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6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创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万丰社区万丰大朗山正海华府B栋12号商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8580539Q。法定代表人：蔡仪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尚东，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森成，男，汉族，1975年1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合江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建茂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下沙社区滨河路9289号下沙村京基滨河时代广场A座26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5427403W。法定代表人：周述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胜，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创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森成、深圳市建茂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茂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10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创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黄森成向创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32462元（以本金846856.46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7年5月26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现暂计至2018年11月26日，暂为232462元），改判建茂公司对黄森成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建茂公司、黄森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建茂公司不是《租赁合同》的承租方，赵廷烈在《租赁合同》的签字不能代表建茂公司”的观点严重错误，赵廷烈是经建茂公司明确授权后，代表建茂公司与创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因此，建茂公司是《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其依法应当与黄森成共同承担向创腾公司给付租金的合同义务。1.建茂公司已特别授权赵廷烈签订《租赁合同》，赵廷烈在《租赁合同》上的签名能够代表建茂公司。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方及责任人是黄森成。赵廷烈是建茂公司的授权代表，代表建茂公司与发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于涉案《租赁合同》，建茂公司没有特别授权赵廷烈签订，赵廷烈在《租赁合同》上的签名不能代表建茂公司，黄森成亦不能代表建茂公司。”创腾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该认定完全与事实不符，且毫无依据。根据建茂公司于2014年7月7日向赵廷烈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其内容明确约定“授权赵廷烈同志，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他事务代理人，权限是：负责本公司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合同相关事宜。”按照该《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的字面意思，建茂公司对赵廷烈的授权内容，是签订与惠州星雨华府项目相关的合同，而《租赁合同》显然是属于与惠州星雨华府项目相关的合同。因此，赵廷烈签订《租赁合同》是经建茂公司的特别授权，其签名能够代表建茂公司。2.创腾公司是要求建茂公司以合同主体的身份承担责任，而不是要求建茂公司以涉案工程分包方的身份承担责任，一审判决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在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发包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在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时，才可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让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审理的不是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是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创腾公司要求建茂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分包方连带承担给付租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创腾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该项处理完全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是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不是适用于本案的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其次，前述规定对于本案情形并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再次，创腾公司是要求建茂公司以合同主体的身份承担责任，而不是要求建茂公司以涉案工程分包方的身份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判决以前述理由驳回创腾公司关于要求建茂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错误且逻辑不通。因此，建茂公司是《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其依法应当与黄森成共同承担向创腾公司给付租金的合同义务。3.《租赁合同》虽然由黄森成主要履行，但建茂公司才是履行《租赁合同》的最终得益者，建茂公司作为《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以其没有参与合同履行为由认定其无需承担合同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关于《租赁合同》主要由黄森成履行的问题，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合同主体没有参与履行就可以不承担合同义务，且作为涉案工程项目的总承包商，建茂公司才是履行《租赁合同》的最终得益者。因此，建茂公司依法应当与黄森成共同承担向创腾公司给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二、即便建茂公司认为赵廷烈没有代理权，但赵廷烈在《租赁合同》上的签名，也依法构成《合同法》规定的“表见代理”，建茂公司依法应被认定为《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并承担相应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结合本案情况，首先，《租赁合同》开头位置的“乙方”，明确写明的是“建茂公司”；其次，赵廷烈签订《租赁合同》，是经建茂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进行了明确授权的；再次，赵廷烈当时是建茂公司在惠州星雨华府项目的项目总负责人，其代表建茂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理所应当，符合常理，也符合工程行业的行业惯例；而且，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的相近一段时间内，赵廷烈还代表建茂公司签订了与惠州星雨华府项目相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YRHZ-SG-2014-00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YRHZ-SG-002）、《惠州星雨华府项目施工临时用电、用水安装合同》和《钢管脚手架搭拆租赁合同》，而这些合同都加盖了建茂公司的印章，说明建茂公司对于赵廷烈的签字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也说明了由赵廷烈代理签字是符合建茂公司当时的惯常做法和商业习惯的。基于前述,即便建茂公司认为赵廷烈没有代理权，创腾公司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赵廷烈签订《租赁合同》是代表建茂公司的，赵廷烈的签字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建茂公司依法应被认定为《租赁合同》的合同主体（承租方）。三、一审判决将《租赁合同》的“每日租金总额的0.5%”逾期付款违约金，减少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创腾公司认为调整幅度过大。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对于违约金的减少，前述规定强调了“适当”。本案中，创腾公司结合自身损失情况，已经在起诉时主动将违约金从“每日租金总额的0.5%”减少为“每日万分之五”,现一审法院再将违约金减少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创腾公司认为，其调整的幅度明显过大，应按“每日万分之五”支持创腾公司的违约金请求。建茂公司辩称：一、赵廷烈挂靠建茂公司的名义，就惠州星雨华府项目的脚手架租赁事宜于2014年9月22日与黄森成签订了《钢管脚手架搭拆租赁合同》，租赁业务给了黄森成。同一天，黄森成又将该租赁业务转包给了创腾公司，并与创腾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该租赁合同的双方主体应当是黄森成与创腾公司，合同实际履行也是在双方之间进行。虽然黄森成与创腾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上有赵廷烈的签字，但是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创腾公司也是一直找黄森成对账、追讨租金。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创腾公司不应当向建茂公司追讨租金。二、赵廷烈虽然取得了建茂公司的授权，在对外活动过程中，惠州星雨华府项目有专门的项目章，在与黄森成签订的《钢管脚手架搭拆租赁合同》中，赵廷烈作为承租方，使用了项目部的公章。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创腾公司的上诉请求。黄森成未提出答辩意见。创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森成向创腾公司支付租金846856.46元及违约金107127.34元（违约金以846856.46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017年6月2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判令建茂公司对黄森成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判令建茂公司、黄森成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5日，建茂公司承包了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工程，与发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建茂公司的授权代表为赵廷烈。该工程项目因故于2015年年底停工，至今未复工。2014年9月22日，建茂公司（惠州星雨华府项目部）（甲方）与黄森成（乙方）签订了《钢管脚手架搭拆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工地外架脚手架工程分包给乙方施工。赵廷烈作为项目部的负责人签署合同，合同加盖了星雨华府项目部的公章。2014年9月22日，创腾公司（出租方）与建茂公司（惠州星雨华府项目）（承租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出租方将建筑用钢管、扣件、上托等材料租赁给承租方用于惠州星雨华府工程；租期为8个月，超过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租用钢管约1500吨、扣件约30万个；钢管每月每吨105元、扣件每月每个租金0.2元；租金按月结算，以次月10日前付清，如超过10天没付租金，每天按应付租金总额的0.5%的滞纳金支付，超过30天不支付租金，出租方有权运回所有出租材料。《租赁合同》的落款部分“出租方”加盖了创腾公司的公章，“承租方”由黄森成、赵廷烈两人签名，并未加盖承租方公司的公章。签订上述《租赁合同》后，创腾公司依合同约定向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工地分批交付建筑材料，建筑材料由黄森成负责签收，创腾公司与黄森成每月按出租数量、时间结算租金，从2014年9月至2016年3月每月的《出租数量时间单价计算租金单》，黄森成均有签名确认，合计租金为650404.46元。2017年5月25日，黄森成对2016年3月25日至2017年5月的租金196452元予以签名确认。2014年7月7日，建茂公司向赵廷烈出具了《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其委托权限为“负责本公司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合同相关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系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首先，涉案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工程为建茂公司承包的工程，建茂公司将钢管脚手架工程分包给黄森成施工，黄森成作为实际施工人，于2014年9月22日与创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用创腾公司的建筑设备。故创腾公司与黄森成作为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人，该合同对创腾公司与黄森成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创腾公司依约向涉案工程项目交付了租赁的建筑设备，黄森成签收并使用了设备，理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关于应付租金的数额，黄森成因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2017年5月25日黄森成签名确认了应付2014年9月至2017年5月的租金合计846856.46元，对此予以确认。创腾公司要求黄森成支付该款项的诉请，予以支持。至于逾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租赁合同》约定以“每日租金总额的0.5%”计算，该约定过高，予以调整，调整为以846856.4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7年5月26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其次，关于建茂公司是否《租赁合同》的承租方，赵廷烈能否代表建茂公司与创腾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1.2014年9月22日，黄森成从“建茂公司惠州星雨华府项目部”分包了涉案项目的脚手架工程，双方签订《钢管脚手架搭拆租赁合同》（分包合同）时，赵廷烈是项目部的负责人，并加盖了项目部的公章；2.《租赁合同》上承租方代表处有“黄森成赵廷烈”的签名，但没有加盖项目部公章；3.从《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租赁物由黄森成签收、结算，工程停工后，创腾公司一直向黄森成追讨租金，并由黄森成确认停工后的租金损失确认单。综上，涉案租赁合同的实际承租方及责任人是黄森成。赵廷烈是建茂公司的授权代表，代表建茂公司与发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于涉案《租赁合同》，建茂公司没有特别授权赵廷烈签订，赵廷烈在《租赁合同》上的签名不能代表建茂公司，黄森成亦不能代表建茂公司，因此，建茂公司不是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只有在实际施工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发包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在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时，才可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让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审理的不是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是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创腾公司要求建茂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分包方连带承担给付租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黄森成承担本案责任后，可依其与建茂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另案进行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黄森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创腾公司租金846856.46元；二、黄森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创腾公司逾期付款滞纳金（以本金846856.46元为基数，从2017年5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三、驳回创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40元，由黄森成负担。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工程由建茂公司承包。建茂公司向赵廷烈出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委托赵廷烈“负责本公司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合同相关事宜”，赵廷烈代表建茂公司与黄森成签订了《钢管脚手架搭拆租赁合同》，约定建茂公司将惠州星雨华府项目工地外架脚手架工程分包给黄森成施工，该合同加盖了星雨华府项目部的公章。涉案《租赁合同》于上述《钢管脚手架搭拆租赁合同》签订的同日签订，该《租赁合同》约定出租方将建筑用钢管、扣件、上托等材料租赁给承租方用于惠州星雨华府工程，“承租方”由黄森成、赵廷烈两人签名。从上述《租赁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创腾公司交付的建筑设备由黄森成签收，租金也是由黄森成与创腾公司结算，该合同也未加盖建茂公司的公章，因此，应认定该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系创腾公司与黄森成，对建茂公司并无法律约束力。该《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赵廷烈也未参与签收建筑设备、结算租金等事务，赵廷烈在该合同上签字系其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建茂公司，其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黄森成与创腾公司之间已建立租赁合同关系，黄森成租用创腾公司的建筑设备，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一审判决黄森成向创腾公司支付2014年9月至2017年5月的租金846856.46元并无不当。关于黄森成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租赁合同》约定以“每日租金总额的0.5%”计算违约金，该约定标准过高，一审判决调整为以846856.46元为基数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也无不当。综上，创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86.93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创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启 选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严冬（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