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17700号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368号4215室。法定代表人：黄红宇，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进标，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晖，该公司职员。被告：高检秀，女，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冬成，女，1977年11月7日出生，系被告之妹。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新建路百业商城5幢105。法定代表人：林子勤，职务经理。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高检秀、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庄进标、陈春晖，被告高检秀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冬成、陈玮玮，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子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诉称，2009年11月26日，被告作为第三人职工，被第三人安排到原告处从事厨工，至2017年5月25日因原告与第三人劳务协作关系中止而结束。期间原告受第三人委托代发被告工资。后被告向广州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期间原告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但仲裁委在未通知原告核对原件和补充证据的情况下，断然认定原告证据不充分，被告在仲裁阶段将第三人列为被申请人，表明被告确认第三人是“劳动关系争议主体”，且其确认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离退休返聘协议。另外，被告在仲裁期间表示2017年前支付工资主体为原告，既确认了2017年以后的工资、劳动报酬并非原告支付，又表明被告知晓2017年前其在原告处从事劳务工作、由原告代发工资的情况。仲裁委以法律并未禁止劳动者同时与两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为由，凭原告代发工资和被告提供劳务期间原告向其提供岗位福利（体检、工作服）、出入证推断原被告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另外，被告主张2010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存在的工资差额，涉及工资支付周期8年，被告主观假定其工作满勤而要求工资差额缺乏证据支持。综上，原告不服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劳人仲案[2020]1515号仲裁裁决书，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原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工资差额；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高检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我方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供我方与第三人的劳动合同在我方签名时为空白合同，且见到的对方工作人员是人力资源部经理邱海平；其次，该劳动合同违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方一直认为合同相对方是原告而非第三人，我方自2008年2月14日至2020年2月16日期间在原告处工作，工作地点、内容、职务均未变更过，实际用人单位是原告，虽然2017年12月至2020年2月工资为第三人发放，但实际为逆向劳务派遣，我方的实际工作单位是原告；第三，2011年至2019年的体检报告可以证明，用人单位为原告和中交四航局江门公司，两家公司为关联公司，对原告主张我方在航通新会分公司工作的意见不予认可，该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在江门市××区沙堆镇，而我方的工作地址一直在江门市××区古井镇，若我方是第三人派遣至新会分公司工作，社保应由第三人或者新会分公司处理，应在江门市交纳，而被告的社保在2010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间由广州红海人力资源公司交纳，可以证明用人单位是广州的企业；第四，原告主张2017年5月25日与第三人劳务合作关系终止，但被告的工资依然由原告支付至2017年10月，与原告主张的劳务合作合同终止时间不一致，被告一直在同一地点从事同样的工作，按照原告的要求办理银行卡及收付工资，本次争议发生前从未查询过工资支付主体；第五，对于工资差额问题，我方主张的工资差额时间段均是春节期间，因为原告春节放假时间长，每年从腊月二十四前放假至正月初八或者初十（2020年春节放假14天），被告的工资需要根据出勤天数作为计算标准，造成了差额，而放假并非被告主动请假，依照法律规定，原告应当支付工资差额。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述称，原告和我方在2009年8月28日签订劳务协作协议，我方安排被告到原告的新会分公司处工作，向原告收取劳务费。我方与被告在2009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建立劳动关系，在2019年2月17日至2020年2月16日期间建立退休返聘关系。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我方依法足额计发被告工资，高于当地最高工资标准，由原告新会分公司代发给原告，被告主张的工资差额是其主观上假定其工作出满勤而得出的差额。我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薪制+绩效工资，向被告计发工资，虽然部分月份工资较少是因为工资结算月被告工作日较少，但我方每年年终均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绩效工资，被告全年总收入大于当年最低工资标准×12个月。被告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的工伤保险是由我方委托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代缴我方与红海公司签订有《劳动事务委托服务协议》。被告主张签订空白的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上的用人单位、地址等内容均为打印项，不存在误导、欺诈被告签订合同的情况。经审理查明，被告在2009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在江门市××区古井镇管咀村从事饭堂厨工工作，其中2010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工资由原告发放。原告主张被告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由第三人派遣至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新会分公司（以下简称“新会分公司”）做厨工，因为交接和工作延续问题，原告发放了被告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工资。被告主张其自2008年2月开始在原告处工作至2020年2月，2019年2月16日退休，后接受返聘，应聘时有说明是原告招聘，办公楼外墙挂牌显示为“航通船业”，工作服印有“航通”字样，被告签署的文件都是原告和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盖章，但被告入职时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尚未成立，至仲裁时被告才了解2017年12月至2020年3月的工资由第三人发放的情况，之前从未听说过第三人，只知道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原告饭堂的供应商。2009年8月28日，新会分公司（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约定劳务协作岗位为一般辅助性后勤保安人员、卫生清洁人员、厨房人员、杂工、学徒工和生产替代性操作等人员，劳务协作期限视甲方工作需要、工作过程考核结果而确定；人工费由甲方根据劳务人员的考勤及工作表现等考核结算，并定期支付给乙方，乙方委托甲方将每月的人工费足额发放给乙方劳务人员；乙方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与被派劳务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并为被派劳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经甲方事前确认，甲方可依法承担应由用工单位支付的相应费用）；甲方与乙方派给的劳务人员之间不具备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务人员的劳动关系归属乙方；甲方负责劳务人员日常考勤和劳动纪律管理；乙方负责劳务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生效，有效期自2009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共3年；等。2017年5月25日，新会分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劳务协作关系解除协议》，约定双方劳务协作关系于2017年5月25日解除。被告对上述两份证据三性不予认可。2009年11月26日，第三人（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09年11月26日起至2010年11月25日止；乙方的工作内容为从事厨工工作；乙方的工作地点为江门市新会区及公司业务所在地；乙方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为40元/日；甲方依法制定绩效考核及工资分配制度，向乙方支付绩效工资；等。合同用人单位为打印内容。被告确认该合同上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主张该合同在其填写时手写的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资标准为空白，且合同由原告的员工邱海平提供并由邱海平填写其他内容，此前从未听说过第三人，第三人表示劳动合同由其员工与被告签订，不清楚有无告知过被告新会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存在劳务协作关系。原告表示其工作人员有告知过，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为证明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提交了工牌、公司图片、春节放假通知、体检报告等证据，其中工牌显示的工作单位为原告，部门为员工饭堂或办公室，职务为厨工；原告提交的公司图片显示，公司名称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航通公司第四届工会委员会分工及联系表”中“邱海平”为生活委员；春节放假通知单位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和原告；2011年至2014年及2016年体检报告显示的单位为原告，2015年、2017年至2019年的体检报告显示的单位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原告确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工牌只做通行证用途，因被告在饭堂工作，故原告和控股公司都很重视，故由新会分公司安排被告进行体检，为减少体检支出，有时以原告名义处理。另，原告自述其与新会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存在部分重叠。被告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显示，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由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保，缴费基数从860元至1300元不等，2012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由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缴纳社保，缴费基数从1300元至1550元不等。第三人提交了其与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事务委托服务协议》，协议约定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受第三人委托依国家规定为第三人代办第三人部分员工的工伤保险缴纳、变更等相关手续，服务期限自2010年4月1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被告提交了工资发放流水、江门市历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表，历年最低标准和工资差额计算表，拟证明其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原告确认实发工资情况和最低工资标准，但主张其仅为代发工资，不清楚被告工资的具体计算方式。第三人主张已足额支付了全部工资。经查，原告成立于1993年3月2日，登记住所地为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368号4215室，股东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三人成立于2009年3月9日，登记住所地为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新建路百业商城5幢105。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24日，登记住所地为江门市××区古井镇管咀村委会岗朗（土名），股东为原告和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新会分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25日，2014年6月13日，登记住所由江门市××区古井镇管咀村第二、三村岗朗，慈溪村四南村黄横围变更为江门市××区沙堆镇梅阁村散壳围。被告因本案纠纷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151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被告与原告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在该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支付被告2010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80元；三、驳回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对此本院评析如下：首先，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务协作关系的时间为2009年8月28日至2017年5月25日，被告主张在原告处工作至2019年2月16日退休，后被返聘，期间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均未发生任何改变，原告亦确认向被告发放了劳务协作结束后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工资，被告并非《劳务协作协议》的当事方，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告知被告实际用人单位的情况，被告主张不清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劳务协作关系、工资发放主体变化情况和社保缴纳情况，较为合理，虽然原告提交了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但相关法律并未禁止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其次，被告提交了工作证、体检报告、放假通知等证据，证明其受原告管理、在原告处工作的情况，虽然部分证据出现了其他单位，但均是原告的关联企业，结合被告陈述其一直认为用人单位为原告、仲裁前从不知道第三人以及第三人向被告发放了部分讼争期间工资等情况，被告主张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意见，可予采纳。对于工资差额问题，原、被告对仲裁认定的金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第三人对工资差额提出不同意见，但被告并未主张其支付工资差额，本案亦未认定其承担相应义务，故本院对其意见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检秀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被告高检秀支付工资差额35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伍婧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钟 露陈韵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