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鲁0921行初80号原告：高苹（系黄昌利之妻），女，196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原告：黄亚慧（系黄昌利之女），女，1990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原告：黄哲（系黄昌利之子），男，199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跻波，山东建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阳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宁阳县城长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9210043120958。法定代表人：吴继士，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海斌，该局劳动人事仲裁院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国，山东泰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苹、黄亚慧、黄哲不服宁阳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于2018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苹、黄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跻波，被告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海斌、张延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人社局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泰人社工伤宁决字（2018）第5-19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黄昌利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入院急诊治疗到抢救无效死亡达59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视同为工伤之规定，决定不予认定黄昌利为工伤。原告诉称，三原告的亲属黄昌利系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员工，公司已为其缴纳了养老、工伤等保险。2018年8月29日9时许，黄昌利在上班期间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宁阳县人民医院就诊。2018年8月30日15时，经专家会诊确认黄昌利已处于脑死亡状态。家属出于人伦感情，要求用呼吸机持续辅助通气。2018年8月31日22时，黄昌利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脑干梗塞。原告向人社局提出黄昌利的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作出泰人社工伤宁决字（2018）第5-19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不予认定黄昌利为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即体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时应当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黄昌利在2018年8月30日15时即已被确定为脑死亡，其死亡已具有不可逆性，持续治疗只能延缓临床死亡时间，应当从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角度按照脑死亡来确定死亡时间。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书中已经阐明脑死亡时间，但被告并未对黄昌利是否脑死亡以及脑死亡时间进行调查核实。另，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29日发布的十件典型“民告官”案例之“李某某诉昌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中，也明确了按脑死亡标准来认定死亡时间的观点。综上，被告以黄昌利的临床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个小时不予认定工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不当。原告为此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泰人社工伤宁决字（2018）第5-19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责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认定。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黄昌利的住院病历，证明黄昌利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的基本事实。2.黄昌利的社会保障卡，证明黄昌利与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并缴纳工伤保险等，黄昌利具备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3.三原告及黄昌利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三原告与黄昌利的身份关系。4.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基本内容。被告人社局辩称，（一）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书、行政起诉状和其递交的死者黄昌利的住院病历材料等，清楚证明黄昌利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后，经抢救至2018年8月31日22时被宣布死亡，历时59小时。（二）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人社局于2018年9月10日收到原告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其他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后，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并分别送达给原告和用人单位，程序合法。（三）行政行为适用法规正确。由于黄昌利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至经抢救无效死亡历时59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关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不予认定黄昌利的死亡视同工伤。综上，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泰安市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书、黄昌利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申请人递交的证据〔黄昌利的社保信息及社保卡、黄昌利的住院病历、《居民医学死亡证明（推断）书》、居民死亡殡葬证、黄昌峰和黄坤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书面证言〕、职工工伤事故备案表、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在该工伤认定中程序合法。2.申请人递交的宁阳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证明被告在该工伤认定中认定事实正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向宁阳县人民医院调取了死者黄昌利的全部住院病历（病案号145304）。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没有查清脑死亡的时间，而以临床死亡时间作为死亡时间不当，应当以脑死亡时间作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死亡时间。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医院的“死亡记录”中清楚写明患者黄昌利死亡时间为2018年8月31日22时，这是医疗机构出具居民死亡证明的依据。原、被告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住院病案》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认为病案中的病程记录内，在2018年8月30日9时40分的主治医师查房记录和8月30日15时38分的会诊记录中，均显示有“各种生理病理反应均消失，疼痛刺激无反应，考虑患者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家属表示知情并积极治疗”的内容。上述内容是主治大夫及聘请的上级医院专家亲临了对患者的抢救治疗过程，通过相关医疗器械的显示，并在家属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对黄昌利脑死亡的宣告，内容客观，时间确定。被告认为，该病案中的病程记录和死亡记录中均清楚载明了黄昌利的死亡时间是2018年8月31日22时。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死者黄昌利系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职工，工作期间该单位为其缴纳了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2018年8月29日9时许，黄昌利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同日11时许，黄昌利被送入宁阳县人民医院救治。2018年8月31日22时，黄昌利经抢救无效，医院宣布临床死亡。医院的“死亡记录”中载明的诊疗经过：“……患者于2018年8月31日21时35分出现心跳骤停，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反复应用上述药物，患者仍无自主呼吸及心跳，抢救25分钟无效，于2018年8月31日22时宣布死亡。”“死亡原因：脑干梗塞；死亡诊断：1.脑干梗塞；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3.陈旧性心肌梗死；4.肺部感染；5.2型糖尿病；6.应激性溃疡；7.结膜炎（双）。”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死亡日期：2018年8月31日；死亡原因：是脑干梗塞”。医院的住院病案“病程记录”中，2018年8月30日9时40分主治医师查房记录显示：“患者目前无自主呼吸，持续呼吸机辅助通气，各种生理病理反应均消失，疼痛刺激无反应，考虑患者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积极向家属交代病情、风险、花费及预后，家属表示知情并积极治疗。”2018年8月30日15时38分的会诊记录记载:“……同意患者目前诊断为“1.脑干梗塞,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考虑患者已处于脑死亡状态，治疗上建议……”。2018年9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黄昌利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决定不予认定黄昌利为工伤。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是基于扩大职工权益保障范围的目的，将部分与工作没有直接关联，但因特殊原因需要通过社会保险予以保障的伤亡，视同为工伤。因视同工伤属于通常意义上因工伤亡之外的扩大保护，故对视同工伤的判定，应当严格掌握，不宜对视同条件再作扩大解释，不合理扩大视同工伤的保护范围。具体而言，在对因突发疾病视同工伤的认定上，应从严适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和48小时内死亡四个重要条件。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黄昌利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治疗的事实无异议，争议焦点为黄昌利死亡时间的确定。就本案而言，宁阳县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记载“患者于2018年8月31日21时35分出现心跳骤停，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患者仍无自主呼吸及心跳，抢救25分钟无效，于2018年8月31日22时宣布死亡”。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载明“死亡日期2018年8月31日”，与《死亡记录》及《病程记录》中记载的临床死亡日期相一致。由此可见，医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系以临床死亡时间作出了黄昌利死亡的最终判断。医院的《病程记录》内，2018年8月30日9时40分的主治医师查房记录及同日15时38分的会诊记录中，记载的“考虑患者已处于脑死亡状态”的内容是否为黄昌利脑死亡的确切结论，从其显示的方式及用语表述难以准确判断。本案中对于脑死亡的记载，除了原告所述医院的口头告知和黄昌利住院病案之“病程记录”中记载有病人的部分生命体征符合脑死亡特征外，并无医院等权威机构以正式的告知书或诊断证明书等方式进行确认。原告关于黄昌利存在脑死亡及脑死亡时间的主张，缺乏有效证据支持。在目前我国法律并未确立脑死亡作为个体的死亡标准之情形下，医院的住院病案之病程记录的内容，并不足以否定《死亡记录》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合法性及效力。被告根据医院的最终判断认定黄昌利死亡时间为2018年8月3１日22时，因黄昌利工作中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已超过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据此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被告人社局在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规定，履行了认定、送达等相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主张应以“病程记录”所载“考虑患者已处于脑死亡状态”的会诊记录时间即“2018年8月30日15时”作为黄昌利的死亡时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苹、黄亚慧、黄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苹、黄亚慧、黄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元忠审 判 员  毛传玉人民陪审员  王仕芳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蔡晓芳书记员辛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