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103民初6980号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人民南路3005号深房广场B座3603室。法定代表人：宋占利，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新、刘艳敏，辽宁腾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法定代表人：郑学东，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邓全玉，辽宁法大（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付恒，男，197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第三人：隋毅，男，198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付恒、第三人隋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新、刘艳敏、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邓全玉、被告付恒、第三人隋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诉称，原告通过第三人隋毅和被告付恒向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订购机票，起飞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在沈阳飞往曼古，返程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曼谷飞回沈阳，被告为原告发送《3.19切票确认件3.61》后原告支付34名乘客机票款。3月19日34名乘客准时从沈阳飞往曼谷，3月26日名乘客准备从曼谷飞回沈阳时被机场告知这34名乘客是25号的飞机，25号的飞机行程已经结束。34名乘客滞留机场，原告通过第三人隋毅和被告付恒紧急联络被告大运通公司，但二被告没有拿出任何措施和解决方案，无奈之下，原告通过其他途径紧急重新购票，先让滞留机场的34名乘客回到目的地，送走乘客原告再次通过隋毅和付恒联络大运通公司，但大运通公司仍然没有态度，甚至认为自己在此次事故中没有错误，原告认为，原告是在被告发送《3.19切票确认件3.61》后支付的机票款，切票确认件反复确认都是3月19日起飞，3月26日返程，但被告公司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私自将返程机票更改至25号并且没有通知原告，导致34名乘客滞留机场，导致原告不得不重新购买机票先行送走乘客，也因此导致原告重新购买机票损失120700元，此损失完全是被告疏忽过错造成的，应由被告承担并赔偿给原告。故请求:一、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120700元及利息损失；二、人民法院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未辩称，一、原告不是代订机票委托合同的相对人，故其不是该案的适格原告。本案代订机票的委托人是隋毅，原告与被告大运通旅行社之间没有形成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原告的起诉主体不适格，退一步讲，即便有纠纷也应当由隋毅直接提出。隋毅在委托订机票时候，也从未告知被告预订的机票是受原告旅行社的委托，因此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原告作为第三人无权介入到本案涉及的隋毅与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来，因此依照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二、预订的机票时间、数量与委托人隋毅的要求一致，被告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违约，不承担违约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第三人隋毅委托第二被告代订机票，隋毅与被告旅行社之间成立的是代订机票的单项委托合同，答辩人只要按照委托人隋毅的要求预订好机票就算履行了合同义务。通过隋毅与付恒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早在2018年3月15日，付恒就将预订的2018年3月25日落地深圳酒店的电子邮件的解图发送给了隋毅，隋毅表示好，知道了。在2018年3月18日，付恒也将预订完毕的2018年3月25日曼谷回深圳的飞机票的电子客票行程单发送给了隋毅，隋毅收到了依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按照旅行社行业惯例，这种团队机票，是需要领队拿着该团队电子客票行程单换取登记牌的，因此领队必然在出团前拿到电子客票的行程单，以便领取登机牌。那么在拿到电子客票行程单后，行程单上明确注明系2018年3月25日由曼谷返回深圳的机票信息，原告也没有提出异议。因此，这些都足以证明了被告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完成的机票预订委托业务，不存在操作失误和违约，因此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三、账单仅是公司内部沟通的参考件，预订机票的人数和时间都仅作为参考，并非最终确认的委托合同。原告主张代订飞机票的客人是34人，但该账单显示是35人，同时，该账单显示的是大运通旅行社给付恒的，是公司内部的联络件，本身也没有原告的签字盖章或是隋毅本人的签名确认，因此这份账单并不是双方成立的委托合同，而仅是询价的要约邀请，并非要约，更没有承诺。《合同法》规定，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才表明合同关系成立，具体地说，预订的飞机票是数量是34人，航班时间是2018年3月25日，预定的当天的落地酒店也是2018年3月25日的。这些均是经过隋毅确认和同意的。这个账单上的内容也注明了是参考航班，人数与最终定订票的人数也不一致，这些主要合同条款内容均不确定的情况下，就不是最终形成的委托合同。不能以账单作为委托合同进行认定，最终的订票要求应以微信确认的时间、人数为准。被告按照最后确认的人数和时间预订机票，没有任何服务瑕疵和过错，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的主张，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以上答辩意见希望法庭予以采纳，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付恒辩称，其意见与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一致。第三人隋毅述称，我认为作为大运通这样的旅行社来讲，应该有担当，发生事情后第一时间我联系付恒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大运通有错，其承担一些责任，我承担一些责任，应该我承担的责任我承担，大运通发的行程，我五次进行询问，他都是19到26的行程，并没有文字告诉我行程已经变更到25日，3月18日又发行程单，根本没有必要，被告将航班变更我的行程都要变更，我一再确认，付款时已经确认了，18日发的没有意义，已经超过时效了，19对26日，26日曼谷回沈阳，如果确认件上直接写25号曼谷回沈阳，就不会有问题了。大运通说我有过错，我五次询问大运通要准确时间，他都是说19-26日的，所以大运通应该负主要责任。给我发行程截图，也应该用文字确认，但只是发过来一张纸。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通过第三人隋毅定购沈阳至曼谷机票，第三人隋毅找到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付恒在该社为原告订购机票。2018年3月6日下午1：54付恒发给隋毅“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该“账单”上载明机票时间为：3月19日沈阳-曼谷3月26日曼谷-沈阳往返机票30张，南航航空。参考航班时刻：沈阳-曼谷CZ835721：50-03:00曼谷-深圳CZ608416：45-20:50深圳-沈阳CZ638509：10-13:10数目：共计35人，金额为101500元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在该“账单”上加盖“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亚大部团队确认章。收到该确认件后，隋毅支付了购票款。此后，至2018年3月17日付恒先后5次将上述“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通过微信传送隋毅，并确认上面的时刻是准确的。3月17日付恒与隋毅确认出境人数为34人，并将34人名单上传。第三人隋毅将“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发给原告，原告将该“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发给自己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旅游团领队。该旅游团队于2018年3月26日在曼谷机场准备登机遭拒，被告知其34人的机票是头一天的，即3月25日的，后原告即刻联系隋毅、付恒、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但三方未达成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临时为游客购买了不同航班、不同价格的机票，让34名游客得以回国。为此，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回国机票款118，220元。另查明，2018年3月16日被告付恒将“航空客票行程单”在微信上发给第三人隋毅，且将中转酒店的信息也发给隋毅。该行程单载明回程时间为3月25日，但没有引起隋毅的注意。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第三人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及提供的“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微信截图、转款凭证、“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等证据，经当庭出示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付恒系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应对其工作人员从事的有关公司业务民事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造成本案原告损失的发生，本案的被告、第三人及原告自身均有责任，各方均有过错。首先，第三人隋毅受原告的委托为原告购买团体机票，第三人隋毅找到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付恒，付恒在查询有票并确认出行时间的情况下同意为第三人购票，经过多次沟通，2018年3月6日下午1：54，付恒给隋毅通过微信发送“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隋毅按此确认件支付购票款，并于当日下午3:14给付恒发送出行人员名单，确认出行人员为34人，出行时间为3月19日至3月26日。至2018年3月17日，付恒共五次发给隋毅该“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以此确认航班消息及行程。但在3月15日付恒曾经给隋毅发过一个截图，告知其将该件交给领队，用于“中转地入住酒店用”。3月16日还发过一个“航空电子客票行程单”。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被告付恒作为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先后5次向隋毅发送“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该件上虽标注“账单”，但根据隋毅与付恒在微信中的往来对话，该“账单”应为“切票确认单”，该“账单”中对行程的标注存在明显错误，其上写明：3月19日沈阳-曼谷、3月26日曼谷-沈阳，但在下面所写的参考航班信息显然是从曼谷不能直接回到沈阳，需要在深圳中转，根据中转时间，其并不是在同一天里，那么在曼谷登机的时间是3月25日，还是3月26日？该单上并未写明，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旅行社公司，且经常为他社、他人订购机票，对载有如此不明确“机票日期”的“账单”，还在上面盖章确认，且还由其工作人员付恒作为“切票确认件”多次发给客户，实属不负责任。还有该“账单”上，在盖着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亚大部团队确认章的下面，其确认的日期是“2017年3月6日”（实为2018年3月6日），可见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付恒发给隋毅的作为“切票确认件”的“账单”有诸多不明确及错误的地方。被告付恒对其工作没能做到认真负责，对书面文件内容未尽认真审查的义务。虽然付恒后期给隋毅发送了行程单，但对航班信息更改、变动、中转等重大信息，未能尽到特别提醒义务。第三人隋毅，作为原告与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付恒订购机票的联系人，对被告付恒所发“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的内容未仔细阅读，片面相信“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的准确性及以往订票经验，以致于对付恒于3月16日发送的行程单没有理会，更没有注意到行程单上，在曼谷的登机时间已改为3月25日，更没有将付恒所发微信的内容发送给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其责任不可推卸。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作为34人旅行团队的组织者，其领队也仅仅依赖“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上所载明的时间组织团队登机，未能仔细阅读“3.19切票确认件3.61.pdf.209k”上航班时刻，实际上从曼谷回到沈阳需要的时间为2天，其率领的旅行团旅游的全部时间定为8日，如26日登机回沈，需27日到达沈阳，旅行时间就不是原定的8日而为9日。此外，原告方没有提前打印或阅读“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电子客票行程单”，其上已载明回程的时间及航班，故对旅行团错过航班原告其自身的责任也不能忽略。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以上各方的不认真、工作上的马马虎虎、凭经验办事，导致原告组织的旅行团错过航班、原告另购34名游客回程机票，故相应的损失应由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付恒、隋毅、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按其责任大小各自承担，被告付恒应承担的部分由其所在公司即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机票损失款60，000元；二、第三人隋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机票损失款30，000元；三、驳回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及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付恒及第三人隋毅的其他抗辩意见。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64元，被告辽宁大运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00元、原告深圳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614元、第三人隋毅负担5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曲 莹人民陪审员 关 宏人民陪审员 杜宜卓3523615104775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徐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