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2民再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诉人）：曹秀金，女，198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义，黄石市磁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诉人）：徐亚莉，女，1963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诉人）：雷杰，男，196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钧安，湖北楚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曹秀金因与被上诉人徐亚莉、雷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203民再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秀金上诉请求：1、依法确定被上诉人借名借款向其出具借条，通过银行直接收取其借款的借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2、撤销一审法院（2018）鄂0203民再7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法院（2016）鄂0203民再1207号民事判决；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再审审理本案认定事实不清，审核证据不严，剖析法律关系不明，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1、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实际履行，合法有效。再审法院违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合同的诚信原则作出判决，有失公正。2、再审认定事实不清。3、再审审核本案证据不严。4、再审剖析本案法律关系不清。5、再审适用法律错误。曹秀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亚莉、雷杰偿还其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1.47万元（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从2015年6月17日起计算至2016年8月31日止）；2、徐亚莉、雷杰从2016年9月1日按月利率1%计算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6日，徐亚莉向曹秀金借款7万元，徐亚莉向曹秀金出具了借条一张，其内容为“今借到曹秀金人民币柒万元整，期限壹年，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利息柒佰元整。借款人：徐亚莉，2013.9.16”。曹秀金当日出借给徐亚莉7万元。后徐亚莉每月给曹秀金转账700元。2014年2月25日徐亚莉向曹秀金出具收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收到曹秀金叁万元整，追加到9月16日那笔存单里面，定期一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息，收款人：徐亚莉，2014.2.28”。曹秀金当日向徐亚莉支付3万元，之后徐亚莉每月支付曹秀金1000元。直至2015年6月份之后徐亚莉再未向曹秀金支付利息。另认定：1、徐亚莉与雷杰为夫妻关系。2、徐亚莉于2015年1月5日与武汉华夏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一份《出资协议书》约定“徐亚莉交款金额10万元，存入日期2015年1月5日，到期日2016年1月4日，投资期限：12个月，预期收益率：每月1%，收益支付日：每月5日”。一审法院认为，一、徐亚莉收取曹秀金10万元的性质是曹秀金出借徐亚莉借款还是委托徐亚莉投资基金理财款。从徐亚莉出具给曹秀金书证的内容看，其7万元以借条的形式出具，且约定了利率、借款期限、支付利息时间及金额；3万元以收条形式出具，写明了此款追加到9月16日那笔存单，且约定了利率和支付利息时间。2015年6月份之前徐亚莉也按照约定的利率定期向曹秀金支付的利息。故该两份证据可以证明曹秀金、徐亚莉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徐亚莉、雷杰答辩称，曹秀金委托徐亚莉投资10万元购买武汉华夏创新投资中心和湖北奥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金理财产品。但徐亚莉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人，应当知道自己出具借条或收条的法律后果，且徐亚莉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具有委托理财的资质，又不能提供曹秀金委托其办理投资理财的相关证据，因此不能认定该笔款项系曹秀金的投资款。至于徐亚莉将该款交付武汉华夏创新投资中心投资理财，是对该笔借款的自行处分，系其与武汉华夏创新投资中心的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二、徐亚莉与雷杰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徐亚莉、雷杰未举证证明曹秀金与徐亚莉约定所欠借款为徐亚莉个人债务，故雷杰应当与徐亚莉共同清偿该借款。三、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要求按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曹秀金要求徐亚莉、雷杰按照月利率1%支付其利息，未超出法律的规定，予以保护。故徐亚莉、雷杰应按照月利率1%，向曹秀金支付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鄂0203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判决：徐亚莉、雷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曹秀金借款10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7月份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黄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法院依据7万元“借条”和3万元“收条”认定曹秀金、徐亚莉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曹秀金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徐亚莉向其借款10万元，其提供的证据是一张7万元“借条”和3万元“收条”。3万元“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曹秀金叁万元整，追加到9月16日那笔存单里面，定期一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息，收款人：徐亚莉，2014.2.28”。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未对7万元“借条”、3万元“收条”证据内容进行全面审查，“收条”本身只能证明徐亚莉与曹秀金之间发生给付与收取3万元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徐亚莉与曹秀金之间发生了借贷关系。作为民间借贷关系的凭证，10万元的“借款”中有3万元以“收条”形式出具，且“收条”内容中载明该3万元追加到前面7万元的“存单”当中，由此可见“借条”7万元与“收条”3万元是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法律后果延续，综合“借条”与“收条”法律关系实质与内容，不能认定曹秀金、徐亚莉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2、曹秀金在向一审法院起诉前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内容证明曹秀金、徐亚莉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徐亚莉在申请再审期间向一审法院重新提交了2016年3月25日曹秀金向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分局的报案材料（原一审因该报案材料签名处模糊不清，不能辨认而不予采信），重新提交的报案材料加盖了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印章。一审法院再审确认了该报案材料的真实性，从该报案材料内容来看，曹秀金转给徐亚莉10万元的目的并非出借，而是要求徐亚莉帮助其进行投资。3、徐亚莉银行交易凭证证实徐亚莉未从曹秀金转账的10万元获利，不符合借贷的目的。从徐亚莉中国建设银行的3张银行卡交易明细来看，徐亚莉在收到华厦投资中心、奥信投资公司和诚信阳光投资公司、王平和王松按照月利率1%转账支付的基金产品利息后，同样定期向曹秀金银行账户按照曹转账总金额的月利率1%支付利息直至2015年6月。而徐亚莉并未因为曹秀金转账给其的10万元获取任何利益。综上所述，湖北省一审法院（2016）鄂0203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书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徐亚莉、雷杰申诉称，1、原审法院因故未能在公安机关查询该证据原件为由，对徐亚莉提交的关键证据未予采信，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现申诉人已取得该证据原件，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事实。2、徐亚莉收取曹秀金10万元款项仅是受曹秀金委托购买基金理财产品，而非双方之间真实存在民间借贷关系。3、曹秀金在起诉之前，于2016年3月2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材料中包含本案所争议的款项，且要求公安机关追缴赃款返还其投资款20万元(包含本案涉及的10万元)。故曹秀金向公安机关提交的报案材料，是真实的、合法的，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当予以认定并采纳。4、徐亚莉将曹秀金支付的10万元投入到华夏创业，所产生的全部收益转付给曹秀金，申诉人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此，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资金往来认定为借贷，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申诉人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不当，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曹秀金辩称，1、借款事实存在，检察机关的认定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2、检察机关没有正确的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规则去审核证据，导致本案事实的错误认知，希望法庭予以纠正；3、关于3万元收条，是对借贷金额增加事实的补充，不影响借贷关系的成立；4、检察机关对公安报案材料显示20万元，认定曹秀金转账借给徐亚莉10万元的目的并非出借的认定，不应支持。一审法院再审认定事实：徐亚莉与曹秀金系原单位同事关系，曹秀金在徐亚莉劝说其投资收益下。2013年9月16日，徐亚莉向曹秀金出具借条一张，其内容为“今借到曹秀金人民币柒万元整，期限一年，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利息柒佰元整。借款人：徐亚莉，2013年9月16日”。当日，曹秀金向徐亚莉尾号为1289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分两笔转账60000元、8000元，另通过现金的方式给付2000元。同日，徐亚莉向奥信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平转账330000元。次日，王平将3300元转账存入徐亚莉的卡号。自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王平每月向徐亚莉该卡转账存入3300元。自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徐亚莉每月从尾号1289的银行卡向曹秀金转账700元。2014年2月25日，徐亚莉向曹秀金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曹秀金叁万元整，追加到9月16日那笔存单里面，定期一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息，收款人：徐亚莉，2014年2月28日”。当日，曹秀金向徐亚莉尾号为5898的中国建设银行卡转账30000元。自2014年4月至2015年6月，徐亚莉每月从尾号1289银行卡或尾号1210建行银行卡向曹秀金转账1000元。直至2015年6月份之后再未向曹秀金支付利息。为此曹秀金诉至本院。另认定：1、徐亚莉与雷杰为夫妻关系。2、2014年5月8日，曹秀金向徐亚莉尾号5898银行卡分两笔共转账10万元。当日，徐亚莉将曹秀金上述投资款10万元转入奥信投资公司。2014年11月7日，曹秀金与武汉华厦创新投资中心、湖北奥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基金认购申请书》、《出资协议书》，三方约定曹秀金投资款10万元缴付至华夏投资中心，华夏投资中心向曹秀金出具10万元收款凭证，投资期限从2014年11月7日至2015年11月6日，预期收益率每月百分之壹。工商登记奥信投资公司为华夏投资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奥信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平，监事是王松。而王松又是湖北诚信阳光投资公司（以下简称诚信阳光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执行董事为王平。再审还认定：2016年3月25日曹秀金向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分局的报案材料。该报案材料内容为：“2013年9月份，经同事徐亚莉在奥信创业投资公司先后放了20万元，每月一分的利息，最先放了7万元，后来经过她的劝说又放了3万元。2014年11月份又放了10万元，总共20万元。2013年9月16日，在她的陪同下去的王家里建行转给她6万8千元，再给她2000元现金，在她的劝说下2014年2月25日又转给她3万元，凑了10万元，是在她的名下没有合同书。直到2014年11月7日又取现金10万元给她再转向奥信创业投资公司。本人总共投资20万元，要求要回本金共20万元。希望政府重视，还我们的血汗钱。”一审法院再审认为，关于曹秀金与徐亚莉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曹秀金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其提供的主要证据为借条、收条、银行转帐凭证。徐亚莉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委托投资关系，其提供的主要证据为报案材料。从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审核，曹秀金提供的借条、银行转帐凭证虽是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但与其向公安机报案材料书证所载明的内容相互矛盾，本院则采信报案材料。其理由如下：1、曹秀金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前（2016年3月25日），向本院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在后（2016年9月1日）。曹秀金在报案材料中称“本人总共投资20万元”，其自认了“投资人”身份，而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又坚决否认其“投资人”身份，其必有一次是作虚假陈述。曹秀金在报案材料中明确表述其转给徐亚莉的10万元，“是在她（徐亚莉）名下，没有合同书”，即挂他人名义投资。但在诉讼过程中，曹秀金又改称10万元是其向徐亚莉出借的款项。曹秀金的陈述自相矛盾。2、2014年2月28日，徐亚莉向曹秀金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曹秀金叁万元整，追加到9月16日那笔存单里面，定期一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息，收款人：徐亚莉，2014年2月28日”。收条不是借条，两者产生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除非双方当事人在收条中明确达成了举债合意，否则不宜轻意将收条直接判定为借款。收条中记载的收款用途为“追加到9月16日那笔存单里面”，从该表述可以看出，曹秀金对于9月16日的7万元性质为“存单”（即投资）是知情并认可的，而此次的3万元系用于追加投资款。收条中记载“定期一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息”，是对于投资收益的说明，与相关投资公司给出的投资回报方式是一致的。在该份收条中，徐亚莉未曾作出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也没有形成借款合意。3、徐亚莉在取得曹秀金的10万元款项之后，全数交给了相关投资公司，从投资公司获取的收益，全数返还给曹秀金。徐亚莉在与曹秀金的经济往来中没有获取任何利益，如认定为借贷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申诉人(原审被告)徐亚莉与被申诉人(原审原告)曹秀金之间借贷关系不成立，故曹秀金要求徐亚莉、雷杰返还借款本金1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撤销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3民初12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曹秀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相同，本院对原审再审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已经确立了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亦即优势证明标准。该条规定表明，在案件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的相反证据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情况下，由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如果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不明显或无法判断，即双方证据支持的事实均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诉讼中曹秀金提交了借条、收条两张，用以证明其出借徐亚莉10万元，约定月利率1%，借款期限1年。徐亚莉亦提交了曹秀金向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分局的报案材料，用以证明曹秀金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曹秀金投资华夏公司、奥信公司10万元是委托徐亚莉购买的。从现已查明的曹秀金向徐亚莉转款过程及报案材料内容，即：2013年9月16日，徐亚莉向曹秀金出具借条一张，其内容为“今借到曹秀金人民币柒万元整，期限一年，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利息柒佰元整。借款人：徐亚莉。2014年2月25日，徐亚莉向曹秀金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曹秀金叁万元整，追加到9月16日那笔存单里面，定期一年，利率12%，每月16日付息，收款人：徐亚莉，2014年2月28日”。2014年5月8日，曹秀金向徐亚莉尾号5898银行卡分两笔共转账10万元。当日，徐亚莉将曹秀金上述投资款10万元转入奥信投资公司。2014年11月7日，曹秀金与武汉华厦创新投资中心、湖北奥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基金认购申请书》、《出资协议书》，三方约定曹秀金投资款10万元缴付至华夏投资中心，华夏投资中心向曹秀金出具10万元收款凭证，投资期限从2014年11月7日至2015年11月6日，预期收益率每月百分之壹。2016年3月25日，曹秀金向黄石市公安局西塞山分局的报案称：“2013年9月份，经同事徐亚莉在奥信创业投资公司先后放了20万元，每月一分的利息，最先放了7万元，后来经过她的劝说又放了3万元。2014年11月份又放了10万元，总共20万元”。基于上述事实分析曹秀金向徐亚莉转款情况与曹秀金报案材料陈述的内容是相符的，曹秀金报案材料应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法院采信报案材料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第四百零四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等规定，本案基于曹秀金报案材料内容可以确定，曹秀金与徐亚莉之间并非民间借贷行为，而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由于曹秀金主张的法律关系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的不一致，在曹秀金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程序性处理，即裁定驳回原告起诉，而不是驳回其诉讼请求，否则既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法院（2018）鄂0203民再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曹秀金的起诉。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674元，均由曹秀金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詹 军审判员 童 威审判员 曹晓燕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书记员 万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