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0803民初566号 原告：王贤英，女，195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易特，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升强，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煌盛铂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宾港中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贾庆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斌，上海市建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贤英与被告浙江煌盛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盛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受理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昊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2017年3月13日，被告煌盛公司以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再瑞合伙企业”）诉王贤英股权转让纠纷案（涉及本案原告王贤英是否享有煌盛公司股东资格问题）尚未审结，而本案审理须以该案结果为依据为由，向本院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于同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9年1月23日，因前述案件业已二审终结，本案恢复审理。期间因工作变动，本案审判人员由审判员杨昊依法变更为审判员郑利军。2019年2月26日，本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王贤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易特、范升强以及被告煌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贤英诉称，原告系被告股东，现持有被告11%的股权。但原告自持股以来，被告从未向原告告知或出具过公司有关经营状况及财务报表类资料。为充分了解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原告于2017年1月22日向被告递交《要求查阅公司有关账册的申请》，要求被告向原告提供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月22日止的相关经营及财务资料，以供查阅。但被告于2017年2月7日回函告知原告，拒绝原告查阅公司审计报告、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并拒绝原告要求专业人员偕同查阅的合理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因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提供相关资料。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上述公司资料，已严重侵犯原告作为股东的知情权。又因为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公司经营及财务资料，导致原告至今对下列公司事务概不知晓:1、被告所谓的从现公司股东上海京再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处拆借(实为股权转让款)的1.8亿元人民币的用途及去向不明；2、因被告公司与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不明，导致原告投入被告原公司的90万元借款归属不明；3、因大股东把持公司财务，多年来被告没有向原告披露过公司财务及资金往来状态，导致原告长期以来对公司资金往来不知情；4、在温州中院股权纠纷案中提供的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公司与原大股东干方良女儿干盈有4774万余元的其他应付款，属于关联交易，此前未向原告披露；5、在温州中院案件中委托司法审计过程中，原告从审计人员处获悉有3000万余元的厂房租赁费用发生，但是不在司法审计范围之内。因被告现厂房产权为自身所有，厂房租赁费用不应发生，有可能损害原告的股东权益。综上，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公司经营及财务资料，已侵犯原告股东知情权。故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请：1.判令被告提供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1日止的所有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及审计报告（含审计报告相关资料）供原告查阅、复制，查阅、复制时间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2.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1日止的全部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报表及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相关资料）供原告和原告委托的注册会计师、律师查阅，查阅时间不少于十五个工作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019年1月23日，原告申请恢复诉讼后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中的“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1日止”为“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其他内容不变。 被告煌盛公司辩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本案原告王贤英在起诉时已不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且无证据证明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损，应予驳回其起诉。首先，2015年1月，王贤英、干方良、王琳与京再瑞合伙企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王贤英等三人持有的被告煌盛公司45%股权转让给京再瑞合伙企业并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该协议中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宜约定了对赌条款，其中之一为若煌盛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数，则包括王贤英在内的转让方应将其持有的煌盛公司全部股权无偿赠送给受让方京再瑞合伙企业，且包括王贤英在内的转让方应在2015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受让方履行无偿转让股权义务。后煌盛公司2015年经营情况经北京华成合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于2016年3月11日出具的审计报告表明煌盛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确为负数，该对赌条件成就，故最晚于2016年4月25日王贤英应履行无偿过户剩余股权义务，即最晚自该日起王贤英已不具备被告股东资格。因王贤英违约未配合过户股权，导致京再瑞合伙企业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诉讼，该案经一审、二审，温州中院（2017）浙03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高院（2018）浙民终354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了王贤英的违约事实，支持了京再瑞合伙企业的诉讼请求。其次，原告王贤英提交了两份审计报告证明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分别就净资产专项报告中披露的煌盛公司与干盈之间的关联交易问题以及煌盛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1.8亿借款去向问题提出了质疑，无非说明了其对相关情况不知情，仍属于知情权问题，而公司法解释四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损害所指的“合法权益”不包括知情权受损害，否则司法解释的规定构成循环解释，失去规制的意义。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王贤英提出股东知情权诉讼时是否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二是若原告王贤英提出股东知情权诉讼时不具有股东资格，则原告在本案中是否已初步证明了其在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就争议焦点一而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东知情权诉讼所处理的是公司内部关系，因此判断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是否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应综合全案作实质性判断，既不应依赖股权工商登记的形式记载，也不应依赖股东名册。经查，原告王贤英与被告另一股东京再瑞合伙企业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两审法院均认可了原告王贤英与京再瑞合伙企业之间于2015年1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含对赌条款）的效力，因王贤英对煌盛公司原2015年审计报告（华成审字【2016】第1010号）有异议，在该案诉讼中通过委托司法审计（温天原会所鉴【2017】3-020号），再次明确了煌盛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数这一对赌条件已经成就，最终均判决支持了京再瑞合伙企业依据对赌条款要求王贤英无偿转让剩余股权的诉求。依据该对赌条款之约定，王贤英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履行无偿转让剩余11%股权转让义务，王贤英违约拒绝履行股权过户义务的行为已经被两审法院给予否定性评价。审计报告仅是对2015年煌盛公司经营情况的审核确认，两份审计报告虽然在细节上有一定的出入，但煌盛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负数这一关键性结论是一致的。对赌条件成就则对赌后果当然发生，王贤英在对赌条件成就时即应视为实质上丧失了被告煌盛公司的股权，脱离了股东身份。若按照原告王贤英的主张，以其起诉时工商登记中的股权记载为依据或者以温州中院一审中经司法委托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出具日期之后三十个工作日为依据，认可其起诉时尚持有被告11%的股权，则将使原告因其违约行为获利，有违公平、诚信原则。故原告王贤英在2017年2月23日起诉时已不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 就争议焦点二而言，原告王贤英在本案中提交的有关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损的证据，主要是煌盛公司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截止2014年8月31日，被告煌盛公司与原公司大股东干方良之女干盈之间存在47741459.17元其他应付款，以及煌盛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书披露的截止2015年12月31日，被告煌盛公司与京再瑞合伙企业及供销集团天津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的1.8亿借款。原告认为前者系关联交易，被告公司应主动向原告告知，未告知即损害其股东权益，且该项关联交易的隐瞒可能致使原《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格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原始交易基础丧失。而后者1.8亿巨额借款用途及去向原告毫不知情，亦损害了其知情权。对于前者，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关联交易均是有损公司利益的；被告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较强，非公开上市的公众公司，原告并未提供依据证明被告对此关联交易有向所有股东告知的法定或约定义务，其援引规范上市公司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超过3000万元的关联交易就应向公众股东披露”的规定，认为被告亦有相同义务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温州中院审理已查明该份净资产专项审计报告于2015年1月10日作出，系原告王贤英与京再瑞合伙企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附件，故王贤英早在2015年1月即应当知晓存在该关联交易，其在持股期间一直怠于行使知情权，现以不知情为由主张权益受损难以成立。对于后者，该借款发生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且京再瑞合伙企业为被告公司提供经营资金系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京再瑞合伙企业的合同义务，原告并非不知，而原告作为公司股东而非实际经营者，未被告知借款具体用途、去向亦不构成对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的侵害，其若欲了解本应在持股期间提出。 综上，工商登记中关于股权的记载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权利的公示效力，并非设权性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原告王贤英在起诉时实际已不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其依法不享有诉权，非本案适格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贤英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利军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法官助理任质意 书记员毛静 ?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七条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