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辽0921行初64号 原告李连明，男，1939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王锦成，男，196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 委托代理人李亚峰，男，1973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地址阜蒙县红帽子镇本街。 法定代表人陈玉春，该镇镇长。 机关负责人陈文勇，阜蒙县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地址阜蒙县文化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吴青林，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赵娜，阜蒙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窦雅贤，女，195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杨海岩，阜新市方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宋国志，男，1957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原告李连明不服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红帽子镇政府）于2018年6月5日作出的红政决字[2018]1号《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阜蒙县政府）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的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连明的委托代理人王锦成、李亚峰，被告红帽子镇政府的机关负责人陈文勇，被告阜蒙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娜，第三人窦雅贤的委托代理人杨海岩、宋国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红帽子镇政府于2018年6月5日作出了红政决字[2018]1号《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决定：申请人李连明在窦雅贤与红石村委会（后合并为腰四村）签订的承包荒沟合同内没有土地权属。被告红帽子镇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01年3月10日红石村与窦雅贤签订的承包荒沟协议书。2、2001年3月15日四荒拍卖合同。3、承包荒沟费用收据。4、李连明笔录（2017年2月28日）。5、李连明笔录（2017年3月17日）。6、宋国志笔录（2017年1月10日）。7、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记录信息公示表。8、腰四村两委会议记录。9、庞勇证明材料。10、宋国臣证明材料。11、宋向海、李青春、庞勇等人集体证明材料。12、红帽子乡林国站证明材料。13、林业站工作人员石文斌、崔立军等人证明材料（2006年5月13日）。14、腰四村原主任李海芹证明材料。15、阜蒙县退耕还林工程台账。16、红帽子镇林果服务中心证明材料。17、腰四村委会关于腰四村窦雅贤承包荒沟情况说明。18、腰四村荒沟情况证明材料（2006年5月20日）。19、宋国臣笔录。20、庞勇笔录。21、孙显文笔录。22、腰四村委会证明材料（2006年3月13日）。23、李连明笔录。24红帽子镇镇长办公会议记录（2018年6月4日）。25、2003年退耕还林明细表。26、（2015）辽行提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书。27、红政决字[2007]3号处理决定。28、（2006）阜县民二合初第54号民事调解书。29、（2009）阜县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30、（2009）阜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31、（2013）阜审行再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32、退耕还林林业台账。33、林业小班详图。34、宋向江笔录（2018年4月17日）。 被告阜蒙县政府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了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申请人作出的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红政决字[2018]1号）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阜蒙县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行政复议申请书。2、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答复书。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决定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原告诉称，一、第三人窦雅贤与红帽子镇原红石村签订的《四荒拍卖合同》违反法定程序，不能做为证据使用。 理由: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指出：农村“四荒”资源属当地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施承包、租赁或拍卖“四荒”使用之前必须坚持公开、公平、自愿、公正的原则，充分发挥民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应成立由村民代表参加的工作小组拟定方案，要规定治理开发“四荒”的范围、期限、方式（承包、租赁、拍卖等）与程序、估价标准、明确治理开发的内容和要求等，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对“四荒”使用权、承包、租赁或拍卖必须按程序规范进行。本案中被告未能提供第三人与原红石村签订《四荒拍卖合同》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及阜蒙县政府批准该合同生效的批文。根据国务院这个通知，程序违法，做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但是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该村60人签名并按手印表示反对签订此合同的占全体村民户的2/3（见村民联合证明），此证据能证明当时《四荒拍卖合同》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大会讨论通过。原红石村村长刘瑞武提供证明：证明2001年至2006年期间村委会没有村上和第三人签订合同，直至2006年发生纠纷时才将这份合同拿出来，我（指刘瑞武）当时（2001-2006）是村长。此证能证明当时没有签订这份合同。如果被告、法院、第三人没有把《四荒拍卖合同》做为证据我不提此事，但是法院把《四荒拍卖合同》做为证据使用，我就必须坚持《四荒拍卖合同》生效的法定性及合同签订时程序上的合法性。合同必须经阜蒙县政府批准这是《国务院通知》合同生效的法定条件。综合整个案情及现有证据，当时没有签订这份《四荒拍卖合同》及后来所谓的补充协议。假如说该合同有的话那么合同的产生存在程序上违法问题，如果不说程序上的违法问题，就合同本身未经批准也无法生效。 二、原红石村村委会（后合并为腰四村）与第三人窦雅贤签订的荒沟承包合同中，沟内有我的人口地，现已退耕还林4.2亩是有事实依据的。 红帽子林业站2007年6月8日出据证明，证实申请人退耕还林3块合计8亩，合同编号0901271207，同时提供了2003年该村村委会主任刘瑞武于2009年6月25日证实，即2003年初申请人退耕还林总面积8亩，分三块地，并说明了具体的位置，省高级法院提审庭审时，刘瑞武出庭证实该情况。现在有争议的就是八亩地中的第三块4.2亩在第三人承包的荒沟内，被告认为没有在第三人承包的荒沟内，那么这块地在哪了？三份退耕还林合同证书在那摆着了，红帽子镇林业站站长在省高级法院庭审出庭证实，三份合同均为申请人签订的退耕还林合同，退耕还林合同所标注的面积和位置应该是准确的。 红石村与第三人窦雅贤签订的红帽子乡“四荒”拍卖合同，也能证明涉案地块在该合同范围内，并对合同未尽事宜，红石村与第三人窦雅贤签订过协议，该协议第一项内容载明：此沟内有个人私开荒二处，有已纳入机动地分给个人的地块一处，原告主张该机动地是村里给他的，现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其他人来主张该机动地块的权利。2006年阜蒙县法院作出的（2006）阜县民二合初字第54号民事调解书中，作为被告的腰四村村委会在答辩中称，承包协议中包括李连明现在耕种地块，在调地前应该有李连明继续耕种。虽然涉案地块在第三人的承包合同范围内，仍有证据能够证明在签订的承包合同中。 三、被告红帽子镇政府做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阜蒙县政府维持该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称：2016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表gps测量数据显示，原告申请人李连明家在“北大园子”处共计有17.34亩耕地，其中二等地为10.05亩，与申请人所声称二等地“北大园子”不足6亩，只有3.6亩有很大差距，根据打地政策，打地小组不可能在他家二等地土地足额的情况下，给其补的二等地差额。 原告指出：现二等地10.05亩（编号00571）是2016年调查测量数据，97年打地测量是2亩，之间差额是树地和房基地（房照为证），当时97年打地时没有打入面积。编号00453地块现测量面积是2.15亩，是本村村民的交易房基地（以房照为证）。编号00412地块现测量面积5.14亩，97年测量面积为1.6亩，其余为荒地。所以当时应分得二等地不足6亩，只有3.6亩，所以才出现打地小组在老裴坟地坎下给我家补的地，这些事当时打地小组成员及村里都知道，（见红帽子乡腰四村村委会2018年7月11日出具的证明1份）被申请人想在这方面狡辩过关，不履行省高级法院的行政判决有些痴心妄想，因为只要事实存在了，通过狡辩是改变不了的。 被告称：地改小组成员在2006年3月20日也共同出证，证明在地改时没有在第三人窦雅贤承包荒沟内给任何人打过地。腰四村两委在2006年7月20日会议记录以及向红帽子乡政府出具的说明也证明争议地内没有给李连明顶的地。对此，原告在向辽宁省高级法院递交的再审申请书中做过论述，已经得到省高级法院的认可，并且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行提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书中加以肯定和论述。该判决书为生效判决文书，完全可以作出认定事实的依据。 被告阜蒙县政府答复称： 原告（申请人）所称的10.05亩（编号00571）和5.14（编号00412）两处地，在2016年土地确权测量面积时已经去掉抹牛地、作业道等的净面积。原告指出，在二等地上原来有树地，被告说，经调查原沟边住户宋国江了解，原来并没有树木林地。原告指出整个腰四村根本没有叫宋国江的人，只有叫宋向江的人，宋向江2018年11月2日给李连门出具证明，证明2018年4月17日调查笔录是当时我（指宋向江）没听明白，今特证明在2004年之前李连明原房后有苹果树地、房西有枣树地，此情况属实，特此证明。被告答复称仍有8.05亩远远高于原告所称的2亩，原告指出剩下的六亩为原房屋面积和果树面积，现有房证佐证，所以打地小组给李延明在争议地给我补二等地。被告答复称，根据当年打地小组成员的调查，证明当年打地小组并没有在第三人窦雅贤承包荒沟内给李连明打过地。原告指出，打地小组成员的证人证言，因打地小组主要成员宋国臣、庞勇分别出具了内容相反的证言，因此该证据证明力较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该证人证言已经得到高级人民法院的否认。关于李连明所称在窦雅贤承包荒沟内有李连明退耕还林地问题，被告答复称，2006年5月13日林业站负责退耕还林测量工作人员石文斌、崔立军、包虎山、韩涛证明，证实在2003年红石村退耕还林工作中，在窦雅贤承包的荒沟内没有给任何人丈量过退耕还林地块，原告指出，此证言是2006年5月13日出具的，一审、二审、申请再审都没向法院提交，省高院提审庭审期间也没质证，证人也不出庭作证，全靠嘴说，证据提交程序违法，况且该证言证词是被告所在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 2014年10月22日红帽子镇林果服务中心证明李连明签订退耕还林合同三份（第二份和第三份无争议）。第一份于2003年签订在东山坡，地块总面积150.5亩，其中有李连明家八亩（1小班）。原告指出，事实上跟本没有八亩，只有1.7亩剩下的6.3亩是这样分布的，其中4.2在争议地，2.1亩与争议地相邻地段无争议。2003年度退耕还林明细表显示，没有李连明的名字和退耕还林面积，但该表显示李文堂名字及退耕还林面积，李文堂为柳条沟**人，曾任红石村书记，此张退耕还林表怎么解释？镇林果服务中心称在东山坡，但东山坡只有1.7亩，那么剩下的4.2亩到哪去？我说在争议地，被告不认可，那么被告你说4.2亩地在哪？在哪里？你们找地吧！退耕还林地是有位置的，也是有亩数的，不可能在别的乡镇吧？这4.2亩地不可能被外星人抢走吧！ 四、被告重新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决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 省高级法院认为：一审、二审及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依法应予撤销。被告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红政决字（2007）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据第七十条第（一）项规定，判决责令红帽子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这是尊重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 行政复议期间被告红帽子镇政府向复议机关提交二份证明和四份笔录： 一份是红帽子镇腰四村村委会证明，证据出具时间落款为2006年5月20月，另一份证明是2006年5月13日由石文斌、崔辉、包虎山、韩涛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据在一审、二审、申请再审期间均未向法庭提供，省高院提审庭审期间原告也没见过，证人也没依法出庭作证，更不上证据，证言，证词应在庭审中质证，上述两份证据程序合法，就算是合法证据的话，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再说石文斌、崔辉、包虎山韩涛四人均为被告红帽子镇政府工作人员，证据证明力极低。况且两份证据根本不能推翻原判决，故，作为证据使用违反法律规定。提交的四份笔录分别是：一份笔录是被告镇政府2018年6月4日行政处理决定会议记录，该记录所有参加人员均没有签字确认，调查的主要依据也是前述证人证言，与前行政会议记录大同小异基本相同。而前述证人证言出具了内容相反地证言，该证据证明力较低，没有实质性最佳证据、补强证据，证据之间尚未形成证据链条。一份笔录是宋国志的，与本案的第三人窦雅贤是一家人，另一份笔录是我的，还有一份笔录是宋向江的，但宋向江又给我出了一份书面证明，该证明支持了我的主张，推翻了原来的笔录。 综上所诉：包括新证据、还是原证据、老证据、还是现有证据，都拿过来没有一样证据能盖棺定论支持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复议期间提供的证据主要是依据前述证人证言及其延续，这些证据在未被省高级法院采信的情况下，没有更加充分证据推翻原证据及原判决的情况下，证言、证词、记录、相互矛盾，证明力极低，且部分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的情况下，在尚未形成证据链条的情况下，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被告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行为结果基本相同的行政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属于实体违法。被告阜蒙县政府作为法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红帽子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 针对上述证据及争议，辽宁省高级法院行政庭副庭长主审法官于长苓、法官曹丽华、李蕊，专程从沈阳来到阜新，在阜新市中级法院、阜蒙县法院等人的陪同下驱车来到荒沟争议地现场，实地查看、现场办案，红帽子镇政府、镇林业站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在证据与事实面前，经现场人员共同核准争议的情况下，辽宁省高级法院依法下达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阜新中级法院，阜蒙县法院，判决撤销被告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判决责令被告红帽子镇政府重新做出处理决定。时隔两年半后的今天，被告红帽子镇政府又再次做出错误决定，长时间的侵害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阜蒙县政府作为法定复议机关，错误的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其决定，公正判决。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撤销红帽子镇政府红政决字（2018）1号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2、撤销阜蒙县政府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请求确认原红石村村委会与第三人签订的《荒沟承包合同》程序违法，合同无效。4、请求确认原红石村委会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沟内有我的人口地，现已退耕还林4.2亩；5、请求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6、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由此产生的交通费、打字复印费计150元。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宋向江的证明（2018年11月2日）。2、腰四村委会证明复印件（2018年7月11日）。3、李连明房照及土地使用证复印件。4、苳文方的房照及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被告红帽子镇政府辩称，申请人李连明与被申请人窦雅贤因土地权属争议在2007年申请红帽子乡人民政府（现为红帽子镇人民政府）进行确权，在2007年11月28日，红帽子乡人民政府作出红政决字[2007]3号处理决定，决定李连明将在窦雅贤承包荒沟内经营的4亩土地交还给窦雅贤，李连明不服，历经行政复议、法院一审、二审、再审，后经辽宁省高法提审，撤销红帽子乡[2007]3号处理决定，责令红帽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机关收到判决后，依法进行处理，先期进行调解，但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坚持自己意见，红帽子镇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对该案进行调查。 申请人李连明称：2001年红帽子镇腰四村窦雅贤在与××（后××为××）签订的荒沟承包合同中包括李连明分得的人口二等地（李连明称此地在2003年退耕还林），侵犯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被申请人窦雅贤称：承包荒沟合同是与红石村委会（后合并为腰四村）签订的，有承包合同和收据，且当时腰四村两委会议记录明确写明在承包沟内没有人口地。 红帽子镇人民政府组织了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经查，腰四村民窦雅贤2001年与阜蒙县红帽子乡原红石村民委会（现合并为腰四村）签订荒沟承包合同，合同规定价格承包款为3000元，承包期限50年，四至范围为：东至北山地、西至西山破、南至三组地界、北至松树地沟下，腰四村民李连明称窦雅贤承包荒沟内有二等地，是当年打地班子在分地时，因为分给他家的“北大园子”二等地不够亩数，在争议地给其补的地。镇政府调查小组对双方争议地是否为李连明的二等地进行调查。 根据李连明和窦雅贤两家所在的2组地改小组成员证言了解到，2组当时打地每口人一等地1.7亩，二等地1.5亩，三等地1.2亩，机动地0.7,亩，李连明4口人，分得一等地6.8亩、二等地6亩、三等地4.8亩、机动地2.8亩，共计20.4亩。现根据2016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表gps测量数据，李连明家除去2003年退耕还林8亩，2004年退耕还林6.2亩，其还剩12块地，共计36.23亩。李连明称争议地为1998年打地时，他家四口人应分得二等地6亩，因为分给他家二等地“北大园子”地不足6亩，只有3.6亩，打地小组在老裴坟地坎下给他家补的地，但经2016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表gps测量数据显示，李连明家在“北大园子”处共计有17.34亩耕地，其中二等地为10.05亩，与李连明所声称的二等地“北大园子”不足6亩，只有3.6亩有很大差距，根据打地政策，地改小组不可能在他家二等地土地足额的情况下，给其补的二等地差额。地改小组成员在2006年3月20日也共同出证，证明在地改时没有在窦雅贤承包荒沟内给任何人打过地。腰四村两委在2006年7月20日会议记录以及向红帽子乡政府出具的说明也证明争议地内没有给李连明顶的地。根据李连明笔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测量结果、腰四村委会会议记录以及当年地改小组成员证言形成证据链证明当时地改小组并未给李连明在争议地内补过二等地差额。 申请人称沟内有其二等地补的差额地，现根据调查结果，证明争议地里并没有李连明二等地补的差额，直接证明在争议地块并无退耕还林地块。 被告县政府辩称，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申请人李连明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红政决字[2018]1号），于2018年7月18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后，向阜蒙县公安局送达《提出答复通知书》。2018年7月24日，阜蒙县公安局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经审查，答辩人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并送达给双方当事人。答辩人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符合《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法定程序。 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认定事实清楚。申请人李连明与第三人窦雅贤因原红石村二组荒沟内土地使用权一案争议已久，申请人认为争议地是1997年分地时给他家补的二等地，在2003年时退耕还林，第三人窦雅贤认为争议地块为其承包地。2007年，第三人窦雅贤向红帽子乡政府提出确权申请，红帽子乡政府于2007年11月28日作出红政决字[2007]3号处理决定，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将争议的4亩土地交还给窦雅贤使用。 申请人李连明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理决定，先后诉至阜蒙县人民法院、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阜蒙县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7日作出（2009）阜县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红帽子乡政府关于腰四村窦雅贤与李连明因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处理决定（红政决字[2007]3号）。申请人李连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又经再审，均维持原判，并先后作出（2009）阜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和（2013）阜审行再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后本案经省高法提审，省高法认为原一、二审及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红政决字[2007]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判决将上述处理决定及一、二审、再审判决全部撤销并责令红帽子镇政府重新作出处理。收到判决后，被申请人组成调查组，对本案进行重新调查，并于2018年6月5日作出红帽子镇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红政决字[2018]1号）。申请人李连明不服，于2018年7月18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相关单位证明、相关人员证人证言、调查笔录、阜蒙县退耕还林工作台账、及1号小班与争议地位置图等证据在卷佐证。 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作出维持决定。 综上所诉，答辩人作出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准确。恳请阜蒙县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红帽子镇政府提供的7号、13－15号、17－18号、22号、25号、32－34号证据材料，因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相关证人亦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阜蒙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及第三人没有意见，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连明与第三人窦雅贤有土地权属争议纠纷，2007年11月28日，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红政决字[2007]3号处理决定，李连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09年5月27日作出（2009）阜县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维持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李连明不服，提起上诉。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8日作出（2009）阜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李连明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于2011年11月25日作出（2011）阜县行监字第5号驳回申请通知书。李连明于2011年4月2日向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再审申请，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9日作出（2012）阜行监字第2号驳回再审通知书。李连明又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3年1月22日作出（2013）辽行监字第9号行政裁定，指令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2013）阜审行再字第3号行政判决，维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10月28日（2009）阜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李连明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省高院于2014年10月21日作出（2014）辽行监字第369号行政裁定，提审该案。省高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辽行提字第00006号行政判决，撤销（2013）阜审行再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2009）阜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撤销（2009）阜县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撤销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红政决字[2007]3号处理决定，责令红帽子镇政府重新作出处理。 2018年6月5日，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红政决字[2018]1号《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李连明不服，向阜蒙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阜蒙县政府于2018年7月18日立案受理。2018年9月10日，阜蒙县政府作出《决定延期通知书》，以案情复杂为由，决定延期到2018年10月15日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同年10月8日作出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同年10月30日向李连明送达。李连明不服，于2018年11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关于李连明在窦雅贤与红石村委会（后合并为腰四村）签订的承包荒沟合同内是否有土地权属问题，被告提供的红石村委会和窦雅贤签订的《协议书》第一项内容载明：“此沟内有个人私开荒二处，有已纳入机动地分给个人的地块一处。对已纳入机动地分给个人的地块，待调整机动地时，甲方无偿划给乙方。”另外，本院2006年5月26日作出的（2006）阜县民二合初字第54号民事调解书中，腰四村委会作为该案被告在答辩中称，承包协议中包括李连明现在耕种的地块，在调地前应该由李连明继续耕种。因此原告有证据能够证明在窦雅贤与红石村委会签订合同时，涉案地块的权属存在争议。虽然被告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但部分证据因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相关证人亦未出庭作证，导致未被采信，故被诉处理决定证据不充分。原告提出的撤销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责令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本案被告阜蒙县政府自2018年7月18日受理复议申请至2018年10月30日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已超过上述规定的期限。同时，因被告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证据不充分，所以被告阜蒙县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亦属不当，应当撤销。 诉讼中，原告请求确认原红石村村委会与第三人签订的《荒沟承包合同》程序违法，合同无效，因该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调整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红帽子镇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阜蒙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属不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6月5日作出的红政决字[2018]1号《红帽子镇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的阜蒙政行复字[2018]17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责令被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二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 英 人民陪审员  付立城 人民陪审员  李洁春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邵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