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4民初12694号 原告洪智标，男，195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法定代理人刘雅琴，女，195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王哲男、耿小艳，北京隆安（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正国，男，197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代理人郭峰，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虎山街道上状元里1-7幢1楼左侧、301室。 代表人余敏，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克桢，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员工。 原告洪智标为与被告周正国、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9年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4月2日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原告洪智标委托代理人王哲男，被告周正国委托代理人郭峰，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委托代理人郑克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洪智标诉称：2018年6月18日11时08分许，被告周正国驾驶浙Ｈ×××××号小型轿车，在石桥路由南向北行驶至198号门口路段，与由东向西步行横过该路段的原告洪智标相撞，造成原告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对本次事故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与被告周正国负本次事故同等责任。浙Ｈ×××××车辆登记所有人为周正国，事故发生时该车辆在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不计免赔100万元。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浙江省人民医院、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2次，住院天数共计143天，出院诊断为颅内损伤、多发骨折、颅内动脉栓塞及脾动脉选择性栓塞术后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原告办理出入院手续后仍需继续住治疗。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2月18日，原告共花费医疗费人民币543538.31元。现请求判令：一、被告周正国按过错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26122.29元；二、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对周正国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在公司承保的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要求非医保费用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 被告周正国辩称：原告请求权基础中主张被告存在过错的证据不足的，交通事故认定责任划分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不能用交通事故认定所依据的行政法规来代替侵权责任法。一、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重大瑕疵，交警部门认定事故责任认定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五十九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责任划分公正。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同等责任的法律基础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员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据此，交警部门需要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或者未按规范驾驶的违法行为。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事故车速鉴定意见书以及事故现场监控录像、照片，都证明被告驾驶的车辆性能完好、车辆不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据此，交警部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违反了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操作规定，反倒证明被告不存在过错。二、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依据是行政法规，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依据的是侵权责任法，二者位于两个法律位阶，不可等同。1、交通事故认定书和认定依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11期案例，葛某诉沈丘县汽车运输公司、中国人保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公司、中国人保沈丘支公司道路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指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的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主要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在分析判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责任适用全部民事法律法规进行分析有所区别，而且，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民事诉讼中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完全不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从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的依据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有两个因素，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这里的作用与过错并列，与民法中的过错不是同一个概念；在交通事故中，行为人有同等的过错不一定承担同等的责任，过错大的也不一定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要严格以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分配不应当单纯以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确定，而应当从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的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是过错责任原则，不仅需要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还要查清具体的损害行为以及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绝不是一纸交通事故认定书能全部代替的。3、被告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存在过错，根据证据优势规则和高度盖然性规则，原告主张被告承担60%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事故发生原因系原告不走专用的人行天桥、跑步过马路、头戴草帽遮挡视线，这些行为明显具有违法性，已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表述的非常清楚，且与控录像相互印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被告证据较之原告所提供的一纸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举证明显大于原告举证的证明力。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原告要达到其过错证明的目的，至少要达到高度盖性，而被告只要将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程序即可。本案原告对于被告存在过错责任的举证远远未达到高度盖然性。4、本案实际上应当适用《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即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驶行人有过错，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驾驶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责任不超过10%。即被告的承担责任应当不超过10%。三、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认为非医保用药应从保险赔偿款中予以扣除的主张不能成立。1、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如保险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告知投保人非医保费用不理赔的，其单方将商业第三者险合同条款解释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没有法律效力;2、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是为了补偿职工因疾病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为了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国家医疗保险对药品使用范围作了限定；但在商业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收取保费的金额，远高于国家医疗保险投保人，对于保险的期待利益也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利益，如果对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就明显降低了医疗商业保险公司的风险，减少了保险人应尽的义务，限制了被保险人的权利。3、保险合同约定的是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该条款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保险人不承担非医保费用。根据民法公平原则，保险人即使不承担非医保费用，也应当按照国家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同类医疗标准予以赔偿。 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辩称：1、原告乱穿马路未注意路面安全是事故主要成因，原告在此次事故中有重大过错，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被告周正国在我司投保有交强险、100万不计免赔商业险。3、非医保金额在保险合同条款、投保单、投保声明中均已明确声明，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原告洪智标为支持其诉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事故认定书1份，以证明本次事故发生的经过以及原告和被告周正国各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事实。该证据两被告对合法性和关联性认可，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认可，证据内容上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不认可，认定书认为周正国行为违反了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法律适用错误，该条款非禁止性条款，没有对驾驶员的任何义务作出约束；本案中，周正国没有违反相应的交通法行为。该证据能证明事故的发生经过及交警部门对案涉事故责任的认定，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 2、驾驶人信息查询单1份、机动车信息查询单1份，以证明驾驶员周正国及事故车辆浙Ｈ×××××车的基本信息。3、车辆保险单2份，以证明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浙Ｈ×××××车在被告阳光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不计免赔保险的事实。4、浙江省人民医院住院、出院记录、手术记录等1组，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出院小结、诊断证明书各1份，以证明事故发生后，原告在省人民医院以及武警杭州医院就医治疗，被诊断为颅内损伤多发骨折等。5、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收费票据1份、费用清单1份，以证明自2018年8月3日至11月8日，原告因事故发生医疗费270446.98元的事实。6、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2018年12月20日出院小结、12月17日诊断证明书、病案首页各1份，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11月8日至12月20日在武警医院住院治疗，办理出院后在医院继续治疗的事实。7、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住院收费票据1份、费用清单1份、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发票2份，以证明原告因本次事故发生医疗费126200.53元的事实。该组证据两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 8、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杭公交复字结论【2018】第000091号，以证明被告周正国曾以原告头戴草帽严重影响视线且跑步横穿机动车道；事故发生地点为高架桥下路面，机动车道边有高架桥墩，无法看到路边突然跑出的行人为由，对江干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要求复核；2018年8月25日，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审查，认为事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决定维持原事故认定；被告周正国驾驶轿车行驶中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周正国与洪智标交通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在事故中基本相当的事实。该证据两被告对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认可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对内容上、实质上的真实性不认可；复核结论没有对复核申请人所提出的任何一个理由、依据进行直接回复，只简单的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进行维持，只履行程序责任；对民事责任的划分没有相应的证明作用。该证据能证明涉案事故认定经过复核的事实，予以确认。 9、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出院小结1份，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2月18日在武警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继续住院治疗的事实。10、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住院收费票据1份、费用清单1份，以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2月18日期间，发生医疗费146890.80元的事实。该组证据两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 被告周正国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鉴定所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报告1份，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事故现场照片1份、事故现场监控录像1份，以共同证明被告驾驶的车辆性能正常，不存在超速等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原告乱穿马路不走人行专用通道，且跑步过马路头戴草帽遮挡视线，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的事实。该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事发现场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事发路段右侧有一路口，行车主道与辅道变更的通道，驾驶人行驶到此类路段一般都会放慢车速谨慎驾驶车；视频中其他车辆通行时普遍车速比周正国驾驶的车辆要慢；周正国车辆右侧有一辆小货卡，在发现原告出现在路口时立马刹车减速控制安全距离，但周正国当却一路以匀速前进，撞到原告后才有刹车迹象；事故发生后，周正国曾对原告二儿子说其当时没看到原告直到撞上，周正国事发时并没有注意到路况变化、未尽到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周正国当时几乎以该路段最高时速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也恰恰说明了其未能及时观察路况变化未尽到安全高度注意义务；周正国认为其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与事实相悖；原告事发时横过机动车道未走过街设施、未确认安全是形成事故的一方面原因，原告并不否认，但周正国驾驶轿车行驶过程中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是形成事故的另一方面原因，双方都存在过错且过错作用基本相当，交警两级部门的认定合法。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无异议。经查，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与本案事实认定相关，予以确认。 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人体医疗费用审核清单3份，以证明保险公司核定的非医保费用金额为116498.04元。该清单原告无异议；被告周正国对金额无异议，但认为保险公司未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和告知义务，不能主张剔除非医保金额。该证据与本案认定非医保费用的金额相关，予以确认。 2、投保单1份、被告周正国的免责声明1份，以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免责告知义务，扣除非医保费用符合保险公司规定。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两被告间成立的保险合同关系，请求法庭着重审查阳光保险是否在周正国投保时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和告知义务；对非医保免责条款未生效的，则由阳光保险在保险限额内进行赔付，超过部分由周正国承担；免责条款的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由被告周正国进行确认；如确实系周正国所签，原告认为能达保险公司的证明目的。被告周正国认为保险公司仅凭免责告知书并未尽到免责告知的举证责任，保险公司未尽到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说明义务、也未尽到最高院关于保险法第17条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答复所规定的义务；保险法司法解释2第13条也规定了虽然投保人在免责告知书上签字，可以认定履行了告知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除外；被告阳光保险陈述是将免责书和保险合同邮寄给被告周正国，被告周正国在免责书上签了个字；被告周正国实际并未在衢州市工作和生活的客观事实，说明被告阳光保险并未向被告周正国履行明确告知义务。 3、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单各1份；4、交强险抄本及机动车辆保险单抄本各1份；5、商业险保险示范条款1份，以证明被告周正国投保的险种及非医保费用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事实。该证据原告无异议；被告周正国对保险范围无异议，但认为示范条款不能作为免责理由，应以双方具体约定为准并尽到告知义务。该组证据被告周正国对保险范围不持异议并明确表示已收到保险示范条款，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庭审中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8年6月18日11时08分许，被告周正国驾驶自有的浙Ｈ×××××小型轿车在本市江干区石桥路由南向北沿右侧车道以58.5至59.4千米/小时的速度行驶至198号门口路段时，与由东向西小跑横过该路段的原告洪智标碰撞，造成原告洪智标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石桥路呈南北走向，道路上方为秋石高架桥，双向设六个机动车道，车道间漆划分道虚线，路中花坛桥墩隔离，道路两侧为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间花坛隔离；路段设置有东西向的行人过街天桥；平坦沥青路面，视线良好。 2018年7月23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正国驾驶轿车行驶中未尽高度注意义务，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洪智标步行横过机动车道未过街设施、确认安全，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进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应当观察往来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之规定。周正国、洪智标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过错作用在此事故中基本相当，各负事故同等责任。 被告周正国不服江干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洪智标头戴草帽影响视线且跑步横穿机动车道；事发地点为高架桥下路面，机动车道边有高架桥墩，无法看到路边突然跑出行人为由，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2018年8月25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复核结论，认定事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维持江干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原告洪智标至2018年8月2日前发生的医疗费已通过另案处理，原被告庭审中均明确交强险中医疗费限额已在另案中予以理赔，理赔金额为166390元。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2月18日，原告洪智标共发生医疗费合计人民币543538.31元。经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审核，原被告确认其中非医保费用金额为116498.04元。 被告周正国案涉车辆购买于2011年8月，在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机动车商业险；被告阳光保险向被告周正国交付的商业险保险单中明确载明适用条款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保险期间自2017年8月11日至2018年8月10日，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并投保有不计免赔率险，人员伤亡事故中医药费赔付标准按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标准确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责任免保部分的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载明：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费用部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部分内容已用加黑方式进行提示。被告周正国于2017年8月3日在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提供的投保人声明栏上，自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文证书，应适用公文证书规则，由异议人即被告方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被告周正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持有异议所提供的证据均为公安机关在认定事故责任中已采用的证据，被告阳光保险未提供相反证据，两被告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周正国驾驶机动车辆在市区道路上行驶，作为高度风险源的控制者，对交通行为的安全性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案涉事故发生地点为城市交通道路、左侧为车辆进出口、附近为人行天桥，视线良好，被告周正国在同向行驶的左侧机动车辆已减速慢行的情况下，未能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仍以近60千米/小时的速度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其负同等责任无明显不当之处，本院对被告周正国、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的相关异议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保险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提示义务。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交付给被告周正国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以加黑方式对超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费用部分不负责赔偿的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签发的商业险保单中也明确载明有医药费赔付标准按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人险规定的标准确定的内容，被告周正国在其自书的投保人声明中也明确表明对免责条款知悉，应认定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已尽到免责保险条款的告知义务，被告周正国关于保险人未尽告知义务、非医保费用应纳入理赔范围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原告洪智标与被告周正国负事故同等责任，原告洪智标系行人，本院确定由被告周正国承担60%的责任，原告洪智标自2018年8月3日至2019年2月18日发生的医疗费合计人民币543538.31元，原告洪智标自行承担40%，被告周正国承担60%即326122.99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原告洪智标现仅就医疗费用主张权利，庭审中明确交强险的医疗费限额已足额予以理赔，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应就其承保的商业险限额范围内予以理赔；原告洪智标的医疗费为543538.31元，扣除非医保费用116498.04元后的金额427040.27元为保险理赔范围，被告阳光保险应就被告周正国所承担的60%即256224.16元向原告洪智标进行理赔。被告阳光保险江山支公司已在先予执行程序中支付给原告洪智标款项人民币237988.50元，尚应向原告洪智标支付款项人民币18235.66元。被告周正国尚应支付给原告洪智标的款项为人民币69898.83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第三者商业险限额范围内支付给原告洪智标款项人民币18235.66元； 二、被告周正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洪智标医疗费人民币69898.83元。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2元，由被告周正国承担（原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办理退费手续，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潘水良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书记员)李学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