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细沥村（厂房二）（厂房三）。法定代表人：黄国林，董事长。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林，男，196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汤维斌，女，197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向荣，国信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烽，国信麦家荣（南沙）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石华，男，196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海华，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娟，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与上诉人曾石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59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2．改判曾石华将其持有的丰江公司145.22万股股份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国林，并协助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如执行过程中曾石华持有的丰江公司股份不足，则以现金方式赔偿）；3．改判曾石华向汤维斌返还丰江公司24.60万股股份的收益4.92万元；4．改判曾石华向黄国林返还丰江公司145.22万股股份的收益29.044万元；5．改判曾石华向汤维斌返还丰江公司24.60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7.38万元；6．改判曾石华向黄国林返还丰江公司145.22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43.566万元。事实与理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认为一审民事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理由如下：（一）激励股份的回购主体应为丰江公司及黄国林、汤维斌（“公司老股东”），而不应仅为丰江公司。1．公司老股东及丰江公司均为股权激励的实施主体，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公司老股东及丰江公司同样应为激励股权的回购主体。依照《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一条：“用于激励机制的股份由老股东采取无偿出让的方式提供，提供股份的数量视经营情况和老股东出让的意愿确定”；第二条第2点：“由总经理将考评结果提交董事会，董事会根据当年经营结果、老股东出让意愿以及考评结果，审批通过获得当年股权激励的人员名单及相应激励股份金额”。可见，用于实施股权激励的全部股份均为公司老股东的个人财产；而每年获得股权激励的人员名单及激励数额，均需要结合老股东的出让意愿最终确定。所以，丰江公司的股权激励行为综合体现了公司老股东及丰江公司的共同意志。也就是说，是公司老股东及丰江公司共同向公司员工作出股权激励的意思表示。因此，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如需收回激励股权，也应由公司老股东及丰江公司共同作为回购的主体，而不应仅为丰江公司。2．《股权激励管理规定》中“公司”一词的概念已包含了“公司老股东”在内。依据前述分析，股权激励代表了公司老股东和丰江公司的共同意志，所以丰江公司无法在脱离老股东的情况下，单独作出股份分配的决定，也无法单独对《股权激励管理规定》进行补充。而《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五条约定：“自公司作出股份分配的决定之日起……”；第六条约定：“……公司可以在实施过程中作补充规定”。可见，在《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的语境下，“公司”一词的概念是包含“公司老股东”在内的。因此，《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约定“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回购”，此处的“公司”即指公司老股东及丰江公司。（二）曾石华对外转让了3.4万股丰江公司的激励股份，违反股权激励之约定，曾石华应向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返还同类型的3.4万股丰江公司股权。1．曾石华对外转让激励股份的行为违约。一审法院查明，曾石华受激励获得的股份为169.82万股，后曾石华对外转让了3.4万股丰江公司的激励股份。依照2006年《股权激励管理细则》及2009年《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三条第3点约定：“该类激励股份不能转让，也不能以抵押等形式作实质的财产转移，只能登记在本人名下。”因此，曾石华对外转让3.4万股丰江公司激励股份的行为违反上述约定。本案一审中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申请查封曾石华的股份是169.82万股，但实际上保全的数额是169.82－3.4万股，因为这3.4万股已经转让了，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这3.4万股，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认为曾石华转让的3.4万股也要返还，该转让的是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即使是法庭在询问曾石华不能补足的情况下也应该判决曾石华支付3.4万元的等额财产。2．回购的股份应为“所有激励股份”而非“离职时剩余的激励股份”。依照2009年《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约定：“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其所受让的激励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因此，回购的股份应不限于曾石华离职时持有的股份，而应是受赠的全部激励股份。据此，一审法院认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法院应询问曾石华是否补足其对外转让的3.4万股，并释明相应法律后果，如曾石华明确表示不再补足，则应判决曾石华向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赔偿3.4万股的等值财产。（三）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曾石华主张返还股份收益，具有合同依据，且不违背公平原则，曾石华应将激励股份的全部收益返还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1．《股权激励管理规定》中已明确约定，回购的内容既包括“激励股份”，也包括“激励股份所产生的收益”。本案中，《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已经明确约定，“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其所受让的激励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以下简称为“回购条款”）。也就是说，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曾石华支付每股净资产50%的回购款，除应获得“激励股份”外，还应获得“激励股份所产生的收益”，即：回购款=激励股份+激励股份的收益=每股净资产的50%。一审判决认为“《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未约定股份收益返还的款项起算时间”是对回购条款的理解错误，该条款中的“其产生的收益”显然是指股东持有激励股份期间的激励股份所产生的所有收益，因此根本无需约定“股份收益返还的款项起算时间”。2．曾石华向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返还股份收益，具有合同依据，且不违背公平原则。首先，基于上述分析可知，《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回购条款约定即为该返还主张的合同依据，回购对象既包括“激励股份”，还包括“激励股份所产生的收益”。在股东离职之前，激励股份及持股期间的股份收益皆归属被激励股东。既然激励股份可依据回购条款被回购，那么所产生的收益应同样可以依据回购条款被回购。其次，虽然曾石华持股期间，承担了股东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收回股份收益将显失公平。理由如下：（1）曾石华的股份是激励所得，由老股东无偿出让，曾石华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曾石华在公司工作期间是另有获得正常工资报酬的。因此，曾石华完全是无偿获得了激励股份及其收益，并未付出对应、对等的成本。（2）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并非无偿收回股份收益，而是支付了相应的回购款。本案中，曾石华获得的回购款（230.1061万元）金额远高于其应返还的股份收益（84.91万元）。因此，该回购款已包含了对曾石华持股期间履行股东义务的价值认可。（3）回购并非永久性、无条件执行下去，在丰江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形后，被激励股东完全可以获得没有任何限制的激励股份及收益。曾石华自行离职，放弃该机会，显然不存在“违反公平原则”之说。《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3点约定，“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除外”，该条约定的内在意思和目的是通过实施股权激励，激发员工动力，员工长期留在公司，共同将公司做大做强（即上市或被整体收购），达到该目的后，股份及收益不再因离职而被回购，被激励股东获得最终利益。3．一审判决认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无权收回“股份回购前”的分红，这与《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的初衷相违背。一审判决认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无权收回“股份回购前”的分红。也就是说，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只能收回“股份回购后”的分红。而事实上在股份回购以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已经成为了涉案股份的持有人，理应获得相应股份分红。因此，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在“回购股份后”是否享有分红的问题，根本无需在《股权激励管理规定》中进行特别约定。由此可知，《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所约定的收回分红，必然是有关“股份回购前”的分红。也就是所，《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的本意，就是希望以“每股净资产的50%”来回购“激励股份”和“全部分红”，而不仅仅是回购“激励股份”。综上，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曾石华辩称，（一）《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是不真实的，且丰江公司曾经对原股东和员工进行了激励机制已经在新三板挂牌前终止，丰江公司要求回购股份没有依据，另外，对方提交的公司激励制度中包含公司老股东，这是不正确的。首先，公司和股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是包含关系，并且曾石华在丰江公司成立之初就是公司的创始股东，即曾石华是公司的老股东，如果按照丰江公司的主张，老股东有权回购股份，那么曾石华也有权回购股份，这是不合逻辑。（二）曾石华在丰江公司挂牌后在股转系统中转让了3.4万股股票，这充分说明了公司在挂牌后已经不存在对之前因激励而产生的股份的限制，丰江公司无权要求曾石华补足其对外转让的3.4万股。（三）曾石华所取得的股份并非是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无偿出让的，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一审提交的多份证据可以看出，激励股份是根据公司的业绩及员工的个人贡献进行分配的，资金来源于丰江公司的经营所得，并非黄国林、汤维斌的个人资产，黄国林、汤维斌在历次分配中取得了更多的对应的激励股份，而这些激励股份在公司挂牌前已经进行了清理和确权，丰江公司无权要求回购，也无权要求曾石华返还股份所对应的收益。（四）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自一审起诉至结束增加和变更的诉讼请求从未要求丰江公司以公司名义回购曾石华的股份，均是以个人名义，因此从丰江公司诉讼请求讲，还是公司法来讲，丰江公司均无权回购曾石华的股份，也无权要求黄国林、汤维斌来回购。（五）丰江公司称其所实施的激励全部股份都是黄国林、汤维斌的个人股份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所认定回购股份中有35.7万元是唐胜晨转给曾石华的，在此情况下，不能认定曾石华的出资全部来源于黄国林、汤维斌二人。曾石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判项；2．改判驳回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对曾石华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有权回购股份的事实依据不足，证据存在严重瑕疵。1．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股权激励管理细则》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能确认，且不适用于丰江公司，一审法院不应将该证据作为认定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有权回购股份的依据。（1）《管理细则》的形成时间为2006年2月7日，而丰江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06年9月25日。该份文件的制定依据是穗丰电司字[2005]08号文件，明显与丰江公司无关。一审中，曾石华多次要求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穗丰电司字[2005]08号文件，但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未能提供。因此该《管理细则》与丰江公司无关，该证据的关联性不能确认。（2）《管理细则》第三页盖有两个公章，一个是“广州市番禺丰江电池制造有限公司聚合物事业部”公章，一个是“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公章（即“丰江公司”的前身），该份证据形成时丰江公司尚未依法设立。因此，丰江公司的公章应当为其成立后私自加盖，且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也确认了丰江公司的公章是在文件形成之后由丰江公司加盖的。另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丰江公司系由广州市番禺丰江电池制造有限公司聚合物事业部转化而来，该证据的合法性不能确认。（3）《管理细则》共三页，只有第三页有被告签字，前两页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可随时替换，未能与第三页构成有机整体，真实性不能确认。2.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股权激励管理规定》（2009年3月颁发之第二版，以下简称“《管理规定》”）未加盖丰江公司的公章，且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能确认，该证据的“原件”被当庭发现系变造文件，不能作为认定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有权回购股份的依据。（1）《管理规定》共四页，主文部分与签字页未能形成统一整体，《管理规定》前三页主文部分为打印字体，未加盖骑缝章；第三页尾部“以下空白，后附签署页，与正本为一体，属于整个文件”与第四页题头“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均系手写，属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事后添加。手写字体、签字页与前三页主文无法构成有机统一整体，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2）《管理规定》没有加盖丰江公司的公章，无法确定是丰江公司针对员工所做的股权激励文件，该份文件与本案无关联性。（3）曾石华在第一次开庭时（2018年2月7日）经当庭核对证据二原件，发现该份证据的签字页存在伪造、变造的情况，签字页上的签名部分为手写，部分为复印形成，包括曾石华在内的多个签名均为复印形成。3.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七十七《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系变造文件，不能作为认定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有权回购股份的依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代理人在第一次开庭、第二次开庭（2018年3月21日）中多次确认证据二为原件，并于2018年3月22日出具《关于2009年9月〈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的说明》：“目前，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处只有一份《股权激励管理规定》，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一直认为该文件是没有经过复印的原始文件……”。2018年4月11日，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又提交证据七十七《股权激励管理规定》（2009年3月），并在第三次开庭中称该次提交的证据七十七才是有曾石华签名的原件。经当庭核对，该份证据的签字页存在伪造、变造的情况，签字页上的签名部分为手写，部分为复印形成。以上证据存在严重瑕疵，且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在庭审中的表述前后矛盾，一审判决如何认定“虽然《管理规定》签署页上的签名存在有复印的情况，但是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已提交《管理规定》文件原件，并对证据形成过程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一审判决第16页）。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应当对有权回购股份的主张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在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未能证明自己主张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如何认为“虽然曾石华提出该《管理规定》前4页与签署页不是统一整体，但未提出相应反驳证据，也与其自述不相符，故一审法院对《管理规定》及其签署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判决第16页），一审法院的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有失公正。（二）丰江公司无权回购曾石华持有的股份，也无权同意指定黄国林、汤维斌接收曾石华持有的股份。1.如前所述，丰江公司主张回购股份的事实依据不足，证据存在严重瑕疵。2.丰江公司主张回购曾石华持有的股份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也无权指定他人接收回购的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上述规定属于公司法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丰江公司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可以回购股份的情形，其主张回购曾石华持有的股份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丰江公司没有回购股份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当然也无权指定黄国林、汤维斌接收回购的股份。3.一审法院超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诉讼请求范围进行审理和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丰江公司虽为一审的原告之一，但本案一审历经四次开庭审理、两次延期判决，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从头到尾并未要求由丰江公司回购曾石华持有的股份。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对于案件的审理，一审法院只能按照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进行审理，对超过当事人诉讼主张的部分不得主动审理。一审法院在一审法院认为部分“为维护公司资本三原则，防止股东抽逃出资，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一般情况下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并非绝对禁止，如对回收股权进行再分配或指定股权接收人等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依法或按照约定对股东股权进行回购，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可以指定股东黄国林和汤维斌接收案涉回购的股权”（一审判决第19页）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本案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时，一审主审法官在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并未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主动询问“假如法院认定股份回购的主体是公司，你方是否指定汤维斌和黄国林为股份的接收方及相应支付股份回购款主体？”（详见一审第四次庭审笔录）。一审法院存在主动审查、认定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从未主张的诉讼请求的情形，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4.丰江公司在一审法官提示下当庭同意指定黄国林、汤维斌回购、接收曾石华持有的股份，未履行任何内部审批程序，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公众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丰江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司因减少注册资本、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属于减少注册资本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收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在一年内转让给职工。丰江公司《公司章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众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第三十九条第六项规定：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得以其他方式占用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四项，第七十七条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审议股权激励计划作出决议，且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一百零八条第七项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拟定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丰江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公告编号：2017-026）第四条第八项规定：董事会拟定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丰江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告编号：2017-025）第四条第七项、第十四项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审议股权激励计划作出决议。依据上述规定，丰江公司作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股份的公众公司，股份回购、再分配属于重大事项，涉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应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治理制度的规定履行内部决议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丰江公司回购股份及指定第三人接收回购股份，应当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召集、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案中，丰江公司在庭审中通过法官提示的方式，由其代理人同意指定黄国林、汤维斌回购曾石华持有的股份，未履行任何内部审批程序，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公众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丰江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一审法官在明知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对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作出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提示并据此作出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及公正中立的原则。（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形。1.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证据显示，曾石华取得的奖励股份（内部股）共计67.89万股，并非169.82万股。（1）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二十《丰江公司关于2006年度股份奖励的决定》显示曾石华应取得的奖励股份（内部股）为14.89万股。（2）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二十一《丰江公司2007年度经营业绩股权奖励的情况说明》显示曾石华取得的奖励股份（内部股）为24万股。（3）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二十三《丰江公司2008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的方案》显示曾石华取得的奖励股份（内部股）为26万股。（4）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二十四《丰江公司2009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的方案》显示曾石华未取得奖励股份（内部股）。（5）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二十五《丰江公司2010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的方案》显示曾石华取得的奖励股份（内部股）为2万股。（6）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二十七《丰江公司2011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的方案》显示曾石华未取得奖励股份（内部股）。（7）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二十九《丰江公司2012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的方案》显示曾石华取得的奖励股份（内部股）为1万股。（8）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三十《丰江公司2013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的方案》显示曾石华未取得奖励股份（内部股）。（9）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三十一《丰江公司2014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的方案》显示曾石华未取得奖励股份（内部股）。2.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证据二十一至证据三十二，丰江公司的奖励股（内部股）是以公司当年利润和净资产折算，结合员工（包括曾石华）的工作绩效进行奖励分配，部分未分配的奖励股挂在汤维斌名下，并非黄国林、汤维斌的个人财产出资。（1）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证据二十一显示：“公司2007年度分配了部分现金，合计共分配现金538.01万元，扣除股权激励奖金619万元和分红的资金538.01万元，2007年度股东可以分配的股份为1863.99万股”，“2007年度经营业绩奖励决定如下：从619万股（预提奖励金额）中提取194万股用于2007年度的经营业绩奖励，其余425万股和2006年度未奖励的66.12万股及产生的分配股份44.72万股，合计535.84万股将用于以后年度的股权激励”，因此可知，曾石华取得股份的部分资金来源及性质为丰江公司绩效奖金分配，所谓股权激励实质上是将曾石华应得的奖金再以股权方式投资于丰江公司。（2）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证据二十三、证据二十四、证据二十五、证据二十七、证据二十九、证据三十、证据三十一所显示的内容均不同程度的体现了奖励分配、利润分配、未分配的奖励股挂在汤维斌名下，并非黄国林、汤维斌的个人财产等内容。（3）如前所述，曾石华取得的奖励股份（内部股）共计67.89万股，并非169.82万股，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黄国林、汤维斌向曾石华转账的款项不能与奖励的内部股67.89万股对应，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的“黄国林、汤维斌向曾石华转账的款项是为了办理股权激励工商登记，资金来源均为黄国林、汤维斌个人所有”的主张矛盾。（4）根据曾石华在一审时提供的《关于2007年度经营结果和利润分配的说明》、《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等相关证据，汤维斌于2008年1月25日将应分配给曾石华的分红19.58万元从个人账户转账曾石华，该笔款项并未用于向丰江公司出资。另外，丰江公司总经理唐胜成于2011年12月12日向曾石华转账35.7万元，也说明丰江公司存在从实际控制人、总经理个人账户向股东分配利润的的情形。曾石华取得丰江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并非黄国林、汤维斌的个人财产。3.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不能证明曾石华的实物出资系从黄国林处取得。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了《关于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7月实物出资的情况说明》及部分发票，但《关于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7月实物出资的情况说明》为番禺丰江单方陈述，番禺丰江不是政府主管部门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其单方出具的说明不具有公信力；且番禺丰江的实际控制人是黄国林，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存在利害关系，该份证据的形成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明显系为本案特别制作，不应采信。另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发票的采购时间为2005年、2006年，而曾石华实物出资的时间是在2008年，且发票所列的实物名称、数量、金额不能与实物出资的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一一对应，试问一审法院在该种情况下如何得出“至于实物出资部分，相关发票能够印证实物出资部分原属于番禺丰江公司所有，番禺丰江公司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被告的实物出资部分实际系由该公司移交给丰江公司作为曾石华等人的出资”（一审判决第18页）的结论？4.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证据三十三《出纳江雪红证人证言》，被证实所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未对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全面审查，有失偏颇。该证人证言表明“2011年12月12日，黄国林将其银行卡交给我，让我先为曾石华开一张银行卡，然后从黄国林的银行卡中取出43.70万元转给曾石华的银行卡，再用曾石华的银行卡支付43.70万元增资款……曾石华的银行卡及密码一直由丰江公司保管，没有其他交易往来”后曾石华提供证据证明曾石华的银行卡在其自己手中，且开户时间为2007年6月8日，同时在2011年12月12日，曾石华从未收到黄国林或证人江雪红汇入的43.70万元增资款。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辩称因时间太久，证人记不清楚了，但证据三十三的证人证言完整的记述了打款的时间、过程及相关细节，怎能用一句记不清就含混而过呢？一审法院未对本案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未对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的前后矛盾及无法相互印证的证据进行排除，且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形。（四）根据丰江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时公开披露的资料及主办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显示，丰江公司挂牌时已不存在股权激励，即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所主张的股权激励已终止。1.丰江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意味着其满足股权明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其公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1）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号）规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境内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均可通过主办券商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份，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申请挂牌的公司应当业务明确、产权清晰、依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健全，可以尚未盈利，但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2）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96号）第三条规定：公众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到股权明晰，合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第六条规定：为公司出具专项文件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认真履行审慎核查义务，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发表专业意见，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接受中国证监会的监管。（3）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使用基本标准指引》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可把控、可举证、可识别”的原则，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定的六项挂牌条件进行细化，形成基本标准如下：“……四、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一）股权明晰，是指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股东或实际支配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因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则规定，挂牌新三板的前提条件之一为企业“股权明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丰江公司作为已经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意味着其满足股权明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的挂牌条件。如公司存在股权激励、股权回购等可能影响股权权属的情况，应在申报材料中进行披露。2.丰江公司挂牌时聘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显示，丰江公司挂牌时不存在股权激励，股东股权明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1）丰江公司挂牌时的中介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文件中陈述：公司的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潜在纠纷；丰江电池的设立及历次增资均经企业登记主管部门核准或登记，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合法、有效。丰江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向发起人发行的股份真实、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股权明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真实、有效，不存在代持、质押等权利受限的情况，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因股权权属产生的纠纷或潜在纠纷。（2）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丰江公司挂牌时审计报告“十、股份支付”显示：本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股份支付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如丰江公司在挂牌前或挂牌时存在员工股权激励的，公司相关财务报表应做股份支付处理。综上，丰江公司新三板挂牌时，经过主办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性意见均显示丰江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股东持有的股份真实、有效，不存在股权激励情况。3.丰江公司即便以前有股权激励的相关管理规定，也已在挂牌时终止，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无权要求回购曾石华股份。（1）曾石华离职前作为丰江公司的董事之一，在新三板挂牌前参与讨论、并审议通过了丰江公司制定的《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股权激励终止安排规划”），股权激励终止安排规划显示：丰江公司及全体股东一致确认，“公司决定到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司原有的业绩激励制度需要与上市制度对接”、“公司原来的股权激励制度设定了在公司上市时结束，需要在挂牌前清理，拟将这个制度正式结束，将未分配的股份分配给管理人员”。因此，该股权激励终止安排规划明确了在新三板挂牌前终止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2）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交的证据一《管理细则》、证据二《管理规定》两份文件均规定：在“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下，公司丧失股份回购权。根据上述股权激励终止安排计划的表述“公司决定到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司原有的业绩激励制度需要与上市制度对接”，新三板挂牌即为丰江公司及全体股东理解的上市。丰江公司即便以前有股权激励的相关管理规定，也已在挂牌时终止，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无权要求回购曾石华股份。关于“上市”的理解，应当按照丰江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明确作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和认定，而不应当机械的按照工商登记显示的丰江公司的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及法律规定的“上市公司”概念，否定丰江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丰江公司是否存在股权激励没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便存在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也已经在新三板挂牌前清理，提前将相关制度结束，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无权要求回购股份。（五）一审法院认定“按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起诉前一年度的每股净资产的50%的标准”作为股份回购价格，没有依据，显失公平。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完整的会计年度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2017年12月22日，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黄国林、汤维斌回购曾石华股份，并返还相关股份收益。即2017年12月22日，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曾石华主张股份回购的时间节点。自2017年12月22日至12月31日期间，丰江公司不存在对2017年度每股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如果法院认定回购成立，也应当以丰江公司2017年度的每股净资产50%的标准进行回购。一审判决以起诉前一年度即2016年度丰江公司的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来计算回购价格（一审判决第20页），没有依据，显失公平。综上，曾石华认为如最终认定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享有回购权，回购价格也应当按照2017年度丰江公司每股净资产的50%计算。（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等（一审判决第21页）判决黄国林、汤维斌回购曾石华股权，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与本案的无实质的关联性。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通篇都在阐述丰江公司存在股权激励管理制度，依照制度有权回购曾石华股份，丰江公司在庭审中在法官的示意下同意由黄国林、汤维斌接收回购股份，从而得出由黄国林、汤维斌回购曾石华股份的判决结果。按照一审法院认为中的逻辑，一审法院应当适用的法律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情形，而不应当是《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曾石华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采纳曾石华的上诉意见，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判项；驳回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对曾石华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以维护曾石华的合法权益。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辩称：（一）奖励股份只有67.89万股（内部股份）这是不对的，曾石华实际获得的股份是169.82万股，曾石华计算不全，以2017年为例，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一审证据21显示，曾石华获得了66.22+24=90.22万股的激励股份，而非曾石华计算的24万股，同时曾石华所获得的169.82万股经一审法院确认全部没有出资，这也印证了其所获得全部为激励股份；（二）用于确定股权激励数额的内部股是以公司内部资产和数值作为参照的，如果某年公司净资产增加，则可以分配内部股，但实际分配的并不是公司的净资产，净资产只是参考的标准，实际上内部股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更不是公司的资产，股权激励主要关注的是各激励员工的持股比例，比如如果每个股东均有100股内部股，在某一年所有股东均获得了50股内部股，股东间的持股比例不变，在此情况下，是不会实质影响股权变动的，是不需要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因此股权激励的过程本质上是黄国林和汤维斌将自己的财产转移给员工的过程，于股权激励本身对丰江公司的净资产和分红均没有实质的影响，曾石华提到的唐胜晨的35.7万元，一审中已经确认是在黄国林的指示下，代黄国林支付的，因此可以证明曾石华的全部股份来源于黄国林、汤维斌的个人资产；（三）相关的激励股权应由黄国林、汤维斌作为回购主体，而不是丰江公司，根据股权激励条例第一条规定，股权激励的股份由老股东采取无偿出让的方式提供，可见相关激励股份是老股东的个人财产，而非丰江公司，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该由黄国林、汤维斌作为回购主体，如果回购主体不是黄国林、汤维斌，则变相的侵犯了其二人的财产权益，也有违股权激励的本意；（四）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一审证据33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系统发展历程可见新三板于2013年1月正式揭牌，直到2013年6月才将股转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而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是签订于2009年3月，比股转系统揭牌运营早四年多，2006年的股权管理激励细则则比股转系统运营早七年，因此股权激励中的上市不可能包含挂牌的意思。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汤维斌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回收曾石华持有的丰江公司24.6万股股份；2.曾石华向汤维斌返还丰江电池24.6万股股份的收益4.92万元（2016年）；3.黄国林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收回曾石华持有的丰江公司145.22万股股份；4.曾石华向黄国林返还丰江公司145.22万股股份的收益29.044万元（2016年）；5.曾石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6.曾石华向汤维斌返还丰江公司24.6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7.38万元；7.曾石华向黄国林返还丰江公司145.22万股股份在2017年的利润分配收益43.56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丰江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系其前身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江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25日成立。2009年3月10日丰江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丰江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丰江公司，股份数合计3000万股，注册资本合计3000万元，公司发起人为黄国林、汤维斌和曾石华等人，黄国林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黄国林、汤维斌系夫妻关系，两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丰江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显示，公司总股份数为6033.5万股，股东有黄国林、汤维斌以及曾石华等人，其中黄国林持股2219.33万股，占股比例36.7834%，汤维斌持股826.99万股，占股比例13.7067%。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与曾石华双方确认2005年10月曾石华与广州市番禺丰江电池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番禺丰江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曾石华在丰江有限公司成立后又与后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于2017年9月30日离职，离职前任丰江公司副总经理。曾石华股权变更情况如下：2006年3月28日，包括黄国林、汤维斌以及曾石华在内的8人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设立丰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黄国林出资2420万元、比例为80.67%，汤维斌出资300万元、比例为10%，曾石华出资50万元、比例为1.67%。各方还约定注册资本分期投入，第一次出资600万元，其中曾石华以货币出资10.02万元。广州市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于2006年9月14日出具验资报告，其中载明曾石华认缴出资50万元，本期实缴货币出资10.02万元。2006年9月25日丰江有限公司经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核准设立。2008年7月1日，黄国林（转让方）与曾石华（受让方）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黄国林将原认缴出资额中的部分56.5万元转让给曾石华，转让后曾石华认缴出资额变更为106.5万元，包括黄国林、曾石华在内的14名股东均在落款股东签名处。广州市东方会计师事务所于2008年7月7日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曾石华认缴注册资本为106.5万元（出资比例为3.55%），本期实缴货币出资189882元、实物出资375118元（合计56.5万元）。2008年8月27日丰江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新增实收资本至3000万元，其中曾石华认缴39.98万元。2008年9月1日广州市德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验资报告，载明曾石华实际缴纳39.98万元（货币出资）。2011年11月1日丰江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修改公司章程，汤维斌将所持本公司24.6万股（占注册资本0.82%）转让给曾石华，曾石华持股共131.1万股，持股比例为4.37%。曾石华确认其并未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2011年12月1日丰江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增资和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增加现金资本1000万元，其中曾石华认购43.7万股，增资后曾石华持股为174.8万股，持股比例仍为4.37%。曾石华确认该部分增资款来源于汤维斌和案外人唐胜成（丰江公司总经理）向曾石华的转账汇款。2016年1月曾石华转让其持有的丰江公司股份4.98万股给案外人，持股比例降为4.25%。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曾石华系为了履行股权激励计划转让，使其股份保持在4.25%，曾石华未收到该股权转让款。曾石华则主张系其自行转让股份，与本案无关。丰江公司2007年作出2006年度股份奖励决定、2008年作出《截止2007年底股东股份数量和2007年度经营业绩股权奖励的情况说明》、2009至2015年分别发布了2008至2014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方案以及《原持股数转换为持有注册股份情况表》，显示截止至2015年底曾石华累计获得394.4万股，转换为注册股份的持股为169.82万股，持股比例4.25%。曾石华在《原持股数转换为持有注册股份情况表》落款处签名确认。至曾石华2017年9月30日离职时，曾石华所持股份数因向外转让3.4万股而减少为166.42万股。2016年5月11日丰江公司的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并公开转让，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证券简称丰江电池，证券代码837375，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在准备挂牌之前，股东对外声明的文件中未记载有股份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存在转让限制或者回购等情况。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是因为未提及和披露股权激励和股权回购事实。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法律意见书》中记载了曾石华前述股权变更情况，其中关于“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财产”部分载明：“公司设立时发起人按照各自持有丰江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以丰江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为对公司的出资，丰江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权属关系清晰，发起人将上述资产投入公司不存在法律障碍”。丰江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17年5月1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结果反馈，显示代派股数5200万股，代派现金红利1040万元。曾石华确认已实际收到按其持股169.82万股换算的分红33.964万元。2017年4月10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丰江公司2016年出具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7]004019号）显示，期末公司股本共5200万股，股东权益合计140780517.61元，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两者相除即为每股净资产2.71元；丰江公司对外公示的2016年年度报告亦显示2016年末归属于挂牌公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71元。曾石华对此予以认可。丰江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载明，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033.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18年7月2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权益分派结果反馈，显示代派股数6033.5万股，代派现金红利1810.05万元。双方确认曾石华收到分红时实际持股166.42万股，实际收到以此为基数计算的分红49.926万元。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为证明丰江公司曾对曾石华有过股权激励的事实，提供证据：1．《股权激励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管理细则》），内容：根据穗丰电司字[2005]08号文件的基本精神，特制定本细则……一、股份的来源。用于激励机制的股份由前一年度的老股东采取无偿出让的方式提供，提供股份的数量按穗丰电司字[2005]08号文件规定的标准以当年经营结果所反映公司资本增值的数据计算。……三、股份的管理：1.自公司作出股份分配的决定之日起，该类股份即刻成为公司参与分配的资本；2.该类股份每隔2年才进行一次正式的股东工商注册登记，在这2年以内只进行公司内部登记管理……4.除了参与公司分配的权利外，该类股份的表决权等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必须授权给公司秘书。5.该类股份的股东必须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公司秘书参加股东大会和签署所有股东文件。……四、股份购回。该类股份的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公司对其股份在2年内限制转让和抵押等性质的处理。在2年后，公司按照上一年度的每股净资产的50%购回，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除外。落款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2006年2月7日”，并加盖有广州市番禺丰江电池制造有限公司聚合物事业部印章以及丰江有限公司印章。包括曾石华在内的各丰江公司员工在落款处签名。2.《股权激励管理规定（2009年3月日颁发之第二版）》（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内容：根据公司经营理念及发展战略，结合2006年2月颁发的《股权激励管理细则》及历年股权激励的实践，特制定本规定、进一步明确股权激励的相关制度，对公司长远发展和干部事业起到远景规划的作用。一、股份的来源：用于激励的股份由老股东采取无偿出让的方式提供，提供股份的数量视当年经营情况和老股东出让的意愿确定；二、股份的分配：分配依据为每年度终，评估小组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获取股权激励资格及对公司利润的贡献进行考评，董事会根据当年经营结果、老股东出让意愿以及考评结果审批通过当年股权激励的人员名单及相应激励股份金额；三、股份的管理：1、自公司做出股份分配决定之日起，该类激励股份即刻成为公司参与分配的资本；2、该类激励股份每隔二年才进行一次正式的股东工商注册登记，在这二年以内只进行公司内部登记管理；3、该类激励股份不能转让，也不能以抵押等形式作实质的财产转移，只能登记在本人名下；4、除了参与公司分配的权利外，该类激励股份的表决权等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必须授权给公司董事会秘书；5、该类激励股份的股东必须签署授权委托书，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股东大会和签署所有股东文件；6、该类激励股份为老股东无偿出让，视同受让股东已经作出承诺：在职期间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不从事有损公司利益的活动，否则作为惩罚，公司将无偿收回该类股份；7、当公司出现股份上市流通或整体被收购的情况时，无须遵从以上规定；四、股份购回：1、股东因任何原因离职，其所受让的激励股份及其产生的收益，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并将该笔金额在其离职之日起1个月至2年内全部支付；2、离职后，如不保守公司商业秘密和从事有损公司利益的活动，作为惩罚，公司有权不支付该购回金额；3、公司出现上市或被整体收购的情况除外；五、自公司作出股份分配的决定之日起，享有该类激励股份的股东，必须签名，以明确其自愿遵守此规定。《管理规定》文本最后一页尾部打印有“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2009年3月日”，下方手写“以下空白，后附签署页，与正本为一体，属于整个文件”字样。后附另外一张签署页，该页左上方打印有“签署：”字样，后面有黄国林、汤维斌、张某芬、曾石华以及曾石华等共计71人签名，其中大部分人员系丰江公司现在或曾经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签署页签名原件系分两次签署形成，第一次签署原件有黄国林、汤维斌、张某芬、曾石华、曾石华等50人签名；第二次签署原件系在上述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的基础上续签，有吴建霞等21人签名。签署页最上行手写有“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字样。3.《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经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受让激励股份，成为公司股东，自愿遵守《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行使如下权利：1、参加股东大会；2、以本人受让的激励股份所享有的额度行使表决权；3、签署所有股东文件。授权委托书下部为签名，有曾石华等69人在其上签名。《授权委托书》签名原件系分两次签署形成，第一次签署原件有曾石华等47人签名；第二次签署原件系在上述第一次签署原件的复印件的基础上续签。曾石华曾在另案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确认其系通过丰江公司在股东会议上的出示而知悉《管理规定》内容，《管理规定》签署页上的“曾石华”签名为2009年3月其本人所写，但认为签名时签署页上并无抬头标题“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的手写字样，《管理规定》落款处下方也无“以下空白，后附签署页，与正本为一体，属于整个文件”的手写内容。对该签署页是否为《管理规定》所附文件也表示记不清了。曾石华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曾申请对《管理规定》诸如签名真实性、前后页形成时间是否一致等问题进行司法鉴定，后撤回鉴定申请。曾石华认为即使存在《管理规定》，也已于丰江公司挂牌交易之前终止执行，为此其提交《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打印件。该文件无丰江公司盖章。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否认丰江公司签署过该文件，《管理规定》仍正在执行中，并未终止。另查明，黄国林于2006年9月11日向曾石华银行账户转账10.02万元，同日曾石华向丰江公司名下银行账户（与验资报告载明银行账户一致）转账支付10.02万元。2008年7月1日和8月28日黄国林又向曾石华转账支付189882元和39.98万元，曾石华均于收款同日转账支付至丰江公司名下银行账户（与验资报告载明银行账户一致）。汤维斌和案外人唐胜成于2011年12月12日向曾石华分别转账支付8万元和35.7万元（共计43.7万元），曾石华同样于收款同日向丰江公司名下银行账户（与验资报告载明银行账户一致）转账支付43.7万元。番禺丰江公司出具《关于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7月实物出资的情况说明》，确认2008年7月1日曾石华等人向丰江有限公司移交的机器设备、存货是由其购买及生产，并受实际控制人黄国林指示将机器设备作为曾石华等人的出资移交给丰江公司。曾石华签名确认的《存货、固定资产出资清单》列出了实物出资的情况，总价值为375118元。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提供了部分固定资产设备增值税发票，载明购买单位为广州市番禺丰江电池制造有限公司。案外人唐胜成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1年12月12日向曾石华的汇款35.7万元系在黄国林指示下代黄国林支付。关于曾石华的出资情况，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表示：2005年至2006年是丰江公司的筹备阶段，广州市番禺丰江电池制造有限公司聚合物事业部之后就转化为丰江有限公司，《管理细则》上丰江有限公司印章即是在成立之后加盖的。《管理细则》《管理规定》是丰江公司设立之前发起人达成的股权激励方案，丰江公司设立时部分发起人的认缴出资都是股权激励（包括曾石华认缴的50万元）；曾石华2006年9月、2008年7月和2008年8月三次股权变更的货币出资均是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转账给曾石华，曾石华再转入丰江公司验资账户；2008年7月1日的实物出资是由黄国林出资采购的机器设备而作为曾石华的出资。在庭审过程中，曾石华主张2011年增资47.3万是其本人出资，但是在法庭询问曾石华出资过程时，曾石华则表示因是财务人员操作故不清楚具体过程，是谁操作也不清楚，相关的出资款项是如何交给财务人员的也记不清了。庭审后曾石华出具书面材料表示：1.2006年9月的出资10.02万元，系其个人自有资金出资，是本人作为公司创始股东的原始股，所有创始股东认同其技术价值为50万元，由黄国林向其本人转入10.02万元，是履行该承诺的首次款项，是对本人技术价值的承认。2.2008年7月的货币出资189882元是黄国林转入资金作为本人股份的红利，本人再以出资方式投入公司。3.2008年8月第三次出资39.98万元是黄国林向本人转入，履行所有创始股东认同曾石华本人技术价值为50万元的承诺的剩余款项，属于本人自有资金出资。4.2008年7月的实物出资是其作为创始股东参与分配的实物，所有股东用于出资的实物都是以这种方式取得。为此曾石华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1.《关于2007年度经营结果和利润分配的说明》（打印件，未加盖丰江公司印章），落款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有限公司”，其中载明公司2007年度按照20%的比例对股东分配部分现金，其中曾石华分配19.58万元。2.曾石华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显示2008年1月25日汤维斌向曾石华转账支付了19.58万元。3.《董事会会议记录（再次协商）》打印件以及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证明根据董事会会议决定，丰江公司存在帐外资金，并于2016年6月1日分配了33.25万元给曾石华。庭审中，丰江公司表示在其作为案涉股份回购权利主体的情况下，同意指定股东黄国林和汤维斌作为案涉股份的接收方。另，在本案审理中，一审法院根据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申请于2017年12月16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冻结黄国林名下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340710股股票；冻结曾石华名下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340710股股票；于2018年2月14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冻结黄国林名下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7490股股票；冻结曾石华名下持有的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57490股股票；于2018年8月8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增加冻结曾石华名下价值339640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实际执行过程中，曾石华持有的丰江公司166.42万股股份被冻结。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向曾石华回购丰江公司股份引发的纠纷，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1.《管理细则》《管理规定》是否是签署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本案诉争的曾石华持有的股份是否是因丰江公司执行《管理规定》内容而获得；3.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是否有权行使本案诉争的曾石华持有股份的回购权。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庭审过程中，首先曾石华本人不仅确认签署页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还确认《管理规定》曾在股东会议上出示过。虽然《管理规定》签署页上的签名存在有复印的情况，但是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已提交管理规定文件原件，并对证据形成过程作出合理解释说明，虽然曾石华提出该《管理规定》前4页与签署页不是统一整体，但未提出相应反驳证据，也与其自述不相符，故一审法院对《管理规定》及其签署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曾石华已签名确认《管理细则》《管理规定》，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管理细则》《管理规定》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效力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股份共计169.82万股（174.8万股扣减转让的4.98万股）的构成为：1.2006年3月28日丰江公司发起设立时曾石华认缴的50万股股份（分两次实缴货币：2006年9月10.02万元、2008年8月39.98万元）；2.2008年7月1日曾石华获黄国林转让的出资额56.5万股（实缴货币189882元和实物价值375118元）；3.2011年11月1日曾石华获汤维斌转让的24.6万股（曾石华未支付股权转让款）；4.2011年12月丰江公司增资时曾石华获得的43.7万股（出资款来源于汤维斌和案外人唐胜成）。首先，从出资资金来源来看，虽然验资报告确认曾石华已经以货币或者实物方式缴纳了相应资本金，但曾石华亦确认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均为黄国林、汤维斌及丰江公司管理人员唐胜成，而且均在收到款项当日就转入丰江公司银行账户。曾石华对此的解释是相关款项系丰江公司对其的现金奖励，其收取现金后再作为个人资金出资，故属于个人出资。虽然其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汤维斌确实存在另外向其转账支付款项的情形，但并不足以证实上述款项（10.02万元、189882元、39.98万元、43.7万元）系丰江公司对其的现金奖励。另外，曾石华在回答法庭询问时，对其使用自有资金出资具体过程时无法明确说明，仅以系财务人员操作为由表示记不清楚，甚至资金如何交给财务人员也记不清，虽然其在庭审结束后又提交书面说明对出资情况进行说明，但其在庭审时的表述显然不符合普通人处置数十万元大额款项的通常情况，不符合常理。而且此外曾石华未就上述货币出资资金部分属于丰江公司现金奖励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汤维斌向其转让的股份，曾石华也确认没有支付相应对价，恰恰印证了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关于相关股份属于激励股份的主张。至于实物出资部分，相关发票能够印证实物出资部分原属于番禺丰江公司所有，番禺丰江公司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曾石华的实物出资部分实际系由该公司移交给丰江公司作为曾石华等人的出资。曾石华没有提供证据相关实物属于其个人所有。故一审法院采信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本案诉争股份的出资资本来源均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或者受案外人受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指示提供。其次，从曾石华所持股份的性质来看。曾石华主张其所持股份并非奖励所得，但是除《管理细则》《管理规定》可证明丰江公司对其员工确有股份激励的规定之外，根据丰江公司2006年度股份奖励决定、《截止2007年底股东股份数量和2007年度经营业绩股权奖励的情况说明》、2008至2014年度经营结果和股东回报方案、《原持股数转换为持有注册股份情况表》等证据，可以显示曾石华所持有的丰江公司169.82万股股份的系经过多次的股份奖励后转化所得，其性质确属于股份激励。曾石华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也与《管理细则》《管理规定》的内容相符，可以印证曾石华持有因股权激励而获得的股份而授权董事会秘书行使权利，其自述的内容与《授权委托书》相矛盾。至于验资报告认定的曾石华实缴出资的情况，仅能反映丰江公司收取了曾石华名下股份相应出资资本的事实，并不能据此否认相关股份属于激励所得的情形。基于以上理由，曾石华主张其出资款系来源丰江公司的奖励，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股份出资均非曾石华本人实际出资，曾石华未因获取诉争股份实际支付对价，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也提供了证据佐证曾石华的诉争股份系基于《管理规定》受激励获得，故上述股份应认定为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基于《管理规定》内容而向曾石华发放的激励股份。关于第三个问题。因曾石华已从丰江公司离职，根据《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的约定，丰江公司有权对其名下所受让的激励股份进行购回。为维护公司资本三原则，防止股东抽逃出资，损害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一般情况下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但并非绝对禁止，如对回收股权进行再分配或指定股权接收人等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依法或按照约定对股东股权进行回购，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可以指定股东黄国林和汤维斌接收案涉回购的股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曾石华受激励获得的股份应为169.82万股，但是在曾石华离职之时，其获得的激励股份因转让仅有166.42万股，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应在上述股份范围内主张相关权利。因此，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有权主张由汤维斌接收曾石华持有的丰江公司24.6万股股份、黄国林接收剩余曾石华持有的丰江公司141.82万股股股份，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规定。超出上述范围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曾石华主张《管理规定》已终止执行，但是其据以佐证的《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并无丰江公司盖章确认，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亦否认丰江公司曾经签署过该份文件，故对曾石华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其主张《管理规定》终止执行没有无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外，曾石华认为丰江公司申请股票在“新三板”挂牌并公开转让即为“上市”，符合《管理规定》第三条第7点的规定，但是丰江公司企业类型明确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本法所称上市公司，实质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新三板”并不属于证券交易所，而属于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因此曾石华该项主张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丰江公司的股份在“新三板”挂牌转让不属于《管理规定》中规定的终止回购的事由。此外，即使丰江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时未对外披露股权激励内容，也不影响《管理规定》等公司内部约定的法律效力。关于股份回购的价格，根据《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第四条第1点的约定，公司按照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购回。根据约定可知，股份回购系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权利，以权利人行使权利时间为基点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股份回购系丰江公司的权利，宜以权利人行使权利时间为基点计算，即按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起诉前一年度即2016年度的每股净资产金额即2.71元的50%来计算。因此，现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主张以每股价格1.355元回购，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曾石华应否返还案涉股份2016年、2017年度的股份收益问题。《管理规定》未约定股份收益返还款项的起算时间，公司法规定股东按其所持股份享有相应取得分红等权利，故在股份回购之前股东取得的股份分红系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享有的权利，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要求返回该部分收益，不符合法律规定，亦违背公平原则。故对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曾石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丰江公司24.6万股股份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转让给汤维斌，并协助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上述股份转让价款由汤维斌在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办理的同时支付给曾石华；二、曾石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丰江公司141.82万股股份以每股1.355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国林，并协助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上述股份转让价款由黄国林在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办理的同时支付给曾石华；三、驳回丰江公司、汤维斌、黄国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752元，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11161元、曾石华负担22591元；保全费5000元，由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1653元、曾石华负担334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曾石华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2019）粤广南粤第13号公证书，拟证明：（1）rd@f***y.com、rd@f***l.com邮箱系曾石华的工作邮箱，ｔａｎ×××＠ｆ****ｙ.ｃｏｔａｎ×××＠ｆｅ123ｂａｔｔｅｒｙ.ｃｏｍ、ｔａｎ×××＠ｆｅｎｔｃｅｌｌ.ｃｏｍ邮箱系丰江公司总经理唐胜成的工作邮箱，hgl***ver.com邮箱系黄国林的邮箱；（第13-20页、第23、24页、第53页）。（2）2015年12月21日，丰江公司总经理唐胜成给董事发送邮件，内容包括：“新三板挂牌上市前需要完成以下程序事项，也即是董事会、股东会需要决议的事项。资料见附件，议题汇总如下：1）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决议案；2）结束公司存在的股权激励制度，对未激励分配的余股进行分配……董事会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即丰江公司结束股权激励制度已经董事会审议，（第29-38页）。（3）2016年1月12日，股东张某芬邮件显示，丰江公司于2016年1月11日召开股东会审议《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文件，证明丰江公司确实存在结束股权激励制度的文件，在此再次请求法院予以调取（第43页）。（4）2016年1月13日，黄国林邮件确认“公司现在要上市，现有的奖励制度要结束……”（第42页）。（5）2016年6月8日，黄国林确认“余股本在奖励出去之前是公司全体股东的资产，这次因为公司要公开上市了，这部分资产要做个了断……”，即新三板挂牌为黄国林所理解的“公开上市”，并要对奖励股权做个了断；且在各方的往来邮件中均体现：曾石华、张继红、唐胜成等均确认“上市”为新三板挂牌。丰江公司新三板挂牌是丰江公司及丰江公司董监高所理解的“上市”（第22-25页）。（6）证明丰江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已经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前结束。（7）证明丰江公司存在《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2015年7月12日拟稿、2015年12月12日修订（20日再修订）（第56-66页），且最终形成定稿，详见证据2内容。（8）证明丰江公司2015年12月23日董事会形成会议记录，处理未分配奖励股份（第67-71页）。2.（2018）粤广南粤120**号公证书，拟证明：（1）ｚｅｎ×××＠21ｃｎ.ｃｏｍ邮箱系上诉人曾石华的邮箱。（2）2016年1月8日，丰江公司总经理唐胜成将《广州丰江余股与期权分配方案（中介协调）》、《董事会会议记录反馈补充（再协商）》两份文件发送给曾石华及丰江公司当时其他董事，并决定将两份文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第82-88页）。（3）丰江公司2015年12月23日召开，并于2016年1月8日再协商的《董事会会议记录（再协商）》确认以下事项（第89-93）：1）丰江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要对股权奖励制度调整，将未分配的奖励股份处理完；2）丰江公司总经理唐胜成明确表示：“公司有两个层面的关系，老股东属于公司章程和公司法所管辖，新股东以股权激励制度和期权激励制度为共同纲领……股权激励制度实质是一个业绩奖励制度，只是将奖励的金额转变为股份，这样一来可以将新老股东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防止拿钱走人的短期行为，二来也是避免交税的一种形式。”3）该份文件中，唐胜成特别指出“挂牌上市管理要求就是要股权清晰，公司透明，这是重大的问题，我做了保留意见，但我也担心我不清楚。为了公司将这些事情办理顺当，我提议董事会集体向李律师和我们的挂牌律师做咨询，将这些问题了解清楚”。黄国林回应“李东律师就算了，找我们聘请的中介机构律师、券商。”即：辅导丰江公司的新三板挂牌公司律师、券商对丰江公司存在股权激励并结束事宜是明确知悉的。4）2016年1月8日补充“将1129万股其中的821万股用于结束股权激励制度的一次性奖励完结……”。（4）丰江公司于2015年7月12日拟稿、2015年12月12日修订、2016年1月8日定稿的《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确认以下事项（第94-103页）：1）丰江公司一致确认并明确“公司决定到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司原有的业绩激励制度将需要与上市公司的制度对接。其一，我们需要结束前面的两个制度，并对其做出安排，这个安排也是前面两个制度本身设定的计划内容；其二，我们需要按照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要求，规划制定新的业绩激励制度。”即新三板挂牌是丰江公司及丰江公司董监高所理解的“上市”。2）确定丰江公司原来的股权激励制度设定了在公司上市时结束，需要在挂牌前清理，拟将这个制度正式结束，将未分配的股份分配给管理人员。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质证认为：1、证据1、证据2真实性不确认，经核查未发现公证书所列邮件。2、关联性方面：（1）12069号公证书公证进入的邮箱ｚｅｎ×××＠21ｃｎ.ｃｏｍ并非曾石华的企业邮箱，根据公司内部惯例，该邮箱是不会接收到公司内部邮件的，且第10页截图中也并非发现ｚｅｎ×××＠21ｃｎ.ｃｏｍ邮箱是抄送人。（2）13号公证书使用的是曾石华自己携带的计算机主机到公证处，连接的是公证处的显示器、键盘鼠标等，但并未连接网线，说明公证书显示的内容是曾石华携带主机上的，保存在电脑本地的存储器上的。根据工作经验，公证处一般是不会接收无法与互联网进行连接的邮件的公证，由其主机显示的内容页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曾石华完全有可能对相关内容进行篡改，公证书只是公证了电脑操作的过程，但对于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并未进行公证。（3）董事会无权决定股权激励制度是否失效，无论是2006年还是2009年的规定，从性质上看均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应该由赠与方及受赠方共同签字确认，2009年股权激励制度第五条也规定受激励股东必须签字，因此如果按照曾石华所述，股权激励制度已经提前结束，等于变更了附条件赠与合同的内容，因此必须由受赠方签字才能达到提前结束的效力，但本案中各方并没有就股权激励制度结束签署文件，董事会不是赠与方也不是受赠方，故其无权就结束激励制度提出决议，也无法证明董事会就该制度结束进行表决的事项。（4）《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曾石华已经在一审中提交，我方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我方没有签署过该文件，并且曾石华在一审中也确认该文件没有签署，详见（2017）粤0115民初4651号案2018年1月15日一审开庭笔录第16页。（5）关于证据1证明内容的4-6点意见如下：丰江公司及董监高理解的上市是挂牌的意思，新三板于2013年1月正式揭牌运营，而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是2009年签订的，比新三板揭牌早4年，2006年股权激励细则比新三板早7年多。由此可见，在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签字之时，尚无新三板的概念，因此规定中所列的上市不可能包含在新三板挂牌的意思，因此该上市仅指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因为新三板是在2013年出现的新概念，所以在新三板刚兴起的时候会有一部分不了解情况的人误认为新三板挂牌也属于上市，但这是阶段性理解错误，从目前看，新三板挂牌不属于上市，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概念，代理人也在百度上以“挂牌、上市”两个词语进行搜索，弹出的页面也都是挂牌与上市的区别的描述，所以不能按照曾石华所说某一时间段的理解错误套用股权激励中上市的概念，一方面股权激励管理规定作出之时没有新三板的说法，另一方面目前上市与挂牌已经是显著的不一样的概念，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将管理规定中的上市与新三板挂牌进行关联。（6）证据1证明内容中提到的《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文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没有作出过相关的文件；对于董事会会议记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一审中已经提交了该证据。（7）证据2第12069号公证书第16页显示还对议案进行了修改，进一步说明就该制度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证据2证明内容第3项《董事会会议记录反馈补充（再协商）》，曾石华已经在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签署过该文件。（8）证据2证明内容第4项所引述内容不确认。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曾石华向本院申请出具律师调查令，并申请本院调查取证，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调取：1、丰江公司挂牌时，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不存在股份限制的承诺函》；2、封建公司挂牌时，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不存在限制转让、股权纠纷及潜在纠纷的相关声明与承诺；3、丰江公司挂牌前，公司做出的《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或虽然名称不同，但含有提前结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文件、材料）；4、丰江公司挂牌时，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丰江公司股权明晰的相关声明、承诺或其他文件。二审庭后，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陈述：2016年1月11日，丰江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对部分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并确定了激励员工所获得的“内部股”转换为“工商登记股”的数额，形成了《原持股数转换为持有注册股份的情况表》，同时形成《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章程修正案》。另查，一审中，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出示《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曾石华确认两份证据中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签名页标题“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形成时间是后补的。一审中，法庭向曾石华出示（2017）粤0115民初4651号案曾石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庭审笔录，曾石华确认笔录真实性。根据该案庭审笔录，曾石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内容包括：法庭询问“现向你出示被告证据2（《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有没有见过”，曾石华陈述“有见过，当时我是公司董事，是公司发到电子邮箱。当时有讨论稿，但之后有定稿，这定稿是我从我的邮箱中找到的”。法庭询问“对于刚才你看到的股权激励计划，你认为已经终止了？终止的过程是怎样的？”，曾石华陈述“是的。当时公司说因为要上市，之前的股权情况要进行固定，就由公司组织第三方机构作为调解员确定了这个方案。方案定稿之后就没有再发过正式文件给我们签名了，股东会上只是通过电子屏幕向我们展示过，但我没有签名”。法庭询问“公司包括管理人员会议、股东会议等任何会议上有没有就该定稿方案进行过表决？”曾石华陈述“没有。股东会上只是展示过而已，没有表决”。法庭询问“股权激励管理规定被终止时经过什么程序被终止的？”曾石华陈述“在上市前执行被告证据2的定稿方案，将所有被奖励股份都转到了个人名下，之后就不在执行之前的激励方案”。法庭询问“当时有没有提到股份不再由公司进行回购？”曾石华陈述“在展示的时候也没有特别说明，只是说在执行完股份奖励后就不再执行这个规定”。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为：一是《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曾石华取得股份来源；三是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已经终止，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能否行使回购权；四是如能够回购，则如何确定回购价格、是否应当返还股份收益、以及可履行回购的股份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曾石华一审已经核对原件，确认《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签名页是其本人签名；其另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授权委托书》明确记载“本人受让激励股份，成为公司股东，自愿遵守《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等内容。上述两份文件签名均是在空白页面书写，可由股东本人自由选择位置，即使有签名顺序穿插，仍可识别基本按分批签名的规律。且曾石华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亦理应知晓其获得激励股权是依据《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现曾石华辩称《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签名页与正文存在变造拼接、不确认正文真实性，但不能提交其所持有的或其他《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版本等足以反驳的证据，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已从出资资金来源、曾石华历次取得股份所依据的文件、实物出资相关证据等方面，并结合曾石华本人陈述等，对曾石华所持股份性质予以详述，本院均予以确认。曾石华上诉认为根据《丰江公司关于2007年度经营业绩股权奖励的情况说明》等历次分配文件，曾石华取得的奖励股份仅为67.89万股。对此，虽上述分配文件内容对分配股份与奖励股份予以区分，但前述“分配股份”是依据股东所持股份按当年公司净资产增加比例进行分配，故其来源基础亦为该股东累计所得的奖励股份。曾石华上诉认为所谓股权激励实质上是将曾石华应得的奖金以股权方式投资于丰江公司。对此，丰江公司《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已约定对于离职股东所持股份应按一定单价予以回购，故曾石华所应得的与激励股份对应的绩效奖金，在回购时也已经通过取得股份对价的方式予以实际兑现，故该项主张与其所得股份属于激励股份的性质并不存在冲突。关于争议焦点三。曾石华已于2017年9月离职，根据《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的约定，公司可以行使回购权，现公司指定原出让股权的股东黄国林、汤维斌回购涉案股份，保持公司资本稳定，符合前述规定的约定，至于丰江公司内部是否履行内部审批程序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曾石华辩称丰江公司于2016年5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属于各方当事人所理解的“上市”，且上述《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已经终止执行。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丰江公司企业类型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性质为非上市公众公司，“新三板挂牌”显然并非我国公司法概念上的“上市”，一审法院对此论述正确，故本院无法直接确认《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因丰江公司“上市”而自然终止执行。第二，在“新三板挂牌”与“上市”概念有别的情况下，则应考察丰江公司在挂牌时是否因公司及股东将“新三板挂牌”理解为“上市”从而协议终止执行《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对此，审查曾石华在本案一、二审中提交电子邮件及附件文件，即使邮件属实，亦仅可显示丰江公司内部管理人员就终止执行进行过协商，无法证实已经就终止执行形成一致意见；虽邮件显示公司定于2016年1月11日召开股东会，但丰江公司已提交当日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对会议情况进行说明。况且，曾石华亦在另案中作证陈述《丰江新技术股权激励计划余股分配方案和认股权计划提前结束的安排规划（定稿）》没有签署正式文件，也没有在包括管理人员会议、股东会议等任何会议上就该定稿方案进行过表决，仅在股东会上通过电子屏幕展示，未就股份不再由公司进行回购进行特别说明。据此，并无证据足以证实各方已经就结束执行《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公司不再对股份予以回购进行表决或达成协议，曾石华辩称《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已经终止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第三，对于曾石华二审中申请本院签发律师调查令调查取证并调查取证一节，因是否予以对外披露不足以直接证实《股权激励管理规定》是否已经协议终止，故该项调查取证本院不予接纳。综上，曾石华离职后，丰江公司可以行使回购权利指定原出让股权的股东黄国林、汤维斌回购涉案股份。关于争议焦点四。关于回购价格。《股权激励管理规定》并未明确约定计算机每股净资产的时间基点，一审法院认定以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间为基点计算合理。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于2017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回购，故一审法院认定按请求回购的前一年即2016年每股净资产金额的50%核算回购价格，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曾石华是否应当返还股权分红收益。《股权激励管理规定》约定股东离职的，公司可回购其受让的激励股份及产生的收益，对于该条款中所述的“收益”是否包括回购前已分配的股份分红并无进一步约定。结合股权激励的目的，且受让股东在完成工作任务，其业绩在获得公司决策机构肯定后，已依公司决议获得了相对应的分红，利益已分配完毕，丰江公司现要求激励股权股东返还，有违股权激励目的及诚信原则，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处理正确。关于可实际履行回购的股份数量，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曾石华实际持有丰江公司股份166.24万股，丰江公司起诉主张超出的部分在现有事实状态下无法实际由曾石华予以转让，一审判决曾石华转让其持有的股份166.24万股，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丰江公司、黄国林、汤维斌和曾石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3.4元，由上诉人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黄国林、汤维斌负担12751.7元，由上诉人曾石华负担1275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陈珊彬二〇一九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徐琳琳张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