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翼城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22民初217号原告：侯龙，男，汉族，住翼城县。原告：侯秀艳，女，汉族，住翼城县。原告：侯未芳，女，汉族，住翼城县。原告：侯辉，女，汉族，住翼城县。原告：张合社，男，汉族，住翼城县。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岑，翼城县南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秦署路福利巷。法定代表人：李永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恒瑞，该公司员工。原告侯龙、侯秀艳、侯未芳、侯辉、张合社诉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临汾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龙、侯秀艳、侯未芳、侯辉、张合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岑，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恒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龙、侯秀艳、侯未芳、侯辉、张合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付五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5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25日，原告侯龙在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对其所有的车牌号为×××号五菱牌轻型普通客车进行投保，投保范围为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等5项，保险费合计人民币1213.82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11月3日0时起至2017年11月2日24时止，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于当日承保并生成单号为×××的保险单。2017年9月2日16时35分左右，王李庭驾驶×××号东风牌自卸货车沿省道334线由东向西行驶至37公里＋500米处时，与相对方向原告张合社驾驶的×××号五菱牌轻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致原告张合社及乘坐在×××号车上的原告侯龙、侯秀艳、侯辉、侯未芳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造成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翼城县公安交警大队认定，原告张合社负事故主要责任，王李庭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其余四原告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侯龙、侯秀艳、侯未芳、侯辉、张合社被送往翼城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此次事故的发生，给五原告均造成了数万元的经济损失。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作为×××号五菱牌轻型普通客车的投保公司，应当在其保险限额内对五原告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辩称：1、虽然事故车辆在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投保有限额为50000元的车上人员责任险，但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记载，原告张合社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酒后驾驶属于商业险拒赔，因此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不予赔付，要求驳回其起诉请求。2、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不承担诉讼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五原告提供涉案车辆在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投保的保险单及翼公交认字（2017）第000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各一份，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确认如下：五原告提供（2018）晋102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对该起事故的具体情况、责任划分、赔偿数额均已经确认，对于各赔偿数额，五原告无需再行举证。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认为五原告只是提供了此次事故责任的事故认定，还应提供受害方的医疗费发票原件、诊断证明原件、出院证原件等相关材料及医院花费情况。且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记载，张合社为酒后驾驶，属于酒驾，应拒赔。本院认为，（2018）晋102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系经本院审理做出的判决，现已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对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主张五原告应当提供住院费票据、诊断证明及医院花费等证据证实伤情及花费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10月25日，原告侯龙在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对其所有的×××号五菱牌轻型普通客车进行投保，投保范围为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等5项，保险费合计人民币1213.82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11月3日0时起至2017年11月2日24时止。2017年9月2日16时35分左右，王李庭驾驶×××号东风牌自卸货车沿省道334线由东向西行驶至37公里＋500米处与相对方向原告张合社驾驶的×××号五菱牌轻型普通客车发生碰撞，致原告张合社及乘坐在×××号车上的原告侯龙、侯秀艳、侯辉、侯未芳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造成交通事故。该事故经翼城县公安交警大队认定，原告张合社负事故主要责任，王李庭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其余四原告不承担事故责任。另查明，（2018）晋102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因此次事故给原告侯龙造成经济损失305005.17元，给原告侯秀艳造成经济损失83314.22元，给原告侯未芳造成经济损失13927.02元，给原告侯辉造成经济损失131782.54元，给原告张合社造成经济损失404817.94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侯龙为其×××号五菱牌轻型普通客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作为保险人同意承保，故原告侯龙和被告之间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一）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辩称因原告张合社酒后驾驶而拒赔的理由，因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并未提供相关保险条款，且从保险条款的性质来讲，座位险的保险条款是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酒驾拒赔条款免除了保险人相应的保险责任，排除了投保人依据座位险保险合同就车辆及车上人员因发生保险事故而产生损失时应获得的赔偿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被告平安财险临汾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中的免除其责任的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作出明确说明，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二）保险合同关系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是交纳保费，保险人的主要义务是当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及时进行理赔。可见，座位险属于财产保险，座位险的保险标的是车上人员及其相关利益。投保人投保座位险的目的在于车辆及车上人员发生保险事故产生损失时能通过保险公司理赔及时、快捷地获得弥补。故保险条款在赔偿处理部分将保险公司应承担的保险责任界定为按保险车辆一方在事故中所负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明显缩小了座位险保险责任的范围，将座位险等同于责任险，违背了投保人投保座位险的目的，故对于五原告的损失应当在座位险限额内全额赔偿。根据翼城县人民法院（2018）晋102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数额，原告侯龙、侯秀艳、侯未芳、侯辉、张合社损失均已超过座位险10000元的限额，应当按10000元全额赔付。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赔偿原告侯龙、侯秀艳、侯未芳、侯辉、张合社经济损失各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计525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汾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学华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高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