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0刑初59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熊某，绰号“小熊”，男，1985年4月1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无业，住四川省宣汉县。2003年1月20日，因犯盗窃罪、抢夺罪被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03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2005年3月26日，因犯抢劫罪、抢夺罪被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5年3月25日刑满释放；2017年9月3日，因吸毒被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行政拘留十四日。因本案于2017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沈晨（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某，男，1996年11月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河南省夏邑县。因本案于2017年9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鲍普扬，浙江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公诉刑诉[2018]6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熊某、杨某犯组织卖淫罪，于2018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熊某及其辩护人沈晨、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鲍普扬到庭参加诉讼。其间，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7年7月至9月4日，被告人熊某、杨某伙同汤某、高某、李某、杨某2（均另案处理）组织卖淫女姚某、杨某1、田某、张某等人在杭州市余杭区某村X号2楼南侧租房、Y号4楼租房等处多次进行卖淫，并为卖淫活动望风放哨、提供场地和工具，从中获利，共计卖淫约220余次。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扣押清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书证；提取笔录、检查笔录、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数据光盘；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熊某、杨某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且被告人熊某系累犯，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熊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唯提出其没有起主要作用。 被告人熊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熊某对卖淫女的管理较弱，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相比暴力犯罪，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低，且当庭自愿认罪，请求对被告人熊某从轻处罚。 被告人杨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唯提出其系受指派从事相关工作，作用较小，系从犯。 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杨某仅为卖淫活动望风，且租赁卖淫场地的费用非被告人杨某所出，被告人杨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其行为应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2）被告人杨某的犯罪情节比同案人员轻，认罪态度较好。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杨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2017年7月起，被告人熊某、杨某伙同李某、高某（均另案处理）、汤某（已判刑）等人组织姚某、杨某1、田某等多名卖淫女在杭州市余杭区某村X号二楼南侧租房、Y号四楼租房等处多次进行卖淫活动，为卖淫活动提供场地、卖淫工具、望风放哨，并以从每次卖淫款中抽取人民币30元的方式获利。至同年9月4日，共计组织卖淫约220次。其间，被告人杨某负责出面租赁房屋、望风等。 同年9月4日晚，公安机关在上述红丰村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南侧房间内当场抓获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卖淫女姚某、杨某1及嫖客，抓获疑似望风人员被告人杨某并查获避孕套177个等物品，另从被告人熊某处查获三星S6手机1部，从被告人杨某处查获OPPO手机1部，上述物品均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姚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别名“大婷婷”，2017年7月，其应“小丽”（经辨认为李某）的邀请到杭州游玩，到杭州时是“袍子”（经辨认为高某）到车站接其，后其和“小婷婷”（经辨认为杨某1）、“张某3”（经辨认为张某2）和“陌陌”（经辨认为田某）住在一起，之后其四人跟着李某到杭州市余杭区卖淫，直至9月4日其在向一嫖客（经辨认为张某1）卖淫时被当场查获（期间其曾回过厦门几天）；卖淫地点由李某提供，有红丰村东罗庄66号一楼西面的房间、东罗庄Y号404房间、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南侧楼梯口房间等，其卖淫一次收费100元，一般是通过微信二维码收款，部分现金支付，有的人会给200元，其微信记录中100元、200元的二维码收款都是嫖客支付的嫖资；其卖淫一次李某拿30元，一般是晚上用现金结算，偶尔微信转账，且微信转账的钱里部分是田某、张某2的；除了其和杨某1、田某、张某2外，8月中旬李某还从福建叫了“琳琳”、“双双”等人来卖淫；卖淫活动的组织者是李某、高某、熊某、杨某3，其中杨某3在8月中旬左右和熊某吵架后离开，在9月1日左右汤某加入，李某负责提供卖淫地点，安排其等人卖淫，让其等人在卖淫的房间附近站街，房间里的避孕套、湿纸巾等物品是房间里本来就有的；熊某负责放哨等，汤某也会放哨，并在微信群里通报情况等；以及其辨认出相关卖淫地点的事实； 2、证人杨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别名“小婷婷”，2017年7月，厦门因开金砖会议，夜场不能上班，其就到杭州“小丽”处玩并住在杨家沁苑的小旅馆，其间“小丽”、“小丽”男友“袍子”（经辨认为高某）带其到过临平，后杨某3通过“小丽”认识其、添加其微信并邀请其到临平玩，8月2日左右其到临平后通过杨某3介绍住到建国旅馆，后“大婷婷”（经辨认为姚某）、“陌陌”（经辨认为田某）、“张某3”（经辨认为张某2）陆续到了临平并与其住在一起；之后杨某3暗示其到红某卖淫，其同意，并和姚某、张某2等人一起在红某租房里卖淫，直至9月4日其在向一男子（经辨认为杨某2）卖淫时被当场抓获，当时姚某也在房间内卖淫并被抓获；姚某等人只认识“小丽”，应该是“小丽”叫来的，其虽然是杨某3叫来卖淫的，但杨某3和“小丽”是一个圈子的，且杨某3也是通过“小丽”才认识其，杨某3让其卖淫相当于就是“小丽”让其卖淫；卖淫地点有杨某2和“小熊”（经辨认为被告人熊某）位于红丰村东罗庄66号一楼西侧弄堂边的租房、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南侧房间等，卖淫一次收费100元，其拿70元，杨某3拿30元，其在下班后按卖淫次数把钱结给杨某3，姚某等人的钱应该是给“小丽”和高某的；嫖资主要通过微信二维码收款，其微信里面的二维码收款都是嫖客付的嫖资，其中几个200元也是嫖资，是加钟情况；“小丽”和杨某3是合伙组织其等人卖淫的，而且二人各自的男友高某、熊某也参与其中，其中杨某3在8月20日左右因与熊某吵架而离开；其间，杨某3、熊某负责放哨，杨某3还给其等人买水等；卖淫女除了其和姚某、张某2、田某外，还有几个是从福建来的，和“小丽”是一起的；以及其辨认出相关卖淫地点的事实； 3、证人田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别名“莫某”，之前在厦门的KTV坐台，后因厦门要开金砖峰会，KTV被关掉，其在2017年7月下旬和小姐妹“张某3”（经辨认为张某2）一起到杭州玩，到杭州当天是“小丽”（经辨认为李某）的男友“泡子”（经辨认为高某）到车站接其等人的，之后其还遇到了以前认识的“大婷婷”（经辨认为姚某）、“小婷婷”（经辨认为杨某1），四人一起住在杭州市，8月初住到了临平；在一起住的时候，张某2、姚某、杨某1每晚都会出去直至凌晨才回来，后其得知是跟着李某在红某卖淫，之后李某也劝说其卖淫，其最终同意，李某告诉其卖淫一次100元，卖淫的时间由她定，房间、避孕套等也由她提供，还有人负责放哨，很安全，条件是其每次卖淫要分30元给她，其答应，并开始在红某卖淫；之后其陆续在红某卖淫4、5天，平均每天卖淫5、6次，是自己站街并将嫖客带至指定房间卖淫，每次向嫖客收取100元的嫖资，部分支付宝收款，部分现金收款，每天卖淫结束后按每次30元的金额以现金形式交给李某等人，其中交给高某、熊某各一次，其余都是交给李某，交给熊某的这次其还被李某骂不懂规矩；其卖淫的地点有两个，分别是红丰村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南侧房间、东罗庄Y号四楼东侧房间；李某是卖淫女的老板，李某的男友高某负责放哨、望风，汤某跟着高某负责放哨等，熊某是和李某合伙的，同时也放哨；除了其和姚某、杨某1、张某2外，其听说“琳琳”、“双双”等人也是跟着李某在红某卖淫的；其等人有用来通风报信的临时红包群，群里的人都是卖淫女和团伙成员，其中高某、熊某都是在群里的，李某还会在群里说“以后上半天就不来的人就趁早滚蛋”之类的话等事实； 4、证人杨某2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9月4日19时许，其经过红丰村村道时一女子（经辨认为杨某1）问其“要不要做”，意思就是卖淫嫖娼，价格100元，之后其跟随杨某1到了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南侧房间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以现金形式支付嫖资100元，后被查获等事实； 5、证人张某1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9月4日19时许，其在红某内闲逛时，两个站街女中的一个（经辨认为姚某）问其要不要服务，就是发生性关系的意思，并报价100元，后其跟随姚某到了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南侧房间并发生了性关系，后当场被查获，尚未支付嫖资等事实； 6、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9日，杨某从其处以每月350元的价格承租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一个星期左右后，其发现该房间有站街女进出，遂向杨某提出退房，杨某提出将房租加至每月1000元，其遂同意继续租用，后其还将102房间也租给了杨某；9月4日晚，其发现有便衣在巡查，遂发了内容为“今天便衣要到十一点才下班，现在没人在做吧，千万不能做”的微信给杨某等事实； 7、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8月中旬，徐某联系其称想在红某卖淫但以前的老板熊某不允许，其答应帮忙出面解决，后其和“焦三”（经辨认为焦宪海）与熊某碰面谈这件事，之后徐某在红某卖淫并表示会每月给其一点钱，其同意，并出面让熊某把位于红丰村××楼的房间借给徐某卖淫；徐某告诉其熊某和“狍子”（经辨认为高某）合伙在红某带着9至10名卖淫女做生意，高某女友、“彬子”也一起参与等事实； 8、证人徐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和陆丽芬在赵某手下卖淫，起初在胜利北苑，2017年8月份起在临平××楼西面房间、××房间，这两个房间都是熊某的，其中202房间第一次使用就被抓；其和杨某3是小姐妹，熊某（系杨某3男友）通过杨某3认识外号叫“袍子”的人（经辨认为高某），并和高某一起合伙带卖淫女卖淫，获利二人对半分，其中高某负责带卖淫女到临平，熊某负责摆平红某的社会关系等，杨某3和高某的女友“小丽”也都是参与其中，负责给卖淫女安排房间、送水送零食等等；高某还建立了微信群用于通风报信，杨某负责望风；熊某亲口告诉过其手下一共有8个卖淫女，其中其叫得出名字的有姚某、杨某1等；8月底，杨某3和熊某分手，熊某还告诉其杨某3离开时将这个月赚的3万元钱都卷跑了，很郁闷；之后熊某天天吸毒，后因吸毒被抓等事实； 9、证人沈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出租私房户流动人口登记簿，证实其系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红丰社区3组东罗庄66号房东，2017年4月底、5月初，其将101室以400元每月的价格租给了熊某，4个月左右后，其发现房子后面有疑似卖淫女在站街，遂不再继续出租等事实； 10、证人钱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出租私房户流动人口登记簿，证实其系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红丰社区3组东罗庄57-2号房东，2017年8月11日，其将202室租给一男一女（根据登记表，其中的女子叫李某）并通过微信上报公安机关，9月4日，公安机关在上述租房内查获卖淫嫖娼活动等事实； 11、证人陈某1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出租私房户、暂住人口登记簿，证实其替周忠华、周忠林兄弟管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租房，其间，其将Y号四楼东侧房间租给了汤某，将Y号五楼朝西的房间租给熊某等事实； 12、检查证、检查笔录、现场照片、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发还清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照片，证实2017年9月4日下午，公安机关对杭州市余杭区东罗庄57号202房间进行检查，发现报警人陈某2以及徐某（经陈某2指认系欲向其卖淫的女子），并在房间内查获避孕套共4盒（每盒100个）、127个，并予以扣押；当日晚，公安机关对红丰村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南侧房间进行检查，查获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子张某1和女子姚某，及另一男子杨某2、另一女子杨某1，该二人均承认曾在房间内发生过卖淫嫖娼行为，且杨某2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了100元嫖资，另从房间内查获避孕套共177个并予以扣押；民警在检查时，发现一男子（自称杨某）在房门口张望，形迹可疑，遂进行了控制等事实； 13、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证实公安机关从被告人熊某处扣押三星S6手机1部、从被告人杨某处扣押白色OPPO手机1部，以及从李某等人处扣押手机的情况； 14、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2019年9月15日，公安机关对姚某持有的手机（号码为159××××6909）进行勘查，发现姚某的微信昵称为“梦瑶baby”，微信号为×××，微信好友中有“东山再起”（备注名“斌子”，即汤某）、“淡淡的烟味”（备注名“小丽”，即李某）等人，姚某与二人分别有聊天记录；经勘查微信转账记录，发现2017年7月25日至9月3日期间，通过微信二维码收款的有96笔（92笔100元、4笔200元），经姚某确认，均系收到的嫖资；另，姚某转账给“小丽”的记录有20条，除了7月31日的200元、8月7日的47元、8月20日的200元不确定或不是卖淫抽成款外，其余的共计2540元均为转给李某的卖淫抽成款（部分包含了其他人交给李某的抽成款），“小丽”转账给姚某的有1条200元等事实； 15、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9月15日，公安机关对杨某1持有的手机（号码159××××3035）进行勘查，发现杨某1的微信号为×××，经对其微信转账记录进行勘查，发现2017年8月1日至9月3日期间，通过微信二维码收款的有99笔（95笔100元、4笔200元），经杨某1确认，均系收到的嫖资等事实； 16、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9月15日，公安机关对田某持有的手机（电子串号3591******9234）进行勘查，发现支付宝实名认证为“田某”，2017年8月18日至9月3日期间，有4笔100元的收款记录，经田某确认，均系收到的嫖资；该手机登陆的微信显示微信昵称为“嘿、胖子”，微信号为×××，微信好友中有“淡淡的烟味”（备注名“K小丽”，系李某）、“妖孽&恶魔”（备注名“K小熊”）、“疯子$神经病”（微信号×××，系高某）等，2017年8月25日0时4分许，田某通过微信转账给“疯子$神经病”转账30元（田某称该30元非上交的卖淫钱，是高某向其借的红包钱）等事实； 17、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数据光盘，证实公安机关对从被告人熊某、杨某以及李某、高某处查获的手机进行勘查的情况；其中，被告人熊某的手机联系人中有“小丽”（136××××3069）、“凯峰”（150××××1297），微信中登陆的账号昵称为“妖孽&恶魔”，与昵称为“夏季的雪”（a150××××7165）有微信通话记录，有红包领取记录，向“夏季的雪”发送“想你了”等内容；微信号×××（备注名“铤铤”）有聊天记录，内容为“铤铤”问熊某能不能上班，熊某表示“不上了，今天有情况”，“铤铤”称“那狍子是干嘛”、“要钱不要命”等；在群名为“红包群”的微信群里，“梦瑶baby”称“好了开门”，“淡淡的烟味小丽”称“上班的，我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上一下就不上了，或者有钱了，就不来了，这种人趁早滚蛋，到时候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之后“疯子$神经病”（×××）在群里发了红包；2017年9月2日21时44分许，“AA请稍后……”称“躲躲/躲下”，“疯子$神经病”表示“机动队来了/新华联进去的/小凯看着只要不下人就没事”，“AA请稍后……”回复了“哦哦”；被告人杨某的手机（号码175××××8850）中存有“杭州雪姐”（151××××3327）、“杭州雄哥”（137××××1361）、“杭州丽姐”（136××××3069）等联系人，其中“杭州雄哥”通过短信将房东朱某的号码发给了杨某；杨某的微信昵称为“AA请稍后……”，微信号为×××，2017年9月4日20时10分许，收到“aaa房东”的信息“今天便衣要到十一点下班，现在没人在做吧，千万不能做”；有一无具体聊天内容的群，系统消息显示“你将aaa丽姐移出了群聊”、“你将婷婷移出了群聊”等；在删除的聊天记录中，2017年8月13日下午，“淡淡的烟味”（aaa丽姐）称“送床的已经到了”，杨某表示“刚回来”，9月3日凌晨，“淡淡的烟味”（aaa丽姐）称“你四楼的钥匙掉了一个，你都不知道”，杨某表示“不知道”；在删除内容中发现内部人员有“aaa丽姐”、“aaa杭州斌哥”、杨某本人、“梦瑶baby”、“aa老哥”（×××）等人的微信群；李某的手机登陆的微信账号昵称为“淡淡的烟味”，支付宝账号为“尘封的心”（136××××3069）等事实； 18、行政处罚决定书、撤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姚某、杨某1、徐某、杨某2、张某1、王本涛、梁祖勰分别因卖淫、嫖娼被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行政拘留的事实； 19、杨某3（151××××3327）、李某（136××××30690）、高某（183××××1251）话单，证实案发期间内，李某、高某与熊某、杨某、杨某3等人之间通话、短信记录频繁，且很多为深夜、凌晨的事实； 20、抓获、破案经过，证实案件的侦破情况以及被告人熊某、杨某均系被动归案的事实； 21、户籍证明、前科情况说明、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被告人熊某、杨某的身份情况、被告人熊某的前科情况以及被告人杨某查无前科的情况； 22、同案人员汤某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其和熊某在杭州市余杭区的棋牌室里认识，后“泡子”（经辨认为高某）通过熊某认识其并主动接近其；高某及女友“小丽”（经辨认为李某）是和熊某合伙在杭州市余杭区做卖淫生意，跟着高某的还有一个“小鬼”（经辨认为杨某），上述人员手下的卖淫女有“大婷婷”（经辨认为姚某）、“小婷婷”（经辨认为杨某1）、“莫某”（经辨认为田某）、“涵涵”等人，其系熊某拉进去帮忙的，起初向其借位于红丰村东罗庄Y号404的租房用于卖淫等，后来让其帮忙摆平红某里的社会关系、帮忙望风，防止其他人来阻碍卖淫生意，并许诺给其分成，卖淫的地点除了其租房外，还有红丰村东罗庄某村X号二楼租房，后经高某提议，其和熊某、高某共同出资租下该房一年用于卖淫等事实； 23、被告人熊某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8月左右，其和女友杨某2找了卖淫女在余杭区卖淫并从中分成，在其回老家期间，杨某3已经和高某、“小丽”（经辨认为李某）商量好合伙做卖淫生意，高某、李某也搬到红某住，之后其代表杨某3出面和高某、李某合作，高某、李某借助其在红某的社会关系站稳脚跟；卖淫女是李某从厦门找来的，其知道的有“大婷婷”（经辨认为姚某）、“小婷婷”（经辨认为杨某1）、“莫某”、“涵涵”等人，卖淫的地点红丰村109号李某租的房间、红丰村××楼汤某租的房间、二楼汤某出面借来的房间，红丰村某村X号五楼是其租住的房间，用于存放避孕套、湿巾纸等，李某、高某还租过其他房间，是否用于卖淫不清楚；李某、高某负责招募卖淫女等，杨某3也介绍过卖淫女，其、杨某负责望风，杨某还为卖淫租过房子，汤某负责保护卖淫女，处理嫖客不肯付嫖资之类的事情，有时候也望风，但主要是帮高某摆平红某社会上的关系，防止其他社会上的人阻碍卖淫的生意；后期经其和汤某、高某商量共同出资租房用于卖淫，但时隔没几天就被抓；卖淫女卖淫的地点是固定的，由其等人提供，卖淫用的避孕套等工具由高某负责提供和发放，卖淫女卖淫一次收100元，老板拿30元的抽成，上述地点中，红丰村109号卖淫抽成的钱全部归李某，红丰村某村X号的杨某3和高某、李某、汤某均有份，跟着高某的“小鬼”（经辨认为杨某）也有份，其赚工资钱；嫖资先由嫖客付给卖淫女，卖淫女下班和高某等人结算；其间，“东北老四”（经辨认为赵某）向其借租房用于卖淫，其遂将东罗庄66号一楼的房子出借，其与赵某在卖淫生意上无利益关系等事实； 24、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和辩解、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2017年7月，其从江苏老家到杭州找老乡高某并和高某一起住在杭州市下城区杨家沁苑，几天后高某带其到余杭××一趟，并告诉“小丽”（系高某女友李某）说红某可以让卖淫女来卖淫，当晚李某就安排了2个卖淫女到红某卖淫；几天后，高某、李某带着其又到了红某并到一个租房拿了避孕套、湿巾等物（事后其得知二人是找杨某3、熊某探路能否继续做卖淫生意）；再几天后，其和高某带着2个卖淫女去了红某卖淫，其间其还跟着送过几次卖淫女，直到7月25日前后，其被高某正式安排到红某帮忙望风、跑腿；卖淫生意的老板是高某、李某、杨某3、熊某，其中高某、李某主要负责找卖淫女，准备避孕套等工具，熊某、杨某3主要负责摆平红某里的关系、提供卖淫用租房、帮忙望风等，也联系过卖淫女；“彬子”（经辨认为汤某）出面解决嫖客不肯付嫖资等问题，后来也出资成了老板；其负责望风、跑腿等；卖淫女“大婷婷”（经辨认为姚某）、“小婷婷”（经辨认为杨某1）、“张某3”、“莫某”、“琳琳”、“老黑”等都是李某先后从厦门联系来的，其中姚某、“张某3”、“莫某”是7月20日至25日之间其和高某从杭州东站接来的，其间杨某3、熊某这边也联系了几个卖淫女；在住到红某之前，卖淫地点有熊某、杨某2位于红丰村××楼××房、“彬子”（经辨认为汤某）位于红丰村××楼的租房，汤某朋友位于红丰村××楼的租房等，都是高某将卖淫女送到红某，之后李某看着她们卖淫，安排卖淫女在何处拉客、卖淫等，并在卖淫结束后和卖淫女结账，其给李某跑腿，如打扫卫生、检查避孕套、望风等，并在卖淫结束后将卖淫女带回杭州；2017年8月7日前后，其出面租下了红丰村109号404租房用于卖淫，钱是李某给的，在卖淫情况被房东发现后，其找高某、李某商量，二人让其给房东加租金至1000元每月，后房东同意续租；8月12日前后，杨某3因和熊某吵架而离开，熊某也回了一趟老家，几天后高某、李某在红某租了房子住，熊某还通过朋友借了红丰村某村X号二楼的租房（被当场查获的租房）用于卖淫；9月3日，高某、熊某、汤某共同出资租下了红丰村某村X号二楼房间，9月4日晚，姚某、杨某1在卖淫时被当场抓获，其也被抓获；卖淫女卖淫一次收100元，老板要抽取30元，到最后明确的是卖淫女在红丰村109号内卖淫所抽取的钱都归李某、高某，在红丰村某村X号内卖淫所抽取的钱是李某、高某与熊某、杨某3平分；其拿100元至300元一天不等的工资；卖淫女自行收取嫖资，之后将抽成的钱给李某、高某，由二人分配，其间有卖淫女因找不到高某而将钱给了熊某，事后被李某、高某责骂；卖淫女自由没有受到控制，但每天招揽客人的区域、卖淫地点、时间都是李某、高某等人安排的，避孕套是高某负责提供和发放的；卖淫女卖淫的时间是19时至次日凌晨，平均每天有5、6个卖淫女在卖淫，每人平均每天卖淫15次左右；其等人有个叫“红包群”的微信群，都是临时组成，用完解散，之后再重新拉，群成员基本固定，都是李某、高某、熊某、汤某、其以及当天的卖淫女（杨某3离开前也会被拉进群，离开后就没有人再拉她）；“东北老四”（经辨认为赵某）等人通过熊某和高某认识，两伙人经常在一起，其中熊某还把房间借给赵某手下的卖淫女用于卖淫；以及其辨认出相关卖淫地点的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熊某、杨某伙同他人，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多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某仅为卖淫活动望风，且租赁卖淫场地的费用非被告人杨某所出，被告人杨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其行为应定性为协助组织卖淫罪，经查，在本案中，被告人熊某以及李某、高某等人以招募等手段，管理多名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并从中获利，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杨某听从同案人员的指派为卖淫活动望风、出面租赁房屋等，与同案人员系共同犯罪，其行为亦应定性为组织卖淫罪，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熊某提出其没有起主要作用，被告人杨某提出其系从犯，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某的犯罪情节比同案人员轻，经查，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熊某与同案人员分工合作，管理多名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具体负责摆平社会关系、安排卖淫活动、望风等，并从中抽成获利，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杨某为卖淫活动望风、根据同案人员安排出面租赁房屋等，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熊某的上述辩解，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以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杨某的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被告人熊某在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熊某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熊某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低等辩护意见，与被告人熊某所犯罪行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熊某、杨某在庭审中自愿认罪，本院均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熊某、杨某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综合全案案情，对被告人杨某不宜适用缓刑，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请求对被告人杨某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辩护人所提其余辩护意见，酌情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熊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8日起至2023年9月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杨某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5日起至2020年9月4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扣押于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熊某的犯罪工具三星S6手机一部、被告人杨某的犯罪工具OPPO手机一部，以及避孕套一百七十七个，均予以没收，由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夏敏诙 人民陪审员  许亚新 人民陪审员  沈建萍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书 记 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