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102民初6518号 原告：林某，男，198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法定代理人：汪华英（与原告林某系夫妻关系），女，197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夷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治，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新权路29号。 法定代表人：陈元仲，职务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芳芳，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祺袆，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第一医院），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镇海路上古街10号。 法定代表人：姜杰，职务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雯，系医院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棉，系医院法务。 原告林某与被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治、黄娟，被告协和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洪芳芳、陈祺袆，被告第一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第一医院赔偿林某各项经济损失2422703元；2.判令第一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27日，林某以“关节肿痛伴发热半年余”为主诉就诊于第一医院门诊，门诊拟“发热待查”收住院。入院查体：T：37.4℃，P：88次/分，R：20次/分，BP：119/65mmHg，神志清楚，发育正常，营养中等，正常面容，自主体位，步行入院，查体合作，对答切题，言语清晰，呼吸平稳。2014年6月3日，林某突然出现说话口齿不清，站立不稳，经磁共振等检查，诊断为心内膜炎伴赘生物脱落、脑梗塞。经治疗，林某神志清楚，对答切题，定向力正常。林某于2014年6月13日在静吸复合麻下行“二尖瓣机械瓣膜置换术”。术后林某出现神志不清、四肢抽搐、昏厥等症状，后于2014年7月2日在全麻下行“脑动脉造影术”，术中及术后林某一直神志不清。因第一医院在对林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林某于2014年8月17日转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入院后，林某直至2014年9月28日才行“右侧额角穿刺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并于2014年10月12日出院。经林某委托，福建八闽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第一医院在为林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未尽充分注意义务的过错，其过错与林某的重度智力缺损、右上肢肌力3级、右下肢肌力4级存在因果关系；林某的重度智力缺损二级伤残，右上肢肌力3级、右下肢肌力4级为四级伤残；林某的护理依赖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护理期限为二十年。2017年上海市本市职工平均工资85582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2304元/年，2018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034元。林某提出以下索赔额：1.医疗费329170.61元；2.营养费40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8340元（60元/天×139天）；4.住院护理费32591元（85582元/年÷365天/年×139天）；5.误工费44550元（85582元/年÷365天/年×190天）；6.残疾赔偿金1319937元（68038元/年×20年×97%）（二级附加一个四级伤残）；7.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8.出院护理费1369312元（85582元/年×20年×80%）（大部分护理）；9.被抚养人生活费711271元[（42304元/年×12年＋42304元/年×8年÷3人×2人）×97%]（被抚养人林建华1953年11月出生，蔡兰俤1957年5月出生，林浩宇2008年5月出生）；10.交通费10000元；11.鉴定费6000元；以上合计3971171元。经鉴定，第一医院对林某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过错因素是导致林某目前后果的次要至共同因素，因此第一医院应赔偿林某2422703元（3871171.61元×60%+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林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协和医院辩称，1.协和医院对林某采取的医疗措施符合诊疗规范并无过错。（1）协和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林某于2014年8月17日入院后，协和医院就保守治疗及手术治疗方案的利弊、可能存在的风险向其家属做了明确充分的告知，林某家属表示经充分考虑后要求选择脑室-腹腔分流术作为林某的治疗方案，愿意承担风险，并签署了《脑积水治疗知情同意书》。在手术前，协和医院亦将该手术可能发生的医疗风险、并发症等对林某家属做了详尽告知和解释，林某家属表示充分了解该手术的性质、预期目的、危险性、必要性和医疗风险及其他可选治疗方法的利弊，同意已拟定的手术方案，并签署《手术同意书》及其附页。此外，协和医院还对输血治疗、麻醉等存在的风险进行告知并由患者家属签署了《知情通知书》、《风险告知书》。（2）协和医院对林某进行了详细的入院及后续检查。林某入院时，协和医院根据诊疗规范询问其现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婚育史及家族史，对林某进行体格检查并查验专科情况和进行辅助检查，对其作出主要诊断为：左基底节区脑出血术后，脑积水，左大脑中动脉动脉瘤？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换瓣（机械）术后。入院后，协和医院根据林某病情进行血常规、尿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肝功能、颅脑CT、颅脑CTA、肺部CT、心电图及心脏彩超等一系列检查，并请心脏外科、心脏内科、康复科、呼吸科等相关科室会诊，共同研究制定林某的治疗方案。（3）协和医院为林某制定周密的治疗方案并实施手术，术后林某病情明显好转。林某入院前已经历3次全麻手术，入院时情况差、营养不良、心脏换瓣术后需长期服用华法林导致凝血功能异常，且在入院后复查肺部CT时发现合并有肺部炎症，并有心脏左前分支传导阻滞。就林某的状态而言，再次进行全麻手术有较大风险，故协和医院通过增强营养、康复治疗等手段积极做手术前准备。在林某体质改善、肺部炎症得到控制、适宜手术的情况下，协和医院于2014年9月28日对林某实施“脑积水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林某意识情况明显好转，神志清楚，肌力、肌张力情况明显改善。综上，协和医院对林某采取的医疗措施及时、有效，符合诊疗规范，没有过错。2.林某诉称的“伤残结果”与协和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林某在入住协和医院之前，已存在神经功能障碍及脑积水等病变，存在认知能力低下及肢体活动障碍表现，如神志模糊、右侧鼻唇沟稍浅、双侧肢体肌张力稍高、右侧肢体深浅感觉较差等。经协和医院治疗后，林某病情已明显好转，对比可发现出院时林某神志清楚、双侧鼻唇沟对称、四肢肌张力正常、肢体深浅感觉存在。因此，协和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没有过错，且改善了林某的病情，因此其诉称的“伤残结果”与协和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3.经鉴定，协和医院在对林某治疗过程中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医院辩称，1.第一医院在对林某的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治疗积极，不存在医疗过错。（1）术前诊断明确，有明确的手术指征。林某到第一医院诊治时呈持续发热状态，就诊时拟“发热待查”，随后病情发展较快，考虑林某为感染性发热，于2014年6月3日晨06：30突发神志不清，意识浅昏迷，病情已十分严重，且林某已发生过脑栓塞致抽搐、昏迷一次，经治疗后林某二尖瓣赘生物较前增大且活动幅度大，有随时脱落再次加重脑栓塞、大面积脑梗死、死亡可能，需尽早手术治疗，根据林某初诊时的表现及主诉病史和家族史，结合林某术前心脏彩超报告、颅脑MRI报告、颅脑MSCT报告、胸部MSCT报告、胸片报告，术前诊断为：细菌性心内膜炎（二尖瓣赘生物形成），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扩大，心功能Ⅲ级，脑梗死，脑脓肿（？）。该诊断明确，有明确的手术指征。据此作出的术前诊断及对症治疗均符合诊疗规范。（2）林某发生变症，抢救及时，抢救措施符合诊疗常规。林某术后第四天出现抽搐、意识不清，立即给予一系列积极的抢救措施，并请神经内科及神经外科等相关科室会诊，亦符合诊疗规范。林某变症主要考虑为术前感染性心内膜炎、心源性脑栓塞后并发左侧大脑中动脉感染性动脉瘤破裂、出血所致。医生在术前知情谈话中已充分告知家属围手术期再次发生各种血管栓塞可能，或原有脑梗死范围扩大或加重，或出现新的脑梗死及脑出血等致原有神经系统症状加重恶化等。林某转入神经外科，病情未见好转，考虑到林某血肿量不大，无脑疝表现，为详细查明出血原因，行CTA检查，示左颈内动脉后交通段狭窄，考虑动脉炎改变，左侧M2分支供血梭型不规则动脉瘤样改变，3mm×6.5mm×3mm，供血动脉细小，无法栓塞。第一医院及时充分地将情况告知林某，并将手术方案及其风险预后与林某家属充分沟通，家属亦表示理解，其后即行开颅血肿清除手术，术后林某病情平稳。整个过程中并无任何违反医疗常规的行为。2.第一医院就诊疗措施与林某进行了充分沟通，不存在林某所说对林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未尽充分注意义务的过错。林某在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一共做了三个手术。第一次手术于2014年6月13日在行“二尖瓣置换术”，术前第一医院充分与林某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告知其拟行手术方式、术中、术后可能会发生意外和并发症等风险，并着重将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出血、感染等可能性告知林某及其家属，包括林某术后出现的四肢抽搐、昏厥、偏瘫、截瘫等症状，均有详细告知，且林某及其家属均在告知书上签名以示知情并同意接受该手术。第二次手术于2014年6月27日行“左侧额颞顶开颅脑内血肿清除+左大脑中动脉瘤术”，术前第一医院充分与林某及其家属充分沟通，告知其拟行手术方式、术中术后可能会发生意外和并发症等风险，并着重将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术后右侧脑梗塞无改善，甚至加重，术后心脏病再发，林某死亡，术后脑内血肿再发、加重等存在可能性均详细告知林某及其家属，且林某及其家属均在告知书上签名以示知情并同意接受该手术。第三次手术于2014年7月2日行“动脉瘤栓塞术+脑动脉造影术”，术前第一医院充分与其家属充分沟通，告知其拟行手术方式、术中术后可能会发生意外和并发症等风险，并着重将各种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脑出血并发症存在可能性均详细告知其家属，且其家属均在告知书上签名以示知情并同意接受该手术。3.林某已于2015年3月12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经林某与第一医院确认，并经双方质证认可鉴定材料，由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委托福州市医学会于2016年1月13日作出“榕医损鉴字[2016]01号”《医疗损害鉴定书》，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闽正大司鉴[2015]临鉴字第329号”《临床鉴定意见书》。（1）林某自行委托福建八闽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八闽司法鉴定所[2014]临鉴字第15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为一方私自委托，且鉴定材料未经双方质证，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该份鉴定意见书是在第一医院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林某一方私自委托，未与第一医院协商确认，且鉴定材料未经双方的质证。其次，该份鉴定意见所依据的病历资料不充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林某能向医疗机构申请复印的病历仅是出入院记录、医嘱单、护理记录单等客观病历，而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关键性的病历，林某是无法提交给鉴定机构的。因此，该份鉴定意见书所依据鉴定的病历资料是极为有限的，势必会影响到医疗损害鉴定的准确性。再次，出具该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并没有依法召开医疗损害鉴定听证会，也未通知双方当事人参加听证会并发表各自意见。又，出具该份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并未在鉴定过程中咨询两名以上具有相应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临床医学专家。最后，该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对第一医院医疗过错方面的分析说明部分过于简单，未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依据，以及未对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过错参与度进行判定。（2）第一医院对林某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医疗行为已得到“榕医损鉴字[2016]01号”《医疗损害鉴定书》的认可和肯定。该鉴定书对第一医院所采取的诊疗行为认定不存在过错，与患者目前的状况无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书第6页分析认为本病例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未违反诊疗常规，术式选择正确，手术效果满意；医方对患者救治及时，不存在延误。对于双方确认的鉴定机构所做的鉴定意见，双方均予以认可。（3）“闽正大司鉴[2015]临鉴字第329号”《临床鉴定意见书》对林某的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已作出鉴定意见。2016年4月29日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对林某的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经审阅送检的病历资料、相关辅助检查资料，结合案情及法医临床检查，并对林某进行体格检查，参考林某陈述，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最后作出“被鉴定人林某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四级伤残，部分护理依赖”的鉴定意见。对于双方确认的鉴定机构所做的鉴定意见，双方均予以认可。（4）“榕医损鉴字[2016]01号”《医疗损害鉴定书》和“闽正大司鉴[2015]临鉴字第329号”《临床鉴定意见书》是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根据第一医院申请，经双方同意后才委托鉴定机构依法作出的鉴定意见，且林某与第一医院均提供了经双方质证认可的病历资料，并参加了鉴定会现场，充分论述了各方观点及事实。福州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会有2名心血管外科专家、2名神经外科专家、1名神经内科专家、1名麻醉科专家、1名法医参加鉴定听证，可见该份鉴定报告是经过合法的程序，严谨的分析论证而得出的具有权威性的鉴定报告。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的伤残等级及护理程度鉴定是由两名司法鉴定人核查第一医院及协和医院病历材料及影像片，并对被鉴定人林某进行体格检查及询问林某后方作出四级伤残、部分护理依赖的鉴定意见，是客观、合法、权威的。4.第一医院不存在医疗过错，且诊疗行为与林某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第一医院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林某对第一医院的所有诉讼请求。5.针对林某提出的各项赔偿金额陈述如下：（1）医疗费，对医疗费支出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一医院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该费用。（2）营养费，无医嘱显示需加强营养。（3）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天数应当是127天（第一医院71天住院天数加上协和医院住院天数56天），对计算标准无异议。（4）住院护理费，住院期间护理天数为127天，护理费应当有票据佐证，林某参照的上海职工的标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按照福建省内护工的一般标准及福建省内关于护理费的判例按照70元/天计算。（5）误工费，应按照其工资或者社保缴纳情况确定。现林某未提供其劳动关系的证明，也无因疾病或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导致误工的证明。（6）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方式错误，“八闽司法鉴定所[2014]临鉴字第15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为一方私自委托，且鉴定材料未经双方质证，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福州医学会以及正大司法鉴定所作的鉴定意见书，林某为四级伤残，部分依赖，应该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标准34982元/年×40%计算。（7）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过高，不予认可，应该根据受伤以及过错程度综合考虑，以一个级别5000元的标准计算。（8）出院护理费计算标准有误，林某出院后均在南平护理，护理费用应按每日70元标准计算到受害人恢复到自理能力止，一般不超过20年，林某仅为四级伤残，比例应当在40%左右。（9）被抚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均居住在南平，户籍地也为农村，应当按照福建省农村相关标准来计算，且计算比例错误；同时，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数额不能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0）交通费没有证据支持。（11）鉴定费票据无原件，且是林某自行委托，应由林某自行承担。 经审理，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4年5月27日，林某以“关节肿痛伴发热半年余”为主诉入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发热”。2014年6月13日，第一医院对林某行“二尖瓣机械瓣膜置换术”。2014年6月27日，第一医院对林某行“左基底节区脑内血肿清除术”。2014年7月2日，第一医院对林某行“脑动脉造影术”。后林某于2014年8月1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细菌性心内膜炎（二尖瓣赘生物形成）；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扩大；心功能Ⅲ级；脑梗死（栓塞性）；左额颞及左基底节区脑出血；左侧大脑中动脉癌；脑动脉狭窄”。同日，林某转入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左基底节区脑出血术后，脑积水，左大脑中动脉动脉瘤？2.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换瓣（机械）术后。3.××治疗后”。2014年9月28日，协和医院对林某行“右侧额角穿刺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林某于2014年10月12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基底节区脑出血术后，脑积水，左大脑中动脉动脉瘤？2.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换瓣（机械）术后。3.××治疗后”。 2014年11月25日，林某配偶汪华英自行委托福建八闽司法鉴定所对第一医院在为林某的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与其脑积水及右上肢肌力下降、智力缺损存在因果关系和伤残程度、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福建八闽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八闽司法鉴定所[2014]临鉴字第150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为林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未尽充分注意义务的过错，其过错与林某的重度智力缺损、右上肢肌力3级、右下肢肌力4级存在因果关系。2.被鉴定人林某的重度智力缺损为二级伤残，右上肢肌力3级、右下肢肌力4级为四级伤残。3.被鉴定人林某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护理期为二十年”。林某为此次鉴定垫付鉴定费用6000元。 后林某以第一医院对林某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为由，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第一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780283.8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6日依法委托福州市医学会就第一医院对林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林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伤残等级（适用交通事故标准）和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福州市医学会于2016年1月13日作出“榕医损鉴字[2016]01号”《医疗损害鉴定书》，鉴定意见为：“医方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不存在过错，与患者目前的状况无因果关系”。同时，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依法委托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对林某的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闽正大司鉴[2015]临鉴字第329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林某的伤残等级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Ⅳ（四）级伤残，为部分护理依赖”。2016年7月13日，林某以为查明案件事实，收集其他证据为由，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对第一医院的起诉。同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思民初字第4636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林某撤诉。 另查，2011年5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向林某签发上海市居住证。2011年7月至2014年4月，林某在上海市参保养老保险。审理中，林某陈述其出院后即在武夷山市休养。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林某申请，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协和医院、第一医院在对林某的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则其过错与林某目前后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6月23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7]鉴字第18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对林某的医疗行为中不存在过错。2.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对林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建议考虑医疗方过错因素是导致患者林某目前后果的次要至共同因素”。林某为此次鉴定垫付鉴定费用6000元。对于该鉴定意见，林某认为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协和医院认为鉴定意见正确，其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第一医院认为鉴定意见书对于本案关键问题的认定存在多处严重矛盾之处，且明显证据不足，不应采信。第一医院对鉴定意见书的内容提出如下质疑：鉴定意见书认为手术时机选择错误系第一医院的医疗过错，且该过错与林某目前的后果有因果关系，但鉴定意见书在就第一医院手术时机的选择错在过早还是过晚的问题上，出现多次自相矛盾的陈述，存在严重逻辑混乱；鉴定意见书认为“术前联合神经内、外科等多科室会诊制定手术方案较好”，但未指出第一医院的手术方式有何过错，违反哪项医疗规范或制度。 审理中，鉴定人员雷显谋依第一医院申请出庭接受质询。第一医院认为鉴定意见既主张“最好需病情平稳、术前联合神经内、外科多科室会诊制度手术方案较好”，又主张“本例心脏手术存在风险，推迟手术，有可能失去手术时机”，意见对手术时机选择的陈述自相矛盾，仅以手术时机选择不恰当来认定第一医院的过错明显缺乏基本事实和医学依据。鉴定人员认为林某在术前发生了脑梗死，而转入第一医院心外科第三天即进行手术，术后第四天出现脑出血。虽神经系统感染的原因是自身的，但手术出血和感染存在关联，因神经系统的感染不可能几日内治愈，而在神经系统的治疗不够彻底的情况下就进行心脏手术，属于对手术时机把握不正确，故认定第一医院在对林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 本院认为，医疗行为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专业性均很强的活动，发生医疗纠纷后，对于医疗行为因技术上的原因造成病人损害的，如何判定医务人员有无过失及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有无因果关系，都是较为困难和复杂的，这是由于医疗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医疗损害责任认定具有很强的行为性和专业性，而作为法官亦必须遵循医学专家的判断对医疗纠纷案件作出处理，故本案中将所涉诊疗行为有无过失及因果关系等委托鉴定专业鉴定机构进行认定是必要的。本院依法所委托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系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对双方所争议问题已进行了分析，并接受了质询，其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第一医院虽然对鉴定意见均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鉴定意见，故本院依法采信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鉴定分析认定，协和医院对林某的医疗行为中不存在过错；第一医院在对林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建议考虑医疗方过错因素是导致患者林某目前后果的次要至共同因素。故，本院认定第一医院应对林某的各项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协和医院不承担责任。另针对林某所主张共计2422703元的各项赔偿款是否合理分析如下： 1.关于林某主张医疗费329170.61元。本院认为，林某为佐证医疗费支出情况提交了病历资料、住院收费票据等证据，协和医院、第一医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其中有12375元已经医疗保险报销，应当予以扣除，故本院认定林某住院期间医疗费损失为316795.61元。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126718.24元。 2.林某主张营养费40000元。本院认为，病历中虽无加强营养的医嘱，但林某因第一医院的过错导致四级伤残，增加营养可以有助于其身心康复，故本院酌情认定林某的营养费为25000元。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10000元。 3.林某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8340元。本院认为，林某住院139天，现第一医院对林某主张每日60元的标准无异议,本院予以照准，故本院认定林某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8340元。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3336元。 4.林某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32591元。本院认为，林某住院治疗期间需人护理，但其主张的每日标准过高，本院依法调整为按每日184.7元计139天，故本院认定林某住院期间护理费为25673.3元。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10269.32元。 5.林某主张误工费44550元。本院认为，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本案中，林某从2014年5月27日至定残日前一天持续误工，其主张误工期190天已臻合理；同时，因林某住院治疗前在上海市工作，现其主张按2017年上海市本市职工平均工资85582元计算，本院予以照准。综上本院认定林某的误工费为44550元。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17820元。 6.林某主张残疾赔偿金1319937元（68038元/年×20年×97%）（二级附加一个四级伤残）。本院认为，林某出院后即在武夷山市休养，未在上海生活，故应按照2018年度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121元/年标准计算。现经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鉴定林某构成四级伤残，本院依法认定林某的残疾赔偿金为589694元（42121元/年×20年×70%）。该费用第一医院按40%比例应承担235877.6元。 7.林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规定，以及林某的损害后果、第一医院对过错的参与度，本院酌情认定第一医院应赔偿林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 8.林某主张出院护理费1369312元（85582元/年×20年×80%）。本院认为护理依赖指伤、病致残者因生活不能自理需依赖他人护理的，护理费的计算应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计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经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鉴定林某构成四级伤残，需要部分护理依赖，本院酌情先支持护理期限五年，每年护理标准为67420元，依赖系数50%，计168550元。若林某后续产生护理费，可另行主张权利。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67420元。 9.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武夷山公安局出具的材料，林某父亲林建华（于1953年11月出生）与母亲蔡兰俤（于1957年5月出生）生育二子林胜、林某与一女林丽英；林某与其妻子汪华英于2008年5月生育一子林浩宇。本院认为，林某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四级伤残，中度智力受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其主张父母及儿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但林某未提供证据佐证上述被扶养人在上海市生活，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福建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145元/年标准计算。综上，被扶养人林建华的生活费为118209元（28145元/年×18年÷3×70%）；被扶养人蔡兰俤的生活费为131343.3元（28145元/年×20年÷3×70%）；被扶养人林浩宇的生活费为108358.25元（28145元/年×11年÷2×70%），以上共计357910.55元。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143164.22元。 10.林某主张交通费10000元，本院认为，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因就医或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本案根据林某的治疗情况，酌情认定交通费为3000元。第一医院对该费用承担40%的责任应为1200元。 综上，本院认定第一医院按其过错参与比例依法所应承担赔偿金额为650805.3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林某各项损失共计650805.38元； 二、驳回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679元，由林某负担23371元，由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10308元；林某自行委托鉴定费6000元，由林某负担；重新鉴定费6000元，由林某负担3600元，由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担2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巧 人民陪审员  王建伟 人民陪审员  游发清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黄小燕 书记员畅佳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