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81民初571号 原告：李炳伦，男，生于1944年9月3日，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世菊，女，生于1946年9月18日，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系李炳伦妻子。 被告：牟昌荣，男，生于1971年5月25日，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华蓥市，现住四川省华蓥市。 原告李炳伦与被告牟昌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炳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世菊，被告牟昌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炳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国家补助款20，000元、剩余指标款7,067元、利息2,000元，误工费2,500元，合计31,567元。庭审中，原告增加了精神损失费1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华蓥市东方红国有林场进行危旧房改造集资建房，国家补助退休人员每人27,067元。由于无力筹集建房资金，经林场经办人王某、张某介绍，原告将集资建房指标转让给被告。嗣后，被告仅支付了指标款20,000元、国家补助款7,067元，还应当支付指标款7,067元、国家补助款20,000元。指标转让款和国家补助款属于两笔不同的费用，均应是27,067元，原告为催收余款多次奔走、信访，精神上受到伤害，被告还应当赔偿利息损失、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 被告牟昌荣辩称，依据危旧房改造政策，原告诉请的国家财政补助每户职工20,000元及基础设施配套补助7,067元，均专用于房屋建设，并非以现金形式补助给退休职工，原告不转让指标便不能得到国家补助款；原告自愿放弃集资建房指标，与被告签订了由林场统一制作的集资建房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被告支付原告20,000元转让费作为国家补助款，被告已按照约定在签订合同当日履行了支付义务，不应再支付其他费用；林场其他退休人员转让指标也是这么操作的，都没有提出异议；工程建设过程中，国家又拨付了人均7,067元的基础设施配套费，虽然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因害怕原告到处信访、闹事，被告又于2019年3月11日支付了该7,067元，原告不应再次起诉要求基础设施配套费。综上，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在文字表述上虽然稍有瑕疵，但并不能遮掩指标转让款与国家补助款是一回事的事实，故请求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据无异议，原告仅对被告提交的川发改投资〔2012〕644号、川发改投资〔2012〕1178号、川财综〔2012〕33号、川财综〔2012〕36号文件不予质证，对其余证据予以认可。对于双方无争议的证据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附卷佐证。原告申请证人王某（现任华蓥市东方红国有林场工会主席）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对证人的证言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向华蓥市林业发展中心调取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财政拨款证明、房款结算明细表、退休职工大会签到表，双方当事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主要集中在与集资建房转让协议签订、履行相关的当事人陈述方面，原告认为，其没有详细阅读协议内容，协议的签订也没有经过充分的协商，直接给的20,000元，收条载明给的是指标转让费用，被告还应支付国家补助费用；被告认为，协议的签订经过了协商，指标转让费用等同于国家补助费用。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李炳伦系华蓥市东方红国有林场退休职工。2012年，经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林业厅、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批准，华蓥市林业局（现更名为华蓥市林业发展中心）牵头启动国有林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工程建设，包括李炳伦在内的东方红国有林场的83户退休职工被纳入房改范围。根据相关文件政策，参与建房的83户职工的房款来源由国家补助款20,000元/户（中央预算内基建支出拨款、四川省补助资金各10,000元）、基础配套设备国家补助7,076元/户和自缴房款三部分组成。其中，国家补助款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2013年2月1日，华蓥市林业局召开退休职工大会，宣讲政策并发放危旧房改造工程告全体职工明白书，李炳伦参会领取了明白书。2013年2月21日，因无力筹集建房款，李炳伦向东方红国有林场签署自愿放弃集资建房承诺书。经林场工作人员张某介绍，2013年2月26日，李炳伦（甲方）、牟昌荣（乙方）在东方红国有林场办公室签订集资建房转让协议，主要约定内容为“甲方自愿将华蓥市国有林场危旧房集资建房指标转让给乙方，集资款由乙方代缴，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应享受的国家补助款20000元，在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今后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就集资房转让事宜提出无理要求；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房产证和过户手续，税费由乙方承担；如一方违约，支付对方违约金50000元……”。该协议内容模板由林场提供，王某作为见证人签名，李炳伦儿子李某陪同参与合同的订立。同日，李炳伦收到牟昌荣支付的20,000元，按照林场提供的模板出具收条及集资建房事宜委托书，其中收条载明“今收到牟昌荣支付的集资建房指标转让费用20000元”。2013年2月25日至26日期间，林场退休职工徐某、张某1、张某2也转让了建房指标，签订或出具了格式、内容相同的转让协议、收条。 2013年2月至12月，华蓥市财政局陆续将相关国家补助款发放至林业局账户，林业局将资金转入财政投资股基建专户，未经国有林场和建房户个人账户。建房过程中，牟昌荣自缴房款160,000元，并于2016年1月分配到一套住房。2018年5月3日，李炳伦向华蓥市人民政府信访反映补助款未拿到，华蓥市林业局出具华林函〔2018〕14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9年3月11日，李炳伦收到牟昌荣给付的7,067元基础设施补助款并出具收条。 本院认为，原告李炳伦作为华蓥市东方红国有林场的退休职工，在获得危旧房改造集资建房资格后，与被告牟昌荣签订集资建房转让协议，约定转让集资建房指标，其转让的是一种资格权利，实际上是集资建房请求权的转让，即期待利益（债权）的转让。国有林场棚户区（危旧房）改造房屋属保障性房屋的一种，对于该类房屋权益的转让，国家只有附条件的限制性规定，如在《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征求意见稿）》均有购买五年方能转让的规定，并未直接否定其合同效力。因此，涉案集资建房转让协议虽然有违国家的政策性规定，但并未损害其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属合法有效的合同。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本案原告通过转让指标取得指标转让价款，被告依照约定享有房屋权益，指标转让价款20,000元系根据国家补助款20,000元的预期利益而作出的约定，故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合同价款的理解和原告是否享有债权两个方面。从合同签订目的来看，涉案协议模板虽然由林场提供，但原告保留有协议原件，其儿子李某也陪同参与合同订立，故原、被告双方转让集资建房指标的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从合同条款内容来看，合同价款约定明确，并无歧义，双方仅约定支付国家补助款20,000元，并未单独直接约定指标转让费。从合同的履行来看，即便合同订立当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支付“集资建房指标转让费用20000元”，也只能视为对集资建房转让协议第二条的履行，不能推理出对指标转让费作出了约定或“除支付国家补助款27,067元外，指标转让费还应支付27,067元”的结论（原告主张应得27,067元×2倍）。从合同交易习惯来看，林场退休职工徐某、张某1、张某2也以相同的方式、价款转让建房指标，可视为以20,000元左右的价款转让指标在林场退休职工群体中成为了一种习惯。因此，综合考虑合同签订目的、条款内容、履行情况、交易习惯等因素，以20,000元价款转让指标属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要求支付剩余指标转让款7,067元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约定，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国家补助款20,000元，涉及到国家补助款性质、与指标转让价款之间的关系问题。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所取得的国家补助专用于房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性质上属于国家定向政策补助，即只有参与建房的职工才能享受相应的购房款优惠。原告将集资建房资格转让后，依附于建房资格所享有的国家补助之债权请求权也相应地转移给了被告，原告已丧失了请求权基础，除非合同明确约定指标转让价款为54,314元（27,067元×2倍），否则无权依国家补助款另行主张债权。因此，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2,000元、误工费2,5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牟昌荣已全面地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炳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0元，由原告李炳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陆文辉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殷小华 书记员刘白乐 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八十一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