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民初29号原告：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7号。法定代表人：李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鹰、黄佳晶，均为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湖北洪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荆南路12号。法定代表人：梁志雄，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蔚和、轩斯文，均为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原告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路桥公司）因与被告湖北洪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简称洪利高速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5月3日受理后，因洪利高速公司与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特许经营权纠纷事宜需要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计，故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间6个月（2017年11月4日起，至2018年5月3日止）。其后，洪利高速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对相关证据进行司法鉴定,故经合议庭评议后依法准许,并扣除了审理期限两个月(自2018年2月8日起至2018年4月8日止，2018年4月16日，本院司法鉴定处退回鉴定材料）。另外，2018年9月11日，洪利高速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追加龙浩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龙浩集团）、广东龙浩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简称龙浩路桥）参加本案诉讼。合议庭经过评议后认为，龙浩集团、龙浩路桥并非案涉工程中标单位，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其为案涉施工合同载明的施工单位，故依法不予准许。2018年9月13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北京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鹰、黄佳晶，被告洪利高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蔚和、轩斯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路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2014年4月27日至2015年4月26日赶工期间的赶工措施费用共计人民币146,672,151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停、窝工损失人民币345，776，361元（此金额暂计算至2017年2月1日，请求计算至全部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期延误期间的合理利润人民币35,646,871元；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建设期间，原告代垫付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065,000元；5、请求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概括为：（一）被告取得了本项目法人资格，取得了用地审批，获得了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的事实。1、2008年11月2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文号为鄂政函【2008】291号文件，确认保利达国际有限公司（简称保利达国际）为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人，其独资设立的洪利高速公司（即本案被告）为项目法人。被告合适取得了本案所涉项目法人资格。2、2009年2月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文号为鄂政函【2009】21号文件，同意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与被告签订《湖北省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特许权协议》，后于2009年4月19日，荆州市交通局受荆州市人民政府委托与被告签订了前述协议。3、2009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印发了文号为国土资预审字【2009】192号《关于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同意建设用地的预审。4、2010年7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文号为发改基础【2010】159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外商投资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核准的批复》，批准了本案所涉项目的建设。5、2010年7月29日，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文号为鄂发改交通【2010】839号《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外商投资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核准的批复的通知》，督促被告尽早开工建设。（二）原告成为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标段承包人的事实。1、被告于2012年6月开始通过招标代理机构湖北省成套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套招标公司）公开向社会招标，原告于2012年7月13日向被告委托的成套招标公司递交了《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并于2012年7月19日收到成套招标公司的《中标通知书》，成为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标段的承包人。2、2012年8月8日，双方签订了《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工程第一标段施工承包合同》（简称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等一揽子合同文件，约定由原告承建第一标段项目，公路等级为高速公路，施工范围包括路基、桥涵工程、交叉工程和路面。工程量以实际发生为准，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42个月，签约合同价为2,636,648,152元，并对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各文件效力等级、工程质量要求、履约担保、工程款支付、违约责任、窝工费用计算、工期顺延等均进行了约定。依据《通用合同条款》，单价子目计量周期按月计量，总计子目计量周期按支付分解报告确定，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即工程款支付方式为按工程进度付款。3、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签订后，由于项目所涉土地交地拆迁等影响，直到2013年8月6日原告才收到监理单位广东翔飞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简称翔飞公司）出具的《合同段开工令》。（三）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进行赶工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赶工费用。1、2014年4月23日，原告接到被告文号为鄂洪利司【2014】78号文，该文件要求原告以2015年底通车为目标进行倒排工期，将工期缩减了14个月。应被告要求，原告重新安排了工期计划，于2014年4月27日开始进行赶工，但因被告拖欠工程款项等应付款项，原告被迫停工。在赶工期内，原告额外增加施工人员1，830余人，增加大型机械设备310多台（套），并增加了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临时便道、便桥费用，圆管涵费用，临时用电工程费用，临时用地费用，场地硬化费用，模板费用，管理人员及管理用车费用等，原告产生了大量额外的工程建设投入，并且已将2015年底通车为目标所需的全部赶工投入增加完毕。根据《项目专用合同条款》第11.6条和《通用合同条款》第11.6条的约定，被告应当承担的赶工费用为146,672,151元。原告已按照《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时限与流程，向监理人递交了总计5期、合计金额为146,672,151元的赶工措施费索赔意向书、索赔通知书及相应证明材料，监理人亦已将各期赶工措施费索赔处理结果报被告审批，最终截止2015年4月27日，经被告审批签认的5期赶工措施费索赔金额为146,672,151元。2、双方于2012年8月8日签订承包合同，原告始终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展开工程建设，但被告从第一期支付工程预付款开始就拖欠工程进度款，共计26期进度款，除第13期按时支付以外，其余每一期工程进度款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逾期，被告累计逾期金额为1,550,776,289元，逾期期数为25期，其中第20期到第26期共计7期，金额为420,023,347元进度款从2015年6月拖欠至今尚未支付，逾期达三年有余。由于被告拖欠工程进度款导致原告的材料款、机械设备租赁费、人员工资等无法按时支付，已投入的大量人员、设备被迫窝工、停工，涉案项目被迫于2015年4月局部停工，2015年10月全面停工，并且窝、停工在原告起诉时还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根据《通用合同条款》约定，原告有权暂停施工，顺延工期。截至2016年11月30日，被告应承担窝、停工损失等各项赔偿共计人民币337,032,518元，并应当支付原告工期延误期间的合理利润人民币35,646,871元。原告已按照《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时限与流程，向监理人递交了总计25期、合计金额为337,032,518元的窝停工（含四联钢箱停工）索赔意向书、索赔通知书及相应证明材料，监理人亦已将各期窝停工索赔处理结果报被告审批，最终截止2016年11月30日，经被告审批签认的25期窝、停工损失索赔金额为325,946,982元。此外，案涉工程建设期间，由于被告资金未能及时到位，为了满足建设需要和工程进度要求，原告为被告垫付了承包合同约定以外的三改工程款共计人民币1,065,000元。综上，双方所签订的一揽子合同文件主要包括《合同协议书》及各种合同附件、《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项目专用合同条款》、《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通用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承包人有关人员、设备投入的承诺及投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等文件充分证明被告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洪利高速公司辩称：（一）案涉项目不存在赶工事实，北京路桥公司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按照建设施工领域的行业习惯，赶工费用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即赶工后的工期比原计划的工期提前。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索赔材料《关于洪利一标工期调整拟增加投入情况的报告》（简称“工期调整报告”）中提及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洪利高速公司董事会要求项目在2015年年底提前建成通车，但是根据其自认的已完工程建安产值计算，实际完成的部分为1,545,163,304/2,636,648,152=58.6%，并未达到60%，案涉项目根本不存在赶工事实。2、北京路桥公司并未提交切实可行的赶工方案。根据双方订立的案涉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中《通用合同条款》第11.6条约定，北京路桥公司应当与监理单位共同协商，确认赶工方案和修改合同进度计划。北京路桥公司曾经向案涉项目总监办提交过《关于洪利一标工期调整拟增加投入情况的报告》，并在报告中制定了赶工计划，但监理单位在批复中明确要求其进一步调整；答辩人则直接在向监理单位发出的复函中明确指出，“第一合同段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编制不合理。”此后，北京路桥公司并未提交经过监理人和答辩人确认的赶工方案。3、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证据表明其在赶工事实“发生前”、以及“赶工”后，在中标合同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均未与答辩人就赶工措施费的计算方式进行沟通，此做法不符合常理。4、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龙浩路桥和龙浩集团，曾经担任答辩人总经理的陈春林为上述单位委派，代表的是实际施工人利益，其签名认可的赶工措施费等索赔文件涉嫌伪造和集中后补，不具有证明力。答辩人的母公司保利达国际与龙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龙浩国际）2008年4月15日订立有《合作框架协议书（BOT）》，2013年6月10日北京路桥公司（甲方）与龙浩国际安排的关联公司龙浩路桥（乙方）订立了《联营合同》，约定乙方支付中标合同价款1.4%作为管理费，甲方派出10名现场管理人员等。2013年11月30日，保利达国际（甲方）与龙浩路桥（乙方）订立《备忘录》，约定乙方负责挂靠北京路桥公司，双方一致同意乙方施工总承包费暂定为5,250,000,000元等内容。2016年1月26日，保利达国际与龙浩国际、龙浩集团订立《补充协议》，约定答辩人持有的所有施工合同承包人工程中标价共计68.5亿元，后者同意以52.5亿元完成湖北项目的相关工程（上述费用不包括所有施工合同承包人挂靠费和营业税、附加税）等。综上，北京路桥公司的案涉合同价款应当为2，019，259，870元，而非中标价格2，636，648，152元，约下浮23.42%。此外，2015年12月7日，答辩人董事会免除了陈春林总经理职务，虽然龙浩国际向答辩人发函对免除陈春林职务持有异议，但能够证明陈春林代表的是实际施工人利益，其签名系事后补签，不具有证明力。（二）北京路桥公司产生的停窝工损失与答辩人无关，其提交的索赔依据的真实性存疑，其主张的工期延误期间的合理利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不存在拖欠案涉工程款的事实。2018年8月15日，保利达国际取得了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的，上海中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中世咨询公司）编制的《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已完工程建安产值核算咨询报告》（简称“中世咨询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4月20日工程涉及总费用401，757.9166万元，可确定金额295，562.5682万元；答辩人委托深圳市欣广拓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欣广拓公司）根据“中世咨询报告”核算出北京路桥公司已完工程建安产值为117，294.85万元，答辩人已经支付北京路桥公司118,640.2874万元工程款，故北京路桥公司主张因答辩人差欠工程款导致停窝工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导致案涉工程的停工原因是，龙浩国际等并未根据其与保利达国际订立的《补充协议》约定，根据约定的30%持股比例向答辩人注入资金，并单方面擅自停工。此外，欣广拓公司2018年9月6日根据监理人编制的案涉工程《监理月报》中列明的施工人员、设备到位情况，与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20期索赔报告中进行比对，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欣广拓公司编制的案涉工程索赔专项审核报告，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止，共计19期索赔申请中，监理人对停窝工索赔均予以全额认可，但上述证据与监理月报中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陈春林作为答辩人原总经理已经在2015年12月7日被董事会免除其职务，其在索赔文件上的签名不能代表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答辩人不发生效力。综上，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索赔证据逻辑上存在不合理之处，证据的真实性存在争议，计算索赔金额的方法和标准也存在错误，其主张的机械、设备租赁费没有相关租赁合同予以证明。（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1）民提字292号的裁判要旨，即使北京路桥公司存在停窝工损失，也不能简单以停工状态的自然持续时间为准，而应当参照《通用合同条款》第12.5条约定，以56天作为停工时间。（四）北京路桥公司向答辩人申请的停窝工索赔，与《通用合同条款》第17.3.2条约定不符，即应当在每期《支付证书》中载明索赔金额，但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2012年12月至2016年10月，共计26期支付证书中，索赔金额部分均未空白。此外，北京路桥公司主张的垫付费用的诉讼请求，并未充分举证证明。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北京路桥公司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六组，共计编号为55号，合计7329页证据：1、第一组证据：证明被告洪利高速公司取得了所涉项目法人资格，取得了用地审批，获得了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特许权。包括：证据1（P1）：2008年11月2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致荆州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关于确定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人及业主的批复》（鄂政函【2008】291号）；证据2（P2-3）：2009年4月24日，国土资源部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洪利高速公司《关于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09】192）；证据3（P4-5）：2010年7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致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外商投资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基础【2010】1598号）；证据4（P6-7）：2009年2月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致荆州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关于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特许权协议的批复》（鄂政函【2009】21号）；证据5（P8-9）：2009年4月19日，荆州市交通局与洪利高速公司订立《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特许权协议》；第二组证据：证明原告成为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标段的承包人的相关证据，包括证明被告就洪湖至监利项目进行社会公开招投标，原告就第一标段工程进行投标；原告中标，并与被告签订了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标段施工承包合同协议书等文件，具体包括：证据6（P1-165）：《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第一册和第二册；证据7（P166-167）：《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第01号/02号补遗书》；证据8（P168-315）：《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标段施工招标投标文件》；证据9（P316-317）：《合同协议书》；证据10（P318）：《中标通知书》；证据11（P319-321）：《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证据12（P322-335）：《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数据表》和《项目专用合同条款》；证据13（P336-361）：《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9年版）的“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证据14（P362-397）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7年版）的“通用合同条款”；证据15（P398-432）：技术规范；证据16（P433-449）：已标价工程量清单；第三组证据，证明经监理人及被告签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赶工措施费用的总金额，包括：（1）证明原告接到被告要求赶工的通知，原告编制倒排工期进度计划并进行赶工的事实，证据17（P1）：《关于编制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的通知》（鄂洪利司【2014】78号）；证据18（P2-15）：《关于洪利一标工期调整拟增加投入情况的报告》（洪利一标【2014】39号）；证据19（P16-19）：《转发关于业主对各标段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批复的通知》（洪利总监【2014】38号）、《关于对各标段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审查意见的批复》（鄂洪利司【2014】105号）；证据20（P20-47）：《施工倒排进度计划》和附件《洪利高速公路第一标段总体工程形象进度计划表》；（2）证明经监理人及被告签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赶工措施费金额，包括：证据21（P48）：《索赔意向书》；证据22（P49-212）：《工程赶工措施费索赔》（1-5期）（包含索赔通知书；索赔申请单；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工期缩短赶工措施索赔费用汇总表；赶工增加临时便道、便桥费用表；赶工增加圆管涵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电工程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地费用表；赶工增加场地硬化费用表；赶工增加模板费用表；赶工增加管理人员及管理用车费用表。）《工程赶工措施费索赔》（1-5期）（包含索赔通知书；索赔申请单；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工期缩短赶工措施索赔费用汇总表；赶工增加临时便道、便桥费用表；赶工增加圆管涵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电工程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地费用表；赶工增加场地硬化费用表；赶工增加模板费用表；赶工增加管理人员及管理用车费用表；）第四组证据：证明经监理人及被告签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窝、停工损失的总金额；其中（1）证明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原告多次向被告提交报告无果，导致工程窝停工的事实，包括：证据23（P1-2）：《关于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21号）；证据24（P3-7）：《关于未及时支付工程计量款造成停工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32号）；证据25（P8-9）：《关于资金不到位严重影响生产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5】33号）；证据26（P10-11）：《关于急需资金维持社会稳定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5】56号）；证据27（P12-13）：《关于申请支付民工工资及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58号）；证据28（P14-15）：《关于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的回复》（洪利一标【2015】60号）；证据29（P16-17）：《关于尽快解决拖欠的工程款和明确后续工程如何开展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61号）；证据30（P18-19）：《关于尽快解决拖欠的工程款和明确后续工程如何开展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61号）；证据31（P20-22）：《关于恳请尽快支付工程款以解决民工工资等欠付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73号）；证据32（P25-26）：《关于工程停工恳请协调维稳工作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82号）；证据33（P25-26）：《关于工程停工恳请协调维稳工作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82号）；证据34（P27-28）：《关于要求维护人员及设备等施工力量稳定的通知》（鄂洪利司【2015】199号）；证据35（P29-32）：《关于再次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及申请窝工补偿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06号）；证据36（P33-34）：《关于2016春节后复工情况和请求及时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09号）；证据37（P35-36）：《关于2016春节后复工情况和恳请协调督促业主及时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10号）；证据38（P37-38）：《关于再次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14号）；证据39（P39-40）：《关于尽快支付工程款的函》；证据40（P41-42）：《关于再次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25号）；证据41（P43-44）：《关于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6】26号）；（2）证明原告按照索赔程序向监理人提出索赔，经监理人及被告签认，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工程窝停工损失的金额；证据42（P45-60）：《进场设备报验单》共16张；证据43（P61-63）：《洪利高速1标机械设备停滞费用单价计算表》；证据44（P64-67）：《武汉市建设工程各工种人工成本信息表》2015年度第1季度和第3季度以及2016年度第1季度和第3季度；证据45（P68）：窝、停工《索赔意向书》；证据46（P69-6399）：《工程索赔申请报告》（1-19期）（包含索赔通知书；索赔申请单；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赔费用汇总表；各工区人员机械费用统计表；各工区人员机械台班及工日统计表；人员机械窝停工每七天统计表）；证据47（P6400）：新滩互通B匝道第四联钢箱梁《索赔意向书》；证据48（P6401-6445）：《新滩互通B匝道第四联钢箱梁停工索赔》（1-6期）（包含索赔通知书；索赔申请单；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停工索赔费用汇总表；钢箱梁照看维护费用；钢箱梁场地存放占用费；钢箱梁二次转运费用；钢箱梁防腐涂装费用）；第五组证据，证明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垫付款的总金额，包括（1）证明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由原告垫付电力线迁改费用的事实；证据49（P1）：《关于洪监高速公路洪湖段由各项目部组织拆迁与线路交叉的380V及以下电力线迁改的会议纪要》（2013年5月27日，于武监高速公路洪湖建设协调指挥部办公室）；证据50（P2）：《会议签到表》；（2）证明原告因电力线改迁所垫付的费用总额；包括证据51（P3）：《380V杆线迁改一处单价分析》；证据52（P4-5）：《洪利一标低压电力路线迁改汇总表》；证据53（P6-136）：《电力线迁改调查表》、《电表、电线征迁确认单》和《低压电力线路迁改照片》共48套；第六组证据，证明本案的监理人,及被告和监理人人员任职情况的事实，包括证据54（P1-38）：《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工程监理委托合同》；证据55（P39-51）：洪利高速公司《湖北公路建设市场督查项目自查表》（2014年度）。被告洪利高速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合作框架协议书（BOT）》。主要内容：2008年4月15日，保利达国际与龙浩国际签署协议，约定合作投资建设高速公路项目。证据2：《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标段联营合同》。主要内容：2013年6月10日，北京路桥公司与龙浩路桥就案涉项目第一合同标段签订项目建设联营合同，龙浩路桥为实际施工人。证据3：《关于洪利高速施工及费用的备忘录（一）》。主要内容：2013年11月30日，洪利高速公司唯一股东保利达国际同龙浩路桥签订该备忘录，备忘录中明确，保利达同意龙浩路桥挂靠该公司，对案涉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项目进行实际施工建设。证据4：《补充协议》。主要内容：2016年1月26日，在框架协议基础上，保利达控股国际有限公司（简称保利达控股国际）、保利达国际与龙浩国际、龙浩集团共同签署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第六条约定可知，龙浩路桥为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证据5：《关于安排资金归还广东龙浩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在湖北工行到期贷款的函》。主要内容：2015年10月19日，龙浩国际致函保利达国际，龙浩国际在信函中提到“经双方协商以我方施工企业广东龙浩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证据6：《关于要求尽快落实两湖项目建设相关问题的函》。主要内容：2016年5月3日，龙浩国际致函保利达国际、保利达控股，龙浩国际在信函中称“《补充协议》签订后，我司立即组织相关单位编制两湖项目2016年度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证据7：《关于再次要求尽快落实两湖项目建设相关问题的函》。主要内容：2016年7月2日，龙浩国际致函保利达国际、保利达控股，龙浩国际在信函中称“贵、我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以来，我司积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推进两湖项目工程建设”。证据8：《关于湖北洪利项目借砂填筑单价及2016年5月完成金额情况的函》。主要内容：2016年6月20日，龙浩路桥致函保利达国际，称“双方签订的洪利高速公路项目《备忘录》总体成本低，其凭借多年的施工经验承接了项目的总包任务。”。证据9：《关于驳斥保利达国际有限公司有关通告事项的函》。主要内容：2015年12月18日，龙浩国际致函洪利高速公司，称该公司总经理陈春林是受其指派的。证据10：欣广拓公司出具的，武汉至监利高速路洪湖至监利第一合同段索赔专项审核报告（共计11册）。因该部分证据系洪利高速公司于2018年6月11日向本院邮寄，因该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延期举证被依法准许后，已经对其举证期限予以延长，故该组证据已经超过了经过本院核准的举证期限，即2017年11月是本案双方证据交换的截止期限，故本院明确告知洪利高速公司该组证据不予接收，并且在庭前会议结束以后退回给洪利高速公司。证据11：欣广拓公司2018年9月6日编制的《关于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段一标段监理月报与施工单位索赔报告对比的报告》；证据12：湖北安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关洪利高速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其中载明根据洪利高速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工商查询结果，陈春林于2015年12月7日免职；证据13：顺丰快递投递信息，证明洪利高速公司的股东，保利达国际于2018年8月16日签收荆州市运输局委托的工程审计报告。需要说明的是，洪利高速公司在本案庭审结束后，于2018年9月18日向本院寄送答辩意见、质证意见等材料时，在补充证据材料中，又附加了证据14（洪利高速公司章程及修正案）、证据15（洪利高速公司股东决定书）、证据16（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据17（总经理任免书）作为补充证据。因上述证据14-17均为复印件，并且在2018年9月11日本案证据交换中，洪利高速公司当庭提交的补充证据中并未涉及，故本院对此部分证据不予审查。同时，该部分证据主要是证明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已经于2015年12月7日被免除职务，此前洪利高速公司在其抗辩主张中已经提及该部分事实，故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事实对陈春林签名的效力问题予以认定。另外，洪利高速公司庭审结束后补交了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文件《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湖北省公路工程估算、概算、预算人工工日单价标准的通知》（鄂交建【2012】68号），作为补强性证据；对该份证据能否达到待证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北京路桥公司对洪利高速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第一，该份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签章位置不同），并不是该原件的复制件。第二，该《合作框架协议书（BOT）》的签订双方为保利达国际及龙浩国际，原告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三，该合同签订双方均为香港注册企业，该份证据的形成地点为香港地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四，该协议签署双方并非诉讼双方，该证据主体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该协议内容为双方成立一个合资公司投资国内高速公路BOT项目，与本案被告拖欠原告工程款的事实并无关联性，与被告所谓“龙浩路桥为本案实际施工人”的待证事实也无关联。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仅为照片彩印，被告未出示证据原件，同时该照片并非为完整合同，存在缺页情况，且模糊不清，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应予以采信。第二，北京路桥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并未签订该联营合同，对该证据来源、真实性、合法性均持有异议。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第一，该备忘录的签订双方为案外人保利达国际及龙浩路桥，并且两公司均未盖章，仅有人员签字，且经原告查询该签字人员并非法定代表人，不能证明该备忘录是两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第二，原告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三，备忘录签订方中保利达国际为香港注册企业，我方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四，在真实性与合法性均存在异议的前提下，该份证据无法达到证明龙浩路桥为实际施工人的证明目的。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份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签章位置不同），并不是该原件的复制件。第二，该协议的签订方均为案外人，原告并非协议当事人，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三，该合同签订方保利达控股、保利达国际、龙浩国际均为香港注册企业，我方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四，从该证据内容看，是约定四方公司对所投资项目的投融资合作关系，而本案系工程款纠纷，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与被告的待证事实也没有关联。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为龙浩国际发给保利达国际的函，均为案外人，我方既非函件发送方，也非函件接收方，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二，发函方与收函方均为注册企业，我方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三，该函件仅能说明被告的融资方式，但无法证明龙浩路桥该即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签章位置不同），并不是该原件的复制件。第二，该证据为龙浩国际发给保利达国际、保利达控股国际的函，均为案外人，我方既非函件发送方，也非函件接收方，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三，发函方与收函方均为香港企业，我方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四，仅凭合同、函件，在无其他证明资料（如被告向龙浩路桥支付工程款的材料）的情况下，无法证明龙浩路桥实际参与了项目施工，该证据不能证明龙浩路桥为本案实际施工人。第五，即使发函方龙浩国际与保利达国际约定就涉案项目开展合作，该合作关系与我方无关联，我方通过合法招投标手续成为该项目第一标段的承包人，遵守合同约定自行施工，该证据不能证明我方与龙浩路桥存在挂靠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7因被告未能提供原件，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被告未出示证据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应予以采信。第二，该证据为龙浩国际发给保利达国际、保利达控股的函，均为案外人，我方既非函件发送方，也非函件接收方，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三，发函方与收函方均为香港注册企业，我方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四，即使发函方龙浩国际与保利达国际约定就涉案项目开展合作，该合作关系与我方无关联，我方通过合法招投标手续成为该项目第一标段的承包人，遵守合同约定自行施工，该证据不能证明我方与广东龙浩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为龙浩路桥发给保利达国际的函，均为案外人，我方既非函件发送方，也非函件接收方，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二，收函方为香港注册企业，我方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三，仅凭该函件，在无其他证明资料（如被告向龙浩路桥支付工程款的材料）的情况下，无法证明龙浩路桥实际参与了项目施工，该证据不能证明龙浩路桥为本案实际施工人。第四，根据该函件的末段所述，是要欣广拓公司改正随意改变原约定单价的行为，并对2016年5月累计完成情况进行重新审核，反证了欣广拓公司《造价书》的非真实性，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该证据为龙浩国际发给被告的函，发函方为案外人我方既非函件发送方，也非函件接收方，未参与该证据的形成，不清楚该证据的形成过程，也无法确认该证据是否存在伪造的可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无法发表意见。第二，发函方为香港注册企业，我方有理由相信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之规定，该证据须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因此，该份证据为典型的程序非法证据，不可采信。第三，即使被告总经理陈春林系由龙浩国际指派，也并非被告所谓的实际施工人“龙浩路桥”指派，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第四，即使陈春林受龙浩集团指派，也不能因此否认陈春林作为被告总经理身份的合法性，故陈春林在涉案工程资料上签认的行为属于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其代表被告对外作出的法律行为合法有效，应对被告产生法律约束力，被告对经陈春林签字确认的施工文件效力提出的质疑没有法律依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五，即使发函方龙浩国际与保利达国际约定就涉案项目开展合作，双方共同投资国内高速公路BOT项目，该合作关系与我方无关联，我方通过合法招投标手续成为该项目第一标段的承包人，遵守合同约定自行施工，该证据不能证明龙浩路桥系本案实际施工人，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被告未提供证据2、7的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提供的证据1、4、6其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原告对其真实性存在异议；被告提供的证据1、3、4、5、6、7、8、9系境外证据，需取得公证手续，方能在境内使用，证据缺乏程序正当性，不应被采用；另外，上述证据均是与案外人签订的协议，原告并非该证据的当事方，且并未经当事方认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而被告提供的证据1、4、5、6、7、9系证明保利达国际与龙浩集团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即便存在以龙浩集团名义对外融资，也无法证明本案工程系由龙浩路桥实际施工。本案工程由原告通过招投标手续合法承接，与被告签署《第一标段施工承包合同》，所有施工记录及结算文件均由原告签章，施工人员也是由原告聘请并管理，可见，涉案工程合同是由原告实际履行。因此，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实际施工人系龙浩路桥。同时，被告没有充分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罔顾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存在重大过失，我方请求法院不予采纳该项证据。若予以采纳，我方请求法院对被告予以训诫、罚款。北京路桥公司针对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欣广拓公司出具的该份对比报告中所称的“监理月报”，资料来源不清，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证据应当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同时，对比报告内容也不符合造价咨询行业通行的行文方式，且结论自相矛盾。2、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洪利高速公司并未向原告提交与该份证据复印件一致的原件进行核对，且审计报告的委托方是荆州市交通运输局、保利达国际，原告并未参与该份证据的形成，对该份报告的真实性无法证实，无法发表意见。3、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洪利高速公司仅提交了网页截图，且未经过公证程序，不符合该类证据的法定要求。同时，内容上也无法证实发送的材料即为案涉《审计报告》。对于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文件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1、北京路桥公司依据《人工成本信息表》确定的人工费标准符合案涉施工合同《通用合同条款》第16.1.2条约定，且索赔标准和金额已经经过监理人、项目公司审核签字认可；2、洪利高速公司未举证证明其逾期提交证据的充分理由；3、该份文件属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强制适用性，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依据；其中所涉“人工工日单价标准”已经明确属于编制估算、概算、预算的依据，不能作为施工企业发放工人工资的依据。洪利高速公司针对北京路桥公司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第一组证据，共计5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2、第二组证据中，编号证据6-16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3、第三组证据中，（1）对原告提交的接到被告通知编制赶工的事实部分的证据17、证据18、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2）对原告提交的因被告要求提前工期14个月所发生的赶工措施费用部分的证据21、证据2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4、第四组证据中，对证据编号23至4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认可。5、第五组证据中，（1）证明双方协商一致，由原告垫付电力线迁改费用的事实部分，对证据49、证据5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2）证明原告因电力线迁改垫付的费用部分，对证据51-5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6、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北京路桥公司针对洪利高速公司的质证意见发表反驳意见如下：发表如下意见：1、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7、18、1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证据19中被告明确了原告制作的《关于洪利一标工期调整拟增加投入情况的报告》编制不合理应重新编排。对此回应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20即为证据19中提到的重新编排后的《施工倒排进度计划》，对于原告重新提交的该报告，被告已实际接受且无异议。2、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份证据及其附件均为原告单方制作未经监理及被告确认，同时认为该份证据附件其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对此回应如下：首先，证据20并非为孤证，证据21、22能证明原告依据证据20进行了实际施工且发生了对应的赶工费用，而证据21、22均有监理签字确认，三个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原告系以“组证据”为单位证明原告赶工的事实与具体的赶工措施费；其次，被告并未指出证据20其复印件与原件何处存在不一致情形，若仅为盖章不一致则其原因为该附件原件为一式多份且该附件已报送给监理并得到监理确认。3、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1、2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证据21可能并非于落款时间形成、证据22中的《工期缩短赶工措施索赔费用汇总表》为原告单方制作、证据22中第51页及82页签收时间存在修改痕迹，存在伪造可能。对此回应如下：第一、对于证据21，原告并未提交能证明其并非落款时间形成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该份证据应被认定为于落款时间形成；第二、《工期缩短赶工措施索赔费用汇总表》仅为原告根据证据22对实际发生的赶工费用金额的汇总，具体索赔金额以原告提供的经监理签字核准的证据22为准；第三、证据22中第51页及82页签收时间存在修改痕迹为工作人员的偶发笔误，若证据22为伪造证据，则应存在大批修改痕迹才符合常理，但在200页左右的签证文书中仅有两张文书中的签收时间有修改痕迹，足以证明这仅为偶发笔误而并非被告所述的伪造证据。4、针对证据23至证据41这一组证据，除对证据3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外，被告对本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认为证据34仅能证明被告曾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不能证明项目已全线停工、其余催款证据均为原告单方制作，未经被告签收或回复，不能证明原告进行了有效的催款及被告拖欠工程款导致停工、证据35的附件《关于编制2016年度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的通知》（鄂洪利司[2016]05号）无原件，不予认可。对此回应如下：第一、本组证据与证据42至证据48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原告系以“组证据”为单位证明工程停工的事实及停工系被告拖欠工程款导致，本组证据是证据42至证据48的补强证据；第二、所有的催款报告保持了完整性及连贯性，均强调了被告拖欠工程款导致停工的事实，同时建筑行业的交易习惯本为收到此类报告后不会出具正式的签收文件，这恰恰也证明了被告缺乏基本的商业道德，对连续存在的事实予以否认及抹杀；第三、证据35的附件《关于编制2016年度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的通知》（鄂洪利司【2016】05号）为被告向总监办、原告及其他项目部下发的通知，该通知原告不可能也不应该持有原件，原件应由被告提供。5、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2-48这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首先，关于证据42、43、44，被告认为证据42不能证明原告的停、窝工损失、证据43为原告单方制作，未经监理及被告确认，设备租赁费用无依据、证据44并非官方数据不能作为原告主张停窝工损失的依据。对此回应如下：第一、证据42至44均非孤证，原告是以证据42-48这一组证据而非仅以证据42这一个单独的证据证明原告的停窝工损失；第二、证据43的设备单价是通行的行业交易价格、证据44为武汉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网址：××/）上公布的数据，且该机械、人员价格在证据46中各期的《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中业已得到了被告及监理的确认；第三、被告虽质疑原告提交数据的权威性但并未向法庭提交更具有权威性的数据以驳斥原告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无更具有权威性数据的情况下并且该数据经监理确认，应以原告提交的证据44作为计算停、窝工损失的依据。其次，对于证据45-48，被告认为：（1）证据45、证据46中的索赔通知书、索赔申请单、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证据47及证据48中的索赔通知书、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可能并非于落款时间形成；（2）证据46中的索赔费用汇总表、各工区机械、设备停工费用统计表、机械设备停滞台班、人员窝工日统计表及证据48中的停工费用汇总表为原告单方制作未经监理及被告确认；（3）证据46不能证明停窝工损失，而应当以中介机构依法作出的损失鉴定报告确认的金额为准；（4）证据46第1003页存在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的情形；（5）证据48中的钢箱梁照看维护费用、钢箱梁场地存放占用费、钢箱梁二次运转费无计算依据及相关凭证。对此回应如下：第一、关于证据可能并非于落款时间形成的问题，原告并未提交能证明其并非落款时间形成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第（1）点中所列证据应被认定为于落款时间形成；第二、关于报表未经监理及被告签字确认的问题，首先，证据46中的索赔费用汇总表及证据48中的停工费用汇总表是为方便数据统计，对证据46及证据48中实际发生的机械、人工、四联钢箱停工损失金额进行的汇总，具体索赔金额以原告提供的证据46和证据48为准；其次，被告所述其他未经被告及监理签字确认的文件实为证据46、证据48中各期已得到被告及监理确认的《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的具体金额构成，为相应证明材料，为其补强证据，被告在已确认《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的前提下又否认其具体构成文件的真实性，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第三、工程索赔资料通常为一式多份，原告的索赔材料也不例外且由于索赔材料数量巨大，原告提供的原件难免存在个别与复印件不一致的情形，但被告不能以极个别张不一致的原、复印件为由否认整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第四、在四联钢箱索赔金额已经在证据48中各期《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得到被告及监理确认的情况下，钢箱梁照看维护费用、钢箱梁场地存放占用费、钢箱梁二次运转费等表格仅为该审批表的补强证据，被告在已确认《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的前提下又认为各项费用无计算依据为前后自相矛盾。6、针对证据49及50，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两份证据的关联性，认为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垫付电力线迁改费用的事实。对此回应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49、50并非孤证，而是与证据51、52、53共同构成一组证据证明原告垫付电力线改迁款及垫付的费用总额，在原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被告孤立看待其中部分证据，认为部分证据不能证明本就由一组证据证明的事实显然有悖逻辑。7、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1、52、5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1）证据51、52由原告单方制作，不能证明迁改费用的合理性、费用已由原告支付及支付金额的准确性；（2）原告并未按照证据49中会议纪要要求的程序履行费用结算流程；（3）《电力迁改调查表》存在部分权属人未填写身份证号且所有权属人均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无法证明权属人身份真实性。现回应如下：首先，证据51、52并非孤证，虽并未得到被告确认，但结合证据53来看，三份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原告系以“组证据”为单位证明迁改工作的实际发生及原告已垫付迁改费用的事实；其次，证据49中要求原告垫付费用后与被告签订迁改委托合同进行结算，但事实是在原告已垫付所有金额且准备好所有资料的情况下被告单方拒绝与原告签订迁改委托合同，导致原告无法履行结算程序，对于因被告原因造成的程序问题，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最后，《电力迁改调查表》上不仅有权属人的签字且均已得到被告的签字确认，被告不应在已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又对权属人的身份真实性产生质疑。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过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现对本案中存在争议的证据认定评判如下：原告北京路桥公司提交了六组，共计55份证据。其中，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至16号；第二组证据中，证据54、证据55号，洪利高速公司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洪利高速公司提出异议的证据，评析如下：1、第三组证据中，证据17、18、1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20号是对证据19的重新编排，并且证据21、证据22中，北京路桥公司在《索赔意向书》中附加了证明材料部分，其中：每期《工期缩短赶工措施索赔费用汇总表》中，列明了索赔项目名称、金额、工程量明细等，驻地监理组长、总监办均签字确认；每期《索赔通知书》中，驻地监理组均审核签字，同意上报；《索赔申请单》中总监办负责人经审核后签字同意索赔，并且由项目公司负责人聂天彪签收；《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中，驻地监理组、总监办、项目公司（即洪利高速公司）相关负责人均签字同意。综上，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第四组证据中，证据23-41号为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拟证明洪利高速公司拖欠工程款导致案涉工程停工的事实。洪利高速公司在质证意见中，仅对证据34号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承认曾经存在资金短缺问题，造成部分项目停工，但没有达到全面停工、或者全线停工的程度。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洪利高速公司作为付款义务人，其提交的反驳证据应当是，其已经根据合同约定足额及时支付了案涉工程款；但是，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反驳证据中并无该部分证据，故不足以达到证明其抗辩成立的目的。综上，对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明洪利高速公司拖欠工程款的事实存在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2-48，系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证明其因窝工、停工造成其损失的证据。其中，证据42号《进场设备报验单》共计16份，均系北京路桥公司向监理人翔飞公司提交，且监理工程师均签名确认，查验签证，准予使用。证据43、证据44使用的设备价格、人员工资价格信息，均在证据46号所附每期《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中，驻地监理组、总监办、项目公司负责人（即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均签字同意。需要说明的是，洪利高速公司对证据45、47、48的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后因其不能提交符合鉴定机构要求的资料导致鉴定不能。对于统计表中没有监理单位签字的问题，因统计表中数据系由每期《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中载明的金额组成，该数据经过驻地监理组、总监办、项目公司负责人审核以后，均签字同意，故应当以每期索赔资料中所附的，经过监理人、项目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确认的金额作为索赔依据。3、第五组证据中，洪利高速公司对证据49、证据50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表明双方对于由北京路桥公司垫付电力线迁改费用，已经达成合意。证据51-53拟证明北京路桥公司垫付迁改费用的事实。上述48套证据中有电力线权属人、洪湖市协指部、业主单位现场代表、业主拆迁组经办人分别在《电力线迁改调查表》、《电表、电线征迁签认单》上签名；并附有施工现场《低压电力线路迁改照片》；洪利高速公司虽然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并未举证予以反驳，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反驳证据、以及补充证据评析如下：1、证据1，2008年4月15日，保利达国际与龙浩国际订立的《合作框架协议书（BOT）》，因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企业，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洪利高速公司应当依法提交相关证明手续，证明该份证据能够在本案中使用。同时，该框架协议并未表现出与本案案涉工程及双方争议存在关联性，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2、证据2，《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联营合同》照片彩印件，拟证明龙浩路桥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因北京路桥公司与洪利公司订立的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已经依法履行了招标程序，洪利高速公司在本院审理的案涉工程款纠纷中提交的已付工程款的抗辩证据也证实相对收款人为北京路桥公司；同时，洪利高速公司既未提交该份合同的原件，也没有说明不能提交的合理原因，故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3、证据3，“关于洪利高速施工及费用的备忘录（一）”，所涉当事人为保利达国际（甲方）、龙浩路桥（乙方），载明时间为2013年11月30日，其中有甲方同意乙方挂靠北京路桥公司总承包案涉工程的内容，但该案涉备忘录并未加盖所涉公司印章，北京路桥公司也没有参与并盖章，并且也无证据证明龙浩路桥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故该份证据不予采信。4、证据4，2016年1月26日，保利达控股、保利达国际、龙浩国际、龙浩集团订立的《补充协议》。因所涉当事人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法人，故该份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要件，不予采信。5、证据5-证据7，为洪利高速公司的母公司（保利达国际）与其合作方龙浩国际等公司之间的函件。因所涉当事人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法人，故相关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要件，且不能达到其主张龙浩路桥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6、证据8，为龙浩路桥致函保利达国际，就欣广拓公司2016年5月出具的咨询报告中，有关借沙填筑单价核定问题进行交涉。该份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要件，洪利高速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龙浩路桥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以及向龙浩路桥履行支付工程款等相关证据，故不予采信。7、证据9，龙浩国际向洪利高速公司的函件，该份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要件，也不能达到其证明龙浩路桥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目的，故不予采信。8、证据11，系洪利高速公司在本案诉讼阶段，单方面委托欣广拓公司出具的报告，其中作为对比数据的翔飞公司《监理月报》并未提交北京路桥公司进行质证；同时，该报告中并未做出明确的鉴定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因该对比报告未具有明确结论，故不具有足以否认北京路桥公司提交了经过监理人、项目公司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确认的索赔证明材料的证明力。9、证据12，湖北安永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对陈春林2015年12月7日免职的表述，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相关证据予以认定。10、证据13，因北京路桥公司并非所涉审计报告的委托单位，且该份证据也不符合证据的外观要件要求，故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洪利高速公司还向本院寄送了其自行委托欣广拓公司出具的《武汉至监利高速路洪湖至监利第一合同段索赔专项审核报告》（共计11册）。该部分证据系洪利高速公司于2018年6月11日向本院邮寄，因该公司向本院书面申请延期举证被依法准许后，已经对其举证期限予以延长，故该组证据已经超过了经过本院核准的举证期限，即2017年11月是本案双方证据交换的截止期限，故本院明确告知洪利高速公司该组证据不予接收，并且在庭前会议结束以后退回给洪利高速公司。2017年11月15日，洪利高速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请求依法对以下事项进行司法鉴定：（一）申请对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以下《索赔通知书》的具体形成时间，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以及是否在落款标称的时间差内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包括：1、证据26-46册证据4组第70页（落款时间2015年5月）；2、证据46-53册证据4组第6402页（落款时间2015年7月）；3、证据46-53页证据4组第6424页（落款时间2016年5月）；4、证据46-53页续册证据4组第6440页（落款时间2016年11月）；（二）申请对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以下《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的具体形成时间、以及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以及是否在落款标称的时间差内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包括1、证据22-46册证据4组第72页（落款时间2015年5月）；2、证据46-8册证据4组第2420页（落款时间2015年10月）；3、证据46-53册证据4第6426页（落款时间2016年5月）；4、证据46-53页证据第6442页（落款时间2016年11月）；（三）依法对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以下《索赔申请书》的具体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如下《索赔意向书》的具体形成时间、及是否为落款时间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包括：1、证据8-22册证据3组第48页；2、证据22-46册证据4组第68页；3、证据46-53册证据4组第6400页。2018年3月22日，本院通知双方当事人就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鉴定比对样本进行质证，并且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明。洪利高速公司提出相关司法鉴定申请后，合议庭依法予以准许，并通知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相关检材后，移送本院司法鉴定处。本院司法鉴定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形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12号）之规定，要求申请人洪利高速公司提供比对样本。经过向洪利高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轩斯文律师询问及核实确认后，洪利高速公司作为申请人，对于其不能提供的比对样本，不同意北京路桥公司提交。本院司法鉴定处主持本次鉴定负责人也向双方释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文件形成时间的相关鉴定规定，以及鉴定机构实际鉴定技术和方法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一般要求提供与检材标称时间和怀疑时间3个月以内在纸张、笔、墨水、保存方法、保存条件等方面相同的样本，一般至少需要3-5份。洪利高速公司申请鉴定的检材本身时间间隔很近，如果只提交1份比对样本，能否进行鉴定、以及鉴定结果的准确性不好确定，申请人最好尽可能多提供几份比对样本。2018年3月26日，北京路桥公司对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检材样本，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2018年4月16日，本院司法鉴定处向本庭发出《不予委托意见书》（2018）鄂鉴文4-4号，主要内容为：我庭3月2日签收该处《工作联系函》后，及时通知了洪利高速公司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形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12号）之规定，应于7个工作日内提供与检材标称时间和怀疑时间3个月内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相同的样本；但洪利高速公司在法定时间内无法提供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要求中的样本，故本案不具备委托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现将送检材料退回。2018年5月14日，本院通知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将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比对样本原件退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洪利高速公司作为司法鉴定的申请方，其鉴定目的在于为其抗辩主张提供补强性证据，增强其抗辩主张的证明力，故在上述司法鉴定无果的前提下，洪利高速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1月2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确定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人及业主的批复”（鄂政函【2008】291号），确认保利达国际为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人，其预注册设立的洪利高速公司为本项目法人。2009年2月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洪湖至监利高速公司特许权协议的批复”（鄂政函【2009】21号），原则同意荆州市人民政府报送的《湖北省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特许权协议》，并授权荆州市人民政府与保利达国际签署《湖北省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特许权协议》，同意项目收费期限为30年（从实际收费之日起计算）。2009年4月19日，荆州市交通局与洪利高速公司签订了前述协议。2009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国土资预审字【2009】192号），原则同意案涉项目建设用地的预审。2010年7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外商投资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基础【2010】1598号），批准了本案所涉项目的建设。2010年7月29日，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外商投资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核准的批复的通知》（鄂发改交通【2010】839号），督促洪利高速公司尽早开工建设。至此，洪利高速公司取得了案涉项目法人资格。根据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洪利高速公司成立时间为2008年6月16日，注册资本贰亿捌仟贰佰万美元整，法定代表人为梁志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2017年6月7日，胡家为作为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出具声明书，主要提述内容为：1、保利达国际为洪利高速公司唯一股东和出资人，持有洪利高速公司100%股权，2、梁志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码E710815（3））是洪利高速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3、早期保利达国际曾委托高探春女士代管洪利高速公司公章，后虽已经解除代管安排，但因故没有取回，故现时洪利高速公司的公章不能正常使用。另外，声明书还确认经董事会决议，梁志雄代表洪利高速公司委托民事诉讼代理人、确认送达地址为代理律师的办公地址等。洪利高速公司于2012年6月通过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即成套招标公司公开向社会招标。北京路桥公司于2012年7月13日向成套招标公司递交了《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并根据成套招标公司要求于2012年7月30日汇入投标保证金人民币80万元。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对北京路桥公司在投标文件中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公司印签、法定代表人签名、委托代理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公证。2012年7月19日，北京路桥公司收到成套招标公司书面《中标通知书》，成为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标段）的承包人。中标价格为2,636,648,152元；项目经理为郭冬春，项目总工为孙志永。2012年8月8日，北京路桥公司（承包人）与洪利高速公司（发包人）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其中第1条约定：第一标段由K0+000至K26+000，长约26KM，公路等级为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100KM/h,K0+000至K26+000范围内的路基、桥涵工程、交叉工程；K0+000至K58+650范围内的路面。其中路基土石方5598立方米,特大桥24230m/2座以及其他构筑物工程等(以上工程量以实际发生为准)。第2条约定了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包括：本协议书及各种合同附件（含评标期间和合同谈判过程中的澄清文件、补充文件）、中标通知书、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项目专用合同条款、通用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图纸、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承包人有关人员、设备投入的承诺及招标文件中的施工组织设计、其他合同文件。双方还约定，工程量以实际发生为准，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42个月，签约合同价为2,636,648,152元。其中与案涉项目争议有关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第1项约定缺陷责任期为2年（自实际交工日期起计算），第2项逾期交工违约金为30，000元/天，第3项约定逾期交工违约金限额1%签约合同价；第6项价格调整的差额计算按16.1.2条款执行；第7项开工预付款金额为10%签约合同价；材料和设备预付款比例为10%签约合同价；第10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利率为相当于当期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短期贷款利率加手续费等。《项目专用合同条款》第11.5条“承包人的工期延误”增加第（6）款：如因发包人不能按时提供永久性用地或者拆迁原因，使承包人不能按计划施工而造成的工期延误，不属于承包人责任，允许承包人索赔。第11.6条“工期提前”的奖励标准为30,000元/天；第15.4条约定了“变更的估价原则（调价公式）”等。第3.1“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部分，增加了3.1.4项：监理人必须履行本合同规定的职责，同时严格按照发包人和监理人签订的监理服务合同履行职责。如果发包人认为监理人的某项授权在履行时须经发包人专门批准，则按监理服务合同的具体规定执行。但如果监理人的某些决定不妥或有错误，不妨碍政府监督部门或发包人事后否认。增加第3.4.6项如下：监理人的有关决定，都必须抄送发包人。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对工程施工的有关协议或者决定，必须抄送监理人，以利于系统管理。在任何情况下，凡涉及工程变更、工程量增减、议价、索赔、改变工期、改变技术标准、改变重大施工技术方案、罚款等一切与费用有关的监理人指令，均需与发包人协商，发包人认可后方能实施。第10.1“合同进度计划”修改如下：承包人的施工总体计划和月度计划应按要求报监理人审核调整并报发包人批准后方能实施。承包人应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后14日之内，根据合同工期要求编制并向监理人提交2份其格式和内容符合监理人规定的总体施工组织设计，包括合同进度计划及为完成该计划而建议采用的实施性的施工安排和施工方案说明等。第11.5“承包人的工期延误”中增加：（6）如因发包人不能按时提供永久性用地或拆迁原因，使承包人不能按计划施工而造成的工期延误，不属于承包人责任，允许承包人索赔。（7）非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阻工，发包人在14天内未能解决的，工期相应顺延并给予承包人赔偿。赔偿金额按发包人、监理人、承包人共同认定的损失计算。第15.3“变更程序”部分，将第15.3.5项修改为：15.3.5所有工程细目和数量的变更应以监理人、承包人和发包人共同测量确定或发包人委托咨询机构审核后的工程量清单的工程细目和数量为基础。承包人应按监理人要求的格式及时申报工程变更手续，未经发包人和监理人批准，不得组织实施。此外，将本款第15.4.1-15.4.5项删除，并以下列内容代替：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应遵循以下原则：15.4.1本合同工程量清单中有相同或相似工程项目单价的，经发包人同意可直接套用该单价。15.4.2本合同段内没有相同或者适用合同单价的，原则上应套用同类合同段相应单价的算术平均值。《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第17.2.1条“预付款”载明：预付款包括开工预付款和材料、设备预付款。其中，开工预付款的金额在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数据表中约定。在承包人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并提交了开工预付款保函后，监理人应在当期进度付款证书中向承包人支付开工预付款的70%的价款；在承包人承诺的主要设备进场后，再支付预付款30%。第17.3.3条“工程进度付款”第（2）目约定：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数据表中约定的利率向承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基数为发包人的全部未付数额，时间从应付而未付该数额之日算起（不计复利）。第3.1“监理人的职责和权力”第3.1.1项补充：监理人在行使下列权力前须经发包人事先批准：（3）根据第11.1款、第12.3款、第12.4款发布开工通知、暂停施工指示或者复工通知；（4）决定第11.3款、第11.4款下的工期延长；（5）审查批准技术规范或设计的变更；（10）确定第23.1款项下的索赔额。此外，还对第11.3“发包人的工期延误”进行了补充；对第15.4变更的估价原则进行了细化；第23.1“承包人索赔的提出”部分，将第（4）项细化为：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的28天内，承包人应向监理人递交最终索赔通知书，说明最终要求索赔的追加付款金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将第（2）项细化为：监理人应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追加的付款和（或）延长的工期，并在收到上述索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42天内，将索赔处理结果报发包人批准后答复承包人。如果承包人提出的索赔要求未能遵守第23.1（2）-（4）项的规定，则承包人只限于索赔由监理人按当时记录予以核实的部分该部分款额和（或）工期的延长天数。《通用合同条款》第10.1“合同进度计划”是指经过监理人批准的施工进度计划，该计划是控制合同工程进度的依据。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工程的实际进度与合同进度计划不符时，承包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向监理人提交修订合同进度计划的申请报告，并附有关措施和相关资料，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也可以直接向承包人作出修订合同计划的指示，承包人应按该指示修订合同进度计划，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应当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批复（在批复前应获得发包人同意）。第11.3条“发包人的工期延误”中约定了因发包人的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的利润。并以列举方式列明7种情形，第（4）目为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暂停施工、第（6）目为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进度款。第11.6“工期提前”部分约定：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或承包人提出提前竣工的建议能够给发包人带来效益的，应由监理人与承包人共同协商采取加快工程进度的措施和修订合同进度计划。发包人应承担承包人由此增加的费用，并向承包人支付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相应奖金。第16.1“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约定，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因物价波动引起的价格调整按照本款约定处理。第17.3.1条“付款周期”约定“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第17.3.2条“进度付款申请单”约定，承包人应当在每个付款周期末，按监理人批准的格式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提交进度付款进度单，并附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进度付款申请单还应当包括截至本次付款周期已实施工程的价款、因履行合同发生变更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预付款、应扣减的质量保证金、以及根据合同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第17.3.3条“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约定，监理人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应支持性证明文件后的14天内完成审核，提出发包人到期应支付给承包人的金额以及相应的支持性材料，经发包人审核同意后，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出具经发包人签认的进度付款证书。发包人应在监理人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的28天内，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第22.2.1条“发包人违约的情形”包括5种情形，其中第（1）目为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或合同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凭证，导致付款延误的；第（2）目为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第22.2.2条“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约定，发包人发生除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以外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以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28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第23.1条“承包人索赔的提出”中约定，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承包人未在前述28天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追加付款（或）延长工期的权利。承包人应在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通知书。索赔通知书应当详细说明索赔理由、以及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索赔事件具有连续影响的，承包人应按合理时间间隔继续递交延续索赔通知，说明连续影响的实际情况和记录，列出累计的追加付款金额和（或）工期延长天数。在索赔事件影响结束后的28天内，承包人应向监理人递交最终索赔通知书，说明最终要求追加的付款金额和（或）延长的工期，并附必要的记录和证明材料。第23.2条“承包人索赔处理程序”约定，监理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索赔通知书以后，应当及时审查索赔通知书的内容，查验承包人的记录和证明材料，必要时监理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交全部原始记录副本。监理人应按第3.5款商定或确定追加的付款金额和（或）延长的工期，并在收到上述索赔通知书或有关索赔的进一步证明材料后的42天内，将索赔处理结果答复承包人。承包人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发包人应在作出索赔处理结果答复后28天内完成赔付。承包人不接受索赔处理结果的，按第24条的约定办理。2012年8月12日，洪利高速公司向案涉工程的施工单位、设计单位项目部及总监办发出《关于执行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开工前主要准备工作计划安排的通知》（鄂洪利司【2012】41号），并下发了开工前主要准备工作计划安排。同年8月20日，洪利高速公司再次发出《关于开展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设计技术交底和现场交桩工作的函》（鄂洪利司【2012】52号），明确在同年8月底完成全线控制桩现场交桩工作和在9月中旬完成设计技术交底工作。2012年10月，洪利高速公司（甲方）与北京路桥公司（乙方）订立《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试桩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工程地点为洪湖至监利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内，里程桩号为K9+752、K12+427。工作内容包括试桩、锚桩、承台、反力梁等反力系统构件，配合静载实验，实验完成后实体拆除工作等。合同为单价承包合同，具体单价见《工程量清单》，合同总暂定价为7,702,874元，最终以实际施工工程量为结算依据。工期为140天，从合同签订的第10天开始计算。此外，双方还就缺陷责任期、工程质量标准和施工依据、现场管理与工程监理、一般义务、工程款支付与结算等内容进行约定。2012年12月31日，湖北省公路工程咨询监理中心对该案涉工程出具试桩工程桩基完整性检测中间结果报告。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就该部分工程款递交了《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试桩工程项目（竣工）结算申请书》（编号JS-001），双方共同在《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试桩工程项目（竣工）结算证书》（编号JS-002）签字盖章，确认竣工结算总价为7，702，874元。北京路桥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向洪利高速公司出具了加盖项目部财物专用章，金额为7，702，874元的收款收据（编号0302887），2014年5月13日，洪利高速公司向北京路桥公司“工行北办贷款监管户98437”汇入试桩工程款7，702，874元。2013年8月6日，监理人翔飞公司向北京路桥公司签发《合同段开工令》，载明开工时间为2013年8月6日，完工时间以合同约定为准。2014年4月23日，北京路桥公司接到洪利高速公司发出的《关于编制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的通知》（鄂洪利司【2014】78号），主要内容为：根据目前工程进度滞后情况及2015年底通车的目标，编制倒排工期进度计划表，并于4月25日前上报总监办审核、汇总，由总监办在4月28日前报项目公司。2014年4月25日，北京路桥公司以案涉工程项目部名义向总监办报送《关于洪利一标段工期调整拟增加投入情况的报告》（洪利一标【2014】39号）。2014年6月8日，总监办向包括北京路桥公司在内的三个标段项目部转发《关于业主对各标段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批复的通知》，以及洪利高速公司的批复（鄂洪利司【2014】105号）。涉及本案标段的主要内容为：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编制不合理，应严格控制各分项工程的节点，2014年底桩基工程应全部完工，2015年7月底梁板安装一定要全部完成，8月底桥面铺装一定要完工。施工单位应按以上节点要求重新编制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周密制定具体方案及保证措施，增加人员、机械设备的投入，努力确保2015年底通车的总体目标的实现。2014年6月27日，北京路桥公司编制《武监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合同段施工倒排进度计划》，驻地监理组长王咏辉、总监办计量监理工程师孔静、总监理工程师林宜豪均签字确认。2014年5月22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监理人翔飞公司递交赶工措施费《索赔意向通知书》（HL-01-GG-01），依据作为案涉施工合同组成部分的《通用合同条款》第11.6条“工期提前”的约定，提出索赔意向，项目经理徐海英在该意向通知书签名，王咏辉签名确认驻地监理组收到该意向通知书，并经审核后同意上报。2014年6月18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通知书》（HL-01-GG-01-01），徐海英签名，并由王咏辉代表驻地监理组签收，并经审核后同意上报。同日，徐海英在《索赔申请单》（编号同上）签名，孔静代表总监办签收；6月21日，林宜豪代表总监办签名，并同意本次索赔请求（45，634，399元，含税金）；6月25日，聂天彪代表项目公司签收。6月23日，王咏辉在《索赔/金额审批单》（编号同上）签名，6月24日，林宜豪代表总监办签字，认可经核算，索赔金额为45，634，399元；6月27日，陈春林代表项目公司签字，同意该部分索赔，并报请董事会审批。此外，北京路桥公司还提交了由杨睿制作，项目经理徐海英签名的本期《工期缩短赶工措施索赔费用汇总表》；以及《赶工增加临时便道、便桥费用表》、《赶工增加圆管涵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电工程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地费用表》、《赶工增加场地硬化费用表》、《赶工增加模板费用表》作为证明材料；制表人杨睿、复核刘胜、驻地监理组长王咏辉、总监办孔静均签名确认。此后，北京路桥公司继续按照上述索赔程序，通过翔飞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提出赶工措施费索赔，至2015年4月26日，经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签字审核确认，同意赶工措施费索赔累计金额为146，672，151元。北京路桥公司于2013年2月21日起向监理人翔飞公司提交《进场设备报验单》，其中载明内容有设备名称、数量、进场日期、技术状况等，项目经理徐海英、专业监理工程师王咏辉签字；截至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共计20张。2015年5月24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意向书》（HL-01-WTG-01），就机械设备停滞费、人员窝工费及工期等事项，提出索赔，项目经理黄智军、驻地监理组王咏辉签名，并同意经审核上报。2016年5月26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通知书》（HL-01-WTG-01-01）；同日，递交《索赔申请单》（编号同上），总监办孔静签收；林宜豪代表总监办签名，并同意索赔申请；5月31日，聂天彪代表项目公司签收。5月29日，王咏辉在《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签名，并载明经审核，索赔申请依据合理，证明文件齐全，同意上报；5月30日，林宜豪签名确认，经核算后索赔费用为8，731，716元，工期顺延28天；6月4日，陈春林代表项目公司签名，并经确认，同意索赔金额为8，443，783元，请董事会审批。此外，北京路桥公司还提交了由项目经理黄智军签名，何龙制表的《停工索赔费用汇总表》（2015年4月27日-5月24日）；以及机械组长、工区长共同签名的三个工区《机械、设备停滞费用统计表》、《路面工区机械、设备停滞费用统计表》；由工区长、监理工程师共同签名的三个工区《民工窝工费》、《路面工民工窝工费》统计表；何龙制表、刘胜复核的《机械设备停滞台班统计表》，《人员窝工工日统计表》等资料。此后，北京路桥公司依据上述索赔程序，连续向洪利高速公司提出窝停工索赔主张，共计19期，累计主张索赔金额334，110，077元（工期584天），经总监办核算，并经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签字确认同意的累计索赔金额为323，092，619元。2015年6月15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意向书》（HL-01-GXL-01），就案涉工程新滩互通B匝道四联钢箱梁停工，依据《公路工程通用合同条款》（2007版）第22.2.1条、《通用合同条款》第23.1条约定，提出索赔请求。在索赔证明材料中，北京路桥公司提交了《洪利一标计量支付情况统计表》、钢箱梁制造、涂装、运输工程合同（合同编号HL-1-A-20141104）、新滩互通B匝道四联钢箱梁制作完成照片等证明资料。王咏辉代表驻地监理组签收，并经审核后同意上报。7月12日，北京路桥公司项目经理黄智军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通知书》，王咏辉代表驻地监理组签收，并经审核同意上报。7月12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申请表》（HL-01-GXL-01-01），索赔金额为207，395元，孔静代表总监办签收，林宜豪代表总监办签名盖章，并同意上述索赔金额；7月19日，聂天彪代表项目公司签收该申请表。7月17日，王咏辉在《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编号同上）签名同意上报，林宜豪签名经核算索赔金额为207，395元；7月22日，陈春林代表项目公司签名，并经审核同意索赔金额为200，556元，并报请董事会审批。此外，北京路桥公司还提交了何龙制表、刘胜复核、监理工程师王咏辉签名的《新滩互通B匝道四联钢箱梁照看维护费用》、《场地存放占用费》、《二次运转费用》等佐证。2015年6月11日至2016年11月10日期间，北京路桥公司通过翔飞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提出四联钢箱梁停工索赔，共计5期，申请索赔金额累计2，922，441元，经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审核后签字同意累计索赔金额为2，854，363元。需要说明的是,北京路桥公司根据本院要求,提交了与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2日订立的《钢箱梁制造、涂装、运输工程施工合同》（编号HL-1-A-QT-20141104），合同价款金额为5，479，831.91元。2013年5月27日，武监高速公路洪湖建设协调指挥部作出《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电力线迁改调查由施工单位组织，权属人、镇（乡、场）协指部、施工单位、洪湖市协指部、业主单位五方完成签字确认；电力迁改验收由业主单位组织，施工单位、权属人、业主现场代表、业主征拆组完成签字确认。迁改费用由项目部先行垫付，完成后项目公司与施工单位另行签订委托合同进行结算。在此次会议签到表上，洪利高速公司副总蒋炳元、工程部经理李新、工程部副经理张汉清、主管梁汉文，北京路桥公司项目副经理李佳文、综合部经理罗友华等均签字。北京路桥公司为证明其已经完成案涉工程中电力线迁改工程，提交了《镇（乡、农场）电力线迁改调查表》，其中权属人、镇（乡、农场）协指部、洪湖市协指部、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均签字或盖章；《电表、电线征迁签认单》中附有迁改前后施工现场对比照片，施工单位、权属人、业主现场代表、业主征拆组均签字确认。上述迁改工程证据涉及48套，涉及48条电力线路，累计金额67.5万元。2015年4月28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关于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21号），载明主要内容为：根据支付报表计算至3月25日，洪利高速公司约定支付工程款10.8亿元，欠款1.84亿元；至4月25日，应当支付11.4亿元，欠款2.44亿元；目前一标段项目部总计资金缺口1.9亿元（欠付材料款1.1亿元、劳务费0.5亿元、其他款项0.29亿元），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6月3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关于未及时支付工程计量款造成停工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32号），主要内容为：资金缺口大、欠款多，材料供应严重不足，已经出现部分班组停工现象，请求尽快解决欠付款项的支付问题，以确保按时完成施工任务。另附加停工统计表、照片。此后，因洪利高速公司未依约支付案涉项目计量工程款，2015年6月3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关于资金不到位严重影响生产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5】33号）；7月23日，再次递交《关于急需资金维持社会稳定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5】56号）；8月10日递交了《关于申请支付民工工资及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58号），请求解决欠付工程款问题。2015年8月17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湖北省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关于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的回复》（洪利一标【2015】60号），主要内容为：欠付农民工工资情况属实，但主要原因在于洪利高速公司欠付工程款所致。截至回复时间，项目部完成产值13.6亿元，累计计量12.1亿元，洪利高速公司已支付9.86亿元，已批复但未支付的款项为2.24亿元。项目部目前有21个劳务队，农民工人数2406人，需发放工资1亿元。另外，因业主单位压缩合同工期（将原合同约定的42个月工期压缩至14个月），故为了赶工需要加大机械设备和人力、物力的投入，为此，项目部已经自筹资金2.6亿元，用于确保项目进度。最后，恳请贵局及市政府协调业主单位，尽快支付欠付工程款。2015年8月20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关于尽快解决拖欠的工程款和明确后续工程如何开展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61号），除继续请求其支付案涉工程欠款外，还就相关事项请求其给予明确答复。8月23日，北京路桥公司还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洪湖市武监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关于尽快支付工程款以防材料商发生过激事件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61号）。2015年9月10日，湖北省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局向北京路桥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洪人社监理字【2015】5号），载明：2015年8月14日，该局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后，北京路桥公司支付了部分农民工工资37,935,990元，还差欠2737名农民工工资77,599,034元；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规定，责令北京路桥公司在2015年10月10日以前，全额支付上述欠付农民工工资，并将支付明细以书面方式报送该局等。2015年10月8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洪湖市武监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关于恳请尽快支付工程款以解决民工工资等欠付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73号）。2015年11月13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湖市武监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递交《关于工程停工恳请协调维稳工作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81号），主要内容为：洪利高速公司累计欠付工程款达4.37亿元，欠付赶工费、停窝工损失、逾期付款利息累计3.65亿元，累计欠款金额约为8.02亿元；当前欠付农民工工资约0.776亿元、材料和其他欠款约1.9亿元；因资金不到位已经造成项目标段全线停工，并且已经造成群体事件。同时，恳请指挥部和洪湖市政府督促洪利高速公司（投资方：保利达国际）尽快支付工程款等。2015年10月15日，洪利高速公司向总监办、各标段项目部下发《关于要求维护人员及设备等施工力量稳定的通知》（鄂洪利司【2015】199号），承认因项目融资贷款资金未能按建设进度及时投放，造成各建设单位不同程度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影响了项目建设。目前项目公司正加大融资进度，尽快落实建设资金问题。并要求各标段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确保控制性工程的正常施工，对因资金影响暂停的工程，要确保施工班组、队伍人员稳定，做好安抚工作，不出现民工群体性上访和设备大规模退场事件。各施工标段应做好停工期工点的机械设备和人员窝工情况记录和统计工作，并在每周一前将上周的窝工统计结果上报总监办；总监办应安排监理人员同步做好现场记录，及时核实统计结果并上报项目公司。2016年3月22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关于再次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及申请误工补偿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06号），并将洪利高速公司下发的《关于编制2016年度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的通知》（鄂洪利司【2016】05号）作为附件呈报。其后，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关于2016春节后复工情况和请求及时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09号）；向荆州市交通局递交《关于2016春节后复工情况和恳请协调督促业主及时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6】10号）。此后，北京路桥公司又分别在5月20日、6月15日、8月20日、8月27日分别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了《关于再次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报告》（洪利一标【2016】14号）、《关于尽快支付工程款的函》、《关于再次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报告》（洪利一标【2016】25号）、《关于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6】26号）。2015年12月，经北京路桥公司与洪利高速公司协商，双方共同委托中世咨询公司对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第一合同段已完成实体工程量建安产值核定（200章-400章）进行造价咨询。2016年1月，中世咨询公司出具《湖北省洪利高速公路已完实体工程量核定咨询报告》，对第一合同段完成实体工程量予以核定。在该咨询报告第六条“其他应说明的事项”部分载明，第五条形成的相关费用是在依据合同、招标文件、设计及变更设计图注的基础上，并结合外业调查数据，综合计算而来。对部分现阶段无法核查的项目，均按照设计数量考虑，如实施阶段存在偏差，建议由相关有权部门判定。北京路桥公司与洪利高速公司因支付工程款引发纠纷的情况：北京路桥公司于2012年12月20日开始根据案涉《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编制并报送《完成工程支付月报表》，直至2016年10月25日，共计26期。北京路桥公司2016年10月25日编制的《2016年10月完成情况汇总表》（JL-02，截止时间2016年10月20日）载明，合同金额为2，636，648，152元；修编后金额为2，916，333，400元；累计完成比例58.60%；累计完成1，545，163，304元。另据北京路桥公司编制的《洪利一标工程款支付情况汇总表》载明，洪利高速公司自2013年1月31日起至2016年5月27日止，共计支付款项58笔，总支付工程款金额1,178,700,000元，差欠应付工程款金额为420,023,347元（其中未包含前述已支付的试桩工程款7，702，874元）。此外，北京路桥公司编制的“洪利1标索赔台账”载明，截至2017年3月31日，北京路桥公司申报索赔金额为41，167，464元，业主审批金额为39，809，946元，其起诉索赔利息（即违约金）金额为35,510,134元（截至时间为2017年1月10日）；该案本院正在审理中。另查明，成套招标公司于2012年7月19日，向翔飞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翔飞公司为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工程施工监理中标人。2012年8月18日，洪利高速公司与翔飞公司订立《监理合同协议书》。2015年11月2日，因洪利高速公司与其合作单位发生纠纷，导致案涉项目自2015年7月无法正常推进，故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向洪利高速公司下达《违约整改通知书》，要求其迅速组织项目资金到位，在60日内组织施工单位全面复工，否则将考虑是否解除特许权协议。此后，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多次要求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组织资金复工，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也对相关通知予以复函，但并未实质恢复项目正常建设。2016年11月24日，荆州市交通运输局根据前述案涉特许权经营协议第七十七条约定，作出《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意向通知》，告知洪利高速公司在30日内就采取措施避免单方面解除案涉特许权经营协议进行协商。嗣后，因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未在约定期限内就避免单方面解除案涉特许经营权协议的措施和期限与荆州市交通运输局达成协议，荆州市交通运输局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关于协商解除特许权协议相关事宜的通知》，通知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拟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为妥善解决解除事宜，通知其委托派人参加谈判；此后，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派人如期参加了约谈会。同年7月13日、15日，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分别作出《行政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告知其拟解除案涉特许经营权协议，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有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2017年7月14日，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向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出《荆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解除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特许经营权协议的复函》（荆政办函【2017】12号），主要内容为：经市政府同意，因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严重违反《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特许经营权协议》，请你局依法通知保利达国际和洪利高速公司解除《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特许经营权协议》。2017年7月24日，荆州市交通运输局根据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的的申请，举行听证会。2017年7月25日，荆州市交通运输局向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发出《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通知》，理由是上述两公司严重违反《湖北省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特许权协议》的约定。上述通知由荆州市交通运输局根据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提供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的联系方式进行了电子、邮寄送达。2017年9月30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公布《武汉至监利高速公司洪湖至监利投资人招标评标结果公示》（招标编号HBZX-201707JT-335001），主要内容为：经招标人荆州市人民政府确认，中标候选人为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简称湖北交投公司）、湖北长江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简称长江路桥公司），收费期30年（自收费许可文件批准的起始收费日期起计，以省政府批复为准），投标报价为投标人自有资金25%（2,206,712,500元），银行贷款75%（6,620,137,500元）。建设期14个月，自项目复工之日起（以本项目监理工程师签发复工令计）至交工日止；公示期为2017年9月30日至2017年10月11日。2017年12月28日，湖北交投公司官方网站发布信息，洪监高速公路正式复工建设。2017年9月25日，保利达国际因不服荆州市交通运输局经授权作出的《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通知》，以荆州市人民政府作为被申请人，向湖北省人民政府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授权荆州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案涉解除通知。湖北省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30日签收以后，于同年10月9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其补正相关材料，并于同年10月19日作出复议受理通知书，并同时要求荆州市人民政府答复。因案情复杂，湖北省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并通知各方当事人。2018年1月1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鄂政复决【2018】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申请人授权荆州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通知》。2018年1月29日，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因不服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鄂政复决【2018】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荆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通知》、以及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鄂政复决【2018】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鄂01行初字10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请求法院撤销荆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终止（解除）特许权协议通知》、以及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鄂政复决【2018】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保利达国际、洪利高速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目前还在审理中。2018年2月5日，湖北交投洪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简称交投洪监公司）与北京路桥公司订立《合同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第一合同段由K0+000至K26+000，长约26公路，技术等级为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100㎞，有互通立交2处，停车区1处，特大桥4座，计长22442米，以及其他构造物工程等（以上计量以实际发生为准）；2、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者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为982,117,509元；3、承包人项目经理郑占利，项目总工黄志军，工期11个月（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施工期11个月，交工验收期1个月）；此外，双方还约定了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和适用秩序等内容。因洪利高速公司未履行相关支付赔偿义务，故北京路桥公司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北京路桥公司是否存在赶工的客观事实，其主张赶工期间措施费用的主张能否成立；（二）案涉工程是否存在停窝工事实；如果存在，停窝工的过错责任人、相关损失应当如何认定；（三）北京路桥公司主张延误工期期间合理利润的请求能否成立；（四）在案涉工程建设期间，北京路桥是否存在代垫付工程款的事实，相关金额应当如何确定。关于北京路桥公司是否存在赶工的客观事实，其主张赶工期间措施费用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2012年8月8日，北京路桥公司通过成套招标公司与洪利高速公司订立案涉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等一系列合同文件，成为武汉至监利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标段工程承包人；双方约定工期42个月，合同签约价2,636,648,152元，并对合同组成文件及优先适用顺序，工程质量要求、工程款支付、违约责任、窝工费计算、工期顺延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3年8月6日，北京路桥公司接到监理人翔飞公司出具的《开工令》。根据案涉《通用合同条款》（2007版）第17.1.3-17.1.5条，第17.3.1-17.3.3条的约定，案涉工程支付方式为按进度支付工程款。2014年4月23日，北京路桥公司接到洪利高速公司发出的《关于编制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的通知》（鄂洪利司【2014】78号），主要内容为：根据目前工程进度滞后情况及2015年底通车的目标，编制倒排工期进度计划表，并于4月25日前上报总监办审核、汇总，由总监办在4月28日前报项目公司。上述事实表明，北京路桥公司承建的案涉工程存在工期进度滞后的事实，并且洪利高速公司要求各标段项目部以2015年年底通车作为目标，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故洪利高速公司主张案涉工程不存在赶工事实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对于北京路桥公司主张的赶工措施费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首先，根据案涉《通用合同条款》第3.1条、第10.1条“进度计划”、第10.2条“合同进度计划的修改”的约定，合同进度计划的编制和修改，应当报监理人审批，监理人在批复以前应得到发包人同意。2014年4月25日，北京路桥公司以案涉工程项目部名义向总监办报送《关于洪利一标段工期调整拟增加投入情况的报告》（洪利一标【2014】39号）。2014年6月8日，总监办向包括北京路桥公司在内的三个标段项目部转发《关于业主对各标段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批复的通知》，以及洪利高速公司的批复（鄂洪利司【2014】105号）。涉及本案标段的主要内容为：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编制不合理，应严格控制各分项工程的节点，2014年底桩基工程应全部完工，2015年7月底梁板安装一定要全部完成，8月底桥面铺装一定要完工。此外，还要求施工单位应按以上节点要求重新编制倒排工期总体进度计划，周密制定具体方案及保证措施，增加人员、机械设备的投入，努力确保2015年底通车的总体目标的实现。2014年6月27日，北京路桥公司编制《武监高速公路洪湖至监利项目第一合同段施工倒排进度计划》，驻地监理组长王咏辉、总监办计量监理工程师孔静、总监理工程师林宜豪均签字确认。虽然洪利高速公司对该计划发表质证意见时表示，该倒排进度计划没有得到其批复，故不予认可；但是，上述倒排计划是北京路桥公司在接到总监办要求进行整改通知以后，进行编制的，且最终得到了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的签字确认，故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在北京路桥公司编制的倒排工期进度计划得到监理人批准的前提下，其根据计划安排增加人员、机械设备的需要增加投入即具有合理性。在相关设备进场的数量和适用状况方面，北京路桥公司于2013年2月21日起即向监理人翔飞公司提交《进场设备报验单》，其中载明内容有设备名称、数量、进场日期、技术状况等，项目经理徐海英、专业监理工程师王咏辉均签字予以确认，表明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进场机械设备的名称、数量、技术状况等得到监理人的签证确认。最后，根据案涉《项目专用合同条款》第11.6条、《通用合同条款》第11.6条的约定，洪利高速公司应当承担北京路桥公司因为了提前竣工，修改合同进度计划而由此增加的费用。在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赶工措施费索赔中，其项目经理徐海英在该《索赔意向通知书》签名，王咏辉签名确认驻地监理组收到该意向通知书，并经审核后同意上报。2014年6月18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翔飞公司递交了第1期《索赔通知书》，项目经理徐海英签名，并由王咏辉代表驻地监理组签收，并经审核后同意上报。同日，徐海英在《索赔申请单》签名，孔静代表总监办签收；6月21日，林宜豪代表总监办签名，并同意本次索赔请求（45，634，399元，含税金）；6月25日，聂天彪代表项目公司（即洪利高速公司）签收。6月23日，王咏辉在《索赔/金额审批单》签名，6月24日，林宜豪代表总监办签字，认可经核算，本次索赔金额为45，634，399元；6月27日，陈春林代表项目公司（时任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签字，同意该部分索赔，并报请董事会审批。此外，北京路桥公司还提交了由杨睿制作，项目经理徐海英签名的本期《工期缩短赶工措施索赔费用汇总表》；以及《赶工增加临时便道、便桥费用表》、《赶工增加圆管涵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电工程费用表》、《赶工增加临时用地费用表》、《赶工增加场地硬化费用表》、《赶工增加模板费用表》等作为证明材料；制表人杨睿、复核刘胜、驻地监理组长王咏辉、总监办孔静均签名确认。此后，北京路桥公司继续按照上述索赔程序，通过翔飞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共计提出5期索赔请求，自2014年4月27日起至2015年4月26日止，经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最终签字审核确认，同意赶工措施费累计索赔金额为146，672，151元。综上，北京路桥公司根据洪利高速公司提前竣工要求，对案涉工程进度计划进行重新编排，并报请监理人审批通过，其赶工事实客观存在，因赶工发生的费用应当由洪利高速公司根据案涉《通用合同条款》第11.6条约定，依法予以承担。北京路桥公司提出赶工措施费索赔申请后，依据案涉《通用合同条款》第23.1条、第23.2条的约定，提出赶工索赔申请，提交了经监理人签证复核的证明资料，并由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最终签字予以确认。需要说明的是，陈春林作为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其被公司董事会免除职务的决议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故陈春林在上述《索赔/金额审批单》签名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其后果应当由洪利高速公司承担；洪利高速公司主张北京路桥公司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赶工计划，相关赶工措施费的计算方式并未与其沟通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洪利高速公司还辩称，其项目合作人龙浩集团、以及关联公司龙浩路桥共同委派陈春林担任案涉工程项目总经理，上述当事人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北京路桥公司系龙浩路桥的挂靠单位，故陈春林实际代表了实际施工人的利益，其签名的赶工措施费索赔文件不具有证明力。因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抗辩主张，相关证据不予采信的理由已经在前述证据认证部分予以说明，故在此不再赘述；对于洪利高速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同时，陈春林在案涉《索赔/金额审批单》中虽然有请董事会审批的记载，但根据案涉《通用合同条款》第3.5条、第23.1条、第23.2条有关索赔的提出、以及索赔程序处理的约定，总监理工程师应与合同当事人就商定或者确定的事项与合同当事人协商，尽量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的，总监理工程师应当认真研究后审慎确定。总监理工程师应当将商定或者确定事项通知合同当事人，并附详细依据。对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有异议的，构成争议，应当按照第24条的约定处理。在争议解决前，双方应按照总监理工程师的确定执行。此外，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未在案涉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及其系列组成文件中特别约定涉及工程款支付、索赔事项经过项目公司总经理签字审核后，还须经项目公司董事会审批的特别约定；同时，洪利高速公司在本案中也未举证证明其董事会对陈春林履行总经理职务期间，已经对其签字所涉工程款支付、索赔金额认定等事项逐项予以审批的证据；故本院最终以经陈春林审核签字确认的累计赶工索赔金额146，672，151元，作为认定北京路桥公司的赶工措施费的最终索赔金额。关于案涉工程是否存在停窝工事实；如果存在，停窝工的过错责任人、相关损失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2015年4月28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关于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21号），载明主要内容为：根据支付报表计算至3月25日，洪利高速公司约定支付工程款10.8亿元，欠款1.84亿元；至4月25日，应当支付11.4亿元，欠款2.44亿元；目前一标段项目部总计资金缺口1.9亿元（欠付材料款1.1亿元、劳务费0.5亿元、其他款项0.29亿元），请求尽快支付工程款。6月3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关于未及时支付工程计量款造成停工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32号），主要内容为：资金缺口大、欠款多，材料供应严重不足，已经出现部分班组停工现象，请求尽快解决欠付款项的支付问题，以确保按时完成施工任务。另附加停工统计表、照片。此后，因洪利高速公司未依约支付案涉项目计量工程款，2015年6月3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关于资金不到位严重影响生产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5】33号）、《关于急需资金维持社会稳定的紧急报告》（洪利一标【2015】56号）、《关于申请支付民工工资及工程款的报告》（洪利一标【2015】58号），请求解决欠付工程款问题。此外，2015年8月17日，北京路桥公司向湖北省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关于洪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期限改正指令书的回复》（洪利一标【2015】60号）、2015年10月15日，洪利高速公司向总监办、各标段项目部下发《关于要求维护人员及设备等施工力量稳定的通知》（鄂洪利司【2015】199号）、以及前述北京路桥公司为了催促洪利高速公司尽快支付欠付工程款所发出的相关报告等证据，可以证实洪利高速公司存在欠付案涉工程款的事实。综上，导致案涉工程发生停窝工的主要原因在于，洪利高速公司没有履行约定支付案涉工程款的合同义务，其欠付工程款的行为不但影响案涉工程的施工进度，并且最终导致荆州市交通运输局依法解除其特许经营权；故洪利高速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洪利高速公司还辩称，产生停窝工损失的原因并非是其拖欠案涉工程款，而是北京路桥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单方面擅自停工所致。案涉《通用合同条款》第1.4条约定的了“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第17.3.1条“付款周期”约定了“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第17.3.2条“进度付款申请单”约定，承包人应当在每个付款周期末，按监理人批准的格式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份数提交进度付款进度单，并附相应的支持性证明文件。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进度付款申请单还应当包括截至本次付款周期已实施工程的价款、因履行合同发生变更应增加和扣减的变更金额、应增加和扣减的索赔金额、应支付的预付款和扣减的返还预付款、应扣减的质量保证金、以及根据合同应增加和扣减的其他金额等。第17.3.3条“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约定了发包人审核时间和付款时间，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北京路桥公司因洪利高速公司欠付工程款纠纷诉至本院的案件中提交了共计26期案涉工程款请求付款文件和证明文件，均符合双方订立的案涉合同及附属合同中的约定，并且经过监理人审核签字同意上报，最终由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签字核定支付金额；故上述请求付款文件能够证明其付款主张以及洪利高速公司欠付案涉工程款的事实。对于洪利高速公司的股东保利达国际，与荆州市交通运输局2018年8月15日共同委托的中世咨询公司出具的已完工程建安产值核算咨询报告能否达到证明目的的问题；因北京路桥公司并非委托人，也没有参与评估活动，并且2015年12月，北京路桥公司与洪利高速公司已经共同委托中世咨询公司对案涉工程完工部分工程量予以核定，能够与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经过监理人翔飞公司签证认可的完成工程量证明文件相互印证，故该份咨询报告不足以达到洪利高速公司主张的其不存在违约行为的证明目的，其证明效力低于本案诉争双方当事人在此前共同委托的同一造价咨询机构作出的案涉已完成工程量的评估结论。同时，鉴于案涉工程存在工期延误的事实客观存在，荆州市交通运输局根据荆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解除其案涉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的通知，但在解除理由中并未载明系因北京路桥公司存在工期延误的过错所致；洪利高速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聘请的监理人翔飞公司向北京路桥公司存在单方面违约和擅自停工等行为发出整改文件；故洪利高速公司有关北京路桥公司单方违约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洪利高速公司提交的自行委托的欣广拓公司作出的《咨询报告》，因不足以否认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经过监理人签字审核上报，并最终由洪利高速公司签字核定的逾期付款索赔及附属资料的证明效力；故洪利高速公司以欣广拓公司为其出具的已完工程建安《咨询报告》，作为证明其不存在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行为，事实依据并不充分。2015年5月24日，北京路桥公司根据《通用合同条款》（2007版）第17.3.3条、第22.2.1条、第23.1条的约定，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意向书》，就机械设备停滞费、人员窝工费及工期等事项，提出索赔，项目经理黄智军、驻地监理组王咏辉签名，并同意经审核上报。2016年5月26日，北京路桥公司向翔飞公司递交《索赔通知书》；同日，递交《索赔申请单》（编号同上），总监办孔静签收；林宜豪代表总监办签名，并同意索赔申请；此后，王咏辉在《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签名，并载明经审核，索赔申请依据合理，证明文件齐全，同意上报；林宜豪签名确认，并经核算后索赔费用为8，731，716元，工期顺延28天；6月4日，陈春林代表项目公司（即洪利高速公司）签名，并经审核确认，同意本次索赔金额为8，443，783元，请董事会审批。此外，北京路桥公司还提交了由项目经理黄智军签名，何龙制表的《停工索赔费用汇总表》（2015年4月27日-5月24日）；以及机械组长、工区长共同签名的三个工区《机械、设备停滞费用统计表》、《路面工区机械、设备停滞费用统计表》；由工区长、监理工程师共同签名的三个工区《民工窝工费》、《路面工民工窝工费》统计表；何龙制表、刘胜复核的《机械设备停滞台班统计表》，《人员窝工工日统计表》等证明资料。此后，北京路桥公司依据上述索赔程序，连续向洪利高速公司提出窝停工索赔主张，共计19期，累计主张索赔金额334，110，077元（工期584天），经总监办核算，并经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签字确认同意的累计索赔金额为323，092，619元。另外，北京路桥公司为了配合洪利高速公司提出的赶工需要，重新编制施工进度计划（原定工期42个月，调整后缩短至28个月），于2014年12月与海波重型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订立了《钢箱梁制造、涂装、运输工程施工合同》（编号HL-1-A-QT-20141104）,约定合同总价5，479，831.91元。因洪利高速公司资金不到位，导致定制钢箱梁不能及时出厂进行安装，因此发生看管维护、场地存放、二次运转等费用。故北京路桥公司依据案涉《通用合同条款》第23.1条向监理人翔飞公司提出索赔意向，时间自2015年6月11日起至2016年11月10日止，累计索赔申请共计6期，累计申请索赔金额2，922，441元；相关《索赔通知书》、《索赔申请单》、《索赔时间/金额审批表》等索赔资料，均经过监理人签证审批，同意上报洪利高速公司，并最终经洪利高速公司陈春林签字审核，最终核定索赔金额累计2，854，363元。综上，北京路桥公司因停窝工发生的索赔金额为323，092，619元+2，854，363元=325,946,982元（其中窝停工索赔截至时间2016年11月30日，四联钢箱梁停工索赔截至时间2016年11月10日）；对于其申请索赔但未获洪利高速公司签字核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北京路桥公司主张延误工期期间合理利润的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案涉《项目专用合同条款》第11.3条“发包人的工期延误”补充约定：“若只是局部工程受影响，承包人应首先考虑采取补救措施予以弥补，而不应考虑推迟工程项目的总工期。”《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第17.3.3第（2）目约定：“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项目专用合同条款数据表中约定的利率向承包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基数为发包人的全部未付款额，时间从应付而未付该数额之日算起（不计算复利）。”《通用合同条款》第11.3条“发包人的工期延误”约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发包人的下列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的利润。其中第（4）目：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暂停施工；第（6）目：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预付款、进度款；第12.2条“发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约定：由于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造成工期延误的，承包人有权要求发包人延长工期和（或）增加费用，并支付合理利润。另外，第17.3条“工程进度款”部分还约定了付款周期同计量周期、进度付款申请单的内容与格式、进度付款证书和支付时间等内容；并约定，发包人应在监理人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的28天内，将进度应付款支付给承包人。发包人不按期支付的，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第22.2.1条“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第（1）款，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或合同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凭证，导致付款延误的；第（2）款，发包人的原因造成停工的；属于本案适用的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第22.2.2条“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中还约定，发包人存在上述违约情形时，承包人可以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其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的28天内仍不履行合同义务，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通知监理人，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工期延误，并支付承包人合理利润。综上，本案中洪利高速公司欠付约定工程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北京路桥公司在洪利高速公司欠付工程款行为发生后，多次向其发函催款，并同时向监理人、政府职能部门反映相关情况，请求督促其履行合同义务，避免出现工期延误和停工情形；同时，北京路桥公司根据案涉合同及系列附属合同条款的约定，通过监理人翔飞公司提出停窝工期间损失索赔，其提交的索赔证明资料已经通过监理人签证审核，同意索赔申请，并上报洪利高速公司，最终由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签字并核定索赔金额。根据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主张其合理利润的组成依据如下：以建筑施工行业通行的7%利润率，加上3.41%的税率，将赶工措施费、停窝工损失费（含四联钢箱梁停工索赔）金额相乘后得出的金额。现对北京路桥公司的上述请求评析如下：经过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最终签名核定的赶工措施费累计金额为146，672，151元；结合上述《通用合同条款》第11.6条约定，发包人的此项合同义务是承担因赶工增加的费用，并向承包人支付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相应奖金。同时，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赶工费索赔资料载明的金额中已经包含税金部分，故其主张的合理利润部分中的税金部分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案涉《通用合同条款》第22.2.2条“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的约定，并结合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向洪利高速公司递交，并抄报总监办的请求支付欠付工程款的有关函件可以证实，在洪利高速公司欠付案涉工程进度款的违约行为发生以后，北京路桥公司已经依据上述通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履行了相应通知义务。同时，北京路桥公司主张的赶工措施费、窝停工损失索赔的金额主张，已经通过监理人签证审核，并报请洪利高速公司总经理陈春林签字核定；但北京路桥公司主张的合理利润部分的请求，洪利高速公司并不认可，故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就相关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对北京路桥公司依法予以释明。告知其提交的合理利润金额部分的诉讼请求的证据尚不充分，应当通过司法鉴定机构对是否存在合理利润、以及合理利润的金额予以评估；否则将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北京路桥公司经本院释明后，明确表示不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请求人民法院根据相关证据对其主张依法处理。综上，因北京路桥公司的有关合理利润的请求的事实依据不充分，故本院对其该部分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在案涉工程建设期间，北京路桥公司是否存在代垫付工程款的事实，相关金额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2013年5月27日，武监高速公路洪湖建设协调指挥部作出《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电力线迁改调查由施工单位组织，权属人、镇（乡、场）协指部、施工单位、洪湖市协指部、业主单位五方完成签字确认；电力迁改验收由业主单位组织，施工单位、权属人、业主现场代表、业主征拆组完成签字确认。迁改费用由项目部先行垫付，完成后项目公司与施工单位另行签订委托合同进行结算。在此次会议签到表上，洪利高速公司副总蒋炳元、工程部经理李新、工程部副经理张汉清、主管梁汉文，北京路桥公司项目副经理李佳文、综合部经理罗友华等均签字。结合上述会议纪要载明的内容，该部分电力线迁改费用，先由项目部垫付，再由项目公司进行结算。北京路桥公司为证明其已经完成案涉工程中电力线迁改工程，提交了《镇（乡、农场）电力线迁改调查表》，其中权属人、镇（乡、农场）协指部、洪湖市协指部、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均签字或盖章；《电表、电线征迁签认单》中附有迁改前后施工现场对比照片，施工单位、权属人、业主现场代表、业主征拆组均签字确认。上述迁改工程证据涉及48套，涉及48条电力线路，累计金额67.5万元。洪利高速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实际支付了该部分电力线迁改费用；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对北京路桥公司提交的，证实电力线迁改费用为67.5万元的系列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未提交证据证实的39万元垫付费用的请求部分不予支持。综上，北京路桥公司的诉讼请求中有关洪利高速公司应当赔偿其赶工措施费的主张成立；其主张洪利高速公司应当支付其案涉工程停窝工期间损失、以及支付代垫付款项的主张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北京路桥公司主张洪利高速公司应当支付其工期延误期间合理利润的请求，因其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经本院依法释明后，未申请人民法院对该部分主张委托进行司法鉴定，故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二章第七条、第八条、第三章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湖北洪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2014年4月25日至2015年4月26日赶工期间措施费共计人民币146，672，151元（2014年4月25日起至2015年4月26日止）；二、被告湖北洪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停工、窝工期间损失共计人民币325,946,982元（含四联钢箱梁停工索赔金额，窝停工期间自2015年4月27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三、被告湖北洪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工程建设期间代垫付款项675，000元；四、驳回原告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687，619.15元，由原告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68,761.9元，由被告湖北洪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担2,418,857.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彭晓辉审判员  梅启勇审判员  李治国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万冬冬书记员刘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