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6民初441号原告：周文，男，1969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野，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红阳，男，1970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被告：程文秀，女，1967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池，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文与被告周红阳、程文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松、赵野，被告周红阳、程文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40万元；2、二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从2015年9月1日起以4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至付清止)；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21日被告向原告借款30万元，原告向被告程文秀转款支付了借款本金30万元；2015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约定月利率2%，原告向被告周红阳转款支付了借款本金20万元。2015年5月29日被告程文秀向原告归还了2014年5月21日的30万元借款。2015年6月2日，被告又向原告借款30万元，约定月利率2%，原告向被告程文秀支付了借款本金30万元。后被告周红阳于2015年8月10日归还了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支付至2015年8月31日。现原告要求二被告归还本息未果。被告周红阳、程文秀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及其他任何法律关系。原告所称被告分别于2015年1月22日、2015年6月2日向其借款20万元、30万元，约定月利率2%，与事实不符。被告从未向原告提出过借款要求，原告与被告亦从未达成任何建立借贷关系的合意。原告所指20万元、30万元，实际系为原告委托重庆英菲弘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菲弘基公司）进行代理投资的投资款，即投资理财本金，且二者间更不存在任何有关“利息”的约定或合意。另外，原告曾于2017年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投资理财法律关系向被告周红阳、英菲弘基公司提起诉讼【（2017）渝0116民初12428号】，后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此也可印证，原告承认其与英菲弘基公司间系为投资理财法律关系，而非借贷法律关系。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曾签署两份《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分别出资20万元、30万元，委托英菲弘基公司进行全权代理投资。原告所指其向被告转款20万元、30万元，正是上述投资本金，系被告周红阳作为英菲弘基公司签署该两份《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并协助办理标的事项的法定代表，被告程文秀英菲弘基公司的出纳，为简化流程、给投资人带来便易而代英菲弘基公司收取的，系履行职务的行为。该代收行为并不导致权利义务的转移，更不会导致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变更，与原告存在投资理财法律关系的仍为英菲弘基公司，而非被告个人。2015年6月2日的30万元，并未签订书面投资凭据，仅为原告与英菲弘基公司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参照之前两份《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进行了口头约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更不存在任何有关“利息”的约定或合意。原告与英菲弘基公司之间存在投资理财法律关系，但被告并非该等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原告的诉求与事实不符，法律关系错误，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邮政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三份及转账凭单、汇款收据、农商行的客户汇账单、周红阳和程文秀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2017）渝0116民初12428号民事裁定书、周文和程吉芬的结婚登记申请书等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该部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被告周红阳、程文秀还出示英菲弘基公司出具的《周文、张大梅委托重庆英菲弘基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理财情况说明》一份，主要载明：“重庆英菲弘基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1日、2015年1月22日向周文出具《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先后收到由周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周红阳账户的委托公司投资理财款30万元和20万元。经查公司支付凭证从2014年6月12日起至2015年8月2日止，以公司出纳程文秀的名义和法定代表人周红阳的名义已经转账支付周文及其妻子程吉芬共计408368.00元……三、周红阳的前述收款、付款和程文秀转账付款行为均是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告拟证明英菲弘基公司已向原告按照《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的约定支付投资红利及归还本金共计408368元，印证英菲弘基公司知晓并承认周红阳是以其名义代英菲弘基公司向原告支付并收取的往来款。原告周文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实际上是被告的陈述，并没有负责人签字，被告周红阳就是公司的经营者，不能作为证据的使用，不符合证据的相关规定。本院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周红阳与被告程文秀系夫妻。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9日期间被告周红阳担任英菲弘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5月21日，原告周文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被告程文秀转款30万元。2015年1月22日，原告周文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被告周红阳转款20万元。2015年5月15日，被告周红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周文的妻子程吉芬转款30万元。2015年6月2日，原告周文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被告程文秀转款30万元。2015年8月10日，被告周红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周文转款10万元。另查明：2014年6月12日至2015年8月12日，被告程文秀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或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多次向原告周文汇款或转款，具体为：2014年6月12日，2129元；2014年7月12日，6000元；2014年8月12日，6000元；2014年9月12日，6000元；2014年10月12日，6000元；2014年11月12日，6000元；2014年12月12日，6000元；2015年1月12日，6000元；2015年2月12日，7290元；2015年3月12日，10000元；2015年4月12日，10000元；2015年5月12日，10000元；2015年6月12日，6710元；2015年8月12日，10000元。2015年7月13日、2015年9月14日，被告周红阳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向原告周文转款9400元、8645元。还查明：2014年5月21日，英菲弘基公司向原告周文出具《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一份（编号：01XX01），载明：“今有周文同志出资现金：¥300000元（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委托重庆英菲弘基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全权代理投资，委托日期2014年5月21日至2015年4月20日止。委托期限：11月。备注：一、……二、在委托期间，被委托人受委托人的委托，全权代为投资经营，被委托人在经营过程中独立承担盈亏，此金额款项到期后被委托人必须无条件归还委托人的本金。三、投资红利计算：被委托人必须无条件保障委托人的资金安全，保障投资金额的24%每年的最低固定红利。如未到委托期限委托人提前撤回投资款，委托人须提前十五日通知被委托人。被委托人则按委托人投资金额的15%每年的最低固定红利支付给委托人。四、在委托期间，投资回报高于委托人固定收益部分归被委托人佣金收益。五、根据投资收益情况，投资红利每月结算，每月支付一次。委托人：周文被委托人重庆英菲弘基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周红阳在被委托人法定代表处签名。2015年1月22日，英菲弘基公司再次向原告周文出具《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一份（编号：20XX02），载明：“今有周文同志出资现金：¥200000元（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委托重庆英菲弘基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全权代理投资，委托日期2015年1月22日至2015年12月21日止。委托期限：11月。备注……委托人：周文被委托人重庆英菲弘基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周红阳在被委托人法定代表处签名。该份《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的备注内容与2014年5月21日的《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相同。2017年12月5日，周文以2014年5月21日、2015年1月22日共出资40万元委托周红阳、英菲弘基公司用于投资，周红阳、英菲弘基公司向其出具2张《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为由起诉周红阳、英菲弘基公司至本院，要求周红阳、英菲弘基公司归还投资款40万元及2015年至今的利息。后该案在审理中，周文自愿撤诉。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渝0116民初12428号民事裁定：准许周文撤诉。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原告所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本案，原告主张被告周红阳、程文秀向其借款共计80万元，仅举示了向被告转账8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没有双方签订的书面借款合同或被告出具的借据等书面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可见，本案在原告举示了向被告转账8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的情况下，原告对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应当结合被告的答辩及举示证据的情况，对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进行分析认定。首先，对于2014年5月21日原告向被告程文秀转款的30万元和2015年1月22日原告向被告周红阳转款的20万元。被告辩称系其代收原告委托英菲弘基公司进行代理投资的投资款，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且举示了2014年5月21日、2015年1月22日的《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和（2017）渝0116民初12428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认为，被告举示的两份《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载明的出资时间及出资金额均与原告举示的2014年5月21日和2015年1月22日银行凭证的转款时间及转款金额一致；且鉴于当时被告周红阳系英菲弘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在两份《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上被委托人英菲弘基公司“法定代表”处签名；再结合原告曾于2017年12月5日以2014年5月21日、2015年1月22日共出资40万元委托周红阳、英菲弘基公司用于投资为由起诉周红阳、英菲弘基公司的事实。故被告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仍应就2014年5月21日、2015年1月22日共计50万元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举证。现原告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与被告就该50万元达成借款合意，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与被告周红阳、程文秀之间就2014年5月21日30万元、2015年1月22日20万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2015年6月2日原告向被告程文秀转款的30万元。被告仍辩称系其代收原告委托英菲弘基公司进行代理投资的投资款，未签订书面投资凭据仅为原告与英菲弘基公司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参照之前两份《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进行了口头约定。本院认为，从被告举示的2014年5月21日、2015年1月22日的《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以及原告举示的2014年5月21日向被告程文秀转款30万元、2015年1月22日向被告周红阳转款20万元的转账凭证可以看出，原告2014年5月21日、2015年1月22日“委托英菲弘基公司投资”的款项均是转入被告个人账户而非英菲弘基公司账户。故被告虽未提供2015年6月2日30万元的《固定收益委托投资凭据》，但原告仍应就2015年6月2日30万元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举证。现原告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与被告就该30万元达成借款合意，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与被告周红阳、程文秀之间就2015年6月2日30万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文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计3650元，由原告周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小华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范凤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