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19民终34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琳，女，汉族，1987年11月20日出生，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华，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威远，广东普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亚钦，男，汉族，1975年12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电白县，上诉人张琳因与被上诉人梁亚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民初2885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案涉《店铺转让合同》、《收据》与《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作为认定案外人叶卫彬为案涉店铺和品牌经营的受让人的主要依据，是轻率的。张琳基于与叶卫彬的合作关系，委托叶卫彬与梁亚钦订立转让协议；而在受让后，叶卫彬依据分工进行案涉店铺的日常管理。叶卫彬在上述文书上签名完全符合常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表明，张琳委托叶卫彬签订转让协议，张琳是实质的受让人。而叶卫彬已经在《声明》中明确案涉转款人实质来源于张琳，张琳为实际的受让人。叶卫彬的陈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如张琳在本次上诉中提供的新证据材料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店铺转让过程中，梁亚钦一直就相关事宜与张琳进行沟通，包括向张琳催收转让款、要求张琳对账、不否认收到张琳的23万元转让款、承认店铺是转让给张琳、与张琳协商退款事宜等。张琳在本次上诉提供的新证据材料银行流水显示，梁亚钦在2017年7月27日收到的案涉转让款9万元（以现金形式给付），是张琳在同一天在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取出8万元然后另加1万元而形成的。二、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梁亚钦在签订合同时或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晓叶卫彬与张琳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不恰当的。梁亚钦在庭审时，对于张琳通过其账户直接向其汇入多笔款项没有异议，也承认本案之外与张琳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如起诉状所呈现，张琳通过其账户直接向梁亚钦汇入的款项多达86950元，用以汇入该款项的转账次数多达11次。按照常理分析，梁亚钦应该觉察到，或者至少不排除，张琳为实际受让人或实际受让人之一。而叶卫彬作为在转让事宜中直接与梁亚钦进行交易的人员，已经在《声明》中明确陈述其受托人的角色、张琳的委托人角色、案涉转让款实际来源张琳、梁亚钦已经知道张琳为实际受让人等事宜。一审法院认为该《声明》为叶卫彬的单方意思表示从而对梁亚钦没有约束力是不恰当的。叶卫彬作为直接与梁亚钦进行交易的一方，亲历了签订合同、提供转让款等事宜，其对于关键案情的陈述，是绝对的关键证据，且应当作为认定本案的“张琳与叶卫彬是否存在委托关系”、“梁亚钦是否对于该委托关系知情”等情况（这些情况直接决定本案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参考因素。同时，一审法院如果认为需要核实叶卫彬陈述的真实性，可以依职权令其出庭进行调查，张琳也可以申请叶卫彬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以叶卫彬没有出庭而必然质疑《声明》的真实性是不恰当的。而张琳在本次上诉中所提交的新证据材料足以反驳梁亚钦的“不知晓张琳为实际受让人”的主张。三、即便认定梁亚钦在签订合同时或履行合同过程中不知晓叶卫彬与张琳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不妨碍张琳向其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3条第一款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张琳与叶卫彬明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而叶卫彬作为受托人，因梁亚钦在签订《店铺转让合同》时隐瞒案涉店铺为违章建筑的行为，导致作为委托人的张琳无法履行义务，而叶卫彬与张琳基于委托关系本来便知晓梁亚钦在店铺转让中的角色，故张琳作为委托人，可以行使叶卫彬对张琳的权利。而依据常理分析，梁亚钦在订立《店铺转让合同》时不会因为知道张琳为实际受让人而不会订立该合同，因为对于梁亚钦来说，是张琳还是叶卫彬作为受让人是没有区别的。四、张琳直接向梁亚钦支付多笔款项，且明显是针对案涉店铺转让的。而叶卫彬也《声明》中解释了其向梁亚钦给付的所有款项均由张琳提供。现因梁亚钦在转让店铺时没有如实告知该店铺为违章建筑的事实，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梁亚钦应返还转让款。因此，基于公平考虑，张琳有权向梁亚钦主张权利。梁亚钦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亚钦立即向张琳返还款项236950元并支付以此为基数的利息（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计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梁亚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琳提供的2017年6月28日的《店铺转让合同》抬头列明的转让方（甲方）和顶让方（乙方）分别为梁亚钦和叶卫彬，下方甲乙双方签名处签名人员亦为梁亚钦和叶卫彬。合同最下方空白处，梁亚钦手写的内容也是“2017年6月28日收到叶卫彬店铺订金20000元。”2017年7月27日，梁亚钦再次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叶卫彬交来吉庆嫂店铺转让款现金90000元。2018年1月16日，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向吉庆嫂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认为在南城区鸿福路××商场××道经营，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在2018年1月17日10时前自行拆除。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签收的当事人为叶卫彬。张琳主张其与叶卫彬合作经营案涉报刊亭的吉庆嫂品牌，张琳委托叶卫彬签订合同及现金付款，其余已付款则是由张琳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付给梁亚钦。张琳还提供了声明人处有叶卫彬签名字样和指模的2018年9月5日的声明，内容与张琳的上述主张基本一致。梁亚钦坚持认为其与张琳没有合同关系，合同当事人是梁亚钦与叶卫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首先，关于合同签订和履行的书证，即《店铺转让合同》、收据与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均反映店铺和品牌经营的受让人系叶卫彬。其次，张琳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梁亚钦在签订合同时或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晓叶卫彬与张琳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梁亚钦亦当庭予以否认，故张琳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便张琳有直接向梁亚钦付款的行为，也不能理所当然认定张琳成为案涉《店铺转让合同》的主体。再次，张琳也承认其与叶卫彬合作经营案涉店铺和品牌，那么，叶卫彬以个人名义对外与梁亚钦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亦符合客观事实。另外，叶卫彬出具的声明，其本人并未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即便该声明系其本人所作，也只是叶卫彬单方的意思表示，对梁亚钦没有约束力，其与张琳的内部合作关系和约定不得对抗善意不知情的梁亚钦。最后，倘若将叶卫彬的声明理解为将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让与张琳，变更合同主体也应当得到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梁亚钦的同意，事实上，梁亚钦的抗辩意见已经表明其不同意张琳成为合同相对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琳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其与本案诉争标的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张琳主体不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张琳的起诉。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张琳在上诉期间向本院提供了其与“梁钦”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梁钦”默认收到张琳所转的23万元，并说“这个店我也花了30多万下去，现在转给你……”等话。本院认为：案涉《店铺转让合同》、收据与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等关于合同签订和履行的书证，均反映了案涉店铺和品牌经营的受让人系叶卫彬。虽然张琳在上诉期间向本院提供了其与“梁钦”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梁钦”默认收到张琳所转的23万元，并说“这个店我也花了30多万下去，现在转给你……”等话。但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使张琳有直接向梁亚钦付款的行为，也不能理所当然认定张琳成为案涉《店铺转让合同》的主体。同时，张琳也承认其与叶卫彬合作经营案涉店铺和品牌，那么，叶卫彬以个人名义对外与梁亚钦签订合同、履行合同亦符合客观事实。另外，叶卫彬出具的声明，其本人并未出庭作证予以证实，即便该声明系其本人所作，也只是叶卫彬单方的意思表示，对梁亚钦没有约束力。倘若将叶卫彬的声明理解为将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让与张琳，变更合同主体也应当得到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梁亚钦的同意，又因梁亚钦在一审时的抗辩意见已经表明其不同意张琳成为合同相对方。综上，张琳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其与本案诉争标的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张琳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综上，张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何小玲审判员  黄燕慧审判员  王惠嫦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陈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