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915号原告：曹章琴，女，1965年7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思佳，上海繁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宏霞，上海繁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宝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朱晓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宣律。第三人：上海微盛建筑装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路XXX号XXX号楼XXX室F。法定代表人：彭某某，总经理。原告曹章琴和被告上海宝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微盛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傅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章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思佳、孙宏霞，被告上海宝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宣律、第三人上海微盛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章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04年1月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07,888元；2、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04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91,883.8元；3、要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04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7,745.8元；4、要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高温津贴6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3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在被告旗下做保洁工作，被告未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自2003年起月工资500元，自2006年起月工资700元，自2010年起月工资800元，均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故被告应支付原告工作期间的最低工资差额。原告工作期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均工作，被告应支付原告加班工资。被告未支付原告2018年度的高温费，故应予补发。据此，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起诉来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被告上海宝业(集团)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曾系上海宝业集团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聘请的保洁钟点工，后商贸公司于2011年注销。基于商贸公司是被告下属的独立法人且商贸公司已注销，故认可原告于2003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期间同被告存有劳务关系。2015年5月起被告将保洁工作外包给第三人，原告为第三人工作，原、被告自即时起不存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原告主张2015年5月之前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2015年5月之后的诉请应向第三人主张。据此，要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上海微盛建筑装潢有限公司述称，第三人不清楚原、被告之前的事情，自2015年5月起，第三人承包了被告的保洁工作以及疏通下水道工作，被告每月向第三人支付承包费。第三人处包含原告在内有三个清洁工，三人都是钟点工。原告自2015年5月起为第三人工作，第三人也告知了原告其承包了被告的业务，工资1,100元/月，2018年度的高温费未发放。原告的工作内容为打扫三个厕所，每天工作时间为2小时不到。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4年起经商贸公司安排在共康路XXX号从事商务楼的保洁工作。商贸公司于2011年6月16日注销。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无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018年10月12日原告提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03年1月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311,040元、2004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71,600元、2004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7,225元、2018年6月至2018年9月期间高温季节津贴600元、一次性补贴100,000元。仲裁庭庭审中，原告称其工资一开始是商贸公司发的，2006年4月20日至2007年12月21日通过银行转账领取工资，之后在一个外号叫“鸡毛”的人那里领取工资，“鸡毛”具体叫什么名字不清楚，是哪个单位的也不清楚。原告平时的工作由朱晓青、“阿贵”、严思文、“小周”、朱俊龙(音)等人管理，原告认为这些都是被告的工作人员。被告称严思文、朱俊龙之前都是商贸公司的员工，公司注销后开始管理门店。2018年11月8日，仲裁委询问了案外人彭某某，彭某某称其2015年承包了被告的保洁业务，承包一开始就和原告说了保洁业务由其承包的事宜，承包后每月支付原告800元的工资和300元的补贴，工资发放不签收，原告的工作内容主要为打扫一栋楼的3、4个厕所，每天工作2-3小时，做一个月有一个月的工资。原告所说的“鸡毛”就是彭某某本人。2018年11月8日仲裁委对原告进行了询问，原告称其之前的工资是“蒋老师”和朱金龙发的，领的时候会签字，综合保险实行的时候，听“阿贵”说工资去找“鸡毛”领，但东西还是去公司拿，那时候“鸡毛”没有公司，是个包工头，他没让我签合同，之后工资是“鸡毛”发的，至今已经发了4、5年了，领工资的地点是共康路三泉路上“鸡毛”的小办公室，那里没有挂牌。2018年11月12日，仲裁委对原告再次进行了询问，原告确认彭某某为“鸡毛”。2018年11月13日仲裁委作出裁决，对原告请求均不予支持。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临时用工协议书，证明原告于2013年同商贸公司签订临时用工协议，岗位为保洁，月工资500元；原告提交了档案机读材料、保洁管理承包协议，证明被告系商贸公司的发起人，共康路XXX号属于被告的产业；原告提交了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和照片，证明2006年4月至2007年12月由被告每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工资，之后系现金发放；原告提交了工作照片、保洁工作标准，证明原告的工作范围很大，整个一幢楼的保洁都是原告一人负责的；原告提交了晨宇文具店记账本，证明原告作为被告公司员工代表被告和文具店结账；原告提交了原告女儿同彭某某的对话录音等，证明彭某某在录音中确认其是代被告发放工资。被告和第三人对临时用工协议书无异议，认为原告的工作内容为打扫共康路XXX号三楼至五楼的三个厕所；对档案机读材料、保洁管理承包协议无异议，认为哪怕共康路XXX号属于被告的产业，也可以进行保洁劳务外包；对个人活期明细信息和照片，认为哪怕是从被告公司账上向原告转工资，也只是被告代商贸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对工作照片、保洁工作标准有异议，认为保洁工作标准不是针对原告一个人的，原告不可能一个人完成那么多的工作；对晨宇文具店记账本有异议，是原告私自取得后添加了其名字，平时是严思文同文具店结账，和原告无关，且文具店出具了账本遗失的证明；对原告女儿同彭某某的对话录音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录音是断章取义且是原告女儿在诱导彭某某说话。庭审中，被告提交了自2015年5月1日起同第三人签订的三份保洁承包协议，并提交了自2015年5月起每个月的付款及报销凭单以及发票，证明其将保洁业务外包给第三人，并每月支付承包费。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原告对上述证据认为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被告的承包关系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上述事实，有裁决书、临时用工协议、档案机读材料、录音资料、仲裁庭庭审笔录、谈话笔录、保洁承包协议、付款凭证以及原、被告、第三人当庭陈述等为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工资发放凭证负有至少两年的保存义务。本案中，被告确认原、被告之间自2003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存有劳务关系，但主张原告每日的工作内容为打扫三个厕所，工作量只有两三个小时，属于钟点工性质，故每月给予原告几百元的劳动报酬。原告认为其工作内容较多，负责整幢楼的保洁工作，被告一直少付原告的劳动报酬。然，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2003年1月至2015年5月的工作量及工作时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原告在长达12余年的工作期间内，亦未以其劳动报酬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由向被告提出异议。据此，本院认为被告所称的原告系小时工性质，工作量不饱和，根据原告较少的工作量支付相应报酬的辩称较为合理，予以采信。综上，原告未能证明其系全日制工作制，故以工资标准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由而要求被告支付其2004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4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但未能提供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自2006年4月20日至2007年12月21日期间原告每月工资由被告转账，原告认为据此应视为双方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然我国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生效，之前亦允许多种用工形式的存在，故原告据此为由认为双方已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法无据，本院难以认定。被告主张自2015年5月起将保洁业务外包给第三人，据此提交了三份保洁承包协议以及自2015年5月起的承包费付款凭证，据此可认定被告将其保洁业务外包给第三人的事实。第三人称其承包了被告处的保洁业务后向原告告知了承包的事实，原告予以否认，称其不知被告和第三人之间的承包事宜。根据原告自称其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彭某某处领取工资已有四五年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称原告自2015年5月起由第三人招录较为可信，予以采信。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5月起的工资差额、休息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以及高温津贴等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章琴所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曹章琴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珺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