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6民终2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男，1971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霞，北京市高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花支行，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五路**西部智谷第****。 负责人：陆颖，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舒，女，198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系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杰，男，198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系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衍庆，男，1962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四川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汪红燕，女，1984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四川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忠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花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吴衍庆、汪红燕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8)川0623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忠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8)川0623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第三人吴衍庆股权转让未在被上诉人处完成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的缘由认定有误，不是因为上诉人所交资料不符合要求，而是因为被上诉人同为吴衍庆的债权人所以拒绝办理，对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股权转让手续和办理流程并未查明，对上诉人提交股权资料是否符合要求的事实查明有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办理内部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是其法定义务，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并非设权登记，不具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不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上诉人对案涉股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被上诉人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答辩称：案涉股权并非归王忠所有。对吴衍庆在记名股票中的背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对上诉人与吴衍庆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合意有异议，第三人有逃避强制执行的嫌疑，即使上诉人与吴衍庆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因上诉人及吴衍庆并未到成都农商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其享有的也只是就《股权转让协议》针对吴衍庆的债权。 被上诉人吴衍庆、汪红艳答辩称：上诉人所述的《借款合同》及《股权转让协议》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应当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第三人配合上诉人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变更股权的申请，但没有变更的原因是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当得到支持。 王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对原告所有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股权证号0000370）强制执行，并立即解除对上述股权的冻结；2.判决确认原告与第三人吴衍庆、汪红燕于2014年10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确认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股权证号0000370）归原告所有；3.判决被告立即为原告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将原告的姓名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并换发股权证；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18日，原告与第三人吴衍庆、汪红燕签订《借款合同》，第三人吴衍庆、汪红燕向原告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18日至2014年9月17日，《借款合同》经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借款合同签订当天，原告向第三人吴衍庆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的账户转账出借3000万元，但还款期限届至，第三人仍未归还任何款项。2014年10月17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第三人吴衍庆个人名义持有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的股权确认转让对价为人民币2000万元，用于抵充第三人应当偿还原告的部分债务，同时，第三人吴衍庆将记名股票背书交付给原告，原告据此即取得了对案涉股权的所有权。原告及吴衍庆分别于2014年7月18日、2017年12月11日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部门提交了办理股权质押、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申请，但因被告是第三人吴衍庆的债权人，其怠于并拒绝履行变更登记义务，导致成都农商行并未在其内部股东名册中变更记载原告名称，也未换发股权证。被告与天伦食品（成都）有限公司、吴衍庆等金融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被告于2016年3月28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6年4月2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定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16年6月29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定由中江县人民法院执行。中江县人民法院在2017年1月11日作出（2016）川0623执710号之一执行裁定续行冻结了吴衍庆持有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股权证号0000370），并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川0623执753号之一执行裁定对案涉股权进行评估、拍卖。原告依法提出执行异议，中江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川0623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申请。 一审法院对无争议事实认定如下： 2014年7月18日，原告王忠与第三人吴衍庆、汪红燕签订《借款合同》，第三人吴衍庆、汪红燕向原告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7月18日至2014年9月18日，当日，原告通过向第三人吴衍庆成都农商银行金花支行的账户转账的方式出借了相应款项。同日，四川天伦檀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成都天檀置业有限公司、天伦食品（成都）有限公司自愿为该《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于2014年7月25日对该份《借款合同》进行了公证。借款期限到期后，第三人吴衍庆、汪红燕未依约还款。2015年1月13日，原告王忠向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对第三人吴衍庆、汪红燕、案外人天伦食品（成都）有限公司、四川天伦檀香楼食品有限公司、成都天檀置业有限公司采取保全措施，保全价值为人民币30000000.00元。2016年3月28日，被告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依据（2015）川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6年4月24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件指定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2016年6月29日，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件指定中江县人民法院执行。2017年1月11日，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川0623执71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续行冻结第三人吴衍庆持有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股权证号0000370），2017年11月16日，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623执75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对案涉股权进行评估、拍卖。原告向中江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中江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2018）川0623执异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申请。第三人吴衍庆对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案涉股权系发起人股权，且占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额的1‰，案涉股权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所有人为第三人吴衍庆。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对案涉股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原告主张原告与第三人于2014年10月1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该协议是原告与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股权是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在工商管理部门不作登记，因此工商行政管理和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均不作记载，原告与第三人至今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的原因系被告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的总行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意拖延造成，且案涉股权的股权证已经背书并交付给原告，股权转让已经生效。故原告对案涉股权应享有足已排除强制执行的所有权。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即使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因原告与第三人并未提供证明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申请及相关材料，故案涉股权的所有人应当以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记载为准，原告对第三人只是享有《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相应债权，而非所有权，故原告对案涉股权并不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三人吴衍庆对原告的主张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标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股权是公司股东基于对公司的投资而成为公司的社员(成员)，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的权利，是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权利，故股东享有股权应当向公司主张，得到公司的确认并记载于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股东对公司享有股权的法律依据，以此作为识别股东、确定股东享有股权份额及股权行使范围的依据，具有公示的效力。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文件只能证明当事人对股权转让的确认和同意，不能成为交付完成的标准，只有在证明权利归属的股东名册上进行记载，才能完成法律意义上的交付。本案中，第三人吴衍庆对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系发起人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名称的，应当自改变姓名或名称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及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规定，第三人吴衍庆将其持有的案涉股权转让给原告，必须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并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受让人即原告的姓名记载于股东名册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对抗第三人。且根据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三十条：“本行股份总额1‰以下的单户股份转让，转让股东应向本行股权管理部门如实申报拟转让方式、转让价格、转让数量和转让对象的基本资料，并提供股份转让文件和拟转让股份的股权证。经审核同意后，本行应依法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本行股权管理部门应及时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并换发股权证。本行股份总额1‰以上的单户股份转让，转让股东应向本行董事会提出转让申请批准并如实提供前款规定的材料，董事会应在接到申请及相关材料后30日，对申请的股份转让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议，并将该决议送达申请股东。…”第二百四十三条：“本章程所称‘以上’、‘不少于’、‘不超过’都含本数；‘不足’、‘过’、‘超过’、‘以下’不含本数。…”第三人吴衍庆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原告应当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提出转让申请，而原告及第三人吴衍庆均自认只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管理部门提交了申请，且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或第三人吴衍庆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除申请书以外的其他股权转让的相关材料，结合原告庭审中提供的股权证原件来看，第三人吴衍庆并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拟转让股份的股权证，故原告主张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原因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意拖延拒绝办理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在人民法院冻结案涉股权时，该股权仍然登记在吴衍庆名下，原告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对争议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排除争议股权强制执行的理由不成立。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王忠的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无争议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转让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根据该条规定，股份制公司股东转让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的方式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即完成了股权法律意义上的交付;其次，股东名册是股东对公司享有股权的法律依据，以此作为识别股东、确定股东享有股权份额及股权行使范围的依据，具有公示的效力,在公司股份转让后必须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地记载于股东名册，若受让股东未能将股东及其股权状况登记于股东名册，则该记名股份的转让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亦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股权转让变更登记采登记对抗主义。 本案中，由于上诉人王忠对被上诉人吴衍庆、汪红燕享有到期债权，双方于2014年10月1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吴衍庆持有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作价2000万元抵偿部分债务，吴衍庆亦于同年11月9日将记名股票背书后交付给王忠。虽然被上诉人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对上诉人王忠与被上诉人吴衍庆、汪红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被上诉人吴衍庆在记名股票中背书事实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出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上诉人王忠与被上诉人吴衍庆、汪红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以及吴衍庆将记名股票背书后交与王忠的事实予以确认。吴衍庆与王忠于2014年10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王忠受让股权后应当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后其股权转让行为方全部完成。对于王忠是否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规定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的问题，股权证《注意事项》载明“股东转让、质押所持股份，必须按本行章程股东履行报告、批准、登记等程序方发生法律效力”。本案证据显示，上诉人王忠于2014年12月即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登记申请，但在多次催问中均被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暂停办理”，并未告知其未办理的理由以及申请是否符合公司的相关要求。结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初字第39号案，吴衍庆为天伦食品（成都）有限公司在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83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时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王忠提出股权登记申请时，天伦食品（成都）有限公司已经存在逾期偿还贷款的情况。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被上诉人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的上级单位，在无合理的理由的情况下，未给王忠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存在阻止王忠完成股权转让全部程序的主观故意。王忠至今未被记载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并非王忠个人拖延所致，对于诉争股权错误权属外观的形成，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身所致。故本案中被上诉人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并非善意的交易第三人，不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 综上，在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上诉人王忠已经经背书取得案涉股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上诉人王忠所提出停止对其所有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股权证号0000370）强制执行，并立即解除对上述股权冻结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上诉人王忠与被上诉人吴衍庆、汪红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登记于吴衍庆名下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股权证号0000370）在吴衍庆背书后交与王忠，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后王忠的股权转让行为才全部完成。由于王忠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要在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上诉人王忠请求被上诉人成都农商行金花支行为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及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8）川0623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 二、解除对登记于吴衍庆名下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00万股股权（股权证号0000370）的冻结，不得执行该股权； 三、驳回王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均由被上诉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费元汉 审判员  贾华荣 审判员  江 黔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书记员  邹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