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2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子，女，198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无业，住所贵州省从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启刚,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伟，男，1974年1月4日出生，侗族，高中文化，贵州智晓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所贵州省从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先，贵州智晓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苏子因与被上诉人陆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33民初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启刚、被上诉人陆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绍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子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8)黔2633民初574号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表述：“自2017年10月起因被告多次未接听原告电话，双方产生矛盾，继而产生感情纠葛。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事实上双方产生矛盾并非被告不接原告电话那么简单的原因，而是原告担心被告离开原告而不停纠缠威胁被告，协议也并非自愿达成。被告在2017年12月3日的笔录中就明确谈到“问：你为什么同意给他写欠条？答：因为我不想他再骚扰我了！”2、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表述：“2018年1月12日后双方恢复朋友关系”。事实上双方并未恢复关系，法院不能依据原告的一面之词做出如此论断，其后原告之所以向被告转钱就是因为原告确实欠被告的钱，其履行的是还款的义务，而不是又借钱给被告。3、由于一审法官公开拒绝对账，导致事实发生重大错误，原告欠被告的钱错成了被告欠原告的钱。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并非民间借贷案件，本质上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婚外情关系，根本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院立案受理范围，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虽然原告确实欠被告的钱，但被告拿钱给原告时并没有说是借给原告，双方当时纯属自愿赠予，所以被告才没有提出反诉要求原告归还被告的钱。2、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确认本案为民间借款关系，二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但却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三、一审判决明显偏袒原告。本案的原告为执业律师，长期在从江执业，与从江法院的法官有着复杂的关系，从而导致原审判决明显偏祖原告。1、本案原为简易程序，第一次开庭审理结束之后被告就已经被知要败诉，不服可以依法上诉。简易程序庭审于2018年9月4日开庭，原告陆伟系一名专职律师，开庭前只提交了一张欠条，原告声称被告借钱是为了买恒丰中央城的门面，庭审中，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被告购买门面的钱根本就跟原告无关，双方虽然有大量经济往来，但被告转给原告的钱远多于原告转给被告的钱。法庭辩论结束后，原告并未提出还有其它证据提交需要延期开庭审理的申请。庭审结束后数日，独任审判法官却通知被告说原告又提交了新证据要求被告质证。原告作为一名专职律师理应知道举证是有时间期限的，被告因原告超期举证拒绝质证。法官不但不因此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了帮助原告，反而将该案转为普通程序，而且还想继续担任合议庭成员。后因被告提出回避申请才更换了合议庭成员。2、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之后，合议庭成员并未认真分析研究原庭审的证据材料，直接武断地认为“本院认为，首先明确，本案不是本院跟双方算账，而是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欠原告12.5万元是否成立及原告主张按年率利6%支付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审查、认定”。不算账怎么知道谁欠谁的钱？即便合议庭就想认定欠条是真的，不算账又如何知道是否已经还钱？既然你要重点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欠原告12.5万元是否成立进行审查，而原告声称被告借钱是为了买恒丰中央城的门面，但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证明被告购买门面的钱根本就跟原告无关，为什么对这一重要事实视而不见？3、一审判决不但帮原告认定了12.5万元的欠条，同时还帮其间接确认了13万元的欠条，为原告接下来的官司提供了准备。一审判决多处强调被告自认欠原告两笔债务，一笔是2017年的12.5万元，一笔是2018年的13万元的万元，但却并没有查清这两笔钱原告是如何拿给被告的，试问如果2017年的12.5万元欠条确实是真的，那么在此之后到第二次欠条还款期限之前，被告转给原告的钱也不能算是还钱？在被告还没有还清12.5万元之前，原告怎么可能又借13万元给被告？4、一审判决只审查被告欠原告的钱，却对原告欠被告的钱不作审查。对于原告欠被告的10万元收条和14万元欠条，一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原告主张的12.5万元欠条并未存在冲突和矛盾，也不能推翻12.5万元欠条，即与本案审理范畴不具关联性，同时被告也未提出反诉，故本院不作实质审查。”本案是一对一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案外当事人，也不存在期限不一的情形，为什么要通过反诉来处理，难道欠债和还钱一定要人为分为两个债权案件来处理？5、一审判决对原告的举证责任要求很低，对被告的举证责任要求反过来却很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的举证责任一般都要重于被告，但一审法院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对于被告提供的刷卡存根、收据、银行流水、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被告购买恒丰中央城门面都是从自己卡上刷卡支付的，并没有借用原告的钱。一审判决虽然认可该证据客观真实并予以采信，但在判决中并未进行任何评介。既然原告声称被告借钱是为了买恒丰中央城的门面，而现已查明恒丰中央城门面的钱根本就不是原告支付的，那么原告还有什么资格起诉被告？原告提供的证据主要是两张欠条，除了少量的银行和微信转账记录，原告声称都是通过现金支付，但却并未提供取现支付的凭据，但一审判决还是认可了。相反，被告提供了大量的银行和微信转账记录及原告写给被告的欠条，充分证实被告并没有欠原告的钱，反而是原告欠被告的钱，但一审法院却视而不见。对于被告提供的通话记录，一审判决认为“本院认为，原、被告在交往期间，原告分三个时间多次打电话给被告是事实，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原告的骚扰行为”2017年10月14日，17个未接电话；2017年10月15日，59个未接电话；2017年11月22日，122个未接电话，如果这都还不算骚扰行为，请问法官什么样的行为才算骚扰行为？对于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判决认为“2018年1月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确实是原告对被告的恐吓，但其是发生在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的时间后。”请注意，12.5万元欠条的签订时间虽然是2017年12月5日，但约定的还款时间却是2018年6月30日，如果借条是真的，原告也没有资格要求被告在这个时候还钱。更何况协议本身就约定：“一、甲方和乙方解除朋友关系，从此双方再无纠葛，互不干扰对方的生活，如果谁因为当前的这件事骚扰对方，公安机关对其从重处理。二、从今天开始，甲乙双方应立即将与对方合影的照片、QQ、微信上聊天的内容来干扰和威胁对方，公安机关将依法对其从严处理。”签订协议之后，未到付款时间之前，原告就对被告不断进行恐吓，很显然原告在以其实际行动否认和不履行该协议，而派出所同样对此置之不理。对于被告提供的询问笔录，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派出所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被告提供该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原告和被告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其中2017年12月3日的笔录中被告就明确谈到“我（陆伟）咬定你现在欠我25万，我是律师你拿我没有办法”，“问：陆伟为什么逼你写欠条，答：是因为我不同意跟他在一起了。问：你为什么同意给他写欠条？答：因为我不想他再骚扰我了！”，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被告写欠条并非确实欠原告的钱，而只是想尽快摆脱原告过上安静的生活，但一审法官偏偏视而不见，单单挑出对被告不利的笔录。被告报案时，高增派出所推脱给洛乡派出所，洛乡派出所又推脱给丙妹派出所，案件迟迟不立。被告报告后，派出所通知原告2018年5月9日去作笔录，而原告却可以在事隔近4个月后才去派出所作笔录，而且其还是在开庭后（第一次的开庭时间为2018年9月4日）为了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主动去的。原告身为法律工作者，理应尊重公安干警的工作及时去派出所做笔录，如果没有利害关系，那就只能确定是派出所的不作为。此外，对于协议签订后，还款期限未到期前，原告威胁被告的种种行为，被告报案，派出所同样置之不理。协议不是明确约定要“从严处理”和“从重处理”吗？为什么派出所没有处理呢？派出所的不作为同样证明他们本身也不认可这个协议。既然原告和派出所都不认可的协议，法院为什么还要用此不真实的协议来约定被告？本案是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件，就是因为公安机关处理不当没有办结才又闹到法院。如果法官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就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原则来处理，只有欠条没有相关支付凭证是不应当得到认可的。四、原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效应。本案中，原告是有妇之夫，而被告当时并不是有夫之妇，被告被原告欺骗，原告不仅欺骗被告的感情，同时还欺骗被告的财产。原告不仅欺骗被告，甚至连法院也敢欺骗，起诉时提交的欠条都还特意遮盖了备注处写的：只能以个人名义催款，在还款日之前不能骚扰对方的字样。被告知道原告的真面目后，想摆脱原告却被反复纠缠和威胁,危及人身安全才不已而报案。但报案后派出所迟迟不立案，立案后又不依法解决。现一审法院还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这样的社会后果无异于鼓励无良知的男人欺骗玩弄女性不但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从中获利，天理何在？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明确偏袒原告，被告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陆伟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被答辩人自己提供已经购买门面的证据。2、2017年12月5日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被答辩人自己承认是借答辩人的钱购买门面。同时是双方对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结算后，签订了协议，形成的欠条。3、被答辩人没有固定收入，要养一家5口人，自己那有能力买房、买门面。4、首先在2018年5月1、2日答辩人通过手机短信催还，被答辩人同意6月30日到期自然会还答辩人。其次，2018年5月6日，由于要求被答辩人归还欠款，被答辩人再一次报警，于当天在派出所作了笔录，承认共欠答辩人25.5万元。愿意归还欠款，是因为答辩人不愿意出具收条。再则在当天晚上被答辩人将2017年12月5日的12.5万元欠条配上答辩人的相片及侮辱性语言，加上对话在被答辩人自己的手机微信群进行发布。短信、笔录与微信记录三份证据更加印证了2017年12月5日被答辩人出具12.5万元欠条的真实性。以上调解协议、欠条、短信回复、微信记录、2018年5月6日询问笔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被答辩人欠款的客观事实。5、被答辩人一直强调欠条（包括2018年4月3日未到期欠条）都是胁迫所写，但是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在被答辩人协商、出具欠条时答辩人有胁迫的行为。更加没有证据去推翻2018年5月6日自己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同时在庭审过程中其代理人一称欠条是胁迫形成的，一称有还款行为，一称后面欠条覆盖前面欠条，这种自相矛盾的陈述，进一步证明了欠条的真实性。6、2018年4月3日13万元的欠条因未到期答辩人不能主张权利，因被答辩人将2018年1月份开始的流水账以及微信转账进行举证，但该证据仅是对抗2018年4月3日的债务证据，应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也并未对该债权进行审查。7、被答辩人在事实部分举证，违背常理与法律规定。用前面的行为否定后面的行为。比如用2017年12月3日的报案笔录去否定2017年12月5日的调解协议与欠条。用作废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比如，依据2017年12月5日的调解协议第二条约定对于微信上聊天内容，视频、录音删除，但是被答辩人在上诉过程中还将2017年12月5日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提交。根本不围绕案件事实进行举证。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1、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身份关系属于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但不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只属于道德调整范畴。2、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真实客观存在的借贷关系属于法律保护的范畴。3、被答辩人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四）只是抽象概括的规定，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16.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借贷合同的认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是指法律行为的内容及目的违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当事人因此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一）因非婚同居、不正当两性关系等产生的”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精神损失费”等有损公序良俗行为所形成的债务；(二）因赌博、吸毒等其他非法行为形成的债务；(三）因托人情、找关系等请托行为形成的债务；(四）具有抚养、赡养义务关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之间发生的有违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公良俗所形成的债务；(五）其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债务。结合本案，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借贷关系是基于借钱买物而形成的。而不是虚无的，因此被答辩人引用的法条根本不适用于本案。三、被答辩人对一审法院以及公安机关与答辩人的关系进行诽谤，无中生有，真以为自己代表法律，任何案件讲的是真凭实据，不要口无遮拦。造成严重后果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四、被答辩人提到社会效应的问题，答辩人认为还应该提到因果报应的问题。1、本案欠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按照被答辩人的理解认为只要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从而不保护真实的借贷关系，那意思我们整个社会应该鼓励无论男女，大力发展不正当两性关系，只要是因为这种关系向对方借款，法律不但不会判决承担偿还义务。还可以发家致富。这种社会效应是法律倡导的吗？2、按照因果报应的说法，答辩人借出去的是自己的辛苦钱，被答辩人得到是不义之财，拿了这些钱，被答辩人不担心因果报应吗？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上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陆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欠款12.5万元；2.判令被告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欠款利息直至付款清楚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5月份相识后相互往来，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之后，双方在交往期间经常通过微信、银行转账方式给对方转款。自2017年10月起因被告多次未接听原告电话，双方产生矛盾，继而产生感情纠葛，被告于2017年12月3日到从江县公安局丙妹镇派出所报案，请求处理双方的感情纠葛问题。同月5日丙妹派出所通知双方进行协商、调解，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陆伟）和乙方（苏子）解除朋友关系，从此双方再无纠葛，互不干扰对方的生活。如果谁因为当前的这件事骚扰对方，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从重处理。二、从今天开始，甲乙双方应立即将与对方合影的照片，QQ、微信上聊天的内容，视频、录音删除，同时在聊天软件上删除对方。甲乙双方如果谁在今后拿这些对方合影的照片，QQ、微信上聊天的内容来干扰和威胁对方，公安机关将依法对其从严处理。三、甲乙双方在交往期间，由于存在债务问题，经民警现场协调，乙方认定在其购门面房时欠甲方壹拾贰万伍仟元，（小写：125000元），经协商，乙方当场给甲方写下欠条，保证在2018年6月30日前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归还甲方。如乙方不能履行还款的义务，甲方可依法对乙方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被告向原告出具12.5万元的一张欠条，并约定于2018年6月30日前归还清楚。出具欠条后，2018年1月12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恐吓类语言，2018年1月20日后双方恢复朋友关系，因此双方之间继续产生经济往来。至2018年4月，双方再次产生矛盾，4月3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13万元欠条一张，约定1年内还清。2018年5月6日，被告将向原告出具的12.5万元的欠条以及自编的男女对话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同日，被告以已答应还原告的欠款，原告还对其进行骚扰和威胁为由，再次向从江县公安局丙妹派出所报案。当天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被告也认可共欠原告25.5万元，且自称是2017年借12.5万元和2018年在洛香买房子是又跟原告借13万元。另查明，原、被告在交往期间，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方式产生多次相互转款，其中单笔转账最少是5元，最多是160000元，在相互转款中双方均未明确表示是赠送或借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明确，本案不是本院跟双方算账，而是针对原告主张被告欠原告12.5万元是否成立以及原告主张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审查、认定问题。本案中，原、被告发生感情纠葛后，已在公安机关对双方之间经济往来进行算账，并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苏子已向原告陆伟出具了欠条，因此在双方之间已形成了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作为债权人的原告陆伟有权要求被告苏子归还欠款，被告苏子理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归还原告欠款的义务。故对原告提出要求被告归还欠款12.5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利息是否支持问题。本院认为，鉴于原、被告系男女朋友的特殊关系，双方在交往期间产生经济往来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等同于自然人之间纯粹的民间借贷关系，且被告出具欠条时也未约定支付利息，因此，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的规定处理，所以原告主张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也于情理不合，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提出本案属违反公序良俗的婚外情关系，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的辩解意见是否采纳问题。本案，原告系有妇之夫，被告也明知原告系有妇之夫，双方仍然保持密切男女朋友关系和多次产生经济往来，二人的行为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故被告提出本案属违反公序良俗的婚外情关系，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和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的辩解意见，理由不成立，且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第二百一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苏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陆伟欠款125000元；二、驳回陆伟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苏子负担。二审期间，苏子提交下列证据并组织进行质证：1、陆伟与妻子离婚协议书及承诺书各1份1页，拟证明陆伟欺骗苏子。经质证，陆伟提出与本案无关的质证意见；2、微信、短信聊天记录1份3页，拟证明陆伟威胁苏子。经质证，陆伟提出截取的证据不能完整体现双方的交流内容，是发生在2017年12月5日协议前双方的交流情况的质证意见；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1份4页，拟证明苏子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经质证，陆伟提出只能证明她经营了汗蒸馆，与她有没有经济能力无直接关系的质证意见；4、《情况说明》，拟证明调解协议并非民警调查核实。经质证，陆伟提出才看到该证据，属超期举证。更能说明双方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同时该证据不符合民诉法规定，该证据以打印方式进行出具，而不申请人证人出庭，根本无法体现当时协商的真实情况。5、2017年6月26日苏子取款12万元流水凭证，拟证明取款现金12万元，加上身上现金2万元，正好与2017年6月26日陆伟出具的收条14万元相吻合。经质证，陆伟提出2019年3月15日从开庭到晚上十二点10点左右，主审法官主持双方对往来账目进行核对，并制作对账单，上诉人并未提及该银行流水账与14万元有关联性。该流水账目不是新的证据，与被上诉人无关，不能证明银行流水的现金就是交给被上诉人，达不到证明目的的质证意见；6、苏子微信记录1份13页，拟证明苏子转账给陆伟朋友记录，一共10笔，合计金额10162.00元。经质证，陆伟提出该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陆伟微信名是陆大状的质证意见。陆伟提交下列证据并组织双方进行质证：2015年6月24日为苏子付购房首付款凭证1份4页，拟证明为苏子付购房首款2万元。经质证，苏子提出记不到了的质证意见，其代理人结合陆当场提交的手机拍照购房合同，认可2万元是陆伟帮苏子支付的购房首付款。本院对苏子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因与是否借款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2，在微信名为陆大状和电话号码159××××9377的信息聊天记录中记载有“最好你去向别人借来还我。我保证决不打扰你”“还钱过后把你的信息全部删除掉”“不然我可能每天都向你追债”“我可以委托其他人找你还钱”“回避得了吗？不还钱我会放过你，老子和你同归于尽”“是你提分，所有都得算”等内容，不仅来源真实，而且意思表示清楚，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3，因与是否借款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4，该证据属于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且有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也是直接参与调解的民警）签字和加盖有单位印章，符合证据的要件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5，虽然取款时间与陆伟在2017年6月26日出具给苏子的欠条时间吻合，但数额不符，且与苏子在2019年2月13日本院询问时陈述“这140000.00元是我们算了之前的账后，他在这个时间前总共欠我的钱”意思表示前后矛盾，故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6，因微信转账收款方不是陆伟微信名陆大状，而是其他名称，且没有证据证明是代陆伟付款。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陆伟提交的上述证据认定如下：2015年6月24日陆伟为苏子付购房首付款凭证，因苏子代理人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纳。另查明，经二审组织双方对在一、二审提交的2017年12月5日之前的银行流水、微信支付、取款流水等进行核对，结合其他证据，查明如下事实：1、2017年12月5日在丙妹镇派出所苏子与陆伟因纠葛和债务纠纷进行调解所作的《调解协议书》中记载“甲乙双方在交往期间，由于存在债务问题，经民警现场协调，乙方认定在其购买门面房时欠甲方壹拾贰万五仟元（小写125000元），经协商当场写下欠条，保证在2018年6月30日之前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归还甲方”内容中的125000元，有陆伟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审杨：派出所调解做了调解笔录，这笔125000元是在之前欠的还是当天支付的？被上诉人：之前”和2019年2月28日丙妹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证明“调解协议系陆伟和苏子自己协商，当时没有相关凭证”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该款项数额在双方协商时没有对双方的债务往来凭证进行核算；2、经二审组织双方对银行流水、微信支付、取款流水等进行核对，双方经济往来情况如下：（1）陆伟提出向苏子支付的款项有：①2016年4月6日转账160000.00元给苏子（苏子无异议），②2017年1月19日转账100000.00元给苏子（苏子无异议），③2017年1月25日转账45000.00元给苏子（苏子无异议），④2017年5月10日转账50000.00给苏子（苏子无异议），⑤陆伟提出在2015年6月18日取现20000.00元、7月15日取现20000.00元、8月5日取现20000.00元、11月27日取现30000.00元、收取代理商费给付30000.00元、2016年5月6日取现50000.00元、2016年5月7日取现20000.00元、2017年1月22日取现41000.00元、2017年4月1日取现60000.00元等，合计取现291000.00元付给苏子，苏子没有认可，陆伟对此没有提交交付给苏子的相关证据材料，⑥2015年6月24日陆伟为苏子支付购房首付款20000.00元（二审质证时已认可），⑦2016年5月-2017年12月共44次陆伟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给苏子合计金额75975.88元，苏子对微信金额苏子无异议。（2）苏子提出向陆伟的支付款项有：①2016年2月24日转账110000.00元给陆伟（陆伟无异议），②2016年2月24日转账给陆伟30000.00元（陆伟无异议），③2016年4月15日转账140000.00元给陆伟（陆伟无异议）；④2017年4月25日转账30000.00元给陆伟（陆伟无异议）；⑤2017年5月10日转账50000.00元给陆伟（陆伟无异议）；⑥2017年1月6日、8月19日、9月10日3次苏子通过微信转账给陆大状合计金额7100.00元，陆伟对微信金额没有异议；⑦苏子提出在2017年3月28日陆伟写有收条，收到苏子现金100000.00元，分2次取现支付，但取现时间与收条时间不符；⑧苏子提出2017年6月26日陆伟写有欠条，借到苏子140000.00元，当日有120000.00取款凭证，对该欠条，苏子在二审时陈述“这140000.00元是我们算了之前的账后，他在这个时间前总共欠我的钱”，前后矛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一审判决认定苏子向陆伟借款125000.00元事实是否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借款为民间借贷关系及适用法律是否错误；3、一审法院是否偏袒被上诉人。1、关于一审判决认定苏子向陆伟借款125000.00元事实是否错误的问题。经审理认为，苏子与陆伟在2015年认识，并因感情的关系而产生经济往来，对此，有陆伟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审长：原告你与被告苏子是因为什么关系而产生经济往来？原：因为感情的关系，我们2015年认识的，因为被告买房、买门面没有钱向我借钱，后来结束朋友关系”佐证。从双方认识发展为男女朋友感情关系后的经济往来看，双方均存在通过账号转账、收条、微信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发生经济往来。陆伟起诉请求苏子付款的依据是2017年12月5日丙妹镇派出所调解双方感情纠葛和经济往来问题后苏子写的《欠条》中明确的125000.00元。然而，经二审查明，该欠款数额在调解时双方并未出具相关支付凭证进行结算，而苏子也以当时是为了摆脱陆伟的纠缠、骚扰才不得以写的《欠条》为由，而未履行。陆伟在二审时也陈述《欠条》中的款额是之前支付的。根据双方均认可在认识后存在感情纠葛和经济往来的情况，本院组织双方对2017年12月5日之前的经济往来进行核实：(1)陆伟陈述付款情况为:①陆伟通过转账向苏子支付（和代付购房首付款）共计375000.00元，苏子无异议；②2016年5月-2017年12月共44次陆伟通过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给苏子合计金额75975.88元，苏子对微信金额苏子无异议；③陆伟提出取现给苏子291000.00元，苏子没有认可。(2)苏子付款情况为：①苏子通过转账向陆伟付款共330000.00元，陆伟无异议；②2017年4月25日收到苏子付款30000.00元，陆伟无异议；③2017年1月6日、8月19日、9月10日共3次苏子通过微信转账给陆大状合计金额7100.00元，陆伟对微信金额无异议；④陆伟2017年3月28日出具收条，收到苏子现金100000.00元，因只有取现证据，且时间不符，没有同期付款凭证，陆伟没有认可；⑤2017年6月26日出具《欠条》，借苏子140000.00元，陆伟没有认可。因取现证据的金额与《欠条》不符，且苏子二审时陈述是之前的总欠款，说明当时并未付款，前后矛盾。根据二审查明的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双方通过转账（出具收条）方式进行的大笔经济往来，说明双方在经济往来中对债权债务的发生均有风险防范意识，也符合有借、有还的借贷关系特征。同时，双方对于通过转账互相支付的款项也无异议。为此，本院认定：①陆伟向苏子付款金额为375000.00元，苏子向陆伟付款金额为360000.00元。②对于陆伟提出取现给苏的现金金额，因缺乏取现后是否已支付给苏子的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③对于苏子提出2017年3月28日陆伟出具《收条》收到苏子现金100000.00元、2017年6月26日陆伟出具《欠条》，借苏子140000.00元，合计240000.00元，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④双方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发生的经济往来情况为：陆伟统计向苏子支付的金额中，大的有10000.00元，小的有5.00元、15.00元、45.00元、50.00元、60.00元至几百、上千元，还有苏子买车微信支付8888.88元等数额；苏子向陆伟支付金额3次，有上千元不等。但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均没有出借、偿还的意思表示。综合双方当时属于男女朋友感情关系的情况，在无明确借贷意思表示下，更符合男女之间因感情而无偿帮助或赠与的礼尚往来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也符合陆伟在2017年11月22日与苏子的电话聊天信息也明确表示“是你提分，所有都得算”意思相符。因此，对双方的微信支付金额不作为借贷关系认定。综上，对陆伟向苏子主张偿的还借款金额，本院认定为：陆伟通过转账方式向苏子支付金额375000.00元，减去苏子向陆伟支付的金额360000.00元，实际借款金额为15000.00元。一审判决以双方调解时没有出具凭证对经济往来进行核实而书写的《欠条》金额为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查明后予以改判。2、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借款为民间借贷关系及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经审理认为，如前所述双方虽然发生经济往来时处于男女朋友感情关系之中，但在经济往来中却通过转账方式有借、有还，且双方均认可存在借、还的事实，仅是对借款、还款金额存在争议。一审法院按民间借贷立案、审理及适用法律正确，苏子对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3、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偏袒被上诉人的问题。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理认定，是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认识问题，并非属于偏袒当事人。苏子对此提出的意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苏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从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23民初5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陆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从江县人民法院（2018）黔2623民初5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苏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陆伟欠款125000元；三、由苏子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陆伟偿还欠款150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800.00元，由陆伟负担2500.00元，苏子负担3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00元，由陆伟负担2500.00元，苏子负担3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志红审判员  刘 琴审判员  杨再幸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杨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