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5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市嘉一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许村镇园区北路**金桥商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3440292028。法定代表人：李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恩发，桐乡市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桐乡市澳星织物后整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桐乡市崇福镇芝村村芝村街信用代码：913304837933560061。法定代表人：闻春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掌泉、穆奕宏（实习），桐乡市正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海宁市嘉一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桐乡市澳星织物后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星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8)浙0481民初6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澳星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第一，澳星公司出具的两张收款收据号码不同，一张是0022769，另一张是0022770，虽然两张收据上有部分文字相同，但0022769号这一张上写了“已付凌宇承兑拾万整”，并且有全某的签名，而另一张上同一方位却加盖了“澳星公司财务专用章”，如果“现金100000元”和“承兑拾万元”是同一笔款项，那么0022770号这一张上同一方位也应有“已付凌宇承兑拾万整”的字样。第二，嘉一公司手里的收款收据是澳星公司出具的，上面写明是“现金100000元”，且是原始证据，是嘉一公司支付了100000元现金的凭证，而澳星公司以一张事后添加了部分文字的证据来对抗嘉一公司的原始证据，一审法院却主观认定“现金100000元”和“承兑拾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有违事实；第三，一审法院仅凭两个证人的证词，就推断上述“现金100000元”和“承兑拾万元”是同一笔款项，过于轻率。两证人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第四，一审法院未查清相关证据的形成情况，第一次庭审中，澳星公司法定代表人闻春荣陈述，收款收据是其亲自开具的，收据上交款单位“嘉一公司”也是闻春荣书写；而证人全某却说收据上交款单位“嘉一公司”和“已付凌宇承兑拾万整”是由其所写，两人陈述存在矛盾，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清楚，随意误认误判。第五，证人全某在《证明》中称“嘉一公司付承兑都写现金收据的”，这与实际不符。澳星公司于2016年9月10日收嘉一公司100000元承兑时，出具的收据上明确注明“收承兑”，从中可以看出，双方在业务中，对收取承兑和收取现金出具的收据是有严格区分的，作为澳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闻春荣，是久经商场的商人，如果不是收现金，他怎么可能出具现金收据。澳星公司答辩称，1、关于两张收据号码不同的问题，系因复写纸放错了位置，所以两张收据的笔迹是一样的。编号0022769的收据上写明的“已付凌宇承兑拾万整”，全某签名，这是澳星公司做账用的，说明该笔款项是支付凌宇公司的承兑拾万元。2、两位证人与澳星公司不存在利益关系。3、关于收据上写现金的问题，因为嘉一公司没有在承兑上背书，故嘉一公司要求澳星公司开具现金收据。4、收据上交款单位是谁所写，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5、嘉一公司称支付现金10万元，但没有提供有效的凭证。从嘉一公司付款情况看，没有一笔转账超5万元，澳星公司起诉后，嘉一公司多次请求谅解，并表示分期付款，诉讼中，嘉一公司还通过银行转账3000元，可见，嘉一公司有能力一次性支付10万元现金吗！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澳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一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15515.01元；2、本案诉讼费由嘉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至2017年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加工业务往来，澳星公司为嘉一公司提供经编布复合加工业务，共计产生加工费412147.83元。2018年8月，双方经对账，确认除上述加工款外，另由澳星公司向案外人嘉兴凌宇公司代付的货款38367.18元应由嘉一公司直接支付给澳星公司。据此，嘉一公司确认尚欠澳星公司款项118515.01元，并在对账单上加盖公章。此后，嘉一公司又支付澳星公司款项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澳星公司起诉时确定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审理中澳星公司明确双方为加工合同关系，嘉一公司未对此提出抗辩或反诉，故一审法院确认双方为加工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加工合同纠纷。本案中，双方对加工合同关系的存在、发生的业务总量及嘉一公司自愿将澳星公司代付给案外人嘉兴凌宇公司的货款38367.18元计入双方对账单的事实均没有异议，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收款收据上载明的“现金100000元”和“承兑拾万圆”是否为同一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嘉一公司辩称以现金方式支付澳星公司价款100000元并提供编号为0022770收款收据1份予以证明，但澳星公司否认收到现金100000元并认为收款收据中载明的“现金100000元”即代付案外人嘉兴凌宇公司的承兑100000元。一审法院综合整个庭审分析后认为，双方争议的编号为0022769、0022770的收款收据系同一份收款收据，其上载明的“现金100000元”和“承兑拾万圆”亦系同一笔款项。理由如下：首先，从文本内容看，虽二份收款收据的编号不同，但其中一份是原件，另一份是复写件，且二份收款收据的书写字迹及书写位置一致；从庭审分析，二份收款收据经经办人全某比对，确认由其本人于2016年6月30日在编号0022769的收款收据上书写了交款单位的抬头“嘉一公司”并于当日将盖有澳星公司财务章的收款收据带回嘉一公司处。据此，一审法院推断编号0022770的收款收据系由编号0022769的收款收据复写而得，即系同一份收款收据。其次，此二份收款收据产生的缘由系嘉一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交给澳星公司一份100000元的承兑汇票并由澳星公司代为交付案外人嘉兴凌宇公司，证人及经办人陈述当日除100000元承兑汇票外，未交付澳星公司现金100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收款收据载明的“现金100000元”和“承兑拾万圆”系同一笔款项，即100000元的承兑汇票。嘉一公司辩称澳星公司于出具现金收据后的几天到嘉一公司处取走现金100000元，但在澳星公司否认的情况下，逾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现有证据和事实亦无法证实收款收据上载明“现金100000元”和“承兑拾万圆”系二笔款项，故不予采信，嘉一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澳星公司主张的事实与其提供的对账单及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嘉一公司尚欠澳星公司价款115515.0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嘉一公司应依法承担继续支付价款的责任。综上所述，对澳星公司要求嘉一公司支付价款115515.01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嘉一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澳星公司价款115515.01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10元，减半收取计1305元，由嘉一公司负担。二审中，嘉一公司提供了一段聊天录音，证明证人朱某的证言与事实不符。澳星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朱某一审中已经到庭作证，嘉一公司庭后再去找朱某并进行录音，是不合法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段录音与本案争议事实间的关联性不足，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澳星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嘉一公司确认结欠澳星公司加工费118515.01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嘉一公司辩称该对账单遗漏了2016年6月30日的一笔现金付款1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嘉一公司的该主张，依据不足。首先，除了对账单，在澳星公司起诉后，嘉一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伟在通话录音中实际也确认了对账单中载明的欠款金额。如果确有一笔10万元现金付款，嘉一公司的财务和法定代表人均将其遗忘，极其不合常理。其次，根据双方提供的收款收据，笔迹相同、编号连续，澳星公司称因复写纸放错了位置，应属事实，该两份收据明显系同时形成，针对的是同一笔付款。再次，根据嘉一公司员工全某在澳星公司留底的收据上的记载，该10万元即是嘉一公司支付凌宇的承兑。而根据对账单，付凌宇的10万元承兑已有记载，不存在遗漏的情形。最后，对于嘉一公司的已付款，从未有过现金付款的情形。如此一笔大额付款，嘉一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可能性较低。综上，嘉一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海宁市嘉一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页无正文）审判长  汪先才审判员  赵 超审判员  王 浩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