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37387号原告：董志亮，男，195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原告：董文婷，女，1996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龙，上海市华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琦，上海市华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董瑜，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雄萍，上海惠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力，上海惠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法定代表人：蒋曙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吉祖祥，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凯成动拆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div>法定代表人：顾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雄萍，上海惠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力，上海惠迪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仇瑞兰，女，1965年6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北苏州路******阁，现住上海市静安区平型关路******。原告董志亮、董文婷与被告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静安土地储备中心)、被告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被告上海凯成动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成动拆迁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因仇瑞兰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同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志亮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龙，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被告凯成动拆迁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雄萍，被告城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祖祥，第三人仇瑞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志亮、董文婷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编号为沪闸(浙北绿地)拆协字第J-1242号《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城投公司、凯成动拆迁公司就上海市静安区北苏州路XXX弄XXX号公房(以下简称：31号房屋)对两原告进行拆迁安置补偿。诉讼中，原告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31号房屋系公房，承租人是第三人仇瑞兰。2012年该地块动迁，由于仇瑞兰未能与原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即被告城投公司)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故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作出房屋拆迁裁决，仇瑞兰对该裁决提起行政诉讼，闸北区人民法院后判决撤销该房屋拆迁裁决。2013年6月13日，原告董志亮作为承租人仇瑞兰的委托代理人与城投公司，以及上海市闸北区土地发展中心(后变更为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即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达成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6月29日，原告董志亮与城投公司、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凯成动拆迁公司达成《动迁基地期房安置协议书》。但原告一直没有拿到动迁安置方案分析表。期间，原告董志亮将其与女儿董文婷符合引进安置条件的材料两次向凯成动拆迁公司提交，要求对其二人进行安置，被告凯成动拆迁公司接受了材料。此后，经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协商，被告对案外人赵某进行了安置补偿，并与仇瑞兰达成了《动迁基地期房安置协议书》，但始终未对两原告进行安置。原告认为，根据《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关于贯彻执行若干意见的通知》的规定，两原告应视为31号房屋的同住人。此外，案外人韩某某、马某某与两原告情形相同，已获得安置补偿，因此，就31号房屋动迁中被告亦应当对两原告进行安置。原告董志亮、董文婷为支持其诉请事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沪闸(浙北绿地)拆协字第J-1242号】、动迁基地期房安置协议书(J-1242)、动迁安置方案分析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证明两原告未被纳入31号房屋动迁安置人口进行安置补偿；2、结婚证、生育第二个孩子批准书、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记录卡、医疗证、北站街道文安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明原告董志亮作为仇瑞兰的配偶，婚后居住在31号房屋，原告董文婷是原告与第三人的婚生女儿，自出生起也一直居住在**房屋中，两人均符合引进安置条件，应当被安置补偿；3、旧区改造项目动迁信息公开系统截图、房屋拆迁裁决申请书、受理通知书、(2013)闸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闸北房管局曾就31号房屋安置补偿争议作出行政裁决，经行政诉讼后被撤销，案外人韩某某、马某某的情形与原告董志亮、董文婷相同，既然韩、马二人被认定为安置人口，两原告也应当获安置补偿；4、动迁基地期房安置协议书(J-1242-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个人业务填单凭证，证明2016年1月三被告对案外人赵某(在册人口)进行了安置。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凯成动拆迁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董志亮、董文婷的诉讼请求。两原告的户籍不在户籍不在**房屋内，屋动迁安置补偿的对象，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而且原告在其他动迁基地作为居住困难对象已经享受了动迁安置补偿利益，所以就案涉31号房屋的动迁无权提起安置补偿请求。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凯成动拆迁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租用公房凭证，证明31号房屋为公房，承租人是本案第三人；2.户口簿，证明31号房屋户口在册人户口在册人员为7人，不在该户口不在该房屋内；>3.授权委托书，证明承租人仇瑞兰委托原告董志亮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4.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31号房屋承租人与动迁部门达成一致，该户的动迁利益已经得到充分保障；5.房屋拆迁安置情况签报表，证明动迁公司对该户动迁利益发放的情况；6.浙江北路公共绿地A块(主体部分)旧区改造项目住房保障托底对象认定申请表和复核认定报告，证明该户托底保障人员为9人，其中没有两原告；7.退房单，证明31号房屋由承租人移交给动迁部门拆除；8.空房使用单，证明就31号房屋的拆迁补偿，该户获得动迁安置房5套；9.承诺书，证明原告董志亮认可2013年6月13日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同意将案涉房屋交拆迁部门拆除；10.情况说明、出生证、《动迁安置补充协议(二)》，证明被告对案外人赵某及其胎儿进行了补偿安置；11.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晋元路)、安置房屋预约单、承诺书，证明两原告就本市光复路XXX弄XXX号房屋的征收享受了安置利益，签约时间与31号房屋拆迁协议相近，原告已无资格再参与31号房屋的安置补偿。被告城投公司辩称，同意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和凯成动拆迁公司的答辩意见。城投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仇瑞兰述称，同意原告董志亮、董文婷的诉讼请求。其作为31号房屋的承租人，两原告是其配偶和女儿，应该作为被安置对象。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城投公司、凯成动拆迁公司对原告董志亮、董文婷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两原告认为其二人应认定为案涉31号房屋拆迁安置对象的举证目的。第三人仇瑞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凯成动拆迁公司提交的证据1、2、3、4、7、8、10、11、12、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5、6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证据5的签报表中所涉款项确已发放，证据6中的住房保障托底对象认定中遗漏了两原告；证据9承诺书的签名是原告董志亮所写，但不能说明无需对两原告进行安置，且原告签字时，被告同意对两原告一并安置的；证据12中泽悦路的安置房是原告通过购买所得；证据13虽为原告董志亮所签，但与本案无关。另外，光复路XXX弄X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是在2017年，而案涉31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在2013年签订的，因此，该拆迁协议签订时两原告是符合被安置条件的。被告城投公司对被告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凯成动拆迁公司所举证据均无异议。上述经当事人质证不持异议的所举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综合上述证据和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案涉31号房屋为公房，承租人为第三人仇瑞兰，租用公房凭证编号：闸山字3-0028号。原告董志亮与仇瑞兰系夫妻关系，原告董文婷为二人之女。31号房屋在册户籍登记6户籍登记6人，、外孙子董文赟(曾用名仇伟明)、外孙女韩燕、女仇瑞兰、女仇招娣、曾外孙子马华博。2007年9月28日，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上海市闸北区土地发展中心就31号房屋所在地块取得闸房地拆许字(2007)第15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后经原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批准，房屋拆迁期限延长至2013年9月30日。因拆迁人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上海市闸北区土地发展中心与31号房屋承租人仇瑞兰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无法达成协议，经申请，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对案涉31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作出闸房管拆裁字(2012)第498号房屋拆迁裁决，仇瑞兰不服裁决，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维持拆迁裁决的复议决定，仇瑞兰遂提起行政诉讼。原闸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行政判决，撤销上述房屋拆迁裁决。2013年6月13日，原告董志亮作为31号房屋承租人仇瑞兰(被拆迁人，签约乙方)的受委托人与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上海市闸**土地发展中心(拆迁人，签约甲方)，以及房屋拆迁实施单位凯成动拆迁公司签订《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沪闸(浙北绿地)拆协字第J-1242号】，载明因建设需要，甲方取得拆迁乙方现有住房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许可证号：闸房地拆迁许字[2007]第15号)。经双方商定，约定如下：乙方承租的房屋坐落于北苏州路XXX弄XXX号，房屋类型旧里，房屋性质公房，建筑面积25.72平方米。根据基地安置方案，甲方应当支付给乙方货币补偿款人民币(币种下同)772,762.20元。经认定，乙方符合居住困难户的补偿安置条件，住房保障(应安置)对象认定为9人(除户籍在册人户籍在册人员黄大凤、燕、仇瑞兰、仇招娣、马华博外，另有韩某某、马某某、仇海楼)，除上述货币补偿款外，甲方给予乙方居住困难户货币补贴款(含基地补贴3,000元/平方米)，合计1,207,237.80元。乙方应当在签订本协议后十五日内，即2013年6月28日前搬离原址，并负责房屋使用人按期搬迁。根据基地补贴办法，甲方支付给乙方搬家补助费500元……根据本协议，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款及各类费用总计2,073,500元。甲方应于乙方搬离原址并办结空房移交手续后30日内支付上述费用。协议还约定，拆迁双方不再履行闸房管拆裁字(2012)第49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此协议视作裁决终结并已告知当事人。2013年6月29日，甲、乙双方签订《动迁基地期房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订购期房5套，乙方于2013年6月29日向甲方移交被拆迁房屋和钥匙，并作为计算过渡费的起始日，乙方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25.72平方米，甲方发放过渡费至2014年3月31日，共计20,000元。甲方再增加搬家费500元及一次性补贴87,672元。上述协议签订后，董志亮与仇瑞兰向动迁部门交付了31号房屋，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动迁部门亦将协议所涉全部拆迁安置房屋交付被拆迁人。2014年，因仇瑞兰儿子董文赟与赵某婚后生育一子董某，故董志亮代仇瑞兰与浙江北路公共绿地A块(主体部分)项目动迁基地另签订《动迁安置补充协议(二)》，就31号房屋的动迁安置，甲方增加安置两人(赵某、董某)，给予一次性帮困44万元。嗣后，原告董志亮、董文婷以其二人系31号房屋的同住人为由，向动迁部门提出安置请求未果，遂以诉称事由起诉至法院。另查明，因原闸北区晋元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原闸北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9月2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位于本市光复路****的房屋【公房，承租人为杨广珍(已故)】位于该征收地块中。2017年5月25日，上述房屋的代理人董金华、董金凤、董金龙、董志亮与征收部门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中确认，经认定，被征收户符合居住困难条件，居住困难人口包括董志亮、董文婷在内共12人，被征收户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征收人提供产权调换房屋8套。后经该户商议确定，其中泗凯路669弄9栋东单元12号1304室产权人登记为董志亮、董文婷，泽悦路325弄1-4栋东单元24号304室产权人登记为董志亮。本院认为，原告董志亮作为案涉31号房屋仇瑞兰户的代理人与被告城投公司、静安土地储备中心及凯成动拆迁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符合动迁基地补偿方案，并未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属合法有效。原告董志亮理应清楚动迁部门对31号房屋安置人口的确认情况，其作为被拆迁人代表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视为对安置人口认定结果的认可。原告认为被告允诺在协议之外另外对两原告进行安置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亦与常理不符。此外，在光复路XXX弄XXX号房屋的征收补偿中，两原告作为安置对象以产权房屋调换形式获得了征收补偿利益，根据动迁政策的相关规定，不应再次作为案涉31号房屋拆迁安置中的住房保障托底对象获得补偿。综上，原告董志亮、董文婷要求三被告就31号房屋对其进行安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志亮、董文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原告董志亮、董文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寨华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书记员  吴国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