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45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栋，男，1984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辛集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丹，女，198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辛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启华，男，1977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荣，北京市华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国栋、王丹因与被上诉李启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栋、王丹上诉请求：撤销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39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所依据的欠条效力存在瑕疵。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上诉人王丹，而非上诉人刘国栋。二上诉人为夫妻关系，但刘国栋自己经营一家超市，其对王丹经营皮具状况不知情，刘国栋不能承认王丹账单。二上诉人因感情不和，于2006年8月30日离婚，而欠条时间2017年6月，刘国栋没有理由代替王丹出具欠条，王丹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作关系，因此，在二上诉人离婚状态，王丹独自经营皮具店，刘国栋是局外人，其没有理由代替王丹出具欠条。原审认定二上诉人共同偿还被上诉人货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欠条不仅未经王丹认可，而且数额模糊不清。欠条载明大概退货为五万元，之后被上诉人有涂抹，欠条并未明确实际欠款数额，充其量是清偿货款的描述，退货金额不明，欠款金额不明。二、出具欠条时，双方处于退货状态，原审未查清退货情况。被上诉人让刘国栋在欠条上签字时，刘国栋对王丹经营状况不知情，欠条形成存在欺诈胁迫嫌疑，应当无效。三、王丹多次向被上诉人及其妻子阐明，要严格按王丹的清单发货，不能再私自发货。但被上诉人不断向王丹私自发货，为此，产生了退货。退货金额双方有分岐，不能听被上诉人一面之词，认定欠款数额。欠条中大概退5.3万元，且有涂改，被上诉人主张退货30927元，有差距，故退货不应仅为该数额。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或者撤销原审判决。 李启华答辩称，2017年我方已停止发货，欠条中当事人没有错误，本案主体没有错误。二上诉人离婚后，又复婚，本案起诉时二上诉人是夫妻关系。本案买卖关系发生在2016年7月份之前，二上诉人于2016年8月份离婚，此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欠条是刘国栋自己写的，自己划的，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我方一审提交过对账单，上诉人都承认，王丹一直承认欠这笔钱，而且被上诉人一直催要，王丹称只是没钱，并没有否认本案欠款。被上诉人不存在欺诈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启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1554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国栋、王丹从原告处购买皮具。2017年6月15日，被告刘国栋出具《欠条》，载明：“刘国栋、王丹欠李启华、孙银华货款182481元（壹拾捌万贰仟肆佰捌拾壹元正），于2017年12月31号之前付清。如果刘国栋、王丹有李启华、孙银华的退货，退货金从182481元中减去。2017年6月15日，查询退货大概为五万元。”落款处有刘国栋签字捺印。根据原、被告提交的东宏皮具发货清单载明内容，被告向原告退回货款的金额合计为30451元。 庭审中，原、被告认可双方交易往来大概七、八年，无书面买卖合同，最早是先付钱后发货，合作一年多之后是先发货后结账。原告最后一次给被告发货为2016年7月左右。另查明，2016年8月30日，被告刘国栋与被告王丹离婚。2017年9月18日，被告刘国栋与被告王丹复婚。上述事实，有相关书证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陈述及举证，可以证实在被告刘国栋、王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与被告刘国栋、王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6月15日，被告刘国栋向原告写有“欠条”，载明欠原告货款182481元。被告辩称该《欠条》有涂改不予认可，且被告多次向原告退货，尚有大部分退货，原告拒绝签收。原告称因被告以前退货大部分非原告出售给被告的货物，故不能继续接受被告将他人货物退给自己，且欠条中涂改的内容并非有关欠款数额等关键性内容，故本院对被告辩解意见不予采信。被告提出原告向其供货有质量问题，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说辞，本院对此不予认可。综上，《欠条》系被告所写能真实反映双方供货欠货款之事实。原告认可已经收到被告退货30927元，并从欠款182481元中扣除，向二被告主张151554元，理据充分，予以支持。被告要求原告赔偿损失，开庭时提出反诉，但逾期未提交书面反诉状和补缴反诉费，本案中视为不再提起反诉。综上所述，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遂判决：被告刘国栋、王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启华货款15155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31元，由被告刘国栋、王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已查清本案基本事实，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刘国栋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涉案欠条形成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情形，其效力如何？三、刘国栋应否与王丹共同向李启华偿还货款151554元。 首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及刘国栋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上诉人主张，涉案欠条系被上诉人与王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刘国栋无关，其无权出具欠条，刘国栋作为被告不适格。但是，欠条所涉货物最后一次发货时间为2016年7月左右（最迟为7月底），原审时双方无争议，由原审开庭时双方陈述为证。因此，本案所涉货款形成于刘国栋与王丹二人夫妻关系存继期间。另外，刘国栋在原审提交的答辩记载：“我拿孙银华的货好多年，大概从2014年开始……在没有我和王丹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给我们发了几十万的三无产品……导致我们资金链断裂……。”刘国栋多处提到“我们（应指刘国栋和王丹）。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多份微信内容来看，就涉及支付货款事实，王丹提到催过刘国栋多次。而且2017年6月15日刘国栋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除划掉的“以上”二字外有争议外，其它内容系刘国栋书写，内容写明刘国栋和王丹欠货款，由刘国栋签字及摁手印进行确认。综上，刘国栋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作为被告主体适格。二上诉人主张刘国栋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其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欠条形成是否存在欺诈胁迫及效力问题。刘国栋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通过原审时提交的答辩状内容及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相关内容，及涉案收发货形成于刘国栋与王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客观事实，以及二上诉人均从事商事经营活动，按一般社会的理念，按一般日常生活常理及相关法理，刘国栋和王丹应对相关欠款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上诉人主张，欠条形成存在欺诈胁迫情形，但未举证证明。另，若存在欺诈胁迫情形，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属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并非无效。且受欺诈胁迫一方行使撤销权受法定一年除斥期间限制。本案中，上诉人未举证证明曾在法定期间行使过撤销权。况且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胁迫之嫌疑，未提交其它相关证据，故上诉人以欠条形成存在欺诈胁迫为由，主张欠条无效，及拒绝给付被上诉人货款，本院不予支持。涉案欠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可作为认定欠款之证据。 再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刘国栋应否与王丹共同向李启华偿还货款151554元问题。涉案欠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未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根据上述第一、二焦点相关论述，原审认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买卖关系及共同参与涉案欠款经营活动，并无不当，本院也予以认定。关于涉及欠款数额问题。欠条中“以上”两字被划掉，不影响其它内容效力，即其它内容对双方仍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认可退货价值30927元，原审对此予扣除正确。关于发货退货数额争议问题。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被上诉人存在隐匿退货数量的嫌疑（详见上诉状第三页第一行），对此，只是嫌疑之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还提出，原审仅认定退货30927元，相差悬殊，但具体应再扣除多少货款，上诉人未提出具体数额。另，上诉人还称剩余货物，没有文字图案标识，并且已处理了大概一半左右，因此，本案目前不能确定尚需要再扣除货款具体数额。综上，原审依据欠款载明相关内容，认定扣除30927元货款后，再由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货款151554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刘国栋、王丹的上诉理据不足，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31元，依法由刘国栋、王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爱军 审判员  申 玉 审判员  孙丽娜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