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502民初5796号原告：聊城华艺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南郊工业园。法定代表人：王长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建枢，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住所地：聊城市东昌西路135号。负责人：邵军，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佳莹，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聊城华艺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艺公司”）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义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艺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长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建枢、被告中国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于佳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合同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100万元（暂定）；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公司在2019年10月23日——27日参加第126界广交会第二期展会期间，与德国客户IPSHOLDINGGMBH认识，并于2019年12月13日与该德国客户签订正式合同——《售货确认书》，合同价款381302.4美元，分批装运方式。该德国客户依据合同于2019年12月17日向原告公司支付5000美元定金，剩余货款采用D/PATSIGHT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原告公司依约生产货物并于2020年1月27日在天津港装运CMA货船，目的港为希腊PIRAEUS，GREECE，发送第一批货物，该批货物价值144097.92美元。货物于2020年2月24日到港。2020年2月19日，原告公司将货物全套单据正本原件（装箱单、货物发票、原产地证明、提单）委托被告中国银行进行托收并签订《托收委托书》，德国客户指定的托收银行为德国COMMERZBANK。德国托收银行于2020年2月28日电传被告中国银行，告知付款人并非其客户无法办理托收业务，通知将全套单据退回。2020年3月6日，被告中国银行收到退回单据，向原告进行交付时，原告发现单据已并非正本原件，全部成为了影印件。经原告通过货物代理公司确认货物状况，得知货物已于2020年3月3日前被德国客户IPSHOLDINGGMBH提走。原告再次联系该德国客户，已无法联系。同时，根据国际贸易惯例和相关法定规则，涉案货物的承运人放货方式为“见单提货”，即：德国客户于2020年3月3日前是持有提单正本原件进行的提货，如没有提单正本原件，则船运公司不会放货。综上事实，原告与被告中国银行签订《托收委托书》后即建立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作为受托人负有妥善处理委托事务的法定责任，无法处理委托事务负有将委托事项代为保管的财物交回委托人的法定责任，现被告中国银行无法交回托收单据原件已构成根本违约，由此给原告造成剩余货款139097.92美元无法收回的经济损失，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法律规定，被告针对原告经济损失139097.92美元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提起诉讼之日的美元汇率，原告经济损失为人民币100万元（暂定）。为此，特诉至贵院，敬请依法判决。被告中国银行辩称：一、原告主张被告违约并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原告在《托收委托书》中已明确载明适用《托收统一规则》（URC522），根据该规则第十三条规定，银行对任何单据的格式、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虚假性、或其法律效力、或对在单据中载明或在其上附加的一般性和/或特殊性的条款不承担责任；根据该规则十四条第1款的规定，任何信息、信件或者单据在传递中因延误及或遗失所引起的后果，或者任何在电讯传递过程中所发生的延误、毁损或其他错误，或者对技术术语的翻译及或翻译中的错误，银行不承担责任，因此被告作为寄单行对单据在传递过程中因延误或遗失所引起的后果不承担责任。并且，在原告提交的《托收委托书》中也载明“贵行不承担单据交付于快递公司之后发生的任何延误、遗失、损失、残缺，或由于其他一切错误而产生的风险”。第二，原告于2020年2月19日签署《托收委托书》委托被告交单，被告于当日即将原告提交的全部文件向敦豪快递（即DHL）交寄，因此在此业务中作为被告已履行寄单行的义务，将原告提交的文件及时寄送给原告指定的代收行，不存在违约或过错。第三，被告于2020年3月2日收到涉案业务代收行德商银行的SWIFT电传，称原告所售商品的买方IPS公司非其客户，并将单据退回。此前原告已于2020年3月6日取回全套单据并签字确认，原告诉称的3月6日被告向原告交付时发现单据已非正本原件与事实不符。第四，在原告与达飞轮船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已自认其持有全套正本提单，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如原告在涉案业务中产生了损失，该损失也并非因被告违约或过错造成。因此，被告在业务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合理及善意的审慎义务，过程中不存在违约或过错，原告主张被告违约并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原告不能证明是否实际产生了损失。如本案涉及的外贸业务中原告存在损失，则该损失系由原告未谨慎选择交易相对方及交易方式造成。在本案的涉案外贸业务中，原告选择了跟单托收的方式并且采用了无记名提单，托收属于基于商业信用的交易模式，在托收业务中，原告作为出口方本身就承担了更大的交易风险，而无记名提单丢失后作为托运人的原告也无法阻止提单持有人提货。首先，根据原告的陈述，IPS公司系其在2019年10月底广交会期间认识，并于2019年12月签订合同，且其收取的定金仅为合同交易总额的1.3%，采用D/P方式交易原告能否收款，完全依赖于IPS公司的诚信情况。据原告近三年在中国银行办理的业务查证，此次为原告首次采用跟单托收的方式进行国际贸易，往次均是风险较低的信用证的方式。可见原告作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专业公司，在对新客户的交易方式选择及交易模式的风险防控上没有做到应有的谨慎。其次，原告在本案涉及的外贸业务中采用的不记名提单，该种提单不需要任何背书手续即可转让，或提取货物，极为方便。但如果提单遗失或被窃，然后再转让给善意的第三者手中时，或者在无正本提单凭担保提货时，极易引起纠纷。原告对于新客户即使用了不记名提单的方式，忽略了其中的商业及道德风险。第三，本案涉及的外贸业务原告于2020年1月27日已经发货装船，但装船后并未办理交单，而是于2月19日才办理托收业务交单，此时原告应知晓根据船期货物即将到港。如原告于发货装船后及时办理交单，即便发生提单遗失，原告也有充足的时间办理提单挂失的公告并重新办理提单，因此其自身未注意到应尽快办理托收交单的风险对交易应自行承担风险。第四，IPS公司已于2019年12月23日向原告支付5000美元定金，而该定金的付款行并非德商银行，可以确定，IPS公司为支付定金行的客户，但原告并未要求IPS公司更换代收行。第五，如确实存在单据遗失的事实，则该遗失也无法排除系原告提供的错误地址所造成。根据敦豪公司的内部邮件可知，原告所提供的地址并非德商银行，而是一家公司的仓库，该订单是被快递员自行派送至其认为的德商银行，而非原告提供的指定地址。但根据《托收统一规则》（URC522）及《托收委托书》，该风险不应由被告承担。因此，原告在涉案的外贸业务的操作过程中并未充分考虑到其中存在的道德、商业风险，如果发生提单遗失或买方拒绝付款的风险，应由原告承担。被告在托收中所承担的是仅是按照指示其寄送单据并代收货款的义务，对于原告的商业风险，被告不应承担责任。三、原告指定的托收行在业务中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托收统一规则》（URC522）第十二条的规定，银行必须确定它所收到的单据应与托收批示中所列表面相符，如果发现任何单据有短缺或非托收指示所列，银行必须以电传方式，如电传不可能时，以其他快捷的方式通知从其收到指示的一方，不得延误。本案涉及外贸业务的托收行的信息为原告提供，系位于纽伦堡的德商银行，但此后与被告通过SWIFT联系的均为德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纽伦堡的德商银行从未与被告就该业务进行任何联系，德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也是于快递签收多日才首次提出IPS公司非其客户，纽伦堡距法兰克福200余公里，此后退回的单据也是从法兰克福寄出。综上所述，被告不存在违反《托收统一规则》或《托收委托书》的情况，在该业务中也不存在过错，且原告持有全套正本提单，正本提单是提货的唯一凭证，如原告产生相关损失，也是由于无正本提单提货造成，不应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托收作为银行办理国际贸易业务中的常见业务，为借助国际间银行体系按照托收规则通过托收支付方式协助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跨境高效交易。在本次业务中原告确定与买方以托收方式交易，委托被告作为托收的交寄行，在该业务中将收取业务费用不足1000元人民币。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将出口方所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全部或部分转嫁给银行，让被告为买方支付货款责任，这是违背托收业务宗旨、违背托收统一规则、违背国际商业惯例的，势必会影响金融行业的发展，形成错误的社会导向。故，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诉讼中，华艺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公司与德国客户签订的《售货确认书》一份，证明与德国客户签订合同售货的事实。中国银行对于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售货确认单为复印件，无法排除造假的可能，即便如原告所说为电子签章，原告也应提交加盖其公章的确认书正本。证据二：国际结算贷记通知一份，证明德国客户依约向原告方支付定金5000美元的事实。中国银行对于证据二真实性认可。证据三：原告公司针对德国客户出具的商业发票、箱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公司生产货物后，为德国客户开具了发票以及进行了装箱运输。中国银行认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曾向被告提交过商业发票及箱单，但被告无义务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查，无法确认与其提交给被告的发票、箱单是否一致。证据四：涉案货物的报关单一份，证明涉案货物经海关报关，货物价值为144097.92美元。中国银行对证据四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据五：涉案货物的提单一份，证明涉案货物委托船运公司进行送货，船运公司出具该份提单的事实。中国银行对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刚才原告说这是附发票、产地证明等寄出的，且原件不存在，这与事实不符，等我方提交证据可以印证该事实。证据六：原、被告签订的托收委托书一份。证明2020年2月19日原告把涉案货物的商业发票、装箱单、产地证书、运输单据（提单）正本，交付于被告进行托收的事实。证据七：被告寄单时向收件银行制作的面函一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的上述单证均为正本原件，其中商业发票三份、装箱单三份、原产地证明三份（为一份正本，二份副本）、提单六份（其中三份正本，三份副本）。证据八：为被告与德国银行方之间的电传六份。第一份为德国银行于2020年3月2日向被告银行进行的退单通知电传；第二份至第五份为中国银行分别于2020年3月9日、2020年3月10日、3月11日、3月13日向德国银行索要正本单证的电传；第六份为德国银行于2020年4月2日向中国银行回复电传，该电传内容中明确德国银行收到的单据为彩色影印副本而非正本的事实。通过上述证据七和证据八足以证实原告交付于被告的涉案单证均为正本原件。中国银行对证据六、七、八予以认可。但是证据六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交单，不能证明其将相关文件的正本交付被告的事实。对于证据七面函中记载的内容，仅是通过形式审查进行的记载，是否为正本原件无法证明。对于证据八第一份，发出的时间为2020年3月2日，但这个快件到达德国银行时间为2020年3月24日，这个内容并没有提到德国银行收到的材料有破损有遗漏与指示不符。只是声明买方IPS公司非德商银行客户。德商银行的法兰克福发来的。第二份到第五份电传的内容上，能够证明被告方协助了原告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第六份电传的内容我方不予认可，该电传内容系德商银行单方制作，其作为涉案业务中的代收行，存在一定的过错。其是在得知原告声称货物被以正本提单提走后，为规避自行责任才声称收到的为彩色影印件。该证据无法证明相关事实。证据七、八也无法证明原告交付给被告的均为正本原件。证据九：为天津海事法院（2020）津72证保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及调取的涉案提单正本信息，证明涉案货物被德国客户持提单正本三份在该船运公司提走货物的事实，进而证明原告货物损失。需说明一点：上述证据除证据二、证据四和证据九之外，均为复印件，因证据一属于电子签单合同；证据三、证据五原件已不存在，且原告手中持有的正是被告退回的单证复印件；证据六原件在被告处；证据七、八均为得知涉案单证的正本出现问题后，被告方给原告方出具。中国银行对于证据九认为，日期为2020年3月24日，但申请时间看不出来，从裁定书的内容上可以看本案原告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时已经陈述了这笔业务的全套正本提单在原告手中，因为裁定书中写了提单号，可以证明正本提单在原告手中。关于天津海事法院盖章的提单材料，不是正本提单原件，我方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虽为海事法院调取，但未经法院举证质证，并非被法院生效裁决文书所确认的事实。从该证据的前两页均是复印件，第三页是对一、二页的说明，船公司向货物到港目的地的代理发了一封邮件，第三页就是邮件的截图，原告说用这个证据来说明货物是由前两页的签单提走是无法证明的，其只是邮件的一个沟通，而发件人与收件人看不出来，只是一个邮箱地址。邮件的正文中也说给你发去的是复印件，最后一句也说进一步说明需要再一次问询收货人。这个邮件的内容无法证明货物已被正本提单提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九中两份证据相互矛盾。原告华艺公司针对被告中国银行的质证意见补充说明：1、对于海事法院的裁定书形成背景我方需说明一下，首先该裁定书性质为诉讼保全，是因为被告退回的单证全部由正本变成了影印件，原告方得知后，立刻联系船运公司落实货物情况，而船运公司经过查询告知原告货物已被提走，而船运公司拒绝向原告公司出具货物已被提走的相关信息证明，因此原告向海事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而申请诉讼保全时，原告方还不知道涉案的货物是被德国客户持提单正本进行的提货。海事法院调取的信息就是证明涉案货物被德国客户持提单正本进行的提货。因此被告代理人对此予以否认是不能成立的。2、我方提交的被告方向德国银行出具的面函，其中的内容明确了寄送的单证是复印件还是正本原件。而被告代理人以未做审查为由称收到的并非原件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也是明显推卸责任的一种说辞。同时提请法庭注意，被告拒不承认托收单证为原件的行为，即违背了诚信原则，而且也是非常明显的不符合逻辑的说辞。因为被告答辩中也明确表明了跟单托收的性质是什么，跟单托收如寄送复印件，那还有何等托收的法律意义。所以这种拒不承认托收单据为正本原件的说辞明显不能成立，且被告与德国银行方相互电传内容均能够说明托收单据为正本原件这一事实。海事法院裁定书中载明请求人持有全套正本提单，并非原告方的自认，申请诉讼保全的目的就是按照“见单提货”的国际规则，原告方不清楚船运公司是基于什么原因放货，为此申请的诉讼保全。而被告代理人所述对寄送单据是否原件，不具有审核义务是毫无法律依据的，也与托收的这种国际规则相悖。原告华艺公司当庭向被告中国银行询问，中国银行向德国银行寄送单据的面函中B/L下面3/3是什么意思，中国银行回答我们寄出的是三份正本三份副本，但是否为正本原件，我们不具审查义务。被告中国银行为支持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托收委托书》，证明原告于2020年2月19日签署《托收委托书》委托被告交单；《托收委托书》中明确本次交单适用现时有效的《托收统一规则》（URC522）；并载明了代收行为位于纽伦堡的的德商银行；根据《托收委托书》原告委托被告代为选择快递公司并认可被告不承担单据交付快递公司后的一切风险。华艺公司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认为案涉单证并非发生所谓的交付于快递公司而出现的延误、遗失、残缺等被告方免责的情形，案涉单证是基于原告交付被告后，出现了单证正本被德国客户非法获取并提走货物的情形，因此，被告依据托收统一规则以及委托书的内容抗辩免责依法不能成立。证据二：（2020）津72证保6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自认其持有全套提单正本，不存在其诉称的中国银行无法交回托收单据原件的事实。华艺公司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方主张。证据三：运单号为6856722331的DEL快递单据，证明被告于2020年2月19日按照原告提交的《托收委托书》中的地址寄出单据。证据四：DHL运程单。证据五：DHL运单查询说明，证明6856722331号运单于2020年2月24日派送到收件银行commerzBank。证据六：DHL邮件，根据德国DHL反馈原告《托收委托书》中提供的地址不是代收银行地址，DHL自行改派确认送达快件。证据七：3月2日德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发给被告的SWIFT电传，德商银行纽伦堡分行在2月24日签收单据后，并未对IPS公司是否是其客户或所收单据是否是正本原件表示异议；时隔七日后，3月2日，德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通过SWIFT告知被告IPS公司非其客户，并直接退回单据。德商银行未根据《托收统一规则》，针对单据是否存在表面不符问题表示异议。华艺公司对证据三、四、五、六、七认为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且与本案原告方诉求无关联性，原告方对于被告方采取的寄送方式等行为并未主张其存在违约。证据八：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交单人员徐莹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工作人员先于被告得知银行信息不对，此时根据原告诉状所述提货时间，货物尚未被提走。证明原告交单人员徐莹在2020年3月6日拿走退回的全部单证，其没有提出异议，在3月9日才与被告方工作人员联系。华艺公司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我方人员在2020年2月29日发送关于单据退回的信息，是基于被告方的告知，如没有被告方的告知，我方人员不会知道对方银行将把单据退回的情况。证据九：运单号为703760703的DHL快递单，德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向中国银行于当地时间2020年2月28日寄出单据。华艺公司对于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根据这个证据能够说明我方提交的德商银行显示3月2日的电传信息是银行打印日期，是晚于得知退单信息日期的，由此也可以说明被告方持微信通信记录予以证明的事实不存在。证据十：原告交单人员徐莹的签收记录，证明退回的全套单据由原告交单人员徐莹于2020年3月6日签收，并且未对其签收的文件非正本提出异议。证据七到十综合证明了如原告存在损失造成损失的原因为：1、被告交寄的快递已被德商银行签收，但回复被告的并非收件行位于纽伦堡的德商银行，而是在快递签收后时隔多日由德商银行法兰克福分行进行回复，纽伦堡的德商银行并未按照《托收统一规则》（URC522）的要求确认单据与托收批示中的表面相符并且不延误的通知被告。2、原告工作人员已经得知收件行信息出现问题且该笔订单本身就是采用风险较大的托收方式与新客户交易，原告交单人员在签收文件时也没提出其签收的文件存在问题，故应确定其3月6日自被告处取回的就是原件。3、被告已尽力协助原告取回德商银行退回的单据。综上，原告产生的损失并非由被告造成，被告不存在违约或过错。华艺公司认可证据十签字人员是原告方人员，但是认为原告方取走的并非寄送的全套单据的原件正本，而且原告方人员签字的这张就是被告方向德商银行寄送单证的面函，而该面函文件在寄送时是和原告方的全套单证一并寄送的，而退回来的面函也并非原件正本。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已将原告方托收单证原件正本全部退回。而且结合涉案货物已被德国客户持提单正本提货的事实，也能够印证被告退回单证非原件正本的事实。证据十一：被告四次协助原告联系德商银行的SWIFT电传，证明被告已尽最大努力协助原告与德商银行进行沟通。华艺公司对证据十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也为原告方提交的证据，该组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充分说明被告交付原告的退回单证，由原件正本变成了复印件的事实。证据十二：原告近三年在被告处办理托收、信用证业务情况明细，证明近三年原告在被告处办理的都是信用证业务，但对于首次合作IPS公司，依然采用风险极大的，从未采用过的托收业务，相关的商业风险及损失不应由作为第三方的被告承担。华艺公司对证据十二认为，不能确定是否发生了相关业务，但是被告据此想要证明所谓的托收业务风险大，其他业务风险小的主张，毫无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也就是说，被告方在答辩意见中大篇幅的陈述原告选择的交易方式为高风险方式，纯属其单方主观认识，国际托收业务是国际贸易交易过程中，普遍施行的一种方式，并且由托收统一规则进行规范和约束，原告方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交易，是原告方的权利，因此，证据十二与本案无关联性。经本院询问被告中国银行，办理托收业务时是否审核办理人员的相关资料是否原件。被告中国银行称根据托收规则第十三条、十四条，作为托收业务，银行对任何单据的格式、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虚假性或其法律效力不承担责任或对其负责，作为托收业务只是做形式上的审核。原告华艺公司认为，被告中国银行的说法不能成立，其违背了托收业务的本质。所谓的托收业务就是把委托方的重要的提货证明交付托收行，也就是被告，然后托收行把提货单证通过一定的方式邮寄至代收行，而代收行收到提单单证，是采取付款交单的方式办理业务。因此被告所说只做形式上的审核是脱离了托收业务的本质。而且作为原告委托托收业务的委托人来讲，把不是正本提单的单证去办理托收很显然不符合逻辑，因此被告的说辞缺乏事实根据，也没有逻辑的基础。再者，托收统一规则的第十三条、十四条规定，原告方认可该规定的内容，但是原告方并没有依据这一规则去主张被告方承担责任，而是被告方作为接受托收业务的受托人，取得委托人交付的财物后，即成为了相关财务的合法持有人。那么，基于委托法律关系的特征，被告方在处理委托事务未能处理完成后，应负有将交付的财物完整归还于委托人的法定职责，至于说所交付的财物在交付被告后，是基于什么原因被德国的客户取得正本并提走货物，权利受损害方是被告。经本院询问原告，请求数额100万元的计算依据。原告华艺公司称我方货物损失为139097.92美元（报关货物价值144097.92美元-定金5000美元），结合2020年5月11日起诉之日的汇率计算得出。被告中国银行对于基数139097.92美元不予认可，计算方式没有异议。经审核以上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质证意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20年2月19日，原告华艺公司与被告中国银行签订《托收委托书》，《托收委托书》载明托收单证为装箱单、货物发票、原产地证明、提单，指定代收行为德国COMMERZBANK。2020年2月28日，德国代收银行COMMERZBANK电传被告中国银行，以付款人非其客户为由，无法办理托收业务，通知被告中国银行退回全套托收单证。被告中国银行于2020年3月9日、2020年3月10日、2020年3月11日、2020年3月13日四次电传德国代收银行COMMERZBANK，索要托收正本单证。2020年4月2日，德国代收银行COMMERZBANK电传被告中国银行，回复收到的单据为彩色影印副本而非正本。2020年3月6日，被告中国银行收到退回单据交付原告华艺公司。2020年3月24日，天津海事法院作出（2020）津72证保6号民事裁定书，随案出具提单正本信息，提单信息显示德国客户IPSHOLDINGGMBH于2020年3月3日，提走涉案货物。另查明：2020年5月11日美元汇率为1美元=7.0769元人民币。本院认为，民事契约关系应遵循平等合法、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原告华艺公司因出口贸易与被告中国银行之间签署《托收委托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托收委托书》合法有效，原被告之间建立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均应履行法律义务。根据原被告认可的URC522《托收统一规则》以及跟单托收业务流程以及“付款交单”、“见单提货”的国际贸易规则，可以认定原告华艺公司交付被告中国银行托收单证商业发票、装箱单、产地证书、运输单据（提单）正本均为原件正本，被告中国银行收到并退回原告华艺公司的委托托收单证并非原件正本。被告中国银行辩称接受交单时对托收单证不具有审核义务，不予认可退回原告华艺公司的托收单证是复印件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中国银行与代收行德国COMMERZBANK六次往来电传和天津海事法院（2020）津72证保6号《民事裁定书》、随案提单提货信息，能够认定本案委托托收的提单正本被德国IPSHOLDINGGMBH违法获得并提走货物。被告中国银行接受委托，接收委托人华艺公司交付的托收单证——商业发票、装箱单、产地证书、运输单据（提单）正本后，即成为托收单证的合法持有人。在代收行德国COMMERZBANK退回托收单证非原告华艺公司交付的原件正本情况下，被告中国银行无法履行向原告华艺公司退回委托托收单证的法定责任，应向原告华艺公司承担不能退回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海关报关单和天津海事法院（2020）津72证保6号《民事裁定书》、随案提单提货信息，本院认定原告华艺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39097.92美元，结合2020年5月11日公布的美元汇率，损失金额为人民币984382.07元，本院认定被告中国银行应向原告华艺公司承担984382.07元的赔偿责任。被告中国银行向原告华艺公司赔偿后，针对托收单证被德国IPSHOLDINGGMBH违法获得的情况，被告中国银行可以向快递公司、德国COMMERZBANK银行进行追偿。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四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聊城华艺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损失984382.07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0元，原告聊城华艺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8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分行负担67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义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邢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