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2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昌清，男，195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一理，女，198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银权，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重九，男，195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清，湖北地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阳逻开发区工业园。法定代表人：许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超，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孙昌清、孙一理为与被上诉人黄重九、原审第三人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夏精冲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7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昌清、孙一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华夏精冲公司设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112万元。2002年6月，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218万元。2004年4月25日，华夏精冲公司及其全体11名股东，加上另外8名自然人，共同设立武汉华夏精密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华夏精密公司）。当时签订的股东补充协议约定，华夏精冲公司和华夏精密公司是相互投资的关联企业，原华夏精冲公司股东对华夏精冲公司不再享有股东权益，所有股东只能通过华夏精密公司享有自己的投资和收益权利。2007年3月，华夏精密公司更名为武汉华夏精密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夏精冲股份公司）。2008年，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和武汉一冶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一冶钢构公司）签订重组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组建新的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为维护原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品牌，双方同意新公司继续使用武汉华夏精冲有限公司名称不变”。2009年2月，华夏精冲股份公司、一冶钢构公司共同投资注册成立新的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也就是本案的第三人。新的公司只是使用原公司的名称，但在成立时间、股东结构、股东出资等方面与原来的公司存在根本不同，有必要区别为老华夏精冲公司和新华夏精冲公司。二、孙昌清就增资15万元股权，既没有对老华夏精冲公司造成损失，更没有对新华夏精冲公司造成损失：1、老华夏精冲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向胡昌平借款15万元，并将15万元股权记载在孙昌清名下。增资完成后，公司已向胡昌平返还款项。这一借款增资行为，是老华夏精冲公司全体股东商议后的一致决定，不是孙昌清的个人行为。2、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上述增资过程中，老华夏精冲公司的利益并未受损。胡昌平借给公司用于增资的15万元款项进了公司账户，公司又向胡昌平返还了15万元。整个过程中，公司没有支出资金，注册资本还凭空增加了15万元，未受到任何损失。客观讲，孙昌清增加的15万元股权，可能受到损失的不是公司，而是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原有股权为100%，孙昌清增加15万元股权，理论上讲会挤压其他股东的股权比例，可能会使其他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如果黄重九想要对增加的这15万元股权起诉孙昌清，就应当提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而不是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这两种理由和案由是完全不同的。3、孙昌清没有从增加的15万元股权上获得利益，既没有损害股东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2004年4月25日，包括黄重九、孙昌清等人在内的老华夏精冲公司全体股东签订了投资者协议书和股东补充协议书，约定了前述内容。这一专门约定就是为了重新洗牌，挤掉虚挂在孙昌清名下15万元股权的水分，股东利益恢复实际出资时的状态，孙昌清不能凭借增加的15万元股权从老华夏精冲公司获利，老华夏精冲公司全体股东都通过华夏精密公司或更名后的华夏精冲股份公司来享受投资和收益权利。实际分红也是遵循这一原则，按孙昌清实际投入金额为基础进行计算，没有包含该15万元股权。4、老华夏精冲公司增资15万元股权的事，与新华夏精冲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更不会损害到该公司利益。2008年12月24日，华夏精冲股份公司、一冶钢构公司签订重组协议书，约定了前述内容。除了基于保留品牌继续使用原有名称外，新华夏精冲公司与老华夏精冲公司在成立时间、股东结构、股东出资等方面存在根本不同。新华夏精冲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投资人为华夏精冲股份公司、一冶钢构公司，如果其股权利益受到损害，只能发生在出资环节。华夏精冲股份公司的出资包括实物、老华夏精冲公司净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共计2000万元，都经过了相关部门的严格审计和验资。黄重九当时就是出资财产移交时代表华夏精冲股份公司的经手人。当时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工商资料及财产移交清单等资料显示，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实际投入到新华夏精冲公司的财产已超过2000万元，没有损害到新华夏精冲公司的任何利益。2009年9月20日，黄重九、孙昌清同一天以同样的金额，受让了华夏精冲股份公司1%股权成为新华夏精冲公司股东，黄重九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孙昌清在此股权转让中损害了新华夏精冲公司的利益。综上，黄重九无证据证明孙昌清使老华夏精冲公司或新华夏精冲公司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二、原审判决第一项完全错误，记载在孙昌清名下的款项不是新华夏精冲公司的权益，而是新华夏精冲公司应当承担的对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的负债，不但不应该归新华夏精冲公司所有，反而应当由新华夏精冲公司支付给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1、根据重组协议书约定，除无形资产出资和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实物出资外，老华夏精冲公司移交到新华夏精冲公司作为出资的财产是指老华夏精冲公司的净资产。2、记载在孙昌清名下的其他应付款，是新华夏精冲公司对孙昌清等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应承担的债务。2006年5月20日，时任老华夏精冲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邦顺对公司财务有份授权，要求财务将1633580元记载在孙昌清名下，并注明其中含有公司奖励给孙昌清的17万元奖金，1633580元减去17万元后的结余资金及滋生的利息属于全体股东所有，处置时按股东股权分配。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2008年7月31日审计报告记载“负债总计10197813.19元，所有权权益合计2145807.22元。其中，负债中有其他应付款5820909.65元，其他应付款项下截止到2008年7月31日的余额较大的明细中有932280元记载在孙昌清名下”。以上材料表明，从老华夏精冲公司移交到新华夏精冲公司的净资产为2145807.22元，记载在孙昌清名下的932280元是其他应付款，将该应付款记载在孙昌清名下并注明属于老华夏精冲股东所有，是老华夏精冲公司的公司行为，而不是孙昌清的个人行为。按会计原理，其他应付款是负债类别，因此，记载在孙昌清名下的其他应付款是新华夏精冲公司要获得净资产时必须向孙昌清等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承担的债务。3、对记载在孙昌清名下款项性质的争议，不影响这一款项属于新华夏精冲公司对于老华夏精冲公司及其股东应当承担的债务。原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述款项属于重组后的新华夏精冲公司所有，即便是黄重九提交的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也认定记载在孙昌清名下的这一款项属于老华夏精冲公司所有。重组协议书和审计报告都认定移交给新华夏精冲公司的净资产是2145807.22元，如果再把孙昌清名下这一款项移交给新华夏精冲公司，就会导致新华夏精冲公司实际获得资产超过老华夏精冲公司应提交的出资财产数额，构成不当得利。4、事实上，按照2009年1月19日鄂八方审字（2009）第005号审计报告，新华夏精冲公司实得净资产3094219.63元，结合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计算，其收到总资产数额达到2291.42万元，超过了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和老华夏精冲公司应出资的2000万元限额。一审法院判决孙昌清向新华夏精冲公司返还资金762280元，存在错误。三、本案诉争15万元股权发生于2002年，黄重九本人在股东补充协议、股权变更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762280元其他应付款记账的事发生在2008年，黄重九本人也是知情并参与，因此，黄重九于2018年5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四、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规定，但本案中并无将资金以个人名义在银行开立账户存储之事，而是记录在公司账簿中，故原判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综上，孙昌清上诉认为：1、根据法律规定，相关人员违反规定并给公司利益造成实际损失时才应当承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现并无证据证明孙昌清给老华夏精冲公司和新华夏精冲公司的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失，孙昌清不应当承担责任；2、借款15万元进行增资并将股权挂在孙昌清名下，是老华夏精冲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行为；3、老华夏精冲公司没有任何支出即增加15万元注册资本，利益未受损；4、孙昌清没有因该15万元股权获得利益；5、该15万元增资事宜与新华夏精冲公司无关，更没有对其造成损失；6、如果黄重九认为孙昌清挤占了其股权，其应当另案主张权利；7、老华夏精冲公司将762280元其他应付账款记在孙昌清名下，新华夏精冲公司应承担该项债务；8、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规定。孙一理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黄重九所称的增加15万元股权之事发生在2002年，孙一理于2005年10月19日才受让股权成为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该增加股权之事与孙一理无关。2、孙一理受让股权是股东之间的交易行为，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符合法律规定，根本没有损害老华夏精冲公司利益，更没有损害到新华夏精冲公司利益。3、黄重九于2018年才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规定。黄重九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夏精冲公司述称：同意黄重九的意见。黄重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孙昌清取得集资款762280元（及其孳息）的行为违法、无效，确认登记于孙昌清及孙一理取得股权45万股的行为违法、无效，判令前述集资款、股权的权益归公司；并判令孙昌清、孙一理配合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判令孙昌清、孙一理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中，黄重九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孙昌清取得集资款762280元（及其孳息）的行为违法、无效，确认登记于孙昌清及孙一理取得股权15万股的行为违法、无效，判令前述集资款、股权的权益归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4月4日，华夏精冲公司成立，同年6月30日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公司注册资本为112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开华任董事长，共有10名自然人股东，分别是：张时武、赵俊、熊亚洲、孙国祥、段金山、周开华、陈川、熊翠华、黄重九、蒋希贤。2002年6月20日，公司股东变更为：张时武、熊亚洲、孙国祥、段金山、周开华、陈川、黄重九、蒋希贤、孙昌清、胡昌平、戴肖枫等11人，并进行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增资时，公司实有资本203万元，公司股东商议注册资本增资至218万元。新股东胡昌平称可借15万元给公司增资，但需由孙昌清担保并将15万元增资部分股权记载在孙昌清名下。商妥后，胡昌平于2002年5月10日汇款15万元至公司账户，公司于当日向孙昌清出具增资15万元的收款收据，并在公司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中在孙昌清名下增加15万股的股权，华夏精冲公司注册资本增资为218万元。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后，孙昌清指令公司财务人员从公司账户汇款15万元至胡昌平指定的账户用于偿还胡昌平代缴的增资款。2005年10月19日，公司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陈邦顺任董事长，孙昌清任公司总经理（厂长）。2004年4月30日，武汉华夏精密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华夏精密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公司注册资金为800万元，孙昌清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05年10月19日，华夏精冲公司进行公司注册资本增资和股东变更，华夏精密公司向华夏精冲公司出资200万元成为法人股东，占股比例为47.85%，华夏精冲公司原自然人股东出资218万元不变，总占股比例为52.15%。2007年3月26日，华夏精密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更名为华夏精冲股份公司。2008年8月6日，华夏精冲股份公司与一冶钢构公司就共同重组华夏精冲公司签订协议。2009年2月24日，华夏精冲公司进行了董事会、注册资本、法人股东、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登记，华夏精冲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资到4000万元，其中一冶钢构公司出资2729万元，占股比例为68.22%，华夏精冲股份公司作为法人股东参与了增资。此后，华夏精冲公司进行多次股东、董事会等公司变更登记。重组前，华夏精冲公司违反财务制度，以公司出纳个人名义在银行开设账户作为公司小金库使用，并设立账外账。2009年2月24日，在重组华夏精冲公司时，小金库资金及账目在公司重组时未移交。公司重组后，挂在孙昌清集资款名下的集资款130.228万元，其中762280元为重组前的公司资金，762280元未作为公司资金移交至新的华夏精冲公司，仍以孙昌清集资款名义在新的华夏精冲公司财务记账至今。孙昌清将大部分股权转让到孙一理（孙昌清之女）名下。2010年4月14日，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并成立清算组对华夏精冲股份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华夏精冲股份公司于2010年注销。黄重九系华夏精冲公司的董事，自公司2001年成立时持有公司8.93%的股份，至2018年5月16日时仍持有公司1%的股份。2018年3月10日，黄重九认为孙昌清严重侵害公司及股东权益，书面向华夏精冲公司监事会致函，请求监事会代表公司对孙昌清、孙一理提起诉讼，维护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华夏精冲公司监事会未同意黄重九的请求，黄重九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6年5月25日，孙昌清被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犯挪用资金罪，免予刑事处罚。该院作出的（2016）鄂0107刑初15号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载明：被告人孙昌清身为公司工作人员，明知以集资款名义挂在其个人名下的762280元系公司资金，仍利用职务便利，以集资款利息的名义，从属于公司资金的小金库中将利息款114342元打入其个人账户，由个人支配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侵犯了公司资金的所有权，其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被告人孙昌清系初犯，案发前已退还全部账款，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一审法院认为，黄重九作为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持有华夏精冲公司1%股份的股东，认为孙昌清在作为华夏精冲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侵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监事会不同意提起诉讼，黄重九为维护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昌清在担任华夏精冲公司总经理（厂长）等职务期间，将762280元公司财产以个人集资款的名义在公司挂账；并在公司已返还由胡昌平代缴增资股权的15万元后，仍将应该属于公司的15万股股权记载在自己名下，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规定，孙昌清侵害了华夏精冲公司的合法权益。对此孙昌清应向华夏精冲公司予以赔偿。黄重九撤回请求对登记在孙昌清、孙一理名下的另30万股股权的行为无效，股权的权益归华夏精冲公司的主张，系其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孙昌清应将以集资款名义登记在自己名下的76228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华夏精冲公司；二、孙昌清、孙一理应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股权150000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华夏精冲公司，并配合华夏精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10元，由孙昌清负担11783元，华夏精冲公司负担3927元。二审中，孙昌清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1、2001年3月23日老华夏精冲公司投入资本明细；2、2001年4月4日老华夏精冲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3、2007年7月8日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会决议；4、2007年9月14日老华夏精冲公司企业变更通知书；5、2008年12月24日重组协议书；6、2009年2月23日新华夏精冲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拟共同证明：老华夏精冲公司由周开华等10名自然人股东发起并于2001年4月成立，注册资本112万元。几经变更后，截止2007年9月14日，老华夏精冲公司只剩下两个股东，即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和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工会，包括黄重九、孙昌清、孙一理在内的自然人股东已将自己的全部股权进行转让，不再是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华夏精冲股份公司与一冶钢构公司签订重组协议，约定了继续使用老华夏精冲公司名称、老华夏精冲公司和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净资产数额等相关事宜。新华夏精冲公司沿用老华夏精冲公司名称，但两者存在根本不同，在成立时间、股东出资、股权结构、公司利益等各方面都不能混为一谈。第二组：1、2002年4月14日股东会决议；2、2002年6月3日鄂汉验报字（2002）第010号验资报告及验资事项说明；3、2002年6月20日企业变更通知书。拟共同证明：1、2002年6月20日将15万元增资部分股权记载在孙昌清名下，是老华夏精冲公司全体股东商议后的决定，而不是孙昌清的个人行为，孙昌清只是服从了公司的决定；2、该15万元股权没有损害老华夏精冲公司的利益，反而无任何支出而增加了注册资本15万元。第三组：1、2004年4月18日华夏精密公司章程；2、2004年4月25日签订的投资者协议书和股东补充协议；3、2004年4月29日对华夏精密公司的武莲审验字（2004）16号验资报告及所附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拟共同证明：2004年4月25日，包括黄重九、孙昌清在内的老华夏精冲公司全体股东签订了投资者协议书和股东补充协议书，约定这些股东对华夏精冲公司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只能通过华夏精密享受对华夏精冲公司的投资和收益权利。将增持的15万元股权记载在孙昌清名下是老华夏精冲公司的公司行为，公司利益没有受损，孙昌清没有因此损害其他股权利益，也没有依此股权获得利益。第四组：1、2009年2月15日股东会决议；2、2009年1月20日对华夏精冲股份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摘要；3、2009年2月3日财产移交清单汇总表；4、北京京都审字（2008）第1693号审计报告；5、2009年2月24日企业变更通知书。拟共同证明：新华夏精冲公司于2009年2月24日正式成立，华夏精冲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老华夏精冲公司已按照重组协议分别以实物和净资产及无形资产对新华夏精冲公司出资到位，且实际出资超过了重组协议的约定，没有对新华夏精冲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第五组：北京京都审字（2008）第1693号审计报告，其中第11-12页记载了关于其他应付款932280元的相关审计结果。拟证明：截止2008年7月31日，新华夏精冲公司尚欠孙昌清932280元，孙昌清不应向新华夏精冲公司返还762280元。第六组：1、2009年1月19日对新华夏精冲公司进行审计的鄂八方审字（2009）第005号审计报告中，对孙昌清名下其他应付款1302280元的审计结果；2、新华夏精冲公司财务人员张汉友邮寄给孙昌清的2010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应的快递单；3、2012年1月31日，新华夏精冲公司财务人员张汉友根据2010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就记载在孙昌清名下的集资款余额如何扣减事宜邮寄给孙昌清的书面说明，以及新华夏精冲公司与孙昌清进行对账的企业询证函和快递单。拟共同证明：审计报告载明，截止2008年12月3日，老华夏精冲公司应付给孙昌清1302280元，扣除658103元款项后，新华夏精冲公司尚欠孙昌清644177元。第七组：1、2005年9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2、2007年7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拟共同证明孙昌清在2005年9月18日以后就不是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黄重九在2007年7月20日以后也不是老华夏精冲公司股东，其于2018年以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就发生在2002年6月的老华夏精冲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事宜提出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且不具备主体资格。孙一理提交如下证据：1、2005年7月17日股东会变更决议；2、2005年9月1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3、2005年9月25日付款证明；4、2005年9月29日湖北中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5、2005年10月19日企业变更通知书。拟共同证明：孙一理受让股权，经过了公司股东会决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验资机构验资、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等法定程序，也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经质证，黄重九对孙昌清、孙一理提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两人的全部证明目的，并认为：1、华夏精冲公司从始至终都是同一个法人，根本不存在老华夏精冲公司与新华夏精冲公司之说；2、孙昌清、孙一理一审中未提出时效方面的抗辩。本院经审核对上述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经查，原判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孙昌清应否向华夏精冲公司返还名下记账的集资款762280元，2、孙昌清应否向华夏精冲公司返还2002年增资时所得的15万元股权。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集资款762280元就法人的成立、终止等相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第五十九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原因之一并依法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法人终止：……”，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规定“清算期间法人存续，但是不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活动。……清算结束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清算结束时，法人终止”。根据如上规定，企业法人或营利性法人都是从成立时产生，到终止时消灭，且终止时应当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本案中，华夏精冲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意义上的企业法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意义上的营利性法人，其于2001年4月4日登记设立存续至今，虽历经股东、注册资本等方面的多次变更登记，但从未办理过终止登记手续，从法律意义上讲，其法人地位一直都是同一的，并无任何变化。因此，孙昌清、孙一理上诉时以重组与否为条件和分界线，将华夏精冲公司划分为老华夏精冲公司和新华夏精冲公司，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和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一经设立即享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股东对其出资不再享有财产的所有权，只能依公司股东身份对公司行使选择管理者、分享红利等收益、决策等权利。本案中，以孙昌清集资款名义记账的集资款762280元，不是孙昌清本人的款项，也未经华夏精冲公司股东会决议并实施红利分配给孙昌清，应属于华夏精冲公司所有。一审法院判令孙昌清将该笔记账在其名下的集资款返还给华夏精冲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孙昌清上诉认为，华夏精冲公司重组时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对其尚有应付款，其不应返还款项。就此，本院认为，孙昌清主张的应付款事宜，与本案中其占有华夏精冲公司资金应予返还的事宜，是不同时期、不同原因所形成的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在孙昌清未提出反诉或抵销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审理，其就所称的应付款事宜应另行主张权利。二、关于15万元股权2002年，胡昌平向华夏精冲公司账户转入15万元，用于公司办理增资手续（从203万元到218万元）。变更登记已经完成，增资的15万元股权按照胡昌平、孙昌清等人意见登记在孙昌清名下，华夏精冲公司也向孙昌清出具了增资15万元的收款收据，但是孙昌清此后指令公司财务人员用公司资金向胡昌平返还了此款。孙昌清的上述行为，实际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所规定的抽逃出资，损害了华夏精冲公司的权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抽逃出资不形成对应股权登记违法或无效的法律后果。孙昌清对华夏精冲公司增资15万元后有抽逃出资，但其所得诉争15万元股权仍应认定归其所有。此时，华夏精冲公司或黄重九等公司股东可依该条法律规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要求孙昌清履行充实资本的义务，其要求认定孙昌清取得诉争15万元股权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孙昌清抽逃出资所得是抽逃的资金及相应孳息等，不是其增资的15万元股权，损害的是华夏精冲公司资本充实利益，而不是该公司股权归属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和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以及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的规定，其应承担的是相应的赔偿责任。黄重九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由，要求孙昌清向华夏精冲公司返还股权，没有法律依据。再次，股权是股东投资于公司获得的权利，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规定的公司可以成为本公司股权所有者的情形之外，公司股权的所有权人都应当是股东而不是公司本身。一审法院认为诉争15万元股权属于华夏精冲公司所有，适用法律存在错误。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等违法犯罪所得的货币出资后取得股权的，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追究、处罚时，应当采取拍卖或者变卖的方式处置其股权”，即使以犯罪所得出资取得股权，程序上仍应认定归属出资人所有，而不是直接认定取得股权违法或无效。由此，一审法院判令孙昌清向华夏精冲公司返还15万元股权，处理确有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孙昌清上诉认为，全体股东商议决定进行借款增资，其本人不应承担责任。就此，本院认为，虽然华夏精冲公司股东就增资、借款事宜进行了商议，但相应股权登记在孙昌清名下，华夏精冲公司也向孙昌清出具增资的收款收据，但孙昌清本人的出资义务并未直接完成，胡昌平借款给公司增资，而不是代孙昌清出资，孙昌清仍应当履行该出资义务，其既可以直接对公司补足出资款，也可以代公司向胡昌平返还15万元，但其实际是指令公司财务人员用公司资金返还胡昌平款项，并未履行上述义务，故其应当承担该增资股权所带来的后果。三、关于孙昌清、孙一理的其他上诉请求1、关于黄重九提起本案的主体资格。孙昌清上诉认为，黄重九将股权转让给华夏精冲股份公司期间，其本人不是华夏精冲公司股东，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华夏精冲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黄重九现为该公司股东，其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故孙昌清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2、关于15万元股权是否给华夏精冲公司造成损失，以及孙昌清是否因该股权获得利益。孙昌清、孙一理上诉认为，其获得该增资的15万元股权，既没有给华夏精冲公司造成损失，本人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利益。本院认为，华夏精冲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增资15万元的变更登记已对外产生公示效力，如上所述，孙昌清就该15万元股权抽逃出资，华夏精冲公司在资本充足方面受到损失，孙昌清占用未出资款项和相应孳息当然获得利益，故其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3、关于诉讼时效。孙昌清、孙一理上诉认为，本案诉争762280元款项和增资15万元股权之事均发生在华夏精冲公司重组之前，黄重九事隔多年后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规定。本院认为，孙昌清、孙一理一审中未提出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两人关于时效方面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事实上，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以及占用公司资金，都侵害公司资本充足利益，也涉及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诉讼时效方面应当适用相同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股东抽逃出资的补足义务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相应地，股东占用公司资金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限制。4、关于公司资产移交方面。孙昌清上诉认为，华夏精冲公司进行了重组，重组时移交的资产实际大于评估价值，本案诉争762280元款项是重组前的老华夏精冲公司资产，不影响新华夏精冲公司利益。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华夏精冲公司重组前后是同一个法人，重组前的公司资产只要未经股东会决议并实际分配红利的，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无论被评估价值多少，也无论重组协议如何约定，都属于重组后公司的资产。孙昌清占用重组前公司资产，应当返还给公司，其关于公司重组、移交资产等方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5、关于孙一理受让股权。如前所述，黄重九起诉要求孙昌清、孙一理返还公司15万元股权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故本院对孙一理受让股权的合法性问题不予审理。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孙昌清向华夏精冲公司返还以其名义记账的集资款762280元，适用法律正确，孙昌清关于不应返还此款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孙昌清、孙一理向华夏精冲公司返还15万元股权，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孙昌清、孙一理关于不应返还15万元股权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相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7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孙昌清应将以集资款名义登记在自己名下的76228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7民初169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孙昌清、孙一理应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股权15万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华夏精冲公司，并配合华夏精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三、驳回黄重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710元，由孙昌清负担10860元，黄重九负担48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3元，由孙昌清负担10860元，黄重九负担206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褚金丽审判员  裴 露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法官助理孙文楷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