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03民初13525号原告：天津外国语大学，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200004013592092法定代表人：陈法春，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军，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氡，天津外国语大学人事处副处长。被告：刘连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也，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外国语大学与被告刘连祥人事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冬军、彭氡，被告刘连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有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因“撤销处理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作出的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228号《裁决书》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具体理由为：一、仲裁委的裁决事项并非被告提起的仲裁请求，属于超出裁判范围的无效裁决被告向仲裁委提起的仲裁请求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做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对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在被告未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裁决书却裁决为“确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的行为无效”，这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被告请求的是撤销文件，而裁决的却是确认行为无效决事项明显不是被告的仲裁请求，仲裁委无权就非请求事项进行裁决。并且仲裁委的裁判依据是《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而该条款的内容却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故适用法律也同样存在明显错误；二、被告向仲裁委提起的撤销《天津外国语学院对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不属于仲裁委和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依法驳回。首先，被告请求撤销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对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外政（1999）39号)，该文件并非只是针对被告一人的普通告知函，而是涉及到多人的类行政管理的文件。对于该文件能否撤销以及是否应该撤销，应由原告的主管机关依据行政法或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来解决。因为该文件的制定依据为《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及《关于教职工及在校学生申请自费出国学习的有关规定》(外政字(89)23号)等文件，因此该行为属于类行政管理行为，故本案争议不属于仲裁委和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依法予以驳回。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可知，受理的人事争议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本案被告仲裁请求为撤销原告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对逾期不归人员的处理决定）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这根据(2017)京02民终5613号、(2017)津0103民初7235号等多份民事判决书可以得到证实；三、假设本案属于仲裁委或法院受案范围。被告于2018年提起仲裁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1999年4月对被告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被告得知结果后并未及时就相关问题进行仲裁与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的批复》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予以受理的，人民法院应予认可”可知，被告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否则就是超过诉讼时效，法律不应予以保护。原告对被告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后被告早已知晓，以下事实足以证明。首先，原告对被告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后，当时相关人员向被告进行了告知。其次，被告承认出国期间多次回国且多次到原告处和校领导及人事处处长交谈，据此也可以判断被告就该处理决定应早已知晓。再次，在原告近20年的向主管机关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报送的有关在编人员的多种材料中均已不包括被告，被告向天津市教委了解询问也早就应当知道其已经被按自动离职进行了处理。另外，原告网站上也多次将相关信息予以公布，被告通过被告网站也可以知道其已经与原告不存在任何人事关系。此外，被告1993年8月出国，而国务院早已于1986年12月13日公布并实施了《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也即被告在入职于原告处之前就应该知晓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同时，原告依据上述文件于1988年12月14日(此时被告已经入职于原告处）公布并实施了《关于教职工及在校学生申请自费出国学习的有关规定》(外政字(89)23号)，该文件同时抄送了天津市高教局人事处和外事处。该文件第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教职工，从出境的下一个月起停发工资，保留公职一年，一年后不归即按自动离职办理”，通过法律规定和原告的文件，被告也均应当知晓其在出国一年后，如未依法办理回国任教或延期等手续，存在不保留公职，即按自动离职处理的重大可能性。但被告却在明确知晓存在相关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一直未与原告联系或已经联系且知道相关后果却未依法行使权利，直至2018年才进行仲裁，明显早已超过诉讼时效。最后，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案仲裁开庭时被告明确承认其2013年办理退休时已被原告人事处负责人明确告知已将其按自动离职处理了。并且在(2018)津0103民初6892号案件审理时被告亦明确承认2000年、2002年回国找过原告人事处负责人，2013年被告知“不是学校的人了”，这点足以完全证明被告早已知晓原告对其作出了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因此，其于2018年提起仲裁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其请求。综上，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考虑当时历史时期的相关政策，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228号裁决书1份，证明原、被告争议经过劳动人事仲裁前置程序，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2.《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86]107号）1份，证明该文件施行时间为1986年12月23日，被告1988年入职，1993年出国留学，该文件必然适用于被告，且被告知晓未在法定时间内回国，存在不被保留公职的不利后果；3.《关于教职工及在校学生申请自费出国学习的有关规定》（外政（89）23号）1份，证明该文件施行时间为1989年1月，并抄送主管机关“市高教局人事处”“外事处”。被告1993年8月出国，必然知晓文件内容，即知晓未在法定时间内回国，存在按自动离职处理的严重不利后果；4.《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逾期不归的出国人员处理意见》（外政（1999）38号）1份，证明该文件的制定目的为“加强管理，理顺编制”，即在多数教师能够学成回国，为教学和科研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情况下，依法解决“至今有部分人员滞留国外，占用编制又影响现岗教师队伍稳定的问题”，该文件制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5.《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出国人员管理的暂行规定》（外政（1997）59号）及《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加盖各部门公章的文件）各1份，证明原告《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出国人员管理的暂行规定》（外政（1997）59号）文件是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86]107号）制定的，合法有效。原告基于被告持续违反法律规定及原告的相关文件，于1994年4月23日依法对被告做出按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流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6.截止到2014年3月31日天津外国语大学机构和人员编制核查基本信息公示内容截屏图片2页，证明原告定期通过各种方式向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告知公示相关信息，被告对于原告对其做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的结果早已经（或应当）知晓其仲裁已经超过时效；7.《天津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1份，证明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建立聘用关系，应当依法签订聘用合同，本案原告与所有存在人事关系的人员均签订了聘用合同书，与被告自1999年4月起至今从未签订聘用合同，被告早已应知晓与原告不存在人事关系，其仲裁已经超过时效；8.（2018）津0103民初6892号庭审笔录及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399号庭审笔录各1份，证明被告至少于2000年、2002年、2013年均早已知晓其被按自动离职处理，其2018年8月提起仲裁早已超过诉讼时效；9.证人证言1份，证明2013年原告已向被告告知过按自动离职处理，被告于2018年8月提起仲裁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市仲裁委是给予被告在仲裁中所举证证明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对《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做出的裁决，在仲裁请求的内容框架内基于事实和法律合理裁判，并未超出正当范围。本案原告诉请为“确认原告对被告做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有效”，但未对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事实，即“本庭认为”部分做出合理抗辩。可以认为是对仲裁裁决所依据事实的承认，且依照仲裁中所查明的事实，原告《处理决定》的做出程序缺乏合理性且不符合处理程序，应认定该行为无效。本案裁决的事实部分，依照《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逾期不归人员处理意见》第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原告应通知被告在1999年6月30日前将在学证明提供给原告，原告不仅未按规定通知被告提供在学证明，且依照该条款规定未提供证明应于1999年9月按自动离职处理。原告在1999年4月做出自动离职的决定既没有依照原告程序规定通知被告，也未给被告预留足够的提供学位证明的时间，违反了原告的处理程序。据此，原告该决定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不可能如原告所述决定有效。被告仲裁申请以及市仲裁委做出的裁决都是针对《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而非《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外政字（89）39号]。《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系原告对被告本人做出的决定，而39号文在仲裁中从未作为证据出示过且被告并未见过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原告显然混淆了两份文件的名称，且在仲裁审理过程中被告曾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出具39号文原件，原告拒绝提供并承担不利后果，据此仲裁请求与裁决更不可能针对39号文做出。被告于1999年赴以色列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专业为圣经旧约，由于被告系全国首批研究此专业的学者，因此实际所需研读时间无法估计，故此原告未与被告约定留学时间，并口头约定归国时间以被告获得博士学位为准。对此1997年原告也曾向被告确认其员工身份，因此被告不应适用《国务院转批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及《关于教职工及在校学生申请自费出国学习的有关规定》[外政字（89）23号]文件。被告首次得知原告对其做出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为2018年3月30日，在此前原告从未以任何形式告知被告已按照自动离职处理。被告首次获悉原告对被告做出《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是在2018年6月的庭审中，原告将《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作为证据提交，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1994年做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本身也存在诸多程序瑕疵，首先《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记载的处理原因为“出国逾期不归”，但原告从未与被告约定归国时间，且“应归国时间”为空白，原告也未提供任何与被告约定归国时间的证明。其次，《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其他内容为打印字体，仅英语系处理意见为手写体，鉴于手写体必然在打印后书写的客观情况，英语系部门意见存在倒签嫌疑，且原告未对该情况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该决定的做出显然是违反程序。最后，《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中人事处依照文件将被告按照自动离职处理，依法应当将设计被告切身利益的重大决议事项告知被告，但原告从未出示过该文件完整文本。基于以上内容被告认为《天津外国语学院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合规性存在重大瑕疵，不应认为有效。另外本案案由为人事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三条规定：“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本案原告请求“判决原告对被告做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有效”，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应予驳回。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学位证书1页，证明被告系硕士学位；2.聘书1页，证明被告系原告聘用的正式员工；3.证明书1页，证明1997年6月被告仍属于原告处在册员工；4.《对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及刘连祥诉天津外国语大学确认存在人事关系纠纷案证据目录各1页，证明原告所做出的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程序与内容有误。且该份证据系原告在庭上中出示，原告据此决定证明被告已按自动离职处理；5.关于刘连祥通知申述的回复1页，证明被告于2018年4月8日收到原告做出的正式回复，称被告已按照自动离职处理；6.《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逾期不归的出国人员处理意见》（外政（1999）38号）2页，证明原告所做出的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程序与内容有误；7.《天津外国语大学说明》1页，证明原告未就被告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一事进行登报说明。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证据1及被告提交的证据1、2、3，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4、5、8、9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2系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属于证据范畴。原告提交的证据6、7及被告提交的证据4、5、6、7无法证实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1988年入职原告处工作。1993年，被告申请以停薪留职方式至以色列自费留学，经原告和天津市教委批准后，被告于1993年秋季至以色列自费留学。原告表示其于1993年至2013年期间一直在以色列攻读博士学位。2013年被告至原告处办理退休手续被拒绝，原告告知被告其已不是原告职工。2018年5月，被告至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人事关系，该仲裁委不予受理。被告据此向本院提起诉讼，经审理后，本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18年8月8日，被告至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撤销原告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对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该仲裁委裁决确认原告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对逾期不归人员处理决定无效。原告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认可仲裁结论。另，原、被告确认原告向被告发放工资至1993年9月，之后再未发放过工资。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是否有效，以及本案争议是否存在原告主张的已过时效情形。首先，关于原告对被告作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是否有效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于1993年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该期间的有关出国留学的相关文件规定为《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86]107号）及原告作出的《关于教职工及在校学生申请自费出国学习的有关规定》（外政（89）23号）。《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通知》（国发[1986]107号）文件第六部分自费出国留学中第六条规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可保留学籍一年。在职人员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从出境的下一个月起停发工资，保留公职一年”，《关于教职工及在校学生申请自费出国学习的有关规定》（外政（89）23号）文件第六条规定“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保留学籍一年，一年后不归即不再保留学籍。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教职工，从出境的下一个月起停发工资，保留公职一年，一年后不归即按自动离职办理”。通过以上文件可以看出，被告出国时适用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于自费留学的教职工明确规定保留公职时间为一年，逾期按自动离职办理。被告表示其与原告未约定留学归国期限，双方口头约定归国时间以被告获得博士学位为准。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在庭审中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原、被告双方对保留公职时间另有约定以及上述文件在当时已经废止。因此，根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可以得出，被告已知悉了上述时间规定及相应的责任后果。同时，从法律性质来讲，本案为人事争议纠纷。无论是劳动争议，抑或是人事争议，实质上均属于用工关系争议，法律意义上的用工关系要求用人单位具备法律规定的资质，劳动者具备法律规定的年龄和民事行为能力。停薪留职指的是职工有期限的离岗停薪并保留职工身份，目的在于保留劳动者将来继续为单位提供劳动的机会和可能性。本案中，被告直至退休都未再回原告处工作，在此情形下，无论被告所述的在1993年至2013年期间一直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情况真实与否，被告称与原告口头达成承诺，何时学业攻读完成何时回来的说法既不符合一般常理，亦与法理相违背，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自费出国留学保留公职时间应以上述文件规定的1年期间为限。根据庭审查明，被告自1993年起自费出国留学后，至今再未在被告处工作，符合按自动离职处理的规定情形。关于被告提出的依照《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逾期不归的出国人员处理意见》（外政（1999）38号）文件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对以进修、留学身份出国，至今仍在攻读学位的人员，并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前将在学证明提供给我院的人员，其人事关系由天津外国语学院人才交流中心负责管理并通知本人学成之后按期归国。否则，自一九九九年九月按自动离职处理”，原告并未通知被告提供在学证明，亦未给被告预留足够的提供学位证明的时间，同时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的时间为1999年4月，而不是在1999年9月，原告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对此，原告表示，其对被告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依据的为该文件的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以进修、留学身份出国，近年来已与学院失去联系的人员，按自动离职处理”。对此，被告提出原告曾于1997年为被告出具过属于本校职工的证明，同时在1993年至2018年期间，一般两年左右回国一次，每次回国均会找原告处个人关系很好的人事处处长李砚池、罗明进行私人性的拜访，双方并未失去联系。就被告所提出的1997年出具证明一事，原告解释因当时国家规定对于出国后不归人员取消户籍，为保留被告户籍，原告出具的证明，并且原告系于1999年作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双方并不冲突。对于被告提出的与李砚池、罗明进行私人拜访问题，原告亦不予认可。就被告所述的其通过与原告个人关系很好的人事处长进行私人性拜访来保持联系的抗辩意见，首先，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存在上述情况，其次，私人拜访亦不同于正式的沟通联系，二者相去甚远。从本案来讲，被告作为出国留学人员，自身具有个体能动性、地址流动性等不确定性因素，而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具有信息公开、场所固定等确定性特质，以上双方的特点决定了出国留学人员应积极和所在单位联系，定期汇报情况，这既是维护双方正常人事关系秩序的要求，也是保护出国人员自身合法权益的题中之义。庭审中，被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原告保持了正常的沟通联系，原告依据《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逾期不归的出国人员处理意见》（外政（1999）38号）文件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对被告作出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决定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原告提出的时效问题，原告称被告在2013年至原告处想办理退休时，原告已告知其已不属于原告职工，但原告直至2018年才提起仲裁，已过时效。被告表示其在2013年想办理退休时，原告告知过其已不属于原告职工，但未解释理由，直至2018年原告才出具书面通知得知被按自动离职处理。通过以上陈述可以得知，被告在2013年即已知晓双方就人事关系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被告本次提起人事争议仲裁已过时效。至于被告抗辩其于2018年才得到书面通知，根据法律规定，知晓并不局限于书面方式，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另外，被告自1993年出国后，至今再未回原告处工作，原告亦在其出国后未向其发放过劳动报酬。原、被告之间以提供劳动，接受报酬为基本特征的人事关系已显然处于异常状态，并且此种异常状态一直持续至今。被告在此长达20多年期间内既未与原告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2013年在得知双方已存在人事争议后，又未积极向原告主张权利或采取其他途径予以救济，相应怠于行使权利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至于被告提出其仲裁依据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逾期不归的出国人员处理意见》与原告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逾期不归的出国人员处理意见》不一致，原告并未提供完整文本，对此，原告解释该文件涉及其他人员信息故隐去。本案已经明确系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不服而成诉，原告出具的文本已经明确涵盖了对被告的处理意见，并解释了隐去其他内容的原因，被告对此亦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文本其他内容涉及其本人权益，因此，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此外，被告提出原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存在手写、打印不一致问题，这属于公文处理习惯问题，在该处理决定的指定对象明确、结论清晰的前提下，并不对本案裁判存在影响问题。最后，关于当事人提出本案不属于人事争议范畴的意见，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天津外国语大学对被告刘连祥作出的按自动离职处理决定有效。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刘连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费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交纳），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宝清审 判 员  王文通人民陪审员  高凤和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梓阳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