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民再2号再审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宏星，男，197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镇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萍，河北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住所地：深州市大冯营乡付家庄。经营者:张晓钦。再审被上诉人：张晓钦，女，198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深州镇永安大街86号，身份证号：133025198207076666。再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特，男，198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深州市，再审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波，男，1985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元氏县，上述四再审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华丽，河北名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四再审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蕊，河北名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上诉袁宏星与再审被上诉人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以下简称深州粮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深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1182民再6号民事判决，袁宏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上诉人袁宏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萍、再审被上诉人深州粮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华丽、刘秀蕊到庭参加了诉讼。再审上诉人袁宏星、再审被上诉人深州粮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经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宏星向深州市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深州粮站、程特、李晓波立即返还其货款69305元，并互负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1、张晓钦、李晓波、程特合伙成立深州粮站，营业执照上经营者为张晓钦。2016年4月17日双方达成了买卖协议，袁宏星购买深州粮站41.5吨玉米，约定价款为69305元。袁宏星与李晓波约定了货物交货地点为黑龙江省××县汤池镇，李晓波没有按约定地点交付货物，没有完成交货义务。2、本案的托运者不是袁宏星。袁宏星将自己知道的配货站告诉李晓波，并将李晓波的电话告知配货站后，由李晓波与配货站联系并找承运车辆，在李晓波与承运人联系好，承运人到达深州粮站后李晓波才将承运人电话告知袁宏星，这也是袁宏星第一次知道承运人的联系方式。承运人在到达深州粮站后装车前，李晓波等对承运人的车牌号、行驶证、司机的身份证拍照留存，装车完毕后，李晓波通过手机将上述信息发给了袁宏星，这也是袁宏星第一次知道承运人和承运车辆的基本信息。2016年4月17日19时许，李晓波告诉袁宏星已经将玉米装车，同时要求袁宏星将69305元的货款转给程特。袁宏星按照约定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但时至今日却没有收到货物。本案中，承运人的信息均是由李晓波提供，袁宏星不认识承运人，无法达成承运委托合意。因此李晓波是运输合同的托运人，运输风险应由李晓波等承担。另，诉争粮食是否装车，李晓波等提供的视频不能显示车牌号、司机、车辆出入和装车的全过程，不能确认视频中的车辆就是本案的涉案车辆，由于其不能提供已装车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能证明涉案粮食已经装车，故不能证实李晓波等履行了发货义务，则其应当承担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返还货款69305元，四被告互负连带责任。深州粮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辩称，一、双方并未约定交货地点，其交付的货物对象是袁宏星雇佣的承运人，因此，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有袁宏星负担。袁宏星和李晓波在短信中的内容中虽然提到了货物到达地点和运费的数额，但该地点的表述并不是双方关于交货地点的约定，而是袁宏星自己已经安排了“武强配货站”帮忙安排车，担心配货站无法安排的情况下，同时又让李晓波帮忙联系车，所以把货物需要到达的地点告诉了李晓波，因为运费在货物运到袁宏星处后，是由袁宏星负担的。原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本案的承运人是袁宏星通过“武强配货站”安排的，由此可见，双方并没有约定交货地点，出卖人将标物交付承运人视为交付，标的物的损毁灭失的风险应当由买受人承担。二是本案的托运人是袁宏星，而不是李晓波。袁宏星在告诉李晓波之前就已经和“武强配货站”联系好了，该配货站将配货信息发布到配货平台上，袁宏星将李晓波的电话给了货车司机，是司机与李晓波联系询问粮站地址，司机到达粮站后，袁宏星与司机联系，让司机帮忙查看玉米的质量，装完车后，李晓波和司机分别与袁宏星联系确认了装车玉米的重量。袁宏星通过向司机确认后，支付了货款69305元。从以上事实可以证实，双方的玉米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承运车辆系袁宏星自己联系并承担运费，我方已履行了交货义务，袁宏星也支付了货款。货物在装车后即为交付给袁宏星，该货物的风险已转移由本案袁宏星承担。另外，袁宏星称没有收到货，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依法不能采信。综上，袁宏星要求返还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再有本案因涉及犯罪，应中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一审再审确认，双方提交的证据没有一件是证实本案争议焦点的直接证据。袁宏星提交的其与李晓波的部分微信聊天截图及书面整理材料，这些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双方均认可，只是对聊天内容的理解双方各执一词。还有就是深州粮站部分监控录像片段，监控录像并不完整，也不清楚，无法直接证明具体事实。再有就是深州市公安局对李晓波和深州市恒达配货站经营者贾少华的询问笔录，这些证据都不能证实双方当事人的各自主张。所以对这些证据不能单独予以认可。一审经审理查明，张晓钦、李晓波、程特三人合伙开办了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并在深州市工商管理局办理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张晓钦为该购销站的经营者。袁宏星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李晓波，并到深州粮站查看了收购的粮食情况，然后二人口头达成了玉米购买协议。袁宏星购买深州粮站一车玉米，并协商了玉米单价和运费数额并由袁宏星负担的问题。随后袁宏星按自己的记忆“武强配货站”（实际是深州市恒达配货站）打了电话，要求派车拉货，并把李晓波的联系电话号码告诉了配货站。同时袁宏星用微信告诉李晓波“你好哥们，货到黑龙江省××县汤池镇运费300元，如果有车的话，装完车我汇款给你，武强配货站电话155××××1556，我把你的手机号给配货站了”。恒达配货站通过自己的网络平台公布了袁宏星的用车信息。化名“徐国庆”的司机得到此信息后给配货站打了电话，并在外地向配货站支付的信息费，但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他直接给李晓波打电话问清了粮站的位置，在2016年４月17日下午6点多驾驶一辆牌照为吉Ａ×××××的红色陕汽德龙半挂货车到粮站配货。张晓钦因司机没有配货站的配货单，就把司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汽车牌照照了相发给了袁宏星，装完货后，装了41.5吨的玉米，李晓波把货车的有关信息和司机的电话以及装车的吨数，打电话告诉了袁宏星。袁宏星又给司机打电话确认了已装车的吨数后，就按双方约定的价格，把足额货款69305元按李晓波的要求打到程特账户上。深州粮站收到货款后将车放走，第二天袁宏星没有见到拉货的汽车，没有收到货，配货站称没有给袁宏星派车，打司机的电话打不通了，袁宏星又给李晓波打电话。张晓钦到深州市大冯营派出所调查货车司机的身份，经查该身份证是假的、伪造的，又查大货车的牌照，经查是套牌车。这才和袁宏星一起到深州市公安局报案，均称袁宏星的一车玉米被人骗了。深州市公安局立案后至今未结案。一审再审认为：双方之间是一种口头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对玉米的质量、玉米的价格以及购买的数量、收到货款的数额没有争议。因货物在运输中丢失，丢失责任由谁承担，双方发生了争执。按法律规定，交货前的灭失风险由卖方承担，交货后的灭失风险由买受方承担。因双方并未签订详细的买卖合同，而是以口头约定和部分微信聊天达成的整个买卖协议。袁宏星主张双方约定了交货地点，深州粮站应派车送货到约定的交货地点，即为交货。因货未到交货地点丢失，故灭失责任应由深州粮站负担。深州粮站辩称，双方未约定交货地点，是袁宏星派车提货，把货装车后交付第一承运人即货车司机，即为交货。袁宏星也承认交货并支付全部货款。货物在承运人运输中灭失，责任应由买受方即袁宏星承担。双方是否约定了交货地点，袁宏星所称双方约定的交货地点，证据就是袁宏星给李晓波的一条微信聊天记录：“你好哥们，货到黑龙江省××县汤池镇运费300元，如果有车的话，装完车我汇款给你，武强配货站电话155××××1556，我把你的手机号给配货站了”，这一段话是不是双方约定的交货地点呢,一审再审认为不是。如果是的话，应当让深州粮站把货物送到交货地点，运费应由深州粮站负担。可是袁宏星在原一审第二次（2016年10月28日）开庭时称：“按照粮食购销惯例，一般由收货方负担运费，运费的行情是每吨300元，是袁宏星直接与李晓波商定的，由袁宏星支付运费。运费计算方式是300Ｘ运量吨数，货到付款”。属于双方并未约定让深州粮站把玉米送到指定地点。另外，在李晓波通知袁宏星车已装好，并告知了所装吨数后，袁宏星和货车司机核准了装车情况后，立即按双方约定把货款足额汇到了李晓波指定的账户上。根据这一事实可以确认，袁宏星在微信上提到的地址只是告知货物应运到的地址。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双方约定的交货地点，以此微信内容主张双方约定了交货地点，依法让深州粮站承担货物灭失的风险责任，显然不妥。故袁宏星主张货物灭失责任由深州粮站承担，要求深州粮站退还全部货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深州粮站辩称，袁宏星是托运人，货车司机是承运人，货已装车交付了承运人，灭失风险责任应由买受方承担，应驳回袁宏星的诉讼请求。袁宏星是不是托运人，货车司机是不是袁宏星委托配货站指派的，通过开庭和一系列证据可以证实，袁宏星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他也不认识配货站的人，也不认识货车司机，只是给配货站打了电话，请求派车，但配货站并没有为其派车，到深州粮站处拉货的司机只是给配货站打了电话，并缴了信息费，了解了深州粮站的情况，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开具配货派车单。货车司机并不是配货站指派的，和袁宏星没有雇佣关系。货车司机的身份证、行驶证、货车牌照都是伪造的，所以他是一个与深州粮站与配货站均无任何关系的诈骗嫌疑人，所以所谓的第一承运人并不是袁宏星雇佣的。深州粮站辩称第一承运人是袁宏星雇佣的，在运输中发生的货物灭失责任应由袁宏星承担，依法请求驳回袁宏星的诉讼请求之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袁宏星在与李晓波协商好购买玉米事宜后，并没有直接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而是仅凭记忆中的电话号码给一个并不了解的配货站打电话要车，并把李晓波的电话告诉了配货站，配货站把深州粮站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公布后，给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深州粮站见到拉货的司机后并没有按常规查看配货派车单，也没有留下犯罪分子的详细影视资料，而是只对司机的身份证、行驶证、货车牌照进行了照相后就轻率的装了车，向袁宏星说清了装车情况，收到货款后，就放走了拉货的货车。由于深州粮站出于对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自己应履行的相关手续，给予应有的注意义务的疏忽大意，致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造成了货物的丢失，对此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造成的损失双方理应共同承担，各承担50%，事后一旦公安机关破案追回货款，双方在相应分配。关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双方均已报案，深州市公安局已立案，现尚未侦破结案，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执的焦点是由哪方承担货物丢失的风险责任，所以判决的结果并不是必须刑事案件侦破结案为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之情形，故深州粮站要求本案中止审理之请求与法不合，不予支持。经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进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退还原告袁宏星购买玉米款34652.5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二、驳回袁宏星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再审判决后，袁宏星不服，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对方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错误，应予改判。一是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双方明确约定的交货地点，属认定事实不清；二是一审判决对深州粮站没有发货的事实避而不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深州粮站、张晓钦、程特、李晓波没有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在庭审中辩称，一是双方没有约定交货地点；二是涉案货车司机是袁宏星委派；三是深州粮站方已经按照约定将袁宏星购买的玉米装车发货；四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五是深州粮站没有义务对袁宏星安排的货车司机身份进行审查。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双方口头签订的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对于诉争粮食没有运至袁宏星处，致使其权利不能实现，该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应依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认定。由于买卖合同是双务合同，买卖双方是否有效的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是其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因素。就本案而言，双方认可袁宏星已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对价，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其有权得到合同权利，即得到诉争的粮食，但其没有得到。对于深州粮站其已收到了袁宏星的粮款，其是否有效的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没有证据证明。首先，根据一审所认定的事实：“袁宏星是不是托运人，货车司机是不是袁宏星委托配货站指派的，通过开庭和一系列证据可以证实，袁宏星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他也不认识配货站的人，也不认识货车司机，只是给配货站打了电话，请求派车，但配货站并没有为其派车。到深州粮站处拉货的司机只是给配货站打了电话，并缴了信息费，了解了深州粮站的情况，并没有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开具配货派车单。货车司机并不是配货站指派的，和袁宏星没有雇佣关系，货车司机的身份证、行驶证、货车牌照都是伪造的，所以他是一个与深州粮站与配货站均无任何关系的诈骗嫌疑人，所以所谓的第一承运人并不是袁宏星雇佣的。故深州粮站辩称第一承运人是袁宏星雇佣的，在运输中发生的货物灭失责任应由袁宏星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由此可知，袁宏星并非是涉案粮食的托运人，因此，即使涉案粮食是在托运过程中灭失，责任也不应由袁宏星承担。其次，一审还认为“袁宏星在与李晓波协商好购买玉米事宜后，并没有直接到配货站办理托运手续，而是仅凭记忆中的电话号码给一个并不了解的配货站打电话要车，并把李晓波的电话告诉了配货站，配货站把深州粮站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公布后，给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深州粮站见到拉货的司机后并没有按常规查看配货派车单，也没有留下犯罪分子的详细影视资料，而是只对司机的身份证、行驶证、货车牌照进行了照相后就轻率的装了车，向袁宏星说清了装车情况，收到货款后，就放走了拉货的货车。由于深州粮站出于对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自己应履行的相关手续，给予应有的注意义务的疏忽大意，致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造成了货物的丢失，对此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涉案司机驾车到深州粮站后没有提交配货站派车单，证明其没有在配货站办理配货手续。在原审中张晓钦曾陈述，配货站要求其查明配货司机及车辆的情况，在其明知配货司机没有配货站的派车单的情况下，不与配货站联系查明配货司机及车辆的真实身份，仍将涉案粮食交付给涉嫌诈骗的承运人，导致涉案粮食不能有效交付，对此深州粮站有重大过错，其应承担不能履行的责任；袁宏星对此并不知情，亦无过错，不应担责。第三，在本案诉讼中，深州粮站只提供了涉案司机的身份证、行驶证、车牌照及涉案车辆进入粮站时的照片，不能提供其已将涉案粮食装上车的相关物证，故涉案粮食是否装上车没有有效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一审认定造成涉案粮食的灭失双方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深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1182民再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维持第二项；二、再审被上诉人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张晓钦、李晓波、程特退还再审上诉人袁宏星购买玉米款69305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33元由再审被上诉人深州市宏达粮食购销站、张晓钦、李晓波、程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永杰审判员  李淑华审判员  王国恩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