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8民终1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力，男，1969年2月4日出生，满族，个体工商户业主，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娟，河北泓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凤连，女，196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新世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金力因与被上诉人徐凤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冀0828民初3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金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慧娟，被上诉人徐凤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金力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冀0828民初349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事实经过：上诉人王金力于2015年春天从被上诉人徐凤连处收购土豆，经双方核算共计合款人民币110900.00元。2015年6月26日上诉人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给被上诉人结付土豆款人民币50000.00元，下欠被上诉人土豆款60900.00元。2016年2月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土豆款并要求上诉人为其出具欠据。由于上诉人与其儿子共同经营土豆收购生意，且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多人存在生意往来，故上诉人当时仅记得给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给付过欠付被上诉人的土豆款，但转账具体数额记不清，是上诉人或者上诉人的儿子为被上诉人转账一事也记不清。故上诉人在2016年2月7日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据时写明：“今欠到王金力欠徐凤连土豆款110900.00元整。注：王文超在山东给徐凤连转账，转账数已忘多少。如果在银行查出此事，用欠款数减去转账钱数，之后多退少补。查出之后三日内还款。”，出具欠据后上诉人在家中找到为被上诉人转账50000.00元土豆款的银行凭证。按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据所述，应用欠款总数110900.00元减去已经结付的50000.00元。故上诉人仅欠付被上诉人土豆款60900.00元。上诉人后来将下欠的60900.00元以现金形式一次性给付被上诉人，至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己经消灭。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的观点是：上诉人2015年度共计欠付被上诉人土豆款110900.00元，在出具欠据前已经给付被上诉人50000.00元，故在出具欠据当时实际仅欠被上诉人土豆款60900.00元，后所欠付的60900.00元也已经一次性结清，双方己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被上诉人的观点是：认可上诉人在出具欠据前曾为其转账50000.00元，但此50000.00元并未包括在110900.00元欠据数额内，而是在收取50000.00元土豆欠款后仍欠付110900.00元。上诉人分两次给付被上诉人土豆款60900.00元，故上诉人仍欠付其土豆款50000.00元。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争议的焦点是：2015年度上诉人共计欠付被上诉人土豆款多少钱？究竟是110900.00元还是160900.00元？对此争议事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共计欠付被上诉人土豆款项110900.00元，而非160900.00元。在本案一审开庭前调解程序中，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由其持有的，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与上诉人的结算单，该结算单明确记载双方往来土豆欠款总合计110900.00元，而非160900.00元。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将此份由其持有的本案重要证据予以提交。为查明案件事实，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庭应责令被上诉人向法庭出示该份核算单。如被上诉人拒不提交，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內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为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由其持有的结算清单。如被上诉人拒不提交，应认定双方的土豆欠款总合计应为110900.00元，而非160900.00元。另外，被上诉人亦未向法庭提交向上诉人交付160900.00元土豆的收发货往来账目予以佐证，故对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事实及理由缺乏证据支持。2、上诉人虽然为被上诉人出具了110900.00元的欠条，但此欠条记载的数额并非为经双方确认的最终欠付数额。在双方核算确认土豆总欠款为110900.00元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给付了被上诉人部分土豆欠款。因为上诉人与多人同时存在土豆款往来账，故上诉人仅记得在与被上诉人核算账目后为其转账过土豆欠款，具体数目记不清。故上诉人才会在后来为被上诉人的欠条上注明：“转账数已忘多少，如果在银行查出此事，用欠款数减去转账钱数，之后多退少补”。也就是说，上诉人虽然为被上诉人出具了110900.00元的欠条，但同时注明此数额并不是最终确定的欠款数额。如果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曾为其结算过土豆款项，按照常理被上诉人对于此种表述的欠条应不予接受，但事实是被上诉人当时对此并没有任何疑问，而是接收了此欠条。通过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2015年6月26日银行转账凭证恰好能够证实，在110900.00元总欠款中应减去已经转账的50000.00元。综上所述，—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徐凤连辩称，一、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上诉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法律的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维持原判，驳回被答辩人无理的上诉请求。1．自2014年至2015年秋季，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有多次土豆买卖关系，交易数额较大。每次都是将土豆赊给被答辩人。于2016年2月7日，答辩人去被答辩人家索要土豆款，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结算时，被答辩人将2015年6月26日的50000.00元转账凭证拿出，将此笔转账50000.00元扣除后，结算被答辩人下欠答辩人110900.00元土豆款，被答辩人为答辩人出具欠条，被答辩人口口声声在他记忆中有王文超在山东省转账50000.00元，答辩人未收取此笔50000.00元土豆款，被答辩人为答辩人出具欠条，该欠条虽然书写简单，有双方签字，认定为书面合同，约定了如查询王文超在山东转账50000.00的事实后，被答辩人多退少补。2．事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儿媳妇（王文超的妻子），在围场县的几家（王文超的开户银行）银行查询，均没有此笔转账记录。当即王文超的妻子给被答辩人打电话，被答辩人明确表示同意按110900.00元支付答辩人土豆款。此后经索要被答辩人支付了60900.00元土豆款，又拒绝给付50000.00元土豆款,以2015年6月26日的50000.00元转账作为推托。在欠条中书写明确，王文超在山东转账，经查询不存在此笔转账，被上诉人应按约定的110900.00元给付。并且2015年6月26日的50000.00元转账事实在结算时已经扣除，不能以此笔转账50000.00元重复计算,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贵院应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由被答辩人承担此案诉讼费用。综上所述，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徐凤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王金力给付原告土豆款人民币5000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此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自2014年开始土豆购销业务。2015年秋季，被告赊购原告土豆未付款。2016年2月7日即农历除夕，因被告拖欠土豆货款未及时给付，原告与儿子李兴伟到被告家索要，经双方结算，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款凭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到王金力欠徐凤莲土豆款110900.00元整注王文超在山东给徐凤莲转账转账数以忘多少。如果在银行查出此事用欠款数减去转账钱数之后多退少补查出之后三日内还款此事在场人：王金力徐凤莲李兴伟2016.2.7”。此后，被告先后支付给原告土豆款60900.00元，尚欠货款50000.00元未付。原告曾于2018年2月5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所欠货款50000.00元，同年4月26日，因原告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案件按撤诉处理；同年7月19日，原告再以相同主张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所欠货款50000.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主张其与原告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理由是在与原告结算后为原告出具的欠条上表明王文超给原告转账钱数查出后多退少补，而这50000.00元货款被告已汇给原告，有2015年6月26日银行汇款回单为证，在出具欠条后其已另行支付给原告60900.00元货款，现已不拖欠原告货款，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2015年被告赊购原告土豆后未支付货款，有原、被告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被告书写的欠款凭条所证实。本案诉争的焦点是2015年6月26日原告收到的50000.00元汇款属于被告自己所汇还是其儿子王文超汇款，另该笔汇款是被告在2016年2月7日为原告出具欠款凭条时已经双方结算在货款总数110900.00元之内还是在该货款总数之外。结合农村农产品交易习惯，综合原、被告陈述，对于交易后汇款额度50000.00元，在国家贫困县内当属数额很大，而原告向被告索要货款不得，在农历除夕这一特殊时间节点仍向被告索要后被告才为原告出具了欠款凭条，同时被告虽在欠据上注解其子王文超在山东给原告汇款，在查出后多退少补，庭审过程中被告称系其本人给原告汇款，按常识不应记忆有误，因时间相距仅七月有余，况被告自述与原告结算账务在前，出具欠款凭条在后，且被告对于原告与被告儿媳共同查证被告儿子王文超在山东是否给原告汇款的银行流水过程未予否认，应认定原告母子在向被告索款时，已将2015年6月26日收到的50000.00元货款在货款110900.00元以外扣除，被告才为原告出具的欠款凭条。故被告的主张与常理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因之按欠款总额扣除被告出具欠款凭条后支付给原告的货款60900.00元，被告再应给付原告尚欠土豆款50000.00元，同时应由被告承担本案相应诉讼费用。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被告王金力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赊购原告徐凤连土豆款500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欠条是交易过后产生应付账款的一方(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具的证明其欠款事实，同时表明开具人有到期“还款赎条”义务的凭证。欠条是对以往双方经济往来的一种结算，表明自欠条形成之日起双方之间形成的一种新的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欠条证明欠款关系。本案中，上诉人王金力于2016年2月7日为被上诉人徐凤连出具的欠条明确注明，“今欠到王金力欠徐凤连土豆款110900.00元整注王文超在山东给徐凤连转账转账数以忘多少。如果在银行查出此事用欠款数减去转账钱数之后多退少补查出之后三日内还款此事在场人：王金力徐凤莲李兴伟2016.2.7”，前述欠条内容可以证实，上诉人王金力欠付被上诉人徐凤连土豆款共计110900.00元，在一、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王金力与被上诉人徐凤连对110900.00元中已付60900.00元土豆款无争议。虽然上诉人王金力提交2015年6月26日农村信用社50000.00元银行转账凭证一份，以此证明另外50000.00元土豆款通过农村信用社转账已向被上诉人徐凤连支付，但该笔银行转账凭证与双方在欠条中约定的转账人、交易银行不一致，被上诉人徐凤连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王金力亦未有提交王文超在山东转账给被上诉人徐凤连50000.00元的相关证据，不能证明王文超在山东转账给被上诉人徐凤连50000.00元。故上诉人王金力主张应在欠付被上诉人徐凤连土豆款中扣除50000.00元于法无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上诉人王金力对其上诉主张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王金力给付赊购被上诉人徐凤连土豆款50000.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王金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0元，由上诉人王金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音审判员 李红梅审判员 孙琳丽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书记员 刘 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