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02民初8514号 原告陈某某。 委托代理人齐伟娜，河北俱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北高营社区。 负责人何义辰，该居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程保军，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昆，河北正大祥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陈某某与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北高营居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某某之委托代理人齐伟娜，被告北高营居委会之委托代理人程保军、王立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某某向本院如下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0年1月15日原、被告签订的《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协议，向原告交付置换房屋300平方米，价值约10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0年3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即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1年5月至实际发放钥匙后两个月的拆迁过渡安置费，暂计算至2020年8月计77700元；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告系被告村委会拆迁范围内的村民，2010年1月15日，原、被告签订《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原告有其祖母何风芹遗赠的宅基地一套，依据协议书约定被告应置换给原告200平米（多层100平米，高层100平米），再允许购买100平米（多层或高层的平价房），但要分批分期进行，第一期置换100平米，再允许购买100平米，等旧村改造完成以后再置换100平米，实际超出的楼房面积在50平米之内的，多层楼房的购买价格在均价的基础上再加200元，高层楼房的购买价格在均价的基础上再加400元，50平米以上的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购买。另，原、被告于2010年3月8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即《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此协议约定2010年3月20日之前乙方完成拆迁的，甲方支付4000元拆迁费，之后每月安置费700元，发放钥匙之后再给两个月的安置费为止。原告按照被告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了搬迁，而被告却无故于2011年5月停止给原告发放安置费至今，并说不再给原告置换房。被告在原告多次要求其给予置换房和安置费的情况下，被告一直推脱不予配合。原告认为，被告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 被告北高营居委会辩称，一、原告诉称其祖母遗赠其宅基地一套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告祖母不符合申领和单独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条件，其本身未实际拥有宅基地，原告所诉缺乏事实根据。原告的祖父母育有五个儿子，分别为长子陈贵良、次子陈海军、三子陈春良、四子陈安良（原告之父）、五子陈贵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石家庄市郊区人民政府陆续发布了多份有关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建房和确权的相关文件，规定农村居民家庭在儿子年满18周岁后，原有宅基地平均不足限额的，可申领宅基地，一个儿子为一户，多子老人必须与其中一个孩子组成一户计算。当时原告祖母家的情况是：由于老宅基地面积较大分为两份，由长子陈贵良、四子陈安良各一处立户，其三子另行申领了新的宅基地，达到了一户一宅的标准。原告祖母与五子陈贵海组成一户，生前居住于北××××号，其本人并未实际拥有宅基地，原告主张的赠与没有基础。2、原告所诉南邻陈贵良、东临巷道、西邻王荣军、北邻陈安良的宅基地，属于原告之父陈安良宅基地范围内的一部分。上世纪九十年初，委会为规范街道名称和村民门牌号，专门绘制了《地名示意图》，对每户村民的宅基地坐落位置及当时地上建筑物现状进行了标注，此后再未向村民发放过宅基地，该图显示包括原告所诉地块在内的整个宅院的使用人为原告之父，并无原告祖母，房屋也只有北屋。1996年原告父母离婚时，该处宅基地上是三间北屋，与《示意图》相符。当时法院判决其父母各一间半，院落共用，原告随其母生活，此后原告母亲再婚，该院落全部由其父亲陈安良实际使用。虽然2000年之后陈安良在院落中间盖了房子,自行将院落分为两处,但根据北高营旧村改造方案,该处宅院仍应按一处宅院进行安置,原告之父陈安良已享受了该处院落包括三套住房（多层10-1-201、高层1-1-901、12-1-102）在内的全部拆迁安置补偿。3、即使原告的祖母生前单独拥有宅基地,并确有赠与行为,也应认定无效。根据《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宅基地属集体所有,所有权属于集体,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于宅基地拥有的是使用权,未经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处分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本案原告起诉时提交的标注2005年8月15日《联合证明》,被告对其真实性本身不予认可，且从内容上看,系单纯的宅基地赠与内容,故即使该证明真实,也是无效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或者赠与,不仅要具备：（1）集体组织同意;（2）受赠或受让人系集体组织内部成员;（3）受赠或受让人符合申领宅基地等条件,而且须进行变更登记。本案原告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上述条件。二、原告提交的《北高营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和《北高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不能作为请求安置补偿的依据。第一、从2010年1月15日的协议内容看,所有条款均是引用《北高营旧村改造拆迁安置办法》的具体条款，并不体现原告所诉涉及的旧宅情况,这是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理登记宅基地使用权手续时,存在许多村民一宅多证、一户多证、甚至无宅办证的情况,为此民代表大会在确定拆迁安置方案时,并未以各户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作为依据,而是以“人、宅、证”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各户实际使用宅基地及所建房屋情况作为安置补偿依据。因此,对于每户村民都是在签订拆迁协议后,再逐户核实,然后对照《方案》规定的内容分别予以补偿安置;第二、与原告签订拆迁协议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父母离婚时,判决原告随其母生活,旧村拆迁改造时被拆房屋尚有原告之母一间半,故而与原告也签订了协议;第三,2010年3月8日签订的《北高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是在没有对原告是否符合补偿安置条件予以落实的情况下签订的,在原告从开发商处领取了4000元拆迁费和一个月过渡费700元后,被告才发现原告不符合《方案》中的安置补偿条件,故未再继续给原告发放过渡费,也未对其进行安置。综上,被告认为,虽然被告在与村民签订协议时程序上存在瑕疵和失误,但本案原告的情况确实不属于补偿安置的范围,其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庭判决驳回。 经审理查明： 一、2020年11月10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出具《证明》：“我村村民何风琴（芹），女，身份证号：1301061928××××××××，已去世。其生前有陈贵良、陈海军、陈春良、陈安良、陈贵海、陈贵平、陈军平七个子女。特此证明”。原告系陈安良之子。 二、案涉宅基地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 原告称案涉宅基地登记在何凤琴（又名何风芹）名下，提供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及宅基地使用证，证明何风琴是案涉宅基地使用权的唯一使用权人，案涉宅基地位于，面积为172平米，四至为北邻陈安良、南邻陈贵良、东临胡同、西邻王拥军，宅基地使用证号为桃北字第131号，同时该宅基地证明何风琴在办理宅基地使用证时已交清了印花税；提供2005年8月15日《联合证明》：“今有何风芹宅基地壹块南邻陈贵良、东邻巷道、西邻王荣军、北邻陈安良、送给孙子陈某某与其它人无关。特此证明送给人：何风芹接收人：陈某某证明人：陈贵良陈春良陈安良陈贵海陈贵平陈军平2005年8月15日”证明何风琴将涉案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权赠与了原告，原告表示接受何风琴的赠与，其他几个证明人系何风琴的子女，表示同意何风琴的赠与，原告为拆迁安置的权利人，虽然联合证明中证明人中少何风琴的儿子陈海军签字，但并不影响赠与的效力；提供2009年11月28日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方案）及原告的户口页，证明原告系经济组织成员，已婚并已独立分户，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原告户口在，并且居住在，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原告为独立户，原告接受赠与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的规定，属于搬迁安置办法的安置对象；提供陈安良的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及户口本页，证明陈安良的宅基地与本案争议宅基地为两块不同宅基地，陈安良的宅基地四至分别为北邻南大街、南邻何风琴、东临胡同、西邻王拥军，户口页证实本案原告、何风琴、陈安良分别独立为户。 被告对何风琴的家庭关系的证明无异议，但称“何风芹”在户籍上没有显示，只显示“何风琴”，因此对涉及何风芹的证据不能认为是同一个人；对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的真实性认可，但宅基地证办理来源不合法，原告祖母本身不符合申领和单独拥有宅基地使用条件，其本身并未实际拥有宅基地，宅基地证办理时不合规，属于无宅办理的，1999年6月份，政府相关部门将宅基地使用证变更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每家每户都有，被告认可的包括陈安良在内的所有宅基地均重新办理，被告不清楚案涉宅基地是否重新办理，因为当时村委会工作比较乱，旧证没有收回；何风琴家的情况是老宅面积分为两处，由长子陈贵良、次子陈安良各一处，其他三个儿子另行从村委会申请了新宅基地，还有两个女儿不发放宅基地，何风琴与儿子陈贵海组成一户，一直居住在北××××号，故对于原告提供的宅基地证的合法性不认可；对于《联合证明》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该《联合证明》涉及人员全部为原告亲属，且何风琴名字错误，从内容上看显示的是单纯的宅基地转让，而根据相关规定，农村居民住宅没有房子的空宅基地不可转让，所以即使内容真实也属于无效，更何况原告祖母本身不具备单独使用宅基地的条件，另外原告本人也不具备单独申领和使用宅基地的条件；原告系其父母的唯一儿子，按宅基地发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原告应与其父母组成一户来计算；对于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及原告户口页无异议，恰恰证明原告不具备单独拥有宅基地条件的事实，原告立户院落是其父亲陈安良院落的一部分；对陈安良的宅基地申请清理表中何风芹的身份不认可，且该块宅基地与之前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证中宅基地为一块宅基地，从四邻中可以明显体现出来，其西邻王拥军都是相同的。 被告提供高营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信及户籍注销证明，证明原告的祖母何风琴生前与儿子陈贵海组成一户，居住在北××××号的事实，何风琴本人没有实际拥有宅基地，另外根据1997年11月10日原郊区政府（1997）49号文的规定，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颁发后，原郊区人民政府所发的宅基地使用证全部作废，在1999年为全体村民重新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原来宅基地证全部作废；提供原郊区法院（1996）郊赵民初字第36号判决及送达证和地名示意图，证明原告所诉受赠宅基地系原告父亲宅院的一部分，判决书中显示1996年8月份原告父母离婚时，该宅院中只有三间北屋，原告在父母离婚时随母亲杨玉梅生活，地名图上显示西至王拥军、北邻道路、东邻胡同，南邻陈贵良，只有此一块宅基地；提供被告与原告父亲陈安良签订的《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证明原告所诉受赠地块在其父陈安良的宅院范围内，其父全部享受了拆迁补偿并予以安置了三套住房，因此原告再请求安置没有依据；提供三份文件，证明何风琴的宅基地使用证已经作废。 原告对于户籍证明无异议，称该证据恰恰可以证实原告与陈贵海各自独立为一户，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应当以实际居住地为准，通过家庭亲子关系可证明原告出示的证据中所载的何风琴（芹）与被告出示的户籍注销证明中的何风琴系同一人；对于郊区法院（1996）郊赵民初字第36号判决及送达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于地名示意图的关联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该图不显示绘制机关及绘制时间，不能体现何风琴申领宅基地证时的村内具体的坐落状况；对于《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陈安良与原告各自独自为户，原告自其父母离婚后跟随其祖母何风琴生活，陈安良已再婚，其拆迁协议中所对应的权益与原告无关；1997年的49号文规定的是新的建设用地使用证或多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证，颁发后历史遗留下来的等全部作废，本案中何风琴及陈安良并未申领新的建设用地使用证，目前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存档的依然是1988年确权时的相关手续，因此何风琴的宅基地使用证审批程序合法，依然有效，另外根据该规定的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陈安良离婚后原告的抚养权判归其母亲，陈安良再婚后只有一女儿，没有儿子，属于有女无男的，因此陈安良可独自申请宅基地一处；原告成年后，因其系村民且另立门户，可申请宅基地一处，原告受赠其祖母的宅基地使用权后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通过何风琴及陈安良的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中记载的四至及宅基地使用证的证号可证明何风琴与陈安良所属的宅基地为两块不同宅基地；在赠与原告时，宅基地上有房屋，现在房屋已经被被告拆除。 三、2010年1月15日原、被告签订《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载明：“甲方：民委员会乙方：陈某某……三、凡是此次涉及到拆迁户，于2010年1月16日以前到村委会签署本协议，随时听候甲方关于拆迁房屋和置换楼房的统一安排。四、平房每户置换200平米，多层100平米，高层100平米，再允许购买100平米（多层或者高层）的平价房，但是分批分期进行。第一期置换100平米，再允许购买100平米，等旧村改造完成以后，再置换100平米，实际超出的楼房面积在50平米以内的，多层楼房的购买价格在均价的基础上再加200元，高层楼房的购买价格在均价的基础上再加400元，50平米以上的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进行购买。……” 2010年3月8日原、被告签订《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载明：“甲方：民委员会乙方：陈某某……一、在2010年3月20日之前，乙方完成搬迁的，甲方支付4000元的搬迁费，之后每月安置费700元，发放钥匙后再给两个月的安置费为止。二、在2010年3月30日之前，乙方完成搬迁的，甲方支付2000元的搬迁费，之后每月安置费700元，发放钥匙后再给两个月的安置费为止。三、在2010年3月30日之后搬迁的，甲方不再支付搬迁费。四、乙方完成搬迁后的安置费，甲方于每月的5日前准时发放。……”。 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通知》：“陈某某村民：现因地道坍塌，你户已成危房，经村两委研究决定，请你户即日起立即搬迁，如不搬迁，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本户负责特此通知。同意陈安良委会2010年3月8日”。 原告提供2010年3月8日的收据一份，证明原告按照《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在2010年3月20日之前完成搬迁，被告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了搬迁费4000元及一个月的安置费700元，之后未再支付，故原告主张被告按搬迁安置协议的约定支付2011年5月至实际发放钥匙后两个月的安置费，每个月700元；据原告了解涉案宅基地已经具备置换的条件，故原告主张被告尽快安置。 被告对《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和《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称原告不能据此作为请求安置补偿的依据，这两份协议条款均不是直接针对每家每户来签订的，所有条款均引用拆迁安置办法中的条款，并不体现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村民的旧宅情况；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理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时，存在许多村民一宅多证、一户多证甚至无宅办证的情况，因此在确定拆迁安置方案的时候，并没有以村民各户持有的1988年的宅基地证或者19**年重新办理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作为依据，而是以各户实际使用的宅基地及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实际情况作为安置补偿的依据；全村村民都是在签订协议之后在逐户核实并比照方案规定内容，分别予以安置补偿；被告签订两份协议时未进行核对，当时是把被告已加盖公章的空白协议放在村委会桌子上，老百姓自己签，签完之后村里再核对；在原告从开发商领取4000元搬迁费和一个月过渡费700元后，居委会领导经核实，发现原告不符合规定的拆迁安置条件，停发了原告的过渡费，且不再对其进行安置；被告的安置房屋在2015年具备交房条件，最晚在2019年安置完毕。 诉讼期间，原告主张律师费3万元，但并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根据2020年11月10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证实“何风琴”与“何风芹”系同一人，故对被告提出的身份问题，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何风琴（芹）名下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的宅基地，有宅基地申请清理审批表及宅基地使用证为证，且在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登记，被告虽称该宅基地并不存在，但并未提供确切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何风琴已将上述宅基地的使用权赠与原告，该赠与行为已生效，且就该宅基地，原、被告已于2010年1月15日签订《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于2010年3月8日签订《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由被告进行拆迁改造，上述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照上述两份协议履行义务并享受权利。在原告将案涉宅基地交付被告、被告在部分履行《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的支付过渡费义务后，被告又以原告并不符合拆迁安置及领取过渡费的条件为由，拒不履行上述两份协议，但并未提供确切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的说法，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应继续履行上述两份协议约定的义务。现案涉宅基地已经具备安置条件，被告应按照《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向原告安置房屋，并按《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向原告支付过渡费。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继续履行与原告陈某某于2010年1月15日签订的《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向原告陈某某交付300平方米的房屋。 二、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继续履行与原告陈某某于2010年3月8日签订的《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协议书》，自2011年5月起至实际发放房屋钥匙后两个月，按每月700元向原告陈某某支付拆迁过渡安置费。 三、驳回原告陈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499元减半收取7249.5元，由被告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华北大街138号，邮政编码050011，收件人：材料收转窗口）。上诉案件受理费14499元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为二年。 审判员  苏亚萍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伊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