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9民初13640号 原告：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原北京新意互动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46134216R，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大街**腾达大厦****。 法定代表人：曲伟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毅，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菅磊，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纳智捷（杭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X0A01U，住所地浙江省杭，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 法定代表人：陈国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龙，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煜晖，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风裕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0609982712，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陈国荣，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伊丽，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意公司”）与被告纳智捷（杭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智捷公司”）、东风裕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裕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毅、菅磊，被告纳智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勇龙、唐煜晖，被告东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楼伊丽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意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支付新意公司网络服务费25967500元以及该款自逾期付款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二计算的违约金[根据《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第2项约定，东裕公司应“在项目验收合格及收到发票后6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网络服务费。新意公司向二被告开具过二次发票，第一次发票涉及服务费20000000元，签收时间为2017年11月16日，按照60个工作日计算，应于2018年2月9日前付款，故自2018年2月12日起暂计至同年7月31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680000元；第二次发票涉及金额为5967500元，签收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按照60个工作日计算，应于同年5月3日前付款，故自2018年5月4日起暂计至同年7月31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106221.5元。二项合计786221.5元]合计26753722元（暂计金额）；2.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1日，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签订《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约定由新意公司为东裕公司提供网络媒介代理服务，费用按照排期据实支付，凭相关的验收报告、排期等结算凭证，由东裕公司在项目验收合格及收到发票后一次性支付。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为：“由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本合同签署地为杭州市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合同签订后，新意公司提供了约定的网络服务。2017年6月至9月期间，新意公司与二被告分批次对新意公司提供的网络服务进行了验收，确认新意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合格，并确定服务费为25967500元。2017年10月1日，二被告与新意公司签订《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约定由东裕公司将其全部业务概括转让给纳智捷公司，其后由纳智捷公司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虽然案涉25967500元服务费在前述《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已经实际产生，但并未进行确认，实际确认时间系在《转让协议》签订之后，通过《验收单》的形式具体予以明确。案涉《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而据纳智捷公司所称，案涉四份《验收单》上载明的批准人郑荣富自2017年9月1日起到纳智捷公司任职，郑荣富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的时间则为同年10月24日。也就是说，郑荣富于2017年9月1日入职纳智捷公司以后，才在《验收单》上进行签字确认。另据纳智捷公司所称，付孝刚于2017年9月12日与其建立劳动关系，而付孝刚作为审批人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的时间为同年9月14日；程文浩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新意公司在本案中诉请的金额，即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郑荣富、付孝刚、程文浩审批确认的金额，系在《转让协议》签订且经纳智捷公司验收之后才达到付款条件。此后，新意公司依法向二被告开具发票，但二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向新意公司支付相关费用，故二被告除支付前述服务费25967500元外，还应自逾期付款日起按照《服务合同》第十条第1款约定向新意公司支付未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二的违约金。新意公司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合同依据是《转让协议》第1条“甲乙丙三方确认并同意：自2017年10月1日（‘业务转让日’）起，甲方将其《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项下甲方的各项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由乙方承继并继续履行《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项下甲方的各项权利义务”及“鉴于：……B.甲方拟将其选定的经营业务转让给乙方，该转让拟于2017年10月1日完成（‘业务转让’）；C.本协议各方同意乙方取代甲方成为《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一方”之约定（纳智捷公司应成为案涉服务费的付款义务主体），以及二被告的工作人员均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另据《转让协议》第2条约定，各方同意《服务合同》项下在业务转移日前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归属于东裕公司，由东裕公司处理和承担，之后的债权债务归属于纳智捷公司，由纳智捷公司负责处理和承担。通过前述《转让协议》，东裕公司将本该由其经营的相关业务全部转让给纳智捷公司。之所以会出现业务转让的情况，是因为东裕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其股东东风汽车公司与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决定不再经营东裕公司的业务，对其进行破产清算，由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另行设立纳智捷公司，独立运营汽车销售等业务。因二被告之间的业务是一脉相承的，均为纳智捷品牌汽车的宣传与销售，故二被告之间才发生了将全部经营业务进行转让的情况，并签订了案涉《转让协议》，约定业务转让完成之前的债权债务由东裕公司负责，业务转让完成之后的债权债务由纳智捷公司负责。另结合二被告提交的二份《审计报告》来看，东裕公司将纳智捷品牌及所有的不动产亦均转让给了纳智捷公司。至于《转让协议》载明的“业务转让日”2017年10月1日，只是暂定的业务转让时间，这一点从《转让协议》“鉴于……B.……该转让拟于2017年10月1日完成”的约定可以得到印证。实际的业务转让时间应以《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为准。至于业务转让具体完成时间，新意公司并不清楚。据新意公司推测，该业务转让应已完成：一是根据官方新闻报道，所有业务已于2017年10月底实际转让完毕；二是根据二被告提供的所谓的《审计报告》显示，从形式上看，东裕公司已将其所有的经营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作价2000余万元转让给纳智捷公司。综上，东裕公司不是将其《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纳智捷公司，而是将其经营的业务转移给纳智捷公司。因此，不存在以合同签订之日2017年10月1日作为二被告之间权利义务划分界限的情形，纳智捷公司关于应以《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界划分二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辩称，系偷换概念。在业务转让之后，《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由纳智捷公司承担。此外，由于二被告存在共同的实际控股股东，即案外人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且二者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存在混同。故新意公司基于案涉《服务合同》《转让协议》及二被告存在人格混同的实际情况，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新意公司认为，一、纳智捷公司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成为案涉《服务合同》的履行主体，并因此成为案涉债务的承担主体。2017年4月至5月，新意公司为东裕公司提供了网络媒介服务。同年8月15日，纳智捷公司注册成立。同年10月1日，二被告与新意公司签订了案涉《转让协议》，约定东裕公司拟将其选定的经营业务转让给纳智捷公司，由纳智捷公司承继并继续履行《服务合同》项下东裕公司的各项权利义务。同年9月至10月，纳智捷公司五名工作人员对新意公司提供的网络媒介服务进行了审核验收。同年11月16日和2018年1月31日，纳智捷公司签收了发票。其一，《转让协议》多处载明二被告之间进行的是经营业务转让而非资产转让，故转让之前因经营业务产生的债权债务亦应随之转让。至于东裕公司转让的其所“选定的经营业务”的具体范围以及业务转让的具体完成时间，应由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不影响双方之间业务转让关系的认定及债权债务的转移。新意公司提交的招聘网页信息和二被告提交的《审计报告》数据表明，东裕公司的经营业务转让后，其经营数据发生了明显变化且未再招聘工作人员，明显未再继续经营，从而佐证了二被告之间进行的是经营业务转让这一事实。其二，《转让协议》系就二被告之间对协议签订日前已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概括转让和承继的约定，而非二被告之间分担债权债务的约定。2017年10月1日签订《转让协议》时，各方均已明知新意公司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主要义务即媒介宣传服务已经履行完毕，待被告方验收确认完毕后，新意公司仅剩开票义务，而被告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远远大于其享有的权利。若东裕公司转让的是《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则根本无须取得新意公司同意。更何况，新意公司开具的发票付款单位为东裕公司，相当于东裕公司什么都没转让，没有必要签订三方《转让协议》。因此，东裕公司通过《转让协议》转让的显然系合同义务。只有在该种情况下，才须取得债权人即新意公司的同意。这正是案涉《转让协议》产生的前提条件。二被告辩称协议转让的是2017年10月1日之后的债权债务，但协议签订时2017年10月1日之后的债权债务尚未产生，且各方均明知此后也不可能产生新的网络媒介服务，故不可能存在此项转让。其三，《转让协议》的文字表述不存在歧义，一再表明纳智捷公司承继东裕公司，成为案涉《服务合同》的主体。1.《转让协议》的标题明确表明系对《服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转让，而非债权债务的分担。2.《转让协议》的序言部分载明了转让的前提为“甲方拟将其选定的经营业务转让给乙方”，且新意公司“同意乙方取代甲方成为《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一方”。3.《转让协议》约定：“现甲乙丙三方就《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变更达成一致。”如果只是新旧债权债务的时间界限划分，则前后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是相对的且固定不变的，不存在对原《服务合同》进行变更的问题，只有一方主体更换才会产生变更。4.《转让协议》第1条的标题明确载明系“权利义务承继”，并详细载明“……由乙方承继并继续履行《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项下甲方的各项权利义务”。除《转让协议》标题上的“转让”字眼外，《转让协议》的正文部分也载明东裕公司将其《服务合同》项下的各项权利义务“转让”给纳智捷公司。故二被告应当能够理解“转让”的含义以及“转让”与债权债务分担的本质区别。5.《转让协议》第2条第1款约定：“……在业务转移日后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归属于乙方，由乙方负责处理和承担。”二被告辩称“业务转让日”与“业务转移日”不同，但因《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2017年10月1日为“业务转让日”，如二者确有区别，则区别在于“业务转移日”为实际的业务交接日。至于具体交接时间，应由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新意公司而言，业务交接后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归属于乙方，由乙方负责处理和承担”。《转让协议》关于“如实际的业务转让日提前或者推后，则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转让时间也相应提前或者推后”之约定，也证明二被告之间进行的是包括债权债务承担在内的业务转让。6.《转让协议》第2条第2款约定：“各方确认，《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项下，在业务转让日前，甲方与丙方间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按照《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继续由甲方、丙方进行履行。”从字面意思来看，该表述存在歧义，可作两种理解。一种是“在业务转让日前”是债权债务的定语，也是债权债务划分的界限。在业务转让日前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由东裕公司和新意公司继续履行，相应地，业务转让日前已经结清的债权债务由纳智捷公司履行。但如果相关债权债务在业务转让日前已经结清，自然不存在须继续履行的可能。故该种理解可以排除。另一种是“在业务转让日前”是时间状语，表明履行的时间界限。在业务转让日前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由东裕公司和新意公司继续履行，在业务转让日后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由纳智捷公司与新意公司履行。显然，这种理解更符合《转让协议》的上下文和整体表述，也更符合《转让协议》签订后纳智捷公司的实际履行行为。7.《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如业务转让事宜因故未完成或甲乙双方书面终止转让事宜时，本协议自动失效，《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继续有效，由甲方和丙方继续按照原《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各方权利义务。”根据该条款约定，如果业务转让未能正常进行，则由东裕公司继续履行原合同；如果业务转让进行完毕，则《转让协议》对各方生效，由纳智捷公司继续履行原合同义务。该条款表明，在《转让协议》签订时，业务转让尚未明确无误地进行完毕。至于业务何时实际转移，系二被告之间的事务，应由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然而，纳智捷公司的验收和签收发票行为表明该业务转让已经进行完毕，其系在成为《服务合同》主体后才从事验收和签收发票行为。另外，二被告提交的二份《审计报告》也表明业务转让已经进行完毕，纳智捷公司理应承担付款义务。8.二被告称原、被告双方对《转让协议》的条款理解存在分歧，而该协议文本系由被告方提供，二被告在签约过程中具有优势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在对格式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时，应当按照有利于接受格式条款一方的理解进行认定。9.退一步讲，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认为合同约定不明的，应当按照合同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而《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一再表明，二被告之间系对《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整体承继。根据交易习惯，若《转让协议》是对2017年10月1日前后的业务和相应的债权债务进行划分，鉴于2017年10月1日之后已经没有相应业务产生，故完全没有划分的必要，该《转让协议》只能是针对已有债权债务的划分。同样的，若已有的债权债务继续由东裕公司承担，亦无划分的必要。综上，《转让协议》只能是针对纳智捷公司承继东裕公司相应的《服务合同》义务进行的约定。其四，纳智捷公司实际履行了《服务合同》项下已于2017年10月1日前产生的东裕公司的权利义务。1.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付孝刚、程文浩、郑荣富等对新意公司2017年10月1日前提供的服务进行验收，系纳智捷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履行《服务合同》的行为。《验收单》载明的申请时间为2017年6月20日，该日期表明纳智捷公司对其验收的是新意公司于2017年10月1日前提供的网络媒介服务系明知。在纳智捷公司成立并组建了管理团队后，其开始履行《服务合同》。纳智捷公司在庭审中自述付孝刚于2017年9月12日入职纳智捷公司，而付孝刚于同年9月14日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郑荣富于2017年9月1日入职，于同年10月14日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程文浩于2017年11月1日入职，于同年9月4日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其中，郑荣富和程文浩系从东裕公司转入纳智捷公司任职，付孝刚则系纳智捷公司招聘人员。付孝刚的入职时间表明其代表的只能是纳智捷公司，且并非对此前其所负责业务的后续处理。若纳智捷公司所述时间是真实的，则程文浩的入职和签字时间表明其签字时仍系东裕公司的工作人员。若东裕公司如二被告所称，应自行承担2017年10月1日前的债权债务，则应由其自行验收。由其他公司工作人员代为验收，且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为此前从未接触过该项业务的付孝刚，明显不合常理。上述情况表明，东裕公司要么已无独立工作人员，与纳智捷公司共用一套班子，构成人员混同；要么由纳智捷公司代为验收，构成业务混同；要么纳智捷公司系以自己的名义履行《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2.纳智捷公司接收发票并非受托代收，而系直接履行《服务合同》的行为，二被告之间存在财务管理混同。2017年11月10日，新意公司开具了总额为20000000元的发票21张，后由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张婷签收。2018年1月31日，新意公司开具了总额为5967500元的发票，后由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尤佳佳签收。故纳智捷公司要求新意公司将所开具的发票付款单位确定为东裕公司，明显存在利用关联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嫌疑。3.纳智捷公司成立后，东裕公司未再以自己名义单独参与《服务合同》的履行。从现有证据材料和庭审中二被告自认的事实来看，东裕公司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后就彻底退出了《服务合同》的履行，东裕公司甚至并未举证证明其曾要求新意公司开具发票的沟通过程，用以证明其系以自己名义处理2017年10月1日前的债权债务。二、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一，二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1.纳智捷公司在财产保全《复议申请补充意见》及庭审过程中关于杨寒身份的陈述前后矛盾，一方面称“徐文祥、杨寒仅为东裕公司采购部人员”，另一方面又称“杨寒为纳智捷公司采购部经理，由纳智捷公司发放工资、缴纳社保”。结合杨寒在其与王石的微信聊天过程中和分期还款会谈中的陈述以及徐文祥在分期还款会谈中的陈述来看，实际上杨寒负责二被告的采购业务，其直属领导为徐文祥。而徐文祥的名片显示其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的采购总部副总部长，其上级为所谓的纳智捷公司采购总部总部长黄世谷，其下级为所谓的纳智捷公司采购部经理杨寒。上述情况表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东裕公司及纳智捷公司系三块牌子一套人马。2.二被告法定代表人均为陈国荣，职务为董事长，对外具有关联公司的外观。3.二被告总经理均为吴新发，职务为董事兼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为陶骏、苏聪敏。陶骏在案涉《服务合同》中代表东裕公司签字，而杨寒和王石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系杨寒和徐文祥的上级，故无法区分陶骏、苏聪敏二人在二被告的工作分工。可见，二被告的日常经营管理存在混同。4.纳智捷公司有三名董事同时担任东裕公司董事，可见二被告的决策机构存在混同。5.在分期还款会谈中，杨寒表示二被告的财务负责人为同一人。6.业务部门负责人郑荣富、程文浩在二被告处所任职务相同，可见二被告的日常业务处理存在混同。其二，二被告之间存在业务混同。1.二被告的经营范围基本相同，高度重合。2.二被告之间进行业务转让的真实原因是作为中外合资企业的东裕公司经营状况不佳。其国企股东“东风系”和台湾股东“裕隆系”各占50%股份，无论是在日常经营决策方面还是在经营亏损方面，均无法持续。在此情况下，“东风系”决定退出经营，由“裕隆系”独自进行纳智捷品牌的运营，由此产生了东裕公司对纳智捷公司的经营业务转让。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该转让既有东裕公司之前的经营业务的转让，也有二被告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甚至软件的转让。转让完成后，再加上工作人员劳动关系的转移，东裕公司实际已成空壳公司。二被告既未举证证明其二者之间进行的系资产转让而非经营业务转让，亦未证明相关转让价款已经实际支付，明显系利用转让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三，二被告之间存在财务混同。1.相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均由纳智捷公司承担，庭审中纳智捷公司亦认可在《验收单》上签名的人员和财务人员以及与新意公司商谈分期还款的杨寒等均为纳智捷公司员工。既然从业务、财务、销售到人员工资均由纳智捷公司一方承担，若东裕公司从中受益，则二被告之间显然存在财务混同。2.庭审中，纳智捷公司自称其办公地址为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2688号。该地址与东裕公司的经营地一致，然而二被告无法说明该办公场所所需费用由谁承担，故二被告之间明显存在财务混同。3.二被告在对外宣传时均以“东风裕隆纳智捷”进行模糊表述。虽然其辩称“纳智捷”既有可能是公司名称也有可能是商标名称，但在东裕公司退出对纳智捷品牌汽车的经营后，应当无法继续使用“纳智捷”品牌商标，也无义务再为“裕隆系”和纳智捷公司宣传该品牌。既然东裕公司存在替纳智捷公司宣传的行为，则二者之间显然存在宣传、业务和财务混同，且二被告无法说明相关宣传费用由谁承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作为采购总部负责人的徐文祥亦认可二被告之间存在财务混同。徐文祥多次表示将用纳智捷公司的资金付款，但付款时间需要东裕公司财务负责人方世豪确定，而杨寒又称方世豪为“我们（纳智捷）财务部的”。杨寒既接受纳智捷公司的上级黄世谷的领导，又接受东裕公司的上级徐文祥的领导，且表示其两边的业务都管。可见，二被告的业务处理完全一致。徐文祥明确表示，“我们会有10亿进来，资金要怎么运用，要怎么排款，我现在做一个还款计划”；“台湾是同意裕隆增资10个亿给杭州纳智捷……刚才我问了我们那个财务的那个刚升起来接徐世栋的方世豪方部长。我说这10个亿，他说最快是月底，应该8月底应该可以进来”；“我现在要付钱，也只能用杭纳的钱，但是你现在把我杭纳的资金冻结了”。可见，纳智捷公司自认其应对东裕公司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其四，庭审中，被告方自述二被告系关联公司，故其应当就无法证明其二者人格独立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二被告具有共同的实际控制人，涉嫌存在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逃避公司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纳智捷公司的母公司与东裕公司股东之一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为同一主体，均为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该实际控股股东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在合资公司中占据主导权，完全可以控制东裕公司的走向，使其将经营业务转移给纳智捷公司。该情形符合公司股东滥用其权利，利用子公司之间资产的相互转移对外逃避债务的特征。根据媒体报道和可公开查询的东裕公司相关情况可知，东裕公司已经负债累累。二被告坚持主张案涉《转让协议》系以“业务转让日”为限，对东裕公司和纳智捷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划分，且纳智捷公司只享有合同权利、不承担付款义务，更加证明二被告系以该种方式故意逃避债务，使空壳公司东裕公司承担巨额债务，并使获得了东裕公司资产的纳智捷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四、二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举证证明其二者人格相互独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一，二被告所提交的《审计报告》无法证明其二者财务独立。东裕公司提供了2017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纳智捷公司提供了2017年8月15日至同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审计报告，报告内容为审计期间的资产、负债。但该二份财务审计报告只能显示二被告的经营状况，不能证明二被告财务相互独立。若二被告采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并共用财务人员为两家公司分别制作一套财务账簿，亦属现实中常见情形。因此，经营数据只是资产负债的体现，不是财务独立的体现。只有查阅财务账簿的制作人员、审核人员、审批人员是否同一，以及费用的实际支出情况，才可看出二者之间是相互独立还是完全混同。新意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业意见“仅从纳智捷和东风裕隆前述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中无法反应两公司财务不存在混同问题，若需要证明纳智捷和东风裕隆两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还需要审阅纳智捷和东风裕隆的相关财务账目和会计记账凭证、任职财务人员信息等证据材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其二，新意公司认为只有原始的财务凭证才可清晰看出二被告的财务和业务处理情况，故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要求责令二被告提供其财务凭证。但二被告均未向法院提交该证据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本案应当追加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为共同被告。其一，三公司刻意对外制造混同的效果。1.三公司在管理人员的名片上同时体现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和纳智捷公司的显著特征，并显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的全称。该公司并非纳智捷品牌的运营主体，却依然在名片的显著位置、一左一右地印制“纳智捷”和“东风裕隆”字样，标注的邮箱为纳智捷公司的邮箱，地址为三公司目前的共同经营地。新意公司与二，地址为三公司目前的共同经营地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研发大楼，即三公司共用的办公场所。2.三公司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均以“东风裕隆纳智捷”进行对外宣传。无论是查询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东裕公司的官网、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是查询纳智捷公司的上述媒介渠道，搜索结果均为同一页面。纳智捷公司虽有自己的网站备案许可，但是对外并不公布网址，而是使用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的网站，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东裕公司对外统称为“东风裕隆纳智捷”，主动制造混同的效果。3.三公司在媒体报道等推广活动中，根据需要轮流使用三公司的名义，但工作人员仍为相同人员，业务也是相同的业务，同样系主动对外制造混同效果的行为。其二，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参与二被告的业务和诉讼事务，与二被告具有高度的关联和控制力。纳智捷公司为解除本案中对其银行账户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由纳智捷（杭州）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了反担保。经查询，纳智捷（杭州）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可见，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担保人纳智捷（杭州）置业有限公司及二被告等均为关联企业，且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对二被告具有较高的控制力。其三，三公司具有同一实际控制人，即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六、二被告提交的《庭后核实几个问题情况》《庭后核实几个问题》再次印证了纳智捷公司系以自己名义履行案涉《服务合同》，且二被告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存在人格混同。需要说明的是，二被告所称的“东风裕隆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并不存在。纳智捷公司的工作人员付孝刚、韩童丰系其自行招聘人员，该二人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前从未参与过东裕公司的业务，故其二人在《验收单》上签名的行为系履行纳智捷公司职务的行为。二被告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在办公场所使用、广告宣传费用负担、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在内的人员使用等环节均存在资产不分、共同受益的资产混同情形。七、纳智捷公司提交的《庭后核实几个问题情况》存在虚假陈述，更表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与二被告系关联公司，存在共同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应当追加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由三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其一，苏聪敏作为东裕公司的授权代表在案涉《转让协议》上签字，且在分期还款会谈中徐文祥称其为“我们的苏总”，并称“这件事就我来处理了，这个我就不找苏聪敏他们处理了”。可见，徐文祥与苏聪敏系同一公司工作人员。二被告在庭审中称徐文祥为东裕公司工作人员，现纳智捷公司回复称苏聪敏为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可见二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其二，纳智捷公司回复称林义钦于2017年11月20日入职纳智捷公司，担任财务部管理会计室经理，于2018年8月1日任财务部副部长。但在该公司提供的2017年度《审计报告》中，林义钦系以财务部部长身份签字。可见，纳智捷公司提供虚假证据且进行虚假陈述。在2018年7月30日各方协商分期还款事宜时，林义钦仅为财务部副部长。显然，当时纳智捷公司还有他人担任财务部部长。故在还款须动用纳智捷公司款项时，应由纳智捷公司财务部负责人进行审核确认。而徐文祥提到的负责人为方世豪（即东裕公司的财务部负责人），却对纳智捷公司的财务部负责人只字未提。其三，关于办公场所。既然纳智捷公司称其系租用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的场地，则其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租赁协议和租金支付凭证，以证明其独立承担租赁费用，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纳智捷公司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共用办公场所但未支付相关租赁费用的情形，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共同使用财产的资产混同情形。其四，纳智捷公司是否已经获得增资10亿元，并非其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徐文祥只是在分期还款会谈中表示分期还款的资金将来源于纳智捷公司所获增资，并提及计划还款的时间，并未表示如纳智捷公司未获得该增资将不承担还款责任。其五，纳智捷公司称二被告之间的关联交易和对价支付时间发生在2017年11月至12月。可见，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业务转移的关联交易，而业务转移之后，《服务合同》主体发生了变更，变为由纳智捷公司履行“甲方”权利义务。二被告提交的《审计报告》审计截止时间均为2017年12月31日，而东裕公司的《审计报告》未显示其他业务收入中存在巨额资产转让收入，纳智捷公司的《审计报告》则记载了数额巨大的应付款，该应付款即为纳智捷公司购买东裕公司资产所应支付的对价。可见，该转让价款尚未实际支付，纳智捷公司进行了虚假陈述。纳智捷公司自认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与《转让协议》约定的“业务转移日”属于同一时期，可见关联交易与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为同一事件。该自认也表明关联交易已经完成，《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自然也已一并完成。张婷、尤佳佳二人于2017年11月和2018年1月接收发票的行为也表明转移已经完成，纳智捷公司开始履行《服务合同》。其六，纳智捷公司关于二被告股东之间关系的陈述，已明确表明二被告之间存在控股股东的关联关系。纳智捷公司的母公司为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该母公司又全资设立了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该子公司又出资50%设立了东裕公司。可见，纳智捷公司与东裕公司同属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差别仅在于代系不同。考察两个子公司之间是否由同一母公司控制，要看母公司对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和财务等关键岗位人员安排的决定权。纳智捷公司在《复议申请再补充意见》第2页中表示“东裕销售公司因是合资公司，财务负责人外方为徐世栋，中方为简玉权（股东东风汽车公司派驻员）”，而杨寒称简玉权为财务部副部长且系“东风派驻的部长”。在两个股东各占50%股份的情况下，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派驻的人员担任财务部部长，而东风汽车公司派驻的人员则担任副部长，表明在东裕公司中裕隆方股东具有更强的控制力。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人员应当由总经理负责聘任。正是由于东裕公司并非完全独立运营的公司，才会出现财务部负责人由各方股东“派驻”而非由总经理选聘的情形。综上，裕隆方才是东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对纳智捷公司和东裕公司均具有现实的控制力。八、东裕公司提交的《庭后核实几个问题》同样存在虚假陈述，二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其一，东裕公司回复称黄世谷于2018年6月19日入职纳智捷公司，担任采购总部总部长；而徐文祥在2018年7月30日分期还款会谈中表示，“采购部总部长是台湾裕隆派来的，他前两个礼拜刚到”。可见，黄世谷任职时间大约为2018年7月中旬，并非同年6月19日。杨寒在与王石的微信聊天中表示黄世谷是其领导，而纳智捷公司在《复议申请再补充意见》中称杨寒系东裕公司工作人员，现东裕公司又称黄世谷系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同时，徐文祥作为东裕公司工作人员，对于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黄世谷的动向十分清楚。这些情况一再表明，二被告确实共用一套班子。其二，东裕公司回复称陈小丽系该公司销售主管，于2017年8月18日离职。虽然陈小丽在《验收单》上签字时未签署时间，但其中一份《验收单》制作时间为2017年9月10日，而陈小丽亦在该《验收单》上签字确认。显然，东裕公司进行了虚假陈述。其三，从东裕公司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付孝刚为纳智捷公司自行招聘人员，入职前与东裕公司并无关联，未参与过东裕公司的业务。付孝刚入职后就参与了案涉服务的审核验收，而纳智捷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系受托代为验收。可见，该审核验收行为系代表纳智捷公司的行为。其四，东裕公司自述方世豪、尤佳佳、张婷三人系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转入纳智捷公司任职，说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与二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其中，尤佳佳、张婷恰恰是在2017年10月1日亦即“业务转移日”转入纳智捷公司，说明二被告之间确实存在业务转移，业务转移于2017年10月1日进行。且尤佳佳、张婷二人此前未经手过东裕公司的业务，只能是代表纳智捷公司接收发票。其五，东裕公司称方世豪先任职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后又担任东裕公司财务部部长。该情况表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与二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徐文祥在分期还款会谈中表示，“那杭州纳智捷这10个亿资金他会有指定的……我刚才问了我们那个财务的刚升起来接徐世栋的方世豪方部长，那我说，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他说最快是月底”。可见，东裕公司的财务部部长可以决定纳智捷公司的资金使用。其六，东裕公司回复称韩童丰系纳智捷公司自行招聘人员，而在《验收单》上签名的五人签字顺序系按照职务高低和入职时间先后确定。陈小丽系销售主管、项目负责人，职务最低，故最先签字；其后本来应为“审核”，即由营销经理签字，然后才是“审批”和“批准”。正因韩童丰系纳智捷公司自行招聘人员，入职时间晚于付孝刚，故“审核”的韩童丰签字时间反而晚于“审批”的付孝刚，应为入职后补签。因此，韩童丰参与审核验收只能是代表纳智捷公司，而非如二被告所称系延续处理此前已有的业务。其七，东裕公司称其办公场所系由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帮助提供。由于二公司在法律上为相互独立的主体，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免费为东裕公司提供办公场地，系擅自处分公司资产，侵害了股东利益；而东裕公司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的资产中受益，本身即构成财产混同。其八，假若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确如东裕公司所称，由纳智捷公司运营并承担费用，则纳智捷公司应在举证期限内履行举证义务，以证明其财务独立。然而，纳智捷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此外，“东风裕隆-纳智捷”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上均显示运营主体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可见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亦从宣传中受益，同样构成资产混同。其九，东裕公司称杨寒系参与协商还款事宜，协助处理其离职前任职期间发生的业务。但无论从《广告投放排期》还是《验收单》来看，均无从看出杨寒在东裕公司任职期间曾参与该项业务，故东裕公司的相关主张无证据佐证，不能成立。新意公司的项目经办人员表示，杨寒系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员工，自2017年10月转入纳智捷公司任职，故其实际并未在东裕公司工作过。其十，东裕公司工作人员陶骏至2017年9月18日时仍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采购部副部长，此后担任东裕公司和纳智捷公司总经理吴新发的特别助理。可见，三公司在管理人员上存在混同。综上，二被告提交的《庭后核实几个问题情况》《庭后核实几个问题》表明，二被告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存在人员、管理、财务、资产上的混同，三公司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应当追加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为被告。十、案涉《转让协议》的缔约目的为东裕公司将其经营业务转移至纳智捷公司后，由纳智捷公司继续履行案涉《服务合同》。当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产生争议时，应查明缔约目的，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其一，案涉《转让协议》总则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协议签订的前提和目的，此为缔约目的的直接约定，对于协议各具体条款具有明确的限定和统领地位。《转让协议》序言部分意在表明各方签订协议的前提和目的。由于该协议并非独立地设定一项全新的双务合同关系，而是对此前已经存在的合同和尚未履行完毕的债权债务的承担进行约定，故各方须在达成各项具体条款前对协议签订时的状况进行确认，并表明签订协议的目的。而其中载明的签约现状是各方均已知悉且认可的状况，签约目的则是各方签约时均已明知通过签订和履行协议应当实现的权利义务状态，协议文本的实际签订则表明各方认可签约目的，并以签章行为表明接受签约目的的约束。对各项具体条款的理解与适用，均应按照不背离缔约目的的原则进行。当各方发生争议时，应当查明各方的缔约目的，探究各方当事人签约时的内心真意，不能以发生纠纷后一方当事人的抗辩推翻其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转让协议》序言部分记载了三项内容。其中，A项和B项为签约时的现状，亦系签约的前提，即：纳智捷公司知悉东裕公司与新意公司之间存在《服务合同》；东裕公司在签约当天将经营业务转让给纳智捷公司，且东裕公司和纳智捷公司将该情形披露给新意公司，新意公司对此已知悉。C项则为协议的缔约目的，即基于前述A、B两项情形，各方一致同意由纳智捷公司取代东裕公司成为《服务合同》的一方。其二，签订案涉《转让协议》的前提也即缔约前提是明确由哪个主体继续履行《服务合同》项下剩余的“甲方”权利义务。1.由于2017年4月27日和同年5月9日，新意公司已经完成了《服务合同》约定的各项网络服务，并于同年6月和9月申请验收。可见，新意公司的广告宣传义务已经全部完成，不存在后续继续提供网络媒介服务的需要，自然也不存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与新的合同主体发生新的网络媒介服务合同关系的情形。故以业务转让时间为界限对《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部分转让，事实上不成立。新意公司接受权利义务转让的目的只能是明确由哪一方支付《服务合同》项下的款项。2.对于《服务合同》的“甲方”而言，既已接受新意公司的服务，则应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2017年8月，纳智捷公司注册成立，其成立目的即为接替东裕公司继续从事纳智捷品牌汽车在国内的销售业务。因此，新意公司申请验收时，东裕公司并未进行验收，而是在纳智捷公司成立、组建经营管理团队及普通岗位工作人员于2017年10月1日转入纳智捷公司后，与新意公司协商签订了案涉《转让协议》。二被告与新意公司签订三方《转让协议》，只能是就《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承继征得新意公司同意这一目的。新意公司基于其网络媒介服务的完成，相应地取得付款请求权这一债权，而《服务合同》的“甲方”则成为承担付款义务的债务人。根据《合同法》规定，债务转移应当征得债权人同意。因此，无论是从债务承担角度还是概括转让角度，均需征得合同相对方即新意公司同意。案涉《转让协议》的缔约目的正是对“甲方”未完成的债权债务转移进行约定，由纳智捷公司接替东裕公司承担后续的验收和付款义务。其三，二被告以其行为表明其对前述缔约目的的明知和遵循。根据《服务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应在项目验收合格及收到发票后一次性支付全部价款。因此，验收和接收发票既是“甲方”的权利，也是“甲方”的义务。纳智捷公司自行组织员工组成验收小组，行使了验收权利，完成了验收和发票接收义务。与此同时，东裕公司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后，全面退出了《服务合同》的履行。即便是发票开具事宜，都是由纳智捷公司与新意公司进行沟通，并提供付款单位名称及接收发票。东裕公司不作为的行为，同样是对《转让协议》的认可和履行。综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纳智捷公司都是案涉《服务合同》的履行主体，在其违约未履行付款义务前，其已经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明知并认可《转让协议》的缔约目的系由其继续履行《服务合同》。十一、案涉《转让协议》系对《服务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而转让的结果是合同主体的变更。《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概括转让既可以是合同权利义务全部由出让人转移至第三人，使第三人取代出让人成为债的关系中新的当事人，也可以是债权债务的一部分由出让人转移至第三人。本案中，《转让协议》的序言部分及第1条明确约定系将《服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进行概括转让，且纳智捷公司以积极履行行为、东裕公司以消极履行行为表明二者之间进行的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在纳智捷公司成为《服务合同》的“甲方”之后，其要求新意公司将发票付款单位开具为东裕公司，正是其具有合同优势地位的体现，不影响对其作为《服务合同》“甲方”这一事实的认定。综上，案涉《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经平等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二被告均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协议各方之间存在足以推翻协议约定的其他意思表示，法院应当综合考量《转让协议》的总则和各项具体条款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实际履行情况，认定纳智捷公司为《服务合同》的履行主体，并基于二被告之间的人格混同，判令东裕公司对纳智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二被告之间存在业务转移，且人员也一并转移。案涉《转让协议》已经部分履行，且应继续履行。纳智捷公司以自己名义实际履行了案涉《服务合同》，其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东裕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通过经营业务转让，将东裕公司的优良资产转让给纳智捷公司，使得已无经营业务的东裕公司承担巨额债务。三公司的行为既违反了合同约定，也通过资产转移侵害了债权人利益，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新意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新意公司的诉讼请求。 纳智捷公司辩称，首先，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其一，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基于业务调整、切割的规划，决定将东裕公司的汽车销售业务交由纳智捷公司承继经营，因此把相应的宣传服务业务也作了切割，时间为案涉《转让协议》约定的2017年10月1日。二被告之间的业务转让实际亦于《转让协议》签订之日2017年10月1日完成。纳智捷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中载明的关联交易时间和相应对价支付时间均发生在2017年11月至12月期间，与前述业务转让属于同一时期。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纳智捷公司至今未获得新意公司所称的10亿元增资。其二，纳智捷公司的经营地址为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新世纪大道2688号。该场所实际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所有，由纳智捷公司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支付相关租赁费用。其三，案涉纠纷处理过程中所涉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杨寒的劳动关系自2017年10月1日起从东裕公司转移至纳智捷公司，工资由纳智捷公司发放，目前担任采购部经理；付孝刚自2017年9月12日起至2018年8月6日止在纳智捷公司任职，目前已离职；郑荣富原系东裕公司职工，于2017年8月离职，并自同年9月1日开始到纳智捷公司工作；程文浩于2017年10月1日进入纳智捷公司工作；吴新发系纳智捷公司的总经理；陶骏于2017年9月1日进入纳智捷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特别助理；苏聪敏于2010年12月2日入职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担任采购总部总部长，于2018年1月14日入职纳智捷公司，担任总经理特别助理，目前仍然在职；林义钦于2017年11月20日入职纳智捷公司，担任财务部管理会计室经理，于2018年8月1日担任财务部副部长，目前仍然在职。其四，新意公司所称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宣传载体属于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无关；宣传载体上宣传的是纳智捷这一汽车品牌，而非对纳智捷公司进行宣传；东裕公司转让给纳智捷公司的是汽车销售业务，至于其为何宣传纳智捷公司品牌，与业务转让没有必然联系。其五，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既是纳智捷公司的100%控股股东，亦系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的100%控股股东；而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又系东裕公司持50%股权的股东。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新意公司所主张的服务费系其与东裕公司之间基于《服务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纳智捷公司无关。其一，案涉《服务合同》签订时，纳智捷公司尚未成立，合同载明的授权代表、验收排期确认代表均系在东裕公司授权下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根本不存在为纳智捷公司履行职务的情况。其二，应当全面理解案涉《转让协议》的含义，而不应断章取义。《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转让内容包含“权利义务承继”及“相关债权债务承担”等两部分内容，而新意公司蓄意将权利义务承继及债权债务承担混为一谈。事实上，《转让协议》除约定“在业务转移日前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归属于甲方，由甲方处理和承担；在业务转移日后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侵权债务归属于乙方，由乙方负责处理和承担”之外，还约定“在业务转让日前，甲方与丙方间尚未结清的债务债权，按照《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继续由甲方、丙方进行履行”。也就是说，业务转让日前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应由东裕公司与新意公司进行结算，与纳智捷公司无关。其三，从《转让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范围来看。第一，案涉《转让协议》第1条约定自2017年10月1日起东裕公司相关的债权债务转让给纳智捷公司，第2条则明确约定在业务转让日即2017年10月1日前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间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继续由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履行，而非如新意公司所称自2017年10月1日起《服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纳智捷公司。本案中，新意公司所主张的债权债务，包括提供服务、验收、费用结算等，均发生在2017年6月至9月期间。根据前述《转让协议》的约定，相关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应由东裕公司结算处理，与纳智捷公司无关。第二，根据《转让协议》约定，“业务转移日”为2017年10月1日。即使如新意公司所称，实际的业务转让日与协议约定日期不符，该实际的业务转让日也只能在协议签订日2017年10月1日之后。照此逻辑推演，东裕公司所须承担的债权债务时间范围比原定的业务转让日2017年10月1日要久，故2017年10月1日之前的债权债务更加与纳智捷公司无关了。而根据新意公司起诉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其所主张的服务发生时间为2017年6月至9月，显然系发生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的债权债务，因此产生的服务费必然属于发生在前述业务转移日前东裕公司尚未结清的债务。第三，《转让协议》第2条第2款明确约定，业务转让日前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间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继续由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进行履行。“结清”的含义是指债权债务已发生并支付完毕，“尚未结清”的含义是指债务已经发生但相应款项尚未支付。也就是说，《转让协议》约定的债权债务归属分割点，既不是以付款时间为准，也不是以验收时间为准，而是以债权债务发生的时间节点为准。因此，纳智捷公司所承继的债权债务范围应为业务转让日后发生的《服务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而非东裕公司此前已产生的债权债务。综上，根据《转让协议》约定，案涉债务应由东裕公司承担，与纳智捷公司无关。其四，从案涉债务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转让协议》签订之后，案涉《服务合同》项下未再发生任何债权债务，故新意公司与纳智捷公司之间不存在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不存在需要由纳智捷公司承担的债务。事实上，在2017年10月1日业务转让日后，新意公司就案涉服务费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间向东裕公司开具了发票。也就是说，在《服务合同》及《转让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新意公司完全确认其合同相对方及案涉债权债务的相对方为东裕公司，而非纳智捷公司。另外，新意公司提交的四份《验收单》系由东裕公司出具，无任何该《验收单》系代表纳智捷公司出具的特别说明。相关人员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均系履行东裕公司职务的行为，仅能证明东裕公司对相关服务进行验收确认，与纳智捷公司无关。《验收单》右上角标注了“东风裕隆”公司字样，而左上角的纳智捷商标系纳智捷汽车品牌商标，而非纳智捷公司标识，显然仅系东裕公司在其资料上印制的其所经营的汽车品牌标识。综上，新意公司与纳智捷公司之间不存在《服务合同》及《转让协议》项下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无须对案涉债务承担任何责任。二、二被告之间仅为业务承继关系，并非企业主体或债权债务的承继关系，故纳智捷公司无须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一，业务承继并不代表纳智捷公司必然须对东裕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概括承受。业务承继与债权债务承继系两个法律范畴。经营业务承继（转让）是指业务经营权的承继（转让），即在业务承继（转让）日后，相应业务由承继方与业务相对方发生、履行、结算，而在业务承继（转让）日前已发生的业务仍然归属于被承继方，相应的债权债务亦应由被承继方承担。两公司间进行的法定的债权债务概括转移主要发生在原公司被新公司吸收合并，原公司主体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本案中，东裕公司目前仍然依法存续，并未清算注销，其仍在继续开展业务并进行相应的债权债务处理。而纳智捷公司承继业务后，也系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承担自己名下的债权债务。二被告作为各自独立的主体，其各自的债权债务应由各自承担。其二，尽管二被告间发生了部分业务承继，但财务、资产仍然相互独立。虽然基于业务承继的关系，纳智捷公司向东裕公司购买过库存车辆、备件等，但该买卖均系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之间的合法交易。二被告间的资产相互独立，应收、应付账目清晰，均有独立的《审计报告》为证，绝非如新意公司所称发生了资产的承继、转移，也与二公司各自的债权债务承担无关。三、二被告系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新意公司要求纳智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依据。其一，二被告不符合人格混同的表面特征。第一，二被告系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投资人合作机制及法人治理架构。东裕公司于2013年3月设立，由案外人东风汽车公司与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各50%的比例出资设立，为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东风汽车公司系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故东裕公司的财务、资产须经过严格的审计并接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而纳智捷公司于2017年8月设立，股东为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系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因此，二被告不仅企业性质不同、设立的法律依据不同，且股东、实际控制人、投资人也完全不同，更存在管理机制、投资利益主体的差异，从而根本不存在人格混同的可能性。独立企业法人之间的合作和交叉投资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合法有序的投资行为是受国家鼓励、法律保护的，新意公司仅凭二被告均由裕隆集团关联企业作为股东，就认为两家公司投资人混同，不符合客观实际。第二，二被告人员并不一致，职责相互独立。1.二被告的董事由各自不同性质的股东委派产生，除个别人员外，大多数董事会组成人员并不相同，不存在混同决策的可能性。二被告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等个别人员虽然存在兼任的情形，但系分别经过不同性质的董事会任命及聘用，且其在不同性质的公司从事的工作职责相互独立，并对不同性质的公司权力机构负责，人员的兼职任用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及相关公司章程。2.二被告财务负责人并不一致。东裕公司因系中外合资企业，财务负责人为外方徐世栋、中方简玉权（系股东东风汽车公司派驻员）；而纳智捷公司系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财务负责人为林义钦。二被告每年的《审计报告》中均有财务负责人签名，足以证明相关情况。3.二被告采购部负责人不同，东裕公司为徐文祥，纳智捷公司为黄世谷。4.其他部分工作人员交叉任职系因企业转型、业务切割，东裕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劳动关系转至纳智捷公司所致。但因东裕公司的交接工作尚未完成，为避免影响公司运作、交接，故由相关工作人员兼顾处理，但相关工作人员处理的是二被告各自独立的事务。因此，虽然二被告由于合作模式调整等客观原因出现部分工作人员交叉情况，但并非新意公司所称的“一套班子”，不符合公司人格混同的特征。第三，二被告主营业务范围不尽相同，业务经营各自独立。1.从二被告工商登记信息载明的经营范围来看，二被告主营业务存在区别，并不完全一致。东裕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产品经销服务，而纳智捷公司还涉及新车型的研发，即纳智捷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了除车辆生产以外的所有环节。2.即便二被告之间存在部分相近业务，但由于股权结构不同、资产性质不同、董事会组成不同、企业资产监管主体不同，各自的业务都是独立经营、决策，并各自建账，不存在业务混同经营行为。3.对“纳智捷”品牌的宣传并不等同于对纳智捷公司的宣传，全世界范围内所有获得“纳智捷”品牌经营授权的主体均可能参与“纳智捷”品牌的宣传。利用共同的平台资源宣传同一品牌，并不意味着对二被告自身进行足以令人产生混淆的宣传，不能以此认定二被告人格混同。其二，二被告不具有人格混同的实质要件。第一，二被告资产、财务各自独立。法人人格混同的实质应为资产的混同。无论表面特征如何，只要不存在资产混同，就不构成法人人格混同。事实上，法人之间账簿、账户混同或者二者之间不当冲账才构成财务混同。即使同一集团下属关联企业法人之间依法合并财税报表，但若属于分开记账、支取自由前提下的集中现金管理，亦不构成财务混同。更何况，本案中二被告均系独立建账，拥有独立的资产和账户，甚至连税务注册地也分属不同城区，相互间有明确的业务往来账目，资产完全独立，每年度还须经过依法独立的审计报告验证。第二，新意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资产、财务混同。新意公司提供的用以证明二被告资产混同的证据主要是徐文祥、杨寒在分期还款会谈中的谈话录音。但该份证据无论是从其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还是从证明效力来看，均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第三，新意公司应承担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不利后果。新意公司一再强调的二被告投资人重合、工作人员重合、业务重合等问题，仅系可能存在法人人格混同的部分表面特征。但就如相同的病症实质上可能由不同病因造成一样，即使存在这些表征，也可能因各种原因导致，不能必然得出系因公司人格混同所致的结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并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新意公司主张二被告存在人格混同、侵害了东裕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人格实质性混同，亦未举证证明二被告存在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二被告为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不仅投资主体、业务范围、人员结构不同，更重要的是资产和财务完全独立，事实上和法律上均不存在人格混同，对于案涉债务的承担更非承继关系。案涉债务义务主体明确，纳智捷公司与案涉债务没有任何关联，无须承担连带责任。新意公司针对纳智捷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新意公司对纳智捷公司的诉讼请求。 东裕公司辩称，首先，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其一，认可纳智捷公司关于案涉《转让协议》签订背景及二被告之间业务转让实际完成时间所作的相关陈述。目前，东裕公司没有破产清算的计划，公司仍然存续并在进行业务调整，尚未明确下阶段的运营规划。二被告之间进行的业务转让仅限于“选定的经营业务”，即纳智捷公司陈述的纳智捷品牌汽车宣传、销售业务，并非东裕公司的全部业务。其二，案涉纠纷处理过程中所涉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在案涉五份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广告投放排期表上“客户签字”处签名的郭菡原系东裕公司市场部负责人，于2017年8月7日离职；在案涉四份《验收单》上“批准”“审批”“审核”“项目负责人”处签名的郑荣富原系东裕公司营销总部副部长，已于2017年8月底离职；付孝刚于2017年9月12日入职纳智捷公司，担任营销市场部部长，于2018年8月6日离职；韩童丰于2017年9月23日入职纳智捷公司，担任营销广告宣传室经理，于同年11月1日离职；陈小丽于2010年3月17日入职东裕公司，担任销售主管，于2017年8月18日离职；黄世谷于2018年6月19日入职纳智捷公司，担任采购总部总部长；方世豪于2009年1月1日入职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资金室经理，于2018年7月1日担任财务部部长；尤佳佳于2011年7月19日入职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担任采购工程师，于2017年10月1日入职纳智捷公司；张婷于2010年12月7日入职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担任采购工程师，于2017年10月1日入职纳智捷公司，于同年12月13日离职；杨寒原系东裕公司职工，已于2017年10月1日离职，但涉及其在职期间发生的业务，即便在离职后，仍由其负责协助处理。其三，关于东裕公司办公场所的费用支出。因东裕公司在2017年10月1日前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的产品总经销商，除其在全国各地的经销网点外，东裕公司管理层人员的办公室由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帮助提供。其四，“东风裕隆-纳智捷”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自注册之日起，运营费用均由东裕公司承担。自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进行业务切割后，为保持品牌宣传的一致性，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亦交由纳智捷公司运营，费用由纳智捷公司承担。其次，针对新意公司的诉讼请求。其一，新意公司所主张的服务费系其与东裕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东裕公司予以认可。根据新意公司与二被告于2017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第1条和第2条约定，东裕公司将2017年10月1日以后《服务合同》项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给纳智捷公司。而2017年10月1日之前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仍归属于东裕公司，由东裕公司处理和承担。新意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包括提供服务、验收、费用结算等，系发生于2017年6月至9月期间。故根据《转让协议》约定，该债务应由东裕公司结算处理并独立承担，与纳智捷公司无关。其二，新意公司主张按照合同约定，由东裕公司自逾期付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二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该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新意公司因东裕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新意公司的实际损失仅为未付款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经查询，该利率标准为年利率4.75%。新意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日万分之二经换算为年利率为7.3%，已超过4.75%的百分之三十，可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适当减少。再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其一，新意公司可能混淆了承继与买卖之间的区别，案涉《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二被告之间的业务转让系等价有偿行为，发生了业务转让并不当然意味着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必然进行概括转让，纳智捷公司受让东裕公司的业务后，并不当然地承担东裕公司的所有权利义务。其二，新意公司提交的四份《验收单》所涉业务产生于2017年10月1日之前，相关业务由陈小丽、韩童丰、付孝刚、郑荣富等四人负责或者交接，故其四人才会在《验收单》上签名确认。但该签字确认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该四人在签字时仍在东裕公司任职，该四份《验收单》仅可证明东裕公司认可新意公司所提供的服务。相关人员之所以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系因该人员对新意公司提供的服务情况较为了解。不论该人员是否在纳智捷公司任职，都不能当然地认为该人员的签字行为系代表纳智捷公司对新意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进行验收确认的行为。新意公司提交的《发票签收回执》显示，发票系由新意公司向东裕公司开具，证明新意公司对相应服务费应由东裕公司承担付款义务系明知。东裕公司认为，一、根据《服务合同》及《转让协议》约定，新意公司主张的案涉债权系其与东裕公司在“业务转让日”前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东裕公司愿意承担相应责任。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服务合同》，约定由新意公司为东裕公司提供网络媒介代理服务，东裕公司按照排期，凭相关结算凭证，在项目验收合格及收到发票后向新意公司支付相应费用。该《服务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2017年10月1日，新意公司与二被告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将2017年10月1日以后东裕公司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债权债务概括转让给纳智捷公司。该协议第2条第2款约定：“各方确认，《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项下，在业务转让日前，甲方与丙方间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按照《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继续由甲方、丙方进行履行。”新意公司在本案中诉请的服务费25967500元系其为东裕公司提供四次广告网络投放的服务费用。该债权债务在新意公司完成最后一次网络投放服务时（即2017年9月10日）即已实际存在，但在业务转让日（即2017年10月1日）前，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尚未对该债权债务完成最终结算。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双方才完成了对该服务的验收及服务费用的确认。因此，该债权明显属于《转让协议》约定的“在业务转让日前，甲方与丙方间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应按约由东裕公司处理和承担。二、纳智捷公司并不因受让东裕公司的部分业务而当然地需要承担东裕公司的债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分为约定和法定两种情形。其一，本案不属于纳智捷公司须按约定承受新意公司诉请的其与东裕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情形。如前所述，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案涉债务应由东裕公司承担。其二，本案亦不属于纳智捷公司须按法律规定承受新意公司诉请的其与东裕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该条款为法定的债权债务转让的规定。本案中，二被告之间虽然进行了选定的经营业务转移，但业务转让后，东裕公司仍为存续状态，不属于公司合并或分立的情形，故不适用前述法定的债权债务转让规定。同时，二被告之间的经营业务转移系等价有偿的买卖关系，并非无偿转让，不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即使纳智捷公司因受让部分经营业务而须承担东裕公司与新意公司间的债权债务，但因案涉《转让协议》明确载明新意公司同意以业务转移日为界限，将业务转移日前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归属于东裕公司承担，故本案无论如何都不适用法定债权债务转让的情形。三、二被告系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纳智捷公司无须与东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3〕24号）第15号指导性案例，法人人格混同的判断标准主要有三个：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产混同，且财产混同为核心。对于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认定人格混同须证实公司之间的表征人格因素（即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且该混同状态给债权人带来债务主体辨认上的困难，使得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最终危害到债权人利益。主张对方存在人格混同的当事人，应当对对方存在资产混同、人员混同、业务混同以及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即使两公司存在人员交叉任职及财务上的资金拆借情形，也不能因此认定两公司人格混同。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及裁判意见可以看出，认定公司间法人人格混同的构成要件，一是公司间人员、业务、财务高度混同；二是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同时，以上两个构成要件还须存在因果关系，即因公司间人员、业务、财务高度混同，导致债权人无法区分债务人主体，从而使得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最终损害债权人利益。而主张人格混同的一方应对上述构成要件及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其一，本案中，新意公司并未尽到二被告之间人员、业务、资产高度混同的举证责任。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系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投资人合作机制及法人治理架构。东裕公司的股东为东风汽车公司和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纳智捷公司的股东为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两公司系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如前所述，要认定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新意公司首先须证明两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的高度混同，且核心为财务高度混同。而新意公司仅证明二被告在业务上存在部分交叉，个别人员兼任两公司职务，另有个别人员曾就职于东裕公司，离职后又就职于纳智捷公司。新意公司还通过分期还款会谈中一位没有代理权限、没有足够法律意识与法律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含糊表达的可用纳智捷公司的资金偿还东裕公司债务的陈述，来证明二被告财产混同。即使纳智捷公司真的愿意出借资金给东裕公司，用于偿还案涉债务，亦只是企业间正常资金拆借行为。二被告均有独立账户，税务注册地分属不同城区，财务独立，不存在资产混同。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即使两公司存在人员交叉任职及财务上的资金拆借情形，也不能因此认定两公司人格混同。其二，新意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无法分辨债务主体或东裕公司逃避巨额债务，严重损害其利益。二被告间部分经营业务的转移系等价有偿的买卖行为，乃正常市场行为，完全不属于恶意逃避债务。且东裕公司一直在与新意公司协商分期还款事宜，亦无逃避债务的意愿。其虽未能在约定期限付款，但新意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其三，因新意公司未能证明二被告满足人格混同的两个构成要件，遑论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综上，新意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二被告存在人格混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纳智捷公司无须与东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东裕公司同意以自身资产向新意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新意公司提交的《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一份，《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新浪网广告投放排期》《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搜狐网广告投放排期》《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汽车之家广告投放排期》《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今日头条广告投放排期》《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易车网广告投放排期》各一份，《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一份，《验收单》四份，《发票签收回执》二份，东风裕隆官网搜索结果网页截图、纳智捷搜索结果网页截图、东风裕隆纳智捷官方网站网页截图、东风裕隆纳智捷官方网站-人才招聘页面网页截图各一份，东风裕隆纳智捷品牌官方微博截屏一份，东风裕隆纳智捷官方微信公众号截屏一份，纳智捷公司智联招聘网页截屏一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所得的纳智捷公司和东裕公司企业报告各一份，凤凰网新闻报道《郑荣富：纳智捷5年将推10款车，其中8款新能源》一份、中新网新闻报道《郑荣富：让纳智捷品牌重新回归主流》一份、付孝刚名片一份、程文浩名片一份、一猫汽车网新闻报道《付孝刚：新起点，纳智捷要开创AI新纪元》一份、搜狐网新闻报道《付孝刚：2018年纳智捷将推7座SUV及两款电动车》一份、新浪网新闻报道一份，徐文祥发送给王石的《新意互动付款计划》电子邮件截图及附件各一份，徐文祥名片一份，企查查网新闻报道《经济部核准裕隆增资大陆纳智捷10亿人民币》一份，《公证书》一份（两册）；纳智捷公司提交的《纳智捷（杭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一份；东裕公司提交的《东风裕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新意公司提交的证据。1.搜狐网新闻报道《裕隆去东风化，利润转移至销售公司》一份，欲证明东裕公司将被新成立的纳智捷公司所取代的事实。2.《王石和杨寒的聊天记录》一份，欲证明纳智捷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上午内部协商案涉服务费分期付款计划的事实。3.新意公司与二被告之间分期还款会谈录音光盘一张及相应的《会议纪录》一份，欲证明2018年7月30日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采购总部副总部长徐文祥表示将以纳智捷公司收到的来自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10亿元增资款部分用于分期清偿欠付新意公司的服务费的事实。经质证，二被告认为，1.对证据1，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文章标题系非主流媒体进行的不当设定，不能代表客观事实。文章内容实际上涉及东裕公司业务转型的相关情况，但媒体使用了所谓的“利润转移”这一不当用语。该文章仅代表非主流媒体的不当言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该证据也无法证明新意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因为即使二被告之间存在汽车销售业务的承继经营关系，也不代表纳智捷公司将对东裕公司此前的债权债务进行完全的继受，东裕公司以自己名义所发生的债权债务仍应由其自行承担，与纳智捷公司并不发生混同。该情况实际上与原、被告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确定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2.对证据2，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中载明的新意公司工作人员的相关陈述系其单方意见，二被告不予认可。杨寒在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其有什么意见均须向上级领导汇报申请，其仅因之前经手过东裕公司与新意公司之间的业务，才作为联系人，与新意公司进行后续的沟通，其本身并非公司决策管理人员，既无权决策也无权代表公司作出任何承诺或意思表示。其在微信聊天中所陈述的内容也不能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且其从始至终均未表示过其系代表纳智捷公司与新意公司进行沟通。综上，该证据不能证明新意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纳智捷公司认为，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会议纪录》的文字整理资料与新意公司提供的录音资料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对该会议召开的地点及参会人员身份有异议，地点是东裕公司办公室，徐文祥、杨寒均系代表，地点是东裕公司办公室沟通的人员。其次，结合录音资料来看，《会议纪录》第18页第12行应为“王石：那你的财务并没有分东风裕隆与纳智捷，是一个财务部，是吗？”，杨寒的回答应为“对，是一个财务部长”，而非“对，是一个财务”。杨寒在回答时听错了王石的提问，误以为问的是财务部长，实际上王石问的是财务部。《会议纪录》第18页第19行，在回答王石的提问“财务没有分，那采购也没有分吧”时，杨寒的回答是“财务其实下面有分的”，而非“人员也按项目分的”。其后，王石提问“那部长没有分，也就是说东风裕隆与杭州纳智捷其实用的是一套班子吧？”，杨寒回答“班子也不算一套，有部分是……”其想继续往下说时，王石将其打断。再次，对该证据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一，徐文祥作为东裕公司采购部人员，并非决策层或财务负责人，其在录音中亦明确表示双方讨论的还款方案仍须向上级汇报、请示，故其无权代表公司作出任何决策。徐文祥对公司的机构设置、人员管理、财务状况既无相应职务，也无能力作出全面、准确的意思表示。杨寒系因经手过案涉《服务合同》项下的相关业务，故参与会谈的普通工作人员，甚至连提出还款方案的权限都没有，根本无权代表公司。综上，徐文祥与杨寒二人在会谈当中陈述的内容无法证明公司的真实情况。其二，该证据系新意公司刻意利用东裕公司希望与其和解的诚意，在双方沟通过程中进行的诱导式发问所形成的录音证据。在录音过程中，王石故意打断徐文祥、杨寒有利于被告方的陈述，并对有利于新意公司的内容进行反复提问。徐文祥、杨寒在被刻意诱导而晕头转向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存在词不达意的情况，且同一陈述内容因表达的语气不同而可能代表不同含义。故该录音证据中的口头陈述不能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最后，该证据无法证明新意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其一，徐文祥与杨寒仅为采购部人员，既非公司财务部负责人，也非公司决策层，其二人对公司财务状况、资产情况无法达到全面、准确的了解，其二人的口头陈述对于相关事实没有证明力。其二，徐文祥与杨寒均非法律专业人士，不具有准确判断各方法律关系的能力。其个人观点具有片面性、主观性，且无法正确分辨法律词汇，对自身陈述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不仅没有清楚认识，甚至存在错误认识，不能作为认定相关法律关系的依据。例如，徐文祥在会谈中所称的“我杭纳”的表述，其实系基于关联企业内部带有文化背景的习惯性称谓，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纵观整个案件事实可知，徐文祥、杨寒二人关于还款方案的陈述本意是，东裕公司无力偿还新意公司债务，可能需要借用纳智捷公司的资金。但即使在该种情况下，也属于东裕公司向纳智捷公司借款还债，而非由纳智捷公司无偿代偿债务。其三，徐文祥与杨寒因先前在《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与新意公司有过接触，对情况较为了解，故为协助东裕公司处理案涉纠纷而出面洽谈、商议还款方案，但其二人对还款方案并无决策权。即便是徐文祥在会谈中提到的相关还款方案，也仅是其在沟通过程中提出的个人想法，未经东裕公司确认同意，更从未经过纳智捷公司授权。从始至终，徐文祥与杨寒均未表述过其二人系代表纳智捷公司与新意公司协商还款事宜的内容，反而一直强调其二人系作为东裕公司的洽谈代表与新意公司沟通还款事宜。徐文祥并非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无权代表纳智捷公司发表意见。即便日后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协商借款用于清偿案涉债务，也系两家独立企业法人之间等价有偿、合法建立的其他法律关系，不代表二者之间财务混同。其四，徐文祥与杨寒无论是在分期还款会谈中还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与新意公司联系时，一直系以东裕公司委托的工作人员身份参与沟通，从未表明其二人系代表纳智捷公司进行洽谈。其五，杨寒在回答王石的提问时明确指出二被告的财务部并非一套班子，故二被告之间不存在财务混同的问题。综上，基于该证据存在的上述疑点，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实现新意公司关于二被告存在人员混同和财务混同情形的证明目的。东裕公司认为，对证据3，同意纳智捷公司的前述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其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关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应以事实为依据，来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高级管理人员混同、机构混同以及财产混同，而不能仅凭无代理权限、无法律专业知识的个别员工在非正式场合的口头陈述来加以判断。故徐文祥、杨寒二人在会谈中的口头陈述不能作为判断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的依据。其次，如果东裕公司遇到资金困难，纳智捷公司不排除出借资金给东裕公司以解燃眉之急的可能性，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而徐文祥之所以向新意公司表示拟用纳智捷公司的资金作为东裕公司清偿案涉款项的来源，一是为了稳定新意公司的情绪，二是表达东裕公司向新意公司还款的诚意与决心，不能因此认定二被告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二被告对其形式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形式真实性。该文章系新闻媒体就其所了解的相关情况进行的报道和评论，不能直接等同于客观事实；即便如报道所称“东裕销售将被新成立的纳智捷销售公司取代”，也仅表明二被告之间存在业务转移及承继关系，而二者在业务转移及承继之前及之后产生的各自的债权债务如何承担，应以二者以及相关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合意为准，而不因业务转移及承继必然由新设立的纳智捷公司概括受让，这也是原、被告三方签订案涉《转让协议》的初衷。对二被告的相关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2.证据2，虽系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但二被告对微信聊天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予以确认，且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形式真实性。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杨寒与王石沟通案涉款项还款事宜系代表东裕公司或纳智捷公司，也无法直接证明微信聊天中提及的黄世谷、徐文祥、吴新发、陶骏等人的任职情况，王石在微信聊天中提及的“陶总昨天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说你们是一套人马运营3个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你们认账，你们在验收单上签字人现在都在纳智捷公司发工资交社保了”等内容亦系其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无法实现新意公司关于二被告之间存在人员和业务混同情形的证明目的。3.证据3，首先，该证据虽系新意公司在未经会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采集的录音证据，但因该证据形成于2018年7月30日双方会谈过程中，未涉及个人隐私，并非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且二被告对其形式真实性及会谈人员的身份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形式真实性。但该录音证据系在新意公司一方知情而被告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且纵观整份《会议纪录》，的确存在多处王石的诱导性发问以及打断杨寒陈述的情形，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三）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之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该证据中《会议纪录》与录音光盘内容不一致的部分，应以录音光盘记载的内容为准；对于会谈地点，仅凭会谈录音无法确认是否为二被告采购部会议室，对二被告的相关质证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其次，关于新意公司的证明对象。其一，徐文祥自称其系“裕隆派驻东风裕隆板块”的工作人员，工资由“裕隆”发放，并非由纳智捷公司发放，而其名片显示其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采购总部副总部长。杨寒自称其工资由纳智捷公司发放，所负责的业务涉及二被告；纳智捷公司自述杨寒的劳动关系自2017年10月1日起从东裕公司转移至纳智捷公司，工资由纳智捷公司发放，目前担任采购部经理。上述情况与新意公司所主张的杨寒自认其系纳智捷公司员工、其直接领导徐文祥系东裕公司工作人员并不完全一致。仅从徐文祥、杨寒二人在分期还款会谈时的任职情况来看，尚不足以证明其二人系代表纳智捷公司与新意公司洽谈分期还款事宜。另结合会谈过程来看，徐文祥、杨寒二人从始至终均未表达过其二人系代表纳智捷公司与新意公司进行协商的意思，反而明确表示“就是他们的款付不出来，所以才会变成叫我们采购，叫杭纳去帮他们付掉。因为是东裕的账，这个是我们东裕去年，我听说是去年促销，八九月促销的账”。可见，徐文祥、杨寒二人并未认可案涉款项系纳智捷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或者纳智捷公司同意承担相应债务，反而强调案涉款项系东裕公司的负债。其二，虽然杨寒在会谈中表达出其与徐文祥二人负责的业务涉及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两家企业的意思，但鉴于二被告之间所进行的业务转让，其二人同时处理二被告的相关业务或者在业务由东裕公司转移至纳智捷公司后负责处理东裕公司遗留业务，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能据此得出二被告之间存在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的结论。事实上，杨寒在会谈中已否认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共同一套班子的情况，并称“财务其实下面有分的”“班子也不算一套，有部分是……”新意公司主张通过徐文祥、杨寒二人在分期还款会谈中自述的内容可知，纳智捷公司采购总部总部长黄世谷以及二被告共同的总经理、财务总负责人吴新发，系徐文祥、杨寒二人共同的上级领导，故二被告存在决策层人员高度混同的情形。关于部分人员交叉任职或先后在几家关联公司间任职，是否必然等同于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结合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下文详述。其三，徐文祥在会谈中提及拟将纳智捷公司即将获得的10亿元增资中的部分款项用于偿还欠付新意公司的服务费，但因徐文祥并非东裕公司、纳智捷公司或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亦无证据显示徐文祥作该陈述时已取得纳智捷公司的授权，故仅凭徐文祥单方陈述，尚不足以证明纳智捷公司系案涉款项的付款义务人或同意承担相应债务。即便徐文祥在会谈时取得了纳智捷公司的授权，在东裕公司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纳智捷公司作为关联企业，无论基于资金拆借、债务加入或债务承担等何种情形，同意使用自有资金偿还东裕公司欠付的款项，均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仅凭徐文祥“我现在跟你讲，我现在要付钱，也只能用杭纳的钱”就得出二被告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以及二被告的员工已将二被告视为案涉款项的共同还款义务人的结论。事实上，徐文祥关于“叫杭纳去帮他们付掉。因为是东裕的账，这个是我们东裕去年，我听说是付去年促销，八九月促销的账”的陈述，已足以表明案涉服务费系东裕公司所负债务，纳智捷公司即便出资还款，亦系代为清偿债务，而非理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徐文祥在会谈中提及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方世豪同意动用约26000000元资金、分四期清偿东裕公司欠付新意公司的服务费，是否必然等同于二被告及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间存在财产混同，结合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下文详述。综上，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人员、业务、财产混同情形，应结合其他在案证据加以认定，而在案其他证据尚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佐证新意公司欲主张的待证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1日，东裕公司（甲方）与新意公司（乙方）签订《服务合同》一份，约定由东裕公司委托新意公司提供网络媒介代理服务，委托服务期限自2017年3月1日始，至同年12月31日且东裕公司履行完毕全部付款义务后止；东裕公司授权在投放排期中签字生效的代表为营销管理部/市场部部长吴柏青、郭菡，新意公司授权在投放排期中签字代表为副总经理成宁宁；媒体广告发布费用根据投标单价，按排期据实支付（含代理服务费），凭相关的结算凭证在项目验收合格及收到发票后6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东裕公司逾期付款，除应向新意公司支付应付款外，还应按照延误时间向新意公司支付未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二的违约金。陶骏和王石分别代表东裕公司和新意公司在《服务合同》上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新意公司按约完成了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新浪网、搜狐网、汽车之家、今日头条、易车网的广告投放。2017年5月9日，东裕公司员工陈小丽及授权代表郭菡在五份广告投放排期表上签字确认。同年10月1日，东裕公司（甲方）、纳智捷公司（乙方）与新意公司（丙方）签订《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东裕公司拟将其选定的经营业务转让给纳智捷公司，该转让拟于2017年10月1日完成，本协议各方同意纳智捷公司取代东裕公司成为《服务合同》的一方；三方确认并同意自2017年10月1日（“业务转让日”）起，东裕公司将其《服务合同》项下的各项权利义务转让给纳智捷公司，由纳智捷公司承继并继续履行《服务合同》项下东裕公司的各项权利义务；各方同意《服务合同》项下在业务转移日前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归属于东裕公司，由东裕公司处理和承担，在业务转移日后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归属于纳智捷公司，由纳智捷公司负责处理和承担；各方确认《服务合同》项下在业务转让日前东裕公司与新意公司间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按照《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继续由东裕公司、新意公司进行履行；如业务转让事宜因故未完成或东裕公司、纳智捷公司书面终止业务转让事宜时，本协议自动失效，《服务合同》继续有效，由东裕公司和新意公司继续按照原《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其各方权利义务；如实际的业务转让日提前或者推后，则本协议项下权利义务转让时间也相应提前或者推后。苏聪敏作为东裕公司的授权代表在《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2017年9月14日至同年10月24日，陈小丽、付孝刚、韩童丰、郑荣富分别在新意公司提交的四份《验收单》上签名，确认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上市搜狐网投放（实施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至同年6月20日）、新浪网投放（实施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至同年6月20日）、汽车之家投放（实施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至同年7月7日）、今日头条投放（实施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至同年9月10日）均验收合格，合计投放金额为20000000元。2017年11月10日，新意公司向东裕公司开具发票21份，发票金额合计20000000元。纳智捷公司员工张婷于同年11月16日在《发票签收回执》上签字确认。2018年1月26日，新意公司向东裕公司开具发票6份，发票金额合计5967500元。纳智捷公司员工尤佳佳于同年1月31日在《发票签收回执》上签字确认。2018年7月27日，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采购总部副总部长徐文祥通过电子邮件向王石发送《新意互动付款计划》，载明经与财务部门协商，应付款25967500元计划分10期进行付款，付款时间自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每月支付2596750元。另查明，东裕公司系由东风汽车公司与裕隆（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为陈国荣、董事兼总经理为吴新发。纳智捷公司系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董事长为陈国荣，董事兼总经理为吴新发。东风裕隆纳智捷官方网站（网址为××）版权归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所有，备案号为浙I**备16024645号。通过该官方网站“人才招聘”链接进入纳智捷公司网申系统页面（网址为××），显示版权归属于纳智捷公司，备案号为京I**备05051632号。东风裕隆纳智捷品牌官方微博“东风裕隆-纳智捷”，微博认证信息显示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运营。东风裕隆-纳智捷官方微信“东风裕隆纳智捷”的帐号主体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纳智捷公司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在智联招聘网站上公布的公司地址均为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2688号，公司主页均为××。又查明，付孝刚曾任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再查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受纳智捷公司董事会委托对该公司自成立日2017年8月15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纳智捷（杭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一份。该《审计报告》载明纳智捷公司总经理吴新发，会计机构负责人林义钦；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为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最终控制方为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交易但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包括东裕公司（系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及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系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联营公司）。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受东裕公司董事会委托对该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东风裕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一份。该《审计报告》载明东裕公司总经理吴新发，会计机构负责人简玉权、徐世栋；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及最终母公司为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交易但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包括纳智捷公司（系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及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系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联营公司）；该公司与关联方在2017年度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包括：将价款为28198559.05元固定资产出售给纳智捷公司，将价款为5679828.66元无形资产出售给纳智捷公司，出售给纳智捷公司的固定资产收益为3672785.03元，出售给纳智捷公司的无形资产收益为152637.22元，在纳智捷公司处有应收账款1992422.26元，对纳智捷公司有应付款113624975.27元。还查明，新意公司因本案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服务合同》及《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新意公司已按《服务合同》约定为东裕公司提供了合格的网络媒介服务，且经审核验收，双方在2017年4月至9月期间的相关业务产生的服务费为25967500元。东裕公司作为接受服务的一方，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现东裕公司对新意公司要求其支付服务费25967500元的主张予以认可，故对新意公司要求东裕公司支付网络服务费25967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可知，新意公司为东裕公司提供的网络媒介服务经验收合格后，其分两次向东裕公司开具案涉服务费发票并被签收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11月16日和2018年1月31日。故根据双方《服务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第2项“根据投标单价，按排期据实支付（含代理服务费）。凭相关的结算凭证（包括验收报告、排期、第三方监播报告、项目KPI完成情况、修订单（如有）、媒体盖章的投放证明等），在项目验收合格及收到发票后6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之约定，东裕公司至迟应分别于2018年2月9日一次性支付服务费20000000元，于2018年5月2日一次性支付服务费5967500元。但东裕公司在收到发票后分文未付，系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根本性违约行为，根据《服务合同》第十条第1款“甲方应按时支付本合同第四条中的各项费用：甲方逾期付款，除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款外，还应按照延误时间向乙方支付未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二的违约金”之约定，以及《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之规定，应分别自2018年2月10日、同年5月3日起向新意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现新意公司自愿将逾期付款违约金起算时间确定为2018年2月12日和同年5月4日，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东裕公司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之规定，对前述违约金标准予以适当调整。本院认为，新意公司因东裕公司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为相应款项的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本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年利率4.35%的1.3倍，将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酌情调整为日万分之一点六。对新意公司要求东裕公司支付前述服务费25967500元自逾期付款日（分段计算）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六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纳智捷公司是否应基于《转让协议》约定而向新意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新意公司诉请的案涉《服务合同》项下的服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向合同相对方即东裕公司主张。纳智捷公司作为《服务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与东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须有合同或法律依据。其一，根据案涉《转让协议》首部“现甲乙丙三方就《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变更达成一致，订立如下三方协议”的约定可知，该协议系针对《服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作出的约定，而非二被告之间关于公司合并、分立或全部债权债务承继的约定。也就是说，该《转让协议》的性质为对《服务合同》主体进行的变更。虽然《转让协议》中明确提及协议签订的背景系因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之间进行的业务转让，但二被告之间的业务转让与基于案涉《转让协议》所产生的《服务合同》主体变更，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应混为一谈。处理新意公司与二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区分二被告之间的内部关系与协议三方之间的外部关系，着重考察《转让协议》的约定，而非二被告之间的业务转让乃至资产转让等关联交易行为。本案中，《服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并不意味着转让前出让人（东裕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当然地应由受让人（纳智捷公司）承担。具体的债权债务承担，应以三方协议约定为准。而案涉《转让协议》已明确约定《服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前后的债权债务以“业务转让日”为界，分别由东裕公司和纳智捷公司处理和承担。该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协议三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正因案涉《服务合同》期限在《转让协议》签订时尚未届满，并应履行至2017年12月31日且“甲方”履行完毕付款义务时止。故在二被告决定进行业务转让时，三方有必要对《服务合同》的主体进行协议变更，主要是征得新意公司的同意。新意公司在签约时应当清楚知晓《转让协议》第2条约定所表达的真意，并在衡量是否符合己方利益的情况下签署该协议。其既已在《转让协议》上盖章确认，即表明其认可协议内容。因案涉《服务合同》期限尚未届满，且无证据显示该合同系针对东风裕隆纳智捷全新优6汽车上市进行的专项网络媒介服务，并将在2017年9月10日新意公司完成广告投放后不再提供新的网络媒介服务。故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新意公司与变更后的合同主体之间仍存在继续履行《服务合同》的可能和需要。新意公司关于若原有债权债务在《服务合同》主体变更后仍由东裕公司承担，即无必要签订《转让协议》的辩论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新意公司关于在“业务转让日”后东裕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应由受让人纳智捷公司承继的相关主张，无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案涉《服务合同》项下服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承担主体，应以《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进行认定。其二，根据《转让协议》第2条之约定，以“业务转让日”为分界线，此前和此后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分别归属于东裕公司和纳智捷公司；同时，在“业务转让日”前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亦应由东裕公司自行承担。虽然结合在案证据尚无法查明《转让协议》约定的业务转让实际完成时间，但结合各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可知，该业务转让实际完成时间只可能在2017年10月1日或者该日之后。故本案中各方权利义务概括转移及相关债权债务清算的分界线可以2017年10月1日作为参照。退一步讲，即便该业务转让未实际完成，《转让协议》自动失效，《服务合同》仍应在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间继续履行。其三，结合新意公司提交的四份《验收单》及其庭审中自认的事实来看，案涉25967500元服务费所对应的网络媒介服务产生于2017年4月26日至同年9月10日，最后一份《验收单》的制作时间为2017年9月10日，即均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故因该业务产生的服务费及违约责任等债权债务属于《转让协议》第2条第1款约定的“在业务转移日前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一切债权债务”，应归属于甲方即东裕公司处理和承担。退一步讲，即便如新意公司所称，案涉25967500元服务费所涉网络媒介服务的验收及费用审核、批准流程完成于2017年10月1日之后，但根据新意公司自认的事实，最后一份《验收单》制作于2017年9月10日，可见相关审批流程早在2017年9月就已启动，且服务费赖以产生的基础网络媒介服务亦发生于2017年4月至9月，即便不属于《转让协议》第2条第1款约定的“在业务转移日前的债权债务”，也应属于《转让协议》第2条第2款约定的“在业务转让日前，甲方与丙方间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根据该条款约定，应“按照《2017年网络媒介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继续由甲方、丙方进行履行”。故案涉25967500元服务费及因逾期付款产生的违约责任，应由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进行清算，与纳智捷公司无关。对新意公司的相关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二被告的相关辩称，本院予以采纳。其四，关于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张婷、尤佳佳签收发票的行为是否影响案涉服务费承担主体认定的问题。在2017年10月1日新意公司与二被告签订《转让协议》，对三方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后，新意公司于2017年11月10日和2018年1月26日二次开具服务费发票，且付款单位名称均为东裕公司，而非纳智捷公司。新意公司主张该发票系应纳智捷公司的要求开具，并根据纳智捷公司的要求将付款单位确定为东裕公司，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根据《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因案涉服务费对应的网络媒介服务发生于《服务合同》主体变更之前，服务接受方为东裕公司，故新意公司根据《服务合同》及《转让协议》约定和交易习惯，向服务接受方东裕公司开具服务费发票，符合法律规定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亦可见新意公司十分清楚根据《转让协议》约定，案涉服务费的付款义务主体应为东裕公司，而非纳智捷公司。新意公司自认，根据新闻媒体报道，二被告之间的业务转让在2017年10月底前已完成，鉴于发票开具时东裕公司的相关业务已转移至纳智捷公司，且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二被告之间的确存在个别工作人员交叉任职或先后在二家公司任职的情况，故纳智捷公司工作人员继续处理遗留业务、签收相关发票，并无不当。但是，发票的签收人并不当然等同于付款义务人。综上，纳智捷公司不具有承担案涉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的约定义务。二、纳智捷公司是否与东裕公司之间存在权利义务承继关系而应对东裕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二被告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具有不同性质的独立企业法人，一家为中外合资企业，一家为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不同企业法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发生承继，须基于法定或约定的理由。其一，根据《合同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本案中，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直至本案诉讼时止仍为正常存续的两家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东裕公司在纳智捷公司成立后并未清算解散，二者之间不存在前述吸收合并或分立的情形，除《转让协议》载明的“选定的经营业务转让”之外，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新意公司所称的权利义务承继关系。正如《转让协议》首部所载明的“甲方拟将其选定的经营业务转让给乙方，该转让拟于2017年10月1日完成”，二被告之间事实上进行的是部分业务转移。另据二被告提交的《审计报告》显示，二被告之间还存在资产转让行为。但该资产转让根据《审计报告》显示，系等价有偿的转让行为。无论该资产转让的对价是否已实际支付，至少从财务管理角度上看，二被告之间进行的资产转让行为均产生了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账目明晰。综上，二被告之间不存在法定的权利义务承继关系，纳智捷公司无论在合同法意义上还是公司法意义上，均无须承担因企业法人之间权利义务承继所产生的连带责任。其二，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既可能产生全部债权债务由出让人转移至受让人的法律后果，也可能基于合同相对方的同意而产生部分债权债务由出让人转移至受让人、部分债权债务仍由出让人承担的法律后果。至于产生何种法律后果，主要取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本案中，新意公司提起诉讼所依据的正是案涉《转让协议》对2017年4月11日新意公司与东裕公司签订的《服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进行概括转让的约定，故新意公司与二被告之间关于案涉《服务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应以《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而《转让协议》第2条关于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之后债权债务的承担主体已作出明确约定。故纳智捷公司无须承担因二被告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承继所产生的连带责任或替代责任。三、关于纳智捷公司是否与东裕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并应与东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其一，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之间并非公司与股东的关系，而系作为同一最终母公司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的关联公司。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可见，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仅系针对股东与公司之间及具有持股关系的公司之间的公司面纱而言。具体到本案中，应当与东裕公司、纳智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应当是符合前述《公司法》规定的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即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或裕隆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而非二被告之间互负连带责任。至于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的债权人可否主张揭开关联公司面纱，责令关联公司对彼此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尚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即使对前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扩张解释，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之间，也应严格审查二者之间是否符合法人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从前述规定来看，只有同时具备主观要件和行为要件，才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产生由关联公司对彼此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第一，从主观要件来看，关联公司在滥用公司人格时应当存在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主观过错。换言之，若企业集团对成员公司的管理或者控制行为系基于集团整体运营需要，不存在逃避债务的主观过错，则不能认定为滥用成员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而对于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而言，正常的业务转让及等价有偿的资产交易行为，不应认定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新意公司作为债权人，应就东裕公司作为债务人利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新意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二被告存在前述情形。事实上，案涉《转让协议》签订时，案涉25967500元服务费已经实际产生，该债务属于二被告进行业务转让和资产交易之前即已存在的债务，本应由东裕公司自行承担。即便未出现后续的权利义务转让、业务转让和资产交易行为，该债务也当然地归属于东裕公司，而非纳智捷公司甚至案外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东裕公司未能按期支付案涉服务费，系因其经营状况不佳、暂不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所致，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东裕公司及纳智捷公司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逃废债务行为。相反，从二被告提交的二份《审计报告》来看，二被告之间的资产交易系等价有偿行为，新意公司关于东裕公司、纳智捷公司、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之间通过转移优良资产给纳智捷公司、遗留巨额债务给东裕公司的行为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二被告存在新意公司所称的转移优良资产、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新意公司可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之规定，另案提起撤销权之诉。第二，从行为要件来看，通常认定法人人格混同是通过认定机构混同、意志混同和财产混同等实现的。所谓人员、机构或者意志混同，是指同一个人同时代表两家以上公司，从而使得每家公司失去独立的意思表达，无法区分某项决定代表的是哪家公司的意志，并利用该种混同，一方面支配关联公司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以关联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来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具体到本案中，虽然二被告及案外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存在共用一个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情形，三者之间亦存在个别工作人员交叉任职或者先后在三家公司之间任职的情形，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之间还存在部分业务转让和资产转让情形，但三者之间个别人员、机构和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形由来已久，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种重合系基于逃避东裕公司对新意公司所负债务的主观目的，且已经达到了高度混同的程度，而更具有集团整体运营需要的表征。所谓财产混同，是指关联公司将其他公司的财产当成自己的财产随意支配处分，而未遵循任何一家公司财产支配处分的程序和手续，也未给予关联公司以任何补偿，从而使得关联公司丧失了财产上的独立性。本案中，判断二被告之间及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关键是确认三者之间是否存在持续的、广泛的资金混同、财务管理不作清晰区分等财产混同情形，例如拥有相同财产、相互之间的资产任意转移、公司财产没有记录或者记录不实、公司账簿与关联公司账簿混同使用等。而新意公司作为债权人，应对三者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结合前述证据认证意见可知，新意公司仅凭2018年7月30日的分期还款会谈录音这一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中徐文祥提及的拟将纳智捷公司即将获得的10亿元增资部分用于清偿东裕公司的案涉债务这一陈述，尚不足以证明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之间存在持续的、广泛的资金混同、财务管理不作清晰区分的财产混同情形。新意公司主张东裕公司工作人员徐文祥自称东裕公司将动用纳智捷公司的相关财产（所谓的10亿元增资）用于清偿东裕公司所负债务，但该陈述仅系徐文祥在双方协商还款计划过程中的单方陈述，无证据显示该陈述已经纳智捷公司授权或者代表纳智捷公司的决策意见。相反，基于东裕公司与纳智捷公司的特殊关联，纳智捷公司完全有可能基于帮扶东裕公司的目的而代为清偿相关债务或者借款给东裕公司用于清偿相关债务，不能仅凭徐文祥的寥寥数语断定二被告之间存在财产混同。退一步讲，即便徐文祥的陈述代表的是纳智捷公司的决策意见，二被告之间存在资金拆借行为，也不能当然地得出其二者之间财产混同且已达到高度混同的结论。加之东裕公司系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独资公司东风汽车公司持50%股份的中外合资企业，而纳智捷公司系裕隆汽车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资产壁垒。故本院认为，新意公司尚未完成二被告之间财产混同的初步举证义务。相反，二被告通过提交二份《审计报告》，就其二者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完成了初步举证义务。根据二被告提交的二份《审计报告》显示，二被告的财务负责人并不相同，即便存在个别财务工作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也不能当然地得出二者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结论。且从《审计报告》来看，二被告之间系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二者之间所进行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转让均系等价有偿的转让行为，纳智捷公司须向东裕公司支付相应对价。无论该对价是否已实际支付，从双方各自建账的意义上说，该笔款项系东裕公司有权向纳智捷公司主张的应收账款。虽然新意公司主张仅凭二份《审计报告》尚不足以证明二被告之间财务独立，应进一步审阅二被告的相关财务账目和会计记账凭证、任职财务人员信息等证据材料，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本院认为二被告所举证据相较于新意公司提交的分期还款会谈录音而言，已构成优势证据。综上，只有在同时满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观要件和行为要件，通过具体事实确认关联公司间的人格已经混同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关联公司之间对彼此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二被告具备法人人格混同的核心要素即财产高度混同，故新意公司要求纳智捷公司对案涉服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本案财产保全申请费的负担。审理期间，新意公司向本院申请对纳智捷公司名下价值26753722元的银行存款、房屋、机器设备、股权等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并预交了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结合前述分析，因纳智捷公司无须在本案中承担付款责任，而财产保全并非针对东裕公司，故新意公司针对纳智捷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所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应由其自行承担。对新意公司要求二被告承担财产保全申请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后，针对新意公司要求追加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如前所述，纳智捷公司与东裕公司虽然实际经营场所同一，且存在个别人员先后在二家公司任职或交叉任职、所经营的业务前后承继或转让、统一使用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等情形，但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足以认定法人人格混同的核心要素，即财产高度混同这一情形。同理，虽然在案证据显示东裕公司、纳智捷公司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存在个别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并统一使用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但新意公司未能就东裕公司与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亦无证据显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或应承担案涉款项的付款义务，故本院认为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无须参与本案诉讼，对新意公司要求追加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对新意公司要求东裕公司支付服务费25967500元以及该款自逾期付款日（其中20000000元自2018年2月12日起，其余5967500元自2018年5月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六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对新意公司要求纳智捷公司承担前述服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连带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新意公司要求二被告承担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东风裕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服务费25967500元，以及该款自逾期付款日（其中20000000元自2018年2月12日起，其余5967500元自2018年5月4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六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二、驳回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东风裕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5594元，由北京新意互动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负担1065元，由东风裕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7452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晓敏 人民陪审员  包力松 人民陪审员  瞿 萍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