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5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举友，男，195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丽华，系宋举友之女，女，1977年3月3日出生，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山东联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可章，男，195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宋举友因与被上诉人宋可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3民初1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宋举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当归上诉人所有，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青岭村将涉案土地分配给上诉人，在最近一次确权即2014年颁发承包经营权证时，威海市文登区宋村镇青岭村又将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给上诉人，上诉人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的证明效力明显高于本案一审法院采信的用于定案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上诉人在一审说明，被上诉人将宋修湖的土地给了上诉人交换使用。而在本案一审终结时，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该事实。虽然多年来宋修湖并未主张要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不代表被上诉人有权处置他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在此情形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关系。而且2014年发放承包经营权证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交换使用耕地的土地仍然登记在案外人名下。3、一审认定2002年青岭村将涉案土地再次发包给被上诉人是不正确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承包合同起始时间是2002年至2032年，2002年村委并未再次发包土地，而被上诉人手中的承包合同也并没有像证人所述经过上诉人的同意。4、一审判决认定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仅主张被上诉人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并未要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认定2014年村委会的发包行为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宋可章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1999年村里分承包地，被上诉人用别的地和上诉人换了拾南的2亩地，互换的时候双方已经约定是永久性的互换。换完后，被上诉人在地上种杨树，种了8年，2002年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村里广播说谁的地要流转要到村委会去进行说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都到村委会去说明了，村委会和被上诉人及上诉人分别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其中诉争2亩土地在被上诉人的承包合同中进行了约定，因此，诉争2亩土地是被上诉人的承包地。宋举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宋可章停止侵权，恢复原貌，返还位于拾南的2亩土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诉人宋举友与被上诉人宋可章均系青岭村村民，青岭村村委会会于1999年左右对村中耕地进行统一发包，但未和村民签订书面承包合同，诉争2亩土地位于拾南，开始时系发包给宋举友承包经营。发包后，宋可章和包括宋举友在内的10余名村民协商约定宋可章用其他地块的土地和上述村民位于拾南的20余亩土地进行交换，换地后宋可章在该20余亩土地上种树。2002年青岭村村委会与全体村民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包括诉争2亩土地在内的拾南20余亩土地均登记在村委会与宋可章签订的书面承包合同内，该承包合同上有青岭村村委会的公章、时任村委负责人的签字及宋村镇经管站的公章，承包期限自2002年1月1日至2032年1月1日。合同签订后，宋可章继续经营诉争土地。2014年，青岭村村委会向宋举友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该经营权证载明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自1999年4月1日至2029年4月1日，诉争拾南2亩土地包含在上述承包地地块中。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宋可章提交如下证据：1、青岭村村委会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村委同意宋可章在拾南24亩土地上种植速生杨。该证明载明“青岭村党支部、村委会，同意本村村民宋可章同志在本村石南地种植速生杨树24亩特此证明青岭村村委会2003.7.29。”；2、证明一份，拟证明宋举友等人向宋可章转让土地。该证明载明“兹证青岭村于1999年8月份将土地按第二轮承包给村民，分地前，支部村委考虑有的村民不想继续承包，因此大队决定用广播进行宣传：不想承包的可转给别人，这样就有转让户将土地转给我村村民宋可章耕种”，证明上加盖有青岭村村委会的公章，同时有刘国庆和宋修平的签名。宋可章陈述刘国庆系分地时的时任主管会计，宋修平系时任村委主任，1999年村委统一发包了土地，2002年村委与村民签订了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当时村委在广播上通知村民谁不想承包了就到大队说明，村委和每一个村民都签了承包合同，2014年村委会把2002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收回去了，又重新发了新的权证，宋可章没有把2002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交给村委就是怕发生争议。宋可章同时陈述宋举友之所以起诉宋可章是因为诉争的拾南土地政府要征收，会给相应的补偿，2012年村委会在诉争土地上挖沙，宋举友当时就知道但没有制止，对村委会给予宋可章的补偿宋举友也没有主张权利，宋举友在2014年村委发放土地权证后也没有立即主张权利，所以宋可章认为宋举友是无理取闹。经质证，宋举友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均不认可，提出异议称1999年村委统一发包土地之后宋举友种了两三年以后才换给宋可章用于种树，2002年村委会确实和每个村民都签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当时把宋修湖的地写到宋举友的承包合同中，把诉争拾南2亩土地写到宋可章的承包合同中，但2014年村委重新发放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把诉争2亩土地重新确权给了宋举友。所以宋举友认为诉争土地一开始就发包给了宋举友，2014年又再次确权给宋举友，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应为宋举友。另外1999年发包后村民私下流转土地的情况很多，村委并不知情，且宋举友、宋可章之间也没有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宋举友并非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宋可章。为核实情况，一审法院至青岭村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1、原村委主任宋修永陈述，其于1985年至2007年任青岭村村委会主任，1999年村里统一发包口粮地，发包后宋可章和其他村民换了地，在拾南种树，具体怎么换的、和谁换的其都不清楚。2002年政府要求村委会和村民签订承包合同，村委会就在村里广播通知了村民签合同的事情，具体经过其也不清楚，因为其当时兼着支部书记，农业方面（分地、量地等）都是由村委会副主任和会计负责的。2005年宋可章找到宋修永说他种树，不能2、3年就把地收回去，宋修永就让会计刘国庆写了份协议给宋可章，内容就是种树不能动，具体写了几年、怎么写的宋修永都不清楚；2、原村委会主任宋修平陈述其1998年之前任村委会主任，1998年至2001年左右任村委副主任，宋举友、宋可章之间的纠纷其不清楚，宋可章来找宋修平，宋修平就把其知道的情况写了一份证明给宋可章，即宋可章提交的证据2，但是具体情况宋修平并不了解；3、原村会计刘国庆陈述其从1996年至2006年任青岭村村会计，1999年全村统一发包口粮地，发包后有的村民不愿交地税，就交给其他村民了，宋可章和其他村民换了拾南的20多亩土地种树，当时村民之间流转都告诉村委会了，但是是转让还是转包都没说，因为流转很频繁，每年都变，所以村民之间都是口头协议，也没有说是永久还是暂时流转，村委只是知道谁转给谁了，然后向实际耕种人收税费。2002年政府要求村委和村民签订承包合同，刘国庆就在村里广播告知村民到村委会告知流转情况，并告知村民这次要录入电脑，以后不能随便动了，当时也都没有争议，村委会就和实际耕种人都签了承包合同。2005年左右，宋可章找到村委会要求签一个补充协议，意思是以后永久不动了，刘国庆就按宋可章的要求写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就是转给他地的村民以后不能再要了，时任村委会主任宋修永签了字后给了宋可章保管；4、现任村委会主任宋文殿陈述其从2006年至2017年底任村会计，2018年至今任村委主任，宋举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宋文殿在任会计时经手发的，当时根据上级政策，没有流转合同的都以原主（即原始承包人）为依据确认承包经营权人，村委会没有宋可章和宋举友等人的流转合同，就根据原主原确的原则发放了承包经营权证，涉案宋举友的土地已经挖成了一个坑，具体情况其不了解。宋文殿同时陈述母猪河两岸50米范围内的土地（包括诉争拾南土地）政府要征收，政策现在不清楚，补偿也没发。5、房子莲、宋修岐陈述宋可章用其二人的土地和其他村民换了拾南的土地，现在村委又把土地确权到其二人名下，二人找宋可章要地，宋可章不给。经质证，宋举友对上述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提出异议称其和宋可章之间没有书面合同，刘国庆如何写的和宋举友没有任何关系，对宋修平和刘国庆所述均不认可，他们没有权利处分宋举友的地块，对宋文殿所述没有异议，但是宋举友要地和现在征收没有关系，诉争土地从开始就是宋举友的，即使不征收也是宋举友的，没经过宋举友的同意再给宋可章是无效的。宋可章对上述笔录真实性并无异议，陈述根据上述笔录可以看出2014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进行核实只是根据土地的最初原主进行的确权，应以2002年的承包合同为准。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山东润通物流有限公司经理李建勋进行了调查，李建勋陈述其公司承包了政府发包的母猪河开发工程，母猪河沿岸绿化工程现在还没有开工，具体开工时间等政府通知。一审法院认为，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争议焦点为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已经转让给宋可章。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双方自2002年进行交换后，诉争土地由宋可章一直经管，在宋可章种完树的情况下宋举友未向宋可章索要诉争土地，诉争土地被挖沙毁坏后宋举友亦未向宋可章及挖沙的相关方主张过权利，2014年村委会向宋举友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宋举友亦未向宋可章主张权利；其次，2002年青岭村村委会会与全体村民统一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诉争土地登记在村委与宋可章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且根据刘国庆及宋修永的陈述，村委当时用广播通知了全体村民签订合同的事情，刘国庆还告知了村民要录入电脑、以后不能轻易变动的事情，宋举友对此也并未提出过异议。根据以上分析，认为宋举友与宋可章之间就诉争土地形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关系，宋举友已经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宋可章，且经过了青岭村村委会的同意，该转让合法有效，予以认定，青岭村村委会与宋可章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符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定。关于2014年青岭村村委会向村民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将诉争土地发包给宋举友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2002年青岭村村委会即将诉争土地发包给了宋可章，在未对诉争土地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履行相关手续收回诉争土地的情况下，青岭村村委会又将诉争土地发包给宋举友，该发包行为应属无效。结合上述分析及本案相关事实，因此，对宋举友要求宋可章恢复原貌、返还土地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宋举友要求宋可章停止侵权、恢复原貌、返还位于拾南的2亩土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宋举友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4）威文宋商初第8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鲁10民终209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证人所称全村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为应付上级检查而签订，不是真实有效的。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宗，拟证明诉争土地经营权人为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此前交换给上诉人的土地，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经营权人是宋广华等人也不是被上诉人。经质证，被上诉人提出异议认为，宋广华是其父亲，上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内容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宋举友主张被上诉人宋可章返还其诉争土地是否有依据。本案中，2002年青岭村村委会与全体村民统一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诉争土地即已登记在村委会与宋可章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形成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凭证，上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明确载明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宋可章。根据时任村会计刘国庆及时任村委会主任宋修永的证言，青岭村村委会在2002年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用广播通知了全体村民签订合同的事情，刘国庆还明确告知村民此次签订合同要录入电脑、以后不能轻易变动的事情，宋举友对此并未提出过异议。宋举友在诉讼中亦认可，2002年村委会确实和每个村民都签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当时把诉争拾南土地写到宋可章的承包合同中。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诉争土地一直由宋可章经营管理，宋举友亦未提出异议。虽然诉争土地在1999年时曾发包给宋举友，但并未签订合同，宋举友在诉讼中不认可上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为此提供了另案中的证人证言称当时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签订的合同，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证人证言系另案中针对个别情况的证言，不足以否定本案中涉及的全村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本案中，不仅宋举友在上述合同签订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并未提出异议，而且青岭村村委会时任会计和村委会主任于2005年左右又出具了再次确认宋可章对诉争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的补充协议（证明）。故一审根据上述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载明承包经营权人为宋可章的事实，村委会的证明以及十几年里土地实际承包经营人亦为宋可章而宋举友未提出异议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认为，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为宋可章，宋举友要求宋可章恢复原貌、返还土地于法无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举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光成审判员  赵 芳审判员  潘 慧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莫淑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