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822民初146号原告：陶秀芳，女,汉族，1952年12月31日出生，住磴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瑞，系陶秀芳的儿媳。原告：杜瑞，女，汉族，1972年5月18日出生，无业，住磴口县。原告：王中正，男，汉族，1996年1月1日出生，在读学生，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瑞，系王中正的母亲。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波，内蒙古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公司住所地，磴口县国税小区门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郭海燕，女，汉族，1971年6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艳欣，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军，男，汉族，1978年1月23日出生。原告陶秀芳、杜瑞、王中正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第三人李军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1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保险公司申请追加李军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陶秀芳、杜瑞、王中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波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艳欣、第三人李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秀芳、杜瑞、王中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赔偿损失费共计863432.4元；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50万元内予以赔偿。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10月24日19时30分，王利军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沿京藏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当车辆行驶至672公里加140米附近时，与方晓立驾驶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王利军当场死亡，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利军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方晓立承担次要责任。王利军驾驶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车上人员险等险种，根据《保险法》和《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支付原告保险金50万元。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结婚证1份、证明2份、户籍卡5份、户口本2份，证明本案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证明三原告是死者的近亲属，证明被扶养人的身份关系。2.事故认定书、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各1份，证明原告的车辆发生事故的事实以及责任的划分，证明王利军死亡的事实。3.保险单1份，证明王利军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车上人员险50万元的情况。质证时，保险公司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举证意图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属于此次事故被害人的家属，不能证明其享有保险合同相对性的主体资格，不能证明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以上原告享有保险合同主体资格。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写明死者即肇事司机为酒后驾驶，证明了我公司拒赔的理由及事实依据。对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举证意图不认可，只能证明保险事故发生的事实，不能证明其符合我公司的理赔条件，无法证实原告的诉讼请求。质证时，第三人李军对原告提供的1号、2号、3号证据均无异议。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错误。根据《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28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同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受害人家属不是本案的投保人，原告诉讼主体错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本案驾驶人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我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法律规定酒后严禁驾驶车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驾驶人作为拥有合法驾驶证资格的人员，应当明白、清楚饮酒驾驶机动车是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我公司也在保险条款中以加粗、加黑、加阴影的方式对该条款作出了提示与说明，在合同内也明确对饮酒驾驶的定义、法律后果等向投保人作出了说明。投保人作为公民也应当了解饮酒驾驶的含义及社会危害性，而不会对上述条款的理解发生歧义。因此，我公司对于酒后驾驶，致肇事司机死亡的行为，不承担保险责任。3.以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事项作为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仅需尽到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0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禁止性条款，保险人在保险单据中只需尽到提示义务，不需要进行详细说明。本案保险合同均有李军本人亲笔签字确认，证明李军知晓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4.如果错误判决保险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会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同时对大众也会造成一定错误的价值引导。饮酒驾驶对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能力、操作能力及视觉均会造成严重影响，酒后驾驶是对他人的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法律明令禁止酒驾行为。酒后不开车早已成为一般人的生活常识，本案肇事司机作为一名考取了驾驶资格证的人员，对酒驾危害的认识显然要高于未经过驾驶培训的人员，其应当负有比一般人员更高的注意义务。其次，我国保险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于酒后驾驶的行为，肇事司机是故意放任的，虽不能适用故意犯罪条款，但以上条款所体现出来的立法精神应同样应涵盖在本案之中。再次，对于酒驾此类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如果允许其风险转移，在社会民众中会造成：酒后驾驶没关系，保险公司来赔偿的错误认识。显然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同时对大众也会造成一定错误价值引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酒驾发生的概率，对社会民众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对于此类行为，酒后驾驶人员应当成为责任的最终承担者。由于酒后驾车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大媒体进行了公示与报道，酒后驾驶属于明确约定的法律禁止性事项，即便存在保险人未对酒驾免责条款作出提示与说明之情形，或乃至未将该免责条款写入保险合同，也不应当允许该种因酒驾肇事的行为而作出的赔偿风险转移。因此，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在商业险范围内向其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被告保险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辩驳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保险条款、投保单、声明各一份，证明酒后驾驶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属于免责条款，投保人李军亲笔签字，保险人已明确说明保险内容。2.判例2份,证明对于不是本人签字发生酒后驾驶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赔，与本案极为相似，都是业务员代签字，连续多年在保险公司投保，因酒后驾驶发生事故致人死亡，证明两个案件有关联性。质证时，原告对保险公司提供的1号证据不认可。李军不认可是他本人签的字，投保时保险公司没有告知相应的义务，保险公司提出免责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申请对李军字迹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是相似的案例，并非是最高院指导性案例，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质证时，第三人李军对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1号证据说明不是本人签字。对2号证据因文化程度低看不明白。第三人李军为证明自己的辩驳主张向法庭提交了鉴定意见书一份。质证时，原告对第三人李军提供的鉴定意见认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明保险公司在李军投保过程中没有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同时也证明保险合同不具有被告保险公司所说的免赔事由，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支付保险金。虽然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有加黑加粗的提示，但是保险公司并没有向李军提示该加黑加粗字体的相关内容，该内容是保险公司业务员在收取保险费用后私自填写的。质证时，保险公司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投保人的签名虽然并非李军所签，但是缴费的行为视为对合同的追认，并且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仅需尽到提示义务，我公司在条款中已用加黑加粗的字体标注，依照保险法规定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因原告提供的1号、2号、3号证据来源具有合法性，内容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保险公司提供的1号证据不能证明投保人声明的落款处是投保人李军本人的签字，也不能证明对其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本院不予采信。保险公司提供的2号证据的案件事实、法律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不属于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李军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4日19时30分许，李军雇佣王利军驾驶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沿京藏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672公里加140米，与方晓立驾驶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王利军当场死亡，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高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队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利军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负事故主要责任；方晓立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且在高速公路上低于规定的最低时速行驶，负事故次要责任。诉讼中，保险公司申请追加投保人李军为第三人。第三人李军对保险单中李军的签名和投保人声明书中的书写内容和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委托，内蒙古中泽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25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结论为：2018年6月27日《投保人声明》投保人签章处栏内“李军”签名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另查明：×××号、×××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为贺海珍，实际所有人为第三人李军，驾驶员王利军系李军雇佣的司机。李军于2018年6月27日通过其他方式为该车辆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投保了一份交强险、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一份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50万元，附加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限一年，至2019年6月27日止。投保单上投保人签名/签章处李军字样，经鉴定不是第三人李军书写。投保人声明中的“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下方框内手写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和投保人签章处李军字样，经鉴定不是第三人李军书写。本院认为：第三人李军于2018年6月27日为×××号、×××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投保了一份50万元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附加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限一年，至2019年6月27日止，该合同成立并已生效，该保险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的情形，属于有效合同。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第三人李军雇佣王利军驾驶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雇员王利军死亡，属于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基于以上法律规定，原告属于适格的诉讼主体。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王利军虽被认定为饮酒后驾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和商业第三者险合同中的约定，但保险人仍需完成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其免责、减责条款才发生法律效力，否则保险公司仍需承担责任。因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公司免责、减责条款必须由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同时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后，且有证据证明的，才发生法律效力。否则该免责、减责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不能免责或减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对如何完成提示和说明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声明中的签名并不是投保人李军本人的签名，因此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说明，如果侵害人存在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保险公司只要完成提示义务，其免责、减责条款就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肇事车辆司机是酒后驾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事由，但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完成了提示义务，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或受益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因保险公司承担了保险责任，原告没有向雇主主张赔偿，第三人李军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因保险公司提供的案例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型案例，且案件事实和法律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不属于“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给付原告陶秀芳、杜瑞、王中正保险金50万元。以上费用限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1元，减半收取1491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世平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任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