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25民初75号 原告：韦玉秀，女，壮族，1954年11月28日生，住址：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原告：朱爱美，女，壮族，1979年11月22日生，住址：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原告：朱熙坤，男，壮族，1948年11月28日生，住址：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荣健，罗城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告：姚健强，男，1962年1月2日生，住址：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谟伦，广西瑞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韦玉秀、朱爱美、朱熙坤与被告姚健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韦玉秀、朱爱美、朱熙坤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与原告朱熙坤所签订的《杉木转让合同及杉木界线》无效，并返还原告杉木100立方折价壹拾万元（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韦玉秀与朱熙坤是夫妻，原告朱爱美是韦玉秀与朱熙坤的女儿，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到2000年，三人一起到的枫木朝开荒种植了大约150亩杉树，2009年1月的一天，被告姚健强拿一张打印好字的条子到原告家要求原告韦玉秀、朱熙坤签字（当时朱爱美不在家），原告不签，被告就以伤害原告儿子朱永芬来威胁，当时，原告朱熙坤韦玉秀因另一个儿子刚去世，为避免儿子遭受不幸，原告朱熙坤在被告的条子上按了手印，2018年，被告又骗取了原告朱熙坤的身份证，到林业部门以朱熙坤的名义办了林木砍伐证及相关手续并开始砍伐原告的杉树，原告得知后，向林业部门反映，林业部门停止颁发其运输证，但后来被告又以该杉木已经卖给他为由请人把砍伐的杉木拉走共约100立方折价10万元。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姚健强辩称：与原告朱熙坤于2009年元月3日签订的《杉木转让合同及杉木界线》合同，系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体现双方真实意思，合同合法有效。当时由原告朱熙坤的外孙吴自红代笔书写，然后转交被告去打印，双方均签字、盖手印。被告在签订合同当天就一次性付清购买林木款7.5万元，原告出具收条，而且已经履行完毕。原告诉讼中称,合同被强迫所签，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2018年期间，被告以原告朱煕坤名义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被告办得证后，把林木全部砍伐完毕。当被告拉运大约完成一半园木时，以被告拉运时压坏其林地为由进行阻挠，设置障碍和拦路，要求被告给二万元补偿才给拉木材出来。原告还向林业部门恶告后，被告的林木营运证已经被林业部门收回。目前，已经砍伐在工地上的林木还有一半，价值约10万元的林木未能拉运出山。由于原告无理取闹，敲诈被告，造成被告无法拉运林木。经村民委、乡政府司法所调解，被告愿作出让步给付原告3000元，然而原告坚决不同意。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5份。分别证明原告身份情况、杉木转让合同及杉木界线、砍伐证异议书、暂停办理林木砍伐证的申请书、宝坛乡司法所调解双方达成的暂时处理木材协议书。被告对原告的证据均认可，但不认可原告认为的证明目的以及辩解称合同和收款条上的名字不是其签写，坚称名字是朱熙坤亲自签字。 被告为证明其辩解向法庭提供证据1、《杉木转让合同及杉木界线》和原告朱熙坤的外孙吴自红执笔书写的《杉木转让合同及杉木界线》原手稿，证明原告朱熙坤和被告协商的结果并由吴自红写成后，交给被告去打印，然后转回由朱熙坤签名、盖手印。证据2、收条，证明被告在签订合同之日收到被告现金75000元。证据3、4《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被告在2018年，以原告朱熙坤名义申报办理采伐证。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原告朱熙坤仅认可在合同和收条上面盖手印，不承自己签字，不懂得合同和收条的内容是什么，是受到被告威胁后而做，被告也没有收到现金。砍伐证是被告骗取身份证件去办理。 综合对原、被告证据的分析和认定：原告朱熙坤称，本人名字不用“希”字，而是“熙”字。本院认为，人名所用的字，只有姓氏的字是固有的，其他字使用同音字很普遍，特别使用简写的同音字很多，而朱熙坤文化程度不高，使用笔画较少的“希”字应该存在。而朱熙坤不认可在合同和收条上签字，认可是本人捺手指印，其行为后果都一样。为更加确认案件的真实性，本院在当事人无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提取了朱熙坤的书写“朱希坤”三个字的笔迹并附在卷。朱熙坤辩解是受到被告威胁捺手指印和被骗取身份证去办理采伐许可证，仅仅是口述，没有相关证据佐证，可信度较低，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调查了第一次处理纠纷的拉郎村民委员会支书蓝安灵并收集到林地内公路现场照片、宝坛乡司法所在处理纠纷时询问相关人员的笔录。原、被告对这些材料都没有异议，本院在定案时予以参考。 本院还传唤案外人覃承玉到法庭进行质询，覃承玉称：2007年夏天，朱永芳有重病，要到南宁医科大学治疗。朱永芬找到覃承玉，说有树山可出卖，要求先向其借款给其胞兄朱永芳去治病，待卖了树山再归还，覃承玉借给朱永芬85000元。2008年4月朱永芳病故。覃承玉催促朱永芬还款并多方找买家与原告家洽谈购买林木。被告姚健强看准并谈好价后，于2009年1月3日与覃承玉、蓝香炯一同到原告家，朱熙坤没有过手亲点现金,由姚健强直接将现金75000元交给本人。被告对覃承玉的陈述，无异议。原告对朱永芬找覃承玉借款给朱永芳治病不认可。本院认为，2009年1月到2012年，朱永芬还在世时，没有对与覃承玉借款和卖杉林木还款之事，提出异议。朱永芬离世后，原告一家人在村民委、宝坛乡司法所调解纠纷时，也没有对朱永芬欠有覃承玉借款提出异议。本院对朱永芬欠有覃承玉债务予以认可。 综合全案分析，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朱爱美系原告韦玉秀、朱熙坤夫妇之女儿，原告韦玉秀、朱熙坤还有大儿子朱永芳，生于1986年10月18日，二儿子朱永芬生于1983年8月15日。2007-2008年间，二儿子朱永芬欠有覃承玉债务，覃承玉催促朱永芬出卖位于的枫木朝岭，约150亩自家杉树木还款，并多方找买家与原告家人洽谈。被告姚健强看准并谈好价格后，于2009年1月3日与覃承玉、蓝香炯一同到原告家商议，由原告外孙吴自红草拟《杉木转让合同及杉木界线》合同原稿，然后被告开车到四堡打印好，并带足现金回到原告家，原告朱熙坤在合同及收款条上签名“朱希坤”并捺上手印。原告朱熙坤认可后，被告直接把购买杉树木现金75000元交给覃承玉，原告韦玉秀在场亦无异议。枫木朝岭杉树木属二次复种，有部分为2年杉树木，有部分已种有3-4年，被告接收后开始请人割草等对林木进行管护。原告朱熙坤的二儿子朱永芬2012年病故。2018年8月，被告姚健强准备砍伐山上的杉木时，与朱熙坤要了本人身份证，到林业部门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取得采伐许可证后，2018年10月，被告姚健强砍伐山上的杉树木，在山上运输期间，原告以在林地内开修临时运输公路造成林地损毁为由，要求被告给予补偿引起纠纷，由于双方对补偿数额差别较大，村民委员会调解无果。2018年11月30日，原告向林业部门提出异议书，要求停止办理林木运输证，林业部停办林木运输证，部分杉木条积压山岭上。2019年1月10日，经宝坛乡司法所调解，双方就林木砍伐和运输一事达成协议，就林木权属问题，通过诉讼处理。 另查明，自林木转让后，三原告及还在世的朱永芬未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者村民、房族兄弟反映或讲过，被威胁出卖杉树木和与覃承玉有无债务一事。 本院认为：三原告系一个家庭成员，2009年1月3日，原告朱熙坤与被告姚建强签订杉木转让合同，朱熙坤的行为系代表家庭行为即表见代理行为，该行为对原告韦玉秀、朱爱美产生法律效力。原告韦玉秀、朱爱美、朱熙坤作为共同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为：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告所称受威胁签订的合同，仅仅口头陈述，没有证据佐证，而在林木卖出之后的九年期间，被告对林木进行长年护理，原告一家人包括还在世时的二儿子朱永芬均无异议，从未提过受到威胁出卖树山。2018年，原告朱熙坤还把身份证给被告到林业部门申请采伐证，被告获得采伐许可证后并进行杉树砍伐，在运输途中，因开修临时公路损坏林地较多，才发生林地补偿纠纷，再引发林木转让合同纠纷。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也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韦玉秀、朱爱美、朱熙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韦玉秀、朱爱美、朱熙坤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230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0×××98，开户行：农行河池分行城东分理处。逾期不交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昭琼 人民陪审员  银星文 人民陪审员  潘四霖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廖芳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