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灿，男，汉族，1985年8月1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仁化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原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与原东莞市社会保障局合并而成）。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东城大道**。法定代表人：司琪，局长。委托代理人：曾杨，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余艳，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环裕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蕉利村东和工业区/div>法定代表人：洪世杰，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傅品权，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灿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环裕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裕公司”）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1971行初4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5月29日，李灿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莞社保局”）2018年4月23日作出的《关于李灿“头痛；脑外伤头痛，脑功能障碍；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二、责令东莞社保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并认定李灿“头痛；脑外伤头痛，脑功能障碍；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属于工伤；三、一审的诉讼费用由东莞社保局承担。原审法院查明：环裕公司承包了东莞东城凯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的环保工程后，将工程分包给承包商叶小龙个人。叶小龙聘请了李灿到工地做事。2017年2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李灿在东莞东城凯钛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因到公司楼顶拿工具时，头部撞到通风管，导致其头部受伤。2017年2月18日，李灿去往东莞市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头部外伤”。2017年7月13日，李灿就上述事故伤害一事向东莞社保局申请工伤认定。东莞社保局经审查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李灿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事故受到的伤害为工伤。环裕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审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7）粤1971行初72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环裕公司的诉讼请求。环裕公司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8年8月13日，本院作出（2018）粤19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了环裕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上述原判决。另查明，李灿其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事故，2月18日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就医，2月19日诊断为“头部外伤”，4月11日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5月18日诊断为“1.脑外伤后综合征；2.颈小关节紊乱(C3/4)；3.焦虑性抑郁症”，7月11日诊断为“颈4、5椎间盘突出症”，7月7日到广州市惠爱医院治疗并诊断为“1.脑外伤后综合征；2.焦虑状态；3.左枕神经痛；4.颅脑外伤后”，8月4日到广东省中医院治疗，8月29日诊断为“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8月30日诊断为“脑外伤性颈椎病”，9月20日诊断为“1.外伤性颈椎病；2.枕部神经损伤”，10月21日诊断为“1.外伤性颈椎病；2.神经受损伤”。2017年11月28日，李灿向东莞社保局提交《关于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认定工伤决定补充申请书》及医院就诊病历、检查报告、诊断证明，申请东莞社保局对李灿被诊断为“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认定是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所致，请求东莞社保局将上述病情补充认定为工伤。东莞社保局受理后，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如下《说明》：“其诊断‘脑外伤后综合征’不成立。东莞市人民医院2017年2月18日门诊病历记载了‘无昏迷及肢体制动、无呕吐及逆行性遗忘’，19日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伤者也没有出现脑外伤后综合征的症状或体征，考虑其当时头部碰撞的外力不是很大，没有造成明显的颅内损伤，故其诊断‘焦虑型抑郁症、焦虑状态、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枕部神经损伤’，考虑跟这次外伤作力关系不大”，故不予受理东莞社保局的上述委托。综合取得的上述证据材料，东莞社保局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关于李灿“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认为李灿所主张的上述病情不属于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因无证据证明李灿申请补充的上述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社保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后东莞社保局将该《回复》送达给李灿。李灿不服，于2018年1月3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2018）粤1971行初97号行政诉讼。再查明，2018年3月9日，李灿向东莞社保局提交《申请书》及《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工伤认定司法因果关系鉴定复议申请书》，述称其又有新的诊断证明“1.头痛；2.脑功能障碍，脑外伤头痛；3.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以下简称“案涉诉争病情”），李灿认为“案涉诉争病情”系由2017年2月16日事故所致，并要求对脑外伤后续伤情重新鉴定，请求将“案涉诉争病情”补充认定为工伤。李灿向东莞社保局提交了《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工伤认定司法因果关系鉴定复议申请书》、《关于李灿“脑外伤后综合征；颈小关节紊乱(C3/4)；焦虑性抑郁症；颈4、5椎间盘突出症；焦虑状态；左枕神经痛；颅脑外伤后；脑外伤，感音神经性耳聋，头晕（耳石症），耳损伤；脑外伤性颈椎病；外伤性颈椎病；枕部神经损伤”伤情认定问题的回复》、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说明》、2017年2月18日东莞市人民医院MR诊断报告及发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广东省中医院诊断证明、病休建议书、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病历、广州市惠爱医院《MRI诊断报告书》。东莞社保局收到李灿申请及相关材料后，于2018年3月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部外伤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18年3月30日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不受理通知书》，告知东莞社保局对李灿的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脑外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不予受理。原因如下：“1.不具备严重颅脑外伤的病理基础；东莞市人民医院2017年2月18日门诊病历记载了‘无昏迷及肢体制动、无呕吐及逆行性遗忘’，19日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伤者也没有出现脑外伤后综合征的症状或体征，判断当时头部碰撞的外力不是很大，没有造成明显的颅内损伤，脑功能障碍无法解析；2.这次申请鉴定事项中‘头痛’，没有客观检测的方法，故无法对其进行鉴定”。综合本案证据及相关情况，东莞社保局认为李灿申请的案涉诉争病情要求补充认定为工伤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故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的案涉《回复》，认为李灿所主张的案涉诉争病情没有证据证明为2017年2月16日头部外伤事故所直接导致的，因无证据显示李灿申请补充的案涉诉争病情为2017年2月16日所发生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社保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后东莞社保局将案涉《回复》送达给李灿，李灿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此外，2018年7月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8）粤1971行初428号《行政裁定书》，以本案需以（2017）粤1971行初724号、（2018）粤19行终165号案件的裁判为依据，而上述案件正在二审审理阶段为由，裁定中止了本案的审理。后上述案件审理终结后，原审法院依法恢复了本案的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事故进行处理和认定的法定职权。李灿于2018年3月9日向东莞社保局提交《申请书》，就案涉诉争病情申请补充工伤认定。东莞社保局经调查核实并委托有关部门鉴定，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涉案《回复》并送达给李灿，其执法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对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为李灿所述其“案涉诉争病情”是否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直接导致，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本案中，东莞社保局受理李灿的上述申请后，依法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就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根据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不受理通知书》，告知东莞社保局对李灿的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导致头脑外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不予受理。原因如下：“1.不具备严重颅脑外伤的病理基础。东莞市人民医院2017年2月18日门诊病历记载了‘无昏迷及肢体制动、无呕吐及逆行性遗忘’，19日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伤者也没有出现脑外伤后综合征的症状或体征，判断当时头部碰撞的外力不是很大，没有造成明显的颅内损伤，脑功能障碍无法解析；2.这次申请鉴定事项中‘头痛’，没有客观检测的方法，故无法对其进行鉴定”。东莞社保局综合李灿提交的证据材料及上述《不受理通知书》，作出涉案《回复》，认定因无直接证据证明李灿申请补充的案涉诉争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直接导致，故东莞社保局认为不符合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予补充相关诊断为工伤并无不当。虽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6月26日向原审法院出具《复函》，说明上述《不受理通知书》仅为不受理说明书，并非鉴定意见书，但其作为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仍说明了不予受理鉴定的理由，主要是结合李灿就诊医院的就诊病历及诊断结果，考虑李灿不具备严重颅脑外伤的病理基础，且申请鉴定事项中“头痛”，没有客观检测的方法，故无法对其进行鉴定。李灿虽在本案诉讼中于2018年6月16日对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头部受伤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联向原审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为查清案件事实，原审法院经审查对李灿的上述申请予以了准许并依法定程序委托鉴定部门拟进行相关鉴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向李灿、东莞社保局及环裕公司依法进行询问并制作了《鉴定笔录》，李灿在该笔录中再次明确申请鉴定，2018年10月25日原审法院向相关部门移送了李灿的鉴定申请及相关材料，经法定程序摇珠确定了鉴定机构后，李灿却于2018年11月6日向原审法院邮寄了撤销上述鉴定的申请，以其于2017年2月16日发生的工伤事故导致的症状仍在持续治疗、第三方鉴定机构的权威性及公益性远不足国家直属的医院等为由申请撤回鉴定，故原审法院依法终止了该鉴定申请，视为李灿放弃了该鉴定申请。综上，根据李灿提供的病历及相关材料，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李灿所述其案涉诉争病情是由2017年2月16日的事故直接导致，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材料亦不足认定案涉诉争病情与涉案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补充认定案涉诉争病情为工伤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李灿诉请撤销东莞社保局作出的涉案《回复》并责令东莞社保局重新补充认定案涉诉争病情为工伤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的规定，判决：驳回李灿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用50元，由李灿承担。一审宣判后，李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撤销东莞社保局2018年4月23日作出的案涉《回复》；三、判令东莞社保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认定李灿“头痛；脑外伤头痛；脑功能障碍；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的伤病属于工伤；四、一审诉讼费由东莞社保局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基于(2018)粤1971行初97号案与(2018)粤1971行初428号案上诉请求性质相同，两案原审主审法官相同，原审庭审笔录一致，判决时间一致，判决结果一致，因此李灿对(2018)粤1971行初97号案和(2018)粤1971行初428号案意见一致。一、在(2018)粤1971行初97号案和(2018)粤1971行初428号案诉讼期间，李灿因大脑受伤未康复，家庭又极其贫寒，向环裕公司追讨工伤赔偿医疗费用数次未果，多次向原审法院主审法官寄送材料，目的是为了让法官能了解我的实际情况。（一）原审法院对工伤脑外伤持续治疗的时间和药物治疗证明认定有误，原审法院认定李灿再次就诊时间是2017年4月11日，离工伤发生日相距将近两个月，而不是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6日，因为这两个日期距离李灿工伤始发时间仅间隔十天左右，属于正常复诊周期。还有东莞社保局在向康怡鉴定机构提出的《提出工伤因果关联申请审批表》中李灿工伤脑外伤复诊时间是2017年4月11日，而东莞社保局向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委托的《提出工伤因果关联申请审批表》并未交给原审法院，所交的只是(2018)粤1971行初428号案的《提出工伤因果关联申请审批表》。康怡司法鉴定机构在2018年6月26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了案涉《复函》，强调鉴定机构向东莞社保局出具的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非鉴定结论，因此东莞社保局不能以此为依据而一概否定李灿后续伤病为工伤的，原审法院也不能以东莞社保局提交的康怡鉴定机构出具的《不子受理通知书》为依据否认后续伤病为工伤，虽然在(2018)粤1971行初97号案和(2018)粤1971行初428号案中同时提到李灿依据不足，并否定医院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但是医院医生做诊断定论时不能直接道明该伤病就是因2017年2月16日脑外伤所致的，毕竟医生并未亲眼见过李灿脑外伤的事实，也只是听李灿口述，但有大部分的诊断证明医生是有注明发病缘由的，这实际就是最直接的工伤依据，而东莞社保局和原审法院皆未采纳，最后原审法院以驳回李灿的诉求结案。还有就是原审法院在做判决时采用的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5条第2款，该法条依据非常含糊，只陈述了东莞社保局有权负责自己行政区域内的保险工作，至于东莞社保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合理合法就无需理会。另外是原审法官对李灿提出的《不做鉴定申请书》的回应是抽象概括，原审法院以及法律援助的律师均没有告知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性，因此综合考虑得出不做鉴定申请结论，并说明了理由。由于没有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李灿的诉求，故提起上诉。（二）李灿在原审对康怡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提出质疑，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五条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在东莞社保局委托其做鉴定时，其不予受理，在东莞社保局采纳其意见不予认定李灿的后续伤病为工伤时，原审法院受李灿要求传唤其出庭对质，其又未出庭，只给原审法院一份《复函》，认为其出具的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非司法鉴定结论。而且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也未按照《鉴定程序通则》所规定的时间内做出鉴定与否的文书，其上述行为原审法院未做任何追究。二、从李灿提交的材料来看，完全可以证明李灿针对工伤治疗是持续和一贯的，环裕公司未履行任何工伤主体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李灿并不知道认定伤病为工伤时一定要做伤病因果关联鉴定，而且李灿有提交环裕公司违法违规在先的事实证据，所以即使有些伤病与工伤关联不大，那也是职业病，也应该由环裕公司来承担这种不利后果。据了解，东莞社保局并非只有一家司法鉴定委托机构，可东莞社保局只委托康怡司法鉴定机构做伤病因果关联鉴定，不管李灿提交的是什么诊断证明，康怡司法鉴定机构一律作出否定意见，但当李灿质疑康怡司法鉴定机构，要求其出庭质证时，其又推脱其出具的是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非鉴定结论，可其又在不予受理通知书中明确说了李灿后续伤病没有因果关联。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东莞社保局是委托人，其并未向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交送真实完整的材料，因为东莞社保局在第一次委托康怡鉴定中心时陈述李灿复诊时间是2017年4月1号，而李灿真实的复诊时间是2017年3月1日，距离首次工伤仅间隔十天左右，而东莞社保局在委托书中却说李灿距离始发工伤就诊时间间隔两个月余，这显然是东莞社保局违反了向委托机构提供真实、完整的材料的规定。还有《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五条、第二十七条规定，东莞社保局的委托机构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也没做到真实、客观、公正、准确、完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东莞社保局不接济受工伤职工的做法完全是违法的。原审法官与东莞社保局皆认为李灿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后续伤病为工伤，因此应该承担举证不能所带来的后果。需要强调的是，李灿是针对脑外伤后出现的症状未有好转才做连续持久治疗的，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也是针对李灿治疗脑外伤时开的，所以逻辑是后续的所有诊断是源于治疗脑外伤，而不是脑外伤跟后续诊断是否存在配对关联。三、由于工伤引发的所有事后症状，皆因环裕公司违法违规造成。首先是环裕公司违法分包给其案外合伙人叶小龙个人，依据是《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其次是环裕公司违反安全生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环裕公司首先是违法分包公司业务给其案外合伙人叶小龙个人，又违规不给工人进行岗前培训，也没给工人配备安全防护措施，导致工人轻易发生工伤，待工人事故发生后，环裕公司又违法不及时对工人进行救治，因环裕公司违法未给工人购买工伤保险，所以环裕公司也不主动向社保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李灿于是向环裕公司和其案外合伙人叶小龙追讨工伤偿款，其相互推诿，李灿无奈只好依法维权，向东莞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而在东莞社保局依法受理李灿的工伤认定申请后，环裕公司又违规跟其案外合伙人叶小龙相互隐瞒包庇欺诈工伤事实，企图让东莞社保局否定李灿的工伤事实，后在东莞社保局依法依据认定李灿的生产事故为工伤后，环裕公司提起诉讼，法院认定东莞社保局作出李灿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有误。四、由于原审法官与法律援助律师皆未告知李灿未做伤病因果关联司法鉴定的利害关系，本着事实求是为准则，李灿再次提出做伤病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申请，请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8年3月9日，李灿向东莞社保局提交《申请书》及《东社保工伤认字第GSRD2203616732号工伤认定司法因果关系鉴定复议申请书》，称2017年2月16日发生事故不慎撞伤头部，2017年2月18日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就医，2月19日诊断为“脑外伤”，经社保认定对其2月16日事故认定了工伤，但工伤认定书中对其伤情仅认定了“脑外伤”。现其又有新的诊断证明“1.头痛、2.脑功能障碍、脑外伤头痛、3.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认为目前病情系由2017年2月16日事故所致，并要求对脑外伤后续伤情重新鉴定，请求将案涉诉争病情补充认定为工伤。东莞社保局认为李灿的病情需要补充认定为工伤需要伤病因果关系鉴定，收到李灿申请之后委托了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但康怡司法鉴定中心认为没有病理基础即李灿2017年2月16日事故仅为并不严重的脑外伤，未伤及脑组织，不应导致脑功能障碍；另认为“头痛”缺乏客观检测方法无法进行鉴定，没有受理东莞社保局之委托。原审过程中，李灿对康怡司法鉴定中心的不受理文书提出质疑，并申请鉴定，后又自主撤回鉴定申请，东莞社保局认为李灿申请的“1.头痛，2.脑功能障碍、脑外伤头痛，3.头部外伤后头痛，颈4-5椎外伤后轻度突出”要求补充认定为工伤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灿上诉诉请。原审第三人环裕公司未在二审法定期限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另查明，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粤办发〔2018〕118号），东莞市组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再保留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东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于2019年1月10日颁发了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本院认为：本案为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诉争病情是否由2017年2月16日事故所致，进而应否给予补充认定为工伤。李灿于2018年3月9日就案涉诉争病情向原东莞社保局提出补充认定工伤申请，此时距离事故发生相去逾一年之久。原东莞社保局收到李灿申请及相关材料后，鉴于没有证据能够直接反映案涉诉争病情为2017年2月16日事故所造成，遂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针对案涉诉争病情与事故导致的头脑外伤进行伤病关系法医学鉴定。该中心尽管未予受理前述鉴定委托，亦无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但详细阐述了不予受理的理由，即根据李灿发生事故后前往东莞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最早形成的门诊病历及诊断报告，判断其当时头部碰撞的外力不是很大，没有造成明显的颅内损伤，脑功能障碍无法解析，不具备严重颅外伤的病理基础，且申请鉴定事项中“头痛”缺乏客观检测方法，无法对其进行鉴定。据此，原东莞社保局回复认为无证据显示案涉诉争病情为2017年2月16日所发生事故直接导致，与工伤认定的伤情范围不符，进而不予补充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妥。此外，李灿主张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还在原审诉讼期间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受理后，经法定程序选定鉴定机构并移交材料后，李灿又申请撤销鉴定，原审法院依法终止了相关司法鉴定程序。可见，李灿在申请补充认定工伤阶段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诉讼中本可通过司法鉴定补强证据，却在鉴定程序启动后又行撤回，应视为其对举证权利的放弃。那么，在李灿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且又不能完成补强证明案涉诉争病情与2017年2月16日事故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下，李灿诉请撤销原东莞社保局案涉回复并要求后者重新作出认定，缺乏理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李灿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