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9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荣达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6******。法定代表人：刘利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祯祥，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5B。法定代表人：余鼎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颖，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庆庆，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荣达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达公司）、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191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荣达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轻工公司支付我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11001266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轻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轻工公司怠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理应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我公司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用。我公司要求轻工公司支付律师费11001266元的诉讼请求，对合理部分，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根据《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律师服务收费主要实行市场调节价，其收费标准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第七条：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计时收费和风险代理收费等收费方式。我公司要求轻工公司支付律师费11001266元未违反相关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该律师费用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对合理部分的理解适用缺乏法律依据，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严重有违公平原则。一审中我公司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付款凭证、律师费发票，证明根据我公司与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众成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合同费用支付约定，我公司应支付律师费11001266元。我公司共计分7次实际支付1030万元；众成律师事务所收到该款项后，共计开具发票11张金额共计1030万元。我公司为维护本合同项下权益所支出律师费11001266元应由轻工公司承担，该律师费损失合法真实。但一审判决不顾我公司实际支付律师费已存有重大损失的事实，主观臆断认为总计90万元代理费为合理部分，该判决缺乏认定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与我公司支付律师费损失金额相差甚大，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违反合同约定，实属无理干预。一审庭审我公司提交的《租赁合同》，证明我公司与轻工公司存在融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租赁合同》第十四条第4项规定，我公司为维护本合同项下权益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债权维护费用一律由轻工公司承担。且轻工公司在一审判决后无理上诉、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申请执行异议、又再申请执行复议，其一再的诉讼行为也扩大了我公司的维权成本支出费用。故我公司诉讼所支出律师费11001266元应由轻工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荣达公司要求轻工公司承担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约定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失公允，违背了公平原则。”该判决完全违反《租赁合同》的约定内容，不顾我公司的损失事实，强行对当事人权利进行干预，判决严重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的标准和金额明显过低，判决不公。一审我公司提交的（2017）鲁01执恢172号之二结案通知书确认已执行轻工公司61957215元，即便一审判决认定按照固定标准计算律师费，每个诉讼程序律师费标准远远高于一审判定的30万元。参照山东省实行政府指导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诉讼（争议）财产标的额500万元律师费就为167900—220100元，500万元以上部分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协商确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标准和金额严重有违相关收费标准规定，缺乏认定标准和依据。轻工公司辩称，驳回荣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并重新判决驳回荣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其他同上诉状。轻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荣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荣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构成重复起诉，我公司不应再承担律师费。2015年3月6日，荣达公司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我公司（以下简称前诉），前诉诉讼请求第四项为：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及荣达公司为维权而支付的律师费等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2016年5月16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第五项为我公司支付荣达公司律师费15万元，二审维持原判。现荣达公司再次起诉我公司(以下简称后诉)，诉讼请求为支付律师费。前后两诉基于相同的被告、法律关系，后诉诉讼请求实质否认前诉裁判结果，以上三点符合重复起诉之规定，构成重复起诉。二、一审判决我公司支付荣达公司律师费90万元不合理。1.《委托代理合同》对我公司没有约束力，不具有参照性。荣达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虽约定律师费由我公司承担，但并未约定律师费的具体金额或计算方式，视为约定不明。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律师费约定标准仅约束其双方，不能约束我公司。因此，在荣达公司与我公司关于律师费约定不明时，可支持合理律师费，但不适宜参照《委托代理合同》的标准。我公司认为，前诉判决支持15万元律师费已属合理范围。2.一审判决认定参与一审、二审阶段收费30万元不合理。前诉，生效判决已支持一审阶段律师费15万元。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一审、二审阶段收费30万元，其认定参照了《委托代理合同》中一审、二审胜诉各支付律师费10万元、20万元的约定，即一审判决对荣达公司的一审阶段律师费按不同律所支持了两次。但荣达公司在委托北京大成（山东）律师事务所的基础上又委托众成律师事务所的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对于荣达公司后续支付的一审阶段律师费10万元，应认定为荣达公司放任损失的扩大，该扩大的律师费用应由荣达公司自行承担。通常情况下，二审阶段代理费在一审阶段代理费基础上减收。在本案前诉一审胜诉的情况下，律师在二审阶段所付出的工作时间、投入的工作量、面临的风险责任比一审阶段小，二审阶段收费理应比一审阶段少。而一审判决参照《委托代理合同》认定二审阶段收费20万元，明显多于一审阶段10万元标准，不具有合理性。3.一审判决认定参与执行阶段30万元、参与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阶段30万元不合理。对于荣达公司来说，执行程序中所取得的成果基于执行法院的工作和我公司在另案执行中取得债权的结果，而非代理律师的工作成果，并且代理律师在执行程序中并未履行任何实质性工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整个执行程序60万元不合理。4.一审判决未综合考虑前诉判决已经支持律师费15万元，即使认定应支持合理律师费，也应该将该15万元在整体律师费中予以扣减。5.一审判决我公司承担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阶段的律师费30万元是错误的。该项判决结果对我公司不公平。一审判决忽略了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系我公司为维护自己权利提出。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荣达公司提出不合法的主张，执行法院超越生效判决的内容要求我公司多支付荣达公司800多万元利息，故我公司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执行复议作出裁定，撤销多支付800万元的主张。综上明确，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程序是因为荣达公司不合法主张所引起，因此，荣达公司委托律师代理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不合法利益，这部分费用由我公司承担不公平。荣达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轻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本案中我公司所主张的律师费在前诉一审诉讼程序中未能确定，根据我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方式和律师费支付规定，前诉案件一审胜诉（即判决轻工公司合计支付≥4017万元）且判决生效后5日内支付10万元律师费；二审胜诉且判决生效后5日内另行支付20万元律师费；执行阶段……，本案律师费在前诉一审诉讼中我公司无法主张，也未有主张。前诉一审诉讼中主张的15万元律师费为北京大成（山东）律师事务所前期收取，为开庭时已实际支付发生的律师费。而本案主张的律师费在前诉一审诉讼之时无法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及具体金额，是我公司在前诉一审、二审、执行、执行异议、执行复议整个诉讼程序中维权所实际支付的律师费用，确为我公司维权支出产生的损失，不构成重复起诉。二、前诉判决律师费与本案诉请律师费无关，不影响本诉请求。我公司与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就前诉一审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费15万元。2015年6月第一次庭审，轻工公司当庭否认我公司与其签署的《租赁合同》并辩称4300万元系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公司借款；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也否认我公司与其签署的采购合同并辩称4300万元系北京罗特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向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设备款，辩称我公司所提交的《补充协议》、《采购合同书》等证据中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郝永康签字皆是伪造。轻工公司、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不顾事实的虚假陈述答辩意见及提交虚假证据令前诉案件变得异常复杂，律师庭审工作和难度增大；加之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表现难以胜任案件庭审工作，亦不能胜任如此复杂案件的后续诉讼及执行工作。该案件涉及的债权金额巨大，其诉讼和执行结果对我公司影响甚大，随即委托由众成律师事务所参加前诉一审后续庭审、二审及执行程序，我公司为维权支付了众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费。且轻工公司在一审判决后无理上诉、恶意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申请执行异议、又再申请执行复议，恶意拖延时间，其一再的诉讼行为不仅扩大了我公司的维权成本支出费用，也增大了轻工公司履行债务的金额。故，我公司诉讼支出律师费11001266元应由轻工公司全额承担，本案诉请的11001266元律师费与前诉判决律师费15万无关，毫无牵连和任何影响。三、轻工公司应承担我公司为维护租赁合同项下权益所支出律师费11001266元。轻工公司怠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理应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我公司支付发生的律师费用。根据我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费用支付约定，我公司为维护租赁合同项下权益所支出律师费11001266元，该律师费收取标准未违反相关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应由轻工公司全额承担。荣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轻工公司支付我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11001266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轻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5日，荣达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轻工公司(乙方/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了“……甲方为维护本合同项下权益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债权维护费用一律由乙方承担”。2015年10月13日，荣达公司(甲方)与众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第五条约定了“……(2)执行阶段：如执行回款金额4017万元，除支付一审、二审、再审阶段的律师费外，甲方另外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执行阶段的律师费共计30万元；回款超出4017万元的部分按照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众成律师事务所在荣达公司与轻工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诉讼阶段及执行阶段向荣达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其中，一审阶段的律师代理费15万元已经在判决中予以支持。众成律师事务所参与了荣达公司与轻工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强制执行程序、执行异议、执行复议程序，现荣达公司向轻工公司主张执行阶段的律师代理费共计11001266元。一审法院认为，荣达公司与轻工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经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698号民事判决认定，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甲方为维护本合同项下权益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债权维护费用一律由乙方承担”，该条约定虽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合同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虽然对律师费的金额进行了约定，并且约定“回款超出4017万元的部分按照50％的比例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但该《委托代理合同》中的约定不能当然约束合同外第三方轻工公司。轻工公司怠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理应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荣达公司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用。且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对拒不履行的当事人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利用国家公权力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并强制执行，代理人在执行阶段必然也会付出一定的工作，参与了执行异议程序和执行复议程序，但约定按照超出部分50％的比例支付代理费，并要求轻工公司来承担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约定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失公允，违背了公平原则。荣达公司要求轻工公司支付律师费11001266元的诉讼请求，对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众成律师事务所参与了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异议程序和执行复议程序，综合考虑《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及代理人在每个阶段付出的工作，参考(2015)济商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及(2016)鲁民终1698号民事判决中业已支持的诉讼阶段的代理费1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较为适宜的收费为参与一审、二审代理费30万元，参与执行阶段30万元，参与执行异议程序和执行复议程序30万元，故总计90万元代理费为合理部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轻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荣达公司律师代理费900000元；二、驳回荣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262元，减半收取计69131元，由荣达公司负担63000元，由轻工公司负担6131元。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轻工公司提交：证据一、（2017）鲁01执恢172号之二通知书，拟证明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对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存在较大争议，法院基于荣达租赁公司的不合法主张，超越生效判决的内容，要求轻工建设公司多支付荣达租赁公司800多万元的利息；证据二、《执行异议申请书》，拟证明轻工公司不服（2017）鲁01执恢172号之二通知书中要求轻工公司支付800多万元的决定，提起执行异议程序，请求撤销该项决定；证据三、（2018）鲁01执异21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法院驳回轻工公司关于撤销800多万元利息的执行异议申请。证据四、《复议申请书》，拟证明轻工公司不服（2018）鲁01执异21号执行裁定，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该裁定。证据五、（2018）鲁执复93号执行裁定，拟证明终审裁定确认轻工公司无需支付800多万元的利息。轻工公司认为证据一至证据五共同证明轻工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及执行复议”程序是因为“荣达公司不合法主张利息以及执行法院的错误裁定”所引起，因此，荣达公司委托律师代理“执行异议及执行复议”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不法利益，与合理维权费用背道而驰。一审判决中轻工公司承担荣达公司30万元“执行异议及执行复议”程序律师费，不仅完全错误，而且也极不公平。荣达公司对证据一至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也无法证明轻工公司的证明目的。一、双方所涉前诉一审判决后轻工公司无理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判决生效后，轻工公司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因此荣达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荣达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为整个诉讼全过程，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包含一审、二审、再审及执行全过程，由于轻工公司恶意拖延，拒不履行行为导致荣达公司维权成本增加和其自身履行债务金额的加大。二、对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程序无法在荣达公司诉请的金额中具体区分，对于一般债务利息问题，荣达公司为维护自身利益，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现处于审查过程中，并非轻工公司所主张的证明目的。轻工公司提交的证据仅为法院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程序性文书，并不能直接认定荣达公司是否应支付律师费及律师费的金额，故对轻工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荣达公司与轻工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荣达公司先委托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15万元。在一审诉讼中，荣达公司又委托众成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荣达公司解除了与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关系。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案采取风险代理的方式，荣达公司需按照以下约定向众成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1）诉讼阶段：荣达公司一审胜诉（即判决被告合计支付≥4017万元）且判决生效后5日内，荣达公司一次性支付10万元律师费；本案如有二审阶段，荣达公司二审胜诉且判决生效后5日内，除支付一审的10万元律师费外，荣达公司另行向众成律师事务所一次性支付20万元律师费。(2)执行阶段：如执行回款金额4017万元，除支付一审、二审、再审阶段的律师费外，荣达公司另外向众成律师事务所一次性支付执行阶段的律师费共计30万元；回款超出4017万元的部分按照50％的比例向众成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荣达公司与轻工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审中，荣达公司先委托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15万元，后在一审诉讼中，荣达公司又委托众成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荣达公司解除了与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之间的委托关系。荣达公司在其与轻工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审中主张的律师费系其支付给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15万元，系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之间《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的律师费当时尚未产生，系判决后发生的费用，属于新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荣达公司依据新的事实提起的诉讼，并不属于重复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轻工公司关于本案构成重复起诉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之间《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众成律师事务所采取的系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荣达公司一审胜诉（即判决被告合计支付≥4017万元）且判决生效后5日内，荣达公司一次性支付10万元律师费。该费用连同荣达公司支付给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的15万元律师费，荣达公司共支付律师费25万元。荣达公司二审胜诉应向众成律师事务所支付20万元律师费。如执行回款金额4017万元，荣达公司另向众成律师事务所一次性支付执行阶段的律师费共计30万元。上述诉讼各阶段约定的律师费，系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之间协商的结果，系当事人对自己权益的合理预期，也比较符合公平原则，故应按该约定执行。至于荣达公司与众成律师事务所之间约定的执行回款超出4017万元的部分按照50％的比例向众成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系荣达公司在支付执行阶段律师费之外对自己权利的让渡，该权利让渡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承担，不应由轻工公司承担。如判决该部分律师费亦应由轻工公司承担，有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均约定严重畸形数额的律师费，然后向对方当事人主张，将会严重损害律师代理的正常秩序，引发社会道德风险，故该部分费用不应由轻工公司承担。荣达公司关于该部分费用亦应由轻工公司承担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荣达公司应支付的律师费为一审阶段25万元，二审阶段20万元，执行阶段30万元，合计75万元，该75万元费用应由轻工公司负担。因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判决轻工公司承担15万元，故轻工公司还应向荣达公司再支付60万元。综上，荣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轻工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一审判决结论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191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荣达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191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荣达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90万元”为“被告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荣达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60万元”。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262元，减半收取为69131元，由上诉人荣达租赁有限公司负担66736元，由上诉人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8元，由上诉人荣达租赁有限公司负担83019元，由上诉人中国轻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78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