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2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1，男，1963年8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为贵州省晴隆县，现租住于贵州省晴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仁刚，贵州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江，贵州泳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56年3月19日生，汉族，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6，男，1962年9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为贵州省晴隆县，现租住于贵州省晴隆县。 原审原告：陈某3，男，1951年11月23日生，汉族，现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原审原告：陈某4，女，1954年2月11日生，汉族，现住贵州省凯里市。 原审原告：陈某5，女，1946年10月20日生，汉族，现住贵州省盘州市。 陈某2、陈某6、陈某3、陈某4、陈某5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敏，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上诉人陈某1与上诉人陈某2、被上诉人陈某6、原审原告陈某5、陈某3、陈某4继承纠纷一案，上诉人陈某1、陈某2均不服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2018）黔2324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某1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陈某6及原审原告要求分割享有父母所遗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陈某6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为“毛永芬通过遗嘱只能处分自己享有的财产份额”，意即毛永芬处分的财产包含有七个子女的共有份额，是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房地产虽系毛永芬与其丈夫陈国强于1960年向他人购买取得，但在毛永芬丈夫陈国强于1985年10月死亡后，该房地产一直由毛永芬管理使用，于1993年4月20日将该财产登记在自己名下取得土地使用权，于1996年8月21日将该财产登记在自己名下取得房屋所有权，历经20年最长诉讼时效后也无人主张继承分割。由此，该财产在事实上已经变为毛永芬个人财产，毛永芬享有立遗嘱进行处分的权利。二、一审将马成吉代笔毛永芬捺印确认的遗嘱认定为代书遗嘱及无见证人签名等属无效，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毛永芬于2009年11月1日所立遗嘱，虽是由马成吉代笔，毛永芬捺印确认，但毛永芬已在遗嘱中明确规定自己位于莲城镇南街173号房子屋基赠给陈某1继承，其余子女无权享有，这是无争议无歧义的事实。而一审认为“遗嘱指代的是南街173号房子屋基，与争议的南街65号房屋不相吻合。”这是吹毛求疵。首先，毛永芬的住址是在××××号，其所立遗嘱处分的房子屋基位置正是该住处，故该遗嘱所指的173号房子屋基并无错误；其次，毛永芬在晴隆县××南街乃至整个晴隆县只有遗嘱所指的唯一一宗房子屋基，故遗嘱处分的标的物具有唯一性，不存在混淆。第二，毛永芬所立房子屋基遗嘱，与次年11月5日在《协议》中载明的“将位于晴隆县××南街社区军供站往上12米左右的房屋归陈某1继承”之内容，一脉相承，地随房走。而且，该协议除毛永芬捺印确认外，尚有陈某5、陈某4、陈某7等人的捺印确认。可见，毛永芬在此前一年所立房子屋基的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在立遗嘱处捺印确认、注明年月日。再说，陈某6也未举出相反证据证明该遗嘱不是毛永芬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毛永芬于2009年11月1日所立遗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规定，依法应当视为自书遗嘱。第四，在自书遗嘱中，法律并未规定需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签名见证才生效。第五，如前所述，一审认定“遗嘱是否是毛永芬真实意思表示而无相关证据加以证实应属无效”，同样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陈某1提交了遗嘱证据，其是否为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有无相反证据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否认该证据的一方，而不应该将举证责任停留在提交该证据的一方。一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陈某1，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以“陈某6未在协议上签名捺印及领取陈某1补偿的3000元为由判其享有遗产的七分之一”，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关于毛永芬于2010年11月5日所立协议内容是真实的。其次，该协议指定由陈某1继承享有房屋，并没有在立《协议》当日履行交房，而是在房屋所有人毛永芬于2013年3月8日死亡后才得以履行实施。所以，该《协议》中关于房屋继承的内容，实质上就是遗嘱继承的内容。而对于遗嘱继承，只需立遗嘱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生效，而无需征得被继承人或者他人的同意乃至签名按印才生效。四、一审未回应、采信陈某1抗辩的继承权诉讼时效，系适用法律错误。 针对陈某1的上诉，被上诉人陈某6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毛永芬通过遗嘱只能处分自己享有的财产这一事实认定是清楚的，适用法律准确。二、一审判决认定马成吉代笔毛永芬的遗嘱为代书遗嘱，无见证人签名无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判决陈某6享有征收房屋补偿款的七分之一的份额，即106837.08元，认定事实清楚。四、本案是对共有物权分割的请求权，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请求二审依法驳回陈某1的上诉，改判陈某2、陈某5、陈某6、陈某4、陈某6与陈某1共同享有父母所遗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 针对陈某1的上诉，陈某2、陈某3、陈某4称其答辩意见与陈某6一致。 针对陈某1的上诉，陈某5辩称，案涉房屋应当由陈某3、陈某2、陈某6、陈某1四兄弟分割。 上诉人陈某2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陈某2与陈某5、陈某3、陈某4、陈某3共同享有父母所遗漏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某1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11月5日所谓陈某3召集姊妹七人参加商议的协议有效，违背本案的客观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严重损害了陈某2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一、本案争议房屋系父亲陈国强与母亲毛永芬于1960年向他人购买。1985年10月，父亲陈国强去世，该房屋一直由母亲毛永芬管理使用。父母在世时，从未对该房屋进行过处分，一审陈某1提供的所谓《协议》陈某2未参与商议过，更没有在协议上按手印。该协议本质上是对家庭财产的析产协议，但是由于父母去世时，对父母的遗产没有进行分配，陈某2亦未表示放弃继承，因此对于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陈某2依法享有继承权。母亲毛永芬与其他姊妹签订的协议严重损害陈某2的和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二、《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协议第一条约定在协议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陈某2、陈某1及证人陈某7对3000元的补偿款陈述各不相同，一审片面听取陈某7的证词认定协议已经履行属认定事实错误。协议所附“签字手印生效”，但协议中没有签字，仅有手印，但陈某2名字上的手印不是陈某2所盖，要求做指纹鉴定。协议约定除签字手印生效，还约定了“同时公证处公证”，但该协议没有公证，所附条件不成就，协议并未生效。 针对陈某2的上诉，陈某1辩称，一、协议所涉房产已依法属于毛永芬个人财产，而不再是共同财产。二、2010年11月5日所立协议涉及遗嘱继承、赡养等内容。第一，协议所涉遗嘱继承是毛永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尾部有立遗嘱人毛永芬子女陈某5、陈某3、陈某4、陈某7、陈某2、陈某1的捺印印证，协议内容真实有效。该协议尾处虽有“经公证处公证”之内容，但在前面的内容是说签字手印生效，而非须经公证处公证才能生效，所以内容不影响协议的效力。第二，至于协议的履行，是另一法律关系，可以另案寻求解决，非本案审理范畴。第三，陈某2称其没有参与商议和捺印，根本不知道协议，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在一审庭审陈述时，没有任何人陈述没有参与商议而不知道协议内容；其次，陈某2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属于履行问题而可另案解决；再次，如果陈某2没有亲自捺印，那其在一审中应当申请指纹鉴定，但其没有申请，就是放弃权利，现二审申请违背程序不该支持；第四，从案件的客观事实而言，案涉各当事人都认可该协议的内容。毛永芬于2013年3月8日死亡后，陈某1即按照协议内容继承享有了案涉房地产，直至2018年7月该财产被征收前的5年多时间内，也无人对此主张过任何权利。虽陈某6没有在协议上捺印，但也视为默认。请求驳回陈某2的上诉。 针对陈某2的上诉，陈某6、陈某3、陈某5、陈某4辩称，无意见。 陈某3、陈某2、陈某5、陈某4、陈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父母所遗财产坐落于晴隆县××××29.9平方米瓦房中17.085平方米的征收款180574.95元归陈某3、陈某2、陈某5、陈某4、陈某6所有；二、案件受理费由陈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双方所争议的瓦木结构房屋系父母于1960年向他人购买取得，1985年10月，陈某3、陈某2、陈某5、陈某4、陈某6及陈某1的父亲陈国强去世后，其母毛永芬与子女在该房内居住，后来子女相继成家，该房一直由毛永芬管理。2013年3月8日，毛永芬去世后，房屋由陈某1管理。2018年7月，政府推行棚户区改造，对该房屋实行征收补偿，面积为住改商业门面房29.9平方米，住房不足两层补足两层面积29.9平方米，应得补偿款747859.59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11月1日，由陈某5的女婿马成吉代书，毛永芬将南街173号的房子屋基赠给陈某1继承，并说明:“其余子女无权享有，但陈某1不得转让此房产”。2010年11月5日，经家庭共同协商，将晴隆县南街社区军供站往上12米房屋明确归陈某1所有，由陈某1拿出21000元，七姊妹平分，各得3000元，并注明：“自签字和手印后生效”。陈某6未签名和捺印。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继承人陈某7表示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3、陈某6、陈某4、陈某2、陈某5与陈某1及陈某7均系陈国强、毛永芬的子女，对父母遗留的财产均有继承权，所争议的房屋系陈国强夫妇于1960年向他人购买取得，陈国强于1985年10月去世后，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毛永芬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应继承自己所应继承的份额，通过遗嘱方式处分遗产时也只能处分属于自己享有的份额。关于马成吉代书的遗嘱，该遗嘱所指代的是南街173号的房子屋基，与所争议的南街65号房屋不相吻合，且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和遗嘱人签名，该遗嘱仅有代书人马成吉签名，无见证人在场签名证实，该遗嘱是否毛永芬的真实意思表示，无相关证据加以证实，应属无效遗嘱。2010年11月5日，陈某3、陈某2、陈某5、陈某4、陈某6、陈某1共同协商莲城镇南街社区军供站往上12米的房屋归陈某1所有，由陈某1给付陈某3、陈某6、陈某4、陈某2、陈某5、陈某7各3000元的协议有效，陈某3、陈某4、陈某2、陈某5称没有得陈某1的3000元，协议无效的理由，不采信。陈某6未在协议上签名和捺印，亦未领取陈某1补出的3000元，其对父母所遗留房产应享有七分之一的份额。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8条、第6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陈某6享有贵州省晴隆县××南街65号（属毛永芬所有）被征收房屋补偿款的七分之一的份额，即106837.08元，陈某1享有七分之六的份额，即641022.51元。二、驳回陈某3、陈某4、陈某2、陈某5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56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3476元，由陈某6承担1676元，告陈某1承担18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基本案件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案涉房屋在毛永芬于2013年3月8日毛永芬死亡前，是否为毛永芬个人财产；二、毛永芬于2009年毛永芬所立《遗嘱》的性质及效力；三、案涉《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四、陈某2、陈某6是否对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享有相应的权利份额；若享有，其享有比例为多少。 关于争议焦点一。经查，案涉房屋系陈某1、陈某2等人父母陈国强、毛永芬于1960年向他人购买所得，此时该房屋应当为陈国强、毛永芬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各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1985年10月，陈国强去世，则属于陈国强享有份额的财产成为遗产，本案毛永芬及其子女均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且均未明示放弃继承，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关于“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7条关于“……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视为接受继承，遗产未分割的，即为共同共有。……”的规定，本案陈国强死亡后，案涉房屋中陈国强所享有的份额发生继承，则案涉房屋为毛永芬、陈某3、陈某2、陈某4、陈某5、陈某7、陈某6、陈某1八人共同共有，其中毛永芬享有的份额为9/16（1/2+1/16），其余人员每人享有1/16。案涉房屋及项下土地，虽分别于1993年、1996年登记在毛永芬个人名下，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关于“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据查明的事实，在案涉协议签订前，共有人并未对案涉房屋的权属作出约定，且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属于物权的范畴，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如无法定事由，并不单纯因时间经过的原因而发生物权变动，故案涉房屋并非毛永芬的个人财产。同时，就本案而言，陈某6等系主张分割共有房屋的替代物，系主张物上请求权，亦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案涉《遗嘱》所载明的房屋与毛永芬户籍地一致，且毛永芬一直生活在案涉房屋中，双方亦认可毛永芬、陈国强除案涉房屋外并无其他房产，《遗嘱》所载明的房产应当为案涉房产，但该《遗嘱》为马成吉代书，且该《遗嘱》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规定所规定的“遗书”并非同一概念，案涉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特征，应当认定为代书遗嘱。因案涉《遗嘱》并无两名以上的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名，该《遗嘱》形式上存在瑕疵，应为无效遗嘱。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陈某7、李某的证言，案涉《协议》签订时，除陈某6未在场外，其余当事人均在场，且据该《协议》载明签字手印生效，除陈某6外，其余当事人均在各自名字上按印。陈某2上诉称其未在协议上按印，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该主张，亦未申请鉴定，陈某2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且该主张与参与协议签订的陈某2、李某的证言相悖。因此，对陈某2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案涉协议应当为除陈某6外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毛永芬死亡后，陈某1实际管理和控制案涉房屋，而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等主张均未得到协议约定的3000元，但至案涉《协议》签订至今，并未主张解除案涉《协议》，故案涉《协议》对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1、陈某7、毛永芬有效。因陈某6并未在该《协议》上按印，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陈某6对该《协议》进行追认，且协议其他当事人并不能代表陈某6处分其财产份额，故《协议》对陈某6不发生效力。关于陈某2上诉称案涉《协议》未经公证而无效一节，经查，案涉《协议》并未约定经公证后生效，而公证并非合同生效的必要前提，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四。如前所述，案涉《协议》对陈某2、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1、陈某7、毛永芬发生法律效力，对陈某6不发生效力。据《协议》的内容，即陈某3、陈某4、陈某5、陈某7、毛永芬将所享有的案涉房屋的份额分配给陈某1继承和享有，则陈某2对案涉房屋不再享有权利，其无权主张对案涉房屋的替代物即征收补偿款进行分割。 本案中，对于案涉房屋，陈某6仍享有1/16的财产份额，故对于房屋因被征收而产生的征收补偿款，其亦应当享有1/16的权利，一审认定陈某6享有1/7的权利，系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陈某6应当享有的征收补偿款为46741.22元。 综上，上诉人陈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陈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认定部分案件事实错误、以致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查明事实后予以纠正。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2018）黔2324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陈某6、陈某4、陈某2、陈某5的诉讼请求。”； 二、变更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2018）黔2324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陈某6享有贵州省晴隆县××南街65号（属毛永芬所有）被征收房屋补偿款的七分之一的份额，即106837.08元，陈某1享有七分之六的份额，即641022.51元。”为“一、陈某6享有贵州省晴隆县××南街65号被征收房屋补偿款的十六分之一的份额，即46741.22元，陈某1享有十六分之十五的份额，即701118.37元”。 三、驳回陈某6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912元，减半收取1956元，保全费1520元，合计3476元，由陈某6承担1676元，被告陈某1承担1800元；上诉人陈某1、陈某2各自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912元，由二人各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慧兰 审判员  刘金洲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桂劲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