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6民终62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绍政，男，197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龙山，男，196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海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平，女，196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海阳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海阳琴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陈绍政因与被上诉人于龙山、张秀平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7民初1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陈绍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裁定；2、裁定指令海阳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的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做出裁定所引用的证据3未经质证，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剥夺了上诉人的质证权，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一审法官没有将被上诉人庭后提交的证据3告知上诉人，也没有通知上诉人到庭质证，引用了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作为裁定的依据，明显违法。2、一审法院明显超期审判。上诉人一审立案时间是2019年1月9日，收到裁定书是2020年4月13日，严重超审限。虽裁定书载明日期2019年8月21日，但直至2020年4月13日上诉人才收到裁定。二、一审法院实体审查有错误。1、一审法院定的案由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但本案无合同，明显属被上诉人不当得利。2、合同载明的承包人为于福涛一人，被上诉人明知村委会将茶园承包给了于福涛，却在2018年2月3日收取上诉人的茶园款，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于福涛、姜某、上诉人共同经营茶园是错误的，茶园的承包人于福涛并不认可三人共同经营，而是坚决认定茶园是其一人承包，和上诉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没有依据收取上诉人茶园款。3、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收取茶园款系履行职务行为，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村委入账证明，并非履行职务。4、被上诉人私自收取上诉人的款项在主观上明显的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具有诈骗的嫌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于龙山、张秀平二审书面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茶园是由陈绍政、于福涛、姜某三人合伙承包。通过证人姜某、黄某的证人证言以及由上诉人亲笔书写的三人合伙协议书也能充分证明上诉人是和于福涛、姜某共同合伙投资经营茶园的事实。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15万元是其参与经营管理茶园的投入，被上诉人代村委收取，上诉人要求返还没有事实依据。2、证据3是上诉人没有主动发表质证意见，主动放弃了对该证据的质证。3、一审认定的案由为“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是正确的，本案的争议的事实和焦点也是基于《海阳市农村承包流转合同》和三人合伙协议产生的。4、被上诉人是海阳市盘石镇大榆村村支部书记，代表村里处理农村承包流转事宜，收取相应的土地承包款，是职责所在，不存在私自收取上诉人款项的情况。被上诉人二审庭审补充答辩意见称，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明确陈述自认其于2018年秋天到承包地内刨地瓜的事实，结合其他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于福涛、姜某系合伙关系。陈绍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于龙山返还茶园款150000元；2.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8250元(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6%从2017年2月3日暂计算至2019年1月3日止，损失应计算至茶园款还清之日止)；3.赔偿原告律师费9500元；4.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龙山与张秀平系夫妻关系，于龙山系海阳市盘石店镇大榆村村支部书记，陈绍政通过姜某与于龙山相识。2018年1月1日，于福涛(乙方)与海阳市盘石店镇大榆村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海阳市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合同》，见证人为于龙山，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海阳市亩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乙方，承包经营权流转期限为12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止，流转承包地用于茶园种植，流转费用为65200元，于每年12月31日前付清当年费用。于当日甲、乙双方又签订补充合同一份，约定流转土地81.5亩，田中所有地上定作物乙方36万元人民币一次性买断。2018年2月3日，于龙山收到陈绍政支付的茶园款150000元，于龙山出具收条一张，记载“今收到陈绍政茶园款150000元壹拾伍万元整2018.2.3号于龙山”。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于龙山主张茶园实际是由陈绍政、于福涛、姜某三人合伙承包，于福海只是作为代表与村委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茶园也是由三人共同管理。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1.到庭证人姜某证明其与陈绍政、于福海三人合伙承包茶园，证人称其与陈绍政是同学关系，与于龙山是朋友关系。2017年冬天，证人听朋友说大榆村东庙山有块空闲的茶园，证人先联系同学陈绍政，二人感觉资金不足，后通过于福海的姐夫联系了于福涛，准备三人共同承包茶园。2018年春节前后拿到了承包合同，合同是于福海去签的，我们三人是合伙关系，但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是按照出资份额分成，当时陈绍政出了150000元、于福海出了250000元、证人出了140000元，付给村委360000元承包金，剩余的给了中间人。分工是证人领人干活，于福涛管理出售茶叶，陈绍政参与管理出售茶叶。后来陈绍政于2018年6月20日离开了茶园，至于什么原因证人不清楚。2.到庭证人黄某，证明其在东庙山茶园干活期间，陈绍政去过茶园并领着他们一起干过活。证人称2018年正月初八，其村村民于其山(音)找到证人让证人去东庙山茶园干活，一直干到2019年5月，证人当时只知道茶园有三个老板，一个姓于、一个姓陈、一个姓姜，第一次见姓陈的老板是2018年正月，姓陈的老板也在茶园领着干活，后来走了，但是具体时间证人记不清了，当时是姓陈的老板自己说他是老板的。经质证，陈绍政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主张其不认识证人，也没有向证人讲过他是老板，且证人与于龙山是同村，于龙山系村书记，故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于龙山对证人证言无异议。3.陈绍政书写的三人合伙经营协议书，证明陈绍政与于福涛、姜某三人是合伙关系。该协议书未有签字，其中第三条出资方式及股权分配，记载“购买茶园款项共计五十四万元整，已分别由于福涛、陈绍政、姜某三人交于大榆村书记于龙山，三人所占股份分别为于福涛46%、陈绍政30%、姜某24%，三人分别出资于福涛25万元、陈绍政15万元、姜某14万元”。因该证据为庭后提交，陈绍政对此不予质证。法院认为于龙山提供的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陈绍政与于福涛、姜某均参与茶园经营。一审法院认为，于福涛与海阳市盘石店镇大榆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涉案茶园承包合同系于福涛一人所签，但签订后，通过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可以看出原告陈绍政与于福涛、姜某三人均参与茶园共同经营，陈绍政交纳给于龙山的150000元系其参与经营管理茶园的投入，这一事实与原告主张的，被告拒绝单独与原告签订承包茶园合同的请求相悖，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因茶园合同系于福涛但对于与大榆村村委会签订，其与原告、姜某三人的经营是否为合伙性质，不属法院审理本案的范畴，法院不作评判。且于龙山作为海阳市盘石店镇大榆村村支部书记代表村委收取陈绍政交纳的150000元茶园款，系其代表村委会履行职务的行为。综上所述，陈绍政提出的于龙山返还该承包金及利息，张秀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陈绍政的起诉。案件保全费1270元，由原告陈绍政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2018年1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龙山协商欲经营被上诉人于龙山担任主要领导的大榆村委所有的茶园；上诉人将欲经营茶园的15万元支付给被上诉人于龙山，2018年2月3日被上诉人于龙山为上诉人出具收到15万元收条一张；2018年1月1日，案外人于福涛与大榆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流转合同，明确茶园经营情况；因偿还15万元并赔偿损失，形成本案。一审裁定后，上诉人提起上诉理由：被上诉人收款并出具收条，上诉人要求返还，一审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因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已查明2018年1月1日被上诉人于龙山出具收条收到的15万元系上诉人欲经营大榆村委会的茶园，而支付给大榆村的占地经营款项，被上诉人于龙山出具收条收款系代表大榆村委会，而非被上诉人于龙山的个人债务，更非两被上诉人夫妻共同债务，故上诉人以个人债务及夫妻共同债务，起诉两被上诉人承担返还款项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的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应分清法律关系，确定责任主体，依法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曹红岩审判员  殷连泽审判员  栾建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王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