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6769号原告：李云凤，女，196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文革，江西赣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101542386Y法定代表人：陈燕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丽，女，该公司员工，住单位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祥，男，该公司员工，住单位宿舍。原告李云凤与被告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二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云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文革，被告城建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丽、李明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云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城建二公司履行双方于1992年4月23日所签购房交款协议书。2、城建二公司协助我办理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过户至我名下。3、本案诉讼费由城建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我与朱振玉原是夫妻，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房屋是拆迁安置房，1992年4月23日，朱振玉与北京市第二城市建设工程公司签订《购房交款协议书》，并交纳房款14561.25元，购买了该房屋。2002年9月我与朱振玉通过民政局离婚，离婚协议约定该房屋归我所有。2006年3月28日城建二公司根据离婚协议，也承认上述房屋归我所有，但一直没给我办理过户手续，使我无法将该房卖出，也无法购买适合自己使用的房屋，我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失，故提起诉讼。城建二公司辩称，不同意李云凤的诉讼请求。诉争房屋尚未进行初始登记，不具备办理条件，能否办理产权证不是我公司负责，同时，2018年9月此案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向双方出示了在档案馆调取的证据，该房屋产权人为空白，后李云凤撤诉，现李云凤再次起诉，但产权未发生任何变化，我公司无法办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城建二公司原名称为北京市第二城市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建设公司），朱振玉为城建二公司员工。李云凤与朱振玉于1986年7月8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朱丽娜。李云凤主张，双方婚后朱振玉于1992年从城建二公司处购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已支付全部购房款。为此提交：1、1992年4月23日《购房交款协议书》。其中抬头甲方处为打印字迹“城市建设公司”，乙方处手写“朱振玉”、“李云凤”；落款甲方处加盖城市建设公司房管所公章，乙方处手写“朱振玉”，“朱振玉”所在行上方手写“李云凤”。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海淀区×1住宅楼（空白）单元（空白）号建筑面积（空白）㎡依据×1二年职工购房计算方式的优惠价卖给乙方。该协议书下方空白处有手写字迹并加盖城市建设公司房管所公章，内容为：“根据2002年9月26日离婚协议海淀区西四环北路×号住房建筑面积61m2归李云凤所有。城建二公司房管所，2006年3月28日。”2、《售房收款收据》。其中“姓名”处手写“朱振玉”，“朱振玉”所在行上方手写“李云凤”，收款单位处加盖城市建设公司公章。该收据记载：应交房价款18201.56元，享受付款优惠20%，首次应付14561.25元，实收房价款14561.25元，其中收现金14561.25元。3、城市建设公司出具的交款数据表。其中姓名处手写“朱振玉”，“朱振玉”所在行上方手写“李云凤”。4、李云凤、朱振玉向李云龙借款的《借款证明》、《借条》。证明李云凤、朱振玉为购买×号房屋借款。城建二公司对《购房交款协议书》、《售房收款收据》及交款数据表中朱振玉的签字认可，对其中李云凤的签字效力不予追认，认为是其自行后补，不能成为合同一方主体；对《购房交款协议书》中空白处手写字迹及城市建设公司公章不认可，称其公司已于1998年变更名称为城建二公司，故2006年盖章时不可能使用城市建设公司的公章，且该《购房交款协议书》记载的房屋是海淀区五路居×1楼，其公司是该房屋的产权单位，原分配给朱振玉该房屋，后朱振玉私自找关系自行调换为×号房屋，×号房屋产权单位不是城建二公司，其无权办理产权证；对《借款证明》、《借条》不认可，认为其中朱振玉的签字不是本人所签，李云凤曾于2015年以相同事由起诉过城建二公司，在前案诉讼中，李云凤未提及有该借款。2002年9月26日，李云凤与朱振玉签订《离婚协议书》，双方于2002年9月27日登记离婚。该《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婚后92年分到一套两居室楼房离婚后归女方和朱丽娜所有，女儿朱丽娜有全部继承权。”李云凤称其中92年分到的两居室即为×号房屋，根据该《离婚协议书》，×号房屋在双方离婚后归其与朱丽娜所有，现朱丽娜放弃该房屋所有权，该房屋应归其一人所有，为此提交2019年2月3日落款为朱丽娜的《证明》，内容为：“我叫朱丽娜，我父亲朱振玉母亲李云凤2002年9月26日离婚，我当时十三岁，父母亲把座落在海淀区西四环北路×号分割给我和我妈妈所有。现在我长大成人了，我自愿放弃对该房的所有权。该房归我妈妈所有。”城建二公司对该《证明》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朱丽娜本人未到庭，无法证明真实性，《证明》中没有承诺放弃房屋所有权。现李云凤在×号房屋居住，其户口登记地址亦为×号房屋。就×号房屋产权登记情况，李云凤称不清楚，但主张城建二公司承认1992年向朱振玉出售房屋，承诺可以办理产权证，为此提交：1、2012年2月城建二公司出具的《证明》。记载：“李云凤，现住×号房屋，92年成本价购房，产权证正在办理之中。”2、2009年3月11日城建二公司出具的《证明》。记载：“原我单位职工李云凤1992年4月23日购×号房屋，原产权单位城市建设公司，现更为城建二公司。”城建二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其公司有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客观条件，2009年3月11日的《证明》是为了协助李云凤办理煤气证而出具，×号房屋实际购买人是朱振玉。城建二公司主张，其公司不是×号房屋所在楼栋产权人，无权为×号房屋办理产权。经查，李云凤于2015年向本院起诉城建二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案号为（2015）海民初字第45181号（以下简称45181号案件），后李云凤撤诉。本院调取该案卷宗材料，其中庭审笔录记载，李云凤陈述上述《购房交款协议书》、《售房收款收据》及交款数据表中其签名是2006年其在城建二公司员工齐显华面前增补，朱振玉未自行调换房屋，城建二公司原分配给朱振玉的房屋位于海淀区五路居×1号楼，因该楼为半地下室比较潮湿，城建二公司领导称可以调换房屋，故朱振玉要求调换，城建二公司将×号房屋分配给朱振玉。45181号案件中关于×号房屋产权登记情况的卷宗材料及内容如下：1、本院调取的2017年5月11日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出具的《查询城市建设工程管理档案证明》（编号：2017-107）。记载：“经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原市规划局）于1990年12月1日以（90）建市字2050号文批准市城建开发公司单位在海淀区五孔桥的建设工程：底商1974平米，，地上**住宅1852平米，，地上**高度20.1米。”2、2017年2月17日《工作笔录》。记载本院向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查询×号房屋的产权情况，经查询，无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信息，无法出具证明材料。3、2018年8月3日《工作笔录》。记载本院向齐显华了解×号房屋情况，齐显华称其已退休多年，其无法确认该房屋的产权单位。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云凤在《购房交款协议书》、《售房收款收据》及交款数据表中的签名是其于2006年自行增补，本院认为，该增补行为未经合同相对方同意，故增补部分无效，上述《购房交款协议书》、《售房收款收据》及交款数据表中的当事人均为朱振玉。但根据李云凤与朱振玉《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朱振玉根据《购房交款协议书》分得的房屋在双方离婚后归李云凤和朱丽娜所有，故李云凤有权取得《购房交款协议书》项下的合同权利。该《购房交款协议书》记载的房屋地址为海淀区五路居×1号，李云凤主张城市建设公司为其调换了房屋，其实际从城市建设公司购买了×号房屋，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城建二公司对此亦不认可，主张其公司分配给朱振玉的房屋为海淀区五路居×1号，是朱振玉自行调换为×号房屋，现×号房屋调换情况不明，故本院对李云凤主张朱振玉依据《购房交款协议书》从城市建设公司实际购买了×号房屋不予采信。根据本院向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的调查情况，×号房屋及其所在楼栋的初始产权登记情况不明，城建二公司亦主张其公司不是×号房屋的产权单位，其公司无权办理产权证，故李云凤不能证明城建二公司是×号房屋所在楼栋的产权人，亦不能证明城建二公司具备办理×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的条件。综上，李云凤要求城建二公司为其办理×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云凤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李云凤已预交），由李云凤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 珊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