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204刑初156号 公诉机关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旭峰，男，197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住长沙市开福区。2008年6月因犯开设赌场罪、故意伤害罪被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6年8月28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7日被取保候审；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决定，2017年7月14日被长沙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17年11月28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8年1月10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肖望平，湖南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勇，男，197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住长沙市岳麓区。2008年6月因犯开设赌场罪、故意伤害罪被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6年9月7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刑事拘留，同日被取保候审；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决定，2017年7月14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执行逮捕；2017年11月28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8年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8年1月10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朱开华，湖南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熊魁，男，196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住长沙市雨花区。1984年因赌博被长沙铁路公安分局送劳动教养三年；1989年8月因犯盗窃罪被原长沙市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6年8月28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7日被取保候审；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决定，2017年7月14日被长沙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17年11月28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8年1月10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李越、王嘉楠，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星，男，196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住长沙市雨花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7年12月6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12月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0日被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8年1月25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2018年6月15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7月13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辩护人胡勇平、徐凌霄，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钟海林，男，197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无业，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新邵县，住新邵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6年8月28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7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28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8日被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8年1月10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王永红、王思宇，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佘文胜，男，1968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湖南警察学院培训部主任科员，正科级，中共党员。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住长沙市芙蓉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7年12月22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12月24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5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3月12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辩护人杨建明、尹浩铭，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庆华，男，197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个体户，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桂阳县，住桂阳县。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7月11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8年7月20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欧阳钊，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贺诚民，男，1968年9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住长沙市雨花区。2004年因犯窝藏罪被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5月18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5月21日被监视居住；2018年7月26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辩护人唐武斌，湖南天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顺华，男，1968年9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住邵阳市双清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6月26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6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7月26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被告人王雄伟，男，197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住长沙市开福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7年12月11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3月12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辩护人孙喜峰，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琼，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谢厚元，男，196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住长沙市开福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7年12月23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12月24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5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3月12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辩护人杜雯娟，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长贵，男，1967年5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住长沙市开福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7年12月23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12月24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5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3月12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辩护人黄勇，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袁凯，男，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住长沙市雨花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7年12月8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批准，2018年1月10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2018年1月17日被取保侯审；2018年3月12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现在家。 被告人赵海涛，男，198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绥化市，住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2008年1月因犯开设赌场罪被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7年12月1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12月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20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16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3月12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辩护人雷坚，湖南高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剑雄，男，198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住长沙市岳麓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2016年8月28日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9月7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11月28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12月8日被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8年1月17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经本院决定，于2019年1月22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被告人赵云志，男，197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住邵阳市双清区。因涉嫌开设賭场罪，2017年12月19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经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8年1月25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逮捕。经本院决定，于2019年1月18日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被告人罗威，男，199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住邵阳市双清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7月4日被株洲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取保候审；2018年7月26日被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8年8月30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2019年4月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并于同日执行。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以株石检公诉刑诉[2018]1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旭峰犯开设赌场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指控被告人罗勇、熊魁、陈星、钟海林、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罗威犯开设赌场罪一案，于2018年8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陈善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敬军、刘定平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2日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何静担任记录。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勇忠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旭峰及其辩护人肖望平、被告人罗勇及其辩护人朱开华、被告人熊魁及其辩护人李越、王嘉楠、被告人陈星及其辩护人胡勇平、被告人钟海林及其辩护人王永红、王思宇、被告人佘文胜及其辩护人杨建明、被告人陈庆华及其辩护人欧阳钊、被告人贺诚民及其辩护人唐武斌、被告人刘顺华、被告人王雄伟及其辩护人孙喜峰、杨琼、被告人谢厚元及其辩护人杜雯娟、被告人黄长贵及其辩护人黄勇、被告人袁凯、被告人赵海涛及其辩护人雷坚、被告人胡剑雄、被告人赵云志、被告人罗威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开设赌场罪 自2012年8月至2016年8月期间，被告人李旭峰伙同被告人罗勇、陈星、钟海林、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佘文胜、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及单某（另案处理）等人，在长沙市汇富酒店（现花瀚酒店）7楼茶馆、长沙市开福区中山亭省纺织大厦二楼“嗨玩客”电玩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车库G层82号茶楼等地，四次开设赌场，采用电游赌博或真人发牌“百家乐”等方式进行赌博，非法获利6000余万元。 1、2010年，被告人陈星、袁凯及袁某（另案处理）、单某四人共同出资，在长沙市汇富酒店七楼经营一茶楼。2012年8月，被告人李旭峰经陈星介绍认识单某，为利用单某的哥哥单大勇（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另案处理）的关系为其开设赌场提供保护，李旭峰先提出租用汇富茶楼的两间包厢开设赌场，后邀单某、陈星等人参股。单某、陈星在征得袁凯等人的同意后，以茶楼出资60万元入股，占股30％。李旭峰、罗勇负责赌场设备的购置及赌场的经营，占股30％。李旭峰另纠集“猫子”、“贺子”（均在逃）出资50万元，占股40％，负责拉客参赌场。赌场采用电游机百家乐、牌机等方式进行赌博，赌注为100元至30000元不等。赌场由罗勇负责具体的经营管理，并聘请被告人赵云志和吴山东（另案处理）负责收取赌资、统计账目、发放员工工资；聘请被告人胡剑雄、罗威负责场内保安、管理备用金、洗牌、核对收取营业款交给赵云志、吴山东。被告人赵海涛在单某的安排下负责与罗勇核对账目，并将赌场盈亏情况反馈给单某。该赌场自2012年8月经营至2012年11月，获利300余万元。2012年11月，赌场退还单某等人经营的茶楼股金60万元，支付给单某等人包厢租金及分红100万元，其中单某、陈星各分得40万元（其中各30万元作为单某及陈星在李旭峰经营的嗨玩客电玩城赌场入股的股金），袁凯分得8.5万元。李旭峰、罗勇应分得的18万余元，冲抵李旭峰在赌场赌博所输的部分，实际分得3万余元。赵云志、吴山东、胡剑雄、罗威获取每日200元的工资，赵海涛获取每月3500元的工资。 2、2012年10月左右，被告人李旭峰纠集被告人罗勇、钟海林、陈庆华等人筹划在长沙市开福区中山亭省纺织大厦二楼开设“嗨玩客”电玩城，以电玩城为幌子开设赌场。筹备期间，钟海林负责对场地进行了装修；陈庆华提供了部分捕鱼机、单挑王等赌博机及游戏机设备，与罗勇等人一同采购了价值100余万元的赌博设备，并对这些赌博设备提供安装、调试、维护等技术支持。之后，李旭峰先后纠集罗勇、钟海林、陈星、陈庆华、单某及被告人佘文胜、贺诚民、刘顺华入股该赌场。钟海林以未结装修款6万元作为出资，占股5％；陈庆华以部分赌博设备及技术入股，占股20％；陈星、单某各出资30万元（即汇富茶楼赌场各应获得的30万元分红），分别占股10％；佘文胜出资15万元，占股5％（陈庆华退股后其股份增至10％）；贺诚民出资30万元，占股10％；刘顺华出资15万元（2013年9月入股），占股5％；其余股份归李旭峰、罗勇所有。该赌场于2012年12月正式营业，以娃娃机等游戏机作掩护，以捕鱼机、动物连线机、单挑王、机械手百家乐、排山倒海等赌博机供人赌博。经营期间，李旭峰负总责，罗勇负责管账及股东的分红，单某负责外围关系协调，赵海涛负责看场子和与罗勇核对账目，陈庆华负责赌博设备的技术维护，钟海林为店长负责现场管理，赵云志负责现场账目核对及员工工资发放，并提供银行卡将赌场收入转账给罗勇，胡剑雄、罗威负责赌场的保安、备用金管理、与服务员核对账目、收取营业款转给赵云志等工作。经营约一个多月后，陈庆华因与李旭峰等人闹矛盾而退股，将部分游戏设备和捕鱼机折价约2万元带走。2014年11月，贺诚民、刘顺华退股，赌场退还二人的入股的本金。该赌场自2012年12月至2016年1月经营期间，非法获利1900余万元。李旭峰、陈星等人商定，提取赌场获利的20％作为请客、协调关系的费用，80％作为股东的分红，其中李旭峰、罗勇各分得约150万元，单某分得137.75万元，另获得协调费用中的46万元，陈星分得89.88万元，另获得协调费用中的28万余元，佘文胜分得63.04万元，刘顺华分得约26万元，贺诚民分得约58万余元。钟海林因在赌场输钱而未获分红，只得5000元每月的工资，陈庆华中途退股，带走部分设备及获退本金，赵海涛获得约15000元工资，赵云志获得约60000元工资，胡剑雄获得约50000元工资，钟海林获得约60000元工资，罗威获得约9000元工资。 3、2014年底，被告人李旭峰联系单某再次在汇富酒店7楼茶楼开设赌场。为利用单某的关系为赌场提供保护，李旭峰许诺给其20％的干股。尔后李旭峰安排被告人罗勇从广州购买来一套百家乐赌台。李旭峰又联系被告人熊魁，让被告人熊魁带人参賭；又联系张某4（另案处理），让张某4在赌场备用金不够时提供后续资金，并为赌场带客。李旭峰、熊魁及张某4、单某方共占股60％。被告人熊魁、李旭峰一起找到被告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要三人带人参赌，占赌场40％的股份。李旭峰、罗勇在赌场内负责账目、管理备用金，赵海涛代表单某核对赌场账目，被告人胡剑雄、钟海林等人在赌场内为为赌客提供服务，被告人赵海涛、钟海林、胡剑雄等人获得每场1000元的报酬。赌场采用百家乐真人发牌的方式进行赌博，赌注为1万元至50万元。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等人联系黄某1、周某、张某2、李鹏等人参赌。赌场采用筹码进行赌博，赌客都是借支筹码，李旭峰等人担心欠账太多收不回，赌场只开了六天。期间，周某输欠960万、张某2输欠460万、张虎输欠1000万、李鹏输欠400万、黄某1输欠500万，賭场共获利3000余万元。事后，李旭峰、熊魁、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商定，被告人李旭峰、熊魁等一方占股60％，收周某、张某2的赌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一方占股40％，负责收取张虎、李鹏、黄某1的赌债。因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及其朋友苏某等人之前欠张虎、李鹏、黄某1的钱，就用被告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在赌场的获利冲抵债务，冲抵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付给被告人李旭峰等人300万元现金，尚欠李旭峰等人280万元。李旭峰、熊魁从周某处收得用于抵债门面一个、别墅一套、卡宴车一台，被告人熊魁从张某2处收得赌债80余万元。李旭峰将鉴定价值2838500元门面过户在其妻子肖林名下，将别墅送给单某，单某转卖后得款260万元，将鉴定价值911700元的卡宴车分给熊魁，李旭峰将黄长贵等人一方收回的300万元现金先抵扣自己在赌场垫付的费用100余万元，分给张某4100万元，分给熊魁16万，用50万元购买洋酒分给股东过年用。从张某2处收的的赌债80余万元则归熊魁所得。 4、2016年3月，被告人李旭峰纠集被告人罗勇、熊魁、钟海林及单某在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车库G层82号茶楼内开设电游赌博场所。赌场以百家乐电游赌博机、牌机供人赌博。百家乐的赌注200元－50000元，李旭峰、罗勇共同占股55％，李旭峰负责赌场全面工作，罗勇负责赌场内账目、资金管理。单某占股20％，负责为赌场提供保护，安排被告人赵海涛与罗勇对接核对赌场账目。熊魁占股20％，负责拉人参赌。钟海林占股5％，负责赌场内接待及管理。被告人胡剑雄、罗威负责管理赌场的账目及赌场的备用金、收取赌客的赌资转交给罗勇。赌场从2016年3月经营至2016年8月27日被公安机关査获，赌场共获利1100余万元，其中胡剑雄银行卡上转给罗勇的资金有300余万元，赌客欠账864.15万元。各股东入股资金均已退还，未获得分红，钟海林、胡剑雄、罗威各获得约10000元钱工资。 综上，被告人李旭峰参与开设赌场四次，非法获利400余万元；被告人罗勇参与开设賭场四次，非法获利150余万元：被告人钟海林参与开设赌场三次，非法获利7余万元；被告人熊魁参与开设赌场二次，非法获利近200万元；被告人陈星参与开设赌场二次，非法获利约158万余元；被告入佘文胜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63.04万元；被告人贺诚民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约58万元；被告人刘顺华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约26万元，被告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各参与开设赌场一次，各非法获利约400万元；被告人袁凯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8.5万元；被告人陈庆华参与开设赌场一次；被告人胡剑雄参与开设赌场三次，非法获利约8万元；被告人赵云志参与开设赌场二次，非法获利约6万元；被告人赵海涛参与开设赌场四次，非法获利2万余元；被告人罗威参与开设赌场三次，非法获利约3万元。 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2014年至2017年，被告人李旭峰在开设赌场的过程中，在得知单某系长沙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单大勇的弟弟后，为求得单某对其开设赌场的关照，即采取送赌场干股、送汽车等方式送给单某别墅一套、奥迪A6小车一台，共计价值311.86万元。具体如下： 1、2014年1月，被告人李旭峰和单某一起吃饭时，为求得单某对其开设赌场等违法行为的关照，被告人李旭峰提出送给单某一辆小车。单某同意，后单某选中奥迪A6汽车并告知被告人李旭峰，被告人李旭峰在湖南世茂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以60万元买了一台奥迪A6送给了单某。 2、2014年底，被告人李旭峰找到单某，提出给单某10％的干股，在单某等人经营的汇富茶楼开设赌场，单某同意。后被告人李旭峰、熊魁等人将该赌场经营了约一个星期后关门。被告人李旭峰将一套抵债来的长沙市堤内亚湾的别墅送给单某，该别墅在过户给单某时的评估价格为251.86万元，后单某将该别墅以260万元转卖他人。 2016年8月，被告人李旭峰等人在长沙市开福区北辰三角洲茶楼开设赌场时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查获，被告人李旭峰等人被刑事拘留，单某为此事多次联系长沙市公安局、长沙公安局开福分局领导，在单某的多次协调下，被告人李旭峰等人被取保候审。 案发后，被告人罗勇退缴在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车库G层82号茶楼开设赌场的非法所得款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各退缴非法所得款人民币350万元；扣押张某4非法所得款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佘文胜退缴非法所得款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陈星退缴非法所得款人民币40万元；被告人袁凯退缴非法所得款人民币8.5万元；被告人贺诚民退缴非法所得款人民币60万元；被告人刘顺华退缴非法所得款人民币30万元。到案后，被告人李旭峰、熊魁、陈星、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佘文胜、赵海涛、胡剑雄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刘顺华、罗威、罗勇、陈庆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刘顺华、罗威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贺诚民、李旭峰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被告人。 公诉机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受理案件登记表、湖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决定书、抓获经过、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013年3月行政处罚资料、2013年4月行政处罚资料、2016年1月行政处罚资料、2016年8月行政处罚资料、扣押清单、记录久账单据、被告人胡剑雄账户交易明细截图、被告人陈星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罗勇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某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吴山东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赵云志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罗勇关于被告人胡剑雄账户的说明、被告人熊魁银行卡交易明细、赌博机照片、嗨玩客电玩城企业登记资料、单某机动车销售发票、周某、肖林不动产资料、被告人熊魁车辆资料、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裁定书、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赵海涛、贺诚民的前科材料、户籍证明的相关书证； 2、辨认笔录、搜查笔录； 3、证人黄安、万某、潘某、刘某1、赵某、王某1、刘某2、李某1、杨某1、张某1、谭某、刘某3、樊某、廖某1、李某2、朱某、周某、张某2、黄某1、宋某、刘某4、廖某2、韩某、苏某、黄某2、罗某、杨某2、杨某3、黄某3、尹某、陈某、王某2、徐某、伍某、雷某、柳某、张某3、袁某、张某4等人的证言； 4、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钟海林、陈星、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袁凯、赵海涛、赵云志、胡剑雄、罗威的供述与辩解； 5、价格鉴定意见书。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等人为获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钟海林、陈星、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赵云志、胡剑雄、罗威等人开设赌场，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旭峰为谋取非法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开设赌场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数之规定：被告人钟海林、陈星、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赵云志、胡剑雄、罗威起次要作用，系从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案发后，被告人李旭峰、贺诚民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被告人，系立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被告人李旭峰一人犯有数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各被告人及张某4的非法所得，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旭峰辩称：一、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开设赌场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二、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有异议。送给单某的亚纳湾别墅，是给单某的正常分红。送给单某的奥迪A6车，是因为之前单某也送过很多东西给自己，这是正常人情往来。所以，送这些东西不是行贿，自己不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被告人李旭峰的辩护人肖望平辩称：一、被告人李旭峰构成开设赌场罪，但起诉书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 起诉书指控李旭峰2014年底，“为利用单某的关系为赌场提供保护，许诺给其20％的干股，最后行贿送单某一栋别墅”，起诉书的这一指控有点歪曲了事实。李旭峰与单某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合伙在开赌场和电玩城，2014年在汇富酒店7楼开设赌场的时候，二人同时还在中山亭合伙开设“嗨玩客”电玩城。本案4次开设赌场，二人都是合伙人。起诉书也指控，李旭峰从2012年8月至2016年8月期间，伙同单某等人，在陈星、单某开设的汇富酒店7楼茶馆等地方开设赌场。这也完全认定了李旭峰与单某一直就是共同开设赌场的合伙人。根据法庭调查李旭峰、罗勇、熊魁的当庭证实，2014年底在汇富酒店7楼开设赌场的赌资是李旭峰一个人筹集的，其他所有股东都没有出资，但像他们开的其他赌场一样，各股东都共负盈亏，如果赌场亏了，全体股东（包括单某）都要共担风险的。很显然，2014年底这次开设赌场只是李旭峰、单某他们合伙开赌场的一个延续。 二、李旭峰不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1、单某所得的别墅是其与李旭峰等人合伙开设赌场所的分红。李旭峰与单某一直是合伙关系，2014年底这次开赌场，李旭峰湊了200万元做备用金，因赌场百家乐用的是筹码，不需要太多现金，因此并不需要其他股东出资。根据赌场规则与要求，每个股东都有不同的职责和分工，有管喊赌客的，有凑资金的，有管场子的，也有负责外部协调的，单某不仅提供了场地、负责对外协调，而且像在其他赌场一样，派专人赵海涛参与赌场管理，对账监督赌场财务。应当说，单某对赌场的作用及贡献还是很大的。因此，赌场赚钱了，单某多分些，也在情理之中。熊魁也当庭证明他自己没有出资也分了台卡宴车和80多万元的现金。凭什么熊魁不是受贿，单某是受贿呢？ 2、李旭峰送单某汽车属正常的朋友人情往来。李旭峰与单某2012年开始合作开赌场后，双方关系一直很好，彼此经常礼尚往来，李旭峰也收到过单某高档烟酒、名表、名画等贵重礼品，李旭峰还向单某借过不少钱，至今还有几十万没有归还。李旭峰个人也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单某行贿的。 3、李旭峰无需送单某别墅、汽车来寻求赌场保护。李旭峰与单某一直是几个赌场的股东合伙人，需共负盈亏。李旭峰个人并没有什么要单某找政府帮什么忙。李旭峰虽然带头开了赌场，但每次开赌场股东众多，李旭峰本人所占份额并不多。每个股东都在开赌场前约定了各自的股份与分工，单某本来就分工负责外围。因此，协调关系、保护赌场是单某义务。不存在李旭峰另行向单某行贿之说。 4、2016年8月李旭峰等人被抓，单某找相关人员帮忙，与2014年李旭峰送单某汽车和2014年底单某从赌场分的别墅无关。2016年8月李旭峰等人被抓，单某找相关人员帮忙，是因为其本人也是同伙之一，彼此帮助，逃避处罚。单某在这次帮忙过程中根本没有收取李旭峰等人的任何钱物，反而借了几十万给他们凑钱退赃款。这与之前李旭峰送的汽车及开赌场分的别墅没有任何关联性。 5、起诉书既认定李旭峰与单某是赌场合伙人，又认定李旭峰用赌场收益向单某行贿，一事二罚，彼此矛盾。单某在本案中，与李旭峰关系完全是开设赌场的合伙股东。李旭峰与单某等人4年内多次合伙开赌场，単大胜不仅提供了场地，出了资金，还负责外部协调。大家共担风险，分工合作，彼此之间根本不存在行贿、受贿关系。至于单某拿了赌场分红是否向其他人行贿，那与李旭峰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本案李旭峰与单某前后4次合伙开设赌场，应该是个整体，不能说其中一次因为客观原因，单某不用出资，就变成了行贿受贿。因此，被告人李旭峰不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三、被告人李旭峰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李旭峰本人到案之后如实交待了所涉犯罪的事实，自愿认罪，退赃，并有立功表现。应当减轻处罚。辩护人建议法庭对其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罗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罗勇的辩护人朱开华辩称：首先，鉴于被告人罗勇已经自行认罪，而且态度诚恳，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开设赌场罪的定性没有异议。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罗勇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罗勇在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系自首，并积极退缴非法所得款300万。2、被告人罗勇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能够予以考虑，本着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请法庭对被告人罗勇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适用缓刑。 被告人熊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熊魁的辩护人李越、王嘉楠辩称： 一、熊魁在汇富二期开设赌场犯罪中并非起主要作用，不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1、熊魁仅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未直接联系赌客，也未参与赌场经营管理。首先，开设赌场的犯意不是熊魁发起，其系被邀约入股。据讯问笔录和庭审可知，李旭峰在与熊魁联系之前已开设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赌场。李旭峰在与熊魁商量之前已取得了单某的同意，并且在与单某商量入股时也表达了可以找捞刀河的人（庭审时李旭峰认可是指王雄伟等人）参赌。可见，李旭峰是在事先已经决定邀请王雄伟等人入股的情况下才与熊魁联系，并且对于王雄伟一方的占股比例也是由李旭峰与王雄伟商量决定，熊魁并没有施加影响，虽然熊魁有跟李旭峰一起找王雄伟等人，但李旭峰事先也认识王雄伟等人并有意拉其入伙。因此，王雄伟等人带人参赌并不是熊魁实施拉人参赌行为的后果。其次，不论是从起诉书的指控事实还是赌客的证人证言，汇富二期赌场实际带人参赌的均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等人。熊魁不仅没有介绍任何人进入赌场参赌，也不认识实际赌场中的任何一位赌客。再次，在赌场运营期间，熊魁也未参与任何管理，更没有处于主导或者支配地位。熊魁对于赌场的资金、人员、经营方式等均一概不知，甚至在开设赌场期间仅仅去过两次。尽管熊魁事后有向部分赌客进行催账的情节，但整个赌场也并非只有熊魁一人负责催账，实际上李旭峰、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等人也均有参与催账。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赌场实际收得的欠账，也是由李旭峰负责分配，例如从黄长贵那里收回的300万最终也是由李旭峰进行分配，熊魁只能按李旭峰的分配意见被动接受。 2、熊魁占股份额低，且股份仅为名义份额非实际份额，其占比也小于王雄伟、黄长贵、谢厚元等其他被认定为从犯的被告人。 根据熊魁的供述，李旭峰拉他入伙时，最初许诺其10%的股份，对于此事实李旭峰当庭也予以承认。但实际上，赌场从未按照股东的股份份额参与分红，并且李旭峰自己也承认，股份及最后分红均由自己说了算。对于汇富二期赌场而言，不论是日常管理、财务管理还是分红，实际上都是由李旭峰一个人决定。熊魁仅仅只是赌场名义上的股东，即使按占股10%，也小于王雄伟、黄长贵、谢厚元等人的股份（每人各占13.33%），在同样未参与赌场具体日常经营的情况下，如认定王雄伟等三名被告人为从犯而认定熊魁为主犯，显然有违公平，何况熊魁还未拉人参赌。 3、熊魁的违法所得数额认定有误，并未按承诺的比例进行分配，甚至远远少于其他多名被告。 起诉书指控熊魁非法获利近200万元，分别为：从黄长贵等人一方收回的300万现金中分得的16万、从张某2处收回的赌债80万及被鉴定为91.17万的卡宴车，但卡宴车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金额认定本身也存在夸大和不确定性，与同案的王雄伟等人对比，获利也较小。鉴于此，熊魁在汇富二期赌场实际获利应为：从黄长贵等人一方收回的300万现金中分得的16万、从张某2处收回的赌债80万及从周某处分得的卡宴车（已退缴）。 二、关于北辰赌场的违法所得认定不准确，也无证据证明熊魁在本案中系主犯。 根据起诉书指控，北辰赌场“共获利1000余万元，其中胡剑雄银行卡转给罗勇的资金300余万元，赌客欠账864.15万元”。我们认为： 1、欠账金额不能视为获利金额。 获利金额在本案而言即非法所得，所谓“非法所得”，尽管对于其是否需要扣除犯罪成本时存在争议，但是对于本案而言，非法所得即赌场获利数额，并且应该是实际获取的数额。对于欠账单而言，不管欠账单上如何计数，以及数额有多大，总归是不现实的、未获取的金额。同时，对于赌账而言，其也并非是“财产性利益”或是可期待利益，其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不论采取怎样的解释方法，也无法将赌债认定为“非法所得”。 2、关于欠账单上的数额，侦查机关未就欠款人欠款事实进行侦查，关于欠账单上的欠账人、欠款金额也并未一一核实，无法证实欠款金额的准确性，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3、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熊魁在北辰赌场起主要作用，不能认定熊魁在本次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中系主犯。 实际上，熊魁在北辰赌场也未参与实际管理，不仅未实际获利，对于赌场盈利情况也一无所知，侦查机关也未搜集到任何关于熊魁所带赌客参赌的证据。 三、对于周某抵债的卡宴车价格认定不准确，其鉴定意见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1、《价格认定》不满足鉴定意见的法定形式，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 既然对于汽车的价格认定是鉴定意见，那么其就要满足《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要求。而对于本鉴定意见而言，不仅湖南省株洲市价格认证中心是否具有鉴定资质没有列明，同时鉴定意见上也没有相关鉴定人员的签字确认，同时鉴定人员是否具有鉴定资质也无从而知，此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存疑。因此，鉴于此份鉴定意见缺乏鉴定意见所必备的法定认证资质，其合法性、真实性不能被确认，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被采信。 2、对于卡宴车的价格认定结论本身也缺乏充分依据，不具有合理性 价格认定的结论书出具于2018年3月7日，鉴定人员经过查验标的物、查阅并核实有关案卷材料，结合汽车车型、运营方式、登记时间、2015年3月的行驶里程数等情况，认定此车按照2015年3月的市场价格为91.17万元。我们认为，对于此份价格认定结论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对于2015年3月的汽车行使里程数的真实性存疑。按照常理，汽车行使里程数为齿轮机械计数，只要汽车在行使，齿轮转到，里程数就会发生变化。从2015年3月至鉴定日期之间，汽车处于实际驾驶状态，并非静止不动。因此，鉴定人员在查验汽车时只能确定查验当时的行使里程数，客观上无法获取3年前的行使里程数程数，对3年前的里程数据仅以周某的一份笔录进行确定不具有合理性；其次、鉴定结论并未提供足够的认定依据。本鉴定只是笼统地说明采取成本法进行价格认定，未对汽车外观、使用等情况进行必要地说明，同时也并未展示此台车单位价格的依据（1139740元）及提供任何关于车辆外观、内饰等照片，其价格认定的结论缺乏必要的依据，难以让人信服。并且，按照二手车市场行业标准，以普通家用车为标准，新车落地一年后再卖出就是8折，并且汽车颜色、碰撞事故、保养维修成本、市场保有量等众多因素还会进一步影响本车的估值。豪华车领域因市场占有量、活跃度远低于家用车，再加上高档车个性化配置、高额维修养护成本、是否经过修理或浸泡等因素，价格贬损程度更加严重，豪华汽车再转手的价格远不及原车价格。因此，价格认定结论不准确，明显高出实际价值。 四、被告人熊魁系从犯，认罪态度好，能够主动交代自己主要的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避免了严重后果，积极退赃，应考虑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除了考虑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外，还应该综合考虑不同被告人之间量刑的均衡，避免出现同一个案件中出现量刑轻重悬殊的现象。就被告人熊魁而言，当庭认罪，在已经退还机动车及部分退赃后（北辰赌场的违法所得及卡宴车），实际也仅96万元未退缴，并表态愿意将尽一切努力退缴剩余赃款。因此，我们恳请法院考虑上述情况，从案件事实和量刑均衡的角度出发，依法认定熊魁为从犯，并从轻或减轻处罚，在退赃及缴纳罚金后考虑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陈星的辩护人胡勇平辩称： 一、被告人陈星此次犯罪为被动犯罪且情节轻微，又为初犯，具有犯罪中止的情节。 被告人陈星平时表现良好，所涉此案为初次犯罪。在涉及的汇富茶楼和“嗨玩客”开设赌博场所行为中均未参与到赌场的管理，甚至并不清楚赌场的股东人员，且开设赌场系李旭峰主动谋划，陈星乃被动参与。2015年，曾主动退出设立在汇富茶楼的赌场，并规劝单某一同退出赌场。后于“嗨玩客”赌场入股，也积极主动退出并未参与于北辰三角洲开设赌场的行为，其行为构成犯罪中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犯罪嫌疑人陈星于“嗨玩客”赌场并未实际投资入股，而是由李旭峰直接将汇富茶楼的所谓30万分红款转投至“嗨玩客”赌场入股。其虽于“嗨玩客”赌场获得分红89.88万元，但并未收回该30万入股金，故该30万元所谓“分红款”不应计入被告人陈星的犯罪金额中，陈星实际于汇富茶楼的分红仅为10万元。 二、被告人陈星认罪态度好，且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并已退还违法所得，在量刑时应从轻处罚。 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陈星的数次询问中，犯罪嫌疑人陈星就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公安机关的整个侦查过程中，被告人陈星始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供述前后一致。并主动向办案单位退还了40万违法所得。同时，陈星本人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过且表示深深的忏悔之意，希望司法机关能够对其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陈星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被告人陈星已年近花甲，唯一的房产由前妻和小孩居住，家中尚有八十岁的母亲瘫在床，其岳父母都已患癌症，妻子待业在家并无收入来源，家中两幼子甚小，全家的开支及长辈的医治费用都由其承担，是家中的顶梁柱。此外，陈星还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血压高时收缩压高达180，乙肝小三阳，脂肪肝，肝多发性囊肿，心脏室间隔增厚，左室后壁增厚左室顺应性低。陈星更是患有严重的青光眼、白内障眼疾，因关押没得到及时治疗，现右眼青光眼晚期，已完全失明，左眼也有失明风险，现于湖南省中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接受治疗，被批准改变强制措施转为监视居住。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星家庭生活困难，其自身身体状况堪忧，请求贵院对其从轻处理。 被告人钟海林辩称：1、自己没有参与汇富二期赌场，只是应李旭峰的邀请去过一天，去赌场帮忙数筹码。2、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两次参与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钟海林的辩护人王永红、王思宇辩称：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钟海林参与第三次开设赌场的事实（汇富二期）不能成立。 1、本案虽有被告人李旭峰的供述证明钟海林参与了此次开设赌场，但是李旭峰的供述自相矛盾，他在侦查阶段和法庭调查阶段的供述明显不一致。2、被告人罗勇、熊魁虽在侦查阶段供述被告人钟海林参与了这次开设赌场，但在法庭调查阶段，两人均否认钟海林参与了这次开设赌场。3、被告人胡剑雄是在汇富茶楼二期开设赌场现场的工作人员，他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中明确回答钟海林没有参与这次开设赌场。4、被告人钟海林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法庭调查期间，都供述其仅仅是接到李旭峰的电话去现场玩了一次，没有入股开设此次赌场，也没有作为工作人员在此上班，更没有领取工资。不能因为被告人钟海林去玩了一次就认定他参与开设了赌场。 二、被告人钟海林开设赌场所获取的非法利益不应认定为七万元。 被告人钟海林在“嗨玩客”担任店长、法人代表期间所领取的工资是正当收入，应当从六万元的总工资中予以扣减。本案关于这次事实有个关键点，李旭峰等人商量开设“嗨玩客”电玩城，并以此为场地拟开设赌场时，是没有和钟海林商量的，且电玩城前期的娱乐设施收入是客观存在的，因此钟海林担任店长期间的工资收入是合法的，应予扣减。 三、量刑建议。基于被告人钟海林开设赌场只有两次，获利较少，且是从犯，认罪悔罪，愿意积极退赃、缴纳罚金，请求法庭在三年以下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并判处缓刑。 被告人佘文胜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佘文胜的辩护人杨建明辩称： 一、起诉书指控“嗨玩客”电玩城非法获利1900余万元的证据不足。 根据被告人赵云志的供述，1900余万元中“有嗨玩客电玩城赌场的，也有汇富茶楼7楼的”，虽然赵云志也补充“嗨玩客电玩城赌场的营业额占大多数，汇富茶楼7楼赌场的少一些”，但起诉书中并没有把这1900余万元区分为“嗨玩客”的非法获利以及汇富茶楼7楼的非法获利两部分，而是全部视为“嗨玩客”电玩城的非法获利。根据本案中多名被告人的供述，汇富茶楼7楼赌场曾开过两次，第二次系2014年年底。由于汇富茶楼7楼赌场与“嗨玩客”的持续时间存在重叠，因此不能简单地从银行流水记录的时间上将“嗨玩客”的非法获利与汇富茶楼7楼的非法获利区分开来。综上，起诉书对“嗨玩客”电玩城非法获利1900余万元的指控证据不足，没有排除合理怀疑，不能仅从银行流水的记录时间认定“嗨玩客”的非法获利数额即为1900余万元。 二、指控被告人佘文胜非法获利63．04万元与事实不符。 1．2012年12月16日，被告人佘文胜所收转账5．6万元不属于非法获利。对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赌博机的问题，被告人李旭峰在补充侦査一卷13页和37页均供述：在开张之前文化局要对动漫城进行检查，这个时候进的设备都是娱乐机。文化局检查完证照拿到手之后就进了一批赌博机，即在证照拿到之前，“嗨玩客”电玩城虽然未拿到证照，但是经营设备没有赌博机。那么，在拿到证照之前的收入就不是开设赌场的非法所得。被告人钟海林曾供述（证据卷5第154页）：“我从2012年12月25日开始，我在“嗨玩客”电玩城当法人代表，一直到2016年1月份的样子”。根据这一供述并结合其他多名被告人有关“嗨玩客”是在2012年年底开始正式营业，由钟海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供述，可以认定“嗨玩客”开始营业的时间是2012年12月25日。开福区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给电玩城颁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时间是2014年12月24日。既然“嗨玩客”开始营业的时间是2012年12月25日，取得许可证照的时间是12月24日，而此前，没有赌博机，因而也就没有开设赌场的非法所得。那么，被告人佘文胜于2012年12月16日所收转账的5．6万元就不可能是“嗨玩客”的非法营利。故该笔5．6万元的转账不应被计入被告人佘文胜的非法获利数额中来。 2．应将“嗨玩客”电玩城合法经营部分的利润分红从起诉书认定的63．04万元中扣除。 “嗨玩客”电玩城的多名被告人均证实，电玩城除去运用赌博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外，另还有合法经营的娱乐机。而合法经营娱乐机亦存在收入，有占总收入百分之十的说法，也有占总收入百分之三十、四十的说法。虽然其合法收入比非法获利的数额少，但也依法应当予以厘清，将被告人佘文胜合法收入分红从非法获利中扣除。具体负责“嗨玩客”财务的被告人赵云志在被问到“娱乐机的营业收入占整个电玩城收入的多少”时供述称（案卷补侦一第29、30页）：“我和服务员核对动漫城的营业收入，平均下来娱乐机的收入占整个场子的收入也就是10％左右。”根据这一供述，即使就按10％计算，起诉书中被告人佘文胜被指控的非法获利63．04万元中也有6．304万元属于合法娱乐机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对于这一部分收入，也不应当被认定为被告人佘文胜的非法获利，应依法予以扣除。 3、被告人佘文胜在“嗨玩客”电玩城15万元的投资款应从非法获利中扣除。 庭审调查査明的事实是，“嗨玩客”电玩城的经营没有亏损，有一定的盈利，但根据投资“嗨玩客”电玩城的几位被告人的供述，“嗨玩客”电玩城的财产包括获利已经全部分配，这就意味着“嗨玩客”电玩城的全部投资均已退还。因此，被告人佘文胜分得的63．04万元应包括了他投资的15万元，也即其投资的15万元应从其分得的63．04万元中予以扣除。 综上，被告人佘文胜的非法获利应扣除2012年12月16日的5．6万元、“嗨玩客”电玩城的合法经营收益分红6．304万元和其15万元的投资款（以上合计26．904万元），剩余的近四十余万元，正好与被告人佘文胜积极退赃的数额相吻合。 三、对被告人佘文胜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首先，被告人佘文胜系受他人劝说，方才出资15万元，但其一直未参与赌场的任何经营活动，也未介绍任何客人参与赌博活动，或为开设赌场出谋划策，在本案当中的作用不大。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人佘文胜属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其次，被告人佘文胜在发现“嗨玩客”电玩城存在赌博机后，曾提出退股。虽然最终因存在侥幸心理以及被告人李旭峰的劝阻，没有退股，但已表现出了对法律的敬畏，说明其主观恶性小，且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大。第三，被告人佘文胜系初犯。在此之前，被告人佘文胜具有正当职业，更无其他违法乱纪行为或记录，此次触犯法律纯属受到他人劝说，未经受住诱惑，一时糊涂所致。但其已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已清醒认识到之前行为的危害性，认罪态度良好，并已积极退赃40万元，无再次犯罪的危险。第四，被告人佘文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并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根据新修改并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规定，对被告人佘文胜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辩护人认为，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治病救人”的指导精神，在考量被告人佘文胜的上述法定量刑情节以及酌定量刑情节后，对其依法应当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以给被告人佘文胜一个改过从新和重新做人的机会。 被告人陈庆华辩称：一、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1、与罗勇采购100余万元赌博设备有异议，我没有跟罗勇去采购，我只是他们要采购什么设备提供了建议，其次设备根本没有100万，大量都是正常的游戏设备，只有少量的赌博设备。我不懂技术，我也不会去维护设备，只是介绍了两个会修机器的人，而且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2、陈庆华以部分赌博设备及技术入股我完全否认，我是在电玩城装修期间跟李旭峰等人产生了矛盾，我本人没有跟他们合作的意愿。李旭峰为了让我继续帮他们电玩城做事，口头上跟我说要给我股份，先后跟我说要给我百分之15、10、8、5，我并不相信，我没有股份。3、我没有股份，我也从来没有分过红利。4、我不懂技术，我不认可技术股份。5、我跟李旭峰等人的矛盾是在装修期间产生的，不是在合作一个月后产生的。二、被告人陈庆华在质证及最后陈述时又变更称，自己确实提供了设备，设备也算投资入股，只是股份没有起诉书指控的那么多。 被告人陈庆华的辩护人欧阳钊辩称：辩护人对公诉方起诉陈庆华开设赌场罪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陈庆华参与时间和次数较少，在本案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并非实际提供技术，没有参与分红，仅获退设备本金。另外陈庆华系初犯，自动投案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应当依法减轻处罚，建议法院考虑其较轻的情节，对其适用缓刑： 一、陈庆华在本案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理由如下： 1、陈庆华占股比例实际并非20%，没有书面协议证明，更没有实际分红进行证明。故不能仅依据口供认定陈庆华占股比例，而应当综合陈庆华的投资多少以及是否有分红来判定。2013年4月份才工商登记，但实际上陈庆华在2012年11月12日就退伙离开了。应当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衡量。陈庆华并非刑事起诉书中所述占股20%，他们合伙人之间并没有书面协议约定股份，且陈庆华并未实际按照20%进行分红。故无法证明其占股20%。不能光凭其他被告人之口供，因为不能排除其他被告人故意推卸责任给陈庆华。应当按照陈庆华实际投资物品的价值来计算陈庆华占股比例，并不能仅依据口供。因为从陈庆华本人的询问笔录中（2018年7月11日和7月19日可以看出存在较大差异，可以看出前后关于占股比例的供述不一致，再加上陈庆华当庭供述，2018年7月19日讯问笔录系事先打印好让其签字，讲述的事实和之前的口供，以及在检察机关的口供存在较大差别，不排除该口供存在诱供可能性。 2、陈庆华并未实际提供技术，不存在“技术入股”。虽然陈庆华有开电玩城的经验，但仅仅是经营管理经验，其本人并不懂得安装维修技术，实际上不存在“技术”入股。本案中陈庆华并未被安排参与“嗨玩客”经营管理。同时，“嗨玩客”电玩城赌博机和游戏机维修人员也并非陈庆华，也不是陈庆华聘请和提供的。 3、陈庆华参与的时间较短，退出较早。因为有电玩设备，被钟海林临时介绍过来，并非李旭峰团伙成员，陈庆华客观上仅提供设备，退出时拿走部分设备和相应设备本金，本意系想卖设备多赚点钱，而非开设赌场牟利。被告人陈庆华参与开设的赌场的经营时间短，从2012年11月左右开始，只有短短的1个多月，陈庆华就退出了。没有造成其他恶性案件，社会影响较小。陈庆华仅仅带来游戏机和部分赌博机设备，价值并不大。并没有参与李旭峰开办的“嗨玩客”电玩城管理，最后也没有分红，仅分到设备的本金价值和获退设备。实际作用仅仅是一个卖家，应当与李旭峰等人行为区别对待。 二、陈庆华并未有分红和非法所得，2012年9月25日的50万元款项系个人借款，已经于2012年9月28日归还，根据实际转账记录和时间应当属于借款的性质。 三、陈庆华参与开设赌场时间很短，且当时国家法律对赌博机的认定以及利用赌博机组织赌博的性质尚未确定和完善。陈庆华退出后，李旭峰等人后续开设赌场行为和陈庆华无关，应当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来衡量陈庆华的行为。 陈庆华参与开设赌场时间段为一个月左右（2012年10月底到11月底），当时我国法律并未有明文规定，对赌博机的认定以及利用赌博机组织赌博的性质认定还不明确。直到201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和公安部三部门才出台《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文件才详细解释开设赌场罪的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于陈庆华的行为，应当严格按照陈庆华参与时的法律规定。 四、陈庆华参与的这段时间，“嗨玩客”电玩城的机器设备有很多都是普通游戏机设备而非赌博机。而本案中，不应当统一计算为赌博机，应当除去普通游戏机的价值，必要时进行进一步鉴定。 五、陈庆华系从犯、初犯，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态度好，具有多种酌定量刑情节，建议法庭对其减轻或从轻处罚。 综上，辩护人认为陈庆华在本案中作用较小，系从犯，初犯，且具备自首情节，结合作案当时对本案认定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加上他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有坦白情节。陈庆华在本案中实际作用相当于设备卖家，并没有获得赌场分红，仅获退设备本金。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均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相对于其他被告人陈庆华的作用较小。建议法庭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贺诚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贺诚民的辩护人唐武斌辩称：一、建议对被告人贺诚民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首先，被告人贺诚民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在本案中被告人贺诚民系从犯，且认罪认罚。另被告人贺诚民规劝同案犯刘顺华投案自首，有立功表现。其次，被告人贺诚民具有以下酌定从轻情节。被告人贺诚民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积极退赃。二、特别指出：1、本案中四次开设赌场，被告人贺诚民只参加一次。2、其仅投资“嗨玩客”电玩城，没有参与管理，对赌场运作详情一无所知。3、在投资有丰厚盈利的情况下，其提前一年多退股。且其虽出资30万，分红58万，但其投资入股时“嗨玩客”电玩城并无赌博机。综上，依法应对被告人贺诚民减轻处罚。 被告人刘顺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王雄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王雄伟的辩护人孙喜峰、杨琼辩称： 一、本案中王雄伟的行为是定开设赌场罪还是定赌博罪，值得商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条规定了两个罪名，即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但是仅对赌博罪给出了定义。 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聚众赌博”，是指组织、招引多人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盈利的行为；“以赌博为业”，是指嗜赌成性，一贯赌博，以赌博所得为生活来源。 而对于“开设赌场罪”，刑法第303条并没有给出定义，只规定了刑罚。根据文义解释，更多的是强调开设行为和开设过程，是为赌博提供场所、提供赌具、设定赌博方式与规则、准备筹码、调拨资金、参与赌场日常经营管理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对于开设赌场是否盈利并没有规定和要求，如赌场实现了营利的目的，对没有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提供赌具、设定赌博方式与规则、准备筹码、调拨资金、参与赌场日常经营管理的人就应该以赌博罪进行追究。 结合本案全案的事实和证据材料，从犯罪构成来分析：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王雄伟开设赌场罪，其行为并不符合开设赌场罪的客观要件。 根据本案第一被告李旭峰的供述与庭审情况：2014年底，李旭峰考虑到年底了，王雄伟要找个地方玩牌，就和熊魁亲自来到王雄伟的公司，找到王雄伟，并告诉王雄伟只要他过来玩，就等于给赌场带来了人气，不要投入资金、不要准备赌具与赌场，也不要参与管理就给股份。根据本案第二被告罗勇的供述与庭审情况：罗勇在赌场负责管账，只对李旭峰负责，每天核账后只告诉李旭峰，王雄伟并不参与赌场管理，也没有安排他人参与管理，其本人甚至只去过1-2次。根据本案第三被告熊魁的供述与庭审情况：熊魁介绍李旭峰与王雄伟认识，就是利用王雄伟会玩，有点经济实力，能为赌场带来人气。 再看王雄伟的供述与庭审情况：他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赌场经营管理，没有为赌场提供场地、赌具和资金，仅去过汇富7楼两次，参与1次赌博，也没有主动组织、邀请其他人员到汇富茶楼二期赌场来，更何况汇富7楼二期所谓的盈利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赌债，没有一分钱的现金。而事实上，王雄伟却用合法的经济往来款抵扣了不受法律保护的赌债，最后还要收取不受法律保护的赌债。这既是对王雄伟的不公平，同样也是对法律的亵渎。 因此，王雄伟客观上并没有开设、经营赌场的行为，其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 二、起诉书指控的本案汇富茶楼二期赌场“盈利”的数额缺乏客观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本案第二被告罗勇的供述与庭审情况：罗勇在赌场负责管账，每天就是抽一张纸记录一下输赢，记录的内容只对李旭峰负责，每天核账后只告诉李旭峰，王雄伟并不参与赌场管理，甚至只去过1-2次。也就是说汇富7楼二期是否盈利、盈利多少只有罗勇和李旭峰知道，且仅凭两个人的两张嘴。 起诉书指控汇富茶楼二期赌场盈利3000万元，仅是根据李旭峰、熊魁与王雄伟的口头约定，就认定王雄伟、谢厚元和黄长贵等三人非法所得1200万元，平均每人400万元。但纵观本案，汇富茶楼二期王雄伟自始至终没有看过账目，更不用说对账了。据王雄伟本人的供述，他仅去过汇富茶楼两次，赌场最终获利多少王雄伟并不知情，全由熊魁、李旭峰二人口头告知；且未实际分得任何现金，而是被熊魁和李旭峰二人分配给参与赌博的之前与其有经济往来的赌客互相抵债了。甚至，王雄伟非但没有从该赌场中分得任何现金，反而还倒过来欠熊魁、李旭峰二人280万元。 从案卷证据来看，对于开设赌场的对账、记账或者盈利情况的事实没有相应的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予以佐证。且时间过去已达四年之久，每个人的记忆都会有模糊或忘记的可能。汇富茶楼二期赌场实际盈利数额并没有任何书面记账凭证或银行转账流水予以佐证，仅有几名嫌疑人的供述。其中王雄伟、谢厚元和黄长贵三人均明确表示并没有看到过账目，另外几位参赌人员都在赌场输了钱，从生活常理我们可知一般输家所述输钱数额绝对超过真实数目。因此几名参赌人员的陈述也并非完全真实。更何况，本案证据材料中未见参赌人员张虎及李鹏的询问笔录。因此汇富茶楼二期赌场所谓3000万元盈利中涉及张虎的1000万元、涉及李鹏的400万元是否属实缺乏有效证据相佐证。王雄伟是否确实以李鹏的该笔400万元赌债抵销其前期债务也无法查明。在缺乏客观证据、主观证据又明显缺乏真实性的情形下，不能直接认定赌场的盈利数额。 三、辩护人对起诉书适用的法律有异议。 根据我国刑法及目前出台有关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解释，均未对开设赌场行为“情节严重”作出明确界定。所谓“情节严重”，到底是指开设赌场的规模、时间、参与赌博的人数，还是指赌场获利的金额，均无明确规定。因此，退一步讲，即便王雄伟涉嫌开设赌场罪，起诉书指控其“情节严重”也无法律依据。 四、被告人王雄伟有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王雄伟系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王雄伟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能如实交代自己的行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侦办本案，根据刑法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3、王雄伟积极退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轻处罚。 4、王雄伟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较轻。王雄伟对于法律是无知的，此前未能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具有坦白情节，此前无犯罪记录，系初犯，社会危害性较轻，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本案是由于王雄伟等人法律意识不强酿成的，但王雄伟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轻微，系从犯，主动退赃，真诚悔罪，社会危害性较轻。辩护人恳请合议庭综合考虑王雄伟的上述情节，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之规定，对王雄伟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决定，给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促进社会的和谐。 被告人谢厚元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谢厚元的辩护人杜雯娟辩称： 一、本案中被告人谢厚元的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条规定了两个罪名，即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但仅对赌博罪给出了定义。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聚众赌博”，是指组织、招引多人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盈利的行为；“以赌博为业”，是指嗜赌成性，一贯赌博，以赌博所得为生活来源。而对于“开设赌场罪”，我国刑法并没有给出定义。根据文义解释，对于开设赌场罪更多的是强调开设行为和开设过程，是为赌博提供场所、提供赌具、设定赌博方式与规则、准备筹码、调拨资金、参与赌场日常经营管理等组织赌博的行为。而对于开设赌场是否盈利并没有规定和要求，如赌场实现了营利的目的，对没有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提供赌具、设定赌博方式与规则、准备筹码、调拨资金、参与赌场日常经营管理的人就不应定开设赌场罪，而应以赌博罪进行追究。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材料，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谢厚元不构成开设赌场罪。 根据被告人李旭峰和熊魁的当庭陈述可知，汇富茶楼二期赌场从开设赌场犯意的提出、40%股份比例的确定、赌场经营期间的管理，甚至赌场关闭后账目的核对、分账分红的安排，该二人均未找过谢厚元，更不要说商量或征求他的同意。根据谢厚元等人的供述，汇富茶楼二期赌场开设期间，谢厚元没有参与赌场经营管理，也没有提供赌场的场地、赌具和资金，从其参与次数和持续时间来看，谢厚元仅去过赌场一两次，也没有主动组织、邀请其他人员到汇富茶楼二期赌场来，因此其客观上并未实施组织、招引参赌人员进行赌博的行为，且事实上没有分到现金。因此，从开设赌场罪的客观要件进行分析，谢厚元客观上并没有开设、经营赌场的行为，故谢厚元的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 另外，根据我国刑法及目前出台有关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解释，均未对本案所涉的开设赌场行为“情节严重”作出明确界定，所谓“情节严重”，到底是指开设赌场的规模、参与赌博的人数，还是指赌场获利的金额，均无明确规定。因此，退一步讲，即便谢厚元涉嫌开设赌场罪，起诉书指控其“情节严重”也无法律依据。公诉人庭审中提出“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于开设赌场罪的情节严重进行了明确规定，但该《意见》第一条对于适用范围明确系针对“设置具有退币、退分、退钢珠等赌博功能的电子游戏设施设备”这一类型的赌场，而谢厚元涉嫌参与的汇富茶楼二期系人工现场发牌的百家乐赌场，并不适用该《意见》的规定。 二、本案汇富茶楼二期赌场“盈利”数额缺乏客观证据，其中1400万元明显缺乏笔录印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本案第二被告罗勇的供述与当庭陈述：罗勇在赌场负责管账，每天随意拿一张纸片记录一下输赢，记录的内容只对李旭峰负责，每天核账后只告诉李旭峰，谢厚元并不参与核账。根据本案第三被告熊魁当庭陈述：熊魁也没有看到过赌场的账目，最后的盈利情况及赌客输欠情况他均是听李旭峰口头告知。也就是说汇富7楼二期是否盈利、盈利多少只有罗勇和李旭峰知道，其余被告人的供述中有关该赌场盈利情况的内容，均系来源于李旭峰的口头告知，均系间接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有关盈利数额事实的证据。 纵观本案，汇富茶楼二期赌场的筹码、支出、账务均由李旭峰、熊魁二人负责，该二人自始至终没有给谢厚元看过账目，更不用说对账。据谢厚元供述，他仅去过汇富茶楼两次，之后熊魁和李旭峰口头上告知王雄伟有大约两、三千万获利，按李旭峰决定的占股比例，他们三人约可以分得一千二百万元。但事实上，赌场最终获利多少他根本无从得知，全是听说；且未实际分得任何现金，而是被熊魁和李旭峰二人分配直接与参与赌博的之前与其有经济往来的赌客互相抵债了。 关于起诉书指控谢厚元非法获利四百万元的情况：根据谢厚元本人供述：其抵债部分仅为一百八十万元，即与张虎直接抵债一百万元、还苏某欠账与张虎抵销八十万元，至今过去近四年时间，所谓四百万元非法获利的其余二百二十万元，谢厚元既没有分到现金，也没有再以其抵账偿还欠款。 另外，从本案证据分析：因为本案没有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且时间过去已达四年之久，每个人的记忆都会有模糊或忘记的可能。本案在没有任何书面记账凭证、物证的情况下，最终盈利数额仅凭当事人的主观证言予以认定，但普通人如何能记得如此清楚？且证据中还有当时几位参赌人员的证言，根据常理，一般输家陈述的输钱数额都远大于实际输钱数额。更重要的是，本案证据材料中根本没有参赌人员张虎及李鹏的证人证言，即汇富茶楼二期赌场所谓三千万元盈利中涉及张虎的一千万元、涉及李鹏的四百万元是否属实缺乏有效证据相佐证，谢厚元等人是否确实以张虎该一千万元赌债抵销其前期债务也无法查明。 三、对谢厚元应认定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首先，从开设该赌场的提议来看：开设涉案赌场由李旭峰和熊魁二人提议，且二人是在已经定好场地、准备好道具、资金的情况下主动前往谢厚元等人所开设的公司游说，称他们二人准备开设一个赌场，不需要谢厚元等人负责资金、场地和外围关系，还分给他们40%股份，谢厚元等人才答应参与进来。 其次，从该赌场的管理来看：第一，赌场的场地并非谢厚元负责联系和管理；第二，赌场的设备并非谢厚元负责采购和维护；第三，赌场的工作人员并非谢厚元负责招募、组织和发放薪资；第四，赌场的资金和账目并非谢厚元负责提供、使用、登记和管理；第五，赌场的真实盈利情况谢厚元并无法掌握；第六，赌场的盈余分配更不由谢厚元决定。上述管理工作均由李旭峰和熊魁二人负责，谢厚元虽然是该赌场名义上的股东，但其仅去过赌场一两次，而且都是去参与赌博，并不负责赌场的任何经营管理事宜。 从其在赌场中所起的作用来看：李旭峰、熊魁二人之所以提议谢厚元参与进来，是因为知道他认识一些喜欢赌博的朋友，希望借他的人脉吸引其他赌客前往赌场参与赌博。而事实上，谢厚元在赌场存续期间，没有主动叫过一个参赌人员，去赌场参与赌博也只有一两次，因此，谢厚元在该赌场并没有起到积极参与和推进的作用。 综上，谢厚元在本案中既非开设赌场的提议者，也不是赌场的管理者，更没有积极参与和推进赌场的设立和运营，在该赌场中仅起到次要和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之规定，对其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四、谢厚元系初犯，坦白，认罪认罚，主动退赃，社会危害性较轻，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谢厚元因为对于法律的无知，此前未能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案发后，其如实交代自己的行为，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具有坦白情节，积极主动退赃，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认罪认罚，此前无犯罪记录，系初犯，社会危害性较轻，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本案是由于谢厚元等人法律意识不强酿成的，但其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系从犯，真诚悔罪，主动退赃，社会危害性较轻，且没有证据证明其客观上参与赌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也无客观证据证实其非法获利数额，辩护人恳请贵院综合考量谢厚元的上述情节，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第37条之规定，对其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给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被告人黄长贵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黄长贵的辩护人黄勇辩称： 一、黄长贵不构成开设赌场罪，应以赌博论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条规定了两个罪名，即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仅对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给出了定义。赌博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行为。“聚众赌博”，是指组织、招引多人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盈利的行为；“以赌博为业”，是指嗜赌成性，一贯赌博，以赌博所得为生活来源。而对于“开设赌场罪”，刑法第303条并没有给出定义，只规定了刑罚。根据文义解释，更多的是强调开设行为和开设过程，是为赌博提供场所、提供赌具、设定赌博方式与规则、准备筹码、调拨资金、参与赌场日常经营管理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对没有为开设赌场提供场所、提供赌具、设定赌博方式与规则、准备筹码、调拨资金、参与赌场日常经营管理的人应该以赌博罪进行追究。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材料，辩护人认为：黄长贵不构成开设赌场罪。 根据李旭峰、熊魁等人的供述，没有任何人找黄长贵商量开设赌场的事宜，且黄长贵没有参与赌场经营管理，也没有提供赌场的场地、赌具和资金，从其参与次数和持续时间来看，黄长贵仅去过赌场一次，也没有主动组织、邀请其他人员到汇富茶楼二期赌场来，因此其客观上并未实施组织、招引参赌人员进行赌博的行为，且黄长贵事实上没有分到现金。甚至在张虎第一次找黄长贵要300万欠账还赌场时，黄长贵还不知道赌场有盈利，如其知晓，不可能还先拿300万现金给张虎还赌场。因此，从主客观方面来看，主观上黄长贵对开设赌场的具体情况不知情，从客观方面分析，黄长贵客观上并没有开设、经营赌场的行为，故黄长贵的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其仅到赌场玩过一次，其行为应定赌博。 二、起诉书指控的本案汇富茶楼二期赌场“盈利”的数额缺乏客观证据，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根据本案第二被告罗勇的供述与庭审情况：罗勇在赌场负责管账，每天就是抽一张纸记录一下输赢，记录的内容只对李旭峰负责，每天核账后只告诉李旭峰，也就是说汇富7楼二期是否盈利、盈利多少只有罗勇和李旭峰知道，且仅凭两个人的两张嘴。起诉书指控汇富茶楼二期赌场盈利3000万元，仅是根据李旭峰、熊魁与黄长贵的口头约定，就认定黄长贵、谢厚元和黄长贵等三人非法所得1200万元，平均每人400万元。但纵观本案，汇富茶楼二期黄长贵自始至终没有看过账目，更不用说对账了。据黄长贵本人的供述，他仅去过汇富茶楼一次，赌场最终获利多少黄长贵并不知情，甚至，黄长贵非但没有从该赌场中分得任何现金，反而还倒过来拿了300万元现金。 另外，纵观本案证据，认定赌场涉案数额无任何书证、物证等客观证据，全部是主观陈述，但时间过去已达四年之久，每个人的记忆都会有模糊或遗忘的可能。汇富茶楼二期赌场实际盈利数额并没有任何书面记账凭证或银行转账流水予以佐证，仅有几名被告人的供述，其中黄长贵、谢厚元和黄长贵三人均明确表示并没有核对过账目，最终盈利数额普通人如何能记清楚？且根据常理，一般输家陈述的输钱数额都远大于实际输钱数额，因此当时参赌人员的证言认定赌场盈利数额缺乏客观真实性。另，本案证据材料中也没有参赌人员张虎及李鹏的询问笔录，因此汇富茶楼二期赌场所谓3000万元盈利中涉及张虎的1000万元、涉及李鹏的400万元是否属实缺乏有效证据相佐证，更无法证实黄长贵与张虎之间的抵债情况。 三、黄长贵个人并没有实际非法获利。 根据所有涉案当事人的供述及证人的陈述，汇富茶楼二期赌场只经营了五六天，由于赌场的盈利均为欠账，所以最终无法经营下去。赌场终止经营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三人仅分得张虎、黄某1、李鹏三人欠赌场的一千二百万元赌债，即黄长贵等三人只分得了所谓的盈利——赌债一千二百万元。这1200万元赌债中黄长贵应分得四百万元，然而黄长贵直至到案时也并没有实际获得该笔盈利。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黄长贵是以赌债抵账的形式予以冲销。甚至黄长贵个人还凑了三百万元现金给赌场的实际经营管理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赌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黄长贵不能以赌债冲抵正常经济活动形成的合法债务，即从法律上讲黄长贵的抵账行为不成立，其抵账的目的无法实现。由此，黄长贵个人事实上不存在实际非法获利。 四、辩护人对起诉书适用的法律有异议。 根据我国刑法及目前出台有关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解释（仅针对网络或赌博机），均未对开设赌场行为“情节严重”作出明确界定。所谓“情节严重”，到底是指开设赌场的规模、时间、参与赌博的人数，还是指赌场获利的金额，均无明确规定。因此，退一步讲，即便黄长贵涉嫌开设赌场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起诉书指控其“情节严重”也无法律依据。 五、黄长贵有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系，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黄长贵系从犯，根据刑法第27条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黄长贵如实供述，具有坦白情节，能如实交代自己的行为，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侦办本案，根据刑法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3、黄长贵积极退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可以减轻处罚。 4、黄长贵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较轻。 黄长贵对于法律是无知的，此前未能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具有坦白情节，此前无犯罪记录，系初犯，社会危害性较轻，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本案是由于黄长贵等人缺乏法律意识所致，但其真诚悔罪，主动退赃，社会危害性较轻，犯罪情节较轻微，系从犯，且无证据证明其客观上参与赌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也无客观证据证实其非法获利数额，辩护人恳请审判庭综合审查本案证据，考量黄长贵上述情节，遵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之规定，对其作出免除处罚的决定，给予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更好的回报社会。 被告人袁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赵海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赵海涛的辩护人雷坚辩称：一、赵海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赵海涛在本案中只是一个司机，得到的只是劳动工资报酬，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二、被告人赵海涛有坦白情节，被告赵海涛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海涛非法获利2万余元，辩护人认为主要是工资劳动报酬，不构成非法获利。以上情况，请法庭给予减轻处罚，请判处免除处罚，或者判处拘役适用缓刑。 被告人胡剑雄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赵云志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罗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 一、开设赌场罪 自2012年8月至2016年8月期间，被告人李旭峰伙同被告人罗勇、熊魁、陈星、钟海林、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罗威及单某（另案处理）等人，在长沙市汇富酒店（现花瀚酒店）7楼茶馆、长沙市开福区中山亭省纺织大厦二楼“嗨玩客”电玩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车库G层82号茶楼内，四次开设赌场，采用电游赌博或真人发牌“百家乐”等方式进行赌博，非法获利累计6000余万元。其中，被告人李旭峰参与开设赌场四次，非法获利人民币153万元及违法获得位于长沙市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国库G层082（产权证号码：201702755**）的门面店铺一个；被告人罗勇参与开设赌场四次，非法获利150万元；被告人熊魁参与开设赌场二次，非法获利96万元及获得凯晏越野车一辆（湘Ａ×××××）；被告人陈星参与开设赌场二次，非法获利127.88万元；被告人钟海林参与开设赌场三次，非法获利7万元；被告人佘文胜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63.04万元；被告人陈庆华参与开设赌场一次；被告人贺诚民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65.16万元；被告人刘顺华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26万元；被告人王雄伟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440万元；被告人谢厚元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180万元；被告人黄长贵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520万元；被告人袁凯参与开设赌场一次，非法获利8.5万元；被告人赵海涛参与开设赌场四次，非法获利2万元；被告人胡剑雄参与开设赌场四次，非法获利8万元；被告人赵云志参与开设赌场二次，非法获利6万元；被告人罗威参与开设赌场三次，非法获利3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被告人陈星、袁凯及袁某（另案处理）、单某四人共同出资，在长沙市汇富酒店七楼经营一茶楼。2012年8月，被告人李旭峰经被告人陈星介绍认识单某，为利用单某的哥哥单大勇（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另案处理）的关系为其开设赌场提供保护，李旭峰先提出租用汇富茶楼的两间包厢开设赌场，后邀单某、陈星等人参股。单某、陈星在征得袁凯等人的同意后，以茶楼出资60万元入股，占股30％。李旭峰、罗勇负责赌场设备的购置及赌场的经营，占股30％。李旭峰另纠集“猫子”、“贺子”（均在逃）出资50万元，占股40％，负责拉客参赌。赌场采用电游机百家乐、牌机等方式进行赌博，赌注为100元至30000元不等。赌场由罗勇负责具体的经营管理，并聘请被告人赵云志和吴山东（另案处理）负责收取赌资、统计账目、发放员工工资；聘请被告人胡剑雄、罗威负责场内保安、管理备用金、洗牌、核对收取营业款交给赵云志、吴山东。被告人赵海涛在单某的安排下在赌场负责与罗勇核对账目，并将赌场盈亏情况反馈给单某。 该赌场自2012年8月经营至2012年11月，非法获利累计300余万元。对于赌场的获利，2012年11月，赌场退还单某等人经营的茶楼股金60万元。支付给单某等人包厢租金及分红100万元，该100万元中，单某、陈星各分得40万元（其中各30万元作为单某及陈星在李旭峰经营的嗨玩客电玩城赌场入股的股金），袁凯分得8.5万元。李旭峰、罗勇应分得的18万余元，冲抵李旭峰在赌场赌博所输的部分，实际分得3万元。“猫子”、“贺子”冲抵其俩人在赌场赌博所输的部分，应分得5万余元。赵云志、吴山东、胡剑雄、罗威获取每日200元的工资，赵海涛获取每月约3500元的工资。 2、2012年10月左右，被告人李旭峰纠集被告人罗勇、钟海林、陈庆华等人筹划在长沙市开福区中山亭省纺织大厦二楼开设“嗨玩客”电玩城，以电玩城为幌子开设赌场。筹备期间，钟海林负责对场地进行了装修；陈庆华提供了部分捕鱼机、单挑王等赌博机及游戏机设备，与罗勇等人一同采购了部分赌博设备，并对这些赌博设备提供安装、调试、维护等技术支持。之后，李旭峰先后纠集单某、陈星、佘文胜、贺诚民、刘顺华入股该赌场。钟海林以未结装修款6万元作为出资，占股5％；陈庆华以部分赌博设备入股，因其该赌场经营约一个多月后即因与李旭峰发生矛盾而退出，其所占股份份额未与李旭峰最终达成一致；陈星、单某各出资30万元（即汇富茶楼赌场各应获得的30万元分红），分别占股10％；佘文胜出资15万元，占股5％（陈庆华退股后其股份增至10％）；贺诚民出资30万元，占股10％；刘顺华于2013年9月出资15万元，占股5％；其余股份归李旭峰、罗勇所有。该赌场于2012年12月正式营业，以娃娃机等游戏机作掩护，以捕鱼机、动物连线机、单挑王、机械手百家乐、排山倒海等赌博机供人赌博。经营期间，李旭峰负总责，罗勇负责管账及股东的分红，单某负责外围关系协调，赵海涛负责看场子和与罗勇核对账目，陈庆华在参与期间负责赌博设备的技术维护，钟海林为店长负责现场管理，赵云志负责现场账目核对及员工工资发放，并提供银行卡将赌场收入转账给罗勇，胡剑雄、罗威负责赌场的保安、备用金管理、与服务员核对账目、收取营业款转给赵云志等工作。2014年11月，贺诚民、刘顺华退股，赌场退还二人的入股本金。 该赌场自2012年12月经营至2016年1月，非法获利累计1500余万元。李旭峰、陈星等人商定，提取赌场获利的20％作为请客、协调关系的费用（另从中单独提出5%汇至陈星账上作为陈星的协调费用），80％作为股东的分红。对于赌场的获利，李旭峰、罗勇各分得150万元；单某分得137.75万元，另获得陈星5%协调费用中的46万元；陈星分得89.88万元，另获得5%协调费用中的28万元，合计117.88万元；佘文胜分得63.04万元；刘顺华分得26万元；贺诚民分得65.16万元；钟海林因在赌场输钱而未获分红，只得5000元每月的工资；陈庆华在参与经营约一个多月后，因与李旭峰等人闹矛盾而退股，将部分游戏设备和捕鱼机折价带走，未获分红；赵海涛获得约15000元工资，赵云志获得约60000元工资，胡剑雄获得约50000元工资，钟海林获得约60000元工资，罗威获得约9000元工资。 3、2014年底，被告人李旭峰联系单某等人再次在汇富酒店7楼茶楼开设赌场。为利用单某的关系为赌场提供保护，李旭峰许诺给其20％的干股。尔后李旭峰安排被告人罗勇从广州购买来一套百家乐赌台。李旭峰又联系被告人熊魁，让被告人熊魁带人参赌。李旭峰、熊魁及单某方共占股60％。后被告人熊魁、李旭峰一起找到被告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要三人带人参赌，占赌场40％的股份。李旭峰、罗勇在赌场内负责账目、管理备用金，赵海涛代表单某核对赌场账目，胡剑雄在赌场内为赌客提供服务。赵海涛、胡剑雄获得每场1000元的报酬。钟海林应李旭峰的邀请，曾参与为赌场提供数筹码服务。赌场采用百家乐真人发牌的方式进行赌博，赌注为1万元至50万元。在经营期间，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等人联系黄某1、张虎、张某2、李鹏等人参赌。赌场采用筹码进行赌博，赌客都是借支筹码。 后李旭峰等人担心欠账太多收不回，赌场只开了六天就未再继续，非法获利累计3200余万元，具体包括周某输欠960万、张某2输欠460万、张虎输欠1000万、李鹏输欠400万、黄某1输欠440万。事后，李旭峰、熊魁、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商定，被告人李旭峰、熊魁、单某一方占股60％，负责收取周某960万、张某2460万的欠账；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一方占股40％，负责收取张虎1000万、李鹏400万、黄某1440万的欠账。对于周某在赌场输欠的960万、张某2在赌场输欠的460万：后李旭峰、熊魁从周某处收得用于抵债门面一个、别墅一套、凯晏越野车一辆；被告人熊魁从张某2处收得赌债80万元（后该80万元归熊魁所得）。对于张虎在赌场输欠的1000万：因黄长贵之前欠张虎300万债务，黄长贵在抵销了张虎在赌场输欠的300万后，支付给了李旭峰现金300万元；因黄长贵的朋友苏某欠张虎600万债务，张虎要求苏某代其偿还600万债务，后苏某替黄长贵偿还了520万债务、替谢厚元偿还了80万债务，合计抵销了张虎在赌场输欠的600万；因谢厚元之前欠张虎100万债务，谢厚元抵销了张虎在赌场输欠的100万。对于黄某1在赌场输欠的440万，因被告人王雄伟之前对黄某1有负债，王雄伟与黄某1抵销了440万元债务。对于从周某处收得的用于抵债的门面一个[位于长沙市湘江北路三段**北辰三角洲奥城**商业国库**082（产权证号码：201702755**）]，李旭峰将该门面过户至其妻子肖林名下。后经鉴定，该门面价值283.85万元。对于从周某处收得的用于抵债的别墅一套，李旭峰将该别墅分给单某。后单某将该门面转卖得款260万元。对于从周某处收得的用于抵债的凯晏越野车一辆，李旭峰将该车分给熊魁。对于黄长贵在抵销其个人对张虎所欠债务300万后，交给李旭峰的现金300万元，李旭峰先抵扣自己在赌场垫付的费用100余万元，分给张某4100万元，分给熊魁16万，用50万元购买洋酒分给股东过年用。 4、2016年3月，被告人李旭峰纠集被告人罗勇、熊魁、钟海林及单某在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车库G层82号茶楼内开设电游赌博场所。赌场以百家乐电游赌博机、牌机供人赌博。百家乐的赌注200元－50000元。李旭峰、罗勇共同占股55％，李旭峰负责赌场全面工作，罗勇负责赌场内账目、资金管理。单某占股20％，负责为赌场提供保护，并安排被告人赵海涛与罗勇对接核对赌场账目。熊魁占股20％，负责拉客参赌。钟海林占股5％，负责赌场内接待及管理。被告人胡剑雄、罗威负责管理赌场的账目及赌场的备用金、收取赌客的赌资转交给罗勇。 该赌场从2016年3月经营至2016年8月27日被公安机关査获，非法获利累计1100余万元，其中包括胡剑雄银行卡上转给罗勇的资金有300余万元、赌客欠账864.15万元。各股东实际投入的入股资金均已退还，但未获得分红。钟海林、胡剑雄、罗威各获得约10000元钱工资。 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 2014年至2017年，被告人李旭峰在开设赌场的过程中，在得知单某系长沙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单大勇的弟弟后，为求得单某对其开设赌场的关照，即采取送赌场干股、送汽车等方式送给单某别墅一套、奥迪A6小车一台，共计价值311.86万元。具体如下： 1、2014年1月，被告人李旭峰和单某一起吃饭时，为求得单某对其开设赌场等违法行为的关照，被告人李旭峰提出送给单某一辆小车。单某同意，后单某选中奥迪A6汽车并告知被告人李旭峰，被告人李旭峰在湖南世茂汽车销售服务公司以60万元买了一台奥迪A6送给了单某。 2、2014年底，被告人李旭峰找到单某，提出给单某10％的干股，在单某等人经营的汇富茶楼开设赌场，单某同意。后被告人李旭峰、熊魁等人将该赌场经营了约一个星期后关门。被告人李旭峰将一套抵债来的长沙市堤内亚湾的别墅送给单某，该别墅在过户给单某时的评估价格为251.86万元，后单某将该别墅以260万元转卖他人。 2016年8月，被告人李旭峰等人在长沙市开福区北辰三角洲茶楼开设赌场时被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查获，被告人李旭峰等人被刑事拘留，单某为此事多次联系长沙市公安局、长沙公安局开福分局领导，在单某的多次协调下，被告人李旭峰等人被取保候审。 案发后，被告人罗勇退缴其掌管的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车库G层82号茶楼赌场的非法所得款300万元；被告人陈星退缴人民币127.88万元；被告人钟海林退缴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佘文胜退缴人民币63.04万元；被告人贺诚民退缴人民币65.16万元；被告人刘顺华退缴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王雄伟退缴人民币440万元；被告人谢厚元退缴人民币350万元；被告人黄长贵退缴350万元；被告人袁凯退缴人民币8.5万元；被告人赵海涛退缴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胡剑雄退缴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赵云志退缴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罗威退缴人民币3万元。另侦查机关查封冻结了被告人李旭峰非法所得的位于长沙市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国库G层082（产权证号码：201702755**）的门面店铺一个、扣押了被告人熊魁的湘Ａ×××××号凯晏越野车一辆、扣押了张某4人民币100万元。 到案后，被告人罗勇、陈庆华、刘顺华、罗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旭峰、熊魁、陈星、钟海林、佘文胜、贺诚民、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受理案件登记表、湖南省公安厅指定管辖决定书、抓获经过、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013年3月行政处罚资料、2013年4月行政处罚资料、2016年1月行政处罚资料、2016年8月行政处罚资料、扣押清单、记录欠账单据、被告人胡剑雄账户交易明细截图、被告人陈星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罗勇银行卡交易明细、单某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吴山东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赵云志银行卡交易明细、被告人罗勇关于被告人胡剑雄账户的说明、被告人熊魁银行卡交易明细、赌博机照片、嗨玩客电玩城企业登记资料、单某机动车销售发票、周某、肖林不动产资料、被告人熊魁车辆资料、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裁定书、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赵海涛、贺诚民的前科材料、户籍证明的相关书证；2、辨认笔录、搜查笔录；3、证人黄安、万某、潘某、刘某1、赵某、王某1、刘某2、李某1、杨某1、张某1、谭某、刘某3、樊某、廖某1、李某2、朱某、周某、张某2、黄某1、宋某、刘某4、廖某2、韩某、苏某、黄某2、罗某、杨某2、杨某3、黄某3、尹某、陈某、王某2、徐某、伍某、雷某、柳某、张某3、单某、袁某、张某4等人的证言；4、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钟海林、陈星、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袁凯、赵海涛、赵云志、胡剑雄、罗威的供述与辩解；5、价格鉴定意见书。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为获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陈星、钟海林、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罗威开设赌场，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陈星、钟海林、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罗威犯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旭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旭峰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旭峰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在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星、钟海林、佘文胜、陈庆华、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罗威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佘文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开设赌场，可酌情从重处罚。案发后，被告人罗勇、陈庆华、刘顺华、罗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旭峰、熊魁、陈星、钟海林、佘文胜、贺诚民、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罗勇主动退缴其掌管的赌场的非法获利300万元，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旭峰、熊魁、陈星、钟海林、佘文胜、贺诚民、刘顺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罗威退缴非法所得款项或财物，可酌情从轻处罚。故对于被告人李旭峰的辩护人提出的李旭峰具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罗勇的辩护人提出的罗勇具有自首、退赃、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熊魁的辩护人提出的熊魁具有坦白、退赃、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陈星的辩护人提出的陈星具有从犯、初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退赃、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钟海林的辩护人提出的钟海林具有获利较少、系从犯、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佘文胜的辩护人提出的佘文胜具有系从犯、初犯、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陈庆华的辩护人提出的陈庆华具有自首、初犯、参与次数少、时间较短、未参与分红，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贺诚民的辩护人提出的贺诚民具有从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参与次数少、时间较短、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王雄伟的辩护人、被告人谢厚元的辩护人、被告人黄长贵的辩护人提出的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具有从犯、初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的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主张；对于被告人赵海涛的辩护人提出的赵海涛具有从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的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被告人李旭峰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旭峰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的异议主张，及提出的被告人李旭峰构成立功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熊魁的辩护人提出的在熊魁两次参与开设赌场的过程中，熊魁并非起主要作用，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的主张。经查，被告人熊魁在本案中参与的第三、四次开设赌场过程中，被告人熊魁均系赌场股东，均有直接参与经营或者管理及催讨赌债的行为，并从中获取非法利益。且在第四次所开设赌场的经营过程中，仅有被告人熊魁与被告人李旭峰享有“客人可以不给现金直接上分”的决定权。因此，足以证实被告人熊魁在其所参与的该两次开设赌场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对辩护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熊魁的辩护人提出的周某抵债的凯晏车的价格认定不准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经查，该凯晏车已作为赌场获利分给了被告人熊魁。因此，该凯晏车可作为对被告人熊魁量刑的事实依据。对于被告人陈星的辩护人提出的陈星具有犯罪中止情节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钟海林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公诉机关指控钟海林参与第三次开设赌场的事实不成立的主张。经查，在第三次所开设赌场的经营过程中，钟海林应李旭峰的邀请，在明知系开设赌场的情形下，仍在赌场帮忙数筹码。虽只参与一次帮忙数筹码，情节较为轻微，但不影响其参与开设赌场共犯的认定。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钟海林的辩护人提出的钟海林获取的非法利益不应认定为7万元，其在“嗨玩客”担任店长、法人代表期间所领取的工资系正当收入，应予以扣减的主张。经查，被告人李旭峰等人为掩饰开设赌场的非法目的，以“嗨玩客”电玩城为幌子，而行开设赌场之实。故辩护人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佘文胜的辩护人提出的“嗨玩客”存在合法收入，应将合法收入从赌场的获利及被告人佘文胜的获利中予以扣除的主张。经查，被告人李旭峰等人为掩饰开设赌场的非法目的，以“嗨玩客”电玩城为幌子，而行开设赌场之实。故辩护人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贺诚民的辩护人提出的贺诚民具有立功情节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王雄伟的辩护人、被告人谢厚元的辩护人、被告人黄长贵的辩护人提出的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参与的第三次开设赌场的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应以赌博论处的主张。经查，此次开设赌场过程中，被告人李旭峰、熊魁等人与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对各自享有的股份份额、各自分工进行了约定，为参赌人员提供固定的赌博场所，吸引不特定的参赌人员采用借支筹码的方式赌博。事后，对参赌人员所欠赌债按各股东占有的份额进行了利益分配。因此，此次开设赌场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故对于辩护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王雄伟的辩护人、被告人谢厚元的辩护人、被告人黄长贵的辩护人提出的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参与的第三次开设赌场的获利数额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经查，对于赌客欠账金额，有被告人李旭峰、罗勇、熊魁、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的供述及部分赌客的证人证言相互证实，证据确实、充分，客观真实。事后，被告人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以抵销债务的方式获得了实际利益。因此，辩护人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对于公安机关从张某4处扣押的李旭峰从赌场获利中支付给张某4的人民币100万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综上，本院对被告人李旭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第一款、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对被告人罗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对被告人熊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对被告人陈星、钟海林、佘文胜、王雄伟、谢厚元、黄长贵、袁凯、赵海涛、胡剑雄、赵云志、罗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对被告人陈庆华、刘顺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对被告人贺诚民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旭峰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 二、被告人罗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三、被告人熊魁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四、被告人陈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已缴纳二十万元）。 五、被告人王雄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已缴纳十万元）。 六、被告人黄长贵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已缴纳十万元）。 七、被告人谢厚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已缴纳十万元）。 八、被告人佘文胜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已缴纳）。 九、被告人钟海林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 十、被告人贺诚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已缴纳十万元）。 十一、被告人刘顺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 十二、被告人袁凯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已缴纳）。 十三、被告人胡剑雄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已缴纳）。 十四、被告人赵云志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 十五、被告人赵海涛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已缴纳）。 十六、被告人陈庆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 十七、被告人罗威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 十八、被告人李旭峰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3万元及违法所得的位于长沙市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国库G层082（产权证号码：201702755**）的门面店铺一个、被告人罗勇退缴其掌管的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200号北辰三角洲奥城D2区商业车库G层82号茶楼赌场的非法所得款300万元、被告人罗勇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50万元、被告人熊魁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6万元及湘Ａ×××××凯晏越野车一辆、被告人陈星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7.88万元、被告人钟海林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佘文胜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3.04万元、 被告人王雄伟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40万元、被告人谢厚元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0万元、被告人黄长贵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20万元、被告人贺诚民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5.16万元、被告人刘顺华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万元、被告人赵海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胡剑雄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袁凯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5万元、被告人赵云志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罗威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实际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判决执行以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各被告人具体刑期如下：1、被告人李旭峰的刑期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2027年7月14日止（2016年8月28日至2016年9月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11天、2017年7月14日至2017年11月28日逮捕期间折抵刑期138天、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25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14天，合计折抵刑期163天）。2、被告人罗勇的刑期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2023年7月25日止（2017年7月14日至2017年11月28日逮捕期间折抵刑期138天、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25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14天，合计折抵刑期152天）。3、被告人熊魁的刑期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2022年7月14日止（2016年8月28日至2016年9月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11天、2017年7月14日至2017年11月28日逮捕期间折抵刑期138天、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25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14天，合计折抵刑期163天）。4、被告人陈星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2年10月3日止（2017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2天、2017年12月7日至2017年12月20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7天、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6月15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178天，合计折抵刑期187天）。5、被告人王雄伟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2年8月31日止（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月1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38天）。6、被告人黄长贵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2年9月4日止（2017年12月23日至2018年1月25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34天）。7、被告人谢厚元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2年3月5日止（2017年12月23日至2018年1月25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34天）。8、被告人佘文胜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2年4月5日止（2017年12月22日至2017年12月24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2天，2017年12月24日至2017年12月25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1天，合计折抵3天）。9、被告人钟海林刑期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20年5月22日止（2016年8月28日至2016年9月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11天，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8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5天，合计折抵16天）。10、被告人贺诚民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1年10月4日止（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5月21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4天）。11、被告人刘顺华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1年4月6日止（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2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2天）。12、被告人袁凯刑期自实际执行之日起计算（其中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1月1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41天）。13、被告人胡剑雄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19年8月8日止（2016年8月28日至2016年9月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11天，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8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5天，2017年12月8日至2019年1月22日刑事拘留、逮捕期间折抵刑期411天，合计折抵427天）。14、被告人赵云志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19年9月2日止（2017年12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刑事拘留、逮捕期间折抵刑期402天）。15、被告人赵海涛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止（201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7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7天，2017年12月7日至2017年12月20日指定居住监视居住期间折抵刑期6天，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1月16日刑事拘留期间折抵刑期27天，合计折抵40天）。16、被告人陈庆华刑期自2018年7月11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止。17、被告人罗威刑期自2019年4月9日起至2020年4月8日止。上述罚金及非法所得款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陈善文 人民陪审员  王敬军 人民陪审员  刘定平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张凯 书记员何静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九十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