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17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泉州市医药分公司，住所地泉州市鲤城区中山中路120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董永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洁，福建刺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东，福建刺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省泉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99号10幢。 法定代表人：苏少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哲南，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省泉州市医药分公司（下简称“泉州医药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建省泉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泉州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7）闽0502民初4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泉州医药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泉州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泉州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首先，泉州医药公司提供的对账主体为泉州医药分公司药材成药经营部（以下简称：“成药经营部”）和泉州医药分公司药品经营部（以下简称：“药品经营部”）两张《往来款项对账函》，上述二张对账函均载明“若贵单位欠款核对无误，请将所欠款项汇入我公司账户：泉州市工商银行账号：1408××××8129”。因此，该二张对账函不仅具有对账的性质，同时具有催讨的性质。虽然泉州医药分公司和泉州医药公司之前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泉州医药公司可以随时主张，但从泉州医药公司提供的上述二张对账函，可以证明泉州医药公司在2002年11月30日对成药经营部进行催讨，在2002年12月对药品经营部进行催讨，催讨后泉州医药分公司没有支付货款，应认定泉州医药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因泉州医药公司长时间没有催讨，直至2012年11月28日才再向成药经营部和药品经营部催讨，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其次，泉州医药分公司提供的泉州医药公司2012年11月28给予成药经营部和药品经营部的两张《催款函》，一审法院既认为《催款函》从内容看，具有泉州医药公司单方要求对账及催款的性质，又以泉州医药分公司未予以回复，双方对欠款数额及付款时间未达成合意，故《催款函》不能认定起算诉讼时效的依据，一审法院该认定前后矛盾，理解存在重大错误。一审法院既认定该《催款函》具有催款性质，《催款函》又己明确写明泉州医药分公司欠款金额和具体的还款时间，则不论泉州医药分公司对催款金额是否予以认可，均不能改变催款的性质。既然是催款而且催款数额确定还款时间具体明确，那么该两张《催款函》应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依据。泉州医药公司却直至2016年3月3日才起诉泉州医药分公司支付货款，显然超过了诉讼时效。其三，泉州医药分公司主张超过诉讼时效，泉州医药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还款时间有再进行约定，那么从泉州医药公司提供的《往来款项对账函和泉州医药分公司提供的《催款函》均可证明本案泉州医药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为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泉州医药公司辩称，泉州医药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1.本案交易习惯是泉州医药分公司口头下订单请求发货，泉州医药公司陆续发货，而泉州医药分公司陆续滚动付款，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双方口头买卖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批复》，其诉讼时效应从泉州医药公司提起诉讼之日起算。2.泉州医药分公司所称二份《对账函》，仅是泉州医药公司下属药品分公司与泉州医药分公司下属药品经营部、成药经营部的阶段性地、个别部门的对账。除二份《对账函》双方对应部门的交易外，这二次对账之前双方还有其他对应部门的交易，且这二次对账之后，双方和双方对应下属部门又有新的交易。一审中双方确认2012年后再无发生交易。至今双方也并未对总欠款进行结算和约定欠款履行期限，泉州医药分公司在一审2016年10月26日询问笔录中也接受法庭“双方没有最终结算”的总结性意见。故本案不能单纯就二份《对账函》而认定诉讼时效，而应从全案即泉州医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所涉及的时段范围来考察和认定。3.泉州医药分公司所指的二份《对账函》均载明“若贵单位欠款核对无误，请将所欠款项汇入我公司账户……”说明该二份《对账函》具有对账和催讨性质。泉州医药分公司主张泉州医药公司直至2012年11月28日才再次向泉州医药分公司催讨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泉州医药公司虽要求对账，但无法预知泉州医药分公司何时能对账，或者对泉州医药公司提出的对账金额能否认可或认可多少，故是在假设“若贵单位欠款核对无误”的前提下，才请求泉州医药分公司付款。这样不确定性前提下的单向请求付款，说明双方未明确约定对账后的具体付款期限。综上，二份《对账函》不能作为认定诉讼时效起点的依据。4.泉州医药分公司称二份《催款函》已明确写明欠款金额和具体的还款时间是不实的。二份《催款函》虽有“以上款项请于2012年12月31日前汇至我公司账户”的表述，但泉州医药公司发出该二份《催款函》后，泉州医药分公司并未予以回复，既未确认数据是否正确，或者不符及不符金额和理由，也未明确表示是否同意支付及支付期限，应当认定双方对欠款数额及付款时间并未迖成合意，2012年12月31日前付款的前提并不存在，故该二份《催款函》不能作为泉州医药分公司欠款数额及起算诉讼时效的依据。 泉州医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还货款4794131.22元及自起诉之日起（2016年3月30日）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世纪90年代至2009年之前，原告及其下设的分支机构长期与被告及其下设的分支机构存在药品买卖关系，双方交易过程中未签订书面合同，主要根据对方口头下单后陆续出售货物给对方，并存在以货易货的交易，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滚动支付，在交易过程中双方曾于2002年进行过对账，但至今未进行总结算。2002年11月30日，原告的下设机构药品分公司向被告的下设机构成药经营部发送一份往来款项对账函，要求成药经营部确认截止至2002年10月31日尚欠药品分公司的货款数额，成药经营部确认尚欠原告的药品分公司货款215807.43元。2002年12月，原告的下设机构药品分公司向被告的下设机构药品经营部发送一份往来款项对账函，要求药品经营部确认截止2002年11月30日尚欠药品分公司的货款数额，药品经营部确认扣除原告的药品分公司尚欠药品经营部货款135427.12元，两相抵扣后，尚欠原告的药品分公司货款546919.41元。原告的药品分公司在两份往来款项对账函上均记载“若贵单位欠款核对无误，请将所欠款项汇入我公司账户：……”。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审理中，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向鲤城区税务局收集调取原告在原审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是否已由被告用于认证扣税的有关证据。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向鲤城区税务局调查，该局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被告的《税务登记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材料并答复，被告的纳税人识别号：91350502156180343W，系小规模纳税人，不能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未查到被告有抵扣的记录。另查，因原告在本案重审中对原审部分诉求另行主张权利，又放弃部分诉求，并重新提交起诉状，对原告另行主张权利及放弃的诉求部分之事实，不作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药品分公司作为原告的分公司，其民事责任由原告承担，原告对药品分公司名下债权也依法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同理，被告的药品经营部、成药经营部作为被告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也应由被告承担。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主张被告尚欠货款4794131.22元，其中，根据原告提交的两份往来款项对账函，可以认定被告尚欠的货款数额共计762726.84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部分货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对其余4031404.38元，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之间的买卖交易具有交易时间长、未签订书面合同、陆续交易、易货交易、银行转账滚动付款、每次交易流程不尽相同等特点，交易过程中，双方又存在互欠货款挂账，付款的时间、金额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体现的时间、金额未一一对应，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货物与实际交易的货物亦未能体现一一对应，而原告即未能提供被告签收凭证，又无法说明双方交易的总货款是多少及被告已支付的总货款金额，且双方之间也未曾进行总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买卖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原告的主要义务在于“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义务，被告则是履行支付相应的对价。因被告否认其收到原告主张的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售清单记载的货物，则原告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合同义务。对此，原告未能提供被告确认或签收相应货物的凭证，其仅凭单方核算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销售清单（含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签收单），不足以证明其第一次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对应的货物已交付给被告，其据此要求认为被告尚欠其货款4031404.38元并要求被告支付该部分货款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本案债权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被告关于本案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尚欠的货款，按前述认定的欠款数额予以支持。原告起诉后，被告仍未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福建省泉州市医药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福建省泉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762726.84元及该款自2016年3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福建省泉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5153元，由福建省泉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7969元，福建省泉州市医药分公司负担7184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泉州医药公司的药品分公司作为泉州医药公司的分公司，其民事责任由泉州医药公司承担，泉州医药公司对药品分公司名下债权也依法享有相应的民事权利。泉州医药分公司的药品经营部、成药经营部作为泉州医药分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也应由泉州医药分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泉州医药公司与泉州医药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正确。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曾于2002年进行过对账，但至今未进行总结算。2002年11月30日，泉州医药公司的下设机构药品分公司向泉州医药分公司的下设机构成药经营部发送一份往来款项对账函，要求成药经营部确认截止至2002年10月31日尚欠药品分公司的货款数额，成药经营部确认尚欠药品分公司货款215807.43元。2002年12月，泉州医药公司的下设机构药品分公司向泉州医药分公司的下设机构药品经营部发送一份往来款项对账函，要求药品经营部确认截止2002年11月30日尚欠药品分公司的货款数额，药品经营部确认扣除药品分公司尚欠药品经营部货款135427.12元，两相抵扣后，尚欠药品分公司货款546919.41元。上述两次对账，泉州医药分公司尚欠泉州医药公司货款数额共计762726.8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双方在上述两次对账中，虽然泉州医药公司在二份《对账函》均载明“若贵单位欠款核对无误，请将所欠款项汇入我公司账户……”，说明该二份《对账函》具有对账和催讨性质，并没有要求泉州医药分公司履行义务的宽限期，而泉州医药分公司对相应的对账单确认的欠款数额进行确认后，并没有明确表示不履行付款义务，因此，泉州医药分公司主张诉讼时效应自泉州医药公司出具《对账函》的时间开始计算，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泉州医药公司于2012年11月28日分别向泉州医药分公司的药品部、中成药部发出《催款函》，要求上述单位在2012年12月31日前款项汇至泉州医药公司的账户，但该两份《催款函》记载的欠款数额、欠款明细与双方于2002年的《对账函》确认的不一致，未能体现该《催款函》是对2002年的《对账函》确认的欠款进行催讨，且泉州医药分公司对该两份《催款函》没有予以核对、确认。因此，泉州医药分公司以该两份《催款函》上记载付款时间主张双方于2002年的《对账函》确认的欠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泉州医药分公司主张其于2002年与泉州医药公司对账，确认尚欠泉州医药公司的货款762726.84元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泉州医药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27元，由福建省泉州市医药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家顶 审判员  李志军 审判员  陈 琼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杰雄 附注：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及执行申请提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