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6民初1084号原告：张成文，男，196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平，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卓淑萍，女，1956年4月12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全，系卓淑萍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荣军，湖北美仑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卓营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卓道印，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旭红，该村委会支部委员。原告张成文与被告卓淑萍、第三人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卓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卓营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并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鄂0606民初3376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张成文的起诉。张成文不服，提起上诉。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鄂06民终4191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本院的（2018）鄂0606民初337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2月19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成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平、被告卓淑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全、闫荣军、第三人卓营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旭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成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4年进行土地家庭承包时，原告承包了12.541亩土地，于2005年与第三人以家庭承包方式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从2005年4月20日至2028年9月1日。之后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8年2月2日，被告申请仲裁，樊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5日作出樊农仲字（2018）第001号仲裁裁决书。原告不服，依法向法院起诉。卓淑萍辩称，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要求原告和第三人返还争议土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原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当时的村民小组组长找人填写的，不是组长本人填写的，土地承包合同不合法。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卓淑萍与张成全于1985年1月登记结婚，张成全的母亲张永清系卓营村1组村民，张永清在卓营村1组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分有家庭承包地。1994年秋，卓营村1组进行家庭承包地大面积调整。卓营村1组制定的承包方案是：土地承包面积按人均2.06亩计算、以家庭人口数量确定各户在各地块的家庭承包地面积。按照该组总人口数计算到具体各地块人均应分配的承包地面积情况为：人委门上秧田（麦茬）人均0.285亩、铁路外学校门前秧田（学校前）人均0.25亩、秧底人均0.09亩、绿肥田人均0.284亩、大路上人均0.135亩、二十四亩人均0.2亩、机井下沿旱地（机井下）人均0.16亩、铁路外旱地（铁路外）人均0.3亩、湖心秧田（三分六）人均0.36亩。当时因张成全的父母均已去世，张成全本人的户口不在卓营村1组，卓淑萍家庭的分地人口为卓淑萍及其长子张东明、次子张东振三人，被告张成文家庭的分地人口为张成文及其妻芦全秀、长女张露、次女张颖四人，另案被告张成武家庭的分地人口为张成武及其妻宗香芸、儿子张亮三人。按照承包方案，卓淑萍家应按三口人分地，张成文家应按四口人分地，张成武应按三口人分地。对于同在卓营村1组的张成文、张成武年迈的母亲李安玉的承包地，平均分配到李安玉的三个儿子张成文、张成武、张成安三个家庭中，即每个家庭的分地人口数增加0.33，即张成文家庭的分地人口为4.33人，张成武家庭的分地人口为3.33人。卓营村1组按照承包地分配方案，通过抓阄的方式为包括卓淑萍、张成文、张成武在内的卓营村1组各农户分配了各自的家庭承包地。卓淑萍考虑到其丈夫在学校工作，自己的两个孩子年龄尚小，无力耕种承包地，便请求张成文和张成武的胞兄张成安代耕分得的承包地，张成安因其本人分得的承包地较多，同样无力耕种，便做通其两个弟弟张成文、张成武的工作，由张成文、张成武两家各代耕卓淑萍家一半的承包地。张成文代耕卓淑萍家的承包地为：人委门上秧田0.43亩、铁路外学校门前秧田0.375亩、秧底0.135亩、绿肥田0.426亩、大路上0.2亩、机井下沿旱地0.24亩、铁路外旱地0.9亩、湖心秧田0.54亩。卓营村1组在承包地调整后并未与各农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是将家庭承包地分配的情况记载在该村民小组的账册上。账册中将张成文、张成武代耕卓淑萍家的承包地分别登记在了张成文和张成武名下，卓淑萍家的三个分地人口数同时加在了张成文和张成武两家的分地人口数中，故除个别地块外，张成文和张成武每户增加分地人口1.5人，账册上记载的各地块分地人口中，张成文家记载为5.83、5.84或5.88人，张成武家多数记载为4.83人。账册记载的张成文承包地各地块分配情况为：人委门上秧田5.88人2.31亩、铁路外学校门前秧田5.84人1.46亩、秧底5.84人0.526亩、绿肥田5.83人1.655亩、大路上5.84人0.77亩、二十四亩5.83人1亩、机井下沿旱地5.88人0.93亩、铁路外旱地7人2.1亩、湖心秧田5.84人2.1亩。其中，二十四亩地记载的张成文、张成武两家的分地人口有误，卓淑萍家的“二十四亩”承包地全部是由张成武代耕的，实际也全部登记在张成武名下，张成文家的分地人口不应是5.83人，应为4.33人，卓淑萍家的分地人口全部算在张成武名下后，张成武家的分地人口应是6.33人，不应是4.83人。铁路外旱地张成文家分了7人的地，包括卓淑萍家的3口人，该地块中张成文母亲的份额分给了张成武，张成武家是按4口人计算的。承包地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后，发包方和承办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05年4月20日，卓营村委会与作为承包方代表的张成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卓营村1组1994年分地账册登记在张成文名下的承包地全部以家庭承包方式发包给了张成文，其中包括张成文代耕卓淑萍家的承包地。张成文并据此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述事实有时任1994年承包地调整时期的卓营村1组组长张贵先、会计卓道林、现任组长卓道兵出庭作证，张贵先、卓道林、卓道兵共同出具的《张成文种卓淑萍地亩》，卓营村委会于2014年10月20日出具的两份《证明》，及襄阳市樊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张成安所做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卓淑萍的两个儿子的户口于2000年迁出卓营村一组，现只有卓淑萍一人为卓营村1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方争议的铁路外旱地已被征用。淑萍遂于2018年2月2日向襄阳市樊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将确权在张成文名下的3.4065亩土地收回，并确权登记为卓淑萍的家庭承包地。襄阳市樊城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5日作出樊农仲字（2018）第001号仲裁裁决，解除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卓营村村民委员会与张成文、张成武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由卓营村委会与卓淑萍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协助办理确权登记颁证，将土地交付卓淑萍家庭。张成文、张成武不服该仲裁裁决，分别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卓营村1组于1994年秋对该组农户的承包地进行了大面积调整，而卓营村委会依据卓营村1组账册中记载的承包地调整情况，于2005年4月20日与作为承包方代表的张成文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卓营村委会对卓营村1组1994年承包地调整工作的延续。在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卓营村委会发包给张成文的土地包含有本已发包给卓淑萍家的家庭承包地，导致卓淑萍家未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卓营村委会在调整承包地中出现的这一差错，剥夺了卓淑萍家作为卓营村1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违法调整承包地。故卓营村委会与张成文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所发包给张成文的原属卓淑萍家庭承包地的内容无效，张成文应将原属卓淑萍家庭的承包地返还给卓淑萍。故对于卓淑萍要求确认张成文与卓营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及要求返还承包地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因承包地中的铁路外旱地已被征收，该地块现已无法返还，其可另行主张相关权利。对于张成文要求确认其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条、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张成文与第三人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卓营村村民委员会于2005年4月2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涉及原属卓淑萍家庭承包地“人委门上秧田（麦茬）0.43亩、铁路外学校门前秧田（学校前）0.375亩、秧底0.135亩、绿肥田0.426亩、大路上0.2亩、机井下沿旱地（机井下）0.24亩、铁路外旱地0.9亩、湖心秧田（三分六）0.54亩”的内容无效；二、原告张成文于本判决生效后的首个耕作周期结束时将人委门上秧田（麦茬）0.43亩、铁路外学校门前秧田（学校前）0.375亩、秧底0.135亩、绿肥田0.426亩、大路上0.2亩、机井下沿旱地（机井下）0.24亩、湖心秧田（三分六）0.54亩返还被告卓淑萍；三、驳回原告张成文的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卓淑萍的其他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张成文、第三人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卓营村村民委员各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全胜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佳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