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681民初2668号 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永和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10113MA61WOR56C） 法定代表人：何志良，理事长。 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汉市小汉镇洛阳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815796010661） 法定代表人：郑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念念，四川未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较为复杂，于2019年1月30日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何志良，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念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与原告进行结算并支付剩余代养费158000元【按合同约定每批猪苗代养2800头，按每头猪保底180元计算，共计代养费504000元；按合同约定每批猪苗按5%扣除正常死亡率，即140头（2800头×5%），计价款25200元（140头×180元/头），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的代养费为158000元（该批次代养费504000元－被告已支付320221元－代养期间猪正常死亡的费用25200元＝158579元，对于少计算的579元，原告自愿放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损失费300000元；两项合计458000元。庭审中，原告请求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原告第二批共计为被告代养猪苗2755头，扣除死亡389头，原告实际为被告代养销售生猪为2366头，按照合同约定，每头猪保底180元，共计价款42588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320221元，因此被告尚欠原告第二批猪苗代养费105659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公司总经理詹鹏辉于2016年8月签定《牲猪养殖代养协议》约定，原告两年为被告代养4批生猪；每批代养2800头；每头保底180元；每批代养时间为5个半月；每少代养一批被告须支付违约损失150000元；另外，双方还约定了售猪时，由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数量。被告于2016年9月3日开始向原告猪场送来第一批猪苗，到2017年4月进行结算，被告付清了第一批猪苗代养费。当月，被告又送来了第二批猪苗，该批猪苗代养到2017年10月20日前，被告将猪出售完毕后开始拖延代养费，也一直不送猪苗来代养，我社多次派人员到被告处，并用函的方式要求结算和继续履行代养合同，因双方结算争议大，而且当时已快到春节，因此原告提出，被告先将其认为应该结算的费用先支付给原告，余下部分双方再协商解决，被告按他们的想法给付了原告代养费320221元。之后，被告一直到现在也未结算余下费用，也不送猪苗，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 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辩称：1、被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被告未在原告提交的两份协议书上加盖任何印章，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被告并非合同当事人，原告将被告列为诉讼当事人系主体错误，据被告了解，当时与原告签订协议的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只是负责为双方的生猪代养提供饲料。 2、据被告了解，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向原告预付了第二批生猪代养费32万元左右，已经足额或超额支付，若超额支付，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也表示保留追回的权利；其次，原告在起诉状中称，被告还应支付剩余的158000元代养费，但其并未说明该笔费用是如何计算得出，原告应当予以明示说明。 3、据被告从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原告为其代养的第二批生猪死亡率超过了50%，两批代养给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造成了近100万元的损失，原告饲养生猪的死亡率严重超过了双方约定的死亡率，也不符合市场规律，给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也保留追偿损失的权利。 4、关于违约金。只有当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或者法律规定的义务，才需要承当违约金。该案中，被告与原告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即没有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与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违约责任条款不能对被告产生约束力，被告与原告之间也不存在法定的义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根据被告的了解，因为原告饲养生猪的死亡率过高、违约在先，才导致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法继续履行，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存在违约事实，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也严重过高。据被告了解，原告在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没有将第三批猪苗送去代养后不久就帮其他公司代养了猪苗，原告的猪舍不存在空栏时间很长的情况，原告已经及时止损，并未产生任何损失，违约金的功能是补偿为主惩罚为辅，因此请求法院对违约金予以调整。 综上，被告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养费和违约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 1、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被告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 2、《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及《牲猪代养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双方签订了代养合同并约定了付款时间；另外，按照双方确认的数量及两年为被告代养4批生猪，被告每少养一批猪要向原告承担150000元的违约损失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 3、2018年1月12日，原告发给被告的《通知》复印件，证明原告向被告催收代养费并要求被告继续履行代养合同。 4、2018年1月26日，原告发给被告的《通知》复印件，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将双方无争议的代养费先行支付，对于存在争议的金额待双方协商解决。 5、《收款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代养费320000元（原告实际收款金额320221元），对于不足部分待双方协商后再予支付。 6、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与被告公司向晨的微信对话截图以及与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彭某的短信对话、微信对话截图，证明：⑴、向晨系被告公司的财务总监，双方结账系通过向晨；⑵、原告代养的第一批生猪是与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合作；⑶、2017年10月，原告去找向晨询问双方是否还要继续合作时，向晨说詹总的意思是双方还要继续合作。2018年3月，原告又找到彭某询问双方是否还要继续合作时，彭某告诉原告，领导没有回复，也未表示不合作。 7、《提货明细》截图一份，证明第一批猪苗养殖的饲料由被告公司提供。 8、《猪苗入场记录》截图一份，证明被告将第一批猪苗送到原告猪场的时间以及双方已经开始履行《牲猪代养协议》。 9、《告知确认函》一份及其附件两份、EMS信壳，证明：⑴、可以印证之前原告发给被告的通知；⑵、该份告知函及其附件虽然加盖的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印章，但是被告公司邮寄给原告；⑶、2017年4月15日进保育猪的头数为453头，2017年4月16日进保育猪的头数为478头，2017年4月26日进保育猪的头数为861头，2017年4月30日进保育猪的头数为400头，共计保育猪为2192头，扣除死亡101头，被告实际销售生猪2091头；另外，被告还于2017年4月19日向原告提供断奶猪563头，扣除死亡288头，被告销售断奶猪275头，因此原告实际为被告代养销售生猪2366头。按照合同的约定，每头猪保底180元，共计价款42588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320221元，被告尚欠原告代养费105659元。鉴于原告目前没有证据，因此原告认可被告提供附件中的数据，即被告欠原告代养费105659元。 10、视频资料一份，该视频是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在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向晨的办公室所拍，证明2017年11月10日，何志良到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找到公司财务总监向晨洽谈第二批猪苗代养费的结算以及双方是否还继续合作的问题，至于双方合作的问题向晨让何志良找詹总。 11、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原告为被告代养第一批猪苗后，被告的付款金额和时间，被告已支付第一批猪苗的代养费525000元（双方无争议且已结清）以及被告已支付第二批猪苗的代养费320221元。 12、四川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公司业务员向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提供的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四川省生猪价格指数》，证明生猪的价格行情，从保险公司业务员提供的生猪价格指数来看，在此期间生猪的价格是处于逐渐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证明被告未将第三批猪苗和第四批猪苗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的原因。 13、原告与彭州红心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的《猪场租赁合同》、《收条》以及原告《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原告为了为被告代养猪苗向彭州红心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租赁猪场的事实以及原告每年应向彭州红心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支付租金40万元，原告于2017年8月支付了租金100万元。 14、《2017年9月-12月和2018年1月-8月员工工资表》以及《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猪场员工每人每月工资为2500元，员工的工资不是每月固定发放，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几个月或一年发放一次；另外，原告在与被告合作期快结束时（2018年7月13日）才为另一家公司代养猪苗，由于当时生猪行情差，原告还闲置了一栋猪舍，半年的违约金是不足以抵偿原告的实际支出和履行合同后应得的收益。 15、2019年2月6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与被告公司派驻原告猪场的技术员熊正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证明被告方的技术员熊正强也默认被告送到原告猪场代养的第二批猪苗中的第三批次断奶猪猪苗发生了疫情。 16、《猪场租赁合同》复印件两份，证明当时猪场的租赁价格为每年每栋猪舍75000元左右。 17、《成都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结算表》一组，证明生猪养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料肉比。 18、、2019年2月6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与被告公司派驻原告猪场的技术员熊正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三份，证明熊正强当时是被告派驻原告猪场的驻场技术员，由原告包吃住，每天在猪场工作10多个小时。他证实被告送到原告猪场代养的第二批猪苗中的第三批次563头断奶猪猪苗发生了猪瘟和蓝儿两种疾病的混合感染，因此才出现了大批猪只死亡的情况。 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为： 1、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 2、第2组证据《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及《牲猪代养协议》上虽然有詹鹏辉的签名，但并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因此不能说明詹鹏辉是代表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签字，故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3、第3组和第4组证据，该组证据为原告所发出的《通知》，首先原告不能证明被告收到《通知》。即使被告收到该《通知》，也不能证明《通知》所载明的内容与被告有关。因此对该份《通知》的三性也不予认可。原告在发出《通知》后，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发了一份回函，也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合同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履行，并非本案被告在履行，与被告无关。 4、第5组证据《收款收据》复印件，该份《收款收据》是原告自行制作。其中载明的收款金额与原告自认的以及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载明的金额不一致，《收款收据》上载明的金额是32万元，原告陈述的是32万多元，金额不一致，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对该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 5、第6组证据，因为微信并非是实名制，不能确认和原告聊天人的身份信息，被告还需要核实，因此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6、第7组证据，《提货明细》是第一批生猪代养的明细，并且双方对第一批的养殖均无争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7、第8组证据《猪苗入场记录》截图，对其三性均不认可，该入场记录是原告自行制作只有原告签字盖章，并没有被告签字盖章，系原告单方制作，不能确认真实性；其次，从时间上来看与第二批无关，该记录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猪苗是被告所送。 8、第9组证据，《告知确认函》一份及其附件两份、EMS信壳。⑴、该《告知确认函》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加盖的公章，与被告无关，该《告知确认函》也可以说明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在履行合同；⑵、从《告知确认函》的内容来看，也可以看出这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出巨大让步后作出的结算。⑶、关于两份附件，并未加盖任何印章也未签字，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只认可附件中所载明的进猪头数及销售头数、死亡头数，而不认可其他数据，这不符合常理。⑷、对EMS信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无法确定快递信壳中所装的内容。 9、第10组证据视频资料，该视频中并未出现对话当事人的名字，无法确认对话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不能够达到原告证明视频中说话的女声为被告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因此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 10、第11组证据《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被告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付款主体为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1、第12组证据保险公司业务员向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提供的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四川省生猪价格指数》，因为对生猪价格不了解，所以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其次也不能达到原告为证明被告未将第三批及第四批猪苗交给原告代养的原因是因为生猪价格走低的目的，实际被告未将第三批及第四批猪苗交给原告代养是因为原告为被告代养的猪苗死亡率过高，给被告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不能达到合同履行的目的。 12、第13组证据《猪场租赁合同》和《收条》，因该组证据涉及到案外人，非本案的当事人，被告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原告《对公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交易明细不能看出原告支付的款项是租金，与本案无关联性。 13、第14组证据《员工工资表》系原告自行制作，原告未提交社保缴纳证明，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联性；《情况说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对其合法性不予认可。 14、第15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因为聊天人的身份无法确认，因此不能证明原告代养的猪苗感染了疫情。 15、第16组证据《猪场租赁合同》两份，这两份合同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另外与本案也无关联性。 16、第17组证据《成都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的结算表》，对代养费结算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被告无关，该结算表显示，猪苗从18公斤养到140公斤的料肉比为3.064与被告计算的原告为被告代养的第二批猪苗的料肉比3.06接近，证明了被告计算的料肉比是属实的。 17、对第18组证据微信聊天截图三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聊天的内容，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猪苗的死亡，不能证明断奶猪大批死亡是由于被告的原因或猪种的原因导致畸高的死亡率。 被告向本院提交： 《猪苗销售单》五份和《猪苗签收单》一份，证明原告为被告代养的第二批猪苗的数量总共为2755头，其中：2192头为保育猪，563头为断奶猪，存在两种不同的猪苗，合同约定代养费的价格是针对断奶猪，保育猪代养费的价格应当按照市场价格每头140元计算，但目前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保育猪代养费的市场价格为每头140元。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 被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说明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猪苗给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其中彭某签名的销售单有五份，彭某是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派驻原告猪场的管理人员，其中还签有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名称的销售单一份，江苏和佑瑞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份《猪苗签收单》系五份《销售单》的合计签收单。这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猪苗是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给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的，原告是为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代养猪苗。 上述证据具备证据的一般法律特征，能够证明与本案相关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另外，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观点，申请证人彭某出庭作证。 证人彭某的证言主要为：我于2015年5月至2017年10月在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上班并担任技术员工作，我不驻场，我负责的是原告代养的第一批猪苗的后半部分和第二批次（2017年2月到2017年10月）猪苗的技术工作，2017年10月至今，我在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担任技术经理职务。第二批猪苗中的第三批次猪苗进场后一周，我到原告猪场抽血后送回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实验室检测，检测结果在被告公司技术总监李佳音经理处，他发过检测结果给我，当时没有太大的问题，猪苗进场10天左右，李经理带人将一头活猪苗送到四川农业大学的实验室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是有猪瘟和伪狂犬病毒。检测报告我现在已经找不到，后来李经理针对猪苗的病情进行下药治疗，李经理是我的领导，我管理熊正强，主要是我们三人在负责管理治疗猪苗，治疗处方是我和李经理两人商量后开出来的，由熊正强具体负责实施，由猪场员工负责治疗，治疗效果不好，还是每天死几头猪，一个月时间就死了200多头猪，最多的时候一天死亡7、8头猪。在饲养了两个月左右，当时我们觉得后期的料肉比会很高，因此在猪60、70斤的时候就将该批猪出售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詹鹏辉系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广汉市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登记信息中的【主要人员信息】栏载明）。2016年8月底，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签定的《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载明：合同签订地：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合同签订时间：2016.9.3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何志良（法定代表人）也在乙方签名并加盖专业合作社的印章；第一条合作方式：1、甲方将猪苗委托给乙方养殖，统一向乙方提供配套饲料、药品、疫苗等肉猪养殖所需物品，并提供专业养殖技术指导；乙方提供养殖场所、设备、道路、人员等资源进行养殖。2、当乙方代养的肉猪符合上市出栏条件时，由甲方统一“回收”就地销售。3、当肉猪出栏后，甲方按照双方约定的代养费用结算标准给付代养费给乙方。4、甲方根据乙方的圈舍面积、运动场及配套设施等情况，确定规模头数，每批次委托养殖苗猪数量为2800头，具体数量以实际交付生猪数量为准。5、回收肥猪时乙方应向甲方按10元/头的标准交付保证金，合同到期后再退还保证金。第二条猪苗、饲料、药品、疫苗等物资领用：1、甲方向乙方提供苗猪，数量以甲方与乙方在领苗单上确认数量为准。2、甲方按生猪生长阶段向乙方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需的合格饲料，数量以乙方到甲方领料时甲乙方确认的物料单为依据。3、甲方向乙方提供各种合格的药物、疫苗，数量以乙方到甲方领取时甲乙方确认物料单为依据。第三条肉猪“回收”上市：1、肉猪“回收”时，甲方提前8小时通知乙方对猪群禁食，按照甲方的肉猪上市标准要求适时上市。收回当天，乙方不得给出栏猪喂料，否则甲方可扣料重1--3Kg/头。2、“回收”肉猪时间和地点:甲方应根据肉猪上市销售计划安排乙方代养的肉猪上市。在安排肉猪上市时,甲方可根据市场情况分批次安排乙方代养的肉猪上市,乙方须积极配合甲方工作人员做好肉猪上市销售工作。肉猪收回地点:在甲方的指定地点,由乙方承担出猪、上车及因场地、交通原因产生的出猪转运费等。3、在肉猪过磅前，如有猪只死亡，该损失由乙方负责。4、甲方收回肉猪前的车皮过磅、肉猪过磅以及猪只数量必须由甲方人员、乙方及客户三方签名确认。第四条甲方的权利义务：1、甲方向乙方提供建造或者改造猪舍和配套设施的设计方案、防疫计划以及猪只饲养管理计划。2、甲方负责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并负责制定肉猪饲料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3、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猪苗，并提供配套的饲料、兽药以及疫苗、为猪只购买保险，肉猪售完后未使用完的饲料、兽药以及疫苗的库存由甲方负责运回。4、甲方的工作人员可随时进入乙方养殖现场，不定期对乙方进行技术指导并全程监督乙方饲养管理过程，包括免疫、保健、饲养程序、生物安全、疾病防治、肉猪出栏等一切有利于生猪健康生长过程，以防范疾病，保证猪的健康生长。5、合作期间内，甲方有权根据猪只健康情况进行扑杀、淘汰、出售生猪等活动。6、甲方应根据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其代养费用。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进行新建或改建猪舍以及配套设施并经甲方确认后方能使用。2、乙方必须全部使用甲方提供的饲料、兽药以及疫苗，按照甲方的技术方案和要求进行饲养管理，不得使用违禁药物或者添加剂，若出售猪只检验出有药物残留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3、乙方在饲养过程中所造成的排污，其治理方案应符合国家的环保要求，如违反规定造成的一切责任及后果由乙方全部承担。4、在乙方饲养猪只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由乙方自行处理并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甲方赔偿；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则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5、甲方提供的猪只、饲料、饲料口袋、兽药以及疫苗等剩余部分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处分，并且应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确保甲方存放于乙方处的资产安全不受任何侵害，由甲方负责运回。6、乙方须配合甲方于场内装设云端系统，初始装机及施工费用由甲方全额负担，之后每月的设备服务费用、维护费用由乙方承担。7、乙方除完成政府规定之申报报表外，并应每日填报甲方所规定云端系统内管理报表。出现异常情况(猪只死亡、淘汰、疫病等)必须及时(不得超过1日)向甲方的人员报告，并由甲方人员现场确认，若因乙方原因扩大了甲方损失的，则乙方须赔偿甲方全部损失。8、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乙方负责维修维护猪舍、饲养工具和配套设施设备，如猪舍、饲养工具和配套设施设备损坏或使用年限过长，乙方必须及时更换和修理，以符合甲方养猪条件，由此产生的修理费用等均由乙方承担。9、猪只转运时，甲方负费提供运输的车辆，乙方负责提供转移猪的人工以及负责清点转移猪的数量和重量。10、甲方负责饲料的运输，到场后乙方负责饲料搬运的人工。11、乙方应遵守国家及当地政府有关法律法规，依法缴纳政府规定的所得税、环保费等各种税费，乙方取得的饲养报酬应交纳的税款由乙方承担，乙方须凭合法发票结算饲养报酬；如乙方无法取得合法发票，可申请由甲方到税务部门代理乙方办理相关手续，涉及的税费由乙方承担。12、乙方按本合同和代养协议约定的奖赔办法等承担风险。第六条代养费用及支付：1、代养费用结算依照附件一生猪代养协议结算。2、甲方在肉猪出栏后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代养费用。第七条违约责任：1、乙方猪舍内的猪只、饲料和药品疫苗等财产为甲方所有，发现或确认乙方自盗、与他人合盗,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该合同并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2、乙方在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应符合国家的环保要求,若由此造成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3、当乙方在养殖过程中违反防疫之规定，违反甲方制定的免疫程序、管理规范、技术要求等进行养殖的，导致养殖效果达不到协议规定的技术指标或乙方因其他原因无法正常养猪时，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乙方需承担甲方相应的损失。4、如果乙方私自变卖甲方委托养殖的肉猪或变卖甲方提供的物料或对肉猪、物料未经甲方同意进行任何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赔偿，每私自变卖或处置一头肉猪，猪只减少赔偿计价为每头2500元，变卖饲料每公斤赔偿5元，饲料袋不低于1元/条。甲方有权选择赔偿由甲方在乙方的“代养费用”中予以扣除或者要求乙在合约期间，发生前款约定事项，甲方有权在当批肉猪养殖合同到期后终止与乙方的合作，且不承担解除合同的赔偿责任。6、乙方饲养的猪只单批育成率低于90%或一个月内死亡头数高于乙方猪场总在养头数4%或者发生人为疏失猪只盘点后减少超过供应猪只数量的5%,甲方有权单方解除该合同并要求乙方应赔偿甲方的损失，非乙方失误造成的重大疫情除外。7、乙方饲养的猪只单批（7公斤-120公斤)合理料肉比2.66-2.7，超出或者低于合理区间的料肉比(2.36-2.86),按照每吨1000元加收饲料款。8、甲方保证在本合同期内为乙方提供4批次苗猪进行代养。若甲方违约，每少提供1批次则付给乙方15万/批次，若乙方无辜（应为：无故）违约，每少饲养1批次则付给甲方15万/批次。9、猪只养殖过程中的生产生活所需电、水、煤及其他物料(甲方提供的除外)由乙方提供，必须保证正常供应，费用由乙方承担；因水、电、煤及其他物料不能满足及时供应和满足猪只养殖所需，为避免损失，甲方有权将猪只无条件的转出，所造成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或赔偿。第八条其它约定事项：1、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依据合约的相关约定，直接从保证金中扣除乙方的赔偿金或者按照第六条第五款的扣款规定执行，乙方保证金被扣除赔偿金后的不足部分，则乙方应在5日内补足。2、如遇第三方查封、强制执行或对契养的猪只主张任何权利等情况时，乙方应立即表明该猪只与甲方订有经营合约表明小猪及饲料为甲方所有，并立即通知甲方以主张权利，否则即视为乙方违约并应赔偿甲方每头毛猪2500元。3、本契约养殖的猪只若不幸感染疾病而造扑杀、因自然灾害而死亡或损失，乙方应无条件协助甲方向政府及有关单位所领取的补助(补偿)款。4、本合约书一式两份，由双方签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本合同期间为自2016年8月26日至2018年8月25日。合同期限到期前30日内，甲乙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续签本合同。5、本合约书如有未尽之事宜，可由双方同意增订。6、《饲养管理手册》、《养殖户肉猪上市标准》、《食品安全承诺书》均作为本合同附件。7、本合约书如有诉讼时，双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协议达成后，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负责人何志良在协议书上签名，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协议书上只有詹鹏辉在负责人栏签名。 2016年8月26日，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签定的《牲猪代养协议》载明：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牲猪代养合同》,为便于实际操作，经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一、仔猪供应：1、仔猪的数量:每栋分次进猪550头左右。2、供应的地方：甲方指定的供应点。由乙方签收并办好签收手续，重量以甲方指定点的称重为准，到乙方的运费由甲方承担。3、供应的时间：由甲方根据生产计划确定，但原则上每批不超过5个半月，空栏时间不超过20天。4、仔猪重量：正常断奶仔猪平均重量7kg，单头体重原则上不低于4kg。5、进猪24小时内，如有猪只损失，应经甲方委托养殖经理确认；不属乙方管理原因导致的,不参与考核。二、养殖所需的水、电和用具等协议未提到(除甲方提供的物料外)的所有人力、物料由乙方提供，费用由乙方承担。三、肥猪的收回：1、低于70kg的猪算淘汰猪，70kg—80kg算次品猪。2头淘汰算1头死亡，死亡不计入重量。2、收回的数量：委托乙方养殖的所有猪只,包括能正常销售或饲养的猪、淘汰猪和甲方确认死亡的猪。3、收回的时间：乙方进猪后经过不超过5个半月的饲养，肥猪平均体重达到120kg左右时，甲方收回；但根据具体情况甲方可提前或推迟收回，具体收回时间甲方提前1天通知乙方，收回当天乙方不得给出栏猪喂料，否则甲方可扣料重1—3Kg/头。若超出回收时间1周以后，按1元/头给乙方补贴。四、养殖报酬计算(代养标准为7kg—120kg)：正品收入=正品回收价×正品头数×重量；次品收入=次品回收价×次品头数×重量；支出=猪苗费+饲料费+药品费+疫苗费+杂费；利润=正品收入+次品收入-支出；苗猪、饲料、回收价格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利润低于了180元/头，则根据奖、惩办法，以料肉比2.66~2.7、死亡率5%~5.4%为标准，算每头猪的代养费：(1)、料肉比2.66~2.7、死亡率5%~5.4%，则不奖励也不惩罚，按保底价180元/头的代养费回收肥猪。(2)、料肉比在2.66~2.7区间范围外、死亡率在5%~5.4%区间范围外，则在保底价180元/头的代养费基础上奖励、惩罚，非乙方失误造成的重大疫情时，不参与奖惩考核。(3)、具体奖惩见下表……。五、本协议是《牲猪代养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协议的执行期为两年，即：2016年8月26日至2018年8月25日。《牲猪代养协议》达成后，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负责人何志良在协议书上签名，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协议书上只有詹鹏辉在甲方代表栏签名。 协议签订后，被告从2016年9月3日至2016年9月27日将第一批猪苗送至原告猪场代养，根据合同约定，代养不超过5个半月的时间，肥猪平均体重达到120kg，该批生猪于2017年3月30日完成回收，2017年4月11日，被告将代养费525000元（代养费和超时代养费471300元＋超重料肉比增加补偿费53700元，从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账户汇出。）支付给原告。结箅代养费的同时，被告也按每头猪每天1元的合同约定支付了超时费，并补偿了超重而增加料肉比受罚的费用53700元。 按《牲猪代养协议》第一条第3款的规定：“由甲方根据生产计划确定，但原则上每批不超过5个半月，空栏时间不超过20天。”在2017年3月30日完成第一批生猪回收后，被告分别于2017年4月15日将保育猪453头、2017年4月16日将保育猪478头、2017年4月19日将断奶猪563头、2017年4月26日将保育猪861头、2017年4月30日将保育猪400头送至原告猪场代养，故原告第二批共计为被告代养猪苗2755头。原告在代养过程中，被告于2017年4月15日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的453头保育猪，死亡21头，死亡率4.635%；被告于2017年4月16日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的478头保育猪，死亡22头，死亡率4.602%；被告于2017年4月26日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的861头保育猪，死亡40头，死亡率4.645%；被告于2017年4月30日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的400头保育猪，死亡18头，死亡率4.5%；而被告于2017年4月19日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的断奶猪563头，死亡288头，死亡率51.15%，剩余275头在原告代养两个月左右，由被告销售。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0月16日被告完成笫二批生猪回收。原告第二批共计为被告代养猪苗2755头，扣除死亡389头，被告实际完成第二批生猪回收2366头。之后，原告负责人何志良通过微信联系被告财务人员，被告财务也通过微信向何志良发送了代养费用结算，但原告不同意被告的结算。由于被告未再将第三批猪苗送至原告猪场代养，也未支付笫二批猪苗的代养费，原告遂于2018年1月12日向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在通知中载明：我社在你公司售完猪7天就将猪舍清洗和消毒工作全部完成，已多次请求贵公司进猪和支付第二批代养费，或者是你公司认可的代养费暂支付给我社，对有争议部分另行协商解决，无论什么都不应影响第三批代养合作，可到至今未果，现在已到年底了，我社需要支付农民工资，请贵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支付！履行代养合同并作出书面（通知）通过快递邮往成都市新都区清源路300号芙蓉名城三期何志良收。韵达快递的快递员在通知上加盖了印章并注明：此通知与所寄快递通知内容一致。2018年1月19日，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将加盖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的《告知确认函》寄给原告法定代表人何志良，《告知确认函》载明：我公司已收到贵方通知，现作出如下答复：1、根据贵方代养成绩，我公司按照合同并向集团单独申请，作出巨大让步后，核算第二批代养费为320221元，具体结算单详见附件一和附件二；2、根据财务流程，我公司无法在贵方未签字的情况下提前付款；3、请贵方核实附件一和附件二数据，我公司在收到贵方签字、捺手印确认后，承诺第一时间付清第二批养殖代养费320221元。2018年1月26日，原告又向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称：我社已收到贵公司以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义所发的确认函和两份未盖任何印章也无签字的结算表，我社对贵公司的结算金额、数量等不认可，请贵公司可以先按暂收款收据，将贵方认可的代养费先予以支付我社，并继续履行合同，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请贵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重新按合同约定结算并回复。另外，我社是与贵公司所签合同，与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没有直接关系。韵达快递的快递员在通知上加盖了印章并注明：经核对与邮往广汉安佑饲料公司通知完全一致。同时，原告也向被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在收款收据上载明：暂收到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代付我社代养费320000万元【应为320000元】（叁拾贰万元整），其他不足部份待协商结算好后再予以支付。被告在收到原告的收款收据后，向原告支付代养费320221元。之后，被告未再将第三批猪苗送往原告猪场代养，也未再支付款项，原告遂于2018年11月23日起诉来院。 另查明，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四川省生猪价格指数为：2016年1月18.3元/公斤；2月18.86元/公斤；3月19.46元/公斤；4月19.98元/公斤；5月20.25元/公斤；6月20.39元/公斤；7月19.17元/公斤；8月18.9元/公斤；9月18.84元/公斤；10月17.9元/公斤；11月17.68元/公斤；12月18.23元/公斤；2017年1月18.6元/公斤；2月18.25元/公斤；3月17.52元/公斤；4月16.4元/公斤；5月14.67元/公斤；6月13.09元/公斤；7月13.06元/公斤；8月13.97元/公斤；9月15.13元/公斤；10月14.96元/公斤；11月14.83元/公斤；12月15.33元/公斤；2018年1月15.43元/公斤；2月14.48元/公斤；3月12.37元/公斤；4月11.08元/公斤；5月10.42元/公斤；6月10.78元/公斤；7月11.33元/公斤；8月13.19元/公斤；9月14.55元/公斤；10月15.56元/公斤。从生猪的价格指数来看，从2016年8月起，生猪价格处于下降趋势。 另查明，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聘请养殖人员4名，每名养殖人员每月工资2500元。原告对养殖人员的工资发放是按养殖的批次或者每年发放一次。 另查明，原告为了为被告代养猪苗于2016年8月26日与彭州红心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猪场租赁合同》约定：彭州红心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其现有的猪舍及附属住房租赁给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养猪使用；占地面积约15亩；养殖育肥猪规模为2800头；租用时间为三年，即：2016年9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每年租金人民币：40万元；……。2017年8月17日，原告向彭州红心生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转账支付100万元养殖场租金。 另查明，由于被告一直未将第三批猪和第四批苗猪交给原告代养，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无法代养一批猪苗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与其他公司达成口头代养协议，为其他公司代养猪苗2254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一、关于本案被告的主体问题。在广汉市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登记信息中的【主要人员信息】栏载明，詹鹏辉系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而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则无詹鹏辉在该公司的相关信息登记；另外，在《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上载明的委托方也系“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虽然“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未在《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以及《牲猪代养协议》加盖该公司的公章，但詹鹏辉作为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所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故应当认定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系本案被告。另外，被告申请的证人彭某证明：其于2015年5月至2017年10月在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上班并担任技术员工作，不驻场，我负责的是原告代养的第一批猪苗的后半部分和第二批次（2017年2月到2017年10月）猪苗的技术工作。因此，可以认定原告是在为本案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代养猪苗。庭审中，被告提出詹鹏辉既是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在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任职，负责生猪代养事宜，但被告未提交詹鹏辉在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任职的相关证据，故对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也一直是与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联系，原告发出的催款通知也是邮寄给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在收到通知后转交给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付款行为不能说明其系代养合同关系的委托人。故本案的适格被告为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而非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所签订的《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以及《牲猪代养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三、关于代养费的问题。1、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8月26日签订《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以及《牲猪代养协议》后，被告从2016年9月3日至2016年9月27日将第一批猪苗送至原告猪场代养，该批生猪被告于2017年3月30日完成回收，2017年4月11日，被告将代养费、超时代养费以及料肉比增加补偿费525000元支付给原告。原被告双方对第一批猪苗的代养费用未发生争议。 2、关于第二批苗猪的代养费用。⑴、猪苗的料肉比问题。在2018年1月19日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给被告，再由被告发给原告的《告知确认函》中载明：被告分别于2017年4月15日将保育猪453头、2017年4月16日将保育猪478头、2017年4月19日将断奶猪563头、2017年4月26日将保育猪861头、2017年4月30日将保育猪400头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第二批苗猪共计2755头。从《告知确认函》的附件1可以看出，该批生猪的料肉比为3.063【耗用饲料782800公斤÷（生猪销售重量294218公斤－进猪重量38656.5公斤）】，因此被告认为，根据《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7款的规定：超出或者低于合理区间的料肉比2.36-2.86，按照每吨1000元加收饲料款，原告代养该批猪只共消耗饲料782800公斤，按照正常的料肉比2.86计算，应消耗饲料730906公斤，原告多消耗了51894公斤，按照每吨加收1000元饲料款计算，被告应当加收原告饲料款51894元，此款应在代养费中扣除。但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7款明确约定：“乙方饲养的猪只单批（7公斤-120公斤)合理料肉比2.66-2.7，超出或者低于合理区间的料肉比(2.36-2.86)，按照每吨1000元加收饲料款。”也就是说，被告应当提供重量为每头7公斤的猪苗，经过原告代养后猪的重量达到120公斤时，合理料肉比为2.66-2.7，从《告知确认函》的附件1可以看出，被告提供猪苗的重量为17.635公斤/头【进猪重量38656.5公斤÷2192头】，而且在被告销售生猪时，猪只的重量已经达到每头140.707公斤时【售猪重量294218公斤÷2091头】，被告才将原告代养的生猪进行销售，料肉比当然会比7公斤-120公斤苗猪的料肉比2.66-2.7高，参照相关农牧食品公司的肉料比来看，将17.635公斤的猪苗饲养至140公斤的重量时，料肉比达到3.063是正常的，也符合养殖规律。故，被告提出原告代养期间料肉比过高，应当加收原告饲料款51894元，此款应在代养费中扣除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⑵、猪苗的死亡率问题。在被告发给原告加盖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的《告知确认函》中载明：被告分别于2017年4月15日将保育猪453头、2017年4月16日将保育猪478头、2017年4月19日将断奶猪563头、2017年4月26日将保育猪861头、2017年4月30日将保育猪400头送至原告猪场代养，第二批猪苗共计2755头。从《告知确认函》的附件1可以看出，第二批苗猪，除被告于2017年4月19日提供的断奶猪563头出现死亡288头，死亡率达51.15%的情况外，其他四批次提供的猪苗死亡率仅4.6%，均在合同约定的死亡率5%的范围内。该批次的猪苗除载明了进猪时间和死亡、销售头数外，并未载明销售的时间、猪的重量、料肉比等数据，同时，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批猪苗出现大量死亡是由于原告的过错所致；其次，从《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作方式以及第四条甲方的权利义务可以看出：被告将猪苗委托给原告养殖，统一向原告提供配套饲料、药品、疫苗等肉猪养殖所需物品，并提供专业养殖技术指导；并向原告提供建造或者改造猪舍和配套设施的设计方案、防疫计划以及猪只饲养管理计划以及负责猪苗、饲料、药品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和负责制定肉猪饲料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被告的工作人员可随时进入原告养殖现场，不定期对原告进行技术指导并全程监督原告饲养管理过程。而原告的义务仅是向被告提供养殖猪苗的场所和饲养人员。因此，对于被告于2017年4月19日提供的断奶猪563头出现死亡288头，死亡率达51.15%的责任不在原告。第三，从被告证人彭某出庭作证可知，猪苗发生一个月就死亡200多头的原因系被告提供的猪苗感染了猪瘟和伪狂犬病毒，后经治疗效果不好，在饲养了两个月左右，被告将剩余猪苗出售。综上，可以认定，第二批猪苗中的第三批猪苗出现死亡率51.15%的责任系被告所致。 ⑶、保育猪代养费的单价问题。 《牲猪代养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约定：仔猪重量：正常断奶仔猪平均重量7kg，单头体重原则上不低于4kg；第四条养殖报酬计算：(1)、料肉比2.66~2.7、死亡率5%~5.4%，则不奖励也不惩罚，按保底价180元/头的代养费回收肥猪。(2)、料肉比在2.66~2.7区间范围外、死亡率在5%~5.4%区间范围外，则在保底价180元/头的代养费基础上奖励、惩罚，非乙方失误造成的重大疫情时，不参与奖惩考核。因此在《牲猪代养协议》中，原被告双方只约定了断奶猪保底价180元/头，并未对保育猪代养费的单价进行约定。庭审中，被告也未提供同一时期保育猪的单价。另外，按照《牲猪代养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当提供的是平均重量7kg的正常断奶仔猪，而被告却违反合同约定，提供平均重量达17.635kg的保育猪；其次在相同的饲养期五个半月里，原告代养所花费时间、场地、人工与代养断奶猪相同，且在被告回收生猪时，原告已将猪苗代养至140kg，故被告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单方将代养费降至140元/头没有任何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代养费仍应按保底180元/头进行计算。 至于被告提出：原告将猪场监控电源关掉，导致监控无法发挥作用、原告将猪只死亡数量报告给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后，雅安安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未到场核实以及不排除原告虚报猪只死亡数量，将部分猪和饲料转移到其他猪场饲养获利等抗辩理由，但均未提交相关证据，故对其抗辩理由，本院均不予支持。 四、关于违约金问题。 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8月26日签订《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以及《牲猪代养协议》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代养费，又未按合同约定将第三批猪和第四批猪苗交给原告代养，违反了合同的约定，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双方签订的《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作协议书》第七条违约责任第8款：“甲方（被告）保证在本合同期内为乙方（原告）提供4批次苗猪进行代养。若甲方违约，每少提供1批次则付给乙方15万/批次，若乙方无辜（应为：无故）违约，每少饲养1批次则付给甲方15万/批次。”的约定，被告在合同期内仅向原告提供2批次的猪苗进行代养，故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2批次共计30万元的违约损失。但在原告多次向被告提出第三批、第四批猪苗代养无果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联系到其他公司，并从该日起，为其他公司代养猪苗。庭审中，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请求酌情调减违约金。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在代养合同履行期届满前45天于2018年7月13日已联系到其他公司，并于该日起为其他公司代养猪苗，因此可减轻被告的违约责任，对于该部分的损失本院认为扣除40905元【（150000元÷165天）×45天】较为适宜，故被告应赔偿原告违约损失为259095元（300000元－40905元）。 综上，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第二批苗猪的代养费为425880元【代养后销售苗猪2366头（2091头＋275头）×180元/头】，扣除被告已支付320221元，被告实际还应支付原告代养费105659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汉安佑饲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成都金太阳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猪苗代养费105659元并赔偿违约损失259095元，合计364754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70元，由被告负担，此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向本院交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文淼 审 判 员  蒋澍云 人民陪审员  雒朝明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