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黑06行终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涛，男，197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市大同区农业农村局，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政府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孙国光，该局局长。行政负责人吴洪伟，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宣兆玉，该局种子执法中队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大同镇同城路。法定代表人孙永刚，该区区长。行政负责人荣荣，该区政府党组成员。委托代理人李欣旺，该区政府工作人员。上诉人李洪涛因诉被上诉人大庆市大同区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大同区农业农村局）、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同区政府）农业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20）黑0604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洪涛，被上诉人大同区农业农村局行政负责人吴洪伟、委托代理人宣兆玉及被上诉人大同区政府行政负责人荣荣、委托代理人李欣旺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李洪涛于2018年12月13日在大庆市大同和平牧场（以下简称和平牧场）注册成立了黑龙江省绥化农垦吉涛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涛种业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原告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农作物种子、化肥。2019年8月12日，和平派出所以原告销售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为由将案件移送给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处理。大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查看农民提供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包装袋，包装袋上没有审定编号，通过网上查询科泰1608是辽宁省2019年5月9日审定通过的，审定编号是辽审玉20190071，而英奇919没有查到审定信息，和平牧场农民手中持有的购种发票显示的时间是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底之间。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对吉涛种业公司的销售员张海源进行了调查询问，张海源认可其为李洪涛和钟金艳的吉涛种业公司销售了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销售的种子和发票由吉涛种业公司提供，经他销售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有现金收款（有发票）和赊账（无发票）。2019年8月22日，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到和平牧场与张海源进行核实，确认吉涛种业公司买卖种子的品种、数量和价格，统计经张海源和农户确认的发票：科泰1608玉米种子共计704袋，每袋80元，英奇919玉米种子共计133袋，每袋90元，上述两个品种的玉米种子销售金额合计68,290元。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洪涛系被处罚主体吉涛种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吉涛种业公司系李洪涛的自然人独资企业，其于2019年11月29日注销，注销后吉涛种业公司的权利义务由李洪涛继受，原告李洪涛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对吉涛种业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关于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就是完成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循的行政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在接到案件后，经调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进行送达。原告主张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未向吉涛种业公司告之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因大同农业农村局作出同农(种子)告〔2019〕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2019〕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同农（种子）罚〔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后，通过电话、手机短信、邮寄、现场送达等方式向原告进行送达，送达程序合法，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关于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问题，原告主张其是受吉林省科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泰种业公司）委托销售，不应是行政处罚中承担责任的主体，原审法院认为，吉涛种业公司作为经营种子的公司，实际销售了未经审定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并以公司名义出具销售发票，原告认为大同农业农村局处罚主体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适用法律是否准确的问题。原告主张吉涛种业公司所销售种子并没有获得盈利额68,290元，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处罚无法律依据，但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认定种子违法案件中违法所得和货值金额的复函（农办政函〔2017〕4号）（以下简称农办政函〔2017〕4号复函），明确种子违法案件中的“违法所得”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销售收入”，故大同农业农村局认定该案的违法所得就是其销售收入68,290元，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无不当。又因该案涉及农户较多，种植面积广，影响较大，被告大同农业农村局以吉涛种业公司销售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种子法第七十八条以及《黑龙江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量化标准(试行)》的规定，作出责令停止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农作物品种的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8,290元，并处以罚款80,000元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大同区政府作出的同政复决〔2019〕00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正确，故判决一并驳回原告对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洪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李洪涛负担。上诉人李洪涛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处罚主体错误。原审法院对吉涛种业是处罚主体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受科泰种业公司委托出售其公司生产的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农民购买该种子时，并不是上诉人给农民出具销售发票。原审法院认定的吉涛种业以自己的名义为农民出具发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通过上诉人提交的王亚刚、王亚林诉吉涛种业和科泰种业的撤诉裁定能够证实，就该品种玉米种子的质量瑕疵，科泰种业已对农户进行实际赔偿，后农户撤诉，充分证明该种子销售主体是科泰种业而不是吉涛种业。因此，原审认定吉涛种业是处罚主体证据不足；二、原审支持第一被上诉人没收违法所得68,29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认定上诉人违法所得是指销售收入，第一被上诉人查实了上诉人销售收入为68,290元，处罚得当。上诉人认为，种子法规定的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销售收入”，是指上诉人存在违法所得的情况下计算标准。上诉人所主张的违法所得与被上诉人所认为的违法所得不是一个概念。上诉人所主张的是该销售的种子款如果不能被法律所支持，上诉人无权要求种子购买者支付种子款，那么该违法所得即不存在。目前，上诉人就农民拖欠该行政处罚项下的赊销种子款已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该种子款的请求不被法律所支持，则被上诉人处罚上诉人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一、依法撤销（2020）黑0604行初3号关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二、改判撤销第一被上诉人作出的〔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大同农业农村局辩称，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8年12月13日上诉人在和平牧场成立了吉涛种业公司，主要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农作物种子、化肥。上诉人居住在肇州，并在肇州开有另一家正常营业的吉涛种业经营门店。2019年8月12日，和平派出所向大同农业农村局移送本案。该局当日深入和平牧场场部（农业科）调查取证后，决定立案调查。经向上诉人及其妻子钟金艳和农户代表王亚林、王亚权、胡灵发、王海英询问调查，各方证实案涉科泰1608玉米种子系在辽宁省审定前销售和购买的。2019年5月，农户王亚林等发现上述两个品种的玉米出苗不好，李洪涛虽采取调换种子等补救措施，但是大部分农民没有接受。经调查统计，并经上诉人的销售员张海源和购种农户核实确认，上述两个案涉品种的玉米种子销售金额合计68,290元。二、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综合吉涛种业公司实施的销售应审定未审定玉米种子行为，以及造成的损失和上诉人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该局依据种子法第七十八条以及农办政函〔2017〕4号复函、《黑龙江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量化标准(试行)》等相关规定，经该局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三、程序合法、送达有效。2019年9月4日、2020年9月10日，该局相继作出案涉〔2019〕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通过电话、手机短信、邮寄、现场送达等方式向原告进行送达，程序合法。四、查处有权，主体正确。该案发生在大同行政管辖权内（因和平牧场行政权力已移交给大同），应由具有行政管理权的大同农业农村局立案查处。和平牧场王亚林等农民因种植案涉玉米种子受到损失，系由李洪涛在和平牧场开办的吉涛种业公司违法销售造成的，受到损失的农民手中持有的票据显示“黑龙江省绥化农垦吉涛种业有限公司”，销售行为发生在大同和平牧场，所以，处罚主体应是吉涛种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洪涛而非大同管辖的肇州吉涛种业公司和科泰种业公司，该局无权对外地企业实施行政处罚。综上，〔2019〕5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应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被上诉人大同区政府辩称，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通过大同农业农村局在网上查询涉案品种的审定信息，及对其妻子及销售人员的调查核实，能够认定涉案科泰1608和英奇919玉米种子未经审定进行销售的客观事实，因此，本案事实清楚。二、关于销售金额68,290元的问题，通过大同农业农村局所取得的涉案品种的销售凭证，上诉人的销售人员张海源及购买涉案品种的农户持有的上诉人为其开具的销售凭证，能够认定上诉人的违法所得为68,290元。至于上诉人称，该款并未实际收取，其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购买方主张权利，但不影响68,290元为其违法所得的事实。三、关于本案主体问题，在本案调查过程中，上诉人并没有出示科泰种业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另外该委托书也不能够说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因为上诉人在销售涉案品种过程中，为购买方出具的销售凭证均是以其自身名义出具的，并不是以委托方的名义出具的，因此双方的委托关系不成立。上诉人为本案的销售主体。四、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大同农业农村局在对此案进行立案查处过程中，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关于案件的调查取证、事先告知、听证告知等相关程序，因此本案程序合法。五、关于本案适用法律依据问题，在对涉案品种未经审定进行销售行为认可的情况下，大同农业农村局依据种子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八条及农政办函〔2019〕4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上诉人依法作出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大同区政府受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后，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经书面审查认定大同农业农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作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一审法院在对大同区农业农村局及大同区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认为，大同农业农村局作为承接和平牧场涉农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对本案具有依法查处的职责，故该局被告主体适格。该局接到和平派出所移交本案的通知后，依法启动立案、调查取证、集体讨论等工作。在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前，向上诉人送达了告知书；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后，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因此，该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幅度适当。被上诉人大同区政府是法定复议机关，依法受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主体适格。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案涉行政处罚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和其向购买案涉玉米种子的农户出具的“吉涛种业信誉卡”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是以自己名义从事销售活动，故原审法院认定其应当承担本案的行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认为科泰种业公司已承担了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故其不应承担本案行政责任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农办政函〔2017〕4号复函对“违法所得”的范围已作出明确规定，大同农业农村局依据案涉销售收入确认上诉人的违法所得为68,290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洪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雪飞审判员  米沧星审判员  王 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姜雅文书记员桂博文附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