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终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丹梅，女，198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淦述敏，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有礼，男，196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亮，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孜，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丹梅因与被上诉人左有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2018）赣0123民初1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丹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为上诉人归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64782元；2.原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申请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仅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64782元；原审法院对17.3万元系列款项性质认定错误，并由此而认定借款本金总额237782元，明显错误。熊兰诉张丹梅及左有礼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2018）赣0123民初417号、二审（2018）赣01民终1817号，以下亦统一简称“前案”】，经两级法院审理查明，最终认定张丹梅仅欠左有礼借款64782元未偿还。本案中，左有礼向张丹梅转款，2014年9月15日分别转款4万元和6万元，2014年10月转款3万元，2016年7月28日、9月6日、9月22日分别转款1.5万元、1.5万元、1.3万元，共计17.3万元，这一系列转款事实确系存在，但该17.3万元并非借款。事实上该17.3万元系列款项，系左有礼与张丹梅交往期间，由左有礼转入张丹梅银行账户，再由张丹梅支付双方共同消费及其他费用，并不是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此17.3万元系列款项转账凭证，最早由左有礼曾在前案二案中提交，通过质证该列款项转账凭证系左有礼在另案中诉讼中提交使用（盖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印章），并不是其向张丹梅赠与或借贷的款项。本案中左有礼又将该系列款项转账凭证作为诉讼证据，而且是在前案刚刚生效之次日又重新办理好了对张丹梅所有银行账户及不动产的保全查封，这明显具有恶意报复之嫌，也具有恶意诉讼之嫌。因本案张丹梅未出席参加原审庭审，而原审法院却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为由，简单的将该17.3万元系列转款认定为双方的民间借贷，明显错误。试问，如果任何双方之间仅有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而被告没有参加庭审，就认定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从而否定双方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显然极其荒谬。事实上，张丹梅与左有礼之间只存在数额为64782元的民间借贷，而不是总额为237782元的民间借贷，原审法院将17.3万元系列款项认定为双方间的民间借贷明显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认为的问题，逻辑混乱，前后矛盾，严重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左有礼与张丹梅存在婚外情，双方于2018年签订分手协议。按照左有礼提交的分手协议显示，双方于2014年恋爱。而本案所发生的17.3万元系列款项均属于双方恋爱期间所产生，双方之间如果发生民间借贷，尤其是其中的两次分别是1.5万元和一次的1.3万元，这一数额明显不符合常理，其逻辑关系混乱。在原审法院认为的问题中，既以前述认定左有礼与张丹梅存在婚外情，而又仅仅以有左有礼对张丹梅的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从而将举证责任倒置为张丹梅一方，不结合对其已认定的双方之间存在婚外情现实情况予以综合评判，明显前后矛盾。因此，双方之间该17.3万元系列款项是否属于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完全归责于左有礼，原审法院的认定和认为严重错误。三、原审法院无视民事法律有关诉讼时效规定，强行将已超过时效规定发生的相关事情纳入判决，明显错误。如前所述，本案17.3万元系列款项并非是民间借贷款项，而是双方之间发生其他关系所产生的款项，按照民事法律有关诉讼时效规定，该系列款项并未有阻却被上诉人的法定事由，其已超过案件受理时效范围。 被上诉人左有礼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1．前述生效判决（（2018）赣0123民初417号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终1817号民事判决书）仅对966792元购房款的性质作出判决认定为民间借贷，但对于民间借贷还款事实没有进行查实，且对于被答辩人归还借款902010元全部为购房款不实，其实902010元中只有2016年7月6日50万元一笔与房产款有关外，另外402010元是归还的其外款项。左有礼于2014年3月13日转账104000元给张丹梅，张丹梅于2014年9月11日归还了左有礼10万元；左有礼于2014年9月15日转账4万元和6万元给张丹梅，张丹梅于2014年9月19日归还了左有礼10万元；左有礼于2014年10月10日转账3万元给张丹梅，张丹梅于2015年3月31日归还了左有礼3万元；之后左有礼于2016年7月28日转账1.5万元、2016年9月6日转账1.5万元、2016年9月22日转账1.3万元给张丹梅，张丹梅没有归还。但是前述判决错误把2014年9月11日10万元（实际是归还2014年3月13日104000元）、2014年9月19日10万元（实际是归还2014年3月15日4万元和6万元）、2018年2月10日20万元（实际是归还张丹梅哥哥借款20万元）、2018年3月1日8万元（实际是张丹梅支付协议款100万元）及2014年9月11日10元、2014年9月15日2000元认定为归还了购房款，在前述案件一审审理期间因熊兰没有掌握左有礼上述借款证据故未能及时提供给法院，在二审期间提交后，因二审法院主要是审查一审对于购房款性质认定问题，故也没有对上述借款进行详细查实认定判决。因此本案应当详查借款和还款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现有银行转账记录统计答辩人左有礼向被答辩人张丹梅转款9笔总计人民币1139792元，被答辩人张丹梅向答辩人左有礼转款总计902010元，故被答辩人张丹梅尚欠答辩人左有礼237782元未归还。2.双方之间的借贷纠纷并未实际审理，本案所涉的237782元也并未进行认定，被答辩人的借款不限于966792元购房款。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此前所涉的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所涉的争议财产主要为被答辩人所购房屋（认购价格为966792元，均为答辩人支付），被答辩人认可966792元购房款系答辩人支付，但主张属于借款。前案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在（2018）赣0123民初417号民事判决书、（2018）赣01民终18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答辩人为被答辩人支付的966792元购房款并非赠与房屋的行为，而属于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由此可见，一、二审关于借贷关系的认定仅限于赠与合同案件所涉及的966792元购房款，对于其他款项，前案原告熊兰并未在起诉中作为诉讼请求提出，前案一、二审并也未作出认定，而且依法也无权进行审理和认定。而且二审法院在判决书第7页中明确指出“张丹梅是否已还清购房款，与本案熊兰主张的赠与合同属不同法律关系，左有礼可另行主张，本院不予评判”，据此，前案的认定借贷仅涉及966792元购房款，而不包括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其他借款，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借款纠纷不能仅以前案判决作为依据，而应依据借贷的证据通过民间借贷诉讼予以解决。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的款项系借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转账记录及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可知，被答辩人确实收到了答辩人转账的1139792元，被答辩人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只是对于转款的性质有异议。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的17.3万元系借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首先，在前述案件中被答辩人不认可与答辩人存在婚外情关系，同时与答辩人之间没有任何赠与关系，双方之间只是民间借贷关系。因此答辩人不可能有赠与被答辩人17.3万元的意思表示，被答辩人亦无证据证明答辩人转账的17.3万元系赠与，故而本案所涉17.3万元不能认定为赠与。其次，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并无交易往来，不存在支付交易对价的基础，故而本案所涉17.3万元亦不能认定为其他交易往来。再次，虽然被答辩人主张本案所涉17.3万元系支付双方共同消费等费用，但从常理来看，婚外情交往期间双方之间的消费一般均由男方直接支付，根本不需要转账给女方再进行支付消费费用，所以其主张根本不符合常理，何况被答辩人也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所以其主张不能成立。另外，从被答辩人在前诉中的辩解来看，被答辩人均主张双方之间不属于赠与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而且也陆续进行过一部分还款，也说明17.3万元属于借款。最后，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被答辩人如认为本案所涉17.3万元并非借款，自应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向被答辩人送达了应诉通知及开通传票，被答辩人拒不到庭，也未提交任何证据，是自己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自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17.3万元为借款于法有据。三、被答辩人在本案主张与在前述案件主张相矛盾。被答辩人在（2018）赣0123民初417号案和（2018）赣01民终1817号案中主张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婚外情关系，双方之间也不存任何赠与关系，双方之间经济往来是民间借贷关系。但在本案中，被答辩人反来主张上述款项为与答辩人之间赠与的共同消费款项。四、本案所涉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审理程序合法。如前所述，本案所涉17.3万元仍属事实上的借贷关系，双方并未对还款期限等作出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第206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可知，答辩人可以随时要求被答辩人返还借款，因此，答辩人诉请被答辩人归还借款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的辩解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左有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丹梅归还借款237782元；2、判令张丹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从起诉日起至还清款日止的借款利息；3、本案诉讼受理费、诉讼保全申请费由张丹梅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左有礼与张丹梅原存在婚外情，双方于2018年3月1日签订分手协议。左有礼的前妻熊兰于2018年3月13日以左有礼和张丹梅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张丹梅返还左有礼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其赠与的款项，一审法院以（2018）赣0123民初417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熊兰提起上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赣01民终1817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在（2018）赣0123民初417号案件中，张丹梅认可并经生效判决认定向原告左有礼借款966792元，其中包括2014年5月22日转账支付的5万元和246792元，2014年6月6日转账支付的67万元，已归还了902010元，尚欠64782元。 在本案诉讼中，左有礼另提供了2014年9月1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上海牡丹江路支行分别向被告张丹梅转账支付了4万元和6万元，2014年10月10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宝山区友谊支行向被告张丹梅转账支付了3万元，2016年7月28日、2016年9月6日、2016年9月22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上海牡丹江路支行分别向被告张丹梅转账支付1.5万、1.5万元和1.3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共计向张丹梅支付了17.3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左有礼在（2018）赣0123民初417号案件认定的款项外向张丹梅转账支付的17.30万元是不是张丹梅向左有礼的借款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左有礼已提供了向张丹梅支付17.3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顺序，左有礼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张丹梅应提供证据证明该17.3万元系双方之间其他的业务款项，待张丹梅完成该项举证责任后，左有礼再继续提供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由于张丹梅未应诉答辩，亦未提供任何证据否定左有礼的主张，因此，对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当予以认定，对该17.3万元应当认定是张丹梅向左有礼的借款。结合（2018）赣0123民初41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尚欠64782元借款，应当认定张丹梅尚欠原告左有礼借款237782元。由于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也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对左有礼要求张丹梅归还借款237782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逾期利息可按年利率6%计算。据此，判决：张丹梅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归还原告左有礼人民币237782元，并从2018年10月29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870元，减半收取1435元，诉讼保全申请费1710元，共计3145元，由张丹梅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张丹梅向本院提交协议承诺书一份，证明目的：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书认定期间的利害关系，其中17.3万元属于双方共同消费，不属于民间借贷。 被上诉人左有礼的质证意见：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上诉人在之前的诉讼中对该份协议书的三性均有异议，但在本案中却又作为证据提及，明显前后矛盾虚假陈述。即使存在所谓的婚外情关系，该承诺书不能证明存在所谓的消费。 被上诉人左有礼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笔录一份，证明目的：在赠与诉讼案件中上诉人对协议承诺书三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本协议不存在。在本案中又作为证据提交，前后矛盾。上诉人在原诉讼中承认陆续收到了被上诉人的转账，并认为是属于民间借贷。 2.赠与合同案件答辩状，证明目的：明确指出双方的经济往来是典型的民间借贷。 上诉人张丹梅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双方之间是赠与纠纷，上诉人认可三笔特殊的转款是借贷关系，在赠与案件中只认可96万元为借贷，并没有认可其他经济关系。仅仅凭开庭笔录只能证明96万元为借款并没有认可本案为民间借贷，当时也不存在其他纠纷，所以不能因为当时认可的96万元认为双方之间的所有往来都是民间借贷。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当时认可的96万元及购房款为民间借贷，当时也不存在其他的经济关系，但被上诉人直接挪用到本案推理为其他的经济来往关联性是有异议的，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其仅欠被上诉人借款本金64782元，原审法院对17.3万元系列款项认定为借款明显错误的问题，经查，赠与合同纠纷案件中一、二审法院关于借贷关系的认定仅限于赠与合同纠纷案件所涉及的966792元购房款，对于其他款项，赠与合同案件熊兰并未在起诉中作为诉讼请求提出，前案二审法院在判决书明确指出“张丹梅是否已还清购房款，与本案熊兰主张的赠与合同属不同法律关系，左有礼可另行主张，本院不予评判”，据此，前案的认定借贷仅涉及966792元购房款，而不包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他借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纠纷不能仅以前案判决作为依据，而应依据借贷的证据规则通过民间借贷诉讼予以解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左有礼已提供了向张丹梅支付17.3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顺序，左有礼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张丹梅应提供证据证明该17.3万元系双方之间其他款项，但张丹梅一审未应诉答辩，二审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17.3万元系其他往来款项，因此，上诉人的该项诉请证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借款超出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借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本案属于借款关系，双方并未对还款期限等作出明确约定，根据《合同法》第206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被上诉人可以随时要求上诉人返还借款，因此，该笔借款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丹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60元，由上诉人张丹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宗华 审 判 员 万俊健 审 判 员 曾 琴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法官助理 周元辰 书 记 员 章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