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1223民初60号原告：曾立平，男，195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现住崇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霞，湖北紫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建农，男，195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崇阳县。现住崇阳县（消防大队对面）。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旗，湖北顺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立平与被告黄建农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立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霞、被告黄建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立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偿还欠款16万元，并自2013年2月8日起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到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曾立平与被告黄建农系朋友关系。2010年原告、被告及廖星明三人合伙开发沙坪“绿色通道”工程。2010年12月廖星明经结算退伙。2011年4月16日，原告退伙，原、被告协商达成结算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支付原告在合伙事务中应得本金及利润17万元及其支付期限和方式。约定到期后，被告仅支付原告1万元。同年9月17日，双方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确认被告尚欠原告16万元，重新约定了欠款分批支付，于2011年12月30日全部付清。被告再次违约后又于2013年2月8日向原告出具了承诺书，约定以新县人民医院后面的小产权房抵付欠款，多退少补，并承诺按月息1%支付利息。尔后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一直没有兑现承诺。为此，原告特具状起，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准原告之的诉讼请求。被告黄建农辩称，1.原告诉称的退伙无效；2.原告提供的补充协议中包含了原告向杨某交付的5万元，但据杨某讲，原告并没有向其交付5万元；3.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2即2011年4月16日的结算协议、证据3即2011年9月17日的补充协议、证据4即承诺书。被告对该三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承诺）是在原告与他人恶意串通、被告受欺骗的情况下形成的，属无效协议。本院认为，该三项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当事人无争议，本院应予认定。至于其是否有效，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3。本院认为，证据3中的（2015）鄂崇阳民初字第132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0年4月15日曾立平与王海加订立的工程承包合同，前者是本院生效判决，后者与前者能相互印证，二者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有关联，故该二项证据，本院应予认定。证据3中2010年6月12日黄建农与庞雄良订立的工程承包合同，经调查核实，该合同不是庞雄良本人签名，被告亦不能确定庞雄良的签名是何人所为，故该合同的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3即杨某的证言。经本院调查核实，杨某对其收取涉案争议的5万元土地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只是不同意以其抵偿被告应付的土地款。本院认为，证人杨某与涉案争议的5万元土地款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庭审中，被告自认其知道杨某收取了该土地款5万元，且收到了原告交来的杨某出具的收条，因此，该土地款5万元，应当由被告凭杨某出具的收条向杨某主张权利。该5万元是否应当抵扣被告应付的土地款，是被告与杨某之间的争议，与原告无关。根据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本院依法推定的事实以及以上依法确认的证据，本院可以认定以下事实：2010年，黄建农、曾立平、廖星明拟合伙开发房地产，但没有订立书面合伙协议。同年3月13日，黄建农、曾立平、廖星明（乙方）与杨某、罗志军（甲方）因甲方在沙坪绿色通道竞得土地一宗与乙方共同合作开发订立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一、甲方提供改街道及建房所需的所有土地，乙方负责投资开发、修路、建房。二、用地面积及价格：整个工程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以红线内老方块图面积为准），用地价格按420元/平方米计算。其余规划的路面、采光、绿化面积不另计算面积，无偿使用。三、付款方式：土地总价款为176万元，分期付款，2010年6月底付清30万元，2010年12月底付清60万元，2011年6月底付清30万元，余款2011年底付清。四、甲方的义务：甲方负责“三通一平”，负责报建手续（费税由乙方承担），负责旧房拆迁并承担费用，负责处理外部环境及纠纷处理等。五、乙方的义务：乙方负责工程规划、设计，负责房屋销售，负责开发资金和税费，房屋出售后无条件支付土地款等。协议订立后，曾立平出资2万元、廖星明（其妻刘艳芳代付）出资3万元，此款用于支付杨某的土地款5万元，杨某向曾立平出具了收条，黄建农于2010年10月2日向刘艳芳（补）出具了收条。此外，曾立平为合伙事务支出7万元。2010年12月，廖星明因故退伙，曾立平退还其出资3万元，刘艳芳将黄建农出具的收条交给了曾立平。2011年4月16日，黄建农与曾立平达成退伙协议：曾立平退伙；由黄建农退还曾立平出资12万元，另支付其利润5万元，合计17万元，定于工程上的房屋售完后一次性付清；今后本工程的一切事务与曾立平无关，原来黄建农在曾立平手中的沙坪工程条据作废。2011年9月17日，黄建农与曾立平订立补充协议，约定：黄建农应退还曾立平出资12万元（含交给杨某5万元），同意付曾立平利润5万元，合计17万元，扣除已付1万元，还欠16万元。定于同年9月30日前1万元；同年10月31日如沙坪的土地使用证办妥，就一次性付清，如没有办妥，则付4万元，同年11月30日前付4万元，同年12月30日前付6万元。如有违约，同意承担法律责任。同年9月21日，黄建农向曾立平出具了收条一份，收条载明：收到老曾交来杨某的收条一张（沙坪绿色通道土地补偿款5万元的条据，等刘艳芳的3万元的条据收到后，由本人和杨某算帐处理）。2013年2月8日，黄建农向曾立平出具了承诺书，内容为：关于（本人）和老曾（曾立平）在沙坪工地帐目问题，本人同意以新县医院后面的小产权房中四楼以上的任何一套房抵押给老曾，到时售房在价格谈妥后一次性结清，多退少补。在此期间承担壹分的利息。另查明，2010年4月，黄建农将上述沙坪绿色通道一期建房工程的建筑施工工程以400元/平方米的包工包料价（不包含各种费税）发包给案外人庞雄良。其后，庞雄良邀约曾立平合伙承包，并约定由曾立平出面将上述施工工程转包给案外人王海加。同年4月15日，曾立平与王海加订立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包工包料单价为300元/平方米（不包含任何费税，楼梯间按屋面面积计算）。工程施工过程中，庞雄良、曾立平因资金和施工管理人员欠缺，遂邀请案外人殷三秋入伙出资并负责施工管理。工程完工后，曾立平与王海加于2011年1月28日对工程量进行了结算，确认总工程量为2691.14平方米。后因曾立平、庞雄良、殷三秋未及时支付工程款引起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8日判决曾立平、庞雄良、殷三秋支付王海加工程款274367元（已支付工程款可予扣减）。2018年12月1日，黄建农与庞雄良、曾立平、殷三秋对前述承包合同进行了结算，确认黄建农尚欠工程款12万元，并约定于2020年6月前付清。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合伙人之间因合伙人退伙发生的合伙协议纠纷，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一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退伙协议是否有效；二是案外人杨某收取的土地款5万元是否属实、是否应计入原告的出资款；三是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原告曾立平认为，被告与原告就原告退伙事宜达成协议，事后又达成补充协议并作出履行协议的承诺，被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因此，退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承诺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被告黄建农认为，原、被告系合伙建房关系，合伙期间原告背着被告与他人合伙承包原、被告合伙建设工程的施工，接着低价转包给第三人谋取差价，其后与被告协商退伙属于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因此有关退伙协议违反法律规定，属无效协议。本院认为，1.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有关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㈡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从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来看，适用该条款的提前是合同内容涉及恶意串通并损害第三人利益。如果合同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则不具备适用该法条的前提条件。本案原、被告之间的退伙协议，是双方通过自愿、平等协商对终结合伙关系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对自身民事权益的处分，不涉及第三人利益，也就无从损害第三人利益。因此，对本案退伙协议效力的认定，不适用该法条的规定。2.被告主张的“损害”是指涉案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价款的差价，造成该差价的是单价为400元/平方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该合同是被告与案外人庞雄良订立的，即使该合同造成了原、被告合伙利益的损害，也是被告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不能归责于原告。原、被告之间的退伙协议与前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二者并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的交叉或重合，二者互不损害。因此，被告以原告私下参与了双方合伙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包为由，主张原、被告之间达成的退伙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之间达成的退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承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原、被告合伙期间，因履行合伙事务向杨某支付了土地款5万元，杨某出具了收条，审理中经调查核实，杨某对该事实亦予认可。协商退伙时，被告同意该5万元计入原告出资，事后的补充协议又明确予确认。现被告主张该5万元出资不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该5万元中包含了廖星明（刘艳芳）的出资3万元的问题，因廖星明此前已退伙，其出资款已由原告退回，该3万元已转化为原告出资，刘艳芳亦将其出资凭证（即黄建农出具的收条）移交给原告，退伙后被告出具的收条（“等刘艳芳的3万元的条据收到后，由本人和杨某算帐处理”）对该事实亦明确予以认可。故该5万元应计入原告的出资。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退伙协议及补充协议虽约定了付款时间，但其后的承诺更改了付款条件和时间，其诉讼时效自被告承诺之日中断重新计算，而承诺约定的条件没有成就、付款时间不确定，无法确定原告权利受损害的时间，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原告再次向被告主张权利之日起重新计算，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退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承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受法律保护，被告黄建农应当按约定支付欠款并承担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建农支付原告曾立平欠款16万元，并从2013年2月9日起按月利率10‰负担利息至清偿之日止，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被告黄建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望良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郭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