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5274号原告：北京同一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薄智全，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光祥，北京同一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戴思乐泳池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法定代表人：陈梅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福燕，女。被告：张继祥，男，1963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洪源。原告北京同一源(上海)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深圳市戴思乐泳池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思乐公司)、被告张继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光祥，被告戴思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福燕，被告张继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洪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北京同一源(上海)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判令被告戴思乐公司与被告张继祥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戴思乐公司委托的另一代理人刘腊梅申请解除对被告张继祥两辆车的查封无效。事实与理由：2012年8月2日，原告与被告戴思乐公司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书》，约定原告的孙光祥律师作为被告戴思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对上海恒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萃公司)的工程欠款进行诉讼。代理权限为：代写代收法律文书，代进行调查举证，代立案受理，代出庭诉讼，代上诉，代参加和解，代收执行标的等代理活动，本案律师服务收费为风险代理收费，收费标准按收回到账金额的30%支付律师代理服务费。被告戴思乐公司只承担法院的案件受理费，其余费用全由原告承担，合同有效期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戴思乐公司债权得到实现之日。合同生效后，原告的孙光祥律师受被告戴思乐的委托，历经三年多的劳务薪酬的损失，9此来去盐城的交通费的损失，食宿费的损失，外地出差补助费的损失，支付盐城律师调查费的损失，垫付增加诉讼标的的案件受理费的损失，在上海市和盐城市代理了多个程序的诉讼，才为被告戴思乐公司取得生效的(2012)闵民五(民)初字第2164号《民事判决书》和(2014)都商初字第0305号《民事判决书》。在盐都区人民法院的一审中，原告方的孙光祥律师卖股票20万元，应急出资保全了被告张继祥的奔驰轿车，还为被告戴思乐公司垫付了3,020元的财产保全费。2015年6月10日，孙光祥律师受被告戴思乐公司的特别授权去盐都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代收被告张继祥对恒萃公司所欠被告戴思乐公司的工程款、违约金。然而被告张继祥与被告戴思乐公司的另一委托代理人刘腊梅却背着原告，单独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这是违反《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的。该和解协议应当依法无效。根据盐都区人民法院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孙光祥律师代被告戴思乐公司申请执行的标的是本金512,341.25元，再加上从2013年9月14日起到2016年4月29日的延期履行双倍利息162,292.86元，孙光祥律师代收的执行标的应当是674,63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律师服务费及其垫付的其他费用就是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是首先抵冲的。然而在和解协议里，只有被告张继祥向被告戴思乐公司交付273,000元工程款的抵冲，没有向原告交付律师服务费、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违约金、延期履行债务利息、工程款余额的抵冲，该和解协议不但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被告戴思乐公司的合法利益，该和解协议应当依法无效。孙光祥律师出资查封了被告张继祥的两辆车，目的是强制被告张继祥向孙光祥律师交付全部执行标的，被告张继祥在当年8月19日用短信向孙光祥律师承诺“马上请我代理人跟你联系”、“连云港欠我款，我正借钱准备告他的”事项。在被告张继祥未实现以债权冲抵债务之前，或者孙光祥律师代收到执行标的之前，被告戴思乐公司的另一代理人申请解除对被告张继祥两辆车查封，是非法的越权代理，是非法处置由孙光祥律师申请、出资查封的相对方的物权。被告戴思乐公司的另一代理人越权代理申请解除对被告张继祥两辆车的查封，申请结案，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被告张继祥无对价地取得不当得利。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三)、(五)项的规定，应当确认被告戴思乐公司委托的另一代理人刘腊梅申请解除对被告张继祥两辆车的查封无效。审理中，原告又补充认为，刘腊梅在盐都区人民法院(2015)都执字第00762号案件中的委托书是针对被执行人为恒萃公司的，且刘腊梅在案件中也并未提交身份证和合法的人事关系的证明文件。且张继祥的委托代理人乔洪源也并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和解协议》上张继祥的签名也并非其本人所签，故《和解协议》无效。被告戴思乐公司辩称：2012年8月2日，被告戴思乐公司确实与原告签订过《聘请律师合同书》，原告作为被告戴思乐公司的代理人在诉讼中也付出了相应的劳务和精力，被告戴思乐公司均予以确认。在案件判决生效执行过程中，作为胜诉人的被告戴思乐公司的执行款长期未能执行到位，企业资金困难，在此情况下，被告戴思乐公司要求原告去催促执行事宜，但依然没有执行到位。该案的被执行人即本案被告张继祥当时联系被告戴思乐公司，自愿与戴思乐公司进行和解，被告戴思乐公司也愿意进行和解。当被告戴思乐公司要求原告代表其进行和解时，原告认为其投入了大量资金、精力，不同意进行和解，拒绝去办理和解协议。在此情况下，被告戴思乐公司另行委托了刘腊梅去法院办理了执行和解协议。在法院的委托书中，虽委托书的授权存在瑕疵，但被告戴思乐公司对于刘腊梅在法院与被告张继祥之前签订的《和解协议》也予以确认，对于刘腊梅代表其申请解除对被告张继祥两辆车的查封的事实也予以确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张继祥辩称：原告将其列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在盐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依法生效后，法院向其发出了执行通知书，在此情况下，其积极与被告戴思乐公司取得联系，并协商沟通取得了被告戴思乐公司的谅解，并和戴思乐公司进行和解。其对于乔洪源在法院与被告戴思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予以确认，且其也已经按照该协议履行了相应付款义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2日，原告与被告戴思乐公司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书》，约定：戴思乐公司因与恒萃公司的债务纠纷案，聘请原告的律师为戴思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原告接受戴思乐公司的委托，指派孙光祥律师、张建国律师为戴思乐公司与恒萃公司债务纠纷案的特别授权代理律师，进行诉讼法律代理活动；代理权限：代写代收法律文书，代进行调查举证，代立案受理，代出庭诉讼，代上诉，代参加和解，代收执行标的等代理活动；双方协商议定本案律师服务收费为风险代理收费，收费标准按收回到账金额的30%支付律师代理服务费；戴思乐公司只承担法院的案件受理费，其余费用全由原告承担；合同有效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戴思乐公司债权得到实现之日。此后，被告戴思乐公司向原告方孙光祥、张建国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戴思乐公司现委托受托人孙光祥、张建国律师在其与恒萃公司因债务纠纷一案中，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人孙光祥、张建国的代理权限为：代写代收法律文书、代立案、代为调查取证，提供证据，代为出庭，自行和解，接受调解，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申请撤诉、提起上诉、代申请执行、代接受诉讼标的。后孙光祥作为被告戴思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起诉恒萃公司。2013年6月13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闵民五(民)初字第216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恒萃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戴思乐公司工程款292,000元、违约金1万元；并以230,500元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自2009年12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以61500元为本金，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自2010年9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30元由恒萃公司负担。上述判决生效后，恒萃公司未能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付款义务，戴思乐公司遂申请法院执行。因恒萃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中止执行。2014年4月24日，戴思乐公司又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张继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该案戴思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孙光祥，戴思乐公司起诉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张继祥在其未出资的范围内赔偿恒萃公司应支付给戴思乐公司的工程款、违约金计492,134.50元；判令被告张继祥在未出资的范围内赔偿戴思乐公司迟延履行492,134.50元债务的双倍利息损失71,513元；判令被告张继祥支付戴思乐公司应由恒萃公司承担的案件受理费7,630元。2014年11月28日，盐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都商初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继祥在虚假出资的2,850万元范围内对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2)闵民五(民)初字第216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恒萃公司所欠戴思乐公司的债务(包括工程款292,000元、违约金1万元、以230,500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的自2009年12月23日起至2013年9月4日止的违约金、以61,500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的自2010年9月23日起至2013年9月4日止的违约金)、案件受理费7,630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自2013年9月15日起至2014年8月25日止)的双倍债务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9,594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合计12,614元，由张继祥负担。2014年5月21日，孙光祥代表戴思乐公司拟写了《财产保全申请书》，并提交给了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28日，被告戴思乐公司向孙光祥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现委托孙光祥在其与张继祥因申请生效法院判决执行案件中，作为戴思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孙光祥的代理权限为：代写法律文书，代调查取证，代立案，代出庭，代举证，代参加并接受调解，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上诉，代申请执行，代签收有关法律文书，代接受执行标的。2015年6月1日，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诉讼裁判文书生效证明》。同日，孙光祥代表戴思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申请人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举证登记表》，向法院提供张继祥的奔驰轿车和东风日产车辆。2015年6月，孙光祥代表被告戴思乐公司草拟了《执行申请书》，就(2014)都商初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6月2日，法院向戴思乐公司出具了《执行风险告知书》，该文件由孙光祥签收。2015年6月15日，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以(2015)都执字第762号就上述案件正式立案，并出具了《立案审批表》，该表上载明执行标的金额为518,971.25元。此后，经孙光祥律师的调查，其代表戴思乐公司向盐都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张继祥所有的两辆车的登记信息。2015年6月17日，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向盐城市车辆管理所出具了(2015)都执字第0076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协助查封张继祥所有的苏J6XXXX轿车一辆、苏JTXXXX轿车一辆，期间不得办理抵押、买卖、赠与、过户，期限二年。2015年7月25日，孙光祥代表戴思乐公司向盐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寄出了函件一份，要求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查询恒萃公司、张继祥的财产情况。2015年8月17日，盐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对张继祥的《财产查询反馈汇总表》，其中反映张继祥在中国建设银行XXXXXXXXXXXXXXXXXX账户内存款余额为50万元等。后盐都区人民法院出具(2015)都执字第076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扣划、扣留、提取、评估、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张继祥52万元的财产(含银行存款、动产、不动产等)。2015年8月19日至11月期间，张继祥多次短信联系孙光祥，其中8月19日15：47的短信显示：“连云港欠我款，我正借钱准备告他们。”2015年11月6日，戴思乐公司在(2015)都执字第0762号案件中向盐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授权委托书》，载明戴思乐公司委托刘腊梅在其诉恒萃公司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中担任诉讼代理人，代理人刘腊梅的代理权限为：代为提起上诉或反诉、代为答辩、代为调取、搜集证据，代为参与庭审，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为调解、代收法律文书、执行。2015年12月7日，刘腊梅代表戴思乐公司、乔洪源代表张继祥签订《和解协议》，载明：双方就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执行中双方和解如下：一、张继祥于2016年1月20日还8万元、2016年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各还58,654元，如按期履行，则该案执行结案；如不按期履行，则恢复原法律文书的标的执行，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二、执行费7,464元，由张继祥承担。2015年12月8日，盐都区人民法院出具(2015)都执字第0076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2015)都民初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不按约履行义务时，可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2015年12月26日，戴思乐公司曾自行拟写了《强制执行申请书》，载明：申请人为戴思乐公司，被申请人为恒萃公司；执行依据为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4)都商初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书》；请求事项为强制执行上述判决书的第一项即414,474.27元；向申请人支付案件受理费9,594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在(2015)都执字第00762号案件中，在委托人为张继祥的《委托书》中显示：委托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受委托人为乔洪源；委托人为戴思乐公司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自愿委托江苏力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乔洪源为张继祥的代理人，其权限为特别授权、参与执行代理、直至执行终结。2016年4月28日，刘腊梅与乔洪源签订《和解协议》，约定：张继祥于2016年1月20日还款8万元，2016年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各还款58,654元。现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一、张继祥于2016年4月29日一次性还款193,000元，余款41,616元戴思乐公司放弃，193,000元汇入戴思乐公司后，则该案执行结案；二、如张继祥未按期还款，则恢复原法律文书的标的执行，并承担与其还款的违约责任。该协议上乔洪源代表张继祥进行了签字。2015年12月30日，张继祥向戴思乐公司支付8万元。2016年4月28日，张继祥向戴思乐公司支付了193,000元。2016年4月28日，刘腊梅代表戴思乐公司向盐都区人民法院出具《申请书》，载明：关于戴思乐公司与张继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于2016年4月28日执行结案，现申请法院对其查封的2台车子予以解封。2015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期间，孙光祥与戴思乐公司的熊福燕多次联系，熊福燕问：“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申请强制执行？”孙光祥答：“他们说给292,000元，你们20万，我9万，分三次付，我不同意的。”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聘请律师合同书、授权委托书、(2014)都商初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书、财产保全申请书、2015年5月28日的授权委托书、诉讼裁判文书生效证明、申请人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举证登记表、执行申请书、执行风险告知书、立案审批表、车辆登记信息、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年7月25日的函件、财产查询反馈汇总表、执行裁定书、张继祥与孙光祥的短信记录、2015年11月6日的授权委托书、2015年12月8日和解协议、2015年12月8日的执行裁定书、强制执行申请书、张继祥的委托书、2016年4月28日和解协议、付款凭证、申请书、孙光祥与熊福燕的短信记录。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戴思乐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原告作为受托方应当依法在被告戴思乐公司委托的范围内处理事务。从原告与被告戴思乐公司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书》内容看，约定戴思乐公司因与恒萃公司的债务纠纷，由戴思乐公司委托，并指派孙光祥、张建国为上述债务纠纷案件的特别授权代理律师，进行诉讼法律代理活动，并约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此后，在对生效的(2014)都商初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案件即(2015)都执字第00762号案件中，原告与被告戴思乐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仅由被告戴思乐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盖章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并在该委托书中载明了相应的代理权限。此后，被告戴思乐公司在(2015)都执字第00762号案件中，又委托了刘腊梅为其代理人与被执行人进行执行和解，并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即使在上述案件中所出具的委托手续存在瑕疵，被告戴思乐公司亦事实上确认授权刘腊梅与被告张继祥办理执行和解事务，且审理中，被告戴思乐再次确认刘腊梅的上述行为，以及刘腊梅代表其申请对被告张继祥车辆解封的事宜，并确认2016年4月28日的《和解协议》的内容和效力。关于被告张继祥在该《和解协议》中代理人的身份和权限，被告张继祥在本案审理中也予以确认，并认为该协议实际也已经履行。故上述《和解协议》依法有效，故原告主张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原告要求法院确认被告戴思乐公司委托刘腊梅申请解除被告张继祥车辆的查封无效的主张，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还认为即使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也应当共同来行使代理权限，而事实上，刘腊梅签订《和解协议》，其并不知情。对此，法律是对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规定，但并不否定数人中的部分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行使委托事务及于委托人的结果无效，故即使原告对于刘腊梅代表被告戴思乐公司行使委托事务并不知情，也不影响《和解协议》的效力。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同一源(上海)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0元，减半收取2,080元，由原告北京同一源(上海)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铁红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陈燕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