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17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昆明加加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土坡普吉路**。法定代表人：汪伯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强，云南高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云南高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铭，男，汉族，1978年12月29日生，身份证登记住址：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菊芬，云南云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黔宝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怡景园度假酒店培训中心办公楼/div>法定代表人：黄玉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文，云南上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昆明加加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加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铭、昆明黔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宝贸易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10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加加宁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费用48000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已实际收取上诉人陈列费48000元。黔宝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冲抵协议，未扣减黔宝公司已收取的陈列费金额。一审法院对《协议》真实性认定不清。黔宝公司已实际收取上诉人陈列费48000元，之后又以产品货款和陈列费与原告进行冲抵。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既然双方债务已经相互冲抵，被上诉人黔宝公司应当返还上诉人多收取的48000元款项。李铭答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黔宝贸易公司答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加加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被告共同向原告连带返还费用4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铭原系原告公司员工，负责商品超市渠道的销售工作，现已离开公司。原告与被告黔宝贸易公司曾于2014年4月15日签订过“云南家乐福合作及代配送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黔宝贸易公司对10家家乐福门店进行配送，所有进店产品产生的相关费用（新品、陈列、促销等）由原告承担，被告黔宝贸易公司垫付。2016年1月27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黔宝贸易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载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甲方向乙方供货合计170647.47元，乙方已经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付款15540.17元、3月30日付款30727.56元、4月30日付款57357.59元，合计付货款103625.32元，截至2015年4月余货款67022.15元未支付予甲方。按照产品销售合同，甲方应支付乙方‘双爽’产品配送费29863.31元，甲方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计5个月产品陈列费37158.84元无任何人、未以任何方式付给乙方。综上，经双方确认，以上双方应收应付款项互相冲抵。双方账务问题已清”。2016年3月，原告以被告李铭侵占领取的陈列费48000元，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昆明市公安局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2016年4月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2018年8月30日，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48000元。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查实，2014年9月4日，被告李铭从原告公司领取了9月份的终端陈列费16000元，该款由原告公司账户转入被告李铭账户，载明的用途为“转换形式款”。2014年10月13日，被告李铭从原告公司领取了18000元，该款由原告公司账户转入被告李铭账户，一审庭审中，原告及被告李铭均认可其中有16000元为10月份的终端陈列费，2000元为出差费用。2014年11月19日，被告李铭从原告公司领取了11月份的终端陈列费16000元，该款由原告公司账户转入被告李铭账户，用途载明为“出差用途”。2014年12月10日，被告李铭从原告公司领取了12月份的终端陈列费16000元。2014年12月24日，被告李铭从原告公司领取了3695.90元，该款由原告公司账户转入被告李铭账户，载明的用途为“家乐福终端投入费用”，一审庭审中，原告主张该费用为终端陈列费，但被告李铭认为系出差费用。2015年1月20日，被告李铭从原告公司领取了16000元，该款项由原告公司账户转入被告李铭账户，用途载明为“劳务费”，一审庭审中，原告及被告李铭均认可该笔费用系终端陈列费。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对于原告领取的以上费用共计85695.90元总共进行过三次核销，一次13000元、一次16000元、一次8645.90元，共计37645.90元，扣减后，剩余48050元未核销，现要求被告返还48000元。一审庭审中，被告李铭主张，2014年9月、10月的终端陈列费已经核销，公安机关对汪伯良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2014年11月、12月的终端陈列费已由被告李铭用现金支付被告黔宝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玉保。2015年1月的终端陈列费已由被告李铭转账给黄玉保。为证实其答辩主张，被告李铭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李铭提交的2015年1月10日的报销清单上的明细为“2014年11月家乐福费用（TG）”以及“2014年12月家乐福TG费用”，金额分别为16000元，金额合计为32000元。经报人为被告李铭，在该报销清单上并有原告法定代表人汪伯良的签字。被告李铭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显示，被告李铭于2015年1月21日向黄玉保转款16000元。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昆明市公安局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调取了相关材料。其中，公安机关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汪伯良进行询问时，汪伯良陈述，“……从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总共打了8万元给他，其中9月和10月的我同意李铭用其他的发票进行了核销……”。公交机关对被告黔宝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玉保进行询问时，黄玉保陈述，“……李铭于2014年11月、12月每个月支付了16000元的陈列费给我，是用现金支付的，2015年1月支付了16000元的陈列费给我，是他汇款给我的。9月、10月可能是李铭自己和商场对接的，我没有收到这两笔钱……”。在公安机关人员问及“你是否和昆明加加宁食品公司的人说过昆明加加宁食品公司欠你公司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的陈列费4万元”时，黄玉保陈述，“从来没有说过”。在问及“既然不存在昆明加加宁食品公司欠你公司的陈列费的问题，你公司如何会在协议上盖章”时，黄玉保陈述，“2016年1月27日我在成都出差，我的公司的财务人员艾云儒打电话和我说，昆明加加宁食品公司的财务人员拿了份协议来公司盖章，大概的内容是双方的账务已经结清，因2015年6月我公司和昆明加加宁食品公司终止合作产品也转到其他公司去了，货款和配送费、陈列费已经结清，我听了一下就同意盖章了”。一审庭审中，原告陈述在已核销的总费用中包括被告李铭于2014年12月24日从原告公司领取的3695.90元。此外，原告主张，公司员工出差是先申请，领款后再出差，核销时间没有具体规定，正常情况下是在年底的时候报账核销，对于被告李铭领取的出差费用2000元至今没有核销。被告李铭则主张，出差是自己先垫付费用，再到公司报销，产生的票据都已经交给了原告，2000元已经进行过核销，且原告在打款后一直没有主张过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李铭共计领取过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共计5个月每月16000元的家乐福陈列费共计80000元，并主张被告李铭于2014年12月24日从原告公司领取过家乐福陈列费3695.90元、于2014年10月13日从原告公司领取了出差费用2000元，以上共计85695.90元，总共核销了37645.90元，剩余48050元未核销，故现要求二被告返还48000元。但本案经审理已查明，从公安机关对原告法定代表人汪伯良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汪伯良已陈述2014年9月及2014年10月的家乐福陈列费其已同意被告李铭用其他的发票进行了核销。2014年11月、12月的家乐福终端陈列费每月16000元被告黄玉保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则陈述被告李铭已经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而被告李铭提交的由汪伯良签字的报销清单则表明汪伯良同意对该两个月的费用进行核销。对于2015年1月的家乐福终端陈列费，黄玉保认可被告李铭通过转账方式向其支付16000元，而此事实在被告李铭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中得到印证。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李铭于2014年12月24日从原告公司领取的家乐福陈列费3695.90元，原告则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已包含在已核销的37645.90元的费用中。由此可见，除了出差费2000元外，原告主张的所有家乐福终端陈列费被告李铭都已支付黄玉保或已经进行核销。因此，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李铭返还家乐福终端陈列费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2000元的出差费用，原告及被告李铭对于是否核销存在争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该费用未核销，从领款时间看，该费用的领取时间为2014年10月13日，按照原告陈述，领取的费用正常情况下是在年底的时候报账核销，故对于该出差费用，原告在2014年年底就已经发现应由被告李铭报销而未报销，但无证据表明原告向被告李铭主张过权利，且原告在公安机关报案时亦对该款未提及，直到本案审理时才提出主张，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原告主张的该笔出差费2000元亦不予支持。此外，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关于家乐福终端陈列费的收取问题，黄玉保的陈述与本案相关证据能够吻合，已证实其已收取了2014年11月、12月、1月的家乐福终端陈列费每月16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以上事实与2016年1月27日原告与被告黔宝贸易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中所确认的事实是相冲突的，已表明该协议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而由于该协议中所载明的被告黔宝贸易公司欠付原告货款的内容亦载明在该同一份协议中，故被告黔宝贸易公司是否欠付原告货款有待双方对账核实。因此，对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黔宝贸易公司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昆明加加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上诉人加加宁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上诉人黔宝贸易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载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甲方向乙方供货合计170647.47元，乙方已经分别于2015年2月28日付款15540.17元、3月30日付款30727.56元、4月30日付款57357.59元，合计付货款103625.32元，截至2015年4月余货款67022.15元未支付予甲方。按照产品销售合同，甲方应支付乙方‘双爽’产品配送费29863.31元，甲方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计5个月产品陈列费37158.84元无任何人、未以任何方式付给乙方。综上，经双方确认，以上双方应收应付款项互相冲抵。双方账务问题已清”，上述协议表明双方结算时认为加加宁公司尚未支付黔宝贸易公司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的产品陈列费，故在此次结算时以此冲抵了黔宝贸易公司应支付加加宁公司的货款，但经审理查明，加加宁公司此前已通过李铭支付了黔宝贸易公司2014年11月、12月、2015年1月的家乐福终端陈列费每月16000元，共计48000元，黔宝贸易公司也认可收到了李铭支付的这48000元终端陈列费，故黔宝贸易公司系重复收取了加加宁公司2014年11月、12月、1月的家乐福终端陈列费。对于为何加加宁公司通过李铭支付给黔宝贸易公司的2014年11月、12月、1月的家乐福终端陈列费金额系48000元，而双方在2016年1月27日的“协议”中结算时又表示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计5个月产品陈列费为37158.84元的问题，加加宁公司解释说当时双方为了凑出与67022.15元货款相当的数字以便冲抵，才在协议中写了这个数字。对此，黔宝贸易公司并未否认加加宁公司的上述说法，亦未作出其他合理解释，故在双方在“协议”中以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计5个月产品陈列费冲抵了货款的情况下，黔宝贸易公司又收取加加宁公司支付的2014年11月、12月、2015年1月的家乐福终端陈列费48000元即没有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加加宁公司。综上，本院确认被上诉人黔宝贸易公司应返还上诉人加加宁公司不当得利48000元。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10125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昆明黔宝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昆明加加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48000元款项；三、驳回上诉人昆明加加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000元，由被上诉人昆明黔宝贸易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立红审判员  贾 音审判员  李蔚然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秦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