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民终2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经济开发区顺富路宾馆3#楼。法定代表人：杨吉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宗良，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蕾，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抚顺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徐楗元，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辉，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包腾飞，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浙江太平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大黄桥南路2号。法定代表人：黄美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红，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顺太平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立泰公司）、原审被告浙江太平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太平洋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初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宗良、赵蕾，被上诉人辽宁立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辉、包腾飞，原审被告浙江太平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抚顺太平洋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4民初8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撤销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同时判令辽宁立泰公司偿还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7650万元人民币，并按每月94.3150万元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辽宁立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效力认定有误，使抚顺太平洋公司丧失了对辽宁立泰公司享有的近一亿叁千多万元的债权，受到了巨大经济损失。1、一审判决依职权将浙江太平洋公司变更为被告，侵害了抚顺太平洋公司诉讼权利，主体认定错误。抚顺太平洋公司起诉时所列被告仅为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仅为第三人，所提诉讼请求包括两项，即撤销《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和要求辽宁立泰公司偿还借款。抚顺太平洋公司并未要求浙江太平洋公司偿还借款，并未向其主张权利，故浙江太平洋公司不是本案给付之诉的义务人，法院直接将其认定为被告于法无据。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撤销之诉审查客体错误。撤销之诉的审查客体为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而非2010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债务。一审判决以陆某在股权转让前是三方当事人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经营者为由，驳回抚顺太平洋公司所提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属偷换概念，本末倒置。本案撤销之诉的审查客体为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法院仅需审查《协议书》签订时是否存在可撤销事由即可。《协议书》签订时，陆某已将其间接持有的辽宁立泰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徐楗元，因此签订《协议书》时，陆某并非辽宁立泰公司的控制人。（2）本案三方当事人均为独立法人，且各方当事人的控股公司亦有若干股东，《协议书》形成时，陆某间接持有的辽宁立泰公司股东香港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45%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给徐楗元，因此，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人人格各自独立，辽宁立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徐楗元，与抚顺太平洋公司并非关联企业。①本案三方当事人公司为各自独立运营的公司，三家公司各自的母公司及母公司的股东各自不同，每位股东对于相应公司均是真实出资，真正拥有股东权益。并且，每个公司股东不同，管理团队不同，经营团队不同，公司业务不同。三家公司均是独立存在，独立运营，独立核算利润及亏损。虽然陆某担任三家公司董事长，但是，三家公司均独立享有债权、负担债务。②2016年7月29日，陆某持有100%股份的中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香港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45%股权转让给了徐楗元，徐楗元在香港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达到85%，为绝对大股东。而香港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辽宁立泰公司的唯一股东，因此，徐楗元才是辽宁立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③案涉《协议书》形成于2016年8月1日，此时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董事长陆某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公司财务账簿、电脑全部被公安机关查扣，三方不可能进行对账、清算。因此，《协议书》中表述“经确认清算”为不实表述。辽宁立泰公司所述抚顺太平洋公司可以去银行调取账单材料，但抚顺太平洋公司在2016年7月、8月根本没有去拉过银行流水凭证，且黄某从接到徐之红盖章通知到盖完章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根本没有时间对账。④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观点，本案三公司均为陆某控制的公司，则辽宁立泰公司根本不会提出相反抗辩。（3）《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是在抚顺太平洋公司方临时保管公章人员受到欺骗，误导之后做出的违背真实意愿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的“自愿协商”，是对事实认定错误。自愿协商是谁与谁协商，如何协商的，谁表态的自愿？一审判决在未对事实进行审查情况下，就认定自愿协商，是错误认定事实。①2016年8月1日，协议书及附件形成时，抚顺太平洋公司因涉及刑事案件，高层人员人身受限，公司濒危。2015年12月20日起，陆某因配合纪委调查限制人身自由，与外界根本无法直接沟通。2016年7月29日，应海霞律师将《股权转让协议》带进看守所交由陆某签字。应海霞律师做证，其未参与过双方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协商过程，未对《股权转让协议》条款进行解释。更完全不知晓本案所谓的《协议书》，及有关债权债务抵消事宜。2016年7月29日，根本没有谈及过此事，《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本案争议的2016年8月1日形成的《协议书》及附件未以任何字样提及。可见，“自愿协商”与陆某无关。②2016年8月1日，抚顺太平洋公司董事田静已被刑事拘留，董事王幸开被通缉在逃下落不明，董事沈志祥因涉及刑事案件受限制，职工代表董事丁某，因刑事案件，已被边控，早已离职无法工作。上述人员对三方协议书根本不知晓。“自愿协商”与此四人无关联。③公司的管理层及负有管理权限的人陆续被限制人身自由，公司业务停止，人员离职，职工代表的丁某是公司的印章的保管人，离职时，公章应该交给公司，但此时已无他人可交，最后管理工程的黄某只得临时保管。黄某不是公司财务管理人员，对公司账目不接触也根本不清楚，账本、电脑等都被公安查扣，也没有通讯渠道向董事长请示。徐之红是抚顺太平洋公司唯一一名未受人身限制的董事，徐之红还是母公司的股东，黄某对徐之红是信任加服从。所以当徐之红告诉他协议书及附件仅是为了预防抚顺太平洋公司刑事案件祸及辽宁立泰公司，筑防火墙的平账所用（当初已有专案组人员找辽宁立泰公司的财务人员谈话，着手调查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的经济往来），没有实际意义，让其盖章，黄某相信并服从。由此可见，黄某既无权利与他人自愿协商，事实上也没有三方“自愿协商”的过程及程序。④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财务账本及电子帐及财务电脑全部资料于2016年2月被辽宁省公安厅调取，《协议书》形成时并无账目可对。在帐目被扣、财会人员被羁押的情况下，如何对帐，又如何能自愿协商一致。辽宁立泰公司辩解在《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签订时三方已进行对账，明显欺骗法庭。（4）一审判决认定徐之红没有在抚顺太平洋公司管理层任职是认定事实错误。①抚顺太平洋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大事项需经董事会决定。公司的董事及母公司的股东各自独立。②工商档案证明，徐之红是抚顺太平洋公司的执行董事，公司章程明确写明，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徐之红为抚顺太平洋公司管理层事实清楚。③工商档案证明，徐之红同时担任辽宁立泰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间接持股15%。所以徐之红不但是抚顺太平洋公司管理层人员，还是辽宁立泰公司的决策人。当这两家公司利益一致时，徐之红的角色是统一的。当这两家公司存在利益冲突，徐之红出于自身利益会做选择。此案中就是徐之红为了辽宁立泰公司牺牲了抚顺太平洋公司。（5）《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未经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于法无效。《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直接导致公司一亿三仟万元人民币债权的免除，直接关系及影响股东的重大利益，这种巨额债权的放弃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根据公司法律及公司章程明确规定，重大事宜必须经过董事会决议，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确认并签字，还应向股东通报。本案中，抚顺太平洋公司处于危难之中，辽宁立泰公司明知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特殊情况，而让临时保管公章人员受骗盖章，根本不可能是善意第三人，盖章行为并非公司真实意愿，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约定，于法无效。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本案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因乘人之危等导致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协议书》及相关协议的签订并非抚顺太平洋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辽宁立泰公司利用抚顺太平洋公司处于危困状态，隐瞒真相，骗取抚顺太平洋公司及第三人临时保管公章人员签订《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符合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的行为，及民事法律行为的做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行为的结果这两项要件。①2015年12月30日，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陆某因配合纪委调查被限制人身自由，与公司无法正常联系。后期即使有律师会见，也有公安人员在场，谈话受限，不允许自由交流。《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内容，任何人未向陆某说明，陆某做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大股东，对此一无所知。②2016年5月26日抚顺太平洋公司的总经理田静被刑事拘留，7月1日被逮捕，《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内容，田静对此一无所知。③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财务总监王幸开被通缉在逃下落不明。④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董事兼财务人员丁某，因须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并边控，往返各办案基地，心理及身体压力极大，一病再病，无法工作，故除了配合调查时间外均在家休息，公章交出，公司事务不进行任何参与。黄某原是工程项目的中层管理人员，此时成为抚顺太平洋公司唯一一个管理者。丁某休息，黄某只得临时接收公章。⑤抚顺太平洋公司董事沈志祥常年在南方处理其他生意，不负责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管理经营。事发后，其被中纪委边控，无法联系上他。⑥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财务账目于2016年2月被辽宁省公安厅调取，始终未归还，多地办案机关时常到公司调取资料，查找相关工作人员，公司项目停止、财务停止，人员纷纷离职，公司陷入完全瘫痪状况。涉案《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拟定，是辽宁立泰公司单方意愿，未与抚顺太平洋公司进行过任何磋商，协议内容没有与抚顺太平洋公司达成合意，不是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徐之红是辽宁立泰公司的总经理、董事、出资股东，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明知抚顺太平洋公司决策层均处于危困状况，黄某做为临时管理公章人员，根本不了解公司账目，既无法和董事长陆某取得联系征求意见，也无法从公司账目中查询协议中往来款及利息的真实性，缺乏判断能力，告诉黄某，此协议就是为了防止抚顺太平洋刑事案件祸及辽宁立泰作平账之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利用黄某的信任，隐瞒真实情况，获得盖章。上述事实有起诉书、调取证据通知书、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这些事实和证据足以表明，辽宁立泰公司有利用抚顺太平洋公司处于危困状态的行为，签订《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行为正是辽宁立泰公司利用抚顺太平洋公司处于这种危困状态行为的结果，符合显失公平的要件。（2）《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内容不当地免去了辽宁立泰公司的高额债务，导致抚顺太平洋公司遭受近一亿三仟万元的经济损失，双方利益极度不均衡，严重损害公平原则，符合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及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之时显失公平这两项要件。2016年9月12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被取保候审，经过半年多的休养，对公司管理进行梳理时，才发现该《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将抚顺太平洋公司应收辽宁立泰公司7650万元及利息的巨额债权直接抵消，顿时深感震惊，而该协议内容明显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合法权益：①《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将辽宁立泰公司偿还给抚顺太平洋公司的1300万元还款写成借款，虚构了辽宁立泰公司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的1300万元债权，并以26%的年息向抚顺太平洋公司计算利息，人为的增加辽宁立泰公司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还款金额。②辽宁立泰公司欠抚顺太平洋公司本金8950万元，按0标准计息，而辽宁立泰公司向抚顺太平洋公司所还款项，按26%计息，人为消减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债权。③抚顺太平洋公司与浙江太平洋公司是各自独立的公司，股东不同，抚顺太平洋公司没有责任替浙江太平洋公司偿还借款，浙江太平洋公司也从未请求抚顺太平洋公司替其向辽宁立泰公司偿还欠款。该协议虚构抚顺太平洋公司替浙江太平洋公司偿还借款7000万元的事实，人为冲抵抚顺太平洋公司7000万元债权。在一份协议中，双方的计息比例不同，款项的认定性质不同，导致抚顺太平洋公司本金7650万元，利息5310万元总计1亿3仟万元的债权变为0，双方利益极度不均。上述事实足以表明，辽宁立泰公司利用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危困状态，不当的免去了其高额债务，故意牟取不正当利益，协议签订时显失公平。同时，一审判决明显遗漏了对如此显失公平的协议内容的审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我国的民法、合同法中均将诚实守信、公平原则做为行为准则，遵守公平是一个经营实体应该秉持的原则。我们的司法裁决将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做为裁判准则。本案中，辽宁立泰公司趁抚顺太平洋公司处于困境危难之时，利用临时管理人员信任，获得盖章，其行为与公平原则严重违背，且严重损害了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巨额经济利益，符合法定撤销情形，应予以依法撤销。4、抚顺太平洋公司借给辽宁立泰公司人民币7650万元，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事实清楚，辽宁立泰公司应当偿还抚顺太平洋公司本金并且给付利息。（1）抚顺太平洋公司出借给辽宁立泰公司的款项均由银行转账，事实清楚，资金流转证据充分。①2012年8月至2015年6月，抚顺太平洋公司通过银行账号累计转款给辽宁立泰公司9950万元人民币，其中，8950万元是抚顺太平洋公司借给辽宁立泰公司，抚顺太平洋公司为债权人。在《协议书》中所述借款金额为8650万元，其中1000万元权利人为股东沈志祥，系其个人委托抚顺太平洋公司汇款至辽宁立泰公司处，是沈志祥个人出借给辽宁立泰公司的借款，同时该借贷关系有明确的借贷协议及利息支付凭证等证据证明，该事实已在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并即将审理完毕。届时，抚顺太平洋公司将向贵院提供相关材料。上述事实直接证明《协议书》及其附件的不真实性，与一审判决中认定的“《协议书》签订后，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完全相悖。②2013年1月30日和2013年5月29日，辽宁立泰公司还款给抚顺太平洋公司1300万元人民币。截止2016年8月1日，辽宁立泰公司共欠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本金7650万元。上述事实有银行转款凭证予以证实。（2）辽宁立泰公司因经营所需向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抚顺太平洋公司基于双方的友好关系予以支持，辽宁立泰公司在《协议书》中对借款事实及金额明确承认，双方借款事实客观真实。（3）辽宁立泰公司应依据双方往来惯例，按15%年利率向抚顺太平洋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截止2017年11月30日利息金额为53，104，109.59元，此日期后应按5%年利率标准计算。①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之间的借款系真实借款，且辽宁立泰公司在《协议书》及其附件中自认同意按15%计息，本着公平原则，抚顺太平洋公司同意按此标准计息。②辽宁立泰公司在与沈志祥1000万元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利率按15%计算，本着相同性原则，辽宁立泰公司也应按此标准给抚顺太平洋公司付息。综上所述，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之间的借款真实，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及浙江太平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显失公平、乘人之危，辽宁立泰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应当予以撤销，辽宁立泰公司尚欠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本金7650万元，利息5310万余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支持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诉讼请求，维持法律公平公正，维护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合法权益。开庭庭审时补充内容如下：增加一项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第一，辽宁立泰公司在一审中明确主张协议书并非缔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可撤销合同。三方当事人均认可三方协议不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是依法可撤销的合同。第二，抚顺太平洋公司支付辽宁立泰公司9950万元，对此辽宁立泰公司没有异议。但是9950万元中有1000万元是抚顺太平洋公司代案外人沈志祥支付给辽宁立泰公司的借款，而辽宁立泰公司与沈志祥之间的借款协议明确了利息按照15%计息给付。因此抚顺太平洋公司借给辽宁立泰公司的利息也应该照此计算给付。沈志祥与辽宁立泰公司的1000万元借款已经在宁波法院另案诉讼。另外，通过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全部流水可以看出抚顺太平洋公司并没有收到附表二中所列的辽宁立泰公司于2014年11月支付的1000万元。因此，该协议书并非真实的协议内容记载。辽宁立泰公司尚欠抚顺太平洋公司本金7650万元，该金额双方无异议。辽宁立泰公司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本案三方当事人在达成案涉《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时的法定代表人均是陆某，实际控制人及管理人也均是陆某，三公司系由陆某共同经营的关联企业。一审双方提供的工商档案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是：陆某实际持有抚顺太平洋公司60%的股权，实际持有浙江太平洋公司80%的股权，系两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实际持有辽宁立泰公司45%的股权，系相对控股股东。案涉《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形成时其同时担任辽宁立泰公司、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全面负责三家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系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同时，抚顺太平洋公司和浙江太平洋公司董事会成员除其本人以外，多为其近亲属（父、母和妻子），因此，在股权转让前三家公司并非抚顺太平洋公司主张的简单的独立法人关系，而是存在特殊联系的关联企业。特别是陆某取保候审后随即就将抚顺太平洋公司和浙江太平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变更为其母亲黄美珍，更加说明了两公司均为陆某实际控制的家庭性关联企业。本案三方当事人间存在的这种特殊的关联关系，正是三方签订《协议书》，对往来帐目进行抵顶平帐的前提和基础。（2）《协议书》抵顶平帐的资金系陆某实际控制三家公司期间利用关联公司账户进行转移支付，各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首先，抚顺太平洋公司没有举证证明三方之间在平账之前签订过借款合同，没有证据证明对借款的本金、利率、还款时间等借款要件做出过约定。款项往来用途基本注明“往来款”，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借贷关系。其次，从三家公司之间的转款情况分析，存在循环转款的问题，即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资金转给辽宁立泰公司，而辽宁立泰公司的资金被大量的转给浙江太平洋公司，这种循环转款造成虚增款项流水的现象。再者，上述资金转账的时间均发生在陆某实际控制和管理三家公司期间（2010.11—2015.6），该期间的频繁资金往来也不符合辽宁立泰公司当时经营的正常需求。综上，三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实际是陆某控制和管理辽宁立泰公司期间利用辽宁立泰公司的账户在关联企业之间转移支付，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至于《协议书》将三公司的资金往来确定名为“借款”实际是出于企业之间平帐的财务规则需求。除该协议书之外，抚顺太平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资金往来系借款关系。（3）签订《协议书》及附件是徐楗元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先决条件，是为了清结辽宁立泰公司与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之间转移支付的往来款帐目，避免陆某出让股权后其实际控制三家公司期间的转移支付行为被错误认定为债权债务关系而造成辽宁立泰公司及股东遭受不应承担的损失。本案中不应只考虑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及附件，《股权转让协议》与《协议书》存在因果关系，《协议书》及附件是徐楗元同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先决条件，该《协议书》所确认的内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有体现，即《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5项约定，“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中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甲方投资人陆某对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债权、权利和权益。”陆某曾是本案中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其经商的智力和阅历有目共睹，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协议生效后不再对辽宁立泰公司享有任何债权的法律意义及后果应当明知。现陆某以控股的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名义起诉辽宁立泰公司，主张所谓的借款，人为割裂平账《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之间的联系，不但明显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而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抚顺太平洋公司在签订《协议书》及附件时由陆某通过其外甥黄某实际控制和经营管理，抚顺太平洋公司并非处于危困状态，黄某的行为能够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协议书》及附件签订时，抚顺太平洋公司的五名董事之中有两位被限制人身自由，其余三名董事能够正常行使权力，公司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尚在；其次，《协议书》及附件签订时，2016年7月29日律师应海霞会见了陆某，并于当日由陆某签署了与《协议书》密切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由此可见陆某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得到充分保障的，不存在陆某不能了解其掌控的公司现状的情形，也不存在抚顺太平洋公司主张陆某对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签署的平账《协议书》毫不知情的事实。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某的刑拘并不属公司的危困状态，且在陆某刑拘期间公司仍处于经营状态。并不符合民法总则第151条所述的“危困状态”；第三、《协议书》及附件签订时，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公章由黄某实际掌控，公司的财务凭证也由黄某保管；在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中，黄某以诉讼代表人身份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参加刑事诉讼；也是在此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陆某授权黄某刻印公章，代表陆某协商出让股权事宜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特别是2016年4月20日、4月22日黄某还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了标的额1280万元的合同，上述事实能够证明黄某作为陆某的血亲，在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由陆某授权其作为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负责人一直在控制和管理公司，不存在抚顺太平洋公司主张其当时处于危困状态的情形，黄某的行为能够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抚顺太平洋公司主张公司当时处于危困，黄某只是负责保管公章的主张明显与上述事实相悖；第四、《协议书》及附件是当时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黄某组织签订的，三公司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协议书》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黄某在平账《协议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代表了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真实意思。①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协议书》及附件的签署过程中，印章的使用确由抚顺太平洋公司当时的负责人黄某及第三人当时的负责人汪健康加盖，不存在伪造或者盗盖的情形；②从协议和附件本身来看，不仅仅是只有简单的一纸平帐协议，而是由《协议书》、《往来款清算说明》、《往来借款利息计算表》三部分组成，该说明和计算表将三家公司五年期间的往来帐目及利息计算方法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三家公司盖章时均在盖章处注明“以上清算确认无异议”的字样；③浙江太平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已经自认2016年7月其已经收到了对账《协议书》及附件，并于同年8月1日盖章。其辩称是出于对徐之红的信任在未核对帐目的情形下盖章，因平帐涉及的帐目款额巨大，浙江太平洋公司主张其负责人在不核对帐目的情况下即盲目盖章的辩称明显有悖常理。（2）《协议书》及附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首先，《协议书》及附件中体现的三家公司的往来帐目真实存在，均有转账凭据。其次，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均为陆某实际控制的家族性关联企业，以辽宁立泰公司对浙江太平洋公司的“应收款”抵顶辽宁立泰公司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应付款”，并没有侵害两家公司及陆某的权益。第三，即使不考虑《股权转让协议》，仅就《协议书》而言，辽宁立泰公司在抹平了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的所谓“债务”的同时也放弃了自身对浙江太平洋公司的同等“债权”，辽宁立泰公司并未获取不当利益。3、抚顺太平洋公司为达到不当目的进行诉讼，有违诚信原则。（1）抚顺太平洋公司对《股权转让协议》反悔系本案诉讼起因。2016年7月29日，陆某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协议约定：陆某将其持有的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45%的股权及所有投资权益，包括并不限于股权项下的所有附带权益和权利及投资设立的辽宁立泰公司而形成的相应全部投资权益等转让给徐楗元；甲乙双方在充分权衡和考量的基础上，同意上述股权及附带权益以4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进行转让。2016年8月5日，徐楗元依照合同约定将首批转让款按照黄某指示（由陆某授权）交付抚顺太平洋公司，抚顺太平洋公司出具了收条。陆某取保候审后，在其请求下又提前支付其八百万元转让款。2017年7月27日陆某在取保候审10个月后，感到其出让股权的对价与逐渐好转的房地产形势存在落差，遂通过中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徐楗元发来律师函，要求协商修改《股权转让协议》事宜，被徐楗元拒绝。此后陆某经研究感到对《股权转让协议》反悔难以成立，故于2017年8月1日以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名义以返还借款为由将本案诉到一审法院。（2）抚顺太平洋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人为割裂《协议书》秘《股权转让协议》的联系，虚构借款事实，系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一审诉讼期间，抚顺太平洋公司在明知其要求撤销的《协议书》及附件是其与浙江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三方共同签订的，在明知浙江太平洋公司是合同的相对人的情况下，经法官释明，仍坚持要求将三方合同当事人之一的浙江太平洋公司列为第三人，是故意曲解法律、恶意诉讼的行为；一审诉讼期间，抚顺太平洋公司在明知《协议书》签订的实质是徐楗元为购买辽宁立泰公司股权所做的平账准备及前提的情况下，置案件的实际情况不顾，为达到谋取不当利益的目的，将陆某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之间的转移支付行为虚构为企业间的借贷，并组织了所谓的“借款证据”，不但滥用了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浪费了宝贵的诉讼资源。（3）抚顺太平洋公司的不当诉求若成立，将严重侵害辽宁立泰公司及现股东合法权益。如前所述，三家公司资金往来系陆某控制三家公司期间利用关联公司账户进行转移支付，各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现陆某已将自己在辽宁立泰公司的股权转让，浙江太平洋公司也已是空壳公司，如人民法院一旦支持了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诉求，将导致辽宁立泰公司及现股东在履行支付4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同时，还要额外支付1.4亿的巨额资金，即因购买股权的行为辽宁立泰公司及徐楗元本人得实际支付陆某1.8亿元。陆某曾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徐楗元出具律师函，其自称的股权价值才9000万元。暂且不论证9000万元是否客观合理，即使按此价格辽宁立泰公司及现股东付出双倍的价款，这严重侵害了辽宁立泰公司及现股东合法权益，而且造成严重的显失公平。4、就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其他上诉与理由，答辩如下：（1）《协议书》不因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而无效。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及《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抚顺太平洋公司应对公司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未经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也仅属于违反其公司内部的《公司章程》，不影响合同效力。（2）浙江太平洋公司应为一审案件的被告，本案的被上诉人。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诉请包括撤销《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浙江太平洋公司为签署协议的当事人，抚顺太平洋公司诉请的直接对象，应为一审被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抚顺太平洋公司为达到不正当目的而提起的有违诚信原则的诉讼不应得到支持，望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浙江太平洋公司答辩称：1、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诉讼请求和上诉请求，我公司均予认可。2、本案三公司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具有各自独立权益，并非法人人格混同。虽然本案三公司的部分股东曾经重合，但还有其他独立的股东，各自独立运营，故三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三个公司的股东不同，管理人员不同，账务账目独立，注册地不同（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香港太平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塞舌尔注册），人格相互独立，具有各自的独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15号指导案例的裁判理由，只有法人之间表征人格的三大因素，公司人员、业务、财务相互高度混同，并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方可认定法人人格混同。本案中在股权转让之前，虽然陆某曾担任三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这是董事会选举确定的，三个公司经营业务不同，财务各自独立，不存在相互混同的现象。虽然三个公司相互之间为关联公司，但不能因此否认法人的独立地位。3、浙江太平洋公司从未要求抚顺太平洋公司为其还款，且抚顺太平洋公司也没有义务为我公司还款，涉案《协议书》及其附件的条款不是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在辽宁立泰公司向浙江太平洋公司汇款前，浙江太平洋公司已经先行向辽宁立泰公司出借3600万元，如果浙江太平洋公司真的需要资金也应该要求辽宁立泰公司还款，而不可能在不要求还款的前提下以高利息26%向辽宁立泰公司借款，与此同时，辽宁立泰公司借款给浙江太平洋公司的利息却仅为15%。而且，该《协议书》人为的增设了抚顺太平洋公司对浙江太平洋公司的巨额债权，实质上损害了浙江太平洋公司的利益，客观上加重了浙江太平洋公司债务负担，而且损害了浙江太平洋公司对辽宁立泰公司母公司的债权利益。4、浙江太平洋公司并无签署涉案《协议书》及其附件的真实意思表示。浙江太平洋公司在涉案《协议书》上的盖章行为，系行为人汪健康的无权代理行为，不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12月中纪委专案组对浙江太平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某限制人身自由，陆某对外失去联系。2016年5月对汪健康、邹明敏等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的强制措施，并开始审查浙江太平洋公司账目，员工工资停发，所有员工均离职。汪健康在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某及公司其他股东的授权代管公司的情况下，又不具有表见代理的法定条件，其盖章行为明显不是公司法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无权代理行为。根据《民法总则》第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而该盖章行为未得到浙江太平洋公司的追认，并在本案诉讼中明确否认了该无权代理行为的效力。因此，汪健康在涉案《协议书》上盖浙江太平洋公司公章行为，对浙江太平洋公司也不发生效力，不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5、涉案《协议书》致使辽宁立泰公司逃避偿还巨额债务，显失公平。涉案《协议书》是否为平帐协议我们并不知情，但按照辽宁立泰公司的多次陈述，涉案协议不是真实的借款协议，并明确表示该《协议书》中所指的借款并不真实存在。从涉案《协议书》的结果来看，辽宁立泰公司逃避了偿还巨额债务，明显违反了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以合法形式掩盖了其非法的目的，因此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的撤销请求我们支持。6、至于协议书被撤销后浙江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浙江太平洋公司同意另案解决，因为浙江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及其股东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抚顺太平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二、请求判令辽宁立泰公司偿还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765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5310.410959万元，并按每月94.3150万元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案件受理费由辽宁立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抚顺太平洋公司于2010年12月17日经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股东为香港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系外国（地区）企业。2016年12月15日该公司负责人由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陆某变更为董事长黄美珍，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备案登记由原监事钟炜炜；董事徐之红、田静、沈志祥、丁某变更为总经理陆某；监事钟炜炜；董事丁某、徐之红、田静、沈志祥。2017年4月24日变更为董事长黄美珍；总经理陆某；监事钟炜炜；董事丁某、徐之红、黄某、陆某。2017年8月15日变更为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美珍；监事钟炜炜；董事丁某、徐之红、黄某、陆某。辽宁立泰公司于2009年12月11日经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企业法人股东为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系内资企业法人。2016年8月15日该公司负责人由原董事长陆某变更为董事长徐楗元，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备案登记有监事黄群；董事徐之红、谢淑琴。浙江太平洋公司于1993年3月16日经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企业法人股东为立泰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11月19日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备案登记由陆某、陆泽民、陆自清变更为陆某、邹敏明、陆自清。2016年12月12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登记由陆某变更为黄美珍。2017年7月26日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备案登记为总经理陆自清，董事邹敏明、陆自清。陆自清系陆某父亲，黄美珍系陆某母亲，黄某系陆某外甥。2015年12月30日，陆某因配合纪委调查被限制人身自由，2016年9月12日被取保候审。在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公章转由黄某保管，2016年2月24日，鞍山市公安局向抚顺太平洋公司出具了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调取证据清单，调取证据清单记载调取了2011年至2015年的会计凭证，证据持有人处由黄某签字，在通知书和证据清单上均加盖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公章。2016年5月10日葫芦岛市公安局向抚顺太平洋公司出具了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相关财务资料，在该通知书上亦加盖了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公章。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葫连检公诉刑诉[2017]2号）列明被告单位为抚顺太平洋公司，诉讼代表人为黄某。浙江太平洋公司在其提供的情况说明中自认，在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因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该公司由汪健康担任临时负责人，2016年7月徐之红给汪健康打电话，要求浙江太平洋公司对三方对账协议盖章，当时因无法联系陆某且对实际财务状况不清楚，所以没有盖章。后经徐之红多次催促，基于对徐之红的信任，在没有核对账目的情况下，于同年8月1日在《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上盖章。2016年8月1日，甲方浙江太平洋公司、乙方抚顺太平洋公司、丙方辽宁立泰公司对2010年11月至2015年6月三方之间的往来借款经确认清算签订了《协议书》、《往来借款清算说明》、《往来借款利息计算表（附表一）》和《往来借款（附表二）》，在协议书中约定：一、自2010年11月至2015年6月，甲、乙双方与丙方之间发生了数笔往来借款，其中有的约定计息，有的约定不计息，甲、乙双方对与丙方之间的往来借款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具体详见本协议往来借款（附表一）、（附表二）和《往来借款清算说明》，甲、乙、丙三方对此确认无异议。二、经甲、乙、丙三方清算确认：自2010年11月至2015年6月，甲、乙双方与丙方之间发生的往来借款本息在经过实际偿还和互相抵销后，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丙方从甲、乙双方处的借款本息已全部还清，已不欠甲、乙双方任何债务，但甲、乙双方尚欠丙方本息66.28万元未还。三、丙方对本协议第二条甲、乙双方尚未归还的66.28万元借款本息自愿放弃追偿，不再向甲乙双方主张权利。四、本协议签订后，甲、乙、丙三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算完毕，再无任何经济纠纷。五、1、本协议往来借款（附表一）、（附表二）和《往来借款清算说明》是本协议不可分割之附件，与本协议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三方盖章后生效。在《往来借款利息计算表（附表一）》中确认，至2013年6月30日，辽宁立泰公司账面应收抚顺太平洋公司和浙江太平洋公司借款余额1748万元，应收利息余额2103.28万元，三公司在该附表上加盖公司公章。在《往来借款（附表二）》中确认，此表往来借款不计息，2013年10月至2015年6月，辽宁立泰公司应付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余额1950万元，应收浙江太平洋公司借款余额1765万元，相抵后应付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余额185万元，三公司在该附表上加盖公司公章。《往来借款清算说明》最后确认，辽宁立泰公司应收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借款余额本息合计3851.28万元；应付浙江太平洋公司借款3600万元，应付抚顺太平洋公司借款185万元，合计应付两家公司借款余额3785万元；辽宁立泰公司应收与应付两家公司借款相抵销后，两家公司尚欠辽宁立泰公司本息余额66.28万元。三公司对以上清算确认无异议，并加盖公司公章。2016年7月29日，陆某签署一份《授权委托书》，特别授权黄某代为刻中国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地产公司）的印章。并用于与徐楗元的股权转让之用。同日，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应海霞在葫芦岛市看守所会见了陆某，向其转交了《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由陆某本人亲笔签署该份协议。该转让协议由中国地产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受让方徐楗元（乙方），该协议记载：乙方与陆某、徐之红于2009年10月30日在香港注资成立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股本10000.00港币，陆某出资4500.00港币，股权占比为45%，乙方出资4000.00港币，股权占比为40%，徐之红出资1500.00港币，股权占比为15%。公司成立后，陆某将其在公司的合法拥有的45%股权（包括并不限于投资设立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等形成的全部投资权益）转让给甲方所有。目前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为甲方、乙方、徐之红三位，现三位股东一致同意甲方将其在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45%股权及所有投资权益转让给乙方所有，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甲、乙双方声明确认1、甲方为陆某本人依法百分之百投资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本协议股权转让系企业真实意思表示，并系转让股权及附带权益的唯一所有人。2、甲方签署本协议或甲方投资人陆某授权代理人签署本协议均合法有效。3、乙方受让股权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乙方签署本协议或乙方授权代理人签署本协议均合法有效。4、甲方转让之股权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5、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及甲方投资人陆某对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不再享有任何债权、权利和权益。第二条股权转让，1、甲方同意将其在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45%股权转让乙方，乙方同意受让。2、甲方所售而乙方同意购买的股权，包括并不限于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和权利及投资设立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而形成的相应全部投资权益等。第三条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1、甲、乙双方在充分权衡和考量的基础上，同意上述股权及其附带全部权益以4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进行转让。2、甲方同意乙方按下列方式支付转让价款：本协议生效并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1500万元人民币，余款2500万元人民币在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满2年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第四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办理，本协议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必须配合公司和乙方完成股权变更注册登记，并无条件提供一切必须之文件和手续。第五条本协议生效至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的股东权利义务约定，1、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前，乙方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必要时，甲方应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甲方名义签署相关文件。2、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按其原有持股比例加上本协议受让的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第六条违约责任，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第七条争议解决条款，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八条其他，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2、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注册机关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现辽宁立泰公司的负责人已经由陆某变更为董事长徐楗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三公司的工商档案、银行交易凭证、检察机关起诉书、公安机关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协议书》及附件、证人黄某部分证言、应海霞的证人证言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股权转让协议》、《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及股东立泰国际有限公司香港资料、委托书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浙江太平洋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抚顺太平洋公司起诉状虽然列明其为第三人，但是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撤销案涉《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浙江太平洋公司是签署协议的三家公司之一，是抚顺太平洋公司诉讼请求的直接对象，故其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实质为被告。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2016年8月1日本案三方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是否应予撤销。二、辽宁立泰公司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是否负有偿还借款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要构成法律所规定的因乘人之危等导致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作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行为的结果；四是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之时显失公平。案涉《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签署时间为2016年8月1日，但浙江太平洋公司的情况说明已经认可，其临时负责人汪健康在2016年7月被要求在三方对账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上盖章确认，可以认定达成案涉《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时，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陆某，陆某是抚顺太平洋公司和浙江太平洋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也是辽宁立泰公司间接持股最多的大股东。黄某作为陆某的外甥，二人之间有亲属关系，在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公章后转由黄某保管，公司相关的财务凭证也由黄某持有，在涉及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刑事案件中，黄某以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特别是陆某还曾授权黄某代为刻中国地产公司的印章，并用于与徐楗元的股权转让之用，该股权转让协议由陆某本人签字确认，现已经实际履行，陆某对其控股公司的管理、控制得以实现。徐之红虽然是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股东，但没有在该公司管理层任职。以上事实表明抚顺太平洋公司在《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上加盖公章是企业法人的自主行为。其提出的是基于对徐之红的信任没有核对账目加盖公章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辽宁立泰公司主张陆某是在股权转让前本案三位当事人的实际控制人和管理人、经营者的抗辩意见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不能认定在三方签订《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时存在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当利益的情形。在《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中确认了相互往来款项的具体数额，同时也确认了本协议签订后，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等三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算完毕，再无任何经济纠纷。据此亦无法认定《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签署导致显失公平。案涉《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是在自愿协商基础上达成的，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效力应予确认，对协议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按约履行。在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等三方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算完毕，再无任何经济纠纷的情况下，抚顺太平洋公司主张辽宁立泰公司给付借款及利息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抚顺太平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亦不足以证明其与辽宁立泰公司仍存在因借贷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故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4，300.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庭审和质证。抚顺太平洋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1、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查询资料。证明2016年7月29日中国地产公司将其持有的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45%股权变更为徐楗元，徐楗元持股85%，徐之红持股15%股权，陆某不再是辽宁立泰公司的间接股东。证据2、抚顺太平洋公司抚顺银行（开发区支行、工农支行、李石支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抚顺经济开发区支行银行流水。证明抚顺太平洋公司并没有收到《协议书》附件二中所指的辽宁立泰公司于2014年11月付出的1000万元。证据3、公安局发还清单一份。证明抚顺太平洋公司用于记账的电脑及相关凭证于2017年12月12日才予以归还，说明诉争协议签署前一个月根本不可能进行对账。证据4、丁某证人证言。证明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立泰公司之间是借款关系，转账是陆总交代要按照年息15%计付利息。证据5、应海霞律师证人证言。证明其进入看守所只是将股权转让协议带给陆总，见证他签字，并没有向其解释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会见时也没有提及诉争的《协议书》。证据6、陆某证人证言。证明案涉签署的协议他并不知情，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他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办理三公司的平帐事务。三公司之间的转账往来就是企业之间的借款，借款的利息就是年息15%。在二审审理期间，抚顺太平洋公司申请证人丁某、应海霞、陆某出庭作证并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询问。后抚顺太平洋公司撤回证人证言。辽宁立泰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将股权转给了徐楗元，但是证明内容有异议。对方认为相对人是徐楗元，签订协议的时候是和徐楗元。但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了，该协议早于我们股权转让的时间。在我们双方股权变更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证据2、因为该证据是自身银行凭证，我们对此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关于内容问题，我们认为该证据证明不了该事实。三家的账目不一定是一对一的。证据3、第一，对真实性有异议，他拿的是复印件。第二，对于证明内容，实际不是这样的。浙江太平洋公司和辽宁立泰公司有银行账目可查。浙江太平洋公司的质证意见：对抚顺太平洋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辽宁立泰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新证据：证据1、收条，来源于抚顺太平洋公司。证明2016年8月5日，徐楗元应陆某、黄某的要求，将购买的中国地产公司在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45%的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1500万元汇入抚顺太平洋公司账户内。为此，黄某亲笔书写了该份收条，并由黄某加盖了抚顺太平洋公司及中国地产公司的公章。首先，书写收条时陆某处于人身自由受限制状态，是黄某代为抚顺太平洋公司及中国地产公司的名义收款。抚顺太平洋公司仅就案涉的平账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撤销。但就黄某其他代表公司的行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明显是抚顺太平洋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提起的本诉。其次，该份收条由黄某书写，抚顺太平洋公司及中国地产公司加盖公章，纸张却带有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LOGO。即证明三家公司为关联公司，更能证明几家关联公司之间随意的转移支付、代收付款情形非常普遍，各关联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事实。证据2、协议书，来源于辽宁立泰公司。证明2016年4月20日、2016年4月22日黄某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与辽宁康力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就共同投资兴办企业项目签订了项目运营周期一年以上、金额1280万元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首先，黄某作为陆某的血亲，在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由陆某授权其作为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负责人一直在控制和管理公司，此期间，抚顺太平洋公司一直处于经营状态，不存在抚顺太平洋公司主张其当时处于危因状态的情形，黄某的行为能够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协议签订时陆某仍处于人身自由受限制状态。抚顺太平洋公司仅就案涉的平账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主张撤销。但就黄某其他代表公司的行为未提出任何异议。明显是抚顺太平洋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提起的本诉。证据3、律师函，来源于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证明2017年7月27日陆某在取保候审10个月后，感到其出让股权的对价与逐渐好转的房地产形势存在落差，遂通过中国地产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徐楗元发来律师函，要求协商修改《股权转让协议》事宜，被徐楗元拒绝。经研究，陆某最终还是认为修改《股权转让协议》主张难以成立，才仓促以抚顺太平洋公司名义在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的前一天（2017年7月31日立案，2017年8月1日撤销权除斥期间届满）以返还借款为由提起本诉，妄图希望通过本诉谋取不正当利益。证据4、（2017）最高法民终628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来源于裁判文书网。证明2017年11月30日，黄某仍以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案件。黄某作为陆某的血亲，一直参与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对外行使相关权利。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1、对于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需要核实。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第一，该收条没有提及任何关于黄某的字样。也看不出款项往来是由徐楗元汇到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第二，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辽宁立泰公司一直在混淆两者之间是同一个事实。但是从收款时间也能看出2016年8月15日是在诉争协议签署之后。再有，诉争协议免除了辽宁立泰公司本金7650万元及利息近一亿三千万的债务，但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对价四千万，这种买卖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进行的。因此股权转让协议与收条与诉争的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该协议的内容出现了与协议内容无关的抚顺太平洋公司公章，证明当时公司内部混乱，公章使用情况混乱。证据2、对于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第一，如果按照辽宁立泰公司所述是黄某将该协议带到辽宁立泰公司去的，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在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那么黄某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他是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负责人是不可能将1200万的合同带到辽宁立泰公司的。因此只可能是其当时已经实际听从辽宁立泰公司负责人的要求从事相关行为。当时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各位股东，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董事田静被逮捕，只有股东徐之红，其也是辽宁立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当时两个公司有一个共同的高层，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掌管公司的，只有他能解释黄某为什么将证据遗留在辽宁立泰公司，也只有他知道上一个证据中为什么存在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公章，当时黄某是按照关联企业中股东徐之红命令做事，而非抚顺太平洋公司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3、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有异议。抚顺太平洋公司认为诉争协议和股权转让没有关系，该律师函没有任何字样显示诉争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有关。上面写了辽宁立泰公司近年来财务报表没有亏损，亏损和负债不是一个概念。第三，从该律师函可以表明股权转让协议对价的转让款实际的金额最低应该是人民币9000万元，但是实际签署的协议只有4000万元。徐楗元在取得百分之四十五的股权后转给了现在的持有人王斌。陆某急需用钱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股权，因此他不可能放弃1.3亿的债权。诉争的一审，起诉的时间是7月31日，但是不代表抚顺太平洋公司委托代理的时间是7月31日。根本不能证明陆某是在解除股权转让被拒绝之后才提起本诉的。证据4、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黄某与陆某确实有亲属关系。但是不同于父母与子女，不能代表黄某对陆某行使法定代理人的权利。当时是公司高管全部不能参加公司经营，只是因为血亲关系持有公章，他的授权是不存在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浙江太平洋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抚顺太平洋公司的质证意见。对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8月6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7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2013年1月29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60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2013年6月28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3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2013年10月28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5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2014年1月2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500万元，用途为转款；2014年1月27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200万元，用途为转款；2014年3月6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300万元，用途为转款；2014年4月30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450万元，用途为借款；2014年6月20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500万元，用途为转款；2014年7月25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500万元，用途为转款，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共计9950万元，其中2014年6月20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500万元，用途为转款；2014年7月25日，抚顺太平洋公司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500万元，用途为转款；共计1000万元系股东沈志祥个人委托抚顺太平洋公司汇款到辽宁立泰公司，是沈志祥个人出借给辽宁立泰公司的借款。抚顺太平洋公司共向辽宁立泰公司转款8950万元。2013年1月30日，辽宁立泰公司向抚顺太平洋公司转款1000万元，用途为转款；2013年5月29日，辽宁立泰公司向抚顺太平洋公司转款300万元，用途为转款。辽宁立泰公司向抚顺太平洋公司共计转款1300万元。2016年7月29日，徐楗元持有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为85%。2017年12月12日，公安机关返还抚顺太平洋公司2011年至2015年之间的电子打印帐、财务报表、会计凭证、财务室电脑主机箱等。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香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登记查询资料、抚顺太平洋公司抚顺银行（开发区支行、工农支行、李石支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抚顺经济开发区支行银行流水、公安局发还清单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授权委托书》与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关联问题。从《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来看，并不能证明其与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有任何联系。陆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授权委托书》转让的是中国地产公司所持有的香港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45%股权。中国地产公司、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虽然法定代表人均是陆某，但是即使这三家公司是关联公司，也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而且陆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中也没有任何字样体现出其放弃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对辽宁立泰公司所享有的债权。陆某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中的约定只能说明其放弃的是中国地产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权利、权益。辽宁立泰公司称浙江太平洋公司于7月就已收到该《协议书》，可见该《协议书》形成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但却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有任何体现，也未一并交由律师带给陆某签字，所以，从《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授权委托书》并不能看出与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有任何关联，故本院对于辽宁立泰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虽然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在往来款项用途中除2014年4月30日450万元这笔转款用途为借款外，大部分记载的用途是转款、往来款字样，但在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中可以看出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三方之间是存在借款事实的。退一步讲，即使如辽宁立泰公司称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该《协议书》抵顶平帐的资金系陆某实际控制三家公司期间利用关联公司账户进行转移支付，但辽宁立泰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转移支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于这些资金的实际用途并未予证明。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作为三家独立的公司，股东并不完全相同，即使是关联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用途也应该是明确的，抚顺太平洋公司主张是其借给辽宁立泰公司的，并提供了相应的转款记录。辽宁立泰公司称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但其又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抚顺太平洋公司向其大量转款的实际用途，其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辽宁立泰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是否存在撤销的事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要构成法律所规定的因乘人之危等导致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作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行为的结果；四是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之时显失公平。该《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并不是抚顺太平洋公司和浙江太平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通过2016年7月29日陆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授权委托书》可以看出，辽宁立泰公司明知重大事项必须有陆某的签字或授权方可实施，而陆某仅对股权转让事宜作出了授权，其他的事项均未予授权。而辽宁立泰公司却在没有陆某签字或授权的情况下于2016年8月1日签订了该《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即使是如辽宁立泰公司所说该《协议书》及相关附件实际形成于7月，那么从2015年12月30日陆某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与外界联系，直到7月底律师才得以会见，可见在《协议书》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陆某是无法获悉并作出意思表示的，这段期间陆某也根本无法实际管理公司。辽宁立泰公司作为一家法人企业对于公司的设立、重大协议的签署、重大债务的减免等相关法律规定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抚顺太平洋公司、辽宁立泰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又是关联企业，辽宁立泰公司对于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的内部实际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即便黄某系陆某的外甥，有血亲关系，但在没有陆某授权委托的情况下，按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也不能直接代表陆某。而汪健康既不是浙江太平洋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浙江太平洋公司的高管，更没有任何授权，在公司无人管理的情况下，更不能仅凭汪健康持有公章就认定其有权决定巨额债务减免。而且就如此重大债务的减免即便是陆某也不能自行决定，应分别召开抚顺太平洋公司和浙江太平洋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来决议，此情况辽宁立泰公司作为法人企业亦应是明知的。因此，辽宁立泰公司称仅凭黄某、汪健康持有公章就认定黄某、汪健康有权签署巨额债权、债务的平帐协议及相关附件与我国法律规定及公司决策机制不符。另外，辽宁立泰公司称该《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是在与抚顺太平洋公司、浙江太平洋公司对帐后形成的。而该期间内抚顺太平洋公司的电子打印帐、财务报表、会计凭证、财务室电脑主机箱等所有与财务相关的载体均已被公安机关调取，公司基本无法正常运转，除徐之红外大多数高管及员工已离职，而徐之红同时又是辽宁立泰公司的董事，黄某又不是财务人员，以前也从未涉及过公司的财务工作，在此种情况下，辽宁立泰公司所谓的对帐也与常理不符。关于辽宁立泰公司应当给付抚顺太平洋公司7650万元款项的利息问题。因为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其借期内不应该给付利息，应当从其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利息，抚顺太平洋公司是于2017年7月15日主张权利，故应当从此日起开始计息，至给付之日止。综上，辽宁立泰公司利用抚顺太平洋公司法定代表人人身自由受限无法实际管理公司，公司管理混乱之际，在明知如此重大债务减免程序的情况下，以签署《协议书》及相关附件来为其减免巨额债务，损害了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利益，明显显失公平。故本院对抚顺太平洋公司的合理主张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初81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与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太平洋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相关附件；三、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本金7650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7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抚顺太平洋实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4，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4，3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辽宁立泰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立君审判员  唐云涛审判员  赵碧涛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