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渝05行赔初10号 原告重庆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 法定代表人杨如兵，合作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严正芳，女，汉族，1965年6月19日出生。住址：重庆市永川区。 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大道191号。 法定代表人文良印，常务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林海燕，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晓东，重庆市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诉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川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了本案，并依法向被告永川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12月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永川区政府的负责人因公未能出庭应诉，但函告本院。原告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如兵及其委托代理人严正芳，被告永川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海燕、王晓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8年2月6日，被告对原告养殖场用房强制拆除的同时，扩大强制拆除了原告合法财产，没有依法履行财产保全的法定职责，也没有通知或者告知原告到强拆现场清点物品和办理物品交接手续。该行为已经（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被告违法拆除原告的建筑材料和室内外物品、动物、承包地，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打击，应予赔偿；且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证据灭失，应当由被告承担本案主要举证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建筑材料及室内外物品直接经济损失87.6313万元（含养殖场房屋1000平方米建筑材料等10.32万元;1000平方米养殖场内三混地面、饲料池、水池等养殖场室内圈舍31万元;机井、不锈钢螺杆泵、沼气池等养殖基础配套设施9.87万元;饲料机、鸡公车、平板车、磅秤等养殖场室内物品2.8213万元;养殖场室内大牛、鸭子、狗等13.155万元;室内衣物、床、柜子、凳子等0.222万元;冰箱、电视、空调等家用电器0.4838万元;电杆、公路、生产管理生活用房、树木等室外附作物及物品19.1592万元;诉讼期间车旅费、误工费等损失0.6万元）,归还或恢复承包地2.5亩或赔偿损失569.9998万元,两项共计要求赔偿657.6311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证据1、工商营业执照。 证据2、动物防疫合格证。 证据3、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如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证据1-3拟证明原告合法的企业资格，被告给原告造成损失应当按前三年的产值和平均收入进行计算。 证据4、《行政赔偿清单》，拟证明原告的损失。 证据5、证人康华、吕斌到庭作证证言，拟证明原告养殖场修建有猪圈、堡坎、沼气池、条石路、房屋等，并购买了水管、电线、开关、电扇等设施。 被告永川区政府辩称，1、被告在强拆实施过程中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行为。2018年2月6日被告责成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依法对杨如兵所建的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强制拆除，行政强拆经法院判决程序正确，合法。南大街办事处于拆除当天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配合执法，并组织工作人员对原告养殖场的生猪的数量及现场物品制作了清单并进行了保管。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已通知原告对生猪款及现场物品进行领取，原告至今未领取，现生猪款及物品依然保管在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委托的地点存放。被告并未对原告的财产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受害人单独提出赔偿请求的，应当首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拒绝或到期后受害人才有权向法院起诉。原告单独提起国家赔偿时，并未向被告提出过国家赔偿申请的前置条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因此，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 被告永川区政府向本院举示了以下证据： 证据1、结算票据（共六页），拟证明2018年2月6日当天将杨如兵等人的养猪场的生猪经毛重和皮重过磅后的净重数据变卖为货币及具体金额。 证据2、生猪过磅清单，拟证明拆除现场杨如兵养猪场有大猪10头，并经工作人员详实记录现场生猪的过磅具体数据。 证据3、杨如兵养猪场物品清单，拟证明2018年2月6日拆除当天工作人员整理的杨如兵的现场物品。 证据4、2018年2月6日《现场笔录》，拟证明对杨如兵等人违法建筑的拆除履行了多次的告知程序。 证据5、2018年11月8日《物品领取通知》，拟证明对杨如兵的生猪款及现场物品进行了保管并限期通知了他们来领取的事实。 证据6、重庆市永川区价格认证中心2018年11月12日出具的《生猪市场交易价格调查情况》，拟证明2018年1－3月的生猪市场销售价格情况。 证据7、2018年11月7日《情况说明》，拟证明2018年2月6日强制拆除后工作人员及时通知了杨如兵去领取生猪款及物品。 证据8、照片51张（现场拆迁的照片、生猪过磅的照片、物品的照片），拟证明2018年2月6日拆除当天的现场情况及物品情况。 证据9、（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经本院判决杨如兵所建的养猪场、养牛场属违法建筑，行政强拆程序合法。 证据10、《行政赔偿清单》，拟证明现场拆除工作人员经对照原告提交的《行政赔偿清单》核实数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2、3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4有异议，系原告自己计算的损失清单，认为建筑物为违章建筑，不应赔偿，原告提出的其他损失，有些存在，有些不存在；证据5无异议。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2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证据3、4不真实、系伪造的；证据5系起诉后作出且未送达原告，不合法；证据6来源不合法，也是在诉讼期间才收集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无其他证据佐证；证据7不真实、不合法，且系诉讼期间产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8不真实、不全面，也不能证明系原告的生猪和建筑，与本案无关联；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证据10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全面且无事实依据，均系被告违法作出行政行为后回想的，故意逃避赔偿责任。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1、2、3、5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9，即（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依法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该判决已认定“被告永川区政府对原告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依据充分、正确，但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执行行为履行了必要的清理登记保全措施及妥善保管物品义务”，并以此判决“确认被告永川区政府2018年2月6日对原告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行为违法”，故被告举示的证据1、2、3只能作为被告对原告部分损失的自认，并不能证明其在对原告房屋强制拆除过程中进行物品清理登记并将生猪等变卖后提存款项；证据4与本案赔偿并无关联，不予采信；证据5、7系被告在本案诉讼中收集，且被告拟证明多次通知原告领取生猪款及物品，与前述（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系重庆市永川区价格认证中心2018年11月12日出具的《生猪市场交易价格调查情况》，载明2018年1－3月的生猪市场销售价格情况，可以作为本案损失的计算的参考依据，予以采信；证据8，原告予以否认，被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系强拆时原告的建筑物和物品状态照片，不予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4，以及被告举示的证据10，为原告单方制作的损失清单及被告对此清单进行的核对，实质为原、被告分别对原告损失组成的陈述和被告对原告部分损失的自认，本院对被告认可的部分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部分本院结合双方举示其他证据，依照法律规定综合认定。此外，原告申请对被告举示证据3、4形成时间、签名捺印真实性等进行鉴定，因本院对上述证据仅作为被告自认或直接未予采信，故无须鉴定，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支持。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等，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如兵在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小南村三官塘组有承包土地。原告办理有《营业执照》，载明原告于2008年4月17日成立，住所地为“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小南村三官塘组”，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为“牛养殖、销售”。原告于2009年4月24日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 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于2016年10月16日以渝规永川限拆字〔2016〕第016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认定原告未经规划许可于2006年擅自在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小南村三官塘村民小组修建砖混彩钢棚房屋约1000平方米，属于违法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原告自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并告知逾期未拆除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提请被告永川区政府进行强制拆除等法律后果。因原告未在《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规定期限内拆除违法建筑，永川规划局提请被告永川区政府责成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进行强制拆除。经催告并由原告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永川区政府进行陈述申辩后，被告永川区政府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永川府拆〔2017〕30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永川府告〔2017〕108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公告》，并于2017年6月30日送达原告，责令其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逾期仍未拆除的，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三款、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永川区政府责成南大街街道办事处依法实施强制拆除。2018年2月6日，被告组织工作人员对原告的涉案违法建筑实施了强制拆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于2018年2月6日对原告养牛场实施的强制拆除和毁灭其室内物品及土地的行为违法”。本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永川区政府对原告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其强制执行行为依据充分、正确，但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执行行为履行了必要的清理登记保全措施及妥善保管物品义务，其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的行为应被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永川区政府于2018年2月6日对原告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行为违法。该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还查明，原告对永川区规划局作出的渝规永川限拆字〔2016〕第016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被告永川区政府作出的永川府拆〔2017〕30号《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不服，分别提起诉讼，均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判决均已生效。 2018年10月23日，原告以本院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等为据，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被告除对原告的《行政赔偿清单》载明赔偿项目及金额逐一核对、表明是否认可的态度外，还提交《生猪过磅清单》、财政所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等，载明杨如（汝）兵“养猪场有大猪10头，净重1130公斤，以12元/公斤价格合计卖价1.356万元”。 2018年11月12日，重庆市永川区价格认证中心根据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的委托，出具《2018年1-3月生猪市场交易价格调查情况》，载明：土杂仔猪：一月17.82元/公斤，二月17.34元/公斤，三月17.00元/公斤；土杂肉猪：一月16.13元/公斤，二月14.67元/公斤，三月13.23元/公斤；洋三元仔猪：一月25.74元/公斤，二月25.36元/公斤，三月24.77元/公斤；洋三元肉猪：一月16.13元/公斤，二月15.11元/公斤，三月14.03元/公斤。 另查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1日作出（2018）渝行终609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如兵作为法定代表人，还办理有“重庆市兵杰生猪养殖场专业合作社”（简称兵杰生猪养殖合作社）的营业执照，载明成立日期2008年1月29日，住所地亦为“重庆市永川区南大街办事处小南村三官塘组”。2016年8月30日，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局对兵杰生猪养殖合作社和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的共同法定代表人杨如兵在三官塘村民小组修建的违法建筑进行现场勘验，勘验笔录中载明了杨如兵修建的违法建筑包括养牛场、养猪场共计约1000平方米；2016年10月16日，永川区规划局对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作出渝规永川限拆字[2016]第016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所认定的违法建筑约1000平方米中包括现场勘验笔录所载养牛场、养猪场两部分建筑的事实。兵杰生猪养殖合作社在该案中及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在其对渝规永川限拆字[2016]第016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永川府拆[2017]30号《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提起的多个行政诉讼中，举示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在《重庆市永川区规划行政案件勘验笔录》所记载的养牛场、养猪场两部分违法建筑外，及在渝规永川限拆字[2016]第016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所确认的约1000平方米违法建筑外，还存在其他的建筑或违法建筑。据此，兵杰生猪养殖场在该案中所称养猪场建筑已经包含于渝规永川限拆字[2016]第0162号《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所认定的约1000平方米违法建筑内。兵杰生猪养殖合作社以其养猪场于2018年2月6日被永川区政府违法强制拆除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而多个生效行政判决已经认定，其所称养猪场部分建筑已经包含于约1000平方米违法建筑及《重庆市永川区规划行政案件勘验笔录》所载养牛场、养猪场两部分违法建筑范围内，永川区政府已经将约1000平方米违法建筑全部强制拆除，故其诉讼标的与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提起的行政诉讼同为请求确认永川区政府于2018年2月6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这一权利主张，该诉讼标的受（2018）渝05行初194号生效行政判决羁束。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对于上述规定中设置的两种求偿途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行选择，赔偿请求人先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这表明其没有选择向行政机关直接提出赔偿请求的求偿途径，而是选择人民法院解决其行政赔偿问题。在此种情形下，如果要求赔偿请求人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方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实际上取消了赔偿请求人在行政赔偿程序上的选择权，增加了赔偿程序的复杂性，不利于畅通赔偿渠道，也不符合制定和修改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对于已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后续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可以视为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情形予以处理。本案中，原告在人民法院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被告永川区政府于2018年2月6日对其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行为违法后，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符合法律的规定。被告提出原告未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所涉本院生效（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永川区政府对原告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依据充分、正确，但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执行行为履行了必要的清理登记保全措施及妥善保管物品义务，判决确认被告永川区政府于2018年2月6日对原告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行为违法。因原告物品已在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过程中毁损，原告无法举证且无法鉴定，故被告永川区政府应当对其违法行为导致原告的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当被告亦举证不能时，本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合理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但是，如果原告提出了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无法认定的巨额损失，则不能免除原告对该项损失的初步证明责任。 第三，本案赔偿范围的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只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才属于赔偿范围。本案所涉本院生效（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永川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6日对原告兵航种牛养殖合作社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行为违法”，故本案赔偿范围仅限于对原告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的合法物品。 最后，关于本案原告的损失具体如何确定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四）、（五）、（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一）关于原告要求对其承包土地2.5亩判令由被告归还或恢复原状，否则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569.9998万元的请求。 因本案所涉本院生效（2018）渝05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永川区政府拆除原告违法建筑的依据充分、正确，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履行必要的清理登记保全措施及妥善保管物品义务，据此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行为违法。故原告此项请求并未被确认违法，不具备行政赔偿的前提和条件，本院对原告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如原告认为该土地被违法占用，可另行依法救济权利。 （二）关于原告要求对其养殖场房屋1000平方米的建筑材料红砖等赔偿10.32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4项组成，即：红砖7万块共2.8万元、隔热彩钢瓦1000平方米增加30%的搭头和四方的檐口1300平方米共1.56万元、钢材屋架20栋共4万元、基础条石2800个共1.96万元。因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原告养殖场房屋1000平方米系违法建筑，且在该房屋被强制拆除前依法向其送达《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等法律文书，原告应当主动履行拆除的义务而未履行；原告知晓该房屋被强制拆除后亦应当主动对其拆除房屋残存的建筑材料进行收集，被告亦无对违法建筑拆除后残存建筑材料进行清理、保管的义务。故原告提出的该项赔偿请求10.32万元，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要求对其养殖场圈舍赔偿31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4项组成。除原告要求的饲料池0.2万元、拌料场1个0.1万元，被告予以自认本院据此主张外，原告还提出对其1000平方米养殖场内三混地面30万元、水池2个共0.7万元的赔偿请求。因房屋地面、水池在依法拆除违法建筑时，无法搬出、清理登记移交原告，故损毁的责任不在于被告，被告不应赔偿。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中的30.7万元不予支持，对被告自认的0.3万元予以主张。 （四）关于原告要求对其养殖基础配套设施赔偿9.87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5项组成。除原告要求的电缆线0.18万元，被告予以自认本院据此主张外，原告还提出机井1个1万元、不锈钢螺杆泵1个0.1万元、地下排污管道0.75万元、化粪池（沼气池）2个共7.84万元的赔偿请求。因在违法建筑拆除时，机井、地下排污管道、化粪池（沼气池）均无法搬出、清理登记移交原告，故损毁的责任不在于被告，被告不应赔偿，本院对原告上述3项请求9.59万元不予支持。 原告提出不锈钢螺杆泵1个0.1万元的赔偿请求。被告虽陈述无此物品，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且不锈钢螺杆泵属电动机械，在依法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时，应当、也有能力进行清理登记并移交原告，故原告该项请求合理，本院对此主张0.1万元。 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共计主张0.28万元，对原告其余请求不予支持。 （五）关于原告要求对其养殖场室内物品赔偿2.8213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14项组成。被告对其中8项共计金额0.4833万元予以自认，对平板车1部0.05万元、磅秤1台0.068万元、高压冲水机2台共0.3万元、扎刀2把共0.02万元、圈舍内PP管160根共0.4万元、室内电线及开关插座共1.5万元不予认可。 因室内电线及开关插座在违法建筑拆除时，无法搬出、清理登记移交原告，故损毁的责任不在于被告，被告不应赔偿。而其余5项，被告虽否认，原告亦无相关证据证明，但被告在强拆房屋时应当且有能力进行清理登记、移交原告，原告的请求合理，本院对该5项原告共计0.838万元的损失予以主张。 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共计主张1.3213万元，对原告其余请求不予支持。 （六）对于原告要求对其养殖场室内“生猪、鸡、狗等”赔偿13.155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9项组成，并未提出“生猪”、“鸡”的损失。 被告对其中的第3项“本地狗2条共0.02万元”、第7项“麦麸1500斤共0.15万元”予以认可，对其余损失不予认可。本院对被告自认的前述损失共计0.17万元予以主张。 同时，被告向本院提交的《生猪过磅清单》、财政所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等，自认原告“养猪场有大猪10头，净重1130公斤，以12元/公斤价格合计卖价1.356万元”。因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渝行终609号《行政裁定书》，已认定兵杰生猪养殖合作社起诉其养猪场2018年2月6日被永川区政府违法强制拆除的诉讼标的，受（2018）渝05行初194号生效行政判决羁束。故本院对被告自认强拆时原告有猪的数量10头、净重1130公斤予以确认。但被告自认的12元/公斤的单价，低于本案中重庆市永川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2018年1-3月生猪市场交易价格调查情况》中载明单价，本院不予采信。因本院已无法认定原告所养殖生猪的品种，参照前述《2018年1-3月生猪市场交易价格调查情况》所载各品种生猪单价，酌情以20元/公斤的单价，主张原告生猪损失款为2.26万元（1130公斤*20元/公斤）。 原告提出的第1项“大牛9头共12.15万元”、第2项“鸭子12只共0.24万元”、第4项“鸭蛋200个共0.03万元”、第5项“皮蛋150个共0.03万元”、第6项“玉米粉1.5吨共0.36万元”、第8项“胡豆500斤共0.125万元”、第9项“兽用药品、器械及消毒药品共0.05万元”，共计12.985万元。因双方均无证据；被告在强拆中应当且有能力清理登记并妥善保管而未尽到此义务；原告对其提出的巨额损失“大牛9头共12.15万元”亦未提供初步证据；且本院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裁定、被告的自认等已对原告未提出请求的生猪损失予以主张。故本院对原告前述损失酌情主张2万元。 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共计主张4.43万元，对原告其余请求不予支持。 （七）对于原告要求对其室内衣物、床、柜子、凳子等赔偿0.222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9项组成，被告除对其中的第5项“衣柜1个共0.04万元”不予认可外，对其余物品，包括衣物、鞋子、棉被、床等均认可。因原告请求的衣柜亦属生活必备用品，数额合理，故本院对原告此项请求0.222万元全部予以主张。 （八）对于原告要求对其家用电器赔偿0.4838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3项组成，即冰箱1台0.112万元、电视机1台0.1468万元、空调1台0.225万元，被告均不予认可。因原告此项请求均属生活必备用品，数额合理，故本院对原告此项请求0.4838万元全部予以主张。 （九）对于原告要求对“室外附作物及物品”赔偿19.1592万元的请求。 原告该项请求中包含14项组成。被告对其中3项，即“电杆2根共0.1万元”、“茨竹15笼共0.3万元”、“硬头黄2笼共0.05万元”予以认可，本院据此主张原告损失共0.45万元。 原告其余请求中，有5项，即：“公路260平方米共7.8万元”、“生产管理生活用砖瓦房屋39平方米共6.63万元”、“配料场、货场42平方米共1.26万元”、“水池2个共0.8万元”、“堡坎24.96立方米共0.4992万元”，均为固定设施。原告既无初步证据证明上述设施的存在；即使存在，在被告依法强制拆除原告违章建筑时，亦无法保全并清理移交原告。故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前述所谓损失，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前述损失共计16.9892万元依法不予主张。 对原告还提出的另6项损失，即“枇杷树2根共0.2万元”、“柿子树2根共0.32万元”、“脐橙树5根共0.1万元”、“刺楠竹8笼共0.4万元”、“香蕉5窝共0.25万元”、“象草1亩共0.45万元”，共计1.72万元。因原、被告双方均无证据，本院酌情主张0.5万元。 故本院对原告该项请求共计主张0.95万元。 （十）对于原告要求诉讼期间车旅费、误工费等直接经济损失0.6万元的请求。 因原、被告对此均未提供证据，结合原告居住地与本院的远近程度、庭审次数等，本院酌情主张0.2万元。 此外，被告虽陈述其认可的原告损失清单上的物品，仍由被告指派相关人员和场所进行保管，但并未提供证据；且本院主张的原告损失，大部分为养殖场生产、生活用品，判决返还原物既有可能产生“并非原物”的争议，又有可能实际“不能返还”引发新的纠纷，故本院对原告的损失均以赔偿金方式予以主张。 综上，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其2018年2月6日对原告重庆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过程中毁损物品的违法行为依法承担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原告诉讼理由及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重庆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各项损失共计8.1871万元。 二、驳回原告重庆兵航种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平 审 判 员 封 莎 人民陪审员 张 燕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法官 助理 王俞环 书 记 员 赖晓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