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闽09行赔初16号 原告郑玉芬，男，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被告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县巷63号。 法定代表人柯金国，区长。 委托代理人汤建昌，男，系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苏勇，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玉芬因诉被告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荔城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3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玉芬，被告荔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苏勇、汤建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玉芬诉称，原告在蒲坂村拥有诉讼请求中所述的承包土地，并执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据，原告对该承包地拥有合法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用益物权。2012年12月13日被告组织370人对原告的承包责任田进行强制征收交付，使原告丧失对承包地的耕种。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案经法院审理，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秀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强制交付的行政行为违法，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后，原告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土地、恢复原状。法院以土地性质已改变，无法恢复原状等驳回诉求，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此后，原告发现被告将强制交付的土地交由莆田市国土资源局挂牌交易，每亩交易价为100万元。原告于2018年10月28日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要求按交易价支付赔偿款；且因被告强制交付土地导致原告无法使用承包地每亩直接经济损失每年为4000元。原告以上述主张向被告提出了赔偿申请，被告接受申请后，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荔不赔〔2018〕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不受理原告的赔偿申请。基于上述理由，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应当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因土地被变卖，应赔偿变卖所得价款，造成其他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故提出本案赔偿诉请：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因强征原告在中南地块承包地面积5.18亩并出售交易的款项及转包15亩草莓被毁5亩直接损失,合计557万元：（1）土地被变卖款518万元=100万元×亩数；（2）被毁5亩草莓无法收成赔偿款39万元=亩数×6000株×2斤。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及预留地应由原告选择在本村土地的范围内。3.原告的误工费、交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A1.身份证复印件，原告用以证明其主体资格。 A2.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用以证明其土地面积。 A3.莆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成交确认书、收地公告，原告用以证明其土地被政府征收拍卖及其价位为每亩100万元。 A4.莆田市荔城区黄石物流园区依法推进项目工作预案； A5.农作物被破坏的图片。 上述证据A4、A5，原告用以证明涉案农作物被强制交付并破坏。 A6.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秀行初字第15号]，原告用以证明涉案土地被政府强制交付，而强制交付土地的行为已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A7.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5）莆行初字第89—1号]； A8.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裁定书》[（2016）闽行赔终37号]各一份。 上述证据A7—A8，原告用以证明因被告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违法，原告曾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并恢复土地原状。 A9.荔城区政府所作的《不予赔偿决定书》（荔不赔〔2018〕9号），原告用以证明因其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并恢复土地原状已被驳回，现其提出本案行政赔偿请求，被告违法作出不予赔偿决定。 A10.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闽09行赔初5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8）闽行赔终103号]、强制交付土地现场视频，原告用以证明被告强制征收涉案土地行为违法。 被告荔城区政府辩称：1.涉案土地已被征收，征地补偿已落实到位。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涉案土地已被省政府征收，并履行了“两公告一登记”的法定程序。且根据征地补偿调查登记结果和相应的补偿标准，原告已领取相应的补偿款。2.在涉案征地补偿已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原告诉请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出的行政赔偿项目不合法。原告诉请赔偿的数额，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其损失；且不属于直接财产损失项目，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其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在原告被征迁宗地已经依法落实补偿安置权益、被征宗地的财产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不存在因宗地被征的财产损失问题。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依据有： B1.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5）莆行初字第89—1号]、《行政赔偿裁定书》[（2015）莆行初字第89号]、福建省高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16）闽行赔终37号，被告用以证明原告位于新度镇蒲坂村的农用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被告已根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对原告被征收土地及地上物给予了补偿。 B2.莆田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莆政综〔2009〕39号），被告用以证明莆田市辖区内征地补偿标准。 B3.《征地丈量登记表》、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证明书》； B4.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2010年11月5日及2011年8月30日《公示》各一份; B5.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蒲坂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3月22日开具的《证明书》。 上述证据B3-B5，被告用以证明原告被征收的农业用地已经实地丈量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予以公示;且因部分村民之间对各自的承包地有进行互换、流转，不能以原告承包证所载面积确定被征收土地面积。 B6.2010年11月26日和2010年12月13日《海峡国际商贸城（蒲坂村）征地补偿存折代发放协议》各一份、2011年9月14日《壶山大道南侧地块8号房前屋后（海峡国际商贸城）蒲坂村征地款存折代发放协议》、2019年3月22日荔城区新度镇蒲坂村民委员会《关于海峡国际商贸城补偿款发放情况的说明》； B7.《补偿款发放表》。 上述证据B6-B7，被告用以证明其已依法发放补偿款，有部分被征地户拒绝领取征地款，其已将未领取的补偿款存入以被征地户名义开具的银行帐户，交由蒲坂村民委员会保管；且蒲坂村民委员会承诺，若被征地户愿意领取补偿款，其随时可予发放。 B8.《莆田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 B9.蒲坂村民委员会《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办理情况的说明》。 上述证据B8-B9，被告用以证明莆田市有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文件，文件规定了办理社会保障的条件，而新度镇蒲坂村因失地农民不配合，造成社会保障无法办理。 B10.法律依据：《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 经庭审质证，本院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并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A1的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证据A2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单以原告的承包证确定征收土地面积；证据A3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A4、A5、A10，与本案无关；证据A6—A9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经审查，证据A1、A2，A6—A9，符合证据“三性”可以作为有效证据采信；证据A3系涉案土地被征收后，被告出让国有土地的价款，因土地性质不同，原告以此主张其集体土地权益的损失额，缺乏关联性；证据A4系项目工作预案，与本案原告的损失缺乏关联，不予采信；证据A5未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等，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不予采信；证据A10系被告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的证据材料，而原告所举证的生效裁判文书已对被告实施强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判定，故原告该项举证已无意义，本院不再认证。（二）关于被告荔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未具体阐述质证意见，要求由法院依法审查认定，并认为被告实施征收土地补偿的标准过低，其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经审查，被告证据B1—B9符合证据“三性”，可以作为有效证据采信。 经审理查明，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事实：郑玉芬系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蒲坂村村民，其承包经营的部分土地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2012年12月13日，被告组织相关人员对原告所承包的土地进行平整、清理，强制原告交付土地。包括郑玉芬在内部分村民不服被告强制交付土地行为，于2013年7月向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行政强制行为违法。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3）秀行初字第15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荔城区政府于2012年12月13日对郑玉芬等村民强制交付土地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此后，郑玉芬于2015年11月17日以荔城区政府、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为被告，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荔城区政府、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将强制毁坏的承包地恢复原状。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莆行初字第89-1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郑玉芬要求被告荔城区政府恢复其承包地原状的诉讼请求；并作出（2015）莆行初字第89号行政赔偿裁定，驳回郑玉芬对莆田市国土资源局荔城分局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述判决和裁定，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6日分别作出（2016）闽行赔终37号行政赔偿判决、行政赔偿裁定，分别维持上述一审判决和裁定。 此后，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荔不赔〔2018〕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的合法权益已得到保障，其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诉请行政赔偿事项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所提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从法律规定看，行政赔偿应以直接损失为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行政赔偿的应以直接损失为原则给予赔偿。被告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造成原告的损失，应以该强制行为造成原告的直接损失进行确定。二、原告所提赔偿请求并非被告实施强制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本案被告因征收集体农用耕地而违法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该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以原告土地被征收所应得的补偿价值来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而本案原告所提赔偿请求为：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因强征原告在中南地块承包地面积5.18亩并出售交易的款项及转包15亩草莓被毁5亩直接损失,合计557万元：（1）土地被变卖款518万元=100万元×亩数；（2）被毁5亩草莓无法收成赔偿款39万元=亩数×6000株×2斤。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及预留地应由原告选择在本村土地的范围内。3.原告的误工费、交通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上述赔偿请求中关于被毁5亩草莓损失39万元，原告于2018年3月提起的赔偿诉讼中已经包含了该项赔偿主张，本院已经作出（2018）闽09行赔初4号行政赔偿判决，对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而原告所提的其他项行政赔偿请求均不属被告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故原告所提赔偿主张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实施强制交付土地行为已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原告所提赔偿请求并不属于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故原告所提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答辩有理予以支持。同时，本案中需要说明的是：1.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费、预留地，虽然不属本案赔偿范围，但莆田市人民政府已制定《莆田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原告可以依该办法提供相应材料，申报社会保障事项，供有关部门审查认定，以更好维护合法权益。2.原告土地被征收后，依法享有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因原告对此未予主张，本院不予审查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玉芬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冰凌 审判员  赖昌铅 审判员  魏各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林玉芳 书记员钟泽平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年10月26日修正）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征收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