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27民初347号原告：王新富，男，1966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原告：占益辉，男，198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波，江西敦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震明，江西敦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被告：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保利国际高尔夫花园公共配套中心8办公楼写字楼207-21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5688519440K。法定代表人：陈彩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玲，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骏，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原告王新富、占益辉与被告郭旭东、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厦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原告申请撤回对郭旭东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原告王新富、占益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波、肖震明，被告鸿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玲、朱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新富、占益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共计人民币280,7220元整。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10日，二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约定原告对被告承包余干县四安天城工程实行大清包，在2014年10月2号被告开工的余干县四安天城，占益辉打给郭旭东保证金肆拾柒万元整，开工期间原告所属的劳务队买床、办公桌、机械设备等。2014年11月3日因四安公司原因不能施工，原告所带的所有管理人员及班组长都在项目等着开工，郭旭东也说叫我们不要离开，说马上会施工的，一拖就到2015年4月10日。在2015年4月10日原告和被告签订四安天城合同，即《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在施工过程中，我劳务队没有影响工程进度和质量，项目部郭旭东因资金不足，不是没有钢筋，就是没有混凝土，施工进度跟不上，我们总是催郭旭东以便更好施工，但被告资金跟不上。在2015年7月中旬被告已没有能力购买钢筋和混凝土，由四安公司自己购买材料，我劳务队一直在施工，并没有停工。2015年8月初，因郭旭东欠钢筋款，被告郭旭东为逃避债务离开了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我们一直和郭旭东联系，要求郭旭东来处理工地上的事情，电话经常打不通，有时候打通了没人接，我们实没办法了。在2015年9月6号去南昌找鸿厦公司黄总，黄总打通了郭旭东的电话，双方定于2015年9月8号在南昌公司办公室协调此事。2015年9月8号我们到了南昌公司办公室，黄总、郭旭东商量决定：余干四安天城鸿厦公司没有资金可投了，公司决定停下来，要求我们做到结顶可以结账拿钱。所以我们劳务队一直做到2015年9月21日到结顶才停下来。我们提前约郭旭东要求把我们账结算清楚，郭旭东一直说在外面忙,9月23日我们再次到鸿厦公司，因去的比较早，我和同事去开房休息一下，在宾馆电梯碰到郭旭东妻子，郭旭东为了想逃避我们，没有乘电梯，从楼梯下，郭旭东在宾馆地下室楼梯处被我同事看到了。这样才和我们来到被告鸿厦公司办公室进行工程结算。经结算，被告出具二张工程结算单，总共欠我们2807220元。原、被结算后，被告不给钱，我们多次到余干县劳动局，也去了江西省劳动局，公司以种种理由拖着不支付款项，造成原告的重大损失。被告鸿厦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原告据以起诉的是2015年9月23日胁迫被告四安天城二期项目部授权代表郭旭东签署的对账单，但被答辩人非法获取该结账单后，再未向答辩人提出过任何主张；二、原告据以起诉的对账单是暴力胁迫郭旭东所得，无鸿厦公司的盖章，不能作为结算依据。2015年9月23日的结账单是二原告带了二、三十号人到鸿厦公司暴力围攻办公场所及殴打威胁郭旭东的方式，胁迫郭旭东签署的，为此，被告方还报了警，因胁迫方式取得的结账单并非答辩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结算依据。该结账单也没有答辩人的任何盖章，不能当然地效力及于鸿厦公司，鸿厦公司从未认可该结账单。同时，鸿厦公司早已于2015年7月1日签署了协议，终止与发包人的四安天城二期工程的施工合同，此后的工程量与鸿厦公司无关，郭旭东在2015年9月23日签署该结账单时早已不是授权代表，不能代表鸿厦公司进行结算。原告在诉状中也陈述“2015年7月中旬后是由四安公司自己购买材料”，更加可证明原告对鸿厦公司已终止与四安公司的合同履行，郭旭东已无权代表被告结算的事实是明知的；三、原告依据结账单提出的诉求完全违背了双方的合同约定结算方式。根据行业惯例，劳务大清包是包括辅料（如钢管、扣件、模板等）、小型机械及各工种人工的整体劳务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方式也是按照固定单价根据建筑面积结算，而非成本分项结算。而原告据以起诉的对账单却以实际是否发生未知的成本进行分项结算，且把本已包含在结算单价中的辅料及机械的租赁费用强行转嫁给鸿厦公司，显然完全违背了双方签订合同的宗旨，并非合同原意；四、原告的诉求混同了与鸿厦公司无关的四安天城一期项目劳务清包的费用，与事实不符。四安天城项目分为两期，一期工程（7#、8#、12#、13#、14#）由郭旭东挂靠的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承建，自2014年10月起施工了1个月后因发包人四安公司土地纠纷原因停工。答辩人是在2015年4月底才与发包人就二期项目（1#、2#、3#、4#、26#、27#、28#、29#、30#、31#、32#、33#、34#、47#）建设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郭旭东在担任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项目经理承建一期工程期间因劳务分包产生的一切费用及责任与答辩人无关，原告诉求混同了占益辉一期项目劳务分包所产生的费用，与基本事实不符。由此，二原告据以诉讼的所谓的结账单不能反证客观事实，不具有真实性；五、原告王新富此前已领取了23万元的工程款及保证金，却未在结账单中扣除，反证了该结账单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结算付款的依据。综上，二原告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且早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无理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鸿厦公司出具给郭旭东的授权委托书虽为复印件，结合全案材料，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与鸿厦公司签订的《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被告对该协议本身无实质异议，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三、原告提供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算单、四安天城项目二期劳务队管理人员工资单，该二份单据是由郭旭东出具的事实被告并无异议，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四、余干县劳动监察局出具的证明在证据形式上虽有瑕疵，但仍不失为书证形式，其内容反映了原告向有关部门请求解决所涉工程工程款的事实，具有客观真实性；五、对姚悦多、杨保勇证明二原告从事了四安天城二期建设的证言，结合案件其他材料，可以予以认定；六、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其他证据相佐证，其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七、被告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博能中心物业的证明、王新富与各劳务班组签订的分包合同、王新富签署的《钢管租赁合同》，原告无实质性异议，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八、对鸿厦公司与发包人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终止合同履行《协议书》、四安天城二期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调试）方案报审表、四安天城工程完成项目明细表，原告无实质性性异议，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九、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江西分公司出具的《申明》，结合全案材料，真实性予以认定。郭旭东于2018年8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占益辉与江西四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代为支付债务协议书》，原告无实质性异议，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被告提出的郭旭东于2015年9月23日签署的另一张结账核对单据，因该单据未得到原告认可，系单方结算，其关联性不予认可。王新富分别出具的3万元、10万元领条均发生在2015年9月23日以前，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十、证人孙某的证言不能反映事发时的全过程，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被告鸿厦公司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四安天城工程二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范围为1-4#、26-34#、47#楼面积约11万方，2015年4月1日鸿厦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郭旭东为该司代理人，全权负责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四安天城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与管理及预结算及工程款催收（工程款必须进公司账户）；同年4月10日，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将江西省余干县四安天城二期所有工程发包给没有劳务资质的原告王新富、占益辉，双方签订《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约定将江西省余干县四安天城二期所有工程内容由乙方（即二原告）承包，承包方式为：实行大清包责任制，由乙方负责组建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称和岗位资质的项目管理班子及与工程相配套的专业施工班，协议还就工程内容、工程工期、工程质量、承包方式、人员管理、结算方法及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甲方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负责人郭旭东与乙方（即二原告）王新富、占益辉均在协议上签名，甲方加盖“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印章予以确认；随后，二原告组织了具体施工，5月2日，王新富交纳了10万元项目保证金，郭旭东出具收条并加盖项目部印章予以确认。2015年7月1日鸿厦公司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自即日起解除四安天城工程二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原告仍进行了相应的施工。2015年8月19日，郭旭东出具《承诺书》，承诺将所欠占益辉2014年四安天城7#-14#楼的工人工资8.5万元、合同押金（即保证金）47万元转入四安集团代付，2016年9月6日原告占益辉就以上款项委托代理人蔡立新与江西四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代为支付债务协议书》。2015年9月23日，二原告因工程款问题找到崔旭东并在鸿厦公司发生纠纷，二原告取得了崔旭东签名出具的合计为2047220元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及660000元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中包含有以上占益辉的工人工资8.5万元、合同押金（即保证金）47万元，《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中记明：自2014年10月2日至2015年9月20日七名管理人员的工资每月6万元，共计11个月66万元。纠纷发生过程中，当地公安干警进行了出警处置。同时查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四安天城项目分有二期建设，一期工程承包人并非鸿厦公司但实际管理人是崔旭东；原告王新富参与四安天城二期工程建设，占益辉参与了四安天城项目一、二期工程建设。以上事实，有被告鸿厦公司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四安天城工程二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鸿厦公司出具给郭旭东的授权委托书、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与原告王新富、占益辉签订《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鸿厦公司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郭旭东出具的保证金收条、《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接警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在案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鸿厦公司在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四安天城工程二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全权委托郭旭东负责该项目的施工与管理，郭旭东又以劳务大清包为名将所涉工程全部转包给没有劳务资质的本案原告王新富、占益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与原告王新富、占益辉签订《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应属无效。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二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二、郭旭东签署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是否由原告胁迫取得，郭旭东是否有权结算及其结算效力是否及于鸿厦公司；三、占益辉委托代理人蔡立新与江西四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代为支付债务协议书》的法律性质；四、郭旭东签署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是否具有客观性。现分述如下：首先，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告据以起诉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是郭旭东于2015年9月23日签名确认的，该二份单据均未明确具体的偿还日期，原告有随时催收的权利，该案诉讼时效应当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该案诉讼时效的应当起算时间，且原告当庭出示了余干县劳动监察局的证明，该证明虽在形式上存有瑕疵，但其内容仍与本案工程款的催收具有关联性，故本院认定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次，关于郭旭东签署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是否由原告胁迫取得，郭旭东是否有权结算及其结算效力是否及于鸿厦公司问题。因四安天城二期工程开工不久即被迫停工，原告为防止损失找郭旭东收回工程款是其相关权利的正当行使，其间虽发生一定纠纷并报警处置，但不能就此证明原告对郭旭东存有威胁行为，仅有报警单没有警察处置的现场记录不能证明原告在取得相关结帐凭据时具有胁迫行为，更何况事故发生时，当地公安干警及时到场进行了现场处置，郭旭东当时并没有提出存在胁迫行为的事实。鸿厦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郭旭东为该公司的代理人，全权负责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四安天城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与管理及预结算及工程款催收事宜，从形式上看郭旭东应是鸿厦公司授权的施工管理实施人，之后郭旭东代理鸿厦公司与原告签订《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并加盖“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印章，合同签订后又以公司项目部的名义向原告王新富收取了工程保证金，郭旭东的行为显系代理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即本案被告鸿厦公司承担。尽管2015年7月1日鸿厦公司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自即日起解除四安天城工程二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该协议书中并没有解除郭旭东代理权的意思表示，且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原告已事实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经解除、郭旭东已没有代理权，也没有证据表示郭旭东已告知原告方立即停工，故原告于2015年7月1日后续所从事的工程事项不能表明是恶意，即使郭旭东已事实上没有了代理权，但仍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鸿厦公司仍应当对郭旭东的行为承担责任；至于郭旭东于2015年9月23日签名确认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是对二原告从事相关工程具体款项的结算，郭旭东作为鸿厦公司的全权代理人，工程的具体管理实施者，有权对已实施的工程进行结算，不存在无权代理的问题；相关结算未依《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约定条款进行结算，系因四安天城二期工程开工不久，鸿厦公司即与余干四方实业有限公司解除了四安天城工程二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致，已不具有按合同履行后进行结算所具备的条件，该责任不在原告，结算中合法有据的部分应当确认。三、关于占益辉委托代理人蔡立新与江西四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代为支付债务协议书》的法律性质问题。占益辉将郭旭东所欠工人工资8.5万元、合同押金（即保证金）47万元同意由江西四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代为支付是否构成郭旭东所欠债务的转移，本院认为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务承担，协议书明确约定为相关债务的代为支付，代为支付人并没有承担相应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相关的债权债务的主体并未发生改变，但该笔债务与本案被告的关联性系另一法律问题，随后评述。四、郭旭东签署的《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是否具有客观性问题。郭旭东出具的该二份结算单明确为四安天城二期工程，其真实性如前所述可以确认，然《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队结账单》中记名收到占益辉保证金555000元（含8.5万元工资），结合占益辉最后一次交保证金是在2014年10份左右的陈述、占益辉分别参与了四安天城一、二期工程建设的事实、2015年8月19日郭旭东出具的《承诺书》，以及郭旭东是在2015年4月1日才取得鸿厦公司由其实施管理四安天城二期工程授权，2015年4月10日由郭旭东代理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余干四安天城项目部将相关工程转包原告王新富、占益辉的事实，可以认定该笔债权债务在鸿厦公司承建四安天城二期工程前就已存在，本院也已查明郭旭东在负责四安天城二期工程以前，也系四安天城一期工程具体实施人，因此，可以认定该550000元款项与四安天城二期工程没有关联性，鸿厦公司不应承担偿付责任；《四安天城二期鸿厦公司劳务管理人员工资单》中明确记明：自2014年10月2日至2015年9月20日七名管理人员的工资每月6万元11个月共计66万元。而原、被告《劳务大清包承包协议》系2015年4月10日签订，故该份工资单与四安天城项目二期工程有关管理人员工资以5个月的时间计算相对符合案件的事实，依此认定案涉工程有关的管理人员工资为30万元，郭旭东确认的其他有关管理人员的工资与鸿厦公司没有关联性。综上所述，原告王新富、占益辉具有事实、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鸿厦公司具有证据支持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王新富、占益辉工程款等共计人民币1792220元；二、驳回原告王新富、占益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58元，减半收取计14629元，由被告江西省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原告王新富、占益辉负担462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可红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