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11民初37号 原告：徐新武，男，汉族，1971年5月8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安徽国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束从秀，女，汉族，1972年7月8日出生，住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勇，安徽金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安徽金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飞，男，汉族，1970年4月1日出生，住合肥市包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勇，安徽金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玲，安徽金华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新武诉被告束从秀、郑飞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新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被告束从秀、郑飞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新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933956元，并自2015年9月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182121元（933956元×3.25年×6%=182121元），款清息止，以上合计1116077元；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束从秀与郑飞系夫妻关系。原告因资金需要，2014年8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借款80万元，约定月息2%。2014年10月17日，原告向被告偿还截至10月底共计2个半月的利息4万元。2014年11月3日、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共计107万零5元，用于偿还该借款。2014年12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前出具借条一张，借款金额为50万元，约定月息2%，被告于12月14日、12月15日分别转账10万元、40万元共计50万元。2015年3月25日，被告通过转账借给原告30万元，约定月息2%。截至2015年3月25日，原告共借到被告本金160万元。但2015年1月12日至2017年12月12日，原告共计向被告转账132.5万元。2018年7月5日，原告向被告郑飞转账10万元用于还款。2018年6月17日，原告指示徐芹向被告郑飞转账5万元用于向被告还款。2018年8月份，原告指示李照红向被告郑飞转账1万元用于向被告还款。因原告方资金往来较多且持有多张银行卡，原、被告就双方的借款偿还情况一直未作结算。2018年11月29日，原、被告因对结算情况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自行核对转账流水后确认，其偿还被告的数额超出了其向被告借款的数额，被告存在不当得利，多偿还的895956元被告应予返还，并应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 被告束从秀、郑飞辩称：一、关于本案中涉及的借款事实，我方已依法向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起诉；二、原告徐新武诉求被告返还933956元及利息182121元无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我方与徐新武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借款并未全部偿还完毕，我方一直向徐新武主张权利，徐新武对此也予以认可；（2）徐新武提供的双方之间的往来账目计算清单上明确可以反映出是有规律的支付利息行为；（3）从2018年7月5日的转账记录上面的备注“还本金三次15万，15万元借条未收回”可以看出，在徐新武每次归还借款本金时均要求收回相应数额的借条，按照常理，偿还完借款后基本上都会把借条原件收回，现我方有80万元借条原件在手，另原告归还15万元且在还款时特别注明没有收回借条，说明原告非常谨慎且对经济往来特别清晰，而在65万元归还前即借条收回前，每3个月利息39000进本准时支付，归还后利息即停止。而在2014年11月3日归还100万元的20万元也是先前借的，从之前付的每月利息4000元可以看出原告借过被告的款项。否则，原告借了被告80万元，却一下子偿还100万元没有任何道理，完全不符合常理。原告主张从2015年9月2日起本金及利息已全部偿还完毕，此后却每月按规律进行打款一直到2018年8月，完全不符合常理，但恰恰能证明原告因尚欠被告借款故每月按约定支付利息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徐新武向本院提交其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两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转账钱款的性质持有异议。 根据原告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1、2014年8月15日，被告束从秀向原告转款80万元；2、2014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00万元；3、2014年12月14日，被告束从秀向原告转款10万元；4、2014年12月15日，被告束从秀向原告转款40万元；5、2015年3月25日，被告束从秀向原告转款30万元；6、2015年9月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65万元。 2014年12月10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束从秀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徐新武，2014.12.10”；2015年3月25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束从秀叁拾万元整（￥300000.00）。徐新武，2015.3.25”；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上述两借条中记载的借款金额与被告束从秀2014年12月14日转款10万元、2014年12月15日转款40万元及2015年3月25日转款30万元相互印证，系同一借款。截至庭审当日，上述两借条原件在被告束从秀处。 被告束从秀向本院提交其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从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中无法反映原告欠被告束从秀借款本金65万元的事实。 根据被告束从秀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一、2013年6月1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3年7月1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3年8月19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3年9月1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3年10月1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3年11月19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3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4年3月15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4年4月1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4年5月1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 二、2013年6月2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6000元；2013年7月2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6000元；2013年8月2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6000元；2013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6000元；2013年10月24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000元；2013年11月4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21万元。 三、2014年4月4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3000元；2014年8月1日，2014年8月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3000元。 四、2017年6月12日，案外人李照红向被告束从秀转账1万元。 被告束从秀对于原告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逐一作了相应说明（备注：原、被告之间借款约定的借款利息均按照月息2分计算）： 1、2014年10月1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4万元，系2014年8月15日借款80万元2个月的利息3.2万元及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20万元2个月利息0.8万元，合计4万元。 2、2014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5万元和2014年11月4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2.5万元，系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65万元2014年8、9、10月3个月的利息3.9万元，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20万元2014年1、2、6、7、11月5个月利息2万元及2014年8月15日借款80万元2014年11月的利息1.6万元，合计7.5万元。 3、2015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2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3月2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6月16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7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8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10月1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11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5年12月1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5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6月14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8月15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10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6年12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2月2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3月1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4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8月21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10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11月14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2017年12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以上均系原告按月向被告束从秀支付2014年12月借款50万元的借款利息。 4、2015年2月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3.9万元，系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65万元2014年11、12月及2015年1月3个月的利息3.9万元；2015年5月5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3.9万元，系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65万元2015年2、3、4月3个月的利息3.9万元；2015年8月14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5.2万元，系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65万元2015年5、6、7、8月4个月的利息5.2万元。 5、2015年6月2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5年4、5、6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5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5年7、8、9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5年12月2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5年10、11、12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6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3.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6年1、2、3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及借款50万元2016年2、3月2个月利息2万元；2016年6月30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6年4、5、6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6年9月2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6年7、8、9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6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6年10、11、12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7年3月27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7年1、2、3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7年6月28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7年4、5、6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2017年9月29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2.8万元，系借款30万元2017年7、8、9月3个月的利息1.8万元及借款50万元2017年9月的利息1万元。 6、2014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000005元，系原告偿还被告2014年8月15日借款80万元本金及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20万元本金。 7、2016年9月1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5万元，系原告支付被告郑飞的挖掘机工程款。 另查明：2018年6月7日，案外人徐芹向被告郑飞转款50000元，备注为“还给束从秀的本金”；2018年7月5日，原告向被告郑飞转款10万元（5万元＋5万元），备注为“还本金”、“还本金三次15万，15万借条未收回”。庭审中，被告陈述，上述15万元系原告偿还2014年12月及2015年3月借款80万元中15万元的借款本金。 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曾委托案外人李照红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万元。束从秀陈述，该笔转款系原告向其支付2014年12月借款50万元2017年6月的借款利息。 再查明：被告郑飞与束从秀系夫妻关系。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书证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了利益，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徐新武在偿还被告束从秀、郑飞借款过程中，是否存在原告偿还数额超出被告出借数额的情况。 原告徐新武提交了自己和徐芹的银行流水，拟证明原告偿还借款的数额已超过被告出借的数额，被告束从秀对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进行逐笔说明。本院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及银行交易明细，作如下分析： 1、2014年8月15日，被告束从秀向原告转款80万元；2014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100万元。原告陈述，其系按照被告方的要求进行转款；被告束从秀陈述系原告偿还被告2014年8月15日借款80万元本金及2014年8月15日之前借款20万元本金。庭审中，原告陈述2014年8月15日之前向被告借款20万元本金已于2013年11月4日偿还，被告束从秀辩称，原告确实于2013年11月4日向我转账21万元，其中20万元为本金，1万元为利息，但原告与被告束从秀之间存在多笔借款，除了原告偿还的这笔借款外，原告尚欠被告束从秀一笔20万元的借款，可以从被告提交的原告转款记录看出，在2013年11月4日后，原告仍然每月向被告束从秀银行账户转款借款20万元的利息4000元。本院认为，首先原告陈述按照被告束从秀的要求转款，不符合生活常理，原、被告之间的转账金额高达几十万元，如原告确实只向束从秀借款80万元，那么在短短三个月内，不可能仅凭束从秀的要求而向其转款100万元。而束从秀的解释，更符合客观实际，即原、被告之前仍有借贷关系，虽然原告在2013年11月4日向束从秀转款21万元，但是从束从秀的银行交易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与束从秀之间存在多笔转账，结合原告在2013年11月4日后至2014年的8月一直规律的向束从秀转款4000元（20万元的利息），故本院对于被告束从秀的陈述，予以采信，对于原告的解释，不予采信。 2、2015年9月2日，原告向被告束从秀转款65万元的性质。原告认为，该款系向被告束从秀偿还2014年12月及2015年3月借款80万元中65万元的借款本金；被告束从秀辩称，该款是原告偿还2014年8月15日之前原告向束从秀借款的65万元。结合原、被告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原告在2015年9月2日偿还65万元的前一年多时间内，一直规律的按照月息1.3万元的标准向束从秀转款（65万元的利息），而在2015年9月2日原告偿还束从秀65万元后，便不再向束从秀支付65万元的月息1.3万元。原告对此解释为系按照束从秀的要求在转款，本院认为，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被告束从秀的辩称意见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本院予以采信。 3、在被告束从秀向原告出借50万元（2014年12月）及30万元（2015年3月25日）后，原告按照月息2分的标准（1万、6000元）向被告束从秀转款的性质。原告陈述系按照束从秀的要求进行转款，该费用应认定为原告向束从秀偿还的借款本金；被告认为，该费用系原告向被告偿还借款利息。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与被告束从秀之间存在多笔借款，借款的利息约定为月息2分，本院认为，虽然原、被告之间的借条中未明确载明借款利息，但原告以实际履行的方式有规律的向束从秀转款，转款金额与借款本金之间有内在联系，应当认定双方借款是有借款利息约定的，上述转款应认定为原告向束从秀偿还借款利息。 4、原告庭审中陈述，每次原告还清被告借款后，都会打电话给被告，让被告自行销毁借条原件，因为原、被告之间系很好的朋友，原告很放心；而从原告于2018年7月5日向被告郑飞转账时作的备注来看，原告的陈述与其行为之间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同时，原、被告之间借款金额高达几十万元之多，原告在还清借款后，不收回借条原件，显然不符合日常情理。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诉请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新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846元，减半收取7423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徐新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 亮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强博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