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502民初3020号原告张某1，男，1963年9月8日生，汉族，晋城市人，晋城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常某，山西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某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李某，男，1961年3月16日生，汉族，山西省高平市人，山西某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住晋城市。以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山西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1诉被告山西某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某公司”）、被告李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3、常某，被告山西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暨被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欠款9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5月27日起算到起诉之日为156980.85元，起诉之日到还款之日的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期间，原告明确诉请1中的利息以同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承包了晋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某公司”）在晋城某小区会所的装修工程。在安装空调时，原告与被告李某妻子开的山西某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某1公司”)签订了“中央空调设备购销合同”由山西某1公司作为供货商向原告供应空调设备。合同签订后，原告给其付款105.48万元。但是，之后山西某1公司又与晋城某公司重新签订了空调安装合同，因原告已做了安装空调前的许多辅助工程，因此，2015年5月26日经与被告李某结算，考虑原告付的款以及所做的前期工程以及部分利息，李某向原告出具了175万元的欠条。2016年8月1日,由被告李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山西某公司给原告出具委托书，让原告在山西某公司承包的晋城市某1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某1公司”）的工程款中取款80万元抵付80万元欠款，随后，晋城某1公司向原告支付了80万元。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李某追要余款，被告山西某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又给原告出具委托书让原告再向晋城某1公司取款90万元，但原告去晋城某1公司公司取款时，才知道被告还给另一家公司出具了委托，且余款不够90万元。原告只好诉至法院。被告山西某公司辩称：本案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被告不欠原告任何款项，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某1系晋城市某2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某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晋城某2公司承包了晋城某公司在某会所的装修工程，之后，晋城某2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约定由山西某1公司为晋城某2公司承保晋城某公司的空调安装工程供货，晋城某2公司并向山西某1公司支付货款105.48万元。但之后，晋城某公司就该小区1、3号楼和会所的整个空调安装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最后由山西某1公司中标。2016年8月和2018年7月，山西某1公司曾两次委托被告山西某公司为原告张某1付款，山西某公司因资金紧张曾委托晋城某1公司为其付款。综上，该空调安装工程系晋城某2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原告虽系晋城某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是一方主体，现原告以个人名义起诉，主体不适格，同时，被告山西某公司不是工程的承包人，本身不欠原告工程款，仅是替他人付款，也不是适格主体。请求驳回原告张某1的起诉。被告李某辩称：我不欠原告张某1任何款项，175万元的欠条是原告胁迫我出具的，且现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关于涉案空调安装工程，因张某1不满发包方将该工程最后承包给了山西某1公司，而我是代理山西某1公司与晋城某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原告便胁迫我为其出具了175万元的欠条。我本身从未收到过原告任何款项，原告也未给我做过任何工程，我不应该偿还原告欠款。另外，我出具的欠条落款时间是2015年5月26日，原告的主张现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焦点：原告起诉主体是否适格。原告起诉被告山西某公司，该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原告针对被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现要求两被告付款付息能否成立。针对争议焦点，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供了：晋城某2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载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张某1，股东为张某1、张某2、曹某、张某4四人，公司现处于存续状态。晋城某2公司2019年1月21日出具的说明一份：今有李某及山西某公司欠我公司175万元，我公司同意将该债权归到张某1个人名下。3、2019年1月21日张某1、曹某、张某4签名出具的书面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今有李某及山西某公司欠我公司175万元，现我们同意归到张某1个人名下。证人张某2、张某4、曹某的出庭证言，称证据3签名属实，同意将晋城某2公司对李某和山西某公司的175万元债权转到张某1个人名下。以上证据1-4，旨在证明晋城某2公司的法人和股东情况，以及晋城某2公司及股东均同意将晋城某2公司对山西某公司的175万元的债权由原告张某1个人向被告进行主张，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二被告质证意见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3、4，有可能是转移晋城某2公司的财产。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提供了：5、2013年6月25日由晋城某2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分别加盖本公司公章签订的《中央空调设备购销合同》。以上合同内容中，写明需方单位是北京某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公司”），供方单位是山西某1公司，约定由山西某1公司向北京某公司在晋城市某小区的工地供应中央空调设备，设备价格为125万元、其他附属35万元、税金10万元，共计170万元。山西某1公司加盖公章处有被告“李某”作为签约代表签字，所留银行账号名称为杨某的银行账户。原告方陈述，当时签订合同时，晋城某2公司加盟了北京某公司，用的是北京某公司的合同，但合同加盖的是晋城某2公司的印章，合同的主体应是晋城某2公司。山西某1公司系被告李某的妻子杨某开的公司。被告方质证提出，以上合同内容加盖公章出现了两个主体，且合同后面的字不是李某本人所签。被告李某2015年已与杨某离婚，李某知道有这个工程，但不知道有这份合同。原告补充称：“李某”的名字是杨某代签的。李某知道上述合同，如果不知道，不可能后来给其结账，整个事情都是李某在操作。原告提供了：6、2015年5月26日李某向张某1出具的欠条一支，写到：“今欠到张某1人民币壹佰柒拾伍万元整。”原告张某1陈述：晋城某2公司原来承包了晋城某公司的工程，包括空调安装工程。2013年6月25日晋城某2公司将其中的空调安装工程交给山西某1公司来做，并付给了山西某1公司105.48万元，但后来因空调工程需要重新招标，山西某1公司中标，于是晋城某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2014年5月4日签订了《中央空调采购安装合同》。因空调安装合同后来由山西某1公司实际签订，随后，其找李某进行了结算，李某于2015年5月26日给其出具了175万元欠条，该175万元包含105.48万元及利息，还包括晋城某2公司已经做了的部分空调辅助安装工程款。被告李某质证称：欠条确实是被告李某本人所写的，但是被胁迫写的，不是李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后来实质上其拿下了安装空调的工程，原告作为晋城某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服，一直闹事，为了缓和关系，其受胁迫才打下了175万元的欠条。原告根本就未做过空调辅助工程，只是和晋城某公司互相配合留下了出风口。原告提供了：7、2018年7月25日山西某公司向晋城某1公司出具的《委托付款函》一份。内容为：山西某公司委托晋城某1公司将付给山西某公司金城兰园安装空调款90万元付给张某1，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由山西某公司自行承担。原告方陈述，山西某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函说明该公司愿意对李某出具的175万元欠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李某2018年7月25日还承认欠条事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之前2016年8月1日也是由山西某公司出具委托，原告向晋城某1公司要了80万元。被告方质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山西某公司是受山西某1公司委托才委托付款的，不能因此就推定为山西某公司应承担连带付款责任。且与李某本人无关。李某与山西某公司是两个主体，民事责任不能混同。2016年8月1日山西某公司出具委托付款的行为对李某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针对争议焦点，二被告提供如下证据：1、2014年5月4日晋城某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李某作为该公司代表签字）签订的《中央空调采购安装合同》及山西某1公司参加投标的手续，合同约定由山西某1公司向晋城某公司提供中央空调并进行安装，合同总价款为798万多元，其中某会所的空调价为207万多元。2、2018年11月10日山西某1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3年时，晋城某2公司承包了晋城市某某小区会所的空调安装工程。之后晋城某2公司与我公司约定，由我公司为其空调安装提供货物，并支付了我公司105.48万元货款，后晋城某公司对晋城市某会所的空调安装工程进行公开招标，由我公司中标，我公司应当将105.48万元货款返给晋城某2公司。2016年8月和2018年7月25日，我公司曾二次委托山西某公司为其付款，山西某公司接受委托后，支付了张某180万元，尚欠25.48万元工程款未付。原告质证意见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中存在部分虚假内容，其中自“我公司应当将105.48万元货款返给……”开始不属实，之前的内容属实。实际是被告李某结算的，委托函也是李某出具的，尚欠付款金额也不对。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其中，证据1-4，真实性可以认定，可以确认在诉讼中晋城某2公司及股东均同意某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的175万元债权归至原告张某1名下的事实；证据5，合同内容中前面虽写明需方单位是北京某公司，但后面加盖公章的是晋城某2公司，原告对以上内容做了合理解释，故应当认定该合同主体是晋城某2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证据6，关于被告李某出具的175万元的欠条，被告李某承认系自己出具,其辩称系受原告胁迫所打，但未举证证明，对其辩称,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定被告李某出具的欠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证据7，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其中，证据1，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对于原告认可的部分内容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原、被告举证、质证，本院确认事实如下：晋城某2公司于2005年9月27日成立，现处于存续状态，原告张某1既是该公司的股东也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原系山西某1公司的股东之一。被告李某系被告山西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陈述杨某与其原系夫妻关系。晋城某2公司2013年在承包晋城某公司的工程期间，于2013年6月25日作为甲方与山西某1公司作为乙方就晋城某公司的某会所中央空调项目签订《中央空调设备购销合同》，约定晋城某2公司从山西某1公司采购中央空调设备，设备价格125万元，其他附属35万元，税金10万元，共计170万元。合同签订后，晋城某2公司向山西某1公司支付了105.48万元货款。之后，晋城某公司对晋城市某会所中央空调安装工程进行公开招投标，山西某1公司中标，并于2014年5月4日与晋城某公司签订了《中央空调采购安装合同》，约定由山西某1公司提供整套空调系统并进行安装，合同总价款为798万多元，其中某会所的空调价为207万多元。被告李某作为山西某1公司的签约代表在该合同上签了字。因最终山西某1公司与晋城某公司订立了《中央空调采购安装合同》，由晋城某公司向山西某1公司支付安装空调款，而晋城某2公司未能与晋城某公司订立《中央空调采购安装合同》，故原告张某1找被告李某进行了结算，被告李某于2015年5月26日给原告张某1出具欠条一支，写明“今欠到张某1人民币壹佰柒拾伍万元整。”2016年8月，被告山西某公司向晋城某1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函，要求该公司将对山西某公司的工程款中80万元付给原告，原告凭此委托付款函从晋城某1公司取得了80万元。2018年7月份，被告李某再次通过由其公司山西某公司委托付款方式要求晋城某1公司向原告付款90万元，因余款不足，原告张某1未取得该款项，遂诉至本院。诉讼期间，晋城某2公司及该公司股东出具说明，表示同意将李某及山西某公司欠该公司175万元债务归到原告张某1个人名下。综上，本院认为：晋城某2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之间就晋城某公司的“某会所中央空调项目”发生合同关系后，因山西某1公司最终与晋城某公司签订了安装空调的合同，导致晋城某2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发生变化,经过由晋城某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1与当时代表山西某1公司与晋城某公司签订合同的被告李某协商，由被告李某给原告张某1出具了175万元的欠条。因原告张某1本身是作为晋城某2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让李某给其本人出具欠条，可视为晋城某2公司同意欠晋城某2公司的债务欠到原告张某1本人名下，且晋城某2公司及其他股东也表示同意转到原告名下，故原告张某1的起诉主体适格。被告李某向原告张某1出具欠条所基于的法律关系乃是晋城某2公司与山西某1公司之间因晋城某公司所属的某会所中央空调安装工程项目供货款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被告李某与原告之间并无债权债务关系，但其出具欠条的行为以及两次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某公司委托晋城某1公司向原告张某1付款的行为，可视为被告李某对山西某1公司债务的加入履行。其次，山西某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函的行为实质是由被告李某行使，二被告庭审中主张山西某公司委托晋城某1公司付款至原告实际上是受山西某1公司委托，非被告李某本人的委托，并提供了山西某1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原告对于证明中的相关陈述以及被告的说法不予认可，被告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于被告称受山西某1公司委托由山西某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函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虽山西某公司出具委托付款函的行为实质是由被告李某行使，但因该公司与涉案债务并无关系，原告要求山西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欠款金额。原告陈述，该欠条175万元包含有货款105.48万元、货款的利息以及空调辅助安装工程款，对此被告李某予以否认，称某会所的空调是山西某1公司安装的，原告最多是与晋城某公司配合留下空调出风口，175万元的欠条中只有货款105.48万元，之所以出具175万元的欠条是受到原告的胁迫。本院认为，被告陈述认可晋城某2公司在某会所空调安装工程项目上的确做过一部分内容，对此，本院认可原告上述关于欠条金额的说法。被告李某未就欠条是受原告胁迫进行举证，也未行使撤销权，对该说法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李某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被告李某于2015年出具欠条后，于2016年让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某公司委托付款80万元，于2018年也由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山西某公司出具过委托付款函，该行为已造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故原告诉请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李某已支付80万元，下余95万元未付，被告李某作为债务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因被告李某出具的欠条中并未写明具体付款时间，原告现主张从2015年5月27日起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从原告起诉之日以后的利息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张某1欠款人民币95万元整，并从起诉之日2018年10月16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张某1支付利息到付款之日止。驳回原告张某1对被告山西某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63元，由原告张某1负担2094元，由被告李某负担1266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芳人民陪审员 吕美丽人民陪审员 陈梁鹏 二0一九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连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