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16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鹏军，男，1989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候道程，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铁军，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大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达，河北盈邦（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印超，河北盈邦（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宪奇，男，198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大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涛，河北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佃军，男，1969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大名县。 原审被告：莘县博龙温室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莘县俎店镇延营村。 法定代表人：延鹏军，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延鹏军、李铁军因与被上诉人史宪奇、张佃军、原审被告莘县博龙温室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龙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2018）冀0425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延鹏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候道程，李铁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达、候印超，史宪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涛，张佃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博龙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延鹏军的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大名县人民法院（2018）冀0425民初2822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予纠正。一、庭审已查明本案史宪奇起诉是依据《温室建造承揽合同》。《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的甲乙双方分别是史宪奇和博龙公司。延鹏军个人并非合同的主体。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延鹏军个人不应承担合同义务。本案史宪奇以该合同起诉延鹏军个人要求赔偿也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在大名县建设蔬菜大棚的实际主体是延鹏军、张佃军、李铁军三自然人合伙。在大棚建设期间，出现纠纷应当以三自然人合伙为主体对外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庭审中，延鹏军一方提交了签订《温室建造承揽合同》当时的录音证据，该录音证据中清晰显示，延鹏军在该书面合同上签字时已经声明，如果张佃军、李铁军不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不生效。张佃军、李铁军二人均在现场，对延鹏军的该主张未提出任何异议，但至本案诉讼时，史宪奇将书面合同提交法庭质证显示，张佃军、李铁军都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在此情形下，如果仍然认定合同生效，显然有违民法的基本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故该合同应当依法认定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另，《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的形成背景是史宪奇提出大棚质量问题后，没有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民事权利，而是通过信访向当地政府部门施加压力。在此情形下，大名县公安局干警李洪才通知让延鹏军到大名县公安局说明情况。2017年4月23日，延鹏军到大名县公安局后被包括史宪奇在内的大批村民围堵，直至次日2017年4月24日被迫在本案《温室建造承揽合同》上签字才能离开。故延鹏军在《温室建造承揽合同》上签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温室建造承揽合同》也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第三、史宪奇提交的《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乙方自愿赔偿甲方8000元，乙方赔偿甲方后，由甲方自行维修”。显然。合同约定的赔偿款8000元，是专门用于修建大棚的，而非因其他原因向史宪奇支付的赔偿，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2018）冀0425民初1049号、（2018）冀0425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书中。张佃军在该两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答辩，其已经支出290000元用于给史宪奇修大棚。在本案中应当由史宪奇方提供证据证明大棚仍不具备使用条件而需要维修。否则，大棚已经修完毕，无再维修之必要，则《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第三条约定的赔偿款项也无支付的必要。合同目的已经不达。史宪奇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反者，大棚已经修缮完毕，如仍支持史宪奇诉求，则导致大棚建设方重复承担民事责任。显属不当。第四、（2018）冀0425民初1049号、（2018）冀0425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及本案庭审时法庭出具的该两民事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均显示，李铁军在民事诉讼中已经自认其与延鹏军是合伙承建本案所涉大棚，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李铁军本案庭审辩称意见实为逃避责任的托词，依法不应支持。再根据（2018）冀0425民初1049号、（2018）冀0425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和本案庭审时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庭审时史宪奇村民的陈述均显示张佃军在大棚建设的全过程均参与了经营和管理，参与了大棚建设初期的意向洽谈、大棚原料（棉被、棚服）的购进、收取并管理建设资金、支出维偿费用、管理维修事宜。虽然张佃军与延鹏军、李铁军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足以认定张佃军系共同与延鹏军、李铁军合伙承建大棚的合伙人之一。否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张佃军不可能义务为大棚建设作出如此具体和繁重的工作和垫付大额资金，如张佃军未参与合伙，延鹏军和李铁军也不可能让其插手管理和参与大棚建设工作。另，在延鹏军提交的录音中公安局民警李洪才和延鹏军的对话显示，李洪才明确陈述上午延鹏军、张佃军、李铁军三人对清账后，让李铁军、张佃军在涉案的协议书中把字签了，即处理本案纠纷的办案民警李洪才对于三人的合伙关系也是明知的，否则不会让张佃军、李铁军二人均在承担赔偿责任的涉案协议书上签字。上述多项证据足以证明张佃军系合伙人之一，如在此情况下，张佃军仍主张其并非合伙人之一，应由张佃军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故而，在本案中延鹏军、张佃军、李铁军应当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如果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也应由三合伙人共同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延鹏军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庭审时补充：经过延鹏军计算，史宪奇等农户尚未交清大棚的建设款，延鹏军保留追讨的权利。 史宪奇对延鹏军的上诉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2、本案是由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合伙为史宪奇等16名农户建设大棚，建设过程中偷工减料，导致大棚质量不合格，后经人调解，延鹏军书面同意赔偿史宪奇等16名农户每人8000元维修费。3、从建造大棚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三人是合伙。4、延鹏军签署合同及赔偿协议时没有任何人逼迫，是在大名县公安局行政办公楼内签署，不可能有人逼迫，可知完全是其自愿签署的赔偿16户赔偿费。5、史宪奇等16户完全将大棚款项向延鹏军等人支付完毕。 李铁军对延鹏军的上诉答辩称，李铁军与延鹏军、博龙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出资合伙承揽合同的约定，不存在均分利润、共担风险的事实，延鹏军或博龙公司与村民签订的温室建造承揽合同与李铁军没有法律关系，所以李铁军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张佃军对延鹏军的上诉答辩称，冢北村是扶贫村，国家要求合作社建设大棚，张佃军是村主任，当时建设大棚是村委会征地后由冢北村村民藏相雷、张丁朝、藏德强商议后建造。博龙公司、延鹏军在建大棚之前，19户签合同，合同对延鹏军公司有利，对农户没利，在建造一半以上时，都是后期拿着工程款联系不上，剩下的36万元货没有发，也没有建，人找不到。大棚质量出现问题后，延鹏军写保证书，大队出面。公安局签的协议是延鹏军真实意思表示，录音是延鹏军断章取义，张佃军不是合伙人，张佃军不应承担责任。押金22万元在张佃军手里，维修的时候花了29万，张佃军与延鹏军、李铁军都不是合伙，至于延鹏军、李铁军是什么关系，张佃军也不知情。 博龙公司未予答辩。 李铁军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并改判李铁军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上诉费、一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李铁军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从赔偿协议的相对性讲，是博龙公司对史宪奇的单方承诺，做出承诺的博龙公司既未出庭，也未做出书面答辩，史宪奇也未对博龙公司放弃权利，一审法庭对事实并未查清，上诉人不应对第三方公司的单方承诺承担法律责任，史宪奇起诉的依据是与博龙公司之间签订《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主体也是博龙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及本案事实，博龙公司作为承建方，承揽了原告大棚的建设，合同的权利义务应该由博龙公司来承担，赔偿义务主体也应是博龙公司，在事实及法律关系上均与李铁军无关。但一审法院根据《温室建造承揽合同》裁判，却判决博龙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作为合同一方主体却不用承担义务。按照此逻辑则《温室建造承揽合同》没有法律效力，那么史宪奇也没有请求李铁军承担责任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史宪奇的诉讼请求应依法被驳回。一审法院判决合同相对方以外的人承担合同义务，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李铁军与延鹏军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对于蔬菜大棚质量问题及协议约定的赔偿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李铁军与延鹏军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出资、合伙承揽工程的约定，更不存在均分利润，共担风险的事实。李铁军与延鹏军之间没有口头或书面合伙协议，双方不具备合伙经营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根据我国《民 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合伙关系指的是“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而李铁军与延鹏军之间不存在书面的合伙协议。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才可以认定为成立合伙关系。李铁军在另案中的陈述，是对法律术语的错误认识和事实的不当表达，在史宪奇大棚建设过程中，延鹏军只是将个别施工事宜交给李铁军管理，并由李铁军召集、组织工人开始大棚主体的施工事宜，统一接受延鹏军的指挥和要求，李铁军与延鹏军之间其实属于劳动关系并非合伙关系；并且李铁军对另案已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正在审理中。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铁军与延鹏军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法律特征，不能认定合伙关系。因此，对于蔬菜大棚质量问题及协议约定的赔偿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最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原判决并改判李铁军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发回重审。 史宪奇对李铁军的上诉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2、本案是由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合伙为史宪奇等16名农户建设大棚，建设过程中偷工减料，导致大棚质量不合格，后经人调解，延鹏军书面同意赔偿史宪奇等16名农户每人8000元维修费。3、从建造大棚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三人是合伙。4、延鹏军签署合同及赔偿协议时没有任何人逼迫，是在大名县公安局行政办公楼内签署，不可能有人逼迫，可知完全是其自愿签署的赔偿16户赔偿费。5、史宪奇等16户完全将大棚款项向延鹏军等人支付完毕。 延鹏军对李铁军的上诉答辩称，李铁军的上诉理由不属实，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张佃军对李铁军的上诉答辩称，进料、施工都是延鹏军自己，延鹏军委托当地人李铁军负责招工、施工、开工资，后来具体协议以及他们怎么回事，张佃军不清楚，后来张佃军收费是政府协调的，因为找不到延鹏军。 博龙公司未予答辩。 史宪奇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博龙公司、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向史宪奇支付赔偿款8000元；2.诉讼费用由博龙公司、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延鹏军和李铁军通过张佃军介绍，承建位于大名县户村民的蔬菜温室大棚（其中包括史宪奇的一个蔬菜温室大棚），双方口头约定：2016年10月开始建造，2017年1月完工，大棚质量参照山东莘县农户的样品棚建造。2016年底蔬菜温室大棚建造完成。2017年初史宪奇及其他农户发现蔬菜温室大棚出现质量问题。2017年7月24日，延鹏军经人调解在李铁军和张佃军在场的情况下以博龙公司的名义与史宪奇签订《温室建造承揽合同》，双方约定：“每一个蔬菜温室大棚造价168900元，因博龙公司未按照样品棚建造，现温室棚出现问题，博龙公司自愿赔偿原告8000元，由史宪奇中自行维修，2017年8月5日前将赔偿款付清”。后史宪奇多次索要赔偿款未果，以致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延鹏军和李铁军于2016年通过张佃军介绍，承建史宪奇的蔬菜温室大棚，并已实际建造完工，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该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承揽合同关系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二百六十二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第二百六十七条：“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史宪奇的蔬菜温室大棚出现质量问题后，延鹏军在李铁军和张佃军在场的情况下以博龙公司的名义与史宪奇签订《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约定博龙公司自愿赔偿史宪奇8000元，该合同虽是延鹏军以博龙公司的名义与史宪奇签订，但本案史宪奇的温室大棚实际是由延鹏军和李铁军合伙承建完成，李铁军在其出具的保证书中和另案朱志国、贾国峰诉李铁军、延鹏军、张佃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均认可其和延鹏军合伙承建蔬菜温室大棚的事实，其作为共同承揽人虽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但其在庭审中对赔偿数额8000元并无异议，故该赔偿责任应由延鹏军和李铁军依法共同承担，莘县博龙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延鹏军辩称“建造温室大棚，是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三人的合伙行为，应由三个合伙人共同承担；本案中的协议是延鹏军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属于可撤销协议，协议中约定的赔偿款属于修大棚的款项，现大棚修理完毕，已无赔偿必要”，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延鹏军、李铁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史宪奇赔偿款8000元；二、莘县博龙温室建设有限公司、张佃军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延鹏军、李铁军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延鹏军上诉称其并非本案《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的合同主体，不应承担合同义务。本院认为，《温室建造承揽合同》虽然是延鹏军以博龙公司名义与史宪奇签订的，但是本案所涉及的温室大棚实际上是由延鹏军与李铁军合伙建造完成,故一审法院认定延鹏军为《温室建造承揽合同》一方主体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并无不当。 关于延鹏军上诉称张佃军、李铁军未在《温室建造承揽合同》上签字，合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经合同双方主体史宪奇和延鹏军签字确认，该行为系合同主体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温室建造承揽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 关于延鹏军上诉称《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系其在被胁迫情况下签订。本院认为，延鹏军在一、二审期间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期间受到他方胁迫,故延鹏军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延鹏军上诉称本案所涉大棚已修缮完毕，无再维修必要，《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约定的赔偿款无需支付。本院认为，本案《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该温室棚由乙方包工包料承建，在建设过程中甲方除承担该温室棚的造价外不承担其他义务，因乙方未按照样品棚建造，现温室棚出现问题，乙方自愿赔偿8000元，乙方赔偿甲方后，由甲方自行维修”。据此合同约定条款，延鹏军已明确认可其未按照样品棚承建本案大棚且棚室已出现质量问题，延鹏军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尽到维修义务，延鹏军理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史宪奇8000元赔偿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延鹏军应支付史宪奇8000元赔偿款并无不当。 关于延鹏军上诉称建造温室大棚是延鹏军、李铁军、张佃军的合伙行为，应由三个合伙人共同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张佃军均不认可其是史宪奇温室建造项目的合伙人，在本案延鹏军、李铁军向“大棚棚主”签订的保证书中亦没有张佃军本人签字，且延鹏军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案所涉温室大棚系延鹏军、李铁军二人与张佃军合伙建造，故一审法院认定张佃军非本案温室承揽大棚共同承揽人并无不当。 关于李铁军上诉称其与延鹏军之间不是合伙关系，博龙公司是赔偿义务主体，李铁军对蔬菜大棚质量问题及《温室建造承揽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温室建造承揽合同》虽然是延鹏军以博龙公司名义与史宪奇签订的，但是本案所涉及的温室大棚实际上是由延鹏军与李铁军合伙建造完成。从延鹏军与李铁军向棚户出具的《保证书》内容可以体现本案所涉大棚系由延鹏军与李铁军共同承建，且在另案中李铁军亦认可其与延鹏军合伙承建温室大棚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李铁军与延鹏军合伙承建本案所涉大棚，判令李铁军承担向史宪奇支付赔偿款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延鹏军和李铁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延鹏军负担50元，由李铁军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盖自然 审判员  赵玉剑 审判员  郭 晶 法官助理李晓阳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吴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