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宇宁，男，197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华昌，广东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仕林，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河村村迎宾路西侧首层部分。法定代表人：陈国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滨，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金余良，男，1989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滨，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宇宁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称壹路发公司），原审第三人金余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3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宇宁上诉请求：1.请求判决曾宇宁无须向壹路发公司支付226万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将曾宇宁的债权245万元与壹路发公司的债权259．07万元进行抵销扣减，曾宇宁仅需向壹路发公司返还14.07万元；3.判决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壹路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对同一合同关系产生的劳务费(实为互负到期债务)进行抵销，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不当，告知另行主张，实为重复诉讼劳动，浪费司法资源。从事实上看：曾宇宁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代订车劳务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条款履行，并全部订车成功，保时捷公司收取预定款。曾宇宁已完成代订车服务，壹路发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曾宇宁支付劳务费，每台6000元的劳务费，6000元x160台=960000元。其中，在该协议第4条中，明确约定壹路发公司在曾宇宁办理完订车手续后向其支付劳务费。重审明确一下双方权利义务：1.服务内容为由曾宇宁为壹路发公司提供代订车劳务服务；2.劳务费支付的时间点为办理完订车手续。从证据上看，曾宇宁与壹路发公司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均共同确认已经成功订车160台。可确认曾宇宁已按合作协议书约定已经完成订车服务，壹路发公司应当支付劳务费。本案的纠纷并非产生于订车的环节中，所有的订车手续均已完成，保时捷公司收取预定款，曾宇宁已为壹路发公司提供代订车劳务服务完毕，即“办理完订车手续”。壹路发公司已到支付劳务费的时间点，一审法院未查清“订车服务”与“退车服务”实为两种不同的服务，存在不同的收费标准，张冠李戴，把退车服务混杂在订车服务中，导致劳务费数额尚未确定。既然各方均已确认成功订车160台且已经结算（结算时间为2017年2月22日，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即订车服务已完成。壹路发公司应当依约向曾宇宁支付劳务费。从法律规定上看，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劳务费也是产生于同一个合作协议当中，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属于双方互负的到期债务，给付的种类、品质相同，并非法律法规禁止抵销的情形，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可以互相抵销。（二）另外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壹路发公司尚欠曾宇宁130万元购车款，也是客观存在的。1.涉及金额为130万：2013年5月23日，曾宇宁与壹路发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从壹路发公司处购买小汽车，并在该合同第3.1条约定“若壹路发公司不能按合同条款提供车辆，有义务按曾宇宁要求替其换车或退款”，壹路发公司收取130万元购车款后，至今未将车辆交付给曾宇宁。双方在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也确认该事实，直至一审庭审当中壹路发公司也再次确认收取车辆款130万元但未交付车辆的事实。曾宇宁多次要求壹路发公司换车，均遭到壹路发公司拒绝，现根据《汽车销售合同》规定，请求壹路发公司退款13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2.上述130元购车退款基础法律关系清晰，证据确凿，且壹路发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该事实。法院若要求曾宇宁另行起诉，则需另行启动法律程序，重复诉讼劳动，浪费司法资源。根据合同法第一百条之规定，可以互相抵销。综上所述，请求将壹路发公司应当退还曾宇宁130万元在本案一审判项数额中进行扣减抵销。（三）双方也约定，明确上述数额可以进行抵扣。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在第4条“剩余款项229.07万元人民币要双方重新核对后进行归还……”本意就是，曾宇宁与壹路发公司在“229.07万元”基础上，再进行对账核算，清理出双方剩余的债权债务，再进行相应扣减，最终得出的数额才是双方应当偿还的数额。因壹路发公司尚欠曾宇宁96万元劳务费和130万元购车款也是客观存在的，按照双方的约定，应当也在一审判项数额当中进行扣减抵销。综上所述，以上债务为双方互负到期债务，法院若要求曾宇宁另行起诉，则需重新另行启动法律程序，重复诉讼劳动，浪费司法资源。直接相互抵销即是双方的约定，同时也符合法律规定。为了维护曾宇宁的合法权益，恳求法庭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判。补充意见如下：双方的债权债务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应予抵销。劳务费是基于合同的支付，劳务费是已经确认的。曾宇宁与壹路发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在曾宇宁交付130万车款后，车辆一直被壹路发公司留置，该合同被终止了，壹路发公司应当返还车款，并进行抵扣。19万元债权已经转让给曾宇宁，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也应当属于抵销的范围。壹路发公司辩称，不同意曾宇宁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曾宇宁与壹路发公司并不存在任何未结的劳务费，本案中需要注意的是，壹路发公司所称的劳务费96万元的前提是曾宇宁必须完成160台车的订车服务，本案的纠纷正是因为曾宇宁将已经成功订车的款项向保时捷公司私自退订，该事件壹路发公司已经报警，曾宇宁也在派出所的询问时确认私自退订的情形。该160台车中若有部分成功退订，壹路发公司早已将劳务费给曾宇宁。2.关于130万元购车款，曾宇宁自己也在上诉状中陈述，该130万元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主张。该款项发生于2013年5月，早已过了诉讼时效。如一审判决确定的事实，曾宇宁无法证明销售合同是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没有证明壹路发公司要返还130万元的证据。对于曾宇宁主张的其他款项。壹路发公司认为都与本案无关，都是其他的法律关系，都超过了诉讼时效。金余良述称，同意壹路发公司意见。壹路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曾宇宁偿还拖欠壹路发公司的汽车预订金2790700元并从2017年3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该案诉讼费由曾宇宁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壹路发公司从2013年开始委托曾宇宁以组织人员的方式，为壹路发公司到广州保时捷中心（广州市捷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代订车辆，曾宇宁向壹路发公司提供其组织代订人员的相关资料，壹路发公司将预订金通过曾宇宁及代订人员付至广州保时捷中心，累计预订车辆160台。2015年2月13日，壹路发公司、曾宇宁补签了一份《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代订车劳务合作协议书》，对有关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其中约定：壹路发公司在曾宇宁办理完订车手续后一次性支付劳务费每台6000元；还约定：若曾宇宁不能订购车辆需无条件协助壹路发公司到保时捷中心办理退款手续，并无条件将预订金退还给壹路发公司，不能私自提用该款项，否则损失由曾宇宁负责。其后因曾宇宁到广州保时捷中心退订了部分车辆，但未将领取的预订金全部退还壹路发公司，壹路发公司报警。双方就此于2017年3月29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曾宇宁为甲方、壹路发公司为乙方），内容为：“因甲方曾宇宁到广州市捷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取了广州市一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汽车预付款共1358.81万元人民币（具体核数为准），至2016年6月底止，双方确认曾宇宁已退回上述预付款共1079.74万元人民币给乙方（及乙方代表的公司），还有279.07万元人民币甲方至今未付回乙方的，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现甲方愿意首先退回人民币100万元给乙方，该100万元人民币从2017年3月29至2017年6月29分批刷卡归还；2、甲方愿意在签订协议当天退回10万元人民币给乙方；3、甲方全部退齐该100万元当天，乙方保证把抵押的卡宴吉普车（粤Ａ×××××）退还给甲方；4、双方同意剩余款项（279.07万元人民币）要双方重新核对后进行归还，乙方收到甲方款项当天要出具收据给甲方。”上述《协议书》签订当天，曾宇宁向壹路发公司刷卡还款10万元；2017年4月10日再次刷卡还款10万元。其余款项至今未还，壹路发公司遂于2018年4月20日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曾宇宁提出债务抵销的请求，具体包括：一、曾宇宁称壹路发公司尚欠其订车劳务费96万元（160台车*6000元/台）。曾宇宁对此提供证据：《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代订车劳务合作协议书》。壹路发公司表示不同意进行抵销，认为：劳务费与本案预订金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劳务费已经支付，劳务费以成功取车为支付条件，但因曾宇宁存在擅自退订的行为，目前成功取车的数量不能确定，此外劳务费还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二、曾宇宁称壹路发公司尚拖欠曾宇宁及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为壹路发公司提供服务的费用19万元。曾宇宁对此提供证据：1、壹路发公司与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签订的《一路发赞助2013亚洲小姐冠军奖品签约仪式暨新车发布会合同》及《广州一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视广告片制作合同》；2、壹路发公司与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4日签订的《一路发赞助2013亚洲小姐冠军奖品之冠军体验之旅合同》；3、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3日出具的《说明》，内容为“……三份合同所涉及金额为（8万+8万+3万=19万），服务完毕至今，贵司尚未支付服务费共计19万元，请贵司直接向曾宇宁支付该服务费，曾宇宁收到该费用视为我司收到费用”；4、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上述合同中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的联系人均为曾宇宁。壹路发公司表示不同意抵销，认为：对上述壹路发公司与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曾宇宁不是合同当事人，该合同涉及债务不能用于本案抵销；上述合同的费用，壹路发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即使壹路发公司有拖欠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的费用，该债务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三、曾宇宁称案外人李波、李坚强分别向其借款15万元、10万元至今未还，应由壹路发公司承担损失。曾宇宁对此提供证据：欠款人李波2013年12月30日出具的金额15万元的《欠条》、欠款人李坚强2014年3月5日出具的金额10万元的《借据》。壹路发公司表示不同意抵销，认为：借款人与壹路发公司不存在关联，壹路发公司不应对曾宇宁承担还款责任，且该债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四、曾宇宁称壹路发公司未按车辆买卖合同约定交付车辆给曾宇宁，应退还价款130万元。曾宇宁对此提供证据：壹路发公司、曾宇宁2013年5月23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壹路发公司表示不同意抵销，认为：双方确实订立了该份合同，因为曾宇宁挪用车辆预订金，所以壹路发公司留置该车辆，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也约定在曾宇宁退还100万元的情况下壹路发公司将车辆交付给曾宇宁。另查明，2018年8月1日，壹路发公司与金余良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壹路发公司将其持有的对曾宇宁的合法债权及从权利（债权本金2790700元及相应利息）转让给金余良，价款200万元。其后，壹路发公司与金余良共同向曾宇宁发出《关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通知书》。金余良向一审法院申请替代壹路发公司参加诉讼。诉讼中，壹路发公司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裁定准许并采取了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曾宇宁是否应向壹路发公司清偿欠款本息的问题。壹路发公司、曾宇宁就壹路发公司委托曾宇宁预订车辆一事建立了合同关系。2017年3月29日《协议书》，是双方针对退订车辆相应预付金的返还问题进行的约定，其中约定了曾宇宁应向壹路发公司返还款项的数额279.07万元以及(其中100万元的)支付时间，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曾宇宁因此负有向壹路发公司支付279.07万元款项的合同义务，如逾期付款还应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上述《协议书》的约定，曾宇宁应在2017年6月29日前退还其中100万元给壹路发公司，现曾宇宁已经实际退还20万元，即应再退还80万元给壹路发公司并从2017年6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剩余款项179.07万元曾宇宁亦应退还给壹路发公司，双方在《协议书》中未明确约定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该179.07万元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从壹路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时即2018年4月21日起按上述利率计算。壹路发公司主张从《协议书》签署之时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曾宇宁主张债务抵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据此，债务抵销成立的条件是：1、债权合法有效；2、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即当事人应当具有同一性；3、主动债权已到期；4、债务种类、品质相同，债务数额明确；5、不属于法律规定禁止抵销、约定不得抵销或依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具体到本案：首先，案外人李波和李坚强向曾宇宁借款，与壹路发公司无关，没有证据显示壹路发公司应当就此借款向曾宇宁承担还款责任，曾宇宁以此借款债权主张抵销，不能成立。其次，壹路发公司对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负有的合同债务，与曾宇宁无关，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于本案诉讼过程中出具的《说明》仅有委托曾宇宁收款的意思而没有债权转让的意思。曾宇宁以此合同债权主张抵销，不能成立。再次，曾宇宁根据壹路发公司、曾宇宁2013年5月23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向壹路发公司支付价款130万元，但该《汽车销售合同》是否解除或终止尚不能确定，曾宇宁认为壹路发公司负有向其返还130万元的义务，依据不足，曾宇宁以此主张抵销，不能成立，曾宇宁对此合同的相关问题可另行主张。最后，根据《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代订车劳务合作协议书》，壹路发公司负有向曾宇宁支付劳务费的义务，但是在曾宇宁退订了部分车辆后双方未再对劳务费进行结算，壹路发公司应支付的劳务费数额尚未确定，现双方对该劳务费的支付条件、诉讼时效还存在争议。曾宇宁以此主张抵销，不能成立，曾宇宁对此款可另行主张。关于诉讼中壹路发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金余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涉诉债权转让，诉讼主体是否变更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由于本案债权转让发生于本案第一次庭审之后，曾宇宁庭审中的抗辩理由涉及到壹路发公司、曾宇宁之间的债务抵销问题，为便于案件审理、保持诉讼程序稳定，一审法院不予变更诉讼主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做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不变更诉讼主体亦不影响受让人的实体权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曾宇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壹路发公司付清欠款25907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017年6月30日至2018年4月20日期间以800000元为本金，2018年4月21日至付清之日以2590700元为本金，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驳回壹路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18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壹路发公司负担3627元，曾宇宁负担3155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曾宇宁在二审提交了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债权转让通知书，拟证实案外人广州天诚广告有限公司已经将其债权转让给曾宇宁。壹路发公司质证称，对三性均不认可。复印件中没有乙方的签字，原件有。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天成广告公司是曾宇宁实际控制的公司，其目的是通过制造19万元的债权，以抵销本案的债务，而壹路发公司是否与天成公司存在该债权债务需要核实，即便是真实的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且该19万元债务没有相应的债权凭证予以证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壹路发公司与曾宇宁签订的《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代订车劳务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曾宇宁要求在本案中抵销劳务费96万元及购车款130万元、服务费19万元的主张应否予以处理。首先，对于《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委托代订车劳务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劳务费，现双方对劳务费的支付条件是完成预定（不管是否退订）即支付劳务费，还是订车成功后未发生退订才支付劳务费存在争议，劳务费的金额并不明确，不属于债权数额清楚可以抵销的情形。其次，关于购车款130万元，该款是基于双方之间的《汽车销售合同》而产生，曾宇宁主张壹路发公司收取其购车款130万元后没有依约交车，应返还130万元，并在本案中抵销。对此，本院认为，曾宇宁与壹路发公司之间的《汽车销售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壹路发公司是否应向曾宇宁返还购车款130万元尚未确定，且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认定不予抵销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最后，关于服务费19万元，来源于案外人与壹路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法定抵销权行使的范围，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至于曾宇宁主张双方在2017年3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同意剩余款项（279.07万元人民币）要双方重新核对后进行归还”，曾宇宁据此主张双方已经达成抵销债权债务的一致意见。对此，本院认为，该约定并未明确债权债务的名称、数额等，曾宇宁关于双方有约定抵销款项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曾宇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400元，由上诉人曾宇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袁绿凡何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