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125民初449号 原告:徐永,男,1992年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定远县，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 原告:陆玲,女,199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原告徐永妻子。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联峰，安徽天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定远县总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定远县定城镇幸福东路与金山路交叉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125688120894H。 法定代表人：王远近,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仁，男，198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系该医院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红潮，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永、陆玲与被告定远县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永、陆玲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联峰，被告定远县总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穆仁、崔红潮到庭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徐永、陆玲申请对被告定远县总医院诊疗行为与原告孩子死亡之间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2019年2月21日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永、陆玲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赔偿二原告因孩子死亡所致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暂计人民币20万元;二、原告今后生育方面如有任何障碍，是被告诊治、手术所致，保留对被告的追责权利;三、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徐永、陆玲变更了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赔偿二原告因孩子死亡所致的丧葬费29073.6元（72684元÷12个月×6个月×80%=29073.6元）、死亡赔偿金755200元（47200元/年×20年×80%=7552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处理事故人员支出费用8000元（10000元×80%=8000元）、鉴定费8360元（10450元×80%=8360元）等各项损失884513.17元（包括原告徐永的因此受到伤害所产生的医药费1798.46元、护理费1197元、误工费1314元、营养费2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元，小计4849.46元*80%即3879.57元；此后原告徐永又减少了该项请求：徐永受到伤害所产生的医药费1798.46元、护理费1197元、误工费1314元、营养费2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元，小计4849.46元*80%即3879.5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12月11日，原告陆玲入住被告医院三楼妇产科待产。经被告体查、彩超、胎心监测等各项检查均正常。被告诊治计划为完善检查，密切观察宫内胎儿安危及产兆，随时做接生准备。从2017年12月12日上午被告给陆玲静滴催产素进行催产，期间胎儿的生命体征均正常。2017年12月13日早上9:00左右产妇被推到产房继续静滴催产素进行催产，期间至晚间22:45被告护士胡家秀检查后，胎儿的生命体征均正常。当晚22:45以后直到将近凌晨再也没有医护人员给陆玲做任何检查、继续监测胎心情况。期间陆玲腹痛难忍，让其丈夫徐永叫医护人员，徐永到处寻找喊叫无人应答。凌晨一护士推另一产妇进产房，原告要求听胎心（重复听两次〉，该护士说胎儿胎心不好，找来另一名护士来检查发现产妇及胎儿情况不好，护士说要剖腹产，否则大人也有生命危险，并打电话给值班医生徐如玉，一直打不通。徐如玉一直没到产房，是直接到手术室给原告陆玲做剖宫产手术，于2017年12月14日00:30左右徐如玉等人给原告做剖宫产手术。原告陆玲被打局部麻醉，麻醉未生效，医生就动刀剖腹取出一女婴，原告及在手术室外的家属均听到女婴哭声。医护人员抢救女婴过程中，陆玲听到医生说“只差儿科医生没有到了”。半个小时后，医生告知原告家属大人没事，小孩没了。综上，原告陆玲入住被告医院待产，且本人及胎儿各项检查均为正常。因被告在对原告待产过程中没及时给原告检查和监护，未密切观察胎儿胎心率和安危；被告在发现原告宫内胎儿情况不好后，未第一时间通知到儿科医生及时到现场进行有效救治等，被告以上行为严重不负责任，违反了诊疗规定，导致两原告的孩子出生后死亡，并给两原告及家人身心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和打击，其中原告徐永因此伤心过度，前后几次晕倒抢救并住院治疗。被告对产生的后果负有严重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为维护两原告合法权益，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徐永、陆玲向法庭出示以下证据： 证据一、两原告身份证，证明目的：原告基本身份情况，起诉主体适格。 证据二、两原告结婚证，证明目的：两原告系夫妻关系。 证据三、住院病历、入院卡，证明目的：1.原告陆玲在被告处住院待产，入院时各项检查均正常。后因被告在为陆玲静滴催产素过程中，监护不力、未及时发现胎儿出现危险，之后采取措施不及时，致原告之女出生后夭折；2.被告病历存在多处违反书写规范要求之处，记载的内容不全面、不客观、不真实、不及时、不准确。 证据四、司法鉴定意见书两份，证明目的：1、原告之女的死因，系新儿死亡；2、被告对原告陆玲的诊疗过程中有过错，与原告之女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3、该原因力是导致原告之女新生后死亡的直接、重要和主要的原因，原因力大小不能与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程度完全相同；4、原告陆玲对于结果的发生并无过错，鉴定意见书中没有充分、确实、有效的证据认定陆玲存在过错。 证据五、居住证明、劳动合同、营业执照、工资发放银行流水、社保卡、缴纳社保证明，证明目的：原告徐永在江苏省南京市居住、工作，至事发时已经连续超过一年，相关赔偿应按照江苏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证据六、出院记录、用药清单、医药费发票，证明目的：原告徐永因遭丧女之痛，突发疾病，在被告处住院治疗，以及支付的医药费用； 证据七、鉴定费发票，证明目的：原告为司法鉴定支付的费用； 证据八、视频光盘五张，证明在2017.12.13被告当天值班医生、护士没有进入三楼产房，从22:45之后属于无人值守的状态；在胎儿出现危险后陆玲做剖宫产手术没有儿科医生第一时间到场，被告医护人员擅自处置胎盘，抽换病历，证明被告存在严重过错，不负责任。 定远县总医院辩称：1、两代理人对原告的遭遇心情充分理解；2、本案在开庭前经过司法鉴定确定了原因力大小是同等责任，对此院方愿意在同等责任情况下赔偿原告合理损失；3、被告认为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依据法律和事实在本案中不应予以支持，赔偿标准过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12月11日原告陆玲因分娩入住被告定远县总医院妇产科，经专科检查：产检胎心率140/分胎膜破裂无，宫颈长1.5cm，宫颈位置居中，宫颈质地软，宫口未扩张等；初步诊断：妊娠40+4周G1P0LOA。2017年12月11日被告检查的B超示BPD93mm,FL74mm,前壁胎盘∏期，羊水指数201mm,透声佳等。2017年12月13日09：00主治医师查房（以下引号内为查房记录）：“今日周香年主治医师查房，该妇无特殊不适主诉，胎心好，自诉胎动正常，不规则宫缩，查房后孕妇及家属要求继续静滴催产素。”。2017年12月14日凌晨零点产妇陆玲的胎儿（以下引号内为被告的病程记录）“突然胎心慢，60-70次/分？予吸氧，维生素静滴，左侧卧位无好转，改右侧卧位后胎心恢复到104-109次/分？，随之又变慢。严格消毒外阴，查宫口开7cm，先露头，-0.5位。考虑脐带受压？致胎儿宫内窘迫，短时间不能经阴道分娩，建议立即行剖宫产术。将术中术后可能情况详告知，表示理解并签字。术前诊断及手术指征：妊娠41周G1P0LOA胎儿宫内窘迫拟施手术名称和方式：子宫下段剖宫产术。”。2017年12月14日，被告的主治医师徐如玉作为手术者于当日零时33分开始对原告陆玲行子宫下段剖宫手术，手术简要经过（被告的病程记录）：“术中见胎儿呈位，羊水度污染，约300，托头取一女婴，体重3370g，脐带长约60，呈丛状位于胎头左侧方，断脐交台外接生者，评分0分，予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气管插管，儿科医师余萍共同抢救，无好转，临床宣布新生儿死亡。催生素20U宫体注射，胎盘胎膜剥离完整，常规步骤缝合子宫。检双附件外观正常，清理腹腔，清点纱布器械无误，关腹。”。原告陆玲在定远县总医院三楼妇产科××疫苗、卡介苗接种知情同意书、定远县总医院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知情同意书、滁州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知情同意书、胎盘处置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名。 2017年12月19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受定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对原告陆玲产儿尸体进行死因鉴定。2018年2月18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复医【2017】病鉴字第172号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鉴定意见：陆玲之女死因符合重度缺氧。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徐永、陆玲申请对被告定远县总医院诊疗行为与原告孩子死亡之间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2019年2月21日作出了司法鉴定意见，该意见的分析说明为“关于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中因果关系、参与度评定，我们认为实际上属于临床法医领域中最具争议的一项工作，其本质是建立在会诊专家及鉴定人内心判断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观点，不能与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程度完全相同；仅供法庭审判和确定赔偿时的参考依据。参照司法鉴定教育培训系列教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实务》中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关系的判定原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相关度（或参与度）判断相关判断标准，结合案情、病史资料、医患双方的陈述意见及询问情况，鉴定人结合临床专家意见，经过查阅相关的病史资料，讨论意见如下：。陆玲之女系宫内严重缺氧，致胎儿出生时严重缺氧，Apgar评分0分，尸检报告提示新生儿左肺浮起，胃肠浮扬试验显示胃、小肠均浮起，双肺部分肺泡已扩张，证实陆玲之女离开母体后存在一定的呼吸运动。定远县总医院对陆玲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1)医方予以静滴催产素，对产妇未予以胎心监护仪监护，存在监护不力（2）在静滴催产素前，未行阴道检查及人工破膜，人工破膜可增加引产效果，又可观察羊水性状，了解胎儿宫内窘迫情况。（3）当宫口扩张3厘米及5厘米时，医方未考虑人工破膜，观察羊水情况，未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缺氧；未及时剖宫产。医方未送胎盘进行病理检查。胎儿宫内窘迫指孕妇、胎儿或胎盘的各种高危因素引起的胎儿宫内缺氧和中毒，胎儿宫内窘迫和出生窒息都是围产期死亡及神经系统因素、胎儿因素、脐带及胎盘因素、产程异常。该产妇产前B超检查羊水：5.5cm、6.2cm,剖宫产时羊水300ml,系羊水过少，表明胎盘功能有问题。但是医方对产妇产程中疏于监护、措施不到位，未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缺氧，及时剖宫产措施。医方的过错与新生儿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医方过错原因力为同等责任。”，该鉴定意见为“定远县总医院对产妇陆玲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与陆玲之女的死亡结果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医方过错原因力为同等责任。”。本次诉讼过程中原告徐永、陆玲申请鉴定产生的费用为10450元，已由原告徐永、陆玲支付。 另查明，原告徐永与原告陆玲系夫妻关系。原告徐永自2014年2月11日起至今在南京飞龙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岗位从事操作工。原告徐永与所在用工单位南京飞龙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南京飞龙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为原告徐永参保了南京市社会保险。原告徐永自2015年2月1日至今一直暂住在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盘城新街4-20号。原告陆玲在2017年2月14日由北京众信卓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派遣到用工单位南京云杉世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服务业工作，后因妊娠反应较大于2017年5月19日离职。2018年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200元，而2018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93元。2018年安徽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为65150元。原告徐永在定远县定城镇购买了商品住房，2016年6月2日办理了不动产产权证，该产权的证号为（2016）定远县不动产权第0003873号，该房屋坐落于定城镇经一路西侧德诚御湖国际小区20幢403室。原告徐永与原告陆玲于2017年1月25日登记结婚。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是否存在明显依据不足的问题；二、如何确定本案的有关赔偿标准问题。 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是否存在明显依据不足的问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认为被告定远县总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过错是明显的。由于被告定远县总医院在原告陆玲分娩时“疏于监护、措施不到位，未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缺氧，及时剖宫产措施”，医方的过错与新生儿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原告徐永、陆玲认为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是鉴定意见中所依据的“剖宫产时羊水300ml，系羊水过少，表明胎盘功能有问题”这一说法，反之建议其过错原因力为同等责任。因产前对原告陆玲B超检查，羊水指数是正常的，由于被告定远县总医院采取了自然分娩法，其疏于监护、措施不力导致了羊水流失，鉴定机构以此来推测胎盘功能有问题，理由不够充足，显然这不能作为导致新生儿死亡的同等原因的主要依据，但因自然分娩是对腹中胎儿出生前生存能力的一次检验和锻炼，此分娩母婴并发症明显低于剖宫产，被告定远县总医院考虑到原告陆玲较为年轻，采取此种分娩方式更为适宜，但由于孕妇分娩因素复杂，产程变化预测较难，加之胎儿宫内窘迫有可能有母体因素、胎儿因素、脐带及胎盘因素等，这些不能说与新生儿死亡没有一定的关联性，且本次并未对胎盘进行鉴定。因鉴定机构也只是“建议医方过错原因力为同等责任”，且在分析说明中表达了其鉴定意见的意见：“我们认为实际上属于临床法医领域中最具争议的一项工作，其本质是建立在会诊专家及鉴定人内心判断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观点，不能与审判确定民事赔偿程度完全相同；仅供法庭审判和确定赔偿时的参考依据”，结合上述情况，被告定远县总医院承担两原告之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的50%较为适宜。原告徐永、陆玲申请重新鉴定，因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结合本案的有关情况，本院不予准许。 关于本案有关的赔偿标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陆玲之女离开母体后存在一定的呼吸运动”,说明原告陆玲分娩后的新生儿进行了自发呼吸，根据法律对死亡的界定标准，原告陆玲之女出生后是活的生命体。原告徐永、陆玲的新生儿死亡前两原告在南京市工作生活，经常居住地为南京市,而江苏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安徽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故两原告之女的死亡赔偿金应以江苏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算。两原告之女的死亡赔偿金为944000元（该数额由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00元乘以20年而得），符合法律规定。两原告之女的丧葬费32575元（该数额由下列计算而得65150元/年÷12个月×6个月）。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我省2018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5150元/年，故丧葬费应为32575元(该数额由65150元/年除以2而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因两原告之女的死亡给两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是巨大的，为此原告徐永突发意识不清，经诊断为癔症，癔症为一种精神障碍，为患者无法解决的内心冲突而致，鉴于上述等情况，现两原告要求被告定远县总医院赔偿精神抚慰金80000元，本院酌定为50000元。关于处理本次事故人员支出费用，考虑到两次鉴定等因素，两原告主张支付费用为10000元并不为过。 综上所述，被告定远县总医院依法应当向原告陆玲、徐永支付两原告之女死亡赔偿金472000元（该数额由两原告之女死亡赔偿金944000元乘以50%而得）、丧葬费用16287.5元（该数额由产生的丧葬费用32575乘以50%而得）、处理事故人员支出费用5000元(该数额由处理本次事故人员支出费用10000元乘以50%而得）、精神抚慰金5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定远县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徐永、陆玲支付死亡赔偿472000元、丧葬费用16287.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处理事故人员支出费用5000元； 二、驳回原告徐永、陆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本案受理费12645元，由原告徐永、陆玲负担6322元，被告定远县总医院负担6323元；鉴定费10450元，由原告负担5000元，被告负担54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保林 人民陪审员  陈玲琍 人民陪审员  胡业霞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 梅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