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民申9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喜海。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洪正。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桂杨。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金湖县喜发粮食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江苏省金湖县前锋镇中兴村。法定代表人：梁喜海，该社理事长。再审申请人梁喜海因与被申请人周洪正、王桂杨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湖县喜发粮食专业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8民终2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梁喜海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审理案件有以下事实认定错误或没有查清：1.在二审法院于2018年8月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询问中，梁喜海提供了唐某、李某、伏某、钟某的四份证明，证明目的是梁喜海组织收购小麦的价格以及因周洪正违约给梁喜海造成损失，证明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但二审法院并未要求证人到庭。如果法院释明证人不到庭的法律后果，那么梁喜海肯定会组织证人到庭或申请法院核实。此后，二审法院也没有开庭，也未通知证人到庭接受质询，却在判决书中以“四份书面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为由不予采纳。因此，二审法院对该事实没有查清。2.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周洪正承诺王桂杨为其向梁喜海收购小麦，每吨支付2元的劳务费给王桂杨，后王桂杨在梁喜海处收购小麦，收满一船后因双方就小麦质量是否达到双方的约定，周洪正与梁喜海发生纠纷，周洪正拒绝接收小麦”的事实不予认定错误。首先，周洪正当庭认可其作出了上述承诺；其次，王桂杨在“证明”中也明确承认该事实；最后，王桂杨在梁喜海处帮周洪正收购小麦，且因小麦质量价格等原因发生纠纷，周洪正拒绝接收小麦，停止通过王桂杨向梁喜海支付小麦款的事实，有周洪正提供的化验报告、王桂杨的证明以及王桂杨向梁喜海支付小麦款的支付凭证、支付时间和梁喜海的陈述、周洪正提供的其他证据等足以认定，二审法院无法否认基本事实。3.二审法院另查明王桂杨为梁喜海从程国柱处收购小麦计78226元，徐立涛处收购小麦3900元，冯家虎处收购小麦计40000元等，另王桂杨陈述给梁喜海现金5000元，剩余7774元是梁喜海作为劳力费给其本人。对此，梁喜海认为二审法院上述事实认定明显错误，王桂杨从程国柱、徐立涛、冯家虎处收购小麦，是王桂杨自己与上述售粮户直接交易，货款由王桂杨直接支付给上述售粮户，且该货款系周洪正支付给王桂杨的货款。显然，王桂杨是代表周洪正收购小麦，而不是为梁喜海收购小麦。梁喜海收购的小麦是王桂杨根据收购的实际数量打款给梁喜海，合计打款28万元，事实非常清楚。至于还有1万余元在王桂杨处，二审法院认定为给付梁喜海现金5000元，剩余7774元用于支付王桂杨劳力费，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关于王桂杨在本案中的身份认定问题。二审法院在主文叙述时竟然将王桂杨的身份认定为居间人、代理人、见证人，根据法律规定，居间人、代理人、见证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明显不一样，二审法院认定缺乏依据。从本案的基本事实来看，王桂杨的身份就是周洪正的代理人，代理事项为帮助周洪正在梁喜海处收购小麦，梁喜海出售小麦，王桂杨支付小麦款并收取周洪正劳务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周洪正的个人原因(价格上涨以及周洪正收购的小麦经化验小麦筋力不够)要求终止收购小麦，经周洪正、王桂杨与梁喜海商量，由梁喜海另行收购小麦并由周洪正承担梁喜海损失，至于王桂杨是否经过周洪正同意，该举证责任在周洪正和王桂杨，梁喜海是受害者。退一万步讲，王桂杨的行为超越周洪正的代理行为，梁喜海也有理由相信王桂杨有权处理善后事宜，王桂杨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周洪正对此也应该承担责任。此外，王桂杨一、二审均没有到庭，二审法院在没有与王桂杨本人核实案件相关事实的前提下，不采纳王桂杨后来书写的书面证明，反而采纳王桂杨在写证明内容之前的陈述，表明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具有客观性和高度盖然性。因此，梁喜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梁喜海在二审中提供的四份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符合本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本案中，梁喜海在二审中提交的四份书面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根据上述规定，梁喜海应当向二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是，梁喜海未向二审法院申请证人到庭接受质询，且周洪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二审法院对该四份书面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此外，对于损失的范围与大小，梁喜海在一审答辩状中以及二审庭审中作出前后不一的陈述。而且，梁喜海主张的一部分损失，系其向案外人收购小麦的单价高于其与周洪正在协议中约定的收购单价，显然该差价不属于梁喜海向周洪正主张的损失范畴。双方在二审中均认可，协议中约定的单价系成本价，包括过磅费、力支费、化验费、短途运费，所有费用都包括在内，也就是送到船上的价格，故梁喜海主张的另一部分损失系收购小麦成本费用，显然亦不属于损失的范畴。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梁喜海主张其扣留周洪正货款119650元作为损失的证据不足，并对梁喜海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梁喜海提交周洪正的书面证明，据此主张王桂杨为周洪正向梁喜海收购小麦且周洪正拒绝接收小麦。但是，从周洪正提供的其与王桂杨的短信看，王桂杨拒绝出庭说明情况，明确表示“不到庭举证是无效的”。事实上王桂杨亦未出庭，且梁喜海主张的事实除了王桂杨出具的上述书面证明外亦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二审法院对王桂杨为周洪正收购小麦的事实不予认定，依据充分。对于王桂杨的身份，从现有证据看，仅能证明周洪正与梁喜海之间的收购协议基于王桂杨的介绍而产生，王桂杨是居间人，且作为见证人在收购协议上签名，并提供其银行账户接收周洪正支付的麦款。虽然庭审记录记载周洪正按每吨2元向王桂杨支付劳务费，但周洪正在之后的庭审中进一步说明该费用是其向王桂杨支付的居间费。此外，周洪正向梁喜海提供的化验报告，不足以证明周洪正存在拒绝接收小麦的情形。因此，二审法院对梁喜海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周洪正将麦款450000元汇入王桂杨银行账户，梁喜海与王桂杨共同出具收条，言明收到周洪正麦款450000元，王桂杨亦提供证据证明该450000元已实际用于梁喜海收购小麦。即便没有王桂杨提供该证据，仅有梁喜海签名的收条就足以证明梁喜海收到了450000元的麦款。因此，梁喜海否认其收到周洪正450000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审判决不予采信，依据充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梁喜海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张丽华审判员  杜三军审判员  刘海平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