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17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刚，男，汉族，1949年2月28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世强，男，汉族，1953年2月15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珲，桐梓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令狐昕，桐梓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贵州名城（桐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登凤，女，汉族，1979年3月13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超，男，汉族，1981年9月18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金勇，桐梓县水坝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元海，桐梓县水坝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李世强、李世刚因与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8）黔0322民初5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世刚、李世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珲、令狐昕，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元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世强、李世刚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李世刚、李世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不清，以致于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错误。一、关于本案的客观事实。上诉人李世刚、李世强系兄弟关系，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系夫妻关系，李登凤系李世刚的小女儿，王永超系李世刚的女婿。上诉人李世刚原本跟随李登凤、王永超夫妇生活，但因李登凤、王永超夫妇对上诉人李世刚态度恶劣，甚至打骂，以致李世刚不愿与李登凤、王永超夫妇继续共同生活，在李世刚与李登凤、王永超夫妇共同生活期间，李世刚把自己与李世强的所有财产交由王永超、李登凤夫妻保管。以上财产共有四笔，分别为：一、李世刚在与李登凤、王永超共同生活期间把自己卖牛所得的款项以及自己的私房钱共计29000元交由李登凤、王永超保管。二、因李世刚、李世强原来所居住的铁山村瓦房组属于地质灾害区，2014年由桐梓县人民政府与李世强、李世刚签订地质灾害补偿协议，该房屋获得补偿款以及远程耕作及水改旱共217594元，其中李世刚户所得87690元，也全部交由王永超、李登凤夫妻保管。三、2014年5月29日案外人李万林（李世刚、李世强之父）订立《委托书》将其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现已更名为桐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的存折交由李世刚，再由李世刚交给王永超、李登凤夫妻保管，在此期间王永超、李登凤夫妻分五次共取出9700元。四、李世强在入狱前另交25000元现金给王永超、李登凤夫妻保管。以上李世刚、李世强兄弟二人共计交由王永超、李登凤夫妻保管财产151390.00元。上诉人李世刚、李世强多次向被上诉人王永超、李登凤夫妻催讨归还由其保管的财产，被上诉人均置之不理。二、关于第三笔款项系上诉人李世刚继承案外人李万林（李世刚、李世强之父）的财产，后由上诉人李世刚交给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保管，在保管期间李登凤、王永超私自取出9700元，应当返还，一审判决不予支持，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经过一审庭审已经查明，2014年5月29日，案外人李万林（李世刚、李世强之父）与上诉人李世刚订立了《委托书》，由于李世强在此期间入狱，由李万林作为委托人，委托李世刚对李万林的生安死墓及房屋财产一切进行管理继承。该份《委托书》系由二被上诉人提供，且经案外人李万林、上诉人李世刚签字确认，还加盖有桐梓县铁山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二被上诉人也予以承认，系由二被上诉人从案外人李万林的存折中取出了9700元，而且二被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取出该笔款项的用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该存折原本系上诉人李世刚之父李万林交由其管理和继承，李世刚只是交由二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保管，并未授权二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使用，二被上诉人私自取出存折内的钱已经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在一审庭审当中二被上诉人提交的《委托书》已经明确了案外人李万林的生安死墓及房屋财产一切均由上诉人李世刚进行管理继承，因此该存折内的财产理应由上诉人李世刚继承，一审法院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系认定事实不清。三、原审法院认为：“《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在调解中对事实互相妥协让步的基础上达成的，不能单独以此约定证明原告的主张”，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在上诉人李世刚与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所签订的《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承诺返还上诉人李世刚卖牛钱29000元，并返还土地赔偿款87690元，该协议经双方确认签字捺印。该协议系上诉人李世刚与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其次，在一审庭审当中被上诉人李登凤、王永超均承认该《治安调解协议书》是其所签，并承认协议内容。也并未举证证明其有受到胁迫等情况，该份协议更不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上诉人李世刚只是把自己的财产交由二被告保管，并不是赠与，在协议中要求二被上诉人返还财产系正当行为。最后，一审并未对《治安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合同，该份《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协商达成的，并不存在显示公平或者无效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既然双方已经达成了合意就应当按照协议履行。因此，原审认为“《治安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在调解中对事实互相妥协让步的基础上达成的，不能单独以此约定证明原告的主张”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李登凤、王永超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李世刚、李世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李登凤、王永超立即返还李世刚、李世强交由其保管的财产共计15139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世刚与李世强系兄弟关系，李登凤、王永超系夫妻关系，李登凤系李世刚女儿，案外人李万林系李世刚、李世强父亲。李世刚共生育四名女儿，李登凤与王永超于2003年3月27日生育儿子王贵红、于2008年9月3日生育女儿王俊英、于2010年4月21日生育女儿王维花、于2011年1月16日生育儿子王龍城，于2013年11月14日生育儿子王维凤。李世刚原与李登凤、王永超长期共同生活已有十余年之久，由李登凤、王永超赡养，后因双方发生纠纷李世刚搬离王永超、李登凤家，不再与王永超、李登凤共同生活，现李世刚居住于桐梓县养老院。2014年5月29日，案外人李万林与李世刚订立《委托书》：“委托人：李万林，男，汉族，现年90岁，住。委托事由，因本人现年高、病情严重，次子李世强已被法律处法，本人生活无法解决，特委托我长子李世刚对我的生安死墓及房屋财产一切委托长子李世刚管理继承。特申请上级有关领导给予支持和帮助为盼。委托人：李万林。受托人：李世刚。见证人：梁正华、李世群。”桐梓县铁山村村民委员会在《委托书》左下注明“同意李万林同志的委托铁山村委2015.3.24”并加盖公章，案外人李万林及李世刚均在《委托书》上予以确认，后李万林于2015年去世，其生前在桐梓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已经更名为“桐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有账号为“2229122001020102078738”的加盖有“城乡养老保险”字样公章的存折及办理有账号为“2229122001020100657484”的存折二本。2014年6月13日，李世刚、李世强作为乙方，案外人贵州省桐梓县万顺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木瓜镇地质灾害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其与本案相关主要内容为：“一、安置方式：乙方自愿选择货币安置搬迁安置补偿方式进行搬迁。二、补偿标准及金额：按照木瓜镇2013年搬迁安置方案，乙方房屋及地面附属设施补偿、其他安置补助费补充共计现金：贰拾伍万壹仟壹佰叁拾肆元肆角（￥：251134.4），具体明细表详见附表。其中：1.远程耕作补助以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确定的划地人口为准，每个划地人口按4亩面积计算，一次性每亩补偿4000元，补偿时段从2013年起至煤矿关闭时止；2.水改旱按承包稻田的面积为准，一次性补偿每亩9000元，补偿时段从2013年起至煤矿关闭终止。”《木瓜镇地质灾害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乙方落款处由李登凤签名捺印并注明“李登凤代”字样，《桐梓县李世强、李世刚搬迁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金额（补充）》明细表载明，李世刚户远程耕作补助系按划地人口5人每人4亩每亩200元一次性补助20年进行计算，共计80000元，水改旱系按稻田承包面积0.410亩每亩450元一次性补助20年进行计算，共计为3690元。2014年7月18日，贵州省桐梓县万顺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将李世刚户的款项共计87690元支付。李世刚与王永超、李登凤共同生活期间，李世刚于2016年1月17日立下题名为《继承》的书面遗嘱：“继承人，李世刚《男》汉族，住。关于父亲（李世刚）生死一切费用由李登凤负担，父亲（李世刚）一切财产由李登凤继承，关于家庭一切纠纷以今日为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重提，以后父亲李世刚一切财产与李登彩、李登怀无关。”《继承》落款处，李登凤在“继承人”一栏签字并捺印，李登彩、李登怀、王永超在“见正人”（应为“见证人”）一栏签字并捺印，李世刚亦签字捺印。2017年6月5日，因李世刚与李登凤发生纠纷，在桐梓县公安局羊磴派出所调解下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主要事实：2017年6月5日8时许，桐梓县羊磴镇白果村梨树组李登凤与父亲李世刚两人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在争吵中李世刚就用碗砸向李登凤，李登凤被砸后便用手中炒菜的汤瓢准备打李世刚，李世刚就跑，在跑的过程中，李世刚摔倒在地，导致李世刚手中碎碗块把自己的右手划伤。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李登凤要退还李世刚卖牛钱及私房钱贰万玖仟（29000.00）元人民币整；二、李登凤退还在政府领取李世刚的土地赔偿款给李世刚。三、李登凤不得动李世刚的生期（活墓）。四、李世刚不愿意和李登凤一起生活，自己一个人居住。五、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律责任；六、双方不得再以此事发生任何矛盾纠纷。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时起生效，对已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再处罚，不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予以处罚；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协议书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调解机关留存一份。”李世刚、李登凤、王永超均在《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及捺印，桐梓县公安局羊磴派出所在落款处加盖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四）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之规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李世强诉状诉称其于2014年因犯罪入狱服刑，但在入狱服刑前其可以选择将现金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方式进行保管，其陈述的于2014年因入狱服刑将25000元交予王永超、李登凤保管并无必要性也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且庭审中，李世强亦当庭陈述其并未交付钱给王永超、李登凤，故李世强要求王永超、李登凤返还其交予保管的25000元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亦无证据证明该主张，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李世强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对李世强要求王永超、李登凤返还其交予保管的25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李世刚、李世强与王永超、李登凤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李登凤是从户名为“李万林”的账户中支取了9700元，该账户系案外人李世强父亲李万林所有，李世强亦无证据证明该账户中的资金系其存入或系其所有，故对李世强请求王永超、李登凤返还从其存折中支取的97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李世刚诉请返还卖牛款及因地质灾害所补偿的有关款项的请求，双方虽已经在《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但该协议系李世刚与王永超、李登凤为达成调解、和解的目的而在对事实互相妥协让步的基础上签订，故《治安调解协议书》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但不能直接以《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记载的内容作为本案的案件事实，李世刚、李世强与王永超、李登凤双方需重新对本案案件事实进行举证。《治安调解协议书》末尾注明“对已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再处罚，不履行协议的，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予以处罚；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故双方在《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达成的协议并不具有司法终局裁判的效力，人民法院可对《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达成的协议中与双方举证证明的法律事实不符及显失公平的部分进行调整。李世刚系李登凤父亲，王永超系李世刚女婿，双方在基于家庭关系共同生活期间，未对其间各自的经济财产收入明确约定为共同共有或各自所有，但结合李登凤签字捺印的题名为《继承》的书面遗嘱中“父亲（李世刚）一切财产由李登凤继承，关于家庭一切纠纷以今日为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重提，以后父亲李世刚一切财产与李登彩、李登怀无关”的内容，可以证明李世刚与王永超、李登凤在共同生活期间实行的是财产收入由各自所有的家庭经济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及第一百六十三条“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之规定，李世刚在与王永超、李登凤共同生活期间将其财产交由王永超、李登凤管理，双方对李世刚所有的财产的管理成立事实上的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其中王永超、李登凤为代理人，李世刚为被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之规定，李世刚已不再与王永超、李登凤共同生活，其与王永超、李登凤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终止，王永超、李登凤继续占有李世刚的财产已无合法理由，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王永超、李登凤应向李世刚返还其在共同生活期间由其保管的财产。1.对李世刚诉请返还29000元卖牛款的请求，王永超、李登凤认可存在卖牛一事但否认李世刚将卖牛钱交予其保管，《治安调解协议书》中虽约定“李登凤要退还李世刚卖牛钱及私房钱贰万玖仟（29000.00）元人民币整”，但该约定系双方在调解中在对事实互相妥协让步的基础上达成故不能单独以此约定证明李世刚的事实主张，李世刚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对其诉称的将29000元卖牛款交予王永超、李登凤保管的主张进行佐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故对李世刚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木瓜镇地质灾害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落款为李登凤签名捺印，且王永超、李登凤也对领取8769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该笔款项中包含远程耕作补助及水改旱，该款具有社会补助及保障性质，应结合其户内家庭成员间各自经济收入能力及生活需要进行分配。《木瓜镇地质灾害搬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后附的《桐梓县李世强、李世刚搬迁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金额（补充）》中载明李世刚户的远程耕作补助按划地人口5人平均每人4亩每亩单价200元计算，该部分款项按划地人口数进行均分，故属于李世刚的远程耕作补助应为16000元；对除去远程耕作补助款外的水改旱3690元及另外的4000元，考虑到李世刚年纪较大，无收入来源的具体情况，酌情认定该水改旱3690元及另外的4000元均由李世刚享有，故王永超、李登凤应向李世刚返还的搬迁补偿安置费用共计16000元（远程耕作补助）＋3690元（水改旱）＋4000元＝23690元。对王永超、李登凤所主张的其领取的补偿款已用于修生期坟、作法事、修缮丁世芬坟墓等，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王永超、李登凤关于前述费用应部分从李世刚的财产中予以扣除的意见，不予采纳。综前所述，李登凤、王永超应向李世刚返还的财产为搬迁补偿安置费用2369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登凤、王永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李世刚搬迁补偿安置费用23690元；二、驳回原告李世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李世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28元，减半收取1664元，由原告李世刚、李世强负担1330元，被告李登凤、王永超负担334元。本院二审期间另查明，在一审庭审中，李世刚、李世强表示李世刚要求李登凤、王永超返还的金额116690元，李世强要求李登凤、王永超返还的金额34700元，34700元包括李登凤从李万林账户支取的970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在2017年6月5日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双方以该协议主张履行约定内容的依据，但不能以该协议达成的内容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即李世刚是否将卖牛钱、私房钱29000元交由李登凤管理，还需要李世刚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但李世刚对此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因此，一审对李世刚主张李登凤、王永超返还该笔款项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因地质灾害搬迁获得的补偿款，从补偿协议可见是以家庭人口所作补偿，李世刚、李登凤均有权获得补偿，李登凤占有李世刚部分的补偿款应予返还李世刚。对于李登凤占有的已经去世的李世刚妻子部分，不应作为不当得利进行审理，而应以继承纠纷进行审理，一审认定李登凤、王永超仅返还李世刚部分并无不当。从李世刚与其父李万林所签订的委托书可见，李世刚继承李万林财产，但李世刚在一审中并未主张李登凤从李万林账户中支取的9700元返还李世刚，而是李世强主张该笔款项，李世强主张该笔款项则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未认定李登凤返还李世强该笔款项并无不当。李世强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并未亲自将25000元交由李登凤保管，李世刚称其将该款交由李登凤保管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未予支持李世强要求李登凤返还该笔款项的主张正确。综上所述，李世强、李世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8元，由李世强、李世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李成波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