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6民初4659号原告：孙玉根，男，1963年3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原告：孙晨，女，1988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皋荣蓉，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泽鑫，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唐玲丽，女，1985年8月29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安仁县，现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兆平，江苏谊沣宏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玉根、孙晨诉被告唐玲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韩亚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玉根、孙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皋荣蓉、孙泽鑫，被告唐玲丽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兆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玉根、孙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唐玲丽向其支付公司亏损赔偿金18万元及违约金30万元（上述赔偿款的份额划分为：原告孙玉根80%，原告孙晨20%）。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5日，其与被告签订《三方协议》，共同成立并经营公司。双方约定，被告以技术及负责公司运行管理能力入股，并负责公司市场开拓、运营管理及行政配备等工作；被告对公司盈亏负责，如年度出现亏损，则应赔偿亏损的60%；如被告中途无故退出或因其个人原因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则应承担30万元的赔偿金。后其与被告于2019年2月27日共同设立了无锡大喜传媒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苏州有大喜传媒有限公司），并于2019年5月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共同经营苏州壹圆壹方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但被告任职后不久便屡次出现不作为的情况。自2019年8月16日开始，被告不再按协议约定履行对公司的管理义务。截至2019年7月底，公司已亏损近30万元。故其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唐玲丽辩称：关于公司亏损赔偿，其认为公司是其与两原告共同经营管理的，其并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会也未向其授予《三方协议》约定的权利，故让其承担公司的亏损是不公平的；即便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受损害也是公司，两原告要求其赔偿公司的亏损，主体不适格。关于违约金，其认为虽然其在2019年7月份以后已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但却并未退出公司，其现在的身份仍是股东，公司也没有因其个人原因而无法经营，故违约金的适用条件尚未成就；另外，其认为30万元违约金的标准过高。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如下事实：原告孙玉根、孙晨与被告唐玲丽于2019年2月15日签订《三方协议》，计划投资成立（待定，见附件）公司。协议第一条约定，公司股权比例为：原告孙玉根（或孙玉根授权的代理人）40%、被告唐玲丽40%、原告孙晨20%，其中，被告唐玲丽以技术及负责公司运行管理能力入股，原告孙玉根、孙晨以现金形式入股。协议第二条约定，公司初始资本金为50万元，原告孙玉根出资20万元、原告孙晨出资10万元，被告唐玲丽以技术及能力作价的20万元由原告孙玉根一次性出资赠予被告唐玲丽。协议第三条约定，被告唐玲丽在股东会授权下全权负责公司市场开拓、运营管理及行政配备等工作。协议第四条约定，被告唐玲丽对公司盈亏负责，如年度盈利，则每个年度分红一次；如年度出现亏损，则被告唐玲丽承担亏损额的60%作为赔偿。协议第五条约定，如被告唐玲丽中途无故退出或因其个人原因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经营，则应承担30万元的赔偿金。协议第六条约定，为激励被告唐玲丽的积极性，原告孙玉根、孙晨承诺，如公司盈利逐年上升且超过相应标准，则被告在享受分配利润之外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股权奖励。上述《三方协议》签订后，双方于2019年2月27日成立了无锡有大喜传媒有限公司，该公司股权构成为：孙信达（原告孙玉根的代理人）40%、被告唐玲丽40%、原告孙晨20%。另查明，2019年4月15日，原告孙玉根、孙晨与被告唐玲丽及孙信达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为解决大喜传媒公司员工缴纳养老金及购房资格问题，决定将原苏州壹圆壹方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圆壹方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孙信达40%、被告唐玲丽40%、原告孙晨20%，两个公司同时作为协议附件同步运行发展，具备同等法律效力。后壹圆壹方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完成了上述股权变更。2019年6月，原告孙玉根通过电话及微信方式联系被告，要求其参加当月22日的股东会，但被告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参加。后原告孙玉根、孙晨与孙信达于2019年6月22日形成股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分析了公司在经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被告唐玲丽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19年7月22日，原告孙晨与被告唐玲丽及孙信达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孙信达、孙晨同意公司认缴股本从50万元增加至100万元；唐玲丽因个人原因不同意增资，但同意通过股权转让方式维持20%的股份；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无锡大喜传媒有限公司从无锡迁入苏州，变更为苏州大喜传媒有限公司。后该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变更名称为苏州有大喜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喜传媒公司”），但孙信达、孙晨未实际增资，公司股权也未发生变更。2020年8月10日，原告孙晨与孙信达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自2019年8月以来，两公司一直处于借款维持经营状态。由于外围环境不佳、行业情况特殊、内部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公司亏损严重，已无法继续经营，故公司决定自2020年8月10日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同日，两公司向股东及员工发送了公司破产清算通知。又查明，被告唐玲丽在管理公司期间，以总经理或领导身份签署过多份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员工辞职申请及报销申请。审理中，原、被告均认可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中孙信达的股份为代原告孙玉根持有。但被告唐玲丽认为《三方协议》只涉及大喜传媒公司，而不涉及壹圆壹方公司。庭审中，被告唐玲丽向法庭播放了其与原告孙玉根的通话录音，称根据录音内容，原告孙玉根已免除了其赔偿公司亏损60%的责任。但原告孙玉根表示，免除被告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被告对公司进行增资，而被告并未增资，故其也不会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原告孙晨则表示该通话非股东会决议，其没有参加，对此不予认可。关于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的年度亏损情况，两原告称两公司中实际经营的只有壹圆壹方公司，但该公司的相关账册已被被告唐玲丽拿走，故只能向法庭提交自制的壹圆壹方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该利润表显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壹圆壹方公司的亏损额为298718.9元。两原告表示因被告在2019年7月之后不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故该公司后续的亏损与被告无关。被告对上述亏损金额不予认可，并表示只对大喜传媒公司的亏损负责。以上事实，由两原告提供的三方协议、股东会记录、股东会通知、微信聊天记录、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股东会纪要、公司破产清算通知、辞职申请、付款申请书、报销单、证人陈某,4的证言，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及法院制作的庭审、质证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金，本案中，被告唐玲丽作为职业经理人，与两原告了签订《三方协议》，并以自身职业技能入股大喜传媒公司及壹圆壹方公司，故应按约履行经营管理职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2019年4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可以认定大喜传媒公司与壹圆壹方公司同为《三方协议》对应的公司，故《三方协议》之效力及于该两公司。被告唐玲丽称公司股东会未授予其相应权限，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权力受限，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及庭审时各方的陈述，可以认定被告实际负责了两公司的主要工作。现被告无正当理由退出公司经营，应认定《三方协议》第五条约定的违约条件已成就。被告认为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30万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公司亏损的赔偿，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案涉公司截至2019年7月31日亏损金额的60%，即18万元，但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公司亏损的具体数额，故对其该诉请，本院无法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唐玲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玉根、孙晨违约金人民币300000元（其中原告孙玉根的份额为80%，即人民币240000元；原告孙晨的份额为20%，即人民币60000元）。二、驳回原告孙玉根、孙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250元，由原告孙玉根、孙晨负担1350元，被告唐玲丽负担2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亚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张凤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