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凤冈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0327行初170号原告：贵州银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贵筑路“七里香溪”二期项目C栋7层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0630538395。法定代表人：苏银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系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建东，系该公司法律顾问。被告：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广州路2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560919015T。法定代表人：梁铮，局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肖永军，正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贵州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胡体安，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重庆市人，住重庆市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仲春，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化碧，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贵州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贵阳综合保税区渔安新城B组团6栋14楼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3MA6DYWTX7H。法定代表人：侯科军。原告贵州银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三人胡体安不服工伤认定纠纷一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黔03行初53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受理后，依职权追加贵州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贵州银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银利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辉、滕建东、被告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遵义市人社局）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肖永军、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第三人胡体安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仲春、吴化碧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贵州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柏怡翔公司）第一次庭审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第二次庭审其法定代表人侯科军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2018年4月9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遵市人社工认字[2018]13-29号)；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24日，第三人胡体安受案外人敬代永的招工，在银利通公司承建的正习高速二标段龙祥庙大桥工地做工。2017年3月23日，第三人在打孔桩时受伤。2017年7月21日，第三人向正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2017年8月1日，正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同年8月22日，胡体安提起的请求原告对第三人承担用工责任的民事诉讼被正安县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三人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撤销正安县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并裁定驳回第三人的起诉。2018年4月9日，遵义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遵市人社工认字[2018]13-29号)，认定第三人受伤系工伤。另，柏怡翔建筑公司与银利通公司于2016年9月1日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原告将正习高速二标段龙祥庙大桥桩基工程发包给贵州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工程包括第三人受伤时涉及的孔桩桩基。工伤认定须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被告在无证据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情况下，认定第三人受伤系工伤，证据不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遵义市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确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程序合法。2017年6月28日，第三人胡体安向答辩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相关资料。答辩人受理后经审核，认为第三人胡体安系在银利通公司分包出去的工地上受伤情况属实，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认定范围。因此，2018年4月9日，答辩人依法作出遵市人社工人字[2018]13-2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各方。二、第三人胡体安提交的银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正习高速二标项目部出具的《承诺书》，且敬代永也在上面签名，该书证是贵州银利通对第三人于2017年3月23日因工受伤这一事实的认可。根据银利通公司提交的《桩基工程施工合同》、柏怡翔公司《营业执照》及《委托书》显示，被答辩人于2016年9月1日就将正习高速二标项目分包给柏怡翔公司。而该公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胡体安受伤时，贵州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还未依法注册成立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依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法〈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贵州银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理应承担第三人工伤保险责任。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胡体安述称：首先，遵义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胡体安提交的《承诺书》、工友的证人证言、住院病历等材料能证明第三人系因公受伤。其次，原告声称已将包括第三人受伤的孔桩桩基等工程发包给柏怡翔公司，但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柏怡翔公司在第三人受伤后才成立。因此原告与柏怡翔公司签订的合同系胡体安受伤后倒签的。且第三人受伤后，系银利通公司安排就医，并支付了大部分医疗费。第三，胡体安与银利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原告真将工程发包给案外人敬代永，胡体安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也应由用工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因此，工伤并不必须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综上，遵义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应予维持。第三人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述称：我公司在2016年9月1日并未与银利通公司签订桩基合同，我以司是2017年4月才成立，且在2016年我公司并未承包原告任何公程。2017年我公司通过敬代永参与了原告了项目上的爆破工程，因胡体安工伤发生后，原告才要求必须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我才去成立了柏怡翔公司，后我出具了委托书以及将公司公章交给敬代永去与原告签订合同，至于是否签订合同公司不清楚，即使有合同也是公司成立后补签订的。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当庭举出了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的下列证据：第一组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住院记录病历、CT报告、图片、证明材料两份、银利通公司基本信息复印件、律师事务所函、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胡体安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经质证，原告对工伤认定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住院记录病历、CT报告、图片、银利通公司基本信息无异议；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材料不能证明胡体安与原告有劳务关系。对律师事务所函、授权委托书有异议，授权委托书上没有授权律师向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第三人胡体安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有异议，认为不符合工伤受理条件，缺乏双方系劳务关系的证据；对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有异议，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向原告送达的事实。第三人胡体安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组证据：工伤事故报告，用以证明第三人胡体安受伤的过程；营业执照复印件，用以证明贵州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合法性；委托书，用以证明柏怡翔公司法人侯科军委托敬代永负责银利通公司正习高速二标的相关事宜；施工合同，用以证明发包人银利通公司与承包人柏怡翔公司的施工合同情况。经质证，原告对营业执照、委托书、施工合同无异议，对工伤事故报告有异议。工伤事故报告上中的敬代永是柏怡翔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事故报告不是原告出具的，是柏怡翔公司成立后现场负责人作出的，与原告无关。第三人胡体安对工伤事故报告无异议；对委托书、施工合同有异议，认为委托书是事故发生后补签的，施工合同签订时，该公司的公章不存在。第四组证据：通知书。用以证明被告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胡体安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五组证据：恢复工伤认定申请书，用以证明申请恢复第三人胡体安的工伤认定；银利通公司正习高速二标段项目部承诺书，用以证明原告承诺第三人胡体安因工受伤绝对不会拖欠相关费用的情况；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正安县仲裁委员会和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和驳回第三人胡体安的起诉情况；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柏怡翔公司成立日期的情况。经质证，原告对不予受理案件、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通知书无异议；对恢复工伤认定申请书有异议，正安县仲裁委员会已经不予受理第三人的请求，遵义市中院驳回第三人的起诉，第三人提出恢复工伤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孙仲春律师也没有权限办理该事宜；对承诺书的本身无异议，但只是承诺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第三人胡体安对证据无异议。第六组证据：认定工伤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胡体安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七组证据：邮寄回执两份，送达回执两份，身份证复印件两份。用以证明被告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对工伤认定决定书邮寄回执有异议，认为寄件人是正安县人社局，并非本案被告，在收件人栏，未有原告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不能证明已经送达原告。第三人胡体安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八组证据：工伤认定审批表、备案表。用以证明被告的程序合法。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的程序不合法。第三人胡体安对该组证据无异议。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2017）黔0324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正安县法院判决驳回了胡体安的诉讼请求。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意见。第三人胡体安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判决书已被二审撤销。为支持自己的主张，第三人胡体安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敬代永和吴化碧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施工合同是在第三人受伤过后盖的章。经质证，原告认为微信中发消息的人不能确定系敬代永；从微信的内容来看，并不能否认柏怡翔公司与原告订立有施工合同。被告认为该证据以法庭审查其真实性。本院为核实原告提交的自己与第三人柏怡翔建筑公司合同签订时间的真实性。依职权调取了下列证据：证据1.本院对第三人贵州柏怡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科军的询问笔录。侯科军证明柏怡翔公司在2016年9月1日并未与银利通公司签订桩基合同。柏怡翔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也是成立后才取得。且在2016年柏怡翔公司并未承包原告任何公程。2017年我及公司(柏怡翔)通过敬代永只参与了原告项目上的爆破工程，因胡体安工伤发生后，原告才要求我们必须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我才去成立了柏怡翔公司，后我出具了委托书及将公司公章交给敬代永去与原告签订合同，至于是否签订合同公司不清楚，即使有合同也是公司成立后补签的。经质证，原告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柏怡翔公司在成立之前就有公章；公章是在公司成立之后或者之前刻的，只要公司是真实的，作出的行为都代表公司；该调查笔录恰恰证明敬代永是与柏怡翔公司有内在关系的当事人，其是代表柏怡翔公司，因此招聘胡体安去做工所发生的事故应由敬代永或者其所在公司承担后果；笔录上侯科军签字与委托书上的签名是一致的，是对敬代永行为的追认。被告对证据无异议。认为侯科军的证言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是一致的，而原告认为在柏怡翔公司成立前就有公章是不符合客观逻辑的，公司必须取得营业执照后才能雕刻公章。第三人胡体安对证据无异议。认为调查笔录中已经明确说明柏怡翔建筑公司并没有参与桩基工程，即使敬代永在原告处有工程，也不是柏怡翔公司的工作内容。第三人柏怡翔公司对证据无异议。证据2.本院对敬代永的调查笔录。敬代永证明自己以个人名义于2016年9月在银利通公司承包了正习高速相关路段的桩基工程，并聘请了胡体安在工程中做工，我已将相关的保险在工程款中代扣，由于胡体安工伤事故发生后，银利通公司说我没有资质，叫我去找一个有资质的公司补签合同，我便找到侯科军，叫他把他公司资质给我，以便能更快得到工程款。侯科军于2017年6月将柏怡翔公司的公章及委托书给我，我就到银利通公司重新与其签订的桩基合同，并加盖了柏怡翔公司的公章。柏怡翔公司并未实际承包桩基工程，只是做了相应的爆破工程。经质证，原告对笔录无异议，但是对被调查人敬代永的陈述有异议。认为敬代永陈述合同系事后补签无事实依据。委托书及合同签订的时间均为2016年9月1日；敬代永已认可胡体安是他请来做工的，也可证明敬代永与胡体安之间存在不合法用工关系，敬代永又是柏怡翔公司认可的代表人，恰恰推翻了原告与胡体安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被告对证据无异议。该笔录证明了2016年是敬代永个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原告就应当承担主体责任；事后补签的合同不具有追认的效力。第三人胡体安及柏怡翔公司对证据无异议。证据3.敬代永向法庭提供的借资台账。经质证，原告认为该借资台账来源不太明确，即使是真实的，借资台账并不能证明敬代永与原告存在雇佣关系，已有其他证据证明敬代永是柏怡翔公司雇佣的人。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了柏怡翔公司是事故发生后与原告补签的合同，胡体安发生的医药费是原告支付的；原告从2016年到2018年一直的操作模式都是给敬代永个人打款，而不是打款给柏怡翔公司。第三人胡体安对该证据无异议。认为从台账来看，敬代永就是正习高速二标段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之一，敬代永并非是柏怡翔公司的代理人，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属于为推卸责任补签的。其次，胡体安受伤后，原告和敬代永一直在支付胡体安的医药费，这与承诺书承诺的内容是一致的，说明承诺书的内容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反应的也是最基本的事实。第三人柏怡翔公司认为不清楚这个事情。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被告方提供的证据均系其作出行为时收集及证明履行行政行为的经过，确认为本院审查其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证据。原告方提供的证据系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胡体安提供的证据与本院调查的敬代永证言相符，可结合敬代永证言认定。本院调取的敬代永、侯科军证言，二人的证言结合第三人胡体安提供的证据，能够确认第三人柏怡翔公司与经办人敬代永对银利通公司与柏怡翔公司于2016年9月1日签订的合同持否定态度。对本院调取的敬代永提供的台账，不足以证明其证据来源，且系复制件，对其效力不予采信。综合本院对各方当事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下列事实：银利通公司于2013年2月25日成立，可从事建筑劳务工程承包、建设劳务分包、土石方工程施工、桥梁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建筑架施安装工程施工等建设施工从业范围，经营期限到2023年2月24日。柏怡翔公司系2017年4月19日经工商批准成立，可从事建筑工程、劳务工程、公路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从业范围。工商登记载明登记时间为2017年4月19日。2017年，银利通公司承建了正习高速二标段相关施工工程。2017年3月23日，胡体安受敬代永雇佣，在贵州银利通公司承建的正习高速二标段工地挖孔桩，在井下作业吊机往上吊渣土时，因齿轮突然断裂，吊在空中的渣土落下将胡体安砸到，导致其受伤昏迷。后送正安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诊断为：血气胸、肋骨骨折、肺挫伤、胸骨骨折、胸椎骨折、腹部损伤、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心脏损伤NOS。2017年3月25日转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住院治疗30天，经诊断为：多发伤：1、闭合性颅脑外伤：1）右侧颞叶脑挫伤出血2）左侧顶叶脑挫裂伤出血3）蛛网膜下腔出血。2、闭合性胸部损伤：1）双肺挫伤伴双侧胸腔积液2）右侧液气胸。3、脊柱骨折：1）胸4、7椎体骨折伴椎管狭窄。4、软组织损伤：双侧颈根部、纵隔及胸部皮下气肿。2017年6月29日，胡体安以银利通公司为用人单位，向遵义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因涉及劳动关系认定，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原告作出通知，建议其向正安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先申请劳动关系仲裁后，再申请恢复工伤认定，原告向正安县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认定劳动关系，正安县劳动仲裁委员会未予受理。胡体安不服，向正安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银利通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后经正安县人民法院判决，以及上诉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判，驳回了胡体安的起诉。2018年3月，胡体安向被告提出恢复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相关资料，遵义市人社局受理后，于2017年6月30日向原告方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由王小波签收，被告载明系“责任现场管理”。在依职权调取收集了原告及第三人等相关证据后，认为胡体安应当属于工伤范围，于2018年4月9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遵市人社工认字[2018]13-29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胡体安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为工伤。正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于2018年4月17日根据银利通公司的地址向银利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邮寄送达了该决定。后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另查明，在被告收集的证据中，其中载明2017年7月3日原告银利通公司向被告提供了柏怡翔公司的营业执照（2017年4月19日登记）、2016年9月1日柏怡翔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银利通与柏怡翔公司于2016年9月1日签订《桩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载明原告所属的正习高速二标项目部将正习高速2标段龙祥庙大桥工程桩基工程承包给柏怡翔公司施工，柏怡翔公司劳务人员的安全责任由柏怡翔公司负责，柏怡翔公司授权代理人敬代永签字并加盖有柏怡翔公司印章。被告柏怡翔公司及敬代永均否认该施工合同系2016年9月1日签订，均认为系胡体安事件发生后才签订。第三人胡体安向被告方提供的证据中，有银利通公司所属的正习高速二标项目部2017年3月24日出具的承诺书，其中载明胡体安在银利通公司承建的高速路建设（贵州省正安县碧峰镇青定村龙祥庙）因工受伤，绝不拖欠伤者就医中的相关费用，保证伤者身体康复时止，后期赔偿等费用依法处理。承诺人上由敬代永签字，并加盖有银利通公司正习高速二标项目印章。本院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遵义市人社局就本案第三人胡体安发生在本市辖区内的工伤事故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在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胡体安在原告承建的工程中施工受伤及医疗救治的过程无异议。本案各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一）本案中，被告将原告列为工作用工责任主体是否正确；（二）被告遵义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认定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本案中，确无证据证明系原告聘用了胡体安作为施工工人，但各方均认可胡体安系敬代永所聘用到原告承建的工程中施工。原告主张的依据系在胡体安因施工受伤发生前与第三人柏银翔公司订立的施工合同的约定，虽然原告向被告举证证明了确有载明2016年9月1日柏银翔公司的施工合同，该合同有授权委托人敬代永的签名和柏怡翔公司的印章，但认定柏怡翔公司是否具有承包高速路相应工程的施工资质仅有合同不足以证明，应当以其是否具有的相关资质文件或证照加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柏怡翔公司的营业执照登记成立时间明显为2017年4月19日，柏怡翔公司具有承揽相关建筑的资质系在2017年4月19日以后，系在胡体安因施工受伤之后，也就是说该资质证件不可能溯及以往，不能以此证明在发生事故时银利通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有资质的单位。且该营业执照系2017年4月19日后才取得，在2016年9月1日及胡体安发生事故时不可能将该证照作为资质审查材料，且柏怡翔公司及敬代永均否认该合同系2016年9月1日签订，而系胡体安事故发生后补签，故原告以此证明在事件发生前将工程承包给有资质柏怡翔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足以认定原告发生胡体安工伤时系违法转包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规定，原告将工程转包给无资的他人，系违法转包关系，故应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虽然胡体安申请劳动关系仲裁未予受理，及起诉由原告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被驳回起诉。并不影响本案认定胡体安因施工受伤前原告的转包行为违法。（二）被告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适当。被告受理胡体安申请的工伤认定后，依法收集了各方当事人证据，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胡体安系在银利通公司承建的工程中受伤，也有银利通项目部的承诺、胡体安的陈述、工友的证明、相关的病历档案等证据佐证。被告的认定书中并未认定胡体安系银利通公司的工人即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供了与柏怡翔公司的施工合同，但根据原告提供的柏怡翔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第三人提供的柏怡翔公司的相关材料，足以认定在事件发生时，柏怡翔公司并不具有承建高速相关工程的资质，被告据此认为原告应承担违法转包的工伤保险责任。且被告出示的证人证言、调查笔录、承诺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胡体安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因此，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系工伤并无不当。原告与第三人是否有直接的劳动关系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原告认为被告在送达举证通知及工伤认定书有违反程序的行为，经查，举证通知书已送达其现场管理人员，且结合在认定过程中原告也提交了相关证据，并未影响到原告的实质权利，被告通过原告公司地址邮寄送达了工伤认定，符合送达的规定。至于原告认为寄件人系正安县人社局而非被告，以及是否由法定代表人签收并不影响送达的完成。故对原告的理由不予采信。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并未举证证明送达到原告时间，故本案原告的起诉亦不超过起诉期限。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贵州银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贵州银利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者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华 嵩审 判 员  陈文东人民陪审员  谢 兵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安雪琴书记员汪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