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5民终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州市大山坪刺园路17幢2单元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0274691284XM。 法定代表人：朱国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四川恒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四川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苟怀玉，女，汉族，生于1981年3月22日，住重庆市荣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昌州大道西段456号附49号、附5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556763097C。 法定代表人：蔡义兵，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刚，重庆衡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力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苟怀玉、被上诉人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保稼康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8）川0502民初2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邦力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张伟，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刚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苟怀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邦力达公司上诉称，李某向上诉人转款708409.95元，系保稼康合作社向邦力达公司支付的销售回款而非预付货款，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主张该款项系预付货款违背常理，该款项系2016年9月双方对账前后分三十多次转入，如为预付货款，被上诉人在未收到货物前多次向上诉人支付预付款违背常理。且李某在2016年9月5日至2019年9月23日期间向上诉人转款232217.95元，但双方2016年9月26日结算时却未将该款项纳入结算，如该款为预付货款则有悖逻辑。保稼康合作社以货抵款后，货物仍保存在保稼康合作社租赁的荣昌仓库，按照双方以往交易习惯，由保稼康合作社代为销售，邦力达公司已提交了《销售清单》、《年度费用报表》、《明细账本》证明保稼康合作社将邦力达公司的货物对外销售，李某转款的708409.95元系保稼康合作社代销抵账货物并扣除相关销售费用后的销售回款。因此，上诉人邦力达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保稼康合作社的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辩称，双方当事人既未签订代销协议也未有代销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代销关系。荣昌仓库货物以货抵款后已交付邦力达公司，邦力达公司的销售清单上显示有保稼康抵账农药中独有的几种农药，证明货物已由邦力达公司自行销售。双方在2016年9月26日结算时仅就双方2016年8月22日签订销售合同之前的账目进行结算，所以李某于2016年8月22日至2016年9月26日期间的转款没有纳入结算。李某向邦力达公司的转款均系保稼康合作社支付的预付款而非销售回款。因此，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苟怀玉未作答辩。 邦力达公司于一审起诉时请求判令：一、苟怀玉立即向邦力达公司支付货款28525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5月28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苟怀玉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邦力达公司变更其主张的货款金额为247957.50元，并要求苟怀玉与保稼康合作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保稼康合作社于一审反诉时请求判令：一、邦力达公司支付保稼康合作社预付货款及利息494494.94元；二、反诉诉讼费由邦力达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保稼康合作社变更其请求的预付货款金额为460039.03元。 原判认定，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从2015年6月起即存在相互供货的经济往来。2016年6月28日，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对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荣昌库存进行盘点，形成了《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确认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库存货物的实际金额为：农药416977.43元，化肥656906.93元，其中含自信极灭、自信灵、爱苗、迈舒平、阿立卡、嘉施利水溶肥等货物。2016年8月22日，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甲方）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乙方）签订《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商品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购进相应种子在荣昌辖区进行销售；预付货款及打款政策：相应种子9月份、10月份、11月份分别打款给予不同价格优惠；预付款明细：按实际到款计算，剩余货款计入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等；合同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特别约定：1、乙方可选择汇款至：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农业银行泸州市分行账号为……；胡娟农村商业银行卡号……，胡娟农行卡号……。2、乙方收货地点为：保稼康一门市，负责人为苟怀玉；保稼康二门市，负责人为胡崇英；以上两个有收货和付款的权利，无签署欠款和对账的权利。甲乙双方的对账须经甲乙双方盖公章。双方账款支付方面：甲方在收到李某、蔡义兵、苟怀玉、胡崇英，乙方公账等支付的款项均应计入乙方的货款；乙方公账和蔡义兵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卡……上收到甲方支付的款项均应计入甲方的货款或退款。3、……。该合同还对交货方式、销售价格等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6年9月26日进行了结算，形成了《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资金利息确认单》、《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确认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自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按月利率7‰计算，应付邦力达公司资金利息为92708.35元，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8月前，应付邦力达公司货款金额为163349.47元。同时，该《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中载明：2016年7-8月保稼康农药抵货款490451.59元（备注：416977.43＋73474.16），2016年7月保稼康化肥抵货款656906.93元，并注明两笔货物在荣昌仓库。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在上述资金利息确认单、往来款项明细上签字、盖章。 关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中，抵货款的两笔货物的荣昌仓库，重庆川牧饲料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入账日期：2016年元月29日，交款单位：保稼康，收款事由：租金（2015年12月6日至2016年12月5日），金额：46,560元。其后，重庆川牧饲料有限公司与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重庆川牧饲料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起至2017年12月5日止，将上述仓库租赁给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使用。 另认定，2016年9月5日至2017年5月17日期间，李某、苟怀玉陆续多次向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账号、胡娟账号打款共计799538.95元。其中含苟怀玉于2016年9月22日打款13754元，于2017年4月18日打款38695元，于2017年5月17日打款38680元，合计91129元。2017年5月28日，苟怀玉在《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合计欠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款285258元。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苟怀玉所签的《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中部分货物未送达，并确认实际欠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款为247957.50元，邦力达公司亦变更诉讼请求金额为247957.50元。但双方就2016年8月前的欠款金额，以及李某、苟怀玉向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账号、胡娟账号打款799538.95元是预付货款，还是购货款及委托销售抵货回款产生争议如下： 一、关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8月前欠邦力达公司货款、利息的金额问题。邦力达公司主张，2016年9月26日同一天经双方签字确认形成的两笔结算款项，能够证实保稼康合作社欠邦力达公司货款163,349.47元及利息92,708.35元，共计256,057.82元的事实。保稼康合作社主张，该笔资金利息92,708.35元已纳入《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进行总决算后，保稼康合作社仅欠邦力达公司货款163,349.47元的事实，但未举出该笔资金利息92,708.35元已纳入货款结算的相关证据。 二、关于苟怀玉2016年9月22日至2017年5月17日的三笔打款91129元，是预付货款，还是购货款的问题。邦力达公司举出：1、2016年11月28日，邦力达公司开具给苟怀玉购天华尿素11吨，金额为13754元的增值税发票一份；2、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一门市部结算明细》一份，载明“2016年9月22日汇入胡娟13754元，备注刘某叫转，因是和另一客户合拉一车，另一客户转到此公司账上”；3、2017年2月20日至5月17日购货单位为苟怀玉的《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7份；4、驾驶员张山的出庭证言；以此证明苟怀玉于2017年2月20日至5月17日支付的91129元是货款而非预付款。对此，保稼康合作社认为，《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一门市部结算明细》是保稼康合作社内部结算，与本案无关；《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7份均没有苟怀玉签字，保稼康合作社会不予认可；驾驶员张山的证人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拉了上述货物，亦应计入邦力达公司诉讼主张的货款中，不应重复计算。 三、关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中载明保管在荣昌仓库的保稼康农药抵货款490451.59元、化肥抵货款656906.93元，两笔货物是否实际交付邦力达公司，李某于2016年9月5日后向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打款708409.95元，是预付货款，还是委托销售抵货回款的问题。邦力达公司举出：1、李某、刘某签字的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0月25日注明为销售的货物清单；2、李某、刘某签字的《商品进货明细汇总表》；3、李某、蔡利华签字的《2016年10月26日荣昌盘点表》；4、李某、刘某签字的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10月25日《年度费用报表》；5、2015年8月20日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015年8月20日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及担保方蔡义兵、刘某、唐兴勇签订的《复合肥代销协议》；用以证实《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中载明保管在荣昌仓库的保稼康农药抵货款490451.59元、化肥抵货款656906.93元的两笔货物未实际交付原告，双方存在代销关系，李某也在帮邦力达公司代销货物，李某所打款项为代销上述货物的回款而非预付货款的事实。对此，保稼康合作社举出：1、证人刘某的《证明》一份；2、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及《情况说明》一份；3、2017年2月至7月期间，《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6份；用以证实《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中载明保管在荣昌仓库的保稼康农药抵货款490451.59元、化肥抵货款656906.93元的两笔货物，在2016年6月28日对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库存进行盘点形成《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时，相关货物即交付邦力达公司，双方于2016年9月26日结算时，再次确认了将上述货物以物抵账，且邦力达公司于2017年2月至7月期间，开具出售给他人的《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上亦分别出售了《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中所对应的自信极灭、自信灵、爱苗、迈舒平、阿立卡、嘉施利水溶肥等货物，亦印证了上述货物已交付邦力达公司的事实。同时，保稼康合作社认为，邦力达公司举出的李某、刘某、蔡利华等签字的注明为销售的货物清单、《商品进货明细汇总表》、《2016年10月26日荣昌盘点表》、《年度费用报表》均属保稼康合作社内部表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邦力达公司举出的《购销合同》、《复合肥代销协议》，是之前的肥料代销关系，也与本案无关。 一审审理过程中，邦力达公司对2017年2月至7月期间，开具出售给他人的《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出售的自信极灭、自信灵、爱苗、迈舒平、阿立卡、嘉施利水溶肥等货物，主张之前在保稼康合作社会购买有上述商品，但未能举出相对应的购货依据。经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原判认为：一、关于本案合同效力及主体问题。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从2015年6月起即存在相互供货的经济往来。其后，双方自愿签订《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商品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同时，该合同明确约定，苟怀玉是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一门市负责人，有收货和付款的权利，无签署欠款和对账的权利，苟怀玉支付的款项均应计入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的货款。上述约定说明，本案合同的购买方为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苟怀玉的收货、付款等经营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苟怀玉的经营行为应由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对于邦力达公司要求苟怀玉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的货款及利息问题。（一）苟怀玉虽于2017年5月28日，在《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合计欠邦力达公司货款285258元，但诉讼中，双方均认可部分货物未送达，并确认实际欠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款为247957.50元。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9月26日结算，形成了《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资金利息确认单》、《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双方均在上述资金利息确认单、往来款项明细上签字、盖章，确认了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自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应付邦力达公司资金利息为92708.35元，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8月前，应付邦力达公司货款金额为163349.47元。现保稼康合作社主张该资金利息92708.35元已纳入《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进行总决算，保稼康合作社仅欠邦力达公司货款163349.47元的事实，应举证予以证明。鉴于保稼康合作社未举出该笔资金利息92708.35元已纳入货款结算的相关证据，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事实，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认定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8月前欠邦力达公司货款163349.47元及利息92708.35元，共计256057.82元的事实。（三）苟怀玉于2016年9月22日至2017年5月17日的三笔打款合计91129元是预付货款，还是购货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苟怀玉的三笔打款均系其于2017年5月28日在《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欠邦力达公司货款285258元之前，若上述三笔打款是预付款，苟怀玉应当进行抵扣。苟怀玉明知有预付款不先行抵扣，反而签字确认欠款，有违常理。其次，邦力达公司举出开具给苟怀玉金额为13754元的增值税发票与苟怀玉2016年9月22日打款金额相吻合；邦力达公司举出《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一门市部结算明细》亦载明“2016年9月22日汇入胡娟13754元，备注刘某叫转，因是和另一客户合拉一车，另一客户转到此公司账上”；邦力达公司举出购货单位为苟怀玉的《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7份虽没有苟怀玉的签字，但从双方举出的相关货物销售清单来看，均存在购货方未签字的情况，说明双方的交易中存在未签字的交易习惯；结合邦力达公司举出驾驶员张山证实运输货物的证言综合来看，原审法院认定，苟怀玉于2017年2月20日至5月17日支付的91129元是支付邦力达公司的购货款而非预付款。（四）关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中载明保管在荣昌仓库的保稼康农药抵货款490451.59元、化肥抵货款656906.93元，两笔货物是否实际交付邦力达公司，李某于2016年9月5日后向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打款708409.95元，是预付货款，还是委托销售抵货回款的问题。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与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于2016年6月28日，对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库存进行盘点，形成了《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双方于2016年9月26日结算形成的《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往来款项明细》中，确认了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将上述货物以物抵账，且保稼康合作社举出邦力达公司于2017年2月至7月期间，出售给他人的《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货物销售清单》上，出售了《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中所对应的自信极灭、自信灵、爱苗、迈舒平、阿立卡、嘉施利水溶肥等货物。而邦力达公司对其提出委托保稼康合作社销售抵款货物主张，以及之前在保稼康合作社购买有上述同样商品主张，均未能举出相应证据。据此，原审法院采信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举出的相关证据印证了上述货物已交付邦力达公司，李某于2016年9月5日后向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打款708409.95元是保稼康合作社会预付货款的事实。（五）关于利息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9月26日形成的《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与邦力达蜀南公司资金利息确认单》中，虽协商对2016年6月前的资金占用利息按月利率7‰进行计付，但双方签订《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商品购销合同》，以及其后对款项的支付时间及利息的计算标准均无约定。然而，逾期支付货款或退还预付货款，均会给相对方造成一定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来看，双方的利息损失应从邦力达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2017年7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付。据此，品迭双方的上述各项款项后，截止于2017年7月26日，邦力达公司尚欠保稼康合作社会的预付货款为204394.63元（708409.95元-247957.50元-256057.82元）。因此，邦力达公司应偿还保稼康合作社的预付货款204394.63元及自2017年7月26日起至付清该款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付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 综上所述，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告（反诉原告）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的预付货款204,394.63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7年7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1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359元，合计9,378元，原告（反诉被告）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负担6,552元，被告（反诉原告）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负担2,826元。”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四川省泸州市诚达公证处作出的（2019）川泸诚证内字第835号《公证书》、李某的工资表、朱仲平的工资表、朱仲平的任命书、李某签字的进货单及邦力达公司的付款凭证、货物销售单，拟证明李某曾作为邦力达公司的会计，由邦力达公司为其发放工资，且李某签字的销售单系销售的邦力达公司的货物的事实。经审查，朱仲平被邦力达公司任命为副总经理的任命书以及朱仲平向李某转账发放工资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李某签字确认的工资表，能够证明邦力达公司存在向李某发放工资的事实。李某签字确认的向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益丰贸易有限公司进货的进货单以及邦力达公司向上述公司的付款凭证，能够证明李某曾担任过邦力达公司会计的事实。而李某签字确认的销售单和经公证的《商品进货统计列表》、《商品销售统计列表》，结合邦力达公司于一审提交的由李某、刘某签字确认的销售清单和保稼康合作社与邦力达公司共同签章确认的《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邦力达公司的进货清单，可以证明李某签字确认的销售单载明的货物系李某、刘某签字确认的销售清单和保稼康合作社与邦力达公司共同签章确认的《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邦力达公司的进货清单中载明的货物，说明李某签字确认的销售单载明的货物均系邦力达公司的货物。虽然，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对工资表中李某一月份工资表上的签名予以否认，但不能据此否定邦力达公司副总经理朱仲平曾多次向李某银行转账发放工资的事实。即便李某签字确认的进货单和销售单抬头均为保稼康合作社，但该单据原件均保存于邦力达公司处，且由邦力达公司支付货款，仅凭单据抬头系保稼康合作社不能证明相应货物属保稼康合作社所有。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向法庭提交《费用单》一份，拟证明朱仲平签字领取了保稼康合作社的款项，代为发放李某2016年11月的工资。经审查，该《费用单》上仅载明“11月工资21502元（详见单子）”，但并未载明该工资的组成和发放对象，不能证明李某2016年11月工资由保稼康合作社支付。故该份证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苟怀玉无新证据向法庭提交。 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向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对蔡利华（保稼康合作社的仓库管理人员）、吴鹏（保稼康合作社的销售人员）、林安洪（保稼康合作社的销售人员）的询问笔录。上诉人邦力达公司经质证认为，对三份询问笔录的内容无异议，且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经质证认为，对三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三份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经合法程序制作，且经当事人签字予以确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三份询问笔录的内容均证明，保稼康合作社荣昌仓库的货物经与邦力达公司盘点以货抵款后，先由保稼康合作社的刘某负责，由吴鹏、林安洪销售，将销售款交由会计李某，由李某把货款打给邦力达公司。2016年11月后，负责人变更为邦力达公司的朱仲平，销售货款则交由朱仲平或李某打给邦力达公司。李某于2017年1月份离职。上述事实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李某自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曾为邦力达公司担任会计，包括负责将保稼康合作社以货抵款给邦力达公司的荣昌仓库货物的销售情况进行做账，并将销售货款打给邦力达公司。李某的工资由邦力达公司副总经理朱仲平向其转账支付，或在销售货款中直接抵扣支付。在此期间，李某签字确认的销售单载明的货物，与《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和邦力达公司的进货清单中载明的货物能够相互对应，且与邦力达公司提供的李某、刘某签字确认的销售清单上的货物能够相互对应。除此之外，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某于2016年9月5日后陆续向邦力达公司打款708409.95元，是保稼康合作社向邦力达公司支付的预付货款，还是邦力达公司荣昌仓库货物销售的销售回款。经审查，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李某曾为邦力达公司担任会计，包括负责将保稼康合作社以货抵款给邦力达公司的荣昌仓库货物的销售情况进行做账，并将销售货款打给邦力达公司。在此期间，李某签字确认的销售单载明的货物，与《荣昌保稼康库存盘点表6.28》和邦力达公司的进货清单中载明的货物能够相互对应，且与邦力达公司提供的李某、刘某签字确认的销售清单上的货物能够相互对应。能够证明李某在此期间向邦力达公司的打款，均系销售邦力达公司的货款。被上诉人保稼康合作社虽主张该款项系保稼康合作社向邦力达公司支付的预付货款，但保稼康合作社不能对双方2016年9月26日结算时未纳入此前李某向邦力达公司的打款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对邦力达公司未提供货物李某却持续多次向邦力达公司预付货款的反常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更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保稼康合作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李某于2016年9月5日后陆续向邦力达公司打款合计708409.95元，应认定为对邦力达公司货物的销售货款而非保稼康合作社的预付货款，保稼康合作社要求邦力达公司返还预付货款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介于邦力达公司一审起诉时仅对2017年5月28日与苟怀玉结算的货款247957.50元予以主张，因此，在保稼康合作社主张返还预付货款被驳回的情况下，不存在预付货款与欠付货款相抵消的问题，不应在本案中对邦力达公司尚未主张的2016年9月26日与保稼康合作社的结算款项256057.82元予以处理，邦力达公司对该项权利可另行协商处理，或另行起诉。由于苟怀玉系保稼康合作社工作人员，且保稼康合作社自认苟怀玉与邦力达公司结算的247957.50元货款应由保稼康合作社支付，邦力达公司对此未有异议，则该款项应判令由保稼康合作社向邦力达公司支付。 综上所述，上诉人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法院法认定事实不清，但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8）川0502民初2868号民事判决； 二、由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47957.5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止； 三、驳回四川邦力达蜀南农资有限公司本案中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01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359元，合计9378元，由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378元，由重庆保稼康农资专业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平 审判员 曹天全 审判员 钟 洁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杨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