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民终12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宝军，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旗，河北山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立民，男，1973年5月18日生，满族，农民，住丰宁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升，河北坤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与被上诉人康立民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冀0826民初2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旗，被上诉人康立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一、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康立民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又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判决错误。1、被上诉人所提交的2010年《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应属无效合同。被上诉人起诉依据的是《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但上诉人所在的村委会在2010年1月1日并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村委其他班子成员以及村民代表并不知情，是谁代表村签字盖章，村并不知晓，在2013年12月7日外沟门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进行了讨论但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村并没有认可与康立民的2010年的合同，另外，之前1983年、1992年村与康立民之父康丙海所签订的合同都有中证单位外沟门乡政府的中证，但2010的合同就没有中证单位外沟门乡政府的中证，因此，该合同违反村民民主议定程序等规定，2010年《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应属无效合同。2、《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已经解除。2013年经孙仕元、赵立发草拟了一份下房子承包合同，经村两委班子研究，四至南至滦河为界，北至内蒙多伦界，东至大西沟为界，西至石条沟为界，天然林、人工林请林业技术部门重新测量为准，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初稿形成后报乡党委政府审核，初稿到乡政府审核没通过，村里召开多次村民代表大会未通过，下房子林场合同就未能签订，2015年3月康立民写出书面申请，主动放弃对下房子山的管护，因此，2010年的《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已经解除。另外，2010年的《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后，政府出台了停止采伐天然林、退耕还林等政策，《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相关内容无法继续履行，属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根据公平原则，合同应当变更或者解除。3、一审对《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性质的认定，既错误又互相矛盾。从《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的内容看，是林场承包合同，作为承包人的康立民应当向村交付承包费，但实际上合同既没有约定承包费，康立民也未向村交付承包费。一审认定承包合同的实质是提供劳务的合同与承包合同的内容不符，如果是劳务合同，合同应当具有支付提供劳务者劳务费的相关内容，但是该合同并没有相关劳务费的约定，即认定劳务也与实际不符，说明一审对《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性质的认定，既错误又互相矛盾。4、一审对涉案的公益林、天然林、退耕还林的数额、亩数以及性质、归属等的认定均属错误。上诉人村委会是诉争的公益林、天然林、退耕还林林地的所有权人，公益林、天然林、退耕还林的补偿是依据政府的相关政策，禁止采伐林木和保护林木林地，保护环境和生态，是国家的政策，相关的补偿应当属于所有人村委会所有。约定的“收益分配”是指“成幼林抚育收益”，显然和国家政策对公益林、天然林、退耕还林的补偿既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不具有可比性和同一性，更不能将“受益”参照或者比照“补偿款”来进行分配。2004年小黑沟梁退耕84.8亩是村集体退耕，此款除造林费、苗木费、整地费，剩余部分修了小黑沟大渠和下房子至，共支出三十多万元，先后两次让检察院及纪委以集体耕地以个人名为由罚没4.5万元，所以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二年与康立民无任何关系。有关林场的伐树款实际上是125300元，并不是一审认定的145300元；2017年的树木款15600元，其中该款还包括学校墙外7颗杨树款在内，而该学校墙外树木款并不在双方的合同之内，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扣除这7颗树木款，才是林场周边树木，合同约定的比例为3:7，但一审认定和判决按照4:6的比例显然是错误的。原有下房子天然林、人工林合同内面积数字与实际不符，都是估计数字，康丙海经营期间没履行合同条款义务，欠村集体财产权，地承包款至今未还，多次监守自盗，将木材拉往多伦（公安分局有备案），一审委托的测绘机构对涉案的林场等的测绘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5、一审程序违法。1）被上诉人康立民起诉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书》，要求给付公益林等补偿款，属于承包合同纠纷，而一审以物权纠纷为案由进行审理、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程序违法。2）公益林、退耕还林等补偿款分配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案和处理内容，一审予以受理和判决，程序违法。3）一审认定“原告的父亲去世后，原告作为其子，有继承该项补偿款的权利”，康立民只是康丙海的继承人之一，一审没有将康丙海的其他继承人都列为当事人，属于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4）单就一审的测绘费而言，属于当事人举证范畴和举证责任，应当由举证人自行承担，但一审对测绘费按比例判决由双方承担，属于错误。康立民答辩称，原审法院对该案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所以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首先从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履行情况看：从1983年开始被上诉人之父康丙海就承包了该林场的经营管理，中间又签订了一次合同，到2010年康丙海去世后上诉人又与康立民签订承包合同至2030年，承包期限近50年，可以说被上诉人一家两代人从83年起卖掉了房子，退掉了小组承包地，全家搬到了林场，按双方签订的合同两代人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这些事实经原审法院两次审理查明。至于合同效力及解除问题：在2017年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主张收益分配时(2017)冀0826民初2600号民事判决书明确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况且上诉人也是按照该判决履行的，在者这次被上诉人起诉过程中被上诉人申请法院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四至重新确定，对承包面积重新勘测核实时上诉人也亲自参加了，并且在开庭时对合同效力及解除问题未提出异议。还有政府对公益林，天然林补偿问题，政府明文规定该补偿就是补给管护责任人的，那么在被上诉人承包范围内的公益林天然林管护责任在就是被上诉人，补偿就应给付被上诉人，一管就是50年，合同也明确约定被上诉人的管护义务，所以该补偿款就应全部归被上诉人，原审法院综合考虑还是按双方签订合同。故原审法院对该案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康立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被告给付我公益林、天然林、退耕还林补偿款合计557375.99元，给付我树木砍伐出卖分成款6240.00元，并承担本案我支付的测绘费40000.00元，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3年被告和原告的父亲签订外沟门村下房子林场承包合同，约定将被告所有的南到滦河北岸，西到石条沟槽，东到大黑沟槽，北到多伦县分水岭为四至界线的林地交给原告父亲康丙海承包管理，但在该合同书中当时并未写明该林场的四至界线，只写明了估计的大概面积为27930亩，但原告实际承包管护林地的四至即为上述的四至界限，承包期限到1992年。后在1992年，原告的父亲又与被告续签了此承包合同，在2010年此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原告的父亲去世，在原告父亲去世的情况下，被告又与原告续签了此承包合同，三份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合同中双方约定林木的处理分成比例为落叶松和天然林按四六比例分成，原告占四成，被告占六成，原告方主要负责此林场内的林木进行看护管理、护林防火、不准出现乱砍乱伐和破坏山林的现象，做好现有人工林的修枝打叉和成幼林抚育工作，在林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开支，由原被告双方按分成比例进行摊销，且原告在造林方面负责设计，但被告方不承担原告的技术指导的工资。从2002年开始国家给付公益林补偿款每亩为2.45元，2003年调整为每亩2.00元，2004-2006年调整为每亩2.70元，2007-2009年每亩调整为2.25元，2010-2012年调整为每亩5.00元，2013-2014年调整为每亩8.50元，2015-2017年调整为每亩9.00元，从2015年开始国家给付天然林补偿款每亩9.00元，2016年和2017年也是每亩补偿9.00元，因原告认为国家划定的外沟门村的公益林和天然林面积包含了自己承包的下房子林场里的自己承包管护的林地，故向本院申请向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调取被告村里的公益林和天然林面积包含自己承包的下房子林场里的面积，在此过程中，原告申请本院委托相关测绘机构对其所承包的林场面积进行测绘，其支付测绘费40000.00元，经测绘得出其所承包的下房子林场的平面面积为17640.75亩，后又经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证实，原告承包管理的下房子林场里包含了国家划定的天然林面积为5743.53亩，公益林面积为3146.76亩。另原告承包管理的下房子林场内有可以耕种农作物的耕地，以前一直由原告父亲进行耕种管理并取得收益，后从2004年开始因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被告将原告承包管理的此林场内的耕地确定为退耕还林地，自2004年至2011年国家给付此退耕还林地每亩补助160.00元，2012年至2017年每亩补助90.00元。后经原告向本院申请向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核实原告所承包管理的下房子林场内包含国家给付退耕还林补助款的耕地面积为84.8亩。原告认为国家给付的公益林、天然林、退耕还林补偿款应归自己所有，但都被被告领取，故双方发生争议，原告诉至本院，请求被告给付此款。另被告于2017年11月21日与案外人签订了砍伐位于原告承包管理的下房子林场范围内杨树的合同，得到树木价款15600.00元，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按分成比例给付自己树木砍伐所得的分成款，故亦请求被告给付自己应得的分成款6240.00元，并支付自己支付的测绘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所签订林场承包合同，根据合同中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可以看出，原告负责对该林场范围内林木进行管理管护，护林防火，防止他人破坏，并提供造林时的设计和技术指导，即提供管理林木的无偿劳务，其付出劳动获取合同对价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对该林木进行采伐出卖后获得的树木价款的分成所得，但根据国家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森林的国家政策的出台，为禁止随意采伐树木，从而出台了对划定的公益林、天然林进行停止采伐进而进行补偿的林业政策，也是对停止商业采伐进行国家补偿的一种鼓励平衡政策，结合原被告双方之间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看出，原告承包的下房子林场，但其并未向被告缴纳承包经营林地的承包费，林木所有权归被告所有，原告提供的是管理看护的劳务，其取得劳务报酬的来源为采伐树木出卖的分成，故因国家规定禁止采伐林木的政策出台时，原告再无法通过该林木的商业性采伐获取其管理该林场树木的报酬，故国家给付了相应禁止采伐公益林、天然林补偿的费用，因禁止采伐森林从而使自己不能获得收入的不仅是本案原告，也同样使本案被告无法通过采伐森林获取收入，因该林木的所有权归被告有，所以国家给付的天然林、公益林补偿款应给付给本案原告和被告双方，因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树木采伐后的分成比例，且此国家补偿款亦因停止树木采伐而发放的，故此国家给付的天然林、公益林补偿款亦应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四六比例进行分成，亦符合公平原则；对于原告认为根据财农（2007）7号文件中规定：重点公益林所有者或经营者为个人的，中央财政补偿金支付给个人，由个人按照合同规定承担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植、抚育等管护责任，但此文件中所述的是经营者为个人的，此中的表述是经营者，而本案原告承包被告所有的下房子林场，其并未给付被告林木承包费，林木所有权仍归被告所有，原告仅是提供树木管理的劳务，其承包合同在实质上是提供劳务的合同，并不具有合同经营的性质，故其并不符合该文件所述的经营者的性质，故对原告请求给付自己全部天然林、公益林补偿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应按分成比例给付原告相应补偿款；对于原告请求的退耕还林补偿款，因该地块位于原告承包的林场地块之内，且该地块原为耕地，根据庭审中证人的陈述，原告父亲在承包下房子林场时，其就将原有的土地及房子进行了转让，全家都搬到了该林场居住，并耕种林场范围内的可耕种土地，此耕地一直由原告的父亲作为户主一家进行耕种，从而获得农业上的收入，作为全家的粮食收入，在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后，被告在该地块上进行造林，从而获得了国家关于退耕还林的补贴，但相对于原告来说，因其无法耕种此地从而减少了收入，故国家给付的此退耕还林补助款应归原告所有。原告的父亲去世后，原告作为其子，有继承该项补助款的权利；对于原告请求被告给付自己支付的测绘费的主张，因原被告双方签订此林场的承包合同时，并未进行实际亩数的测量，而原告确定自己应得的天然林、公益林、退耕还林补偿款数额只能依据测绘部门的实地测量数据进而结合林业行政部门的数据从而得出，从而最终确定原被告双方的分成比例，故原告的此项请求测绘费亦应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分成比例来由原被告双方进行承担；对于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林场附近的杨树执行三七分成，因根据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提供的天然林、公益林图纸可以看出此杨树属于天然林范围，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得出此地块的杨树面积为30亩，故此三十亩的杨树补偿数额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应按三七比例分成；对于原告请求的2017年被告采伐杨树所得款15600.00元，应给自己分成款6240.00元的主张，被告虽认为此款已给付原告了，但原告认为自己没有收到，被告又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自己将此款已给付原告，故对原告的此请求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康立民公益林补偿款98556.52元。二、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康立民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偿款61949.12元{（5743.53亩-30亩）X9.00元/亩X3年X0.4+30亩X9.00元X3X0.3}。三、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康立民退耕还林补助款154336.00元。四、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康立民2017年11月21日采伐杨树分成款6240.00元。五、被告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康立民支出的面积测绘费24000.00元。六、驳回原告康立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在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与被上诉人康立民签订林场承包合同，合同中双方对林木所有权以及收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出台政策对相关公益林、天然林进行补偿的政策，当事人双方对林场承包面积以及补偿款如何分配产生争议。首先，经一审法院查证，丰宁满族自治县林业局出具证明证实，本案中涉及国家补偿资金的公益林及天然林总面积为592.685771公顷。其次，因国家出台政策禁止砍伐林木，被上诉人康立民不能通过采伐林木获取收益，而林木所有权仍归上诉人所有，故一审法院判决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四六比例对补偿款进行分成符合民法公平原则的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00元，由上诉人丰宁满族自治县外沟门乡外沟门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立波审判员  于相成审判员  陈建民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