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2052号原告：刘琳，男，198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邓新辉，均系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武萍，男，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代理人：董亚民，陈霭盈，广东至信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律师。被告：广州崇智数码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135号四楼407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9101079XM。法定代表人：徐武萍。原告刘琳诉被告徐武萍、广州崇智数码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邓新辉，被告徐武萍（亦为被告崇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亚民、陈霭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人民币105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05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自2019月4日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5000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二被告签订《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二手配件，货款共计人民币3600000元，分三次支付，被告需在2019年4月30日前向原告付清剩余全部货款。但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1050000元。遂成讼。被告徐武萍辩称：一、我已向刘琳支付了255万货款，其中30万是由刘琳提出并指定收款账户要求我借用公司账户支付的，本案所涉的合同纠纷与我开办的崇智公司毫无关系，刘琳无权要求崇智公司承担任何责任。该30万元货款是刘琳提出用崇智公司公帐向其指定的湖南洋溪电商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部分合同货款，我便向公司借支了30万元按刘琳的指示支付该部分货款，但本案的合同纠纷仅存在于我个人和刘琳之间，与我开办的崇智公司无关，崇智公司与刘琳也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二、刘琳要求我与崇智公司承担违约金及律师费于法无据。刘琳向我交付货不对版的货物，造成我巨大经济损失，是刘琳违约在先，其既无权要求我支付剩余的货款，也无权要求我支付违约金，更无权要求我支付其律师费。综上所述，请法院驳回刘琳的诉讼请求。被告崇智公司辩称：我司与刘琳无合同关系，未向其付款，亦未接收过其向我司交付的任何货物，刘琳无权要求我司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刘琳与徐武萍签订的买卖合同产生纠纷与我司无关，我司仅代徐武萍支付了一笔货款，是受徐武萍的指示付30万给湖南洋溪电商科技有限公司，我司从未与刘琳有生意往来，更无合同纠纷，且徐武萍向我司出具了借支单，该30万元货款须由徐武萍按时归还给公司，我司未与刘琳签订任何合同，亦未接收过其任何货物，刘琳无权要求我司承担任何货款或律师费。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1日，徐武萍（甲方）与刘琳（乙方）签订《销售合同》，约定一、乙方向甲方提供柯尼卡美能达C266彩色复印机套鼓（二手）13825个，其中外壳完好彩色套鼓3281个，黑色套鼓2446个，黑色显影1627个，破损套鼓和显影6471个，经甲乙双方协商约定，彩色套鼓单价为350元/个，外壳完好的黑色显影单价为350元/个，黑色套鼓单价450元/个，破损套鼓和显影单价为120元/个，载体80公斤按4980元计算。货物总价为3600000元，此价格不包含发票及税费。经双方协商后，甲方自愿以乙方提供的报价采购此批复印机配件，由于此类产品属于二手配件，乙方货物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且不提供任何技术和售后服务。二、货物由甲乙双方约定，于2019年3月15日前，甲方到乙方仓库清点数量及质量验收。由甲方自行运走货物，运输费用由甲方支付，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由甲方自行承担。三、甲方在清点货物数量验收无误后当日需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货款80万元，并在2019年3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第二笔货款120万元，甲方需在2019年4月30日前向乙方付清剩余全部货款（三笔货款共计3600000元）。四、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结算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延迟一日，需支付结算货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延迟10日以上的，除支付违约金外，乙方有权解除合同。五、乙方应按双方约定的时间，给甲方提供货物，不得延迟。六、甲方不得无故拒绝验收货物，否则应当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七、甲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九、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至乙方将全部货物送齐经甲方验收无误，并按本合同规定将货款结算后本合同作废。刘琳、徐武萍确认，《销售合同》项下已支付货款2550000元，其中300000元由崇智公司付至湖南洋溪电商科技有限公司。徐武萍提供了向崇智公司借款300000元的借支单复印件，刘琳不予确认。徐武萍确认剩余货款1050000元未付。刘琳因本案诉讼与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费15000元。又查，徐武萍是崇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之一。徐武萍的微信签名介绍为（广州崇智）柯尼卡美能达复印机、耗材配件商。徐武萍提交了收货清单，载明好显影、坏显影、黑鼓、彩鼓两头坏等货物数量及单价，收货清单上无人签字。刘琳确认属实，认为收货清单是货物交付凭证，反映徐武萍对货物充分盘点后确认验收，写明好坏明细，符合二手耗材交易惯例。徐武萍提交了和刘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多次向刘琳提出货不对版及质量问题。聊天记录反映2019年9月23日刘琳向徐武萍催款，徐武萍称“刘总：反映个问题这批彩色套古古心废品太高、愁死我了”。2019年11月5日徐武萍仍在向刘琳反映“这批彩色套古古心问题好大阿、麻烦了”。刘琳认为徐武萍从未提出过货不对版。本案审理过程中，徐武萍申请证人李某（男，1985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村塘基岭17号）出庭作证。李某称，其与刘琳、徐武萍均有生意往来，得知刘琳处有案涉货物，李某遂介绍徐武萍与刘琳交易；李某受徐武萍的委托于2019年2月18日与李某的两名员工一起、2019年3月15日与徐武萍一起在刘琳的仓库清点案涉货物，刘琳在场，清点完毕后刘琳当场手写了一份货物清单给徐武萍，货物运输至李某的仓库，李某受徐武萍的委托对货物进行加工；黑色辅助件经加工没有发现问题，8月徐武萍要求李某加工彩色配件，李某发现彩色配件无法安装到C266机上，即向徐武萍反映了情况，后李某与徐武萍共同验证后发现在C287机器上可以使用，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外观上肉眼是无法辨识的；而C287在国内没有销售，是国外的机器，李某通过将争议货物安装在二手国外机器上发现可以安装，并能够打印测试页，才得知争议货物不适用C226机器。李某提供了柯尼卡美能达C227/C287黄色套鼓和C226/C266不同之处的实物照片、柯尼卡美能达C227/C287红色硒鼓和C226/C266不同之处的实物照片、柯尼卡美能达C226/C266红色硒鼓和C227/C287不同之处的实物照片、柯尼卡美能达C226/C266黄色硒鼓和C227/C287不同之处的实物照片、柯尼卡美能达C227/C287蓝色硒鼓和C226/C266不同之处的实物照片、柯尼卡美能达C226/C266硒鼓和C227/C287不同之处的实物照片，并用箭头标注外观区别。李某称，由于验货时现场没有参照物，故无法查看区别，需要经过验证才能判断；且C266是新型号，李某并不熟悉，超出了验货时李某和徐武萍的认识范围，现在具备经验后可以肉眼辨别；李某发现问题后停止了加工，截至2020年5月14日本案庭审时，争议的货不对版的彩色套鼓均存放在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国际童服城34栋4楼李某的仓库中。关于验货的情形，李某称验货清点时货物并无包装，也没有明确标识具体型号；经李某当庭辨识徐武萍提供的物证（灰色、型号A9R9）是C266原机抽出，与从李某仓库取得的案涉货物的塑料外壳有区别，导致无法安装。关于案涉货物被加工的情况，李某称已加工完的产品已交付给徐武萍，尚未收到货款，货不对版的是彩色套鼓，有拆卸过，发现无法安装到机器，李某在组装之后对彩色套鼓抽检了三分之一，均发现货不对版，因此李某推定全部彩色套鼓均不对版。李某除受徐武萍的委托加工案涉货物外，还接受其他客户的配件存放在仓库。徐武萍还向本院申请对案涉货物外壳完好的彩色套鼓3281个及破损彩色套鼓6471个是否是用于柯尼卡美能达C266彩色复印机的套鼓进行鉴定。刘琳不同意进行鉴定，认为徐武萍收货后将货物交付李某加工，同时李某接受其他客户的配件存放，不能排除货物在加工过程中产生损坏或者被调换的情形存在。李某提交了情况说明及库存货物照片，称清点收货时，货物以托板承载，每一托货物都有多层，分别用纸板垫着隔开，每个套鼓均有黑色塑料包装，包装无任何标识或文字说明，刘琳清点后附白纸写明每托的具体数量，最后以透明塑料薄膜包装，李某发现货不对版后与徐武萍一同拆开部分彩色套鼓包装，现李某处存放有案涉所有彩色套鼓，包括加工了的一小部分以及15托完全未拆封未加工的彩色套鼓，未拆封的彩色套鼓包装内仍有刘琳手写的该箱货物数量，可以与2019年3月15日刘琳手写的收货清单进行比对。刘琳亦提交了情况说明，称2019年2月21日至3月7日，徐武萍、李某、李某的姐夫及堂弟每天到刘琳的仓库清点验货，案涉货物均为散装二手货，没有包装，也没有分类，混放在铁架子和纸箱里，在清点验收过程中，徐武萍还多次带崇智公司技术负责人杨军查看货物品质，徐武萍清点无误后双方才于2019年3月11日签订《销售合同》，3月15日徐武萍、李某用黑色塑料袋把货物打包运走，塑料袋并未密封，且除了黑色塑料袋外货物没有其他包装，刘琳没有在塑料袋上签字。本院认为：刘琳与徐武萍签订《销售合同》，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崇智公司不是合同签约方，刘琳主张崇智公司承担合同义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销售合同》约定合同价款3600000元，于2019年4月30日前付清，双方确认尚有1050000元未付。徐武萍辩称货不对版而拒付，并向本院申请鉴定。经查，《销售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于2019年3月15日前清点货物数量及质量验收，由于货物属于二手配件，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且不提供任何技术和售后服务。徐武萍、李某等人自2019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陆续清点验收后，于3月15日提货，至2019年4月30日《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徐武萍尚欠货款1050000元，理应支付。刘琳主张徐武萍付清余款并按照《销售合同》之约定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付违约金，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徐武萍辩称于2019年8月发现彩色套鼓并非柯尼卡美能达C266彩色复印机的套鼓，提供了证人李某的证言并申请鉴定。经质证，刘琳认为李某与徐武萍之间就案涉货物存在委托加工合同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弱；李某与徐武萍均从事二手复印机套鼓经营，二人与其技术人员清点验货长达一个月之久，却在提货5个月左右提出质量异议，既不合常理亦与《销售合同》约定之二手套鼓一经售出不退不换之约定相悖；对于徐武萍申请鉴定，刘琳认为徐武萍提货后货物经过加工、拆卸，且李某处同时存放有其他客户的配件，故不同意鉴定。刘琳的上述质证意见具备一定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结合徐武萍提供的与刘琳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2019年9月23日、11月5日徐武萍仅向刘琳提出争议的彩色套鼓鼓芯废品太高，徐武萍解释称该质量问题即指货不对版，徐武萍的解释与通常理解不符，该证据不足以证实徐武萍所称的其在2019年8月发现货不对版后即向刘琳提出的事实。关于徐武萍申请对保存在李某处的争议彩色套鼓进行鉴定，经查案涉套鼓交付时的包装情况，刘琳所述与李某的陈述并不一致，不能确定争议货物在交付时密封包装、在交付后至今妥善保管、未被使用，在待检检材不能确定的情形下，本案不具备鉴定的条件，对于徐武萍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徐武萍以货不对版为由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律师费，《销售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的承担，该费用亦不属于刘琳主张债权必须支出的费用，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武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琳支付货款1050000元及违约金（以10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385元，由原告刘琳负担175元、被告徐武萍负担1421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徐武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翼人民陪审员  谈凤英人民陪审员  杨巧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王施琪判决书于2020年月日寄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