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403民初702号原告：姜勤珍，女，1968年4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住平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刚，贵州贵安新区高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罗德荣，男，汉族，1959年7月7日，苗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住平坝区，原告姜勤珍诉被告罗德荣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由本院审判员韦启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勤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一、被告返还“代家门口”、“大坡上”两块土地；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其所领取的“代家门口”、“大坡上”土地用于流转给合作社产生的流转款3217.6元。事实和理由：2009年，原告及其丈夫与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将其“代家门口”、“大坡上”两块土地流转给被告管理，租金为15341元，租赁期限为国家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期满为止，被告仅享有管理权，无所有权，涉及国家对土地的补贴、扶贫等被告无权享受；该转让协议名为转让，但从内容看实为租赁。2017年2月，国家的二轮承包已满，并颁发了第三轮土地承包经营确权证，期限已经届满，被告应当返还土地；同时被告将土地流转给桃花湖村合作社并领取了流转款3217.6元。故原告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罗德荣辩称：一、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的转让期限为长期，最早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现二轮土地承包期限未届满，土地不应返还；二、土地已经转让，双方之所以转让土地目的在于通过转让让被告享受土地收益，被告既然已经支付了土地转让款就应当享有土地上的收益，故土地转让后被告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所产生的收益原告不应享有。综上，请求依法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一户以张青伦为户主承包了案涉小地名为“代家门口”、“大坡上”的位于齐伯镇野毛村曾家组的两块土地，1998年9月1日，人民政府向该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证上登记了上述两块土地；2009年4月21日，原告一户代表张青伦、姜方珍（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原告一户将案涉“代家门口”、“大坡上”两块土地转让给被告；2、转让金为15341元，一次性付清；3、协议签订后上述两块土地管理权转归被告所有，被告只耕管上述两块土地，不担负今后集体性或国家性公益性任务，同时涉及到国家性补贴和扶贫的事宜归属原告一方；4、除非是国家对农村土地政策有大的变动（二轮承包合同期满后）该转让的土地保持相对稳定性。协议签订后，被告将上述两块土地流转给桃花湖村生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于2018年1月19日领取了“齐伯镇桃花湖村2018年种草养牛项目巨菌草种植”项目中上述两块土地所产生的流转款3217.6元；2018年3月，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政府向原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在该证上登记案涉上述两块土地；上述两块土地自双方转让协议签订后由被告一直管理耕种至今。上述查明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村委证明1份、户口册1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998年9月1日）1份、《土地转让协议》1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3月）1份、土地流转款签领册1份（复制件），被告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份（1998年）1份、《土地转让协议》1份及原、被告当庭陈述为凭，足以认定。对上述原、被告双方所提交的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虽原告提供的土地流转款签领册为复制件，但庭审中被告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亦予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双方的陈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土地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期限如何确认；二、案涉土地及流转款是否应当归还原告。在本案中，原告一户及被告于2009年签订了案涉土地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应遵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和享有合同权利；而本案争议的焦点并非合同的效力问题，而是双方对于案涉土地的转让期限具有不同的理解。对此，本院认为对于案涉合同的转让期限应当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背景、合同订立的目的等方面进行解释，以期回溯合同本意。首先，从我国关于土地承包的历史背景来看，在我国实施土地承包制度以来至今，我国土地承包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国家开始实施土地承包制度，确认农户可以对农村集体土地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当时对于土地承包制度仍处于探索性时期，相关政策并未完备，但确认了农户所承包土地的范围，并颁发《土地承包证》；第二个阶段1990年代中期，土地承包制度实行已有5—10年的经验，相关制度已成熟，承包登记的相关技术有所发展，国家再次向农户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以80年代所承包土地为蓝本，再次确认所承包土地的四至范围及承包的期限（1994年-2043年），该次颁证实为对80年代土地的延包、再次确认和规范登记技术；第三阶段即为现阶段，2010年代后期，国家再次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从该证登记的内容上看，对90年代中期农户所承包土地的范围并无变化，而引入了更为先进的土地测量和定位技术，实为对农户所承包土地的再次确认和地理位置的精确定位，同时承包的期限以90年代中期所承包的期限一致；从上述三个阶段并结合相应的国家土地政策可以看出我国土地承包的政策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的承包制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最为具体的表现即为所承包土地的范围和承包的期限基本不变；这一点与双方签订合同时所表述的“土地维持相对稳定性”基本一致，而通常情况下，将上述阶段称为轮，即上述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轮土地承包，但该三个阶段如上所述并未改变土地的承包范围和期限，并非实际意义的轮次更迭，也并不影响农户的基本权利，而仅仅是对在期限内发生的诸如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类型变化、土地地理位置定位等细微事项的修正；其次，从签订的时间来看，案涉协议签订于2009年，当时距离90年代中期颁证大概十年时间，双方对于土地政策的变动的具体政策和时间并无预知的能力，故双方约定了“大的政策变动”为转让期限届满，同时为了说明何为大的政策变动，便以列举方式作出外延式定义，即“二轮承包期满”，但限制于合同签订的时间及当时的预知能力，“二轮承包期满”应不可指向为在承包期限内发生的具有偶然性的国家再次颁证的行为，而应当依照第二阶段颁证时所载明的承包期限；再次，本合同并非为不定期或无期限合同，依照合同的内容，结合我国农村土地的相应政策，对于耕地的承包期限，国家法律已规定了最长的期限，为此结合国家政策，双方在合同签订时才明确约定了二轮承包期满，以符合国家政策，且从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看出，合同流转的是土地经营权，而并非承包权，并不影响原告对于案涉土地承包权的享有，故《土地经营权证》（2018年3月）再次确认原告享有案涉土地承包权，承包权归原告并与土地经营权分离的状况并不矛盾。综上，原告诉请期限届满，但其提供的证据及辩论的观点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本院认为双方协议所约定的期限应为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动，而该重大变动应理解为对承包权人、发包人和经营权人权利义务的重大改变，而“各个阶段”对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并非为“国家政策的变动”，否则期限应以90年代中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明的土地承包期限为准，现该期限未届满，被告经营权仍处于转让期限内，原告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流转款问题，依照协议约定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的规定，被告尚处于经营期限内，其所具有经营权的土地的收益应归其所有，故原告该项诉请无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勤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韦启珏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王俊书记员唐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