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沪0112民初42621号 原告：葛某，女，1957年8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营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明霞，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伊沁梅，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某1，男，194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3（系被告女儿），女，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1（系被告女婿），男，住上海市闵行区。 原告葛某与被告吴某1、吴某2（诉讼中死亡）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曾以（2018）沪0112民初22288号案件受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原、被告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遂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现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理。诉讼中，吴某2于2020年2月18日死亡，吴某1及吴某4系其合法继承人，本院通知吴某4到庭参加诉讼，吴某4表示放弃继承权。 原告葛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曙建村XX路X组房屋（以下简称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款90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葛某与被告吴某1系再婚夫妻关系，于2000年3月28日登记结婚，2018年4月19日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离婚。被告吴某1于2002年1月1日与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曙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曙建村委会）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被告吴某1承租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曙建村X队面积约1.8亩的土地，并改为工业用地，租赁期间为200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租赁该土地后，原、被告将原先在该土地上的曙建村禽蛋场推倒重建了工业用房及仓库，并随后对外作为工业用房出租收取租金。2015年底，该地块因高压绿带走廊建设而搬迁。2016年3月1日，被告吴某1作为该地块土地房屋的权利人与曙建村委会签订《搬迁协议书》，取得各项补偿款1,635,099.50元。上述《租赁合同》及《搬迁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均系吴某1，且拆迁款发放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拆迁补偿款属夫妻共同财产，因原告是女方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遭男方家人殴打导致严重心脏病，故原告主张适当多分。 被告吴某1辩称，拆迁款的补偿主体不是个人，应该是曙建村禽蛋场，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吴某2取得。禽蛋场的性质在90年代没有明确，相关政府部门只有批复，但是没有明确定性到底是何种主体，因而系争拆迁补偿款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与原告无关。2002年不存在重建、翻建、新建工业厂房的情况，地上建筑物均属禽蛋场。故不同意原告对被告吴某1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葛某与被告吴某1均系再婚，双方经人介绍相识恋爱，于2000年3月28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7年2月，原、被告经本院判决解除婚姻关系。该判决业已生效。 2002年，以曙建村六队为甲方，曙建村七队村民吴忠（宗）夏为乙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载明：“兹有曹行曙建禽蛋场，居住在曙建六队，种子场仓库门前，土地面积1.80亩，现改为工业用田，经双方多次协商，暂定租赁期为壹拾伍年，从2002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租赁费每亩每年为5,000元正（整），合计每年为9,000元正（整）。（每伍年递增10%）1、乙方租赁费先付后使用，如有拖延交款，甲方可以终止协议收回土地；2、乙方租赁期水、电由乙方自行解决；3、乙方在租赁期内生产经营债权债务、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包括外来人口暂住证、村卫生费有（由）乙方交纳；4、双方在租赁期内遇到国家或镇村规划用地，乙方无条件服从，但如在合同期内要拆迁，按政府有关政策作补偿；5、合同期满后地上建筑物归生产队所有；6、双方在履行合同期内如果发生纠纷，双方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可提起所在法院裁决”。合同落款处甲方由朱某1签字并加盖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曙建村朱介塘生产队（以下简称朱介塘生产队）及曙建村委会印章，乙方由吴某1签字。 2016年2月22日，上海东洲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系争被拆迁房屋作出编号为“沪东洲房估报字（2015）第FG161568-19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一份，内载：“估价对象：闵行区外环生态梅陇段七号地块范围内的曙建村使用区域内曙建村（吴某1）。估价结果：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产等搬迁补偿总价为：RMB1,073,188元。估价结果明细表：地上建筑物748,364元，构筑物（附属设施）129,304元，装饰装修140,770元，机器设备、物资搬迁54,750元，总计1,073,188元”。 估价报告还载明：“估价作业期：2015年8月26日-2016年2月22日”、“土地房屋状况：估价对象集体土地为闵行区梅龙镇曙建村民委员会所有，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使用人为曙建村（吴某1），委托方未提供任何权利证明”、“根据估价人员的现场勘查，估价对象为非居住用房，目前为使用人自用状态，部分对外出租”、“建筑物建于2003年，维修保养情况一般”。 2016年3月1日，以曙建村委会为甲方，被告吴某1为乙方签订《搬迁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系闵行区梅陇镇曙建村景西路6组，1,094.74平方米房屋的合法权利人，乙方实际使用上述应搬迁房屋。为确保高压绿带走廊建设顺利进行，乙方应当搬离上述应搬迁房屋，为保护双方权益，就乙方搬迁及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于2002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上交甲方租赁款至2015年12月31日止结束；二、乙方应在2016年3月31日前搬离上述搬迁房屋，将应搬迁房屋及无拆除的附属设施全部归还甲方予拆除，逾期未能搬离的物品视为放弃，由甲方无偿处置；三、乙方在实际费用上述应搬迁房屋期间的使用费由甲乙双方已经结清，双方对此无争议；四、甲方一次性补偿给乙方房屋、装修装饰、附（辅）助设施、搬场费，人民币923,515元。在规定期限内，乙方将房屋与土地等按时移交给甲方的，甲方将一次性奖励乙方速签奖及停产停业费，奖励金额为328,422元，停产停业费383,162.50元。如乙方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甲方取消对乙方的奖励费。上述三项合计总额为1,635,099.50元”。 2016年4月6日，被告吴某1签署《委托书》一份，内载：“为配合高压绿带走廊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位于梅龙镇景西路6组曙建禽蛋场搬迁工作协议已完成。因曙建禽蛋场已歇业，营业执照未年检，账户无法使用，根据村里要求，特委托上海A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代收动迁款1,635,099.50元”。 2016年4月25日，曙建村委会将1,635,099.50元打至A公司账户。此后，A公司将该笔动迁款分多笔转至吴某2名下银行账户内：2016年4月26日转账335,099.50元，同年4月27日转账30万元，同年4月28日转账30万元，同年4月29日转账30万元，同年5月13日转账20万元，同年5月16日转账20万元。 另查明，被告吴某1女儿吴某3分多笔向案外人邢某某名下尾号为5684的银行账户内转账共计16万元：于2016年3月25日转账5万元、同年3月26日转账5万元、同年3月28日分两笔转账共计4万元、同年4月30日转账2万元。被告及吴某3确认前述转账16万元、以及从吴某2账户取现的335,099元、从吴某3儿子吴某5账户取现的24,242元中的20,000元，均系支付给邢某某的停产停业补偿。被告还确认，除邢某某外，还给另外两户租户停产停业补偿，但因金额较小，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 又查明，1994年1月10日，上海市闵行区曹行镇人民政府出具闵曹府批(94)3号关于建立《曹行曙建禽蛋场》的批复，同意建立《曹行曙建禽蛋场》。1996年5月15日，开户银行上海市闵行区曹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的开户许可证记载存款人名称为曹行曙建禽蛋场，法人代表吴某2。 再查明，2002年10月25日吴某1（甲方）与案外人韦某某（乙方）签署《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愿意将位于闵行区梅陇镇曙建村6队，室外场地面积约30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的房屋（场地）出租给乙方使用、附图纸。租赁期自2002年11月1日至2007年10月31日。原告对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就是空白场地，房屋是重建的。 审理中，本院至曙建村委会进行调查，朱介塘生产队队长朱某2在调查中陈述:系争动拆迁款是发放给吴某2的，吴某2年纪大了，就让被告吴某1代其签字，不清楚曙建村六组地上建筑物的建造情况。该调查笔录由朱某2签字，并盖有朱介塘生产队及曙建村委会的印章。庭审中，被告对该调查笔录不予认可，并称在（2017）沪0112民初3627号审理过程中，曙建村委会曾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又在之后予以撤回。 经本院调取，2017年3月21日，曙建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载：“曙建禽蛋场位于梅陇镇曙建村六组高压线下，属于非农用地的荒地。1994年吴某2作为曙建禽蛋场法人代表申请用地获批准，并与曙建村签订了协议。1995年，禽蛋场开办、土地平整及地上建筑物的建造，主要由吴某2夫妻投资，吴某2的儿子吴某1、两个孙女和女儿一家也参与了部分投资，禽蛋场由吴某2负责经营管理。之后因吴某2年纪大了，有些事物由吴某1代为代理。由于禽蛋场位置比较偏僻，交通不太便利，又是在高压线下。因此，2011年左右开始，对外出租断断续续，后来基本处于闲置状态”。2017年8月4日，曙建村委会将该《情况说明》予以撤回，并盖章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系争拆迁补偿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停产停业补偿的具体数额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本案《租赁合同》及《搬迁协议书》的乙方均为吴某1，且由吴某1个人代表自己签字，作为合同相对方，其应享有系争拆迁利益。被告认为系争拆迁补偿款均属吴某2所有，但从《租赁合同》及《搬迁协议书》来看，两份协议中均未显示吴某1系受吴某2的委托而代为签字，故对被告认为动迁补偿款均属吴某2的意见，本院无法采纳； 其次，本案的拆迁对象为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在分配拆迁利益时亦要考虑集体土地房屋的建造情况及其权利人。从2002年签订的《租赁合同》来看，该土地租赁协议来源于曙建禽蛋场。原告认为在2002年、2003年左右，原、被告将曙建禽蛋场推倒重建成厂房后对外出租，但除估价报告外，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原、被告有将曙建禽蛋场推倒重建的证据。根据估价报告显示，房屋建造于2003年。但从2002年10月25日吴某1与案外人韦某某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及附图来看，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被拆迁房屋已经存在，而非到2003年重建。且该合同附图所描述的房屋结构平面图与估价报告所附的房屋结构平面图一致。故本院认定，被拆迁房屋来源于曙建禽蛋场，尚无证据证明存在将曙建禽蛋场推倒重建为厂房的事实，另从2002年至2016年，被拆迁房屋结构亦未发生重大改变。曙建禽蛋场由政府批复于1994年，因历史原因，性质尚不明确，吴某2作为曙建禽蛋场的经营者和建造者，其应对来源于曙建禽蛋场的被拆迁房屋享有权利，并由此享有拆迁利益； 最后，在处理本案系争拆迁利益时，还应适当考虑到农村家庭财产混同的普遍性及农村家庭共营的延续性。 综上，系争拆迁补偿款应属吴某2、吴某1共同享有，案涉《租赁合同》及《搬迁协议书》均发生于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拆迁补偿款中属于吴某1的部分属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提供与案外人邢某某签署的《房屋场地租赁合同》、《协议》、《收条》及银行明细等一组证据来证明支付过邢某某停产停业补偿款50万元。因原、被告均无法提供邢某某的身份材料及联系方式，本院结合现有证据对该停产停业补偿的金额，作如下分析： 其一，从有无租户的角度看。原告辩称拆迁时并无租户，不需要支付停产停业补偿。但估价报告显示：“经估价人员现场勘查，房屋目前为使用人自用状态，部分对外出租”。估价作业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至2016年2月22日，被告与邢某某的租赁合同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估价作业时间6个月，其中5个月时间在租赁合同期间。故对原告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其二，从交付形式的角度看。根据银行明细，吴某3交付邢某某的16万元系转账交付，本院予以确认。另有从吴某2账户取现的335,099元及从吴某5账户取现的24,242元中的20,000元，该大额现金交付的形式与之前的交付习惯不符，且除《协议》及《收条》外，亦无其他足具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存在大额现金交付的事实，故对现金交付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其二，从《搬迁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协议书载明：“乙方应于2016年3月31日前搬离搬迁房屋。停产停业费383,162.50元，如乙方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搬迁，甲方取消对乙方的停产停业奖励”。吴某3转账给邢某某钱款的时间，其中14万元发生在2016年3月25日、26日及28日，均为《搬迁协议书》指定搬迁日期前几天，在时间上有清退租户的合理性。剩余2万元转账，距离前述转账一个月，且有银行明细佐证，本院亦予以确认。另根据协议，曙建村委会奖励的停产停业费总计383,162.50元，而被告支付租户50万元的停产停业补偿，且其中35万余元系现金交付，合理性存疑，故就现金部分，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定，扣除停产停业补偿款16万元后的剩余拆迁补偿款1,475,099.50元属吴某2、吴某1共有，并酌情认定其中74万元属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由被告吴某1支付原告葛某拆迁补偿款37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吴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葛某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曙建村景西路6组房屋拆迁补偿款37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原告葛某负担7,500元，被告吴某1负担5,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阮广斌 审 判 员  庄玲玲 人民陪审员  高 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姜晓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