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2019）赣行赔终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云，男，汉族，1955年5月20日生，住新余市渝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余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新余市仙来中大道288号。法定代表人犹，该市市长。原审第三人新余市国土资源局，所在地新余市赛维大道3399号。法定代表人钟兆辉，该局局长。上诉人刘晓云因其诉新余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2018）赣71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8月29日，刘晓云、钟华、熊小利3人与原新余市土地管理局签订GF-94-100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竹山路口编号为1362的宗地使用权。2001年3月20日，刘晓云、钟华、熊小利3人取得余国用（2001）字第022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两次开发扣除用户分摊土地使用权面积后，该宗地使用权面积尚余1429.48㎡。2001年1月，刘晓云等人经新余市建设局审查，取得市建规字设通2001-001号《建筑设计通知单》，准备在剩余空地上兴建一栋占地483.5㎡的住宅楼。2002年2月，新余市进行仙来园工程建设，征用刘晓云等人涉案宗地其中约1亩土地，该市城区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指挥部、市财政局、市城建局等机关共同审核，对征用其1亩土地最终确定进行货币补偿（23万余元）。2005年5月9日，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根据（2003）渝执字第202-1号民事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提取了土地补偿款21万元用以执行。刘晓云在一审庭询中认可，现剩余大约有八九百平方米土地一直空置未开发。刘晓云提供的证据显示，其自2011年开始以信访方式要求解决仙来公园建设征用1362号宗地1429.48㎡补偿问题。因诉求未得到解决，2018年2月，刘晓云向新余市政府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人民币6971974.21元。2018年2月23日，新余市政府作出书面回复，在告知其补正行政赔偿有关事实依据（特别是证明市政府属于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有关事实依据）的同时，回复刘晓云可与新余市国土资源局协商处理，或者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如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刘晓云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2018年2月1日，熊小利同意将变更登记后土地证上剩余的1429.48㎡国有土地（归自己所有的那部分）的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等各种权益均转让给刘晓云。2018年6月12日，钟华向本院提交《放弃诉讼权利申明书》，明确表示放弃其在该宗地中20%的股权，并放弃该案诉讼权利，对刘晓云提起的本案诉讼，其本人不参与，不承担诉讼费用和风险，不分享胜诉所得相关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刘晓云要求新余市政府以每平方米4877.28元的标准赔偿其1429.48㎡土地价值，共计6971974.21元。其主张的土地使用权损失面积1429.48㎡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建设仙来园征用的约1亩土地，另一部分是剩余的800㎡左右的空地。对于征用的约1亩土地，已于2002年补偿处理完毕，刘晓云再提起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另一部分剩余的800㎡左右的空地是否应由行政机关进行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求国家赔偿，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其中该法第二条即规定，只有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其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方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违法行政行为对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要件之一。但是，本案所涉宗地剩余的800㎡左右空地的使用权人仍系刘晓云，其国有土地使用权损害结果并不存在。通过起诉内容和庭询可知，刘晓云所述之损害主要是指剩余土地难以开发利用。但实际上能否开发利用，刘晓云亦没有向法院提交明确的具体的证据。因此，刘晓云要求新余市政府对剩余800㎡左右土地使用权损失进行赔偿，因无法确定新余市政府何行政行为违法以及刘晓云何合法权益已经遭受实际损害，不符合赔偿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具有请求资格，以及有受损害的事实根据。现刘晓云提起赔偿之诉没有受损害的事实根据，缺乏请求资格，不符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晓云的起诉。刘晓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如下：第一，一审认定了“新余市进行仙来园工程建设，征用刘晓云涉案宗地其中约1亩土地。”这个基本事实，但新余市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办理过该宗地的征用手续，所为征用，纯属占用。所谓23万元的货币补偿，是典型的强买强卖，强迫交易。法院在被上诉人账上提取的21万元执行款不能与约500㎡土地使用权的价值随意画等号。第二，一审裁定认为涉案宗地剩余的800㎡左右的空地使用权人仍系上诉人，但前述1亩土地与800㎡左右的空地是同一宗地，是1429.48㎡的同一整体，同时被叫停建设，均未办理征用手续，其损害结果不可分割，损害责任也不可分割，一审裁定将该宗地区分对待的认定与事实不符。第三，上诉人在拿到规划部门对1429.78㎡的《建筑设计通知单》之后被通知停建的，若非被叫停，该1429.78㎡的土地早就实现了开发建设和利润收益，同时，被叫停时，上诉人已经完成了建筑施工图纸的设计和绘制，并完成了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设备的各项准备工作，投入和损失近百万元。综上，涉案宗地1429.78㎡，无论是被占用的约500㎡，还是被闲置的900㎡，其损害责任都应归于被上诉人，都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余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第一，关于刘晓云主张的，新余市政府“叫停”其涉案土地建设行为是否存在及是否造成损害后果的问题。刘晓云起诉称其根据《建设设计通知单》的规定完成建筑施工设计后，突然被新余市仙来公园建设工程指挥部紧急叫停。一审庭审时亦称，上述指挥部主任口头于2001年口头叫停，但其对该事实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刘晓云基于对新余市政府实施的“叫停”建设行为主张的赔偿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赔偿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的规定，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第二，关于刘晓云主张的新余市政府占用其部分国有土地行为及相关赔偿的问题。行政赔偿若干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本案中，根据刘晓云诉状、一审庭审笔录、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03）渝执字第202-1号及新余市国土资源局的相关信访回复，可以认定新余市政府确实占有了刘晓云涉案国有土地的一部分用于城市建设。因该行为属于事实行政行为，应当视为刘晓云就该事实行政行为与赔偿一并提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刘晓云自称该行为发生于2002年，其于2018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赔偿之诉已明显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法亦应当予以驳回。综上，刘晓云提起的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葛 伟审判员 王丽君审判员 方石清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法官助理丁雪书记员张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