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103民初10186号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男，回族，1984年4月22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朝进，云南天外天（蒙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丽晶，云南天外天（蒙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男，汉族，1984年3月27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普友星，云南泓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保东杰与被告朱乔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受理。2018年11月21日，被告朱乔林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受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对两案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朝进，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普友星到庭参加诉讼。两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保东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朱乔林向原告保东杰支付借款本金1,010,000元；2.被告朱乔林按年利率24%向原告保东杰支付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利息161,600元，及自2018年9月1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由被告朱乔林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起，被告朱乔林因资金周转需要，陆续向原告保东杰借款。2018年10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截至2018年8月31日，被告朱乔林尚欠原告保东杰借款本金1,010,000元，借款利率以年利率24%计算，截至2018年8月31日，被告朱乔林尚欠利息161,600元。《债权债务确认书》签订至今，经原告保东杰多次催要，被告朱乔林未归还上述款项。被告朱乔林辩称，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2014年至2017年，《债权债务确认书》是2018年才形成的，借款金额较大，应由原告保东杰举证证明。《债权债务确认书》实为被告朱乔林在受胁迫的情形下书写的，其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驳回原告保东杰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朱乔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反诉原告朱乔林与反诉被告保东杰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2.反诉被告保东杰返还反诉原告朱乔林多支付的利息5,537,501元；3.保全担保费由反诉被告保东杰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反诉原告朱乔林因从事小贷融资，资金周转需要，于2015年3月3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向反诉被告保东杰陆续借款共计2,396,151元。每次借款后不超过一个月，反诉原告朱乔林就连本带利归还。但反诉被告保东杰利用其司法系统工作人员身份威胁反诉原告朱乔林额外支付高额利息。为此，从2015年4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反诉原告朱乔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计支付反诉被告保东杰8,005,536元，扣除本金2,396,151元及合法范围内利息71,844元外，反诉原告朱乔林支付的超出法律保护范围内的利息达5,537,501元。由于长期被逼支付高额利息，反诉原告朱乔林不堪重负，于2017年底停止了小贷融资生意，失去经济来源。但反诉被告保东杰一直威逼反诉原告朱乔林再支付1,000,000元。2018年10月15日晚上11点左右，反诉被告保东杰威逼反诉原告朱乔林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反诉被告保东杰辩称，一、《债权债务确认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形下签订，反诉原告朱乔林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的后果，如果是被胁迫的，但事后却没有报警，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二、反诉被告保东杰和反诉原告朱乔林相熟之后，将妻子、同事的信用卡交给反诉原告朱乔林刷POS机套现，到账后几日内，反诉原告朱乔林又将相应款项转至反诉被告保东杰的账户，因而产生5,537,501元的银行流水，并不是反诉原告朱乔林支付的利息。三、反诉原告朱乔林主张借款本金只有200多万元，但是却归还了800多万元，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依法提交了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债权债务确认书》、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信用卡及信用卡POS机刷卡存根、《结婚证》《民事委托合同》《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律师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函》《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诉讼保全责任险）。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提交证人吴某的证人证言、平某《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对账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证人吴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证言用词不清、表述不明，对时间、事件经过等情况均不能做出明确说明，故本院依法对证人吴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2．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提交的信用卡及信用卡POS机刷卡存根。该存根所记载的金额、发生时间等交易信息与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随后转账返还至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账户的交易信息可以对应，同时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庭审中陈述双方之间存在信用卡套现关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3.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提交的《债权债务确认书》。《债权债务确认书》中有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本人签名捺印，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则本院对《债权债务确认书》予以采信，并对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主张的受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胁迫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的事实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多次向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借款。2018年10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甲方、债权人）与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乙方、债务人）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债权债务确认书》载明：“鉴于：乙方多次向甲方借款，双方往来款项较多，资金移转较为复杂，为了明确甲、乙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明确甲、乙双方往来款项的性质、用途，甲、乙双方特签订此确认书以及附件《往来款清单》。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一、截止至2018年8月31日止，乙方尚欠甲方借款本金人民币1010000元（大写：壹佰零壹万元正）；二、本确认书项下的所有借款，借款利率以年利率24%计算，截止至2018年8月31日乙方尚欠甲方借款利息161600元。三、双方确认附件《往来款清单》为甲、乙双方的真实款项往来凭证，是甲、乙双方款项用途、性质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各往来款项的性质以及用途以附件清单中的提现为准，如往来款项性质、用途与银行转账凭证具有冲突，以《往来款清单》中体现的往来款性质、用途说明为准。四、《往来款清单》编号为：297、298、337、358、364、369、390、413、429、445、461、468、482、491、505、509、510、539号的往来款明细为本债权债务确认书项下所确认的债权组成部分。五、若乙方不按时偿还借款本息，甲方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评估费、执行费、拍卖费、过户费、律师费等费用。六、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共同协商，协商不成引发的诉讼，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七、本确认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所有借条金额已汇总在本债权债务确认书，借条原件已还给债务人，债权人保留复印件。双方已确认。附：《往来款清单》”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分别在《债权债务确认书》上签名、捺印。《往来款清单》列明了“编号”“交易时间”“往来款金额”“转出卡号”“转入卡号”“款项往来用途及性质”等项目，其中载明款项往来638项，交易时间从2014年8月17日至2017年12月27日。《往来款清单》最后一页载明“注：一、本《往来款清单》为甲、乙双方名下银行转账之明细；二、款项往来用途、性质说明：1、‘乙方向甲方借款用于消费的还款款项’为：甲方借与乙方经营生活开销费用，乙方使用后予以归还；2、借款（本确认书项下债权组成部分）为：甲方借与乙方借款，现乙方尚未归还，为本确认书项下债权组成部分；3、借款为：甲方借与乙方的借款款项，现已归还；4、借款还款为：乙方已归还甲方之借款款项（本条与上述第3条相对应）。5、借款还款及部分消费还款为：上述第4条及第1条部分金额。”《往来款清单》载明了“序号”“交易时间”“往来款金额”“转出卡号”“转入卡号”“款项往来用途及性质”等内容，《往来款清单》记载的交易数量为638项。《往来款清单》第297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6月22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298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6月22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337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8月17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358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9月21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364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9月27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369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9月30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43,639元；第390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11月11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工商7922”146,319元；第413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6年12月13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429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1月5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工商7922”129,410元；第445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2月8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461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3月6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4万元；第468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3月20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工商7922”66,537元；第482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4月26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491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5月20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29,542元；第505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6月13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4万元；第509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6月19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25,853元；第510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6月19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第539项载明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于2017年7月31日通过“工商1599”支付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平安6728”5万元。《往来款清单》还载明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向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借用了以下款项：2015年5月27日5万元，2015年6月2日2万元，2016年2月5日3万元，2016年2月17日2万元，2016年3月2日18,051元，2016年3月21日3,145元，2016年4月20日5万元，2016年4月20日32,523元，2016年5月25日5万元，2016年6月21日39,820元，2016年6月25日5万元，2016年6月25日3万元，2016年7月11日45,150元，2016年10月21日5,172元，2017年4月24日31,869元，2017年6月29日21,526元。2017年7月3日26,350元，2017年7月11日30,090元，2017年7月19日25,909元，2017年8月17日5万元，2017年8月21日4,236元，2017年11月25日3万元，2017年12月10日3万元，2017年12月11日5万元，2017年12月11日47,350元。另查明，从2014年8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多次将本人及其亲属的信用卡提供给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通过刷卡方式套取现金，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使用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提供的信用卡在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掌握的POS机上刷卡消费，并在收取一定手续费用后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2018年10月30日，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委托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处理本案纠纷，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因此支付了律师费5,000元。2018年10月31日，原告（反诉被告）保东杰因诉讼保全向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并支出保险费3,031.68元。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债权债务确认书》是否存在应予撤销之情形；2.原告保东杰要求被告朱乔林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有无依据；3．反诉原告朱乔林要求反诉被告保东杰返还多付利息5,537,501元的诉讼请求有无依据。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可撤销合同之情形。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反诉原告）朱乔林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主张撤销《债权债务确认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债权债务确认书》系原被告自愿签订，合法有效，《债权债务确认书》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原告保东杰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及《债权债务确认书》，被告朱乔林向原告保东杰借款，原告保东杰支付了借款，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原被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根据原告保东杰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及《往来款清单》载明的金额，本案所涉18笔借款金额为1,021,300元；经双方协商确认，截至2018年8月31日，尚未返还的借款本金为1,010,000元，尚未支付的利息为161,600元，本院认为，该约定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经原告保东杰催要，被告朱乔林未偿还借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本院对原告保东杰要求被告朱乔林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双方在《债权债务确认书》中约定的利息，原告保东杰要求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被告朱乔林应偿还原告保东杰借款本金1,010,000元、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利息161,600元，及自2018年9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关于律师费及保全担保费。本院认为，被告朱乔林未按约定还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按《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约定向原告保东杰支付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根据原告保东杰提交的《民事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险费发票等证据，本院对原告保东杰要求被告朱乔林支付律师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3,031.6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反诉原告朱乔林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申请保全支出保全担保费，本院对其要求反诉被告保东杰支付保全担保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反诉原告朱乔林与反诉被告保东杰之间既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又存在反诉原告朱乔林多次用反诉被告保东杰提供的信用卡套现后，向反诉被告保东杰支付套现款项的法律关系。其次，《债权债务确认书》已经明确载明了双方之间往来款项的性质；反诉原告朱乔林主张的“多付利息”的款项，在《往来款清单》中被记录为信用卡套现后的付款、借款还款等不同性质。再次，反诉原告朱乔林未提交证据将《往来款清单》中记载的款项性质予以推翻，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反诉被告保东杰胁迫反诉原告朱乔林支付高额利息的事实。复次，根据反诉被告保东杰的陈述，其提交的信用卡刷卡凭据仅是其保留的原被告双方之间用于刷卡套现的部分票据，由于双方交易数量较大，时间跨度较长，双方现均无法明确所有刷卡套现的时间、金额等细节，故具体款项数额及性质应以双方在《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的为准。最后，根据反诉原告朱乔林的陈述，其向反诉被告保东杰借款的数额为200余万元，反诉原告朱乔林支付给反诉被告保东杰的款项均为还款，故反诉原告朱乔林多偿还给反诉被告保东杰的利息数额高达500多万元，本院认为，该陈述明显与一般常理不符，也与双方在《债权债务确认书》及《往来款清单》共同确认的事实不符。综上，本院认为，反诉原告朱乔林要求反诉被告保东杰返还反诉原告朱乔林多支付的利息5,537,501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乔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保东杰借款本金1,010,000元；二、被告朱乔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保东杰上述借款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利息161,600元；三、被告朱乔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原告保东杰上述借款从2018年9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偿还的借款本金数额为基数）；四、被告朱乔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保东杰律师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3,031.68元，合计8,031.68元；五、驳回反诉原告朱乔林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5,714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0，714元，由被告朱乔林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281元，由反诉原告朱乔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在法律规定的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王 臣人民陪审员  肖跃玲人民陪审员  晏湘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孙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