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民终1205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荔园路9号4楼B#。法定代表人：胡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浩，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丽群，女，197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莞市望牛墩育林学校，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聚龙江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林伯耀。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步基，广东中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育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望牛墩育林学校（以下简称望牛墩育林学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260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育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望牛墩育林学校向育新公司支付货款103000元；2、望牛墩育林学校向育新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89000元；3、望牛墩育林学校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70元（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2601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育新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望牛墩育林学校向育新公司支付货款103000元及逾期违约金89000元；2、判令望牛墩育林学校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仅凭育新公司的代表在《图书室购书协议》空白处错误理解所记载的内容即认定望牛墩育林学校已支付了货款和违约金，不符合事实。2012年5月7日，双方签订了《图书室购书协议》，协议第七条“付款方式”约定“如有违约则按每学期一万元人民币违约金处理”。育新公司按协议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望牛墩育林学校对育新公司交付的货物验收确认后，因资金紧没能按约定还款。至2013年9月10日之前，望牛墩育林学校支付了1000元违约金。育新公司代表童丽群（当时使用名称为“刘雅”），当庭表述为“辛苦费”，是表示很辛苦才催讨到的现金款项。因为育新公司与望牛墩育林学校尚有其他业务，虽多次催要货款，但并未对望牛墩育林学校提起诉讼。至2013年9月10日，拖欠货款加违约金共112000元，当时出具了出借人为“刘雅”的借条。育新公司代表错误地理解为已将货款转化为王志芳出具的“借条”，在育新公司持有的《图书室购书协议》空白处记载了“已转为借条=已付清全款2013.9.11号”。至2014年9月份，仍未能还款，加上违约金，王志芳又重新出具了132000元的借条。再到2015年9月10日，又未能还款，又再出具了出借人为“刘雅”、欠款额为152000元的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育林学校公章，并将先前旧借条全部撕毁。截至2017年9月12日止，按每学期一万元计算的违约金为90000元，除去已支付的1000元违约金，尚有89000元违约金未付。（二）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证据上适用法律错误。1、望牛墩育林学校的包括“借条”在内的证据构成系列的证据链，一审法院以育新公司误解所单方记录的“已转为借条=已付清全款2013.9.11号”片面内容作为望牛墩育林学校已支付了款项的关键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望牛墩育林学校一方面不确认《图书室购书协议》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却抓住《图书室购书协议》空白处错误手写的“已转为借条=已付清全款2013.9.11号”作为已支付货款的证据，明显是自相矛盾。2、对于望牛墩育林学校是否已经支付了案涉的货款和违约金应由望牛墩育林学校举证，望牛墩育林学校必须提供支付方式、支付记录、支付时间等相关证据。望牛墩育林学校在一审过程中并无提供任何已支付款项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望牛墩育林学校在一审质证中，确认了王志芳是望牛墩育林学校法定代表人林伯耀的配偶，也即是望牛墩育林学校的代表，已承认了王志芳的职务行为。但一审法院却没有审查王志芳签名且加盖望牛墩育林学校公章的“借条”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仅以“借条”记载的债权人名称与望牛墩育林学校不一致、日期与育新公司的手写记载不一致而予以否定，忽略了关键的“借条”的法律关系根源。4、育新公司提供的“借条”，其法律关系根源并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上述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货款和违约金。“借条”上记载的“刘雅”只是育新公司代表童丽群的曾用名，对应《图书室购书协议》上的签名。童丽群的个人银行账户名是童丽群，因本案的“借条”并无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提供资金，当时童丽群并无意识到记载债权人名字的法律问题，错误认为持有上述“借条”即拥有债权。被上诉人望牛墩育林学校答辩称：（一）对育新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的质证意见：1、《图书室购书协议》：育新公司及其代理人在一审阶段因提供涂改、隐瞒真相的证据而被法庭当庭予以训诫和警告。如同一审阶段一样，童丽群声称自己就是“刘雅”，但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两人之间的联系。且育新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承认，其协议上“已转为借条：已付清全款2013.9.11号”系其原来书写，在代理人授意下划掉，并将“已付清全款”涂黑向法庭提交，属于涂改证据误导诉讼的表现。因此，一审法院以此判定《图书室购书协议》涉及的款项已经付清，并无不当。2.《图书验收单》：与本案诉求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还存在未清偿债务。3.证人证言：（1）该证人证言属于言传证据，不能证明事实有发生，也不能证明参与人员的身份，对于真实性和关联性无法确认，且不排除证人属于育新公司员工，存在利益关系，其不具备证人的身份。（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4.聊天记录：（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2）该聊天记录首先是育新公司一审提供的虚假证据前提下，是童丽群以“刘雅”名义找育林学校的收购方（深圳方）谈判代偿还事宜，律师代表的身份并非以育林学校代理人的身份和其谈判，而是以收购方律师身份。鉴于当时林伯耀和望牛墩育林学校出现巨额债务（1.4亿）且真假混杂，当时只是先谈折扣方案再核实真伪。鉴于其开庭时当庭发现其故意隐瞒、伪造证据，故已拒绝继续谈判和解。（二）对实体方面的意见。1、一审法院判决是正确的，育新公司的证据确实不足以证明该债务的真实存在，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任何证明自然人身份的证据，都应以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为准。民事签约行为是严肃的法律行为，不可能使用所谓的中文“业务名”，育新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童丽群与“刘雅”就是同一人。3、童丽群是公司的代理人，其在合同上已经注明“已转为借条：已付清全款2013.9.11号”，任何人都不会在没有收到款项时在合同上做对自己不利的备注，应该是其已经收到货款后做的备注。因此，应推定协议款项已经付清。4.“刘雅”≠童丽群≠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鉴于育新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志芳向刘雅出具的借条与本案《图书室购书协议》存在关联，且字体明显存在不同，又无其他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妥。综上，育新公司在诉讼一审阶段存在故意涂改、伪造关键证据情形，其陈述不具有可信性，且证据不足以证明“刘雅”的身份，也无法证明刘雅就是童丽群，案件看起来与生活常识存在较大偏差，不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育新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育新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图书室购书协议，拟证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协议下方空白处记载的文字系育新公司的代表单方面错误理解的记载；2.图书验收单，根据育新公司提交的图书验收单显示，该图书验收单记载了图书的种类、册数及金额，总册数为12073册，总金额为311204.68元，并注明了“以上图书已验收”的内容以及有“王志芳”的签名和日期“2012.5.28”。育新公司称该证据在一审庭审后才找到，拟证明望牛墩育林学校的代表王志芳是案涉合同的负责人，王志芳的签名是职务行为；3.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育新公司的代表童丽群与望牛墩育林学校的代理人秦步基律师在一审开庭前协商和解的过程，望牛墩育林学校承认没有支付货款；4.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望牛墩育林学校未支付货款和违约金的事实。育新公司还申请了证人高某出庭作证，高某确认育新公司二审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是其真实意思，并称其曾经在育新公司处工作，曾经将电脑设备送货给望牛墩育林学校。望牛墩育林学校的质证意见如下：1.关于图书室购书协议，图书室购书协议下方文字发生篡改，育新公司于一审庭审时承认其用横线划掉，根据备注内容可认定望牛墩育林学校已经付清全款；2.关于图书验收单，育新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把王志芳列为被告，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确认；3.关于聊天记录，育新公司的代理人童丽群当时自称自己是刘雅，没有表露自己真实身份，育新公司与望牛墩育林学校的深圳收购方沟通，当时代理人作为收购方的律师，不是作为本案望牛墩育林学校的代理人；育新公司到深圳向收购方出示的证据都是已经涂改过的，在当庭发现其刻意隐瞒真相、伪造证据后，望牛墩育林学校拒绝继续谈判。且该聊天记录是双方和解的记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4.关于证人证言，因证人之前也在育新公司处工作，同时与童丽群是前同事关系，还与望牛墩育林学校存在经济利益，故其不符合证人身份，其证言不能采信，且该证据都是传来证据，不是直接证据。二审期间，望牛墩育林学校称其收购方于2016年才接管学校，没有收到之前的财务账册，也没有找到案涉购书协议，对于案涉货物是否已经交付、货款是否已经支付及如何支付均无法核实，但根据育新公司提交的购书协议的文字内容可以证明望牛墩育林学校已经付清款项。另，育新公司二审期间申请追加王志芳为第三人，育新公司称其曾经联系林柏耀出庭作证，但林柏耀以各种借口推却逃避，故申请法院要求林柏耀出庭作证。另查明，育新公司于一审庭审中称购书协议上手写的内容是其代理人童丽群书写的，是其个人为了对业务暂缓处理做的标注，望牛墩育林学校所持有的合同没有该标注。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育新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望牛墩育林学校一审期间申请追加王志芳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王志芳并非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望牛墩育林学校的申请理由不成立，裁定驳回其该申请。一审法院的该处理合法有据，对于育新公司二审期间再次提出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望牛墩育林学校是否应向育新公司支付货款103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育新公司提交的购书协议甲方处有望牛墩育林学校的印章和王志芳的签名，望牛墩育林学校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印章及签名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于购书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育新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图书验收单上列明了图书的种类、册数及金额，图书的总册数及总金额与案涉购书协议上约定的内容相吻合，且图书验收单注明了“以上图书已验收”的内容以及有王志芳的签名，而望牛墩育林学校并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签名的真实性，故对于该图书验收单，本院予以确认。该图书验收单可以证实育新公司已向望牛墩育林学校交付了案涉购书协议所约定的图书。其次，望牛墩育林学校作为买方，其应对货款的支付负有举证责任。望牛墩育林学校称其收购方于2016年才接管学校，没有收到之前的财务账册，也没有找到案涉购书协议，对于案涉货物是否已经交付、货款是否已经支付及如何支付均无法核实，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最后，育新公司提交的购书协议的手写部分标注了“已转为借条：已付清全款2013.9.11号”的内容。望牛墩育林学校主张该内容可以证实其已经付清了款项，育新公司则主张案涉购书协议手写部分内容是其代理人童丽群书写的，是其个人为了对业务暂缓处理的标注，望牛墩育林学校所持有的合同没有该标注。根据案涉购书协议的约定，该协议为一式两份，而望牛墩育林学校未能提供其持有的购书协议，故对于育新公司主张是其工作人员自行书写的标注，本院予以采纳。而且，从该内容的文意上看，“已付清全款”的前提是“已转为借条”，而望牛墩育林学校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货款已转为借款并已偿还。因此，仅凭购书协议上标注的内容，并不足以认定望牛墩育林学校已经付清了案涉货款。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育新公司已向望牛墩育林学校交付了案涉购书协议所约定的图书，望牛墩育林学校应按约定向育新公司支付货款。对于育新公司主张的货款103000元，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购书协议的约定，望牛墩育林学校在收到图书后，应于2012年9月10日前付总书款的50%，余款在2013年2月底付清，如有违约则按每学期10000元违约金处理。望牛墩育林学校至今仍未向育新公司支付案涉货款，故对于育新公司主张的违约金89000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育新公司的上诉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民初26012号民事判决。二、东莞市望牛墩育林学校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03000元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89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70元，由东莞市望牛墩育林学校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40元（深圳市育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东莞市望牛墩育林学校负担。为终审判决。审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陈加雄审判员  冯婉娥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梁玮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