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54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悦，女，198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汇新家园社区居委会社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运达，北京鹏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博，女，1986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康桥蜂鸟社区服务站助理，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王悦因与被上诉人高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27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高博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高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王悦与王妍为委托关系，高博实际知晓钱款为王妍实际收取，手机为王妍实际提供，合同应直接约束王妍与高博，不应由王悦承担责任。本案中王妍为王悦堂妹，王妍向王悦介绍自己有渠道低价代买手机，可以取走实物手机，也可以将手机代卖赚取差价，王妍希望王悦通过其购买手机，也希望王悦找其他投资人通过王妍购买手机。王悦将包括高博在内的投资人共同组建“数码宝贝微信群”，王悦在群内转发王妍关于购买和代卖手机的信息，并在群内多次提及手机是从王妍处购买，手机款也是通过王悦转给王妍；在王妍诈骗案中，与高博相同情形的多名受害人的询问笔录中也均认可向“王悦的妹妹（王妍）”购买手机。王悦与王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买卖关系和委托关系，在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中，高博与王妍实际为买卖关系，王悦仅为王妍的委托人，代理王妍与高博进行手机买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因此，根据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承担责任的主体实际应当为王妍与高博，而非王悦，王妍未被追加为本案被告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驳回高博的诉讼请求。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王悦与高博之间买、卖手机的操作方式相同、资金路径相同，应为相同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为“双方之间所形成的是长期、连续且权利义务复杂的事实合同关系”，既存在多笔手机的买卖关系，也存在多笔代售手机并交付所得款的委托关系。王悦与高博之间没有书面合同约定法律关系，仅能依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行为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本案中，无论高博购买手机，还是其销售手机，均通过王悦转告王妍，由王妍进行购买或销售，王悦并没有进行实际的购买或销售行为，从实际的资金路径来看，高博购买的手机款和销售手机后提款也都是通过王妍实际收款或付款，王悦只是代收或代付款。购买手机和销售手机的操作方式、资金路径是完全相同的，在双方当事人实际行为相同的情况下，一审认定购买和销售分别为不同的法律关系，自相矛盾。王悦只是通过“数码宝贝微信群”将多人组织在一起进行拼单团购，争取优惠的价格购买手机，然后作为王妍的代理人与王妍对接完成手机买卖的交易。三、本案诉争欠款为王妍诈骗案件的被骗案款，按照先刑事侦查后民事审理的原则，应当驳回高博的诉讼请求，待刑事案件完结后另行处理本案。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侦办的王妍诈骗案件，现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在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中，与高博相同情形的多名人员已经被列为被害人，被骗取的款项有权在刑事案件中被退赔。按照先刑事侦査后民事审理的原则，应当驳回高博的诉讼请求，待刑事案件完结后另行处理本案。一审判决以“合同具有相对性”为由未采信王悦“先刑后民”的答辩意见，但是合同的相对性是指仅对合同的各方主体产生约束力，不对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发生效力，而本案中高博也应当成为王妍诈骗案件的被害人，高博与王妍之间存在直接法律关系，高博的欠款应当由王妍承担，有权在王妍诈骗刑事案件中获得退赔，该退赔款项与本案诉争款项为同一款项，也就是刑事案件与本案处理的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本案理应中止审理。一审判决未査明相关事实，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重新审査本案所涉各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法维护王悦的合法权益。高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王悦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高博和王悦系同事关系，相互也比较熟悉，高博知道王悦能买便宜手机，就从王悦处购买手机。高博不认识王妍，也从未与王妍有过任何交易。高博把钱给王悦了，所以高博就找王悦要求退还手机款。高博给付王悦手机款的时候王悦是挣钱的，高博认为王悦是卖手机的商家。为了不耽误庭审，一审时高博认可了王悦自认的货款数额，比高博起诉金额少了20万。高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悦偿还高博欠款832488元；2.判令王悦支付高博利息（自2017年10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83248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3倍贷款利率计算）；3.王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博与王悦系同事关系，自2017年3月起，高博开始从王悦处购买苹果牌手机，双方之间产生若干次买卖，交易方式为双方通过微信或其他方式口头达成合意，高博通过支付宝或者网上银行先向王悦付款，王悦收款后从案外人王妍处购买手机并交付高博。交易一段时间后双方经口头协商变更了交易模式，高博向王悦付款后，既可以选择从王悦处提取手机，也可以委托王悦代为销售手机，王悦将销售所得款扣除部分费用后，支付高博剩余款项。自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6月9日期间，高博陆续向王悦付款共计1189788元，王悦陆续向高博交付了手机若干部并陆续支付高博销售手机所得款若干元。后因案外人王妍未向王悦提供手机，导致王悦亦无法向高博履行交付手机以及代为出售手机交付所得价款的义务。高博就剩余款项向王悦主张退还，王悦并未退还，故高博诉至法院。此后王悦以王妍涉嫌诈骗罪于2018年8月11日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青塔派出所报案，该派出所予以受理并出具京公丰（青）受案字[2018]000211号受案回执，目前该案件尚在侦查中。一审庭审中经双方共同确认，扣除王悦已经向高博交付的手机以及支付的销售手机所得款项之后，王悦尚欠高博778112元。经一审法院释明，双方当事人同意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另查，一审法院向王悦送达起诉状的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双方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及本案的案由；二、王悦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如果存在违约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三、本案是否应当根据先刑后民之原则中止审理，等待王妍涉嫌诈骗罪一案处理完毕之后再行恢复审理。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注意到，从双方的交易过程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系双方通过口头协商达成合意，高博先向王悦付款，王悦收款后向案外人采购手机，再向高博交付手机，在该阶段双方之间产生了若干笔买卖关系。第二阶段系双方在持续交易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口头达成合意，王悦在向高博出卖手机的同时另代高博销售其所购得的手机，收取部分费用后将剩余所得款交付高博，在该阶段双方之间既存在多笔手机的买卖关系，也存在多笔代售手机并交付所得款的委托关系。综合上述情形，应认定双方之间所形成的是长期、连续且权利义务复杂的事实合同关系。故，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为妥。关于焦点二，因高博与王悦之间的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己方义务。现高博已按约向王悦支付合同款，王悦收款后未向高博交付合同款对应价值的全部手机，亦未代高博出售手机交付对应价值的所得款，故王悦未能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王悦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对于高博要求王悦退还778112元合同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高博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与王悦针对履行期限以及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其要求王悦自2017年10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3倍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尽管王悦主张自己不能向高博履行义务系因案外人王妍未交付手机涉嫌诈骗所致，但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构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故王妍未向王悦交付手机之行为并不影响高博据此向王悦主张权利，王悦对自己与王妍之间的纠纷应另行处理。因此一审法院对王悦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不应根据先刑后民原则进行处理。据此，判决：一、王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高博合同款778112元；二、驳回高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庭审中，王悦为支持己方主张提交了：1.高博与王悦于2018年4月份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高博知晓王妍，且由王妍代买代卖手机的事实，王悦只是起到传达信息的媒介作用。高博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高博从没有见过王妍，也没有王妍任何的联系方式，仅从王悦处知晓王妍，故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2.证人顾某证言。证人顾某到庭陈述，顾某系王悦担任群主的微信群里的成员。王悦曾告诉顾某，王悦替王妍卖手机，货源都来自王妍。微信群里的其他人通过王悦介绍从王妍处购买手机，大家虽然把钱打给王悦，实际上微信群里的成员知道钱是给王妍的，只是通过王悦进行购买。顾某不了解王妍的手机来源，但知道从王妍处购买的手机比市价便宜几百至一千元，顾某从王妍处买过2台手机，时间都是在2017年，共计8千余元，之后顾某退出微信群。王悦对证人证言的意见是，证言反映了本案真实的双方交易关系，可以证明证人所在的微信群（“优雅转身”群），在该群里王悦一直替王妍转达手机购买信息，群里成员也知晓手机是从王妍处实际购买，王悦只是帮他们代完成交易、传递信息。高博对证人证言的意见是，证人只购买过两台手机，但后来大批量“代买代卖”的情形，证人对此情况并不知晓，故证人只能证明自己买手机的相关情况，不能证明本案的交易情况，因此其证言不具证明力，不认可该证言的证明目的。王悦还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前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王妍集资诈骗案件的案卷进行调查取证，以证明包含高博在内的涉案微信群内成员知晓手机从王妍处购买，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已将部分人员列为被害人，本案应当采取“先刑后民”的原则。另，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自2016年年底起，高博开始从王悦处购买手机。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悦上诉主张其与案外人王妍之间为委托关系，并已将该委托关系披露给高博，因此高博应直接向案外人王妍主张权利。但王悦与案外人王妍之间并无书面委托协议，且从实际交易过程看，在高博向王悦付款、王悦收款后向王妍采购手机，再向高博交付手机的第一阶段中，王悦从中赚取手机价格差价而非王妍向王悦支付报酬，此间手机所有权亦发生转移；在王悦与高博交易往来的第二阶段中，高博交付款项给王悦，王悦在向高博出卖手机的同时另代高博销售其所购得的手机，销售渠道包括在王妍处直接销售，王悦承认其亦从中赚取差价后将剩余所得款交付高博，并非王妍向高博支付报酬。因此，王悦此项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现高博向王悦支付了合同款项，由于案外人王妍的原因，王悦未能向高博交付手机或交付代高博出售手机所对应的款项，王悦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王悦退还高博778112元合同款的处理，并无不当。王悦上诉另提出，本案诉争款项为案外人王妍涉嫌刑事诈骗案件的被骗款项，本案应按照“先刑后民”的审理原则驳回高博的诉讼请求。但高博自述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王悦则称其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受骗金额包括涉案款项在内的涉案全部微信群成员的款项，因此，有关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王悦向高博退还款项。本院对王悦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对王悦此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82元，由王悦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任永军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