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民终10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草甸镇政府大院内。法定代表人：周志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华，该公司法务部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霍进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楚云，男，汉族，1954年11月19日生，身份证住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蓓红，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嫱，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婧，女，汉族，1984年5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冀蓓红，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嫱，云南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周志强，男，1970年12月19日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审被告：邹楠（ZHOUNANNAVA），女，1974年7月29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高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楚云、梁婧及原审被告周志强、邹楠（ZHOUNANNAVA）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六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昆明高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德华、霍进城，被上诉人梁楚云、梁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嫱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周志强、邹楠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昆明高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梁楚云、梁婧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梁楚云、梁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审理本案属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2.上诉人一审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法院在云南高院并未就管辖权异议作出二审裁定前直接开庭审理本案；3.梁楚云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未追加必要共同诉讼人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参加本案诉讼；4.一审法院认定梁楚云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担保法律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基础；5.一审认定《合作协议书》有效以及不支持解除该协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6.梁婧在一系列文件上的签名均系伪造，一审法院仅以梁婧和梁楚云单方确认笔录作为认定梁楚云具有代理权限的合法依据，显失公平，也造成本案的裁判具有重大瑕疵。二、一审判决昆明高富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邹楠的股权质押责任范围外，昆明高富公司才可能承担担保责任；2.昆明高富公司提供担保属对外担保，因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而无效，不应承担担保责任；3.昆明高富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周志强提供担保，未经公司权力机构董事会决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三、涉案《合作协议书》应依法、依约解除，周志强、邹楠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昆明高富公司也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合作协议书》第22条约定，如果云岭山高尔夫项目被政府机关依法取缔或不予许可，则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终止。自该合同签订至今，高尔夫球场项目一直未被许可，未能正常经营，昆明高富公司及周志强、邹楠也未能取得任何收益，如本案再支持被上诉人请求，于法无据、于理不容。梁楚云、梁婧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基本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楚云、梁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周志强、邹楠支付股权转让金人民币40000000元；2.周志强、邹楠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人民币1149555元（本金20000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7月1日）及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日的违约金(本金40000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昆明高富公司与周志强、邹楠承担连带责任；4.周志强、邹楠及昆明高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24日，梁楚云、梁婧（乙方）与周志强、邹楠（甲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合同编号：2012-88），协议约定：为了统筹云岭山项目的开发，最终实现甲方对云岭高尔夫项目和高富旅游负责项目的实际控制权益，乙方对高尔夫项目以外的北区开发项目的实际控制权益，甲乙双方就三个公司（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昆明阳宗海云岭休闲度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及项目重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梁婧（梁楚云之女）持有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30%的股权，梁楚云持有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权，邹楠（周志强配偶）持有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权。乙方将其持有的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股权转让总价款为税后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分四期支付款项（甲方应于2012年10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陆千万元）。其中，甲方应于2013年6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40000000元,于2014年6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20000000元，于2015年6月30日前向乙方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20000000元。昆明高富公司应当对甲方支付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应当向乙方出具同意昆明高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股东会决议。该协议第20条约定，双方同意分别用其持有的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作为各自履行约定义务之担保（为了保证甲方按约履行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其他约定义务，甲方同意以其在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中的30%的股权质押给乙方，并在具体执行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理质押登记；为了保证乙方按约履行其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及其他约定义务，乙方同意以其在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中的30%的股权质押给甲方，并在具体执行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办理质押登记。）第21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守约一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或要求继续履行，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对三种违约情形进行了约定。第22条约定，如果云岭高尔夫项目被政府机关依法取缔或不予许可，则本协议三个公司的股权关系恢复到协议签署前的状态，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终止，乙方应当返还甲方已经支付的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协议还就双方其他方面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2年6月24日，梁婧、周志强和昆明高富公司三方签订了一份《担保函》，约定昆明高富公司根据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决定，同意对周志强支付梁婧的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当天，周志强和梁婧签署了一份《关于同意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为周志强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股东决定》，载明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昆明高富公司对周志强支付梁婧的壹亿肆仟万元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2012年6月24日，梁楚云、邹楠和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质押协议》，约定邹楠将其持有的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质押给梁楚云，作为邹楠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其他付款义务（主债务）之担保，主债务具体包括四项内容，其中一项为2012-88号《合作协议》第2条应支付的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当天，梁楚云、邹楠签署了一份《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邹楠将其持有的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质押给梁楚云。该股东会决议上加盖了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的公章。2012年10月25日，梁楚云、梁婧与周志强、邹楠签订了一份确认函，双方同意《合作协议书》第2条约定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于2012年10月31日到期后7个工作日内分批次付清。2012年11月9日至2013年4月22日，周志强共计向梁楚云、梁婧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3521586元。2013年10月14日，梁楚云、梁婧因周志强、邹楠未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以及昆明高富公司未履行相应的保证责任，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昆明中院）提起诉讼，昆明中院于2014年2月28日作出（2013）昆民六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令周志强、邹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梁楚云、梁婧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478414元及该款自2013年4月23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昆明高富公司对周志强、邹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在梁楚云将其持有的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质押登记给邹楠时，邹楠同时应将其持有的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质押登记给梁楚云。上述判决宣判后，周志强、邹楠及昆明高富公司不服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提出上诉，2014年9月25日，云南高院作出（2014）云高民三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周志强、邹楠及昆明高富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昆明高富公司、周志强对上述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9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24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一、二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终止条件尚未成就并无不当，驳回昆明高富公司、周志强的再审申请。2014年11月17日，由于周志强、邹楠未按期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00000元，梁楚云、梁婧向昆明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昆明高富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昆明中院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2014）昆民六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令昆明高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梁楚云、梁婧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0000000元及该款自2013年6月3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昆明高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周志强、邹楠追偿。上述判决宣判后，昆明高富公司不服判决，向云南高院提出上诉，2015年12月29日，云南高院作出（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昆明高富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昆明高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申80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原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驳回了昆明高富公司的再审申请。另查明，2009年5月26日，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昆明高富公司出具了《关于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建设云岭生态旅游运动中心配套居住、服务设施项目核准的批复》，载明：核准昆明高富公司建设云岭生态旅游运动中心配套居住区和服务设施区。2009年7月16日，宜良县发展和改革局向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高富投资公司云岭山生态运动休闲园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载明：同意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的云岭山生态运动休闲园项目登记备案。2011年8月3日、10月21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分别对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认为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占用农用地建设高尔夫球场和球车道路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占地的违法事实，责令该公司退还占用的土地，并缴纳罚款。2011年10月31日，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了一份《关于转发昆明市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2011年11月3日，云岭山高尔夫项目通过阳宗海风景名胜区五部门的初步验收。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国家十一部委《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发改社会【2011】741号）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全纠正、整治措施全部落实到位的高尔夫球场，可由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为其重新办理相关手续，并从新从高缴纳相关规费；清理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发改委关于高尔夫球场建设规范发展意见公布之前，不得擅自批准和开工建设高尔夫球场项目。国家十二部委《关于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发改社会【2011】3209号）规定：分类处理违法违规建设的高尔夫球场，一类坚决予以取缔，一类经申请可以补办手续，并从新从高征收规费。经查实应予以取缔的球场，应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责令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执行。2013年6月1日，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向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发出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做好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载明：各企业要严格按照国家十一部委《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发改社会【2011】741号）、国家十二部委《关于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发改社会【2011】3209号）等国家和省市清理整治高尔夫球场文件精神，继续做好辖区内违法违规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确保清理整治措施落实到位。在国家出台高尔夫球场建设规范发展意见以前，各部门、各企业一律不得擅自批准和开工建设高尔夫球场项目，不得擅自对外营业。该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3年8月6日向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阳宗海云岭休闲度假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云岭山生态运动中心会所投入使用相关事项的复函》，载明：继续贯彻国家和省市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精神，落实高尔夫球场停工、停建、停打和复耕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对云岭山项目及会所中与高尔夫球场有关的一切建设及经营活动不予许可，不得营业。2013年11月28日，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向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了一份《关于云岭山生态运动中心项目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请求该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2013年8月6日向昆明阳宗海云岭休闲度假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复函中提到的“政府相关部门对云岭山项目及会所中与高尔夫球场有关的一切建设及经营活动不予许可，不得经营”的含义是否是指云岭山高尔夫项目已被政府取缔或不予许可。该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3年12月6日向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的复函》，载明：“一、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文件规定，目前阳宗海区域高尔夫球场项目正处于清理整治阶段，你公司项目已经通过我区本级初步验收，正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高尔夫球场项目的最终审批权限在国家相关部委。迄今为止，我办没有接到任何部门取缔或不许可你公司云岭山生态运动中心高尔夫球场项目的文件。二、我办发文昆明阳宗海云岭休闲度假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云岭山生态运动中心会所投入使用的请示的复函》中所述的政府相关部门对云岭山项目及会所中与高尔夫球场有关的一切建设及经营活动不予许可，不得经营，是指你公司云岭山高尔夫球场项目仍处于清理整治阶段，因此按规定在此期间不得开展任何与高尔夫球场项目有关的建设和经营活动。”2017年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公布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结果，宣布清理整治及全面核查工作已经完成，取缔、退出、撤销、整改等清理整治任务已基本落实到位。本案所涉的云岭高尔夫球场属于整治到位的球场。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东为梁婧和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梁婧持有该公司30%的股权，现该公司的董事为周志强和梁婧。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周志强和邵爱兰，周志强持有该公司95%的股权。昆明高富公司是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投资设立的港资独资企业，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是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会成员为周志强、梁楚云和邹权，2012年7月20日后董事会成员为周志强、俞晓梅和邹权，周志强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本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本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梁楚云和邹楠，二人各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2017年7月31日，梁楚云、梁婧到一审法院说明，2012年6月24日的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字及指纹均为其本人。此后，其他应由梁婧签署的文件均由梁楚云依据上述授权委托书代签其名字。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本案诉争《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地及由该协议书约定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等纠纷发生在中国内地，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关于梁楚云、邹楠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的问题。由于梁楚云和邹楠分别为涉案《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而该合作协议业已经昆明中院、云南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有效，梁楚云、邹楠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有提起本案起诉或应诉的资格。关于昆明高富公司主张梁楚云不持有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因此其不能成为股权转让合同一方的辩解，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理由是：《合作协议书》是周志强、邹楠与梁楚云、梁婧之间就多家公司股权转让及项目重组相关事宜达成的四方合意，且协议书内也已明确转让标的为梁婧持有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股权，梁楚云作为协议书的一方并无不妥。同样，四方合意邹楠作为协议书的一方也无不妥。此外，昆明高富公司还提出由于梁婧的多次签字字迹不同，本案有存在伪造法律文书进行诉讼的嫌疑。由于梁婧本人到庭对其提起本案诉讼的签名进行了确认，故上述辩解不能成立。同样，也无对梁婧签字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梁楚云、邹楠均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是否应作为本案诉讼当事人的问题。昆明高富公司主张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涉案股权转让标的公司即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70%的股权，由于梁婧与周志强之间的股权转让涉及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权益，其依法有权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意见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梁婧将其持有的30%的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转让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次，周志强持有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95%的股权，而其同时又为《合作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知晓梁婧的股权转让行为，且其在此前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最后，即便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认为梁婧的股权转让行为侵犯了其权益，其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综上，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不是本案必要诉讼当事人，昆明高富公司要求追加其为本案诉讼当事人的申请亦不能成立。关于昆明高富公司是否应对周志强、邹楠支付梁楚云、梁婧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生效的判决，梁楚云、梁婧与周志强、邹楠就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有效合同，上述合同亦不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据此，周志强、邹楠应按照约定支付第三期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昆明高富公司作为上述债务的连带保证人，应对周志强、邹楠支付两原告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于逾期利息的数额，梁楚云、梁婧起诉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5年7月1日，并要求赔偿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梁楚云、梁婧所依据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未经核实，且涉案股权转让款应分两笔为本金计算利息，故对梁楚云、梁婧主张的数额重新予以调整，对涉案股权转让款的逾期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为依据进行计算。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周志强、邹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梁楚云、梁婧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0000元及该款自2014年7月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二、被告周志强、邹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梁楚云、梁婧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0000元及该款自2015年7月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三、被告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对被告周志强、邹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被告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周志强、邹楠追偿；四、驳回原告梁楚云、梁婧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47547.77元，由被告周志强、邹楠、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昆明高富公司提出五项异议:1.梁楚云是以梁婧代理人身份的名义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2.邹楠没有在《合作协议书》上签字，其是委托周志强代为处理股权质押的事宜；3.遗漏认定《合作协议书》第21.1条约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仅需支付违约金；4.未完整表述梁楚云、邹楠与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第二条关于担保范围的约定，这与梁婧、周志强与昆明高富公司签订的《担保函》担保范围的约定不一样，后者只是对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不包括违约金等；5.本案所涉的云岭山高尔夫球场没有整治到位，仍禁止经营。被上诉人梁楚云、梁婧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提出的第1至4项异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对第5项异议，本院审查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5份证据，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7年1月22日发布的《国家部委联合公布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结果》载明，云南昆明云岭山生态运动中心高尔夫球场属于整改到位的球场，一审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所提异议不成立。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以下新证据：昆明高富公司提交两组证据：1.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及昆明锦康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欲证明本次诉讼及第一次诉讼中，梁婧在起诉状上的签名是伪造的，梁婧没有真实提出民事诉讼请求；2.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在云岭山高尔夫球场设立“严禁进入球场打球”的警示牌的照片三张，欲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对该球场的经营不予许可，该球场违法。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不认可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鉴定是上诉人单方委托，检材是否原件不确定，且本案一审时梁婧本人已亲自到法院说明予以追认；2.第2组证据照片的拍摄时间无法确定，仅凭照片无法证明政府行政部门对该高尔夫球场不予许可。梁楚云、梁婧提交两份证据：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检民（行）监[2016]53000000078号、云检民（行）监[2017]5300000004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欲证明昆明高富公司就前两次诉讼的终审判决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不支持其监督申请。昆明高富公司质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提出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对昆明高富公司提交的两组证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对梁楚云、梁婧提交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梁楚云、梁婧提交的证据，本院另确认如下事实：1.昆明高富公司因与梁楚云、梁婧、周志强、邹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云高民三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云检民（行）监[2016]5300000007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2.昆明高富公司因与梁楚云、梁婧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云检民（行）监[2017]5300000004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二、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三、梁楚云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四、《合作协议书》中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应否解除；五、昆明高富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关于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问题。昆明高富公司认为，梁婧将其持有的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给周志强，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是在香港登记注册成立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登记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本院认为，第一，本案当事人周志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邹楠拥有美利坚合众国国籍，本案属于涉港、涉外股权转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虽然是在香港登记注册成立的公司，但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不涉及该公司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不属于应当适用登记地法律的情形。第二，本案股权转让是依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地及由该协议书约定而引发的股权转让纠纷发生在中国内地，且在前两次股权转让纠纷及保证合同纠纷的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案件无异议，故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昆明高富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昆明高富公司认为一审程序违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审法院未等本院就管辖权异议作出二审裁定即直接开庭审理本案；二是本案起诉状上“梁婧”的签名系伪造，梁婧并未提起真实的诉讼；三是遗漏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本院认为，第一，昆明高富公司对一审法院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云民辖终80号民事裁定，驳回其上诉。昆明高富公司在一审法院2017年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提出其从未收到过本院（2016）云民辖终80号民事裁定。2017年6月19日，昆明高富公司到本院签收了（2016）云民辖终80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遂于2017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从上述管辖权异议审理过程看，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并无不当。第二，本案起诉状上“梁婧”的签名虽系梁楚云代签，但梁婧一审曾到庭对其父梁楚云代其签名委托冀蓓红、李雨嫱作为本案诉讼代理人的行为予以确认，并表示自2012年6月24日授权其父代其处理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切事务之后，对其父代签的所有签字完全认可。既然梁婧认可梁楚云代其签名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必然意味着梁婧对梁楚云代其签名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是予以认可的，否则根本不存在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情况，昆明高富公司认为梁婧未提起真实诉讼的理由不成立。第三，本案股权转让标的公司为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梁婧和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周志强是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同时又持有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95%的股权，有理由相信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知晓梁婧的股权转让行为，且未提出异议，故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其参与本案诉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昆明高富公司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三点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梁楚云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的问题。昆明高富公司认为，梁楚云不持有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无权索要股权转让款，更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书》是周志强、邹楠与梁楚云、梁婧之间就多家公司股权转让及项目重组相关事宜达成的协议，协议书首部列明甲方为“周志强、邹楠”，乙方为“梁楚云、梁婧”，协议书第2.1条至第2.4条分别约定甲方应分期支付乙方股权转让款。梁楚云作为乙方一员，有权与梁婧一并诉请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梁楚云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昆明高富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四、关于《合作协议书》中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无效，应否解除的问题。昆明高富公司认为，涉案股权转让的核心对价是云岭山高尔夫球场，但该球场一直处于违法状态，故《合作协议书》中涉及股权转让部分的内容无效。即使股权转让有效，也已达到合同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的条件，具体是：1.《合作协议书》第21.1条约定，任何一方在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的前提下均可解除合同；2.云岭山高尔夫球场不得经营，符合《合作协议书》第22条约定“项目被政府机关不予许可，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终止”的约定；3.基于高尔夫球场项目被政府机关不予许可，周志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合作协议书》依法应解除。本院认为，第一，本案诉讼只涉及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标的是该公司的股权，而不是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建设是否违法并不影响《合作协议书》中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没有证据证明《合作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第二，《合作协议书》第21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协议，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或要求继续履行，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第21.1条至第21.3条分别约定不同违约情形下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其中第21.1条约定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擅自终止或解除协议的，应按股权转让总价的2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昆明高富公司上诉主张依此条约定任何一方在支付违约金的前提下均可解除合同与合同本意不符。第三，《合作协议书》第22条约定，如果云岭山高尔夫项目被政府机关依法取缔或不予许可，则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因《合作协议书》签订时，云岭山高尔夫项目已处于清理整治阶段，不得建设和经营，因此《合作协议书》中的“不予许可”应理解为清理整治阶段结束政府对该项目不予许可。而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7年1月22日发布的《国家部委联合公布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结果》一文显示，云岭山高尔夫球场属于整改到位的球场。昆明高富公司不能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对该项目明令不予许可的文件，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设置警示牌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视为政府对该项目不予许可，故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协议终止的条件并未成就，周志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昆明高富公司提出《合作协议书》中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即使有效，也已达到合同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条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周志强、邹楠应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五、关于昆明高富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昆明高富公司认为其不应对周志强、邹楠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有三：1.梁楚云、梁婧的债权既有昆明高富公司的保证，又有邹楠的股权质押作为担保，但其未优先行使质押权，根据担保法及物权法的规定，昆明高富公司免除保证责任；2.本案属涉港、涉外股权转让纠纷，《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收款方为梁楚云、梁婧在香港设立的账户，昆明高富公司提供的担保属对外担保，因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而无效；3.昆明高富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周志强提供担保，未经公司权力机构董事会决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即使昆明高富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仅对股权转让款本身承担责任，不包含违约金。本院认为，第一,邹楠将其持有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作为其履行《合作协议书》项下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其他付款义务的担保，但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双方之间2013年第一次诉讼发生时，法院判令“在梁楚云将其持有的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质押登记给邹楠时，邹楠同时应将其持有的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的股权质押登记给梁楚云”。对该生效判决内容，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均承认未主动履行，亦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的规定，梁楚云对邹楠持有云南高富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的质权并未设立。基于上述事实，本案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之适用前提，也不存在昆明高富公司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形。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一）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该司法解释于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9月25日发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对外担保，是指中国境内机构（境内外资金融机构除外，以下简称担保人）以保函、备用信用证、本票、汇票等形式出具对外保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财产对外抵押或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的动产对外质押和第二节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权利对外质押，向中国境外机构或者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债权人或者受益人，以下称债权人）承诺，当债务人（以下称被担保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偿付债务时，由担保人履行偿付义务”的规定，对外担保是指中国境内机构向中国境外机构或者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本案中，昆明高富公司是向中国公民梁楚云、梁婧提供担保，虽然《合作协议书》约定股权转让款应支付至梁楚云、梁婧指定的在香港开立的银行账户，但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承认，不论是主动履行还是法院强制执行，股权转让款均付至梁楚云、梁婧在国内开立的银行账户，故本案不属于对外担保，《担保函》是否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不影响昆明高富公司提供担保的效力。第三，昆明高富公司是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投资设立的港资独资企业，周志强是其法定代表人。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股东为梁婧和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后者持股70%。高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周志强和邵爱兰，周志强持股95%。从上述股权结构可以看出，周志强是昆明高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昆明高富公司为周志强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决定。梁楚云、梁婧一审提交的2012年6月24日《关于同意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为周志强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股东决定》载明，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昆明高富公司为周志强支付梁婧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该决定中有周志强本人的签字，梁楚云代梁婧的签字，以及周志强作为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基于前述股权结构情况，该《股东决定》可视为昆明高富公司为周志强提供担保已经过股东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第四，周志强、梁婧与昆明高富公司2012年6月24日签订的《担保函》约定，昆明高富公司对周志强支付梁婧的高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保证范围，《担保函》未作具体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之规定，昆明高富公司应当对周志强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昆明高富公司提出仅对股权转让款本金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合以上分析，昆明高富公司主张其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应当对周志强、邹楠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综上所述，昆明高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7547.77元，由上诉人昆明高富旅游度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茭审判员  沈灵审判员  陈姣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书记员  邹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