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9民终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燕，女，1962年12月14日生,汉族，临沧市临翔区人，住临沧市临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健，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振宁，云南山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雨生，男，1964年6月14日生，汉族，四川省乐山市人，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春燕因与被上诉人徐雨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8）云0902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单振宁，被上诉人徐雨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燕上诉请求：1、撤销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8）云0902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从5方面作出了《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一审评判意见将前后连贯的事实进行了片面的、独立的陈述，以此作出的判决依据不充分，上诉人的理由为：1、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在非自愿、上诉人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签订的。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约定，一方为公司开支的费用需在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从公司进行报销，至2017年上诉人累计为公司垫支了各项费用500多万元，上诉人垫支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和民间高息借款，由于被上诉人一直未给上诉人报销，上诉人当时被银行和借款人索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被上诉人借此机会，要求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他后，即同意为上诉人报销费用。2017年10月25日上诉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系被上诉人乘人之危签订，符合法定的撤销条件；而从一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也可以证明，上诉人为了严格履行约定，两次将共计145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并且通过未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将被上诉人的股权比例变更工商登记为85%，才导致自己的工商登记股权比例最终变为12%，因此该12%的股权并不是上诉人的实际股权，上诉人将这部分本不是客观存在的12%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也不可能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2017年公司的资产总值达2亿多元，800万元股权代表的是约5245万元公司资产，被上诉人仅以1200万元的价格受让，对上诉人显失公平。3、《股权转让协议》已大部分履行，不存在可撤销情形的评判意见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并无合同已履行即不可撤销的规定，具有可撤销情形的合同被依法撤销后，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产生相应法律后果。4、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如章程有规定的，应以章程为准，公司《章程》第七章第十一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经股东会同意即私自签订，事后也未经股东会追认，该事实在庭审中也经被上诉人认可；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未遵守章程规定，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故不能产生公司股权变更的法律效力；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诉人有权依法要求撤销违反章程的协议；其次，被上诉人并未举证其与刘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评判意见缺乏事实基础；第三，被上诉人与俞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由于(2018)云0902民初1582号案件仍在审理中，尚未作出判决，但一审直接将另一案件的待审查内容作为评判意见陈述在判决书中，显然超出了本案的审理权限。5、被上诉人完成实缴，是上诉人为使被上诉人的股权比例恒定在85%的前提条件，也是导致上诉人因严格履行约定，而使自己的股权比例最终在工商登记中变更为12%的直接原因，被上诉人在未完成实缴的情况下，骗取上诉人的信任，多次将上诉人的股权转让，致使上诉人在违背客观事实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此，被上诉人是否完成实缴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的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都有直接的关联性；从客观情况看，被上诉人多次在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取得股权变更，又未按照约定完成实缴，又要通过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取得上诉人的全部股权，对上诉人严重欠缺公平、公正。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采用先进行股权转让使其股权恒定在85%后再完成增资认缴的欺骗手段逐步将上诉人的实际股权进行转让，并利用上诉人急需报销费用解决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产生法律效力；且该《股权转让协议》存在违法、违反公司章程和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等情形，如继续履行，对上诉人明显有失公平。一审在查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的几次股权转让情况和原因的基础上，未能综合审查全案事实，仅片面的以签订协议、转让价款等因素作出的判决不公正。徐雨生辩称：1、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7年签订的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基础上签订，不存在乘人之危；上诉人所称民间借贷、垫支费用等事实，是上诉人自己对外负债，不能成为被上诉人乘人之危的一个推论或者结果；上诉人主张协议是乘人之危签订，无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2、上诉人认为其享有的实际股权要远远大于工商登记的12%，而股权是以登记为准，上诉人已经另案提起诉讼要求进行股东权的确认，被上诉人亦积极地应诉，但这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认为股东权另行确认即可。3、关于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上诉人陈述公司市值两亿多，那么上诉人的股权就不仅仅是一千二百万，被上诉人自己就是大股东，公司两亿多并不代表上诉人就应该有多少，这个结论不能等同，双方已明确股权，并故不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4、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自由的转换、转让自己的股份。公司转让股份已经过多次会议，有会议决议，公司的三个股东即上诉人、被上诉人、刘东均清楚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都已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5、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多次未支付转让款，被上诉人认为未支付转让款的原因，是基于2012年12月28日被上诉人与张洁及上诉人即最开始的两个股东达成的协议，后面所有的股权变更都围绕该协议履行，被上诉人要达到85%的股份，上诉人要达到15%的股份，实际后面的多次转让办理的各种手续，都是第一个协议的补充或履行。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及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裁判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李春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被告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京临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由张洁、李春燕出资设立，于2011年5月10日增资至3050万元。2012年12月28日，张洁、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张洁、李春燕）将其持有的66.67%的公司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徐雨生）；转让后，甲方（张洁、李春燕）持有公司33.3%的股权，乙方（徐雨生）持有公司66.7%的股权；同时约定，增加公司资本金至6666.66万元，实际资本金投入比例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增加投入的3666.66万元由乙方（徐雨生）负责在2013年12月31日前追缴完成；同时对京临公司的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2013年4月14日，张洁将其在公司50%的股权折合1525万元转让给李春燕。2013年4月15日，京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以下决议：1.李春燕将公司32.13%的股权折合98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俞捷，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刘东；2.张洁将公司34.44%的股权折合102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3.转让完成后，徐雨生占公司股权65.57%（2000万元）、李春燕占公司股权21.31%（650万元）、张洁占公司股权6.56%（200万元）、俞捷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刘东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京临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由于李春燕与徐雨生于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徐雨生85%，为满足工商变更登记的要求及徐雨生恒定股份85%的约定，原、被告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李春燕将公司股权的19.43%（合计592.615万元）于2014年4月1日转让给徐雨生。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徐雨生也没有向李春燕支付过转让款。2014年4月16日，京临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7月28日，张洁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李春燕。2014年7月31日，京临公司因新增股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1.在原公司注册资本305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3616.66万元，增加后注册资本为6666.66万元；2.同意玉带河公司为新股东，实物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1400万元；3.由老股东徐雨生现金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2216.66万元，并于2014年12月30日前完成实缴；4.注册资本实缴完成后，注册资本由3050万元变更为6666.66万元；增资完毕后，李春燕出资257.5万元，持股比例3.86%；俞捷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徐雨生出资4809.16万元，持股比例72.14%；玉带河公司出资1400万元，持股比例21%。京临公司于2014年8月5日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21%的股权折合14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2014年9月26日，京临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后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1657.5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4809.1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24.86%、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72.14%。玉带河公司退出后，为了保障徐雨生的股权比例为85%的约定和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原、被告于2015年7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李春燕在京临公司的24.86%的股权中的12.86%折合857.5万元转让给徐雨生。该协议实际未履行，徐雨生也未向李春燕支付过股权转让款。2015年7月15日，京临公司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10月25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李春燕剩余的12%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雨生。同日，徐雨生分别与俞捷、刘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俞捷、刘东分别将各自在京临公司的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雨生。同日，京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1.大忙那河（大富）电站由李春燕负责自筹资金开发，由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由李春燕自行承担，与京临公司无关；2.李春燕交300万元给京临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前期费用；3.付款方式：本次股东会决议后30日内支付100万元，剩余200万元在本决议签订后三个月内支付；4.大忙那河（大富）电站建成投产后，经营管理权及收益归李春燕所有；5.大忙那河（大富）电站允许李春燕自由转让，转让价款全部归李春燕所有。2017年11月7日，李春燕出具给徐雨生承诺书一份，载明“今承诺收到徐雨生打款后三天之内变更股权（金额1350万元），否则承担相应经济法律责任”。2017年11月9日，徐雨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李春燕1000万元。同日，李春燕向徐雨生出具给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徐雨生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京临公司未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原告李春燕与被告徐雨生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可撤销合同是指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本案中，从所查明的事实看，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导致可撤销的情形，理由如下：1.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不存在欺诈、胁迫及乘人之危，双方签订协议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协议的意思内容准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2.原告李春燕作为成年人，且长期开办公司从事水电开发，对股权、股份的关系应该清楚、明了，且原告李春燕将其在京临公司12%的股权（合计800万元）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徐雨生，并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3.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徐雨生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剩余200万元因各方面的原因未现金支付，《股权转让协议》已大部分履行，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4.对于原告李春燕认为双方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通过京临公司股东会同意，违反了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不能以此产生京临公司股权变更的法律效果的意见，因本案中被告徐雨生与原告李春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也与京临公司的另两个股东即刘东、俞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京临公司的股权已全部归属于被告徐雨生，故不能以此作为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依据。5.对于原告李春燕认为被告徐雨生未按照约定实缴注册资本金的问题，是双方在履行2012年12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本案中双方于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不能以此作为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依据。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且原告李春燕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故原告李春燕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春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春燕承担。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李春燕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1组：《2017年10月25日12%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欲证明：1、李春燕（乙方）与徐雨生（甲方）对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未尽事宜（付款方式、付款时间、违约责任）进行了补充约定；2、付款时间为：甲方于2017年10月30日前付第一笔款1200万元，2017年11月30日前付足2014年4月1日的转让款1241.01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付足2015年7月6日转让款1559.91万元，2018年1月30日前付足剩余转让款1000万元，四笔共计4999.91万元；3、若徐雨生不按时支付和足额支付任何一笔转让款，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撤销。第2组：俞捷关于2017年10月25日其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虚假协议的说明、附件及视频说明，关于1.5%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案件起诉状，欲证明：1、涉案2017年10月25日俞捷与徐雨生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俞捷本人所签，俞捷从未向徐雨生转让过其所持有的京临公司1.5%的股权；2、一审认定京临公司的股权已全部归属于徐雨生错误，与实际情况不符；3、俞捷已经就涉案2017年10月25日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向临翔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无效。经质证，被上诉人徐雨生对上诉人李春燕提交的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补充协议其没有签署过，上诉人提交的“原件”可明显看出并非原件，而是复制件，“徐雨生”的名字是怎么复印上去的，不得而知；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对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没有明确，但对1200万元的价款是明确的，而在补充协议中价款却又变成了4999.91万元，两个数额相差3799.91万元，既然已谈好股权转让价款是1200万元，不可能在补充协议中又多出来近400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第2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俞捷应当出庭接受质证，仅一个说明不具备合法性，另外一份虚假协议的说明也没有任何公证文书；被上诉人已经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协议，李春燕才提起撤销权诉讼，俞捷与本案李春燕的撤销权之间没有关系，至于其真伪，将通过司法鉴定在被上诉人起诉的案件当中予以确认。民事起诉状仅是复制件，没有原件，没有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没有经过司法裁判，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与本案无关，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徐雨生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欲证明上诉人李春燕在股权转让时已和所有股东达成协议，并且事前经过股东会决议，本案所涉股东均知晓上述情况。经质证，上诉人李春燕认为股东会决议是彩色复印件，对于其来源、证明力度、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案外人刘东所签订，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春燕提交的第1组证据，被上诉人徐雨生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否认签订过该补充协议，认为李春燕当庭提交的“原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原件而是复制件，质证结束时，李春燕已申请将其提交的该证据“原件”收回，本院对该证据是否为原件及真实性无法确认，而该证据约定的内容与双方当事人诉争的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不一致，并与京临公司2015年7月15日工商变更登记载明的股东股份不一致，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李春燕提交的第2组证据，因案外人已和本案当事人对证据载明的内容发生诉讼争议，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徐雨生提交的股东会决议系复印件，上诉人李春燕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而徐雨生不能提供证据原件进行质证，不能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徐雨生与案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京临公司于2010年12月29日由张洁、李春燕出资50万元设立，于2011年5月10日增资至3050万元。2012年12月28日，张洁、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甲方（张洁、李春燕）将其持有的66.67%的公司股权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乙方（徐雨生）；转让后，甲方（张洁、李春燕）持有公司33.3%的股权，乙方（徐雨生）持有公司66.7%的股权；同时约定，增加公司资本金至6666.66万元，实际资本金投入比例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增加投入的3666.66万元由乙方（徐雨生）负责在2013年12月31日前追缴完成；同时对京临公司的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甲方（张洁、李春燕）15%、乙方（徐雨生）85%。2013年4月14日，张洁将其在公司50%的股权折合1525万元转让给李春燕。2013年4月15日，京临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以下决议：1.李春燕将公司32.13%的股权折合98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俞捷，将公司3.28%的股权折合100万元转让给刘东；2.张洁将公司34.44%的股权折合1020万元转让给徐雨生；3.转让完成后，徐雨生占公司股权65.57%（2000万元）、李春燕占公司股权21.31%（650万元）、张洁占公司股权6.56%（200万元）、俞捷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刘东占公司股权3.28%（100万元）。京临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为满足李春燕与徐雨生2012年12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持股比例和分红比例恒定为徐雨生85%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要求，李春燕与徐雨生于2014年4月2日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李春燕将公司股权的19.43%（合计592.615万元）于2014年4月1日转让给徐雨生。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徐雨生未向李春燕支付过转让款。2014年4月16日，京临公司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7月28日，张洁将200万元股权转让给李春燕。2014年7月31日，京临公司因新增股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1.在原公司注册资本305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3616.66万元，增加后注册资本为6666.66万元；2.同意玉带河公司为新股东，实物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1400万元；3.由老股东徐雨生现金认缴新增3616.66万元中的2216.66万元，并于2014年12月30日前完成实缴；4.注册资本实缴完成后，注册资本由3050万元变更为6666.66万元；增资完毕后，李春燕出资257.5万元，持股比例3.86%；俞捷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刘东出资100万元，持股比例1.5%；徐雨生出资4809.16万元，持股比例72.14%；玉带河公司出资1400万元，持股比例21%。京临公司修正公司章程后，于2014年8月5日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9月15日，玉带河公司将21%的股权以1400万元转让给李春燕。2014年9月16日，京临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2014年9月26日，京临公司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后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1657.5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4809.1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24.86%、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72.14%。玉带河公司退出后，为保障徐雨生的股权比例为85%的约定和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李春燕与徐雨生于2015年7月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李春燕在京临公司的24.86%的股权中的12.86%折合857.5万元转让给徐雨生。同日，京临公司对该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正，出资情况变更为：李春燕800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5666.66万元，股权比例调整为李春燕12%、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85%，2015年7月15日，京临公司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徐雨生未向李春燕支付857.5万元股权转让款。2017年10月25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李春燕将其在京临公司的股权12%，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雨生。2017年11月7日，李春燕出具承诺书给徐雨生载明“今承诺收到徐雨生打款后三天之内变更股权（金额1350万元），否则承担相应经济法律责任”。2017年11月9日，徐雨生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李春燕1000万元，李春燕出具给徐雨生收条，载明“今收到徐雨生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本案诉讼过程中，徐雨生辩称其于2017年10月25日分别与俞捷、刘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俞捷、刘东分别将各自在京临公司的1.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雨生。现徐雨生与俞捷之间的股权转让已发生争议。上述2017年10月25日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京临公司未对上述股东股权进行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现京临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出资情况为：李春燕800万元、俞捷100万元、刘东100万元、徐雨生5666.66万元，股权比例为李春燕12%、俞捷1.5%、刘东1.5%、徐雨生85%。另，京临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第十一条约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李春燕与被上诉人徐雨生均系京临公司的股东，李春燕原审诉讼请求为撤销其与徐雨生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清楚明确，即“股东李春燕将在京临公司注册资本金6666万元中的股权12%，折合人民币1200万元，转让给股东徐雨生”，该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违反京临公司章程，而李春燕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并为京临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原始的股东、京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股权、股份的变更、转让带来的法律后果应该清楚、明了，且协议签订后，徐雨生已按协议约定向李春燕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因此，李春燕主张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当事人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李春燕上诉主张因为其和徐雨生约定，一方为公司开支的费用需在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从公司进行报销，至2017年其累计为公司垫支了各项费用500多万元，所垫支的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和民间高息借款，由于徐雨生一直未给予报销费用，被银行和民间借款人索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徐雨生借此机会，要求其将股权转让后即同意为其报销费用，为解决此严重经济困境才被迫与徐雨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徐雨生系乘人之危。本院认为，李春燕主张的上述事实及理由系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过程中应当面对的经营风险，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因此，李春燕上诉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徐雨生存在乘人之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春燕将其在京临公司12%的股权（京临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出资为李春燕800万元，股权比例为李春燕12%）以1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雨生，从该交易价格来看，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李春燕上诉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情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京临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该条款已明确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出资，对股东之间转让出资并无特别约定，李春燕、徐雨生均为京临公司股东，二人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违反京临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而京临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约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该条款约定系针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的特别约定，因此，李春燕上诉主张2017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京临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约定，未经股东会同意即私自签订，事后也未经股东会追认，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该股权转让未遵守章程规定，已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不能产生公司股权变更的法律效力，其作为公司股东有权依法要求撤销违反章程的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京临公司从成立至今已进行了多次增资扩股、公司章程、股东增减、股东股权转让等变更登记，而在此过程中的增资扩股、股东股权转让等行为是否均已按当时的相关约定进行了实质性交易，股东股权转让是否已实际履行等均属于其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畴，当事人关于非2017年10月25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发生的涉及京临公司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的争议，当事人应另行主张权利；而上述权利的主张并不能成为撤销2017年10月25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定事由。当事人在本案中并未提起确认徐雨生与案外人俞捷、刘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之诉,亦未提起确认京临公司股东股权确认之诉，因此，原审判决对徐雨生与案外人俞捷、刘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效力认定并确认京临公司的股权已全部归属于徐雨生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原审判决中的上述不当确认并不能成为李春燕撤销2017年10月25日李春燕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定事由。综上，李春燕上诉主张撤销2017年10月25日其与徐雨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及理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春燕上诉主张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本院予以重新认定，但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春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晓玲审判员  李 明审判员  赵艳洁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梁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