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22刑初41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舒振柏，男，1973年11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汉族，高中文化，从事物流运输，住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因吸毒于2015年6月7日被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行政罚款500元；因吸毒于2015年8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行政拘留十五日；2015年9月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责令接受社区戒毒三年；因吸毒于2017年12月20日被常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同年12月27日被常山县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二年。因本案于2017年9月8日被常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4日被常山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10月9日被常山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9年2月1日被本院取保候审，4月3日被本院决定逮捕。现押于常山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付夏莹，浙江东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山县人民检察院以常检刑诉[2019]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舒振柏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常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承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舒振柏、辩护人付夏莹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常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年初，被告人舒振柏得知有司机被承运商拖欠运费，产生了帮助讨债从中谋利的想法。被告人舒振柏在其建立的“厢运中国1团”、“厢运中国4团”等近二千余人的微信群里，唆使司机委托其讨债，并扬言将效仿西方“地下裁判团”为司机“伸张正义”，煽动司机在全国范围内扣货并给予奖励。 同年3、4月份，柏某等人将被拖欠的31笔运费共计151700元委托被告人舒振柏讨要。被告人舒振柏出面与常山众卡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山众卡公司”）谈判交涉。常山众卡公司经核查，该31笔运费中有5笔是上海安能聚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安能公司”）的运费，另26笔共计140700元实际为上海利泽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利泽公司”）所欠，并将核查情况告知被告人舒振柏，同时告知常山众卡公司已于2017年1月10日向下级承运商发函催促付款的情况。但被告人舒振柏置该事实于不顾，仍要求常山众卡公司支付。被告人舒振柏在微信群中鼓动司机将矛头对准上海安能公司、常山众卡公司，还在其组建的“厢运中国1团”、“厢运中国4团”等微信群中发布“悬赏通告”，以给予高额奖金、补偿压车费的方式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扣押上海安能公司、常山众卡公司的货物。 同年5月份，被告人舒振柏看到一条承运上海安能公司西安分拨中心至乌鲁木齐分拨中心的货运信息，在确认甲方是常山众卡公司后，即电话联系赵某1（另案处理），以高于一般市场运费让赵某1联系货运车辆，要求赵某1到时协助其扣押该车货物，以便其讨债。赵某1即联系郭某1（另案处理）拉货，告知到时要扣货。郭某1拉货从西安出发后，被告人舒振柏将该趟货运合同照片发给常山众卡公司工作人员，称已扣押该车货物（价值960000余元）并在微信群中散布该扣货信息，要求常山众卡公司付清前述151700元，威胁若不支付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扣押上海安能公司、常山众卡公司的货物。期间，被告人舒振柏又指使赵某1、郭某1不要接除他之外的任何人电话，使得常山众卡公司与郭某1失联8个小时，造成恐慌。后常山众卡公司被迫将151700元支付给被告人舒振柏，郭某1才继续行驶并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被告人舒振柏从中获利19500元，又以借的名义扣下柏某的68400元，至今未付清。嗣后，被告人舒振柏继续在微信群中发布“悬赏通告”，煽动不明真相的司机在全国范围内扣押上海安能公司以及其他多家公司的货物，以达到其插手民间纠纷，从中获利的目的。 为此，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并出示了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材料，据以指控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同时认为被告人具有坦白、多次行政处罚前科的量刑情节，建议本院对被告人在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四年之间量刑，并处没收赃款151700元。 被告人舒振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希望法庭从轻处罚。辩护人付夏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亦无异议，其辩护意见为：1、常山众卡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有瑕疵，在本案中具有一定过错，本案系由民间纠纷引发，对被告人可从轻处罚；2、被告人实施的手段相对平和，货物最终到达目的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3、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4、被告人无刑事犯罪前科，主观恶性较轻，关于柏某的钱被告人表示是借款，并且愿意归还；5、被告人虽有研究过法律，但是对合同法还不是很熟悉，法律意识还是很淡薄，才会想到自己行动为货车司机讨要运费。综上，请求法庭判处被告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7年年初，被告人舒振柏得知有司机被承运商拖欠运费，产生了帮助讨债从中谋利的想法。被告人舒振柏先后组建了“厢运中国1团”、“厢运中国2团”、“厢运中国3团”等五个近二千余人的微信群，唆使群内司机委托其讨债，并在微信群里多次反复发布“悬赏通告”，扬言将效仿西方“地下裁判团”为司机“伸张正义”，以谈判、威胁、扣货、恐吓等手段迫使常山众卡公司重复支付运费，煽动司机在全国范围内扣货并给予奖励。 同年3、4月份，柏某等人将被拖欠的31笔运费共计151700元委托被告人舒振柏讨要。被告人舒振柏出面与常山众卡公司谈判交涉。常山众卡公司经核查，该31笔运费中有5笔是上海安能公司的运费，且其中3笔运费共计6600元已付清，仅2笔共计4400元运费未支付，另26笔（有一笔为重复计算，实际为25笔）共计140700元实际为上海利泽公司所欠，并将核查情况告知被告人舒振柏，同时告知上海安能公司与常山众卡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常山众卡公司已于2017年1月10日向下级承运商发函催促付款的情况。但被告人舒振柏置该事实于不顾，仍要求常山众卡公司支付该151700元。被告人舒振柏在“讨债群（一）”微信群中，鼓动司机将矛头对准上海安能公司、常山众卡公司，还在其组建的“厢运中国1团”、“厢运中国4团”等微信群中发布“悬赏通告”，以给予高额奖金、补偿压车费的方式煽动司机在全国范围内扣押上海安能公司、常山众卡公司的货物。 同年5月1日下午，安能西安分拨中心的调度员常某让黑向武帮他调一辆西安到乌鲁木齐的17米5的货车，黑向武将用车信息发到“安能物流信息”的微信群里。5月1日下午5时40分左右，被告人舒振柏看到该信息，在与黑向武确认甲方是常山众卡公司后，即表示其有符合要求的车辆可以承运。随后被告人电话联系赵某1（另案处理），以高于一般市场运费让赵某1联系货运车辆，并告诉赵某1因常山众卡公司欠其很多运费，要求赵某1到时协助其扣押该车货物，以便其讨债。赵某1即联系郭某1（另案处理）拉货，告知到时要扣货。舒振柏随后将货车司机郭某1的相关信息通过微信发给黑向武，然后黑向武和郭某1联系。郭某1拉货从西安出发后，被告人舒振柏将该趟货运合同照片发给常山众卡公司工作人员，称已扣押该车货物（价值960000余元）并在微信群中散布该扣货信息，要求常山众卡公司付清前述151700元，威胁若不支付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扣押上海安能公司、常山众卡公司的货物。货物运输途中，被告人舒振柏还指使赵某1、郭某1不要接除他之外的任何人电话，不得向黑向武报备车辆位置，使得常山众卡公司与郭某1失联8个小时，造成恐慌。郭某1是于5月2日15时12分在微信上发了定位给黑向武之后就一直不接黑向武电话，直到5月2日晚10点多，郭某1才发定位给黑向武，黑向武开车去追郭某1。同年5月3日凌晨1点多，黑向武在宁夏中宁县长山头镇的国道上找到郭某1驾驶的车辆并将其拦下等候处理。同日，常山众卡公司在与被告人舒振柏沟通无果后被迫通过银行转账分四次将151700元支付给被告人舒振柏，之后郭某1继续行驶并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乌鲁木齐分拨中心。被告人舒振柏从中获利19500元，又以借的名义扣下司机柏某的68400元，至今未付清。嗣后，被告人舒振柏继续在微信群中发布悬赏通告，煽动不明真相的司机在全国范围内扣押上海安能公司以及其他多家公司的货物，以达到其插手民间纠纷，从中获利的目的。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赵某1证言证实，2017年5月1日，舒振柏让赵某1帮忙联系一趟西安至乌鲁木齐的货车，谈好运费是22000元，其还告诉赵某1运费比别人高是因为要他帮忙扣货，后赵某1联系郭某1去拉货，并告知其要扣货的事，还让郭某1在运货途中不要接除他之外任何人的电话。运输行业的运费结算是谁请的车，司机找谁去要钱，不能去找最顶端的甲方要钱。期间，赵某1还接到常山众卡公司何某的电话，何某告诉赵某1常山众卡公司不欠舒振柏的钱，已经把运费付给承运商了，是承运商没有把运费及时付给货车司机，常山众卡公司已经督促承运商尽快支付运费，赵某1让何某直接与舒振柏联系。 2、证人郭某1证言证实，赵某1打电话给郭某1让其从西安安能分拨中心拉货到乌鲁木齐，运费20000元，压车费每天1000元，并告诉郭某1货是舒振柏的。赵某1、舒振柏和郭某1说把货车开到乌鲁木齐后，先不要去卸货，到附近找一个停车场停着，等他们的通知，他们说可以卸货了再卸货。赵某1还告诉郭某1除了他和舒振柏的电话之外，不要接任何人的电话。从5月2日下午2时左右开始到晚上9、10点钟左右，中间有8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郭某1没有接黑向武的电话，没有回黑向武信息，造成黑向武失去了对郭某1货车的控制，也不知道郭某1的位置。 3、证人王某1证言证实，2017年3月份，舒振柏联系常山众卡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受驾驶员的委托向上海安能公司索要运费，并通过微信发送所欠驾驶员运费清单给常山众卡公司的员工。经公司财务部核查，运费清单上所欠运费是上海远行公司承运的，上海远行公司是常山众卡公司的一个承运商，舒振柏发给常山众卡公司的这些运费清单，常山众卡公司已经在货运结束后将运费全部打给上海远行公司了。常山众卡公司通过微信与舒振柏联系并说明前述情况，并将所有付款凭证、运输合同发给舒振柏，但舒振柏不认可，并声称如果众卡公司不付运费，他将在全国范围内扣留安能公司的货。后舒振柏在其建立的五个微信群近二千余人的群内发布悬赏扣货公告。5月2日早上，舒振柏通过微信联系郑某，说他已扣留了一辆车牌号为粤Ｂ×××××货车上的货，并拍了一张货运单给郑某。公司在协商未果后不得已将151700元支付给舒振柏，后舒振柏才让郭某1将粤Ｂ×××××货车放行。上海安能公司与常山众卡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在货物运输行业，存在“大合同”和“小合同”，一般司机只能向叫其去拉货的上级支付运费。 4、证人郑某证言证实，2017年5月2日10时7分，郑某在微信群里看到常山众卡公司双边产品部总监李某1发送的一张舒振柏与他的微信聊天截图，聊天内容为车牌号为粤Ｂ×××××的一辆货车被舒振柏扣留了，郑某马上向常山众卡公司负责西北地区调度的常某核实情况后确认属实。郑某在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核查过舒振柏发来的运费，除了上海安能公司外请的司机外，其余的运费已经付给上海远行公司，并将情况反馈给舒振柏，但舒振柏依旧胡搅蛮缠，采用扣货的方式要求常山众卡公司再次支付运费。后常山众卡公司无奈将151700元支付给被告人舒振柏，车子才继续前行。但舒振柏收到钱后，却在微信群里炫耀此事，说以后有问题，还要继续扣常山众卡公司的货。 5、证人何某证言证实，2017年5月2日10时58分，何某听黑向武说有一辆装了常山众卡公司货物的车子联系不上了，并将货车的相关信息提供给何某让其去核查。后何某得知系被告人舒振柏所为。交涉期间郑某告诉何某，舒振柏发过来的明细很大部分常山众卡公司已将运费结算给上海远行公司了，是上海远行公司没有结算给司机，还有一部分是安能分拨中心外请车，这个运费是要上海安能公司支付的，而不是由常山众卡公司支付。5月3日凌晨2时左右，黑向武打电话给何某说车子已经在宁夏境内拦截下来了。5月3日常山众卡公司领导考虑到被扣留这批货物金额非常大，如果不及时送达目的地，常山众卡公司将面临托运方的巨额违约金，也担心扣留会对公司的声誉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将151700元打给了舒振柏。常山众卡公司和舒振柏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并且舒振柏知道上海安能公司与常山众卡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 6、证人李某1证言证实，2017年4月9日舒振柏加李某1为微信好友，然后发了一些货运明细给李某1，说有运费纠纷。李某1经核查发现这些货运明细都是涉及外请车辆的运费，李某1让舒振柏和常山众卡公司单边产品部总监郑某联系。5月1日20时10分，李某1在微信上接到舒振柏的通知说“今天暂时扣一车安能的货，看安能的表现如何？”5月2日10时01分，舒振柏发了一张粤Ｂ×××××货车的货物运输合同照片给李某1，说扣的就是这车货，让李某1去协调。李某1将这件事情反馈给郑某，常山众卡公司让何某和舒振柏负责洽谈。舒振柏提出的那些没有结算的货运款，常山众卡公司都已经按约支付给承运商了，不存在欠款情况。常山众卡公司将这个情况反馈给舒振柏，但舒振柏却说虽然众卡公司已经将款项结算给供应商了，但实际承运司机没有收到运费，仍然要常山众卡公司再次支付运费。 7、证人李某2证言证实，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30日，上海利泽公司作为常山众卡公司的承运方给其承担“松江-济南-北京，上虞-济南-廊坊”两条线路的运输。上海利泽公司又作为托运方将这两条线路的货运承包给了上海利泽公司承运。每个月月底时，常山众卡公司会将每个月的货运款项支付给上海远行公司。上海远行公司收到款项之后，扣除他们的成本将款项打给上海利泽公司。上海远行公司和常山众卡公司的合同到2017年4月30日终止，两个公司的账目全部结算清楚，常山众卡公司也都按时将所有应付款支付给上海远行公司，两家公司之间没有债务关系。但是上海远行公司和上海利泽公司之间是有债务关系的，两家公司结算时相互冲抵双方的债务。从2016年7、8月份上海远行公司没有支付给上海利泽公司货运款，是因为货运款已不足冲抵上海利泽公司欠远行公司的钱了。 8、证人李某3证言证实，常山众卡公司和上海安能公司是两家独立的公司，两个公司是货运承揽合作关系。常山众卡公司承担了上海安能公司绝大部分货运业务，只有常山众卡公司运转不过来的时候，上海安能公司才会偶尔外请一些车辆运输单趟货物。经李某3查询，车牌号为鲁Ｂ×××××、京Ａ×××××的货车是安能青岛分拨中心的外请车。2016年12月29日的车牌号为京Ａ×××××承运青岛至潍坊的运费是在2017年1月13日，通过有资质的第三方唐晨东的账户将1644.9元运费结算给王某2的；2016年12月19日车牌号为鲁Ｂ×××××、京Ａ×××××的承运青岛至济南的运费，安能公司的财务部门是在2017年5月3日13时43分才收到业务员孙放晴在钉钉中发送过来的信息，财务人员核查过之后，于5月4日已结算打款。 9、证人姚某证言证实，2016年5月开始，上海远行公司和常山众卡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承揽合同，常山众卡公司是托运人，上海远行公司是承运人；上海利泽公司又和上海远行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承揽合同，上海远行公司是托运人，上海利泽公司是承运人。上海利泽公司承运的线路有两条，分别是“上海-济南-北京，上虞-济南-廊坊”，承运时间是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上海利泽公司的调度员田峰通过上海豪宏公司的孟某联系了柏某，柏某和孟某帮上海利泽公司外请一些货车来承运前述两条线路上的货运业务。但是上海远行公司只将两条线路给上海利泽公司承运了2016年5、6、7、8共四个月，后来就没有再给上海利泽公司运输了。上海远行公司已将四个月的运费和上海利泽公司结算清楚，因为上海利泽公司欠上海远行公司的钱，所以上海远行公司将这些运费拿去抵扣上海利泽公司所欠上海远行公司的债务，上海远行公司在抵扣时都会将销账通知邮寄给利泽公司。上海远行公司已将货款和姚某结算完毕，是姚某没有结算给柏某和孟某等人。这两条线路的实际承运人只能向姚某、柏某或者孟某索要运费，他们没有道理也没有法律权利向姚某的上级托运单位索要运费。 10、证人于某1证言证实，上海远行公司和上海利泽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该合同有两条线路，分别是松江-济南-北京，上虞-济南-廊坊。据于某1了解，上海远行公司的财务已经和上海利泽公司之间就运输合同中签署的两条线路的货运款项结算清楚。实际承运司机在货物运输完成后，不可以直接向上海远行公司索要运费，因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都是有相对性的，就前述两条线路上的货运业务来说，常山众卡公司是托运方，上海远行公司是承运方，在货物运输完成后，上海远行公司只能向常山众卡公司索要运费。在支付运费方面，货运完成后，上海远行公司只会向上海利泽公司支付货运款项，肯定不会向上海利泽公司的下级甚至更下级的承运方去支付货运款项。反过来也一样，司机也只能向他们的托运方索要货运款项，不能越级索要。 11、证人胡某证言证实，2017年5月2日11时43分，常山众卡公司的郑某发信息给胡某说有辆外请的粤Ｂ×××××的货车被扣了，常山众卡公司可能会被威胁敲诈，让胡某核查一下车辆是否有异常情况。郑某还告诉胡某，2016年6月份，有一批运费常山众卡公司已经支付给上海远行公司，但上海远行公司未全部支付给实际承运人。胡某立即核查五趟车次的情况，经核查，2016年4月19日的鲁Ｂ×××××，2016年4月21日的鲁Ｂ×××××和2016年12月29日的京Ａ×××××三趟次运费已经支付了，2016年12月19日的鲁Ｂ×××××和京Ａ×××××没有查到付款记录。胡某又让上海安能公司的石某1进行核查，核查后发现这两趟车是青岛分拨中心的丁某请的，货运款确实没有结算。胡某就让石某1马上和财务联系，将这两趟车次的款项结算掉，后这两趟车次的货运款已于5月4日结清。 12、证人石某1证言证实，2017年5月2日12时07分时，胡某发了一张包含五趟车次的截图给石某1，让石某1对其中的两趟车次的货运款项是否已经付清进行核查。这两趟车次分别是2016年12月19日，青岛至济南线路的鲁Ｂ×××××，驾驶员为陈建利，总价为2200元，欠款2200元；另一趟车次是京Ａ×××××，驾驶员是王某2，总价2200元，欠款2200元。经石某1核查，这两趟车次是安能公司外请的承运青岛至济南的货运，没有查到付款信息。石某1马上联系安能青岛分拨中心将运费结算，并询问未支付的原因。 13、证人黑向武证言证实，2017年5月1日下午，安能西安分拨中心的调度员常某让黑向武帮他调一辆西安到乌鲁木齐的17米5的货车，黑向武将用车信息发到“安能物流信息”的微信群里。5月1日下午5时40分左右，舒振柏打电话给黑向武说他有西安至乌鲁木齐的货车，黑向武和舒振柏谈好运费价格是18000元。舒振柏将货车司机郭某1的相关信息通过微信发给黑向武，然后黑向武和郭某1联系。5月2日10时16分时，舒振柏在微信上发语音说安能欠他很多钱，希望黑向武配合他，共同把矛头对准安能。黑向武马上向安能西安分拨中心的常某、常山众卡公司的何某、郑某汇报了这个情况。常山众卡公司的领导让黑向武找到该货车，确保车上货物的安全。郭某1是于5月2日15时12分在微信上发了定位给黑向武之后就联系不上了，打电话一直不接，直到5月2日23时15分郭某1发定位给黑向武，黑向武才知道他在宁夏海原县，郭某1的货车和黑向武失去联系8个小时左右。5月3日凌晨1点多，黑向武在宁夏中宁县将郭某1的货车拦下来并等待处理结果。后黑向武得到常山众卡公司确认后才将车辆放行。5月5日12时44分，郭某1发微信定位给黑向武告知货物已运输至目的地。 14、证人常某证言证实，2017年5月1日，安能西安分拨中心承运西安至乌鲁木齐线路的货车运力不足，需要临时外请一辆17米5的厢式货车。常某联系黑向武让其帮忙找车。5月1日20时30分左右，黑向武将承运货车的具体信息发给常某，司机叫郭某1，车牌号为粤Ｂ×××××，运费18800元。5月2日早上10时许，常山众卡公司总部的郑某和何某在公司微信群里发了一张粤Ｂ×××××货车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照片，说货车被扣了。常某立即打电话给黑向武，让黑向武去核实粤Ｂ×××××货车情况。常某打电话给舒振柏沟通未果。5月2日12时12分，舒振柏还发微信说“我警告你们众卡，不要痴心妄想的把责任推给供应商，我会联合供应商收拾安能的”“明天又继续扣一车安能的货，直到安能把自己该负的责任负了”，还让常某赶紧拿出一个处理办法，尽快的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后常山众卡公司将事情处理好后车辆才放行。粤Ｂ×××××货车在运输途中至少有8个小时是和常山众卡公司失去联系的。运输行业里规定，车辆在承运货物时必须实时保持通讯畅通，如出现意外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报备。 15、证人柏某证言证实，柏某名下有两辆17米5的集装箱大货车，车牌号分别为赣Ｌ×××××和沪Ｄ×××××。从2016年6月8日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柏某从货运市场信息部处共承接到17趟次“上海-济南-北京”的货运，1趟次“杭州-济南-北京”的货运，后该18趟运费未及时支付。柏某经人介绍将索要运费的事情委托给舒振柏，并先后支付5000元给舒振柏。4月6日陈辉把柏某拉进“讨债群（一）”微信群，群主是舒振柏。舒振柏在微信群里说他是缺钱才帮司机要运费的，他不是雷锋，这次帮司机要运费，要到之后每个司机要给他1000元的辛苦费。后舒振柏不断在微信群里怂恿司机在全国范围内扣安能的货，扣货期间产生的压车损失每天补偿1000元。还在微信群里发“悬赏通告”。后舒振柏在群里说扣了上海安能公司的货物，至今舒振柏才将30000元运费打给柏某，剩下的63400元（扣除还应给舒振柏5000元的辛苦费）运费舒振柏一直未打给柏某。 16、证人刘某1证言证实，2017年3月份，舒振柏把刘某1拉进了其组建的“讨债群（一）”的微信群中，要求司机将拖欠货运明细发给他，并说明每趟车次要收1000元辛苦费，刘某1通过微信将1000元转给了舒振柏。舒振柏收到钱后，在微信群里发信息让司机去扣上海安能公司的货。后刘某1才得知是上海公司拖欠其运费。5月3日，舒振柏打电话给刘某1说运费已要回来，但扣车产生的压车费用高了，1000元不够还要再多扣500元，舒振柏扣掉500元后将5300元打给了刘某1。 17、证人王某2证言证实，2016年12月18、19日，安能公司青岛分拨中心的丁某打电话给王某2，说需要两趟车从青岛发往济南，每车运费是2200元。王某2打电话给于某2，让于某2帮忙调了一辆山东牌照的货车一起到青岛分拨中心装货。12月29日，丁某又让王某2拉青岛到潍坊的货。运输完成后，丁某一直未将运费付给王某2。2017年5月4日，有一笔2143.4元的代付业务入账。过了一两天，丁某又打电话给王某2说另外一趟运费已经在2017年1月13日付给王某2了，王某2查询发现2017年1月13日收到的1644.9元是2016年12月29日从青岛到潍坊的运费，这个时候王某2才知道这笔运费早就结算了。 18、证人于某2证言证实，2017年4月8日，于某2加了舒振柏的微信，4月10日将5趟未结运费明细发给舒振柏。2017年4月10日，于某2去安能青岛分拨中心核查，发现2016年4月19日、4月21日的那两趟运费已经结算给于某2，另外两趟同样线路的运费结算给朱小东，另外3趟是王某2联系的。2017年5月10日，于某2和朱小东联系，朱小东说确实收到了那两笔款项，是在2016年7月28日将这两笔款项打到岳增芳个人账户了，是岳增芳一直未把两笔运费还给于某2。5月初，于某2在“厢运中国3团”微信群里看到舒振柏说已经扣了一车西安到乌鲁木齐的安能货。5月4日，于某2收到了一笔2143.4元的钱，于某2知道这笔是之前被拖欠的2016年12月19日青岛到济南的运费，王某2承运的那趟运费也收到了，另外那趟运费王某2早就收到了，是王某2自己弄错了。舒振柏从常山众卡公司处要来的5趟运费共计11000元还在舒振柏那里。 19、证人曲某证言证实，孟某是上海豪宏物流有限公司的调度员，负责车辆调度。该公司也承接过上海利泽公司的业务，都是孟某和姚某对接的。曲某与姚某之间的业务主要是2016年4月至8月，“上海-济南-北京，上虞-嘉兴-廊坊”线路的业务，这些业务都是常山众卡公司承包给上海远行公司，上海远行公司再承包给上海利泽公司，他们都签过正式的货物运输合同，运费是常山众卡公司付给上海远行公司，上海远行公司再付给上海利泽公司，上海利泽公司再付给曲某的公司。但曲某和姚某之间是没有签订正式货物运输承揽合同。姚某还欠曲某100多万元运费，曲某知道常山众卡公司已将运费付给上海远行公司，上海远行公司已将运费付给上海利泽公司的姚某，所以曲某只会去找姚某要运费。 20、证人陈某1证言证实，货车驾驶员与常山众卡公司签订一份合同，用于说明驾驶员与货车的真实信息，便于跟踪追溯货物。如果拉货途中碰到问题可以及时与驾驶员取得联系，合同中的条款主要告知驾驶员妥善保管货物的责任。另外合同能够说明是常山众卡公司与上海远行公司结算运费，这是一份驾驶员去拉货时的小合同，合同与常山众卡公司和上海远行公司签订的框架合同一起组成整体合同关系。常山众卡公司每次完成运输后都把运费及时支付给上海远行公司，上海远行公司也是及时把运费付给上海利泽公司，再由上海利泽公司付给作为丙方的那些驾驶员，其实是上海利泽公司欠那些驾驶员的运费。 21、证人陈某2证言证实，上海安能公司的运输业务基本上承包给常山众卡公司。因为上海安能公司货运量很大，光靠常山众卡公司的货车拉不完，常山众卡公司会到外面与别的公司签合同让别人来承运安能公司的货物。但上海安能公司没有和常山众卡公司下面的承运人签订合同，只要货物拉到目的地，上海安能公司只需把钱结算给常山众卡公司，至于常山众卡公司怎么去和乙方结算他们有合同约定，但是驾驶员不能直接找上海安能公司要运费。 22、归案经过证实，被告人的归案情况。 23、户籍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书、社区戒毒决定书、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证实，舒振柏的身份信息及受过行政处罚情况。 24、收取司机好处费清单证实，被告人舒振柏从刘某1处索要1500元、严以根处索要2000元、胡宝军处索要2500元、赵某2处索要1500元、陈某4处索要2000元，共计收取除柏某外其他司机9500元的好处费。 25、货物清单及保价清单证实，郭某1运输的该车货物价值为968894元。 26、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网银电子回单、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单证实，上海安能公司属于台港澳法人独资类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2015年6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秦某；常山众卡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郭某3。上海安能公司和常山众卡公司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常山众卡公司于2017年5月3日分四笔共计151700元钱通过网银汇给舒振柏银行账户。舒振柏将部分运费支付给货车司机。 27、被告人舒振柏提供的31笔运费清单、常山众卡公司对31笔运费核查清单证实，被告人舒振柏提供的31笔运费中，其中一笔2016年7月6日的上虞-嘉兴-廊坊的任务单号为SYU2016070506是重复的，31笔运费共计151700元，其中五笔为上海安能公司的运费。 28、付款明细、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被告人舒振柏发给常山众卡公司中的31笔运费（其中有一笔2016年7月6日的上虞-嘉兴-廊坊的任务单号为SYU2016070506是重复的，实际为30笔运费）中，28笔运费已付清，其中于某2的2016年4月19日“济南至青岛”的2500元运费，4月21日“济南至烟台”的2700元运费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支付2442.5元、2641.9元到张会荣尾号为4718的账户上。 29、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付业务回单及明细证实，2017年1月3日，上海安能公司将1644.9元运费付给王某2;同年5月4日分别将2143.4元运费付给王某2、张会荣。 30、货物运输承揽合同证实，2016年5月9日，甲方常山众卡公司与乙方上海远行公司签订“松江-济南-北京；上虞-济南-廊坊”的两条线路运输承揽合同，由乙方负责提供承运服务。2016年5月13日，甲方上海远行公司和乙方上海利泽公司签订“松江-济南-北京；上虞-济南-廊坊”的两条线路运输承揽合同，由乙方负责提供承运服务，对接人为姚某。 31、付款凭证及相关材料证实，上海运行公司收到5月至8月上海安能运输项目运费后，扣除上海利泽公司的相关费用后，已将应付给上海利泽公司的运费付清。 3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被告人舒振柏与李某1、郑某、柏某、于某2、赵某1等人的聊天记录及被告人在“讨债群”里的聊天内容。 33、委托书证实，陈某4、赵某2、刘某1、柏某等司机委托被告人舒振柏全权处理被拖欠运费一事，全权代理仅为普通代理，不是特别代理。 34、郭某1与黑向武的通话记录证实，2017年5月2日12时54分，郭某1接完黑向武电话后，黑向武分别于18时14分、18时19分、18时38分打郭某1电话，但郭某1一直未接电话，直到21时10分郭某1才接黑向武电话，中间8个多小时黑向武无法联系到郭某1。 35、运费支付催办函证实，常山众卡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发函给上海远行公司，要求上海远行公司尽快支付24辆17米5外请车辆的运费。 36、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证实，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与认罪态度变化。 本院认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通讯工具等方式对他人进行滋扰、纠缠、哄闹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可以认定为“软暴力”。具体到本案，被告人舒振柏为谋取不法利益，通过其建立的微信群，散布恐吓信息，以恶意号召全国司机强行“扣货”方式威胁常山众卡公司，并且扬言效仿西方“地下裁判团”来为司机“伸张正义”，使常山众卡公司负责人产生恐慌，进而支付了不应由其负担的运费，侵犯了其人身财产权益，严重影响了常山众卡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据此，被告人舒振柏运用软暴力犯罪手段，非法插手民间纠纷，在向常山众卡公司索要运费期间，多次以所谓“扣货”相威胁，要求常山众卡公司支付运费。后在网上浏览货运信息时，故意指使他人承接常山众卡公司的货物运输业务，并以高于市场运费的好处将该业务交于司机郭某1。为了造成常山众卡公司更大的恐慌，形成心理强制，被告人在司机将货物从始发地西安运往乌鲁木齐的途中，指使司机在运输途中不得接其他人电话，不得向货主报备车辆位置，导致价值960000余元的货物与货主失联近8小时。与此同时，被告人又通过通讯工具联系常山众卡公司，声称其已控制该车货物，要求常山众卡公司立即付款。最终常山众卡公司被迫向被告人银行转账150000余元。之后，司机又按照被告人的要求向货主报备信息，恢复了正常通信联系，货物也按约送达至乌鲁木齐分拨中心。被告人的行为属情节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营商环境，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予严惩。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辩护人认为常山众卡公司在签订合同中存有过错的意见，经查，常山众卡公司已按约支付相应运费，并积极履行函告催促下级承运商尽快支付运费的义务，且被告人帮忙索要的运费中有部分系其它公司的运费，被告人舒振柏明知该情况仍继续向常山众卡公司索要并最终达成目的，故辩护人认为常山众卡公司的过错导致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具有多次行政处罚前科，依法可酌情从重处罚。具体刑期本院结合本案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性质与情节在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幅度内酌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舒振柏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3日起至2022年2月24日止。） 二、赃款151700元继续予以追缴并返还给被害单位常山众卡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郑 颖 人民陪审员  李美君 人民陪审员  徐伟华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段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