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嘉民初字第189号原告嘉荫县润鑫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嘉荫县朝阳镇阿信机修部。法定代表人孙丹，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陈雪松，黑龙江法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麻海东，黑龙江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旭梅，女，1971年8月23日生，汉族，大庆市龙凤区东光新村**居民，现住哈尔滨市松**。（未出庭）委托代理人苏福祯，黑龙江法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剑峰，黑龙江法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路长明，男，1978年12月28日生，汉族，哈尔，哈尔滨市香坊区民生路**居民，区。委托代理人张家兴，上海华城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原告嘉荫县润鑫农资有限公司诉被告郑旭梅、路长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兴全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与代理审判员孙玉、人民陪审员王立君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4日、8月14日、11月9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丹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雪松、麻海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苏福祯、张剑峰，被告路长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家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嘉荫润鑫农资有限公司诉称，2015年1月9日至3月20日间，原、被告共签订五份德美亚玉米种子购销协议，原告向被告购买玉米种子，郑旭梅给原告发货，原告在嘉荫接收，被告路长明是保证人。签订协议后，原告陆续将种子款全部给付被告，其中第一、二份协议已履行完毕，其余合同未全部履行，现郑旭梅尚欠原告4,821袋种子未交付，合计种子款4,019,22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种子或退回剩余种子款，被告拒不给付。对于二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的意见是：一、原告支付市场对价在被告郑旭梅处购买玉米种子，原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并约定价格、付货期限，原告陆续将款项付给被告郑旭梅，已履行全部义务，反而被告郑旭梅收款后拒不按合同给付玉米种子，已构成违约，原告保留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权利。二、被告郑旭梅在明知其没有交付约定玉米种子的能力，还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使原告交付了上千万元的种子款，之后拒而不见，并且不能交付玉米种子，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请人民法院按照诉讼法律的规定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处理。三、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原告与被告郑旭梅签订买卖合同，原告与案外人签订买卖合同，被告郑旭梅与案外人不发生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将原告在其处购买的玉米种子直接交付案外人违反法律规定。其交付给案外人的玉米种子必须经过原告同意才能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否则不应视为对原告的交付行为，该交付行为属于被告郑旭梅的个人行为。四、被告郑旭梅称因玉米种子价格上涨，导致不能按时交付玉米种子以及其损失较大。该理由与本案及原告无任何关联性。因原告已按合同约定的包数支付了价款。被告就应该按合同约定交付合格的玉米种子，至于其什么价格、什么方式得到玉米种子与原告无任何关系，这是其自行处理的事宜。五、本案中第一至第四份玉米种子买卖合同均有被告路长明作为保证人予以签字，因此被告路长明应对第一至第四份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案件的证据显示，第一、二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第三份合同履行了一部分、第四份合同没有履行。根据计算被告路长明应对本案中2,854,0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六、原被告签订玉米种子买卖合同是以“每包5万粒”为计算方式，并非像被告郑旭梅所述是按照重量进行计算的，这首先在合同中有相关约定，其次，这也是原被告合同约定的玉米种子生产公司（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公司）的计量方式，也是农资行业的惯例。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种子买卖合同五份。意在证明：原、被告2015年1至2月份共签订德美亚玉米种子买卖合同5份，约定原告分别以每袋795元、790元、750元、800元、980元的价格在被告处购买德美亚玉米种子，共计15,789袋，并约定被告于2015年2月18日前给付种子；证明被告路长明承担本案的保证责任。证据二、银行汇款凭证22份、收据2份。意在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购买种子款12,885,800元的事实。其中两份收据是被告郑旭梅给原告补的收据，收款金额不计算，只作为补强证据。证据三、嘉荫大地货站的货运单7份和宇明货站的货运单1份。意在证明：被告没有全部履行给付种子的事实。嘉荫城收到了4,365包。证据四、嘉荫县公安局对该起种子销售案件的调查笔录一组14页。意在证明：一、被告自认原告已付款12,773,500元的事实。二、被告只履行了第一份和第二份协议，第3、4、5份没有完全履行，共交付种子10,968袋，尚欠原告4,821袋种子。被告郑旭梅辩称，一、原、被告双方只签订了三份协议，该三份协议已按原告支付的种子款的数额履行完毕。后两个是收据，不是协议。但被告按收据收到货款后，已将收到的种子款部分还给原告、部分付给原告指定的经销商。现不欠原告种子款。1、前两份协议，双方约定的种子量均是50吨。双方均认可这两份协议已履行完毕，也就是应履行100吨。但实际上被告发给原告的种子是每包34斤的，共3,300包和3,150包，重量为109.65吨，多出9.65吨，为643包，按每包790元计算为507,970元，应从原告付给被告的种子款中扣除。在被告向法庭举证的两份证明及证人能够证实被告发给原告前两批种子均是大包装，每包34斤，按协议已超过100吨。2、第三份协议约定的是农场种子，在2015年1月15日签订，签订协议后原告于2015年1月15日、2月2日原告共汇来1,000,000元，被告只能向种业公司订1,000,000元的种子。有证据证实被告已向垦丰种业交款1,350,000元用于订购种子。但孙丹在2015年3月25日，已超过垦丰种业公司农场种的交款时间后汇来125万元，被告要求将款退回，原告不同意。被告只好按种子当时的市场价的普通种子履行了协议。3、第四批、第五批的种子，按收据原告应支付的种子款分别为2,520,000元和3,125,220元，计5,645,220元。而从庭审调查过程中的相关证据可证实被告已向孙丹本人或孙丹认可同意的经销商支付了第四批、第五批种子或种子款6,323,434元。二、被告按协议约定向原告交付前两批种子已超过100吨，应相应价款扣除多交付的种子量。三、原、被告产生的纠纷责任在原告。被告没有违约，不应承担违约有责任，也不应承担返还购种子款的责任。庭审中，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及双方陈述的事实可证实原告早在2015年1月份就开始向农户收取大量的种子款，但原告收到种子后没有将种子交付给农户，导致农户大量上访。四、原告于2015年3月24、25日两天内集中汇给被告400多万元，之后在3月25日主动找到被告当场要求被告给打了三个收据，双方均已向法庭提交的收据可证实这一事实。可这时的垦丰种业生产的德美亚1号精品种子价格已上涨到每包1,100元、1,350元。这其中包括第三个协议农场种子汇来的125万元。按照种子行业的惯例，均是先打款，后付种子。可当时农场种子价格已上涨到每包1,000元，已无法按约定的价格继续履行。从这些事实可证实原告主观上有投机的心理，看市场价格上涨马上给被告汇来巨款。被告当时已向原告说将这些款退回，但孙丹说已经收了农户的种子款，买不到种子不行。被告已表明种子市场价款上涨了，一天一个价，孙丹同意按市场价格来定双方的种子价格。五、被告发给农户和经销商的种子均获得孙丹的同意和认可，应确认是被告给原告发的种子或退回的种子款。1、2015年4月15日孙丹领着经销商沙玉军、赵焱焱、高永辉来到被告处，要求被告将种子直接发给这些经销商。之后，被告开始将种子陆续发给这三人，价款5,000,000元左右。2、2015年4月19日、20日孙丹领着嘉荫公局的人来到被告处，要求双方对账。因此时被告发给孙丹的货有1,000多袋在运输途中，没有计算在双方的帐上，并且有之前双方认可的种子包数1,000袋左右也没有算在其中。之后，被告又给公安局指定的经销商多英邦处购买了640袋。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三份协议现被告均已按原告支付的种子款的数额履行完毕。后两个是收据，不是协议。但被告按收据收到种子款后，已将收到的种子款部分还给原告、部分支付给原告指定的经销商，现被告不欠原告种子款。希望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规定、《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被告郑旭梅的合法权益。被告郑旭梅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一、一组证据包括协议和收据复印件共五份、委托书复印件一份。意在证明：原、被告只签订了三份协议，后两个收据，不是协议；被告具有销售种子的资质；第4批种子（即原告所说的第4份协议）每袋价格是840元。证据二、有关三批种子买卖的往来证据和情况说明。第一组、原告给被告汇款票据两张、证明两份、被告买种子的付款票据九张。意在证明：原告于2015年1月9日汇款190万元、29日汇723,500元，共汇262,3500元；2015年1月11日原告汇的100,000元是双方协议之外的200袋货，与本案无关；两份证明证实发给原告前两批种子均是大包装，每包17公斤，一共发了3,300包，按每包15公斤标准核算，应为3,740包，按协议已超过每批50吨，第一批种子多出440包，原告应付种子款给被告。被告给种子经销商处汇款3,310,700元，用于购买种子来履行与原告的协议。第二组、被告向垦丰种业购买玉米种子票据五张、证明两份、被告发货单据三张。意在证明：被告向垦丰种业购买种子付款3,549,750元；被告发给原告发货3150包，每包17公斤，按协议已超过50吨，折算后第二批种子多出63包，原告应付种子款给被告。第三组、收条一张、凭证两张、票据一张及对第三份合同的履行情况的说明。意在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1,250,000元订的这批种子为农场种子，时间是2015年3月25日，已超过垦丰种业公司的交款时间；原告在协议约定期限内的2015年1月15日和2月2日共汇来1,000,000元，被告只能按此款额向垦丰种业交款，但是被告已向垦丰种业交款1,350,000元，并且第三批种子已按原告的汇款金额履行完毕，共发货大包1308包。换算成农场种子的包装每包14公斤为1,588包。第一批多付440包、第二批多付35包，按15公斤换算成14公斤，前两批多付509包，又从农场个人手中购买274包，累计实际交付原告2,371包，其价款远超出原告所付的1,000,000元。证据三、收条7张、汇款凭据19张、原告的微信记录两份。意在证明：被告给董辉发货1,600包、退现金277,000元核277包、发给沙玉军种子500包、仲纪伟8包、赵岩焱退现金400,000元核400包；给贾丽丽发600包、张桂琴380包、多英帮600包、逊克500包，均是大包17公斤的；发给智春林65包、李殿江34包、替孙丹退款126包、虎林发40包、孙国栋60包，共5,190包，最后两批种子已履行完毕，均在孙丹的指令下发给经销商和农户，共折合种子款6,944,000元。补强证据三的材料共31页。1-2页是收据证明一张、汇款凭证一张，证明被告退给赵洪江种子款400,000元。赵洪江的女儿赵岩焱出具收据证实收款事实。3-4页是收据证明一张、汇款凭证二张，证明被告退给沙玉军种子款550,000元，沙玉军出具收据证实收款事实。5页是汇款凭证一张，证明被告在多英帮处购买种子给逊克郭建军，给多英帮汇款570,000元。6-11页是多英帮证明二张、原告收据一张、汇款凭证四张、收条一张，证明多英帮受被告委托，代付原告孙丹欠农民种子640包，其中沙玉军提走32包、付给仲纪伟8包。被告汇给多英帮733,000元、胡德军24,000元。12-13页是转账凭证一张、快运单一张，证明被告购买种子款27,000元，是虎林种子,原告提供的快运单已证实收到27,000元的种子。14-15页是汇款凭证一张、谢立峰微信一份，证明被告购买种子给谢立峰汇款560,000元，谢立峰将种子发给董辉。16页是汇款凭证一张，证明被告购买种子给张桂芹汇款570,000元，张桂芹将种子发给董辉。17页是转款凭证一张，证明被告给高永辉(与董辉是夫妻)汇220,000元种子款。18-19汇款凭证一张、微信一份，证明被告购买种子给吴传平汇款460,000元，吴传平将种子发给董辉。20-21页是证明一份、汇款凭证二张，证明被告两次向史秀海购买种子，分两次汇在贾丽丽的卡上934,000元，种子发给孙丹本人。22-27页是汇款凭证三张、原告的微信名单、收据三份，证明被告分三次汇给原告种子款512,000元，孙丹将这些种子款退给农户和经销商，其中：退给智春林65,000元，其余退给孙利军、屈文明、王健、赵晓良、王旭光、孙志军、朱国军等人。28-29原告的微信收据一张、汇款凭证二张，证明被告分二次汇款给陈峰500,000元，是在原告处订种子的张桂芹的种子款，张桂芹与陈峰串的种子。原告发微信给被告，证实张桂芹收到了种子。30-31页是汇款凭证一份、证明一张，证明被告汇给孙国栋67,500元种子款，是詹志宇帮购买的种子，种子发给原告指定的经销商。证据四、收据和身份证复印件共36张。意在证明：原告在2015年1月就已向农户收取购种款，但原告没有将被告发的种子按时交付给农户。证据五、照片一张。意在证明：被告给原告发的玉米种子系垦丰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德美亚1号精品种子，每包50,000粒，存在大包34斤、小包30斤、28斤之分。证据六、通话录音光盘一张，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丹与被告郑秀梅双方之间的电话通话记录，与被告与沙玉军的通话，通话时间是2015年4月份。意在证明：原、被告双方在核对种子及钱款数量，种子存在大包小包之分，被告发给农户和经销商的种子及钱款均获得原告方的认可，并已全部给付完毕。证据七、证人郑某（郑旭梅的父亲）出庭作证。意在证明：1、第1、2份合同已履行完毕；2、在签订第3份合同后，原告未按时付款，在种子涨价后才突然打款3、4百万，郑旭梅要退款，孙丹在电话里同意按市场价给农民买种子；3、孙丹把收到的种子卖给合同以外的农户。被告路长明辩称，一、有被告路长明担保字样的所有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前两份合同原告在起诉书状中已自认履行完毕各方均不必在举证证明此问题。第三份为农场玉米种子，根据2015年3月25日被告郑旭梅写给原告的收条“收到农场玉米种子尾款1,230,000元”以及合同中“提货时一次性付清”的约定，说明郑旭梅已经将此合同的农场玉米种子交付给原告，尾款即意味着货物已经交付后所给付的货款。另外，根据庭审及原告（证据4）、法院以调取被告郑旭梅举示证人郑某的证言等证据，均已证明原告已收到被告郑旭梅种子11,248袋，已超过前三份合同约定的150吨的9,000袋。因而被告路长明在担保人处签字的前三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二、2015年2月3日的材料中只有路长明签字，但未标明担保人的字样，不能推定路长明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承担担保责任应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三、被告路长明担保的范围不包括返还货款。被告路长明未对返还款的内容进行担保，亦未收到原告货款，无法控制货款因而不应承担返还货款的担保义务。四、原告及被告郑旭梅变更了合同的主要付款条款且未征得被告路长明的书面同意，被告路长明无法控制双方付款及交货，因而不应当再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综上，被告路长明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被告路长明没有法庭提交任何证据。通过双方举示的证据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丹与被告郑旭梅在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合同之前也曾有过德美亚玉米种子的买卖行为，但双方均表明已经结清，与本案所涉及的合同没有关系。本案中，二人先后共签订五份“德美亚玉米种子买卖协议”，其中第一份协议没有落款时间，原告回忆与第二份、第三份协议是同一天，即双方于2015年1月15日前连续签订三份德美亚玉米种子买卖合同。第一份合同约定每包795元，第二份合同约定每包790元，第三份合同约定是农场种子每包750元。三份协议中被告路长明签名处均写有“担保人”。2月3日双方写了一份预订协议，即是原告所说的第四份协议，约定订货3,300包，每包840元，计2,772,000元，在协议落款处只有郑旭梅、孙丹、路长明签名，没有“甲方、乙方、担保人”。后二人以一份收据对该协议进行调整，即：按每包800元收到3,000包种子款2,400,000元。3月25日郑旭梅给孙丹写了一个《收据》，只写有“收到孙丹德美亚玉米种子（3,189）货钱，以980元一包定价，980×3,189包=3,125,220元”，即所谓的“第五份协议”。这五次协议中每包玉米种子的订价分别为：795元、790元、750元、800元和980元。从订货数量看，三份合同中订的均是50吨，约定价格是按袋（包）计算，因为50吨种子并不是整袋（包）的数量，合同中也没有约定总的袋数，所以，合同总标的额不明确。但是,被告郑旭梅在嘉荫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承认五次订货的包数分别是：3,300包、3,300包、3,000包、3,000包和3,189包，原告也确认这一数量。德美亚玉米种子的规格是每包5万粒，因种子单粒重量不同，每包的重量也不同，德美亚精品1号每包重量17公斤，“农场种子”每包14公斤，“精品1号”与“农场种子”的价格也不同。付款时间自2015年1月11日至4月4日，原告与被告郑旭梅一致确认原告共付玉米种子款12,773,720元。被告郑旭梅在交付玉米种子时，一部分是向原告交付，一部分是直接向沙玉军等种子经销商店交付，在其从垦丰种业公司拿不到种子时，一部分是以市场零售价格购买种子或退款的方式履行交付义务。被告郑旭梅整理的记录显示：原告在履行第一份合同时于2015年1月9日汇款190万元、29日汇723,500元，共汇2,623,500元,郑旭梅发给原告前两批种子3,300包，每包均是17公斤。在履行第二份合同时,郑旭梅交付原告2,943包17公斤的种子（货款核计为2,324,970元）。在履行第三份合同时，约定订购的是农场种子，每包750元，原告付款1,000,000元，而郑旭梅向原告交付每包17公斤的1,308包，每包14公斤的274包。在履行第三份合同时双方约定先付货款500,000元，其余货款在提货时一次性付清，而实际付款时间与第四份“预订协议”签订时间已有交叉，在“预订协议”中约定的订货价每包840元，即原告在交款提货农场种子时，精品1号种子的价格已经涨了。在履行“第四份预订协议”时，原告付款2,227,000元，郑旭梅自称以单价840元订货1,627包、以单价800元订货1,373包，种子已交付。在履行第五份协议时，郑旭梅向原告交付3,189包，货款核计3,125,220元。从郑旭梅提供的第四、五两份协议交付情况清单中看，郑旭梅向赵岩焱、沙玉军、董辉及原告共5,190包。以上共计实际交付13,015包。郑旭梅认为交付的规格为每包17公斤的种子应按15公斤折算包数，再按包数与原告核算。原告不认可郑旭梅提出的按重量折算包数的计算方法。对郑旭梅在第四、五份协议交付情况有异议。原告确认总共收到玉米种子10,947包，有4,842包未交付。被告郑旭梅在嘉荫县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原告五次订购共15,789包，交付11,268包，其中有600包与原告有争议。郑旭梅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交付13,015包的事实。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郑旭梅签订的协议及收据，在内容上具备买卖关系的基本信息，应认定是五份买卖合同。在第四份协议中未写明被告路长明为担保人，虽有其签名，但不能推定其为担保人，不能认定被告路长明对第四份买卖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原告与被告郑旭梅交付种子的数量应以自然存在的件数计量，被告郑旭梅提出的把交付的规格为每包17公斤的种子按15公斤折算包数后再按包数与原告结算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郑旭梅实际交付种子数量的认定，郑旭梅不能举证证明其交付数量超过原告自认的数量，本院以原告认可的数量为准，即原告收到的种子为10,947包。合同履行的顺序因双方陈述不一致，本院确认按合同先后顺序对待，亦即从第五份合同开始按未交付的包数退款，即：第五份合同3,189包，计3,125,220元，第四份合同1,653包，计1,322,400元，共计4,447,620元。原告在起诉时主张退还种子款4,019,220元，庭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至4,039,800元，其主张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要求被告路长明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因路长明对第四、五份合同没有保证责任，故本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旭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嘉荫县润鑫农资有限公司种子款4,039,800元。二、驳回原告嘉荫县润鑫农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954元由被告郑旭梅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兴全代理审判员  孙 玉人民陪审员  王立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王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