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21民初3334号 原告：孙怀云，男，1945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菊，女，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文，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琴，女，197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军，男，197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敏，女，198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告：孙远美，女，1983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七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月，贵州紫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七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祥军，贵州紫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大方县理化街上。 法定代表人：熊钦，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杨林，副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姣，大方县理化乡司法所司法助理。 被告：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贵毕路519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相，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可嘉，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军，男，198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楠，女，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系邓军之姐。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安龙，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艳，女，198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男，197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系杨艳之姐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安龙，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方县理化乡长春村白营组。 法定代表人：郗天银，村委会主任。 第三人：黄德英，女1965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旭，男，1991年9月3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大方县。系黄德英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贵，大方县瓢井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与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理化乡政府）、贵州省烟草公司毕节市公司（以下简称烟草公司）、邓军、杨艳健康权、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春村委会）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厉害关系，经征求各方当事人意见后本院追加了长春村委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7年6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经审理作出（2017）黔0521民初1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邓军、杨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治疗费42108.28元、护理费838.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0元、死亡赔偿金320911.44元、丧葬费26547.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370.92元、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9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中的352379.32元；二、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治疗费42108.28元、护理费838.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0元、死亡赔偿金320911.44元、丧葬费26547.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370.92元、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9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中的62184.59元；三、驳回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邓军、杨艳不服，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2018）黔05民终2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1民初100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黄德英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7日和2018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月、王祥军，被告理化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杨林、李姣，被告烟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可嘉，被告邓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楠、卢安龙，被告杨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卢安龙，第三人长春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郗天银，第三人黄德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龙贵、邓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在原审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428168.02元，其中，将王桂珍遗体运送回家安葬的运尸体费588.00元、冰棺租赁费1000.00元、冷冻器租金280.00元、救护车费400.00元、医疗费42108.2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00元、护理费2370.92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5532.14元、丧葬费23733.00元、死亡赔偿金294955.6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0元；2、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负担。在重审过程中，原告变更护理费为2656.8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为6199.20元、丧葬费为29199元、死亡赔偿金为348960元，共计赔偿总额为482291.28元。事实及理由：2017年2月6日，理化乡政府在长春××白银组举办花坡节大型群众性活动，在主会场主持了开幕式，安排理化派出所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邓军、杨艳夫妻两人在会场摆摊卖烟酒和烙烤，邓军用塑料布遮挡太阳，塑料布的四角用四根绳子分别系在一棵电杆上、二棵树子上和烟草公司烤房烟窗出口的砖柱上。下午2时许，原告家属王桂珍参加该活动游到邓军、杨艳的摊位与烤房之间的水泥路上时，烤房烟窗出口的砖柱脱落，被绳子拴住的水泥砖直接砸中王桂珍的头部后，砖头又在绳子的牵引下反复砸到王桂珍几次，王桂珍当场昏倒在地。在现场维持秩序的理化派出所民警及时将王桂珍扶起，并联系理化卫生院的救护车，原告孙远文、孙远军闻讯赶来后，由派出所的警车开道才将王桂珍送上救护车后送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经大方县人民医院诊断，王桂珍所受损伤为：1、特重度脑损伤：1）右侧额部硬膜下血肿；2）两侧额叶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面颅骨多发骨折；5）考虑副鼻窦积液；6）两侧眼眶积气；2、C7椎体右侧横突骨折。2017年2月14日1时，王桂珍经抢救无效死亡。理化乡政府作为花坡节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烟草公司作为烤房的所有者，没有对其所有的烤房进行合理的管理和维护，该烤房上脱落的砖头砸到王桂珍导致死亡；邓军、杨艳将其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用绳子系在烤房烟窗出口的砖柱上，以至于脱落的砖头在绳子的牵引下反复砸在王桂珍头部致其死亡，因此，王桂珍的死亡结果是四被告的侵权行为共同所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对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由四被告连带赔偿。 被告理化乡政府在原审中辩称，原告要求理化政府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事实及理由：1、2017年农历正月初十日，理化乡长春村白营苗族“花坡节”由理化乡长春村民委员会主办，不是理化乡政府主办，原告关于理化乡政府属于“花坡节”组织者的主张不能成立；2、王桂珍被砸伤是事实，原告关于水泥砖又在绳子的牵引下在空中来回晃动并几次砸中王桂珍的说法不可信，不符合常理和逻辑，该说法不能成立；3、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桂珍生活在农村，贵州省出具的户籍改革文件是地方性文件，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4、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应以15000.00至20000.00元计算。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理化乡政府的诉讼请求。被告理化乡政府在发回重审中辩称，理化乡政府同意按照法律规定酌情承担补充责任。原告主张的租用冰棺及冷冻器租金属于丧葬费的范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该项赔偿请求，另外，原告请求赔偿的精神抚慰金过高。 被告烟草公司在原审中辩称：1、邓军擅自将绳子拴在烟草公司烤房的烟窗上，未经烟草公司同意，烟草公司也不知情，是邓军擅自所为行为，因为邓军的擅自拴绳行为，造成损害，直接侵权人是邓军，与烟草公司无关；2、烟草公司不是“花坡节”的主办单位，发生损害与烟草公司无关。被告烟草公司在重审中辩称，原告据以起诉烟草公司的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烟草公司的起诉，理由如下：为提高烟叶烘烤质量，提高烟农的收入，长春村委会欲在该村白营组新建1群10座密集型烤烟房。2012年3月1日，长春村委会向烟草公司申请补贴款328700元，并委托烟草公司购置烤房所需设备及门窗。双方于同年3月15日签订了《大方县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补贴合同》，合同清楚约定烤房属于烟农自建工程，烟草公司全额补贴328700元，10座烤房编号为12-522422KF00159号至12-522422KF00168号，每座烤房的补贴款32870元。2012年11月5日，烤房竣工验收合格，在理化乡政府的监督下，烟草公司将10座烤房的产权移交给长春村委会，三方于2012年12月20日签订了项目资产移交书，产权移交书清楚载明接收方行使所有者权利，接收方承诺保证做好接受项目的维护管理工作。2012年12月21日，长春村委会委托烟草公司公司将补贴款支付到指定的蒙光玉个人账户，烟草公司也在2012年12月28日通过银行将补贴款支付完毕。前述1群10座烤房的修建过程严谨、合法，不存在任何质量或程序上的问题，烟草公司仅仅是补贴长春村委会修建烤房，从头至尾都不是烤房的业主。工程竣工验收后，烟草公司就于2013年12月20日通过项目资产移交书将10座烤房的产权移交确认，长春村村委会才是涉案12-522422FK00159号烤房的业主和管理人。综上所述，本案系邓军、杨艳擅自在烤房烟窗拉线固定塑料布进而引发的物件脱落侵权事故，烟草公司不是涉案烤房的业主和管理人，也不是直接侵权人，无论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条还是第85条，烟草公司不应承担所谓的侵权赔偿责任。另外，原告请求赔偿的相关费用应当按照事故发生时的标准计算，冷冻器和冰棺租金以及运送遗体交通费包含在丧葬费内，原告系重复主张，精神抚慰金请法院酌情调整。 被告邓军在原审中辩称，请求驳回原告对邓军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告所诉的事实与实际不符，无证据支持，依法应驳回原告对邓军的诉讼请求。（1）案涉塑料布摊位的实际经营者是案外人黄德英，邓军经营的摊位系用红伞遮挡阳光。（2）烟窗与塑料布连接的绳子不是由邓军所系。邓军将塑料布的三个角分别拴在电杆、路牌以及树上，系在烟窗上的一角是由案外人完成。整个塑料布摊位的搭建是由该摊位的经营者黄德英安排和参与，邓军及帮忙搭建塑料布的案外人的行为属于义务帮工的性质。黄德英在使用期间有改动，若塑料布摊位的搭建问题致人损害，应当由实际经营者黄德英承担责任。（3）根据现场情况以及日常生活经验，若绳子拴住的水泥砖脱落并在空中来回晃动而反复砸中王桂珍，当时路上人山人海，应当砸中多人，如若水泥砖脱落，水泥砖在无支撑的情况下应是落在地上，除非因不可抗力级别的风力才能将水泥砖在空中吹动。（4）王桂珍死亡后没有进行尸检，仅凭医院的病历资料不能证明王桂珍的死亡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无法知道其死亡是否与其原有疾病共同作用而成，以及医院在救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原因力的大小。2、若因烤房烟窗上的水泥砖脱落致人损害，烤房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从日常生活经验和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讲，烤房烟窗的水泥砖脱落系质量问题，即使塑料布的一角是拴在脱落的水泥砖上，若该烤房不存在质量不合格的安全隐患，虽然事发当日受风力的影响，但该风力不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形，由此可以推断烤房存在质量问题，应由烤房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3、理化乡政府作为“花坡节”的组织者，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未合理安排医疗救助队伍，延误了救治时间，应当承担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4、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损失计算方法于法不符，王桂珍属于农村户口，无可以按照城镇赔偿标准计算的法定情形，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5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误工费、护理费以及其他依法未提供正式票据的费用无法确定是否真实发生，依法应不予赔偿。 被告杨艳在原审中辩称，杨艳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未参与塑料布摊位的搭建，杨艳和邓军经营的摊位是方形伞搭建的摊位，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杨艳的诉讼请求。 被告邓军、杨艳在重审中共同辩称，本案纠纷属于物件致人损害纠纷，系特殊侵权，应当按照过错推定原则来确定责任。邓军、杨艳不属于造成受害人受伤死亡的建筑物、构筑物物件的所有人、管理人，也不是使用人和受益人，更不是花坡节活动的组织者。案涉塑料布的使用人为黄德英，黄德英经营的摊位在该塑料布的正下方，并非系邓军、杨艳在使用该塑料布，原告对邓军和杨艳的诉请不实，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邓军、杨艳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在原审和重审中均述称，花坡节是群众自发组织的，长春村委会根本没有经济能力组织花坡节，根据村里苗族风俗，长春村委会只是参与，事件发生当天，长春村委会有四人参与维持秩序，长春村委会不是花坡节的组织者，不应当承担责任。 第三人黄德英述称，黄德英在本案中不是适格的第三人。1、2017年2月6日理化乡长春村××组花坡节如期举行，在活动中王桂珍不幸被水泥砖砸伤致死，这一伤害事故与黄德英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首先，花坡节活动的组织者不是黄德英，黄德英只是在花坡节当天在活动现场摆摊卖洋芋；其次，引起活动现场烤房烟窗出口处砖头脱落的绳子不是黄德英所系；第三，与绳子相连的塑料布不是黄德英搭建，使用人、管理人也不是黄德英；第四，黄德英不是涉案烤房的管理人、使用人、所有人。因此，黄德英在本案中不是适格的第三人。2.2017年2月6日花坡节当天，塑料布搭建的摊位使用人是被告杨艳，杨艳在该摊位上卖洋芋，用其遮挡太阳，该塑料布是花坡节的前一天即2017年2月5日下午邓军向黄德英所借，邓军从黄德英家将塑料布拿到花坡节现场，使用绳子相连，绳子是李光俊的儿子小金强去其家里拿的，绳子的一头拴在电杆上，一头拴在柿子树上，一头拴在路牌上，一头拴在烤房烟窗出气孔上。拴在烤房烟窗出气孔上的绳子是邓军请李光俊的儿子小金强拴的，其余三方是邓军自己拴系。因此，黄德英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原告身份证、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长春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户主孙怀云的户口簿、王桂珍的身份证。旨在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受害人王桂珍于1949年2月8日出生的事实。被告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出具的证明、住院病历、疾病证明诊断书。旨在证明受害人王桂珍被砖头砸伤在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8天无效死亡的事实。被告理化乡政府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烟草公司及被告邓军、杨艳有异议，认为无尸检报告，不能达到受害人王桂珍因本次事故导致死亡的证明目的。 3、救护车费收据、医疗发票七张、运输王桂珍遗体的交通费收据、冰棺租金及运费支付凭证、冷冻器租金支付凭证。旨在证明原告为抢救治疗王桂珍及将王桂珍遗体运送回家安葬所支付的相关费用。被告理化乡政府、烟草公司、邓军和杨艳以及第三人黄德英对该组证据中属于正式发票的票据无异议，对不属于正式发票的票据不予认可，且正式票据是否与本案有关联由法院核实，交通费、冰棺租金、冷冻器租金包含在丧葬费中，对该票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4、原告申请证人孙某、黄某1、高某、黄某2出庭作证证言。旨在证明花坡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系理化乡政府以及王桂珍在花坡节会场受伤的事实。被告理化乡政府认为证人关于花坡节是由理化乡政府组织的证言是虚假的。被告邓军、杨艳认为证人关于事故发生时间以及案涉塑料布遮挡的摊位是邓军、杨艳使用的证实是虚假的，证人杨某1所作证言是听他人传说的，并非亲眼所见，搭建塑料布棚和拴绳子时她并未看到，并不清楚是谁在拴绳子，只是看到塑料布搭在变压器下，看到旁边有警察拍照和自己参与帮忙抬伤者。被告烟草公司及第三人长春村委、黄德英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5、原告申请法院向大方县公安局理化派出所调取的王桂珍死亡后对邓军、黄德英、李某1等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旨在证明案涉摊位的塑料布是邓军、杨艳搭建和使用。被告理化乡政府、烟草公司及第三人长春村委会、黄德英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邓军、杨艳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的内容与当时的陈述不一致，笔录中的签字是邓军在没有看笔录内容的情况下所签，笔录中清晰记载邓军是用伞遮挡阳光，笔录中没有问塑料布的经营者是谁，只问之前的情况，邓军没有见过世面，遇到大事难免紧张，有的内容没有看清楚，并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2017年2月15日对邓军所作的笔录是受到理化乡政法委书记的威胁，同时有司法所所长参与调解过程中所作出的，该笔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李某1的笔录中“昨天下午6点左右，我们组的邓军把一块花胶布拴在烤房顶的一个出气孔上”不是事实。黄德英的笔录中认可了她做生意摊位的左面是属于邓军家，靠近变压器的摊位是黄德英自己的摊位，靠近变压器搭建的帐棚下面是黄德英自己的摊位。从黄德英的笔录看出黄德英认可了她是塑料布所搭帐篷的使用人。 被告理化乡政府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理化乡长春村首届白营苗族花坡节的照片两张。旨在证明花坡节的主办单位是长春村委会。原告对该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缺乏原始载体，存在瑕疵，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改变花坡节的主办单位是理化乡政府，承办单位是长春村委会，协办单位是专业合作社。被告邓军、杨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达不到理化乡政府的证明目的，被告烟草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第三人长春村委会不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黄德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2、2017年5月11日长春村委会关于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长春村委会关于理化乡长春村第二届苗族跳花节活动方案、（2016）37号理化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2017）4号理化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大方县理化乡权力清单运行监督报告表、借款单、花坡节现场照片四张、光碟一张（现场录像资料）。旨在证明杨国春任长春村委支部委员，系村委会负责人之一，2017年2月6日花坡节系长春村委会与村民协商，由群众自筹经费，杨国春向理化乡政府借款1万元，承办此次活动的是长春村委会，不是理化乡政府。原告及被告邓军、杨艳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达不到理化乡政府的证明目的；被告烟草公司无异议，第三人长春村委会不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黄德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3、理化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取的理化派出所对邓军等人的调查材料）。旨在证明2017年2月6日长春村××组举办花坡节时理化派出所开展了日常巡逻防控工作，并没有上级部门及理化乡政府的安排。原告及被告邓军、杨艳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达不到理化乡政府的证明目的；被告烟草公司无异议，第三人长春村委会不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黄德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4、2017年6月20日长春村委会出具的2017年正月初十日（农历）白营花坡节人数约1500人的证明。旨在证明花坡节的主办单位是长春村委会，杨国春是长春村委会干部，并经手暂借花坡节费用1万元，花坡节时理化派出开展了日常巡逻工作，理化派出所开展该项工作是出于维稳的工作需要，并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命令或理化乡政府的安排，原告主张的理化乡政府安排民警维持秩序不能成立。 5、理化派出所在事故发生后所作的相关笔录。旨在证明事故发生地用绳子连接烤房烟窗砖块搭建摊位所有人是邓军，邓军请李光俊的儿子将绳子拴在烟窗上，该行为的后果应由邓军承担。原告主张拴绳子的砖块有空中幌动几次将王桂珍砸伤的说法是虚假的，王桂珍受伤与理化乡政府无任何关系。原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及第一个证明目的无异议。被告邓军、杨艳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达不到理化乡政府的证明目的，用绳子连接在砖块上的塑料布下的摊位不是邓军经营，是黄德英经营。被告烟草公司无异议，第三人长春村委会不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黄德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被告烟草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旨在证明烟草公司的主体资格。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 2、毕节地区密集烤房建设申请书、大方县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补贴合同及投入补贴计算表、补贴付款委托书、补贴款支付凭证、领款单、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产移交书、烤房群产权移交及管护协议。旨在证明涉案烤房是由长春村委会申请补贴修建，工程属于烟农自建工程，由村委会组织烟农投工投劳修建，烟草公司不是烤房的修建者，只对烤房实施补贴，于2012年11月5日竣工，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并经烟草公司、长春村委会、理化乡政府在项目资产移交书中盖章，对烤房竣工验收合格的事实及产权移交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从移交方和接收方来看，案涉烤房是由烟草公司修建，其移交给接收方并未说清楚是移交产权还是移交给接收方管理，烟草公司难辞其咎。其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案涉烤房已经验收合格，并无验收记录和验收依据。被告理化乡政府代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邓军、杨艳认为该组证据达不到烟草公司的证明目的，烤房上面的编号与资产移交书上载明的编号不符，无法证明移交证书上载明的烤房是否是案涉烤房，烤房群移交及管护协议正好证明了烟草部门有权收调及使用该烤房。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对该组证据有异议，烟草公司在长春村××组修建的案涉烤房，村委会是否申请、如何修建、如何移交本届村委会并不清楚。第三人黄德英对该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及被告邓军、杨艳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邓军、杨艳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事故发生地位置图、派出所现场勘查照片。旨在证明：（1）杨艳经营的摊位是在事故发生地三个摊位的中间摊位，花坡节当天早上使用的是红色伞遮阳，中午以后就没有任何东西遮挡；（2）变压器脚用塑料布搭建的摊位的管理人、使用人、经营人为黄德英，并非杨艳。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事故位置图是在事故发生后被告单方制作，不能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被告理化乡政府认为该组证据中的位置图系被告在案发后绘制，不能证明摊位的实际经营者是谁。被告烟草公司认为该图纸系案发后被告自行制作，且制作的时间距离案发时间较久，被告举证时说明该证据经过长春村委会确认，但该证据上并未加盖长春村委会的公章。第三人长春村委会认为村委会并没有确认该图纸。第三人黄德英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案发后被告自己制作，达不到被告邓军、杨艳的举证目的。 2、2017年7月12日大方县人民法院对黄德英的调查笔录、2017年11月25日邓军家属对黄德英及家人的谈话记录及视频光盘。旨在证明：（1）黄德英在调查笔录中承认其经营的摊位位于变压器脚，本案事故发生地就是变压器脚使用塑料布的摊位，其管理人、使用人、经营人为黄德英，并非杨艳；（2）黄德英认可其解掉过跨越塑料布的第五根固定绳索，其儿子认可不是黄德英借塑料布给邓军、杨艳；（3）黄德英经营位于变压器脚的摊位系其于2017年2月5日用塑料布搭建。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证明目的。塑料布无论是邓军向黄德英所借，还是黄德英主动借给邓军使用，都不能改变塑料布的使用人系邓军、杨艳的事实，且证人已经证实是邓军请其帮忙拴塑料布，塑料布摊位的使用人也是邓军和杨艳。黄德英已经有了遮阳伞，没必要再搭建塑料布，该证据与事实不符。被告理化乡政府及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被告烟草公司对大方法院制作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对谈话记录和视频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黄德英对法院的调查笔录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相反，黄德英向法院的陈述与在理化派出所的陈述以及邓军在理化派出所陈述事实一致。对谈话笔录及视频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笔录及视频是邓军、杨艳自行制作，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3、2018年4月11日邓军家属对派出所事件调查的录音、事故发生时所拍照片、证人李某1在理化派出所前期调查时所作的笔录。旨在证明：（1）理化派出所出具的图片印证了黄德英在法院自认其摊位是位于变压器脚的事实；（2）理化派出所提交到法院的材料经过修改，现场勘查不合法不规范，勘查笔录内容不属实，图片经过压缩不能反映本身的现状。图片右角签有“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原件电子档已经删除”的签字，印证了理化派出所对调查事实的说法前后矛盾；（3）李某1在派出所的笔录内容不属实。原告、被告烟草公司及第三人黄德英对于理化派出所拍摄的照片无异议，对被告提交的照片不予认可，该照片是事后被告收集，是否已经改变了当时现场的状况不得而知，应当以一审时提交的照片为准，李某1的笔录无真实客观性，应当以李某1第一次在派出所所作的笔录为准，对视频资料的三性不予认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理化乡政府及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对理化派出所提供的照片无异议，对被告邓军、杨艳提供的未加盖理化派出所印章的照片及视频的三性不予认可，达不到其的证明目的。 4、走访李某1情况调查证明、花坡节现场情况说明、孙远奎、李某1、李定秀、杨国荣、黄某1视频及证言，孙远春、杨汝英、杨龙、杨明举、曾学秀、杨华证人证言。旨在证明：（1）目及证人李某1证明了邓军摊位位于中间位置，没有使用塑料布搭建，用塑料布搭建的摊位使用者是黄德英；（2）杨艳的摊位早上使用的是四脚红色伞遮太阳，塑料布搭建的摊位是黄德英安排搭建并使用，邓军及杨艳并未使用，就不存在借用；（3）孙远奎证明了经营塑料布摊位的是黄德英；（4）李某1证明了经营塑料布摊位的是黄德英，同时证明黄德英本人在理化派出所的笔录内容不属实；（5）李定秀证明了早上看到黄德英经营摊位使用的是塑料布；（6）杨国荣证明了塑料布是黄德英使用；（7）黄某1证明了第一次开庭时原告方指示证人作假证。原告及被告理化乡政府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被告邓军、杨艳的证明目的，塑料布是邓军向黄德英所借，并请案外人帮忙搭建，从邓军在派出所的笔录可以看出塑料布的使用者是邓军。在该组证据的录音视频中，证人所说的都是听他人说，且在录制视频过程中，被告邓军、杨艳存在诱导行为。被告烟草公司、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及黄德英对李某1的情况调查证明和花坡节现场情况说明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的录音中的证人都没在二审及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出庭作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所以对证言的合法性持有异议；被告在询问证人时，对证人存在诱导发问的嫌疑，从形式上来说也不合法，部分证人在视频中说的内容，都是从其他人口中得知，属于传闻证据。故对该组视频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持异议。本案已经一审、二审及本次庭审，不排除被告邓军、杨艳及代理人与其他人之间相互虚构描述案件事实的情况。 5、杨明先、李清平证人证言及视频。旨在证明：（1）黄德英说她请李某2、李清平、邓军等人帮忙于2017年2月5日用塑料布搭建位于变压器脚的摊位；（2）黄德英喊他人拴绳子，邓军的摊位在中间，损害事故是因黄德英的摊位而发生。原告、被告烟草公司及第三人黄德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被告邓军、杨艳的证明目的，塑料布是邓军向黄德英所借，并请第三人帮忙搭建，从邓军在派出所的笔录可以看出塑料布的使用人是邓军。在该组证据的录音视频中，证人所说的都是听他人说，且在录制视频过程中，被告存在诱导行为。在本次庭审中出示的证言，有的证人证言与第一次作证内容有冲突，第一次所说的是邓军请人拴塑料布，但在本次庭审中说的又是黄德英安排人拴塑料布。应当以第一次庭审时的为准，因第一次有邓军在理化派出所的笔录相互印证，与第一次时的证言形成证据锁链，证明邓军请人拴塑料布，而不是黄德英叫人拴的。被告理化乡政府及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6、杨某2证人证言及视频。旨在证明：（1）黄德英认可她解掉过越过塑料布的第五根固定绳索，其儿子认可不是黄德英借塑料布给邓军、杨艳；（2）黄德英解掉塑料布，影响了塑料布整体结构，如果不解掉第五根绳子，则不会发生事故。原告、被告理化乡政府及第三人黄德英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杨某2证言中，第四行及第九行的表述相互冲突，该证言不客观不真实。被告烟草公司及第三人长春村委会认为本案第一次庭审时杨某2到庭作证时，其认可系杨艳的妹妹，与被证明人有利害关系。 7、大方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检验申请表、案涉烤烟房照片。旨在证明：（1）该案对杨艳及家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2）案涉烤房年久失修，其管理、使用人应当承担责任。原告、被告理化乡政府、第三人长春村委会、黄德英对检验中心申请表的合法性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被告邓军、杨艳的状况表示同情，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对烤房照片的证明目的无异议。被告烟草公司认为被告邓军、杨艳提供的体检申请表对本案不具备证据意义，与本案待审事实及争议焦点无关联性，对案涉烤房的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烤房所有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不能通过照片反映。 8、证人李某1、李某2、李某3、刘某、杨某2出庭作证证言。旨在证明：（1）搭建塑料布连接烟窗的胶带和绳子不是邓军所拴；（2）塑料布下面摊位的经营者系黄德英，并非邓军和杨艳；（3）塑料布并非邓军和杨艳所借用。原告对证人李某1、李某2的证言无异议，但该证言并不能证明塑料布下的经营者和实际所有人，相反证明塑料布系邓军参与固定，李某2的证言证明了拴塑料布的绳子是被告邓军请证人帮忙，且在事故发后再帮助邓军带孩子，也能证明该摊位是邓军在使用。对其余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已全程旁听了整个案件审理的过程，证人证言不存在客观真实性。被告邓军在派出所所作的笔录与证人证言相冲突，有冲突部分以邓军在派出所所做的笔录为准。第三人黄德英认为李某1等证人的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证人在本案一审二审中已出庭作证，且证人在作证时，其他证人在旁听案件审理，证人之间相互商量沟通，对其证言进行相应的裁剪，从而构成了虚假的案件事实。被告理化乡政府、烟草公司及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对所有证人证言均无异议。 第三人长春村委会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黄德英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证人邓某、黄某3、王某、陈某出庭作证证言。旨在证明花坡节当天黄德英摊位使用的是邓某从黄泥塘镇搬运过来的红伞，案涉塑料布是邓军搭建，杨艳使用。原告及被告理化乡政府、烟草公司、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对所有证人证言均无异议。被告邓军、杨艳对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有：案涉烤房照片二张、对孙远杰、黄德英、李姣的调查笔录。原告对现场照片及对黄德英、孙运杰的调查笔录无异议，但对李姣关于第二届花坡节是长春村委会组织的陈述有异议。被告理化乡政府对现场照片和黄德英的调查笔录无异议，但认为孙远杰关于花坡节是政府主办的证言不属实，李娇是本案代理人，不是证人，对其调查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被告烟草公司对本院调查的证据无异议。被告邓军、杨艳认为黄德英的证实与事实不符，邓军经营的摊位是用红伞遮挡太阳，紧邻黄德英的摊位，两个摊位搭建前，邓军向黄德英借塑料布以及小红伞，后经邓军与黄德英合意，塑料布摊位由黄德英经营，小红伞的摊位由邓军经营。长村村委会已对邓军提供的现场图予以确认，加上邓军出庭作证的证人证实，足以证明邓军不是塑料布摊位的经营管理人，不应承担责任。李姣是理化乡政府的代理人，其证实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人长春村委会及黄德英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 经本院审查，原告提交的书证中除冰棺及冷冻器租金支付凭证的证明目的已包含在丧葬费用范围内，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外，对其余书证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告证人关于王桂珍在花坡节当天受伤事实的证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其余证言与各证人的前后陈述以及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该部分证言内容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被告理化乡政府提供的证据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理化乡政府关于长春白营花坡节由长春村委会组织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被告烟草公司提交的证据来源于该公司编撰保存的档案，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邓军、杨艳提供的证据中证明李清平帮助邓军将塑料布的一角拴在烤房烟窗上以及黄德英在经营过程中，解开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将红伞移动到塑料布下面经营的证明内容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第三人黄德英提供的证据中，本院对证明其经营的摊位曾经使用过红伞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本院依职权对被告理化乡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姣的调查笔录，其性质相当于当事人的陈述，属于民诉法规定的证据范畴，其内容与本案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本院对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理化乡政府根据该乡属于苗族彝族乡的具体情况，在长春村委会的配合下，于2016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在长春村××组举办苗族传统节日跳花坡，并将每年农历正月初十日确定为一年一度的长春白营花坡节。2017年1月21日，理化乡政府通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以【2017】4号《理化苗族彝族乡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同意在县拨文化专项经费中暂借长春村白营花坡节费用10000.00元。同年1月24日，长春村委会副主任杨国春以在县拨文化专项经费中暂借长春村白营花坡节费用为由出具借款单，并经理化乡政府相关领导审核签字后借款10000.00元，该借款并未计入长春村委会的账务。2017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十日），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如期举行。同年2月5日下午，邓军、黄德英为了第二天花坡节摆摊经营，由黄德英提供一张塑料布搭棚用作摊位遮挡太阳，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忙搭建，李清平用绳子一端连接塑料布的一角，另一端固定在烟草公司投资修建而产权属于长春村委的烤房烟窗出口处、用于支撑烟窗盖板的四个砖柱中的一个砖柱上，该砖柱的作用在于支撑烟窗上方的盖板。该塑料布的其余三角由邓军分别用绳子固定在电杆、路牌及树子上，并用一根绳子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的张力。2017年2月6日花坡节当天，黄德英、杨艳均在塑料布搭建的帐篷下摆摊经营，邓军摆好经营物品后忙于他事，由其妻杨艳具体负责经营。在经营过程中，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变化，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第五根绳子一端，将其使用四脚红伞移至塑料布之下用于遮挡阳光。当日中午一点半左右，由于风力较大，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摆动形成的拉力将作为固定物的烟窗砖柱上的砖块拉脱，砸中经过此处的王桂珍和李某1，其中王桂珍被砸伤倒地。在现场维持秩序的民警知道情况后，及时将王桂珍扶起，电话向理化派出所领导汇报的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车赶到后将王桂珍送到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大方县人民医院急诊检查后，于2017年2月6日16时59分入住该院重症医学科治疗，王桂珍所受损伤诊断为：1、特重度颅脑损伤：（1）右侧额部硬膜外血肿；（2）两侧额叶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面颅骨多发骨折；（5）考虑副鼻窦积液；（6）两侧眼眶积气；2、右下肺挫伤；3、C7椎体右侧横突骨折；4、失血性休克；5、代谢性酸中毒。2017年2月14日1时，因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王桂珍家属支付了“120”出诊费400.00元、大方县人民医院急诊检查和住院费42108.28元、王桂珍死亡后运送尸体回家的运输费用588.00元和租用冰棺等费用。王桂珍系孙怀云之妻，系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之母，出生于1949年2月8日，2017年2月14日死亡时年满六十八周岁。王桂珍死亡后，各方就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赔偿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一、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还是长春村委会；二、邓军请李清平帮忙搭建的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使用人是邓军、杨艳还是黄德英；三、受害人王桂珍的死亡是否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原因；四、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支持；五、赔偿义务人及赔偿比例应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一）、关于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还是长春村委会的问题。2016年第一届长春白营花坡节活动现场的背景布标上标注的活动主办单位为长春村委会、协办单位为大方县红平农牧业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但实际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长春村委会配合，活动经费由理化乡政府出资，由理化乡政府安排相关人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邀请了有关单位的人员参加。2017年2月6日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活动现场的背景布标上标注的活动主办单位虽然仍为长春村委会，理化乡政府亦提供了《理化乡长春村第二届苗族跳花节活动方案》，该方案载明活动经费由群众自筹，但该方案直到本案诉讼过程中才由理化乡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找长春村委会负责人加盖公章，活动经费是由长春村委会副主任杨国春根据2017年1月21日理化乡政府党政联席会议的安排，从县拨文化经费中暂借，该借款并未计入长春村委会的账务，活动当天由理化派出所安排警力维持秩序，长春村委会在诉讼过程中强调村委无能力组织这种大型活动，故可以推定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是理化乡政府而不是长春村委会。 （二）、关于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助搭建的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使用人是邓军、杨艳还是黄德英的问题。本案在诉讼过程中，邓军对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搭建过程的陈述与事故发生后其在理化派出所陈述一致，并有参与搭建的证人证言佐证。但是，关于所搭建塑料布的使用人问题，邓军、杨艳的陈述与黄德英的陈述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内容互相冲突，完全相反，且难以确定证明力大小，而邓军、杨艳的证人中，杨艳之妹杨某2证明在经营过程中，其曾参与将杨艳使用的红伞移动到黄德英经营的摊位。因此，应推定遮挡太阳的塑料布系黄德英提供，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忙搭建，该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系邓军、杨艳和黄德英共同使用。本院对邓军、杨艳及黄德英关于用于遮挡摊位的塑料布的使用人的意见均不予采纳。 （三）、关于受害人王桂珍的死亡是否存在本案以外的其他原因的问题。王桂珍受伤后，由“120”救护车送到大方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自2017年2月6日16时13分门诊检查后于16时59分转入该院重症医学科治疗到14日凌晨1时0分死亡。根据病历记载，王桂珍入院时呈深度昏迷、呼吸急促、双侧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四肢冰凉，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按照医疗规程对其进行抢救治疗，至2月14日零时30分王桂珍心率、血压下降，经抢救无效后于1时0分死亡。从该病历记录可以看出，王桂珍自入院到死亡期间，一直在大方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持续治疗，病历亦未记载该期间王桂珍未患有其他致命性疾病或者存在其他伤害情况，因此，应当确认王桂珍系因被事发地烤房烟窗出口处坠落的水泥砖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对邓军、杨艳关于王桂珍死亡后未进行尸检，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死亡原因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支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本院对原告请求赔偿王桂珍死亡造成的相关费用的主张予以支持。王桂珍被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王桂珍受伤住院期间，共计产生治疗费用42108.28元，有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发票、住院病历依据相互佐证，该项损失本院予以确认。2.护理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的规定，王桂珍实际住院8天，原告未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对该项损失应比照2017年度贵州省居民服务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38568元/年÷365日/年×8日=845.33元，对原告要求按照2016年贵州省农林牧渔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王桂珍住院期间治疗机构未出具要求两人护理的证明，且王桂珍自入院至死亡期间一直在重症医学科治疗，对原告要求赔偿王桂珍住院期间两人的护理费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王桂珍受伤实际住院时间为8天，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其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100元/日计算为800.00元。4.死亡赔偿金。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王桂珍死亡时年满六十八周岁，其死亡赔偿金比照2017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为8869元/年×12年=106428元，受害人王桂珍系农村居民，对原告主张该项费用以2017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5.丧葬费。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原告要求赔偿王桂珍死亡的丧葬费29199.00元，没有超过2017年贵州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795.00元的标准，对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6.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以2016年贵州省农牧渔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按6人误工计算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按照国家倡导的丧事从简原则，办理丧葬事宜的时间以3天计算较为适宜，本院对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误工时间以7天计算的主张不予支持。故该项费用计算为53874.00元/年÷365天/年×3天×6人=2656.80元。7.救护车费及运尸费。王桂珍受伤后，“120”救护车急救收取的费用400.00元、王桂珍死亡后其家属将尸体运回家安葬支付了运送费588.00元，共计988.00元，属于因王桂珍受伤、死亡产生的合理费用，本院予以支持。8.冰棺及冷冻器租金。该费用已包含在丧葬费用的范围内，原告要求赔偿该项损失的主张属于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9.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王桂珍的死亡必然会对其近亲属即7原告造成一定精神损害，但原告要求赔偿50000.00元过高，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支持20000.00元。综上，原告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治疗费42108.28元、护理费845.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00元、死亡赔偿金106428.00元、丧葬费29199.00元、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656.80元、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9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0元，共计203025.41元。 （五）、赔偿义务人及赔偿比例应如何确定的问题。理化乡政府作为第二届长春白营花坡节的组织者，对花坡节活动场地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管理和防范，未尽到安全防范义务，导致邓军、杨艳和黄德英分别经营的摊位共同使用的塑料布连接烟窗砖柱的一角因风力将砖块拉脱落将王桂珍砸伤抢救无效死亡，理化乡政府的过错行为是导致该损害事实发生的一个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理化乡政府应当王桂珍遭受的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邓军、杨艳夫妇作为使用塑料布遮挡太阳摊位的经营者之一，邓军请李清平等人帮忙将遮挡太阳的塑料布一角用绳子系在烤房烟窗砖柱上，因疏忽大意而未预见风力导致连接塑料布的绳子拉力过大而将砖柱的砖块拉脱落的危险，是导致砖块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又一原因。黄德英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用于控制塑料布张力的绳子一端，使塑料布的张力扩大，是导致固定在烤房砖柱上的绳子将砖柱砖块拉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再一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邓军和黄德英应分别对将连接塑料布的绳子系在砖柱上的过错行为和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绳子的过错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邓军、杨艳夫妇及黄德英作为使用塑料布遮挡太阳的摊位经营者及受益人，对塑料布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排查和防范，是导致砖块脱落将王桂珍砸伤致死的第四个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到合理限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的规定，邓军、杨艳夫妇及黄德英应当对王桂珍因烤房烟窗砖块脱落砸伤致死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对王桂珍造成的损害，理化乡政府，邓军、杨艳及黄德英的行为均存在过错。其中，邓军存在请李清平等人帮忙将连接塑料布的绳子系在烤房烟窗砖柱上和与杨艳经营使用塑料布摊位而疏于对安全隐患排查防范的双重过错，黄德英存在解开横跨在塑料布上绳子和经营使用塑料布摊位而疏于对安全隐患排查防范的双重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本案中理化乡政府、邓军和杨艳及黄德英行为的过错程度，可酌情由理化乡政府承担20%的管理责任为40605.08元（203025.41元×20%），邓军、杨艳和黄德英分别承担40%的责任为81210.16元（203025.41元×40%）。烟草公司作为烟窗砖块脱落的烤房的修建者，该烤房修建竣工经验收合格后移交给长春村委会管理使用多年，烟草公司及长春村委会分别作为烤房的修建者和管理者，所修建的烤房本身并无质量问题，管理者也不存在过错，对本案中王桂珍造成的损害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本院对原告请求烟草公司及长春村委会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费用共计40605.08元； 二、被告邓军、杨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费用共计81210.16元； 三、第三人黄德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因王桂珍死亡造成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救护车费及运送尸体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费用共计81210.16元； 四、驳回原告孙怀云、孙远菊、孙远文、孙远琴、孙远军、孙远敏、孙远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05元，由被告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人民政府负担241元，被告邓军、杨艳共同负担482元，第三人黄德英负担4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邹 刚 人民陪审员  曾忠媛 人民陪审员  徐 玥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王婷                                                                         书记员 陈祖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