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子祺，女，1978年9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燕芳，广东东方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子飞，男，197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捷英，女，197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扬，广东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焦子祺与被上诉人陈子飞、邓捷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2民初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焦子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燕芳与邓捷英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子祺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邓捷英对陈子飞所欠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子飞、邓捷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子飞向焦子祺借款的事实发生在陈子飞与邓捷英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借款是陈子飞与邓捷英共同用于生活、生产经营所需，也是基于双方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产生的收益也是由陈子飞与邓捷英共享，故，本案借款应当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应当由陈子飞与邓捷英共同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邓捷英无法证明上述欠款约定为陈子飞个人债务也没法证明该借款其本人没有使用，因此，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邓捷英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焦子祺申请调取陈子飞与邓捷英之间的银行流水凭证、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与本案无直接的关联性，该认定错误。该证据是本案的关键证据是证明夫妻共同债务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三）参照（2015）肇端法民四初字第23号、（2015）肇端法民初字第241号、（2015）肇要法民二初字第31号、（2015）肇要法民二初字第32号等民事判决书，陈子飞与邓捷英在2013、2014年期间均对外借款，且上述案件的债权人经起诉到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及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法院均作出生效判决认定陈子飞与邓捷英所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陈子飞与邓捷英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应该尊重并借鉴过往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按公平原则，判令陈子飞与邓捷英共同清偿本案借款。邓捷英辩称，（一）涉案借款纯属陈子飞个人债务，焦子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主张邓捷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1.涉案借款由陈子飞单方签名确认，虽然借款发生在陈子飞与邓捷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此时双方因感情破裂已分居多时（自2009年开始分居直至办理离婚手续），邓捷英完全不知情。涉案借款并未转入陈子飞的账户，而且借款数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邓捷英有稳定工资收入来源，而焦子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确认涉案借款属于陈子飞个人债务完全正确。2.焦子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为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该主张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前法)于二○○四年四月一日起实施，经修正后于二○一七年三月一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后法)于二○一八年一月十八日起实施。前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与后法第三条规定相抵触。根据后法第四条第二款“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之规定，显然不能再适用前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二）一审法院对焦子祺提出调取陈子飞与邓捷英之间的银行流水等凭证的申请不予采纳并无不妥。焦子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涉案借款二十八万元转入冯进锋账户，无法证明冯进锋是否将该二十八万元转入陈子飞账户，故陈子飞与邓捷英之间的银行流水凭证、微信转账记录等凭证与本案待查事实不具有直接的关联。（三）焦子祺提供的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高要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亦不能作为本案的借鉴。（2015）肇端法民四初字第237号、（2015）肇端法民四初字第241号、（2015）肇要法民二初字第31号、（2015）肇要法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均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认定陈子飞个人所借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众所周知，该解释第二十四条现已不再适用，审理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而且，上述所谓案例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焦子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子飞立即向焦子祺归还借款本金230,000元以及利息64,890.7元（按280,000元本金自2014年2月7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计至2017年10月18日为48,637.9元，按230000元本金自2017年10月19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年利率4.75%计算利息暂计至2018年12月15日为16,252.8，实际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判令邓捷英对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陈子飞、邓捷英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7日,陈子飞向焦子祺出具一份《借据》，该借据中载明：陈子飞因生意周转，向焦子祺借到人民币280,000元，上述借款陈子飞承诺2014年10月8日前归还。陈子飞愿承担贷款人因追讨所欠的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所需（律师费、差旅费、诉讼费等）。陈子飞在该借据上签名加按指模。当日，焦子祺向陈子飞指定的冯进锋的账户转款200,000元及委托莫仲强向陈子飞指定的冯进锋的账户转款80,000元。2017年10月18日，陈子飞向焦子祺归还案涉借款50,000元，陈子飞在上述《借据》上签名加盖指模确认：“已还5万正，还欠23万。2017.10.18经手陈子飞。”另查明，陈子飞与邓捷英于2007年1月15日登记结婚，2014年6月5日登记离婚。邓捷英出具一份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的《证明》，该证明中载明，邓捷英为肇庆市公安局高要分局民警，其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财政工资为每月税后8000元。经焦子祺申请，一审法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要支行调取了2014年2月7日焦子祺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要支行向冯进锋转账200,000元的交易明细。诉讼中，焦子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陈子飞与邓捷英之间的银行流水凭证、微信转账记录及支付宝等转账凭证。因焦子祺申请调取的资料与本案待查明事实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对其申请不予采纳。再查明，焦子祺、陈子飞、邓捷英在诉讼中均选择我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纠纷的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因个人之间借贷而发生纠纷，由于原告焦子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应认定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应当参照适用涉外法律的规定。由于本案的借贷行为均发生在肇庆市辖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为具有涉外、涉港澳台案件集中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如上所述，由于本案民间借贷行为均发生在肇庆市辖区内即我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诉讼中，焦子祺、陈子飞、邓捷英对本案纠纷均选择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因此，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在本案中，依据焦子祺提供的《借据》和转账凭证及《情况说明》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农业银行转账明细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以较为充分证明陈子飞向焦子祺借款280000元并收到相应款项，焦子祺与陈子飞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陈子飞答辩称其是向莫仲强借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案涉借款到期后，陈子飞仅于2017年10月18日归还50,000元，其未能足额归还借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焦子祺请求陈子飞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30,000元的主张，理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因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焦子祺起诉主张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年利率4.75%计算利息，没有超出上述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款期内利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借据》中并无约定借款期内的利息，焦子祺主张借款期内2014年2月7日至2014年10月8日的利息，不予支持。因此，案涉借款的利息应从逾期之日起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综上，案涉借款的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为：以28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2017年10月18日止；以23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案涉借款由陈子飞单方签名确认，虽然案涉借款发生在陈子飞和邓捷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数额较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案涉借款未直接转入陈子飞的账户，邓捷英具有稳定工资收入来源，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用于陈子飞与邓捷英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权人焦子祺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案涉借款属于陈子飞的个人债务，焦子祺主张邓捷英承担案涉借款共同还款责任，理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焦子祺请求陈子飞归还借款本息及邓捷英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理据充分部分，予以支持，理据不充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一审法院判决：一、陈子飞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焦子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3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28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2017年10月18日止；以23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焦子祺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723.36元，由焦子祺负担人民币123.56元，陈子飞负担人民币56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焦子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具有涉港因素。焦子祺和邓捷英对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解决本案实体争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捷英是否应对陈子飞欠付焦子祺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陈子飞向焦子祺出具了《借据》，向焦子祺借款人民币280,000元。焦子祺向陈子飞支付了人民币280,000元。故焦子祺与陈子飞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陈子飞已向焦子祺偿还了人民币50,000元，仍欠人民币230,000元。一审判决认定陈子飞应向焦子祺偿还人民币230,000元及其利息（以280,000元为基数，从2014年10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2017年10月18日止；以23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依据该规定，案涉借款发生于陈子飞与邓捷英婚姻存续期间，陈子飞所借款项人民币280,000元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焦子祺主张邓捷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应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用于陈子飞与邓捷英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陈子飞向焦子祺出具的《借据》已载明，其借款用于生意周转。邓捷英并无在该《借据》上签名。由此可见，案涉借款不是陈子飞与邓捷英共同意思表示。邓捷英又为公安民警，具有稳定工资收入来源，焦子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陈子飞与邓捷英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至于焦子祺一审申请调取陈子飞与邓捷英之间的银行流水、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等，因上述证据仅能反映出陈子飞与邓捷英之间的款项往来，不能直接证明陈子飞将收到案涉借款用于其与邓捷英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故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焦子祺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依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焦子祺上诉主张邓捷英应对陈子飞欠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焦子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00元，由焦子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洪堂审判员  张怡音审判员  李民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