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06行终209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孟兴芝，女，汉族，1968年10月11日出生，云南省永善县人，农民，住云南省永善县。委托代理人任宗林，云南滇东北（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人合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人合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玉缘路世纪浩鸿4栋20层2001-2004室。法定代表人袁志靖，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胡源理，云南红云（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捷，云南红云（昭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审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昭通市人社局）。住所地：昭通市昭阳区崇义街30号市政府大院内。法定代表人申时燕，局长。委托代理人王俊，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孟兴芝因与被上诉人云南人合公司及原审被告昭通市人社局工伤认定一案，不服昭阳区人民法院（2020）云060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孟兴芝的委托代理人任宗林、被上诉人云南人合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源理和王捷向本院递交了书面代理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确认的法律事实：原告云南人合公司承建了永善县伍寨乡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通硬化路17条共58.93公里的公路建设工程。后原告公司将捡得至中雪的公路建设中的路沿修建工程承包给曾万松施工，曾万松又将路沿修建工程中的支模工作承包给了孙吉彬施工，孙吉彬又雇请了死者陈大贵和邵某与其夫妻二人一起从事支模工作。2019年3月21日中午11时许，孙吉彬的妻子回到离该工地不远的家里将早饭做熟后开车送到工地给在工地上干活的孙吉彬、陈大贵等人用餐。12时许，孙吉彬吃完早饭后在中午休息期间便离开施工现场到达原告公司承建的公路上面的山上挖一棵名为“万年青”树，准备带回家里种。后死者陈大贵便离开工地上山看孙吉彬挖树，和孙吉彬简单交流后返回离公路路面大约高两、三米的山坡上坐着休息和看手机。在休息期间，陈大贵被山上滚落的石头击中头部，随后跌落到原告公司承建的公路上。另一施工班组（混凝土浇灌组）工人曾某1、曾某2目睹后便大喊陈大贵受伤的情况，李世仙、孙吉彬夫妇等人赶到事发现场后开车将陈大贵送往伍寨卫生院简单包扎后即将其送往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但因陈大贵伤情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原告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杨永松向永善县伍寨派出所报案。后永善县伍寨派出所分别对李世仙、孙吉彬、邵某、曾某2、曾某1等人进行了调查。因原告云南人合公司与第三人孟兴芝之间对陈大贵的死亡性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4月22日，在伍寨乡派出所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陈大贵死亡垫付安葬费协议》，内容为：云南人合公司先行垫付陈大贵死亡安葬费30万元，具体赔偿责任认定及赔偿金额计算，由双方通过司法途径最终予以确定，多退少补。2019年5月13日，第三人孟兴芝向永善县人社局申请认定陈大贵死亡为工伤，巧家县人社局于2019年5月20日受理该申请。并于5月23日向原告公司送达了《举证告知书》，后原告公司向永善县人社局提交了《营业执照》副本、《关于陈大贵伤亡事故调查结果的报告》《情况说明》等材料，欲证明陈大贵的死亡不属于工伤。2019年7月19日，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依据永善县人社局调查上报及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作出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陈大贵同志在工作间隙短暂休息期间在工地对面的山坡上返回工地做工的途中，在工地区域内被落石击中后，经医治无效死亡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该决定书。2020年1月3日，原告以被告作出的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昭人社工（2019）60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判决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死者陈大贵是否系在工作区域内受伤的问题。本案中，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曾某1、曾某2、邵某三人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死者陈大贵受伤之时是坐在离原告公司承建的公路高2、3米的山坡上休息，在看手机的过程中被山上滚下的落实击中头部后跌落到工地区域内的。因此，在事故发生时，陈大贵其实并未在其从事工作的区域内，而是在上山看孙吉彬挖树后返回工地的途中。而被告在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却认定陈大贵系“在工地区域内被落石击中”，故认定事实显属不清。二、陈大贵受伤的情形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的情形。从实践中理解，“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主要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要求的工作时间开始之前的一段合理时间内，以及在法律规定的或者单位要求的工作时间结束之后的一段合理时间内，职工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本职工作或者领导指派的其他工作有关的准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工作，系工作时间和工作原因方面的合理外延，即在工作时间的前后在工作场所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如运输、清理、备料、安全、收拾工具和衣物等预备性或收尾的工作。本案中，结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陈大贵中午12时左右吃完午饭后，便上山看孙吉彬挖树，随后下到离原告公司承建的公路2、3米高的山坡上休息和看手机，在休息和看手机的过程中被山上滚落的石头击中头部受伤并跌落至原告承建的公路上。因此，如果将其受伤的该情形视为从事“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的情形，无疑是将“工作时间前后”“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的外延进行了不合理的扩大，这与工伤认定的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的原则不相符合，故陈大贵受伤的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告据此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作出的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责令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上诉人孟兴芝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关于工作时间问题。根据五寨派出所、永善县人社局、昭通市人社局的调查，受害人陈大贵所在岗位没有规定具体的上下班时间，一般是上午八点左右上班，直到下午做完活计下班，中午饭由孙吉彬之妻李世仙送饭到工地吃。事发当天陈大贵等人是在工地吃的中午饭。二、关于工作场所及工作原因问题。工作场所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所谓工作场所也就是工作区域。本案中受害人陈大贵从事的是公路路沿支模拆模，该修建的公路位于捡得至中雪的半山腰上，故本案中的工作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区域，而不是闭合性的空间。陈大贵被石头砸中时正处于工作区域，该事实有《陈大贵死亡垫付安葬费协议》《关于陈大贵伤亡事故调查结果的报告》、昭通市人社局对孙吉彬和李世仙的调查笔录以及曾某2和曾某1庭审证言相互印证。三、曾某2、曾某1的庭审证言不具备证据资格，其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云南省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如果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应在举证期限内向工伤认定部门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签收《举证告知书》后未按照要求在十五天内向工伤认定部门提供证据证明陈大贵不是工伤，应当视为其放弃了举证权利，视其认可陈大贵是工伤。在超过工伤认定程序举证期限外及行政诉讼阶段，被上诉人出示的相关证据已经丧失证据资格，人民法院不应审查也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且曾某2与曾某1的部分庭审证言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也不符合逻辑法则，与本案事实相矛盾，其二人属于被上诉人工人，部分证言不属实。曾某2陈述事发地模板已经拆除，与孙吉彬、李世仙证言矛盾，而孙吉彬等人专门负责支模拆模，最清楚模板是否拆除；曾某2的工作岗位是浇灌混凝土，对于模板是否拆除并不清楚。曾某2陈述“陈大贵从山坡脚滚到公路上，大概有几十米远”，与曾某1庭审证言相矛盾，曾某1陈述“陈大贵坐的地方离公路角有两三米高”。如果陈大贵真的从几十米远的地方滚到公路上，其身体体表应当有大面积擦挫伤及大量泥土等，但被上诉人并未出示证据证明陈大贵身体伤害情况，也未出示证据证明现场痕迹。故曾某2的陈述属于孤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曾某1部分证言亦是如此。综上，陈大贵被落石击中地点是在建设工地上；孙吉彬、李世仙的证言证明陈大贵被落石击中时处于工作状态，是因为工作原因；公司没有召开过安全会议、没有专业安全员、未强调安全知识，陈大贵悲剧的发生被上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即使本案事实如曾某2、曾某1所述，陈大贵被落石击中时位于离公路两三米高的公路坎，也明显属于合理区域，因本案的工作区域是开放性的区域，而非闭合性的空间。故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一、二审诉讼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云南人合公司答辩称，一、陈大贵受伤地点是在工作区域外，受伤的原因是被山上不明物体击中头部，跌落至答辩人的施工工地，受伤前是在山坡脚离公路两三米的山坡上玩手机。该事实有五寨派出所对孙吉彬、李世仙、邵某、曾某1等人的调查笔录和现场目击证人曾某2、曾某1的出庭证言予以证实。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上诉人在一审中答辩中陈述的事实及原审被告《认定工伤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相吻合。上诉人在一审书面答辩状中陈述“陈大贵休息期间到对面山坡上看工友孙吉彬挖树，中午一点二十分左右和孙吉彬简单交流几句，返回工地上班小地名牛家沟处，被落石击中头部……”，原审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认定事实是“陈大贵同志在工作间隙短暂休息期间从工地对面的山坡上返回工地做工的途中，在工地区域内被落石击中后，经医治无效死亡的情形……”。通过上述事实能够认定陈大贵受伤时是从山上下来的途中遭受伤害，并非在施工工地遭受伤害。三、原审被告作出的事实认定与其适用的法律无关系。其认定的事实是陈大贵同志在工作间隙短暂休息期间从工地对面的山坡上返回工地做工的途中，在工地区域内被落石击中后，经医治无效死亡的情形。故其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职工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认定陈大贵为工伤，适用法律错误。四、关于上诉人上诉理由的答辩。《陈大贵死亡垫付安葬费协议》仅证明上诉人为陈大贵意外死亡垫付30万元安葬费，《关于陈大贵伤亡事故调查结果的报告》偏离了事实真相。孙吉彬、李世仙与陈大贵有利害关系，他们之间是亲戚，不能保证真实性。曾某2、曾某1庭审证言真实可靠，其二人是本案的目击证人，对事发过程具有发言权，五寨派出所对二人的调查笔录因记录不准确而导致矛盾。答辩人在工伤认定举证期间积极提供证据证明陈大贵所受伤害不是工伤，陈大贵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其系孙吉彬雇请的工人。原审被告对目击证人不调查，仅调查孙吉彬和李世仙，其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上诉人援引的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并非判例法国家，已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不是法律渊源，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具有类案可比性。本案施工场地和预备性、收尾性工作不能做合理延伸。综上，陈大贵事发之时并未在工地区域，也未从事任何预备性和收尾性的工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昭通市人社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陈大贵属于工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答辩人经调查核实查明以下事实，陈大贵系云南人合公司五寨乡捡得村组公路施工工地的木工，工作岗位是从事公路路沿的支模拆模工作，陈大贵所在班组对工作时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是从上午8时至下午18时，午饭由工友李世仙在家做好后送到工地吃，吃完饭接着工作。2019年3月21日陈大贵在工地吃完午饭后，在施工工地不幸被落石掉下击中头部致其受伤，后经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故陈大贵被石头砸中的时间属于工作时间前后，其受伤地点是在工作场所内，陈大贵是在工作间隙短暂休息期间返回工地上班的途中受伤的，应视为从事预备性工作，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答辩人受理工伤申请后按照法定程序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本案中陈大贵是在工作场所被落石击伤，原审判决认定陈大贵在被落石击中时不在工作场所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不认为陈大贵是工伤，应当在工伤认定程序的法定举证期限内向答辩人提供证据，其在诉讼阶段提供的证据，法院没有特殊情况不应当采纳作为定案依据；且曾某2、曾某1也未证明陈大贵受伤是在工作场所外。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上诉人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现场照片6张（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任宗林于2020年10月13日拍摄），证明事发地点位于公路靠山一侧，公路靠山一侧紧挨山体，山体高4-5米，山体笔直与公路呈约90度角，山体顶部边缘光滑，山体顶部为丛林。山体顶部边缘不可能坐人，由于丛林遮挡，人不可能从丛林里滚落到公路。2.现场照片3张（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任宗林于2020年10月13日拍摄），证明公路对面的山体离公路这边距离较远，在公路对面不可能看得清楚公路这边的细节情况。3.现场照片3张（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任宗林于2020年10月13日拍摄），证明事发现场无移动网络信号。4.急诊抢救病历，证明陈大贵除头部受伤外，无其他伤情，陈大贵不可能是从山上滚落到公路上。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2、3系事发一年多以后拍摄的事发地照片，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证据4能够证明陈大贵头部受伤，但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陈大贵头部受伤的事实，故该证据证明的事实是无争议的事实，不再另行采信与评判。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3月22日永善县公安局五寨派出所对邵某的询问笔录记载“刚刚过了四五分钟来的，那个人（打混凝土的一个穿花衣服的男的）就喊说‘滚下来了，滚下来了’，我问他啥子滚下来了，他说‘人’……我跑到现场看，就看到陈大贵倒在地上……”；对曾某2的询问笔录记载“我去拿一个扳手给木匠家媳妇就看到对面的路坎上滚了一个人打来直接滚在公路上……我看到的就是他从公路坎子上翻了一下到公路上”；对孙吉彬的询问笔录记载“陈大贵与其在距离公路50米左右的地方挖万年青树”；对曾某1的询问笔录记载“我们刚下车，就看到负责架路沿模板那三名男子在公路背后的山上……其中有一个就先从山上下来，下来就蹲在公路边耍手机，我就看见山上滚了个东西下来正打着坐着这名男子的身上，就把他打翻在公路上睡，我与曾某2走过去看，山上那两名男子也走下来……姓陈这个先走下来，坐在公路边的一个坎子上看手机”。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孟兴芝和被上诉人对昭通市人社局提供的曾某2、曾某1等证人的询问笔录均表示无异议。在一审庭审中曾某2证实“我看见姓陈的那位从山坡上滚到公路角，大概有两三米高，事发地点路段已经交工，模板早就拆除了”；曾某1证实“事发当天，我们吃完饭回去上班的时候，看见有些人在山顶上，之后就有一个人从山顶上下来坐在山坡坡角的坎坎上玩手机，之后就有一个白色的石头滚下来打到他，然后我就喊了，山上的另外两个人就下来把他扶到车上了。陈大贵坐的地方离公路角有两三米高，事发地点的模板早就拆除了，陈大贵是坐在坡坡角的坎坎上玩手机，然后被石头砸了掉在公路的坎坎上”。综合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陈大贵受伤地点是否在施工现场（即是否在工作场所内）？是否从事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首先，根据2019年3月22日（事发后第二天）永善县公安局五寨派出所对邵某、曾某2、曾某1的询问笔录证实，陈大贵是从公路坎上被石头打翻到公路上，即陈大贵受伤的第一现场并非是施工工地。在本案一审庭审中曾某2、曾某1证实，陈大贵是坐在距离公路两三米高的山坡坎上玩手机，被石头砸伤；事发地点路段已经交工，模板早就拆除。上诉人孟兴芝在一审中提交的事发地点照片，证明陈大贵淌血现场并非是施工现场，该路段路沿工程已完工。依据上述证据内容，能够证实陈大贵受到石头砸伤事故伤害的事发地是在距离公路坡角两三米高的坎坎上，虽然该段公路是在被上诉人承建的工程范围内，但该事发地路段路沿工程已经完工，并不是陈大贵应做支模拆模工作的施工场所内。故陈大贵受到事故伤害的地点并未在工作场所内。其次，依据五寨派出所对目击者曾某2、曾某1作出的询问笔录和曾某2、曾某1在一审庭审中的证言基本一致，再结合邵某的证言，能够证实陈大贵受到事故伤害之时，是在距离公路坡角两三米高的坎坎上玩手机。故陈大贵受到事故伤害时，并未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综上所述，陈大贵受到石头砸伤事故伤害的事发地不是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之时也未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的规定，上诉人孟兴芝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作出的昭人社工（2019）60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孟兴芝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金山审判员  吴蔚秋审判员  陆 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欧继萍书记员张贵林附：本判决引用法律条文《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