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民终7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小松，男，汉族，1981年3月24日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代理人：李凤，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英，女，汉族，1988年6月17日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雍井雄，男，汉族，1954年1月4日生，户籍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现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委托代理人：李修远，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文科，男，汉族，1984年8月15日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原审被告：文国清，女，汉族，1965年9月15日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 上诉人江小松、杨文英因与被上诉人雍井雄以及原审被告杨文科、文国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8)川1302民初50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小松、杨文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江小松不承担偿还责任；3.改判杨文英不承担共同偿还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雍井雄承担。事实和理由：1.雍井雄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2013年6月20日，江小松与雍井雄就90吨钢材买卖达成了合意，按照双方约定90吨钢材价格为324,000元（3,600元/吨*90吨=324,000元），并约定了货款结清时间为2013年9月20日。雍井雄向江小松提供了90吨钢材后，双方没有再订立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约定支付货款的具体时间，而是采取因需要供货，随时支付货款的买卖方式。双方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14年7月15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案涉90吨钢材价格应当以约定的付款期限之日即2013年9月21日起计算诉讼时效，至2016年9月20日诉讼时效经过。根据《合同法》第161条“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从双方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是2014年7月15号起计算，截止到2017年7月14号，诉讼时效也已经完全经过。2018年8月6日，雍井雄提起起诉，超过《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3年”的规定，胜诉权丧失，不应得到法律支持。2.一审法院对案涉货款金额没有查明，应当扣减金额没有扣减。从雍井雄列举的证据中清楚载明了3笔应当扣除货款的流水帐：“2013年6月21日，差72.7公斤钢材（即0.0727吨）”、“备注：2013年6月23日唐勇军工地钢材14.641吨（5.256吨+3.94吨+5.445吨），”、“2013年10月1号，水泥差3包即90元”（见被上诉人证据）。上述两笔计14.7137吨钢材价值52,969.32元及水泥款共计53,059.32元应当予以扣除；同时，2014年1月11日重复计算运费300元应予扣除。因此，如果雍井雄的诉请成立，江小松也只应支付雍井雄货款金额为188,640.68元（242,000元-53,059.32元-300元）。3.没有证据证明杨文英参与了江小松的经营活动，更没有证据证明该笔债务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因此，杨文英不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首先，一审法院认为江小松所欠货款“系为了修建家庭自有小产权房、改善家庭生活状况所用”是事实认定错误。江小松修建的小产权房不是家庭自有，雍井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文英参与了江小松的经营活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江小松的负债是为了家庭共同生活。其次，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作出裁判是适用法律错误。 雍井雄辩称：1.关于时效问题，其子雍博在2018年7月31日与杨文英有通话录音，愿意以房抵债，双方有约定进行处理欠款，在通话记录中杨文英说的是可以商量，证明诉讼时效并没有过。2.金额问题，最终确认的金额是以杨文科在供货合同上是注明的，是24万余元，在通话录音中也能体现，雍博提到了24万。对方认可了这个金额。3.杨文英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江小松与杨文英在买卖发生时是夫妻关系，建房时是夫妻关系，在清偿货款时，杨文英也出面找过被上诉人，杨文英是知情的，应当承担支付责任。 雍井雄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江小松、杨文英、杨文科支付钢材、水泥等建筑货款242,200元，并由文国清承担担保责任；2.由江小松、杨文英、杨文科、文国清承担诉讼费。 原审查明，江小松与雍井雄于2013年6月20日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雍井雄向其提供所需钢材、水泥。后雍井雄按约不定时向江小松供货至2014年7月15日止，均由材料管理人员杨文科以收货人名义在其笔记本上进行了记载和确认。 2013年6月20日、6月27日、7月12日、10月2日、10月8日、10月21日、10月29日、11月20日、11月29日、12月18日、12月9日、2014年3月12日、4月30日、9月7日、11月7日，雍井雄与其子雍薄分别向江小松出具《收条》15张，其中2013年6月27日与7月12日的两笔钢材款由文国清向雍井雄支付，雍井雄收到江小松给付货款共计61万元。 在供货结束后，由杨文科对下欠货款进行了结算，并在原告的流水记账本上注明“江小松下欠雍景雄材料款共计242,200元”。之后在催收欠款的过程中，江小松与雍井雄之子雍薄在2017年5月21日就本案欠款达成以房抵债的初步意见，并叫雍薄与前妻（当时系夫妻关系）即杨文英商量解决；2018年7月31日雍薄单独与杨文英在电话中继续协商以房屋抵偿下欠货款事宜，但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引发本案诉讼。 原审另查明，江小松与杨文英于2013年5月8日登记结婚，2018年6月27日在南充市顺庆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婚后购买的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环峰路68号1幢4单元6层1号住房一套归杨文英所有；杨文科系杨文英弟弟，文国清系杨文英母亲。 原审庭审后，双方对流水记账本上的记录进行了核对，雍井雄共计供货金额为858,521元，江小松已支付货款61万元，尚欠雍井雄249,521元未支付。 原审认为，经查，在案涉《供货合同》中的“雍景雄”与原告户籍姓名“雍井雄”虽不一致，但与江小松签订《供货合同》并向其提供钢材、水泥的人就是本案雍井雄，该字系笔误，不影响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雍井雄与江小松签订了《供货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雍井雄与江小松的管理人员杨文科对下欠货款金额进行了确认，虽杨文科的代理人否认系杨文科所写，但未申请对该笔迹进行鉴定，同时结合整个笔记本来看，应是杨文科所写，根据逐笔对账和核算，供货金额为858,521元，江小松已支付货款61万元，尚欠江小松249,521元未支付，雍井雄仅主张242,200元，系其自由处分权的行使，不作变更，故江小松应按结算金额向雍井雄支付剩余欠款242,200元。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在雍井雄与江小松等熟识情况下，经过长期催讨，在2016年11月7日之后的2017年5月21日，江小松与雍井雄之子雍薄通过短信交流，双方就本案欠款的给付重新达成了以房抵债的意见，表明江小松已向雍井雄方作出了继续履行债务的承诺，诉讼时效应从该日起重新计算，故本案中雍井雄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定二年的诉讼时效，对江小松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江小松支付欠款242,2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江小松的欠款是在其与杨文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且本案所欠钢材、水泥等货款系为了修建家庭自有小产权房、改善家庭生活状况所用，可以确定本案欠款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同时，通过杨文英与雍井雄之子雍薄的通话记录可知，杨文英对本案欠款是知情的，且代表江小松与雍井雄就欠款进行过协商，同时杨文英也未举出证据否认相关事实或证实系江小松的个人债务，其辩解不足以推翻雍井雄的主张，故本案下欠货款应为杨文英与江小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对雍井雄要求江小松、杨文英共同支付所欠货款242,2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案涉《供货合同》系雍井雄与江小松所签订，江小松出具《说明》，陈述杨文科仅系其雇请的材料管理员，负责收材料，且雍井雄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杨文科与江小松系合伙修建案涉小产权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杨文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雍井雄要求杨文科偿还本案欠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雍井雄主张文国清自愿为江小松的欠款承担保证责任，但就其主张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雍井雄要求文国清承担本案欠款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小松、杨文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雍井雄钢材、水泥等建筑货款242,200元。二、驳回雍井雄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7元由被告江小松、杨文英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查明，2013年6月23日，江小松的材料管理员杨文科在雍井雄的记录本上记载，当日交易钢材14.641吨（5.256吨+3.94吨+5.445吨）备注“唐勇军工地”。 雍井雄一审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8月6日。 二审中，江小松陈述，江小松的材料员在雍井雄的笔迹本上书面明确江小松总计下欠货款242,200元的时间为2015年2月2日。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雍井雄的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江小松主张的3笔货款应否扣减；3.杨文英应否对案涉货款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江小松的材料员在雍井雄的笔迹本上签注江小松总计下欠货款242,200元，没有书写签注时间。无论签注时间是否为江小松陈述的2015年2月2日，因双方未约定给付时间，雍井雄作为权利人随时可以向江小松主张。2017年5月22日，雍井雄之子通过短信向江小松催收了货款，现有证据表明2017年5月22日本案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2018年7月31日，雍井雄之子给杨文英电话，协商以房抵偿货款事宜，本案货款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诉讼时效，至雍井雄2018年8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时，间隔时间仅6天，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二个焦点。江小松主张应当扣除的货款为：一是应当扣除的工程款52,969.32元，2013年6月21日差72.7公斤钢材、2013年6月23日唐勇军工地钢材14.641吨（5.256吨+3.94吨+5.445吨）；二是2013年10月1日差水泥3包即90元”；三是2014年1月11日重复计算运费300元。经查，一审庭审后，双方对流水记账本上的交易记录进行了核对，雍井雄共计供货金额为858,521元，江小松已支付货款61万元，尚欠雍井雄249,521元未支付。交易记录均由江小松材料管理人员杨文科以收货人名义在其笔记本上进行了记载，记录的目的是作为结算依据，故所有记录的交易均应纳入双方的结算。虽然江小松的材料管理员在2013年6月23日14.641吨交易备注为“唐勇军工地”，但因该交易已作为双方交易进行记录，且在2015年2月2日最终结算时江小松又纳入结算，江小松、杨文科以备注为“唐勇军工地”为由，认为不属于江小松购买的钢材，理由不充分。对于2013年6月21日差72.7公斤钢材、2013年10月1日差水泥3包即90元”以及2014年1月11日重复计算运费300元，江小松的材料管理员杨文科在最终结算时是否已经纳入，已无法查清，但是，按照双方交易流水记录结算货款总金额扣减江小松已支付货款，江小松尚欠货款249,521元，雍井雄主张货款242,200元，雍井雄少主张的货款足以对抗江小松上述主张的短差款额。故，即使按照双方据实结算，江小松应当支付的货款也不少于242,200元。 关于第三个焦点。本案所涉货物交易发生在江小松与杨文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交易情况杨文英知情，且江小松购买本案钢材、水泥系为了修建家庭自有小产权房、改善家庭生活状况所用，原审认定本案欠款为江小松与杨文英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故杨文英对本案欠款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综上，江小松、杨文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34元，由上诉人江小松、杨文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朝阳 审判员  程 鹰 审判员  龙 燊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杨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