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民终10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抚远县型煤加工厂，住所地：黑龙江省抚远县抚远镇迎宾路。负责人：乔海燕，该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伟，黑龙江思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刚，黑龙江思普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齐哈尔市东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平阳街**。法定代表人：张玉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玉全，该公司业务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海洋，黑龙江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抚远县型煤加工厂（以下简称抚远型煤厂）因与被上诉人齐齐哈尔市东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2018）黑0202民初2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抚远型煤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东信公司向抚远型煤厂支付拖欠的货款29203元，并依约按合同总价款的20%承担违约金，共计5840.60元，或发回重审，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证据认定偏听偏信，裁判依据不足，严重损害了抚远型煤厂的合法权益。一审庭审中，抚远型煤厂提交了与东信公司签订的《型煤销售合同》，该合同效力及证明问题得到了一审法院的确认，其中双方暂定的供煤数量为460.84吨，东信公司在一审庭审自认抚远型煤厂在按合同约定的供煤吨数履行后，因抚远型煤厂后续无能力继续履行才另行委托他方供煤，这足以说明抚远型煤厂至少已经按照合同写明的460.84吨履行了供煤义务。庭审中，双方已确认型煤不含税的单价为325元/吨，按合同列明的460.84吨计算，东信公司应付货款149773元，而根据抚远型煤厂提供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认定的东信公司已支付货款为120570元，因此东信公司仍拖欠货款29203元，故一审法院全部驳回了抚远型煤厂的诉请是错误的。二审审理中，抚远型煤厂补充上诉理由为：作为实际供煤人，抚远型煤厂代表东信公司向65923部队供煤炭，能够取得的证明文件仅是65923部队出具的确认单。说明部队在接受的行为当时，对抚远型煤厂的供煤数量是认可的，由于东信公司与部队之间签订了供煤合同，65923部队出具证明对煤的数量的确认是向东信煤炭确认的，这与抚远型煤厂提供与确认单上一致的供煤数量是不矛盾的，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双方约定的460.84吨。结合现有的书证，抚远型煤厂认为合同约定的煤炭吨数已经供齐。东信公司二审答辩称：一、抚远型煤厂上诉请求不明确，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可知，起诉的请求要具体。上诉程序属诉讼程序一部分，故上诉请求也应当具体。本案抚远型煤厂第2项上诉请求，即要求中院“依法改判”，又要求“依法发回重审”实属诉求不具体。人民法院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同时满足抚远型煤厂存在矛盾的两个请求，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二、本案中，东信公司不欠抚远型煤厂任何货款、也不存在违约行为。违约方应为抚远型煤厂，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其索要货款与违约金的主张。抚远型煤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东信公司欠其货款，其向法庭提供的《型煤销售合同》上所显示的部队番号也与本案争议无关。无论双方所签订的《型煤销售合同》是否能够证明本案争议事实，仅从合同条款中所约定的抚远型煤厂可以出具增值税发票一项，就表明抚远型煤厂在签订合同之初就存在欺诈，因为抚远型煤厂根本不具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资格。抚远型煤厂违约在先，为了促成与东信公司的合作，虚假承诺可以为其出具发票。如果说索要违约金，也是东信公司向抚远型煤厂主张。故法院不应支持其索要欠款与违约金的主张；三、抚远型煤厂上诉请求所主张的数额与一审差异过大，人民法院应对其诉讼的真实动机加以注意。如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抚远型煤厂存在虚假诉讼行为，应将案件线索移交司法机关。一审诉状中，抚远型煤厂要求东信公司偿还180731元另加60260.20元的违约金，共计240991.20元，而上诉请求只主张了35043.60元，并且还有调解意愿。东信公司坚决不同意调解并表示：双方合作完毕时已经结算了所有货款，不欠抚远型煤厂一分一毫。用东信公司的话说：抚远型煤厂的真实动机是想通过虚假诉讼这种无赖手段，能从东信公司处诈出来多少就多得多少。因此，法院应揭穿案件真相，如果存在利用虚假诉讼牟取非法利益现象，应当依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一条，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发现案件的全部或部分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本案对东信公司来说完全是无中生有，双方之前的合作以“不愉快的方式结束”，即抚远型煤厂不能为东信公司提供发票、东信公司自认吃亏、高价从鸡西的铭阳煤矿运煤。在双方已结清货款的前提下，抚远型煤厂冒用东信公司名义取得了部队本应向东信公司出具的《货物接收单》后，向东信公司提起诉讼，并且恶劣到向东信公司索要根本不是由自己提供的、其他公司向部队供煤的货款。因此，东信公司要求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否则必然会损害东信公司权益或放纵犯罪；四、对于抚远型煤厂提出的起诉费与上诉费请求，因抚远型煤厂隐瞒真相，企图利用虚假诉讼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应待人民法院查清事实后，判决其自行承担。抚远型煤厂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东信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180731元；2.请求判令东信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60260.20元；3.案件受理费由东信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8月22日，东信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65923部队签订一份军队物资采购合同，约定东信公司向65923部队供应2200吨873400元取暖型煤，2016年9月双方约定由抚远型煤厂按东信公司的指令向65923部队供应型煤，每吨含税价为380元。2016年12月1日，双方补签了《型煤销售合同》，约定抚远型煤厂供货型号为200*200（单位mm）的取暖型煤460.84吨，价格为380元/吨（含税），总价款为175119.20元。合同期限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月15日。并约定了双方违反合同任何一条之约定即视为违约，违约方需要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为本合同总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在庭审过程中，抚远型煤厂称约定型煤总数460.84吨是双方未进行结算，后续还可能继续供煤，仅是补签合同之前大概供煤的一个估值。东信公司认为补签合同的目的是需要抚远型煤厂提供税务发票，合同内容与实际交易不符。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不含税每吨325元。截至2017年4月12日，东信公司给付抚远型煤厂煤款120570元。2016年11月2日、2016年12月1日解放军65923部队出具接收单，证明2016年10月累计接收型煤361.63吨，2016年11月累计接收型煤579.95吨。201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2112部队（现中国人民解放军32112部队）出具证明：2016年11月2日出具的361.63吨型煤货物接收单和2016年12月1日出具的565.45吨型煤货物接收单是收到东信公司型煤后给东信公司出具。2016年10月31日，东信公司与鸡西市铭阳型煤厂签订型煤销售合同，约定鸡西市铭阳型煤厂依东信公司的指令为65923部队供煤，鸡西市铭阳型煤厂证明其2016年11月1日起为65923部队送型煤1336.08吨。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型煤销售合同》，合同的内容与实际交易不符，故本院对该合同供煤数量不予确认。另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65923部队（现中国人民解放军32112部队）出具的证明仅能认定是东信公司向其供应型煤927.08吨，无法证明全部是由抚远型煤厂供应型煤，且东信公司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11月1日起，鸡西市铭阳型煤厂也向65923部队供应型煤，抚远型煤厂要求东信公司给付型煤货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抚远型煤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15元，由抚远型煤厂负担。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不再重述。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2016年12月1日所签订的《型煤销售合同》中约定的:甲方（东信公司）向乙方（抚远型煤厂）采购型煤总计460.84吨是否系对已完成供煤数量的确认。双方对该约定存在争议：抚远型煤厂主张其已按合同写明的460.84吨履行了供煤义务，该数量是对已供煤的估值，不包括未发生部分，因为双方没有进行结算，所以双方对当时供完的煤的数量进行确认；东信公司主张这份合同是后补的，目的是为抚远型煤厂为东信开发票而签订，当时合同签订的数字只是估值，因为前期抚远型煤厂已送煤300多吨，还想继续送些煤，在10月份送完之后就再没有向部队送任何型煤，如果按照抚远型煤厂的主张，已经供完的就不能称为估值，当时没结算是因为没有开发票，所以接收单载明的型煤不能证明是抚远型煤厂提供。结合证据分析，因抚远型煤厂向法院提交的65923部队出具的两份货物接收单，因东信公司与该部队签订了《军队物资采购合同》，系东信公司与部队之间形成了合同关系，且部队另行出具证明，说明接收单是为证明部队2016年接收的是东信公司提供的型煤，因此该接收单仅能证明部队对东信公司供煤数量的确认，接收单上亦没有体现出是抚远煤场厂提供的型煤，故不能以此证明该接收单体现的供煤均是抚远型煤厂所提供，抚远型煤厂据此主张已按2016年12月1日所签合同约定的460.84吨煤炭数量供煤证据不足。截至双方补签该份合同之日，抚远型煤厂已取得了部队提供的565.45吨的货物接收单，如该接收单所供之煤均为抚远型煤厂所提供，那么2016年12月1日补签合同如果系对已送煤数量的确认，则抚远型煤厂当时应要求东信公司按部队接收单载明的数量在补签合同上将已提供的型煤数量写明，而非合同约定的460.84吨，且该合同中的部队番号与实际不符，故抚远型煤厂的该项主张亦与常理不符。综上，抚远型煤厂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6元由抚远县型煤加工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磊审判员 谢英新审判员 吴 琦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铭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