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1民终225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嘉鹏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沙和路**主楼**。法定代表人：吴晓东，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晓东，男，197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淑敏，女，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洲，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富力中心写字楼第****法定代表人：杨少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顺楠，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广东嘉鹏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建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23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06民初2330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益建公司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益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的实质是益建公司涉嫌虚假诉讼罪“套路贷”犯罪，捏造事实、刻意制造民间借贷以及担保保证假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刻意造成嘉鹏公司已经取得合同所借全部款项的假象，单方面肆意认定嘉鹏公司违约，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嘉鹏公司立即偿还虚无借款，并同时要求吴晓东、吴淑敏等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试图将已强行占有的吴淑敏房产的所有权变更其名下。益建公司涉嫌与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健路公司）恶意串通，伪造委托收款书及银行付款回单等，形成500万款项到达嘉鹏公司“指定”账户的假象。益建公司使用此等不法手段旨在通过胜诉判决实现侵害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财产的不法目的。嘉鹏公司在一审时均否认与益建公司有借贷及保证的合意，从未在借款当日与益建公司签署过一系列借款文件，不认识所谓的委托收款人健路公司，更从未收到过贷款。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一审法院追加健路公司为第三人，对借款合同中签章与其他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提出相关证据期望一审法院对借贷、保证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但一审法院并未加大对借贷事实的审查力度，枉顾益建公司无法提供并回避法院对借款合同的经办人的事实调查，把办理借贷的责任推向已刑事立案在逃的原总经理谢军时，仅凭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文件上的签名就确认各方具有借贷及保证合意，认定借款合同关系、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变相促成益建公司可通过胜诉判决“合法”侵吞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财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一审判决，裁定驳回益建公司起诉并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防范益建公司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财产。一、嘉鹏公司从未与益建公司在2014年10月20日签订案涉借款合同等系列文件，不构成案涉借贷关系。吴晓东、吴淑敏亦从未在同日与益建公司签署过保证合同，不构成案涉保证关系。益建公司从未向嘉鹏公司发放案涉500万贷款。嘉鹏公司及吴晓东从未签署过委托转款书委托健路公司代为收取贷款，益建公司无法对签订借款及保证合同等基础事实进行陈述，无法证明借贷及保证合同真实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等文件均为益建公司伪造，没有发生真实的贷款，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不应承担利息或罚息。（一）嘉鹏公司从未收到益建公司所谓案涉500万元贷款。益建公司自称于2014年10月20日转款500万元到健路公司账户，而不是嘉鹏公司账户。嘉鹏公司不认识也从未授权健路公司为收取借款的账户。（二）鉴于嘉鹏公司并未借款，其法定代表人吴晓东与吴淑敏亦未就该借款提供借款担保。且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中对借款用途的表述也不一致，借款合同中表述为“企业周转”。保证合同中表述为“流动资金贷款”，说明保证人合同等系列文件均为益建公司后期伪造，拟形成完整的借款及保证合同，但明显疏漏、作假痕迹明显。（三）益建公司主张借款与保证关系成立并生效，应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即对合同签署的时间、地点，谁、地点等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庭审中益建公司无法陈述合同签署的基础事实，并有意回避合同经办人的情况，说明其提供的借款合同等明显虚假不合常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风险，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四）本案涉案借款接收单位与嘉鹏公司等惯常确定的借款接收单位不同、银行凭证上的用途或摘要截然不同，如此巨额贷款，制订借款接收单位却非关联公司，完全不符合交易习惯、不符合常理。“发放”贷款变成了“代收”贷款，不符合会计科目要求，该贷款明显虚假。所谓的收取借款的账户单位均为益建公司指定或者控制，收款公司之间亦相互关联。嘉鹏公司有充分理由怀疑所谓的收取借款的账户单位均为益建公司指定或者控制，收款公司亦相互关联，益建公司与该些收款公司、个人恶意串通，伪造转账记录、虚构嘉鹏公司的借款债务等证据。1.借款接收单位不同。（1）嘉鹏公司自2011年至2012年向益建公司实际借贷总共3笔。借款金额分别为100万至500万元，借款总额为900万元，指定的借款接收为嘉鹏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广州尼伯科机设备有限公司。（2）本案贷款金额为500万元，但收款账户却是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3）自2010年至2012年期间，其他实际发生以吴晓东、吴祥苗、吴敬生等名义向益建公司的多笔贷款，指定借款接收单位全部变成了自然人刘泉英、张震、张冬尔、或者是2014年3月—4月才成立的广州市丞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丞良公司）、健路公司以及广州市义和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和公司）。据嘉鹏公司实地了解，本案健路公司与广州市丞良贸易公司工商登记的地址均为其他公司挂牌办公，并无该两家公司人员办公，两公司位于同一栋大厦的楼上楼下，股东均为邓丞良，两公司之间互为关联。2.银行凭证上的用途或摘要完成不同。（1）在原有实际发生的多次贷款中，银行凭证上的用途或摘要均为：贷款、借款、吴晓东、吴淑敏贷款。（2）而本案益建公司在“付款回单”摘要及附言中表述为：代收广东嘉鹏建设有限公司贷款。另案中，银行回单摘要亦为：代收吴淑敏贷款。此案明显为虚假贷款，摘要内容完成不符合会计目录，益建公司作为发放贷款公司，即使按虚假的“委托收款书”放贷，按照会计常识，银行凭证的用途或摘要里通常写明为贷款、借款或支付某款项，而不应该是“代收”。健路公司实质是益建公司自行指定的账款接收方，受益建公司控制或与益建公司有关联，并不是嘉鹏公司指定的收取借款的公司。只有当健路公司是益建公司控制或指定的账款接收方时，摘要中的“代收”才符合益建公司对健路公司的指令或指示。综上，益建公司意图从证据中体现嘉鹏公司已经取得合同所借全部款项的假象，旨在可以伪造嘉鹏公司等借款人的债务。（五）益建公司利用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等填写的空白借款合同等系列文件作假，捏造了借款、保证等虚假事实。自2010年起吴晓东、吴淑敏、吴敬生等因资金周转为由向益建公司借款，嘉鹏公司及上列借款人互为担保，益建公司负责人为总经理谢军。按惯例借贷双方均需签署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委托收款书、保证人合同等一系列借款文件，文件中内容均由益建公司填写，借款人签名加章。而后约2011年，嘉鹏公司以借款人名义开始向益建公司借款，在反复多次向益建公司借款后，益建公司放松、简化了放贷流程，仅填写一份借款合同等文件却要求借款人等在两份空白借款合同等文件上签名加章，且亦从未将合同等文件的原件交付给借款人，嘉鹏公司等借款人基于贷款困难以及长期操作之惯性为予以防备，导致留存大量空白借款合同及文件于益建公司处，在2014年左右，益建公司又以金融办对其公司进行检查为由，亦要求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等借款人签订了大量空白的借款合同等文件，并承诺只是用于应付检查之用，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等人亦信以为真，配合签名加章。因此，益建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委托收款书、个人保证合同内容及落款日期均为其自行后期填写，并非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真是意思表示，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等从未在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文件中显示的时间与益建公司签过借款合同等系列文件，从未就上列贷款与益建公司达成借款合意，亦对益建公司后期填写的合同等内容完成不知。二、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人很难举证证明没有借贷的事实。但本案并非个案，益建公司以上列多个借款人为被告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了多起民事诉讼。如果通过益建公司在其他诉讼中的证据比对分析，至少能对借款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比如：益建公司在（2016）粤0106民初1935、1936、1937号案提交的28份合同中，其中就有九份均为虚假合同，涉及借款本金总额为2700万元，益建公司已就其中6份合同提起了包括本诉在内的5个诉讼。这9份虚假合同以及5个诉讼均可能证明：益建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制造民间借贷假象，骗取借款人嘉鹏公司等被害人签订空白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签订授权委托收款书、借款借据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各类合同、强行占有房产、要求被害人办理各种抵押登记；制造虚假银行流水，利用授权委托收款书转账到其他指定的关联账户，可以造成被害人已取得合同所体现的全部款项的假象，使被害人借款的事实成立；单方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通过民事诉讼达到侵吞被害人财产的不法目的。（一）如前所述，益建公司掌握有大量的、有嘉鹏公司、吴淑敏、吴晓东、吴敬生等签章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保证人合同等一系列空白的借款合同及相关文件。导致益建公司完全可以利用上述文件，与第三方串通，伪造嘉鹏公司等人贷款的证据，从而提起虚假诉讼。（二）益建公司捏造事实所依托的虚假借款与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以往的真实借贷等情况相比有多处不合理之处如下：1.虚假诉讼中所有的借款期间均为2013—2014年。合同、借款借据等签名、落款、日期及合同空白处均手写填写完全，其中3份合同贷款金额总额为870万，但均无银行转账证明，借款人均从未收到贷款，益建公司从未向借款人单独主张偿还贷款，或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但在虚假诉讼中主张870万元为借款人的“真实”借款。由于该上述28份合同原件均为益建公司提供并保管，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根本没有，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只能通过法院转交的证据清单及材料复印件进行比对核查。2.益建公司伪造并提交了合同编号为F2013134“企业借款合同”。该合同系益建公司在另案提交，该合同封面手写合同编号为F2013134，但该合同正文中合同编号为空白。合同第五条第2项、第3项均为空白，第六条为空白。第一条手写了贷款金额为伍佰万，借款期限手写了2013年10月21日至2014年10月20日，在第八条中，手写了保证人吴淑敏、吴晓东及编号为F201313401、F201313402的保证合同。在合同第11页有嘉鹏公司加章及吴晓东签名，有益建公司签名加章以及借款日期。但实际上，益建公司并没有依据该借款合同放款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向嘉鹏公司放贷500万元，益建公司亦没有向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或保证人追索合同中的500万元借款。该份证据足以说明益建公司掌握有大量的、有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签章的空白借款合同及相关文件。3.益建公司伪造并提交了合同编号为F2014155、F2013100、F2013021、F2014141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该四份合同均是益建公司在另案提交的，其中F2014155合同第五条，手写了账户接收单位与本案一致，也是丞良公司。贷款金额为50万。F2013100、F2013021、F2014141等三分合同借款人为：吴晓东、吴祥苗、吴敬生。贷款金额分别为：500万、20万、300万。该四份合同有以下共性：（1）合同签订期均为2013—2014年期间。合同、借款借据等签名、落款、日期及合同空白处均手写填写完全。（2）合同中均手写有保证人及保证合同，但益建公司从未提供保证合同。（3）贷款款项接收方均不是借款人本人或关联的公司账户，而变成了借款人完全不认识的丞良公司、义和公司、刘泉英、张震等。（4）合同上的借款人、保证人实际从未就合同的贷款与益建公司达成借款合意或担保保证。（5）所有合同中的借款人从未收到贷款金额。（6）除了益建公司就其向刘泉英转账500万提供了银行凭证外，其他三笔所谓贷款没有转账凭证，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放款。（7）益建公司均没有依据上述合同向借款人、保证人单独起诉，但却在本次诉讼中主张是借款人的“真实”借款。通过对该多份合同的比对，均说明吴淑敏、吴敬生、嘉鹏公司、吴晓东、吴祥苗等多为借款人因谢军等人要求签订了多份空白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借款借据等文件的事实。因此不排除此案益建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等文件均来源于此，合同内容均是其后期手写，有些制造了银行流水，但三分合同均没有转账凭证或者银行流水。三、益建公司多次在不同诉讼中即（2016）粤0106民初1935号案、（2017）粤0106民初17321号等，不管吴淑敏是借款人还是保证人，均提出对吴淑敏名下位于名门大厦豪门阁3107房以物抵债，且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不还钱可以用房抵债。说明益建公司旨在通过不法诉讼掠夺吴淑敏的房产，这才是益建公司公司的终极目的。事实上，益建公司提出以房抵债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所谓有权占有使用该房屋根本不能成立。3107房实际是益建公司借以租用的名义强行侵占使用，吴淑敏从未向益建公司表示过以房抵债，益建公司在另案起诉中既未就该房屋价格进行任何评估和抵减起诉金额，也未能提供任何协议、证明或者书面文件证实该占有使用房屋的行为得到了吴淑敏的同意或者授权，也未与吴淑敏就房屋问题办理任何的产权变更手续或者租赁手续。2015年中旬益建公司总经理谢军提出益建公司需要办公地点，刚好该房屋空置，考虑到出租给益建公司，收取的租金可冲抵尚未清偿的部分贷款利息，因此，吴淑敏委托吴晓东与谢军口头达成协议，以每月3万元租金租给益建公司折抵部分贷款利息，将房产实际交付给益建公司租用。后谢军失联，合同没能补签，双方至今未对租金进行结算，亦未冲抵任何债务。吴淑敏保留向益建公司追索占有使用费、要求益建公司腾退、返还该房产的权利。四、益建公司多起诉讼中显示，益建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其法定代表人杨少玲在另案民事判决书中自认“杨少玲本人并没有个人私章”，并明确表示存在益建公司的公章、法人代表专用章被谢军冒用的情形，从未对7762案的借款签署过任何书面文件等。益建公司亦自认在谢立群案件中借款的发生以及款项的去向都与谢军等人其他犯罪情节如出一辙，均是通过伪造原告拖欠债务的记录，在通过虚假诉讼方式获得法院判决的支持。既然益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少玲自认没有“杨少玲”私章，且益建公司公章、法人代表专用章被谢军冒用，那么益建公司提交的加盖有“杨少玲”私章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均为虚假或伪造，是无效的。五、吴晓东于2018年10月12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报案并提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益建公司及其总经理、本案的收款单位健路公司涉嫌诈骗以及虚假诉讼罪，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于10月31日决定对吴晓东被诈骗案立案侦查，并送达了立案告知书。综上所述，本案为益建公司“无中生有”虚构本不存在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通过虚假诉讼试图侵占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财产。根据真实借款合同与虚假诉讼中的借款合同矛盾及不合理之处进行分析对比，足以说明益建公司捏造事实，旨在利用伪造证据、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侵害嘉鹏公司、吴淑敏以及吴晓东的财产，数额高达500万元以上，倘若益建公司因此而受益，将严重侵害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合法权益，亦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出于益建公司涉嫌虚假诉讼罪及套路贷犯罪的隐蔽性，恳请二审法院统一对借款合同进行司法鉴定、追加健路公司为第三人，对借款事实加大审查力度，对其他嘉鹏公司、吴淑敏等与益建公司在二审法院上诉的其他借贷纠纷案件进行综合分析筛查，揭露益建公司的不法目的，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益建公司的起诉，对虚假诉讼的参与人采取罚款、拘留等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追究益建公司涉嫌套路贷犯罪、虚假诉讼罪的刑事责任。被上诉人益建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涉案合同均是当事人盖章或签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庭审中，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均确认，涉案合同均是当事人盖章或签名，对于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签订合同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有借款及保证的合意，合同合法有效。至于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谎称涉案合同仍是之前借款时，应益建公司要求所签订的空白合同，该情况根本不符合常理，益建公司及相关参与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完全知悉签订合同所产生法律效力，而如今，在毫无事实以及证据的佐证下，编织理由谎称是受益建公司欺诈签署的，根本就是枉顾事实，无视法律规定。此外，在庭审之前，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称是当时签订了空白合同，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称是之前借款时多签的空白合同，两次表述都不一致，应当质疑其诚信。（二）借款事实真实发生，益建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不存在任何争议。根据益建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据、转账记录以及委托收款书等证据，足以证明益建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借款事实是真实发生，而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无视该系列证据，居然谎称均是益建公司伪造而成，试问作为正常行为能力的人，怎么会签署如此多书面文件，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不但签署了借款及保证合同，还是出具了收据以及委托收款书，从正常人的思维判断，该文件已经完全具备证明借款事实发生的条件，如果没有真实借款的法律，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怎么可能签署涉案文件。此外，益建公司针对每一笔借款发生均有完整的档案，其中还包含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申请借款的其他相应资料，若是如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所述，涉案借款合同及收据均是之前借款签署的空白文件，那么又如何存在签署涉案合同时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提供的公司该时期的资产负债表，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陈述与证据存在种种矛盾，仍是因此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所述均是其肆意编织的，与事实根本不符，一审法院已经完全查明事实真相，并作出正确的判决，应当予以维持。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在上诉状提出，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借款用途表述不一致、益建公司无法描述借款发生时的具体情形、银行凭证摘要不符合会计科目要求以及接收单位不同等诸多理由，该等理由均不能反驳现有证据所反映出的案件事实。首先，“企业周转”与“流动资金贷款”是本质是一样，如是益建公司故意伪造，反而更不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理由没有任何说服力。其次，益建公司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借款事实发生是真实发生，亦如实反映借款事实发生的情况，而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得知益建公司具体经办人员离职或失联的情形，故意提出要求益建公司描述签署合同时的具体情节，根本不符合举证规则，其提出借款事实没有发生的主张，应当由其举证其是何时签署并出具了所谓的空白合同、收据以及授权委托书等材料，但是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仅凭借一面企图推翻被上诉人完整的证据链，其主张不应得到任何支持。第三，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提出银行转账摘要存在不同，以及接收单位的不同根本不能证明涉案借款是虚构的，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此外在以往借款过程中，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借款接收人并不都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亦存在委托第三人接收借款，该情形也是借款时发生的常态，不能据此认定借款事实没有发生。如上诉人没有收取到涉案借款，亦由其另循法律途径追偿其所指定的收款人，与本案无关。第四，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谎称，其提供该等资料是为了配合益建公司应付金融办检查之用，根本是无稽之谈，若是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已经清偿债务，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怎会基于之前的借款关系，而提及最新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没有任何说服力。且吴晓东亦当庭承认，仍拖欠益建公司的债务，至今未清偿完毕。综上，涉案借款是真实发生的，不存在虚构的成分，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应当不予支持。二、本案纯属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根本不存在刑事犯罪，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为了逃避债务，故意混淆视听，图利用刑事手段影响案件审理。（一）本案属于普通的民间借贷合同纠纷，应当依照民事案件相关法律进行处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规则，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应当对其主张进行相应的举证，但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除了一面之词之外，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利用其他案件的证据材料以此推断涉案同等材料均是伪造的，根本不能成立。首先，其他案件的证据材料与本案并没有关联，亦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原件，根本没有实质的证明力：其次，其他案件的证据材料是为了应案件需要而提供相应的证据，未提供并不代表不存在，此外，在管理档案上，并不是所有材料都能制作得完整无缺，即便缺失某些文件亦不能代表借款事实就不存在，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推论存在明显漏洞，不具有参考性；再次，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谎称，益建公司提供了28份借款合同中，存在9个虚假合同，至于为何这9个合同是虚假的，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仅有一面之词和无依据的推论；最后，法院也应当考虑，若非真是发生借款关系，为何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均存在不同，且还有相应的其他保证人的其他资料，益建公司如何能够预先准备那么多的资料，而益建公司又怎会神奇地提供了那么资料。实际上，该等系列合同仅能证明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和益建公司存在频繁的借款往来，否则不可能存在如此多的借款合同，结合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提出房产抵债就销声匿迹的情形，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拖欠益建公司债务是不争的事实。（二）本案不涉及刑事犯罪，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亦无须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提出已经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报警，控告益建公司以及相关责任人涉嫌诈骗罪，并已经在天河分局立案受理，首先，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之前是以（2016）粤0106民初1935号案件中涉案支票被兑付之后，益建公司拒不承认为由控告其涉嫌诈骗，而该支票与本案并没有任何关联；其次，据了解，益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相关人员已前往天河分局对此支票进行笔录，均表示不知情，天河分局亦未对其采取任何措施；再次，至今为止，益建公司以及相关人员亦未收到天河分局关于本案的任何消息或告知，该刑事案件与本案并无关联；最后，立案告知书虽然认定吴晓东被诈骗案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却没有相关证据佐证与本案存在关联。故此，本案不属于刑事犯罪，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假使天河分局认定本案与其所调查案件存在关联，应当由其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在无此情形下，法院应当依法审理本案。综上所述，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为了逃避债务，编造种种事由蒙蔽法院，在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情况下，故意阻碍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浪费司法资源。故而，恳请贵院判决驳回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益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嘉鹏公司立即偿还益建公司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罚息（从2014年10月20日起至2015年10月19日的利息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3‰计算；罚息从2015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9.5‰计算）；二、吴晓东、吴淑敏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10月20日，益建公司与嘉鹏公司签订《企业借款合同》，约定嘉鹏公司向益建公司借款500万元用于企业周转；借款期限自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3‰；借款划入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尾号为0401的银行账户；还款方式为灵活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吴晓东、吴淑敏为上述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到期应付的贷款本金的，自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2014年10月20日，益建公司分别与吴晓东、吴淑敏签订《个人保证合同》，约定吴晓东、吴淑敏向益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前述《企业借款合同》项下嘉鹏公司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4年10月20日，益建公司（贷款人）与嘉鹏公司（借款人）签订《借款借据》一份，载明嘉鹏公司向益建公司借款500万元用于企业周转，放款账户为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尾号为0401的银行账户。庭审中，益建公司称其于2014年10月20日向嘉鹏公司指定账户转账500万元。为此益建公司提供招商银行付款回单及《委托收款书》一份，付款回单及《委托收款书》上载明案涉借款的收款账户均为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尾号为0401的银行账户，与《企业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放款账户一致。诉讼中，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对案涉《企业借款合同》、《个人保证合同》、《借款借据》、《委托收款书》上各自的签章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辩称上述文件中其他内容均是益建公司自行填写的，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对相关内容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益建公司就其向嘉鹏公司出借500万元，向一审法院提供《企业借款合同》、《借款借据》、银行付款回单及《委托收款书》等予以证明，嘉鹏公司虽表示其未收到涉案500万元借款，但其确认《企业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款》、《委托收款书》上的签章系真实的。而《企业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上也明确载明收款人为案外人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益建公司依据嘉鹏公司的指示将涉案款项转账至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的账户后，应视为益建公司已依约向嘉鹏公司履行款项交付的义务。嘉鹏公司庭审中表示其与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无关联性，广州市健路贸易有限公司为益建公司的关联公司，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综上，一审法院依法确认益建公司与嘉鹏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应依法依约履行。嘉鹏公司借款后未依约偿还本息，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现益建公司依约主张嘉鹏公司偿还尚欠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益建公司与吴晓东、吴淑敏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益建公司依约主张吴晓东、吴淑敏对嘉鹏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嘉鹏公司申请鉴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对涉案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个人保证合同、委托收款书上各自的签章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现申请对其签章与涉案借据中其他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涉案借款事实的认定并无影响，故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广东嘉鹏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20日起至2015年10月19日止，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3‰计算利息；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罚息以欠款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固定月利率19.5‰计收）；二、吴晓东、吴淑敏对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向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广东嘉鹏建设有限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6800元，由广东嘉鹏建设有限公司、吴晓东、吴淑敏负担。本院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吴晓东以被诈骗为由于2018年10月12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前进派出所报案，控告益建公司、杨少玲、谢军、梁嘉祺、张寒松、何慧婵等涉嫌诈骗、虚假诉讼等套路贷犯罪，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于2018年10月31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决定对吴晓东被诈骗案立案侦查。本院依据当事人申请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前进派出所调取了吴晓东被诈骗一案涉及本案所涉500万元资金流向的案卷证据材料，根据该证据材料本院查明：2014年10月20日，益建公司按照《企业借款合同》的约定将500万元借款转账汇入案外人健路公司账户，健路公司同日即将该500万元分拆为100万元和400万元，分别转账支付给案外人广州市黄埔区思哲服装店以及广州市丞良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思哲服装店于同日将100万元转回益建公司账户、广州市丞良贸易有限公司于同日将400万元转回益建公司账户。对于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嘉鹏公司、吴晓东、吴淑敏主张该事实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关系不存在。而对此，益建公司先解释称款项是益建公司帮嘉鹏公司支付给过桥公司，实际上是根据嘉鹏公司的指示，把银行资金流转到过桥公司，过桥公司起到了融资作用，帮其他债务人过桥。后又改口解释称双方之间存在大量借款关系，吴晓东一方有偿还部分借款，还款与借款之间有部分有对应性，但还有部分借款本金和利息尚未清偿，故益建公司以本案所涉合同主张权利。为此益建公司提供双方之间数份借款合同，但经释明，益建公司无法继续举证证实其他借款合同以及未归还借款本金、利息与案涉借款500万元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尽管案涉《企业借款合同》、《个人担保合同》、《借款借据》、《委托收款书》上嘉鹏公司、吴晓东及吴淑敏的签章真实，且益建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将案涉借款500万元转入案外人健路公司账户，表面上已经完成了款项交付义务，但是根据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案涉500万元于同日又分别通过广州市黄埔区思哲服装店以及广州市丞良贸易有限公司流转回益建公司，事实上并未实际支付。鉴于益建公司对于其就500万元款项当天即流转回益建公司所作的不同于起诉理由的两种陈述均未能举证证实，结合公安机关已经对吴晓东被诈骗进行立案侦查的事实，本案存在刑事犯罪的嫌疑，在未有证据证明相关刑事案件已侦查终结的情况下，本案尚不能确定属于经济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对于益建公司的起诉，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233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退还广州市天河益建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退还广东嘉鹏建设有限公司、吴晓东、吴淑敏。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书记员  肖 乔麦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