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124民初235号原告：胡烈，男，1979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进贤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雄，江西瑞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住所地：进贤县民和镇高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4784104448A。法定代表人：吴光亮,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军，江西法剑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住所地：进贤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601240145413342。法定代表人：黄诚，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荣青，男，进贤县畜牧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原告胡烈与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进贤县种鸡场）、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由本院审判员万文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烈诉称，2007年9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租赁协议》，约定被告将其西侧1至3栋、10栋两间鸡舍租赁给原告养猪，租赁期限20年，自2007年9月13日起至2027年9月13日止，每年租赁费1600元。2017年，进贤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全县畜禽禁养区范围内的所有猪场进行拆除或退养。2017年6月14日，原告与进贤县畜牧局签订了《进贤县畜禽禁养保护区养猪场拆除协议书》，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补充协议》，按照约定，原告拆除了养猪场，获得了相应的补偿。2018年1月23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协议》，约定由被告对原告未享受县禁养拆除政策搬迁补偿的827头商品猪进行补偿，具体金额为82700元。然而，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未支付该补偿款。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并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补偿款82700元；2、判令被告支付以827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8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辩称，第一，被告主体不适格，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未与原告签订过补偿协议；第二，原告诉请中被告主体不清，进贤县种鸡场与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同时作为被告，不符合起诉要求；第三，进贤县种鸡场与被告签订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原告应得补偿已经得到，并且补偿的主体是进贤县畜牧局，进贤县种鸡场无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原告在诉状上也提到其未享受的是县禁养拆除政策搬迁补偿的，那么他就应该向相关部门进行主张；第四，所谓的827头商品猪，也没有任何人进行核对，事实上也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综上，被告认为应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辩称，据我们了解，这827头猪是在2015年以后养的，我们原则上是把2015年已经摸底的进行补偿，因为养猪是动态的，每年的数量都会变化，（我们局签订的）主协议直接和养殖户签订，70%补偿款是直接打到养殖户，另外30%是由种鸡场支付给养殖户。那827头猪是因为原告当时比较配合我们的拆迁工作，后来经（我们局里）研究，决定给他们补偿。原告饲养猪的数目没有进行具体的核对，我们是根据有相关人员的佐证签名，估计猪的数目的。协议中的补偿款应该由种鸡场承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原告身份证、被告企业信用报告、畜牧局出具的证明，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租赁协议》，证明被告将鸡舍租赁给原告使用。证据3、《进贤县畜禽禁养保护区养猪场拆除协议书》、《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补充协议》、银行交易流水清单，证明原告的养猪场已被拆除，原告根据协议已获得相应的补偿。证据4、《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协议》，证明原、被告2018年1月23日达成协议，就827头商品猪由被告补偿原告82700元的事实。证据5、《租赁协议》、《进贤县畜禽禁养保护区养猪场拆除协议书》、《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补充协议》及原告农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第三人出具的证明，证明出租方名称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加盖的却是进贤县种鸡场的公章，该协议书载明的养猪场地址是牧工商种鸡场，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的是进贤县种鸡场，支付补偿款的单位是进贤县城郊种鸡场。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均无工商注册信息，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经合法注册成立，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所实施的法律责任均应由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承担。证据6、招收合同制工人登记表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档案工资登记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工资基金审核表，证明进贤县种鸡场曾经是合法机构，后被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接管，所以在工商部门就只有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信息。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该信用报告没有体现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又名进贤县种鸡场的内容；第三人加盖公章的证明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要求，再者，证明也没有提到工商登记变更的事情，最后，也没有规定说一套人马不可以开三家公司。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不是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盖的章。对证据3、对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刚刚依照第三人的说法是2015年摸底，那补偿应该已经全部到位，再者签订的主体是进贤县畜牧局。补充协议是进贤县种鸡场签订的，关于交易流水，付款方是城郊种鸡场，是受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委托所支付，并不能证明补偿主体是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对证据4、合法性有异议，进贤县种鸡场无权利去签订协议，因为拆迁是由政府组织，这里的政府指畜牧局，进贤县种鸡场没有权利代理畜牧局向原告承诺相关补偿，这是一种无效的协议；该协议签订的主体与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没有关联性；该协议也没有任何人签字，827头猪是怎么来的，也没有人核实数目。对证据5、这四份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刚原告也提到，进贤县种鸡场与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上来讲是无效的，而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只是受畜牧局的委托支付补偿款，不能因此就承担不存在的进贤县种鸡场及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所实施行为的法律责任。对证据6、合法性无异议，其他有异议，进贤县种鸡场曾经存在，但是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已经不是合法主体，无法达到证明进贤县种鸡场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有效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明上的盖章是我局里的没错，我认可证明里的内容。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畜牧局签订了协议是事实，但是拆迁补偿款是由种鸡场支付。对证据4、没有异议。对证据5、这三个种鸡场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事实，我们是认可的，协议是和进贤县种鸡场签订的，一些走账是通过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对证据6、我们是认可的，进贤县种鸡场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现在对外来说还是进贤县种鸡场。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第三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进贤县畜禽禁养保护区养猪场拆除协议书》，证明承租户的签名更全，种鸡场的负责人签名有两个。证据2、种鸡场补偿协议及情况说明，证明827头猪的计算方法。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协议当事人是否为亲笔签名我们不清楚，该协议也恰恰证明原告的拆迁补偿款已经得到了补偿。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情况说明里实际上是个申请，里面的签名是否亲笔签名我们也不知道。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证据1、均来源于职能部门，且被告、第三人对其“三性”无异议，对其“三性”予以认定；对证据2、3，结合原告的自认，可以认定原告胡烈承租进贤县种鸡场的鸡舍后，由于政府需要对全县畜禽禁养区范围内所有猪场进行拆除或退养，原告胡烈分别与进贤县畜牧局、进贤县种鸡场签订了《进贤县畜禽禁养保护区养猪场拆除协议书》和《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补充协议》，并已得到了此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对证据4、该协议系原告与进贤县畜牧局、进贤县种鸡场签订，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对该协议无异议，予以认定。对证据5、认定意见同对证据2、3，不再赘述；对证据6、可以认定进贤县种鸡场隶属于第三人，曾系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事实。本院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证据1、原告无异议，被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予以认定。对证据2、可以认定进贤县种鸡场系根据原告提出的申请及证人书面证言与原告签定该拆除协议，同意补偿原告827头商品猪共计82700元的事实。在庭审过程中，本院向当事人出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法定代表人吴光亮《庭后听证暨询问笔录》、胡荣青的《调查笔录》原告对吴光亮笔录的质证意见为：1、吴光亮在材料中也谈到了拆迁与补偿相隔了两年，进一步印证了827头猪的事实。2、没有人强迫吴光亮盖章，协议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3、材料中也反映出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是没有工商登记的，这两个种鸡场事实的法律行为均是由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来负责。4、核实827头猪的真实性是被告的责任和义务，从被告加盖公章的情况来看，被告对827头猪是没有异议的。对胡荣青的《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被告对吴光亮笔录的质证意见为：笔录中谈到进贤县种鸡场与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是没有登记的，所以实施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政府在2015年就已经进行了摸底，在这个时候原告就知道养猪场应该是会拆除的。盖章的问题，都是畜牧局的领导要求盖的，不是种鸡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胡荣青的《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为：“三性”均无异议，内容有异议：1、胡荣青谈到胡烈租赁场地时，城郊种鸡场不存在，但事实上2006年1月城郊种鸡场就已经注册成立了。2、补偿标准是按照县里统一标准，后面又提到谁签字谁负责，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三人对吴光亮笔录的质证意见为：我作为分管领导要求他签字，这个我不认可，实际上是局里研究，考虑原告当时积极配合拆迁，局里研究决定给予补偿，只是由于县里的资金已经掐断，所以就由种鸡场给予补偿。对胡荣青的《调查笔录》的质证意见为：补偿的事，由局里签订的由局里支付，场里签订的由场里支付，我们是认可的。本院对吴光亮笔录和胡荣青《调查笔录》的认证意见为：可以认定原告曾承租养鸡场、后政府对其承租的养鸡场进行拆迁，原告胡烈分别与进贤县畜牧局、进贤县种鸡场签订了《进贤县畜禽禁养保护区养猪场拆除协议书》和《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补充协议》，并已得到了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在政府进行摸底后实际拆迁前，原告胡烈另外继续养了一批猪。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都是进贤县畜牧局的下属企业，是三套牌子，一套人马，其中只有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有工商登记等事实。结合原告的举证、本院的认证以及当事人的相关陈述，本案事实可以作如下认定：2007年9月16日，作为甲方的进贤牧工商种鸡场与作为乙方的原告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将进贤县种鸡场西侧的鸡舍3栋租给胡烈使用、租赁的房屋为1、2、3栋，每栋8间，10栋2间一个水塔等、租赁期为二十年，自2007年9月13日之2027年9月13日、租金每年1600元，交付租金日期为每年阳历9月1日交清等内容，进贤县种鸡场在该份协议的甲方处加盖公章，吴光亮、万祥根亦在该处签名。租赁协议签订后，原告进驻租赁场地进行养殖，并交付租金等。2015年度，进贤县畜牧局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相关文件，对全县畜禽禁养区范围内的所有猪场进行拆除或退养的调查和摸底，原告承租的鸡舍亦在拆迁范围内。2017年6月14日，原告胡烈分别与进贤县畜牧局、进贤县种鸡场签订了《进贤县畜禽禁养保护区养猪场拆除协议书》和《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补充协议》，约定补偿原告屋面翻修等损失，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于2017年8月29日通过191706884094账户转账给原告62×××13的农行卡104631.8元，至此，原告已得到上述二份协议中约定的补偿款。原告在禁养拆迁摸底后、实际实施拆迁之前在承租的养鸡场场地上饲养了一批生猪，该批生猪在前述二份协议中未进行统计，拆迁实施之后未享受到补偿，为此，原告多次找到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要求补偿，第三人考虑原告比较积极配合前期的拆迁工作，且原告拆迁之前的确曾饲养过生猪的事实，研究决定对原告饲养的生猪进行补偿，于是，要求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法定代表人吴光亮解决原告的该项诉求，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吴光亮在《进贤种鸡场畜禽禁养保护区拆除协议》上加盖进贤县种鸡场的公章，约定原告未享受县禁养拆除政策搬迁补偿的827头商品猪，按照100元/头的标准进行补偿，共计82700元。该份协议签订后，原告未获得协议补偿款，向被告催要无果，遂诉来院。另查明，进贤县城郊种鸡场自2006年1月6日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成立。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系进贤县畜牧局下属集体所有制公司，三个名称，一套人马，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负责人均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吴光亮。进贤县种鸡场、进贤牧工商种鸡场均未进行注册登记，均系进贤县城郊种鸡场之前的名称，进贤县城郊种鸡场至今对外的称呼仍是进贤县种鸡场，相关人员(吴光亮、万样根、胡烈等)的人事档案仍归属进贤县种鸡场，相关拨款、拆迁补偿款等则入账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另外，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受理(2018)赣0124民初2055号吴光亮诉本案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的劳动争议一案，该案吴光亮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出以下事实：吴光亮自1990年调入进贤县种鸡场工作，2003年4月1日被进贤县畜牧局任命为牧工商公司副经理，2005年12月被进贤县畜牧局任命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场长，2006年1月6日，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注册成立。本院认为，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已然注册登记，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且与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均为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性质的企业，且系一套人马、三块牌子，之间的关联程度紧密，原告列其为被告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加盖进贤县种鸡场公章的三份协议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承租的场地系被告的经营场所及资产，该经营场所被拆迁所享受的拆迁补偿款入账被告账户，原告的前期拆迁补偿款亦已由被告账户转入原告账户，进贤县种鸡场的公章由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吴光亮管理，进贤县种鸡场与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资产、经营场所混同，进贤县城郊种鸡场职员的人事档案仍归属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法定代表人吴光亮在本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一案，亦是依据进贤县种鸡场的人事档案资料及证明材料起诉本案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加之，本案第三人进贤县畜牧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荣青在庭审中亦称本案被告对外名称仍用进贤县种鸡场，相关走账则用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本案的诉争款应由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承担等。综上可见，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进贤县种鸡场、进贤县牧工商种鸡场的资产、场地混同，其对外的民事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加盖公章的行为均足以让种鸡场之外的人产生合理性的信赖，即此三名称的种鸡场的民事行为，足以让种鸡场之外的单位或个人合理性信赖为进贤县城郊种鸡场的民事行为，故本案2018年1月23日进贤县种鸡场加盖公章的协议款项，宜由本案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承担，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支付协议款827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支付利率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既无支付期限的约定，亦无支付利息的约定，故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烈付清2018年1月23日签订协议中确定的商品猪补偿款82700元。二、驳回原告胡烈在本案中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4元（已减半），由被告进贤县城郊种鸡场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万文斌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甘美英书 记 员 殷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