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7民终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普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介休市绵山镇西靳屯村北。法定代表人：张志刚，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晓强，山西旭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龙，男，1976年9月1日生，汉族，灵石县村民，住临汾市尧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国利、冯涛，山西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山西焦煤集团公路煤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示范区五龙口街678号1幢5-6层。法定代表人：杨社教，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超，男，1991年1月27日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北京路277号万基国际001号01楼单元25层。法定代表人李小兵，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李向辉，男，1980年5月18日生，汉族，住山西省洪洞县。上诉人山西普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吉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国龙、原审第三人山西焦煤集团公路煤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焦物流公司）、原审第三人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煤集团日照公司）、原审第三人李向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介休市人民法院（2018）晋0781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普吉物流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国龙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被上诉人李国龙不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1、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国龙所诉请的700032元的款项的性质为我司与煤焦物流公司的运费款,依据原审的认定,即使在第三人李向辉控制公司期间,依然系全部公对公付款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李国龙在我与第三人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中仅仅是我公司委托的办理具体事物的委托人。如其因办理委托事务而与我司之间有纠纷的情况下,其应另行诉讼并举证而主张权利,与第三人应付我司的运输款项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其无权诉请该款项。二、原审审理认定事实不清:1、对发还重审阶段本院认为的事实有异议的如下：①、签订协议后李向辉控制上诉人的公章、经营资质进行经营有异议；②、对被上诉人李国龙从第三人李向辉处控制上诉人的公章、经营资质有异议；③、对法院陈述:“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名义与第三人签订了两份合同并且已经履行”有异议；④、对被上诉人雇佣车辆支出运费的数额及性质有异议；⑤、对开具发票的性质有异议。2、发还重审阶段未认定的事实：①、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煤焦物流公司近二年的合作过程中,我司一直都是委托李国龙具体执行与第三人的合作事宜。②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煤焦物流公司近二年的合作过程中,所有的物流款项的往来均是公司对公司；三、原审无法律适用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错误；根据本案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李国龙主张的实际控制被上诉人公司资质、公章的行为进行了认定,但是对该事实的认定却未依据三段论进行法律适用,也即在没有任何法律的引用下,就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原审判决证据不足:根据原审判决可知,其判决该款项归被上诉人的证据即是“运输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系案外人李建国与第三人李向辉签订,签订协议的适用仅仅局限于协议双方,原审法院以案外人李建国与第三人李向辉的协议约定来适用上诉人普吉物流公司与被上诉人李国龙之间的纠纷错误。五、假使在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的计算利润的方式也是错误的: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8】538号)的规定:“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后的余额”,换句话表达就是,依法纳税的前提既是总收入减去各项成本后的利润进行纳税。也就是在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证据,所得利润为69372.55元除17%等于408073.824元。2、原审肆意认定被上诉人为了该项经营所缴纳的税款计算为成本,其实是连最基本的税法法理均未理清,是错误的。六、被上诉人李国龙与案外人王江伟的运输协议,也是虚构的。其称介休选煤厂到临汾大唐电厂是每吨运价65元,贺西矿到临汾大唐电厂是运价35元,纯属颠倒黑白。实际应该是贺西到临汾为65元,介休到临汾是35元。被上诉人李国龙辩称，1.被上诉人李国龙第一个诉讼请求是确认其是两份《煤炭运输合同》的实际签订者和履约人，以及煤款的实际所有人。本案的实质是确认之诉，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的实际签订者和履约人当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李向辉控制上诉人的公章、经营资质进行经营，以及被上诉人从李向辉处控制上诉人公章、经营资质是上诉人的控股股东李建和给李向辉和被上诉人抵债而形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名为委托，实为借用资质经营偿还债务。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和李向辉支付过一分钱的代理费用，所有的运营费用都是被上诉人出资，委托关系没有必要把公章、资质手续、账户都交出去。物流款项往来是公司对公司，但是公司账户一直由被上诉人实际控制和支配。3.本案中被上诉人履行的这两份合同的总收入为700032元，减去被上诉人支出的税款和运费等费用后的数额就是利润。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税票证明税款就是69372.55元，这是按照税务机关核算的数字缴纳的，上诉人普吉公司主张的408073.824元，税务机关不予认可。4.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王江伟的运输协议客观真实，王江伟履行了运输义务，被上诉人支付了运费。李国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李国龙是两份《煤炭运输合同》的实际签订者和履约人，第三人煤焦物流公司因普吉物流公司原因拒付的700032元合同款（煤炭运输费）归李国龙所有，应支付给李国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国龙与第三人李向辉在给案外人李建和供应煤炭及投资期间，李建和欠李国龙、第三人李向辉等共计500万元，双方协商由第三人李向辉利用普吉物流公司资质运煤所挣运费代李建和偿还债务。2014年6月17日，李向辉与李建国（该李建国系案外人李建和的哥哥，为普吉物流公司的控股股东）签订《运输业务合作协议》（甲方李建国、乙方李向辉），该协议约定：1、普吉物流公司作为焦煤-大唐电厂煤炭拉运业务的唯一主体，承担焦煤-大唐电厂煤炭拉运业务合同的签署、运输车辆的安排及费用结算工作。2、合作期间乙方担任普吉物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负责煤炭拉运经营管理工作，甲方委派张志刚担任普吉物流公司总经理，协助乙方管理电厂煤炭拉运业务。甲乙双方各自委派人员共同办理焦煤-大唐电厂煤炭运输相关业务，业务管理的具体流程及人员分工另行制定管理制度；甲乙双方对普吉物流公司实行财务共管，参与管理的具体工作人员双方按会议纪要各自委派，财务工作具体流程及人员分工另行制定管理制度；公司费用支出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所有费用必须总经理（或委托人）签字后方可受理支付。具体业务管理及财务制度作为本协议附件，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具备同等法律效力。3、甲方因业务承接86辆车的运力，普吉物流公司承运焦煤-大唐电厂煤炭拉运业务过程中须优先安排甲方承接的车辆。在甲方车辆不能满足焦煤-大唐电厂煤炭拉运业务需求时，普吉物流公司可以安排社会车辆承运。4、利润分配方式：⑴、安排社会车辆拉运产生的利润按甲方40％、乙方60％（其中10％为乙方应得管理费、50％为甲方替原车主偿还对乙方的欠款）的比例进行分配；⑵、甲方车辆拉运产生的利润按甲方70％、乙方30％（其中10％为乙方应得管理费、20％为甲方替原车主偿还对乙方的欠款）的比例进行分配；⑶、每月核算普吉物流公司各项管理费用按自有车辆和社会车辆实际拉运量的比例摊销，分别计算可分配净利润后按上述⑴、⑵进行分配，乙方除应得10％外，其他偿还李建和欠款部分按实际取得的金额向甲方出具收据。5、合作期限：甲方替原车主还清所欠乙方500万款项后本协议所设条款可不再执行。但本着长期合作、诚信双赢的原则，甲方同意转让部分普吉物流公司的股权给乙方，具体继续合作事宜甲乙双方届时另行议定。6、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合作协议，如有造成一方经济损失情况发生的，损失方有权对违约方提出经济赔偿要求。7、本协议及会议纪要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有争议须提请诉讼时，由介休市人民法院管辖。8、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中涉及的500万元的欠款系李建和欠第三人李向辉、李国龙、李卫锋三人的欠款，其中欠李向辉300万元，欠李国龙和李卫锋共200万元，具体欠李国龙多少钱，李向辉、李国龙说法不一致，但均无据佐证。该协议签订后，第三人李向辉控制普吉物流公司的公章、经营资质进行经营活动，对协议的履行情况李国龙、普吉物流公司、第三人李向辉说法不一致，亦均无据佐证。李国龙于2016年6、7月间从第三人李向辉处控制普吉物流公司公章、经营资质等。2016年8月12日、2016年8月17日，李国龙以普吉物流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焦煤公路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运输合同》并已履行。为履行协议，李国龙雇佣社会车辆支出运费422698.95元，开具税票缴纳税款69372.55元。第三人应付运输费700032元，后因双方均向第三人焦煤公路公司发函要求停止支付，故该款项尚未支付。另查明，2016年9月13日，普吉物流公司在山西晚报刊登声明，将其相关证照、印章声明丢失作废后重新领取证照、刻制公章。2016年9月27日将公司注册在中行洪洞县赵城支行的账户注销。2014年4月1日，山西焦煤集团煤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甲方）、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乙方）、大连博城煤炭有限公司（丙方）、山西普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丁方）签订《四方转账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丁方为承运单位，给煤炭用户提供拉运服务，煤炭用户每月结算的运费由甲方统一收取，然后支付给丁方，丁方愿将部分运费代丙方偿还所欠乙方欠款及利息。约定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合同签约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签约地点为太原。该院认为，根据上述对证据及事实的综合分析与认定，对李国龙实际控制普吉物流公司资质、公章期间与第三人煤焦物流公司签订煤炭运输合同产生的700032元运费款系李国龙利用普吉物流公司资质经营所获，因李国龙利用普吉物流公司名义资质经营，故李国龙主张的700032元运费款应参照2014年6月17日的《运输业务合作协议》，按照约定的利润比例予以分配。鉴于李国龙因该项经营所交纳的税款数额为69372.55元，支付的运费为422698.95元（其中介休—大唐国际临电3460.05吨，每吨的运费65元即224903.25元，贺西—大唐国际临电5205.15吨，每吨38元即197795.7元）。在700032元运费款中应返还给李国龙所支付的成本为492071.5元（税款69372.55元＋运费成本422698.95元），利润的60％［（700032元—492071.5元）＊60％］即124776.3元亦应归李国龙所有，剩余利润中的40％即83152.52元归普吉物流公司所有。对于第三人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请，因其主张的四方协议系合同纠纷，该协议涉及到四个合同主体，而在本案中缺少必要的主体，故不能进行一并审理，且该协议约定的管辖法院为合同签约地法院，而合同签约地法院为太原，所以该院对该案无管辖权，故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2016年8月12日、2016年8月17日的两份《煤炭运输合同》产生的成本及利润中的60％共计616847.8元归李国龙所有；二、驳回李国龙其余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所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上诉人李国龙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是原审法院对于李国龙履行涉诉两份运输合同所支付的成本数额计算是否正确？评判如下：综合被上诉人李国龙提供的《还款合作运输协议书》、《运输业务合作补充协议》、《运输业务合作协议》以及原审法院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可认定被上诉人李国龙在实际控制上诉人普吉物流公司资质、公章期间以上诉人普吉物流公司名义与第三人山西焦煤集团公路煤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两份《煤炭运输合同》，并且被上诉人李国龙持有《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过磅单》，提供了与承运人签订的《运输协议》、《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清单》以证明已实际支付社会车辆运费，且依据第三人的陈述，可认定被上诉人李国龙实际履行了上述两份运输合同。本案中上诉人李国龙系借用资质从事运输活动，故应当按照《运输业务合作协议》中的约定对运输业务产生的利润比例进行分配。关于运费成本数额的认定，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李国龙实际持有的《山西大唐国际临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过磅单》以及向第三人提供的发票，认定运费成本以及税费，数额计算正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山西普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 敏审判员 张晓峰审判员 郭东星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商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