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1民再1号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任方铭，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寓婷，内蒙古陀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翌谷，内蒙古陀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闫小林，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波，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朴，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系闫小林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波，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勤，内蒙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白光琴，女，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东，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敏，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中房大厦**。法定代表人：杨森，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英，内蒙古法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上诉人任方铭，再审上诉人闫小林、张朴因与被上诉人白光琴，被上诉人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2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上诉人任方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寓婷，再审上诉人闫小林、张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洪波、刘克勤，被上诉人白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东、杨晓敏，被上诉人名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小林、张朴再审上诉称，一、撤销(2018)内0102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白光琴的起诉；二、诉讼费由白光琴承担。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之间成立商品房买卖关系。闫小林、张朴委托白光琴向名城公司购买“城市维也纳”15号楼。白光琴为完成委托事项，与名城公司协商并达成一致，约定房屋总金额为3000万元。2014年5月28日，出于上述意思表示，白光琴带领案外人许某以闫小林、张朴的名义与名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4年8月25日，白光琴代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明确双方依该补充协议履行合同义务。该协议是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之间成立商品房买卖关系。一审无视该商品房买卖关系认定白光琴与任方铭之间直接发生资金往来错误。（二）案涉500万元属于闫小林、张朴。首先，白光琴为完成闫小林、张朴的委托事项与名城公司之间签订合同、交付房款，因该购房事项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白光琴代闫小林、张朴支付的房款属于闫小林、张朴。其次，购房款以闫小林、张朴名下大溪地的房款支付。因在协商购买维也纳房屋过程中，白光琴提出将闫小林、张朴名下位于大溪地的房屋按照购房时的原价4300万元过户给白光琴指定的人云俊华，由白光琴协助办理贷款，无论贷款多少，闫小林、张朴应收回原购房款4300万元，白光琴有义务将4300万元交付给闫小林、张朴，白光琴作为闫小林、张朴的代理人购买维也纳的房屋，以5400万元的价格与闫小林、张朴进行结算，中间两房差价1100万元归白光琴所有。闫小林、张朴同意。房屋过户后，白光琴并未将4300万元交付给闫小林、张朴，因此白光琴应以其持有的4300万元支付购买维也纳房屋的房款。同时，白光琴多年来以为闫小林、张朴投资的名义收取闫小林、张朴的投资款达4681万元，并将部分投资款交付给案外人布某，却未向闫小林、张朴返还投资款、未支付过任何所谓“利润”，因此案外人布某处亦持有属于闫小林、张朴的款项。2014年5月30日，为支付500万元的购房款，案外人布某以其自己的账户及案外人徐某的账户向白光琴转款400万元、张朴向白光琴转款50万元后，白光琴将上述450万元及闫小林、张朴在白光琴处投资款中的50万元（共计500万元）通过自己的账户支付给任方铭。本案原一审过程中，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了相关案卷材料，完全能够证明上述事实。一审回避购房款的归属问题错误。（三）案涉500万元为名城公司收取的购房款。庭审查明，任方铭是名城公司股东任志强的姐姐，当时任方铭向名城公司处借款。任方铭收取500万元后，经股东内部协商，以扣除任志强分红的方式进行偿还。名城公司在庭审过程中明确追认收到案涉500万元购房款。一审判决无视名城公司的明确意思表示，认定任方铭未将购房款汇入名城公司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存在多种法律关系，一审未予准确定性。1、闫小林、张朴与白光琴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白光琴没有提起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庭审查明，闫小林、张朴委托白光琴购买维也纳15号楼，白光琴因履行委托事项支付案涉500万元，款项性质为购房款。根据法律规定，双方构成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本次购房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应由闫小林、张朴承担。即便购房款的支付存在瑕疵，对此提出异议的权利主体仍为闫小林、张朴。白光琴作为代理人，没有针对购房款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2、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之间构成房屋买卖关系。庭审查明，2014年8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对闫小林、张朴及名城公司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的履行情况为：闫小林、张朴支付房款500万元，但闫小林、张朴并未继续支付剩余房款，名城公司亦未按期交付房屋。一审判决在认定上述事实的前提下却适用不当得利的相关规定，认为案涉500万元的发生没有任何合法依据，自相矛盾。3、任方铭与名城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关系。庭审查明，任方铭是名城公司股东任志强的姐姐，在售楼部帮助名城公司售房，并且有权签订合同，白光琴可以通过上述现象相信任方铭有权收取房款，任方铭与名城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关系。任方铭代为收取购房款的行为已由名城公司追认，该行为合法有效。4、任方铭与名城公司股东任志强成立借贷关系，股东任志强与名城公司之间存在债务抵顶关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案涉的500万元作为任方铭向名城公司股东任志强的借款，任方铭与任志强成立借贷关系。股东任志强用抵扣分红的方式将购房款500万元支付给名城公司，任志强与名城公司之间是债务抵顶关系。综上，本案各个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明确，一审无视上述各法律关系适用不当得利错误。（二）本案中不具备构成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1、任方铭并非单纯受益人，白光琴亦非受害人。任方铭收取500万元购房款后，名城公司股东内部已经达成一致，该500万元从股东任志强的分红中扣除。任方铭与任志强之间产生借贷关系仍需处理，其并非单纯的受益人。白光琴作为闫小林、张朴的委托代理人，因购房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闫小林、张朴承担，且购房款本属闫小林、张朴，因此白光琴并没有受害。2、既然本案中不存在单纯的受益人和受害人，就没有探讨受益与受害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3、任方铭基于与任志强之间的借贷关系、任志强与名城公司之间的债务抵顶取得500万元，有合法依据。4、案涉500万元因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而发生，一切法律后果应当由闫小林、张朴及名城公司承担，白光琴在本次购房行为中只能针对闫小林、张朴提起委托合同纠纷诉讼，作为委托代理人没有提起本次诉讼的主体资格。综上所述，白光琴因履行闫小林、张朴委托购房事宜实施签订合同、支付购房款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闫小林、张朴承担。白光琴根本没有就案涉500万元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本次诉讼中各当事人法律关系明确，不能适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改判。闫小林、张朴的请求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任方铭再审上诉称，1、请求撤销(2018)内0102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白光琴的起诉或驳回要求任方铭返还不当得利500万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4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返还日止利息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白光琴承担。1、白光琴受闫小林、张朴之委托，向名城公司购买3800余平方米房屋，白光琴向名城公司提供了授权委托书，以代理人身份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其中补充协议有闫小林与张朴本人签名。按照约定，闫小林和张朴应当向名城公司交付500万元购房定金。2、白光琴代闫小林、张朴向名城公司交付了500万元购房定金，名城公司向闫小林、张朴出具了购房定金收据，并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对剩余购房款进行了计算，明确了未付购房款是减去500万元之后的金额。3、任方铭亲弟任志强系名城公司股东，因紧急事务向名城公司借款500万元，指定由其姐姐任方铭代为收款。名城公司在收取白光琴代张朴和闫小林交付500万元购房定金时同意由任方铭代为收款，以支付任志强的借款。4、任志强后归还了名城公司500万元，方式是名城公司从应当支付任志强的分红款中直接扣除。以上事实表明本案所涉500万元，是闫小林和张朴的购房款，白光琴交付500万元的行为是基于闫小林和张朴对其的委托；任方铭收款是基于名城公司的认可，名城公司对此出具了收据并在补充协议中写明。500万元是购房款则所涉法律关系为商品房买卖法律关系，有了法律关系则绝不可能构成不当得利。白光琴所支付的资金原本来源于闫小林、张朴，但一审判决使得该500万元变为白光琴所有。据此闫小林、张朴当然无权向白光琴主张权利。名城公司认可收到的购房定金基于一审判决被剥夺，为未收到状态，名城公司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不予退还给闫小林、张朴的购房定金不翼而飞。名城公司支付给任志强的借款没有支付但任志强却已经归还借款，名城公司收取任志强还款丧失依据。总之，白光琴从事委托事务，使用闫小林、张朴的资金500万元，不但没有按委托约定买到房屋，还为自己赚取了500万元。基于此，任方铭提起上诉的理由为：一、允许白光琴在本次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错误。程序违法。2017年1月12日白光琴起诉的诉讼请求为：1、任方铭、名城公司、闫小林、张朴连带返还白光琴不当得利款500万元；2、任方铭、名城公司、闫小林、张朴连带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任方铭、名城公司、闫小林、张朴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发回后，本次审理过程中，白光琴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任方铭和名城公司连带返还不当得利500万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任方铭和名城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白光琴支付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至的利息；3、由任方铭和名城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原诉讼请求与事实与理由和现诉讼请求完全不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只有四种情形，为：（一）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二）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三）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四）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白光琴的变更不符合该法律规定，本案应当按照原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进行审理。任方铭与闫小林、张朴均向据此规定提出请求，但一审法院仍一意孤行按照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对案件进行审理，却未释明原因和法律依据，程序严重违法。二、白光琴不是购房法律关系的主体，无权作为原告提起本诉。白光琴在原起诉状中的自认均证明了白光琴支付的500万元并非没有法律关系的款项，是其作为受托人代张朴和闫小林支付的购房款，500万元款项有对应法律关系，并且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名城公司与张朴、闫小林，则白光琴没有对500万元的诉权，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可其身份并对案件审理属于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未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要求白光琴承担责任属于程序违法。(2017)内民申1992号民事裁定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从现有证据分析，本案争议的500万元是因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之间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引起，故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该5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的依据不足，事实不清。在本次审理过程中，白光琴的证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依照九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当事人必须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裁定认定的事实才能证明构成不当得利。因此，白光琴没有证据推翻上述裁定的认定，50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应直接予以认定。四、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前后矛盾，在有书证以及名城公司出庭认可收款的情况下，认定名城公司未收到500万元实属故意错误认定事实。名城公司为此出具了收款收据、且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当庭认可了收取500万元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500万元名城公司没有收取50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综上，一审审理程序违法、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任方铭的上诉请求，驳回白光琴的起诉或诉讼请求。白光琴辩称，一、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1民再8号民事裁定认为，任方铭收取白光琴的500万元是什么性质的款项？该500万元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取决于任方铭与名城公司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任方铭与名城公司具有人事劳资关系，任方铭是名城公司的财务人员或售房人员或与售房有关的工作人员，并将所收的500万元购房定金打入名城公司账户，其收取白光琴500万元购房定金的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500万元不算不当得利。否则，就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获取他人不当利益的不当得利行为，所收的500万元即属不当得利。根据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1民再8号民事裁定的上述观点，新城区人民法院2018年9月13日公开开庭重新审理本案时，重点调查了任方铭与名城公司之间的关系，新城法院一审庭审调查查明（见新城法院一审庭审笔录），任方铭不是名城公司的股东、董事、财务人员和售楼人员，与名城公司不存在任何人事劳资关系，既非名城公司指定的售房代理人，也非名城公司的法定或委托代理人，其收取白光琴500万元购房定金的行为不具有任何职务行为的性质，且该500万元至今没有打入名城公司账户。因此，任方铭没有任何理由收取白光琴500万元购房定金，其收取白光琴500万元购房定金的行为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民法总则》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当得利案件处理意见》第2条规定了不当得利的四个具体要件：（一）当事人一方己取得利益；（二）他人受到损失；（三）取得利益和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四）当事人一方取得利益无合法根据”。具体到本案，1、任方铭的账户里多出来500万；2、白光琴的账户里减少了500万；3、任方铭账户里多出的500万就是白光琴账户里减少的500万，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4、白光琴的500万元是支付给房屋出卖人名城公司的购房定金，任方铭不是房屋出卖人，也不是售房单位的股东和工作人员，与售房单位没有任何关系，其收取白光琴500万元购房定金没有合法依据。任方铭收取白光琴的500万是典型的不当得利，完全符合我国《民法总则》第122条和《民法通则》第9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当得利案件处理意见》第2条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二、任方铭是如何在名城公司的帮助下把白光琴的500万元购房定金弄到自己手里的，白光琴在其一审民事起诉状中已有详细叙述，此处不再重复。在这里白光琴要强调的是，名城公司为任方铭出具收到白光琴500万元购房预付款的收据，认可名城公司收到白光琴500万元购房预付款的行为，实际是名城公司帮助任方铭获取白光琴500万购房定金的一种手段，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让人民法院把任方铭获取的白光琴的500万认定成不当得利。只要认真阅读一下名城公司与白光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特别是该协议的一、二、三条，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名城公司为任方铭出具收到白光琴500万元购房预付款收据，认可名城公司收到白光琴500万元购房预付款行为的真实目的，完全是在帮助任方铭巧取豪夺白光琴的500万元购房定金。名城公司与白光琴《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购房全款是3350万。按《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2条约定，白光琴需于2014年9月15日前向名城公司交纳2850万元购房款，仅看这一条似乎白光琴交2850万即可，其实并非如此，奥妙就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3条当中，按照第三条约定，白光琴向名城公司交纳的购房款绝非是2850万元，而是3350万元，即白光琴必须把购房全款打入名城公司的法定账户，白光琴才算履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付款义务，否则，名城公司将拒绝履行交付所售房屋的义务。由此可见，名城公司虽然给任方铭出具了收到白光琴500万元的收据，但实际上名城公司并没有认可任方铭收的500万是他们公司收到的购房预付款。名城公司为任方铭出具收到白光琴500万元购房预付款的收据，在法庭上为任方铭背书站台，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任方铭规避法律，避免人民法院将其攫取的500万认定成不当得利，从而达到非法获取他人利益的目的。按照名城公司与白光琴《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3条约定，白光琴须将全款打入名城公司法定账户，如果任方铭拿走的500万也是名城公司收到的购房预付款，白光琴给名城公司的购房款就达到了3850万元，比《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购房全款整整多出了500万，超出的500万不是任方铭的不当得利是什么。三、新城区人民法院本次一审重审此案时白光琴的一审诉讼请求和白光琴最初的一审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变化，均为要求任方铭返还500万元加法定孳息，没有增加或减少1分钱，根本不存在白光琴在新城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审时变更了诉讼请求的事实。四、本案500万元的所有权属于白光琴。货币是种类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判规则的规定，判断货币所有权的唯一依据就是实际占有，一笔货币的所有权属于谁，通俗地讲，谁占有即谁所有，银行账户里货币所有权的归属要看存有货币的银行账户是谁开设的，银行账户的开立者即为银行账户的所有者，也就是存于该账户的货币的所有者。就本案而言，任方铭银行账户里的500万元是从白光琴的银行账户里流入的，不是从闫小林或张朴的账户里流入的，所以，本案500万元的所有权属于白光琴，不属于闫小林和张朴。白光琴是本案500万元货币的所有者，且就该500万元与不当利益获取者任方铭发生了争执，白光琴完全具有民事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五、白光琴是不是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缔约主体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任方铭与售房单位名城公司没有任何人事劳资或委托代理关系，她没有资格收取白光琴的购房定金，闫小林、张朴和名城公司异口同声的说白光琴不是本案售房合同的缔约主体，不是本案的买房人，按照他们的说法，白光琴不是本案合同的缔约主体，不是本案的买房人，那白光琴就更没有理由让任方铭拿走她的500万了。综上，任方铭与名城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其收取白光琴500万元购房定金不具有任何职务行为的性质；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购房全款是3350万元，名城公司要求白光琴必须全款打入其法定账户，而不是仅打入2850万元，名城公司实际并没有认可任方铭收到的500万是他们公司收到的购房预付款，名城公司为任方铭出具收到白光琴500万元购房预付款的收据，在法庭上为任方铭背书站台，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任方铭规避法律，避免人民法院将其攫取的500万认定成不当得利；本案的500万元是白光琴银行账户里的钱，不是闫小林、张朴银行账户里的钱，所有权属于白光琴。由于白光琴与任方铭就本案500万元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发生了争执，由于白光琴的民事权益受到了侵害，所以，白光琴有资格以原告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任方铭攫取白光琴500万元的行为，符合《民法总则》第122条和《民法通则》第9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当得利案件处理意见》第2条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予返还。名城公司辩称，一、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52条的规定，白光琴变更诉讼请求属于程序违法。2017年1月12日白光琴起诉的诉讼请求为：1、任方铭、名城公司、闫小林、张朴连带返还白光琴不当得利500万元；2、任方铭、名城公司、闫小林、张朴连带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任方铭、名城公司、闫小林、张朴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在2018年9月13日发回重审审理过程中，白光琴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任方铭和名城公司连带返还不当得利500万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任方铭和名城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由任方铭和名城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在本次庭审中，白光琴又一次变更诉讼请求为“仅要求任方铭一方承担返还不当得利500万元。”可以说，白光琴的诉讼请求完全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52条的规定，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只有四种情形：（一）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二）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三）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四）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白光琴变更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二、名城公司不应被列为被告。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依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本案中，首先，名城公司收取的是闫小林、张朴的购房定金，并未取得白光琴的任何利益，因此也不存在向白光琴返还的问题；其次，名城公司与闫小林、张朴及白光琴之间存在着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无论名城公司是否取得利益，白光琴都不得以“不当得利”向名城公司主张权利。三、白光琴主体不适格。本案争议标的500万元是基于白光琴受闫小林、张朴的委托，与名城公司之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而交付的定金。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其法律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本案中，白光琴并不是上述两份合同的合同主体，白光琴与名城公司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无权自行提起诉讼。四、本案争议的标的物500万元属于定金，由于白光琴及其被代理人存在违约行为，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不予返还。1、白光琴及闫小林分别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网安大队、内蒙古自治区××区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均承认向任方铭支付的500万元为购买城市维也纳房屋的定金，且均认可是没有能力继续支付剩余房款才致使违约。2、白光琴受闫小林、张朴的委托曾与2014年5月28日与名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按照合同第六条第2项的约定“买受人于2014年5月28日交付定金500万元，剩余房款于2014年6月6日前付清”；另，第七条第2项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所交定金不退，出卖人有权将该房屋另行出售”。后由于买受人未能及时付款，经双方协商于2014年8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如乙方（买受人）超过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5日内不能付清全款时，则双方的协议解除，乙方所交款项甲方有权不退”。本案中，白光琴（闫小林、张朴）应于2014年9月15日前支付剩余的购房款，但白光琴（闫小林、张朴）一直未按合同约定进行支付，显然己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之规定，先期交付的定金不予退还。本次诉讼中，白光琴变更“事实和理由”，将自己包装成该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而不再是闫小林、张朴购买房屋的委托代理人，但是，不论白光琴是委托代理人还是实际购买人，都要受《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的约束，在违约的情形下，均需适用定金罚则。五、名城公司向白光琴（闫小林、张朴）送达了《解除合同、协议通知书》，该通知到达原告时生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已解除。由于白光琴及闫小林、张朴迟迟未履行支付剩余购房款的义务，名城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向上述三人送达了《解除合同、协议通知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自该通知书到达上述三人时，《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发生解除的效力。虽然白光琴向名城公司出具了《对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送达的〈解除合同、协议通知书〉的答复》，但该答复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异议提出方式，因此不影响合同解除的效力。综上，白光琴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白光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任方铭和名城公司连带返还白光琴不当得利500万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任方铭和名城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白光琴支付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3.由任方铭和名城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1、闫小林、张朴委托白光琴办理关于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开发的项目名称“城市维也纳”第15号楼整体购买事项的洽谈、合同签署、及其他事宜。2014年5月28日，名城公司与许某签订编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闫小林、张朴购买出卖人名城公司建设的名城国际“城市维也纳”第15号楼商品房，商品房房屋总金额3000万元整。买受人于2014年5月28日交付定金500万元整，剩余房款2500万元于2014年6月6日前付清。2014年5月30日，白光琴向被告任方铭转款500万元。2、2014年8月25日，白光琴代闫小林、张朴与名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根据2014年5月28日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为名城公司，买受人为闫小林、张朴。出卖的商品房为名城国际“城市××楼。双方在原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基础上补充以下内容：1、将原合同约定的15号楼商业楼房屋总价款调整为人民币3350万元整；2、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出卖人进行搬迁工作，最迟应于2014年9月15日前完成搬迁；3、付款及交接方式：双方于2014年9月15日前正式办理交接查验工作，经双方查验无误签字确认后，乙方闫小林、张朴即刻将剩余房款2850万元整，一次性全部打入甲方名城公司的账户。待乙方将全款打入该账户后，甲方应立即将房屋钥匙、资料一并交付乙方，交接完成生效。在乙方余款未交清前，甲方有权不交付房屋。如乙方超过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5日内仍不能付清全款时，则双方的协议解除，乙方所交款项甲方有权不退。2014年8月27日，名城公司向闫小林、张朴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闫小林、张朴交来15#楼房款500万元整。交款人：白光琴。3、2014年11月13日，名城公司向闫小林、张朴及其代理人白光琴发出《解除合同、协议通知书》，因闫小林、张朴不履行交接查验义务，也不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2014年11月17日，白光琴以代理人的名义向名城公司发出《对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送达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任方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白光琴返还500万元，并支付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500万元的利息，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二、驳回白光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任方铭负担。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2014年5月20日，闫小林、张朴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白光琴全权代表其办理下列事项：关于名城公司开发的项目名称“城市维也纳”15号楼整体购买事项的洽谈、合同签署、及其它事宜。并约定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代理人有转委托权。2014年5月28日，名城公司与白光琴的委托代理人许某签订编号为GF-2000-017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买受人闫小林、张朴购买名城公司建设的名城国际“城市维也纳”第15号楼商品房，房屋总金额3000万元。买受人于2014年5月28日交付定金500万元，剩余房款2500万元于2014年6月6日前付清。同日，名城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其上载明：名城公司在2014年5月28日同闫小林、张朴签定的15号楼商品房买卖合同，如果合同约定的定金伍百万元整没有付给名城公司，此合同不生效，同时取合同时将此证明交回。2014年5月30日，白光琴通过其尾号6795的中国银行账号向任方铭尾号1394的银行账号分两笔共计打款500万元。2014年8月25日，白光琴作为闫小林、张朴的委托代理人与名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双方约定：根据2014年5月28日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出卖人为名城公司，买受人为闫晓林、张朴。出卖的商品房为名城国际“城市××楼。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原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基础上补充以下内容：1、将原合同约定的15号楼商业楼房屋总价款调整为人民币3350万元整。2、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出卖人进行搬迁工作，最迟应于2014年9月15日前完成搬迁。3、付款及交接方式:双方于2014年9月15日前正式办理交接查验工作，经双方查验无误签字确认后，乙方即刻将剩余房款2850万元整，一次性全部打入甲方本次指定的账户。待乙方将全款打入该账户后，甲方应立即将房屋钥匙、资料一并交付乙方接收人，交接完成生效。在乙方余款未交清前，甲方有权不交付房屋。如乙方超过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5日内仍不能付清全款时，则双方的协议解除，乙方所交款项甲方有权不退。2014年8月27日，名城公司出具《收据》，其上载明：“今收到闫晓林、张朴交来15#楼房款500万元整。交款人：白光琴。”2014年11月13日，名城公司向（买受人）闫小林、张朴，（代理人）白光琴发出《解除合同、协议通知书》。因闫小林、张朴不履行交接查验义务，也不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2014年11月17日，白光琴以闫小林、张朴代理人的名义向名城公司发出《对呼和浩特名城地产有限公司送达的的答复》，内容为:不同意名城公司单方面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买受人并未违约，因客观原因，双方就房屋交接日期一直在商讨中。要求名城公司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且不得对该房屋进行任何的处分行为，否则应承担法律后果。名城公司先行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名城公司应在2014年6月4日前交付房屋，但一直没有交付，给买受人造成重大损失，应追究名城公司的违约责任。另查明，本案中当事人提供部分证据中将“闫小林”写为“闫晓林”。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白光琴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是否存在程序违法；2、白光琴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3、本案诉争500万元来源及性质如何认定，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白光琴在两次一审的诉讼请求中仅将承担责任的当事人由任方铭、名城公司、闫小林、张朴变更为任方铭、名城公司，其他的诉讼请求并未变更，可视为其放弃对闫小林、张朴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就该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白光琴主张其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受损一方，本案诉争的500万元系从白光琴的账户中转出，因此其与诉争的500万元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提起诉讼。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益，致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从闫小林、张朴于2014年5月20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014年5月2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014年8月2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及2014年8月27日名城公司向闫小林、张朴出具的《收据》，能够证明白光琴作为闫小林、张朴的购房代理人向任方铭账户打入本案诉争的500万元，该500万元系基于买受人闫小林、张朴与出卖人名城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发生的。从《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载明的剩余房款数额及名城公司出具的《收据》，以及名城公司的陈述，能够认定名城公司认可任方铭取得诉争的500万元就是名城公司向闫小林、张朴收取的500万元合同款项。因此，任方铭取得诉争的500万元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不构成不当得利。如白光琴认为其作为代理人为闫小林、张朴垫付了500万元合同款项，可另案向闫小林、张朴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任方铭、闫小林、张朴的再审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8)内0102民初466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白光琴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600元，由白光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瑞辰审判员 姜 怡审判员 宋晓瑾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徐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