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1202民初5021号 原告：刘进平，男，汉族，1964年12月2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玲，湖南启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白庶功。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林湘，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进平与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怀化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27日、2019年1月2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进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晓玲，被告怀化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林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进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376.117万元本金、利息72.423万及376.117＋72.423＝448.54万元的利息（利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每月按一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在被告怀化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开户，办理银行储蓄业务至今。2016年4月18日，被告舞水路支行行长禹子英被被告对外宣布撤职。2016年4月21日，被告以行长禹子英携款潜逃为由，向鹤城区公安局报案，立案后鹤城区公安局将行长禹子英捉拿归案，鹤城区公安局要求原告与被告对账，被告认可原告的存款是376.117万元（本金），并同怀化泰信司法鉴定所怀泰信司鉴所【2017】会鉴字第35号司法鉴定数据一致，2016年以前累计利息72.423万未支付，本金448.54万元，利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至今也未予支付。禹子英等人刑事案已判决，禹子英挪用被告资金2.21794795亿元，该资金均是278名客户存入被告处的存款，原告是其中一名，该刑事判决书已生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76.117万元本金、利息72.423万及376.117＋72.423=448.54万元的利息。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为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根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 在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本金448.54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1月1日开始计算至本息还清为止，每月按一分计算。后原告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请求将按三年定期存款的利率计算利息。 被告怀化农商行辩称：一、被答辩人刘进平诉请的448.54万元本金及利息，被答辩人已经支取，答辩人有证据证明，被答辩人是通过多次支取的，一共支取了448.54万元。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诉请的448.54万元支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提起的这一诉讼，没有事实依据。 二、被答辩人诉请的448.54万元的争议，实际上属于与禹子英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被答辩人应当直接对禹子英本人提起偿还民间借贷之诉讼。被答辩人在诉状中诉请的448.54万元争议，均由被答辩人自己支取，其支取的凭证号都有被答辩人的签字，答辩人履行了支付义务，就失去了对该款项的保管和控制。该448.54万元就完全处于被答辩人的权利处置之下，被答辩人想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被答辩人将该款项借贷给禹子英，也属于其个人的民事权利的行使、处分。被答辩人与禹子英之间就448.54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依法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所谓民间借贷，根据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可以知道，它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其权利表现形式是借条，欠条或者收据，不包括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等相关业务引发的纠纷。纵观本案，被答辩人诉请的448.54万元标的，是由于被答辩人将其与禹子英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之后，因禹子英没有履行偿还义务而导致该标的处于风险之中，被答辩人迫不得已而行使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被答辩人选择的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导致被答辩人诉请的标的处于风险之中的不是答辩人，而是与之建立民间借贷关系的义务人禹子英，只有禹子英才是与被答辩人提起诉讼适格的被告主体。 三、禹子英向被答辩人的借贷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形成表见代理的法律关系。向被答辩人偿还借款的义务，只能由禹子英来承担。被答辩人在诉状中诉称，禹子英捉拿归案，鹤城区公安局要求原告与被告对账，被告确认欠原告本金448.54万元，....作为被告应对禹子英挪用行为承担全部的民事责任。从被答辩人的这一表述来看，被答辩人认为禹子英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之行为。答辩人认为，禹子英向被答辩人出具借据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不具备表见代理之构成要件，不成立表见代理之法律关系。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作为表见代理，它在客观方面必须要存在有使善意第三人(相对人)也就是本案的被答辩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的事实。在被答辩人与禹子英建立448.54万元民间借贷关系的过程中，该现金的来源是被答辩人从位于答辩人的储蓄账户中支取后而得来之后又交与禹子英的，至于如何交付不影响交付的成立，这一细节就充分表明被答辩人是明知448.54万元脱离了答辩人单位的管控不属于被答辩人单位经营的这一事实，同时也就自然明了被答辩人明知禹子英的借贷行为与答辩人单位的经营行为职务行为无关。如果是答辩人需要向被答辩人借款，就不必要由答辩人先支取再交付禹子英而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作为答辩人，不具备除了金融经营业务之外再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业务领域，禹子英作为原舞水路支行的工作人员，自然也就不具备从事民间借贷的职务。作为答辩人，其经营行为的特征是存折或者储蓄卡等之类，不是简易的由员工个人签名的借条等客观表现行为。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建立业务联系多年，明知道答辩人单位的经营方式和表现形式（票据为制式形式），而与禹子英个人建立民间借贷关系，其后果当然不能归责与答辩人。从业务流程，448.54万元的以及利息偿还情况来看，被答辩人也应当知道与答辩人单位的业务流程，资金流向以及利息支付没有任何关系。从被答辩人主观方面考察，被答辩人与禹子英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主观上也有过错，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根据法律，表见代理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行为人无权代理；二是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承兑等，不包括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的经营业务，因此，禹子英以自己的名义向被答辩人借款并出示借条、约定高额利息的行为不属于商业银行的合法经营活动。在本案中，显然，禹子英的行为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经营活动，系无权代理行为。虽然禹子英当时具有农商行舞水路支行主任（行长）的身份，但是被答辩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从事个体经营职业，应当知道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不属于舞水路支行的经营范围，并且被答辩人出借448.54万元的巨款给禹子英既未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也未要求禹子英出具任何银行单据，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在主观上具有过失。因此，禹子英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四、被答辩人在诉状中强调了禹子英挪用资金罪刑事判决罪名成立，认为答辩人应当对禹子英的借贷行为承担责任。答辩人认为，禹子英挪用资金罪的刑事判决不能作为支持被答辩人诉请的证据。被答辩人对答辩人提起的诉讼为民事诉讼，已经生效的法院裁判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信，但这种采信不是绝对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只要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就不得作为证据采信。 1、该判决书确认了禹子英的取款行为，取款后又向相应的储户出具借据的事实。 2、该判决书确认了公安机关对其中的92户165取款凭条进行同一笔迹认定，并认为如果将该92名储户取款凭条笔迹同一涉及的20675620元资金的予以排除，有失公正。也就是说，该判决书也认为这92名储户的取款凭条笔迹没有例外，都是该储户所写，也就确认了这些存款都是该储户支取的，同时也就间接地肯定了储户与禹子英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之存在。 3、该判决书没有就储户与禹子英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予以表述或者评价，也就是说，该判决书并没有否定储户与禹子英之间建立的相应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既然储户与禹子英之间建立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那被答辩人因自己支取448.54万元存款尔后将其借给禹子英，今天又对已经成为民间借贷合同标的物的同一的448.54万元提起储蓄合同诉讼，其事实基础又在哪里呢？ 五、事件发生后，答辩人为了缓和关系，维护大局，已经垫付了125.8045万元给予被答辩人，也应当由被答辩人返还。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诉请448.54万元属于储蓄合同纠纷的事实不能成立，导致被答辩人448.54万元损失的事实是其与禹子英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因禹子英丧失了偿还能力形成了风险所至，被答辩人应当提起对禹子英的民间借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或者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交的原、被告身份证明资料、（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书及禹子英挪用资金案资金构成明细表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被告提交的禹子英借条复印件两份，原、被告均无异议，但只能证实禹子英向原告出具借条的事实；被告提交的《“4.21”禹子英案件工作底稿》复印件两份及禹子英书写的《刘进平明细》复印件三份，原、被告均无异议，但只能证实通过会计鉴定及禹子英与原告核算，截止2016年4月26日借款本金为4485400元，已向原告支付利息金额为2460415元；被告提供的取款凭证复印件9份、原告均不认可为其签名，该组证据能证实禹子英从原告账户内挪用资金的方式；被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怀化经开区支行回单复印件，证实原告通过他人账户将50000元转入被告工作人员欧阳坤账户内；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复印件四份及《人民调解书》复印件一份，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调取的怀化市泰信司法鉴定所【2017】会鉴字第3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补充意见、现金业务明细表（补充报告）、4.21怀化市农商行舞水路支行禹子英案客户（储户）资金往来发生额明细表各一份，证实4485400元借款本金中有724230元为息转本。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07年6月29日成立股份合作制企业，2015年11月25日名称变更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舞水路分社系2001年4月28日成立的联营企业，2015年12月16日名称变更为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舞水路支行。禹子英自2003年起历任舞水路分社副主任、主任，舞水路支行行长。从2003年起，舞水路支行开设了一项方便储户的代办业务，即由舞水路支行派专人上门帮储户收款后代存进个人在该行账户、代储户取款，转款等。根据怀化市鹤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要求，舞水路支行于2014年7月开始，与愿意代办的储户签署了一份《委托代办打款协议》或《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储户委托舞水路支行代办跨行业务，并将其账户、密码告知舞水路支行。后该社（支行）利用掌握客户存款信息及客户账户密码的便利在原代办业务的基础上，增设储户间资金调剂拆借业务（即：由工作人员以银行内部资金调剂的名义，向该社（支行）的储蓄客户借资借给他人），具体由禹子英负责。禹子英根据安排，利用不同储户资金季节性闲置的特性，以银行内部在客户间资金调剂需储户帮忙为由向储户借款，然后以个人名义将款借给需要用钱的客户，并承诺按1分至1.5分不等的月利率标准支付利息，以揽储或者从存款客户账户取款后直接转账的方式，将舞水路分社（支行）客户资金以个人名义调剂给用资方的客户，同时向用资方收取略高出资方利率的利息，用于支付出资方客户的利息或者填补空缺。除个别客户的存款由禹子英在存折上手写存款记录外，大部分由禹子英个人向客户出具借条，然后以禹子英名义将钱借给需资方，由需资方向禹子英出具借条，需资方出具借条中的债权人一般为禹子英或舞水路分社（支行），所有借条均由禹子英掌握，部分借条上加盖了舞水路分社（支行）的印章。为了方便操作，舞水路分社（支行）专门设立了3号柜台从事代办及资金拆借业务，柜员由该分社（支行）员工轮流担任，柜员根据指示将调出方储户的存款直接取出、直接转账到调入方储户账户或者将客户提供的现金存入需资方账户(包括舞水路支行账户和其他商业银行账)，利息一般亦通过转款方式由禹子英支付至调出方账户。以上所有资金调剂业务，银行没有专门的明细账记录，只有相关的业务凭证。禹子英在资金调剂业过程中渐由原来的一笔借入对一笔借出，发展到多笔借入对一笔借出或一笔借入对多笔借出，同时，也由原来的在储户之间进行资金调剂，发展到直接吸纳储户现金进行调剂或者将储户的资金用于投资和调剂给其他非舞水路支行客户的资金使用人。后期，由于资金调剂过程中呆账、滞账、坏账的出现，资金调剂业务产生巨大的亏损，特别是到2016年，禹子英只要发现客户账户有钱，不论客户是否同意就擅自将该款办理取款手续转账到其他客户，也不再向客户出具借条。2016年4月21日，禹子英案发。2017年7月19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8年9月5日本院作出（2017）湘1202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禹子英共计挪用客户资金221794795.11元未退还，以禹子英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违法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等，其中认定的挪用资金数额包含原告刘进平等人的资金。 原告刘进平在舞水路支行开设账户，系舞水路支行的储户，与舞水路支行建立储蓄合同关系。禹子英因身份原因掌握了原告在该行的存款信息，利用该行在从事代办业务过程中获取的账户密码，2010年3月9日至2016年3月25日期间，安排舞水路支行员工采取套打下账[套打下账是指舞水路支行员工在取客户资金时，取款、转账采取复写纸打的方式，打印2份取款凭证，禹子英或者银行工作人员在客户原始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上户的姓名，然后由银行工作员再将打凭证交给客户(或代理人)在套打凭证上补签姓名确认取款的方式]的方式，将刘进平在该行的存款套出，并通过其工作人员欧阳坤账户直接吸收现金，然后由禹子英个人处理或者通过转账的方式直接借贷给他人或偿还前次挪用资金的本息。2016年1月3日、1月25日禹子英向原告出具金额为4330000元及50000元借条各一份，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1%。经会计鉴定及禹子英与原告核算，截止2016年4月26日尚有借款本金4485400元（其中有724230元为息转本）未归还给原告，至2016年3月25日原告已收到利息金额为2460415元。后因禹子英案发，未再向原告支付借款本息，原告认为被告应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而与被告发生争议，向本院提出诉讼。 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7月6日起至今的活期存款利率为0.35%。怀化农商银行2015年5月11日前的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85%，从2015年5月11日至2017年11月28日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455%，从2017年11月28日后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85%。2017年6月28日，被告向原告垫付397540元、2017年12月26日垫付967928元，合计1365468元。 本院认为，原告刘进平在舞水路支行（原舞水路分社）开设账户并储存款项，与舞水路支行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禹子英因身份原因掌握了刘进平在该行的存款信息，并利用从事代办业务过程中获取的客户账户密码将刘进平在该行的存款套出及通过其工作人员账户直接吸收现金后由禹子英个人处理或者通过转账的方式直接借贷给他人及偿还前次挪用资金的本息。禹子英利用职务之便挪用资金的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原舞水路分社及后来的舞水路支行在工作人员管理、营业场所管理以及存取款业务操作流程等方面均存在严重过错，且该过错与刘进平的存款被挪用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应认定为被告业务行为，不能认定为禹子英与原告之间成立所谓的民间借贷关系，其双方对借款利息的约定无效。原告作为储户与银行建立储蓄合同关系后，享有依据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向银行主张支付本息的权利，舞水路分社改制为舞水路支行后，舞水路分社的权利义务由舞水路支行承受，舞水路支行系怀化农商银行的下属分支机构，因此，舞水路支行的民事责任应由怀化农商行来承担，故本案应由怀化农商行向原告刘进平承担返还存款本息的责任。 原告的债权本金确认截止至2016年4月21日未支付的债权本金为4485400元，但其中724230元为息转本应予扣除，故本院认定本案债权本金为3761170元（4485400元－724230元＝3761170元）。禹子英虽然向刘进平出具了借条，但该行为系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掩盖挪用资金的非法目的，应当认定双方的借贷行为无效，借条中关于月利率1%的约定也当然无效。由于原、被告系储蓄合同关系，原告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其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0.35%计算。至2016年3月25日原告已收到利息金额为246041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0.35%折算，原告只应获得利息金额为70187.1元（0.35%÷12%×2406415元≈70187.1元）。另，息转本金额为724230元，已从本金中扣除，应作为尚未支付的利息，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0.35%折算，应付利息金额为21123.37元（0.35%÷12%×724230元≈21123.37元）。上述金额扣减和相抵后，所获得的高额利息2315104.53元（2406415元－70187.1元－21123.37元＝2315104.53元）折抵债权本金。且被告向原告垫付的1365468元，自支付之日起应从本金中扣减。扣减后，被告应支付给原告80597.47元（3761170元－2315104.53元－1365468元＝80597.47元）及2016年3月26日之后的利息。原告主张按三年定期存款的利率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本案系禹子英个人借贷行为，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刘进平本金80597.47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0.35%支付利息，从2016年3月26日起计算到付清之日止（其中从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7年6月28日期间以1446065.47元为基数计算、2016年6月29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期间以1048525.47元为基数计算，2017年12月27日之后利息以80597.47元为基数计算）。 二、驳回原告刘进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2683元，由原告刘进平负担40869元，被告怀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81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曹 欣 人民陪审员  舒友德 人民陪审员  黄永亮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代理书记员  杨 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