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34737号原告（反诉被告）：邱添，女，198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阿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良久，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姝慧，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大卫（反诉被告），男，1982年9月11日出生，西班牙国籍，中央电视台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良久，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姝慧，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陈巍，女，197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反诉被告）邱添、原告（反诉被告）苏大卫（以下分别简称姓名，合称二原告）与被告（反诉原告）陈巍（以下简称姓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邱添以及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良久、张姝慧，以及陈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添、苏大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1月25日解除（依据法定解除，被告根本违约，当天陈巍通知二原告于2018年1月28日交房）；2、判令陈巍退还二原告房屋押金8600元（房屋已经办理完交接手续）；3、判令陈巍支付二原告违约金17200元（依据合同第九条第二款）；4、判令陈巍赔偿二原告损失20000元（陈巍提出不再出租房屋后，二原告搬家的运费840元和仓储的费用500元，找房子产生的中介费5320元以及交通费71.52元，本案护照翻译费280元、律师费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25日，二原告与陈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二原告租赁陈巍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75号楼12A08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租赁期限自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10月26日，租期1年。租金8600元/月，押金8600元，首次支付押一付三，以后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租金。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约定：“租赁期内，甲方需提前收回房屋的，或者乙方需提前退租的，应提前30日通知对方，并按月租金的20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应退还相应的租金。”2019年1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正式施行。按照办法的规定，其中住房租金可以抵扣个税。二原告作为租户，希望能够享受政策带来的红利，但是陈巍极力反对二原告抵扣个税申报，生怕二原告申报抵税给自己带来麻烦。2019年1月23日，陈巍向二原告明确表示：“房子我要卖不租了，这个月麻烦你搬走，算我违约，我退你一个月的押金，然后赔你一个月违约金，好吧，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之后让中介转告让二原告搬走。但二原告不同意陈巍的赔偿方式，二原告主张陈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月租金200%的违约责任。此后，双方确定2019年1月28日办房屋交接手续，二原告于2019年1月28日将涉案房屋交给了陈巍，并办理了交接手续。但双方关于陈巍赔偿二原告违约金数额没有谈妥，陈巍最后连押金也没有退给二原告。陈巍提前收回房屋己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及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陈巍应当向二原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二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在协商无果情况下，二原告无奈之下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陈巍辩称，第一，二原告在起诉状中所称“陈巍极力反对二原告抵扣个税申报”，并将此视作陈巍要求二原告搬离涉案房屋的原因，纯属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符。1、由于二原告办理居住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等手续的需要，陈巍己应二原告要求，于2018年11月22号让同事高某将陈巍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房产证复印件交给二原告（此事由证人高某作证）。因此，二原告已经完全具备申报抵税的条件，二原告依法申报抵税根本不需要征求陈巍的意见。二原告在起诉状中所称“陈巍极力反对二原告抵扣个税申报”，并将此视作陈巍要求二原告搬离的原因，纯属主观臆断。2、在二原告向陈巍征求关于申报租金抵税意见时，陈巍确实建议二原告暂不作申报，原因是当时租金抵税政策刚开始施行，具体怎么操作还有待研究。此外，《房屋租赁合同》第五条规定，陈巍作为合同甲方，只需承担第(5)项供暖费和第(7)物业管理费，其它所有费用包括第(8)项“房屋租赁税费”均应由乙方即二原告承担。由此可见，合同约定的租金是指纳税后的净额，陈巍作为房屋出租方缴纳租金税费后，理论上可以要求承租人即二原告补偿税金，但陈巍恐日后就此事扯皮，就建议二原告暂不作申报、不惹麻烦。但陈巍提出的仅是在未经充分考虑情形下一时的建议而己，如上所述，二原告当时已经拿到申报抵税所需的出租方的所有资料，完全可以自行申报。第二，陈巍提出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要求二原告搬离涉案房屋，系因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陈巍发现二原告根本不符合陈巍对于租客的要求；二原告系采用欺骗手段，骗得陈巍在对二原告身份关系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具有法定可撤销情形。本案中的涉案房屋原系陈巍儿子住房，2018年8月儿子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两年，陈巍才考虑将房屋短暂出租。因为两年后儿子还要回来居住并结婚，所以陈巍对租户身份要求很严格，对委托的租房中介均明确表示只接受单身一人或夫妻二人居住，不接受合租。2018年10月，二原告先后经两家中介分别与陈巍联系，并前后看了两遍涉案房屋。看房过程中，二原告一直称房屋系由其夫妇二人居住。2019年1月7日，邱添向陈巍提出要申报租金抵税。陈巍建议其别麻烦，即使申报每个月也只能抵150元的个税税金。为免争议，陈巍主动提出，若原告放弃申报租金抵税，作为补偿原告在交房租时可以扣除因未申报抵税而多交的个税款（即原告每月租金可少交150元）。二原告对陈巍的此项建议表示同意。2019年1月21日，邱添又再次向陈巍提出，苏大卫也可以申报租金抵税，要求陈巍对苏大卫也给与税金补偿。陈巍在研究了最新租金抵税政策后告诉邱添，一对夫妇在同一城市租房只能抵扣一次个税，只有在不同城市居住才能由夫妻二人分别抵税。可到这时，邱添却告知陈巍，二原告并未结婚，并称问了税务局，未婚的二人分别在《房屋租赁合同》上签字就可以分别抵税。但两个单身个人，在同一套房屋的租约上分别签字，并就租金分别抵扣个税，在法律上不就意味着这两个人都是这套房屋的承租方，两人系联合承租了涉案房屋了吗？而这正是陈巍在出租房屋时明确不能接受的合租情形。二原告租房时自称夫妇，还以办理居住证和外国人工作证为由，骗取陈巍同意其二人共同在租房合同上签名，但那时陈巍是将二人作为一个家庭整体、一个承租人看待的，是善意地出于与人方便的考虑才同意他们两人签字的。试想，如果当时不是将他们夫妻二人视作一个整体、一个单一的承租方，两个未婚人士分别作为两个独立的承租人承租一套房屋，那《房屋租赁合同》就应当要约定这两个独立的承租人之间，对于租金支付、房屋设施等方面的权责如何划分，但事实是合同中对此毫无约定。这种约定不明的联合承租关系，会使租赁关系持续期间存在很大的风险隐患。二原告到要求陈巍对其租金可抵税款分别要求补偿时，才披露其二人并非夫妻，实质是两个独立承租人合租同一套房。陈巍到这时才觉出被二原告彻头彻尾地欺骗和下套了，感到非常气愤。更为重要的，两个没结婚的男女非法同居在一起，男的还是老外，这个事实本身就极大地增加了涉案房屋的风险，尤其是看到邱添又是那样一个赚便宜没够的主。所以虽然邱添1月21日向陈巍提出的要求，只是让陈巍再给他们每月补150元，一年总共也不过1800元，但陈巍想的却是宁肯损失更多的钱财，也不能再让这样关系的两人继续住在涉案房屋内，因为对于陈巍而言，涉案房屋是给儿子预备的婚房，保证房屋的安全和入住靠谱的人是最重要的。因此，陈巍主动向二原告提出，如果他们搬走，可以补偿他们一个月房租即8600元（同时陈巍还要承担空置的租金损失）。陈巍如果在最初就知道二原告是这样的非法同居关系，一定不会就这样把房子租给二原告。陈巍完全是在被二原告欺骗产生了重大误解、违背了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形下与二原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相关规定，一方因重大误解、或因欺诈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合同。因此，陈巍和二原告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具有法定可撤销情形。第三，当陈巍发现《房屋租赁合同》具有法定可撤销情形后，在知道二原告存在欺骗、有严重的缔约过失的情况下，为免诉累，即与二原告协商解除合同；陈巍要求二原告搬离涉案房屋，系在获知被误解的真相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不构成违约行为。如上所述，陈巍在得知被误解的真相后，依法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房屋租赁合同》，要求二原告搬离涉案房屋，并就二原告缔约过失给陈巍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陈巍一方面考虑本案涉案金额较小，提起诉讼耗时耗力，另一方面也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所以出于息事宁人、与人为善的考虑，主动提出与二原告的和解方案，即只要二原告搬离涉案房屋，就可以不追究其责任，并愿意给与二原告一个月房租作为补偿。但由于当时极度生气和急不择言，没有经过成熟的思考，就说出了要卖房和“算我违约”的言语，陈巍当时确实就想早点摆脱这两个精于算计的骗子，也确实没想到二原告在一系列的骗和算计之后，在陈巍不要求他们赔偿损失，并且主动愿意给他们一个月房租补偿用以解套的前提下，他们还会要求拿到两个月房租补偿。陈巍确实是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但陈巍说过“算”我违约，只是一种协商解约的表达方式，并不代表陈巍确实违约了，陈巍的口误也不能改变二原告的欺骗和不当言行导致陈巍因重大误解才同原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的事实。陈巍在被告知真相后提出解除租赁关系，完全是出于对涉案房屋安全性、以及陈巍从最开始就设定的对租房人身份要求的考虑，是维护陈巍作为涉案房屋业主自身合法权益的合法行为，而非违约。事实上，二原告对陈巍提出解除租赁关系的要求，并无明显的异议。虽然邱添说过搬家挺麻烦的，问能不能不搬，但在陈巍再次明确表示要求他们搬走的态度后，二原告立即就同意了。陈巍提出让他们在春节前搬走是希望在年前能有个了断，并且如果拖到春节后，二原告还需要补交房租。对陈巍的这个时间要求，二原告并未表示过有任何困难需要延期搬离。28号搬走的日期是二原告自己选的，甚至当陈巍提出因为28号当天有工作能否晚一天办理交接，都被二原告拒绝了。甚至没到28号约定的交接日期，二原告27号在不在小区陈巍也完全不知情。且也未按照物业要求办理大件物品出门条的情况下就往外搬东西，后被小区保安依规拦截要求办理出门手续。自始至终二原告都没有提过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的要求，也非常积极地搬离涉案房屋。陈巍本以为二原告已经接受了其建议的解约方案，28日晚上办完水电等物业交接，陈巍差点就要把押金和其之前同意的一个月补偿金转给二原告，可在陈巍想起要让二原告在交接单上写下“同意在收到出租方给与的一个月房租补偿前提下解除租赁合同”后，邱添才提出要陈巍先把押金和一个月补偿给她，然后她再起诉追要违约金和损失赔偿。又是一通骗。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陈巍才忍无可忍告诉二原告，如果二原告不接受陈巍的善意继续无理取闹要走诉讼途径，那陈巍就会收回之前提出的退回押金和给与二原告一个月补偿的建议，一切走法律途径解决，陈巍也会要求二原告赔偿因二原告的欺骗和订约时的不当行为导致《房屋租赁合同》被撤销而使陈巍遭受的损失。第四，《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月租金200%的违约金金额歧高、不具有合理性，且与合同约定的1个月租金的押金金额不匹配。二原告要求的2万元的损失赔偿更是毫无依据。即使不考虑二原告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欺骗等不当行为，导致陈巍产生重大误解从而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错误订立合同的因素，月租金200%的违约金金额也过高。首先，根据住宅租赁行业的惯例，房东收取的押金金额通常应当等于租赁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金额。在与二原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时，确实出于对于中介的信任，也因家中还有朋友在等，所以陈巍并未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否则陈巍绝不会接受在约定2个月房租违约金的情况下，仅向承租人收取一个月押金。因为在违约时，房东和承租人的信誉和履约能力是不对等的，房东始终有涉案房屋作为履约保障，而租户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一旦离开涉案房屋，房东可能都不容易找到租户，更别说要租户支付违约金了。所以按照惯例，租赁合同约定租户需缴纳的押金，通常即应等于违约时违约方需支付的违约金。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如果“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在本案中，虽然《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期是12个月，但实际履行只有三个月，违约金若为两个月的租金，那就相当于合同实际履行金额的66.67%，比例确实太高。另一方面，二原告作为租户寻找新的出租房屋并搬家的费用是很有限的，由于行业惯例中介费都是由房东支付的，租户的损失就是搬家费用，二原告需要搬动的都是个人物品，并无家具等大型物件，一辆搬家车辆一次就足够，而按照市场行情，搬家费用最多也就几百元，所以约定2个月房租1.72万元的违约金是过分高于二原告损失的。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违约金的本质就是事先约定的损害赔偿金，而非合理的损害赔偿以外的惩罚金。二原告在违约金之外再要求2万元的损害赔偿，于法无据。综上，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陈巍恳请人民法院驳回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陈巍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因为订立合同时二原告存在欺诈）。事实和理由同上述本诉答辩意见。二原告对陈巍的反诉答辩称，不同意陈巍的反诉请求。签订合同时，我方没有任何欺诈行为，陈巍答辩意见中陈述了莫须有的事实，我方不认可。为我方签订合同的业务员是我爱我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房子的时候传递出二原告是夫妻关系的是业务员的个人意见，我方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二原告是夫妻。当事人围绕本反诉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8年10月25日，二原告（承租人、乙方）与陈巍（出租人、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陈巍将涉案房屋出租给二原告居住，租赁期自2018年10月27日至2019年10月26日，租金8600元/月，支付方式为押一付三，各期租金支付日期2018年10月27日、2019年1月27日、2019年4月27日、2019年7月27日。押金8600元，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房屋租赁押金除抵扣应由二原告承担的费用、租金，以及二原告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外，剩余部分应如数返还给二原告。租赁期内，陈巍需提前收回房屋的，或二原告需提前退租的，应提前30日通知对方，并按月租金的20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陈巍还应退还相应的租金。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依约履行各自义务。2019年1月23日，邱添与陈巍往来微信内容如下：“陈巍：其实不管有没有结婚，一套房子一次抵扣。因为房租只交了一份。邱添：我再去问一下。巍姐我刚才打12366问了，对方说这种情况看合同上写的是谁的名字，如果是两个人的名字都有，就都可以扣，咱们的合同是我俩都签了名字了。陈巍：岂有此理。邱添：巍姐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下，我今天问了客服是这么和我说的。所以和您商量看怎么办。陈巍：坑爹，这房子我要卖不租啦，这个月底麻烦你搬走，算我违约，我退给你一个月的押金，然后赔你一个月的那个违约金，好吧，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邱添：巍姐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呢我呢，跟您打个招呼，的确是，哪个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要是坚持呢，就觉得想让我们搬。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事实上我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俩没有做错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只是在用对的方式去跟进。去跟你讨论一个解决方案而已。我说巍姐，事实上．在我们接到这些消息之后呢，跟您的每一次争取呢，都是在寻求一个合适的一个方案，我不太清楚您是因为这个，我跟您去争取，我们应该做的对的事情而不太高兴，还是因为国家的政策，这边让您觉得不太满意，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一块儿商量，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但如果您就是确定说，就不太想让我们两个人住在这儿，想我们搬，那我们也只能选择月底去搬走，因为我知道您说这个房子你要卖，我也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方式委婉的方式去拒绝我们。所以巍姐咱们还是一起讨论下，您也消消气，搬家也的确是挺麻烦的。陈巍：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搬吧好吧，钱该怎么算怎么算。邱添：好的，那我最近找房子。都弄好后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陈巍：好。邱添：巍姐，我想和您商量一下违约金赔偿的事情，我刚才接到小王电话，说您这边让我28号前必须搬走，尽管合同上写的是甲方需提前30天通知，这个没关系，找到我们尽快搬，也会配合。我看了合同上是200%的赔偿金额……我觉得关于这个我们还是和平商量吧，如果您真的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那我和大卫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做的。本想之前是两种方案，一种是和您协商，因为您不想让我们来报个人所得税这件事，那么这些损失赔偿其实的确是您应该补偿给我们的，尽管对您来说是小钱，但是从我俩的理解，是我们正常享受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干涉别人的生活、更不应该因为他人的利益而被剥夺，这个是对的事情，没有错；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如果您不喜欢我们，觉得因为我们给你添了麻烦而要我们搬走，那也没问题，谁先毁约，就先按照规章制度来办。陈巍：对我来说，两种方案都不可行。邱添：您的这个方案是不合理的，另外整个过程，我们都一直在积极主动和您争取，听从您的意见。从报税和您商量，所有事情都和您商量，也在情理上给予了您最大的配合和尊重。陈巍：首先，你说的不是夫妻一起租房都要抵税，属于合租，我的房子根本不接受合租。别跟我说规则。”2019年1月25日，邱添与陈巍往来微信内容如下：“邱添：28号正常交房。我先把东西搬到我朋友库房里去。房子还没有合适的。陈巍：好具体时间周末定。”2019年1月28日，二原告与陈巍共同签订《收条》，载明双方共同交接了房屋钥匙、水卡、电卡、燃气卡、确认室内家具无损坏，并就水电费进行了结算。就二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二原告提交货运订单截图、滴滴打车截图、运输公司收据、微信聊天记录复印件、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其中显示搬家运费840元、仓储费用500元、中介费5320元、交通费71.52元、本案护照翻译费280元和律师费5000元。陈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称与其无关。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在与二原告签订租赁合同时有无核实过二原告的身份关系”，陈巍称“没有专门核实过，但是已经先入为主认为二原告是夫妻了。”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陈巍主张二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但并未举证证明其曾向二原告明确表示涉案房屋仅出租给一人或夫妻，且陈巍也承认其未在签订合同前核实而原告是否系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陈巍自愿与二原告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现陈巍主张二原告就是否系夫妻关系对其构成欺诈，本院难以采信。陈巍据此主张撤销房屋租赁合同，本院不予支持。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陈巍在得知二原告要求依法抵税后向二原告明确表示终止房屋租赁合同，导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视为合同因陈巍单方违约而解除。至于解除时间，从双方往来微信内容看，双方于2019年1月23日确定合同解除不再履行，但至此二原告已将房屋租金支付至2019年1月26日，2019年1月25日双方确定交接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并已实际履行交房结算手续。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现陈巍于2019年1月23日已通知二原告解除合同，二原告也于当日表示准备着手搬家，故应认定房屋租赁合同已于当日解除。至于之后双方协商确定房屋交接时间，应属于合同解除后办理结算事宜以及履行合同后义务之行为。二原告主张因2019年1月25日双方确定交付日期而要求确认合同于当日解除，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合同已经解除，涉案房屋已经交接，并办理完毕费用结算手续，现二原告主张被告退还押金，本院予以支持。尽管二原告实际腾房时间晚于其交纳房租期限两日，但考虑到陈巍通知二原告解除合同时间较晚，留给二原告的腾房时间不充足，且合同系因陈巍单方违约导致解除，故本院认定该两日房屋占有使用费不应作为陈巍的损失在押金汇总予以扣除，二原告主张陈巍退还押金8600元，本院予以支持。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二原告主张陈巍依约支付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双方约定金额较高，本院予以调整，具体金额本院根据陈巍违约情形、二原告实际损失等，酌定为15000元为宜。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二原告虽因陈巍违约解除合同产生一定的损失，但在陈巍支付违约金后其损失已得以补偿，二原告在主张违约金的同时又主张陈巍赔偿损失，本院不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陈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反诉被告）邱添、原告（反诉被告）苏大卫（英文名：SUANCESSANTIAGODAVID）房屋押金八千六百元。二、被告（反诉原告）陈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邱添、原告（反诉被告）苏大卫（英文名：SUANCESSANTIAGODAVID）违约金一万五千元。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邱添、原告（反诉被告）苏大卫（英文名：SUANCESSANTIAGODAVID）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陈巍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6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陈巍负担（二原告已交纳，陈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二原告）。反诉案件受理费118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陈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阳审 判 员  刘坤鹏人民陪审员  罗小灵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