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豫行终141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罗惠予，女，汉族，1984年4月9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法定代表人王鹏，主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万通街与康平路交叉口法定代表人张俊忠，主任。原审第三人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穆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与明理路向东100米路南法定代表人赵新琴，村委会主任。上诉人罗惠予因要求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郑东新区管委会）、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以下简称商都路办事处）、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穆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穆庄村村委会）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行初2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惠予一审诉称：罗惠予于2014年11月11日与穆庄村一组村民袁良结婚，并于2015年2月将户口迁入穆庄村，成为穆庄村村民。穆庄村于2012年开始拆迁，罗惠予应当享受穆庄村的拆迁安置政策，但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穆庄村村委会却对罗惠予提出的安置申请不予处理，罗惠予因此向二七区人民法院起诉，2016年8月15日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0103行初7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对罗惠予提出的“享受回迁补偿安置”的申请依法作出处理。判决生效后罗惠予提出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向二七区人民法院发函，对罗惠予不予安置补偿。罗惠予认为，罗惠予作为穆庄村村民，依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郑东新区户籍管理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政文［2004］**）第二条规定，罗惠予应当享受穆庄村的拆迁安置政策，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应当依照上述规定给予罗惠予拆迁安置待遇。因此罗惠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1.依法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改变其对罗惠予作出的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依法向罗惠予按穆庄村民同等标准安置70㎡安置房；2.依法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按每月800元标准向罗惠予补发自2016年5月份起至通知罗惠予领取安置房钥匙时止的过渡费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5月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计算）；3.依法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向罗惠予补发劳动力回迁安置费1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5月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计算）；4.诉讼费由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承担。罗惠予当庭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按每月820元标准向罗惠予补发自2016年4月份起至通知罗惠予领取安置房钥匙时止的过渡费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4月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计算）。经罗惠予当庭明确，其诉称的“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改变其对罗惠予作出的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系指要求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改变商都路办事处对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的函》。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罗惠予的丈夫袁良系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圃田乡穆庄村村民，户籍户籍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圃田乡穆庄村**，之父袁艳伟为该户户主。袁良与胡莎莎于2011年10月25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12年5月28日生育一子胡记博。2011年11月9日胡莎莎以夫妻投靠方式落户袁艳伟户内，后胡莎莎与袁良经法院调解离婚。2014年11月14日胡记博补录入袁艳伟户内。2014年11月11日，袁良与罗惠予登记结婚。2015年2月12日罗惠予将户口迁入户口迁入袁艳伟户内。v>2012年郑东新区为推进合村并城工作,对商都路办事处龙子湖区域内穆庄、白佛两个行政村进行拆迁。2012年10月10日郑东新区管委会印发的《穆庄白佛征迁安置补偿方案》（郑东文[2012]202号）。该文“七、人口界定”规定：“新迁入穆庄、白佛村的以下人员，享受郑东新区征迁补偿安置政策：……四是符合婚姻法政策的结婚配偶……。其中有关安置人口界定问题按回迁安置细则执行”。2012年12月7日，袁艳伟（乙方）代表其家庭户与商都路办事处征迁指挥部（甲方）签订《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村民住宅拆迁协议书》。2015年12月21日商都路办事处发布《商都嘉园人口界定及回迁安置方案的通知》，其中对人口界定截止日、应享受住房安置人员、人口界定程序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该文规定：2015年12月31日，为人口界定截止日；2002年7月21日后再婚者只享受一人。2015年12月28日商都路办事处发布回迁安置公告，公示2015年12月31日为商都嘉园回迁安置（穆庄村、白佛村）人口界定截止日。2015年12月25日经村组、村两委、办事处指挥部审核，对袁艳伟家享受安置房人口予以界定，经审核胡莎莎为享受住房安置人口。罗惠予未被组、村确认为享受住房安置人口。2016年9月商都路办事处对罗惠予所在家庭进行安置房屋分配，其家庭代表张秋花（系袁艳伟之妻）予以签字确认。因认为商都路办事处不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罗惠予以商都路办事处为被告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豫0103行初79号行政判决，判令商都路办事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罗惠予向其提出的“享受回迁补偿安置”的申请依法作出处理。后罗惠予申请执行，商都路办事处对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的函》，认定：因罗惠予与穆庄村村民袁良结婚时，袁良系再婚，且袁良前妻的户口在其户口在其二人离婚后并未迁走，规定，对罗惠予不予安置补偿。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6日出具结案通知书：罗惠予申请执行商都路办事处行政一案已执行完毕并结案。2018年7月5日，罗惠予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依法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改变其对罗惠予作出的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依法向罗惠予按穆庄村民同等标准安置70平方米安置房”，并支付相关的过渡费及利息。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一）关于罗惠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商都路办事处2015年12月25日对袁艳伟一户的享受住房安置人口予以界定，后罗惠予向商都路办事处提出申请。因商都路办事处未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处理，罗惠予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七区人民法院判令商都路办事处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罗惠予的申请作出处理。经罗惠予申请执行，上述案件已执行终结。可见至罗惠予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时，罗惠予一直在主张其权利，商都路办事处提出罗惠予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关于罗惠予要求“依法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改变其对罗惠予作出的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依法向罗惠予按穆庄村民同等标准安置70㎡安置房”及要求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支付过渡费、劳动力回迁安置费、利息的问题。首先，经罗惠予当庭明确，其诉称的“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改变其对罗惠予作出的不予安置补偿的行政行为”系指要求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改变商都路办事处对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的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的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本案中，商都路办事处作出的《关于履行生效判决义务的函》系履行生效判决作出的执行行为，且罗惠予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执行行为扩大执行范围或采取违法方式实施，依法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次，关于罗惠予要求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按照穆庄村村民同等标准安置70㎡安置房”的诉讼请求。郑东新区管委会发布的补偿方案即郑东文[2012]202号，该文第七条关于“人口界定”部分对户口迁入户口迁入时间、法政策的情况等分别进行了规定，同时规定：“其他有关人口界定问题按回迁安置细则执行”。此后，商都路办事处补偿方案即商都文[2015]126号对应享受住房安置人员、人口界定程序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对此，由于商都路办事处是郑东新区管委会的派出机构，在法律上对外代表郑东新区管委会并由其承担法律责任，故2012年郑东新区管委会所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应与商都路办事处2015年所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后一方案是对前一方案的细化、补充。商都文[2015]126号文规定，2002年7月21日后再婚者只享受一人。根据这种系统解释的方法，罗惠予属于2002年7月21日后袁良的再婚配偶，只能享受一人。袁良的前妻胡莎莎已经享受住房安置待遇，在此情况下，罗惠予要求享受住房安置待遇不符合上述安置补偿方案的规定。同时，是否属于应享受住房安置人员首先由村组作出认定，而村组未将罗惠予认定为应享受住房安置人员属于该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在村组未将罗惠予确定为应享受住房安置人员的情况下，罗惠予要求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为其安置70㎡安置房的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在此基础上，罗惠予要求判令郑东新区管委会、商都路办事处向其支付过渡费、劳动力回迁安置费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罗惠予的诉讼请求。罗惠予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被上诉人商都路办事处无权制定回迁安置方案，且该文件与郑州市人民政府及郑东新区管委会发布的征迁安置补偿方案的内容相抵触，不应作为认定上诉人是否享受住房安置的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发布《关于郑东新区户籍管理户籍管理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郑政文［2004］**）新区管委会于2012年10月10日印发《穆庄白佛征迁安置补偿方案》（郑东文［2012］202号）两份文件均明确，在2002年7月21日之后至发布回迁公告之日，与穆庄村村民结婚，并将户口迁入穆庄户口迁入穆庄村的人员，区征迁补偿安置政策。2.上诉人作为穆庄村村民袁良的再婚配偶，且其户口在回迁公户口在回迁公告发布之前迁入穆庄村，安置的条件；被上诉人商都路办事处拒绝为上诉人分房安置，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3.被上诉人商都路街道办事处涉嫌选择性执法，同等情况下适用不同标准区别对待穆庄村再婚人员的住房安置问题，严重违法。综上，请求依法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01行初234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二被上诉人履行给予上诉人70㎡安置房，按每月820元标准发放自2016年4月起至交付安置房之日止的过渡费及利息，并补发劳动力回迁安置费1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2016年4月起至交付安置房之日止计算），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被上诉人郑东新区管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商都路办事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穆庄村村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安置职责，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该安置义务是被上诉人在组织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其中主要依据是城中村改造中的安置补偿方案。该方案是对特定村民发出的且具有承诺履行的内容，应认定为要约，而村民以签订协议或以其它方式同意拆迁改造，是对补偿方案的认可，应认定为承诺，故补偿方案应当成为行政协议的一部分或作为行政协议的前提而存在，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本案上诉人即属于这种情况。被上诉人郑东新区管委会发布的补偿方案即郑东文[2012]202号文第七部分关于“人口界定”部分，对户口迁入时间户口迁入时间、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等分别进行了规定。此后，被上诉人商都路办事处补偿方案即商都文[2015]126号文件第（三）部分关于“人口界定”部分，规定了对户口迁入时间户口迁入时间、策的情况等分别进行了规定，同时规定：“其他有关人口界定问题按回迁安置细则执行”。对此，由于被上诉人商都路办事处是被上诉人郑东新区管委会的派出机构，在法律上对外代表被上诉人郑东新区管委会并由其承担法律责任，故2012年被上诉人郑东新区管委会所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应与被上诉人商都路办事处2015年所公布的安置补偿方案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后一方案是对前一方案的细化、补充。根据商都文[2015]126号文规定，2002年7月21日后再婚者只享受一人。本案罗惠予属于2002年7月21日后袁良的再婚配偶，只能享受一人。袁良的前妻胡莎莎已经享受住房安置待遇，在此情况下，罗惠予不应当享受安置补偿待遇，被上诉人郑东新区管委会不应承担安置义务。基于此，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对其不予审理。综上，上诉人罗惠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惠予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继红审判员  王盛楠审判员  原永杰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李晶晶书记员李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