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深圳市世纪工艺品文化市场**D5-06C，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1443200B。法定代表人：潘建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懿丰，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柏屹，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东大道****1-1、2-1、3-1信用代码：91361102MA35R6CP1D。法定代表人：余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雯，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住所地：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惟义路**代码：91361121058804132U。法定代表人：余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雯，江西邦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盈嘉公司）与被上诉人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宜和公司）、原审第三人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都盈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泰盈嘉公司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赣1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懿丰、陈柏屹，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原审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基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泰盈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2.依法撤销2017年4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签订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其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权。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否认上诉人股东潘建文夫妇受殴打、胁迫与签订案涉《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关联性属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割裂连金伟与余洪、杜弘、叶德元等人的关联性。一方面，一审法院及（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均认定了连金伟是在与余洪、余聪远、罗来铭、叶德元、曾诚、王新国等六名债权人向潘建文夫妇索债的过程中对两人实施了殴打致轻伤。另一方面，91号刑事案件仅是基于潘建文人身权利受损进行审查，未对其他民事方面问题认定不等于余洪等人不存在借用连金伟的人身加害行为对潘建文进行胁迫。一审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割裂认定连金伟与余洪、杜弘、叶德元等人的关联性属事实认定不清。2.一审法院割裂殴打行为、抢夺公章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连续性。2017年2月12日潘建文夫妇遭受殴打，91号判决明确认定需180日的误工期恢复身体，其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及持续的精神压力。2017年2月16日，余洪等人趁上诉人住院，再次围堵并胁迫潘建文夫妇，非法夺取公章。2017年2月19日、2017年4月5日余洪等人利用占有公章的优势，以潘建文及家人生命威胁强迫潘建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由上述时间及发生的事件可知，潘建文夫妇虽在遭受殴打的当天报案，但公安机关不作为，涉案人员一直逍遥法外，直至2017年7月才立案侦查，潘建文夫妇持续受到余洪、杜弘等人的胁迫，遭受身心的压力和恐惧。一审法院割裂上述事件的连续性明显错误。3.一审法院割裂股权转让后利益分配状态与前述事件的因果性。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5日通过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获得原审第三人17.49%的股权外，2017年2月19日胁迫潘建文转让至上饶市银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银鹿公司）（余洪占股85%）30.21%的股权也于当日由余洪等人转至被上诉人名下，再由余洪、杜弘、叶德元等人分割被上诉人公司的股权、均摊利益。虽然两次协议签订的时间不同、受让的主体不同，但最终利益流向相同。这足以证明了余洪等人策划的索债→殴打→胁迫→股权转让的连续性、整体性。由上可知，一审法院仅因殴打事件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间隔两个月即认为两者不具有关联，系以静态的思路和角度去否认余洪等人索债行为、连金伟殴打潘建文夫妇行为以及随后被上诉人的非法占有公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动态性以及整体性，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及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属事实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及余洪等人非法持有上诉人公章并控制上诉人，优势地位明显。其一，被上诉人自2017年2月16日起便占有上诉人公章。在此期间，上诉人根本无法自由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余洪等人于2017年2月19日、4月5日两次胁迫上诉人股东潘建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加盖公章足以印证这一事实。其二，虽然余洪对占有公章出具了收条，但此收条仅能证明被上诉人及余洪占有公章的事实，无法反推出被上诉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取得公章。且从上诉人刊登公章作废公告，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公章等行为可知，上诉人不可能自愿将公章交给余洪及被上诉人保管。其三，余洪不是上诉人的股东或关联方，上诉人在转让股权前两日自愿将公章交给不相关的第三人保管根本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及余洪伙同杜弘、叶德元等人利用债权人优势地位，殴打、胁迫潘建文获得公章，又以占有公章的便利进一步加强其优势地位，胁迫潘建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符合显失公平的认定标准。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对公章保管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仅以上诉人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及余洪以“抢夺”的手段获得公章否定上诉人在被他人占有公章无法自由行为的事实，忽略上诉人交付公章的不合理性，忽视《股权转让协议》明显是在被上诉人明显的优势地位下签订，存在重大错误。2.一审法院未查清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对价及对价是否合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一直回避确认案涉股权转让的对价，并一直在列举其所认为潘建文的负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以股抵债，也未明确以多少债务转让多少份额股权，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正常协商的交易路径。相反，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充分举证17.49%的股权价值远超出潘建文所欠债务。但一审法院非但没有查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以股抵债的意思表示，更未就17.49%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合理进行判断，对与该问题密切相关的债务实际金额以及股权价格不予认定，在此情况下否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属事实认定不清。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原审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非常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一、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本案的股权转让存在威胁胁迫的情形。相反，一审时已经递交了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很清楚地显示与本案所有的股东以及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潘建文夫妇所说的暴力侵害时间是在2017年的2月12日,当天已经报案，暴力行为不可能延续至2017年的2月16日，更不会延续到18号、19号以及之后的一、两年之内。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潘建文夫妇多次参加公司的股东会，并且股权转让协议也到场签字。在2017年2月12日之前，也就是2016年，潘建文夫妇、中泰盈嘉公司对于欠款已经形成了多份欠款还款承诺书、股权质押协议、担保协议，但是没有一份进行了履行。在一审开庭的时候，其对于该事实并未否认。本案股权转让方是中泰盈嘉公司，而并不是潘建文夫妻，不要混淆这个概念。潘建文只是其中的一个股东，中泰盈嘉公司作出股权转让的行为是经过了众多股东的同意，并且其中的第二大股东杜弘，也就是另外79号案件上饶宜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可能出现中泰盈嘉公司的股东反而会跟着上饶银鹿公司一起去胁迫潘建文，显然不合逻辑。二、股权转让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即使有显失公平也是我公司出于无奈接受其股权，股权转让其对价就是潘建文、中泰盈嘉公司欠我公司巨额债务。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中泰盈嘉公司以及潘建文夫妇无力还款，多年拖欠，并且多次的恶意抽逃资产，在法院的执行网已经将其列为失信人员名单多次。上饶银鹿公司、上饶宜和公司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接受其股权抵债的协议，并不是胁迫威胁促成的买卖。潘建文夫妇、中泰盈嘉公司以公司需要购买土地为名向上饶银鹿公司、上饶宜和公司等共计借款8000余万元，并且用股权进行了担保。并且在签订借款协议时，中泰盈嘉公司明确为共同借款人。那么上饶银鹿公司、上饶宜和公司之所以同意接受股权抵债，是因为潘建文夫妇、中泰盈嘉公司购买土地的价值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3000余万元，乘以30%的股权那么仅仅是1000余万元，我们的对价只是八分之一都不到。在接受公司股权之后，上饶银鹿公司、上饶宜和公司发现中泰盈嘉公司拖欠了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共计952万元，并且该笔费用都是在我方入驻公司之后进行了补缴。综上，潘建文夫妇、中泰盈嘉公司股权价值远远低于所欠的债务，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既得利益者实际上是中泰盈嘉公司跟潘建文夫妇，其提到的刑事案件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系。请法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中泰盈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1.撤销2017年4月5日中泰盈嘉公司与上饶宜和公司签订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2.上饶宜和公司向中泰盈嘉公司返还其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份；3.本案诉讼费由上饶宜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潘建文系中泰盈嘉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2年11月，中泰盈嘉公司出资设立了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在2017年2月22日前，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潘建文，中泰盈嘉公司在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中占53%股份，江西汇盛贸易有限公司占37%股份，自然人向霏占10%股份。因潘建文与余洪、杜弘、叶德元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2012年2月12日，余洪等债权人在向潘建文夫妇索债过程中，潘建文夫妇被案外人连金伟殴打致轻伤,该案已经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2017年2月19日，中泰盈嘉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30.21%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上饶银鹿公司。2017年4月5日，中泰盈嘉公司作为甲方与上饶宜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京都盈湖公司系由甲方投资创办，甲方拥有该公司22.79%的股权。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股权（共计认缴出资1049.4万元）转让给乙方上饶宜和公司。乙方同意受让甲方上述股权，乙方受让后应当依法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同时该协议书还约定：“公司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处理和承担以及股权转让金的支付等问题由双方另行商定”。中泰盈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并盖章。同日，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全体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记载：“一致同意股东中泰盈嘉公司将其持有的17.49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上饶宜和公司，一致同意股东上饶银鹿公司将其持有的30.21%的公司股权转让给上饶宜和公司，股东江西汇盛贸易有限公司、向霏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原告均在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转让后，上饶宜和公司占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47.7%的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余洪，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8年3月9日，中泰盈嘉公司以股权转让协议系受胁迫下签订，违背了其真实意思，且该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上饶宜和公司返还其持有的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17.49%的股份。上饶宜和公司系杜弘与叶德元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杜弘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6月7日，该公司投资人股权发生变更，法定代表人亦由杜弘变更为余洪。另查明，中泰盈嘉公司诉案外人上饶银鹿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撤销纠纷一案在一审法院另案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可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本案中，中泰盈嘉公司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予以撤销的理由为：一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受胁迫下签订的，违背其真实意思；二是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的股权价值远远高于实际所欠债务，存在显失公平。原告以其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夫妇在2017年2月12日被殴打受伤并报案的事实，主张余洪等人通过暴力殴打及以生命相要挟，胁迫其交出公司公章及其转让股份，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2月12日的故意伤害案已经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作出认定，该判决并未认定潘建文夫妇的受伤系受余洪等人指示，且潘建文夫妇被殴打当天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亦当天予以立案受理，故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7年2月12日的故意伤害案与时隔近两个月后的2017年4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必然的利害关系，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在余洪等人的胁迫下签订的。原告公司的公章虽然在股权转让期间处于被告上饶宜和实业公司的保管中，但在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以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上均有原告法定代表人潘建文的签名，原告主张潘建文所有的签名均是被胁迫下在空白处预先所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潘建文与余洪、杜弘、叶德元等人存在债权债务纠纷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至于潘建文尚欠余洪等人债务的具体金额，并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且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原告系京都盈湖公司的最大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规划，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资产状况完全了解，对公司开发项目的价值评估较之他人应更为准确，更符合市场定位，现原告主张已转让股权的实际价值远远高于实际的转让对价，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不合乎经验和常理判断。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股权价值的判断显失公平，故诉争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可撤销合同的法定条件，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中泰盈嘉公司主张撤销诉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不成立，证据不充分，对原告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被告返还京都盈湖公司17.49%股份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中泰盈嘉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760元，由中泰盈嘉公司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7年2月12日案发前半小时录音及文字整理。证明：潘建文、吴丽兰被余洪为首的抢夺股权、公章人员非法拘禁，恐吓，要求潘建文交出公章、转让股权。证据二：立案告知书。证明：2017年2月12日案发后潘建文报警，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于2017年7月10日才正式刑事立案。这期间潘建文、吴丽兰寻求救济未果。证据三：中泰盈嘉公司20130717版章程。证明：按照中泰盈嘉公司的章程约定对转让京都盈湖公司股权这一属于公司重大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事项应召开股东会进行决定。证据四：律师函。证明：2017年6月28日中泰盈嘉公司委托律师向与京都盈湖公司合作的案外人发律师函，告知余洪等人控股公司所持京都盈湖公司股份系通过胁迫等不当手段获取，建议案外人暂缓与余洪等业务合作。证据五：京都盈湖公司20160825版、20170220版公司章程、20170405版公司章程、20171031版公司章程。证明：20170220版章程对股权转让的程序性要求做了明显降低，其中原因系为后续的非法转让创造条件。证据六（当庭提交）：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信公（刑）立字（2019）0242号立案告知书。证明：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对本案存在重大关联的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潘建文被非法拘禁一案进行刑事立案。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原审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质证后认为：1.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对于录音文字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录音资料是吴丽兰擅自在协商过程中的录音，并不能反映全部的协商原貌，其只是截取了一小部分。第二，整个录音过程中也没有反映出其证明目的，没有反映出非法拘禁恐吓的内容，全程都是在协商还款，并且几乎是乞讨似的协商还款。第三，该录音材料反而能够证明潘建文、中泰盈嘉公司欠诸多债权人的巨额债务未还。第四，在场的诸多债权人很多是其亲戚。2.证据二与本案无关联性，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书。上诉人主张用该份证据证明民警陈强有渎职行为，是误导法庭。在刑事案件开庭时，潘建文代理人在2017年8月份提交伤情鉴定报告。正是因为其提交的伤情报告在八月份，公安机关没有得到轻伤的报告，不能立案，并不是民警渎职不立案。3.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公司应否召开股东会转让股权是公司内部的行为，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4.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我方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这份律师函。单方作出的律师函，不能溯及于我们。5.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份章程有潘建文本人的签字，是在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变更。6.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刑事立案的告知书并没有相关的信息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一、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对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提交的证据二、三、五、六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为录音及文字整理资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需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定部分一并分析认定。三、证据四系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律师函，亦未提交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二审中，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以2019年2月16日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对潘建文被非法拘禁一案进行刑事立案侦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余洪于2019年3月5日被依法刑事拘留，本案的审理应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及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为由，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要求对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涉嫌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不应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本案无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对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二审补充查明：2017年2月12日，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北门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登记表（1）》记录：2017年2月12日15时25分09秒接到报警人周先生的报警，称因债务纠纷，对方被困在酒店里。事发地址:信州区凤凰大道天伦酒店1007。15时29分，民警陈强接商贸城警务站移送的警情，于16时26分42秒到达现场。经了解得知，潘建文、吴丽兰夫妻两人与余洪之间存在债务纠纷，今日余洪得知潘建文、吴丽兰两人在天伦酒店入住后遂前往索要欠款时双方引发争吵。下一步工作：安抚双方情绪，拟作民事纠纷调解处理。2017年2月12日，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北门派出所向潘建文出具《受案回执》，受理潘建文被故意伤害案。受案登记表文号为訟（北）受案字【2017】160号。2017年2月16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余洪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深圳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同年11月3日，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建文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余洪交还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公章壹枚。2017年7月10日，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向潘建文出具《立案告知书》【信公（北）立字【2017】01584号】，告知潘建文故意伤害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继续侦查。2017年7月12日，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在晶报上刊登《遗失声明》，内容为: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2017年7月28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中泰盈嘉公司诉余洪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粤0304民初33205号。同年11月2日，潘建文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对(2017)粤0304民初33205号案撤回起诉。2018年4月23日，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对案外人连金伟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作出（2018）赣1102刑初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2月12日晚，余洪、余聪远、罗来明、叶德元、曾诚、王新国等六名债权人到紫阳华庭京都汇二楼被害人潘建文公司办公室向债务人即被害人潘建文、吴丽兰夫妻索债。余洪因欠被告人连金伟的钱未能归还，便通知连金伟到潘建文公司、一方面等其向潘建文、吴丽兰索债的结果，另一方面帮助守住潘建文、吴丽兰以防潘建文、吴丽兰逃债离开。在余洪、余聪远、罗来明、叶德元、曾诚、王新国与潘建文、吴丽兰商谈过程中，吴丽兰表示累了要求休息了，便离开商谈现场上楼休息。其他人在继续商谈过程中认为潘建文作不了主，便提出要让吴丽兰来继续谈。于是，余洪便叫连金伟上楼叫吴丽兰下楼来。连金伟等人在三楼叫吴丽兰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被告人连金伟持铁棍对吴丽兰及闻声赶到的潘建文进行了殴打，至潘建文左尺骨中上段粉碎性骨折，左前臂外侧中段软组织挫伤面积15cm2以上，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吴丽兰面部软组织挫伤，面部软组织创，左前臂中段外侧软组织挫伤面积15cm2以上，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据此，认定连金伟伙同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使被害人潘建文轻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赔偿潘建文、吴丽兰各项损失合计71232.45元。2019年2月16日，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向潘建文出具《《立案告知书》，受案编号：信公（刑）立字[2019]0242号，告知潘建文被非法拘禁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侦查。另查明，中泰盈嘉公司诉上饶银鹿公司、上饶宜和公司涉及京都盈湖公司30.21%股权转让协议撤销纠纷一案，一审案号为：（2018）赣11民初129号，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中泰盈嘉公司不服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二审案号为:（2019）赣民终144号。除二审补充查明的事实外，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以股权转让协议是受胁迫下签订且股权价值存在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因此，胁迫是指不法地向相对人表示施加压力，使之恐惧，并且基于此种恐惧而为一定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所规定的可得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为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建文与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洪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纠纷。2017年2月12日中午，余洪等债权人到潘建文夫妇住的酒店索要欠款，余洪通知案外人连金伟到场，双方之间发生语言争执并报警，根据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北门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1）》记录反映：“2017年2月12日15时25分09秒接到报警，民警于16时26分42秒到达现场了解得知，潘建文、吴丽兰夫妻两人与余洪之间存在债务纠纷，今日余洪得知潘建文、吴丽兰两人在天伦酒店入住后遂前往索要欠款时双方引发争吵”，双方在派出所经公安机关协调处理后离开。期间，陆续有其他债权人找潘建文谈债务问题，故双方又到上饶市信州区紫阳华庭店面1-1（京都汇）办公室继续协商。根据2017年11月11日上饶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北门派出所对连金伟作的询问笔录，连金伟陈述“2月12日中午，余洪打电话叫我去东方豪景找他，说是潘建文在那里谈还钱的事。于是我就过去了。后来潘建文说他老婆过来了，住天伦酒店，潘建文说是要过去找他老婆协商下公章的事。我就跟潘建文一起去天伦酒店了。……我当时带着一外号叫“小明”男子就走进了天伦的房间……潘建文老婆说他们没欠我的钱，说我和“小明”骚扰了他就报警了。之后我们还到了派出所。……因为白天的时候潘建文老婆偷偷叫人把公章带回深圳，感觉他们就是这样没信用的人。余洪叫我来看住他们，我怕潘建文夫妻俩又耍聪明逃到深圳去，后来我又叫了几个朋友过来陪我到京都汇守着他们。”能够证明潘建文夫妇当时无法离开协商地点，在协商过程中，余洪等债权人提出潘建文交出中泰盈嘉公司公章，用中泰盈嘉公司持有第三人京都盈湖公司股权偿还债务的要求，潘建文夫妇未同意并于当天让人把公章带回深圳的事实。当晚23时10分许，潘建文、吴丽兰被连金伟打伤并住院治疗。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对连金伟所作询问笔录的陈述及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并结合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提交的录音、视频记录可以证明。2017年2月16日-11月3日期间，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的公章由余洪掌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虽然打伤潘建文夫妻的是案外人连金伟，但实施胁迫行为的主体既可以包括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之外的第三人，且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证明案外人打伤潘建文夫妻的行为与本案所涉相关人员、事件之间具有关联性。潘建文作为上诉人中泰盈公司的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自己及其亲人被被上诉人方的人员殴打受伤后，心理因受到胁迫产生恐惧，并产生一种惧怕心理。2017年2月19日，潘建文作为中泰盈嘉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受胁迫后感到恐惧的心理状态的支配下与案外人上饶银鹿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30.21%股权转让给上饶银鹿公司。2017年4月5日，中泰盈嘉公司与上饶宜和公司签订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股权转让给上饶宜和公司。同时，上饶银鹿公司与上饶宜和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上饶银鹿公司将其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30.21%转让给上饶宜和公司。虽然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在故意伤害案件发生时隔近两个月之后签订，但从潘建文受伤后直至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公司公章失去控制权，公章由上饶宜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洪掌管。从中泰盈嘉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报纸上刊登公章作废公告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公章，并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一年内向人民法院以受到胁迫为由主张撤销权的一系列主张权利的行为亦可以证明，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将公章交于他人保管不是中泰盈嘉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可知，中泰盈嘉公司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47.7%股权最终由上饶宜和公司持有。由此，可以证明几次股权转让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及连续性。综上，本案结合整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后一系列事情发展过程、因果关系及股权最终流向状态，可以认定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受胁迫与被上诉人上饶宜和公司签订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属于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主张2017年4月5日签订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应予以撤销并要求上饶宜和公司返还持有的京都盈湖公司17.49%股权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中泰盈嘉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民初130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与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5日签订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三、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持有的江西省京都盈湖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7.49%股权返还给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四、驳回深圳市中泰盈嘉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47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764元，共计169524元，由上饶市宜和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颖审判员  周辉审判员  王冬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书记员  陈娟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