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10民初1508号原告（反诉被告）：深圳市新森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西坑村盘龙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5173942P。法定代表人：林皖芬。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迅辉，广东丰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千宁，广东丰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江雪峰，男，汉族，1969年1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麟，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市新森佳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江雪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8年12月20日，被告江雪峰提出反诉，本院予以合并审理。本院先后于2018年12月26日、2019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林皖芬、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迅辉、刘千宁，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付原告工程款921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86887.4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5013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双方签订《钢结构工程合同》，原告承建被告位于坪山新区××小组××景南路××村××号后厂房“厂房钢结构加二层约2100平方米”工程，原告在工程中提供土建、钢结构制作、安装等工程承包服务。双方约定工程计算单价为750元/平。一期工程总造价1575000元，二期工程总造价96000元，总工程款共计1671000元。被告至今仍拖欠原告工程款921000元，经原告多次催促未果。被告辩称：第一，原告没有任何建筑资质，合同效力请法官依法裁决。第二，工程从开工之日就被坪山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勒令停工，在2016年6月被土地监察局依法拆除基础工程，此工程自始至终只处于开工状态，没有建好。双方约定原告替被告办理相关报建手续，但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做好报建手续，导致涉案工程被依法拆除。被告反诉请求：1.原告返还被告已付工程款850000元；2.原告支付违约金50130元；3.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双方签订《钢结构工程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双方确认由于原告未经过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核准而施工建设造成停工、拆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原告承担。原告违反约定，没有为被告办理合法建设手续，导致涉案工程被下令限期拆除。原告应赔偿被告损失，返还已付工程款。原告针对被告反诉辩称：第一，坚持本诉事实与理由。第二，工程未经审批被拆除的责任在于被告，合同第二条第4款约定，因甲方（被告）不办理相关手续造成停工或拆除乙方（原告）不承担责任，同时合同第一条第8款约定由于甲方未经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核批准而施工建设，造成停工或拆除由甲方承担。第三，被告在反诉状中表述全权委托原告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办理涉案工程合法建筑手续。既然原告只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根据代理制度，向政府办理手续成功或失败的结果，理应由被告承担。第四，原告仅是按照被告要求，完成隔二层施工任务，原告仅提供劳务及材料款。第五，涉案工程在原告方发出律师函催告后被告仍未对工程进行验收，应视为涉案工程验收合格。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合议庭根据庭审情况认为，涉案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且原告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但当事人的相关诉求均是基于合同有效而提出。经释明，双方在指定期限内对诉求作了如下变更：原告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双方之间的《钢结构工程合同》无效；2.判决被告支付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921000元及利息（自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损失包括人工费、材料费以及无形开支和利润，计算方法为一期工程造价1575000元（750元/平方乘以2100平方）加上二期工程造价96000元（8000元/根乘以8根），总造价为1671000元，扣去被告已付工程款750000元，尚有921000元未付。被告提交《变更反诉请求申请书》，申请变更反诉请求为：1.确认双方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合同》无效；2.判令原告返还被告已支付工程款850000元；3.本诉和反诉费用由原告负担。双方变更诉求后，针对对方变更后的诉求，未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1.合同签订情况2015年11月双方签订《钢结构工程合同》，约定工程名称“厂房钢结构加二层”、工程地点“坪山新区××小组××景南路××村××号后厂房”、工程范围和内容“乙方负责土建、钢结构的制作、安装”、工程价款结算“750元/平；面积建设完工后按测量计算”、工程进度风险“由于甲方未经过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而施工建设，所造成停工，拆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及其他内容。2015年11月17日双方签订《钢结构工程合同补充协议》，将原合同第八条第1项内容改为“由于甲方未经过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而施工建设，所造成停工，拆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原合同第八条第1项作废，以本补充协议为准。”上述《钢结构工程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中，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2.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原告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被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3.其他必要情况2015年12月2日，深圳市坪山新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就涉案工程发出《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业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于2015年12月5日前自行拆除隔层钢架。2016年7月11日，该局就涉案工程向被告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限期拆除公告》。2016年8月，该局向被告发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决定于2016年8月21日对涉案非法隔层实施强制拆除。2017年2月17日，本案被告因不服深圳市坪山新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强制拆除决定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强制拆除决定并提出国家赔偿请求。2018年1月17日，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08行初333号《行政判决书》（2018年4月2日生效），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该行政判决书查明深圳市坪山新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已经对涉案非法隔层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双方对以下事实有争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支付工程款情况被告主张先后向原告支付工程款850000元，其中转账支付750000元（2015年11月19日付150000元、2015年11月25日付40000元、2015年11月28日付260000元、2016年5月13日付200000元、2016年5月24日付100000元），现金支付100000元。原告认可收到被告转账支付共计750000元，否认收到现金100000元。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主张现金支付100000元，但未举证证实，且原告予以否认，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750000元。2.施工起止时间第一次庭审时原告主张从2015年11月20日进场施工，到2016年5月底完工，第二次庭审之前的庭前会议中原告主张完工时间为2016年7月。原告申请证人于某（男，1971年7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系涉案工程包工头之一、电焊工）、陈某（男，1992年7月3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系原告股东之一、涉案工程项目总监）出庭作证。两证人先后单独出庭作证。证人于某作证称，于某参与涉案工程的时间是2015年11月到2016年5月份，之后涉案工程立柱子作支撑时没有参与，但其招揽的工人有参与。证人陈某作证称，其从涉案合同签署到撤场都全程参与，涉案工程施工建设时间为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被告认可进场施工时间，但主张只开工两天左右就被责令停工（2015年12月2日收到《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被责令停止之后再无开工，工程没有完工。本院经审查认为：从被告向原告转账付款记录分析，被告在2015年11月19日起至2016年5月24日止，先后五次向原告转账支付工程款，若如被告所称涉案工程开工两日左右即停工且未再复工，则为何停工之后仍向原告多次大笔转账，被告未能作合理解释。结合证人证言，本院认定涉案工程施工建设起止时间为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7月。3.原告实际支出情况原告第一次庭审时主张因涉案工程支出工人工资483000元、材料款570000余元，并提交《情况说明（刘振武）》佐证工人工资情况。在第二次庭审之前的庭前会议中，原告主张人工费（员工工资及劳务工工资）共计818100元，材料费483861元，并提交《银行流水》《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工资结算表》《购销合同》《收款收据》佐证。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主张人工费792500元（工人工资433400元，劳务工资359100元现金发放），材料费552528.5元（水泥、混凝土177967.5元，钢材374561元），证据与庭前会议提交证据相同，另外原告申请前述证人出庭作证，两证人先后单独到庭作证。证人于某作证称：其为涉案工程包工头之一（另一个包工头是刘振武），于某招揽工人6人、刘振武招揽工人4人；于某、刘振武各自向自己招揽的工人发工资，于某付给工人的工资是由林皖芬转账支付。证人陈某作证称：工地有两个工头，一个是刘振武、一个是于某，两人对陈某负责；工人工资和大部分的材料费用都是由林皖芬负责支付，小部分耗材由陈某和两个工头购买。被告辩称：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刘振武）》属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作证对真实性不认可，工程只开工两天左右，对原告主张的工人工资不认可，材料款可能有那么多但具体金额不确定。在庭前会议中，被告对前述《银行流水》《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收款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款项不一定是工资；对《工资结算表》不认可，理由为双方签订合同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但原告证据显示该月计时工日为21日，证据系伪造；对《收款收据》不认可，理由是无证据证明用于涉案工程施工，无法确认是否实际支付。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对上述费用均不认可，补充理由为：无证据证明“刘振武”“于某”可代领劳务工资；原告公司员工工资都是现金发放，没有银行流水，而且即便没有承接涉案工程也要发工资。对该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首先，关于人工费用支出。（1）工人工资部分。综合原告第二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支付工人工资433400元不仅有《银行流水》《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可一一印证，也有证人于某、陈某的证言可佐证，证据充分，被告虽予以否认但未提交反证。根据证据规则，足以认定原告因涉案工程支付工人工资433400元。（2）劳务工资部分。针对被告的质疑，原告在辩论阶段解释称原告常在员工只有两三人（林皖芬、陈某、夏秀梅），有工程做时就临时招人，因涉案工程原告在2015年9月招聘约9人，具体为货车司机（郑宝源、吴阿才）、现场看护材料的保安（徐晓悦、马车刚）、煮饭阿姨（夏秀梅）、监工（林晓武）、资料员（祝伟平）、出纳（许兰秀），2016年8月原告与上述员工协商离职。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原告提交的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原告股东仅两名、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公司规模不大，其辩称有工程做才招聘临时工人，有一定可能，且其对所招聘人员职责分工能够做合理解释，因此原告的辩解具有一定合理性。第二，《工资结算表》有相应人员签名捺印且附有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可以采信。但是《工资结算表》含“陈某（工资金额10000元）”“夏秀梅（工资金额3800）”，根据原告自述，该两人不属于原告临时招聘人员，故本院对该部分工资支出不予认定。综上，根据证据规则，本院认定原告支出劳务工资234900元（已扣减前述陈某和夏秀梅相应工资）。其次，关于材料费用支出。一方面，原告第一次庭审中主张材料款570000余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其向原告支付50多万元材料款，只是对具体金额不确定；另一方面，第二次庭审中原告主张材料款为552528.5元并提交相关证据佐证，被告予以否认但仅就相关发票是否正规、购销合同未写明采购总价、购买材料是否用在涉案工程等问题提出质疑，未能提交反证实质削弱原告证据证明力。结合双方两次庭审陈述及举证情况，原告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其中，原告在其主张的材料款中包含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期间用于购买五金材料以现金方式支出的79667.5元，但其未提交相关证据。鉴于以现金方式购买五金材料而未能保留相关票据的情形确有可能，结合前述证人证言关于耗材购买情况的陈述，本院酌情认定该项支出为30000元。综上，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意见以及举证情况，本院认定原告支出材料费用502861元（552528.5-49667.5）。综上所述，本院认定原告实际支出为1171161元（工人工资433400元、劳务工资234900元、材料费用502861元）。本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原告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被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且涉案工程已被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违法建设并强制拆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双方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应认定无效。双方均要求确认涉案合同无效，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合同无效之后工程款应如何处理；二、合同无效之后损失应如何分担。一、关于合同无效之后工程款如何处理问题（一）合同无效的处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规定，合同无效则自始无效，双方互负返还义务，权利义务应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为防止一方不当得利，应折价补偿。（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处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在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即便合同无效承包人也可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产生与有效合同相同的法律效果。之所以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确立上述规则，是因为在该类合同中，承包人履行合同完成建设工程，其所为之给付已经物化为建筑物等工作成果，客观上不能返还，从经济合理性考虑也没有必要返还。因此，确立“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本质是基于公平原则，平衡合同双方利益，防止合同一方不当得利。（三）违法建筑（或建设）能否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列举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三种情形：1.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2.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3.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同时，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以发包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在起诉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除外。发包人能够办理审批手续而未办理，并以未办理审批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相关因素有可能在建设工程竣工前或起诉前消除。根据上述规定，一般情况下，在建设工程质量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导致合同无效的相关因素（如资质、招投标等）不影响发包方对建设工程的使用，承包方完成的建设工程或者工作成果客观上给发包方带来了利益。在合同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由获益的发包方向承包方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合法合理。但是，在建设工程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而被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或建设）并被责令拆除或没收的情况下，不应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理由如下：首先，从违法建筑（或建设）的发包方是否获益分析。现实生活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而施工建设的“未批先建”“抢建”等情形客观存在。根据行政主管部门查处违法建筑（或建设）工作力度的差异，违法建筑（或建设）大体上处于以下四种状态：1.未被查处；2.虽被查处但尚未最终定性；3.已被查处认定但未被强制拆除或没收；4.已被查处认定且已被强制拆除或没收。在未被查处的情况下，发包人往往可以正常使用并因此获益，但随时面临被查处的可能，其使用收益具有潜在法律风险；在尚未最终认定为违法建筑（或建设）的情况下，对发包人的影响与未被查处的情形基本相同，但其使用获益的法律风险已经加大；在已被查处认定但未被强制拆除或没收的情况下，处理结果多为被强制拆除或没收，发包人无法正常使用获益；在已被查处认定且被强制拆除或没收的情况下，发包人已不可能使用获益。综上，如果前述第一、二两种情形尚有使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之余地，那么在第三、四种情形下，尤其是已被强制拆除或没收的情形下，发包人无从获益，基于不当得利折价补偿的“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显然已经丧失了适用基础。其次，从违法建筑（或建设）的综合治理分析。如果对违法建筑（或建设）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那么合同双方至少有一方因此获益：一是针对前述在未被查处或虽被查处但未被定性的情形，发包方获得建筑成果，承包方获得工程价款，合同双方实现“双赢”；二是针对前述已经被查处并认定为违法建筑（或建设）的情形，发包方的建筑成果随时面临被强制拆除或没收的结果，但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下，承包方依然可以获得收益，合同一方实现“单赢”。违法建筑（或建设）不仅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让发包人或承包人因违法建设（或建筑）获益，不仅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变相鼓励违法，实不足取。综合治理违法建设问题，不仅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也需要在司法裁判中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规范引导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最后，从民事主体利益衡平分析。相较于未被查处或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或建设）的情形，在建设工程已被查处认定的情况下，发包人无法因违法建筑（或建设）正常使用获益，甚至根本无从使用获益（被强制拆除或没收的情形）。此时，如果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发包人需向承包人支付工程价款，但未能从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中使用获益，双方利益失衡。相反，如果不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那么在发包人未付工程款的情况下，不支持承包方要求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未因违法建筑（或建设）而获益；在发包人已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的情况下，违法建筑（或建设）已被拆除或没收，承包人向发包人返回工程款，双方恢复到了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至于承包人为履行合同支出的人工费、材料费等损失，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由合同双方按过错程度分担。由此可见，不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不仅不会导致利益失衡，而且有助于促使双方权利义务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并最终让双方因违法建筑（或建设）承受“双输”的不利后果。（四）涉案合同无效情况下的工程款处理综上所述，本案中涉案工程已被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违法建设并被强制拆除，不应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应根据合同无效的处理规则，由原告向被告返回工程款，双方根据过错情况分担履约损失。据此，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论是其最初主张的欠付工程款921000元，还是其变更诉讼请求之后主张的损失921000元，前后计算方法相同，均是指向其主张的涉案工程欠付工程款。因为涉案工程系违法建设且已被强制拆除，不应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所以对原告指向欠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以及庭审中提出的工程量鉴定申请，本院均不予支持。针对被告的反诉请求，本院支持原告向被告返回工程款750000元，超出部分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合同无效之后损失如何分担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造成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应当就对方过错、损失大小、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损失大小无法确定，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作出裁判。”本案中，原告基于合同无效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结合上述规定，本院分述如下：（一）赔偿范围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自始无效，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应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从性质上属于缔约过失责任。但是关于赔偿范围，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理论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独立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一种民事责任。与合同违约责任相比，缔约过失责任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产生的责任，其赔偿范围以信赖利益损失为限，旨在使受损害方的利益恢复到合同缔结前的状态。信赖利益损失赔偿，原则上不能超过合同有效履行所能获得的履行利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因信赖合同成立生效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及利息；间接损失是指丧失与第三人缔约的机会所产生的损失。在“深圳市标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鞍山市财政局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告》，2017年12期，刊登于“裁判文书选登”）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该案裁判要点也明确了“除直接损失外，缔约过失人对善意相对人的交易机会损失等间接损失，应予赔偿。”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921000元及利息，具体包括人工费、材料费以及无形开支和利润。计算方法为工程总价减去被告已支付的部分工程款。首先，关于原告主张的人工费和材料费。该部分费用是原告为履行涉案合同实际支出的费用，属于原告的直接损失，应纳入赔偿范围。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该部分支出为1171161元（工人工资433400元、劳务工资234900元、材料费用502861元）。其次，关于原告主张的无形开支和利润。就无形开支而言，原告未举证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利润而言，其本质是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它既不属于原告为履约而实际支出的直接损失，也不属于前述因交易机会丧失导致的间接损失。因此，原告实际上是以工程总价款1671000元及其利息作为合同无效的赔偿范围，以其主张的欠付工程款921000元及其利息作为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本案中因涉案合同无效原告能够举证证实的损失为实际支出的人工费和材料费共计1171161元，至于是否存在交易机会丧失导致的间接损失，原告并未主张也未举证；被告未在反诉中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综上，本案中应纳入赔偿范围的信赖利益损失为1171161元及其利息。关于利息，原告主张从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院予以支持。（二）责任承担根据前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以过错为前提，以过错程度及其对损失的原因力大小作为衡量标准。首先，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缔约双方的先合同义务。在缔约过失责任中，有无过错取决于是否违反先合同义务。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根据该规定，先合同义务包括诚信缔约义务、告知义务以及其他先合同义务。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订立过程中，缔约双方应当如实告知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尤其是影响合同效力的相关事实。此外，发包方的建设项目提前审批义务、承包方的资质保障义务均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衍生的其他先合同义务，缔约双方应积极履行。其次，从导致涉案合同无效的原因分析。一方面原告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另一方面被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如前所述，被告作为发包人应就涉案建设项目提前审批，原告作为承包方应确保具有相应的资质，但双方在订立涉案合同时均违反了先合同义务，都存在过错。最后，从过错与损失的因果关系分析。如前所述，对于单纯因未取得资质导致无效的情形，在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主张适用“无效当有效处理”规则获得工程款；但是对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形，尤其是在本案中涉案工程已被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并认定为违法建设且已被强制拆除的情况下，不仅被告未能使用获益，而且原告也无法获得涉案工程款。因此，被告的过错是导致涉案建设被强制拆除并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被告应当负主要责任。同时，从双方签订涉案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经过分析，双方先是在合同中约定“由于甲方未经过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而施工建设，所造成停工，拆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但又在随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相关责任改由乙方（原告）承担。由此可见，原告在缔约过程中对被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的情况是知情的，且已经预见到“停工、拆除”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尽管如此，原告仍然选择继续施工，由此造成的损失，原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以及过错对损失原因力的大小，本院认为被告应承担70%责任，原告应承担30%责任。因此，就本案原告信赖利益损失1171161元及其利息，被告应分担819812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原告自行承担其余351348元。如前所述，原告应向被告返还工程款750000元，两相抵扣之后，被告还需向原告支付69812元及相应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深圳市新森佳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江雪峰2015年11月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合同》以及2015年11月17日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合同补充协议》无效；二、被告江雪峰应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新森佳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69812元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12日立案之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深圳市新森佳实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江雪峰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4322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401元，共计25723元，由原告深圳市新森佳实业有限公司负担7723元，被告江雪峰负担18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乐  忠  槐人民陪审员 郭    毅人民陪审员 潘  名  汉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书 记 员 张金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