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八一路一号机关二号大院。法定代表人：张志强，局长。出庭负责人：黄义山，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萧伟昌，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余海培，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雨超，男，汉族，1964年9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廉江市，委托代理人：邱建辉，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春强，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原审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99号。法定代表人：肖亚非，市长。委托代理人：陈学聪，东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黎伟明，东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牟志忠，男，土家族，1968年9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利川市，上诉人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因与被上诉人刘雨超及原审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莞市政府”）、原审第三人牟志忠安全生产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2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4月10日，刘雨超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市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的东府行复[2018]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撤销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东莞安监局”）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的（东岭）安监罚[2017]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三、责令东莞安监局于2017年2月12日对刘雨超发生的事故不作处罚；四、一审诉讼费由东莞安监局与东莞市政府共同承担。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2月12日，许文在位于东莞市××××号在建钢构厂房工地进行屋面板安装作业，11时40分左右准备下班时，在棚上解开安全带并脱下安全帽从屋面下来，在下来的过程中不小心踩到彩铁瓦屋面板边沿，由于边沿被踩弯，导致许文从被踩弯处坠落到地面（坠落处离地面约9.6米）。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车赶到后，确定许文经抢救无效死亡。次日，东莞安监局对事故现场进行检查并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及现场照片等证据，并于同日向刘雨超作出《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刘雨超停产停业及从工地撤出施工人员。2017年2月27日，邓政义向东莞安监局提交了施工协议、合同和工程款支付记录，没有提供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劳动防护用品的购买记录和适用台账等证据材料。2017年3月2日，刘雨超向东莞安监局提交了施工协议及合同，亦没有提供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安全生产培训记录、劳动防护用品的购买记录和适用台账等证据材料。2017年2月15日，东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作出东安办[2017]26号《关于成立大岭山镇“2.12”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的通知》，决定由东莞安监局等相关单位组成东莞市大岭山“2.12”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就上述事故进行调查。2017年6月，事故调查组经调查作出《东莞市大岭山“2.12”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给东莞市政府进行审批，调查报告中认定建设方为张劲松和广东飞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方代表为邓政义，施工方为刘雨超，分包方为牟志忠；事故报告建议追究刘雨超和张劲松的行政责任。东莞市政府于2017年6月13日作出《关于东莞市大岭山“2.12”高处坠落事故结案的批复》，同意调查事故报告作出的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2017年7月3日，东莞安监局对涉案事故进行立案，案号为（东岭）安监立[2017]019号，以刘雨超为当事人。2017年8月2日，东莞安监局作出《案件延期审批表》，决定将案件延期60日，延期截止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2017年8月28日，东莞安监局作出《关于刘雨超在大岭山“2.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中负有责任的案件调查报告》。2017年9月21日，东莞安监局向刘雨超作出（东岭）安监罚告[2017]02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东岭）安监听告[2017]021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刘雨超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及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依据，以及刘雨超享有陈述、申辩及提出听证的权利。2017年9月28日，刘雨超向东莞安监局提交了一份《行政处罚申辩书》，向东莞安监局提出了自己的陈述、申辩意见。2017年9月29日，东莞安监局向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延长行政处罚决定期限的请示，请求将案件行政处罚期限延至180日（2017年12月29日）。2017年10月16日，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作出复函，同意东莞安监局的延期申请。2017年10月19日，东莞安监局根据刘雨超的申请召开听证会，并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听证会报告书》。2017年12月22日，东莞安监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上述事故是一起由于非法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施工人员安全意识薄弱，违反操作规程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认为刘雨超作为事故工程施工负责人，未按《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编制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施、设置可靠爬梯或上下通道及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能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刘雨超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参考《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修定）》的规定，决定对刘雨超处以人民币叁拾万元的行政处罚，并送达给刘雨超。刘雨超不服，于2018年2月1日向东莞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东莞市政府于2018年2月9日出具了案涉《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分别送达给刘雨超和东莞安监局。东莞安监局于2018年3月1日向东莞市政府提交了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3月23日，东莞市政府经审查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罚决定，并分别送达刘雨超和东莞安监局。刘雨超仍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案外人张劲松从2000年开始与东莞市大岭山镇杨屋第十四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位于东莞市××××号的土地，用于建设厂房。2016年11月28日，广东飞扬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刘雨超（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大岭山镇杨屋村十四大队大兴路102号钢架结构厂房承包给乙方承建，甲方代表为邓政义，张劲松是广东飞扬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再查明，刘雨超在接受调查时称，工程由邓政义交给其施工，一项是地面平整和水泥固化，包工不包料，30元一平方，工程款60000元；另外一项工程是安装立柱和盖铁皮棚等钢构工程，施工费为50元一平方，其按40元一平方直接包给牟志忠，钱也是直接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牟志忠，工程款225000元，已经累计支付给牟志忠180500元；工地的工人都是二包头牟志忠请的，工资是由牟志忠支付的，工地的现场是牟志忠在负责安全管理，死者是牟志忠请的工人，与刘雨超没有关系；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有配备安全帽、安全带。牟志忠在接受调查中称，工程是由刘雨超介绍给他做的；死者是他的老乡，是杨华付叫他过来做的，没有和牟志忠签订劳动合同；安全带和安全帽都是其本人购买的；其负责算材料和让工人上下班。张劲松在接受询问调查时称，工地是其安排邓政义负责；杨屋大兴路102号厂房是由其个人租赁的。邓政义在接受调查询问中称，施工单位负责人是刘雨超（一包），主要施工负责人是牟志忠（二包）；刘雨超将工程钢结构工程转包给牟志忠，以每平方40元的价格转包的，焊机、吊车以外的材料、设备都是刘雨超负责的；主要建设材料是由邓政义提供的，刘雨超主要是包工和机械设备的提供。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的规定，东莞安监局作为东莞市行政辖区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据此，其作出涉案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在履行其法定职权，执法主体适格。东莞安监局于2017年7月3日对涉案安全生产事故立案调查，经延期后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且在作出行政处罚前经过了集体讨论，并告知了刘雨超具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也根据刘雨超的申请举行了听证会，亦依法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其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另外，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东莞市政府具有对于东莞安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复议的法定职权。东莞市政府于2018年2月9日受理刘雨超的复议申请后，于2018年3月23日，东莞市政府经审查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刘雨超、东莞安监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及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其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东莞安监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东莞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有据。根据东莞安监局提交的证据四、证据五等证据可以证明：（1）案涉工程的建设方为张劲松，工程分为两部分，一是土地平整与硬化，二是钢架结构建设；（2）工程第一部分由张劲松发包给刘雨超，完全由刘雨超施工，第二部分由张劲松发包给刘雨超，刘雨超又转包给牟志忠；（3）刘雨超和牟志忠均无施工资质；（4）死者许某牟志忠请来的工人，工资由牟志忠发放，死者许某在上述第二部分钢架结构工程施工中不慎坠落致死。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一）生产经营单位包括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等生产经营主体。”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包括自然人，也就是说在本案中，张劲松、刘雨超、牟志忠虽然是自然人，其目的均是为了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而获取利益，均是生产经营单位，均可以作为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主体。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发生安全事故的，对安全事故发生分别负有责任的应当分别处罚，对安全生产事故负有共同责任的应当共同处罚。本案中，张劲松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资质的刘雨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规定；刘雨超作为工程的总承包人亦存在东莞安监局认定的多处违法之处，对案涉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牟志忠作为钢架工程的直接承包人和施工人，也是死者许文的聘用者和管理者，亦对案涉安全生产事故负有责任，应当共同与刘雨超对事故负责。在本案中，多个生产经营单位对案涉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但东莞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仅对刘雨超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法平等对待的基本规则，对于刘雨超来讲显失公正，属于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东莞市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未能对此予以纠正，其复议决定亦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撤销东莞安监局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的（东岭）安监罚[2017]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东莞市政府于2018年3月23日作出的东府行复[2018]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东莞安监局在本判决生效后重新对案涉事故进行调查处理。一审案件收取诉讼费用50元，由东莞安监局与东莞市政府承担。一审宣判后，东莞安监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雨超的诉求；二、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刘雨超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超出了行政处罚的审查范围，导致判项错误。（一）东莞安监局无法依据判项第三项对案涉事故进行处理。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是由东莞市政府进行，而不是东莞安监局的行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依据是国务院行政法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事故调查处理的主体，具体到东莞，因为东莞市行政层级未设置县级，故东莞市政府是东莞市范围内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主体。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东莞市政府通过东莞安监局牵头组织调查组，调查组成员为安监、公安、工会、纪检监察以及事故所涉行业的主管部门，如违章建筑的城管部门也是成员，废品行业事故，商务主管部门也是组成成员。调查组也只是临时调查机构，调查组对事故的原因、责任、处理建议及整改措施进行建议后，由东莞市政府批复，各行政机关收到批复后，再依据部门法进行立案调查。因此，一审判决混淆了调查依据、行政行为的阶段、行政行为的主体，认定东莞安监局是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主体，是错误的。（二）有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的行政机关在收到东莞市政府的批复后，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并进行行政处罚中必要的调查取证，确定行政相对人违反《安全生产法》相关法定义务，导致事故发生，证据确实充分，即对其依法处罚。在行政立案、调查阶段，东莞安监局不再对东莞市政府的批复进行评价、更改，也不会对批复所引用的事故调查报告所建议的责任体系再进行重新调查、认定。（三）一审判决应只对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进行处罚，而并不能对东莞安监局作出行政行为之外的行为进行审查、评价，更不能因此让东莞安监局与东莞市政府承担不利的败诉责任。只有要起诉东莞市政府调查报告或批复（假如可诉）时，法院才可审查责任体系的认定是否正确【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行终176号】。二、即使一审判决可以对超出本案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其对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从一审判决说理部分可见，一审判决认为本案的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认定应该为总包方刘雨超与分包方牟志忠应该“共同与原告对事故负责”，继而可推导出应共同接受处罚，即对罚款共同承担责任。这是错误的。（一）共同责任、共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109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并没有规定“所有对事故负责的生产经营单位共同负责”。（二）行政责任的惩罚性原则，不允许在无依据的情形下，共同负责，因为将减损违法成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所称的“负有责任”，责任主体只有两个，一个是生产经营单位，一个是主要负责人。对事故负责的生产经营单位，简称责任单位。如果有多个责任单位，也是独立地进行行政责任的承担，讲究“过责自负”，因为“行政处罚”已含惩罚之义，而不似民事赔偿责任的填平原则、弥补原则，多个过错方、原因方，对导致的损害结果承担共同的或连带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要求行政责任共同承担，未理解惩罚原则与填平原则的区分，以民事赔偿思维理解行政责任划分。（三）一审判决已确认刘雨超、牟志忠是总包方、分包方关系，是两个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按一审判决“超前审查”——审查东莞市政府的调查报告及批复，对责任体系进行重构，认定牟志忠负有责任，也不应是“共同责任”，而应是依据第109条，刘雨超与牟志忠两个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分别承担事故责任。三、一审判决认为牟志忠与刘雨超应承担共同责任，即认定了牟志忠也应“对事故负责”除了审查范围过限，实质上也是错误的。（一）一审判决未顾法律明确规定，认定分包方负有责任，是错误的。1.法律明确规定由总包方负责，分包方只有在合法分包、总包尽到管理职责且分包方不服从管理的情况下才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均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对施工现场安全负主体责任。施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国务院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完成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从上述法律法规明显可见：总承包应是施工安全的主体责任承担方，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应由总承包承担，只有在总承包合法分包、且已尽到安全生产法定义务、分包方不服从管理时，分包方才负有责任。本案中，刘雨超违反《建筑法》，无资质承揽工程，并将工程又分包给不具有资质、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人，本身是违法行为，其无法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转移给牟志忠，也就是说，牟志忠所做的所有违法行为，均应由刘雨超负责。尤其是在总包方刘雨超未尽《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法定义务——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义务、未执行安全生产标准、未对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存在违法行为的事实，牟志忠也无不服从管理情形，实在无法确定牟志忠的事故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牟志忠负责，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说理部门认为：牟志忠作为钢架工程的直接承包人和施工人，也是死者许文的聘用者和管理者，亦对案涉安全生产事故负有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违反安全生产法定义务，有违反《安全生产法》的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有责任，这是一种法定的、行政责任。死者的聘用者和管理者，并不是负有责任的唯一要件，还要看法律是否规定了聘用者和管理者有哪些安全生产法定义务，违反了哪些条款，才导致了事故发生。如前所述，建筑建设领域，现场安全主体责任在总包方，不在分包方，不管死者与分包方是劳动关系，还是聘用、管理关系。（二）对违法分包方认定事故责任（行政责任），不仅如上述有法律依据，也会产生错误导向，对安全监管形势有害。1.没有法律依据分包方承担施工现场安全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仅无法确定事故责任，也无法要求其进行整改措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应对负安全生产法定义务的生产经营单位要求整改措施，便面临着无依据要求牟志忠整改。2.如果对违法分包方确定事故责任，将产生错误导向，进一步放纵违法发包方转移自己的法定义务。如果让总承包违法发包，认可转移其法定义务与行政责任，则会产生放纵违法行为的后果。本案中，刘雨超承揽工程后，又分包给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与资质的个人牟志忠，牟志忠又雇请工人，层层转移法律责任，导致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定义务，这种情形，就是违法经营的生产经营单位，为了节省用工成本，恶意规避用工风险，逃避自身责任，而将本身所固有的生产经营业务，交由不具有用工资格的个人作业，一系列的违法，东莞市政府及行政监管部门不可能确认其利益，因此，绝不可认可其违法行为的利益，而作“共同责任、共同处罚”，从而减轻刘雨超所应承担的责任、加大分包方本不应承担的责任。3.从保障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准确认定主体责任角度，不宜认定“分包方”负有责任。从现有的建设领域形势来看，不法的承包方，层层非法转包，欲达到转移责任的目的，最终受到损害的是实际作业的劳动者，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不到任何保护。而所谓的“分包方”，实际上也是固定与承包方固定合作的劳务工人，他们多数自己参与作业，只有在“工程”大到他们无法自己完成，才找来老乡、亲戚朋友共同来完成。他们本质上是向总包方出卖劳动力、劳务价值，是否是独立的分包方，构成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均有不明确之处。不过，无论是分包方，还是劳务关系、劳动关系，无论是两个相区别的主体，还是刘雨超一个主体，作为承揽工程，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施工活动的刘雨超，均构成独立的建筑施工活动基本单元，应对其负责，而不是分包人、提供劳务人。无论是东莞市政府，还是东莞安监局，对分包关系、劳动或劳务关系其实无权认定，东莞市政府或东莞安监局认为刘雨超对事故负有责任，最深层次的理解，是死者作为这次事故中的一个从业人员，因为总包方没有尽到法律义务，包括教育培训与劳动保护，导致了其死亡。而不是其他的民事关系。4.从监管效果来看，对本应属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业务范围，而非法转移给他人进行作业，只有抓生产经营活动、业务范围的固有生产经营单位，才可以准确、精确进行监管。否则生产经营活动、业务的所有者，随意违法发包，监管机关无法对潜在的、可能的分包者进行任何的监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雨超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雨超在二审期间未提出任何陈述意见。原审被告东莞市政府在二审期间坚持其原审答辩意见，未再提出新的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牟志忠在二审期间未提出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明，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于2019年1月10日挂牌成立。根据东莞市机构改革方案，整合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以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应急管理职责，市公安局的消防管理职责，市民政局的救灾职责，市国土资源局的地质灾害防治职责，市水务局的水旱灾害防治职责，市林业局的森林防火职责，相关机构的震灾应急救援职责，防汛防旱防风、减灾、抗震救灾、森林防火等指挥部（委员会）的职责等，组建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为市政府工作部门，不再保留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撤销，由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继续行使其职权。本院认为：本案为安全生产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可见，但凡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均应给予相应处罚。就本案而言，刘雨超、牟志忠虽是自然人，但都从事通过承揽工程以期获取利润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属性，均可作为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主体。刘雨超本无施工资质，除存在原东莞安监局业已认定存在的违法情形外，还将案涉承接工程的钢架结构建设部分又行分包给牟志忠；牟志忠作为钢架结构建设部分的实际施工方，同样没有施工资质，而死者许文又由其聘请。故，原东莞安监局理应甄别刘雨超、牟志忠各自在案涉事故当中所负的责任，尔后再行依法作出相应处理。原东莞安监局只对刘雨超进行了行政处罚，而对牟志忠并无作出任何处理，也没有就其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及应否针对案涉事故承担责任进行调查，显然有违公平原则。原审法院据此将原东莞安监局向刘雨超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及东莞市政政府维持该处罚的案涉复议决定予以撤销，并无不妥。基于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已将原东莞安监局等部门的职责进行整合，并由其继续行使，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应当就案涉事故重新进行调查，进而再依法对刘雨超、牟志忠分别进行处理。综上所述，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误，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东莞市应急管理局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