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瑞，男，汉族，1966年11月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吉林省九台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原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与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合并而成）。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东城大道**。法定代表人：司琪，局长。委托代理人：陈伟东，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尹敏学，广东凯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西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新世纪广场****铺/div>法定代表人：黄梅英，理事长。委托代理人：朱国明，广东康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姜瑞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西丼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丼投资公司”）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4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6月22日，姜瑞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作出的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5005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认定姜瑞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伤害非本人主要责任，认定为工伤；三、一审的诉讼费由东莞社保局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姜瑞系西丼投资公司员工，于2018年5月10日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及门诊诊断证明书、病历、员工入职登记表、仲裁裁决书、报警回执等相关资料，述称其于2017年8月30日7时20分左右，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请求认定为工伤。东莞社保局受理后，于2018年5月17日向姜瑞发出《工伤认定提交材料通知书》，要求姜瑞提交交警部门对事故情况的书面说明。姜瑞于2018年5月25日向东莞社保局提交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凤岗大队作出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7年8月30日7时20分许，姜瑞驾驶一电动车于东莞市凤岗镇凤德岭村凤凰路与上村路口交汇处路段与另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姜瑞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姜瑞报警，交警到达现场时，姜瑞自述已同对方达成协议，对方驾驶人赔偿姜瑞后离开，姜瑞现场要求撤销报案。2017年11月，姜瑞要求凤岗交警大队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经调查，因距离事故日期相隔时间过长，监控资料已被覆盖，无法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2018年1月26日，东莞社保局对姜瑞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姜瑞表示无法提供和解书。2018年5月28日，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姜瑞无法提供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其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并送达给姜瑞和西丼投资公司。姜瑞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第二十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2018年5月10日，姜瑞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东莞社保局受理后，经调查，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涉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姜瑞和西丼投资公司，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姜瑞受到的伤害是否由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所导致。本案中，姜瑞主张其于2017年8月30日7时20分左右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虽然能够提供了一份报警回执和交警部门的情况说明，但该两份证据仅能证明姜瑞有报警，无法证明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更无法证明姜瑞对于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的责任情况。即使确有发生交通事故，而交警部门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原因在于姜瑞与事故对方达成协议，主动撤销案件，从而导致现场证据灭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的规定，姜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东莞社保局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姜瑞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姜瑞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收取诉讼费50元，由姜瑞承担。一审宣判后，姜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三、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由东莞社保局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与姜瑞的真实诉求不符，请予以纠正。二、原审判决中姜瑞提交的证据四不予确认，属于判决错误。姜瑞提交的证据四《职工伤亡事故认定现场示意图》在一审开庭时东莞社保局和西丼投资公司才提出异议，姜瑞当庭对证据四做出了相应解释。姜瑞提交的证据四是东莞社保局要求姜瑞自行完成再提交，依据如下：（一）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证据二中，东莞社保局要求姜瑞在七日内提交证据材料，其中包括《职工伤亡事故认定现场示意图》。（二）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证据一证明姜瑞提交了证据四。（三）在东莞社保局提交的证据二中标注《职工伤亡事故认定现场示意图》原件。（四）姜瑞提交的证据四空白图表是东莞社保局工作人员向姜瑞提供，空白图表左上角有东莞社保局工作人员亲笔写下的制图主要事项，如果有异议，可作笔迹鉴定。三、原审判决认定争议焦点有误。姜瑞是上班时发生的事故，与下班无关。而且姜瑞是因为不服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诉讼，一审应当根据《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结论出现分歧问题确定焦点。东莞社保局在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因姜瑞无法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不能认定是工伤。姜瑞起诉东莞社保局的原因是“主要责任”和“非主要责任”均未确定，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就是事实不清。东莞社保局提出姜瑞的事故发生后两个月才到凤岗医院就诊治疗与事实不符。西丼投资公司在答辩书提及无法查明姜瑞的伤势是否因交通事故造成，就是在推卸责任。四、原审判决“无法证明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审理的原则。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载明：调查经查实结论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只是因为姜瑞无法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西丼投资公司答辩状中也明确提及无法查明姜瑞的伤势因交通事故造成。证实西丼投资公司对姜瑞发生的交通事故是知情的，说明姜瑞发生交通事故是事实。交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清楚的写明“造成姜瑞受伤的交通事故”。事发时姜瑞报案，交警大队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姜瑞的电动车仍在事故现场，姜瑞的左胳膊擦伤出血，现场有多人围观。交警大队工作人员查看了现场，姜瑞如实交代了经过，要求撤案。姜瑞报案时交警大队到达现场查看了现场，不然交警大队不会出具《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了事故的发生。五、原审程序与西丼投资公司违反法律程序。西丼投资公司当庭提交答辩状程序不当。六、东莞社保局提出姜瑞在事发后两个月才前往就医与常理不符。事发第二天，姜瑞因为疼痛加重，于是向西丼投资公司经理陈述了交通事故的事发经过，西丼投资公司经理说：公司没有为你缴纳社保，你自己去买点药吃吧。所以姜瑞一直忍痛上班，但是左胳膊活动受限，后来实在挺不住了才前往医院。对于姜瑞上述解释东莞社保局以及西丼投资公司在原审庭审中没有进行反驳。足以证明东莞社保局作出案涉决定书前，进行了充分调查，得出姜瑞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西丼投资公司没有当庭提出反驳意见也证明西丼投资公司对姜瑞受伤情况有所了解。姜瑞两次向西丼投资公司提交关于姜瑞找主管王经理要求报销医疗费的录音。综上，东莞社保局和西丼投资公司均认可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正当合法，事实清楚，通过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结论证实，姜瑞上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姜瑞和东莞社保局及西丼投资公司对此事实并无异议。只是针对姜瑞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有争议。姜瑞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有三个构成要件，“上下班途中”以及“受到交通事故伤害”在《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得到印证，“非本人主要责任”应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由用人单位进行举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关于如何适用第十四条第六项及第十六条第一项的有明确规定。东莞社保局在无法确定“主要责任”与“非主要责任”，的前提下作出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姜瑞之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一）姜瑞在2018年5月10日向东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时称其为西丼投资公司的员工，于2017年8月30日上午7时20分左右上班途中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受伤。后于2017年10月6日、10月13日、11月2日到凤岗医院就诊，确诊为“左侧第7肋骨骨折、左侧肱骨大结节骨折”。（二）东莞社保局收到姜瑞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向姜瑞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东莞社保局向姜瑞询问事故发生经过时，姜瑞称对方给了300元后双方自行和解。因为姜瑞撤案的原因，交警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两个月后联系交警出具，交警表示因距离交通事故发生时间较久已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三）根据东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凤岗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称“经调查，因距离事故日期相隔时间过长，监控资料已被覆盖、现场证据亦已灭失，我大队作出无法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答复，姜瑞本人并无意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综上，东莞社保局经调查后认定姜瑞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在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按照姜瑞的自述，交通事故发生后，因姜瑞自行撤案的原因，导致姜瑞自述的交通事故最终无法获取原始资料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姜瑞承担。（一）姜瑞没有提供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证明其受到的伤害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且其在事故发生之后两个月才到凤岗医院就诊治疗，亦与常理不符。（二）姜瑞在工伤认定阶段提交的报警回执和交通部门的情况说明，均仅能够确认姜瑞曾经被报警，但无法证明当时是否确发生了其自述的交通事故，更无法证明姜瑞对于交通事故承担的责任情况。（三）退一步讲，即使确有交通事故发生，然交警部门无法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原因在于姜瑞自行放弃其权利，导致现场证据灭失，姜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第三人西丼投资公司未在二审法定期限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粤办发〔2018〕118号），东莞市组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再保留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东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1月10日颁发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争议焦点系原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否正确。换言之，在无法核实姜瑞在案涉交通事故当中的具体责任时，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亦即《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之规定，对其所受事故伤害给予认定工伤。对此，本院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案涉事故发生后，姜瑞有报警，交警部门派员到达现场后，姜瑞表示与肇事电动车驾驶人达成了协议，对方赔偿其叁佰元后已离开，并要求撤销报案。两个月之后，姜瑞又到交警部门要求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但因距离事故发生相隔时间过长，监控资料已被覆盖、现场证据亦已灭失，交警部门无法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可见，交警部门未能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系姜瑞主动撤销报案所致。虽然该权利放弃并不为法律亦或法规所禁止，但在姜瑞又行启动工伤认定程序后，势必会对东莞社保局就交通事故是否为“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事实查明，以及西丼投资公司举证属于“本人主要责任”以排除认定工伤产生重要影响。故，在姜瑞主动撤销报案，致使交警部门没有制作本可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时，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自行承担对“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的举证责任。鉴于姜瑞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案涉事故负有“非本人主要责任”，而其向原东莞社保局提出案涉工伤认定申请时已是2018年5月10日，此时距案涉事故发生相隔逾八个月之久，调查取证的客观基础早已灭失，原东莞社保局据此认定案涉交通事故伤害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六）项之规定，进而不予认定工伤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姜瑞上诉请求撤销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姜瑞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