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34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丽，女，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梅，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昱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洋，女，198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北京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东，男，198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上诉人李丽因与被上诉人杨洋及原审第三人陈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4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洋向李丽支付借款本金97.5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杨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三方签署的证明无效。1.陈东在看守所的亲笔信，已经足以证明陈东与杨洋的恶意串通、损害李丽利益行为。2.一审法官去面见陈东并做谈话笔录，该笔录充分证明陈东在杨洋的威胁下，迫于无奈才同意与杨洋合谋，骗取李丽签字。陈东还明确表示其出具的证明也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表示同意李丽诉请，仍应由杨洋向李丽还款。3.2014年，李丽起诉杨洋时，法院向陈东的询问，并不能作为依据。当时陈东刚刚被羁押，并不知道是杨洋举报，其未向法院全部交代也是情有可原。在当时陈东的笔录中，认可是杨洋要求陈东还款，称要还李丽，陈东还不了，故三方签署了一份证明。这种情形下，还要签署三方证明，让陈东向李丽还款，只能说这是杨洋和陈东两方虚假的意思表示，其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转移债务，让李丽实际能得到欠款，而是杨洋恶意逃避债务，不希望向李丽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该证明应当被认定为无效。4.陈东并不不存在反复变更，其证明应该被认可，李丽无须再对此举证证明或提交其他相反证据。一审法院以陈东反复变更的内容不能进行确认事实为由，还要求李丽出具与三方证明相反的证据，实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二）即使三方证明有效，杨洋也并未免责。1.三方证明中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陈东借杨洋200万元，二是杨洋借李丽100万元，三是陈东借李丽100万元。证明最后一句“上述杨洋和陈东的借款均由陈东个人承担”，只能理解为杨洋和陈东之间的借款由陈东承担，陈东与李丽之间的借款由陈东承担，并不能得出杨洋和李丽的借款也由陈东个人承担的当然结论。2.因债务承担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第三人加入进来，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故即使在三方证明有效的情况下，三方证明也不是免责的债务承担，而是并存的债务承担，不能当然免除杨洋承担债务的义务。三方证明并未明确杨洋就该笔借款不再承担还款义务，故仅能证明陈东加入进来共同承担债务，不能证明有杨洋已免除债务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李丽此观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存在事实和法律认定错误。二、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已为本案民事纠纷提供直接支持和依据。根据（2015）二中刑终字第943号刑事裁定书，杨洋控告陈东诈骗200万元的事实已被依法认定，陈东已经以诈骗200万元进行定罪量刑，且已实际服刑。刑事裁定书判决退赔杨洋200万元，并确认该200万元中，含杨洋向李丽的借款100万元。杨洋虽然辩称该刑事裁定书存在错误，但是却无法否认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应以该刑事裁定为依据。根据刑事裁定书，本案不存在债务转移情况，杨洋应依法承担对李丽的还款义务。一审法院一边认定“杨洋虽作为受害人以陈东等人合同诈骗200万元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且法院判决责令陈东等人退赔杨洋经济损失”，一边又认定“但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能否认当事人各方对于债权债务之间约定的内容”，一边还认定“即陈东等人如依据刑事判决书退赔杨洋经济损失的，杨洋应当及时给付李丽”。一审法院认定陈东退赔后，杨洋应当向李丽还款，其实就已经认定了杨洋的还款义务。换句话说，一审法院认定陈东并未有向李丽还款的义务，仅有向杨洋退赔的义务。那么，在陈东并未退赔的情况下，杨洋也一样有向李丽的还款义务，该义务并不应该以陈东是否退赔而发生任何变化。杨洋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丽的上诉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李丽与杨洋之间97.5万元的民间借贷债务已经转移给陈东。二、债务承担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陈东和杨洋恶意串通的情形。三、李丽上诉主张三方证明并不是陈东向李丽偿还100万元债务承担的意思，与其之前的庭审意见不符，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合同解释的规则。四、一审判决以刑事判决结果否定民事法律关系，混淆刑民交叉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陈东的债务承担系发生在诈骗行为既遂之后，刑事判决考虑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既遂未遂与否，可以不考虑犯罪行为之后的民事债务转移，刑事判决陈东向杨洋退赔，并不代表刑事判决否定民事的债务承担法律关系。陈东未到庭，亦未做陈述。李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杨洋偿还李丽借款本金97.5万元；2.要求杨洋向李丽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2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3.诉讼费由杨洋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丽与杨洋、陈东原系朋友关系。2012年11月27日，李丽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尾号9702）向杨洋汇款97.5万元。杨洋向李丽出具借条，内容为：今本人杨洋，身份证号×××，向李丽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同日，双方签订房屋担保合同，约定杨洋以自有房屋作为抵押向李丽借款，月利率2.5%。但双方并未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2012年12月12日，杨洋向陈东转账200万元，该款为杨洋提供给陈东的借款。此后，因陈东始终未能偿还借款，杨洋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遭陈东诈骗200万元。2014年6月1日，陈东因被公安机关抓获，并被批捕及提起公诉。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西城区作出（2015）西刑初字第222号刑事判决，认定陈东及案外人吴长峰骗取杨洋200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责令陈东、吴长峰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退赔后发还被害人杨洋。陈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2015）二中刑终字第943号刑事判决，驳回陈东的上诉请求。一审庭审中，杨洋称其向李丽借款购得房屋后，在陈东的介绍下，将该房屋抵押贷款200万元，并欲将其中100万元偿还李丽。但陈东许给李丽、杨洋高额利息回报，李丽同意将其100万元借给陈东。对此，杨洋提交如下证据：1.证明一份，该证明为李丽、杨洋、陈东签署，未签署时间。证明内容为：2011-2012年陈东向杨洋借款20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李丽借给杨洋的，陈东向李丽借款100万元。三方一致同意，上述杨洋和陈东的借款均由陈东个人承担；2.2013年5月21日陈东证明一份。内容为：杨洋向李丽借款100万元，杨洋借给陈东，100万元由陈东归还；3.2014年5月12日，陈东为杨洋出具的证明一份，称其向杨洋借款200万元中的100万元为李丽出借给杨洋，李丽认可杨洋将钱款借给陈东，并由陈东偿还。故该借款与杨洋无关；4.李丽于2015年1月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李丽认可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为陈东。对此，李丽称该上述证明均系杨洋与陈东恶意串通所出具，李丽系受二人蒙骗在证明上签字，该证明应为无效。陈东在此后亦给李丽写信确认了其受杨洋胁迫而与杨洋串通的事实，目的是为了帮助杨洋逃避对李丽所负债务，且杨洋作为被害人向公安机关陈述事实时认可其向李丽借款用于购房之事实。为此，李丽提供如下证据：陈东给李丽的来信一封，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内容为陈东向李丽陈述其已在监狱服刑。当时由于杨洋威胁陈东代替其偿还李丽的借款，否则将要到公安机关报案。陈东迫于无奈，与杨洋商定与李丽签署了协议。由于杨洋没有信守承诺，向公安机关报案陈东诈骗。故陈东对此深感内疚。杨洋强调其作为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称陈东诈骗其款项200万元，其中有100万元款项系李丽所有，法院判决后尚未向杨洋发还任何款项。一审法院另查，本案李丽曾于2014年起诉杨洋。在该案审理中，一审法院向陈东询问签署证明的过程。陈东陈述称因杨洋向陈东要求还款，称要偿还给李丽，但陈东还不了，故三方签署了一份证明。陈东同时称李丽确认杨洋向陈东出借的200万元中有100万元系自己的借款，故三方才签字确认的。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李丽、杨洋对于双方曾经存在借贷的事实不持异议，但争议焦点在于李丽向杨洋提供借款后，杨洋是否已将其债务转移给陈东偿还，即三方签署的“证明”是否真实有效。现杨洋已将三方签署的“证明”作为证据提交以证明其关于债务已经转移的主张，李丽否认，应当提供相反证据。李丽提交的陈东的证明以及陈东自行陈述称系收到杨洋的威胁并与杨洋串通，但该表述内容与陈东此前的陈述内容并不一致。因陈东与李丽、杨洋均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不能以其反复变更的陈述内容确认事实。在没有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李丽否认三方“证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主张杨洋与陈东恶意串通损害李丽的利益，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考虑。因三方“证明”明确载明了“借款均由陈东个人承担”的内容，故李丽关于该“证明”系由陈东加入杨洋的债务、并不能免除杨洋义务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确认三方“证明”内容明确，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杨洋虽作为受害人以陈东等人合同诈骗200万元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且法院判决责令陈东等人退赔杨洋经济损失，但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能否认当事人各方对于债权债务之间约定的内容。即陈东等人如依据刑事判决退赔杨洋经济损失的，杨洋应当及时给付李丽。现李丽起诉要求杨洋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李丽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中，李丽提交杨洋向其出具的借条以及汇款凭证以证明李丽向杨洋出借款项，并要求杨洋偿还相应本息。杨洋对此不予认可，称上述债务已经转让给陈东，并提交了李丽、杨洋以及陈东共同出具的三方证明一份。李丽主张该证明系杨洋与陈东恶意串通，骗取李丽签字，损害李丽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并提交陈东给李丽的来信加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在陈东给李丽的来信以及陈东的相关陈述中，并未体现杨洋与陈东恶意串通，骗取李丽签字的内容。在此需要指出，陈东所述的杨洋威胁陈东代替其向李丽还款，并不影响李丽同意对其享有的债权的相应义务承担者发生转移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换言之，在案涉债务由杨洋承担变更为陈东承担这一内容上，李丽并未受到欺骗，李丽在三方证明上的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此外，由于陈东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况，且通过陈东在给李丽的来信中所述，亦可见其所作的陈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杨洋是否将其涉嫌诈骗犯罪的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故对于陈东的陈述，亦难以作为证据加以采信。由此，在李丽并未就其在三方证明上签字系受到欺诈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三方证明所载内容系李丽、杨洋以及陈东就其各自权利义务所作的自愿分配，李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三方证明中作出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其对于其享有的债权的相应义务承担者作出的理性选择，应为有效。关于李丽主张即使三方证明有效，杨洋也并未免责的主张及相应理由，与三方证明的约定相悖，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丽主张的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已为本案民事纠纷提供直接支持和依据一节，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在审理认定方式上存在不同，一审法院认定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能否认当事人各方对于债权债务所作的约定，并无不当。陈东等人若依据刑事判决退赔杨洋经济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洋应当及时将李丽作为权利人的部分给付李丽，李丽亦可以依据借贷法律关系之外的法律关系向杨洋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李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朔审 判 员  李 丽审 判 员  罗 珊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 娇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