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1181刑初240号 公诉机关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某,男,1956年5月11日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汾阳市人。案发前系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2017年11月29日被吕梁市监察委员会留置于山西省党纪教育基地。因涉嫌犯贪污罪,经吕梁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8年1月26日被吕梁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孝义市看守所。辩护人薛荣、薛美娟，山西明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武某,男,1957年7月16日生,汉族,高中文化,汾阳市人.案发前系汾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退休职工,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股东、监事。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7年11月28 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经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1月3日被太原市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孝义市看守所。辩护人薛晓蔚，山西仁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安亚雄，山西文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某,女,1971年10月2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汾阳市人，案发前系汾阳市焦化厂会计,山西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会计,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股东、总经理。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7年11月28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职务侵占罪,经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1月3日被太原市公安局逮捕。现羁押于吕梁市看守所。辩护人刘臻荣、李扬，北京劭和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张某,女,1975年6月28日生,汉族,大专文化,汾阳市人,案发前系汾阳市粮食局晋谷工贸有限公司职工,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股东,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出纳。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7年12月14日被交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2018年1月11日被交城县公安局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8年7月27日被取保候审。孝义市人民检察院以孝检刑三刑诉[2018]2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张某犯贪污罪，被告人武某、张某犯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张某犯挪用公款罪,于2018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诉讼中，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依法报请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2019年1月9日依法退回孝义市人民检察院补查补证，孝义市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2月11日将补查补证材料移送本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孝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晓东、贺正荣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薛荣、薛美娟，被告人武某及其辩护人安亚雄、薛晓蔚，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刘臻荣、李扬，被告人张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孝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贪污的事实2010年,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在吕梁市考察调研后,确定了在吕梁市推广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要求该项目的开发要市场化运作,并由资产规模亿元以上的企业家牵头,以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随后吕梁市委、市政府安排被告人王某将扶贫开发核桃林项目推进落实。被告人王某为谋取私利,利用推进该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的时机与被告人武某商量,确定了被告人武某为法人代表占股34%,张艳芝占股33%,以石纪芬为名顶替被告人王某占股33%的公司股东方案,仅投入注册资本人民币20万元成立了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确定了被告人张某任总经理、会计,被告人张某任出纳及负责日常管理。2011年4月19日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成立,公司筹建期间在被告人武某安排下,被告人张某、张某为了掩盖公司无自己实际的苗木培育基地的事实,与汾阳市的武某、王某、李某、何某等苗木培育户签订了虚假的土地租赁协议,作为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的苗木培育基地.2011年9月,吕梁市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建设观摩培训会在汾阳市组织召开,会上在被告人王某的主导下,吕梁市下辖的临县、兴县、交口、石楼、柳林等县扶贫办与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签订了预定苗木共计172万株的苗木购销协议。使得吕梁市各涉及扶贫项目的县扶贫办统一向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统一定价购买核桃苗。在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运营期间,被告人张某、张某采取虚假向被告人武某借款实际偿还和向各苗木基地多支付苗木款后再由苗木基地将多支付的苗木款返还给该二被告人等手段,将各县扶贫办支付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的苗木款套取,存到自己个人银行卡上。被告人王某在明知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不符合上级要求,不能享受国家补贴的情况,还安排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以基地的名义向吕梁市扶贫部门打报告申请补助资金,并予以审批,从而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取得人民币80万元的财政补贴。2011年至2012年期间,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以人民币6元左右每株的价格从武贵波等 4人苗木培育基地及散户收购苗木,再以人民币8.5元每株左右的价格向临县、兴县、交口、石楼、柳林、岚县、离石7个县区出售苗木213.9万株。经山西瑞祥会计事务所审计,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人民币785万余元,期间被告人王殿梁分多次从公司取走人民币85.8万元,除公司账户余额外的资金由被告人张海霞和被告人张艳芝存在自己个人银行卡上。二、职务侵占的事实2012年3月份,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以解决其下属单位省扶贫开发中心负责人柳生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给受害群众造成的损失,与被告人武应仁达成合作意向拟在汾阳市新注册成立一家公司,与当地核桃苗种植基地合作,统一向全省扶贫产业核桃种植县培育销售核桃苗,每销售一株核桃苗,山西省扶贫办从中提取一元钱,用于退还受害群众的损失。2012年6月扶贫开发中心临时负责人秦宏伟从省扶贫办向全省扶贫龙头企业筹集的借款中借支人民币34万元代表省扶贫开发中心出资与被告人武某、张某二人在汾阳市注册成立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由秦某担任法人代表,占股34%,被告人武某、张某分别出资人民币33万元各占股33%,被告人张某任公司总经理兼会计,被告人武某任公司监事,并聘用张某担任出纳。2012 年秋季,各相关县开始向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购买核桃苗。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实际向各基地购买核桃苗价格为一级苗每株人民币4.5元,二级苗每株人民币4元,向各零散种植户购买核桃苗价格为一级苗每株人民币4元,二级苗价格为每株人民币3.5元,然后以一级苗每株人民币9.99元、二级苗每株人民币8.99元的价格销售给各相关县。 根据山西瑞祥会计事务所审计,截止到2018年1月15日,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共盈利人民币42490694.42元。被告人武某与被告人张某在未经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在记账时将向基地采购苗木的成本提高,给付基地购苗款后再将多出的钱取走,及在账内虚假做借承兑汇票及现金的单据实际拿公司的钱偿还等手段将公司账户中的钱套取出来。 其中被告人武应仁个人银行卡上占有人民币820万元,被告人张海霞个人银行卡占有人民币1075 万余元,二被告人将所占有的部分资金用于个人投资和理财。三、挪用公款的事实2017年5月5日,被告人张某海霞利用担任汾阳市焦化厂会计的职务便利,在未经厂长孙某签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该厂以自己名义开设的工商银行卡专户中的人民币13万元取出,其中人民币10万元归个人使用,另外人民币3万元用于归还自己垫付该厂职工的养老统筹。直至2017年9月7日,被告人张某才让其丈夫王某归还。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审计报告及各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张某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应以贪污罪追究被告人王某、张某的刑事责任，以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追究被告人武某的刑事责任，以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追究被告人张某的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武某、张某、张某在共同贪污中起辅助作用，属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请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辩称起诉书指控事实不全面不准确，认定不真实。首先成立惠农公司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其次在汾阳会议上我起不了主导作用；第三给惠农公司的80万元补助款，是市委市政府项目引导资金，由市长批准后拨付，80万元中，只有30万元是市长批准后我根据市长的审批意见签了字，且我的签字只起报账作用。50万元我没有审批过。上述80万元是根据市长安排落实到位。第四，我在惠农公司先后拿了85.8万元，全部用于单位的开支，主观上我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客观上我也没有占有。认为自己不构成贪污犯罪。其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一、王某主持建立惠农公司是为了落实扶贫项目，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惠农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帮助王某完成扶贫任务而建立，而且公司租赁的基地培育好苗木销售给各地扶贫办时必须是第二年苗木成活才能收款，公司需要垫支款数额非常巨大，公司盈亏很难预测，王某以石某名义入股用其的话讲是为了消除武某的后顾之忧。该公司成立合法合规，注册性质为自然人投资，经营也是由武某、张某、张某等自然人经营，其财务、人事等完全独立于扶贫办。非扶贫办直属或下设公司；第二，起诉书指控的王某分多次取走的85.8万元属于惠农公司经营所得利润中的款项，是公司正常营业收入，而非直接的扶贫资金等公款，故王殿梁不存在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且其主观上不存在犯罪故意，故其不构成贪污犯罪。第三，王某以他人名义出资占有惠农公司股份涉及违纪，但从公司法角度来说其是该公司的实际股东，对该公司的财产有一定的支配权、分红权，该公司盈利后一直未分红，其作为公司股东支取款的行为法律上并无禁止，如有利润可以认为是预支分红款，虽然有些不合财务规范，但并不构成犯罪，不属于与职务身份相对应的单位履职行为，从犯罪构成上来说也不具备主体条件。第四，王某从公司取走的钱绝大部分都用于变通处理不便报销的公务招待费，并非私吞占为己有。根据庭审调查，王某通过原副市长王某支付给基地户何启联10万元已有张某、张某证言印证，此10万元应从指控中剔除，属公司应付款。其中有36.9万余元系其任职期间购买烟、酒、茶叶、核桃等土特产的票据在案证明其用于公务开支，另有其笔记本上记录用于公务开支款项有122300元。第五，起诉书指控“2011年9月吕梁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建设观摩培训会在汾阳市组织召开，会上在被告人王某的主导下，吕梁市下辖的临县等扶贫办与惠农公司签订了预定苗木共计172万株的苗木购销协议。使得吕梁市各涉及扶贫项目的县扶贫办统一向山西惠农公司集中采购核桃苗”指控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与省扶贫办共同扶持建立的亿元以上企业法人牵头的全省核桃片区项目优质苗木基地，是省市两级政府领导决定的，王某作为扶贫办主任是无法决定，观摩会上有省市领导参加，王某也没有资格起主导作用。第六，起诉书指控的“王某在明知山西惠农公司不能享受国家补贴，还安排公司以基地名义打报告申请补助资金，并给予审批，从而使山西惠农公司取得80万元的财政补贴”属片面认定，该80万元是市政府为亿元以上企业法人牵头建立“全省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优质苗木基地”项目专门设立的市级财政扶贫项目配套资金中解决的，而不是省以上的国家补贴款中解决的，因此不存在不符合上级要求的问题。且所涉80万元中30万元是市长审批，王某落实到账，50万元是市长审批拨到汾阳财政局专户，均不存在王某审批到位的问题。综上恳请法院依法判处王某无罪。被告人武某辩称，关于贪污事实，惠农公司是王某中途临时求我，我不愿搞这个，当时也答应只干一年。我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没有签字、资金运营、领工资，在惠农公司没有拿一分钱。80万元实际上财政补贴对我来讲是否达到标准我不知道，80万元财政资金是风险金不能乱动，2014年我也多次强调不能出问题。关于职务侵占，资金往出转移原因是给省扶贫办1块钱，没有批文就先拨付了，当时他们账户都不能进款要现金。当时核桃苗价格不稳，公司承担很大风险，转移400万，多出的就是为了以后以盈补亏。公司组建时，法人代表秦宏伟说他不可能长期住到汾阳，委托张海霞全权经营，并给张海霞出具了委托书。后秦宏伟跑路了，我认为我和张海霞商量后就是董事会的决议。资金转出不是用于分红，资金运作是公司资金管理的运作。所有资金转出都是透明的，我们都知道。其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关于职务侵占罪，第一，被告人武某、张某作为强农公司的股东，没有侵占公司财产的故意。首先公司利益包括股东的权益和债权人的利益，被告人武某系该公司股东兼监事、张某系该公司股东兼经理，各占股33%，二人有权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作出决议，不存在私自决定的问题，二人将公司营业收入转移到其个人银行卡的行为，虽违反财经纪律，但并未侵害公司利益。从二被告人转移资金的动机和用途来看，是用于支付上缴省扶贫办的款项、用于以丰补欠抵御以后公司经营风险。该公司未清算分红，二被告人在企业亏损后，将按认缴比例承担亏损，故二被告人转移资金的行为不存在非法占有故意。其次，被告人武某、张某也没有侵占公司财物，二被告人虽将公款私存，但这是经过股东共同商议的。在股东之间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避税、设立小金库、上缴省扶贫办款项，抵御公司经营风险，并非为了占有，二被告人没有侵占股东秦某的财产权利，公司销售苗木价格、以及公司运营收入都是公开的，且秦某也经手销售了部分苗木，对公司经营状况一清二楚，二被告人根本隐瞒不了。秦某失联后，公司并未再发生苗木购销业务，二被告人并未商议侵占股东秦某的股权，在转移资金过程中也未全部转出，根据在案的审计报告，4200余万元的利润，转出金额1895万元不足一半，按照股东出资比例也没有损害到其34%的股权。二被告人的行为也没有侵占债权人的财产权利，庭审中，张海霞供述，公司没有债务，当然也不存在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第三，二被告人的行为没有给强农公司造成财产损失。第四，公诉机关以山西瑞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作为证据证明强农公司利润4200余万元的事实，该审计报告审计人员之一冯某出庭后认为，该审计报告超越山西瑞祥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范围，审计报告依据不是强农公司全部的收支记录，只有张某提供的笔记本，没有向强农公司会计张某询问，据以审计的资料不全面不完整，无法反映强农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且记载的强农公司退回股金66万元也是错误的。关于贪污罪，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贪污事实不明确。经法庭辩论才得知，公诉机关指控依据的基本事实是，王某以吕梁市扶贫办主任身份组建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惠农公司采用低买高卖的手段向吕梁市部分市县统一供应核桃苗，贫污了国家的扶贫资金785万余元。辩护人认为，王某隐名入股惠农公司，违反的是党纪、政纪，并没有触犯刑法；惠农公司与武某等四人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作为惠农公司的苗木基地，与惠农公司出卖核桃苗、各地扶贫办购买核桃苗，没有半点关系，不能将基地虚假作为认定贪污犯罪的事实；惠农公司的利润转到账外，该利润是公司的合法收入，将其违法转到个人账户，违反的是财经税务纪律，不能因为转到账外，这合法利润就变成了犯罪所得；80万元系政府拨付的配套资金，不能因为政府拨付了这80万元，惠农公司所赚取的利润就全部成了贪污数额。其次，武某等被告人均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和王某相互勾结，不构成贪污罪的共犯。第三，惠农公司不是被告人基于犯罪故意为实施贪污而设立的公司，第四，惠农公司在交易中没有骗取公共财物，武应仁个人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骗取扶贫资金。第五，吕梁市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并没有受到损失。第六，不能因个别领导干部不懂法乱作为来惩罚无辜的公民。被告人张某辩称，关于贪污事实，首先我没有伙同他们套取资金，我在公司没有股份不是合伙人，而是公司会计。对案卷中审计报告有异议，审计没有通过我，对数额有异议。惠农公司返还的款不在我名下，当时张某一个人操作的，返还的款在她手上。关于职务侵占事实，我不是强农公司的总经理，我赚的工资和出纳一样，承认强农公司钱在个人手上不表示归个人所有，公司的开支都是这个钱，这个钱是透明的，还有审计报告数额我不认可，后来支付的没有算进去。关于挪用公款，用自己名义开的银行卡，是经过单位同意的。涉案款项10万元是孙晋义电话通知我的，取出来发2015年欠发的工资，取出来后我就放在车上，没有动，我没有用过。其辩护人为被告人张某作无罪辩护。关于贪污罪，第一，被告人张某不存在与被告人王某等人“内外勾结”，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主观故意。被告人张某系受被告人武某之邀，于2011年年底入职惠农公司担任会计，按月领取劳动报酬。对被告人王殿梁的隐名股东身份不明知，不存在与被告人王殿梁等人内外勾结。现有证据证明筹备惠农公司真正目的，是为完成上级部门的指示、要求，为确保供苗数量、质量，稳定价格而采取的市场化经营行为。第二，被告人张某没有实施与被告人王某“伙同贪污”的行为。惠农公司经营过程中，基于摊薄利润、减免缴纳所得税、处理其他不便于通过正规转账方式处理的费用等目的而采用“虚借实还”等方式套取资金的行为，确系违反公司财会制度的行为。但套取的款项均由公司财务人员保管，仍属于惠农公司所有。并从未采取平账等手段侵吞、窃取、骗取其保管资金，更没有与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进行联络，实施共同贪污包括套取资金在内的惠农公司财物的行为。关于80万元扶贫补助资金，惠农公司采用租赁形式达到与自己拥有基地基本相同的效果，从民法角度应属有效合同，因此，惠农公司据此申请基地补助资金，且2017年上半年，被告人张某已支付陈映松、李某、何某70万元补助金，武某10万元补助金也已支付到位，不存在被告人张某骗取或伙同他人骗取该80万元补助金的事实。第三，起诉书指控惠农公司经营所得为“公共财物”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吕梁相关县的购苗款依购苗协议打入惠农公司账户后，与惠农公司股东入股股金、投资款等相混同，变成了惠农公司独立的法人财产，以惠农公司运营期间的利润作为指控本案四被告人贪污的“犯罪对象”，将惠农公司的法人财产与“公共财物”混为一谈，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关于职务侵占罪，首先，被告人张某没有非法占有强农公司财物的主观故意，强农公司在2012年-2013年经营期间，确有采取“虚借实还”、加大售苗单价等手段将公司收入套出存入被告人张海霞、武某、张某个人账户这一违反公司财务制度的行为；但其用意一是为了从账面上摊薄公司收入，以便税务申报时减免企业所得税；二是为了完成省扶贫办下达的每株1元的提成款，因该款不能用正规转账方式支付；三是支付返还给各区、县扶贫办的款项；四是支付过节期间迎来送往的款项。五是考虑到省扶贫办指示精神，强农公司需要运营4-6年，为了以丰补欠，保证供苗质量、数量、价格，防止经营风险；六是支付散户苗木款（据初步统计，强农公司64%的苗木采购自散户）。其次，被告人张某没有实施非法占有强农公司财物的行为。被告人张某等人手中实际持有或者说保管着强农公司的资金，但现有证据并未证明被告人张某等人将其实际持有的强农公司资金转变为非法占有。被告人张某、武某、张某当庭供述与庭前供述稳定一致，均供述其各自保管的强农公司资金应归属于强农公司，且彼此对保管强农公司资金的事实心知肚明。作为强农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法定代表人秦某长期下落不明、不参与公司经营的情况下，被告人张某、武某经协商将各自持有的强农公司资金以个人的名义理财，理财的收益均归强农公司，被告人张某从未非法占有理财本金及其收益。另公诉机关提供的山西瑞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该事务所及审计人员不在2017年度山西省司法厅公布的省直与太原市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员名册之中，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具有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且该审计报告存在严重问题不能做为定案依据。关于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提供的2017年5月5日被告人从工商银行账户取款10万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被告人张某就10万元款项的取款目的和去向已经做出合理解释，用于补发工资，且该解释尚有公诉机关提供的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取款后由于被告人张海霞粗心大意，把该10万元放置于其所开轿车的后备箱底下而忘记处理，之后在厂长再次督促其补发工资时才发现银行余额不符，后及时让其丈夫将该款存入账户。即对该10万元被告人张某取而未用。如辩护人有关被告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不被采纳，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张某量刑时考虑其具有的如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被告人张某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前，被告人张海霞已归还该10万元公款的情节。辩护人建议合议庭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对被告人张海霞判处刑罚，并宣告缓刑，或判决免除刑事处罚。以上量刑意见，恳请合议庭予以采纳。被告人张某辩称，首先汾阳市粮食局晋谷工贸有限公司已经倒闭，合同已解除，我不是该公司职工。在惠农公司与强农公司工作只是打工角色，并没有参与决策，运作等事宜，接待客户等工作是受公司领导安排和布置，我是听张某的，我不是出纳，基地合同的签订我没有参与，借款的事我不知道是假借真还。公司是合法成立，作为员工敬业工作是正常状态，不是犯罪。本人要求撇清责任，尊重事实，共同犯罪定性不准，还我清白。经审理查明，一、贪污的事实2010年,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在吕梁市考察调研后,确定了在吕梁市推广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要求该项目的开发要市场化运作,并由资产规模亿元以上的企业家牵头,以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随后吕梁市委、市政府安排被告人王某将扶贫开发核桃林项目推进落实。被告人王某为谋取私利,利用推进该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的时机与被告人武某商量,确定了被告人武某为法人代表占股34%,张某占股33%,以石某为名顶替被告人王某占股33%的公司股东方案,仅投入注册资本人民币20万元成立了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确定了被告人张某任总经理、会计,被告人张某任出纳及负责日常管理。2011年4月19日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成立,公司筹建期间在被告人武某安排下,被告人张某、张某为了掩盖公司无自已实际的苗木培育基地的事实,与汾阳市的武某,王某、李某、何某等苗木培育户签订了虚假的土地租赁协议,作为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的苗木培育基地.2011年9月,吕梁市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建设观摩培训会在汾阳市组织召开,会上在被告人王某的主导下,吕梁市下辖的临县、兴县、交口、石楼、柳林等县扶贫办与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签订了预定苗木共计172万株的苗木购销协议。使得吕梁市各涉及扶贫项目的县扶贫办统一向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集中采购、统一定价购买核桃苗。在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运营期间,被告人张某、张某采取虚假向被告人武某借款实际偿还和向各苗木基地多支付苗木款后再由苗木基地将多支付的苗木款返还给该二被告人等手段,将各县扶贫办支付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的苗木款套取,存到自己个人银行卡上。被告人王某在明知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不符合上级要求,不能享受国家补贴的情况,还安排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以基地的名义向吕梁市扶贫部门打报告申请补助资金,并予以审批,从而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取得人民币80万元的财政补贴。2011年至2012年期间,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以人民币6元左右每株的价格从武贵波等 4人苗木培育基地及散户收购苗木,再以人民币8.5元每株左右的价格向临县、兴县、交口、石楼、柳林、岚县、离石7个县区出售苗木213.9万株。经山西瑞祥会计事务所审计,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运营期间,共获利人民币785万余元,期间被告人王殿梁分多次从公司取走人民币85.8万元,除公司账户余额外的资金由被告人张海霞和被告人张艳芝存在自己个人银行卡上。二、职务侵占的事实2012年3月份,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某以解决其下属单位省扶贫开发中心负责人柳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给受害群众造成的损失,与被告人武某达成合作意向拟在汾阳市新注册成立一家公司,与当地核桃苗种植基地合作,统一向全省扶贫产业核桃种植县培育销售核桃苗,每销售一株核桃苗,山西省扶贫办从中提取一元钱,用于退还受害群众的损失。2012年6月扶贫开发中心临时负责人秦某从省扶贫办向全省扶贫龙头企业筹集的借款中借支人民币34万元代表省扶贫开发中心出资与被告人武某、张某二人在汾阳市注册成立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由秦某担任法人代表,占股34%,被告人武某、张某分别出资人民币33万元各占股33%,被告人张某任公司总经理兼会计,被告人武某任公司监事,并聘用张某担任出纳。2012 年秋季,各相关县开始向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购买核桃苗。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实际向各基地购买核桃苗价格为一级苗每株人民币4.5元,二级苗每株人民币4元,向各零散种植户购买核桃苗价格为一级苗每株人民币4元,二级苗价格为每株人民币3.5元,然后以一级苗每株人民币9.99元、二级苗每株人民币8.99元的价格销售给各相关县。 根据山西瑞祥会计事务所审计,截止到2018年1月15日,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共盈利人民币42490694.42元。被告人武某与被告人张某在未经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在记账时将向基地采购苗木的成本提高,给付基地购苗款后再将多出的钱取走,及在账内虚假做借承兑汇票及现金的单据实际拿公司的钱偿还等手段将公司账户中的钱套取出来。 其中被告人武应仁个人银行卡上占有人民币820万元,被告人张海霞个人银行卡占有人民币1075 万余元,二被告人将所占有的部分资金用于个人投资和理财。三、挪用公款的事实2017年5月5日,被告人张某利用担任汾阳市焦化厂会计的职务便利,在未经厂长孙某签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该厂以自已名义开设的工商银行卡专户中的人民币13万元取出,其中人民币10万元归个人使用,另外人民币3万元用于归还自已垫付该厂职工的养老统筹。直至2017年9月7日,被告人张海霞才让其丈夫王建军归还。另庭审后，吕梁市监察委员会出具审结报告及请示报告卡，建议给予被告人张某自首、立功、主动交代的认定。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贪污事实1、吕政任（2006）5号吕梁市人民政府文件、吕人发（2012）4号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文件、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吕梁市扶贫开发局文件、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文件证明，王殿梁同志于2006年11月7日被任命为扶贫开发局局长，于2012年2月29日被任命为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以及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及王殿梁的工作职责。2、证人张某证言证明，王某和武某说市扶贫办准备牵头成立苗木公司，前景很好。王某和武某让我入股，我没有答应，说让我三妹张某参与吧。2011年春节过后，公司就成立起来了。惠农公司第一期缴纳股金20万元。武某委托我妹妹张某负责注册公司这个事情，武出资6.8万，石某出资6.6万和我妹妹出资6.6万都是我妹妹出的。公司注册时需要股东身份证，我妹妹让我跟王殿梁联系要石纪芬的身份证，王殿梁把石纪芬的身份证复印件给了我，说石的股金他负责，以后再说。我把石的身份证给了我妹，我妹把石纪芬的股金一起交了，股金王殿梁一直未给，说公司分红时扣除。我当时意识到石的股金就是王的。3、证人刘某证言证明，大概是在2010-2011年，有一次省扶贫办召集各地市扶贫办主任开完会后，我跟各地市扶贫办主任说，省扶贫中心因为非法集资的事情导致了损失，看各地扶贫办主任能否联系一些企业借款给扶贫中心，之后扶贫中心想办法偿还，如果实在偿还不了，就通过扶贫资金贴息贷款或其他扶贫项目予以支持。当时没有下达任务，没有提出具体任务数额。2011年我陪同省委袁书记去汾阳考察核桃产业，在考察中，省领导没有安排扶贫部门从扶贫角度扶持建立一个优质核桃苗木基地。即使要建也是林业部门建。关于在吕梁成立一个由亿元老板牵头的公司来建立优质核桃苗木基地的事，时任吕梁市扶贫办主任王殿梁没有向我请示过。4、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档案材料，机构信用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年检报告书等证明，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由武某、石某、张某出资组建，于2011年4月19日取得吕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武某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石某为公司监事。其中武某占股34%，石某占股33%，张某占股33%。5、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吕扶发[2011]56号关于召开全市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建设观摩培训会议及各县扶贫办主任会议的通知、秩序册证明，观摩会议时间及议程。其中一项议程即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与临县、兴县、交口、石楼、柳林、离石6县扶贫办主任签订核桃苗木供苗协议。6、吕梁市扶贫开发领导组吕扶组发[2011]3号关于在汾阳市建设山西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苗木基地的通知证明，经省、市两级扶贫办商议并经领导组同意，决定按照“政府扶持，市场运作，法人承载，扶贫部门协调监管”的原则，从2011年开始，委托“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在汾阳市组建“山西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苗木基地”，以稳定价格，足额为吕梁市乃至全省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县（区、市）提供适地适品种的优质核桃苗木，并负责栽植前的适地适品种考察，栽植时的技术指导和成活后的管理培训服务等工作。市级以上财政部门对核桃苗木基地的扶持资金，由市扶贫办确定使用用途，委托汾阳市扶贫办具体监督管理，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负责落实。……7、各县与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签订的吕梁市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苗木购销协议附案佐证。8、岚县上明乡瓮子村支书康某、岚县上明乡人民政府会计王某、岚县扶贫办主任梁某、郭某、岚县财政局农财股工作人员张某情况说明及上明乡账务凭证复印件证明，2012年9－10月期间，康国珍接市扶贫办的刘贵文通知后和康丕旺等人去汾阳苗木公司以每株约9.9元的价格拉回核桃苗，之后找村民进行栽植、栽植人工费和运费由康丕旺支付。当时吕梁市扶贫办在瓮子村扶贫，该款项由市扶贫开发局打入上明乡财政所后支付康丕旺。上明乡瓮子村种栽核桃苗岚县扶贫办和财政局未经手。9、石楼县财政局农财股李某情况说明及相关财务资料证明，义牒镇张家塔村、下河村、罗村镇前圪垛村整村推进项目中，在汾阳市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购买核桃苗款各101830元、102000元、51170元，使用的为省级扶贫资金，由石楼县财政局拨付以上三村，具体付款情况由三村直接转账给惠农公司。10、交口县扶贫办原主任某情况说明，2011年秋天与副县长王某一起在汾阳市参加了核桃经济林项目现场观摩会，会上市扶贫办主任王某安排各县有核桃经济林项目的县，统一到汾阳市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调苗，而且调苗价格是统一的。我县调苗价8.5元/株。会后，我县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了现场会精神，根据各乡镇实际由各乡镇有关领导、各村委有关领导、工队负责人共同去惠农公司调苗，苗木数量、苗木质量、苗木品种由各家选定。各乡镇基本上都是先看苗后拉苗，拉苗时现场签定购苗协议。由于市扶贫办主任王某在会上统一了苗木价格，所以各乡镇在苗木价格上严格按市扶贫办主任王某在会上确定的价格执行。拉苗时所需车辆及费用由拉苗方解决。苗木款由县财政直接拨付到项目村，由项目村再支付到惠农公司。该资金是省级片区扶贫开发项目资金。现场会上根据市扶贫办主任王殿梁安排，我与惠农公司签订了整村推进核桃经济林项目苗木购销协议（30万株）。并提供县扶贫办相关文件及财务资料附案佐证。11、交口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任某情况说明，2010年12月吕财农（2010）1532号文件下达我县2011年整村推进扶贫资金900万元，此项目资金属于省级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此项资金所涉及的石口乡阳村堡、下嵩城、孔家庄、张家川4个村委、康城镇上村、田家洼、炭腰吉3个村委、温泉乡石岭后村，此8个村所购核桃苗全部为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所支付的苗木款由县财政扶贫专户直接拨付各村委账户，后由村委账户支付到惠农公司。并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及记账凭证附案佐证。12、兴县财政局张金成情况说明，2011年省财政拨付我县片区开发资金1500万元，资金用于营造核桃经济林及配套设施，资金性质为扶贫资金，此项资金中核桃苗木款全部拨付到县扶贫办，由扶贫办具体支付。13、原兴县扶贫办主任田左玉情况说明，关于购买核桃苗过程与交口县扶贫办原主任秦某情况说明内容基本一致。并提供相关资料及财务凭证。14、离石区原扶贫办主任牛某情况说明，任职于2010年至2012年6月，2011年秋季，由市扶贫办通知到汾阳参加片区观摩的现场会，会上，原吕梁市副市长王某与各县签订了责任状，原市扶贫办主任王某安排各县与惠农公司签订了调苗意向书，会后由于我县不准备在那儿调苗，因而没有把责任状和意向书归档。我县又组织有关部门到汾阳考察苗木，随行信义镇王村村委急需栽植，在村委的再三要求下，在惠农公司调了4500株苗木，每株8.5元。会上王殿梁安排统一到惠农公司调苗，统一定价，该资金使用的是省级扶贫资金。15、离石区财政局杨某、雒某情况说明，根据离石区财政局农财股2012年7月4日拨款通知单及离石区信义镇王村委托书于2012年7月10日将38250元核桃苗木款直接支付给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16、柳林县扶贫办主任某庭及原主任张某情况说明，关于购买核桃苗过程与交口县扶贫办原主任某情况说明内容基本一致。并提供相关资料及财务凭证。柳林县有三个村委在惠农公司购买了核桃苗。购买核桃苗的钱是由县财政拨到项目村，项目村根据本村整村推进项目的需求去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购买苗木，并汇款至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17、柳林县财政局李某情况说明，2011年柳林县整村推进扶贫款金额为440万元，按县扶贫办文件安排高家沟乡南寺沟村、大成垣村、金家庄乡金家庄村各50万元，按相关规定对三个村委按30%预付了项目启动资金。即三个村各15万元，资金用于整村推进工程核桃苗木及项目启动的相关资金。18、柳林县高家沟乡南寺沟村刘某、高家沟乡农经站刘某情况说明，2011年南寺沟村在惠农公司拉核桃苗1万多株，苗款由乡农经站给刘某现金支票，后刘某提出现金汇于惠农公司100215元。并有相关文件资料及财务凭证附案佐证。19、临县扶贫办原主任曹某情况说明，关于购买核桃苗过程与交口县扶贫办原主任秦贵情况说明内容一致。并提供相关资料及财务凭证附案佐证。20、临县财政局王荣春情况说明，2011年省财政下达我县片区开发资金5000万元。按工程进度予以报账，由县财政下拨到相关村。该项资金属省级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附相关文件及财务凭证附案佐证。21、证人张某证言证明，我和武某合作给惠农公司供过苗木，我和惠农公司没有直接接触，我和武某约定惠农公司的苗木款到账后，我们各自按供苗的数量分配资金，我只拿我应得的。22、证人陈某证言证明，2007年我承包了汾阳峪道河镇核桃良种繁植种植园的400亩土地，育了十几亩核桃苗，约10万株。2010年我听社会上人们说吕梁市扶贫办成立了一个惠农公司，给吕梁各县供核桃苗，我就委托王某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这个公司供货。2010年11月，张某带着一个司机来到我承包的种植园看了一下。2010年12月惠农公司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我到汾阳国际大酒店后院惠农公司的办公地点签合同，当时是王某带我去的。和我惠农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和《核桃苗木培育内部承包责任书》。惠农公司虽然和我签订了租赁合同，但是这个基地不是惠农公司而是我的，惠农公司自己没有基地没有育苗，把我作为基地负责人就是为了用我的基地，完善他们的程序，对外宣称这300亩地是公司的，我是基地负责人，承包给我让我育苗，证明公司有基地有实力育苗，实际上公司没有参与过基地的具体种植、管护，也没有给我租赁费。这300亩地都是我的，并不是惠农公司的。我一共给惠农公司供应过两次树苗共计10万株左右。我供给惠农公司的树苗，全都是王某负责结算的。王某分四次给过我约64万元苗款。办案人员给我出示的惠农公司记账凭证付陈映松苗款的收据均不是我写的。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每月支付我2300元，工资表上的签字也不是我签的，我从来没有在惠农公司领取过工资。23、证人王某证言证明，2010年年底，张某找我让去惠农公司帮忙做技术指导等。陈某给惠农公司供苗是我中间牵线的，并带陈某去惠农公司与由张某代表的惠农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自己也通过陈某的基地给公司供苗。因此公司就直接和我结算所有的费用，并全部打在我卡上。然后我再把陈某应得的钱给他。惠农公司共计给我340万元，其中苗木款300万元，基地补助款40万元（其中10万元给了张某，30万元实为苗木款），张某（王某）取走145.266万元，陈某取走64万元。没有收到16万元的基地管理费。关于惠农公司工资表上的签字不是我签的，我没有领过该工资，也从来没有代陈映松在惠农公司领过工资。2017年夏天，张海霞没有给过我40万元基地补助款。没有收到惠农公司200万元的承兑。24、证人武某证言证明，2010年12月1日，我和山西惠农公司签订过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签订的事宜是我和张某办理的，签订后我也是和张某打交道。这份合同实际上是个假合同，惠农公司实际上没有生产经营的场地，我认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从形式上看基地属于惠农公司生产经营，但实际上这块地一直是我来生产经营，由我向惠农公司供应树苗。我只是惠农公司的供货商。我和惠农公司结算均由惠农公司转入我中行帐户，但基本上都是我老婆李某在银行办理相关交易事宜。我没有收到过惠农公司给我的承兑汇票，更没有收到过200万元。我收到过惠农公司35万元的苗木款，其中23万元是我的，12万元是张海霞说给张某的苗款打入我的账，我取现后给了张某。收到过惠农公司3万多元的基地管理费，是张某在基地给的我。我没有在惠农公司领过工资。今年夏天省纪委调查惠农公司离开后，张某和张某找到我教我应对调查组谈话，说我向惠农公司借过20万，还让我承认承兑汇票的事。25、证人李某证言证明，我和武某累计收到惠农公司苗木款169.776万元。出售给惠农公司28.296万株核桃苗。另按张某、张某要求有散户的钱打入我们帐户后，再转帐或取现给了张某、张某。惠农公司张某在2016年9月份给过武贵波基地补助款10万元。在最后结账的时候还给过武某21960元现金是苗木款。“今收到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租赁费200万元（承兑汇票）”的手写收据是我打的，武贵波的名章也是我盖的。当时我去要我的苗款，张海霞和张艳芝让我写张收据，我就按她们告诉我的内容写了这份收据。但我和武贵波没有收到过承兑汇票，收据上写的200万租赁费我们也从来没收到过。26、证人李某证言证明，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其实就是个皮包公司，自己没有基地也没有育苗，当时是张某与我联系，将我承包的200亩土地作为他们公司的种苗基地。把我作为基地负责人就是为了应付扶贫办检查，对外宣称这200亩地是公司的，我是基地负责人，承包给我让我培育苗，证明公司有基地有实力育苗，实际上这200亩地和地里的50多万株核桃苗都是我的，并不是惠农公司的。惠农公司从来没有用承兑汇票支付过我相关费用。我领取过惠农公司一年的工资，每月2300元。共计27600元。惠农公司给我帐户打款250万元，其中90万元是我的苗木款，剩余均通过转账或现金支取给了张艳芝。我没有收到惠农公司基地管理费20万元。惠农公司和强农公司一共用了我大概45万株核桃苗。27、证人何某证言证明，惠农公司和我签了土地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我种树苗，卖给惠农公司，实际土地由我生产经营，土地还是我的，与惠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惠农公司的供货商。签完合同后，每年秋天供应树苗，由张副局长（汾阳林业局原副局长）代表惠农公司来我的基地向我购买树苗，树苗分三个等级，一级的大概5块多点，二级的4块多，三级的不到4块，大部分都是二级的。惠农从来没有用承兑汇票支付给我相关费用。我累计收到惠农公司20万株左右的苗木款共计100万元。惠农公司记账凭证中有一部分我打收据的款项，我并没有收到，是应张海霞要求写的，她说是要用来支付散户，我就写了。收到过10万元基地补助款，但是不久我就取现给了张某。2017年夏天张某丈夫找我的时候没有给我10万元基地补助款。没有在惠农公司领取过工资，与惠农公司的合同终止协议书不是我签的。28、证人张某证言证明，2011年7月我同学王某说吕梁要大规模种植核桃树，为了把好质量关，成立一个公司对种苗进行统一管理。并说成立公司后让我去当技术顾问。因为要有基地和育苗才能成立公司，王某打发的市扶贫局副局长找我，和我一起看基地和育苗，最后定了和武某、李某等三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将合同日期提前到2010年12月。惠农公司以每株6元收购，8块多钱卖的。我当时考察基地后向张某汇报的，张某会和王某汇报。张某负责和各个基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王某也去惠农公司主要和武某、张某商议。我没有参与，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武某基本不参加管理，具体就是张某负责。我参与过惠农公司购买苗木的定价。大概2011年9月，我和武某、张某在汾阳国际酒店商议核桃苗收购价，当时汾阳的苗木市场价在6.5-8元每株，我提议6元收购。定价时没和王某商量，我和武某、张某商定后，张某会给王某报告的。惠农公司出售苗木的价格是如何定的我不知情。29、证人王某证言证明，2017年夏天，张某让我告诉老何（何某）调查组问老何的时候，让老何按事实来说，账面（惠农公司）上都有体现，有手续，都是按合同规定，钱也给了，事情也了了。我去见他的时候，没有给他钱也没有给他东西。30、张某、陈某、王某、武某、李某、李某、何某、张某、王某、武某及惠农公司银行流水附案佐证。31、吕梁市财政局2010、2011年关于下达支农切块专项经费的通知、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产业扶贫扶持资金的通知等文件证明，2010年经市政府领导批准下达市扶贫办专项经费85万元，其中建设扶贫开发核桃苗木基地30万元，2011年市财政局下达汾阳市财政局专项资金50万元，用于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500亩核桃苗木基地建设。并附相关文件、请示、会议记录等材料证明上述专项经费拨付情况。32、被告人张某处保管的惠农公司苗木购销协议、核桃苗木培育基地内部承包责任书、记账凭证、账目等书证，经张某确认属实的惠农公司销售苗木明细、被告人张某处保管的惠农公司原始材料复印件（发货单、售苗发票、购苗收据）其及手账笔记复印件等附案佐证。33、田某手机提取短信图片证明，2012年7月15日、8月23日其与王某短信记录“左玉主任，因省里的强农公司要启动，汾阳惠农公司要关闭，他们说兴县还欠核桃苗款271760元（其中瑞华绿化三队13760元，兴县森旺造林有限责任公司258000元）。你抓紧催一下，款到结清账一关闭这码事就了了。”34、山西瑞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晋瑞祥鉴（2018）0002号关于对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财务收支情况的报告证明，该事务所根据山西省监察委员会11.27专案组提供的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2011年4月－2015年5月资金收入记录，实施了该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审计结论为，2011年4月至2015年5月，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经营收入总额21462482.99元，经营成本费用总额13612299.30元，利润总额7850183.69元。35、扣押银行卡复印件、存折复印件、存单复印件扣押款物文件清单证明，在案由吕梁市监察委员会从罗某（王某）扣押存折一张、定期存单三张、银行卡七张、现金118900元；对被告人张某、张某、武某、王某部分银行账户予以冻结。36、被告人王某的供述，惠农公司是2011年4月成立的，股东石某的股份实际是我的股份。我入股主要是想赚些钱，还有变通单位的一些开支。成立惠农公司负责核桃林项目我跟省扶贫办、市政府汇报过，但没说惠农公司的组成人员。惠农公司是我一手主导成立起来的，日常经营管理我不参与，但最后结不了账我给县扶贫办主任发短信、打电话让尽快结。2011年9月，市政府在汾阳组织召开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启动暨苗木签约会。会上，惠农公司与各县分管扶贫的县领导签订了意向书，意向书上就明确了由惠农公司负责，将该意向列入会议是由我提出来，然后以扶贫办的名义向市政府打的报告，市政府同意的。《关于在汾阳市建设山西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苗木基地的通知》是由扶贫办工作人员写的，我修改后让领导签发的。文件明确从2011年开始，委托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在汾阳市组建山西片区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苗木基地，以稳定价格，足额为吕梁市提供适地适品种的优质核桃苗。惠农公司向各县扶贫办供苗二级苗是8.5元，一级苗记不清楚了。供苗的价格是市政府在汾阳召开现场会前，我根据张世绵提供的参考意见，又问了各县的苗木价格，我提出了个参考价，给了王某副市长的秘书，最后就这么定了。惠农公司以什么价格向市场购苗我不知道，和什么人买苗也不知道。但每个股东有关系户要处理，记不清每个股东是5万株还是10万株，我有些关系也介绍过去。苗木的购销差价这么大我不知道。我在惠农拿过钱，跟张某拿了15万，张某拿了70.8万，共85.8万，我拿钱是因为我知道惠农大概给各县供苗240万株，给省扶贫办提成1元，省里没要，所以我认为拿上三分之一，也就是八十万左右就行了。我拿钱给吕梁市扶贫局开支了不能开支的十多万元烟酒钱，但没有依据，剩下我自己开支了。惠农公司没有分过红。惠农公司给吕梁扶贫办打过《申请扶持核桃林基地建设项目的请示》，我批准惠农公司申请后，经我签发，市扶贫办发了文件，分两次补助了80万元。《申请扶持核桃林基地建设项目的请示》中写道“原有300亩核桃经济建设基地扩大到500亩”，表述不是事实，惠农公司自己没有基地，一个基地从建设到成型，最少得三年，时间上来不及。在惠农公司经营过程中，作为扶贫办主任客观上多少给了些帮助。37、被告人武某的供述，当初公司成立，我就明确跟王说不具体参与。惠农公司是王某一手组建的，实际上这个公司就由他一手操控的，我很少过去，惠农公司相当于他的公司。惠农公司由王某操控，张某操作，张某配合。惠农公司走的是“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刚开始组建公司时确定基地就是由张某提供信息、王某决策的，我跟张某参与不了；惠农公司的业务全都是面对吕梁各县扶贫办，这些都是由王某负责，我和张某插不上手；实际上王某找我成立惠农公司就不是做生意，成立之时就不用担心业务的事情，已经定好都是通过各县扶贫办卖苗。惠农公司和各县扶贫办主任签订过一个意向性的东西，明确了各县扶贫办要向惠农公司买苗（临县、柳林、兴县、交口、石楼），购苗协议上的株数是由市扶贫办定的，扶贫办有个总体规划，根据亩数算出来的。惠农公司没有自己的基地，当时公司一成立就要供苗，根本没有时间建基地，就临时找了一些平时就培育苗木的人跟他们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惠农公司不培育苗木，直接买苗，转手再卖给各县指定的村委、工队就行了。具体签订情况我没有参与，四份合同是谁起草的，内容是谁定的，我也不清楚，我没安排过，应该是王殿梁安排的。买苗的价格在5元-6元，卖给各县的价格在8元-9元，我印象中是2011年9月现场观摩会前，王某、张某和我在汾阳国际大酒店定的。当时核桃苗的市场价大概也就是5元左右，但是当时核桃苗不好卖，2012年核桃苗更是卖不出去，纯粹没人要。惠农公司账面显示的向我借款600万元的承兑汇票、155万元现金不是事实。2012年9月30日转账凭证6反映归还我360万元不存在，不是事实。出示的其他5份凭证反映归还我现金255万元、转账140万元，合计395万元，我没有见过。成立惠农公司时，我们没有协商过利润怎么分配，我当时想的就是按股份分就行了。对王殿梁的调查一直不断，我就没心思分红，我没有拿过惠农公司一分钱。我没有参与经营，一直就是被动的。王某没有通过我从惠农公司拿过钱。财政部门给惠农公司拨过80万元，一笔是50万元核桃基地建设金，一笔是30万元基地补助款，用于扶持基地和农户培植核桃苗的款。惠农公司是否向政府部门打过申请我不清楚，80万元到账后，我就安排张某赶紧付了，因为这是财政资金，我跟他说不敢乱动。过了不久，她说已经付了。惠农公司的组建、经营，虽然是我们共同参与策划的，但是王某是主导，利用他市扶贫办主任的身份和职权与各县扶贫办签约让各扶贫办到惠农公司买苗、后期催款等，我们商量股份的时候，他说找石某当股东，但是我知道这个股份就是王某。38、被告人张某的供述，惠农公司武某是公司法人、经理，张某主要负责银行结算、收付款以及办公室方面的工作，我负责会计方面的工作。惠农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给各县市集中供应核桃苗。按照规定，公司的种苗必须通过基地供应，必须采取公司加基地的模式，不能由公司直接向零散户收购，我去惠农公司的时候，公司已经选定了汾阳的四个种植户。这四个基地不属于公司，事实上这四个人只是给基地供应树苗，他们是自营的，与公司没关系。我当时不清楚购苗资金是什么款，现在知道是国家下发的扶贫款。惠农公司的业务主要发生在2011年年底至2012年春天这段时间。惠农公司与李某、武某、何某、陈某的土地租赁合同都是补签的，签合同时我和张某都在。合同内容是不真实的，合同签订后没有如实履行。合同上的款包括首付款和土地租赁费都没有给过，苗木款给了一部分，另外还给了一部分补助款，没有实际履行的钱都从公司账上套出来了。套钱是武某和张某安排的，为什么套不清楚。苗木的株数都是实际按照合同的数量收购的。惠农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各县扶贫办购买核桃苗的钱，大约有190万株，每株售价7块多，卖苗收入一共约1400万，财政补贴80万元，股金100万合计约1600万元；支出工资、收苗款、补助款多少记不清了。公司向武某的大量借款是虚假的，其实没有借过，主要是通过借款假支出，最后以还款名义把钱从公司账上套出来，这是我和武某商量的，共有六七百万。大概在2013年年底或2014年春天的一天，武给我说王殿梁急用5万元钱，我从我中行卡上取了5万给了王；2015年春天的一天，我又取了10万给了王。这15万是惠农公司的钱。39、被告人张某的供述，惠农公司在2011年4月份正式成立，在正式成立之前已经运营了，公司有三个股东，我、武某、石某，总股金100万元，分两次入股，第一次20万元，我个人实际出资6.6万元，武某、石某是武某给我的，共13.4万元现金，我将20万元股金存到银行账户。第二次80万是套出来的款，2012年5月交的。惠农公司有四个人，我、武某、张某、张某。武某刚筹备公司的时候就把张某带进来了，张某和我去公司的时间差不多，公司前期经营的时候，张某去的比较少，后来公司回款的时候，她去的就比较频繁了，公司的事情就都由她负责了，武要我无条件服从张海霞。武很少去公司，公司日常事务由张某负责，我负责日常杂事，公司银行业务都由我来办理。公司技术方面的事情由张某负责。惠农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向各县扶贫办统一卖苗，不需要去市场上扩展业务，都由吕梁市扶贫办定了。公司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出售给吕梁各县扶贫办核桃苗的钱，共计出售给各县190万株左右的树苗，每株7块多到8块钱，付款按合同价付的款，大约有1500多万元，财政补贴80万元，股金20万元一共1600万元。当时核桃苗的市场价每株四、五元左右。惠农公司账面向武应仁借款600元承兑汇票、155万元现金，是否履行还款手续不清楚，由张某负责。账面反映还武某借款360万元，是张某让我转到武某银行卡，当时还让我说暂时不要跟武某说，因为武不知道这笔款。当天将这360万中转给张某和她老公王某各100万元，转入王某卡100万我拿了60万元。王某的一张中行卡是我一直使用。惠农公司的现金业务主要是我办理，但是张某也能办理，我办理的业务是张某安排的，张某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分不清我经手的钱是什么钱，是以什么名义从公司出来的，总之公司到我手里的钱，大部分付了散户的苗款，给了张某大约130多万现金，缴纳股东二次股金80万元，共给了王殿梁70.8万元。我经手的惠农公司款项中现在我手还有187.65471万元。惠农公司的财务主要是张某记账，我也记过。我记好之后连凭证带条据一并交给张某。惠农公司支付工资凭证中，我、武某（张某领取）、张某的工资是真实的，其他人的工资我没有发放过。公司财务账中向武应仁的借款还款，包括承兑汇票等几百万元是假的，另外给基地上发的工资也是假的，从没发过，购苗款销苗款我都自己做了记录，我记录的都是真实情况。二、职务侵占事实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17日，法定代表人秦某，股东有张某（占股33%，总经理）、武某（占股33%，监事）、秦某（占股34%，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工程招标代理合同及中标事宜相关材料、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核桃苗木集中招标的通知证明，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委托山西大明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进行交口、石楼、静乐、古县、武乡、沁源、灵丘、昔阳、榆社、垣曲、临县、兴县等12个片区开发项目县及左权、代县、五台3个彩票公益金项目县发展核桃产业苗木采购招投标，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中标。3、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与田海云、李晓明、李玉、顾建宇、武贵波、王建军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山西省核桃扶贫产业苗木购销合同、支付凭证（榆社县）等附案佐证。4、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文件证明，涉案因强农公司支付省扶贫办（李某账户）400万元，该款项支付扶贫服务中心清产核资费用279700元后，剩余3761173.72元全部上交国库。5、山西省扶贫办文件及会议记录复印件附案佐证。6、强农公司财务资料、银行账户明细附案佐证，显示强农公司账户余额为339674.92元。7、证人郎某证言证明，其系省扶贫办巡视员，2006年至2014年任省扶贫办副主任，2010年年底或2011年初，省扶贫办开发服务中心柳某事件发生后，为解决上访事件，刘某、秦某、我和应急办的高某、张某、李某一起碰头研究，于2011年6月出台标题为“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山西省扶贫开发服务中心涉嫌集资善后处置方案的报告”的晋开发办（2011）97号文件，领导是否批示过不知情。2012年6月出台标题为“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帮助扶贫开发服务中心解决“绿色财富”计划问题的请示”的晋开发办（2012）97号文件，该文件是应急办起草的，当时是吕梁市扶贫办主任王某给刘昆明建议的，说是在汾阳市搞核桃苗基地，用核桃苗搞经营创收，之后刘昆明带人去汾阳看过觉得可行，就给省政府打报告请示了。这份报告没有开过党组会或办公会，只是刘昆明召集我和应急办的同志一起开过专题会。刘昆明说过省政府领导不签字，但口头同意了。之后刘昆明召集我、秦某和应急办的同志在一起开了个会，刘某说，省扶贫办不能亲自出面，开发中心是经济实体，可以由开发中心和汾阳提供苗木的公司合作再成立一个公司，由这个公司出面和各个县签订合同，省扶贫办牵头召集相关贫困县召开全省会议，落实数量，签订合同，由秦某和应急办成立公司。期间强农公司就成立了。后刘昆明又提议召开一次会议正式说说这个事，于2012年7月31日，刘昆明主持召开了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关于扶贫中心建设苗木基地解决客户问题的方案。会上就定下了每销售一株苗省扶贫办提取1块钱，要保证质量，价格不能高于市场价，用于解决老百姓上访问题。成立的强农公司是股份制，开发中心出一部分股份，汾阳公司那边再出一部分股份。以开发中心出资股份担心警方将账户冻结，再一个中心也没钱，所以就让开发中心临时负责人秦宏伟代表开发中心出资，资金由省扶贫办向扶贫龙头企业借款。会议对除省扶贫办每株提取1元外强农公司其余经营所得如何用没有研究，剩下的钱应该是公司的股东进行分红。2012年底，刘昆明给我说过老百姓又开始上访了，强农公司的钱也没有回来，不行先让那边打过来400万。当时我们说这个钱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行就先放着，所以就一直在李俊杰的卡里存着后被审计出来。8、证人吕某证言证明，省扶贫办晋开发办（2011）97号、（2012）97号文件我没有见过，关于用经营核桃苗解决上访的事我记得开过一次办公会，会议由刘昆明主持召开，我能记起来的就是，由省扶贫办组织各县栽核桃苗，开发中心和汾阳那边成立一个实体，各县从这儿买核桃苗，用挣的钱解决上访问题。9、证人王某证言证明，2006年任省扶贫办副主任。省扶贫办晋开发办（2011）97号、（2012）97号文件我没有见过，2012年7月31日刘昆明主持召开了主任办公会，会上说到，汾阳搞了一个核桃苗基地卖核桃苗，利润可观，开发中心和汾阳的这家公司合作成立一个公司，集中给各县供核桃苗，把挣的钱拿回来解决老百姓上访问题，还说到每株核桃苗扶贫办抽1元钱。10、证人杨某言证明，2011年9月任省扶贫办项目指导站站长，关于如何解决上访问题，省扶贫办多次开会研究过，我记得主要就是靠给片区销售核桃苗，从中每株抽取1元，当时高某汇报的，说是和吕梁扶贫办主任王某的一个同学合作，成立公司，用这个公司抽钱，这个人在汾阳是个大老板，做的比较大，刘某说核桃苗定价一定要比市场价低，在这个基础上再抽取1块钱，给政府领导报告请示过，领导同意。11、证人宋某证言证明，2011年任省扶贫办计财处处长。省扶贫办晋开发办（2011）97号、（2012）97号文件，我知道，2012年7月31日，时任省扶贫办主任刘某主持召开的主任办公会我参加了，我印象中会议研究通过由应急办负责成立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合作，和片区县签订合同供应核桃苗，所得利润每苗抽取1元用于解决老百姓上访问题，但要保证质量、成活率，价格不能高于市场价。具体细节由应急办操作。8月10日省扶贫办牵头在汾阳市召开了片区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苗木基地建设汾阳观摩培训会，因县里提出没有招标手续没法走账，事后就完善了招投标手续。省扶贫办最后提取了400万元。该款当时不能入账存入李俊杰个人卡上。12、证人刘某证言证明，2011年省扶贫办监测站任站长，具体时间记不得，刘昆明主任召开过主任办公会，主要研究了成立公司卖核桃苗提取钱来处理上访的事。最后提取了400万元，由高耀东和李俊杰保管，后来我因病休息了就不知道了。13、证人高某证言证明，2008年至2014年任省扶贫办计划处副处长。2010年省扶贫开发服务中心法人代表柳生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发生后，省扶贫办临时成立了应急办。大概在2012年刚开春3、4月份，刘昆明叫郎某、宋某、杨某和高某去汾阳，说汾阳有个惠农公司搞的比较大，老板有上亿资产，给吕梁地区范围内统一供应核桃苗，咱们省扶贫办牵头和惠农公司合作成立一个更大的公司，在全省范围内统一供应核桃苗，一株抽1块钱来解决上访问题。省扶贫办不能亲自出面，开发中心是经济实体，由开发中心和汾阳公司合作再成立一个公司，秦某作为开发中心的负责人代表开发中心出资34万元比其他两股东多出资1万元入股强农公司。开发中心负责销售，武某和张某负责提供核桃苗。回来就召开会议而后给省政府打报告请示了。秦某和我们应急办的同志负责落实。方案定好后，以主任办公会通过一下。14、证人高建中证言证明，其系原绿源惠民商贸有限公司（已吊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因扶贫办需要解决单位职工工资和柳生元非法集资导致的群众上访问题，省扶贫开发服务中心秦某让我成立一公司，随后我出资3万元，成立以我妻子王小风、朋友张建武为股东的绿源惠民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归省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和省扶贫办控制。公司成立后没有按照工商执照开展业务，就是根据扶贫办的安排从外面借了共计150万元。上述款项中有34万元是按照省扶贫办高耀东安排转入山西沁州檀山皇小米发展有限公司后由秦宏伟取出在汾阳注册成立苗木公司。15、证人李俊杰证言证明，2010年10月－2013年10月在省扶贫办应急办负责柳生元非法集资案件群众信访工作，2013年10月至今任省扶贫办监测信息站科长。2010年为解决省扶贫开发服务中心部分职工的工资，高建中组织3万元成立了太原市绿源惠民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是个人公司。2011年上半年因为处理柳生元非法集资案件的群众上访问题，召开全省10个市（阳泉没有参加）扶贫办主任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扶贫办主任刘昆明、副主任郎作仕以及应急办高耀东、张临阳，我也参加会议，会上刘昆明说扶贫办下属企业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主任柳生元非法集资被抓，引发群众上访，要求各市扶贫龙头企业筹集资金解决群众上访问题，并说要筹集2000万，大市200－300万，小市不低于100万，当时由我负责向企业借款筹钱。会议完后郎作仕主任带领我和高耀东到忻州、晋城等市扶贫办及企业沟通协调筹款的事情，约一周后，高耀东通知我和高建中带上绿源公司的手续到各地筹款，共筹款150万元，还有250万元高建中出具了手续。由于有人提出这是违规的，高耀东就不让我筹钱了。上述所筹款我理解是扶贫办筹的。150万元的去向，分别是给秦宏伟34万注册强农苗木公司，转给我50万零4000多。我听高建中说秦宏伟之前给职工发工资，交保险垫付了47万元，筹到款后秦宏伟就问高建中要了47万元，这个事情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就赶紧报告给高耀东，高耀东让我盯住高建中，把钱要到扶贫办，高建中一直推辞不给。直到2012年5月左右，高建中给我银行卡转了40万，2012年12月绿源公司注销，我和高建中对账时我们才签了借款交接单，我把我之前向高建中借款10万元补上了，同时在交接单上写清楚“给李俊杰转账504374.42元”，还在交接单上注明250万元借条未履行借款手续，借条作废。16、证人李晓明证言证明，其于2005年开始与朋友种植核桃苗，大概2012年听说武应仁的强农公司在做一个扶贫办的项目，大量收购核桃苗，因当时核桃苗市场不太好，便找到武应仁，武应仁给张海霞打了电话，之后跟强农公司的业务基本上都是跟张海霞联系。因为当时强农公司要求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所以我跟强农公司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作为强农公司的一个基地给强农公司供应核桃苗。根据合同强农公司要支付200万元的首付款，当时张海霞说过要给承兑汇票，但没有给，我给张海霞写了收据没有撤回来。我销售苗木价格，一级核桃苗5.8元左右，二级5.6元左右。市场价是4至4.5元。我就是强农公司的一个基地，双方是合作关系，强农公司每月还给我这儿开四个人的工资，我是3000元，其他人是2000多。17、证人田海云证言证明，2010年前后，其开始从附近的村里租赁土地种植核桃苗，种植量在汾阳当地算大户，大概是2012年强农公司的张海霞，还有一个叫“三三”的找到我，提出让我给强农公司供应核桃苗，强农公司当时在做省扶贫办的一个集中种植核桃苗木的项目，经协商确定我给强农公司供应80万株的一级核桃苗，单价为6元。从2012年后半年至2013年春，我给强农累计供应80万株苗木，其中有一级苗也有二级苗，强农公司也支付了苗款。当时我们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强农公司先支付200万元的首付款，我没有收到。另外根据合同约定，强农公司先后付给我两次土地租赁费60万元。原来双方还约定每株苗，强农公司另外支付0.5元的管理费，但这部分钱后来也没有付。名义上我是强农公司的一个基地，强农公司每月给我开四个人的工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合作关系，我给强农公司供应苗木。18、证人顾建宇证言证明，从2011年在汾阳市栗家庄北垣底村向村民租了200多亩地开始培育核桃苗。2012年强农公司张海霞等人考察核桃苗的时候就看上我的基地和苗子，并达成购销意向，谈好价格是二级苗5.5元，一级苗6元的包干价，每年给我30万元的租赁款，并给我每月发3500元的工资，另外再给我基地发两三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每月2000元。当时我们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我收到强农公司土地租赁费，2012年30万，2013年近20万。强农公司按苗子数量结算给的钱，已全部结算。19、证人王建军证言证明，其从2009年开始种植核桃苗，2012年我老婆张海霞和汾阳焦化厂原老板武应仁合作成立强农公司，强农公司中标给省扶贫办供核桃苗，正好我就有核桃苗基地，所以就和强农公司达成购销意向，谈好价格一级、二级苗均价每株五块七八，和市场价一样，除此之外每年给我37.5万的土地租赁款，并给我每月发3500元的工资，另外再给我基地发三个管理人员的工资，我给基地供了105万株左右苗，强农公司给付了600多万元苗款，已全部结清。按合同强农公司要支付100万的预付款，但也没给，后来就是按苗子数量结算的。20、证人武贵波证言证明，2011年夏天，惠农公司需要核桃苗基地，经张世绵认识张海霞，当年给惠农公司供苗。后2012年张海霞说还要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合同，上次跟惠农公司签订的是地区的，这次跟强农公司签订的是省里的，我就签了。强农公司账面上我给该公司打了1002.185万元的收条，实际没有打过这么多。21、证人李海红证言证明，其与李刚系夫妻关系，李刚给强农公司供苗结算均打入了我的卡里。但转入金额比实际苗木款多。有时候转过来后人家就又转走一部分。强农公司没有支付过现金或承兑。22、证人李刚证言证明，2012年我听说强农公司大量收购核桃苗，就过去汾阳国际大酒店找到张海霞，并带她过去看了苗，之后以我爱人李海红的名义签了合同。每株4块钱左右。23、证人李玉证言证明，其承包200亩土地育有核桃苗，2010年与惠农公司签订了供苗合同，当时惠农公司自己没有育苗基地也没有育苗，与我签订合同后，对外宣称该基地是公司的，实际还是我的，我只是给惠农公司供苗。后2012年张海霞说惠农公司不在了，变成强农公司，还是原来的合同，又重新签了一下。我一直认为惠农公司和强农公司是一回事，我只管给他们供应这45万株苗，最后他们也支付了45万株苗的钱，加上一些管理费，我记得还有二三十万的租赁费。惠农公司和强农公司均没有给我支付过承兑汇票。24、山西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情况说明证明，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省扶贫办2012年10月采购700万株核桃种苗一事没有申报过政府采购计划，该处亦未对此事进行过审批。25、被告人张某供述，强农公司成立后，武某告诉我公司的事张某全权负责，我的工作由张某安排。张某兼会计，张世绵负责技术。一开始也没明确我是出纳，平时就负责办理银行业务和一些杂活。公司成立后确定了七家供苗基地，全是张某和武某定的，分别是武贵波、田海云、李玉、李海红、顾建宇、王建军、李晓明，基地供不足的再从散户手里买。当时定价是一级4.5元、二级4元，散户一级4元、二级3.5元。强农公司与各县签订供苗合同价格是一级苗每株9.99元，二级苗每株8.99元。2012年秋开始调苗，我负责接待并开调拨单，2013年春各县开始回款，给各县开票是张海霞安排我开，款回来后，张海霞就安排我，给谁家打款把谁一起叫上去银行办理，先打进基地户的银行账户，随即就从基地户卡上转到我的银行卡了。因为基地的实际结算没有那么多，所以要往回返，返回的款主要用于支付散户的苗木款。2013年2月份，省扶贫办的来两个人拿走400万元，也是从基地返回款里付的。2013年年底张海霞安排我从强农公司账上分三次给武应仁打了1150万元。我经手的款我全部记得账了，共四个笔记本，一个是强农公司银行账和现金账，第二个是强农公司付给基地后基地再返回的款的支出账，第三个是强农公司和各基地及散户的结算账，第四个是各县所拉苗木数目账。四本账全交给吕梁纪委了。我经手的基地返回款目前在我手上结余的还有60.3879万元。另外张海霞安排我从强农公司账户提取的现金结余有424.788万元。从我记的笔记看张海霞经手的基地返回款还有304.3585万在张海霞手里，张海霞从强农公司账户提现截止2015年5月29日共有724.7145万元在她手里。我经手的基地返回款和提取出来的现金现在我民生银行卡上存在，一直没动。26、张某的帐簿和武某银行卡账户明细附案佐证。27、山西省瑞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对山西省强农苗木有限公司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证明,2012年6月1日—2018年1月15日，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资金收入总额75363749.99元，资金支出总额75048620.69元，经营收入总额74363749.99元，成本费用总额31873055.57元，利润总额42490694.42元。审计报告中其他事项说明载明：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历年对外报送的账务均为假账，根据公司账务根本无法核实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本审计报告是依据当事人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出纳张艳芝提供的公司实际经营原始资金收支记录，并结合公司后期银行对账单流水进行计算、分析、汇总得来的数据。28、被告人武某的供述，强农公司是2012年6月在吕梁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省扶贫办派了秦宏伟过来，所以秦宏伟担任法人代表，我和张海霞是股东。秦宏伟负责销售和回款，一开始他去汾阳，2013年初后，就找不到秦宏伟了，张海霞是总经理全面负责经营，我没管过这个公司多少事情。强农公司与田海云等7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我不清楚，但海霞给我说过，公司要走“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所以要办土地租赁手续。2012年核桃苗市场特别不好，强农公司有省扶贫办的项目在，（当年在汾阳召开全省核桃苗集中片区扶贫开发推广会，会后，省扶贫办主任又召集各市县扶贫办主任和我们强农公司开的小会，会上主要确定各县的购苗意向、数量及品种。并让我们报了每株的市场价格，我们综合前三年的市场价按二级苗7.99元，一级苗8.99元报价，后刘昆明给各县扶贫办主任说，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每株再增加1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样每株的价格就成了二级8.99元，一级9.99元，并按这个价格和各县签订了意向书。）所以那年强农公司挣了不少钱，2013年核桃苗回款以后，我和张海霞商量向社会借款，但实际上没有借款，借款了还要还款，就以还款的形式将挣的钱转出到我和张海霞的个人银行卡上，转到我的中国银行卡上1150万元，张海霞银行卡上490万元。崔建国我不认识，公司向其借款的事不清楚。转出的钱给了扶贫办400万元，现在我卡里还剩620万元和我的980万全部购买了建设银行的理财了。29、被告人张某的供述，2012年2月至4月成立强农公司时，省扶贫办要求必须是“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办《林业生产许可证》时林业局也要求必须有自己的土地，武某就安排我完善土地租赁合同，所以我就找田海云、武贵波、李玉、李海红、王建军、顾建军、李晓明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实际上公司并没有真实租赁他们的土地，这样做也能体现公司是自产自销的苗木，就能减免税收了。强农公司账目显示公司向武某借900万元承兑、150万元现金和向崔建国（虚构）借400万元承兑不是事实，公司向武应仁账户转款1150元、向崔建国账户转款490.21万元，这样做是为了加大成本套取利润。公司就一个账簿，存在虚假登记，给武应仁转的1150万元，其中最后的一笔300万元在我手里，另外我向武应仁借款180万，武又向我拿了150万，实际武应仁手里有820万元，除去真实的开支，我现在手上结余强农公司1075.7649万元（提取现金结余507.8731万元和基地返回款结余237.8918万元，还有从强农公司打给武应仁转到我手的330万元），张艳芝手有强农公司485.1759万元（提取现金结余424.788万元和基地结余款60.3879万元）。（三）挪用公款事实1、证人孙晋义证言证明，于2016年9月起担任汾阳市焦化厂厂长。汾阳市焦化厂原先是股份制企业，1991年汾阳县经委接手后成为国营企业。2016年10月份左右，我才知道张海霞的工作关系已不在焦化厂了。因张海霞对焦化厂财务比较熟悉，就没再雇人，焦化厂的财务资料和财务章也一直在张海霞手保管。焦化厂使用的账户是张海霞的个人账户，我担任厂长后，焦化厂有两笔收入分别是2017年4月到账租赁费24万和汾阳市经信局拨付的88000元。2017年9月补发过一次2015年至2017年8月份的留守人员工资。对2017年5月5日张海霞从帐户中取款13万元的事不知情。张也没有和我说过。2017年9月存入账户10万元的事也不知情。2、证人雷小琴证言证明，从1991年9月招工至汾阳市焦化厂，一直工作至今。焦化厂的财务凭证都由张海霞保管。汾阳市焦化厂成立于1986年系国有企业。现主要收入就是承包场地方缴纳的租赁费。2017年9月补发过一次2015年至2017年8月份的留守人员工资，工资表是我手工制作后，张海霞在电脑上打印出来，2017年9月初的一天，张海霞给了我留守人员工资表，上面已经有孙厂长的签字，2017年9月8日早上张海霞将钱给我送过来（张海霞什么时候取的款我不知道），由我给留守人员发的工资。2017年9月9日张海霞过来让我写了一份证明，“我于2017年5月5日领取焦化厂2015年1月－2016年12月欠发工资36480元。”但该工资实际是2017年9月8日张海霞给了我钱后领取的。3、证人王世雄证言证明，其从2000年至2016年9月担任汾阳市焦化厂厂长。厂里的财务一直由张海霞负责。2002年至2011年9月厂内账户暂停使用，2011年9月至今，经焦化厂申请汾阳市国资委同意，以张海霞个人名义开设账户来进行厂内业务结算，该卡专卡专用，只用于办理汾阳市焦化厂的业务结算。未经我签字，张海霞不得擅自提取银行卡上的钱。2017年9月14日雷小琴给我把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4万多元送到我家。田秀梅是我厂职工，2015年退休，当时考虑田秀梅实际情况和厂里的实际经济情况，焦化厂同意补助田秀梅2万元。我安排张海霞具体办理这件事。我厂职工武小萍是2016年办理的退休，当时焦化厂也给武小萍解决2万元的养老统筹费用。4、证人侯克平证言证明，2008年7月至今在汾阳市焦化厂门卫工作。现在汾阳市焦化厂的场地和办公楼是北京人郭总承包的开饲料公司，其实我是这个饲料公司的门卫，顺便给汾阳焦化厂看的其他东西，由饲料公司负责给我发工资。汾阳市焦化厂给我发过3000元的防汛补助，2012年发过1000元，之后就是2017年9月给我发了2000元。5、证人田秀梅证言证明，2015年12月份办理退休时要缴纳将近6万元的统筹和3万元的医疗保险，因为我家庭困难，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就找到当时厂长王世雄让其帮忙解决一部分，王答应后，2016年2月份张海霞联系我说厂里给我解决了2万元，我过去找张海霞将钱领取并出具收条。6、证人武小萍证言证明，2016年8月份我需缴纳了83000元的养老保险和4400元的医保后办理退休手续，因家庭困难我找到当时厂长王世雄，让其帮忙解决。2016年8月张海霞联系我给了我2万元现金（养老保险费用），2017年2月张海霞给了我2万多元的支票（养老保险集体部分的滞纳金）。之后张海霞还给过我1万元现金。这5万元都是我缴纳养老保险退回的钱。7、证人邢开彦证言证明，2002年至今在汾阳市经信局工作。汾阳市焦化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属汾阳市经信局管理对象。2016年9月汾阳市焦化厂党支部换届选举，我们主管单位对换届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时发现张海霞的人事关系已从焦化厂调出。但其还一直从事焦化厂的会计工作。同时仍然是留守人员，领取留守人员工资。该焦化厂2008年关停后，企业没有年检，账户就冻结了，无法正常使用。2011年经该厂申请，汾阳市经信局同意，以张海霞的个人名义开设一个账户，作为焦化厂的账户来使用。8、证人雷润证言证明，2002年至今担任汾阳市经济系统工会主席。汾阳市焦化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属汾阳市经信局管理对象。2016年9月汾阳市焦化厂党支部换届选举，我们主管单位对换届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时发现张海霞的人事关系已从焦化厂调出，但其还一直从事焦化厂的会计工作。9、证人高亚军证言证明，其是汾阳市汾顺驾校负责人。因驾校场地不够，2017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国资委的主持、同意下与汾阳市焦化厂达成场地租赁合同，租期为10年，每年12万元租赁费，2017年4月9日由孙亚男将两年的租赁费24万元汇到张海霞个人账户。10、张树生情况说明证明，系张某之父，2017年厂内补发2015－2016年的留守人员工资，是由张海霞代领取，后因工资表上我没有签名，所以我女儿张海霞让我写了一个领取工资的证明条，此条不知用于何用，特此证明。11、孙亚男情况说明证明，高亚军校长于2017年4月9日让我给张海霞账户转入24万元。12、证人王建军证言证明，2017年9月7日我妻子张海霞交给我10万元现金和银行卡，让我替她存入她工行的账户。当天我就给她存进去了。13、张某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部分交易凭证证明，张某2017年5月5日在取款机和柜台取款13万元，2017年9月6日取款201280元，2017年9月7日存入10万元。14、汾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汾阳市焦化厂始建于1986年，现任法定代表人孙某，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国有独资企业。属汾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15、汾阳市焦化厂、汾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张某1991年10月至2008年11月担任汾阳市焦化厂会计，2008年11月后调至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汾阳有限公司工作，张某人事关系调离汾阳市焦化厂后，仍一直兼任汾阳市焦化厂会计，履行会计职责。16、汾阳市焦化厂财务资料证明，焦化厂2017年4月收入24万元租金、2016年2月和2017年8月收入国资委拨付款共计128836.99元，以及该厂开支情况，发放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工资201280元，支付武小萍10000元，支付田秀梅20000元，支付折金香20000元。17、企业工商档案资料证明，汾阳市焦化厂于1991年7月18日变更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性质为国有经济。18、租赁合同一份证明，汾阳市汾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于2017年3月份经国资委同意租赁汾阳市焦化厂部分厂地。19、张某个人资料证明，张某于1991年10月分配至汾阳市焦化厂工作，199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11月调至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汾阳有限公司。20、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张某的基本情况。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就其主张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山西省处置非法集资领导组办公室签报（2011）4号、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晋开发办函字（2012）98号、晋开发办（2012）97号文件证明，汾阳建立核桃苗基地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省扶贫开发服务中心非法集资遗留资金问题，而非为了个人谋取私利。2、吕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文件吕扶函（2010）24号、吕扶发（2011）34号、吕扶发（2012）13号、吕梁市扶贫开发领导组吕扶组发（2011）3号通知证明，汾阳核桃苗基地建立是省领导及吕梁市领导共同决定，初期议定的牵头企业家李新民反悔后由武应仁牵头组织惠农公司来完成该项目。惠农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落实扶贫项目而非为了谋取私利。3、2011年9月6日汾阳观摩培训会秩序册证明，该次观摩会领导组组长为吕梁市政府副秘书长范某，惠农公司与各县扶贫办签署购苗协议亦由其主持，王某只是配合市政府工作，并非是该会议主导。4、王某工作笔记关于核桃苗木基地相关内容记录证明，王某主持建立惠农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省里及市里的扶贫项目，而非是为个人谋取私利。5、王某变通处理的招待费票据证明，王某从惠农公司所拿走的钱用于公务的票据合计为369882.4元（含2008、2009、2010、2011、2012、2013年票据）。6、王某工作笔记本上找到的有关单位的额外开支内容证明，王某从惠农公司拿走钱后用于公务的有书面记载的数额为122300元。7、王某当庭陈述，将何启联的10万元基地补偿款通过原副市长王盛章转递何启联。且当庭张海霞、张艳芝印证与王殿梁一起去榆次送给已调晋中副市长的王盛章，转给何启联10万，故该10万元应从指控的85.8万中剔除。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就职务侵占及贪污事实申请审计人员及专业辅助人员出庭作证：1、审计人员冯某出庭证明，其在山西瑞祥会计事务所工作，系本案审计报告审计师。在案两份审计报告系山西瑞祥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11.27”专案组委托，对专案组提供的张艳芝提供的原始记录及相关材料进行审计。审计过程中没有见过强农公司张海霞、武应仁。2、卢某（审计师）出庭就在案两份审计报告发表质证意见，该两份审计是瑞祥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和委托方提交的资金收支记录为依据，在实施审计工作基础上以被审计单位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不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活动。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审计报告不属于法定证据的种类。且在案两份审计报告不符合鉴定意见标准。理由如下，审计报告未明确表述:此次审计属于营业执照里经营范围中的哪一项业务；未附审计委托书，未表述报告的用途；被审计单位有无财务报表；未记录接收材料的名称、种类、数量、性状、保存、收到时间或另附《鉴定材料清单》；审计过程未客观、详实、有条有理地描述鉴定活动发生的过程；未详细阐明审计人员根据有关科学理论知识，通过对鉴定材料、检查、检测、检验结果、鉴定标准，专家意见等进行鉴别、判断、综合分析、逻辑推理得出鉴定意见的过程，没有科学性、逻辑性。综上，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不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活动，无法核实质证、无法达到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解决刑事诉讼中涉及的财务问题。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申请证人雷润出庭证明，2017年10月底11月初，赵强叫我去他办公室让我通知武某和张某以证人身份去省纪检委调查，并陪送他们去纪检委。我陆续陪同他们去了6、7次。有时是当天去当天回，也有住的时候。张海霞态度积极配合。另庭审后，吕梁市监察委员会向本院提供并经本院主持召开庭后会议征求公诉机关及被告人张某意见的关于对吕梁市扶贫办原党组书记、主任王某有关问题的审查报告及请示卡证明，被告人张某主动交代参与惠农公司经营的相关情况，主动交出保存的惠农公司真实财务资料，为案件审查提供了有效证据，鉴于其表现，建议给予其自首、立功、主动交代的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武某、张某、张某，以成立公司经营为名，利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以低买高卖的赚取高额差价的方式，套取国家扶贫资金，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武某、张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挪用公款罪。孝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及其各自辩护人、被告人张某关于贪污的事实无罪的辩护意见，现有证据证实，被告人王某在上级确定在吕梁推广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后，利用推进扶贫开发核桃经济林项目的时机和工作之便，与被告人武某商量后成立了山西惠农苗木有限公司，并以石纪芬名义入股该公司，其有罪供述中也提到系为了赚点钱，且事实上王某也确实获得85.8万元。成立惠农公司名义上系采取市场化运作，实际该公司的客户系特定客户即吕梁市涉及该扶贫项目的县市，且在观摩会上各涉及县市区扶贫办与惠农公司签订了预定购苗协议书，统一售苗价格，经营中无市场化行为，且购买苗木资金全部为扶贫款项，除赚取利润外还每株加价一元。被告人武某虽是在王殿梁一再恳求下同意成立惠农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法人，但其对王殿梁扶贫办主任的身份及公司业务是明知的。并将公司交由被告人张某、张某管理、运作。被告人张某，作为公司股东、被告人张某作为公司会计，在公司运作中为具体操作人员，对公司业务来源及王某的身份是明知的，且在工作中，采取虚借实还、多支付货款后返还等方式将苗木款转入自己银行账户。被告人武某、张某、张某对被告人王某的行为起到帮助作用，构成贪污犯罪的共犯。综上，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张某及其各自辩护人无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及其各自辩护人关于指控贪污数额的辩护意见，本案中各被告人采取低买高卖的方式套取的是上级扶贫资金，故应整体认定数额，现有证据应以审计报告为准。各被告人及各自辩护人关于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纵观全案，惠农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账目真假掺杂进行过修改，真假难断，而审计报告所依据的被告人张某上交办案机关的手账及相关资料系其实时记录，可客观反映事实。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另该审计报告不等同于鉴定意见，故辩护人以鉴定意见标准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某称其还有其他开支未审计在内，但直到庭审后其本人或辩护人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该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关于其所得款项系用于公务开支而未私吞，应予以剔除的辩护意见，被告人将贪污款项用于公务开支，是犯罪既遂后赃款去向，不影响案件的定性，故其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武某、张某及其各自辩护人关于职务侵占罪的辩护意见，现有证据证实被告人武某、张某在经营山西强农苗木有限公司过程中以低买高卖、虚借实还以及多支付苗木款后返还的方式套取苗木款，利用职务便利将部分款项打入个人账户公款私存，并用于理财。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辩护人无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审计报告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同本案贪污事实观点一致，不再重复阐述。另强农公司的经营模式与惠农公司一样，经营对象均为特定客户，经营过程无市场化行为，而是统一定价，赚取苗木款的利润实为套取国家扶贫资金，故应认定为非法收入，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关于挪用公款事实无罪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罪量刑方面的辩护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张某积极退还涉案款项，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武某、张某、张某在共同贪污中起辅助作用，属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武某、张某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被告人张某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主动交出手中保管的惠农公司、强农公司财务资料，为案件审查提供了有效证据，属重大立功，可以减轻处罚。审理期间，经本院委托汾阳市司法局对被告人张某一贯表现、居住地社区意见等进行调查评估，被告人张某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结合本案案情，被告人张某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对被告人张某从宽处罚宣告缓刑。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予以追缴。经合议庭评议并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国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留置或羁押的，留置或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7年11月29日至2028年5月28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的，强制缴纳。）二、被告人武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00000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3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7年11月28日至2029年11月2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的，强制缴纳。）三、被告人张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00000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3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7年11月28日至2031年11月2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的，强制缴纳。）四、被告人张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00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期满未缴纳的，强制缴纳。）五、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张某的违法所得予以继续追缴，上缴国库。（其中被告人王某、武某、张某、张某共同贪污785万元，被告人武某职务侵占820万元，被告人张某职务侵占1075万元。张某处已追缴600余万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判长  赵丽霞  审判员  苏斌  人民陪审员   张院生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乔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