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02民初245号原告：郑江红，女，1974年4月12日出生，朝鲜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磊，系辽宁瀛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石晓华，男，196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如柏，系辽宁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x。法定代表人：关运科，系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关运科，男，194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x，身份证号码：2x。原告郑江红与被告石晓华、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第三人关运科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江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磊、被告石晓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如柏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关运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18）辽0202执异157号执行裁定书，不予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4日，原告通过银行账户向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银行帐户转款人民币4000万元，该转款既是履行原告持股部分所对应的出资义务。且根据《验资报告》证据可以证实，上述出资已经全部履行实缴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出资不实的情况。同时，上述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后，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向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转款4000万元是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的情况。中山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2执异157号执行裁定书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石晓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作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的股东是经过工商登记的，该事实是确定的；第二，原告在2014年5月4日完成验资后又通过其关联公司将出资抽走，该事实也是确定的；第三，原告通过非法抽逃出资导致公司的出资款不足的情况下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第三人关运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华夏银行交易流水、验资报告，证明郑江红根据大连信开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关运科的指示，代其持有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的股份后，向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转款4000万元，实际履行了代持股份的部分出资义务。同时，该增资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该4000万增资已经实缴。被告石晓华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有证据证明在之后该笔款项已经非法抽逃，而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是其根据信开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指示代持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的股份。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证明4000万元确实打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账户，但原告认可该4000万元并非其的出资。2、2013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从信开数码公司采购松下扫描仪的发票、入库单，证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是松下打印机、扫描仪产品的中国总代理商，而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是松下扫描仪产品的二级代理商，其一直是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采购扫描仪，并销售给终端客户。仅在2013年10月至2015年1月期间，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共计采购扫描仪设备43386446.4元。证明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将4000万元款项转入大连信开数码公司账户，是两公司间正常的经营行为，该转款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情况。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背景。被告石晓华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二的真实性我们无法核实确认，即使在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和信开数码公司存在着交易往来，也与本案无关，并且在本案的原告所提供的相关的凭证包括发票和入库单，也没有和本案所争议的4000万元往来款项相对应的凭证。3、2013年1月至2015年11月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在中国银行大连星海湾支行开立账户的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1、2013年1月份至2015年11月份，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共计向大连信开数码公司转款66，466，897.58元，其中就包括本案的4000万元，大连信开数码公司共计向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转款13，426，170元。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采购发票、入库单结合，能够证明上述转款均为两公司间支付购货款的正常经营行为。2、该银行交易明细中清晰显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将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采购的扫描仪出售给各大银行后，银行向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基本每周都有银行通过该银行账户向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支付货款。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结合，再次证明了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采购货物并支付货款，然后将货物出售给终端银行客户并收取货款的整个销售模式。被告石晓华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证据内容：1、原告所提供的交易明细的时间是2013年1月到2015年11月，这个时间是和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二时间是不一致的，前后都是有时间差距的；2、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对外交易的转款帐户和收款帐户并不是唯一的，并不能以一个帐户所发生的数额来认定双方之间所支付的收取的货款；3、在该份证据三中所体现的往来款备注上用途都是明确的，而原告所认可的在2014年5月5日转出的4000万元备注为往来，而其他款项上有相应的货款用途。4、该交易明细也无法向原告所主张的证据二相对应，交易明细中所备注的货款用途在证据二中并没有相应的发票一一对应。补充一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二、证据三都是一个跨年度累加的数据，并没有相对应的时间点。被告也没有办法去比对或者相互印证。4、部分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从信开数码公司采购松下扫描仪的供货合同。该证据再次拟证明，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业务关系，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是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采购松下扫描仪并销售到终端客户。该供货合同与上述证据中的发票、入库单、银行转账明细结合，充分证明了本案4000万元转款是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是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向大连信开数码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该转款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的行为。被告石晓华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所有的合同书上很明确付款期限是三个月，并不存在之前原告所主张的预付款的事实，即使信开数码公司和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存在着业务往来，也不能证明与本案的4000万元的款项有任何的关联。5、2013年至2014年间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向终端的银行客户销售松下扫描仪的集中采购合同。该证据证明，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采购扫描仪设备后，将设备出售给各银行终端客户的事实。被告石晓华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没有关联。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和案外的第三方所发生的交易和本案的争议事实没有任何的关系。原告所陈述的包括交易模式、发展形式和该份证据没有关联，中信银行天津分行设备采购合同，该份合同中收款账户是中信银行营口分行，该份证据证明了信开软件公司有不同的货款的收付账号，也证明了之前原告所称的证据三中的中国银行大连分行星海湾的账号和本案的唯一账号是相矛盾的，该组证据和其他证据也没有能够相互关联和相互印证。6、2013年至2015年间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证明根据本证据中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显示：2013年度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增值税进项税额累计为412万元，按照增值税税率17%计算，2013年度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的进货额为412万÷17%=2423万；以此类推，2014年的累计增值税进项税额为13，281，027元，进货额为78，123，688元；2015年的累计增值税进项税额为3，711，311元，进货额为21，831，241元。该进货额数据与上述采购合同、发票、入库单、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结合，再次证明，本案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于2014年5月向大连信开数码公司转账4000万元是支付货款行为，该转账是两公司之间正常、真实的交易行为，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情形。从该证据中发现2014年的进货额明显比2013年和2015年要高出很多，这也正是因为2014年信开数码软件公司注资后加大了进货量，销售的额度非常高。根据2014年纳税申报表可以看出2014年的销售额是81，307，084.91元。被告石晓华的质证意见为：对该份数据的来源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对外采购由第三方向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所体现的进项税额。7、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向信开数码公司出具的指定供货商证明、购销合同书、增值税专用发票。从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档案室调取。该证据拟证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是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就松下传真机、扫面仪等产品的指定供货商，即全国总代理。同时，该组证据中的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了大连信开数码公司从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采购扫描仪的事实。8、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向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出具的特约销售店证明书、维修认定店证明书、项目供货商证明函。该证据证明，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是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授权的特约经销商，即二级经销商。被告石晓华对证据7、8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9、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与信开数码公司之间业务图。原告制作。该证据是原告根据本案的全部证据和基本事实，通过图表的形式呈现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与大连信开数码公司间的业务模式。具体为：1、松下电器（中国）公司将扫描仪设备出售给指定供货商（全国总代理）大连信开数码公司；2、大连信开数码公司将扫描仪设备出售给指定销售商（二级代理商）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同时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向大连信开数码公司支付购货款；3、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将采购的扫描仪设备出售给各大银行终端客户，并收取货款。据此，根据上述全部证据，大连信开数码软件公司将4000万转账给大连信开数码公司是两个公司之间正常的支付货款行为。被告石晓华的质证意见为：该份材料被告认为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和之前的其所要举证的事项基本一致，被告坚持之前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9虽拟证明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将4000万元款项打入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账户系正常的经营行为，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4000万元在到达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账户后立即被转走具有合理性。二、被告石晓华为证明其抗辩事由，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民事判决书（2017）辽0202民初8549号。证明事项：被告申请执行依据为（2017）辽0202民初8549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郑江红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判决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本院认为，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变更情况查询卡。证明事项：2014年4月30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投资人变更为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和郑江红，注册资本变更为5050万元，郑江红出资4000万元。证明郑江红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股东。原告郑江红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3、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存款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事项：在郑江红“存款金融交易明细查询”中，2014年5月4日，由大连信开投资有限公司转入资金4900万元，同日其中4000万元转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在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的“存款交易明细对账单“中，2014年5月5日转入4000万元，备注为验资成功销户，同日，该4000万元又转入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备注为往来。证明郑江红所主张的验资款在验资后，又通过关联公司转出。原告郑江红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该款项由原告账户转入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4000万元，结合原告提供的验资报告证明该4000万元出资已经实缴出资，而4000万元又转入信开数码公司，通过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该行为是两公司之间正常的经营行为；另外，请法庭注意该4000万元转款是通过公司账户转入了另一个公司账户，不是原告本人的行为，从形式上看，也不属于原告本人抽逃出资，事实上是公司利用该资金进行的正常交易行为。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三、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5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02民初8549号民事判决，判令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偿还石晓华借款本金1319175.25元并支付利息；被告关运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进入执行阶段，被告石晓华在执行期间申请追加郑江红为被执行人。2018年12月17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202执异157号执行裁定，追加郑江红为本院（2018）辽0202执943号案件被执行人，由郑江红在未出资4000万元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石晓华债权承担连带清偿义务。另查，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投资者由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郑江红、杨晓光组成，注册资本5050万元；2014年4月23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1050万元增资至5050万元，增加货币由郑江红以货币认缴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79.2%，余额12个月内缴齐。2014年5月4日，大连信开投资有限公司向郑江红账户中转入4900万元，同日，郑江红将4000万元转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账户，将900万元转给本案第三人关运科，关运科又将100万元转入郑江红账户。2014年5月5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向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账户转入400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将4000万元款项打入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账户，是否为二公司之间正常的经营行为？该行为是否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或第十八条规定的“抽逃出资的股东”？本案中，原告虽列举大量证据拟证明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与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正常的经营往来，该4000万元款项系双方的经营往来款。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均系2013年至2015年之间，而该4000万元款项的转入转出系发生于2014年5月，原告诉称该笔款项系支付之前往来款和预付之后往来款，但该说法并不符合正常两公司之间的经营行为。双方在支付该笔款项前，并未对之前的交易行为进行汇总对账，也没有对之后的交易行为进行预算，况且尚未发生的交易行为本就无法确定具体哪怕一个大概的交易数额，故原告该解释过于牵强且与正常交易习惯严重不符。其次，该笔款项系2014年5月4日转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账户，2014年5月5日，大连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将入金账户销户，备注为验资成功销户，同时将4000万元打入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账户。故该4000万元款项仅在第三人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账户停留一天即被转走，而原告郑江红认可该4000万元并非其本人资金，而是替关运科代持信开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股份，其本人并未出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原告郑江红在未出资的情况下，以名义股东为由进行抗辩不能成立。综上，可以认定原告郑江红并未完成真实的出资，如若认定其履行了真实的出资义务，但其在一天之内将款项转走的行为并不具备合理性，该行为应当认定为抽逃出资。故无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还是第十八条之规定，均应当追加原告郑江红为被执行人。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江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50元，由原告郑江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璐人民陪审员 张 健人民陪审员 郝娟娟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书 记 员 兰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