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5041-50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华山，男，193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尚达，男，1943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悦欢，女，194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尚炯，男，195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尚勤，男，195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尚彬，男，195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巧玲，女，1948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丽婵，女，1962年9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述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师奇，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强，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圆，女，198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慈婉，女，1953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利工民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8号。法定代表人：李学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华，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毓雯，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吉兆，男，1944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原审被告：陈雨仁，男，195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陈圆、梁慈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利工民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工民公司）、原审被告陈吉兆、陈雨仁物权保护纠纷八案，上诉人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3民初4727-4729、4731-473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陈圆、梁慈婉不服（2018）粤0103民初472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利工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陈吉兆、陈雨仁、陈圆、梁慈婉（以下统称各被告）腾空并迁出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2、各被告将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恢复原状（按照房产证图纸恢复四至原状）；3、各被告将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交还利工民公司；4、案件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57年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以下简称陈华山等8人）之父陈仲贤将其名下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路85-1号的房屋与原广晴针织厂位于广州市××路×里3号、5号的房屋调换使用。后原国民安针织厂与广晴针织厂、龙溪针织厂和南方针织厂合并为广州市第四针织厂。之后广州市第四针织厂拆分为广州市第四针织厂和广州市第八针织厂，涉案房产划分给广州市第八针织厂使用，再后广州市第八针织厂并入利工民公司。因广州市××路×里3号、5号的房屋被拆迁重建，利工民公司获补偿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街×号八套房屋。为继续履行与陈仲贤订立的房屋调换使用协议，利工民公司以和安街房产替代××里3、5号继续与陈仲贤位于××路的房产交换使用。涉案房屋回迁安置时，陈仲贤安排各被告入住涉案房屋。各被告已起诉要求利工民公司将××路85-1号的房屋返还各被告，该案己终审判决确定利工民公司需将房屋归还各被告。由于历史原因利工民公司与各被告将各自产权房屋调换使用，双方未约定交还期限。在利工民公司应向各被告归还房屋的情况下，各被告也应将占用的房屋交还利工民公司。为维护利工民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陈华山等8人一审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利工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1、根据法院生效判决（2017）粤0103民初6067号、（2018）粤01民终3947号，利工民公司需要在三个月内腾退房屋，但是利工民公司至今未腾退××路的房屋，陈华山等8人已经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利工民公司要求陈华山等8人交还和安街的房屋，要先把××路××水脚××之一的房屋恢复原状并腾空交还陈华山等8人。陈华山等8人可以交还的房屋有五间，具体是××街×号707、1807、1907、2107、2207房。2、陈华山等8人入住后没有改变房屋的结构。707房是陈华山等8人的父亲陈仲贤使用，他去世后由陈尚彬管理此房屋；1807房是陈尚敬（陈仲贤的儿子之一）在使用；1907房是陈尚达在使用；2107房是陈尚勤在使用；2207房是陈尚彬在使用。1307房是陈吉兆在使用、1606房是陈雨才在使用、2308房是陈雨仁在使用，一直都不是陈华山等8人在使用。陈华山等8人也起诉过此三人交出房屋，但是一审法院（2015）穗荔法民三初字第1129号民事判决驳回了陈华山等8人的诉请。陈吉兆、陈雨仁、陈圆、梁慈婉（以下简称陈吉兆等4人）一审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利工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陈吉兆等4人合法占有使用荔湾区中山七路××街×号1307房（陈吉兆使用）、1606房（陈圆、梁慈婉使用）、2308房（陈雨仁使用）（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明显与利工民公司无关，法庭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陈吉兆等4人因其一家是××路×里5号的原住户，且××里5号房屋又要拆迁，于1994年7月10日与广州市荔湾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城建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合法取得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权。1945年，陈吉兆等4人一家与其他被告一家等人的父辈在××路××号合伙开办了国华针织厂，其家属们均居住在××路××号；1956年，因公私合营需将国华针织厂合并到广州第一织带厂，××路××号的房屋也要纳入广州第一织带厂，故陈吉兆等4人一家才被安排到××里5号居住，而其他被告一家被安排到××里3号居住。并不存在“产权调换”一说。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可知，陈仲贤仅仅作为××里3号的户主与荔湾城建公司签订协议，而陈吉兆则是作为××里5号的户主与荔湾城建公司签订协议，且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陈吉兆等4人合法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也明显看出这与利工民公司无关。另外，也证明了“产权调换”一说是不存在的。陈吉兆等4人一家自1945年1月开始一直居住在广州市荔湾区锦荣直街16号之二，至1956年7月则迁至广州市荔湾区××路×里5号。荔湾城建公司与陈吉兆等4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时，其是完全享有××里5号的完整产权的，而陈吉兆等4人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是基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约定，合法合理的；根据陈吉兆等4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证实涉案房屋从拆迁安置协议的签订，到搬迁款项交付以及办理回迁房入住，到最后实际居住、水电煤等费用的缴纳均是陈吉兆等4人，与利工民公司无关。另外五套房屋的使用情况陈吉兆等4人不清楚。综上所述，陈吉兆等4人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是公私合营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所致，并非陈吉兆等4人恶意或无故侵占涉案房屋，故恳请法院能够尊重历史，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以保障陈吉兆等4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判决驳回利工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广州市荔湾区××路××、××房屋原为广州市第八针织厂的自有房屋。广州市第八针织厂后经更名、合并入广州市利工民实业公司。2011年9月5日，广州市利工民实业公司因企业改制名称变更为利工民公司。广州市荔湾区××路85号之一房屋的产权人原为陈仲贤。2015年1月28日，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八人通过继承成为该房屋的产权人。1955年间，陈仲贤与广州第八针织厂将广州市荔湾区××路85号之一房屋与广州市荔湾区××路××、××房屋调换使用。1956年7月30日，陈雨仁随其父亲陈华策、母亲赵英的户口由锦荣直街16号之二迁移至××路×里5号。1994年7月10日，荔湾城建公司（甲方）与陈仲贤、陈吉兆（乙方）签订《广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甲方根据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89）房拆字11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需拆除××路××、××房屋。乙方是该屋的使用人，承租面积265平方米，有正式户口的实际居住人口22人（其中独生子女6人）。乙方同意1994年7月15日前迁出原址房屋。甲方应于1997年8月30日前在金花小区27片4号楼第七层产权属于甲方的套间，建筑面积303平方米给乙方回迁居住。其中约定：甲方在乙方回迁安置建筑面积303平方米内分九套独立套间、每套间有独立厨厕。乙方回迁大楼在303平方米内安置3号陈仲贤、陈尚达、陈尚敬、陈尚勤、陈尚彬。5号陈吉兆、陈雨才、陈雨润、陈雨仁每户套间建筑面积33.66平方米。甲方付给乙方临迁费每月3975元。其中陈仲贤、陈尚达、陈尚敬各655元。陈吉兆、陈雨才、陈雨润各665元等。协议书于1994年7月16日经广州市公证处以（94）穗证内经字第17183号公证书予以公证。2001年7月23日，荔湾城建公司分别发出《住房通知书》，通知利工民原居住××路××、××房屋的住户，安排金花27片4号楼2107陈尚勤、2207陈尚彬、707陈仲贤、1907陈尚达、2308陈雨仁、1606陈雨才、1807陈尚敬、1307陈吉兆办理回迁居住手续。2014年1月18日，利工民公司办理荔湾区中山七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八套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该八套房屋现登记在利工民公司名下，由利工民公司单独所有。2017年，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利工民公司腾空、迁出、交还广州市荔湾区××路85号之一房屋并将该房屋恢复原状等。一审法院经审理，在该案中查明1994年××路××、××房屋被征用，利工民公司将获补偿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八套房屋（2014年已登记在利工民公司名下）替代××路××、××房屋继续与陈仲贤所有的案涉房屋交换使用至今等事实；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粤0103民初6067号民事判决，判决利工民公司腾空并迁出广州市荔湾区××路××水脚××之一房屋等。判后利工民公司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粤01民终394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1日在案涉××街×号的八套房屋张贴通知，通知该八套房屋的承租人或实际使用人于2018年12月7日到一审法院登记权利，当天无人到一审法院登记。一审庭审中，各被告陈述在××路××、××房居住时并无交过租金。另查，陈雨才于2018年3月23日死亡，梁慈婉为陈雨才的妻子，陈圆为陈雨才的女儿。一审法院认为：利工民公司在××路××、××房被征用拆迁后将获补偿的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八套房屋替代××路××、××房屋继续与陈仲贤所有的案涉房屋交换使用。后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等人已经一审法院生效判决利工民公司交还广州市荔湾区××路85号之一房屋，即终止了原调换房屋协议。现利工民公司作为上述××街×号八套房屋的产权人要求各被告交还这八套房屋，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需要给予各被告及其同住人员一定的搬迁时间，一审法院酌定三个月为宜。虽然各被告陈述了八套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各不同，但这只是荔湾城建公司在安排回迁时对这八套房屋使用权的内部分配，不具有对外效力，各被告均有交还八套房屋的义务。故各被告及其同住人员应共同将该八套房屋按照房产证附图恢复四至后腾空、迁出并交还给利工民公司。至于陈吉兆、陈雨仁、陈圆、梁慈婉答辩认为其无需将案涉房屋交回给利工民公司。一审法院对此认为，陈吉兆虽作为××路×里5号房的被拆迁人签订了拆迁××路×里5号房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但陈吉兆是以房屋使用人的身份而非产权人的身份与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因此陈吉兆等人对于案涉的××街×号房屋只有使用权。陈吉兆等人作为住户居住在××路×里5号房，既未曾向利工民公司交租，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入住××路×里5号房是公私合营原因；因此，陈吉兆、陈雨仁、陈圆、梁慈婉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并不能对抗利工民公司的所有权。而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陈仲贤是用其广州市荔湾区××路85号之一房屋与利工民公司的××路××、××房作整体调换，而非只调换了××路×里3号一间房屋，因此可以推定陈吉兆等人可以入住××路×里5号房亦是基于陈仲贤与利工民公司的调换约定。故一审法院对陈吉兆、陈雨仁、陈圆、梁慈婉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个月内，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陈吉兆、陈雨仁、陈圆、梁慈婉及其同住人员按照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房产证附图恢复上述八套房屋的四至后，腾空并迁出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将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707房、1307房、1606房、1807房、1907房、2107房、2207房、2308房交还给利工民公司。（2018）粤0103民初4727-4729、4731-4735号案受理费共计800元，由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承担500元，陈吉兆、陈雨仁、陈圆、梁慈婉承担300元。判后，上诉人陈华山等8人不服（2018）粤0103民初4727-4729、4731-4735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我方从未改建或破坏房屋的结构，且利工民公司无证据证明我方存在毁坏房屋之事实，我方依法无须承担恢复原状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6条的规定，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即利工民公司请求恢复原状的前提是房屋受毁损或被改建，但是利工民公司在一审中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八间房屋现在的四至与房产证附图所示的房屋四至存在差异。而且我方在庭审过程中已经明确表示其从未改建或毁损过五间房屋的结构，案涉房屋四至无变化。因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利工民公司在无证据表明我方侵权的情况下，其要求恢复房屋原状的诉请依法应予以驳回。二、八间房屋应该由其对应的实际使用人交还给利工民公司。1.一审法院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为“利工民公司从未将八间房屋的使用权移交给上诉人，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对各自房屋的使用权建基于《广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而且利工民公司未授权由上诉人使用案涉房屋。”（详见：（2015）穗荔法民三初字第112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粤01民终5234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部分）2.根据二审法院认定，我方无须共同承担腾房的责任。我方中只有陈尚彬、陈尚达、陈尚勤在使用四间房屋，而且1807房由案外人陈尚敬使用，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应由涉案房屋的实际受益人，即实际使用人腾空交还，若由其他未使用房屋的上诉人承担腾空房屋的义务，则明显不公。而且我方均非1807房的使用权人，法院亦应当驳回利工民公司在4729号案中提出的所有诉请。三、一审判决与在先生效判决冲突，我方无法履行一审判决。（2015）穗荔法民三初字第112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粤01民终5234号民事判决书均认为我方对陈吉兆、陈雨仁、陈圆和梁慈婉（陈雨才的继承人）占用的1307房、2308房以及1606房无使用权，而本案却判决我方恢复前述三间房屋原状并腾空交还给利工民公司，这是无法履行也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决。四、本案是（2017）粤0103民初6067号、（2018）粤01民终3947号案延续的案件，该两案已生效，法院是判决利工民公司向我方返还案涉的××路××水脚××之一的房屋，该案一审法院共开庭两次，第二次开庭一审法院追加了利工民公司居住在该房屋中的员工参加诉讼，也就是说法院审理本案的标准是谁是实际使用人谁就负有搬离和返还房屋的义务，在本案一审法院却没有追加1807房的实际使用人陈尚敬参与诉讼，也就是说一审法院针对同样的案子有两套标准进行审理，对我方不公平。在前述两案中，利工民公司曾经在庭审过程中提起反诉，要求我方返还八间房屋，但经办法官已经明确告知利工民公司，如果要求返还只能返还五间，也就是说一审法院的法官是认可了（2015）穗荔法民三初字第1129号及（2016）粤01民终5234号民事判决的内容，认为我方对于1307房、2308房、1606房是没有使用权的，一审法院又以另外的标准要求我方将自己没有使用权的房屋腾空交还给被上诉人，这既是以一种判决的形式推翻了已经生效的判决，也是对我方合法权利的侵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与在先生效判决相矛盾，与事实不符，并且无法履行，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及改判。据此，我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8）粤0103民初4727-4729、4731-4735民事判决，驳回利工民公司的诉讼请求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利工民公司承担。上诉人陈圆、梁慈婉不服（2018）粤0103民初4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中明显忽略陈圆、梁慈婉一家入住在××里5号的历史背景。1.1945年陈圆、梁慈婉一家和其他一审被告一家父辈在××路××号合伙开办了国华针织厂，家属们均住在××路××号；1956年由于公私合营的需要，国华针织厂合并到了广州第一织带厂，××路××号的房屋也要纳入广州第一织带厂，故陈圆、梁慈婉一家才被安排到××里5号居住，而其他一审被告一家被安排到了××里3号居住。由此可知，陈圆、梁慈婉一家居住在××里5号，完全是因为公私合营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并不存在利工民公司的“产权调换”一说。2.根据陈圆、梁慈婉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可知，陈圆、梁慈婉一家是于1956年7月30日由锦荣直街16号之二迁移至××里5号（1956年8月登记）。陈圆、梁慈婉一家为何直接从锦荣直街16号迁至××里5号，而不是从陈仲贤名下××路××水脚××之一迁至××里5号的原因就可以完全印证了陈圆、梁慈婉一家是基于公私合营的历史原因居住到××里5号，而非“产权调换”居住的事实。二、一审法院根本未详尽查明××里5号各时间段的产权情况，以致认定事实错误。从利工民公司提交的证据《合约》可知，陈仲贤与广州市第八针织厂与1985年签订“产权调换”的合约，但该合约中“以上两房已于1955年间双方同意调换使用并实施”，这完全与事实不符。首先，××里5号房屋在1955年间的产权人是陈基，广州市第八针织厂并非该房屋产权人，产权调换无中生有；其次，根据我国国情政策，公私合营是在1956年才开始进行，并非1955年；最后，陈仲贤与广州市第八针织厂是于1985年签订合约，而1985年××里5号房屋的产权依然是陈基，广州市第八针织厂仍是无权进行产权调换。在1993年4月9日前，××里5号房屋的产权人为陈基；1993年4月9日，由陈基的独生女儿陈玉枝继承了××里5号房屋；1993年10月，陈玉枝与荔湾城建公司签订弃产协议，并领取了相应的弃产补偿；1994年7月，荔湾城建公司在取得关于××里5号产权权利才与陈圆、梁慈婉人一家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明显与利工民公司无关。三、一审法院根本是有证不认，严重侵害陈圆、梁慈婉合法利益。1.根据陈圆、梁慈婉提交的证据1可知，陈圆、梁慈婉一家是基于1994年7月与荔湾城建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而合法占有使用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1606房；再结合荔湾城建公司是实际取得××里5号产权权利再与陈圆、梁慈婉一家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事实，明显可以看出一审法院是有证不认。2.根据陈圆、梁慈婉提交证据2《常住人口登记表》可知，陈圆、梁慈婉一家是于1956年7月30日由锦荣直街16号之二迁移至××里5号，而户籍登记时间为1956年8月。这并非单纯的户籍登记反映，而是完全可以印证陈圆、梁慈婉一家明显是因为公私合营的历史原因无房可住被安排至××里5号房屋居住的事实。3.退一步讲，法院若认为陈圆、梁慈婉要腾空并返还房屋，利工民公司也应当向陈圆、梁慈婉返还其一家享有的独生子女政策所补偿的五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值后，陈圆、梁慈婉方可将房屋返还给利工民公司。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严重侵犯陈圆、梁慈婉的合法权益，明显不公，现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依法改判，维护陈圆、梁慈婉合法权益。据此，陈圆、梁慈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8）粤0103民初472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陈圆、梁慈婉无需腾空、迁出并交还广州市荔湾区××路×街×号1606房；3.驳回利工民公司的诉讼请求，陈圆、梁慈婉无须返还1606房；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利工民公司承担。针对陈华山等8人及陈圆、梁慈婉两方的上诉，利工民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在（2017）粤0103民初6067号案中，法院是在对方起诉我方后到各处房屋张贴相关公告，实际居住人及利益相关人申报相关权利，依法追加的第三人即实际居住的住户是依据该公告向法院申报权利，故法院将他们列为第三人并依法进行处理，本案中一审法院也在我方起诉后依法在涉诉房屋张贴了公告，要求实际居住人或利益相关人申报权利，但没有任何人进行申报，故一审法院包括我方无法知道存在陈华山等8人所说的其他实际居住人的情况，我方是依据自己房屋的产权及原调换协议的相对方进行起诉要求归还房屋，这一事实清楚，陈华山等8人在通过诉讼要回了调换的房屋后已经没有占有使用我方房屋的依据，法院判决其交还房屋合理合法。原审被告陈吉兆、陈雨仁对陈华山等8人及陈圆、梁慈婉两方的上诉均表示没有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由于陈丽婵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纠纷，依法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因涉案不动产在我国内地，故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作为处理本案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一审法院未追加其他居住人员为第三人，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在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前往涉案八套房屋张贴通知，通知该八套房屋的承租人或实际使用人限期向该院登记权利，但当天无人到该院登记权利。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已经通知相关的人员向法院登记权利，但并没有其他第三人登记权利，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没有另行追加其他同住人员作为第三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陈华山等8人抗辩无需交还涉案房屋以及恢复涉案房屋四至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陈华山等8人的父亲陈仲贤与利工民公司就涉案房屋与陈仲贤所有的××路××水脚××之一房屋调换使用达成合意，后陈华山等8人继承陈仲贤的上述85号之一房屋，并起诉要求利工民公司返还上述85号之一房屋，并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原调换房屋使用的协议已经终止。陈华山等8人作为陈仲贤的继承人，在继承其财产上的相关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现利工民公司作为涉案八套房屋的产权人，依法对该些房屋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一审法院根据利工民公司的诉请，判决陈华山等8人负有交还涉案房屋的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其次，涉案八套房屋虽然在安排回迁后由不同人的居住，但是在调换使用房屋之初，利工民公司是将××路×里3号、5号的房屋作为一个整体交予陈仲贤使用的，涉案八套房屋在陈华山等8人及其他人之间如何分配使用，均不免除陈华山等8人作为陈仲贤的继承人而应负有的返还房屋的义务，故一审法院判决陈华山等8人及同住人员共同退还涉案房屋给利工民公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恢复四至问题，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终止后，陈华山等人负有恢复原状、返还原物的义务，利工民公司要求陈华山等人恢复房屋的四至，合理有据，应予支持。而陈华山等8人认为房屋并不存在改建、毁损等问题，四至并无变化，他们无须承担恢复四至的问题，实际上是涉及生效判决的执行问题，这并不能成为陈华山等8人无须将涉案房屋恢复四至后交还给利工民公司的合理理由，故本院对于陈华山等8人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至于陈华山等8人主张本案与本院作出的（2016）粤01民终5234号民事判决冲突，其无法履行一审判决的问题。经审查，在（2016）粤01民终5234号案件中，本院认定陈吉兆、陈雨才、陈雨仁系因居住使用原××路×里5号房屋被拆迁而分别回迁安置入住1307房、2308房及1606房的，该三套房屋登记在利工民公司名下，陈华山等人认为陈吉兆、陈雨才、陈雨仁侵占其对涉案三套房屋使用权，依据不足，故驳回陈华山等人要求陈吉兆、陈雨才、陈雨仁分别返还上述三套房屋给其使用的诉讼请求。而本案中，是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利工民公司以之前的房屋调换使用协议终止为由，要求陈华山等人及同住人员将涉案房屋返还给利工民公司，故本案是利工民公司基于其享有的物权而提起的诉讼，利工民公司与陈华山等人的权利基础并不一样，故本案与（2016）粤01民终5234号案的判决结果并不冲突。关于陈圆、梁慈婉应否退回涉案1606号房屋的问题。首先，同上述分析，在调换使用房屋之初，利工民公司是将××路×里3号、5号的房屋作为一个整体与陈仲贤所有的房屋交换使用的，后来陈吉兆虽然与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但陈吉兆并非取得1606号房屋的所有权，反而该房屋仍然是登记在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即利工民公司的名下，由此可见，陈吉兆是以使用人的身份签订上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而陈吉兆对1606号房屋享有的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其次，陈圆、梁慈婉抗辩称他们是基于公私合营的历史原因而被安排入住涉案房屋，但陈圆、梁慈婉在一、二审期间均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至于陈圆、梁慈婉主张的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增加的房屋面积的补偿问题，因陈圆、梁慈婉在一审期间并未对此提出反诉或权利主张，故本院在二审期间不予调处，陈圆、梁慈婉可以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陈圆、梁慈婉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0元，由上诉人陈华山、陈尚达、陈悦欢、陈尚炯、陈尚勤、陈尚彬、陈巧玲、陈丽婵共同负担800元，陈圆、梁慈婉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碧玉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张 宾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陈晓君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