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002民初1118号原告：谢再荣，男，1952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委托代理人：庞炜、赵颜艳，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穆发德，男，195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被告：雷冬梅，女，196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正义、刘志国，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再荣诉被告穆发德、雷冬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2016）鄂1002民初840号民事判决后，被告穆发德不服，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鄂10民终711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生效后，被告穆发德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鄂民申2863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鄂10民再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再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庞炜、被告穆发德及二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正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再荣诉称：2013年7月14日，原告与被告穆发德签订《协议书》，根据协议第五条之约定，被告穆发德在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隆达公司）以原告名义领走煤款180万元用于粒子模工程投标保证金，如被告穆发德未承接到该工程或承接该工程后另与他人合作而违反本协议，则由穆发德偿还谢再荣180万元，并按月息5分计息。协议签订后，被告未能承接协议所约定工程，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偿还投标保证金，被告均不予理睬。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两被告向原告返还煤炭款180万元；2.两被告以尚欠款项为基数，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计算时间自2012年11月30日算至本息偿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穆发德、雷冬梅在原一审中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依据，该合同没有履行，条件没有成熟；2.原告请求的是合同之诉，被告雷冬梅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重审中，二被告辩称：1.原告主张2012年9月11日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通过签订《煤炭销售合同》进行的煤炭交易，系挂靠博恒公司（与穆发德合伙）经营不能成立；2.2013年7月13日签订协议书时，穆发德不识字，未仔细阅读协议内容就在第二页上签名了，第一页中连穆发德的住址都是错误的，所以第一页不真实，协议中第五条所称的“穆发德以原告名义在沙隆达公司领走煤款180万元”，同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权利并不具有同一性（非同一标的），原告若以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为诉请标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3.被告穆发德在（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借款纠纷案件中的“我把自己的170万元（汇票）扣下来，因为这170万元是我的煤款”的陈述，或者2013年7月14日的协议书，均不能证明穆发德未将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交付给原告或者博恒公司；4.原告请求按照2%月利率给付利息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5.原告将雷冬梅列为本案被告没有法律根据。原告谢再荣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谢再荣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2.被告穆发德身份证复印件、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主体身份适格；3.原告谢再荣与被告穆发德于2013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双方是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的约定；4.2015年8月27日本院民事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2016年2月23日本院民事案件庭审笔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被告穆发德向案外人沙隆达公司领取煤炭款后未支付给原告。5.有关银行转账凭证原件及银行流水，拟证明原告谢再荣支付煤炭进货款4617200元，用于原、被告合伙做煤炭生意；6.本院审判员曾经向沙隆达公司的工作人员所做的三份调查笔录（复印件），拟证明沙隆达公司的煤炭款270万元都是由被告穆发德领取的；7.荆州市博恒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恒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发生煤炭交易实际上是原告谢再荣挂靠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发生的煤炭交易。被告穆发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穆发德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穆发德的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雷冬梅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雷冬梅的诉讼主体资格；3.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沙隆达合同2012—9—11”的《煤炭销售合同》复印件，拟证明上述合同以博恒公司和沙隆达公司互为合同相对方，原告谢再荣只是博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4.沙隆达公司向博恒公司交付27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含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的书面记载复印件以及7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拟证明沙隆达公司书面记载的汇票交付对象是博恒公司而非原告穆发德，即沙隆达公司认同的交易对象和结算对象均为博恒公司而非原告穆发德，因此被告穆发德在沙隆达公司只能是以博恒公司名义而非以原告谢再荣的名义领取的涉案汇票（含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5.沙隆达公司向博恒公司给付剩余货款34366.45元的支票存根复印件，拟证明：（1）沙隆达公司认同的交易对象和结算对象均为博恒公司而非原告；（2）结合证据4，证明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货款总共才2734366.45元，因此原告据以提起诉讼的2013年7月14日的《协议书》中所称的“此前甲、乙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由甲方（原告）投资450万元交乙方（穆发德）经营，现审计总共亏损170万元”根本不具有真实性，而且《协议书》中所称的“此前甲、乙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也明显不是指的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3）既然《协议书》中所称的“此前甲、乙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同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毫无关联，那么《协议书》中所称的“乙方已在沙隆达公司以甲方名义领走煤款180万元”显然与沙隆达公司因抵付货款而交付给博恒公司的汇票（含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也毫无关联；6.博恒公司诉沙隆达公司的《起诉状》复印件，拟证明：（1）博恒公司先于原告对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货款）向沙隆达公司行使了请求权；（2）结合其他证据证明博恒公司才是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的权利主体；7.（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899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庭审笔录复印件，拟证明：（1）博恒公司才是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的权利主体；（2）原告作为该案第三人，并未主张其挂靠博恒公司而与沙隆达公司之间发生煤炭经营；（3）对沙隆达公司交付的汇票，博恒公司自认收到了南京诺达丰化工有限公司编号为“3050005320880628”、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另还收取了沙隆达公司转账的34366.45元货款），并已由该公司向湖北银行东门支行承兑，原告在庭审中对博恒公司的陈述未予反对更未提供证据反驳，因此证明博恒公司才是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的权利主体，原告对此依法并不享有请求权；（4）原告称持博恒公司的《委托书》和《工作联系单》与沙隆达公司联系，自认是受博恒公司的委托与沙隆达公司办理煤炭买卖业务，证明原告对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并不享有请求权；（5）与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由博恒公司从四川进货并由该公司支付货款、沙隆达公司的《化验结果报告单》是出具给博恒公司的、所有增值税发票是博恒公司开具的，证明博恒公司才是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的权利主体，原告对此并不享有请求权；（6）原告自认同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与穆发德无关，证明2013年7月14日的《协议书》中所称的“此前甲、乙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与博恒公司同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没有关联；（7）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根本不涉及郑元，而2013年7月14日的《协议书》中所称“此前甲、乙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合伙人还包括郑元，因此证明2013年7月14日的《协议书》中所称的“此前甲、乙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不是指的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并进一步证明原告诉请的“穆发德以其名义在沙隆达公司领走180万元煤款”与博恒公司同沙隆达公司的涉案煤炭交易或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均不具有任何关联；（8）原告自认是与穆发德一起找沙隆达公司的陈常武拿的100万元汇票，而根据沙隆达公司交付汇票的书面记载，穆发德同一时间向陈常武领取了两张100万元的汇票，既然原告自认是与穆发德一起找沙隆达公司的陈常武拿的，穆发德当着原告的面同时领取了两张100万元的汇票，原告事后却说穆发德只给了他一张100万元的汇票明显不符合情理；（9）穆发德在该案中的陈述是“将270万元汇票都交给了原告”；（10）沙隆达公司主张穆发德系博恒公司的代理人，而原告与穆发德一起找沙隆达公司的陈常武拿汇票却要由穆发德签字领取，证明穆发德的确是博恒公司的代理人。事实上，在博恒公司向沙隆达公司完成煤炭交货后，因为长时间收不回货款，其时任总经理郑军与原告一起找到穆发德，将结算事宜委托由穆发德代理；（11）即便穆发德未交付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依法也只能由委托人博恒公司向穆发德行使请求权，原告与穆发德同为代理人，依法并不享有对穆发德的请求权；8.（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899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1）在沙隆达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已向穆发德交付270万元汇票并主张穆发德系博恒公司的代理人之后，博恒公司随之撤回了起诉并从此再未提起诉讼，说明博恒公司事实上承认了穆发德是它的代理人；（2）博恒公司明知穆发德在沙隆达公司以其名义领取了270万元汇票，却不向穆发德行使诉权请求其返还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可以反证穆发德已经向原告或者博恒公司交付了全部汇票；特别是在未经查实继沙隆达公司之后非博恒公司行使了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的情况下，认定穆发德没有交付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显然不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3）博恒公司从未请求被告承担代理人的过错责任，被告事实上也未向博恒公司承担任何责任。9.原告在（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借款纠纷案件中的《追加诉讼请求申请》，拟证明该案庭审笔录中关于本案争议的170万元汇票的陈述不应作为本案证据采用；10.（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在（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借款纠纷案件中，以2013年7月14日的《协议书》所谓“乙方已在沙隆达公司以甲方名义领走煤款180万元，乙方称此款用于粒子模工程投标保证金……但如果乙方未承接到该工程或承接该工程后另与他人合作……，则由乙方偿还甲方180万元，并按月息5分计息……”的约定为根据而提出的增加180万元诉讼请求申请，不符合与（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借款纠纷案件合并审理的法定要件；原告也未依法缴纳增加诉讼请求的案件受理费，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中合并审理违反民诉法的规定，因此在（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借款纠纷案件审理中形成的有关本案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的庭审笔录，其来源违法，依法不应作为本案证据采用；11.博恒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郑军自2011年9月10日至2014年10月23日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雷冬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有关承兑汇票的背书流转、兑付资料，除原告谢再荣认可的编号为3050005320880628的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显示沙隆达公司的后手背书人为博恒公司外，其余六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相关流转、兑付资料显示，沙隆达公司的后手背书人均非博恒公司或者谢再荣。原、被告对上述证据分别发表了质证意见，本院已记录在案。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分析认定如下：对于原告谢再荣提交的证据1、2、4、5和被告穆发德提交的11份证据，因原、被告双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于原告谢再荣提交的证据3，被告穆发德认可该协议第二页形式上的真实性，否认该协议第一页形式上的真实性和协议全部内容的真实性，但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原告有对其隐瞒协议内容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具体理由将在说理部分阐明。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7，均来自本院依法审理的其他案件的有关材料，依法应予采信。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对原审中查明的以下事实予以确认：原告谢再荣与被告穆发德原系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因被告穆发德与沙隆达公司有较好的人脉关系，故双方商定争取销售几单煤炭给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9月11日，原告谢再荣以挂靠的博恒公司名义与沙隆达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约定的合同总价款为2734366.45元。该合同实际履行方为谢再荣、穆发德与沙隆达公司，一直由穆发德与沙隆达公司接洽相关事项。合同履行完毕后，2012年11月，被告穆发德在沙隆达公司领取了7张银行承兑汇票共计煤炭款270万元，分别为：1.出票人为青岛康宝食品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3050005321637462）；2.出票人为南京诺达丰化工有限公司、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3050005320880628）；3.出票人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额为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3140005120635090）；4.出票人为温州市龙城卷筒印业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4020005120907423）；5.出票人为宁波东蕾轴承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4020005121002848）；6.出票人为嘉兴汉博科技有限公司30万元承兑汇票（编号：3080005392901286）；7.出票人为河南省森源医药有限公司、金额为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3010005122032868）。被告穆发德将其中一张出票人为南京诺达丰化工有限公司、金额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编号：3050005320880628）交付给原告谢再荣。该合同项下剩余的煤炭款34366.45由沙隆达公司向博恒公司出具转账支票予以支付。2013年7月14日，原告谢再荣（甲方）与被告穆发德（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以前双方之间未与清算的债权债务以及新项目合作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一揽子协议，共同履行。一、沙隆达公司的粒子模安装工程7000万元以上，由甲乙双方共同联合承接；其中甲方负责工程施工资金筹措，乙方负责工程合同签订，施工及现场管理，并对承接工程的质量、安全负全责。二、甲乙双方各委派一名财务人员分别担任承接项目的会计、出纳，对工程的所有支出实行双签字，即甲乙双方共同签字方可执行。三、该工程完成并经决算之后，盈利部分首先用于甲乙双方此前合伙经营的煤炭生意（不含郑元承担部分）亏损，剩余部分由甲乙双方各按50%分配。乙方保证甲方所得利润在弥补煤炭生意亏损后不得低于500万元。四、此前甲乙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由甲方投资450万元交乙方经营，现审计总共亏损170万元，经协商，甲方（此处转协议文本第二页）承担损失65万元，乙方承担损失65万元，第三人郑元承担40万元。五、乙方已在沙隆达公司以甲方名义领走煤款180万元，乙方称此款用于粒子模工程投标保证金，甲方对此不再表示异议。但如果乙方若未能承接到该工程或承接该工程后与他人合作而违反甚至毁约本协议，则由乙方偿还甲方180万元，并按月息5分计息，从乙方领款之日（2012年11月30日起至还款日止）。另乙方还须偿还甲方煤炭损失65万元以及其他借款50余万元（以借条为准）。上述款项由乙方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六、为保证本协议履行，乙方愿以自有产权房（包括房屋所附土地）作为履约担保，并将产权证书交与甲方保管。七、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分别在甲、乙方处签名并捺印及协议修改处捺印。后因被告穆发德未能承接协议所述粒子模安装工程，故原告要求依照《协议书》之约定向被告要求返还煤款180万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未果，故而成讼。重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了以下事实：1.本院审理的（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原告谢再荣诉请被告穆发德、雷冬梅偿还借款67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2015年6月18日，诉讼中谢再荣增加诉讼请求，请求被告穆发德、雷冬梅返还180万元的煤炭款。2015年8月27日开庭审理时本院对该事实进行了调查，穆发德承认领取了27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其中的100万元交给了谢再荣，谢再荣对该100万元承兑汇票的收取无异议。同年10月26日，谢再荣依法撤回对该增加部分的诉讼请求。2015年12月16日，本院作出了支持谢再荣关于民间借贷部分诉讼请求的判决。2.本院审理的（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899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原告博恒公司诉请被告沙隆达公司、第三人谢再荣、穆发德给付煤炭款170万元。诉讼中，沙隆达公司以该款项已经支付给了博恒公司的代理人穆发德为由进行抗辩。从双方讼争和庭审笔录可以看出博恒公司与沙隆达公司之间发生的煤炭款为2734366.45元。谢再荣在该案中也提出了该170万元应当由其享有，并认可其与谢再荣、“郑元”合伙做煤炭生意的事实。2016年5月10日本院依法裁定准许博恒公司撤回其起诉。3.原告谢再荣向秭归佳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2月13日给付购煤款100万元，于2012年2月17日给付货款60万元，于2012年3月21日给付货款150万元，于2012年5月7日给付货款967200元；原告谢再荣向王正元于2012年2月17日汇款20万元，于2012年2月21日汇款15万元，于2012年3月13日汇款20万元；以上款项共计4617200元。根据双方的诉辩和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理由，本院归纳本案的主要焦点是关于原告谢再荣与被告穆发德于2013年7月14日签署的《协议书》及协议书中载明的合伙事项的真实性。本院认为，2013年7月14日原告谢再荣与被告穆发德之间签署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载明的合伙事项是真实的。具体理由分析如下：（一）关于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被告穆发德认可协议书第二页乙方处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但否认协议书第一页内容的真实性，其理由如下：1.其本人没文化不识字，签协议时没有看协议内容，但协议第一页的内容与谢再荣在要求其签名时念读的内容不一致；2.第一页关于其本人的住址“便河东路一栋1门5号”的记载与其实际住址不符。庭审时，审判长依法要求原、被告本人宣读并签署《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承诺书》时，被告穆发德当庭进行了完整的宣读，说明其识字，其关于“本人不识字而没有看协议内容”的抗辩不足以采信；在本院审理的（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民间借贷案件的开庭笔录和判决书中载明的穆发德的住址均为××便河东路××号，在该案及本案原审中，被告穆发德、雷冬梅均在地址确认书上填写了两个地址，分别是“沙市区便河东路1门5号”和“沙市区中山后街临江公寓72栋1单元5楼1号”，由此可见被告穆发德“沙市区便河东路1门5号”的住址并不是原告谢再荣编造。被告穆发德关于其本人住址不符的抗辩亦不足以采信。另，该协议书从形式上看，第二页第一行与第一页最后一行及最后一段的内容前后意思连贯，字体大小、排版均一致。综上，本院认为，2013年7月14日的《协议书》确系原告谢再荣与被告穆发德本人之间签订，并不违法，该协议合法有效。（二）关于协议书中所载的权利义务的真实性问题在（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899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穆发德曾陈述“我是与谢再荣、郑元三人一起合伙做煤生意……三人口头约定由我销售煤炭到沙隆达公司……谢再荣找博恒公司挂靠，实际上只以博恒公司的名义开具了发票……煤炭是郑元买来的，我只知道煤炭堆在秭归滚装码头……总共10000吨”；博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平也曾陈述“谢再荣销售到沙隆达公司的煤炭是从秭归沙镇溪煤矿采购的”，同时博恒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证实，谢再荣确系挂靠该公司向沙隆达公司供应煤炭，签订合同、发货、领取煤炭款等活动均以该公司的名义进行，但运作所有项目的资金均由谢再荣个人投资。上述陈述和书面《证明》，能基本证明2013年7月14日《协议书》中第四项所载的“此前甲（谢再荣）、乙（穆发德）双方合伙做煤炭生意”属实。原告谢再荣提交了七次交付461.72万元的转账证据以证明合伙经营煤炭生意的投资，其中对秭归佳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转款中，最早的一笔即2012年2月13日的100万元已经载明煤炭款，其余316.72万元向该公司转款用途为货款，与本案煤炭买卖的事实基本吻合。关于向王正元的转款45万元，转款的时间与前述交付给秭归佳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时间大致相当，均发生在本案协议书签订之前。虽然无法查明款项用途和查找到王正元本人，但上述（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1899号的有关笔录中，被告穆发德也曾提及“郑元”与原、被告二人一起合伙做煤炭生意，且“正元”与协议书中“郑元”读音上完全一样，原告谢再荣关于协议书中郑元二字实为笔误的解释，有一定的可信度，上述证据能基本认定协议书中的“郑元”即王正元。博恒公司承认谢再荣挂靠并代表其单位与沙隆达公司签订煤炭销售合同，签订日期为2012年9月11日，交货时间即为9月11日—9月30日，交货地点为沙隆达公司电厂仓库。原告从2012年2月13日至2012年5月7日期间汇款给秭归佳兴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及“王正元”用于提前进货，当年的九月份与沙隆达公司签订协议后即现货交给沙隆达公司，交易成功后11月份左右穆发德代为领取煤炭款270万元，符合一般的煤炭交易习惯，被告穆发德所领取的款项也与合同中约定的基本一致。从上述有关款项及《煤炭销售合同》的履行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协议书》中第四项所载的“由甲方（谢再荣）投资450万元”基本属实。在（2015）鄂沙市民初字第00829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穆发德曾陈述“我在沙隆达的工作人员陈常武手上领了270万元整的承兑汇票，在这270万的承兑汇票中，我把了100万的承兑汇票给谢再荣，谢当时就把这个100万的承兑汇票在江津路的邮局里面领了，我把自己的170万扣下来，因为这170万元是我的煤款费；剩余的3万元余留在沙隆达公司的财务账上，后由沙隆达公司转给了博恒公司”，可见穆发德自认扣下170万元承兑汇票，且对余款3万多元的描述，也与本案查明的实际情况即34366.45元通过沙隆达公司向博恒公司支票转账支付相符。被告穆发德提交的有关“沙隆达公司向博恒公司交付27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书面记载”显示，270万元的承兑汇票确系被告穆发德领取。本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后查明，上述270万元的承兑汇票除原告认可其收到的100万元承兑汇票的沙隆达公司的后手背书人为博恒公司外，其余的承兑汇票的后手背书人均非博恒公司或者谢再荣，被告穆发德关于“特别是在未经查实继沙隆达公司之后非博恒公司行使了涉案汇票的票据权利的情况下，认定穆发德没有交付争议的170万元涉案汇票显然不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辩解显然不能成立，被告穆发德应就其已经向原告交付了价值170万元的承兑汇票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告谢再荣与被告穆发德于2013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所载有关原告谢再荣与被告穆发德合伙做煤炭生意，由原告谢再荣投资450万元的事实基本属实；有关被告谢再荣已在沙隆达公司领走煤款180万元的事实，款项数据有误，应为170万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协议书中约定的有关沙隆达公司7000万以上的粒子模工程并未承接成功，被告穆发德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根据以上焦点问题的分析，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是对曾经的民事行为的追认，也是被告穆发德对原告谢再荣有关债权的确认和承诺，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应予尊重，有关内容并未违法，应当确认为合法有效。关于原告诉请返还协议中的180万元煤款的问题，现有证据证实的仅为170万元，被告穆发德应当依法将该170万元返还原告谢再荣；关于协议中约定的自2012年11月3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月息5分计息，原告谢再荣在起诉时已经将该部分的利息请求变更为按月利率2%计算，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照准。原告谢再荣诉请返还180万元煤款中的另10万元并无证据证实已经实际发生，对于该部分的事实不予采信；且原告谢再荣所称用于穆发德向沙隆达公司送礼，该行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对该部分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雷冬梅的责任承担问题，从本案的债务由来看，原告起诉请求的有关款项是其与穆发德合伙经营而产生，既然穆发德确系参与煤炭合伙经营行为，且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可以认定有关债务系因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而产生，依法被告雷冬梅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所述，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穆发德、雷冬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谢再荣返还煤炭款170万元，并给付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从2012年11月3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17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原告谢再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以上两项合计32000元，原告谢再荣负担1500元，被告穆发德、雷冬梅共同负担30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7×××30，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荆州市长江大学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肖启舟人民陪审员  高清莉人民陪审员  杨 艳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王菊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