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5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婷，女，197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玲，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恒杰，男，197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奥邦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东侧麒麟岗地段（第一军医大门对面）。法定代表人：陈兰燕，该公司总经理。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知航，广东泽康（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胜德，广东泽康（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婷、陈恒杰、广州市奥邦房屋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邦公司）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1民初148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自2018年2月1日起，陈恒杰向王婷每月支付1.5万元的资金占用费，直至全部补偿款支付完毕为止，并由奥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暂计至2019年1月3l日，资金占用费为18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恒杰、奥邦公司共同连带承担。事实和理由：我方对一审法院判令陈恒杰、奥邦公司支付补偿款160万元和利息33万元无异议，但是对一审法院未判令陈恒杰、奥邦公司按照每月1.5万元支付资金占用费有异议。一审法院不支持资金占用费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虽然《借条》未约定陈恒杰逾期支付补偿款160万元的逾期违约责任，但涉案补偿款160万元具有借款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关于陈恒杰逾期支付补偿款的违约责任，可按照《借条》约定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既然《借条》约定了债务到期前的每月利息为1.5万元，那么陈恒杰逾期付款之后，参照债务到期前约定的每月1.5万的利息来计付资金占用费合法、合情、合理。此外，奥邦公司作为《借条》的连带保证人，对陈恒杰支付资金占用费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无误，但是对陈恒杰、奥邦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资金占用费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对王婷的上诉，陈恒杰、奥邦公司二审共同答辩称：我方不应该向王婷支付涉案160万元，因此不存在计算利息或者资金占用费的情况。涉案《借条》上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王婷主张资金占用费没有合同依据。退一步说，即使涉案《借条》约定的160万元性质上并非借款，而是提前终止合同的补偿款，王婷主张资金占用费也没有法律依据。陈恒杰、奥邦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婷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陈恒杰出具的《借条》实为陈恒杰因奥邦公司提前解除涉案租赁合同而承诺给王婷的补偿款存在错误。2003年12月29日，陈恒杰与案外人广州市同和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同和公司)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及上盖建筑物所有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约定同和公司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东侧、麒麟岗地段(当时为南新停车场)面积约为35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面积约为20000平方米的建筑物所有权，以25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陈恒杰。《转让协议书》附件的土地测量图中显示，位于中成路旁南区八号楼的涉案建筑物在《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已经存在，况且陈恒杰已向同和公司全额支付转让对价，陈恒杰已经善意取得涉案建筑物的所有权。因此，涉案建筑物系陈恒杰通过支付对价从同和公司处受让所得，并非王婷所主张的由其出资建设。此项可以通过证据清单中的《土地使用权及上盖建筑物所有权转让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测绘图》及《集体土地使用证》得到证明。陈恒杰受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后，通过奥邦公司与王婷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涉案建筑物出租予王婷，《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物为涉案建筑物，而非土地，王婷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所缴交的是建筑物租金，并非其所称的土地租金。因为王婷仅是涉案建筑物的承租人，对建筑物不享有任何权利、利益，所以《租赁合同》第十二条明确约定奥邦公司与王婷解除《租赁合同》根本不需要作出任何包括建筑物、装修、预期利益方面的经济补偿。另，根据租赁合同第九条约定，王婷擅自将涉案建筑物分租、转租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奥邦公司与王婷解除租赁合同，不仅不需要向其作出补偿和赔偿，还有权没收其押金，追究违约责任。综合陈恒杰提交给一审法院关于其从同和公司受让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东侧、麒麟岗地段土地、地上建筑物的证据以及奥邦公司与王婷签订的租赁合同，足以认定陈恒杰系涉案建筑物的权属人，奥邦公司与王婷解除租赁合同不需要作出任何经济补偿和赔偿。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充分考虑涉案建筑物的权属来源于双方的合同约定，单方面采信了王婷提交的证据，错误认定了陈恒杰出具的《借条》涉及的款项实为租赁合同提前解除的补偿款，存在明显错误。二、涉案《借条》系陈恒杰与奥邦公司在王婷的胁迫下违背真实意思所签订，依法应予以撤销或变更。由奥邦公司经营的涉案建筑物所在场地原来是整体经营货运物流市场，作为货运市场的配套，王婷承租涉案建筑物主要经营招待所及饭店，主要服务于货运司机。但自2006年起，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发文要求清理关闭原奥邦停车场，要求原奥邦停车场的经营者及全部承租人配合政府的清理行动。为此，奥邦公司根据白云区政府的要求需要解除与各租户租赁合同关系。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奥邦公司根本无须就合同解除向王婷作出任何经济补偿。但在奥邦公司与王婷协商时，其向奥邦公司、陈恒杰索要高额补偿款，并以其丈夫李洪威(时任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竹料派出所副所长)具有公安背景进行胁迫，要求陈恒杰、奥邦公司同意其提出的条件，否则就通过各种途径拖延奥邦公司清理关闭停车场的行动。由于双方协商不成，王婷作为“钉子户”一直经营至2013年初，后来其起草了《借条》，强迫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实际权属人陈恒杰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条》，要求陈恒杰以偿还借款的方式支付其补偿款，涉案建筑物的出租人奥邦公司作为担保人签署《借条》。奥邦公司为了尽快推进奥邦停车场整改计划，担心王婷日后会通过其丈夫李洪威的关系影响奥邦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急于将整个奥邦停车场整体改造为轮胎市场，在此情况下，陈恒杰、奥邦公司违背真实意思签署了涉案《借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奥邦公司无需向王婷支付任何补偿，涉案《借条》显然是我方在王婷胁迫下违背真实意思所签订，显失公平，依法应被撤销或变更。一审法院对《借条》出具的背景情况未作进一步的细致审查，存在错误。三、王婷在陈恒杰、奥邦公司签订《借条》后，没有配合奥邦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及迁出涉案建筑物，涉案《借条》已经失去履行的基础。如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条》项下款项注明系作为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补偿款，即王婷收取补偿款项系以配合奥邦公司解除租赁合同作为前提条件。但根据王婷在本案一审中举证的电费收据可见，在陈恒杰、奥邦公司签署涉案借条后，王婷仍然实际使用涉案建筑物，因此涉案租赁合同在《借条》签订后并未终止，王婷没有配合奥邦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及迁出涉案建筑物，故涉案《借条》已经失去履行的基础。因此，才会出现王婷一直未向陈恒杰、奥邦公司追讨款项的现象，说明陈恒杰、奥邦公司与王婷均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履行涉案《借条》，王婷在《借条》项下的还款期限届满后起诉陈恒杰、奥邦公司，显然是想从陈恒杰、奥邦公司身上获取不法利益。一审法院不应枉顾《借条》履行情况，片面认定《借条》款项性质属于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补偿款。四、即使奥邦公司与王婷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涉案《借条》中约定的补偿金额亦过分高于王婷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调低。1.退一步而言，即使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条》项下160万元是补偿款的性质，但未充分考虑该金额已经严重超出王婷实际经营损失。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奥邦公司作为《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涉案《借条》的当事人也理应为奥邦公司，而不应该是陈恒杰，陈恒杰并不是涉案《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不应作为涉案《借条》的当事人，也不应该承担巨额的补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涉案《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自2004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共十一年五个月，整个租赁期内的租金总额不足80万元，且涉案《借条》签订时间为2013年1月16日，距离《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届满日尚余不足三年，在此情况下，如果陈恒杰、奥邦公司需要因提前解除该合同而向王婷支付高达160万元的违约金，显然过分高于其实际经济损失。因此，即使陈恒杰、奥邦公司需要向王婷支付补偿款或违约金的，金额也应调低。综上所述，请求二审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全部上诉请求。对陈恒杰、奥邦公司的上诉，王婷二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借条》实为陈恒杰、奥邦公司因奥邦公司提前解除涉案租赁合同而承诺给王婷支付补偿款的事实认定正确。1.王婷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借条》约定的借款实为陈恒杰、奥邦公司因单方提前解除《租赁合同》而承诺支付的补偿款。根据《借条》原文约定的“此款为金宝餐厅房屋提前终止合同补偿款”及结合《租赁合同》《押金单》《交租单》等多项证据，可清楚证明以下事实：（1）《借条》确认了奥邦公司提前终止金宝餐厅的租赁合同的事实。涉案《租赁合同》第一条出租的标的物是金宝食府，即《借条》中的金宝餐厅。（2）解除《租赁合同》的法律后果是陈恒杰、奥邦公司承诺补偿王婷160万元。奥邦公司单方终止履行涉案《租赁合同》，并要求将涉案场地收回。于是，为了弥补王婷的损失，陈恒杰、奥邦公司于2013年1月16曰向王婷出具《借条》，其承诺支付160万元作为终止履行涉案《租赁合同》的补偿款，并约定5年后一次性支付，5年期限内每月支付利息1.5万元。该补偿款总额是基于2013年2月至2015年12月31日三年期间王婷不能对涉案场地收租的可预期损失，即按照每年租金70万元计算，三年的可预期租金损失约为200多万元，最后确定由陈恒杰、奥邦公司一次性补偿王婷160万元。而且，涉案场地是王婷所出资建设，该160万元也是为了弥补王婷建设涉案场地所花费的实际损失。综上，陈恒杰、奥邦公司出具《借条》承诺支付的该笔160万元，虽然名为借款，但实为其对奥邦公司单方终止履行《租赁合同》而向王婷所承诺的补偿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清楚，定性准确。2.涉案《借条》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判令陈恒杰、奥邦公司按《借条》约定向王婷支付款项有理有据。陈恒杰、奥邦公司出具《借条》约定的160万元补偿款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判令陈恒杰、奥邦公司按照《借条》约定向王婷支付160万元补偿款及相应的利息，有理有据，应予维持。二、涉案《借条》不存在陈恒杰被胁迫的情形，且在任何情况下本案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撤销权已消灭。陈恒杰、奥邦公司主张《借条》是可撤销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陈恒杰、奥邦公司主张涉案《借条》是王婷胁迫陈恒杰所签订，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庭审时，一审法官详细地询问了陈恒杰关于当时被胁迫的时间和地点等，陈恒杰的回答前后矛盾，这说明本案不存在被胁迫的情形，陈恒杰至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明其被胁迫的证据。2.本案早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撤销权已消灭。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和《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涉案《借条》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1月，如果陈恒杰认为其存在被胁迫的情形，其应当于2014年1月前行使撤销权。至今早已超过1年的法定除斥期间，撤销权早已消灭。陈恒杰、奥邦公司无权主张涉案《借条》可撤销。三、陈恒杰、奥邦公司主张王婷未配合其迁出涉案场地，涉案《借条》已失去履行基础，该抗辩与事实不符，亦不成立。陈恒杰、奥邦公司主张根据王婷一审提交的电费收据，可见王婷在其出具《借条》后仍实际使用涉案场地，《租赁合同》未终止，故《借条》失去了履行基础，上述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王婷在一审庭审时已充分阐明，因涉案场地其中的一个电表于2013年5月仍登记在王婷名下，未进行变更，故王婷替奥邦公司交纳了几百元电费，该电费缴费单由奥邦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事实上，王婷于2013年1月将涉案场地的经营权、收租权等全部移交给奥邦公司。而且，陈恒杰于2013年2月至2016年3月，每月均通过其妻子向王婷支付1.5万元的利息，其已履行《借条》约定的部分利息。自2016年4月之后，陈恒杰就未支付利息，王婷则一直通过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向其主张权利，分别于2018年1月、4月向其发送《催告函》。陈恒杰、奥邦公司主张双方以实际行动表明不再履行涉案《借条》的说法存在前后矛盾。四、涉案《借条》约定的是补偿款，并非违约金，亦不存在过高的情形。补偿款是指现实违约已经发生时，双方对弥补损失达成的一致意见的补偿款项，而违约金是指在合同中事先约定将来一方违约时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涉案《借条》约定的160万元是在对王婷的可预期损失及实际损失等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一致的补偿款，不存在过高的情形。1.涉案场地在2013年时全年的租金收入高达70万元，三年的租金收入则为200多万元。如果涉案场地不被收回，该200多万的租金收入是属于王婷所得。而涉案场地被收回，王婷则不能再收租，即王婷的可预期损失为200多万元。陈恒杰、奥邦公司将涉案场地收回后，并未如奥邦公司所述配合政府清理场地，而是继续经营原奥邦停车场，且涉案场地至今还在经营餐饮、旅店等商业业务，陈恒杰、奥邦公司于2013年至2015年对涉案场地收租的金额已高达200多万元。而陈恒杰、奥邦公司至今仍拖欠王婷160万元的补偿款本金及相关利息未支付，王婷才是本案的受害者。2.涉案场地由王婷出资100多万元建设，奥邦公司单方提前终止租赁合同，致使王婷的投资无法收回，陈恒杰、奥邦公司补偿王婷160万元完全合情合理。五、因陈恒杰系涉案场地的经营方及奥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其自愿以债务加入形式向王婷支付补偿款。陈恒杰自愿签署《借条》并履行了部分利息的付款义务，现在又否认其作为《借条》当事人的事实，存在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如前所述，陈恒杰、奥邦公司主张陈恒杰已从同和公司处善意取得涉案场地，涉案场地被收回后，由其负责对外收取租金，且不论该行为是否真实合法，上述主张亦直接证明了陈恒杰承诺支付补偿款的原因。从陈恒杰的角度考虑，正是因其于2003年从同和公司受让了涉案场地的所有权，故涉案场地一旦被收回后，其可对涉案场地进行收租并获取巨额租金。而且陈恒杰的妻子还是奥邦公司的大股东，陈恒杰是奥邦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陈恒杰在一审也承认了该事实。故陈恒杰自愿以债务加入的方式承诺向王婷支付补偿款，并应当向王婷履行付款义务。综上，一审法院依据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的《借条》约定，判令陈恒杰、奥邦公司向王婷支付160万元补偿款及约定期限内的利息，合法合理有据，应予维持。陈恒杰、奥邦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王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恒杰向王婷支付补偿款本金160万元，并自2013年2月1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每月按15000元支付利息，未支付利息共计90万元；2.陈恒杰向王婷支付资金占用费105000元（自2018年2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8年8月31日，每月资金占用费与利息相同即15000元）；3.奥邦公司对上述第1、2项陈恒杰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恒杰、奥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11月1日，王婷（乙方，承租方）与奥邦公司（原名称为广州市奥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甲方，出租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承租奥邦停车场中成路旁南区八号楼（原金宝食府，以下简称涉案场地），共二层半，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04年8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2004年8月1日-2009年7月31日每月租金为3500元，每年递增5%；治安管理、卫生清洁费每月600元；水、电费按实际用量计费收取；乙方租赁该铺位的经营范围为饭店、招待所、仓库。在租赁期间，乙方不得超出上述经营范围等。上述合同签订后，王婷接收涉案场地后将涉案场地用于分租经营。2013年，因涉案场地转型需要，奥邦公司向王婷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租赁合同。2013年1月16日，陈恒杰向王婷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婷（441611197210121625）人民币160万元整，借期暂定五年，从2013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止，每月5日前支付当月利息15000元整，借款到期日前一次性还清本金人民币160万元。注：此款为金宝餐厅房屋提前中止合同补偿款.奥邦公司在上述借条担保人处盖章确认。上述借条签订后，陈恒杰向王婷支付利息至2016年3月。2018年4月25日，王婷向陈恒杰、奥邦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陈恒杰、奥邦公司依上述借条约定向其支付借款本金、利息及逾期归还本金的资金占用费。一审庭审中，王婷表示其于2003年出资建设了涉案场地所在“南新停车场”8号楼，奥邦公司作为接手承租人从该场地所在的村委承租了涉案场地，并在该村委的调解下其与奥邦公司签订了涉案租赁合同，因8号楼由其出资建设，故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实为土地租金，而非建筑物租金。2013年，奥邦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因考虑到继续承租涉案场地预期可得收益近达200万元，故其未同意。为让其配合交还场地，陈恒杰作为奥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向其提出赔偿160万元的意见，后双方协商一致，以160万元作为赔偿金额。但因陈恒杰提出其资金不足，遂通过签订涉案借条的方式向其支付补偿款。王婷为证明其实际出资建设了涉案场地所在的“南新停车场”8号楼，提交建房协议、加建协议、收据、设计图纸等证据予以证明。陈恒杰、奥邦公司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表明与涉案场地相关，故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陈恒杰于2013年1月16日向王婷出具的《借条》，虽名为陈恒杰向王婷的借款，实为陈恒杰因奥邦公司提前解除涉案租赁合同而承诺给王婷的补偿款。该借条是王婷与陈恒杰、奥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各方应恪守履行。根据该借条，陈恒杰应于借款到期日，即2018年1月31日前向王婷一次性还清本金160万元，但陈恒杰至今未向王婷清还本金款项，故现王婷要求陈恒杰一次性支付补偿款160万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借条还约定，从2013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陈恒杰应向王婷支付利息，现陈恒杰向王婷支付了至2016年3月利息，故王婷要求陈恒杰支付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利息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王婷主张陈恒杰、奥邦公司支付2013年2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利息的诉请予以驳回。借条中确定的利息计算标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此为陈恒杰承诺支付的利息数额，陈恒杰理应按承诺标准支付。故一审法院对王婷主张按每月15000元的标准计付利息的意见予以采纳。经核算，上述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期间的利息共计为15000元×22个月=33万元。借条中并未约定在陈恒杰、奥邦公司逾期支付清还补偿款的情况下逾期清还的违约责任，王婷要求陈恒杰按每月15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自2018年2月1日起计至2018年8月31日的资金占用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奥邦公司作为上述《借条》的担保人，借条中并未明确奥邦公司的保证方式，现王婷要求奥邦公司对陈恒杰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故王婷要求奥邦公司对陈恒杰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恒杰、奥邦公司抗辩上述《借条》是受王婷胁迫所签，其中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借条应当予以撤销或变更。对此，（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恒杰、奥邦公司负有对其上述抗辩意见进行举证的义务，但陈恒杰、奥邦公司未能举证其签订借条时是受王婷胁迫所签，故陈恒杰、奥邦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陈恒杰、奥邦公司抗辩其受胁迫签订上述借条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王婷对于双方就涉案场地签订租赁合同的渊源、租金标准计付的理由、陈恒杰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条》的背景等情况均作出了解释说明，其中对陈恒杰、奥邦公司签署借条的缘由与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的渊源、合同约定租金标准计付问题的解释能够形成符合常理和逻辑的证据链，且王婷也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王婷关于陈恒杰、奥邦公司出具借条出于陈恒杰、奥邦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予以采信。综上，陈恒杰、奥邦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1月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陈恒杰向王婷支付补偿款160万元及利息33万元；二、广州市奥邦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王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20元，由王婷负担2735元，陈恒杰负担11085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王婷提交一张手写的《中成路金宝食府水电交互表》，落款处注明“以上双方已确认属实”，并写有“柯运就”的签名及“31/1”的日期，拟证明王婷与奥邦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办理涉案场地的移交手续，将涉案场地交还给奥邦公司经营，双方的书面交接手续是由柯运就签字的。陈恒杰、奥邦公司均表示双方没有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并认为上述水电交互表只能反映当时使用的情况及水电表的读数，并不能反映物业交接的情况。陈恒杰还称王婷在签订借条之后逐步捋顺与租户的租赁关系，大概在签订借条之后半年才移交涉案场地给其，但王婷是和柯运就办理移交手续的，其不清楚具体情况。二审庭询当天，陈恒杰、奥邦公司申请奥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兰燕及奥邦公司的高管柯运就作为证人出庭，但仅提交书面申请，未提交书面证人证言。经本院释明，王婷表示不同意该两证人出庭作证。为核实王婷二审提交的《中成路金宝食府水电交互表》上“柯运就”签名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传唤柯运就到庭，柯运就向本院陈述如下事实：1.其于2008年入职奥邦公司工作至今，负责物业管理中的出租工作，陈恒杰是奥邦公司的老板；2.确认上述水电交互表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其表示因时间太久故记不清楚其为何在该表上签字；3.确认其在王婷一审提交的2013年5月的两张收据复印件中的“确认人：柯运就”是其本人书写，但因时间太久故记不清楚其为何在上面签字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针对王婷上诉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陈恒杰、奥邦公司对涉案《借条》的性质与效力的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不再赘述并予以维持。虽然陈恒杰、奥邦公司上诉坚称涉案借条系其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形成的，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为此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一方面，陈恒杰、奥邦公司在二审庭询时才当庭要求陈兰燕和柯运就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确认陈兰燕是奥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柯运就是奥邦公司的高管，即证人与奥邦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再考虑到陈恒杰、奥邦公司并未在一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且经本院释明，王婷亦表示不同意证人出庭，故陈恒杰、奥邦公司有关证人出庭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而从现查明事实来看，陈恒杰在借条形成后即依约向王婷支付利息至2016年3月，陈恒杰、奥邦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本案诉讼前曾对涉案借条的形成及陈恒杰上述支付利息的行为提出异议，或者曾对上述借条提出变更或撤销的请求，故此，陈恒杰、奥邦公司有关胁迫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针对陈恒杰、奥邦公司称王婷未依约向其交还场地的上诉意见，王婷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中成路金宝食府水电交互表》，拟证明其于涉案借条形成的当月即2013年1月底已交还涉案场地。为核实其中“柯运就”签名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传唤柯运就到庭，柯运就除确认上述水电交互表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外，还对王婷在一审中提交的2013年5月的收据复印件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柯运就系奥邦公司的高管身份，以及陈恒杰二审述称王婷在签订借条之后逐步捋顺与租户的租赁关系，大概在签订借条之后半年才移交涉案场地给其，且王婷是和柯运就办理移交手续的意见，本院认为，陈恒杰、奥邦公司以王婷未依约交还场地为由拒绝依借条付款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至于王婷主张的资金占用费，考虑到涉案借条的形成过程，该借条上所记载款项的性质及来源，本案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王婷据此主张资金占用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在王婷、陈恒杰及奥邦公司现有举证均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或推翻一审相关认定的情况下，王婷、陈恒杰及奥邦公司的上诉缺乏充分理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婷、陈恒杰及奥邦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85元，由王婷负担3900元，陈恒杰、广州市奥邦房屋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10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卉审判员 赵云川审判员 黄 嵩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冰玲王子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