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1民终17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永利，男，1966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雁鸣湖山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立春，吉林睿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井生，男，1965年1月17日生，汉族，住吉林，住吉林省德惠市菜园子镇菜园子村西林子屯**iv>上诉人孙永利因与被上诉人刘井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6民初2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永利上诉请求：撤销（2018）吉0106民初28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井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井生承担。事实及理由：孙永利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孙永利出具结算单并不是欠条，孙永利没有给付工程款的义务且工程款已经全部支付的事实。1、刘井生提供的《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并非欠条，实质为刘井生请求孙永利配合其向开发商结算而出具的手续，此时孙永利已经脱离工程，从工地撤出，并没有结算义务。2、刘井生获取《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的同时出具的《证明》明确孙永利并未欠刘井生工程款，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双方有经济纠纷，也不能证明孙永利欠刘井生款项。出具《证明》的目的就是防止刘井生凭借虚假的结算单向孙永利索要钱款。原审法院忽略了孙永利已经撤出工程、结算由开发商和刘井生进行的实际情况，即使存在欠款，孙永利也不是还款责任人；3、刘井生已经全额获取了工程款，孙永利并不欠刘井生款项。孙永利提供了工程量的计算、单价、工程来源等相关证据，如《协议书》（孙永利与莫向忠）、《证人证言》（张立颜）、《房子顶账合同》、《收据》6份、《证明》（莫向忠）、判决书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刘井生按照工程实际进度和价格已经取得了相应的对价，并无欠款，刘井生予以认可，但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计算方法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仅仅依据并不真实的结算单和两份未完全履行的《协议书》认定存在10万元欠款是错误的；4、刘井生与孙永利的两份工程承包协议均在实际履行中进行了变更，并未履行完毕，在孙永利撤出工程后由开发商与刘井生继续履行。孙永利提交了其从莫向忠手中承包工程的合同，协议明确单价29元。刘井生与孙永利协议表明孙永利将此工程再次转包给刘井生，实际履行价格为26元和27元。孙永利转包工程不可能不赚钱，刘井生与孙永利协议的30元中含有3元人情费，证明双方协议履行中发生了变更。刘井生二审答辩称，刘井生与孙永利签订施工合同承包架子活儿。2013年4月开始施工，直至2014年7月份施工完毕。双方就案涉工程的账目没有结算完毕，孙永利还欠刘井生11.7万多元。结算的时候孙永利给我出具一份欠条金额10万元，剩余1.7万元放弃了。该欠条是和钢筋工的款项在一起出具的，钱款是212360元，其中钢筋工的款项是112360元，剩余10万元是欠付架子工的人工费。刘井生与孙永利之间有承包合同且有两份协议书，有欠据。孙永利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刘井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孙永利给付刘井生人工费10万元整；二、本案诉讼费由孙永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10日，刘井生与孙永利签订《架子工工程承包协议》，约定孙永利（发包方）将公主岭市伊通县鼎盛华府工程（工程地点：伊通县伊通大街和人民大街交汇西行500米）分包给刘井生（承包方），承包方式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元，包括钢管架子、机件、吊框、跳板、安全网。付款方式：从基础开始到主体封闭，付工程量的30％外架卸完吊框上完付工程量的20％，全部完工后再付30％，最后的20％待全部交工后1个月内付清。2013年7月18日，刘井生与孙永利又签订一份《架子工工程承包协议》，约定：一、工程名称：公主岭市伊通县鼎盛华府；二、工程地点：伊通县伊通大街和人民大街交汇西行500米；三、承包方式：2、5、8、11、13、14、16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元，10、12、15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6元，包括钢管架子、机件、吊框、跳板、安全网。付款方式：从基础开始到主体封闭，付工程量的30％外架卸完吊框上完付工程量的20％，全部完工后再付30％，最后的20％待全部交工后一个月内付清。2014年7月30日，孙永利给刘井生出具《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一份，内容为：刘井生在伊通鼎盛华府工地干的架子活带料和人工费。2#、5#、8#、11#、13#、14#、15#、16#楼，总计还欠刘井生贰拾壹万贰仟叁佰陆拾元整（212360元整）。欠款人：孙永利。同日，刘井生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出据的伊通鼎盛华府工地架子工刘井生的结算单贰拾壹万贰仟叁佰陆拾元整（212360元整）包括钢金工李修廷的壹拾壹万贰仟叁佰陆拾元整。本单据出完跟我孙永利没有任何债务关系。出据人：刘井生。另查明，2013年9月28日，甲方莫向忠、乙方孙永利与架子班组刘井生签订《房子顶帐合同》，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商定，甲方在伊通县鼎盛华府小区清包的楼房建筑施工。开发和大包没有现金付人工费，大包从开发手中抵押来的房源清包2，5，8，10，11，12，13，14，15，16号楼架子工刘井生留下4号楼2单元6楼603室75.25平米每平米3168元房价238392元。4号楼3单元6楼605室75.17平米每平米3168元房价238139元。5号楼1单元5楼501室96.96平米每平米3328元房价322683元。5号楼2单元5楼503室93.45平米每平米3328元房价311002元。四套房子总价合计1110216元。以上房源顶帐一次性给2，5，8，10，11，12，13，14，15，16号楼刘井生架子工班组人工费结清。同日，刘井生出具《收据》，载明：人民币壹佰壹拾壹万零贰佰壹拾陆元正，2#、5#、8#、10#、11#、12#、13#、14#、15#、16#楼架子工刘井生班组人工费结清房子顶帐。收款人：刘井生。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孙永利是否应给付刘井生人工费10万元的问题。一、从刘井生所提交的证据上看：1、孙永利、刘井生分别于2013年4月10日、2013年7月18日签订《架子工工程承包协议》，该协议中约定2、5、8、11、13、14、16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元，10、12、15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6元，孙永利辩称每平方米30元包括3元的人情费，该两份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而是按照工程施工的进展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价格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因孙永利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反驳证据，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该两份《架子工工程承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2、对于刘井生提供的《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庭审中孙永利辩称该结算单不能作为欠条使用，该结算单仅仅是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与开发商及开发商指定人员进行工程核算的一份手续，不代表签字人作为债务人的存在。一审法院认为，该份证据内容为“刘井生在伊通鼎盛华府工地干的架子活带料和人工费。2#、5#、8#、11#、13#、14#、15#、16#楼，总计还欠刘井生贰拾壹万贰仟叁佰陆拾元整（212360元整）。欠款人：孙永利。”从形式上看，虽写的是结算单，但从该份证据所体现的内容上看，应认定为系孙永利基于该工程产生的欠款而向刘井生出具的欠条。此外，在该证据上虽写有“钢筋工李廷92360.00元”，但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证据中所写的212360元包括“钢筋工112360元、架子工的人工费10万元”。同时结合刘井生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孙永利欠钢筋工和人工费共计212360元，其中：欠李修廷钢筋工费用112360元、欠刘井生人工费为10万元。另，根据孙永利与刘井生签订的两份《架子工工程承包协议》，能够证明刘井生承包的2、5、8、11、13、14、16号楼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0元、10、12、15号楼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6元计算，且双方对刘井生所承建的10栋楼的建筑面积均无异议，即：2、5、8、11、13、14、16号楼建筑面积为43182.69平方米、10、12、15号楼建筑面积为15817.31平方米，故上述10栋楼的架子工人工费应为1706730.76元（43182.69平方米×30元／平方米＋15817.31平方米×26元／平方米），扣除孙永利已支付的1590216元，孙永利尚欠刘井生人工费116514.76元，与孙永利出具的《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进一步佐证了孙永利尚欠刘井生架子工人工费未给付的事实。二、从孙永利提交的证据来看：1、在刘井生于2014年7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中写有“本单据出完跟我孙永利没有任何债务关系”，孙永利认为已不欠刘井生人工费。经查，孙永利出具的《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及刘井生出具的《证明》系同一天出具，从常理上讲，如果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孙永利没有必要给刘井生出具该结算单并要求刘井生出具该《证明》，因此，“本单据出完跟我孙永利没有任何债务关系”中的“单据”应是指“《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即在孙永利按照《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中约定的欠款数额给付刘井生后，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债务关系，故仅凭“本单据出完跟我孙永利没有任何债务关系”，不能证明孙永利已将刘井生人工费结清的事实。2、对于孙永利提供的《情况说明》（2014年6月27日出具）、房子顶帐合同和收据（2013年9月28日出具）、刘井生出具的五张收据（收条）（出具时间分别为：2013年6月4月、2013年6月19日、2013年7月25日、2013年9月7日、2013年9月18日）等证据，均发生在孙永利给刘井生出具的《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2014年7月30日出具）之前，即《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系孙永利为刘井生出具的最后一张结算单，且在该结算单落款处有“欠款人孙永利”的签字，故孙永利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已将结算单中所欠的人工费结清的事实。3、对于孙永利提供的（2016）吉0106民初889号民事判决书，孙永利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刘井生施工的鼎盛华府10栋楼总面积为5.9万平，其中2、5、8、11、13号楼面积为3.44万平，架子工人工费计算为27元每平，总计92.88万元；其他5栋楼面积为2.46万平，架子工每平人工费计算为26元，总计63.96万元，即刘井生完成全部面积的架子工人工费应为156.8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2016）吉0106民初889号系孙永利诉徐凤琴施工合同纠纷案，该判决中并没有对本案争议的人工费计算标准及数额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孙永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对于张立雁的书面证言，该证言仅证明开发商曾用4套房屋抵刘井生架子工班组人工费以及在张立雁于2013年10月份离开工地前孙永利一直结算人工费这一事实，而孙永利给刘井生出具《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的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故仅凭该份证言不能证明孙永利已将结算单中所欠的人工费结清的事实。5、对于莫向忠与孙永利于2012年10月2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莫向忠和孙永利，刘井生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故该合同的内容对刘井生不发生任何效力。6、对于莫向忠于2017年2月22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与刘井生无关，且该证明亦无法证明孙永利已将所欠的人工费结清的事实。综上，根据孙永利与刘井生签订的《架子工工程承包协议》、孙永利出具的《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及刘井生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孙永利尚欠刘井生架子工人工费10万元未给付，对刘井生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孙永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刘井生人工费1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刘井生已垫付）减半收取为1150元由孙永利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14年7月30日孙永利给刘井生出具的《伊通工地工程量结算单》明确写明是对刘井生在伊通鼎盛华府工地施工的工程结算欠款，此时孙永利虽然已经从工地撤出，但仍负有对其撤出前刘井生承包架子工施工的款项进行结算的义务。即便存在开发商承诺对刘井生施工的价款进行结算，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开发商已经实际结算支付的情况下，孙永利仍应承担付款责任。刘井生同日出具的《证明》明确了该笔结算款中包括钢筋工的款项，对于《证明》中载明的“本单据出完跟我孙永利没有任何债务关系”的内容刘井生在二审审理期间也作出了合理解释，即“因双方还有其他合作，出具该《证明》是为了证明本案涉及的工程款已结清”，故仅凭该份《证明》不能证明刘井生放弃了向孙永利索要欠款的权利，也不能证明结算单的内容虚假。刘井生在施工期间获取的工程款均发生在2013年9月28日之前，双方共同确认刘井生一直施工至2014年8月份，原审法院依据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约定的单价乘以施工面积计算出双方应结算的价款，从而认定结算单的真实性并无不当，孙永利主张施工期间提前支付了刘井生总的工程款的主张不成立。孙永利关于“刘井生与孙永利的两份工程承包协议均在实际履行中对单价进行了变更，并未完全履行”的主张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孙永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孙永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绳继萍代理审判员  李 迪代理审判员  贺银婷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