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27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金花，女，195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华，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书华，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平安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远大一路**。法定代表人：徐天鹏。清算组负责人：火星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金花因与被上诉人长沙市平安出租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2民初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金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出租车（的士）牌照经营权转让协议书》、《长沙平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有效。事实与理由：城市出租车经营权，虽属于政府的行政许可（特许经营）范畴，却不但具有典型的财产权属性，且具有市场交易行情和交易习惯。从《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28条规定也可以看出，经营期限内的出租车经营权是可以转让的，因此本案中涉及的《出租车（的士）牌照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28条规定的“转让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应当在转让前征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同意，受让方应当符合……条件”，应理解为办理经营权过户手续时必须达到的条件，行政机关的同意和受让人的必备条件，并不是经营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协议中既约定了经营权的转让过户时间，也约定了没有完成转让过户之前的收益权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同时也支付了相应的转让对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约定既符合出租车经营权交易的惯例，也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平安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因签约主体不合法，其合同并未依法成立并生效。1、上诉人不具备法定签约主体资格，不能成为合同相对人。根据《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或者相应的资信证明；（二）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办公场所、停车场地；（三）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四）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完全不符合条例规定的“出租汽车经营者”的条件，因此，其订立合同的民事行为因主体不合法而导致合同未依法成立并生效。2、出租车的车牌是政府行政许可的表现形式。上诉人对诉争车辆无法定的所有权，对与车辆对应的车牌（行政许可）无法定的使用权。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所有合同均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28条规定的“经营期限内转让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应当在转让前征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同意，受让方应当符合……条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事先并未征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的同意，事后也未取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的认可，合同内容也属于条例中明确禁止的“变相转让”行为，应为无效合同。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徐天鹏涉嫌虚假诉讼。综上，一审判决公正合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杨金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杨金花与平安公司签订的《出租车（的士）牌照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合同书》合法有效；2、由平安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22日，杨金花授权案外人张海清（乙方）与平安公司（甲方）签订《出租车（的士）牌照经营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平安公司自愿将湘Ａ×××**、AX7484出租车牌经营权转让给杨金花。乙方同意将湘Ａ×××**、AX7484出租车牌经营权继续委托甲方经营管理，乙方按《补充协议》每季度收取经营汇报，乙方不承担经营期内的其他一切费用。在第一轮经营权结束后，在下轮经营期发包前，甲方负责将车牌所有权过户到乙方名下（正常过户费用由乙方承担）。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07年1月8日，杨金花与平安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杨金花同意将湘Ａ×××**、AX7484车牌的车辆使用权交平安公司代为对外发包。平安公司从2007年1月8日起至2008年11月30日止，每月付给杨金花每辆车825元。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2008年1月23日，杨金花与平安公司签订了《长沙平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书》，约定：杨金花同意将牌照为湘Ａ×××**的捷达型车，更名为“长沙市平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集中统一管理；杨金花加入平安公司后，其车牌所有权、车辆、车辆经营权归杨金花，杨金花有自由转让权，但不得以任何理由转出，经营期满后，按当时政府政策规定，一切收益归杨金花。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另查明，2008年5月21日，长沙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授予平安公司8个客运出租车新一轮经营权。其中包括原车号湘Ａ×××**，新车号湘Ａ×××**的出租车。上一轮经营期限终止期为2008年9月，新一轮经营期限年限为8年。2015年5月25日，平安公司股东会决议成立清算组。2016年9月2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中民清（预）字第01999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该清算组无故意拖延清算或存在违法清算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本案中，平安公司清算组依法设立，并由火星明担任负责人，故平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天鹏无合法资质代表公司应诉。故对杨金花提出清算组的主体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中，杨金花诉称的车辆为平安公司所有，与该车辆相应的车牌也已由政府许可给了平安公司。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同时根据《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营期限内转让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应当在转让前征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同意，受让方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或者相应的资信证明；（二）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办公场所、停车场地；（三）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四）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本案中，杨金花与平安公司签订的合同，事前并未征得长沙市公共客运主管部门的同意，且杨金花并不符合上述经营者的条件，其合同内容也属于条例明确禁止的“变相转让”行为。因此，杨金花与平安公司签订的《出租车（的士）牌照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以及基于该协议书而产生的《长沙平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书》、《补充协议》均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金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杨金花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出租汽车经营者及出租汽车经营权的问题，《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投入运营的车辆应当依法取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颁发的车辆运营证，出租汽车驾驶人还应当依法取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颁发的客运服务资格证。该《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或者相应的资信证明；（二）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办公场所、停车场地；（三）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四）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营期限内转让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应当在转让前征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同意；受让方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受让方经营权的期限为转让方剩余的期限。依法取得的出租汽车经营许可两年内不得转让。禁止擅自转让或者以发包等方式变相转让经营许可。”出租汽车经营权属于行政许可，本案涉诉车辆登记为平安公司所有，出租汽车经营权主体为平安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合法的出租汽车经营者，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出租车（的士）牌照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及《长沙平安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因此，一审法院对杨金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金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金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霞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李建新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记员 高沁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