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某，女，1984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男，1985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青青，四川泰仁（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柳某因与被上诉人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19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3年11月24日，徐某1作为户主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建房，当时在册人口为徐某1、徐某2（徐某1妻子）、徐某（徐某1儿子）、曾阿二（徐某1母亲）四人，后经审批建造二层半楼房一幢。××××年××月××日，徐某与柳某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1年2月22日，两人协议离婚，两人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四、女方因户口在男方，在女方未结婚前，男方不得擅自将女方户口迁出。男方房屋拆迁，女方名下的拆迁款归女方所有，如特殊原因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赔偿按总金额的百分之十赔偿）”。2017年9月26日徐某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宁围街道办事处签订徐某1户《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徐某1户将自建房屋交政府拆迁安置，政府共计支付徐某1户拆迁补偿奖励款4300158元，安置人口6人（为徐某、徐某父母、徐某妻子及两个子女），安置面积420平方米。柳某至今未婚，户口仍在社区，为挂靠户口，按现有拆迁政策不具有安置资格。 柳某原审诉讼请求：徐某赔偿柳某430001.58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柳某主张徐某应当赔偿其430001.58元，故应对其主张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进行举证。首先，就柳某是否系涉案拆迁房屋的共有人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应当认定案涉被拆迁房屋在柳某、徐某婚前已建成，在双方离婚后又进行加盖，故柳某对案涉房屋不享有物权。同时，又因柳某为村内挂靠户口，按照现有政策不符合安置条件，柳某不享有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的权利。故据此可以认定，柳某非涉案拆迁房屋的共有人，无权基于共有人身份要求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权利进行分割，进而要求徐某赔偿损失。其次，柳某是否对徐某享有约定到期债权问题。经审理查明，柳某、徐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如特殊原因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现双方对“特殊原因”存在争议，柳某认为“特殊原因”系政策原因不能享受拆迁补偿及安置待遇，徐某则认为“特殊原因”应理解为“徐某的过错”。该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关于“如特殊原因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的表述，系徐某附条件对柳某进行赔偿的约定，而所附的条件“特殊原因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则存在约定不明的瑕疵。现柳某作为权利主张方，未能对约定所附条件的真实意思进行举证，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根据该约定系在柳某、徐某达成离婚协议，且涉案房屋未拆迁，柳某户籍未迁出徐某户情况下而订立的事实，结合“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约定的事实，可以认定订立该约定的合同目的是为保障柳某将来可获得的拆迁利益，防止因徐某的过错而造成柳某拆迁利益受损。现柳某非因徐某过错致使其未能获得拆迁补偿，故柳某要求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柳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减半收取725元，由柳某负担。 宣判后，柳某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本案的事实如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上诉人户口迁入被上诉人宁围镇宁东村家中，且双方一直共同生活于该房屋之中，婚后双方常有争吵，2011年2月，被上诉人提出离婚。上诉人认为其户口已迁入被上诉人家中，被上诉人所在社区即将拆迁，如果现在离婚可能会影响其相应的拆迁及安置相关待遇，故，上诉人提出，其户口所在社区如遇拆迁，上诉人名下如有拆迁相关待遇的则归上诉人所有，如上诉人未获得拆迁待遇，被上诉人则按拆迁补偿总金额的10%作为赔偿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为尽快结束婚姻关系就承诺同意此事项。遂，双方于2011年2月22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并至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备案。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实际上是被上诉人为达到尽快离婚的目的，其自愿承诺在上诉人未获得相关拆迁待遇时，给予上诉人相应的经济补偿，确保上诉人能够获得相关经济利益。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以及庭审中依旧以上诉人是否符合安置条件，是否有权基于共有人身份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权进行分割为依据进行判决。上诉人认为，本案与上诉人是否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相关待遇没有关联性，争议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是被上诉人因上诉人同意离婚而支付给上诉人的一种作为离婚的对价，其实际上并未与拆迁行为具有本质上的联系，仅是根据拆迁之后所产生的拆迁款总额来确定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具体赔偿数额。故，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是否基于共有人身份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安置权利为判决依据而做出的判决，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有误，从而导致判决有所偏颇。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如特殊原因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系被上诉人附条件对上诉人进行赔偿的约定，而所附条件存在约定不明的瑕疵。上诉人认为对于条款的审查不能断章取义，而应当结合具体案件事实情况、合同目的作出判断。在本案中根据离婚协议第四条“女方因户口在男方，在女方未结婚前，男方不得擅自将女方户口迁出。男方房屋拆迁，女方名下的拆迁款归女方所有，如特殊原因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赔偿按总金额的百分之十赔偿）。”本条款首先强调上诉人户口在被上诉人所在村的事实以及被上诉人不得将上诉人户口迁出。因为按照一般情况下，上诉人的户口在被上诉人村中，在即将面临拆迁的情况下上诉人是有极大的可能性获得拆迁相应补偿的，而上诉人又担心其与被上诉人离婚后出现其他状况致使最终无法获得赔偿，故，上诉人要求在其未获得赔偿时，由被上诉人按照拆迁赔偿金额的10%进行赔偿，被上诉人为尽快离婚也同意此要求。前述即为双方约定该条款的本意。因此，“特殊原因”实际上即泛指上诉人未获得拆迁补偿情况的出现，一旦上诉人未获得补偿就由被上诉人进行相应赔偿。而“特殊原因”一词实际上并不含有具体指向的含义，其只是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协商离婚协议书第四条时，因担心离婚之后在一定情况下上诉人无法获得拆迁补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又无法预料到具体的情形，为此加上“特殊原因”四字望能穷尽一切可能会导致上诉人未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的情形。故，上诉人认为该条款的约定是明确的，原审法院对于该条款的认定有误。而原审法院认为“……订立该约定的合同目的是为保障柳某将来可获得的拆迁利益，防止因徐某的过错而造成柳某的拆迁利益受损。现柳某非因徐某过错致使其未能获得拆迁补偿，故其主张缺乏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结合本案的事实以及离婚协议书第四条，其从未体现就被上诉人是否有过错与其是否要赔偿间产生的任何关联性，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是否有过错来认定其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该认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协商一致之后的产物，其中一方作出承诺对于另一方进行赔偿并非要以承诺作出方具有过错为必要前提。退一步讲，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未获得拆迁补偿也并非没有过错，根据上诉人原审所提交的常住人口信息，可以得知，被上诉人的大女儿于2011年9月21日出生，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2月22日离婚，由此可以推算出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的婚姻存续期间违背了夫妻间的忠诚义务，从而导致离婚，最终因此上诉人未获得其本应享有的相关拆迁补偿。为此，就算从过错角度去看待被上诉人是否需要支付赔偿，很显然其对于上诉人未获得赔偿是有一定过错的，故其理应支付相应的赔偿。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柳某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徐某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如特殊原因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赔偿按总金额的百分之十赔偿）”的理解存在争议。徐某提出协议中“如特殊原因”系指因男方的过错导致女方未能取得拆迁赔偿的情形；而柳某则认为，因担心离婚后在一定情况下其无法获得拆迁补偿，但当时其又无法预料到具体的情形，出于能穷尽一切可能之情形的考虑，故在协议中写上“如特殊原因”。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结合离婚协议书第四条前半部分关于“女方因户口在男方，在女方未结婚前，男方不得擅自将女方户口迁出。男方房屋拆迁，女方名下的拆迁款归女方所有”的约定，可以认为该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是为了明确柳某在未获得拆迁利益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其财产权益而设定。而对“特殊原因”的理解应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如基于拆迁政策等因素，而主观方面则存在男方故意或虽非故意但可归咎于男方的原因致使女方取得拆迁利益产生障碍。不应理解为仅是基于男方有过错的情形。至于徐某二审中提出的既然协议中“男方则作出相应赔偿”用了“赔偿”的表述，其前提就是徐某有过错的抗辩意见。应从协议条款整体语境加以分析认定，从该条中“女方未获得拆迁赔偿”的表述看，此处的“拆迁赔偿”实际应为“拆迁补偿”，可见协议双方对于赔偿和补偿的定义界定是模糊的，难以认定协议中徐某承诺给予的“赔偿”，其用词是基于过错而产生的赔付责任。故不能以徐某有过错而导致柳某未获拆迁补偿作为认定徐某需承担付款义务的前提条件。本案中，虽然柳某并非徐某1户的批地建房人口，拆迁部门也未将柳某列入徐某1户的补偿安置对象，但因柳某与徐某系协议离婚，协议离婚中包括婚姻、子女抚养、夫妻财产分割均体现了自愿原则，在财产分割的协议条款部分，双方除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外，亦可由一方将属于其个人的财产给予对方。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本案中双方关于徐某按拆迁补偿款总金额10%“作出相应赔偿”的约定，实则是徐某对其财产利益的处分，与其户内其他人员的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无涉。故徐某在本案中提出的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房屋只有二层半，离婚后房屋加盖至七层，柳某主张的40余万元来源于七层房屋，涉及六个安置人口的利益，柳某主张金额亦有误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徐某父亲徐某1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宁围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徐某所在户可取得的拆迁补偿款为4300158元，按照离婚协议书约定，徐某应按拆迁补偿款4300158元的10%的标准给付柳某，柳某原审诉讼请求的金额为430001.58元，未超过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标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上诉人柳某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19277号民事判决。 二、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柳某430001.5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减半收取725元，由徐某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徐某负担，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柳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