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再2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锐，女，1982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道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阳，黑龙江墨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井泉，男，198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阳，黑龙江墨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修长龙，男，198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代理人李兆坤，黑龙江擎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黑龙江省世纪凤凰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87号。法定代表人李扬，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周锐、井泉与被申请人修长龙，原审被告黑龙江省世纪凤凰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旅行社）合同纠纷一案，修长龙于2014年3月21日向道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9月19日作出（2014）外民三初字第300号民事判决。修长龙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1日作出（2015）哈民四商终字第54号民事裁定，发回道外区法院重审。2016年12月29日道外区法院作出（2015）外民三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周锐、井泉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作出（2017）黑01民终293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周锐、井泉对生效判决不服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黑民申82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阳、再审申请人井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阳、被申请人修长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兆坤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凤凰旅行社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锐、井泉申请再审称：一、本案认定周锐、井泉欠修长龙351667元的证据不足。修长龙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周锐、井泉应当支付的费用，且不说修长龙提供的是否是原件，即使是原件也不能证明周锐、井泉存在拖欠的行为。另外，修长龙提供的单据中有很多不是井泉签字或者周锐签字或者加盖“风行天下”章的单据，也有个别重复单据的情况。修长龙与其顾客的协议，不能证明顾客都是周锐、井泉的，也不能证明修长龙完成了应当履行的义务，即使完成了履行的义务，也不能证明周锐、井泉存在拖欠费用的情况。从修长龙提供的所有证据看，除了一份证据是原件以外，其他证据均是复印件或者传真件的复印件。二、周锐、井泉有证据能够证明欠修长龙的地接费用不是351667元。三、修长龙和周锐已经就本案拖欠的地接合作费用结算完毕。2012年3月22日，周锐给修长龙出具“请修长龙于2012年3月27日来找周锐取大连团款五万元整，本人尽量凑齐五万元整”的凭证，该凭证应该视为结算。这点周锐是肯定的，修长龙一审诉讼立案时也是认可的。四、二审法院将修长龙举示的票据作为证据使用，井泉发现修长龙提供的票据存在虚假。希望再审法院能够委托有能力的司法鉴定中心，对于没有“风行天下”印鉴的只有“井泉”二字的票据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井泉和修长龙实际合作的真实情况。五、假如周锐、井泉存在拖欠修长龙5万元以上的费用，对于5万元以外的费用修长龙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应支持。修长龙辩称，在道外区法院和市法院的几次审理中查明，周锐、井泉系夫妻关系，从2011年的4月到2011年的8月，与修长龙有业务合作往来，先后共发生了多次的合作业务，修长龙为此垫付541920元。周锐、井泉称5万元的条是双方结算后出具的不属实。周锐、井泉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主要考虑的都是诉讼时效和证据的真实性问题，对于已经支付的团款190253元，这是修长龙自认的事实，已经扣除。关于井泉提出的鉴定问题，其鉴定的程序性权利在以往的程序过程之中，周锐、井泉亲自出庭的情况下，法庭已经给过其相应的权利机会，其放弃了该权利，不应当重复再使用。且周锐、井泉后来表示对各自的签字没有异议，主要原因是当时曾经有其工作人员侯迪代签，有部分内容确实不是其本人签字，但二人确认其合法效力，故从程序上、权利上和客观结果上均不具备再鉴定的可能性。双方合作以来，修长龙一方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但在结算合同价款时，周锐、井泉一方迟迟不给，对于发生的合作关系和确定的541920元，已经多次确认没有争议，所以扣除修长龙自认的190253元，再加上周锐、井泉在省法院申诉时确认的修长龙又没有证据抗辩的三万多元，剩余款项周锐、井泉仍然应当支付。凤凰旅行社未到庭答辩。修长龙诉称，修长龙与周锐、井泉系合作关系，2011年4月份修长龙、周锐、井泉口头约定，周锐、井泉在哈尔滨市××旅游团队，修长龙在大连接旅游团，按发生业务的签字确认结账。2011年4月份至8月份共发生170余单业务，但因小部分确认件遗失，故周锐在2012年3月22日给修长龙补了一张欠条，并约定在2012年3月27日还款，在还款日到期后修长龙多次找周锐、井泉催要欠款，周锐、井泉未给付，凤凰旅行社与周锐、井泉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故修长龙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周锐、井泉、凤凰旅行社偿还修长龙370819元及利息（自2012年3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诉讼费由周锐、井泉、凤凰旅行社负担。一审判决认定，修长龙与周锐、井泉口头约定，修长龙作为大连地接，负责在大连接待旅游客人，由周锐、井泉将旅游客人发给修长龙。2011年4月至2011年8月，周锐、井泉多次将旅游客人发给修长龙。周锐、井泉认可曾向修长龙给付过团费。2014年7月1日，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其与修长龙之间有非书面形式约定，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同意并授权修长龙以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展旅游业务，需要对外主张权利的情况，由修长龙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同日，修长龙通知了周锐、井泉关于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将债权转让修长龙一事。2011年4月至2011年8月，周锐、井泉多次将旅游客人发给修长龙。虽然修长龙与周锐、井泉之间是口头合同，但是双方均认可关于旅游客人的名单、行程、价格是通过传真、QQ、电话方式来确定的。修长龙提供的证据一中显示井泉签字确定2011年4月21日20人团的费用为15880元；证据二中显示周锐签字确定2011年4月28日24人团的费用为15176元；证据三中显示井泉签字确定2011年5月20日24人团的费用为8863元；证据四中显示井泉签字确定2011年6月7日25人团的费用为7880元；证据五中显示井泉签字确定2011年7月5日17人团的费用为6528元；证据六中显示井泉签字确定2011年7月4日15+5人团的费用为8747元；证据七中显示井泉签字确定2011年7月5日105+1人团的费用为28164元；证据八中显示周锐签字确定2011年7月14日18人团的费用为6440元；证据九中显示周锐签字确定2011年7月13日16人团的各项费用计算标准，虽然没有确定总费用，但是根据确定的标准及交易习惯，能够确定本次团费为9784元；证据十中显示井泉签字确定2011年7月6日77人团的费用为59964元；证据十一中显示侯迪签字确定2011年7月15日17人团的费用为10997元；证据十二中显示侯迪签字确定2011年7月20日78人团的费用为49998元；证据十三中显示周锐签字确定2011年7月29日16人团的费用为16524元；证据十五中显示侯迪签字确定2011年7月20日31人团的费用为16848元；以上团队费用共计261793元。证据十七中显示经周锐、井泉、侯迪签字确定的散客团费共计280127元。2012年3月22日，周锐出具书证：“请修长龙于2012年3月27日来找周锐取大连团款伍万元整，本人尽量凑齐伍万元整”。周锐、井泉认可侯迪曾为周锐、井泉帮忙工作。周锐、井泉租赁了凤凰旅行社的办公室，对外以“风行天下”为同业名，提供旅游服务。修长龙认可周锐、井泉已给付团费190253元。一审判决认为，周锐、井泉认可其与修长龙所代表的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存在着周锐、井泉向修长龙发送客人，修长龙负责在大连地接，周锐、井泉向修长龙付过款的事实，虽然双方之间合作是口头约定，但是根据双方陈述的事实，已经构成合同关系。双方往来虽然通过修长龙直接联系，但是修长龙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十五中，均体现周锐、井泉是与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进行的，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周锐、井泉。但是修长龙提供的证据二十中，表明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将与周锐、井泉之间的债权已经转让给修长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周锐、井泉表示在原审庭审期间知晓债权转让通知，因此该债权转让对周锐、井泉发生效力，修长龙具有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发生在2011年4月至2011年8月，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因此修长龙作为债权转让人可以随时主张。2012年3月22日，周锐出具的书证，可以看出修长龙于2012年3月22日向周锐主张过大连的团款。而本案修长龙于2014年3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因此，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修长龙提供的传真件是否是传真机中第一版的文件，本院认为，根据普通纸传真机上直接出来的第一版的文件，其本身就是一份复印件的技术特点，无法将第一版的文件与其后在复印机上复印的文件区别开来。但是本案中，修长龙提供的传真件是否是传真机中第一版的文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周锐、井泉认可合同关系中关于旅游客人的名单、行程、价格是通过传真、QQ、电话方式来确定的。周锐、井泉也认可“风行天下”代表周锐、井泉。从修长龙提供的证据上可以看出，双方互相、多次、大量传真旅游客人的名单、行程、价款结算明细，并就传真件所载内容进行修改并确认。传真件上载有不同日期的周锐、井泉、侯迪的签字及“风行天下”印章，传真件往来具有连续性，能够相互衔接，周锐、井泉所认可的内容也与传真件内容相吻合。修长龙提供的传真件，结合修长龙提供的证据十九，能够证明周锐、井泉拖欠修长龙团费的事实，修长龙完成了举证责任。周锐、井泉认可有传真方式进行业务往来，而周锐、井泉未能举示传真件来进行反驳，也未能举示其他证据进行反驳。周锐、井泉认为双方业务已经结算完毕，修长龙提供的证据十九，并未表明双方已经结算完毕，而周锐、井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结算完毕，故双方业务往来未结算完毕，应当采信修长龙举示的传真件来确定双方业务往来的事实及周锐、井泉给付团费的数额，即541920元。修长龙认可周锐、井泉已给付团费190253元，剩余351667元团费周锐、井泉未给付，故对修长龙要求周锐、井泉给付旅游团费35166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修长龙要求周锐、井泉给付逾期利息，由于周锐仅对5万元团款承诺了还款时间为2012年3月27日，并未对其他团款约定还款时间，故5万元团费的逾期利息应自2012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剩余301667元团费的逾期利息应自2014年3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关于凤凰旅行社是否承担责任问题，周锐、井泉系租用凤凰旅行社的办公室，周锐、井泉对外没有以凤凰旅行社的名义从事业务，修长龙提供的证据中亦没有体现任何凤凰旅行社的签字及盖章，因此凤凰旅行社不承担责任。对修长龙要求凤凰旅行社承担给付团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周锐、井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修长龙旅游团费351667元；二、周锐、井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修长龙上述款项的利息（其中5万元团费的逾期利息自2012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剩余301667元团费的逾期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修长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周锐、井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62元（修长龙已预交6862元），修长龙负担287元，周锐、井泉负担6575元，周锐、井泉负担部分与上述款项一并给付修长龙。周锐、井泉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根据《旅游法》第三十条之规定，从事旅游经营必须取得旅游经营许可证，而周锐、井泉并没有取得该项许可证，双方所签有关旅游方面的合同是违法的，没有法律效力。无效合同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已经履行的恢复履行前的状态。（2015）哈民四商终字第54号民事裁定书中就已经明确认定“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是否通过传真的形式确认修长龙接团的时间行程、垫付金额，及修长龙提供的传真件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双方是否已经结算、如何结算等”，重审时上述情况均未落实即认定债务成立，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请求撤销（2015）外民三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由修长龙、凤凰旅行社负担。二审法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周锐、井泉上诉主张二人未取得旅游经营许可证，所签订的有关旅游方面的合同无效问题。因周锐、井泉与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履行合同的方式系由周锐、井泉发送客人、修长龙代表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大连地接，周锐、井泉与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应属合作关系，双方之间成立的合同应属合作合同，非旅游合同。故周锐、井泉关于二人未取得旅游经营许可证，所签订的有关旅游方面的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周锐、井泉主张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上诉主张，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自2013年10月1日施行，本案纠纷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施行前，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长龙于一审举示证据传真件以证明周锐、井泉与大连金风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周锐、井泉虽对证据传真件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且一审庭审中其二人自认双方曾经通过传真形式确定合同的具体内容，故一审采信证据传真件并据此认定双方合作关系存续期间的业务往来事实并无不当，周锐、井泉关于一审依据证据传真件认定债务成立错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因井泉于一审中未申请对其本人姓名签字进行鉴定，且依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故对井泉关于申请对所有带有其本人签字的证据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周锐、井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75元，由周锐、井泉负担。再审期间，周锐、井泉提供六份证据，其中证据一至证据五拟证明已给付修长龙地接费用共计22.6万元。证据六即修长龙原审中提供的证据十，拟证明其中记载的28035元，该费用是修长龙自收的地接费用，不应当重复计算，应在总费用中予以扣减。根据再审请求及双方的质证意见，再审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再审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周锐、井泉与修长龙之间的合作关系成立且有效，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双方合作期间发生的费用总额以及周锐、井泉实际偿还的数额，周锐出具的5万元凭证是否可以作为双方结算完毕的依据，5万元以外的费用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双方合作期间发生的费用总额问题。修长龙在一审、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周锐、井泉应当支付的费用总额541920元。周锐、井泉对于加盖“风行天下”章的传真单据予以认可，但是对有井泉签字或者周锐签字传真单据不予认可，并据此提出对井泉签字的鉴定申请。本院认为，周锐、井泉向修长龙发送的传真，其二人持有的文本系原件，而修长龙持有的是传真机上直接出来的第一版文件，该文件本身就是复印件的技术特点决定了无法将第一版的文件与其后在复印机上复印的文件区别开来。周锐、井泉对该传真复印件不予认可，应举示其持有的原件，但周锐、井泉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结合传真件发件人、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等信息，可以采信修长龙举示的传真件复印件来确定合作期间发生的费用数额，即541920元。故对井泉关于申请对其本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周锐、井泉实际偿还的具体数额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周锐、井泉作为债务人对欠款的偿还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周锐、井泉在一、二审中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偿还欠款的义务，但修长龙承认周锐、井泉已给付团费190253元。在再审审理期间，周锐、井泉为了证明履行了22.6万元还款义务，其二人举示了证据一至证据五，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修长龙对此予以认可，故22.6万元是周锐、井泉已经偿还的数额。关于周锐、井泉举示的证据六（修长龙原审举示的证据十）可以证实修长龙已经自收地接费用28035元，应从原费用总额中予以扣减的问题。修长龙称备注中的文字是其所写，意思是让周锐收取28035元，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上述字样有涂改痕迹，周锐、井泉该主张成立，应予扣减。故周锐、井泉实际欠款数额为287885元。关于周锐、井泉提出的已经就本案拖欠的地接合作费用结算完毕的问题。周锐于2012年3月22日出具的“请修长龙于2012年3月27日来找周锐取大连团款五万元整，本人尽量凑齐五万元整”的凭证，仅凭该凭证不能作为双方对地接费用已经结算完毕的依据，周锐、井泉的主张不成立。关于周锐、井泉主张的5万元以外的费用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周锐、井泉与修长龙之间的合同关系发生在2011年4月至2011年8月，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因此修长龙作为债权转让人可以随时主张。2012年3月22日，周锐出具的书证，可以看出修长龙于2012年3月22日向周锐主张过权利。而本案修长龙于2014年3月21日起诉，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原判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黑01民终293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5）外民三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5）外民三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周锐、井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修长龙旅游团费287885元；四、变更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2015）外民三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周锐、井泉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修长龙上述款项287885元的利息（其中5万元的逾期利息自2012年3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剩余237885元的逾期利息自2014年3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周锐、井泉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诉讼费共计13437元，周锐、井泉负担10360元，修长龙负担30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子青审判员  唐 皓审判员  丛明明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穆子骏书记员杜欣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