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0282民初2769号之一 原告：杨祥明，男，196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旭霞，浙江李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文良，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民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04800882M）。住所地：浙江省宁波高新区丁香路131号。 法定代表人：胡瑞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克，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明，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杭州湾新区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AJFAJ3J）。住所地：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北侧众创园5号楼B171室。 法定代表人：程霄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霞，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翊，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704853116D）。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大西坝蟹堰头。 法定代表人：张龙棋，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信平，浙江李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祥明诉被告宁波民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意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民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恒公司）、第三人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 原告杨祥明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民意公司立即返还履约保证金6000000元并赔偿自支付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依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判令被告民意公司立即支付剩余工程款13927772元（最终以双方界面界定后参约确定的工程量价为准）并承担自欠付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依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并依法判决拍卖原告承建的杭州湾新区锦诚名仕家园（Ⅱ标段）工程，将拍卖所得价款在原告诉讼请求工程款的范围内优先受偿；三、判令被告民意公司立即支付因民意公司原因导致的原告停工损失共计6605532元；四、判令被告民恒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五、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事实与理由：一、2006年，民意公司取得杭州湾新区锦诚名仕家园项目土地后就按当时的施工行业惯例，因原告与民意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瑞林系师徒关系，故民意公司先找好了原告作为Ⅱ标段的项目负责人，由第三人参加投标并中标。招投标过程中经原告同意，第三人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了含有价款、工期、质量等实质性条款的《承诺书》给民意公司，原告依《承诺书》的约定向第三人交了600万元的保证金，再由第三人向民意公司支付了600万元保证金。后民意公司于2006年12月7日向第三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于同日与第三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据《承诺书》的约定投入人、料、机进场组织施工。因民意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违反《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在确定中标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及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双方于2006年12月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包括原告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承诺书》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法无效。因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之规定，原告分别于2006年11月30日、2006年12月19日以第三人名义支付给民意公司的共计600万元保证金民意公司应立即返还并赔偿原告自支付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依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损失。二、原告于2007年3月试桩开始Ⅱ标段（15套别墅与2幢高层）的施工，2007年8月工程桩基完工并经验收合格，且原告已将全套桩基工程资料（试桩记录、施工记录以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交给民意公司。因民意公司认为房产销售形势不佳，特别是高层即便造好也无法售出，故拒不提供下步施工的合法的完整的围护、土方乃至地下室工程、上部结构的施工图，且在原告将桩基工程完工后又将后续施工的围护、土方工程指定分包给其他单位施工，后指定分包单位也因无图纸无法施工导致高层工程一直停工。原告克服种种困难于2009年6月完成了15幢别墅的主体验收，后因民意公司为捂地一直未提供后续门窗、外墙装修的施工图，在原告多次催要后又违法径直将门窗、外墙装修进行了肢解发包，导致工程一直停工。停工后原告一直催促民意公司进行界面界定并结算，因民意公司承诺待房产增值时会对原告予以补助，考虑到民意公司开发不易，原告一直管领工地至今。因双方未最终进行界面界定确定工程量价，原告已完工工程量暂计价款34727772元（最终以双方参约确定的量价为准），至2009年9月停工之日民意公司共支付给第三人工程款 20800000元（另民意公司已起诉的要求原告返还的于2009年8月20日、2010年2月8日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原告保留在本案中作为已付工程款抵扣的权利），尚欠付工程款13927772元且案涉工程系因民意公司原因停建至今故原告有权就该欠付工程款享有其承建的工程部分折价、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另民意公司应承担自2009年9月停工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依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三、民意公司为捂地待形势转好后再另行开发刻意制造了一系列迫使原告怠工、停工的事由，如：1.现场用电负荷不足，导致桩机无法正常运转，影响施工进度；2.对原告上报的工程技术联系单均无签字盖章导致无法连续施工；3.一直不提交地下室围护、土方的设计图纸后又以合同约定的价格过高不愿履行将围护、土方工程指定分包给其他单位，指定分包工程又因无合法完整的施工图无法施工，导致原告无法施工。4.别墅部分一直不确定门窗材料、品牌以及外墙施工图纸，导致下步施工无法进行；5.民意公司为进一步阻碍施工，强行将属原告承包范围内的外墙门、窗及外墙石材装饰等工程违法肢解发包给无资质的单位/个人施工，工程根本无法继续施工并竣工，原告只能被迫停工。故民意公司的上述行为已导致原告怠工、停工等经济损失共计6605532元，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之规定，原告的怠工、停工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四、民恒公司应对民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2018年9月民意公司突然告知原告将对已完工程进行拆除，在原告多次警告、阻止的情形下于次月疯狂毁坏施工完成的部分围护，双方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冲突。后原告经调查查明民意公司在未经原告以及第三人同意、双方未经界面界定、未确定工程量的情形下以临时纳税账户被注销为由已于2018年6月22日偷偷将案涉工程整体交由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同一的全资子公司民恒公司继续进行锦城名仕的项目开发，并将土地使用权包括地上工程整体转移登记至民恒公司名下。民意公司全资设立民恒公司以及设立后不到三个月就将存有巨额债务的项目包括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工程转移登记至民恒公司处，显见民意公司与民恒公司利用有限责任公司面纱逃避债务的企图，原告债权的实现特别是对完工工程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已严重受阻。民意公司于2018年4月全资设立民恒公司时的手续均由民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瑞林一手操办，且民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财务负责人、联络员均为胡瑞林。2018年6月胡瑞林同时作为民意公司与民恒公司的代表将锦城名仕项目交由民恒公司继续开发，民恒公司对工程情况包括对原告的负债十分清楚。民恒公司作为民意公司绝对控制的子公司，事实上其体现的意志也即民意公司的意志，两公司在事实上就是一个实体，民意公司已失去了独立的法人人格，故民恒公司作为继受开发的主体也应受原施工关系的约束，对原告承担上述债务的共同清付责任。综上，本纠纷因系被告为谋取土地利益并企图吞没原告工程款、保证金造成，被告的违法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完全合情合理，请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民意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裁定驳回原告杨祥明对被告民意公司的起诉。本案中，原告杨祥明主张自己是实际施工人，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向二被告主张返还履约保证金、支付剩余工程款、赔偿停工损失。在原告杨祥明提交的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7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提交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为此，民意公司认为：一、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约定的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条款合法有效，不应以任何方式予以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本案中，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达成的仲裁协议，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的情形，该条款合法有效。因此，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关于工程款、履约保证金、赔偿损失等合同履行过程的纠纷，均应由仲裁机构裁决，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杨祥明虽然没有订立仲裁条款，但是，当其以实际施工人身份起诉时，其无法绕开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的工程款结算问题，也就无法绕开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的仲裁程序。就本案而言，杨祥明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提起诉讼时，法院必须审查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实，而法院审查上述实体问题之前，必须确保程序合法。当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时，对于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欠付工程款的事项，法院是不能进行实体审理的。也就是说，法院不应孤立地、片面地适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而应当全面地、有体系地予以考量，要确保适用该条规定时，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相冲突。三、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的施工合同纠纷已于2018年11月由仲裁机构受理，杨祥明与万华公司恶意串通，规避仲裁条款，其行为不应得到支持。2018年11月13日，宁波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了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万华公司若要主张返还履约保证金、剩余工程款、损失赔偿，完全可以通过提起反仲裁申请，或者另行申请仲裁。但是，万华公司没有提出仲裁申请，而是由杨祥明以实际施工人到法院提起诉讼。其中，在仲裁案件中万华公司的代理人之一即是本案杨祥明的代理人之一，万华公司与杨祥明恶意串通，规避仲裁条款的目的非常明显。其进一步目的是在诉讼程序中，滥列被告，将与本案无关的民恒公司列为被告，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干扰项目的开发活动，以实现其不合理的要求。杨祥明与万华公司这种恶意规避仲裁条款的行为，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生命力和公信力，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四、最高院案例（2015）民一终字第170号、（2013）民提字第148号均明确表明，实际施工人起诉时，受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该情况下法院不应受理实际施工人的起诉。五、《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只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第三人，并不包括借用资质情形当中的被挂靠人。本案杨祥明的陈述即便属实，其与万华公司之间是借用资质的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不属于转包关系，也不属于违法分包的情形。杨祥明并无证据证明其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所指的实际施工人，其无权根据该条规定提起诉讼。 被告民恒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一、本案属原告杨祥明与被告民意公司及第三人万华公司之间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其公司毫无关联，其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与民意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人。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管、董事和财务负责人均与民意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且财产、人员、经营均为独立运营。原告恶意起诉其公司且申请查封其公司财产，已经给其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民意公司与第三人万华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37条约定了如果双方有争议时，则提交予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其公司及第三人在庭前会议中的陈述，原告与第三人不论是实际施工人关系还是内部承包关系，原告起诉要求法院解决的是施工方与发包方之间同一工程项目和同一工程款争议的问题，由于宁波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了民意公司关于该工程项目的仲裁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应该由仲裁委员会一并审理该工程项目的相关争议。因而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杨祥明的起诉。 针对被告民意公司的上述管辖权异议，原告杨祥明提出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本案原告杨祥明已向法院提供其支付履约保证金、支付工程人、料、机费用及领用、安排支付工程款等实际组织施工的证据证明其系锦城名仕家园Ⅱ标段的实际施工人，故原告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法律明确规定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权向发包人提起法定权利保护的诉讼。另外，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由不动产即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故慈溪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完全正确合法。二、原告起诉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且宁波仲裁委员会已向原告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从未与两被告或两被告之一形成过书面仲裁协议，故原告起诉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现民意公司依据其与第三人签订过仲裁协议认为实际施工人也应受该仲裁协议约束的理由不能成立。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存在依双方约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起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而本案发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存在的是法定授权的可诉性，故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与实际施工人依据法律规定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无关，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不受民意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仲裁条款的约束。被告民意公司提供的最高院两案例的实质是“鉴于主张的权利具有代为请求的性质”才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已将“法定直接起诉权”与“代位权”分列，第二十四条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该相对性的突破本身就是对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共同突破，如此才能更好地保障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况且，最高院早在（2014）民申字第1575号案中的裁判观点中就已明确表明：“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同于代位权诉讼，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承包人权利的承继，也不应受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仲裁条款的约束”。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因转承包人与转包人之间存在内部转承包法律关系而法定赋予实际施工人突破债权主张的相对性向发包人主张债权，但该相对性的突破仅仅是债权金额明确后主张权的突破并非是对施工合同履行的相对性的突破，两者有本质区别。第二十四条适用的前提是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即发包人与转包人之间的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及转包人与转承包人之间的内部转承包法律关系。现实际施工人根据解释规定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该权利不是依据发包方与承包方合同关系而产生，而是直接基于法律规定，不受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的管辖条款的约束。仲裁必须在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及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相关条款之规定，除非双方之间有明确的符合法定要求的仲裁协议存在，否则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宁波仲裁委员会已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9）甬仲不受字第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为民意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37条的仲裁条款约束的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受该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宁波仲裁委员会管辖。由此可见，根本不存在民意公司所称原告应受仲裁条款约束的事实与理由，更证明了原告起诉的合法性。三、在第三人未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起反申请的情形下，原告更有权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向民意公司提起诉讼。根据该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赋予法院追加第三人的权利就是为了查明欠付款，该事实的查明以及施工合同效力、工程质量及工程款支付责任等完全可在本案中一并实现，不存在民意公司所称需以第三人在宁波仲裁委员会提起反申请为前提条件，如此也将增加诉赘（恰恰相反仲裁案应依本案审理为前提）。因实际施工人与承包人对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的诉具有同一性，现第三人未向宁波仲裁委员会提起反申请更排除了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重复起诉的情形，实际施工人起诉更具正当性。四、原告杨祥明并非万华公司员工，其与万华公司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社保也一直在其他公司缴纳，其与万华公司构成无效的内部转承包关系，根据庭前会议查明的相关事实，符合法律有关转包的规定。另，原告杨祥明并未参与涉案工程招投标以及施工合同的签订，涉案工程系万华公司通过招投标自行承揽而来，后转包给原告杨祥明，不存在原告借用万华公司资质形成挂靠关系。故此，杨祥明属转承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且不受施工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 针对被告民意公司的管辖权异议，第三人万华公司提出答辩意见：一、万华公司作为第三人配合法院查明事实系基于两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实际施工人无权进入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的法律关系，其法律地位系法律规范所规定，实际施工人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应受万华公司与民意公司之间的管辖条款的约束。二、实际施工人与万华公司、民意公司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也未同意接受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故任何人无权强迫施工人接受仲裁协议，否则将违反仲裁必须自愿的基本原则。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与实际施工人代位权诉讼有区别，应予以正确认定。 针对被告民恒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意见，原告杨祥明提出答辩意见：一、被告民恒公司已过管辖异议期，其无权提出管辖异议。二、民恒公司所提管辖异议第一项事实与理由属实体审理范围，若法院在管辖异议阶段对此进行审查则属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未审先判。原告已提供证据证明且民意公司也在另案中明确予以确认民恒公司系其全资设立继承开发锦城名仕家园项目的子公司，民恒公司作为继受开发主体理应对民意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三、民意公司与万华公司之间的仲裁并不约束原告与民恒公司，民恒公司不得也无权据此提出原告对其起诉的管辖异议，应直接予以驳回。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就是为更好地保护弱势施工人的合法权益。在前期保全过程中已明确民意公司基本丧失债务履行能力，实际施工人根据法律规定同时起诉两被告完全是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综上，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告以实际施工人身份起诉发包人，是否受到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争议解决条款的约束？ 根据原告杨祥明诉称，原告杨祥明主张其系第三人万华公司（承包人）向被告民意公司（发包人）承建的杭州湾新区锦诚名仕家园Ⅱ标段建设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以案涉工程发包人即民意公司为被告，以工程承包人万华公司为第三人，向被告民意公司主张相关工程款项（包括返还履约保证金、支付剩余工程款、赔偿停工损失等），并以被告民恒公司与民意公司事实为同一实体，被告民意公司已丧失独立法人人格为由，要求作为继受开发涉案工程项目的民恒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而提起的诉讼。本案案涉建设工程即被告民意公司与第三人万华公司于2006年12月7日签订的宁波市杭州湾新区锦城名仕家园项目Ⅱ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7条载明：“本合同在履行过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宁波市仲裁委员会解决。”对被告民意公司与原告就管辖异议之争议焦点，即上述合同第37条的争议仲裁管辖条款是否能约束本案原告，换言之，在原告杨祥明主张其作为实际施工人向发包方即被告民意公司主张相关工程价款时，是否应受作为发包人的民意公司与作为承包人的第三人万华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争议仲裁管辖条款约束。 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我国建设工程领域的现状及相关实际情况，该规定实际上是突破了实际施工人与转承包人之间的合同相对性，而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直接向与其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的权利。该规定对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作了限定，也就是应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数额后，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享有的权利是限于承包人对发包人享有的权利范围。另外，本案中，原告在起诉时称“2006年，被告民意公司取得杭州湾新区锦城名仕家园项目后，就按当时的施工行业惯例，因原告与被告民意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瑞林是师徒关系，先找好了原告作为Ⅱ标段的项目负责人，由第三人参加投标并中标”以及原告提供的其与第三人万华公司签订的《确认书》第四条载明，“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甲方尊重乙方提起仲裁、撤销仲裁、和解等的决定与意愿”（甲方指万华建设；乙方指杨祥明），由此可以看出，原告事先知晓（或者应当知晓）被告民意公司与第三人万华公司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37条载明的：“本合同在履行过程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宁波市仲裁委员会解决”的仲裁约定。该仲裁约定合法、有效，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基于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来主张工程款等，应受该仲裁条款的约束。同时，根据该约定来确定管辖权，也维护了发包人和承包人对管辖的正常预期，保障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二、原告对民恒公司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对被告民恒公司的管辖异议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需明确，本案相关起诉材料实际送达被告民恒公司日期为2019年4月2日，本院收到被告民恒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申请书日期为2019年4月11日，尚在本院确定的答辩期间内，故被告民恒公司的异议并未过管辖异议期间。对被告民恒公司异议所提其与本案毫无关联，应驳回原告起诉的意见，本院认为，是否关联不是审查管辖异议的范围，属于实体审查。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原告起诉民恒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对上述款项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现因原告对民意公司的起诉因法院无主管权而被驳回，致使其依附的诉请欠缺具体的请求，故现原告对民恒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杨祥明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君亚 审 判 员  岑央波 人民陪审员  徐一芳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沈燕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