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3民初57号原告：欧琪霞,女,199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潇，女，住广西贵港市。被告：广州贝曼服饰有限公司（原广州乔莎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石北工业路。法定代表人：程丹。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明，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杭州欣良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杭州市下城区甘长路。法定代表人：杜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欧琪霞诉被告广州贝曼服饰有限公司（原广州乔莎服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追加杭州欣良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原告欧琪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潇、被告广州贝曼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明、第三人杭州欣良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自2014年3月24日至2017年7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4395.86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7月工资差额2332.7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足额支付2017年7月工资差额部分的25%经济补偿金583.18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平日加班工资45307.65元；6、被告向原告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132259.32元；7、被告向原告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3125.78元（其中固定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2335.07元、2015年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假日加班工资790.71元）；8、被告向原告支付年休假加班工资5930.32元；9、被告向原告支付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差额部分25%经济补偿金49155.76元。事实和理由：《员工离职表》是被告利用其强势地位要求原告填写的，表格中“本人已完成离职交接……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纠纷和经济纠纷”的内容是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免除被告依法支付工资等的法定义务，依法应属无效。在要求原告填写《员工离职表》的当天，被告又要求原告在相对方为第三人的劳动合同上签字，但当时未在合同上加盖用人单位公章。被告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已收到该份合同。故此，原告与第三人并未建立劳动关系。2017年5月11日后，原告继续在被告处工作，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同年7月19日，原告以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自该日起解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被告依法还应向原告支付所欠的平日、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并支付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的25%经济补偿。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员工离职表》是原告自愿填写，并已注明其真实的离职原因（找寻更好的发展机会）。双方在《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约定了工龄累加等事项，充分表明双方就终止劳动合同事宜已达成一致意见。故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5月11日终止。2、《员工离职表》注明“本人已完成离职交接……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纠纷和经济纠纷”，反映原告确认除被告未一次性结清离职当月工资外，双方没有其他劳动争议。否则，原告完全可以在该栏中备注异议，或不予签名确认。原告主张上述内容为格式条款违背常理。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广州乔莎服饰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登记成立，于2019年1月31日更名为广州曼贝服饰有限公司。第三人杭州欣良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成立。被告及第三人的股东均为深圳棒谷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于2014年3月24日入职被告处，原为交寄员，后担任经理。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书面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3月24日至2020年3月23日，约定原告职位为仓库经理；基本工资为1900元/月；实行标准工时制，每天工作7.5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原告的正常工作时间为8：30至12：00，13：30至17：30。2017年5月10日，原告在《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被告于同月11日签字盖章），确认原告在职期间工作表现良好，由被告外派到第三人处上班，并转岗为仓库经理；双方劳动合同于2017年5月11日终止，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的工龄累加到第三人。同日，原告在1份用人单位为第三人的劳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的期限为2017年5月12日至2020年5月11日，工作内容为“管理和专业技术类”；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1900元/月。该合同亦注明原告在被告处的工龄累加到第三人。同月11日，原告在1份《员工离职表》上签名，表上载明的离职类型为“终止合同”，离职主要原因为“更好的发展机会”，离职原因为“公司发展需要搬迁至杭州”。该表上的备注栏有“本人已完成离职交接工作，公司未一次性结清工资，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和经济纠纷。现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打印内容，由原告再次签字并按捺指印确认。此后，原告并未实际到第三人处上班，其工资发放、用工管理、社保缴费亦继续由被告负责。2017年7月19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违法调岗且不告知明确的岗位、工作内容、工资福利待遇及劳动地点明显变更等为由，提出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2017年7月25日，原告及其丈夫张某（两人原同在被告处工作）一同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诉求与本案大致相同。该委于同年12月1日作出穗番劳人仲案字[2017]第3310-331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被告分别与原告、张某存在劳动关系（其中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为2014年3月24日至2017年5月11日），并驳回二人其余仲裁请求。原告对此裁决不服，诉至本院。被告未对裁决提起诉讼。诉讼中，被告提供了《人员借用协议》1份，拟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约定因被告搬迁仓库需要，临时借用原告等8人，借用期限至被告搬仓结束之日止，期间的劳动报酬及劳动福利由被告负责发放，考勤亦继续由被告负责管理。原告称，被告在2017年5月初通知原告拟将部分发货仓库搬至杭州，需原告配合运输货物及劝导其他员工离职；针对原告本人的安排，被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到杭州，任经理，负责管理整个仓库（但未说明具体的薪资），二是到白云区的大朗仓库；由于被告未明确告知相应的岗位和待遇，原告未明确表示要选择哪一方案；被告于是要求原告先办理离职手续；原告遂于5月11日签署了《员工离职表》，并在用人单位为第三人的劳动合同上签字；在签署《员工离职表》时，备注栏处是空白的；当时，原告亦未提出欠付加班工资问题；原告后于7月中旬了解到杭州仓库还有一名经理，级别在原告之上，与被告的承诺不相符。原告确认，此前尚未就本案所涉诉求向有关部门投诉。庭审期间，原告以被告已足额向其发放2017年7月工资为由申请撤回第3、4项诉讼请求。原告称曾于2017年6月因协助核查货物而出差到杭州仓库，但并非正式上班。原告称，其与被告于2017年7月19日协商新的岗位及薪资的问题，但被告未明确告知薪资，甚至还提出须重新竞聘，故其不同意到杭州上班，并于当日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就双方于2017年7月19日的协商情况，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为关联公司。原告称，在其任普通员工时，被告以10元/小时的标准发放加班工资，在晋升为主管后，被告不再发放加班费，只是在节假日加班时支付100至200元不等的加班补贴；但其不确定具体的晋升时间。原告确认被告在2015年年底至2017年6月期间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本院认为，原、被告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双方对于在2014年3月24日至2017年5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无异议，亦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虽然原告于2017年5月10、11日与被告签订了《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签署了《员工离职协议》，并与第三人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确认被告与第三人为关联公司。从《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员工离职表》及《杭州市劳动合同》的内容（被告外派原告到第三人；公司发展需要搬迁至杭州；原告在被告工作期间的工龄累加到第三人）看，原告与被告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并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主要是由被告安排，且是因被告搬迁仓库。此后，原告未实际去到第三人上班，而是继续在被告处工作，协助被告处理搬迁有关事宜。被告亦确认在2017年5月11日至同年7月19日期间继续负责原告的工资发放、用工管理等。故此，被告主张已于2017年5月11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原告于同年7月19日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此后没有再回被告处工作。本院认定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存续至2017年7月19日。原告确认被告已足额发放2017年7月工资，并撤回要求被告支付该工资及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属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关于加班工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拖欠2015年3月至2017年6月的平日、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共190692.75元、未休年休假工资2769.09元。但原告自称，在其职务晋升前，被告有按加班时间向其支付加班补贴，在职务晋升后，被告改为仅发放节假日的加班补贴，原告在职期间未就此提出异议，且在2017年5月11日签署的《员工离职表》确认“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和经济纠纷”。按常理，若被告当时确实尚欠如此大额的加班工资及年休假工资，原告理应拒绝在《员工离职表》上签字，或加注异议。原告称在其签署《员工离职表》时备注栏为空白，与其在起诉状陈述的情况（备注栏的内容属格式条款）不相符，亦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其是另行在备注栏处签字并按捺指印的。故此，对原告主张被告拖欠2017年5月11日前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2017年5月11日之后，从考勤记录及工资条反映，原告的出勤情况及工资情况与往月相比并无明显变化，故此原告主张被告拖欠2017年5月12日至7月19日期间的加班工资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经折算，原告在2017年5月11日至7月19日期间的应休年休假不足1整天，故不再另行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因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拖欠原告加班工资的情形，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的25%经济补偿的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问题，原告主张在2017年7月19日与被告协商新岗位及薪资问题，因被告未明确告知薪资待遇并提出重新竞聘，其才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就相应的协商情况，原告并未举证证明。从原告分别与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看，其劳动报酬无变化（基本工资均为1900元/月）。原告亦确认其在第三人处的职位仍是仓库经理，与劳动合同约定的管理岗位相符。故此，原告称被告未明确告知薪资及职位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至于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提出的其他理由，如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不存在欠付加班工资的情形。原告亦确认被告在2015年年底至2017年6月期间有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且未举证证明此前曾就社保缴纳问题提出异议。故此，原告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欧琪霞与被告广州贝曼服饰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24日至2017年7月19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欧琪霞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欧琪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卫健明人民陪审员  黄英启人民陪审员  区洁芳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梁沛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