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39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建华，男，汉族，1974年5月14日生，住元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斌、张素静，河北典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彦，女，汉族，1963年5月23日生，住石家庄市元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净，女，汉族，1986年12月7日生，住元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丛，女，汉族，1988年5月22日生，住石家庄市元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昭，男，汉族，1990年10月11日生，住石家庄市元氏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建秋，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门占华，男，汉族，1963年3月14日生，住元氏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门淼苗，女，汉族，1987年1月17日生，住元氏县，系被上诉人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佰玉，元氏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耿建华因与被上诉人刘瑞彦、李文净、李文丛、李文昭、门占华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8）冀0132民初1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建华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元氏县法院(2018)冀0132民初165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死者李某死因与其高坠事故缺乏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一审查明情况及死者李某生前医疗病案记载，其因治疗共住院79天，即自2017年3月21日上午十点多起入住元氏县医院；当日晚七点半即转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住院至2017年4月20日，共住院30天，出院记录载明“患者脱机48小时，自主呼吸稳定，生命体征相对平稳“今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赵主任指示：详细交代出院后注意事项。结账出院”；自省三院出院当日转入元氏县中医院，至2017年4月25日，住院5天；当日又转回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至2017年6月9日，共住院45天，出院记录载明“目前病情稳定、精神较好。体温基本正常，今日给予结账出院”。被上诉人死者家属在起诉状中声称李某于2017年6月24日救治无效死亡，这个死亡原因与医疗病案记载明显不符，且自最后一次出院已间隔15天时间，此期间病人身体状况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则无相应证据证明。但从其住院救治情况看，对病人的伤病救治明显经过了抢救脱离生命危险转院后恶化又转回省医院救治脱离生命危险后出院这样一个救治过程。从上述救治过程亦可看出多次转院导致患者病情加重且反复，也是救治损失扩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死者的死亡原因与其高坠事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唯一因果关系，则成为本案需要查证的一个重要的事实。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死亡证明予以印证这一事实，而是仅提供了元氏南三街卫生所耿某个人出具的证明和南因一街村委会开具的死亡证明。耿某出具的加盖的印章为诊所的“财务专用章”的证明记载的死亡原因为“李某因外伤、经抢救治疗无效。生理体征完全丧失，宣布死亡”。这样一份证据从形式到内容均为非法，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南因一街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不是专业医疗机构或行政机关，不具备出具死亡证明的资格，其证明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死者的死亡原。因直接影响到侵权损失的范围，包括赔付项目及数额计算，均与高讼作为直接致死原因的赔付内容存在明显区别。2、一审判决认定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明显错误，因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原告在诉状中主张李某是门占华名下施工队的工人，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原则，一审判决应当确认一审原告已认可的事实。上诉人是业主，与被上诉人门占华之间系承揽关系或承包关系，门占华承揽上诉人耿建华修建猪舍工作。而死者李某与门占华之间是雇用关系或合伙共同承揽关系，但上诉人与李某之间不属于一审认定的劳务关系。上诉人为修缮猪场，找了门占华承揽该项目，目的当然是要求修缮完毕的结果。上诉人提供的苏建章证言证明门占华承包了该项目。且有门占华收取工程款的凭证予以印证。一审原告提供的大量证据均印证了上述事实。例如一审原告的证人高某在原一审开庭时所讲“耿建华不管安排，只是安排把任务干成什么样”；一审原告提供的南因一街村委会证明也记载“李某在门占华为工头组织的包工队“作业”；一审原告提供的视听资料中，包括与门占华亲属及公安人员谈话中，也一直把门占华做为施工队长和直接责任人。上诉人即使参与了部分工作，也不影响上诉人作为业主和发包人的身份，上诉人在施工中没有组织人员、没有指挥或控制施工人员，主要工作均是由门占华等施工人员完成。因而上诉人才需要向门占华支付费用。恰恰相反，门占华才是施工中负责组织、安排的人员，这在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已载明。一审判决提及门占华与其他成员的工种及报酬相同，未多收费用，故与李某等人组成松散形合伙。这一判断显然错误。假设是这样，也不能否认门占华的承揽事实或各合伙人共同承揽项目的事实。参与施工人员均为门占华招募而来，且中间过程中曾有过停工和人员变动，而门占华做为唯一与上诉人发生经济来往的人员，其领导地位显而易见。在收取的费用分配上。是由门占华及各施工人员内部分配，是否均分由其自行决定，但不能以均分就断定为合伙关系。况且合伙人共同承揽项目，都参与施工，共同向上诉人交付工作成果，亦不违背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以上诉人与李某之间属于劳务关系适用相关法律处理，显然错误。3、一审判决对责任划分存在错误。被上诉人门占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李某应当承担50%以上的责任，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如果门占华仅有工具，而未能组织人员施工，其不可能实现利用工具赚钱的目的。为实现该目的，其组织过程中是否赚取差价并不是特别重要。门占华因其组织和联系工人并提供工具，为首组织联系施工事宜，其做为雇主和施工队长的地位已然确立。本起事故发生，与门占华的组织行为存在疏漏密不可分，且死者生前录音也认为是跟占华干活。现场工具为门占华提供，搭架子也是各施工人员实施的，上诉人并未指挥也没有参与。且施工人员并非仅承揽上诉人这一个项目，而是经常合作承揽农村建设项目，所以是否具备安全条件应当由以门占华为首的专业施工队进行判断和完善。死者李某做为成年人，应当知道所从事工作的危险性、对现场施工条件没有提出异议或主动采取防护措施，且对门占华的组织行为予以认可并积极参与，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门占华的过错也极为明显，一审判决其不承担责任，显然不妥。|二、被上诉人计算损失的项目及数额缺乏事实依据。部分内容一审判决不应予以支持。鉴于前述理由，在死者李某的真正死亡原因查明之前，上诉人有理由认为本案涉及的事故不是唯一致死原因，因而被上诉人索赔的损失范围不应当包括因自行决定转院导致病情反复所增加的医疗费用及相应阶段的误工费、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住宿费，也不应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综上。上诉人与死者李某之间不属于劳务关系。李某做为与门占华共同承揽项目的人员或受门占华所雇人员，应由该两方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及损失。一审判决在一审原告已承认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在一审证据已证明门占华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对相关证据视而不见，却对村委会证明等违法出具的证据予以采信，导致错判。一审判决显然有失公允。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错误。支持上诉请求。李文昭、李文净、李文丛、刘瑞彦答辩称：一、上诉人否认受害人李某雇佣工作受伤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企图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各方之间法律关系正确，上诉人耿建华和受害人李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耿建华是雇主。三、一审判决对于责任划分，答辩人理解但由于不增诉累而接受。门占华答辩称：1.死亡人的死亡原因与门占华没有直接关系，因此门占华认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门占华和李海燕同时受上诉人耿建华的雇佣，修善猪圈，其四人受上诉人耿建华的管理指派，而且，门占华与李海燕等三人同工同酬，并未多收取任何费用，因此门占华李海燕等四人应当为平等工友关系；3.门占华对李海燕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责任，上诉人雇佣李海燕修缮猪圈李海燕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导致死亡，一审法院根据事实真相和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承担百分之七十的责任，一审原告方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门占华作为工友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的判决完全合情合理合法。李文昭、李文净、李文丛、刘瑞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作为雇主（接受劳务者）赔偿四原告近亲属李还彦的各项损失685255.5元（其中包括医疗费26万元，误工费10340元，护理费30832元，住院伙食费7900元，营养费282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4500元，按照2018年赔偿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二被告作为工头（未依法提供足够的安全生产措施）和第一被告对四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系四原告的近亲属，2017年3月21日，在元氏县被告耿建华修缮猪场作业，工资为每天110元，共同作业的还有被告门占华，证人高某，干活工具由门占华提供，后在李某拔过木期间，在架子板上摔落导致颈椎摔伤,经第二被告门占华联系120，送至元氏县人民医院抢救。因李某伤势严重，辗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元氏县中医院等治疗，住院时间共计79天，李某于2017年6月24日救治无效过世。自2017年3月21日受伤至6月24日过世，期间发生医药费、丧葬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做出（2017）冀0132民初194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冀0281民初329号民事裁定书，发还我院重审，以上事实有村委会证明、医药费票据、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指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做人一次性给付报酬的合同，定做人的目的不是工作过程，而是工作成果，承揽人工作具有独立性，不受定做人的管理指挥，独立承担完成合同约定的责任。雇佣关系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要求雇员在提供劳务时要接受雇主的指挥、监督与控制。本案中，被告门占华与李某组成临时施工队为被告耿建华修理猪圈，门占华虽联系了该工程，组织人员施工，但门占华与其他成员的工种及报酬相同，并未多收取任何费用，故门占华、李某等共同组成松散型合伙组织，都为组织成员，该组织对修理猪圈的工程包工不包料，被告耿建华在现场进行监工、指挥，并参与到修缮猪圈的过程中，因此，被告门占华与被告耿建华二人之间并非构成承揽关系，而被告门占华、李某与被告耿建华之间均构成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本案中，李某从架子上摔落致死，被告耿建华作为雇主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应承担主要责任，李某对自身安全疏于防范，存在过失，应承担次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原告主张医疗费257426.03元，并提交票据予以佐证，二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关于误工费，因李某职业为农民，无固定收入，应按照农林牧渔业收入计算，故误工费应为94×（21987/365）=5662.4元。原告主张护理费30832元，因医嘱中并未写明需要两人陪护，故应按一人陪护，以卫生和社会工作为标准计算为60209/365×94=15505.8元。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贴7900元，李某实际住院时间为79天，每天按100元计算，原告主张营养费2820元，李某自受伤住院至死亡期间共计94天，每天按30元计算，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交通费3000元，虽原告提交火车票等证据予以佐证，但火车票并不能证明是为就医所产生的费用，但异地就医产生交通费符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2000元。关于住宿费4900元，其中400元为住宿押金，本院不予支持，另4500房屋租金，因李某在异地就医治疗，并提交租房合同予以佐证，合情合理，故本院予以认可。原告主张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伤残赔偿金应按照2018年赔偿标准计算，本案为发还重审案件，依据原告起诉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一审辩论终结时间为2017年11月9日，且为保证原告损失数额的确定，故应按受诉法院一审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的赔偿标准计算，故死亡伤残赔偿金为11919×20年=238380元，丧葬费为56987/2=28493.5元。原告主张李某之妻刘瑞彦被扶养人生活费9798×20年=195960元，因刘瑞彦1963年出生未满60岁，且未提供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损失共计562687.73元，故依据主次责任，被告耿建华应承担562687.73×70%=393881.4元，原告承担剩余30%的责任，被告门占华作为工友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由于李某已死亡，故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但李某自身对该事故发生也存在过错，故本院酌定给予原告精神抚慰金3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耿建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瑞彦、李文净、李文丛、李文昭损失共计393881.4元。二、被告耿建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瑞彦、李文净、李文丛、李文昭精神抚慰金3万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52元，由被告耿建华承担7456元，原告刘瑞彦、李文净、李文丛、李文昭承担3196元。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死者李某于2017年3月21日在为上诉人耿建华修缮猪场作业时，从架子板上摔落受伤，后虽经住院治疗，但因伤势严重于2017年6月24日救治无效而过世，期间共计94天。上诉人主张死者的死亡原因与其高坠事故之间并非唯一因果关系，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支持。病历及诊断证明表明死者为“颈髓损失，1型呼吸衰竭”，故可认定死者的死亡与高坠事故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被上诉人门占华受上诉人委托，召集死者李某等为上诉人修缮猪圈属于包工不包料，且上诉人参与到了修缮猪圈的具体过程中，故上诉人属于接受劳务一方，被上诉人门占华等属于提供劳务一方。由于被上诉人门占华与死者及其他成员之间是为了干活需要，临时组成的施工队，且被上诉人与死者及其他成员的工种及报酬相同，故被上诉人门占华与死者及其他成员共同为上诉人提供劳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本案中，李某从架子上摔落致死，上诉人作为提供劳务者一方，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应承担主要责任，死者李某对自身安全疏于防范，存在过失，应承担次要责任，原审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的70%，李某承担责任的30%，被上诉人门占华不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的各项损失数额，依据有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耿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52元，由上诉人耿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玉华审判员  杨根山审判员  卢 亮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谈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