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31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秦俊，男，1982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凌，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负责人：苏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卫华、周剑，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秦俊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11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3月1日，周秦俊与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期限为2010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2013年2月1日，双方续签劳动合同至2016年2月29日。2016年2月1日，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上述劳动合同均约定：“公司实施具有激励机制的薪酬制度，根据员工岗位、职级的不同设计符合该岗位、职级特点的薪酬结构及水平，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实现公司和员工综合价值的最大化”“乙方同意，甲方在以下情况下可对乙方的薪酬结构及水平进行相应调整：1.国家法律法规发生变化；2.乙方具体工作岗位调整，按调整后岗位对应的薪酬结构及水平支付薪酬；3.公司薪酬制度发生变化；4.按照公司的考核制度，根据乙方的绩效考核结果予以调整；5.按照公司的劳动纪律、奖惩制度涉及的降薪规定予以调整。”2015年2月至6月、2016年7月至11月、2017年3月至5月期间，周秦俊每月实发工资为0元。2017年7月12日，周秦俊向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周秦俊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拖欠的2015年2月至6月、2016年7月至11月、2017年3月至6月、2017年7月10天工资共计181142.72元，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周秦俊经济补偿金116367.84元。该委作出杭劳人仲案字[2017]第346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决定书，裁决：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向周秦俊支付经济补偿金30432.60元，驳回周秦俊的其他仲裁请求。 周秦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周秦俊拖欠的2015年2月至2017年7月的工资181142.72元；2.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因拖欠工资导致周秦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16367.84元。 原审法院认为：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制定的薪酬制度虽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但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并已经通过公司OA系统向员工进行公示，双方劳动合同亦约定周秦俊薪酬待遇根据公司的薪酬制度确定，故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制定的薪酬制度可以作为本案的依据。2015年2月至6月、2016年7月至11月、2017年3月至5月期间，周秦俊的实发工资为0元。第一，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根据公司薪酬制度调整周秦俊的基本工资，并未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周秦俊主张按社保缴费基数作为工资标准，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第二，上述期间的部分月份中，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因基本工资标准调整扣回部分多发的基本工资、发生退保后扣回部分项目提成、根据绩效扣回部分业务提奖，但该些扣款并未违反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的薪酬制度。第三，上述期间周秦俊每月社保、住房公积金的代扣金额较高，自2000余元至5000余元不等。因此，上述期间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在周秦俊应发工资中因上述合理原因扣除及代扣相应款项，导致周秦俊实发工资为0元，并非无故克扣或拖欠周秦俊工资。周秦俊要求补发工资，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周秦俊要求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缺乏事实依据，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判决：一、驳回周秦俊的诉讼请求；二、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无须支付周秦俊经济补偿金30432.60元。 宣判后，周秦俊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周秦俊于2009年1月起到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从事保险营销工作，2010年3月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后双方于2013年3月1日续签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截止至2016年2月29日。2016年2月1日，双方又签订了自2016年3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周秦俊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取得了不错的口碑。但自2015年2月份以来，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经常无故拖欠工资，周秦俊询问原因但未得到任何有效回复。但周秦俊的社保交费自行负担部分，仍按12000多元进行缴纳。2017年7月，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再次拖欠长达4个多月的工资，导致周秦俊生活难以为继。故周秦俊于7月12日发出了因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拖欠工资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自2017年7月13日起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对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根据公司薪酬制度调整周秦俊的基本工资，并未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周秦俊主张按照社保缴费基数作为工资标准，缺乏依据。”对此周秦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十七条也规定了：“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般来说，社保缴费数额应当按照员工的实际工资进行缴纳。本案中，周秦俊已经提供了初步证据，证明工资的应发数额。若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认为工资发放应抵扣为0元，应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其发放的具体计算依据及方式。此外，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薪酬制度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且工资发放必须按照公司当年度颁布的薪酬管理制度执行。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自2015年2月起就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该期间内应当按照原薪酬制度执行，故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仍旧存在工资拖欠的情况。周秦俊基于此解除劳动合同，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周秦俊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三十八条第二项、四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针对周秦俊的上诉，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答辩称：一、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根据已制定的薪酬制度核定周秦俊的薪酬符合双方已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相关薪酬制度已通过公司OA系统进行公示且其内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亦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约定，可作为认定周秦俊薪酬的有效依据。二、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不存在拖欠周秦俊劳动报酬的情况，周秦俊在2015年2月至6月、2016年7月至11月、2017年3月至5月期间的实发工资为0，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已足额向周秦俊支付了2017年6月工资。三、在争议期间内，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按法律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周秦俊的社保及公积金缴费个人负担部分，属于履行法定义务，不属于克扣或拖欠周秦俊工资。综上，周秦俊关于要求补发工资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周秦俊的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周秦俊、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周秦俊的上诉请求与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的答辩意见，本院将围绕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进行分析认定。关于薪酬制度的适用问题。首先，周秦俊与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关于酬薪待遇约定，公司实施具有激励机制的薪酬制度，根据员工岗位、职级的不同设计符合该岗位、职级特点的薪酬结构及水平，为员工提供良好的酬薪待遇；同时，公司可以根据薪酬制度、考核制度、劳动纪律、奖惩制度等对薪酬结构及水平进行相应调整。显然，从上述劳动合同约定可以看出，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有权依据薪酬制度、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等对周秦俊的具体薪酬待遇作出相应调整。其次，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的薪酬制度已通过公司OA系统向包括周秦俊在内的员工进行公示，且未有证据证明周秦俊对此提出异议。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亦实际按照薪酬制度确定具体的薪酬待遇。因此，原审法院确认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的薪酬制度可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关于工资实际发放数额的问题。如前所述，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有权依据薪酬制度、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对周秦俊每月工资发放的具体数额进行核算。本案中，由于周秦俊所做的部分保单发生退保，故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依据前述相关制度将先行发放的部分对应项目提成及绩效奖扣回。在此情形下，出现周秦俊部分月份实发工资为0元，但并非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无故扣减或拖欠周秦俊工资。因此，周秦俊关于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存在拖欠其工资的主张不能成立，无法予以采信。周秦俊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而要求平安保险浙江分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则依据不足，无法予以支持。综上，周秦俊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秦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审 判 员 陈 艳 审 判 员 睢晓鹏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秦海龙 书 记 员 董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