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5民初13089号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唐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翼飞，上海市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张潮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立志，男，198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储珍，女，199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同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翼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储珍均到庭参加诉讼。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给予双方三个月调解期限，后因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就电脑包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4,600元、差旅费损失5,222元，共计59,822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54,6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16年12月1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6年10月1日，原、被告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由原告作为被告的供应商，具体采购商品由被告另行单独下单。2016年11月29日，被告公司经办人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下单，向原告采购4万个电脑包，每个单价5.75元，总价23万元。2016年12月13日，被告经办人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再次确认订单并要求原告抓紧备货。接到订单后原告立即依照被告需求与案外人东阳市晨洋箱包厂(以下简称“晨洋箱包厂”)签订采购协议，生产原告要求的电脑包，并向晨洋箱包厂支付了预付款共计54,600元。2017年2月26日，被告经办人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原告更换之前确定的电脑包款式，原告告知被告会造成额外损失，要求被告确认，但被告未予回应。后原告就该批电脑包的生产及交货多次与被告协商，被告虽承诺赔偿却无实质性解决方案。由于被告一直未给出方案，导致原告对晨洋箱包厂违约，原告赔偿晨洋箱包厂损失54,600元。此外，原告为处理与被告之间的纠纷派遣员工出差，造成差旅费损失5,222元。据此，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曾就所涉纠纷起诉后又撤回起诉，现重新起诉系重复起诉行为；2.通过电子邮件无法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仅是对订单进行了明确的沟通，被告备料后无法完成订单原告方也进行了积极的协商；3.即便认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采购合同》第2.3条的约定，被告有权撤销订单，且无需支付任何罚款或补偿；而根据《采购合同》第12.3条的约定，原告不能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或分包，原告私自将订单转让给案外人晨洋箱包厂，系原告违约；3.在被告明确表示接收物料或自行寻找工厂回收处理的情况下，原告亦不肯提供真实的原料采购订单信息，并向被告虚报了损失；4.本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虽然作出了(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民事判决就原告对晨洋箱包厂的赔偿责任进行了确认，但相关判决不能证明原告与晨洋箱包厂的交易与本案有关；5.原告主张的差旅费与本案亦缺乏关联。据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6年10月1日的《采购合同》，证明双方的框架性合同关系，合同约定具体采购商品由被告单独下单；2.2016年12月13日的电子邮件截图，证明被告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确认订单内容，采购电脑包4万只；3.2018年3月5日的电子邮件截图，证明被告确认涉案的电脑包订单取消，并承诺会赔偿原告相关的面料损失；4.行程订单信息截图及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为处理被告的订单，原告工作人员产生了差旅费。5.盖章付款清单，证明原告向案外人晨洋箱包厂付款。6.2018年2月9日的电子邮件截图，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表示合同不会继续履行，且被告会赔偿原告的损失。7.费用报销票据，证明原告的差旅费损失已实际产生。被告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7年12月、2018年2月、3月的电子邮件截图，证明被告当时一直积极与原告沟通，并愿意承担原告的备料损失，系原告不配合提供损失的相关单据，亦不配合被告进行验料。2.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原告的《史泰博采购部告知函》，证明被告始终抱着积极沟通的态度和原告协商，并要求原告提供备料存放点信息并配合被告验货确认，以核算最终的损失金额。3.被告制作的损失对照表，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主张之损失与实际损失存在巨大差异。4.原告主张备料损失的电子邮件截图及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不实证明材料，证明原告虚报了物料损失。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及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6年10月1日的《采购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虽然不能提供《采购合同》的原件，但在双方于本院曾经发生的诉讼中[(2019)沪0105民初14748号]，被告向本院提供书面质证意见对该《采购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应受禁反言原则的约束。同时，被告就本案向本院提供的书面答辩状中亦实际依据《采购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抗辩，此抗辩意见隐含了认可《采购合同》真实性的前提。据此，本院对《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该合同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行程订单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可以当庭演示相应行程订单信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认为，原告提供行程订单信息的目的系证明原告为促成交易，支出了相应的差旅费。而从被告认可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原告工作人员“陆文娟”确于行程订单信息显示的时间与被告方工作人员沟通前往“华为深圳基地J区培训中心”协商有关“包袋项目”的内容，故原告提供的行程订单信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3.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盖章付款清单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可以提供相应证据的原件，故本院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盖章付款清单的关联性，本院认为，相关付款清单仅为原告公司内部文件，并非支付凭证，对原告向案外人晨洋箱包厂支付款项的事实缺乏实质性的证明作用，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4.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8年2月9日的电子邮件截图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无法当庭演示相关电子邮件，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补强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5.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费用报销票据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可以提供相关票据的原件，故本院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相关报销票据的关联性，本院认为，并无任何其他证据表明报销票据中显示的原告工作人员“宋惠芳”曾前往深圳协商有关本案电脑包项目，故“宋惠芳”的报销票据与本院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于“陆文娟”的报销票据，其中部分确与前述行程订单信息、微信聊天记录能印证一致，故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此外，原告另向本院提供了本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民事判决书，由于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并非法定证据种类，属人民法院司法认知的范畴，故本院对该裁判文书不予认证。据此，综合经庭审质证及本院予以采纳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0月1日，原告作为供应商与被告签订《采购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具有代理商属性的新供应商；供应商应指定专人负责使用被告VendorPortal系统并按照被告在系统上不时更新的要求，进行下单操作；在供应商确认订单后20个自然日内货物到达指定仓验收(相关订单中另有规定的，以订单为准)；被告应在收到供应商提供的正确发票后第40日后的首个被告付款日支付；供应商选择从被告尚未向供应商支付的款项中自动扣除方式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或其他种类的罚款。《采购合同》“标准条款与条件”第2.1条约定：“双方应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发送订单。每份订单须列明订单号码、商品名称和型号、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日期和交货地址等信息……”；第2.3条约定：“史泰博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成功发送订单后，即视为供应商收到并已经接受该订单。供应商须按照已经接受的订单内容履行。被告有权在所采购商品到达订单上所列收货地址进行签收之前对订单上所列任何型号、规格、数量和/或交货日期、交货地址做出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撤销任何订单的全部或其任何部分，而无需支付任何罚款或补偿”；第12.3条约定：“未经被告事先书面同意，供应商均不得将本协议或其项下任何权利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亦不得将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第15.1条约定：“本协议的期限为一年，自生效日开始计算”。2016年12月13日，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表示：“电脑包贵司一次性下单数量共4万。如昨天我们沟通，按照正常做货周期，我们先出货2万，剩余2万在一个季度内出货到深圳一地。以上请胡经理邮件确认，我方可安排备料制作。”同日，被告工作人员回复邮件表示：“如上沟通！请抓紧备货。”后因被告提出终止交易，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善后事宜。被告工作人员要求原告提供原始单据以确定备料损失，原告向被告提供了部分单据，其中价格部分均被涂抹，无法看清。后经多轮磋商，被告工作人员于2018年3月5日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电子邮件表示：“被告始终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在跟进和处理，以期尽快解决此事，这个面料备货我司计划收回报废或者找工厂回收。但关于最终结款的时间，我司要走内部流程，各部门老大都要签字确认，所以在检验面料完毕没有问题后，预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请贵司尽快给到工厂地址及银行付款凭证，以便我司安排QC检验及确认最终面料金额。”次日，被告工作人员回复上述邮件称：“目前贵司尚未给出明确解决方案，关于邮件中提到的需要走流程和各部门领导签字确认都属于你们的内部流程和我司无关，整件事情已经拖了1年之久，我司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忍耐，进行多次沟通，至今无果。现明确如下事宜：1.之前的沟通贵司没有按照约定执行，我司认为之前的沟通无效，我司不予承认；2.我司没有义务向贵司提供任何材料以证明我司言语的正确性。我司也保留如下权益：1.按照合同履行，直接把货生产完成送到贵司仓库；2.向贵司收取相关仓储费和滞纳金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另：我司同样保留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此事的权益！”双方沟通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另查明，2017年7月6日，原告工作人员“陆文娟”就本案所涉电脑包备料的处理及其他交易问题与被告方工作人员共同前往“华为深圳基地J区培训中心”进行沟通，产生了住宿费，往返机票费等费用，共计3,049元。因原、被告之间有关电脑包的交易终止，原告以案外人晨洋箱包厂为被告，向本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晨洋箱包厂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并要求晨洋箱包厂返还预付款54,600元。杨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民事判决认定：原告与晨洋箱包厂于2016年12月13日签订《采购协议》约定原告向其采购电脑包4万只；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向晨洋箱包厂支付预付款54,600元；晨洋箱包厂于合同签订后的2016年12月14日、15日、16日、18日采购了部分制作电脑包所需的材料，支出货款46,112元；原告于2016年12月26日通知晨洋箱包厂暂停生产，晨洋箱包厂于次日出具书面说明，其中明确记载系接到原告华为电脑包生产合同等内容；原告于2019年9月21日向晨洋箱包厂送达解除合同通知，并要求晨洋箱包厂返还预付款。杨浦区人民法院认为，晨洋箱包厂采购之物料已无法合理使用，在晨洋箱包厂同意将物料交付原告的情况下，认定该采购价格作为晨洋箱包厂的相关物料损失；因包括上述物料损失在内的晨洋箱包厂的总损失已不低于原告支付的预付款54,600元，其要求将原告方预付款作为损失予以冲抵，属于对合同解除后果的处理，该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返还预付款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据此，该院判决确认原告与晨洋箱包厂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于2019年9月21日解除；晨洋箱包厂将采购之物料交付原告。上述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又查明，原告曾就本案所涉纠纷对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3日以(2019)沪0105民初14748号案号立案受理。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告以收集证据为由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裁定予以准许。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表示对原告提供的2016年10月1日的《采购合同》予以认可。本院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1.原告诉请解除的是《采购合同》项下关于电脑包的具体买卖合同，双方还有其他交易，不要求解除《采购合同》；2.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是先通过邮件确认，形成订单，订单完成后再补书面合同。双方之间对交易的具体条件之前已经达成一致，2016年12月13日的邮件系最终确认，双方之间关于电脑包的买卖合同已经成立；即便法院认定合同没有成立，被告亦应承担诉请金额的缔约过失责任；3.《采购合同》第2.3条的相关约定，系格式条款，存在免除被告责任，剥夺原告权利的情形，依法应为无效；4.原告并非电脑包的生产企业，相关物料对原告而言并无任何使用价值，在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案件中之所以提出交付物料的要求，系被告在之前的邮件沟通中及诉讼中均表示要回收物料；原告愿意向被告交付该案判决确定的物料，方式由被告自提；5.虽然“华为”在2017年向被告表示不想要涉案的这批电脑包了，但原、被告双方实际均想推进该项目，故原告工作人员应被告要求前往深圳与“华为”沟通；原告均是向员工支付现金以报销差旅费，没有要求员工出具收据，仅是在报销单上签字，财务加盖“现金付讫”章。被告表示：1.被告从未要求原告一起前往深圳与“华为”沟通，且与“华为”进行沟通的除本案项目外还有其他项目，本案项目只是“顺带”；2.被告确于电子邮件中表达了终止交易的意思，但系因被告的上家“华为”不要电脑包了，提出赔偿也是基于情谊因素，并非承认存在过错；3.根据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生效民事判决，“电脑包”物料的实际损失仅为46,112元，而原告当时向被告报损为91,546.40元，存在虚报的情况；4.如原告愿意向被告交付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生效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确定的物料，被告愿意接收，但相关运输费用应由原告承担。双方一致确认，双方于2018年3月5日已对电脑包的交易终止达成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辨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原告就本案所涉纠纷向本院撤回起诉后，再向本院提起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第二，原、被告之间就涉案电脑包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该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已经解除；第三，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或缔约过失行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被告主张的损失项目及金额，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确就本案所涉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又撤回起诉。然对本案所涉纠纷，人民法院并未作出实体性处断，且原告撤回起诉的原因系进一步收集证据，并未放弃诉权。据此，原告有权就本案所涉纠纷再次提起诉讼，被告有关原告构成重复起诉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一方面，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10月1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具有框架性协议的特点，在《采购合同》框架下的具体订单，应为原、被告之间就特定货物的具体买卖合同。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在具体交易过程中，被告应将符合约定形式(包括名称、型号、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日期和交货地址等信息)的订单发送给原告。此与原告提供的电子邮件中反映的“电脑包贵司一次性下单数量共4万”的相关表述吻合。被告工作人员收到上述邮件后，未对“下单”问题提出任何异议，而是予以了确认，并要求原告备货。故原告有关双方对交易的其他具体条件在之前已经协商一致的主张，较为真实可信。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虽然约定了订单的形式要件，但并无绝对化或排他化该形式要件的明确意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即便仅从原告提供的有关确认电脑包并要求备货的电子邮件来看，亦已经具备了上述合同成立的基础性要素。交易的其他条件，可适用《采购合同》中的框架性约定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及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以买卖4万只电脑包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于2016年12月13日双方通过电子邮件确认时即已成立，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现原、被告双方于本院审理过程中一致确认上述有关电脑包的交易在2018年3月5日已经终止，故本院确认原、被告双方的上述买卖合同关系于2018年3月5日解除，并对原告有关确认具体买卖合同关系解除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就被告向原告提出终止电脑包交易的事实并无异议，故无论是否存在被告所称的“上家”终止交易的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被告已对原告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被告辩称《采购合同》“标准条款与条件”第2.3条约定了被告可以免责，然正如原告主张的，相关条款为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所涉约定存在免除被告主要责任的情形，依法应为无效，故被告无权依据上述条款免除其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被告还辩称原告存在违反《采购合同》“标准条款与条件”第12.3条约定的行为，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案外人晨洋箱包厂。本院认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即便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亦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原告是否存在该违约行为，并不构成被告免除违约责任的正当抗辩；第二，原告向晨洋箱包厂定做电脑包并非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而系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进行准备；第三，并无任何证据表明被告曾明确要求原告自行生产电脑包。根据原告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原告亦非生产企业，故向生产企业定做电脑包属合理范畴，被告对此应有认知。据此，本院对被告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四，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损失主要有三个部分构成：第一，原告因赔偿案外人晨洋箱包厂损失(以原告支付的预付款抵扣)而在本案合同项下遭受的损失；第二，原告向晨洋箱包厂支付预付款、赔偿款的资金占用利益损失即利息损失；第三，原告为促成交易而产生的差旅费损失。1.关于原告因赔偿晨洋箱包厂而产生的损失，本院认为：首先，本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进行认定，将原告支付晨洋箱包厂的预付款抵作对晨洋箱包厂的损失赔偿。原告于本案中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54,600元的部分，亦是基于上述已经对晨洋箱包厂承担的赔偿责任。被告辩称原告与晨洋箱包厂的交易行为与本案无关联，但根据该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原告与晨洋箱包厂的交易时间、交易标的物种类、数量等均与本案交易相符，晨洋箱包厂于该案中亦有关于“华为订单”的陈述，故在被告未能提供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该案中原告与晨洋箱包厂的交易确因本案交易产生，并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在得到被告邮件确认及备货指示后，基于对被告较高市场声誉的合理信赖，与晨洋箱包厂签订合同并支付了预付款，并无不当之处。在后续交易受阻时，原告亦及时告知晨洋箱包厂暂停生产。后被告确认不再订购原告的电脑包，原告向晨洋箱包厂订购的4万只电脑包因此失去“销路”。考虑到电脑包的数量较大，如此时要求原告继续履行与晨洋箱包厂之间的承揽合同，不仅可能难以收回全部定作成本，甚至可能遭受进一步的损失，故原告选择向晨洋箱包厂发函解除合同，应属本案买卖合同项下的减损行为。同时，虽然原告直至2019年9月21日方向晨洋箱包厂行使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但如前所述，涉案电脑包数量较大，原告确实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寻找其他潜在买家，且减损义务作为守约方的“不真正义务”，不应过分严苛，故本院认定原告向晨洋箱包厂解除合同的时点亦无明显不当之处。其次，在原、被告的电子邮件沟通中，被告确有赔偿原告损失的诚意，并提出回购相关物料的方案。被告在沟通过程中要求原告提供物料单据亦属合理。而原告确实未向被告提供清晰完整的资料，导致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对物料回收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本院认为，根据(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生效判决的认定意见，原告于该案中对晨洋箱包厂承担的赔偿责任除相当于购买价格的物料损失外，还有其他损失。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在被告当时能够成功回收物料的情况下，晨洋箱包厂将不会对原告主张超出物料本身价值的损失。上述生效判决在认定晨洋箱包厂的损失金额时亦未考虑此因素。是故，即便被告向原告提供完整资料促成被告按物料的实际购买价格46,112元回收物料，亦不会在本质上减少原告对晨洋箱包厂的赔偿责任，仅系发生了被告通过向晨洋箱包厂回收物料的方式代原告赔偿部分损失，从而视为清偿了被告对原告部分赔偿责任的效果。在被告未代为赔偿晨洋箱包厂相关物料损失的情况下，原告有义务赔偿晨洋箱包厂，该赔偿部分作为原、被告合同项下原告的部分损失，最终仍由被告赔偿。是故，原告对案外人晨洋箱包厂赔偿责任的大小并未受到被告是否代为赔偿相关物料损失的影响，仅系赔偿的方式发生变化。原告的上述不当行为未在法律上导致其对晨洋箱包厂赔偿责任的扩大，也未导致被告在本案买卖合同项下对应部分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扩大。最后，原告在与晨洋箱包厂的诉讼中要求晨洋箱包厂将为制作电脑包而采购之物料交付原告，(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生效民事判决亦判决将上述物料交付原告。对此，原告表示其并非生产企业，而是成品销售企业，故对相关物料并无使用利益，系因被告在与原告的沟通中表示需要回收物料，故才在该案中提出相应要求。该事实主张得到了在案电子邮件证据的印证，也与原告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相符，故本院对原告的相关事实主张予以采信，并认定相关物料对原告已无实际价值。综上，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原告因赔偿晨洋箱包厂而产生的损失54,6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2.关于预付款、赔偿款的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原告基于对被告的合理信赖，向案外人晨洋箱包厂支付预付款并无不当之处。现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原告与晨洋箱包厂的承揽合同最终解除。一时性合同的解除，导致合同权利义务溯及既往的消灭，原告在该合同存续期间亦未获取任何履行利益，就预付款部分确实存在资金占用利益的损失。合同解除后，根据(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意见，晨洋箱包厂向原告返还预付款的债务与原告向晨洋箱包厂赔偿损失的债务已相互抵销，原告亦无法将预付款收回。然而，如前所述，原告本有机会就物料损失赔偿事宜，更早与被告达成一致，在被告代原告向晨洋箱包厂赔偿46,112元的物料损失后，原告仅需在与晨洋箱包厂的诉讼中支出判决认定金额的超出部分8,488元，对于预付款中其余的46,112元应可予以回收，虽并未在法律上减少其对案外人晨洋箱包厂相应赔偿责任，但原告对应部分的资金占用利益损失应可避免。现系原告未能向被告提供清晰的物料单据，导致了该部分资金占用利益损失的扩大，依法无权进行主张。据此，本院对原告诉请范围内的，以54,600元为基数，自原告向晨洋箱包厂支付预付款的次日即2016年12月16日计算至原告与晨洋箱包厂的承揽合同解除之日即2019年9月21日的利息损失[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开始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以及以8,48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19年9月22日计算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4,600元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依法均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超出上述范围的利息损失，依法不予支持。3.关于原告主张的差旅费损失，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相关工作人员为促成被告与其“上家”之间就涉案电脑包的交易前往深圳产生了差旅费损失。然而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工作人员前往深圳并非完全为了本案所涉的电脑包交易，仍有其他原因，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工作人员前往深圳系应被告要求。且原告未提供任何向其工作人员实际报销费用的证据，“陆文娟”的报销单上亦无原告主张的“现金付讫”印章。据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差旅费损失依法不予支持。此外，原告于本案中表示愿意将(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生效判决确定的物料交付被告，但希望由被告自行提取。被告亦表示愿意受领，但希望相关交付费用由原告承担。双方实际对相关物料的交付与受领并无异议，仅是对交付方式及成本承担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系因被告违约解除，原告亦因与被告协商善后事宜过程中被告的需求，向案外人晨洋箱包厂获取物料，并已在另案中承担了案外人晨洋箱包厂交付物料的费用。如按照被告所提方案，本案中再由原告承担交付费用，明显有失公允。若由原告交付相关物料，被告承担费用，亦可能导致双方对费用的合理性问题产生新纠纷。据此，本院认可原告主张的交付方案，即由被告自行提取相关物料，原告给予必要的协助，并从妥善处理双方纠纷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物料处理问题作为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解除的后果问题一并予以处理。综上，为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就4万只电脑包订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于2018年3月5日解除；二、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损失54,600元；三、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54,6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6日计算至2019年9月21日；2019年8月19日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开始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以8,48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19年9月22日计算至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履行上述第二项判决义务之日止]；四、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提取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19125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确定的物料(210D黄色加密里布3,200米、2cm黄色仿尼龙织带27,270米、2cm900D黄色尼龙包边带66,000米、5#黄色尼龙拉链32,000米、5#拉头40,000个)；五、驳回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35.4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767.70元，由原告上海亚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8.70元，由被告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负担7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静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金子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