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民终10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西革新里**。 法定代表人：胡德平，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宿爱堂，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富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 法定代表人：许瑞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富邦皮革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许瑞坤，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斌，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江南巷**文晖科技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忻皓，秘书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翔、张泉，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俞家埭**v> 法定代表人：孙德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应龙，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浙江富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富邦皮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邦皮革公司）、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以下简称杭州市生态协会）以及原审第三人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上林合作社）环境污染责任公益诉讼纠纷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嘉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绿发会诉讼代理人宿爱堂，上诉人富邦集团公司诉讼代理人王维斌、张刚，被上诉人杭州市生态协会诉讼代理人何翔、张泉，被上诉人富邦皮革公司诉讼代理人王维斌、张刚，原审第三人上林合作社诉讼代理人李应龙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绿发会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按照土壤修复方案承担费用168290900元、地下水污染、地下水污染防治费用能损失费用；3.改判增加二审律师代理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依据绿化用地方案判赔环境修复费用与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中国绿发会的诉讼请求为恢复原状，即恢复为农业用地的原状。涉案污染土地的性质依然为农业用地，没有变更为绿化用地，故应按原耕地标准管控修复。原审法院以绿化用地的标准要求二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根本达不到恢复原状之目的，且减轻了二侵权人的义务。二侵权人应按照土壤修复方案承担费用168290900元。二、原审法院以农作物产值为标准确定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属于偷换概念。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地表水、地下水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土壤受污染不仅不能供给农产品，同时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等生态服务功能也全部丧失，农产品的收益损失远低于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以农作物产值作为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计算标准降低了二侵权人的赔偿义务。三、原审判决没有涉及地下水的修复费用问题。原审法院认定“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将未经处理的制革污泥直接挖坑埋入地下，没有对填埋场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其直接结果是土壤被污染导致农田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铬等污染物通过雨水冲刷、渗透等传播到附近水体”。虽然场地范围内有渗滤液的抽提，但场地外的地下水同样需要监测，需要防治。原审法院认定了场外水污染，但未判决二侵权人承担责任，与损害赔偿的法律原则相悖。四、原审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的律师费用明显偏低，应予增加。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原告支出的合理律师费由被告承担。该规定系基于原告为社会公共利益而非为自身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在复杂疑难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有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参与法律服务工作，有利于公平公正处理此类纠纷，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二，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公益活动，但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是商业代理行为，有获取合法报酬的需求和法律依据。其三，律师费用应以《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为判断标准。基于案件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疑难专业问题，且有重大社会影响，以及代理律师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其他案件等因素，本案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完全符合现有规定，代理收费属于合理收费。其四，“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都是公益事业的成本，这些费用必须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侵权人承担。 富邦集团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中国绿发会及杭州市生态协会对于富邦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关于侵权主体的认定错误。根据中国绿发会及上林合作社在原审中提供的有关企业主体变更登记材料等证据，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原海宁市上林制革厂（以下简称上林制革厂）是由上林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成立的集体企业。1993年4月上林制革厂以生产设备、厂房、办公设施等出资，与香港富春公司合资成立富邦皮革公司。上林制革厂在合资公司成立时，上林村已经将上林制革厂的所有集体资产注入合资公司富邦皮革公司，但保留了上林制革厂厂名，代表上林村作为村集体的投资股东。经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1996年8月批复同意，上林制革厂在1996年12月完成股份合作制改制重组，上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上林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分享了原上林制革厂的权益，重组后的企业名称为富邦集团公司，上林制革厂同时注销工商登记。注销登记中载明上林制革厂的相关债权债务划转给新设立的富邦集团公司。2000年6月第二次企业转制时，富邦集团公司集体资产（含上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上林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以股份转让的方式全部转让给许瑞坤个人，同时约定本次转制前的债权债务及损益由转制后的企业承担和处理，但双方约定转制后的企业承担的债权债务和损益以评估报告为限，而双方签订的《债权债务及损益移交协议》和评估报告并不包括原上林制革厂的污泥填埋治理责任。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成立的上林制革厂在1993年成立合资企业时，上林村已经将制革厂所有的集体资产投入到合资企业富邦皮革公司中作为村集体出资，合资公司成立后的上林制革厂只是由上林村保留名称，并作为代表村集体出资，行使出资人权利。此时的上林制革厂只是投资主体而不是经营主体。作为投资主体的上林制革厂在1996年进行第一次转制并改名为富邦集团公司时，也只是作为大集体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作为小集体的原上林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之间内部的一次投资权益分配。但其作为中外合资富邦皮革公司的中方投资主体地位并无任何改变。原审判决认定上林制革厂和富邦皮革公司为1991年至1997年间三处土地污泥填理单位本身并无错误，原审判决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上林制革厂和富邦集团公司，将二者视为同一主体。事实上，1996年第一次转制成立的富邦集团公司只是中外合资富邦皮革公司的中方股东，其并不必然承继原上林制革厂的污泥治理之债，而2000年第二次转制的富邦集团公司明确承继的债权债务为评估报告中的债权债务，该评估报告并不包括污泥治理之债。故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继上林制革厂的所有债权债务并进而将上诉人认定为侵权主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关于侵权事实的认定错误。首先，上林制革厂在1991年租用的只是三号地块，从1991年至1993年4月间，上林制革厂填埋的制革污泥都在三号地块内，富邦皮革公司成立后仍然将制革污泥填埋在三号地块内。由于富邦皮革公司成立后产量增加，后又由上林村从其他村民小组先后调配二号地块和一号地块用于富邦皮革公司集中填埋污泥。故二号地块和一号地块均是富邦皮革公司用于填埋制革污泥，根本不存在原审判决书中所述的上林制革厂租用二号和一号地块填埋制革污泥的事实。其次，富邦集团公司和富邦皮革公司在原审中陈述的是三号地块中各自填埋污泥数量无法区分，而不是三处地块各自填埋污泥无法区分。事实上，自1993年4月富邦皮革公司成立后，上林制革厂所有的厂房和机器设备均投入合资公司，上林制革厂再也没有生产加工皮革。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二者对三处土地填埋制革污泥存在相互结合造成同一损害之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原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关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适用条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针对的是企业增资扩股、第九条针对的是企业改造成股份合作制时原企业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担所作的规定，与本案中富邦集团公司整体出售资产给许瑞坤个人，组建新公司完全无关。事实上，针对本案情况，上林制革厂和富邦集团公司两次改制原企业债权债务如何承担，应当参照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企业无论是改造成股份合作制，还是出售资产组建新公司，出卖人只有先公告通知债权人，债权人才能向买受人请求履行隐瞒或遗漏的债务。若出卖人未履行公告通知义务的，被隐瞒或遗漏的债权人只能向出卖人主张权利。本案如果将上林制革厂的污泥治理责任当作债务看待的话，只能认定为两次改制中的遗漏债务，完全适用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上林制革厂的污泥治理责任之债理应由出卖人承担。一审判决在涉及本案上林制革厂和富邦集团公司企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如何承担问题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和第九条的规定错误。（二）关于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上林制革厂填埋污泥发生在1991年至1993年3月，而且只将污泥填埋在三号地块内。富邦皮革公司从1993年4月起开始填埋污泥，除了三号地块填埋了部分污泥外，后来又陆续将制革污泥填埋在二号和一号地块，根本就不存在两个单位共同侵权的事实。上林制革厂和富邦皮革公司先后在三号地块填埋制革污泥，只能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或第十二条规定，对三号地块污泥治理分别承担侵权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没有正确区分本案中污染责任人和侵权责任类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案涉三处地块处于不同地方且各不相连，浙江大学的调查报告也查明了三块土地地下水并不存在互相污染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林制革厂与富邦皮革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判决上诉人连带承担三处污泥填埋治理责任，既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富邦皮革公司同意富邦集团公司的上述意见。 杭州市生态协会同意中国绿发会的上述意见。 上林合作社述称：一、富邦集团公司与上林皮革厂系同一企业法人主体。富邦集团公司在1996年12月公司制改造后，延续上林制革厂的法人主体，继承上林制革厂权利义务。2000年许瑞坤受让其所持有的富邦集团公司股权，但并未改变富邦集团公司的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富邦集团公司、上林制革厂属同一法人主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企业名称。二、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及第二十八的规定。涉案固废填埋场的管理及维护责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应当由富邦集团公司承担的法定责任。在富邦集团公司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存在的情形下，本案主张由富邦集团公司原股东即原审第三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固废填埋场系受让人许瑞坤担任上林制革厂及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履行管理职责期间所形成的，在许瑞坤与原审第三人于2000年4月11日签订的《海宁市产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企业原债权债务由转制后新企业承继”。且在许瑞坤与原审第三人于2000年4月20日签订的《关于债权、债务及损益移交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富邦集团公司在改制前的债权、债务及损益，由改制后的富邦集团公司延续承担和处理，未约定“以资产评估报告为限”。三、原审第三人尊重法院裁决，但关注涉案土地用途规划调整后续事宜以及原审判决所提及的“司法建议”，希望能够明确土地规划调整时的村集体利益及村民利益保护，防范土地规划调整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四、涉案土地确已被固废填埋占用，故“服务功能损失”应当包括涉案土地无法使用所遭受的“土地租金”损失，且“服务功能损失”与“土地租金”等私益范围如何衔接处理，应当予以裁决。五、许瑞坤具有多种身份，原担任过上林制革厂法定代表人、上林村村支书、合资公司富邦皮革公司法定代表人、富邦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审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合资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在1993年成立后至2000年原审第三人转让所持有的富邦集团公司股权时，与富邦集团公司在同一场所生产经营，富邦皮革公司外资方香港富春公司基本不参与实际生产经营，两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许瑞坤。六、现涉案三块固废填埋场已在当地市、镇上级政府组织下实际施工，现修复工程施工活动基本结束，草坪已铺设，灌孔已外露，隔离墙外道路已修建。 中国绿发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富邦集团公司停止侵害，即对其在浙江省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违法填埋的制革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停止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污染危害；2.判决富邦集团公司恢复原状、消除危险，即对其填埋污泥造成的周边污染土壤进行生态修复，消除污染地下水的重大危险；3.判决富邦集团公司承担因本案诉讼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聘请专家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等（均按实际支出为准）；4.富邦皮革公司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杭州市生态协会申请参加一审诉讼后，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即5.判令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 （一）制革污泥填埋及填埋土地的相关情况。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上林制革厂属村办集体企业，主要从事猪皮、绵羊皮鞣制和后整理生产。生产过程中主要排放废水及处理废水产生的污泥等污染物。1991年起上林制革厂先后向上林村委会租用该村5组（3#地块）、6组（2#地块）、10组（1#地块）三处集体土地约30亩，用于该厂工业固废（包括烂皮、烂肉、下脚料、污泥等）集中填埋。1993年4月富邦皮革公司成立后，继续使用上述土地填埋制革污泥。填埋行为至1997年全部结束。庭审中，当事人均表示无法明确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各自填埋的污泥数量以及具体份额。现二者填埋的含铬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一般工业污泥委托有资质单位焚烧处置，制革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达标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送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统一排放。2001年12月31日，富邦皮革公司与上林村委会签订协议，约定富邦皮革公司将原租用的厂区北西侧堆放污泥地块交由上林村进行土地复垦，富邦皮革公司一次性补偿上林村土地复垦费10万元，以后一切事宜与富邦皮革公司无涉。后相关地块已复垦种植桑苗、树苗等作物。上述用于填埋制革污泥的约30亩集体土地原是上林村集体所有的农田，规划用途为农业用地。根据嘉兴市粮食局出具的主要粮食平均亩产及市场价格统计表，嘉兴地区粮食生产以晚粳稻为主，2017年晚粳稻的平均亩产值为1728元。 （二）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二者成立、变更情况。上林制革厂是由上林村成立的集体企业法人。1993年4月上林制革厂以生产设备、部分厂房、办公设施等出资，与香港富春公司共同设立富邦皮革公司。2013年富邦皮革公司的股东上林制革厂变更为富邦集团公司。1996年8月经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同意，由上林合作社所属上林制革厂整体改组和上林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共同出资组成具有法人资格的富邦集团公司，上林合作社、上林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为富邦集团公司股东。1996年12月，上林制革厂注销工商登记，注销登记注册书中载明相关债权债务等划转给新设立的富邦集团公司。2000年6月，为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海宁市农村经济委员会批复同意，富邦集团公司的集体资产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给许瑞坤个人。上林合作社与许瑞坤签订了《产权转让合同》，约定企业原债权、债务由转制后新企业承继。后上林合作社、上林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与富邦集团公司签订《关于债权、债务及损益移交协议》，约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及损益由改制后的公司延续承担和处理。 （三）填埋场地环境调查及修复方案鉴定情况。2014年7月，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发函，要求周王庙镇政府督促上林村委会加强对上林制革厂污泥填埋点的现场保护工作。2014年8月，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委托上海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对上述工业固废填埋场地的土壤、地下水、地、地下水、地表水泥及地表农作物分别进行了采样检测。2015年12月25日，海宁市环境保护局与浙江大学签订技术咨询合同，委托浙江大学对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及周围环境进行初步调查并编制修复方案。浙江大学相继作出《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及其周围环境初步调查报告》《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土壤修复方案》。2017年6月经原审法院组织质证，当事人均表示在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已委托浙江大学作出上述鉴定的情况下，不需对污染情况和修复方案再次鉴定。2017年6月12日，原审法院委托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根据浙江大学作出的初步调查报告、修复方案对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进行鉴定。但该鉴定机构回函表示初步调查报告不能确定环境损害的具体范围与程度，无法客观公正的对环境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进行鉴定，建议开展详细场地调查，确定经济可行的修复方案并得出环境损害的量化费用。2017年8月，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再次委托上海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对涉案污泥填埋场地进行详细调查、风险评估及完善治理方案。2018年5月底，浙江大学出具了关于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报告、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以及修复和风险管控实施方案。经庭审质证，中国绿发会认为方案中没有对地下水的污染范围作出鉴定，在此情况下得出的修复方案不科学、不可靠。除此之外，杭州市生态协会提出，方案对地下水污染只是监测，没有提到具体修复的内容，也没有对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作出鉴定等。后原审法院要求浙江大学对修复及风险管控实施方案做出了补充说明。浙江大学在2018年7月23日出具的补充说明中认为：方案第5.2.2章节中明确了地下水污染物的分布范围及污染面积，对于风险管控方案，通过阻隔墙的方式将被污染土壤和地下水限制在地块内，切断污染物对人体健康风险的暴露途径。对于修复方案，建议选用监测自然衰减技术修复被污染地下水（见方案6.2.2章节），即利用污染场地天然存在的自然衰减作用使污染物浓度和总量减小，在合理时间范围内达到污染修复目标，具体施工工艺见方案第7.3.3章节。 （四）填埋场地环境污染情况。《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报告》的总体评价结论为：三个地块的土壤、地下水污染、地下水污染范围未明显扩散，地表水和底泥污染情况有明显改善对最为严重，主要污染因子为总铬和六价铬，基本集中于场地内部表层3～4米以内区域，个别点位污染深度达5米；地下水普遍；地下水普遍超标主要为总硬度、CODMn、NH3-N等指标，特征因子六价铬仅个别点位出现超标；三个地块附近河流均不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要求，超标因子主要是氨氮；底泥相关检测指标均未超过各标准限值，适用于各类再利用方式。《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报告》的评价结论为：在公园绿地情景下健康风险评估结果：1#地块存在六价铬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超过了可接受水平；2#地块6#点位0～0.5米和1～1.5米的六价铬致癌风险不可接受，非致癌风险均可接受。农业情景下健康风险评估结果：1#地块土壤中存在六价铬的致癌风险、总铬及六价铬的非致癌风险超过了可接受水平；2#地块土壤中存在六价铬、砷的致癌风险以及总铬、六价铬、砷的非致癌风险超过了可接受水平；3#地块土壤中存在砷的致癌风险以及总铬、砷的非致癌风险超过了可接受水平。公园绿地情景下，1#地块修复土方量约1800立方，2#地块修复土方量约600立方，3#地块无须修复，考虑到三个地块中总铬浓度均很高，且所填埋污泥为危废，建议公园绿地情景下，将三个地块污泥填埋范围作为风险管控范围；农业用地情景下，三个地块需修复土方量共计37825立方，其中高浓度污染土方量约13237.5立方。因地下水特征污染物为非挥发性重金属，且当地居民不直接饮用地下水，无暴露途径，因此未对地下水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五）填埋场地环境修复方案及费用。经过修复技术筛选评估、修复方案设计、成本效益分析等，浙江大学在《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修复及风险管控实施方案》中的可行性研究结论为：公园绿地情景下，本项目提出了风险管控方案；农业用地情景下，本项目提出了修复方案。风险管控方案对污染边界采用阻隔墙技术，针对缓冲区则可选用种植结构调整，指导农民改种低积累植物或非食用经济作物。修复方案为污染土壤采用稳定化工艺，处理后高浓度的污染土壤进行水泥窑协同处置，处理后低浓度的污染土壤就地填埋。对于场地地下水污染，建议选用监测自然衰减技术修复污染地下水。经估算，方案载明风险管控（阻隔墙技术）方案实施周期约30周，工程直接费用为18181593元、建设方其他相关费用3571000元（包括设计费、监理费、招标代理费、借地费、补偿费等）、竣工验收后年运行费用823260元；土壤修复方案费用为168290900元。考虑到三个地块涉及需修复的土方量很大，若完全修复，修复成本较大，建议调整三个地块为公园绿地并采用风险管控方案，同时建议采用垂直塑性砼防渗墙技术施工方案。通过本方案确定的修复技术，可以最大化地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现当地政府已经委托有资质的企业按照风险管控方案进场施工。对于风险管控方案竣工验收后的运行费用，浙江大学在出具的补充说明中表示：三块场地在完成阻隔墙施工及封场后，在营运期内将产生渗滤液，需要收集处理。方案中设计了渗滤液收集导排系统，收集后拟先采用移动式污水处理车进行处理，处理工艺采用两级反渗透（二级DTRO），处理后的废水和浓缩液纳入富邦集团公司周王庙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营运费用主要是渗滤液处理费及相关费用，前期（2～3年）渗滤液产生量相对较大，处理费用较高，本项目方案中营运期费用以最大量估算，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产生的渗滤液将逐渐减小，营运期费用也将逐年减小，在保证封场工程及防渗阻隔墙工程质量的情况下，营运期为5～10年。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是否存在环境污染及损害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据浙江大学对本案三处污泥填埋场地的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三个污泥填埋地块的土壤、地下水污染、地下水污染范围虽没有明显扩散土壤和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其中土壤污染最为严重，尤其是总铬和六价铬，超标情况明显。土壤中总铬和六价铬的高积累指数是由制革污泥填埋直接导致。而铬的毒性与存在形式有关，其中六价铬毒性最大，对生物存在广泛的毒害作用，风险最为突出。根据浙江大学作出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在农业情景下，两处污泥填埋土地土壤存在的六价铬致癌风险以及总铬、六价铬的非致癌风险均超过了可接受水平，一处地块土壤中存在砷的致癌风险以及总铬、砷的非致癌风险超过了可接受水平。故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在1991年至1997年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已使场地内土壤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且因长年堆放，土壤中的污染物对场地内的地下水、地表水也造、地表水也造成了一定污染害的事实。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环境治理措施，将使相邻的土壤、地下水、地、地下水、地表水等生态系统继续受到污染减少和水质的恶化。而且，污染土壤中的六价铬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如污染土壤直接暴露在外，或其上种植可食用农产品，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因此，虽然受污染的三处土地为上林村集体所有，但已经对地下水等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损害，且仍在扩散，存在危害公共健康的风险，显然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中国绿发会及杭州市生态协会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填埋制革污泥是否属于侵权行为。本案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发生在1991年至1997年间，其中1993年以前由上林制革厂实施填埋，1993年富邦皮革公司成立后，由富邦皮革公司进行填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必要条件。即使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填埋制革污泥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在已经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其仍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故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以填埋当时不违法为由主张免责，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其次，1989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作为皮革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制革污水和污泥对环境造成污染。制革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和污泥含有重金属铬，难以完全回收或清除，这一直是制革行业环保治理的难题。填埋是制革企业处理污泥的常用方式之一。租用土地集中填埋相较于直接投海或乱填、乱倒，在污染物的有迹可循和控制方面更有优势。但是，填埋应当选择合适的地点、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根据查明的事实，一是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在企业附近的三处农田填埋污泥，且周边多数地块也是农业用地；二是其中两处填埋土地紧邻河流，容易引起污染物的扩散、流失；更为重要的是，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将未经处理的制革污泥直接挖坑埋入地下，没有对填埋场地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其直接结果必然是土壤被污染导致农田的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铬等污染物通过雨水冲刷、渗透等传播到附近水体，这也与本案的环境损害后果相一致。而198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存放可溶性剧毒废渣的场所，必须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的措施。”因此，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在没有采取任何防水、防渗漏、防流失措施的情况下，将制革污泥直接填埋于附近的农田中，在填埋地点选择和填埋方式上，都没有尽到合理的污染防治义务。 再次，即使如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所言，囿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集中填埋制革污泥是其能采取的经济合理的处置方式，但填埋结束并不意味着污染防治义务的终结。对污泥填埋场地，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仍具有管理维护义务，并应随着经济技术发展、环保法律要求的更新进步，及时履行自身的环境保护义务。1996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对其产生的不能利用或者暂时不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第三十四条规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必须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本法施行前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没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或者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必须限期建成或者改造；在限期内，对新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应当缴纳排污费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函〔2003〕326号《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施行前填埋的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和处理责任有关问题的复函》也明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施行前已经填埋的工业固体废物，如果其填埋场所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该填埋单位必须限期改造，或者将已经填埋的工业固体废物移至其他符合条件的贮存、处置设施、场所。可见，对历史遗留的固体废物填埋场所如何处理，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施行后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但是，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并没有按照该法规定对本案三处填埋场地进行改造，反而继续将制革污泥直接埋入地下，显然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污染防治义务。 综上，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先是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直接将制革污泥填埋于地下，后又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限期改造义务，导致本案环境污染损害的产生和扩大，应当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 （三）关于富邦集团公司应否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涉及的制革污泥填埋行为在1993年以前由上林制革厂实施，1993年4月后由富邦皮革公司实施。上林制革厂和富邦皮革公司作为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林制革厂原为集体企业，1996年整体改组为富邦集团公司，2000年又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资产转让的方式由集体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从改制过程来看，1996年的股份合作制或者公司制改造，以及2000年的产权改造，仅是企业法人在名称、投资人、组织形式、企业性质等方面发生了变更，上林制革厂的法人主体资格一直延续至今，且两次改制的相关资料中均约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第九条规定：“企业向其职工转让部分产权，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亦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或者采取措施保证该设施、场所安全运行。变更前当事人对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的污染防治责任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富邦集团公司作为上林制革厂改制后存续的法人主体，应当对外承担上林制革厂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污染防治义务。富邦集团公司辩称其不应承担改制前的环境侵权责任，不是适格被告，以及应由上林制革厂的股东上林合作社承担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对于富邦皮革公司2001年一次性补偿上林村委会10万元复垦费，并约定以后一切事宜与富邦皮革公司无涉的抗辩理由。该协议仅是对污泥填埋土地复垦作出的约定，并未解决本案涉及的三处污泥填埋场地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该协议当然不能免除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应承担的治理修复责任。 关于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上林制革厂先租用土地填埋制革污泥，富邦皮革公司成立后使用原上林制革厂厂房和设备继续产生并填埋污泥，二者在主体和污泥填埋行为上具有关联性和延续性，对使用涉案三处土地填埋制革污泥具有共同的认识。同时，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各自填埋制革污泥的具体数量和填埋范围，难以查明二者各自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特别是地下水污染损害的具体份额或比例，也应当认定二者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相互结合造成了同一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中国绿发会、杭州市生态协会主张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四）关于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或其他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主要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和存在价值等，应当根据被污染的具体环境要素进行分析。本案被污染的环境要素主要是30亩农用土地，在填埋制革污泥后，上述土地已不能作为农田使用，存在服务功能损失。因三处土地至今仍是集体所有，土地用途也未发生变更，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称三处土地是正式的废物填埋场，不存在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虽然场地内的地下水也有一定污染，但地下水具有流动性，难以界定损害后果，单独鉴定并不经济，且根据浙江大学的调查报告，场地内地下水污染物无暴露途径。故本案主要考虑赔偿土壤污染造成的服务功能损失。农用土地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服务功能是通过种植农作物，为人类提供农产品，同时在气候调节、水土涵养等方面发挥作用，其服务功能损失当然可以按照农作物产值确定。至于杭州市生态协会所称农田的调节功能损失，因农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大，相较于其主要功能，其土壤本身对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并不明显，且难以量化，故不再单独计算。 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与采取的环境修复方案密切相关。本案采用浙江大学建议的公园绿地背景下的风险管控方案项目建设周期约为30周，竣工验收后的营运期为5～10年。故改变土地用途，禁止种植农产品，是实施风险管控方案的基本要求。三处农田为农村集体组织所有，自损害发生至改变土地用途期间的土地产出，属于私益范围，在公益诉讼中不作处理。但采用风险管控方案后，三处被污染土地实际上无法恢复至农田状态，完全丧失了农田对社会公众的服务功能，该损失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关于赔偿年限，根据管控方案的建设和运行时间，确定为10年。因此，参照2017年嘉兴地区主要粮食平均亩产值1728元，以每年递增3%（参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推荐系数范围），按30亩土地计算10年，确定本案服务功能损失为594270元。 （五）关于中国绿发会、杭州市生态协会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中国绿发会在本案中支出的公告费2005元、邮寄费110元，杭州市生态协会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当事人没有异议，尚属合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中国绿发会还主张差旅费7900.60元、调研费46455.10元，并提供了发票一组。经原审法院审查，2016年8月5日因证据交换产生的差旅费1559元、2017年7月10日因调解产生的差旅费5847元，系中国绿发会因本案诉讼直接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予以认定，合计为7406元。中国绿发会提供的其余发票为加油费发票、餐饮费发票、北京市政一卡通发票等，并无调研费发票，因以上票据载明的费用无法确定与本案诉讼具有关联，且发生时间与本案诉讼活动也不一致，均不予认定。关于中国绿发会主张的律师代理费688700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应以合理为限。中国绿发会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采用计时收费，但没有明确具体的收费标准，工作量清单又系其代理人单方制作，在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和原审第三人有异议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律师费的依据。鉴于中国绿发会在诉前准备阶段付出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结合其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同时考虑本案的公益性质，参考杭州市生态协会支付的律师费，酌定中国绿发会的律师费为200000元。因此，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应当承担的合理费用包括：中国绿发会支出的公告费2005元、邮寄费110元、差旅费7406元、律师费200000元，以及杭州生态协会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综上所述，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向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农田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已经造成环境污染，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中国绿发会、杭州市生态协会关于二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并赔偿服务功能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委托浙江大学制作的《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修复及风险管控实施方案》中选定的修复技术方案（即对场地污染土壤采取阻隔墙技术管控方案，对于场地地下水污染选用监测自然衰减技术修复），能够有效控制污染源，经济可行，也与侵权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相适应，可以实现本次公益诉讼的目的，依法可以作为本案环境修复的依据。虽然当地政府已组织实施上述风险管控方案，无须二侵权人自行修复，但相应费用仍应由二侵权人承担。根据浙江大学出具的修复和风险管控实施方案，相关费用包括工程直接费用18181593元、其他相关费用3571000元及竣工验收后每年的运行费用。对于运行费用，根据修复方案及补充说明，管控方案竣工验收后营运期为5～10年，方案确定的年运行费用823260元是以最大处理费用计算（前2～3年），随着时间推移，该费用会逐年减少，但没有明确费用减少的比例。为保证风险管控方案的实施和正常运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均按最高值计算，即按每年823260元计算10年，确定竣工验收后的运行费用为8232600元。因此，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应承担的修复和运行费用合计为29985193元。该款项将专门用于本案被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在判决生效后，将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将三处被污染土地作为禁止种植可食用农产品的区域，加强监测监管，并调整土地规划用途，研究采取其他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环境修复相关费用29985193元（款项专用于本案三处污泥填埋场地的环境修复）；二、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594270元（款项专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三、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中国绿发会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2005元、邮寄费110元、差旅费7406元、律师代理费200000元，合计209521元；四、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杭州市生态协会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五、驳回中国绿发会、杭州市生态协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项判决金额付至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5995元，由富邦集团公司、富邦皮革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中国绿发会提交了鲁价费发[2017]70号《关于印发和的通知》和浙价服[2011]212号《浙江省物价局司法厅关于制定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各一份，用以证明本案应当按照诉讼标的额的1-2%支持、增加律师代理费。富邦集团公司及富邦皮革公司质证认为，浙江已于2015年出台新的律师收费标准，2011年的文件实际上已经取消；山东省的律师收费情况不清楚，以上两个依据均不能成立，也不认可中国绿发会主张的律师费。杭州市生态协会对此无异议。上林合作社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就本案需要支付的律师费表示尊重法院的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两份文件系行政机关出台的关于律师服务收费问题的规范性文件，与中国绿发会在本案中实际发生的律师服务代理费用无关，对上述文件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富邦集团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海宁市周王庙镇政府2018年12月24日出具的《上林三处制革污泥地块风险管控费用说明》和《情况说明》各一份，用以证明海宁市周王庙镇政府已经对案涉三处地块进行治理，项目现已进入效果评估阶段，发生治理费用1770万元；2.对沈建初、孙水龙、章益民三位村民的谈话笔录及其身份证明，用以证明：上林制革厂仅使用了三号场地填埋污泥，富邦皮革公司成立后继续在三号地块填埋，并另外租赁其他两个场地填埋污泥；3.江苏高院（2017）苏民终232号民事判决一份，用以证明对于地方政府已经承担污染治理费用的情形，另案生效判决中并未支持社会组织提出的赔偿请求，故本案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中国绿发会及杭州市生态协会对证据材料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支持富邦集团公司的主张，相反却可证明本案构成环境侵权，已经造成治理污染费用损失，侵权人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等事实。对证据材料2有异议，认为其形式不符合要求，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而且从关联性及客观性看，涉及侵权事实及侵权主体的认定，三位村民的证人证言也不足以证明。对证据材料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内容上看，该判决实际上贯彻了谁污染谁担责原则，并不足以证明富邦集团公司的主张。富邦皮革公司对上述证据材料没有异议，杭州市生态协会、上林合作社同意中国绿发会的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材料仅有行政机关的盖章，无相关工作人员签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形式要件，且从其内容看，行政机关组织污染治理与本案当事人是否需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并无关联，对该证据材料不予认定；就证据材料2，富邦集团公司未在本案一审期间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本院综合考虑本案已有在案证据、以及三位村民原系上林制革厂工作人员等因素，认为二审传唤三名村民出庭作证不具有必要性，故对富邦集团公司提出的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不予准许，对其自行调查收集的证人证言亦不予采信；就证据材料3，系人民法院的另案生效裁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上林合作社提交了2000年4月11日其与许瑞坤签订的《产权转让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富邦集团公司企业转制时，就原债权、债务明确约定“由转制后新企业承继。”经质证，富邦集团公司和富邦皮革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应结合《债权债务及损益移交协议》综合认定新企业继承的债权债务应以评估报告为限，并不包括本案制革污泥治理之债。中国绿发会及杭州市生态协会对该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的待证事实已经原审判决认定，各方当事人对此事实亦无异议，至于富邦集团公司是否承继上林制革厂相应责任问题，应根据事实和法律作综合评判。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浙江大学作出的《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在1991年至1997年期间填埋工业固废的行为已使填埋场地内土壤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需要采取相应的修复治理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规定，本案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国绿发会、杭州市生态协会属于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从事环境公益活动已连续五年以上且未发现违法记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关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因此二者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富邦集团公司与原上林制革厂是否具有承继关系，富邦集团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侵权责任；二、富邦集团公司与富邦皮革公司之间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三、案涉环境修复方案及修复费用如何确定；四、本案服务功能损失以及中国绿发会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如何确定。 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析如下： 一、关于富邦集团公司与原上林制革厂是否具有承继关系，富邦集团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侵权责任的问题 富邦集团公司系由原集体企业上林制革厂改制而来，后又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由集体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从改制过程看，无论是公司制改造还是产权制度改革，仅是企业法人在名称、投资人、组织形式、企业性质等方面发生了变更，且两次改制的相关文件均约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九条之规定，富邦集团公司作为上林制革厂改制后存续的法人主体，应当对外继受上林制革厂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本案所涉污染防治义务及相应责任。富邦集团公司辩称其不应承担改制时还未确定的环境侵权债务、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1996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对其产生的不能利用或者暂时不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第三十四条规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必须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本法施行前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没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或者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必须限期建成或者改造；在限期内，对新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应当缴纳排污费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据此，本案即使按照行为当时的法律，原上林制革厂、富邦皮革公司也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对本案三处污泥填埋场地进行改造，反而继续将制革污泥直接埋入地下，导致本案环境污染损害的产生和扩大，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污染防治义务。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环境污染者承担的是无过错侵权责任，故上诉人富邦集团公司关于本案发生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前、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关于富邦集团公司与富邦皮革公司之间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富邦集团公司上诉认为其只填埋了一处场地，即使其需承担责任也只应对一处填埋场，而不是对三处填埋场的全部环境污染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但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无法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富邦集团公司在原审诉讼中自行提交的证据即原海宁市环境保护局2015年11月5日编发的《环保要情》载明：“从1986年起，上林制革厂先后通过上林村委会向该村5组、6组、10组租用集体土地共约30亩，用于工业固废填埋，至1998年全部结束。”富邦集团公司在一审时也认可其无法区分“具体填埋的数量及范围”，现其主张只承租了一处场地且只在该场地实施填埋行为，却未提交充分证据，且其主张前后相互矛盾。在案证据亦表明在本案侵权行为发生期间，上林制革厂与富邦皮革公司二者虽属不同法人主体，但二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同，且均在同一住所地生产经营。而作为土地出租方的上林合作社，也主张富邦集团公司与富邦皮革公司存在混同，对二者实施的填埋行为无法明确区分。据此，在原上林制革厂与富邦皮革公司均存在污泥填埋行为，但不能证明各自填埋具体范围的情况下，原判认定上林制革厂与富邦皮革公司共同实施污泥填埋行为，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上林制革厂只在案涉一处场地实施污泥填埋行为，其作为案涉三处土地的承租方，对于富邦皮革公司将其承租的全部土地用于填埋污泥且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事实，亦属明知。二企业对于实施本案填埋污泥污染环境的行为，并放任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进一步扩大，具有主观上的共同认识。据上，原审法院判令富邦集团公司与富邦皮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富邦集团公司关于其仅应对其中部分土地污染后果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三、案涉环境修复方案及修复费用的确定问题 在案的浙江大学《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修复及风险管控实施方案》及《补充说明》对本案土壤修复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公园绿地情景下污染管控方案，即对场地内污染土壤采取阻隔墙技术以控制污染物的扩散，附以土壤表面种植绿色景观植物，作为绿地公园用途使用；对于场地地下水污染采用监测自然衰减技术修复。该方案在于控制场地内污染源向周边扩散，且修复设施需要每年进行维护运行，三处土地也需将土地用途从农业用地变更为公园（建设）用地。二是农业用地背景下土壤修复方案，即对场地内被污染土壤采取物理和化学措施进行稳定和固化处理后就地回填。该方案能够较好地解决土壤本身的污染问题，但是方案实施成本高、时间长，项目完成后案涉土地亦无法种植农作物。浙江大学在报告中建议采用第一种方案即公园绿地情景下的污染管控方案。原审判决采纳浙江大学的建议，以污染管控方案作为本案的环境治理方案，符合本案实际。第一，防止土壤中的重金属特别是铬的迁移流动，有效隔断污染土壤对周边耕地和水体的污染，防范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本案环境修复方案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污染管控方案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第二，案涉农业用地背景下土壤修复方案虽能一定程度解决土壤本身的污染问题，但修复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且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仍不能完全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即使按照该修复方案施工后，被污染土地也仅是重金属污染物得到控制，却不能完全恢复为农业用地种植作物。第三，修复方案的确定还应综合考虑污染企业的经济能力、主观过错。在案证据表明上林制革厂和富邦皮革公司在1988年起就已不断投入建设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减少和回收污染物，其对案涉污染行为虽应承担法律责任，但考虑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和认知水平，其主观过错相对较小，采用污染管控方案与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较相适应，也符合生态环境司法应“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基本理念。因此，污染管控方案更具有经济性、合理性及可行性，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明显不妥。 至于地下水修复问题，根据浙江大学《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修复及风险管控实施方案》选定的污染管控修复方案，对场地内污染土壤采取阻隔墙技术管控，对于场地地下水污染选用监测自然衰减技术修复。浙江大学《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林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报告》载明案涉三块填埋场污染并未造成周边地下水污染（经检测仅个别点位污染物质超标），且根据本院现场勘查的情况，实施阻隔墙技术方案后，场地地下水经阻隔墙流出后可统一导流到工厂污水处理中心统一处理，场地周边亦设有监测点对地下水情况进行监测。故原判采纳的环境修复方案已经较为全面地考虑了本案地下水污染治理问题。中国绿发会要求本案侵权人按照农业用地情景下土壤修复方案承担修复费用168290900元和地下水修复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从本案二审实地踏勘的情况看，属地政府已经组织实施前述污染管控方案，本案土壤环境污染无需二侵权人自行修复，但相应费用仍应由二侵权人承担。原审法院采纳污染管控方案，计算工程直接费用、其他相关费用以及后续维运费用合计为29985193元，并无明显不妥。富邦集团公司提出属地政府已经组织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其不用另行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由于本案实施的系公园绿地背景下污染管控方案，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监测监管，及时研究调整土地规划用途，合理采取资源利用方式，同时应依法保护案涉村组村民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本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以及中国绿发会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如何确定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2014年国家环境保护部规划院修订出台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载明，期间损害指生态环境损害发生至生态环境恢复到基线状态期间，生态环境因其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改变而导致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丧失或减少，即受损生态环境从损害发生到其恢复至基线状态期间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损失量；永久性损害指受损生态环境及其服务难以恢复，其向公众或其它生态系统提供服务能力的完全丧失。一般来说，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供给服务（如提供粮食和水）、调节服务（如调节气候、控制洪水和疾病等）、支持服务（如维持地球生命生存环境的养分循环）、文化服务（如精神、娱乐、文化收益等）和存在价值（即指人们仅仅从知道这个资产存在的满意中获得价值，尽管并没有要使用它的意愿）等。基于本案选定的环境修复方案，三块填埋场的农业用地用途因污染而改变，从而事实上丧失了农用耕地服务功能，由此产生的损失属于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范畴。但是，由于涉案三块土地仍属上林村相关村民小组所有，在其农用耕地用途强制改变前所涉及到土地收益减损等损失属于私益范围，不属于本案公益诉讼处理范畴。因此，本案农用地服务功能损失可以从强制改变其农用耕地用途时开始计算，在属地政府现尚未对涉案土地规划用途作出实际调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参考案涉三块场地修复及维护运行时间，将本案公益诉讼中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期间确定为10年，并参照耕地年产值标准，酌定本案服务功能损失为594270元，属于自由裁量行为，并无明显不妥。中国绿发会就本案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提出的异议，依据并不充分，难以支持。 中国绿发会主张应提高为本案支出的合理律师费，但其在本案原审期间仅提交上海市律师收费标准和自行制作的律师工作量清单等证据，并无其他客观证据证实实际发生的律师费用。原审法院充分考虑中国绿发会为本案诉讼办理的必要事项，参考杭州市生态协会的律师费5万元，酌定其律师费为20万元，较为合理，亦符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性质。由于中国绿发会的上诉请求并未得到支持，且亦未就二审实际发生的律师费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增加二审律师费的上诉请求难以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中国绿发会、富邦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995元，由上诉人浙江富邦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7997.50元。由上诉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负担97997.50元，免予收取9699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建勋 审判员  沈 妙 审判员  夏祖银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