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华，男，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南路**。法定代表人：郭向阳，局长。行政机关负责人：郑仕勤，该局沙田分局政委。委托代理人：王海波，该局沙田分局科员。原审第三人：余松，男，1970年3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上诉人刘国华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及原审第三人余松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4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5月25日，刘国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东莞市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行罚决字[2017]33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东莞市公安局向刘国华支付国家赔偿款1294.45元；3.本案诉讼费由东莞市公安局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9月14日11时左右，刘国华等人前往东莞市沙田镇大坦村恒大地产开平住建项目部讨要工资，与项目部工作人员，包括余松等人发生争执。2017年11月27日，东莞市公安局下属的沙田公安分局新沙派出所以刘国华涉嫌殴打他人为由对刘国华进行传唤调查。2017年11月28日，东莞市公安局向刘国华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刘国华涉嫌殴打余松，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告知了认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亦告知刘国华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刘国华称其没有打余松，但拒绝在告知笔录中签名，东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对此予以注明。同日，东莞市公安局作出东公行罚决字[2017]33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刘国华于2017年9月14日11时左右与方铁锤等人到东莞市沙田镇西大坦村恒大工地项目部追讨工资过程中动手推打了余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刘国华处行政拘留五日，拘留期限从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2月3日，并送达该决定书给刘国华，刘国华拒绝签名和按指纹，东莞市公安局予以注明。刘国华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2017年11月10日，东莞市公安局对甘某（东莞市心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甘某称在2017年9月14日刘国华和余松因为工资问题发生争吵，双方后来用身体碰撞和推来推去，余松用茶杯砸伤了方铁锤。同日，东莞市公安局对蒋某（刘国华等人的包工头）进行了调查询问，蒋某称在2017年9月14日，刘国华和余松因为工资问题发生争吵，后来刘国华推了一下余松，双方发生打架，后余松用茶杯砸伤了方铁锤，是刘国华先推的余松。2017年11月14日，东莞市公安局对谢某（恒大地产开平住建项目部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谢某述称在2017年9月14日双方因为讨要工资发生争吵，后来刘国华用手推了一下余松，然后刘国华与其他几个工人用拳头打了余松头部几下，后余松用茶杯砸了一个工人的头部，并称刘国华先动手推了余松。2017年11月14日，东莞市公安局对刘某2（恒大地产开平住建项目部工作人员）、欧某（恒大地产开平住建项目部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其两人的陈述与谢某基本一致。2017年11月27日，东莞市公安局要求刘某2、谢某、欧某等人进行辨认，该三人均确认刘国华系在2017年9月14日殴打了余松。2017年11月27日，东莞市公安局对刘国华进行了调查询问，刘国华在调查中述称其于2017年9月14日没有殴打余松，也没有与余松有身体接触。刘国华申请了刘某1（系刘国华儿子）、李群章（系刘国华工友）、刘中灵（系刘国华老乡、工友）、方铁锤（系刘国华工友）、刘青民等人出庭作证，该五名证人在庭审中均述称刘国华没有殴打余松。再查明，2017年9月17日，东莞市公安局决定对余松故意伤害方铁锤案立刑事案件进行侦查。2018年3月22日，东莞市公安局就该刑事案件作出东公诉字[2018]02171号《起诉意见书》，移送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起诉。目前该刑事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东莞市公安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治安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其执法主体适格，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东莞市公安局在作出本案处罚前告知了刘国华的陈述、申辩权利，并依照法律规定送达了涉案法律文书，其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国华于2017年9月14日是否存在殴打余松的行为。本案中，东莞市公安局和刘国华双方证人证言对于刘国华是否殴打余松的陈述并不一致。因此，本案关键在于分析证人证言效力。首先，东莞市公安局认定刘国华存在殴打余松的行为主要证据为甘某、蒋某、谢某、刘某2、欧某等人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其中谢某、刘某2和欧某与余松均系开平住建项目部工作人员，与余松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然而，甘某系东莞市心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与余松并不是同一个工作单位，与余松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同时，蒋某系刘国华等人的包工头，与余松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其次，刘国华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1系其儿子，与刘国华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李群章、刘中灵、方铁锤、刘青民等人则均系刘国华工友或老乡，与刘国华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从上述分析可知，东莞市公安局方证人中虽然有与余松存在一定利害关系的人，但是甘某与蒋某两人与余松并不存在明显利害关系，且蒋某系刘国华的包工头，反而与刘国华之间存在更为明显的利害关系。反之，刘国华方的证人均与刘国华之间存在明显或一定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项“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的规定，东莞市公安局方证人证言更为可信，证明效力更高，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东莞市公安局作出东公行罚决字[2017]33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刘国华殴打余松，证据充分，事实认定清楚，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东莞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决定对刘国华处行政拘留五日，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需要向刘国华指出的是，讨要工资本身并无过错，也可以通过一定的私力救济途径去进行，但应当通过理性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当注意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否则将触犯国家法律。本案中，刘国华与余松双方本应通过理性合法的手段解决双方的民事纠纷，但是双方的不理性行为最终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升级，甚至涉嫌触犯国家刑事法律，得不偿失，希望双方今后汲取教训，理性合法地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综上，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刘国华承担。一审宣判后，刘国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撤销东莞市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行罚决字[2017]331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确认东莞市公安局对刘国华采取的行政拘留行为违法，责令东莞市公安局向刘国华赔礼道歉，并向刘国华支付赔偿款1294.45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东莞市公安局承担。主要理由有：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未排除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且余松证人证言陈述严重不符，原审法院确认涉案行政处罚合法证据不足。1.余松在本案中并未提交除个人陈述以外的其他证据，如受伤照片、购买红花油证据等等，存在恶意报复刘国华的重大嫌疑，同时极有可能是在为自己在刑事诉讼中辩称的正当防卫寻找理论支撑。东莞市公安局依照余松的供述收集的证人，都是与余松存在明显利害关系的人，其证言不得作为东莞市公安局处罚余松的依据。如：证人蒋某与余松任职的开平住宅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存在长期、多个建设项目的合作关系，余松在（2018）粤1971民初4511号案件（审理中）中承认将1200多万的工人工资违法支付给蒋某，造成工人工资至今未能全部结算完毕。而蒋某本人至今下落不明。并且，蒋某和余松之间存在大额借贷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蒋某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完全是错误的主观判断。证人甘某系东莞市心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项目部驻场经理，该公司系恒大项目的发包人，余松系恒大项目总承包人开平住宅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无论从公司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都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况且，甘某的证人笔录里并没有明确刘国华殴打了余松。证人欧某（岳某）、刘某2（衡某）、谢某均系开平公司恒大项目员工，并均居住项目部，与余松利害关系明显。2.东莞市公安局收集证人证言于事后60天，证人证言已经失真，且存在串通一气的重大嫌疑，涉案证人是天天待在一起工作、生活的。这也是因为东莞市公安局玩忽职守、没有及时固定现场证人、证据的后果。3.证人证词和余松陈述矛盾、冲突，明显不具证明效力。本案中，东莞市公安局一共为余松制作了4次笔录，余松均表示刘国华打了其胸口一拳，自己没有看医生，只是擦了红花油。根据刘国华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当时余松站在桌子上大声叫喊之后才拿杯子砸向方铁锤,此时屋子里不可能没人看不见!蒋某也没明确是刘国华打了余松胸口一拳,“推一下”和“打一拳”性质相同？且证人甘某的笔录第三页也能证明刘国华没有打余松一拳、余松也没有胸部受伤需要擦红花油的情况。证人欧某的笔录也有显示。根据刘国华提交的现场视频显示,余松站在茶几上手举茶壶砸向方铁锤时叫嚣的是“再叫”而不是欧某所说“敢打老子”。而且该证人陈述与余松本人陈述完全不符。需要提醒二审法院注意的是，证人刘某2就是视频中和余松一起站在茶几上向工人叫嚣的人，其陈述与余松本人陈述完全不符。而且证人谢某的笔录中也有提到，试想，稍微有生活常识的人应该清楚，两三个人用拳头打某人头部会是什么损害后果！二、东莞市公安局对刘国华行政处罚取证程序不合法。1.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5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需要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本案中，东莞市公安局缺失这一程序，直接向涉案证人取证。2.一审法院认定证人甘某证人证言的效力，但甘某未对刘国华进行辨认，退一步讲，即使甘某证言属实，因其未进行辨认程序不能证明确系刘国华殴打余松。3.本案事发于2017年9月14日，东莞市公安局调查取证的时间为2017年11月10日至2017年11月14日，距离案发己60之久，关键是这段时间里，余松与所列证人还是天天在一起的！期间，余松未被采取认可强制措施。东莞市公安局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嫌疑明显。三、本案起因涉及农民讨薪。一审法院“和稀泥”式的审判逻辑，势必可能使刘国华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可能已经偏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审判原则。1.农民工工资一直得到各级行政机关的重视，农民工工资应当足额、按时发放，这一点法律法规也都有明确、严格的要求。余松所在的开平住宅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不但长期拖欠工人工资，还违法将工人工资直接支付给蒋某，致使农民工长期无法结算工资，农民工生存无法得到保障。就本案而言，农民工经过多次讨要，工资仍不能发放，并未作出过激行为，通过法律允许的信访、投诉、劳动行政部门和解等方式维权。作为农民工的一份子，刘国华十分清楚，一旦动手打人，工资将遥遥无期，血汗钱将被榨干。因此，从开始到现在，刘国华都不认可东莞市公安局子虚乌有的处罚。2.事发当日，东莞市公安局出警后，涉及多名农民工在派出所做笔录，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余松却能够从新沙派出所办公区域悠闲走出。在刘国华一方包括方铁锤本人多次要求、不断控告的情形下，东莞市公安局才对余松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不然余松可能依然逍遥法外。综上所述，刘国华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让客观事实公平、公正地呈现，维护刘国华的合法权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述称：一、蒋某（刘国华等人的包工头）因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已经被拘捕了，当时报案是余松所在的开平筑建公司。二、调取开平筑建公司与蒋某的民事诉讼判决书（（2018）粤1971民初4511号），判决是蒋某败诉，要返还开平筑建公司140多万工资。蒋某与余松的关系是矛盾的，不存在刘国华所主张的利害关系。三、甘某（东莞市心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笔录中有说刘国华与余松推来推去，但刘国华在笔录中陈述没有与余松发生身体接触，是相互矛盾的。四、欧某（恒大地产开平住建项目部工作人员）、刘某2（恒大地产开平住建项目部工作人员）、谢某（恒大地产开平住建项目部工作人员）三人的证言属于恒大项目部员工，东莞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处罚时并未单独采取这三人的证言，而是和其他证据相互认定后才认定的违法事实。五、刘国华主张上述证人与余松每天都工作在一起，有利害关系，刘国华在原审庭审提交的证人证言也是和刘国华天天一起工作生活，且依靠刘国华讨要工资，那么是否这些证言是否更加不能采信。六、在现场，发生在一个十多平米的房子，房子有接近20人，是工地板房，很多工人情绪激动，东西也被破坏了，在现场证人证言有细节上的出入很正常。反倒是刘国华提供的十多个证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证言，没有证明效力。七、刘国华对法律理解错误。公安局询问证人直接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规定》第三节内容即可，无需开具调取证据通知书。八、甘某没有对刘国华进行辨认，但是笔录能准确说出刘国华的名字，以及基本信息，不影响证言的效力。九、刘国华称对案件调查取证的时间过长，因为这是一宗因工人讨要工资引起的纠纷，镇政府各部门都很重视，涉及拖欠工人工资，就一直协调余松所在的公司和政府其他部门，解决工人工资，结果是开平筑建公司全部支付工程款后仍多垫付了140多万的工资。另外，余松因为该纠纷过程中把一名叫方铁锤（系刘国华工友）的工人砸成轻伤涉嫌故意伤害犯罪，现在进入审判阶段。在查找证人的过程中，有很多证人也没有在工地工作了。刘国华所称的玩忽职守没有依据。原审第三人余松述称：余松所在单位为总包单位，与蒋某签订了分包合同，而刘国华是蒋某的聘请的工人。2017年9月13日刘国华直接去余松的公司处讨要工资是不合法的。刘国华前后讨要了三份工资，有五人就不在后面两份工资名单上。事发后，刘国华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其中还有四人多领了8万多元工资。刘国华带着工人（其中包括不在工地工作的人）讨薪的时候也带着虚假工资单，有诈骗行为，希望有关机关能介入调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刘国华虽然主张其没有殴打余松，并在原审期间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该部分证人当中不仅有其儿子，还有其工友亦或老乡，均与刘国华存在较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且无证据能够予以佐证。反观东莞市公安局的调查取证情况，在调查对象选择上既兼顾到了与刘国华、余松分别存在利害关系的相关方，同时亦包括了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根据东莞市公安局的调查取证结果，尤其是向蒋某和甘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能够清晰地反映刘国华存在殴打余松的事实。蒋某非但与余松没有利害关系，反而还是刘国华等人的包工头，与刘国华更为亲密；甘某则系东莞市心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员工，与刘国华和余松均非同一个工作单位，其地位又相对独立。据此，东莞市公安局综合全案证据材料，按照证据优势原则认定刘国华殴打余松，进而处以行政拘留五日，责罚相当，并无不妥。综上，刘国华上诉请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国华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