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内0722民初2196号原告：鄂某。原告：孟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黑龙江肖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自由职业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内蒙古盈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鄂某、孟某诉被告刘某、胡振福、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福权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鄂某、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某、被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胡振福、被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占京、被告刘福权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鄂某、孟某提出对被告刘振福、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福权撤回诉讼请求，依法裁定准予其撤回诉讼请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鄂某、孟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各被告赔偿各项损失60万元，各被告负连带责任；2、要求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7年8月20日，被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杨树业务部的负责人张颖及其工作人员唐维、李蔚东、董庆森、曹玉楠，在办理业务发放货款期间，与巴彦农场崔建军等人在莫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以下简称巴彦乡）大桥渡口附近游玩、吃饭期间，联系被告鄂海萍及蔡**（莫旗乌兰牧骑演员）等人驾驶汽车来到巴彦乡大桥渡口上述等人吃饭处，由被告刘某带领二原告女儿鄂海萍到场助兴。期间，崔建军通过熟人借来一只铁船，崔建军在水中驾驶借来的铁船在该处（非通航水域）搭载着张颖、唐维、鄂海萍、蔡**等共10人（有8人未穿救生衣）在江水中乘船游玩。该船在水中行驶了一段时间后，由于严重超载而发生翻船，致张颖、鄂海萍、蔡**等6人溺水身亡。被告人刘某系组织鄂海萍等人外出游玩的组织者，在该游玩过程中，未尽安全义务，其主观上有过错，被告人胡振福系私自建造该铁船的人，其自身无任何合法手续，建造的船只未明示安全注意事项及核定乘载人数等，对于此起翻船事故主观上亦存在过错。被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该次游玩的组织者，邀请鄂海萍等人到巴彦乡大桥渡口处为其演艺，未尽安全义务，也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刘福权负有赔偿责任。被告刘福权从胡振福处购买该船只，明知崔建军无驾驶船只资格，其借船时也未当面核实崔建军有无船只驾驶证，而将该船借给他使用，主观上对出借行为有过错，对于该船只翻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应对鄂海萍的死亡负赔偿责任。综上，二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各被告连带赔偿60万。被告刘某辩称：一、原告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二原告的女儿鄂海萍相识，并成为好朋友。我家住莫旗巴彦鄂温克民族乡。2017年8月12日大家参加完演唱会后，杜小强请我们吃饭时，有人提议去巴彦乡采风。2017年8月20日，当时来我家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是我主动联系的，大家到莫旗巴彦乡后，我就在莫旗巴彦乡对口山大桥附近的沙滩上一家专为野餐食品加工的饭店准备了野餐，因为我家在莫旗巴彦乡住，所以我请的朋友吃饭。当时，在该加工饭店还有另一伙人也在野餐，我们与另一伙人不认识。当我们吃完饭要离开时，鄂海萍、蔡**见到另一伙野餐的人员在对口山大桥下江边玩船，鄂海萍、蔡**非得要去玩船。当时，我极力劝阻鄂海萍、蔡**不要去玩船，甚至都发火了。但是，鄂海萍、蔡**还是往河边走去，由于她俩是女孩子，我也不便过分撕扯。郭祥见鄂海萍、蔡**要上船，怕出现危险，于是郭祥也跟着过去了。上船时，郭翔、崔建军等人也阻止鄂海萍上船，但鄂海萍强行上了船。后来，郭祥回来说：“船在江中心翻了，鄂海萍、蔡**下落不明。”我迅速报警，组织人员帮忙搜救，搜救了四天，我共计花了1．8万多元。大约2017年10月末我出于对好朋友鄂海萍不幸的同情，我通过鄂海强的母亲转交给原告人民币2万元。2017年12月12日，莫旗人民检察院以崔建军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莫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崔建军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中，原告对我们12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因二原告与崔建军的父亲崔克礼达成民事赔偿协议而撤诉。原告的女儿鄂海萍存在过错，我不存在过错。首先，原告的女儿鄂海萍是莫旗乌兰牧骑的演员，其是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明知水上行驶小船有可能发生倾覆的危险，其在我劝阻下仍然上船，并且在上船后不穿船上的救生衣，弃救生衣而不顾，其存在着重大过错。其次，我已经对鄂海萍实施了劝阻，但鄂海萍不听劝阻执意上船，我不存在过错。第三，我是在对口山大桥下野餐加工饭店请鄂海萍等人吃饭，我没有组织鄂海萍下水或玩船，鄂海萍上船超出了我组织吃饭的范畴，其已经超出了我应尽的安全义务范畴，本案存在侵权人，并且侵权人已经对二原告进行了赔偿。本案实际的侵权人是崔建军。崔建军借来的船只在莫旗巴彦乡对口山大桥下江面（非通航水域）行驶。鄂海萍死亡时是崔建军驾驶安装有动力装置的船只驾驶不当和鄂海萍等人没有做到安全乘船的注意义务所导致的。二原告已经向崔建军主张过权利，并且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崔建军已经赔偿二原告人民币15万元，崔建军赔偿数额远超过合理的赔偿数额。综上所述，我不存在民事过错，不是侵权人。我也不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我只是请朋友吃饭，而且，在鄂海萍、蔡**要去玩船时我极力阻止，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二原告针对我提出的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况且，二原告已经从侵权人处获得了赔偿，基于以上原因提请贵院依法驳回二原告针对我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申请法院调取了崔建军的刑事卷宗为了证实是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曹玉楠给崔建军打电话，说张颖她们要过来，郭祥的证言证实是刘某的哥哥准备的饭，鄂海萍几人一起去的，刘某问郭祥去不去，郭祥证实，此次游玩刘某是组织者，胡振福证词证实其建造的事故船只，且没有资质，上述证言能够证实三被告对此次事故都负有一定的责任。经质证，二原告对崔建军的笔录无异议、对郭祥的笔录中谈到此次游玩无人组织有异议，认为刘某是组织者，其他无异议。对胡振福的笔录说船只是打鱼用的有异议，其他无异议，对船主刘福权的笔录无异议。被告刘某认为杜小强请我们在饭店吃饭，我说我周末要回家，当时就有好多人要去我们家玩，我问郭祥去不去，因为他在乡下比较忙，郭祥当时说肯定要去啊，就是这个情况。其他人的笔录无异议。被告胡振福认为郭祥的笔录说船上没有座，有隔断不正确，船后改了有座，船中间加的铁框就是我说的座，搭上板就能坐人，板被冲走了，是后加的，和我无关。被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笔录均无异议。原告举证鄂海强的证人证言，被告刘某认为根据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证人出据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而采信，2017年8月20日并不是刘某邀请大家，而是大家自己决定去甘河农场玩，大家决定后，刘某才请吃的饭。鄂海强与原告系亲属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证言与事实不符。上次开庭时，我方出示的证人均能证实刘某有阻止行为。刘某只对吃饭一件事负有安全注意义务，而不是安全保障义务。二原告举证孟灵芝的证言一份、人民医院证明一份。证明刘某组织的游玩，而且没有阻止鄂海萍上船，证明孟灵芝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经质证被告刘某认为根据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证人出据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而采信，2017年8月20日并不是刘某邀请大家，而是大家自己决定去甘河农场玩，大家决定后，刘某才请吃的饭。孟灵芝与原告系亲属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证言与事实不符上次开庭时，我方出示的证人均能证实刘某有阻止行为。刘某只对吃饭一件事负有安全注意义务，而不是安全保障义务。单位应支持证人出庭作证，人民医院的证明不是证人不出庭的理由。被告刘某申请证人孙若展、敖森、石光磊、刘杰出庭作证为了证明不是刘某组织的游玩，且大家都阻止鄂海萍上船，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言不属实，郭祥在笔录中就没谈到制止，不认可。证言存在明显的倾向，对关键问题不回答。刘杰是刘某的哥哥，是刘杰准备的羊。原告举证郭翔证言一份，证明事发当日是受刘某的邀请。经质证，被告刘某认为根据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下，证人出据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而采信。被告刘某举证录音光碟一份，一份是与郭翔的录音、证明刘某阻止鄂海萍上船，一份是与孟灵红（原告鄂某的弟媳）的录音，证明刘某通过孟灵红给原告2万元。经质证原告认为孟灵红的录音属于证人范畴，孟灵红并不知道录音情况，属于采用秘密的手段录制，是无效的，对孟灵红的证实原告不认可，要求当庭证实。郭翔也属于采用秘密的手段录制，是无效的，也没告知其录音会在法庭上播放，要求郭翔出庭，不能排除刘某和郭翔串通，对证实内容中的阻止鄂海萍上船不认可，刘某应该当庭提供原录音载体。由被告胡振福举证照片。证明卖给刘福权的船没有焊接座位。是刘福权后焊接的。经质证，原告对此有异议，不能证明照片中的这个船是本案事故船只。被告刘福权无异议，承认事故船中间的角铁是其本人买船后焊接的。本院认为：2017年8月20日中午，被告刘某在莫旗巴彦乡对口山大桥下安排孙若晨、敖森、石光磊、鄂海萍、蔡**、杜小强、郭翔、鄂海强、孟灵芝等人吃饭、游玩。这期间另一伙在此地吃饭游玩的崔建军通过朋友刘顺向其舅舅刘福全借了一条铁船（自制的小铁船，长4.5米、宽1.2米、高0.55米，该船为“三无”船只）。崔建军驾驶借来的铁船，搭载着在场的张颖、唐维、李蔚东、董庆森、曹玉楠、曹明柱等六人到江中游玩，同时在附近吃饭（离江边约二、三十米远）的郭翔、鄂海萍、蔡**3人也上了崔建军驾驶的铁船。崔建军在发现铁船明显超出负荷，并且船上的10人中有8人未穿着救生衣的情况下（仅曹玉楠与崔建军穿着救生衣），依旧驾驶铁船在江中行驶。船只向下游行驶一段距离后发生侧翻，船上人员全部落入水中。其中四人（曹玉楠、郭翔、曹明柱、崔建军）挣扎上岸获救，其余6人被水流冲走失踪，后六人全部被打捞上岸，并确认死亡。经莫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张颖、唐维、董庆森、李蔚东、鄂海萍、蔡**均系溺水死亡。崔建军在驾船过程中，明知船上多人没有穿救生衣且船只已明显超负荷的情况下，依旧驾驶船只在江中行驶，其应当预见船只有翻沉的危险，但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导致船只侧翻，致六名被害人溺水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受到刑事处罚，同时其直近亲属（其父）向二原告赔偿了15万元，二原告收到15万元，依法撤回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生翻船事件，二原告的女儿鄂海萍没有穿救生衣（船上有未穿的救生衣），也是发生溺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鄂海萍与被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去游玩的人员并非是一起的，互不相识，只是在江边偶遇，共同乘一条船而发生沉船事故时在一起。被告刘某在发生事故后，迅速报了警，并组织人员帮忙搜救了四天，自称花费了1.8万多元，事后通过鄂海强（鄂海萍的叔伯弟弟）的母亲鄂灵红给原告2万元。诉讼过程中原告鄂某、孟某提出对被告刘振福、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刘福权撤回诉讼请求，只要求游玩的组织者刘某给予赔偿。原告鄂某、孟某是非农业家庭户，只有鄂海萍一名子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关于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鄂海萍的丧葬费为：33846元（5641元×6个月）；依照第二十八条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年成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为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鄂海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72760元（23638元×20年）；依照第二十九条关于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鄂海萍的死亡赔偿金为：713400元（35670元×20年）；鄂海萍的各项赔偿费用为1220006元（33846元+472760元+713400元）。综上所述，原告鄂某、孟某要求被告刘某赔偿的诉讼请求，因其女儿鄂海萍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严重超员且未穿救生衣而乘坐“三无”小船，发生事故溺水而亡，其存在重大过错，且事故责任行为人崔建军已赔偿给二原告15万元，二原告已放弃了对事故责任行为人崔建军的民事诉求，被告刘某在江边请大家吃饭，对被请吃饭的鄂海萍等人的人身安全具有保障义务，而被告刘某对鄂海萍乘坐其他同时在江边游玩具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船只未尽到有效的制止，发生了船只侧翻，鄂海萍等人溺水而亡的恶果，被告刘某具有一定的过失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及第二十六条关于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被告刘某应给二原告赔偿鄂海萍赔总额的5%为宜，即被告刘某应赔偿给原告鄂某、孟某61000.30元（1220006元×5%），被告刘某已给付20000元，应再赔偿41000.30元（61000.30元-20000元）。根据以上事实和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依法做出判决的规定、及第一百五十二条判决书应当写明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判决结果、诉讼费负担、上诉权利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赔偿给原告鄂某、孟某41000.3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二、驳回原告鄂某、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告鄂某、孟某负担3000元，被告刘某负担1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鹏飞人民陪审员  刘 涛人民陪审员  胡国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书 记 员  宋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