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71行终15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敬，男，195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婉芸，女，195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文斌，广东星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负责人：彭高峰，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璐璐，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罗斌，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定，男，1957年1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上诉人朱敬、朱健华与上诉人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规委”）因不动产登记一案，均不服原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7）粤7101行初419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朱健华去世，其妻林婉芸接替其继续参加诉讼；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的不动产登记职权亦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承接。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54年9月30日，原广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向朱嘉和核发证字第56××14号《房地产所有证》，该证载明：房地产坐落执信南路未列号，所有权人姓名朱嘉和，建筑种类为旷，房产面积为0，，地产面积为29475平方公尺。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肇庆市端城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朱加和于1988年死亡，郭俭华于1976年死亡，并证明三原告朱敬、朱定、朱健华是朱加和的儿子，郭俭华是原告朱敬、朱定的母亲，是原告朱健华的继母。2016年6月23日，开平市赤水镇羊路村民委员会、开平市赤水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开平市公安局赤水派出所出具书面意见，证明朱加和与朱嘉和为同一人。朱伟雄等人向被告反映执信南路未列号房产相关情况。2017年1月19日，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穗登记群字〔2016〕119号《信访事项告知函》，告知如下：“根据房地产档案记载，原东区执信南路未列号于1954年以理字××号登记在朱嘉和名下，区段地号为10区2段928至930地号，档册记载用地面积为294.75平方米，房屋结构记载为‘旷地’，证字第56××14号《房地产所有证》记载建筑种类为‘旷’，以及状声字第47333号《土地所有权证》记载地目、定着物为‘吉地’，上述档册资料均没有记载房屋建筑面积。1982年，许有顯持《屋地划割立约》（朱伟雄同意将土地划割给许有顯）及《小修什项工程许可证》等资料，以补字4011号案申请执信南路55号房屋产权登记，原市房地产管理局按用地面积44.66平方米，建筑面积107平方米，以许有顯名义核发了房地产证。1989年，广州市东山区五金制品二厂持《修建工程许可证》等报建资料以统字71166号案申请执信南路71号房屋产权登记，原市房地产管理局按用地面积51.8平方米，建筑面积51.8平方米，以该厂名义核发了房地产证。1990年及1991年间，中山医科大学、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别持《建设征用土地核准通知书》及《报建审核意见书》等用地报建资料申请执信南路65、67号（统字161152号），69号（统字141142号）房屋产权登记。原市房地产管理局分别按建基面积295.7平方米、706平方米，建筑面积2153平方米、4236平方米，以申请单位名义核发了房地产证。经核查，上述房屋使用了执信南路未列号（理字××号）部分用地。关于你们要求办回执信南路未列号房产（理字××号）土地使用权登记的问题，根据1966年市房地产管理局和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发文《关于处理改建木屋当中发生纠纷的意见》(〔66〕房管湛字第059号、〔66〕法研字第016号)第一条‘木屋上盖改建后，业权归居住人所有’、《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二十九条‘因原房屋拆除、改建或自然坍塌等原因，已经变更了实际土地使用者的，经依法审核批准，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土地使用者’等规定，原市房地产管理局为许有顯、东山区五金制品二厂、中山医科大学等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登记是依法依规的，符合当时房屋登记的政策规定，并无不当。关于补偿问题，建议你们与征用或使用单位协商解决。”三原告收到该函件。之后，原告等人向广州市信访局反映执信南路未列号房产（理字××号）权属问题。广州市信访局将相关材料转交给被告进行处理。2017年3月22日，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穗登记群字〔2017〕31号《信访事项告知函》，告知如下：“关于上述房产土地使用权登记的问题，我中心于2017年1月已以穗登记群字〔2016〕119号《信访事项告知函》函复你们，建议你们按该复函意见办理。因执信南路55号，65、67号，69号及71号房屋的产权登记属具体行政行为，若你们对上述行政行为有异议，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一条、《广东省信访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可通过行政复议或司法诉讼等法定途径提出……”三原告收到该函件。2017年5月5日，三原告向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递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要求继承朱嘉和名下的执信南路未列号（房产登记号为理字××号，权证号码为56××14号），并提交了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地产所有证、亲属关系证明、姓名变更证明、信访事项告知函等材料。当日，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三原告作出穗登记业务函〔2017〕00733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经核查：东区执信南路未列号于1954年以理字8755号登记在朱嘉和名下，……”三原告于2017年5月11日收到上述《不予受理告知书》。由于上述《不予受理告知书》中对房屋登记字号描述错误，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三原告重新作出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5日”的穗登记业务函〔2017〕00733号《不予受理告知书》（下称诉争告知书），告知：“……经核查：东区执信南路未列号于1954年以理字××号登记在朱嘉和名下，房屋结构记载为‘旷地’，用地面积294.75平方米，未记载房屋建筑面积，根据《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第四条规定，‘我省境内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以及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申领或换领土地证书’，大陆地区申领或换证期限截止至1992年底；1987年4月9日颁布的《广州市城镇房屋和用地登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本办法公布前，凡持有市房管机关发的《房地产所有证》者，应一律按本办法申请更换新证。原《房地产所有证》只有地产面积而没有房产的，一律作废，不予登记’，朱嘉和持有的理字××号《房地产所有证》上仅有地产面积，并未记载房产面积，且未能及时换证（领证），已经作废。《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申请人办理产权登记应当提交‘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由于您未能提供有效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现我中心作不予受理处理，如对本通知不服，可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原告于2017年6月9日收到诉争告知书后不服，诉至原审法院。诉讼中，被告陈述三原告未在《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办理领证（换证）手续或申请暂缓办理，亦陈述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穗登记群字〔2016〕119号《信访事项告知函》是针对原告等人反映的执信南路未列号房产相关情况作出的回复，原告对此予以确认。另查，1982年9月10日，朱嘉和出具书面意见，称其父亲朱光成遗下地壹段，坐落执信南路21号及21号北侧，于1954年曾在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用其之名登记，现将此地权将交给其亲侄儿朱伟雄管理，由他承接此地的一切权利。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涉案申请，于2017年5月5日作出穗登记业务函〔2017〕00733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于2017年5月11日向三原告送达该告知书。由于该告知书在描述土地登记号时出现错误，被告并无作出补正通知，而是作出字号、落款时间相同的诉争告知书，并于2017年6月9日送达给三原告，且明确告知了诉权，故诉争告知书是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告亦是针对诉争告知书提起的本案诉讼，故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为2017年6月9日，三原告于2017年11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对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被告作为辖区内土地登记主管部门，有权对三原告提出的涉案土地变更登记申请作出处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下列不动产权利，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五）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十六条规定：“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三）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五）与他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办公场所和门户网站公开申请登记所需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等信息。”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到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应当分别按照下列情况办理：（一）属于登记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二）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当场更正后，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四）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第四条规定：“我省境内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集体土地所有者），以及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土地使用者），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申领或换领土地证书。”第九条规定：“领证（换证）工作截止于1992年底。当事人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的，换证截止期限延长至1995年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逾期不办理领证（换证）手续又不申请暂缓办理的，原批准用地证件或土地证书作废，其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三原告向被告申请涉案土地的变更登记，根据上述规定，应提供证明涉案土地权属来源等材料，但三原告只提供了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房地产所有证、亲属关系证明、姓名变更证明、信访事项告知函等材料，这些材料显示三原告的父亲朱嘉和持有的1954年的《房地产所有证》，但是相关权利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申请办理领证（换证）手续或申请暂缓办理，根据上述规定，该《房地产所有证》作废，其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受法律保护，且三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属，故被告审查了三原告提交的申请材料后，认为该申请不符合变更登记的规定，对该申请不予受理，并未违反上述规定。但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当场书面告知原告不予受理的决定，但被告直到2017年6月9日才送达诉争告知书，程序轻微违法，故对被告作出诉争告知书的程序确认违法。对三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意见，由于本案审理的焦点是被告对原告提出的申请不予受理是否合法，三原告要求调取涉案土地的历史和现状材料，不能证明三原告是涉案土地的权属人，故对三原告的该项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对原告朱健华、朱敬、朱定于2017年5月5日提出的执信南路未列号（房产登记号为理字××号，权证号码为56××14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申请未书面当场告知不予受理的行为违法。上诉人朱敬、林婉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朱健华、朱敬、朱定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属，据此认定市国规委不予受理朱健华、朱敬、朱定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的行政行为合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朱健华、朱敬、朱定向市国规委提交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时，为了证明朱健华、朱敬、朱定对涉案土地享有权利，向市国规委提交了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54年颁发的登记号为理字××号、权证号为56914的《房地产所有证》，该证据证明权利人“朱嘉和”于1954年经法定程序办理了涉案土地权属登记，取得涉案土地不动产物权。另外，朱健华、朱敬、朱定提供了2017年12月6日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证明到目前为止，涉案土地权属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物权人仍登记的是“朱嘉和”。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以及朱健华、朱敬、朱定所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朱健华、朱敬、朱定对涉案土地享有不动产物权。朱健华、朱敬、朱定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完全符合《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市国规委应当受理。二、一审判决认定朱健华、朱敬、朱定持有的登记号为理字××号、权证号为56914《房地产所有证》作废，其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法律依据。（一）朱健华、朱敬、朱定持有的《房地产所有证》合法有效。首先，该《房地产所有证》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54年颁发的，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1987年12月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已作废）是地方性规章，属于规范性文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上诉人持有的《房地产所有证》自然无效。除非在该规章合法有效期间，相关权力部门依据该地方性规章作出撤销朱健华、朱敬、朱定持有的《房地产所有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权力部门对该权利证书作出过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广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没有被撤销前，应当合法有效。其次，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上诉人所持有的《房地产所有证》是权利人“朱嘉和”于1954年经过法定程序办理，由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尽管权利人“朱嘉和”因各种原因没有按照当时的地方规章及时办理换证手续，但朱健华、朱敬、朱定所持有的不动产权利证书依然合法有效。（二）“朱嘉和”依然享有《房地产所有证》在登记簿上所记载的不动产权利。《房地产所有证》只是不动产权利载体的一种书面形式，其承载的实体权利，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上所记载的为准，即证件形式的无效并不意味着实体权利消灭。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以登记为准。从1954年权利人“朱嘉和”取得涉案土地不动产物权后至今，涉案土地不动产物权从未发生过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法律事实。且经不动产登记查册，到目前为止涉案土地权属在不动产登记簿上所记载的权利人依然是“朱嘉和”。因此，“朱嘉和”依法享有《房地产所有证》上记载的不动产物权。（三）市国规委依据已作废的《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认定上诉人持有的《房地产所有证》作废，其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受法律保护，剥夺了朱健华、朱敬、朱定的合法财产，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涉案土地权属在不动产登记簿上所记载的权利人依然是“朱嘉和”。根据《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市国规委应当根据朱健华、朱敬、朱定提供的证据《房地产所有证》和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并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对涉案土地权属进行认定。市国规委依据己作废的地方政府规章剥夺朱健华、朱敬、朱定现有的合法财产权，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朱健华、朱敬、朱定向市国规委提出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申请，属于不动产登记程序，并不涉及到实体权利的处分，市国规委作为不动产登记部门只有书面审查权，并无权在登记程序中以《不予受理告知书》对实体权利作出处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市国规委对朱健华、朱敬、朱定提出的不动产变更登记申请不予受理，变相剥夺朱健华、朱敬、朱定的合法财产，明显违法。因此，为维护朱健华、朱敬、朱定的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市国规委作出的穗登记业务函〔2017〕00733号《不予受理告知书》违法，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市国规委负担。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诉称：一、朱健华、朱敬、朱定2017年6月9日领取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并非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只是对2017年5月11日送达给朱健华、朱敬、朱定的《不予受理告知书》中文字错误的补正，本案不应以2017年6月9日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而应以2017年5月11日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朱健华、朱敬、朱定向我局申请案涉土地的继承登记，针对其申请，我局于5月5日作出穗登记业务函〔2017〕00733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于2017年5月11日向朱健华、朱敬、朱定送达该告知书。因该告知书在描述土地登记字号时出现笔误，我局修正了笔误，朱健华、朱敬、朱定于2017年6月9日领取了无误版本。该两份告知书，所涉及的文号、告知对象、申请内容、事实理由、处理结论、落款时间均完全相同。我局认为，针对朱健华、朱敬、朱定的申请事项，上诉人于2017年5月11日送达的《不予受理告知书》结论明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影响，具有行政程序上的法律效力，属于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将朱健华、朱敬、朱定2017年6月9日领取的告知书认定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则就前后两份告知书而言，后一份告知书所涉及的处理意见势必要与前一份不同。但事实上，后一份告知书仅是修正前一份告知书中的文字错误，既未撤销前一份告知书的处理决定，也未就申请事项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因此，朱健华、朱敬、朱定于2017年6月9日领取的《不予受理告知书》并非我局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而只是对2017年5月11日送达给朱健华、朱敬、朱定的《不予受理告知书》中文字错误的补正，本案不应以2017年6月9日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而应以2017年5月11日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而朱健华、朱敬、朱定于2017年11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已明显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原审认为我局未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程序不当的观点错误。根据《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本案中，由于朱健华、朱敬、朱定所申请的登记事项情况复杂，我局不能当场作出受理决定或告知补正要求，故先收取材料进行研究，并在收件后五日内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我局的前述处理方式符合《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未被废止的情况下，我局适用该办法的规定处理疑难登记申请案件合法有据。为此，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裁定驳回朱健华、朱敬、朱定的起诉。被上诉人朱定二审未向本院陈述诉讼意见。经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朱敬、朱定、朱健华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原市国规委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朱敬、朱定、朱健华于2017年5月5日向原市国规委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原市国规委于当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于2017年5月11日送达朱敬、朱定、朱健华，朱敬、朱定、朱健华自收到该《不予受理告知书》之日起已经知晓原市国规委作出了被诉行政行为。因该告知书在描述土地登记字号时出现笔误，原市国规委更正土地登记字号后于同年6月9日再次送达。两次送达的告知书除修正了笔误，所涉及的文号、告知对象、告知事项及落款时间等均完全相同，实质上属于同一个行政行为，原市国规委认为起诉期限应从2017年5月11日计算正确。但是，原市国规委并未采取对2017年5月11日送达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进行补正的方式解决笔误问题，而是重新制作并送达《不予受理告知书》，且在2017年6月9日送达的《不予受理告知书》中仍然告知朱敬、朱定、朱健华可在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客观上对朱敬、朱定、朱健华造成了误导，不属于因原告自身原因而导致的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朱敬、朱定、朱健华在2017年6月9日收到《不予受理告知书》后的六个月内提起了行政诉讼，应认定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审判决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国有土地权利原虽登记在朱嘉禾名下，但根据《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第四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三款和1987年4月9日颁布的《广州市城镇房屋和用地登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朱嘉和持有的理字××号《房地产所有证》上仅有地产面积，并未记载房产面积，且未能及时换证（领证），在规定的换证（领证）届满后，该证即已经作废，并非原市国规委在受理朱敬、朱定、朱健华的申请后才根据《广东省土地证书颁发办法》《广州市城镇房屋和用地登记办法》的规定认定该证作废。因此，朱敬、朱定、朱健华提交的理字××号《房地产所有证》不属于有效的不动产产权证明，且案涉土地已历经多次建设及不动产登记，权属及登记事项已发生重大变化，在上述不动产登记未被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已经不具有再对同一土地权利重复进行不动产登记的条件。从维护已经形成的稳定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朱嘉禾的继承人亦不宜绕过案涉土地权利已被他人依法实际取得的事实而简单通过申请继承登记的方式来解决原土地权利的纠纷。从这一角度而言，原市国规委不予受理朱敬、朱定、朱健华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本身并无不当。但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未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视为受理”，本案中原市国规委于2017年5月5日并未当场书面告知朱敬、朱定、朱健华不予受理，应视为已经受理，即使在受理申请后才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适当的处理方式应为作出不予登记决定。原市国规委收到朱敬、朱定、朱健华的申请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已经实施，且《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系行政法规，在行政法规已经对受理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即使未被废止，其中与行政法规规定相冲突的部分亦不应再继续适用，不能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原市国规委未当场书面告知朱敬、朱定、朱健华不予受理，而是在事后再告知不予受理，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不符，确属程序违法；从诉讼经济角度而言，本案没有撤销原市国规委作出的不予受理告知书而责令其作出符合立法本意但实质效果相同的不予登记决定的必要。原审法院判决确认原市国规委对朱健华、朱敬、朱定于2017年5月5日提出的执信南路未列号（房产登记号为理字××号，权证号码为56××14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申请未书面当场告知不予受理的行为违法，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双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敬、林婉芸共同负担25元，上诉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玮审判员 余树林审判员 金 霞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张丽敏书记员吴老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