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灿，男，汉族，1985年8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仁化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原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与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合并而成）。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东城大道168号。法定代表人：司琪，局长。委托代理人：曾杨，该局中堂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贤恺，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环裕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蕉利村东和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993623271。法定代表人：洪世杰，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傅品权，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灿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人社局”）及原审第三人东莞环裕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裕公司”）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9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月30日，李灿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依法撤销东莞人社局《关于李灿“脑外伤后综合症：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二、东莞人社局重新补充认定李灿的诊断伤病（脑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耳损伤、耳石症、神经损伤、颅脑外伤后、脑外伤后综合症、颈3/4关节紊乱、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头痛）是工伤；三、本案一审的诉讼费由东莞人社局承担。原审法院查明：环裕公司承包了东莞东城凯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环保工程后，将工程分包给承包商叶小龙个人。叶小龙聘请了李灿到工地做事。2017年2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李灿在东莞东城凯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到公司楼顶拿工具时，头部撞到通风管，导致其头部受伤。2017年2月18日，李灿去往东莞市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头部外伤”。2017年7月13日，李灿就上述事故伤害一事向东莞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东莞人社局经审查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李灿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事故受到的伤害为工伤。环裕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粤1971行初72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环裕公司的诉讼请求。环裕公司仍不服，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8月13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9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环裕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上述原判决。另查明，李灿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上述事故，2月18日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就医，2月19日诊断为“头部外伤”，4月11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5月18日诊断为“1、脑外伤后综合征；2、颈小关节紊乱(C3/4);3、焦虑性抑郁症”，7月11日诊断为“颈4、5椎间盘突出症”，7月7日到广州市惠爱医院治疗并诊断为“1、脑外伤后综合征；2、焦虑状态；3、左枕神经痛；4、颅脑外伤后”，8月4日到广东省中医院治疗，8月29日诊断为“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8月30日诊断为“脑外伤性颈椎病”，9月20日诊断为“1、外伤性颈椎病;2、枕部神经损伤”，10月21日诊断为“1、外伤性颈椎病；2、神经受损伤”。2017年11月28日，李灿向东莞人社局提交《关于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认定工伤决定补充申请书》及医院就诊病历、检查报告、诊断证明，申请东莞人社局对李灿被诊断为“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以下简称“前述病情”）认定是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所致，并将“前述病情”补充认定为工伤。东莞人社局受理后，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前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如下《说明》：“其诊断‘脑外伤后综合征’不成立。东莞市人民医院2017年2月18日门诊病历记载了‘无昏迷及肢体制动、无呕吐及逆行性遗忘’，19日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伤者也没有出现脑外伤后综合征的症状或体征，考虑其当时头部碰撞的外力不是很大，没有造成明显的颅内损伤，故其诊断‘焦虑型抑郁症、焦虑状态、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枕部神经损伤’，考虑跟这次外伤作力关系不大”,故不予受理东莞人社局的上述委托。综合取得的证据材料，东莞人社局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关于李灿“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认为李灿所主张的“前述病情”不属于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因无证据证明李灿申请补充的“前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人社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后东莞人社局将该《回复》送达给李灿，李灿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再查明，2018年7月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粤1971行初97号《行政裁定书》，以本案需以（2017）粤1971行初724号、（2018）粤19行终165号案件的裁判为依据，而上述案件正在二审审理阶段为由，裁定中止了本案的审理。后上述案件审理终结后，原审法院依法恢复了本案的审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东莞人社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李灿于2017年11月28日向东莞人社局提交《关于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认定工伤决定补充申请书》，就“前述病情”申请补充工伤认定。东莞人社局经调查核实并委托有关部门鉴定，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涉案《回复》并送达给李灿，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对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即李灿所述其“前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直接导致，其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东莞人社局受理李灿的上述申请后，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前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根据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说明》，认为李灿诊断“脑外伤后综合征”不成立。原因为东莞市人民医院2017年2月18日门诊病历记载了“无昏迷及肢体制动、无呕吐及逆行性遗忘”，19日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伤者也没有出现脑外伤后综合征的症状或体征，考虑其当时头部碰撞的外力不是很大，没有造成明显的颅内损伤，故其诊断“焦虑型抑郁症、焦虑状态、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枕部神经损伤”，考虑跟这次外伤作力关系不大，最终作出不予受理东莞人社局上述委托的说明。东莞人社局综合李灿提交的证据材料及上述《说明》，作出涉案《回复》，认定因无证据证明李灿申请补充的“前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人社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并无不当。李灿虽在本案诉讼中于2018年3月22日对“前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联向原审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为查清案件事实，原审法院经审查对李灿的上述申请予以了准许并依法定程序拟委托鉴定部门进行相关鉴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17日向李灿、东莞人社局及环裕公司依法进行询问并制作了《鉴定笔录》，李灿在该笔录中再次明确申请上述鉴定，2018年10月25日原审法院向相关部门移送了李灿的鉴定申请及相关材料，经法定程序摇珠确定了鉴定机构后，李灿却于2018年11月6日向原审法院邮寄了撤销上述鉴定的申请，以其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的工伤事故导致的症状仍在持续治疗、第三方鉴定机构的权威性及公益性远不足国家直属的医院等为由申请撤回鉴定，故原审法院依法终止了该鉴定申请，视为李灿放弃了该鉴定申请。综上，根据李灿提供的病历及相关材料，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李灿所述其“前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直接导致，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亦不足认定“前述病情”与案涉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补充认定“前述病情”为工伤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李灿诉请撤销东莞人社局作出的涉案《回复》并责令其重新补充认定“前述病情”为工伤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判决：驳回李灿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用人民币50元，由李灿承担。一审宣判后，李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东莞人社局作出的《关于李灿“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3.东莞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4.由东莞人社局承担一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在一审诉讼期间，李灿因大脑受伤，家庭贫寒，数次向政府相应职能部门追讨环裕公司履行赔偿工伤医疗费用未果。在生活极度窘迫和大脑遭受病痛折磨的情况下，李灿多次向一审主审法官寄送材料，有自己的主观想法、客观事实和遭遇陈述。李灿向一审法院提交针对工伤脑外伤持续治疗的时间和药物治疗证明，在查明事实真相时确认李灿再次就诊时间为2017年4月11日，离工伤发生日相距将近两个月，而不是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6日，因为这两个日期距离工伤始发时间仅间隔十天左右，属于正常复诊周期。还有东莞人社局在向康怡鉴定机构写的《提出工伤因果关联申请审批表》中工伤脑外伤复诊时间是2017年4月11日，而东莞人社局向其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委托的《提出工伤因果关联申请审批表》并未交给原审法院，所交的只是〔2018〕粤1971行初428号案的《提出工伤因果关联申请审批表》。另外康怡司法鉴定机构在2018年6月26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了《复函》，着重强调的是他们鉴定机构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非鉴定结论，因此东莞人社局和原审法院是不能以此为依据而一概否定李灿后续伤病为工伤的，虽然在粤1971行初97号案和粤1971行初428号案中同时提到依据不足，否定医院医生出的诊断证明。因为医院医生是不可能在做诊断定论时，直接道明该伤病就是因2017年2月16日脑外伤所致的，毕竟医生并未亲眼见过脑外伤的事实，但有大部分的诊断证明医生是有注明发病缘由的，这实际就是最直接的工伤依据，而东莞人社局和原审法院皆未采纳，最后原审法院驳回李灿的诉求结案。原审法院在做判决时采用的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第2款，此法条依据非常含糊，只讲了东莞人社局有权负责自己行政区域内的保险工作，至于其所作所为是否合理合法并无提及。另外是一审法官对李灿提出的《不做鉴定申请书》完全是抽象概括，没有讲到重要和本质点，法律援助的律师和法官也未告知李灿司法鉴定的利害关系。李灿申请的法律援助是政府提供的象征性的律师，其主动性和积极性远不足自己聘请的律师，与李灿对立的企业、政府机构、司法部门，皆未告知做司法鉴定的必然性，因此李灿为了节省判案时间和结合工伤实情的充足信心，综合考虑得出不做鉴定申请优于做鉴定申请，所以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不做鉴定申请书》，并说明了理由。李灿用了大半月时间写了一份《申明》和相关证据并提交于原审法院，主要目的是想告知环裕公司与其案外合伙人叶小龙是如何里应外合，刻意隐瞒工伤，扭曲工伤事实，从而完全逃避工伤责任的，其行为对李灿心理产生巨大的打击，病情也持续恶化，可原审判决中只字未提此事。在一审提交的材料中有众多的材料是对康怡司法鉴定机构提出的质疑，一审法官对此事也是未做任何参照和解释，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五条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并对自己作出的鉴定意见负责。司法鉴定人不得违反规定会见诉讼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三条规定，在东莞人社局委托其做鉴定时，其用肯定的鉴定结论说不予受理，在东莞人社局采纳其意见不予认定李灿的后续伤病为工伤时，原审法院受李灿要求传票其出庭对质，其又未出庭，只给原审法院一份《复函》，说其出具的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非司法鉴定结论，前后矛盾，而且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也未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所规定的时间内做出鉴定与否的文书，对此原审法院对其也未做任何追究。二、从李灿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材料来看，完全可以证明李灿针对工伤治疗是持续的，一贯的，环裕公司未履行任何工伤主体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明确说了东莞人社局在替李灿认定对应的伤病为工伤时一定需要做伤病因果关联鉴定，而且李灿有提交环裕公司违法违规在先的事实证据，所以即使有些伤病与工伤关联不大，那也是职业病，也应该由环裕公司来承担这种不利后果，因为后续所有的症状，都是从其违法违规那一刻开始的，其难辞其咎。东莞人社局未帮李灿认定后续伤病为工伤，未做到公平正义。东莞人社局并非只有一家司法鉴定委托机构，可其一直只委托康怡司法鉴定机构做伤病因果关联鉴定，不管李灿提交的是什么诊断证明，康怡司法鉴定机构一律出的是否定意见，但当李灿质疑康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其出庭质证时，其又说出的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非鉴定结论，可其又在不予受理通知书中明确说了李灿后续伤病没有因果关联。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规定，东莞人社局是委托人，其并未向其委托机构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交送真实完整的材料，因为东莞人社局在其第一次委托康怡鉴定中心时说李灿复诊时间是2017年4月11号，而李灿真实的次诊时间是2017年3月1日，距离首次工伤仅间隔十天左右，而东莞人社局在委托书中却说距离始发工伤就诊时间间隔两个月余，这显然是违反了向委托机构提供真实、完整的材料，请二审法官在此责令东莞人社局交出首次委托康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的委托书。根据第五条、第二十七条规定，东莞人社局的委托机构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也没做到真实、客观、公正、准确、完整，选择回避其真实所述，请二审法院明察。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李灿在病情十分危机的关头，数次电话甚至现场祈求东莞市中堂仲裁庭的梁惠忠和东莞市中堂社保局工伤科的曾杨解决就医问题，都遭到了拒绝，通过查找相应的法律条文，发现此前东莞人社局不接济李灿受工伤职工的做法完全是违法的，现在东莞人社局还明正言顺的说秉公执法，有理有据，而原审法院对此事完全未予细查追宄，还与其保持观点一致。一审法官与东莞人社局保持一个基调，皆认为没有充分证据佐证李灿的后续伤病为工伤，因此应该承担举证不能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不认李灿的后续伤病为工伤，在此要着重强调的是：李灿是针对脑外伤后出现的症状未有好转才做连续持久治疗的，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也是针对治疗脑外伤时开的，所以逻辑是后续的所有诊断是源于治疗脑外伤，而不是脑外伤跟后续诊断是否存在配对关联。三、李灿工伤前后的所有事发症状，皆因环裕公司违法违规造成。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环裕公司违法分包公司业务给其案外合伙人叶小龙个人，又违规不给工人进行岗前培训，也没给工人配备安全防护措施，导致工人轻易发生工伤，待工人事故发生后，不及时对工人进行救治，因环裕公司违法未给工人购买工伤保险，所以其不主动向社保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李灿于是向环裕公司和其案外合伙人叶小龙追讨工伤偿款，其相互推诿，李灿向东莞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东莞人社局受理后，环裕公司跟案外合伙人叶小龙相互隐瞒包庇欺诈工伤事实，收买工伤第一知情人范国林口供，企图让东莞人社局否定李灿的工伤事实，后在东莞人社局依法依据认定李灿为工伤后，环裕公司又恶意上诉维权，理由证据皆不充分，法院受理后，东莞人社局认定李灿的工伤确定书随即无效，基于李灿工伤属实，且针对工伤治疗是持续一贯的，但李灿人证欠缺，环裕公司以此故弄玄虚，使得李灿整日活在提心吊胆中，因此病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在持续的治疗和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李灿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家庭极其贫寒，不得不通过多个政府的职能部门寻求让环裕公司支付医疗费用，环裕公司拒不履行工伤主体责任，执意违法违规，法院又有众多案件需审理，没办法先审理李灿的案件，李灿只能焦急的等待法院早日下判决，在无奈之下，李灿带病求助于东莞、广州各救助站，请二审法官明察，让违法违规分子一同承担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四、因一审法官与法律援助律师皆未告知未做伤病因果关联司法鉴定的利害关系，本着事实求是为准则，所以李灿撤销了一审司法鉴定申请，如果正当判决一定需要司法鉴定出具的结论，恳请二审法官查明事实真相，支持我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东莞人社局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案的事实是无法证明“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东莞人社局认为李灿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说明》证实，其诊断“脑外伤后综合征”不成立。东莞市人民医院2017年2月18日门诊病历记载“无昏迷及肢体制动、无呕吐及逆行性遗忘”，19日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伤者也没有出现脑外伤后综合症的症状或体征，考虑其当时头部碰撞的外力不是很大，没有造成明显的颅内损伤，故其诊断“焦虑型抑郁症、焦虑状态、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枕部神经损伤”。即前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关系不大，属于李灿自身原因导致。其次，首诊病历和诊断材料（即2017年2月18日至19日东莞市人民医院制作的相关材料）并未明显前述病情或疑似前述病情，而李灿提供事发几个月后的病历及诊断材料，无法证实前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最后，李灿主张前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应当补充认定为工伤。根据举证规则，李灿应当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李灿的主张应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环裕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间未发表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粤办发〔2018〕118号），东莞市组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再保留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东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1月10日颁发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院认为：对于事故伤害还是自身疾病，应结合司法鉴定机构及相关医疗诊断报告综合判断。本案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及东莞市人民医院分别所作的《说明》及诊断材料已表明，李灿所主张的脑外伤后综合症、焦虑性抑郁症等病情，与案涉外伤作用力关系不大，属自身原因所致。东莞人社局据此作出《回复》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证据充分，符合逻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灿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詹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