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1民初1200号 原告：夏涛，男，197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伯戡，江苏华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介文，江苏华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刘晓敏，男，196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文，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宥晴，江苏高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夏涛因与被告刘晓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夏涛于2018年5月30日以刘晓敏为被告，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苏0104民初5343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系涉外商事案件，该院无管辖权为由将该案移送至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伯戡、时介文，被告刘晓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文、王宥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刘晓敏支付其股权转让款33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19日，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夏涛将双方共同成立的香港迪福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福公司），其名下33%的股权作价33万元全部转让给刘晓敏，刘晓敏应于办完股权移交手续收到工商营业执照和银行解封手续，3个工作日内支付夏涛首期款项13万元。2017年12月底前支付10万元，剩余10万元于2018年6月底前支付。公司财务状况的审计报告早已做出，相关手续早已办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刘晓敏随时都可以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但夏涛至今仍未收到任何价款。因刘晓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构成违约责任，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刘晓敏辩称：1.其未与夏涛共同出资成立过迪福公司，其与夏涛出资成立的是香港迪福国际有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迪福集团），因《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合同标的不存在，故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成立。2.即便《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也是在夏涛的胁迫之下所签订。双方于2014年7月至9月期间，签订了《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及《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双方依据上述协议于2014年10月成立迪福集团，该公司成立后，一直由夏涛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2017年6月，夏涛个人单方面封停了迪福集团的资金账户，导致公司的亚马逊账户无法运营，公司无法收付款项，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致使公司亏损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形下，夏涛以此要挟要求刘晓敏至南京市签订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否则就不同意解除公司冻结的账户。对于这一点，从《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协议签订一周内双方前往深圳办理股权让手续并将封存冻结的银行账户解冻，办理亚马逊收款账户等相关手续可以反映。为减少公司的进一步亏损，刘晓敏不得已签订了前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夏涛之所以逼迫刘晓敏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夏涛私下设立了与迪福集团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南京蓝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与迪福集团相同的业务。按照迪福集团经营状况，刘晓敏是不可能与夏涛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3.即便《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因夏涛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股权转让也未经董事会批准，其主张也不能成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在办理完股权移交手续之后，刘晓敏才有义务支付转让款。而协议签订以后，夏涛至今未与刘晓敏办理任何的股权转移手续，因此夏涛无权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款。综上，夏涛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院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夏涛提交以下证据：1.迪福集团设立登记注册资料以及迪福集团的相关网络打印件；2.《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以证明迪福集团设立的时间、合法存在、股东出资，及夏涛与刘晓敏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存在，股权于2017年6月发生了转移，迪福集团的经营权一并交由刘晓敏进行处置。 刘晓敏提交了以下证据：1.迪福集团的组织章程细则；2.迪福集团出具的情况说明；3.迪福集团会计制作的财务报表（2015年12月、2016年12月、2017年5月）；4.南京蓝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5.《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及《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证明双方设立的公司是迪福集团，而非迪福公司，章程细则第7条规定私人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需要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夏涛单方面封停了迪福集团在香港汇丰银行开设的账户，且迪福集团在经营亏损，夏涛设立了与迪福集团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南京蓝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形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据此可以证明刘晓敏是在被要挟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迪福集团是双方依据《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及《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设立，并非设立迪福集团的目的是作为深圳雅帝家具有限公司的销售平台。 经质证，刘晓敏对夏涛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夏涛起诉状中载明的公司是迪福公司，而该证据载明的公司为迪福集团。另《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标的不存在，内容也不真实，该协议是在胁迫之下所签订，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夏涛的证明目的。夏涛对刘晓敏提供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刘晓敏的证明目的。认为其在起诉状所称的迪福公司系迪福集团的简称，因迪福集团的股东仅为夏涛与刘晓敏两人，不存在董事会，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需要经过董事会。当时查封账户是为解散迪福集团，迪福集团即使经营亏损，迪福集团和南京蓝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管辖地、经营地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故查封账户、经营亏损及设立南京蓝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事由不能证明其胁迫的事实存在。《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及《雅帝-创富互联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至2017年的准备解散迪福集团时已经亏损了210余万元。 本院认为，对于夏涛提交的证据1及刘晓敏提供的证据1至5，因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刘晓敏提供的证据5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该证据5不予采信。夏涛提交的证据2系原件，虽刘晓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证据有刘晓敏本人的签字，且刘晓敏亦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故本院对夏涛提交的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及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30日，夏涛与刘晓敏共同出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迪福集团，其中夏涛占股3300份，刘晓敏占股6700份，总计10000股份。迪福集团章程细则第7条规定：董事可运用绝对酌情决定权拒绝登记任何股份的转让。董事如拒绝登记转让，须在有关的转让文书提交本公司的日期后两个月内，将一份拒绝登记的通知书送交受让人。 2016年4月19日，南京蓝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南京市设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夏涛。 2017年6月12日，夏涛封停了迪福集团在香港汇丰银行开设的账户，后在刘晓敏的协调下于2017年6月28日对该账户解封。 2017年6月19日，夏涛与刘晓敏在南京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夏涛将迪福公司其名下33%的股权，作价33万元全部转让给刘晓敏，办完股份移交手续收到工商营业执照和银行解封手续，3个工作日内首期支付13万元，2017年12月底前支付10万元，2018年6月底前支付10万元；2.协议签订后一周内双方前往深圳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将封存冻结的银行账户解冻，办理亚马逊收款账户等相关手续；3.本协议如果发生争议由南京市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4.以上协议一式两份，本协议签订后立即生效。迪福集团出具的利润表显示，迪福集团2015年12月、2016年12月、2017年5月为亏损。 本案审理中，刘晓敏对《股权转让协议》中其签名不持异议，亦陈述解封的汇丰银行账号与《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亚马逊账户相关联。同时认为夏涛未将《股权转让协议》提交迪福集团董事会批准，未交纳相应的税费，导致其不能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刘晓敏亦陈述：双方除成立迪福集团外，并未成立以迪福为名的其他公司。夏涛陈述：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办理部门必须对公司的盈亏状况进行审核，待审核通过后，方可办理转移手续。双方于2017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不知晓需要该审核程序。在知晓该规定后，双方委托港盛公司对迪福集团进行了审计，审计于2017年11月完成，但刘晓敏迟迟未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刘晓敏对上述内容表示不清楚，需要核实。但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委托其他公司对迪福集团进行了审计。 审理中，双方一致认可以下事实：（1）《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币种为人民币，迪福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仅为夏涛、刘晓敏两人。（2）《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工商营业执照”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无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规定。（3）迪福集团实际经营地在江苏省南京市。（4）目前双方均未至相关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晓敏是否应支付夏涛股权转让款33万元。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迪福集团注册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本案涉及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等事项与迪福集团有关，故本案纠纷属于涉港民商事案件，应当比照涉外案件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迪福集团注册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双方亦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故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法人的主营业地以及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内地居民，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地为南京市、双方依约办理股权转让地为深圳市均在内地，刘晓敏作为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人，且迪福集团的主营业地亦在南京市，故本院确定内地法律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 二、关于刘晓敏是否应支付夏涛股权转让款33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办完股份移交手续收到工商营业执照……”，“双方一周内前往深圳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并将封存冻结的银行账户解冻，办理亚马逊收款账户等相关手续”。可以认定该协议约定的上述内容系附条件的协议，即在条件成就时该协议生效。虽然夏涛于2017年6月28日已经对案涉的银行账户解封，但因夏涛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办理完案涉股权移交或转让手续。依据夏涛关于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办理公司股权转让时，必须对公司的盈亏状况进行审核的陈述，夏涛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对案涉公司进行了审核，且夏涛亦在本案指定的期限内未办理案涉股权转让手续。据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附生效条件未成就，故本院对夏涛要求刘晓敏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刘晓敏认为夏涛诉状中列明的迪福公司并非迪福集团，及股权转让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问题。虽夏涛提交的起诉状载明案涉公司为迪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案涉公司亦为迪福公司。但刘晓敏陈述双方除成立迪福集团外，并未成立以迪福为名的其他公司，故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可以认定迪福公司实为讼争的迪福集团。因迪福集团仅有刘晓敏、夏涛两名董事，双方已经通过协议的方式同意股权转让，故不须再提交董事会批准。故本院对刘晓敏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夏涛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五百五十一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夏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50元，由夏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王 胜 审 判 员  姜 欣 审 判 员  蔡晓文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孙传涛 书 记 员  杨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