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1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华德利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许巷路**内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宋华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锋，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红豆工业城内。法定代表人：周鸣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晓钟、张洪，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无锡纺织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红豆工业城内。法定代表人：闵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伟、王金萍，该公司法务人员。上诉人浙江华德利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德利公司）与被上诉人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国公司）、无锡纺织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205民初249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德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裁定本案一审由本院审理；2.支持华德利公司的诉讼请求，即判令南国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290028.77美元或等值人民币以及违约金，伊迪菲公司（IDFIX.INC）、纺织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1.华德利公司与伊迪菲公司、纺织公司所有订单的合同主体均是南国公司，一审判决以订单中出现的是伊迪菲公司为由认定合同主体不是南国公司，未考虑双方多年形成的交易惯例、电子邮件的主文与落款、货物的交付方式、一方随时可以将美元结算订单转换为人民币结算等合同的实质内容；双方交易模式是南国公司员工徐丹、袁永键通过南国公司邮箱向华德利公司下单，华德利公司按照南国公司要求的面料材质、款式、规格型号等负责定作面料并交付货款，南国公司可以更新合同相关内容，指定交货方式及发票主体，所有的货物都由南国公司指令进行交付，所下美元订单是否出口最终由南国公司单方决定，且美元订单与人民币订单完全混同；南国公司出面与华德利公司对账并决定付款，涉案11份订单货物大部分由南国公司指定的加工厂负责签收，实际就由南国公司收取；2.涉案11份面料订单，华德利公司只是根据南国公司指令的货代操作并以华德利公司的名义报关出口给伊迪菲公司，属于指定履行，其出口报关由南国公司操纵，伊迪菲公司的付款系根据南国公司的指令，发票的开具也是在南国公司、纺织公司指令下进行的，一审法院根据外汇管理规定推定合同主体不是南国公司，无视了法律关于指定履行的规定；3.徐丹、袁永键是代表南国公司与华德利公司开展业务，系南国公司的授权委托人，所有订单都是由徐丹通过南国公司邮箱并以南国公司名义下的，订单也是由南国公司统一编号，统一验收；4.南国公司称徐丹同时也是纺织公司和伊迪菲公司的业务员，这不符合常理，其始终代表南国公司；5.南国公司与纺织公司、伊迪菲公司在人员、业务、财务、名称等构成混同，理应承担连带责任，伊迪菲公司、纺织公司的付款行为属于债务加入；6.本案一审应由本院审理，本案由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一审法院审理，但一审法院并无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一审法院擅自要求华德利公司撤回对伊迪菲公司起诉，也未传唤相关人员到庭，属于程序违法。南国公司辩称：1.华德利公司上诉请求第一项与第二项之间存在矛盾，其在一审中撤回了对伊迪菲公司的起诉；2.合同主体的确定应审查签订主体、发票开具、货物交付等内容，而不是合同经办人或签订的背景因素，本案所涉合同并非由南国公司与华德利公司签订，南国公司也未开过发票，华德利公司陈述已收到货款是由伊迪菲公司以美元方式支付的；3.在华德利公司所称的混同方面，如果是南国公司控制了伊迪菲公司，由于涉案合同是由华德利公司与伊迪菲公司签订的，逻辑上应由伊迪菲公司先承担责任，然后再由南国公司承担责任，而不是由南国公司承担合同责任；4.一审以国内贸易不能以美元结算为由推定华德利公司与南国公司之间不可能有涉案合同关系，而非华德利公司所称的违反外汇管理限制只应受到行政处罚，不影响合同主体认定的理解。华德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南国公司支付货款1290028.77美元；2.南国公司支付逾期货款违约金（以1290028.77美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3.纺织公司对南国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南国公司、纺织公司共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华德利公司为证明案涉面料订单业务发生在其与南国公司之间且南国公司尚结欠货款1290028.77美元的事实，举证了其与南国公司员工徐丹、袁永健在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往来邮件，在上述邮件附件中有11份伊迪菲公司（英文简称是IDFIXINC）作出的全英文面料采购订单，订单编号分别是M3632、M3644、M3663、M3669、M3684、M3693、M3696、M3697、M3713、M3714、M3717。华德利公司述称，上述订单是其与南国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期间发生的业务往来中没有改成人民币结算的全部订单，涉及的华德利公司实际供货金额是2776516.6美元，南国公司对其中的1646.96美元货物未确认故扣款，其余货物均由南国公司指定的货代在上海市松江出口加工区以华德利公司的名义出口给伊迪菲公司，伊迪菲公司已支付部分货款1474764.38美元，尚余1300105.26美元。根据其与南国公司对每个颜色规格的面料扣款30码的结算习惯，上述剩余货款对应的结算金额应是1290028.77美元。上述诉争订单业务及华德利公司与南国公司此前发生的其他面料订单业务中均由南国公司业务员徐丹、袁永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订单、面料小样的确认及送货方式均由南国公司指定、出口报关均由南国公司指定货代主导、款项的支付及华德利公司向谁开具发票均由南国公司确定，甚至南国公司可单方决定将以美元定价、结算的订单改为以人民币方式结算，基于以上内容，华德利公司有理由认为诉争订单业务均发生在其与南国公司之间，南国公司应向其支付剩余货款1290028.77美元。南国公司述称，徐丹、袁永健系其公司员工，上述人员作为从事外贸出口的业务员确实存在代表多个公司对外联系业务的情形，但在与华德利公司的业务往来期间，徐丹、袁永健是以不同的公司主体向华德利公司发出相应订单，合同主体可作出明确区分。从华德利公司举证的诉争11份订单所涉电子邮件的内容可以看出，电子邮件附件中均包含伊迪菲公司的英文面料采购订单，即徐丹、袁永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华德利公司发出的是伊迪菲公司作为买方的采购订单，相应合同关系发生在华德利公司与伊迪菲公司之间，华德利公司对此应当知情。此外，订单发出后华德利公司将订单所涉货物以自己的名义报关出口、运送给伊迪菲公司，伊迪菲公司亦已向华德利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1474764.38美元，华德利公司已将诉争订单的全部发票开具给伊迪菲公司，上述事实均可印证诉争订单的合同主体是华德利公司与伊迪菲公司。另，华德利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向法院起诉要求南国公司支付定作款尾款471713.63元，案件审理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作出（2017）苏0205民初1811号民事调解书，南国公司已履行完毕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华德利公司在提起上述诉讼时，诉争11份订单所涉业务已经发生，但华德利公司提起的诉讼请求中并未将案涉美元债务包含在内的事实亦可以印证华德利公司明知案涉债务的欠款主体并非南国公司，而是伊迪菲公司。此外，华德利公司述称南国公司在结算时可单方决定将原以美元结算的订单改为以人民币方式结算，亦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徐丹、袁永健代表伊迪菲公司向南国公司发出了以美元定价、结算的面料订单后，根据伊迪菲公司针对成衣进口或面料进口的不同要求，可能会将华德利公司尚未出口的订单项下面料改为由华德利公司销售给南国公司，变更后由华德利公司与南国公司签订以人民币结算的相应订单，由华德利公司向南国公司交付相应货物并开具发票，由南国公司向华德利公司支付相应货款，上述内容是三方协商后进行合同主体的变更，而非华德利公司陈述的南国公司单方面将以美元结算的订单改为以人民币结算。综上，华德利公司称诉争订单的合同相对方是南国公司，与事实不符。上述事实，有电子邮件、订单、发货单、付款凭证、庭审笔录、（2017）苏0205民初1811号民事调解书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诉争11份面料订单是否发生在华德利公司与南国公司之间，华德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南国公司支付上述订单项下货款1290028.77美元。对此，一审院认为，南国公司并非诉争11份订单的合同主体，华德利公司无权要求南国公司支付上述订单项下货款1290028.77美元，理由如下：首先，诉争11份订单虽然均是南国公司业务员徐丹、袁永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华德利公司发出，但在相关电子邮件附件中均包含伊迪菲公司为买方，华德利公司为卖方的英文面料采购订单。根据诉争11份英文采购订单的内容，华德利公司应当知道徐丹、袁永健发出的是以伊迪菲公司为买方的采购订单，即合同的缔约发生在华德利公司与伊迪菲公司之间；其次，诉争11份订单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华德利公司是以自己的名义报关出口诉争订单项下货物，货物出口的目的地均是伊迪菲公司，伊迪菲公司在收到货物后已向华德利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1474764.38美元，即诉争订单项下的货物交付、货款支付等合同义务均由华德利公司、伊迪菲公司履行；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以上规定，我国境内企业间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华德利公司作为专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的企业对上述外汇管理规定应当明知。本案中，因诉争11份英文面料订单的定价及结算方式均为美元，结合上述外汇管理规定，华德利公司应当明知其不可能与南国公司之间以美元进行结算，亦可以印证诉争订单的合同关系并非发生在华德利公司与南国公司之间，而是发生在华德利公司与伊迪菲公司之间。综上，南国公司并非诉争11份订单的合同主体，华德利公司无权要求南国公司支付上述订单项下货款1290028.77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华德利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因南国公司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付款责任，且华德利公司未举证证明南国公司与纺织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均混同的法人人格混同情形，故华德利公司以纺织公司与南国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为由要求纺织公司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华德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312元，减半收取38156元，由华德利公司负担。二审中，华德利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关于货物出口交货方式的表述比较单一，对其他查明事实无异议。南国公司、纺织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二审中查明：华德利公司就本案纠纷于2017年8月15日向海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状所列的被告为南国公司、伊迪菲公司及纺织公司。南国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其上诉至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嘉兴中院于2017年11月27日裁定撤销原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一审法院管辖。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华德利公司以加快审理期限等为由，于2018年4月3日向一审法院撤回了对伊迪菲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一、华德利公司在一审中撤回了对伊迪菲公司的起诉，上述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行使、处分其诉讼权利的行为。在当事人自愿撤回对部分被告起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一般均会依法予以准许，本案也不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不准许华德利公司上述行为的情形。因此，本案就当事人而言，不具有涉外因素，一审法院管辖并无不妥。华德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上诉意见，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与其关于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的上诉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华德利公司作为当事人，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中应包括其主张的本案所涉合同订立、履行的事实。华德利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传唤相关经办人到庭属于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本案所涉11份订单系涉及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购买一定规格、质量的面料产品并支付相应的价款，故该11份订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买卖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上述法律规定体现了合同严守的原则，合同严守原则不仅是针对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未经双方一致同意不得变更或解除而言，而且还有合同主体一经确定不得单方变更的内涵。本案中，涉案11份订单所列明的买方为伊迪菲公司，卖方为华德利公司，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就应当由上述合同主体享有和承担。华德利公司向并不是合同签订人的南国公司主张合同权利，既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又与合同约定内容不相符合。伊迪菲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支付了部分美元货款，与订单内容相印证，进一步证明了其为合同约定的买方。华德利公司称伊迪菲公司上述行为系南国公司指定其履行，与事实不符。三、根据华德利公司陈述的交易惯例，涉及人民币的订单由南国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涉及美元的订单由伊迪菲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本案所涉11份订单以美元作为结算方式，以伊迪菲公司作为买方符合上述交易惯例。华德利公司还陈述人民币订单和美元订单有混同转换的情形，但即使以前已经履行的订单有上述情形，也是各方当事人合意变更的结果，而本案中并未无证据证明合同双方当事人合意将涉案美元订单转换为人民币订单。一审判决中基于涉案11份订单以美元结算的事实进一步认定伊迪菲公司为合同相对人，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心证结果，并无不当。四、华德利公司还提出南国公司控制所有订单的签订、履行、结算，据此认为其实际为涉案订单的合同主体。本院对此认为，华德利公司与南国公司、伊迪菲公司开展业务多年，此前签订过以南国公司为买方的订单，也签订过以伊迪菲公司为买方的订单，南国公司、伊迪菲公司亦有相应的履约行为，而此前的订单无论是合同主体为何方，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并无争议，这说明南国公司、伊迪菲公司分别作为买方，下订单给华德利公司是各方多年形成的，具有默契的商业安排。当华德利公司与伊迪菲公司签订订单时，无论订单将来如何履行，均表明其已将伊迪菲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而非南国公司。同理，徐丹、袁永健虽是南国公司的员工，但其同时也代表伊迪菲公司与华德利公司磋商洽谈，并与华德利公司签订过以伊迪菲公司作为买方的订单，此前的业务往来可以充分地说明上述事实是存在的。因此，不能以徐丹、袁永健的上述身份就无视涉案订单的约定及各方的商业安排，直接认定南国公司是涉案订单的买方。五、华德利公司还提出南国公司、伊迪菲公司、纺织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据此认为上述公司均应当承担诉称责任。本院对此认为，首先，涉案订单的合同主体为伊迪菲公司，而伊迪菲公司因华德利公司的撤诉行为未参与本案诉讼，并非案件当事人，华德利公司在二审阶段提出的要求伊迪菲公司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不应得到支持。其次，南国公司、伊迪菲公司、纺织公司确为关联公司，但公司之间具有关联不等于人格混同，华德利公司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能就此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再次，多个关联公司在对外交易时，由其中一个作为交易对象是正常的商业安排，只要这种商业安排不是以恶意逃避债务为目的。伊迪菲公司在此前签订的美元订单的履行过程中，向华德利公司支付了约定的价款，从中可以看出，伊迪菲公司并非南国公司用来恶意逃债的不具有法人独立人格的企业。同理，本院亦不能认定纺织公司与南国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华德利公司提及的南国公司发函称纺织公司为其关联公司并将涉案业务分给纺织公司的事实，并不足以认定其上述主张成立。综上，华德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312元，由浙江华德利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超审判员  李骏审判员  酆芳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