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琼0271民初713号   原告：蒋维松，男，1970年3月19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三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华，海南云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海南云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西临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唱凯镇。   法定代表人：彭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厚刚，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李廷荣，男，1968年10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为民，海南琼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卫东，男，1973年10月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原告蒋维松与被告江西临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川公司”），第三人李廷荣、刘卫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维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川华，被告临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厚刚，第三人李廷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为民，第三人刘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维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临川公司一次性向蒋维松支付劳务费61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利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至支付完毕之日止)；2.诉讼费由临川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6月初，蒋维松经他人介绍进入“崖城创意产业园区内幼儿园及小学工程项目”的施工工地，并与现场施工负责人就相关工作内容签订了《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其中约定，由蒋维松承包该项目设计范围内基础及主体毛坯(不含装修)内所有的泥水工程劳务。工程款支付方式：小学按每两个月工程进度结算到80％，全部完工付到95％，余款5％竣工验收之日起满半年后支付。合同签订后，蒋维松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并按时按质完成施工内容，但临川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劳务费款，且多次拖欠。2018年，因临川公司拖欠劳务费，致使蒋维松的工人愤起投诉至劳动监察部门，在劳动监察部门及相关单位的协调下，临川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即本案第三人李廷荣与蒋维松重新结算工程款，截止到2018年8月28日，临川公司尚欠蒋维松劳务费610000元。双方签订了《结算协议书》(后附结算明细表)，临川公司同意2018年9月30日支付150000元，剩余款460000元在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然而，时至今日，临川公司仍拒不支付尚欠的劳务费，无论蒋维松如何催讨，都被临川公司借口推拖。临川公司所欠蒋维松的劳务费实质上是农民工的血汗钱，临川公司如此拖欠不仅严重侵犯了蒋维松的合法权益，也是对农民工的极大漠视。   临川公司辩称，一、临川公司在三亚市崖州区没有中标过“崖城创意产业园区幼儿园及小学工程”这个项目。蒋维松在其起诉状中诉称“2016年初，蒋维松经人介绍进入‘崖城创意产业园区内幼儿园及小学工程项目’的施工工地，并与现场负责人就相关工作内容签订了《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临川公司认为，蒋维松所陈述的该事实与临川公司无关。首先，临川公司从来就没有在崖州区中标过“崖城创意产业园区内幼儿园及小学”这个工程项目，也不可能就子虚乌有的“崖城创意产业园区内幼儿园及小学”这个工程项目与相关部门洽谈、签订、履行合同。其次，既然临川公司根本就没有“崖城创意产业园区内幼儿园及小学”这个工程项目，当然就更不可能与蒋维松签订所谓的《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蒋维松提供的2016年6月2日的《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其抬头甲方系广州市劳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落款的甲方为刘卫东，均非临川公司。刘卫东既非临川公司的职工，也没有得到临川公司的授权，更没有以临川公司的名义与蒋维松签订《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临川公司不是《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二、蒋维松所诉与事实不符。蒋维松在其起诉状中诉称“被告的现场负责人，即本案第三人李廷荣与蒋维松重新结算工程款。双方签订了《结算协议书》(后附结算明细表）”。临川公司认为，蒋维松所诉不是事实。首先，2016年7月21日，招标单位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署的“三亚市工程建设项目中标通知书”确定“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小学项目”由临川公司中标，该项目的项目经理(总监、负责人)为临川公司员工王才名。其次，2016年7月28日，临川公司与发包人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就“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小学项目”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了临川公司项目经理为王才名；第三部分3.2.1条也约定了临川公司的项目经理为王才名。再次，本案第三人李廷荣不是临川公司员工，王才名一直都是临川公司“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小学项目”的项目经理，临川公司也从未变更“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小学项目”的项目经理，更未授权本案第三人李廷荣担任临川公司“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小学项目”的现场负责人。第四，蒋维松提供的《结算协议书》的抬头注明的甲方虽然为创意小学项目部负责人李廷荣，但是并非是注明临川公司创意小学项目部负责人，而且落款的甲方一栏为李廷荣个人。第五，2017年7月28日的《泥水班组承包合同》系李廷荣个人与蒋维松所签订，临川公司不是该泥水班组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人。第六，在2019年元月23日的声明书中，蒋维松作为声明人之一郑重声明履行“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小学工程项目”与各班组签订的合同的主体为魏博凡或者李廷荣。综上，本案第三人李廷荣不是临川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临川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为王才名，临川公司也不是《泥水班组承包合同》及《结算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三、蒋维松提供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蒋维松提供的2019年1月11日的8张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上加盖的临川公司的公章系伪造。首先，临川公司从未在蒋维松提供的8张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上加盖过公章。其次，蒋维松提供的8张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上加盖的公章的印章编码虽然与临川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启用的公章的印章编码一致，都是3610310004110，但是在2017年10月27日，临川公司启用印章编码为3610310905233的公章前，编码为3610310004110的公章已经按照《印章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交由公安机关销毁。至2019年1月11日，临川公司不可能加盖编码为3610310004110的公章。再次，临川公司提供的2019年元月21日的有蒋维松签名的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蒋维松在泥水蒋维松班组一栏签了字，而且金额为530000元，与蒋维松提供的8张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金额不同，出具日期也不同。最后，在2019年元月23日的声明书中，蒋维松作为声明人之一郑重声明：1、本声明所述的《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仅用于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以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清偿，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2、与各班组签订合同、协议或者合同性文件的系魏博凡或李廷荣个人，临川公司不是本条所述合同、协议或者合同性文件的相对人，临川公司在本声明所述的《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上加盖印章并提交政府相关部门，仅是为了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清偿，不能作为改变魏博凡或李廷荣与各班组签订的合同、协议或者合同性文件的履行主体的依据。履行“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小学工程项目”与各班组甚至是材料供应商、设备租赁商签订的合同、协议或者合同性文件的主体仍为魏博凡或李廷荣个人。四、蒋维松要求临川公司向其支付劳务费61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但诉讼理由是诉构成的要素之一，是指提起诉讼和进行诉讼的理由。客观存在而又可以证明的事实，才能成为诉讼的理由。蒋维松要求临川公司向其支付劳务费61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没有提供事实的理由或者法律上的理由。综上所述，临川公司一没有与蒋维松签订过《泥水班组承包合同》，二没有与蒋维松签订过《结算协议书》，三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与其签订过《泥水班组承包合同》、《结算协议书》。临川公司不是《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临川公司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蒋维松对临川公司的诉讼请求。   李廷荣述称，一、根据蒋维松提交的结算协议实际上李廷荣未支付款项为460000元，根据李廷荣提交的证据《泥水班组承包合同》第6条约定，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到总价款的90%，故该笔款项应当于整个项目由开发商竣工验收完成予以支付；二、现小学项目无法竣工验收是由于蒋维松的过错造成的，小学项目一共9栋建筑物，其中4栋是按照设计施工图纸由蒋维松进行施工，剩余的5栋蒋维松偷工减料没有对5栋楼顶的琉璃瓦片进行铜线固定，导致楼顶琉璃瓦出现脱落的情形。   刘卫东未作陈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蒋维松提供证据《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证明蒋维松与临川公司签订协议，由蒋维松承包案涉项目的水泥工程，蒋维松又提供证据《结算协议书》，证明蒋维松与临川公司对案涉工程款进行了结算。本院认为，《崖城创意幼儿园及小学工程泥水班组劳务承包协议》、《结算协议书》的签订人分别为刘卫东、李廷荣，而刘卫东、李廷荣均非临川公司的员工，亦无证据证明刘卫东、李廷荣签订上述协议时已获得临川公司授权，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蒋维松与临川公司就案涉工程发包与结算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临川公司提供证据印章审批登记表、公章备案证明，证明尾号为4110的公章已经于2017年10月27日被临川公司终止使用并已经提交到公安部门销毁，2017年10月27日临川公司正式启用尾号为5233的公司印章。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有原件予以核对，本院予以采信。3.蒋维松提供证据《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证明2019年1月11日临川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廷荣与工程各班组确定拖欠工资明细表，临川公司盖章确认。本院认为，《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11日，所盖的公章虽显示为临川公司的公章，但该公章临川公司已于2017年10月27日停止使用，该公章不足以代表临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落款处签名的为李廷荣，而李廷荣并未获得临川公司的合法授权，无法代表临川公司对外从事行为，且该《农民工资拖欠明细表》无原件予以核对。因此，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临川公司未与蒋维松就案涉工程签订承包协议，而刘卫东、李廷荣亦并非临川公司的合法授权人，二人就案涉工程签订相关协议的行为不能代表临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蒋维松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临川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承包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故蒋维松请求临川公司支付劳务费61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蒋维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50元（已减半收取，蒋维松已预缴），由蒋维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浩艺     二Ｏ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钟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