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109民初1588号 原告:曲某,男,195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原告:纪某某，女，1953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原告:李某，女，198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原告:曲某1，女，2006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系原告曲某1的母亲），女，198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东，广西名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某，男，198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原住辽宁省盘山县，现羁押于南宁市第三看守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丽丽，广西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臣概，广西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某某，男，197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被告：广西冠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高新区科德路与快速环道交叉处建筑楼房一楼103-108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596861062F。 法定代表人：黄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敏,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敬，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 法定代表人：马永宁，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珂，系该公司职员，女，1995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合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椿桐，系该公司职员，男，198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原告曲某某、纪某、李某、曲某1（以下简称四原告）与被告刘某某、马某、广西冠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东，被告刘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丽丽、彭臣概，被告马春海，被告广西冠威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敏、兰敬，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珂、林椿桐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东，被告刘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丽丽、彭臣概，被告马春海，被告广西冠威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如敏，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珂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为调取证据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刘刚、广西冠威物流公司、马春海连带赔偿四原告1576508.45元（当庭变更为该数额，原主张为1492814.45元）[其中医疗费137793.45元、护理费336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曲某2住院误工费2721元、丧葬费33228元、死亡赔偿金854060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282元、照顾曲某2及处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住宿费2800元、交通费1479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742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在保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交强险中优先受偿；二、判令被告刘刚、广西冠威物流公司、马春海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27日2时00分，刘刚驾驶桂Ａ×××××号“豪沃”牌重型自卸货车搭载曲某2沿南宁市邕宁区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西侧桥头路段时，因刘刚未规范安全驾驶，致使车辆与梁村大桥南侧防护墩西端发生碰撞，造成曲某2被抛出车外严重受伤，并于2018年3月11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梁村大桥南侧防护墩西端损坏的死亡道路交通事故。2018年4月28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作出南公交认字[2018]第450109520180001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刚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曲某2无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查明刘刚驾驶桂Ａ×××××号“豪沃”牌重型自卸货车的名义所有人为广西冠威物流公司，该车实际所有人为马春海。该车辆已向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单号：ANANAG2CTP17B001694W）及商业险（保险单号：ANANAG2Y1417B000738E），实际上是马春海将肇事车挂靠在广西冠威物流公司处并雇佣刘刚为该车驾驶员。原告认为，第一，曲某2虽是乘坐顺风车，但当时是为熟悉路线，不存在睡觉和不系安全带的情形，被告主张曲某2在事故发生时睡觉和不系安全带没有证据证明；刘某作为驾驶员，应保证乘客安全，其对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亦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第二，刘刚作为马春海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应由雇主马春海承担赔偿责任，刘刚因操作不规范导致交通事故，存在重大过失，应与雇主马春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马春海作为实际车主，将车辆有偿挂靠在广西冠威物流公司，故对于该车辆一方造成的交通事故，马某与广西冠威物流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本案为单车肇事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前，曲某2是肇事车辆上的乘客，属于车上人员。但车辆失控后，曲某2被抛出车外，跟车身碰撞后落地致死。因此，事故发生时，曲某2已经置身于肇事车辆之外，由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诉诸贵院，望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中的险种系指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四原告诉请的损害赔偿项目及数额具体如下:1.医疗费：137793.45元；2.护理费：住院期间，由曲某某、纪某、李某3人护理曲某2，现主张曲本勤、李某的护理费为51137元/年（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365天×12天×2人=3362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12天=1200元；4.曲某2住院误工费：82770元/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365天×12天=2721元；5.丧葬费：5538元/月（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33228元；6.死亡赔偿金：42703元/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854060元；7.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处理丧葬事宜的亲属有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霞，误工费为41654元/年（农、林、牧、渔业）÷365天/年×4人×5天=2282元；8.照顾曲某2及处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住宿费：2800元；9.交通费：14796元；10.曲某2父母曲本勤、纪淑芬均已年老体衰，无工作；女儿曲某1为未成年人，其3人在曲某2生前均由曲某2扶养。被扶养人生活费474266元，其中，曲本勤的部分为27898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年÷2人=181337元（当庭变更为该数额，原主张为112242元），纪淑芬的部分为27898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5年÷2人=209235元（当庭变更为该数额，原主张为130260元），曲某1的部分为27898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6年÷2人=83694元（当庭变更为该数额，原主张为51804元），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27898元/年，所以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474266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11项共计应赔偿总额为1576508.45元。其中，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曲某2住院误工费、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按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计算；因曲某2生前是威海鑫水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西涝台御鑫佳园11号楼301室居住，参加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并缴纳住房公积金，其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1年以上，故其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且曲某2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南宁市的标准，故其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威海市相关标准计算。目前，上述各项损失的计算是按2017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如果有2018年的新标准，则依据法律按新标准计算。 被告刘刚辩称：一、关于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承担比例如何划分的问题。虽然有交警部门认定刘刚负事故全部责任、曲某2无责。但是，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从本案来看，根据刘刚在交警部门的讯问笔录来看，被害人曲某2是搭载刘刚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在刘刚拉第三车黄泥土去消纳场时，曲某2在建工五建工地门口上了刘刚的车。刘刚拉第四车黄泥土时曲某2就在车上驾驶室后排睡觉。曲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搭载车辆时没有系安全带反而在驾驶室后排睡觉，应当预见到可能引发的风险，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过错，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告主张全部民事赔偿责任由被告承担是不当的，应当由曲某2承担30%的民事责任。二、关于赔偿标准问题。（一）原告要求按照城镇标准来赔偿是错误的，应当按照农村标准来赔偿。（二）医疗费：在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共计3275.55元，在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共计118317.8元，南宁市医院统一门诊收费票据共计16200元，其中16200元部分，属于重复计算，医疗费合计121593.35元。刘刚已支付60000元，应当予以扣除。（三）护理费：应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为41654元÷365×12天×1人=1369.15元。（四）误工费：按照农村标准。且误工费与护理费重复计算，不能得到支持。（五）丧葬费：刘刚已经支付6000元，应当予以扣除。（六）死亡赔偿金：计算错误，应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标准来计算，而不是按照威海市标准来计算。（七）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按农村标准3人3天计算为1661.4元。（八）住宿费：过高，与本案无关的不应得到支持，时间以3天为限，1000元为宜。（九）交通费：过高，而且有一些内容与本案无关，应以每人2000元，计3人为6000元。（十）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有误，应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的标准来计算，而不应当按照威海市的标准来计算，年满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就减少一年。（十一）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曲某2的死亡确实对其家属造成了精神伤害，但本案中刘刚已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而且法院判处刘刚有期徒刑实刑，已经体现了对被害人或其亲属的一种精神抚慰，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对于刑事被害人由于刘刚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对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不应该得到支持。（十二）刘刚受雇于人，车辆也不属于刘刚所有，应当由雇主承担责任。三、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述赔偿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第一，根据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包括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人；保险车辆造成本车上其他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机动车作为一种动态交通工具，“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二者不是固定不变，可以因特定时空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在本案中，受害人曲某2因保险车辆发生事故摔下车，是在本人完全脱离车体后接触地面受伤，其身份已由“车上人员”转变成为“第三者”，而其所受伤害也是因该投保车辆意外事故所造成，符合机动车保险合同对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约定，属于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范围。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对“本车上其他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可能存在这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仅指车上人员在本车上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至于车上人员离开本车后被本车事故导致的损害结果则不属于免责范围；另一种解释是对于车上人员在本车上离开本车后因本车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害结果，保险人均可以免责。鉴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对此存在争议，故对此条款依法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的解释。即本案中，发生意外事故时，受害人曲某2摔出车外与车辆完全脱离，明显属于离开本车的情形，其损害结果又是该投保车辆意外事故所导致，就应认定其属于保险合同中所指的第三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马春海辩称，曲某2身份不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上车，故不应由四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广西冠威物流公司辩称：一、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与马春海之间成立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一致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当予以尊重。根据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与马春海签订的车辆委托服务合同，广西冠威物流公司已经尽责履行合同义务，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是因为马春海自行雇佣的司机刘刚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时引发的，与广西冠威物流公司的受托义务无关。因此，根据《车辆委托服务合同》的约定及《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不应就马春海雇请的司机所造成的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中，同时被侵权人曲某2具有重大过错及好意同乘的情形，结合本案实际，刘刚及马春海应赔偿四原告合理损失的60%为宜。（一）事故责任的属性与民事赔偿责任的属性不同。在民事诉讼当中，对过错以及原因力进行综合分析，以及据此确定民事赔偿责任，是法官的一项职权与责任。公安机关作为鉴定人，对民事赔偿责任、原则的理解与运用，显然无法同法官相比较，加之其处理交通事故的着眼点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其不能代替法官确定具体的民事赔偿义务。另外，民事赔偿诉讼当中，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的，可以适用公平原则对受损害一方确定适当的补偿，并不一定都不承担责任；或交通事故当事人有好意同乘行为的，可以适用公序良俗等公平原则依法减轻一方的赔偿责任，这已经说明了事故责任的属性与民事赔偿责任属性不同。同时，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一般不会重点提前考虑民事赔偿的问题，而是往往着眼于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目的在预防事故的发生和为行政处罚做准备，所以认定的责任都是基于事故发生所应承担的责任；而民事赔偿诉讼当中，人民法院都是着眼于损失的确定，多数情况下是基于对导致“损失发生原因”的分析而确定赔偿责任。在一些案件当中，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和导致事故损失发生的原因力是不完全相同的，与此相对应，交通事故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是有所区别的。（二）曲某2的过错行为是损失发生的重要原因，曲某2对损失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曲某2就其过错应减轻刘刚及马春海20%的民事赔偿责任。事故发生时，曲某2卧睡在肇事车辆的后排座椅，没有系安全带，在事故发生后，被甩离驾驶室，致颅脑损伤而死亡。而在驾驶位的肇事司机刘刚却因系了安全带没有被抛离驾驶室，没有造成严重伤害。曲某2对事故的损失具有重大的过错，《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曲某2作为成年人对自己在驾驶室没有系安全带的行为，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应依法减轻肇事司机刘刚及马春海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具体案情，结合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应依法减轻20%的民事赔偿责任。（三）刘刚搭载曲某2的行为属于好意同乘，就好意同乘事由应当减轻刘刚及马春海20%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事故发生于肇事司机刘刚作业往来途中，曲某2深夜搭乘刘刚驾驶的车辆目的是为了自身的方便，去勘察渣土消纳场，曲某2为了勘察渣土消纳场无偿搭载刘刚驾驶的车辆，其行为应属于好意同乘的性质。从利益平衡的角度看，同乘人因同乘行为获利，亦应承担相应的风险，而驾驶人并未因此获取对价，对于同乘人的损失，适当减轻驾驶人的责任符合公序良俗之要求，亦利于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故在本案中，就好意同乘事由应当减轻刘刚及马春海20%的民事赔偿责任。三、四原告关于损失的部分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医疗费应以有效票据为依据。（二）护理费，应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农、林、牧、渔业41654元/年的标准，按一人计算。（三）住院误工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农、林、牧、渔业标准计算。（四）死亡赔偿金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死者曲某2的身份户籍信息显示，死者生前的住址是威海市，死者所在的东车门夼村是一个行政村落。无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死者在事故发生前一年连续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而在本案中，负有举证责任的四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死者应按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如果四原告能证明是按照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标准而非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也应是按照山东省关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五）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按2人3天计算。住宿费，没有合法有效的票据，不予支持。（六）交通费，扩大损失及不合理的不真实的要求不予支持，酌情支持4000元。（七）被扶养人生活费：1.依据司法解释，成年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得以支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但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四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曲本勤及纪淑芬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且其提供的证据表明曲本勤及纪淑芬有其他生活来源。曲本勤及纪淑芬的部分应不予支持。2.曲某1一直居住在农村，其生活费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八）精神抚慰金过高。精神抚慰金应参照本地的生活水平、司法实践、肇事司机将受刑事处罚及曲某2的过错等，综合考虑应支持以10000元为宜。 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辩称:一、认可事故的事实根据交警出示的事故认定书，这个事故发生的瞬间，曲某2在驾驶室里睡觉，原告不应以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来主张赔偿，而是应以机动车车上乘客责任险进行赔偿。2014年9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第六条规定：“车上人员能否转化为‘第三者’作为本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赔偿范围的理赔对象，应根据案情区别对待：（一）发生交通事故时，车上人员被抛出本车，一般不应认定其为本车的‘第三者’……”。二、原告诉请的各项损失不合理，其中被扶养人生活费有误，应该为28311元。三、因本案我方不是事故的直接当事人，不承担诉讼费用。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 四原告共同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户籍登记簿、派出所证明；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3.车辆委托服务合同、马春海身份证复印件；4.抢救记录、入院记录、死亡记录、手术记录、门诊收费收据、住院收费收据；5.营业执照；6.国家统计局威海调查队证明；7.住宿费收据；8.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登机牌、发票、交通综合意外保险单、出租车发票、大巴发票；9.村委会证明；10.威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11.社区居住证明；12.威海鑫水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章程及修正案；13.工作证明；14.结婚证；15.社会保障卡、威海住房公积金卡；1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威海鑫水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的查询页面。 被告刘刚提交的证据有：1.刘刚第一次、第三次讯问笔录；2.收据；3.转账凭证。 被告马春海未提交证据。 被告广西冠威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威海鑫水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2016年度报告、2017年度报告的查询页面；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3.道路交通事故刑事案卷目录；4.东车门夼村的卫星地理位置图、初村镇到东车门夼村的距离示意图、山东省威海市龙山路1号附近到东车门夼村的距离示意图。 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有：1.刘刚先后于2018年2月27日、4月22日、5月9日、5月10日、5月16日在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2.李某于2018年3月29日在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的询问笔录；3.刑事谅解书。 经审查，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对四原告提交的证据，其中，证据1至5、证据8中曲本勤、纪淑芬于2018年2月27日从烟台至杭州至南宁的行程单，李某、曲某1于2018年3月1日从南宁至青岛的行程单，李某于2018年3月3日从青岛至南宁的行程单，曲本勤、纪淑芬、李某于2018年3月30日从南宁至南京至烟台的行程单以及与上述多次行程时间对应的机场大巴发票，证据9，证据12至证据16，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7非住宿正式发票,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要求,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中的其他证据，因其对应的费用为非必要交通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仅能证明曲某2、李某代理曲某1购买房产的事实，不能证明曲某2在事故发生前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1年以上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11的落款处无经办人签名，不符合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要求，且其证明记载“根据港润物业提供的居住证明，兹证明……”，说明该证明并非居委会根据实际调查后出具，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刘刚提交的证据，其中，证据1、2，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其证明目的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刑事谅解书的相应内容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被告广西冠威物流公司提交的证据，其中，证据1，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对证明常住地址缺乏直接性与权威性，且其内容载明“无医师及民警签字、医疗卫生机构及派出所盖章无效”，现该证明书无民警签字、医疗卫生机构及派出所盖章，不具有效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仅为案卷目录，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仅能证明曲某2的户籍地系农村，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系农村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真实、合法、有效，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曲某2与刘刚系朋友关系。2018年2月26日晚，刘刚驾驶桂Ａ×××××号“豪沃”牌重型自卸货车（以下简称涉案货车）到南宁市邕宁区长生消纳场卸货。2018年2月27日0时许，刘刚驾驶涉案货车途中遇到正打算去消纳场熟悉路线的曲某2。经刘刚同意，曲某2遂乘坐涉案货车顺路去消纳场以便熟悉路线。2时许，刘刚驾驶涉案货车无偿搭载曲某2沿南宁市邕宁区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南宁市邕宁区大桥西侧桥头路段时，因刘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使车辆与梁村大桥南侧防护墩西端发生碰撞，造成刘刚、曲某2受伤，曲某2受伤后于2018年3月11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及车辆、梁村大桥南侧防护墩西端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当天，曲某2即被送往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就诊，后为进一步治疗，于当天转入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急诊抢救、手术、治疗，经诊断为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原发性脑干损伤及右眼眶、鼻骨、筛骨等处多发骨折等。曲某2于2018年3月11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共住院治疗12天，支出医疗费共计137793.45元。 2018年4月28日，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就本案交通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刘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单方过错作用造成事故，并认定刘刚应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曲某2无事故责任。 2018年8月30日，四原告以四被告不支付赔偿款为由，将四被告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四被告应诉后，提出前述答辩意见。 另查明： 一、四原告共提供医疗费用票据12张。其中，南宁市邕宁区人民医院门诊收费票据4张，共计3275.55元；南宁市医院统一门诊收费收据6张，共计16200元；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收费票据2张，共计118317.9元。 二、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曲某2被抛出涉案货车外，刘刚未被抛出。刘刚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或讯问的前后多次笔录中均一致陈述，2018年2月27凌晨2时许，在其拉第四车黄泥土从建工工地出来去消纳场卸黄泥时，曲某2就到车辆驾驶室后排卧铺的位置躺着睡觉了；事故发生后，刘刚从驾驶室爬出车，看见曲某2躺在车头前的路面上。 三、曲本勤与纪淑芬系曲某2父母，双方共生育2个子女，即儿子曲某2、女儿曲霞。曲某2与李某系夫妻关系，双方共同生育1个女儿，即曲某1。纪淑芬、曲某2、李某、曲某1的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东车门夼村224号；曲本勤户籍所在地为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驾前村34-10号。 四、曲某2生前系威海鑫水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金属表面处理、加工、电镀；机械加工；五金交电的销售。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29日，住所为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龙山路1-1号，其2016年度报告、2017年度报告均显示企业经营状态为清算；截至2018年12月20日，该公司工商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企业。庭审中，四原告称威海鑫水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生意不太好，所以曲某2才到南宁发展其他业务。 五、曲某2生前参加山东省威海市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并缴纳住房公积金，其社会保障卡发卡日期为2009年5月17日，有效期限为10年。 六、曲某2、李某于2013年7月9日代理曲某1购买坐落于山东省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御鑫佳园-11号-301号房产。 七、涉案货车的实际车主为马春海，登记车主为广西冠威物流公司。2017年5月3日，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与马春海签订《车辆委托服务合同》，约定：（一）将涉案货车登记于广西冠威物流运输公司名下并挂靠在该公司名下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挂靠经营期限从2017年5月3日至2022年5月3日止。（二）从事运输经营活动的雇员、司机由马春海聘请、负责，马春海及马春海的雇员不属于广西冠威物流公司的职员。（三）马春海对行车事故等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自负，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导致广西冠威物流公司损失的，马春海应向广西冠威物流公司赔偿。庭审中，马春海明确表示刘刚系其雇佣的司机。本案事故发生时，刘刚系从事马春海交办的泥土运输工作。 八、涉案货车在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险，其中，商业三者险的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车上乘客责任险限额为50000元（不计免赔），本案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九、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刘刚已向李某支付曲某2丧葬费6000元。2018年7月23日，四原告出具刑事谅解书，约定由刘刚妻子谭晶晶代刘刚向四原告支付60000元，该60000元不含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之内，谭晶晶支付60000元的同时由四原告出具刑事谅解书，对刘刚的行为予以刑事谅解。2018年8月1日，谭晶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60000元汇入李某账户。 十、庭审中，四原告确认交通事故发生时，李某、曲某1暂时在南宁市邕宁区居住。根据四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四原告及曲霞发生以下交通费：（一）曲本勤、纪淑芬、曲霞于2018年2月27日乘飞机从烟台到杭州再到南宁，产生机票费用3830元[（780元+510元）+（780元+510元）+（780元+470元）]。（二）李某、曲某1于2018年3月1日乘飞机从南宁到青岛，产生机票费用1820元（910元+910元）。（三）李某于2018年3月3日乘飞机从青岛到南宁，产生机票费用990元、交通综合意外伤害保险20元，总金额合计1010元（990元+20元）。（四）李某于2018年3月7日乘飞机从南宁到青岛，产生机票费用725元、旅游服务费88元，总金额合计813元（725元+88元）。（五）曲霞于2018年3月11日乘飞机从青岛到武汉再到南宁，产生机票费用1160元（560元+600元）。（六）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霞于2018年3月30日乘飞机从南宁到南京再到烟台，产生机票费用3000元[（520元+230元）+（520元+230元）+（520元+230元）+（520元+230元）]。（七）李某于2018年4月24日乘飞机从烟台到南宁，产生机票费用900元。（八）李某于2018年5月2日乘飞机从南宁到青岛，产生机票费用779元。（九）四原告提供4张威海市出租车发票，金额合计1204元（200元+1元+400元+1元+500元+1元+100元+1元）。（十）四原告提供6张广西通用定额发票、2张上海市通用定额发票及6张广西通用机打发票，金额合计28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20元）+（10元+40元+11元+19元+20元+20元）]。以上十项费用合计14796元。 十一、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刘刚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十二、本案于2019年1月17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时，《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根据2018年度统计数据制定，以下简称《2019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尚未公布。根据《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根据2017年度统计数据制定，以下简称《2018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502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349元/年，职工月平均工资5538元，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1654元/年，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2770元/年，城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1137元/年，住宿费每人每天3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100元。根据《2018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549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4798元/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四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如何计算，应为多少;二、对四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四被告应否赔偿；如应赔偿，如何赔偿，赔偿多少。 一、关于四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如何计算，应为多少的问题 （一）关于计算损失应适用的赔偿标准问题 1.关于计算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误工费、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的赔偿标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本案于2019年1月17日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因《2019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尚未公布，四原告主张参照《2018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根据2017年度统计数据制定)计算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误工费、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2.关于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标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 前述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财产损失，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这种损失不能单纯以户籍作为依据，应与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及主要生活来源等因素相联系。本案中，曲某2自2015年9月29日起至其死亡前一直系威海鑫水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且该公司住所地为城镇；其生前参加山东省威海市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卡发卡日期：2009年5月17日，有效期限：10年）并缴纳住房公积金；其与李某于2013年7月9日代理未成年女儿购买山东省城镇商品房；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曲某2系到南宁发展业务，交通事故发生时其系乘坐涉案货车以熟悉路线。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曲某2生前多年以来在城镇居住、生活、工作、经商的轨迹，其在本案事故发生前一年返回农村经常居住以及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能性较小。从尊重生命、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可以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曲某2的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被告要求按农村标准计算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因曲某2生前住所地山东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高于本院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因此可以按照山东省的相关标准计算本案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威海市不属于经济特区或计划单列市，四原告主张按照威海市相关统计数据标准计算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对四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支持按照《2018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予以计算。 （二）关于各项损失的具体计算问题 （一）医疗费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综合四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其因本案交通事故导致的医疗费损失共137793.45元，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其中，南宁市医院统一门诊收费票据中的费用16200元，系在曲某2住院期间，其亲属为其在门诊购买药品而产生的医疗费，不属于重复计算。故对被告刘刚关于该16200元系重复计算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护理费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本案事故造成曲某2住院治疗12天后死亡，根据入院诊断及病历，其在住院医疗期间确有他人护理需要。 1.关于护理期的问题。曲某2共住院治疗12天，故本院认定曲某2的护理期应为12天。 2.关于护理人员人数的问题。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本案中，无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明确意见，故按照一人计算护理费。 3.关于护理费计算的问题。根据四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曲某2在护理期间内的护理人员及其收入情况不明，参照《2018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城镇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1137元/年计算，护理费应为1681.22元（51137元/年÷365天×12天）。对于四原告主张超过1681.22元的护理费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根据《2018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100元。本案中，曲某2住院治疗共12天，四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100元/天×12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四）误工费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1.关于计算标准的问题。上述司法解释对有固定收入、无固定收入以及不能举证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情况规定了明确的计算方法。本案中，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存在曲某2生前所任职公司经营状态为清算、登记状态为在营（在业）的矛盾情形，故本院无法认定其实际经营状态。在该公司仍存续的情况，本院认可曲某2生前的工作单位及职务。因四原告未举证证明曲某2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根据曲某2任职公司的经营范围，本院按照《2018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的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2770元/年标准计算其误工费。 2.关于确定误工时间的问题。曲某2住院治疗共12天，本院认定误工期12天。 3.关于误工费具体数额的计算问题。本院认定误工费应为2721.21元（82770元/年÷365天/年×12天）。四原告主张误工费2721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五）丧葬费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曲某2的丧葬费应按照广西职工月平均工资5538元计算6个月，四原告主张丧葬费33228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六）死亡赔偿金 如前所述，应按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曲某2死亡时已近41周岁，其死亡赔偿金应计算为790980元（39549元/年×20年），对于四原告主张超过790980元死亡赔偿金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七）被扶养人生活费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来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曲某2的父亲曲本勤已年满67周岁，母亲纪淑芬已满65周岁，均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在被告无相反证据证明曲本勤、纪淑芬仍从事生产劳动并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本院对曲本勤、纪淑芬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予以支持。曲某1为年仅12周岁的未成年人，本院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主张亦予支持。 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扶养人收入的损失，与扶养人的身份相关联，应当按照扶养人的身份确定赔偿标准。四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但应当按照山东省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798元/年予以计算。曲本勤由2个子女作为扶养人，尚需扶养13年；纪淑芬由2个子女作为扶养人，尚需抚养15年；曲某1由父母作为扶养人，尚需扶养6年。根据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347172元（24798元/年×6年+24798元/年×7年+24798元/年÷2人×2年）。对于四原告主张超过347172元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据此，本院支持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138152元（790980元+347172元）。 （八）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本案中，四原告称处理丧葬事宜的亲属有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霞,本院酌情支持3人，即属于第一顺位近亲属范围的曲本勤、纪淑芬、李某。如前所述，四原告以曲本勤、纪淑芬无收入来源，需要扶养为由主张其二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已获本院支持。现四原告主张曲本勤、纪淑芬的误工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四原告没有提供李某的收入状况证明，故本院参照《2018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注4的规定，对其误工费参照分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因李某为农村户籍，对其主张按农、林、牧、渔业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本院予以支持，并酌情认定办理丧葬事宜的天数为3天。本案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计算为342.36元（41654元/年÷365天/年×3天）。对四原告主张超过342.36元的误工损失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九）住宿费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依照该规定及该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住宿费包括“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的住宿费”和“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住宿费”。 本案中，四原告提供的住宿费收费票据因非正式发票，本院不予采信。但考虑到四原告均为山东省户籍，且本案事故发生后均有往返于南宁市与山东省的事实，四原告确应有因陪护曲某2及办理曲某2丧葬事宜而产生的必要住宿费支出。参照《2018年广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住宿费每人每天330元的标准，本院认为原告诉请住宿费2800元尚属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 （十）交通费 本院认为，曲某2系在其与四原告住所地之外发生交通事故，故其原告作为其近亲属从住所地赶来南宁市看望、陪护或处理其丧葬事宜符合客观事实与人情常理。经查，南宁市与山东省威海市确无直达火车，山东省青岛市、烟台市与威海市在地理位置上相邻。本案中，被告认为曲某2亲属乘坐飞机产生的交通费用较高，但并未能举证证明曲某2选择其他交通方式的费用更为低廉。本院认为，交通事故发生后，四原告对曲某2的看望、陪护及丧葬事宜的处理具有紧迫性，综合比较乘坐飞机与乘坐火车（含高铁）等其他交通方式的经济性与便捷性，曲某2亲属选择乘坐飞机这一交通方式上属合理范围。考虑到青岛、烟台与威海相邻，综合比较三地机场航班数量、可选航班、机票价格等因素，四原告选择以青岛机场或烟台机场作为乘机出发点或抵达点尚属合理范围，本院予以认可。 对于四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其中，对曲霞的交通费部分，因其非本案原告，本院不予支持。对旅游服务费、保险费、市内出租车交通费，因该三项费用非交通费的必要开支，本院不予支持。对四原告往返南宁市与烟台市或青岛市间的机票费用，原则上仅支持一次往返的费用；同时，考虑到曲某1为年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事故发生于寒假期间，其确有于2018年3月1日需其监护人李某陪伴返校学习之必要，而因3月3日曲某2尚在住院治疗，李某作为曲某2妻子确有返回南宁市之必要，故对李某和曲某1于2018年3月1日、李某于2018年3月3日的机票费用，本院亦予支持。对李某于2018年3月7日产生的机票费用，因非必要性支出，本院不予支持。对李某于2018年4月24日产生的机票费用，因与曲某2死亡时间跨度较大，本院不予支持。对上海市通用定额发票对应的交通费用，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支持。对广西通用定额发票与机打发票对应的交通费用，本院仅支持合理范围内的机场大巴费用20元/次，共8次。 综上，本院对曲本勤和纪淑芬于2018年2月27日、李某和曲某1于2018年3月1日、李某于2018年3月3日、原告曲本勤、纪淑芬及李某于2018年3月30日产生的机票费用，以及合理机场大巴费用予以支持。本案交通费计算为(780+510)+（780+510）+910+910+990+（520+230）+（520+230）+（520+230）+20×8，共计7800元。对四原告主张超过7800元的交通费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 《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可见,刑事责任是对侵权行为的刑事惩罚机制,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民事赔偿机制,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故对于被告提出的刘刚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不需要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本案中，刘刚违反交通运输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曲某2死亡，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存在严重过错，曲本勤、纪淑芬老年丧子，李某失去丈夫，曲某1尚未成年却不得不承受失去父亲的巨大痛苦，必然使四原告遭受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侵权人应适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四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数额过高。鉴于刘刚因交通肇事罪已被判处刑罚，使受害人家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精神慰藉，且刘刚妻子谭晶晶已代刘刚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外向四原告支付60000元赔偿款，并获得四原告刑事谅解，结合事故发生的原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曲某2死亡且无事故责任、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本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综上，四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受到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137793.45元、护理费1681.2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00元、误工费2721元、丧葬费33228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138152元、受害人家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342.36元、住宿费2800元、交通费7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共计1340718.03元。 二、关于对四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四被告应否赔偿；如应赔偿，如何赔偿，赔偿多少的问题 （一）关于曲某2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属于“第三者”的问题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根据上述规定，车上人员应解释为驾驶员和乘客，第三者不包括车上人员。在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是第一者；被保险人或致害人是第二者；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是第三者。第三者责任险是为了确保因被保险车辆的致害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受害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赔偿，即为被保险人和本车人员以外的受害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保险，发生事故时的车上人员不属于第三者的范畴。但“第三者”与“车上人员”不是永久的、固定不变的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的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害的人属于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须以该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的时间是否身处被保险车辆之上为依据，在车上即为“车上人员”，在车下即为“第三者”。《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第六条规定：“车上人员能否转化为‘第三者’作为本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赔偿范围的理赔对象，应根据案情区别对待：（一）发生交通事故时，车上人员被抛出本车，一般不应认定其为本车的‘第三者’；（二）车上人员正常下车后，遭受本车碰撞、碾压等伤害可以认定其身份已经转换为本车的‘第三者’”。本院认为，对“第三者”范围不宜作扩展性解释，因交通事故的撞击等原因导致车上人员脱离本车而受到伤害，包括又被本车碰撞、碾压受到伤害的，因其在交通事故发生瞬间仍为车上人员，故不能转化为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曲某2系先正常下车后再被涉案货车碾压、撞击、拖带造成伤亡后果，不可以转变为第三者。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曲某2系乘坐于车辆之内，属涉案货车的车上人员，不属于“第三者”范畴。对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提出的曲某2是本车车上人员，不是“第三者”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对四原告、被告刘刚提出的曲某2属于“第三者”的主张，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中，广西冠威物流公司为涉案货车在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以及车上乘客险。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但发生交通事故时，曲某2是涉案货车的车上人员，不属于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承保的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赔偿对象，因此四原告主张由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的问题 1.关于本案是否属“好意同乘”的问题 “好意同乘”，俗称“搭便车”即免费搭顺风车，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是指好意人并非特意而为，驾驶人和乘坐人双方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只是双方目的地相近或相同,经机动车驾驶人同意，同乘人为便利而搭车,搭乘机动车的无偿善意行为。本案中，曲某2与刘刚系朋友关系，刘刚出于拉黄泥去迪塘路长生消纳场卸货的目的，曲某2出于熟悉去消纳场路线的目的乘坐刘刚驾驶的车辆，双方目的地相同，但目的完全不同，也并非刘刚特意而为。经刘刚同意，曲某2为了便利而无偿搭车，应认定属“好意同乘”关系。 考虑到好意同乘关系中无偿乘车人是获利者、司机提供无偿搭乘方便全属单方义务这一特殊性，刘刚与曲某2的行为属互帮互助，应该鼓励、提倡，不应由肇事司机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当酌情减轻刘刚对曲某2的赔偿责任较为公平合理，否则助人为乐的公序良俗将受到挑战。根据公平公正原则，综合本案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刘刚的过错等具体情况，受害人曲某2亦应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基于好意同乘，本院酌定适当减轻刘刚20%的赔偿责任，该部分民事责任由曲某2自行承担。 关于曲某2就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被告刘刚、广西冠威物流公司均辩称受害人曲某2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躺在肇事货车后排睡觉、未系安全带，对损失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减轻侵权人部分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涉案货车上仅有曲某2与刘刚2人，现曲某2已死亡，故刘刚在询问笔录及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参考性。笔录中，刘刚前后多次一致陈述曲某2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在涉案货车驾驶室后排躺着睡觉。结合刘刚该陈述及事故发生时刘刚未被抛出车外、曲某2却被抛出车外的客观事实，本院认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乘客正确系安全带后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被抛出车外的几率极低，故本院采纳被告刘刚、广西冠威物流公司关于曲某2未系安全带而存在过错的答辩意见。基于曲某2对本案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本院酌定适当减轻刘刚30%赔偿责任，该部分民事责任由曲某2自行负担。 综上，涉案货车方应对四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四原告670359.02元（1340718.03元×50%）。扣除刘刚已支付的丧葬费6000元，尚应赔偿664359.02元。因刑事谅解书中已明确刘刚妻子谭晶晶代刘刚向四原告支付的60000元不含在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之内，故对该60000元不予扣除。 （三）关于涉案货车方的民事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 1.关于被告马春海的赔偿责任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的，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本院认为，雇佣是指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在雇主的指导、监督下，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并有雇主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雇员的行为不仅限于雇主授权的范围，还包括在外观上足以被认为是职务行为或者依照一般社会经验足以被认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的行为。本案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刘刚让曲某2搭乘其驾驶的货车取得雇主马春海的同意或授权，但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刘刚的驾驶行为系在执行马春海指定的货物运输任务过程中,该驾驶行为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雇主对雇员在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行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且马春海作为雇主，是涉案货车运行的支配者及运行利益的归属者。因此，马春海应对其四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被告刘刚的赔偿责任问题 本案中，刘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致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存在重大过失，故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刘刚应与雇主马春海对四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关于被告广西冠威物流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马春海是涉案货车的经营者和实际车主，广西冠威物流公司系该车的登记车主和挂靠单位。被告马春海与广西冠威物流公司的挂靠协议系双方内部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因此，对马春海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广西冠威物流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4.关于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的赔偿责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如前所述，曲某2系涉案货车的车上人员，涉案货车在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投有车上乘客责任险50000元（不计免赔），故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应根据保险合同在车上乘客责任险50000元责任限额范围内代为赔偿四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中的50000元。 对于超出车上乘客责任险限额，尚不足赔偿的614359.02元（664359.02元-50000元），由被告马春海赔偿四原告，被告刘刚、广西冠威物流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被告太平洋财保广西分公司应在车上乘客责任险责任限额50000元范围内赔偿四原告各项损失中的50000元；对尚不足赔偿的614359.02元，由被告马春海赔偿，被告刘刚、广西冠威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四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车上乘客责任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某150000元； 二、被告马春海、刘刚、广西冠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某1614359.02元； 三、驳回原告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义务人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18235元（原告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某1已预交），由原告曲本勤、纪淑芬、李某、曲某1负担7791元，由被告马春海、刘刚、广西冠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负担1044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韦明姣 人民陪审员  莫新凤 人民陪审员  马尚瑛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法官助理韦嘉薇 书记员黄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