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23民初425号 原告：张庆国，男，198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梁（特别授权），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玉明，男，196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武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星铭（特别授权），浙江中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林汉，男，1976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原告张庆国与被告王玉明、胡林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庆国的委托代理人刘国梁、被告王玉明及其委托代理人赖星铭、被告胡林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庆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王玉明、胡林汉立即支付运费3640元，卸车费600元，误工费、压车费2000元，垫付存货看管费25500元，车辆损坏2500元，合计34240元，从起诉之日起按月利率0.5%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之后的看管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9日，原告通过“运满满”平台得知被告王玉明、胡林汉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有32吨货物需要运输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信息，就与被告胡林汉网签货物运输协议，约定货物重量35吨，起运装货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运输到达卸货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并约定装卸货地保证不是禁区。2018年10月30日晚上原告装货时发现货物重量超过约定，但被告王玉明告诉原告最多不会超过37吨。原告要求过磅，被告王玉明说武义没有过磅的地方，等原告运输到杭州下高速过磅时就知道。原告行驶在高速上感觉车子肯定超重，就不敢继续前往杭州。因为杭州规定车货总吨位不得超过55吨，否则不让下高速，还要罚款、扣分。为此，原告就从临浦下高速，经过磅得知货车共65.94吨，减去汽车自重12吨左右，货物净重约53吨，远超运输协议所约定货物重量（35吨）。而且还得知，被告对原告隐瞒了装卸地均系禁区的事实。为此，原告实在不敢再继续开往列为禁区的合同目的地（杭州转塘）。原告多次打电话给被告王玉明、胡林汉，结果两被告相互踢皮球不予处理，导致原告一直在高速服务区等待了一整天。无奈之下，原告于2018年11月1日早上打110报警，但两被告继续不管不问。2018年11月1日下午4点，原告不得已找场地卸货，并拍照告知两被告存货事宜。但两被告至今不与原告协商处理，导致原告已垫付存货看管费用25500元。 被告王玉明辩称：1、事情的经过。2018年12月29日被告王玉明要把条石运到杭州转塘，于是联系被告胡林汉，与胡林汉约定货物保底35吨，运费每吨70元，由收货人支付。2018年10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原告张庆国开货车到武义百花山高速出口，打电话给王玉明问装货地是否禁区，王玉明称不清楚，于是自己开车带原告在城里走了一下要经过的路段，由张庆国确定没问题之后才开始装货。货装好后，原告提出来装货地是禁区，要交扣分、罚款等共计860元。双方没谈妥，但原告当场并未拒绝拉货，而是把货拉走了，运输途中才几次提出要加价、压车费等各种费用，而且在没协商好的情况下，又把货卸掉了，还不告知卸货的具体地点。2、王玉明与原告并未直接形成货运关系，胡林汉与原告之间达成的装卸货地保证不是禁区的约定对王玉明无约束力，且在上次庭审中胡林汉也提到该约定系原告事后修改，下单时并无该内容。3、王玉明与胡林汉约定运费是货物运送到目的地之后由收货人支付，原告未按要求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就要求支付运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王玉明作为托运人是要求把货物运送到目的地，而不是让原告半路把货物卸掉或看管起来，关于卸车费、误工费、压车费及存货看管费，没有证据证明该些费用实际发生，即使发生了，也是原告造成的扩大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4、关于原告主张的车辆损失，王玉明认为车辆的凹凸是在正常运输中的车辆损耗，也没有证据证明车辆的损耗、损坏与本次货物运输有关。5、原告关于超重不让下高速，无法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的陈述不属实。6、王玉明未说过武义没有过磅的地方这种话，因为在武义白洋渡就有过磅的地方。 被告胡林汉辩称：其系中间人，原告的运费是每吨70元，中介费按每吨10元收取。其实被告王玉明向胡林汉订了两车同样的货，同样是从武义运送至杭州转塘。前一车是胡林汉于2018年10月28日下单，别的司机接了单，于10月29日装的货，货物已于10月30日顺利送达目的地。本案所涉的是第二车货，2018年10月29日胡林汉在运满满软件平台上发出了订单，当天原告接了订单，想多装点货。胡林汉与王玉明协商，王玉明确定按35吨保底算。10月30日装货当天，胡林汉并未在场，原告在货装好后添加了装卸货地非禁区的约定，胡林汉并未进行确认。运输途中，原告多次以闯禁区扣分、罚款、压车费等为由，要求王玉明额外支付相应费用。王玉明起初不同意，但经胡林汉从中协调之后，两次作出让步，愿意支付部分费用。但是原告一味坚持无理要求，还拒绝告诉具体位置，导致王玉明想前往协商处理而不能。原告不但未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反而擅自卸货且不告知具体卸货地址。其实原告在11月1日前一直未提出超载要处理，一直以闯禁区、罚款为由要加价。过了个把星期，原告查不到闯禁区罚款的记录，才提出超载的理由。所有的后果均系原告造成，责任也应由原告承担。 原告张庆国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两被告进行了质证： 1、货物运输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订约时约定货物重量35吨，定金为350元、装卸货保证不是禁区的事实； 2、报警记录及接警详情各一份，证明双方协商不了原告不得已于2018年11月1日报警的事实； 3、收条一份，证明原告支付卸车费600元的事实； 4、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机打发票一份，证明车总重有65.94吨已超载的事实； 5、借记卡明细、收条各一份，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保管费25500元的事实； 6、照片一份，证明原告下高速时车辆超重的事实； 被告王玉明对证据1有异议，提出该协议系胡林汉与张庆国达成，王玉明与胡林汉达成的约定是货物保底35吨，另外胡林汉也提到协议里“装卸货保证不是禁区”是张庆国事后修改的，胡林汉并未进行确认，且该份证据也显示协议系待确认状态；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车辆闯禁区、超载被罚被拦截不能完成运输任务的事实；对证据4有异议，提出过路费发票上无车牌号码，不能证明该发票与本案所涉运输有关；张庆国曾于2018年10月31日将下高速的车辆吨位、金额显示屏拍照给被告胡林汉，照片发过来的时间和过路费发票记载的时间不一致；对证据3、5三性均有异议，收款人信息不能确认，也不能证明该笔费用与本次货物运输有关；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提出该证据中显示的吨位数与证据4过路费发票上记载的吨位数不一致，且同样不能证明承运的是本案货物及本案车辆。 被告胡林汉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提出其于2018年10月29日在运满满平台上下单，当时并为约定是否禁区的事宜，装卸货保证不是禁区的约定系原告张庆国事后添加；关于超载问题，其要求张庆国将具体地址发过来，可以安排卸货，但张庆国一直没有发具体地址，后来发了诸暨服务区地址，过了没多久就说不要找他了，之后张庆国就把货物卸到桐乡，但一直未将货物具体地址告诉被告；张庆国支出的费用与其无关。 本院综合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张庆国车辆闯禁区及车辆超重无法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的事实。 被告王玉明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原告张庆国、被告胡林汉进行了质证： 王玉明与胡林汉的微信聊天记录若干，证明原告在2018年10月29日与胡林汉联系货运，胡林汉安排张庆国驾驶皖Ｋ×××××号车将货物运至杭州转塘，运费按每吨70元计算，35吨保底以及张庆国半途以闯禁区、超载为由加价、丢货的事实。原告张庆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时间有所滞后，已经通过电话及时沟通。被告胡林汉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被告胡林汉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了证据，原告张庆国、被告王玉明进行了质证： 1、电子运输单一份，证明原告提供的电子协议单系原告在装货后自行填写，被告胡林汉并未进行确认的事实； 2、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若干，证明2018年10月29日在装货的前一天被告胡林汉已经把装货定位发到原告微信上，原告看到定位后理应知道是否禁区；2018年10月30日装货后原告提出无理要求，以装货地是禁区为由让货主王玉明加200元罚款及扣三分的买分钱660元，共计860元；经查实无违章处罚后，货主王玉明与原告沟通，同意无论处罚与否均加原告200元，但协商未果。2018年10月31日原告又提出另加1000元压车费的要求；运输途中产生纠纷后，货主王玉明要求原告发送定位前往协商处理，但原告一直未发，直到当天下午才发了诸暨服务区的位置，可到晚上原告又发消息来说“要位置来找我就不用了，我已经走了”；此后，货主也一直与原告多次沟通，让其发送货物位置以便前往现场协商，但原告一直未发；直到2019年1月10日被告才在原告当庭提交的报警材料单上看到货物扣留地址等事实。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被告胡林汉发布信息时的货重是32吨，但双方实际确认的货重是35吨，当时胡林汉说操作不来，会叫别人处理；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有些事情是通过电话进行沟通的。被告王玉明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如下事实：2018年10月29日被告王玉明因将条石从武义转卖至杭州西湖区转塘所需，联系被告胡林汉安排运输。被告胡林汉于2018年10月29日下午在运满满软件平台上发单，原告张庆国在该平台上接单后，平台根据原告与被告胡林汉之间的约定自动生成货物运输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货物重量35吨，定金300元，总运费2100元，付款时间为最晚卸货后3天内，装货时间为2018年10月30日13点前，装货地址为金华市武义县，到货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13点前，卸货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区转塘，双方另约定装卸货保证不是禁区。2018年10月30日中午，原告驾车到武义县鸣阳楼装货。货装好后，原告驾车驶入高速杭州方向，后其以装货地系禁区，要被罚款扣分以及货物超重为由，要求另行支付闯禁区罚款、扣分、压车费等费用。被告王玉明经与胡林汉协商后，同意除运费按总价每吨70元计算外，另外支付原告1000元，但原告不同意，并将货物卸载在桐乡，未将具体卸货场地告知两被告。原、被告双方协商未果，遂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运输合同关系中的哪一方对货物是否超重及装卸货地是否是禁区负有更大的责任；二、货物超重及装卸货地系禁区是否构成货物不能运输至目的地的正当理由。关于争议焦点一：张庆国认为，王玉明隐瞒了货物的实际重量及装卸货地为禁区的事实，致使张庆国不敢将货物运输至目的地。王玉明、胡林汉则认为，运输货物的始发地及目的地已提前一天告知张庆国，张庆国作为大货车司机理应知道装卸货地是否禁区，且在装货前的当天中午，因不确定装货地是否禁区，王玉明还亲自驾车带张庆国走了一下必经的路线，让张庆国自己判断是否是禁区；关于货重，张庆国本人在装货时便在现场，但张庆国并未提出货物超重而拒绝运货，而是把货拉走了。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在张庆国提交的货物运输协议中约定货物重量35吨、装卸货保证不是禁区，但是胡林汉在运输货物的前一天已将装货位置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张庆国，张庆国可提前核实装货地是否系禁区，即使张庆国未提前进行核实，张庆国在驾驶空车进入装货地点时，仍可留意禁行标识从而对行经区域是否禁止大货车通行作出进一步判断，且相比于货主王玉明，张庆国作为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应当更清楚货物运输始发地和目的地是否存在交通法规限制车辆运输的情形，故张庆国对装卸货地是否禁区应负有更多的注意义务。关于货物重量，王玉明与胡林汉达成的约定是货物保底35吨，装货时胡林汉未在场，并不清楚货物装运情况。王玉明在场，但其并不清楚张庆国与胡林汉之间的约定。同时，张庆国本人也在场，如果张庆国认为货物超重，应在承运前及时提出并协商一致后再运输。即使张庆国无法确定货物是否超重，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先确定货物重量再决定是否继续承运该车货物，但张庆国在货物装好后就把货拉走了。故在货物超重的问题上，与货主王玉明及中间人胡林汉相比，张庆国的责任更大。关于争议焦点二：张庆国认为，货物超重及卸货地为禁区是导致其不敢将货物运输至目的地的原因。王玉明、胡林汉则认为，在前一天相同的时间段，另一承运人将同样的货物从相同的装货地运送到了相同的卸货地，货物超重与卸货地是禁区并非货物不能运输至目的地的理由。对此，本院认为，在运输途中，张庆国曾在浦阳下高速，又从临浦上高速，而浦阳及临浦均属于杭州地区，并未出现张庆国所说的超重下不了高速的情形。卸货地虽系禁区，但张庆国可向交警部门申请临时通行证，在通行证允许的时段内按指定的路线运送至目的地。故货物超重及装卸货地系禁区并不构成货物不能运输至目的地的正当理由。综上，原、被告之间的运输关系成立并生效，张庆国作为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其擅自将货物卸载在约定地点之外的桐乡市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其无权主张运费。至于卸车费、误工费、压车费及存货看管费等费用，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在运输关系成立后，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运输途中，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后，胡林汉多次在王玉明及张庆国之间进行协调，王玉明也多次作出让步，但张庆国一味以闯禁区罚款、扣分及货物超重等无理要求加价，最终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将货物卸载在目的地以外的地点并拒不告知胡林汉及王玉明货物具体地点，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张庆国主张的该些费用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扩大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至于车辆损坏费用，张庆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与本次运输有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王玉明、胡林汉的相应辩称，本院予以采信。张庆国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庆国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6元，减半收取328元，由原告张庆国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武鹦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曹虹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