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1457号原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1052号。法定代表人：武勇。委托诉讼代理人：云芸、何灿舒，均系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28号。法定代表人：李勇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发、李志成，均系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深铁路公司）诉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广州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深铁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云芸、被告电信广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深铁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开具金额为80259.2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原告与被告签订《总机服务协议》，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提供通信服务，包含45部天翼对讲手机及24个月的通信费用，协议总金额为14.5万元。原告己于2014年7月29日、2015年5月13日分别向被告支付了6万元及8.5万元的通信服务费。自2014年8月以来，原告多次与被告联系，要求被告出具等额通信服务费发票，但截至2018年11月被告仅向原告提供了金额为64740.71元的发票。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向被告发出《广州南高铁工务段关于协商解决通信服务费发票的函》，要求被告开具剩余金额为80259.29元的发票，但截至目前，被告仍未向原告开具相应金额发票。据此，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被告依据双方签订的《总机服务协议》向原告提供通信服务，应依法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电信广州分公司辩称：我方已足额向原告开具了相应的发票，原合同中约定的14.5万元里面包括了6万元的购机款项及后续合同约定的45部每月消费。原告在2014年向被告转帐14.5万元后，由被告客服经理向第三方厂家购买设备6万元，这6万元是由被告客服经理向我司提取。在向第三方购买设备时，原告也是知情的。实际上这6万元并未实际入帐，在2016年1月份开始，我方应原告的要求，已向其开具了足额的增值税发票，后因原告收到发票后未及时进行抵扣，导致上述发票无法使用。原告公司工作人员于2018年要求我方开具红冲发票的方式来冲减销项，但因开票时间为2016年，跨年度后，我方无法开具红冲发票，因此无法通过以冲减销项的方式重新向原告开具发票。如再向原告开具发票，会出现重复开票、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二、开具发票事宜不属于民事关系调整范畴，开具发票是纳税人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而不是民事义务，最高院也有类似的判决。故本案不适宜通过民事关系进行调整，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广深铁路公司（甲方）与电信广州分公司（乙方）签订《总机服务协议》，约定电信广州分公司向广深铁路公司提供在广东省范围内“总机服务”业务，内容包括45部天翼对讲手机及24个月的通信服务，合同标的额为145000元。该协议未约定发票开具事宜。电信广州分公司称合同标的额14.5万元中的6万元为向案外第三方厂家购买设备款，发票应由第三方向广深铁路公司提供。2014年7月29日，广深铁路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电信广州分公司转账60000元，附加信息及用途备注通信费；2015年5月13日，广深铁路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电信广州分公司转账85000元，附加信息及用途备注通信费。2016年1月至9月期间，电信广州分公司多次向广深铁路公司开具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85783.65元。广深铁路公司未将发票用于抵扣，于2018年将发票退回给电信广州分公司，并称因收到的发票是2016年开具的，与双方2014年签订的合同在时间上跨年了，基于当年公司内部的财务制度而不能使用，故将发票退回。电信广州分公司称，广深铁路公司在收到发票后未在增值税发票的抵扣期限180天内使用或者退回，在发票未作废的情况下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再以红冲发票的方式重新开具，会涉嫌重复开票和虚开增值税发票。2018年10月10日，电信广州分公司向广深铁路公司开具四张广东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四张发票金额分别为4855.95元（其中400.95元为电信服务滞纳金）、4455元、4445元、295.71元，合计金额14051.66元。2018年10月16日，案外第三方厂家向广深铁路公司提供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票面金额50元整，单据张数691张，金额合计34550元，用途备注天翼手机通信费；2018年11月3日，案外第三方向广深铁路公司提供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票面金额50元整，单据张数509张，金额合计25450元，用途备注天翼手机信息费；两批定额发票金额合计60000元。广深铁路公司称这些定额发票不是购机费用的发票，认为合同款项14.5万元的收款方是电信广州分公司，其应当按照合同标的额开具足额发票。2019年6月10日，广深铁路公司通过电信广州分公司工作人员江嘉俊向电信广州分公司发出《广州南高铁工务段关于协商解决通信服务费发票的函》，载明“经过反复协调沟通，贵方于2018年10月至11月期间分三次共提供64740.71元有效发票，还差80,259.29元发票至今未提供，导致我单位未能办理报销关账。……为避免后续财务审计过程中出现偏差，现诚请贵司安排专人跟进此事，并寻求解决方案，并于2019年6月30日前给予书面答复。”广深铁路公司还提供了与电信广州分公司的联系记录，欲证明广深铁路公司多次催告，电信广州分公司仍未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总机服务协议》项下电信广州分公司的开票义务是否适当履行。广深铁路公司与电信广州分公司于2014年7月签订《总机服务协议》，协议虽未对发票开具事宜进行约定，但不影响电信广州分公司负有向广深铁路公司开具发票的合同附随义务。案涉合同标的额为145000元，其中85000元为电信广州分公司提供24个月通信服务费，60000元为案外第三方厂家提供设备的费用。合同履行后，电信广州分公司于2016年向广深铁路公司开具金额总计为85783.6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广深铁路公司由于自身内部的财务制度原因而不能使用这些发票，又未及时退回给电信广州分公司致使发票超过抵扣期限和作废期限，其后果应自行承担。广深铁路公司于2018年将发票退回后，经双方协商，电信广州分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又向广深铁路公司出具金额总计14051.66元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至此，《总机服务协议》项下电信广州分公司的服务款开票义务已经履行。此外，2018年11月3日第三方厂家已向广深铁路公司出具金额总计60000元的定额发票，广深铁路公司否认定额发票是购机费用的发票，但未能对该定额发票用途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广深铁路公司要求电信广州分公司重新为其开具金额为80259.2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6元，由原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翼人民陪审员  贾立冬人民陪审员  梁 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黄 颖叶丽方            判决书于2020年 月 日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