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21民初3815号 原告彭某2，男，汉族，1962年3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彭刚，男，汉族，1998年3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彭某1，男，汉族，2010年9月19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法定代理人：彭某2，系彭某1父亲。 原告彭青，男，汉族，1994年3月5日出生，男，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彭进，男，汉族，1991年5月20日出生，男，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彭银祥，男，汉族，1988年3月8日出生，男，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杨洪成，男，汉族，1947年3月16日出生，住贵州省纳雍县。 原告陈朝秀，女，汉族，1955年3月2日出生，住贵州省纳雍县。 以上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彭书榕，贵州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三合镇长丰村双马组。 法定代表人：齐兵。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韩英平，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少东，男，汉族，1970年11月9日生，住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艮喜，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曹磊，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少林，男，布依族，1968年11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纳雍县。 被告商发军，男，汉族，1966年2月18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彭某2、彭刚、彭某1、彭青、彭进、彭银祥、杨洪成、陈朝秀与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少东、朱少林、商发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某2、彭进、杨洪成、陈朝秀及其委托代理人彭书榕，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英平、被告徐少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艮喜、曹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人民币1030133.50元。2.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1091177.50元。事实及理由：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经营高岭土矿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齐兵，该公司除了在自已的矿区进行高岭土采掘外卖，还在其他地方收购高岭土外卖。2017年9月份左右，朱少林因帮人运输高岭土到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负责人徐少东认识，徐少东给朱少林说：“如果知道哪里有滑石矿，就给我说”，朱少林回来后，到处打听，后来听说猫场镇有滑石矿，然后叫认识的商发军带他去看，并把看到的情况通过照片发给徐少东，徐少东两次来到矿区，拿了5000.00元给朱少林，并由徐少东进行挖矿技术指导，朱少林、商发军现场进行管理、组织民工挖矿，挖的矿运到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后，公司将款打给朱少林。2017年12月18日，杨琴在给四被告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矿区事故，导致杨琴及另一民工商发荣被压死。杨琴死后，家中有一个残疾儿子彭刚，属死者生前实际抚养的人，另有一未成年的儿子彭某1。综上所述：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滑石矿，除在合法矿区生产外，还在不属于自已的矿区外进行采掘、收购，在这起事故中，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少东、朱少林、商发军都是非法采挖滑石矿的不同程度的受益人，也是杨琴等劳务人员的组织者、使用者，杨琴系为几人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致死，应由四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特此起诉于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公正判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 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双马公司）辩称：双马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对杨琴的死亡不存在过错，首先，朱少林、商发军在事发地点找人探矿的行为并非是双马公司的公司行为，双马公司同死者杨琴之间亦不存在任何雇佣、劳务关系，亦不向杨琴支付任何费用、报酬，根据已生效刑事判决确认，朱少林在整个过程中向包括死者杨琴在内的几名采矿者支付报酬。根据（2018）黔0521刑初129号判决内容，法院明确认定了，被告朱少林、商发军存在共同请人探矿、在采矿现场负责管理的行为，而被告双马公司并非采矿行为的投资者、组织者。本案中恰恰因为被告朱少林、商发军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造成杨琴的死亡，就此本案中的过错认定应按上述判决中认定的事实进行划分，即朱少林、商发军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 双马公司同杨琴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朱少林、商发军将滑石矿卖给双马公司，双方仅为买卖合同关系，对于提供的矿的来源，开采方式完全由卖方朱少林、商发军自行决定，换句话说，双马公司收矿行为不一定是导致事故的发生，但朱少林、商发军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安全生产规范在毫无安全保障的地点找人采矿的行为势必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双马公司的行为同杨琴死亡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杨琴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虽然杨琴本人作为这次事故的受害者已经死亡，但我们认为，杨琴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采矿的危险性，并应当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而可惜的是在事发时杨琴本身并未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亦并未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最终导致滑石坍塌致其身亡，杨琴本身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杨琴的行为应当在法律上进行评价，作为赔偿责任划分的依据。 综上所述，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双马公司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且不存在因果关系，朱少林、商发军及杨琴应当按照过错程度来进行赔偿责任的划分。 被告徐少东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徐少东的诉讼请求，同意被告双马公司的意见，根据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应按过错划分，过错责任应按刑事判决书划分，在刑事判决书中有关于徐少东与朱少林的关系，在该判决书中，事故发生的原因系朱少林与商发军违反规则，造成杨琴死亡，经审理查明现在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徐少东系采矿的投资者，上述事实，是商发军与朱少林的违法造成的，与徐少东无关，在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中，徐少东对此次事故不但责，故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被告朱少林辩称：我就是帮他们运输的，所有事情都是徐少东在运行。 被告商发军辩称：商发军并非双马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双马公司在猫场镇长沙村挖矿的组织者及管理人员是徐少东和朱少林，商发军也是双马公司在猫场镇长沙村鞍山的挖矿工人之一，具体提供劳务的工人工资待遇及操作方式均由徐少东和朱少林与工人面议，在受害人杨琴遇难当天即2017年12月18日，答辩人因有事并未参与挖矿，受害人的死亡与商发军无因果关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商发军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案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11月份，被告朱少林运输滑石矿到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时认识该公司负责人被告徐少东，被告朱少林到大方县寻矿时，找到大方县长沙村村民被告商发军，并请被告商发军带其到猫场镇长沙村、联合村等地探矿，被告朱少林还请被告商发军帮助其联系挖机、工人挖矿，并与被告商发军约定支付工人工资价格为：白矿300.00元一吨、花矿150.00元一吨，工人工资按工人挖的数量来计算。探矿过程中，于2017年11月、12月，被告朱少林邀请被告徐少东到大方县查看滑石矿情况，被告徐少东两次到猫场镇查看滑石矿情况，并向被告朱少林明确了其收购滑石矿的价格。被告朱少林在大方县长沙村白家松林处探到滑石矿后，2017年12月13日，被告朱少林在无开采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张永秀、商发荣、杨琴、商发杨等人在白家松林处采挖滑石。2017年12月18日13时许，张永秀、商发荣、杨琴、商发杨在采挖滑石过程中造成滑石矿塌方，滑石土将杨琴、商发荣掩埋，后杨琴、商发荣死亡。经大方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杨琴、商发荣系生前遭受较大外力作用于胸腹部致多发性内脏破裂伴血胸而死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受害人杨琴与四被告是否存在劳务关系？2、受害人杨琴在从事劳务活动中死亡，四被告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杨琴的赔偿责任应由谁承担？ 本院认为：被告朱少林在无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又无任何安全生产设施的情况下，组织杨琴、商发荣等人到猫场镇长沙村白家松林采挖滑石，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杨琴为被告朱少林提供劳务，被告朱少林支付其工资，双方形成个人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已受到伤害的，根椐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被告朱少林作为本次非法采矿的组织者、管理者，在明知无相关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又无必要的安全生产设备、安全生产工具、防护设施，也未对受害人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教育情况下，为了其个人利益，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无视非法采矿的严重后果，强行采矿，亲自现场管理，导致事故的发生。被告朱少林应当预见到其行为将会产生事故，导致工人死亡，然而，其为了一已私利，不顾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在不具备任何生产条件、无任何审批手续、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非法开采，导致受害人死亡，被告朱少林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被告朱少林在本次事故中，作为采矿的发起者，事先联系了收购方，其先后数次去白家松林探矿，并请人联系挖机、工人，其在现场进行生产管理，提供工具，组织工人非法采矿，并运输销售，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并已受到刑事处罚。被告朱少林的主、客观行为，与受害人杨琴的死亡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朱少林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关于被告双马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双马公司并未与被告朱少林构共同侵权。首先，双马公司并未与朱少林达成相关协议，由双马公司对其投资、管理、技术指导，由朱少林具体进行采矿，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签署相关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其次，双马公司并未对朱少林投资，没有相关的投资记录，没有对其给予现金、转账的相关记录，朱少林亦未获得相关的现金投资。并使用该资金进行采矿；第三，双马公司并未对朱少林采矿行为进行管理，如对其采矿进行监督、指导等。在本案中，并没有双马公司对其进行管理的相关事实，双马公司亦未派员对其进行管理、指导；第四、双马公司并未对朱少林的采矿行为进行技术指导，在被告朱少林采矿行为中，双马公司并没有派员对其进行技术指导，如挖矿、选矿、质量管理、安全防范等，至于原告方称徐少东二次到猫场探矿，选矿带回去化验、双方公司安全员林培明到现场后说不安全，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技术指导；第五，对受害人杨琴致死的本次挖矿行为，双马公司与朱少林并没有共同故意，即没有共同的过错，双马公司对朱少林雇请杨琴挖矿并不知情，也未要求朱少林找杨琴挖矿。对朱少林的非法采矿行为，双马公司虽然知道，但其仅限于收购其矿产品，并无与朱少林采矿的主观故意；第六、对朱少林找受害人杨琴进行非法挖矿的行为，双马公司并未与其共同实施，朱少林的一系列寻矿、联系工人及挖机、运输、销售的行为，双马公司均未参与。因此，被告双马公司不应对受害人杨琴的死亡承担责任。 对于被告徐少东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被告徐少东系贵州省遵义双马矿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被告遵义双马矿业有限公司法人齐兵在2017年1月1日写有委托书给被告徐少东。授权其全权负责公司的一切安全生产事宜。被告徐少东的行为代表公司，其与被告朱少林产生的的行为即公司的行为，因被告双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徐少东也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商发军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方面:被告朱少林为了谋取个人利益，组织工人非法采矿，被告商发军虽然为其寻找矿址、联系挖机、工人，但在组织工人采矿并获利一事上，被告商发军与被告朱少林并无共同故意，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由二人共同组织工人采矿。被告商发军仅帮助其联系挖机、工人，并亲自参与挖矿。另外，被告商发军没有与被告朱少林共同实施采挖矿石并运输销售谋利的行为，因此，被告商发军对受害人杨琴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椐抢救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原告应获得的赔偿范围和标准为：1、丧葬费，根椐《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参照2018年4月4日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发布的《贵州省2017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统计数据,2017年贵州省城镇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924.00元，受害人杨琴的丧葬费为62924.00元÷12×6个月,即31462.00元；2、死亡赔偿金，根椐《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的规定，按照《公报》发布的2017年度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80.00元计算，原告因受害人杨琴所得的死亡赔偿金为：29080×20年＝581600.00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被抚养人情况：受害人杨琴之子原告彭刚为壹级残疾人，应抚养二十年，抚养人二人；受害人杨琴之子原告彭某1，应抚养十一年，抚养人二人；受害人杨琴父亲原告杨洪成抚养九年，抚养人一人，受害人母亲原告陈朝秀抚养十七年，抚养人一人。根椐《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椐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负担的部分。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规定，参照《公报》发布的贵州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20348.00元的数据。上述被抚养人的抚养费为：17年×20348＋3年×20348÷2＝376438.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椐《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又根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椐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况；（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受害人杨琴在此次工伤事故中死亡，对原告精神造成了损害，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 综上，原告的赔偿金额为丧葬费31462.00元＋死亡赔偿金5816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76438.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1039500.00元，应由被告朱少林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朱少林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赔偿原告因受害人杨琴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人民币1039500.0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义务方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根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071.00元，由被告朱少林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赔偿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自动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荣碧春 人民陪审员  刘少莲 人民陪审员  李永洪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洪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