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39392号原告：张振亚，男，194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北京市朝阳区、601号。被告：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171号。负责人：郑庆顺。诉讼代理人：黄怡鉴，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振亚诉被告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的决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振亚、被告诉讼代理人黄怡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原在北京市科委下属单位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工作，1991年经北京市科委与被告协商调入被告处工作。1991年3月4日正式调入被告处工作。原告到广州后拿着调令和党组织关系及介绍信交给当时被告的副主席王秀柔女士，王秀柔分配原告到被告下属单位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担任广东省佛山市科学保健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当时担任副书记的朱淼强可以证明。原告在佛山市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因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总经理许祥焱贪污受贿等问题致使单位效益不好，不给原告发工资，许祥焱后来被抓，死在监狱内，2000年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关闭。原告找到当时被告的副主席王秀柔，要求王秀柔与北京市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联系，把原告退回主北京原工作单位，王秀柔不答应。又过了一段时间，原告在黄埔，联系了一家“广州乐而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同意接收原告去工作，原告要求王秀柔把人事关系、党组织关系转给广州乐而康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专门到黄埔组织处，当时一个女处长接待了原告，其同意接收原告的人事和党组织关系。但是王秀柔不为原告转黄埔管委会。当时王秀柔和一位男同事接待原告，要求原告找一个省级的大单位。那时原告找不到省级单位接收，王秀柔说非省级以上单位才行，否则就不给转走关系，致使原告就这么脱离了党，脱离了组织，如果王秀柔当年给转走人事和党组织关系，原告的社保问题就不会找到被告。原告于1961年10月参加工作，在该工业部下属单位工作了15年，1975年北京市人事局调原告到北京工作，先后在北京市××县委组织部、北京市××科委、通县科协、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工作。1991年原告调入被告前，在国企工作了30年，按照人社部规定，原告已视同缴费30年工龄，国家明文规定视同缴费满15年就可以每月领取应得的工资待遇。1991年原告已调入被告，并在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了一年多的事实，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关闭后，理应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帮助原告办理社保手续，被告应当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为原告补办社保手续。粤府（2015）129号文规定，2014年10月1日至我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启动实施前，经组织批准调动工作，且符合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条件的，由调入单位办理其参保手续，并补交期间相应时间段的养老保险费。2014年10月1日至我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启动实施前，离开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制内工作人员，由原单位办理其参保手续，并补交期间相应时间段的养老保险费。原告有北京市科委和被告签的协议书和当时正式调令，被告不承认这是组织调动，原告多次到广州市社保接待窗口，咨询一位有经验50多岁的工作人员，其多次表示，如果原告是调入广州市科协就归他们管，现在就可以帮原告办社保审批手续和调档案，有专门的部门审理档案，他们看了档案就清楚多少年视同缴费，他说当年调令就是这种式样的调令，原告当年调入的是被告处，应该由广东省社保局帮原告补办社保手续，原告曾多次去了广东省社保局窗口，工作人员回复原告说个人来办社保手续不行，得由被告补办增员手续，广东省社保局才能帮原告补办社保，可是被告不承认原告，致使原告前30年的视同缴费工龄没有单位管，原告的原上级单位说原告当年已正式调出，北京市管不了，应由被告帮原告办社保，为了确认原告调入被告调令的真实性，原告又去了广东省从化区管组织人事的干部帮助确认，有经验的同志确认这是当年的调令，广州市社保接待大厅，有经验的老同志多次确认，告诉原告这就是当年的调令。法院可到原告当年的上级单位调查，北京市科技开发中心总经理杨宝华和原副总经理周晓靖和具体管组织干部小韦女士，都可以证明，这份调令是怎么开出来的。原告于1991年调入广东后，把调令和党组织关系，亲自交给当时的被告副主席王秀柔，原告手里没有任何材料了。王秀柔退休后，她的继任者没有一个人担责任。直到2019年春节前，原告找到一位老同志，拜托她让管档案的负责人查查原告调到被告处的有关材料，直到2019年春节后，管档案的杨同志查到原告调入被告的协议书，他们说找不到调令。没有办法，原告亲自去北京原上级单位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管档案的负责人李总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帮原告把当年调令存根找了出来，白纸黑字写着调到被告处，原告的调出单位说当年调出前被告一定给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发过一封商调函，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同意后才开出的这份调令，被告负责人隐瞒实情，说没有原告调来的任何材料，当年原告在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了一年多，该公司经营不善不给原告发工资，迫使原告只能找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却被被告负责人说成是辞职下海。原告曾多次找被告解决社保问题无果后，又写信到广东省信访局反映，该局4次转信给被告让其帮助解决，被告态度强硬，不予理睬，根本不承认原告当年调入被告处的事实。请问被告至今在其档案内，怎么有原告调入被告处的协议书，既然被告不承认原告调来了，原告又怎么认识当时的被告副主席王秀柔女士及原告当年工作过的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的同事。被告不承认这份调令，在回复信访局的信中，说原告从来没有调到被告处，那份调令只是介绍信，说原告也没有到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过，语气强硬。2019年又派人到原告原上级单位调查这份调令的真伪，既然被告全部否认原告调来的事实，2019年被告为什么还要浪费人力及差旅费去北京调查。原告今年77岁了，来广东后又工作了近30年，请见2001年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关于同意广州市乐而康有限公司进区的批复，请见1997年广州市白云区振亚保健品经营部的营业执照。2006年3月8日，原告在从化明珠工业园建厂。至今原告还在工作，在1991年调来被告前，已在国家企事业单位辛勤工作30年，来广州后又工作了30年，而被告不承认原告调入的事实，因此，原告的社保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综上所述，被告不为原告办理社保，有两点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原告提供的调令是真实的，白纸黑字写明调入被告处，原告归被告管，被告就应为原告办理社保手续；第二，被告派原告去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一年，原告的调入关系是被告，原告就是被告的人，而后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关闭，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被告也应当负责任，按照国家劳动法规定，原告的工作单位理应为原告上社保。因此，要求判决：被告承认原告在被告单位是公务员编制身份。被告辨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根据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明，其于1943年出生，2003年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如原告认为其未能享受退休养老待遇是我方所致，要求我方为其补办社保的，根据当时的民法通则，最迟应自2003年起两年内（即2005年前）提起诉讼，现原告起诉之日距退休之日已逾十七年，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二、原告与我方没有任何关联，原告并非经组织批准调入我方工作，也从未到我方报到。首先，原告提交的《介绍信》并非正式调令，所谓“报到”日期存在涂改，签发日期甚至迟于报到日期，且该《介绍信》上的其余所涉人员仍在原单位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工作，其中平环球担任原单位法定代表人至今。其次，原告称我方曾向其原单位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发出商调函，并无证据予以证明，亦非事实。根据人事及档案管理要求，商调函为商请收文单位同意拟调动人员的调动，或商请将该人员的人事档案寄给发文单位了解拟调动人员工作情况的公文。如我方曾向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发出商调函，则该中心应将原告的人事档案直接寄给我方予以接收查阅，不可能出具同意原告自带人事档案的介绍信。且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应为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则是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的主管部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我处级别相当。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作为异地下一级单位，没有权限向我方直接开具所谓“档案由个人自带”的《介绍信》，该《介绍信》对我方而言并不具有须遵照执行的强制义务，我方从未接收原告的人事关系，显然不能作为原告“经组织批准调动到我方工作”的证据。再者，我方与下属的广东科普器材公司为两个独立法人单位。根据1987年10月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的复函（粤办函【1987】423号）》，明确规定，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财务上接受广东省财政厅的监督管理，经济及人事关系上与我方脱钩”。我方虽曾于1991年2月4日在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与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1991年1月23日签订《关于变更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隶属关系的协议书》上注明“同意”并加盖公章，是基于我方作为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的主管音准，对其重大经营事项的批复；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也作为乙方主管单位在该协议上盖章表示同意，与我方的盖章行为正好对应。该协议的法律责任应当由协议双方当事人自行承担，与我方或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无关。且该协议是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的隶属关系变更，其在编人员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从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调出，由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和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负责安置，并未约定（也不可能约定）其在编人员可以据此调入我方。目前，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仍正常存续，主管部门（出资人）为北京市长城工商股份有限公司，且该所原在编人员平环球目前仍担任该所法定代表人。三、根据原告证明及自述，原告最迟在1992年“下海”应为事实。首先，我方在原告第一次信访后，本着查明事实的态度前往原告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街道，调取了原告保存在该处的档案，其中有其本人于2013年7月5日向该街道提交的《档案材料认定申请书》一份，原告在该申请书中自称“1990年……和广东省科协没谈好合作……只好在广州下海，因此致使档案滞留个人手中20年，没有参加过社会保险”。另该档案材料清单处载有“兹收到张振来递交的档案材料。经查，递交时该档案有开封，是存在毁损”等内容。根据网络查询，在介绍原告及其发明的荣获各种荣誉的“戒烟香”专利，均提及“1990年，张振亚所在的研究所进行了体制改革，他随之离开单位开始到世界各国参展”，结合前述原告2013年留存于户籍所在地街道档案材料中的自述，有可能原告真正下海的时间在1990年。其次，我方据此作第一次信访回复后，原告在第二次信访中改口称其在我方“下属单位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为1991年1月至1992年1月。然而，就算原告曾因合作或其他原因在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过，也不过一年时间，1992年1月后已离开。此后，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仍继续经营，大约至2000年经营困难。四、原告于2003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未能享受养老保险的法律责任，应由其本人自行承担。首先，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保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其曾于1997年在广州市白云区开设个人独资企业广州市白云区振亚保健品经营部，后又于2001年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他人合作广州乐而康科技有限公司，故此，原告理应在1997年以广州市白云区振亚保健品经营部和2001年以广州乐而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自己办理参保事宜，缴纳社保费。其次，原告曾于今年5月第五次信访时提交了我市人社部门有关文件，涉及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社会保险问题的处理，其认为有了这份文件，应由我方为其补办社保，我方已转告广东省信访局，其属于多次累访，故广东省信访局也无需我方作第五次回复。参照广州市2005年12月1日实施的《关于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社保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现为本市城镇户籍，1978年6月1日至1993年7月31日期间离开本市、区属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原固定工，方适用本政策，即由本人持户口簿、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依据档案核准其原在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作年限后，由本人前往社保部门根据审核结果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视同缴费年限满足社保要求的无需缴纳）。可见，无论是工龄核准、还是一次性补缴社保，都是个人的义务，与用人单位无关，且必须是本市户籍人员方可前往办理。我方前往北京街道调查时曾了解到，原告的户口一直在北京市，其向该街道递交档案后，在当地已办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且当地社保所工作人员表示，原告只需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应可在当地享受养老保险。可见北京的处理办法也与广州一致。现原告明知应在户籍所在地补办社保且补办义务人应为其个人，不愿承担缴费义务，且不顾退休前本人曾开设数个公司的事实，反而要求与其毫无关系的我方为其补办社保，显属无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并非原告的用人单位，也没有补办的义务，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就要求被告代为办理社会保险补缴手续问题曾多次向广东省信访局进行信访反映，被告于2019年7月19日、2019年9月23日、2020年2月7日、2020年2月27日共四次书面对原告进行答复，答复内容与其在本案中的答辩意见基本一致。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盖有“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印章的《介绍信存根》，其中记载“姓名：张振亚、张润兵、赵东风、荃姜玲、平环球。何处来：保健所。去何处：广东省科协。档案材料：自带。限1991年2月1日前报到。出具日期为1991年3月4日”；2、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与北京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共同于1991年1月23日签订的《关于变更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隶属关系的协议书》；3、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人员花名册；4、朱淼强出具的《证明》，其中内容“张振亚先生于1991年一月至1992年一月，在佛山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工作，当时我们两个人是同事关系，在一块工作”；5、《关于同意广州乐而康科技有限公司进区的批复》。被告为证明其抗辩，提供以下证据：1、《关于成立广东省科普器材公司的复函》；2、北京振亚保健技术研究所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2013年7月5日北京市××××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盖章的《档案材料认定申请书》，其中内容“申请人张振亚，职工档案滞留原因是1990年我由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调到广东省科协，因和广东省科协没有谈好合作，我只好在广州下海了，因此，致使档案滞留个人手中20年，没有参加过社会保险”；4、北京市××××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盖章的《档案材料清单》；5、北京市××××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盖章的《失业人员档案转递通知单》；6、《张振亚戒烟香简介》；7、《关于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社保保险问题的处理意见》；8、广州市白云区振亚保健品经营部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其中记载投资人为张振亚；9、广州振亚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其中记载法定代表人为张振亚。2020年8月10日，原告向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申诉，该仲裁院于2020年8月13日作出【粤劳人仲不字（2020）4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及原告的仲裁请求事项已由（2019）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作出处理为由不予受理。庭审中，原告将“判令被告为我办理社保手续”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承认原告在被告单位是公务员编制身份”。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二）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原告对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就其要求被告代为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的请求不予受理后，向本院提起诉讼，并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承认其是公务员编制身份，而确认公务员身份问题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因此，原告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0元由原告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叶 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严卓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