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623民初3453号 原告：赵伟，男，197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原告：陈祖和，男，197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原告：肖永辉，男，1978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礼发，德阳市中江东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姚仕文，男，1966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告：吴瑞平，男，196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才，四川新成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伟与被告姚仕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2018年11月8日，原告赵伟申请追加吴瑞平为本案被告，陈祖和、肖永辉申请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审理期限重新计算。由于案情复杂，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9年1月3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伟、陈祖和、肖永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礼发，被告姚仕文、吴瑞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伟、陈祖和、肖永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2.被告全额退还原告购车款1740000.00元、车辆过户费40000.00元、车辆公司保证金10000.00元，合计1790000.00元；3.被告赔偿从2019年8月2日起在车辆经营期间的车票价格损失费每月12455元；4.本案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26日，原告得知被告要卖巴塘至成都的川Vxxx**号客运班车（黑色、宇通牌、载座49人），该车由被告挂靠于甘孜州康定新川藏运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被告介绍该车是高三等级的大型车辆，经营期限还有8年。三原告协商后决定合伙购买，陈祖和于当日与被告姚仕文联系、商议并签订购车协议。双方签订协议后，原告支付定金20万元，被告于次日将该车交付给原告经营。尔后，双方均按合同约定完全履行各自义务。接车后，因原告缺驾驶员便聘请被告姚仕文、吴瑞平为该车驾驶员，二被告驾驶一段时间之后才完全由原告方驾驶。2018年8月20日，原告对案涉车辆及道路运输证进行年审，经相关机关审核该车属于高二级客车，并不属于高三级客车。此时，原告才得知自己上当受骗，被告提供的原经营证件属于伪造。客车票价也从每座293元降为267元。原告立即联系被告，要求退车或降低车价，但与被告协商无果，故起诉来院，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被告姚仕文、吴瑞平辩称，原告诉称以174万价格购买了被告所有的、挂靠于康定新川藏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营运等级为高二的川Vxxx**号大型客车属实。被告并未以高二等级车辆欺瞒原告为高三等级，双方议定的车辆价格（包括车辆线路经营权）符合该线路营运高二等级的市场价格。原告系多年经营客车的业主，其从2017年8月就对案涉车辆的车况、经营情况进行打听和了解，其完全知悉该车辆系高二等级。双方在办理车辆交接手续时，被告并未向原告交付伪造的高三等级道路运输证等。客车的票价变动系物价主管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调控所致。双方均已完全履行车辆买卖合同，原告已实际经营案涉车辆半年之久，综上，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并无欺诈行为，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原、被告身份证、户籍证明，用于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 2.《购车买卖协议》、甘孜州新川藏运业有限公司三分公司证明、川Vxxx**号机动车行驶证，用于证明车辆法定车主及实际车主。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川交运管甘字0014948号）（2016年7月6日高三等级，2016年7月6日、2018年8月28日高二等级）3份，用于证明运输证真实情况，高三等级为假证，高二等级为真证。 4.四川省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跨市、州用）（高三等级原件、高二等级复印件）2份，用于证明车辆许可证真实情况，高三等级为假证，高二等级为真证。 5.2018年9月27日车辆年审记录、成都往返巴塘汽车票，用于证明案涉车辆技术等级为壹级，高二与高三票价差异。 6.录音、录像光盘，用于证明被告伪造车辆高三等级材料的事实。 7.川Vxxx**号客车车票售票情况、道路运输证明、营运证，用于证明原告对车辆是高二等级不知情，被告经营车辆至卖于原告前，一直是按照高三等级售票。 被告围绕其反驳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企业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用于证明被告经营该车时，道路运输证为高二等级，原告取得该车后，到公司签订企业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时备案的运输证也是高二等级，原告完全知晓该车辆的等级为高二。 2.证人张应东、蒋维荣、郑德伟证人证言，用于证明案涉车辆的票价情况、客车的审车经过及原告在购买案涉车辆时，充分了解车况及车辆等级等事实。 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组织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中高二等级的证件无异议，高三等级的证件认为不是被告提供；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有欺诈行为；对证据6有异议，其认为该录音、视频未经被告许可，举证程序不合法，不能证明视频的完整性，视频中也并没有提及川Vxxx**号车辆，不能证明在出卖车辆时被告告知了原告该车辆为高三等级；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在购车时不知道该车辆系高二等级及被告隐瞒该车辆等级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5、7，经被告质证无异议，且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4被告对高二等级证件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于高三等级证件及证据6，本院认为，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7可以认定在被告经营案涉车辆时，从2017年2月12日至2018年1月期间，川Vxxx**号票价均按照高三等级进行的售票。该两份高三等级材料在原告购买案涉车辆前已客观存在，系被告伪造并随案涉车辆交付原告。本院对该证据及事实予以采信。证据6不能证明双方在买卖车辆时约定了车辆等级。 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合同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同中的道路运输证有异议，原告认为在原告与公司签订合同时，仅有合同书而并无道路运输证复印件，原告并未向公司提交过道路运输证，该证不是合同附件，应当是在签订合同之后才装订在一起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企业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合同书中的道路运输证，本院认为，该证与合同书之间并无骑缝章，不能证明道路运输证系合同附件，亦不能证明该复印件的提供者为原告，本院对该证复印件不予以采信；证人张应东、蒋维荣的证言，原告对案涉车辆经营期间按照高二等级售票的陈述有异议，对其余陈述均无异议。证人郑德伟的证言，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车辆买卖时除需签订合同之外，还需提交道路运输证。本院认为，证人张应东、蒋维荣、郑德伟的证言能够证明客运车辆年审流程、高二和高三等级客车在外观、票价上存在的区别及案涉车辆实际为高二等级的事实，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川Vxxx**号大型普通客车系登记在甘孜州康定新川藏运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川藏公司）的公路客运车辆。吴瑞平、姚仕文系实际经营该客车的合伙人。2016年7月5日，姚仕文在新川藏公司办领了道路运输证，并开始进行巴塘至成都客运班线的经营活动。2017年1月5日，新川藏公司与姚仕文签订《企业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该合同主要约定，“新川藏公司有宇通ZK6118HQY8E型客车、牌照号川Vxxx**号，该车有形资产价值427500.00元，公司将企业法人资产交予姚仕文承包经营，实行单车规费包干。即姚仕文包交规费、营收提成、自理成本包括驾驶员工资、盈亏自负。经营线路为巴塘至成都专线运输。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承包经营合同期间，姚仕文所交纳的税费和规费分别为以下（1）、（2）、（3）叁项：（1）税费：增值税及附加按当月营收的3.6%征收、（2）固定规费：月规费计人民币6800元/月、（3）变动规费：①、企业统一购买保险费用、承运人责任安全统筹互助金、第三者责任安全统筹互助金。②、单车每月营运收入全额的17%的服务管理费。③、超收提成。除提取当月营收全额的17%服务管理费外，月营收超过75000元的部分，企业按8%提成，征收计算方式：超收提成=（当月营收-75000元）×8%。当月营收不足75000元时，不收超收提成。为加快技术进步，保持车辆完好，加快车辆技术更新步伐，车辆按直线法进行折旧，预计年限为拾年。在经营期内，姚仕文应向新川藏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壹万元。经营期满双方不再续签后，新川藏退还本息。”2017年12月31日，姚仕文与新川藏公司又签订了《企业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月规费计人民币8360.28元/月，超收入提成的月营收入为8000元。其余内容与上一年度合同内容一致。 赵伟及案外人唐华（与赵伟系连襟关系）经过打听，得知被告的卖车信息后，陈祖和、肖永辉、赵伟决定合伙向吴瑞平、姚仕文购买川xxx**号客车。陈祖和与姚仕文对车辆买卖事宜进行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在唐华的见证下，姚仕文（甲方）与陈祖和（乙方）于2018年1月26日达成了《购车买卖协议》。该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商议将巴塘直成都额运班车（川Vxxx**）总金额为1740000元，由甲方卖给乙方。乙方付定金200000元，剩余金额过完户全部付清给甲方。另过户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过户。2018年1月27日起经营收由乙方所有。之前公司车辆违规和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车辆保险、工具交定金之日起由乙方所有。2月15号之前乙方将剩余款付给甲方。若超过2月15号订金权属甲方和见证人各二分之一，本协议签之日起生效。2018年1月26日。见证人：唐华。”协议达成后，陈祖和、肖永辉、赵伟依约支付了全部购车款，吴瑞平、姚仕文依约交付了车辆。同时，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包括高二和高三等级运输证）、行驶证、线路牌、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高二和高三等级的两份证明）、保险单等都随车一并交付原告。其中，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高三等级）张贴于车辆的线路牌之上。车辆移交后，原告雇请吴瑞平与姚仕文为驾驶员驾驶案涉车辆，因每辆远程客运客车需配备两名驾驶员，姚仕文与吴瑞平共同驾驶约一个月，吴瑞平与肖永辉共同驾驶至2018年4月30日，此后，案涉车辆由原告自行安排人员驾驶。2018年2月，赵伟与新川藏公司签订了《企业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书》，内容与2017年12月31日姚仕文为甲方的合同内容一致，经营者变更为赵伟。原告经营案涉车辆后，案涉车辆经甘孜州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审核为大型高二级客车并于2018年8月20日重新核发道路运输证。 2018年9月11日，针对案涉车辆审车、等级问题，赵伟、肖永辉、陈祖和前往中江县龙台镇车站找到姚仕文商议，从双方的对话内容可以认定，被告在经营案涉车辆期间，伪造了高三等级的道路运输证、副卡及经营许可证，并以此复印的证件材料使车站按照高三等级售票，直至原告再次审车时核定为高二等级。案涉车辆经道路运政管理机构认定为高二等级后，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已被交到了车站，从而影响了案涉车辆票价，原告为寻求解决方法与姚仕文进行商谈。在谈话中，原告得知了被告伪造高三等级证件的具体方法和该车辆按高三等级售票的原因、过程，并希望找到其他方法弥补票价损失。在车辆审车之前，原告就已经知晓该车辆的资料中含有高二和高三等级的道路运输证，但对车辆如何按高三等级售票的方法、流程并不清楚。 另查明，原告持本院调查令前往成都旅游集散中心调取案涉车辆2016年7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票价及车辆等级信息。该中心回复本院的情况说明载明：“川Vxxx**号车辆2016年11月票价275元，按高二等级售票。2017年2月12日至2018年1月期间票价287元，按高三等级售票。2018年8月1日起至现在票价267元，按高二售票。因无法全部调取，特此情况说明，调取属实。” 还查明，根据《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规则》（交通部交公路发[2002]590号）第七条“地（市）级交通主管部门或其所属的道路运政管理机构在核发营运客车《道路运输证》时，应当对照交通部发布的《高级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表》、《典型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表》和省级交通主管部分发布的《中级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表》，对新进入道路运输市场的高级和中级客车的等级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进行核验，并要对在运营客车类型及等级进行年度复核。”大型客车等级评定具有详细的指标条件，较为直观的指标为乘客座椅面对面座椅间距，高三等级间距大于高二等级，且高三等级车辆除第一排和面对面座椅外，其它座椅设踏脚板，即在坐位数相同的情况（无特殊情况）下，高三等级车辆长度将大于高二等级车辆。川Vxxx**号大型普通客车为高二等级，车辆尺寸为长11290毫米、宽2500毫米、高3795毫米。核定载人数为49人。裸车价约90万元，案涉合同车价款包括车辆价值及成都至巴塘线路的经营权。 再查明，赵伟与案外人唐华系连襟关系。案外人唐华长期从事客车经营工作，其拥有一辆成都至理塘及一辆成都至巴塘的大型客车，两车均挂靠于新川藏公司。赵伟、陈祖和自认对唐华所经营的成都至理塘客车进行了入股。在购买案涉货车前，赵伟曾从事货车驾驶员工作并在理塘煮饭，陈祖和一直经营货车，肖永辉一直经营农用车。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在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时，被告是否故意以高二等级冒充高三等级车辆，是否构成欺诈。该买卖合同是否应当撤销。 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评议如下：原、被告之间签订了书面的《购车买卖协议》，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根据书面约定，合同的标的物为巴塘至成都的川Vxxx**号客运班车，价格为1740000元。从该合同可以看出，双方并未就川川Vxxx**号车辆的等级作出明确约定，不能证明被告具有以高二等级冒充高三等级车辆的行为。 原告主张，在车辆买卖时，被告曾明确告知原告该车辆为高三等级。被告该行为实为欺骗原告，导致原告违背真实意思而购买了实为高二等级的车辆，且原告依据车辆的售票价格及车辆上所携带的道路运输证、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均认为合同标的为高三等级车辆。原告为此向本院提供了真、假道路运输证和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高二、高三票价的车票及原、被告之间的谈话录音录像光碟。本院认为，根据售票情况说明和录音录像内容可以判断，假道路运输证和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系被告早于2017年2月前就已进行了伪造，售票车站因此对川Vxxx**号班车按高三等级售票，被告从而获得了更高的客车经营利润。此时，被告的行为并未针对原、被告之间的买卖行为。在本次车辆买卖行为中，被告是否向原告承诺该车辆系高三等级及是否以假道路运输证和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欺骗原告该车辆系高三等级，才是认定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关键。原告以双方的谈话录音录像内容及道路运输证等资料来证明双方在买卖时，被告明确告知其车辆等级。本院认为，录音录像中的谈话内容主要系原告找到被告寻求提升票价的办法，在原告对审车过程的陈述中可以认定，原告审车时已晓存在两个道路运输证并在审车时向相关部门递交了高三等级的证件，但最终车辆未能认定为高三等级，从而车票价格按高二等级定价。但录音录像内容不能证明在买卖车辆时，双方口头约定所购买车辆为高三等级。 另外，原告三人在经营客车前有过经营其他车辆的经验，赵伟、陈祖和与见证人唐华一起经营成都至理塘的客车，其对客车的配置、外观、特征理应有一定的了解。在购买车辆前也对该车辆进行了打听，三原告也进行了商议。案涉车辆在被告经营期间，也具有原告所期待的利益。综上足以看出，原告在实施购买行为上经过了充分考虑，向被告购买车辆也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约定的标的物为高三等级的巴塘至成都的车辆。本院对原告主张被告以高二等级冒充高三等级车辆，构成欺诈的意见，不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合同，并要求退还购车款及赔偿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022.10元，由原告赵伟、陈祖和、肖永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琪 人民陪审员 倪 英 人民陪审员 夏时理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体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