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11民终8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司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河北东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男，汉族，山西省吕梁市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汉族，山西省吕梁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晋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2018）晋1102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公开询问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2018）晋1102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提交的四份购销合同可以证实上诉人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吕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吕梁煤运”）之间的结算款中包含煤款和运费。吕梁鸿飞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飞公司”）为吕梁煤运拉运该批货物，运费由吕梁煤运结算。上诉人与鸿飞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没有支付义务；2、吕梁煤运与上诉人之间的款项已经结算完毕；3、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可以证实上诉人为鸿飞公司分两次共转账1996500元；4、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吕梁煤运出具的补充答辩意见已经证实上诉人与吕梁煤运的所有款项于2014年已经结算完毕；5、公路、内河运输业统一发票和补充答辩意见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与吕梁煤运、吕梁煤运与鸿飞公司之间已经结算完毕；6、鸿飞公司结算报告保证遗留的债务由投资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7、被上诉人在第一次二审中已经明确与吕梁煤运之间的运费全部结算完毕，其继续占用上诉人的垫付款没有任何依据。王某、刘某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鸿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上诉人为鸿飞公司垫付运费的事实。即便如上诉人所言，其也系受吕梁煤运的指示向鸿飞公司支付运费，上诉人无权向鸿飞公司主张；2、鸿飞公司已经依法清算并合法注销，依照公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即便鸿飞公司在清算过程中存在不符合规定之处，也应由清算人承担责任，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鸿飞公司共受吕梁煤运委托给其承运了35772.22吨煤，其中一笔为7542.6吨煤，另一笔为28229.62吨煤，并且上诉人在主张鸿飞公司运送35772.22吨煤的基础上主张其向鸿飞公司垫付运费2100000元，但其在另一案中则起诉要求吕梁煤运退还28229.62吨煤的运费，理由为鸿飞公司并未承运该笔货物，而实际由其自行运输，鸿飞公司是否承运了该笔货物，上诉人前后两案的主张明显矛盾。上诉人在吕梁煤运的案件中主张与吕梁煤运的运费没有结算完毕，在本案中又主张与吕梁煤运的运费结算完毕，两种主张明显自相矛盾，上诉人所主张的基础运量和运费金额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资金2104359.18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2年9月18日起至垫付资金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2、二被告对上诉垫资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8日，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方）与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销方）签订DJ2011-09-08-02号精煤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以1200元/吨的价格购买30000吨高硫主焦精煤，共计36000000元。其中第五条约定运输方式及到站和费用负担：汽运，原告负责运输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2011年10月9日，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销方）与吕梁煤运（购方）签订M110800179H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购买30000吨精煤，单价为1200元/吨。其中第四条约定：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公路运输，费用由吕梁煤运承担。同日，吕梁煤运（销方）与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方）签订M110800179H01煤炭买卖（购销）合同，购买3万吨精煤，单价为1388元/吨。其中第四条约定：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公路运输，费用由吕梁煤运承担。2011年10月9日，吕梁煤运（托运方）与鸿飞公司（承运方）签订YM110800179H01煤炭承运合同，以1258元/吨承运30000吨，运费单价130元/吨,从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运到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原告先后三次为鸿飞公司垫付运费1827321.18元。（其中，2012年2月21日，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给鸿飞公司转账53929.59元。2012年9月14日，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给鸿飞公司转账1273391.59元，出票时间为2012年7月23日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00元）。在运输过程中，由于煤价下跌，相应的合同发生变化。2012年9月12日，吕梁煤运，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生产企业），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购煤企业）三方作出合同执行量结算认定书，认定实际拉运煤数量为7542.6吨，吕梁煤运与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以7542.6吨×1200元/吨=9051120.00元结算，吕梁煤运与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7542.6吨×1388元/吨=10469128.80元结算。2012年9月17日，吕梁煤运给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载明，数量7542.6吨，单价1186.3247863元，价税共计10469128.80元。2012年2月13日，鸿飞公司出具发票，收货人为吕梁煤运，承运人鸿飞公司，发货人为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运销7542.6吨精煤，运费共计980538元。原告称鸿飞公司先承运了7542.6吨煤，后承运28229.62吨煤，一共承运了35772.22吨，货物都已经拉到河北。一直到2014年6月4日，原告与吕梁煤运所有的业务结算完毕，吕梁煤运退还原告预付款645480.18元。但原告未提供后来承运、结算等相应的证据材料。2012年4月9日，鸿飞公司给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转账1000000元，备注：汇兑支付。2010年6月18日，鸿飞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贺新亮，任公司经理。本案被告刘某、王某为公司股东。2015年5月13日，鸿飞公司登记注销。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举证不利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012年9月12日，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吕梁煤运、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三方就实际拉运煤数量7542.6吨以1388元/吨作出合同执行量结算认定书。认定实际拉运煤数量为7542.6吨，结算金额为10469128.80元。结算完毕后，2012年9月14日，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给鸿飞公司转账1273391.59元。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称鸿飞公司先承运了7542.6吨煤，后承运28229.62吨煤，一共承运了35772.22吨，货物都已经拉到河北，并与吕梁煤运所有的业务结算完毕。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吕梁煤运于2014年6月4日结算的所有的业务费用中是否包含了其在运输过程中垫付给原鸿飞公司的运费。而被告亦不承认吕梁煤运与其结算了运费。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246元，由原告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依职权到吕梁煤运调取其与鸿飞公司于2011年10月9日及2012年9月17日签订的两份煤炭承运合同的付款情况，吕梁煤运称2011年10月9日签订的煤炭承运合同其已预付2700000元运输费；2012年9月17日签订的煤炭运输合同其并未履行付款义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主张其与鸿飞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并没有为鸿飞公司支付运费的义务，同时基于不当得利要求二被上诉人返还垫付的运费。因此原审认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不能准确反映当事人诉争的基础法律关系，本院依法认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据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受有利益（包括积极的得利与消极的得利）；二是他人受损害（包括既存财产的积极减少和可增加财产的消极未增加）；三是受利益与受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是受领款项无法律上之权利依据。不当得利依其内在根据，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前者是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后者是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发生的不当得利。本案中，上诉人于2012年2月至2013间自主地分四次将案涉款项给付给鸿飞公司，应按给付型不当得利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认定应当遵循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1、请求人的损失是因为自己的给付行为而引起的，由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为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法理；2、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身的财产都负有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要求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促进权利人谨慎地处分财产；3、出于对现有秩序安定性的维护，对于受益人既有的财产占有状态，应当首先推定为合法占有，请求人要推翻受益人的占有状态，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4、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关键即在于要件四，如果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受益人，请求人则可以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轻易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由受益人承担举证的风险与负担，甚至规避其他应由主张人举证的案由，不当得利之诉可能被滥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占有案涉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利益。但首先，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凭证仅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其虽主张系基于鸿飞公司的要求为其垫付运费，但基于何人的要求垫付运费，双方之间对垫付运费的事实如何协商等，其并未明确说明，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四张付款凭证在转账凭证摘要一栏明确载明“货款-运费”或者“货款-税金”，其虽在庭审中主张该记录系随机选取，但2012年2月13日支付给鸿飞公司的1719462元在摘要处载明为“退款-代垫款”，而该笔款项鸿飞公司已于2012年4月9日及4月11日全部予以退还。故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款项究竟为其应付运费还是代垫款项，本案中出现付款凭证记载的用途差异上诉人并未能进行合乎逻辑的说明；第三，上诉人主张给鸿飞公司垫付的运费为鸿飞公司承运的两笔货物共计35772.22吨煤，其中一笔为7542.6吨煤，另一笔为28229.62吨煤。经查阅一审卷宗及上诉人与吕梁煤运退还运费一案的相关卷宗，7542.6吨煤鸿飞公司已经于2012年2月13日交付运输费发票，在发票已经开具的情况下，按照常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已经不存在上诉人为鸿飞公司垫付运费或者税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于另一笔28229.62吨煤，经本院调查，吕梁煤运并未支付鸿飞公司运费，结合在另一案中，上诉人陈述28229.62吨煤并非鸿飞公司承运的事实，那么是否存在吕梁煤运委托上诉人付款的情形，或者上诉人私自委托鸿飞公司承运并给鸿飞公司付款的事实，因上诉人在两案中前后陈述明显矛盾及本案证据有限的客观情况，对于本案的真实情况现无法予以查证；第四，上诉人与吕梁煤运之间存在多笔业务往来，吕梁煤运与鸿飞公司亦存在多笔业务往来，上诉人仅选取其中的部分业务或者部分汇款凭证主张权利，难以全面、客观反映各方当事人真实的结算情况；第五，根据本院调取的吕梁煤运的付款情况，28229.62吨煤的合同其并未履行付款义务，那么鸿飞公司是否收取了两次运费，即既收取了吕梁煤运的运费，又收取了上诉人垫付的运费，是否因为运输本次合同获利，现有证据也难以证实。上诉人未能就其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完成举证责任，原审判令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0元，由上诉人北京中冶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唤梅审判员 张晓玮审判员 穆沛华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芮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