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3民初5387号原告：王小院，女，汉族，1979年12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宁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应龙，广东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翟宇，广东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基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长龙村永龙街110号A栋2楼。法定代表人：黄运皂。被告：黄运皂，男，汉族，1979年8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宗文，广东深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小院诉被告东莞市基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石公司）、黄运皂公司增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翟宇，被告基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运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宗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2.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共计72.8万元（其中70万元为本金损失，2.8万元为自2018年6月起至2019年1月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3.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原告与两被告共同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与被告黄运皂，共同向被告基石公司进行增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30万元增至100万元，原告占增资后公司的70%股权，被告黄运皂占增资后公司的30%股权，三方同时约定各投资方在3年内不得退股。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于2018年5月3日全部出资完毕。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黄运皂悍然违约，于2018年8月将其名下的30%股权作价36万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同时，在《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的1年时间里，黄运皂及其实际控制的基石公司拒不履行合同义务，不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及工商登记手续，致使原告的合同权利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认为，被告基石公司不吸纳原告为公司股东、拒不为原告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义务，是根本违约行为。同时，作为个人独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唯一股东，被告黄运皂违反协议约定，将其名下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更是使协议失去了继续履行的基础，导致协议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两被告辩称，一、原告第二项诉请不符合本案案由审理的范围。基石公司原注册资本为30万元，双方协议增加注册资本至100万元，由原告增资70万，原告应依约增资70万元，其为增资的合同义务人。原告以增资纠纷为案由起诉，确定审理的范围应当是原告增资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但是，原告的诉求第二项要求被告赔偿的请求并非增资过程中增资行为引起的，按照原告诉状称，是因为被告黄运皂转让股权引起的。显然，黄运皂出让股权行为与增资行为是二个不同的行为。第二项诉请系股权转让损害赔偿纠纷，因此，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二、原告无损失。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后，被告基于信任，在原告尚未汇入分文增资资金的情况下就将公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移交给原告，事实上原告在未履行增资义务至少是未完全履行增资义务的情况下已经达到其全部目的。原告诉请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书》既无法律依据又无合同依据，本案中双方未约定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书》条件，也未出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约情形，因此原告请求解除《投资合作协议书》无法定和约定的根据。相反，原告违反约定的增资义务，致使被告黄运皂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被告黄运皂才真正具有依法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只是，被告黄运皂无力经受长期诉讼，选择了转让股份。三、原告未依约履行增资义务。原告提交的增资转款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东拼西凑，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毫无可信之处，不能作为认定其已经履行增资义务的依据。四、关于投资方在公司成立三年内不得退股的约定。首先，基石公司于2014年成立，截止2018年早已超过三年。因此，该条是限制新投资人王小院的。其次，该条款限制的是“退股”而不是转股，只要符合《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规定且符合公司章程的，股东有权转让股权的。况且，本案被告黄运皂出让股权，原告事先知情，其丈夫还作为见证人签名。最后，被告黄运皂因原告违约，约定的增资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黄运皂无法经营被迫出让股权，黄运皂保留主张赔偿权利。五、原告主张被告在《投资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的1年时间里，不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及工商登记手续，不符合事实。原告诉求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投资合作协议书》既没有约定何时新增资本到账，也没有约定是否需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更未约定何时办理。况且，股权变更登记需要双方配合才能完成，单靠一方是无法完成的。不存在原告诉称被告不配合变更股权变更登记一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东莞市基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日，登记股东为黄运皂（占100%），注册资本为30万元。2018年1月，原告与两被告共同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原告与被告黄运皂，共同向基石公司进行增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30万元增至100万元，原告占增资后公司的70%股权，被告黄运皂占增资后公司的30%股权，各投资方在公司成立3年内不得退股。协议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出资70万元的义务，被告黄运皂于2018年5月3日向原告出具了投资款收条，确认收到投资款70万元。2018年7月被告黄运皂与案外人杨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将黄运皂所有的基石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杨某，该协议有原告的丈夫李岳君作为见证人签名确认。2018年8月1日案外人李岳君、杨某、李益辉又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章程》，约定三方共同出资120万元共同经营基石公司。被告黄运皂已将基石公司公章移交给原告，但是双方并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相应的注册资金增资手续。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投资款收条、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基石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协议书》、《投资合作协议书章程》、（2019）粤1973民初1686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提供的农村商业银行对账单、证人杨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庭审笔录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书》的过程中究竟是谁违约，原告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投资款收条、平安银行电子回单、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可以认定原告已经向被告基石公司履行了增资70万元的义务，被告抗辩原告未完全履行增资义务，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各投资方在公司成立3年内不得退股，但是基石公司是2014年4月成立的，在被告黄运皂转让股权时已成立超过3年，而且约定不得退股，并没有限制股东转让股权，故被告黄运皂转让股权给杨某，没有违反《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而且根据被告黄运皂与杨某签订的《协议书》，原告的丈夫李岳君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上签名，根据杨某的证人证言，在签订《协议书》时原告亦在现场，且对黄运皂与杨某签订转让股权的协议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再结合原告的丈夫李岳君之后又与案外人杨某、李益辉对基石公司的股权又签订协议进行调整的事实，应当视为原告亦是同意黄运皂转让股权给杨某的。再次，《投资合作协议书》并未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及注册资金增资登记手续的时间，且基石公司的公章掌握原告手中，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通知黄运皂办理工商登记，而黄运皂拒绝办理，且黄运皂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会配合原告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拒不办理工商登记，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根本违约，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以此为由主张解除合同、赔偿损失，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小院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540元、保全费4020元，由原告负担。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鹤飞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郭家铄附主要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