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05民初2351号 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89号。 负责人：夏国强，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小凡，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秦怡，女，1984年9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 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诉被告秦怡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银行的委托代理人季小凡及被告秦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银行诉称，2013年4月5日，原告与案外人江苏长三角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三角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在保理业务范围内为长三角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额度授信。同日，被告作为保证人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为主债务人长三角公司在《综合授信公司》以及该授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项下原告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3年6月1日，原告与长三角公司又签订《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一份，双方确认该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并约定保理额度为1亿元；2013年6月8日，原告向长三角公司发放了上述合同项下的1亿元贷款，约定长三角公司应于2013年11月30日偿付该笔贷款资金。 上述贷款到期后，因长三角公司未能按期向原告清偿该笔贷款，原告依据与其签订的《仲裁协议书》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北京仲裁委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京仲裁字第1495号裁决书，裁决：长三角公司偿还原告融资本金96122201.5元，支付截至2017年9月11日的利息34463889.01元，并支付原告垫付的仲裁费388665.2元，原告对长三角公司持有的包头市盛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39%的股权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担保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仲裁裁决作出后，因长三角公司未按裁决规定的履行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向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该院裁定将长三角公司持有的包头市盛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39%的股权作价55200000元交付原告抵偿55200000元债务。此外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执行到了上述案件另一保证人田超5307.72元。截止目前，长三角公司仍欠原告借款本金40916893.78元及利息，此外，原告代长三角公司垫付仲裁费388665.2元，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垫付股权评估费380000元，并为上述仲裁和相关诉讼支付律师费657126.5元，前述费用均属于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应由长三角公司承担，根据原告与被告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应对长三角公司为偿付债务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对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应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金40916893.78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被告对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应承担的仲裁费388665.2元、律师费657126.5元、评估费38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秦怡辩称，其并非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向原告借款的保证人，不应当承担该笔借款的保证责任。因案外人田超（系秦怡丈夫）带秦怡去原告处签订了案涉合同，但具体的合同内容秦怡并不清楚，原告工作人员也没有要求秦怡作为该借款的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名，其在案涉保证合同上签名是原告让其知晓田超系该笔借款的保证人，而不是让秦怡也作为该笔借款的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名。如果当时原告让秦怡作为该借款的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名的话，被告是不会签的。被告除知晓案外人田超是该借款的保证人外，有关该笔借款的事实情况均不知情。 经审理查明，被告与案外人田超系夫妻关系，田超并为长三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4月5日，长三角公司与原告签订编号为0148788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原告在保理业务范围内为长三角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的额度授信。同日，案外人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编号为0148788_0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为主债务人即长三角公司在上述《综合授信合同》以及该授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项下原告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日，原告又与案外人田超签订了编号为0148788_0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田超也为主债务人即长三角公司在上述《综合授信合同》以及该授信合同项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项下原告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封面上的保证人一栏注明为田超，债权人一栏注明为北京银行南京分行。该合同第一页保证人一栏仍注明保证人为田超，并留有田超的个人信息；在该合同封面及合同第一页保证人一栏上，均未注明被告秦怡也为主债务人长三角公司的上述借款保证人，只是在合同落款处保证人一栏中，由保证人田超签名，在田超的签名后方出现被告秦怡的签名。 另查明，案外人田超在与原告签订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当日，被告系应原告要求，以田超配偶身份陪同田超至原告处签订上述合同，原告工作人员要求被告秦怡在田超签署的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的签名，是作为被告秦怡知晓其丈夫田超为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向原告借款的保证人并承担保证责任的确认，而不是要求被告秦怡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名，且原告在审核该笔授信业务时，也未将被告秦怡列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2013年6月1日，原告与长三角公司又签订《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一份，双方确认该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并约定保理额度为1亿元；2013年6月8日，原告按约向长三角公司发放了上述合同项下的1亿元贷款，且要求长三角公司于2013年11月30日偿付该笔贷款资金。上述贷款到期后，因长三角公司未能向原告清偿该笔贷款，原告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北京仲裁委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京仲裁字第1495号裁决书，裁决长三角公司偿还原告融资本金96122201.5元，并支付截至2017年9月11日的借款利息34463889.01元，还需支付原告垫付的仲裁费388665.2元，并裁决原告对长三角公司持有的包头市盛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39%的股权折价、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担保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因长三角公司未按上述裁决规定的履行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向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法院裁定将长三角公司持有的包头市盛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的39%的股权作价55200000元交付原告用于长三角公司抵偿其向原告借款本金数额中的55200000元。 还查明，原告又于2018年3月以保证合同纠纷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案外人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及田超，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2018年6月作出（2018）苏01民初5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田超对长三角公司应向原告偿还的借款本金96122201.5元、利息、仲裁费388665.2元、评估费380000元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及田超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长三角公司追偿。该判决生效后，原告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执行到保证人田超5307.72元。截止原告本次起诉，长三角公司仍欠原告借款本金40916893.78元及利息，并欠原告代垫的仲裁费388665.2元、代垫的股权评估费380000元及原告为上述仲裁和相关诉讼支付的律师费657126.5元。因原告认为被告秦怡也是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向其借款的担保人，其也应当和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及田超一并承担长三角公司向原告还款的连带担保责任，原告遂于2019年3月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秦怡应诉后，认为其仅是以案外人田超配偶的身份在案涉保证合同中签名，该签名仅能代表其知晓田超为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向原告借款的担保事项，不能代表其也为上述借款的保证人，故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因原、被告双方就被告秦怡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有追索权保理额度合同》、保理业务回单、裁决书、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原告与案外人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0148788_0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原告与案外人田超签订的编号为0148788_0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可以看出，若被告秦怡也为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向原告借款的保证人，则按照原告常规流程，需要被告秦怡像上述二保证人（即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及田超）一样与原告签署单独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原告与田超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不管是该合同封面保证人一栏和合同主体栏中保证人一栏均仅有原告自行打印的“保证人：田超”，而没有打印被告秦怡的姓名，被告秦怡仅在合同落款处田超签名的右边签了名，该签名行为仅表明其作为田超配偶并知晓田超为长三角公司向原告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并不能表明其愿意与田超共同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原告在没有提供其与被告秦怡签订单独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况下，仅凭被告秦怡在田超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有其签名为由，而向其主张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原告要求被告秦怡对案外人长三角公司向其借款的本金、利息、仲裁费、评估费、律师费等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之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37913元，减半收取118957元，由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克强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曹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