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9民终5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富，男，1971年7月24日生，汉族，现住：阜新市细河区。委托代理人：安英伟，系阜新市细河区北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范德军，系辽宁晟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细河支行，住所地：阜新市细河区四合大街**。负责人：张卫民，系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顾贵学，系辽宁海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晓轩，系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褚洪青，男，1970年8月21日生，汉族，现住：阜新市海州区。上诉人陈富与被上诉人阜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细河支行（以下简称细河农商行）、褚洪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8）辽0911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富的委托代理人安英伟、范德军，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的委托代理人顾贵学、王晓轩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褚洪青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8年12月4日作出的(2018）辽0911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公正裁判。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理由：一、一审判决回避合同相对方，认定责任主体不当。借据中明确写明：“上款系细河支行向陈富借款用于银行经营使用，执行月息3分”，清楚明确了借款合同相对双方是“细河支行”和“陈富”。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该借据“借款事实清楚，应予确认”，但是，另一方面在判决结果上却没有判决“细河支行”承担任何责任，规避细河农商行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责任，实际上相当于否认了该借据内容中细河农商行的合同主体，显属不当。二、褚洪青是否超越职权以及职务行为不影响细河农商行对于陈富承担的借款合同的偿付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现无任何证据表明陈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褚洪青超越权限，事实上，上诉人陈富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法律上更无义务知道，那么，就应当认定褚洪青的代表行为，判决细河农商行承担该借款合同的偿付责任。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陈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情形下，完全不考虑“代表行为有效”的法律规定，仅仅以“褚洪青超越职权范围，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为由，判决银行不承担偿付责任的结果，完全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三、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陈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细河农商行，一审判决没有给予查明论述。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褚洪青是细河农商行行长，被上诉人提供的《业务授权书》中也明确为“受权第一负责人”，完全能够证明褚洪青的负责人地位；褚洪青书写的借据内容中，明确载明“细河支行向陈富借款用于银行经营使用”；交付款项过程中，细河农商行还有多人参与，田丽收取现金支票，并出具收条，柜台员工直接坐扣取款款项等事实，但是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认定和论理。对于陈富来说，银行行长书写借据，银行工作人员收取款项，多个银行人员参与从合同订立到合同履行的过程，足以证明陈富相信的是银行的信用能力，合同的相对责任方是细河支行，而不是褚洪青、田丽等个人，判决结果银行不承担责任，显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对于陈富来讲显失公平。值得说明的是，一审中，上诉人陈富曾书面申请法院向田丽等调查取证，但是，一审没有任何调查，直接迳行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判决，显属不当。四、借款款项的实际用途以及实际收益人不影响上诉人陈富的权利实现及银行责任的承担。在借款合同中，只要出借人支付了借款款项，就完成了合同义务，而该借款款项已经被借款人实际控制，是否实际用于细河支行收益，属于银行内部的人员、业务等管理问题，与上诉人陈富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上诉人陈富也无法控制。借款款项的实际用途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不能影响上诉人陈富的权利实现及银行对外责任的承担。一审判决以银行内部问题，否认银行对外的责任承担，认定错误。本案是合同纠纷，解决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借款款项的实际收益人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与上诉人陈富的权利实现无关，根本不能影响银行对于陈富所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一审判决以实际收益人与银行及褚洪青之间的实际收益关系，混淆上诉人陈富与银行及褚洪青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论理不当。五、细河农商行的业务范围及业务授权不排除银行的其他民事行为，不影响本案的民事责任承担。细河农商行的业务范围及业务授权，是商业银行的经营业务范围，并非商业银行从事民事行为的范围。没有禁止商业银行作为企业法人在进行经营业务的同时进行其他民事行为，所以，褚洪青以细河农商行行长身份代表细河支行出具借据的行为，田丽等人收取款项的行为，属于细河支行进行的其他民事行为，不能认定超越其职务权限，更不应当影响本案细河支行对陈富的民事责任承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裁判。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答辩认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一、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1、上诉人提交的借条并无答辩人盖章，答辩人没有从上诉人处借款的意思表示。答辩人作为商业银行，不存在从自然人处借入资金的需求和意愿；借条上更无答辩人的任何印鉴，不能作为确定答辩人责任的依据。2、答辩人不存在从自然人处借入款项的业务范围和业务授权。《商业银行法》第三条关于规定了商业银行能够从事的业务种类，从自然人处借入资金根本不属于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从细河支行的业务授权书内容看，细河支行以及细河支行负责人必须依法从事业务，不得有越权行为，该授权书由褚洪青签字确认。因此，从自然人处借入资金这一违规行为并不在答辩人的被授权的经营权限之内。至关重要的是，《商业银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不得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而褚洪青个人以银行名义从私人处借款，明显违反商业银行法和业务规定，有关后果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银行业有多项业务管理规定，命令禁止银行参与民间借贷。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18〕9号）命令禁止银行从业人员的违规借贷行为；中国银监会关于严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通知（银监办发【２０１１】３２０号）、中国银监会关于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通知（银监办发〔2012〕160号）均明确规定，个别银行员工私下参与高利贷活动，不仅给银行信贷资金造成风险，而且损害了银行机构信誉，有的甚至形成群体事件，危及当地经济社会和谐稳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从其从业人员应依法合规开展业务活动，不得直接或变相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3、褚洪青的借款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褚洪青从其他个人处借款的行为并非履行职务的行为。判断是否是职务行为，首先要看该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是单位业务需要，行为的效果要素是否归属于单位。针对本案，首先，个人代表银行对外出具借条的行为并非银行的合法业务范畴，更违反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务规定与授权。其次，借款行为内容不是银行主营业务所需要的，款项更没有支付给银行。再次，从借条形式看，仅有褚洪青的个人签字而没有银行印鉴；第四，从借条的履行情况看，出借款项付给了案外人；最后，上诉人自认收到过部分还款，这部分还款并非答辩人归还，足以说明借款还款的实际履行并非发生在上诉人和答辩人之间。4、褚洪青的借款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如果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该代表行为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是否盖有相关印章、标的物的交付方式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在与本案类似的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57号案件中，银行营业部负责人员在借条上签名，借款用于倒贷，也是30%的高息，且双方在发生诉争纠纷前也有过多次资金往来。最高法在该案裁定中明确指出，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是表见代理适用的必要条件，在相对人存在过失的情况下，则无表见代理适用的余地。最高法院裁定认为，银行负责人以银行名义从其他个人处借款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商业银行向自然人借款并非其业务范围。银行行长借款是为了给他人倒贷，行为的意思要素不是为了银行，行为的效果要素没有归属银行，行为内容不是银行主营业务所需要的，不属于职务行为。案涉借款并非基于银行的经营行为而产生，而是为了其他相关主体的使用及个人获取高息目的而形成。债权人在明知银行行长借款并非银行业务范围的情况下，依然向银行行长借款，未尽到善良相对人的一般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不构成表见代理。从本案来看，在涉案所称借款发生之前，上诉人与褚洪青之间也曾多次发生其他类似资金往来。既往的资金往来并不存在褚洪青以细河支行名义出具的借条。本次借款是在出现实际用款方无法偿还的风险时，才有了褚洪青以细河支行名义出具的借条。那么，这个借条本身的真实性和签字的真实时间存疑。另外，上诉人身为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高级管理人员，更为重要的是上诉人同时也是阜新农商银行的股东，对于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及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基本流程应当是清楚的，而银行不会承担高利贷的利率从个人处借款更是基本常识。但对本案而言，上诉人既未与银行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也未要求银行出具正式银行贷款审批手续或凭证等文件，这明显与银行存贷款的操作规程不符。而且，出具的借条载明年息36%，明显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标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商业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规定。上诉人明知涉案借款没有任何银行盖章的合同，也没有借款审批手续，办理程序违背常规，利率达到了高利贷的程度，在此情况下，仍坚持向褚洪青出借款项，系怠于履行注意义务，主观上亦存在重大过失，未尽到善良相对人的一般注意义务，不能以褚洪青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为由向银行主张权利。最后，从利益归属角度看，也不应当由银行承担责任。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即使真像褚洪青所述，有关借款付给了到期贷款客户用于还贷，借款利益也并不归属于银行。银行本来对贷款客户享有合法债权和担保物权，如果贷款逾期，可以通过催收行使权利。如果褚洪青从上诉人处借钱又转借给贷款客户，这是典型的倒贷行为，最终利益并未归属于银行。本案中上诉人通过出借高利贷追求超出法律规定的利益，褚洪青通过信息优势牟取居中利益，实际用款方借用他人款项偿还完贷款后出借人却不向实际用款方主张还款，实际用款方反而享有了不当利益。如果上诉人的请求得到支持，结果将是银行对贷款客户的债权与担保物权已经消失，反倒应当对上诉人还款，这必然导致整体法律关系的混乱，而实际用款方将继续享有不当利益。这不但违反法律基础常识，也和整体社会公序良俗相悖。5、上诉人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和褚洪青之间的真实债权债务关系。褚洪青和上诉人之间不止是这几笔资金往来，在本案诉争的2016年11月30日之前也有资金往来。原来的资金往来怎么偿还的？和本案诉争的资金往来有没有关系？如果上诉人与褚洪青双方之间原来也有资金往来关系，那么只截取双方往来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期间的往来金额，更无法证明双方之间的真实债权债务关系。二、最高法类似判决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启示：1、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同类判例看，银行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3057号案件的裁决已经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观点，即：银行负责人签字的借条并非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银行不承担责任。2、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类似案件判决的检索报告和分析。我们对全国各地高级人民法院的同类判例进行了全面检索，经研究发现，其他各地高法对于类似案件，有超过70%的判决认定银行完全不承担责任；少数判决认定银行承担责任或部分责任，但这些认定银行担责的案件均有一个共性，即在银行负责人签字的借条上，同时也加盖了银行印章。而本案的基础借条上没有银行印鉴，因此，银行不应承担责任。3、从后续社会影响角度考虑。据了解，目前还有多人持有据称是褚洪青出具的借条。一旦法院判决银行承担还款责任，必然会导致大量后续虚假诉讼。如果类似的民间借贷只要找时任银行领导补一个个人签字的借条就能够把债务完全转嫁给银行，那么国家金融安全必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整个社会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将发生动荡，判决的社会导向意义也将面临争议。同时，不但包括阜新农商银行在内的各地银行均将出现运营风险，也必然出现对相关银行责任人员的后续刑事责任追责问题。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陈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240394元及利息301356元，合计3541750元（利息计算至给付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褚洪青原系被告细河农商行负责人，在其任职期间，因细河农商行经营需要分别在2016年11月30日、2017年1月17日、2017年12月29日三次从原告处共计借款人民币5000000元，原、被告双方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分，被告褚洪青在借款之日分别为原告出具借据。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要，二被告分六笔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共计3400000元，直至今日，尚欠原告本金3240394元，利息计算至2018年10月10日止为301356元。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褚洪青任被告细河农商行行长期间，分别于2016年11月30日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写明：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上款系细河支行向陈富借款用于银行经营使用，执行月息3分。期限自2016年11月30日-2017年1月28日。于2017年1月17日，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写明：人民币壹佰万元整，上款系细河支行向陈富借款用于银行经营使用，执行月息3分，期限自2017年1月17日-2017年3月26日。于2017年12月29日，向原告出具借据一份，写明：人民币叁佰万元整，上款系细河支行向陈富借款用于银行经营使用，执行月息3分，期限自2017年12月29日-2018年1月28日。被告褚洪青分别于2018年6月8日还款2000000元，2018年7月2日还款1000000元，2018年7月5日还款400000元。后一直未能还款，现尚欠借款本金3240394元。2014年12月11日，辽宁银监会辽宁监管局作出关于阜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开业的批复，核准褚洪青的阜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细河支行行长任职资格。阜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褚洪青签订业务授权书一份，写明业务授权为：1、各项存款业务。2、信贷业务。按本行信贷业务前中后台管理办法的规定，你行为客户营销分中心，负责前台业务。3、基本账户、专用账户或临时账户的管理。4、利率浮动审批权限按本行有关规章制度执行。5、国内结算。6、代收代付业务。7、授权人规定的其他业务。上述事实有借据、利息支付凭证、个人转账业务凭证、取款业务回单、现金支票存根、收条、中国银监会辽宁监管局文件、阜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授权书等证明材料在案为凭，经开庭质证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褚洪青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被告褚洪青在任细河农商行行长期间，向原告陈富借款并出具借据，借款事实清楚，应予确认。被告褚洪青超越职权范围，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如被告褚洪青所借款项确实用于贷款户还款，其受益人应是贷款户，不能认定是被告细河农商行收益，可由其向贷款户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褚洪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陈富借款人民币3240394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0‰，本金人民币3240394元计算，自2018年7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134元，保全费人民币2020元（原告已预交）共计人民币37154元由被告褚洪青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另查明，上诉人提供的《个人转账业务凭证》记载：在2017年12月29日由陈富直接转给张军良416万元，同日转给阜新昊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126万元。另依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借款已经偿还六笔共计340万元，其中2018年6月7日从任雪松给杨翠萍卡专110万元、2018年6月8日通过任雪松转30万元，许庆东转60万元、2018年7月2日分两笔从任雪松卡上共转100万元、2018年7月5日从姜海波卡转4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陈富主张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应承担还款责任，但上诉人陈富与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是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关键。作为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原负责人的被上诉人褚洪青向上诉人陈富借款后，依据上诉人陈富陈述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还有多人参与，田丽收取现金支票，柜台员工直接坐扣取款款项等事实，并出具收条，但借据写：细河支行向陈富借款用于银行经营使用，该借据并未加盖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印章且该借款未入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财务账，上诉人陈富所提交的《个人转账业务凭证》证明上诉人陈富所支付的款项于在2017年12月29日由上诉人陈富直接转给张军良及阜新昊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等个人或单位账户，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并未直接从上诉人陈富处收到案涉款项。另根据上诉人陈富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被上诉人褚洪青借款后，共计还款六笔，分别从案外人任雪松、许庆东、姜海波银行卡转给上诉人陈富（共计340万元），并不是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还款。在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对其收到相关款项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上诉人陈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之间存在任何关于款项支付的约定或安排，或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为涉案款项的实际收款人或实际还款人。因此上诉人陈富与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没有发生实际的借款行为，故上诉人陈富主张借款合同相对双方是“细河支行”和“陈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未判决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承担还款责任合适。关于上诉人提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及《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应当认定被上诉人褚洪青的代表行为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承兑等，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则并非其主营业务，被上诉人褚洪青向上诉人陈富借款直接转款给了案外人，并由案外人偿还部分借款，对此上诉人陈富是明知的，所以双方行为的意思要素不是为了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行为的效果要素没有归属于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行为内容不是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主营业务所需要的，不属于职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本案中上诉人陈富及被上诉人褚洪青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褚洪青的借款行为用于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故上诉人陈富主张被上诉人细河农商行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134元，由上诉人陈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艳审 判 员  乔丹青代理审判员  李洪全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书 记 员  牟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