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23刑初51号公诉机关惠东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黄某杰，曾用名黄某鹏，男，198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广东省，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东县，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8年11月7日被抓获并羁押，同月8日被惠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受贿罪，经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2月14日由惠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辩护人欧阳武，广东港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邓喜顺，男，196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东县，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5年8月19日被惠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8年11月14日被抓获并羁押，同月15日被惠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行贿罪，经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2月14日由惠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辩护人黄永奇，广东卓凡（惠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苑某，男，197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绥宁县，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8年11月7日被惠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行贿罪，经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2月14日由惠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辩护人张威伦，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惠东县人民检察院以惠东检诉刑诉〔2019〕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杰犯受贿罪、被告人邓喜顺、苑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行贿罪，于2019年1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蔡仕鸿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某杰及其辩护人欧阳武、被告人邓喜顺及其辩护人黄永奇、被告人苑某及其辩护人张威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建议检察院补充材料一次，检察院提出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年4月至7月份，被告人黄某杰利用其担任广东渔政总队xx大队xx执勤点协管员的职务便利，向被告人邓喜顺、苑某和阿某、老于(另案处理)等巽寮渔民每月索要2000元至4500元不等的贿赂款，并以微信联系电话沟通等形式通过邓喜顺向上述渔民发出“出海捕捞”的指令，以帮助上述渔民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逃避渔政部门巡查。其中，苑某通过邓喜顺以微信转账、现金的形式共给予黄某杰10500元。邓喜顺以上述方式共给予黄某杰39300元。黄某杰以上述方式索要贿赂款共78300元。邓喜顺、苑某等人支付贿赂款后在xx海域禁渔期内使用渔网、地笼等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顺利逃避渔政部门打击。公安机关分别在同年11月7日和14日将黄某杰、苑某和邓喜顺抓获归案。惠东县人民检察院向法庭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认为被告人黄某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多次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邓喜顺、苑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且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多次向负有渔政执法监督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其行为均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和第三百八十九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邓喜顺、苑某身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数罪并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黄某杰提出其是为他人出海捕鱼提供方便而收受好处费，其没有主动向他们索要钱财，没有收过现金，只收受了33300元微信转账的好处费而不是78300元，对指控其犯受贿罪表示认罪。被告人邓喜顺当庭对指控的事实没有意见，并表示认罪。提出除了微信的钱是通过其转给黄某杰，其他人的钱其没有经手，是他们直接交给黄某杰的。被告人苑某当庭对指控的事实没有意见，并表示认罪。被告人黄某杰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指控被告人黄某杰犯受贿罪没有异议，但黄某杰没有索贿的主观故意，也没有证据证实存在索贿和多次索贿的事实；2、被告人黄某杰只收受好处费33300元，而不是指控的78300元，也没有证据证明收受金额为78300元；3、被告人黄某杰庭审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并表示退赃，其系初犯、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邓喜顺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指控被告人邓喜顺犯行贿罪没有异议，对被告人邓喜顺在禁渔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被告人邓喜顺非法捕捞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其行为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2、被告人苑某行贿的6000元现金不能认定为邓喜顺的行贿数额，被告人邓喜顺行贿的数额应包括微信转账的33300元和其本人的现金5000元，共38300元，而不是指控的39300元；3、被告人邓喜顺的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行贿事实，系自首，其家庭经济困难，请求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苑某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指控被告人苑某的罪名没有异议；2、被告人苑某在犯罪事实被发现后，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投案，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应认定为有自首情节，其获利较少，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且系初犯、偶犯，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年4月份期间，被告人邓喜顺在休渔期前通过电话联系被告人黄某杰，征询禁渔期间是否能出海捕鱼，黄某杰称在禁渔期禁止出海捕鱼。再次征询时，被告人黄某杰表示想出海捕鱼需缴纳费用给他。同月底，被告人邓喜顺、苑某和眼镜、老余、小付、小向、阿某、邓某1等人与被告人黄某杰协商，在禁渔期5月份至7月份，每人第一个月缴交3500元、第二个月缴交4500元、第三个月缴交2500元，邓喜顺、邓某1因是本地人，缴纳费用较少。被告人黄某杰利用其担任广东渔政总队xx大队xx执勤点协管员的职务便利，以微信、电话联系等形式通过邓喜顺向上述渔民发出“出海捕捞”的指令，以帮助上述渔民在禁渔期内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逃避渔政部门巡查。被告人黄某杰通过收取微信转账和现金的方式收取贿赂款共69300元。其中，邓喜顺通过收取其他人的微信转账后转给黄某杰33300元好处费和节日费。苑某除了通过邓喜顺微信转账4500元外还拿了6000元现金给黄某杰。其余费用由其他船员通过现金支付给黄某杰。被告人邓喜顺、苑某等人支付贿赂款后在xx海域禁渔期内使用渔网、地笼等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顺利逃避渔政部门打击，并将捕获的水产品在当地销售。×××年11月7日，被告人苑某、黄某杰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同月14日，被告人邓喜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被告人苑某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尚未掌握的行贿事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案件来源及侦查机关依法启动本案的侦查程序。2、到案经过，证实×××年9月底，省委巡视组交办线索称，惠东县巽寮管委会苑某、邓喜顺等人在休渔期有涉嫌非法出海捕捞海产品的犯罪行为。承接线索后，惠东县监察委联合惠东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督办公安机关侦查上述涉案人员问题并负责核查背后保护伞问题。经调查发现，黄某杰系惠东县xx执勤点的工作人员，在邓喜顺私通黄某杰之后，苑某、邓喜顺等人在休渔期5月至8月有非法捕捞海产品的犯罪行为。×××年11月7日，被告人苑某、黄某杰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年11月14日，被告人邓喜顺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3、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方位示意图、平面示意图及现场照片，证实案发现场位于惠东县巽寮管委会喜来登酒店西面1000米海域。4、农业部通告（×××）1号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通告（2013）1号关于实施海洋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证实规定了休渔海域、休渔作业类型、休渔时间。5、现场测量网目情况说明、证明材料，证实×××年11月8日，经渔政大队检查，该涉嫌违规渔具为“定置串联倒须笼”（俗名：地笼、蜈蚣笼、蜈蚣网、长蛇笼），对该渔具进行测量，受测渔具网衣逐目测量相邻5目的网目内径分别为：16毫米、16毫米、16毫米、17毫米、17毫米，最小值为16毫米，低于农业部通告（2013）1号文规定的该类型渔具最小网目尺寸25毫米要求。根据农业部通告（2013）1号文规定，自2014年6月1日起，黄某1、东海、南海三个海区全面实施海洋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渔具进行捕捞。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同时，该网具网目尺寸过小，且近岸作业，主要捕捞小型鱼类以及经济渔鱼种幼鱼，严重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另，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农业部通告（×××）1号，从2018年5月1日12时至8月16日12时止，在北纬12度至“闽粤海域交界线”的南海海域（含北部湾），除钓具外，禁止其它所有作业类型生产。为捕捞船配套服务的捕捞辅助船同步休渔。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转账记录，证实邓喜顺、黄某杰、苑某的微信号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邓喜顺向黄某杰的微信转账记录，共33300元。7、中国移动通讯客户详单，证实黄某杰的电话号码×××与邓喜顺的电话号码134××******在×××年5月至8月期间，有200多次通话，其中在凌晨时段有多次通话。8、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的出生日期、户籍身份等情况以及作案时已年满十八周岁。9、个人情况说明、劳动合同，证实黄某杰于2014年1月至今，在广东省工作，为合同工，任协管员，在巽寮执勤点从事协助执法工作。10、关于广东省执勤点情况说明、省渔政总队惠东大队机构设置材料，证实巽寮执勤点的职能负责所辖海域的渔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渔业执法管理工作，维护渔业生产秩序和保护渔业生态环境；所辖海域海监巡航检查工作；海洋与渔业综合执法工作等。省渔政总队惠东大队的机构设置的情况，是惠东县海洋与渔业局领导下的副科级行政执法单位。11、广东省涉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职能情况说明，证实广东省具有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职能。12、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邓喜顺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5年8月19日被本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13、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1）证人邓某2的证言：我是在国家休渔期×××年5月1日至×××年8月16日期间出海捕鱼，捕鱼的海域是在惠东县巽寮管委会三角洲海域和磨子石海域。×××年6月份左右，我哥哥邓喜顺打电话跟我说和他一起出海捕鱼，因为当时是国家休渔期，我心里害怕被渔政抓到，因为我之前已经被处罚过一次，但是我哥邓喜顺叫我一起，我心存侥幸，就跟着我哥邓喜顺一起出海捕鱼，接着我和我哥开我们的船牌号为02008的船到惠东县海域，我们通过撒网和放地笼的方式进行捕捞海产品，捕完后我们就拿到巽寮市场卖。我知道按照规定休渔期期间是不允许出海捕渔的，但是为了生活我还是在休渔期出海捕鱼了。我们使用地笼网放到海底进行捕鱼，地笼网眼约2厘米，每节地笼长约30厘米、地笼口约1O厘米，水产品钻进去就出不来了，主要是捕螃蟹和濑尿虾的。休渔期的时候，我放了大约80节的地笼，在三角洲海域、磨子石海域附近。我每次出海能捕到鱼类、虾类、蟹类加起来十多斤这样。通常出海打一次渔能卖到300左右。今年在国家休渔期间，我哥邓喜顺每次叫我出海捕鱼的时候，都是同一条船海，有时我们会同苑某、邓某1、阿某、还有两个湖南人一起出港，他们各自是每人一条船，有时我和我哥邓喜顺出港大概十分钟到半小时后，他们也会跟着出港，我们出去一般都是在xx海域附近捕捞，回来的时侯，有时他们会跟着我和我哥邓喜顺回来，有时他们先回来，我们还在那里捕鱼。（2）证人刘某的证言及辨认：我在巽寮经营巽誉饭店,苑某有向我卖过海产品。他的联系电话是150××******，他的微信昵称为：飞翔，微信号为×××。×××年5月1日至×××年8月16日休渔期期间，我跟他买过鱼、虾、蟹这些海产品，大概20次，他捕捞回来之后就会经过我这里，经常会卖给我。苑某说是他出海捕捞回来的。经证人刘某辨认，其辨认出苑某就是出售海产品的人。（3）证人邓某3的证言：邓喜顺是我堂叔，同一个祠堂的，平时我都是称呼他为顺叔的。邓喜顺出海捕鱼，他平时都是和他弟弟邓某2一起出海的。2017年的时候，邓喜顺来到我家里找我，问我是否认识一个叫黄某2在渔政大队上班的人，我说认识，他说告诉他电话，我将电话号码给了他。我叔叔他没有和我说要黄某2电话的原因，但是我心里面清楚我叔叔邓喜顺找黄某2肯定是因为渔船或者出海的事情。我跟黄某2是朋友关系，我们认识了5、6年他在上班，他平时都在巽寮工作。（4）证人邓某1的证言及辨认：×××年的休渔期从×××年5月1日至×××年8月16日。休渔期除了可以钓鱼之外，其它使用工具出海捕捞都是禁止的，如果休渔期间出海被渔政大队抓到的话是要没收船和罚款等处罚的。在休渔期的三个半月里，我没有外出打工，我靠出海捕鱼来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费用，在休渔期间内我有出海域捕鱼，但是我是使用小船出海的，而且我使用渔网抓螃蟹，我休渔期间内出海捕鱼，海上执法的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抓我，也没有制止我，因为我在休渔期内通过我叔叔邓喜顺的关系，每月有上交一定的费用给其他人。我是使用纤维玻璃船，长度约为6米，宽为1.2米，机头马力为8匹，柴油机，使用渔网来捕捞螃蟹。邓喜顺平时他和他弟弟邓某2同一条船出海捕鱼，他的手机号码为1341462063。×××年4月20日左右，我在xx镇磨子石游艇会停船的时候遇到湖南邵阳籍的渔民老余、小向、小付他们三人，因为之前我船在海上坏了几次，都是他们几个帮我把渔船拖回岸边的，我跟他们几个的关系比较好，他们三个人跟我说马上到五月份的休渔期了，他们老乡在白沙湖那边休渔期上交8000元就可以出海捕鱼，问我要不要一起交钱，我说8000元太贵了，划不来，如果便宜一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于是他们就说再出去外面找找，有情况的话才告诉我，我说没问题。4月27日8时许，我出海回到磨子石游艇会停靠时遇到老余、小向、小付他们这三条船也在停靠，他们跟我说我叔叔邓喜顺在外面有关系，休渔期交钱之后可以出海，叫我晚上和他们三人一起去邓喜顺家里商量这件事情，我听了之后就叫他们先去邓喜顺家里说说这事情，我迟点才去，于是老余、小向、小付他们三人晚上就去到我叔叔家里说交钱出海。21时左右，老余打电话告诉我说休渔期交钱出海的事情搞好了，每月上交3500元，我听到之后就问究竟安不安全，老余说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交钱之后，渔船被渔政大队抓到的话，船员肯定不会被抓，渔船最多就先被拖到揽涌三无船只拆解点吊起来，然后罚款或者休渔期结束后才拿出来，反正钱交了之后等电话通知就可以，我听了之后就说好。4月28日20时许，我步行到邓喜顺家里，去到他家里的时候刚好看到另外一名渔民叫苑某的男子也在，我就问我邓喜顺：“我听老余和小付、小向他们说休渔期每月交3500元可以出海捕捞，出海这件事情有没有预我一份？”我叔邓喜顺说要打电话问问才知道结果，我当时在邓喜顺的家里坐了约一个小时候，回到家大约9时许，我就和我弟弟商量休渔期每月交3500元可以出海，我弟弟就说我们是本地人，不可以便宜一点吗？我自己想想也是，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我叔叔邓喜顺说价格能不能便宜一点，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家里正在建房子加上我又是本地人是否可以便宜一点，我叔叔邓喜顺就说要打电话问问。大约到了23时许，我叔叔邓喜顺打电话告诉我，说休渔期交钱之后就可以出海，每月上交2500元，我说交2500元那么不齐头，不如交2000元就可以了，这时候我叔叔还骂我不要因为500元的差价跟人家说价钱，我就说最近经济实在困难，能少多少就多少，我叔就说再问问。到了第二天，我遇到他，他说没有问题，每月2000元，叫我不要跟外面的外省籍渔民说这价格，而且这2000元要在休渔期5月1日前先交，我就说现在没有钱。5月3日20时许，我在家里吃完晚饭后就步行到我叔叔邓喜顺家里，去到他家里看到他自己一个人正在客厅看电视喝茶，我就将放在裤袋的2000元现金交给他，拿钱给他之后，我就问他：休渔期出海具体要如何操作？何时可以出海？我叔叔就说具体情况等他电话通知就可以，何时出海以及何时回港都会电话通知，而且还说苑某住在我家隔壁，到时候他会叫苑某通知我，当时我叔叔还特意交代一定带电话在身上，为此我还专门去手机店买了一个蓝牙耳机来出海备用。到了5月1日开始休渔的时候，我就把船只停靠在磨子石游艇会那，因为我知道休渔期刚开始实施的时候肯定是最严的，我也不急于出海，大约到5月6、7日的时候，老余打电话给我问何时可以出海，我说我不知道，他就打电话给我叔叔邓喜顺问何时可以出海，到了晚上，我打电话给老余，老余说我叔叔邓喜顺告诉他现在还不能出海，还要等几天才可以。大约到5月15日21时许，苑某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出海了，我就问他谁说的，他说是我叔叔邓喜顺叫他通知我的。到了22时许，我和我弟弟去到磨子石游艇会那准备开船出海，当时老余、小付、小向、苑某、邓喜顺的渔船都已经出港到海上捕鱼了，我用9公分的网来抓螃蟹，第一晚我出了2个小时就回到停船处，可能是禁渔期刚开始，没有捕捞到什么螃蟹。当我回到磨子石游艇会停船处的时候，老余、小付、小向、苑某、邓喜顺他们这4条船还没有回港，后来我在船上清理渔网到2点多的时候，他们才捕捞回来，当晚大家都没有捕捞到什么海产品。在15日出了一次海之后，我接到我叔叔电话说现在出海只给半个小时时间下网，下完网之后要立马回来，到时候收网的具体时间要等电话通知，我放了网之后大约过了2、3天的晚上凌晨，我接到老余的电话，说可以出海把渔网收回来，我和我弟弟出海收网。我们这些本地人一般都是下网的，老余、小付、小向他们都是放地笼的。5月份，我大约出了5、6次，后来出海的时间就推到凌晨1、2点才能出海，大部分都是苑某通知我的。到了5月30日的时候，我叔叔邓喜顺就说现在查的比较严，价格要上涨了，外省那些要上交4500元，我就交3000元，而且还叫我、苑某这2条船每条船要买一条芙蓉王，然后我和苑某、邓喜顺三人买了3条芙蓉王就打好包装，由我叔叔邓喜顺将烟交给上面的人。6月份我出了大约6、7次海，反正一个月下来的收入刚好够交这3000元。7月份的时候，我就不交钱了，也不打算出海了。到7月中旬，港口渔政大队指挥船来到磨子石游艇会的入口拦截这些休渔期出海捕鱼的渔船，巽寮xx游艇会停靠的1O多艘渔船，在休渔期全部都有出海捕捞(大船小船)，而停靠在平海xx海域的100多艘渔船全部都出海捕捞，而且还在航道开着很光的灯进行捕捞，一到晚上凌晨1、2点的时候，整个平海、巽寮的海域到处都是捕鱼的渔船灯光。7月初的时侯，在巽寮三角岛桑洲海域，有2艘平时停靠在xx海域的湖南邵阳的大飞船(有3个机头)抓获，渔政大队把这2艘渔船吊在三五船只拆解。到9月份的时候，这两条船全部都被放出来了，这2艘渔船也交了8000元给上面的，具体白沙湖那边的渔船将钱交给何人我不知道。老余、小向、小付他们这3艘船只都有交钱给我叔叔邓喜顺，5月份交3500元，6月份交4500元，他们三人交钱给邓喜顺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有交钱的，他们三人也是亲口告诉我的。我两次都是去邓喜顺家里，以现金的形式交的。我交钱给叔叔邓喜顺之后，他没有给我具体承诺，只说他出海的时候我跟着出就可以，如果出海捕捞的时候，渔船被抓了之后，有人会想办法把渔船搞出来。他打电话来说可以出海的话，我们就出海，出海之后，如果没有事的话一般不打电话，如果有渔政在海域抓船的话，他才会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回港。（5）证人林某的证言及辨认：我认识苑某，他从事海上捕捞作业，他的微信昵称：飞翔，微信号为×××。今年的休渔期是×××年5月1日至×××年8月16日，在这期间，我有向苑某购买过海产品，我跟他买过鱼类、虾类、蟹类等海产品。我记得大概是向他购买了3次。一次是×××年5月19日我购买了640元海产品，一次是×××年6月30日我购买了330元海产品，还有一次是×××年7月17日，我购买了1230元海产品。苑某跟我说这些海产品是他出海捕捞回来的。经证人林某辨认，其辨认出苑某就是出售海产品的人。14、被告人的供述及辨认笔录（1）被告人黄某杰的供述：我于2014年1月份左右到惠东县xx执勤点上班。我是惠东县xx执勤点的合同工，平时主要的工作是海面巡逻及协助单位有执法权的工作人员出海巡查，查处违规作业的渔民。惠东县xx执勤点负责巽寮、亚婆角、范和、平海沙场之间管辖海域的秩序，承担海洋监管、渔政管理、渔船渔港监督和渔业船舶检验工作，负责管辖海域的巡航监视、监督管理等工作。休渔期是每年的5月1日凌晨0时至8月16日12时，休渔期渔民不能出海捕捞。有些渔民会在休渔期期间偷偷出海捕捞。没有渔民私下找我帮忙能在休渔期出海捕捞。我们xx执勤点有打击、查处过在休渔期出海捕捞的渔民，查处到在休渔期出海捕捞的渔民后，会将渔民的渔船吊在磨子石游艇会那等到休渔期结束后开港，渔民会到我们惠东县接受处罚，如果是无证的渔船我们会销毁掉，证件齐全的渔船在处罚后让渔民开走。没有渔民在休渔期出海捕捞被我们查处扣船后找我私下解决。我认识邓喜顺，我跟邓喜顺有经济往来，我有跟他借过钱，总共借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我的微信号是×××，我记不得他的微信号，但我在微信里面有备注邓喜顺为志华仔叔。他微信转账的33300元是我向他借的。（2）被告人邓喜顺的供述及辨认：2017年3月份，我认识黄某杰。4月份的时候，我为了休渔期能够出海捕鱼，叫我侄子邓某3把黄某杰的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黄某杰，他说今年查得很严不能搞非法捕捞。2017年10月份，我又打电话给黄某杰，问他能不能搞个大网(定制的网，这种网长期固定在海上的)在海上捕鱼，他说这些网一贯来都不能放的，所以也没有搞成功。×××年4月23、24日(具体哪一天我记不住了)，在巽寮镇新利饭店，黄某杰约我和邓某1、眼镜、苑某、阿某、老余、小付、小向8人过去商议，我们一起商谈交多少钱才可以在休渔期出海捕捞的事。吃饭的时候，黄某杰跟我们说每条船每个月要交4500元，我们就说太贵了，后来谈了很久，双方谈成每条船每个月交3500元，当时还没交钱。×××年4月27日，黄某杰打电话给我，问我们还要不要出海捕鱼，要的话就交钱给他。×××年4月28日晚上，我约邓某1、眼镜、苑某、阿某、老余、小向6个人到苑某家里。小付当时回了老家没去，其他人只认识苑某家里，我们就想着在苑某家统一交钱给黄某杰。我们7人到齐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黄某杰，约他过来我村里球场碰头，后我和邓某1、阿某、苑某出来球场接黄某杰到苑某家里，阿某和苑某先进去，我和邓某1就私下问他我们两个人要交多少？他就说你们两人交2000元每个月，其他人交3500元每个月，还要我们两人保密不能告诉其他人。我和邓某1在苑某家里门口把2000元现金交给了黄某杰，进去后黄某杰叫其他人把钱交给他，其他人按每人3500元每个月将现金交给他，小付没来就微信转账给我，我就转账给黄某杰，苑某交现金1500元，转账2000元给我，我将钱转账给黄某杰，小向现金交3000元，叫老余帮他代付500元微信钱，老余就转账4000元给我，后我就转账4000元给黄某杰，钱给黄某杰之后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海捕鱼作业，黄某杰说要等他通知，到时候会打电话给我，接着他就走了。我只知道邓某1的真实姓名，不知道其他6人的真实姓名，苑某、眼镜、老余、小付、小向是湖南人，其他情况不详，阿某是茂名人，其他情况不详。×××年5月份缴纳费用情况是：5个人(眼镜、苑某、阿某、老余、小向)，他们交3500元，3人(我，邓某1，小付)缴纳费用各2000元，一共23500元。小付在×××年5月22日才从老家回来，他之前跟我电话联系好让我先帮他代缴，也就是他捕鱼时间比较短，只收取2000元。×××年6月份，6人(眼镜、苑某、阿某、老余、小向、小付)，他们每人缴纳费用4500元，邓某14000元，我3500元，一共34500元；×××年7月份，7人(眼镜、苑某、阿某、老余、小向、小付、邓某1)缴纳费用2500元，一共是17500元，我不用缴纳。6月份时小付转账5000元给我，其中有500元是眼镜或老余(具体是谁我现在记下清楚了)，然后我就转账5000元，其他都是现金，都是各人缴纳的，现场交给黄某杰的。×××年7月1日至8月16日期间算为7月份，在6月28日那天，我们到了缴纳7月份钱的时候，我们发现港口渔政大队的大船在海上停下来不走，我们一直都没有出海。7月15日左右，黄某杰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月每人只收2500元，我不用收取费用，但是要我帮他代收费用。他们都是用微信转账给我，然后我就转给黄某杰。我们8人在×××年休渔期一共缴纳3次费用给黄某杰，一共缴纳费用是75500元。我没有借过钱给黄某杰。×××年7月底(具体日期记不起来)，黄某杰打电话给我说：“你们做了那么久，一人给我500元买烟”，后我就打电话给其他7人，说老板要我们给点小费给他，最后他们同意每人给500元，他们当天通过微信转账给我，然后我当天转账4000元给黄某杰。因为黄某杰不想让其他人加他的微信，而只有我才有他的微信，我加他微信是×××年4月28日当晚。黄某杰那么相信我是因为我侄子邓某3的原因。休渔期期间我们是不能随便出海捕捞的，只有接到黄某杰的电话我们才出海的，有时也接到他的微信，但多数都是他打电话过来，都是晚上打过来的。我才通知其他人出海，我都是通过发微信给他们的。我们不是一起出海的，因为我们去的地点不一样，所以不可能一起出海。×××年休渔期期间，我们出海捕鱼没有被查获的情况。三个半月，具体多少次算不出来，一个月大约出去12次左右，7月份出海少，三个半月一共30次左右，每次捕鱼收获多的时候1000元左右，少的200元左右，大约每次平均500元。我个人在休渔期共收获15000元。每晚要20元柴油钱。×××年有人出海捕鱼，但他们都是偷偷摸摸的出海，我没有听说被渔政大队抓获的情况。我们向黄某杰缴纳了费用，我们出海不用偷偷摸摸。因为我们都是听黄某杰的，他是渔政大队内部的人，他们渔政大队要抓人，当晚他就不会通知我们出海，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被抓，所以不用偷偷摸摸出海捕鱼。休渔期结束后，黄某杰过来找我，要我删除掉与他微信转账的记录，我就叫我二女儿帮我删除掉记录。我使用的手机号码134××××****，我使用的号码为wxid-1p41Ihp66rOd22的微信是我用我的上述手机号注册的，一直都是我在使用。黄某杰的微信名字是“转变15，号驱”，是繁体字来的，他的微信号我就不清楚，记不住的。黄某杰叫我叔叔，叫我“志华叔叔”，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他认识我的侄子邓某3。公安机关出示黄某杰微信收付款记录截图中显示的志华叔叔是我，他可能写我的名字为志华仔叔，是我转账过去的。×××年4月28日的三笔转账有一笔2000元是苑某让我转交的，因为当时每个人需要交款3500元，他身上只有1500元现金，他交了1500元之后还差2000元，只有我才有黄某杰的微信，于是苑某用微信转了2000元给我，我再用我的微信转账2000元到黄某杰的微信；另一笔2000元是小付让我转交的，他因为回了老家，本来说下个月再交的，但是黄某杰说这个月不交钱的话接下来也不能交了，也就不能出海捕捞。黄某杰考虑小付的情况就说叫他这个月交2000元，于是小付用微信转了2000元给我，我用我的微信转账2000元到黄某杰的微信上。4000元的情况是小向现金差500元，老余没有带到现金，小向叫老余帮他转账500元给我，于是老余一共转账4000元给我，然后我用我的微信转账4000元到黄某杰的微信。×××年5月29日5000元是小付转账给我，让我帮忙转交给黄某3的，其中4500元是小付6月份需要交的4500元，另外500元是小付帮老余还是谁人交的我忘记了。×××年7月22日2800元是上次说的休渔期准备结束的时候，黄某杰叫我们给钱给他买烟买礼物的。我通过微信转了2800元给黄某杰，这跟我说转了4000元是同一件事，就是休渔期准备结束的时侯，黄戚杰叫我们给钱给他买烟买礼物的。他当时说每条船要交500元，总共8条船的，但是他说我这条船不用交，另外有一条船我没有通知到位，他就没有交这500元，黄某杰还说给我200元作为电话费补助，所以最终只转给黄某杰2800元。×××年7月28日12000元是我和苑某等渔民交给黄某杰的7月份休渔期出海捕捞的钱，这个月每个人要交2500元，这笔钱是苑某、阿某、邓某1、小付、老余的，其中老余只交了2000元，过了两天才交剩下的500元，苑某、阿某、邓某1、小付都是交了2500元，所以加起来就12000元。×××年7月30日的三笔钱，其中500元是老余补交7月份休渔期出海捕捞的钱，7月28日他只交了2000元，现在补交500元；另外两笔2500元，是眼镜和小向交给黄某杰各自的7月份休渔期出海捕捞的2500元，眼镜和小向用微信各转了2500元给我，我再用我的微信转账到黄某杰的微信。公安机关出示黄某3与邓喜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显示的“这个500元是亚老余”、“那2500是眼镜”这个就是以上所说的老余补交的500元，以及眼镜要交给黄某杰的7月份休渔期出海捕捞的2500元。我通过微信转账给黄某杰的钱，他都收了。我收了渔民的钱，都是直接全部转给黄某杰的，我没扣留。我通过徽信一共转账33300元给黄某杰。我交了5000元给黄某杰，邓某1交了8000至9000元，具体我不清楚，苑某、阿某、老余、眼镜盒小向他们交的钱应该是一样的，交了10500元，小付因为第一个月只是交了2000元，比其他人少交了1500元，所以小付只是交了9000元给黄某杰。我负责转交钱款给黄某杰，我没有拿回扣，我都是收到渔民的转账之后，立马就转账给黄某杰的，我也没有拿其中一分钱的，只有那次转账给黄某杰买烟的时候，他开口说给我200元充电话费。黄某杰在今年休渔期第一次通知我出海的时间是2018年5月7日凌晨12时许，黄某杰当时是打电话通知我的。黄某杰是通过打电话或者发微信的方式向我通风报信的，时间一般是晚上至凌晨这段时间，微信通知一般会发“现在出船”、“跟昨晚一样”等信息。如果我们在休渔期出海捕捞被渔政抓了，黄某杰跟我们说他会处理，船被扣了的话他会帮忙弄出来，弄不出来会负责赔偿，叫我们放心。公安机关出示苑某与邓喜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的500元这笔钱是我借给苑某的，另外7月28日的2500元，就是苑某转账给我，我代黄某杰收的，需要转给黄某杰的7月份休渔期出海捕捞的2500元钱款。休渔期期间一般我都是微信通知苑某出海的，例如聊天记录中的“按昨晚间(时间)出，开船要慢出，不要一济(起)出”等，我收到黄某杰的出海通知之后，我就发微信跟苑某讲。×××年4月30日黄某杰通过微信转账给我5000元当时是苑某要介绍一个老乡给黄某杰，苑某的老乡也想在休渔期出海捕捞，具体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事后苑某打电话跟我说，叫我告诉黄某杰，他的老乡不出海捕鱼了，要求退回钱款，于是黄某杰就用微信转账5000元给我（钱款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的，当时苑某老乡交的这笔钱没有经过我的收，是他直接给黄某杰的），然后我通过微信转账给苑某。这5000元转账不包括在我转账给黄某杰的33300元里面的，因为苑某老乡交这5000元给黄某杰是没有经我手的，是他直接交给黄某杰的，只是退钱的时候经过我手。我在休渔期非法出海捕捞用的网叫长蛇笼，也有人叫蜈蚣笼，长蛇笼有九米长，网目内径约16毫米。我有30张长蛇笼左右。我的长蛇笼自11月开始种马铃薯没出海就放在家里。除了休渔期，我平时有用长蛇笼出海捕捞，每次用长蛇笼可以捕捞7、8斤水产品，每次捕捞的水产品能卖300元至400元。我自己有一艘12米的船，我的船有证照，船号：02008。我的船现在在揽涌港停靠。我不知道长蛇笼是不是属于禁用物品。我清楚在休渔期出海捕捞属于违法行为，由于我生活困难，所以在休渔期出海捕捞。交钱的具体情况：第一次是在×××年4月28日，在苑某租住的房间，第一次我们8个人都在现场，黄某杰也在现场，小付交了2000元（通过微信转给我后直接转给黄某杰），小向交了现金3000元、500元由老余微信代付、老余交了3500元（微信）、眼镜交了现金3500元、苑某交了3500元（2000元微信、1500元现金）、阿某交了3500元现金、伟平交了2000元现金，我交了2000元现金。第一次我们8人一共交了23500元保护费给黄某杰。现场交现金的人，有的是直接交给黄某杰的，苑某的1500元现金是交给我后，我现场直接转交给黄伟杰的。第二次是在我家里，现场有我们8个人，黄某杰也在现场。当天苑某等7人，每人交了4500元，我交了3000元，合共34500元。这次我们8人一共上交了34500元保护费给黄某杰。黄某杰现场收现金，苑某的4500元现金是交给我后，我现场直接转交给黄某杰的，其他人我不记不清楚了。第三次是通过微信转账的，他们7个人通过微信转给我后，我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给黄某杰，他给好处我，叫我不用交，我就没有交。这次我们上交了17500元保护费给黄某杰。还交给一次烟钱给黄某杰。当时我和苑某不用交，其他6人每人500元，一共3000元。当时黄某杰跟我说给200元给我做电话费，所以我转了2800元给黄某杰。我们这次交了2800元好处费给黄某杰。以上三次共75500元，加上2800元，一共是78300元。经被告人邓喜顺辨认，其辨认出黄某杰就是黄某2。（3）被告人苑某的供述及辨认：×××年休渔期间给了三次保护费给邓喜顺，大概是4月底、5月底和6月底，都是交人民币3500元。前两次以现金形式交给邓喜顺，最后一次是微信转2500元，再给1000元现金。我的微信号是×××，昵称：飞翔。邓喜顺的微信名是邓家和胖子的哥，微信号：×××。我一共给邓喜顺10500元。我给邓喜顺的钱是我在休渔期捕鱼所获得非法盈利的，邓喜顺说交钱给他，他可以通知我们在休渔期出海捕捞的时间。邓喜顺说认识巽寮渔政部门一个黄姓男子。我见过该黄姓男子一次，在4月底，我们在邓喜顺家里，邓喜顺介绍给我们，后来我们一起去xx饭店吃饭商量交钱的事。他们说的不是普通话，我听不太懂，主要是邓喜顺和黄姓男子商量。商量结果是在休渔期间每个月交给邓喜顺3500元保护费，由邓喜顺转给黄姓男子，黄姓男子就会通知出海的时间。我们一起吃饭的有9个人，其他6个人是眼镜、振德、袁某、老余、小向、小付。我只知道他们的钱是给邓喜顺，不知道是怎么给。眼镜、振德、袁某、老余、小向、小付，我只知道别名，不知道姓名，我不是本地人，不清楚他们的地址名称。我不清楚其他6人是否有直接给钱某姓男子。公安机关在我的微信转账记录中查到5月1日邓喜顺转账给我5000元，相隔几分钟后我将该5000元转给了微信名：启华(微信号：×××)，这5000元是启华给邓喜顺打算在休渔期出海的，后来他不参与，邓喜顺就把钱转给我，让我转给启华。因为邓喜顺现金不够，也没有启华的微信，所以让我转交给启华。眼镜和启华是同乡，是眼镜跟他说的。我只知道启华是交现金给邓喜顺，其他不清楚。我有23张网，是蜈蚣网，公安机关扣了我9张网。我清楚蜈蚣网属于禁用物品，但我为了生计，而且这种网捕鱼比较多。邓喜顺也是用蜈蚣网，邓喜顺有20多张网。我一共分三次上交10500元保护费。第一次是在×××年4月底的一天19时左右，地点是在巽寮新屋村我租住房子里黄姓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我拿了1500元现金并通过微信转了2000元给邓喜顺，由邓喜顺转交给黄姓工作人员。其他人有的直接拿现金给黄姓工作人员。第二次是在×××年5月底的一天19时左右，地点在邓喜顺家里，现场有邓喜顺、我、小光头等人。黄姓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我现场拿4500元现金给邓喜顺，由邓喜顺现场转交给黄姓工作人员，这次我一共上交了4500元保护费。有些人直接拿现金给黄姓工作人员，有的拿给邓喜顺后由邓喜顺交给黄姓工作人员。第三次我是通过微信转账2500元给邓喜顺，再由邓喜顺转交给黄姓工作人员，这次我一共上交了2500元保护费。我是用放地笼方式捕鱼的。我今天通过放地笼的方式一共打了二三斤的杂鱼。开渔期的时候，我就放了一百多节的地笼在三角洲海域附近。地笼网是一种陷阱式捕鱼工具，网眼约1.5厘米，每节地笼长约30厘米、地笼口约15厘米，水产品钻进去就游不出来了，每次收网都需人工加以机器辅助。在休渔期间非法捕捞到的渔获我卖给刘某、林某的海鲜饭店。我和他们两人的交易都是在微信支付的金额的，具体的金额和交易时间微信里面都清楚的记录了。我交钱给渔政大队姓黄的工作人员，他会通知我们出海时间，所以没有被抓过。经被告人苑某辨认，其辨认出邓喜顺、黄某杰是在巽寮渔政部门工作的黄姓男子。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采信。此外，还有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针对双方的观点，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对三被告人行受贿各自犯罪数额的问题。经查：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杰受贿78300元，当庭提交的证据中，证实邓喜顺本人行贿5500元现金部分只有被告人邓喜顺的供述，且对该部分数额公诉机关未进行指控，该部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受贿数额，应予以剔除；指控邓某1行贿8500元的证据中，有被告人邓喜顺的供述，但邓某1只承认交了5000元，应就低认定为5000元，3500元应予以剔除。综上，认定黄某杰的受贿数额为69300元。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喜顺的行贿数额为39300元，包括微信转账的33300元和苑某通过邓喜顺拿给黄某杰的6000元现金部分。而当庭提交的证据中，虽邓喜顺、苑某在侦查阶段承认苑某的6000元现金是通过邓喜顺拿给黄某杰，但被告人邓喜顺、苑某均称拿钱的时候，黄某杰在现场，该部分数额不宜认定为邓喜顺的行贿数额。苑某除了通过邓喜顺微信转账4500元外，还拿了6000元现金。综上，认定邓喜顺的行贿数额为33300元。苑某的行贿数额为10500元。被告人邓喜顺、苑某属于向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3、认定眼镜、老余、小付、小向、阿某交好处费的事实和数额，有微信转账记录、证人邓某1的证言和被告人邓喜顺、苑某的供述，上述证据能证实其五人缴交的份额以及在现场交钱的事实。二、对被告人黄某杰是否为多次索贿的问题。经查，邓喜顺等人在禁渔期需要捕鱼征询黄某杰的意见时，黄某杰刚开始予以拒绝，后表示出海捕鱼需要交钱，该犯意是被告人黄某杰主动提出，具有索贿情节。但对于缴交的数额、交钱方式等是双方协商后，行贿人每个月缴交的，没有证据证实黄某杰在后续受贿过程中有索要的事实，不属于多次索贿。三、对被告人苑某交代的行贿事实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根据案件材料反映，相关部门因掌握被告人苑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线索后将被告人苑某抓获，被告人苑某归案后如实交代相关部门尚未掌握的其行贿事实，应认定有自首情节。被告人邓喜顺被抓获前，公安机关已掌握其行贿事实，不构成自首，其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四、对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定性问题。经查，经渔政大队检查，被告人使用违规渔具为“定置串联倒须笼”（俗名：地笼、蜈蚣笼、蜈蚣网、长蛇笼），对该渔具进行测量，受测渔具网衣逐目测量相邻5目的网目内径分别为：16毫米、16毫米、16毫米、17毫米、17毫米，最小值为16毫米，低于农业部通告（2013）1号文规定的该类型渔具最小网目尺寸25毫米要求。被告人在禁渔期间在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进行捕捞，严重破坏海洋渔业资源，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数额较大，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邓喜顺、苑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且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邓喜顺、苑某身犯数罪，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黄某杰有索贿的情节，被告人邓喜顺有犯罪前科，本应从重处罚。鉴于被告人邓喜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依法对被告人邓喜顺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苑某的行贿部分，有自首情节，非法捕捞水产品部分，有坦白情节，依法对被告人苑某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某杰当庭对部分受贿数额没有意见，并表示认罪，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的，予以采纳；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相符的，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条第二款第（四）项、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某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0年1月6日止；罚金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清。）二、被告人邓喜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1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3日止；罚金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清。）三、被告人苑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11月7日起至2019年5月6日止；罚金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清。）四、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手机三部，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五、追缴被告人黄某杰受贿赃款人民币69300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赖伟宏人民陪审员  古美云人民陪审员  罗建文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傅思敏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罪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第三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刑法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判决指定的期限”应当在判决书中予以确定；“判决指定的期限”应为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