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3民初21020号原告：宦永亮，男，196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车建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易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红运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陈玉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建坤，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昊纬，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史震东，男，1968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中漕路XXX号XXX号楼XXX室。第三人：赵文燕，女，1972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中漕新村XXX号XXX室。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芳，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璐，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宦永亮与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美凯龙)、广东红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运公司)、第三人史震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1日作出(2016)沪0113民初4097号民事判决。宦永亮、史震东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6)沪02民终9351号民事判决。宦永亮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8)沪民申119号民事裁定，指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沪02民再52号民事裁定，撤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9351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6)沪0113民初409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重审中，本院依法通知赵文燕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宦永亮、被告红星美凯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昊纬、被告红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建坤、第三人史震东、赵文燕及赵文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芳、魏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宦永亮于2015年10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定/销货单(NO.XXXXXXX)；2、被告红星美凯龙、红运公司共同退还原告货款180,000元；3、被告红星美凯龙、红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赔偿金540,000元，如果法院认定第三人史震东应承担赔偿责任，则由法院依法判令第三人史震东承担相应责任。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原告在被告红运公司设在被告红星美凯龙处由第三人史震东实际经营的展厅内，定购了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80,000元的可乐豆木材质的“檀颂”系列家具，原告当场支付了5,000元意向金，后将余款补足。送货时原告就家具色泽提出质疑，但第三人史震东称家具没有问题。2015年6月，原告发现家具质地并非可乐豆木而系重蚁木，立即向第三人史震东提出质疑，并于次月向被告红星美凯龙投诉，被告红星美凯龙也召开过协调会，但协商未果。原告认为第三人史震东展厅内虽有可乐豆木材质和重蚁木材质的家具，但当时价签上显示均为可乐豆木材质。原告基于可乐豆木材质而购买被告家具，但实际上送货却是重蚁木材质的家具。被告红星美凯龙辩称，赵文燕租赁了被告的场地销售被告红运公司的产品，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红运公司存在欺诈，且也未给原告造成损失，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院认定被告红星美凯龙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明确被告享有的追偿权。被告红运公司辩称，被告授权赵文燕作为“檀颂”品牌的经销商，合同约定被告红运公司根据赵文燕的订单提供产品，赵文燕系自主经营。原告订单并非与被告红运公司签订，被告并非买卖合同的主体。被告既生产重蚁木材质家具，也生产可乐豆木材质的家具，两种材质家具价格一致，涉案的家具系被告生产的重蚁木材质家具。被告根据第三人史震东的订单正常生产、发货，且产品均有明确的型号、规格、材质等标识，不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供的资料、被告红运公司提供的订货单及产品标识，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之间交易不存在欺诈行为。即使本案中存在欺诈，也是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告红运公司无关。第三人史震东辩称，第三人展厅内除了可乐豆木材质的家具外，还有部分重蚁木的家具，两种材质的家具的价格一致。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的订单上虽未书面约定材质，但下单时曾口头讲过是重蚁木。在第三人接到原告反映的情况后，曾与原告协商为其调换一套可乐豆木的家具，但原告不同意。原告购买的是重蚁木材质家具，实际送货的也是重蚁木材质家具，标签上材质也标明是重蚁木，整个交易过程中第三人并未欺诈原告，故不同意承担责任。原审经审理查明：一、被告红星美凯龙系红星美凯龙家具商场的运营管理方，被告红运公司系檀颂品牌家具的生产厂家，赵文燕系被告红运公司授权的特约经销商，其在上海红星美凯龙汶水店承租四楼一展厅，经营销售檀颂品牌家具。第三人史震东系该展位的实际经营人。2014年11月，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签订编号为NO.XXXXXXX定/销货单，约定购买价值180,000元的一套檀颂品牌家具，但该订单上未注明家具材质。原告在下单当天向第三人史震东支付5,000元，后于2014年11月15日、2014年12月19日、2015年2月4日将余款补足。被告红运公司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订货单加工、发货，2015年1月底，第三人史震东将加工好的家具送至原告处。第三人史震东展厅销售被告红运公司生产的可乐豆木和重蚁木两种材质的家具。商场展厅商品标签由被告红星美凯龙统一制作，第三人史震东仅申请制作了可乐豆木材质家具的标签未制作重蚁木材质家具商品标签。订货单上显示同款可乐豆木家具与重蚁木家具价格基本一致。2015年6月，第三人史震东从被告红星美凯龙商场撤柜。2015年9月、10月红星美凯龙沪南路店为原告补开发票。二、2015年7月，原告向被告红星美凯龙投诉，称送至家中的家具材质是重蚁木而非当时双方约定的可乐豆木，认为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要求全额退款并予以赔偿。针对原告反映的问题，被告红星美凯龙随即召集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进行协调，协调会上第三人称其销售的檀颂家具有可乐豆木和重蚁木两种材质，因展厅场地有限，展出的主要是可乐豆木家具，但两种材质家具价格一致。在订单上虽未注明具体材质，但当时给原告讲过是重蚁木，后来给原告送的家具也是重蚁木，商品标签上也明确注明了材质。有可能是当时没有给原告讲清楚具体材质，但第三人并未欺诈原告，同意为原告调换一套可乐豆木家具；原告认为当时展厅标签标注的是可乐豆木，原告基于对可乐豆木材质的喜欢而下订单，第三人却用重蚁木的家具替代可乐豆木的家具，其行为是欺诈，要求按照欺诈退一赔一。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因在被告红星美凯龙处协调未果，原告又向上海市宝山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原告与第三人就是否存在欺诈、是否赔偿未能达成一致，调解再次未果。三、第三人送至原告处的家具质量证书显示材质为重蚁木，合格证书显示符合QB/T2385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原审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第三人史震东借用他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进行经营，并与原告签订订单，故第三人应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第三人史震东展厅销售可乐豆木和重蚁木两种材质的家具，且同款家具售价一致，出售何种材质的家具对第三人史震东来讲并无区别。第三人史震东交付原告的家具标签也明确注明材质为重蚁木，并不存在用重蚁木冒充可乐豆木的情况，现有证据也无法认定第三人史震东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欺诈原告。第三人在展厅内主要展出的是可乐豆木材质的家具，标签也由商场统一制作，但实际上其销售的同款家具除可乐豆木外还存在重蚁木材质，但第三人史震东并未规范使用商品标签，其行为很容易误导客户认为展厅出售的家具或订购的家具均是可乐豆木材质。原告基于错误认识而与第三人签订订单，属于重大误解行为，现原告提出撤销订单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因第三人的不当行为导致本买卖合同解除，结合原告订购家具的价款、使用时间、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本院酌情判令第三人史震东赔偿原告解约损失20,000元。第三人史震东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应由第三人史震东承担，被告红星美凯龙及红运公司在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的买卖过程中并无过错，现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撤销原告宦永亮与第三人史震东签订的编号NO.XXXXXXX定单/销货单，第三人史震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原告处取走家具并退还原告宦永亮货款180,000元；(二)第三人史震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宦永亮20,000元；(三)驳回原告宦永亮其余诉讼请求。原告宦永亮、第三人史震东均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6)沪02民终935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宦永亮仍不服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8)沪民申119号民事裁定，指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沪02民再52号民事裁定，撤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9351号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6)沪0113民初4097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重审中，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撤销原被告之间订立的定销货单(编号XXXXXXX)；2、要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共同退还货款18万元；3、两被告赔偿54万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与原审相同。另表示第三人史震东在红星美凯龙展示厅内用红星美凯龙统一制作的可乐豆标签吸引消费者，展厅里都是可乐豆，下订单下的重蚁木，构成欺诈。原告提交了授权许可、名片、定销货单、汇款凭证、家具照片、发票、承诺书、情况说明、光盘、消协的中止调解的通知、导购手册，家具使用说明书及现场照片等证据。被告红星美凯龙辩称：被告不存在欺诈故意和欺诈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果法院认定被告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要求法院明确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并无欺诈故意，且未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失，请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红星美凯龙提交了租赁合同、订货单等证据。被告红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诉请。主要理由为：1、产品质量明细卡可以看出标准，不存在欺诈。合格证上面的执行标准是符合名贵家具的执行标准的。工艺标准符合2385标准。红运公司是采用的工艺标准，而非用材标准。在检验站进行过检验，结果符合该标准要求。构成欺诈应该具有主观恶意，但是相关标注说明了实事求是的经营行为，与原告收到的证明相符，不存在欺诈恶意；2、两种材质家具价格一致，不存在利益驱动，原告并未遭受损失；3、史震东、赵文燕和被告都是独立核算，被告根据订单供货，无欺诈行为。原告二审中表示承认被告不存在直接的欺诈，只是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被告是按需供货，不是经营者不是销售者。即便销售者存在欺诈，也不能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被告红运公司提供了加盟合同书、发货单、产品型号代码编制指导书、明细卡、合格证、说明书及检验报告等证据。第三人史震东辩称：订单没有约定材质，两种材质家具价格一致，合同有效，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和行为，质量有问题可以退货，但不同意退一赔三，要求驳回原告诉请。第三人史震东提供了订货单、产品明细、家具图纸、销售预售对账明细及银行卡明细等证据。第三人赵文燕辩称：要求驳回原告诉请。主要理由为：1、原告与史震东存在买卖关系，赵文燕从未参与；2、上海红星美凯龙汶水店承租四楼一展厅实际经营者是史震东，经营管理获利都是史震东，赵文燕也未参与，故赵文燕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3、原告陈述在订货时候并未明确订货材质，史震东送货时提交了标签，从销售到送货的交易过程来看，史震东并未隐瞒家具材质。两种材质价格一样，很明显本案交易不存在欺诈，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的相关事由；4、系争家具仍旧在原告处，从2015年1月起使用已经四年，即便撤销，家具也要折价计算。综上，原告诉请不符合事实。第三人赵文燕未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第三人史震东、赵文燕原系夫妻。被告红星美凯龙系红星美凯龙家具商场的运营管理方，被告红运公司系檀颂品牌家具的生产厂家，第三人赵文燕系被告红运公司授权的特约经销商，第三人赵文燕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赵文燕家具经营部在上海红星美凯龙汶水店承租四楼一展厅，经营销售檀颂品牌家具。第三人史震东系该展位的实际经营者。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赵文燕家具经营部于2015年4月8日核准登记，2017年8月29日注销登记。第三人史震东展厅销售被告红运公司生产的家具。商场展厅商品标签由被告红星美凯龙统一制作，第三人史震东仅申请制作了可乐豆木材质家具的标签未制作重蚁木材质家具商品标签。2014年11月，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签订编号为NO.XXXXXXX定/销货单，约定购买价值180,000元的一套檀颂品牌家具，但该订单上未注明家具材质。原告在下单当天向第三人史震东支付5,000元，后于2014年11月15日、2014年12月19日、2015年2月4日将余款补足。被告红运公司根据第三人史震东提供的订货单加工、发货，2015年1月底，第三人史震东将加工好的家具送至原告处。2015年6月，第三人史震东从被告红星美凯龙商场撤柜。2015年9月、10月红星美凯龙沪南路店为原告补开发票。二、2015年7月，原告向被告红星美凯龙投诉，认为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要求全额退款并予以赔偿。被告红星美凯龙召集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进行协调，第三人史震东称其销售的檀颂家具有可乐豆木和重蚁木两种材质，因展厅场地有限，展出的主要是可乐豆木家具，但两种材质家具价格一致。订单上虽未注明具体材质，但当时给原告讲过是重蚁木，后来给原告送的家具商品标签上也明确注明是重蚁木，同意为原告调换一套可乐豆木家具；原告认为当时展厅标签标注的是可乐豆木，原告基于此材质下订单，第三人史震东却用重蚁木材质替代可乐豆木材质，有欺诈行为。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后原告又向上海市宝山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诉，调解再次未果。三、第三人史震东送至原告处的家具质量证书显示材质为重蚁木，合格证书显示符合QB/T2385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四、红星美凯龙汶水店的导购手册中承诺，凡在红星美凯龙家具商场所购商品出现质量或服务问题的，顾客与商户难以达成共识时，红星美凯龙将依据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先行赔付”。赔偿方式包括维修、更换、退货，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经济赔偿或补偿。五、审理中，原告表示，原告要求撤销的货单系原告和第三人史震东订立的货单，订立合同的双方是原告和第三人史震东，其他当事人均对此表示无异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1、第三人史震东销售涉案家具是否构成欺诈；2、被告红星美凯龙是否应当承担退还货款、支付赔偿金的责任；3、被告红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退还货款、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关于第三人史震东销售涉案家具是否构成欺诈。构成欺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欺诈人具有欺诈的故意；第二，欺诈人有欺诈行为；第三，被欺诈人陷于错误认识是基于欺诈人的欺诈；第四，被欺诈人因错误认识而为一定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换言之，审查欺诈事实能否成立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第三人史震东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的合理怀疑不能被排除。原告在收到货物同时也一并收到过标示明确的《合格证》、《产品质量明示卡》。第三人史震东交付原告的家具标签明确注明材质为重蚁木，并不存在用重蚁木冒充可乐豆木的情况。其次，关于原告是否因错误认识而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的合理怀疑不能被排除。原告在其起诉状中自称“素来对木材及其质地有着独到的见解，对家具的木材用料也颇为留意”，但涉案家具订单上却未书面约定家具材质。即便如原告所说，定销货单上面没有材质这一选项，无法填写家具材质，原告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留存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就家具材质约定为可乐豆木，留存证据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书面的补充协议、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等等，且这些留存证据的方法对于如此在意家具材质、购买了金额高达18万元涉案家具的原告来说既非不合理也非困难，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也并非对原告的苛求。本案中，除原告自述之外，原告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史震东就家具材质进行了约定。原告对家具木材用料如此留意却既不在定销货单中约定家具材质也不留存其他能够证明就家具材质进行了约定的证据，不合常理。另外，根据原告诉状的陈述，“2015年1月底……家具送至原告家中”，“2015年6月底，原告得知……家具的原料……是重蚁木”。而原告在收到货物同时也一并收到过标示明确的《合格证》、《产品质量明示卡》，第三人史震东交付原告的家具标签明确注明材质为重蚁木，原告既然如此在意家具材质，又为何会在标示明确的情况下时隔五个月才发现材质“不符合约定”？故原告在签订定销货单之时是否真的在意家具材质，原告是否因错误认识家具材质而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原告究竟是因错误认识家具材质而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还是如第三人赵文燕所说，“原告购买的时候对材质并不在意，他事后为了退货才编造出受到欺骗的事实”，均存在合理怀疑。综上，根据在案证据和已认定的事实，原告对欺诈事实的证明，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所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定证明标准，本院依法认定原告所主张的第三人史震东构成欺诈之事实不存在。虽然本案欺诈事实不成立，但第三人史震东在展厅显著位置展示由商场统一制作商品标签的可乐豆木材质家具，最终向原告交付的却是重蚁木材质的家具，史震东作为卖方在销售涉案家具过程中未向消费者尽到合理必要的告知、说明义务，原告因重大误解订立定销货单之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三人史震东所称手写重蚁木的标签并放在展厅里面的事实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因重大误解订立定销货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告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故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定销货单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宦永亮应当将涉案家具返还给第三人史震东，第三人史震东应当将收取的货款返还给原告宦永亮。因第三人史震东的过错导致本买卖合同撤销，结合原告订购家具的价款、使用时间、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本院酌情确定第三人史震东应当赔偿原告损失30,000元。关于被告红星美凯龙是否应当承担退还货款、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原告根据红星美凯龙汶水店的导购手册中被告的承诺，要求被告红星美凯龙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被告红星美凯龙导购手册中的承诺明确具体，对被告红星美凯龙具有约束力。现原告宦永亮在红星美凯龙家具商场因重大误解购买商品，所享受的服务出现问题，原告宦永亮与第三人史震东难以达成共识，被告红星美凯龙应当给予“先行赔付”。被告红星美凯龙辩称先行赔付需要消费者参与商场的统一收银并在商场提供的统一格式的定销货单上加盖服务专用公章，而宦永亮并不满足上述要求。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红星美凯龙既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红星美凯龙“在其商场内各处都张贴了提醒消费者参与统一收银、使用商场提供的统一格式的《定销货单》并加盖售后服务专用章的告示”也未提供导购手册作为证据以证明导购手册中有同样的提示。根据在案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尚不能认定原告宦永亮已知悉被告红星美凯龙关于先行赔付的这些规定，也难以认定这些规定对原告具有约束力，故本院对被告红星美凯龙的上述辩解不予采纳。在被告红星美凯龙赔偿后，有权依法向销售者追偿。关于被告红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退还货款、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原告宦永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作为请求权基础要求被告红运公司承担退还货款、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该两条文所规定的要件事实之一是交易由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完成，订立合同的双方为交易相对人和被代理人。而庭审中，原告宦永亮反复确认“原告和第三人史震东订立的货单”、“订立合同的双方是原告和史震东”、“是和展位内的史震东订立了定销合同”、“原告诉讼请求撤销的合同是原告和第三人史震东订立的合同”，未主张订立合同的双方为被代理人红运公司与交易相对人宦永亮。因原告宦永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作为请求权基础而未主张请求权基础要件事实之一，未尽到其主张责任，此诉讼请求的充分性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另要求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作为要求红运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不存在原告要求红运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权基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宦永亮与第三人史震东签订的编号NO.XXXXXXX定/销货单；二、第三人史震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原告宦永亮处取走家具；三、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宦永亮货款180,000元；四、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宦永亮30,000元；五、驳回原告宦永亮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原告宦永亮负担7,792元,被告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20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俞蔚明审 判 员  葛宝琴人民陪审员  奚重政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书 记 员  刘劭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