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1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1，女，195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玉霜，山东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山东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2，女，195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坚，浙江泽大（新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浙江泽大（新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某3，女，194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原审第三人：牛某，女，194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原审第三人：徐某4，男，196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原审第三人：徐某5，男，197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原审第三人：徐某6，男，197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原审第三人：徐某7，男，1978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 上述六位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安清，山东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徐某8，女，195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虞市。 上诉人徐某1因与被上诉人徐某2，原审第三人徐某3、牛某、徐某4、徐某5、徐某6、徐某7、徐某8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8）浙0624民初4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即依法确认徐可泉将新昌县房屋（房屋所有权证为【2001】字第23号)赠与被上诉人徐某2的行为无效；依法确认新昌县的房屋属于徐可泉、张秀美的遗产；依法改判新昌县房屋83.32%的份额由上诉人徐某1继承。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认定“综合考虑徐某2的出资目的，该赠与关系并非单纯意义上的金钱赠与，而应属于徐某2出资购房后，将房产赠与徐可泉，即将讼争房产登记于受赠人名下”，该认定错误。（1）位于新昌县的房产(以下简称“讼争房屋”)原系公房性质，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房，只有徐可泉有资格购买，徐某2无权购买。公产房是中国特殊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产物，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只有公房承租人或者同住人才能购买。购买公房，按照《关于绍兴市及所属县(市)2000年出售公有住宅价格的批复》第一条规定“绍兴市及所属县(市)2000年砖混结构成套公有住房出售的成本价和最低限价(按成本价出售公房时，扣除工龄折扣、现住房折扣、成新折扣及各项调节因素后，砖混结构成套公房的最低售价)详见附表。”因此，讼争房屋徐可泉购买，也是进行了工龄折扣，才能享受最低售价。徐某2提供的《公有房屋租赁合同》足以证明讼争房屋在徐可泉购买之前属于公房性质。而徐可泉与于明君于1986年12月8日已经新昌县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其后房屋也由徐可泉一人居住，故讼争房屋也只有徐可泉具有购买资格。徐某2非讼争房屋的同住人，无权购买，故一审认定的“将房产赠与徐可泉”系错误认定。(2)一审法院应当查明讼争房屋的工龄折扣、价格构成，该事实是本案的重大事实，对于认定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具有重要作用。(3)新昌县房管局在2001年4月25日出具了书面证明一份，证明讼争房屋绝卖给徐可泉。该证明是徐可泉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的行政部门出具的书面确认性、肯定性证据，依法具有公示效力，一审法院虽也已经查明，但却无视该份行政部门出具的具有公示效力的文书，仍做出是徐某2购买讼争房屋、徐某2是产权人进而赠与徐可泉的错误认定。(4)徐某2出资的情况从本质上讲也仅仅是对于父亲徐可泉在金钱上的资助，是金钱上的赠与关系，而不能构成房屋的赠与，无法产生物权意义上的法律关系。徐某2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如果其知道徐可泉再婚的情况，就不会帮助徐可泉购买房屋。无论徐某2是否知道徐可泉再婚的情况都不能否定新昌县房管局为解决徐可泉本人的住房问题而同意低价出售给徐可泉(而非出售给徐某2)讼争房屋的事实。新昌县房管局要解决的是徐可泉的住房问题，而非徐某2的住房问题。如果是普通的商品房，徐某2全资购买赠与徐可泉，则可认定其赠与的就是房产。但本案中如果徐某2确实有资助购房的行为，也只是在金钱上给予资助，是债权关系，因为徐某2不具备买房(讼争房屋)赠与的资格。2.徐可泉购买的讼争房屋属于与张秀美的夫妻共同财产，由徐可泉与张秀美共同共有，徐可泉一人无权处置。徐可泉与张秀美复婚的时间为××××年××月××日，在购买讼争房屋时，徐可泉也将购房事情告知张秀美，张秀美表示同意。购买讼争房屋是徐可泉与张秀美的共同合意。购买讼争房屋的时间为2001年。2001年4月25日，新昌县房产管理局出具《房产证明书》，证明讼争房屋属于徐可泉所有。2001年5月24日，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政府为徐可泉出具绍契字第4440号《契证》，承受方为徐可泉一人，无共有人。根据上述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足以认定徐可泉取得讼争房屋是在与张秀美复婚之后，该房产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婚姻法及物权法，徐可泉单方将讼争房屋赠与徐某2的行为应当自始无效。3.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关于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权属的认定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的规定，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上述法律明确规定顶名买房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从一审徐某1提交的证据来看，已充分证明讼争房屋的来源、购买过程，应当依法予以认定讼争房屋属于徐可泉与张秀美共同所有。退一步讲，徐某2在资助徐可泉购房时，对于赠与的房款也没有只赠与徐可泉一人的声明或者赠与合同，应当视为其资助的购房款是对于徐可泉夫妻二人的赠与。 徐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讼争房屋一直由徐某2母亲于明君及徐某2一家人承租并居住。因为徐可泉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于明君已于1984年向新昌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新昌县人民法院于1986年12月18日判决准予于明君与徐可泉离婚，从徐某2一审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可以看出，讼争房屋由于明君一家人承租并居住。因为徐可泉无地居住，徐某2因为孝心，才给徐可泉居住。该房屋系徐某2一家人居住三十几年的房子，距今已有近五十年。该房屋是约有百年之久的老房子，砖木结构(实际为泥木结构，几堵墙为泥墙)，经常漏雨，徐可泉在世时，一直由徐某2负责修理，维护。徐可泉经常外出或者无钱支付时，房租也由徐某2支付。结合一审的证据，从购买房屋的意图来看，因徐可泉年事已高，住房未解决，很不安心，原单位水泥厂已倒闭，不可能解决其住房问题，徐可泉已离休多年，离休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生活，买不起商品房。2000年前，徐可泉与徐某2商量，由徐某2出钱购买讼争房屋，但是所有购房事宜(包括书写申请书，缴纳房款，缴纳契税、办理房产证等)均由徐某2出面办理，包括：××××年××月××日，向房管局提出购买居住公房的报告，2000年12月7日，新昌县老干部局签署“情况属实，请予照顾为盼”，2000年12月25日，房管局作出“同意出售”的意见。2001年4月3日新昌县物价局、新昌县房改办《关于核定房管局通明巷27号等公有住宅出售成本价的批复》核定出售价格。2001年4月24日由徐某2全款付清房款35147元，2001年5月24日，缴纳契税335.85元。2001年8月12日，徐可泉出具证明一张，证明购买为了让徐可泉住房安心，由大女儿徐某2为徐可泉一手操办，在无钱购买房子的情况下，全额由徐某2付出，将讼争房屋产权向房管局买下。2002年1月10日，在首次办理房产证时，徐可泉主动增加徐某2为房屋共有人。2002年1月14日，徐可泉将其所有的部分房产份额赠与给徐某2并经新昌县公证处公证，2002年1月17日，讼争房屋过户到徐某2一人名下。本案中，虽然徐可泉与张秀美于××××年××月××日复婚，但直到徐可泉死亡，其从未向徐某2说起复婚的事情。从徐可泉提供的证明中可看出，关于购房事宜，张秀美及其他子女均未参与。故购房与是否复婚没有关联性。在徐可泉复婚前，所有购房手续基本上已办好，如果当时徐玲知道父亲复婚，徐某2肯定不会出钱购买，所以，当时徐某2购买房屋并非单纯意义上的金钱赠与，而是很明确将钱用于购买房子，专款专用，可以视为房屋的赠与。结合当时提出购房的时间及复婚的时间，徐某2并不知道徐可泉已复婚，因徐可泉系重组婚姻的复杂情况，应认定徐某2对徐可泉为个人赠与，并非对徐可泉夫妇的赠与。根据《婚姻法》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规定，讼争房屋系徐某2赠与给徐可泉一人的财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正确。2.讼争房屋系徐可泉个人婚前合法财产，而非徐可泉复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徐可泉有权将讼争房屋赠与给徐某2。3.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房改房带有福利补助性和政策优惠性，带有“人身”色彩，房改房的出售对象为单位职工，且在出售给购买方时结合了职工的职务、工龄、等因素以低于市场价出售给购房者。本案中讼争房屋并非房改房。上诉人认为讼争房屋只有徐可泉有购买资格，进行了工龄折扣，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讼争房屋系泥木结构，平房，不成套，不适用《关于绍兴市及所属县(市)2000年出售公有住宅的批复》第一条。讼争房屋对于购房的条件未予以限制，从《关于核定县房管局通明巷27号等公有住宅出售成本价的批复》中看出，与户籍、工龄等因素无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徐某3、牛某、徐某4、徐某5、徐某6、徐某7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为第三人，已经把继承的权益全部转让给了徐某1，已再无其他财产权益。1.徐可泉购买讼争房屋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中规定的“房改房”，徐可泉以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有一次，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超出标准部分一律执行市场价。讼争房屋购买与市场价购房属于不同性质，一审法院把该“房改房”与市场价购房等同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把赠与叁万伍仟元视同为赠与讼争房屋错误。徐可泉购买“房改房”后，讼争房屋就是徐可泉的，与徐某2没有关系，更不可能是徐某2赠与的房屋。因讼争房屋是在徐可泉与张秀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徐某2把叁万伍仟元赠与徐可泉时，对于讼争房屋不具有所有权或处分权，无权进行赠与行为。即便是徐可泉2001年8月12日出具的证明属实，也仅能证明是徐某2为徐可泉出资购买了讼争房屋，无法得出徐某2将“房改房”赠与徐可泉一个人的结论。另外，赠与钱与赠与“房改房”不能划等号，徐可泉接受徐某2赠与的叁万伍仟元后，该笔钱款的所有权就属于徐可泉，与徐某2无关。徐可泉用赠与所得的叁万伍仟元购买“房改房”，是符合赠与人赠与目的的，是徐可泉对受赠金钱的合法自主使用行为，并不能因使用受赠金钱符合赠与人的赠与目的，就把赠与钱款混同于赠与“房改房”。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为“遗嘱或赠与合同中规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而本案中，徐某2与徐可泉之间没有赠与合同，只有一份证明体现购买“房改房”的资金是徐某2支付的，这种资金付出既可以是赠与，也可以是借款，赠与行为是一审法院推断得出。即使是按照一审法院推断的赠与行为来看，徐可泉的证明也得不出钱款赠予只归徐可泉一方的意思表示。 徐某8未作陈述。 徐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徐可泉将新昌县南明街道通明巷27号房屋赠与被告徐某2的行为无效；2、依法确认新昌县南明街道通明巷27号房屋属于徐可泉、张秀美的遗产；3、依法判令位于新昌县%的份额由原告徐某1继承；4、该案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年，徐可泉与张秀美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子女三人，长子徐杰长女徐某3，次女徐某1。1954年5月1日，徐可泉与张秀美离婚。后，徐可泉与于民君结婚，生育女儿徐某2、徐某8，另有一子徐伟在徐可泉死前已故，死亡时婚姻状态为离异，且未生育子女。1986年12月18日，新昌县人民法院判令徐可泉与于民君离婚。××××年××月××日，徐可泉向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购买讼争房屋。××××年××月××日，徐可泉与张秀美登记结婚。2001年4月，新昌县物价局、新昌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文件形式对讼争房屋的出售价格做出确认。2001年4月24日，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向徐可泉开具往来款收据一份，金额为35147元。2001年4月25日，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出具房产证明书一份，确认讼争房屋绝卖给徐可泉所有，35147元房款已经付清。2001年5月24日，有关部门向徐可泉发放契证一份。2001年8月12日，徐可泉出具书面证明一份，确认讼争房屋为徐某2全额出资向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购买，供徐可泉居住。2002年1月10日，讼争房屋办理了权属登记，确认徐可泉与徐某2共同共有讼争房屋。2002年1月14日，徐可泉与徐某2签订赠与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徐可泉与徐某2共同共有的位于新昌县通明巷27号房屋系徐某2在徐可泉无居住房屋的情况下出资为其购买。购房所需资金均由徐某2承担，徐可泉自愿将其所有部分房产赠与徐某2。同日，新昌县公证处对前述赠与合同进行了公证确认。2002年1月17日，讼争房屋转移登记至徐某2名下。2004年10月13日，徐可泉因车祸去世。2007年10月24日，张秀美因病去世。××××年××月××日，徐可泉与张秀美生育的长子徐杰因病去世，徐杰与配偶牛某婚后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徐某4、徐某5、徐某6、徐某7。另查明，徐某3、牛某、徐某4、徐某5、徐某6、徐某7均承诺放弃继承徐可泉与张秀美的应得遗产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徐可泉与徐某2签订的赠与协议是否有效，而确认徐可泉与徐某2签订的赠与协议效力，关键在于审查徐可泉赠与被告徐某2的房屋产权，是否为其与张秀美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现有证据，该院认定徐可泉赠与徐某2的房屋产权属徐可泉个人所有。理由如下：从讼争房屋房款支付主体分析，据徐可泉书面陈述及赠与合同记载，并结合证人丁某与郑高潮的当庭陈述，可以确认讼争房屋房款系由徐某2全额支付。虽然被告未提供转账凭证等付款记录证明其主张的付款事实，但徐可泉对房款来源的书面陈述形成于2001年8月12日，且2002年1月14日在新昌县公证处对赠与合同办理公证登记的情况下，徐可泉再次对讼争房屋系徐某2出资购买的情况进行了公证确认。徐可泉作为购买讼争房屋的当事人，是唯一清楚房款来源及支出的人员，故对其陈述的徐某2全额支付讼争房款的情况，该院予以认定。该案中，未有证据显示可泉与徐某2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根据徐可泉出具的书面证明，徐某2出资购买讼争房屋目的是为徐可泉提供住所，根据赠与合同约定，徐某2系在徐可泉无房居住的情况下为其购买讼争房屋，故徐某2的出资依法应认定为对徐可泉的赠与，徐可泉与徐某2之间形成赠与关系。综合考虑徐某2的出资目的，该赠与关系并非单纯意义上的金钱赠与，而应属于徐某2出资购房后，将房产赠与徐可泉，即将讼争房产登记于受赠人名下。据2002年1月10日办理的房屋权属证明记载，讼争房屋初次登记的共有人为徐可泉、徐某2二人，结合徐可泉出具的证明，赠与合同约定内容，可见，徐某2出资赠与的对象已经明确为徐可泉个人。无论徐某2当时是否知晓徐可泉与张秀美之间的婚姻状况，依照婚姻法规定，徐可泉取得的讼争房屋产权属于其个人财产，而非与张秀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无论徐可泉通过何种方式将徐某2出资购买的讼争房屋部分或全部登记于徐某2名下，均属于处分其个人财产的合法行为，应受法律保护。现原告以徐可泉未经配偶张秀美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为由，主张徐可泉与徐某2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无事实、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另，原告主张徐可泉为自行出资购买讼争房屋，该院认为，徐可泉当时即便经济富足，具有购买能力，也并非其支付讼争房屋房款的充分条件。该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该院对此依法不予采信。至于讼争房产当时是否仅徐可泉符合购买条件，该院认为该情况对该院认定讼争房产为徐某2出资购买并明确赠与徐可泉个人无实质性影响，故对此不作具体审查。第三人徐某8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计3650元，财产保全费2520元，合计诉讼费6170元，由原告徐某1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徐某1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本案中，徐可泉向新昌县房地产管理局申请购买讼争房屋的时间为××××年××月××日，申请购买的行为形成于徐可泉与张秀美登记结婚即××××年××月××日之前，在新昌县物价局、新昌县制度改革办公室以文件形式对讼争房屋的出售价格做出确认后，徐某2全额支付了讼争房屋的款项，并于2002年1月10日经权属登记确认徐可泉与徐某2共同共有讼争房屋。综观讼争房屋的整个购买过程，讼争房屋系在徐可泉与张秀美登记结婚之前已由徐可泉与徐某2商议购买，并随后由徐某2全额出资，张秀美并未实际参与。徐某1主张在购买讼争房屋时，徐可泉也将购房事情告知张秀美，故张秀美作为徐可泉妻子，理应对2002年1月徐可泉赠与徐某2房屋产权的事情知晓，但直至张秀美去世，其均未对此提出过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徐可泉赠与徐某2的房屋产权属徐可泉个人所有，徐可泉处分其个人财产系合法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徐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徐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靓审判员韦玮审判员梅云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戴雨薇书记员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