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云0302民初15号原告：黄艾芬，女，汉族，1976年5月12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粉，云南和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许保存，男，汉族，1979年12月16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被告：严霞，女，汉族，1973年9月4日生，住曲靖市麒麟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家启、崔艳芬，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黄艾芬与被告许保存、严霞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艾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粉，被告许保存、严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家启、崔艳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车辆租赁费76800元（按照每天600元，自2019年7月26日至2019年12月1日，共计128天）；二、判令二被告支付自2019年12月2日起至实际赔偿原告购车款之日止的租赁费（按照每天600元支付）；三、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购车款363800元；四、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它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都是从事汽车租赁服务，2019年7月26日，被告许保存打电话给原告，要承租原告所有的一辆丰田牌/TOYOTASCTG64847R5型多用途车，约定车辆租赁费为每天600元，租赁期为4-5天，原、被告双方口头达成一致协议，紧接着，原告将车开到二被告店门口，将车和钥匙交付给严霞。租赁期满后，原告多次打电话给二被告要求归还车辆，二被告均以车辆被骗为由，拒绝归还车辆，也不支付车辆租赁费。直到9月29日，严霞才以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了6000元的车辆租赁费给原告。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积极地向原告履行车辆租赁费支付义务和归还车辆的交付义务，被告迟迟不履行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起诉，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二被告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黄艾芬与其家人一道共同从事汽车租赁服务业，经麒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有“曲靖市麒麟区万丰租车行”且领有营业执照，经营者为其儿子卢伟伟。“万丰租车行”系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至今仍处于存续状态，登记于黄艾芬名下的涉案车子实际投放于该租车行营运，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应以“万丰租车行”的名义提起诉讼。二、许保存与严霞的被告主体均不适格。作为经营者，许保存名下同样注册有“曲靖市麒麟区博泰租车行”，也是个体工商户性质，该字号至今仍然处于存续状态，本案所涉及的调车业务发生于租车行与租车行之间，并非公民间的商业往来，原告应以“博泰租车行”为适格被告提起诉讼，只有在租车行被依法注销以后，许保存才成为适格被告。严霞作为“博泰租车行”的从业人员，调车业务发生之时其与许保存并无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为同居关系，进入2020年才办理结婚登记），二人并非家庭经营，在“博泰租车行”仍然存续之时，因从事汽车租赁服务所产生的债务只应由租车行或者许保存个人承担。为查明案情所需，严霞充其量只能列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三、原告起诉的基本事实不真实、所确立的租赁合同关系不成立。既然“双方都是从事汽车租赁服务”，被告并无向原告承租汽车的现实需求和必要性，双方之间根本不是汽车“出租与承租”的法律事实，而是租车行相互之间依商业习惯发生、体现合作性与互补性的“同业调车”事实。双方均清楚：名义上由调入车子的租车行充当出租人，实际上是同意调出车子的租车行才是出租人，调入与调出方具有一体性，共同构成了租赁关系中的出租人，而租赁关系的相对方即承租人则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即客户。同业调车还具有有偿性特征，租赁费的基础计费标准由调出车子一方确定并归调出方实际享受，调入车子一方为主负责办理车子出租及收费转交等事宜，最终由使用车子的承租客户实际负担车子租赁费。可见，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相互间（对内）只存在体现互助合作的同业调车关系，对外则属于共同的出租方。在本案中，被告不是承租人，承租人处于缺失状态并未参与本案诉讼，若原告方坚持按租赁合同纠纷起诉，应考虑增列其他诉讼主体。将租车行之间有偿调车引发的纠纷视为（口头）合同纠纷并无不可，至于是合作合同、委托合同还是居间合同，被告倾向认为双方之间实际成立的是居间合同，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应依据居间合同的法律规定进行界定。四、原告的维权途径与现行法律规定不相符合。本案存在刑事与民事交叉的特殊情形，承租人王某、彭某等人因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与驾驶证租车构成合同诈骗罪已被判刑，生效刑事判决书不仅认定了原告是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特定事实，也在第七项主文中判决“违法所得继续追缴”，因此，原告因其车子被犯罪分子诈骗形成的财物损失，只应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申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缴返还的程序维护自身权益，不能置看似完结但尚待持续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于不顾想当然提起另案民事诉讼。原告的权益受损不属于民事法律的调整范畴与受案范围，本次起诉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于法无据。五、被告未对原告实施过任何侵权行为，其财物损失与被告之间既无因果关系，也体现不出被告有过错。如前所述，被告只与“万丰租车行”发生过同业调车的法律关系，出发点在于为“万丰租车行”谋取利益且已取得充分授权。即便在从“万丰租车行”调入车子对外出租过程中，被告也已经审慎履行了属于自己一方的应尽义务，自身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任何过错。原告名下车子损失系因他人故意实施诈骗犯罪所导致，该犯罪行为也是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侵权行为和招致财物损失的真正原因。就民事损害赔偿的所有要件而言，被告均不具备。综上，本案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现有起诉确立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并不真实，原告要求支付车辆租赁费的诉求缺乏基础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赔偿损失的诉求应凭借启动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加以解决，被告参照同业调车出租惯例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构成任何民事侵权，无需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据此，请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经审理后迳行以判决方式驳回其全部诉请。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均为复印件）如下：一、身份证，用于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二、微信、短信聊天记录，用于证明二被告以车辆被骗拒不归还车辆，在2019年9月29日向原告支付车辆租赁费6000元。三、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统一登记证，用于证明车辆是原告所有，原告为该车辆支付了363800元的购车款及车辆的基本信息情况。四、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1.许保存的询问笔录一份，用于证明在2019年7月30日，许保存向麒麟区文华派出所报案，称他们租车行租车给一名男子，该车是原告所有，被告从承租方收取每天800元的租金，承租方交了6000元的押金给被告，当时被告与承租方签了租车合同；2.严霞的询问笔录，用于证明当时有人租普拉多，被告租车行没有便向原告调了一张，原告将车开到被告门口并将车交付给被告，与许保存的笔录相印证，押金是二被告收取的；3.黄艾芬的询问笔录，用于证明被告要用车打电话给原告，原告将车辆钥匙及行车证交给被告，车辆价值45万元与许保存的笔录也相印证；4.车辆价格认定结论书，用于证明该车总价格是327762.04元，该车辆至今未追回。五、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126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明二被告报案的涉案车辆已经下了刑事判决书，民事是可以起诉的，并证实涉案车辆已经被该判决书中的被告人变卖。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所提交证据一，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基本身份情况，代表不了原告具备适格主体资格，原、被告之间的商业活动才能判断原告是否是适格主体。证据二真实性并不完整，双方的聊天产生于纠纷形成以后，两个租车行之间什么关系，聊天中没有反应，双方之间的语音通话具体内容没有显示；证明目的也不认可，该组证据证明不了原、被告围绕车辆建立租赁合同关系，且证明不了二被告是该车的承租人和围绕该车辆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产生原因，该组证据恰恰证明适格原告主体应该是“万丰租车行”，适格被告主体应该是“博泰租车行”。证据三不能证明该车辆在原、被告之间建立了租赁关系，即便是该车辆所有人为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从原告手里租过车。证据四三性基本认可，但是部分事实，许保存的陈述只能证实该车辆在“博泰租车行”租给一名男子，并收取6000元的押金，笔录中“收取6800的陈述”与本案客观事实有偏差，“博泰租车行”与其他人员之间的租赁关系不代表“博泰租车行”与原告之间同样建立了租赁关系；严霞的询问笔录同样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观点，严霞已经说是“博泰租车行”向“万丰租车行”调车而不是租车，该笔录公安机关向严霞询问的时候，签的是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严霞在该笔录中多处强调租车行与租车行之间是调车关系而不是租赁关系；原告的笔录证明目的不认可，有人要租该型号的车，原告知情，被告向原告调车，原告是同意的，收取每天600元租金是“万丰租车行”自己确定的，原告认可两个租车行之间调车的事实；上述三人的陈述均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建立了租赁合同关系，相反能证明双方作为共同出租方，承租方是另案中被判刑的刑事被告人；价格认定结论书三性认可。证据五三性认可，证明目的证明不了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完结，判决第七条已经写明“赃款继续追缴”，涉案车辆被被告人变卖，恰好证明侵权人不是二被告，导致原告财物损失的实际侵权人为刑事被告人。以上原告所举证据均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了租赁合同关系。原告所举证据四，根据原告的询问笔录可以确定当时受理案件的派出所已经将原告的身份确定为受害人，被告严霞的身份确定为证人。根据原告的自我陈述，原告认可两个租车行之间存在经济往来，而并非是原告个人与被告许保存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原告认可在曲靖的租车行内部存在互相调用车子的情况，调用车子是租车行内部存在的普遍情况。被告认为原告已经申请法院调取刑事案子中本案所涉及的所有证据材料，其中包括“博泰租车行”的营业执照、“博泰租车行”与被告人签订的租车合同以及被骗车辆的照片还有现场辨认照片，根据这些证据材料可以充分证实是两个租车行之间存在的经济往来、调车行为，再次证明并非是两个自然人之间的行为。根据被骗车辆的照片可以清楚确定被骗车辆是“万丰租车行”所经营。二被告针对其答辩，提交证据（均为复印件）如下：一、1.被告许保存、严霞的居民身份证；2.原告及其家人共同经营的“曲靖市麒麟区万丰租车行”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3.被告许保存经营的“曲靖市麒麟区博泰租车行”营业执照（副本）、被告许保存、严霞的《结婚证》，用于证明1.二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2.本案的原告及被告的主体资格均不适格。二、1.原告的微信朋友圈截图10张；2.原告与被告在“大共享-省协曲靖分会-市协会”“大风控-省协曲靖分会-市协会”两个微信群的群聊截图13张；3.《博泰汽车租赁合同书》3份、严霞通过微信转款给原告的《账单详情》截图一张，用于证明曲靖市麒麟区万丰租车行与曲靖市麒麟区博泰租车行之间只存在同业调车业务而不存在租车业务，前述两租车行之间未建立过租赁合同关系。证据P14中显示其中一个租车行调车的价格；P16中其中有一个租车行问哪家有A6，“万丰租车行”语音回复，意思是告知对方租车行“万丰租车行”还有车；P17中2020年10月1日也是有一家租车行提到“10月3、4、5、6号还有个奥迪A6，欢迎调用”；P18中同样“问哪家有A6”其他租车行回复我有；P22中原告也在朋友圈里写到“欢迎新老客户调用”，说明原告在其微信朋友圈里不仅长期发布“欢迎租车”的信息，同时还长期发布“欢迎调用”的信息，通过原告的自我理解可以确定，于原告而言租车和调车是两个概念，原告清楚知道调车不是租车。账单详情截图可以印证两个租车行之间存在调用车辆的关系。三、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126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明1.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告是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基本身份；2.确认了刑事被害人遭受的物质（财产）损失由司法机关以继续追缴的方式进行处理的事实，进而证明原告另案提起民事起诉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经质证，原告对二被告所提交证据一，证据1根据本案其他相关材料能够印证本案二被告具有适格主体资格；证据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后期的证据证明，被告与刑事被告人签订的是租赁合同，二被告在2020年7月24日登记结婚，而本案中双方达成的意思自治，是在2019年7月26日达成的口头约定的合同，当时双方并不是夫妻关系。证据二，三性均不认可，原告的微信号信息与被告提供的截图对不上，两个微信群里面的人数和部分内容不全，“万丰租车行”的号码是被告自己单独备注的；前两份《博泰汽车租赁合同书》中所涉车辆不是本案所涉车辆，出租方“万丰租车行”是被告自己手写上去的，第三份汽车租赁合同恰恰印证本案所涉车辆是被告将原告出租给被告的车辆转租他人；微信转账记录，原告没有收到该笔转账，该微信号也不是原告的。证据三刚好印证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到“博泰租车行”租车，车是由被告租出去的，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二被告就原告质证意见进行说明，证据二中证据1是原告的微信朋友圈截图，微信头像与原告所提交的原告与被告之间截图里的原告头像一模一样，该截图上面有清楚的联系电话，与原告起诉书中原告的联系电话是一致的，被告所提交的截图里所涉及的多辆车均是原告名下的车辆，原告不可能对此予以否认，该截图还包括原告的家人朋友等生活图片，这些材料被告不可能造假，原告的质证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关于群聊截图的问题，原告的家人加上原告共四位，均是不同的头像和联系电话，其中有一个“万丰租车行”158……888是原告丈夫的微信，而这个微信号刚好是被告提交的《账单详情》里微信转账收款人的具体使用人。被告的证明目的是想证实原来两家租车行就存在调车的情况，虽然前两份合同不是本案所涉车辆的租赁合同，被告是想强调同业调车的事实，两家租车行是调车关系而不是租车关系。本院认证，原、被告所提交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艾芬系云Ｄ×××××号丰田牌ＴＯＹＯＴＡＳＣＴＧ64847Ｒ5型普拉多越野车车主。原告之子经营“曲靖市麒麟区万丰租车行”，原告将其车辆交该租车行以租车行名义用于对外出租。被告许保存系“曲靖市麒麟区博泰租车行”经营者，两被告原系恋爱关系，于2020年7月登记结婚。本地各租车行或从业者之间存在相互调用车辆的情形，即本车行若无符合客户要求的车辆时，从其他租车行或车主手中调用车辆，由拥有该车型的租车行或车主报价，收取租金按报价支付其他租车行或车主后，余款归己。2019年7月26日，有租车人到“曲靖市麒麟区博泰租车行”租用丰田普拉多越野车，该车行无此车型，遂与原告联系调用车辆，原告同意后于次日将上述云Ｄ×××××号丰田普拉多越野车交给“曲靖市麒麟区博泰租车行”，要求每日租金600元。“曲靖市麒麟区博泰租车行”与租车人签订《博泰汽车租赁合同书》，将上述车辆以每日租金800元出租给租车人使用，收取押金6000元。后该车失联，被告许保存于2019年7月30日以车辆被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9年11月11日，经曲靖市麒麟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关于被诈骗丰田牌ＴＯＹＯＴＡＳＣＴＧ64847Ｒ5型多用途用车壹辆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该车价格认定为327762元。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日作出（2020）云0126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9年6月至8月期间，以被告人字鑫为首要分子，被告人王富、韩华逵、彭绍能、吕则黄、马帅为其他成员的诈骗犯罪团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身份证、驾驶证与租车行经营者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在普洱、大理、曲靖、丽江、石林等地多次实施犯罪，骗取他人财物，具体事实：……。2019年7月26日，被告人王富、韩华逵、彭绍能来到曲靖市麒麟区，由彭绍能使用伪造的身份证、驾驶证与博泰租车行签订车辆租赁合同，骗取一辆牌号为云Ｄ×××××价值人民币327762元白色丰田普拉多越野车，后该车被字鑫、韩华逵低价变卖。……。”上述六被告人犯合同诈骗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继续追缴，责令退赔。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虽系云Ｄ×××××号车辆的所有人，但其车辆系以“曲靖市麒麟区万丰租车行”名义对外出租，对外出租过程中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应由“曲靖市麒麟区万丰租车行”承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讼中个体工商户应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故原告黄艾芬以其个人名义提起民事诉讼主体不适格。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原告车辆被骗的事实，已经过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126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确认，并判决违法所得继续追缴，责令退赔，受害人应根据生效的刑事判决通过追缴违法所得来实现其权利，故原告的起诉亦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因此，本案应依法驳回原告起诉，对二被告主体是否适格，原、被告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本案不再作评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黄艾芬的起诉。案件受理费7910元（原告预交），退还原告黄艾芬。诉讼保全费2723元（原告预交），由原告黄艾芬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雁人民陪审员  杨丽华人民陪审员  刘 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杨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