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104民初3631号原告（反诉被告）：朱大卫，男，1969年5月2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明德路4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吉林瀛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宋太花，女，1984年6月5日生，朝鲜族，住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镇六委六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多，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文，男，1984年6月17日生，朝鲜族，住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镇六委六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多，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彦利，男，1968年5月6日生，汉族，住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古城街二委8组。原告（反诉被告）朱大卫与被告（反诉原告）宋太花、李文及被告刘彦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大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宁，李文及其与宋太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多，刘彦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大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朱大卫与宋太花、李文、刘彦利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2.判令宋太花、李文偿还剩余债务93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93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从2019年1月31日计算至给付完毕时止；3.判令刘彦利向朱大卫偿还债务32万元及利息（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自2018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诉责险保险费等由宋太花、李文、刘彦利承担。庭审后，朱大卫撤回第1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朱大卫与宋太花、李文、刘彦利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宋太花、李文（夫妻关系）分期（22期）代刘彦利向朱大卫偿还债务108万元，刘彦利向朱大卫偿还债务32万元。协议签订后，宋太花、李文仅按照债务偿还计划还款了三期（2018年10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共计15万元），尚余93万元未按期偿还，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协议约定“丙方（宋太花、李文）承诺每月按时向甲方（朱大卫）还款，每期还款逾期的，按照年利率24%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如丙方（宋太花、李文）拒不履行债务义务或未完全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甲方（朱大卫）有权要求乙方（刘彦利）继续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向甲方（朱大卫）偿还债务”。逾期还款后，刘彦利未按照协议约定对剩余债务93万元及原债务的利息32万元进行偿还。朱大卫多次向宋太花、李文、刘彦利主张归还以上债务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宋太花、李文、刘彦利均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支付，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7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朱大卫诉讼来院。宋太花、李文辩称：1.朱大卫与宋太花、李文、刘彦利签订还款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刘彦利欠朱大卫108万元的水泥款，2017年5月，朱大卫与刘彦利约定：刘彦利将天富御苑16栋114门市房作价260万元抵给朱大卫，超出108万元欠款部分，由朱大卫返还刘彦利。后朱大卫与吉林省天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富房地产）签订了《认购协议》，天富房地产为朱大卫出具了《收据》，但朱大卫与天富房地产办理产权时被告知该房屋被天富房地产在银行办理了抵押贷款，无法办理产权，朱大卫到法院起诉天富房地产办理产权败诉，而后其又起诉刘彦利和天富房地产也败诉，在得知自己根本不能取得房屋权利的情况下，朱大卫与刘彦利协商，将房屋转让给李文、宋太花，三方经过协商确定，该房屋由朱大卫转让给李文、宋太花，李文、宋太花向朱大卫支付108万元，房屋价值余款由李文、宋太花支付刘彦利，三方才签订《还款协议书》，即李文、宋太花向朱大卫支付108万元是以得到该房屋为前提条件；2.李文、宋太花向朱大卫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到天富房地产办理产权才得知该房屋已被贷款抵押，无法办理产权，而朱大卫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告知李文和宋太花房子无法办理产权，其应当为李文和宋太花提供有产权的房屋（或产权无瑕疵的房屋）而没有提供是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朱大卫对此存在过错，李文、宋太花在不能获得房屋的情况下拒绝付款是符合三方约定的，也是其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方式；3.《还款协议书》并未产生债务转移，李文和宋太花不属于债务加入，属于附条件的第三人代为履行；4.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朱大卫故意隐瞒房屋被银行抵押、不能实现权利的事实，致使李文、宋太花签订《还款协议》，朱大卫的行为损害了李文、宋太花的利益，该协议应为无效合同，因《还款协议书》属于无效合同，该合同的全部条款均自始无效，且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违反了合同法关于代偿的规定，违约金条款亦应当无效；5.朱大卫在与李文签订《还款协议书》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李文、宋太花继续履行，将使其权利严重受损，李文、宋太花在得知房屋被抵押的情况后，多次和朱大卫沟通，也告知朱大卫暂停付款来解决问题，但朱大卫一直不予见面解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朱大卫的诉讼请求。刘彦利辩称：我和朱大卫置换货物，朱大卫给我水泥，我给他商混，后来朱大卫不要商混了，我就把长春市天富御苑16栋114号门市押给了朱大卫，天富房地产给朱大卫出具了认购协议及收据，房屋归朱大卫，价值260万元，我欠朱大卫108万元，差额款朱大卫应该给我，但一直没给。后天富房地产没能给朱大卫办理更名，朱大卫起诉我两次均败诉，我们双方达成和解，找到李文，把114号门市给李文，李文给朱大卫108万元，差额给我石头，但是因为天富房地产将114号门市抵押给银行，办理不了更名，导致双方发生争议。114号门市是朱大卫更名为李文的。宋太花、李文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宋太花、李文、朱大卫、刘彦利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无效；2.判令朱大卫返还已支付的款项15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事实和理由：本案涉及的《还款协议书》是在朱大卫与刘彦利主动找宋太花、李文协商，请求宋太花、李文接受天富御苑16栋114门市房的前提条件下做出，但朱大卫故意隐瞒该房屋已经被抵押、不能实现房屋产权的实际情况，导致宋太花、李文不能取得房屋产权，如宋太花、李文继续还款，将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故该协议应属无效协议，且还款协议中约定宋太花、李文承担违约金的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亦属于无效条款，现宋太花、李文已经向朱大卫支付了15万元款项，故提出反诉。朱大卫针对反诉请求辩称：1.朱大卫与宋太花、李文、刘彦利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且合同签订后，宋太花、李文已经用实际还款的行为履行了合同中的部分义务，说明二人对合同的约定是认可并接受的。宋太花、李文履行部分义务后，无故拒绝履行，其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该合同系各方主体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在这份闭合的合同内，宋太花、李文承诺代替刘彦利偿还债务，合同内并未约定履行偿还债务的条件，即宋太花、李文的债务并不是附条件的债务加入，二人既不享有法定的抗辩权，也不享有合同约定的抗辩权，故其抗辩理由不成立。3.宋太花、李文诉称事实有误，故意歪曲事实，意图违反合同，不诚信履行。本案的真正事实如下：根据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5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书、（2018）吉0105民初1799号民事裁定书及对应的庭审笔录记载，朱大卫拥有刘彦利欠款140万元的合法债权。朱大卫并不是天富御苑小区16栋1层114号房所有权人，也不具备法律意义上处分该房屋的权利，更不存在其将该房屋产权过户给宋太花、李文的事实和可能性。此外，宋太花、李文系刘彦利朋友，朱大卫与二人并不认识，宋太花、李文、刘彦利与朱大卫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他们杜撰朱大卫将案涉房屋卖给宋太花、李文的事实，朱大卫并不存在处分和交付的可能性，宋太花、李文的主张严重损害朱大卫合法权益，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刘彦利针对反诉请求辩称：房子不是我给李文、宋太花的，是朱大卫更名给李文、宋太花的。经审理查明：朱大卫与刘彦利进行易货交易，后因刘彦利欠朱大卫货款，双方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约定：“刘彦利向朱大卫还款金额共计140万元（其中本金108万元，利息一年32万元）；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前全部还清；刘彦利自愿将位于长春市天富御苑16栋114单元（建筑面积187.78平方米）的门市房作为还款抵押，抵押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还清全部款项为止。”上述协议签订后，在刘彦利的协助下，朱大卫与天富房地产于2017年5月11日签订一份《认购协议》，约定朱大卫认购天富房地产开发的天富御苑16栋114门市，单价12,000.00元每平方米，房款总计2,253,360.00元，一次性付款。同日，天富房地产向朱大卫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朱大卫2,253,360.00元，收款方式为抵账，交款事由为御苑16#-114门市。2018年朱大卫起诉天富房地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至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上述认购协议有效以及判令天富房地产继续履行认购协议并向朱大卫交付房屋。2018年8月15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105民初14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争议房屋系朱大卫与刘彦利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担保，驳回朱大卫全部诉讼请求。后朱大卫又起诉刘彦利、天富房地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至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8年10月9日朱大卫申请撤诉。2018年10月16日，朱大卫作为甲方，刘彦利作为乙方，宋太花、李文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载明：“甲方与乙方因商业往来产生债权债务纠纷，乙方欠甲方本金108万元，利息32万元；丙方承诺代乙方向甲方偿还欠款本金108万元，且丙方对乙方欠甲方债务利息32万元不承担债务偿还义务；丙方自2018年10月起履行代为偿还债务之义务，每月30日（逢二月偿还债务日为当月的28日）向甲方还款5万元，最后一期（2020年7月30日）还款3万元，偿还计划见合同附件（一）；丙方以登记于丙方宋太花名下的一套房屋作为向甲方偿还债务的抵押担保；丙方承诺每月按时向甲方还款，每期还款逾期的，按照年利率24%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如丙方拒不履行债务义务或未完全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向甲方偿还债务。”2018年10月17日，朱大卫作为甲方，刘彦利作为乙方，双方在天富房地产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乙方介绍的第三方宋太花、李文代替乙方向甲方履行本金偿还义务，共计偿还欠款本金108万元，如宋太花、李文拒不履行债务偿还义务或未完全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向甲方偿还欠款；甲乙双方与第三方宋太花、李文共同签署代还款协议书后，甲方已经依照乙方要求，配合乙方将认购人为甲方的长春市二道区天富御苑第16幢114号房的认购协议更名为乙方，同时也将标的房屋所涉的抵账票据交付给乙方。”当日，天富房地产为宋太花出具了房款收据，收款方式为抵账。2018年10月16日的《还款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宋太花、李文分别于2010年10月30日、2010年12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向朱大卫转款5万元，共计15万元，此后再未按约定支付款项，导致朱大卫诉讼来院。另查，天富房地产于2020年10月22日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天富御苑16#114商业门市处于抵押贷款状态，于2021年9月末前还款解封。”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还款协议书》、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协议书》、交易明细、收据、证明及庭审笔录。本院认为：一、关于2018年10月16日朱大卫、刘彦利、李文、宋太花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该份《还款协议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宋太花、李文主张该份《还款协议书》中涉及宋太花、李文向朱大卫支付的108万元是基于朱大卫将长春市天富御苑16栋114号门市转让给宋太花、李文，宋太花、李文向朱大卫支付108万元购房款而形成的，并非是偿还欠款，且朱大卫在转让房屋时隐瞒房屋被天富房地产抵押的事实，损害了宋太花、李文的合法权益，该份《还款协议书》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份《还款协议书》未体现朱大卫与宋太花、李文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刘彦利、宋太花、李文对为何没有体现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未作出合理解释；其次，签订该份《还款协议书》的次日，朱大卫与刘彦利在天富房地产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朱大卫、刘彦利、宋太花、李文共同签署代还款协议书后，朱大卫已经依照刘彦利要求，配合刘彦利将认购人为朱大卫的长春市二道区天富御苑第16幢114号房的认购协议更名为刘彦利，同时也将标的房屋所涉的抵账票据交付给刘彦利”，由此能够证明2018年10月16日签订《还款协议书》后，朱大卫将认购协议书及抵账收据返还给刘彦利，而天富房地产也仅是为宋太花重新出具了房款收据，收款方式为“抵账”，并不能以此证明朱大卫将该房屋转让给宋太花。综上，对宋太花、李文主张其与朱大卫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2018年10月16日的《还款协议书》无效并返还15万元购房款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宋太花、李文应否向朱大卫承担债务的问题。第三人代为履行是指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本案中，朱大卫、刘彦利、宋太花、李文三方签订的《还款计划书》约定“宋太花、李文代刘彦利向朱大卫偿还欠款本金108万元；如宋太花、李文拒不履行债务义务或未完全履行债务偿还义务，朱大卫有权要求刘彦利继续履行债务偿还义务”，可见，三方协议约定宋太花、李文向朱大卫偿还108万元债务，同时不免除刘彦利偿还108万元的义务，因此宋太花、李文对108万元债务的承担方式构成债务加入，不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其二人应与刘彦利共同向朱大卫履行偿还义务。三、关于宋太花、李文应偿还的本金及如何支付违约金的问题。《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宋太花、李文仅偿还15万元本金，还应向朱大卫偿还剩余欠款本金93万元（108万元－15万元）。关于违约金，宋太花、李文未能按期偿还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还款协议书》约定“宋太花、李文每期还款逾期的，按照年利率24%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宋太花、李文主张违约金标准约定过高，本院予以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违约金的标准调整为：以5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9年1月31日、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31日、2019年5月1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7月1日、2019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以5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9年8月31日、2019年10月1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31日、2020年2月29日、2020年3月31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5月31日、2020年7月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3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对超出上述部分的违约金诉请不予保护。四、关于刘彦利应否偿还利息32万元以及能否再次计息的问题。朱大卫与刘彦利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约定“刘彦利向朱大卫还款金额共计140万元，其中本金108万元，利息一年32万元”，朱大卫自认32万元利息是2016年5月18日至2017年5月10日期间发生，本院认为该利息标准约定过高，应予调整，具体为：以108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8日至2017年5月1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朱大卫主张以此笔利息为基数再行计算利息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关于朱大卫主张诉责险保险费的诉请，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宋太花、李文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告（反诉被告）朱大卫给付欠款93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5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9年1月31日、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31日、2019年5月1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7月1日、2019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以5万元为基数，分别自2019年8月31日、2019年10月1日、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31日、2020年2月29日、2020年3月31日、2020年5月1日、2020年5月31日、2020年7月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以3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31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二、被告刘彦利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反诉被告）朱大卫利息（利息以108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8日至2017年5月1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朱大卫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宋太花、李文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58.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朱大卫负担3,179.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宋太花、李文负担14,139.00元，由被告刘彦利负担740.00元；反诉费9,209.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宋太花、李文负担；公告费260.00元，由被告刘彦利负担；保全费5,000.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宋太花、李文及被告刘彦利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孙彦辉人民陪审员 张立平人民陪审员 田跃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吴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