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6民初253号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住所地：龙口市振兴中路395号。负责人：姜华庆，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应新、王增辉，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金锋人造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外向型工业加工区。法定代表人：李文恒，总经理。被告：龙口市龙耀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开发区海岱镇驻地。法定代表人：李忠维，总经理。被告：李文恒,男，196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龙口市。被告：龙口市绿丹果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大田周家村。法定代表人：董杰，总经理。被告：山东态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黄城通海路8号。法定代表人：李汝杰，总经理。被告：山东鑫龙高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林水河，总经理。被告：烟台金阳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李汝杰，总经理。被告：上海森伊斯特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369号611室。法定代表人：金根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协，山东德衡（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继山，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名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牟黄路西。法定代表人：邹晓月，总经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龙口支行）与被告山东金锋人造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锋公司）、龙口市龙耀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耀公司），李文恒、龙口市绿丹果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丹公司)、山东态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态能公司）、山东鑫龙高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公司）、烟台金阳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阳光公司）、上海森伊斯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伊斯特公司）、山东名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君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行龙口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应新、王增辉，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协、侯继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锋公司、龙耀公司、李文恒、绿丹公司、态能公司、鑫龙公司、金阳光公司、名君公司经本院公告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建行龙口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金锋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3316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794556.09元（暂计至2018年3月16日），并自2018年3月1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方式计付的利息、逾期利息。被告李文恒、绿丹公司、态能公司、鑫龙公司、金阳光公司对被告金锋公司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原告对被告龙耀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龙口经济开发区商住楼、龙房权证龙口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产及该房产坐落的龙口经济开发区、使用权面积1298平方米、龙国用（2004）第10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经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原告对被告金锋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龙口经济开发区牟黄路南、铁路西，建筑面积共32759.52平方米，龙房权证龙口字第××号、龙房权证龙口字第××号、龙房权证龙口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项下的房产经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原告对被告金锋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龙口外向型工业加工区、使用权面积105653平方米，龙国用（2002）第0032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经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判令原告有权直接向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收取应由其支付给被告金锋公司的应收账款，并对该应收账款就上述第1项所确定的债务行使优先受偿权；6、判令被告金锋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100000元，被告龙耀公司、李文恒、绿丹公司、态能公司、鑫龙公司、金阳光公司、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7、判令被告金锋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龙耀公司、李文恒、绿丹公司、态能公司、鑫龙公司、金阳光公司、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承担连带缴纳责任。事实与理由：2017年8月11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金锋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2017-09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7710000元整，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7年8月11日起至2018年8月10日止。实行固定年利率4.791525%，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本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2017年10月20日，双方签订《人民币贷款结息方式调整补充协议》，约定结息方式由按月结息调整为按年结息。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日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最后一次还款时，利随本清。甲方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或违反任何法定义务，乙方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甲方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费用。因甲方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导致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应由甲方承担。同日，原告向被告金锋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37710000元。被告金锋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750000元，又于2017年10月24日归还本金3800000元。2013年11月26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龙耀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2013（龙耀）《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自愿以其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在2013年11月26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为被告金锋公司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乙方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154万元的抵押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诉讼费、保全费等。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限制。之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房产抵押登记证号为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土地使用权登记证号为龙他项（2013）第0352号。2016年9月1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李文恒作为甲方签订了2016（李文恒）《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自愿在2016年9月10日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为被告金锋公司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余额、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赔偿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被告金锋公司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乙方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其他约定，甲方应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9月18日，原告作为乙方分别与被告绿丹公司、态能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两份内容相同的编号为2016（绿丹）、2016（态能）《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均自愿在2016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8日期间为被告金锋公司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分别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7800万元、人民币12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余内容同上述保证合同。2017年1月14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鑫龙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2017（鑫龙）《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自愿在2017年1月14日至2020年1月14日期间为被告金锋公司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9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余内容同上述保证合同。2017年7月30日、8月11日、9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金锋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编号分别为2016JF002、2017-099、2017-123《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自愿以其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享有的若干笔应收账款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为其与乙方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乙方提供总计最高限额为人民币67500万元的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余额、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赔偿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同时，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向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发送《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告知其涉案应收账款已转让给原告。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均出具回执，确认通知所述应收账款债权已全部质押给原告，原告有权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双方就上述质押的应收账款均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2017年9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金阳光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2017-001（金阳光）《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自愿在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为被告金锋公司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26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内容同上述保证合同。2018年1月25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金锋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两份内容相同的编号分别为JF2018001号、JF2018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内容简要如下：甲方自愿以其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在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为被告金锋公司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分别向乙方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及3800万元的抵押担保。其余内容同上述抵押合同。之后，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房产抵押登记证号为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证号为龙他项（2015）第0479号。被告金锋公司未按约定还本付息。因被告金锋公司的违约行为，原告不会再与其发生新的债权，故宣布：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龙耀公司、李文恒、绿丹公司、态能公司、鑫龙公司、金阳光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提前进入决算期，2018年3月13日为决算期届至日。为此，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森伊斯特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告金锋公司从未签订过所谓的20170701及JS20170903的《购销合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没有事实依据。（一）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中称，答辩人与被告金锋公司分别签有编号为20170701及JS20170903的《购销合同》，事实上，答辩人与其并未签订该合同。（二）被答辩人提交的两份载有答辩人名称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写的因购销合同发生的共七张发票，答辩人从未收到上述发票，据金锋公司财务人员介绍，上述7份发票正式的付款人也并非答辩人，上述发票真实金额以及真正的付款人可由被告金锋公司税务发票系统查询。被答辩人提交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以及《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所载的事项均为虚假，向答辩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的所谓答辩人的公章系伪造，非答辩人的公章。（一）被答辩人提交的两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盖有所谓的“森伊斯特公司”的公章非答辩人的公章，且该公章与答辩人的公章区别明显，该加盖的印章系伪造。（二）答辩人系外商独资，使用的公章中印有中英文，无五角星标识，且自答辩人成立以来从未变更印章，仅刻制公章一枚，但该伪造的公章则没有英文，并中间刊刻五角星，该伪造的印章明显区别于答辩人的真实印章。质押通知书中加盖的所谓答辩人的印章非答辩人真实印章，系伪造答辩人的印鉴，该质押通知书对答辩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主张没有权利来源，主张不能成立。三、答辩人未收到《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亦并未出具回执，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在答辩人诉状称被答辩人“出具回执”，答辩人与被告金锋公司不存在所谓的20170701、JS20170903的《购销合同》，也不存在所谓应付账款，答辩人也从未收到上述所谓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更不可能出具所谓的回执。而如上所述，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所谓被答辩人的印鉴也系伪造，因此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四、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明显存在造假嫌疑，应不予采信。被答辩人提供的编号为2016JF002的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以及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清单中，强调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8.7.3，而其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应收账款到期日则为2018.7.30，且所谓通知书中明显存在修改痕迹，如此重要的信息反复修改，没有盖章确认，且前后矛盾，因此，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无法采信。综上所述，被答辩人提交证据之间矛盾，证据中的债权质押纯属虚构，答辩人与被告金锋公司的所谓合同债权并不存在，所谓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加盖的所谓答辩人的公章系伪造，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对其与被告金锋公司之间的债务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予以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答辩人保留对相关责任方伪造答辩人公章、玩忽职守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原告建行龙口支行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编号为2017-09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转存凭证。证明2017年8月11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双方借款关系成立。借款金额为3771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17年8月11日至2018年8月10日止。实行固定年利率4.791525%。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转存凭证证明，同日，原告将3771万元借款支付给被告金锋公司。证据二、编号为2013（龙耀）《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他项权证书。证明2013年11月26日，原告与被告龙耀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龙耀公司自愿以其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在2013年11月26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为债务人（金锋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154万元的抵押担保。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龙他项（2013）第0352号他项权利证书，证明用于抵押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办理了抵押登记。该抵押房产位于龙口经济开发区，土地位于龙口经济开发区。房产面积为4130.74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298平方米。证据三、编号为2016（李文恒）《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6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李文恒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李文恒自愿在2016年9月10日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为债务人（金锋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证据四、编号为2016（绿丹）《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6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绿丹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绿丹公司自愿在2016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8日期间为债务人（金锋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7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证据五、编号为52016（态能）《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6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态能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态能公司自愿在2016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8日期间为债务人（金锋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2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证据六、编号为2017（鑫龙）《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7年1月14日，原告与被告鑫龙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鑫龙公司自愿在2017年1月14日至2020年1月14日期间为债务人（金锋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9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证据七、编号为2017-001（金阳光）《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7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金阳光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被告金阳光公司自愿在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为债务人（金锋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26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证据八、编号为2016JF002《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为2016JF002《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编号为04115687000493760273《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2017年7月30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被告金锋公司自愿以其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3000万元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为其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质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2500万元。编号为2016JF002《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证明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出具回执，确认通知所述应收账款3000万元已全部质押给原告，原告有权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编号为04115687000493760273《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就上述质押的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据九、编号为2017-099《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编号为2017-099《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编号为03785879000454934285《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2017年8月11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被告金锋公司自愿以其对被告名君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48133840元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为其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质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2500万元。编号为2017-099《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证明被告名君公司出具回执，确认通知所述应收账款48133840元已全部质押给原告，原告有权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编号为03785879000454934285《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就上述质押的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据十、编号为2017-123《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编号为2017-123-1、2017-123-2的两份《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及编号为03916691000470383824《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2017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被告金锋公司自愿以其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1560万元和1800万元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为其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质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2500万元。编号为2017-123-1《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和编号为137-123-2《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证明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分别出具回执，确认通知所述应收账款1560万元和1800万已全部质押给原告，原告有权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编号为03916691000470383824《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明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就上述质押的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证据十一、编号为JF20180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他项权证书。证明2018年1月25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金锋公司自愿以其房产在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为债务人（金峰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的抵押担保。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他项权证书163-165，证明用于抵押的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证据十二、编号为JF2018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他项权证书。证明2018年1月25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金锋公司自愿以其土地使用权在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为债务人（金峰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800万元的抵押担保。龙他项（2015）第0479号他项权证书，证明用于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办理了抵押登记。证据十三、利息清单，证明被告金锋公司拖欠的本息数额。证据十四、2018年8月2日原告与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证明原告因借款纠纷案件，原告委托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办理所委托的法律事务，代理费为10万元。经质证，被告森伊斯特公司认为，对证据一不知情，该组证据中的借款合同与我方无关。但就此提出一点异议：首先，该组证据中的转存凭证系复印件，按照证据规则，若对方不提供原件，对该证据不予质证。其次，该转存凭证的借款人、收款人均为被告金峰公司，是否真实发放无法知晓。对证据二至证据七，这些担保、抵押，我方均不清楚，认为均与我方无关。对证据八中的编号为2016JF002《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我方对该合同也不清楚，与我方无关。该合同所谓的涉及到我方的20170701《购销合同》不是我方与被告金峰公司签署的，被告金峰公司对我方也没有所谓的3000万元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除了刚才所述外，认为该通知书上的所谓被告森伊斯特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我方从未收到该通知书。所谓征信中心的初始登记，我方不知情。该组证据中有部分涂改，也没有加盖印章进行校正。具体为：《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应收账款到期日有涂改。且在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中，应收账款到期日为7月3日，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应收账款到期日为7月30日，二者不一致。证据九与我方无关。证据十的质证意见同证据八。我方从未收到过《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其上的我方的签章是伪造的，所谓的基础合同亦不存在。征信中心的初始登记也存在瑕疵。征信上的编码为JF2017，我方系统中没有关于这个编码的基础合同的记载。证据十一、证据十二与我方无关。证据十三，我方不予认可。理由为看不出计算的过程。证据十四，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协议》，系银行与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合同，我方认为与本案代理律师无关。原告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所提出的上述异议，解释如下：关于证据一，我方与被告金峰公司已签订合法有效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原告已经依约发放了贷款。关于贷转存凭证，庭后提交原件以及银行转给被告金峰公司的转账原件，以证实涉案借款的真实性。关于证据八和证据十，原告认为，涉案两份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以及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在央行征信中心办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合法有效。对于被告森伊斯特公司所称的其印章是伪造的，我方并不知情，具体情况庭后落实。关于应收账款的到期日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我方认为系笔误，具体庭后落实。关于证据十三，涉案利息系建行电脑系统出具的包括利息、罚息、违约金的相关明细。具体计算过程，我方庭后提交详细说明并加盖建行公章。关于证据十四，《委托代理合协议》确系原告与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签订，是因为原告前期确实已经委托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办理诉讼的法律事务，前期的立案、保全等相关工作均系由该所完成。我方虽暂未提交发票及转账凭证，但是根据最高法院相关判例，可以看出只要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律师代理费是必然发生的。该律师代理费是10万元。被告森伊斯特公司为证明自己的答辩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森伊斯特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一宗。证明内容：1、森伊斯特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为韩国东光化成设立的独资企业，注册资金20万美元。2、工商登记材料中2010年6月3日备案登记申请书中加盖的公章并在其后多次使用，该公章与原告提供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加盖的公章明显不同。具体为：真实的公章因为我司为外商独资企业，根据相关规定，中间不能刊刻五角星，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加盖的公章中间刊刻了五角星，差异非常明显；且真公章外圈有外文，《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加盖的公章外圈没有外文。3、公司自成立至今公章未发生变更。证明事项：①森伊斯特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按相关的公章刻制管理工作规范及《公章审批索引》的规定，外商企业公章中不能刊刻“五星”标识。森伊斯特公司的公章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公章差别明显，《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所谓森伊斯特公章系伪造；②公司的注册资金仅20万美元，不可能在2个月期间与被告一发生4560万元的业务，我方没有这个业务能力。证据二：2017年度的部分原产地证明。证明内容：上述文件加盖森伊斯特公司的公章及公安机关的公章。证明事项：该公章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的伪造的森伊斯特公司的公章明显不同，《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加盖的公章明显伪造。森伊斯特公司对该伪造公章不承担任何责任。证据三：印铸刻字准许证。证明事项：上海市公安局核准刻制一枚公章。证据四：上海公安机关公章刻制管理工作规范及《公章审批索引》。证明事项：参照《公章审批索引》，“三资企业印章”样式中间无五角星标识。原告所提交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中的森伊斯特公司的公章系伪造。证据五：森伊斯特公司章样一份。证明事项：公司公章样式，公司公章自成立以来，未发生变更。与所谓《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伪造的公章明显不同。证据六：银行办理预留印鉴的登记材料。证明我司自设立以后，2010年4月22日，2011年5月、8月、2013年6月，公章刻制完成后，森伊斯特公司先后在中国工商银行、大邱银行等多家银行办理开户、结算、大额通知等手续，并签订了相关协议，预留公章等印鉴。上述材料中的公章一直使用至今（结合工商登记、原产地证明），该印章与所谓《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伪造的公章明显不同。综上证据可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八、证据十中涉及到的森伊斯特公司的质押是不成立的，《应收账款通知书》上的公章不是森伊斯特公司的公章，而是私刻的，本案森伊斯特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对于被告森伊斯特公司提出的上述所有证据，经庭后落实后，原告称未有被告森伊斯特公司使用过应收账款质押材料中公章的证据，认可被告森伊斯特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借款合同的签订及内容。2017年8月1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金锋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编号为2017-09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3771万元整，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7年8月11日起至2018年8月10日止。实行固定年利率4.791525%，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本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2017年10月20日，双方又签订《人民币贷款结息方式调整补充协议》，约定结息方式由按月结息调整为按年结息。如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日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最后一次还款时，利随本清。甲方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或违反任何法定义务，乙方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甲方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费用。因甲方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导致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应由甲方承担。同日，原告向被告金锋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3771万元。被告金锋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75万元，又于2017年10月24日归还本金380万元。二、担保合同的签订及内容。2013年11月26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龙耀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编号为2013（龙耀）《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以其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为被告金锋公司在2013年11月26日至2018年11月26日期间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乙方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154万元的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诉讼费、保全费等。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限制，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权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乙方有权处分抵押财产。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提供，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能因此减免，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抵押房产位于龙口经济开发区，面积为4130.74平方米，土地位于龙口经济开发区，面积为1298平方米。合同签订后，原告与被告龙耀公司自愿到登记部门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房产抵押登记证号为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房产他项权证书和龙他项（2013）第0352号土地他项权利证书。2016年9月10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李文恒作为甲方签订了2016（李文恒）《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为被告金锋公司在2016年9月10日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3000万元，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余额、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赔偿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被告金锋公司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乙方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其他约定，甲方应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016年9月18日，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绿丹公司、被告态能公司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016（绿丹）《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态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均约定，甲方自愿为被告金锋公司在2016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18日期间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分别向原告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分别为人民币7800万元、人民币1200万元，保证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其余内容同上述保证合同。2017年1月14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鑫龙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2017（鑫龙）《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为被告金锋公司在2017年1月14日至2020年1月14日期间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9500万元，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其余内容同上述保证合同。2017年7月30日、8月11日、9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金锋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编号分别为2016JF002、2017-099、2017-123的三份《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以其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享有的若干笔应收账款在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为其与乙方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乙方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均为2.25亿元，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3000万元、48103840元、1560万元和1800万元，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余额、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赔偿金、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同时，原告提交了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共同向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发送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名君公司在通知书上盖章确认，且双方就上述质押的应收账款均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对此，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对《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提出异议，主张质押的应收账款不存在，并提出证据证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公章并非其公章，原告对其并无应收账款，因此，《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其无效。诉讼中，原告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的诉讼主张予以认可。2017年9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金阳光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2017-001（金阳光）《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为被告金锋公司在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2600万元，保证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其余内容同上述保证合同。诉讼中,原告提交2015年1月25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金锋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编号分别为JF2015001号、JF2015002号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均约定，甲方自愿为被告金峰公司在2015年6月25日至2020年6月25日期间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原告提供最高限额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分别为人民币3000万元（房产）、2000万元（土地），抵押物为甲方所有位于龙口经济开发区的房产，面积为32759.52平方米。对抵押的房产，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并领取了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龙房他证龙办字第××号他项权证书。关于抵押权的实现，合同第九条约定，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乙方有权处分抵押财产，甲方与债务人为同一人的，乙方可以对甲方的抵押财产之外的财产申请强制执行，且不以放弃抵押权或必须先处分抵押财产为前提条件，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有债务人自己所提供，甲方在主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乙方均可直接要求甲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乙方实现抵押权。2018年1月25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金锋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编号分别为JF2018001号、JF2018002号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自愿为被告金峰公司在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与原告签署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向乙方提供最高限额抵押担保，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分别为人民币4000万元、3800万元，抵押物同上述抵押合同，但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合同其余内容同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三、本案债权数额。2017年7月30日，原告和被告金锋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日，原告向被告金锋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3771万元，被告金锋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75万元，于2017年10月24日归还本金380万元，并自2017年8月21日拖欠应付利息。截止到2018年3月16日，被告金锋公司欠原告借款本金3316万元，利息和复利合计794556.09元。另查明：依据本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除本案借款外，原告还向被告金峰公司发放了8笔贷款，被告金峰公司均未依约偿还，为此，原告已在龙口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8）鲁0681民初字3785号、3881号、3885号、3886号、3895号、3896号、3897号、3898号，8笔借款到期未还本金余额分别为1500万元、2495.45万元、1500万元、1348.8万元、2280万元、2000万元、1080万元、1914.98万元。本院认为，原告建行龙口支行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7-099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为JF2015001号、JF2015002号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原告建行龙口支行与被告龙耀公司签订的2013（龙耀）《最高额抵押合同》,原告建行龙口支行与被告李文恒、绿丹公司、态能公司、鑫龙公司、金阳光公司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7年8月11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7-099《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被告金锋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由于被告金锋公司的违约行为，原告已明确表示不会与其发生新的债权，因此，原告在诉状中宣布《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决算期提前到期的理由成立，本案最高额抵押权、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已确定，原告有权依合同约定实现抵押权，要求保证人依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案涉抵押的房地产，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依法设立，涉案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范围明确，因此，原告建行龙口支行对涉案的抵押物依照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享有优先受偿权，但享有优先受偿权范围依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担保的最高限额为限。原告建行龙口支行有权依照《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约定对名君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建行龙口支行有权依照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要求最高额保证人在约定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依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限。鉴于原告向被告金峰公司依据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发放多笔借款，因此，原告请求受偿的金额之和不能超过各《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2018年1月25日，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的编号分别为JF2018001号、JF2018002号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涉案抵押物未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依法设立，故原告不能依据该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对合同约定的抵押物在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6JF002、2017-123的两份《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虽系原告与被告金锋公司的一致意思表示，并办理了动产权属登记，但其中涉及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的应收账款，被告森伊斯特公司予以否认，且被告森伊斯特公司提交了证据证明《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的公章并非其公章，原告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故《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上森伊斯特公司的印章系虚假的印章，该印章无效，编号为2016JF002《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亦为无效。编号为2017-123《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中涉及对被告森伊斯特公司应收账款的约定部分无效。此外，该合同约定的其他内容有效。原告有权依照《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约定对被告名君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关于被告金峰公司欠款数额，涉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建行龙口支行依约发放贷款3771万元，被告金锋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偿还借款本金75万元，于2017年10月24日归还本金380万元，并自2017年8月21日拖欠应付利息。截止到2018年3月16日，被告金锋公司欠原告借款本金3316万元，利息和复利合计794556.09元。由于被告金峰公司违约，原告请求被告金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复利的理由正当，依法应予以支持。对上述借款的偿还，被告龙耀公司、被告李文恒、被告绿丹公司、被告态能公司、被告鑫龙公司、被告金阳光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金峰公司进行追偿。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本案起诉时，原告委托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手续，在开庭时，原告将委托代理人变更为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并提交了委托代理手续，但原告未提交与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原告与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未明确约定律师费数额，原告也未有支付10万元律师费的的凭证。因此，本院认为，原告请求支付律师费的证据不足，对其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金锋人造皮革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借款本金3316万元及利息、复利794556.09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3月16日，之后至实际给付之日，仍按合同约定计算利息及复息）；二、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对被告山东金锋人造皮革有限公司依编号JF2015001号、JF20150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的抵押物（抵押物依他项权证记载为准）经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对被告龙口市龙耀食品有限公司依编号2013（龙耀）《最高额抵押合同》提供的抵押物（抵押物依他项权证记载为准）经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约定的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依编号为2016JF002、2017-123的两份《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对被告山东金锋人造皮革有限公司在被告山东名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在约定的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被告李文恒、龙口市绿丹果品有限公司、山东态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龙高科有限公司、烟台金阳光科技有限公司对被告山东金锋人造皮革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款给付义务依照各自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在约定的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东金锋人造皮革有限公司追偿；六、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2073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金锋公司、被告龙口市龙耀食品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李文恒、龙口市绿丹果品有限公司、山东态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龙高科有限公司、烟台金阳光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名君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学泉人民陪审员  史丽娜人民陪审员  迟荣庚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孙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