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2301民初1061号原告：詹立春，男，197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连江县人，户籍地福建省连江县，现住贵州省兴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佰林，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彬，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贵州省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兴泰新区民航大道荣御天下******。法定代表人：叶谷修，该公司董事长。被告：叶谷修，男，197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罗源县人，住福建省罗源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帮慧，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立美，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于孙笃，男，197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罗源县人，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北京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啊歆，北京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詹立春与被告叶谷修、于孙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中，叶谷修、于孙笃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叶谷修、于孙笃不服提起上诉，上诉后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诉讼中，原告詹立春申请追加贵州省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鑫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因审理发现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佰林，被告叶谷修及其叶谷修、万鑫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立美，被告于孙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发现本案的审理结果需以本院另一案（2018）黔2301民初8950号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裁定中止审理，现该案已审结，恢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詹立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叶谷修、于孙笃支付原告詹立春股权转让款695万元；2、判令被告叶谷修、于孙笃赔偿原告詹立春逾期支付期间所受的利息损失，该损失以69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本息清偿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1年9月19日，詹立春与叶谷修、于孙笃出资共同成立了万鑫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原告出资900万元占公司30%的股权。万鑫公司自成立后，主要在贵州省××民航路投资万鑫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后因股东内部矛盾导致公司陷入经营管理僵局，经詹立春与叶谷修、于孙笃多次磋商后，三方于2017年7月21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詹立春将其对万金公司900万元的出资权益，即30%股权份额作价人民币900万元转让给叶谷修及于孙笃。合同签订后，叶谷修及于孙笃仅向詹立春支付了5万元后便拒不履行余下付款义务，经詹立春行使抵消权抵消200万元互负债务后，叶谷修及于孙笃695万元到期付款义务未履行。多次催收未果后，詹立春方才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所述，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之约定，叶谷修及于孙笃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向詹立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赔偿詹立春在逾期收到合同价款期间所受的损失，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叶谷修辩称，我支付了《股份处置协议》中约定的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原告起诉的金额，我们已经全部支付。按照约定履约保证金200万元詹立春应当还给我，当时他也同意还给我。关于委托起草《股权转让合同》《债权债务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说明，当时，我与詹立春、于孙笃三个股东均在场，詹立春向我们推荐伍佰林律师，后于2017年9月定稿，是万鑫公司委托伍佰林律师，没有签订委托手续，由万金公司支付律师费5000元。针对詹立春起诉的事实和请求答辩如下：一、被答辩人詹立春据以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前提之一—《债权债务确认书》不具有合法性，故而该《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具有法律效力，被答辩人依据无效的协议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被答辩人詹立春在起诉时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十四条明确约定“本合同在符合下列全部条件时生效：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2、由甲乙丙三方及万鑫公司四方所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生效；3、甲方及丙方向乙方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由此可知，该《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需要同时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答辩人认为，前述《债权债务确认书》不具有合法性，故而，该《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具有合法性，不产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答辩人叶谷修、被答辩人詹立春及于孙笃均系万鑫公司的股东，共同投资开发万鑫黄金城项目，后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巨额投资眼见难以收回，又加之各自的经营理念不合，詹立春与叶谷修、于孙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直至发展到詹立春对叶谷修、于孙笃二人大打出手到公安机关解决多次。三人已不可能再共同经营公司，为此，经过政府以及多方人员的调和，詹立春同意将其持有的30%的股权转让给叶谷修、于孙笃，三方于2017年3月1日签订《股份处置协议》，但在协议履行的过程中，被答辩人詹立春已反悔，要求叶谷修、于孙笃与其另行订立协议，为达到其不法目的，被答辩人詹立春采取非法手段限制于孙笃的人身自由，严重威胁到于孙笃的人身安全。面临詹立春施加的人身安全威胁甚至暴力威胁，无奈之下，叶谷修、于孙笃只得答应与詹立春签订协议，进而才会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及《股权转让合同》。而且，前述所签的《债权债务确认书》虽名为债权债务确认书，但实质却是被答辩人詹立春以此为名抽逃出资，该《债权债务确认书》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该《债权债务确认书》不具有合法性。被答辩人詹立春投入万鑫公司的款项，均是作为股东出资投入的，在投入之时目的不是借款给答辩人，而是作为股东出进行投资，且三位股东的投资均是按照其各自享有的股权份额比例进行投入，每次增加投资时股东会议明确的也投资款，而不是借给万鑫公司的借款，因此，被答辩人詹立春与万鑫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关系，在《债权债务确认书》中所列的借款实质是被答辩人詹立春向万鑫公司的投资款，这一事实可以从万鑫公司股东叶谷修、于孙笃及被答辩人詹立春三方于2017年3月1日签订《股份处置协议》以及《债权债务确认书》等协议中表述为“投资”“股权”得到确认。既然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当然就不存在借款之说，被答辩人詹立春在《债权债务确认书》中偷换为借款，实质就是以虚构的债权债务的合法形式掩盖其对万鑫公司的出资进行抽逃的非法目的，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禁止性规定，该《债权债务确认书》依法不具有合法性，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进而，以该《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生效作为生效前提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失去了生效的基础，该《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被答辩人依据没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二、假设《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也因被答辩人詹立春未履行在先义务，答辩人依法有权不履行在后的义务，答辩人不存在违反行为。若《股权转让合同》系有效的合同，根据该合同第七条第2点“乙方（被答辩人詹立春）已收取所支付的人民币200万元履约保证金应于万金公司与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就《债权债务确认书》签订抵债资产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将其之前收取的200万元退还给答辩人叶谷修”之约定，被答辩人应在万鑫公司与其或其指定人员就《债权债务确认书》签订抵债资产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将其之前收取的200万元退还给叶谷修，这一义务应在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这前履行。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在2017年12月1日，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之规定，答辩人有权拒绝支付款项，且不构成违约。因此，在被答辩人未退还答辩人款项之前，被答辩人无权要求答辩人向其支付款项。三、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合同》实质上仅系答辩人叶谷修、于孙笃与被答辩人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的意向协议，依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案《股权转让合同》虽然名称为合同，但是，从其内容来看，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重要要素均未约定，且内容均是表述为合同生效后的情况，而对于合同的生效，前面已经阐明，约定有三个条件，其中两个条件是合同经各方签字及答辩人叶谷修、于孙笃向被答辩人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而签不签字、付不付款，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完全是由三人自主决定，这就证明，该合同生效与否不确定，答辩人及于孙笃愿意购买被答辩人的股权，那么就付款，不愿意购买就付款，这与签不签字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三人有一人不在该合同上签字，很显然，依法是不能认定未签字的一方是为了自身利益阻止该合同的生效条件的成就，而只能认定未签字一方对该合同并不认同，该合同就不能生效，同理，答辩人不支付款项，也只能认定为不认同该合同，不愿意与被答辩人成立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因此，仅凭前述合同并不能对答辩人或者被答辩人产生法律约束力，该合同仅是双方之间对股权转让达成的意向协议，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被答辩人据此要求答辩人履行付款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没有建立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被答辩人主张要求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望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无理诉请。被告万鑫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詹立春据以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前提之一—《债权债务确认书》不具有合法性，故而该《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具有法律效力，被答辩人依据无效的协议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被答辩人詹立春在起诉时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第十四条明确约定“本合同在符合下列全部条件时生效：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2、由甲乙丙三方及万鑫公司四方所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生效；3、甲方及丙方向乙方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由此可知，该《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需要同时满足前述三个条件，答辩人认为，前述《债权债务确认书》不具有合法性，故而，该《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具有合法性，不产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詹立春、于孙笃、叶谷修四方于2017年7月21日所签的《债权债务确认书》虽名为债权债务确认书，但实质却是被答辩人詹立春以此为名抽逃其出资，该《债权债务确认书》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该《债权债务确认书》不具有合法性。被答辩人詹立春投入万鑫公司的款项，均是作为股东出资投入的，在投入之时目的不是借款给答辩人，而是作为股东出资进行投资的，且三位股东的投资均是按照其各自享有的股权份额比例进行投入的，每次增加投资时股东会议明确的也是投资款，而不是借给答辩人的借款，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借款关系，在《债权债务确认书》中所列的借款实质是被答辩人詹立春向我公司的投资款，这一事实可以从我公司股东叶谷修、于孙笃及被答辩人詹立春三方于2017年3月1日签订了《股份处置协议》以及《债权债务确认书》等协议中表述为“投资”“股权”得到确认。既然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当然就不存在借款之说，被答辩人詹立春在《债权债务确认书》中偷换为借款，实质就是以虚构的债权债务的合法形式掩盖其将其对我公司的出资进行抽逃的非法目的，违反了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禁止性规定，该《债权债务确认书》依法不具有合法性，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进而，以该《债权债务确认书》的生效作为生效前提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失去了生效的基础，该《股权转让合同》亦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被答辩人依据没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二、答辩人于2017年3月1日出具的《保函》依法无效。被答辩人詹立春、于孙笃及叶谷修作为我公司的股东，于2017年3月1日签订了《股份处置协议》，约定由于孙笃、叶谷修共同受让被答辩人詹立春持有的我公司的股权，之后，在未经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以我公司名义出具了《保函》，为《股权处置协议》中叶谷修、于孙笃的义务提供担保。答辩人认为，被担保人于孙笃、叶谷修均是我公司股东，我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前述《保函》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同时，接受答辩人担保的债权人系被答辩人詹立春，而被答辩人詹立春同样是我公司的股东，其发生股权转让由我公司提供担保，意味着在于孙笃、叶谷修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我公司应向作为股东的被答辩人支付转让款，从而就会导致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从公司抽回出资的后果，这显然是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抽逃出资的规定的，该保函依法也属无效。三、即便不考虑被答辩人与叶谷修、于孙笃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款以及《保函》的合法性，就单纯考虑《保函》的内容，该《保函》担保的也不是被答辩人詹立春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答辩人依法不是本案的保证人，依法不应对被答辩人承担担保或者其他任何责任。答辩人2017年3月1日出具的《保函》中明确的担保的债权是被答辩人詹立春、于孙笃与叶谷修于2017年3月1日所签的《股份处置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即主合同系2017年3月1日所签的《股份处置协议》，而被答辩人詹立春起诉主张的股权转让款是依据其与叶谷修、于孙笃于2017年7月21日所签的《股权转让合同》，该《股权转让合同》在《保函》出具了近五个月之后才形成，答辩人不可能在五个月前预知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不可能对该合同中的债权设立担保，且前述《股份处置协议》与《股权转让合同》系完全不同的合同，答辩人从未表示要对该《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提供担保，因此，答辩人依法不是本案的保证人，依法不应对被答辩人主张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其他任何责任。被答辩人对此事实是完全明知的，这也是其在起诉之初并未将答辩人列为被告的原因，现在又以完全与本案无关的《保函》为由追加答辩人为被告，并申请保全了答辩人的财产，其针对答辩人的起诉和保全答辩人的财产均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其无理申请已使答辩人的正常营业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给答辩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此，答辩人将会依法追究被答辩人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据以主张权利的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且答辩人出具的《保函》所担保的不是被答辩人主张的案涉债权，被答辩人主张要求答辩人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望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无理诉请。被告于孙笃辩称，我们三个人对我们所投资的所有账目，通过算账后将所有该给付款给了原告。我转账支付了詹立春5万元，当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要通过工商局，所以走银行流水，就打了5万元给原告，但是原告没有转回来。1、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合同》至今没有生效，因此原告要求支付9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第一页，约定由叶谷修、于孙笃出资4500万元收购詹立春持有的万鑫公司30%的股份，股份处置协议生效后，叶谷修支付了履约保证金200万元，合同的第七条第一款，关于股份协议的处理，也就是说也只有这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股份处置协议才能生效，相当于有三个条件才能生效，所以该《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生效，没有生效双方无法履行；2、原告将万鑫公司追加为被告是属于恶意诉讼，我们可以从原告申请被告的证据看出，这份证据是2017年3月1日出具保函，这份保函真实针对的就是《股份处置协议》，所以原告的诉请不合理，所以万鑫公司保留对原告追偿的权利；3、我们认为三方和万鑫公司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是无效的合同。4、对于詹立春的代理人伍佰林的代理资格，詹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佰林，在处理詹立春、叶谷修、于孙笃与万鑫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债权债务确认法律事务过程中收取了万鑫公司的代理费5000元，代理了相关法律事务，在本案中又作为詹立春的代理人，违反律师法及律协的规定，损害我方利益，不应享有代理资格。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和证据交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证据认证如下:1、对詹立春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债权债务确认书》，通过对万鑫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查询，信息显示：万鑫公司成立时间2011年9月19日，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股东为三人：叶谷修、詹立春、于孙笃，股东叶谷修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135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900万元人民币，股东詹立春持股比例30%，认缴出资90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600万元人民币，股东于孙笃持股比例25%，认缴出资75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500万元人民币。截止詹立春起诉之日，万鑫公司的股东、注册资本、持股比例等均未进行变更、变动，该二份证据本身所证明的内容真实反映万鑫的公司的注册资本、持股比例不变，没有增资、减资情形，同时证明为了投资开发万鑫黄金城房地产项目，股东叶谷修、詹立春、于孙笃分别的投资情况，清楚地载明万鑫公司欠詹立春的债务、通知与送达等，也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詹立春提交的房屋登记情况表，经本院核对与原件无异，系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予以认定。对詹立春提交的《股权转让款催缴通知书》、QQ电子邮件送达截屏照片、《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函》，在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债权债务确认书》中，詹立春指定电子接收邮箱为673×××＠ｑｑ.ｃｏｍ，万鑫公司、叶谷修指定电子接收邮箱为124×××＠ｑｑ.ｃｏｍ，于孙笃指定电子接收邮箱为101×××＠ｑｑ.ｃｏｍ，能够证明詹立春向叶谷修、于孙笃送达股权转让款催缴通知书、律师函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股权转让协议》《抵押借款合同》《贵州省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收购协议》《股份处置协议》《协议书》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产生矛盾，导致万鑫公司处于管理僵局，签约后又不能履行等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对《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万鑫地产股东协议书》《借款协议书》《银行业务回单》《增值税普通发票》《邮件发送截屏打印件》《万鑫黄金城项目投资情况表》《2017年7月21日债权确认股权转让协议附件》能够证明詹立春委托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制作、修改相关法律文书，确认自2014年6月22日起股东投资回报、股东按照个人股份借款，不得以公司名义借款，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收取代理费，发送电子邮件，统计股东投入资金情况，本院予以认定。2、叶谷修向本院提交的《股份处置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协议书》，其所提交的这几份证据与詹立春所举证据相同，鉴于本院在前述詹立春所举证据中已经进行了认定，在此不再赘述。叶谷修向本院提交的附件投资统计表，《股份处置协议》《债权债务确认书》的附件，也能相互印本案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本案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1年9月19日，万鑫公司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股东为叶谷修、詹立春、于孙笃，股东叶谷修持股比例45%，认缴出资135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900万元人民币，股东詹立春持股比例30%，认缴出资90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600万元人民币，股东于孙笃持股比例25%，认缴出资750万元人民币，实缴出资500万元人民币。2017年3月1日，万鑫公司股东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分歧，万鑫公司开发建设的黄金城项目停滞，为尽快启动项目，避免各方损失进一步亏大，叶谷修、詹立春、于孙笃共同签订《股份处置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三方共同投资项目经各方评估，一致同意詹立春投资额确认4500万元，叶谷修、于孙笃同意以此价款收购詹立春的股份；二、三方签字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叶谷修、于孙笃双方先行支付200万元履约保证金给詹立春，如叶谷修、于孙笃两方不按本协议履行，该履约保证金归詹立春所有，不再返还给叶谷修、于孙笃两方，如叶谷修、于孙笃两方如期履行本协议，该200万元抵为叶谷修、于孙笃两方应支付给詹立春股份转让款；三、从本协议签约之日起，詹立春同意给予叶谷修、于孙笃两方五个月项目施工恢复期（即在2017年8月2日前完成项目建设），叶谷修、于孙笃两方确保五个月内项目建设进入开盘状况，恢复施工的五个月期间不计算利息；四、从开盘之日起，叶谷修、于孙笃两方保证在一年内（2018年8月2日前）付清詹立春股份收购款。未付清股份转让款前，从开盘之日起，未付清的股份转让款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支付给詹立春（从2017年8月2日起计算计息）；五、项目开盘后，未付清詹立春股份转让款前，销售商品房所得收入由詹立春收取，每收取一笔售房款相应减少应付的股份转让款，但收取金额不能超过销售款项的70%；六、叶谷修、于孙笃两方在未付清转让价款前，用项目开发中商业用房的一楼作为付款抵押。抵押房产对外出售，出售款由詹立春收取（收取金额不能超过销售款项的70%）…十二、本协议经三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协议有同等效力。同日,万鑫公司向詹立春出具保函，保函的主要内容为：1、本公司自愿作为叶谷修、于孙笃的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两年；2、本公司自愿以本公司在贵州省兴义市文化路与民航路交叉路口万鑫广场一楼全部商业地产抵押给詹立春，并于2017年6月10日前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前述保证及抵押所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等。2017年7月21日，叶谷修、詹立春、于孙笃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对叶谷修、詹立春、于孙笃三个股东对万金公司的出资情况、万金公司自成立以来，投资万鑫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情况、投入资金情况、成本情况介绍。《股份处置协议》生效后，叶谷修支付了履约保证200万元。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部分：一、詹立春对万鑫公司的人民币900万元出资权益，对应公司的30%的股权份额，转让给詹立春、于孙笃，詹立春、于孙笃共同向詹立春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人民币900万元；二、关于《股份处置协议》处理，自本合同生效之时，《股份处置协议》发生解除效力，此前各方所签订的资产股权处置的所有协议同时发生解除效力，对各方不再发生效力，各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股份处置协议》解除后，詹立春收取所支付的人民币200万元履约保证金应于万鑫公司与詹立春或詹立春指定人员就《债权债务确认书》签订抵债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退还叶谷修，由詹立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退还到叶谷修的指定银行账户；三、通知与送达，詹立春指定的送达方式：电子接收邮箱：673×××＠ｑｑ.ｃｏｍ，叶谷修指定电子接收邮箱：124×××＠ｑｑ.ｃｏｍ，于孙笃指定电子接收邮箱：101×××＠ｑｑ.ｃｏｍ；本合同符合下列全部条件时生效：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2、由詹立春、叶谷修、于孙笃及万鑫公司四方所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生效；3、叶谷修及于孙笃向詹立春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日，詹立春、叶谷修、于孙笃及万鑫公司四方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共同认可事实：1、由于缺乏投入资金，万鑫公司曾多次向詹立春、叶谷修、于孙笃借款共计人民币14370万元用于万鑫广场投资，万鑫公司收到的注册资本金以及借到的款项明细如下：（1）詹立春（借款4290万元以及注册资本金900万元）共计投资5190万元；（2）叶谷修（借款6480万元以及注册资本金1360万元）共计投资7830万元；（3）于孙笃（借款3600万元以及注册资本金750万元）共计投资4350万元（未含于孙笃代万鑫公司向宋莎莎、姜东峰、郭苏州支付万鑫广场二标段的工程款人民币171.1万元）；2、2014年9月至今，詹立春代万鑫公司向宋莎莎、姜东峰、郭苏州支付万鑫广场二标段的工程款人民币848.9万元，该款以二标段承建公司及工程队出据的收据为准，转为万鑫公司欠詹立春的债务，双方约定不计利息；3、经合同各方共同确认，万鑫公司共差欠詹立春债务本金5138.9万元，全部用于万鑫广场的开发事宜。经四方共同结算后，共同确认以下债务：一、截止2017年7月21日，万鑫公司欠詹立春借款本金5138.9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当詹立春获得全部抵债资产的网签合同后，自愿放弃前述利息，即视为债权全部得到实现，詹立春自愿放弃了任何或有的未获清偿的部分债权；二、万鑫公司承诺在2017年10月30日前按合同约定清偿债务；…八、通知与送达，1、詹立春确认以下人员为其指定联系人：詹必跃，电话：135××******。电子接收邮箱：673×××＠ｑｑ.ｃｏｍ。邮寄送达接收地址、收件人及电话：福建省福州市古楼区湖东路218号锦秀温泉公寓703室、詹必跃、135××××****。2、叶谷修、万鑫公司共同确认以下人员为其指定联系人：叶谷修，电话180××******。电子接收邮箱：124×××＠ｑｑ.ｃｏｍ。邮寄送达接收地址、收件人及电话：贵州省兴义市文化路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谷修、180××××****。3、于孙笃确认以下人员为其指定联系人：于孙笃，电话：139××******。电子接收邮箱：101×××＠ｑｑ.ｃｏｍ。邮寄送达接收地址、收件人及电话：贵州省兴义市文化路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孙笃、139××××****。福建省普田市沟头圆圈金威豪园2号楼3梯601号，于孙笃、139××××****。2017年7月28日，詹立春与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主要服务事项为：詹立春为厘清万鑫公司股权及詹必跃、詹立春、詹立星等人债务的关系，特请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指导谈判，并制作、修改相关法律文书。2017年12月21日，詹立春向叶谷修、于孙笃送达《股权转让款催缴通知书》，通知书载明：截止通知日，詹立春仅收叶谷修、于孙笃股权转让款205万元，由于叶谷修、于孙笃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通知叶谷修、于孙笃在五个工作日内履行，否则詹立春可能会选择如下任意一种方式实现权利：一、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詹立春继续持有万鑫公司30%的股权份额；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叶谷修、于孙笃向詹立春履行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95万元的义务。当晚，詹立春通过673×××＠ｑｑ.ｃｏｍ向124×××＠ｑｑ.ｃｏｍ、101×××＠ｑｑ.ｃｏｍ发送《股权转让款催缴通知书》。2017年12月30日，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向叶谷修、于孙笃、万鑫公司（673×××＠ｑｑ.ｃｏｍ向124×××＠ｑｑ.ｃｏｍ、101×××＠ｑｑ.ｃｏｍ电子邮箱）发送律师函，要求叶谷修、于孙笃在收到本律师函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695元义务，逾期本所律师伍佰林将建议詹立春提起民事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等不必要损失。另查明，2017年3月6日，叶谷修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詹立春支付了200万元。2017年12月1日，詹立春与万鑫公司网上预售签约万鑫公司开发的万鑫黄金城裙楼161套，詹立跃、詹立星分别与万鑫公司网上预售签约万鑫公司开发的万鑫黄金城裙楼155套，詹立春、詹必跃、詹立星与万鑫公司陆续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7年12月14日，于孙笃向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詹立春支付了5万元（备注为股权转让款）。在诉讼中，詹立春于2018年9月10日向本院申请对万鑫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采取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依法进行了冻结，万鑫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向本院申请解除银行账户的冻结，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解除对万鑫公司银行账户的冻结。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詹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佰林的代理资格；(二)《股权转让合同》是不是意向性协议，是否生效；（三）叶谷修、于孙笃应否支付詹立春股权转让款695万元；（四）万鑫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关于詹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佰林的代理资格的问题。2017年7月28日，詹立春与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合同》，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佰林、屠国江及助理人员作为承办律师，以达成并签订厘清各方债权债务关系协议及达到詹立春退股目的，仅为了詹立春的利益，代表詹立春一方，为其服务，忠诚于詹立春，没有接受叶谷修、于孙笃、万鑫公司的委托，不能单独以出具收费发票给万鑫公司证明万鑫公司委托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进行专项法律服务，现伍佰林作为贵州纬图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为詹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存在利益冲突，不违反执业禁止，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詹立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佰林，在本案中享有合法的代理资格。(二)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是不是意向性协议，是否生效问题。股权转让合同为各方当事人设定了民事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不是在磋商、谈判过程中达成的磋商性、谈判性协议，不属于意向性的协议。叶谷修、于孙笃与詹立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同日，叶谷修、于孙笃、詹立春、万鑫公司签订《债权债务确认书》。首先，对于债权债务确认书，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清楚地显示詹立春转让万鑫公司股权，万鑫公司向三个股东的借款情况，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定力。其次，对于叶谷修、于孙笃、詹立春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实际上是公司内部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并无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事由。而《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符合下列全部条件时生效“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2、由詹立春、叶谷修、于孙笃及万鑫公司四方所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生效；3、叶谷修及于孙笃向詹立春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叶谷修、于孙笃、詹立春已分别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字确认，债权债务确认书签订后对316套商品房进行预售签约，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债权债务确认书生效，前述两个生效条件已满足。回到第三个条件“叶谷修及于孙笃向詹立春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詹立春于2017年12月21日向叶谷修、于孙笃送达《股权转让款催缴通知书》，履行了催告义务，此后选择了以诉讼的方式解决股权转让款纠纷。于孙笃于2017年12月14日支付了5万元，根据股份处置协议叶谷修支付了2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在叶谷修、于孙笃与詹立春互负债务的当事人之间，叶谷修先行交付的履约保证金200万元，詹立春可以行使抵消权，以此作为叶谷修冲抵股权转让款，履行了部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叶谷修、于孙笃尚未全额支付，叶谷修、于孙笃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不支付转让款，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视为条件已成就，因此，三个生效条件均已满足，《股权转让合同》成立生效。（三）关于叶谷修、于孙笃应否支付詹立春股权转让款695万元及利息问题。詹立春于2017年12月21日向叶谷修、于孙笃送达《股权转让款催缴通知书》，要求叶谷修、于孙笃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695万元，即给予了叶谷修、于孙笃宽限期5日，但叶谷修、于孙笃未按期履行，其迟延履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对詹立春要求叶谷修、于孙笃支付股权转让款69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詹立春诉请的利息，叶谷修、于孙笃的迟延履行客观上给詹立春造成了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而詹立春诉请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万鑫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詹立春主张万鑫公司作为叶谷修、于孙笃支付该股权转让款的保证人，并于2017年3月1日向詹立春出具保函，应对涉案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虽然万鑫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向詹立春出具保函，但是事后詹立春、叶谷修、于孙笃、万鑫公司又于2017年7月21日对股权转让款、债权债务达成了一致意见，更新协议内容，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书》，在前述合同、协议中也未约定由万鑫公司提供担保条款，万鑫公司有为该股权转让款担保的意思表示，而前述合同、协议约定转让股权、债权债务协议书生效，解除股份处置协议，现《股权转让合同》《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书》已生效，保函中的担保条款自然失效，即万鑫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故对詹立春的此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叶谷修、于孙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詹立春支付股权转让款695万元及逾期给付的资金占用利息（以股权转让款695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2月2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转让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詹立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65450元（其中案件受理费604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詹立春承担5000元，叶谷修、于孙笃承担604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应国人民陪审员  李忠华人民陪审员  刘建英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书 记 员  罗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