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31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河北坤升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润江总部国际1-3-40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3585280452。 法定代表人：张荣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卯，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翠双，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灵寿县兴牧饲料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石家庄市灵寿县三圣院乡南纪城村织机构代码：32018926-0。 法定代表人：朱新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峦，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北坤升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灵寿县兴牧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冀0191民初21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代理人李会卯、程翠双，被上诉人代理人孟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坤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双方交易的经过非常清晰，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无法查清”。现货交易阶段无书面合同，至2016年2月27日对账结算，双方之间现货交易进行了清账。双方于2016年2月22日、2016年3月10日分别签订两份《豆粕基差销售合同》，双方进入合同交易阶段。2016年2月22日合同约定上诉人供货为2016年4月、5月、6月各200吨，被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荣芳账户预付定金15万元，该合同约定经办人为张荣芳，上诉人自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5月7日供货240.187吨，价值579714元。2016年3月10日合同约定上诉人供货7月、8月、9月各240吨，被上诉人于2016年3月10日向张荣芳账户预付定金172800元，上诉人供货两次共计79.94吨，价值265227元，以上上诉人共计供货价值844941元，扣除被上诉人支付的15万元和172800元，兴牧公司欠坤升公司货款522141元。二、任利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从未授权其接收被上诉人款项，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任利涛所接收的款项中包括部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双方于2016年2月22日签订合同经办人为张荣芳，任利涛不是经办联系人，与任利涛不存在任何关系，合同约定了指定收款账户，被上诉人向任利涛单方付款行为与上诉人无关。2016年3月10日合同中虽载明任利涛为经办联系人，但合同中关于结算方式中明确载明需方将货款汇入供方指定的银行账号，被上诉人违反约定将货款支付给任利涛显属不当。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将合同指定的汇款账户变更为任利涛，不能合理解释变更的原因，被上诉人承认双方没有进行账户变更。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与任利涛间银行账户往来显示其与任利涛之间存在豆粕业务，也存在颗粒、氨基酸业务，还有借款，因此任利涛收款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 被上诉人兴牧公司答辩称，一、本案的关键在于两个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都是通过任利涛完成的，从最初任利涛组建微信群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饲料公司讲解如何采购到安排发货都是由任利涛直接与其他饲料公司进行沟通，至于本案之所以存在纠纷也是因为任利涛下落不明，并且被上诉人的采购货物款在2016年3月之后都是打入任利涛账户，在最初签订合同时任利涛就是经办联系人，在2016年3月被上诉人每次向任利涛打款后也都收到了货物，加上上诉人负责人张荣芳、李会卯、任利涛及被上诉人都在同一微信群内，这些足以证明任利涛就是坤升集团指定的代理人，其代收被上诉人的款项也相当于坤升集团实际收到了被上诉人的购货款，以上事实有合同、微信聊天记录、手机通话录音可以证实。二、上诉人提出的反诉，其主张前后矛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中坤升在2016年3月之后在没有收到被上诉人货款的情况下长期给被上诉人供货达4个月之久，且在该期间没有向被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直到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这显然与常理不符，也与合同中规定的“先款后货”不符，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供货记录相关证据。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应当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兴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328000元购货款，并赔偿损失132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坤升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豆粕基差销售合同》；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所欠的货款共计522141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损失（自2016年5月7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灵寿兴牧自2016年1月8日起与坤升农牧发生豆粕交易，双方最初为现货交易，无书面合同。灵寿兴牧向坤升农牧法定代表人张荣芳付款情况为：2016年1月8日转款200000元，2016年1月12日转款200000元，2016年2月3日转款100000元，共计500000元。坤升农牧向灵寿兴牧供货情况为：2016年1月10日供货40吨，2016年1月18日供货40.043吨，2016年1月24日供货40.023吨，2016年2月2日供货39吨，2016年2月21日供货40吨，单价2500元／吨，总货值共计497665元。双方于2016年2月27日对账后，坤升农牧张荣芳通过银行转账退还灵寿兴牧货款2335元。2016年2月19日，灵寿兴牧向坤升农牧张荣芳账户预付豆粕定金150000元。2016年2月22日，灵寿兴牧（需方）与坤升农牧（供方）签订《豆粕基差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需方购买供方2016年4月、5月、6月的豆粕各200吨，暂定总金额1492400元；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间提清货,需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均匀提货；需方于合同签订日期当日支付暂定价总金额的10%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供方收到全额履约保证金后允许需方作价。作价以短信的方式通知为准，按照先款后货原则执行，即需方提货前，应将相应金额的货款全部支付给供方，保证金冲抵最后一批货款。需方以电汇或打卡方式将货款汇入供方指定的银行账号：47×××57（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营业部，户名：李会卯）。如需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支付货款，视为需方违约，需方应承担第十条规定的违约责任，且供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违约责任：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货款总额20%的违约金。该合同的供方即坤升农牧的经办联系人为张荣芳，需方灵寿兴牧的经办联系人为朱新良。2016年3月10日，灵寿兴牧（需方）与坤升农牧（供方）又签订一份《豆粕基差销售合同》，约定需方购买供方2016年7月、8月、9月的豆粕各240吨，暂定总金额1728000元，提货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提货240吨，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提货240吨，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提货240吨，三次提货的最后作价日分别为2016年7月20日、2016年8月20日、2016年8月20日，作价以短信的方式通知为准，按照先款后货原则执行，即需方提货前，应将相应金额的货款全部支付给供方，保证金冲抵最后一批货款。需方以电汇或打卡方式将货款汇入供方指定的银行账号：47×××57（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营业部，户名：李会卯）；6228480631133877813（开户行：石家庄藁城市农业银行广场分理处，户名：张荣芳）。如需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支付货款，视为需方违约，需方应承担第十条规定的违约责任，且供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违约责任：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货款总额20%的违约金，该合同的供方即坤升农牧的经办联系人为任利涛，需方灵寿兴牧的经办联系人为付德良。签订当日，灵寿兴牧向坤升农牧张荣芳账户支付豆粕定金172800元。合同签订后，坤升农牧向灵寿兴牧供货情况为：2016年3月14日供货39.829吨，价值93200元；2016年3月28日供货40吨，价值93600元；2016年4月16日、17日供货共计80.026吨，价值186461元；2016年4月29日供货39.869吨，价值102463元；2016年5月7日供货40.463吨，价值103990元。2016年7月8日、7月9日供货79.96吨，价值265227元。上述供货共计320.147吨，价值共计844941元。就合同的履行情况灵寿兴牧在庭审中称，豆粕交易自2016年1月10日开始实际履行，至2016年10月8日共向坤升农牧转款6212800元，其中被告返还402335元，实际支付5810465元。实收货物（均为豆粕）1354.13吨，货物总价值4482185元。向坤升农牧多付1328280元。上述款项自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3月10日均向坤升农牧的法定代表人张荣芳银行账户转款。自2016年3月22日至2016年10月8日均向任利涛个人账户转款。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4月7日300000元的用途为借款，2016年10月4日的200000元及10月8日的200000元均系白卫英（原告称是付德良的朋友）个人向任利涛转款。退还的402335元中，称400000元系任利涛未供货又退还给公司员工付德良的款项。2335元为双方于2016年2月27日对账认可的灵寿兴牧向坤升农牧现货交易中多付的款项。坤升农牧在庭审中认可：现货交易自2016年1月9日至2016年2月21日供货199.066吨，货值497665元。合同交易自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7月9日共向灵寿兴牧供货320.147吨，货值844941元。于2016年1月8日至2月3日收款500000元，2016年2月27日经双方对账坤升农牧退还灵寿兴牧多付货款2335元。于2016年2月19日收《豆粕基差销售合同》定金150000元，于2016年3月10日收《豆粕基差销售合同》定金172800元，以上款项均由灵寿兴牧员工付德良银行账户转至坤升农牧法定代表人张荣芳银行账户。除上述款项外，灵寿兴牧再未向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公司于2016年7月9日后也再未向灵寿兴牧供货。公司未授权任利涛代表公司收取货款，对灵寿兴牧转入任利涛个人账户的款项均不认可。认为白卫英转入任利涛个人账户的400000元，与本案无关。另查明：1、“坤升—阿米巴”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①、群成员有灵寿兴牧的付德良、坤升农牧的张荣芳、李会卯以及任利涛等饲料行业的其他从业人员。②、群内发布的内容为：基差签订、点价、转款、安排货源等涉豆粕及其他货物的交易信息。③、任利涛个人也从事豆粕及其他货物交易并与多家饲料公司存在业务往来。2、灵寿兴牧的朱新良与坤升农牧的李会卯于2016年10月11日的通话录音显示：①、灵寿兴牧与任利涛个人之间发生业务，种类包括豆粕、玉米等货品。②、任利涛个人与灵寿兴牧发生多笔借贷，尚欠灵寿兴牧100余万元。③、任利涛个人亦欠坤升农牧资金100多万元。④、任利涛个人同时与多家饲料公司发生业务。⑤、任利涛于2016年10月9日失联，现下落不明。3、灵寿兴牧在庭审中称，其提交的入库单、过磅单上“任利涛”的签字均非本人所写，是公司为方便区别客户所做的标注。其出具的收货及价款明细显示：颗粒（自2015年11月2日至2016年8月5日）合计220吨，价款562719元。豆粕（自2016年1月10日至2016年10月4日）合计1354.13吨，价款3914466元。蛋氨酸（2015年10月25日收货、2016年3月22日出票）5000元。以上货物价款共计4482185元。以上事实，有豆粕基差销售合同、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群聊天记录、手机通话录音、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灵寿兴牧主张其实际收货1354.13吨（均为豆粕），价值4482185元。但其出具的收货及价款明细显示的总价款4482185元的货物中，除豆粕外还包括颗粒及蛋氨酸且明细显示的1354.13吨豆粕的价款为3914466元。其提交的入库单及过磅单亦证明，双方交易的货物除豆粕外还有开口料、颗粒料及蛋氨酸。另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通话录音，亦证实任利涛除作为坤升农牧的经办联系人外，自身亦从事豆粕、玉米等交易，并与包括灵寿兴牧与坤升农牧在内的多家饲料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故其上述主张不仅自相矛盾，亦与事实不符。其所称所有交易均是与坤升农牧发生的主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且任利涛下落不明，双方真实的交易情况无法查清，故不能认定任利涛接收的全部款项即为灵寿兴牧向坤升农牧支付的货款，对其所称已向坤升农牧实际付款5810465元，要求返还多付的1328000元并赔偿损失132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同理，因双方真实的交易情况无法查清。且坤升农牧亦明确表示自2016年3月10日后在未收到灵寿兴牧货款的情况下，于2016年3月、4月、5月、7月仍向灵寿兴牧供货，既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先款后货”的合同约定，加之任利涛作为坤升农牧经办联系人的特殊身份，不排除任利涛所接收的款项中包括部分灵寿兴牧向坤升农牧支付的货款，故坤升农牧以其认可的合同交易价款844941元减去灵寿兴牧已付322800元定金得出的522141元，即为灵寿兴牧欠付货款的主张，亦无证据证明，对其反诉请求亦不支持。综上，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灵寿县兴牧饲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河北坤升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40元，由原告灵寿县兴牧饲料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4511元，由被告河北坤升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查明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并由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任利涛的身份，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和手机通话录音显示，其自身从事豆粕、玉米等业务，与兴牧公司和坤升公司在内的多家饲料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本案双方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豆粕基差销售合同》中上诉人坤升公司将任利涛作为经办联系人，该种约定使交易对方产生混淆，认为任利涛在该份合同中的行为代表坤升公司。具体到本案中，坤升公司与兴牧公司共签订两份《豆粕基差销售合同》，其中2016年2月22日签订的《豆粕基差销售合同》约定4月、5月、6月各供货200吨，坤升公司认为该份合同兴牧公司仅在2月19日支付了15万元定金；2016年3月10日签订的《豆粕基差销售合同》约定7月、8月、9月各供货240吨，坤升公司认为该份合同兴牧公司仅在合同签订当日支付了172800元定金。合同签订后坤升公司供货情况为：2016年3月14日供货39.829吨、2016年3月28日供货40吨、2016年4月16日、17日供货共计80.026吨、2016年4月29日供货39.869吨、2016年5月7日供货40.463吨、2016年7月8日、7月9日供货79.96吨，而两份合同中均约定“按照先款后货原则执行，即需方提货前，应将相应金额的货款全部支付给供方，保证金冲抵最后一批货款”，上述供货共计320.147吨，价值844941元，远超过上述两笔定金数额。虽然坤升公司认为合同明确约定了付款账号且未变更，但如其所述，坤升公司在未收到兴牧公司后续款项的情况下，仍在2016年3月至7月间持续向兴牧公司供货，供货价值也超过兴牧公司支付的两笔定金，明显与合同“先款后货”的约定不符，也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因现在任利涛下落不明，任利涛是否代坤升公司收取过兴牧公司的货款无法查明，故坤升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由兴牧公司支付522141元货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11元，由河北坤升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 磊 审判员 陈 路 审判员 李坤华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