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81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友超，男，196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来，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忠，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于福厚，男，196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雁飞，山东绍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彭伟清，女，196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李友超因与被上诉人于福厚、一审被告彭伟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8）鲁0612民初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友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一直在山东销售烟花，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经销商，双方自2014年建立销售关系，2014年3月23日被上诉人以借款形式先行预付货款500000元，被要求上诉人先行出具借条，嗣后予以冲抵货款。2014年度被上诉人通过签字或开具收货单形式收到花炮产品计958860.7元、2015年被上诉人通过签字或开具收货单形式收到花炮产品计1004262元、2016年被上诉人通过签字或开具收货单形式收到花炮产品计1264957.8元、2017年被上诉人通过签字或开具收货单形式收到花炮产品计412466.9元，期间在年底因没有结算仓促收款时，上诉人也是出具借条计有120000元，但双方至今一直未进行正式结算，只是每年上诉人均告知被上诉人所欠的货款是多少，迄今为止，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1383947元。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的诉讼，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640000元,上诉人提起反诉，要求被上诉人立即支付货款。2.一审法院未受理上诉人的反诉是错误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人的反诉是一项诉讼权利，只要起诉符合上述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倘若不符合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裁定方式作出不予受理。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显然违反法律的规定。3.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于上诉人的反诉在没有作出是否受理、没有通知上诉人缴纳反诉费用的情况下，又当庭向被上诉人发送反诉副本、庭中进行实体审理，作出实体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收到上诉人的反诉材料后，应当及时向对方发送副本，并通知上诉人缴纳反诉费用，其故意扣押显然不妥。开庭之中，向对方当庭发送副本并进行实体审查，意味着反诉与本诉已经进行实体审理，在判决时只能做出支持与驳回的判决。4.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反诉，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货物买卖合同，上诉人、被上诉人相距数千里，如果不是由于烟花买卖，不会形成借贷和货款支付，所以应归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不同的法律关系。双方互负债务，其债务的建立也是基于买卖合同所形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9条的相关规定本诉与反诉可以合并审理。5.从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双方一直持续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按照一般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显然会及时将所借出的款项冲抵货款，不可能将自己的债权置之不顾，反而使用其他资金去履行买卖合同支付义务。一审法院指引上诉人另行诉讼，徒增当事人的诉累，违反民诉法的原则。被上诉人于福厚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审被告彭伟清未到庭。一审原告于福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62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偿还借款64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关于借款时间、借款金额问题。原告于福厚主张被告李友超因做花炮生意需要，分别于2014年3月23日、2015年1月8日、2015年2月16日、2015年8月27日、2017年1月27日向其借款500000元、20000元、50000元、20000元、50000元。对此，原告提交5张借条（收条）予以证实，分别载明：“借到于老板2014年现金伍拾万元正李友超2014.3.23”、“借到于老板现金贰万元正李友超2015.元.8号”、“借条今借到于老板现金伍万元50000.00元李友超2015.2.16号”、“收到于老板现金贰万元正（20000.00元）李友超2015.8.27号”、“今借到于老板现金伍万元正李友超2017.元.27日”。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收到了相应款项，但认为除了50万元借条以外，其他借条（收条）均系其向原告索要货款时，原告要求其出具的，实际为收款条，并不存在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关于原告于福厚与被告李友超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告于福厚主张二人于2012年左右认识，李友超在威海文登有一家生产花炮的工厂，李友超因生产花炮资金紧张，提出向其借款，其同意后于2012年前后陆续向李友超提供了借款，但李友超一直未还；在借款期间，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原告每次到李友超处进货，基本都付清了货款，原告现在不欠李友超货款。被告李友超称其于2014年开始在威海文登经营一家烟花厂，原告从事烟花批发生意，原告于2014年正月打算对其经营的烟花厂生意进行投资，当时签订了协议，由原告投资180万元，后原告分两次支付其50万元；2014年4月份，被告的烟花厂被取消了生产许可证之后，原告找到被告，说不投资了，原告让被告对此前支付的50万元出具借条，原告同意以后用货款充抵该笔借款，于是被告向原告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被告李友超主张原告尚欠其货款1383947元，称其在山东经营烟花生产企业，原告系其下游经销商，双方于2014年开始建立合作关系，合作初期被告要求原告先行支付货款以供生产，于是原告以借款形式支付被告500000元，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支付货款，原告对其现金付款均要求被告出具借条，双方一直未正式结算货款；经被告个人计算，在扣除原告以借款方式支付的货款之后，原告尚欠被告货款1383947元。针对上述主张，被告李友超提交了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发货清单以及账目清单予以证实。原告不认可被告的上述主张，称其并不欠被告李友超货款。另查明，被告李友超、彭伟清系夫妻关系。庭审过程中，被告李友超要求原告于福厚支付货款，申请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及法院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被告李友超实际收到原告于福厚支付的640000元。但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双方各执一词，原告于福厚主张系被告方的借款，而被告李友超主张该款为原告预付的500000元货款及被告收取的140000元货款。首先，李友超于2015年8月27日向于福厚出具的20000元收条，并非借条。而且于福厚认可在此期间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不排除该收条为李友超收货款时出具。因此，该20000元不能认定认为借款。其次，除了上述20000元收条，其他620000元单据均为借条。按照生活常理，当事人出具借条应理解为借款的意思表示。被告李友超辩解原告于福厚支付货款时要求其出具借条，但未提供证据证实。第三，被告李友超主张其与原告于福厚尚未结算货款、原告于福厚欠其部分货款，系双方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其可另行解决，本案不予处理。所以，对被告李友超的反诉，法院不予受理。第四，被告彭伟清并未在借条中签字，无法认定相应的借款为二被告的共同意思表示，原告要求被告彭伟清偿还借款，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认定原告于福厚与被告李友超之间存在620000元的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李友超应偿还原告借款62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8日判决：一、被告李友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于福厚620000元；二、驳回原告于福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40元减半收取3720元，以及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李友超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和上诉人收到相关款项的自认，是双方当事人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直接证据，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予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提出反诉，主张被上诉人尚欠货款1383947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一审法院未予受理，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本院认为，由于被上诉人主张借款的事由与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关系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的反诉不符合提起反诉的法律要件，一审法院未予受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40元，由上诉人李友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腾审判员 杨忠霞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