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民终3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B座五层。 法定代表人：刘雷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芳芳，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薇，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松下码头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长乐市滨海工业区松下牛头湾。 法定代表人：王长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愈,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铭，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水仙路33号海光大厦14D室、14E室。 法定代表人：梅旺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铖，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矿产”）因与被上诉人福州松下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下码头”）以及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物流”）港口作业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6)闽72民初1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中国矿产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松下码头赔偿中国矿产货物损失171,025,420元（人民币，下同）及利息损失（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12月9日为20,342,962元）；2、判令松下码头赔偿中国矿产堆场转运损失2,597,630.18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4年4月18日，中国矿产与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签订编号为2014WL012C-1《港口代理协议》，约定由五矿物流作为中国矿产的进口港货物代理，代其办理由福州松下码头等进口铁矿砂的报关、报检、接卸、放货等事宜。协议签订后，五矿物流实际负责中国矿产在约定港口进口铁矿砂的全部事项。2014年3月至2014年11月间，中国矿产陆续从境外进口铁矿石，通过海运方式运抵福州松下码头并储存于松下码头堆场。五矿物流作为代理方不定期与松下码头就所存放的货物数量进行核对，包括抵港数量、出库数量及理论库存，松下码头对五矿物流出具的《库存确认函》均予以盖章确认。松下码头确认截至2015年1月22日，“莫太兹”轮货物出库14500吨，“亚萨”轮货物出库17585吨，“马里奥”轮、“海澜之旅”轮、“国投102”轮及“粤电81”轮货物未出库。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6月间，经中国矿产同意，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冶金”）又陆续从“马里奥”轮运抵货物中提货27300吨，从“海澜之旅”轮运抵货物中提货3231吨，从“国投102”轮运抵货物中提货27509吨。2015年7月初，中国矿产发现库存货物出现短少。2015年7月2日，松下码头向中国矿产出具说明一份，确认“莫太兹”轮和“亚萨”轮项下货物已无库存，其他轮项下货物出现不同程度短少。2015年7-9月，中国矿产将剩余货物销售给他人，经松下码头确认，“马里奥”轮剩余铁矿石7106.2吨，“海澜之旅”轮剩余货物1152.68吨，“国投102”轮剩余货物12462.95吨，“粤电81”轮剩余货物6766.78吨。至此，“莫太兹”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59526吨，“亚萨”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51340吨，“马里奥”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41635.8吨，“海澜之旅”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47034.32吨，“国投102”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15438.05吨，“粤电81”轮项下货物实际短少49131.22吨。因松下码头丢失中国矿产库存货物，造成中国矿产货物损失171,025,420元。中国矿产为防止货物继续丢失，将剩余货物转卖，因此支出堆场转运费2,556,983.56元，该笔费用亦应当由松下码头承担。 原审被告松下码头辩称：1、中国矿产不能证明松下码头对案涉货物损失负有过错，其主张松下码头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过错的产生是建立在责任者没有履行其应承担的义务基础之上的，这个义务分为合同义务和法定义务。松下码头与中国矿产为转运货物签订《码头作业合同》之前，双方没有港口作业合同或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中国矿产提供的“库存确认函”或者“铁矿砂放货存货表”，仅是松下码头根据存货人鑫海冶金的要求，与其供应商代理核对库存，如实确认库存数据的依据，并不能证明松下码头存在与中国矿产或者供应商代理五矿物流订立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的意图，亦不能证明中国矿产与松下码头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仓储保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松下码头不用对中国矿产承担某种合同义务，且双方之间也没有法定的仓储保管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没有履行保管义务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产生保管、管货过错的前提。2、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交货并不改变货物所有权。中国矿产在货物到港时已经将货物交付给鑫海冶金并由其负责装卸，鑫海冶金事实上业已占有货物，并以作业委托人身份将货物交付松下码头保管。根据港口法和港口作业规则，松下码头应按照鑫海冶金的指示放货。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未改变货物占有关系，不损害买卖合同货物所有权保留。3、中国矿产没有证据证明货物实际损失金额。中国矿产主张以进口报关价定损，相当于要求松下码头承担因市场原因造成的跌价损失，与法律规定不符。4、中国矿产转运货物必然发生港口作业费用，其主张转运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因鑫海冶金违约造成中国矿产需转运案涉剩余货物，即转运货物的行为是由买卖合同的违约导致的，与松下码头的行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转运需要松下码头提供相应服务必然产生一定费用，松下码头提供服务并收取相应转运费理所当然。中国矿产的转运损失应当通过案外买卖合同解决。5、中国矿产的索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中国矿产主张侵权之诉，则其诉讼责任主体错误。因为货物所有权不因位置移动改变，侵害其货物所有权的责任主体为鑫海冶金。如果中国矿产主张合同之诉，假使二者存在保管合同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因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毁损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如中国矿产自认在2015年7月2日发现货物短少，则其应在2016年7月1日提起诉讼，故其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受法律保护。 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原审未答辩。 原审法院查明： 2013年10月1日，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签订了一份有效期至2019年9月30日的《港口作业合同》，适用于在该时期内所有鑫海冶金及其代理船舶运到码头的“钢铁生产的全部内外贸货种”。合同共四条20款。合同第一条内容包括，鑫海冶金提供船期、船名、载运量和装卸车辆负责码头前沿到堆场的货物转场运送。第三条第5款内容包括受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负责办理与船舶货物交接手续“原装原卸”。进入堆场货物，码头按照本协议框架下的相关约定为鑫海冶金储存货物，鑫海冶金可根据保管条件和国家安保要求提出合理止损要求。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又签订了三份“补充协议”。当事人对“补充协议3”的形成时间和真实性有争议。 2014年4月18日，中国矿产与五矿物流签订《港口代理协议》，约定五矿物流向中国矿产提供报关、报检、保管、放货等货代服务。合同第二条乙方（五矿物流）责任约定，五矿物流负责货物到港后的卸船、保管、堆存及装车工作，对中国矿产在港货物妥善、安全保管。 2014年3月11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一份《巴西铁矿购销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了一批巴西铁矿石粉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粉矿由“莫太兹”轮运载，福建华辉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受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3月20日，该轮在福建可门港靠泊卸货。2014年3月18日，福建华辉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开出“莫太兹”轮的“小提单”，单上注明“请准予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提取OREMOATIZE轮1403航次2014年3月20日进口的下列货物”。2014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莫太兹”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74026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70643公吨”的重量证书。之后，该轮货物经“安国山”轮、“恒昌远”轮、“华强海168”轮从可门港转运至福州松下港。2014年3月18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金额为6,388,565.04美元的“临时商业发票”，2014年7月9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12,743,287.95美元，其中6,388,565.04美元用以支付“临时商业发票”项下货款。2014年3月18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51,157.27美元。此外，根据“马尾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70,323,506.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38,740,590.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6,585,900.30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5月7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委内瑞拉铁矿石块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块矿由“亚萨”轮运载，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外代）受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5月6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亚萨”轮到港预报。2014年5月7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5月6日，福州外代开出“亚萨”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品”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亚萨”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68925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66595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5月7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98%暂付款金额为8,109,266.26美元，2014年5月15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8,109,266.26美元。2014年6月19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16,757.13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67,480,216.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50,985,853.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8,667,595.01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7月17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委内瑞拉铁矿石块矿和铁矿石粉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均由“马里奥”轮运载，福州外代受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0月16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马里奥”轮到港预报。2014年5月18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0月16日，福州外代针对“马里奥”轮运载的铁矿石块矿和铁矿石粉矿分别开具“小提单”，“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小提单”右下角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马里奥”轮所载铁矿石块矿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33982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32120公吨”的重量证书；为“马里奥”轮所载铁矿石粉矿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42060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38817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9月5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铁矿石块矿和铁矿石粉矿货款98%暂付款金额为7,532,974.88美元，2014年12月5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7,532,974.88美元。2015年6月5日，国外卖方向中国矿产出具了两张“最终发票”，其中铁矿石块矿“最终发票”的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26,208.58美元，铁矿石粉矿“最终发票”的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22,901.47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33,257,49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1,805,303.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铁矿石块矿进口税款人民币3,706,901.51元；以40,172,71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5,450,247.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铁矿石粉矿进口税款人民币4,326,541.99元。前述税款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9月18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伊朗铁矿石粉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粉矿由“海澜之旅”轮运载，福州外代受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0月31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海澜之旅”轮到港预报。2014年11月1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0月31日，福州外代开出“海澜之旅”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品”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海澜之旅”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51418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51171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10月16日，中国矿产通过交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3,945,369.43美元，其中3,686,075.20美元用于支付上述货物货款。2014年12月15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最终发票”，“最终发票”记载“暂定付款金额”3,686,075.20美元，“应付余额”71,273.68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51,118,527.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3,130,297.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3,932,150.49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10月15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澳大利亚铁矿石精粉。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精粉由“国投102”轮运载，福州外代受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1月18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国投102”轮到港预报。2014年11月23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1月19日，福州外代开出“国投102”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品”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国投102”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55410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51465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11月18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暂定付款金额为4,067,107.97美元，2014年12月4日，中国矿产通过交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4,067,107.97美元。2015年1月4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344,241.74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50,407,55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5,088,141.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4,264,983.97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2014年10月10日，中国矿产与国外卖方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向外方购买进口一批澳大利亚铁矿石块矿。中国矿产进口前述铁矿石块矿由“粤电81”轮运载，福州外代受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的委托代理该轮的到港业务。2014年11月25日，福州外代向松下码头发出“粤电81”轮到港预报。2014年11月27日，该轮在福州松下港靠泊卸货。2014年11月24日，福州外代开出“粤电81”轮的“小提单”，载明“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并有“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提取下列货物”的文字说明，“货名”一栏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福清海关放行章”。“小提单”随即转至松下码头。2014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福州局为上述“粤电81”轮所载货物出具了“收货人”为中国矿产、“实卸重量（湿态）为55898公吨”、“最终的货物重量（干态）为53824公吨”的重量证书。2014年11月21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一张“临时商业发票”，98%暂付款金额为4,331,658.13美元，2014年11月26日，中国矿产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国外卖家付款4,331,658.13美元。2015年1月5日，国外卖方就此货物向中国矿产出具“最终发票”，余额及其他费用金额为-90,111.93美元。此外，根据“福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记载，海关以53,824,000.00千克“数量”和“完税价格”人民币26,053,762.00元为基数，以17%的税率向中国矿产征缴进口税款人民币4,429,139.54元，中国矿产已全数缴纳。 上述船舶的港口作业手续除码头前沿到堆场转场运输外，由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完成。 又查明，中国矿产上述货物均出售给鑫海冶金或其关联企业。双方买卖合同均约定，货物价格为福建松下康宏港外轮舱底交货价，交货地点为福建松下康宏港，需方付款前，货物所有权归中国矿产。 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五矿物流每月均制作库存确认函，填制不同船别的货物抵港数量、出库数量和理论库存，松下码头商务部均给予盖章确认。松下码头称，其确认库存确认函，是受作业委托人鑫海冶金指示，协助供应商核对库存。 2015年7月2日，松下码头具函给中国矿产说明铁矿砂放货存货及转货费用，确认案涉船舶货物被鑫海冶金提走355722.39吨（过磅数），剩余货物25996.61吨（参考数）。 2015年7月8日，鑫海冶金具函指示松下码头将码头剩余存货交供应商转运。 2015年7月16日，中国矿产与松下码头签订码头作业合同，将“国投102”、“粤电81”、“马里奥”和“海澜之旅”剩余货物转运。 2016年4月11日，中国矿产委托律师于当日向松下码头寄交律师函，针对本案货物损失提出索赔。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港口作业纠纷。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归纳并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中国矿产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原审法院认为，中国矿产2016年4月11日的律师函中虽然松下码头名称有笔误，但不影响其向松下码头主张索赔的法律效果，故松下码头关于中国矿产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是否存在过错，是否造成中国矿产损失以及具体损失数额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松下码头向鑫海冶金放货是否构成过错，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判断：其一，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是否负有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其二，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是否负有法定的保管义务。在合同义务方面，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港口作业合同》约定内容和中国矿产与鑫海冶金铁矿石买卖合同关于价格、交货、卸货有关约定可以相对应，松下码头主张鑫海冶金与其之间存在包括货物仓储内容的港口作业合同关系，已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相反，中国矿产、五矿物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松下码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各方对本案中出现的库存确认函、铁矿砂放货存货及转货费用表以及码头作业合同的内容和证明效果争议很大。综合考虑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订约意图，中国矿产未提交证据证明松下码头对中国矿产负有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 在法定义务方面，中国矿产、五矿物流均强调松下码头应当向“提货单”载明的收货人交付货物或者按“提货单”载明的收货人指示交付货物。原审法院认为，“提货单”的法律效力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行业实践看，“提货单”在本质上属于运输单证，在集装箱运输和散货运输以及具体业务中都可能有不同理解。本案中，因“莫太兹”轮货物在可门港进口，松下码头不涉及提货单；其他船舶货物使用的提货单均为福州外代格式，进口散杂货提货单(第二联)印制部分虽载明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领取下列货物，但在加盖福州外代公司提货单专用章处，特别打印了“此单仅供报关、报检使用”，福州外代公司出具该提货单目的以及该提货单的作用已经很明确，即仅供报关、报检，提货单在案涉货物完成报关、报检之后，其使用功能已尽，不能作为记载的提货人主张提货的依据。为此，中国矿产、五矿物流主张松下码头承担法定的保管义务依据不足。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和《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四十一条规定，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作业合同的约定交付货物。松下码头根据其与鑫海冶金的《港口作业合同》以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将案涉货物放给作业委托人鑫海冶金，符合其作为港口经营人和港口作业人的身份。至于中国矿产与鑫海冶金或其关联企业之间买卖合同的约定则不是港口经营人作业过程中所应考虑的问题。松下码头按港口作业规则进行操作，没有过错，也不损害中国矿产的货物所有权，故没有必要进一步审查中国矿产的具体损失包括货物损失和转运损失。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 驳回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11,427元，保全费5,000元，由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后，原审原告中国矿产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在不认可被上诉人的证据22“过卡信息”的情况下，认定“松下码头根据其与鑫海冶金的《港口作业合同》以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将案涉货物放给作业委托人鑫海冶金”，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松下码头与鑫海冶金之间的《港口作业合同》不属于《港口货物作业规则》项下的港口作业合同，鑫海冶金不具备作业委托人身份，且合同未约定货物交付规则，原审法院以此作为松下码头放货的合法依据，是错误的。《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十一条规定，作业委托人必须及时办理相关手续并交付港口经营人。本案中，到港货物的所有手续均是由五矿物流委托办理并交松下码头。而讼争《码头作业合同》缺乏上述手续和货物交接的内容，因此鑫海冶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码头作业委托人，其与松下码头仅是委托装卸货物的法律关系。在此关系下，对货物的保管对于码头而言只是装卸上的附随义务，并不当然表明就成立合同法意义上的仓储或报关关系。本案证据表明松下码头并没有出具给鑫海冶金货物保管凭证或仓单。即使其双方达成可以任由鑫海冶金处分货物的合意，也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原审法院以《码头作业合同》作为松下码头放货合法性的依据是错误的。从五矿物流提供的证据看，其与松下码头之间有频繁的业务往来，松下码头明知货物所有权人是上诉人，其未按照上诉人或其代理人的指示放货显属非法；（二）原审法院将松下码头放货是否构成过错局限于认定松下码头是否负有保管货物的义务、放货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对侵权责任构成的错误理解，应当判断其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因素。本案中，松下码头对案涉货物的丢失存在主观过错，在明知案涉货物所有权人的情况下，违背操作惯例和实践，未经上诉人指示放货造成上诉人的货物丢失。案涉货物的提货单上明确载明收货人是上诉人。提货单是交付货物的唯一依据，也是证明货权的核心依据。提货单上加盖海关放行章，只是表明已经通关，其提货凭证功能并未消失。从松下码头出具的库存对账函以及库存货物权属、数量确认函看，松下码头也确认上诉人系货主。松下码头就货物数量短缺情况向上诉人出具的说明以及其此后同意让上诉人将剩余的货物运走，都说明松下码头认可上诉人是案涉货物的货主。从上诉人原审提供的放货指令、传真记录复印件等证据能够证明五矿物流与松下码头之间存在频繁的业务往来，五矿物流通过向被上诉人下达指令将货物交付第三方。被上诉人声称其只听从鑫海冶金的指示放货，但未能举证证明其中任何一个放货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松下码头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首先，被上诉人与鑫海冶金存在合法的港口作业合同的事实清楚。案涉货物买卖合同约定舱底交货价，即从货物出舱开始的一切费用均由买方即鑫海冶金负责，上诉人不负责，故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进行港口作业，应认定为符合买卖合同的约定，不违背上诉人的意愿。其次，原审判决关于鑫海冶金港口作业委托人身份的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对于《港口货物作业规则》第十条的曲解不能成立，该规定不能理解为对作业委托人身份的要求。第三，“过卡信息”数据不准确或者矛盾不影响鑫海冶金与松下码头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也不等于其不履行港口作业合同责任，私自放货或损害上诉人的货物所有权。（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依据其港口作业合同的委托人鑫海公司的指示放货，没有过错，上诉人不能基于货物所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管、照料货物的义务。货物所有权的变动依据的是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对于后续的货物所有权变动无法知悉。后期因鑫海公司经营不善、出现坏账，鑫海冶金在各供应商索债的情况下指示被上诉人出具货物短少说明并安排货物转运，属于港口作业合同项下的协作行为，与上诉人是否有货物所有权无关。尽管货物所有权属于上诉人，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保管关系，被上诉人没有义务将货物控制在码头堆场以便上诉人行使所有权。港口作业中，并不存在码头按提货单记载交货的法律或惯例。提货单是运输单证和外贸单证，不是入库单，不是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的证明。我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涉及提货单，其法律效力如何并无法律依据。本案中，在货物卸船后，承运人即完成交付义务，提货单不再具有指示交货的功能，其唯一的功能是报关放行的核查。为此，提货单上写明的“请准予某公司提货”只是呈请海关、商检审批的指示，不是对码头的指示，故将盖有海关放行章的提货单交给码头是进口供应商履行的报关义务也可以认为是履行交货义务的必要环节。海关同意进口商可以提货与码头将货物放给谁不是一回事，因为在报关前进口商可能已经在海关监管区域将货物交付给买方，并委托码头进行港口作业，买方是有权委托码头保管货物并要求放货的主体。被上诉人基于港口作业合同的委托人鑫海公司的指示放货，符合港口法和港口作业规则的有关规定。由于鑫海冶金在卸货时已经事实上占有货物，并以港口作业委托人的身份将货物交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将货物返还给鑫海公司并未改变占有关系，并未直接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与鑫海冶金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不涉及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没有合同义务，不负责保管货物，只对鑫海冶金负有合同义务。鑫海冶金作为港口作业合同的委托方有权发出放货指令。在这种模式下，上诉人两年多时间内向鑫海冶金出售货物几十万吨均默认鑫海冶金作为港口作业委托人的身份，五矿物流不过是充当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控货和跟进催款的角色，对于被上诉人按鑫海公司指示出货的行为从未提出质疑。上诉人系因鑫海公司资金链出现断裂，造成货款损失，不应将其损失转嫁给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上诉无理，应予驳回。 原审第三人五矿物流未提出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1.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鑫海公司签订的《港口作业合同》“第一条内容包括，鑫海冶金提供船期、船名、载运量和装卸车辆负责码头前沿到堆场的货物转场运送”有误，码头前沿到堆场的货物转运不在合同约定范围内；2.该合同第五条约定被上诉人按照相关约定保存鑫海公司存储货物，原审判决表述为“码头按照本协议框架下的相关约定为鑫海冶金储存货物”；3.原审法院认定“上述船舶的港口作业手续除码头前沿到堆场转场运输外，由鑫海冶金委托松下码头完成”有误，港口作业全部是由被上诉人完成，不存在鑫海冶金委托完成；4.原审法院认定“中国矿产上述货物均出售给鑫海冶金或其关联企业”有误，案涉货物没有全部出售给鑫海冶金及其关联企业；5.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8日，鑫海冶金具函指示松下码头将码头剩余存货交供应商转运”有误，上诉人是基于货主身份而非鑫海公司同意将货物转运。 对此，被上诉人认为：1.上述合同明确约定鑫海冶金安排足够车辆接卸货物；2.“保存鑫海公司存储货物”与“为鑫海冶金储存货物”的含义无实质差别；3.案涉货物从码头前沿到堆场转场运输是由鑫海冶金负责完成；4.原审认定2015年7月8日鑫海冶金具函指示松下码头将码头剩余存货交供应商转运，上诉人如认定该函件是事后补做，就应当就此举证；5.上诉人在货物出现短少之后还找鑫海冶金出了保函，不存在货物去向不明或丢失问题。 经查，被上诉人与鑫海公司签订的《港口作业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即鑫海冶金提供船舶到港时间、船名、载运量以及有关资料，以便乙方即被上诉人做好卸船准备工作；甲方负责安排足够接卸车辆保证卸货衔接，内贸船舶全部卸货交接，甲方委托乙方负责办理。该合同第三条第5项还约定，进入堆场货物，乙方即被上诉人按照本协议框架下的相关约定保存甲方即鑫海冶金储存货物。2015年7月8日，鑫海冶金向被上诉人出具《同意码头存货装船出运的函》称：我司与贵司于2013年10月1日达成港口作业合同，自2014年以来，该合同项下进港卸船至贵司码头并委托贵司堆存保管的原材料（铁矿砂和煤炭）尚有部分存货，我司同意供货商将这些存货装船出运，装船出运的数量以装船的水尺计量为准。至于其它事实方面的争议，将结合本案其它证据和事实加以综合分析认定。 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其它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应否承担上诉人主张的案涉货物损失的侵权责任以及相应的赔偿数额。 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与鑫海冶金就鑫海冶金及其代理船运到被上诉人码头的货物的卸船、装车、过磅、保管、提货的作业事宜签订了《港口作业合同》、《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2》、《补充协议书3》，被上诉人系依据上述合同进行港口货物作业，故被上诉人与鑫海冶金之间成立港口作业合同关系，上诉人以案涉《港口作业合同》不属于《港口货物作业规则》项下的港口作业合同为由主张被上诉人与鑫海冶金之间不存在港口作业合同关系，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鑫海冶金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充协议书3》约定被上诉人同意协助鑫海冶金应各供应商的要求，对鑫海冶金委托被上诉人保管的货物账面数据根据货源提供给有关供应商，供应商名单由鑫海冶金书面通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向供应商提供账面库存数据之前需得到鑫海冶金供应部负责人员的同意和对数据的初步认可。同时约定被上诉人向供应商提供的账面库存数据仅供供应商参考，对鑫海冶金委托保管的货物仅承担“原装原卸”的责任，被上诉人根据鑫海冶金指示向其供应商提供账面库存数量不应当被理解为被上诉人与鑫海冶金供应商建立新的港口作业合同关系，不影响双方原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效力，不影响鑫海冶金在原合同及其补充协议项下处置货物的权利。2014年4月16日、9月9日、12月22日以及2015年3月2日，鑫海冶金分别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关于协助我司向供应商提供货物码头账面库存数量的函》，要求被上诉人协助向供应商及其代理提供码头的账面库存数据，其中的供应商包括上诉人及其代理五矿物流公司。2015年6月23日，被上诉人与鑫海冶金签订《福建鑫海冶金有限公司在福州松下码头货物库存情况初步核对表》，表中列明了案涉船舶铁矿砂的已提货量和库存预估数量。2015年7月8日，鑫海冶金向被上诉人出具《同意码头存货装船出运的函》，以其委托被上诉人堆存保管的铁矿砂和煤炭尚有部分存货，同意供货商将存货装船出运。以上证据证明案涉货物到港后，被上诉人是依据鑫海冶金的指令向供应商及其代理商提供货物码头账面库存以及办理存货出运等事宜。被上诉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是否明确表明其是应鑫海冶金的指令或指示行事，并非认定其行为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被上诉人根据鑫海冶金的指令放货系履行其与鑫海冶金之间港口作业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与上诉人之间没有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关系，没有为上诉人保管案涉货物的义务。其次，上诉人提供的《进口散杂货提货单》虽载明“请准予本提货单所描述的收货人领取下列货物”，“收货人：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但在该提货单上特别注明“此单仅供报关、报检使用”，福州外代公司出具该提货单的目的以及该提货单的作用已经很明确，即仅供报关、报检，该提货单在案涉货物完成报关、报检之后，其使用功能已尽，不能作为其记载的提货人主张提货的依据。虽然被上诉人在案涉库存货物权属数量确认函、库存确认函、放货通知单、铁矿砂放货存货及转货费用函上盖章确认，但作为港口经营人，被上诉人并没有能力和义务审核每一笔具体业务的货物所有人、收货人或控货人，其应谨慎处理的是港口作业委托人的委托事务，至于港口作业委托人与卖方之间买卖合同的约定，则不是港口经营人应审核的事项。而且，根据前述《补充协议3》，被上诉人系根据鑫海公司指示向其供应商提供账面库存数量，不应当被理解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建立新的港口作业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赔偿其货物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鉴于此，对于上诉人主张的损失数额，不必再作分析认定。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11，427元，由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及其它诉讼费用按照原审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泽新 审判员  林文勋 审判员  林欣宇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李龙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