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民终76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立军，男，汉族，1974年2月24日出生，住长沙市芙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海红，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健明，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东坡，男，汉族，1972年12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湘阴县。原审第三人：刘友常，男，汉族，1964年6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上诉人焦立军因与上诉人杨东坡以及原审第三人刘友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焦立军与杨东坡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湘0121民初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立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2、依法改判杨东坡赔偿焦立军损失100000元；3、判令杨东坡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焦立军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损失，就直接驳回焦立军关于赔偿100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一审中，焦立军虽然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其损失，但是因该合同的解除焦立军确实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双方签订了协议后，焦立军多次与杨东坡就合作细节进行磋商，在这个过程中，焦立军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大量差旅费、住宿费等等。上述费用都是焦立军为签订相关协议而实际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因杨东坡明确表示不履行协议约定，而成为焦立军的损失。因杨东坡明确表示不履行协议，故焦立军申请解除，焦立军所产生的上述费用无法冲抵而成为其损失。该部分损失，焦立军虽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但是确实存在，法院可以依职权酌情认定，而不能直接否定而不予支持。杨东坡辩称：不同意一审法院解除合同的判决，也不同意赔偿焦立军。杨东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焦立军诉讼请求；3、判决焦立军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我国合同法上没有“整体协议”的概念，一审判决误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双方拟成立一家公司”当成股权转让的条件，误把《股权转让协议》当成附生效条件的合同。2、即使《补充协议》的履行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也是焦立军在阻止条件的成就。《补充协议》签订后，焦立军分文未付，遑论设立公司，此后还去办理了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依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焦立军也应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解除合同错误。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履行期限早已届满，杨东坡的义务也早已履行完毕。另外，法律对合同解除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条件，人民法院应该紧紧围绕是否具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五种解除情形来审理与裁判。综上，涉案协议只有杨东坡才享有合同解除权，焦立军无权解除合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驳回。焦立军辩称：一、对于合同解除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判决解除焦立军与杨东坡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并无错误。二、一审判决焦立军享有合同解除权，并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正确。焦立军与杨东坡之间签订的三份协议是互相联系且应得到整体履行的三份协议，该三份协议中焦立军的主要义务是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杨东坡的主要义务是以3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作为投资款与焦立军设立一家木制品公司。现杨东坡通过起诉的方式要求焦立军支付480.3万元股权转让款，主张《合伙协议》无效，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不会履行《补充协议》义务，属于根本违约，焦立军可以解除三份协议。刘友常二审未发表意见。焦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焦立军与杨东坡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以及双方于2016年4月23日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并由杨东坡协助焦立军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即将杨东坡转让给焦立军的股权变更至杨东坡名下；2、由杨东坡退还焦立军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197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3、杨东坡赔偿焦立军损失100000元；4、杨东坡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1、2015年5月18日，杨东坡（甲方）、刘友常（乙方）、焦立军（丙方）就“深圳我行我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我速公司）”（12308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杨东坡、刘友常在“我行我速公司”持有21.32%的股份，焦立军受让杨东坡在“我行我速公司”4.2%的股份，支付股权转让款4000000元；焦立军受让刘友常在上述公司1%的股份，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000元。2、2015年5月18日，焦立军分别与杨东坡、刘友常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焦立军以其所有的两家木制品生产厂家及三家销售门店与杨东坡、刘友常合伙经营；杨东坡拟投入3090000元现金，占股10.3%，刘友常拟投入910000元现金，占股3%；杨东坡、刘友常不参与企业管理，不承担企业亏损，年末按股份比例分红。3、2015年8月1日，刘友常在2015年5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下方批注：“本人同意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杨东坡”。同日，刘友常在2015年5月18日的《合伙协议》后面批注：“本人同意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杨东坡”；2015年8月2日，焦立军在《股权转让协议》上方批注：“本人同意杨东坡承继刘友常的权利义务，延缓过户时间，但12308公司法定代表人保证在下一轮工商变更时须办理过户手续，最迟不超过2015年9月30日前，否则按原协议处罚”。4、2016年4月23日，焦立军（甲方）与杨东坡（乙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由杨东坡手写），约定：一、焦立军于2015年5月18日以5000000元受让杨东坡在“我行我速公司”5.2%的股份（杨东坡4.2%的股份加上承接刘友常的1%股份），经增资扩股稀释现相当于4.06%，本协议签订后焦立军立即向杨东坡支付2000000元，余款3000000元用于双方拟成立一家以焦立军、杨东坡为股东的木制品生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杨东坡的出资。二、杨东坡在转让5.2%股份的基础上再赠送2%的股份给焦立军，所赠股份在焦立军支付2000000元及拟注册公司成立后生效，即增加至6.06%。三、焦立军已支付杨东坡200000元，余款1800000元（该数额由焦立军手写）如迟延给付按月息壹分计算违约金（当日该款由杨东坡改为“余款壹佰玖拾贰万合同签订日支付，乙方占拟成立公司虹昌木门10%的股份”）。5、焦立军于2015年5月19日和2015年5月21日分别向杨东坡及刘友常支付股权转让款170000元及27000元，刘友常已将上述27000元支付给杨东坡。焦立军、杨东坡、刘友常均认可一致：刘友常在《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由杨东坡享有和承担。6、2016年6月3日，我行我速公司进行了股东变更，焦立军在我行我速公司的出资比例为4.0603%。7、2017年5月5日，杨东坡以（2017）湘0121民初2388号股权转让纠纷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焦立军依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4803000元及利息。2017年6月5日，焦立军以（2017）湘民初3160号股权转让纠纷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以杨东坡的诉讼行为明确表示不履行《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为由，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对（2017）湘民初3160号股权转让纠纷案作出判决后，焦立军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0月27日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焦立军于2017年12月11日撤诉后，于2018年1月3日重新起诉提出本案诉求。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焦立军是否享有解除权。焦立军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以及《补充协议》是相互关联的三份协议，杨东坡不能只要求焦立军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现杨东坡明确表示不履行《合伙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已构成根本违约，焦立军享有解除权。杨东坡认为，双方签订的三份协议是互相独立的，彼此之间不具有关联性，焦立军不能以杨东坡不履行《合伙协议》和《补充协议》为由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一）焦立军与杨东坡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后，《股权转让协议》未得到全部履行、《合伙协议》未履行的情形下，双方于2016年4月23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同时涵盖有《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中的内容，并对两份协议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和补充，故可以认定《补充协议》将《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联系了起来，《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不是两份相互独立的协议。再结合本案当事人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分析，焦立军认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是基于双方有互相投资的意向，即焦立军支付5000000元受让杨东坡的股份，同时杨东坡应投资4000000元到焦立军经营的木制品厂和销售门店。经查明《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系同时签订，如上所述《补充协议》将该两份协议内容建立了联系，加之一审法院通过对刘友常进行询问，刘友常认可签订两份协议时，协议双方有股权置换的意思表示在其中。故可以映证签订两份协议时，焦立军与杨东坡、刘友常不仅有焦立军向杨东坡支付5000000元受让股份一方面的意思表示，还有杨东坡、刘友常向焦立军经营的木制品厂、销售门店进行投资另一方面的意思表示。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是分开签订而具有内在联系，应当一并得到履行的整体协议。（二）杨东坡认为《合伙协议》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因未实际交付借款，故《合伙协议》未生效，不存在解除问题，而且《合伙协议》也被《补充协议》所取代。《补充协议》关于拟成立一家公司的约定不能强制履行，只能解除。经审查《合伙协议》中第三项有杨东坡不担亏损、只享收益的约定，该项约定虽与民法规定的个人合伙的性质有相悖之处，但并不影响《合伙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共同表达如上述第（一）点阐述的真实意思，《合伙协议》不是以借贷为目的而订立，不能以此否定《合伙协议》其他项约定的成立并生效。现杨东坡认为《合伙协议》未生效而不履行，《补充协议》只能解除，将三份相互联系的协议分割开来，仅单独要求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显然与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且《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支付的对价与《合伙协议》中约定投入的资金，是双方权衡各自利益后而分别确定的数额，相互影响。在《合伙协议》得不到履行、双方对解除《补充协议》不持异议的情形下，如果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亦有失公平。因此作为整体协议一部分的《股权转让协议》应与《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保持一致的履行和效力状态。故一审法院认定，焦立军在本案中享有《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的解除权。2、本案的解除权是否已超过除斥期间。焦立军认为，《民法总则》并没有规定解除权行使时限是多长，即使适用一年的除斥期间，焦立军的解除权行使期限也应当从杨东坡起诉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起算，因此焦立军的解除权没有超过法律所规定的除斥期间。杨东坡认为，焦立军的合同解除权已超过《民法总则》所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2017年5月5日，杨东坡起诉（2017）湘0121民初2388号股权转让纠纷案，焦立军收到起诉状副本开始，知晓杨东坡要求其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并主张不再履行《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即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权、解除权的产生，焦立军亦在此后的一年内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认定焦立军的解除权并未过除斥期间。本案包含有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起诉状副本于2018年1月16日送达至杨东坡，《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于2018年1月16日解除。3、解除权行使后的法律后果。焦立军认为，合同解除后，应恢复原状，已转到焦立军名下的股权应恢复登记至杨东坡名下，杨东坡向焦立军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赔偿损失100000元。杨东坡认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股权已登记至焦立军名下，应当维护交易安全，由焦立军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登记不能恢复原状。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尚未履行，应当终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已经部分履行，现焦立军要求将我行我速公司4.0603%的股权恢复登记至杨东坡名下，股权恢复原状没有障碍，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股权恢复至杨东坡名下后，杨东坡应当向焦立军退还股权转让款197000元。另焦立军主张杨东坡赔偿损失100000元，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焦立军与杨东坡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于2016年4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现杨东坡在本案中明确表示《合伙协议》不存在履行问题、同意解除《补充协议》，故焦立军依法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三份协议予以解除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焦立军与杨东坡于2015年5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于2016年4月2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于2018年1月16日解除；二、限杨东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焦立军将名下“深圳我行我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4.0603%的股权恢复登记至杨东坡名下；三、限杨东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焦立军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97000元；四、驳回焦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29元，由焦立军负担2084元，由杨东坡负担4045元。本案二审期间，杨东坡向本院提交了焦立军所经营的长沙市雨花区冠胜木制品经营部、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帝莫德建材商行、长沙市雨花区冠龙门业加工厂三家个体工商户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焦立军在一审中作虚假陈述，焦立军并没有合伙的意图。焦立军对杨东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双方之间是另行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由杨东坡投资焦立军的个体工商户，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焦立军没有合伙意图，当时焦立军之所以注销三家个体工商户就是为了把三家个体工商户的资产集中到新的公司。刘友常未发表质证意见。对杨东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但该三家个体工商户的注销时间均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而《补充协议》中约定是焦立军拟投资新设立一家公司，个体工商户的注销与《补充协议》的履行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无法证明焦立军没有合伙意图，不能达到杨东坡的证明目的。本案二审期间，焦立军、刘友常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刘友常在本案一审过程中陈述称：“我和杨东坡虽与焦立军之间签了《合伙协议》，但我和杨东坡是不需要支付《合伙协议》中的款项给焦立军的，因为我们是拿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款抵《合伙协议》中的投资，等于焦立军用他名下厂子的股权和我、杨东坡在我行我速公司的股权置换下。焦立军已经付了2.7万元给我，付了一部分给杨东坡。等于焦立军抵了我们应该付的400万后剩余的就是焦立军应该再付的。我们当时签协议是股权互换的意思”。二、焦立军与杨东坡均确认我行我速公司目前已歇业。三、焦立军、杨东坡均一致确认《合伙协议》无法履行。杨东坡向焦立军提出解除《补充协议》中关于投资公司的内容，但认为股权转让部分的内容不应解除。而焦立军则认为《补充协议》包括股权转让和成立公司两个内容，既然解除就都应解除。四、焦立军主张杨东坡赔偿其10万元，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该三份协议应否一并解除；二、杨东坡应否赔偿焦立军损失。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焦点一。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司法实践中，合同双方的订约意图在很多情况下都难以被单纯的合同文本所完全涵盖，而是要通过对诸多其他行为和书面材料的综合分析，通过合同的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以明确合同订立的真实意思。本案中，2015年5月18日，杨东坡、焦立军和刘友常同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表明杨东坡、焦立军和刘友常当天对各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以及合伙的权利义务一并进行了商议，股权比例、股权转让款数额、合伙投资方式均系在各方综合权衡之后予以约定。根据刘友常的一审陈述，该两份协议签订时各方就有股权置换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和《合伙协议》的履行具有关联性，不能单独切割。2016年4月23日，杨东坡、焦立军又签订了一份由杨东坡手写拟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拘束力。《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焦立军于2015年5月18日以5000000元受让杨东坡在我行我速公司5.2%的股份（杨东坡4.2%的股份加上承接刘友常的1%股份），经增资扩股稀释现相当于4.06%,本协议签订后焦立军立即向杨东坡支付2000000元，余款3000000元用于双方拟成立一家以焦立军、杨东坡为股东的木制品生产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杨东坡的出资”。该条款实际上将焦立军、杨东坡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整体变更，也将双方之间关于转让股权与投资合作的权利义务有机联系起来。即：焦立军应向杨东坡支付5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其中2000000元直接支付给杨东坡，余款3000000元作为双方拟成立新公司中杨东坡的出资。双方的权利义务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现杨东坡明确提出解除《补充协议》中关于其出资新设公司的内容、无须再履行设立新公司的义务，但又要求焦立军继续将剩余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杨东坡，该主张违反合同的约定，也明显有失公平。鉴于本案焦立军、杨东坡均主张不再履行《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一审判决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补充协议》一并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涉案三份协议解除之后，焦立军应将其名下我行我速公司的股份恢复登记至杨东坡名下，而杨东坡亦应退还焦立军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杨东坡提出的其无须退还焦立军股权转让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经审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焦立军虽主张杨东坡对其造成了损失并要求赔偿损失100000元，但焦立军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对上诉人焦立军提出的要求杨东坡赔偿其损失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得当，本院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6345元，由焦立军承担2300元，杨东坡承担40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龙付送审判员 戴 静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澍民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