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6行终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汤丁锋，男，199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法定代理人汤某（系汤丁锋之父），男，196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诸暨市暨北路8号。 法定代表人詹国洪，大队长。 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张航军，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戚伟勇，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汤丁锋因诉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其他行为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行初1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汤丁锋一审时诉称，2014年3月26日，被告以原告驾驶的电瓶车途经诸东线翁家埂斯宅家俱厂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为由，传讯原告到被告处做询问笔录，办案民警杨鑫在办公室对原告讯问期间，无故殴打原告父子，并且还滥用职权强行给原告带上手铐，对其脸部、头部、手部、腰部连续击打，后又拖入审讯室，再次殴打原告，强行用刀划破原告中指，还强行让原告在笔录上签字、捺血印，用恶语威吓原告，直到造成原告神志不清。事发后，原告先后到多家医院就诊，但一直未康复，病情反而不断加重，后转至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治疗，被诊断精神分裂症。出院后，病情仍无明显好转，后多次住院治疗无果。原告认为，被告在执行公务期间，对原告非法使用暴力，导致原告人身权益遭受巨大伤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殴打原告的行为违法。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2月4日19时50分许，原告驾驶车辆与陈国义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陈国义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4年3月26日，诸暨市公安局作出诸公立字（2014）第1980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汤丁锋交通肇事案予以立案侦查。当日下午，原告汤丁锋被口头传唤至被告处接受调查，期间，原告被被告单位工作人员殴打。2014年3月28日，在诸暨市公安局主持下原告父子与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等合计5000元；涉及的违纪行为由诸暨市公安局监察室依纪处理；原告父子放弃一切诉讼权利，并对被告方的过错行为表示谅解。调解协议签订后，被告当即支付给原告赔偿款5000元。2015年12月16日，原告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诸暨市公安局殴打原告的行为违法。该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5）绍诸行初字第386号行政裁定，认为原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2016）浙06行终00137号行政裁定，认为诸暨交警大队作为法律授权的主管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部门，依法具有独立的被告主体资格，上诉人以诸暨市公安局为被告，属错列被告主体，且诸暨市人民法院以上诉人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鉴于诸暨市人民法院裁定结论并无不当，予以指正，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再次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查明，汤某于2015年7月6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汤丁锋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5年12月1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绍诸璜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汤丁锋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汤某、楼国美为汤丁锋的监护人。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适用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但该《适用解释》于2018年2月8日才正式实施，而原告于2015年12月16日就已经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要求确认被告诸暨市公安局殴打原告行为违法的诉讼。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起诉期限设定的宗旨在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诉权，对当事人已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予以保障。本案原告于《适用解释》实施前已提起案涉行政诉讼，故应当适用之前有效的《执行解释》规定的有关起诉期限的规定。案涉行政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26日，原告于2015年12月16日第一次以诸暨市公安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至2016年6月21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之后，原告于2017年5月22日再次以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为被告提起案涉行政诉讼。期间，汤某于2015年7月6日提起申请宣告原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特别程序诉讼。2015年12月1日，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宣告汤丁锋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综上，2014年3月26日案涉行政行为发生至2017年5月22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扣除期间的民事、行政诉讼期限，原告提起涉案行政诉讼已超过二年的起诉期限,且不存在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属于原告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原告起诉依法应予驳回。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汤丁锋提起上诉称：1.因2014年3月26日被殴打一事，上诉人自2014年3月28日（签订调解协议）后一直采取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信访、诉讼。2015年12月16日，上诉人起诉诸暨市公安局的行政案件被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但该案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过程中，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告知，以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故上诉人本案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说没有超过起诉期限。2.被上诉人的民警殴打上诉人父子，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清。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承诺对交通事故重新调查的前提下，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收取5000元医药费，但上诉人没有放弃诉权。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重要事实，剥夺上诉人因行政违法行为获得救济的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确认被上诉人原事故副中队长侵害上诉人身体健康、行政行为违法、追究刑事责任。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交答辩称：1.上诉人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所诉行为发生于2014年3月26日，其在事发当时即明确知晓该行为，并于同年3月28日与答辩人下属事故中队签订了调解协议并主动放弃了诉求。现上诉人直至2017年5月2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显然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即便按照当时有效的《执行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2年计算，扣除上诉人第一次以诸暨市公安局为被告的诉讼期间、确认上诉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诉讼期间，上诉人本案起诉也已超过2年期限。2.双方争议已不存在，不具有可诉性。如前所述，双方已签订调解协议，答辩人自认违法，上诉人父子也表示谅解并收取赔偿款项，自愿放弃诉权，其合法权益已得到弥补与保障，双方实际已无争议存在。3.上诉人所称事实与实际不符。上诉人此前在多份笔录及调解协议中均承认打人系协警所为，答辩人也对打人协警做了辞退处理。现上诉人起诉称民警对其实施了殴打，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汤丁锋所诉其因处理交通事故被被上诉人相关工作人员殴打的时间为2014年3月26日，因被上诉人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依照《执行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应当在2年内即2016年3月26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此期间，上诉人因本案纠纷以诸暨市公安局为被告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驳回起诉后，上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错列被告为由，维持了诸暨市人民法院的驳回起诉裁定。上诉人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复查期间，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释明、引导，上诉人以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认为“已无再审之必要”，裁定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由此可见，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前，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并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救济，上述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故上诉人于2017年5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行初143号行政裁定； 二、本案指令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书记员  何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