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82民初2001号原告：曾小娟（受害人王星母亲），女，1966年3月10日生，汉族，湖北省老河口市人，住老河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峰，系老河口市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潘富东，男，1973年11月19日生，汉族，河南省邓州市人，住湖北省老河口市。被告：杜晓明，男，1989年6月21日生，汉族，河南省邓州市人，住邓州市。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东路丰源小区北门平安财产保险。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00779421924N。代表人：王建涛，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晓康，系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曾小娟与被告潘富东、杜晓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2日立案后，本案应以原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案由，故本院依法追加杜晓明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邓州支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邓州支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蒋亚平独任审判，在庭审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向本院申请并承诺代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邓州支公司参加诉讼并承担赔偿义务，而其他当事人均认同不持异议。故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小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锋、被告杜晓明、潘富东、平安财险南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晓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小娟诉称：2016年6月12日3时30分许，被告杜晓明驾驶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沿邓州市××路自北向南行驶至该路苹果市场处时，与行人原告之子王星、原告女婿刘光慧相碰撞后，该车辆又与刘光慧所驾驶停放在路边的鄂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相碰撞，后又与刘新党所驾驶停放在路沿石上的豫Ｒ×××××号小轿车相碰撞，致使刘光慧当场死亡，王星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后于2016年2月21日邓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杜晓明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刘光慧、王星、刘新党无责任。因杜晓明所驾驶的肇事车辆系被告潘富东所有，后被告潘富东与原告及刘光慧的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被告潘富东赔偿原告及刘光慧的近亲属共890000元，先行支付280000元，剩余610000元由保险公司赔偿后支付，如果保险公司不赔偿或赔偿不够由潘富东个人支付。同时被告潘富东向原告及刘光慧近亲属出具了欠条，欠条出具后，被告潘富东至今未兑现欠款，且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也未支付赔偿款。另被告杜晓明驾驶肇事车辆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投保有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分别为122000元和500000元，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购买了不计免赔险，且均在保险期限内。为此，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三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37780元、丧葬费27951.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715731.50元。其中先由承保交强险的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被告潘富东、杜晓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及实际支出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6月21日邓州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61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一份，证明被告杜晓明驾驶车豫Ａ×××××5号小型普通客车于2016年6月12日邓州市××路路苹果市场发生了交通事故后，导致行人王星、刘光慧死亡。肇事后被告杜晓明弃车逃逸，并认定被告杜晓明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行人王星、刘光慧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票据、户口薄、老河口市洪山嘴镇太山庙村委会证明各一份，证明受害人王星于2016年6月12日因交通事故死亡，未婚无子女；3、行驶证、身份信息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潘富东系肇事车辆豫AD25N5号小型客车登记车主；4、交强险、三者商业险保单各一份，证明肇事车豫Ａ×××××5号小型客车在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三者商业险，保额分别为122000元和500000元，其中第三者责任保险购买了不计免赔险，且均在保险期限内；5、欠据一份，证明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潘富东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原告达成了赔偿协议，在先行赔偿280000元中的100000元由被告潘富东承担的，剩余610000元由被告潘富东出具了欠条，属于被告潘富东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原告出具了谅解书；6、大专毕业证信息及曾小娟城镇住房房产证信息各一份，证明受害人王星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辩称：1、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起诉时遗漏当事人杜晓明；2、保险公司在杜晓明提供合法有效的驾驶证、行驶证后愿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事故发生后杜晓明弃车逃逸，逃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按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4、原告的各项诉求过高，请求法院依法核减.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潘富东在投保时的投保单及保险单副本、保费发票存根联，证明潘富东所有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险，保险公司已经向被告潘富东履行了保险条款的告知和说明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当免责；2、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年版，证明本案符合其中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肇事逃逸情形，保险公司保险人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被告潘富东辩称：这次交通事故发生了以后，与原告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涉及受害人的赔偿款达成一致意见，各项费用共计890000元，于合同签订之日起已支付280000元（有收款凭据），协议约定剩余610000元，由刘光慧与王星及亲属去保险公司领取，而现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中一些赔偿项目与原达成的赔偿协议有冲突。被告潘富东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潘富东与原告达成的道路交通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协议明确约定赔偿金额为890000元，另外若保险公司理赔不到位由潘富东协助当事人起诉保险公司；2、原告出具的收款的凭证一张，证明该事故发生后被告潘富东已支付原告方280000元。3、机动车保险单正、副本及购买保险的保费发票，证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保额110000元)、商业险（保额500000元）。被告杜晓明辩称意见与被告潘富东辩称意见一致；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当事人之间质证及人民法院审核认证情况如下：原告曾小娟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2、3、4、5、6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潘富东、杜晓明质证后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潘富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2、3原告曾小娟、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杜晓明质证后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提交证据1系被告潘富东在投保时的投保单及保险单副本、保费发票存根联，证明潘富东所有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险，保险公司已经向被告潘富东履行了保险条款的告知和说明义务，因此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当免责；原告质证后认为，对投保无异议，但对商业险保险人是否尽到告知和说明义务有异议，因其属于格式条款，是否对投保人进行了明确的提示，免责条款是否有效由人民法院查实后是否采信；被告潘富东、杜晓明质证后均有异议，认为保险公司提出对投保车辆中的保险单及投保单上面的条款投保人一无所知，没有明确告知投保人，也没有提示投保人；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难以采纳。证据2系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年版），证明本案符合其中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肇事逃逸情形，保险公司保险人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原告质证后有异议，认为保险人是否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待核实后由人民法院确认；被告潘富东、杜晓明质证后均有异议，认为投保人没有见过平安财险公司提供的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年版中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这项条款；本院认为，该条款属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行业内部制定的，是保险合同组成部分，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难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2日3时30分许，被告杜晓明驾驶登记在被告潘富东名下的车牌号豫Ａ×××××5号小型普通客车邓州市××路路自北向南行驶至该路苹果市场处时，与行人王星（曾小娟之子）、刘光慧（曾小娟女婿）相碰撞后，该车辆又与刘光慧所驾驶停放在路边鄂Ｆ×××××2号小型普通客车相碰撞，后又与案外人刘新党所驾驶停放在路沿石上豫Ｒ×××××8号小轿车相碰撞，致使刘光慧当场死亡，王星经抢救无效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于2016年2月21日邓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杜晓明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刘光慧、王星、案外人刘新党无责任。因杜晓明所驾驶的肇事车辆系被告潘富东所有，故被告潘富东于2016年9月13日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原告及刘光慧的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被告潘富东赔偿原告及刘光慧的近亲属共890000元，签协议之日先行支付280000元（其中由被告潘富东支付100000元）作为补偿，剩余610000元由刘光慧、王星的近亲属向保险公司理赔，若保险公司不能正常理赔，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被告潘富东、杜晓明协助配合，该协议达成后由刘光慧、王星的近亲属及被告潘富东签字确认；后于同年9月14日被告潘富东给刘光慧、王星的近亲属出具欠条，并载明原双方协商赔偿款为890000元，先行支付280000元，剩余610000元待保险公司赔偿后支付，如果保险公司不赔或赔偿不够610000元由潘富东个人支付。双方协议签订及被告潘富东出具欠条后至诉讼时，被告保险公司未能理赔，且被告潘富东也未履行义务。被告杜晓明驾驶的肇事车豫Ａ×××××5号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三者商业险，保额分别为122000元、500000元；交强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16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15日二十四时止，三者商业险保险期限自2016年1月9日零时起至2017年1月8日二十四时止，购买了不计免赔险，且交通事故发生均在保险期限内。综上，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诉至本院，请求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另查明：受害人王星生于1994年12月10日，2016年6月12日因交通事故死亡，2016年毕业于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专业，生前与上海铁路局签订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且与其母亲原告曾小娟居住老河口市秋风路××号号综合楼3单元7层701室，也未婚。针对原、被告双方的诉称和答辩，本案审理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在交通事故中肇事者逃逸，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是否应当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潘富东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受害人王星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针对争议的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这种说明义务是法定的特别告知义务。“明确说明”不仅是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就保险人是否履行说明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就此负有证明责任，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合同效力。本案中，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未能提交包含有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的完整的保险合同仅提交的主要证据有《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和《投保单》，其中保险单没有记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无法证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潘富东进行了特别提示及明确说明；另潘富东所谓签名的投保单，该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栏注明已向投保人履行了详细的说明义务。但该投保单中并未附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投保人声明栏的内容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打印的格式文本，文字并未特别标注，尤其是保险人责任免除事项未特别提示，如加黑或者加粗等，除投保人声明栏下方的“投保人签名”处可以由投保人签章外，投保人无从在投保单的其他地方签章。且投保人潘富东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案涉保险系其妻子在保险代办点办理的投保手续，保险公司业务员并未向其提供保险条款，也没有履行任何说明义务。对此，应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中相关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潘富东送达了相关的保险条款及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故其不能证明已向投保人就保险合同条款的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以上事实情况本院可以认定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抗辩主张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潘富东不产生合同约束力。针对争议的焦点二，本院认为，本案应以原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即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潘富东系被告杜晓明舅舅，且为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将其所有的车辆出借给被告杜晓明使用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被告潘富东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因被告潘富东与杜晓明存在特殊身份关系，且肇事车辆由其所有，所以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潘富东在邓州市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与原告达成了赔偿协议，在先行赔偿280000元中的100000元由被告潘富东承担的，剩余610000元并由被告潘富出具了欠条，是被告潘富东真实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原告出具了谅解书。为此，被告潘富东虽对交通事故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交通事故发生后就赔偿权利人应当得到赔偿损失其愿意承担并已支付了部分，应视为其对债务的加入，故被告潘富东、杜晓明应当共同赔偿原告因被告中国平安财险南阳公司赔偿后不足部分的损失。针对争议的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所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按家庭常住人口平均的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按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的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是按家庭常住人口的平均的纯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农户的平均收入水平。这里所称的家庭常住人口是指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一年以上，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人口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社会制度下，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社会群体，即居住在一定空间里的人的总和；而户口是个户籍概念，表示的是一种居住地身份或出身地身份。从本案来看，人的生命本是无价的，但在生命受到侵害后，需要以金钱方式进行赔偿，就必然涉及赔偿标准问题。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的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大批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其中有相当部分农村居民常年在城镇工作生活，其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虽然户籍登记仍为农村居民，但事实上已经融入城镇生活。如果这类人员发生死亡事故，仍以其户籍登记作为判断依据，按照农村居民标准给予赔偿，显然不能合理地补偿经济损失，从而有失公平。全面正确的理解上述规定，在确认死亡赔偿金标准时，不能简单地依据受害人的户籍登记作出判断，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以及获取生产资料方式等因素进行确定。本案受害人王星户籍登记虽为农村居民，但根据现有证据，王星死亡前大学刚毕业，且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就业协议，在上班前其与母亲居住在城镇。王星的死亡必然会影响其家庭消费水平，其家庭可预期的未来收入势必也随之减少。如果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王星的死亡赔偿金，显然不足以填补原告方的损失，有失公平。故在确认王星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时，应客观考虑王星生前经常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消费地等均在城镇因素，以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因受害人王星生于1994年12月10日，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为2016年6月12日，据此，确认王星的死亡赔偿金应按湖北省统计部门公布的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9元计算20年，即31889元/年×20年=637780元，本院对原告这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合理费用。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事故产生的原因由邓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邓公交认字（2016）第00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认定，故本院确认被告杜晓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刘光慧、王星无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豫Ａ×××××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应当先由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被告潘富东、杜晓明予以赔偿。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潘富东、杜晓明、平安财险南阳公司赔偿损失，理由正当，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应依法进行审查，以本院确认为准，不合理部分依法予以剔除。所以，原告应当获得赔偿项目及金额有：1.丧葬费27951.50元；2.死亡赔偿金63778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20000元；以上合计685731.5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由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因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王星、刘光慧死亡，但受害人刘光慧的近亲属在另案已提起诉讼，庭审中本案原告和另案原告均表示同意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的赔偿款平均分配。故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分项赔偿原告方110000元的二分之一，即为55000元；不足部分，由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因为剩余赔偿款【（685731.50元—110000元）×100%】>500000元，所以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原告应当得到赔偿款为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商业三者险最高保额500000元的二分之一，即为250000元；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被告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赔偿原告240731.50元【（685731.50元-55000元-250000元）-140000元】；其中140000元为被告潘富东、杜晓明已支付280000元的二分之一。以上被告平安财险南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后是否享有对被告潘富东、杜晓明行使追偿权，其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另行主张。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湖北省二0一八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曾小娟各项损失305000元；二、被告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赔偿原告曾小娟各项损失240731.50元；三、驳回原告曾小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30元，减半收取计1465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负担813元，被告潘富东、杜晓明共同负担6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亚平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