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30581号原告：高红玉，女，196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钟祥市，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水霞(系原告女儿)，住同原告。被告：王彦，男，198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现住上海市松江区。原告高红玉与被告王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立案后，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红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水霞、被告王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红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月息1%计算)。事实和理由：被告与原告的女儿高水霞于2012年11月8日至2016年6月12日期间存在婚姻关系。原告在此期间以现金及银行转账等形式资助夫妻二人共计85万余元，用于婚后购房首付款及购车，并约定其中20万元为被告本人的借款，要求被告写下了借条，归还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逾期按月息1分计算利息。原告考虑到女儿实际生活困难，在借条归还日期届满之日并未追要。由于被告于2016年6月12日与原告的女儿离婚，故原告向被告索要20万元借款及利息，被告不予承认并拒绝归还。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王彦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存在虚假诉讼。20万元现金借款并没有真实存在，借条所写不符合事实。原告与被告以及原告女儿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此笔大额资金以现金形式借给被告显然不合常理，原告无法证明20万元现金的来源或者交付的具体细节。原告诉称资助夫妻共计85万元用于婚后购房首付款及购车，纯属信口开河，其并无资助被告夫妻85万元的能力和事实。原告为退休教师，自2013年起由于身负欠债及生活所迫才内退到上海打工，自2014年8月起至2016年6月期间与原告女儿及被告一起办家教，生活才有所改善。办家教期间，原告负责收费，再将补课费转给原告女儿或被告。原告在2015年转给其女儿的部分款项实际上是原告丈夫因公死亡的赔偿款(由原告及其子女共同继承)，应当属于赠与而非资助或借款。原告诉称约定20万元是被告个人借款毫无依据，也是不属实的。自被告与原告女儿离婚之后，原、被告之间从无任何联系，原告一直未向被告提及20万元借条的事，只是在被告起诉原告女儿支付离婚所分割的部分财产后，原告才拿出借条，企图抵赖掉本应偿还给被告的钱，实际上借款关系是不存在的。原告与被告以及原告女儿之间的转账，均发生在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提供的转账中显示了款项用于归还贷款及买车，原告转给被告及原告女儿的资金均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将原告女儿作为共同被告。借条是原告女儿逼迫被告所写，就是以后需要用钱的时候求助被告，由于没有真实存在的20万元现金的借款，所以借条上也没有借款时间以及借款人签名等基本要素。被告写下借条事后虽后悔，但是考虑到借条确系被告所写、双方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原告坚持认为其女儿继承的赔偿金和补课所得为其对被告夫妻的资助，故在原告买房需要用钱之际，被告同意了原告女儿归还借条中所写借款的要求，原告女儿在2015年已经向原告一次性归还20万元，并在随后陆续以还钱的名义向原告转账，被告在2015年也多次向原告直接转账归还57,000元，并以原告的名义向他人支付了38,000元，已存在事实上的还款，并且远超过借条上的金额。原告女儿与被告婚姻存续期间，由原告女儿掌管家庭财务，家庭与外人之间的财务往来均由其执行。原告女儿向原告还款的行为应认定为夫妻双方的还款，还款后，原告已将借条交还给其女儿，原告与被告及原告女儿之间实际上已不存在债务关系。2016年，原告女儿与被告离婚时，原告女儿已在离婚协议书承认双方没有任何债务，也没有提到借条的情况，离婚时被告对财产分割已经做了妥协，原告女儿在法院宣判之后企图赖掉本应补偿给被告的款项，因此才拿出以前的借条并伙同原告对被告进行虚假诉讼。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高红玉的女儿高水霞与被告王彦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12年11月8日登记结婚。2015年，被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高红玉现金20万整(贰拾万元整)，2015年12月31日之前还清，若有拖欠，按月息1分计算。”2016年6月12日，被告与高水霞登记离婚。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双方无子女；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新龙路XXX弄XXX号XXX室产权房一套，离婚后归女方所有，该房剩余房贷由女方承担，离婚后男方配合对方办理产权变更手续；车牌号苏FNXXXX轿车一辆，离婚后归男方所有；离婚后女方支付男方30万元整，其中10万元于2016年7月31日之前付清，第二笔10万元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剩余10万元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其他财产，在各自名下归各自所有；双方婚姻期间无其他共同债权债务。另查明，2015年4月29日，原告获得其丈夫的工伤补偿款609,586元。2015年5月2日及次日，原告向高水霞转账付款合计48万元。自2015年5月24日至同年9月20日，原告向高水霞转账付款合计49,900元。2015年5月8日，高水霞为购买汽车付款188,850元。自2015年6月11日至同月27日，高水霞向原告转账付款合计321,970.83元。2015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付款2笔，合计10万元。2015年11月8日，原告向被告转账付款17,000元。自2016年1月24日至同年7月1日，高水霞向原告转账付款多笔，金额达30万余元，原告亦向高水霞转账付款多笔，金额达30万余元。再查明，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5年8月1日，被告向原告付款合计57,000元(其中2月13日1万元、2月14日1万元、7月5日1万元、7月9日1万元、7月18日7,000元、8月1日1万元)。自2015年7月6日至2015年12月27日，被告向高水霞付款合计43,278元。自2016年1月22日至2016年8月20日，被告向高水霞付款合计100,477元。高水霞于2016年6月22日向被告付款2,000元。2015年10月31日、2015年11月9日，被告分别向案外人刘某支付18,000元、2万元，合计38,000元。付款摘要均备注为“高红玉转账”。此外，自2015年1月9日至2015年12月27日，被告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通过ATM机存款合计175,000元。还查明，2014年9月至2016年6月期间，原、被告及高水霞共同为学生补课，存在补课费收入，并在三人之间进行分配。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称：借条是在2015年出具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2015年5月以后、当年第二季度写的；因被告原来是原告的女婿，双方是亲戚关系，如果不离婚，这个20万元是否要还再说，现已离婚，这就是被告个人的借款，应当归还；被告的现金存款中有被告的补课费收入，也有原告的借款和原告的补课费收入，其中原告的补课费收入部分是赠与，部分是借款，具体无法区分；补课费用的总收入不清楚，给被告10万元以内；2015年被告转给原告的钱，是之前原告给被告钱存在被告的账户，再转给原告，刘某是原告老家装修的包工头，原告把现金给被告，存在被告的账户，让被告向刘某支付装修款，上述款项与涉案借款没有关系；2015年5月以前，原告也有交付被告现金，纯是赠送。对于系争借款的组成问题，原告先是诉称资助被告夫妻85万余元中的20万元为被告本人借款，后称20万元借款中117,000元通过转账支付，83,000元是现金交付，交付现金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是在出具借条之后交付的，之后又称20万元借款针对原告付给高水霞的38万元中的一部分以及117,000元的转账付款，现金不算了；原告先称转账给高水霞的款项是赠与，转给被告的款项是借贷，后称原告与高水霞之间的往来款项是理财和拆借，不能证明是还款；原告先称其与高水霞没有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后称38万元的夫妻共同借款，38万元至今没有归还。而被告称：借条应该是在2015年初出具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在春季；原告没有交付款项，借款合同是无效的；被告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现金存款很多是补课费用，原告的补课费用存入自己的账户，被告及高水霞的费用由原告收取后支付，被告还有单位发放的现金收入，无法区分哪些是补课费用；被告转给高水霞的14万余元，用于生活开支以及还款，对还款的金额无法确定，除了原告以外，还有其他的债权人；2015年，被告向原告及刘某转账付款，是因为原告买房缺钱，故转钱给原告。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借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发票、《婚内协议》，被告提供的支付宝收支明细证明、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房屋补贴明细、聊天记录、《自愿离婚协议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是否存在真实借款、款项是否交付和归还等存在分歧，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借条是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直接证据。涉案借条由被告出具是事实，被告辩称借条系受胁迫出具，并无充足的证据佐证，本院难以采信。而借条没有署具体的出具日期，并不必然影响借条的法律效力。其次，关于系争借款的交付情况，原告在诉讼中前后有多种说法：既有资助被告夫妻85万余元，又有借款58万元，既有转账117,000元、现金83,000元，又有不算现金，既有转给高水霞为赠与、付给被告为借款，又有夫妻共同借款38万元、被告个人借款20万元，原告对于其前后陈述不一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所称的各类付款，本院分析如下：其一，对原告直接向被告转账付款117,000元，就其中的10万元付款，被告在2015年7、8月间向原告付款多笔，根据双方所述，涉案借条在此前已经出具，而原告向被告支付10万元发生于2015年9月，被告作为借款人先向原告付款，原告之后再交付借款，这显然不符合常理；就其中的17,000元付款，原告在2015年11月8日向被告付款，被告次日向案外人刘某即原告老家装修的包工头转账付款2万元，被告也曾于2015年10月31日向刘某付款18,000元，从上述款项往来情况看，该笔17,000元付款也明显不符合借款的交付习惯。同时，原告向被告转账付款距借条出具时间较长，原告付款之前被告有代原告向他人付款的行为，反映出被告没有借款的需要，原告所付款项难以认定为交付系争借款。其二，对原告向高水霞转账付款，其中38万元来源于高水霞父亲的工亡补偿款，存在高水霞继承的因素，原告将其作为系争借款的交付，难以令人信服。综合原告与高水霞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看，原告自2015年5月至同年9月共向高水霞转账付款529,900元，而高水霞于2015年6月共向原告转账付款321,970.83元，款项差额部分为207,929.17元，基本由高水霞于2015年5月购买汽车支出，该购车款不排除原告赠与或者高水霞继承父亲工亡补偿款等非借贷之款项来源，退一步讲，即便是借款购车，与原告所述被告个人借款20万元也是明显不符的。这些因素反映出原告并未交付系争借款，即便存在借款，也已获得清偿。其三，对现金83,000元的付款，原告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虽然被告名下的建设银行账户存在现金存款，但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原告与被告及高水霞共同做家教，被告存在补课费收入，现无法区分和确定被告现金存款的来源和性质，故不能依被告存在现金存款即认定原告已经交付了借款。同时，本院注意到，借条约定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归还借款，若被告确有欠款，则原告在被告的付款或者补课费收入中将欠款抵扣较为符合情理，然依其所述，原告并未如此处理，反而继续向被告发放补课费，这也反映出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借款20万元的说法不实。再次，被告与高水霞离婚时，双方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婚姻期间无其他共同债权债务，虽然没有否定个人所负债务，但是从涉案借条的内容看，该借条也未将借款确定为被告的个人债务。从身份关系来说，原告与高水霞为母女，在高水霞离婚时，若确有未结的债务，理应一并予以结算，但实际上被告与高水霞并未提及系争借款，并约定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这进一步说明系争借款在被告离婚时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其生效既要有双方的借款合意，又要满足款项交付的要件。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关系特殊，虽然被告出具了借条，原告现持有该借条原件，但是原告所主张的借款交付与该借条并不对应，难以证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生效并尚有结余。现原告所提相关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红玉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高红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乔财权审 判 员  左玉国人民陪审员  童笑钦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顾斐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