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91民初3209号原告：张俊英，女，198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四川省蓬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依丰，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志中，男，1963年2月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A）。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明，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智凯，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俊英与被告张志中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俊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依丰、被告张志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俊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本金人民币350万元（币种下同）及违约金(以该款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3月29日起计算至2018年8月17日止为1171333元，此后至清偿之日止期间的违约金按此标准另行计算)，赔偿仲裁律师代理费15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仲裁费55895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产生的律师费15000元、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程序中的案件受理费400元、本案的律师费303120元；3.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均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天纳进口精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纳公司)，原告占股40％、被告占股60％，由被告及其妻、女与原告共同经营管理。被告享有的天纳公司60％股权委托原告代持。2016年12月9日，被告要求原告将代持的股份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双方为此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见证。后因被告自身原因不能进行变更，被告遂指示原告将所代持股权变更登记至其新指定的代持人谭秀海名下，并安排原告与谭秀海于2017年2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要求五个工作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履行该协议的过程中，因被告不能前往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撤销先前的股权转让见证备案，以致讼争股权变更为谭秀海代持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实施。加之受理股权变更申请的行政部门预约排期已至当年3月，协议中“五个工作日办理变更登记”的目标客观上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谭秀海依据其与张俊英签订的《股收转让协议书》中的格式违约条款恶意提请仲裁裁决。2018年1月15日，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裁决：解除2017年2月1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向谭秀海支付350万元，支付以该350万元为计算基数，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自2017年3月29日起至350万元付清之日计算的违约金；补偿律师费15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仲裁费55895元。仲裁程序中，谭秀海申请保全查封了原告位于深圳市的房屋，且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原告的经济损失必然发生。综上所述，原告受被告的委托，为被告代持股份，双方为委托代理关系，原告因代持股所支出的费用及所受损失依法应由委托人即被告承担。被告在要求原告将所代持股份转归其本人持有而不得的情况下，再委托原告将所代持股份转由谭秀海代持。在变更代持人的过程中，被告一方面指示原告在“五个工作日办理变更登记”，另一方面故意不申请撤销之前的股权变更见证与备案，恶意阻止股权转让协议正常履行。加之受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部门也不具备五个工作日变更登记的现实条件，实为不可归责于受托人张俊英的原因所致，属被告的主观指示错误形成。此外，原告因与谭秀海的股权转让纠纷支出律师函费用5000元，仲裁程序律师代理费10000元，本案追偿权纠纷律师代理费303120元。原告房屋因谭秀海申请法院查封也遭受了一定程度损失。据此，原告为被告处理委托事务而自身权益遭受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张志中辩称：首先，追偿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只包括两种情形，即担保责任追偿权以及合伙债务追偿权。本案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原告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应该对被告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双方于2016年12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2017年2月13日正式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2017年2月13日，原告与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确认双方占股比例和出资金额，以及谭秀海已于2016年3月至10月向张俊英转款350万元，出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与被告无关。再次，原告与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由于原告拒不与谭秀海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原告与谭秀海之间的仲裁裁决书对上述事实已经确认，并不涉及本案被告任何原因。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于2017年2月13日结清，被告对原告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依据。原告主张由于被告原因未与其办理撤销先前的股权转让见证备案，致使其无法与谭秀海办理变更手续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根本不需要撤销此前的备案。未能变更登记的原因是原告拒绝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与谭秀海甚至从未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过变更登记手续。另一方面，原告与被告办理《股权转让协议书》见证时，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还处于存续状态。原告与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已经撤销，办理股权转让无须再经过备案程序，且原办公场所已结业关门。从相关仲裁裁决书也可以看出，未变更股权变更登记的真正原因是裁决书中第13页原告所述“谭秀海未向张俊英出具授权委托经营书”，原告应该是担心股权变更登记后谭秀海会动摇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然而，原告与谭秀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约定。值得注意的是，原、被告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和原告与谭秀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均是原告单方委托律师拟定，并在律师主持下签署，被告只是配合其签字而已。整个过程由原告掌控，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被告的主观指示错误形成的情况”。原告要求被告进行赔偿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被告于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见证书。2.原告与谭秀海2017年2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3.微信截屏1页（4屏）。4.仲裁裁决书。5.民事裁定书与执行通知书各一份。6.委托代理合同一份。7.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8.说明。被告对上述证据除证据3之外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其认为证据3与被告无关，是张俊英与案外人谭秀海的聊天记录，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原、被告于2017年2月13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因原告出示的其与谭秀海的微信截屏，原告当庭提供了手机原物，该手机中存储的微信原件经核对无异，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以及本案双方的诉辩意见，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初，原、被告口头约定，双方出资设立天纳公司，原告出资150万元，被告出资350万元，双方共同约定原告占出资比例40%，被告占出资比例60%（以下简称诉争股权）。因被告系香港人士，设立外资企业程序较为复杂，双方决定暂将天纳公司登记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登记为原告一人，被告的股权由原告代持。天纳公司设立后，再将被告所有的60%的股权从原告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天纳公司在完成设立登记后，于2016年4月20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街道××路××楼××区××楼成立，原告为天纳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2016年12月9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权交易所）办理见证（见证书编号为JZ20161209001。该协议约定原告占有天纳公司100%的股权，根据公司章程约定，原告认缴出资500万元，现原告将占公司6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被告。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被告持股60%，原告持股40%。被告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该协议事后未实际履行。2017年2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内容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双方于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2017年2月13日，原告与案外人谭秀海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双方主要约定了以下内容：一、原告将其持有的天纳公司6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谭秀海名下。合同约定天纳公司由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原告出资150万元，占公司40%的股权。谭秀海出资350万元，占公司60%的股权。其中谭秀海出资款350万元已经委托多个第三人转账给原告，原告已经收到并代为缴足公司。公司在注册之初，为便于公司尽快成立，双方原协商以原告一人名义注册成立公司，由原告代持谭秀海60%的公司股权。二、现原告同意将代持股权转让给谭秀海，谭秀海同意受让，股权转让价格为0元。三、如果未履行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一切经济损失。包括守约方为实现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一权益所支出的公证费、调查费、诉讼融资费、诉讼费、保全费、仲裁费、律师费、担保费、交通差旅费等。如原告的原因导致谭秀海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谭秀海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未能实现的或有其他违约行为的，经谭秀海催告后在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谭秀海有权解除本协议，原告应在收到谭秀海通知解除之日退还谭秀海全部出资款，并每日按照出资款的千分之一向谭秀海支付违约金至付清款项日止。四、双方应配合公司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有关股东变更的审批手续，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7年2月15日晚9时54分，谭秀海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当日他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预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日期已排至2017年3月份，另外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所需资料中的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由其起草。原告与被告通过微信约定，在将原告代持的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谭秀海之前，先撤销原、被告签订的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见证。之后谭秀海遂以原告未在约定期限内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解除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原告于2017年4月26日向被告和谭秀海发出律师函予以回复，称谭秀海解除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并督促被告和谭秀海尽快与原告完善诉争股权变更登记所需资料，并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5月3日，谭秀海以原告拒不办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为由，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审理后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一、解除谭秀海与原告于2017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原告向谭秀海支付350万元；三、原告向谭秀海支付以350万元为计算基数，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自2017年3月29日起至350万元付清之日计算的违约金；四、原告向谭秀海补偿律师费15万元；五、原告向谭秀海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六、仲裁费55895元由原告承担。驳回谭秀海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同时认定，“被申请人在其答辩、代理词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中一再强调，案外人张志中与本案申请人（即谭秀海）和被申请人（即本案原告张俊英）是代持股关系，仲裁庭未见到有关公司资料或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表明该种代持股关系，即使存在代持股关系，对本案争议而言，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无证据证明代持股关系存在仲裁协议或其他仲裁约定，被申请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其认为的代持股关系。”该案仲裁期间，被告向该委提交《说明》一份，述称原告与谭秀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及的诉争股权由其出资，归其所有，对谭秀海申请仲裁事项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原告认为（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一案违反法定程序，遂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撤销（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深圳中院审查后，于2018年8月5日作出（2018）粤03民特17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申请。同时，谭秀海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该院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8）粤03执505号执行通知书，责令原告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履行（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另查明事实一，原告与谭秀海原本不认识。谭秀海未参与天纳公司的经营管理，被告的妻子、女儿曾在天纳公司上过班（具体什么职务双方有争议）。被告在庭审中陈述，谭秀海系其远房亲戚，考虑到谭秀海持股比较便利，因此被告与原告协商将股权转移至谭秀海名下，由谭秀海代为持股。根据谭秀海的申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查封了原告名下的财产。另查明事实二：原告因与谭秀海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委托律师发函支出5000元，在（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一案中支出律师代理费10000元，在（2018）粤03民特170号一案中承担诉讼费400元。本案中，原告委托律师代理本案一审、二审诉讼，约定律师代理费303120元，其中原告收到一审判决书（调解书）之日起10日内给付151560元，收到二审判决书之日起10日内付清余款。此外，自2017年4月份起，天纳公司经营出现困难，原告、被告均要求对方筹集资金。本院认为：本案被告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涉港追偿权纠纷。双方未对适用的法律进行约定，本案诉争的股权的公司注册地和经营地、相关争议仲裁地、原告所在地均在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有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二、原告是否有权就其向谭秀海承担的支付义务向被告追偿；三、被告应否承担原告在本案中的律师代理费。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天纳公司的股权均是登记在原告名下，但对于其中60%的股权来讲，原、被告均确认以下事实：1、原告收到了被告支付的350万元。2、被告在仲裁期间提供的情况说明称该60%的股权系其所有。3、从原告提供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原告是以0元或者1元的价格将上述股权转让。4、本案所涉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与原、被告之间的《解除合同协议书》系同一日签订，谭秀海与原告并不认识，被告亦陈述谭秀海是其远房亲戚，是由被告安排与原告办理相应股权转让事宜。上述相关事实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证明上述60%的股权的实际持有人系被告，原告系代被告持股。因该代持股关系是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原、被告间的代持股关系合法有效。被告辩称，原、被告于2017年2月13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已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解除，被告不再享有天纳公司股权。但该《解除协议书》是关于原、被告解除的双方之间签订的是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对双方代持股权关系的解除，在原告未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或者其指定的新的代持股人谭秀海之前，原告仍是被告的代持股人。故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股权代持关系，被告是天纳公司60%股权的真正持股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股权代持本质是出资人委托名义股东代持股权，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被告经原告同意，可以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本人名下或者被告指定的第三人名下。由于原告不是诉争股权的真实持有人，与该股权相关的权利义务实质上由被告享有，由此产生的相应成本和损失，除非是原告的过错造成的之外，均应由被告负担。本案中，原告先后与被告、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或谭秀海名下，即原告对被告的变更股权登记的请求予以同意。由于诉争股权未在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5个工作日内变更登记至谭秀海名下，因而谭秀海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审理后仲裁作出了前述裁决。原告因不是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不享诉争股权的投资权益，不承担诉争股权的投资风险或责任，因此原告因该仲裁裁决遭受损失。但该损失非因原告自身事由造成，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与谭秀海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实质上是根据被告的安排，原告将被告实际拥有的股权转让给谭秀海。结合由于天纳公司2017年4月起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背景，当原告在律师函、微信交流及仲裁庭审中要求继续变更诉争股权登记时，被告及谭秀海只要求原告补偿现金，不同意进行诉争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明显不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上述事实表明，虽然本案所涉的股权转移表面上系原告与谭秀海之间的关系，但实际是被告为了避免承担公司亏损，企图抽回公司出资而采取的行为。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然约定5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但该约定在客观上存在明显的履行不能的困难。谭秀海2017年2月15日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已预约排期到2017年3月份，远远超出约定的5个工作日（截至2017年2月22日）。在上述股权转让期限在实际上不可能完成时，被告指定的新的代持股人谭秀海便以原告违约为由申请仲裁。仲裁期间，被告对谭秀海申请仲裁的行为不但未进行任何协调，且向深圳仲裁委员会出具说明，承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仲裁裁决书也明确，如果原、被告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原告因（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仲裁裁决所受损失，系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造成，被告在此过程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利用表面的股权转让行为，意图逃避承担公司损失，抽逃出资，具有明显恶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原告向被告追偿所受损失应予支持。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二款“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之规定，名义股东因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出资人追偿。该规定虽是针对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作出的规定，但名义股东基于出资人的过错或事由对外承担责任后向出资人追偿与该规定的法理一致，因此原告有权向被告追偿。故被告应向原告赔偿（2017）深仲裁字第9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应当向谭秀海给付的费用及原告因与谭秀海之间股权转让纠纷承担的仲裁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在仲裁过程中支付的律师费用15000元系其为维护被告的利益支付的合理费用。原告因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本案一审、二审诉讼，原告给付代理费303120元。该费用虽暂未实际给付完毕，但应按原告与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约定的时间给付，系必然发生的费用。并且，该费用的发生系因被告指示原告与谭秀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诉争股权变更登记至谭秀海名下所致。结合本案所涉及的标的，该律师费用亦不属畸高，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仲裁案件中原告支付的律师费不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发生，且仲裁裁决已经作出处理，本院不再处理。仲裁裁决作出之后，原告本应依法向被告要求赔偿，原告自行提起法律程序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由此产生的额外的费用与开支，应由原告自行负担。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志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张俊英人民币35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该35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3月2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张志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张俊英在上述仲裁裁决中被判令承担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万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仲裁费人民币55895元；三、被告张志中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张俊英本案的律师费人民币30312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20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张志中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长勇人民陪审员  夏 颖人民陪审员  苏 峰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袁天园书 记 员  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