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302民初1407号 原告：何耀伦，男，1943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被告：何成喜，男，196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洋，贵州恒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小区**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2755375070U。 法定代表人：陈铭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力，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贵州上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姜祖芳，女，196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洋，贵州恒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耀伦与被告何成喜、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本院依法追加姜祖芳为本案第三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耀伦、被告何成喜和第三人姜祖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洋、第三人城投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力、杨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耀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对被告何成喜的赠予房屋行为（位于共青**路的50平方米营业房）；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过渡费5万元（时间从2015年7月1日至起诉之日）；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7月，红花岗区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对原告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原告便将其名下的部分房屋分给两个儿子各50㎡，双方口头约定过渡期间，原告赠与给两名儿子的房屋过渡费由原告享受，原告与被告何成喜及其小儿子何成立达成口头协议，遂将名下各50平方米营业房赠与其两名儿子，并由两名儿子分别和城投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合同签订后，被告何成喜不愿将房屋过渡费给原告，原告遂要求撤销对被告何成喜的赠与行为，并支付已领取的过渡费，特提起诉讼。 被告何成喜和第三人姜祖芳辩称，原告与被告何成喜系父子关系，被告与第三人姜祖芳系夫妻关系，原告并没有赠与被告及第三人姜祖芳房屋，第三人姜祖芳与第三人红花岗区城投公司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中189.34平方米的住房是在1996年家庭分家后分别于2004年、2011年、2013年自建而得；50平方米的营业房也不是原告赠与给被告和第三人姜祖芳的，该房是1995年何成喜以其自留地为出资以原告的名义修建游泳池后，游泳池被拆迁所得；即使退一步说，就算50平方米的营业房是原告所赠与，该赠与合同已经履行，第三人姜祖芳已经与第三人城投公司签订了合同并已实际履行，应当视为财产已经转移，而且被告和第三人姜祖芳也没有对原告有故意侵害的行为；本案原告已经超过一年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第三人城投公司辩称，房屋赠与协议书当时在我们项目部现场签订的，赠与协议书上甲方和乙方的签名及房屋的坐落位置、面积都是由我们项目部的负责人提前草拟好的，在何耀伦、何成喜、骆思碧、何成秀、何成立确认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赠与面积无误后在赠与协议书的右下方由他们本人签名并按的手印，当时忠庄镇的负责人李家友在现场维持秩序，50平方米营业房是当时我们在游泳池现场测量，测量周边大概有150平方米有经营性行为的房屋，其中50平方米由何耀伦赠与何成喜，我们根据赠与协议书，姜祖芳在协议上选择了共青二路还房一间50平方米的营业房，这种赔偿方式相当于产权置换。2015年7月1日经原告、被告及姜祖芳达成意向，原、被告及第三人姜祖芳同意第三人姜祖芳就本案所涉营业房与我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何成喜和姜祖芳告诉我们项目部负责人，愿意将房屋明确给姜祖芳名下。我公司已按约向姜祖芳支付了从2015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的过渡费22,500元，履行了合同义务。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股份投资协议、进账单、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等证据。被告依法提交了何成喜和第三人姜祖芳身份证复印件、何成喜、姜祖芳结婚证复印件、遵义市人民法院（1996）遵市民初南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1995年1月27日股份投资协议一份、1996年5月16日何成喜申请一份、证人证言等证据。第三人城投该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房屋赠与协议书》、《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过渡费计算表。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被告提交的住房升楼（加房）协议书及收条，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1996年7月15日何耀伦住房分配协议，因无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原告的陈述和被告的答辩，经庭审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何耀伦与案外人骆思碧曾于1965年农历二月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何耀伦和骆思碧生育长子何成喜，次子何成立、三女何成秀。何成喜系本案被告。被告何成喜与第三人姜祖芳系夫妻关系。1995年1月27日原告与被告何成喜以及案外人何成秀、何成立签订《股份投资协议》约定：遵义市光明村何跃伦主持贷款（6万元）修建游泳池，征用何跃伦、骆书碧、何东（何成喜）、何成立、何成秀五人共有自留地五分捌厘地，征用每人自留地折合人民币贰仟元正。1996年5月16日何成喜向忠庄镇人民政府申请修建游泳池。1996年9月30日经遵义市人民法院作出（1996）遵市民初南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载明：骆书碧与何跃伦离婚，予以准许；夫妻共同财产：砖混结构一楼一底住房十间、平方五间共计280平方米，楼房二楼五间70平方米，平方靠楼房三间84平方米归骆书碧所有，其余部分及瓦木结构房屋约30平方米归何跃伦所有。 在2015年7月1日第三人城投公司和姜祖芳签订《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之前，何耀伦和案外人骆思碧作为甲方（赠与人）与被告何成喜作为乙方（受赠人）签订《房屋赠与协议书》，《房屋赠与协议书》载明：第一条、甲方自愿将其房产赠与给乙方，乙方自愿接受该房屋，该房屋具体状况如下：（一）房产坐落于忠庄镇。（二）建筑面积营业房50平方米、住宅房291.68平方米。第二条：现经协商一致甲方愿将其拥有的该房屋所有产权赠与乙方。第三条：甲方赠与乙方房屋产权，在双方签订本合同后，该赠与行为不可撤销，受法律保护。何耀伦与骆思碧及其子女何成喜、何成秀、何成立均在《房屋赠与协议书》上签名捺印。2015年7月1日第三人城投公司与被告何成喜之妻即本案第三人姜祖芳签订《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遵义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载明：一、……经双方丈量核定，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39.34㎡，其中，住宅房189.34㎡。营业房50㎡。协议签订后，第三人姜祖芳领取拆迁款175,000元。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第三人姜祖芳共领取营业房过渡费22,500.08元。现原告要求撤销对被告何成喜的赠与行为，双方酿成诉争。 另查明，骆思碧（身份证号码）系忠庄镇光明组村民，与（1996）年遵市民初南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书上的骆书碧属同一人。何耀伦（身份证号码）系忠庄镇光明组村民与（1996）年遵市民初南字第115号民事判决书上的何跃伦属同一人。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是《房屋赠与协议书》中原告赠与被告的50平方米的营业房是否符合法定撤销的条件。原告何耀伦及案外人骆思碧与被告何成喜所签订的《房屋赠与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之规定，原告何耀伦自愿签署《房屋赠与协议书》将其营业房赠与被告，现其要求撤销赠与房屋的行为，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赠与人有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且原告何耀伦的行权时间也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对原告要求撤销前述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过渡费的诉请，因双方并无明确约定，也无相应依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耀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5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何耀伦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继霞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刘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