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9607号原告：梁伟业，男，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泳婷，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汇敏，广东明和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告：曾捷恒，男，198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梓淋，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桂妹，广东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伟业与被告曾捷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伟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永婷、被告曾捷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桂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伟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案件受理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利息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二、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梁伟业与被告曾捷恒系朋友关系，被告由于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提出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于2017年2月19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借据》。随后，原告按照约定于2019年2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借款人民币10万元给被告。由于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被告归还借款。经原告多次电话催告，被告至今仍未清偿借款本金。原告认为，合法的借款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被告躲避原告、拒不归还借款的行为不仅构成违约，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为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曾捷恒辩称，原、被告是朋友关系，被告向原告借款后每月还款2000元本金给原告，被告从事汽车保险维修业务，因此原告的保险、维修都是由被告处理的。原告的保险费维修费都在还款中抵扣，事实上被告通过微信归还了21985元。此外，由证人梁某代还40380元，因为现金部分我方没有证据证明，我方不予主张。综上，我方已偿还本金62365元。因为疫情原因被告经济困难，剩余的借款会尽量筹集给原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2月19日，借款人曾捷恒向出借人梁伟业出具《借款借据》，记载“借款人曾捷恒（身份证号码：）现向出借人（空白）借款人民币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7年2月19日至（空白）。借款金额以大写为准，借款人确认自本收到相关款项为准。”落款曾捷恒具名捺印。2017年2月20日，梁伟业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向曾捷恒转账100000元。2017年6月28日至2019年10月20日之间，曾捷恒（微信号×××）通过微信多次向梁伟业（微信号×××）转账，金额共计21985元。证人梁某出庭并发表证人证言，2018年10月6日，曾捷恒向案外人出售一辆汽车，案外人要求刷卡付款，但曾捷恒没有POS机，就借梁某店铺的POS机刷卡帮忙收款，梁某收到案外人支付的款项后，按照曾捷恒的指示向梁伟业转账40380元。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梁伟业提交的《借款借据》《个人账户对账单》及当事人陈述，可证实梁伟业与曾捷恒存在借款合意及借款的事实，梁伟业已向曾捷恒支付了借款本金100000元。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曾捷恒通过微信向梁伟业转账21985元以及梁某向梁伟业转账40380元的用途性质。曾捷恒辩称其微信向梁伟业转账的21985元和委托梁某向梁伟业转账的40380元，均为向梁伟业偿还借款本金，故现仅欠梁伟业借款本金37635元。梁伟业称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每月2000元，故曾捷恒微信向其转账的21985元为偿还利息，并非偿还本金；此外，梁某向梁伟业转账的40380元，系曾捷恒代梁伟业出售二手车辆所得，并非曾捷恒向梁伟业偿还借款。关于曾捷恒微信向梁伟业转账的21985元，梁伟业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每月利息2000元，上述21985元均为曾捷恒偿还的利息；曾捷恒主张上述21985元为偿还的借款本金。本院认为，第一，《借款借据》未约定利息，梁伟业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每月利息2000元，曾捷恒对此不予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梁伟业未举证证明双方曾约定利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第二，曾捷恒主张上述21985元为偿还的借款本金，但其多次向梁伟业转账后附言“租金”、“已结月租”。经本院询问，曾捷恒称其租赁梁伟业所在小区的车位，由业主梁伟业代为支付车位租金，上述转账包含了车位租金，但无法确认每月具体租金金额，梁伟业对曾捷恒上述主张不予确认。仅仅就曾捷恒的陈述而言，其庭审中称21985元均为偿还的借款本金，后又陈述上述转款中包括“梁伟业代为支付车位租金”，故曾捷恒的陈述前后矛盾，本院无法采信。此外，根据梁伟业提交的微信记录和银行流水，其与曾捷恒之间有多笔款项往来，双方存在业务合作关系，曾捷恒又多次在转账后附言“租金”，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充分举证的情况下，上述转账的用途不足以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关于曾捷恒委托梁某向梁伟业转账40380元，梁伟业陈述其与曾捷恒有业务往来，由曾捷恒提供质押车辆信息，梁伟业支付购车款，再由曾捷恒联系买家将车辆卖出，上述40380元系曾捷恒代梁某出售浙Ｊ×××××号车辆所得。曾捷恒主张其系浙Ｊ×××××号车的实际权属人，因此上述40380元售车款为其向梁伟业偿还借款本金。本院认为，第一，曾捷恒确认上述40380元为浙Ｊ×××××号车的售车款，但其未充分举证证明其系浙Ｊ×××××号车的实际权属人。第二，根据梁伟业提交的其与曾捷恒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8月25日曾捷恒将车辆图片发送给梁伟业，并告知其转账1000元定金给案外人王正军，梁伟业当日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1070账户向案外人王正军转账1000元，附言为“买车定金”；2018年9月13日，曾捷恒告知梁伟业将钱转给“阿军”，梁伟业当日即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尾号1070账户向案外人王正军转账27000元，附言为“买车余款”，曾捷恒：“收到了，梁生，一阵子我开出来就拍个视频给你看。”当日16:31，曾捷恒向梁伟业发送浙Ｊ×××××号车外观视频；2018年9月14日，曾捷恒向梁伟业发送浙Ｊ×××××号车行驶证照片。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结合梁伟业的陈述，可证实梁伟业为购买浙Ｊ×××××号车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而曾捷恒仅代梁伟业提取该车辆。第三，曾捷恒认为其为浙Ｊ×××××号的实际支配人，提交了浙Ｊ×××××号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单，被保险人曾捷恒，投保日期2018年9月19日。但是，梁伟业仍提交了2018年9月19日其与案外人陈某标的微信聊天记录，陈某标向梁伟业发出车辆保险报价，提及“阳光保险”、“亚太都要2380才可以”，同时梁伟业向陈某标发出曾捷恒的身份证照片，并向陈某标转账2380元。结合上述证据，可形成证据链，上述车辆保险实为梁伟业投保并支付保险费用，保险单所记载的被保险人也为梁伟业的授意，故浙Ｊ×××××号的保险单不足以证实曾捷恒为浙Ｊ×××××号的实际权属人。综上，曾捷恒主张其作为浙Ｊ×××××号车的实际权属人，将售车款40380元作为向梁伟业的还款，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梁伟业已向曾捷恒交付借款本金100000元，梁伟业请求曾捷恒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曾捷恒在本案多次前后陈述矛盾，存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本院予以训诫，并对其在本案中的主张和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关于梁伟业要求曾捷恒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款借据》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梁伟业请求曾捷恒从逾期还款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还款时间，《借款借据》未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梁伟业本案中未举证证明其曾催告曾捷恒还款，本院酌情支持从起诉之日2020年7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还款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曾捷恒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梁伟业偿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1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2020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原告梁伟业已预交），由被告曾捷恒负担11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 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叶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