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云0126民初2067号原告:叶宝春,男,汉族,1963年4月23日生,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原告:梁瑞良,男,汉族,1969年2月19日生,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原告:邱方国,男,汉族,1970年12月27日生,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原告:梁炎,男,汉族,1969年11月12日生,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阳阳，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前方，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梁春友,男,汉族,1959年12月4日生,浙江省台州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雷升雍,男,汉族,199O年1O月21日生,云南省宣威市人,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宣威市。原告叶宝春、梁瑞良、邱方国、梁炎与被告梁春友、雷升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四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祁阳阳、张前方，被告梁春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被告雷升雍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四原告于2018年11月7日申请对涉案三七的死因及三七受损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2018年11月22日，四原告变更鉴定申请：要求对涉案三七遭受何种病虫害及其原因，以及三七受损价值进行鉴定。2018年12月10日，四原告再次变更申请：要求对涉案三七感染何种病害及三七受损价值进行鉴定。之后，通过法院摇号确定的鉴定中心以“对照不存在，经济损失的对照指标不能确定”为由，做退件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宝春、梁瑞良、邱方国、梁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四原告与二被告的委托关系；2.请求判决二被告赔偿四原告经济损失967.5万元（诉讼中变更为958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被告梁春友邀约四原告对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维则村大路边213亩地(以下称为“三七基地”)进行三七种植,约定由四原告进行投资,委托梁春友负责管理三七基地,后梁春友聘用被告雷升雍对三七基地进行技术管理。2017年11月7日,四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石林三七基地协议》,再次明确四原告委托梁春友负责三七基地的种植、账目管理等事务,委托雷升雍负责技术管理等事务。协议签订后,二被告与四原告建立微信群,不定期将三七的生长情况及基地的管理情况通过微信群以照片、视频等形式向四原告进行汇报,并且汇报情况显示三七长势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四原告也不定期到基地进行查看,情况与微信群汇报情况相符。2018年10月23日，四原告到基地收获三七时，发现三七全部死亡，造成四原告经济损失高达967.5万元，但二被告未汇报过该情况，后四原告联系二被告要求其说明相关情况,二被告一直隐瞒,并未将三七死亡的原因告知四原告。综上,四原告委托二被告对三七基地进行管理,二被告在管理过程中,基地三七出现死亡时未将相关情况向四原告进行汇报,同时也未采取任何措施对三七进行补救,二被告隐瞒实情及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的行为导致基地三七全部死亡,进而造成四原告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侵害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梁春友辩称，1.答辩人与四原告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就种植三七存在合伙关系。2016年年末，答辩人与四原告达成合伙种植三七的口头协议，对合伙种植的三七每个合伙人都有经营管理权，在此期间未成立委托法律关系；2.答辩人与四原告均为合伙人，租赁土地213亩中叶宝春占70亩、梁春友占33亩、邱方国占35亩、梁炎占30亩、梁瑞良占45亩，各合伙人按照种植面积计算投入和盈亏；3.案涉三七自2018年7月份开始死亡，主要是天灾。雨水、霜冻是主要原因，答辩人已经将此情况汇报给其他股东，但几原告置之不理，损失才进一步扩大，答辩人也是受害人；4.雷升雍系五个股东共同雇佣人员，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综上，原告诉请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雷升雍辩称，1.答辩人与四原告及被告梁春友不存在委托关系而是雇佣关系，答辩人是梁春友雇佣到三七基地负责技术管理的，每个月工资1万元扣押2千元,2018年9月、10月工资未领取；2.在基地管理过程中，答辩人一直尽职尽责，并对基地的情况通过微信群、电话等向四原告及被告梁春友汇报，三七多次遭受雨水、霜冻灾害，且相关情况答辩人已经向各股东进行汇报；3.基地三七死亡的原因主要是天灾，因为雨水多，三七被水淹后棚内水分大，温度上升后导致三七死亡，而且涉案土地地势低洼，较容易积水，四原告提出损害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三七技术管理协议》、《石林三七基地协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余证据，本院收录在案，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叶宝春、梁春友等在石林彝族自治县亩土地种植三七，租期两年，其中叶宝春占70亩，梁瑞良占45亩，邱方国占35亩，梁炎占30亩，梁春友占33亩。租赁土地统一耕种管理，并由上述五人按所占亩积比例投资。2016年10月1日，叶宝春和梁春友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雷升雍签订《三七技术管理协议》，协议约定雷升雍于2016年10月1日为梁春友、叶宝春管理位于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维则村213亩三七地。在管理期间，雷升雍提供三七技术管理。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梁春友、叶宝春每月支付雷升雍工资8千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每月工资1万元等。2017年11月7日，叶宝春、梁瑞良、邱方国、梁炎、梁春友、雷升雍达成《石林三七基地协议》，协议记载：1.基地处理不了的事由叶宝春主持。2.基地事项由梁春友负责。3.基地必须由股东讨论派一个人管理账目及其他事项。4.基地技术方面由雷升雍负责。5.三七管理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等问题与技术管理人无关。三七亩产量保证在1500市斤以上，其中出现天灾人祸方面的面积不计算在保证产量内，即灾害方面不算入总产量，单独计算；技术管理员雷升雍工资每月1万元。三七管理过程中，人为病害不能超过10%，超过10%扣押工资，股东可以酌情扣押（损失梁春友85%，雷升雍15%）。以上事项自2017年11月7日执行，经各股东和技术人员商讨决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反对或者取消执行。协议签订后，合同当事人按照约定管理基地，并建立了“石林三七基地交流群”，对三七种植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进行通报说明。在诉讼过程中，四原告陈述因土地租期已到，三七地剩余的三七已经出售给他人，获得价款92万元，扣除人工工资等费用后，尚余79.7万元。本院认为，原告叶宝春、梁瑞良、邱方国、梁炎与被告梁春友五人共同投资种植三七，五人按照三七种植亩积比例来计算投入和盈余分配，各人种植三七的地块也未划分，而且2017年11月7日，五人均以股东的身份签订《石林三七基地协议》，确定股东之间的分工，故原告叶宝春、梁瑞良、邱方国、梁炎与被告梁春友之间形成的是种植三七合伙关系，五人之间因合伙种植三七产生的纠纷为合伙协议纠纷。同样，从《三七技术管理协议》和《石林三七基地协议》中可以看出，雷升雍作为三七基地技术管理人员，由五个合伙人支付工资；在三七管理过程中，雷升雍亦将种植三七出现的情况、三七长势、临时工的费用支付等向五人汇报，并根据五人的安排开展工作，被告雷升雍与原告叶宝春、梁瑞良、邱方国、梁炎、被告梁春友之间形成劳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应为劳务合同纠纷。上述合伙协议纠纷和劳务合同纠纷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不宜在同一案件中处理，应当分案处理，且经本院释明，四原告拒绝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变更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叶宝春、梁瑞良、邱方国、梁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79526元，已经收取39763元，退还四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永宁审判员  李翠芬审判员  杨 艳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环婷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