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湘高法民二初字第13号原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国窖广场。法定代表人：刘淼，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宗智，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覃超，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迎新支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迎宾路223号。主要负责人：柳英姿，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权，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东路二段517号红星大厦105。主要负责人：吴甜甜，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权，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北京市天同（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老窖公司）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迎新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迎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红星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1日立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农行迎新支行原行长郑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农行红星支行原行长曾捷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以及案外人袁剑鸣、朱慧珺、张东华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立案侦查，本案的审理须以上述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上述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本院根据原告泸州老窖公司以及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的申请，于2015年7月1日裁定将本案中止诉讼。2018年11月5日，因朱慧珺、黄康荣、张东华、郑强、曾捷等人的刑事案件已经审理终结，且刑事执行程序已告一段落，本院决定恢复本案审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泸州老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宗智、覃超，被告农行迎新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权，被告农行红星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耀权、李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泸州老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返还原告存款1.5亿元及利息与逾期罚息；2.由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因在湖南的业务开展需要，决定在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开设存款账户。2013年初，农行迎新支行负责人郑强到泸州考察后，双方签订了（湘）农银协定存款字（开福）第0012号《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农行迎新支行为原告开立了存款账户用于资金结算。4月23日，原告财务部工作人员吕某到农行迎新支行营业点柜台，在当场确认开户相关信息后，即通知原告财务部向该账户转入办理了第一笔5000万元存款。6月18日，原告财务部工作人员周某到农行迎新支行营业点柜台核实相关信息后，即通知原告财务部向该账户转入5000万元。9月26日，原告财务部工作人员代某某到农行迎新支行营业点柜台核实相关信息后，通知原告财务部向该账户转入两笔5000万元，共计1亿元的存款。至此，原告在该账户上共存入2亿元的存款。2014年2月12日，为保障2013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顺利进行，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向农行迎新支行发出《银行询证函》，农行迎新支行签章确认原告存款2亿元的事实。第一笔5000万元存款一年期满后，原告于2014年4月23日通过网上银行将该5000万元存款、利息57.5万元及5000元余额合计5058万元转账至原告在工商银行泸州分行的存款账户。2014年6月27日，原告财务部工作人员代某某到农行迎新支行营业点对2014年6月18日到期的5000万元一年期存款办理了续存三个月的业务。2014年9月26日，原告前述2亿元中余下的1.5亿元一年期存款先后到期。原告委派财务人员到农行迎新支行柜台转款，但农行迎新支行不予支付该1.5亿元存款及利息。事发后，原告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湖南省分行协商无果，遂向公安机关报案。证据表明，农行迎新支行违反银行开户管理规定，在办理开户时未审核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协助欺骗原告工作人员，为犯罪分子朱慧珺、袁剑鸣、黄康荣等人骗取原告1.5亿元创造了条件。在原告存款已被犯罪分子内外勾结倒转的情况下，又出具银行询证函，确认原告2亿元存款，以掩护诈骗行为不被发现。农行迎新支行负责人郑强收受巨额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与朱慧珺、袁剑鸣等犯罪分子内外勾结，为犯罪分子盗取原告存款出谋划策、提供便利。被告农行红星支行违反银行开户管理规定，未审核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协助犯罪分子冒原告之名在农行红星支行开户，使犯罪分子能从迎新支行将原告存款转至农行红星支行，以逃避巨额款项支取的监管，再由农行红星支行将款转出，先后为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在此过程中，该支行负责人不仅不依规向原告对账，反而指使本行人员伪造原告法人章、财务章、校对章等三枚印章，再伪造与原告的对账单，并将伪造的对账单报省分行，欺骗分行对账中心，对诈骗犯罪也起到了掩护作用。由于两被告共同实施的违法违规和失职行为，以及二被告负责人与犯罪分子勾结配合骗取1.5亿元存款，被告拒绝兑付原告巨额存款及利息，造成原告的巨大经济损失，应由被告赔偿。在诉讼过程中，泸州老窖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由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赔偿原告存款本金132020078.49元；2.由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赔偿原告存款利息损失；3.由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共同答辩称，一、原告为追求业绩和高额收益，明知本案不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仍然允许、放任犯罪分子以非法手段用款，其重大恶意是造成本案发生的根源。1.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原告推行资源交换业务的目的是追求业绩和高额收益。而该业务本身存在巨大风险，已引发多起案件。原告以资源交换业务之名，恶意将巨大的资金安全风险转嫁给银行，是本案产生的根源。2.原告明知本案不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模式，仍允许、放任犯罪分子以非法方式用款，进一步放大了风险。首先，根据原告上海片区经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谯治民以及经销商陈伯青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谯治民知悉犯罪分子会使用款项，并与陈伯青进行过沟通。生效刑事判决亦认定犯罪分子认为原告允许其使用资金，原告也允许犯罪分子使用存款。原告虽称是同意“犯罪分子与银行建立合法民事关系后使用存款”，但如果原告合法合规将款项存入银行，则其与银行之间仅成立债权债务关系，款项完全由银行支配使用，原告允许购酒方用款这一说法系无稽之谈。其次，本案也不符合资源交换业务的正常操作规程：其一，资源交换业务要求以定期存款的方式进行。但本案犯罪分子向原告提供并由原告确认的系协定存款，而协定存款本质上是活期存款。其二，资源交换业务要求银行按定期利率上浮10%计付利息，但本案原告是从犯罪分子处收取利息差。其三，资源交换业务强调不能委托他人开户，只能委托公司内部人员开户。但本案原告出具了真实的授权委托书委托犯罪分子开户。其四，资源交换业务中，为保障资金安全，原告会以网银方式随时监控账户资金情况。但经销商在与犯罪分子签订的《白酒购销合同书》中明确“承诺保证存款在一年期内不查询”，从而为犯罪分子使用款项提供便利。其五，资源交换业务的主要目的是销售白酒，但《白酒购销合同书》中约定“如购酒方不能使用泸州老窖2亿元资金，销售公司会无偿退还购酒款”，说明各方的主要目的不是销售白酒，而是原告允许犯罪分子使用资金并收取高额利息。其六，若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原告可与银行直接沟通存款事宜，但每次“存款到期”后，原告均不与银行沟通，反而通知经销商陈伯青催促犯罪分子还款，并同意犯罪分子延期归还。二、原告存在五个方面的明显重大过错，为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提供条件和便利，系导致犯罪得逞的重要的原因。1.原告在农行迎新支行没有参与，且明知二级支行没有行政章的情形下，在犯罪分子携带加盖有农行迎新支行公章的《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上门开户时，轻信犯罪分子，与其签订《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为犯罪分子以非法手段挪用款项提供了便利。此外，原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查询账户基本信息显示原告在第一次存款5000万元时查询的账户基本信息中明确载有“协定标志：非协定”，且在农行迎新支行开立一般存款账户时需由双方签订《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但双方并未签订该协议，故原告应当知道其并未与农行迎新支行建立合法有效的存款关系。2.原告对犯罪分子的身份未进行任何核实即轻易相信犯罪分子是银行工作人员，向其提供真实的授权委托书、开户资料及预留印鉴模版委托犯罪分子开户，并由犯罪分子获取了未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的复印件以及加盖了真实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完整的开户资料，导致涉案账户被犯罪分子所控制。因原告系委托犯罪分子张东华办理开户手续，且确认张东华系其员工，即便犯罪分子预留的是伪造印鉴，该行为亦系原告的有权代理人所为。犯罪分子通过开户时预留的伪造印鉴将账户内款项转走，银行根本无从审查。故原告将开户资料、授权委托书提供给犯罪分子，是导致账户失控和款项被转走最为重要的原因，原告应自担后果。3.原告通过网银发现存款消失仍继续办理后续存款业务，其放松监管是导致新的损失产生和扩大的主要原因。4.原告财务人员违反规定未在柜台办理业务，放弃柜台核实的机会，听任犯罪分子摆布在银行场所外接受伪造的存款证明书，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及扩大。5.谯治民为促进本案中所谓的“资源交换业务”，在明知道购酒方朱慧珺、袁剑鸣与经销商陈伯青所签订的购酒协议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陈伯青、犯罪分子作掩护，对伪造合同、发货单、发票等视而不见。第二笔5000万元存款到期后，犯罪分子无法还款，陈伯青向谯治民沟通，表示用款方原因存款暂无法归还，请泸州老窖公司办理续存。谯治民与财务总监敖志平沟通后，同意办理三个月续存业务。上述事实表明原告明知是犯罪分子在使用款项，其并未与迎新支行建立存款关系，只是想通过该方式向银行转嫁风险。另外，原告发现联系长沙开户时号码空号、未收到对账单回执联，但并未就该异常情况与银行核实，放任犯罪分子用款。故原告配合犯罪分子掩盖犯罪行为，亦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重要原因。综上，原告有组织、有预谋地配合犯罪分子，为犯罪分子以非法方式挪用存款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将资金安全风险转嫁银行后获得高额收益。原告相关人员违规操作、放松监管为犯罪分子用款提供条件、掩盖其犯罪行为，最终导致损失发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三、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已尽到审慎核查的义务，无明显过错，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1.农行迎新支行已尽到审慎核查义务，无明显过错，未导致损害发生。首先，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郑强未参与诈骗，不存在帮助犯罪分子挪用款项的情形。郑强的个人受贿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其次，犯罪分子提供的开户资料均系从原告处获取的真实复印件，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也通过公开途径对该等资料进行了真实性核验。至于郑强通过“特事特办”程序完成开通网银的手续，并不导致损害发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损害发生。因此，农行迎新支行根据原告的申请开立账户、开通网银，无明显过错，未导致损害发生，不应承担责任。2.红星支行亦尽到审慎核查的义务，未侵犯原告合法权益。首先，在原告已完成农行迎新支行的开户并认可该账户的情形下，农行红星支行的开户并未侵犯原告财产权益。其次，在犯罪分子持伪造印鉴完成农行迎新支行的开户时，原告的账户和账户内的款项即已处于失控状态。即使未在农行红星支行开户，犯罪分子既可以在其他银行开立原告账户实施类似的诈骗行为，也可以根据预留印鉴直接将农行迎新支行原告账户内的存款转出。故农行红星支行的开户与损失无关。再次，曾捷等人私刻原告印鉴系为了完成对账工作以应对考核，与犯罪分子诈骗使用原告资金无关。因此，农行红星支行亦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朱慧珺案的刑事执行程序尚未终结，且袁剑鸣的刑事案件也处于一审诉讼中，原告可挽回的损失尚不确定，故本案应中止审理。原告泸州老窖公司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2.两被告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拟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4.2013年4月23日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查询账户基本信息；5.2013年6月18日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6.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7.18-055901040011×××33（以下简称尾号11×××33账户）账户明细；8.中国农业银行网内收付入账通知书、客户收付款入账回单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明细基本信息。拟证明：1.原告与被告农行迎新支行签订了《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该协议文本来自于农行迎新支行；2.原告于2013年4月23日、6月18日及9月26日在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开立的尾号11×××33账户中分别存入5000万元、5000万元及1亿元，共计2亿元资金；3.原告于2014年4月23日转回第一笔5000万元存款及利息。第三组证据：9.农行红星支行的开户资料；10.农行红星支行开立的原告账户2亿元存款的往来明细表。拟证明农行红星支行违规为犯罪分子朱慧珺等人开立原告账户，导致原告2亿元资金被犯罪分子通过该账户被转走，造成原告重大损失的事实。第四组证据：11.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湘刑终360号刑事判决书；12.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刑初39号刑事判决书；1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5）雨刑初字第460号刑事判决书；14.2014年10月28日郑强的讯问笔录；15.2015年3月18日郑强的讯问笔录；16.银行询证函及快递单；17.2015年1月13日黄康荣的讯问笔录；18.2015年3月19日黄康荣的讯问笔录；19.2014年10月26日与2014年10月29日曾捷的讯问笔录；20.2014年10月25日邓海滨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对于本案的诈骗行为，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均存在过错。第五组证据：21.《中国农业银行运营集中作业业务审核指引》。拟证明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在开户和资金支配使用上存在违规的事实。第六组证据：22.原告收款收据；23.原告收款的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经过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原告在朱慧珺等人的诈骗案中挽回损失17979921.51元，并已收到该款项。第七组证据：24.2014年11月19日陈伯青的讯问笔录；25.2015年6月17日陈伯青的讯问笔录.拟证明陈伯青三次陪同原告财务人员到农行迎新支行存款的具体经过以及郑强配合犯罪分子对原告财务人员实施诈骗的事实。第八组证据：26.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泸州老窖2013年报审计对银行存款实施函证过程的说明。拟证明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向农行迎新支行发出《银行询证函》的经过以及郑强与犯罪分子串通实施诈骗等事实。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系犯罪分子伪造，所加盖农行迎新支行的公章和郑强的签名均系假的。农行迎新支行并未与原告达成订立协定存款的一致意思表示，双方并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存款合同关系，更不成立定期存款关系。对证据4-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1.原告转账是受犯罪分子欺骗所致，其转账也是为了供犯罪分子使用，农行迎新支行并不负有返还责任。2.农行迎新支行的账户已挂网银，原告本可通过网银查询迎新支行账户的往来信息，但却视而不见，放任犯罪分子使用存款，应自担损失。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1.原告转回的第一笔本息5057.5万元，是犯罪分子通过原告18055901040004×××95的一般结算户（以下简称尾号04×××95账户）于2014年4月17日、4月22日分别向原告尾号11×××33账户还款57.5万元和5000万元，并非到期存款及利息。原告对此明知却仍允许犯罪分子继续使用款项；2.如果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的约定，5000万元存款一年后的利息不可能为57.5万元。故该利息实际上是犯罪分子按照与原告的约定偿还的部分利息，表明原告明知犯罪分子已挪用款项；3.原告可以通过网银看到该入账信息。在其未开立尾号04×××95账户的情况下，收到该账户转账，原告未表示怀疑，亦未向银行核实，可见原告放任犯罪分子使用其存款，应自担损失。对证据9、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1.原告向犯罪分子提供开户资料，为犯罪分子伪造公章、携虚假开户资料前往农行红星支行办理开户手续提供了条件。因此，犯罪分子能够以其名义在农行红星支行开户系原告的过错导致。2.农行红星支行对犯罪分子提供的开户资料已进行必要审查，不存在严重违规开户的情形。对证据11-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农行迎新支行之所以为犯罪分子开户，是因原告没有核实犯罪分子的身份就向其提供开户资料，农行迎新支行农行没有过错。犯罪分子在农行红星支行开户时，原告的损失已经发生，故红星支行也没有过错。同时，生效刑事判决明确认定农行迎新支行不应当对郑强的行为承担责任。对证据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在犯罪分子上门协商业务时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核义务，郑强没有表达开户的意见。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农行迎新支行未收到过该《银行询证函》。对证据17-1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生效刑事判决未认定银行参与了伪造开户的过程。对证据19、2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农行红星支行的开户与犯罪分子挪用原告存款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自款项被犯罪分子从农行迎新支行转走，原告就已经知道损失发生。对证据21的真实性、合法性暂时不能确认，对于关联性有异议。1.该文件产生于本案案发之后。2.原告的工作人员对于银行业务非常熟悉，对开户需提供的资料是明知的。在农行迎新支行开户并不违背原告的意愿，农行红星支行的账户开立亦不影响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对证据22-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4-2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郑强对诈骗犯罪行为不知情，原告称郑强与犯罪分子配合与事实不符。2.原告的财务人员在办理三次存款业务时均未在柜台办理，犯罪分子是在银行经营场所外将存款证明书交给了原告的工作人员。在办理第三笔存款之前，原告财务人员代远承发现在公司账户上已经看不到之前所存的两笔存款余额，说明原告明知涉案款项已经被犯罪分子挪走，但仍存入第三笔钱。对证据2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询证函发出的时间是关键事实，但该说明中有意回避了时间问题。犯罪分子挪用款项在前，银行询证函发出在后，故该银行询证函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对证据1-2、4-15、17-20、22-26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且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泸州老窖公司的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证据3，因生效刑事判决已经认定犯罪分子伪造《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16，虽然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结合生效刑事判决书以及郑强等人的供述可以证明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向农行迎新支行发出过《银行询证函》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泸州老窖公司的证明目的，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于证据21，虽然该业务审核指引文件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于2014年下发，但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作为掌握业务审核指引文件的一方，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案发当时适用的业务审核指引文件，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故对泸州老窖公司提供的该业务审核指引文件予以采信。被告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7）湘刑终360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1.原告推行资源交换业务的目的是销售业绩和高额收益。2.资源交换业务方案要求以定期存款的方式进行，但本案中犯罪分子向原告提供并由原告确认的是协定存款，而协定存款本质上是活期存款。资源交换业务要求银行按定期利率上浮10%计付利息，但本案中原告是从犯罪分子处收取利息差，故本案不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3.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为保障资金安全，会以网银方式随时监控账户资金情况。但本案经销商却承诺原告不查询存款，为犯罪分子使用款项提供便利，明显不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4.原告资源交换业务的最主要目的是销售白酒，但本案中各方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销售白酒，而是原告允许犯罪分子使用资金并收取高额利息，明显不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5.若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原告可与银行直接沟通存款事宜。但本案每次“存款到期”后，原告均不与银行沟通，反而通知经销商陈伯青催促犯罪分子还款并同意犯罪分子延期归还，显然不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6.原告违背只能委托公司内部人员去银行开户的规定委托犯罪分子开户，系导致损失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7.原告将真实的开户资料、预留印鉴模板以及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的开户授权委托书以及开通网银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提供给犯罪分子，委托其前往迎新支行办理开户手续。且在此过程中，犯罪分子还从原告处取得未加盖公章的真实的开户资料，为犯罪分子伪造印鉴完成开户提供了便利和条件。8.犯罪分子以开户时预留的伪造印鉴进行转账，银行审核一致完成转账指令，已尽到审核义务，并无过错。相反，原告将开户资料、授权委托书提供给犯罪分子，是导致账户失控和款项被转走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原告应自担后果。9.在发现之前存入的两笔存款消失时，原告仍继续办理第三笔1亿元存款，可见其放任、允许甚至配合犯罪分子以非法方式挪用存款，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应自行承担责任。10.原告委派的财务人员吕锐、周蕾、代远承、代钰均违反规定，未在银行柜台办理核实账户、存款、续存业务，而是听任犯罪分子摆布，在银行场所外接受犯罪分子伪造的存款证明书，具有过错。11.原告一直和犯罪分子沟通协定存款协议相关条款的修改，作为合同一方主体农行迎新支行并未有任何参与。12.原告在第二笔存款到期犯罪分子无法还款时，允许犯罪分子延期还款、继续用款，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13.原告财务人员吕锐在发现按照代远承在长沙开户时留的电话号码联系，系空号。每次收到对账单后发现农行每次只邮寄通知联没有回执联等异常情况时没有与银行核实，放任犯罪分子用款，导致损失发生。14.张东华系受原告委托，持从原告处获取的真实开户资料来农行迎新支行开户，且原告在存款之前，亦已认可了在农行迎新支行的账户，故农行迎新支行的开户行为无明显过错行为，未导致损害发生。15.原告要求在农行迎新支行开通网银，并且开通网银后，原告可通过网银对账户进行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损害发生，而非导致损失发生。15.犯罪分子提供了与在农行迎新支行开户相同的资料，并出示在农行迎新支行完成开户的开立账户结算申请书。因此，在原告已完成农行迎新支行的开户，且原告认可该账户的情况下，农行红星支行的开户并未侵犯原告财产权益。在犯罪分子持伪造印鉴完成农行迎新支行的开户时，原告的账户和账户内的款项即已处于失控状态。而且，若无在农行红星支行的开户行为，犯罪分子可以在其他银行开立原告账户实施类似的诈骗行为，也可以根据预留印鉴直接将农行迎新支行账户内的存款转出。故农行红星支行的开户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农行红星支行不应承担责任。2.（2016）湘01刑初39号刑事判决。拟证明：1.原告明知犯罪分子要使用资金。2.原告为追求业绩和高额收益，多次开展资源交换业务。3.原告允许犯罪分子使用资金，犯罪分子亦认为原告允许其使用资金。4.原告违背规定委托犯罪分子开户，系导致损失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5.犯罪分子以开户时预留的伪造印鉴进行转账，银行审核一致完成转账指令，已尽到审核义务，并无过错。6.原告财务人员代钰系在酒店领取单位存款证明书，未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违反公司的规定。7.原告作为财务制度成熟的上市公司，明知农行迎新支行没有行政公章，仅有业务章。当犯罪分子携带加盖农行迎新支行公章的协定存款协议上门开户，原告对此未提出任何质疑，反而配合犯罪分子在协议上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私章，为犯罪分子以非法手段挪用款项提供便利。8.郑强未参与诈骗行为，不存在帮助犯罪分子挪用款项。其违规开户、开通网银的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亦无因果关系。3.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拟证明原告为追求业绩和高额收益，恶意向银行转嫁风险，已发生多起类似案件，是本案产生的根源。4.谯治民的讯问笔录。拟证明：1.谯治民明确知悉犯罪分子会使用款项，并与陈伯青进行过沟通。2.原告在第二笔存款到期犯罪分子无法还款时，允许犯罪分子延期还款、继续用款，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5.陈伯青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谯治民明确知悉犯罪分子会使用款项，并与陈伯青进行过沟通。6.授权委托书及法人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原告委托犯罪分子张东华开户，且确认张东华系其员工，张东华是原告的有权代理人。即便犯罪分子预留的是伪造印鉴，农行迎新支行有理由相信该行为系原告的有权代理人所为。7.中国农业银行《企业网上银行操作手册》以及原告尾号11×××33账户明细。拟证明通过网上银行可以查询已注册的所有账户的账户余额、交易明细、交易对手等信息，包括农行迎新支行账户内存款金额、利息、往来款项等信息，原告不可能注意不到转款、扣费情形。因此，第一笔5000万元在存入后的第三天即被转走时，原告理应知道。若其及时提出，不仅可防止后续1.5亿元损失的发生，而且可追索该5000万元。8.中国农业银行官网查询信息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存款证明书使用说明、真实的单位存款证明书模版。拟证明单位存款证明书是银行出具的载明存款单位某一时点在开户行存有一定金额的书面证明。出具单位存款证明书需要客户填写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存款证明申请书、加盖单位公章和预留印鉴。客户申请当天不得开立单位存款证明书，实际开出单位存款证明书的时点应晚于客户申请日。可见，原告未经申请即在转账当天领取单位存款证明书，其明显知道该证明书系伪造，仍接受该证明书配合犯罪分子的后续犯罪行为，导致损害发生，应自担责任。9.中国农业银行查询账户基本信息。拟证明原告在第一次存款5000万元时，查询了账户基本信息，该信息显示“协定标志：非协定”。可见，原告明确知悉其与农行迎新支行之间未成立协定存款协议。10.《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印章使用管理的通知》。拟证明农行迎新支行并无行政公章。11.袁剑鸣案件的开庭信息。拟证明：1.朱慧珺的刑事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原告可挽回的损失尚不确定，本案需以刑事案件的最终执行结果作为依据，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2.袁剑鸣被提起公诉，并冻结财产约3000万元，该案的处理结果对于各方过错大小、责任承担以及责任范围的确定均会产生直接影响。袁剑鸣刑事案件于2019年1月17日进行了一审开庭审理，尚未审结。本案需以该案的处理结果作为依据，故本案应中止诉讼。泸州老窖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正常的资源交换业务，泸州老窖公司是否允许、放任犯罪分子以非法手段用款的问题。1.通过资源交换业务，原告实现销售业绩和存款收益，银行增加存款并获取存贷差收入，购酒客户获得优质产品且可以与银行建立合作关系，达到各方共赢，该业务模式本身并无不当。不能因为原告可以获得的收益较高，就认为业务存在问题。2.该判决认定的只是资源交换业务的基本模式，实践中由于各家银行要求不同，每笔业务在实际操作上不可能完全一致。就本案而言，原告办理协定存款均为一年期限，与一年定期并无本质区别。通过咨询费补足利息差，以使实际利率满足要求，都说明本案完全是按照资源交换业务的实质要求在运作。3.《白酒购销合同书》系犯罪分子与经销商签订，并非与原告公司签订，主体完全不同，不能代表原告的意思，并不能证明原告承诺不查询存款及允许犯罪分子使用资金。4.被告关于每次存款到期后原告均不与银行直接沟通的说法并无依据。首先，每次存款到期原告均派人直接到银行办理。第一笔存款到期后，代钰到长沙把到期的5000万元转账回原告账户，而且代钰直接与郑强联系并索要转款回单，郑强亲自到银行打印回单直接交给代钰。第二笔到期续存三个月，也是指派代钰到长沙办理，只是被陈旻波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欺骗。1.5亿元存款均到期后，原告派财务人员携带单位存款证明书到农行迎新支行提示取款。其次，该笔业务由经销商陈伯青介绍推荐，其与郑强共同前往泸州洽谈，并在长沙陪同吕锐、周蕾等在郑强办公室办理业务，应当说与银行方面较为熟悉，要求陈伯青与银行联系是合理的。5.资源交换业务的前提是原告将资金存入银行。即使可以用款，也只能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使用，合作银行必须确保存款安全。原告从未允许用款人不通过银行而直接使用资金。若如被告所称允许犯罪分子挪用款项，则诈骗犯罪根本就不可能成立。被告关于原告明知并允许、放任犯罪分子以非法方式用款的说法毫无依据。二、关于原告开户的问题。1.郑强到原告处洽谈，作为行长打前站“揽储”，获取了原告信任，为不久后陈旻波、张东华等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开户创造了重要条件，因此原告向犯罪分子出具开户资料与郑强的责任有直接因果关系。2.原告的公章、证照等不便带出，由银行上门开户是常规做法。“只能委托公司内部人员去银行开户”是指到银行柜台开户时的要求，并未否定“上门开户”。而本案所有的开户材料都是在原告认为农行迎新支行上门开户的情况下出具的，并非被告所称委托犯罪分子到银行开户。3.陈旻波、张东华到原告上门开户时，身着农行工作服。陈旻波自称系郑强的副手，张东华自称是农行迎新支行客户经理，并印制名片，电话是长沙手机号码，这些欺骗手段足以使一般人产生错误认识，不能过分苛责原告。4.从与陈伯青一起到泸州上门开户，到三次存款时与陈伯青在郑强办公室接待吕锐、周蕾、代远承，陈旻波一直以陈经理自居。行长郑强一方面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犯罪分子使用，另一方面直接出面，配合犯罪分子接待原告工作人员且从未揭穿身份，致使原告的工作人员对“陈经理”就是银行工作人员的认识不断强化，根本无法察觉上门开户被骗的问题，并愈加确信存款是安全的。三、关于监管的问题。1.由于原告一直认为办理的是协定存款，而协定存款不同于一般的活期存款，本就下设活期户和协定户两部分。且经向泸州农行核实，才误认为查不到余额属于正常情况。被告称原告在发现前面存款消失后，继续办理后续存款，放任、允许挪用与事实不符。2.原告财务人员在长沙办理业务期间均与郑强有过见面，甚至有的业务是在行长办公室接待办理。正是基于行长郑强的积极配合，使原告工作人员放松警惕，认为账户和存款是行长知情并关注的，由此相信账户是安全的，办理业务是可靠的。四、关于《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的签订以及允许续存的问题。1.原告基于对行长郑强的信任，足以认为农行迎新支行已经做出了办理协定存款的意思表示。2.由于郑强的介入，为后续犯罪分子签订虚假协议创造了重要条件，原告才误认协议的沟通、修改、签订等环节的相关人员均是代表银行。因此，《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是在行长郑强的配合之下产生的，被告理应承担责任。3.5000万元存款续存是按资源交换业务的流程办理手续的，符合操作要求。并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是因犯罪分子无法还款而允许其延期还款、继续用款。4.谯治民同意续存并非是纵容犯罪分子延期还款，而是基于对银行的信任，而且对于犯罪的预谋、实施、既遂没有影响。5.原告工作人员发现对账方面的异常时，采取了一定的核实措施。被告称原告未与银行核实，放任犯罪分子用款与明显事实不符。6.由于资金存入后原告并未使用，按常理存款并不会有变化。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原告在对账管理上确有不够严谨之处。但银行未按规定进行对账，甚至将对账权交给犯罪分子，配合掩盖犯罪，不仅没有尽到基本的对账义务，甚至还对此存在主观故意，其过错更为明显。五、关于迎新支行、红星支行是否尽到审慎核查义务的问题。1.虽然根据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没有认定郑强合谋诈骗，但郑强收受贿赂，严重违背行长职责，在知晓整个开户、转款、用款行为严重违规的情况下，放弃银行审核和监管，配合且不揭发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有放任诈骗犯罪发生并得逞的故意，其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2.农行迎新支行在不审核开户人员身份，不审核必须审核的开户资料原件的情况下违规开户并开通网银，为犯罪分子将原告资金诱入农行迎新支行并掌控账户支配资金直接创造了前提条件。3.郑强出谋让犯罪分子在农行红星支行开户并将资金转入该户，为逃避原告的网银监管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在农行红星支行开设账户，由于原告开通了网银，如果见不到资金原告就会过问，银行方面就难以解释。这样，不仅第一笔资金诈骗不一定能成功，而且后续诈骗就难以实施。因此，农行红星支行开户转款是诈骗的重要环节，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原告在全国范围开展资源交换业务，仅极少数业务出现风险。被告称资源交换业务本身存在重大风险没有任何根据。2.出现风险的业务均有银行内部人员参与、配合，并对犯罪得逞起到关键作用，有的甚至是诈骗犯罪主犯。是银行“内鬼”违法违规将本应安全的存款置于风险之下。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谯治民的说法与刑事判决认定一致，即用资方需要通过银行的合法渠道才能用款，并不是放任犯罪分子非法挪用。2.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谯治民明知手续有假。被告称谯治民明知销售不真实、掩盖犯罪没有依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陈伯青与谯治民的说法相互印证，谯治民只知道朱慧珺要从银行借钱，但不知道是以非法手段用款。被告主张原告允许甚至配合犯罪分子非法用款没有依据。而郑强出面商谈并提供操作建议，是实现款项被挪用的关键环节。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该两份授权委托书是在原告受到欺诈，误认为犯罪分子是上门开户的银行工作人员情况下出具的，不能代表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2.农行迎新支行并未核实该授权的真实性，工作人员在从未亲见面签的情形下，弄虚作假签注“亲见授权人授权面签”，严重违反审慎要求。3.郑强在明知朱慧珺不是原告人员而是准备用款人的情况下，对其带来的张东华等人不核实其是否为原告工作人员的身份，反而向银行经办人员介绍是原告工作人员，为犯罪分子开户提供帮助。因此，被告称有理由相信开户行为系原告的有权代理人所为不能成立。该两份证据反而能够证实银行违反“三亲见”规定，违规开户，为诈骗犯罪得逞创造了重要条件。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资金进入农行迎新支行后，为避开原告网银监管以使犯罪分子用款成功，郑强出谋让犯罪分子在农行红星支行开户并将资金转入该户。因农行红星支行开设的原告账户没有挂网银，资金转走后原告在网银上是看不到的，原告只能看到资金从农行迎新支行转到了农行红星支行。再加上办理协定存款的存款证明书，而误以为农行红星支行的账户是农行迎新支行原告账户的一个理财账户，资金转走是正常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农行官网明确说明，具体开办的业务种类及办理程序、办理条件等以中国农业银行当地分行有关规定为准。可见各地办理程序并不完全统一，原告作为普通客户更无法准确知悉外地银行的程序要求。2.单位存款证明书的使用说明并无具体来源，存款证明书模板上也没有明确标示存款当天不能开立，原告并不知晓银行出具存款证明书的具体规定及操作要求。即便如被告所说当天不能领取，原告对此也并无过错。被告所说原告明显知道证明书系伪造毫无根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工作人员办理存款时主要是核对户名、账号、金额等信息是否一致，账户状态是否正常。由于协定存款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原告对于款项存入后银行如何进行操作处理、如何标注并不予以重点关注，并不能据此认定原告明知未成立协定存款协议。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印章管理及其权责划分属于银行内部事项，原告无法知悉银行内部对于行政印章使用管理的具体规定，更不能推定原告明知没有行政公章。2.作为存款人只能从总体上概括了解银行的业务职能，没有义务去核实业务经办行的具体内部授权，包括是否有刻制、使用行政印章的权限。在郑强上门表示过可以做协定存款的情况下，原告有理由相信迎新支行可以签订相关协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1.袁剑鸣的刑事诉讼对本案民事责任认定不产生实质影响。2.因刑事执行程序涉及不动产，且存在执行异议，因此能否执行，执行多少，尚不确定。故本案不应继续中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泸州老窖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且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予以采信。至于能否达到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经审理查明，2012年下半年，为应对白酒销量下滑，原告泸州老窖公司推出“资源交换，助力营销”业务。方案为：泸州老窖公司以5000万元为单位存入银行一年，存款方式为定期，合作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一年定期利率上浮10%向泸州老窖公司支付利息，由泸州老窖公司与银行签订存款及开销户协议进行约定。合作银行通过该存款获取存贷差收入，以团购价购买泸州老窖公司指定产品。银行也可以向客户推荐，主要由客户购买。每5000万元存款对应购酒在600万元以上，先购酒后存款，存款数额以此类推。合作银行必须确保存款安全等。泸州老窖公司同时规定，存款协议签订后由公司财务部和法务部携带委托书和加盖公章的协议到银行办理开户存款手续，公司不能委托他人开户，只能委托公司内部人员开户。整个存款过程须在柜台亲见。该资源交换业务最初由泸州老窖公司财务部门找银行来做，但由于效果不好，后改为由经销商推荐银行做。根据该资源交换业务，泸州老窖公司的存款利息加上售酒利润，年收益可超过20%。2012年10月，泸州老窖公司经销商陈伯青从时任泸州老窖公司上海片区销售经理谯治民处得知该资源交换业务，即对外进行宣传。案外人朱慧珺知悉后，认为可以利用一年的定期存款套取该款使用，便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陈伯青，并与陈伯青等人前往泸州老窖公司进行了考察，但泸州老窖公司要求与银行工作人员直接沟通洽谈，并提出相关账户要办理网银，便于财务人员进行查询。朱慧珺遂将此业务告知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案外人袁剑鸣，二人共同策划套取泸州老窖公司的存款。随后，朱慧珺及案外人黄康荣与时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开福区支行行长郑强(后任农行迎新支行行长)联系，希望郑强以银行行长的身份到泸州老窖公司商谈资源交换业务，但不需要郑强签订任何协议或文件，郑强表示同意帮忙。2013年年初，通过陈伯青与谯治民联系并在陈伯青的陪同下，郑强与袁剑鸣以农行迎新支行的名义到泸州老窖公司商谈资源交换业务，但未签订或达成任何协议。从泸州老窖公司返回后，郑强向朱慧珺等人表示可以做协定存款。朱慧珺随即要陈伯青与泸州老窖公司联系。陈伯青通过谯治民与泸州老窖公司联系后，答复朱慧珺泸州老窖公司同意做协议存款。朱慧珺即与袁剑鸣共谋由其二人购酒，由泸州老窖公司在农行迎新支行存款，再利用泸州老窖公司不可能亲自到长沙开户的情况，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上门为泸州老窖公司开立账户，套取泸州老窖公司开户所需资料，然后用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印鉴加盖在相关开户资料上到银行办理开户手续，在泸州老窖公司资金转入该账户后，再用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印鉴将资金转走。之后，袁剑鸣、朱慧珺以袁剑鸣实际控制的宁波额恩思贸易有限公司与陈伯青所在的上海鼎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三份《白酒购销合同书》，由袁剑鸣、朱慧珺向陈伯青支付2400余万元购酒款，陈伯青负责让泸州老窖公司通过协议存款方式，分三次存款2亿元到袁剑鸣、朱慧珺指定的农行迎新支行开立的泸州老窖公司账户，并承诺保证该存款在一年期内不查询，如购酒方不能使用泸州老窖公司2亿元资金，销售公司则无偿退还购酒款等。因资源交换业务需由谯治民审核，陈伯青按照资源交换业务的要求伪造了销售合同、发货单等相关终端销售手续交给谯治民，但真实的销售合同没有提供。谯治民在未核实白酒是否实际已销售的情况下完成了审核并上报泸州老窖公司。与此同时，袁剑鸣从他处获取《中国农业银行单位协定存款协议》文本，由朱慧珺、陈伯青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修改后发回。反复几次后初步敲定了协议内容。因商定的银行利率未达到泸州老窖公司的要求，泸州老窖公司与上海鼎祥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由上海鼎祥投资有限公司以咨询费的名义补足利息差。但陈伯青与袁剑鸣、朱慧珺私下约定利息差实际由袁剑鸣、朱慧珺补足。2013年4月初，案外人张东华和陈旻波根据袁剑鸣的安排，身着银行制服并印制名片，冒充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到泸州老窖公司上门开户，朱慧珺通知陈伯青予以接洽。张东华、陈旻波被陈伯青带至泸州老窖公司后，张东华向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自称是郑强的助手，陈旻波则自称是农行迎新支行的客户经理。张东华、陈旻波将加盖了伪造的农行迎新支行行政公章、业务专用章以及伪造郑强签名的《中国农业银行协定存款协议》及申请银行开户的其他协议交给了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误认为张东华、陈旻波系农行迎新支行的工作人员，即在伪造的《中国农业银行协定存款协议》及申请银行开户的其他协议上加盖泸州老窖公司公章，并将印鉴模板以及加盖了泸州老窖公司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开户资料交给张东华、陈旻波。同时，泸州老窖公司还向张东华出具授权委托书与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张东华到农行迎新支行办理开户以及电子银行业务。其中，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我公司现委托张东华作为我方代理人到农行迎新支行办理单位账户相关业务。上述代理事项受委托人均可独立代理，受委托人在权限内代我方办理的上述事项我方均予以承认。”法人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我公司现委托张东华作为我方代理人到农行迎新支行办理电子银行相关业务，委托权限自2013年4月2日开始至2013年4月30日终止。上述受托人为我公司员工，受托人在上述委托权限内的行为均为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公司保证以上内容完全属实，对信息失真或因违反规定而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本公司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该授权委托书与法人授权委托书上均加盖了泸州老窖公司的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私章。在此过程中，张东华、陈旻波乘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不备，窃取了未加盖泸州老窖公司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开户资料。从泸州老窖公司返回后，袁剑鸣等人将由张东华、陈旻波窃取的，未加盖泸州老窖公司公章的开户资料复印多份，并伪造了泸州老窖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私章等印鉴，为下一步诈骗进行准备。2013年4月8日，朱慧珺、张东华、陈旻波以及案外人罗云波等人持泸州老窖公司向张东华出具的真实授权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书以及加盖了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印鉴的相关开户资料冒充泸州老窖公司工作人员到农行迎新支行开立泸州老窖公司账户。郑强向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介绍张东华、罗云波系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具体业务由张东华、罗云波等人办理，朱慧珺则在郑强办公室等待。在郑强的安排下，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未审核泸州老窖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等开户资料的原件，且在未亲见泸州老窖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在授权委托书上签署“亲见授权人授权面签”的意见，为张东华等人开立了户名为泸州老窖公司，账号尾号11×××33的一般结算户。同时，郑强将该账户列为由其管理的账户，该账户所有情况须第一时间向郑强报告，郑强对该账户负责。为避免泸州老窖公司与农行迎新支行在对账过程中使事情败露，张东华等人在银企对账协议中将对账单邮寄地址填写为其临时租住的长沙市人民路朝阳银座1002室。尾号11×××33账户开立后，朱慧珺以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身份与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主管周蕾联系，告知其账号。周蕾要求朱慧珺将该账户开通网银，朱慧珺随即又联系郑强将该账户开通网银。在办理挂网银业务时，因张东华等人不能提供泸州老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郑强利用二级支行行长的权限申请了“特事特办”程序。随后，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未审核泸州老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以及办理挂网银业务的其他原件，且在未亲见泸州老窖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在法人授权委托书上签署“亲见授权人授权面签”的意见，为张东华等人办理了挂网银业务，并由张东华等人购买了电子支付密码器与支付凭证。2013年4月23日，根据泸州老窖公司指派，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吕锐在陈伯青的陪同下前往农行迎新支行核实账户信息并办理第一笔5000万元的存款业务。陈旻波冒充银行陈经理予以接待。为避免财务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揭穿骗局，吕锐被陈旻波带至郑强的办公室，由郑强接待，袁剑鸣等人则负责在大堂处理与柜台衔接。吕锐核实了账户信息后便通知公司财务部门转账汇款。账户基本信息显示账户性质为一般存款账户，协定标志为非协定。随后，袁剑鸣将吕锐带至农行迎新支行对面的咖啡厅吃饭、聊天。聊天过程中，陈旻波、张东华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事先伪造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交给吕锐。吕锐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存单离开长沙。第一笔5000万元款项存入农行迎新支行后，为规避泸州老窖公司总部的监督，顺利将泸州老窖公司上述5000万元存款转出，袁剑鸣、朱慧珺等人又密谋开设泸州老窖公司另一账户用以转款。2013年4月24日，经郑强推荐，朱慧珺、张东华、陈旻波冒充泸州老窖公司员工到农行红星支行开户。在开户过程中，张东华、陈旻波等人向农行红星支行提交的开户资料除泸州老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的泸州老窖公司公章系真实公章之外，其余资料包括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等复印件上加盖的泸州老窖公司印鉴均系伪造。且加盖了真实印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注明的“仅供长沙农业银行红星支行开户使用”字样中“红星”二字有涂改。农行红星支行工作人员未审核泸州老窖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等开户资料的原件，且在未亲见泸州老窖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在加盖了伪造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上签署“亲见授权人授权面签”的意见，为张东华等人开立了户名为泸州老窖公司，账号为尾号04×××95的一般结算户。2013年4月25日，袁剑鸣等人使用密码支付器以及加盖了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财务印鉴的取款凭证，将该5000万元存款从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11×××33账户转账至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04×××95账户，再从尾号04×××95账户将资金转出并占有使用。2013年5月-6月期间，为感谢郑强利用银行行长身份以及在开户时提供的帮助等，袁剑鸣、黄康荣等人送给郑强200万元和价值20余万元的汽车一台。2013年6月18日，根据泸州老窖公司指派，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周蕾在陈伯青的陪同下到农行迎新支行办理第二笔5000万元的存款业务。陈旻波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内接待周蕾，并将周蕾带至郑强办公室。郑强当时不在办公室。双方闲聊一会后，陈旻波向周蕾提供账号，周蕾即通知泸州老窖公司总部转款。陈旻波、张东华将事先伪造好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交给周蕾，周蕾未到银行柜台进行核实即离开长沙。次日，袁剑鸣、朱慧珺等人以同样的方式分两次将该5000万元存款从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11×××33账户转账至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04×××95账户，再从尾号04×××95账户将资金转出并占有使用。在泸州老窖公司存款期间，因银行与企业需定期对账，而张东华等人冒充泸州老窖公司员工在农行迎新支行开户时填写的对账地址为其临时在长沙租住的地址，农行迎新支行按该地址邮寄对账单后张东华等人并未将回执寄回，导致银企无法对账。郑强遂将此情况告知朱慧珺，朱慧珺即派人将加盖了伪造泸州老窖公司印鉴的对账单交给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以完成对账。与此同时，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亦发现了张东华等人上门开户时预留的农行迎新支行电话无法打通，且其收到的银行对账单只有通知联，没有回执联等异常情况，但未就该异常情况与农行迎新支行核实。2013年9月26日，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代远承在陈伯青的陪同下到农行迎新支行办理第三笔1亿元的存款业务。陈旻波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内接待代远承，并将代远承带至郑强办公室。当时郑强不在办公室。期间，代远承向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核实账户并要公司转款，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回复称网银查不到尾号11×××33账户的余额。陈伯青将此情况告诉朱慧珺，朱慧珺即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代远承带至银行对面茶楼，称协定存款账户余额只能通过银行大机器才能查到。代远承遂向周蕾报告此情况，周蕾经向泸州农行咨询告知代远承网银确实可能查不到协定存款余额。后泸州老窖公司将1亿元款项转至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11×××33账户，陈旻波、张东华将事先伪造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交代远承，代远承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单位存款证明书》离开长沙。2013年9月27日、10月8日，袁剑鸣等人以同样的方式将该1亿元存款通过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04×××95账户转出并占有使用。2014年年初，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泸州老窖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向农行迎新支行邮寄《银行询证函》核对泸州老窖公司在农行迎新支行的存款情况，郑强收到后将邮件交给朱慧珺。朱慧珺等人在《银行询证函》上加盖了伪造的农行迎新支行财务专用章并将《银行询证函》寄回。该《银行询证函》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泸州老窖公司尾号11×××33账户人民币余额为200000100元。2014年4月22日，因伪造的《中国农业银行协定存款协议》约定的第一笔5000万元存款已到期，袁剑鸣、朱慧珺等人遂组织5057.5万元资金通过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04×××95账户转至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公司尾号11×××33账户。泸州老窖公司于次日分两笔将该款以及账户内5000元余额共计5058万元资金从尾号11×××33账户转回至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的账户。在此过程中，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发现了农行红星支行尾号04×××95账户的存在，但因协定存款账户分为结算户与协定户，其误认为农行红星支行尾号04×××95账户系协定存款账户的协定户，而未就此向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进行核实。2014年6月，伪造的《中国农业银行协定存款协议》约定的第二笔5000万元存款即将到期，袁剑鸣、朱慧珺无法按时归还，便向陈伯青提出再次购买360余万元的白酒，意图使该笔存款能够续存3个月。陈伯青即与谯治民联系，谯治民向泸州老窖公司汇报后泸州老窖公司同意将该款续存3个月，并指派财务人员代钰办理续存手续。代钰到达长沙后，陈旻波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接待代钰，并将伪造的《中国农业银行协定存款协议》及《单位存款证明书》送至酒店房间交给代钰，代钰未到农行迎新支行进行核实即离开长沙。同月的一天，因无法与泸州老窖公司开户时预留的联系方式取得联系导致无法完成银企对账，农行红星支行行长曾捷与副行长粟斌等人私刻了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私章，并将私刻的印鉴加盖在对账单上用以应对上级考核。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为感谢谯治民在资源交换业务中的关照与支持，陈伯青以现金及股份分红的形式送给谯治民300余万元。2014年9月30日，续存的第二笔5000万元存款以及第三笔1亿元存款均已到期，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携带《单位存款证明书》到农行迎新支行提示取款。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其账户内资金己被转出，《单位存款证明书》系伪造，拒绝向泸州老窖公司兑付存款。2014年10月13日，泸州老窖公司向泸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2014年10月15日，泸州老窖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发布重大诉讼公告，披露该事实。2014年10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营业部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立案受理。之后，袁剑鸣、朱慧珺、黄康荣、张东华、罗云波、郑强、曾捷、谯治民等人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同时扣押、查封、冻结了相关涉案财物。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农银办发【2014】81号《中国农业银行运营集中作业业务审核指引》规定，单位开立一般存款账户需提供的基本资料为：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及复印件（如有需提供）、机构信用代码证正本原件及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含国、地税）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规定的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等。账户使用提示载明：银行为存款人办理开户手续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此外，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办公室湘农银办发[2009]71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一级支行以下营业机构行政印章管理的通知》规定，农行迎新支行为二级支行，并无行政印章。再查明，2015年8月31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雨刑初字第00460号刑事判决，以曾捷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管制6个月；以粟斌、姚志高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免于刑事处罚。2016年7月29日，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龙马刑初字第217号刑事判决，以谯治民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2017年7月14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1刑初39号刑事判决，以朱慧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以黄康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以张东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郑强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14942.5万元发还泸州老窖公司。其中，责令朱慧珺、黄康荣共同退赔犯罪所得人民币3206.2万元，另责令朱慧珺单独退赔人民币50万元。（扣押在案的泸州老窖酒、现金980万元、现金17万元，发还被害人；冻结在案的朱慧珺在龙游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龙游大酒店产权，作为责令朱慧珺退赔的可供执行财产；冻结在案的吴卫华、陈康篆在江西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为责令朱慧珺、黄康荣退赔的可供执行财产；冻结在案的林灯、刘长茹名下的银行账户资金，作为追缴犯罪所得发还被害人的可供执行财产；扣押、查封在案的郑强的现金2万元、车一辆、赵仁珍名下的房产，予以追缴并发还诈骗犯罪的被害人；继续追缴郑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所得，发还诈骗犯罪的被害人。相关财产以执行时的实际价值计入追缴、退赔数额。）宣判后，朱慧珺、黄康荣、张东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湘刑终360号刑事判决，驳回朱慧珺、张东华的上诉，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刑初39号刑事判决中第一、三、四、五项，即维持对朱慧珺、张东华、郑强和犯罪财物处理的判决；驳回黄康荣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刑初39号刑事判决第二项中对黄康荣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判决和诈骗罪的定罪部分，撤销对黄康荣诈骗罪的量刑部分；以黄康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2015年8月10日，罗云波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袁剑鸣涉嫌诈骗罪、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以及陈伯青涉嫌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行贿罪一案分别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又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刑事执行程序向泸州老窖公司发放案款17979921.51元。因案外人执行异议等原因，朱慧珺在龙游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的房产以及江西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股权等资产现已暂缓拍卖。庭审过程中，泸州老窖公司选择本案以侵权责任纠纷主张权利。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同时向本院申请追加朱慧珺、黄康荣、张东华、陈伯青、袁剑鸣等人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应否对泸州老窖公司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赔偿责任应如何承担；2.本案应否追加朱慧珺、黄康荣、张东华、陈伯青、袁剑鸣等人为被告参加诉讼。3.本案应否中止诉讼。关于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虽然袁剑鸣、朱慧珺、黄康荣、张东华等人的诈骗犯罪行为是造成泸州老窖公司资金损失的直接原因，但因刑事案件追赃无果，泸州老窖公司有权就其无法追回的损失向具有过错的其他侵权行为人请求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应对存款人的资金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相对于存款人而言，银行更有义务、有条件防范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实施诈骗犯罪，故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应当严格遵守业务规范，尽可能防范风险，确保存款人的资金安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农行迎新支行原行长郑强与犯罪分子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到泸州老窖公司洽谈存款业务，导致泸州老窖公司对犯罪分子的身份产生错误认识。在犯罪分子持有加盖了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印鉴的开户资料并冒充泸州老窖公司员工到农行迎新支行开户时，郑强向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犯罪分子为泸州老窖公司员工，并利用“特事特办”等职务上的便利安排银行工作人员违规为犯罪分子办理开户及挂网银业务。而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在未亲见泸州老窖公司法定代表人面签授权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未对经办人员的身份进行有效核实，且未依规审核相关开户资料及挂网银资料原件的情况下，即为犯罪分子开立了泸州老窖公司账户并办理挂网银业务，导致该账户被犯罪分子利用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印鉴所控制。在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人员到农行迎新支行存款时，郑强放任犯罪分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营业场所及行长办公室内进行接待而未予揭穿，使得泸州老窖公司加深对犯罪分子的错误信任，进而三次存款，导致泸州老窖公司损失的发生和扩大。泸州老窖公司存入的资金被犯罪分子骗取后，农行迎新支行不但未按规定与泸州老窖公司定期对账，反而由郑强将对账单交给犯罪分子处理，导致对账监管形同虚设。农行迎新支行上述管理上的漏洞，监管上的缺失以及违规办理业务的行为客观上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系犯罪能够得逞的重要原因。如果上述任一环节都依法依规办理，均可有效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发生。因此，农行迎新支行的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对泸州老窖公司不能追回的资金本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农行红星支行在犯罪分子持有伪造的开户资料并冒充泸州老窖公司员工上门办理开户业务时，没有对开户经办人的身份进行有效核实，且未依规审核相关开户资料原件即为犯罪分子开立了泸州老窖公司账户，导致犯罪分子避开泸州老窖公司的监管，成功将资金从该账户转出，客观上对诈骗得逞起到了帮助作用。此外，在无法通过犯罪分子预留的联系方式完成银企对账的情形下，农行红星支行工作人员不但未与泸州老窖公司直接联系对账事宜，反而私刻泸州老窖公司财务专用章与法定代表人私章并伪造对账单以应对上级考核，使对账监管流于形式，客观上对诈骗犯罪起到了隐瞒作用。农行红星支行的上述行为具有过错，且与泸州老窖公司的资金损失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对泸州老窖公司不能追回的损失本息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泸州老窖公司在犯罪分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上门开户时未对犯罪分子的身份进行有效核实，轻信犯罪分子系银行工作人员，并向犯罪分子出具授权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书等开户资料委托犯罪分子代为开户。其财务人员在办理存款业务时未按规定做到柜台亲见，且在接受犯罪分子伪造的存款证明书后未按规定到柜台予以核对。在发现尾号11×××33账户系一般存款账户而非协定账户、网银查不到余额、其收到的银行对账单只有通知联没有回执联等异常情况时，怠于监管，轻信犯罪分子的解释而未与银行核实。因此，泸州老窖公司对其资金损失的造成和扩大亦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适当减轻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的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与犯罪分子在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分别独立实施的侵权行为竞合导致了本案损害后果发生，故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应按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的过错程度以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酌情确定由农行迎新支行对泸州老窖公司不能追回的资金本息承担40%的赔偿责任，由农行红星支行对泸州老窖公司不能追回的资金本息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泸州老窖公司自行承担。此外，因本案所涉相关刑事案件尚未执行终结，而泸州老窖公司无法追回的损失金额需要根据相关犯罪分子的退赔情况而定，故本案仅应确定赔偿比例，不宜直接确定具体赔偿金额。又因泸州老窖公司的存款最终于2013年10月8日被犯罪分子全部转出侵占，故泸州老窖公司的利息损失应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定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泸州老窖公司提出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提出应由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对其全部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提出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本案中，因本院（2017）湘刑终360号生效刑事判决已判令继续追缴诈骗犯罪所得发还给被害人泸州老窖公司，并责令相关犯罪分子予以退赔。而共同作案人袁剑鸣、陈伯青涉嫌诈骗的刑事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其犯罪所得也应通过刑事判决追缴、退赔。且朱慧珺、黄康荣、张东华、陈伯青、袁剑鸣等人在本案中是否成为被告并不影响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责任比例的认定，故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要求追加袁剑鸣等人为本案被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3，因本院（2017）湘刑终360号生效刑事判决已查明本案所涉犯罪事实，且该案刑事执行程序是否终结以及袁剑鸣等人的刑事案件是否审结并不影响本案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民事责任的承担，故本案无需中止审理。农行迎新支行、农行红星支行提出本案应中止审理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迎新支行对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案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本金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赔偿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最终确定应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迎新支行赔偿的本金损失为基数，按定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该款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迎新支行在本判决生效且全案刑事执行程序终结后十五日内支付完毕；二、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对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案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本金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赔偿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最终确定应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赔偿的本金损失为基数，按定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该款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在本判决生效且全案刑事执行程序终结后十五日内支付完毕；三、驳回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5440元，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迎新支行负担322176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负担161088元，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221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长  贾小弟审判员  李 娟审判员  朱湘归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吴奕桓书记员吴奕桓（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