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11民初5989号原告：刘学文，男，195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青，湖南悦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依凯，湖南悦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中路398号。负责人：唐蓬溪，系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衍，男，系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重阳，男，系该行工作人员。被告：刘建武，男，196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原告刘学文（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人民路支行）、刘建武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学文及原告刘学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青、罗依凯，农行人民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衍、孙重阳到庭参加诉讼，刘建武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学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农行人民路支行偿还原告存款本金290万元及利息3738951.47元（以29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1998年3月23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7月11日为3750793.14元）；2．依法判令刘建武对上述本金及利息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3．依法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97年5月，原告在农行人民路支行申请办理并领取了储蓄存折，双方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从1997年5月至1997年11月期间，原告以活期储蓄的形式先后在农行人民路支行存入现金465万元。在此期间，基于对刘建武（原农行人民路支行营业部主任）的信任，原告将存折交给其保管。刘建武在未经原告允许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支取了原告290万元存款，用于长沙殿海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业务周转，至今未予归还。原告在发现刘建武擅自挪用存款的行为后，立即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并由长沙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时，原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农行人民路支行以及刘建武偿还存款本金及利息。因当时刑事案件尚处于立案阶段，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直至2017年9月25日，原告才知道刘建武所涉刑事案件已被撤销。原告与农行人民路支行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第六条的规定，农行人民路支行作为金融机构，负有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义务以及对大额现金支付应尽到最大的谨慎审查义务。但是，因农行人民路支行的内部管理混乱，其工作人员刘建武利用职权之便，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数次支取原告大额现金存款，导致原告损失巨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农行人民路支行和刘建武应对原告的存款损失承担偿还责任。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人民路支行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在农行人民路支行的存款本金及利息早已全部支取完毕，原告无权再向其要求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农行人民路支行办理原告账户的取款业务没有任何过错。（三）就原告与刘建武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言，刘建武支取原告在农行人民路支行的账户存款的行为，系原告的委托授权行为。刘建武支取原告在农行人民路支行账户存款290万元后出借给长沙殿海汽车装饰有限公司及贾殿海是事先经过原告同意的。（四）因为原告存款早已全部支取完毕，原告的诉讼请求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刘建武未答辩。经审理查明，1997年5月26日，原告在农行人民路支行开立了活期储蓄存款银行账户，办理了存折并为该账户设立了密码。此后，原告将该账户的存折交由时任农行人民路支行的负责人的刘建武，并将该银行账户的密码告知刘建武，另委托刘建武办理存款业务及多次支取存款用于投资。1997年11月到1998年2月期间，刘建武作为经办人从原告的银行账户中取出多笔款项。刘建武取款时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并填写了取款凭证，输入了该账户的银行密码。期间，原告自行办理了多笔取款，其中包括：1997年12月3日取款7万元，1997年12月27日取款10万元，1998年1月27日取款3万元，1998年2月12日取款5万元。1998年3月26日，刘建武与长沙殿海汽车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殿海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其中载明：殿海公司向刘建武借款29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并月利率为2%，逾期则从借款之日起按3%计息。当天，殿海公司还向刘建武出具了借条，载有：“今在刘建武处借到刘学文人民币贰佰玖拾万元，归还日期叁个月，按月息2%付息”。1998年6月1日，刘建武向原告的姐夫李志海交还了还剩175万元存款的存折，并出具了一份《证明》，让其转交给原告，其中载明：“兹有刘学文先生从九七年以来，多次存入现金计肆佰陆拾伍万元整于农行人民路支行。其中，由本人经手借给长沙殿海汽车装饰公司计贰佰玖拾万元，用于业务周转。尚有壹佰柒拾伍万元的存折通过刘学文的姐夫李志海先生转交给刘学文。借出的贰佰玖拾万元在近期内由本人负责追回”，殿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贾殿海在该《证明》注明“情况属实、在近期内迅速归还”并签名确认。1998年11月19日，原告向长沙市公安局报案，并由长沙市公安局立案侦查。1999年9月12日，原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农行人民路支行以及刘建武偿还存款本金及利息。1999年12月2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1999年12月24日，因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刘建武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予批准逮捕，长沙市公安局作出解除刘建武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并将案件撤销。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经询问，原告称1997年7月收到李志海转交的刘建武出具的证明后曾找刘建武要钱，没有找殿海公司要钱，要不到钱后才于1998年11月报案的。农行人民路支行称，刘建武于1999年12月24日自行从农行人民路支行处离岗。以上事实，有存折、存取款明细表及凭证、借款协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长中经一初字第21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及民事裁定书以及自长沙市公安局调取的刘建武涉嫌侵占罪一案案卷材料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和刘建武就案涉存款的支取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刘建武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农行人民路支行在刘建武支取存款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一、关于原告和刘建武就案涉存款的支取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以及刘建武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将存折交付刘建武，并将银行账户密码告知刘建武，且由刘建武办理了多笔存取款业务，并将所取出的款项用于投资，可见，双方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此外，原告在刘建武持有存折期间，仍亲自办理了多笔存取款业务，其在办理取款业务的时候即明知刘建武取款的事实，故本院认定刘建武与原告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规定，“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本案中，刘建武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款项出借给殿海公司取得了原告的授权，而殿海公司亦未还款，其行为确有给原告造成损失，且刘建武亦出具《证明》明确由其追回借款。因此，刘建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自1998年6月1日取得刘建武出具证明至原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期间，向刘建武主张过权益，所以本院确认原告的利息损失应自原告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之日，即1999年9月12日起开始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刘建武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农行人民路支行在刘建武支取存款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还款责任。中国人民银行于1993年1月12日颁布的《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活期储蓄存款，一元起存，由储蓄机构发给存在，凭着存取，开户后可以随时存取”。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9月1日颁布的《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第六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其中一次性提取现金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要求取款人必须至少提前1天以电话等方式预约，以便银行准备现金”。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规定：“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代理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代理人应当出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12月1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0]第816号）第二条中载明:《通知》（《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的“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中的“审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与存单、存折姓名一致。由此可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0]第816号）第二条对审核中要求“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与存单、存折姓名一致”系基于2000年4月1日起已施行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在《个人存款实名制》施行前，个人存款不要求实名，《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中要求的“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中的取款人应为办理取款业务的个人。本案中，刘建武凭存折和密码取款，取款凭证上并留有刘建武的身份证号码，可以认定农行人民路支行在办理取款业务时已经审核了“取款人”刘建武提供的有效身份证件，已尽到审查义务。此外，原告自愿将存折交由刘建武保管并告知密码，刘建武在取款时按照一般客户的取款流程进行，符合银行规定，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情形。另外，刘建武在与长沙殿海汽车装饰有限公司借款过程中都是以私人名义进行，并非职务行为。因此，案涉存款已从存款账户中支取，且农行人民路支行的该款项的支出并无过错，农行人民路支行并无违约行为，原告要求农行人民路支行承担偿还存款及利息的行为并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告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建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刘学文290万元，并以29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自1999年9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刘学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356元，由被告刘建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阳毅人民陪审员  周仲泉人民陪审员  戴 伟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书 记 员  廖薇薇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时，应当出示本人身份证件，使用实名。代理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代理人应当出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下列储蓄种类，储蓄机构可根据条件开办全部或部分储蓄种类：（一）活期储蓄存款。一元起存，由储蓄机构发给存折，凭折存取，开户后可以随时存取。《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其中一次性提取现金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要求取款人必须提取1天以电话等方式预约，以便银行准备现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第二条《通知》第六条规定的“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中的“审核”是指取款人提供的身份证件姓名是否与存单、存折姓名一致,“万元”是指本息合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