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粤行申70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司法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法定代表人：廖荣辉，局长。委托代理人：谌星明、刘俊峰，均系该局工作人员。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司法厅。。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政民路**法定代表人：曾祥陆，厅长。委托代理人：梁选冬、陆伟，均系该厅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礼堂，男，1955年4月8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林珊，女，196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程定田，男，1954年9月7日出生，汉族，系原审第三人林珊丈夫。一审原告李礼堂诉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7年3月1日作出(2016)粤71行终1859号行政判决。申请人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州市司法局申请再审称：1、李礼堂以律师身份接受林珊、程定田的委托为其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程定田是林珊的丈夫，也是委托人，同时又是相关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之一，诉讼利益是两者的共同利益。因此，程定田以个人名义支付的50万元无论是林珊案的律师费，还是程定田案的律师费或两人共同的律师费，都属于律师费用，必须由律所统一收取。即使不认为是律师费，也是其他费用、财物或者获取其他利益，但李礼堂在办理林珊、程定田与对方当事人相关诉讼纠纷过程中，在律所统一收取费用之外，又以个人名义私自收取委托人方50万元，且意图采用“赠与”的方式予以掩盖，已构成“私自收费”的行为；2、委托人林珊与捷安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指派李礼堂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合同有效期到案件二审终结止。李礼堂在其代理的相关民事案件进入二审程序时，虽然林珊另行委托一名律师代理参加二审诉讼活动，但并不代表委托人就解除对李礼堂的委托，也不会成为其继续参加诉讼的客观障碍，其依然承担为林珊提供二审法律服务的职责，其在既没有与委托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又无告知相关事项的情况下，采取消极的态度，导致二审未出庭应诉结果发生，明显就是一种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依法应予以处罚。二审法院未对该局提交的证据全面审查，将证据孤立化，仅以50万元收据作为孤证来判断定性，以及仅以合同未约定具体到个案，从而否定合同对律师的约束力不当。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提审或指令二审法院再审。广东省司法厅申请再审称：1、程定田向广州市司法局提交的《控告信》以及（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相互印证程定田向李礼堂支付的50万元并非源于个人赠与，而是李礼堂以个人名义收取了委托人林珊的丈夫程定田支付的律师费，李礼堂不能举证证明其关于该50万元款项是程定田赠与或者办事费的主张。因此，李礼堂的行为构成私自收取委托人费用的违法行为。2、李礼堂作为林珊的委托代理人，在相关民事案件一审败诉后因受委托人的责备而不再过问该案件的进展，既不询问委托人是否提起上诉，也不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分析和建议、收集和撰写法律材料等，即拒绝代理相关民事案件二审的诉讼和非诉讼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拒绝代理的违法行为。综上，司法厅维持广州市司法局对李礼堂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正确。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行政行为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并驳回李礼堂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充分。根据本院调阅原一、二审卷宗审查，2012年9月21日，李礼堂从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转至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执业。2013年3月13日，李礼堂接受了程定田给付的人民币50万元，并开具收条，内容为“收到程定田董事长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办事”。2013年5月17日、2013年5月29日，林珊、程定田分别与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签订[2013]粤捷律代字第0427号、[2013]粤捷律代字第0530号《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约定：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指派李礼堂担任林珊、程定田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林珊、程定田与何启荣公司财产纠纷案件的非诉讼和诉讼活动。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案件二审终结止（包括判决、调解、仲裁、庭外和解及撤销诉讼）。林珊、程定田分别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李礼堂作为代理人参加与何启荣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非诉讼、仲裁、诉讼活动，代理权限包括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等。2013年6月，林珊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2013）穗黄法民二初字第419号案（以下简称419号案）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与何启荣、刘莉分别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李礼堂作为林珊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该案的诉讼活动，并出庭应诉。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法庭追加程定田为第三人参与诉讼。2013年12月9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林珊的全部诉讼请求。李礼堂签收了该案的民事判决书，并交给了林珊丈夫程定田，程定田对李礼堂在该案诉讼过程中代为垫支诉讼费不满，认为此举导致林珊不能撤诉并输了官司。此后，林珊、程定田分别委托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谭俏云和唐红军担任委托代理人，并对419号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案号为（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14号（以下简称614号案）。李礼堂没有参加614号案的代理工作，亦没有出庭参与庭审诉讼活动。2014年7月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614号案作出判决，撤销了原审判决，确认两份《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不成立。2015年4月8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程定田诉李礼堂、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公开开庭，程定田在庭审中认为涉案的50万元是委托合同项下的借支款，是程定田借给李礼堂的借支款。2015年9月10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程定田向李礼堂支付50万元是委托李礼堂办事，并无将财产无偿赠与的意思表示，程定田、李礼堂亦无将该50万元用于支付委托合同项下律师费的合意，李礼堂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性质为赠与以及其在收取该款项后支付了对价，故李礼堂应将该款项予以返还，据此判决李礼堂向程定田返还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双方当事人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7月18日，林珊、程定田分别向广州市司法局递交《控告信》，控告李礼堂及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的有关违法行为。其中，程定田在控告信中控告李礼堂于2013年3月13日以帮程定田办事为由，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取程定田费用50万元等。2015年12月15日，广州市司法局立案调查后作出穗司行罚[2015]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李礼堂律师收取委托人程定田50万元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一项规定的“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在代理委托人林珊参加（2013）穗黄法民二初字第419号案后，因与其存在纠纷等原因，在没有与委托人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又无告知的情况下，未参加二审的代理工作，没有履行律师的职责，存在过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代理。”李礼堂存在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决定给予李礼堂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李礼堂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广东省司法厅作出粤司行复[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李礼堂不服起诉，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等。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判决驳回李礼堂的诉讼请求，李礼堂不服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认定，一、关于李礼堂是否存在“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违法行为的问题。本案中，李礼堂收取程定田50万元款项的主要证据是李礼堂出具的一份收条，该收条记载李礼堂“收到程定田董事长人民币伍拾万元正办事”。虽然李礼堂是一名职业律师，但上述收条并未记载李礼堂是以律师的身份收取了程定田涉案款项。同时，鉴于程定田在对李礼堂等提起的委托合同纠纷案即（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32号案中主张该款项是程定田借给李礼堂的借支款，亦表示该款项并无包含委托合同项下律师费。因此，收据所记载的内容不足以证明李礼堂是以律师身份收取了涉案款项。由于程定田和李礼堂并没有约定该款项是支付哪份委托代理合同项下款项，亦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金额与哪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支付金额相吻合，而且，程定田在432号案中也明确表示该款项并非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因此，尚无证据可以证明该款项是应当由律师事务所收取的费用。虽然李礼堂在2013年3月13日之前曾作为林珊的代理人提起过诉讼，但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日期之前程定田亦是李礼堂的委托人。程定田与林珊虽然是夫妻关系，但并不能据此推定程定田以其自身名义支付的款项均是代林珊支付。虽然相关生效民事判决对李礼堂关于该笔款项属于赠与的主张不予认可，但在书面字条未说明款项性质且相关证据不足以认定李礼堂以律师身份私自接受委托人款项的情况下，广州市司法局认定李礼堂存在“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的违法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二、关于李礼堂是否存在“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不按时出席参加诉讼”违法行为的问题。李礼堂在林珊2013年6月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无效案即（2013）穗黄法民二初字第419号案中作为林珊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该案的诉讼活动。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法庭追加程定田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判决后，林珊、程定田分别另行委托律师对419号案提起上诉，李礼堂没有参加该案二审程序的代理工作，亦没有出庭参与二审庭审诉讼活动。虽然林珊与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签订了[2013]粤捷律代字第0427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广东捷安律师事务所指派李礼堂担任林珊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林珊与何启荣公司财产纠纷案件的非诉讼和诉讼活动，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案件二审终结止。但是该合同是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关于委托事项和期限的相关约定，并未具体到个案。该合同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手续并不能完全等同，在法院的每一级审判程序过程中，当事人如果有委托代理人的，均应当向法院提交该审判程序中的委托手续。在法院没有收到林珊或程定田委托李礼堂作为代理人参加614号案诉讼活动的情况下，法院未将李礼堂列为林珊及程定田的代理人，但不能据此就推定李礼堂是在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或者代理以及不按时出席参加诉讼。因此，广州市司法局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以及李礼堂未参加614号案诉讼活动的事实就认定李礼堂存在上述违法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综上，本案广州市司法局认定李礼堂存在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停止执业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存在主要证据不足情形，广东省司法厅复议予以维持不妥。原二审法院据此判决改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经本院审查，并无不当。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申请再审主张，李礼堂私自收取委托人费用以及无正当理由拒绝代理的行为违法，依法应予以行政处罚，二审判决错误等，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提审或指令二审法院再审，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州市司法局、广东省司法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林俊盛审判员  杨雪清审判员  窦家应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