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112刑初78号被告人郭青，女，197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长沙市芙蓉区。因本案，于2017年8月11日被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26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四看守所。指定辩护人黄双，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长望检公诉刑诉[2018]8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青犯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8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刑辖5号《指定管辖决定书》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复杂，于同年5月23日将本案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2018年8月16日经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同年9月16日恢复审理,于同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龚琳、助理检察员肖倩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郭青及其指定辩护人黄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2017年5月底的一天，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谭阳村（以下简称“谭阳村”）村民杨某、刘某、黄某、杜某2、宁某等5人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第103号令）没有保障其权益，在戴某带领下与被告人郭青乘坐同一趟火车前往北京。郭青将谭阳村5人来北京的情况告诉了吴国志（另案处理）。吴国志为获得接送业务，联系郭青让其关注谭阳村5人的去向和情况，并将谭阳村5人来北京的消息告知了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信访办相关工作人员，但并未得到黎托街道工作人员安排其接送谭阳村5人的答复，而是被要求关注谭阳村5人，防止谭阳村5人进行非访活动。戴某和谭阳村5人在北京玩了几天后，想返回长沙但又觉得返回长沙费用太高，为节省路费便想打电话联系街道信访工作人员，让接访人员到北京接戴某和谭阳村5人回长沙。被告人郭青得知戴某的想法后，不让戴某打电话联系街道工作人员，并表示其可以和吴国志联系，让吴国志联系谭阳村5人所在辖区的街道信访工作人员前来接人。于是，郭青打电话给吴国志，并将戴某等人的想法告诉了吴国志。吴国志再次通过电话联系将谭阳村5人的具体身份信息和可能上访的情况告诉了街道信访工作人员。当其得知黎托街道并不会因此安排接访人员到北京接谭阳村5人的情况后，吴国志为了牟取利益，通过电话安排郭青指使谭阳村5人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登记，以迫使黎托街道安排工作人员来京与吴国志联系接访事宜。2017年6月2日上午，郭青、戴某和谭阳村5人一同来到国家信访局后，谭阳村村民刘某、宁某到国家信访局递交了信访材料并进行了信访登记。吴国志从郭青处了解到该情况后，立即告知了黎托街道信访工作人员。当日，黎托街道迫于信访考核的压力，不得不安排工作人员联系吴国志办理接送业务，并紧急安排信访办、维稳办等多个部门工作人员赶往北京接访。当日下午，吴国志开车将谭阳村5人从国家信访局接至宾馆，并移交给黎托街道接访工作人员。2017年6月3日，吴国志将接访工作人员和谭阳村5人送至高铁站。其间，吴国志以“送站费”等名义向黎托街道信访工作人员收取人民币3000元。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为了应对吴国志指使谭阳村5人前往国家信访局上访一事，紧急调度街道信访办、综治办、社区治安主任等共计6名干部前往北京实施稳控、接访和劝返工作，致使该街道指挥部、信访办、维稳办等多个部门被迫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专门处理谭阳村相关人员到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的相关事宜，前后持续两天，不仅影响了指挥部、信访办、维稳办等部门原有的工作安排，而且对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造成了不便，影响政府机关单位的正常办公，导致街道日常工作无法正常运转，并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金。二、寻衅滋事罪（一）信访经过原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马王堆街道”）火炬村12、14、15、16小组村民为方便与开发商进行合作开发的洽谈，经4个村民组男、女组长、村民代表商定，成立长沙市滩头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责4个村民组的生产安置用地开发。2008年1月17日，经4个村民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并签字，长沙市滩头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湖南人健正弘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生产安置用地协议书》(协议编号HHHZ-01、HHHZ-02)。2009年3月19日，4个村民组男女组长及村民代表、长沙市滩头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没有征得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与湖南人健正弘有限公司签订《关于的补充协议》，在协议中废除《合作开发生产安置用地协议书》（协议编号HHHZ-02），同时废除《合作开发生产安置用地协议书》（协议编号HHHZ-01）第五条，由此引发被告人郭青等村民不满。2012年期间，郭青以此为由先后到马王堆街道、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芙蓉区政府”）、国家信访局上访。2012年8月，在芙蓉区政府、马王堆街道的引导和监督下，在充分听取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芙蓉区政府、街道、社区、村组出台了《生产安置用地处置方案》，并提交由4个村民组的全体村民选择和签字。2013年4月21日，马王堆街道组成专题处置工作小组，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并组织4个村民组男女组长、村民代表、信访对象和开发商负责人进行了会议协调和现场接访，因《生产安置用地处置方案》已有93.1%的村民选择和认同，会议明确了安置办法按照补充协议执行，同时就郭青等人的拆迁信访问题对郭青等村民进行了统一答复，并向郭青送达书面回复，但郭青拒绝签收。2013年期间，被告人郭青又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反映火炬村村委与开发商勾结损害村民利益问题，后这些诉求均由国家信访局通过湖南省信访局和长沙市信访局转至长沙市芙蓉区信访局处理。2014年1月11日至2014年5月12日期间，被告人郭青以反映政府不作为、哥哥郭某工伤待遇和社保等各种纠纷问题，先后12次到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4年5月17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4年6月12日郭青再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4年7月25日，马王堆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约谈被告人郭青，了解到郭青主要诉求为解决哥哥郭某在新疆建设兵团发生车祸的赔偿问题后。经沟通，郭青同意由芙蓉区政府与益阳市政府协商后决定由益阳市政府与新疆建设兵团协调处理的方案。2014年8月至2014年10月期间，被告人郭青以哥哥郭某在新疆建设兵团发生车祸的赔偿问题为由，先后3次到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4年10月22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此后，郭青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2015年1月16日，被告人郭青以反映纠纷为由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5年3月8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此后，郭青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2015年6月7日和2015年7月7日，被告人郭青以反映纠纷为由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5年7月10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此后，郭青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因被告人郭青多次进行信访，2016年3月25日、2016年10月1日马王堆街道向郭青出具《关于郭青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认定郭青反映的“不认可2009年3月补充协议”的诉求不予支持；认定郭青反映的“因增加来历不明人员而导致面积减少，并要求产权到户”。“恢复1-4层商务用楼，并要求如果不能恢复要按照长沙市门面最低价格进行补偿”的诉求已解决；认定郭青反映的“郭某在新疆因公负伤要求赔偿”的诉求，已经经过郭青同意由益阳市人民政府与新疆建设兵团进行协调处理。上述答复意见由马王堆街道工作人员向郭青送达，郭青拒绝签收。截止本案案发，郭青未向芙蓉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未向长沙市芙蓉区信访局提出复查申请。2016年10月26日，因被告人郭青对于生产安置用地的三项诉求的处理已经表示理解，及益阳市人民政府也已经同意解决其哥哥郭某家庭问题，并为郭某购买了社保和办理了低保，马王堆街道做出结案报告。2016年11月10日，被告人郭青再次以反映纠纷为由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6年11月12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此后，郭青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2017年3月4日，被告人郭青以反映纠纷为由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7年3月6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7年4月26日，被告人郭青到湖南省信访局登记反映“生产用地开发问题，认为开发商没有履行协议”，该情况由湖南省信访局通过长沙市信访局、长沙市芙蓉区信访局转至马王堆街道处理，2017年9月14日马王堆街道就郭青信访反映“生产用地开发问题，认为开发商没有履行协议”的情况对郭青予以答复，因郭青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给郭青。2017年6月29日，被告人郭青再次以反映纠纷为由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7年7月2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二）寻衅滋事2016年期间，被告人郭青在其提出的“不认可2009年3月补充协议”、“因增加来历不明人员而导致面积减少，并要求产权到户”和“恢复1-4层商务用楼，并要求如果不能恢复要按照长沙市门面最低价格进行补偿”的三项诉求已经得到处理的情况下，在其提出的“郭某在新疆因公负伤要求赔偿”的诉求，已经由有关部门先后召集数次会议着力解决其所反映的问题之时，在国家重大节日、重大活动等时间节点，利用地方政府对信访维稳工作的重视，多次以留京上访等手段要挟马王堆街道，以解决其上访“车费”及生活费等名义，逼迫地方政府满足其要求，具体事实如下：1.2016年全国两会特护期间，被告人郭青在其提出“郭某在新疆因公负伤要求赔偿”的诉求，经其同意确定由益阳市人民政府与新疆建设兵团进行协调处理的情况下，仍以该诉求为由进京上访。时任长沙市雨花区信访局局长的周某得知消息后，便电话联系郭青做工作劝其返回长沙，郭青提出要处理好自己在北京的电动车，同时又表示自己在北京的吃饭、住宿等费用开销很大需要帮助。周某随即电话联系马王堆街道在京接访工作人员陈某，要陈某与郭青联系并劝返郭青。接访工作人员陈某、王某1联系上郭青后，郭青提出要接访人员帮其将这台旧电动车拖运回长沙。因拖运不便且费用较高，接访工作人员迫于信访工作考核的压力，在北京付给郭青人民币3000元作为买下其电动车的费用。随后，郭青又提出自己为了上访方便已经在北京租住了一段时间，要求接访工作人员补贴其在北京的住宿、餐饮等费用，否则拒绝返回长沙。接访工作人员考虑时处两会特护期且信访维稳工作压力大，被迫答应郭青待返回长沙后再将补贴费用付给郭青，随后郭青跟随接访工作人员从北京返回长沙。郭青回到长沙后，多次找接访工作人员索要费用，并于2016年4月2日以不会写为由要求陈某执笔以郭青名义向街道申请困难帮助。虽然郭青不符合困难补助的条件，但街道迫于郭青不给钱就要上访的压力，安排陈某于2016年5月3日在其办公室付给郭青人民币3000元。2.2016年10月特护期间，被告人郭青在无合理诉求的情况下再次赴京上访，马王堆街道接访工作人员李某3等人得知消息后，在北京市马家楼附近找到郭青，并做工作劝其返回长沙。郭青借此向接访工作人员提出需要补贴其在北京上访的租房费用500元，否则拒绝返回长沙。李某3迫于郭青不给钱就要留在北京继续上访的压力，在北京市刘家窑附近的湖南小馆餐厅内付给郭青人民币500元。3.2016年11月，被告人郭青在提出的“郭某在新疆因公负伤要求赔偿”的诉求得到了益阳市人民政府解决的情况下，又以袁波（郭青丈夫）应享受独生子女指标为由赴京上访。2016年11月10日，郭青因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马王堆街道接访工作人员陈某找到郭青做工作劝其返回长沙，郭青借此向接访工作人员提出需要补贴其到北京上访的车票和食宿费，否则拒绝返回长沙。2016年11月12日陈某迫于郭青不给钱就要留在北京上访的压力，在北京西站外面一家叫“大娘水饺”的早餐店内，通过微信转账付给郭青人民币800元。2017年8月11日11时许，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民警拨打被告人郭青的电话，郭青在电话中告知办案民警其在长沙市马王堆疗养院后，办案民警持拘留证前往该疗养院将郭青带回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接受调查。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青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郭青在聚众扰乱杜会秩序犯罪中系共同犯罪，郭青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定罪处罚。被告人郭青一人犯两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数罪并罚。据此提起公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人郭青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自己不构成该罪，自己也没有获得经济利益，对进京上访人员进行接访属于街道的工作职责，跟自己的行为无关;2.关于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并无证据证实自己实施了强拿硬要的行为,其中的八百元是政府工作人员向自己购买茶叶的费用，自己并未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自己也未向政府工作人员索要500元。公诉机关指控自己向政府工作人员强行索要三千元不属实。综上，自己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构成犯罪。辩护人黄双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郭青否认指使谭阳村五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也否认自己系吴国志的信息员，其也没有获得经济利益，谭阳村五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并未造成国家信访局及所在街道工作秩序的混乱；2.被告人郭青否认收到街道的困难补助费及500元，电动车是街道干部自愿购买的，八百元是街道工作人员向其购买茶叶的费用。被告人郭青是否构罪，以其辩解意见为准。经审理查明：原马王堆街道火炬村12、14、15、16小组村民为方便与开发商进行合作开发的洽谈，经4个村民组男、女组长、村民代表商定，成立长沙市滩头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责4个村民组的生产安置用地开发。2008年1月17日，经4个村民组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并签字，长沙市滩头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湖南人健正弘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生产安置用地协议书》（协议编号HHHZ-01、HHHZ-02)。2009年3月19日，4个村民组男女组长及村民代表、长沙市滩头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没有征得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的情况下，与湖南人健正弘有限公司签订《关于的补充协议》，在协议中废除《合作开发生产安置用地协议书》（协议编号HHHZ-02），同时废除《合作开发生产安置用地协议书》（协议编号HHHZ-01）第五条，由此引发被告人郭青等村民不满。2012年期间，郭青以此为由先后到马王堆街道、芙蓉区政府、国家信访局上访。2012年8月，芙蓉区政府、街道、社区、村组出台了《生产安置用地处置方案》，并提交由4个村民组的全体村民选择和签字。2013年4月21日，马王堆街道组成专题处置工作小组，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并组织4个村民组男女组长、村民代表、信访对象和开发商负责人进行了会议协调和现场接访，因《生产安置用地处置方案》已有93.1%的村民选择和认同，会议明确了安置办法按照补充协议执行，同时就郭青等人的拆迁信访问题对郭青等村民进行了统一答复，并向郭青送达书面回复，但郭青拒绝签收。2013年期间，被告人郭青又多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反映火炬村村委与开发商勾结损害村民利益问题，后这些诉求均由国家信访局通过湖南省信访局和长沙市信访局转交至长沙市芙蓉区信访局处理。2014年1月11日至2014年5月12日期间，被告人郭青以反映政府不作为、哥哥郭某工伤待遇和社保等各种纠纷问题，先后12次到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4年5月17日，郭青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4年6月12日，郭青再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2014年7月25日，马王堆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约谈被告人郭青，了解到郭青主要诉求为解决哥哥郭某在新疆建设兵团发生车祸的赔偿问题后。经沟通，郭青同意由芙蓉区政府与益阳市政府协商后决定由益阳市政府与新疆建设兵团协调处理的方案。2014年8月至2014年10月期间，被告人郭青以哥哥郭某在新疆建设兵团发生车祸的赔偿问题为由，先后3次到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因郭青于2014年8月至2014年10月期间三次、2015年1月16日、同年6月7日、同年7月7日、2016年11月10日到北京市天安门或者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分别于2014年10月22日、2015年3月8日、同年7月10日、2016年11月12日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后郭青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其诉讼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予以维持。2016年全国两会特护期间，被告人郭青在其提出“郭某在新疆因公负伤要求赔偿”的诉求，经其同意确定由益阳市人民政府与新疆建设兵团进行协调处理的情况下，仍以该诉求为由进京上访。时任长沙市雨花区信访局局长的周某得知消息后，便电话联系郭青做工作劝其返回长沙，郭青提出要处理好自己在北京购买的电动车，同时又表示自己在北京的吃饭、住宿等费用开销很大需要帮助。周某随即电话联系马王堆街道在京接访工作人员陈某，要陈某与郭青联系并劝返郭青。接访工作人员陈某、王某1联系上郭青后，郭青提出要接访人员帮其将这台旧电动车拖运回长沙。因拖运不便且费用较高，接访工作人员迫于信访工作考核的压力，在北京付给郭青人民币3000元作为买下其电动车的费用。随后，郭青又提出自己为了上访方便已经在北京租住了一段时间，要求接访工作人员补贴其在北京的住宿、餐饮等费用，否则拒绝返回长沙。接访工作人员考虑时处两会特护期且信访维稳工作压力大，被迫答应郭青待返回长沙后再将补贴费用付给郭青，随后郭青跟随接访工作人员从北京返回长沙。郭青回到长沙后，多次找接访工作人员索要费用，并于2016年4月2日以不会写为由要求陈某执笔以郭青名义向街道申请困难帮助。虽然郭青不符合困难补助的条件，但街道迫于郭青不给钱就要上访的压力，安排陈某于2016年5月3日在其办公室付给郭青人民币3000元。因被告人郭青多次进行信访，2016年3月25日、2016年10月1日马王堆街道向郭青出具《关于郭青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认定郭青反映的“不认可2009年3月补充协议”的诉求不予支持；认定郭青反映的“因来历不明人员增加而导致面积减少，并要求产权到户”。“恢复1-4层商务用楼，并要求如果不能恢复要按照长沙市门面最低价格进行补偿”的诉求已解决；认定郭青反映的“郭某在新疆因公负伤要求赔偿”的诉求，已经征得郭青同意由益阳市人民政府与新疆建设兵团进行协调处理。上述答复意见由马王堆街道工作人员向郭青送达，郭青拒绝签收。截止本案案发，郭青未向芙蓉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未向长沙市芙蓉区信访局提出复查申请。2016年10月26日，因被告人郭青对于生产安置用地的三项诉求的处理已经表示理解，及益阳市人民政府也已经同意解决其哥哥郭某家庭问题，并为郭某购买了社保和办理了低保，马王堆街道做出结案报告。2017年3月4日、同年6月29日，被告人郭青以反映纠纷为由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训诫。分别于同年3月6日、同年7月2日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7年4月26日，被告人郭青到湖南省信访局登记反映“生产用地开发问题，认为开发商没有履行协议”，该情况由湖南省信访局通过长沙市信访局、长沙市芙蓉区信访局转至马王堆街道处理，2017年9月14日马王堆街道就郭青信访反映“生产用地开发问题，认为开发商没有履行协议”的情况对郭青予以答复，因郭青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给郭青。2017年8月11日11时许，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民警拨打被告人郭青的电话，郭青在电话中告知办案民警其在长沙市马王堆疗养院后，办案民警持拘留证前往该疗养院将郭青带回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接受调查。公诉机关为支持其指控，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综合证据材料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的受案、立案情况。2.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管辖函，证明：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3.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郭青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4.到案经过，证明：2017年7月28日，公安民警拨打郭青电话要求其主动到望城区公安局接受调查。当日18时许郭青主动到望城区公安局接受调查。2017年8月11日11时许，公安民警拨打郭青的电话，郭青在电话中告知公安民警其在长沙市马王堆疗养院，公安民警持拘留证在该疗养院将郭青带回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接受调查。该组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人郭青及辩护人黄双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到案经过的时间有异议，到案经过的时间与实际到案时间不相吻合，对其余证据没有异议。经审查，到案经过系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且有两名侦查人员的签字予以确认，与传唤证及讯问笔录的时间一致，故对到案经过本院予以认定，确认为本案的有效证据。该组其余证据，经当庭质证无异议，确认为有效证据。二、被告人郭青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证据1.书证（1）关于雨花区黎托街道居民宁某、杜某2、刘某、黄某、杨某信访事项的情况说明、关于黎托街道处理杜某1、刘某等4人信访事项的证明、谭阳村上访接待费用明细、关于黎托街道处理宁某、杜某2信访事项的证明、谭阳社区5人上访报销凭证,证明:谭阳村居民宁某、杜某2、刘某、黄某、杨某因拆迁问题多次越级进京上访，对基层政府产生的不利影响及支出的费用；（2）雨花区信访工作情况说明,证明：非正常上访的表现形式以及进京非访对当地政府造成的影响；（3）情况说明，证明：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工作人员在2017年6月2日接到吴国志电话称谭阳村居民杜某2、宁某、杨某、黄某、刘某等人准备前往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登记这一情况，迫于信访考核等方面压力，该单位紧急调度街道信访办、社区治安主任等共计6名干部前往北京对杜某2等人实施稳控、接访和劝返工作，指示该街道指挥部、信访办、维稳办等多个部门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专门处理谭阳村六人到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的相关事宜，前后持续两天，不仅影响指挥部、信访办、维稳办等部门原有的工作安排，而且对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造成不便，影响政府机关单位的正常办公，导致街道日常工作无法正常运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财政资金。2.证人证言（1）证人熊某、李某1、杜某1、黄某的证言,证明：谭阳村5人反映的诉求不具有合理性、进京反映诉求的方式也不合法以及对当地街道工作造成的影响；（2）证人戴某的证言：戴某和其婆婆杨某及谭阳村的五人一起到北京游玩后，因想省路费，准备联系街道工作人员来北京接。但是郭青不准戴某打电话联系街道工作人员，而是由郭青打电话联系了李伟（吴国志），吴国志要戴某接了电话后，吴国志要求戴某等人到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登记。第二天戴某带领刘某、宁某五人到了国家信访局后，刘某、宁某向国家信访局递了材料。当天下午，雨花区街道工作人员就到了北京接了戴某和其婆婆等人，第二天戴某和婆婆等人一起坐吴国志的车去的高铁站；（3）证人杜某2的证言：2017年5月底，她们谭阳村的五人去了北京，前期并没有去上访，也没有打算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后来跟着其他人一起去国家信访局递材料，但是杜某2也表示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国家信访局递材料。递交材料后，杜某2并不是直接离开国家信访局，而是在国家信访局门口等待别人来接和安排住宿；（4）证人刘某的证言：2017年5月底，她们谭阳村的五人去北京，刘某和宁某在国家信访局登记，后由街道、村里工作人员接回长沙；（5）证人熊某、李某2的证言：2017年6月1日晚上，吴国志打电话给熊某说：“黎托街道谭阳村有五个人到了北京，怎么搞”，熊某马上跟街道李某2书记汇报，因吴国志暂未搞清楚五人具体姓名，李某2要求熊某搞清楚对象具体名字，并表示目前不是特护期，等他们非访再说，所以当天晚上黎托街道决定不去接，熊某也打电话告诉吴国志表示不会来接。第二天早上，吴国志发短信告诉熊某这五个人名字。不久熊某、李某2相继接到驻京办张良以及区信访局（张良是雨花区驻京办主任，是我们区信访局副局长）电话称这五个人已经在国家信访局门口了，要求黎托街道去接人，并通知了区联席办。熊某打电话问了吴国志，吴国志告诉熊某这五个人已经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准备排队递材料。此时李某2书记就决定要熊某等人去北京接访。熊某到了之后，五个上访户都住在乐酷酒店，这五个人是吴国志从国家信访局接过来的，吴国志开的房，中午也是吴国志安排的饭。熊某付给吴国志3000元车辆、劳务费用；（6）证人杨某、王某1的证言：2017年6月2日，郭青、戴某及其婆婆杨某、以及雨花区谭阳村的几个人一起到了北京，杨某和另一个人在国家信访局进行了登记。杨某得到消息后，和王某1等人一起到北京将郭青、戴某及其婆婆杨某接回了长沙。戴某及其婆婆杨某是由吴国志送到高铁站的；（7）证人李某1、王某2、段某的证言：2017年6月2日街道接到吴国志关于谭阳村村民杜某2等人准备去北京信访局上访的消息，消息称谭阳村有5个人准备去国家信访局上访，人数较多，当时这起事件就已经上升到维稳事件了，街道相当重视，立马调度信访办、维稳办、综治办等部门的力量，启动维稳应急措施，并于当天安排信访办的工作人员、社区治安主任等6名干部到北京对杜某2等人实施稳控、接访和劝返工作。因为街道信访办与综治办、维稳办、联点办公室等部门都是紧密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发生这次事件时，信访办、维稳办等部门均被迫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专门处理谭阳村6人到北京上访的问题，不仅影响街道原有工作安排，而且对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造成不便，导致街道日常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耗费了大量人力资源和财政资金；（8）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黄某和熊某等人去北京将谭阳村上访的五人接回长沙，在接访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并报账的事实。3.辨认笔录，证明：戴某对吴国志进行了辨认,起诉书中所说的李伟，就是吴国志。4.同案犯吴国志的供述：吴国志长期在北京，利用各级地方政府信访考核压力，鼓动信访人员上访，迫使接访人员到京接访，借此提供接送业务来谋取经济利益。郭青是吴国志的信息员，吴国志通常通过郭青了解上访人员情况获得业务。2017年6月初，吴国志通过郭青了解到戴某以及谭阳村5名村民到北京有上访的可能性，并且通过郭青了解到谭阳村5人来到北京后，想通过吴国志把她们要上访的信息转达给街道，利用上述五人在北京的这个情况和政府谈条件，然后由政府接回去，要政府出车票钱。吴国志便主动联系雨花区黎托街道信访办工作人员熊某，并将5个人来京的情况告诉了熊某。熊某表示因为谭阳村5人并没有进行非访活动，暂时不管这5人，但要求吴国志关注5人动向。吴国志又联系黎托街道驻京维稳办的张良，将5人情况和熊某的意见告诉张良，张良要求吴国志关注那五个人，并要吴国志想办法不要5人进行非访活动。吴国志在明知谭阳村5人不去上访便不会有街道工作人员来接人的情况下，将街道工作人员的意见告诉郭青，当其从郭青处得知谭阳村5人不想非访怕打击，又想政府过来接他们回去时，吴国志为了增加自己业务量，便告诉郭青要谭阳村5人去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登记。后黎托街道驻京维稳的张良、黎托街道信访办熊某得知谭阳村人员在国家信访局进行信访登记后，便联系吴国志表示街道会安排人员到北京接人。随后吴国志将街道要来接人的情况告诉了郭青，并联系郭青了解这5人在国家信访局的情况，当天下午吴国志安排人员将谭阳村5人接到刘家窑交给黎托街道熊某等工作人员，吴国志从中赚取送站费3000元。5.被告人郭青的供述与辩解：郭青明知谭阳村5人因为拆迁协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戴某一起来到北京待了几天，期间谭阳村5人并没有去国家信访局登记。后因为了解到谭阳村5人不想买车票回长沙，便打电话将谭阳村5人的想法告诉了吴国志，并问吴国志有雨花区的干部管没有，吴国志表示要跟雨花区的信访干部联系。不久后，吴国志回电话给郭青，要郭青告诉谭阳村5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谭阳村的人到国家信访局登记后便由吴国志接走，并引起了雨花区政府的重视，由雨花区干部赶到北京将五人接回了长沙。证明:郭青、吴国志共同组织、教唆谭阳村5人到国家信访局越级上访登记，迫使政府机关安排工作人员到北京接访，破坏政府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事实。被告人郭青对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书证（1）、（3）的三性均有异议，自己并没有扰乱国家信访局的工作秩序，对书证（2）提出自己不清楚；2.对证人熊某、李某1、杜某1证言的关联性有异议，自己并没有指使谭阳村5人上访；3.对证人熊某、李某2、张某、王某1的证言提出自己不清楚；4.对证人戴某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5.对证人杜某2、刘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6.对证人李某1、王某2、段某、熊某、黄某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接访是街道的本职工作，对于造成街道的工作无法正常运转是不真实的；7.对辨认笔录无异议；8.对同案犯吴国志供述的三性均有异议，且部分事实自己并不知情；9.对被告人郭青的供述和辩解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公安民警有违法取证的行为。辩护人黄双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书证（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2.对证人熊某、李某2、张某、王某1证言的关联性提出异议；对其余各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郭青一致。被告人郭青的辩护人于庭审前向本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认为上述证据5系公安机关于2017年7月12日、次日及同月29日被告人郭青的供述和辩解系用非法的方式收集的，具有违法性，应予排除，并申请调取三个时间段的监控视频。公诉机关在庭审中确认2017年7月12日及次日的被告人郭青的供述和辩解不作为证据提交。为证明证据5收集合法性，公诉机关提交了两次讯问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证明郭青在作供述时，非常自然、流畅，公安机关是在提审室对被告人进行提审的，不具备对被告人郭青进行刑讯逼供的条件。被告人郭青提出讯问笔录是在公安民警承诺作完笔录就让自己回去的前提下完成的，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郭青一致。对公诉机关提交的同步录音录像，经审查，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证实被告人郭青在作供述时非常自然、流畅，公安民警并无违法取证的行为。因被告人郭青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时未提交相关的线索或者材料，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申请排除的证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一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采取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而公诉机关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有效证明辩护人申请排除的证据均具有合法性，故此，本院对辩护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不予支持，并当庭予以驳回。经审查，本组证据无法达到证明被告人郭青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证明目的,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三、被告人郭青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证据1.书证（1）来访基本情况登记表、关于郭青信访问题的处置化解情况、来访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被告人郭青于2013年3月26日向国家信访局登记，反映火炬村村委与开发商勾结损害村民利益。该信访情况层层转送至芙蓉区信访局；（2）来访基本情况登记表、训诫书、马王堆街道重点信访人员情况一览表、长沙市进京非正常上访重点人员基本情况表、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车票复印件,证明：被告人郭青反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已由信访部门受理。被告人郭青多次上京上访被公安机关训诫，也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3）全市集中交办突出的信访问题办理情况表、关于郭青信访事项的情况汇报、关于郭青信访事项相关情况的报告、“解决郭青等人信访问题及研究讨论分配方案”会议的会议纪要,证明：被告人郭青的信访诉求及办理情况；（4）训诫书、登记回执、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关于火炬村村民郭青信访事项材料说明、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行政判决书、芙蓉区公安局答辩状，证明：郭青于2014年6月12日、2014年8月27日、2014年10月20日再次在中南海周边进行非访受到北京西城公安分局训诫，于2014年10月1日国庆节在天安门地区进行非访受到北京市天安门公安分局训诫，长沙市驻京维稳劝返办建议芙蓉分局对郭青涉访违法行为依法处理。2014年10月22日街道派出工作人员将其接回长沙。马王堆街道证明郭青一直以来都是马王堆街道上京非访人员，并由街道承担一切费用，使得街道信访维稳工作受到极大影响。2014年10月22日郭青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处以拘留十日。此后，郭青向芙蓉区法院提出诉讼，一审法院认定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合法，驳回郭青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郭青向长沙市中院提起上诉，长沙市中院认为原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5）训诫书、回复、关于火炬村村民郭青信访事项材料说明、证明、情况说明、政府信息公开回复、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判决书、证明、车票复印件、劝返接回通知单，证明：郭青于2015年1月16日因在中南海周边反映纠纷问题被北京西城公安分局予以训诫，郭青从2012年至2013年郭青进京非访77次，2014年进京非访31次，2015年1月16日再次进京非访，使得该街道承担一切费用，并使得街道工作受到影响，建议公安处理打击。2015年3月8日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郭青向芙蓉区法院提出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合法，驳回郭青的诉讼请求。长沙市中院2015年10月12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6）网上信访事项基本情况登记表、来访基本情况登记表、关于郭青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长沙市芙蓉区信访文件送达回证，证明：2015年5月25日郭青在网上向国家信访局登记投诉马王堆街道民警在没有传唤证情况下将郭青带至派出所，且扣押郭青身份证致使其生活不便的情况。该情况通过层层转送，于2015年6月2日转至马王堆街道办。马王堆街道办收到该投诉意见后，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答复意见“2015年6月19日已将身份证交还郭青本人。”该单位于2015年6月25日向郭青位于火炬北3片12栋2门3楼住处送达《郭青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但郭青拒签。2015年12月11日郭青再次以此为由到马王堆街道办事处登记信访问题投诉马王堆派出所；（7）训诫书、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葛城、苏宇明所做询问笔录、劝返接回通知单，证明：2015年6月7日、2015年7月7日郭青再次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予以训诫。郭青自2013年以来至2015年6月9日进京非访78次，2014年以来进京非访33次，严重扰乱北京治安秩序，且北京公安机关多次训诫无效，建议依法处理其涉访违法行为。2015年7月10日，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对郭青处以行政拘留十日；（8）关于郭青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关于火炬村郭青信访事项的结案报告、郭青信访事项基本材料、关于火炬村郭青信访事项的结案报告、关于郭青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送达回证、关于郭青信访事项办理结案情况的报告,证明：街道针对郭青反映的4个诉求作出答复,并将答复意见于2016年10月17日由刘毅、王某1在街道办事处送达郭青，但郭青拒收；（9）训诫书、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情况说明、证明、2016年12月19日朱某1主任在办公室约谈郭青的照片、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诉讼答辩状、行政判决书，证明：郭青在信访已经结案，且诉求已经被答复的情况下，于2016年11月10日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予以训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于2016年11月12日对郭青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6年12月19日朱某1主任在办公室约谈郭青，化解矛盾。后郭青提出诉讼，芙蓉区法院认为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合法，芙蓉区法院驳回郭青的诉讼请求；（10）训诫书、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来访基本情况登记表、关于郭青的情况汇报、关于郭青非访的证明、关于郭青通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关于郭青同志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长沙市芙蓉区信访文件送达回证、关于郭青信访事项办理结案情况的报告，证明：郭青在信访已经结案，且诉求已经被答复的情况下，于2017年3月4日郭青再次到中南海周边反映纠纷，被长沙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予以训诫。2017年3月5日被信访人员接回长沙，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郭青于2017年6月29日再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接访公共场所上访，不听劝阻，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7年7月芙蓉区包案责任领导廖铁成、法院院长刘自军多次约谈郭青，对其提出的1-6点诉求进行思想和政策上的解释，劝阻郭青不要进行无理非访以及缠访、闹访。郭青于2017年4月26日再次在湖南省信访局登记反映“生产用地开发问题，认为开发商没有履行协议”，该情况由省信访局层层转送。于2017年9月8日转至马王堆街道办，于2017年9月11日受理。期间，2017年9月14日马王堆街道办就郭青信访反映“生产用地开发问题，认为开发商没有履行协议”的情况，对郭青予以答复，该答复意见书因郭青被刑事拘留于2017年9月14日通过邮寄送达郭青；（11）传唤证、郭青询问笔录、邹锦询问笔录、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训诫书、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劝返接回通知单、传唤经过、关于火炬村村民郭青信访事项材料说明、依法处理涉访违法行为建议函，证明：2017年6月29日郭青因在天安门周边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训诫，后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0日；（12）证明、情况说明，证明：郭青自2010年至今从未到芙蓉区信访局申请信访复查。郭青自2015年至今未到芙蓉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的有关记录。说明郭青的信访程序已经终结；（13）分房合同、常住人口登记卡、郭青的情况说明，证明：郭青一家现居住在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火炬村北三片12栋2门3楼右，该房屋是2001年左右因芙蓉苑建设，按60号令拆迁，当时拆迁款7万多元，并集资建设安置房，2004年安置房建成（位于火炬村北三片**2门右边**），其中四楼因建房时已卖出，现自住北三片12栋2门3楼右，一楼为门面房，二楼、五楼（五楼为半层，出租价格比一楼和二楼低）为出租房，现都已出租，每月租金大约为捌仟元(8000.00)左右，家庭成员无患大病，根据规定不属于特困户和低保户范围；（14）关于申请困难补助的请示、报销凭证，证明：从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办事处财政所调取的2016年5月份5号记账凭证复印件，2016年4月2日，郭青向街道办事处写出该申请，称因家庭困难、经济拮据，特向办事处申请困难补助3000元。朱某1签字“请批示”。经手人：陈某。上面还有相关领导的签字“同意”。从记账凭证来看，该3000元由陈某从该街道办事处财政所报销；（15）证明，证明：吴国志并非驻京办工作人员。2.证人证言（1）证人周某的证言：郭青经常去北京非访以及给街道造成的影响，并具体讲到了郭青在北京找他索要开销费用，他答应以困难补助的名义给她申请报销一部分费用，要她先回来再说。后面是街道的接访干部与郭青对接的，听说给了郭青30**元；（2）证人陈某的证言：郭青多次以进京上访相要挟，向街道索要钱财。其中郭青以电动车和困难补助的名义向街道索要钱财共6000元，向他个人索要钱财800元；（3）证人王某1、朱某1的证言：郭青进京上访没有合理的诉求，但她多次以进京上访相要挟，向街道、社区索要钱财，郭青以电动车和困难补助的名义向街道索要钱财6000元的事实；（4）证人李某3的证言：郭青无正当诉求多次进京上访，其在2016年特护期接访的过程中受到郭青的威胁，给了郭青5**元现金。郭青还有多次向街道、社区索要钱财的情况。3.提取笔录及照片,证明：办案民警在陈某的手机上提取了陈某2016年11月12日转账800元钱给郭青微信“习惯就好”的转账信息，陈某称其是受郭青的威胁，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私人先行转了800元钱给郭青。4.被告人郭青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郭青多次进京上访，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信访干部去接访时，其提出在北京的开销、开支费用很大要求解决费用的问题，接访干部为了让郭青不造成非访登记，安心回长沙，答应了其要求，接访干部处理了郭青的电动车给了其3000元，回长沙后以困难补助的形式给了她3000元。其在北京还问接访干部陈某索要了800元，找李某3索要了500元。被告人郭青对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1.对书证（1）的真实性有异议，街道根本没有跟自己谈过化解信访的事；2.对书证（2）、（3）、（4）中训诫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自己并没有收到；3.对书证（5）、（6）、（7）、（8）、（9）、（10）、（11）、（1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4.对书证（13）、（14）的三性均有异议；5.对书证（15）的关联性有异议，这个证明是驻京联络处出的，而不是长沙市驻京维稳办公室，这是两个不同的机构；6.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7.对被告人郭青的供述和辩解的三性均有异议，自己是自动投案的；8.对提取笔录及照片的三性均有异议。辩护人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人郭青一致。经审查，证人李某3、陈某的证言中证明郭青分别向李某3索要500元，向陈某索要800元的事实及证人朱某2的证言与被告人郭青的供述和辩解无法印证，在细节上存在出入，且被告人郭青当庭予以否认，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明相关部门已就郭青的上访诉求作出处理与答复，但郭青仍以其诉求未得到满意处理与答复为由多次上访，多次向街道工作人员索要财物、情节严重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辩护人黄双申请公诉机关调取的证据有刑事判决书，证明吴国志系驻京办工作人员。该组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公诉机关提出刑事判决书不能确定同案犯吴国志的工作情况，应当由有权机关予以确认。经本院审查认为：吴国志的身份情况由有权机关作出说明，与同案犯吴国志的供述及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能够确定其并非长沙驻京办工作人员，故对该份证据中体现的吴国志的身份信息，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郭青以信访请求未得到处理为由，多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周边、中南海周边等重点、敏感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并多次以进京上访、不给钱不返回相要挟，强行索要财物，情节严重，被告人郭青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寻衅滋事罪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公诉机关并无证据证实郭青指使谭阳村五人前往国家信访局进行上访登记造成国家信访局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故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郭青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人郭青及其辩护人提出其未收到街道困难补助费、电动车是街道工作人员自愿购买，未向街道领取过困难补助金3000元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青强拿硬要6000元的事实有被告人郭青的供述和辩解、证人周某、陈某、王某1、朱某1的证言、关于申请困难补助的请示、报销凭证均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有效的证据锁链，证实街道工作人员分二次支付给郭青共6000元并非自愿，而是因郭青提出了无理要求后，迫于工作压力而支付的，郭青的行为属于强拿硬要。故对被告人郭青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人郭青提出其未向街道工作人员索要500元的辩解意见，经查，该部分事实只有证人李某3的证言及被告人郭青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予以证明，但在细节上存在出入，而证人朱某1的证言只能证明其知晓此事，属传来证据，被告人郭青当庭予以否认，该部分事实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青向街道工作人员李某3索要50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被告人郭青提出800元是政府工作人员向其购买茶叶费用的辩解意见,经查，该部分事实只有证人陈某的证言及被告人郭青的供述、提取笔录及照片予以证明,但在细节上存在出入，而证人朱某1的证言只能证明其知晓此事，属传来证据，被告人郭青当庭辩解该800元系街道工作人员向其购买茶叶的费用，故该部分事实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故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青向街道工作人员陈某索要80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对被告人郭青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郭青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8月11日起至2021年2月10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蒋 晖审 判 员  谭铁安人民陪审员  刘农科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代理书记员  刘 芬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二）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