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782民初18754号原告：金春杰，男，1972年7月4日出生，朝鲜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义，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照康，浙江国权明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郭文主，男，198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威、吴瀛，浙江六和（义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金春杰为与被告郭文主发起人责任纠纷（立案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洪金星独任审判，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11月21日、2019年3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春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义、沈照康、被告郭文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春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2018年9月19日签订的《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200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约定：1、本着诚信、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联合成立股份公司；被告提供项目并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占30%股份；原告为出资人，占70%股份；2、被告特别申明，在成立新公司之前，在过去所有的经济往来中，没有任何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经济活动，同时没有与任何公司、个人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商业信誉纠纷。3、双方签署协议后，立即开展相应的公司注册、组织架构重整、业务分工、项目探讨等工作；对于本协议未约定的事项，双方应友好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等。协议签订后，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提交了双方拟合作项目的计划书《聚源惠购项目商业计划书》，原告在2018年9月20日通过网银转账给被告200万元。为了慎重起见，原告与被告于次日到深圳就《聚源惠购项目商业计划书》向互联网专家梁浩进行咨询。梁浩研究该项目后认为《聚源惠购项目商业计划书》所展示的商业模式涉及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业务收入来自于入门费、加盟费以及多层分配。该商业方案违反《禁止传销条例》等法律法规涉嫌传销，有极大的法律风险。在听取专家意见后，原告即通知被告聚源惠购项目不具备合作的基础，双方签订的《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要求被告将原告交付的200万元款项返还给原告，但被告一直拒绝返还。被告郭文主辩称，一、关于解除合同的问题。本案属于原告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行使的是法定解除权。但根据合同法第94条关于法定解除的规定，合同法解除产生的情形，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不可抗力产生的解除权；另一种是因一方违约而产生的解除权（包括拒绝履行、迟延履行和根本违约）。而本案中，既不存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形，也不存在被告违约的情形。所以，原告单方面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二、原告诉称双方成立公司后的商业经营模式涉嫌传销、有极大法律风险、不具备合作基础、无法继续履行。被告认为，首先，从风险的层面来说，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包括政策风险、法律风险、战争风险以及天灾人祸等等风险。风险是可以在经营过程中尽量规避的。如果因为存在风险就可以解除，那任何合同都可以随意解除了。所以，原告以合作项目存在风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从违法的层面来说，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原告诉请要解除的《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而原告认为违法的《聚源汇购项目商业计划书》并不是该协议的组成部分或附件，不在该合同的范围内，其仅仅是个计划书而已，因此，就算是该计划书违法，原告也无理由解除《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况且该计划书项目还尚未实施，即使有违法之处，双方也是可以协商加以纠正的。第二、谁有权威来认定《聚源汇购项目商业计划书》就是违反法律并有极大刑事法律风险？被告自认为该计划书并不违法，也征求过许多律师和业内人士。当下互联网上这种会员制经营模式非常普遍，其目的是从消费者利益出发，实现消费者和商家双赢的结果，不存在违法。那么，所谓的互联网专家梁浩认为违法就是违法吗？显然不然，除了国家机关，任何个人都不具有权威的认定效力。另外，原告在诉状上引用梁浩的违法之说作为证据，那么，从证据形式上来说，其本质上也属于证人证言，证人不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就没有效力，不应采信。否则梁浩的身份，梁浩是否说过？怎么说的？法院都失去采信的依据。第三、就算双方合作项目计划书确定是违法的并且属于双方合同范围内，那么，涉及的也是合同的效力问题，即该合同无效，对于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合同一说，因为合同的解除是以有效合同为前提的；三、关于原告要求还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问题。从双方签订的《原始股发起与合作协议》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即原告出资200万向被告购买用于今后用于经营的软件源代码，并且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这200万元原告已经支付给了当初委托开发此软件而产生的费用，因此事实上是不可能返还的。退一步说，即使今后原、被告合作不下去，被告同意解除合同，涉及的问题也是这已经购买的软件如何处理的问题，而不是返还200万元的问题；四、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时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再说本案答辩人也不同意解除。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9日，原、被告签订《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约定：双方联合成立股份公司，注册资金暂定为2000万元人民币；被告提供项目，出任公司法人及董事长，占公司30%股份；原告为出资人，占公司70%股份，第一期出资600万元人民币，其中购买被告软件源代码费用200万元，400万元用于新公司的运营，后期资金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持续投入；双方签署协议后，立即无保留地开展相应的公司注册、组织架构重整、业务分工、项目探讨等工作；双方签署协议并展开合作后，任何一方不得直接、间接或幕后从事与新公司项目相关联的业务，同时，双方对共同的知识产权有保密的义务，如一方违背本条款，另一方有通过法律手段追回所有商业损失的权利；双方自愿并认同各占30%、70%的股份；被告主要负责公司发展方向、重大决策、技术团队、原优质资源整合等，原告主要负责公司决策、营销、管理等。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的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提交了双方拟合作项目的计划书《聚源惠购项目商业计划书》。次日，原告通过网银转账给被告200万元。后原、被告对商业计划书所涉的项目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产生争议，原、被告约定设立的公司未成立。2018年10月10日，“聚源惠购”项目在被告的操纵下上线。2018年12月11日，被告与案外人注册成立浙江聚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聚源惠购”项目，被告出资3000万元，占公司60％股份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1月13日，“聚源惠购”更名为“甄值”。上述事实有《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一份、工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份、《聚源惠购项目商业计划书》一份、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浙江聚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甄值》公众号打印件一份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拟成立运营“聚源惠购”项目的公司。签约后原告已按协议投入公司前期运营资金200万元，但双方对“聚源惠购”项目合法性有争议，被告未按协议设立公司。后被告与案外人注册成立浙江聚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项目为“聚源惠购”，原告却不是该公司股东。被告的行为已表明不再履行双方签订的《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原、被告双方设立公司的信任基础及人合性基础已不存在，故双方签订的《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应予解除。协议解除后，原告支付给被告的200万元应予返还。被告认为在设立双方合作公司不能所造成的损失，可另行主张。原告诉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辩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9月19日签订的《原始股东发起与合作协议》。二、被告郭文主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金春杰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10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被告郭文主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洪金星人民陪审员  任恭盛人民陪审员  龚静兰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陈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