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112民初191号 原告:田秀民（曾用名田仁），男，1957年2月22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民，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谢玉华，女，1962年7月7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双阳区。 被告：谢玉环，女，1968年9月7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双阳区。 被告:谢建华，男，1973年7月12日生，汉族，住长春市二道区组。 被告：谢玉玲，女，1970年6月8日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环，女，1968年9月7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双阳区。 原告田秀民与被告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秀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民、被告谢玉华、谢建华、被告及被告谢玉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田秀民诉称，原告与四被告均为双阳区平湖街道双桥村朝阳社农民，并且是多年的邻居，四被告家的承包地分在“三间房"地块2.9亩，同时还分得1.1亩菜地。1986年四被告的父亲谢荣去世，四被告的母亲鲁淑芹将其家庭享有承包经营权的1.1亩菜地转让给原告，转让费250元，双方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约定：“今有谢家土地1.1亩，现转让给田家种，政策不变，永远属田家种”，合同签订后原告将转让费交付鲁淑芹，四被告家的土地由原告耕种至今，四被告全家迁往外地至今未迁回。原告与四被告的母亲鲁淑芹约定的转让截止期限为土地政策调整时结束，双阳区平湖街道双桥村朝阳社至今未进行土地调整，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期限是土地政策调整时合同期满，而不是仲裁委认定的无固定期限租赁，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土地转让，并非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仲裁委对案件事实进行了错误的认定并错误地适用《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进行裁决，致使案件裁决错误。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2002年8月29日颁布的，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原告与四被告的母亲鲁淑芹之间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时间是1986年，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尚未实行，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应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有效。另外原告与四被告母亲鲁淑芹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与土地转包、互换、租赁不同，前者是债权关系，后者是用益物权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债权关系适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规定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限是二十年，1986年至今已经三十二年时间，在此期间四被告从未向原告主张过权利，因此其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综上，请求判令：1、四被告继续履行原告与四被告母亲鲁淑芹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由原告继续耕种位于双阳区平湖街道双桥村朝阳社“三间房地”的1.1亩菜地（四至为：东至谢荣家旱田地、南至沟和道、西至沟、北至沟）；2、案件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 被告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辩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四被告全户在双桥村朝阳社“三间房”分得土地4亩（2.9亩+1.1亩），有双桥村委会证明为凭。1986年7月由于父亲病故，母亲带着我们耕种了两年，因母亲身体多病，我们年纪尚小无力耕种，只好把全部4亩土地委托邻居田秀民家耕种，只是象征性的收取250元，当初说好，政策有变，我们便回来收地自己耕种。2017年，由于国家土地确权，队里通知我们回乡验地，可田家拒绝归还土地；在此之前，2006年我们多次向原告要地，原告拒不归还，原告家房屋被拆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在我们家地上盖了房子。无奈的情况下，2018年我们向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8年12月14日，我们收到仲裁裁决书，裁决归还我们家全部土地4亩。所说的租赁合同，是原告和队长谢凤山写好的，让谢玉环签母亲鲁淑芹的名字，说谢玉环年纪小做不了主，谢玉环就听了他们的话写了母亲的名字鲁淑芹，还让谢玉环按了自己的手印。合同上所说的1.1亩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家当时4亩地，原告家都种着呢，合同上却变成了1.1亩了，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原因是原告种我们家4亩地，合同上不可能只写1.1亩，原告强调1.1亩是原告家在我们家菜地上面私自盖了房子，想霸占我们家的土地。合同上所写的是让原告家种，国家的土地私人无权出售、转卖，地是我们家6口人的，谢玉环代替不了别人，只能代表自己，政策已经变了两三回了，这次土地确权，国家分给农民土地是让农民以土地生存。我方于2018年8月向长春市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起土地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原告退还4.6亩土地(2.5亩承包地，1.8亩菜地，0.3亩宅基地)归被告方经营使用，2018年11月8日该仲裁委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2018年12月14日该仲裁委作出双土仲案[2018]第029号仲裁裁决书，裁令原告退还1.1亩菜地，2.5亩承包地归被告方经营使用，并赔偿被告方2017、2018两年土地承包费6480元。现原告以四被告的母亲鲁淑芹与其签订的1.1亩菜地转让合同未到期，土地转让是债权关系及被告方要地已超过民法规定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合同仍需继续履行为由起诉，被告方认为：一、“合同”约定的转让期限为政策变动，原告称双桥村朝阳社至今未进行土地调整，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限未满，所以合同仍需继续履行，但1991年双阳县农村土地小调整，“生的添，死的退”，朝阳社全队都进行了土地调整，应算政策变动，1997年双阳区二轮土地延包，土地打乱重分，也应算政策变动，2005年全国实行“一免三补”的惠农政策，亦应算政策变动。原告不顾这些历史事实，以其占有被告方1.1亩菜地多年为由，妄想拒为己有，应属无稽之谈；二、1986年被告母亲与原告签订1.1亩菜地转让合同时，我国尚未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未出台《物权法》，不能认定土地转让是债权关系还是用益物权关系，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后，对签订“转让”合同承包法上有明确规定，即：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转让给其它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不用说签合同的1986年，就是现在被告方全户也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和收入来源，且所签合同根本没通过发包方同意，故1986年被告母亲与原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只能认定为土地流转合同，该合同没有明确的写明流转期限，所以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按无固定期限合同裁决是完全正确的；三、至于原告所诉被告要地己超过民法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问题，因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的承包期限为三十年，现“十九大”又将土地承包期延长三十年，故民法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根本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综上，被告方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双阳区土地仲裁的合法裁决，维护被告方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原告将位于双阳区平湖街道双桥村朝阳社菜地1.1亩（四至为东至谢荣家旱田地、南至沟和道、西至沟、北至沟）和2.5亩承包地（四至为：东至壕、南至田宝川家旱田地、西至谢荣家菜地、北至老麻家旱田地）返还被告方；2、原告给付2006年至2018年土地承包费损失4.16万元（3200元/年×13年）。 经审理查明，原告曾用名田仁。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告户在双阳区平湖街道双桥村朝阳社“三间房地”分得6个人（谢荣、鲁淑芹、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承包地2.9亩（每个人口粮田0.4亩、该户无劳力但分得劳力田0.5亩），同时该地西侧还有被告户分得的菜地（自留地）1.1亩，该菜地未建立台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被告谢玉环代其母亲鲁淑芹与原告签订书面“协议”，将分得的1.1亩菜地（自留地）转包给原告耕种，转包费250元，对转包期限约定为“政策不变，永远属田家种”，并将分得的2.9亩承包地口头委托原告代耕，条件是原告负责缴纳该2.9亩土地的税费及其他摊派。1990年末时，该村社的承包地进行了小调整，因当时四被告父亲谢荣已去世，按当时的政策从被告户内抽出了1个人的口粮田0.4亩，调整后被告户剩余5个人（鲁淑芹、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承包地2.5亩。因该村社在双阳城区12平方公里之内，故1997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村社的土地未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现案涉的2.5亩承包地和1.1亩菜地（自留地）由原告经营使用至今，且原告在1.1亩菜地（自留地）上已建造住房、猪圈、牛棚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 另查明，长春市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16日受理了谢玉华等四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仲裁请求为裁决被申请人田秀民退还侵占四申请人户的0.46公顷土地归四申请人经营使用，并赔偿侵占该0.46公顷土地11年（2007年至今）的经济损失3.5万元。该仲裁委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双土仲案[2018]第0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须于2019年春耕前退还3.6亩土地（1.1亩菜地、2.5承包地）归四申请人经营使用。具体坐落及四至：朝阳社“三间房地”，四至：东边是壕、南边是沟、西边是泡子、北边是麻鹏飞家地。被申请人须于本裁决书生效后10日内给付四申请人3.6亩土地二年收益补偿6480元人民币。后被申请人不服该裁决书，诉至本院。 上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辩解、《关于双桥村朝阳社谢荣承包地的情况说明》、“协议”、《完善前后土地情况明细表》、《仲裁裁决书》、双桥村委会工作人员询问笔录、黄玉瑛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为凭，足资认定属实。 本院认为，针对被告方主张的原告已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根据仲裁卷宗中送达回证记载，仲裁裁决书于2018年12月17日留置送达到原告家，而根据《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受诉材料收据》记载，本院已于2019年1月14日收取了原告提交的起诉书等立案材料，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未超过三十日，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对被告方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本案争议的被告方原分得的2.9亩承包地及1.1亩菜地（自留地）土地流转的性质问题。被告方虽主张当年原2.9亩承包地和1.1亩菜地（自留地）系出租给原告，但并未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出租是指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而双方当年系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对被告方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根据双桥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双桥村朝阳社谢荣承包地的情况说明》中：“经谢家姐妹叙述，当时家里人都不在本村居住，谢玉环因外出打工，不能在家耕种承包地，便将土地托付给邻居田仁（户籍名为田秀民）耕种。”的记载及被告方在答辩状中“只好把全部4亩土地委托邻居田秀民家耕种”的自认，应认定原2.9亩承包地当年系被告方委托原告代耕；原2.9亩承包地在1990年末该社承包地小调整时被抽回0.4亩，剩余2.5亩承包地现原告实际耕种经营，对被告方要求原告返还该2.5亩承包地的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原告虽主张该2.9亩承包地在1990年年末该社承包地小调整时被抽回，但根据《完善前后土地情况明细表》的记载，该社承包地小调整后，被告户2.5亩承包地尚在，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转让是指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移转于他人，原土地承包关系终止，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中记载的1.1亩土地为菜地（自留地），协议中虽表述为“转让”，但转让应经发包方同意，经向双桥村委会核实，该村委会对1.1亩菜地（自留地）的流转情况并不知情，即使该1.1亩菜地（自留地）是被告户通过该社分得，仅凭“协议”中时任队长谢凤山个人在“协议”上签字或按印，不足以认定该流转行为已取得村社同意；且双方对流转期限约定的“政策不变、永远属田家种”，应视为对流转期限约定为土地政策发生变化时止，对此，原告在诉状中亦自认“约定的转让截止期限为土地政策调整时结束”及“合同履行期限是土地政策调整时合同期满”，而在该“协议”签订后，1990年年末，该社承包地进行了小调整，亦应视为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应认定该1.1亩菜地（自留地）当年系被告方有偿转包给原告耕种，转包期限为土地政策发生变化时止，转包费用为250元，转包期限到期后原告继续耕种至今应视为到期后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承包关系，对原告主张该1.1亩菜地（自留地）系转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该1.1亩菜地（自留地）系农用地性质，原告庭审中已自认在该1.1亩菜地上建造住房、猪圈、牛棚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其亦无法提供相关审批手续，应认定该建造行为系改变土地用途的违法行为；综上，原告应将该1.1亩菜地返还被告方。 针对被告方主张2006年至2018年3.6亩土地承包费损失4.16万元的问题。证人黄玉瑛在询问笔录中已证实被告方从2006年开始每年向原告主张返还承包地和菜地，故对被告方主张的从2006年开始每年向原告主张返还承包地和菜地的事实本院应予确认，亦应认定被告方主张该项承包费损失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经向双桥村委会核实，当地土地承包费价格约为每亩400元至500元，被告方主张的承包费损失应认定每年每亩450元为宜；综上，原告应给付被告方2006年至2018年3.6亩土地承包费损失21060元（450元/每亩×3.6亩×13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田秀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将位于双阳区平湖街道双桥村朝阳社“三间房地”的2.5亩承包地（四至：东至壕、南至田宝川家旱田地、西至谢荣家菜地、北至老麻家旱田地）退还给被告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 二、原告田秀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将位于双阳区平湖街道双桥村朝阳社“三间房地”西侧的1.1亩菜地（自留地）（四至：东至谢荣家旱田地、南至沟和道、西至沟、北至沟）退还给被告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 三、原告田秀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次性给付被告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2006年至2018年3.6亩土地的承包费损失21060元； 四、驳回原告田秀民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被告谢玉华、谢玉环、谢建华、谢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田秀民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田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