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9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公兰苓,女,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964718199K。主要负责人:张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光虎，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栋，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主要负责人:魏成和,总经理。上诉人公兰苓、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因与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6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兰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赔偿公兰苓的全部经济损失15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准确，但是对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授权田全雨、高云代收客户保费的问题未能完全查清。根据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高云签订的《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在田全雨、高云服务期内，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授权田全雨、高云代理公司向客户收取保险费。关于田全雨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的保险代理关系，已生效民事判决(2018)鲁01民终7269号认定如下事实：2008年11月17日,人寿保险公司(甲方)与田全雨(乙方)签订《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以甲方的名义代甲方负责针对银行保险客户进行网点延伸服务、开发、拓展保险业务，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按照约定范围从事保险服务活动所产生的保险责任由甲方承担,甲方按本公司约定支付乙方薪酬。第三条,保险费的收取和交付。(一)乙方须在代理甲方收取保险费后在保险费收据上签字,且只能在收到保费之后才能开具收据……上述合同签订后,田全雨开始从事人寿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业务,至2014年10月20日人寿保险公司与田全雨解除代理合同。由此可见：田全雨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以甲方的名义代甲方负责针对银行保险客户进行网点延伸服务、开发、拓展保险业务是被授权的；田全雨代理甲方收取保险费，且只能在收到保费后才能开具收据也是被授权的；2009年保监会关于收付款的新规出台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未与田全雨签订新的符合规定的《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也未将收费方式变更事项通知原投保客户，以杜绝田全雨接触客户的现金或者非现金账户的可能。二、一审判决对承担责任的分配不准确。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在人员选任、合同流程管理及业务员监管方面存在明显严重的过错,该过错与公兰苓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由于田全雨、高云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形成表见代理关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应承担全部赔偿公兰苓经济损失的责任。（一）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高云的过度授权及其后的监督管理不到位是造成公兰苓经济损失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在与田全雨、高云的服务合同中未能明确禁止业务员接受客户的现金委托或者非现金委托代缴费。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授权业务员向客户收取保费是本案中公兰苓遭受经济损失最直接的原因。事实上，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保费收取管理的漏洞为田全雨的诈骗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田全雨有机会利用其保险业务员的身份接触公兰苓的账户，并借此侵吞公兰苓的钱款。根据法律规定,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其保险业务员有监管义务,但是田全雨、高云的诈骗行为从2009年持续到2014年,田全雨、高云先后诈骗11人,如果人寿保险公司尽到了监管职责，及时、尽早发现、阻止田全雨、高云的诈骗行为，公兰苓有可能避免在2013年2月4日遭受诈骗。（二）田全雨、高云超越授权与公兰苓签订保险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公兰苓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形成人身保险合同关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应当对田全雨、高云与公兰苓签订的保险合同承担履行不能的赔偿责任。田全雨和高云具有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业务员的身份外观，他们与公兰苓多次签订保险合同的事实足以让公兰苓产生合理信赖，让公兰苓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市场交易。（三）即便是田全雨与高云私刻单位公章的行为已受到刑事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应当对公兰苓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四）公兰苓对于中国人寿济南市公司主体的审查、对田全雨及高云身份的审查及认可、对保险合同的审查都尽到了注意的义务，对公章的审查尽到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公兰苓是善意的，无过失的合同一方，不应当对因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授权过度、监管不严及田全雨、高云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田全雨、高云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为公兰苓提供保险服务的业务员,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系国有大型保险公司,对保险业务员的选任及监督应该有一套完整、科学、严格、有效的机制，且公兰苓在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处通过田全雨、高云已经成功办理多份真实的保险合同，基于以往真实保险合同的影响，公兰苓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及其代表单位从事交易行为的保险业务员田全雨、高云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公兰苓对合同的审查也尽到了注意义务。田全雨、高云虚构的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险种,而不是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之外的其他合同内容，这使得投保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该险种是保险公司推出的险种，该保险合同在公兰苓的认知上并未超越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2016）鲁0112刑初260号刑事判决书上记载的“公兰苓将15万元人民币汇到田全雨的个人账户”与公兰苓将现金交到田全雨手中或者将银行账户置于田全雨的控制之下并无本质不同，并未超越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在《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对田全雨代收保险费的授权范围，此行为不能作为认定公兰苓具有过错的原因。（2016）鲁0112刑初260号刑事判决书上记载的“田全雨给公兰苓出具了借条”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在《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中对田全雨的授权息息相关，田全雨被授权代理甲方收取保险费，且只能在收到保费后才能开具收据，公兰苓在田全雨不能当场提供收据的情况下要求田全雨提供借条无可厚非，这并非公兰苓与田全雨签订借贷合同，只是表示田全雨认可收到了公兰苓的保险款。对公章的审查方面，公兰苓尽到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田全雨、高云在涉案保险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使用的印章高度相似,让公兰苓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过于严苛，不符合生活常理，也不利于保护市场交易。从中国保险事业发展的的层面上说，由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承担向公兰苓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有利于该公司今后慎重选任保险业务员，依法依规合理授权，实施合法有效的公司管理制度，及时负责任地与客户进行沟通交流，减少类案发生，促进中国保险业的良性、稳定、健康、有序发展。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公兰苓的财产损失是由田全雨、高云的诈骗行为及公兰苓未尽到审查义务、盲目相信他人共同所致，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无关。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签订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中关于收取保费方式的约定，完全是按照中国保监会于2006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实施，在2009年3月保监会出台变更收取保费方式以前，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就已经全面禁止代理人员收取保费行为，没有一次通过业务员代收保费。公兰苓已经办理了银行委托代收款手续，无论购买新保险或续期交费，把钱存放于自己开户的账户中，所需交纳的保险费就会定期转入保险公司的银行账户，不用公兰苓亲自去银行或保险公司柜面交纳。在公兰苓向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购买的保险中，每份《保险合同》第一页《客户服务指南》第5项黑体加粗提示“如何交费，任您选择”都会有“为方便您交付续期保费，我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续期保险费交费网络，您可选择其中一种方式：银行转账、银行代收、支（汇）票、POS机、现金”的内容，要求柜面付款或通过银行账户扣划款项，从根本上排斥了业务员代收保费事项。鉴于：1、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从未告知公兰苓可以由保险代理人代收保费；2、公兰苓在多年购买多份保险过程中，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一直要求公兰苓通过银行转账至保险公司的账户或POS刷卡进行交纳保费，从未许可保险代理人代收保费；3、公兰苓早已办理了银行委托代收款手续，可以足不出户地把保费交纳到保险公司账户；4、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早已在田全雨实施诈骗行为之前，在《保险合同》的明显之处重点提示了保费的交纳方式，明确排斥保险代理人代收保费的方式。本案中，田全雨、高云私刻印章进行诈骗，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并自相矛盾的出具借条，公兰苓在出现众多违背常理的前提下甘愿受骗，被骗原因是个人疏于防范、追逐高利回报，与保险公司收取保费的方式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再次，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高云从事授权的保险代理活动有监督、检查的权利，这种监督、管理的权利不会负责到保险代理人的道德人品层面，也不可能管理和控制保险代理人的个人犯罪行为，就像工厂的工人脱岗在外面杀人，工厂不会为工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一样。所以，田全雨、高云实施的是犯罪行为，并非保险代理的民事行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高云个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监督管理的义务，故公兰苓被诈骗的损失，与保险公司的管理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联系。2009年3月，保监会变更以现金方式收取保险费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方便投保人交纳保险费，防范保险代理人以现金形式收取保险费进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损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利益，这种设计亦存在真实保险合同关系为前提，不能预防利用虚假合同的诈骗行为，以现金形式收取保费的方式变更与否，都不能阻止私刻假印章、虚拟假保险合同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或者说，无论保监会制定何种保险费收费方式，都不会给私刻假公章、虚拟假合同、出具借条、以高息回报为诱饵的诈骗行为提供便利条件。2009年3月前合同诈骗案件没有因为收费模式的原因而频频发生，2009年3月以后合同诈骗案件也没有因为保监会文件的出台而减少。因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公兰苓的财产损失是由田全雨、高云的诈骗行为及公兰苓未尽到审查义务、盲目相信他人所致，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无关。二、一审判决责任分配错误，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不应对公兰苓的损失承担责任。公兰苓的损失，是因田全雨的犯罪行为所致，已被生效法律文书（2016）鲁0112刑初260号刑事判决书确认，判决书记载的内容能够证实田全雨和高云虚构保险内容、伪造虚假合同、骗取公兰苓财产的具体过程，同时判定田全雨应向公兰苓退赔全部损失，故已证实公兰苓的财产损失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无关。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在保费收取管理上完全符合保监会的规定，且收费方式在公兰苓被诈骗前的保险合同中有明确的告知，不存在为田全雨的诈骗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形，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已经对田全雨、高云尽到了管理职责，不存在任何过错。三、田全雨、高云与公兰苓签订虚假保险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公兰苓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未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与善意第三人进行的、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是合同有效。田全雨、高云虚构保险内容，伪造公章、伪造虚假合同等诈骗公兰苓是犯罪行为，虚假的保险合同是无效的，与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相违背。因此，田全雨、高云与公兰苓签订虚假保险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公兰苓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未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未作陈述。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公兰苓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公兰苓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系错误认定。公兰苓多次在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处购买保险，对保险合同的投保流程、生效要件、缴费方式、保险公司收到保费后开具正式发票等，都非常清楚，而公兰苓被田全雨诈骗的过程中存在众多虚假及疑点，公兰苓根本没有仔细审查，或者是公兰苓明知而存在侥幸心理，才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一）田全雨诈骗行为的手段、虚假文书格式和形式方面。一是田全雨使用私刻假章，该假印章本身就不存在与之名称相对应的真印章，与公兰苓手中持有的真保险合同的印章完全不同，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二是田全雨制作的虚假保险合同及保险单，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已经持有的真实合同保险单存在明显的差异；公兰苓购买的所有真保险，均履行了填写投保单、审核投保、出具保险单的标准流程，而田全雨实施诈骗时完全没有购买保险的标准流程。（二）公兰苓所拥有的信息渠道。95519是中国人寿全国统一客服电话，公兰苓对于这个电话应该非常熟悉，每次购买保险都会被告知这个服务电话号码，也都会接到这个号码打来的保险回访电话与交费业务核实电话，当公兰苓对保险业务有任何疑问时，都可以拨打95519询问和反馈。自公兰苓多次购买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的保险产品，每次均能接到这个电话的回访核实，单单田全雨实施诈骗的没有电话反馈，应该足够引起公兰苓的警觉，公兰苓也可以通过95519对保险公司的业务进行核对，公兰苓在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处购买的保险，每份《保险合同》第一页《客户服务指南》有黑体加粗提示“若有疑问，及时联系”“您若有疑问或要求，请拨打本公司咨询服务电话9****，也可以与销售人员联系，我们将及时为您排忧解难”的内容，所以这个信息渠道一直是畅通的。（三）公兰苓的主观方面。本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现象被一审法院忽略，就是田全雨实施诈骗给公兰苓出具借条。公兰苓在田全雨对其实施诈骗之前和之后，都购买过保险，没有任何业务员或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为其出具过借条，但这次诈骗过程中公兰苓却要田全雨以个人身份出具借条，最合理的解释是公兰苓已经注意到了诸多疑点，要么出于侥幸心理，要么被高回报利益所诱惑，为了保险起见，才让田全雨出具借条。包括田全雨在内的业务员给公兰苓办理真正的保险合同过程中，从未以个人身份出具过借条；整个保险系统内在办理保险业务时，都不会为投保人出具借条；当田全雨以个人身份出具借条并承诺给公兰苓高额回报时，公兰苓就忽略了借条背后所谓的保险业务的真伪性。公兰苓轻信田全雨的虚假承诺，一味追逐利益，信任田全雨出具的借条，导致被诈骗，是自身未尽到审查义务，具有重大过错，公兰苓应自行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疏于管理和监督的过失是导致田全雨的诈骗行为得以实施的主因，系错误认定。首先，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之间签订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中关于收取保费方式的约定，完全是按照中国保监会于2006年7月1日颁布实施的《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实施，早在2009年3月保监会出台变更收取保费方式以前，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就已经全面禁止代理人员收取保费行为。公兰苓在已经办理了银行委托代收款手续，无论是购买新保险或续期交费，把钱存放于自己开户的账户中，所需交纳的保险费就会定期转入保险公司的银行账户，不用公兰苓亲自去银行或保险公司柜面交纳。在公兰苓向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购买的保险中，每份《保险合同》第一页《客户服务指南》有黑体加粗提示“如何交费，任您选择”“为方便您交付续期保费，我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续期保险费交费网络，您可选择其中一种方式：银行转账、银行代收、支（汇）票、POS机、现金”的内容，要求柜面付款或通过银行账户扣划款项，从根本上排斥了业务员代收保费事项。鉴于：1、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从未告知公兰苓可以由保险代理人代收保费；2、公兰苓多年购买多份保险过程中，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一直要求公兰苓通过银行转账至保险公司的账户或POS刷卡进行交纳保费，从未许可保险代理人可以代收保费；3、公兰苓早已办理了银行委托代收款手续，可以足不出户地把保费交纳到保险公司账户；4、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早已在田全雨实施诈骗行为之前，在《保险合同》的明显之处重点提示了保费的交纳方式，明确排斥保险代理人代收保费的方式。本案中，田全雨私刻印章进行诈骗，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并自相矛盾的出具借条，公兰苓在出现众多违背常理疑点的前提下甘愿受骗，根本原因是个人疏于防范、追逐高利回报，与保险公司收取保费的方式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再次，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从事授权的保险代理活动有监督、检查的权利，这种监督、管理的权利不会负责到保险代理人的道德人品层面，也不可能管理和控制保险代理人的个人犯罪行为，所以，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个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监督管理的义务，公兰苓被诈骗所受到的损失与保险公司的管理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联系。三、一审判决认定公兰苓的损失是由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疏于管理、监督与公兰苓过于相信他人、疏于审查共同导致，系认定错误。公兰苓的损失是他人的犯罪行为所致，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田全雨虚构保险内容、伪造虚假合同、骗取公兰苓财产，且刑事判决明确公兰苓的损失由田全雨予以偿还，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无关。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在保费收取管理上完全符合保监会的规定，收费方式在公兰苓被诈骗前的保险合同中有明确的告知，不存在为田全雨的诈骗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形。公兰苓被诈骗完全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额回报而疏于防范、过于相信他人、未对犯罪分子的虚假行为进行甄别、无视保险合同提示内容等自身过错导致，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无关。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田全雨通过制造假章、虚假的保险合同及保险单骗取公兰苓款项，其使用的假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理财中心合同专用章）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保险合同上的印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保险合同专用章）存在明显不同。田全雨伪造假章与本法所规定的私刻单位公章不是同一概念，不属于本法规定的情形。对田全雨私刻假章的行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公兰苓辩称，一、公兰苓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一）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在职员田全雨私刻公章、虚构保险合同对公兰苓进行诈骗，公兰苓遭受15万元的经济损失，上述情况已被（2016）鲁0112刑初260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二）田全雨作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的在职职员进行诈骗，更具迷惑性。公兰苓此前曾经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签订过真实有效的保险合同，公兰苓对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及其属下的业务员产生信赖，完全符合一般人的社会习惯，公兰苓已经从保险公司的既往声誉、业绩、保险业务员的身份、合同的类别、合同的一般形式和外观等方面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公兰苓不可能专门对合同上面加盖的公章申请鉴定以确认其真伪。（三）公兰苓接到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回访电话，不足以产生有效的指引作用，且该回访电话是针对既往真实有效的保险合同的回访，不能证明已对公兰苓尽到了提示不能通过业务员交付（现金/转账）保险费的责任。（四）田全雨对公兰苓出示借条的行为，并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明，而是由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的《保险服务合同书》已明确田全雨可以代理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收取保险费，且只能在收到保费之后才能开具收据。公兰苓在田全雨提供相应的收据或发票之前要求田全雨出具借条，是公兰苓谨慎的表现。二、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及严重不作为是造成公兰苓经济损失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存在过错。（一）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虽然没有参与实施诈骗行为，也不知道存在诈骗过程，但由于田全雨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田全雨行使的与职务有关的行为皆代表了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根据《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九条，《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七条，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高云存在管理责任。（二）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在2008年11月17日签订了授权过度的《保险服务合同书》，该合同书授权田全雨对客户进行网点延伸服务，可以收取保险费，并且只能在收到保费之后才能开具收据，虽然保监会在2009年3月份其不再允许保险代理人收取客户现金，但是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并未与田全雨就收取保费的方式变更保险服务合同，也未将保监会及本公司作出的收费方式变更事项通知原投保客户，该合同书直到田全雨涉嫌合同诈骗被公安机关控制才在2014年10月20日解除。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收取保费的管理漏洞为田全雨的诈骗行为提供了客观便利，使得田全雨有机会利用其保险业务员的身份先收取客户保费后给客户开收据，进而骗取了公兰苓的钱财。（三）田全雨对公兰苓的诈骗行为发生在2013年2月4日，如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已将保监会及本公司作出的收费方式变更事项通知原投保客户，公兰苓就不至于遭受诈骗而造成损失。田全雨2008年入职，从2009年就开始施行诈骗，涉及11人，总额382万余元，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及严重不作为有关联。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行为人私刻公章的行为造成相对人经济损失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非常明确，一审判决适用上述规定完全正确。四、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上诉提到，本案中支持公兰苓的诉求会产生远超南京彭宇案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南京彭宇案与本案无关联。彭宇案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是其引发了“好人被冤枉，社会缺乏诚信引发道德沦丧”的社会讨论，而本案中保险公司因自身管理存在漏洞，对保险业务员授权过度而缺乏监管，对行业禁令几年间置若罔闻，对老客户不能尽到有效提示，与业务员签订的《保险合同书》之约定与上级规定背道而驰，致使客户因信赖保险公司及其业务员而遭受诈骗，保险公司因此承担责任不会引发社会道德沦丧，相反却是企业注重自身商誉塑造、培养企业诚信精神的具体表现。如果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漠视客户的损失而不顾，才会使保险行业最终乱象丛生、流失客户、贻害无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未作陈述。公兰苓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赔偿公兰苓210294元保险费；2.判令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17日田全雨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签订保险服务合同书，约定双方系保险代理关系，田全雨在授权范围内以公司名义对客户进行网点延伸服务、开发、拓展保险业务等事项，另约定合同的有效期一年，如届满前双方无异议，自动延展到下一年。2013年2月4日，田全雨欺骗公兰苓购买了其虚构的国寿理财保险，公兰苓将15万元人民币转到田全雨银行账户，为骗取信任，田全雨给公兰苓出具了借条，后让高云伪造人寿保险公司的彩色保险合同交给公兰苓。经（2016）鲁0112刑初260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田全雨诈骗公兰苓1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是否尽到了监督管理的职责，是否充分提示了公兰苓，从而使公兰苓防范田全雨的犯罪行为。田全雨自2008年11月17日起就作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保险代理人从事保险代理工作，2013年2月田全雨为公兰苓办理虚构的保险业务期间，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的保险服务合同处于合法有效状态。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对田全雨尽到了监督和管理的责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提交的《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保险合同》、《客户服务指南》均是以普通印刷字体说明保费收取和缴纳的方式，并无加黑或其他特别提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提交的回访电话录音中告知公兰苓有需要和业务员联系。故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于保费收取和缴纳方式的提示内容，并不足以使公兰苓完全防范田全雨的犯罪行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存在疏于管理和监督的过失。但从（2016）鲁0112刑初260号刑事判决书上记载的“公兰苓将15万元人民币汇到田全雨的银行账户”、“田全雨给公兰苓出具了借条”等内容可以看出，公兰苓存在对田全雨过于信任、对田全雨从事的保险行为疏于审查的过错。由此，田全雨对公兰苓的诈骗结果是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疏于管理和监督的过失，与公兰苓对田全雨过于信任、对其从事的保险行为疏于审查的过错共同导致的。比较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公兰苓的过错大小，鉴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其保险代理人田全雨负有管理和监督的责任，而其疏于管理和监督的过失是导致田全雨的诈骗行为得以实施的主因，故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的过错大于公兰苓的过错，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公兰苓最终的损失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5万元×70%=10.5万元，另30%即4.5万元的损失由公兰苓自行承担。对公兰苓要求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其未提交其与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及中国人寿山东省分公司存在过错的证据，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保险济南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公兰苓损失10.5万元；二、驳回公兰苓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公兰苓负担1335元，由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负担3115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公兰苓提交证据一、（2018）鲁01民终7269号民事判决书（系裁判文书网下载打印件），证据二、《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45条、第46条（系政府网下载打印件），证据三、《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第21条、第23条、第26条（系保监会网站下载打印件），欲证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在2008年11月17日签订了授权过度的《保险服务合同书》，授权田全雨对客户进行网点延伸服务，可以收取保险费，并且只能在收到保费之后才能开具收据，该合同书于2014年10月20日解除；保险公司对保险营销员有管理责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保险服务合同中关于收费方式的约定，完全按照保监会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实施。早在2009年3月保监会出台变更收取包保费方式以前我公司已经禁止保险营销员收取保费；另外，我公司与公兰苓签订的保险合同的第一页客户服务指南第5项黑体加粗已经提示说明了具体的收费方式，要求柜面付款或通过银行账户划扣款项，从根本上排斥了业务员代收保费的事项；《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第13条亦规定，保险营销员代收单次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公兰苓在购买保险时知晓其规定并签字确认；我公司对田全雨进行授权的保险代理活动尽到了监督检查义务，并进行了培训，我公司制订相关文件在内部学习交流；田全雨的犯罪行为并非保险的代理行为，我公司对田全雨个人的犯罪行为没有监督管理的义务。本院经审查认为，公兰苓二审提交的证据系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及相关保险行业规定，能证明保险公司对保险营销员有管理责任，本院予以采信。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公兰苓曾在2012年9月19日、2012年9月28日在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投保，并在《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上签字并自书有“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的内容；《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第十三条载明有“保险代理机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和保险营销员不得接受投保人委托代交保险费、代领退保金，不得接受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委托代领保险金”的内容；该两次投保的保险业务员均系田全雨，公兰苓未委托田全雨代交保险费。本院另查明的事实有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一审提交的《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实收付流水明细》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是否尽到了监督管理的职责，是否充分提示足以使公兰苓防范田全雨的犯罪行为;公兰苓对被诈骗所受损失自身是否存有过错。经审理本院认为，田全雨自2008年11月17日起就作为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保险代理人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直至2014年10月20日涉嫌诈骗被报案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才解除与田全雨的保险服务合同。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提交的保监会《关于加强人身保险收付费环节风险管理的通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收付费相关环节风险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并不能证实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尽到了监督和管理的责任。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仅对标题作加黑处理，属于以普通印刷字体说明保费收取和缴纳方式，不属于以加黑或其他方式进行特别提示。故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于保费收取和缴纳方式的提示内容，并不足以使公兰苓完全防范田全雨的犯罪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存在疏于管理和监督的过失，并无不当。但公兰苓在前期已两次投保应了解相关流程、且均未曾委托田全雨代交保费的情况下，却在本案所涉诈骗时委托田全雨代交保费、让田全雨出具借条，该行为显示公兰苓亦存在对田全雨过于信任、对田全雨从事的保险行为疏于审查的过错。由此，田全雨对公兰苓的诈骗结果，是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田全雨疏于管理和监督的过失，与公兰苓对田全雨的过于信任、对其从事的保险行为疏于审查的过错共同导致。比较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公兰苓的过错大小，鉴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其保险代理人田全雨负有管理和监督的责任，其疏于管理和监督的过失导致田全雨的诈骗行为得以实施系主因，故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的过错远大于公兰苓的过错，一审判决由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公兰苓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公兰苓自行承担30%，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二审中，公兰苓申请调取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与田全雨、高云签订的《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欲以证明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授权田全雨、高云代理公司向客户收取保险费。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对《人寿保险公司保险服务合同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已无调取该证据的必要，本院对公兰苓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中国人寿济南市分公司和公兰苓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负担3115元，由上诉人公兰苓负担133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