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403民初1951号 原告：尹志生，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七喜啄木鸟吉林省总代理，住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代理人：钟某，女，1967年9月20日出生，七喜啄木鸟吉林省总代理，系尹志生妻子。 被告：罗莉娟，女，197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辽源市联贸大厦个体经营者，住吉林省辽源市。 被告：王伟，男，197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辽源市联贸大厦个体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王爱柱，辽源市龙山区南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尹志生与被告罗莉娟、王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志生及其委托代理人钟某、被告罗莉娟、王伟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爱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志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关系成立；2、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5563.12元；3、请求判令因二被告的行为导致特许加盟合同关系解除；4、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柜款19759.2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位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告是七喜啄木鸟箱包品牌的吉林省总代理，七喜啄木鸟箱包商标所有权人是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罗莉娟和王伟是夫妻关系。二被告于2018年6月到长春市原告经营的七喜啄木鸟箱包旗舰店商谈加盟事宜，原告向二被告说明了加盟条件并经双方通过电话、微信多次协商后，二被告同意并自愿加盟七喜啄木鸟箱包品牌成为加盟商，在辽源市联贸大厦三楼租赁场地设立七喜啄木鸟箱包专卖店，原告与二被告达成一致，即（1）二被告成为七喜啄木鸟箱包在辽源市的区域代理经销商，在辽源市设立七喜啄木鸟箱包特许加盟专营店，在店内不得经营除七喜啄木鸟箱包以外的任何产品；（2）原告按箱包标签价格的1.6折向二被告供货；（3）双方约定二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元的货柜押金，原告提供经营专卖店货柜，如果二被告连续经营二年以上并且每季累计度进货（按标签价1.6折后价）达到15000元，该押金返还给二被告，货柜不再收取费用，如果双方因任何原因在二年内解除特许加盟合同，二被告全额承担货柜款，向原告支付货柜全款24759.20元，押金可以在货柜款中抵消；（4）二被告向原告支付1万元的履约保证金，该保证金在特许经营合同关系确立后，在进货款项中抵消。至此，二被告对加盟的条件了解清楚并表示同意，由于当时原告在广东开会，不在长春当地，所以没签书面合同，双方一致同意先安装柜台以后再签合同。二、二被告承租的是辽源市联贸大厦三楼箱包区的场地共计39.8平方米。原告于2018年6月20日向广州总公司申请定做货柜，广州总公司按照二被告经营场地的格局、尺寸设计货柜图纸和效果图，二被告看后非常满意，并催促尽快制作柜台。该柜台费用为24759.20元，由原告先行向广州总公司支付全款。货柜制作完成后，于2018年7月6日从广州直接邮寄到辽源市联贸大厦二被告的店面，二被告开始使用。三、原告按照约定，以标签价1.6折的价格向二被告提供七喜啄木鸟箱包，至此，原告与二被告的经营七喜啄木鸟箱包特许加盟合同关系正式成立，并已经开始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合同。四、2018年7月二被告再次要求原告发货，并要求用鸿大快运发货，然后由鸿大快运代收货款，原告按照二被告要求，2018年7月12日原告将354件箱包（1.6折后价36741元）送到鸿大快运，因二被告已经支付履约保证金1万元，按照双方约定该履约保证金可以抵销货款，二被告应当再向原告支付26741元的货款，及100元的提货费。2018年7月13日，原告接到鸿大快运电话，称二被告将部分货物返回，通知原告将货物取回，原告给二被告打电话询问拿出货物的数量，二被告拒绝回答。原告先后两次到辽源与二被告核对进货数额，二被告拒绝核对，原告在经营的场所内，发现二被告正在销售大量七喜啄木鸟品牌以外的其他品牌箱包，原告告知二被告，在七喜啄木鸟品牌专卖卖店内不能销售其他品牌的箱包，王伟明确表示不再加盟七喜啄木鸟品牌了，不再与原告继续履行特许加盟合同了。被二被告退回的货物在鸿大快运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向阳街货场露天搁置长达40天，经快运经理邓某与原告在现场清点，二被告退回到长春的货物共计215件，邓某与原告共同在清单上签字确认。原告给二被告邮寄的货物共计354件，二被告在本次采购货物中留取了139件，进货价（按标签价1.6折）为15563.12元，减去已经支付给原告的1万元履约保证金，二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5563.12元。五、二被告违反约定，在专卖店内违规销售其他品牌箱包，并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特许经营合同，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请求法院判令双方解除合同关系。原告向二被告提供的货柜价值达24759.20元，是附条件提供给二被告使用的，即特许经营合同正常履行满二年，在此期间每季度进货额（按标签价1.6折后价格计算）达15000元，满足上述条件时，不再向二被告收取货柜款，二被告和原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仅仅履行一个月，二被告进货额总共不足两万元，原告不但没有赚取利润，反而为了帮助二被告筹建专卖店，多次前往辽源和广州，为此支付的差旅费和因此误工的费用高达近万元。本案中涉诉货柜是根据二被告租赁场地设计、制作的，并且已经安装在二被告的租赁场地内，二被告用于经营七喜啄木鸟和其他品牌的箱包，所以二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柜全部款项24759.20元，因已经向原告支付货柜押金5000元，该押金可以抵销货柜款的一部分，二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柜款19759.20元。综上所述，原告与二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已经生效并实际履行，因二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双方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应当予以解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5563.12元。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协商，二被告均拒绝协商，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罗莉娟、王伟辩称，二被告于2018年5月到长春远东商场看到七喜啄木鸟皮具商店，并看到2017年招商手册加盟优势信息，并于2018年6月到长春市原告经营的七喜啄木鸟箱包旗舰店参观，并商谈加盟事宜，口头约定了选址，设计装修，开业指导、销售培训、售后支持、零加盟费，100%货柜支持等。为了实现加盟事宜，二被告承租了辽源市联贸大厦三楼箱包区的场地共39.8平方米，约定于2018年7月1日正式营业，由于原告没有按事先约定的相关事宜发货柜，并抬高了货价，使二被告没有按约定开始营业，多交了商铺租金，并减少了正常营业收入，故造成的损失，及无法加盟是原告不讲诚信，不讲信誉造成的，应由原告承担一切后果及赔偿损失，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之规定，恳请人民法院据实依法给予判决。保护二被告的合法权益。 尹志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鸿达快运物流运输协议单，证明共给二被告6件货（其中5件货是七喜啄木鸟货品，1件是大礼包），总价36741元，计354件货，代收票是26741元，扣除履约保证金1万元。2、记账凭证，邓志远签字，证明退回215件货，二被告留下139件。3、加盟合同书，证明双方商量留1万元现金做履约保证金，最后当货款用。另外5000元是柜台押金，合同是两年，两年之内不允许经营啄木鸟以外的产品。4、辽源联贸大厦和二被告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证明王伟给原告看租赁经营合同，原告同意就算加盟了。5、与王伟微信通话截图，证明2018年6月20日明确的货柜效果图，王伟同意。6、广州万胜物流托运单，证明发货柜时间是2018年7月6日，从做货柜到发货一共16天。7、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的红联收据一张、证明一份（证实收到尹志生24759元）；七喜啄木鸟皮具公司专柜报价单、效果图；尹志生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庭审后提供）；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证明（庭审后提供，证实张某是该公司副总），此组证据证明原告已付出货柜款24759元。8、货柜制作特许加盟申请表、店的尺寸和草图，证实原告给二被告发过去的，二被告没签字。9、原告与广州铭浩皮具有限公司法人付某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因南台代理商（七喜啄木鸟辽宁省总代理）1.5折供货，被广州总公司取消其代理资格了。10、录音、照片、光碟，2017年7月28日、7月30日电话录音，7月31日面谈录音，证明：（1）王伟拿货总数，价值多少钱。（2）1万元和5000元的性质问题。（3）二被告除了经营七喜啄木鸟的货物外还经营了其他品牌，照片和光碟都证明了经营其他品牌。（4）两次去辽源协商，如果二被告不经营了，原告向二被告要柜台钱，二被告不同意。（5）还说了1.5折和1.6折的问题，二被告要1.5折供货，原告也同意了。（6）二被告要求原告免费铺货，卖完给钱，原告拒绝。11、到原告处加盟的各个经销商的进货账本，证明各个经销商都是1.6折拿货。女包一般2.1折，男包和皮带2.0折，有的型号带N或X的是1.6折。 罗莉娟、王伟围绕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如下证据：1、（1）与联贸大厦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2）物业管理合同，证明合同要求2018年7月1日开业，而货柜发来晚了，延误二被告营业17天。2、加盟合同书，证明虽然没签字，但是已经实施了，合同书第4页第3款，甲方免费制作、陈列货品所需货架，第4款，按预算金额支付货柜费，此款用于乙方支付首批货款，从而证明货柜是免费的，交的预付金顶进货款。3、吉林分公司七喜啄木鸟2017年招商手册（加盟优势第6条），证明货柜是免费的。4、尹志生给王伟打的收条，今收到货柜抵押金1万元，证明6月15日给完钱，原告答应7月1日货柜到店。5、微信转账截图，证明2018年7月6日微信转账5000元。6、2018年6月16日微信转账10000元。7、证明一份、收取铺租金凭证、代收费用凭证，证明（1）辽源市联贸大厦有限公司三楼箱包业户罗莉娟因货柜没有按时进场，没有按合同约定于2018年7月1日营业，延期至2018年7月17日开始营业。（2）收取租金7762元（7月1日至9月30日），代收物业费5174元（7月1日至9月30日）。8、香港七喜啄木鸟东北分公司货单（6月16日），证明原告处供的货物并不全是啄木鸟的货。9、香港七喜啄木鸟东北分公司货单，证明所有货单差价是3577.75元，原告提供给二被告的货是1.6、2.0、2.1折三个价款，如果都按1.5折原告应该给二被告找差价3577.75元。10、沈阳南台（七喜啄木鸟辽宁省总经理）进货单复印件，证明所有商品都是1.5折供货。 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质证，罗莉娟、王伟对尹志生所举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1”无异议。2、对“证据2”证明留下139件货无异议；证明的金额有异议，原告多算了500元。（原告解释：多算的500元是品牌标志价格500元；二被告反驳139件货中没有品牌标志，品牌标志随货柜一起邮寄来，与货款无关）。3、对“证据3”有异议，协商的时候没见过加盟合同书，如果见到了就签了，如果看到合同的情况下，也不能原告说什么条件二被告都会答应的，当时没谈到五万块钱押金，因为是零加盟，二被告认为是不需要押金的，因为作生意要讲诚信，所以给留了1万元钱，也是作为货柜抵押款。4、对“证据4”没有异议。5、对“证据5”没有异议。6、对“证据6”有异议，当时协商是7月1日货柜就应该到，7月6日才发货，哪天到的二被告记不清了，但是二被告7月17日才开始营业，耽误了17天。7、对“证据7”有异议，（1）当庭质证：二被告也不知道多少钱，红联不是正式发票，红联不作数。单方面作价，没有税检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二被告对原告庭审后所举的证据进行庭外质证：原告这笔款应该打给“三力展柜公司”，不应该打给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二被告认为货柜质量极差，不值24759元，按市场价格也就值五、六千元。8、对“证据8”质证：草图没有异议，特许加盟申请表二被告没见过，微信也从来没有给二被告发过。9、对“证据9”质证：与本案无关。10、对“证据10”质证：（1）偷录偷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首先不合法，必须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和知情，里面涉及到断章取义，涉及到截图，涉及到为我所用，不真实不合法。（2）拿货的货数139件没有异议，原告多算500元。（3）10000元是二被告微信转账的钱（6月16日），抵扣139件货的钱，5000元二被告顶了139件货的钱，另外的1万元现金（6月15日）是货柜抵押金。（4）二被告在原告处进货也不全是啄木鸟的货，二被告确实卖过别的品牌的货，原、被告两次协商的时候，原告没有死规定非得卖啄木鸟的货，原告也卖过不是啄木鸟的货，联贸大厦经营多品牌的货，每个铺位都报了二十多种货。（5）原告确实向二被告要过货柜款，但是加盟是零加盟，货柜也应是免费提供的，所以二被告拒绝给付。（6）二被告要求1.5折给其提供货，原告同意了。（原告解释：二被告提出1.5折进货时，原告明确告诉，以后进货可以1.5折拿货，原来进的货不按1.5折，也不给找差价。）（7）二被告要求原告免费给提供货，卖完再给钱，这个事有。11、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是单方提供的证据，无法核实和印证。 尹志生对罗莉娟、王伟所举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1”有异议，从6月20日与王伟商定好开始制作柜台，到7月6日开始邮给王伟，用了16天，没有耽误二被告。2、对“证据2”质证：第6条第2款规定，免费制作货架必须保证经营期两年。3、对“证据3”质证：必须经营两年，货柜就不再收取费用，零加盟费就是1万元押金顶1万元货款。4、对“证据4”没有异议，收到1万元押金没有异议，但是没有答应7月1日货柜到二被告店。5、对“证据5”没有异议。6、对“证据6”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争议的事项无关。7、对“证据7”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8、对“证据8”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家不只代理一个品牌，确实是从原告家进的货，二被告说在另外一个店卖别的，与专卖店没有关系。9、对“证据9”有异议，公司有明确规定，带N或X的1.6折、不带N的女包是2.1折，男包及皮带2.0折拿货，二被告拿货的时候已经明确跟他说了。10、对“证据10”质证：总公司有规定，不允许串货，不允许南台的货串到吉林省，否则最低罚款2万元，公司已经把南台取缔了，不是代理商了，所以拿货就便宜。 本院通过当事人双方质证，对尹志生所举证据认证如下： 1、对“证据1”证明共给二被告6件货（其中5件货是七喜啄木鸟货品，1件是大礼包），总价36741元，计354件货，予以确认；对代收票是26741元，扣除履约保证金1万元，不予确认，因尹志生收到二被告1万元现金，打的条是货柜抵押金，本院不认定此款是履约保证金。2、对“证据2”证明二被告留下139件，价值15063.12元，予以确认，品牌标志随货柜一起邮寄，其价格应含在货柜款中，故原告多算出的500元品牌标志价款不应计算在货款中。3、“加盟合同书”因双方未签字，故该合同条款对双方无约束力，本院不予确认。4、对“证据4”予以确认。5、对“证据5”予以确认。6、从做货柜到发货一共16天，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二被告的异议没有证据支持，不成立，故本院对“证据6”予以确认。7、原告已尽了举证责任，该组证据（“证据7”）能够相互佐证，证明原告向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支付了货柜款24759元。二被告的异议没有证据支持，不成立，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8、本院对二被告店的“尺寸和草图”予以确认；因二被告未签字，故对“货柜制作特许加盟申请表”不予确认。9、“证据9”与本案无关联性。10、“证据10”所证明的事项，（1）进货139件，价值15063.12元（扣除原告多算的500元）。（2）除了出售七喜啄木鸟的货物外二被告还出售了其他品牌的货物。（3）二被告要求1.5折进货，原告答应了。（4）二被告要求免费铺货，卖后给钱，原告拒绝。上述证明的事项，双方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项：（1）1万元、5000元的属性问题。（2）原告是否答应二被告可以卖其他品牌的货。（3）货柜是否免费提供。上述事项是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将在“本院认为”中予以阐述。11、因二被告对进货139件，价值15063.12元无异议，故“证据11”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罗莉娟、王伟所举证据认证如下： 1、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不能证明货柜发来晚了，延误二被告营业17天。2、“加盟合同书”因双方未签字，故该合同条款对双方无约束力，本院不予确认。3、“证据3”第6条，100%货柜支持不等同于无论经营多长时间都免费赠与货柜。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4、本院确认“证据4”证明2018年6月15日尹志生收到二被告柜台抵押金（现金）1万元；但不确认该证据证明原告答应7月1日货柜到店。5、对“证据5”予以确认。6、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笔款10000元是“即结即清”的一次购货，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项无关，理由：（1）2018年6月16日二被告在原告处进了10677元的货物（双方无争议）；（2）原告记账凭证显示：2018年6月16日二被告“微支付壹万元整（全付清）、又付现金677元整”，二被告微信转账10000元，时间上完全吻合；（3）二被告付给原告1万元现金（货柜抵押款），微信支付货柜保证金5000元，面对原告给其发的3.6万余元的货时，二被告留下139件货（价值15063.12元），显然是有意而为之，没有考虑此笔10000元微信转账款；（4）二被告于2018年6月16日微信转账10000元，而等待7月12日发货，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5）二被告当庭反诉称，此笔10000元系7月12日的货款，而反诉索要1万元货柜抵押金，庭审后第二天又自愿撤回反诉，佐证了该笔10000元微信转账款与本案争议的事项无关。7、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无违约行为，二被告2018年7月17日延迟营业与原告无关。收取租金7762元（7月1日至9月30日），代收物业费5174元（7月1日至9月30日），都是正常收费，不是违约罚金。本院对二被告欲证明的事项不予确认。8、对“证据8”予以确认。9、因本案争议的货款15063.12元，双方无争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争议货款15063.12元若按1.5折计算存在差价3577.75元对此双方无争议，但双方是否协商返还此差价，双方各执一词，存在较大争议，故本院对二被告欲证明的事项不予确认。10、“证据10”与本案无关联性。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尹志生是七喜啄木鸟箱包品牌的吉林省总代理，七喜啄木鸟箱包商标所有权人是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罗莉娟、王伟是夫妻关系。2018年6月，二被告到长春市原告经营的七喜啄木鸟箱包旗舰店商谈加盟事宜，双方经电话、微信多次协商后，二被告同意加盟七喜啄木鸟箱包品牌成为加盟商，在辽源市联贸大厦三楼租赁场地设立七喜啄木鸟箱包专卖店。同年6月15日二被告给付尹志生1万元现金，尹志生出具了“收到货柜抵押款壹万元”的收条。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 2018年6月16日，二被告在原告处购买了七喜啄木鸟品牌和其他品牌的货物，共计货款10677元，二被告于当日用微信转账10000元，支付现金677元。该笔交易即结即清。 尹志生于2018年6月20日向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申请定做货柜，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按照二被告经营场地的格局、尺寸设计货柜图纸和效果图，二被告看后表示满意。尹志生于次日向广州市铭浩皮具有限公司支付货柜款24759元。同年7月6日尹志生向二被告索要5000元货柜保证金，并称不汇5000元货柜保证金，公司不发货柜，双方投入的款项（原告的24759元、二被告的1万元）都无法要回。二被告于当日微信转账给尹志生5000元，货柜于当日从广州发货，直接邮寄到辽源市联贸大厦二被告的店面，货柜到达后开始在二被告店里组装。 2018年7月12日，尹志生将354件箱包（1.6、2.0、2.1折后价36741元）通过鸿大快运发给二被告。二被告留下139件货，按双方约定的折扣价（1.5折、2.0折、2.1折）为15063.12元，退回215件货。 2018年7月17日二被告开业经营。开业后，尹志生在二被告经营的场所内，发现二被告正在销售大量七喜啄木鸟品牌以外的其他品牌箱包，原告告知二被告，在七喜啄木鸟品牌专卖卖店内不能销售其他品牌的箱包，王伟要求尹志生免费为二被告铺货，卖完给钱，尹志生拒绝。王伟表示辽源市联贸大厦就是什么品牌都可以卖，尹志生不想合作可以把货柜拆除，但必须给付二被告货柜的运费和安装费。 另查明，二被告在经营后得知七喜啄木鸟辽宁省总代理所有的货物均是按1.5折供货，遂要求尹志生所有的货物也按1.5折发货。尹志生答应以后可以按1.5折发货，但已经交易完的不再找差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加盟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是否有继续履行的必要。2、货柜是免费提供还是有条件（必须经营两年）提供。3、双方约定按1.6折（包括2.1折，2.0折）供货，还是按1.5折供货。4、在货柜到店时间问题上，原告是否存在着违约行为。5、二被告在专卖店除出售啄木鸟品牌外还出售其他品牌商品，是否存在违约行为。6、关于品牌标志500元是否应予支持。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加盟合同书原、被告双方没有签字，合同条款也对双方没有约束力，但双方口头达成了加盟协议，虽然双方对加盟事项约定存在争议，但原告实际已履行了主要的义务：原告为二被告在广州的总公司定做了货柜，并为二被告进了3.6万余元的七喜啄木鸟货物。二被告接受了该“义务”：安装并使用了广州总公司提供的七喜啄木鸟品牌专用货柜，挂上了七喜啄木鸟的品牌标志，所卖货物大部分是七喜啄木鸟品牌商品。至此双方加盟合同关系已然成立。现双方均称对方违约，已互相不信任，且双方无书面合同，对口头约定存在重大分歧，已无继续保持加盟合作关系所必需的诚信基础。继续合作，双方矛盾会更加突出，损失会更大，故双方加盟合同关系无法正常维持，应予解除。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双方无书面约定，口头约定不明，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上述规定，在履行加盟合同较短时间的情况下，免费提供价值不菲的货柜可能性不大，既违反了公平原则，也会破坏交易习惯和公序良俗。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对139件货物，价值15063.12元无争议（品牌标志500元除外），此139件货物是按1.6折、2.0折、2.1折计算所得。可推断最初双方约定按1.6折、2.0折、2.1折供货，并已实际履行。至于后期原告答应二被告以后均按1.5折供货，因双方再无业务发生，故原告1.5折供货的承诺与本案争议的事项无关，也不存在给二被告找差价的问题。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双方无书面约定，口头约定不明，但从实际情况分析，从6月20日双方约定做货柜到7月6日发货一共用时16天，完全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再者，如果原告违约，二被告可以拒绝安装货柜，但二被告在安装货柜时，并没有提出原告违约，且于7月12日正常要求原告进货。故从货柜到店时间问题上，无法推断出原告有违约行为。针对第五个争议焦点问题，二被告确有在专卖店除出售啄木鸟品牌外还出售其他品牌商品的行为，双方对此无书面约定，口头约定不明，但根据交易习惯和专卖店行业规范，显然专卖店是不允许卖其他品牌商品的。二被告的行为虽没有书面合同确认其违约，但可认定其在履行“加盟合同关系”义务中存在较大的过错。针对第六个争议焦点问题，品牌标志随货柜一起邮寄，其价格已含在货柜款中，其不属于商品，故原告不应把500元品牌标志价款计算在货款中。故对原告的该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被告给付原告的1万元现金和微信转账的5000元的性质问题，原告出具的“收条”写明1万元是货柜抵押金，5000元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是货柜保证金，故本院确认1万元现金是货柜抵押金，不是履约保证金；5000元是货柜保证金。综合全案分析，二被告因自己付出了15000元，而留下了139件货物，正好价值15063.12元，可推断出二被告主观上想用“货柜抵押款1万元”、“货柜保证金5000元”抵顶货款，进而想免费占有货柜。因其只经营不足一个月，且在履行“合同”中，存在较大过错，要免费占有货柜，而使原告损失24759元，显然违反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其想法和做法有悖于法律规定，与法与理都不可能得到支持。反观原告，为达到让二被告加盟的目的，有现成的格式合同（加盟合同书）而不签。因加盟关系涉及的事项较多而复杂，即使不签订格式合同，也应该签署一份简单的协议，对主要的加盟条件、要求、违约事项作一份简单的约定，抑或是收到现金1万元时、微信转账5000元时，对该款项的用途以及如何返还、如何抵顶货款、什么情况下不予返还，可做一个简单的书面约定。而原告对双方合作所必备的书面约定，没有做出上述任何一项工作。因双方未签署任何书面合同或协议，而使得双方对主要的加盟事项约定不明，双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进而导致双方无法继续保持加盟合作关系，最后导致纠纷的发生，诉至法院。原告的行为虽不算是违约，但可认定为履行“加盟合同关系”义务中的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原告对其24759元的损失，与法与理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被告双方均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均应对24759元的损失承担责任。二被告辩称此货柜不值1万元的观点，因原告所举的证据，已尽到举证责任，该组证据能够相互佐证，足以证明原告为此货柜支出了24759元，故对该货柜价值无需鉴定。而二被告未举出证据予以推翻原告所举证据，故本院对二被告的该观点不予采信。综合全案考虑，货柜由二被告使用，能最大限度地减轻双方的损失，二被告辩称可拆除货柜的主张，因货柜是以二被告的店面尺寸量身打造，而拆除的货柜再无使用价值，是扩大损失，是变相的让原告承担了全部损失，显然有失公平，二被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全案事实和上述理由，考虑到货柜归二被告实际使用的因素，本院认为应由原告承担30%的过错责任，即承担30%的货柜损失款；二被告承担70%的过错责任，即承担70%的货柜损失款较为恰当。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其要求二被告全额给付其货柜款的诉求，不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不予全部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尹志生与被告罗莉娟、王伟之间的加盟合同关系成立。 二、解除原告尹志生与被告罗莉娟、王伟之间的加盟合同关系。 三、被告罗莉娟、王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尹志生货柜款2331.30元（24759元×70%-货柜抵押金1万元-货柜保证金5000元）。 四、被告罗莉娟、王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尹志生货款15063.12元。 五、驳回原告尹志生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3元，由原告尹志生负担130元；被告罗莉娟、王伟负担30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凤武 人民陪审员  刘春波 人民陪审员  王敬武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 书 记 员  王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