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陕05民终2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荔支公司。负责人：张仲刚，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娟丽，陕西赛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广明，男，汉族，1966年8月1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昌耀，女，汉族，1972年12月3日出生。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涛，陕西正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建平，男，汉族，1972年12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陕西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荔民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军民，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荔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汤广明、肖昌耀，韩建平、大荔民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富平县人民法院（2018）陕0528民初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荔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娟丽、被上诉人汤广明、肖昌耀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涛，被上诉人韩建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荔支公司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2018）陕0528民初20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278604.95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富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两次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认定韩建平负事故次要责任，汤发丽负事故主要责任，事实清楚，结论正确。1、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富平流底路10.16司法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受害人汤发丽驾驶福田五星牌电动三轮车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本案中，受害人汤发丽未取得驾驶三轮轻便摩托车的驾驶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1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规定。2、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富平流底路10.16司法意见书”，鉴定结论韩建平驾驶陕E976**号车辆事故前计算形式速度为63.5km/h。富平县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验，事故发生时，韩建平驾驶陕E976**属于正常时速，未超速。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张小平、张朝辉、蔡玉琴询问笔录，就认定韩建平驾驶陕E976**超速行驶。3、张下平、张朝辉、蔡玉琴询问笔录在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4、从交警部门绘画的现场示意图，受害人汤发丽驾驶的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在韩建平驾驶的道路上行驶，属于占道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之规定。韩建平在本次事故中正常速度行为，仅仅是因为其驾驶车辆制动系统技术状况不符合规定，交警部分划分次要责任。而本次事故中，受害人汤发丽无证驾驶，占道行使，显然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重大过错。因此富平县交警部门两次事故认定书正确。一审法院运用所谓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在没有任何证据推翻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富平留底路10.16司法意见书的情况下就认定韩建平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超速行为，并且臆断韩建平是为了躲避苹果树根，与汤发丽发生碰撞。且无视上述物证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认定汤发丽驾驶车辆属于机动车，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及我省均未对驾驶电动车是否需要相关驾驶资格证作出统一规定，认为富平县两份事故认定书认定汤发丽应承担主要责任事实不清，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被上诉人汤广明、肖昌耀二被上诉人答辩意见称：1、我们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司法公平公正，二审法院应予维持；2、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上诉人谈到的汤发丽未取得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驾驶证，认定汤发丽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因果关系的原因在于韩建平超速危险驾驶所导致；3、陕西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论韩建平驾驶陕E976**号车辆事故前计算形式速度为63.5km/h明显属于超速行驶；4、张小平、张朝辉、蔡玉琴的证言确属证人证言，但该证言系在公安机关事故处理程序中所收集，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直接引用该证据，其证言应当受到法庭的采信；5、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分析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一审法院是调取公安机关的卷宗后，才发现本案的事实真相，依据证人证言，当时的案发事实作出了公正的判决。并不属于臆断韩建平为了躲避苹果树根。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二审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韩建平答辩意见称：1、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我方予以认可；2、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答辩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也未判决答辩人承担相关的费用，上诉人让答辩人承担相关费用没有任何依据；3、对于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答辩人予以认可。汤广明、肖昌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l、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韩建平、被告民兴公司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办理丧葬事宜而支出的交通费及误工损失共计536941.55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承担替代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认定如下，2016年10月16日下午15时50分许，原告之女汤发丽驾驶电动三轮车由南向北行至富平县流底路小惠乡西樊村南崖组路段时，与被告韩建平所驾驶由北向南行驶的陕E976**牌号重型自卸货车相撞，致双方车辆受损，汤发丽当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经查，肇事车辆陕E976**牌号重型自卸货车属于被告民兴公司所有，该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后，富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背离基本事实，违法作出富公交重认字(2016)第0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汤发丽负事故主要责任，被告韩建平仅负事故次要责任。二原告不服，向渭南市交警支队提出复核申请，渭南市交警支队后作出渭公交复字(2017)第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撤销富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富公交重认字(2016)第0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令富平县交警大队重新调查、重新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富平县交警大队无视上级机关的复核结论，未经重新调查便直接作出与原事故认定书完全相同的富公交重（重）认字(2017)第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无法再次申请复核。被告韩建平无安全驾驶观念，违法驾驶存在制动缺陷的重型货车在乡村道路上高速行驶，造成二原告之女汤发丽当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一审法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结论的依据是相应的行政法规，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责任的划分不能当然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本案公安交警部门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委托长安大学机动车物证司法鉴定中心对汤发丽所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了鉴定，认定该电动三轮车为机动车辆，交警部门以汤发丽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辆为由判定汤发丽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但现阶段国家相关部门及我省均未对驾驶电动车是否需要相关驾驶资格作出统一规定，故交警部门作出的富公交重认字(2016)第0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富公交重（重）认字(2017)第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汤发丽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事实不清，依据不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肇事地点东、西两侧均无交叉路口，而汤发丽驾驶电动三轮车由南向北正常行驶过程中无故左拐有违常识，存在疑点。公安机关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目击证人张小平、张朝辉、蔡玉琴的询问笔录，尤其是张小平向公安机关所作陈述足以证实被告韩建平在驾驶肇事车辆陕E976**牌号重型自卸货车由北向南经过村庄时超速行驶，其未注意谨慎驾驶、安全驾驶，在遇到路面障碍物（苹果树根）时避让不及，向左猛打方向后占用对方车道逆行，为避让驾驶三轮电动车由南向北行驶的汤发丽又连续向右拐，最终导致两车相撞。遭撞击后电动三轮车车厢掉落甩出，车头被肇事货车拖曳至西侧路肩外，汤发丽被撞当场身亡。结合现有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分析，上述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也唯有以上分析，方能对事发时汤发丽的反常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消除疑问，故对上述待证事实应予确认。综上，本院对原告提交的第20组证据（公安交警部门询问笔录三份）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富公交重认字(2016)第05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7组证据（富公交重（重）认字(2017)第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不予采信。同时，依据司法鉴定结论，肇事货车制动系统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要求，被告韩建平在出发前未对车辆进行认真检查，其驾驶存在制动隐患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亦存在严重过错。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对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被告韩建平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汤发丽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在对向车辆超速行驶时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缺乏预判，未采取合理方式避险，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还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首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根据双方各自的责任比例予以赔偿。本案被告韩建平系被告民兴公司雇佣的司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其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由用人单位，即被告民兴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原告之亲属汤发丽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各项赔偿费用计算时涉及的“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原告诉请要求按照现行标准计算合法合理，应予支持。死亡赔偿金按照现行标准应为616200元，丧葬费应为33716.5元；汤发丽在本起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情认定为30000元；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应当按照3人×7天×100元／人／天=2100元计算；原告所主张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等，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合计682016.5元，上述费用首先应当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110000元。由于被告韩建平承担本起事故主要责任，结合司法鉴定结论认定汤发丽所驾驶电动三轮车为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辆的事实，被告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682016.5-110000)×70%＝400411.55元。综上，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共计应向原告赔偿110000+400411.55=510411.55元。事故发生后被告民兴公司垫付丧葬费的数额经本院当庭确认，二原告及被告民兴公司均认可为26000元，上述款项待保险公司实际赔付后原告应予退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荔支公司赔偿原告汤广明、肖昌耀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误工费共计510411.55元；二、原告汤广明、肖昌耀应当退还被告大荔民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垫付的丧葬费26000元；三、上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曰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汤广明、肖昌耀的其余诉讼请求。若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16元，由被告大荔民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承担8380.4元，由原告汤广明、肖昌耀承担435.6元。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电动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电动三轮车目前尚未纳入我国国家产品目录，无法上牌照取得行驶证，不能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其在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时，在民事赔偿领域仍应将超标电动车纳入非机动车范畴进行处理，应按事故责任确定赔偿责任。因此在发生事故后，仍应将电动三轮车按照非机动车来处理。电动三轮车无法上牌和取得行驶证，也不能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且未投保交强险并非因为个人原因。虽然我国实行交强险年度，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购买相应的责任保险，以提高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面，在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的基本的保障，其初衷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中弱势群体的利益，由保险公司向第三方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提供补偿，而超标电动车在现实中无法投保交强险，也就不能由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内的风险，故不能苛求无法投保交强险的超标电动车在交强险内赔偿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将电动车鉴定或确认为机动车的结论，可作为证据进行审查认为。在民事赔偿领域，超标电动车仍应按非机动车进行处理。其理由为，肇事电动车经鉴定属于轻便摩托车，但根据我国现行机动车登记制度，保险公司不能为此类车辆办理交强险手续，也不能投保商业险，作为电动车的所有人无法在保险公司办理各项保险，其未投保交强险属客观不能，并无主观过错，不能按交强险的有关规定处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例》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指定，属于部门规章，是在行政领域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视为机动车，在现实中电动自行车不能上牌、申领行驶证、投保交强险，不具备民事领域中机动车的相关特质，电动车车主未为车辆投保交强险并非个人原因，而是受当前社会制度的限制，让超标电动车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受害人全部损失明显对个人不公。上诉人的上诉观点缺乏事实依据，对其上诉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77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荔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晏 海审判员 李豪玲审判员 徐新卫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常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