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闽民申145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859号1楼。 法定代表人：张艳春，该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良，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华，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羡珍，女，196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成进，女，195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坂尚村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叶国进，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春城，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志钢，男，198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端正，男，197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月霞，女，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林春成，男，196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德育，男，197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水冰，男，1959年8月3日，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丽卿，女，195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勇胜，男，197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永清，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春梅，女，197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万坤，男，196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源庆，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源明，男，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志福，男，197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胡根义，男，197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金连齐，男，197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西华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记财，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西华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叶怡萍，女，196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乃兵，男，196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再审申请人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益公交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陈羡珍、陈成进、叶国进、陈春城、陈志钢、吴端正、陈月霞、林春成、何德育、李水冰、何丽卿、王勇胜、何永清、黄春梅、黄万坤、黄源庆、黄源明、何志福、胡根义、金连齐、赵记财、叶怡萍、徐乃兵（以下简称胡根义等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2民终4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公益公交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兴业银行《收款回单》，证明公益公交公司将燃油补贴款退回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但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收到后又退回公益公交公司。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明确燃油补贴款只能支付给运输企业的经营者，该局将燃油补贴款支付给胡根义等人没有法律依据。福建省厦门市交通局审批同意的《置换出租车操作方案》，证明时任运管处处长与时任公益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相互勾结，违法将公益公交公司名下的160部中巴车置换出租车，并擅自变更到厦门市坤驰联合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等公司的事实。《公证书》，证明中巴车司机的工资是由公益公交公司支出，不是由胡根义等人支出。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公益公交公司负有将该线路的政府补贴及时发放给胡根义等人的义务”，并认为“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行终175号行政判决系撤销‘厦交综运［2015］71号’及‘厦交综运［2015］73号’文件，而非讼争文件，……，即其仅对该文件的合理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未否认挂靠车主所应享有的民事权利，故对公益公交公司该意见，不予采纳”，属认定事实错误。1.无论按照法律规定，还是公司股东章程、车主约定，均未规定公益公交公司对政府发放的各项补贴要及时、如数发放给各车主。2.行业规范即“厦交综运（2015）71号”及“厦交综运（2015）73号”文件已被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行终175号行政判决所撤销，一审继续引用该文件作为判决的依据是错误的。三、原审对经营亏损、公摊费用、广告费等各项支出的认定均存在错误。原审对《公益公交2012年度专项审计报告》的认证明显不公正，导致本案无法查明客观事实。1.该审计报告审计的全部借款均发生在2010年11月到2011年7月间，其中个人借款金额5395612.32元，其他支付费用如法院执行款、律师费、4-6月Ｅ通卡补贴、燃油补贴款等合计3382432.45元，企业收据未进行核算的金额2213961.97元，上述财务账目支出合计10992006.72元，没有进行核算，也没有进行账目处理。2.该审计报告审计的财务状况发生在杨燕煌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而杨燕煌名下有四部车，与胡根义等人系共同利益方。陈羡珍既是公司股东又是讼争车主，对讼争审计报告所列举的各项财务支出的去向负有责任和义务，原审应当予以查明，且举证责任在胡根义等人。3.对政府发放的各项补贴均应当在结算完并扣除企业亏损后再行发放相应金额，而原审对企业亏损也是确认的。公益公交公司向法院举证证明目前其公司财务账面尚有部分亏损金额没有分摊，而原审认为系公益公交公司无法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举证责任倒置，属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认定车辆运营成本的实际承担者系胡根义等人，缺乏证据证明。1.案涉相关车辆，只有“闽Ｄ×××××”号车辆签订书面《协议书》，其他25台车辆未签订书面协议，未与任何人约定车辆的运营成本不归公益公交公司承担。2.胡根义等人提交《线路车辆收支账目汇总表和明细表》，仅反映车辆运营情况是亏损，不能证明该报表里的收入或费用已经收到或付出。此外，一审给予计算抵扣的“法院执行款”和“公摊费”是案涉车辆于2010年9月停止运营之后而产生的解除劳动合同纠纷费用和其他违约费用等，不包括2010年1月至8月的车辆运营成本，不足以佐证胡根义等人实际承担了车辆运营成本。3.公益公交公司向原审提交承担燃油成本在内的成本支出的票据和财务数据，能证明公司承担包括驾乘人员、管理人员的工资薪金，企业管理、车辆维修等各项成本。五、二审以公益公交公司未与胡根义等人协议约定运营车辆所取得的财政补贴归公益公交所有，并以“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将案涉财政补贴款判归胡根义等人，系司法干涉企业内部自主经营权，属适用法律错误。“财建（2009）1008号”《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城市公交补助标准的补助对象只有城市公交企业法人单位，第十九条亦规定不能扩大补助范围发放补助资金。且财政补贴是对公司整体运营的补贴，不能细化到具体某台车辆发放多少财政补贴。因此公益公交公司是财政补贴的领取人，且公益公交公司也没有与胡根义等人约定运营车辆所取得的财政补贴归胡根义等人。六、本案属于系列案，但相关系列案件的认定标准不一，导致前后判决矛盾。1.系列案件第一起，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3）思民初字第967号一审民事判决和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终字第664号二审民事判决，以公益公交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需扣除的营运成本数额为由，将全部补贴款判令支付给骆奋平等26人。2.系列案件第二起、第三起，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7146号一审民事判决和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1558号二审民事判决，以及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7147号一审民事判决和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4532号二审民事判决，均认可相关法院执行款4403904元和前埔线路预支款4398560元，并判令由全公司172台车分担。但其他案件，并未如此处理。3.系列案件第四起，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7148号一审民事判决和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1557号二审民事判决，以与所涉车辆线路的关联性无法确定为由，认定钟丽宾、苏文财经手预支的1904000元由全公司172台车辆分担。而苏文财经手领取的1020000元，则可以作为线路费用由线路34台车辆内分担。同时认定公益公交公司每月支付社保，燃油款支出97700元，由全公司172台车辆分担。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1.关于新证据。该《收款回单》说明了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将燃油补贴款发放给公益公交公司，体现为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与公益公交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本案胡根义等人是基于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向公益公交公司主张燃油补贴款，二者法律关系不同，因此该《收款回单》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厦门市中巴车辆置换出租车操作方案》的内容无法体现公益公交公司主张的时任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处长与时任公益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相互勾结等待证事实。《公证书》仅能证明证人证言系本人所签名捺指印，并不能证明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2.关于原审认定事实是否错误的问题。首先，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行终175号行政判决仅是撤销“厦交综运（2015）71号”及“厦交综运（2015）73号”文件中对公益公交公司特别规定的发放程序要求，并未对上述文件的全部内容予以撤销。且该行政判决明确：“即便公益公交公司成立后存在车辆挂靠情况，补助资金在发放给补助对象的公益公交公司后，其公司与挂靠车主之间如何分配补助资金，亦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故原审认定该判决并未否认挂靠车主所应享有的民事权利，进而认定公益公交公司负有将该线路的政府补贴及时发放给胡根义等人的义务，并无不当。其次，《公益公交2012年度专项审计报告》是系有资质的鉴定单位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胡根义等人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原审对该审计报告予以采信并据此将各车队的借款在所有172台车中均摊，并无不当。公益公交公司主张原审对经营亏损、公摊费用、广告费等各项支出的认定均存在错误，但并未进一步予以举证证明，且其在二审上诉中亦未对此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对一审认定的认可，现其再以此为由申请再审，本院不予审查。再次，从公益公交公司分别于2007年3月2日、2010年7月20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公益公交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及其向福建省厦门市交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书，结合“厦交函【2012】35号”《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民盟厦门市委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答复函》及《协议书》等，原审认定胡根义等人与公益公交公司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关系，并且由实际车主负担所挂靠车辆的所有运营成本，证据充分。3.关于原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本案讼争的是补贴款的归属问题，不管是燃油补贴、公交票制改革票价款补贴、还是空调费、老人卡财政补贴等，均属于对实际运营中产生费用的补贴，既然实际运营成本系由实际车主承担，因此原审将案涉财政补贴款判归胡根义等人符合民事诉讼之“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公益公交公司主张原审干涉企业内部自主经营权，于法无据。4.关于前后判决是否矛盾的问题。本案虽然是系列案，但个案之间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因此个案认定不同，不属于判决矛盾。公益公交公司主张相关系列案件的认定标准不一，导致前后判决矛盾，依据不足。综上，公益公交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恩强 代理审判员  黄 曦 代理审判员  李秀英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法 官 助 理   高海宁 书记员 余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