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3民初9815号原告：李伟，男，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李东岳，男，1939年11月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告：黄红棉，男，196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华，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劲松，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佩霞，女，1941年12月2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被告：李敏军，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告李伟诉被告李东岳、黄红棉、黄佩霞、李敏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伟，被告黄红棉、李东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志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佩霞、李敏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返还违反合同约定收取原告的50000元；2、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利息10200元；3、请求判决被告按照合同第六条第二款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共计9万元；4、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1月8日与被告签订合同租赁被告的商铺，被告方额外收取了原告50000元费用，后原告发现此笔费用违反合同约定，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均被被告无理拒绝，直到合同终止仍不肯返还费用。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东岳辩称，1、原告将黄红棉列为被告是错误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67条的规定，代理人与被代理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只有一种，即被代理人的事项违法，本案不存在代理事项违法的事项，所以黄红棉不能作为被告；2、原告提供的5万元收条是伪造的，李东岳从未收到该5万元款项；3、案涉租赁合同已经协议解除，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收取的保证金已经在退房的时候，扣除了相关款项后退还给原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李东岳的诉讼请求。被告黄红棉辩称，原告将黄红棉列为被告是错误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67条的规定，代理人与被代理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只有一种，即被代理人的事项违法，本案不存在代理事项违法的事项，所以黄红棉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黄红棉的起诉。黄佩霞、李敏军未予答辩，亦未提交任何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位于番禺区××镇××路××号的商铺（以下简称涉讼商铺），建筑面积172.4平方米，由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共同共有。李东岳、黄佩霞为夫妻关系，李敏军是李东岳与黄佩霞的儿子。2015年12月24日，李东岳出具《委托书》，委托黄佩霞侄子黄红棉处理涉讼商铺租赁相关事务和签署有关文件。2016年1月8日，黄佩霞、李东岳、李敏军作为甲方（出租方），李伟作为乙方（承租方），签订合同编号为GZDVK2016.01.01的《铺位出租合同》，约定甲方将涉讼商铺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期限为60个月，从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必须向甲方以转账形式交付履约保证金45000元，合同终止时，乙方缴清租金和水、电费后甲方将履约保证金退回乙方；合同期内，租金由乙方现金转入甲方存折；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或中途擅自解除合同视作违约，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须双倍退还履约保证金，且须赔偿乙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合同第九条备注：因上一任租客违法经营，弃店而去，为了让乙方有一和平环境下经营，甲方聘请律师申请仲裁解除合同，乙方对此时知情及理解。合同落款处甲方由黄红棉签字，乙方处有李伟的签字。2016年1月27日，李东岳出具编号为2033473的《收据》，确认收到李伟交来涉讼房屋保证金45000元。同日，李伟的妻子蒋永丽在《华进明苑35号铺移交清单》上签字，确认接收涉讼商铺，移交清单移交人签名为“廖**”，“**”未能分辨字样。2018年5月11日，李伟退租，将涉讼商铺移交黄红棉。2018年5月29日，李东岳与李伟签订《关于终止铺位出租合同的协议》，约定因李伟经营问题提出终止铺位出租合同，经协商一直同意终止协议；李伟所欠的租金、税金、管理费、水电费等共9639.45元，结清所有费用及甲方原有移交的给乙方使用的资产，扣除欠款退回乙方保证金35360.55元；李东岳、李伟双方自签字后合同终止，所有债权债务已结清。落款处甲方由黄红棉签字，乙方处有李伟签字。李伟签字下方，手写注明“建行番禺支行4340623320518814”。2018年7月4日，广州油茶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向李伟前述银行账户转账35360.55元，广州油茶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出具《证明》，证明其向李伟转账系代黄红棉向李伟退还租房保证金。李伟确认履约保证金扣除水电等欠款后余额为36360.55元，并确认收到转账35360.55元。2018年10月10日，李伟以李东岳额外收取其50000元，直至合同终止不予返还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解决。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租赁期间，租金支付转账至李东岳账户；租赁合同已解除，除本案诉请中的50000元，其余款项均已结清。李东岳述称，其委托黄红棉处理涉讼商铺租赁事宜时，有交代租金价格；涉讼房屋上一任租客经营水果银行，涉嫌诈骗，弃店而走，离开时未缴清水电费及管理费，由李东岳聘请律师，通过仲裁解除合同。李伟确认黄红棉有告知其上任租客情况，但其不清楚上任租客拖欠李东岳水电费、管理费、律师费的具体费用。双方当事人对于黄红棉是否代表黄佩霞、李东岳、李敏军收取李伟5万元存在争议：李伟主张，其于2016年1月8日中午喝了酒，处于不清醒的状态；当天下午，李伟与黄红棉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清点商铺内物品，铺内部分杂物直接丢弃，部分被黄红棉派车拉走；其后黄红棉要求李伟向黄红棉账户转账支付5万元；当天晚上，黄红棉的工人廖先生陪同李伟去银行柜员机转账，转账后，廖先生将涉讼商铺钥匙交给，并交给李伟一张《收条》，《收条》手写记载：“今收到李伟交来人民币50000元（伍万元整），用于付上任租赁欠水电费、管理费、律师费”，落款处有手写“收款人：黄红棉”，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8日。李伟由于当时喝了酒，头脑不清楚，已忘记为何缴纳5万元，黄红棉未告知收条上记载的各项费用金额是多少、如何产生、为何要求李伟负担，亦未说明该费用是顶手费或者是介绍费；第二天，李伟认为前述费用缴纳不合理，要求黄红棉退还，黄红棉回复无论谁租赁涉讼商铺都必须缴纳该笔费用；直至2018年与黄红棉签订《关于终止铺位出租合同的协议》时，李伟一直要求黄红棉、李东岳退还其5万元，但黄红棉、李东岳拒绝退还。李伟主张，被告额外收取5万元，违反合同约定，应向其返还5万元并支付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向其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为证明5万元的支付情况，李伟提供了《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及《收条》予以证明，其中《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记录李伟通过ATM转账向黄红棉账户支付5万元。李东岳对《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予以确认，但其从未授权黄红棉向李伟收取该笔费用，其亦没有收到该笔费用，不清楚5万元的来历和用途，因此，李伟要求其返还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李东岳对《收条》不予确认。黄红棉对《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予以确认，其有收到该笔转账，该笔费用是李伟使用上一任租户对商铺的豪华装修而支付的费用，李伟和黄红棉就该笔费用的支付已达成合意，李伟认可并支付了该费用，李伟此前从未要求黄红棉返还，也从未主张在租金内抵扣，在2018年5月29日退租时，双方签订了《关于终止铺位出租合同的协议》，其上明确载明双方所有债权债务已结清，另外，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均无授意黄红棉收取前述5万元，黄红棉收到该笔费用后亦无交给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黄红棉对《收条》不予确认，上面的签名不是黄红棉手写的，黄红棉代理人庭上表示庭后与黄红棉核实后回复法院是否就《收条》上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但庭后未予回复。李东岳、黄红棉主张，黄红棉代理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处理涉讼商铺租赁事宜，本案不存在代理事项违法，黄红棉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李东岳、黄红棉均未收到《收条》上所指的5万元，《收条》是李伟伪造的；李伟曾向黄红棉转账的5万元是因李伟与黄红棉之间存在支付该5万元的口头约定，李伟在2016年1月已支付该款项，在时隔三年及合同解除后已当年“喝了酒头脑不清醒”为由要求退还该笔费用，没有理据；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无授权黄红棉收取李伟5万元，黄红棉收钱后亦无将钱转交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李伟要求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返还5万元没有理据；涉讼商铺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保证金扣除欠付款项后已退还李伟，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结清，无须再向李伟承担任何责任。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涉讼商铺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铺位出租合同》在中国内地签订，李伟、李东岳在庭审中自愿选择中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解决纠纷。原告李伟与被告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签订的《铺位出租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李伟提供了转账记录和《收条》证明其于2016年1月8日向黄红棉转账支付5万元，两份证据可相互印证，黄红棉确认其有收到5万元转账款，但认为《收条》上的名字不是其手写但又不对签名申请笔迹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李伟的履约保证金、租金均是直接转账至李东岳的银行账户，李伟亦从未向李东岳主张从租金中抵扣5万元，黄红棉收取该款时并非以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的名义，在收取该款项后黄红棉也没有转交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本院认定该5万元系黄红棉个人收取款项的行为。本案是基于租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李伟与黄红棉无其他经济往来，该款项确系李伟在租赁涉案商铺时向黄红棉支付的款项，黄红棉是否应退回该款项还应结合本案租赁合同关系进行处理。对于为何要支付5万元，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李伟在庭审时的陈述是，该5万元是用于支付上一任租客欠的管理费、水电费和律师费，这些费用应与原告无关，但由于他当时喝了酒，头脑不清醒，黄红棉也没有告知他该费用如何发生和各项费用是多少，李伟是在事后看了收条后认为该费用与他无关，要求黄红棉退还。李伟向法庭提交的《收条》上记载：“今收到李伟交来人民币50000元（伍万元整），用于付上任租赁欠水电费、管理费、律师费”，落款处有手写“收款人：黄红棉”，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8日。黄红棉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不是其签写。同时黄红棉认为该笔款项并不是《收条》载明的管理费、水电费、律师费，这笔费用是因为上一任租户对商铺进行了豪华装修，遗留给李伟使用，由李伟支付的费用。在涉讼商铺租赁合同中双方并未就该5万元的支付作出约定，只是在合同第九条备注处约定，“因上一任租客违法经营，弃店而去，为了让乙方有一和平环境下经营，甲方聘请律师申请仲裁解除合同，乙方对此时知情及理解”。从李伟和黄红棉陈述的意见来看，李伟和黄红棉在2016年1月8日合同签订当日就这笔款项支付的问题是有合意的，李伟也是根据黄红棉的要求才去办理转账支付。李伟主张称当时喝酒不清醒而支付了这笔款项，但其陈述其是在当天中午喝酒，下午与黄红棉签订合同，转账付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根据日常经验判断，李伟在酒后能够完成签订合同，并前往银行ATM机上完成银行转账，转账并要求提供《收条》，这一切过程可以推定李伟是自愿转账支付上述款项。退一步说，即便李伟认为支付上述款项是不清醒或存在重大误解，李伟也应及时行使撤销权，要求黄红棉返还款项，或者主张在租金内抵扣该款项，但李伟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在其在两年多的合同履行期间有向黄红棉主张。且李伟在2018年5月29日与黄红棉签订《关于终止铺位出租合同的协议》时也未提出要求退还或处理该款项，协议明确了李伟所欠租金、税金、管理费等费用，扣除所欠费用后退还保证金35360.55元，并载明双方所有债权债务已结清。综上，原告在合同签订后自愿支付了5万元，其又在双方终止租赁合同并结清债权债务关系后要求黄红棉或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返还5万元并支付利息，违反了诚信原则，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李伟已在《关于终止铺位出租合同的协议》签字确认其与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就涉讼商铺提前解除租赁合同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已结清，现李伟已收到退回的保证金35360.55元，其再主张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违约，要求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9万元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黄红棉作为代理人，亦无须承担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原告李伟的所有诉讼请求，由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予以驳回。被告黄佩霞、李敏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行放弃诉讼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4元，由原告李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李伟、黄红棉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李东岳、黄佩霞、李敏军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审 判 长  曾 强人民陪审员  吴健周人民陪审员  何蕴华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王韵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