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99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科园二路1号。 法定代表人：邓银华，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治琦，北京市竞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蜀通街12号商务楼七楼。 负责人：李志强，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婧，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成都高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街1号。 法定代表人：高利军，董事长。 原审被告：成都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 诉讼代表人：成都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负责人：王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桂坪，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创服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成律所）、原审被告成都高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公司）、成都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城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1民初4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创服中心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中对创服中心的判项，驳回恒成律所对创服中心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案涉《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的签订系创服中心时任负责人超越职责权限，违规签订，创服中心无案涉专项法律服务需求，合同的签订不能代表创服中心的真实意思；高利军私自签订服务合同，涉嫌与恒成律所恶意串通损害创服中心利益，应为无效，且服务合同创服中心的地位实质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创服中心系公益事业单位，其承担保证责任违反担保法禁止性规定；创服中心在服务合同签订时已被批准财政收支全额纳入预算，案涉服务合同的签订系必须进行公开招标项目，适用《政府采购法》；恒成律所在合同期内，仅进行了部分代理服务，也未尽到勤勉尽责，其所主张的服务费用应予以扣减。 恒成律所辩称，服务合同有创服中心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印章，合法有效，其效力不受创服中心内部规定影响；创服中心属自收自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服务合同的签订不属《政府采购法》招标规定的调整，即使适用《政府采购法》，也无已签订合同为无效的规定；高科公司、大城公司系创服中心下属企业，持有相应股权，不能以恒成律所未直接为创服中心提供服务来认定创服中心未享受到服务；因服务合同接受服务的对象包含多方，大城公司破产并不影响服务合同的履行；服务合同约定的恒成律所的主要职责为协助度过债务危机，并非承诺一定会度过债务危机，不能以此来认定恒成律所未尽职完成服务内容。 原审被告高科公司述称，其签订服务合同代表的是创服中心，并非个人行为；创服中心自1989年成立到2015年纳入二级事业单位管理期间，属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未参照《政府采购法》管理规定；服务合同涉及五家单位，都属于创服中心控股，存在股权关联，因发生债务危机需要总体协调，故签订案涉服务合同，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说法。 原审被告大城公司述称，恒成律所没有完成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内容包含了破产重整等方式，但恒成律所并未实施该项工作。案涉服务合同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已经解除。 恒成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向恒成律所连带支付律师费2065000元；2.判令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以2065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恒成律所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暂计算至2016年10月31日为22715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一、2013年11月15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作为甲方与恒成律所作为乙方签订（2013）恒专字第GM966-99号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与本案有关内容）（一）合同标的：1、乙方为甲方应对和摆脱危机提供专项和专业法律服务。2、作为对价，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按本合同第3.1项约定的报酬。（二）工作目标及任务：1、乙方的主要工作任务（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任务的公司主体包括：大城公司、高科公司、成都高创科技集团公司、成都伟事达高朗科技有限公司、创服中心及相关个人）：（1）为甲方的上述工作提供全过程的法律咨询，包括提供随时的口头咨询及书面咨询意见；（2）提出法律建议；（3）协助甲方现场工作方案，工作策略；（4）起草各自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函、申请书、法律意见书、合同、协议等；（5）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6）应甲方要求与各相关机关、机构、个人衔接和协调工作；（7）应甲方要求参加各种会议与谈判；（8）代理起诉、应诉。2、乙方指定的李军律师负责组成律师团从事上述工作，保证对其他律师的有效领导，以确保工作质量。3、双方确认，甲方的目标是努力度过债务危机，乙方以上述工作给予过程协助，乙方不能负担对甲方能度过债务危机的承诺的担保。4、甲方声明，对度过债务危机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为此接受一切合法有效方式解决危机，包括应诉、反映情况、控告、债务重组、股权转让、破产等。（三）甲方的付款及配合：1、甲乙双方充分考虑到甲方困难、乙方工作难度和工作量等实际情况，同意按照以下条件计付律师费：（1）、无论需要代理的诉讼的数量多少、金额多少，无论涉案主体是否为甲方以外的相关个人，也无论具体债务是否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应对，双方比照一次性代理2亿元债务个案诉讼简化计费；计费标准按照《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项目及标准》第二条（二）项规定的下限标准执行。据此，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的律师费为2165000元。（2）、鉴于甲方实际困难，乙方同意甲方在工作工程中根据资金周转情况随时分批支付律师费用，但最迟不应超过2014年12月31日。甲方承诺，在有条件情况下就未支付的律师费提供有效担保。（3）、甲方三家单位对律师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甲方应当按照乙方要求及时提供乙方工作所需的各种资料和手续，并保证其真实、完整、有效。（四）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合伙人签字或者加盖公章后生效。大城公司、创服中心、恒成律所分别在合同甲方和乙方处加盖单位印章，高利军在大城公司、创服中心、高科公司栏签署名字。2013年11月18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向恒成律所出具由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利军签字的《确认书》，确认恒成律所可以以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合同》项下所约定的工作任务，并同意接受恒成律所律师助理杨章强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员工名义代理或者处理相关事务。 二、合同签订后，恒成律所以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提供合同所约定的工作任务，并安排律师助理杨章强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员工名义为服务的公司主体提供法律服务。期间，大城公司支付了恒成律所服务费10万元。一审审理中，恒成律所主张其已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并对其主张提交了提供仲裁、诉讼服务的涉仲裁和涉诉案件的仲裁资料和诉讼资料。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对恒成律所提交仲裁和诉讼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高科公司认为，恒成律所应对大城公司的破产重整所涉法律事务提供服务，鉴于大城公司的破产重整事项还未结束，恒成律所在收取费用时应适当地减免部分费用。创服中心认为，恒成律所已提供的服务中并没有为创服中心提供服务的事项，同时认为恒成律所在为大城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时，仅安排律师助理提供服务，与合同约定不符。大城公司认为，恒成律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履行了部分起诉应诉的合同义务，无证据证明其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而恒成律所提交的证据中(2014)都江民初字第1026号案件，恒成律所未指派律师或其他人员出庭应诉、（2015）成民初字第2027号案件、（2014）锦江民初字第24号案件、（2015）成民初字第1374号案件，恒成律所仅安排一名律师助理处理全部事宜，均证明恒成律所已履行的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要求，同时恒成律所提供的专项和专业的法律服务未能让大城公司摆脱债务危机，恒成律所未全面、尽责地履行合同义务。恒成律所认为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具有不确定性，提供的服务方式既有书面形式，也有口头形式，除涉仲裁和诉讼服务外，提供的服务还包括大量的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提供法律建议、参与会议的谈判等，合同未对服务方式作具体要求，故其提交的合同履行证据仅有涉仲裁和诉讼的证据。恒成律所以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提供合同所约定的工作任务，并安排律师助理杨章强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员工名义代理或者处理相关事务，是经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确认，其履行也符合合同的约定。(2014)都江民初字第1026号案件，恒成律所未指派律师或其他人员出庭应诉的原因是大城公司未收到诉讼文书。同时，因恒成律所不能负担对大城公司能度过债务危机的承诺的担保，故也不能以大城公司是否摆脱债务危机来判定恒成律所是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对于恒成律所为大城公司在破产重整提供法律服务问题，恒成律所认为大城公司现依法定程序确认的专业管理人进行管理，并非是恒成律所不履行合同。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仍在履行期，服务对象若需要法律服务，恒成律所会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一审诉讼中，恒成律所、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均认可该《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时间从2013年11月15日起，未约定服务终止时间。恒成律所、高科公司、大城公司均认为该合同现仍在履行期间。创服中心认为合同对创服中心无效，不存在合同是否在履行期间的问题。 三、2013年11月15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与恒成律所签订（2013）《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时，高利军系大城公司、创服中心、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创服中心于1989年11月25日经成都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成机编（1989）187号文件批准同意组建，该中心属市科委领导的县级事业单位，独立核算，自收自支。高利军于1993年担任创服中心主任，2013年11月28日被免职。2015年经成都市编委批准创服中心财政收支全额纳入预算。一审诉讼中，创服中心主张其财政收支实际上在签署服务合同时，已全额纳入预算。对此主张创服中心提交了成都市科技局成科财[2013]3号、[2013]10号、[2014]5号文件及创服中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主任办公会议制度》。对创服中心提交的证据，恒成律所认为，文件中被通知的单位栏“创服中心”字样属手添写，文件附件名称与创服中心提交的文件附件的名称不一致，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主任办公会议制度》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高科公司认为，高利军当时作为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未收到过以上文件，也不知道以上资金管理制度的存在，在高利军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创服中心资金均是独立核算，自收自支。 四、2017年5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0181破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7年5月3日起对大城公司进行重整”，并作出（2016）川0181破字第1-2号决定，指定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担任大城公司管理人。 一审诉讼中，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根据恒成律所的财产保全申请，对创服中心所有的位于高新区予以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效力问题。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与恒成律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时均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虽创服中心以创服中心系公益性事业法人，采购服务合同应经招标程序，本案合同签署未经任何招标程序，合同无效，应予撤销为由进行抗辩，但根据成都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成机编（1989）187号通知，创服中心属市科委领导的县级事业单位，独立核算，自收自支。创服中心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在签署服务合同时，创服中心已不是独立核算，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故一审法院对创服中心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恒成律所与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二、关于恒成律所是否按《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恒成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对象为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及成都高创科技集团公司、成都伟事达高朗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个人，恒成律所以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的法律服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具有不确定性，服务成果并不以大城公司能否度过债务危机作为是否完成工作任务的考量因素。故恒成律所对服务对象中的任何一方提供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服务，均视为履行合同义务。恒成律所从2014年至2016年期间一直在为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服务，其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同时，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能够确认恒成律所以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和安排律师助理杨章强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员工名义提供法律服务是经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同意，恒成律所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确认的方式完成工作任务也符合合同的约定。三、关于律师费的支付问题。根据《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是双方比照一次性代理2亿元债务个案诉讼收费，共同确定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应向恒成律所支付的律师费金额为2165000元，最迟支付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且由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对律师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恒成律所在合同签订后已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理应按合同的约定连带支付恒成律所律师费。大城公司已支付恒成律所律师费10万元，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还应向恒成律所支付律师费2065000元。四、关于恒成律所主张的资金占用费问题。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期限为最迟2014年12月31日，在约定的支付期限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仅向恒成律所支付律师费10万元，对其余2065000元律师费未支付，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应向恒成律所支付未付律师费的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考虑到双方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现仍在履行中，现无证据证明恒成律所向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主张过相关权利，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期限以从恒成律所起诉之日即2016年11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支付清结时止为宜。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成都高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都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连带支付律师费2065000元。二、成都高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都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连带支付律师费利息，计算方法为：以2065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1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25138元，由成都高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都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创服中心提交了以下证据：1.《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关于要求立即支付（2013）恒专字第GM966-99号《专项法律服务合同》项下律师费的函》，拟证明创服中心并非服务合同接受服务的主体，恒成律所与高利军恶意串通损害创服中心利益；2.《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关于批复2012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关于批复2013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关于批复2014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拟证明从2012年起创服中心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已全部纳入预算范围，案涉服务合同属政府采购法调整范围；3.成都市科学技术局文件（成科财[2013]10号），拟证明创服中心属成都市科学技术局直属事业单位，应履行重大财务事项报告制度，案涉服务合同的签订属高利军超越职权所为；4.《关于继续聘请市科技局法律顾问的建议》《法律顾问合同》《法律服务工作总结》，拟证明创服中心无需专项法律服务，不存在恒成律所持续性服务的事实。 恒成律所质证认为，证据材料1不能达到创服中心的证明目的，发函的目的是恒成律所基于服务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已到加之大城公司面临破产重整，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发出的。证据材料2中三份文件属内部文件，第三人并不知晓，也不能证明创服中心实际于2012年开始全额采用政府资金。证据材料3属内部管理办法，对外并无公示，与本案无关且不能证明恒成律所与高利军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证据材料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仅能证明科技局与泰和泰律所存在法律服务关系，且仅是针对科学技术局，并不能排除创服中心有权外聘律师服务。高科公司质证认为，创服中心提交的2012、2013年科技局的文件在高利军任职期间从未见过，也没有相应签发手续。服务合同签订之前创服中心并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泰和泰律所是科技局后来聘请的律所，在高利军任职期间从未享受泰和泰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大城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2和3的质证意见与高科公司一致，对证据材料4认为法律服务不具有排他性。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材料1催款函系恒成律所在服务合同约定款项支付期限届满后在恒成律所、高科公司、大城公司面临经营困难和负责人变更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权利而发出的，不能达到创服中心的证明目的。证据材料2系科技局内部文件，不能证明创服中心的主张，具体理由在判决说理部分阐述。证据材料3系科技局内部管理文件，如存在相关情形，应通过内部相应处理办法处理，对外不具效力。证据材料4因是科技局与相关机构签订，并不能排除创服中心有对外法律需求。本院对创服中心二审期间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不予采信。 恒成律所、高科公司、大城公司在二审期间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案涉服务合同的性质及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二是恒成律所是否有权全额主张服务费用；三是创服中心应否为服务费用的承担主体。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案涉服务合同的性质及效力应当如何认定问题。本院认为，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与恒成律所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对合同各方均具约束力。创服中心以案涉服务合同的签订系创服中心时任负责人高利军超越职责权限，违规签订，不能代表创服中心的真实意思，高利军涉嫌与恒成律所恶意串通损害创服中心利益且创服中心作为公益事业单位，签订案涉合同必须进行公开招标为由，主张服务合同无效。本院认为，首先，创服中心为独立法人单位，对外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创服中心在案涉合同上予以签章和负责人签字确认，代表了创服中心的真实意思。创服中心提交的创服中心已在2012年纳入财政预算范围的相应文件，因该文件系部分页码复制件，也并未表明针对创服中心且时任负责人高利军否认在其任职期间创服中心收到过该文件。退一步讲，即使该文件真实存在，也仅是内部函件，对外并无公示，本院对创服中心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创服中心认为，时任负责人高利军涉嫌与恒成律所恶意串通损害创服中心利益，因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可。再次，针对创服中心认为案涉服务合同的签订是时任负责人高利军超越职权违规签订并非创服中心真实意思的主张，本院认为，高利军是否存在滥用职权和违规违纪情况，是创服中心内部事宜，并不影响对外合同性质及效力。 二、关于恒成律所是否有权全额主张服务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案涉服务合同第3.1条约定，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应向恒成律所支付律师费2165000元，最迟支付时间不应超过2014年12月31日，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对律师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协议约定恒成律所从2014年至2016年期间一直为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服务，已履行了合同义务，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律师费用。大城公司已支付恒成律所律师费用10万元，故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还应向恒成律所支付律师费2065000元。创服中心认为，按照协议约定破产服务已包含在恒成律所提供的专项法律服务中，但在大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恒成律所并未提供服务，应当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扣减。本院认为，在服务合同列明的恒成律所主要的工作任务中并未包含提供破产服务，2.4条的“甲方声明”仅是服务对象愿意接受一切合法有效方式解决债务危机的承诺，并非对恒成律所工作任务的特殊约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规定，大城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管理人应通过受理法院指定，无法自行协商确定管理人。故服务合同中没有包含提供破产服务，创服中心认为在支付的律师费用中应当对提供破产服务费用予以扣除的意见，不予支持。 三、关于创服中心应否为服务费用的承担主体的问题。创服中心主张，其自身作为成都市科学技术局下属事业单位，对外并无专项法律服务需求，服务合同是时任负责人违规签订，创服中心不应承担服务费用。本院认为，对服务合同的效力问题上面已作评述，不再赘述。创服中心作为服务合同签订主体，在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后，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协议约定，恒成律所提供服务的对象包括创服中心，高科公司、创服中心、大城公司对律师费用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创服中心是服务费用的承担主体。至于创服中心认为服务合同签订至今，其自身还未享受任何专项法律服务，本院认为，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标的尚未实现，且各方均未主张解除服务合同，服务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创服中心仍可依据服务合同要求恒成律所提供合同约定的专项服务。 综上所述，创服中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138元，由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良谷 审判员  刘冠男 审判员  任文磊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梁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