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渝0112行初472号原告重庆金揽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区大路街道办事处大竹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781586381C。法定代表人周功宣，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宁，重庆巴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本悟，重庆市巴南区南湖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重庆市璧山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金剑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7450699234H。法定代表人赵选亮，支队长。委托代理人朱明，重庆言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原重庆市璧山区环境保护局），住，住所地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金剑路**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2700934482XG。法定代表人杨中亮，局长。委托代理人朱明，重庆言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金揽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揽建材公司）不服被告重庆市璧山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璧山环境执法支队）行政处罚及重庆市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原重庆市璧山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璧山环保局）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11月19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周功宣、委托代理人王宁、王本悟，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法定代表人赵选亮、被告璧山环保局法定代表人杨中亮及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6月15日，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对原告的排污设施进行检查，后以原告废气排放口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超标9.47倍、颗粒物排放浓度超标1.57倍为由，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壁环罚（2018）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处以罚款800000元。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书向被告璧山环保局申请复议，璧山环保局予以维持。原告认为，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监测报告》本身存在严重瑕疵，且原告至今未收到《监测报告》。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监测报告》形成于2018年6月16日，同日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即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并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该处罚决定书。即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是在《监测报告》并未生效的情况下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严重违法。故起诉要求撤销璧环罚[2018]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璧山环复[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辩称，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告璧山环保局辩称，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告璧山环保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璧山环境执法支队调查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违法情况。2、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现场勘察情况。3、《监测报告》及情况说明，证明监测结果。4、原告营业执照、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身份证，证明原告的基本情况。5、璧山环境执法支队《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依法履行了行政处罚前的告知义务，证明其行政处罚行为程序合法。6、送达回执，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按程序规定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送达原告。7、璧山环境执法支队《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8.送达回执，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按程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被告璧山环保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行政复议申请，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情况。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送达情况。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的答复。4、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提交的证据，证明原告生产情况。5、调查笔录，证明复议调查核实情况。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璧山环保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7、《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证明送达情况。原告金揽建材公司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璧环罚[2018]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该文书送达回证。2、璧山环保局璧山环复[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1、2证明行政处罚程序违法，事实认定错误，进而结论错误。3、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璧环改[2018]293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审批表。4、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璧环罚立[2018]286号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证据3、4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对原告的检查程序始于2018年6月15日，但监测报告实际形成于2018年6月16日，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事实具有随意性。5、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璧环罚告[2018]286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6、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任务通知单，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启动监测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根据该任务通知单的时间要求，监测报告产生有严格的程序限制、时间规定，从监测行为开始到监测报告形成最低不低于5天，最高不长于15天，本案监测报告形成时间不符合要求，所以监测报告是不客观真实的，不能作为事实依据。7、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渝久（监）字[2018]第WT482号《监测报告》，证明监测频次每天3次，监测时间为1天，第6条监测工况载明生产周期为24小时/天，本案监测机构监测的时间不符合监测报告不低于24小时的要求，而根据被告举示的证据显示监测人员只监测了6个小时。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举示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因被询问人不在场，不清楚是什么监测机构和哪些监测人员。监测机构的委托方是璧山环保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是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若璧山环保局委托监测机构的情况属实，则监测行为系非法，至今监测机构并未接受任何机关的委托。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调查笔录的时间是2018年6月15日13时35分至15时3分，勘验笔录的时间为同日13时20分至14时8分，两份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重叠，但两份证据材料显示的行为不同，因此不具有真实性。勘验笔录中明确引用了本案所涉《监测报告》，但该《监测报告》尚未产生，因此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3中的情况说明，没有出具情况说明的机构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据，不能确定该机构是否存在。该情况说明违背生活常理，不具有真实性。对《监测报告》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该《监测报告》没有附载明数据的原始记录，所以该《监测报告》载明的数据系不能确定的数据。报告形成的来源不合法，报告载明的是接受被告璧山环保局的委托，至今没有看到被告璧山环保局对监测机构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根据《监测报告》的说明，该《监测报告》必须送达给原告，而且原告收到该报告后有15天的异议期限。至今为止，原告尚未通过合法程序收到该报告，因此该报告属于未送达的证据，不发生法律效力。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对证据4无异议，但委托书形成于2018年6月15日，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对原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时间始于2018年6月15日，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举示的调查笔录系虚假的、非法的。对证据5、6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确系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送达给原告，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是2018年6月16日送达，是在未送达《监测报告》给原告且15天的异议期未过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的该行为系违法。对证据7、8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行政处罚决定书》形成于2018年6月28日，其所依据的《监测报告》尚未送达给原告，该处罚决定书以《检测报告》为主要依据认定违法事实，程序违法。该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该处罚决定书载明2018年6月15日对原告检查，发现超标排污的事实，但又以6月14日进行监测所产生的《监测报告》为依据，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证据5、7皆直接确定了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对原告监测的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所以6月14日的监测是非法的，《监测报告》也是非法的，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被告璧山环保局对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举示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璧山环保局举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申请证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启动监测程序的过程原告不清楚，原告至2018年8月30日尚未收到《监测报告》，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事实依据，程序违法。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同证据1的质证意见。对证据5中赵世均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在2018年6月14日进行监测时，监测机构未向赵世均出示委托书等任何证件，赵世均未参与监测过程。笔录中载明监测时间仅6小时，不符合《监测报告》要求的不低于24小时的规定，因此监测结果不真实客观，由此形成的《监测报告》不具有真实性。对陈柳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清楚，该笔录中载明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审批表的形成时间是2018年6月15日。对江邦波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该笔录可以确认《监测报告》未送达给原告。对周功宣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所称《监测报告》未收到、监测程序不清楚的事实予以认可。对明文超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该笔录可以确认《监测报告》未送达给原告。对张勇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勇称2018年6月14日下午3点到达原告处，4点开始监测，与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的证据冲突。对张勇称向原告相关人员出示了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原告没有参与监测过程。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理由同对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质证意见。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对被告璧山环保局提交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二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3载明的2018年6月15日无异议。监测机构于2018年6月14日进行监测，6月15日口头告知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的编号，被告获知监测结果的时间不是报告出具的时间。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现场检查只能发现违法行为，违法程度需要依据监测报告，根据监测报告立案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通知单中的时间要求只是该公司对完成任务的时间要求，原告对任务的时间要求理解错误。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正常生产周期内每天监测3次，监测工况要求的是生产周期24小时，不是对监测时间的要求。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二被告及原告均举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璧环罚[2018]2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璧山环复[2018]23号）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举示的证据1-6、证据8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璧山环保局举示的证据1-5、证据7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3-5、7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14日，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系有资质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受被告璧山环保局委托，到原告金揽建材公司进行废气监测。2018年6月15日上午，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经电话联系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监测人员，询问对原告公司排放废气的监测结果。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口头告知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废气排口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超标9.47倍，颗粒物排放浓度超标1.57倍。2018年6月15日下午，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到原告公司进行调查询问和现场检查，对2018年6月14日原告公司的违法事实形成笔录。2018年6月16日上午，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出具渝久（监）字[2018]第WT482号《监测报告》并将该监测报告送达至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同日，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2018年6月28日，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璧环罚[2018]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废气排口二氧化硫及颗粒物排放浓度超标的排污行为处以800000元罚款。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被告璧山环保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璧山环保局作出璧山环复[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该行政处罚决定。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璧环罚[2018]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璧山环复[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认为，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原告超标排污，废气排放口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超标9.47倍、颗粒物排放浓度超标1.57倍，理应受到处罚。本案中，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系有资质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其作出的监测报告满足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要件，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关于原告诉称，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在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未委托的情况下进行监测，监测程序违法，故监测结论不应采信。本院认为，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不会无故对原告公司进行废气监测，既有监测，即可推定有相关行政机关委托。被告璧山环保局委托重庆渝久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对原告进行监测，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依据该《监测报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印证委托监测行为的存在。故原告提出被告未委托即违法的意见不予采信。关于原告诉称，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向原告公司送达《监测报告》，原告错失对该《监测报告》的申诉机会，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本院认为，要求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原告公司送达《监测报告》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监测报告》系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由有资质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作出，真实、客观、合法，虽未送达原告公司，亦不影响其效力。故对于原告提出未送达《监测报告》即违法的意见不予采信。被告璧山环境执法支队作出的璧环罚[2018]2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被告璧山环保局作出璧山环复[2018]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该行政处罚决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金揽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重庆金揽建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远东人民陪审员  王先容人民陪审员  向维界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官 助理  马菲菲书 记 员  刘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