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13民初1134号 原告：车建，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生，男，195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系辽宁省合同法研究会法律部副主任，现住沈阳市铁**。 被告：林国庆，男，1952年9月30日出生，满族，住大连市金州区。 被告：刘显云，女，194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友，系辽宁翊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车建与被告林国庆、刘显云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生，二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和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因被告未给原告依法必须交纳社会保险，赔偿给付原告经济损失，林国庆赔偿110000元，刘显云赔偿15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动迁政府给付职工的安置补助费，林国庆赔偿110000元，刘显云赔偿10000元，总计245000元；3.被告全部承担诉讼费及代理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自1990年3月份到被告单位原大连鑫隆水泥有限公司（前身金县石河公社水泥厂）参加工作，至2014年4月份因修建高铁征用了单位的土地被告注销了公司，原告已在被告单位连续工作了24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及大连市金州区体制改革办公室（2002）13号文件和被告自己制定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被告依法必须给原告交纳社会保险金。但是，被告始终严重违法，根本未给交纳，造成原告到退休年龄都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连大病都看不起的重大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必须依法赔偿未给原告交纳社会保险金造成的经济损失。自1995年1月至2014年4月份，由林国庆赔偿110000元，刘显云赔偿15000元，计款125000元。因修建高铁征用了单位的土地，造成停产、停业，职工失业。政府按单位净资产评估的20%给付了职工安置补助费约1600万元，全部让被告侵吞私分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这是法律不允许的。林国庆依法赔偿110000元，刘显云赔偿10000元，计款120000元。现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林国庆、刘显云共同辩称，1.原告主张的社保损失的具体范围缺少针对性与明确性。我国社保险种有医疗、养老、工伤、生育、失业等“五险”。根据《大连市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农民个人不缴费，不建立个人账户，不累计计算缴费年限，农民工达到城镇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时，医疗保险关系自行终止，不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显然，即或原告主张的未缴医保费所造成的损失确为存在，这种损失也同未缴工伤、生育、失业等“三险”费所造成的损失具有即时性的共同特点，也早已因超过法定仲裁时效而不受法律保护。而未缴养老保险费所造成的损失具有累积性、延迟性的特点，只有在劳动者达到城镇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时才可能存在。因此，本案社保损失的焦点应是未缴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2.本案不可将未为农民工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费的责任强加于用人单位。虽然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法》中即已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但涉及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缴纳办法却具有政策性、地区性、滞后性较强的特点。根据大人社发[2011]129号《关于贯彻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规定，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大连市先从劳务派遣公司入手，全力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为此，大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2011年10月28日颁发了《关于劳务公司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费业务操作流程的通知》，要求“劳务公司农民工必须从11月份缴纳养老保险费”。本案中，用人单位（原大连鑫隆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因发生其企业土地及相关资产被征收致使无法履行原劳动合同的情形而于2011年11月16日与原告签订了《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显见，劳动合同终止之前，大连地区尚未出台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政策办法，不可将未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的责任强加于鑫隆公司。3.即或原告主张的未缴纳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确为存在，其诉求也已过仲裁时效。大连好阿姨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是大连地区最早尝试为农民工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企业之一，其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时间可追溯到2008年。本案中，即或鑫隆公司确能从2008年起为原告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至劳动合同终止日止累计缴费年限不过三年多，而根据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性规定，实际缴费累计不满15年，也不能按月领取农民工养老金，只能由最后一次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个人账户储蓄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因此，原告主张的未缴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即或确为存在，充其量是劳动合同终止时由社保机构一次性支付其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储存额，而不可能是退休后的养老保险待遇损失。显然，也已过仲裁时效。4.原告签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并受领了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其主张赔偿政府给其的动迁安置补助费，毫无依据。根据鑫隆公司与石河街道办事处于2011年10月9日签订的《征地动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政府支付的征地动迁补偿费用系指“土地征收，即土地上房屋、建筑物及附着物等的补偿事宜”，政府只是要求鑫隆公司自担费用负责对所属职工依法进行妥善安置并负责解决职工各类后续问题，并未对补偿费中的职工安置补偿费用划分具体额度。鑫隆公司因其所占用土地及相关资产被征收而提前解散，其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终止。鑫隆公司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征地动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要求，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有关规定，对包括原告在内的所属职工进行了妥善安置，原告签认了《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并受领了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其现主张赔偿政府给其的动迁安置补助费毫无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退言之，本案纠纷性质为劳动争议，即或原告主张的政府给付的职工安置补助费确属劳动争议范畴，其也应受法定仲裁时效一年时限的规制。显然，该项请求已过仲裁时效而不应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工商企业登记表、协议书、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大连市金州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文件、鑫隆公司股东会决议、私营企业注销内容查询卡、《大连普湾新区征地动迁补偿办法》、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鑫隆公司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发放明细表、受案回执、大连金普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大金劳人仲定字(2018)第1912-2014号不予受理决定书，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金县石河公社水泥厂于1978年9月30日注册成立，经济性质为乡镇集体企业。后该水泥厂经大连市金州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复同意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鑫隆公司，股东为林国庆和刘显云，出资比例分别为90%和10%。1990年3月，原告与鑫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 2010年9月28日，大连普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制定《大连普湾新区征地动迁补偿办法》，其中第二十七条中规定：对被整体征占的企业，动迁通告下发时正常生产经营的，考虑停产损失、职工安置等因素支付安置补助，原则上按不高于不动产评估净值的20%进行补偿。 因鑫隆公司处于征地动迁范围，鑫隆公司于2011年11月16日出具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终止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按原告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以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了一次性经济补偿金。2014年4月14日，鑫隆公司因股东会决议解散予以注销公司登记。 自2015年7月13日起，张明胜、罗景波向普兰店市公安局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大连市公安局控告林国庆犯职务侵占罪，大连市公安局金州分局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此案。 原告等103人于2018年9月27日向大连金普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鑫隆公司支付社会保险金、安置补助费。大连金普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大金劳人仲定字(2018)第1912-2014号不予受理决定，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受理。原告对该不予受理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主张鑫隆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及患病不能报销而造成经济损失，鑫隆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进而要求鑫隆公司的股东即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二被告则辩称原告系农民工身份，双方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前，大连地区尚未出台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办法，不可将未为原告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费的责任强加于鑫隆公司，且已过仲裁时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鑫隆公司是否负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以及是否已过仲裁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的规定，鑫隆公司与原告间形成了稳定的劳动关系，则鑫隆公司依法负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即便如二被告所述原告系农民工身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农民工适用劳动法律有关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3]180号）中认为：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包括农民轮换工），应当适用《劳动法》。鑫隆公司仍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故二被告提出不可将未为原告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费的责任强加于鑫隆公司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对鑫隆公司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的事实不否认，现鑫隆公司已经注销登记，二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还能为原告补办社会保险手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原告据此要求二被告赔偿损失而发生的争议属劳动争议，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对于仲裁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于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中，鑫隆公司与原告终止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1年11月16日，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鑫隆公司或者二被告承诺赔偿其损失的具体日期，则应当认定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即2011年11月16日。原告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应当以此时间作为仲裁时效期间的起算日期，并在一年内向对方主张权利。原告提供的受案回执证明其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的时间为2015年7月13日，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在仲裁时效期间内存在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原告的该项请求权因仲裁时效期满而不受法律保护，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二被告赔偿安置补助费，其依据的是《大连普湾新区征地动迁补偿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正常情况下，鑫隆公司因征地动迁提前解散公司而与原告终止劳动关系的，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给予原告经济补偿，也即通常所说的职工安置问题，故鑫隆公司已经支付的经济补偿金与原告现主张的安置补助费应属同一范畴。《大连普湾新区征地动迁补偿办法》第二十七条涉及的安置补助费不仅有职工安置因素，还有停产损失及其他因素；庭审中，原告与二被告均表示动迁部门支付的补偿费中并未明确职工安置补助费的具体数额，原告之所以再行主张安置补助费实则认为收到的经济补偿金低于动迁部门发放的职工安置补助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对此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对此项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双方的此项争议亦属劳动争议，有关仲裁时效期间及起算的日期应受劳动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调整。如上分析，原告的此项请求权也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故本院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本院的支持，诉讼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系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其要求二被告承担代理费用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车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车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兴臣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