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48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某1，男，196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法定代理人：蔡某，女，195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系毕某1之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平，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云娜，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毕某2，女，195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坚，河南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亚，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某3，女，196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毕某1、上诉人毕某2因与被上诉人毕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2民初3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毕某1的法定代理人蔡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云娜，上诉人毕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坚、李静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毕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某1上诉请求：1、撤销毕某1与毕某2、毕某3在2004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2、撤销毕某1在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事实与理由：一、毕某1与毕某2、毕某3于2004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为无效协议，应予以撤销。1、2004年3月6日，毕某1与毕某2、毕某3三人在没有母亲刘花荣参加的情况下，私自签订协议，将刘花荣的房产进行了分割，约定由毕某2一人继承，三人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刘花荣的合法权益，还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根据《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所继承的财产是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三人签订协议书时，刘花荣还健在(2005年2月19日去世），不存在继承的情形，该协议是在刘花荣没有签字认可的情况下签订，擅自处分了刘花荣的财产，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予以撤销。2、一审庭审中毕某2辩称，房改时，因刘花荣无力购买，经母亲同意、姐弟三人共同协商由自己全额购买。其辩称理由既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事实依据，并且与其提交的证据相矛盾。购房总价款3737.08元，并不是天文数字，刘花荣有工资收入完全有能力购买，三方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4年3月6日，刘花荣与国棉六厂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的时间是2004年3月18日，如果刘花荣同意毕某2购买，那么购房协议及相关的资料应当由毕某2与国棉六厂签署。但毕某2提交的协议及相关的资料却是由刘花荣签署，房产证书登记的所有权人也是刘花荣。一审庭审中，毕某2也承认签署三方协议时其母亲刘花荣并不知情，并且对当时为何不让其母亲知道三方协议的内容，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为按照常理推测，母亲刘花荣在有能力购买房产的情况下，不可能让毕某2一人独占两套房产。毕某1作为家中的独子又患病多年，2000年就办理病退，生活并不宽裕的情况刘花荣最清楚不过，刘花荣若知情绝对不会同意毕某2的行为。签订该三方协议时，毕某1已经患××多次住院治疗，已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能力。毕某2利用毕某1患病之际，向毕某1隐瞒了国棉六厂将要进行房改的事实，使得毕某1认为该房产只有毕某2能够购买，从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二、2005年3月10日毕某1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是毕某2故意告知毕某1涉案的两套房产没有办理房产证的虚假情况，故意隐瞒国棉六厂进行房改，两套房产的产权证已经办理至刘花荣名下的真实情况，诱使毕某1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毕某2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1、毕某11998年即因患××住院治疗，其后病情不断加重多次住院，因无法正常认识、判断事务和正常工作，2000年办理病退，该事实毕某2是明知的，2005年3月10日办理诉争房产过户公证时，恰逢毕某1住院治疗后半个月，根本不具备认识、判断行为后果的能力，公证几天后在2005年3月16日、3月23日又赴长葛市看病。并且庭审中，毕某2也强调在2005年刘花荣病故时及百日与毕洪潮合葬时都由她操办，也充分证明，当时毕某1的身体、精神状况已完全无力操办母亲丧事及父母合葬事宜。2、毕某1书写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中并未显示有涉案房产的房产证号，证明当时毕某2根本就没有告知毕某1涉案房产已办理房产证的事实。也可以看出，毕某1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正常人所能判断重大事务的状态。众所周知，多发性脑梗塞、××症就是意识不清、行走不便、反应迟钝、语言障碍等，缺乏对重大事务进行清晰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从毕某1出具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显示的漏字、错字、涂改等情况看，毕某1的思维和精神状态已经不能正常支配自己的行为。如果可以支配自己的行为，作为曾经的检察官不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因此毕某1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是毕某2故意隐瞒事实，欺骗毕某1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该声明书应当予以撤销。3、公证处所做谈话笔录存在重大瑕疵，证明毕某1已经处于不能正常认识、判断重大事务的状态。整个谈话过程毕某1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笔录显示被接谈人是被上诉人毕某3，所问内容均由毕某3回答。正常程序应当分别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分别制作谈话笔录，不应当在毕某3回答完问题后，就所问问题简单的对毕某1进行询问即形成一份谈话笔录。在该份笔录中也未显示有涉案房产已办理房产证登记在母亲刘花荣的名下的事实。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毕某1出具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是在不能正常认识、判断重大事务的状态下作出的错误意思表示。4、庭审中，毕某2一再强调，母亲刘花荣同意其购买诉争房产，房屋只有一套，并称自己是国棉六厂的职工，只有自己可以购买。这是典型的隐瞒事实的行为。事实上，诉争房屋是两套，刘花荣产权证书中也显示是两套住房，面对法庭的询问，毕某2不得不认可是两套房产，且另一套已经过户到其儿子名下。庭审中，对于涉案房产的居住使用情况，双方均一致认可在父母取得涉案房产后，一家人均在房产内居住，毕某2居住至出嫁，毕某1与蔡某在涉案房产中结婚生子，妹妹毕某3居住至出嫁。在毕某1和蔡某搬离后，毕某2也偶尔在涉案房产中居住，毕某2作为六厂的职工，对于六厂将公有住房出售给职工的事宜最为清楚，而且也是掌握保存遗产的人，本应在其父母去世后公开表明遗产情况，却在母亲在世时就处心积虑不告知毕某1房改事宜，诱骗毕某1签订三方协议，随后又隐瞒房产已办证的真实情况，致使毕某1违背真实意思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三、毕某2欺骗毕某1签署三方协议及《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既而通过公证取得父母遗留的两套房产，对于毕某1来说也显失公平。毕某1在1998年患病及2000年因病退休的事实毕某2是明知的，对于毕某1与蔡某婚姻状况也是明知的。在2001年蔡某回来与毕某1共同生活。2004年3月4日毕某1与蔡某复婚，领取结婚证。在刘花荣生活不能自理后，是在姊妹三人家中轮流两个月来照顾的，后来因为毕某2不同意，认为刘花荣必须一直在毕某1家居住生活。蔡某一人要担负起照顾毕某1、刘花荣的重担，自己还要开出租车赚钱养家。蔡某实在无力一直照顾刘花荣，要求母亲刘花荣由三人轮流赡养，毕某2即对蔡某心生嫌隙。毕某2认为毕某1作为男儿应当肩负起所有的赡养义务，但没有考虑到毕某1的实际情况。在签订三方协议时隐瞒刘花荣，不顾及毕某1身体状况，不告知蔡某。因为如果毕某1身体、精神状况正常，即便毕某2照顾母亲较多，最多在协商遗产时毕某2可以多占一些，但毕某1绝不可能放弃两套房产的继承权。在国棉六厂开始房改时，毕某2就已经做好了独占父母遗产的策略。综上，造成今天的局面既有毕某1自身缺乏对重大事务的判断、认识能力，又有毕某2的欺骗行为，还有公证处工作中的重大瑕疵和过错问题。但对于现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毕某1来说，这一的结果太残酷，也是极不公平的。所以，希望二审法院支持毕某1的上诉请求，或者请求二审法院提高对毕某1的补偿金额，因为被继承的遗产毕竟是两套房产。毕某2针对毕某1的上诉辩称：不同意毕某1的上诉理由，因为本案2004年三方协议和2005年公证的放弃继承声明，均是发生在毕某1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期间，并且不存在毕某1所称受欺骗一说，这一点公证书的记载及公证笔录都可以证明。在继承发生时就是分割遗产，当时毕某1经济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其不仅拿着检察院开的工资，同时自己还开办有小工厂，而且他的孩子在初中时期上的是贵族学校，因此在遗产分割的时候，毕某1完全不存在经济困难和丧失劳动能力这一状况。在十几年以后毕某1的现在的状况，是完全不同性质、不同阶段的两个法律事实，其不能作为毕某1要求撤销三方协议，即要求撤销放弃继承声明的理由。毕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应予以驳回。毕某2上诉请求：1、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2民初393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毕某1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毕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理由错误。一审判决以“考虑到毕某1自1998年2月25日至今多次患病住院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已严重影响到其生活”为理由，判决毕某2向毕某1补偿20万元是完全错误和没有根据的。毕某1系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由轻到重是经过至少十年以上的漫长发展过程，而且其所得××的费用全部在相应的医保直接结算报销。同时，毕某1的妻子蔡某于2010年就己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其妻子对毕某1进行住院护理，根本不存在产生护理费的问题，并且其妻子对毕某1进行看护也是于情于法的份内之事。更重要的是，毕某1与其妻子蔡某有四套房子，据了解，其中有两套用于出租。另外他们还有一辆出租车长期大包给别人。也就是说，毕某1和其妻子蔡某每月的所有各种收入加起来最低也有15000元。所以，根本不存在毕某1因需要支付医疗费和护理费导致其生活困难严重影响其生活的情形。毕某2和毕某1虽然是兄弟姐妹关系，但是自工作和结婚各自独立生活后，尤其是父母于2005年均亡故后，无论是从法律上讲还是从事实上讲，毕某2与毕某1之间不存在什么家庭关系。毕某2不知道一审判决以“为了化解家庭纠纷”为理由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一审如此判决，不仅化解不了纠纷，反而激化了双方矛盾。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首先，关于无效的问题，毕某1曾于2017年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认定三方协议和放弃继承权声明无效，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豫01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了毕某1的诉讼请求。毕某1不服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豫01民终12741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了毕某1的上诉请求。而本案毕某1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三方协议和放弃继承权声明，不是认定无效，一审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无效规定的条款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其次，关于撤销的问题，毕某1的诉求是要求撤销三方协议和放弃继承权声明，一审法院也认定“原告主张依法撤销原、被告在2004年3月6日的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及撤销原告毕某1在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不知一审为什么又将《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做为判决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适用该条规定是在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中没有人明示放弃继承权的前提下，也就是说适用该条规定是排除明示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而毕某1在2005年3月10日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并签署了《放弃继承权声明》和进行了公证，该《放弃继承权声明》在经历××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7)豫01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书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2741号民事判决书及本案原审判决书的认定，是完全合法有效的。如果在毕某1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完全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毕某1反悔，法院就要判决毕某2向其补偿，那么《继承法》第二十五条关于放弃继承权的规定有何法律意义？毕某1是提前退休的检察院的公职人员，有养老金,不属于无劳动能力认定的范围，并且有医保，其妻子也早在2010年退休领取养老金。毕某1与其妻子蔡某有四套房子，其中有两套用于出租，另外他们还有一辆出租车（路达出租车公司）长期大包给别人，毕某1和其妻子蔡某每月的各种收入加起来最低也有15000元。所以，毕某1既不属于生活困难，也不属于缺乏劳动能力认定的范围，况且毕某1明示放弃继承权。所以一审法院依据《继承法》第十三条判决毕某2向毕某1补偿20万元没有依据。三、一审判决第一项超出诉讼请求。毕某1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三方协议和放弃继承权声明，并没有提出要求分割遗产或补偿金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一方面否定毕某1的本诉请求，一方面却又超越毕某1的诉讼请求范围之外，判决毕某2承担向毕某1支付补偿20万元的金钱给付义务，一审法院如此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不告不理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也充分说明了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和基本原则是“不告不理”，一审法院在毕某1没有主张金钱补偿的情况下，径行判决毕某2向毕某1支付补偿20万元，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毕某2认为一审判决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适用法律条款错误，不仅没有化解双方纠纷，而且加重了双方矛盾，严重侵犯了毕某2的合法权益，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法律原则。另补充上诉意见，毕某1的法定代理人蔡某在本案的代理行为存在违法性，没有证据证明本案的诉讼是毕某1真实意愿。且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毕某1针对毕某2的上诉辩称：毕某2的上诉理由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系继承纠纷，毕某1作为刘花荣的继承人享有继承权。蔡某作为法定代理人提起诉讼身份合法，且行为合法，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毕某1在2017年起诉确认放弃继承权声明无效的诉讼中，才得知有三方协议、刘花荣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房产证下发的时间，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事实情况是毕某2在其母亲刘花荣还健在的情况下，就已经一手策划要独占其母亲名下的房产，通过诉讼以及毕某1提交的证据，可以确定毕某2隐瞒其母亲与毕某1、毕某3签订了协议书，在母亲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即2005年3月10日再次欺骗毕某1。原国棉六厂房产没有房产证，××，无法对重大事务作出判断的毕某1书写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毕某2费尽心思达到独占两套房产的行为，也严重违反了诚信原则及公平原则。应驳回毕某2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毕某3未到庭、未答辩。毕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被告在2004年3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2、撤销原告毕某1在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花荣与毕洪朝系夫妻关系，其二人生育子女三人，分别是毕某2、毕某1、毕某3，毕洪朝于1996年11月6日去世，刘花荣于2005年2月19日去世。2004年3月4日蔡某、毕某1在郑州市中原区民政局办理复婚登记。2004年3月6日，毕某1(甲方)、毕某3(甲方)、毕某2(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乙方关于家庭(原国棉六厂)居民住宅楼六厂前街27#-13-16放弃继承和使用权一事协议说明。1、甲方自愿放弃对(原国棉六厂)居民住宅楼六厂前街27#-13-16住宅的继承与使用权。2、谁继承，谁出钱购买。3、甲方自愿将住宅继承权放弃，同意乙方继承使用。4、甲乙双方共同协议，由乙方继承与使用，一切关于住宅的事务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5、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该协议。根据协议情况一式三份，签字后生效。”2004年3月18日，刘花荣与河南蒿岳集团郑州第六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两套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分别购买位于中原区××楼××及该楼××、××、××（××、××、××号为非成套住宅，一并出售)房屋，建筑面积分别为26.83平方米、47.62平方米。2004年3月29日，刘花荣托买受人交纳了购房款、评估费、工本费。2004年9月，上述房产取得房屋所有权证。2005年3月10日，毕某1出具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声明人：毕某1，男,1960.3.31出生，现住中原区××号院**楼付**。我是毕洪朝刘花荣的儿子，我的父亲毕洪朝和母亲刘花荣生前在中原区六厂前街27楼13、14、15、16号登记有房产2套，产权属于我父母共同所有。父亲于1996年11月6日死亡，母亲于2005年2月19日死亡。我声明自愿放弃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当天，郑州市公证处向毕某1、毕某3询问了有关被继承人、继承人范围和遗产等情况，毕某1、毕某3再次表示放弃继承中原区六厂前街27号楼13、14、15、16号产权属于父母二人共同所有的遗产。当天，郑州市公证处出具了(2005)郑证民字第352号继承权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继承人：毕某2……毕某3……毕某1……经查，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生前以刘花荣的名字分别在郑州市中原区六厂前街二十七号楼十三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在郑州市中原区六厂前街二十七号楼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郑房房权证字第**共记有房产两套，产权属于其夫妻二人共同所有。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生前均无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的上述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的父母均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故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遗留的上述房产由其长女毕某2、次女毕某3、儿子毕某1三人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的次女毕某3、儿子毕某1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的继承权，故被继承人毕洪朝、刘花荣遗留的上述房产由其长女毕某2一人继承。”2016年蔡某以毕某1自2010年左右经常出现精神不振、识物不清，活动受限等症状,2011年被诊断为脑栓塞、血管性痴呆、左椎动脉狭窄、帕金森综合症、2型糖尿病、××3级极高危组、抑郁状态，现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宣告毕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申请。该院受理后，委托郑州弘正法医精神司法鉴定所对毕某1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所于2016年5月11日作出鉴定结论：毕某1目前患器质性精神障碍，限定民事行为能力。2016年7月17日依据该鉴定结论，该院作出（2016）豫0102民特39号民事判决，宣告毕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毕某1作为原告于2017年1月23日以确认毕某1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无效起诉毕某2、毕某3，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出具（2017）豫01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书，载明“毕某1在2016年5月11日被司法××学鉴定为目前患器质性精神障碍、限定民事行为能力，2016年7月17日被人民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不能仅以此就认定其十几年前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虽然毕某1自1998年2月25日至2004年2月23日多次患病住院，但结合病历中显示的毕某1体格检查情况和病史由本人陈述、2004年3月4日与蔡某办理复婚登记、2005年3月10日到公证处办理公证以及蔡某2016年申请宣告毕某1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陈述毕某1‘自2010年左右经常出现精神不振、识物不清，活动受限等症状……’”等情况，××学鉴定，缺乏群众公认的毕某1的精神状态及毕某2这一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情况下，该院不能认定2004年、2005年毕某1患有××及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毕某1以其2004年3月6日、2005年3月10日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由，要求确认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无效、确认2004年3月6日毕某1、毕某3、毕某2签订的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该案还涉及到公证是否正确的问题。《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告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因此毕某1认为公证书有错误，应当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向公证机构申请复查进行救济，故判决驳回原告毕某1的诉讼请求，毕某1上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出具（2017）豫01民终1274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诉讼中，原告提供其自1998年2月25日至2018年9月住院病历。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刘花荣与河南蒿岳集团郑州第六纺织有限公司签订两套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并分别购买位于中原区××楼××及该楼××、××、××号，并于2004年3月29日以其名义交纳了购房款、评估费、工本费，2004年9月取得上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毕某1、毕某3、毕松芬于2004年3月6日关于家庭(原国棉六厂)居民住宅楼六厂前街27#-13-16放弃继承和使用权一事协议说明，诉讼中原告陈述因刘花荣还健在不存在继承情形，该协议是在刘花荣没有签字认可的情况下签订，擅自处分了刘花荣的财产，应当认定无效协议予以撤销。该院认为，首先，尽管三方协议中没有刘花荣的签字，但涉案房产已于2004年9月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毕某1于2005年3月10日出具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依据常理因涉案房产是以刘花荣的名义签订，三方为了便于办理过户手续才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更说明原、被告三方是对三方协议的履行，毕某1对于涉案房产的分割是明知，三方协议和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院于2017年7月18日出具（2017）豫01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书、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出具（2017）豫01民终12741号民事判决书均载明不能认定2004年、2005年毕某1患有××及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可见毕某1作为民事主体是有权力处分其财产。最后，蔡某、毕某1于2004年3月4日在郑州市中原区民政局办理复婚登记，毕某1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对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政策应当是知晓的，退一步讲毕某1对财产的处理系家庭重大事项，涉案房产已于2004年9月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蔡某、毕某1也可以向刘花荣所在河南蒿岳集团郑州第六纺织有限公司进行了解。综上，原告主张依法撤销原、被告在2004年3月6日姊妹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及撤销原告毕某1在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涉案房屋是以刘花荣的名义购买，系刘花荣与毕洪朝的夫妻共同财产。毕某1作为继承人有权继承，但因种种原因放弃继承声明，考虑到其自1998年2月25日至今多次患病住院，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要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已严重影响到其生活，为了化解家庭纠纷，故经过大陪审合议庭的意见，被告毕某2补偿原告毕某120万元为宜。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毕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偿原告毕某120万元；二、驳回原告毕某1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毕某1承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毕某1提交郑大一附院就诊的门诊收费票据五张、郑州市中心医院处方笺一张、毕某1在家生活的现状的照片11张。拟证明：毕某1自1998年2月患病至今多次住院治疗，××吃药花去高额的医疗费，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由蔡某一人负责护理，严重影响两人的生活。上诉人毕某2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意见：对郑大一附院门诊票据和处方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该证据都是发生在2019年，不能证明毕某1在2004至2006年的状况。对毕某1提交的照片有异议，是摆拍的照片。上诉人毕某2提交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06）中民一初字第2497号民事裁定书、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01）中民一初字第1514号民事判决书、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3）中民一初字第725号民事裁定书、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4）中民一初字第1203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毕某1曾经开办过小工厂，在2014年之前毕某1可以参加正常的活动包括诉讼，毕某1不存在经济特别困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情况。上诉人毕某1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意见：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上诉人毕某2于二审开庭后提交照片一张，拟证明毕某12012年期间其行为不受限制，辨别是非能力意识非常清晰。上诉人毕某1认为该照片不属新证据，且静态的照片无法反应毕某1的行动及其意识辨别能力。二审中，上诉人毕某2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法院前往郑州市房管局查询毕某1或妻子蔡某名下房屋登记档案资料，前往郑州市路达出租车有限公司调取蔡某名下出租汽车登记资料（车牌号不详）。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毕某1、上诉人毕某2提交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上诉人毕某2于二审中申请调取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故本院不予准许。依据有效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毕某1、毕某3和毕某2在其母亲生前于2004年3月6日三人签订《协议书》，毕某1、毕某3自愿将涉案房屋的继承权放弃，同意毕某2继承使用；毕某1的母亲去世后，毕某1于2005年3月10日出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自愿放弃涉案房屋的继承权，郑州市公证处出具(2005)郑证民字第352号继承权公证书予以公证。毕某1曾于2017年1月23日以确认毕某1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无效起诉毕某2、毕某3，该案经一审法院和本院审理分别作出（2017）豫0102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2017）豫01民终12741号民事判决，不能认定2004年、2005年毕某1患有××及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毕某1要求确认2005年3月10日签署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无效、确认2004年3月6日毕某1、毕某3、毕某2签订的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了毕某1的诉请。本案中，毕某1以毕某2采取欺骗方式、隐瞒事实真相为由，要求撤销上述《协议书》、《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但毕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一审法院根据毕某1的当时状况及其实施民事行为的过程等情况，不予支持毕某1的该主张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考虑到毕某1长期患病住院，生活不能完全自理，需要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已严重影响到毕某1的生活，判决毕某2补偿毕某120万元并无不妥。综上，毕某1、毕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毕某1负担25元，由上诉人毕某2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金审判员 扈孝勇审判员 张晶晶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田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