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91民初111号原告：雷珉，男，汉族，1985年7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安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敬德名车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9851。法定代表人：劳友良，执行董事、经理。被告：劳友良，男，汉族，1989年8月8日出生，住广西灵山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少东，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悦，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雷珉与被告珠海敬德名车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敬德公司)、劳友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雷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萍，被告敬德公司、劳友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少东、蒋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返还原告合同转让款98000元；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费59894.75元（其中包括误工费27894.75元、律师费12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劳友良是朋友关系。2018年1月24日左右，原告去被告劳友良的公司玩，其向原告推荐自己公司名下的本田雅阁汽车（桂Ｋ×××**），称是车主韦应向其借款时抵押的，可将债权对外转让，并向原告出示了车辆的相关抵押信息。原告根据被告提供的资料，与劳友良一起上网进行了查询，桂Ｋ×××**的本田雅阁汽车的确是登记在一名叫韦应的人名下。原告在核对被告提交的资料后表示愿意购买，当即在被告敬德公司的POS机上刷卡5万元，后又以微信转账3万元、支付宝转账18000元，共计支付了98000元，并由被告劳友良通过微信予以确认收款。当天原告在被告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该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款为98000元，同时被告承诺其对转让的债权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及赔偿责任。1月29日，原告与被告劳友良将该车辆开至坦洲某酒店休息，第二天凌晨两人在该酒店被深圳警方拘留，车辆被扣押。此时，原告才得知该转让的汽车是属于盗抢车套牌。2018年3月9日，因深圳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原告与被告劳友良均被取保释放。之后，原告与被告谈及退款事项，被告承诺退款，但一直未履行承诺。原告认为，被告对外转让债权应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以保证被转让的债权合法、有效。现因被告的过错导致原告财产受损、人身受限，其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赔偿原告损失。为此，原告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及被告的承诺，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两被告退还原告转让款及赔偿相关损失费，以保障和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雷珉为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债权转让协议书；二、抵押汽车价值协议书、抵押借款合同、委托书；三、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支付宝付款凭证；四、视频光盘；五、扣押清单、取保候审决定书；六、微信聊天记录；七、工作证明、工资证明；八、律师费票据。被告敬德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被告劳友良不应承担责任。庭前二被告曾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及有关转账记录，希望证明蔡明洪为被告敬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并追加蔡明洪为本案被告，实际承担责任。被告提交的材料显示蔡明洪从谭权宪处以8万元的价格购得涉案车辆。蔡明洪向谭权宪（卖方）尾号6020的银行账户中分两笔转入8万元，并备注“雅阁桂Ｋ×××**车款”。劳友良于2018年1月28日凌晨收到原告支付的9.8万元购车款后，立即以支付宝转账和微信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了蔡明洪。被告劳友良扣除自己的提成3000元后，共向蔡明洪支付了9.5万元。蔡明洪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安排汽车的交易流程，支付购车款项、收取交易款项，被告劳友良按照蔡明洪的安排，表面上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实际仅为被告敬德公司的员工。被告劳友良协助售车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二、被告敬德公司不应赔偿损失。原告认为敬德公司存在过错，故要求赔偿误工费、律师费及精神损失费合计59894.75元。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时，受损害方只能择一进行请求。本案中，如按违约责任处理，上述费用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规定，原告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如按侵权责任处理，被告敬德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不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一方面其确实不清楚车辆来源，该车辆经过几手中介转卖，最后由蔡明洪在二手车市场上收购，被告敬德公司仅负责出售。另一方面，如果被告敬德公司明知涉案车辆为盗抢车辆，或与他人串通，早就被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劳友良也被刑事拘留了一段时间，车辆也被深圳公安机关扣押，所以被告劳友良及被告敬德公司也是受害者。三、原告应当向犯罪嫌疑人主张退还购车款。如上所述，被告敬德公司及劳友良也是受害者，并没有就债权转让获取任何收益。犯罪嫌疑人最终也会退赃，所以原告应当向犯罪嫌疑人主张退还购车款。被告劳友良在法定答辩期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其协助售车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庭前曾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及有关转账记录，希望证明蔡明洪为敬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并追加蔡明洪为本案被告，实际承担责任。根据材料显示蔡明洪从谭权宪处以8万元的价格购得涉案车辆。蔡明洪向谭权宪（卖方）尾号6020的银行账户中分两笔转入8万元，并备注“雅阁桂Ｋ×××**车款”。被告劳友良于2018年1月28日凌晨收到原告支付的9.8万元购车款后，扣除自己的提成3000元后，立即以支付宝转账和微信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了蔡明洪9.5万元。蔡明洪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安排汽车的交易流程，支付购车款项、收取交易款项，被告劳友良按照蔡明洪的安排，表面上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实际仅为敬德公司的员工。所以被告劳友良认为自己协助售车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被告敬德公司、劳友良无证据向本院提交。经庭审质证，被告敬德公司、劳友良对原告雷珉所提交的证据一至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合法性，对证据七、八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核原告提交的证据，认为可作为本案审理查明事实之依据，至于是否能够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8日，原告与被告敬德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债权出让人）劳友良，证件号码，乙方（债权受让人），丙方（债务人）甲方将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乙方，包括但不限于应收债权本息以及对应车牌号为桂Ｋ×××**的车辆质押权。甲方对丙方享有的前述债权及车辆质押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2018年1月28日支付转让价款，乙方有权在支付对价后要求甲方或甲方委托的债权文件的保管方向其交付所有债权文件。如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承诺或任何义务，致使其他方遭受或发生损害、损失等责任，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赔偿所有损失。在该协议的下方，被告劳友良在甲方一栏签名，被告敬德公司在该栏中盖章，乙方一栏为空白。庭审中，原、被告确认上述协议签订的主体是原告与被告敬德公司。原告称签订协议时，其在车管所网站上核查过上述车辆的信息档案，确认该车信息与被告提交的行驶证相符，同时在被告敬德公司处亦查看过该车。被告庭审对原告提交的《抵押汽车价值协议书》、《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委托书》无异议，协议仅载明了抵押汽车概况，抵押人韦应，借款人韦应，委托人韦应，协议书中的抵押权人、借款合同中出借人、委托书中的受托人均为空白，被告称涉案车辆是蔡明洪向谭权宪购买，谭权宪向被告敬德公司出具了上述文件，但无法确认上述文件的真实与否，亦无法与车主联系。原告于2018年1月26日在被告敬德公司用POS机刷卡5万元，2018年1月28日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被告劳支良分别转款3万元及1.8万元，在支付上述款项后，原告取得了涉案车辆。2018年1月30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头派出所将涉案车辆扣押。2018年3月9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对原告决定取保候审。原告与被告劳友良多次以微信聊天的方式协商车款的退还。2018年3月22日，原告：“把钱给我就可以了！”，被告劳友良回：“你有事做你可以先回去办事，给我一点时间处理，我是收了你的钱没错我认了，可整件事的过程你我都很清楚。”，原告：“我的9.8万元车款该不该给我？”，被告劳友良回：“是要给你，可我现在还没拿到钱，我自己那部分我随时可给你，我现在也正在处理中。”；2018年3月30日，原告：“收了全款，现在只退一部分，换成是你，你愿意吗？”，被告劳友良回：“我是收了你的全款，可我只是个收钱的，最后我又没拿到钱，我没拿到钱我自己给你一部分，你还想怎么样。”；2018年11月5日，劳友良：“我只拿了3000利润，你也是受害者，全部要我赔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原告回：“你就是没拿一分钱，这个责任你推得掉吗？”，被告劳友良：“我就是觉得有责任所以才一直跟着。”。原告案中提交了由湖南康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及《员工薪资表》，拟证明原告从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在公司从事工作，原告在2017年7月至2107年12月，每月实际发放工资在20190元至23620元幅度内。原告还提交了一张由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1月8日出具的发票，载明雷珉咨询服务费1200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蔡明洪为本案的被告，理由是蔡明洪是被告敬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其从谭权宪处以8万元购得涉案车辆，劳友良在收到原告支付的车款后，扣除自己的提成3000元，共向蔡明洪支付9.5万元。本院在庭审中口头裁定对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敬德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虽约定被告敬德公司向原告转让债权，但协议中既无债权转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对应具体的债务人、债权金额，只有涉及车辆的转让内容，因此，从协议约定的内容及原告向被告敬德公司支付车辆转让款获取车辆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原告与被告敬德公司签订的是名为债权转让协议实为车辆买卖协议，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被告敬德公司与原告在签订上述合同时，虽然被告敬德公司提交的《抵押汽车价值协议书》、《汽车抵押借款合同》、《委托书》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由原车主抵押给他人，但案中无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敬德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明知涉案车辆是被盗车辆，亦无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敬德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涉案合同有效。但鉴于合同项下的车辆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原告主张被告敬德公司返还已付的购车款98000元有合法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敬德公司辩称原告应向犯罪嫌疑人主张退还该车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因被告敬德公司的过错，致其财产受损，主张被告敬德公司应向原告赔偿误工费、律师费及精神损失费，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发生，源于无论是被告敬德公司在向他人购买涉案车辆还是原告向被告敬德公司购买车辆时，在手续并不完善、完备的情况下，各方均没有认真审核车辆来源，因此，对各方的财产损失，应由各方自行承担。本案为合同纠纷，原告主张被告敬德公司应承担精神损失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劳友良的责任问题。原告以被告劳友良是涉案车辆的介绍人，被告劳友良的行为与原告损失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劳友良实际收取了全部车款并在诉前作出退款的承诺主张被告劳友良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诚如原告庭审所述，涉案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原告与被告敬德公司，因此，被告劳友良在合同上签名及收款行为，均是代表被告敬德公司的职务行为。从原告提交的其与被告劳友良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劳友良承认其在涉案车辆交易获得3000元利润，在2018年3月30日的聊天中“我自己那部分我随时可给你”，即作出同意退还该3000元的意思表示，但其后聊天中，被告劳友良并没有作出涉案车款全部由其负责返还之义务，因此，被告劳友良仅应对被告敬德公司退还涉案车款98000元中的3000元承担共同退款之责任。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敬德名车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雷珉返还购车款98000元；二、被告劳友良对被告珠海敬德名车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返还的购车款98000元中的3000元承担共同退款之义务；三、驳回原告雷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9元，由原告雷珉负担657元，被告珠海敬德名车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07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艳红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熊健书记员罗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