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延 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刑 事 判决 书                                         （2019）陕06刑终30号原公诉机关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建荣，男，1958年5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陕西省妇幼保健院退休职工，户籍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住西安市新城区，居民身份证号码：610XXXXXXXXXXXXXXX，2018年6月9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延川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3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延川县公安局看守所。辩护人廉高波、肖鸿炜，北京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审理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王建荣非法经营一案，于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作出（2018）陕0622刑初6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王建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一九年四月二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呼玉杰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王建荣及其辩护人廉高波、肖鸿炜出庭参与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春，被告人王建荣出资26000元通过李某乙购买了华夏出版社的书号和印刷委托书等，又出资4000元让孙某某给其进行编辑排版，准备印刷出版《知青岁月》一书。至2017年10月份，王建荣多次增加内容，将标题修改为《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同年10月出资27000元将此书交由陕西天泽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共计印刷1197册。后王建荣向延川县、延长县等延安市各县区共九个单位销售《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895册，销售额77790元，购书单位已向被告人支付书款16500元。案发后，从被告人处扣押228册，共计追回非法图书1137册。2018年5月16日，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认定，王建荣非《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主任记者或报社工作人员；2018年6月7日，经华夏出版社认定，王建荣给侦查机关提供的华夏出版社关于出版《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一书的印刷委托书、发行委托书、编辑子系统审稿申报单、丛书版权页附件等文件均系伪造，该书非华夏出版社出版物；2018年6月8日，经陕西省印刷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鉴定，《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一书为非法出版物。综上，被告人王建荣非法出版、发行图书1197册，其中售出895册，销售额77790元，已获书款16500元，非法经营额92890元，非法获利7500元。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建荣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和批准，非法出版、发行图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非法经营额达92588元，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延川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建荣犯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成立。但指控图书数量、经营额、获利额有误，应予更正。被告人王建荣将所印刷的图书并未全部售出，售出的图书也未按图书的定价销售，对非法经营数额与违法所得数额的计算，非法经营额为销售额77790元与未售出图书的成本15100元之和，计92890元；获利额为7500元。关于被告人王建荣对自己是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记者及起诉书指控编辑子系统经鉴定系伪造，但没有说清楚是谁伪造的辩解，经查，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王建荣现在非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记者，编辑子系统是谁伪造并不影响本案定罪及量刑，故对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对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王建荣销售图书数量系895册及本案售出的图书大部分追回,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销售图书数量为895册，售出的图书大部分已追回，故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予以支持。对辩护人关于非法经营额为77790元和未获利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王建荣售出图书的销售额为77790元，并非经营额，也能证实被告人有获利，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支持。被告人王建荣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能认罪悔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建荣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收缴的非法图书依法应予没收。综上，根据被告人王建荣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王建荣犯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被告人王建荣违法所得人民币75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缴获的1137册非法图书依法予以没收，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处理。被告人王建荣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建荣非法经营额92890元错误，实际非法经营额应为77790元。同时，原审判决认定其违法所得7500元错误，扣除各项出版开支后，他实际上并未获利。此外，上诉人出版涉案书籍，完全是出于对领袖和知青生活的感情，并无恶意。综上，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上诉人王建荣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愿意委托家属配合缴纳罚金，退缴违法所得。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并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19585721、案件移送函及答复意见证明，2018年5月31日，延川县文体局向延川县公安局移送王建荣涉嫌非法经营一案，并附移交清单。陕西省XX队答复，该案件延川县公安局有管辖权，可依法办理。2、上诉人王建荣供述，2014年春，他通过李某乙购买华夏出版社的书号和委托印刷书，在李某乙家房子里给了李某乙26000元现金。李某乙给的版权信息页上登记的书名为《知青岁月》，还有华夏出版社的印刷委托书，还有一个塑料片片上印着书号和二维码。经贺抒玉介绍认识孙某某，给了孙某某4000元设计排版费，让孙某某给其编辑排版，准备印刷出版《知青岁月》一书。至2017年10月份期间，他多次增加内容，修改标题为《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2017年国庆节刚过，孙介绍认识胡某某给他印刷这本书，他给了27000元印刷费，由陕西天泽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该书1197册。书稿也未交华夏出版社审核，出版也不符合出版条例的规定，2018年1月29日，他向延川县、延长县等延安市各县区共九个单位（延安八一敬老院、延安市城改办、延安XX宾馆、延长油股份公司、宝塔区第四中学、延安烟草公司、延川县梁家河镇人民政府、黄龙县人民检察院、延长县县委）销售《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895册，经营额77790元。他在2005年至2010年在陕西记者站工作过，给买书单位提供的敬告函是他在陕西记者站工作时复印了一些空白便函，上面有章子，后来他一直用。他出版《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一书，不符合出版条例，系非法出版物。3、证人孙某某证言证明，他在四年前给王建荣排版过《知青岁月一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手稿，第一次王建荣拿个电子版的手稿，给了他2000元定金让排版。到2017年王建荣说要出书又给了他2000元，给他提供了出版的版权信息和出版社的出版刊号、塑料片片上的条码号，王建荣给他说把出版社的手续办下来了，他没有见到原件，这次王建荣来找他时又给他提供了些照片和文字内容，他又给排版进去了，再没给过排版费，后他介绍了胡某某给印刷。4、证人张某某证言证明，她不认识王建荣，也不如道王建荣出版的《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一书，也没有听她老伴李某乙说过这事，李某乙去年4月去世了。5、证人胡某某证言证明，他在西安市石化大道经营陕西天泽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经孙某某介绍认识王建荣，他和孙某某、王建荣在一饭馆吃了饭，孙某某把这本书排版好的电子版u盘给了他就走了。王建荣要订印1050册这本书，印刷费27000元，在2017年10月份给王建荣印刷了《知青岁月一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一书，一共1200册左右。印刷好后王建荣和其儿子开车拿走了。6、证人肖某某证言证明，2017年11月份，王建荣(自称是《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记者)给他打电话，向他推荐《知青岁月一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一书，后给他单位送来90册该书，每册85元，一共费用是8009.71元，包括税费，但至今还没有付费。他单位把这书全部给了延川县文化局了，没给干部发。还给他寄了一本，总共91本。7、证人何某某证言证明，2017年底，王建荣向他推荐《知青岁月一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一书，他单位购买了30册，之前王建荣先给了他一册，共2750元，书已发放单位同志。一共寄来31册。8、证人乔迁证言证明，宝塔区第四中学购买王建荣写的《知青岁月一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清》一书，共57册，其中一册是寄来的，收到了购买发票，因发票回来的晚，文化局已将书收走，所以没有支付。9、证人徐某某(延安八一敬老院院长)证言证明，延安八一敬老院共购买王建荣卖的《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30册，全部缴回。10、证人赵某某证言证明，延长县县委办公室购买《知青岁月——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书450册，已收回403册。311、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中国工商银行延川支行、农业银行延川支行王建荣银行账户资金流水情况证明，2018年3月22日，延长油田股份有根公司勒探开发技术部究中心向王建荣工商行XXXXXXXXXXXXXXX0865帐户转帐5500元；2018年2月9日延安市城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向王建荣工商行XXXXXXXXXXXXXXX0865帐户转帐2750元；2018年2月8日黄龙县人民检察既向王建荣农业银行帐户XXXXXXXXXXXXXXX7678转帐2750元；2018年3月20日，延安烟草公司向王建荣农业银行帐户XXXXXXXXXXXXXXX7678转帐5500元。412、代开增值税发票及纳税款申报单证明，延安八一敬老院以90元单价购买30册，金额2750元；延安市城改办以90元单价购买30册，金额2750元；延安XX宾馆90元单价购买90册，金额5500元；延长油股份公司以90元单价购买60册，金额5500元；宝塔区第四中学以90元单价购买55册，金额4990元；延安烟草公司以90元单价购买60册，金额5500元；延川县梁家河镇人民政府以90元单价购买90册，金额8250元；黄龙县人民检察院以90元单价购买30册，金额2750元(已打款)；延长县县委以85元单价购买450册，金额39800元。均附有增值税发票。513、扣押清单证明，延川县公安局干警在王建荣处扣押代开增值税发票缴纳申报单9份；陕西增值税发票9份；国内挂号印刷品收据43份；华夏出版社从书外地印刷委托书1份；华夏出版社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1份；华夏出版社丛书版权页附件1份；华夏出版社出版物证订发行委托书1份；华夏出版社编辑子系统审稿报单1份。614、寄印刷品收据证明，2018年6月9日从王建荣处扣押王建荣给高汉武等43个单位、个人邮寄共43册《知青岁月》的国内挂号印刷品收据。715、扣押、提取清单证明，2018年5月28日黄龙县文体广电局工作人员从黄龙县人民检察扣押31册《知青岁月》；2018年6月9日延川县公安局干警从王建荣处扣押228册《知青岁月》；2018年6月23日延川县公安局干警在延长县委办公室提取增值税发票一张，《知青岁月》书450册，另提取中国改革报社敬告函一份；2018年7月6日在王建荣妻子李某甲处扣押知青岁月、困惑之舟各一本，U盘一个；2018年8月16日，延川公安局干警在延安市宝塔区XX宾馆大厅前台后面的休息室扣押60册《知青岁月》。816、情况说明及图片证明，2017年8月16日延川县公安局干警在XX宾馆扣押《知青岁月》的过程；2018年5月28日黄龙县人民检察院何某某出具说明，王建荣向他推荐《知青岁月》一书，共寄来31册，还寄来了中国改革报社的敬告函及增值税发票；延安市城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出具说明，王建荣向他单位推荐《知青岁月》一书，共寄来31册，有6册没找到，书款2750元已转出；宝塔区第四中学2018年6月1日出具说明，王建荣向其单位推荐《知青岁月》一书，书已收到，发票未收到，未转帐；2018年6月1日延安市八一敬老院出具说明，王建荣向其单位推荐《知青岁月》一书，共收到30册，未发放；2018年6月12日延长油田股份公司出具说明，王建荣向其单位推荐《知青岁月》一书，共寄来61册，有8册未收回，(文化局出具截止10月22日有5册未找到)，另收到发票和中国改革报社的敬告函；2018年6月21日延长县委办公室出具说明，王建荣向其单位推荐《知青岁月》一书，共寄来451册，收回403册。917、中国改革报社敬告函(填空式)及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回复证明，王建荣2018年1月30日以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的名义使用的敬告函，写给了肖某某，称记者站王建荣为优秀记者，其完成的《知青岁月》2017年12月出版。要求将购买单位将书打入王建荣的个人帐户，工商行XXXXXXXXXXXXXXX0865，农行志丹支行帐户XXXXXXXXXXXXXXX7678。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2018年5月16日回复称，经《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核查，王建荣非《中国改革报》陕西记者站主任记者或报社工作人员。1018、华夏出版社印刷委托书、丛书版权页附件、发行委托书及编辑子系统审稿申报单证明，王建荣为出版《知青岁月》使用了伪造的华夏出版社委托刷书、出版征订发行委托书、华夏出版社编辑子系统审稿申报单。1119、陕西天泽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证件证明，陕西天泽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表，公司登记情况增值税信息1220、情况说明及非法出版物收缴情况表证明，延川县公安局出具的对制作笔没有签字的补正情况，《困惑之舟》、《放歌集》无法查证；2018年10月22日延川县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出具的对《知青岁月》一书的收缴情况；收缴情况表载明王建荣共给九个单位出售895册，邮寄各单位、个人共计43册，赠送他人9册，出版共计1197册，收缴1137册，剩余60册未收回，发票金额77790元。13200020172000144151050270002017101200162017119085800971911720173027503118571930204504032120142600040002017102017270001197201812989577790200520102221、鉴定意见证明，2018年6月7日，经华夏出版社认定，王建荣给侦查机关提供的华夏出版社关于出版《知青岁月一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书非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该书的印刷委托书、发行委托书、编辑子系统审稿申报单、丛书版权页附件等文件均系伪造。陕西省印刷产品质量检测中心2018年6月8日鉴定认为，鉴定样本《知青岁月一习近平主席的延安情》图书属“伪造、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报纸期刊的”、“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名义，印刷出版物”的非法出版物。22、身份信息证明，上诉人王建荣生于1958年5月7日，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关联，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建荣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和批准，非法出版、发行图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上诉人王建荣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意见，经查，原审判决认定非法经营及非法获利数额准确，该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上诉人王建荣归案后均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配合追回大部分非法出版物，尽量挽回犯罪危害后果。二审庭审中除表达认罪悔罪态度外，还委托家属退缴和缴纳了违法所得与罚金，结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可对其进一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2018）陕0622刑初65号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撤销第一项，即被告人王建荣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之判决。三、上诉人王建荣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自2018年6月9日起至2019年6月8日止。罚金已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申建理 审 判  员     丁  浩审 判  员     梁  懿                                                                                                二О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高  娜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