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8民申5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丽，女，198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柳其红，男，196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林玲，女，199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李刚，男，197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现在云南省杨林监狱服刑。再审申请人杨丽、柳其红与被申请人林玲、李刚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20）云08民终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丽、柳其红申请再审称，本案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1、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新证据之一：普中执字第149号《执行裁定书》在一审程序中未作为证据使用。该《执行裁定书》十分清楚的证明了以下法律事实：2015年9月14日，林玲以房屋承租人名义，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法院解除在执行案件中对登记在李刚名下位于思茅区房屋的查封，停止对上述房屋的拍卖、变卖执行程序。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普中执字第149号《执行裁定书》，以“异议人林玲提出的执行异议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不符合执行异议成立的有关法律规定”，裁定驳回了林玲的异议。在上述执行异议的裁定书作出后，在法定的期限内，林玲既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相应的诉讼。按法律规定，该执行异议裁定书应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1）新证据之二：一审庭审笔录。在庭审笔录中，当事人李刚亲口陈述：他们于2014年所签的《房屋租赁合同》并非真的要出租房屋给林玲，而是将房屋作为担保，以担保其400000元债务得到清偿。所以，双方所签的《房屋租赁合同》并非双方内心的真实意思。因此，也就谈不上实际履行该租赁合同。实际上，该房屋是由李刚自己装修，装修后也是交给李刚自己的朋友王蕊入住，而非交付给林玲入住。也就是说，结合上面的新证据，加上本案已经查清的事实：林玲早在2015年4月就已得知涉案房屋已被申请人查封，而此时他们之间的所谓的《房屋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既未交付租金，也未由承租人装修，更没有交付给林玲入住按照李刚的陈述，他们的内心意思也不是真的要建立租赁法律关系，只是作为债务的担保。属于典型的虚伪意思表示。可见，至少在杨丽、柳其红申请查封房屋的2015年4月之前，林玲、李刚之间既无真实的租赁合同意思，也没有实际履行租赁合同，房屋既未按“合同”约定的由林玲装修，更未交付。别说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因欠缺真实意思而无效；就算双方的租赁合同有效，林玲作为承租人，既未装修入住，也没有实际享有和履行任何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那在人民法院查封之时，真实的租赁法律关系根本就没有发生，又有何“承租权”存在；2、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李刚没有租赁合同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林玲、李刚所签之《房屋租赁合同》实际是以担保民间借贷的履行。因此，依据《民法总则》规定，林玲、李刚之间所签之租赁合同因欠缺“意思表示真实”要件，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不应确认其效力。在多次庭审过程中，李刚均当庭陈述：他女林玲夫妻（林玲丈夫谭波，因涉黑渉恶犯罪，现被普洱市公安局通缉）的债务，因无法归还，就与林玲签订租赁合同，用以担保其债务，并非建立真实的租赁合同关系。《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明确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李刚与林玲签订合同时，内心缺乏建立租赁合同关系的意思（其本意是抵押担保），属于虚伪表示，依法应认定该租赁合同为无效。而且，林玲、李刚故意倒签合同的时间，隐瞒真实的合同签订时间，虽属于双方的意思表示，但其虚构事实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掩盖其不存在真实租赁关系、不存在交付租金等基本事实，损害到执行申请人作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依法也不应确认其租赁合同有效。（2）就算租赁合同有效，林玲、李刚之间并没有实际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作为“承租人”的林玲既未装修、也未入住、也未交付，是在明确得知房屋被查封、且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以后，才实际占有房屋。这种情况下，不是适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规则，而是否适用《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问题。《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根据本案证据，2016年2月18日，物业公司变更登记的入住人为白玉兰。王蕊、白玉兰都不是林玲。林玲的实际入住时间只能是在2016年2月以后。而早在2015年4月，林玲就已明确得知涉案房屋被查封（见异议申请），2015年9月，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已裁定驳回林玲的执行异议申请。可见，林玲在法院查封房屋之前，双方既没有建立真实租赁法律关系的意思，也没有实际履行。直到明确得知法院查封房屋之后，才恶意占有房屋，妨害执行。此中是否涉及谭波的黑势力背景我们暂且不论。林玲和李刚的做法很明显违背《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换言之，作为李刚，在明确得知涉案房屋被人民法院查封以后，目前无证据表明他是被迫（谭波的黑势力背景）还是主动交付的情况下，即使是主动交付，他明显违背了上述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他应配合执行法院的执行行为，而不应处分已被查封的执行标的物。强行处分的，处分行为应为无效。这里的处分行为，并非他签《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而是他在明知房屋被查封后的交付行为；其交付行为因对抗人民法院的执行而无效；（3）林玲、李刚在2015年明知房屋被查封以后，又于2017年向（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且故意不告知申请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其提起诉讼的主管意图十分明显，就是通过确认“承租权”以对抗执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法〔2011〕195号】第11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恶意诉讼取得的生效裁判应当依法再审。案外人违反上述管辖规定，向执行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起诉，并取得生效裁判文书将已被执行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确权或者分割给案外人，或者第三人与被执行人虚构事实取得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申请参与分配，执行法院认为该生效裁判文书系恶意串通规避执行损害执行债权人利益的，可以向作出该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建议，有关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决定再审。人民法院不应该对这种故意签订21年的租赁合同、明知房屋已查封的情况下恶意提起诉讼的行为进行鼓励纵容。故请求再审本案，撤销二审民事判决，改判驳林玲、李刚的上诉请求，维持本案一审判决并由林玲、李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刚于2014年2月购买了普洱市思茅区白云路与茶城大道交叉口西北侧“金晨蓝湾”小区4幢1单元1201号的涉案房屋并一次性支付了房款，因李刚欠林玲400000元借款，双方于2014年5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李刚将涉案房屋租给林玲，租赁期限自2014年5月7日至2034年5月6日，20年租金为400000元（房租已一次性付清）。”该合同是李刚为了抵偿债务而与林玲签订，是民事主体对自身权益的处分，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据此，该《房屋租赁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的租金从2014年5月7日起便开始计算，至此，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7）云0802民初2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林玲与李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有效”并无不当。杨丽、柳其红诉李刚、肖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3日立案，杨丽、柳其红于2015年4月10日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1日作出（2015）普中民初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对李刚位于普洱市思茅区的涉案房屋予以查封。”林玲于2015年9月14日对（2015）普中民初字第68号民事裁定提出异议，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2015）普中执字第14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林玲的异议。2015年9月27日，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普中民初字第6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刚、肖丽欠杨丽、柳其红411.4万元。”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6）云08执51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对该套房屋继续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该案中，杨丽、柳其红申请执行后，于2018年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云（2018）普洱市不动产权第0014394号。杨丽、柳其红取得房屋所有权后，由于林玲已入住该房屋，导致杨丽、柳其红一直未能对该房屋进行使用。故杨丽、柳其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张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17）云0802民初2264号民事判决的内容损害其民事权益，请求撤销该生效判决并确认《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本案中，李刚与林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金从2014年5月7日起便开始计算，《房屋租赁合同》即以生效。而杨丽、柳其红诉李刚、肖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3日立案，2015年4月10日杨丽、柳其红才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其对涉案房屋的起诉、查封、取得时间均在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生效之后，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涉案房屋的查封与所有权的变更并不影响李刚与林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林玲仍合法享有涉案房屋的承租权。因此，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亦无不当。杨丽、柳其红在再审申请中向本院提交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普中执字第149号《执行裁定书》及一审庭审笔录，认为是本案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经审查，杨丽、柳其红提交的一审庭审笔录不属本案新的证据。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普中执字第149号《执行裁定书》仅是林玲对（2015）普中民初字第68号财产保全裁定提出异议的驳回，未涉及涉案《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不足以推翻原判决。综上，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法律适用正确，判决得当，应予维持。杨丽、柳其红认为本案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再审本案。杨丽、柳其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丽、柳其红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 勇审判员 邹春林审判员 李国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杨红娟书记员周俊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