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再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涛，男，197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平，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含信，男，1965年12月11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32032119651211001X汉族，个体工商户，住丰县。上诉人樊涛因被上诉人李含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丰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1民再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樊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平、被上诉人李含信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樊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8)苏0321民再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含信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含信承担。事实和理由：1.事实认定错误，樊涛仅为担保人而非借款人。李含信在原审民事诉状中，将樊涛写成“樊添”，之后法院送达亦显示为“樊添”，足以证明李含信与樊涛并不认识。樊涛未收到5万元借款，签字系为冯合廷借款作担保，也未见证有人支付冯合廷或樊永飞借款款项。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樊涛与冯合廷、樊（凡）永飞作为共同借款人向李含信借款5万元并出具了借条”有误。涉案借条未载明出借人，结合李含信不认识樊涛，不排除李含信从他处得到的该借条的可能。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属于实践合同，借款未实际交付借贷关系不发生效力。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款项的交付，故李含信应对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且5万元在2012年属于大额钱款，无转账记录及其他交付凭证，不能当然认定其完成借款的交付。借条中未约定月利率、违约金，有违日常经验和交易习惯，显然有别于正常的民间借贷。2.李含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涉案借条载明“借款日期为2012年01月16日至2012年02月16日”，而原审起诉状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27日。相隔近六年的时间内，樊涛未收到所谓债权人催要借款。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后被申请人多次到以上借款人原居住地催要未果”有误。该事实所依据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不高。从证人的身份看，温某,4系李含信的邻居和雇员，李某,4系李含信的邻居，均与李含信存在利害关系。从庭审表现看，两位证人在接受发问时，均有拿出书面证词的情形。从证词内容看，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书面证词，存在多处矛盾，两位证人之间的证词证言，也存在多处矛盾。假定法院采信证人证言，李含信的催要也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首先，在李含信连樊涛真实姓名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该款项催要的对象不明确，催要行为无效。其次，本案证人证言仅能表明李含信前往樊涛母亲住处问樊涛联系电话和地址，但该行为系向樊涛催要款项的预备行为，并不构成口头催要。再者，借条仅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李含信向樊涛母亲的口头催要无效。即便李含信向樊涛母亲表达了转达催要的意思，樊涛母亲不是樊涛的同住成年人，作为债务人以外的人无义务转达、也不一定能有效地转达。诉讼时效的意义还在于，促使债权人及时主张权利。樊涛在签名之后，也留下了手机号码以及公民身份号码。原审法院再审审理认为“三借款人借到款项后即外出未归，客观上造成了被申请人行使权利障碍”，并据此不支持樊涛有关罹于诉讼时效的抗辩，该理由不能成立。李含信时隔近六年之久再进行诉讼，不仅表明其怠于行使权利，也增大了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对于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情形有更加详细的解释，被上诉人的所谓“要账”行为，不属于相关规定的情形，不构成“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李含信辩称，原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清楚。原审民事诉状将樊涛写成“樊添”是打字错误，事实上李含信与樊涛长期熟悉。樊涛是借款人，借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借款在饭店以现金方式交付给三借款人的，并由三借款人当场出具借条。借条规范完整，内容清晰，且有借款人的签名和居民身份证号码。借款到期后，李含信多次带朋友到樊涛家中催款。因樊涛欠款太多，长期在外躲债，多数情况下，其母亲在家，并表示如果樊涛欠钱，一定催促樊涛还款。证人李某,4、温某,4同李含信多次到樊涛家催债，再审时出庭作证。因时间太久，证人回某,4不清晰，加之证人不都是同时去的，描述不会太精准，但证明的内容是客观存在的。李含信向丰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丰县人民法院原审查明：2012年1月16日，樊涛向李含信借款5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自2012年1月16日至2012年2月16日止，并书写借条，后经催要未还。故作出（2017）苏0321民初69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樊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给付李含信借款50000元。该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樊涛不服，以原审程序违法、事实不清为由向丰县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8）苏0321民申13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丰县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1月16日，樊涛与冯合廷、樊（凡）永飞作为共同借款人向李含信借款5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现金伍万元（5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2年1月16日至2012年2月16日。以上借款人分别在借条上签名摁印。后李含信多次到以上借款人原居住地催要未果。以上事实有李含信原审中提交的借条、再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丰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樊涛与冯合廷、樊（凡）永飞共同作为借款人向李含信借款并出具借条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借款人应按照约定向出借人支付借款，樊涛辩称其系担保人的主张无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由于三借款人借到款项后即外出未归，客观上造成了李含信行使权利障碍，且有证据证明期间并无放弃主张债权的权利，故樊涛认为本案李含信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支持。李含信自愿放弃对其他债务人的起诉系其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准予撤回并无不当。故李含信请求樊涛向其支付借款5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维持（2017）苏0321民初6914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上诉审理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查明的事实与丰县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1.关于樊涛是借款人还是保证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李含信持有的借条有樊涛在借款人处的签名和居民身份证号码。依据其签名和居民身份证号码可以确定樊涛为借款人，故对其为保证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涉案借条没有载明债权人，樊涛对李含信的债权人资格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有事实的依据。月利率及违约金是借贷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涉案借条对此未作出约定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对于借款交付问题，李含信陈述出具借条时当场以现金方式交付。涉案借款5万元的数额不大，综合考虑借贷发生时双方当事人均在农村居住生活，相比城镇没有较为便捷的金融服务，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不如现金支付便捷，结合借条中“今借到……”的表述，涉案借款以现金支付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案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樊涛应按照约定偿还借款。2.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的意义在于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权利。李含信称，涉案借款未到期时，三借款人找不到了，多次到樊涛家中索要欠款，并有证人李某,4、温某,4予以证明。二人证言可以证明，李含信多次到樊涛家中索要欠款，以及未见到樊涛的事实，足以说明李含信在积极的主张对樊涛的债权。因此，原审未支持李含信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樊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丰县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樊涛已预交），由樊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德祥审判员  徐作云审判员  蔡青峰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书记员  唐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