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湘0522行初46号 原告邓转兰，女，196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邵县。 委托代理人曾秋媚，湖南天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典，湖南天戟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被告新邵县公安局，住所地新邵县酿溪镇文化路**。 法定代表人戴哲建，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岳旷晖（特别授权），男，系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肖洪峰，男，系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被告邵阳市公安局，住所地邵阳市北塔区。 法定代表人谭学军，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丰（特别授权），男，系该局法制支队复议应诉科科长。 原告邓转兰不服被告新邵县公安局新公（龙）决字[2018]第119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邵阳市公安局邵公复决字[2018]0093号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12月18日、2019年1月10日分别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转兰及其委托代理人曾秋媚、邹典，被告新邵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岳旷晖、肖洪峰以及被告邵阳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刘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新邵县公安局于2018年9月14日对原告作出新公（龙）决字[2018]第119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邓转兰于2018年9月1日至8日，在新邵县龙溪铺镇后塘、卓笔数村访民徐福成、罗玉贵等人通过手机和微信群与访民联络纠集下，伙同邓和树、彭新华、陶赞平等10人分批乘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先后进京非访。2018年9月6日至7日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三人多次到水利部水库移民管理局非访，后要求出具交办函遭拒，徐福成等人在水利部水库移民管理局的非访行为影响了该单位的办公秩序。2018年9月12日凌晨至当日10时许，彭新华、刘友林、陶赞平等7人在中纪委设于国家信访总局的信访窗口附近集访，并在递交了书面上访材料后离去。当日15时许，彭新华、刘友林、陶赞平等七人在国家信访总局附近一人行道上，以支付上访开支为由向劝访干部龙斌、石建新索要钱财，否则就要继续滞京非访，期间吴桃娥、李红莲二人对隆斌、石建新进行谩骂，后龙斌迫于压力向彭新华、刘友林、陶赞平等七人支付上访开支6100元，彭新华、刘友林、陶赞平等七人的非访行为影响了国家信访总局的办公秩序及其附近人行道的公共秩序。以上事实有本人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微信群聊天记录、进京火车票等证据证实。另查明2018年01月14日，邓转兰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新邵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据此，新邵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对邓转兰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壹仟圆整。于当日送新邵县拘留所执行。原告不服，向邵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邵阳市公安局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了邵公复决字[2018]00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新邵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邓转兰诉称：自2014年3月始原告为解决截留移民后扶助款巨额资金去向不明，各村贪腐、财务混乱等问题，通过书面、实名、逐级从镇到县、市、省反映问题。2018年7月22日邵阳市人民政府驻京维稳劝返办出具邵京稳【信】督字第（96）号要求新邵县人民政府、新邵县移民局协调处理，2018年8月，新邵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调解会上答应8月底给予原告解决所举报的相关问题。2018年9月走访新邵县人民政府及新邵县龙溪铺镇领导询问处理结果，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所以2018年9月4号原告上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督办此事。在火车上碰到了新邵龙溪铺镇龙斌等数名镇干部和便衣干警,镇干部及干警在劝说原告等返回无果后与原告一起抵达北京。到达北京后，原告得到了邵阳市人民政府驻京维稳劝返办领导的热情接待。第二天龙溪铺镇的周主任陪同原告前往水利部信访接待处递交材料，咨询了移民政策。龙溪铺石镇长及龙斌再三要求原告返回当地解决问题。原告听从镇领导的安排，随镇领导从北京返回。原告自始至终没有一点过激行为，同时接受了镇领导的安排依法上访反映问题。原告的依法上访行为与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或公共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上访不是必然的导致扰乱办公秩序，原告在上访过程中没有寻事滋事，损坏公私财物，张贴散发材料，呼喊口号，打横幅，穿着状衣，出示状纸等过激行为，原告只是到水利局的信访部门依法反映问题，没有进入到国家机关、相关场所，没有扰乱任何地方的公共秩序和单位秩序。故原告根本不存在新邵县公安局新公（龙）［2018]11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说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严重不足，颠倒黑白。其所有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到达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不能说明原告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扰乱了水利部及其他国家办公场地的公共秩序以及情节是否严重，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就说明被告是在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现场证据证明原告实施的违法行为，在没有相关证据的前提下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也明确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可见我国公民的信访权也是我国宪法所赋予的。《信访条例》第三条规定，各級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综上所述：原告因举报的截留移民后扶助款巨额资金去向不明，各村贪腐、财务混乱等问题久拖不结，无奈之下向上级部门请求解决、督查，被告在毫无事实理由、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对原告采取的行政处罚应当予以撤销。并请求撤销邵阳市公安局2018年11月19日做出的邵公复决字［2018]009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主体适格及基本情况；2、新邵县公安局新公（龙）决字［2018]第119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2018年9月14日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15天及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3、《中共新邵县纪委信访室、监察局举报中心重要来信来访拟办单》、《中共邵阳市纪委信访室来访登记表》、《湖南省水库移民开发管理局信访事项转送单》、《邵阳市人民政府驻京维稳劝返办信访督办函》，拟证明原告四年来都是依法向有关部门切实反映问题；5、电话录音资料，拟证明新邵县信访局等相关单位在处理类似上访情况时，常主动提出给予上访人员费用，本案原告从未主动索要过任何费用的事实。 被告新邵县公安局辩称：原告系龙溪铺镇后塘村**村民，1965年当地政府在后塘村修建了陶家凼水库，原告及周边村民成为水库建设移民。因对移民后期扶持政策不满，自2013年至2017年期间，以原告为代表人之一的后塘村库区移民多次向政府反映情况，龙溪铺镇人民政府、新邵县移民局等部门也多次向原告等村民解释政策，但原告等人不听解释，顽固要求解决移民身份，享受扶持政策。2017年11月份，要求未得到满足的原告伙同丈夫徐福成以及村民陶赞平、彭新华等人，开始抱团进京非法上访。2018年1月14日，原告因至北京天安门非法上访，被我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拘留十日。2018年9月4日，原告的丈夫徐福成和罗玉贵、邓和树、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等六人再次到北京上访，9月7日，彭新华、刘友林通过电话和微信群与上访人员陶赞平联系，以身边财物用尽为由继续邀人进京上访。9月11日，原告、陶赞平、孙明芬、吴桃娥等四人赶到北京，和徐福成、罗玉贵等六人会合，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三人于当日离开北京返回新邵，原告和其他六人准备继续上访，9月12日凌晨开始，原告等七人就在信访局、中纪委排队递交信访资料，当日下午，接访镇干部龙斌等人找到原告等人劝访，李红莲最先开始提出要求解决上访开支，其他人应和，最后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每人向镇干部索要现金1500元，原告、陶赞平、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向镇干部索要现金400元。综上所述，原告未依照《信访条例》第十六条，向龙溪铺镇人民政府或新邵县人民政府提出信访，反而通过越级进京上访的方式，企图达到自己的信访目的，且以滞留北京为由，向当地政府施压，索要财物，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信访秩序，扰乱了正常的公共秩序管理。以上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及辩解，违法行为人罗玉贵等人的陈述，证人证言，领据等证据证实。本局受理该案后，依法进行了传唤、受理、询问、告知、决定、送达、执行等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壹仟元整的处罚是正确的，适当的和合法的。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请求新邵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新邵县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以下证据拟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 1、接报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于2018年9月13日，在工作中发现徐福成、陶赞平、吴桃娥等人存在寻衅滋事违法行为，依法处警。2、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于2018年9月14日依法受理了徐福成、罗玉贵、邓转兰等人寻衅滋事案。3、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在对邓转兰决定行政处罚前依法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享有的权利。邓转兰 签名捺印确认，符合法律规定。4、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邓转兰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履行方式和救济途径等并予以送达。邓转兰签名捺印确认，符合法律规定。5、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被告将邓转兰依法送至新邵县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6、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办案民警拟将对邓转兰行政拘留情况直接通知了其家属。邓转兰及其家属均拒绝签名捺印，办案民警注明该情况，并由见证人签名捺印确认，符合法律规定。7、到案经过，证明被告在接到受理该案之后，将邓转兰传唤至新邵县公安局执法办案区。 二、以下证据拟证明原告的违法事实。 1、徐福成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其所在的龙溪铺镇后塘村修建了一个陶家凼水库，按照政策其所在的村组居民可以享受600元每年／人的补助，因该款项未拨付到个人，徐福成等村民向当地政府反映，得到答复是用于村集体工程建设。因对该答复不满的徐福成等20余名村民，在2014年2月7日集体到龙溪铺镇人民政府反映，并与政府工作人员及龙溪铺派出所民警发生了冲突。之后，徐福成等村民就开始抱团上访。从2014年至本案发生之时，徐福成在新邵、邵阳、长沙、北京等地上访200余次，2018年进京上访三次。2018年1月，徐福成和邓转兰、孙凤莲三人进京至天安门上访，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日。2018年7月13日徐福成和曾冬芳、徐绍成、徐助成、邓进树五人再次进京至北京信访局上访，后被龙溪铺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龙斌等人接回新邵。2018年9月3日，罗玉贵和徐福成约好次日进京，邓和树得知后，也加入进京队伍。9月4日，徐福成、邓和树搭乘了岳阳至北京的火车，在火车上和罗玉贵、刘友林、彭新华及一名陌生妇女（李红莲）会合，当时龙斌等几名镇干部也跟在火车上。当日22时许徐福成、罗玉贵和邓和树在石家庄下车，镇干部周玉金也跟随下车。随后，徐福成等三人又在石家庄火车站购买了至北京的火车票，赶到北京后由驻京办的石警官安排住宿。从9月6日到9月10日，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三人至水利部、国家信访局等地上访，9月11日，镇干部周玉金带着徐福成等三人劝返回新邵。2、邓转兰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邓转兰和后塘村其他村民因陶家凼水库后期移民补偿问题以及2014年2月7日与龙溪铺镇政府干部及龙溪铺派出所民警发生冲突的事而抱团上访。同期，龙溪铺镇卓笔村、下源村部分村民因下源水库移民补偿问题也在上访。因此，两批群访人员有时会集体抱团上访。为方便联系龙溪铺镇主要上访人员代表，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并相互留存了电话。2018年1月份，邓转兰和丈夫徐福成以及孙凤莲三人到北京中南海上访而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日。2018年8月伙同村民去北京上访被龙溪铺镇镇干部接访回来后，于2018年9月初与村民陶赞平、彭新华、孙明芬、吴桃娥等人进京上访并向镇干部索要上访开支400元的事实。3、罗玉贵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2018年9月4日，罗玉贵与徐福成、邓和树等六人乘坐火车进京上访，9月6日至10日在水利部、国家信访局等地上访，期间龙斌等人给其三人安排食宿并一直在做工作劝返，10日晚上，在龙斌答应罗玉贵等人提出解决来北京的车费后，其三人才于11日下午返回了新邵。4、李红莲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2018年9月3日，罗玉贵电话联系其并与李红莲、彭新华、刘友林、徐福成等六人一起坐火车分两批进京上访，期间彭新华又联系陶赞平、邓转兰等来北京并会合一起到中纪委排队递交信访材料，接访干部龙斌等人做劝返工作以及其七人提出要解决此次上访开支的事实情况。5、陶赞平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龙溪铺镇卓笔村、后塘村等村民因为水库移民补偿款问题而上访。在2017年7月，以罗玉贵、徐福成、邓转兰、彭新华等十余名村民为上访代表开了一次会议，并从村民手中收取了共六、七千块钱用作上访开支，这笔钱放在陶赞平手中管理。2018年9月1日左右，徐福成电话联系陶赞平进京上访，因家中农活问题，陶赞平拒绝。9月7日，彭新华和刘友林均打了电话给其称身边没有钱了，于是陶赞平和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于9月10日搭乘火车赶往北京与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会合。9月12日，七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并提出要镇干部解决上访开支，否则就留在北京不会返回新邵。9月13日，龙斌为彭新华等七人购买火车票，在火车上，龙斌给了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1500元，给了陶赞平、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400元。6、孙明芬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2018年9月9日，其与陶赞平、吴桃娥、邓转兰从岳阳坐火车到北京西站和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会合。9月12日凌晨，孙明芬等人就到中纪委排队信访，接访干部龙斌、石建新等人一直在做劝解工作，孙明芬等七人就提出要解决上访开支才肯返回新邵。后龙斌答应支付上访开支，给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1500元，给陶赞平、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400元。9月13日由龙斌出资购买火车票，和孙明芬等七人一起返回了新邵。7、彭新华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其是因为下源水库移民补偿问题而上访，先后于2017年11月、2017年12月、2018年7、8月份和徐福成等村民到北京上访。2018年9月3日，彭新华与刘友林、李红莲、罗玉贵、徐福成等六人乘坐火车分两组进京上访。9月8日，因生活费用不够，就跟陶赞平联系。9月11日，邓转兰、吴桃娥、陶赞平和孙明芬四人赶到北京和彭新华等三人会合。9月12日，彭新华等七人一起到中纪委上访，龙溪铺镇接访干部龙斌等人和驻京办石建新进行劝访工作，其七人提出要镇里解决上访开支，否则就留在北京不回新邵。之后，龙斌给了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1500元，给陶赞平、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400元。8、刘友林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其和相关村民因水库移民补偿问题而上访。2018年9月3日，罗玉贵电话联系其到北京上访，于9月5日和罗玉贵、彭新华、李红莲从株洲坐火车经岳阳与徐福成等六人会和，在石家庄分成两组进京。9月8日，彭新华就电话联系了陶赞平到北京来送钱。9月11日，陶赞平、邓转兰、吴桃娥、孙明芬四人赶到了北京和彭新华等三人会合。9月11日晚开始，彭新华等七人赶到中纪委排队上访，12日上午，接访干部龙斌、彭文华以及驻京办的石建新找到七人进行劝返。彭新华等七人提出要镇里解决上访开支，否则就滞留北京。之后，龙斌给了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1500元，给陶赞平、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400元。9、吴桃娥的陈述和辩解（2018年9月14日），证实其2018年9月8日得知陶赞平将要到北京上访的消息后，便与陶赞平、孙明芬以及另一个不认识的男子一起赶到岳阳火车站，和邓转兰会合后四人一起乘坐火车赶往北京。9月12日，吴桃娥跟着陶赞平等六人一起到了国家信访总局排队上访，并进行了信访登记。当日上午，有三个接访干部找到其七人进行劝返，在劝返中，陶赞平等人就向接访干部提出要解决上访开支，否则就不会返回新邵。9月13日，接访干部给了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1500元，给陶赞平、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400元。之后，接访干部带着陶赞平等七人返回新邵。10、龙斌的陈述（2018年9月14日），证实2018年9月3日，龙溪铺镇政府得知徐福成等人将要进京上访后，安排了龙斌、彭文林、周玉金等人劝访。9月4日，龙斌和彭文林等人赶到岳阳火车站，对徐福成和邓和树进行劝访，周玉金等人则到株洲火车站对罗玉贵、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四人进行劝访，均未做通工作，龙斌等人就跟随上访人员一起坐上了火车。在石家庄分成两组，徐福成、罗玉贵和邓和树为一组，彭新华、刘友林和李红莲为一组。龙斌和周玉金是跟随徐福成等三人，彭文林等接访干部则是跟随彭新华等三人。两组人分别赶到北京后，彭文林跟丢了彭新华等人，而跟龙斌等人会合，而龙斌等人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刘应超、石建新对徐福成等三人进行劝访。9月6日至10日，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三人一直滞留北京，在水利部、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等部委进行上访，龙斌等人一直未放弃劝返工作。一直到9月11日，徐福成等三人同意返回新邵，接访干部帮其三人购买了火车票之后，由周玉金陪同其三人返回新邵，龙斌、彭文林等人则继续留在北京劝访其他上访人员。9月12日，龙斌等人找到了彭新华等七人，开展劝访工作，而彭新华等人提出要解决上访开支，否则不会返回新邵，龙斌经请示汇报后答应了彭新华等七人的要求，给了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1500元，给陶赞平、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400元。9月13日，在拿到钱之后，龙斌等人带着彭新华等七人返回了新邵。11、彭文林的陈述（2018年9月14日），证实龙溪铺镇政府得知徐福成等人将要进京上访后，安排了龙斌、彭文林、周玉金等人劝访。9月4日，龙斌和彭文林等人赶到岳阳火车站，对徐福成和邓和树进行劝访，周玉金等人则到株洲火车站对罗玉贵、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四人进行劝访，均未做通工作，就跟随上访人员一起坐上了火车，至石家庄时，徐福成、罗玉贵等六人下了车并分成两组，徐福成、罗玉贵和邓和树为一组，彭新华、刘友林和李红莲为一组，龙斌和周玉金是跟随者徐福成等三人，彭文林等接访干部则是跟随彭新华等三人。9月5日下午15时许，彭文林等人跟丢了彭新华等三人，遂和龙斌等人会合，并联合驻京办工作人员刘应超、石建新对徐福成等人进行劝访。9月6日至10日，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三人一直滞留北京，在水利部、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等部委进行上访，龙斌等人一直未放弃劝返工作。9月10日，徐福成等三人同意返回新邵，但必须解决上访开支，后协商支付每人400元，徐福成等三人同意返回新邵。因当时得知陶赞平和邓转兰也准备进京上访，所以龙斌和彭文林等人继续留在北京劝访。9月11日，在国家信访总局寻找到孙明芬、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邓转兰、陶赞平和吴桃娥七人后开展劝访工作，彭新华等人以滞留北京继续上访为由要求支付上访开支。9月13日，在临上车及火车上，龙斌给了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1500元，给陶赞平、邓转兰、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400元，这才顺利将彭新华等七人接回了新邵。12、周玉金的陈述（2018年9月14日），证实2018年9月3日，龙溪铺镇接到徐福成等上访人员将要进京上访的预警，镇领导安排周玉金、龙斌、彭文林等八人参与接访。9月4日，周玉金等四人赶到株洲火车站找到彭新华、罗玉贵、李红莲、刘友林四人做劝返工作，遭到彭新华等人的抵触和辱骂，工作无法开展，遂跟随彭新华等四人上火车，在石家庄徐福成等六人就下了火车，并分成了两组进京，周玉金、龙斌等人则跟着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三人进行劝访，引起徐福成等人的抵制和辱骂。9月6日至10日，徐福成等三人在北京水利部、国家信访局等地上访，期间龙斌等人一直在做劝访工作，徐福成威胁龙斌等人，不解决好事，就要在这里（指北京）搞点事情出来,并提出要对他们上访的生活、车费、误工等开支予以补偿，否则不会回新邵。为了稳控，接访干部答应了给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每人400元。9月12日，周玉金就陪同徐福成三人返回新邵，龙斌、彭文林则继续留在北京劝返其他上访人员。在回龙溪铺的途中，周玉金就通过微信转了1200元给徐福成等三人。13、龙溪铺镇下源库区移民群体信访问题汇报材料（2018年9月13日），证实了徐福成、罗玉贵、邓转兰等人为代表的群体信访人员的相关情况以及信访事项和上访时间。14、邓转兰的火车票（2018年9月14日），该证据证明邓转兰于2018年9月10日搭乘火车到北京的事实。15、徐福成、罗玉贵、邓转兰等十人的领据，该证据证明徐福成、罗玉贵、邓转兰等人在上访过程中向龙溪铺镇人民政府索要钱财的事实。16、相关微信截图，该证据证明徐福成、罗玉贵等人通过微信联系，实施群访的事实。17、上访材料，该证据证明徐福成、罗玉贵等人到北京上访的相关情况。 三、以下证据证明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三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第三十三条、第六十三条以及《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 被告邵阳市公安局辩称：邓转兰为达到信访诉求，通过到北京上访的方式向地方政府施压，其行为无视法律，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治安管理违法性，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此本案新邵县公安局具有管辖权。新邵县公安局对邓转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运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局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综上所述，请求新邵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邓转兰的诉讼请求。 被告邵阳市公安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邓转兰的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对邓转兰的行政复议申请予以受理的事实；2、发送给新邵县公安局的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拟证明对新邵县公安局发送通知的事实；3、邓转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对邓转兰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4、送达回执，拟证明对邓转兰依法送达行政复议决定的事实；5、《行政复议法》相关条款，拟证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所依据的法律。 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4、5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信访督办函里的主体是新邵县移民局，恰恰证明原告是越级上访。 原告对被告新邵县公安局提交的处罚程序方面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7真实性没有异议，存在的问题是公安受案登记表录入时间是2018年9月14日，接报时间是9月13日19时45分，但原告邓转兰等是9月13日晚上9点到达邵阳北高铁站，9月14日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说明原告已被控制后才告知立案。另被告在没有北京市公安派出所立案和移交手续及信息的情况下作出拘留处罚属越权执法。其次，《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没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原告所涉违法事实的陈述没有任何记录，询问笔录中也未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故程序有重大瑕疵，原告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保障，这些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新邵县公安局提交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方面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所举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本案原告索要过财物和任何的违法行为存在，所有的调查笔录均证明原告未与徐福成碰面，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和索要财物的事实，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故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不足，且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四种情形，原告在此次事件中没有寻衅滋事和强拿硬要等行为，且认定情节较重对原告进行顶格处罚不当。根据湖南省公安厅印发《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办法》和《湖南省公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第十七条寻衅滋事中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情形：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五百元以上不足一千元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不足二千元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二次的。故被告对原告处以十五日拘留、并罚款一千元，明显不当。 原告对被告邵阳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有异议，原告系正常上访，没有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没有触犯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邵县公安局处罚事实认定不清程序不当，复议决定应当予以撤销；证据4送达回执不是邓转兰本人签字；证据5复议决定所适用的法律不当，对新邵公安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不应当维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4、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被告新邵县公安局所提交的关于违法事实部分证据1-17，均是通过合法程序、合法途径调取，在内容上互相印证，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新邵县公安局提供的程序部分证据1-7与邵阳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以及相关法律依据，原告提出辩驳异议但没有提供相应的反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系龙溪铺镇后塘村**村民，1965年当地政府在后塘村七组修建了陶家凼水库，原告及周边村民成为水库建设移民。2006年，国务院下发“国发［2006］17号”文件，启动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该政策规定扶持对象为大中型水库的淹房农民及其后代，因陶家凼水库为小型水库，按照政策后塘村七组村民不在移民扶持范围之内。该村2006年至2008年的移民后扶资金是按600元/人/年的标准通过打卡方式直接拨款到个人。2009年，根据移民后扶资金发放的相关政策要求，经该村党员组长会议通过除原迁移民外其余影响人口均由直发方式变更为扶持款用于村基本设施建设。因此，后塘村部分村民要求享受移民后扶政策，并强烈要求采取直发方式将扶持款继续拨付到个人。2013年至2017年期间，以原告为代表人之一的后塘村库区移民多次向政府反映上述情况，龙溪铺镇人民政府、新邵县移民局等部门也多次向原告等村民解释政策，但原告等人不听解释，顽固要求解决移民身份，享受扶持政策。2017年11月份，原告伙同丈夫徐福成以及村民陶赞平、彭新华等人，开始抱团进京非法上访。2018年1月14日，原告因至北京天安门非法上访，被新邵县公安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政拘留十日。2018年9月4日，原告的丈夫徐福成和罗玉贵、邓和树、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等六人再次到北京上访，9月7日，彭新华、刘友林通过电话和微信群与上访人员陶赞平联系，以身边财物用尽为由继续邀人进京上访，原告也答应到北京上访。9月11日，原告、陶赞平、孙明芬、吴桃娥等四人赶到北京，与彭新华、李红莲、刘友林三人会合，徐福成、罗玉贵、邓和树三人于当日离开北京返回新邵，原告和其他六人继续串联上访。9月12日凌晨开始，原告等七人在信访局、中纪委排队递交信访资料，当日下午，接访镇干部龙斌等人找到原告等人劝访，李红莲等人提出要求解决上访开支，否则就要继续滞京非访，原告亦应和。最后迫于压力，镇干部龙斌向彭新华、刘友林、李红莲三人每人支付上访开支1500元，给原告、陶赞平、孙明芬、吴桃娥四人每人支付400元。截止9月13日，原告等七人才被劝返。2018年9月14日，被告新邵县公安局以原告邓转兰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处罚决定。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进行了立案、传唤、询问、告知、决定、送达、执行等程序。原告对新公（龙）决字[2018]第119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18年10月15日向被告邵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邵阳市公安局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了邵公复决字[2018]0093号行政复议决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十一条规定，被告新邵县公安局作为新邵县行政区域内的公安行政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工作，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职权。另《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此被告新邵县公安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中，原告因对水库移民后扶资金补偿政策不满，为达到个人诉求，多次越级进京上访，曾因进京非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处罚后，仍继续采取抱团形式越级进京上访，且以拒不服从劝返安排等手段为要挟，强行索要财物共价值达六千一百元。原告的行为扰乱了我国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治安违法性，应受到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被告新邵县公安局依照上述法律规定，综合考量原告的违法情节，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壹仟元的处罚决定是合法和恰当的。新公（龙）决字[2018]第1197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得当，依法应予维持。被告邵阳市公安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处理正确。故原告要求撤销被告新邵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与被告邵阳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邓转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邓转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妮 人民陪审员 姚 尧 人民陪审员 孙珊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黄邵峰 书 记 员 廖 霞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