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112行初74号 原告罗素芳，女，1952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原告刘小红，女，1981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青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三强西路212号。 法定代表人李召林，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小波，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某2，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第三人朱某1，男，2007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法定代理人朱某2，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系朱某1之父。 原告罗素芳、刘小红诉被告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东升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升街办”），第三人朱某2、朱某1确认拆迁安置协议无效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后，于2019年6月14日向被告东升街办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了（2019）川0112行初141号行政裁定，罗素芳、刘小红上诉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2020）川01行终138号行政裁定，撤销了本院（2019）川0112行初141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该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罗素芳、刘小红及二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青栩，被告东升街办的负责人周克俭、委托代理人何燕，第三人朱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素芳、刘小红诉称，罗素芳与刘小红系母女关系，刘小红与朱某2系配偶关系，朱某1系刘小红、朱某2之子。 罗素芳与刘小红一家三口在双流县东升街道办事处接待寺社区三组各有一处合法宅基地。其中，罗素芳的宅基地面积为8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双流集用（2010）第85899号；刘小红一家三口的宅基地面积为10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双流集用（2010）第100547号，两处宅基地相邻。1999年罗素芳、刘小红共同建造了一栋3层房屋，建筑面积为428.92平方米，所有权证号为双房权证双权字第1××9号，房屋为罗素芳、刘小红、朱某1、朱某2四人共同共有。2019年4月21日，被告东升街办与第三人朱某2签署了《拆迁安置协议书》，上述协议的签署未经罗素芳、刘小红的同意或授权，罗素芳、刘小红均不同意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公民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本案房屋及宅基地为罗素芳、刘小红、朱某1、朱某2共同共有，《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签署明显违反了《物权法》关于共有物处分的相关规定，东升街办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未尽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请求法院确认朱某2与东升街办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 被告东升街办辩称，一、东升街办有权与朱某2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根据当时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之规定,本案中,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根据成府土（2018）49号批复,于2018年3月1日依法发布了《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2018）2号］;2018年3月12日,原成都市双流区国土资源局作出《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接待寺社区1、3、4组等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18）2号］,上述公告、方案明确了征地补偿方案经区政府批准后,由涉及镇（街道）组织实施。故,东升街办组织实施案涉范围内的土地征收补偿安置事宜,有权与朱某2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二、朱某2具有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罗素芳与刘小红系母女关系,朱某2与刘小红系夫妻关系,朱某1系刘小红与朱某2之子。罗素芳、刘小红二人于2002年川藏路扩建项目时划地自建安置于双流区××道××段××号××栋××号××号××号,2004年农房普查时,罗素芳、刘小红共同商议将划地自建房屋登记在刘小红名下,将涉案房屋登记在罗素芳名下。2019年“机场噪音区二期”项目搬迁时,由于罗素芳、刘小红属于已经享受过拆迁安置人员,因此不再享受住房安置。2019年4月21日罗素芳与朱某2签订《农房划拨协议》自愿将农房普查面积428.92平方米的房屋全部划拨给朱某2,用于解决朱某2、朱某1的拆迁安置。2019年4月21日,朱某2提供了拆迁安置所需补偿安置资料,具有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主体资格。三、罗素芳、刘小红主张《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罗素芳作为涉案房屋产权人（户主）,与朱某2签订《农房划拨协议》,自愿将农房普查面积428.92平方米的房屋全部划拨给朱某2,刘小红（户）作为朱某2的妻子及受益人,对《农房划拨协议》是完全清楚的,上述行为属于民事主体对自身财产权利的自由处分,是共有权人对共有财产一致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东升街办对朱某2提供的拆迁安置补偿资料仅作形式审查,与朱某2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内容符合拆迁补偿政策规定,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导致行政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所述,罗素芳、刘小红主张确认案涉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罗素芳、刘小红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朱某2、朱某1述称，政府当时说的是因噪音污染自愿搬迁，现在又说是征地拆迁，我们是被骗签订的协议。 经审理查明，罗素芳、刘小红系母女关系，刘小红与朱某2系夫妻关系，朱某1系刘小红、朱某2之子。罗素芳户与刘小红户在双流区东升街道接待寺社区三组各有一处宅基地，两处宅基地相邻，二人在宅基地上共同修建有428.92平方米房屋。2004年农房普查时，登记的户主为罗素芳。之后，办理了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共同权人为罗素芳、刘小红、朱某2、朱某1。2018年2月7日，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出《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成都天府新区2016年第八十八批（双流区）城镇建设用地实施方案的批复》（成府土［2018］49号），同意将双流区东升街道接待寺社区1、3、4组及社区集体，迎春桥社区集体，长兴社区4、5组及社区集体，芦蒿社区1、3、5、6组，紫东阁社区集体，棠湖社区集体；黄甲街道檬子社区4组及社区集体的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将该批次申请的68.8549公顷集体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第三人朱某2等人的宅基地及农用地在上述范围内。2018年3月1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作出《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2018］2号），将上述征地批复的内容予以告知。2019年4月21日，东升街办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朱某2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了安置人员数（二人：朱某2、朱某1）、安置房位置、面积及补偿款、过渡费等。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前，朱某2向东升街办提供了统建安置承诺书、农房划拨协议等资料，朱某2提供的农房划拨协议载明：“罗素芳将农房普查面积共428.92平方米划拨给朱某2，各方均同意按照该协议划分的房屋面积进行搬迁安置补偿，因房屋划拨所产生的经济补偿问题由各方自行协商结算。” 另查明，罗素芳、刘小红在2002年川藏路扩建项目时，已划地自建安置于双流区××道××段××号××栋××号××号××号。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农村房屋普查登记表、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统建安置承诺书、农房划拨协议、拆迁安置协议、情况说明、（2019）川01行初1106号行政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足以证明。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及宅基地属于土地征收范围内，根据双流区人民政府的相关拆迁政策规定，被告东升街办有权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罗素芳、刘小红、朱某2、朱某1四人名下，但因四人具有特殊的人身关系，且朱某2在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时向东升街办提供了农房划拨协议书，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罗素芳、刘小红对朱某2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一事知晓且并未反对。另外，征地拆迁过程中对农村村民的住房安置，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居住条件，罗素芳与刘小红现均有自建房，对其再进行住房安置不符合相关政策也不公平，朱某2与东升街办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并不损害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东升街办与朱某2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罗素芳、刘小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罗素芳、刘小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明军 人民陪审员  余 力 人民陪审员  宋亚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