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7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住太原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贺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某,山西双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3，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某,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某、孙某2、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沟村委会”）、孙某3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3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耿某及其上诉人耿某、孙某2、孙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上诉人后沟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贺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崔某，被上诉人孙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袁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某、孙某2、孙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二之间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3.由二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耿某不是承包方的家庭成员,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混淆户的定义,违反法律规定;错误认定所谓延包合同；3.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孙某3向法庭提供的“协议”有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4.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后沟村委会辩称，1.一、二轮承包合同是孙家的承包合同的延续；2.2006年的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协议签订时耿某在场，当时与孙根新同居生活；3.协议并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利益；4.协议签订后，双方认可并依约履行长达十几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某3辩称，1.1995年合同是对1988年合同的延续，涉案土地原本属孙家有权主体共同共有的状态；2.孙家全家经协商于2006年签订了土地的析产协议，协议合法有效；3.协议签订后各自履行，未的异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耿某、孙某2、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孙某3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号：140107201211000114J）无效；2．由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6年1月6日，原告耿某与孙根新（又名孙更新）登记结婚。1987年5月20日，原告耿某户口迁入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原告耿某与孙根新婚后于1987年4月27日生育一女孙某1，1990年8月20日生育一子孙某2。又于1997年7月2日协议离婚，约定财产归男方所有。2013年11月1日孙根新死亡。1988年6月1日，被告孙某3与被告后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15年，即从1988年1月1日起至2003年12月31日止。承包耕地8.7亩，承包地块分别是坟后头1.7亩、三角只2.2亩、朝天坡1.2亩、大咀3.6亩、十八亩1.5亩。1995年1月1日，孙根新与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太原市北郊区小返乡后沟村村民委员会将本村土地坟后头2.32亩、十亩只1.5亩、朝天坡1.2亩、三角只2.2亩，共计7.22亩发包给孙根新经营，承包期限30年，自199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终止。同月，原太原市北郊区人民政府向孙根新颁发《集体土地农业用地使用证》。2006年3月15日，孙根新与被告孙某3签订协议，经双方家庭协商，达成协议：1.位于十亩只1.5亩和三角只2.2亩的土地的使用、处置、收益等均归孙某3所有。2.位于坟后头2.32亩和朝天坡1.2亩土地的使用、处置、收益等均归孙根新所有。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证明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有证明人孙忠新、孙永新的签字，有时任村主任牛文才签字及后沟村委会公章。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形式，即村委会与本村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农户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则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不论农户人口增减，承包合同均不调整。关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后沟村委会与被告孙某3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的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户成员以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前提。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承包农户的全体家庭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非成员的个人财产。也就是说，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家庭，而非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当承包户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时，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原告耿某与孙根新于1997年7月2日协议离婚，约定财产归男方所有，不再是承包方的家庭成员，不再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孙某1的户籍已经迁出后沟村，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不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1988年6月1日，被告孙某3代表孙家全家与被告后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1995年1月1日，土地二轮延包时，换孙家另一户成员孙根新与被告后沟村委会签订《太原市北郊去小返乡农村土地（果园）承包合同》。故涉案1995年《土地承包合同》是对1988年《土地承包合同》的延包合同，上述二份承包合同的承包户成员均为包括孙根新家、被告孙某3家在内孙家全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合法流转。2006年3月15日，孙根新与被告孙某3签订协议，经双方家庭协商，达成协议：1.位于十亩只1.5亩和三角只2.2亩的土地的使用、处置、收益等均归孙某3所有；2.位于坟后头2.32亩和朝天坡1.2亩土地的使用、处置、收益等均归孙根新所有；3.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证明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有证明人孙忠新、孙永新的签字，有时任村主任牛文才签字及后沟村委会加盖公章。被告孙某3代表孙家全家与被告后沟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孙根新、被告孙某3领取农业补贴的签字表，证明土地析产完毕后，土地权属已经明确，双方一直按照分家协议执行，各自种植、管理各自的土地并各自领取自己土地上的农业补贴，且长达十余年，在此期间双方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2017年9月1日，被告孙某3与被告后沟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被告孙某3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法有效。故原告耿某、原告孙某1、原告孙某2要求确认被告太原市杏花岭区小返乡后沟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孙某3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耿某、原告孙某1、原告孙某2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6年3月15日之后，孙根新家、孙某3家按协议各自种植、管理各自的土地并各自领取自己土地上的农业补贴，长达十余年。2017年9月1日，孙某3与后沟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2018年6月8日，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院认为，耿某与孙根新于1997年7月2日协议离婚，约定全部财产归孙根新所有；孙某2、孙某1是孙根新的子女，对于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2006年孙根新与孙某3签订的《协议》及孙某3与后沟村委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效力问题，《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从1988年孙某3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与1955年孙根新签订的《太原市北郊去小返乡农村土地（果园）承包合同》内容、过程及当时的政策等证据进行审查，可以认定后一承包合同是前一合同的延包合同，是孙根新户的承包合同，应当包括孙某3、耿某、孙某2、孙某1等孙家的家庭成员。2006年的协议是孙家内部对承包土地的划分，耿某已在1997年离婚时放弃了全部的财产，孙根新是孙某2、孙某1的父亲，有权与孙某3签订《协议》，而该《协议》并未损害其利益，且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村委会的确认，之后十多年孙家的家庭成员及耿某并未提出异议，该《协议》不存在无效的情形。耿某、孙某2、孙某1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某3与后沟村委签订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存在合同无效情形，故耿某、孙某2、孙某1主张确认《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耿某、孙某2、孙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耿某、孙某2、孙某1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米青山审判员 牛晓斌审判员 关文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孙 斐书记员 骆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