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19民终42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华辉，男，197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婉，广东核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华，广东核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少满，男，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章宾，广东理而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运财，男，197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上诉人郑华辉因与被上诉人黄少满、原审第三人张运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1579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华辉上诉请求：撤销（2018）粤1972民初15798号民事裁定，裁定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的债权人身份明确，且有证据支持。二、被上诉人提出的一审抗辩，事实依据不足以否定上诉人的债权人身份。三、一审关于诉讼费的处理违反法律规定。黄少满、张运财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郑华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及支付利息（从2015年7月1日起，以8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35%的四倍计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暂计至2018年8月20日为437431.22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查明，郑华辉为证明其向黄少满出借了800000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借据，借据载明：“本人黄少满因资金周转，于2015年7月1日在东莞市××镇借到（出借人空白）现金800000元，并承诺2015年10月30日前归还。逾期还款的，本人同意于借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给出借人。出借人有权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虎门法庭通过诉讼方式要求本人支付利息并归还本金，本人自愿承担出借人为追讨借款而产生的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等全部费用。以上属实，特立此据”。落款借款人栏有黄少满的签名、捺印及填写的身份证号码，借款日期为2015年7月1日。关于借贷发生的原因，郑华辉陈述称，其在东莞市××镇从事布料回收生意，每天有现金往来，其通过案外人杜国伟介绍认识黄少满，杜国伟当时在黄少满手下办事，黄少满承做虎门电子产业园里面的道路管网工程，因需要资金周转，黄少满通过杜国伟向郑华辉提出借款。郑华辉曾于2015年4月29日向黄少满出借了140000元。因黄少满当时正承建工程项目需要继续追加投资，出于对黄少满信任，于2015年7月1日再次向黄少满出借了800000元。关于出借款项来源和交付情况，郑华辉陈述称，其自有资金400000元，另外向第三人张运财及郑华辉妻子的妹妹郭绍红各借了200000元，一共筹集了800000元现金，于2015年7月1日在虎门电子产业园旁边一栋民房以黄少满妻子名义开办的“翠湖建筑公司”办公室内交付给黄少满。现金用橡皮筋捆绑，一共80捆，面额都是100元，每捆10000元，黄少满收款后向郑华辉出具了借据，交付款项时只有郑华辉、黄少满两人，没有其他人在场。关于大额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郑华辉解释称，黄少满当时做工程需要现金发放工人工资，且黄少满没有银行卡，其之前多次向黄少满出借款项都是现金交付，故按照黄少满要求以现金方式交付。关于借据没有载明出借人姓名，郑华辉解释称，其认为持有借据原件就是出借人，故没有要求黄少满在借据上填写上郑华辉姓名。庭审中，郑华辉还陈述称其向张运财、郭绍红借款时，双方之间均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或者出具过借据给两人，已以现金方式向两人归还全部借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黄少满对郑华辉提交的借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借据并不是向郑华辉出具的，更没有收到郑华辉交付的款项800000元。对于借据形成的具体原因，黄少满陈述称，黄少满在2014年3月份通过杜国伟介绍向第三人张运财借款400000元，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0%，即一个月利息4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3月至2014年5月。由于黄少满应收的工程款到款延迟，拖欠第三人的借款未能及时归还，越欠越多，截止2015年7月1日本息达到1040000元，扣减黄少满在2015年1月至6月期间通过转账方式向第三人支付的142000元，通过杜国伟向第三人现金支付的98000元，尚欠本息800000元。由于第三人催得紧，于是在2015年7月1日，黄少满出具了一张借款800000元的借据由杜国伟交给第三人。杜国伟随后将之前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拿回给黄少满，第三人同意自2015年7月份起调低借款利率为月息5%。黄少满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借款合同》。《借款合同》首部甲方（出借人）处有张运财的签名，填写的身份证号码及电话号码，乙方（借款人）处有黄少满的签名及捺印，填写的身份证号码及电话号码。双方约定甲方借给乙方4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3月4日起至2014年5月3日止，第二条“借款利息”和第四条“违约责任”均没有填写借款利率和违约金的标准。落款乙方处有黄少满的签名及捺印，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3月4日。《借款合同》上手写了“作废”两个大字。庭审中，黄少满陈述称“作废”两个大字系其重新出具借款800000元的借据给第三人后，杜国伟从第三人处收回《借款合同》交其妻子王海容时王海容经手添注。郑华辉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东莞市新泰源百货有限公司商铺专柜租赁合同书》、《合作协议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各一份。郑华辉主张上述商铺及车辆属于黄少满所有，黄少满为取得郑华辉信任证明其有财产可以偿还借款，在借款时将上述资料原件交郑华辉收执。《东莞市新泰源百货有限公司商铺专柜租赁合同书》载明承租人（甲方）为东莞市新泰源百货有限公司，出租人（乙方）为杨军，约定甲方将坐落于东莞市××镇新联村新泰路1号一楼约100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经营生活超市使用，合同期限从2012年10月20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止，甲方按月向乙方收取租金20000元，落款甲方处由黄少满、王海容两人代表签名。《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为黄少满、王海容，乙方为杨军，约定甲方同意将东莞市虎门新泰源百货店营业执照出借给乙方使用。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的车辆牌号为粤Ａ×××××，机动车所有人为梁宗弼。黄少满质证认为，上述资料原件系其向第三人张运财借款400000元时通过杜国伟交给张运财，并不是在2015年7月1日出具借据时交给郑华辉。郑华辉还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了一份手机短信记录，时间从2018年1月至8月期间。其中黄少满137××××8698手机短信主要内容摘要如下：1月31日周三17：05被告发送“一会打电话给你，这几天有钱”，2月2日周五16：41黄少满发送“老郑，下周，绝对有钱给你”，2月7日周三20：33郑华辉发送“怎么又没有消息了？”2月8日周四14：16黄少满发送“这两天有了”，2月13日周二15：58郑华辉发送“6212262010015301572工商银行：郑华辉”，黄少满发送“姓名、开户行”，郑华辉回复“沙田”，4月8日周日16：19郑华辉发送“你现在要怎么计划还钱！给我详细信息”，黄少满回复“近期一定有钱回来”，5月16日周三18：05黄少满发送“现在不方便，稍后给您电话”，郑华辉回复“你老是这样的回复，不要惹恼火哦！到时你家不好过，再不见面我们真的要行动了”。黄少满136××××9889手机短信主要内容摘要如下：1月22日周一14：59黄少满发送“老郑，一会打电话给你”，2月10日周六16：07黄少满发送“我问了支付银行，由于数据包有问题，刚搞好，过来付款时间了。说星期天早上上班就出，估计周天下午能到账”，6月9日周六12：15郑华辉发送“黄总回个电话行吗”，黄少满回复“老郑你理一下要给多少钱，最好只给本，因为建工剩的钱不多，过多几天就应该可以拿了，我过几天就回广东”，7月12日周四18：57郑华辉发送“你手上这次能拿到多少个？然后我给财哥商量解决方案”，黄少满回复“明天回你”，7月13日周五17：59黄少满发送“四十左右”，郑华辉回复“什么时候拿到”。郑华辉认为从双方手机短信记录中，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黄少满拖欠郑华辉借款未偿还。黄少满质证认为，郑华辉实际系第三人张运财委托向黄少满催收借款的人，后来又增加派了吴小春一起向黄少满催款，黄少满是按照第三人的要求将款项转账至郑华辉账户。郑华辉在手机短信中提到的财哥即张运财，如果借款系郑华辉出借给黄少满，郑华辉也无必要就黄少满提出的减少利息的还款方案与张运财商量，故也可以推断案涉借款800000元并没有实际发生，系黄少满之前借了张运财400000元未归还的本金与高额利息累计演算而成。郑华辉为证明其有现金交付的能力，按照原审法院要求补充提交了《补充协议》、收款收据、房租、水电费（专用）收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等证据。上述证据显示郑华辉在东莞市××镇翔实布料市场经营布料生意，有自建房屋一栋六层作居住及出租使用，郑华辉购有轿车一辆自用，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为反驳郑华辉主张现金交付借款800000元给黄少满的事实，黄少满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郑华辉开设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10×××32账号的流水清单，以及原审法院作出的两份生效民事判决书等法律文书。（2015）东二法沙民一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为郑华辉，被告为杜国伟、卫秋丽，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郑华辉主张于2013年8月23日与杜国伟、卫秋丽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由其出借500000元给两被告，其中转账汇款三次共440000元，现金支付60000元；（2016）粤1972民初7504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为郑华辉，被告为朱勇强、杜国伟，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郑华辉主张于2014年5月19日与朱勇强、杜国伟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由其出借100000元给朱勇强，杜国伟作为保证人担保，其中转账汇款90000元，现金支付10000元。黄少满以此反驳认为郑华辉此前交付借款的习惯，大部分款项均使用银行转账方式交付，而本案借款800000元全额现金交付与其出借习惯不符，故不能仅以借据认定郑华辉已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黄少满为证明其在出具借据之前及之后都有向第三人偿还过借款，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案外人叶洁梅、王海容、王海旋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以及相应的2015年银行转账及付款明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网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叶洁梅称其在2015年期间在黄少满的公司担任财务工作，受黄少满指示分别于2015年1月28日、2月13日、5月14日、6月7日、6月13日、6月26日、8月5日向郑华辉名下工商银行账户转账了50000元、40000元、12000元、10000元、10000元、20000元、15000元，共计157000元。王海容称其系黄少满妻子，受黄少满指示于2015年10月8日向郑华辉名下工商银行账户转账了150000元。王海旋称黄少满系其姐夫，以其名义在工商银行开户的62×××12银行卡实际由黄少满持有使用。黄少满主张其通过王海旋的银行卡分别于2016年1月29日、3月22日、5月20日、7月21日、9月18日、11月10日、2017年1月16日、1月26日向郑华辉名下工商银行账户转账了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6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20000元，共计430000元。另外，黄少满还于2018年8月27日以谢晓敏名义向郑华辉名下工商银行账户转账了30000元。至于为何将款项转账至郑华辉账户，黄少满称郑华辉与第三人是朋友关系，郑华辉为第三人打理、运作资金并负责向借款人催款，黄少满系按照第三人要求将款项汇至郑华辉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对于黄少满提交的上述证据，郑华辉质证认为，1.对黄少满提交的2015年银行转账及付款明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7笔款项均系黄少满偿还郑华辉出借给被告的其他借款，且前6笔款项共142000元发生在案涉借款之前，2015年8月5日转账的15000元，系黄少满在2015年8月4日以急用为由向郑华辉借取了现金15000元，于次日偿还给郑华辉，均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2.对王海容于2015年10月8日转账的150000元、王海旋于2016年1月29日转账的100000元、7月21日转账的60000元、11月10日转账的50000元予以确认，但认为相关汇款均系黄少满偿还郑华辉出借给黄少满的其他借款；2016年5月20日转账的50000元、9月18日转账的50000元、11月10日转账的50000元、2017年1月16日转账的50000元、2017年1月26日转账的20000元予以确认，认为是黄少满支付本案借款800000元的利息，多余部分偿还本金。但郑华辉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另查明，郑华辉于2018年9月21日另案起诉黄少满，原审法院予以受理，案件编号为（2018）粤1972民初15797号。郑华辉在该案中主张黄少满于2015年4月29日借到其现金14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6月29日。到期后黄少满没有偿还借款。原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郑华辉的诉讼请求，该案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各自举证、质证和陈述的情况，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审查借贷的金额以及郑华辉要求黄少满支付利息和律师费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确认，本案中郑华辉提交的借据没有载明债权人，黄少满明确提出郑华辉并非案涉借据的债权人，且郑华辉没有向黄少满交付借款的抗辩，主张案涉借据系因其之前向第三人借款400000元未按时偿还，尚欠本金400000元及高额利息演算形成，即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为第三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黄少满对其提出的上述抗辩，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考量双方主张所依据的证据、陈述的合理性及日常生活常理，原审法院认为郑华辉虽然持有借据原件，但存在以下不符合常理及日常情理之处：第一、从郑华辉提交的案涉借据载明的内容来看，郑华辉提交的借据出借人一栏空白。借据是反映双方借贷合意成立和款项交付事实的重要凭证，而案涉借款金额达800000元，数额较大，且郑华辉主张系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给黄少满，但郑华辉在黄少满出具借据时却没有要求黄少满填写出借人的姓名，有违一般债权人谨慎的注意义务。案涉借据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存在较大的瑕疵，其证明力应该减弱。第二、关于款项来源和交付情况。其一、郑华辉虽然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郑华辉主张出借给黄少满的款项中有400000元系来源于向第三人和亲戚各借款200000元且已全部偿还，但均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二、案涉借款金额达800000元，数额较大，郑华辉主张向黄少满现金全额交付，与黄少满提交的郑华辉出借给另外两案借款人大部分款项通过转账交付的方式不同，郑华辉亦未能就需要现金交付款项的必要性作出合理解释，且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三、郑华辉在另案中主张其于2015年4月29日向黄少满出借了现金140000元，于同年6月29日到期归还。在黄少满未按照约定偿还该笔借款，且未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郑华辉作为一名商人应预测借贷回收的风险，其之后又向黄少满出借大额款项800000元的可能性较小。综上，原审法院对郑华辉主张现金交付借款800000元给黄少满的事实不予采信。第三、关于案涉借据与黄少满提交的《借款合同》之间的关联性。郑华辉在起诉书中陈述称黄少满向其借款800000元后分文未偿还，但在黄少满提交相关银行转账付款记录后，郑华辉确认黄少满立据后5次共偿还了借款本息220000元，又称黄少满在立据前及之后转账的其他款项系偿还其在该期间出借给黄少满的其他借款，郑华辉的陈述前后严重不一致，且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郑华辉的诚信度值得怀疑，故原审法院对郑华辉的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关于黄少满于2015年3月4日向第三人借款400000元事宜，从郑华辉、黄少满双方及第三人的陈述来看，郑华辉知晓黄少满之前与第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情况，且参与借款过程，结合双方手机短信中郑华辉多次向黄少满催收借款，黄少满提出减收利息还款方案，郑华辉回复称需要与第三人商量解决，以及黄少满提交的《借款合同》没有载明借款利息不排除口头约定高额利息、黄少满在立据前后有多次向郑华辉转账汇款、《借款合同》上有作废两字等事实和因素，原审法院认为黄少满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基本能够相互印证，案涉借据与《借款合同》之间具有关联性，黄少满关于借据系其拖欠第三人借款本金400000元及高额利息演算形成的陈述更符合情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郑华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黄少满之间形成借贷关系，黄少满提出郑华辉并非案涉借据款项债权人的抗辩，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郑华辉对案涉借据载明的借款800000元不具有债权人资格，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郑华辉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郑华辉负担。本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郑华辉的实体上诉理由并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从郑华辉提交的案涉借据载明的内容来看，郑华辉提交的借据出借人一栏空白。双方如此大额的借款，连借款人的姓名都不记载，不合常理。2、郑华辉此次借款的支付方式与另两案借款的支付方式不同，加上其陈述此次借款800000元现金的来源未能举证，亦不合常理。3、郑华辉在另案中主张其于2015年4月29日向黄少满出借了现金140000元，于同年6月29日到期归还。在黄少满未按照约定偿还该笔借款的情况下，其之后又向黄少满出借大额款项800000元,更不合常理。4、郑华辉在起诉书中陈述称黄少满向其借款800000元后分文未偿还，但在黄少满提交相关银行转账付款记录后，郑华辉确认黄少满立据后5次共偿还了借款本息220000元，又称黄少满在立据前及之后转账的其他款项系偿还其在该期间出借给黄少满的其他借款，郑华辉的陈述前后严重不一致，且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5、双方手机短信中郑华辉多次向黄少满催收借款，黄少满提出减收利息还款方案，郑华辉回复称需要与材哥商量解决，证明该借款有其他人的参与。6、黄少满对本案欠款的来龙去脉、还款情况、真实的债权人等的解释比较合理，能够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本案不收取诉讼费用，原审法院应将收取诉讼费用退还给郑华辉。综上，上诉人郑华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审法院退回给郑华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国鹏审判员  钟满福审判员  李达明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邝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