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09行终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金龙，男，196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委托代理人吴伟良，男，198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系吴金龙的儿子。委托代理人叶桂梅，女，198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系吴金龙的儿媳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曾梅青，镇长。委托代理人何伯才，广东普罗米修(茂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法定代表人朱小平，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坤高，男，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民警。委托代理人谭权富，男，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新坡派出所民警。上诉人吴金龙因诉被上诉人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坡镇政府”）、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清表行为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8）粤0902行初17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党委副书记杨敏出庭参加了法庭调查。原审法院查明，涉案土地位于茂名市茂南区************。1997年，茂名市精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过市政府同意代政府以协议征收的方式，征收了包括本案所涉的土地在内的共331.242亩土地，该土地征收得到了省国土资源厅同意的批复。征收的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助费等均已支付完成。该地经政府征收后转为国有。2018年4月22日上午，新坡镇政府联合区城管、城监等部门对新坡镇官渡村委会沙园咀村、上吉水村人民北路项目拆迁范围内的土地上附着物清理拆除。因在拆除过程中有部分附近村民阻挠现场工作人员拨打110报警，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派警到现场处置，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原告吴金龙认为被告新坡镇政府强行将属于其所有的山地上种植的20平方米菜园、果木、灌木等全部清表，对其他地上附着物包括50平方米的车库、50平方米的瓦房、集装箱、篮球架等进行损毁，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1、确认两被告的清表行为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主张涉案土地的附着物所有权，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位于茂名市茂南区************、上吉水村人民北路项目清表范围内的土地已于1997年被征收，土地权属与原告无任何关系。且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能够证明涉案土地附着物权属的有效证据，故被告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人民政府对已征收的土地进行清理地表行为，与原告没有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起诉被诉行政行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且被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在本案中是接到报警后依法出警，不是清表行政行为实施的行政机关。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其起诉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金龙的起诉。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原告吴金龙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退还给原告吴金龙。上诉人吴金龙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上诉人一直在涉案的山坡地上种植，该山坡地从未被政府征收，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提交的征地文件与涉案土地无关。官桥北小区土地开发项目征地位置在“官渡大村东侧，沙渔咀村西侧”，而本案上诉人所述的涉案土地位于“沙渔咀村的东北侧”,两者之间还隔着沙渔咀村村民的房屋。2018年8月茂南区人民政府才决定对该地块的房屋进行征收，可见被上诉人提交的征收文件中不可能包含涉案山坡地。二、涉案土地的用途并非“官桥北小区”用地，也可以佐证被上诉人提供的征地文件与本案涉案土地无关。1998年，在建设“官桥北小区”(即“江东花园”)时，确实征用了沙渔咀村西侧的部分土地，并且当时开发商就在所征收的土地上建起了围墙，但是并不涉及本案的山坡地。且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答辩称根据政府征收计划涉案土地是政府用于安置的土地，茂南区人民政府提供的“大园二路安置方案”照片可知涉案土地的实际用途是“大园一二路和人民北路余段建设工程”搬迁安置地，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互相矛盾。三、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征用土地面积明细表”、“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各类土地面积及土地补偿金、青苗费补偿表”及沙渔咀经济合作社出具的收款“证明”中记载的补偿款是以前建设“官桥北小区”时征收土地的补偿，也并没有包含涉案山坡地。上诉人认可1998年的“官桥北小区”征收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费补偿均已经补偿到位。但是，关于涉案山坡地的补偿款，上诉人从未签过字，也没有领到该补偿款，被上诉人仅凭沙渔咀村经济合作社提供的一页稿纸“沙渔咀村1997年山地补偿款”完全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已经被政府征收。四、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不是清表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被上诉人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提交的110警情记录记载，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是在配合新坡镇政府工作，且上诉人提供了警察阻止上诉人进入现场的照片作为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是本次强制清表行政行为的共同实施主体。五、一审开庭时审判长称自己亲自参加过3次政府的清表活动，说明审判长是先入为主，将涉案土地与进行清表的土地混淆了。涉案土地从来没有被政府征收过，直到2018年4月22日前也从未被政府进行过清表，涉案土地上种植的树木都是几十年的大树，可以佐证上诉人的土地没有被清表过。实际上，涉案土地处于上诉人的宅基地中间，2002年上诉人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土地性质还是集体土地，所以被宅基地包围的山坡地类似一块飞地，不可能在1997年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六、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征收文件与涉案土地无关。该涉案山坡地不是被上诉人提交征收文件中被征收的地块。七、涉案的山坡地一直是上诉人在种植，被上诉人也提交了山坡地征收补偿款的那一页证据，该页证据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明显不一致。该页土地补偿款的证据只是一页稿纸，因此上诉人与涉案土地是有利害关系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涉案土地是否在征收文件涵盖范围内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作为当地村民，祖祖辈辈居住耕作于此，对于政府已经征收的部分，上诉人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还未被征收的部分土地，上诉人希望能够得到尊重，故请求贵院判如所请。上诉请求：撤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902行初172号行政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辩称：一、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以及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之规定，本案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上诉人在起诉书中要求法院确认被上诉人的清表行为违法，那么上诉人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上诉人在上诉书中一再陈述涉案土地不属于政府已征收的范围，其上诉理由与起诉请求确认清表行为违法不存在关联性。且退一步说，假使涉案土地不属于政府已征收的范围，上诉人也应就涉案土地上附着物的权属进行证明。本案中，在被上诉人清表前，被上诉人已多次在现场进行公示，要求堆放杂物的人或种有树木的人自行清理，否则视同无主物处理。但是，上诉人一直未向被上诉人提供过任何权属证明(或向政府主张)证明涉案土地的附着物属于其所有。且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未向法院提供过证据证明其主张。此外，涉案土地事实上是被上诉人于1997年已征收的土地，且被上诉人已完成对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的支付，而非上诉人所称的属于其合法所有的宅基地、山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我国不动产实行登记公告制度。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是其占用使用的，但其却未能就其主张向法院提供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或者山林权证。综上所述，上诉人既不能提供涉案土地的相关权属证明，也未能提供涉案土地的附着物的权属证明，因此上诉人并非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起诉的资格。二、被上诉人清表的行为依据合法，程序正当。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清表前已以《通知》的形式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公告，并给予了合理的整改处理期限，但在期限内并没有人提出过异议、证明其是权属人以及没有人自行清理。据此，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和八十三条、《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以及《茂名市***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清理了涉案土地的搭建物、杂物、杂木等。因此，被上诉人的清表行为依据合法，程序正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以及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维持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辩称：我局新坡派出所民警只是依法处警，维护现场社会治安秩序，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2018年4月22日上午，新坡镇政府联合区城管、城监等部门依法对新坡镇官渡村委会沙园咀村、上吉水村人民北路项目拆迁范围内的违章建筑等物品清理拆除过程中遇到多名村民阻挠，之后现场工作人员打电话到110报警。我局新坡派出所接110指令后，教导员谭权富、副所长梁照等人到现场处置，与新坡镇政府工作人员教育和劝阻村民，维护现场社会治安秩序，预防违法犯罪发生，这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上诉人以我局提交的110警情记载中有“在现场配合新坡镇政府工作”内容及上诉人提供现场照片就认为我局为强制清表行为的共同实施主体，这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断。我局提交证据材料以及上诉人提交的视频、照片都足以证明在现场进行清理拆除工作一直由新坡镇政府及区城管等部门组织的人员依法进行，我局新坡派出所工作人员只是在现场教育和劝阻村民，依法维持社会治安秩序，并没有参与清理拆除工作。上诉人认为我局为强制清表行为的共同实施主体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综上所述，我局新坡派出所民警依法处警，维护现场社会治安秩序，属正常履行职责，没有任何侵权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经审查，原审裁定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吴金龙与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的清表行为有无利害关系，上诉人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规定强调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标准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吴金龙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及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的清表行为违法，故其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应当提供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据材料，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从本案卷宗材料及各方举证情况可见，上诉人虽提供了吴理择、吴元佳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等证据主张新坡镇政府进行清表的土地未被征收，应属集体土地，但是，吴理择、吴元佳的《集体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并不在本案所诉的新坡镇政府进行清表的土地范围内，故上诉人以吴理择、吴元佳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主张其与被诉清表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上诉人还以清表范围内有其种植的果树、灌木及其他地上附着物主张其与本案所诉清表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但上诉人既未提供清表范围内的土地或地上附着物的权属凭证，也未提供其主张的果树、灌木及其他地上附作物属其所有的有效证据，故被上诉人新坡镇政府在涉案土地上实施的清表行为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此外，被上诉人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在本案中是接到报警后依法处警维持现场治安秩序，并未实施清表行为，故其不是本案被诉清表行为的适格被告。上诉人将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列为本案被告，亦属错列被告，依法亦应驳回其对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的起诉。综上所述，上诉人吴金龙与被诉清表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且错列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为被告，因此，上诉人吴金龙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原审裁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吴金龙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吴金龙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封桢莉审 判 员 张国平审 判 员 黄志平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 吴嘉怡速 录 员 古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