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16民初11708号原告：黄艺，女，199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告：邱林群，女，197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原告：陈贵兰，女，198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黄光平，女，195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黄勇，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上述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融曦，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智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建材工业园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562244422。法定代表人：刘贵兴，董事长。被告：刘贵兴，男，196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被告：黄光梅，女，1965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照军，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光庆，男，196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区。第三人：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一号桥东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563492328J。法定代表人：袁森林，总经理。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与被告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助公司）、刘贵兴、黄光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黄光庆、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帅腾公司）主动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本院审查，将黄光庆、帅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月17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艺及其与原告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融曦、周智勇，被告天助公司、刘贵兴、黄光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照军，第三人黄光庆、帅腾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森林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天助公司向原告黄艺、陈贵兰、邱林群、黄光平、黄勇归还5056338.98元；2、撤销黄艺、陈贵兰、邱林群于2016年7月19日向天助公司出具的《承诺书》；3、被告刘贵兴、黄光梅对被告天助公司归还原告5056338.98元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邱林群系原告黄艺的母亲，原告陈贵兰系黄艺表嫂，原告黄光平系原告黄艺的大孃，原告黄勇系原告黄艺伯伯；被告刘贵兴系原告黄艺姑父，被告黄光梅系原告黄艺姑母。自2009年开始，原告黄艺父亲黄光庆、表哥袁森林采用代理买断销售模式销售被告天助公司水泥。因此，黄光庆、袁森林及二人关联公司帅腾公司同被告天助公司存在大量的业务往来。2016年，黄光庆、袁森林同被告天助公司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双方就是否存在应付货款发生争议。被告天助公司以黄光庆、袁森林涉嫌职务侵占罪为由向江津区公安局进行控告。2016年7月14日，江津区公安局以涉嫌职务侵占罪为由对黄光庆、袁森林立案侦查并釆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7月16日，被告黄光梅告知原告黄艺、邱林群，被告天助公司的股东对黄光庆和袁森林极为嫉恨，现在只有刘贵兴愿意帮忙救二人出来。2016年7月17日，被告刘贵兴来到原告黄艺家中，并告知原告黄艺、邱林群及其家人，黄光庆和袁森林在代理销售天助公司水泥的这些年，共欠天助公司1560万元，只要家属尽量凑钱将钱交到天助公司，他就可以让黄光庆和袁森林马上出来，否则黄光庆和袁森林就得坐牢。原告等人对黄光庆、袁森林与被告天助公司的业务往来并不了解，且此时黄光庆、袁森林已被江津区公安局刑事拘留，无法核实刘贵兴关于天助公司和黄光庆、袁森林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基于对被告刘贵兴的信任，原告等人竭尽全力筹集了505万余元。2016年7月18日，黄艺、邱林群来到刘贵兴家中，表示竭尽全力筹措到了505万余元，刘贵兴当即表示他和江津公安机关打招呼，只要黄艺等人老实将钱支付给天助公司，黄光庆和袁森林再过二天就可以出来，并要求黄艺、邱林群、陈贵兰将家庭所有财产列个清单，清单中承诺将所有财产变卖后的钱款用于归还黄光庆、袁森林对天助公司的欠款,但是这个承诺只是向天助公司的股东表示黄光庆、袁森林的家属代为还款的态度，天助公司并不会真的要求三人将所有财产变卖后还账。在欺骗和胁迫下，黄艺、邱林群、陈贵兰信以为真，以三人的名义向天助公司出具了《承诺书》，将黄光庆和袁森林两家的所有房产和车辆进行了罗列，并承诺将所有罗列的家庭财产归还帅腾公司对天助公司的欠款。2016年7月19日上午，在刘贵兴作出只要交钱就能让黄光庆、袁森林出来的承诺后，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到珞璜的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一共转款505万余元到天助公司，其中通过黄艺的银行卡转款4112987.08元、通过黄光平的银行卡转款503997.29元、通过黄勇的银行卡转款439354.61元。而当江津区公安机关将家属代为退赃的文书交给黄光庆和袁森林签字时，因为二人并不曾拖欠天助公司任何的货款，所以二人坚决不予签字。2016年7月20日，被告黄光梅打电话告诉黄艺及邱林群，因为袁森林和黄光庆坚决不愿意签署退赃的法律文书，还在看守所闹得很凶，公安机关说二人态度极为恶劣，不同意放黄光庆和袁森林回来。2016年7月22日，因为刘贵兴违背了交钱后立即可以让黄光庆、袁森林出来的承诺，黄艺找刘贵兴当面对质，对质过程中，江津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拨打了黄艺、邱林群二人的电话，要求二人到公安机关接受问话。刘贵兴要求黄艺、邱林群向公安机关证实其是自愿交钱到天助公司的，且之所以缴纳了505万元，纯粹是其算错了帐，如果黄艺和邱林群不依照其说的办，刘贵兴就算让天助公司出具刑事谅解书也没有作用，公安机关还会继续对黄光庆和袁森林实行羁押。基于对刘贵兴的信任，二人依照刘贵兴的要求对公安机关进行了陈述。2016年8月18日晚，被告黄光梅来到黄艺家中,表示其以离婚作要挟，要求刘贵兴以天助公司的名义向公安机关出具了刑事谅解书，黄光庆和袁森林第二天就能回来，但是要求黄艺等人保证黄光庆和袁森林等人出来后不能找刘贵兴或者天助公司闹事，否则就让黄光庆、袁森林坐三四十年的牢，且要求黄光庆、袁森林继续向天助公司支付1000余万元。2016年8月19日，江津区公安机关变更对黄光庆、袁森林的刑事拘留措施为监视居住。因为黄光梅已明确对黄艺等人进行了威胁和警告，原告等人及黄光庆、袁森林均害怕再度遭到刘贵兴的打击和构陷，且黄光庆、袁森林涉及的职务侵占罪司法机关还没有做出处理决定，原告等人根本不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3月16日，江津区人民检察院查明案件事实，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对黄光庆和袁森林作出不予起诉决定。原告认为，黄艺等原告并不经营帅腾公司，对帅腾公司和天助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并不清楚，对其所涉及的客户如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一无所知。而帅腾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依据常情常理，黄艺等原告和帅腾公司之间的财产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任何理由代一个独立的法人履行债务，在东拼西凑505万余元替帅腾公司归还所谓“还款”之后，甚至签署还款承诺书将家庭全部财产用于替帅腾公司归还债务，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刘贵兴、黄光梅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欺诈、胁迫。刘贵兴正是趁原告的近亲属黄光庆、袁森林身陷囹圄的危难之际，欺骗黄艺等原告，谎称黄光庆、袁森林侵占了天助公司1560万余元，因此公安机关对二人立案侦查，如黄艺等人主动筹钱将钱退给天助公司，天助公司让二人马上解除刑拘措施，给二人出具刑事谅解函。而此时黄艺等人作为刑事案件的案外人对二人具体因为何事被公安机关拘留并不清楚，而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天助公司明确向原告等人告知了原因，基于对刘贵兴的信任，基于为了给二人减轻刑事罪责并争取早日解除刑事拘留的目的，黄艺等人向天助公司付款505万余元并出具《承诺书》。检察机关已经查明黄光庆、袁森林不具有职务侵占天助公司钱款的犯罪行为，且《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书》、《公证书》、帅腾公司《情况说明》已足以证明帅腾公司、黄光庆、袁森林对天助公司不负有欠款，刘贵兴对黄艺等人的陈述纯属虚构事实，既然黄光庆、袁森林已经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无罪，那黄艺等原告为了帮二人减轻刑事罪责的“退赃”也就没有了事实基础，三名被告理当向原告归还该505万余元，几名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也应当被撤销。黄艺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刘贵兴欺诈的时间应为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书之后。黄光庆、袁森林二人解除刑事拘留之后，司法机关并未对二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作出认定，因此黄艺等人也就无法确定黄贵兴、袁森林二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自然不可能向天助公司主张撤销，加之被告黄光梅作出的如黄光庆、袁森林继续找天助公司闹，二人就又得进看守所的恫吓，其积极退赃帮助黄贵兴、袁森林二人减轻刑事罪责的主观意愿仍然存在。在检察机关作出认定之后，原告才可能知道刘贵兴系对其进行欺诈，因此知道的时间点应为不予起诉决定书作出之日。被告天助水泥公司、刘贵兴、黄光梅辩称，一、各原告对已经支付的505万余元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涉及的505万余元与被告天助公司和帅腾公司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无关联性。同时，本案案由是合同纠纷，而505万余元是财产返还纠纷；因此，各原告起诉被告偿还505万余元的诉讼请求不能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本案应当驳回原告的这一诉求。1、本案案涉505万余元，是被告天助公司履行与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三环江綦项目部签订的《水泥采购合同》、与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合高速第七项目部签订的《水泥买卖合同》、与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合高速DLM合同段项目部签订的《水泥购买合同》过程中，因各项目公司欠被告天助公司的货款，黄艺、黄勇、黄光平等人代前述公司支付的水泥货款。原告代为支付了案涉505万余元货款后，货款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各原告不再对案涉货款享有所有权；同时，各原告因自愿为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支付义务，属于债务承担行为，如果各原告要主张505万余元的权利，应当向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无权向被告天助公司要求返还水泥货款。如果前述公司与被告天助公司结算后不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对于已经支付的505万余元货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只能由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被告天助公司主张，因此，各原告显然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2、由于本案505万余元是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欠付被告天助公司的水泥货款，不是帅腾公司支付给被告天助公司的款项，因此，被告天助公司与帅腾公司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与案涉505万余元没有任何关联性。二、各原告提出撤销承诺书已过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经灭失。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的除斥期间应当从2016年7月19日起至2017年7月18日止，因此，各原告在2018年10月1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显然撤销权已经灭失。三、本案从客观事实上讲，也不具备撤销的事由。首先，由于黄光庆安排袁森林将被告天助公司在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三环江綦项目部的水泥货款2000余万元支付到了帅腾公司账户内，帅腾公司收款后没有将水泥货款支付给被告天助公司。因此，帅腾公司欠被告天助公司款项属实。其次，2016年7月19日，各原告向被告天助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各原告自愿的，是各原告将《承诺书》签署完毕后交给被告天助公司，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一个被告参与，根本不存在各被告对各原告的欺诈、胁迫的事实。因此，《承诺书》是各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诺书》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债的加入，对各方当事人均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综前所述，各原告不是505万余元诉讼的适格主体，不应当主张505万余元的诉讼请求。同时，各原告出具的《承诺书》是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各被告的欺诈胁迫，在各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经灭失。因此，原告的诉求不成立，依法应当驳回。第三人黄光庆、帅腾商贸公司述称，对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无异议。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查院已对黄光庆、袁森林做出《不予起诉决定书》，在决定书中已对黄光庆与天助水泥之间系个人运输并自负营亏的销售模式予以查明，并根据黄光庆与天助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载明先款后货，账户上必须有余额。在此种销售模式之下，第三人不可能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所做会计鉴定报告书，对截止2016年2月份，天助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确定天助公司欠负第三人货款近500余万元。然而被告刘贵兴、黄光梅却虚构第三人帅腾公司及黄光庆对天助公司负有债务，迫使原告黄艺等人向天助公司支付款项，出具的《承诺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刘贵兴、黄光梅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胁迫，所以原告出具的《承诺书》应当被撤销，支付的500万余元被告应当予以返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对《收据》、转账凭证、《承诺书》、《付款说明》、《拘留通知书》、《不予起诉决定书》、《释放证明书》、（2017）鄂05民初3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对该部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黄光庆与原告邱林群系夫妻，二人系原告黄艺的父母；原告陈贵兰与袁森林系夫妻；原告黄光平系第三人黄光庆的姐姐、袁森林的母亲；原告黄勇系第三人黄光庆的哥哥；被告黄光梅与第三人黄光庆系姐弟；被告黄光梅与被告刘贵兴系夫妻。原告邱林群系第三人帅腾公司的股东之一。2016年7月19日，黄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向天助公司转款2363706.58元、1749280.50元，摘要均为“代帅腾付货款”；黄光平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天助公司存款503997.29元，摘要也为“代帅腾付货款”；黄勇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天助公司转款439354.61元，摘要也为“代帅腾付货款”；黄艺、黄光平、黄勇三人共计向天助公司支付5056338.98元。同日，天助公司分别向黄艺出具《收据》3张、向黄光平出具《收据》1张、向黄勇出具《收据》2张，分别载明“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XX01交款单位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2363706.58收款事由建行2998户收到黄艺代渝达路桥江合D7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XX04交款单位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合高速路DLM合同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90，256.32收款事由农行2594户收到黄艺代警通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XX06交款单位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2段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1，659，023.98收款事由农行2594户收到黄艺代葛洲坝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XX05交款单位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合高速路DLM合同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503，997.29收款事由建行2998户收到黄光平代警通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XX02交款单位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合同段项目部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201,145.92收款事由建行7998户收到黄勇代渝达路桥江合D7付水泥款”、“收据入账日期：2016年7月19日NO00XX03交款单位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合高速路DLM合同段项目款收款方式转账人民币¥238，208.09收款事由建行2998户收到黄勇代警通付水泥款”。2016年7月19日，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向天助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鉴于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欠贵司水泥货款若干，本人自愿将名下资产处置后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资产明细如下：……承诺人：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出示了黄艺、黄光平、黄勇签名的《付款说明》。其中原告黄艺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黄艺于2016年07月19日由其建行9886户转账¥2,363,706.58元至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建行2998户，作为其代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合同段项目部支付天助水泥货款。黄艺于2016年07月19日由其农行账户转账¥1，749，280.50元至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农行2594户，其中1,659,023.38元其代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支付天助水泥款，其中¥90,256.52元作为其代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天助水泥货款”；黄光平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黄光平于2016年07月19日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建行2998户存入现金¥503,997.29元，作为其代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天助水泥货款”；黄勇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黄勇于2016年07月19日由其建行6365户转账¥4393,354.61元至重庆天助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建行2998户，其中¥201,145.92元作为其代重庆渝达公路桥梁有限责任公司江合高速路D7合同段项目部支付天助水泥货款。其中238,208.69元作为其代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天助水泥货款”。还查明：天助公司2016年7月以黄光庆、袁森林涉嫌职务侵占罪向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报案。2016年7月15日黄光庆、袁森林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8月19日变更为监视居住，2017年2月17日被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2月16日被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年3月16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以黄光庆和袁森林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证据不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决定对黄光庆和袁森林不起诉。2018年4月13日，天助公司以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收取其在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的货款后未将相应货款支付给天助公司，在天助公司的要求下，邱林群、黄艺、黄小铭、陈贵兰向天助公司作出承诺以自有或夫妻共同所有的资产处置后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后均拒不支付货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帅腾公司、黄光庆、邱林群、黄艺、黄小铭、袁森林、陈贵兰共同支付货款5769508.6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在该案【即（2018）渝0116民初4915案】审理中，黄艺等人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黄艺等人向天助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等即本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天助公司是否应向原告归还案涉5056338.98元？2、案涉《承诺书》是否应撤销，是否已过除斥期间？现分别评述如下：1、关于被告天助公司是否应向原告归还案涉5056338.98元问题。被告辩称案涉5056338.98元是黄艺、黄勇、黄光平等人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的水泥货款，属于债务承担行为，各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首先，从原告黄艺、黄光平、黄勇转款或存款的摘要来看，均备注为“代帅腾付货款”，说明几原告转款或存款时并没有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水泥款的意思表示。其次，虽被告天助公司出具给原告黄艺、黄光平、黄勇的《收据》和原告黄艺、黄光平、黄勇签名的《付款说明》载明的收款事由是几原告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水泥款，但从审理查明的情况来看，现无任何证据显示几原告与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任何关系，故被告辩称几原告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达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警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水泥款，显然不符合常理。相反，鉴于几原告与帅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袁森林存在亲戚关系或利害关系，且结合原告黄艺、陈贵兰、邱林群向被告天助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重庆帅腾商贸有限公司欠贵司水泥货款若干，本人自愿将名下资产处置后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故原告黄艺、黄光平、黄勇在转账或存款时摘要代帅腾公司支付货款，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几原告是代帅腾公司支付的货款5056338.98元，故如被告天助公司应归还案涉5056338.98元货款，也应向帅腾公司，而不是向几原告。现几原告要求被告天助公司归还支付的5056338.98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案涉《承诺书》是否应撤销，是否已过除斥期间问题。原告诉称刘贵兴趁原告的近亲属黄光庆、袁森林身陷囹圄的危难之际，欺骗黄艺等原告，谎称黄光庆、袁森林侵占了被告天助公司1560余万元，在欺骗和胁迫下黄艺、邱林群、陈贵兰信以为真，以三人的名义向被告天助公司出具了《承诺书》，刘贵兴、黄光梅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欺诈、胁迫，《承诺书》也应当被撤销。被告辩称各原告向被告天助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各原告自愿的，不存在各被告对各原告的欺诈、胁迫的事实。因此，《承诺书》是各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诺书》从法律性质上讲属于债的加入。本院认为，现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黄艺等原告出具《承诺书》时，被告刘贵兴、黄光梅是否存在欺诈、胁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见，构成可撤销的受欺诈行为，须具备四要件：一是欺诈方须有欺诈行为；二是欺诈方须有欺诈故意；三是被欺诈方须因欺诈行为而陷于错误认知，并基于错误认知作出意思表示；四是被欺诈方的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认为帅腾公司不欠天助公司货款，而天助公司则认为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还欠天助公司货款，并因此天助公司于2016年7月以黄光庆、袁森林涉嫌职务侵占罪向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报案以及2018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货款。显然天助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贵兴与黄光庆、袁森林、帅腾公司之间对帅腾公司是否欠天助公司货款是存在争议的。原告还诉称刘贵兴说《承诺书》只是向天助公司的股东表示黄光庆、袁森林的家属代为还款的态度，天助公司并不会真的要求三人将所有财产变卖后还账，现也仅为原告的单方陈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贵兴存在欺诈故意，现原告以刘贵兴的行为构成欺诈请求撤销出具的《承诺书》，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见，构成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五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行为故意；三是胁迫须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从现有证据来看，2016年7月15日黄光庆、袁森林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原告诉称2016年7月17日被告刘贵兴告知原告黄艺、邱林群及其家人，黄光庆和袁森林在代理销售天助公司水泥的这些年，共欠天助公司1560万元，只要家属尽量凑钱将钱交到天助公司，他就可以让黄光庆和袁森林马上出来，否则黄光庆和袁森林就得坐牢；2016年8月18日晚，被告黄光梅来到黄艺家中,要求黄艺等人保证黄光庆和袁森林等人出来后不能找刘贵兴或者天助公司闹事，否则就让黄光庆、袁森林坐三四十年的牢，且要求黄光庆、袁森林继续向天助公司支付1000余万元。本院认为，原告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黄光庆、袁森林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需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提起公诉并经法院审理才能最终认定，而不是由刘贵兴个人所能决定的。原告自身也陈述其基于为了给黄光庆、袁森林二人减轻刑事罪责并争取早日解除刑事拘留的目的，向天助公司付款505万余元并出具《承诺书》。故黄艺等三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也不构成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如前所述，本院认定黄艺等三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不构成可撤销的受欺诈、受胁迫行为，故该《承诺书》应系三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撤销。既然该《承诺书》不应撤销，那么双方争议的除斥期间也就再无意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50元，由原告黄艺、邱林群、陈贵兰、黄光平、黄勇负担。此款原告已向本院预交23575元，余23575元限几原告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小华人民陪审员  钱怀德人民陪审员  龚寿成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书 记 员  范凤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