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239号原告：李辉，男，196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李光，男，196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医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801号。法定代表人：张腊喜，该院院长。委托代理人：刘卓悦，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卢楚晓，广东品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辉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辉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医院委托代理人卢楚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误工费6325元、后续医疗费833.46元、护理费7425元（计算方式：89100元/年÷12月/年×1月）、交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计算方式：50元/天×30天）、营养费1万元、残疾赔偿金110800元（计算方式：55400元/年×20年×10%）、精神损害抚慰金27700元（计算方式：55400元/年÷12月/年×6月）、患者亲属参与处理此案的损失44550元（计算方式：89100元/年÷12月/年×6月）、文书鉴定费4800元、笔迹鉴定人员出庭质证费用10700元、资料复印件和邮寄费300元。被告还应返还原告住院押金2000元，原告未付的医疗费17952.63元由被告自行负担。事实和理由：我因酒精性××于2012年11月5日到被告感染科留医，主治医生是陈xx，到了11月26日陈xx和刘xx两个医生先后和我说，我的病经过治疗，已有好转，但还需要继续治疗，不过我的医保每次住院可用的金额是9500元，已超额，要我先出院回家休息，过十五天再入院治疗，所以我在11月27日就办理出院。到2012年12月13日，我再到该院感染科门诊复诊，陈xx医生要我再次入院治疗，同时帮我检查大便形状有些扁的情况，我办了住院手续后，陈xx医生就开了一张到消化内科肠镜室检查的单给我（检查时间为2012年12月17日）。到了12月17日，我自己到肠镜室检查。一进肠镜室，护士就叫我交10元现金买条裤子换。换完裤后就叫我上手术床帮我麻醉。到护士叫醒我时，就跟我讲，做肠镜检查时，搞穿了肠子。通知家属到医院是感染科的刘树人医生。事后我才得知，我做肠镜检查前，我留医时的主治医生陈xx因老家有事，已请假回老家了，是刘xx医生跟进我的病情的，转外科当天就帮我做了开腔肠修复手术，手术完成后转入重症监护室并下达病危通知书。这次事故造成我肠穿孔约1公分，腹腔开口约10公分（这是医院的记录）。术后第5天就全部停药，包括康复药。外科的王xx医生说是感染科的刘xx医生通知停药。我在外科住院8天，帮我做手术的王xx医生跟我说，伤口已好，可以转回感染科。但感染科刘xx医生不同意我转回去治疗，理由是这次住院已用一万五千多元，医保已严重超额，在我家人指出医保中心并没有他听说的因药费达到一定金额就要中断治疗的规定，且我时因病入院治疗的，现在病没有治好，还造成肠穿孔，医院应该负责医好。如不愿意医，可以出一份证明，证明我在该医院被搞成肠穿孔。在这种情况下，刘xx医生才同意我转回感染科，但还是坚持不给我用药。为达到要我出院的目的，就安排一些传染性很强的病人和我同一病房，并跟我说，“你在医院被感染了其他病，或去自杀，与医院无关”，还经常赶我出院。无奈，我只能出院，到其他医院看门诊和在家调理身体。发生医疗事故后，我家人从12月18日开始，要求医院复印病历等资料，但这件事的负责人刘xx坚持说，病人和家属是不能复印病历资料的。为此，我妹妹于12月18日报警。警察到后，刘xx医生还是坚持以上的讲法。之后，在我家人一再要求下，并出示国家相关规定后，刘xx分别于2013年1月6日及1月9日分两次复印部分病历资料。1月9日，我家人要求封存病历资料时，刘xx医生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在我家人强烈要求下，才同意封存，但坚决不同意锁定电子病历资料。事实上，医院复印给我的资料中，已证实有伪造的资料，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肠镜检查报告显示，我的肠子没问题。做肠镜检查根本就没有必要，陈xx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明显是过度检查，违反了职业道德，也是违法的，《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有明确规定。我做肠镜检查前，负责做肠镜检查的廖x医生并没有和我讲解做肠镜检查的内容、目的和存在的风险，更没有签署检查同意书。廖x医生说，做肠镜检查时，肠镜行至乙状结肠时，发现有粪渣，几次想通过都不成功。廖x医生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应该停止。但他当时决定还是继续做。乙状结肠穿孔就此造成。这次医疗事故是医生明显违反医疗常规、规范、严重不负责任所导致的，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发生医疗事故后，我情绪极为不稳定，主要是医院没有做好安抚工作，加上经常骚扰我。我兄只有辞职每天到医院做安抚工作，照顾我，跟院方相关人员协商解决问题。之后，又为这次医疗事故的诉讼做准备工作。事故对我和家人都造成极大的伤害和困扰。根据我所受到的损伤，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条，可以定为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即拾级伤残）。综上，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医院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责令原告补交医疗欠费18054.91元。主要理由如下：一、主要治疗经过：患者李辉，男，47岁，ID30270838，住院号238760。患者因“反复疲乏、纳差、腹胀、便溏2年余，加重1周”于2012年12月13日第3次入住感染（肝脏）病科。患者长期酗酒，20多年来平均每天饮白酒1斤。曾经在广东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具体不详，效果不佳，戒酒问题均没解决。患者单身。入院时生命体征平稳，形体消瘦，面色晦暗，可见肝掌和蜘蛛痣，心肺检查无异常发现，舟状腹，无静脉曲张，无肠型和蠕动波，腹软，无压痛和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叩诊鼓音，无移动性浊音，肝区无叩痛，肝浊音界正常。肠鸣音清晰，正常。双下肢不肿。入院后查××标记物阳性，肝功能正常，轻度贫血，凝血常规异常。腹部B超;肝大，肝内光点增粗，胆囊炎，脾未见异常。入院后给予戒酒、解毒、护肝、改善贫血和营养及支持对症治疗，病情好转。12月13日，患者的姐姐找到主管医生陈xx，诉说“患者长期嗜酒，消瘦，面色难看，兄弟姐妹各管各的，平时是一个人生活，除上班以外，一人在家总是喝酒，最近大便不正常，时常便秘或稀便，大便变细，能否检查一下肠道，特别是排除肿瘤等其他病变。”于2012年12月15日为患者预约肠镜。12月16日下午陈xx医生查房时向李辉说明检查的风险及可能出现并发症，并嘱患者晚上10点后不能再进食，当晚护士把检查术前注意事项拿给李辉看。17日上午李辉签字同意后行肠镜检查，术后意外出现肠穿孔，内镜医生随即予患者行腹部平片检查等，确诊为肠穿孔，紧急请外科会诊，转外科行肠穿孔修补术，并同时通知患者亲属，其亲属表示要尽一切可能救治，患者签字同意后，即入手术室行手术治疗，手术顺利。术后第8天，伤口愈合好，无渗出物，无红、肿、热、痛，患者术后病情恢复良好，其姐姐要求再回感染病区观察，于12月25日转回感染病区继续内科治疗，再经治疗后，患者病情稳定，达到出院标准，为患者能更好休息并防止可能的院内感染，劝患者出院，出院后如病情变换，可随时返院治疗，但患者以伤口没有愈合（给其手术的外科医生先后2次会诊均确认伤口完全愈合），腹痛等各种理由滞留医院，并向医院提出巨额索赔要求，多次协商无果，2013年1月11日依规为其办理出院手续。二、对有关问题的澄清：1.李辉的诊断问题：患者李辉长期酗酒，既往有××病史，入院后检查发现××病毒标志物阳性，中度贫血，胆囊炎，早期肝硬化。因此，至少符合下列诊断：慢性乙型××重叠慢性酒精性××早期肝硬化；胆囊炎；中度贫血，营养不良；××（陈旧性）。2.原告诉说我院予已术后中途停药及不同意转回我院的说法完全无事实依据。首先，手术后，患者在普通外科治疗，我科不可能干涉，需要用什么药，什么时候停药，完全由外科医生根据病情决定，我科无法干涉。其次，根据常规，普通手术后的观察时间为10天左右，再根据病情转回原科或出院，李辉手术后经8天的观察，顺利康复，转回我科，这是我科对其负责的表现。3.有关因医保费用超标而让其出院的说法亦没有事实依据。我院作为医保定点单位，医保局给定的每一个医保人次的平均费用约9.5千元，而李辉的实际医疗费用是1.8万余元，已经大大超出了平均费用，充分说明我们没有限制李辉的医疗费用。我们要求李辉出院，完全是根据病情的需要，一是肠穿孔已经痊愈，外科多次会诊，多次腹部B超检查，均未发现异常；二是慢性肝病是一个长期治疗过程，只要病情稳定按医保规定是应当出院的，出院后可以在门诊继续治疗，也可以办门诊慢××医保。4.有关患者病房安排的问题，李辉本身就患慢性乙型××重叠酒精性××，早期肝硬化等疾病，按医学原则是可以和同类患者住在一个病房的，没有隔离的必要，××也不通过日常接触传播。根据同期住院病人的多少，根据床位的紧张程度安排床位没有什么不妥。5.有关阻扰李辉复印病历的问题也完全不存在。李辉肠穿孔手术痊愈后，从外科转回我科，其亲属才要求复印病历。我们根据卫生部的相关规定，除不能复印的部分病历资料外，悉数给予了复印。6.有关肠镜检查适应症的问题，根据李辉病情的需要，并与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多次沟通，其家属也要求尽量明确诊断，同意行纤维肠镜检查。根据肠镜检查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检查前履行了告知手续，由患者本人签字同意。7.有关肠穿孔问题，肠镜检查是一种侵入性检查，肠镜检查过程中，由于解剖机构变异、营养不良、贫血等原因，出现肠穿孔有一定的固有的概率，是可以预见但无法避免的客观风险。8.有关李辉伤残的问题，伤与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程度也不同。肠穿孔修补后已完全痊愈，多次会诊和检查，结果均提示恢复良好，不存在残废。只存在原发病的问题。综上，李辉因为肠镜检查而意外穿孔，这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意外。医疗规章制度之所以要求在检查前履行告知同意并签字的手续，就是说明这种检查客观上存在一定概率的风险，属于可以预见但无法完全避免的客观事实，是法定的免责事由。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李辉意外发生后，我院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进行紧急手术修补，加上穿孔本来就很小，愈合良好。因此，不存在功能残废。本着人文精神，我院也曾从具体情况出发，愿意考虑承担因肠穿孔意外而行修补的部分医疗费用，以及适当的营养费、护理费和误工费，但由于原告脱离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承担包括基础疾病治疗在内的所有医疗费用，且数额巨大，致使双方没有达成和解，请求法院公正裁判。原告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过错：1.不应该做肠镜检查，肠镜检查属于过度治疗。2.被告医生在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不负责任，没有了解原告的身体，没有检查肠道的清洁，术前没有告知风险，操作人员技术不好，操作粗暴。3.不应该安排原告住院，第三次住院是错误的。被告对此回应如下：1.医方病史采集均根据李辉本人自述，病历记录真实。病历封存是李辉及亲属在场封存的，不存在虚假。李辉的主诉、病史均系李辉个人自述，由经治医生现场采集记录，体检也在入院时完成，现场记录。入院记录上记录“病史个人自述，可靠”，病历记录真实。李辉发生肠穿孔后，经积极治疗后恢复，其后李辉家人突然要求封存病历，于是在医务处、科室和李辉姐姐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当时封存，不存在篡改病历可能。肠镜检查影像学资料是原影像系统自动更新时覆盖，而李辉本人肠镜检查影像图片在纸质版本病历有保存，仍可作为鉴定之用。2.李辉诊断××重叠酒肝，肝硬化，长期腹泻，大便便细，有肠镜适应症。术前详细告知李辉本人和姐姐，同意肠镜检查，然后才预约检查的，术前有时间进行充分沟通，病情记录中有记载。经法院依法委托笔迹鉴定确认知情同意书是李辉本人签署。另当时肠镜麻醉知情同意没有单列，知情同意书和麻醉同意书是在同一份上，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同时，就签署了麻醉同意书。3.肠镜检查有肠镜术前检查常规，李辉入院时就检查了血常规、凝血功能，有相关检查结果为证。至于肛检并不是肠镜检查前必须要求的术前检查项目。4.肠穿孔是肠镜检查并发症之一，发生后医方已经积极处理。核对患者适应症和禁忌症，术前检查，签署知情同意后，按操作常规，循腔进镜，进镜过程中，发现直肠与乙状结肠交界处弯度大，有少量粪水，肠腔闭合，需要经反复充气吸气，拉直肠腔后进镜，至降乙交界处，由于弯度大，进镜阻力大，反复操作，无法拉直肠腔，停止检查退镜，退镜过程中，见肠腔内有少量鲜血，仔细观察发现一个新鲜伤口，考虑为肠穿孔，立即退镜并采取治疗措施。医生检查时，病人腹部叩诊为鼓音，送拍腹部平片及其他后续处理。5.为李辉进行肠镜检查是高年资廖雄主任，不存在实习医生操作自行操作的情况。李辉肠镜检查是由当时的主任廖洪进行肠镜操作，内镜室的另一位通知协助送镜，因为肠镜检查分单人操作和双人操作，当时是双人操作，是符合操作规范的。6.李辉肠穿孔经治疗后已经康复，达到出院标准，但其一直不同意出院，也无缴清治疗费用，医院并无强制其出院，更无安排其与结核病人同一病房。李辉患有慢性××，重叠酒精性肝病，肝硬化早期，肠镜检查穿孔后经外科积极治疗后恢复，再转回胃肠科治疗。慢性肝病是一个长期治疗过程，病情好转即可出院，不可能在医院住院，这一点医保已经有明确规定，另外肠穿孔已经恢复，有外科医生的会诊记录，因此李辉出院符合标准。另外，根据经治医生回忆通知李辉出院后，李辉仍然自行在科室滞留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个月左右，既不出院，也没有结算，至今仍然没有结账，欠缴医疗费用共计179952.63元（未扣除2000元住院押金）。李辉住院期间，经常干扰其他病人的治疗。所以，为了避免影响其他病人的治疗，同时，李辉患有××，具有传染性，不可能将其他病人安排与李辉一起住院。综上，本医案涉及医疗专业案件，应依法委托进行医疗损害鉴定，但经法院反复向李辉释明，李辉仍坚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导致最终无法鉴定，李辉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供了一份日期为2012年12月17日的《检查、治疗（手术）知情同意书》，以证明在行肠镜检查前，被告已履行了书面的告知义务。该同意书“预后及可能的不良反应”一栏载明，电子肠镜室协助诊断病情的治疗方法之一，有助于明确诊断，但由于医学科学的特殊性和个体差异性，在检查过程中及后期，有可能出现各种感染（细菌真菌病毒等）、麻醉意外、操作部位大出血及损伤邻近脏器、内脏器官（食管、胃、肠）穿孔、严重心率失常等并发症，也可能发生其他难以预料的，危机患者生命或致残的意外情况。该知情同意书“患者本人或亲属及患者组织意见”栏有“李辉”字样的签名，但原告否认该签名为其本人书写，并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于2014年3月28日出具了明鉴司法鉴定所[2014]文鉴字20号鉴定意见书，认定该签名为原告本人书写。被告对该鉴定结论无异议。原告不服该鉴定结论，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到庭后，对鉴定依据和鉴定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原告为此支付了鉴定费4800元以及鉴定人出庭费10700元。原告曾在诉讼过程中申请对被告保存的电子病历进行鉴定，本院通过摇珠程序委托广东鑫证司法鉴定所进行该鉴定后，原告又撤回了申请，认为被告复印给原告的病历已经足以证明被告存在伪造、销毁、篡改病历的行为。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同意对本案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同时要求将医学会排除在鉴定机构之外。在本院启动鉴定程序后，原告又明确表示不做医疗损害过错鉴定，要求委托广州市医学会对本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了《侵权责任法》施行后法院一般仅委托做医疗损害过错鉴定，但原告仍然要求仅做医疗事故鉴定，并同意无论鉴定结果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不再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被告对此未表示异议。因此，本院按照原告提出的鉴定事项，委托广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该会回函表示，法院“委托的鉴定要求超出我会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故无法接受贵院的委托，并将转来的委托鉴定材料退还。”原告认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条例的规定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应当承担责任。诉讼中，原告为证明其诉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医疗费发票9张，证明医疗费损失833.46元。另外，在被告处住院的医疗费用17952.63元，原告尚未支付。2.日期为2019年3月11日，加盖xx公司公章的《证明》，证明原告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工资奖金减少收入6325元，其中考核生产奖4500元，病假考核工资425元，考核其他一次性奖1400元。被告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对原告各项诉求发表如下意见：1.误工费：对误工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确认。2.后续治疗费：对其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由于原告没有提交病历原件，所以关联性不予确认。3.护理费：标准过高，应按80元/天计算，一个月应为2400元。4.交通费：过高。5.住院伙食补助费：对标准没意见。6.营养费：没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嘱予以佐证，而且费用过高。7.残疾赔偿金：原告没有进行残疾等级评定，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8.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请法院酌定。9.亲属参与本案的损失赔偿：这不是法定的赔偿项目。10.退回住院押金：不同意，原告应当缴清剩余医疗欠费。11.笔迹鉴定费和鉴定人出庭费、邮寄费、资料复印费、诉讼费：这是原告的诉讼成本，应当自行承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前提之一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的义务应由患者承担。鉴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为查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错，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原则上应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应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本案中，原告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同意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并明确要求将医学会排除在外，但后又坚持委托广州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且只做医疗事故鉴定。虽经本院多次释明，原告仍明确拒绝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现广州市医学会已拒绝受理医疗事故鉴定申请，根据民事诉讼中的禁反言原则，本院不再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过错鉴定。本院将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病历材料，结合现有医疗护理常规规范，对被告的诊疗行为进行综合判断，具体分析如下：一、原告认为被告存在篡改或者隐匿病历资料的行为，并为此申请了笔迹鉴定和电子病历鉴定。但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已认定，日期为2012年12月17日的《检查、治疗（手术）知情同意书》中“李辉”字样的签名为原告本人书写。根据原告的申请，鉴定人也到庭就鉴定过程和鉴定依据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原告虽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同时，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通过摇珠程序委托广东鑫证司法鉴定所对被告保管的电子病历进行鉴定，但原告又中途撤回该项鉴定申请。除此之外，原告未能提供其他充足证据以证明被告存在篡改或者隐匿病历的行为。因此，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被告提供的病历资料予以采信。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告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鉴定程序中出现的多次反复行为已造成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二、纤维结肠镜检查的适应症包括有腹泻、便血、下腹痛、贫血、腹部包块等症状、体征而原因不明者；乙状结肠镜检查有异常者，如狭窄、癌肿等；癌前病变的监视等。纤维结肠镜检查的禁忌症包括肛门、直肠严重狭窄；急性重度结肠炎；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及腹腔脏器穿孔；妊娠妇女；严重心肺功能不全、精神失常及昏迷患者等。本案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不存在手术的禁忌症。关于手术适应症问题，根据病历记载，患者缘于2010年1月12日起无明显诱因出现腹胀、便溏等不适症状，2月23日因病情进一步加重，四肢疲乏，腹胀明显，便秘和腹泻交替，最多每天腹泻3-4次，不成形；2012年12月6日起自感病情再度加重，大便次数增多，部分呈稀水样，便秘时大便明显变细，活动后症状更明显；长期以来，大便异常，便秘和稀便交替，常有腹痛、腹泻等腹部不适。结合原告本人及其家属的意愿和要求，以及原告当时正处于消化道肿瘤多发年龄，被告医务人员判断原告具有行肠镜检查的适应症，符合诊疗常规，并非过度治疗。三、临时医嘱记录单和护理记录单显示，在行肠镜检查前一天，即2012年12月16日，被告已开具甘露醇注射液（明天早上5点）250ml口服的医嘱，并指导患者禁食水。手术当天5:00，被告医务人员遵医嘱给原告予以甘露醇250ml口服，7:30原告已解大便，呈水样。上述记录显示，被告医务人员已按照诊疗常规进行了术前的肠道清洁，从清洁的实际效果来看，原告也符合了手术条件。四、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应当承担说明义务并取得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书面同意，但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在行肠镜检查前，已让原告签署了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并在知情同意书中列明了手术的目的和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包括内脏器穿孔、麻醉意外等）。原告虽然否认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鉴定机构已经认定该签名的真实性，原告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采信该鉴定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医疗机构提交患者书面同意证据的，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尽到说明义务，除非患者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尽到说明义务，侵犯其知情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五、肠穿孔系插镜过程中，镜身或者镜头对肠壁直接作用力过大所致。手术过程中，手术操作粗暴有可能导致肠穿孔。由于不同部位肠管冗长迂曲程度不同，发生肠管穿孔的风险也会有所不同。另外，患者自身存在的溃疡等可导致结肠薄弱病变的个人特殊体质因素，亦会增加肠穿孔的风险。根据现有医学资料，肠穿孔是肠镜检查的并发症之一。对此，被告在术前书面的知情同意书中予以了详细说明。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医务人员术中操作粗暴，但根据原告的病史，其常年大量饮酒，必然存在肠粘膜损伤，而该损伤会导致肠壁变薄，从而增加穿孔的风险。穿孔后，被告积极行修补术，原告对该诊疗行为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原告要求被告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主张原告拖欠的医疗费，可由被告另案向原告追索，本案不予调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34.43元，由原告李辉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易超前人民陪审员  姚敏华人民陪审员  陈仲杰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书 记 员  王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