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14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滨湖小区碧水星苑4幢2楼6、7、8号商铺。 负责人：唐义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査杰，男，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周煜，系该公司员工。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梅志，男，195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进，男，1986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凯，男，1988年11月5日出生，贵州省黔西县人，住贵州省黔西县。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梅志、包进、郑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民初3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黔西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22民初396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二、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在贵Ｆ×××××号的交强险及第三责任险限额内赔付被上诉人张梅志26051.46元系认定本案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认定本案赔偿义务主体错误，驾驶人醉酒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行为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赔偿范围，阳光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造成被上诉人张梅志人身损害系被上诉人包进醉酒驾驶贵Ｆ×××××号轿车与张梅志乘坐的贵Ａ×××××号面包车相撞引发本次交通事故，同时车辆所有人郑凯将车出借给已经醉酒的被上诉人包进驾驶存在过错应当对被上诉人张梅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毕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贵毕直属大队作出的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包进对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其驾驶的贵Ｆ×××××号轿车在上诉人处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但是上诉人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第一，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醉酒驾驶是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故保险公司对本次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即是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属于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二、一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对张梅志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人民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上诉人系本案赔偿的义务的主体，该十八条第一条中虽然规定了醉酒驾驶致使第三人人身损害的，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的交强险范围内向当事人承担责任，在承担责任后向侵权人追偿。但是该条仅仅说明了交强险的赔付范围，但是作为商业第三者险并未被该条纳入解释的范围。根据《保险合同》，醉酒驾驶致人损害的不属于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范围。第一，上诉人已经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郑凯提示以及说明了醉酒驾驶是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免责条款；第二，本案中醉酒驾驶人包进已经受到刑事处罚，驾驶员的行为被认定为行为犯罪，该情况也属于商业保险合同中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应适用《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据该法条规定，保险公司承担的只是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四、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1、被保险车辆因驾驶员醉酒驾驶，按照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该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不属于被告的保险责任范围，上诉人无赔偿义务。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上诉人对于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也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上诉人在投保单中已用红色加粗字体向被保险人提示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就保险条款的说明和提示表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上诉人已履行了责任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保险条款内容清楚、含义明晰，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分歧，一审法院故意曲解成两种含义。五、原审判决在确定赔偿标准上存在明显不妥之处。该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5年，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赔偿金额。原审原告某某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判决中未予明确，却依据城镇居民的标准进行了赔偿。在当事人提交的民事一审诉状中，注明是无业，但在原审原告提供的出院病历中写明是“农民”。这是最真实的作为农村居民的证据，上诉人据此要求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赔偿，而原审判决以城镇标准给以赔偿，明显不妥。 被上诉人张梅志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包进、郑凯共同答辩称，上诉人在一审未提交保险条款及保险合同，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否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被保险人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作出说明，仅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保险单抄件，证明涉案车辆的投保情况及保险金额。 被上诉人张梅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包进、郑凯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30,830.00元；二、判决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三、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6日，被告包进酒醉驾驶贵Ｆ×××××号小型轿车与被告郑凯（贵Ｆ×××××号车所有人）共同饮酒之后一起从黔西往贵阳方向行驶，于当日20时13分，行至广成线1444公里加650米处时，与余洪林驾驶的贵Ａ×××××号小型面包车相撞，造成贵Ａ×××××号车驾驶人余洪林、原告和其余乘车人丁廷群、蒙光英等人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被送往黔西中心医院救治，原告住院治疗20天后于2015年11月6日出院。原告伤情经诊断为：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受伤、双肺挫伤、左侧胸腔积液、脑震荡。原告支付医疗费9269.99元。原告等受伤的八人住院治疗期间，被告包进先行支付了10000元医疗费，被告郑凯支付了1000元医疗费。2015年11月26日，该事故经毕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贵毕直属大队作出黔公交认字[2015]第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包进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张梅志及其他乘车人等无责任。贵Ｆ×××××号车在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限额分别为12.2万元和50万元，事故在保险有效期限内。2016年6月27日，原告所受损伤经贵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原告所受损伤未达伤残等级鉴定标准，三期评定意见为：误工期60-120天、护理期30-60天、营养期30-60天，支付鉴定费1300元。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为：1、医疗费9269.99元；2、误工费48077÷365×[（60+120）÷2]=11845.60元；3、护理费35528÷365×[（30+60）÷2]=4380.36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20×100=2000元；5、营养费[（30+60）÷2]×30=1350元；6、鉴定费1300元。以上损失共计30154.7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调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如何确定本案赔偿义务主体问题。就本次事故而言，依据毕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贵毕直属大队作出的[2015]第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包进负事故全部责任，认定被告包进为本案赔偿义务主体之一，其系直接侵权人，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郑凯明知被告包进饮酒后仍然将自己的车辆交由其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其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为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故被告郑凯亦应在本案中承担相应即30%的赔偿责任。在被告包进和郑凯应承担的赔偿金中应分别按比例扣减先行支付的10000元和1000元。对被告郑凯辩称其在酒醉之后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包进将钥匙拿走驾驶车辆，自己对车辆已尽了合理管理义务的抗辩意见，因其没有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肇事车辆贵Ｆ×××××号车已向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亦为本案赔偿义务主体。对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辩称其根据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的规定，被告包进醉驾的行为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于商业险及交强险免赔事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在本案庭审中，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未提交保险合同及保险条款，没有证据证明其是否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被保险人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说明。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也应在贵Ｆ×××××号车的第三责任险限额内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请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除交通费的请求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不应予支持外，其余请求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相关标准计算之后依法予以支持。庭审中，原告要求按照新标准计算各项赔偿金额，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三被告辩称因原告所受损伤经鉴定未达伤残等级，鉴定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的问题，因鉴定费系本次交通事故原告受伤而生产的损伤，该笔费用与本次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对原告鉴定费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另外，本次事故中受伤的另三名伤者也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107）黔0522民初3966号、（2107）黔0522民初3967号、（2107）黔0522民初3969号，对含本案原告在内的四名受害人应获得的赔偿应按比例先由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在贵Ｆ×××××号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不足部分再由被告包进和郑凯按责任比例进行赔偿。本案的赔偿金额为30154.75元，（2107）黔0522民初3966号案件的赔偿金为362677.16元，（2107）黔0522民初3967号的赔偿金为168220.73元，（2107）黔0522民初3969号的赔偿金为158916.64元。由此计算被告毕节中心支公司在贵Ｆ×××××号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责任险责任限额内对本案原告赔偿的金额为30154.75÷(362677.16+168220.73+30154.7+158916.64)×(122000+500000)=26051.46元，剩余部分由被告包进赔偿4103.29(30154.75-26051.46)×70%-10000÷8=1622.30元，被告郑凯赔偿4103.29(30154.75-26051.46)×30%-1000÷8=1105.99元。 一审法院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在贵Ｆ×××××号的交强险及第三责任险限额内赔付原告张梅志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26051.46元；二、被告包进于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张梅志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1622.30元；三、被告郑凯于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张梅志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1105.99元。案件受理费572元，减半收取286元，由被告包进负担200元，被告郑凯负担86元。 二审中，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投保单、费率告知单、消费者权益指南、郑凯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商业险及交强险的保险条款。用以证明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郑凯就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以及其他商业保险条款对应的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赔偿处理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充分的提示与告知，被上诉人郑凯也就上诉人履行了上述义务进行了声明，确认其已领取了保险条款，阅读并充分理解其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合同的依据。上诉人已将醉酒驾驶、酒后驾驶等列为绝对免赔条款，故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酒驾是刑法意义上的禁止性条款，所以上诉人仅有对商业险及交强险的免责条款作出提示的义务即可免责，且上诉人不仅进行了提示，还进行了说明。 被上诉人张梅志质证称：请法院依法认定。 被上诉人包进、郑凯共同质证称：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这些相关的证据，在二审中提出应当视为逾期证据，应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张梅志、包进、郑凯无新证据提交。 在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上述证据后，被上诉人郑凯向本院申请对上诉人提交的涉案《投保单》（2015年9月28日签订）中“投保人声明栏”处的郑凯的签名是否为郑凯的真实签名或郑凯之妻王婷婷代签进行笔迹的同一性鉴定，本院同意其申请后将本案移送本院对外委托办公室委托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完毕后出具了编号为贵中一司鉴【2019】文鉴字第3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鉴定意见为：投保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标识码为AAC012A12012A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郑凯”签名字迹不是郑凯本人所写。而对于《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郑凯”签名是否为郑凯之妻王婷婷代签的问题，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为：“样本材料数量不充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修订版）第十五条第（二）款‘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之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对于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为贵中一司鉴【2019】文鉴字第360号）与《不予受理通知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如下： 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不予受理通知书》均无异议，但认为郑凯购买车辆时是与其妻子王婷婷一起购买并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及保险合同，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投保单中签字系王婷婷签的。 被上诉人张梅志、包进、郑凯：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不予受理通知书》均无异议。 对于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为贵中一司鉴【2019】文鉴字第360号）与《不予受理通知书》，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对于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理由为：一、投保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标识码为AAC012A12012A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郑凯”签名字迹经鉴定不是郑凯本人所写，上诉人虽认为其有理由相信投保单中签字系郑凯妻子王婷婷代签，但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二、上诉人提交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系为证明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郑凯就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以及其他商业保险条款对应的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赔偿处理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充分的提示与告知的义务，故除《投保单》外其他证据与上诉人是否尽了明确的说明，充分的提示与告知的义务无关联性。 二审经审理查明，涉案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单》（投保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标识码为AAC012A12012A）上投保人签章处“郑凯”签名字迹经鉴定不是郑凯本人所写，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应否在交强险及第三责任险限额内对被上诉人张梅志进行赔偿。 本院认为，关于对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应否在交强险及第三责任险限额内对被上诉人张梅志进行赔偿的认定。二审中，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提交《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单》（投保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标识码为AAC012A12012A）来证明其已向被上诉人郑凯就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条款对应的内容，特别是免责条款、赔偿处理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充分的提示与告知的义务，在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有“郑凯”字样的签名来确认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与告知的义务，但“郑凯”字样的签名经本院委托鉴定，贵州中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完毕后出具的编号为贵中一司鉴【2019】文鉴字第3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投保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标识码为AAC012A12012A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单》上投保人签章处“郑凯”签名字迹不是郑凯本人所写。”的意见，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并未向被上诉人郑凯履行提示与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加之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其已向投保人郑凯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郑凯作出明确说明的义务，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不能免责，其应在交强险及第三责任险限额内对被上诉人张梅志进行赔偿。故对于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称其在交强险及第三责任险限额内对被上诉人张梅志进行免赔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阳光财险毕节支公司称“该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5年，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赔偿金额”的上诉意见，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已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一审根据该意见来认定被上诉人张梅志的相关项赔偿项目按城镇居民的标准予以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所提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本院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00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可 审 判 员  陈红梅 审 判 员  黄塑希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陈中友 书 记 员  陈红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