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改英，女，1964年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现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涛，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小卉，女，198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剑，男，198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现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灿辉，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改英因与被上诉人龚小卉、沈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葛洲坝人民法院（2018）鄂0592民初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改英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葛洲坝人民法院（2018)鄂0592民初1365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支持陈改英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龚小卉、沈剑承担。事实与理由概括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龚小卉为了两头吃利息差，利用在交通银行担任客户经理之便，将双方互不认识的存款人（陈改英）与借款人(赵正美、严丽媛等）介绍并从中担保，承诺借款人不还钱由其偿还的方式，陈改英按龚小卉的指示出借大量款项至他人帐户，他人帐户的借款人，陈改英不认识也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出借款项后期后未能收回，便找龚小卉履行担保之责，龚小卉因无钱偿还便出具多份欠条，承诺未能收回的款项由其偿还致债权债务发生转移，并非帮助陈改英向他人催款。陈改英按袭小齐指示打出款项后到期，都是陈改英要求龚小卉找收款人催收的，龚小卉也是这么做的。一审法院排除交付的多样性、以及借款与交付相差系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况，从陈改英的陈述更符合借款现状，借款转帐时预扣利息，出具借条时连本带息一并出具，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利息差。陈改英为了收利息在前一次借款未收回的情况下，借款人按时汇总付息，出借人再次出借款项，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二、陈改英与龚小卉的陈述相比，陈改英的陈述更符合生活常识。双方信息截屏，陈改英每次都是理直气壮的向龚小卉要求偿还借款。一审认定17笔转帐中有2012年三笔转帐与落款2017年9月1日的借条中的三笔金额一致。况且，2016年4月1日出具的25万元与流水相吻合。2017年8月22日与转帐给赵正美的18万相吻合。借条中的一共13笔与流水中的6笔相吻合。三、龚小卉出具借条总额有其238万元，该借条可明确双方债权债务关系，龚小卉出具的与银行流水对应的6笔与袭小丼要求转款至沈剑名下的一笔37.5万，合计155.5万应当获得支持。龚小卉与沈剑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无论从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还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上分析，沈剑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龚小卉、沈剑答辩称：首先，仅凭借条不能说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还需要与借条相对应的款项支付，陈改英的17笔借款、转款，收款人除沈剑外都不是龚小卉。陈改英的借款的转账金额和借条的金额不一致，借条一方面是总金额不一致，所有借条的总金额是238万元，而从转款金额来看是2985000元。另一方面，每笔转款和借条上的金额也不能相对应。从陈改英提供的流水来看，指定收款人还有向陈改英付款的相关事实，说明指定收款人与陈改英之间有资金往来。其次，龚小卉是在陈改英的胁迫下出具的借条，龚小卉曾为银行的工作人员，龚小卉为保证工作才出具的借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改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小卉立即偿还陈改英借款本金2935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2017年9月1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沈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龚小卉、沈剑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理中，陈改英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借款本金数额为298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事实：龚小卉原系交通银行葛洲坝支行客户经理，因业务关系，与陈改英相识。任职期间，龚小卉多次向陈改英提供他人（含其名下客户）需借款的信息并曾帮助陈改英向他人催账。龚小卉于2015年12月11日向陈改英银行转账26000元，2016年4月1日向陈改英银行转账64500元。2017年8月14日龚小卉向乔某借款，乔某按龚小卉指示于当日向陈改英银行转账460000元，2017年12月1日向陈改英银行转账48000元。2017年9月1日，龚小卉向陈改英出具借条两份。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陈改英人民币250000元、按日付息、日息416元、借款人龚小卉、借款日期2016年4月1日。另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陈改英人民币10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20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15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200000元，月息8000，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10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20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200000元，月息15000，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200000元，月息1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20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人民币100000元，付息至2017年8月；借款人龚小卉，借款日期2017年9月1日。两份借条按时间顺序上下手书于同一页纸上，龚小卉捺印并注明其公民身份号码。2018年龚小卉向陈改英出具借条两份。一份载明今借到陈改英人民币300000元、借款人龚小卉，落款时间（原文此处有2018）2017年11月16日。另一份载明今借到陈改英人民币180000元、借款人龚小卉，落款时间2017年8月22日。两份借条如前序上下手书于同一页纸上，龚小卉捺印并注明其公民身份号码。陈改英与龚小卉之间部分手机短信记录如下：6月26日，龚小卉：“有个20的有没有钱做？1个月，息1万”；11月24日，龚小卉：“还有没有钱，有一个客户20万想借，40左右，愿意出1万5”，陈改英：“好的，……”；12月22日，龚小卉：“两个事，11月份利息，算哈一共是多少？”，陈改英：“11月份共5万4仟5”，龚小卉：“还是上次20万借40天的那人，还个贷的”；1月18日，龚小卉：“6228480778656926079（陈改英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号）”，陈改英：“另，是5万4仟5，不是5万6哈”；11月22日，陈改英：“小卉，到现在还没收到喔。怎么回事，麻烦你问下吧！”；5月25日，陈改英：“小卉，你和8万的联系没有呀”；7月2日，陈改英：“八万的那个人怎么说”；7月27日，陈改英：“你和八万联系没”、“八万那人回来没”；7月30日，陈改英：“和8万那人联系没”；7月31日，陈改英：“你赶快把钱要过来”。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如下：陈改英：“这两天可以到账啥”，龚小卉：“……她老公早上给我回复了，渤海银行理财是17号才到账，她22号才能给你转25万过来”。上述聊天记录中或未显示发生时间，或仅显示了月、日。一审法院同时认定，陈改英与其诉称的“指定收款人”仝佳欣、赵正美等银行转账往来包括但不限于：陈改英向仝佳欣2012年1月5日转账100000元。陈改英向赵正美2012年4月26日转账200000元，2014年3月17日转账122000元，2017年8月22日转账180000元；赵正美向陈改英2017年4月13日转账100000元，2017年4月28日转账80000元。陈改英向严丽媛2012年9月10日转账100000元，2013年9月3日转账190000元。陈改英向李书碧2013年12月31日转账450000元，2015年6月4日转账22000元，2017年10月10日转账49000元，2017年11月17日转账70000元。陈改英向杨凤芹2014年6月17日转账193000元。陈改英向周魁2014年9月26日转账192000元；周魁向陈改英2013年12月31日转账12900元。陈改英向卢红艳2015年6月29日转账174000元。陈改英向崔萍2017年3月3日转账30000元，2017年4月1日转账254350元，2017年11月14日转账50000元，2017年11月15日转账100000元，2017年11月16日转账100000元。陈改英向沈剑2015年11月25日转账185000元，2015年12月28日转账190000元；沈剑向陈改英2015年5月17日转账666元，2015年11月6日转账53000元，2016年1月18日转账54500元，2016年4月18日转账70000元，2016年6月2日转账79500元，2016年7月5日转账80000元。一审法院另认定，沈剑与龚小卉2011年4月27日登记结婚，2018年8月1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案件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改英与龚小卉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借贷关系。龚小卉辩称其向陈改英出具借条是受到了陈改英的胁迫，并为此向他人借款支付给陈改英，但证人乔某陈述其只是在电话中听龚小卉的单方表述，故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对借条的真实性、有效性予以确认。但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满足借款合意以及款项交付两个要件，本案中借条与转账和现金给付（即使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无法建立关联。具体分析如下：首先，陈改英的大部分转账收款人非龚小卉或沈剑，陈改英认为其之前根本不认识其转账对象，不可能直接将上百万元直接出借给这些收款人，并申请法院调取了龚小卉、沈剑名下客户情况，拟证明其是按龚小卉的指示进行了转账。龚小卉虽在庭审中承认部分收款人为其名下客户，但龚小卉与转账双方相识，不能得出转账即依龚小卉指示的必然结论。因此现有证据仅能证明龚小卉、沈剑取得了陈改英转账的部分款项。其次，按陈改英陈述涉案借款在借条出具前已实际支付，借条是对双方借贷关系的确认。而借条详细列明了每笔借款的金额，有的还附有付息数额或方式，特别是落款2017年9月1日的借条罗列了10笔共计1650000元，根据一般交易习惯，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四张借条分列的金额即为单笔借款的数额。但根据陈改英提交的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在借条载明的借款时间或之前，其诉称的17笔转账及1笔现金给付中仅有2012年的三笔转账与落款2017年9月1日的借条中的三笔金额一致，但无其他证据证明实际出借时间等相关信息，该三笔转账不能认定为借条所载借款。且如陈改英认为2012年的借款未偿还，其后续连续多次出借款项亦不符合常理。或许陈改英会主张借条所载金额为转账数额汇总，但无论是单张还是四张借条金额的总数，和对应时间内的转账数额不一致，和其诉称的金额也不一致。最后，陈改英提交了龚小卉、沈剑向其转账的银行交易明细，沈剑也提交了其名下的银行卡向陈改英转账的凭证，双方对龚小卉、沈剑向陈改英转账的事实无异议，但对转账行为的性质或目的存在争议。陈改英认为，转账是为支付借款利息，并以短信记录佐证。一审认为短信记录中仅12月22日、1月18日的内容与2016年1月18日沈剑向陈改英54500元的转账能够对应且龚小卉表述为“利息”，其他转账无短信记录佐证。而对于利息约定，陈改英提供的证据中仅借条有所涉及，但因转账记录与借条无法对应，利息数额、付息期间等均无法认定，所以对付息行为与诉称借款行为的关联，陈改英还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否则即使龚小卉、沈剑确支付过借款利息，也不能以此推断本案中陈改英与龚小卉、沈剑借贷关系的成立。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龚小卉之间存在有效的借贷关系。而根据陈改英提供的手机短信和微信聊天记录，虽无法确认对话发生的具体时间，但依龚小卉的表述：“有个20的有没有钱做？1个月，息1万”、“还有没有钱，有一个客户20万想借，40左右，愿意出1万5”、“还是上次20万借40天的那人，还个贷的”、“她22号才能给你转25万过来”以及陈改英的表述：“你和8万的联系没”、“8万的那个人怎么说”、“你赶快把钱要回来”、“小卉，到现在还没收到喔。怎么回事，麻烦你问下吧”等等，同时结合陈改英与部分收款人在涉案款项外还存在多次大额转账往来的事实，龚小卉辩称其仅是陈改英与部分收款人的介绍人更符合实际情况。陈改英未能举证证明其与龚小卉之间存在有效的借贷关系，故对其要求龚小卉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陈改英基于借款发生在龚小卉与沈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要求沈剑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陈改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849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5924.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陈改英负担。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已经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陈改英以龚小卉出具的四份借条为由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相关规定，本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本案借贷事实是否有效发生。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陈改英应对本案借贷事实是否有效发生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关于2016年4月1日的借条。陈改英提供的是其于2017年4月1日向崔萍的转账记录，因借条金额与转账金额不一致，借条落款时间与转账时间不一致，且时间相隔较远，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2017年9月1日的借条。该借条分别列明了十笔金额，陈改英的庭审陈述如下：第一笔10万元、第二笔20万元对应的是其2012年1月5日向仝佳欣转账10万元、2012年4月26日向赵正美转账20万元；第三笔对应的银行转账其已记不清楚；第四笔20万元对应的是其2014年9月26日向周魁转账19.2万元；第五笔10万元对应的是其2012年9月10日向严丽媛转账10万元；第六笔20万元对应的是其2014年6月17日向杨凤芹转账19.3万元；第七笔20万元对应的是其2015年12月25日向沈剑转账18.5万元；第八笔20万元对应的是其2015年12月28日向沈剑转账19万元；第九笔和第十笔对应的银行转账其已记不清楚。关于2017年11月16日的30万元借条。陈改英陈述其2017年11月15日、11月16日向崔萍转账10万元和9.9万元，另支付给龚小卉现金10万元。关于2017年8月22日的18万元借条。陈改英陈述其其2017年8月22日向赵正美转账的18万元。根据陈改英的庭审陈述并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针对陈改英未提供银行转账记录的三笔金额，本院不予认定；针对陈改英提供的向案外人转款的银行流水，首先，陈改英主张系接受龚小卉的指示向案外人转款，但其未提供龚小卉要求陈改英将其所借款项转付给第三人的直接证据，同时，陈改英与案外人存在多笔经济往来，其亦不能举证排除其与案外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次，上述借条所列款项均未注明借款实际出借时间，无法与陈改英提供的转账时间相互佐证。再次，上述借条列明的金额与大部分的转账金额亦不相一致。另外，陈改英对给付龚小卉现金的陈述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陈改英主张的涉及其向案外人转款的借条内容不予认定。针对陈改英于2015年12月25日、12月28日向沈剑的两笔转账18.5万元、19万元。据查明的事实，沈剑向陈改英2015年5月17日转账666元，2015年11月6日转账53000元，2016年1月18日转账54500元，2016年4月18日转账70000元，2016年6月2日转账79500元，2016年7月5日转账80000元。陈改英辩称沈剑的转账系支付借款利息，但如前所述，因转账记录与借条无法对应，陈改英与案外人的法律关系无法认定，致使计息期间、利息数额等无法对应核实，故对沈剑与陈改英之间相互转账的全部款项的性质难以认定，仅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足以认定陈改英与龚小卉之间构成借贷关系。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陈改英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其与龚小卉之间存在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由其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对陈改英要求龚小卉承担还本付息义务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陈改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849元（陈改英已预交），由陈改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灿审判员 闫玲玲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庄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