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104民初26号原告李汝强，男，198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代理人马玥，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余佳英，女，198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常东岳、杨鲍，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汝强诉被告余佳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沈柏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汝强委托代理人马玥、被告余佳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常东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汝强诉称：被告为所在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向原告借款，双方为此签订《借款协议》，约定：1、借款金额为600000元；2、借款期限60天，自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3月26日；3、因被告违约致原告采取诉讼、司法程序等方式实现债权的，被告应承担原告为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原告已按照借款协议约定于合同签订当日将借款支付至被告，但被告未按约履行其还款义务，且经原告多次催讨无果。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按年息13%支付自2018年1月25日起至所有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6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余佳英答辩称：一、本案不符合传统、常规的民间借贷情况。本案原告代表其背后的上海丰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涛公司），被告代表其担任法人的浙江中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协议所涉款项实系两家公司间的款项来往。款项流水信息显示，案涉款项一天之内由原告转给被告，被告转给中邦公司，中邦公司再转给原告或转回丰涛公司。双方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转回丰涛公司的款项视为李汝强收款。二、丰涛公司与中邦公司之间存在Ｐ2Ｐ项目合作，原、被告个人之间没有合作。中邦公司曾向被告出具承诺函，承诺案涉几个收款账户由中邦公司控制，相关风险或权利义务由公司承担。原告对此事知情并出具说明，明确其知晓款项实际使用人为中邦公司，债务由中邦公司偿还，与被告个人无关。中邦公司联系人金某也对此出具说明，明确此事由中邦公司处理，与被告个人无关。三、综上，因被告与中邦公司实际控制人间产生矛盾，而原告、丰涛公司与中邦公司实际控制人间存在业务往来且交情不错，故原告在明知此事与被告无关的情况下，仍故意进行恶意诉讼。原告认为该行为已涉嫌严重扰乱司法秩序，如涉及犯罪可移送公安，如查实扰乱司法秩序应当予以制裁。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借款协议和转账凭证各一份，系原件，拟证明原、被告间有借贷合意的事实，且原告已依据双方的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借款并取得了合法债权；2、律师费发票一份，系原件，拟证明原告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以委托律师的方式进行诉讼，并为此支付了律师费；3、担保函一份，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被告用其名下的中邦公司为借款进行担保；4、信息服务合作协议一份，系复印件，拟证明原告所属的丰涛公司与被告所属的中邦公司早期存在P2P合作项目的事实。双方公司约定，中邦公司利用其公账户接收款项，丰涛公司用其尾号0406的账户及原告名下尾号1117的民生银行账户即丰涛备用账户作为两公司往来款账户，这些合作期间的账户与本案借贷无关。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提出借款协议结合信息服务合作协议可知，案涉借款实系中邦公司和丰涛公司之间的借款，和被告没有关联。借款协议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款关系，转账凭证只能证明被告账上收到该笔款项，而被告账户实际系由中邦公司在使用。被告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提出原告未提交相应的代理合同。被告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提出该证据恰能证明中邦公司就此事为被告兜底，中邦公司是实际义务人。被告对证据4的三性均未提异议，提出该证据能够证明中邦公司与丰涛公司之间存在P2P项目合作，原、被告个人之间没有合作。且结合证据1可知，放款由中邦公司和原告联合负责，中邦公司审批，丰涛公司收款，原、被告都只是分别作为各自所在公司表面签署合同的代表，实际权利义务均由两家公司享受。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承诺函一份，系复印件；2、中邦公司股东金某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系复印件；3、李汝强出具给余佳英的说明一份，系复印件；证据1、2、3拟共同证明，案涉借款协议涉及收款账户由中邦公司控制，款项用于中邦公司经营，与被告个人无关。原告对此事知情，且明确表示过借款协议所涉借款均为中邦公司借款，与被告个人无关。4、中邦公司出具给李汝强的担保函一份，系复印件；5、余佳英招商银行流水明细一份，系复印件；6、中邦公司银行流水明细一份，系原件；证据4、5、6拟共同证明案涉借款协议中的款项已经平账，借款没有实际发生的事实，原告明知实际没有欠款仍恶意诉讼。7、微信聊天记录一份，系打印件，拟证明原、被告签订案涉借款协议是为了配合中邦公司与丰涛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所涉款项与被告本人无关。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提出承诺函系被告单方伪造，并非公司及其他股东出具，承诺函效力不及于原告，与本案无关。承诺函中未写明日期，也未写明本案所涉借款系公司款项。且被告作为卡的持有人及公司法人，不可能失去对卡的控制。原告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提出该证据实为证人证言，现证人金某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询，证据无法律效力。据原告了解，金某对中邦公司怀恨在心，其证言的可信度很低。被告作为中邦公司的总经理兼法人，不可能失去对卡的控制。且卡的使用、保管是中邦公司内部的事情，与原告无关，不能达到被告欲证明的待证事实。原告对证据3的三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提出原告系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在被告事先打印好的文字内容上签字，该说明内容既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更非案件事实。2018年4月，被告谎称银行反洗钱部门发现有大笔资金通过她的卡流向中邦公司，要求原告出具说明，并将打印好的说明让原告签字。原告作为普通人，在没有考虑到职务行为涵义的情况下，认为借款的时候被告确实承诺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的，才错误地签了字。如果说明的内容为真实，被告在借款发生时为何不让原告在说明上签字或者直接以公司名义借贷，而要在其还款责任产生以后才找到原告写这么一份说明。另外，原告作为债权人，不能代合同外第三人承认债务，这样的承认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被告在借款时或借款后，既没有向原告出具过单位介绍信，也没有提供过授权委托书或者股东会决议，其行为是不是职务行为应由基础的法律事实来决定。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该证据有被告的签字，恰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款项是中邦公司所借，应直接以中邦公司名义借贷，然后由股东进行担保。原告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待证事实均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反映出中邦公司、丰涛公司、原告和被告间存在资金往来，但所涉账户并不相同，不能用此来证明原、被告间不存在借款关系及两公司之间的来往款已经平账。中邦公司与丰涛公司曾进行Ｐ2Ｐ项目合作，丰涛公司总共向中邦公司投了五千六百多万元款项。根据信息服务合作协议，款项系从丰涛公司账户及原告民生银行尾号为1117的账户打给中邦公司。2017年底，两公司因政策原因终止合作时，中邦公司尚欠丰涛公司可能是一千多万元未归还。合作结束后，被告提出来向原告借款，原告基于被告的偿债能力及款项用途为公司经营同意借款。但出于对丰涛公司剩余投资款的负责，原、被告达成协议，原告出借被告一笔资金，被告相应地要等额归还一笔中邦公司欠丰涛公司的款项，故信息服务合作协议项下投资款从原路返回了丰涛公司。原、被告之间的借款，资金均来源于原告自筹资金，且是通过原告尾号4968的建设银行卡打入到被告尾号8211的招商银行卡，使用的账户与中邦公司与丰涛公司之前合作协议期间款项往来的账户完全不同。被告在九堡法庭开庭的时候谎称两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只是涉案信息服务合作协议当中存在的合作款。中院二审时，被告又补充说，先由中邦公司打给丰涛公司，丰涛公司转给原告，再由原告转给被告，最后由被告转给中邦公司形成流水闭环。现本案中，被告主张的流水闭环与此前主张的流水闭环又不一样。被告利用两个法律行为中间部分款项发生时间的竞合，恶意把自己的还款责任推脱到没有已经没有还款能力的中邦公司身上，原告认为该证据根本无法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交证据1即借款协议及转账凭证、证据3即担保函，欲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事实，但被告提交的证据3即原告本人签字的说明，所载情况与原告主张事实相悖。因说明形成时间在借款协议、转账凭证、担保函之后，且未有证据证明原告在存在重大误解或被胁迫状态下签订该说明，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借款协议，该证据由被告亲笔签署，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交证据1中的转账凭证，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转账凭证能够证明原告通过其账户向被告转账，但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3，此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合意。原告提交的证据3由被告亲笔签名且由中邦公司加盖公章，但其待证的担保关系建立在原、被告之间确立借贷关系的基础之上，故本院仅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交证据2即律师费发票欲证明律师费支出情况，结合本案原告律师出庭情况，本院对该证据三性及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原告提交证据4欲证明中邦公司与丰涛公司的合作款与本案无关，被告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提出该证据反证案涉款项为中邦公司与丰涛公司间的往来款，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结合被告提交的证据5、6，无法证明原告待证事实。被告提交证据1欲证明案涉款项系中邦公司借款，但该承诺函未载明出具时间，无法确认与本案相关联，且被告于庭审中自认该承诺函由其自行制作，未经中邦公司股东会确认，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定。被告提交证据2即股东金某出具的说明，因该证据为证人证言，证人金某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4与原告提交的证据3系同一份证据，不再赘述。被告提交证据5、6系银行流水信息，证据5反映出被告账户接收原告转账后，当天将款项转入中邦公司，本院对证据5的三性予以认定。证据6反映出中邦公司于同日向丰涛公司转入等额款项，该情况与原告庭审所述案涉借款与中邦公司还款相挂钩的情况一致，本院对证据6的三性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7系微信聊天记录，但被告未就聊天对象身份进一步举证，无法核对记录内容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25日，余佳英（甲方）与李汝强（乙方）、丰涛公司（丙方）签订《借款协议》。协议中确认甲方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中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乙方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丙方为通过信息平台发布借贷信息促使甲、乙双方建立借贷关系并受甲、乙双方委托处理相关事项的公司。借款协议约定：甲方通过丙方向乙方借款，借款金额为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3月26日；借款期限内借款利息及向丙方支付的服务费总计12821.92元；协议生效后，甲方向乙方或丙方提交提款申请，乙方授权丙方负责审核提款申请，乙方、丙方在提款申请通过后放款；放款账户为户名李汝强、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吴中路支行、账号62×××68；甲方指定收款账户为户名余佳英、开户行招商银行杭州九堡支行、账号62×××11；甲方须在借款期限届满日一次性向乙方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向丙方支付服务费，乙、丙方指定收款账户为放款账户；甲方发生违约行为时，丙方、且乙方授权丙方有权按照协议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并要求甲方赔偿；如甲方出现逾期还款或出现逃避、拒绝沟通或者拒绝承认欠款事实等恶意行为或任何违约行为，乙方自动将本协议项下债权无偿转让给丙方，由丙方统一向甲方追索，债权的追索不能实现或部分不能实现的，本协议项下不能实现的债权经丙方书面通知乙方后重新转让还给乙方；因甲方违约致使乙方或丙方采取诉讼、司法程序等实现债权的，甲方应承担丙方为此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乙方一致同意，经追索实现的债权款项应当全额支付至丙方指定的账户，并在扣除为实现债权支付的相关费用后由丙方负责向乙方进行支付。同日，中邦公司向李汝强出具担保函，自愿为余佳英在上述借款协议中应付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汝强依照借款协议约定账户向余佳英账户交付600000元，余佳英账户收款后立即将款项转入中邦公司账户。另，中邦公司于同日向丰涛公司账户转入600000元。2018年4月，李汝强在余佳英制作的说明上签字，说明载明：“本人知悉本人作为出借人将资金出借到余佳英的卡号为62×××11的招商银行账户。现本人出具此说明，知悉相关情况如下：余佳英系中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署上述《借款协议》所借资金并非用于其个人使用，而是用于中邦公司的相关业务，其借款行为系职务行为，实际资金使用人及借款责任人为中邦公司。”审理中，余佳英陈述其为中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汝强陈述其为丰涛公司总经理，自2018年1月初起至1月底止总计向余佳英出借16笔款项合计12251900元。庭后，李汝强针对资金来源提交书面说明，确认案涉资金来源于李汝强、李汝强友人王某、李汝强与王某合伙企业从丰涛公司处赎回的自有投资款。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签订借款协议并履行借款交付义务，被告辩称原告代其担任法人的中邦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中邦公司为实际用款人，本案争议焦点系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首先，原告提交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协议及中邦公司出具的担保函欲证明案涉借贷关系成立，但该主张与其签署的书面说明反映情况相悖；对此，原告于庭审中陈述系受被告蒙蔽且对说明内容中“职务行为”内涵的不了解导致错误签字。本院认为，原告就其所述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说明于借款协议及担保函之后形成，且说明所载内容意思明确即中邦公司为实际资金使用人及借款责任人，该说明能够证明被告所提答辩意见。其次，原告提交转账凭证欲证明其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但根据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信息，被告招商银行账户接收案涉款项后立即将款项转入中邦公司账户，中邦公司于同日又向丰涛公司转入等额款项；对此，原告于庭审中陈述原告与被告约定交付借款与中邦公司向丰涛公司返还款项相挂钩，即原告交付被告一笔借款的同时，中邦公司向丰涛公司返还一笔等额款项，两笔款项性质不同且涉及法律关系也不同。本院认为，原告就其所述的与被告约定交付借款与中邦公司还款相挂钩的事实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的流向及中邦公司于案涉款项交付当日向丰涛公司返还等额款项的事实又与原告所签说明内容相符。结合原告所签说明，被告所提银行流水信息能够证明被告所提答辩意见。最后，根据《信息服务合作协议》及原告自述，原告曾将其个人银行卡用作丰涛公司业务往来的备用账户，案涉借款资金亦来源于原告本人及其关联方从丰涛公司处赎回的自有投资款。现被告辩称丰涛公司利用原告账户操作案涉款项存在可能性，且与丰涛公司利用原告账户作为备用账户进行业务往来的惯例相符。综上，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的诉请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汝强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6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493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3550元，合计人民币8480元，由原告李汝强承担。原告李汝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沈柏生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廖欢欢代书记员 王子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