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陕01民终36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英，女，1953年4月5日出生，汉族，西安市灞桥区村民，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金钢，男，197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西安市灞桥区村民，现住，系胡英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温博，陕西新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8号。法定代表人：梁丽仪，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宇虹，女，198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西安市新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千鹏举，男，1984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西安市鄠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机构地址西安市灞桥区新筑街道灞耿路3711号。负责人：刘建峰，该街道办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利，陕西秦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陕西秦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英与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城公司）、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筑街道办）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前由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灞民初字第00110号民事判决，驳回胡英要求华南城公司、新筑街道办承担连带赔偿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胡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5）西中民一终字第005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英不服，又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民申159号民事裁定，驳回胡英的再审申请。胡英仍不服，向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请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陕检民（行）监[2016]61000000067号民事抗诉书，认为本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民再93号民事裁定，撤销（2016）陕民申159号民事裁定及上述一审、二审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经重审作出（2018）陕0111民初627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胡英与上诉人华南城公司、上诉人新筑街道办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赔偿其养殖损失73523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向其支付自2014年1月3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利息损失暂计5万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负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12月26日，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组织300多人及机械，对其养殖场实施打、砸、推等暴力行为，持续一个小时。其养殖场猪舍、鸡舍、鸽舍等房屋建筑被夷为废墟，养殖场内猪、鸡、鸽子等除极少数逃散外，绝大部分被砸死。其苦心经营养殖场十七年，为照看养殖场，其生活起居都在养殖场内，在打砸推事件突然发生时，其未来得及带走任何物品，养殖场中所有机器设备、养殖饲料、生活用品及设施、现金43000元等在一个小时内毁于一旦。由于事发突然，其没有时间留存上述物品存在的证据，但不能否认上述物品的存在。对于以上损失，虽无足够证据证明，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应酌情予以支持。本案经历一审、二审、再审，时间跨度长达四年，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既要赔偿其现实财产损失，也要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一审对其利息损失未予认可，显属不当。华南城公司辩称，其没有参与拆除胡英的养殖场的行为，其非本案适格被告，且本案诉讼时效已过。胡英的财产损失结果与拆迁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胡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新筑街道办是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胡英财产损害的数额不确定，胡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损失数额与其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新筑街道办辩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裁定是程序性裁定，非实体性认定，胡英依据该裁定证明其实施了侵权行为无法律依据。胡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了强拆行为，胡英于2011年1月12日向西安市公安局进行信访，公安机关的答复是该信访案件属于灞桥区公安分局管辖，胡英应当先向公安机关提供受理申请，或者按照信访案件对该告知单进行信访复核。即使按照胡英的逻辑其实施了强拆，胡英合法途径应当提起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之诉，合并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因拆迁对胡英的不动产部分已经全部赔偿，动产部分均为可移动可控制的，胡英用证人证言和照片证明损失不符合常理，其对胡英的损失不认可。关于母猪的价格问题，胡英曾在报案材料明细中说明母猪价格是每头5000元，证人证言又说是每头7000元，相互矛盾，其对一审认定的母猪价格每头7000元不予认可。华南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驳回胡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胡英负担。事实和理由：其作为建设单位，在取得出让地前，对有关该出让地（胡英养殖场位于该出让地之上）的征收、补偿及拆迁等一系列活动，其并不参与拆迁、赔偿工作，由人民政府负责，事实上其没有参与胡英所称的强拆行为，不应为本案的赔偿责任人，对胡英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为一般侵权案件，胡英要求其赔偿损失，但胡英对遭受损失的因果关系及金额等均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庭审中四位证人的证言内容均为主管臆断、凭空想象，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证人也承认对胡英养殖场的母猪和猪崽头数并不清楚，故证人证言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胡英的养殖场是经营场所，猪的数量具有流动性，胡英主张的侵权行为是2010年12月26日发生的，间隔两个多月，2010年10月4日的动物免疫登记册上登记的存栏数与12月26日养殖场有多少猪没有任何关系，不具有参考价值。一审认定的赔偿范围及确定其向胡英赔偿的损失数额，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胡英辩称，本案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作为被告主体是正确的，一审认定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承担损失550000元事实是清楚的。其在一审提供了母猪和猪崽的头数与价格，能够证明本案事实。受孕母猪价格是每头7000元，未受孕母猪价格是每头5000元，两者不矛盾。故其主张受孕母猪每头价格为7000元是由法律依据的。新筑街道办辩称，其认可华南城公司的上诉意见。新筑街道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驳回胡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英负担。事实和理由：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胡英应当就侵权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胡英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再93号民事裁定证明其实施了侵权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其是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系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胡英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应先就其是否实施了违法强拆行为提起确认行政违法之诉，待确认行政违法之诉有了结果才能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胡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未在2010年12月26日对胡英的养殖场实施拆除行为，胡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了拆除行为，胡英养殖场的损害结果与其无关。一审认定胡英的经济损失为555000元无有效证据予以支持，其对胡英经济损失的范围、数额不予认可。胡英在一审中陈述，养殖场的房屋被拆除时，养殖场的猪在街道上乱跑，到处都是。胡英作为养殖场的经营者，具有多年的养猪经历，应当掌握足够的管理经验和技能，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失。胡英无法证明自己在房屋被拆、猪在街道上乱跑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乱跑的猪找回予以集中看管。故一审法院判决由其和华南城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显失公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胡英辩称，当时是强拆行为，形势紧迫，其无能力和办法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胡英的其余辩称意见同其针对华南城公司的辩称意见。华南城辩称，其同意新筑街道办的上诉意见。胡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赔偿其经济损失735230元及利息损失（从2014年1月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735230元为基数，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26日20时许，胡英经营的英英养殖场被数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强行拆除。该养殖场所在地在新筑街道办辖区内，属于被拆迁用地范围，该地的征收、补偿、拆迁等工作由政府负责。现该地块属于华南城公司用地范围。事发后，胡英向当地派出所报案，但至今没有结果。2011年2月23日，新筑街道办向胡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征地补偿款1309600元，同时出具了拆迁协议，内容为：“就西安市灞桥区新筑镇新寺村一组村民胡英对村西西安市灞桥区新寺村英英养殖场征地补偿，补偿事宜，厂区、厂房、树、水池、排水通道、地亩（5亩，总补130万元），总计支付1309600元（壹佰叁拾万零玖仟陆佰元整）”。胡英对收到补偿款13096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系新筑街道办单方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是否为侵权行为人；2.赔偿的范围。关于焦点1，胡英与华南城公司、新筑街道办之间的损害赔偿纠纷已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再93号民事裁定认定，胡英被强拆的英英养殖场所在地在新筑街道办辖区，属于被拆迁征用范围，该地的征收、补偿、拆迁等工作由政府负责。新筑街道办作为拆迁人，对胡英养殖场房屋设施等进行了评估，在该养殖场被强拆前，新筑街道办未与胡英签订补偿协议，新筑街道办在强拆行为发生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对胡英的英英养殖场厂区、厂房、树木、水池、排水通道、地亩进行了补偿，且新筑街道办出具的单方征地协议落款时间亦在强拆行为之后。华南城公司虽辩称其在胡英养殖场被强拆之后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证，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前未在该块土地上进行施工建设。综合本案事实，本案证据虽然不能确切证明强拆胡英养殖场的行为人，但该养殖场被拆除的直接受益人系华南城公司和新筑街道办，公安机关接到胡英报案后，也未作出胡英养殖场被第三人拆除的处理意见，因此胡英养殖场被新筑街道办和华南城公司强行拆除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应认定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为侵权行为人，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应赔偿因强拆行为给胡英造成的损失。新筑街道办辩称，胡英应首先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然后再合并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故对新筑街道办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焦点2，根据胡英在庭审中提交的《陕西省动物免疫登记册》，结合证人赵某的证言，能够证明截止2010年10月4日胡英养殖场母猪的存栏数额为65头的事实；证人吴某1、牛某、吴某2出庭所作出的证言均证明在三人购买母猪和猪崽时（2010年上半年）胡英养殖场有猪崽200多头；证人赵某作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兽医也证实“一头母猪下12头猪崽都是很正常的”；证人吴某1、牛某、吴某2向法庭作证其购买母猪价格为7000元/头、猪崽500元/头。虽然胡英就其母猪、猪崽的损害赔偿数额不能提供确切的数字，但因事发突然胡英没有保存确切数据符合客观情况。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在对胡英养殖场实施拆迁前没有进行证据保全存在过错，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胡英养殖场母猪存栏数低于65头，猪崽存栏数低于200头，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胡英养殖场母猪价值低于7000元/头、猪崽价值低于500元/头,故胡英要求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赔偿其母猪、猪崽的损失共计555000元，于法不悖，予以支持。胡英要求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赔偿猪、鸡专用饲料损失及家具、衣物等其他财产损失，证据不足，且赔偿数额无法确定，不予支持。胡英与华南城公司、新筑街道办之间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属于侵权纠纷，胡英要求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赔偿其利息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英养殖场损失555000元；二、驳回原告胡英要求被告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赔偿其利息损失之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52元（胡英已预交），由胡英负担1802元，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负担93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同上述应付之款一并给付胡英）。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华南城公司、新筑街道办提供证据：2012年8月21日、2012年8月23日、2012年10月16日、2019年3月5日种猪价格行情走势列表及2007年-2012年3月仔猪、生猪价格走势情况图表，证明2012年8月-11月间母猪价格最低是1200元，最高是2600元，2019年3月每头母猪是1540元，2012年全国母猪出栏价不可能达到7000元。胡英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属于从网上截取的材料，对客观性不予认可，拆除事件发生在2010年，该材料显示的是2012年之后的情况，而且地域也有差异，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胡英系英英养殖场的经营者，该养殖场位于新筑街道办辖区内，属于被拆迁征用范围，该地的征收、补偿、拆迁等工作由新筑街道办负责，新筑街道办对胡英的养殖场的房屋设施等进行了评估；胡英的养殖场被强拆前，新筑街道办未与胡英签订补偿协议，强拆行为发生后，新筑街道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对胡英的养殖场厂区、厂房、树木、水池、排水通道、地亩进行了补偿，且新筑街道办出具的单方征地协议落款时间也在强拆行为之后。华南城公司称其在胡英的养殖场被强拆之后才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证，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之前未在该块土地上进行施工建设。综合以上事实，本案现有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强拆胡英养殖场的行为人，但鉴于该养殖场被拆除的直接受益人为华南城公司和新筑街道办，且公安机关接到胡英报案后也未作出涉案养殖场系案外第三人拆除的处理意见，故一审认为胡英的养殖场被新筑街道办和华南城公司强行拆除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应赔偿因强拆行为给胡英造成的损失，与法不悖，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新筑街道办上诉称，胡英主张其承担赔偿责任，应先就其是否实施了违法强拆行为提起确认行政违法之诉，有结果后才能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故对新筑街道办的该辩称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胡英主张截止2010年10月4日其养殖场母猪存栏数为65头、7000元/头、猪崽200多头，500元/头，要求新筑街道办和华南城公司赔偿损失共计555000元。对此，根据胡英提交的《陕西省动物免疫登记册》，并结合证人赵某的证言，能够证明胡英主张的养殖场母猪存栏数为65头的事实。一审中，证人吴某1、牛某、吴某2出庭作证证明其三人购买母猪和猪崽时（2010年上半年），胡英养殖场有猪崽200多头，购买母猪价格7000元/头、猪崽500元/头，而证人赵某作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兽医也证实“一头母猪下12头猪崽都是很正常的”，故一审认为虽然胡英就其母猪、猪崽的损害赔偿数额不能提供详细确切的数字，但因事发突然胡英没有保存确切数据符合客观情况，而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在对胡英养殖场实施拆迁前没有进行证据保全存在过错，并无不当。鉴于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反驳胡英的上述事实主张,故一审对胡英要求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赔偿其母猪、猪崽的损失共计555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与法不悖。胡英要求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赔偿猪、鸡专用饲料损失、家具、衣物等其他财产损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胡英要求华南城公司与新筑街道办赔偿利息损失，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英、华南城公司和新筑街道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53元，由胡英负担4753元，西安华南城有限公司负担9350元，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新筑街道办事处负担93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亦君审判员  赵羽嘉审判员  林 瀚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小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