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26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蟠桃路九鼎时代家园3号楼负1层7号、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6754073867。负责人：谢亚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正洪，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黔海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彭家湾花果园项目A南区5栋504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314314731N。法定代表人：张羽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久洪，播州区南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黔海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黔海源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02民初103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8)黔0321民初103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受让得到保险金请求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及法理。一审判决以袁永红、汪封明签订的《承诺书》为依据，认为被上诉人已受让取得保险金请求权，是不正确的，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及法理的。首先，本案涉案合同为人身保险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法律如此规定，是因为人身险保险合同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在立法保护的价值排序上，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保护是高于对投保人经济利益的保护。如果将保险金的请求权赋予投保人，无疑极易产生道德危险。从立法目的来看，此规定是为了保护牺牲劳动者生命为代价的保险金，保护劳动者与单位对抗中的弱势地位，若是指定单位为受益人，单位无疑可以“曲线救国”，那立法目的将无法实现。同理，如果该权利转让给投保人，实际上与指定投保人作为受益人无实质区别，导致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权利受到极大害。其次，转让保险金请求权，损害未成年人的权益，不符合《民法总则》的规定。此本案中有3个受益人系未成年人，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上诉人可能应当给付的保险金（如有），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在法律上无任何必然联系，也即受益人可以同时得到这两份保障。但是由于《承诺书》的签署，等于让3个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或损害的可能。综上两点，《承诺书》因违反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应归于无效，被上诉人不能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受让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二、被上诉人未提供安监报告，事故情况无法查明，一审判决采纳其他材料径直做出认定，不符合合同约定，违反证据规则，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合同已约定，理赔时需提供县级以上安监局出具的相关事故报告证明和资料。安监部门出具的相关事故报告证明即安监证明是证明该事故过程、原因的最原始的、最直接的、最权威材料，也是作为本案判决的重要依据。被上诉人未提供上述安监报告，其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真实性无法得到保证，因此被保险人所发事故，是否符合保险责任约定，是否存在免责情形，是否应当给付保险金，都无法确认。一审判决采纳这些证明材料，不符合证据规则，不符合合同约定，认定事实不清，由此判决上诉人应给付保险金，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贵州黔海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对上诉人需要县级以上安监部门出具的报告，投保合同的备注条款并未经投保人认可，且该特别约定是平安公司格式条款，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解释。保险合同所承保的范围是以30万元为限，我公司对死者家属的赔偿超过了保险的赔偿金额，平安公司就应当足额承担责任。受害人家属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我公司，我公司应当是受益人，只要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与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达到给付条件，就应当予以赔偿。贵州黔海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给付我公司团体人身险保险赔偿金3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31日，贵州黔海源公司在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投保了平安建筑工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意外医疗（保险金额30000.00元）、意外身故（保险金额300000.00元）、意外伤残（300000.00元），保险期限为270天，即2017年10月28日零时起至2018年7月24日贰拾肆时止，投保人数50人。在该保单中明确约定：“1.工程名称：乌当区百宜镇拐比村2017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工程地址：乌当区百宜镇拐比村；3.工程总造价：493万元；4.本保单意外伤害身故或者残疾出险理赔时需提供县级以上安监局出具的相关事故报告证明和资料”。2018年4月29日下午15时许，贵州黔海源公司工作人员汪锡俊在做工时发生意外事故死亡，该事故经当地镇政府、派出所、综治办、司法所、村委会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予以证明。2018年4月30日，贵州黔海源公司与死者汪锡俊之妻子袁永红达成协议，由贵州黔海源公司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抚慰金（含火化费、安葬费等一切费用）828000元。2018年5月2日，袁永红出具收条并表示收到该赔偿款。2018年11月1日，在开阳县大石板村委会的见证下，袁永红与王封明（死者汪锡俊之父）共同签署了“承诺书”，该承诺书第三条载明：“公司（黔海源公司）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工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团体人身险我们承诺由公司起诉主张汪锡俊死亡赔偿款由公司收益。平安保险公司赔偿款由公司享有，承诺起诉保险公司的权益和收益转让给公司。”。一审另查明：汪锡俊，出生于1975年2月17日，其母亲陈国芬已于2014年前死亡，其父亲王封明、其妻袁永红及汪锡俊的三个子女（长子汪袁尹豪出生于2004年7月22日、次女汪聚纹出生于2012年7月12日、三子袁浩洪出生于2018年9月28日）。贵州黔海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申请理赔，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意外险及健康险客户理赔通知书，该通知书以未提交县级以上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材料为由予以拒赔，贵州黔海源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贵州黔海源公司与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签订的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应恪守。汪锡俊为贵州黔海源公司在拐比村施工项目的工作人员，在施工过程中被留置车辆侧翻压导致死亡，汪锡俊应为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三）》第十三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的，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之规定，袁永红、汪封明签订《承诺书》将保险合同项下的起诉权利及收益权转让给贵州黔海源公司，贵州黔海源公司有权向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主张相应的权利。贵州黔海源公司已经按照标准承担了828000元的赔偿责任，现贵州黔海源公司要求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30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抗辩认为按照《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九条以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要求驳回贵州黔海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对此贵州黔海源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明材料足以证明汪锡俊的死亡及死亡原因系在合同约定地点施工过程中被留置车辆侧翻压导致死亡，而县级及以上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并非证明这一事实的唯一机关，另外，该工程是否报相关的主管部门报告并不是属于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的免赔范围，因此，对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的抗辩理由，原审法院不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贵州黔海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险金300000元。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坚持一审中的举证目的和质证意见。贵州黔海源公司另提交了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一份，用以证明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另案的（2018）黔0303民初672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质证称：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贵州黔海源公司提供的该份证据，能够证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对本案部分案件事实作出了认定，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案件事实，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案外人袁永红、汪封明等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贵州黔海源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能否以贵州黔海源公司未提交县级以上建筑安全主管部门出具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有关的证明材料为由予以拒赔。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保险金请求权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要求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保险金请求权是基于保险契约而产生的请求保险金的权利，是债权请求权。人身保险虽以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为载体，但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请求权与普通债权一样，禁止其转让缺乏法律依据，除非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禁止转让保险金请求权，且本案亦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因此，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三）》第十三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者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的，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之规定，认定本案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袁永红、汪封明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贵州黔海源公司的行为合法有效正确。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所提贵州黔海源公司受让得到保险金请求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及法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在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是平等的。但在本案中，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在对实践中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证实保险事故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仍制定“意外伤害身故或残疾出险理赔时须提供县级以上安监局出具的相关的事故报告证明和资料”的条款，对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不当地设置障碍，不公平地限制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行使给付保险金请求权，意图不当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义务，这有违公平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之规定，该条款应属格式条款而归于无效。同时，本案中贵州黔海源公司虽未能提供县级以上安监局出具的相关的事故报告证明和资料，但根据其提交的事故发生地派出所、安监站等相关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亦足以证实本案被保险人汪锡俊确系在投保团体人身意外险的案涉建设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意外死亡，故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及袁永红、汪封明与贵州黔海源公司的《承诺书》的约定向贵州黔海源公司支付保险金300000元。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所称贵州黔海源公司未提供县级以上安监局出具的相关事故报告证明和资料，故平安保险遵义支公司不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成波审判员  付甫金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万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