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6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法定代表人：袁仁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湘武，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路**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迟德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相飞，上海海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公司）港口作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38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湘武，被上诉人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佐明、丁相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四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四公司（原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公司）本案起诉时已选定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北京中物储国际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物储公司）为相对人，不能再行变更，中拓公司不应承担本案港口作业费支付责任。按照一审相关证据，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主张了包括“散货印度”轮、“伯格”轮等五船在内的港口作业费，之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向四公司（原五公司）披露了包括“散货印度”轮、“伯格”轮等五船在内的委托人。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向包括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中拓公司）在内的五船委托人发出《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足以说明四公司（原五公司）已明知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系“散货印度”轮、“伯格”轮委托人。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2015）津海法特字第1号案件（以下简称特1号案件）诉讼，但同日四公司（原五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仅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为被告，未将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作为被告，直至2015年7月31日才申请追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被告。上述行为进一步证实四公司（原五公司）明知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系“伯格”轮委托人，仍选择向受托人主张“伯格”轮港口作业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四公司（原五公司）已于2015年5月25日选择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伯格”轮港口作业费，不得变更。鉴于四公司在一审开庭时已申请撤回对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的诉讼，承担港口作业费的主体在本案中已不存在，本案应全部驳回四公司的诉讼请求。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中拓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上诉费用由中拓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四公司（原五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尚不清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委托人。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发出《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时虽列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但当时四公司（原五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散货印度”轮、“伯格”轮货物所有权人是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而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也未披露《货代协议》以证明其委托人是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故此，四公司（原五公司）才在提交特1号案件《申请书》和本案《起诉状》后申请一审法院向海关调取“散货印度”轮、“伯格”轮货物报关资料。实际上，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发出《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时，同样不知晓“远信海”轮货物委托人及“珠水5”轮货物委托人，因此上述委托人也没出现在该催缴通知里，而均系立案后才予追加。在一审法院调取了《买卖合同》、《报关单》等材料后，四公司（原五公司）才知悉“伯格”轮货物所有权人是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并立即申请追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本案被告。2015年8月20日特1号案件听证时，四公司（原五公司）才知道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实际委托人系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且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未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才未支付给四公司（原五公司），但仍未获得相应证据。2015年9月四公司（原五公司）收到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起诉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四公司（原五公司）等的应诉材料、证据后才获得相关《货代协议》。一审法院调取证据不能确定、无疑证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委托人。例如，按照一审法院调取证据，“远信海”轮货物委托人为青岛新兴东方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新兴公司），但事实上青岛新兴公司仅为进口代理商，委托人另有他人。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拓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4528959.80元及上述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拓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3日，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签订编号为WCZT-ZWCTJ-20150121《货代协议》，约定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委托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代为办理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在天津港进口“伯格”轮铁矿的报关、报检、靠泊、接卸、仓储保管、放货等相关业务；堆存费标准是30天以内免费，31-60天为0.10元/吨/天，61-90天为0.15元/吨/天，90天以后为0.2元/吨/天。之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又委托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办理“散货印度”轮的货运代理业务。其中由“伯格”轮进口的铁矿石179104吨，由“散货印度”轮进口的铁矿石175208吨。就两船货物的卸船，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又委托四公司（原五公司）实际操作。货物卸船后，根据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指示，两船货物存放于天津北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江公司）所属的北江二库和四公司（原五公司）所属的欣兴二库。四公司（原五公司）对“伯格”轮、“散货印度”轮货物港口作业费的收费标准为31.7元/吨。“伯格”轮所载货物产生的港口作业费为5677596.80元，“散货印度”轮货物所产生的港口作业费为5554093.60元。两船货物卸船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及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未支付港口作业费。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6月3日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和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发出留置通知和债务宽限期的通知。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2015年7月31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又申请追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被告，一审法院依法通知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参加诉讼。2015年5月26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在一审法院提起特1号案件，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和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被申请人，请求确认对“散货印度”轮卸载的存储于四公司（原五公司）所属的欣兴二库的16236.36吨铁矿石享有留置权，准予对上述货物进行拍卖、变卖，用于优先清偿“伯格”轮、“散货印度”轮货物港口作业费11231690.40元。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31日作出特1号案件民事裁定书载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系“伯格”轮、“散货印度”轮货物的进口贸易方，委托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办理两船货物在天津港的换单、卸船、报关、仓储等货代业务。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持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交付的正本提单向承运人的船代换取提货单。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为完成货代业务，以自己的名义委托四公司（原五公司）办理两船货物的港口作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具有港口作业合同法律关系。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和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未支付港口作业费。四公司（原五公司）依法选择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债权系其权利，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裁定准予四公司（原五公司）的申请。2016年4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津72执6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述16236.36吨铁矿石进行扣押、拍卖。同日，一审法院依法对16236.36吨铁矿石进行了轮后查封。2018年10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津72执66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16236.36吨铁矿石被案外人山东佑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902万元竞得。同日，一审法院解除了对留置货物的查封。一审法院已将902万元拍卖所得价款发还给了四公司。四公司就在特1号案件执行后未受清偿的港口作业费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四公司缴纳了16236.36吨铁矿石拍卖执行费用78632元。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根据天津滨海明泰仓储有限公司申请，于2015年5月18日对涉案16236.36吨铁矿石进行了查封，2018年10月18日解除了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港口作业合同纠纷。根据四公司诉请、中拓公司答辩，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四公司与中拓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2.四公司主张的港口作业费金额是否合理，中拓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一、关于四公司与中拓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委托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代为办理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货运代理业务，为完成货代业务，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委托四公司（原五公司）对货物进行港口作业并仓储部分货物。因此，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之间具有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与四公司（原五公司）之间具有港口作业合同法律关系。故，就涉案货物的港口作业来讲，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委托人，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为受托人，四公司（原五公司）为第三人。四公司（原五公司）完成港口作业后，在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未向四公司（原五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且披露系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原因未履行的情况下，四公司（原五公司）可以选择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或者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主张港口作业费。中拓公司主张，本案立案时，被告为中物储公司和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本案立案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被追加为被告，应当认为四公司（原五公司）立案时就已经选定了中物储公司和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四公司撤回对中物储公司和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起诉，选择向中拓公司主张港口作业费，违反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选择相对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赋予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在行使这一权利后亦会受到不得变更相对人的限制。但不得变更相对人是指第三人违反这一规定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即第三人会因变更相对人而丧失胜诉权），而不是如中拓公司前述主张的那样，连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选择向谁主张的权利都丧失了。故，对中拓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为四公司通过特1号案件的执行后，就未能受偿的港口作业费提起诉讼。故，本案与特1号案件为四公司（原五公司）就同一债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选择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或者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主张权利。四公司（原五公司）在特1号案件中行使的选定相对人的权利，在本案中对四公司（原五公司）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特1号案件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四公司（原五公司）选择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债权。故，四公司（原五公司）选定相对人的时间截止至2015年8月31日，在此之后其不得变更相对人。即，四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请得到支持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是其应当选定向中拓公司主张权利。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在本案中申请追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被告，表明其仍向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主张权利。四公司撤回对中物储公司及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起诉，表明其在本案中选定向中拓公司主张权利。故，在中拓公司确认还有港口作业费未支付的情况下，其应当向四公司继续履行。二、关于港口作业费的金额四公司（原五公司）对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散货印度”轮16236.36吨铁矿石行使留置权，通过一审法院拍卖货物所得价款为902万元。中拓公司对于从中扣除“散货印度”轮所产生的港口作业费5554093.60元无异议。涉案“伯格”轮货物共产生港口作业费5677596.80元，中拓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对于四公司交纳的16236.36吨铁矿石拍卖执行费用78632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应当从拍卖所得价款中予以扣除。四公司主张16236.36吨铁矿石被法院查封期间产生的保管费用，系其为协助法院执行所产生的费用，应当从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一是四公司该项主张并无法律依据，二是特1号案件中已明确对留置货物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的港口作业费。故，对于四公司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四公司可另案再行主张。四公司庭审中还主张在拍卖所得价款中扣除其支付的拍卖货物评估费用，但四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四公司（原五公司）通过对16236.36吨铁矿石行使留置权受偿“伯格”轮货物的港口作业费为3387274.40元，则中拓公司还应当向四公司支付的“伯格”轮货物港口作业费为2290322.40元。四公司还主张中拓公司支付未受偿的港口作业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四公司该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计算利息的本金应当以一审法院认定的2290322.40元为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判决：一、中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2290322.40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内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1543元，由中拓公司负担20793元，由四公司负担30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依照当事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中拓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三份证据：证据一，2015年5月18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发出的《货物留置通知书》，拟证明在该通知书记载日期，四公司（原五公司）仅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主张相应港口作业费。证据二，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向中物储公司、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浙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物产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发出的《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拟证明在发出《货物留置通知书》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实际已向四公司（原五公司）披露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系委托人，故而四公司（原五公司）向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等发出《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证据三，2015年6月3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向中物储公司、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浙江物产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青岛新兴公司发出的要求支付港口作业费的《通知》，拟证明四公司（原五公司）已明知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系“伯格”轮和“散货印度”轮货物的货主和委托人。四公司对中拓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中拓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系四公司（原五公司）同时发给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等主体，但当时并无证据能够确定货物的货主及委托人是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亦无证据证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未支付港口作业费给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这也正是四公司（原五公司）在2015年5月25日发出《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同时，提起特1号案件及本案诉讼、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海关相关贸易单证以确定货物的货主的原因。四公司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年5月25日特1号案件四公司（原五公司）申请实现留置权《申请书》，拟证明四公司（原五公司）向一审法院就“散货印度”轮货物申请实现留置权时，并无证据证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是“散货印度”轮、“伯格”轮货物的货主及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委托人，且仅申请以“散货印度”轮货物冲抵“散货印度”轮港口作业费。证据二，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调取证据《申请书》，拟证明在本案一审立案同时，四公司（原五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以查明“伯格”轮货物的货主及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委托人。证据三，2015年7月31日四公司（原五公司）《追加被告申请书》以及证据四，四公司（原五公司）2015年8月10日《变更请求申请书》，拟证明按照调取证据，显示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伯格”轮货物的货主，故此四公司（原五公司）申请追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本案一审被告，并在特1号案件中申请变更请求，即用“散货印度”轮的货物冲抵“散货印度”轮及“伯格”轮两船货物的港口作业费。中拓公司对四公司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四公司补充提交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提交日期即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已将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列为特1号案件被申请人，并非如四公司所述当时不知道“散货印度”轮和“伯格”轮货物的货主，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四公司补充提交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申请书》未送达给中拓公司，中拓公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在本案一审中中拓公司未看到相关证据系由一审法院调取、一审法院也未向中拓公司出示调取证据，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四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该两份证据属于程序事项，不属于证据。在保留上述质证意见的前提下，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四公司（原五公司）起诉时已经选择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作为相对人。不得变更。依照四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2015年8月20日特1号案件《听证笔录》。该笔录记载，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明确表示与“中物储公司”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涉案两条船的“港口费用”没有支付。该笔录还记载，四公司（原五公司）选择“物产中拓”为“涉案港口费”的债务人。四公司经申请本院调取证据，拟证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系在该次听证时才向四公司（原五公司）披露其委托人是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且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未向四公司（原五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系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未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所致。因此，至该次听证时，才具备四公司（原五公司）依法作出选择的条件，四公司（原五公司）也在该次听证中明确向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主张港口作业费。中拓公司对四公司申请本院调取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四公司的证明目的，尽管四公司（原五公司）在该案听证时选择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涉案港口作业费的相对人，但实际四公司（原五公司）在2015年5月25日该案起诉时即将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列为被申请人。四公司（原五公司）在2015年5月25日就向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发出《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且在同日提起本案诉讼时未将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作为被告，说明四公司（原五公司）在本案起诉时已经选定了相对人。本案与特1号案件在起诉时被申请人/被告是否包括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上存在不同。本院审查了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中拓公司补充提交的三份证据，因该三份证据原系四公司在本案一审时提交，一审判决认定其真实性，本案二审时四公司亦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其中，证据一能证明2015年5月18日时，四公司（原五公司）仍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为相对人主张支付欠付港口作业费。证据二、证据三系四公司（原五公司）以“伯格”轮、“散货印度”轮等五船产生的港口作业费等向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等相关方进行整体催缴或通知所形成的，仅以该两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四公司（原五公司）知道五船中“伯格”轮港口作业的实际委托人系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对中拓公司补充提交的该两份证据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四公司补充提交的四份证据，证据一、证据四经查与一审法院特1号案件卷宗中相应材料内容一致，证据三经查与本案一审卷宗中相应材料内容一致，中拓公司亦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二，与本案一审庭审笔录中四公司“我们是通过向贵院申请去海关调取的货物买卖合同发票、报关单、报关委托书（证据6-8）”陈述相印证，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一，因四公司（原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该《申请书》时其行使留置权所涉债权仅为“散货印度”轮产生的港口作业费，而本案所涉债权系“伯格”轮产生的部分港口作业费，故此，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5月26日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等为被申请人提起特1号案件诉讼请求确认留置权，不能视为四公司（原五公司）于其时知晓“伯格”轮港口作业合同实际委托人并基于此已在本案中选定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为“伯格”轮港口作业费相对人。结合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记载事项，可以推定四公司（原五公司）经调取《买卖合同》《报关单》《报关委托书》等证据后，实际知晓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系“伯格”轮港口作业合同实际委托人并相应实施追加被告、变更请求等诉讼行为。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对四公司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因其来源于特1号案件卷宗，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听证笔录》记载的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就其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关系的陈述、以及四公司（原五公司）明确选定中拓公司（物产中拓公司）为涉案港口作业费债务人的意思表示，可证明四公司（原五公司）在该次听证中实际知晓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与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就“伯格”轮货物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选定了中拓公司（物产中拓公司）为涉案港口作业费相对人，对其证明目的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四公司就在特1号案件执行后未受清偿的港口作业费提起本案诉讼”与四公司（原五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即特1号案件执行前已提起本案诉讼之事实不符，应更正为“四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就在特1号案件执行后未受清偿的港口作业费主张权利”外，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另查明，四公司（原五公司）提起特1号案件诉讼时，其《申请书》请求事项为：1.确认四公司（原五公司）对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委托作业的从“散货印度”轮卸下且存放在欣兴二库的铁矿石13270吨享有留置权，准予对上述货物进行拍卖、变卖，用于优先清偿四公司（原五公司）债权5635275.40元。2.该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承担。在该《申请书》事实与理由中，四公司（原五公司）明确所涉系“散货印度”轮产生的港口作业费。2015年8月10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变更特1号案件请求为：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委托作业的“伯格”轮欠付港口作业费5677596.80元和“散货印度”轮欠付港口作业费5554093.60元，请求确认四公司（原五公司）对从“散货印度”轮卸下且存放在欣兴二库的铁矿石16236.36吨享有留置权，准予对上述货物进行拍卖、变卖，先用于优先清偿“散货印度”轮欠付港口作业费5554093.60元，余额部分用以清偿“伯格”轮欠付港口作业费。对于“伯格”轮港口作业费未受清偿部分，四公司（原五公司）将在“（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388号”（即本案一审案号）中另行追偿。2015年8月20日，特1号案件进行听证，在审判员询问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你们和中物储公司是什么关系，涉案两条船的港口费用支付了吗”问题时，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回答称，是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没有支付。在该次听证中，审判员还询问四公司（原五公司）“你方选择谁为涉案港口费的债务人”，四公司（原五公司）明确为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2015年8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的特1号案件民事裁定书中，在“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共同辩称”部分记载：“对于涉案港口费计算的费率标准、作业数量没有异议，因物产中拓公司未向其支付港口费，因此一直未予支付”。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5677596.80元以及上述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按一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承担。2015年7月31日，四公司（原五公司）申请追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在特1号案件作出民事裁定书、该案件所涉16236.36吨铁矿石为案外人山东佑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902万元竞得、查封解除、一审法院将902万元拍卖所得价款发还给四公司后，2018年11月6日，本案进行庭审，四公司当庭表示撤回对中物储公司和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的起诉，并明确诉讼请求为：1.中拓公司支付港口作业费4528959.80元及上述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一审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拓公司承担。本案诉讼期间，2016年11月1日，原物产中拓公司经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名称为中拓公司。2017年11月28日，原五公司、四公司股东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作出《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原五公司与四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合并后四公司存续，原五公司解散并注销。合并后，原五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均由四公司整体承继。原五公司未履行完毕的业务合同由四公司承继并继续履行；合并前原五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合并后由四公司继续履行。2017年11月29日，原五公司、四公司刊载相应《公告》。2018年1月17日，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原五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上述事实，有特1号案件《申请书》《变更请求申请书》《听证笔录》、民事裁定书，本案《起诉状》《追加被告申请书》《庭审笔录》《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天津港第五港埠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公告》《内资公司注销登记核准通知书》等证据及材料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系港口作业合同纠纷。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系涉案船舶“伯格”轮港口作业合同的实际委托人，案外人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系接受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委托与港口经营人订立港口作业合同的人（受托人），四公司（原五公司）系从事港口作业合同的港口经营人（第三人）。本案二审期间，中拓公司与四公司对“伯格”轮产生港口作业费金额、拍卖款金额、应从拍卖款中予以扣除的拍卖执行费用金额与“散货印度”轮港口作业费数额、利息计算时间、标准无异议，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确定本案焦点为：中拓公司是否应向四公司承担“伯格”轮港口作业合同产生的港口作业费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就“伯格”轮产生的港口作业费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2015年5月26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就“散货印度”轮产生的港口作业费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及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特1号诉讼。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四公司（原五公司）采取上述诉讼行为时，知晓“伯格”轮的实际委托人、亦不足以证明其时或之前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向四公司（原五公司）披露了“伯格”轮的实际委托人系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中拓公司主张2015年5月25日四公司（原五公司）向包括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在内的委托人发出的《关于催缴港口费用的通知》，涉及的系“伯格”轮、“散货印度”轮等五船产生港口作业费等的整体通知，不能认定四公司（原五公司）于其时实际知晓“伯格”轮实际委托人。同时，因四公司（原五公司）提起特1号案件诉讼之初其行使留置权所涉债权仅为“散货印度”轮产生的港口作业费，故四公司（原五公司）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及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特1号案件诉讼请求确认留置权，亦不能佐证四公司（原五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知晓“伯格”轮港口作业合同实际委托人。故此，四公司（原五公司）就“伯格”轮产生的港口作业费最初以中物储天津分公司、中物储公司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不能认定四公司（原五公司）在知晓实际委托人的情形下选定了相对人。经在本案中调取《买卖合同》《报关单》《报关委托书》等证据，四公司（原五公司）变更特1号案件请求、追加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本案被告。此后，在特1号案件听证时，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又明确与中物储天津分公司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伯格”轮、“散货印度”轮两船产生的港口作业费均没有支付，虽披露主体系实际委托人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但其受托人中物储天津分公司在该次听证中未对此持异议，且按特1号案件民事裁定书记载的中物储天津分公司辩称内容，亦包含“因物产中拓公司未向其支付港口费，因此一直未予支付”在内。至此，应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适用条件已经全部具备，四公司（原五公司）因此可以选择中物储天津分公司或者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经特1号案听证时审判员询问，四公司（原五公司）明确选择中拓公司（原物产中拓公司）为涉案港口作业费的债务人。因四公司（原五公司）于此前已变更特1号案件请求为包含“伯格”轮港口作业费在内，并主张就“伯格”轮港口作业费未获清偿部分将在本案中另行追偿，故此，本案与特1号案件均涉及“伯格”轮港口作业费这一债权，四公司（原五公司）在特1号案件中对“伯格”轮港口作业费相对人的选定，应认定对本案亦发生相同效果。综上，中拓公司应承担“伯格”轮产生港口作业费的相应付款责任，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88元，由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彤代理审判员  李超代理审判员  张昕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孙超书记员高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