方法规、规章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宗教活动场所可与劳动者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所以，宗教活动场所可成为劳动法上的用工主体，这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必然，因此，被告南华禅寺具有劳动用工主体资格。其次，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用工关系是否属于典型的用工关系。如前所述，被告南华寺是信教公民进行宗教活动，实行民主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其工作人员主要是和尚和义工等人员组成，但与一般基于“企业化管理”实质的用人单位不同，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劳动合同法》第2条规定将《劳动法》所调整的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扩展到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的劳动关系，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和第3条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第9条，确定了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二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必须是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组织，三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中不得含有宗教界的寺、观、教堂字样等，因此，宗教活动场所不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而依《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第12、15条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仅是在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登记的组织。本案中，被告南华寺在韶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领取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确属于宗教活动场所，显然不符合上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条件。被告南华寺的主要组成人员是和尚，属于宗教教职人员，依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36条的规定，宗教教职人员是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人员。他们是为同一宗教信仰的具体实践者，其参与宗教活动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是实践其信仰，所以其行为不具有经济性，而应受教义教规的约束。无论其是否领取过“单资”，其与宗教活动场所之间形成的用工关系均属于宗教内部事务，适用双方的教义教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是宗教活动的全职人员，国家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政策。2010年2月10日，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0第8号文），要求在尊重宗教教义教规基础上，实行宗教教职人员自愿参加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所以，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宗教教职人员仍不能强制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因此，被告南华寺虽然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但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用工关系仍属于非典型的用工关系。第三，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否适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确认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如前所述，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用工关系属于非典型用工关系，有别于一般性质的典型的用工关系。因此，除非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本案被告与保安签订书面劳动）应认定形成劳动关系外，一般不宜适用该《通知》推定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即使在本案中适用该《通知》推定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依照该《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提交本院的证明其与被告形成劳动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南华寺单资发放表》和原告参加省人大会议期间的入场证和工作证，但“单资”不属于工资，不能完全等同于劳动报酬，且从原告最初领取900元“单资”与其之前开车领取2500元工资的数额对比二者相差较大。而原告参加省人大会议期间的“入场证”和“工作证”也与用人单位发放的工作证也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即使原告与被告的用工关系适用推定原则来确认，也会因其证据不足而难以得到支持。因此，结合被告南华寺的特殊用工形式，原告虽然领取了一定数额的“单资”，但不能以原告领取了一定数额的“单资”就认定原、被告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因为被告虽然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但被告是宗教活动场所，与原告形成的是非典型用工关系。且在现实中义工也不等于完全没有报酬，用工者一般也给予一定的生活津贴，特别是对于长年为宗教活动场所工作的人员，而原告就属于长期为被告南华寺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因此，尽管原告有为被告南华寺给付劳务的事实，与被告南华寺之间存在形成劳动关系的条件，在被告南华寺中也确实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双方之间对于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和条件等劳动者应有的权利等均从未进行过协商或约定，双方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现唯一能够证明其与被告南华寺之间存在一定劳动关系的仅是每月领取的“单资”，而此“单资”报酬数额与韶关市当地的同岗位的劳动工资相比也确实存在差距，如果仅从《南华寺单资发放表》来分析看不出其究竟为工资薪金还是工龄补贴、或社会保险等，原告领取的“单资”性质存在争议，被告南华寺每月发给和尚及原告等人员的“单资”，无论是从字面解释还是从其实际数额分析都宜理解为生活津贴，这也更符合社会上普通人对“单资”概念的理解。原告自述其是被告南华寺住持司机，有时与住持出外做法事时一次即可获得“利是”钱4000元，由此也难以确定原告主要是依靠“单资”收入还是其它收入来维持生活。从原告最初由居士介绍到被告南华寺做义工及当时领取的“单资”数额仅为900元与其之前开车收入2500元相差较大，及其家中状况（当时已离婚且有一残疾小孩）分析，应认定原告为被告南华寺提供司乘服务，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家庭或宗教信仰的动机。所以，原告为南华寺提供服务的行为更符合义工性质，其在被告南华寺开车的工作性质，不宜推定为《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第31条第2款规定的“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其与被告南华寺之间不构成劳动法律调整的劳动关系，其与被告南华寺之间的纠纷应按照教规教义解决。综上所述，被告南华寺与原告形成的是非典型的用工关系，不适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定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又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用工关系应认定为义工关系，其本质属于一种特殊的用工关系，不属于劳动法律调整范畴。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应遵循其它合法途径解决。韶关市曲江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原告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肖灶雄的起诉。本案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绍雄人民陪审员  杨伟生人民陪审员  梁瑞满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书 记 员  杨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