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81762号原告：张莉，女，197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苏白，上海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悦，上海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翊峰，男，197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张莉与被告梁翊峰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苏白、被告梁翊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与被告梁翊峰之间的分期付款协议解除，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欠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78,523.30元；2、被告梁翊峰向原告支付未及时支付欠款产生的利息，以278,523.30元为本金，以银行同期同档贷款标准，自2016年8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请1为被告应支付投资款271,882.33元；诉请2利息的计算基数作相应调整，其余不变。事实与理由：2015年，原告经朋友王某介绍与被告相识。被告称其经营的案外人上海贝肯投资管理有限公某(以下简称：贝肯公某)欲通过案外人华泰期货有限公某(以下简称：华泰公某)发行一款资产管理计划，收益高、风险低、稳健可信，邀请原告投资。2015年6月12日，原告签署《华泰期货贝肯资本稳健8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管合同)，认购成为“华泰期货贝肯资本稳健8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贝肯8号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并向华泰公某的资金募集专用户汇入投资款100万元。合同约定贝肯8号资管计划为期一年，另约定预警止损机制等。2015年8月7日，贝肯8号资管计划推广期终止，开始运行。2016年2月下旬，被告告知原告，贝肯8号资管计划运作不佳，意欲变更投资通道以挽回颓势，希望原告同意并签署补充协议。2016年3月4日，被告签署《承诺担保函》，承诺原告投资的贝肯稳健八号母基金(合同编码ZG8072-006)100万元，在2016年8月7日，扣除各项所有费用，投资人赎回到手资金不低于90万元，如有不足，差额部分由被告以自有资金补足。2016年8月6日，贝肯8号资管计划到期终止，原告投资的100万元赎回后仅余611,476.70元，差额388,523.30元就此蒸发。原告再请专业人员仔细阅读贝肯8号资管合同，才发现这是一份由投资人给银行资金提供保本的普通级产品，即产品投资结束时，优先返还银行资金，剩余部分才会分配给普通投资人。如当时被告说明这一实情，原告不可能购买该产品。被告对此始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拖延至2018年5月11日，被告仍欠原告288,523.30元未付清。在原告与朋友并和被告面谈后，被告再次书面承诺将以发放工资的形式，于每月15日向原告支付至少5,000元补偿，直到补偿完成。但原告只收到两期以工资名义发放5,000元，合计10,000元。被告再无声息。据此，原告提起诉讼。被告梁翊峰于2019年1月24日首次到庭时陈述：本被告是贝肯公某大股东、法定代表人。贝肯公某另一股东的妻子即案外人王某。经王某介绍，本被告与原告相识，至今已四、五年，双方都有交情存在。《承诺担保函》系本被告签署，该函下方空白处文字也由本被告书写，但本被告不能回忆该处指印是否本被告的捺印。现愿意付款，但因目前市场行情不佳，暂时拿不出钱。除原告诉称提及两笔还款外，本被告应当还有其他还款，现不能就此举证。本被告申请书面答辩期，另拟与原告协商和解方案。在2019年4月10日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梁翊峰答辩意见如下：1、本被告是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根据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规定，私募机构法定代表人签订的保本保息承诺，即认定为私募机构的公某行为，该行为本身已违反法规，应属无效，相关协议亦属无效。若认定该行为有效且属于个人行为，除非该协议的内容与私募机构业务和产品没有任何关联。本被告作为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出具《承诺担保函》，显然不是本被告的个人行为，因此该承诺函无效，在此基础上所作任何约定亦属无效。2、根据国家要求打破刚兑的相关规定，机构对投资人作出保本保息承诺，本身就违反监管机构不得刚兑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投资人可就机构违反刚兑承诺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但法院不应支持投资人的诉讼请求，变相实现刚兑目的。3、因当时政策原因，造成贝肯8号基金亏损。如法院需要审查相关责任，本案应交由金融法院审理。4、原告持有的是案外人陈某某与华泰公某签订的资管合同，该合同与原告无关。本被告认为可能是巧合造成在原告持有的补充协议上，以文字载明原告投资贝肯8号资管计划100万元。考虑到《承诺担保函》性质为担保函，既然原告无法出示对应的主合同即原告签署的资管合同原件，那就谈不上担保的概念。5、本被告出具《承诺担保函》，并非本人真实意思，实际是本人作为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因工作需要而采取的公某行为，其目的为维持当时基金运营，而非保证原告的收益，该函件应当无效。6、本被告在2018年书写还款文字后，曾经指示第三方公某两次付给原告朋友王某5,000元，合计10,000元，但需要时间通过贝肯公某工作人员联系付款公某，以明确代付款事实。本被告可能还给付原告其他补偿款项，暂时无法就还款问题进一步举证。本被告所有的还款，均只代表朋友的友情补贴，不意味着构成本被告的还款义务。7、贝肯8号基金管理人为华泰公某。如需有责任人承担该基金在操作运营过程中的亏损责任，也应当由华泰公某承担，而非本被告。原告诉求主体错误。虽然之前另一投资人即案外人徐军起诉本被告、贝肯公某、华泰公某，主张返还投资款等，该诉求最终获得法院一、二审判决胜诉，但本被告坚持不予服从这些判决，正准备提起申诉。徐军持有的是本被告出具的《不可撤销承诺函》，不是原告持有的担保函，本被告向徐军出函时间为其签署资管合同之前，本案担保函是在原告投资之后出具，两个案件的情况不同，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即使前案判决本被告向徐军给付欠款，也不能据此推定原告在本案的诉求可获法院支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6月12日，原告向案外人华泰公某资金募集专用户转账100万元。2015年8月6日，案外人华泰公某发布《关于华泰期货贝肯资本稳健8号资产管理计划成立的公告》，载明由案外人华泰公某管理的贝肯8号资管计划成立条件已经达成，于2015年8月6日正式成立，2015年8月6日为起始运作日。2016年2月29日，原告作为委托人、案外人华泰公某作为管理人、案外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某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苏州分行)作为托管人，三方签订《华泰期货贝肯资本稳健8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鉴于管理人、委托人与托管人签订了资管合同，经三方友好协商，就原合同达成以下补充协议，三方遂对资管合同中的《期货公某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揭示书》第四条和第五条、“第十二节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的(二)(四)(六)(十)(十一)、“第十八节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和会计核算”中的“(一)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中的第3(2)、5、7、8、9条、“第十九条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中“(二)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的3.优先级份额的利息中的第(2)点、“第二十二节风险揭示”中的第(二)、(三)、(四)、(八)条、“第二十三节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等条款作了变更。2016年3月4日，被告梁翊峰作为“承诺担保人”并以原告作为“投资人”，出具《承诺担保函》一份，内容：“鉴于八号母基金合同于2016年8月6日到期，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梁翊峰要求投资者张莉签署《华泰期货贝肯资本稳健8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变更投资通道。为了确保投资人变更后的收益不受损失，故承诺人承诺投资人所投资的贝肯稳健八号母基金(合同编码：ZG8072-006)一百万元，在2016年8月7日，扣除各项所有费用，投资人赎回时到手资金人民币不低于九十万元整。如有不足，差额部分承诺人以自有资金予以补足。”2018年5月11日，被告在该函下方空白处书写：“鉴于担保人一时无法补偿这么多金额，双方协商一致，担保人以每月发放工资的形式予以补偿，补偿金额不低于5,000元。该补偿由王某(身份证号XXXXXXXXXX********)代收，发放时间为每月15日，直至补偿完成。”2016年8月12日，案外人华泰公某、案外人招商苏州分行共同出具贝肯8号资管计划清算报告，载明截至2016年8月5日，委托财产单位份额净值为0.9136，份额总额100,018,840份，案外人华泰公某作为管理人出具划款指令将剩余资金91,125,027.07元支付给委托人，其中优先级委托人85,896,109.59元，劣后级委托人5,228,917.48元；由于本计划投资的子基金还有停牌股票存在，待子计划的停牌股票全部复牌，资金到本计划账户后，将进行二次清算；招商苏州分行作为托管人办理托管户销户手续，将销户后的余额包含应收活期存款利息等一次性支付给委托人。贝肯公某于2016年8月9日转账原告20万元，于2016年8月18日转账原告15万元。华泰期货有限公某-资金募集专用户于2016年8月17日转账原告资本清算金额261,476.70元，于2017年4月21日因贝肯8号资管计划二次清算转账原告16,640.97元。审理中，(一)原、被告均认可从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5月11日，被告未就上述资管计划项下的缺损资金给付原告钱款。(二)被告陈述贝肯公某曾经与华泰公某就贝肯8号资管计划进行过清算，但无法提供清算报告。(三)被告又称其作为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曾以贝肯公某名义委托案外人向王某分两次付款共10,000元，该款应抵扣原告主张的补偿款数额，被告可能还有其它还款，需与原告结算。对此，原告表示，其在2018年5月11日之后未收到被告给付的任何还款；原告诉状提及案外人河南不木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某于2018年6月15日向王某付款5,000元、案外人西安汇诺和人力资源有限公某于2018年7月16日向王某付款5,000元，因被告否认其向原告负有偿付义务且被告未举证该两家单位系受被告个人委托付至王某账户，付款用途为清偿本案欠款，故认为该两笔钱款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不同意将该10,000元与原告诉请金额抵扣。就此节争议，被告未在本院指定的补充举证期限内提交书证。(四)原告于审理中提供案外人陈某某与华泰公某、招商苏州分行签订的资管合同，称该合同是格式合同，案外人徐军也曾持基本内容相同的合同，以相同事实和理由起诉被告及华泰公某、贝肯公某，已获法院支持。原告以该合同佐证资管合同的条款，并结合前述补充协议、承诺函等印证原告投资人身份。另查明，本院受理原告徐军诉被告梁翊峰、被告贝肯公某、第三人华泰公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8)沪0115民初21859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沪01民终11958号民事判决，现已生效。上述生效判决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徐军于2015年6月与第三人华泰公某、案外人招商苏州分行签订案涉资管合同，载明徐军为委托人、华泰公某为管理人、招商苏州分行为托管人，约定资产管理计划的名称为贝肯8号资管计划；存续期限为1年，存续期间为全封闭式运作，不开放参与；徐军作为委托人认购普通级份额200万元；委托人的参与资金可以交付至管理人开立的募集专用账户或本计划的托管账户，在资产管理计划初始销售行为结束前，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动用；委托人的参与资金交付到募集帐户的，由管理人确认参与成功后，调拨至本计划的托管账户；托管人收到全部委托人的参与资金后，向管理人发送《委托资产到账确认函》，管理人在获得中基协的书面确认后，告知托管人本计划的成立日等。2016年3月3日，案外人贝肯公某出具《承诺函》，载明在2016年8月6日所投各子基金对应的合计资产总额若低于2016年2月26日(以华泰期货官方公布的详细金额为准，不扣除子基金提成)的，差额部分由案外人贝肯公某根据投资人持有份额比例予以补足等。审理中，徐军、被告及案外人华泰公某均确认案外人贝肯公某系案涉资管计划运营的投资顾问，具体投资是由案外人贝肯公某决定，由案外人贝肯公某向案外人华泰公某发出指令。案外人贝肯公某系有限责任公某，工商登记的股东有原告、上海均盛投资发展有限公某、福建盈方得投资管理有限公某、上海贝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上事实，有资管合同(复印件)、补充协议、《承诺担保函》、原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2018)沪01民终11958号民事判决书、手机入账截屏两份(付款人：案外人河南不木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某、西安汇诺和人力资源有限公某)、各方当事人陈述及审理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是否资管合同投资人、具体投资金额；二、被告是否需向原告承担补偿义务、具体的补偿范围或相应法律责任。一、从资管合同补充协议的内容看，该协议载明原告作为委托人，与华泰公某、招商苏州分行签订涉案资管合同，三方由此签订该补充协议，并就投资事项作出具体约定。因此，本院认定原告系贝肯8号资管计划投资人。被告在其出具的《承诺担保函》中自认原告作为投资人并应被告要求签订资管合同补充协议，可见，被告对原告系资管合同项下贝肯8号资管计划投资人的身份并无异议。原告支付华泰公某资金募集专用户付款100万元，在被告出具的《承诺担保函》中亦认可原告在资管计划项下投资款为100万元，故本院认定原告就资管计划的投资本金为100万元。二、被告于2016年3月4日书面承诺原告“投资人所投资的贝肯稳健八号母基金(合同编码：ZG8072-006)一百万元，在2016年8月7日，扣除各项所有费用，投资人赎回时到手资金人民币不低于九十万元整。如有不足，差额部分承诺人以自有资金予以补足。”，又于2018年5月11日承诺“以每月发放工资的形式予以补偿，补偿金额不低于5,000元，……直到补偿完成”。本院认为，被告上述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意图就原告因资管合同项下资金亏损问题给予补偿，系被告单方面对自身设定债务的行为，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理应主动恪守。被告辩称该函系其基于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身份而做出，即使上述承诺有效，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归于贝肯公某。被告作为一名具备正常思维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同时也是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一定的商务知识，理应知晓公某法定代表人行为与民事主体个人行为之间的区别，并能辨识因两者身份不同而可能在法律上产生的不同后果。被告以个人名义出函并作出补偿性承诺，该函文字中也已经阐明被告曾经作为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要求原告签署补充协议的情形。既然被告此时能够明确区分自己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以贝肯公某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具该函，则其完全有条件在该函中以清楚的文字表示自己是否代表贝肯公某承诺，或者通过加盖公某印章的方式区分自己的法律主体身份，避免今后无谓争执。被告不仅以个人名义出具该函并以担保人身份签名、署期，时隔两年后，被告又在该函上书写了针对原告款项的具体偿付方案，故本院认为被告上述行为足以证明被告是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该函并承诺还款，故该函当然对被告依法产生约束力。贝肯8号资管计划已一年到期，案外人华泰公某共分配原告金额278,117.67元，有相应银行流水明细佐证，本院可予确认；贝肯公某在2016年3月3日出具《承诺函》补足投资人投资差额后，向原告付款35万元，应视为该公某自愿补偿原告投资者的行为，本院亦予确认。原告以上述钱款合计628,117.67元作为其已收回的投资本金，本院可予准许。被告称其指派案外人公某向王某还款10,000元并怀疑存在其它还款，要求予以抵扣，该观点未获原告认可，被告未就此节争议予举证，故本院难以认定被告辩称还款属实，故对该项辩称不予采纳。因此，本院确定原告在本案资管合同项下的投资本金亏损为271,882.33元(90万元-25万元－628,117.67元)。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梁翊峰履行承诺，补足亏损资金271,882.33元，该项请求具备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可予支持。本院注意到，原告于审理中认可被告于2018年5月11日在该函书写的偿付计划，实际是一份分期付款协议，该协议经双方自愿达成，内容亦不违法，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现被告未按约还款，致原告起诉来院，原告以被告未按约付款为由，诉请要求解除此协议，合法有据，本院可予支持。因被告未及时还款，相关款项由被告实际占用至今，亦在一定程度上给原告造成了资金损失。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亏损资金271,882.33元的迟延付款利息，其目的在于追究因被告违约行为所致原告经济损失，该请求并不违法，本院可予准许。2016年《担保承诺函》未载明被告向原告给付补偿款的具体时间，应视为双方未就此节争议作出明确约定，但自原告本案起诉催要欠款至今，被告仍未承担付款义务，故本院认定被告应就其违约行为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因此，本院确定原告主张的资金利息可自原告起诉立案之日2018年11月1日起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张莉与被告梁翊峰于2018年5月11日分期付款协议；二、被告梁翊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莉投资款271,882.33元。三、被告梁翊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张莉投资款271,882.33元的利息(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78元，减半收取计2,68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7,689元，由被告梁翊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金 丹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秀菊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