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822民初75号原告：李军，男，汉族，1978年1月23日出生，住巴彦淖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波，系内蒙古扬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地址磴口县国税小区门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郭海燕，女，汉族，1971年6月3日出生，身份证号×××。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艳欣，系北京尚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军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1月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因李军申请对其签名进行鉴定，本案需要等待2019内0822民初146号案件的鉴定结果，故于2019年3月11日中止了本案的审理。原告李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波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艳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损失险13405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8年10月24日19时30份，王利军驾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沿京藏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672公里＋140米，碰撞至方晓立驾驶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左后部，造成王利军当场死亡，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利军承担主要责任，方晓立承担次要责任。原告所有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134050元。发生事故后原告的车辆已经报废、回收。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车辆发生事故的事实以及责任的划分，王利军驾驶的车辆属于原告所有、证明王利军驾驶的车辆严重受损。2.证明2份，证明车辆已报废、回收。3.保险单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保险公司的投保情况，车辆已报废保险公司应根据合同支付保险费用。4.鉴定意见书一份。质证时，保险公司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举证意图不认可，无法证实车辆损失情况，无法证实原告符合我公司理赔条件。对2号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盖章主体是否有鉴定报废汽车的资质我方不清楚，对于回收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该车的报废是由于本次事故引起。对3号证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该车已报废，未经保险公司认可或法院指定鉴定之前，无证据予以支持。该车报废的原因是否因此次事故造成，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该车变卖后所得价值，原告全额要求理赔没有事实依据。对4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投保人虽然并非李军所签，但是缴费的行为视为对合同的追认，并且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仅需尽到提示义务，我公司在条款中已用加黑加粗的字体标注，依照保险法规定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因此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辩称：损失金额没有法律依据，酒驾我公司不予赔偿。被告保险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辩驳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判例2份,证明对于不是本人签字发生酒后驾驶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有权拒赔，与本案极为相似，都是业务员代签字，连续多年在保险公司投保，因酒后驾驶发生事故致人死亡，证明两个案件有关联性。质证时，原告对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是相似的案例，并非是最高院指导性案例，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原告提供的1号、2号、3号、4号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保险公司提供的2号证据的案件事实、法律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不属于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24日19时30分，李军雇佣王利军驾驶其×××/×××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沿京藏高速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672公里十140米附近时与方晓立驾驶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造成王利军当场死亡，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高速公路三支队包头大队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王利军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负事故主要责任；方晓立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且在高速公路上低于规定的最低时速行驶，负事故次要责任。王利军驾驶李军的×××/×××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事故后，已报废、回收。2018年12月2日包头市红泉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报废汽车回收分公司出具了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回收后该车辆的残值为10000元。包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于2018年12月11日出具了机动车解体证明一份。另查明：×××/×××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为贺海珍，实际所有人为李军，事故发生期间该车辆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购买了一份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134050元。本院认为：原告李军于2018年6月27日为其×××号、×××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134050元，保险期限一年，至2019年6月27日止，该合同成立并已生效，该保险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的情形，属于有效合同。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王利军虽被认定为饮酒后驾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和商业第三者险合同中的约定，但保险人仍需完成法律规定的提示义务，其免责、减责条款才发生法律效力，否则保险公司仍需承担责任。因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公司免责、减责条款必须由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同时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后，且有证据证明的，才发生法律效力。否则该免责、减责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不能免责或减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对如何完成提示和说明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声明中的签名并不是投保人李军本人的签名，因此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说明，如果侵害人存在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保险公司只要完成提示义务，其免责、减责条款就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肇事车辆司机是酒后驾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属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事由，但保险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完成了提示义务，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或受益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原告的车辆发生事故期间在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金额134050元，车辆在本次事故中已报废，残值为10000元，核减残值后，实际损失为124050元，应由保险公司赔偿。因保险公司提供的案例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型案例，且案件事实和法律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事实，不具有参照性，不属于“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赔偿原告李军车辆损失费124050元。以上赔偿费用限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能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1元，减半收取1491元，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磴口县支公司承担1391元，由原告承担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或直接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世平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任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