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02民初752号 原告：高某某，男，198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元氏县。 被告：石家庄市某某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西兆通。 法定代表人：杨从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更位，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文龙，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某某与被告石家庄市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某某，被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从丽、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更位、崔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在非洲出差期间被感染恶性××花费的医疗费42090.64元、误工费2万元、原告住院期间配偶黄竹青误工费2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万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1万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22日，原告受聘于被告到非洲出差从事钢结构施工工作，并于同日赴喀麦隆至2019年7月16日返回，期间未曾回国。2019年7月26日，原告出现头晕发热伴寒战，被确诊为恶性××，住院14天，花费医疗费42090.64元。鉴于原告系从非洲回来后出现××症状，××有七至三十天的潜伏期，医院判断系非洲蚊虫叮咬传染，且与原告一起赴非洲的同事有多人感染××并在当地治疗，故原告的医疗费应由被告承担。原告月工资9000元至10000元，医院建议休息两个月，误工费为2万元。经查询社保得知被告于2019年9月16日未通知原告直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应补偿一个月工资1万元。原告住院期间配偶黄竹青陪护造成误工费2000元。综上，原告作为被告员工，因工作期间被传染恶性××，与被告主张各项费用时，被告竟不承认原告系被告员工，故诉至法院。 被告某某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诉请不应得到支持。一、原告从事的工作不是由被告提供的，而是由河北苹乐面粉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乐公司）提供。2018年9月，苹乐公司的海外非洲喀麦隆项目需要擅长钢结构安装的技术工人，被告帮苹乐公司推荐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个人供苹乐公司筛选、确定，包括原告在内的出国人员的体检、疫苗注射、培训、签证、登机、转场、在喀麦隆的工作安排、生活安置等事项均由苹乐公司负责，原告等出国人员在喀麦隆期间的劳动考勤、工资核定、工资发放也由苹乐公司非洲项目部核定后逐月发放，被告仅为苹乐公司推荐了几个人而已；二、关于喀麦隆220吨制粉车间及库房制作存在合同约定，合同明确载明不包含人工费用，构件制作完成直至装上集装箱为完工，钢结构的境外安装施工不是被告的工程，被告也没有对外贸易许可证或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境外就业经营许可证，被告没有派出人员出国务工的业务需求，也无办理出国劳务的客观条件，原告的工资是由苹乐公司按其统计的考勤拟定好工资额度转给被告转发。关于工伤保险，原因是该出国务工人员在国外曾有工伤发生，为保障出国人员工伤资金赔付，应苹乐公司的请求被告为这些人员重复购买了工伤保险；三、原告在海外务工期间所在的苹乐项目部对在项目部工作的务工人员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提供管理，其工资也是由苹乐公司承担，原告不符合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情形。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7年5月22日，苹乐公司与石家庄市华鹏钢结构厂（以下简称华鹏钢结构厂）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华鹏钢结构厂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苹乐公司喀麦隆220吨制粉车间及库房制作工程，工期至验收合格集装箱装车完成。2018年9月22日，原告高某某赴喀麦隆从事该项目钢结构施工工作，2019年7月16日返回中国。原告工作期间，被告自2019年4月至8月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7月9日由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2019年7月29日至8月12日原告在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恶性××。2019年10月22日，原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42090.64元、误工费2万元、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万元、原告配偶误工费20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1万元，石家庄市长安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长劳裁字第643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的申诉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起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明确其关于被告向其支付因在非洲出差期间被感染恶性××花费的医疗费42090.64元、误工费2万元、原告住院期间配偶黄竹青误工费2000元系工伤保险待遇的诉请。 庭审中，原告称其姨兄赵绍飞向刘海军介绍其出国进行钢结构安装工作，其于2018年2月去肯尼亚工作4个月，回国后刘海军直接让其到喀麦隆从事钢结构安装工作，与刘海军约定月工资1万元，实际按照9000至10000元按月发放，原告工资一开始由赵绍飞发放，后三个月工资是被告直接发放的，工作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7月原告向刘海军申请因个人原因回国。被告认可刘海军系其公司员工，但称系业务员，负责被告与苹乐公司的业务，包括肯尼亚、喀麦隆，被告只负责为苹乐公司做钢结构厂房构件，工程结束时间为做好后装集装箱，关于国外的安装工作，刘海军只负责沟通联络。原告提交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9年5月13日、6月12日、7月9日被告向原告账户转存4900元、4980元、4950元，2019年5月13日、6月12日、7月9日向原告配偶黄竹青账户转存4900元、4920元、4950元，附言均显示为工资。被告对该银行账户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工资是苹乐公司逐月核定后支付给被告后被告向赵绍飞或原告转账支付的。被告提交工资支付证明、转账凭证主张原告的工资由苹乐公司支付，工资支付证明显示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原告的工资按照522元/天计算当月工作天数得出月工资金额，该工资支付证明显示有苹乐公司董事吴军永签字确认，其中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的工资证明载明“石家庄市某某有限公司安装技师……高某某（喀麦隆）工资”“支付石家庄市某某有限公司到喀麦隆安装钢结构技师工资”，2019年2月、7月工资支付证明显示原告应发工资按照330元/天计算，另向赵绍飞按照20元/天乘以总务工人数的工作天数发放费用。转账凭证显示苹乐公司按照522元/天计算的工资总额向被告转付费用，摘要显示为“货款”。原告提交其与刘海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由刘海军安排其工作，被告认可刘海军系其业务员，但称刘海军只负责技术方面的沟通联络。另，华鹏钢结构厂的法定代表人刘更位系被告某某公司股东，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更位为同一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被告向其支付工资，同时被告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被告提交的工资发放证明和转账凭证显示苹乐公司按照522元／天的标准向被告支付费用，被告按照330元／天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扣除被告向赵绍飞按照20元／天的标准支付的费用外尚有大额盈余，同时苹乐公司向被告的转账摘要为“货款”，且华鹏钢结构厂的法定代表人刘更位系被告股东，二者存在关联关系，故本院认定原告高某某与被告某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自第二个月起向原告支付双倍工资差额，因被告提交的工资支付证明显示按照330元／天向原告支付工资，该金额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一致，故2018年10月21日至2019年7月16日双倍工资差额为9900元／月×8月＋330元／天×26天＝87780元。原告关于被告向其支付医疗费42090.64元、误工费2万元、原告住院期间配偶黄竹青误工费2000元的诉请，原告明示该诉请系工伤保险待遇，因未经行政部门工伤认定，本案不予处理。原告因个人原因回国，后确诊患有恶性××，出院后未再为被告工作，同时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故原告关于被告支付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高某某与被告石家庄市某某有限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二、被告石家庄市某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某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87780元； 三、驳回原告高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诉讼费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华北大街138号，邮政编码050011，收件人：材料收转窗口）。 上诉案件受理费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继丰 人民陪审员  李淑利 人民陪审员  赵永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崔 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