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02民初4168号 原告：宋贤伟，男，汉族，1968年9月25日出生，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体育南大街********，现住址石家庄市裕华区。 原告：宋贤杰，男，汉族，1971年2月2日出生，住所地河，住所地河南省永城市v>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英军，北京德恒（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育才街**河北地质大学西校区院内**。 法定代表人：杜新鹏，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素鹏，北京市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段津滨，男，汉族，1976年10月24日出生，住所，住所地石，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v>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占福，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贤伟、宋贤杰诉被告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鼎公司）、第三人段津滨公司决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强英军，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素鹏，第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占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贤伟、宋贤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确认会议时间为2016年7月1日的《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4日，股东为宋贤伟、段津滨、宋贤杰，执行董事为宋红光。由于原告宋贤伟业务繁忙，基于对第三人段津滨的信任，便委托段津滨对公司进行日常管理。2016年7月1日，第三人段津在未经二原告同意且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伪造了会议时间为2016年7月1日的《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内容第四条第1款为“免去宋红光执行董事职务，选举杜新鹏为公司执行董事”、第3款为“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段津滨利用该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及其他伪造的文件向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并办理了变更登记，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由宋红光变更为杜新鹏，严重损害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该伪造的《股东会决议》上的二原告的签字及手印均系伪造，且在案号（2017）冀0104行初119号、（2018）冀01行终259号宋贤伟诉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三人（本案被告）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撤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一审、二审庭审中均有本案被告承认该《股东会决议》上“宋贤伟”、“宋贤杰”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的陈述，因此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新鼎公司辩称：一、宋贤杰不享有新鼎公司股东权利，不具有提起确认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的主体资格。 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01民初113号股东资格 确认纠纷一案中，被答辩人宋贤伟民事起诉状第二项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被告宋贤杰是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该案民事判决书第7页写明“第三人宋贤杰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该案判决主文第一项“确认第三人宋贤杰是被告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宋贤杰对该案判决未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于2018年10月14日对该案作出了(2018)冀民终403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自(2018)冀民终403号判决送达之日起，宋贤杰不再享有答辩人公司任何股东权利。 《公司法解释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被答辩人宋贤杰因不再享有新鼎公司的股东权利，故其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答辩人2016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虽有瑕疵，但也是答辩人为公司自治不得已而为之，且决议内容不损害任何人利益，应予维持。 1、2013年3月至2016年7月期间，宋红光是答辩人公司设立时宋贤伟指派的挂名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其真实身份是宋贤伟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与宋贤伟是河南老乡，其担任答辩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未履行过任何法定代表人职责、未参与过任何经营管理事项、未从公司领取过任何报酬或工资、未到公司上过一天班。答辩人公司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每年召集主持召开一次股东会，自答辩人公司2013年3月设立至2016年7月更换法定代表人期间，宋红光从未召集主持过一次股东会议，没有行使过任何法定代表人权能。 2、被答辩人宋贤伟在2014年4月之前，负责新鼎公司经营管理，实际履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的职责；2014年4月11日，宋贤伟利用其堂控公司财务的职务便利，擅自将公司账户内仅存的7317130元公司资金转入其个人银行卡内，抽逃注册资本金500万元，侵占公司款项2317130元。2014年4月17日，其向第三人段津滨办理了新鼎公司移交手续，答辩人变更了《股东名册》，被答辩人宋贤伟自退出新鼎公司后至今从未到过公司，从未过问过公司情况，从未向公司注入任何资金。同时公司与其失去了联系。 3、第三人段津滨基于宋红光仅为公司设立时挂名法定代表人和被答辩人宋贤伟下落不明，二人均无法联络的客观事实，根据2016年新鼎公司面临项目开发、土地手续办理、银行贷款等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面办理的实际需要，于2016年7月1日召集主持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决议，虽然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目的在于答辩人公司持续性发展和生存，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且实际上不损害任何人利益。 4、对答辩人而言，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宋红光与公司没有一丝的联系，对宋红光而言，答辩人公司与其也没有半点关系，这样一种法定代表人存续状态的社会价值取向是消极的。最新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增加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2016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正是将一种消极价值取向的不正常状态变更成积极价值取向的正常状态，是对社会、对公司、对他人真正负责的积极行为。参照《公司法解释四》第四条“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和《公司法》第五条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以及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对宋贤伟2016年7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请应不予支持。 三、答辩人2018年12月9日《临时股东会决议》、2018年12月3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2019年1月14日的《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被答辩人以违法变更法定代表人、未通知、未经其同意为由，主张该三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两次临时股东会召集、通知及决议情况，以及催告宋贤伟返还抽进出资本息情况。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的规定，答辩人于2018年11月20日通过报纸公告、公证邮寄送达及手机短信方式通知宋贤伟召开临时股东会，并于2018年12月9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形成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排除股东宋贤伟对限制其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股东权利予以合理限制的表决权；在宋贤伟返还抽逃全部出资500万元及侵占公司资金2317130元之前，宋贤伟无权行使其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的规定，2018年12月4日，答辩人通过公证邮寄送达及《燕赵晚报》公告通知方式催告宋贤伟限期返还抽逃股东出资本息，在公司规定合理期间内，宋贤伟未予返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2018年12月10日，答辩人通过公证邮寄送达及《燕赵晚报》公告通知方式通知宋贤伟召开解除股东资格股东会，2018年12月30日，新鼎公司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形成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解除宋贤伟的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资格。 2、答辩人两次临时股东会议的提议、召集和主持均合法有效。 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以及答辩人《公司章程》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均有权提议、召集主持临时股东会。段津滨享有答辩人公司50%股权。符合提议、召集和主持的法定条件。 3、答辩人按照《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履行了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义务。 答辩人根据所了解掌握被答辩人宋贤伟的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就2018年12月9日、2018年12月30日临时股东会议的时间、地点、地点及2018年12月4日催缴抽逃的注册资本金事项，通过公证邮寄送达、短信、《燕赵晚报》公告送达方式，分别向被答辩人宋贤伟三个通信地址送达通知，并均附有被答辩人宋贤伟的联系电话。该三个通信送达地址涵盖了本案诉讼中宋贤伟在诉状中列明的住所地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万达广场****、(2018)冀民终**民事判决书载明的宋贤伟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中华南大街**盛景大厦**以及2018年10月29日宋贤伟向答辩人送达《查阅会计账薄请求函》的发送地址石家庄市裕华东路**中铁商务广场**，但均被以“电联不接、短信不回、无人接收”、“收件人拒收”、“拒签”等理由退回，快递注明的宋贤伟联系电话153××××1111、137××××6666经为其缴费证明户名正确且一直为正常使用状态。答辩人已全面、彻底按照《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履行了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义务。 4、答辩人两次临时股东会召开、议程、表决、决议、会议记录等程序合法。 在宋贤伟缺席情况下，临时股东会如期召开，全程录音录像并通过表决程序通过2018年12月9日《临时股东会决议》、2018年12月3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出席股东会股东持有50%表决权，表决结果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通过，临时股东会会议现场记录，议决程序合法。 5、2019年1月4日，答辩人已向宋贤伟发送《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宋贤伟股东资格的通知》。 答辩人于2019年1月4日就经股东会决议解除被答辩人宋贤伟股东资格的决议事项，通过保全邮寄送达公证方式，分别向被答辩人宋贤伟三个通信地址送达通知，并均附有被答辩人宋贤伟的联系电话。同日，就经股东会决议解除被答辩人宋贤伟股东资格的决议事项通过《燕赵晚报》公告方式向被答辩人宋贤伟公告通知。 6、2019年1月14日《股东会决议》依法有效成立。 2019年1月12日，答辩人为弥补被答辩人宋贤伟解除股东资格后，公司股东出资不足问题，本案第三人段津滨与杜新鹏签订了《弥补股东出资及召开股东会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第三人段津滨增加货币出资300万元，杜新鹏货币出资200万元弥补股东出资不足。同时，协议约定于2019年1月14日召开股东会议，以及股东会议的召集主持和决议事项。 2019年1月14日上午10点30分，答辩人召开2019年第一次股东会议并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出席股东会股东持有100%表决权，表决结果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通过，股东会议有完整会议记录和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文件。 2019年1月14日的《股东会决议》，履行了合理的提议、通知等召集主持程序，召开股东会议并对决议事项表决，出席会议人数（股东表决权）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存在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成立。 2019年1月15日，第三人段津滨和新股东杜新鹏分别将弥补出资款300万元、200万元转入答辩人基本账户，完成了弥补股东出资，石家庄盛泽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盛泽验字(2019)第1001号验资报告。 7、两次临时股东会和2019年1月14日股东会不存在《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的不成立情形。 答辩人依照法定程序召开了股东会，对决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因宋贤伟抽逃出资，违反《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基本义务，并经公司催告后未返还抽逃的出资，属于根本性违约，宋贤伟的表决权应适用排除规则，其对股东会决议没有表决权，所以，临时股东会参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符合法律规定，表决结果获有效表决权100%通过，不存在任何决议不成立的法定情形。宋贤伟诉请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四、答辩人依据《公司法》进行的自治行为和决议事项符合《民法总则》第三条平等原则、第四条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司法》第五条社会责任原则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法律规定，自治事项应予维护。 权利义务相统一是平等原则的基石，是法制的精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任何人均无权在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下享受权利。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与资合性的双重属性，人合性强调的是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资合性表现为以资本作为公司信用的基础。 答辩人自2014年4月起由股东段津滨独力支掉，从取得石家庄市南栗村“新鼎华府”项目、办理拆迁补偿安置到取得房地产开发项目各项规划建设手续；从遗留房地产项目专项整治到2016年取得项目开发建设用地使用权；从答辩人零资产到支付4.79亿土地出让金，再到开工建设20多万平米支付工程进度款；在答辩人需要十几个亿才能发展到今天的持续经营过程中，另一位股东宋贤伟却在五年间从未到过公司，从未过问过公司情况，从未向公司注入任何资金，使得答辩人完全丧失了公司的人合基础，股东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自2014年4月股东宋贤伟将500万元注册资本金全部抽逃后，答辩人一直处于名义上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实际上只有500万元，不符合《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的基本要求，丧失了公司信用基础，无法承担《公司法》第五条要求承担的公司社会责任。所以，比照公司法的规定要求，答辩人自2014年4月起一直处于公司法人资格残缺状态。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股东宋贤伟抽逃注册资本金问题，弥补公司注册资本金不足的法律缺陷，恢复答辩人正常法人资格，承担起公司对社会和其他债权人的责任，答辩人依法自治，通过临时股东会的法定程序，对符合股东除名法定条件的宋贤伟予以除名，并由第三人段津滨和新股东杜新鹏弥补了股东出资，法人资格恢复正常。答辩人的自治行为是合法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有利于弘扬诚实守信的法治精神、是正义的；而宋贤伟抽逃全部出资，不尽股东义务，诉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意图使答辩人维系在法人资格残缺状态，坐享渔翁之利，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非正义的。 综上，答辩人为完善公司治理，解决被答辩人宋贤伟抽逃全部股东出资问题，依法采取的公司自治民事法律行为，不存在《公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的不成立情形，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弘扬正气，维护法律公平与正义。 第三人段津滨辩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 当事人就其诉请进行了举证，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认定如下： 1、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40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审法院认定新鼎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4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登记机关为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鼎公司设立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新鼎公司实收资本1000万元是2013年2月25日现金存入，其中段津滨投资款为500万元，宋贤杰投资款为100万元，宋贤伟投资款为400万元，办理银行为河北支行。 对于投资款来源，宋贤伟提交了2013年2月25日在河北支行宋贤伟名下账户取现500万元、宋贤杰名下账户取现500万元《河北银行个人业务回单》，并主张该1000万元分别以段津滨500万元、宋贤伟400万元、宋贤杰100万元投资款名义存入河北支行。段津滨未提交500万元投资款来源的证据，但庭审中主张，其投资款是用宋贤伟支付给其跑办行唐项目的费用500万元支付的。新鼎公司账户（验资账户，后为基本账户）显示，2013年2月25日存现1000万元，其后用于支付购买凭证、开发订金、设计费、评估费、劳务费、工程款等，至2014年4月4日，账户余额为7317135.01元。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宋贤伟要求确认段津滨、宋贤杰为新鼎公司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自己为实际出资人享有新鼎公司100%股权，不仅应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新鼎公司出资，还应证明其与段津滨、宋贤杰之间存在隐名出资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宋贤伟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其向新鼎公司出资1000万元，第三人宋贤杰对其名下新鼎公司10%股权是宋贤伟出资，自己只是名义股东没有异议，因此，宋贤伟要求确认宋贤杰为新鼎公司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宋贤伟与第三人段津滨之间是否存在隐名出资关系，双方之间存在争议。宋贤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段津滨签订有隐名出资协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等事项作出过口头约定，对自己的该项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宋贤伟要求确认段津滨为新鼎公司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宋贤伟要求段津滨赔偿损失3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未提交证明其损失的证据亦不应予以支持。对于第三人段津滨请求确认其因受让股权而拥有新鼎公司100%股权的主张，因段津滨既未提交与宋贤伟、宋贤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未提交向宋贤伟、宋贤杰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已就股权转让与宋贤伟、宋贤杰达成合意，因此，对其要求确认拥有新鼎公司100%股权、判令宋贤伟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第三人宋贤杰是被告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二、确认原告宋贤伟持有被告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公司50%股权；三、驳回原告宋贤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第三人段津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800元，由原告宋贤伟承担98400元，由第三人段津滨承担98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第三人段津滨承担。 本院二审查明：2014年4月4日，宋贤伟将新鼎公司账户上的余额7317135.01元全部转入其个人在另一银行账户中，新鼎公司账户资金显示为零，此后，宋贤伟未再向新鼎公司出资。宋贤伟主张在2014年4月4日之前向新鼎公司出资2000余万元，但其所提供的证据显示宋贤伟向段津滨转款1000万元左右，除注册资金义务1000万元能够证明宋贤伟向新鼎公司出资以外，上述宋贤伟所主张的款项均没有进入新鼎公司账户内。段津滨主张其对新鼎公司有大量投入，特别是在2014年4月4日以后，其主张全部出资均由段津滨一人所出，但其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向新鼎公司交付了全部的出资款项，对其所投入的部分款项，既不能证明为向新鼎公司增加了注册资本金，亦不能证明为新鼎公司向其个人的借款，段津滨与新鼎公司之间存在资产混同的情形。自2014年以后，新鼎公司由段津滨负责经营管理，宋贤伟未参与新鼎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在新鼎公司具备售房条件后，开始陆续对外销售其房产，所得收入用于新鼎公司项目运作和建设。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40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宋贤伟认为其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的依据和理由是段津滨未出资，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均是由宋贤伟实际出资。段津滨未出资不能享有股东权利。宋贤伟对其主张所依据的法律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依据上述规定并不能支持宋贤伟的上诉主张。该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并约定由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权益，而本案中，宋贤伟与段津滨之间不存在书面代持股份的协议，也没有约定该股东权益归宋贤伟享有。双方也不存在口头约定股东权益归宋贤伟，宋贤伟主张该股东权益应由其享有，段津滨对此不予认可。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宋贤伟主张双方有协议约定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双方之间不存在协议约定的情况下，不能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由实际出资人享有股东权益的法律规定。 段津滨虽未履行实际出资义务，但宋贤伟以段津滨的名义向公司出资500万元并持有公司50%的股权，该股权记载于段津滨名下。自公司设立至宋贤伟起诉之日长达4年的时间内，宋贤伟既未向段津滨主张过补足出资，或要求段津滨变更股权登记，亦未要求段津滨将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移交给宋贤伟，对于段津滨以公司股东参与经营管理和投资持默认态度。同时，宋贤伟作为公司股东在2014年4月份之后并没有履行向公司投资的股东义务，其此前向公司的出资也不能证明是其履行独自出资的股东义务。而段津滨在行使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期间，尤其是在2014年4月份以后，更是全面接管公司并行使公司的出资、经营及相关财产处分的权利，而作为主张自己系持有公司100%股权的宋贤伟对公司的投资、收益、经营和资产状况则一概不知，结合宋贤伟和段津滨之间长期合作从事房地产业务，双方均应知晓将房地产公司的股权登记在段津滨名下应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对其所谓的全权委托段津滨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所产生的后果有所预知，上述情形与宋贤伟所主张的段津滨只是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的事实明显不符。因此，宋贤伟将股权登记在段津滨名下不能排除双方存在其他业务关系而赠与或以股权形式支付劳动报酬、其他对价等的可能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照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宋贤伟主张其享有公司100%的股权，但在公司登记中只显示其享有40%的股权。在其不能证明与段津滨之间存在委托持股协议的情况下，其主张将段津滨名下50%的股权登记在宋贤伟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宋贤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段津滨作为原审第三人在诉讼中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主张宋贤伟已经退出公司，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应予审理。段津滨主张宋贤伟已经退出公司的主要理由是自2014年4月以后，双方进行了移交，宋贤伟将公司剩余的注册资本金全部转出，由段津滨向其支付5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将股权变更登记至段津滨名下。段津滨虽提出上述主张，但对其主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首先，宋贤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转移至其个人名下不能证明宋贤伟系退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其次，宋贤伟和段津滨之间并没有订立书面股权转让协议，段津滨主张已与宋贤伟达成口头协议，但宋贤伟不予认可，段津滨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口头约定的事实。第三，由于段津滨系公司董事长，宋贤伟将公司账目交于段津滨亦不能证明宋贤伟将股权转让于段津滨的事实。第四，公司登记显示，宋贤伟仍然持有公司40%的股权，公司股东之间并没有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综上，段津滨主张应当持有公司100%股权的上诉理由同样因缺乏证据而不应予以支持。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终259号行政裁定书载明：原审查明，2013年3月4日，新鼎公司向被告市工商局申请公司设立登记。被告于当日作出（企）登记内设字第201315009号《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公司设立登记。股东会决议载明，公司股东为段津滨、宋贤伟、宋贤杰，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段津滨出资500万元，持股50%，宋贤伟出资400万元，持股40%，宋贤杰出资100万元，持股10%。聘任宋红光为执行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选举宋贤伟为监事。2016年7月7日，新鼎公司向被告市工商局申请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宋红光变更为杜新鹏，并提交了申请书、《股东会决议》、《签章真实性承诺书》、授权委托手续、董事监事经理信息、公司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经审查，被告市工商局认为新鼎公司提交的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作出（石）登记内变核字[2016]第1654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决定准予新鼎公司变更登记。 另查明，原告宋贤伟诉被告新鼎公司、段津滨，第三人宋贤杰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向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会议时间为2016年7月1日的《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冀0108民初2412号民事裁定书，“在审理过程中，段津滨申请对本案中止审理，理由为宋贤伟已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为公司100%股权股东，而段津滨提起反诉，请求确认段津滨为公司100%股东，目前该案（本诉及反诉）正在审理中，其认为本案应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股东资格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认为本案存在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法定中止情形，裁定该案中止诉讼。 原审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第三十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工商行政机关系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事项和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本案中，第三人新鼎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申请材料，被告经审查，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庭审中，第三人新鼎公司陈述因段津滨与原告宋贤伟就公司内部事务已达成相关协议，所以由公司代原告在股东会决议签字。原告作为第三人新鼎公司的股东、监事，对其已经提起的股东资格纠纷案件，以及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均在审理中，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未予确认。故原告现要求撤销工商行政变更登记行为，依据不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贤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宋贤伟负担。宋贤伟不服原判，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新鼎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资料未尽到审查义务。依照《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依法进行核实。根据公司设立时向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第3、4、8-11、15页有多处上诉人宋贤伟与宋贤杰二人的签名，与段津滨申请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时提交的申请材料第4-5页中宋贤伟与宋贤杰二人的签名有出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稍加留意便可轻易识别真伪，故被上诉人并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相应审查义务。二、是否变更登记只审查股东会决议是否是工商登记时股东本人的真实签字即可，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争议、存在何种争议与其无关，根据本案开庭原审第三人对事实的陈述，足可证明登记变更错误。原审第三人新鼎公司陈述因段津滨与宋贤伟就公司内部事务已达成相关协议，所以由公司代宋贤伟在股东会议决议签字，但原审第三人却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述事实，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法院应当指令市工商局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如果市工商局拒不更正，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职权判决。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4行初119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市工商局辩称，一、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市工商局作为当时的公司登记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申请人的变更资料进行了审查，经审查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因此作出相应的变更登记，上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代表，由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任免。因此，究竟谁是公司真正的股东、由谁来决定法定代表人的最终人选，对于本次是否有必要撤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具有重要影响。故一审法院以“股东会效力未予确认”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 原审第三人新鼎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变更登记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依照法律规定，工商登记机关对企业提交的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本案诉争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新鼎公司向市工商局提交了完整的变更登记材料，并承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市工商局依法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并予以变更登记。市工商局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宋贤伟诉请撤销该变更登记，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新鼎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该股东会决议上“宋贤伟”、“宋贤杰”的签字虽非其本人所签，但绝不是原审第三人伪造其签字，而是受其委托代理签字。上诉人已于2014年4月将其股权（包括宋贤杰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另一股东段津滨，并完全退出公司，公司内部已于2014年4月30日变更了公司股东名册，段津滨是原审第三人l00%股权的股东。当时段津滨尚未完全支付股权转让费，故未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但宋贤伟明确口头告知办公室人员，“公司是段总自己的了，股东签字不要找我了，变更登记之前替我签一下”，故上诉人主张诉争股东会决议伪造签字与事实相悖，诉争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三、上诉人主张新鼎公司提交虚假申请材料，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于2017年5月向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诉争股东会决议无效，该院于2017年8月17日裁定中止审理，即诉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并未被法院撤销。退一万步说，即使新鼎公司提交材料虚假，也由新鼎公司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与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无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予以确认。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终25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依照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国发[2014]7号）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工商登记引发民事纠纷时，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2017年5月宋贤伟向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提起（2017）冀0108民初2412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2016年7月1日《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该案正在审理过程中。原审第三人新鼎公司主张2014年4月17日，宋贤伟已向段津滨等移交公司手续，且宋贤伟口头明确告知办公室人员，“公司是段总自己的了，股东签字不要找我了，变更登记之前替我签一下”，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股东会决议签名不真实，并不代表股东会决议必然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本案市工商局作出的（石）登记内变核字[2016]第16543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是否应予撤销，取决于2016年7月1日《石家庄市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故（2017）冀0108民初2412号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与本案具有直接关联，一审法院应中止本案诉讼，根据（2017）冀0108民初2412号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再行裁判。另因市工商局与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之间于2017年有部分职权划转，本案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职权由哪个机关行使，撤销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由哪个机关负责，一审法院应予查清。如由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负责，一审法院应依法变更被告。综上，原判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4行初119号行政判决；二、本案发回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原告宋贤伟与第三人段津滨及案外人徐红岩于2014年4月17日签署移交资料单，并有财务资料交接表、股东名册，在2014.4.17之后段津滨对新鼎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2018.5.6在原告和第三人股东确权纠纷案件中，原告的代理律师谢永明对原法定代表人宋红光所做的调查笔录，宋红光称“宋贤伟找我帮忙，让我做这个公司的法人，去给宋贤伟帮忙去过两次，一次是房管局去新鼎房地产公司核实公司情况的时候，宋总让我到公司接受核实，另一次记不太清宋总让我干什么了。我从来没在公司上过班，也不是石家庄新鼎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员工，后来公司也没有去过。” 第三人段津滨与案外人杜新鹏于2019年1月12日签订《弥补股东出资及召开股东会协议书》，约定：鉴于公司原股东宋贤伟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403号案终审判决后未主动返还抽逃全部出资500万元以及侵占公司资金2317130元，经公司催告后仍未返还；2018年12月30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已解除宋贤伟股东资格。根据《公司法》《公司法解释三》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双方就弥补股东出资及召开股东会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2019年1月14日的《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载明：鉴于公司原股东宋贤伟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403号案终审判决后未主动返还抽逃全部出资500万元以及侵占公司资金2317130元，经公司催告后仍未返还；2018年12月30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已解除宋贤伟股东资格。根据《公司法》《公司法解释三》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原股东段津滨增加货币出资300万元、占公司股权80%股权，杜新鹏货币出资200万元、占公司2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为1000万元。 原告宋贤伟在对本案提起诉讼的同时，分别对本案被告和第三人提起了要求确认2018年12月9日的《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的（2019）冀0102民初4058号、2018年12月30日的《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的（2019）冀0102民初4059号、2019年1月14日的《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无效的（2019）冀0102民初4060号民事诉讼。该三案与本案由同一合议庭审理。 本院认为，本院根据审理（2019）冀0102民初4058号、（2019）冀0102民初4059号案件查明的事实，认为原告宋贤伟的该两起诉讼的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基此，原告宋贤伟已经丧失了被告的股东资格，被告在原告宋贤伟丧失股东资格后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与原告宋贤伟无关，且原告宋贤伟亦已被免去被告的监事职务。故原告宋贤伟无论是以股东还是以监事名义均无权对此提起诉讼，对其该项起诉应当驳回。 对于本案，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40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宋贤杰非被告股东，其不享有被告的股东权益。第二，案外人宋红光仅是挂名法定代表人，并未参与被告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第三，2014年4月17日之后，原告宋贤伟作为股东亦未参与被告的经营管理，而是由另一股东，即第三人段津滨对被告进行实际的经营管理。第四，第三人段津滨与案外人杜新鹏于2019年1月12日签订《弥补股东出资及召开股东会协议书》、被告于2019年1月14日形成了《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杜新鹏已经实际成为了被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终25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审第三人新鼎公司主张2014年4月17日，宋贤伟已向段津滨等移交公司手续，且宋贤伟口头明确告知办公室人员，'公司是段总自己的了，股东签字不要找我了，变更登记之前替我签一下'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股东会决议签名不真实，并不代表股东会决议必然无效。” 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虽然涉案的2016年7月1日的《石家庄新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二原告的签字非其本人所为，但原告不能凭此否定“原审第三人新鼎公司主张2014年4月17日，宋贤伟已向段津滨等移交公司手续，且宋贤伟口头明确告知办公室人员，'公司是段总自己的了，股东签字不要找我了，变更登记之前替我签一下'”的情况。在原法定代表人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被告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符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原则。再根据（2019）冀0102民初4058号、（2019）冀0102民初4059号、（2019）冀0102民初4060号案件，杜新鹏已经实际成为了被告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基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宋贤伟、宋贤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闫振洲 人民陪审员  马丽萍 人民陪审员  党红华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