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11民初788号原告：姜雨辰，男，197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震，男，196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系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推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36号喜盈门范城国际大厦1403室。负责人：陈革平，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远，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雷，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姜雨辰（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被告）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苏辉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苏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灵芝、李顺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震，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雷、王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均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多收取的款项534000元；3.被告以534000元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支付2015年10月10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的利息损失76000元（534000元÷365天×4.35%×1190天）；4.被告以534000元本金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支付2019年1月1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无效；确认《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外其他条款无效。事实与理由：2013年10月29日，被告与原告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双方约定被告为原告所涉嫌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提供法律服务，被告指派陈革平、毛雅琴律师为刑事案件的经办律师，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50000元，以及长途电信费用、复印费等开支50000元。2014年1月21日被告以及陈革平与原告签订《补充委托协议》，对委托事项及律师费和办案费的收取作了更详细的约定。之后，原告指示其所在单位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代原告向被告支付律师费及办案费合计550000元（其中侦查、起诉阶段律师费100000元、办案费50000元、风险办案费400000元）。原告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所收取的100000元律师费超出政府指导价范围或幅度，被告所收取的50000元办案费属于巧立名目、违规收取费用，被告所收取的400000元办案费违反《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关于“禁止刑事诉讼案件风险代理”的规定。《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虽不是直接决定合同效力的法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规定可作为确定合同效力的规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履行协议发生纠纷，由长沙仲裁委员会管辖，但被告的负责人陈革平自始至终未向原告表明其系长沙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身份，其有动机和能力影响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原告为此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一致同意撤销《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关于仲裁管辖的约定。综上，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被告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均属于无效合同，被告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依法返还原告。被告辩称：（一）《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系原、被告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被告不存在欺诈或胁迫行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原告诉状中引用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属于地方性规范文件，均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故《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均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法律法规，不存在因违法而无效的情形，该两份协议自签订之日具有法律效力。（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系附于《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该文件已于2011年12月31日失效。此外，法律服务收费仅为一种政府指导价，并非强制性定价，在《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已失效的情况下，被告根据市场行情、物价水平，结合自身投入的劳动量及能力水平与原告签订了《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之后，被告忠实履行协议内容，委派律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原告的刑事案件付出了艰辛劳动，被告收取的律师费系其劳动所得，不存在价格畸高、收费不合理的情形，原告的起诉违反了诚实守信原则。（三）原告的诉请已经其他生效法律文书驳回，原告再次以同一事由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浪费了司法资源。（四）原告虽系《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但本案中的550000元律师费和办案费等资金系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与该公司系不同的民事主体，无权代该公司要求被告返还律师费。（五）原告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曾于2015年6月25日向湖南省司法厅投诉被告乱收费问题，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制定，故原告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律师费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6月25日开始计算两年即2017年6月25日，原告的起诉时间超出了诉讼时效，法院应不予支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8月4日，原告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被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监视居住。2013年10月15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对原告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3年10月31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其中协议第一条第1.1款、第1.2款约定：“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指定经办律师代理原告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案件的侦查阶段，担任原告的辩护人，原告授权被告的权限为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姜雨辰提供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原告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协议第一条第1.4款约定：“双方经协商后确定，被告收取律师费50000元”。协议第一条第1.5款约定：“被告的经办律师在办案中发生的长途电信费用、复印费用、文件快递费用、外地或境外差旅费共计50000元（不包含在50000元的律师费内），由原告另行承担”。协议第二条第2.14款约定：“对于协议签订、履行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无法协商或调解的，任何一方均可向长沙仲裁委提出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3年10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100000元。2014年1月21日，原告作为委托方，被告作为受托方，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担保方，三方另签订了一份《补充委托协议》，其中载明：委托方和受托方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就前述《法律服务委托协议》达成补充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被告指派陈革平、毛雅琴律师担任原告涉嫌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罪一案的侦查、起诉及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协议第二条第1款约定：“除委托方已支付侦查阶段的律师费和办案费外，委托方还应向受托方支付起诉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和一审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共计100000元，该100000元应在案件移送检察起诉程序后三天内先行支付到被告账户；若案件在侦查阶段了结，则退回该100000元，若在起诉阶段了结则退回50000元，若在审判阶段了结，则无须退回。已收办案费50000元不论案件在何阶段了结，且无论处理结果如何，均不退还委托方”。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本案若在公安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委托方支付办案费600000元，本案在移送检察机关进行起诉阶段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委托方支付办案费400000元……”。协议第二条第4款约定：“协议第二条第2、3款中的费用，如果任何一方出现延迟付款，则迟延付款方均应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承担违约责任，同时双方均同意由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委托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协议第三条约定：“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并由委托方按协议第二条第1、2款规定，预付律师费及办案费250000元后生效，协议有效期至一审终结止”。2014年1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150000元。2014年4月28日，长沙市公安局作出长公（经）诉字【2014】A02号《起诉意见书》，将包括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原告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在内的若干案件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中认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追究原告的刑事责任。2014年5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了100000元。2014年6月9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交由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此后，原告的刑事案件承办律师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进行了调查举证，并向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递交了两份《法律意见书》。2015年3月24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作出长开检公诉刑不诉〔2015〕7号《不起诉决定书》，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不起诉单位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被不起诉人姜雨辰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金额超过二十万元，同时也无法证明被不起诉单位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被不起诉人姜雨辰通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长沙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并决定：“对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姜雨辰不起诉；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扣押的被不起诉人姜雨辰退缴款项8000000元依法予以发还”。2015年4月，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了200000元。关于《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3款约定的相关款项支付问题，原告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未能协商一致。2015年7月，被告向长沙仲裁委提出了仲裁申请，长沙仲裁委立案受理了原告的申请。此后，原告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长沙仲裁委决定中止仲裁。2015年9月，原告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共同签订一份协议，约定原、被告一致同意撤销双方于2013年10月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2.14条中关于仲裁的约定，该协议的争议解决不再适用仲裁。之后，被告向长沙仲裁委撤回了仲裁申请，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申请。另查明：（一）2006年12月13日，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司法厅联合发出湘价服【2006】176号《关于印发和的通知》，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之后该文件未修订也未重新公布。（二）2019年3月6日，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垫付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载明本案诉争的律师费和办案费中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原告垫付资金共计550000元，原告已通过现金方式全部归还。（三）2015年6月25日，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认为《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存在价格违法，向长沙市物价局（系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举报。因对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处理结果不服，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通过邮寄方式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2月12日该院依法受理，2017年6月8日，该院判决驳回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之后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提起上诉，2017年10月2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外，2015年9月22日，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按照《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支付案件代理奖励费1600000元及利息。2016年6月15日，本院依法作出判决支持被告的诉请，后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提起上诉，2016年10月1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于2019年1月14日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以上事实，有法律服务委托协议，补充委托协议，律师费和办案费发票，长沙市公安局作出的起诉意见书，法律意见书，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撤回仲裁申请书，长沙仲裁委作出的决定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行政判决书，协议，关于垫付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的效力问题。一、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原、被告以及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4款的内容，原、被告均同意由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原告的担保人，对原告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原告的担保人向被告支付了550000元的律师费和办案费后，该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垫付律师费用的情况说明》，表明上述资金系该公司代原告垫付，原告已向该公司归还垫付资金。故原告系本案诉争律师费和办案费的实际付款人，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本院对被告的相关辩称不予支持。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曾以《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存在价格违法为由于2015年6月25日向长沙市物价局等部门举报，并就此提起了行政诉讼，但该行政诉讼与本案并非同一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的被告和诉讼请求与本案亦不相同。此外，被告曾于2015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3款中约定的1600000元案件代理奖励费及利息，该案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与本案均不相同。故本案与上述两个案件并不构成重复起诉，原告的起诉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的其他条款的效力问题。原告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其他条款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关于刑事诉讼代理服务收费的强制性规定。本院认为，首先，湖南省物价局、湖南省司法厅于2006年12月13日联合发出的《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系规范性文件，根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根据法律效力位阶，省级政府规章的效力高于规范性文件，《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后便未修订也未重新公布，该两份文件已于2012年1月1日自动失效。其次，关于合同及合同条款是否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湖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既不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认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效力的依据。据此，本院认定《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两份协议均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原、被告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过程中被告采取了欺诈手段，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以及《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之外的其他条款违反了《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规定，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违反《律师法》的上述规定，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告的该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和《补充委托协议》真实合法有效，被告按照该两份协议的约定指派了律师为原告的刑事案件提供了专业法律服务。原告于2013年10月向被告支付的100000元系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律师费和办案费，原告于2014年5月向被告支付的100000元系审查起诉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和一审阶段的律师费50000元。之后检察机关作出对原告和上海英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不起诉的决定，根据《补充委托协议》第二条第2款，原告应支付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费400000元，扣除被告应退还的一审阶段律师费50000元，原告于2014年1月向被告支付的150000元以及2015年4月向被告支付的200000元，该350000元实际上系审查起诉阶段的办案费。故原、被告均已按两份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现原告要求确认《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一条第1.4、1.5款和《补充委托协议》除第二条第3款外其他条款无效，并据此要求被告返还相关律师费、办案费以及支付利息损失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参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雨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900元，由原告姜雨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辉人民陪审员  王灵芝人民陪审员  李顺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刘晓宇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制定机关应当在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内进行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施行的，应当重新公布；需要修订的，按制定程序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