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19450号原告：洪光荣，男，1963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南省桂阳县,委托代理人：洪柏祥，男，由桂阳县樟市镇红冲村民委员会推荐。被告：广东新冬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汉溪大道东390号四海城商业广场2栋713。法定代表人：蔡晓民，职务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徐柏坚，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洪光荣诉被告广东新冬日实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怡然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洪柏祥，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徐柏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6年8月10日到被告的关联企业广州柯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的E小洲仓库任搬运工一职，2017年4月份转到被告的E小洲仓库任搬运工一职。被告规定原告每月休息2天；每天上午9：20至晚上20:00为正常工作时间，超过晚上20点的为加班时间，超过晚上20点的才能支付加班费。每月的十号左右，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上月的工资。双方约定原告月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补贴+全勤奖+加班费+绩效工资。2020年3月18日下午，被告人事经理邓伟把原告叫到办公室，告诉原告说“因为公司业务减少，公司决定裁员，所以现在告诉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随即拿出一份《员工离职申请表》要原告填写。原告申辩说“既然是公司辞退我的，不是我申请辞识的，那这份《员工离职申请表》我不签”。然后，原告在晚上19：58分打完下班卡后离开了公司。原告自2020年3月19日没有再去公司提供劳动。原告在职共3年零7个月。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590元。故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一、确认被告于2020年3月18日解除原告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二、被告支付原告被拖欠的2020年2月工资5506元和3月1日至18日的工资4556元，共计10062元；三、被告支付原告被拖欠的2016年3月10日至2020年1月15日的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加班工资以及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共计240586元；四、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4720元；五、被告支付原告的2017年、2018年、2019年（共计三年）未休年假的三倍工资11391元；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我司是一个管理公司，没有仓库和搬运职位。经核查，原告是广州柯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非我司员工，如果原告有劳动争议，应向该公司主张权利而非我司；另需说明，我单位于2017年才注册成立。因为疫情的原因，广州柯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要裁员，原告就要求该公司出具单方面解除的通知书，该公司不同意，并表示协商不成可以回来上班，原告就单方面走了。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其入职时间为2016年8月10日，岗位是搬运工，其工作地点入职时是在海珠区逸景路679-685号1-4层广州长江（中国）轻纺城新南区三楼309，其自2020年3月19日起没有再上班。被告则主张原告从未在其单位工作过，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且其单位的注册地是在逸景路679-685号1-4层广州长江（中国）轻纺城SC054室，与原告的工作地点非同一地点，同时主张原告是广州柯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亚公司”）的员工。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资条，载有原告的工资构成及工资数额等情况，其中有注明“柯亚代发”；2.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林彩燕在2017年1月至2020年3月期间的每月10日前后均有向原告转账款项的记录，原告主张该些款项即为被告向其发放的工资；3.手机通话录音、公司和员工谈话现场录音，原告主张该录音系其与被告的人事经理邓伟等人员沟通的录音材料，拟证明被告将其辞退及存在加班等事实；4.劳动场所照片，显示的场所有“新冬日”的招牌标识，房号为SC309，该场所中有原告及其他人员。5、前程无忧网站上显示的被告招聘信息，招聘信息中的公司日常活动图片有原告本人。被告质证表示：证据1、2是柯亚公司发的，我司不发表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不确认，邓伟并非我司员工，邓伟是代表柯亚公司与原告协商，而且柯亚公司也告知原告可以协商，协商不成可以回来上班，柯亚公司也没有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自己就单方面走了，随后提起仲裁；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因为柯亚公司与我司的经营场所位于同一层，原告很容易进行拍摄。被告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未对上述证据5发表意见。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显示甲方为柯亚公司，乙方为原告，约定有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等内容，载明月工资（含其他费用）2000元，甲方落款处盖有柯亚公司的印章，乙方落款处有原告签名。2、邓伟的社保费申报缴款个人明细，显示纳税人名称为广州织银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告质证表示：对于证据1，仅确认合同中的签名系其在2020年1月7日所签，但主张其在该合同签名时并未载明用人单位名称，且其在2020年3月20日与被申请人的人事经理邓伟现场交涉时，邓伟还出示了该劳动合同，当时也未载明用人单位名称；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且该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邓伟是广州织银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员工。本案原告曾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一、确认被告于2020年3月18日解除原告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二、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2月工资5535.4元、2020年3月1日至3月18日的工资4580元；三、被告支付原告2016年3月10日至2020年1月15日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221768元；四、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4283.2元；五、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1452.5元。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字[2020]104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3月18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二、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2020年2月的工资4400元以及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8日的工资（含生活费）1629.43元；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545.01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书还查明以下事实：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注册成立，林彩燕为被告的监事。邓伟于2020年4月21日持《介绍信》到本委领取了应诉材料以及开庭通知等材料，并填写了《当事人有效送达地址确认书》，其中，《介绍信》内容为“兹介绍我公司工作人员邓伟……凭该工作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到贵单位领取洪光荣劳动纠纷诉法材料……”落款处印有被告名称，并盖有被告名称的印章，《当事人有效送达地址确认书》填写的当事人为被告，有效送达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瑞康路389号新长江轻纺城南区三楼309，有效联系电话为邓伟135××××9388。广州柯亚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1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景荣（股东之一），股东兼监事为阮智容，住所为广州市海珠区瑞康路389号至395号（单号）、逸景路682至688号（双号）、逸景路679至685号（单号）一至四层广州长江（中国）轻纺城SA131；等。裁决后，本案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书，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被告均表示对上述仲裁裁决书查明事实没有异议。关于劳动合同的解除。原告表示，因为邓伟在2020年3月18日代表被告通知原告已经辞退原告，后续应该是协商赔偿的事宜，但劳动关系在3月18日当天邓伟代表被告辞退时已经解除，虽然邓伟在2020年3月20日向原告表示“既然双方就赔偿协商不成，原告可以回去上班”，但是原告认为既然已经解除不存在回去上班的道理，就去申请仲裁。对此，被告认为，邓伟代表柯亚公司向原告提出因为疫情想解除劳动关系，录音确实是这样记载的，但是录音中显示原告不同意柯亚公司的解除意见和补偿数额，也没有要求柯亚公司出具解除通知书，并且在邓伟表示协商不成就要原告回来上班，原告就要求出具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由于柯亚不同意，原告就单方面走了。关于工资问题。原告表示：1、自2019年8月起的月工资标准为4400元，其2020年2月1日至3月15日期间因春节放假以及疫情原因被告未复工而未上班，其于2020年3月15日才收到被告的复工通知，其在2020年3月16日至3月18日正常上班3天，被告未支付其2020年2月工资和2020年3月1日至3月18日的工资。2、上班需要考勤，早上9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各打卡一次；一个月休息一天，其余时间都上班；原告截至2020年1月15日的工作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348天和延长工作时间加班2706小时的事实，被告未支付其前述休息日加班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3、每年应休年休假为5天，原告2017年至2019年从未休过年休假，被告亦未支付其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其离职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5535.4元。4、虽然原告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没有载明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字眼，但从该仲裁申请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中对于休息日的加班工资计算方法可以看出，原告对于应休息而未休息的6天，全部主张了加班费，只是当时将法定节假日和一般休息日全部按照2倍工资计算，现诉讼中，明确将休息日区分为法定节假日和一般休息日，并对此主张按3倍和2倍的计算方法，因此并非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未经仲裁，而只是计算方法不一样。5、仲裁请求中主张的“经济补偿金”属笔误，原告主张的实为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仲裁中主张的数额也是按照“经济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的。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虽然被告提交的有原告签名的《劳动合同》中所载之用人单位名称是柯亚公司，在被告承认其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被告未能对获取该证据的方式予以合理解释，故该劳动合同的来源不明，合法性存疑；而且，原告陈述其在劳动合同上签名之时，用人单位处并未签署和盖章，由于劳动关系当中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收回再签署并盖章的情况并不鲜见，且该情况亦符合签订劳动合同必然存在一方当事人先签而另一方当事人后签的逻辑常理，而在用人单位收回劳动合同之后，用人单位对于在劳动合同中签署哪个单位名称以及加盖哪个单位印章，实际上劳动者既无法知情，亦无法左右，因此，原告上述意见并非毫无根据，故在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劳动者在签署该劳动合同时已经知晓用人单位为柯亚公司的情况下，无法充分证实该劳动合同系原告与柯亚公司就建立劳动关系合意而签署。现被告除提供了该来源不明的劳动合同之外，并无其他证据可证实柯亚公司与原告存在实际用工之事实，故本院对该劳动合同以及被告主张原告与系柯亚公司的员工不予采信。其次，原告提交的工资条中注明“柯亚代发”，被告亦以此抗辩称是柯亚公司发放原告工资，但如若原告系柯亚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应可径直向原告发放工资，而无需在工资条中另行注明“柯亚代发”，因此，被告该抗辩理由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从原告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来看，向原告定期转账款项的是被告的监事林彩燕，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林彩燕与柯亚公司存在关系，故被告主张系柯亚公司向原告发放工资之事实，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相反，林彩燕作为被告的监事，其每月定期向原告转账款项的行为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符合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的常规做法，故原告主张该些款项即为被告向其发放的工资，该事实有其合理性。而且从仲裁裁决书查明事实可知，邓伟以被告工作人员的身份领取了仲裁应诉材料，邓伟填写的《当事人有效送达地址确认书》中载明的被告有效送达地址与原告主张的工作地址相近，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劳动场所照片所显示的房号亦相同，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如实记录劳动者的相关信息以及用工起始时间等，因职工名册等入职登记材料属于用人单位掌握保管的证据，故本案被告对原告的入职时间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未能提供职工名册等入职登记材料予以证明原告的入职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被告在2017年3月23日之前并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不可能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故对于原告主张的入职时间，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自2017年3月23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已于2020年3月18日将其辞退并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原告对其主张之辞退情况仅有录音材料而未能提供其他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与该录音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予以证明，该录音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且，从录音内容来看，即使邓伟代表用人单位于2020年3月18日向原告提出要辞退原告，但当天用人单位并未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函件，原告也未办理离职手续，而原告与用人单位的代表邓伟于2020年3月20日仍继续协商劳动关系解除事宜，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的代表邓伟当即表示不再辞退原告，而是让原告回来上班。在此情况下，原告主张用人单位已于2020年3月18日将其辞退，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于2020年3月18日解除原告劳动合同及支付经济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自2020年3月20日起没有再去上班，而是提起了仲裁申请，本院认定原告以其实际行为于2020年3月20日解除了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关于工资的问题。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工资情况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未对此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上述主张的上班情况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的上班情况亦予以采信。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做好劳动关系相关工作的通知》（粤人社明电〔2020〕13号）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产的，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没有安排职工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支付职工生活费。因此，本案被告应当按照原告的月工资标准支付原告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日的工资，并自2020年3月4日起支付原告生活费直至2020年3月15日，原告2020年3月16日至3月18日正常上班，被告应正常支付原告工资。经计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20年2月的工资4400元（4400元×1个月）以及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8日的工资（含生活费）1629.43元（4400元÷21.75天×2天+2100元÷21.75天×8天×80%+4400元÷21.75天×3天）。关于加班工资的问题。虽然原告在仲裁请求中未提及法定节假日的字眼，但从其计算方式来看，其实已就其应休未休的时间提出了加班工资的主张，故本院对于原告诉请中主张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进行实体审理。由于被告在2017年3月23日之前不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双方于2017年3月23日才建立劳动关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6年3月10日至2017年3月22日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工资条已载明加班费的具体金额，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加班事实以及被告存在拖欠加班费的事实，也未有证据显示原告在此之前曾就加班费提出异议，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7年3月23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资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2017年和2018年未休年休假的权利主张存在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17年和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2019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工资情况负有举证责任，现被告未能提供工资台账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的工资情况，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予以采纳。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已统筹安排原告休2019年的年休假，亦无证据证明其单位已支付原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545.01元（5535.4元÷21.75天×5天×200%）。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八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九条，参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广东新冬日实业有限公司一次性支付原告洪光荣2020年2月的工资4400元以及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8日的工资（含生活费）1629.43元；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545.01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怡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何宇锋殷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