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1民初4593号原告：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路20号。法定代表人：李良勇，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魁，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徽，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20号。法定代表人：郑国军，执行董事。被告：赵博，男，198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被告：赵官亭，男，1963年11月6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密市。被告：郑风仙，女，197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被告：张春风，女，196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科伟，河南豫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海潮，男，197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国胜，河南君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丹丹，河南君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煤炭销售集团）与被告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省煤炭销售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徽，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科伟，被告邵海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国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省煤炭销售集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昌达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530.425万元（按照年息4.9%，以25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1日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1日，及以后计算至实际偿还时止的利息）。2、判令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对借款中的2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424.34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利息按照年息4.9%，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1日计算至2018年10月11日，及以后计算至实际偿还时止的利息）。3、判令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承担律师费15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省煤炭销售集团系被告昌达公司股东，为支持昌达公司开展业务，于2013年3月12日、2013年9月4日、2013年10月16日分别提供1000万元股东借款，共计3000万元。其中2013年9月4日、10月16日两笔共计2000万元出借款，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作为昌达公司的股东各出具一份《担保书》，自愿为该出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昌达公司仅偿还2013年3月12日原告出借的1000万元当中的500万元，剩余款项一直未偿还。根据协商，剩余款项作为股东长期支持资金，在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需求时昌达公司应当归还，借款利率按照银行贷款计算。省煤炭销售集团因自身需求，于2018年10月22日通知昌达公司，要求于10月25日前归还款项，并要求其他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各被告均未偿还，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审理，判如所请。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辩称：1、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昌达公司并非仅仅向原告借款3000万元，实际情况是2013年先后四次向原告借款共3750万元，昌达公司除原告诉求外，还于2013年9月17日向原告借款750万元，并于同年10月10日将750万元偿还原告。2、原告出借给昌达公司的3000多万元资金不是长期支持资金，均为短期借款。3、原告向昌达公司出借的3750万元款项不是原告自有资金，而是从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向单位内部职工集资的款项。原告于2013年前后除出借给昌达公司款项以外，还向进出口公司、运销公司及其他公司出借数千万元款项。原告的实缴出资8000万元中有5400万元是实物出资，但其出借资金数额高达6000余万元，其出借资金不是自有资金，并且实际以资金拆借为主要经营目的，系违法活动。4、原告出借资金均是短期资金，在约定期间未向担保人主张权利，因此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应免除保证责任。5、原告出于不正当目的，隐匿证据的行为，应当受到民事制裁。根据证据规则第75条，原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邵海潮辩称：1、原告隐瞒关键证据。本案原告与昌达公司是合作投资关系，均签有合作协议，双方不是借款关系，原告以合作协议作为主合同，诱骗邵海潮提供担保。2、相关合同早已终止，保证期间已超过，邵海潮应免除保证责任。3、昌达公司的人、财、物均由原告直接管控，巨额资金去向不明与被告邵海潮无关。原告省煤炭销售集团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昌达公司工商信息查询页面（工商档案）。证明目的：原告系被告昌达公司股东，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在款项出借及签署《担保书》时均是昌达公司的股东。证据2：2013年3月12日昌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目的：原告于2013年3月12日向昌达公司支付1000万元出借款的事实。证据3：2013年9月3日《担保书》一份。证明目的：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签署《担保书》，自愿为1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证据4：2013年9月4日昌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账单一份。证明目的：在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出具《担保书》后，原告向昌达公司支付1000万元出借款的事实。证据5：2013年10月16日《担保书》一份。证明目的：被告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签署《担保书》，自愿为1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证据6：2013年10月16日昌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一份。证明目的：在被告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出具《担保书》后，原告向昌达公司支付1000万元出借款的事实。证据7：快递单6份、催收通知6份。证明目的：原告向各被告催收款项的事实。证据8：中标通知书一份、代理合同一份、发票一份。证明目的：原告经公开招标，确定代理律师并支付15万元代理费的事实。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证据1与昌达公司股东会决议、工商登记不符，与本案事实不符，与本案无关，对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张春风在昌达公司仅是显名股东，隐名股东是原告高管。原告的高层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管理混乱，应予打击。二、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收据中收款事宜备注是转款，与原告主张的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有差距的，收款事由与原告主张不一致；对转款凭证中的摘要“转款”两个字，与原告的主张也有矛盾，原告未提供借款合同，应如实说明。三、证据3和证据5两份《担保书》一并质证，其中郑风仙对两份《担保书》中自己的签名笔迹真伪有异议，赵博、赵官亭、张春风对签名真实性无异议，但两份《担保书》从内容来看均没有保证合同的特征，未提到担保二字，也未提到担保人愿意对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代为履行的意思表示，仅仅说昌达公司全体股东以全部个人财产提供担保，与担保法中的保证概念是有距离的。本案中还有股东即省煤炭销售集团未提供担保，所以不是全体股东，承诺效力存疑。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均已结婚成家，其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共同财产处分须共有人同意。另2013年3月16日的担保书上未有赵官亭签名。四、证据4、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对于收款事由中“经营”二字，与原告和昌达公司围绕出借款所签订的协议是一致的。五、对证据7催收通知，赵博、赵官亭、张春风、郑风仙均未收到，其证明目的当然不成立。原告向昌达公司发出的催款函是原告进行虚假诉讼的证据。原告和昌达公司自2013年围绕3000万元借款资金合作约定的期限届满之日均为12月31日，2013年三份协议均已对主债务的履行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原告称是长期支持款项不能成立。原告和昌达公司后未经本案保证人知情特别是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对早已到期的合作款项又进行了延长处理，恰能证明本案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已自行免除。六、证据8代理费用原告仅要求保证人承担而未要求借款人昌达公司承担，违反公平原则。被告邵海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证据1昌达公司的工商查询页面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查询页面显示邵海潮占注册资本4.2%，但真实情况其仅占1%，另外3.2%是代另外5人持股；二、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收据及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属于借款；三、证据3、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担保书属无效担保，是不成立的，也不是邵海潮自愿签署的。邵海潮作为公司员工根据领导安排，其不签字就要被辞退。担保书是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或不存在借款事实，则从合同无效。四、证据4、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借款，也无任何备注证明1000万元是借款。五、证据8的中标通知书、代理合同及发票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中标通知书被告邵海潮未收到，发票只有5万元，超过部分不予认可。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一、原告与昌达公司2013年2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复印件），证明目的：1、该协议名为合作经营协议，实为借款协议；2、原告与昌达公司之间于2013年3月12日发生的1000万元借款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3年12月31日；3、该笔借款当时约定为短期借款，并非原告诉称的未约定借款期限的“长期支持资金”；4、因原告未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等保证人已经免除保证责任。证据二、原告与昌达公司2013年9月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复印件），证明目的：1、该协议名为合作经营协议，实为借款协议；2、原告与被告昌达公司之间于2013年9月4日发生的1000万元借款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为2013年12月31日；3、该笔借款当时约定为短期借款，并非原告所称未约定借款期限的“长期支持资金”；4、因原告未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等保证人已经免除保证责任。证据三、昌达公司于2013年10月16日出具经原告有关负责人签字批准的《（借款）申请》（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1、原告与昌达公司2013年10月16日发生的1000万元当时约定的是短期借款，并非“长期支持资金”；2、因原告未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等保证人已经免除保证责任。证据四、原告与昌达公司于2015年1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一份。证明目的：1、原告与昌达公司在没有任何第三方参加、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在原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将近二年后将双方之间之前遗存的案涉债务进行处理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2、原告与昌达公司在新协议中约定案涉债务的履行届满日为2016年12月31日。证据五、原告与昌达公司于2017年1月3日签订的《协议》一份。证明目的：1、原告与昌达公司在没有任何第三方参加、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围绕双方之间案涉债务进行处理又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2、原告与昌达公司在新协议中约定案涉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为2017年12月31日。以上第一组证据综合证明：1、无论按照2013年三笔各1000万元借款的各个原始协议或者原告与昌达公司双方达成的“新协议”（证据四、五），原告起诉主张保证权利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以上；2、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等保证人已经免除了保证责任。第二组证据：证据六、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5财保2023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据七、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7执复59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据八、原告与昌达公司、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运销有限公司2013年6月10日签订的《协议》一份；证据九、昌达公司偿还本金、利息明细情况表（后附凭证及原告出具的服务费发票），证明目的：原告对外借贷是为了高息牟利，原告实施的所谓资金拆借行为非法。第二组证据综合证明：原告以资金拆借（涉嫌高利转贷）谋取高额利息为常业，有关拆借资金非其自有资金，而且非出于生产经营需要，实施的是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其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原告对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据二两份《协议书》一并质证，真实性有异议，其中证据二连签署时间都没有，昌达公司既然可以提供《昌达公司借省公司款及支付利息一览表》、相关支付凭证的原件（证据九），却无法提供上述《协议书》的原件，反而向法庭解释该《协议书》是从原告处窃取的，说明协议并非真实；对两份《协议书》的关联性也有异议。两份《协议书》内容雷同，在第三条均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注入资金，乙方（昌达公司）注入资金到甲方（原告）账户，由甲方（原告）统一控制并安排使用”，其资金使用及账户控制与本案借款关系完全不同。虽然被告辩称该处系“笔误”，但不可能连续多份合同一直“笔误”。此外两份《协议书》均在第九条约定甲方（原告）按注入资金总额的月1.3%收益，并且每吨按照当月单价的1%收取销售收益，该约定也与昌达公司提供的相关支付凭证（证据九）不一致，因此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为复印件且无原告盖章确认，真实性有异议；对合法性也有异议，昌达公司既然称系向原告提出的申请，原件在原告手中，则该证据属于以非法手段窃取；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申请》指向并非原告，且内容也记载“用款到期后集团依据业务需要调配资金，使用资金情况由昌达公司总经理赵博负责担保（付担保书）”，结合昌达公司提供的证据九后续支付利息的行为，也足以说明该资金属于长期支持资金。对证据四、证据五两份《协议》一并质证，真实性有异议，昌达公司既然可以提供《昌达公司借省公司款及支付利息一览表》、相关支付凭证的原件（证据九），却无法提供上述《协议》的原件，说明并非真实协议，也从未履行；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协议》内容来看，其实质为业务协议，所约定的期限仅是相关业务合作的期限，而非还款期限，也并未约定案涉借款何时偿还，仅仅是约定以合作款项抵充借款，不能视为原告向被告主张偿还，更何况协议根本未履行，否则何来两份协议多次确认2500万元债务而始终未抵扣减少。对证据六、证据七两份《裁定书》一并质证，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与本案无关，其次原告对外业务往来较多，出现纠纷也属正常，被告仅凭两份裁定书不能证明原告以借贷为常业、存在高利转贷。对证据八《协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内容明显是相关方对债务的转移确认，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原告有资金拆借、非法从事金融活动，且《协议》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质证。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两份《协议书》与本案无关，并非被告所称“为本案的借款合同”，首先昌达公司直至2014年6月还在向原告支付利息，所支付的利息与《协议书》记载均不一致，其次也与《协议书》记载的“合作期限”不一致；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九记载的付息记录与原告诉求无关，原告诉求是请求被告支付自2014年6月10日以来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综合证据九记载的付息水平较高的事实，也足以说明原告主张是真实客观的；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原告作为昌达公司股东，支付长期支持资金，帮昌达公司开展业务正是出于昌达公司经营需要，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对此应是明知，否则不会在担保书上签字。被告邵海潮对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一、二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协议》为合作经营协议不是借款协议。鉴于借款关系未发生，即便发生也已超过保证期间，应当免除邵海潮的保证责任。被告邵海潮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与昌达公司签署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所有借款均不真实，原告与昌达公司是投资合作经营，不是借款。第二组证据：邵海潮与陈伟等四人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证明目的：邵海潮并非公司真实股东，其仅实际持有昌达公司1%股权，是显名股东，《担保书》记载邵海潮为股东是错误的。原告对邵海潮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书系复印件无法核实，也无签署年月日；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昌达公司向原告账户注入资金，由原告统一控制安排使用，与本案借款资金的流向和安排相反，第九条约定甲方的收益计算方法也与本案借款关系无关。对第二组证据四份《股权代持协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邵海潮是否代持股权、代持何人股权不影响原告依据工商登记信息相信邵海潮即是股东，更不影响其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对其真实性不予质证。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对邵海潮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相关款项实为借款，该《协议书》即为借款协议。对第二组证据四份《股权代持协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2日，原告省煤炭销售集团通过银行向被告昌达公司转款1000万元，2013年11月8日被告昌达公司通过银行向原告转款200万元、11月13日被告昌达公司通过银行向原告转款300万元，共计500万元。2013年9月3日，被告赵官亭、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共同签署一份《担保书》，主要载明：“由于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业务需要，需向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由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全部个人财产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滞纳金及索要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由各股东承担。”下方由赵官亭、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分别签字。2013年9月4日，原告向昌达公司支付1000万元。2013年10月16日，被告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共同签署一份《担保书》，主要载明：“由于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经营业务需要，需向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由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全部个人财产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逾期还款滞纳金及索要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一切费用。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由各股东承担。”下方由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分别签字。同日，原告向昌达公司支付1000万元。被告昌达公司称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4年6月10日，原告予以认可。2018年10月16日，原告向昌达公司作出《关于要求归还股东出借款的函》，要求昌达公司于2018年10月21日前还款。关于原告提交的2013年9月3日、2013年10月16日两份担保书，被告郑风仙质证称对担保书上本人签名真实性有异议，提出笔迹、指印鉴定申请书，后其又放弃鉴定申请。同时郑风仙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本院向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调取原告的企业信用报告，欲证明原告在本案中存在资金拆借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转贷。另庭审后，被告昌达公司提供其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据二协议书的原件，原告以提交代理词的形式质证认为协议书并非借款合同，在昌达公司取得借款后即被抛之一旁，并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省煤炭销售集团主张被告昌达公司拖欠借款，提供有相应转账凭证为证。原告称双方之间未签订借款协议，但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担保书》中明确载明为借款，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亦均认可涉案款项系借款，被告邵海潮辩称为合作款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应承担举证责任。邵海潮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系合作款项，邵海潮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同时郑风仙申请本院调查取证，本院亦不予采信。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提供与原告之间签订的三份《协议书》并提供其中一份原件，二份为复印件，辩称协议书即为借款协议，原告对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三份《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根本未履行。本院认为，三份《协议书》内容类似，均在第三条约定昌达公司注入资金到省煤炭销售集团账户，由省煤炭销售集团统一控制并安排使用。关于款项使用安排是一般协议的核心条款，另就昌达公司支付利息的情况来看，也与三份《协议书》约定的收益不同。另两份《担保书》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均无任何有关对《协议书》约定的记载，故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辩称该三份《协议书》即为本案原告诉请所涉借款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昌达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提供与原告2015、2017年签订的协议，辩称对债务偿还进行了新约定，但未提供证据原件，原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从《协议》内容来看，约定为省煤炭销售集团与昌达公司开展合作运销煤炭，以运销煤炭获利偿还欠款，约定期限实为合作期限而非还款期限。关于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昌达公司尚欠借款本金2500万元，事实清楚。昌达公司拖欠借款，构成违约。昌达公司认可利息支付至2014年6月10日，故原告主张昌达公司自2014年6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的保证责任及保证期间的问题。原告提供与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之间签订的担保书，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在两份《担保书》上签字确认，自愿对20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赵官亭在2013年9月3日的《担保书》上签字确认，自愿对10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被告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作为保证人理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被告邵海潮辩称签署担保书为被胁迫，未提供相应证据，不予认定。鉴于两份《担保书》均未约定担保债务履行期间及保证期间，依据相关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2018年10月16日，原告向昌达公司作出《关于要求归还股东出借款的函》，要求昌达公司于2018年10月21日前还款，昌达公司未按约定还款，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的保证期间应自2018年10月22日起计算，故原告的主张未超出保证期间。但2013年10月16日的《担保书》中并无赵官亭签字，原告称赵官亭对此知情、同意担保，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认定赵官亭不应对2013年10月16日昌达公司的借款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关于本案代理费用的问题。原告就代理费用未主张借款人昌达公司承担支付责任，而直接向保证人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主张支付责任，按照双方约定，本案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为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告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25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6月11日起以本金25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对上述判决第一项中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赵官亭对上述判决第一项中的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赵博、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赵官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追偿。五、驳回原告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071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河南省煤炭销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000元，被告河南省昌达煤炭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赵博、赵官亭、郑风仙、张春风、邵海潮负担19407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胜利审判员  陈贵斌审判员  陈 赞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匡云蕾书记员黄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