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9）晋行终1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6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太原市。   委托代理人任某，女，1965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李某1之妻。   委托代理人李某2，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401080122418218。   法定代表人田某，职务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某，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某，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上诉人李某1因诉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政府（下称尖草坪区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3行初40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李某1与任某系夫妻，二人系太原市尖草坪区柴村镇摄乐村（下称摄乐村）村民。李某1在该村有宅基地一处。2005年3月11日，李某1与摄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完成村商品一条街的规划目标，将前后街路东的废地，合理利用，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按临时占地批给村民，并增收村民临时占地费。为此双方达成协议。”并约定用地时限为十年。   2015年9月13日，因太原市西南环铁路建设，李某1与摄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西南环铁路拆迁补偿协议》，双方对李某1在村内的宅基地约定补偿方式。2015年10月，李某1按协议领取了补偿款。   2016年1月22日，李某1临时占地上的房屋被拆除，形成本案诉讼。   原审认为，本案中，李某1主张的是其在摄乐村临时用地上的建筑被拆除的权利，并提供其与摄乐村的《协议书》为证，李某1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涉案房屋被拆除时间为2016年1月22日，李某1在当时就已经知道该事实，李某1于2018年9月21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虽然其主张曾向法院提起过诉讼，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该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李某1提供的证据不能够充分证明涉案房屋是由尖草坪区政府强制拆除，尖草坪区政府也否认实施了拆除行为，且双方均认可尖草坪区政府对摄乐村集体土地并无征收或拆迁行为，故李某1要求确认尖草坪区政府对其房屋进行强制拆除违法缺乏事实依据，应驳回其起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李某1的起诉。   李某1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是错误的。理由为:2016年1月22日，上诉人房屋被强行拆除，因拆除前并未出具任何书面通知，上诉人无法知晓强拆的具体组织人员和实施人员。其后，上诉人一直通过上访途径向有关部门申请公开有关信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16年4月27日，上诉人到太原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上访，反映其房屋被强拆问题，信访局告知上诉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随后上诉人先后四次到尖草坪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法院拒不接收起诉材料，也不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7年7月1日，上诉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国家信访局出具进京信访事项交办函(2017-12号)。2017年7月3日，上诉人将交办函交给太原市尖草坪区信访局张局长，此后便杳无音信。2017年10月25日，山西泰格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委托，对拆迁安置纠纷进行非诉协调，但摄乐村两委工作人员恶语相向，拒不调解。2018年2月26日及2018年3月15日，上诉人先后两次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上访，省人大常委会将问题反映到尖草坪区人大，尖草坪区人大以案件已到阳泉中院，超出其管辖范围为由，让上诉人到阳泉人大反映问题。由于多部门互相推诿，导致多次上访无果后，上诉人无奈之下，只好在山西省纪委的建议下，委托山西初心律师事务所向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自2016年1月22日至今，上诉人一直在向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但太原市尖草坪人民法院却拒不立案，既不向上诉人出具不予受理的法律文书，也不告知上诉人应如何起诉，上诉人只好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二、一审法院以尖草坪区政府不是强拆主体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条规定，若在征收程序已启动的情况下，被征收房屋被强制拆除，则市、县级人民政府或者房屋征收部门理应知晓相关情况，且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具有较大可能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因此，从法律规定上看，尖草坪区政府应当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其次，根据尖草坪区人民政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汾西路改造属于尖草坪区2015年的重点工程，尖草坪区政府官员多次来到汾西路改造工程项目视察。从这点来看，对汾西路改造、征收毫无疑问是由尖草坪区政府实施的，在征收过程中对上诉人房屋的强制拆除也当然应当是由尖草坪区政府。最后，从上诉人的儿子李利峰的报警记录来看，当时拆迁人员与上诉人发生了冲突，报警后得到的回复是这属于“拆迁纠纷”，公安机关不能出警处理。结合第一点来着，能够在尖草坪区调动如此多的特勤进行强行拆除，而且还让公安机关不能出警的机构，只有尖草坪区政府。综上所述，尖草坪区政府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三、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受理，导致本案关键事实无法查明。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调查上诉人的儿子李利峰的报警记录及涉案房屋所占土地在尖草坪区国土局登记备案情况。上述两个证据对于证明到底是谁对于涉案房屋进行了强拆以及涉案房屋是否由政府部门进行了征收有着直接证明作用，鉴于上诉人无权调取相关证据，故申请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但一审法院却未予受理上述申请，从而导致本案关键事实无法查明。对于上述证据的调取，上诉人也会继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申请。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尖草坪区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涉案房屋被拆除时间为2016年1月，上诉人于2018年9月21日提起诉讼，已过法定起诉期限。上诉人到不具有管辖区的法院起诉，不属于非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不发生起诉期限延长或扣除的法律效果。2、尖草坪区政府不是适格被告。尖草坪区政府从未对涉案房屋实施过强制拆除，上诉人也无证据可以证实其主张，上诉人在起诉状自述是摄乐村村委会所为。故上诉人的起诉无事实依据，应驳回其起诉。3、上诉人的宅基地已得到补偿，上诉人不具备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5年3月11日，李某1与摄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李某1临时占用村集体部分土地从事商品房建设，使用期限为十年。该协议约定的临时占用的土地与2015年9月13日李某1与摄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西南环铁路拆迁补偿协议》所涉土地不是同一块土地。2016年1月22日，李某1临时占地上的房屋被拆除，形成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也仅对与起诉条件相关的问题进行审查，不涉及实体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是李某1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尖草坪区政府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   关于第一个问题，2016年1月22日，李某1临时占地上的房屋被拆除，李某1在当时就知道该行为。其于2018年9月21日提起诉讼，已超过两年起诉期限。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李某1称期间多次向尖草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尖草坪区人民法院既不立案，也不出具相关法律文书。该陈述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另，李某1就拆迁问题曾向相关部门信访，但信访并不影响其行使诉权，因此而耽误的期限不应从起诉期限内扣除。故李某1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某1称尖草坪区政府强制拆除了涉案房屋，但从现有证据看，尖草坪区政府没有对涉案土地或房屋下达过征收补偿文件，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组织实施了拆除。尖草坪区政府主张因临时用地期限界满，摄乐村村民委员会对涉案土地上的房屋实施了拆除。李某1提供的报警记录和尖草坪区人民政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均不足以证明尖草坪区政府对其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因此，李某1起诉尖草坪区政府实施了强制拆除缺乏事实根据。   综上，李某1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裁定驳回起诉正确。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魏佩芬   审判员 刘 群   审判员 李克恭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