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2民初21781号原告：于某1，男，198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UnversityofAmsterdam学生510，Amsterdam。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堃，北京市嘉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某2，男，1953年8月7日出生，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退休研究员，住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被告：于某3，男，195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于某4，男，1957年2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房修一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红（于某4之妻），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于某5，女，1958年9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某6，男，1961年5月2日出生，汉族，日本邦泽株式会社职员，住日本国东京都府中市，24-605。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某1诉被告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遗赠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堃，被告于某2、于某3、于某4，被告于某3、于某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瑞，被告于某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红，被告于某5、于某6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xx街x号楼x层xxx号房屋归原告所有；2、本案的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李芬与于树斌系夫妻，均为初婚，婚后育有五子女，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没有其他的过继收养子女。遗赠人李芬于2016年7月17日去世，配偶于树斌于2010年7月7日去世。于树斌去世后，被继承人李芬没有再婚。李芬和于树斌的父母均于2010年前去世。原告系被告于某2的长子，李芬生前将个人所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xx街x号楼x层xxx号房屋遗赠给原告并办理了公证。遗赠人李芬过世后，五被告作为李芬的继承人拒绝配合原告办理诉争房屋的过户手续，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除了这份遗赠，被继承人没有其他的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于某3、于某4辩称，原告所述李芬与于树斌的婚姻情况、父母子女情况均属实。被继承人李芬没有遗嘱、其他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意见如下：1、母亲李芬的遗嘱是在受到恐吓的情况下所订立，不是真实意思表示。2010年7月7日父亲于树斌去世，于某2提出为了让母亲安度晚年，让其他子女放弃继承于树斌的财产份额，并且到公证处做公证。于某3、于某4当时基于对父亲的怀念和对母亲的爱护，所以在于某2的操办之下于2010年9月7日，按照于某2的要求到公证处办理了放弃对父亲于树斌财产份额继承的公证手续。2011年5月，李芬突然对于某3说“你带我去公证处吧，你哥哥快把我给吃了”，于某3问为什么，李芬说“你还要我给你跪下吗？”，在李芬这样的恳求之下，于某3带着李芬去公证处办理公证。到了公证处后，办理遗嘱公证的前期的手续都已经在公证处备案了，显然不是李芬做的，因为这个时候李芬已经自己不能出门了。在公证员的公证下办理了公证，于某3知道了遗嘱的内容。李芬再三叮嘱于某3不要把遗嘱内容告诉其他子女，否则自己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于某3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出于对母亲能够安度余生的考虑，也出于于某1不贪于房产的信念，保守了这个秘密，直到李芬去世。父母在世时从来没有打算把房产留给某一个子女，由于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xx街x号楼x层xxx号房屋比较破旧，于某3、于某4曾劝李芬把房卖掉，以房养老。但是李芬表示不能卖房，说国外的子女还要回来居住。母亲做事情一贯对子女平等相待，所以于某3、于某4认为李芬不会有把房产留给一个子女的想法。于某2对于父母轻则斥责，重则动手，以致父亲在临终前气愤的说没有这个儿子。于某2对弟弟妹妹也是横加指责，所以弟弟妹妹对于某2也非常畏惧。基于这种压力，我们认为，李芬在无奈的情况下违背本人心愿去做了遗嘱。于某3知道后，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子女，也是怕母亲在世时就发生家庭矛盾，伤害母亲。2、于某1对李芬没有尽任何赡养义务，没有权利继承房产。李芬是家庭妇女，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是靠子女的供养养老。于某1久居荷兰，在李芬弥留之际，也没有来到膝下照顾老人一天，即使来也是很短暂的。对于于某2、于某1来去匆匆的行为，李芬多次感叹过“怎么就不能多呆几天呢，他们不愿意理我，他们都是白眼狼”，李芬甚至绝望地说过“怎么不让我死呢”。当时四被告不理解李芬说话的含义，因为还不知道遗嘱，直到知道有遗嘱，才领悟了李芬说话的含义。父亲去世后，五子女曾和母亲达成过口头协议，母亲的生活费用由五子女平均垫付分担，不在北京照顾的要多分担。口头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被告有实际的清单，由于某5负责记账，于某3负责保管钱。当时约定上述费用在李芬百年之后卖房，优先偿还上述费用后再按份继承。从这些费用负担上可以看出，于某1从未支付过任何费用，也没有承担过任何丧葬费，甚至在李芬去世后都没来送葬。于某1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李芬亲属的感情，也辜负了李芬生前对于某1的疼爱。3、我们认为公证遗嘱无效，即便有效，受赠人也应在清偿遗赠人生前债务之后再接受赠与。被告垫付的费用应当从房产当中偿还后再依法继承。债务为五子女为李芬生老病死垫付的生活费、看病医疗费、丧葬费、装修费等费用，五子女共垫付1104833．07元，该1104833．07元为李芬的生前债务，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4、要求争议的房产由所有被告按照法定继承依法继承。此意见为抗辩意见，不作为诉讼请求主张。于某5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意见如下：1、李芬的遗嘱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所以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或者直接判决驳回于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意见为抗辩意见，不作为诉讼请求主张。2、假设本案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因为李芬生前存在债务，李芬所留下的遗产应当先清偿生前债务，债务为李芬在世时五子女为其垫付的医疗费、生活费、装修费等费用，共计1104833．07元。遗产在清偿债务之后才能由受遗赠人接受遗赠。要求于某1支付五被告1104833．07元，由五被告平分，每人22万元，零头不再主张，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于某2辩称，听从母亲李芬的遗嘱，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述的李芬与于树斌的婚姻情况、父母子女情况均属实。被继承人李芬没有遗嘱、其他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于某3、于某4说的都不是事实，于树斌去世时不是我主持大家做的公证。公证员叫我们去的，公证员问我们是否放弃，我们都放弃，我签字之后就走了。关于于某3、于某4说的我逼着李芬做遗赠公证一事，于某3在法庭说的“我怕你哥把我吃了”不一致，我没有胁迫或逼着李芬做公证。关于其他被告提出的赡养李芬发生债务问题，不属实。2006年李芬从伦敦照顾于某5的孩子回来后，年底患脑中风瘫痪，一两个月后可以走路，但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有人给她做饭。2013年，我去烟台大学之前一直是由我照顾我母亲。2010年，我结婚后李芬提出由我与两个弟弟轮班照顾。2011年1、2月，我和我爱人住在宣武门，就不值班了，一直是我照顾母亲。同时我将我名下西坝河的房子出租，租金给我母亲用作生活费。我父亲去世后宣武门的房屋出租了，当时是3500元。2013年，我弟弟妹妹中有人提出还是要将宣武门房屋出租，我就和母亲商量去烟台大学，每年的暑假寒假四个月都回来照顾我母亲，我和于某3商量的就是四个月一换，于某4不同意，要求一天一换，最后还是轮流看护母亲。2006年到2013年，我去烟台前，我母亲的一切花销都是经过我的手，我交钱后等于某5回国后报销。于某3和于某4在看护母亲时说要记账。我去烟台后，宣武门的房屋出租收入每月是4500元，李芬退养费每月2400元。我母亲非常要强，很有主见，房屋做遗嘱的事情我也不知道。2011年、2012年于某3有一天跟我说“我带妈去做遗嘱了，房子给于某1了。”公证员问“为什么不给你儿子，给孙子啊”李芬说“我有那么多儿子呢，我给谁啊。”公证员问：“给儿子不要钱，给孙子要交钱。”李芬回答：“没事，这钱我出。”于某3当时告诉我：“妈说这事决不能告诉你，要是说开了指不定什么事呢。”并且反复告诉我不要告诉别人。遗嘱有录音的事也是于某3说的，“妈找了遗嘱继承人了，找了宫燕生和迟克丰（已去世）”二人都找过我母亲说过这件事。于某3把遗嘱文本交给宫燕生，我自始至终没有见过遗嘱。我母亲没有债务，子女给我母亲钱应当就是给母亲的，我和于某6给钱，如果说我母亲有债务，需要拿出确切的证据。于某6辩称，李芬和于树斌均是初婚，有五个子女，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没有过继收养的子女。认可于某1所述的父母去世的时间。于树斌过世后李芬没有再婚。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xx街x号楼x层xxx号房屋的归属父母在世时早已安排好，给大家用。房屋产权原来是于树斌的名字，由于当时要把房屋出租，人多手续麻烦，决定落在一个人的名字上比较好租，所以我同意把房子过户给李芬。当时是去公证处办理的房屋过户给李芬的手续，记不得签的什么文书，让我在哪里签字我就签了。签完字之后房产过户给李芬。家中房产父母生前有明确的安排，两处房产一处在宣武门、一处在平安里，是给大家的，让大家团结起来一起用，别打架，不是给某一个人的。老人生前多次表示房产怎么用，没有立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李芬生前常说：谁让我立遗嘱谁就是盼我死。李芬对立遗嘱是憎恶的态度，而且李芬不识字，所以立遗嘱是有人左右了李芬的意思，希望法庭注意遗嘱是否为李芬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某1原告的请求违背道德与基本家庭关系，于某1本人可能也很清楚，所以平时没有和我们说过遗嘱的事。于某1作为长子长孙，我同意给予于某1经济上的支持，但是，由于某1一人独揽不同意。房子价值五六百万元，不是个小数。李芬生完我之后就没有工作，一直靠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抚养我们一家人。李芬晚年具体有没有收入我不清楚。我父亲去世之后，李芬的生活是由我们五个子女赡养。从2002年起除每个人的份子钱，我每年私下给李芬100万日元现金，如果李芬去于某5那里，我给于某5汇200万日元。除此之外我还按兄弟姐妹的约定给母亲份子钱，除了我，剩下四个兄姐管过账，谁管账，我把钱给谁。我认为于某1提交的遗嘱和李芬的真实意愿是相违背的，李芬从来不搞阴谋，都是计划好的阳谋。遗嘱肯定不是李芬的本意，李芬也不懂什么是公证遗嘱，李芬对房本的概念就是“变天账”，拿住本怎么都行。房产证在哪我不能说，这是李芬交代的。于某1要房子，家里几年前讨论过，李芬也问过我，认为于某1可怜，没有母亲，李芬把我给她的钱给于某1买了飞机票，询问我们能不能支援于某1。我当时就说不行。李芬对房子的价钱没有概念，认为也就一二十万元。我说可以给于某1钱，但是房子不行，房子的价格随着时间在涨，李芬说“我差点犯大错误了”。大家庭，李芬一向一碗水端平，她从来没说过立遗嘱的事情。遗产应该是合理的在一个家庭分配，否则逝去的人遭骂，活着的人痛心。我对遗产的处理意见是于某1作为大孙子，我们大家可以帮着他，他可以一起和我们五个子女一起分房产，分成六份，每个人六分之一份额。但是于某1不能占大部分，不能独占，否则无论是对长辈还是晚辈，都非常不好。参与一起分配能给晚辈一个好的示范作用，走入社会，家里人都会帮助他。这样分配对于某1、对大家都好。赡养母亲是应该的，不应该为了钱而断了亲情。因此，于某6对于遗产的分配调解方案是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让于某1作为继承人参与到李芬遗产的分配当中来，分得一份。李芬存在生前债务，应当先清偿，债务具体为李芬在世时五子女为她垫付的医疗、生活、装修等费用，共计1104833．07元。遗产在清偿债务之后才能由受遗赠人接受遗赠。要求于某1告支付五被告1104833．07元，由五被告平分，每人22万元，零头不主张，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于某1针对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的答辩补充辩称，不认可李芬生前存在债务。1、于某3在法庭谈话时明确表示李芬生前没有债务，应当以于某3的认可为准。2、李芬生前有退休工资，宣武门的房屋出租有租金收入，李芬看病也有医保，所以李芬生前的生活、看病支出与收入基本是持平的，子女为李芬的开销是一种赡养，不能视为李芬的债务。3、被告承认李芬的存折由于某3管理，李芬行动不便，日常开销都是由于某3处理，因此李芬存折的花销不能认定是老人支取的。基于以上原因，于某1认为李芬生前是不存在债务的。即使李芬生前存在债务，除诉争房屋外李芬还有存款和平安里的房屋，平安里的房屋在于树斌名下，没有进行继承分割。就算要清偿债务，根据法律规定，也应当由这些遗产优先清偿。就于某1了解，除宣武门房屋外，李芬的其他遗产均没有进行继承分割。2016年7月李芬去世到2017年7月宣武门房屋出租收入66000元，由于某3暂时收取，每月5500元。于某2原来回京都是回平安里居住的，由于于某1提起本次诉讼，导致于某2无法回平安里居住。基于上述原因，于某1不同意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的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李芬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出具的死亡时间证明、广内派出所证明信、厂桥派出所证明信、李芬人事档案关系证明、于树斌的人事档案关系证明、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2011）京国立内证字第12929号公证书、（2010）京国立内证字第14783号公证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出具的结算清单、医疗费票据和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出具的李芬医疗费用结算单及本院调取的公证卷宗材料等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李芬与于树斌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五人，即长子于某2、次子于某3、三子于某4、女儿于某5、四子于某6。原告于某1系于某2之子，被继承人李芬之孙。于树斌于2010年7月7日死亡，李芬于2016年7月17日死亡。2011年5月5日，李芬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一份，主要内容如下：“我在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西大街4号楼3-313号有楼房住宅壹套（建筑面积：50．11平方米，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宣字第**）。上述房产系我个人财产。在我去世后，我自愿将上述房产遗留给我的孙子于某1所有，并指定为他个人财产。”2016年8月4日于某1诉至本院要求继承遗赠房屋。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西大街4号楼3-313号房屋原系于树斌与李芬夫妻共同财产，于树斌死亡后，其中一半份额属于于树斌的遗产。2010年9月7日，李芬与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办理公证继承，经公证该房屋中属于于树斌遗产的部分由李芬继承，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放弃继承上述遗产。2010年11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西大街4号楼3-313号房屋变更登记在李芬名下。审理中，原、被告各方均认可该房屋系李芬个人财产。审理中，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主张李芬在世时五被告为李芬垫付医疗费、生活费、保姆费、装修费等费用，共计1104833．07元，系李芬的债务，遗产应当在清偿债务之后才能由受遗赠人接受遗赠，要求于某1支付五被告1104833．07元，由五被告平分，每人22万元，零头不主张。关于上述费用中的医疗费用，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结算清单、医疗费票据和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出具的李芬医疗费用结算单为证。上述证据证明：2006年4月13日至2006年5月9日，李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发生医疗费24348．59元。2007年4月11日至2007年5月11日，李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发生医疗费12292．27元。2007年7月18日至2007年7月19日，李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发生医疗费561．82元。2008年1月7日至2008年2月5日，李芬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发生医疗费51836．43元。2006年12月23日李芬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就诊发生医疗费7元。2006年12月25日李芬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就诊发生医疗费393．57元。2010年3月4日至2016年7月5日期间，李芬发生医疗费用总计229067．69元，其中医疗保险基金支付99595．49元，个人负担129472．2元。关于生活费、保姆费、装修费等其他费用，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提交的主要证据为记账本、记录本，于某1认可其中发生保姆费120200元，不认可于某3等四被告提出的生活费支出数额，不认可装修费支出；于某2认为李芬保姆费、医药费、护理费支出在8-9万元，其他均不认可。经查，李芬在世时，五被告均向李芬提供过生活费。2013年前，于某2、于某4、于某3在京生活，照顾李芬的生活。2013年后至李芬去世，李芬日常生活由保姆及在京的于某3、于某4照顾。上述记账本、记事本非李芬书写，李芬生活账目于某5、于某3做过管理记录，但未经所有子女签字确认。于某3等四被告提交的费用记录表中收入栏记载，基养记录为0；自2013年9月起至2016年7月，每月有4500元至4550元的租金收入，共计156140元本案诉讼中，本院主持调解，于某1调解意见为给于某32万元、分12年给于某410万元补偿，但要求将争议房屋租金给于某1。被告于某3等四被告表示不能接受。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房屋。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西大街4号楼3-313号房屋原系于树斌与李芬夫妻共同财产，于树斌死亡后，经公证，该房屋中属于于树斌遗产的部分由李芬继承，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放弃继承上述遗产。2010年11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西大街4号楼3-313号房屋变更登记在李芬名下，故该房屋属于李芬个人财产，李芬死亡后该房产系李芬遗产。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李芬于2011年5月5日，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将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xx街x号楼x层xxx号房屋留给于某1继承。被告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主张该遗嘱并非李芬真实意思表示，李芬系在受恐吓的情况下订立该遗嘱，但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现未有证据证明该公证遗嘱存在无效情形，故应认定为有效。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李芬留有有效公证遗嘱，故应当按照该公证遗嘱办理。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做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李芬于2016年7月17日死亡，于某1于2016年8月4日诉至本院要求继承遗赠房屋，于某1已在法定期限内表示接受遗赠，故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xx街x号楼x层xxx号房屋由于某1继承。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主张李芬健在时五被告为李芬垫付的医疗、生活费、保姆费、装修费等费用，共计1104833．07元，系李芬的债务，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李芬与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关于上述费用存在相关约定，且子女对年老的父母有提供医疗费用、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法定义务，故本院对上述费用系李芬债务的主张不予采信。于某1并非李芬的法定赡养义务人，亦非李芬的法定继承人，于某1继承财产系基于遗赠。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主张的于某1对被继承人李芬没有尽任何的赡养义务，没有权利继承李芬财产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李芬名下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宣武门xx街x号楼x层xxx号房屋由原告于某1继承并归于某1所有。二、驳回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91元，由于某1负担13819元（已交纳6900元，其余6919元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负担7372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于某1、于某6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于某2、于某3、于某4、于某5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石 梅人民陪审员  罗春林人民陪审员  郝之涛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王昊腾-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