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民终4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齐绍刚，男，197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扬，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海，男，198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贵州文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婷婷，贵州文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齐绍刚因与被上诉人吴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1民初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齐绍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但一审法院置该生效的转让协议于不顾，所认定的相关涉案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源于：将本案归结为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份股东会决议”）与2016年9月21日股东会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份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以及关系问题，而置双方当事人己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客观事实于不顾，置该转让协议中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于不顾，从而得出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相应损失的错误认定和错误判决。第一，本案的事实是，除了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外，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于2016年9月21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在该转让协议中被上诉人、上诉人均签名并捺有手印。该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针对股权转让事宜而签订的专门协议，而该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款并未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这一结论违反了双方当事人此前的该转让协议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基于事实错误所作出的第一项判决也是错误的。第二，如果本案中仅仅只有第一份股东会决议和第二份股东会决议，那么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以及关系问题”的这一理由符合本案相关案件事实，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对“股权转让价款”这一争议问题，前后两份股东会决议中所约定的相关内容之间前后不同、相互矛盾，不论采信第一份股东会决议，或采信第二份股东会决议来判断是否应支付股权价款都存在偏颇，都会得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在是否应支付股权转价款的关键问题上，尽管前后两份股东会决议属有效决议，但因在是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关键问题上前后两份决议相关内容相互矛盾，一审法院把“两份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以及关系问题”作为断案的依据是错误的，而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来作为依据并作出认定。第三，股权转让协议是对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实质性更改，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变更。尽管双方当事人在转让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对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变更。但是，根据转让协议的内容，双方确实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内容。一方面从内容上看，把第一份股东会决议中第一条“同意公司原股东吴海将所持有公司20％股权出资额为40万元人民币以10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股东齐绍刚”的约定与《股权转让办议》中的相关内容比较，可以清楚发现第一份股东会决议中“以10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这个约定已经取消了，其他内容如股权比例、出资额等仍然维持不变。所以，通过上述证据材料的比较发现：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中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内容在2016年9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取消了；另一方面，从时间先后顺序看，签署转让协议的时间比签署第一份股东会决议的时间晚了近一年，应当采信时间晚的转让协议。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之规定，在是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这个关键问题上，通过转让协议的方式，双方当事人己经对此前的约定进行了实质性更改，自转让协议成立之日起，上诉人应按照变更后的约定执行，所以受让被上诉人20％股权不应再支付此前约定的105万元的价款。二、一审法院因认定事实错误，所认定“因原告就涉案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有且有一次约定，故双方均应当按照该决议的内容履行”的结论错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涉案事实，双方当事人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针对股权转让事宜而专门签订的，故，自该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此前第一份股东会决议中约定支付105万元价款的约定发生了实质性更改，双方均应当按照变更后的新的协议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请求违反该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按照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内容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第一，双方在签署了2015年9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后，并没有实际履行该股东会决议，也未向登记机关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在2016年9月21日前被上诉人仍然是思迈特公司的股东，其股权仍然由被上诉人所持有、并未变更给上诉人。因此，原告不可能按照2015年9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第二，据现在登记机关备案得的相关资料反映，涉案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落款的时间均为2016年9月21日，登记机关的备案资料中并没有第一份股东会决议。第三，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并于30日内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显然，一审法院关于“原告按照2015股东会决议内容完成变更登记”的认定不能成立，所以，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注意：双方只能按照2016年9月21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申请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做出的“原告按照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内容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这一认定缺乏相应事实依据予以支撑，由此做出的一审判决错误。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经济损失是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受让被上诉人20％股权不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所以，上诉人并未占用被上诉人的资金（股金），被上诉人也没有资金（股金）损失的条件。故，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支付资金损失的判决是错误的。五、当事人之间己经达成了债务承担的合意，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抵消债务的抗辩理由符合此前约定和法律规定。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前后债权债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的约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向对方就债务承担责任己经做出了承诺和认可，即被上诉人应就相应的债务向止：诉人承担责任，反之，上诉人也应就有关债务向被诉人承担责任。因此，一审法院作出“原告亦不同意抵销”的认定不符合上述转让协议的约定，是认定事实错误。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消”的规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的同时，已经就股权转让当日之前和之后的债权债务责任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即，不管是2016年9月21日以前的债务、还是2016年9月21日以后的债务均应向对方承担法律责任。所以，承担债务的约定是双方己经协商一致的，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并不属于同种性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抵消条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了本案错误判决，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当事人应履行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不应当继续履行2015年股东会决议的这一客观事实，故提起上诉并请求依法纠正，以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吴海辩称：吴海与齐绍刚双方就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应以2015年9月28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为准，一审法院判决齐绍刚支付吴海股权转让款认定事实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原判。第一，吴海与齐绍刚以及另一股东齐绍刚于2015年9月28日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对股权转让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并于2016年9月21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吴海按照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履行了义务，但齐绍刚并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吴海一审诉请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无误。第二，齐绍刚称工商局档案中的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系对双方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所作变更，与事实不符。首先，事实上是，吴海、齐绍刚与另一股东齐绍刚于2015年9月28日签订股东会决议后，因公司借款，股权被质押作为公司借款的担保不能马上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待2016年9月21日，股权质押解封后，再办理的股权变更登记。而吴海、齐绍刚在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时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转让协议只是再次对股权转让行为及转让股权内容进行了确认，也并未有对2015年9月28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作出变更的内容，故一审判决认为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只是进一步就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中的转让股权份额予以确认，并未实质更改2015年9月28日的决议内容，也未就转让价款予以变更或者重新约定，故两份决议并非承继或者替代关系，与事实相符。其次，从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程序来说，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均需提交变更所需的相关文件，并为统一模板，办理变更时，会一并交予当事人签字，故吴海在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时，签订的均为工商局提供的模板文件，这并不能代表吴海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从吴海的角度来说，工商局的文件只是办理股权变更所需，当时作为法律意识淡薄的吴海，根本不会仔细查看其所签订工商局提供的模板文件。故其与齐绍刚于2015年9月28日所签订的股东会决议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一审时，齐绍刚答辩：在当时商议股权转让款等相关事宜时，达成口头一致意见，公司以其对原告一笔债权转让给被告，被告以该债权直接抵扣、抵消被告该笔股权转让款的金钱债务。从齐绍刚该陈述内容可看出，其是认可与吴海约定了股权转让款的，但关于债权转让一事的陈述与事实不符。首先，被告一审时提交的债权债务协议等证据均系吴海起诉后签订的，假设确实约定了债权转让，为什么不早在股权变更登记办理完毕时，向吴海主张，故其行为与其陈述互相矛盾，应不予采信；其次，齐绍刚在吴海起诉后签订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不排除是其欲躲避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而签订的虚假协议。因为齐绍刚与另一股东齐绍刚作为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让公司与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而事实上，公司对吴海并不享有债权，即便假设享有债权，也系另一法律关系，不能一并在本案中进行处理。再次，齐绍刚所称的所谓的债权转让并未生效，吴海本人根本对所谓的债权转让不知情，且与本案的股权转让纠纷并无关联。最后，齐绍刚所称的双方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债权债务的约定，已就股权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达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的陈述没有法律依据。假设该协议生效的前提下，该协议也仅就双方个人的债权债务，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相应承担。但吴海与齐绍刚个人除本案中的股权转让款的债权纠纷外，并未有任何其他的债权债务纠纷，故齐绍刚关于双方已就债权债务责任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的陈述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第四，按照交易习惯以及公平原则来说，在成立公司时，吴海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一，其对公司经营投入了大量的经济以及精力，在转让其所持公司股权时，不可能不要求受让方支付相应对价。而齐绍刚所称的债权抵消也与事实不符，且与本案并无关联，故齐绍刚受让吴海所持公司股权，就应当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而双方在2015年9月28日所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已对此清楚的进行了约定，吴海已按照约定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了齐绍刚，齐绍刚就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于工商局的模板“股东会决议”以及模板“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能代表吴海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论从交易习惯来说，还是公平原则来说，吴海不可能不要求股权受让方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吴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050000元，并自2016年9月21日起按照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7年3月31日止为23901元，后续利息自2017年4月1日继续计算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思迈特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9日，原、被告及另案当事人香杨原系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0%、30%、30%。2015年9月28日，思迈特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一、同意公司原股东吴海将所持有公司20%股权出资额为40万元人民币以1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股东齐绍刚。二、同意公司原股东吴海将所持有公司20%股权出资额为40万元人民币以10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股东齐绍刚。股权转让后，现有股东出资情况如下：1、股东齐绍刚，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50%，实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2、股东齐绍刚，认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50%，实缴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三、解除吴海在思迈特公司一切职务及所享有的权利及义务，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吴海本人一切债权债务与思迈特公司无关，思迈特公司一切债权债务与吴海本人无关。四、同意就上述变更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该协议末尾有吴海、齐绍刚、齐绍刚签字及按捺指印，并加盖有思迈特公司印章。 2016年9月21日，思迈特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信息，公司股东变更为齐绍刚、齐绍刚，持股比例分别为50%。思迈特公司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资料显示，2016年9月21日思迈特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思迈特公司股东于2016年9月21日在做出如下决定：一、同意公司股东吴海将其持有公司20%的股权（出资额40万元）转让给齐绍刚；同意公司股东吴海将其持有公司20%的股权（出资额40万元）转让给齐绍刚；二、转让后股东出资情况如下：齐绍刚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50%，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16年9月21日，齐绍刚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50%，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16年9月21日。三、齐绍刚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不变；齐绍刚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不变。”该股东会决议末尾有吴海、齐绍刚、齐绍刚签字及按捺指印，并加盖有思迈特公司印章。同日，吴海、齐绍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出让方：吴海，受让方：齐绍刚，经双方协议并交由股东会通过，出让方将其持有的思迈特公司20%的股权（出资额4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股权转让前后债权债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本协议自签订日起生效，并于30日内到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同日，思迈特公司形成章程修正案，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予以载明。 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抗辩原告向思迈特公司借款1674258元，后思迈特公司将该项债权转让给了被告，因此，被告主张该笔款项可以与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权抵消。 以上事实有思迈特公司章程及修正案、2015年9月28日、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南明区工商局关于思迈特公司股东变更的原始档案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与2016年9月21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以及关系问题，在2015年9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已经对转让股权的份额、价款以及相关债权债务等事宜均进行了明确约定，而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系再一次对转让股权的份额进行了确认，而此份决议中并未重新约定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两份股东会协议均是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决议。因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在后，而该决议只是进一步就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中的转让股权份额予以确认，并未实质更改2015年9月28日的决议内容，也未就转让价款予以变更或者重新约定，故两份决议并非承继或者替代关系，被告抗辩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对2015年9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变更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原被告就涉案股权转让款的约定有且只有一次约定，即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故双方均应按照该决议的内容履行。本案中，原告按照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内容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被告理应按照该协议履行支付转让款1050000元的义务。 关于被告主张其因思迈特公司债权让与而对原告享有的1674258元（借款）债权理应与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抵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之规定，债务抵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即互负到期债务、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且不属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不得抵消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中，首先，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对思迈特公司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其次，即使存在该笔借款，但该借款与本案股权转让款并非属于同种性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抵消的条件；最后，原告亦不同意抵消。故，被告的此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05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6年9月21日起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因被告未按照双方约定按期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对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05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损失，因原被告双方并未就支付转让款履行时间予以约定，但考虑到原告已经于2016年9月21日办理完涉案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且原告实际也有一定的资金占用费损失，本院酌情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失10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齐绍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吴海支付1050000元及相应损失1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65.11元，由原告吴海负担465.11元，被告齐绍刚负担14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齐绍刚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香扬、齐绍刚2017年8月2日形成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载明：一、同意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将其在2016年9月6日对吴海形成总金额1423470元的债权转让给公司股东香扬。二、同意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截止到2015年6月3日对吴海形成总金额1674258元的债权转让给公司股东齐绍刚。三、公司将对吴海的上述债权转让给股东香扬、齐绍刚并得到依法确认后，该债权视为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借款给股东。股东香扬、齐绍刚应当及时将借款偿还给公司。四、债权转让方、债权受让方就债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应当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进行具体约定。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与齐绍刚于2017年8月1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齐绍刚、吴海、香扬于2015年9月28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否为齐绍刚支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依据；二、是否能因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让与该公司对吴海的债权给齐绍刚而抵消齐绍刚应履行的给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三、齐绍刚是否应向吴海支付经济损失。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齐绍刚、吴海、香扬于2015年9月28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否为齐绍刚支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依据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应作为齐绍刚支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明确载明了吴海转让给齐绍刚股权的份额、价款等事宜，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的三位股东吴海、齐绍刚、齐绍刚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及按捺指印。因此，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关于股权转让事宜是吴海、齐绍刚之间的共同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吴海、齐绍刚之间的股权转让具有拘束力，应作为齐绍刚支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依据。其次，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均没有改变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均确认了2015年9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股权转让份额且均没有对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作重新约定，应视为对于2015年9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的进一步确认。再次，股权转让登记并非股权转让生效的要件，即便登记机关的备案资料没有包括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也未能改变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关于股权转让内容的效力。故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齐绍刚、吴海、香扬于2015年9月28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议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应为齐绍刚支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依据。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是否能因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让与该公司对吴海的债权给齐绍刚而抵消齐绍刚应履行的给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吴海不认可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享有债权，亦不认可齐绍刚提出的债务抵消的主张；本案既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对吴海享有生效的确定的（仲裁机构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或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调解书等）债权，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对吴海的债权转让给齐绍刚得到依法确认，且齐绍刚主张的受让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让与该公司对吴海的债权形成在与吴海的股权转让之后（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股东香扬、齐绍刚2017年8月2日形成股东会决议，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与齐绍刚于2017年8月1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齐绍刚因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让与该公司对吴海的债权给齐绍刚而抵消齐绍刚应履行的给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债务的条件尚未成就；即便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对于吴海享有确定的债权，亦属本案股权转让关系之外的另一法律关系，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可通过另外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利。故不能因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让与该公司对吴海的债权给齐绍刚而抵消齐绍刚应履行的给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债务 关于焦点三，齐绍刚是否应向吴海支付经济损失的问题。尽管2015年9月28日股东会决议、2016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均未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的时间，但参照双务合同的对等给付原则，股权转让受让方自股东变更登记之日起应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2016年9月21日，贵州思迈特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信息，公司股东由香扬、吴海、齐绍刚变更为香扬、齐绍刚。因此，齐绍刚自2016年9月21日就应当履行支付吴海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齐绍刚至今未向吴海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吴海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齐绍刚应向吴海支付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齐绍刚向吴海支付经济损失10000元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齐绍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65.11元，由上诉人齐绍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莲昌 审判员  雷 苑 审判员  罗 宁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郭佳 书记员李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