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9598号原告：赖一慧，女，1993年4月1日生，汉族，住四川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泽，上海达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王文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敬琪，女。原告赖一慧与被告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威康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赖一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昊泽、被告威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敬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赖一慧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8月16日签订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合同编号：SHXXXXXXXXX)、2018年8月17日签订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合同编号：SHXXXXXXXXX)；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剩余课程费用39,560元(人民币，下同)；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课程内容为“常规3级课POS”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共66节课，总计费用21,780元，约定教练王梓丞。2018年8月1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课程内容为“特色课程w-posture2”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共66节课，总课程费用26,400元，约定教练刘小丹。签订合同时，被告告知原告教授原告的为合同上载明的两个教练，为原告安排的均为“教练组领导、资深女教练”，并未提及训练中会更换教练的内容。在被告多次轰炸式推销下，基于被告资深教练的承诺，原告才同意签署合同，被告工作人员便将ipad中储存的电子合同直接翻至尾页，要求原告签了名字。实际上原告对合同内容并不知晓，被告也未就重要条款向原告提示，应属格式合同。2018年8月18日原告至被告处上课发现才教授原告的并非合同载明的教练，被告多次擅自变更教练，变更后的教练是否有教练资质原告不知情，且原告为未婚女性，被告安排的却是男性教练，在健身训练中多有不便。为此，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沟通交涉，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搪塞，无奈原告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在它案中曾将被告合同的违约金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并做出过行政处罚。另外，被告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还存在收款后不开具正规发票、教授内容多有重复的情况。现被告擅自变更指导教练，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导致原告最初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解除私教服务合同。2018年8月16日的合同原告已上14节课，按照每节课330元的标准折算，总金额21,780元扣除已上的4,620元后，被告应退还原告17,160元；2018年8月17日的合同，原告已上10节课，按照每节课400元的标准折算，总金额26,400元扣除已上的4,000元后，被告应退还原告22,400元，故应退还的剩余课程为39,560元。纠纷发生后，因被告拒绝协商，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威康公司辩称，其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时便告知了原告王梓丞系被告正大店销售经理，实际授课的可能并非王梓丞。后王梓丞于2018年8月底转至被告长泰店工作，刘小丹于2018年9月初离职。因该两个教练都未给原告授过课，对原告上课不产生影响，故刘小丹离职情况未告知过原告。双方合同第四条约定原定教练无法提供指导的，被告有权为原告安排其他合格教练代替，故被告另行为原告安排了其他教练，所安排教练均有教练资质，原告在上课过程中也未对教练性别提出过异议。教练多次更换是因原告提出更换要求，被告并未承诺为原告安排的教练为女性，且合同上的王梓丞便为男性。双方所签合同范本确系被告提供，也是在ipad上签订的电子版，但合同条款于签合同时便口头向原告做出过解释说明，条款内容也无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己方义务的情形。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于2018年9月20日再次与被告签订教练为更换后的潘毅教练的私教合同，且已使用完毕，说明原告对被告服务是满意的，对另行安排的教练也是满意的。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不同意解除合同。对原告诉称的课程折算方式及剩余课程金额无异议，即便认定合同解除，也应在剩余课程金额39,560元的基础上扣除原告应支付的违约金。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16日，原、被告签订《私人/小组训练合同》(编号：SHXXXXXXXXX)，课程类型为常规3级课POS(60分钟)，课程数量66节，教练为王梓丞，课程费用21,780元，专属会所为正大店。2018年8月17日，原、被告再次签订《私人/小组训练合同》(编号：SHXXXXXXXXX)，课程类型为特色课程w-posture2(45分钟)，课程数量66节，课程费用26,400元，教练为刘小丹，专属会所正大店。2018年9月20日，原、被告签订《私人/小组训练合同》(编号：SHXXXXXXXXX)，课程类型为常规3级课(60分钟)，课程数量5节，课程费用2,400元，教练为潘毅，专属会所正大店。上述合同均约定：会员章程第4条“……若原教练无法提供指导的，威康公司可以安排其他合格教练代替”；章程第7条“私教训练合同开始期间，如会员单方面提出解除训练课程，视为违约，须按照课程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会员健康告知第6条“所有训练课程必须于此合约指定之会所进行”；会员健康告知第11条“本文件具约束力，并取代任何口头或书面协定……”。截至本案辩论终结时，曾有被告处如下教练为原告授课：刘恒青、陈涛、潘毅、王先涛、张志勇、陈晓峰。王梓丞、刘小丹未为原告提供授课服务。另查明，就被告在会籍合同中约定的“会籍合同履行期间，如会员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的，则视作违约，须按照会籍费用的30%支付违约金”的约定，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5月26日出具浦市监处字[2016]第XX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上述约定属格式条款，对被告做出1,000元罚款的决定。审理中，1.双方一致确认：2018年8月16日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编号：SHXXXXXXXXX)原告已上14节课，每节课330元，剩余课程费用17,160元；2018年8月17日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编号：SHXXXXXXXXX)原告已上10节课，剩余课程费用22,400元；原告第一次基于上述合同至被告处上课时间是2018年8月18日。2.被告称其提供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会员章程”以下内容每个合同都相同，不同部分是“会员章程”以上内容。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原、被告签订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原、被告于2018年8月16日、2018年8月17日签订的合同，双方约定的私人教练为王梓丞、刘小丹。而原告于2018年8月18日第一次基于系争合同至被告处健身至本案辩论终结时，被告并未安排该二人指导原告训练。针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合同签订时是否已告知其他教练教授的问题，被告虽称已告知原告实际授课的可能并非合同载明的教练，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原告亦不认可，故难以采信。原告根据合同约定，确信教授原告的为合同载明的教练王梓丞、刘小丹，符合法律规定和生活常理。二、关于合同教练不能教授的原因，被告称王梓丞于2018年8月底调岗至其他门店、刘小丹于2018年9月初离职。对此，本院认为，王梓丞教练调岗属于被告公司的内部工作调动，并不能构成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且两位合同教练的调岗和离职被告既未告知原告，也未向本院提交相关材料证明确已调岗离职。在合同教练调岗、离职前，被告亦未安排该两位教练为原告指导，故本院难以确认被告未安排合同教练授课存在合理理由。三、关于《私人/小组训练合同》会员章程第4条的约定，被告据此主张其有教练变更权。本院认为，会员章程第4条属于被告提供的合同范本“会员章程”以下内容，基于被告“会员章程”以下文本格式内容均相同的确认，该第4条应系格式条款。第4条的条款内容，约定的是合同教练的变更权，显然对私教合同而言教练是合同主要内容，也是健身会员重要考量的因素，作为格式条款，被告理应于合同签订时向原告充分解释说明并提请原告注意。但本案中，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尽到了该说明和告知义务，故被告并不能据此享有合同教练变更权，原告主张该格式条款对其不产生效力要求撤销，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信。综上，被告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原告基于被告擅自变更教练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则课程费用做相应扣减。现原、被告一致确认扣减后的剩余课程费用为17,160元、22,400元，故原告主张退还剩余课程费用39,560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赖一慧与被告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签订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合同编号：SHXXXXXXXXX)、2018年8月17日签订的《私人/小组训练合同》(合同编号：SHXXXXXXXXX)；二、被告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赖一慧剩余课程费39,56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9元，减半收取计394.50元，由被告威康健身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艳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浦 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九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