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3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旭，男，197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波，男，197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兴太，山东众成清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广钰园通讯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308国道**。 法定代表人：王斌元，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维平，男，1954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波，山东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先柱，男，197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四方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梅，山东坤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方峰（曾用名华革伟），男，197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即墨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明涛，男，197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丰滨，男，197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上诉人刘旭、刘振波、青岛广钰园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钰园公司）、杨维平因与被上诉人曲先柱、华方峰、张明涛、刘丰滨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3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旭、刘振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曲先柱对刘旭、刘振波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曲先柱承担。事实和理由：1、曲先柱主张的案涉挖掘机，因对刘振波的房屋非法进行挖掘毁坏，涉及刑事犯罪，部分嫌疑人已判刑，部分嫌疑人未抓获，刑事案件尚未终结。案涉挖掘机给刘振波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系犯罪工具，被犯罪分子丢弃在现场。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犯罪工具的发还，应由办理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决定和处理，犯罪工具的所有权人应当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主张发还，无权要求刘旭、刘振波返还案涉挖掘机，更无权要求其赔偿损失。法院不应受理曲先柱对刘旭、刘振波的起诉，应依法驳回曲先柱对刘旭、刘振波的起诉。2、青岛市李沧区房屋属于刘振波所有，系广钰园公司于2008年2月26日以35万元的价格卖给刘振波的。曲先柱主张的挖掘机对该房屋非法进行挖掘破坏，给刘振波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曲先柱应依法赔偿刘振波的上述经济损失。3、曲先柱主张案涉挖掘机属于其所有，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系该挖掘机的所有人，一审认定案涉挖掘机所有人为曲先柱，判决刘旭、刘振波返还挖掘机或支付折价款239411.76元并赔偿曲先柱472500元经济损失错误。且一审判决采取推断的方式把挖掘机的使用年限定为15年，假设这种计算方式成立，曲先柱的挖掘机合格证上时间是2004年4月27日，如果计算15年就是到2019年4月26日，价值应当为0。其起诉时挖掘机的损失是2013年11月25日至2017年11月25日，判决计算是从2017年11月25日为挖掘机的折旧日，挖掘机购买价格是37万元，到2019年4月26日就应为0。但一审计算折价价值为239411.76元，显然计算错误。一审推断挖掘机折旧年限为15年没有法律依据。4、曲先柱主张案涉挖掘机价值为37万元依据不足。5、一审期间提交的手机录音不足以证实曲先柱多次向刘旭、刘振波催要案涉挖掘机，刘旭、刘振波拒绝返还的事实。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与事实不符，不应采信。6、2009年12月30日广钰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杨维平变更为王斌元，杨维平的股份全部转让，不是该公司的股东，杨维平称其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证据证实。7、一审判决驳回曲先柱对刘丰滨的诉讼请求，但判决刘丰滨承担案件受理费明显错误。 曲先柱辩称，刘旭、刘振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中对于上诉人的各项上诉理由均有明确的表述以及认定，因为曲先柱一审时申请对挖掘机进行评估，但是因为刘旭、刘振波阻挠评估，导致无法对挖掘机的现状进行认定，刘旭、刘振波应当为此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钰园公司、杨维平共同辩称，被拆房屋经过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依法确权给广钰园公司，权属非常明确，刘旭、刘振波主张该房屋归其所有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取得相应的生效判决。上诉状中提到的华方峰等人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是其在拆迁过程中造成房屋内的物品损失，价值约2万余元，与拆迁房屋本身没有关系。在公安机关明确要求将案涉挖掘机交由公安机关保存之后的所有营业损失均应当由扣押挖掘机的刘旭、刘振波承担。公安机关要求返还挖掘机之前的损失应当由被上诉人曲先柱本人承担，或者由华方峰等人承担。 广钰园公司、杨维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曲先柱对广钰园公司、杨维平的诉讼请求，由刘旭、刘振波赔偿曲先柱的经济损失675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由曲先柱、刘旭、刘振波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广钰园公司、杨维平与刘旭、刘振波因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存在争议，判决广钰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系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房屋属于广钰园公司，刘振波主张通过买卖合同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至今没有生效判决确认。广钰园公司作为合法所有人有权拆迁案涉房屋。2、杨维平仅为履行广钰园公司委派的职务行为，且案涉挖掘机系刘旭、刘振波扣留，损失亦为该二人造成，与杨维平无关，不应由杨维平承担赔偿责任。3、广钰园公司与华方峰之间为承揽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一审认定事实错误。4、停运损失应当自侵权事实成立起开始，而不是确定权利主体时开始，因此，在公安机关2014年1月24日要求刘旭、刘振波移交案涉挖掘机时，停运损失即应由该二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在没有鉴定意见的情况下，确定每天900元、每年150天的停运损失缺乏事实依据。 曲先柱辩称，广钰园公司、杨维平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中对于各项上诉理由均有明确的表述以及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旭、刘振波共同辩称，案涉房屋是广钰园公司2008年2月26日以35万元卖给刘振波，自从刘振波取得房屋后直到去年一直由刘振波控制使用，广钰园公司认为房屋归其所有不成立。杨维平在2009年12月30日之前为广钰园法定代表人，随后变更为他人，股权也全部转让，杨维平从2009年12月30日起不是该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通过刑事案件判决书可以看出，华方峰是杨维平以55万元的价格雇佣，在2013年11月25日凌晨到案涉房屋进行寻衅滋事，因此委托关系不成立，且当时杨维平亲自在现场指挥。其主张刘旭、刘振波非法扣押挖掘机不成立。杨维平纠集华方峰等40多人对刘振波的房屋进行损坏，报案后110赶到现场，挖掘机丢弃在现场，因此刘旭、刘振波不应当承担挖掘机被扣期间的损失。 华方峰、张明涛、刘丰滨均未作答辩。 曲先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所有的挖掘机（型号ZX210-HHE，机号HHEAWJ00L00101067，以下简称案涉挖掘机）一台；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2013年11月25日至2017年11月25日挖掘机的停运损失共计96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自有挖掘机一台从事出租作业。2013年11月25日，被告杨维平、华方峰、张明涛、刘丰滨租用原告挖掘机到青岛市李沧区拆除广钰园公司所有的楼房(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上述被告故意隐瞒了案涉房屋存在权属纠纷的事实，向原告出示了法院裁定书、拆迁补偿协议书等合法证明文件后即指示原告开始拆除作业。后因广钰园公司、杨维平与刘旭、刘振波等对案涉房屋权属存在争议，后者报警，拆除作业被迫终止。该纠纷经公安、法院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后，刘旭、刘振波仍扣押原告挖掘机拒不退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0年10月20日以37万元的价值自案外人处购买了合肥日立挖掘机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27日制造合格的ZX210-HHE型号液压挖掘机(机号为HHEAWJ00L00101067)一台。杨维平自认其是广钰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广钰园公司、杨维平与刘旭、刘振波因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存在争议。2013年11月18日，杨维平通过他人联系华方峰拆除案涉房屋。华方峰联系了张明涛。2013年11月18日，广钰园公司(甲方)与华方峰(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2013年11月25日前将案涉房屋一次性拆除完毕，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出具通知等有关手续，乙方负责对现占用房屋人每户进行通知并清空，在确保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拆除。同日广钰园公司(甲方)与华方峰(乙方)签订拆除房屋委托书，约定甲方要求乙方在确保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一次性拆除，拆除过程中发生的有关问题由甲方负责处理。拆除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前。如乙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拆除，则委托书解除。协议签订后，华方峰让张明涛找挖掘机。张明涛就让刘丰滨帮忙联系挖掘机。刘丰滨找到原告。2013年11月25日凌晨经通知，原告的司机开着挖掘机到案涉房屋处拆除案涉房屋。当时杨维平、华方峰、张明涛均在现场。拆除方与刘旭、刘振波发生冲突。警察赶到现场，拆除被迫终止。挖掘机被刘旭、刘振波扣留。2014年1月24日，公安机关在对刘振波的询问笔录中，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遗留在现场的案涉物品，应当由公安机关先行登记保全，你是否同意将两台挖掘机移交公安机关保管？”刘振波回答：“现在我们不同意将这两台挖掘机将至公安机关保存，因为在没有确定挖掘机车主和当事司机身份之前，我们要求现将两台挖掘机放在青山路876号院内，由我和哥哥刘旭保管。我们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民事及刑事责任。”刘振波在笔录中还表示该两台挖掘机可以正常工作，没有损坏。2014年5月28日，原告到公安机关称其挖掘机于2013年11月25日扣留在案涉房屋处。2015年1月19日，法院作出(2014)李刑初字第453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杨维平(未获)与刘振波对案涉房屋的使用权存在纠纷。2013年11月下旬，杨维平与华方峰达成协议拆除案涉房屋，约定拆除费为50万元。后华方峰联系张明涛组织人员对案涉房屋进行拆除。张明涛联系龚光道(未获)组织人员拆除房屋。当月25日0时许，杨维平带领华方峰、张明涛到案涉房屋处，杨维平当场交给华方峰费用20万元，华方峰交给张明涛4.6万元。后杨维平、华方峰、张明涛及后来至此处的王立明(未获)指使龚光道及其纠纷的男青年(均未获)将住户强行拽出房间，对门窗玻璃及物品进行打砸，指使张明涛雇佣的挖掘机对楼体进行拆除。该判决认定华方峰、张明涛犯寻衅滋事罪并判处二人刑罚。经法院函询，公安机关于2017年5月3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单位办理的刘红被故意毁财一案，案发时现场遗留了两台挖掘机，被报案人刘旭、刘振波控制，浮山路派出所为办理案件需要，找到刘旭、刘振波两人，告知让两人将挖掘机提供到公安机关进行扣押，查找挖掘机机主，进而顺线破案，但两人称是作案工具，拒不提供两台挖掘机，并称愿意承担不提供挖掘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后案件经过侦查，落实系华方峰等人所为，并依法对华方峰采取强制措施进而逮捕判刑，并将其他案涉嫌疑人依法列为上网逃犯追逃，期间我单位曾多次告知刘旭、刘振波应当将挖掘机提供到公安机关，两人不予配合，一直将挖掘机自行控制，并要求公安机关抓捕未到案的其他嫌疑人，作案挖掘机虽系作案工具，因挖掘机机主朱良明、曲先柱案发后到我单位主张权利，经调查二人未参与案件，故无扣押挖掘机的必要，我单位未委托刘旭、刘振波代为保管此两台挖掘机，现两台挖掘机控制在刘旭、刘振波处。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公安机关认定案涉挖掘机虽系作案工具，但经调查机主曲先柱未参与案件，故无扣押挖掘机的必要，公安机关也未委托刘旭、刘振波代为保管案涉挖掘机。故，被告刘旭、刘振波占有案涉挖掘机没有合法依据，应当将案涉挖掘机返还给原告，若其不能返还挖掘机应当按照被扣押时挖掘机的价值赔偿原告损失。因被告刘旭、刘振波拒不配合现场查验，法院无法掌握案涉挖掘机的具体情况，只能通过推断的方式认定案涉挖掘机被扣押时的价值。案涉挖掘机于2004年4月27日制造合格，于2010年10月20日以37万元的价格被转卖给原告。根据行业惯例，挖掘机的折旧年限为15年。截止原告购买时案涉挖掘机剩余折旧年限为8.5年，截止被扣押时剩余折旧年限约5.5年。故截止被扣押时案涉挖掘机的剩余价值约为239411.76元(37万元×5.5÷8.5)。 公安机关要求刘旭、刘振波将案涉挖掘机移交给公安机关扣押，但刘旭、刘振波拒绝移交，并承诺愿意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故刘旭、刘振波应当自原告向公安机关主张权利之日(2014年5月28日)开始向原告承担案涉挖掘机的停运损失。因刘旭、刘振波不配合，导致法院无法通过评估方式确认停运损失的数额，其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1年大约工作150天，一天一个台班，一个台班1600元，较为符合市场行情，法院予以确认，但该损失应当扣除工人工资、油费、保养费用等，法院酌情认定案涉挖掘机的停运损失为900元/天。自2014年5月28日至2017年11月25日共约三年半，损失数额为472500元(900元/天×3.5年×150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广钰园公司与华方峰之间签订的协议约定委托华方峰在2013年11月25日前将案涉房屋一次性拆除完毕，双方签订的委托书中也约定拆除过程中发生的有关问题由广钰园公司负责处理。广钰园公司、杨维平在答辩中也称将相关拆除事宜委托给了华方峰。因此，广钰园公司、杨维平与华方峰、张明涛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而非承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原告向广钰园公司、杨维平主张权利合法有据。被告广钰园公司、杨维平作为实际案涉挖掘机的实际承租人明知道其与刘旭、刘振波之间就案涉房屋存在争议，仍然委托华方峰、张明涛在凌晨拆除案涉房屋，存在过错，应当赔偿原告在其向公安机关主张权利之日(2014年5月28日)前的停运损失67500元(900元/天×0.5年×150天)。应当赔偿原告挖掘机被押金期间的停运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华方峰、张明涛明知该行为不合法仍然租赁原告的挖掘机进行拆除，应当对广钰园公司和杨维平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丰滨仅是案涉挖掘机租赁的中介人，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判决：一、被告刘旭、刘振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合肥日立挖掘机有限公司制造的ZX210-HHE型号液压挖掘机(机号为HHEAWJ00L00101067)一台，退还给原告曲先柱；若逾期不能退还，应当向原告曲先柱支付折价款239411.76元；二、被告刘旭、刘振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曲先柱经济损失472500元；三、被告青岛广钰园通讯有限公司、杨维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曲先柱经济损失67500元；四、被告华方峰、张明涛对被告青岛广钰园通讯有限公司、杨维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曲先柱对被告刘丰滨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刘旭、刘振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3）李民初字第1943号民事裁定书、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4）李民初字第2098号民事判决书、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终285号民事裁定书、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3民初3937号民事裁定书、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3民初393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共同证明：第一、青岛广钰园通讯有限公司（原青岛广钰园工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对刘振波提起诉讼，要求刘振波返还青岛市李沧区（原环城南路736号）房屋，于同年10月25日撤诉。广钰园公司又于2014年9月28日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对刘振波提起诉讼，要求刘振波返还上述房屋，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该公司的诉讼请求。广钰园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案重审期间，刘振波撤回了反诉，广钰园公司撤回了起诉。第二、广钰园公司于2004年11月22日通过拍卖取得青岛市李沧区房屋的使用权，该公司于2008年2月26日将该房屋以3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刘振波。该房屋自刘振波于2008年2月26日购买后至2018年5月14日，一直由刘振波控制占有和使用。证据二、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4）李刑初字第45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华方峰、张明涛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分别判处一年九个月和一年两个月有期徒刑，其他犯罪分子（包括杨维平、龚光道、王立明等）至今未抓获，该刑事案件至今仍未侦查终结。证据三、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一份，证明：第一，2009年12月30日，青岛广钰园工贸有限公司变更为青岛广钰园通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维平变更为王斌元，股东由杨维平等9人，变更为王斌元、杜环、王智媛。第二，自2009年12月31日起，杨维平既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广钰园公司、杨维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一无法证明刘旭、刘振波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广钰园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合法的使用权（经过中院裁定），刘旭、刘振波认为该房屋归其所有至今没有任何一份生效判决，没有生效判决改变（2001）青执字第219—5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双方产权纠纷被发回重审后，刘旭、刘振波曾经提出反诉，要求法院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关于法律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刘旭、刘振波承担。因此刘旭、刘振波意识到对其不利后提出了撤回反诉的请求。认为证据二以寻衅滋事罪判决华方峰等人系由于华方峰等人在拆迁房屋时采取了暴力手段，将室内物品损毁，造成价值2万余元的损失，该犯罪事实与拆迁房屋没有关系，况且广钰园公司将房屋拆迁承揽给华方峰等人，明确要求要确保人身财产安全，拆除房屋时华方峰等人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责任与广钰园公司、杨维平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三没有异议。曲先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广钰园公司、杨维平租用挖掘机以及指挥挖掘机施工时向被上诉人出示了合法的拆迁手续，因此其与刘振波之间的产权以及租赁纠纷与曲先柱无关。 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广钰园公司于2004年11月22日通过拍卖取得青岛市李沧区房屋的所有权，刘振波提出该公司于2008年2月26日将该房屋以3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刘振波。双方因案涉房屋在2013年、2014年曾在法院提起过诉讼，后被本院发回重审，在发回重审阶段，因案涉房屋拆除标的物不复存在，双方均撤回起诉。关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纠纷始终没有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对其权属问题本案不做评判。 案涉挖掘机所有权问题。刘旭、刘振波主张案涉挖掘机权属不明，被上诉人曲先柱无权要求其返还案涉挖掘机并赔偿停运损失。依据曲先柱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购买协议及合格证原件各1份，结合曲先柱、刘丰滨等人在公安机关所做询问笔录，一审确认曲先柱系案涉挖掘机所有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旭、刘振波在一审审理期间对曲先柱系案涉挖掘机所有人并无异议，本院对刘旭、刘振波主张案涉挖掘机所有有权不明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挖掘机折价款及停运损失计算是否合理问题。依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挖掘机于2004年4月27日制造合格，于2010年10月20日以37万元的价格被转卖给被上诉人曲先柱。因刘旭、刘振波不配合，导致法院无法通过评估方式确认案涉挖掘机被扣留时的价值以及停运损失的数额，一审法院判决刘旭、刘振波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据行业惯例确定案涉挖掘机剩余的使用年限并依据剩余的使用年限计算挖掘机被扣留时的折价款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因刘旭、刘振波的原因无法进行相关鉴定，一审法院审查曲先柱的主张1年大约工作150天，一天一个台班，一个台班1600元，认为较为符合市场行情，并在此基础上扣除工人工资、油费、保养费用等，酌情认定涉案挖掘机的停运损失为900元/天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侵权责任起始时间及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案涉挖掘机涉及刑事案件，被刑事案件嫌疑人丢弃在犯罪现场，作为犯罪工具，依法应当由办理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予以扣押，作为犯罪工具被司法机关依法扣押期间，权利人依法不应主张侵权损失。公安机关制作的刘振波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2014年1月24日公安机关要求刘旭、刘振波移交涉案挖掘机，但二人并未移交，并承诺承担相应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刘旭、刘振波在2014年1月24日之前明知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相关犯罪工具，因此，本案侵权事实开始于2014年1月24日刘旭、刘振波没有法律依据或司法机关的授权保管案涉挖掘机开始。扣留挖掘机系刘旭、刘振波自认为基于刑事案件没有终结，其作为受害人有权扣押犯罪工具所为，故一审判决广钰园公司、杨维平、华方峰、张明涛连带赔偿相关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刘旭、刘振波应当赔偿自2014年1月24日至2017年11月25日大约三年十个月即575天的停运损失共计517500元(900元/天×575天)。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3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第一、五项； 二、撤销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3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二、变更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3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刘旭、刘振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曲先柱经济损失517500元； 三、驳回被上诉人曲先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被上诉人曲先柱已预交），由被上诉人曲先柱负担4200元，上诉人刘旭、刘振波负担9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上诉人刘旭、刘振波负担8817元，由被上诉人曲先柱负担38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牛珍平 审判员  刘 琰 审判员  衣 洁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赵玉霞 书记员 侯钰 书记员 贾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