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民再65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高鹏飞，男，197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阳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晋，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阳泉市天行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阳泉市城区泉中路113号。   法定代表人：杨瑞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贵廷，山西嘉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高鹏飞因与被申诉人阳泉市天行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行典当行”）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不服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257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监[2018]1400000005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晋民抗5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洪涛、田国华出庭。申诉人高鹏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晋、被申诉人天行典当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贵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257号民事判决以“双方没有订立书面质押合同，对是否设立质权约定不明，不能确定高鹏飞对车辆已享有质权”为由判决驳回高鹏飞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动产质押合同的生效不能等同于质权的成立，法院判决认定天行典当行对所涉车辆的质权成立，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转移质押财产至质权人占有之前，并不发生质权的效力。出质人只有实际转移质押财产到质权人占有时，质权才发生效力，故质押财产是否转移是质权是否生效的判断标准，动产质权合同的生效不等于质权的设立。本案中，天行典当行与秦建斌签订《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秦建斌将其所有的×××号胜达轻型客车一辆质押给天行典当行，向天行典当行借款20万元，并约定综合利息按月息4.2%计算。后天行典当行在本市车辆管理所进行质押登记，但未按合同约定实际占有该质押车辆，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虽然天行典当行与秦建斌签订《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质权因欠缺质物的交付并未设立。故该涉案车辆质权并不归属于天行典当行，天行典当行除了借款债权外，基于生效的质押合同产生要求秦建斌支付汽车的债权。天行典当行虽在车管所做了质押登记备案，但机动车质权登记备案并非法律强制要求，且不具有使质权生效的法律效力，故天行典当行并不能以此为凭主张其对涉案车辆拥有合法质权。法院判决认定高鹏飞无权要求停止执行天行典当行享有质权的×××小型客车，适用法律错误。2、质权的成立以质物的交付为生效要件，法院判决未认定高鹏飞对本案所涉车辆的质权成立，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本案中，2013年9月27日秦建斌以×××号胜达轻型客车一辆作担保向高鹏飞借款1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高鹏飞现金150000（拾五）万整，借期一个月，×××现代车保证资金。同时秦建斌将×××号胜达轻型客车一辆交给高鹏飞。高鹏飞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车辆保险单、检车证明、查封扣押清单、车辆信息查询单来证明其履行资金出借义务，秦建斌也完成质押车辆的交付义务。可见，在此合同中高鹏飞与秦建斌达成合意，债权人高鹏飞将15万元借于秦建斌的同时，秦建斌将车辆作为保证交付于高鹏飞占有，该事实能够证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是秦建斌将车辆作为债权人秦建斌履行债务的担保。高鹏飞与秦建斌两人借条中约定的借款事项同时结合质押合意，该借条可以认定具有借款质押合同的法律效力。签订书面的质押合同并非质押权成立的要件。虽然《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定义质权合同，但是否签订书面的质权合同并非判断质权成立的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秦建斌交付给高鹏飞×××现代车作为担保物向其借款15万元，高鹏飞同意并接受。双方通过履行借款质押的行为弥补了合同的非要式瑕疵，该借款质押合同已有效成立，高鹏飞对质押财产享有的质权自交付之时设立。因此法院判决认定秦建斌向上诉人高鹏飞借款时，只写有借条，虽然将×××号车交给高鹏飞，但双方没有订立书面质押合同，对是否设立质权约定不明，不能确定高鹏飞对车辆已享有质权，适用法律错误。3、高鹏飞享有的质权相对于天行典当行因质押合同产生的债权具有优先效力。本案中，该涉案机动车质权应属于实际占有人高鹏飞所有，该担保物权享有有效对抗他人债权，排除对质物强制执行的权利。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查封了高鹏飞合法占有的机动车，并将其拍卖抵顶秦建斌所欠天行典当行部分债务的这一强制执行行为显然与物权的优先性原则相冲突。在本案中，天行典当行拥有要求秦建斌支付借款及相关费用的债权，高鹏飞拥有要求秦建斌支付借款的债权同时拥有对机动车的质权。质权属于担保物权的一种，物权对债权具有优先性，即对于同一标的物，如果既有物权又有债权，则物权人的物权优先于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高鹏飞15万元债权因附着机动车作为质权担保，能有效对抗天行典当行的债权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但却因法院错误的执行裁定导致机动车质权人无法实现其债权，普通债权人获得优先受偿的情况出现。综上，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257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高鹏飞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302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书，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晋03民终25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申请人一审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认为秦建斌向申请人借款时，只写有借条，虽然将×××号车交付于申请人，但双方并没有订立书面质押合同，对是否设立质权约定不明，不能确定申请人对车辆享有质权，明显属于机械、简单地错误适用法律。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高鹏飞（申请人）现金150000整，借期一个月，×××现代车保证资金”，“保证资金”结合将车辆交付于申请人的事实，能够证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就是将车辆作为债务人（秦建斌）履行债务的担保，担保方式是质押担保。首先申请人并不是专业法律人士，要求双方订立正式书面质押合同对申请人过于严苛，债务人在借条中写明车辆作为保证，并且交付于申请人的事实，同样能够达到或者符合质押担保的法律效果。其次，我国担保方式主要是人保和物保，而物保不外乎抵押、质押、留置，而申请人占有车辆的担保方式无疑属于质押担保，而原审法院认为双方质权约定不明，不予支持，但并未释明申请人这种行为的性质，缺乏说理性，最后，退一步讲即使“约定不明”也应是合同解释问题。根据《合同法》125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首先进行真意解释，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应拘泥于文字，以达到订立合同的目的，本案中，债务人秦建斌向申请人借款150000元，以车辆保证（物保），并且完成交付，完全符合质权的生效要件，无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解释规则，还是有利于债权人解释规则，无疑殊途同归，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就是车辆质押借款，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还款，申请人对车辆优先受偿，本案借条内容完全符合借款合同和质押合同二者合而为一的书面形式。2、《物权法》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此法条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根据《合同法》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的书面质押合同是担保合同，自然应使用《合同法》36条规定，按照原审法院的理由，申请人虽未订立书面质押合同，也就是法律规定的要式合同，但书面质押合同，并非绝对要式合同，可以通过履行来治愈这一瑕疵，本案中，债务人秦建斌将车辆交付申请人保管，并言明保证资金安全，申请人同意并接受，那么双方履行行为也使质押合同得到成立。综上，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未适用《合同法》125条、36条规定，造成对申请人不公平的结果，申请人根据《民事诉讼法》200条第6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依法裁决。   被申诉人天行典当行辩称：抗诉书认为阳泉中院判决被申诉人天行典当行对本案争议的车辆享有质权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本案原一、二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都没有认为典当行对车辆享有质权。典当行的质押合同规范，并且在阳泉市车管所进行了质押登记，瑕疵不足是并没有实际占有该车辆，这个事实是一二审认定的。本案申诉人高鹏飞不规范的地方在于，本案中不知道他以什么形式占有了该车辆，不知道是借用还是和被执行人合议也好，车辆是他实际占有，所谓的质押合同也好借条也好确实很不规范。这就是本案两个当事人在事实和法律方面不足的地方。原审对本案判决的思维是诉讼双方的质权都没有成立。申诉人以及抗诉机关的主要观点就是把被执行人秦建斌给申诉人高鹏飞打的约定内容不明确的借条，通过他们自己牵强附会的解释并强套合同法36条规定，硬说称是借款质押合二为一的合同。本案中被申请人典当行首先对秦建斌和高鹏飞之间15万元的借款真实性存在疑问。秦建斌在一二审中下落不明，法院也没有找到，他们之间15万的借款并没有通过人民法院的判决确认。借条上最后的话“×××现代车”这句话是否构成质押，申诉人是否享有质权的问题。被申诉人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208条规定，债务人将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是一个质押的前提。现在的情况是仅凭这一句话证明占有是显然证据不足的，现在车辆存放在申诉人高鹏飞手里不等于出质给他占有，不排除秦建斌把车借给高鹏飞使用，更不排除他们之间恶意串通阻挠法院执行。因此秦建斌到场后相互印证才能证实，因为高鹏飞负有举证责任，所以目前证据不能证明质权已经成立生效的主张。综上，原审判决正确，现在已经执行，秦建斌也下落不明，因此请求省高院维持一二审判决，维护法律严肃性。   高鹏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停止执行原告享有质权的×××小型客车；2、确认原告对该车辆享有的担保物权（质权）属有权占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日被告与秦建斌签订《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秦建斌将其所有的×××号胜达轻型客车一辆质押给被告，向被告借款20万元，并约定综合利息按月息4.2%计算。2013年9月13日被告在该市车辆管理所进行质押登记，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实际占有该质押车辆。2013年9月27日秦建斌以×××号胜达轻型客车一辆作担保向原告借款1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约定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同时秦建斌将×××号胜达轻型客车一辆交给原告。2015年2月12日该院作出（2014）城民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秦建斌偿还被告借款及利息。判决后秦建斌未履行还款义务，被告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6月9日该院作出（2015）阳城执字第17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秦建斌银行存款402740元，如银行存款不足则查封、扣押其同值财产。后该院依法查封、扣押了×××号胜达轻型客车。原告高鹏飞作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1月22日本院作出（2015）阳城执异字第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高鹏飞的执行异议。2016年3月8日原告提起诉讼。庭审中，原告称秦建斌借款时，原告到车辆管理所查询该车没有抵押，秦建斌将×××号胜达轻型客车质押给原告，该车一直由原告保管，原告属于善意第三人，质权已经设立，被告的质权没有设立，原告的物权优先于被告的债权，要求停止执行原告享有质权的×××小型客车，确认原告对该车辆享有的担保物权（质权）属有权占有。原告提供秦建斌给原告出具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车辆保险单、检车证明，本院作出的（2014）城民初字第898号民事判决书、（2015）阳城执字第177号执行裁定书、（2015）阳城执异字第3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扣押清单、车辆信息查询单，用来证明其上述诉讼主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辩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2013年9月1日秦建斌将×××号车辆质押给被告，2013年9月13日被告在本市车辆管理所进行质押登记，在此之后秦建斌才向原告借款，法院执行×××号车辆是正确的，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供《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借据复印件、车辆质押备案登记复印件、当票复印件，用来证明其辩解主张。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坚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9月1日被告作为质押权人、秦建斌作为质押人，签订《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秦建斌将其所有的×××号胜达轻型客车一辆质押给被告，向被告借款20万元，并约定综合利息按月息4.2%计算。2013年9月13日被告在该市车辆管理所进行质押登记，但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实际占有该质押车辆。原告称秦建斌借款时原告到车辆管理所查询该车没有抵押，秦建斌将×××号胜达轻型客车质押给原告，该车一直由原告保管，原告属于善意第三人，质权已经设立，被告的质权没有设立，原告的物权优先于被告的债权，原告仅提供秦建斌给原告出具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车辆保险单、检车证明、查封扣押清单、车辆信息查询单，证据不足，不能证明原告就执行标的物×××号胜达轻型客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要求停止执行原告享有质权的×××小型客车，确认原告对该车辆享有的担保物权（质权）属有权占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鹏飞的诉讼请求。   高鹏飞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1、上诉人的质权是依法设立且生效的。上诉人与秦建斌签订书面借款质押合同，约定秦建斌向上诉人借款15万元，用自己所有的×××号车辆作为质押担保物，而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秦建斌付款，秦建斌将车辆及行驶证交付于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质权的设立。2、被上诉人的质权未设立、未生效。被上诉人与秦建斌签订了书面借款质押合同，但秦建斌并未将车辆交付与被上诉人，质押合同因欠缺交付而未设立。3、上诉人质权具有优先性。上诉人的债权是担保物权，足以对抗被上诉人的债权，也享有足以排除被上诉人对该车辆强制执行的权利。   被上诉人天行典当行辩称：秦建斌向上诉人借款，把车放在上诉人处，并没有严格说就是质押。现秦建斌下落不明，被上诉人有理由对上诉人和秦建斌借款的真实性、质押真实性提出异议。由于秦建斌没有到案，导致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所有证据真实性有待考察。希望维持原判，维持法院执行程序的公正和权威。   二审对原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秦建斌给高鹏飞所写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高鹏飞现金150000正，借期一个月，×××现代车保证资金。二审法院认为，《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本案中，秦建斌向上诉人高鹏飞借款时，只写有借条，虽然将×××号车交给高鹏飞，但双方没有订立书面质押合同，对是否设立质权约定不明，不能确定高鹏飞对车辆已享有质权。高鹏飞认为质权已设立并生效，具有优先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因此，本案再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高鹏飞对执行标的即×××现代车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案中，高鹏飞主张，其与秦建斌签订书面借款质押合同，约定秦建斌向其借款15万元，用自己所有的×××号车辆作为质物，而后高鹏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秦建斌付款，秦建斌将车辆及行驶证交付于高鹏飞，上述行为系设定了质权，足以对抗天行典当行的债权，也享有足以排除被申诉人对该车辆强制执行的权利。而被申诉人天行典当行认为高鹏飞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高鹏飞与秦建斌借款的真实性，亦不能证实双方设立了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法律明确质权合同属于要式合同，其目的就是要求设立质权要有明确具体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于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中“足以”二字说明法律对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证明标准要求，应当理解为高于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要求。秦建斌虽然将×××现代车交给高鹏飞，但根据双方借条记载：“……×××现代车保证资金。”双方之间并无书面质权合同，借条中的约定不能明确双方有明确的出质的意思表示。故对于秦建斌将×××现代车交给高鹏飞系出质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质权已经设立，高鹏飞也就不能享有基于质权的物权属性所产生的对债权的优先权。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设立质权约定不明，不能确定高鹏飞对车辆已享有质权正确。   综上，申诉人高鹏飞的再审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3民终257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莉   审判员 周 波   审判员 魏世军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