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1号自编一栋1016号房。法定代表人：熊海涛，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熊海涛，女，196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凤翔，男，195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戴耀花，女，197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维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科技园软件园高唐新建区高普路1021号3楼。法定代表人：熊海涛，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80号科技创新基地综合服务楼第六层623C单元。法定代表人：熊海涛，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述六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国才，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冼燃，男，196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沙骏，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学银，男，1973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金集团”）、熊海涛、凤翔、戴耀花、广州维科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公司”）、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冼燃、原审第三人李学银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金集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冼燃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冼燃承担。事实与理由：高金集团认为，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并生效且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决议不成立的情况，一审认为“高金集团在2016年2月3日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并安排股东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进而判决“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查明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均有错误，依法应予改判纠正，具体理由如下：一、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已实际召开并形成决议且履行完毕。（一）2016年2月3日高金集团共计7名股东，仅冼燃一人起诉否认参加该次股东会及否认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其余6名股东均确认参加或认可股东会召开及其决议。股东戴耀花、凤翔、熊海涛、诚信公司、维科公司等均确认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形成。李学银到庭称“其本人有在高金集团员工拿给他的空白签字页上签名”，其2016年出具的《股东说明函》也明确“本人对提交工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等文件中各方股东的签名或盖章无异议”，实际参与及认可股东会决议。本案冼燃主张其自身未参加股东会，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属于诉讼过程中的单方说辞，与其他股东的说法和客观事实不符，且冼燃否认参加股东会又何以知道其他股东有无参加股东会？逻辑亦明显矛盾。（二）冼燃参加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实际也可推定其参加及认可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及其决议。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审议事项为熊海涛对高金集团增资6000万元，熊海涛在该次股东会决议后才开始成为高金集团的股东。按常理，冼燃在参加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时，必然知晓熊海涛已成为高金集团股东的事实，如冼燃对熊海涛作为高金集团新股东不知情或有异议，其完全可以在参加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时当场提出，但冼燃不仅未就此提出异议，而且还与熊海涛等公司其他股东一同签署了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2016）粤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认可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履行情况。广州中院和广东高院前述两份生效裁判文书简明扼要的查明和认定了高金集团的股权历史沿革情况：冼燃于2012年8月16日将其持有的高金集团14703.525万元股权转让给戴耀花，此后登记持股为300万股至今未发生变化；高金集团经过2012年8月16日股东转让股权，2015年1月26日增资、2016年2月3日增资，及2016年2月29日股权转让后，形成目前的股权结构。前述判决已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对应的熊海涛对高金集团的增资相关情况进行认定，实际也是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及其效力的认可。（四）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事项熊海涛对高金集团增资6000万元的事宜已完成了税务申报、验资、工商登记等法律程序，决议已经履行完毕。熊海涛经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后，于同日向高金集团缴纳了新增注册资本6000万元，随后办理了税务申报、会计师事务所验资、股东名册登记，并于2016年2月3日完成工商股东登记，相关股东会决议已经履行完毕。二、一审据以认定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唯一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科学性，且与案件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应被采信，也不应作为认定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充分依据。（一）《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科学性，存在重大法律瑕疵，没有证明力，一审采信该孤证作出判决明显错误，且偏袒冼燃。1.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文本原件可以提取但鉴定机构没有提取。广州市工商局穗工商综函[2017]742号《复函》明确形成时间鉴定如属于有损鉴定无法进行，但对于笔迹真伪鉴定，因不会破坏原件原貌，可以现场取样鉴定，复函称“我局工作人员将提供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注册登记档案资料原件，供鉴定机构现场取样”，事实上本系列案件中的（2016）粤0112民初3131号案件的鉴定机构就派员前往广州市工商局现场核对原件进行了取样，为何本案的鉴定及鉴定机构可以对原件进行取样却不取样？本案鉴定机构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未履行必要程序，在未核实原件的情况下，径直以“复印件”进行笔迹真伪鉴定，实际无法确保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其鉴定意见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科学性。2.鉴定机构以“笔迹鉴定”代替“签名鉴定”，与委托鉴定事项不一致，鉴定意见缺乏关联性和科学性。根据司法部《笔迹鉴定规范》规定，“签名鉴定”虽然是“笔迹鉴定”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从《笔迹鉴定规范》第4部分规定“笔迹鉴定规程”，第5部分规定“签名鉴定规程”的情况和内容分析，两者需要履行的程序以及对“笔迹”的鉴定要求并不相同，“签名鉴定”的要求显然更加严格。本案鉴定机构在无法取得原件，无法判断“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是否其本人签名”的情况下，代之以“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笔迹”实际是偷换概念。3.一审法院对高金集团提出的更为科学的用原件鉴定申请置之不理，有违公平正义。高金集团2018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书》、9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再次申请重新鉴定的申请书》，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并两度提出用原件进行鉴定的申请，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有违公平正义。高金集团恳请二审法院接纳用原件进行签名真伪鉴定的申请，并作为裁判的参考依据。（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属于孤证，且与本案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相悖，更与冼燃相关自认或确认行为矛盾，应不予采信。1.冼燃此前提出的“形成时间鉴定”申请实际确认了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本案冼燃先提出签名形成时间鉴定申请，后提出签名真伪鉴定申请。冼燃在先“签名形成时间”鉴定申请中称相关决议文本内“冼燃”签名是其之前签好字的空白签字页，只是被他人套用。按此分析，其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签名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只是对形成时间有异议，在此情况下，签名真伪鉴定因其自身在诉讼过程中的自认而变得没有意义。2.冼燃参加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还与2016年2月3日股东会新增股东熊海涛及其他股东一并签署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的行为亦证明冼燃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及其效力的认可。本案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后，不到一个月时间，2016年2月29日高金集团再次召开股东会，包括冼燃在内的全体股东出席会议并签署股东会决议。如果冼燃对本案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存有异议，其为何当时不提出来，而是选择与其他股东一道参加在后的股东会并表决高金集团股东股权变动事项？显然，冼燃对本案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及其决议是认可和确认的，任何《司法鉴定意见书》都无法改变当事人客观参加股东会并形成决议的事实。熊海涛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冼燃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冼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未实际召开及未安排股东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不符合实际情况，一审仅以《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述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中“冼燃”的签名不是出自冼燃本人的笔迹，径行判决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改判纠正。股东会是公司权力机关，并按多数股东意见形成决议。2016年2月3日高金集团股东会决议共有7名股东的签字盖章，其中6名股东（合计持股12.01亿元，占比99.75%）确认参加会议或认可其效力，仅冼燃1名股东（持股0.03亿元，占比0.25%）称未参加会议及否认签名。但股东会议的召开与否，与某个股东是否出席会议，或者其签名是否有瑕疵，并无必然的关联，不能否认股东会已经召开的事实，不能以持股0.25%的股东冼燃否认参会就否认股东会没有召开。此外，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以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是否超过《公司法》规定的“过半数”或“三分之二多数”来评价审议事项是否获得通过。本案99.75%的股东认可股东会决议及其签署，则无论冼燃对决议事项是否存有异议，均不能否认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否则将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冼燃作为登记持股0.25%的股东，其虽否认参加股东会，也否认自身签名，但并不足以否认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的召开及其决议。一审仅根据一份“复印件”进行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就否认股东会的召开及其决议效力缺乏合理逻辑，其法理依据在于无论冼燃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是否存在瑕疵，最多只能说明冼燃自身对决议的认可态度，但均不能证明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更无法否认其他6名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盖章及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认可。二、熊海涛系2016年2月3日通过增资成为高金集团的股东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且至今无人对熊海涛的增资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熊海涛的出资真实、合法、有效，股东权益应受法律保护。熊海涛2016年2月3日向高金集团缴纳了出资6000万元【其中23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7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虽然《股东会决议》赋予熊海涛“增资款项于2024年12月31日前缴足”的权利，但熊海涛实际已于2016年2月3日足额缴纳出资】，广州市大公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2月3日出具《验资报告》（穗大师内验字（2016）第003号）审验出资到位，高金集团收到熊海涛的出资后将熊海涛登记于高金集团股东名录，广州市工商局《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核准备案登记，相关增资过程及工商变更登记均已履行完毕。本案系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审查，并不是对熊海涛增资行为的审查，不影响熊海涛增资行为及其股东资格的合法有效性。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参照《公司法解释（四）》第六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等规定，结合广州中院（2016）粤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已查明认定熊海涛于2016年2月3日对高金集团进行增资的事实和效力，熊海涛的增资行为真实、合法、有效，熊海涛的股东权益应受法律保护。三、冼燃在高金集团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的签字盖章行为，足以认定冼燃对在先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及其决议的认可，一审判决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明显缺乏逻辑和理据。2016年2月29日高金集团股东会决议共有8名股东签字盖章，包括了高金集团成立至今登记的全部曾经股东和现任股东，该次股东会决议的股权转让完成后，高金集团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至今未发生变更，广州中院（2016）粤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对该次股东会决议涉及的高金集团2016年2月29日股权转让行为也已查明属实，系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冼燃在高金集团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行为，系表明其对当时高金集团股东及股权状态的认可，否则其当时就可以对熊海涛的股东地位及在先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一审判决无视高金集团股东及股权变更的前后历史沿革情况，无视高金集团股东会决议及其事项的历史关联性，尤其忽略了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的确认效果，仍“断章取义”径行判决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改判纠正。诚信公司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冼燃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冼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冼燃未参加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及判决该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明显错误。1.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7名股东（包括冼燃），其中6名股东认可自身签名，且持股比例达到99.75%，不能否认该次股东会及其决议的合法有效性。2.冼燃在高金集团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的行为，已足以表明其对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及其效力的认可。3.本院（2016）粤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已对高金集团2012年至2016年期间前后五次股权变动涉及的基本情况查明属实，并认定了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对应的股东熊海涛增资的事实，现无任何相反证据推翻该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4.《司法鉴定意见书》无论对冼燃在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的签名持何种鉴定意见，均不足以否认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的召开及决议情况，且《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孤证，与其他股东陈述内容或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明显不符，不足采信。二、一审认为李学银也未参加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并作为支持冼燃诉讼主张的依据，与证据证明的事实明显不符，依法应予查明纠正。1.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并未询问李学银本人是否参加了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其余三个案件有询问李学银本人是否参会，唯独本案没有询问】，查明事实部分确认李学银关于“其本人有在高金集团员工拿给他的空白签字页上签字”（一审判决第11页第1行）的事实，但是判决认定部分又称“冼燃和李学银均称高金集团未召开过案涉股东会，两人也未参加案涉的股东会”（一审判决第15页倒数第4-5行）明显没有原始出处，法院查明事实和认定事实两部分内容自相矛盾。2.李学银参加了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并在决议上签名，根据该次股东会决议，李学银还与华新园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转让其在高金集团的全部股权，随后收取了股权转让价款，并于2016年6月出具《股东说明函》，确认了高金集团2005年成立至2016年的历次股权变动情况，并明确“本人对高金集团2005年7月成立至今提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或登记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转让增资文件等工商登记文件签署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相关文件及其签名均予以确认(包括授权签名确认)”，因此李学银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召开及其决议事项是确认无误的。一审法院审查证据过程中，以“高金集团提交的有李学银签字的股东说明函，与李学银本人的陈述不一致，本院对该股东说明函不予采纳”（一审判决第6页第4段第1-3行），无视高金集团持有李学银签名摁手印《股东说明函》原件的事实，无视李学银2016年2月29日转让其持有的高金集团全部股权的事实，也缺乏“李学银本人的陈述”的法庭笔录记录，属于有意歪曲事实和错误审查判断证据，目的是偏袒支持冼燃的无理诉讼主张。3.一审并未对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决议及2016年6月《股东说明函》中“李学银”的签名真伪进行鉴定，不能否认李学银在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的真实有效性。至于李学银的一审诉讼代理人邱志洁在庭审过程中所述内容，更与李学银本人陈述内容、李学银后续股权转让行为，出具《股东说明函》等证明或确认的内容矛盾，应不予采信。维科公司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冼燃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冼燃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采信并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判决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查明认定证据和判断相关证据的证明效力不当，并致认定事实和判决结果错误，应予改判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等规定，人民法院应综合审查判断证据，并适用证据优势规则采信证据，根据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进行裁判，但本案一审判决查明、审查、判断证据明显与前述规定不符，并导致认定事实不当，判决结果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与本案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应不予采信。1.广州中院（2016）粤0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广东高院（2018）粤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对高金集团2012年至2016年期间前后五次股权变动情况进行了查明认定，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所涉熊海涛增资事实已经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应予充分尊重。2.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审议事项为熊海涛对高金集团增资6000万元，熊海涛在该次股东会决议后才开始成为高金集团的股东。冼燃在高金集团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中与熊海涛一同签名的行为，足以表明其对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及其效力的认可，否则其完全可以在参加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时当场提出异议。3.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7名股东（包括冼燃），其中6名股东认可自身签名，且持股比例达到99.75%，不能仅凭冼燃的一面之词，就否认其他股东参会，及否认该次股东会的召开及其决议的合法有效性。4.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的事项（熊海涛对高金集团增资6000万元）已完成了税务申报、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程序，决议履行完毕，具有公示公信效力。5.《司法鉴定意见书》本身，无论其对冼燃的签名真伪持何种鉴定意见，均不是对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是否召开的鉴定，更不是对该次股东会决议效力的评价，不能否认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已经召开的事实。二、《司法鉴定意见书》本身存在重大法律瑕疵，应不予采信。1.冼燃诉讼过程中曾在申请股东会决议形式时间鉴定时自认签名真实性。本案冼燃在先“签名形成时间”鉴定申请中称相关决议文本内“冼燃”签名是其之前签好字的空白签字页（或类似描述），只是被他人套用，因此冼燃本身对其在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的真实性先前是确认的。冼燃只是在形成时间无法鉴定的情况下，才提出签名真伪鉴定，在冼燃本人曾对签名真实性予以认可的情况下，任何第三方鉴定机构对签名真伪的鉴定意见均不能也不应取代冼燃对其自身签名的确认。2.本案可以提取且应当提取原件进行鉴定但未提取原件鉴定。本案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证据的原件存管于广州市工商局，工商局表示可以在工商局进行现场核对取样，但一审及鉴定机构未提取该原件进行鉴定，虽然复印件“字迹应当清晰”，但并不能保证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本案鉴定可以提取原件但不提取原件，且在当事人多次提出用原件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一审仍不采用原件进行鉴定，也不说明理由，难以让人信服。3．《司法鉴定意见书》以“笔迹鉴定”代替“签名鉴定”，与委托鉴定事项不一致，鉴定意见缺乏关联性和科学性。“签名鉴定”虽然是“笔迹鉴定”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两者并不相同，鉴定人员也到庭说明两者“鉴定步骤和方法有所区别”（一审判决第13页倒数5-8行），本案鉴定机构在未核实原件，难以确认复印件与原件必然相符，无法判断“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是否其本人签名”的情况下，代之以“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笔迹”实际是偷换概念，欲盖弥彰！综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属于存在重大法律瑕疵的孤证，且与本案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应不予采信。凤翔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冼燃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冼燃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及各股东的签名均真实、合法、有效，该等事实有在后的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广州中院、广东高院对冼燃提起的股权转让诉讼生效裁判文书等证据证实。《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足以否认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的召开及其决议，且存在重大法律瑕疵，应不予采信。一审错误采信证据，不当认定事实，依法应予改判纠正。戴耀花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冼燃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冼燃承担。事实与理由：案涉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系股东真实签署，依法成立并生效。而且高金集团随后于2016年2月29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中，高金集团全部曾经股东和现任股东都有签字，足以确认冼燃对本案股东会决议及其效力的认可。一审无视高金集团历史沿革变更情况，无视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仅依据一份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判决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理据，更与实际情况不符，明显偏袒冼燃，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利益，恳请二审法院改判纠正。针对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冼燃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高金集团在2016年2月3日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及未安排股东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李学银并未参加案涉股东会，也并未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所称的“仅冼燃一人否认参加案涉股东会及否认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与事实不符。第一，一审庭审中，李学银的代理人明确表示案涉股东会决议上并非李学银签字（一审案卷第5册第9页）。2016年12月6日，李学银在（2016）粤0112民初3131号案件、3134号案件、3129号案件中向一审法院陈述，其从高金集团成立至今，从未参加过高金集团召开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从来没有接到过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的通知（一审案卷第5册第22页），且并未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这与冼燃陈述并未接到案涉股东会的通知，并未参加案涉股东会相互印证。即便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未对李学银进行询问，但凭借其他案件中已经查明的事实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并无不当。第二，关于高金集团提交的《股东说明函》，李学银的代理人在一审发表质证意见时表明《股东说明函》中的签字并非李学银本人所签（一审案卷第3册第73页）。此外，高金集团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函是在11月29日前取得的（一审案卷第5册第11页）。而李学银本人接受法庭询问的时间是2016年12月6日，系在《股东说明函》形成之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东说明函》的内容与李学银本人的陈述不一致，应以李学银本人在法庭陈述为准，符合客观事实。（二）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目前正处于二审审理阶段，且该次股东会决议成立与否与本案股东会决议并无关联，不能作为认定本案股东会决议成立的依据。关于高金集团2016年2月29日的股东会会议，冼燃并未接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并未参加该次股东会会议，也并未在该次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冼燃已就该案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目前该案正处于二审审理阶段（案号：（2019）粤01民终337号）。此外，无论该次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均不能推翻案涉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及冼燃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事实。因此，该次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均不能作为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成立的依据。（三）广东高院在（2018）粤民终131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广州中院并未对案涉股东会是否成立的效力问题进行认定，仅是对增资事宜的确认不能用来证明认可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广州中院和广东高院主要围绕着冼燃与熊海涛于2012年8月16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效力问题进行审查。因该案的诉讼请求并未涉及高金集团历次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及履行情况，故广州中院和广东高院并没有针对高金集团历次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是否合法合规、股东会决议上的股东签名是否真实等进行实质审查，而仅是根据高金集团工商资料记载的表象内容对高金集团的历史前沿进行了描述，这并非是对高金集团历次股东会决议已经实际召开且已实际履行进行查明并确认。此外，广东高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认定“一审法院并未对2015年1月26日、2016年2月3日及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的效力问题进行认定”。因此，两法院的判决不能成为证明案涉股东会有效的依据。（四）熊海涛的增资程序已履行完毕并不能反证案涉股东会决议已经实际召开且合法有效，且熊海涛并非善意第三人。第一，一审庭审中，熊海涛出示了其向高金集团增资6000万元的相关证据以证实案涉股东会决议已履行完毕。而本案的逻辑应是，熊海涛的增资行为具有合法性必须以案涉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成立为前提，如案涉股东会决议本身并不成立，则熊海涛增资行为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因此，不能以在后的单方增资行为来证明在先的案涉股东会决议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第二，熊海涛是高金集团创始股东戴耀花的舅妈。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前，其系维科公司、诚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维科公司通过2012年5月24日股东会决议成为高金集团的股东，诚信公司通过2015年1月26日股东会决议成为高金集团的股东。因此，熊海涛对高金集团的一系列工商变更理应是知晓的，故其并非善意第三人。此外，本案系股东会决议不成立诉讼，并非股东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诉讼，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六条的相关规定。因此，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声称熊海涛是善意第三人，股东权益应得到保护的这一说法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二、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在出具《鉴定意见书》过程中选用检材、鉴定程序均符合鉴定规范要求，鉴定意见具有合法性、客观性。（一）鉴定机构所用检材系由一审法院提供，来源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本案鉴定所需的检材系由冼燃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且加盖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查询专用章，并在一审法院的见证下交付给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一审案卷第8册第12页）。鉴定人冯某和陈柳珠出庭接受质询时亦对检材的真实性和具备鉴定条件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高金集团提交的司法部发布的《笔迹鉴定规范》第2部分第4.2条检材和样本字迹的选取中“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应当清晰，能真实反映检材和样本字迹的原貌及其细节”之规定，复制件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即可作为检材进行鉴定。本案中，鉴定人认为一审法院提供的检材虽系复印件，但检材外观清晰、笔画结构连接，能够看出书写基本结构、笔画的连笔和运笔等细节特征，具备鉴定条件，因而并未再去工商局现场提取复制件，并无不妥，并未违反鉴定规范。因此，鉴定机构依据一审法院交付的检材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客观性。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二）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符合鉴定规范的要求。《笔迹鉴定规范》第5部分“签名鉴定规程”第1条明确规程适用范围为“笔迹鉴定中的签名鉴定的程序和方法”，第5条明确“签名鉴定本质上也是一种笔迹鉴定，因此签名鉴定的步骤和方法应遵循笔迹鉴定规范第4部分笔迹鉴定规程。”由此可知，一审庭审中鉴定人所称的签名鉴定严格意义上说也属于笔迹鉴定，两者并不冲突，符合上述规范。此外，第5部分“签名鉴定规程”第6条规定“鉴定结论的表述，应遵循笔迹鉴定规范第3部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这与第4部分“笔迹鉴定规程”第6条规定“鉴定结论的表述，应遵循笔迹鉴定规范第3部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的内容一致，均表明无论是签名鉴定，亦或是笔迹鉴定，鉴定结论的表述均适用第3部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和判断依据”。而根据第3部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第4.4.1条规定，如检材是复制件的，鉴定结论可表述为“检材字迹……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出自某人的笔迹”。因此，本案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完全符合鉴定规范的要求，应当予以认定。（三）本案鉴定程序合法，且不具有重新鉴定的情形。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没有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情形等，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推翻鉴定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本案不存在重新鉴定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驳回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重新鉴定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三、《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与冼燃就其未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陈述相互印证，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如认为案涉股东会已经实际召开，应当提供相应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冼燃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并非冼燃所签，同时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上各股东的签名时间早于2016年2月3日，两者并不冲突，并不矛盾。李学银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李学银并未参加案涉股东会，也并未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高金集团的员工曾经拿着空白页让李学银签署。因此，冼燃认为，本案很可能存在高金集团通过用之前预先准备好的空白文件套用到之后的时间和事件中这种方式伪造股东会决议。基于此，冼燃提出对各股东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这与冼燃此前提起的对案涉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不矛盾。冼燃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并非冼燃所签，同时认为案涉股东会决议上各股东的签名时间早于2016年2月3日，两者并不冲突，均是为了查清案涉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这一事实问题。（二）鉴定意见并非孤证，其与冼燃陈述并未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鉴定意见与冼燃和李学银的陈述均属证据，经查证属实，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本案的鉴定意见“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上的落款处股东签字处‘冼燃’签名不是出自冼燃本人的笔迹”与冼燃陈述未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相互印证。与此同时，李学银在一审庭审中也陈述其并未参加案涉股东会，并未在案涉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进一步印证了案涉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的事实。此外，即便不考虑冼燃的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鉴定意见并不属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以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已经实际召开，属于主张积极的法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应由主张股东会决议成立的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股东会已经实际召开并安排股东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而本案中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并不能提供案涉股东已经实际召开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高金集团、凤翔、戴耀花、熊海涛、维科公司、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李学银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冼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高金集团于2016年2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金集团承担。一审认定的事实：一、高金集团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一）高金集团成立于2005年7月5日，系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原始股东为冼燃、戴耀花、凤翔、李学银，出资比例分别为25.0176%、25.0013%、24.9959%、24.9852%。2006年6月8日，高金集团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3.8800亿元，上述四名股东分别增加出资97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88亿元，冼燃、戴耀花、凤翔、李学银出资比例分别变更为25.006%、25.0004%、24.9986%、24.9949%。（二）2012年5月24日，高金集团通过股东会决议，增加新股东维科公司及增加注册资本至6亿元，新增出资由维科公司以1200万元认缴。变更后，高金公司股东出资结构为冼燃出资14703.5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51%；凤翔出资14699.184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5%；李学银出资14697.026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49%；戴耀花出资14700.263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5%；维科公司出资1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三）2012年8月16日，冼燃与戴耀花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冼燃将其对高金集团的出资中的14403.525万元转让给戴耀花，转让价款15555.807万元。同日，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股东冼燃、凤翔、李学银分别将各自对高金集团的部分出资转让给戴耀花，股东出资结构变更为冼燃出资3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0.5%；凤翔出资3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0.5%；李学银出资3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0.5%；戴耀花出资579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96.5%；维科通信出资1200万元，占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的2%。（四）2015年1月26日，高金集团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诚信公司向高金集团增资72250万元，其中57800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14450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增资款项于2024年12月31日缴足。增资后，高金集团注册资本由原60000万元变更为117800万元。同时，股东会决议还变更了公司经营范围，取消了公司董事会，选举熊海涛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五）2016年2月3日，高金集团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如下：1.同意熊海涛向公司增资6000万元，其中2300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3700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增资款项于2024年12月31日前缴足，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增资的权利。2.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117800万元变更为120100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凤翔出资300万元，股权比例为0.25%；李学银出资300万元，股权比例为0.25%；冼燃出资300万元，股权比例为0.25%；戴耀花出资57900万元，股权比例为48.12%；熊海涛出资2300万元，股权比例为1.91%；维科公司出资1200万元，股权比例为1.00%；诚信公司出资57800万元，股权比例为48.13%。3.免去凤翔公司经理职务，同意聘任何宇飞为公司经理，任期三年。4.同意就上述变更内容修改公司章程，通过章程修正案。（六）2016年2月29日，高金集团又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凤翔、李学银、戴耀花、维科公司各自将出资转让给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简称华南公司），股权转让后，高金集团股权结构变更为：华南公司、熊海涛、冼燃、诚信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48.71%、1.91%、0.25%、49.13%。（七）上述股东会决议均显示有全体股东的签名和盖章。（八）高金集团成立时的公司章程规定：“第七条股东享有如下权利：（1）参加或推选代表参加股东会并根据其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6）优先购买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8）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报告。”“第十五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七条……股东会应当对所决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后高金集团的公司章程经多次修正，但均未取消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优先购买公司新增资本、公司提前十五日通知股东召开股东会及对股东会作会议记录的内容。二、冼燃所提诉讼。（一）2016年6月24日，冼燃以其作为高金集团的股东，并未参与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亦未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冼燃第一项诉讼请求原为“确认高金集团于2016年2月3日做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在第一次庭审后，因《公司法解释四》公布，冼燃依据该解释第五条，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高金集团于2016年2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2016年6月24日，冼燃同样以高金集团在2012年5月24日、2015年1月26日和2016年2月29日未实际召开股东会为由，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一审法院立案号分别为（2016）粤0112民初3134号、3131号和3129号。（三）另外，冼燃以熊海涛为了解决高金集团股权代持及控制高金集团的目的，向冼燃出具准备好的高金集团2012年8月16日股东会决议及冼燃与戴耀花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让冼燃在上述材料上签了字，但上述材料上戴耀花、李学银的签字均系伪造，该次股权转让并非真实，且戴耀花也未向冼燃支付股权转让款为由，于2016年6月22日向广州中院提起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之诉，要求确认《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广州中院立案号（2016）粤01民初318号。广州中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8日判决驳回冼燃的全部诉讼请求。冼燃不服，提起上诉。广东高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2018）粤民终131号终审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高金集团股东对股东会召开情况的陈述。（一）一审法院在审理冼燃提起的四宗案件过程中，分别传唤了高金集团原股东李学银、戴耀花、凤翔和现任股东熊海涛到庭接受询问。1.李学银称，从高金集团成立至今，其从未参加过高金集团召开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也从来没有接到过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的通知，但其本人有在高金集团员工拿给他的空白签字页上签字。2.戴耀花称，高金集团2012年5月24日、2015年1月26日、2016年2月3日和2016年2月29日四次股东会决议上其签名均系真实，关于该四次股东会的召开情况其记不清了，会议都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这四次会议冼燃和李学银都参加了，工作人员负责会议记录并保存。3.凤翔称，高金集团2012年5月24日、2015年1月26日、2016年2月3日和2016年2月29日四次股东会决议上其签名均系真实，当时冼燃和李学银都参加了，并未提反对意见。公司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其参加会议，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名是整理完资料后签的。4.熊海涛称，高金集团2012年5月24日、2015年1月26日、2016年2月3日和2016年2月29日四次股东会决议上其签名均系真实，相关的公司盖章亦真实，上述会议都是其代表维科公司、诚信公司和高金集团、华南公司参加会议，当时冼燃和李学银都参加了。公司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其参加会议并做会议记录，等资料整理完再签署股东会决议。根据熊海涛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熊海涛于2016年2月3日向高金集团汇入6000万元。（二）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高金集团是否有2012年5月24日、2015年1月26日、2016年2月3日和2016年2月29日四次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会议记录、股东会决议等资料，高金集团称除保留在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股东会决议外，该公司未留存四次股东会会议的资料。四、案涉股东会决议的鉴定情况。（一）本案中，冼燃于2016年12月29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于2017年2月1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上“冼燃、李学银、戴耀花、凤翔”签名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同时未撤销对“冼燃”签名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二）一审法院通过摇珠方式选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作为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形成时间的鉴定机构。该鉴定机构函复称，由于文件保存的时间、空间以及人为老化的不可溯源性，该所只开展有关笔迹形成相对时间的鉴定，未开展有关笔迹绝对形成时间方面的鉴定，该所不接受委托。（三）一审法院通过摇珠方式选定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对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过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中广测[2017]文鉴字第05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3日的《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落款股东签名处‘冼燃’签名不是出自冼燃本人的笔迹。”冼燃为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3600元。（四）高金集团认为案涉鉴定存在以下缺陷，依法应不予采信或者重新鉴定：1.检材及检材字迹均为复制件，并非原件，足以影响鉴定程序及鉴定意见的可靠性；2.样本及样本字迹不充分，无法如实反映冼燃同期历史签名笔迹，不是合格的比对样本；3.鉴定机构的复核人没有按照《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第2部分第6.5条“鉴定报告的发送”中关于“鉴定人及复核人应在正式的鉴定文书上签名确认，并加盖鉴定机构鉴定专用章”的规定在正式的鉴定意见书中签字；4.鉴定程序选择及鉴定人构成存在法律瑕疵；5.鉴定意见并非签名鉴定，鉴定机构以“笔迹鉴定”代替“签名鉴定”偷换概念。高金集团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并支付鉴定人出庭费用1000元。（五）案涉鉴定的鉴定人冯某和陈柳珠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并针对高金集团的疑问一一进行了回答，包括：1.本案检材来源于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来源合法。检材能看到书写基本结构、笔画的连笔和运笔等细节特征，检材清晰，具备鉴定条件。2.同期样本的范围可能有10年之久，范围较大，但是进行比对，主要看书写技能与书写习惯。本案冼燃书写动力已经定型，书写转弯、笔画已习惯化，可以鉴定出来。3.案涉鉴定按照司法部2016年3月2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要求，经过高级工程师马宏复核并存档（当庭出示鉴定档案），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按照司法部编制的统一格式出具，有鉴定人签字及鉴定机构盖章。4.本案鉴定经过两名鉴定人已经鉴定出结论，适用普通鉴定程序，不属于复杂案件。且鉴定人冯某是文书司法鉴定中级鉴定工程师，符合普通鉴定程序要求。5.签名鉴定严格意义上说也属于笔迹鉴定，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鉴定步骤和方法有所区别。本案鉴定意见的表述是按照规范的表述方式进行表述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公司决议不成立纠纷。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冼燃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接纳；二、案涉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并形成决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述如下：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第一，冼燃提起本案诉讼时所主张的事实依据是其未参加案涉股东会，亦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一项股东会决议依法生效的前提是该股东会决议首先已依法成立，而股东会决议成立的要件至少应包括公司股东参加了股东会，并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冼燃在本案中明确主张高金集团未召开股东会，也未安排股东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即是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缺乏依法成立的要件。在冼燃提起本案诉讼时，《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尚无公司决议不成立的诉讼类型，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8月25日发布的《公司法解释四》中增设了公司决议不成立的诉讼类型。《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或者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本规定。”在《公司法解释四》发布时本案尚未审结，冼燃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冼燃变更诉讼请求是因为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定发生了变化，不属于冼燃自身原因造成。第二，高金集团在答辩中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冼燃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民诉法解释》的颁布和实施时间晚于《民事证据规定》，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限应当适用《民诉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先后经过三次庭审，冼燃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不违反《民诉法解释》的规定。综上所述，冼燃变更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接纳，高金集团对该争议焦点的答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高金集团在2016年2月3日未实际召开股东会并安排股东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理由如下：第一，《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高金集团的公司章程亦规定了召开股东会应提前十五日通知全体股东，并对股东会作会议记录。本案中，除诉争的留存在工商登记档案中的股东会决议外，高金集团没有提交任何关于召开该次股东会的通知、会议记录等资料。第二，高金集团当时的五名自然人股东中，冼燃和李学银均称高金集团未召开过案涉股东会、两人也未参加案涉的股东会；而熊海涛、凤翔、戴耀花则称高金集团召开了案涉股东会，所有股东都参加了会议，并有会议资料。两者陈述相互矛盾，而熊海涛、凤翔和戴耀花均没有提交任何召开案涉股东会的资料。第三，经鉴定机构鉴定，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不是出自冼燃本人的笔迹，与冼燃有关其未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陈述相印证。高金集团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时已对高金集团的异议一一进行了答复。针对高金集团的异议和鉴定人的答复，一审法院认为：1.根据高金集团提交的司法部2010年4月7日发布的《笔迹鉴定规范》第2部分4.2检材和样本字迹的选取的规定，复制件同样可以作为检材进行鉴定，只要符合第4.2.1条规定的“复制的检材和样本字迹应当清晰，能真实反映检材和样本字迹的原貌及其细节。”鉴定人明某案检材清晰，具备鉴定条件，符合上述规范。2.《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第4部分第4.1.3条规定“b)收集的历时样本的时间范围，尽可能包括检材标称的时间或与之相近”，没有限定样本必须与检材是同时间。同时《笔迹鉴定规范》第5部分第5.5.2条规定，“通过对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的分别检验及比较检验，综合判断样本签名是否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书写人的书写习惯，与检材签名是否具备可比性，如仍不具备可比性或比对条件较差的，要求委托方补充适合的样本。”本案鉴定人通某对检材与样本，已能判断冼燃书写动力已经定型，书写转弯、笔画已习惯化，可以鉴定出来，不违反上述规范要求。3.《文书鉴定通用规范》是司法部2010年4月7日发布，该规范第2部分第6.5.2条要求“鉴定人及复核人应在正式的鉴定文书上签名确认，并加盖鉴定机构鉴定专用章。”但司法部在2016年3月2日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五条要求“复核人完成复核后，应当提出复核意见并签名，存入鉴定档案。”第三十六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应当按照统一规定的文本格式制作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三十七条规定，“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当由司法鉴定人签名。”司法部在新发布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已将复核人在正式鉴定文书上签名的规定修改为在鉴定档案中签名，无需在正式鉴定文书上签名，在司法部统一规定的文本格式中也已没有复核人签名的位置。鉴定人在本案庭审中已当庭出示鉴定档案中有复核人签字，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亦是按照司法部统一规定的文本格式制作。4.《文书鉴定通用规范》第2部分第4.1.1规定，“c)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初次鉴定的一般案件进入普通程序；复核、重新鉴定，或重大、疑难案件的鉴定可直接进入复杂程序；”第4.2.1条规定，“普通程序中鉴定组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二个条件。a)鉴定人为2人；b)第一鉴定人应当具有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第6.2.1条规定，“普通鉴定程序中，如出现意见分歧，通过鉴定组共同讨论尚不能达与一致意见的，进入复杂鉴定程序。”案涉鉴定两名鉴定人意见一致，并且经过复核，适用普通程序符合规范。鉴定人冯某具有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符合普通程序的要求。5.《笔迹鉴定规范》第5部分签名鉴定规程第1条明确规程适用范围为“笔迹鉴定中签名鉴定的程序和方法”。鉴定人称签名鉴定严格意义上说也属于笔迹鉴定，只是鉴定步骤和方法有所区别，与上述规范相符。签名鉴定规程第6条规定鉴定结论的表述应遵循笔迹鉴定规范第3部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第3部分笔迹鉴定结论的种类及判断依据第4.4.1条规定，“如检材声称是复制件的……鉴定结论相应表述为‘检材字迹……是或不是（或非确定性）出自某人的笔迹。’”案涉鉴定结论表述为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不是出自冼燃本人的笔迹，符合上述规范的要求。高金集团在本案中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鉴定结论，而所提异议也未能证明案涉鉴定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故对高金集团关于鉴定意见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其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亦不予准许。案涉鉴定符合相关鉴定规范的要求，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所述，高金集团留存在工商登记档案中的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上冼燃的签名经鉴定不是出自冼燃本人的笔迹，一审法院对该份股东会决议依法不予采信。高金集团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其通知股东召开了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并安排股东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有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认高金集团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另外，对高金集团提到的案涉股东会决议未处置冼燃作为小股东的权益，也未侵害其实体股东权利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能认同。高金集团章程明确规定股东有参加股东会并根据出资份额行使表决权和优先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权利，高金集团在未通知冼燃参加股东会，冼燃未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下，擅自作出股东会决议，损害的正是冼燃作为高金集团股东所应享有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以及对新增资本的优先认购权，这些权利均是股东的实体股利，依法应得到保护。对熊海涛认为其已实际增资，无论冼燃对决议事项持何种意见均不足以影响股东会决议的形成和生效的意见。如前所述，一项股东会决议生效的前提是该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如果股东会决议依法不成立，讨论表决比例的问题就缺乏事实基础。故对熊海涛的诉讼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确认高金公司2016年2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金公司负担。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在（2016）粤0112民初3129号案件中，冼燃起诉请求确认高金集团2016年2月2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冼燃的诉讼请求。之后，冼燃提起上诉。本院二审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粤01民终337号】。二审再查明，原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现名称为“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针对高金集团、熊海涛、凤翔、戴耀花、维科公司、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2016年2月3日高金集团股东会决议是否不成立？对此，本院认为：第一，高金集团在不同时间段先后召开过数次股东会。各次股东会的召开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作为高金集团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所作决议内容关乎高金集团人事调整、资本增减、盈利分配、经营决策等重大事项，决定高金集团整体发展。因此，高金集团股东会决议内容在前后上必定具有承继性。特别是在公司资本增减、股东持股比例变化问题上，股东会决议内容更是具备阶梯性特征，因为数量的变化必须遵从基本的运算规则和定律。而涉案2016年2月3日股东会正是就高金集团增资及股权比例调整做出决议，因此，该次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应孤立来看，应当放在高金集团数次股东会决议所形成的系统内容中来理解。第二，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确认了变化后的高金集团原股东凤翔、李学银、冼燃、戴耀花、维科公司、诚信公司持股比例以及新增股东熊海涛出资金额及持股份额，但该变化的产生并非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内容促成，因为从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该次决议仅是就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后各股东所持股份转让问题形成新的意见。在（2019）粤01民终337号生效判决驳回冼燃请求确认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请后，应当认定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因此，冼燃在2016年2月29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事实，应当认定为其对于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所作出的增资及持股比例变更内容的事后追认。冼燃再以其未实际参加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及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为由，主张2016年2月3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冼燃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被上诉人冼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林燕贞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