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19799号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九明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泥岗西路1008号泥岗自来水基地3号楼5楼自编A区501、5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25398774。法定代表人：管小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虹杏，广东鹏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311244765。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婷婷，广东鹏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珠海广康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前山新珠路1002号第三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70197663X。法定代表人：王卫山,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升华，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4200911954273。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彬，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4200011875727。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九明药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珠海广康医药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虹杏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升华、龙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相关事实被告原企业名称为珠海九州通广康医药有限公司，后于2018年11月8日变更为珠海广康医药有限公司。本案原被告存在长期业务合作关系，双方之间的交易因应相关行政管理规定的变化可以区分为“统一配送”模式和“两票制”模式。一、“统一配送”模式下的交易1.“统一配送”模式。2015年6月15日，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珠海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配送改革实施方案》，决定对珠海市公立医疗机构实施供应链延伸服务改革和统一配送改革。同年，原告与案外人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珠海）医院（以下简称“珠海遵医五院”）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为珠海遵医五院药品、医用耗材的唯一配送商。2016年4月10日，珠海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复函珠海遵医五院，确认收到珠海遵医五院《关于遵义医五院与深圳九明药业有限公司就老院区签订合作的函》，同意珠海遵医五院开展药品供应链延伸服务，医用耗材纳入全市统一配送改革。2.“统一配送”模式下的合同签订情况。2015年9月6日，原被告签订《配送（服务）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委托原告负责在协议规定的医院进行指定产品的销售，授予原告为珠海遵医五院指定产品唯一配送（服务）商，指定产品及供货价格见附件；配送（服务）费为8%，物流延伸服务费为9%，因广东省施行药品交易竞价，每月交易成交价随时调整，被告给原告的供货保持配送（服务）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不变，供货价按比率作相应的调整；原告根据医院需求情况向被告发出指定产品采购订单，被告收到订单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确认接受订单，并在确认后7个工作日内到货，否则需按日向原告支付滞纳金，逾期交货超过20个工作日，原告可拒绝收货；被告应保证产品质量、包装、标签、说明书、剩余有效期等符合约定及国家相关规定；被告应送货至原告仓库交付产品；原告收到货物时，应当场点清并验收，如若有瑕疵等问题，被告应及时补货、退货或换货；即使被告的产品通过验收，仍不能排除产品存在质量缺陷的可能，在发生质量纠纷时，被告不能以“已通过验收”作为产品不存在安全、质量瑕疵的依据；原告按产品销完后120天向被告支付货款（申请付款前，被告必须开具等额有效的税务发票）；协议终止后，被告应按照销售给原告的价格回购产品库存；双方还对库存管理、退换货及产品召回、知识产权、保密条款、反贿赂条款等进行了约定；协议有效期截止2015年12月31日。双方以附件形式对各类药品的规格、供货价、医院采购价及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率作了约定。此后，原被告又分别于2016年3月4日、2016年3月23日、2017年3月1日（两份协议，标的分别为器械和药品）、2017年4月1日签订五份《配送（服务）协议》，除变更部分指定产品清单、配送区域、配送费率、物流延伸服务费率、货物交付日期和地点、货款支付日期，其余内容与2015年9月6日签订的协议基本一致；双方未提出解除协议的情形下，合同自动延续。上述各份协议约定的配送费率均为8%、物流延伸服务费率为8%-15%不等；部分协议约定进口药品的费率为2%-5%。3.“统一配送”模式下的合同履行情况。2015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被告向原告及原告指定的地点送货，双方均确认被告在此期间向原告开出货物发票金额总计75114647.3元（非“两票制”货款发票，2015年10949921.33元、2016年26473911.61元、2017年23420746.21元、2018年11913657.65元、2019年2356410.5元）。二、“统一配送”模式下关于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的争议。原告主张，《配送（服务）协议》既包含买卖关系，亦包含配送服务关系，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被告主张医院采购价与供货价的差额即为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被告无需另行向原告支付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被告进一步主张，原告取得珠海遵医五院唯一配送企业资格的不具有合法性，其通过该地位已获取的配送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三、与“统一配送”模式下争议相关的主要证据和事实。1.原告主张，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供货价×（配送费率+物流延伸服务费率）。被告主张，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医院采购价×（配送费率+物流延伸服务费率）。根据2016年3月4日、2016年3月23日、2017年3月1日（药品）等三份《配送（服务）协议》所附产品清单载明的医院采购价、供货价和相关费率核算：医院采购价-供货价=医院采购价×（配送费率+物流延伸服务费率），亦即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医院采购价-原告供货价。2017年3月1日（器械）、2017年4月1日等两份《配送（服务）协议》中无“医院采购价”但载有“单价”，以该“单价”替换“医院采购价”，前述等式仍然成立。2015年9月6日《配送（服务）协议》附件中的“供货价”、“医院采购价”、“零售价”栏均为空白。2.原告提供其自行制作的《药品采购、销售价格表》，拟证明医院采购价与供货价的差额与合同约定的配送费率、物流延伸服务费率之和不一致。被告主张：双方约定为保持被告付给原告的配送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不变，供货价根据医院采购价作相应的调整。被告为此提交了《补差汇总表》、《补差汇款单》、《配送回款申请表》及被告员工与原告员工“罗春香”自2017年1月起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补差汇总表》、《补差汇款单》、《配送回款申请表》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予采信。至于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确有提及“补差”事宜，但未直接说明“补差”的原因：被告主张系医院向原告实际采购价低于配送协议载明的中标价时，原告为维持其价差收益而利用其优势地位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则声称被告为维持市场价格稳定，配送协议载明的供货价格高于实际供货价格，被告另行在协议之外向原告退还差额，相关款项因此未付至原告对公账户，而是付至原告员工私人账户。鉴于案涉各份《配送（服务）协议》均约定因药品交易竞价每月随时调整，为保持配送（服务）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不变，供货价需按比率作相应的调整，原告有关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供货价×（配送费率+物流延伸服务费率）之主张与上述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3.针对被告发起的对账请求，原告多次回函确认货款金额，但未要求被告另行支付配送费或物流延伸服务费。2016年12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对账函》载明：截止2016年12月23日原告尚欠货款13579148.39元，原告回函确认截止2016年12月23日应付货款13565396.59元。2018年3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询证函》载明：原告聘请深圳中立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根据原告公司账簿核算原被告之间的往来款项，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欠被告10791787.12元；2018年4月9日，被告回函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原告欠被告10920405.03元。2019年1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对账明细确认书》载明：自2015年10月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开票金额72758236.58元，原告实际收到货物金额72670592.54元，原告支付被告货款67055952.83元；被告2018年累计支付货款保证金4004980.96元，待完成销售或合作结束后正常纳入付款范围；截止2018年12月31日，原告全年累计代被告支付货物金额6069244.96元，药品到期款1647000元，器械到期款550000元，具体金额双方见销售情况确认（根据开票金额计算，原告尚欠货款5702283.75元；根据实收金额计算，原告尚欠货款5614639.71元）。2019年4月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往来对账函》载明：截止2019年3月31日，被告对原告的应收余额为5854789.51元，保证金4004980.96元，合计9859770.47元；2019年4月19日原告回函，确认该数额，但载明其为被告垫付货款2315872.16元。被告当庭出示该证据原件，经本院审查，该对账函与原告认可的其他双方之间的对账函并无出入，且加盖原告公章，原告虽对该对账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亦未向本院提出公章鉴定申请。4.原告就配送费、物流延伸服务费发出的催收函件未得到被告确认。原告所提供的六份《支付配送（服务）的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的催款函》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6月28日、2016年7月8日、2017年12月7日、2018年9月7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28日，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确认相关函件内容或作出回应。5.关于被告向原告发出的编号CK2018120001《往来对账函》。该函件载明：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余额”9707264.71元。2019年2月22日，原告在上述函件上签章确认该金额为尚欠配送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金额。被告主张上述《往来对账函》中“应付”实为“应收”，系财务人员疏忽大意用错文件模板所致；根据原告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的《对账明细确认》函件，被告主张其向原告供应药品和器械之“开票金额”共72758326.58元，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货款67055952.83元，被告向原告支付保证金4004980.96元，上述被告认可之“开票金额”-已付货款+应退保证金=被告主张的原告应付其款项恰为9707264.71元。原告主张，根据其于2019年1月28日发给被告的《广康医药自2015年至2018年12月配送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明细表》上载明被告累计开票金额为72758236.80元，按照相应《配送（服务）协议》中约定的费率，配送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共计11478280.34元，原告同意按八五折明确被告应付2018年5月9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9707264.71元。上述被告有关《对账函》系财务人员疏忽错发的解释不具有说服力，但其就9707264.71元金额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所作说明合乎情理；原告称该金额系以相关函件中载明的配送费、物流延伸服务费共计11478280.34元按八五折计算所得，经核算9707264.71元/11478280.34元=84.5707%，该折扣比例与原告主张的八五折并不一致，也明显不符合一般商事交易习惯，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6.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有权收取配送费、物流延伸服务费，同样依据与珠海遵医五院之间的合同向后者支付配送费、物流延伸服务费。2016年8月24日、2017年7月31日，原告向案外人珠海遵医五院分别转账300万元、1000万元、1100万元，转账凭证备注“物流延伸服务费”。2016年8月25日、2017年8月1日，珠海遵医五院出具三份收据，确认收到前述物流延伸服务费。2015年8月5日，原告向案外人珠海遵医五院转款200万元，转账凭证备注“投资款”。四、“两票制”模式下的交易1.“两票制”模式。2017年11月2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医疗机构药品交易“两票制”的实施方案（试行）》，决定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实行“两票制”；“两票制”系药品生产企业到药品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药品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自2017年12月2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过渡期6个月。2.“两票制”模式下的合同签订情况。2017年12月2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关于执行“两票制”的函》，告知珠海遵医五院及原告决定从2018年1月15日开始执行“两票制”。2018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交货验收方式为被告送货至原告仓库，运输费用由被告承担，供货价格随市场价调整，具体价格以被告出具的《销售出库（随货同行）单》上确认的价格为准，滚动结算，货销完、票到120天结算。原告授权周岚作为业务代表，收货人为曾海燕，发票签收人为罗春香或代雪。庭审中，被告主张该合同为框架协议，双方均未实际履行。2018年1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两票制前计划推迟送货申请》：被告于2018年1月10日收到原告两票制前的大计划备货，截止收货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因部分品种无法及时送达，申请缓冲至1月22日；此次计划完成之后，被告将全面配合原告执行两票制。2018年5月15日，原被告签订《履约保证金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供应/代理/推广的产品委托原告配送，原告与被告指定的产品供应商签订购销合同；被告需向原告交付保证金2010964.60元（根据被告产品月销量和原告购进价为参考数）；保证范围为被告所代理的产品因质量、滞销、价格变动等非因原告原因而造成原告损失；原告收取保证金后，给被告开具保证金收据，作为交、退款凭据并由被告保管；被告产品与原告购销往来业务结束，协议自动终止，或双方协商终止；协议终止后被告凭原告开具的收据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双方确认金额后，原告2个工作日内退回。2018年7月1日、9月12日、9月14日、10月25日，原被告针对不同的指定产品分别签订《履约保证金协议》，保证金分别为874820.60元、40320元、590032.60元、488843.16元，合同其他内容与前述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协议基本一致。五、“两票制”模式下关于垫付货款和保证金的争议。1.原告主张，被告应向其清偿“两票制”模式下向药品供应商垫付货款11519227.51元。被告辩称：原告向供应商采购药品，向医院收取货款，没有为被告垫付货款，被告亦无义务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基于与原药品供应商保持业绩的需要，以及对医院配送政策改变的期待，为开展业务和保持客户关系而通过履约保证金形式与原告合作。原告为证明其在两票制模式下继续垫付货款，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并加盖被告公章的《通知函》载明：因双方往来账目一直未核对清楚，且原告拖欠款项严重超期，自2018年5月开始执行两票制起，原告未能将两票制前后的货款区分入账，导致账务混淆，原告垫付货款金额与其登记存在差异，在双方账目未核对清楚前，请原告不要再据需垫付两票货款进行采购两票商品，对此被告一概不负责。因原告未提供上述证据原件，被告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予采信。2.关于被告在前述各份《履约保证金协议》项下向原告支付的保证金共计4004980.96元，原告要求予以没收，被告则已另案提起诉讼【案号：（2019）粤0303民初19799号】要求原告返还。六、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配送（服务）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13893999.57元及利息（利息截至2019年6月10日，该利息为932759.60元，继续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垫付货款11519227.51元及利息（该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10月2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原告没收被告已交的履约保证金4004980.96元。七、被告的反诉请求：原告立即向被告返还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14436471.55元及利息（利息以14436471.5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计至清偿之日止）。裁判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的《配送（服务）协议》及《履约保证金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统一配送模式”下医院采购价与供货价之间的价差是否即系案涉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以下合称物流配送费）。就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已经查明，案涉六份《配送（服务）协议》的部分内容均具有买卖合同性质，其中三份协议物流配送费与采购价和供货价的差额吻合，原告在双方对账过程中未要求被告支付物流配送费，或者以之抵扣应付被告货款，但上述事实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货物的采购价及销售给医院的中标价差额即为物流配送费，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中并无直接证据认定“统一配送模式”下医院采购价与供货价之间的价差是否即系案涉物流配送费，有关分析或推论均不足以推翻案涉各份《配送（服务）协议》有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物流配送费的明确约定。其次，2015年9月6日签订的《配送（服务）协议》附件未载明“供货价”和“医院采购价”，无法验证相关推论是否适用于该份协议项下的货物；2017年3月1日（器械）、2017年4月1日《配送（服务）协议》中无“医院采购价”但载有“单价”，没有证据表明该“单价”即为“医院采购价”。亦即，案涉证据不足以证明在各份《配送（服务）协议》项下的物流配送费均等于医院采购价-供货价或医院采购价×（物流配送费率）。再次，即使医院采购价与供货价之间的价差在金额上（考虑补差因素）等于医院采购价×（物流配送费率），亦不表明二者是同一的。是否认可该价差即为物流配送费，其实质区别是认定原告在统一配送模式下的毛利率为10%-23%（物流配送费率）或20%-46%（前述费率的两倍）。从媒体关于药品流通环节利润的广泛报道和国家对药品流通的后续监管措施来看，20%-46%的毛利率水平在当时也较为常见。第四，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仅2016年、2017年至少向珠海遵医五院支付“物流延伸服务费”2400万元。该金额明显高于原告向被告收取的物流配送费，原告向珠海遵医五院提供的药品显然尚有其他来源，但上述事实无疑表明原告所支付“物流延伸服务费”费率水平较高；即使本案原告如被告所称在案涉合同之签订、履行中占有优势地位，更有可能利用该优势地位将自身经营成本通过合同转嫁被告——原告的实际利润率显然低于前述32%-46%。最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不能完整反映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根据案涉各份《配送（服务）协议》，被告授予原告为珠海遵医五院指定产品唯一配送（服务）商，与被告有关原告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不当利益主张不一致，如果原被告之间均仅存在买卖合同，一般而言，原告向医院销售的价格与被告并无关联；被告主张其在《履约保证金协议》项下向原告支付保证金，仅系为与药品供应商保持业务联系，未从中获得其他收益，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不是正常的交易模式。综上所述，鉴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不能完整反映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各份《配送（服务）协议》项下的物流配送费即为医院采购价与供货价之间的价差，故本院严格依照《配送（服务）协议》的书面表述认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物流配送费。至于该物流配送费的具体金额，原告主张为11478280.34元并提供了相应的计算明细，被告虽不予确认，但该金额低于被告反诉主张的物流配送费金额14436471.55元，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金额予以采信；鉴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编号CK2018120001《往来对账函》时确认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告“应付余额”9707264.71元，可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本院予以认可，据此认定被告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清偿原告物流配送费9707264.71元。因被告未按上述时间还款，原告可要求被告自逾期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鉴于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就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取得货物所有权，双方的权利义务即已清结；原告转售货物所得收益与被告无关，当然不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作为珠海遵医五院药品、医用耗材的唯一配送商及行政管理部门相关文件的违法性，相关问题非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本院不做审查；即使被告的相关主张成立，亦不当然导致《配送（服务）协议》无效，故本院对被告要求原告返还所谓“配送费和物流延伸服务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在“两票制”模式下是否代被告垫付货款，从《履约保证协议》的内容结合“两票制”的要求来看，原告向案外人（药品供应商）购买药品再由原告出售给珠海遵医五院，被告并非相关交易的当事人；协议约定的保证金仅用于保证被告所代理的产品因质量、滞销、价格变动等原因造成的原告损失；更重要的是，原告在庭审中确认其就两票制项下的货物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并收取医院支付的货款，原告未向被告支付货款或计入应付被告货款金额内，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没收被告履约保证金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在本案立案之前已根据同一事实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本案原告返还相应履约保证金，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对相关争议不作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广康医药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偿原告深圳市九明药业有限公司配送（服务）费及物流延伸服务费共计人民币9707264.7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该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1日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至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深圳市九明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珠海广康医药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648元由原告负担人民币52648元、被告负担人民币600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被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2648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饶 弢审判员 耿哲娇审判员 马瑞琳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