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4行初108号 原告藤县天平镇龙胜村民委员会龙庆第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陈混承，组长。 委托代理人罗海萍，藤县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藤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藤县藤州镇登俊路**。 法定代表人覃仕平，县长。 委托代理人卢宁，藤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朱翰霖，藤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 被告梧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梧州市长洲区新兴三路** 法定代表人李杰云，市长。 委托代理人廉嘉嘉，梧州市司法局科长。 委托代理人易晓薇，梧州市司法局法律顾问助理。 第三人藤县天平镇龙胜村民委员会胜塘第六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成芝，组长。 委托代理人梁心芝，男，196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藤县。 委托代理人梁宾贤，男，195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藤县。 第三人梁心芝，男，196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藤县。 第三人梁宾贤，男，195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藤县。 原告藤县天平镇龙胜村民委员会龙庆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庆三组）与被告藤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藤县政府）、被告梧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梧州市政府）山林权属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庆三组的诉讼代表人陈混承及委托代理人罗海萍，被告藤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卢宁、朱翰霖，被告梧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廉嘉嘉、易晓薇，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兼第三人藤县天平镇龙胜村民委员会胜塘第六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胜塘六组）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藤县政府于2018年7月3日作出藤政决〔2018〕23号《藤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决定书》），决定：1.争议的金鱼岭林地权属归申请人胜塘六组所有；2.撤销被申请人龙庆三组持有的“证号25”《山界林权证》坐落地名“金鱼岺”项山林权属登记内容；撤销藤林证字（2009）第09020304号《林权证》“宗地号24”小地名“金鱼岭”项山林权属登记内容；3.争议的金鱼岭林木权属归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所有。龙庆三组不服藤县政府《行政决定书》，向梧州市政府申请复议，梧州市政府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梧政复决字〔2018〕50号《梧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藤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 原告龙庆三组诉称，藤政决〔2018〕23号《行政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本案争议的金鱼岭山林在解放前是龙庆三组陈文佳的山林,解放后归龙庆生产队(大集体)所有,直到约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平公社成立“五七”干校,要用龙庆生产队所有的金鱼岭、大坦山林开茶场种植茶叶,约1976年“五七”干校散场,散场后此茶场作为天平高中勤工俭学基地,天平高中在管理约一年后就不再管理此茶场,后由原山主龙庆生产队管理继续采摘茶叶。1982年实行承包责任制时,金鱼岭明确落实到龙庆三组所有和使用,龙胜大队(当时龙胜大队分为四个片，分别为:胜塘、埌坡、龙庆、登塘)的四个片都派代表和大队干部陈某承在场进行落实和填表核对承包各片山林,胜塘片派莫宛宗代表,埌坡片派李杏南代表,龙庆片派陈沛成代表,登塘片派杨敏宗代表进行落实确认无误,因此原告所取得的1982年《山界林权证》是经过合法程序取得,上述事实有原告在复议阶段提交的证据:藤县天平镇林业工作站出具的1982年7月1日天平公社（镇）龙胜大队龙庆三生产队集体山林登记表的档案材料和龙胜大队管理委员会的林业三定工作落实情况汇报可证实,并证实林业“三定”时金鱼岭山林是没有争议的,所以1982年山界林权证是经过合法程序取得的。而第三人胜塘六组所提供的1963年1月18日分山记录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是其所有，那么应当有1962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是在“林业三定”时期对争议山取得的山界林权证予以证实,第三人胜塘六组都没有上述两个时期的权属凭证，说明争议山本来就不是其所有的事实。二、两被告认定“随着‘文革’结束后管理茶场机构解散,申请人不断主张山林权属,制止被申请人罢茶根改种农作物和玉桂进行管护,被申请人接受了制止和补偿,申请人后来还不断在争议林地种植玉桂、柿子、三华李和桉树,二十多年来被申请人从无正式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过异议”等事实是错误的,第三人胜塘六组并没有不断主张山林权属,也没有不断在争议林地种植玉桂、柿子、三华李和桉树,原告也没有接受制止和补偿的事实,而第三人梁宾贤、梁心芝在纠纷未解决前于2011年强行侵占争议山种植桉树。在新大茶叶加工解散后,原告把茶根全部挖起改种花生、木茹、烟、桂苗等农作物,到了后阶段原告对争议山林都是实行粗放式管理,因为是集体管理使用没有分落到户，所以是以粗放式管理为主,但不等于没有管护事实，更不能作为否认权属的依据。两被告认定“龙庆三组在林业三定时虽取得登记争议山林的《山界林权证》,但其没有四固定时拥有争议山林权属的证据,藤县天平镇林业工作站“三定”档案中未存有该组有关登记金鱼岭山林的集体山林登记表,该组也没有茶园失管后争议山林权属合法变更归其所有的证据。”等事实是错误的，四固定时双方都没有权属证据,而对方提供的1963年1月18日的经分记录里面的九位经分人,原告在复议阶段提交的龙胜村委证明已证实九位经分人全部是第三人胜塘组的村民,没有原告组或其他组的人参加分山确认,该分山记录不具备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另外，原告在复议段提交的林业站“三定”档案即天平镇龙胜村龙庆三生产队集体山林登记表,该表最后第一项明确登记有争议山金鱼岭,且四址和原告提供的林业三定时的《山界林权证》的四址一致。争议双方都没有茶园失管后争议山林权属合法变更归属这方面的证据。按照当时的历史原因，类似这种没有合法变更所有权和使用权手续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不单单是争议山,虽然没有办理合法变更手续，但事实上争议山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已经返还给原告所有和使用。两被告对“生产责任制开始后,龙庆三组毁掉茶根种农作物和玉桂时与胜塘六组发生山林权属纠纷……新林权证属违法发证的错证。”的认定是错误的,颁发林权证之前是经过公示无异议后才给予发证，因此新林权证是合法有效权属凭证,其与1982年《山界林权证》互相印证，可以证明争议山属原告所有。《山界林权证》是被告藤县政府颁发,在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撤销或新的林权证取代之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林地权属凭证,被告藤县政府在确权时否认其颁发的权属凭证而采信没有法律效力的当事人随意书写的凭证,很明显是为了偏袒第三人胜塘六组而作出的认定。综上,被告藤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梧州市政府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维持被告藤县政府的决定,依法均应予以撤销。为此，原告诉请：1.撤销藤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2.撤销梧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3.由藤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龙庆三组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藤政决〔2018〕23号《行政决定书》、梧政复决字〔2018〕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藤县政府与梧州市政府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2.1982年山界林权证、2009年林权证（编号为B450901663363）、陈某承、陈某某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金鱼岭山林历来为原告龙庆三组集体所有和使用，1982年山界林权证、2009年林权证经过合法程序取得，并证明证人身份情况；3.天平公社（镇）龙胜大队龙庆三生产队集体山林登记表、龙胜大队林业三定工作落实情况汇报，拟证明1982年山界林权证与林业工作站存档的山林登记表登记内容一致，上述两份证据应作为确认争议山林为原告所有和使用的依据，原告取得1982年山界林权证的程序合法；4.2018年8月8日天平镇龙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第三人梁心芝提供的1963年1月18日朝阳生产队资料中九位经分人全部是第三人胜塘组的村民，该分山记录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确权依据；5.民事起诉状、山界林权证、撤诉申请书、藤县人民法院（2016）桂0422民初168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告发现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在争议林地种植桉树后提出异议向法院起诉要求排除妨碍，后因第三人提出确权申请而撤回起诉；被告认定“申请人后来还不断在纠纷林地种植桉树，二十多年来被申请人从无正式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过异议”的事实是错误的；6.2019年1月17日天平镇龙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梁某坤与第三人梁心芝是父子关系，梁某坤与梁某某是亲兄弟关系；被询问人梁某坤与梁心芝存在亲属关系，其所讲的事实不可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目录第32至33页梁某坤笔录）；7.被告藤县政府卷内目录中的陈某某问话笔录（P38-39），拟证明茶场解散后，争议山一直是由原告经营管理。 被告藤县政府辩称，藤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适当，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藤县政府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一、事实方面的举证：1.权属纠纷现场勘验笔录、权属纠纷区域图及勘验照片（P15-18），拟证明争议山林的四至范围、面积及地上附着物；2.梁心芝、梁宾贤、陈混承、梁某坤四人的笔录，拟证明原告和第三人胜塘六组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时各自拥有争议山林权属的证据，1963年1月18日，朝阳生产队第六队的分山记录记载其分得争议山林；3.梁心芝、梁宾贤、陈混承、梁某坤、梁某芝六人的笔录、陈某某2016年9月14日所作的证明、胜塘村集体组织的演变，拟证明文革期间天平公社“五七”干校和天平高中利用争议山办茶场，文革结束后“五七”干校和天平高中解散，茶园随之失管。大生产队集体时期，胜塘片第五队与第六队合并为朝阳生产队，1980年大生产队分小队时，朝阳生产队分成胜塘第六、七、八小队，后来小队改成为小组；4.山界林权证，拟证明林业三定时,胜塘六组没有对争议山林进行登记、发证,原龙庆第三生产队的“证号25”《山界林权证》登记有坐落地名为“金鱼岺”、、地类为&ldquo荒山”、“四至范围为东全洲、南全洲、西全洲、北田头的山林”的山林,登记的山林范围包含了争议山林范围在内；5.梁心芝、梁宾贤、陈混承、梁某坤、梁某芝、陈某承、莫某功、陈某全八人的笔录，拟证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原告村民曾毁掉争议山茶根改种农作物和玉桂,第三人胜塘六组发现后进行制止和找相关种植人交涉,也曾找村委、镇林业站和镇司法所处理,后来第三人胜塘六组补偿原告的村民陈某承在争议山所育的桂苗和所种的玉桂,陈某承从此停止管理玉桂,其他村民后来也停止种植农作物,但双方没有对争议山林权属达成协议，大约1995年后第三人梁心芝在争议山种上玉桂、柿子和三华李；6.林权证、2009年林改登记材料，拟证明2009年林改，第三人胜塘六组以“宗地编号”、、地名&ldquo金鱼岭”对争议山现场勘界、登记,登记权利人为梁心芝、梁宾贤,但没有取得林权证;原告则取得藤林证字(2009)第09020304号《林权证》,该证登记的“宗地编号24”、小地名“金鱼岭”的山林,与争议山林范围一致；7.梁心芝、梁宾贤、陈混承、梁某芝四人的笔录、调解证明、调解笔录、告知书，拟证明争议山后来发生山火,只剩下少量玉桂,2011年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在争议山残余玉桂外的区域种植速丰桉,并一直管护残余十几株玉桂和所种的桉树。2016年6月因原告通过村干部告知申请人对山林权属异议后再次发生金鱼岭山林权属纠纷，纠纷再经村、镇调解无效后,第三人胜塘六组遂向藤县政府请求将争议山林确权处理；8.梁某芝笔录、梁宾贤笔录、声明，拟证明朝阳生产队分出的胜塘七、八组对争议山林不主张权属，天平镇第一初级中学(其前身是天平高中)对争议山林也不主张权属。二、程序方面的举证：山林纠纷案件批办登记表、藤县林业局集体讨论山林确权建议记录笺、关于金鱼岭山林权属纠纷调查报告书、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受理通知书、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确定利用现状通知书、提出答辩书、答辩书、金鱼岭山林纠纷案调解会议签到表、金鱼岭山林纠纷调解质证会议记录、调解现场相片、藤县人民政府权属案件讨论记录、藤政决〔2018〕23号《行政决定书》、送达回证，拟证明程序合法。三、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四、法律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第三十条第(一)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一九六二年‘四固定’时确定权属为准”、《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林权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试行)》第十条“林权存在权属争议的依法调处解决,未调处解决的,不得流转,也不予确权发证”。 被告梧州市政府辩称，梧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恰当，是一个正确的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要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 被告梧州市政府就事实方面的举证与被告藤县政府一致，本院在此不予罗列。梧州市政府另提交了拟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行政决定书》；2.《行政复议决定书》；3.行政复议申请书；4.组长身份证明；5.授权委托书；6.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调解意见书；7.2018年8月8日天平镇龙胜村委会出具的证明；8.集体山林登记表；9.情况汇报；10.行政复议答复书；11.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快递回执单；12.送达回证。 第三人胜塘六组、梁心芝、梁宾贤共同述称，一、第三人胜塘六组所提供的1963年1月18日分山记录的权属凭证具有法律效力。在“三包四固定”时期，分山记录历来是稳定山林权属的原始依据,一直是受到法律支持。二、根据原告在复议阶段提供的龙胜村委会证明，1963年1月18日分山凭证的九位经分人全部是第三人胜塘组的村民,没有原告组或其他组的人参加分山确认,其认为该分山记录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其实这就是争议山金鱼岭权属的根本所在,胜塘组村民分得本组的山,原告村民分得龙庆组的山,没有质疑的地方。由此可见,争议山金鱼岭原本就是属于胜塘组。三、原告称在颁发林权证之前,是经过公示无异议后才给予发证的,事实上工作的流程是勾图时,各个自然村为一个工作范围,一个自然村完成了再到下一个自然村,所以公示也是在各个自然村进行公示的,所以原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四、关于原告方的证人证言,陈某承的证言中并未提及其任职期间,胜塘六组多次要求大队、镇司法所和林业站调处的事实和处理结果。正是因没有配合落实当时的调处决定,才导致今日纠纷。陈某某的证言证实挖茶根改种其他农作物(花生、木茹、豆类等)至今一直是龙庆三组管理使用，该证言不可信。 第三人胜塘六组、梁心芝、梁宾贤在庭审中提供分山记录作为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龙庆三组提交的证据，被告藤县政府质证认为，证据1，没有异议，但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证据2，1982年《山界林权证》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原告没有权属变迁的证据，对该林权证不予认可；2009年林权证根据藤县政府所调查的事实可知，原告是在有纠纷的情况下取得的林权证，对此不予认可；陈某某于2016年9月14日所作的证言，其在8月份的询问中承认桉树是第三人所种，但9月份的证言中称是原告所管，对该相互矛盾的证据不予认可；陈某承的证词与藤县政府所调查的事实不符，不予认可。证据3，情况汇报材料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集体山林登记表与证据2中对1982年《山界林权证》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4，龙胜村委会的证明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此不予认可。证据5，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证据6，梁某坤与第三人梁心芝的关系，由法院认定，证明不了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被告梧州市政府质证认为，质证意见与藤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另外补充以下质证意见：证据7，陈某某的问话笔录与藤县政府所调查的事实以及陈某承、莫某功等人的笔录都是相互矛盾的，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第三人胜塘六组、梁心芝、梁宾贤质证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都不是事实，所取得的林权证都是非法取得的。 被告藤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龙庆三组质证认为，藤县政府事实方面的举证：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有异议，梁心芝、梁宾贤是本案第三人，也是争议山的侵权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所以内容不可采信；对陈混承的笔录没有异议，但对梁某坤的笔录有异议，梁某坤与第三人梁心芝是父子关系，所以该笔录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内容不可采信；证据2的几份笔录，不能证明争议山在1963年归入生产队的事实，该证据是不可采信的，四固定时期的证据中没有四至范围和面积，也没有相关部门的盖章和其他组人员的签字确认，而且封面字迹与内容的字迹不一样，属于瑕疵证据。证据3，对梁心芝和梁宾贤等人笔录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致，对陈混承的笔录没有异议，对梁某芝的笔录有异议，梁某芝是胜塘**的村民，存在利害关系，不可采信；P71的证明没有异议，对胜塘村集体组织的演变不清楚，对证据3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茶场在解散后茶园是归还给原告继续管理，在1983年-1985年期间原告一直在采集茶叶。证据4，没有异议，争议山是原告所有，若是第三人所有应该是取得三定时期的山界林权证。证据5的笔录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笔录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6，没有异议，充分说明争议山权属为原告所有。证据7-8，质证意见与证据2的质证意见一致；调解证明、笔录、告知书都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声明没有异议。藤县政府程序方面的举证：藤县政府从受理到作出决定长达1年10个月，且没有关于延长处理时间的材料，因此程序不合法。对职权依据适用的法律没有异议。对法律依据部分内容有异议。被告梧州市政府、第三人胜塘六组、梁心芝、梁宾贤对被告藤县政府的举证没有异议。 被告梧州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龙庆三组质证认为，证据3-9，11-12没有异议，证据7、8、9说明争议山是原告所有；证据10，藤县政府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没有根据客观情况进行答复；三定时期所取得的山界林权证是经过合法程序取得的。被告藤县政府、第三人胜塘六组、梁心芝、梁宾贤对被告梧州市政府的举证没有异议。 第三人胜塘六组、梁心芝、梁宾贤提交的证据，原告龙庆三组质证认为，证据的来源不明确，是不合法的，若该份记录是真实的，在三包四固定时期就应该颁发山界林权证；证据没有相关部门盖章，当中没有四至范围和面积，也没有相关人员签名确认，由此可以认为该记录是任何人都可以填写的；证据的内容不真实，属于瑕疵证据。被告藤县政府、梧州市政府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反映了三包四固定时期第三人是分得争议山林。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龙庆三组、被告藤县政府、梧州市政府与第三人胜塘六组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定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龙庆三组与第三人胜塘六组争议的金鱼岭山林位于距龙胜村委会约0.6公里的往濛江渡口公路对面，四至界址为：东岭辽，南从岭辽落至冲督田边再沿山脚往西南至岭咀田边，西从岭咀田边沿山脚往北至岭咀田边，北从岭咀田边沿山脚往东南至冲督再上至岭辽，面积8.2亩，，地上附着物主要是桉树有少量玉桂。原告龙庆三组与第三人胜塘六组均未能提供在土改、合作化时期各自拥有争议山林权属的证据。1963年1月18日,第三人胜塘六组的前身朝阳生产队第六队的分山记录记载有“光山，在大社冲金鱼岭直出到托磨岭……直出至松山口,外荒山不入”,登记的山林范围包含了争议山林范围在内。文革期间，天平公社“五七”干校和天平高中利用争议山办茶场,文革结束后“五七”干校和天平高中解散,茶园随之失管。大生产队集体时期,胜塘片第五队与第六队合并为朝阳生产队。1980年大生产队分小队时,朝阳生产队分成胜塘六、七、八小队,后来小队改称为小组。林业三定时,第三人胜塘六组没有对争议山林进行登记、发证,原告的前身龙庆第三生产队证号为25的《山界林权证》登记有坐落地名为“金鱼岺”，四至范围为“东全洲、南全洲、西全洲、北田头”的山林,登记的山林范围包含了争议山林范围在内。上世纪八十年代,原告龙庆三组的村民陈某承曾挖掉争议山的茶树根改种农作物和玉桂,第三人胜塘六组发现后进行阻止,第三人梁心芝对陈某承所育的桂苗和所种玉桂进行补偿，陈某承停止种植行为。1995年后第三人梁心芝在争议山相继种上玉桂、柿子树和三华李树。2009年林改,胜塘六组以“宗地编号23”、、地名&ldquo金鱼岭”对争议山现场勘界、登记,登记权利人为梁心芝、梁宾贤,但没有取得林权证;原告龙庆三组则取得藤林证字(2009)第09020304号《林权证》,该证登记在“宗地编号24”、小地名“金鱼岭”的山林,与争议山林范围一致。争议山后来发生山火,只剩下少量玉桂,2011年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在争议山残余玉桂外的区域种植速丰桉,并一直管护十几株玉桂和所种的桉树。2016年6月因原告龙庆三组通过村干部告知第三人胜塘六组对山林权属异议后再次发生金鱼岭山林权属纠纷,纠纷再经村、镇调解无效后,第三人胜塘六组遂向藤县政府请求将争议山林确权处理。2016年，原告向藤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清除在争议山上种植的桉树并返还林地，同年9月原告撤回诉讼。2017年5月3日，藤县林业局组织原告及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进行调解，但没有达成协议。2018年9月4日，藤县天平镇林业工作站向原告出具1982年7月1日填写的《天平公社（镇）龙胜大队龙庆三生产队集体山林登记表》复印件,该表中有金鱼岭山林的记载，四至界线与本案争议的地点四至界址一致。另查明,朝阳生产队分出的胜塘七、八组对争议山林不主张权属。天平镇第一初级中学（其前身是天平高中）对争议山林也不主张权属。 本院认为，被告藤县政府依法对原告龙庆三组和第三人胜塘六组、梁心芝、梁宾贤的山林权属纠纷具有处理的职权。被告藤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证明第三人胜塘六组的前身朝阳生产队第六队在1963年即“四固定”时期领得争议山林。在“五七”干校和天平高中办茶场解散后，原告的村民曾经在金鱼岭山林上挖掉茶根改种农作物和玉桂，但受到第三人胜塘六组的制止，原告的村民接受了制止和补偿。随后，第三人胜塘六组的村民梁心芝1995年后种植玉桂，在玉桂树被山火烧后又继续种上柿子树和三华李树。2011年梁心芝、梁宾贤又共同种植桉树。综上事实和证据证明，第三人胜塘六组取得的山林权属来源清楚，并且对金鱼岭山林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虽然原告龙庆三组在1982年林业三定时取得登记有争议山林的《山界林权证》，但没有提供土改、合作化或者“四固定”等历史时期的权属来源证据予以佐证，亦没有提供原告取得《山界林权证》前对讼争山林进行管护的证据，因此，该《山界林权证》登记有争议山林记载内容本院不予认定，被告藤县政府撤销该证登记有关争议山林权属的内容并无不当。关于原告龙庆三组于2009年取得藤林证字（2009）第09020304号《林权证》应否撤销的问题。因该证在纠纷未调处解决且争议双方均在进行勘界登记的情况下，被告藤县政府向原告一方发证显然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林权改革确权发证办法（试行）》第十条的规定，被告藤县政府撤销该证登记有关争议山林内容属于依法纠错的行政行为。关于争议山林的林木所有权处理是否得当的问题。因争议山林内的玉桂和桉树是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种植经营，被告藤县政府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将争议的金鱼岭林木权属处归第三人梁心芝、梁宾贤所有正确。综上所述，原告龙庆三组的诉请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藤县政府作出藤政决〔2018〕23号《行政决定书》以及被告梧州市政府作出梧政复决字〔2018〕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是正确的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藤县天平镇龙胜村民委员会龙庆第三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藤县天平镇龙胜村民委员会龙庆第三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收款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晖萍 审 判 员 陈少培 审 判 员 陈国飞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何忠霞 书 记 员 姚家楷 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