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3民终46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宿迁市宿城区洋北镇。 法定代表人王芯芳，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李龙，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袁正，江苏苏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凤利，男，1988年7月8日出生，住宿迁市宿城区。 委托代理人朱文宝、臧超，宿迁市宿城区创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宿迁市怡景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唐飞，该公司负责人。 原审被告徐凯，男，1988年1月14日出生，住宿城区。 上诉人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限公司（下称宿迁发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顾凤利、原审被告宿迁市怡景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怡景置业）、原审被告徐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1302民初2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被告宿迁发电公司在宿城区厂建设煤粉炉发电项目，并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灰贮存于宿豫区洋北镇张庄村灰场，灰场占地面积230余亩。2006年，被告宿迁发电公司与被告怡景置业签订《张庄灰场管养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宿迁发电公司将张庄灰场设施零租金提供怡景置业公司经营，怡景置业对设施进行管理维护，同意怡景置业利用水域进行农林渔生产，但宿迁发电公司因生产需要（如进灰入库），怡景置业无条件服从并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索赔。后被告怡景置业雇佣被告徐凯对设施管理维护，被告徐凯利用该灰场内104亩水域长期进行渔业养殖。2015年2月6日，被告徐凯将该104亩水域承包给原告顾凤利用于渔业养殖。2017年5月份，被告宿迁发电公司安排他人拖土覆盖煤灰，致使煤灰塌陷进入原告承包鱼塘，水体遭受污染致原告鱼死亡。另查明，张庄灰场系露天灰场，未建设有效阻止煤灰逸散、坍塌等污染防治设施。位于该灰场的水域为封闭型水域，平均水深约1.8米，该水域一侧约1.5米处堆放数米高煤灰。 原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1、被告热电公司拖土覆盖煤灰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遭受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如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主张的损失如何确定；3、被告怡景置业、徐凯与热电公司是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关于拖土覆盖煤灰行为与养殖水域死鱼之间因果关系问题。原告提供的现场照片、报警记录、死鱼视频，证人刘某1、刘某2等人到庭证言等证据证实，原告顾凤利的养殖水域位于张庄灰场，且水域与露天存放的煤灰相邻。2017年5月，被告宿迁发电公司连续数日实施拖土覆盖煤灰行为，原告养殖水域也接连数日发生死鱼事件并于2017年5月9日报警，且证人刘某1证实在打捞死鱼的过程中水面呈黑色。且本院现场调查情况显示被告宿迁发电公司长年在张庄灰场堆放煤灰，养殖水域附近煤灰有数米高，并从该水域底部打捞出黑色灰渣类物质，且人体所经过水域处底部黑灰上浮致水体呈黑色，与原告提供上述证据证明内容基本一致。故可以认定，宿迁发电公司堆放的煤灰有可能进入原告养殖水域并与污染结果存在一定关联性，原告已完成被告宿迁发电公司排污行为与原告鱼死亡具有关联性的举证责任。据此，宿迁发电公司应对排污行为和损害后果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本案中，宿迁发电公司提供张庄灰场的鸟瞰视频、土地使用权证、环境影响报告批复、其与被告怡景置业签订《张庄灰场管养承包合同书》、关于拖土覆灰原因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上述证据均无法证实被告拖土覆灰行为与被告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被告未能提供污染事故发生前其倾倒的污染物种类、总量、浓度或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情况等有效证据以证明“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以及“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宿迁发电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排污行为与原告顾凤利养殖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应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关于原损失数额及被告宿迁发电公司承担的责任问题 （一）关于损失数额问题。根据原告的陈述，证人陈源太等人的证言，原告于2016年底清塘，2017年1月初开始在104亩水域投放草鱼、鲫鱼、花鲢、白鲢，计2.5万斤鱼苗，其中草鱼、鲫鱼居多约1.8万余斤，花鲢、白鲢约0.68万斤，草鱼每斤约6尾、鲫鱼每斤约7尾、花鲢每斤约3至5尾、白鲢每尾6至7两。2017年2月起投放饵料至同年5月上旬发生死鱼事件，共计投放饵料约25吨。经走访宿迁市水产局水产专家、宿城区当地养殖示范户，经调查，原告养殖的模式、品种、规格、密度均合理。其中草鱼、鲫鱼经济价值较高，主要吃饵料增加产量，花鲢、白鲢经济价值较低，主要吃水体浮游生物，渔民投放较少，主要用于净化水质。其中宿城区混养模式在合理喂养、增氧设备及技术均达到的情况下，投放鱼苗养殖一年成鱼亩产量为1500斤至2000斤。在鱼发生意外死亡的情况下，根据饵料系数推算出死亡当时鱼的重量，即每投放2斤饵料约长1斤鱼肉。饵料投放时间通常为每年2、3月至11月份，随气温上升逐渐增添饵料、3月起鱼开始逐渐增重。据此推算，2017年5月，原告草鱼、鲫鱼重量从原1.8万斤加增重约2.5万斤，计4.3万斤。花鲢、白鲢投放时重量约计0.68万余斤，发生污染时总重量估算1万斤。故2017年5月间原告养殖水域鱼总量合计约5.3万斤。原告陈述其鱼塘鱼基本死光并用白筐抬死鱼（当地渔民常用鱼筐），结合到庭证人刘某1、刘某2的证言，证明其与原告家人每天用白筐抬死鱼约70筐，每筐约80-100斤，抬死鱼约7天。经丈量鱼筐尺寸，结合原告陈述、证人证言、死鱼视频等证据，本院酌情认定因污染致死造成的鱼死亡数量为90斤×70筐×7天，约计4.4万斤。根据原告养殖的鱼的品种、规格、比例，养殖至2017年5月，混合水产品价格为每斤5元至6元间，原审法院酌定为每斤为5.5元。计原告损失合计24.2万元。 （二）关于被告宿迁宿迁发电公司责任问题。被告宿迁宿迁发电公司提出原告明知涉案地点系灰场仍在此从事养殖，其存在过错，即使被告承担责任亦应当减轻其责任的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宿迁发电公司作为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首先应加强对固体废物的管理，其未能有效防止煤灰逸散、坍塌，最终导致本次污染事故发生，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且被告宿迁发电公司与被告怡景置业签订合同有效期，徐凯在涉案水域从事渔业养殖多年，该合同并未规定涉案水域不得转包他人养殖，故原告从事养殖无过错。故被告宿迁发电公司应承担本次污染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 三、关于被告怡景置业、徐凯是否与宿迁发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张庄灰场拖土覆盖煤灰行为系被告宿迁发电公司所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怡景置业、徐凯实施污染环境行为。被告宿迁发电公司与被告怡景置业签订《张庄灰场管养承包合同书》，其中合同约定被告怡景置业对张庄灰场设施进行管理维护，可利用现有水域进行农牧渔养殖，其遭受损失不得向宿迁发电公司索赔。后徐凯受怡景置业雇佣对设施管理维护并进行渔业养殖。被告怡景置业均未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且对污染事故无过错。故被告怡景置业、徐凯不承担本次事故的损失。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六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顾凤利损失24.2万元。二、驳回原告顾凤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82元，由原告顾凤利负担2452元、被告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负担4930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宿迁发电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主要理由是：1.上诉人不存在排污行为，本案从性质上讲不属于环境侵权案件，不应适用严格规则责任原则，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其所养殖的鱼死亡系上诉人覆土车辆碾压粉煤灰流入鱼塘所致；2.上诉人覆土行为是基于环保需要，且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所有的灰场内部的鱼塘养殖，没有得到上诉人以及上诉人委托管理单位怡景置业的同意，故被上诉人养殖鱼死亡损失不应由上诉人承担。3.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损失数额的证据不充分。 被上诉人顾凤利答辩称，上诉人进灰场覆土行为直接导致被上诉人鱼死亡，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怡景置业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 原审被告徐凯述称，其与被上诉人自2015年签订鱼塘租赁协议后，被上诉人实际使用该鱼塘从事养殖活动三年，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上诉人覆土行为造成被上诉人鱼塘中与鱼已全部死亡并不确切。 本院查明案件事实与原审一致。另查明，在本案诉讼中，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限公司。 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环境侵权纠纷，原审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是否充分；2.原审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是否妥当。 关于第一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环境侵权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既有所联系又相互区分，二者均要求有明确的侵权行为人、确定的损害后果以及特定的关联性，但在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等方面有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环境侵权主要是指因污染者排放污染物导致民事主体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损的行为，其作用的媒介通常为空气、水体等。本案中，被上诉人起诉的理由为上诉人覆土车辆进入灰场过程中挤压道路致使粉煤灰倾入鱼塘造成鱼死亡，其实质是覆土行为导致粉煤灰倾入鱼塘，改变了鱼塘中鱼的正常生存环境，致使鱼塘这一水生态系统不能维系鱼的正常生存，据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纠纷属于环境侵权责任纠纷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作为处理依据，符合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该司法解释第七条同时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现场照片、报警记录、死鱼视频、证人刘某1和刘某2等人到庭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养殖鱼塘位于上诉人灰场内并与粉煤灰堆放地点紧密相邻，上诉人进入灰场覆土后不久被上诉人鱼塘中养殖的鱼即出现死亡，且养殖水面呈现黑色，极有可能系上诉人覆土车辆挤压导致粉煤灰倾入鱼塘所致，可以初步判定上诉人进场覆土行为与鱼塘被污染、鱼死亡之间存在关联性，被上诉人已完成了损害行为、损害事实以及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此时上诉人应对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减轻责任等法定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原审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达到上述证明目的。据此，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进场覆土行为与被上诉人鱼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养殖状况及实际损失情况，直接证据是被上诉人的自我陈述和相关证人的证言。为核实上述言词证据的真实性以及确定被上诉人损失范围，原审法院依职权主动走访了宿迁市水产局相关养殖专家和当地养殖示范户，对被上诉人所述的养殖模式、鱼苗投放、饵料投入、产出状况等进行了咨询核实，认定被上诉人所述基本合理，可以作为确定损失的依据使用。原审法院上述做法符合常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在具体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的确定上，原审法院根据专业咨询意见和草鱼、鲫鱼、花鲢、白鲢的生长规律，结合被上诉人饵料投入情况，酌定至2017年5月发生污染时，鱼塘中草鱼、鲫鱼重要约为4.3万斤，花鲢、白鲢重量约为1万斤，总重量约为5.3万斤。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根据刘某1、刘某2的庭审证言和视频资料等证据，酌定被上诉人因鱼塘污染造成鱼死亡重量约为4.4万斤，并参照侵权行为发生时混合水产品市场价格，酌定涉案混合水产品价格为5.5元/斤，由此得出被上诉人养殖损失为24.2万元。上述关于损害范围和损失价值的确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方法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亦予确认。上诉人虽然主张有关损失范围和赔偿价值的确定存在依据不充分、不合理之处，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4930元，由上诉人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谈 强 审判员 周丽丽 审判员 于元祝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闫 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