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民终25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科园一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10100633114155W。法定代表人：李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海涛，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启源，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上沙工业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6057864624095。法定代表人：蔡成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邝绮梅，广东高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东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183784876229K。法定代表人：朱伟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新源，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展进标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进公司）、广东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4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限京川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展进公司支付合同价款1678413.86元及利息（以1678413.86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3月29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展进公司对广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三、驳回展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京川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收取受理费10557元，由京川公司承担9776元，展进公司自行承担781元。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1972民初4355号民事判决。京川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按鉴定价格由广深公司支付全部款项。2.本案诉讼费用由展进公司、广深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涉案建设工程价格未确定。1.京川公司已否认与展进公司之间就单价进行了确认，并向法庭提交此前的主合同证明：合同确认需要授权代表签字才生效，无授权代表签字的不生效，因此补充协议不生效。因工程项目章在施工工地用于各项签字和报批工作，使用人员众多、复杂，因此才在主合同中注明需要授权代表签字。2.双方此前的调解协议中以调解协议的方式明确双方对所谓定价合同存在争议，因此不能以无代表签字的补充协议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3.依据此前的施工合同报价，展进公司新设标志牌的单价为980元每平方米，其他单位是850元每平方米，本案争议标的是对标志牌内容进行更改，施工成本远低于新设标志牌。4.京川公司在原审提出为便于处理本案，由各方协议确定涉案工程价格，原审未组织各方对价格进行协议，本案又不存在定价依据，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5.京川公司向二审法院申请协议确定价格，如协议不成，申请对施工价格进行价格鉴定。二、广深公司对涉案工程项目负直接责任，京川公司没有垫付的义务和必要。1.本案原始情况是广深公司提出的修改要求，经京川公司口头转告展进公司，展进公司也同意去施工，京川公司配合展进公司向广深公司进行报价。2.广深公司是该工程的发包人和受益人，至今未确认该报价，亦未提出处理意见。3.在京川公司与广深公司的合同中，广深公司尚有几千万的增加、变更工程款未予确认和支付。本案原审增加了京川公司的责任，仅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就免除广深公司的支付责任，该变更工程的发包人和受益人也需承担责任。展进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是正确的，合同双方应按照《补充协议》计算合同价款。1.《补充协议》加盖了京川公司真实的印章，京川公司同意确认，该协议约定双方盖章后执行生效，《补充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京川公司是否有其负责人签名仅是其内部的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展进公司。2.原审法院根据合法有效的《补充协议》计算合同价款是正确的，增加整改的工程成本更大，人工及机械的成本更高，《补充协议》约定的单价符合现实需要，并非是京川公司所称的施工成本远低于新设标志牌。3.京川公司申请对施工价格进行鉴定毫无依据，双方已签订了《补充协议》，且《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就应按照《补充协议》进行结算。二、涉案增加整改工程是由于广深公司要求而发生，广深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及受益人，该工程已经完工多年，应当结算工程款，但广深公司拖延没有与京川公司结算工程款，导致京川公司也拖延没有与展进公司结算工程款，由此而发生本案诉讼，京川公司与广深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不支持京川公司与广深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错误的，展进公司希望对此进行改判。广深公司向本院答辩称：一、广深公司与展进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京川公司称广深公司对涉案项目负直接责任与事实不符。1.京川公司上诉称本案原始情况为广深公司向其提出修改要求，由其口头转告展进公司，展进公司同意去施工，其配合展进公司向广深公司进行报价，该说法严重歪曲了事实。2010年，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签订《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机电工程和安全设施工程施工合同》将机电工程和安全设施工程承包给京川公司。此后，广深公司依据上述合同向京川公司提出更新标志牌的修改要求。至于京川公司如何与展进公司签订合同，如何将广深公司的要求传达给展进公司，广深公司并不清楚。广深公司与展进公司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联系，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2.京川公司称广深公司作为该工程的发包人和收益人，至今未确认报价，未提出处理意见，此种说法亦与事实不符。广深公司仅依据施工合同的相关规定与京川公司进行结算，目前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仍处于结算阶段，广深公司曾多次发函给京川公司要求其配合处理结算事宜。至于京川公司与展进公司之间的报价如何约定，则与广深公司无关，亦无需经过广深公司同意。二、《补充协议》实为买卖合同，广深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相对方，不应向展进公司承担支付责任。京川公司诉称广深公司应当对涉案工程项目负直接责任，但本案涉及的《补充协议》实际为买卖合同，并不适用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关规定。从合同性质上看，《设备采购合同》的名称以及约定的内容均符合买卖合同的特质，《补充协议》作为《设备采购合同》的附属合同，是以《设备采购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的，其自身不能独立存在，亦具备买卖合同的性质。从合同内容上来看，建设工程合同是法律规定的特殊合同，《补充协议》并不符合建设工程合同的特征。根据《合同法》二百七十五、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等，且发包人可以随时对承包人作业进度、质量进行检查。而《补充协议》除新增对标志牌面进行整改的补充规定外，关于合同的标的物、金额、付款方式、责任与义务等作为区别合同性质关键的主要内容均须按照原《设备采购合同》各项条款执行。整改工作主要内容为“拆、装”的行为，但该牌面的整改是基于京川公司与展进公司的设备买卖合同标的物而产生的更改行为，亦是买卖合同的延续行为。《补充协议》从性质和内容上均不具备建设工程合同的相关特性，其实为买卖合同。虽然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之间存在发、承包关系，但《补充协议》的相对方为京川公司与展进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广深公司不应当对展进公司承担任何责任，京川公司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三、退一步而言，即使《补充协议》为建设工程合同，广深公司亦不应向展进公司承担直接支付责任，京川公司亦无权请求广深公司对涉案工程项目负直接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虽然该规定使得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人承担责任，但本案不适用该条规定，理由如下：1.广深公司目前对京川公司所施工工程已经超额结算，现阶段不存在拖欠工程款的情形，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广深公司不应向展进公司承担支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的合同金额19422万元，但广深公司已支付19486.679万元，超额支付合同价款64.679万元，广深公司在现阶段并不存在拖欠任何工程款的情形，京川公司诉请广深公司向展进公司承担直接责任无事实与法律的依据。广深公司在原审答辩以及庭审中已经对工程结算情况做出了详细了说明，原审法院认定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要求广深公司承担支付责任，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2.京川公司作为直接责任承担主体，无权要求广深公司向展进公司承担直接责任。广深公司仅与京川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京川公司仅可依据施工合同相关规定要求广深公司承担与其之间约定的合同义务。广深公司本与展进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实际施工人的权利，即使广深公司存在拖欠工程款的行为，法律亦只赋予了展进公司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就向广深公司请求承担责任的权利，且该责任仅为对京川公司的补充连带责任。本案原审判决后，展进公司并未对广深公司提起上诉，可以视为其已放弃要求广深公司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京川公司作为实际的责任承担主体，无权代展进公司要求广深公司承担对展进公司的补充责任。四、京川公司请求对广深公司与其之间结算情况进行审查，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且会影响仲裁委员会对相关事实的审理，损害广深公司的权益。京川公司诉称广深公司与其之间仍有工程款未予确认和支付，由于广深公司现已超额支付工程款，对于未结算部分是否存在拖欠情形尚不能确定。由于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合同争议交由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因此，二者之间因结算情况所产生争议的实体审查，应属于另案由其他机构审理的内容。如法院基于京川公司对广深公司的诉讼请求，对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之间尚未结算部分情况进行审查，则实际已变相实体审理广深公司与京川公司建筑工程案件相关事实,会影响另案审理并损害广深公司权益，原审法院判决广深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二审程序中针对京川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交通标注牌面整改工程的结算单价应当如何确定；二、广深公司是否应当向展进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京川公司上诉主张《补充协议》应当按照此前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第七条“本合同需双方法人或法人授权代表同时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作为《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由于《补充协议》没有京川公司授权代表签字，故《补充协议》不发生效力。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设备采购合同》是京川公司与展进公司就采购交通标志牌达成的协议，而《补充协议》则是京川公司与展进公司就增加标志牌面内容整改（含拆装）工程的相关约定，两份合同并非构成主从合同关系，《设备采购合同》所约定的生效条件不能当然作为《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其次，《补充协议》备注明确约定“双方盖章后执行生效”，现《补充协议》已显示加盖有双方的印章，故应当认定《补充协议》成立并生效。原审法院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的报价确定合同结算单价，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对京川公司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交通标注牌面整改工程的合同当事人是展进公司与京川公司，广深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广深公司作为工程发包方，在不能确定其是否欠付京川公司工程款的情况下，京川公司在本案中要求广深公司向展进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京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9905.72元，由四川京川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审判员  殷莉利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聂敬烜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