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03民初1676号原告：余铮，男，1971年8月16日生，汉族，住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元中，贵州跃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瑜，贵州跃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住所地：贵阳市都拉乡商业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20000322236905B。法定代表人：刘一霏，系该援助站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俊，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其晗，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铮与被告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以下简称“知行援助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元中、范瑜，被告知行援助站法定代表人刘一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俊、路其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667913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资金占用费；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于2014年设立，其负责人刘一霏与原告系朋友关系。2018年1月起，被告负责人称援助站资金紧张，向原告提出借款，并称在收到援助款项后立即向原告归还。原告于2018年1月8日，向被告账户汇入81000元，2018年4月8日，向被告账户汇入586913元。为明确资金来源、性质和用途，经原、被告双方一致要求，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向被告的财务负责人王盛阳出具承诺书，其中载明：“由原告个人账户汇入被告基本账户的款项，用于预存借款给帮扶受援学生就业援助的基本工资、社保和消费支出。”。为帮助被告发展，原告还主动为其寻找帮扶援助机构。经原告联系、协商，2018年3月，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帮扶协议》，双方就帮扶原则、方式、对象等作了详细约定。2018年4月10日起，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开始按照协议约定向被告账户汇入款项。原告于2018年8月起，要求被告归还预存借款，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一霏承诺会安排对接还款手续，但至今未偿还借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如前诉请。被告知行援助站辩称，被告是贵州省民政厅依法批准设立的民办非企业（社会服务机构），设立的目的系为响应国家政策，援助困难大学生，帮助大学生。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提出借款的请求，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告转入被告账户的款项实为被告开展公益业务活动的资金，并且其中的58万元是原告对被告的捐赠，另外8万元是创业援助款项，对该8万元，原告于被告处提取茅台酒5件、红墙生物保元软胶囊10盒、其他商品5件，已经冲抵。且原告转款58万元系转入基本账户，8万元系转入的一般账户，若系错误转入，被告会审核后于当月内退还，最长不超过两个月，余铮作为被告的负责人，非常清楚这个程序。另，原告捐赠该款项时未要求被告开具捐赠票据，故被告未出具捐赠票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知行援助站系2014年12月22日经贵州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业务范围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目标和方向，搭建大学生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化交流平台，协助大学生就业。其法定代表人刘一霏与原告系朋友，原告原系被告的负责人之一，原告亦负责为被告联系帮扶单位并引入帮扶项目。2018年1月5日，原告通过其所属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所属招商银行贵阳大十字支行（一般账户）转入81000元。同年4月8日，原告通过其所属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所属招商银行账户（基本账户）转入586913元，至此，原告共计向被告转款667913元。同月18日在被告处领到茅台酒6瓶。同年5月1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由余铮个人账户于2018年4月8日汇入到贵站基本账户的人民币586913元，此款用于预存款给帮扶受援学生就业援助的基本工资、基本社保和基本消费支出。”，此后，原告通过微信要求被告法定代表人退还其支付的上述款项，其中，同年8月15日，原告对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一霏表示：“这周是说好处理完这一笔8万多的款的，有酒算酒，无酒补现金啊！说好的啊”，刘一霏回复：“我会安排他们和你对接退预存款的手续”。同日，原告在被告处领到贵州茅台酒2件（共计12瓶），同年12月14日，原告在被告处领到红墙生物保元软胶囊10盒（每盒60粒）。之后，原告向被告要求偿还其上述款项未果，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如前。同时查明，2018年3月1日，通过原告等人的协助，被告与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签订《帮扶协议》一份，约定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为经被告审核登记注册合格及按被告注册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并按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的大学生及受援者提供工作岗位，岗位人员由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中自行选定，帮扶期限为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在最初三个月，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不需向被告提供的工作人员支付任何费用，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以提供捐赠、就业岗位、创业援助等形式进行帮扶，基中，捐款为30万元（以实际发生往来业务、被告开具票据为准），物资捐赠为200万元（以实际发生往来业务、被告开具票据为准），就业服务费90万元（以实际发生往来业务、被告开具票据为准）。同时约定，双方往来账目以实际发生额开具票据。同时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每月根据具体发生的各项业务进行结算，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转入款项时应备注“预存款—创业援助”,转款后，被告据实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述协议落款处，原告均为作“联系人”予以标注。2018年4月10日，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向被告基本账户转款774913元。同年6月27日，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基本账户转入601194元。另查明，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其2015年至2018年个人捐赠（货币）明细表中，2015年有29人捐款，其中，有3人捐款超过10万元，分别为：30万元、10万元、10万元，剩余26人捐款均为500元或1000元；2016年有4人捐款，共计捐款128000元；2017年无个人捐款；2018年有1人捐款，即本案原告，数额为586913元。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表示其转入被告的上述两笔款项系应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要求转入，该法定代表人承诺收到其他转入的款项后退还原告上述款项。被告则认为上述款项中，其中81000元，被告已通过向原告给付酒等商品予以冲抵，另586913元系原告的捐款。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二是若成立民间借贷，借款本金如何确定；三是借款利息如何认定。首先，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方面，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否认系借款，并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原告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被告抗辩该款项系捐赠款，被告应对该捐款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仅提供原告转款转入其基本银行账户的证据，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必须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原告否认上述款项为捐赠的事实，原、被告间赠与合同不能成立；其三，被告成立于2014年，原告的转款系在2018年4月，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捐款的原因；其四，原告上述转款中的一笔为586913元，发生于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10日，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亦向被告基本账户转款774913元，两笔转款尾数极其一致，均为913，短时间内的该两笔转款应有某种联系，且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等向被告捐赠，双方均签订了相应的书面协议，亦约定了双方应履行的义务，但原、被告之间并无相关书面协议；其五，原告转款586913元的行为若理解为捐款，后面带零碎无规律的尾数，不符合常理，且从被告提供的2015年至2018年期间，其接受个人捐款的明细中亦可知，捐款均为整数，且2017年至2018年期间除原告上述转款外，无其他捐赠款项；其六，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明确其转入被告账户的586913元系用于预存款给帮扶受援学生就业援助的基本工资、基本社保和基本消费支出，并未明确表示系捐款；其七，原告在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一霏的微信通信中亦明确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其表示有酒用酒抵，无酒退还款项，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一霏亦明确表示会安排公司员工进行处理，说明被告亦认为该款项非捐款，系应返还原告的款项；其八，原告转入被告的两笔款项中，较少的一笔81000元，原告都要求被告尽早返还，第二笔款586913元系在该81000元之后转款，结合常理，亦不可能为捐款；其九，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原告亦为被告处工作人员，原告将上述款项转入被告账户，亦不构成不当得利，理解为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要求原告转入相应数额的款项较为合理。因此，原告向被告转入的上述款项即非赠与（捐赠），亦非不当得利，应为借款，对被告辩称上述款项系原告对被告的捐赠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原、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关于借款本金方面，经查，原告共计向被告转账两笔，一笔81000元，一笔586913元。关于81000元借款部分，被告已向原告给付茅台酒等商品予以冲抵，原告亦予以认可冲抵的事实，因此，该81000元，本院认定双方已结算完毕，不应由被告归还。关于另586913元借款部分，原、被告双方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经原告数次催告后，被告仍拒不偿还借款，且原告已诉至法院，本院视原告已给足被告合理还款期限，该借款被告理应偿还。最后，关于利息方面，原告主张利息按年利率6%自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1月18日）起计算至付清借款本息时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要求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经核算，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按上述法律规定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并以未偿还借款为基数，从2019年1月18日（本院酌情认定原告起诉之日为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667913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资金占用费的诉请，本院支持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86913元，并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利息，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余铮借款本金586913元，并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余铮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79元，减半收取5240元，保全费3860元，共计9100元，由原告余铮负担1104元，由被告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负担7996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 中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杨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