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281民初413号 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跃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修文，湖南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调解，申请解除财产保全措施，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平。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腾召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爱兴，湖南金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即代为应诉、反诉，代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为上诉，代为签收法律文书等。 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撤销2018年2月8日与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协议》第三条中关于“优等品即为A级品，合格品即为B级品”的验收标准。同日，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书，2018年5月29日，本院作出（2018）湘0281民初413号之三民事裁定，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19年3月4日、4月1日，本案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修文、黄永平，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爱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价款552295.2元（起诉时金额为554619.7元，2018年12月28日变更为552295.2元。具体为：1、起诉前确认的A级品加工价款165180元；2、非大球泥产品加工价款5229.2元；3、检测后的加工价款345784元；4、2018年3月10日提货A级加工价款16842元；5、2018年3月10日被告确认封存B级品加工价款14310元（《芙蓉花》毛瓷公道杯2只、茶杯7只末计价）；6、11套毛瓷功夫茶具4950元）。事实与理由：从2012年起，原、被告之间发生业务往来，原告按协议约定为被告加工瓷器产品。2015年4月27日，原、被告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被告采用买断方式生产，在每批产品生产前，根据不同品种的投入成本共同商定，确定产品买断价格；部分产品需要共同销售时，市场价格由双方共同确定；B级品买断价格按A级品价格的50%计算；每当按订单完成A级品时，B级品按A、B级品总量的30%结算；合作时间为三年，自2015年1月1日起到2017年12月31日止；被告独立销售的产品每生产一批时，生产前预付总额的20%给原告，余货款验收合格交货后原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在每月25日双方财务对账后付清余款。《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原告按该协议书加工了产品，但由于被告末及时付款给原告，导致难以继续合作。2016年9月28日，原、被告签订了《终止合作协议》，该协议书约定：由被告派员工陈婷等四人到原告处清理大球泥原料、成品、废品等库存数；所有定制产品B级品率控制在30%以内,A级和B级的定级由甲、乙双方派员工到现场确认后再分类计价；B级品超过比例的按废品处理；账目在2016年10月15日前全部核实清楚；原告所欠被告10万元发票开具后，被告15日之内支付原告20万元，原告收到被告20万元5日内开具20万元增值税发票给被告；余款在被告收到原告所有结清货物后，一个月内付20万元，原告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其余货款在两个月内付清。《终止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开具了30万元增值税发票，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0万元加工价款，但被告一直未派陈婷等人来清理大球泥原料、成品、废品等库存数。2016年6月6日，原、被告经对账，被告欠原告2016年3月份之前已发货的A级品加工价款371389.2元；经原告清理库存加工产品，应计加工价款383230.5元，被告实际还应向原告支付加工价款554619.7元。2018年1月23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告知被告欠原告A级品加工价款171389.2元，欠B级品加工价款383230.5元，并要求其在收到本函之日起3日内派工作人员前往原告处清理存货，对清账目，支付加工价款。否则，原告将以其清理的账目和被告结算，此后，被告仍未派人处理。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1、原告要求被告支付552295.2元，证据不足。因为所有证据中，原告未提交订单，本案所涉的基本上都是B级品，而B级品是有限额的，不超过30%，超出部分是废品；确认B级品是否超过30%的依据就是订单数量，而原告没有就不能结算。2、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有将白瓷（白毛主席瓷像）重新加工的现象，所以白瓷不能作为产品来计价。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被告从2012年开始发生业务往来。2013年5月9日，原、被告就生产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1、数量：（1）、大球泥：暂定金边浮雕款为500枚，金边釉下五彩玛瑙边款为500枚，共生产1000枚；（2）、普通泥金边釉下五彩玛瑙边款暂定3000枚；2、价格：（1）、大球泥金边浮雕杜鹃花图案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单价400元/枚，金边釉下五彩玛瑙杜鹃花图案单价400元/枚，普通泥金边釉下五彩玛瑙杜鹃花图案单价300元/枚。2013年11月9日，被告向原告下达“大球泥第一订单生产计划”，该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1、20厘米《一树独先天下春》画面藕瓶80支，已发数量57支；2、10厘米富贵春光、秋色寒山画面功夫茶壶50把，已发数量64把；3、14厘米春夏秋冬画面挂盘50只，已发数量41只；4、11厘米兰草花画面毛瓷杯碟30套；5、12厘米兰菊花画面毛瓷碗30只；6、30-40厘米黄永平作品（待定）3支。2014年2月11日，原、被告就生产张松鹤原创的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章10000枚，蝴蝶兰杯碟200套，月季花、芙蓉花、菊花、梅花“毛瓷”碗100套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每枚制作价格为95元、蝴蝶兰杯碟每套制作价格为580元，月季花、芙蓉花、菊花、梅花每套制作价格为1600元。2015年4月13日，被告向原告下达“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生产任务单”，该生产任务单的主要内容：1、《弥勒佛》挂件1000枚，价格120元；2、《四季毛瓷碗》100套，价格800元；3、壶100把，价格800元；4、柳叶瓶1组，价格6000元；5、金边《毛主席浮雕瓷像》500枚，价格348元。因被告拥有若干数量已绝迹的珍贵制瓷原料大球泥，并拥有“大球泥”、“大球泥瓷”的两个品牌，原告拥有厂房、熟练工人和生产技术。2015年4月27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甲方采用买断方式生产，在每批产品生产前，根据不同品种的投入成本共同商定，确定产品买断价格；2、部分产品需要共同销售时，市场价格由双方共同研究确定；3、乙方生产出来交给甲方的瓷器必须是优质品，分A级品和B级品，其中A级品不得有任何瑕疵，B级品不得超过A、B级品总数的30%，B级品买断价格按A级品价格的50%计算；每当按订单完成A级品时，B级品按A、B级品总量的30%结算；4、合作时间为三年，自2015年1月1日起到2017年12月31日止；5、甲方独立销售的产品每生产一批时，生产前预付总额的20%给乙方，余货款验收合格交货后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在每月25日双方财务对账后付清余款；6、甲方到乙方仓库验收提货；7、详情根据每单约定；8、检验方法：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524.3-93执行。该协议书还对派驻人员的具体方式、大球泥原料炼制配方烧制工艺、大球泥原料的领用管理、生产质量、交货验收等作了明确约定。《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组织加工生产。2014年5月14日，原、被告就生产释迦牟尼座莲讲法佛像500尊签订《生产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释迦牟尼座莲讲法佛像每尊制作价格为3000元。2015年7月4日，被告向原告下达生产功夫茶具20套、小茶壶5个、优质泥瓷杯10个、毛瓷杯（梅花）10个的“订单补充说明”。2015年7月16日，被告向原告下达生产《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500枚、《毛泽东主席浮雕车挂件》1000枚的“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生产任务单”。2015年8月13日，原、被告对原告的报价表在“瓷艺堂报价表”签名并盖章，主要内容为：1、10头《芙蓉花》功夫茶具20套，单价800元；2、10头功夫茶具（素烧坯）3套，单价450元；3、小茶壶5个（素烧坯），单价300元；4、6.5厘米《毛主席浮雕挂件》1000枚，单价180元；5、6.5厘米《毛主席浮雕挂件》1500枚，单价158元；6、《牡丹》瓷杯10只，单价100元；6、《梅花》毛瓷杯10只，单价100元；7、14厘米《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挂盘合计500个（样品设计中）；8、四季花茶杯1000只，单价100元；9、6头《梅花》文具50套，单价660元。2015年11月7日，被告向原告下达生产《芙蓉花功夫茶具》50套，单价为700元的“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生产任务单”。2016年6月4日，被告向原告购买10头画瓷毛瓷功夫茶具11套，计价4950元。2015年11月18日，被告向原告下达生产《百鸟图》壶10把，单价为800元的“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生产任务单”。2016年6月6日，原、被告对2016年3月份发货进行对账，双方在“2016年3月份发货明细表”盖章、签字，被告确认欠原告A级品加工价款365180元；同日，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大球泥公司非大球泥产品应结算明细表”签字，确认欠原告加工价款5229.2元。2016年9月13日、9月14日、12月28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分别向原告支付50000元、50000元、100000元，合计200000元。后因种种原因，2016年9月2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终止合作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1、由甲方派员工陈婷等四人到原告处清理大球泥原料、成品、废品等库存数，甲方下单生产计划内的合格品、报废品库存数及原料库存数等核清后由双方签字生效；2、所有定制产品B级品率控制在30%以内,A级和B级的定级由双方派员工现场确认后再分类计价，B级品超过比例的按废品处理；3、账目在2016年10月15日前全部核实清楚；4、合同签订后，乙方将原所欠10万元发票开具后，甲方15日之内支付20万元货款给乙方，乙方财务收到甲方货款后5日内开具20万元增值税发票给甲方。余款甲方在收到乙方所有结清货物后，一个月内付20万元，乙方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其余货款在两个月内付清。该协议还对知识产权、违约处理等作了明确约定。《终止合作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派人到原告处进行盘底清算。2018年1月23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后，被告仍未派人外理。2018年2月1日，原告以被告拖欠其加工价款为由，向本院起诉并同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查封被告的财产570000元，担保人肖跃飞、黄永平以其共同所有位于湖南省醴陵市黄泥坳办事处中和街23号房屋（不动产登记号：湘20**醴陵市不动产权第0000987）作为担保。2018年2月2日，本院作出（2018）湘0281民初413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查封被告的财产570000元；查封担保人肖跃飞、黄永平共同所有位于湖南省醴陵市黄泥坳办事处中和街23号房屋（不动产登记号：湘20**醴陵市不动产权第0000987）的登记手续。2018年2月5日，本院依法冻结被告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龙支行营业部账号8001183********的存款570000元，已冻结47131.36元，到期日为2019年2月4日。同年2月8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肖跃飞、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修文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爱兴在本院的主持下，就被告账户解冻问题进行了协商，并于同日达成协议如下：（甲方：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乙方：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甲、乙双方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甲方已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现经双方协商，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在2018年2月11日前支付15万元到醴陵市人民法院账户，由法院将该款转交给甲方。该15万元由法院确认到账后，甲方申请法院解除对乙方银行账户的冻结措施，但甲方必须在15万元到账前将附条件解除财产保全的申请交给法院。二、乙方在2018年3月10日10时前派人到甲方处对案涉产品的数量进行清点和确认，在2018年3月13日16时前清理完毕。否则，以甲方清点的B级品数据为准，但甲方不配合清点的除外。三、如乙方及时派出人员到甲方对案涉产品进行清点时，双方无法就产品是否属于B级品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产品，双方同意按GB/T13524.3-93标准进行鉴定，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准（按GB/T13524.3-93标准优等品即为A级品，合格品即为B级品〕。属于计划内的A级品，乙方按约定的价格提货，不属于计划内的A级品按B级品处理。四、甲方在申请法院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后，在判决未生效前，不再申请法院对乙方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五、乙方提出在已收甲方的产品中，有下列产品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反口边毛主席像、浮雕金毛主席像、杜鹃毛主席像、白毛主席像共壹拾贰枚、毛主席像章肆枚、优质泥毛主席像壹拾枚。甲方同意按GB/T13524.3-93标准进行鉴定，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准。六、甲方收到法院转交的15万元后，在2018年3月10日前向乙方开具1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七、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后生效。协议签订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将协议拿回被告单位，经被告单位负责人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交到本院。被告将150000元转入本院账户后，原告于2018年2月11日向本院提出解除诉讼保全申请书，同日，本院作出（2018）湘0281民初413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解除对被告在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龙支行营业部账号8001183********存款570000元的冻结；解除对担保人肖跃飞、黄永平共同所有位于湖南省醴陵市黄泥坳办事处中和街23号房屋（不动产登记号：湘20**醴陵市不动产权第0000987）登记手续的查封。2018年2月12日，本院解除对被告账户的冻结。2018年3月8日，原告在本院领取了被告支付的150000元。2018年3月10日，被告派人到原告处对本案产品的数量、等级进行清点和确认。当日，被告对确认为A级品的产品带走，具体为：1、释迦牟尼佛像2尊，价值为5400元（2×2700）；2、弥勒佛像章67枚，价值为8040元（67×120）；3、毛主席车挂件19枚，价值为3002元（19×158）；4、金边毛主席浮雕瓷像1个，价值为400元（1×400），上述合计16842元。同日，原、被告对双方确认为B级品的产品列出明细表，双方在“2018年3月10日双方确认为B级品封存明细表”签字，B级品为：《一树独先天下春》藕瓶11支，计价4400元、《春夏秋冬》挂盘18个，计价2700元、梦幻茶壶15把（少盖3个），计价2850元、《百鸟图》茶壶1把，计价400元、白瓷净瓶1支，计价90元、白瓷柳叶瓶2支，计价285元、白瓷宝塔瓶1支，计价105元、《蝴蝶兰》茶碟14个，计价2030元、《蝴蝶兰》人大杯10套，计价1450元、《芙蓉花》毛瓷公道杯2只，计价0元、《芙蓉花》毛瓷茶杯7只，计价0元。上述合计14310元。当日，原、被告对A、B等级存在争议的产品进行清点，双方在“大球泥产品库存明细表”签字。2018年3月12日，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书，申请依照原、被告于2018年2月8日达成的协议，对双方在“大球泥产品库存明细表”签字库存产品的质量等级进行鉴定。2018年5月3日，国家轻工业陶瓷质量监督检测醴陵站作出《检测报告》，结论为：1、反口边毛主席像总数量8枚，合格品5枚，等外品3枚；2、浮雕金毛主席像总数量204枚，优等品5枚，合格品176枚，等外品23枚；3、杜鹃毛主席像总数量31枚，合格品21枚，等外品10枚；4、白毛主席瓷像总数量158枚，优等品1枚，合格品95枚，等外品62枚；5、《一树独先天下春》藕瓶总数量16个，优等品1个，合格品11个，等外品4个；6、《春夏秋冬》挂盘总数量8个，合格品3个，等外品5个；7、梦幻茶壶总数量2把，等外品2把；8、《百鸟图》茶壶总数量1把，合格品1把；9、《蝴蝶兰》茶碟总数量33个，合格品28个，等外品5个；10、《蝴蝶兰》人大杯总数量49只，优等品2只，合格品40只，等外品7只；11、毛主席像章总数量663枚，优等品113枚，合格品401枚，等外品149枚；12、释迦牟尼佛像总数量44尊，优等品11尊，合格品23尊，等外品10尊；13、白瓷净瓶总数量1支，合格品1支；14、白瓷柳叶瓶总数量1支，合格品1支；15、弥勒佛像章总数量121枚，优等品4枚，合格品84枚，等外品33枚；16、《芙蓉花》毛瓷公道杯总数量5只、合格品4只，等外品1只；17、《芙蓉花》毛瓷茶杯总数量38只，优等品3只，合格品23只，等外品12只；18、《芙蓉花》毛瓷盖碗托总数量8只，合格品8只；19、《芙蓉花》毛瓷盖碗杯总数量7只，合格品4只，等外品3只；20、《芙蓉花》盖碗盖总数量6只，优等品2只，等外品4只；21、毛主席车挂件总数量639只，优等品82只，合格品387只，等外品170只；22、毛瓷碗总数量55只，优等品10只，合格品44只，等外品1只；23、优质泥釉下《梅花》毛主席像总数量745枚，合格品610枚，等外品135枚。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3000元。 另查明，经审查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该产品发货单显示，原告已向被告交付的A级品为：1、反口边毛主席像、金边浮雕毛主席像、金边釉下五彩玛瑙杜鹃毛主席像合计1267枚；2、《一树独先天下春》藕瓶（原名喜上眉梢）合计80支；3、《春夏秋冬》挂盘合计79个；4、梦幻茶壶、《百鸟图》茶壶合计237把；5、《蝴蝶兰》碟合计167个（43+124）；6、《蝴蝶兰》人大杯合计163个（43+120）；7、毛主席像章合计10349枚；8、释迦牟尼佛像合计116尊；9、净瓶合计22支；10、白瓷柳叶瓶合计3支；11、白瓷宝塔瓶1支；12、弥勒佛像章合计1005枚；13、《芙蓉花》毛瓷功夫茶具68套（每套为10件即公道杯1支、茶杯6只、盖碗托1只、盖碗杯1只、盖碗盖1只），合计680只；14、毛主席车挂件合计1425枚；15、毛瓷碗合计12只；16、优质泥金边釉下五彩玛瑙杜鹃（梅花）毛主席像合计1792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下列产品发货单有异议：1、2013年7月31日单号为0002615，标明的品名为金边浮雕毛主席像94枚，收货人为彭敏，公司无此人；2、2014年12月12日单号为0003505，标明的品名为金边浮雕毛主席像10枚，收货人为“付**”，公司无此人；3、2016年3月24日单号为0003665，标明的品名为金边浮雕毛主席像3枚，无收货人签名；4、2013年5月15日单号为0002608、0002609，标明的品名为釉下五彩玛瑙杜鹃毛主席像7、2枚，无收货人签名；5、2013年6月13日单号为0002612，标明的品名为毛泽东主席像挂盘1个，收货人为彭敏，公司无此人；6、2013年7月31日单号为0002615，标明的品名为釉下五彩玛瑙杜鹃毛主席像1枚，收货人为彭敏，公司无此人；7、2012年12月21日单号为0002601，标明的品名为《喜上眉梢》藕瓶1支，无收货人签名；8、2013年3月29日单号为0002605，标明的品名为《喜上眉梢》藕瓶2支，无收货人签名；9、2013年5月15日单号为0002608，标明的品名为《喜上眉梢》藕瓶8支，无收货人签名；10、2013年7月31日单号为0002616，标明的品名为《喜上眉梢》藕瓶33支，无收货人签名；11、2015年4月21日单号为0003564，标明的品名为《春夏秋冬》挂盘1个，不是本公司廖昌玉签名；12、2014年6月3日单号为0003370，标明的品名为小茶壶2把，无收货人签名；13、2015年11月9日单号为0003992，标明的品名为《百鸟壶》12把，不是本公司廖昌玉签名；14、2015年11月10日单号为0003994，标明的品名为《百鸟壶》8把，不是本公司廖昌玉签名；15、2015年12月17日单号为0003653，标明的品名为《百鸟壶》9把，不是本公司廖昌玉签名；16、2015年12月18日单号为0003655，标明的品名为《百鸟壶》1把，不是本公司廖昌玉签名；17、2014年6月3日单号为0003370，标明的品名为释迦牟尼佛像1尊，无收货人签名；18、2014年10月19日单号为0003425，标明的品名为释迦牟尼佛像5尊，收货人为“付**”，公司无此人；19、2014年12月13日单号为0003506，标明的品名为释迦牟尼佛像1尊，收货人为“付**”，公司无此人；20、2015年9月7日单号为0003536，标明的品名为毛瓷功夫茶具2套，不是本公司廖昌玉签名；21、2015年12月18日单号为0003655，标明的品名为毛瓷功夫茶具50套，不是本公司廖昌玉签名；22、2013年8月22日单号为0002618，标明的品名为平口边金五彩梅花毛主席像15枚，无收货人签名；23、2013年8月28日单号为0002619，标明的品名为平口边金五彩梅花毛主席像14枚，无收货人签名；24、2014年12月12日单号为0003505，标明的品名为平口边金五彩梅花毛主席像230枚，收货人为“付**”，公司无此人。 上述事实，有《战略合作协议书》、《终止合作协议》、《检测报告》、生产任务订单、协议书、产品发货单、发货明细表、结算明细表、封存明细表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加工价款，但其诉讼请求中有被告购买原告生产的非定制产品，故本案为定作合同、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焦点是：1、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终止合作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一个焦点：原告与被告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终止合作协议》,均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第二个焦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起诉前被告确认的A级品加工价款165180元、非大球泥产品加工价款5229.2元、2018年3月10日提货A级品加工价款16842元及确认封存的B级品加工价款总额10582.5元（被告认可14310元，但在认定白瓷柳叶瓶时应扣减1支金额142.5元、白瓷宝塔瓶扣减1支金额105元、《蝴蝶兰》碟扣减14个金额2030元、《蝴蝶兰》人大杯扣减10个金额1450元，合计3727.5元）、11套毛瓷功夫茶具4950元，被告无异议，上述金额合计202783.7元。 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于2018年3月10日清点库存产品的质量等级如何确定争议较大。依原、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4项关于“原告生产出来交给被告的瓷器必须是优质品，分A级品和B级品，其中A级品不得有任何瑕疵，B级品不得超过A、B级品总数的30%。”、第六条第4项关于“B级品买断价格按A级品价格的50%计算。”、第六条第5项关于“每当按订单完成A级品时，B级品按A、B级品总量的30%结算。”之规定。确认B级品产品的数量，首先要确定A级品产品数量。在本案中，依2018年2月8日签订的“协议”第三条关于“如乙方及时派出人员到甲方对案涉产品进行清点时，双方无法就产品是否属于B级品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产品，双方同意按GB/T13524.3-93标准进行鉴定，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准（按GB/T13524.3-93标准优等品即为A级品，合格品即为B级品）。属于计划内的A级品，乙方按约定的价格提货，不属于计划内的A级品按B级品处理。”之约定，确定库存A级品产品数量以合同、订单等确定的订单数量为准、确定库存B级品产品数量以不得超过A、B级品总数的30%为准。被告提出确定A级品产品数量，只能以合同、订单等确定的订单数量为准，本院予以采纳。依本院确定的A级品数量计算方式，对B级品产品的数量、金额，本院认定如下：1、反口边毛主席像，无合同约定，本院不予认定。金边浮雕毛主席像、金边釉下五彩玛瑙杜鹃毛主席像，合同数量为1000枚，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267枚，鉴定机构确认A级品5枚，因超计划降为B级品，鉴定机构确认B级品197枚，B级品合计为202枚，A级品+B级品合计1469枚。被告提出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中有118枚不予认可，因双方存在争议，但该争议仅影响确认B级品数量占A、B级品总数的%率，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1351枚，B级品202枚占总数的14.9%（202枚÷1351枚），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40400元（202枚×200元）。白口边毛主席像，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并未订购白口边毛主席像，虽然被告在2018年3月10日库存明细表中签字，但不能由此认定被告订购白口边毛主席像，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白口边毛主席像加工价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应予驳回；2、《一树独先天下春》藕瓶（原名喜上眉梢），合同数量为80支，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80支，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确认B级品11支，鉴定机构确认A级品1支，因超计划降为B级品，鉴定机构确认B级品11支，B级品合计为12支，A级品+B级品合计103支。被告提出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中有44支不予认可。虽然发货单无人签名，但原告提交的2013年11月9日“大球泥第一订单生产计划”中已写明“已发数量57”可以证明，被告提出产品发货单中有44支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103支，B级品23支占总数的22.33%（23支÷103支），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4800元（12支×400元）；3、《春夏秋冬》挂盘，合同数量为50个，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79个，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确认B级品18个，鉴定机构确认B级品3个，A级品+B级品合计100个。被告提出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中有1个不予认可，是因产品发货单上“廖昌玉”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被告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100个，B级品21个占总数的21%（21个÷100个），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450元（3个×150元）；4、梦幻茶壶合同数量为50把、《百鸟图》茶壶合同数量为100把，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237把，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确认梦幻茶壶B级品15把、《百鸟图》茶壶1把，鉴定机构确认《百鸟图》茶壶B级品1把，A级品+B级品合计254把。被告提出原告提交的2014年6月3日产品发货单中有2把不予认可，因双方存在争议，但该争议仅影响确认B级品数量占A、B级品总数的%率。被告提出2015年11月9日、11月10日、12月17日、12月18日产品发货单上“廖昌玉”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被告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252把，B级品17把占总数的6.75%（17把÷252把），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百鸟图》茶壶B级品加工费400元（1把×400元）；5、《蝴蝶兰》碟、《蝴蝶兰》人大杯，合同数量为200套，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蝴蝶兰》碟A级品167个、《蝴蝶兰》人大杯163个，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确认《蝴蝶兰》碟B级品14个、《蝴蝶兰》人大杯10个，鉴定机构确认《蝴蝶兰》碟B级品28个、《蝴蝶兰》人大杯A级品2个、B级品40个。《蝴蝶兰》碟A级品+B级品合计209个、《蝴蝶兰》人大杯A级品+B级品合计215个，故应认定《蝴蝶兰》碟A级品+B级品合计209个，《蝴蝶兰》人大杯A级品+B级品合计215个，《蝴蝶兰》碟B级品42个占总数的20.1%（42个÷209个）、《蝴蝶兰》人大杯B级品50个占总数的23.26%（50个÷215个），均末超出30%。因《蝴蝶兰》碟、《蝴蝶兰》人大杯系组合使用，鉴定机构确认的A、B级品，可以组合B级品28套，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蝴蝶兰》碟、《蝴蝶兰》人大杯B级品加工费8120元（28套×290元）。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确认《蝴蝶兰》碟B级品14个、《蝴蝶兰》人大杯10个，与鉴定剩余的人大杯，还可以组合B级品14套，计加工费4060元（14套×290元），上述两项合计12180元。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确认《蝴蝶兰》碟B级品14个、《蝴蝶兰》人大杯10个已计价2030元、1450元，合计3480元，应当从确认封存的B级品加工价款总额中扣减；6、毛主席像章，合同数量为10000枚，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0349枚，鉴定机构确认A级品113枚、B级品401枚，因超计划降为B级品，B级品合计为514枚，A级品+B级品合计10863枚，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10863枚，B级品514枚占总数的4.7%（514枚÷10863枚），未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24415元（514枚×47.5元）；7、释迦牟尼佛像，合同数量为500尊，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16尊，2018年3月10日被告已自提A级品2尊，鉴定机构确认A级品11尊、B级品23尊，未超计划，B级品为23尊，A级品+B级品合计152尊。被告提出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中有7尊不予认可，因双方存在争议，但该争议仅影响确认B级品数量占A、B级品总数的%率，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145尊，B级品23尊占总数的15.86%（23尊÷145尊），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A级品加工费29700元（11尊×2700元）、B级品加工费31050元（23尊×1350元），合计60750元；8、净瓶，无合同，依被告已收货之事实，认定为口头下达计划，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22支，2018年3月10日被告确认B级品1支，鉴定机构确认B级品1支，A级品+B级品合计24支。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24支，B级品2支占总数的8.33%（2支÷24支），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90元（1支×90元）；9、白瓷柳叶瓶，无合同，依被告已收货之事实，认定为口头下达计划，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3支，2018年3月10日被告确认B级品2支，鉴定机构确认B级品1支，A级品+B级品合计6支。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6支，B级品3支占总数的50%（3支÷6支），超出30%，应扣减2支，B级品1支占总数的25%（1支÷4支），未超出30%，因2018年3月10日被告确认B级品2支，且金额无异议，故应从确认封存的B级品加工价款总额14310元中扣减142.5元（1支×142.5元）；10、白瓷宝塔瓶，无合同，依被告已收货之事实，认定为口头下达计划，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支，2018年3月10日被告确认B级品1支，A级品+B级品合计2支。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2支，B级品1支占总数的50%（1支÷2支），超出30%，因2018年3月10日被告确认B级品1支，且金额无异议，故应从确认封存的B级品加工价款总额14310元中扣减105元（1支×105元）；11、弥勒佛像章，合同数为1000枚，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005枚，2018年3月10日被告已自提A级品67枚，鉴定机构确认A级品4枚、B级品84枚，因超计划降B级品，B级品合计为88枚，A级品+B级品合计1160枚。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1160枚，B级品88枚占总数的7.58%（88枚÷1160枚），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B级品加工费5280元（88枚×60元）；12、《芙蓉花》毛瓷功夫茶具，合同数量为50套，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芙蓉花》毛瓷功夫茶具A级品68套（每套为10件即公道杯1支、茶杯6只、盖碗托1只、盖碗杯1只、盖碗盖1只），被告于2018年3月10日确认公道杯B级品2只、茶杯7只，鉴定机构确认公道杯B级品4只，茶杯A级品3只、B级品23只，盖碗托B级品8只，盖碗杯B级品4只，盖碗盖A级品2只。因《芙蓉花》毛瓷功夫茶具系公道杯1支、茶杯6只、盖碗托1只、盖碗杯1只、盖碗盖1只组合使用，上述产品能组合2套B级品《芙蓉花》毛瓷功夫茶具，B级品2套占总数的2.94%（2套÷68套），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800元（2套×400元）。被告提出2015年9月7日、12月18日产品发货单上“廖昌玉”的签名不是本人签名，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13、毛主席车挂件，合同数量为1000枚，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425枚，2018年3月10日被告已自提A级品19枚，鉴定机构确认A级品82枚、B级品387枚，因超计划降为B级品，B级品数合计为469枚，A级品+B级品合计1913枚。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1913枚，B级品469枚占总数的24.5%（469枚÷1913枚），末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37051元（469枚×79元）；14、毛瓷碗，合同数量为400只，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2只，鉴定机构确认A级品10只、B级品44只，末超计划，A级品+B级品合计66只。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66只，B级品44只占总数的66.67%（44只÷66只），超出30%，故应扣减B级品35只，扣减后B级品为9只，B级品9只占总数的29%（9只÷31只），未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A级品工费2000元（10只×200元）、B级品加工费900元（9只×100元），合计2900元；15、优质泥金边釉下五彩玛瑙（梅花）毛主席像，合同数量为3000枚，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显示已向被告交付A级品合计1792枚，被告提出原告提交的产品发货单中有259枚不予认可，因双方存在争议，但该争议仅影响确认B级品数量占A、B级品总数的%率。鉴定机构确认B级品610枚，A级品+B级品合计2143枚。故应认定A级品+B级品合计2143枚，B级品610枚占总数的28.46%（610枚÷2143枚），未超出30%，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B级品加工费91500元（610枚×150元）。上述合计281016元。被告确认的A级品加工价款165180元、非大球泥产品加工价款5229.2元、2018年3月10日提货A级品加工价款16842元及确认封存的B级品加工价款总额10582.5元（被告认可14310元，但在认定白瓷柳叶瓶时应扣减1支金额142.5元、白瓷宝塔瓶扣减1支金额105元、《蝴蝶兰》碟扣减14个金额2030元、《蝴蝶兰》人大杯扣减10个金额1450元，合计3727.5元）、11套毛瓷功夫茶具4950元，上述金额合计202783.7元。两项相加后，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价款483799.7元，超出部分，应予驳回。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已向原告支付150000元，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加工价款、货款合计333799.7元。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对被告订制的产品适用留置，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依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7项关于“被告到原告仓库验收提货。”之约定及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律师函，被告提出原告对被告订制的产品适用留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提出：原告有用白毛主席瓷像加工的现象，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价款328849.7元；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95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加工价款328849.7元； 二、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4950元； 三、驳回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46元，财产保全费3370元，鉴定费3000元，合计15716元，由原告醴陵市瓷艺堂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289元，被告湖南大球泥瓷艺有限公司负担13427元。 如义务人未自觉履行上述义务，权利人有权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二年内申请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现金缴纳的，直接向华融湘江银行驻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点缴纳。汇款或转账的，开户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收款单位：湖南省财政厅国库处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810xxxxxx********。逾期未缴纳的，将承担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后果。 审 判 长  吴中东 人民陪审员  张春来 人民陪审员  吴同玉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朱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