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722刑初207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马学标，男，1971年9月29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江苏嘉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东海分公司负责人，住东海县。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5年4月10日被本院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因本案于2017年8月9日被东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门建武，江苏润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何阳，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戴金良，男，1951年7月27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已退休（退休前系东海县邮政局监察员），住东海县。因本案于2017年8月9日被东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彩，江苏东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敢，男，1968年12月13日生，汉族，大专文化，原东海县工商联合会人秘科科长，住东海县。因本案于2017年8月17日被东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2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薛尚美，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勇（系被告人李敢之兄），男，1964年3月30日生，汉族，本科文化，现任东海县马陵山中学工会主席兼教务处主任，住东海县。因本案于2017年8月23日被东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1日由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16日被东海县人民检察院重新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2018年12月14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经本院决定，2019年4月30日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张海蓉，江苏瀛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千里，男，1984年12月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东海县。因本案于2017年8月9日被东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7日由该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16日由东海县人民检察院重新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2018年12月14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经本院决定，2019年4月30日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马向阳，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戴金柱，男，1955年3月25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已退休，住东海县。因本案于2017年9月12日被东海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16日被东海县人民检察院重新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2018年12月14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经本院决定，2019年4月30日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县看守所。 辩护人朱磊、臧靖，江苏恒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马小珍，女，1981年7月14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东海县。因本案于2017年9月13日被东海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16日被东海县人民检察院重新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2018年12月14日由本院决定取保候审，由东海县公安局执行。 辩护人陈莉，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以东检诉刑诉〔2018〕144号起诉书及东检诉刑变诉〔2018〕7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马学标、戴金良、李敢、李勇、马千里、戴金柱、马小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8年3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7日、12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东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尹小龙、尚某、袁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马学标及其辩护人门建武、何阳，被告人戴金良及其辩护人李彩，被告人李敢及其辩护人薛尚美，被告人李勇及其辩护人张海蓉，被告人马千里及其辩护人马向阳，被告人戴金柱及其辩护人朱磊、臧靖，被告人马小珍及其辩护人陈莉到庭参加诉讼。同年6月9日、7月8日，10月9日、11月8日，东海县人民检察院以东某甲诉延【2018】41号、59号《延期审理建议书》及《恢复审理建议书》》建议对该案延期审理及延期审理到期后恢复审理，本院均依法定程序审理。因本案案情重大复杂，2019年2月3日，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依法予以延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2年5月7日至2017年8月7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戴金良、戴金柱、马千里、马小珍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在东海县桃林镇石埠街，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名义，采取散发宣传单、宣传册、广告牌展览、拉存款给予提成等手段向社会公开宣传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吸收周边群众为合作社社员，并许诺以6%至12%的年化收益率，向其非法吸收资金，金额累计156377268.53元，对外放贷6871730元，将吸收的资金用于分红及个人经营。其中，被告人马学标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6377268.53元，被告人李勇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6377268.53元，被告人李敢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0511588.10元，被告人戴金良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6377268.53元，被告人戴金柱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319299.43元，被告人马千里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95865680.43元，被告人马小珍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4033782.43元。截止至2017年8月末，尚有21243096.48元无法偿付。 具体分述如下：1.2012年5月6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共同出资30万元（马学标16万元、李勇、李敢各7万元）购买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马某）的固定资产及经营权，利用该合作社名义向社会公开高息揽储，并聘请被告人戴金良为经理，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管理。2013年4月，因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材料没有依约履行变更，马某遂将该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及公章收回。2013年6月5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利用吴某（系被告人马学标之妻）的身份成立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某），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的持股比例同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后被告人李敢于2014年5月5日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人马千里，截止至2014年5月5日，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0511588.10元。 2.2014年5月6日至2017年8月7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马千里以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某）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吸收公众资金，截止至2017年8月7日，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95865680.43元。 3.2015年3月9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马千里吸收被告人戴金良、戴金柱、马小珍入股（被告人戴金良出资52万元、被告人戴金柱出资26万元、被告人马小珍出资26万元），以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向社会公开高息揽储，后被告人戴金柱于2016年7月11日退股，在此期间，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49319299.43元。被告人马小珍于2016年10月退股，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54033782.43元。 案发后，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戴金良、戴金柱、马千里、马小珍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案发后，被告人马学标主动上交公安机关1000000元，被告人马千里主动上交公安机关900000元，被告人戴金柱主动上交公安机关41000元，被告人马小珍主动上交公安机关50000元，被告人李勇主动上交公安机关100000元。 变更起诉书指控：2012年5月7日至2017年8月7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戴金良、戴金柱、马千里、马小珍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在东海县桃林镇石埠街，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采取散发宣传单、宣传册、广告牌展览，拉存款给予提成等手段向社会公开宣传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吸收周边群众为合作社社员，并许诺以6%至12%的年化收益率，向其非法吸收资金，金额累计136271342.03元，对外放贷6871730元，并将吸收的资金用于分红及个人经营。其中，被告人马学标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6271342.03元，被告人李勇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6271342.03元，被告人李敢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559974.60元，被告人戴金良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6271342.03元，被告人戴金柱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4434193.43元，被告人马千里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711367.43元，被告人马小珍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037821.43元，截止至2017年8月末，尚有18341095.18元无法偿付。 具体分述如下： 1.2012年5月6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共同出资30万元（马学标16万元、李勇、李敢各7万元）购买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马某）的固定资产及经营权，利用该合作社名义向社会公开高息揽储，并聘请被告人戴金良为经理，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管理。2013年4月，因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材料没有依约履行变更，马某遂将该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及公章收回。2013年6月5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利用吴某（系被告人马学标之妻）的身份成立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某），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的持股比例同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后被告人李敢于2014年5月5日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人马千里，截止至2014年5月5日，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5579974.60元。 2.2014年5月6日至2017年8月7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马千里以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吴某）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吸收公众资金，截止至2017年8月7日，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711367.43元。 3.2015年3月9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马千里吸收被告人戴金良、戴金柱、马小珍入股（被告人戴金良出资52万元、被告人戴金柱出资26万元、被告人马小珍出资26万元），以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向社会公开高息揽储，后被告人戴金柱于2016年7月11日退股，在此期间，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44434193.43元。被告人马小珍于2016年10月退股，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49037821.43元。 东某甲诉刑诉【2018】144号起诉书未被变更部分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为证明以上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随案移送相关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审计报告等证据材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戴金良、李敢、马千里、马小珍、戴金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戴金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敢、马小珍、马千里、戴金柱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马学标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戴金良、李敢、马千里、马小珍、戴金柱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综上，建议对被告人马学标在有期徒刑四年至六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对被告人戴金良在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对被告人李某甲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对被告人马千里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对被告人马小珍在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对被告人李勇在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对被告人戴金柱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 对以上指控，被告人马学标辩称，我认罪，我在侦查机关的供述都是属实的，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金额有异议，存在重复计算，有部分款项是亲戚朋友的款项。植保合作社因为未成立不存在向外吸收资金及对外宣传经营，都是以经济信息合作社名义进行吸收的，股民证都是经济信息合作社，指控无法偿付1800余万元是不成立的，我们归案前合作社正常经营，只有少部分人要求退股。征求公安机关对报案人员进行调解，但公安未同意，我还款100余万元给合作社用于支付其他股民的股金，合作社有资产千里马办公楼一栋价值一千余万元，2017年3月份已经打出广告出售，新沂商品房一套已经出售。 被告人马学标的辩护人门建武提出，作为本案被告人马学标的辩护人，根据庭审中控辩双方举证情况表明的案件事实，结合有关法律、司法解释及国家文件政策的精神，根据律师法授予辩护人独立的辩护权规定，虽然本案被告人马学标认罪，但辩护人仍然认为：本案起诉书指控马学标等个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根据庭审表明以下案件事实：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合作社是根据国家文件精神，由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支持下成立的，并接受该联社领导及技术支持。该合作社成立之日，县、乡相关领导亲自到现场剪彩，影响很大。本案被告人之一的李勇就因为有领导的支持而在2011年就已经申请入社并投入一定的股金，在发现确如宣传那样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等特点及好处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宣传给被告人马学标知道。后因为新沂的管理人不方便管理，有转让发起人的意愿，李勇将该信息转告马学标，马学标很有兴趣，就与李勇、戴金良等人到新沂总部考察并咨询相应政策，在了解相应政策后，马学标于2012年5月6日与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代理人杨某甲签订合作协议书，由马学标等人在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监督指导下继续经营合作社，该转让行为得到了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的认可，联社在2013年9月，以新农合2013第（0901）号文件要求原法定代表人马某按法定程序将兴村富民合作社法人代表予以变更，后因故迟迟没有变更。 马学标签订合同后，因戴金良在石埠工作多年退休，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信誉，就委托其具体管理合作社的经营活动，严格按国家政策和以前的惯例经营。马学标本人除需要开会时候参加研究，平时都是戴金良及会计等在合作社门市按以前的系统模式经营。 他们使用原来的宣传单宣传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互助合作、和谐发展的经营理念，该理念是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许多社员、亲友都踊跃入社、投股，经营一段时间很红火。但后来因经营决策上欠考虑，他们将部分资金投资植保合作社用于建造千里马大楼，准备更多收益用于社员分红。但因为资金暂时短缺，造成部分社员想退股时候不能及时支付股金，而出现纠纷，部分社员采取过激的措施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马学标等人拘押至今，致使合作社经营瘫痪，资金无法回收，社员股金难以返还，造成所谓的2000万元左右损失。 根据以上事实，辩护人认为： 一、马学标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 马学标是基于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合作社有社员资金互助的政策支持才接手该合作社的，该权利是中央一号文件及省文件明确授予的。 马学标了解的合作社经营情况是基于李勇的介绍及后来亲自向新沂合作社的当面咨询及查看相关文件。根据证人杨某乙证明及统计表名单，可以知道李勇本人在接手核心社员（发起人）之前就已经是该合作社普通社员。且其亲戚朋友、同事也是在这个时候受李勇入社的影响已经入社，其当时就已经向亲友（包括马学标）、同事宣传的理由无疑是李勇自己主观上相信在有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及支持的单位肯定是合法的，一般的企事业单位不可能让县、乡领导去隆重剪彩的。自己入社得到了政策的好处，介绍给亲友是正常的，并非后期自己成为核心社员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进行的宣传。既然他自己主观上都认为该得到政府支持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通过他介绍才接手合作社发起人的马学标自然在主观上也是认为合作社的经营行为是合法的，只要按前面的经营模式和文件精神继续经营即可。 马学标接收合作社后，仍然要求直接经手人员戴金良等人本着合法经营理念，若想投入股金，必须自愿入社领取社员卡或社员证后才可以享受社员间资金互助的好处，从辩护人举证的卷宗中所有报案人都是持有社员证，可以证明，部分报案人的报案笔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下，难免出现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这是需要引导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一棒子打死。事实证明，若发现问题后能够及时加以引导、监管和责令改正，给予一定的必要时间让他们及时回收资金便于清退要退股的社员股金，总比把他们抓起来让大家都损失要强的多。 二、公诉人当庭所举的现有证据，没有能够证明马学标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1、马学标本人没有向社会不特定人宣传过自己有吸收存款的意愿及事实，即便借款也只会找亲朋好友借款，没有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2、马学标作为接手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合作社的发起人、负责人，对合作社经营行为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这只是单位行为，各社员也是奔着合作社去入股的，即便构成违法犯罪，也只能是单位犯罪，不应该定性为个人犯罪。 从统计表中统计的数字情况分析，该行为也是单位延续性行为。首先，统计表统计的数字本身就包含了马学标等人接手合作社之前的数字，社员也有许多是马学标等人接手之前就已经了解或参加合作社的成员，比如被告人李勇等。另外，根据统计表可以知道，各被告人也均在合作社入股金很多，若是个人犯罪，还能自己非法吸收自己存款给自己长利息？ 3、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精神：在亲友或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从本案情况分析，现有证据证明所有的报案人都是先申请参加经济信息合作社后，才根据自己资金情况进行资金互助的。至于入社的社员有的是基于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介绍，有的是其他社员的介绍或看到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宣传单，并不影响其先自愿入社的前提。其入社后也是陆陆续续根据自己资金情况自愿向合作社投入互助资金，有的人就只办了入社手续，并没有投入互助资金可以证明（比如：统计名单第一页就有：仓园园106元、柴成囤108元、陈百利2元、陈德军2元、陈二练9元、陈锋8元…。后面还有很多）。 各被告人本人也和其他普通社员一样，在有闲散资金情况下及时投入互助金，比如统计表上统计的马学标多次投入100多万，戴金良多次投入800多万…。且不管统计表是否客观真实，至少可以印证辩护人的观点。 根据举证原则，公诉人至今没有举证证明有哪一个人不是合作社社员或其家人而被非法吸收存款的。 统计表只能反映合作社经营信息情况，不能证明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便统计表数字再多，假如是银行，也不会是犯罪。而经济信息合作社也是国家政策提倡的新型合作社发展道路，被允许在合作社内部进行资金互助，其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构成要件。 4、关于损失认定：21243096.48元是否就是无法偿付的数额？合作社到清算时候了吗？债权清收了吗？资产处理了吗？21243096.48元有多少是分红款？以上都没有查清，如何认定？ 综上，辩护人认为：根据现有举证，不足以认定被告人马学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该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对被告人马学标判处缓刑。 被告人马学标的辩护人何阳提出，辩护人对于马学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持异议，现就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及量刑意见发表辩护意见如下，请合议庭考虑、采纳。 一、合作社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主体，本案应当是单位犯罪 刑法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对于单位犯罪的，只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成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吸收存款，并且大多数存款都是以公司名义吸收，应该认定为个人犯罪。如果在公司成立并且有实际经营业务后，非法吸收存款只是其中之一时，就应当考虑定单位犯罪，只追究其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及李勇、李敢自接手后开始经营自己农业业务，仅仅是由于资金短缺对外向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吸收股金，储户的存款由合作社的窗口办理，合作社向社员发放社员证、存款凭证及存折，最终也是以合作社的名义支付储户的利息，同时对外放款也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哪怕是股东借款，也需股东向合作社出具借条，几名股东也没有将合作社吸收的存款占为己有的意思表示，一直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对外从事各种民事行为，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非为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其设立后亦非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应以单位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被告人马学标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四）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五）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但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置备成员名册，并报登记机关。”第十五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在本案中被告人马学标自2012年5月份入股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所吸收的资金用于发展合作社的事业，马学标没有用社员的入社资金享受而是积极发展合作社的事业给农民趟出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在2017年上半年，合作社对于利息一直是正常发放的。虽然几名股东在经营期间有过分红行为，但这属于正常的公司股东分红行为，不能理解为吸储的资金属于几名股东所有。本案中合作社的社员大部分是农民，合作社成立是为全体社员谋取利益的，因此马学标及其他被告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并不大，相反还得到大部分社员的支持。 三、被告人马学标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有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所谓全额计算，是指对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而非要求行为人对共同犯罪中的所有吸收资金负责。而非吸犯罪一般而言均为共同犯罪，涉案人数众多，那么这时就应当着重从涉案资金是否全部由行为人所吸收方面进行辩护。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法人，那么行为人对所有非吸资金都要负责，如果是普通业务员，那么业务员只需对行为人自己吸收的资金负责。本案中，虽然马学标从2012年5月7日至2017年8月7日，一直是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股东，但是马学标并没有参与合作社的日常经营管理，合作社都是由戴金良负责管理的，因此吸储的资金管理、吸储的利率、宣传方式都是由戴金良来负责的，马学标仅仅是其亲属朋友听说合作社可以储蓄，而主动找马学标来存款，因此辩护人认为马学标仅仅应当对自己吸收的资金负责，而不应当对所有的非法吸收资金负责。 四、被告人马学标并非是主犯 被告人马学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对部分犯罪事实不知清无需承担责任，且实际参与筹集资金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根据本案多份讯问、询问笔录并结合庭审查证的事实，被告人马学标并不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合作社是由戴金良来负责管理，对外宣传也是戴金良来策划的，并且对于拉存款给予提成的方式也是戴金良决定的，戴金良从合作社拿的提成款数额可观，而马学标对于戴金良参与的绝大部分筹集资金的具体行为并不知情，因此，辩护人认为马学标虽然在合作社的入股时间长、所占股份份额大，但马学标只是挂名的股东，戴金良是实际的控制人，被告人马学标无需对不知情的资金筹集行为承担责任。马学标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从犯特征，而并非属于主犯。 五、关于量刑意见 辩护人认为，应当在犯罪案款查清查实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确定基准刑。在依法确定基准刑之后，应当考虑被告人马学标具有以下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1、具有主动直接投案自首情节。指控机关以被告人在庭审中自行辩解否定自首的意见是不成立的。依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实施细则》关于“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已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投案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30％”的规定，建议减少基准刑的25%。 2、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马学标始终没有赖账的意思表示，在庭审时一直愿意归还受害人的款项。同时被告人对犯罪案款并没有挥霍、隐匿和转移的行为，更没有转手放贷牟利行为。可见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深。需要提及的是，在案发后，马学标通过其家属主动向公安机关上交100万元；至今仍然表示将在出狱后奋力打拼，想方设法还清受害人的款项，这都是主观恶性不深的表现，建议酌情减少基准刑的5%。 3、本案涉及受害人众多，案款数额特别巨大，仅凭司法机关的辛苦和努力很难将犯罪案款全额追缴归案，并依法合理地返还给受害人。因此本案最大地减轻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创造最好的办案效果的方法是给被告人马学标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马学标具有多年从事建筑行业的经历，如果他从轻判决后，相信凭着他的经验和朋友的支持，受害人的经济损失一定能够得到弥补，因此对马学标从轻处罚可以彰显司法机关的崇高权威和法律的公平正义及社会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辩护人建议合议庭考虑到被告人财力现况和认罪态度，建议在三年以下予以量刑，并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采纳。 被告人戴金良对以上指控提出，对指控的涉案金额有异议，对系统的放款金额没有异议，对吸收累积金额有异议，不可能有那么多，都是累积和叠加的。 被告人戴金良的辩护人提出，依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在定性方面，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戴金良个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有异议 本案应为单位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 首先，从形式上看，吸收股金和社员间拆借都是以合作社的名义进行的。出资人都是向合作社提供钱款，大多数以现金形式交到公司财务，也有一部分通过转账给个人，因无对公账户，但资金控制、使用权、所有权仍是合作社，集资参与人收到的是盖有合作社印章的《收据》及社员卡。总之，接受资金的当事人为合作社这个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而不是自然人。 其次，从实质上看，被告人的行为完全是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本案吸收的资金全部用于合作社的经营活动、建造办公大楼、日常开支、成员间拆借。凡是戴金良参与吸收的资金，由投资人将款项交给公司财务，公司财务开具相关手续，故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为宜。 二、对东海县人民检东某甲东检诉刑诉【2018】144号起诉书认定的被告人戴金良系主犯和其涉案数额1.5亿元，辩护人认为与事实不符。 第一、被告人戴金良不是合作社经理，其在公司的身份、享有的职权与起诉书认定的不符，本案卷宗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戴金良是合作社的经理。根据侦查卷宗，被告人戴金良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记账，有客户现金存款时马小珍负责跑腿到营业处收取现金存款，公司有使用现金开支时也从其处支取资金，戴金良的身份相当于合作社的“会计”，其享有的职权和在公司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小于公司实际控股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三人。 第二、被告人戴金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数额应扣除审计报告中重复计算、七名被告人各自入股、亲朋好友、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入股资金 审计意见书不具备证据三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犯罪数额的依据使用。首先计算方法不科学，没有扣除累计、重复部分，和实际相差甚远。其次，本罪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解释，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不属于非法吸收或着变相吸收存款，因此亲友和七被告人及社员入资数额应扣除。最后，审计报告没有告诉被告人应享有重新鉴定的救济权利。 三、在量刑方面，被告人戴金良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酌定从宽量刑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本案被告人戴金良应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同犯罪的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从整个犯罪过程看，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兴村富民合作社，是以合作社名义吸收资金。被告人戴金良是在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三股东聘请下从事记账活动，接受三股东的领导和管理，不具有领导、决策和分配权，只领取工资作为报酬，一切行为均为职务行为，事先和三被告人之间也没有犯意联络，只是碍于朋友面子，不好推辞而被动加入。在合作社只负责财务的出入账工作，起到辅助作用。 2、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积极主动配合办案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积极向公安提供合作社财务总账、凭证、股东会记录等证据，为本案的侦破和受害人利益的维护提供了直接证据，为会计师事务所对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支付利息及返还本金数额、造成损失数额的审计结论提供了有力帮助。 3、在合作社无力支付借款本息后被告人仍积极向三女儿借款主动联系还款。由此可见其主观恶性不深，且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4、被告人戴金良属于初犯、偶犯，其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5、被告人戴金良当庭自愿认罪，并能够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系自首，认罪态度较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再根据自首的法律规定，对被告人戴金良可以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 6、虽然原法人将公章和执照拿走，但并没有到工商做注销登记，也没有阻止七被告人的行为，可见，她是默认或放任了七被告人可以以其公司从事经营活动，且发起人也是支付30万元对价，不存在冒用或非法经营的情形，仍然存在合法载体。 四、量刑建议： 综上，被告人戴金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辩护人恳请法庭念在被告人具有以上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酌定从宽处罚情节，能够对被告人戴金良从宽处罚，以彰显刑法惩治与教育并举的功能，使被告人能够早日回归社会。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予以关注并依法采纳。 被告人李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提出，对分述部分的金额有异议，金额有重复计算。 被告人李敢的辩护人提出，一、本案是单位犯罪。 1、“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是经工商登记的合法组织，该合作社是“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的成员。是马学标与“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签订《合作协议书》后从原发起人、经杨某甲杨远手中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而来。 合作社是在之前早就存在的依法成立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社员的资金需求提供资源，对私人、私营中小企业解决资金困难提供帮助，助长中小企业、个体商户的发展，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利因子。 2、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在“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指导下展开工作。并且向合作联社（《合作协议》第十一条）“入股20万元，作为加入联社股金，当乙方成员股金总额超过500万元，甲方有权继续要求乙方按照股金总额10%追缴其加入合作联社股金，以上两项乙方的股金作为合作联社的成员参加联社的分红”，同时《合作协议》第十二条规定“乙方须按本合同签订后按季度向甲方支付业务管理费，收费标准按乙方股金总额的3‰”。 3、“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对其成员的日常工作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 4、根据公诉机关举证的证据也足以证明本案是单位犯罪。工商登记资料、社员证上的印章等等。 二、主观上被告人李敢没有犯罪故意。 被告人李敢不是“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成某甲立人。是经工商登记的合法组织，该合作社是“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的成员，在2012年5月之前就已经存在。被告人李敢等人成某甲立人、原经杨某甲杨远处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而来。 “江苏新农合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联社”和“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是经工商登记的合法组织。 被告人李敢等人主观上没有主动去成立合作社去吸收社员资金，更不存在以成立合作社的形式而以自然人名义吸收公众存款。李敢等人是在中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加入到合作社中，也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享有社员的权利、承担社员应尽的义务，与其他社员一样享有合作社资金互助的权利和义务。合作社的社员是固定的，只有合作社的社员才能享有资金互助的权利和义务，合作社没有公开向社会不特定人员吸收资金。 三、客观上被告人李敢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1、被告人李敢只是合作社的股东，在合作社运营过程中行使股东权利；2、被告人李敢不是合作社的员工，没有薪金收入；3、被告人李敢不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4、被告人李敢不是合作社的直接责任人员；5、被告人李敢没有向社会做宣传行为；6、被告人李敢没有向社会拉人存款行为；7、被告人李敢本人的资金也存放在合作社。 四、公诉机关举证的徐州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说明补充材料和存款流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1、社员存储金额重复计算；2、已付利息应当抵扣本金； 3、2014年5月5日之前被告人李敢退出股东时合作社实际吸储金额没有60511588.1元；4、2014年5月1日之前的社员存款至2017年8月已经全部还清，对于2014年5月1日之前的社员来说不存在损失；5、在2012年5月至2014年6月李敢任股东身份期间，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合作社一直持续有效运营，2012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社员资金都是正常借、还，没有损失；后期部分社员的损失与李敢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五、量刑建议 综合案件事实和司法践行，本案是单位犯罪，被告人李敢既不是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合作社的员工，更不是合作社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不应当对其判处刑罚。虽然被告人李敢主观上不知道是犯罪行为，也没有亲自实施吸储行为，但合作社总体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如果法庭认为不是单位犯罪，则鉴于李敢是从犯，有自首情节，愿意赔付，且李敢于2014年5月5日退出合作社，此前的社员存款已还完，对社员没有损失，社会危害性消灭，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李敢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李勇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提出，对指控非法吸收的总额及主犯有异议。 被告人李勇的辩护人提出，（一）本案审计方式出现根本错误，必然导致量刑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错误的，因此，该份审计报告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作为非法吸储案件，吸储的资金额是全案非常重要的事实，而且是对被告人进行量刑的主要依据，本案审计报告出现庭审时辩护人所陈述的几个根本性错误，必然导致审计结论的错误，该案审计报告应当重新进行审计，否则不能作为量刑依据。（二）被告人李勇并非本案主犯，而是几乎不起作用的从犯，是在共同犯罪中没有话语权的、可有可无的角色，李勇应当作为从犯处理，公诉机关指控李勇为主犯是错误的。主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对全部犯罪承担责任的罪犯，李勇在犯罪中并非起到主要作用，原因如下：本案李勇被界定为主犯，从公诉方举证可见，公诉方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该合作社初期的建立是李勇牵线搭桥的；第二、他具有股东身份；第三、他参与了股东会议，且在会议中对合作社的经营发言表态。但辩护人认为，判断共同犯罪的主犯，特别是非法吸储这类经济犯罪的主犯，不能简单直观地根据被告人的表面身份和是否参与到犯罪事务中简单、生硬地判断，而是要从主观方面看当事人是否存在犯意的主谋、客观方面是否存在策划、从事非法吸储的各项具体工作、是否掌控共同犯罪内部的领导权、经济大权、支配非法收入权等几个方面结合案件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1、主观方面，李勇虽然为马学标购买合作社牵线搭桥，但没有与他们共谋利用合作社非法吸储这一犯意。卷宗中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勇推荐合作社给自己的亲戚马学标是为了共谋犯罪，甚至马学杨某甲杨远他们几个人谈合作社转让的时候，李勇只是一个局外人，并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参与任何意见。后来是马学标收购了合作社，在他极力请求之下，李勇才加入的合作社，这个事实在庭审的法庭调查以及在李勇、马学标几名被告人的供述中都可以印证。公诉机关将这个事实作为李勇是主犯的理由之一，未免牵强。2、客观方面，在合作社的经营过程中，李勇除了参加股东会议，既不在合作社主持工作，从来不在现场负责管理和具体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主要当家人、说话算数的，不是李勇，他没有话语权。根据戴金良供述（卷一，150页），“马学标是总负责人，资金调度基本都是他安排的；具体业务我负责，马小珍负责现金和总账，柜台业务；马千里负责资金安全，还负责合作社投资的千里马建材公司的基建、工李某丙李李某丙李娟是李勇对象，名义股东）负责资金使用的监管，实际也没管，主要马学标说了算”，其他同案犯关于合作社的分工责任及负责人的供述基本与此一致。从以上事实可见，客观上，李勇并没有实际参与到合作社的领导、主管、以及业务当中去，是基本脱离合作社的，不具备主犯的实质条件。因此，从这个方面而言，认定李勇为主犯，有主观归罪的倾向。3、从是否掌控共同犯罪内部的经济大权、是否能支配非法收入方面来看，李勇根本不具备主导权力。根据合作社管理人戴金良在卷一149页的供述，以及马学标、马千里的供述，结合卷宗显示的马学标、戴金良出具的借条、借据以及各种支出明细等，明确得出一个结论：李勇没有从合作社借一分钱；对合作社的钱怎样运用、经营、投资，没有一点权力；所有的放贷、取利、经营和规划，和李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唯一的权力就是获得了二十余万的股东分红，并且其中十二万元被合作社扣除为李建平清账目；唯一实际从事的吸储行为就是他的一些同学、亲戚、朋友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加入成为合作社社员。从以上可见，李勇根本不具备主犯的实权，在经济地位上既然一无所有，就基本谈不上犯罪地位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综上，李勇应当认定为从犯。（三）李勇存在自首、返还赃款、以及坦白认罪等从轻、减轻的法定情节，案发后，通过李勇存款的朋友、同学、亲属均提供给公安机关《谅解书》，请求对李勇从轻减轻处罚。李勇本人经过辩护人的普法教育，最终接受了自己有罪的事实，愿意认罪悔改，请法庭结合李勇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以及在合作社没有地位的事实，对李勇免于刑事处罚。（四）本案合作社的资金互助放出去的款项达到六百多万，为了使合作社能积极返还储户资金，建议法院在量刑时充分考虑对几名被告人依法降低刑格，以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积极筹措资金，最终实现返还受害人资金，维护社会稳定。 综上，建议法庭给予李勇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缓刑。 被告人马千里对公诉机关指控无异议，表示认罪。 被告人马千里的辩护人提出，一、关于基本犯罪事实及罪名问题。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马千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二、关于被告人马千里的量刑问题。 在本案中，被告人马千里存在着诸多的减轻或从轻处罚的法定、酌定情节，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1、被告人马千里的主观恶性较小。马千里之所以加入合作社成为股东，完全是因为其他几名股东告知其合作社是合法的，其初衷只是想入股成为公司的股东，为农村资金互助提供方便，从未想过去犯罪，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被告人马千里完全是因为其法律意识淡薄而走上犯罪的道路，虽然他的意识淡薄并不是逃脱法律制裁的理由，但应该与那些主观恶性极为恶劣的罪犯不能相提并论。 2、在本案中，被告人马千里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3、在本案中被告人马千里是从犯。在整个案件的犯罪过程中，马千里既不是实施犯罪的主要责任人员，也不是直接责任人员，合作社也不是其发起设立，只是从他人手中受让15%的股权，从未参与过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在合作社里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对外进行宣传或介绍他人存款，故被告人马千里是从犯，而且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最小，被告人马千里只应对其参与吸收的存款承担责任，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4、被告人马千里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依法可以酌定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归案后，积极配合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讯问与调查，并能够积极向侦查机关提供证据，协助侦查机关破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说明其认罪、悔罪态度好，依法可以酌定从轻、减轻处罚。 5、被告人马千里系初犯、偶犯。被告人在本案发生之前，一直遵纪守法，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对于初犯，人民法院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6、在本案中被告人马千里也是受害者，马千里曾向合作社借款1363140元，但马千里向合作社出具借条，并支付合作社利息，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被告人马千里不知道依法登记的公司从事的是非法的活动，其本人也与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签订合同，承包合作社的工程，目前合作社还欠被告人马千里约106万元工程款未还，在案发后马千里通过其家属向亲戚朋友借了90万元退还给侦查机关以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这说明马千里犯罪的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社会危害性不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综上所述，在量刑方面，辩护人认为针对被告人这样的财产型犯罪，考虑到案发后积极退赔受害人的损失，且其本人也是受害人，合作社也欠其大额工程款，被告人的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人身危险性小，主观恶性不大以及情节较轻且愿意以后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等量刑情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当宽则宽的刑事政策，判处被告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以彰显刑法惩治与教育并举的功能，同时对于被告人马千里判处缓刑，也能让其努力的工作，及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以上建议请合议庭予以采纳！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戴金柱提出，对指控的非法吸收金额有异议，不明白是如何计算的。 被告人戴金柱的辩护人提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涉罪名不持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戴金柱责任认定、量刑判断的事实问题。 通过本案的法庭调查，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在关涉戴金柱责任认定的事实上，本案的指控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事关戴金柱的量刑判断，对于戴金柱能否获得公平、公正的处理意义重大。因此，尽管辩护人认同控方对戴金柱的有罪指控，但是基于辩护职责，辩护人仍然应当澄清这些事实，否则，本案将难以保证对戴金柱作出公正、妥当的处理。 1.涉案审计报告、补充审计报告存在明显的问题，不应当作为戴金柱责任金额的认定依据。 （1）根据审计报告所载，审计报告所附的汇总表、统计表等五项文件资料直接反映了审计的对象、内容，是审计的根据。因此，所附文件内容是否真实、合法，决定了审计报告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而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尤其是存款人的证言、报案书及其提供的社员证、凭证等书证，来审视审计报告所附文件，很容易发现其中所存在的足以动摇根本的重大问题。对此，辩护人以资料所载的很有代表性的李某乙传廷的统计内容作为例证加以说明：2012年5月1日后吸储统计李某乙传廷的“吸收存款金额”为154300元（侦查三卷P366）；2012年5月1日后分红统计（侦查三卷P393）李某乙传廷“存入金额”74326.24元，“取款金额”152716元李某乙传廷本人的证言证实，其包括陆续存款加上分红的利息，现在的存款本金为75100元。同李某乙传廷提供的社员证及凭证，涉及他的存款，包括每月的分红利息，而且有大额的同日一取一存的转存情况。需要着重强调，类李某乙传廷这样的情况，几乎存在于涉案1000余名存款人的每一个人身上。立足于此例稍加分析，审计文件所载内容的问题不言而喻。归纳起来，主要在于： 第一，所附文件本身对于特定存款人存款金额的记载前后矛盾，甚至金额悬殊过半。同时，文件内容也与存款人本人的证言以及存款人提供的书证存在重大矛盾。在此矛盾重重且存在的是多层次矛盾的情况之下，审计报告究竟是如何取舍、以何理由取舍而得出最终审计结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既然审计根据明显不实，审计结论真实与否，不问可知。 第二，本案审计报告所审计的1000余名存款人的存款，其中包括各存款人从合作社所得的分红利息，且所占的金额比例巨大，这一事实从上例中已经得到充分证实。而辩护人认为，利息不能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存款，是存款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更需明确的是，本案的事实表明，涉案所向各存款人支付的分红利息，全部源自于所吸收的存款。而根据两高一部2014年3月25日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部分，这样的分红利息属于违法所得，应当依法追缴。因此，审计报告将利息作为存款对待予以审计，违反了司法意见的规定，如果本案据其定案，将会导致将集资参与人的违法所得以司法判决的形式确定为合法收入的尴尬结果。 第三，上例还说明，涉及各集资参与人的存款，存在大量的本息转存甚至只是手续上的转存情况，而审计报告是将这些转存所涉的金额全部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存款予以独立审计，纳入非法吸收的存款总额之内。而对于这样的以转存形式所出现的金额，无论是基于刑法本身的规定，还是基于公正，都不能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存款予以对待。首先，刑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而当一定金额的款项被非法吸收后，与该款项金额相当程度的金融秩序即已经遭到破坏，是确定和持续的，其后的转存行为无法改变已被破坏的金融秩序的质和量。其次，就公正性而言，以张三和李四为例，在相同的时间内比如两年，张三非法吸收王五等人的存款金额比如20万元不变，李四也同样吸收王五等人20万元但每月本息转存一次。在这两种情况中，张三和李四所占有的资金都只是20万元，没有任何不同。但如果两年后两案同时案发，对于张三按照20万元的量刑标准定罪量刑，而对于李四则要按照数百万元的标准定罪量刑，如此正当依据何在？公正性何存？ 第四，审计报告所附文件表明，纳入审计范围作为刑法意义上存款进行审计的还包括本案诸被告人本人的存款（亲属姑且不论），而且数额巨大。这表明，被告人自己的存款金额也被作为追究他们本人的责任根据。如此追诉，其错误性毋庸多言，法庭当然不能支持。 （2）就补充审计报告而言，虽然对于审计报告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是仍然没有解决审计报告所存在的全部问题，尤其仍然将转存乃至仅是办理转存手续所涉及的金额继续纳入到存款的审计范围，因此辩护人认为，补充审计报告对于戴金柱责任金额的审计结论仍然欠缺客观性，不应作为当然的认定结论。 2、起诉书对戴金柱客观行为的表述不妥，没有真实反映戴金柱作为股东的行为仅是加功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实行行为的帮助性质。 尽管戴金柱是与同案被告人戴金良、马小珍同时被吸收入股的，但是，与戴金良、马小珍在入股前后都一直在合作社从事直接的经营活动不同，戴金柱无论是在入股前还是在入股之后，都没有在合作社从事过任何经营活动，更不要说揽储、吸储。对此问题，本案的证据有充分的显示，应为不争。尤其需要强调的，即便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将“向社会公开宣传”行为纳入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客观行为之列，也不能据此支持起诉书关于戴金柱向社会公开揽储的指控。因为在案证据已经证明戴金柱就合作社吸收存款事宜没有实施过宣传行为。在这样的前提基础上，起诉书表述称戴金柱向社会公开揽储那只是以合作社名义向社会公开揽储不妥，因为这样的表述会引起对戴金柱责任大小的误判。 3、本案应充分考虑戴金柱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特殊性，从而对其责任作出公正判断。 戴金柱是合作社经营三年之后中途入股，在其入股之前，合作社就已经如此经营，其入股后，合作社仍然按照原定轨迹惯性运转，没有丝毫改变。而如此则表明，戴金柱的入股对于合作社的吸储，不是根本的原因力，有无这一入股，都不能改变合作社的吸储结果。以此进行判断，不难得出结论，戴金柱的入股与合作社的吸储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度较为虚弱。而因果关系的强弱是行为人责任大小的判断因素，因此，本案应高度重视这一情节，公正判断戴金柱的责任程度。 4、起诉书认定涉及戴金柱的揽储行为是“以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所为与在案证据不符。首先，由存款人提供的《社员证》及《凭证》是反映本案存款具体情况的原始载体，也是本案最具证据效力的原始证书。而这些书证中，在社员证社员基本信息表上加盖的印章完全是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入股专用章。在此情况下，从外观上看，吸收存款的名义组织只能推导为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合作社，而不是所谓的植保合作社。其次，植保合作社的法定代吴某书红明确证实，植保合作社“成立了之后不能用”，未作任何经营，合作社的手续就放在其家中。在此情况下，植保合作社的名义之说如何成立。再次，尽管部分存款人的报案书中，有向植保合作社存款之说，但一则，报案书中的这一内容是公安机关制作的格式内容，二则这一内容与书证相悖，不能作为认定存款组织有植保合作社的定案依据。最后，从审计报告看，审计报告也只是针对经济信息合作社的吸储行为进行审计，而并未言及其他的合作社。 二、关于量刑问题 1、戴金柱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关于戴金柱的从犯地位，起诉书已经予以充分认定，应当说，起诉书的这一认定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极其正确。因为，戴金柱只是入股合作社，而没有参与合作社经营，其行为对于本案的犯罪而言，就性质而言充其量是帮助性质，就作用而言是微乎其微，因此其从犯地位无可争议，依法对其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戴金柱系自首，对其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戴金柱的自首情节已经得到起诉书的充分认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于戴金柱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3、戴金柱当庭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 在两次庭审的法庭上，戴金柱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依据2018年10月26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其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对于刑诉法明文规定的这一法定从宽量刑情节，辩护人提请法庭能够予以高度重视。 4、戴金柱已足额退出41000元的赃款，依法对其可以从轻处罚；5、戴金柱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6、戴金柱系初犯，一贯表现良好，人身危险性较小，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7、建议法庭对戴金柱免除处罚。（1）如上所述，戴金柱既系从犯又有自首情节，同时还具有其他诸多的酌定量刑情节。综合考虑被告人戴金柱的这些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辩护人认为，基于从犯的量刑规定而从宽对戴金柱免除处罚更符合法律精神和本案的实际，也更能彰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最为适当的量刑选择。（2）戴金柱的被控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虚弱，对于共同犯罪的作用微乎其微，由此充分表明戴金柱的犯罪情节是轻微的，同时考虑戴金柱的一贯良好表现及其认罪、悔罪态度，也根本无需对其判处刑罚。因此，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也可对其免予刑罚处罚。 为此，辩护人提请法庭对戴金柱免除处罚。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马小珍提出，5000万元是流水，不应作为依据。 被告人马小珍的辩护人提出，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小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异议。二、关于犯罪数额。公诉机关依据审计报告认定被告人马小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4033782.43元。辩护人认为该审计报告未真实反映涉案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存在诸多疑点，比如说将社员本金重复计算，并将利息、被告人入股资金、被告人的亲戚朋友的存款及利息也纳入到上述犯罪金额当中。而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金额应当以社会不特定大众存入的本金作为标准，故公诉机关认定马小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4033782.43元不能成立。三、关于非法吸储的户数。因本案中的储户大部分是股东或发起人的亲戚朋友，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向亲戚朋友吸储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就是说，亲戚朋友不能算作非法吸储的户数。故本案中非法吸储的户数应当以报案的户数及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确认的户数作为标准。非法吸储的户数以系统统计的为标准与客观事实不符，故对公诉机关认定的非法吸储户数存疑。四、关于量刑。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马小珍有以下法定、酌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1.被告人马小珍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2.被告人马小珍仅是担任柜员的职务，在本案中起次要辅助的作用，系从犯，依法应该从轻、减轻处罚；3.被告人马小珍无前科劣迹，属初犯，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4。被告人马小珍已缴纳50000元作为退赃款。根据江苏省高院量刑意见第16条第4四款：“主动退赃、退赔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上限”之规定，可见，被告人马小珍积极的悔罪态度，可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马小珍仅仅是合作社的柜员，并未指导、经营、管理合作社，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马小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4033782.43元不能成立，同时被告人马小珍系自首，又是从犯、初犯、偶犯、积极退赃，现在马小珍在哺乳期间，恳请法院给马小珍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本着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对马小珍减轻处罚，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7日至2017年8月7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戴金良、戴金柱、马千里、马小珍以吸收存款为目的，在东海县桃林镇石埠街，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的名义，采取散发宣传单、宣传册、广告牌展览、拉存款给予提成等手段向社会公开宣传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吸收周边群众为合作社社员，并许诺以6%至12%的年化收益率，向其非法吸收资金，金额累计136271342.03元，对外放贷6871730元，并将吸收的资金用于分红及个人经营等。其中，被告人马学标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6271342.03元，被告人李勇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6271342.03元，被告人李敢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559974.60元，被告人戴金良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36271342.03元，被告人戴金柱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4434193.43元，被告人马千里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711367.43元，被告人马小珍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037821.43元。截止至2017年8月，尚有18341095.18元无法偿付。 具体分述如下：1.2012年5月6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共同出资30万元（马学标16万元、李勇、李敢各7万元）购买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法定代马某艳亭）的固定资产及经营权，利用东海（县）新村富民合作社名义向社会公开高息揽储，并聘请被告人戴金良为经理，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管理。2013年4月，因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等工商登记材料没有依约履行变马某艳亭遂将该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及公章收回。2013年6月5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吴某书红（系被告人马学标之妻）的身份成立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法定代吴某书红），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的持股比例同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后被告人李敢于2014年5月5日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人马千里，截止至2014年5月5日，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9559974.60元。 2.2014年5月6日至2017年8月7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马千里继续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吸收公众资金，截止至2017年8月7日，合作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711367.43元。 3.2015年3月9日，被告人马学标、李勇、马千里吸收被告人戴金良、戴金柱、马小珍入股（被告人戴金良出资52万元、被告人戴金柱出资26万元、被告人马小珍出资26万元），仍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的名义向社会公开高息揽储，后被告人戴金柱于2016年7月11日退股，在此期间，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44434193.43元。被告人马小珍于2016年10月退股，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49037821.43元。 案发后，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李敢、戴金良、戴金柱、马千里、马小珍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截止至判决，被告人马学标主动上交1000000元，被告人马千里主动上交900000元，被告人戴金柱主动上交61000元，被告人马小珍主动上交150000元，被告人李勇主动上交100000元，以上款项中2091000元扣押于东海县公安局,120000元扣押于本院。本案侦查期间，东海县公安局将东海县千里马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位于东海县桃林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查封，该土地上建有被告人马学标等被告人用本案非法吸收的部分款项投资兴建的楼房一处。 庭审中被告人马学标提出其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行为，现该揭发已经东海县公安局查实。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书证 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证明本案七名被告人均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发破案及到案经过，证实本案案发经过及被告人的到案情况；前科劣迹登记表，证实被告人马学标于2015年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本院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其他6名被告人无前东某乙东公（经）扣字【2017】385、403、373、421、425号扣押决定书，证实案发后被告人马学标、马千里、戴金柱、李勇、马小珍分别缴纳一定金额的款项作为非法所得；东海县不动产登记局出具的将东海县千里马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位于桃林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查封的通知，证实马学标等7人将非法吸收的部分款项在该地块上建设楼房一处，该地块已被查封；东海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马学标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已查实。 二、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马学标的供述和辩解 我妻吴某书红，46岁，无业。2012年的时候，这个合作社是我和李勇、李敢三个杨某甲杨远（新沂人）手里转过来的，法马某艳亭，转让费是30万元或26万，三个人出多少钱忘记了，想变更法人代表的，因为股东不齐等好几种原因没有变更成。转过来之后，我当时找了戴金良负责经营管理。2014年的时候，李敢退出来了。股东之间的分工为，戴金良负责整个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马小珍负责柜台、其他人不负责合作社的管理，有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一起开会商量，然后就等着拿分红。合作社的经营范围记不清了。转过来开展的业务主要是股民资金互助。意思就是老百姓把钱存在我们合作社里，我们合作社给他分红，他们随时可以把钱取走，存款方便，取款自由。平时如何宣传不清楚，主要经营是戴金良负责的。共吸收了多少存款不清楚，知道有2000多万没还。2014年扩股之前，放款都是我放权给戴金良决定的，后来发现有些钱不好收了，我们就规定5万元以上的放款需要股东同意，3万元以下的由戴金良决定。到2015年的时候，合作社就基本不放款了，吸收来的存款都用于千里马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的办公楼建设上面了，用了多少钱在上面记不清。我之前干工程从合作社借了550万左右。戴金良放出去大概有600多万元，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存款的流程不清楚，戴金良负责的。存款人如何分红分几个档次，我就知道一个养老股，2万元一个月200元，其他的记不清。股民分红的档次是照搬之前的制度、章程、包括存款系统都是之前留下的。 放款的利息，自己借是月息2分，其他按金额和时间算，有1.5分，1.8分，还有超过2分的。吸收来的款项保管一开始是我吴某书红的邮政银行卡，卡和小本都在戴金良那，后来又换成马千里的银行卡了，什么时候换的记不清。转过来的时候没有对公账户，他们也是存在个人账户上的，我们也就存在个人帐户上了。我没有向社会宣传。合作社的宣传单和宣传广告都是戴金良弄的。股东之间的分红一年分一次，头两年分过的，分红是按照总利润的49%，51%用于合作社的发展。我分到的红用于冲抵我借款的利息了。戴金良一个月4、5千的工资，马小珍一个月2000多，还有一个柜员姓赵一个月千把元的工资。吸收存款的对象我不知道，大概有200多口人，大都是周边村民，还有一个沐阳人。千里马建材和合作社的关系有投资协议，土地是李敢的，合作社出资建设办公楼，李敢有1/6的股份。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专业合作社与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没有关系。法人代吴某书红，成立之后没有实际经营。 2、被告人戴金良的供述与辩解 2012年5月份的时候，马学标找我，说他在石埠那边把新沂人弄的新农合合作社转过来了，让我过去管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外甥李勇跟他介绍的，他们都去谈过了。我也不想去的，因为我在牛山帮他弄工地上的账。后来跟新沂人签了转让协议，我跟去的，是30万元转让过来了。转让过来之后，我就在那边负责经营管理了。当时就是吸收社员入股，就是往合作社里面存钱，给社员一定的利息，社员内部需要用钱的，就放给他们用，收取一定的利息，合作社从中赚取利息差。原则上是当地的农民能加入合作社，但是后来有宣传的也有外地人图利息高来存款。参加会议人员有马学标、马千里、马小珍、李勇、戴金柱和我，有时候牵扯千里马建材城大楼的事情，李敢也参加，会议由马学标主持，有时候是李勇主持，马小珍记录，首先我说一下合作社一段时间的经营情况，主要包括收借款情况，收来多少，有多少没有收来的，什么原因没有收来的，还有吸收了多少社员入股，然后就是马学标布置任务，每个股东负责几个人的收款，后来就不放款了，把钱投在房子上了，后来还有研究过房子的进度情况。扩股之后的会议记录由马小珍记录，扩股之前，合作社有马学标、李勇、李敢三个股东。我们印了一张纸，放在柜台上，有人来就拿给他们看，纸上内容是银行利息调整，人员变动什么的，具体我也记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街上发放宣传材料，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搞过存款送东西的活动，是合作社理事会人员商量出来的。合作社的宣传单开始是使用新沂人的，后来我又加印的宣传单，我印的粉红色的宣传单。在合作社经营期间，重大节假日我们会搞活动，一般是存款给大米、油、酒等。作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吸收存款我们工作人员没有得到奖励钱。合作社吸收的存款有投资千里马建材，马学标使用的，还有放出的，账上都有记录的。 兴村富民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为，为社员提供农村经济信息、开展技术交流，种子化肥销售等等，可以在社员内部进行资金互助，调剂余缺，任何人凭身份证提出申请，经过审批，入两元基础股就可以成为社员了。然后开社员卡、办社员证，就可以存款、借款了。 3.被告人马千里的供述和辩解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开始我没有参与这家合作社，2015年3月份，李敢找到我说他在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专业合作社有股份，自己不想干了，怕有人查不好，转让给我。我就同意他的股权转让。好像当时是占股份15%，他就直接写转让股权的手续给我，我就持有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的15%的股权，大约在39万元，我当时也没有付钱给李敢，好像他在合作社有借款，这笔借款多少钱我也忘记了，反正李敢的借款由我承担。这笔借款我都还上了，什么时间还的，还多少钱我也忘记了。我进去时的股东有马学标、李勇（以他李某丙李娟名义入股）等人，李勇是合作社顾问，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李勇签字才行。法人代表是新马某艳亭，但他不参与这个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合作社是进行村民互助的，是通过村民往合作社存钱入股，还有别的村民从合作社得到帮助，存钱和得到帮助是有利息的，具体多少利息我不知道。村民往合作社存钱是用于其他人的互助，入的这个股和股东的股是不一致的。戴金良以前是石埠邮局局长，周边人都认识他，就会互相介绍来存钱，具体怎么介绍的我不知道。股东有马学标、戴金良、戴金柱、李勇、我、我姐马小珍以前存了钱在供销社，后将股份转给马学标了。作为合作社的股东享受合作社的分红，每个月参加股东会议，但是我有时候参加有时候不参加，其他也没有什么权利。合作社对外放款小额都是戴金良同意，李勇签字审核就行了。小额是多少钱以下我不记得了。我们股东用钱跟其他人借款手续是一样的。 4.被告人李敢供述与辩解 2012年6月份的时候，我哥李勇跟我说石埠这边有个合作社要转让的，当初成立的时候也很正规，有县乡领导人来参加的，也有营业执照什么的。同时也跟马学标说了这个事，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到石埠的合作社看了一下，后来又到新沂看了一下，看一下合作社到底是什么情况，戴金良跟我们一起去新沂的，马学标准备让他管理的，带他去看一下人家怎么经营的。合作社是农民信息咨询、社员资金互助这两块。但实际就是吸收社员股金，再发给需要的社员用。给不是社员用的我不了解，我自己当时存了40多万，后来2014年3月至8月先后借了140万用于土地转让，2015年7月本息合计到172万。后作为合作社的投资款用于千里马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的沿街土地款，双方合作建楼。我5月退出合作社了。合作社主要靠股金和放款的利息差盈利的。资金互助主要是章程上规定是社员在合作社里面存钱入股，然后如果需要钱可以在里面申请借款。股东会议一个月这样召开一次，是由戴金良召集，他把一个月的账弄出来之后，就会召集我们三个股东开会，参加会议就是我们三个人加戴金良四个人，一般是由李勇记录，会议议程首先戴金良汇报合作社一段时间的经营情况，主要有这个月有多少社员入股，股金有多少，借出去多少，收回的情况，还有开支多少，每个月也打出来表格给我们看，然后我们根据戴金良说的情况再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后来在2012年7、8月份的时候，戴金柱被聘为合作社的监事，他有时也列席会议，对合作社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在2013年春节前后，我们在有时逢集的时候会发宣传单。我们吸收股民的资金主要是用于社员内部的相互小额调剂使用，后来也有大额拆解给社员使用的。3万元以下的放款由戴金良自己决定，3万元以上由我们股东开会同意。 股民入股有利息，每个月的月息是在3厘到1分1这样，放出去的钱月息有1分5到1分8，还有个别到2分多的，这个是根据合作社章程来的。到我退股的时候，大概吸收了七八十口人，资金在七百万左右。当时在2013年春节的时候搞了一次活动，进行宣传吸收社员入股，那次增加了不少人。 5.被告人李勇的供述和辩解： 合作社刚转过来的时候是我的名字入股的，到2015年3月份扩股之后，我用我李某丙李娟的名字入股的，但是她也不参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我们股东每个月初参加一次股东会议，听取营业部关于这一个月来的经营状况汇报，每个月都有纸质材料。根据合作社章程，同时聘请戴金柱为合作社的监事会主任，我为监事，其实也没有做什么工作。股东会议决定聘请戴金良为合作社经理负责合作社的日常经营管理,戴金良是原石埠邮局局长，合作社门口放了宣传手册，人们看到宣传手册之后进去咨询，大部分人都认识戴经理，戴经理很有威信，老百姓都认可他，社员入股的工作进展很顺利。我们一开始没有什么宣传，后来2013年春节的时候，为了扩大规模，营业部制作了宣传牌，对大额入股的进行二次分红，还有存款的社员会赠送点米、油什么的。我因为学校工作忙，事务多，无暇顾及社员入社事宜，偶尔有同学、家庭亲朋好友遇到我，向我咨询这方面的事，我都客观介绍，他们能入的就入了，不入的我也不知道。几年来，先后有十几户我的亲朋好友加入合作社。 6.被告人戴金柱的供述和辩解 2015年3月份的时候，戴金良（我堂哥）跟我说，他在石埠搞的合作社现在扩股，让我投点钱当股东，合作社还不错，有分红，我当时问他这是不是非法的，他说没事，都是经过全国工商审批的，也办执照的。我当时以我家属李月兰的名义认购了2股。李月兰任监事，但具体也没什么事，我也没有参与合作社的具体经营。我入股那年，在中秋节的时候，给了1.5万元，春节时给了2.6万元。股东每个月或两个月开一次股东会，就是听听合作社经营情况，说每个月存款多少，放款多少，哪些钱收不回来了，下步怎么办等等。合作社有马学标、戴金良、马千里、马小珍、李勇这几个人。经营范围是社员入股，在合作社里存钱，给分红，然后再把存款放给别人使用。 一个月开一次股东会，也有时两个月、三个月开一次会，戴金良通知我去，我家属没去过，会议一般由戴金良主持，参会人员有戴金良、马学标、李勇、马小珍、马千里加上我六个人，内容就是戴金良说说合作社的经济情况，打一张表，上面就是一个月收多少钱放多少钱，花了多少钱，然后有的钱到期收不回来，下一步怎么弄，研究一下，怎么处理。戴金良平时负责经营，放款都是找他的，马小珍负责柜台上操作的，还有一个叫赵荣的营业员。其他股东不参与经营。合作社门口有宣传的牌子，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活动，存款送东西什么的，还有戴金良他们口头宣传。拉来存款有可能有提成，可能讲过这个事。股东之间的分工，马学标是董事长、戴金良是总经理，负责整个合作社的运营，马小珍负责前台业务，李勇组织宣传材料，放贷款他也要在上面签字，也算监事。马千里平时参加一下会议，也没什么具体事。 7.被告人马小珍的供述和辩解 我是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到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上班的，一直到2017年8月。每天帮社员开户、入股、退股，每天收的钱交给戴金良，然后戴金良安排我们柜员把钱吴某书红的邮政银行卡中，社员退股也是戴金良把钱从卡里取出来，再给社员，合作社里不放现金。我在柜台知道老百姓可以在里面存款，可以得到一定的利息，也可以随时取款。在2015年我跟戴金良、戴金柱加入合作社，股东有马学标、戴金良、戴金柱、我、马千里6个人。社员有的是相互介绍入社的，有的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单知道的，同时我们合作社门前还会制作大牌子进行宣传。2016年的时候，我把股份转给马学标了，当时因为我欠他钱就把股份转给他了。我负责柜员、戴金良全权负责合作社的经营。 8.同案人扬远的供述和辩解 在2011年4月份，我和东海县原银行工作的李同济说这事情，我们分析在农村偏远地区成立这样的合作社，有利于开展农业服务业务。于是在2011年4月份我就开始筹建合作社，在2011年5月份，正式成立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在当年5月5日发的照。工商营业执照发下来后，我们在桃林镇石埠村租办公房子，然后对办公房进行装修，到2012年2月正式营业。直到2012年5月6日以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桃林镇的马学标等人。但合作社的法人代表到目前为止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变更。 富民合作社法人代表是我们新沂市新安镇人马某艳亭（女，31岁，原来是我们新安供销社的员工），她也是合作社成员之一，其他成员是李同济找东海县的四个人，具体哪些人我也记不住了，好赵某甲年薛某贻志等人。富民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有给合作社成员提供经济、技术、信息服务。合作社开始经营时，我安排新胡某方坤（没有他的联系号码）在石埠具体经营，员胡某方坤找的人，实际是我们把合作社相关手续办好了胡某方坤自己出资装修，安排人经营的。我是设想在全省范围内多成立这样的合作社，最后，成立一个大的联合社。到2014年全省有十多家。现在基本都解散了，因为他们都不按照我的设想进行经营，我也就不在管理和扩大了。开始我们也不了解开展合作社需要有金融部门的审批手续，后来我才知道合作社只有在社员内部搞资金互助，是肯定不能搞吸收存款和放贷款的。开始他们搞不赚钱，就在社会上吸收存款，同时也放贷款，就乱搞了。我们也清楚合作社不能吸储放贷的，是违背政策的。 我们在成立时，具体怎么宣传的我也不太清楚，宣传单我知道。彩色宣传单胡某方坤在经营时印发的，红色的宣传单应该是马学标他们制作散发的 证人证言 1.赵某乙赵容证言 我是2012年11月份到合作社上班，一直干到2017年8月合作社出事，我和马小珍在柜台上班。经理是戴金良，老板是马学标，股东李勇、李敢等人，后来又扩股有马千里、戴金柱、马小珍。马学标组织所有股东每个月开一次会，具体研究什么我不知道，平时戴金良在合作社具体负责所有事情，安排我和马小珍接待人来存款、取款，往借款人帐户上打钱，3万元以下戴金良审批，3万元以上是几个股东签字的。我负责接待来存钱和取钱的人。具体有人问详细的事情，都是由戴金良具体负责的。柜台前有宣传单。放贷款需要身份证、担保人、户口本等材料。在平时或节日对来存款的人有奖励，给大米等物品。在过节时，戴金良找人做的大牌子，放在合作社门口。 2.吴某书红证言 植保合作社是2014年左右成立的，当时兴村富民经济合作社是从别人那转过来的，法人代表是别人名字，所以就成立了植保合作社。当时马学标让我办张卡给他用，我就办了卡，办完之后和小本子都放在合作社里用的，我没用过。 3.马某艳亭证言 杨某甲杨远要用我的身份证，他是老板，我就给了用了，后来我听说在桃林办一家合作社，我是法人代表，我杨某甲杨远，后来到石埠村把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及合作社的公章拿来了，现在还在我家里。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的工商注册资料中的身份证复印件是我的，但名字不是我签的。我没有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和管理。杨某甲杨远说当时这个合作社只有行政章，没有合同章、财务章等其他业务章，也没在银行开户。 四、其他证据 徐州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兴华会专审【2017】037号、【2018】第117号审计意见报告书、审计说明补充材料、存款流水补充侦查材料，证实本案从2012年5月7日至2017年8月7日的吸收款项金额及各被告人的金额；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工商登记资料、合作章程及位于桃林镇石埠街的经营地点照片，证实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为为社员提供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经济、技术、信息服务和为成员植保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信息咨询、技术交流服务及被告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点有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字样，内部装修风格和银行的营业网点相似；张贴在桃林镇石埠街边的2015年元旦、春节期间的吸储活动方案广告牌，证实被告人以高息、赠送洗衣粉、大米、豆油、红酒为诱饵，向社会公开宣传，吸收公众存款；张贴于营业大厅内的小额借款申请表样，证实被告人将吸收存款用于放贷；宣传单，证实被告人以高息为诱饵，印制大量内容为社员存款与银行存款收益对比的宣传单向社会公开散发、宣传；会议记录及规章制度，证实各被告人积极谋划吸收公众存款，主观故意为明知并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宣传，所从事的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等；股民提供的报案书、股金存取记录、借条、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2015年04号文件、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宣传资料、扩股方案、业绩提成表、与银行存款收益对比表、生产办公楼合作建设协议、千里马建材办公楼的工程款明细、东海县千里马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在东海县农商银行的账户交易流水明细等证实被告人的犯罪情况；东海县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监督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均未经过东海县委农工办审批具有农民资金互助的资质。 针对各被告人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分析如下： 一、针对被告人马学标的辩护人门建武的辩护意见，本院分析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特征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本案中，被告人马学标作为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股东及主要负责人，其明知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吸收公众存款，且亦在未经东海县委农工办审批具有农民资金互助的情况下，作为股东和主要负责人将该社的经营点装修成风格与银行营业网点相似，并对外公开宣传吸收公众存款，积极扩大吸收规模，至案发时吸收公众存款达到136271342.03元，辩护人提出其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和行为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予采纳。 另，东海县兴村富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和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均系依法成立，其经营活动只有在其经营范围内才属于合法经营而受法律保护，本案被告人马学标等人在没有吸收资金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违反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混淆依法成立与违法经营的概念，不予采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中，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被告人马学标等人并未进行相应的经营行为而是利用其实施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根据该条规定，公诉机关指控为个人犯罪符合法律规定，故辩护人的系单位犯罪的意见不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其他辩护人提出本案系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同此分析。 辩护人提出，本案马学标等人吸收的为社员的股金，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任何人凭身份证提出申请，经过其自行审批，入两元基础股就可以成为社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项之规定，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故被告人马学标等人通过吸收集资参与人为合作社社员的方式吸收公众资金，其实质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表现形式，故辩护人提出的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辩护意见，该二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实施的客观行为不同、量刑不同，应不宜混淆，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亦不予采纳。 二、被告人马学标的辩护人何阳的关于应认定为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同上分析；其提出被告人马学标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定，且列举该法的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人马学标等人并未根据兴村富民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实际从事经营，而是未经批准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予采纳。另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人马学标作为合作社的股东和主要负责人，其从接手合作社雇佣戴金良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至本案案发，期间召开股东会商讨具体非吸事宜等在利用合作社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均起主要作用，故公诉机关指控其为本案的主犯，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被告人马学标应对本案非法吸收的全部金额承担责任，故该辩护人针对以上内容的辩护意见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马学标具有自首、主动退赃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意见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三、针对被告人戴金良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分析如下： 其关于本案应认定为单位犯罪的意见同对被告人马学标的辩护人该意见的分析；其提出被告人戴金良系从犯的意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人戴金良虽初系受马学标雇佣，但其在各被告人利用合作社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中积极参与并实际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在本案吸收公众存款中起主要作用，公诉机关指控其系主犯，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故辩护人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的审计意见书的问题，对于其提出的应扣除被告人本人及近亲属的投资金额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在补充审计中已予以扣除。对于其提出的应扣除社员投资金额，分析意见同对被告人马学标辩护人该辩护意见的分析。其提出被告人戴金良具有自首量刑情节，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予以采纳。 四、针对被告人李敢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分析如下：其提出本案系单位犯罪的意见，分析意见同被告人马学标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被告人李敢作为合作社的股东其明知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却并未按照该范围进行经营，在合作社未经过东海县委农工办审批具有农民资金互助的资质的情况下，以吸收资金为目的接手合作社并参与向社会公开宣传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至其退出合作社后，已达到吸收金额巨大的法定情节，故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李敢不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辩护意见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予采纳。 五、被告人李勇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分析如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人李勇在本案犯罪中系犯意初提出者，后在利用合作社吸收公众存款中其作为股东积极参与，研究向社会公开宣传和吸收的方案，同时还向他人介绍合作社吸收存款的事项吸引集资参与者，公诉机关指控其在本案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符合本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其系从犯的意见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的本案审计问题，本案通过两次庭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本人及其近亲属的投资额应予以扣除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补充审计已予以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审计报告以该标准确定本案非法吸收金额，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李勇具有自首、退赃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的情节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六、针对被告人马千里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千里系自首、从犯、退赔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及酌定从轻情节的辩护意见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七、针对被告人戴金柱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分析如下： 被告人戴金柱作为股东加入合作社后，对于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其应明悉，在其后参与的行为中其亦应明悉合作社并未实际从事经营范围内的事项。被告人戴金柱参加召开的股东会议，研究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具体方案及措施，虽然其未具体实施公开宣传和吸收存款行为，只是因为在股东之间分工的不同，并不能否定其本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案七被告人在其经营网点的门头及宣传资料上均是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的名义进行揽储、宣传，公诉机关指控七名被告人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和东海县兴村富民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依据该两个合作社的成立时间为依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该两个合作社只是被告人利用其吸收公众存款的媒介，本案确定被告人非吸金额是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日常业务使用的电脑中安装的“中国新农村合作社管理系统”软件内的数据等为依据，至于在社员证和入股凭证上盖的是那个章并不影响被告人构成本罪，故本院根据被告人经营网点的装修及宣传材料等统一认定为被告人以东海（县）兴村富民合作社为载体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于辩护人提出的关于审计报告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的，在补充审计中均予以采纳，对于其提出的“转存”情况，非吸金额以吸收的全额计算，审计报告依据该标准审计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辩护人关于本案事实认定提出针对以上分析的辩护意见不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不予采纳。关于量刑方面提出的被告人戴金柱系自首、从犯、退赃等法定、酌定情节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八、针对被告人马小珍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马小珍系自首、从犯、退账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戴金良、李敢、马千里、戴金柱、马小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系共同犯罪。东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戴金良、李敢、马千里、戴金柱、马小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七名被告人均主动归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马学标、李勇、戴金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敢、马千里、戴金柱、马小珍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马学标、马千里、戴金柱、马小珍、李勇主动上交一定款项作为非法所得，依法予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马学标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并已查证属实，系立功，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综上，决定对被告人马学标、戴金良、李勇予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李敢、马千里、戴金柱、马小珍予以减轻处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调查评估意见书内容及被告人马小珍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仍处于哺乳期的事实，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适用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可依法宣告缓刑。被告人马学标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之规定，七名被告人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系违法所得，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故扣押在案的财物（案外人合法所有的财物予以扣除）依法予以退赔集资参与人本金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九条第二、三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2015）连东刑初字第250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马学标的缓刑部分； 被告人马学标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合并前罪危险驾驶罪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已缴纳），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1000元（已缴纳1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8月9日起至2021年8月8日止，剩余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戴金良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8月9日起至2021年6月8日止，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李敢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8月17日起至2020年2月16日止，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李勇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11月29日止，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马千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21年11月29日止，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人戴金柱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21年6月29日止，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八、被告人马小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九、对扣押在案的财物予以追缴（扣除案外人的合法财产）退赔集资参与人损失，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马学标、戴金良、李敢、李勇、马千里、马小珍、戴金柱根据各自参与非法吸收时间及造成损失的比例退赔，具体退赔集资参与人名单及金额详见徐华会审（2018）第117号审计意见报告书。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温爱英 审 判 员  焦一宁 人民陪审员  魏忠田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姜 童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七十一条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七十七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