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7230号原告：张伟坚，男，1979年4月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陈莹，广东合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周烜，男，197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志豪，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何颂国，男，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第三人：广州迅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515号810房。法定代表人：王炳基。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向龙，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林盛，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伟坚诉被告周烜、第三人何颂国、第三人广州迅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迅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龙、柯陈莹，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志豪，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向龙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周烜、何颂国、张伟坚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2.被告向原告返还出资713400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以7134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3月24日起至返还7134000元之日止；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周烜、何颂国、张伟坚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约定三人参与投资，收购中山市小榄镇金菊花园首层及二层商铺，另外合同第二条约定周烜、何颂国、张伟坚三人的出资均包含在迅富公司的份额内，且确认了原告的出资总额为7134000元。合同第六条还约定：1.基于周烜是迅富公司的股东，承担周烜、何颂国、张伟坚投资合作项目所相关的首要经济、法律责任，故周烜、何颂国、张伟坚一致决定项目以周烜为唯一的投资运作决策人，何颂国、张伟坚作为财务投资人，可参与三人合作讨论、拥有知情权，不参与决策并无条件执行周烜与项目其他外界股东的共同决议、决定；并以自身本项目（中山天幕城）的投资份额为担保，遵守上述约定。但经查，迅富公司的股东是周惟和王炳基，周烜并不是迅富公司的股东，被告也一直未将原告的涉案投资款投入涉案项目，其行为构成违约。被告辩称，一、被告是迅富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对此情况迅富公司和迅富公司的股东是确认的，原告和第三人何颂国也是清晰知道的。l.2012年2、3月份期间被告与王炳基、李罡等人筹备成立迅富公司开展投资业务，由于被告身为几间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投资人，平时业务繁忙，没有过多的闲余时间用于公司日常的管理或登记事务，因此被告虽然作为两三间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但也没有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显名股东，而是委托被告的亲生姐姐周惟以其名义代为投资和持有相应的公司股权。基于同样的考虑，被告作为迅富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也决定委托周惟作为显名股东代为出资和持有迅富公司45%的股权。为此被告按照迅富公司的要求在2012年4月24-25日期间将包含原告和第三人何颂国出资款在内的合计450万元的投资款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周惟，然后周惟连同代另一股东李罡持有的50万元投资款合共500万元，于2012年4月26日投入到迅富公司的银行账户，并办理了验资手续。2.迅富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同日被告与周惟就委托投资和持股事宜签订了《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对有关委托投资事项进行了约定，明确了被告是迅富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已经出资450万元人民币并由周惟代为持有迅富公司45%的股权，相应的投资权益由被告实际享有等。周惟的丈夫黄仲荣也在《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上签名画押予以确认见证。此外，迅富公司的另一股东王炳基也在《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上签名见证，同时迅富公司也盖章予以确认。3.对于被告作为迅富公司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的身份，迅富公司、迅富公司的名义股东均是确认的。被告与本案的第三人何颂国和原告作为曾经的同事，对于委托周惟作为名义股东投资迅富公司的事实也是坦诚布公的，并且在签订合作文件前已经将与周惟签订的《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复印件提供给了何颂国和张伟坚，因此何颂国和张伟坚对于被告是迅富公司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的身份也是清晰知道的。原告与被告共事多年，由原来一个普通员工发展到合伙人，直至合作进行本项目投资，不可能对被告作为迅富公司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的身份和事实不清楚，甚至在进行本项目的前期投资时，原告的相当一部分投资款还是向被告以及原、被告和第三人成立的公司借支的。因此原告诉称经查询发现被告不是迅富公司的股东，也不代表其不知道被告是作为隐名股东委托周惟作为显名股东投资于迅富公司的事实。二、原告对于被告是迅富公司实际出资人和隐名股东的身份和事实清晰知道的，原、被告和第三人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被告双方和第三人何颂国签订投资协议时被告已经完成将三人的投资款全部投入到案涉项目中，且迅富公司已经完成对案涉项目的投资收购后才签订的，因此根本不存在原告诉称被告未将三人投资款投入案涉项目以及被告构成根本性违约的可能性，因此原告诉称的事实与理由是不成立的。三、原、被告和第三人何颂国签订该协议时根本不存在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或各方存在重大误解或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或被告方违反该协议约定等情形，因此原告请求解除该协议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同时原告请求被告退回合作项目的投资款也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张伟坚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何颂国述称，2015年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是一个确定意见而不是初始意见，该协议的目的只是对双方的义务进行了明确。原告及何颂国签订协议前，都是知道被告的身份，从来没有异议。在投资协议签订前所有的款项都投入到了迅富公司，且迅富公司与梁深泉、陈辉洪针对全部项目投资到位，原告提出解除协议何颂国是不同意的，损害到了何颂国的利益，何颂国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迅富公司述称，迅富公司不是原告、被告及何颂国签订合同的相对一方，对签订的协议与迅富公司无关，迅富公司也无需承担任何的法律后果。迅富公司在成立之初，已经确认了被告是股东。原告认为被告不是迅富公司的股东，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迅富公司及何颂国本人是完全知悉被告在公司的身份，且往后的所有投资都是被告代表迅富公司签署所有的文件，且迅富公司已经将相关投资款项投入到项目中，不存在没有投入涉案款项的事情。综上，迅富公司对于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何颂国签署《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约定，一、项目概况：原告、被告、何颂国三人参与投资，收购中山市小榄镇金菊花园首层及二层商铺（现推广名为“天幕城”）。二、项目投资情况：1.陈辉洪、梁深泉各占项目37.5%的股份，合共75%；2.迅富公司占项目25%的股份；3.原告、被告、何颂国三人的出资均包含在迅富公司的份额内，其中：（1）2014年之前三人的出资及在项目占股比例：被告首次出资1830000元、其他投入1014000元、投资小计2844000元、占股比例2.925%，何颂国首次出资1830000元、其他投入1014000元、投资小计2844000元、占股比例1.35%，原告首次出资1830000元、其他投入1014000元、投资小计2844000元、占股比例1.35%；（2）2014年后三人的出资及项目占股比例：被告再出资4290000元、占股1.875%，何颂国再出资4290000元、占股1.875%，原告再出资4290000元、占股1.875%；（3）截止至2015年3月23日三人总出资及在项目总占股比例：被告投资总计7134000元、总占股比例4.8%，何颂国投资总计7134000元、总占股比例3.225%，原告投资总计7134000元、总占股比例3.225%。三、三人的权利：1.项目销售利润，在三人出资未归本前，按三人1:1:1等比分配；在三人出资归本后，按被告4.8%、何颂国3.225%、原告3.225%的比例分配；2.项目未能售出部分之将来可能产生的租金收入，在三人出资未归本前，按三人1:1:1等比分配；在三人出资归本后，按被告4.8%、何颂国3.225%、原告3.225%的比例分配；3.项目将来可能不能售出部分的处置所带来的可能收益，在三人出资未归本前，按三人1:1:1等比分配；在三人出资归本后，按被告4.8%、何颂国3.225%、原告3.225%的比例分配。四、三人的义务：1.项目销售、出租等一切收益所产生的、按国家法律法规应缴交的各种税费和费用，在归还三人本金前，按三人1:1:1缴交；在归还本金后，按被告4.8%、何颂国3.225%、原告3.225%的比例分摊；原告、被告、何颂国均以各自在项目所占的全部股份，为必须支付上述税费或费用的行为作担保；2.项目未来可能出现的销售、经营或其他各类亏损，按照陈辉洪、梁深泉、迅富公司股东会决议如需各投资人出资填补亏损时，若三人本金尚未归还完毕，按三人1:1:1缴交；若三人本金已经归还且尚有已分配的利润，则已分配的利润部分按被告4.8%、何颂国3.225%、原告3.225%的比例分摊，已分配的利润部分不足以填补亏损的，超出部分按三人1:1:1缴交；原告、被告、何颂国均以各自在项目所占的全部股份，为必须追加出资的行为作担保。六、决策机制：1.基于被告是迅富公司之股东，承担被告、何颂国、原告投资合作该项目所相关的首要经济、法律责任，故原告、被告、何颂国一致决定：项目以被告为唯一的投资运作决策人，何颂国、原告作为财务投资人，可参与三人合作讨论、拥有知情权，不参与决策并无条件执行被告与项目其他外界股东的共同决议、决定，并以自身于项目（中山天幕城）的投资份额为担保。原告称案涉投资协议合作内容是三方共同出资收购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被告及何颂国称投资协议所要投资的项目是天幕城项目以及子项目，包括在石歧的富荣花园的项目，富荣花园是用天幕城的流动资金及天幕城的商铺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后，投资延伸的子项目，因此三方所投资的项目应该是大项目是天幕城及子项目。原、被告及第三人确认收购天幕城项目是以迅富公司的名义进行。被告及两第三人称，收购的项目迅富公司是以梁深泉、陈辉洪的名义合作，对外是以中山市恒安商品流通信息有限公司（下称恒安公司）的名义进行收购，实际操作过程中，梁深泉、陈辉洪持有恒安公司的100%的股份，因此两人将持有的25%的股份转给了迅富公司；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称其为履行案涉的协议书向被告支付了7134000元。被告称原告投入的款项绝大部分是用被告代付的方式投入到了迅富公司，430万元是被告代付后，原告再归还的；在2014年，原告的出资有部分是以被告垫资代付的形式，有部分是以原告向原、被告及何颂国所在的公司借款的形式，由公司支付到迅富公司的，因此7134000元并不是直接由原告支付给被告的，而是采用被告和公司借资垫付，原告事后归还的方式来投入的，对于原告的实际出资额，被告予以确认。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借款合同》，2014年10月13日，原、被告签署该《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出借430万元。原告以此证明原告向被告借款430万元用于向天幕城项目出资，且原告已经还清该笔借款。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8月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430万元。《借款合同》上被告于2015年8月5日手写备注已收齐合同所有本金及利息。第三人迅富公司称原告的投资是以被告的名义支付给迅富公司，迅富公司收到了被告的投资，迅富公司持有的项目25%的股份，其中出资款的45%是由被告支付的，另外的55%是由另一个股东王炳基支付的，收到全额的投资款后，迅富公司已分批支付给梁深泉、陈辉洪。第三人迅富公司称，迅富公司与梁深泉、陈辉洪签订协议前，资产已经收购完，恒安公司在2011年4月18日买到了天幕城的一批房产，总面积20700平方，收购后恒安公司注销登记，天幕城的房产是挂在梁深泉、陈辉洪名下，将商铺分成格子铺，销售给小业主，再由小业主进行返租，部分商铺无法销售，部分商铺是以出租的形式进行运营，具体的运营是以梁深泉、陈辉洪进行操作，迅富公司没有参与。2019年2月15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根据原告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迅富公司2018年10月25日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迅富公司系成立于2012年5月18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炳基，登记股东为周惟及王炳基。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甲方）与案外人周惟（乙方）、案外人黄仲荣（见证确认人、乙方配偶）、迅富公司、王炳基签署的《委托投资（持股）协议》，约定被告委托周惟以周惟的名义代为持有被告在迅富公司45%的股权，股权相对应的注册资本金为450万元，被告已经交付周惟并以周惟名义足额投入验资；被告享有周惟代为持有的迅富公司45%出资和股权的实质所有权和受益权，其投资风险将由被告实际承担，被告依法享有迅富公司45%出资和股权的股东权利和承担相应股东义务；被告委托周惟以周惟名义投资（持股）期间，在具体管理行使迅富公司股东权利方面则由被告负责；周惟在行使代被告持有的迅富公司45%出资和股权对应的股东决策权时，必须事先征求被告的意见后才能按照被告的意见行使表决，或者全权委托被告代为表决。2.周惟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确认周惟并非迅富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以周惟名义投资到迅富公司的500万元中的450万元实际上是代被告投资，以周惟名义在迅富公司中的45%出资比例和股权实际上是代被告持有，相对应的450万元投资款也是被告转账给周惟，然后再以周惟的名义投入到迅富公司，为此周惟及配偶黄仲荣也与被告签署《委托投资（持股）协议》对上述事实进行了确认；对于被告是迅富公司实际投资人的事实，迅富公司、王炳基均是知悉的，周惟并没有参与迅富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3.周惟于2012年4月24-25日收取450万元及周惟2012年4月26日向迅富公司支付验资款的银行付款凭证。4.迅富公司（甲方）于2012年6月1日与陈辉洪（乙方1）、梁深泉（乙方2）、恒安公司（见证方）等签署的《股东转让出资和股权合同》，其中约定，恒安公司于2011年4月28日通过参加竞买的方式，买受了位于中山市××路××号金菊花园的房地产一批，并投入资金进行后续的建设，现已将上述房地产物业建成；乙方确认恒安公司截至合同生效之日止，恒安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0541.20万元，负债总额为5000万元；乙方1将其在恒安公司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中的部分出资12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2.5%）转让给甲方，转让金为125000元，考虑到恒安公司的实际资产负债状况和乙方的前期投入情况，甲方同意另外支付股权补偿金27375000元给乙方1，甲方应支付给乙方1的转让金合计27500000元；乙方2将其在恒安公司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中的部分出资125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2.5%）转让给甲方，转让金为125000元，考虑到恒安公司的实际资产负债状况和乙方的前期投入情况，甲方同意另外支付股权补偿金27375000元给乙方2，甲方应支付给乙方2的转让金合计27500000元。5.迅富公司与陈辉洪（乙方1）、梁深泉（乙方2）于2012年8月28日签署的《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确认截至签订补充协议之日，恒安公司已经取得了292间合作商铺的《房地产权证》，另外甲方已经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了第一期和第二期转让金合计2750万元给乙方，甲乙双方均没有出现违约行为；乙方和恒安公司共同确认当乙方全额收到甲方支付5500万元起，甲方即拥有合作商铺25%的产权份额，其余由乙方1拥有合作商铺37.5%的产权份额、乙方2拥有合作商铺37.5%的产权份额；甲方同意乙方计划申请将恒安公司停业清算和注销，并申请将目前恒安公司名下的合作商铺全部变更到乙方1和乙方2名下，由乙方1和乙方2各占50%的份额按份共有；乙方确认当合作商铺由恒安公司变更到乙方1和乙方2名下按份共有的同时，乙方1所持有合作商铺50%份额中有12.50%的份额是代甲方所持有的，并且乙方2所持有合作商铺50%份额中有12.50%的份额是代甲方所持有；双方还对剩余转让金2750元的付款条件及付款时间进行了约定。6.陈辉洪、梁深泉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陈辉洪、梁深泉是原恒安公司的股东，各持有恒安公司50%的出资和股权；恒安公司于2011年4月28日通过参与竞买的方式，买受了位于中山市××路××号金菊花园的房地产一批，并投入资金进行后续的建设；陈辉洪、梁深泉于2012年6月1日与迅富公司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和股权合同》，约定由迅富公司出资5500万元，收购陈辉洪、梁深泉各持有恒安公司12.50%的出资和股权，迅富公司的签约代表是周烜；其后在履行中基于财务和合理节税的考虑，陈辉洪、梁深泉与迅富公司达成共识，决定将恒安公司停业清算和注销，并将上述房地产全部变更到陈辉洪、梁深泉名下，名义上由陈辉洪、梁深泉按照各占50%的份额按份共有；同时陈辉洪、梁深泉分别接受迅富公司的委托，各自确认在所持有上述房地产50%份额中有12.50%的份额是代迅富公司所持有；为此三方于2012年8月28日签订了《股东转让出资和股权合同补充协议》，确认陈辉洪、梁深泉各占有上述房地产37.50%的份额，迅富公司实际上占有上述房地产25%的份额，迅富公司的签约代表是周烜；迅富公司已经按照《股东转让出资和股权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足额支付了5500万元的收购投资款。7.被告、迅富公司及王炳基的银行流水，证明被告已将原告投资款677.50万元支付给了迅富公司。庭审中，原告称诉请解除协议因为被告没有履行涉案合同义务，原告认为合同仅是收购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也约定本项目原告要出资款项，把款项投入到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但是被告在收到款项后，并没有将款项投入到项目中，构成了根本违约。被告称，案涉协议签署时间在2015年，迅富公司的收购行为在2012年已经完成，天幕城项目中山合作方梁深泉、陈辉洪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予以确认，迅富公司就天幕城项目的出资已经全部到位，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原、被告及何颂国的出资分别在2014年前和2014年已经完成，如果原告不知道天幕城已经收购完成的情况，不会投入7134000元到项目；天幕城是以迅富公司的名义参与收购，并不是以被告的名义，原、被告的出资均包括在迅富公司的名义内，因此原、被告的出资是以被告的名义投入到迅富公司，被告已经将三人的出资全部交付给迅富公司，迅富公司也投入到项目里，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把款项投入到涉案项目，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案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坚持解除合同及全额返还投资款的诉请，不申请对案涉项目的盈亏进行审计。另查，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伟坚诉被告周烜、被告迅富公司、第三人何颂国、第三人陈辉洪、第三人梁深泉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粤0104民初41104号],该案中张伟坚主张案涉天幕城项目已经完结且清算完毕，迅富公司收到了案涉天幕城项目的结算款4500万元，原告要求周烜、迅富公司向张伟坚支付分成款7729833.90元及利息。周烜于该案中辩称，其已经将投资款全部投入到涉案项目，投资款也是按照迅富公司收购涉案项目的总投资额里面按照周烜委托周惟所持有的股权比例投入的，事实上也已经投入了涉案项目，迅富公司也承认周烜在涉案项目中应当投入的投资款已经足额提供，迅富公司并没有主张周烜没有足额投资；迅富公司在天幕城项目结算后，所谓取得的资产包括现金、商铺合计远远不够迅富公司应当承担的债务，如果按照比例，原告不仅不可能分到任何所谓结算款，而且应当承担几百万元债务。迅富公司于该案中称，迅富公司分得的利益也是迅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炳基个人名义进行代持物业，迅富公司确认原告的投资，但最后由于商铺没有变现，仅持有了物业，因此原告要求返还出资没有达到法定条件，该项目还在继续运作过程中，无法将项目变现。周烜于该案中称，对于原告投入的款项7134000元予以确认，并以周烜的名义投入到迅富公司，再由迅富公司投入到天幕城项目；迅富公司称其总计收到21402000元的投资款。在该案诉讼过程中，原告还提交了终止合作协议书，证明迅富公司已经与梁深泉、陈辉洪终止了涉案项目的合作，并进行了结算，该协议明确了涉案天幕城项目，陈辉洪与梁深泉应向迅富公司支付的结算款包括3300万元现金以及400平米天幕城商铺，作价每平米3万元，实际上最后陈辉洪、梁深泉没有把商铺给迅富公司，而是以现金方式1200万元支付给迅富公司，迅富公司收到结算款是4500万元现金，原告以此主张分成款。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何颂国签署《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约定三人参与投资收购“天幕城”项目。现原告以被告并不是迅富公司的股东，且一直未将原告的涉案投资款投入涉案项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案件争议焦点为：1.被告是否为迅富公司股东；2.被告是否将原告的投资款投入案涉项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迅富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周惟及王炳基，但根据被告与周惟、黄仲荣、迅富公司、王炳基签署的《委托投资（持股）协议》，以及周惟出具的《情况说明》，周惟仅是迅富公司的名义股东，以周惟名义在迅富公司中持有的45%出资比例和股权实际上是代被告持有，该事实迅富公司亦予以确认，即被告系迅富公司的隐名股东。故原告以被告不是迅富公司股东作为其诉请主张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被告提交了其与迅富公司、迅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炳基的银行流水记录，证明被告在收取原告投资款后已将部分投资款支付给迅富公司。第三人迅富公司也确认原告的投资是以被告的名义支付给迅富公司，迅富公司收到了被告的投资。根据《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约定，原告、被告、何颂国三人的出资均包含在迅富公司的份额内，而本案中根据项目合作方梁深泉、陈辉洪出具的《情况说明》，迅富公司已对案涉项目进行实际投资并取得部分资产。从上述证据及陈述可见，原告、被告及何颂国对案涉项目的投资已实际执行。其次，从（2016）粤0104民初41104号案中张伟坚的诉讼主张来看，原告依据案涉项目的终止合作协议书要求按照原告的投资比例主张项目收益分成，该主张是以原告的投资实际投入项目为前提，即原告已实际认可其投资款投入到案涉项目。再次，迅富公司与陈辉洪、梁深泉、恒安公司等进行项目合作所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和股权合同》发生于2012年6月1日，此后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何颂国于2015年3月24日签署《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该份投资协议签署时案涉项目已经实际开展。《关于中山小榄金菊花园裙楼和沿街商铺项目投资的协议》记载了在2014年之前原、被告及何颂国在项目出资及占股比例，三方均确认通过各自投资在案涉项目占有投资份额，即原告已确认其前期投资款投入到案涉项目。同时从协议可见，原告的投资是分期分批投入，如按原告所述其投资款未实际投入到案涉项目，在支付前期投资后未就投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就继续进行大额投资，不符合常理。故原告主张被告收取投资款后未将款项投入到案涉项目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经本院释明不申请对案涉合作盈亏进行审计，在原告实际投资案涉项目且各方未就投资盈亏进行清理结算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解除协议并返还全部出资款、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伟坚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115072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伟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在上诉状中明确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7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相应的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伟清人民陪审员  罗洁玲人民陪审员  林 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杨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