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皖民申197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777号。法定代表人：张进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萧亮，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培新，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芜湖快展钢管租赁服务站，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南路元山竹木批发市场内。经营者：魏国连，男，汉族，1981年1月1日出生，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现住芜湖市戈江区。再审申请人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冶集团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芜湖快展钢管租赁服务站（以下简称快展租赁服务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2民终1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二十冶集团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认定二十冶集团公司与快展租赁服务站之间存在脚手架租赁合同关系，缺乏证据证明。二十冶集团公司二审中提交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证明：在案涉《施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之前己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江苏鼎胜建筑劳务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称鼎胜公司）和上海承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称承道公司）。二十冶集团公司不可能再与快展租赁服务站签订租赁合同，实施重复的租赁行为并重复支付费用。2、杜富周的行为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原判决认定杜富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证据证明。第一，《施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单圈章系杜富周私刻的假章，另一枚双圈章是杜富周偷盖，且双圈章注明不得对外签约，该合同上加盖了两枚不同的项目部章显然可疑，在二十冶集团公司未追认的情况下无效。第二，《报审表》不能看出脚手架是快展租赁服务站的。第三，原判决认定快展租赁服务站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查看了工地现场等事实，只是基于其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佐证。3、原判决认定的租金金额，尚欠钢管、扣件、套筒的数量，均缺乏证据证明。结算日期为“2016-07-01至2016-12-31”“2017-01-01至2017-02-28”、“2016-07-01至2017-03-31”的3张清单上，没有二十冶集团公司的确认，杜天周也未签字确认，故不能作为统计的依据；另外29张清单上也仅有杜天周的签字，且杜天周的签字相互之间也存有较大差异，明显不是同一人签署。4、原判决认定的赔偿标准完全基于快展租赁服务站单方主张，应通过价格评估方式对物品价格作出确认。（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判决认定表见代理所依据的三个代理权表象事实，客观上均不能成立。2、快展租赁服务站并不属于善意无过失。《施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存在加盖两枚不同项目章、法定代表人写的是杜富周等疑点，快展租赁服务站没有证据证明二十冶集团公司知道杜富周签订该租赁合同的行为并参与合同履行。因此，原判决关于表见代理的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14条的规定。（三）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作出后，鼎胜公司和承道公司分别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二十冶集团公司将案涉工程的两个组团分包给鼎胜公司和承道公司后，两公司又将脚手架分包给了杜富周个人。以上事实足以推翻原判决关于快展租赁服务站与二十冶集团公司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的认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快展租赁服务站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施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中加盖了二十冶集团公司的资料章和项目部章，有二十冶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富周签字，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二十冶集团公司辩称项目部印章为杜富周私刻、资料专用章系杜富周偷盖，但至今没有报案及公安机关立案等司法文书予以证明。租赁合同中加盖的资料专用章虽然无签约权，也能证明杜富周是二十冶集团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有权使用资料专用章。基于上述事实，快展租赁服务站有充分理由相信杜富周有权代理二十冶集团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二）杜富周的一系列行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构成表见代理，且快展租赁服务站作为善意第三人也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快展租赁服务站在合同签订前调取了二十冶集团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入项目工地查看了项目公示牌和工地门牌并拍照；签订合同时因先加盖的是资料专用章，由于无签约权，快展租赁服务站又要求杜富周加盖了项目部章，二十冶集团公司也认可两枚印章中的其中一枚为项目部印章；租赁物全部送至案涉工地，用于工地建设，并经项目经理张磊安、项目部和监理单位签字盖章确认无质量问题；租赁费部分为杜天周支付，部分为二十冶集团公司以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即使如二十冶集团公司所称项目部公章和资料专用章分别为杜富周私刻和偷盖，快展租赁服务站在合同签订前、签订时以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并有充分理由相信杜富周的行为是有权代理，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三）二十冶集团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两份证据只是对二审提交的两份分包合同的解释和说明，本质上无区别，也未与分包合同一并提交，不是新证据；且承道公司、鼎胜公司作为二十冶集团公司的合作方，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也不能作为再审的依据。即使对外分包是真实的，因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的规定披露和公示，快展租赁服务站也无从知晓。二十冶集团公司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实际履行了分包合同中关于脚手架的施工内容。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二十冶集团公司也未向快展租赁服务站提出过异议，反倒是项目部经理张磊安在报审表上签字盖章确认快展租赁服务站提供的材料数量质量符合要求准予进场，对于双方的供货关系，二十冶集团公司是认可的。（四）原判决认定的租金金额以及尚欠钢管、扣件、套筒的数量正确。2016年7月1日之前的结算单都有收料员杜天周的签字，2016年7月1日起的三张结算单上租赁物一直在减少，虽无签字，但与之前的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结算单上尚欠的钢管、扣件、套筒的数量能够衔接对应。租金金额系按实际租赁天数确定的。综上，原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二十冶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及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1、涉案工程由二十冶集团公司承建，《施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由工程现场脚手架负责人杜富周签名并加盖了“中国二十冶同乐城市广场项目部”和“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同乐城市广场项目部（注有对外签约担保无效等字样）”两枚印章。二十冶集团公司主张租赁合同上的两枚印章分别系杜富周私刻和偷盖，因私刻单位印章和偷盖单位印章涉嫌犯罪，二十冶集团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故该主张无证据证明。2、快展租赁服务站持有并提交的、由项目经理张磊安签字并加盖“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同乐城市广场项目部（注有对外签约担保无效等字样）”印章的设备报审表是原件，故一、二审法院认定该表所载明的脚手架设备来源于快展钢管租赁服务站，并无不当。3、快展租赁服务站提交了工地现场照片以证明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查看了工地现场，二十冶集团公司虽予以否认但无相反证据证明。4、二十冶集团公司二审提交了与承道公司、鼎胜公司分别签订的两份劳务分包合同，并主张上述脚手架工程最终转包给杜富周施工，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快展租赁服务站对此知情，也不足以否定杜富周以二十冶集团公司名义与快展租赁服务站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二十冶集团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上述两公司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内容与其二审有关主张基本相同，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相关事实认定。5、杜天周系租赁合同中指定的收料员，二十冶集团公司主张前29份结算清单上“杜天周”的签名不是同一人签署，缺乏证据证明。结算日期为“2016-07-01至2016-12-31”、“2017-01-01至2017-02-28”、“2016-07-01至2017-03-31”的3张清单上，虽然没有二十冶集团公司和杜天周的签字，但与之前的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结算单上尚欠的钢管、扣件、套筒的数量能够衔接对应，且2016年7月1日起的三张结算单上租赁物一直在减少，二十冶集团公司也无证据证明2016年7月1日后租赁物交还完毕或未退还脚手架数量少于上述三张结算单上载明数量的证据，一、二审法院按上述结算单载明的数量计算租金金额以及尚欠钢管、扣件、套筒的数量，并无不当。6、一审法院按快展租赁服务站主张的价格计算不能返还脚手架的赔偿标准缺乏依据，但二审法院已释明二十冶集团公司实际履行时可以自行购买脚手架实物并返还。（二）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如前所述，涉案工程由二十冶集团公司承建，快展租赁服务站在签订租赁合同前查看了工地现场，《施工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由工程现场脚手架负责人杜富周签名并加盖了“中国二十冶同乐城市广场项目部”和“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芜湖同乐城市广场项目部（注有对外签约担保无效等字样）”印章，快展租赁服务站向工地现场交付了脚手架并经项目经理确认，杜天周签字确认的结算清单及付款事实也印证了脚手架交付使用的事实，因此，二十冶集团公司关于杜富周的行为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快展租赁服务站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主张，理由不足。综上，二十冶集团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贾庆霞审判员  王 静审判员  袁玉清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张曌书记员张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