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粤09行初35号 原告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莲河村河仔口村第二经济合作社（原电白县马踏镇莲河村河仔口村第二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宝章，社长。 委托代理人赖培强，男，195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 委托代理人李盛武，广东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华翠，区长。 委托代理人周家崇，茂名市电白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国华，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许志晖，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华杰、李绮红，均系茂名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莲河村河仔口村第四经济合作社（原电白县马踏镇莲河村河仔口村第四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宝雄，社长。 委托代理人黄进添，男，196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 委托代理人陈慕伟，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莲河村河仔口村第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河仔口二社）诉被告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电白区政府）、茂名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茂名市政府）山林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4日受理后，于2018年6月11日分别向被告电白区政府、茂名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河仔口二社法定代表人陈宝章和委托代理人赖培强、李盛武，被告电白区政府委托代理人周家崇、吴国华，被告茂名市政府委托代理人陈华杰、李绮红，第三人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莲河村河仔口村第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河仔口四社）委托代理人黄进添、陈慕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电白区政府于2018年1月9日作出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争议双方对争议地的使用事实以及持有的有效证书是确定土地权属的主要依据。从1963年起至2016年发生争议时止，期间一直由河仔口四社管理、使用和收益。1982年9月13日，电白县人民政府给河仔口四社颁发了争议岭的《电白县山权林权证》。1997年8月13日，河仔口四社将争议地及周围岭发包给外人种植果树至今，并收取承包金，期间从未间断。再有，2002年国家征收争议地部分土地，其土地补偿款和青苗费补偿款也归河仔口四社所有，河仔口二社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结合调查事实以及争议地现状使用情况，河仔口四社在争议地经营、管理、使用、收益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此，河仔口四社主张争议岭权属有理有据，应当予以支持。而河仔口二社没能提供争议岭权属凭证，也没有使用和管理争议地的事实，其主张争议岭权属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和《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决定：一、争议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河仔口四社所有。二、限河仔口二社在本决定书生效后一个月内自行迁移争议地上种植的速生桉苗。河仔口二社不服，向茂名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茂名市政府于2018年5月9日作出茂府行复[2018]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河仔口二社诉称，一、争议岭的历史变迁情况。争议岭由五个相连的岭组成，即老鼠出洞小岭、老鼠出洞大岭、生疯婆岭、佛子公岭、佛子公岭仔。甫壳岭是独立的一个岭，不在争议岭的范围内。烂岭是由河仔口一、二、四社和村委会拥有的几个岭组成，包含老鼠出洞小岭、老鼠出洞大岭、生疯婆岭、佛子公岭、佛子公岭仔、甫壳岭、望牛石岭、狗狼岭、黄泥岭、甘蔗场岭等。高级社时，现河仔口一、二、三、四社同属一个高级社，烂岭属于高级社集体所有。成立生产队时，河仔口一、四社为一队，河仔口二、三社为二队，烂岭没有分给任何生产队。1962年“四固定”时，莲河大队对烂岭进行了划分：河仔口二队分有老鼠出洞小岭、老鼠出洞大岭、生疯婆岭水流北部分、佛子公岭、佛子公岭仔水流北部分；河仔口一队分到生疯婆岭水流南部分、佛子公岭仔水流南部分、甫壳岭、望牛石岭、狗狼岭、黄泥岭。甘蔗场岭留给大队使用。后原告在争议岭上种了松树并在老鼠出洞小岭西面做有砖瓦窑，都是使用争议岭的柴和树木烧砖瓦。1982年林业“三定”时，由于原告和第三人在1962年“四固定”时分得的生疯婆岭南北至、佛子公岭东南至和佛子公岭仔南北至，其中的分界线不清，故原告和第三人都没有填领以上山岭的《山权林权证》。1988年，马踏镇莲河村委会以整个河仔口自然村的名义与电白县林业局签订了丰产林贷款造林承包合同书。合同并不包含原告的山岭，但在种树苗时占用了原告三个岭的一部分，对此原告曾向村委会提出异议。1997年8月，第三人要把争议岭承包给杨雄祥种植果树，原告知道后进行阻止，并通过镇政府和村委会要求处理，但均无任何结果。之后，原告对第三人使用争议岭的行为一直进行抗争。二、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林权证》是无效的，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1982年林业“三定”时，双方都没有领到烂岭含争议岭的《山林权证》。No.xxx号《电白县山林权证》填证人李积林、校证人许李钦的印章均不是其真正的印章，且该证不是李积林本人所填写。1997年之前第三人都没有No.xxx号《电白县山林权证》，该证是1997年发生争议后才伪造的。电白县档案局1982年莲河大队山林权证卷宗登记目录上未登记有第三人的《电白县山林权证》，这说明电白县档案局在初始整理莲河大队山林权证时，第三人是没有《电白县山林权证》的。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林权证》是一份来历不明的书证，是第三人伪造出来的证据，其目的是想通过此非法手段取得原告的争议岭权属。三、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由于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林权证》是伪造的假证，故不应作为合法有效的权属凭证。电白区政府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该证合法有效，应属认定事实错误。而且，2002年国家因建设阳茂高速路时所征收的部分甫壳岭，原本就属第三人所有的山岭，并不包含争议岭在内。电白区政府以该事实从而推定第三人有使用争议岭的事实，明显是以偏盖全，亦属认定事实不清。此外，现实中的甫壳岭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山岭，属河仔口村一队、四队所有，也属于烂岭中的一个小岭，但并不等同于烂岭。而电白区政府却认定甫壳岭包含了老鼠出洞小岭、老鼠出洞大岭、生疯婆岭、佛子公岭、佛子公岭仔，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是错误的事实认定。四、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争议岭名称及四至面积是错误的，不是争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附图是复印件，无法辨清四至，在法院组织现场勘查时被告电白区政府才提供有红线的原图。而被告工作人员组织现场勘查时没有组织各方现场踏界，只是在看牛岭脚水库边杨财文养鸡场以一张1:10000的地形图来代替实地勘查。因争议各方均是农民，缺乏查看地形图的知识，无法在该图中准确地指出争议岭的四至，故才会出现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在两张不同的现场勘验图上签名的情况。事实上，2017年12月11日下午参加现场勘查的各方人员签字确认的现场勘查图的四至、面积与第三人林地确权申请书和原告林地确权答辩状的主张争议岭的四至面积是基本一致的，该现场勘查图才是争议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作为被告进行确权的依据。但被告电白区政府在原告和第三人未书面和口头申请变更争议岭四至及面积，也未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就自行改变了争议岭的名称、四至、面积，其由此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而且，从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附图来看，其四至表述也是与实地不一致的。综上所述，电白区政府所作的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岭权属确定给第三人所有，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应当予以撤销。茂名市政府作出的茂府行复[2018]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是依据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故该行政复议决定所认定的事实亦属错误，依法亦应予以撤销。为此，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2018年1月9日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2018年5月9日茂名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茂府行复[2018]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河仔口村二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副本）。证明原告主体合格的事实；证据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情况；证据3.《山权林权证》登记册封面。证明电白区档案局没有河仔口四社的1982年《山权林权证》存档记录的事实；证据4.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该证第四栏的内容是1995年发生争议时伪造形成的，属无效证据的事实；证据5.河仔口四队林地情况表（2010年6月31日林权制度改革）。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烂岭上有权属争议及第三人把争议地叫做甫壳岭是错误的事实；证据6.1982年李积林、许李钦的印章。证明该印章才是李积林、许李钦在1982年填写《山权林权证》时使用的私人印章；证据7.xxx号《山权林权证》上的李积林、许李钦印章。证明该证上李积林、许李钦的私章是假冒的事实；证据8.No.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第三人1982年山权林权证上第四栏所记载的山岭不是甫壳岭的事实；证据9.王乃锡的调查笔录（原县林业局长）。证明河仔口一、二、四社和村委会在烂岭均有山岭以及1988年原电白县林业局的种树行为是政府行为的事实；证据10.黄宝超的调查笔录（原马踏镇书记）。证明1988年在烂岭造林是政府组织牵头的行为；证据11.陈万雄的调查笔录（马踏镇原林业站长、副镇长、副书记）。证明1995年二队与四队曾因使用烂岭的问题发生争议的事实；证据12.李积林的调查笔录（原莲河大队长）。证明xxx号《山权林权证》上的字迹不是他填写的，私章也不是他盖上去的。同时还证明1982年发证时二队和四队曾因烂岭填证问题发生纠纷以及第三人甫壳岭的位置、面积错误的事实；证据13.巫仁章的调查笔录（原莲河大队长）、证据14.黄桂星的调查笔录（原莲河新村村长）、证据15.巫世光的调查笔录（莲河大队拖拉机手）。均证明烂岭在1962年之前属河仔口村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烂岭分给河仔口一、二队和大队所有以及第三人所指的甫壳岭存在位置、面积错误的事实；证据16.许秋星的调查笔录（河仔口二队队长）、证据17.陈瑞荣的调查笔录（河仔口村三社社长）、证据18.许毫六的调查笔录（河仔口村一社社员）、证据19.陈保权的调查笔录（河仔口村三社会计）。该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除与证据13-证据15的相同外，另还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1982年填发山林权证时就烂岭的权属问题发生过纠纷的事实；证据20.巫仁宙的调查笔录（连塘坡村社员）。证明烂岭的范围及烂岭属于一、二、四队和大队分别所有的事实；证据21.申诉书及证人证言。均证明1995年原告与第三人就争议岭发生争议的情况；证据22.巫李开的调查笔录（连塘坡村村长）。证明生疯婆岭不属于第三人所有的事实；证据23.巫仁业的调查笔录（连塘坡村村民）。证明烂岭有一部分属于原告所有及第三人xxx号《山林权证》中记载的甫壳岭四至和面积与实际中的甫壳岭不符的事实；证据24.巫益民的调查笔录（原连塘坡村会计）。证明烂岭在1962年前属河仔口村的，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该岭分给一、二队和大队的事实；证据25.空白的1982年《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1982年的《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是县政府在盖好印章后才发下各村委会来填写的事实；证据26.河仔口村二社与河仔口四社争议烂岭权属四至面积图。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烂岭的四至和面积范围的事实；证据27.河仔口一社甫壳岭土地证四至图。证明第三人xxx号《山权林权证》中记载的甫壳岭四至和面积错误的事实；证据28.河仔口四社甫壳岭土地证的地籍档案封面和宗地图。证明第三人1982年的xxx号《山权林权证》中记载的甫壳岭四至与实际中的甫壳岭不符，实属烂岭的四至范围，且原告与第三人在烂岭权属上一直存在纠纷；证据29.李积林的2018年7月29日调查笔录。证明李积林于1976年至1994年任职莲河大队干部期间，只使用过一枚私章，该xxx号《山权林权证》中的笔迹及其私章，均不是其本人所为的事实；证据30.现场勘察图。证明争议双方确认的争议岭四至和面积与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所附的争议图不相符的事实；证据31.2019年2月18日对杨成安、周才斌、黄朝友、许德明等4人所作的4份调查笔录。证明四个现场勘察参加人签名确定的争议岭勘验图与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书所附的现场争议图认定的四至、面积图均不相符的事实。 被告电白区政府辩称，一、原告主张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地划分给其所有，没有依据。根据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1963年底之前，河仔口村原有一队、二队两个队。后来，一队再分为一分队和四分队（即河仔口四社前身）；二队再分为二分队（即河仔口二社前身）和三分队。争议地原属河仔口村一队所有，分为分队时，争议地被划给第三人所有。二、争议地由第三人长期管理、使用、收益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第三人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岭的事实有1988年与林业局签订造林合同并收获该林木、1997年发包给杨雄祥、2002年领取征地补偿等事实，该事实有原始的书证和证人证言等证据所证明。原告主张1988年的造林行为是以整个河仔口自然村的名义与电白林业局签订造林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合同的乙方填写的是“河仔四”，并盖有电白县马踏镇莲河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但村委会只是作为上级管理者的身份，不是实际种植林木的主体。而且合同上乙方的签名人是陈瑞森，他当时是第三人的负责人，在村委会没有任职。造林的贷款是第三人的社员签名领取，在争议地上所种植的丰产林也是由第三人收获。故第三人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岭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第三人持有甫壳岭的山权林权证(No.xxx)是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应当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的依据。首先，第三人持有的1982年xxx号《山权林权证》，经我府调查了当时莲河大队填发山权林权证的有关人员，并从电白区档案局调取了该证的存档材料，可以证明该山权林权证属合法有效的权属证书的事实。原告称该山权林权证是伪造的，但没能举证证明，应当不予采信。其次，山权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的，应当以四至为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颁发的山权林权证记载的面积不一定准确。而《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山权林权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以四至的地标物自然形成的宗地闭合线为准。虽然No.xxx《山权林权证》记载甫壳岭的面积为120亩，与实际面积相差不远，但其四至与实地相符，且经争议双方签名确认，故我府以该山权林权证作为争议地的权属凭证，并无不妥。因此，原告以其不知第三人领取山权林权证为由，从而否定No.xxx山权林权证的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在没有证据证明该证无效的前提下，该证应当作为确定争议地权属依据。四、原告主张争议地属其所有，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原告称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地划分给其所有，且不间断管理、使用争议岭，但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原告既没有争议地的权属来源，也没有管理、使用争议地的事实，其主张争议地的所有权，不能支持。五、原告主张我府处理决定书中确认的争议四至面积错误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原告称我府的工作人员在组织各方当事人勘查现场时没有到现场确认争议地的界至，与事实不符。从我府提供的勘验现场签到表、现场笔录和现场图来看，可以证明我府的工作人员是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其次，原告认为认定争议岭面积四至不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也不是事实。由于勘验材料中有各方当事人、镇干部等人员签字按指模，且都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争议地面积四至的认定，应予确认。第三，原告称我府擅自单方面改变争议岭名称和面积四至是没有理由的。申请人申请确权时的争议岭叫甫壳岭，我府确认争议岭的名称也是甫壳岭。而且我府在组织当事人勘验现场时，各方当事人均在争议岭勘验图上的红线图边及界至签名和盖指模。根据双方已签名确认的勘验图，我府确定争议岭的四界和范围，并无不妥，不存在我府单方面改变争议范围和面积的情形。因此，原告起诉请求撤销我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理据不充分，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电白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证据2.河仔口四社的土地确权申请书、河仔口二社的林地确权答辩状、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等。证明第三人申请调处争议岭的范围和事实、理由以及原告的抗辩主张；证据3.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报到表、现场勘查图。证明争议岭的四至范围及岭名的事实；证据4.No.xxx、No.xx、No.xx、No.xx、No.xx、No.xx、No.xx、No.xx共八份《山权林权证》。证明双方争议的甫壳岭权属已由No.xxx《山权林权证》登记给第三人所有的事实；证据5.《电白县丰产林、贷款林承包合同》、电白县林业贷款借据、河仔口四队各农户承包造林面积贷款表、《承包烂岭种植水果合同书》、承包金收据、征用各类土地面积及补偿金额表。该组证据为第三人为证明其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使用争议地的事实所提交的证明材料；证据6.陈宝雄的询问笔录、许汉忠的询问笔录、陈帝瑞的询问笔录、陈南的询问笔录、许鸿伟的询问笔录、陈日的询问笔录、许炳星的询问笔录、陈宝章的询问笔录、李积林的询问笔录。证明电白区政府在调处争议岭的权属纠纷时，对争议岭的权属事实和管理使用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证据7.许什开的证明材料、梁盘六的证明材料、许秋星的证明材料、巫李祥的证明材料、争议岭红线图。该组证据是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而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证据8.受理通知书、林权争议受理公告、提交书面答复通知书、勘验现场通知书、维持争议林木林地现状通知书、组织调解会通知书、调解会议记录、参加协商会议人员报到登记表、快递回单13份、电白区政府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在调处本案山岭权属纠纷时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其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的事实；证据9.法律法规摘录。证明被诉电府行决字[2018]1号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的事实。 被告茂名市政府辩称，一、茂府行复[2018]20号决定和电府行决字[2018]1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茂府行复[2018]20号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有No.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电白县丰产林、贷款林承包合同》、《电白县林业贷款借据》、《承包烂岭种植水果合同书》、《2002年烂岭第二期承包金分配》、《现金收入单据》、《收据》、《征用各类土地面积及补偿金额表》、《林地确权申请书》、《林地确权答辩状》、《现场勘查图》、《现场勘查笔录》、《调解会议记录》、《行政复议申请书》以及《证明》等证据证明。上述证据互相印证，准确反映客观事实。故茂府行复[2018]20号决定和电府行决字[2018]1号决定以其为证据所确认的事实，应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电府行决字[2018]1号决定和茂府行复[2018]20号决定程序合法。电白区政府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8]1号决定，经过申请、受理、答辩、调查、调解、决定等程序，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复议程序时，我府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电白区政府答复和举证，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经过现场勘查并结合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茂府行复[2018]20号决定，并送达给原告、电白区政府和第三人。以上所有的手续完备，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三、电府行决字[2018]1号决定和茂府行复[2018]20号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1982年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领取了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该证四至范围包罩争议岭，可作为本案确权依据。而且第三人对争议岭有长期经营管理使用的事实。而原告对争议岭既没有经营使用收益的事实，也没有相关的权属凭证，其主张争议岭的权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电白区政府根据上述事实将争议岭权属确认给第三人所有符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我府基于该事实并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茂府行复[2018]20号决定，应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茂名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茂府行复[2018]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据2.河仔口二社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据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该组证据均证明茂名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的事实；证据5.法律依据（摘录）。证明被诉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的事实。 第三人河仔口四社述称，一、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包罩争议岭。争议岭位于马踏镇莲河村委会和下洞岭村委会交界处，名为甫壳岭（又名生风婆岭、老鼠出洞岭），属烂岭的一部分。1982年，原告与第三人分别领取了各自山岭的《电白县山林权证》。第三人领取了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该证第四栏记载有甫壳岭，其四至范围包罩争议岭。至于争议岭的面积确认为181.65亩，是电白区政府在勘查现场时由原告和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签名认可的，该争议岭的四至面积不存在任何错误。二、争议岭一直由第三人管理使用。争议岭在解放后经当地政府划分确权给第三人，并由第三人管理、使用、占有、收益至今几十年都没有纠纷。1988年9月，第三人与原电白县林业局签订了《电白县丰产林、贷款林承包合同》在争议地上合作种植湿地松，1997年收获该林木。1997年8月13日，第三人将争议岭发包给杨雄祥种植果木，承包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2002年，国家建设阳茂高速公路（即沈海高速）征用了甫壳岭范围（包括争议岭）部分土地，该土地补偿款由第三人领取，期间无争议发生。2016年国家计划扩征沈海高速公路时才引发纠纷。由此可见，第三人对争议岭具有充分的管理使用事实。三、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合法有效。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记载的甫壳岭面积与争议岭实际面积不符，但是其四至范围包罩争议岭。而且，该证的填证人是原告村民，莲河大队书记也是原告的村民，由此更能证实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没有争议岭的权属凭证，也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岭有经营使用的事实。其在争议期间种植的桉树，属于林地权属争议期间抢种的林木，不可作为确权依据。电白区政府和茂名市政府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根据第三人享有争议岭的权属证书及对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使用的事实，将争议岭权属确认给第三人所有并限期原告自行迁移在争议岭上种植的速生桉苗，符合《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河仔口四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证明该证第四栏记载的甫壳岭四至范围包罩争议岭的事实；证据2.《电白县丰产林、贷款林承包合同》。证明1988年9月第三人与原电白县林业局签订《电白县丰产林、贷款林承包合同》在争议岭上合作种植湿地松并收获该林木的事实；证据3.《公证书》、证据4.《承包烂岭种植水果合同书》及其承包金分配单据。均证明第三人在1997年8月13日将争议岭发包给杨雄祥种植果树及承包期限自1998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的事实；证据5.征用各类土地面积及补偿金额表。证明2002年国家建设阳茂高速公路征用甫壳岭范围的部分土地时，该土地补偿款由第三人领取的事实；证据6.陈日的调查笔录、证据7.陈李安的调查笔录。均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岭的权属来源清楚及长期占有、使用、收益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河仔口二社对电白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错误。 对证据2中的《土地确权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证据恰恰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争议岭名称、四至和面积均是错误的，且申请人所称的使用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相符；对该证据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林地确权答辩状三性都无异议，认为该证据中的《林地确权答辩状》可以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争议岭名称和四至范围均是错误的事实。 对证据3中的现场勘查报到表三性都无异，但对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三性都有异议，认为该勘查笔录和勘查图均是政府工作人员自行确定的，不是争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该案确权的事实依据。首先，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图不是在争议岭现场进行制作的，其所表述的争议岭名称、面积、四至与第三人提交的《土地确权申请书》和原告提交的《林地确权答辩状》以及第三人在协商会提交的《申请书》主张的争议岭名称、四至和面积均不相符。其次，现场勘查图在当时签名时是没用红笔勾画的，该红线是调处办工作人员事后自己加上去的。而且，该图不是2017年12月11日被告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村委会书记、镇林业站站长、镇农业办领导、驻莲河村委会律师参加的在看牛岭脚水库边杨财文养鸡场签字确认的那份《现场勘查图》，那份《现场勘查图》才是争议双方确认的争议岭现场图，当时我们已用手机拍摄下来，是争议双方对争议岭名称、四至和面积予以确认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政府在调处争议岭时未经法定程序擅自改变争议岭的名称、四至和面积，应是被告单方面的行政行为，其行为是违法的。 对证据4《电白县山林权证》。对xx、xx、xx、xx、xx、xx、xx号《电白县山林权证》三性无异议，但对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第四栏内容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栏内容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处理依据。首先，该证填证人栏盖的是“李积林”私章，但该证第四栏内容经李积林本人辩认不是其所填写。且该证第四栏内容经与前三栏对比，字迹的新旧程度不同，笔迹也不是同一人所写，应不是1982年9月13日同一时间填写的，而是第三人在1983年8月以后采用什么手段或通过其他途径违法添写上去的。其次，该证第四栏内容表述甫壳岭的四至错误。从其四至表述来看，属于“烂岭”的四至范围，而现实的甫壳岭只是烂岭中的一个小岭，不在争议岭的范围。该证第四栏填写甫壳岭的四至包含了其他单位的许多山岭和土地，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 对证据5中承包合同书的三性都有异议，认为该合同与第三人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事实依据。理由是：1、该合同书中的河仔口“四”字是被告自己后来添加上去的，其原指河仔口村并非四队一个队。2、签订该合同的主体甲方是电白县林业局，乙方是马踏镇人民政府和莲河村委会，第三人不是合同书的主体。3、1988年在烂岭上造林是由电白林业局、马踏镇政府、莲河村委会联合造林后再将山林承包给22个自然人的，不是第三人的造林行为。因此，该合同书不能成为第三人主张使用争议岭的事实；对该证据中的电白县林业贷借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借据的借款人是莲河村委会，出借人是电白县林业局，见证人是马踏镇政府，经手人是马踏镇林业站陈万雄站长。此借据与第三人无关，不能成为第三人主张使用争议岭的事实；对该证据中的承包烂岭种植水果合同书的三性都有异议，认为此合同是第三人明知有纠纷的情况下偷偷和别人签订的，是无效的合同，当时原告知道第三人将烂岭承包给他人种果后随即提出异议，并向马踏镇政府提出纠纷调处，当时的马踏镇政府陈万雄副镇长处理过此事。之后，原告一直不断地提出申诉，并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处理。因此，此合同是无效的，不能作为第三人主张使用争议岭的事实；对该证据中的承包收据（2002年11月1日）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收入单据的收款单位是莲河管理区办事处，付款人是杨润河，而此款是杨润河承包莲河管理区烂岭1355亩土地的租金。由此可证明，该收据在2002年期间使用烂岭（含争议岭）的主体是莲河管理区，而不是第三人的事实。因此，此证据不能作为第三人主张使用争议岭的事实；对该证据中的2010年8月12日《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承包的山岭是甫壳岭，在高速公路之南面，与争议岭无关；对该证据中的《承包金分配记录》三性都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该证据中的《征用各类土地面积补偿金额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征地款是征收高速路以南甫壳岭土地的补偿款项，不属争议岭范围，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第三人主张使用争议岭的事实依据。 对证据6中陈宝雄笔录（第三人村民）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认为其属第三人的村民，所作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对该证据中许汉忠笔录（一队人）的三性都有异议，认为该证人讲六十年代初分队的事实是真实的，对烂岭的组成陈述也是真实的。该证言恰恰证明了原告和第三人在六十年代初是属于一个农民集体，烂岭同属这个农民集体所有的共同财产，同时还证明了第三人的甫壳岭并不包含争议岭的事实。但该证人关于对分烂岭和2016年之前争议岭无纠纷的陈述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对该证据中陈帝瑞（一队人）笔录的三性有异议，认为此人对甫壳岭四至的表述，是照抄第三人1982年《山林权证》第四栏内容的表述，作为一个局外人不可能知道第三人《山林权证》对甫壳岭四至的表述，因为周边的人只知道甫壳岭是烂岭其中的一个小岭，故该笔录应不是此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证据中陈南（一队人）笔录、许鸿伟笔录（一队人）、陈日笔录（一队人）的三性都有异议。认为该3人对六十年代分队和1962年分岭时只把老鼠出垌岭、伤疯婆岭分给了第三人，而佛子公岭、佛子公岭仔没有分给第三人的陈述，与事实相符，应予认可，但其称涉案山岭在2016年之前没有发生过纠纷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对该证据中许炳星笔录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许炳星在被调查时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曾在2016年脑中风，精神及记忆等都不正常，所作的证言证词不能作本案有效的证据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中陈宝章笔录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其陈述争议岭的名称、四至、面积与事实不符，也与第三人《土地确权申请书》、原告《林地确权答辩状》和被告在水库边杨财文养鸡场组织多方确认争议岭名称、四至和面积图均不一致；对该证据中李积林笔录三性都有异议，认为该笔录与其2018年5月30日所作的陈述自相矛盾，且其认为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山林权证》是许李钦填写的，与事实不符，故该份证词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定。 对证据7中《申诉书》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该申诉书证明了以下内容：一是此申诉书是1996年原告交给马踏镇政府要求处理争议岭纠纷的，接件人是陈万雄副镇长，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在1996年就发生争议岭权属纠纷的事实。二是县林业局组织在争议岭种植的湿地松即将到期，原告要求把属于原告的老鼠出垌岭（大小）、伤疯婆岭、佛子公岭（大小）那部分退回给原告使用。三是该申诉书可以证明第三人是强行将争议岭承包给他人的，且当时原告已经主张争议岭的权属；对该证据中许什开证言（原莲河村委会书记）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人原是莲河村委会书记，证明效力较高，他证实了争议岭包括老鼠出垌岭、伤风婆岭、佛子公岭、佛仔公岭仔的事实。同时他还陈述了六十年代划分以上4个岭时，有一半权属是属于原告的，另一半权属是第三人的事实。由此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对该证据中梁盘六证言（原莲河大队书记）的三性无异议，认为此证人是原莲河大队书记，证言可信度极高，他证实许什开对划分老鼠出垌岭、伤疯婆岭、佛子公岭、佛子公岭仔界至的陈述是真实的、正确的，故可以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对该证据中许秋星证言的三性无异议，认为其所作的证词与许什开、梁盘六的证词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对该证据中巫李祥证言（莲塘坡队长）三性无异议，认为他参加了1962年莲河大队分岭的工作，证实老鼠出垌岭、伤疯婆岭、佛子公岭、佛子公岭仔当时是经许广应书记、许什开书记进行划分的事实，故其证言可以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 对证据8中《受理通知书》《受理公告》《答复通知书》《现场勘验通知》《维持现状通知书》《调解会通知》《送达回证》三性都没有异议，但认为政府在召开协商会时，调处工作人员公布争议岭的名称为甫壳岭（烂岭），交给到场人员的《现场勘察图》是由争议双方、村委会书记、镇林业站长、镇农业办主任、驻村律师签字确认的，此图四至面积与被告提供给法院的及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所附的争议图不同。而且第三人在2017年12月22日提交的《申请书》与其《林地确权申请书》中，主张的争议岭名称也是甫壳岭（总称是烂岭），四至范围与政府确权的不符。由此恰好证明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认定争议岭的名称为老鼠出垌岭、伤疯婆岭是错误的。 对证据9摘录的法律法规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案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是错误的。 茂名市政府对电白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除了证据7三性有异议外，其他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河仔口四社对电白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5的三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对证据6中陈宝雄、许汉中、陈帝瑞、陈南、许雄伟、陈日的询问笔录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许炳升、陈宝章的询问笔录三性均有异议；对李积林询问笔录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其持有的1982年山权林权证已经过人民法院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报告，证实李积林在询问笔录中所陈述事实的真实性；对证据7的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至证据9的三性和证明内容均无异议。 河仔口二社对茂名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错误；对《送达回证》三性无异议。 对证据2至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 对证据5法律依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案不适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 电白区政府、河仔口四社对茂名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电白区政府对河仔口二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至证据2无异议。 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是电白区档案局存档的马踏镇部分山林权证目录，不能确定是马踏镇全部山林权证的目录。且该目录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和查找相应的内容而制作，不一定能够将全部文件名称罗列出来。第三人的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是经电白区档案局确认有存档的，因此，原告以登记册封面确认山林权证没有存档而否认该证的真实性，理由不充分。 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主张该证第四栏内容是1995年发生争议时生成的，属无效证据的证明内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该证是存档于电白区档案馆，不可能在1995年再加上甫壳岭的内容，且该证由电白区政府颁发并存档，是不动产登记的凭证，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撤销或认定无效前，该证应当作为权属的凭证。其次，原告没有举证证明1995年涉案山林权属有争议。第三，原告没有举证证明第四栏的内容是1995年以后生成的。 对证据5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两份表没有日期，无法确认形成的时间，表中的“河仔口二队有争议”的字是擅自写上去的，是否真实无法考证。而且，该两份表不能证明把争议岭叫甫壳岭是错误的，从整体上看，争议地所在的一大片岭就是叫烂岭，但烂岭包含了甫壳岭，这也是原告所承认的事实。 对证据6的三性不予确认。 对证据7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主张第三人1982年山权林权证中“李积林、许李钦”的印章是假的依据不足，该两枚印章的真实性经司法鉴定是真实的，且李积林在区政府工作人员调查时，也确认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是其经手的事实。 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以此证明第三人甫壳岭的位置、面积错误是不能成立的。相反，恰好证明甫壳岭存在的事实。 对证据9至证据10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王乃锡称烂岭属于一、二、四队和大队的观点是不足以采信的，王乃锡不是当地人，没有经过土改四固定，无法确认烂岭的权属。根据王乃锡的陈述，其是1988年进驻马踏，对之前的事情是不清楚的，其主张烂岭属于几个队的陈述更不能成立。另外，被告也没有否定存在政府组织植树的事实，但政府组织植树的行为不一定对土地权属产生影响，群众可以响应号召在自己权属土地上种树，或其他人响应号召在别人的土地上植树，这是不改变土地性质的。 对证据11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陈万雄称二队与四队对争议岭权属有争议，与事实不符，因为第三人发包争议岭时，原告也有村民在村中当干部，但从没有人提出异议。 对证据1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李积林并没有确认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的私章是假的，只是称无法辨别，并没有证据证明发证时有二队与四队对涉案山岭权属产生纠纷的事实。 对证据13至证据15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巫仁章没有证明争议岭面积四至错误，但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烂岭划分给一、四队的事实，其证言与第三人的主张是相符的。 对证据16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许秋星是原告的队长，不能为自己证明。 对证据17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其对争议岭有关情况的陈述只是道听途说，应不能采信。 对证据18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许毫六没参加1962、1963年的分岭，作证时没有到现场，其称争议岭包含二队的岭是没有依据的。 对证据19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人称甫壳岭的四至错误是不能成立的。 对证据20有异议，认为巫仁宙证明烂岭的范围及烂岭属于一、二、四队和大队，但并没有第三人在烂岭有山岭及第三人对争议岭享有权属的事实。 对证据21有异议，认为没有其他证据佐证1995年原告与第三人因争议岭权属发生争议。 对证据22至证据24有异议，认为该证言不能证明甫壳岭的面积、四至错误的事实，其证言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对证据25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 对证据26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该图上没有任何人签名盖章予以确认，不属有效证据。 对证据27至证据28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单凭该证据无法证明甫壳岭四至错误的事实。 对证据29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李积林是否只有一枚私章，与本案无关联，且经过司法鉴定，确认了李积林盖在山林权证上的印章的真实性。至于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上的填证人、校证人的私章是谁的，应以证上记载的为准，特别是存在国家部门的书证材料，比证人证言更有证明力。 对证据30至证据31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是在法院组织证据交换后逾期提交的，法庭不应当组织质证。对该证据中的现场勘察图的三性不予确认，认为原告无法提供证据原件核对，且该图是黑白图，又无面积、四至的表述，无法明确辨认争议地界线范围。电白区政府提供的现场勘验图是有原件的，有争议双方代表签名盖指模，且有面积四至的表述，该证据是来源不清的，原告以此证明争议地四至面积是不足以采信的；对杨成安等人的证言不予确认，认为该四份证言称没有到现场勘验，不是事实。从现场勘查图、签到表、现场笔录来看，上面有镇政府干部、村委会干部、驻村律师的签名和按指模，可以证明政府已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的事实。但勘查现场时也不一定需要勘查全部界至，如各方对现场是熟悉的，可以在地图上勾划出界至，并由各方代表在红线上签名盖指模也并无不可。原告以该证人证言欲推翻政府确认的争议岭四至面积，理由并不充分，应当不予采信。 茂名市政府对河仔口二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同意电白区政府的质证意见。 河仔口四社对河仔口村二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至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 对证据3至证据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登记册封面没有第三人山林权证的存档记录，不能否认档案中存有第三人山林权证的客观事实，且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权证经司法鉴定为真实有效的，足以推翻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5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中“与河仔口二队有争议”的字样由何人书写及该材料是何时制作的，均无法证实，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岭存在争议的事实。 对证据6至证据7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印章已经司法鉴定证实是真实的，原告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事实根据。 对证据8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河仔口一队在行政确权阶段已经出具证明证实其持有的证件不在争议地范围，且河仔口一队没有提出过任何权属主张，故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 对证据9至证据24有异议，认为该组证人证言关于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中甫壳岭的四至错误以及原告对烂岭、甫壳岭享有权属这类的陈述，均与事实不符。首先，证人证言中的内容不真实。从原告的社长许炳星于2017年12月20日对电白区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所作的笔录确认，其对争议岭的四至范围与电白区政府在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记载的范围完全一致。其次，证人证言中的所有证人均没有出庭作证，接受庭审的质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第三，第三人提交的山林权证、承包合同等类的书证，可以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岭享有管理使用的事实，其证明力远远大于证人证言。 对证据25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对证据26至证据28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 对证据29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第三人持有的No.xxx号《电白县山权林权证》，足以推翻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对证据30的三性有异议，认为电白区政府提交的现场勘验图是经双方现场勘查后签字确认的，足以推翻原告现提交的现场勘验图，且该附图为黑白图，无法确认争议岭的范围。 对证据3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电白区政府提交的现场勘验图符合政府在处理山林土地时的工作规则，且相关人员到现场勘查符合客观事实，足以推翻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 河仔口二社对河仔口四社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三性都有异议，认为该证第四栏的内容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处理依据。首先，该证填证人栏盖的是“李积林”，但该证第四栏内容不是李积林所填写的；其次，该证第四栏内容不是在1982年9月13日填写的，该栏当时是空白的，而是第三人在1983年8月以后通过其他途径违法填写上去的；第三，该证第四栏内容的字迹与第一、二、三栏内容的字迹不是同一个人书写的，且其填写的甫壳岭四至包含了其他单位的许多山岭和土地，与现实甫壳岭的位置不符，故该证中的甫壳岭四至、面积是错误的。 对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与第三人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事实依据。首先，该合同书中的河仔口“四”字是被告自己后来添加上去的。其次，签订该合同的主体甲方是电白县林业局，乙方是马踏镇人民政府和莲河村委会，第三人不是合同书的主体；第三，1988年在烂岭上造林是由电白林业局、马踏镇政府、莲河村委会联合造林后再将山林承包给22个自然人的，不是第三人的造林行为；对证据中电白县林业贷借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借据的借款人是莲河村委会，出借人是电白县林业局，见证人是马踏镇政府，经手人是陈万雄站长，与第三人无关，不能成为第三人使用争议岭的事实依据。 对证据3至证据4的三性都有异议，认为此承包合同是第三人明知涉案山岭有纠纷的情况下而与他人签订的，属无效合同，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事实依据。当时原告知道第三人将烂岭承包给他人种果后随即提出异议，并向马踏镇政府提出调处申请，此事经时任马踏镇政府副镇长陈万雄处理过；对该证据中的承包收据（2002年11月1日）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收入单据的收款单位是莲河管理区办事处，付款单位是杨润河，此款是杨润河承包莲河管理区烂岭1355亩土地的租金。此收据恰好证明2002年使用烂岭（合争议岭）的是莲河管理区而不是第三人；对该证据中的2010年8月12日《收据》及《承包金分配记录》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收据涉及的山岭是甫壳岭，在高速公路之南面，与争议岭无关，故该证据不能作为第三人主张使用争议岭的事实； 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此征地补偿款是征收高速路以南甫壳岭的土地款项，不在争议岭的范围，与本案无关联，不能作为第三人主张使用争议岭的事实依据。 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陈日的证词与区政府提供的该证人的证言有出入，且与事实不符。 对证据7的三性有异议，认为其证言与六十年代的事实不符。 茂名市政府、电白区政府对河仔口四社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并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则根据其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采用。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确认如下事实：本案争议岭位于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莲河村委会和下洞岭村委会交界处，具体岭名为生疯婆岭、老鼠出洞岭、佛指公岭和佛指公岭仔，属烂岭的一部分，四至为：东至莲河河仔口去新圩大路，南至连塘坡村田基，西至连塘坡去新圩大路，北至装火坑又至塘村人山边。面积约380亩。上述山岭均是相互连接的，生疯婆岭与老鼠出洞岭东西相连，佛指公岭仔和佛指公岭也是东西相连，但并排位于生疯婆岭与老鼠出洞岭的北面。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莲河村委会河仔口村现共有四个经济合作社，分别为河仔口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经济合作社。1962年“三包四固定”时，河仔口一社与河仔口四社同属河仔口第一生产队，河仔口二社与河仔口三社同属河仔口第二生产队，各队均没有领取争议岭的权属证书。1963年底，河仔口第一生产队又分为两分队，即一分队（现河仔口一社的前身）和四分队（现河仔口四社的前身）；河仔口第二生产队也分为两个分队，即二分队（现河仔口二社的前身）和三分队（现河仔口三社的前身）。在1962年至1982年期间，没有有效证据证明争议岭属哪个农民集体实际管理使用。1982年林业“三定”时，河仔口四社填领了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填证时间为1982年9月13日。该证第四栏的内容为：山名甫壳岭，面积120亩，界至为东至河仔口去新圩大路，南至连塘坡田基，西至连塘坡去新圩大路，北至装火坑又至塘村人山。该甫壳岭的四至范围包含争议岭。1988年4月10日，电白县林业局与原电白县马踏镇连河村民委员会签订《电白县丰产林、贷款林承包合同书》，约定在烂岭造林543亩，河仔口四社村民陈宝辉在合同继承人处签名。合同签订后由河仔口四社负责种植林木，砍伐林木收益也归河仔口四社所有。1996年1月10日，河仔口二社因河仔口四社占用其山岭并转包给他人的问题向马踏镇政府提交申诉书，要求河仔口四社交回被占用的生疯婆岭、老鼠出洞岭、佛指公岭和佛指公岭仔。当时马踏镇副镇长陈万雄收到该申诉书后因工作原因未作出处理意见。1997年8月13日，河仔口四社与杨雄祥签订《承包烂岭种植水果合同书》，承包山岭为烂岭（包含争议岭），面积380亩，承包期限从1998年1月1日至2040年12月31日。该承包合同经双方申请电白县公证处公证，电白县公证处于1997年8月18日作出（97）电证内经字第186号《公证书》。2002年，国家因建设阳茂高速公路的需要征用甫壳岭部分土地，土地补偿款由河仔口一社和河仔口四社领取。该甫壳岭位于现争议岭的南面，与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第四栏中的“甫壳岭”不是同一座岭，属河仔口一社和河仔口四社的山岭，其被征用的岭地不在本案争议的范围。2016年，国家计划扩征沈海高速从而引发河仔口二社与河仔口四社对争议岭的权属争议。 2017年7月23日，河仔口四社向电白区政府提交《林地确权申请书》，要求对争议的烂岭权属进行确权，其申请确权的四至为：东至莲河河仔口去新圩大路，南至连塘坡村田基，西至连塘坡去新圩大路，北至装火坑又至塘村人山边，面积380亩。该四至与河仔口四社持有的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第四栏记载的甫壳岭的四至相同。电白区政府受理该确权申请后，于2017年12月11日组织各方到争议岭实地勘验现场，同时还邀请了马踏镇莲河村委会驻村律师杨成安（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踏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周才斌、马踏镇政府农业办工作人员黄朝友、马踏镇莲河村委会书记许德明等人一起到场参加勘验。电白区政府在该次现场勘验时制作了两张现场勘验图，一张现场勘验图有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代表、驻村律师杨成安、马踏镇林业站工作人员周才斌、马踏镇政府农业办工作人员黄朝友、马踏镇莲河村委会书记许德明的签名，其确定的争议范围与河仔口四社提交的《林地确权申请书》和河仔口二社提交的《林地确权答辩状》确定的争议范围是一致的，但该图未被电白区政府作为确权的依据；另一张现场勘验图，只有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代表和马踏镇莲河村委会书记许德明的签名，其确定的争议范围与争议双方在申请确权和答辩时主张的争议范围不同，勘验笔录上确定生疯婆岭和老鼠出洞岭为争议岭，而勘验图上圈定的争议岭却为老鼠出洞岭和佛子公岭，该图被电白区政府作为确权的依据。2018年1月9日，电白区政府作出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确定双方争议的岭名为生疯婆岭和老鼠出洞岭，面积181.65亩，并将该争议岭的权属确权归河仔口四社所有。河仔口二社不服，向茂名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5月9日，茂名市政府作出茂府行复[2018]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电白区政府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河仔口二社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于2018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电白区政府作出的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茂名市政府作出的茂府行复[2018]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河仔口二社于2018年7月24日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申请对河仔口村四社1982年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第四栏的书写笔迹和填证人员、校证人的私章形成时间及校证人与填证人员私章与同时期填发山林权证的私章是否属同一枚私章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受理该鉴定申请后，依法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司法鉴定。2018年11月29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了粤南[2018]文鉴字第667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填证人处“李积林”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校证人处“许李钦”印文与样本印文倾向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填证人处“李积林”印文、校证人处“许李钦”印文形成时间均为1983年前后；3、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第四栏中手写字迹形成时间为1983年前后。 另查明，本院在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实地勘验争议现场时，河仔口二社的代表发现电白区政府出示的现场争议图原件，其中间有一条红线将争议双方主张的争议范围一分为二，改变了实际的争议范围，其认为该红线在签名时是不存在的而是电白区政府事后擅自添加上去，该图确定的争议范围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之后，河仔口二社的代表从其手机图片中导出一份有驻村律师、村委会书记、镇政府农业人员和林业站工作人员等签名的现场争议图，以此证明被诉确权决定所依据的现场争议图是电白区政府事后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另行制作的事实。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调处林地权属纠纷案件，首先应当确定争议林地的范围，而确定争议林地的范围应当根据申请人提出确权申请时主张的争议范围和被申请人在答辩时的确认情况，结合实地勘验现场时各方当事人在争议现场签名确认的权属争议界线图等事实予以确定。在争议双方未经书面或口头明确表示变更林地争议范围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林地争议范围，否则原存在的林地权属纠纷不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还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林地权属纠纷，致使本可一次性解决的权属纠纷可能要经过二次或多次的调处或审判才能解决，浪费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审判资源，也给争议双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本案中，河仔口四社向电白区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时，其主张的林地争议四至为：东至莲河河仔口去新圩大路，南至连塘坡村田基，西至连塘坡去新圩大路，北至装火坑又至塘村人山边。面积约380亩。该争议范围与其No.xxx《电白县山权林权证》第四栏中甫壳岭的四至范围相同。而从河仔口二社在1996年1月10日要求河仔口四社交回被占用的生疯婆岭、老鼠出洞岭、佛指公岭和佛指公岭仔时向当地镇政府提交的《申请书》，以及其在电白区政府调处期间提交的《林地确权答辩状》可见，河仔口二社历来主张的林地争议范围与河口仔四社申请确权时确定的争议范围均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确定本案争议双方实际发生林地权属纠纷的争议范围即是河仔口四社在申请确权时主张的争议范围。电白区政府在调处本案林地权属纠纷时，本应依据上述争议双方已确认的林地争议范围进行调处，彻底解决本案林地权属纠纷，但其在河仔口四社和河仔口二社均未提交书面申请或口头明确表示变更林地争议范围的情况下，自行改变争议双方已认可的争议范围，由380亩的争议面积缩小为181.65亩，并将实际存在争议的山岭排除出行政调处的范围之外，故电白区政府所确认的争议范围不是河仔口二社与河仔口四社实际发生纠纷的林地争议范围。虽然电白区政府确认的林地争议范围有争议双方代表和村委会书记签名的现场勘验图为凭，但是从河仔口二社提交的另一份现场勘验图来看，该勘验图不但有争议双方代表和村委会书记签名，还另有参加实地勘验的驻村律师、镇政府农业办人员和林业站工作人员等人的签名，且该图圈画的林地争议范围与涉案现场勘验图确定的争议范围明显不同。经驻村律师、镇政府农业办人员、林业站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书记出具的证言证词证实，河仔口二社提交的、并由其签名确认的现场勘验图中用黑笔圈定的林地争议范围，就是河仔口二社与河仔口四社在现场确认的争议范围。由此可见，电白区政府当时组织实地勘验现场所确认的林地争议范围与河仔口四社申请确权时主张的争议范围是一致的。但其事后又另行绘制了涉案现场勘验图，改变了各方已确认的林地争议范围，并在两份现场勘验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未经向争议双方释明，也未经其他参加实地勘验的当地政府部门人员的签名，就选用涉案现场勘验图作为确权的事实依据，其行为违反了证据采用规则，应属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形。况且，涉案现场勘验图已被作为被诉确权决定书的附图，其所圈定的林地争议范围是老鼠出洞岭和佛指公岭，而确权决定书认定的争议岭则为生疯婆岭和老鼠出洞岭，显然确权决定书附图所圈画的山岭与确权决定书确认的争议山岭明显不同。因此，电白区政府所作的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茂名市政府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电白区政府所作的确权行为，亦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亦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所作的电府行决字[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茂名市人民政府所作的茂府行复[2018]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由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政府和茂名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司法鉴定费39360元，由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莲河村河仔口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国平 审 判 员  黄志平 代理审判员  柯国梁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邹君萍 速 录 员  吴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