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15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顺原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龙穴大道中路13号301房之自编312房。法定代表人：谢小宁，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烨，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嘉敏，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FederacionRegionaldeSociedadesCooperativasdelaIndustriaPesqueraBajaCaliforniaF.C.L(下加利福利亚州捕鱼业商业联合会)，住所地ＣａｌｌｅｓｏｔｏＮｏ.283ＣｏｌｏｎｉａＯｂｒｅｒａ,Ｃ.Ｐ.22830ＥｎｓｅｎａｄａＢａｊａ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Ｍｅｘｉｃｏ（墨西哥）。代表人：EdgarAlonsoAguilarCastillo，职务董事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DAVIDCASTROLOPEZ，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院渊，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纪华龙，男，1980年0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上诉人广州顺原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顺原正公司）与被上诉人FederacionRegionaldeSociedadesCooperativasdelaIndustriaPesqueraBajaCaliforniaF.C.L(下加利福利亚州捕鱼业商业联合会)（以下称捕鱼协会）、纪华龙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3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顺原正网络公司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事实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顺原正公司与捕鱼协会不存在国际货物买卖关系，不是本案的买受人或者合同相对方，不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一）顺原正公司与捕鱼协会不存在任何实质性建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顺原正公司与捕鱼协会之间没有任何的“要约”或“承诺”，双方甚至没有任何“接触”。（二）纪华龙与顺原正公司不存在任何员工或雇佣关系。（三）一审判决在否认微信聊天纪律的证明效力的基础上，又自相矛盾地在判决中重新使用已失去证明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载的内容，法院对证据的认定明显前后矛盾。二、一审判决对捕鱼协会是否享有货物所有权、享有贸易债权权利等焦点事实与法律关系认定错误——捕鱼协会非实际发货人，不应享有贸易债权。（一）从权利主体资格角度分析，捕鱼协会并不享有贸易债权或收款权。空运单所记载的发货主体并非捕鱼协会；《共同联营协议》仅对协议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且不能证明捕鱼协会即享有涉案项下的货物所有权，不能证明其享有发货人的权益、更不能证明其享有所为的贸易债权权利。（二）从国际贸易运输发货人和货物所有权人的角度分析，捕鱼协会亦不享有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也不是发货人，不享有主张权利的资格。三、一审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五十九条适用错误，错误认定买受人，错误计算本案货物价值。四、在纪华龙无正当理由不出席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违背捕鱼协会的诉讼请求意愿，错误将付款责任完全转移至顺原正公司。综上所述，顺原正公司认为：一、捕鱼协会未能举证与顺原正公司存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事实上顺原正公司从未参与到买卖交易之中，仅是作为收货人出现，不应承担买受人的付款义务和责任。二、本案项下捕鱼协会并不是货物实际发货人、不是货物所有人，其与两家墨西哥公司的《联合营销与销售协议》并不能证明或是形成其可以作为卖方（债权人或货物所有人）可向顺原正公司收款的权利。三、一审判决对证据认定前后自相矛盾，对事实认定错误。整个案件未能从“合同流”、“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几个判断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基本维度去分析涉案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主体，仅凭着货物流一条线索，片面的以“收货人=受益人=付款责任”以及“发货人=合同卖方=债权人”的错误推论，错将捕鱼协会认定为本案卖方和实际发货人，错将顺原正公司认定为买受人。顺原正公司补充以下理由：一、本案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在无法认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前提下，错误地将收货人等同于受益人，等同于付款责任人。在日常交易中，收货人不一定是买方，更不一定是付款责任人，无论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还是国内货物买卖，有且仅有是合同买方才是付款的责任人。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未有证据证明捕鱼协会是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是国际贸易中的卖方，或者是实际发货人，故不应享有卖方的收取货款的权利。1、捕鱼协会提供的证据（空运单、发票）显示发货人并非捕鱼协会，捕鱼协会与第三方公司普瑞思马公司、托尔图加思公司的空运单作为其发货的证明，缺乏合同与法律的依据。2、《共同营销与销售协议》仅在协议对方之间发生法律约束力，不能证明捕鱼协会享有货物的所有权，享有收款的权益、3、《共同联营协议》关于共同享有债权的约定，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所以，捕鱼协会不是卖方不是权利人，其主张的收款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联营协议也违反了货物买卖中卖方必须保证《一物一主》的法律义务。一审判决中，明确了本案应优先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公约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提出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条，都规定了相同的卖方必须保证对其销售标的物享有明确物权权利的最基本法定义务。本案中捕鱼协会不是合同卖方，为了证明其有收款权提供了与普瑞思马公司、托尔图加思公司的联营协议，约定所谓的货物共享共同所有权，明显违反了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合同法》中卖方必须享有并保证完整的、排他的法律义务。该联营协议明显不符合基本的国际货物买卖操作规则。4、一审判决对货款金额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在不存在双方确认交易金额的情况下，以单方制作的发票金额，作为收货人承担付款责任金额，依据不足，该认定将可能导致交易秩序的混乱，因为上诉人并不是合同的买方或者是相对方，未参与任何的交易接洽，更未对货物的价值进行任何的要约与承诺，一审判决在捕鱼协会无法形成清晰完整证明上诉人与捕鱼商会存在买卖合同法律事实的情况下，错误地认定了买受人主体，从而导致货物价值认定的错误。因此，捕鱼协会未能举证与上诉人存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仅是善意收货人与清关代理，不应无辜承担买受人的付款义务。二、两份联营协议明显违反卖方的法定义务，捕鱼协会不是发货人，不是合同卖方，更不是债权人，不可能享有贸易债权。请求：一、撤销（2017）粤0115民初3191号民事判决；二、依法驳回捕鱼协会对顺原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捕鱼协会承担二审诉讼的诉讼费用。对顺原正公司的上诉，捕鱼协会辩称，上诉人在混淆概念，将简单事情复杂化。一、上诉人称未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把货提走后货物到哪去了？在上诉人的举证中，屡次引用与纪华龙的沟通，捕鱼协会认为上诉人与纪华龙之间存在一定的业务关系，但是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无从知晓。主要是由于纪华龙拒不到庭以及上诉人一直回避问题，没有说清事实。捕鱼协会认为，上诉人与纪华龙之间可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委托关系，具体的委托关系以及货物的具体去向，举证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二、捕鱼协会认为本案的订单是成立的，并且是根据实际履行的情况构成《合同法》所允许的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形成的合同。捕鱼协会实际交付货物的对象是上诉人，上诉人提取货物的时候以及之后从未对于提货的事实、金额提出异议。同时，包括发票在内的所有贸易单证的抬头人或收货人均为上诉人，而上诉人辩称其并非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人，与常识不符。同时据查询到的公示的企业信息，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在合同成立货物交付之时，包括水产品的零售和批发，其虽然在2017年11月17日修改了经营范围，这是在一审开庭前一个月修改的。捕鱼协会认为，可能是为逃避付款责任修改的。上诉人坚称其是代理清关的公司，但是其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本案合同中仅为清关代理公司。三、上诉人称捕鱼协会并非出卖人，因此无权收取货款，与事实不符，捕鱼协会的一审的证据16清楚地证明了捕鱼协会对于货物以及因此产生的债权拥有共同所有权以及追索权。同时该证据也体现了两家捕鱼公司的委托，该份合同虽然是在捕鱼协会的两家捕鱼公司签订，但是其说明了捕鱼协会起诉的资格，该合同是否约束第三方，与捕鱼协会的起诉资格无关。除此外，捕鱼协会有权收款是由他的性质决定的，本案的两家捕鱼公司是其会员，渔业协会代表的是其会员的利益，同时渔业协会的领导是从会员单位负责人中选举产生，因此，基于法定和约定的原因，捕鱼协会具有本案的起诉资格。四、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违反“一物一主”的原理，捕鱼协会认为其在混淆概念，买受人到底是纪华龙还是上诉人已经由一审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确定。本案并不涉及“一物二卖”或者违反“一物一主”的问题。五、上诉人认为货款金额确定有误，捕鱼协会不认可该说法。合同价款已经通过发票等单据明确表示，上诉人在提货时，一定也提交了发票等一整套单据作为提货的凭证，同时，根据运输惯例，包括发票在内的整套单据随货物一起托运，因此，上诉人不可能不知道其提取的货物价值、价格。而直到诉讼，上诉人从未对金额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应当视为接受。六、上诉人主张本案为不当得利之诉，也是在混淆概念。中国对不当得利之诉有较为严格的规定，构成要件之一是没有合法依据，这不适用与本案，根据所有的销售单据，加上上诉人提货的事实，捕鱼协会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纪华龙未到庭，亦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捕鱼协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顺原正公司、纪华龙共同承担向捕鱼协会支付买卖合同项下货款共计美元207117.47元（根据起诉之日的中国银行外汇牌价1美元=6.8117人民币元）及自2015年10月19日起至捕鱼协会实际返还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准）；2、顺原正公司、纪华龙承担本案的受理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捕鱼协会是位于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渔业合作社的区域联合会，拥有墨西哥捕鱼相关资质和长期特许权。为了证明捕鱼协会有收款权，其提交了两份《共同营销与销售协议》。其中一份为2015年7月1日与普瑞斯马公司签订的，双方约定鉴于普瑞斯马是专业从事墨西哥红龙虾的捕获和销售者，由普瑞斯马公司委托捕鱼协会担任其经销商，担任其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其他区域内的龙虾推广和销售的经销商，捕鱼协会授权处理全部事务，包括但不限于从客户或潜在客户处接受采购订单和货款。捕鱼协会和普瑞斯马公司应共同销售由普瑞斯马供货的龙虾给区域内的潜在客户，普瑞斯马应单独开具发票给潜在的客户，根据潜在客户的要求，捕鱼协会和普瑞斯马公司应协调交货时间并在协调一致后向潜在客户报价。捕鱼协会和普瑞斯马公司对协议约定的共同营销和销售关系相关的所有权利享有共同所有权，包括但不限于享有向区域内潜在客户销售龙虾产生的一切债权（即任何潜在客户向联合会或普瑞斯马公司中任一方承担的任何债务）。协议并约定合同期限为自生效日起2年内。另外一份《共同营销与销售协议》为捕鱼协会与托尔图加斯公司签订的，约定托尔图加斯公司委托捕鱼协会担任其经销商，其余条款内容均与上述普瑞斯马协议基本一致。2015年10月9日，捕鱼协会工作人员David通过微信与“Alex华哥盛宴中国壳资源”（以下简称“华哥”）联系，捕鱼协会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一份，通过微信记录可以看出，DavidCastro与“华哥”约定，由David公司向“华哥”销售龙虾500KG和1500KG，收货人为顺原正公司。2015年10月16日，David通过微信向“华哥”确认货物已经发出，并要求按照495+1500KG结算，价款为1995*60,2015年10月17日，David确认1500KG龙虾中56.8KG为死亡，38.05KG为脱水。2015年12月4日，2015年10月16日，David通过微信向“华哥”要求支付全部货款207117美元，于2015年12月29日，再次通过微信要求“华哥”“你明天汇款20000，还有187117……”，“华哥”在微信上回复“没事，你们的钱我来负责的”，“别急”。顺原正公司认为，不能确认微信聊天的主体就是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也不能确认聊天双方交易就是本案的买卖合同，而且对方没有提供确切的文件和原始聊天硬件设备，无法确认该证据有无篡改过。捕鱼协会为了证明已经发货，提交发票、卫生证书、装箱单、出口证明、空运单以及减价证明等证据。其中普瑞斯马公司货物发票显示，2015年10月13日，普瑞斯马公司开具发票一张，客户信息为顺原正公司，商品为鲜活大螯虾，数量为1500KG，100箱，单价60，总金额为9万美元。出口证载明，2015年10月14日，普瑞斯马向渔业和食品部门签发货物来源证明一张，证明其出口的1500KG鲜活大螯虾为野生水产品，来自墨西哥水域太平洋和科尔特斯海，是在普瑞斯马公司加工而成。卫生证书载明，墨西哥健康风险保障委员会和卫生授权委员会为该批货物颁发《墨西哥输华食用水生动物卫生证书》一张，载明该虾产自下加利福尼亚BAHIATURTUGAS捕捞区域，发货人为普瑞斯马公司，收货人为顺原正公司，航班号为中国航空运货CZ-328,起运日期为2015年10月14日，输出地（港口）为下加利福尼亚蒂华纳，输入地为中国广州。装箱单显示，2015年10月14日的装箱单，载明目的地广州，航空提单为784-16126762，共计100箱，净重1500KG，毛重1830KG。空运单显示，托运方为普瑞斯马公司，收货方为顺原正公司，航空公司为中国南方航空CZ-328，从美国洛杉矶机场始发。托尔图加斯公司货物发票显示，2015年10月15日，托尔图加斯公司向顺原正公司开具发票一张，载明客户为顺原正公司，商品为红龙虾，数量为1995KG，单价60，金额为119700美元。出口证明显示，2015年10月16日，托尔图加斯公司向渔业和食品部门签发货物来源证明一张，证明其出口的1995KG鲜活大螯虾为野生水产品，来自墨西哥水域太平洋和科尔特斯海，是在托尔图加斯公司加工而成。卫生证显示，墨西哥健康风险保障委员会和卫生授权委员会为该批货物颁发证书编号为150203107C0095的《墨西哥输华食用水生动物卫生证书》一张，载明该虾产自下加利福尼亚BAHIATUITUGAS捕捞区域，发货人为托尔图加斯公司，收货人为顺原正公司，航班号为中国航空运货CZ-328,起运日期为2015年10月17日，输出地（港口）为下加利福尼亚蒂华纳，输入地为中国广州。装箱单显示，2015年10月17日的装箱单，载明目的地广州，航空提单为784-16247022，共计133箱，净重1995KG，毛重2434KG。空运单显示，托运方为托尔图加斯公司，收货方为顺原正公司，航空公司为中国南方航空CZ-328，从美国洛杉矶机场始发。2015年10月17日，托尔图加斯公司提交一份减价凭证，显示：发货数为1995公斤,单价为60美元，总金额为119700美元。其中，常规标准允许的死亡率为5%，允许的缩减数为3%。检测实际死亡率7.27%即145.14KG，缩减3.51%即70.02KG。对于5%的允许死亡误差99.75KG按照60美元/kg计算，为5985美元；对于超出误差范围的45.39KG（145.14KG-99.75KG）按照30美元/KG计算，为1361.59美元，缩水超出允许3%的部分为1995KG*（3.51%-3%）为10.17KG,按照60美元/KG单价计，应扣减610.47美元，其余正常龙虾重1839.69KG，计价为110381.36美元。综上，总计为117727.94美元。虽然该扣减清单上死亡率7.27%计算有点金额上笔误，实为145.04KG，但是2015年12月4日，DavidCastro在微信上告知“华哥”要求付款，并表示需要支付全部款即“207117美元”，并告知对方不支付货款将要起诉，对方表示同意支付货款，捕鱼协会陈述主张的金额207117.47美元为（117727.94美元-610.47美元）和第一笔货物的90000美元相加而来。2016年2月21日，DavidCastro在微信上询问谁该支付上述两批货物钱的时候，“华哥”表示肯定是他支付，且没有任何借口。捕鱼协会提交的两份《提货证明》显示，顺原正公司向广州白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站共提走两批货物，分别是单号为784-16247022的货物，件数133，重量2434；单号为784-16126762的货物，件数100，重量1830。对于以上该组证据，顺原正公司认为其当时是现金交易，相关单据都没有保留，对捕鱼协会提交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顺原正公司提交2017年8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其中一份由陈琅杰出具，载明：陈琅杰于2015年10月15日、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19日受冯剑方委托清关共三票从墨西哥进口龙虾，航空单号为784-16126751,33件/604KG（毛重）、784-16126751,100件/1830KG(毛重)、784-16247022，133件/2434KG，因个人不能向海关申报，故委托顺原正公司宋荣添代理清关，清关原始单证由冯剑方提供。清关后三票货物全部按冯剑方指定的送货地：深圳市盐田区北山海鲜街，收货人为冯剑方。另外一份《情况说明》是由宋荣添出具，载明：关于2015年10月份的三票墨西哥龙虾（10月15日、10月16日、10月19日），货物是由陈琅杰委托我司（顺原正公司）代理进口报关清关的，货物清关完毕后，都是陈琅杰自己安排车辆配送联系收货人，据了解到这三票货物是配送到深圳市盐田区北山道海鲜街。该份说明附一个微信转账记录，载明陈琅杰转账8579元。顺原正公司当庭确认已经提走两批货物，同时顺原正公司陈述其是报关公司，是为案外人陈琅杰委托其代理进口清关手续。捕鱼协会认为，顺原正公司方出具的不是原件，没有证据证明宋文添是顺原正的员工，且宋文添没有出庭作证，没有证据证明冯剑方是最后的交易主体，微信支付记录与本案所涉及的合同无关。鉴于该组证据系案外人陈琅杰、宋荣添出具的，且两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顺原正公司为证明纪华龙是案涉买卖合同主体，提交通话聊天记录一份，在该录音中，被称为纪先生的人确认收到来自墨西哥的龙虾，只是对龙虾的质量有异议，并表示当时是公司签订的合同，不是其个人签订的。捕鱼协会认为因为通话主体无法确定，捕鱼协会并没有收到录音，无从判断通话当中主体的身份，其中一个麦志全，捕鱼协会并不清楚他的身份，因此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捕鱼协会也不认可他的合法性和真实性。鉴于该证据无法确认聊天人员的身份，而且聊天人员嘉琪公司也未出庭接受质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捕鱼协会为了证明纪华龙的身份问题，另提交名片一张，载明纪华龙（Alexji）为盛宴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买卖行为是由营业地分属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签订的，故本案纠纷属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关于管辖问题。首先，捕鱼协会的注册地为墨西哥，故本案属于涉外商事案件。其次，在捕鱼协会起诉时，顺原正公司的注册地属于本院辖区范围。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因当事人营业地所属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均已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国际条约在本案中应优先适用。对公约中无明确规定的，各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在本案中予以适用。三、捕鱼协会与纪华龙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首先，捕鱼协会与纪华龙由于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无法依据书面合同判断合同主体。其次，案涉龙虾的买卖，是由捕鱼协会的员工Davidcastro和“Alex华哥盛宴中国壳资源”即华哥在微信上约定的，至于华哥是否就是本案被告纪华龙，捕鱼协会提交纪华龙的名片作为佐证，但由于名片证据来源不清，无法佐证纪华龙在盛宴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而且，纪华龙与“Alex华哥盛宴中国壳资源”二者之间缺乏足够的对应性，不能建立起排他性的对应关系，因此该名片无法佐证微信上聊天人员就是纪华龙，也无法佐证合同的订立者为纪华龙。再次，捕鱼协会陈述其与纪华龙之间已有多笔贸易发生在案涉买卖之前，按理，捕鱼协会应该可以向法庭提供双方之前在合同订立、款项支付等方面的交易惯例，但是捕鱼协会未能进行相应的举证。第四，顺原正公司提供的录音材料虽然有提及纪华龙与捕鱼协会之间买卖关系，但是由于该录音是案外人嘉琪公司提供，证据效力较弱，且在该录音中，无法看出陈述主体是纪华龙。综上，由于捕鱼协会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纪华龙是合同的相对方，因此对于捕鱼协会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顺原正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虽然顺原正公司与捕鱼协会没有直接的书面合同，但是顺原正公司是案涉货物买卖实际收货主体，而且案涉两笔货物的发票、空运单等贸易单证，抬头均是顺原正公司。顺原正公司陈述其是清关公司，但是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委托合同等材料，其所提供的两份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在当事人没有到庭的情况下，无法排除顺原正与证人之间存在其他关系，证明效力较弱。由于顺原正公司无法证明另有实际委托人，且案涉货物实际为顺原正收取，顺原正公司是实际的受益人，理应对货款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关于货款实际金额问题，捕鱼协会在起诉状中要求顺原正公司、纪华龙支付207117.47美元，后又在庭审结束后以情况说明的形式将该项诉讼请求变更为207715.17美元，由于捕鱼协会的变更诉讼请求行为是发生在辩论终结后，因此对于该变更不予准许。根据捕鱼协会发送货物情况，捕鱼协会第一批货物为1500KG，共计90000美元；第二批货物1995KG，死亡率7.27%，缩减3.51%，扣除允许的死亡率5%和缩减率3%，为1939.54KG，乘以单价60美元/KG，为116372.4美元。捕鱼协会提供的质量报告计算方式为[1779.84KG（实际存活数）+99.75KG(允许的死亡数)+59.85KG（允许的缩减数）]*60美元/KG+45.39（超过允许范围的死亡数）*30美元/KG-10.17KG(超过允许范围的脱水数)*60美元/KG=117117.9美元。（报告上记载为117117.47美元），捕鱼协会将两批货物相加117117.47美元+90000美元=207117.47美元。该金额与DavidCastro在2015年12月微信上的数据基本一致，由于“华哥”未对该金额表示异议，因此，可以推认该种计价方式双方未有异议，只是由于捕鱼协会的数字计算错误，应予以纠正，根据质量报告载明死亡率7.27%，缩减3.51%，因此该批货物价格应为：（1779.84+99.75+59.85）KG*60美元/KG+45.29*30美元/KG-10.17KG*60美元/KG=117114.9美元。因此两批货物总价款为117114.9+90000=207114.9美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顺原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FederacionRegionaldeSociedadesCooperativasdelaIndustriaPesqueraBajaCaliforniaF.C.L共计207114.9美元；二、驳回FederacionRegionaldeSociedadesCooperativasdelaIndustriaPesqueraBajaCaliforniaF.C.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97.4元，由广州顺原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顺原正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捕鱼协会向纪华龙出具的《承诺函》及中文翻译件，拟证明顺原正公司与捕鱼协会不存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捕鱼协会与纪华龙才是货物买卖合同的合同双方，顺原正公司并非合同参与方。二、纪华龙提供捕鱼协会签署的《承诺函》以及确认与捕鱼协会存在交易的微信沟通信息。拟证明顺原正公司于捕鱼协会不存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捕鱼协会与纪华龙才是货物买卖合同的合同双方，顺原正公司并非合同参与方。三、纪华龙（Alex华哥）与Davidcastro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事实上，货物买卖交易仅发生于捕鱼协会与纪华龙之间，捕鱼协会向纪华龙追讨货款（2017年10月30日）的事实，自始至终，关于贸易的洽谈、建立、发货、追款以及最后的争议，均发生在纪华龙与Davidcastro两者之间，与顺原正公司没有关联。四、两份《共同营销和销售合同》的中文翻译件，拟证明捕鱼协会在一审阶段提交的中文翻译部分表达并不准确，捕鱼协会并不享有涉案项下的货物所有权；根据合同相对性，证明捕鱼协会并不享有直接向顺原正公司主张收款权利的权利基础。捕鱼协会对顺原正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可以提交的新证据，恳请法院不予采纳。对证据1-3，顺原正公司完全可以在一审时提交，所以拒绝发表质证意见，顺原正公司称其在一审前与纪华龙没有任何沟通接触，与其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一审时顺原正的证据一通话聊天记录，顺原正称该证据是其与纪华龙的通话录音。对证据4，捕鱼协会对于顺原正公司是否具有西班牙语的翻译资格存在疑问，而捕鱼协会提交的译本是由律师事务所翻译的，经过渔业协会首席代表核实。被上诉人捕鱼协会在二审中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买卖行为是由营业地分属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签订的，故本案纠纷属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就本案准据法的适用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因当事人营业地所属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墨西哥）均已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国际条约在本案中应优先适用。对公约中无明确规定的，各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则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在本案中予以适用。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顺原正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义务的问题。首先，虽然顺原正公司与捕鱼协会没有直接的书面合同，但是顺原正公司是案涉货物买卖实际收货人，且案涉两笔货物的发票、空运单等贸易单证，抬头均是顺原正公司。其次，顺原正公司主张其只是代理清关手续，但并未提交相应的委托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10月9日，捕鱼协会工作人员David与“华哥”微信沟通约定收货人为顺原正公司；2015年10月13日普瑞斯马公司开具的发票的客户信息为顺原正公司，而顺原正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记载委托清关时间是2015年10月15日。上述证据显示确定收货人的时间早于《情况说明》记载的委托清关的时间，而且，涉案《情况说明》出具的时间均在本案一审立案之后，因此，本院有理由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存疑。再次，顺原正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普瑞斯马公司、托尔图加斯公司履行过支付货款义务，因此，捕鱼协会有权根据其与该两公司签订的《共同营销与销售协议》中的约定，以卖方身份向顺原正公司提起诉讼。综合以上分析，一审法院基于案涉货物实际为顺原正收取，顺原正公司是实际的受益人，理应对货款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货物金额的认定问题。涉案发票均显示有金额、数量等信息，顺原正公司确认其为提货人，其对货物价款是知晓的，但其从2015年提货到2017年本案诉讼提起一直未对货物金额提出异议。同时，第一批货物的发票票面金额为90000美元，第二批为119700美元，两批合共货款为209700元，在顺原正公司未举证证明货物收益人另有其人，又未举证证明应付货款金额的计算标准及具体金额应为多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捕鱼协会的诉讼请求，确定应根据发票金额减去因死亡/缩水等原因减少的金额作为本案货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497.4元，由上诉人广州顺原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晓红审判员  张明艳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陈蕴琦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