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113行初289号原告新平鸿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托竜街攀枝花路4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7MA6KYLDYXY。法定代表人：尹晓彤。委托代理人尹剑箭，男，彝族，1972年1月1日生，系，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兴隆北巷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102322159591D。法定代表人：刘檑，局长。委托代理人杜光平，男，1983年4月2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代理权限：特别代理。委托代理人张元霞，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1146298。代理权限：特别代理。原告新平鸿亚商贸有限公司不服被告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南市监行处字（2020）20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尹剑箭，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杜光平、张元霞及其机关负责人委托出庭工作人员杜光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20年1月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如下事实：原告公司（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托竜街攀枝花路44号）从2017年11月1日在各省设立省运营中心，销售一款名为“本相·中国牛”的饮料，2018年3月12日原告在贵州知心知意贸易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提供场地给当事人从事传销活动的违法行为我局已立案调查）的住所设立全国运营总部及贵州省运营中心（当事人未取得登记擅自变更经营地址），各省运营中心设5名省高管，并在各市设3名市高管，各区县设2名区县代理，各乡镇设1名乡镇代理。当事人的运营模式如下：缴纳15000元购买当事人代理的“本相·中国牛”产品可以获得乡镇代理资格，缴纳30000元购买当事人代理的“本相·中国牛”产品可获得区县代理资格。取得代理资格后可以销售“本相·中国牛”产品。缴纳100万元成为当事人投资人，缴纳5-10万元成为当事人股东，缴纳2万元成为当事人合伙人，投资人、股东、合伙人不加入公司章程，但是可以参与当事人利润分红。省市高管没有工资，通过推荐股东、合伙人、区县和乡镇代理获得推荐奖，同时股东、合伙人、区县和乡镇代理之间也可以相互推荐获得推荐奖。推荐1名投资人推荐人获得15%即15万元的推荐奖（其中12万元现金，3万元“本相·中国牛”产品），同时省市高管团队获得5万元生活费；推荐1名股东推荐人获得10%的推荐奖（如股东缴纳10万元，推荐人获得1万元推荐奖，其中8000元现金，2000元“本相·中国牛”产品），同时省市高管团队获得5000元生活费；推荐1名合伙人推荐人获得10%即2000元推荐奖（其中1600元现金，400元产品），同时省市高管团队获得1000元生活费；推荐1名区县代理推荐人获得2500元推荐奖（其中2000元现金，500元“本相·中国牛”产品），推荐人为市高管的，市高管团队获得1500元招商奖，省高管团队获500元生活费；推荐1名乡镇代理推荐人获得1200元推荐奖（其中1000元现金，200元“本相·中国牛”产品），推荐人为市高管的，市高管团队获750元招商奖，省高管团队获300元生活费。当事人从通过此方式运营“本相·中国牛”到目前为止共招募股东5人（其中缴纳5万元的3人，缴纳10万元2人），合伙人82人（其中缴纳2万元的13人，缴纳1万元的15人，缴纳5000元的54人），共计收取103万元；共招募区县代理22人（其中购买3万元产品的20人，购买28800元产品的2人），乡镇代理2人（每人购买15000元产品），共计收取687600万元。上述钱款通过现金、微信、支付宝等方式缴纳，最终都打入当事人指定账户（即法定代表人尹晓彤的私人账户，账户名：尹晓彤，账号：62×××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新平县支行城关分理处）。2019年3月30日，原告在贵阳市南明区洪福盛宴酒楼召开分红大会将区县代理、乡镇代理向其购买“本相·中国牛”产品所获得的10万元利润分配给了股东（每人1000元）、合伙人（每人200元）、省市高管（除股东、合伙人分配利润外剩余的40000元由省市高管平均分配）。被告认为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三款及《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构成擅自改变经营地址组织传销行为，鉴于原告已改正擅自改变经营地址的违法行为，故不作相关处罚。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及《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责令原告单位改正违法行为，同时作出如下处罚：一、没收违法所得（包含收取的股东、合伙人费用103万及销售产品获得利润10万元）人民币1130000元；二、罚款人民币500000元；三、罚没合计人民币1630000元。同时，被告告知原告缴纳罚没款的账户信息和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后果。并告知原告不服该决定的，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明区人民政府或者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该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原告诉称，一、以传销定性不当。新平鸿亚商贸公司设计的中国牛产品营销方案，设投资股东、合伙人和代理商三个方面，其中设投资股东、合伙人属资本投资、投资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合伙人对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享受股权、承担投资风险。代理人以公司名义代理营销，只获取约定的报酬，不承担投资责任。他们之间权利义务不同、没有层级关系、不应定为传销；二、重新作出的处罚理由不成立，实质是同一事实、两次处罚。本案被申请人已于2019年5月31日，以南市行处字（29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处罚，新平鸿亚商贸公司不服依法向南明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贵阳市政府做出维持决定，是生效的行政决定，对申请人和新平鸿亚商贸公司已经产生法律效力，是一次完整的行政处罚行为。然而，申请人在市政府在作出维持行政决定后，突然撤销行政处罚，以擅自改变经营事传销为由进行处罚，理由不成立。一是因为以擅自改变经营地点传销为由立案，但又认定已纠正了擅自改变经营地点不需处罚，同时又作出了没收处罚决定，自相矛盾。二是重新处罚所用证据均直接采用此前的行政调查证据，所认定事实均为此前认定事实，确属同一事实。三是行政处罚法没有明文规定对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可以撤销重新处罚；三、不能因行政复议等抗辩加重处罚。申请人撤销原处罚决定，作出二次处罚的理由是依据行政复议意见书的要求，处罚额高达163万元，比原处罚60.7万高100多万。这种因当事人行政复议次加重处罚行为是违反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应予纠正；四、违反听证程序。听证法律制度的设定其法律和实践价值是在行政处罚前听取被处罚方的陈述和意见，以正确行使行政处罚权。因此在听证过程中听取被处罚方的陈述和意见是行政处罚的必备程序，在当面签收。可是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的听证陈述和意见竟只字不提，视乎申请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这种做法不尊重法律赋予申请人听证发表意见权，是违法的。同时，处罚决定以单位主要负责人领导集体研究决定进行处罚，将机关内部行为转化为外部行政依据，易导致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争议。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侵犯原告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南市监行处字（2020）200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听证通知书、听证申辩意见，以上证据证明原告公司的行为不是传销，以及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被告辩称，一、原告的行为构成传销行为，定性准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第七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本案原告通过虚构和夸大盈利前景，以高额返利引诱和招募投资人、股东、合伙人、区县代理商等方式发展人员；而投资者、股东、合伙人、代理商等通过缴纳投资或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获得其加入的资格，并从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中获得推荐奖即人头费，且所有参加的人员均从其发展的下线人员销售业绩中得到不同比例的分成。故原告的行为符合传销行为的特征，构成传销行为，被告定性准确；二、被告针对原告的传销行为仅实施一次行政处罚，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1.被告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重新作出，是被告依法对其错误行政行为的纠正，并未对原告作出2次处罚。2019年5月31日，被告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原告依法向南明区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10月28日，南明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复议决定认为被告对“违法所得”认定错误，并向被告下达行政复议意见书，要求被告纠正。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7条规定：“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行政机关的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有关机关应当自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日起60日内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的情况通报行政复议机构”。2019年11月19日，被告依法撤销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并对原告的违法事实进一步核实调查，在依法保障原告充分行使其陈述、听证、申辩等权利的情况下，2020年1月9日，被告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南市监行处字（2020）20006号行政处罚决定。2.被告并非基于同一事实2次处罚，而是根据新查明的违法事实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且原告在传销违法活动中的所得全部为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没收。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在传销违法活动中，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式传销的违法所得按当事人的全部收入计算。团队计酬式传销的违法所得，销售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计算；销售非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被告根据新查明的事实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在传销违法活动中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并处以罚款，是其依法履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正常经济秩序法定职责的体现，并未加重对原告的处罚，更未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三、被告依法作出的行政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有效，原告应当予以履行。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调查核实，依法查处，并为举报人保密。本案中被告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接到举报人杜先生的举报后依照法律规定对该举报立案调查，后查实原告实施的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主持听证。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决定。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行为，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4月22日收到举报，依法对本案进行立案调查，并依照当事人申请举行听证，履行了一系列的内部审批手续。被告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原告组织领导传销的违法行为对原告依照法定程序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该没收违法所得金额没有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该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送达给原告，并依法告知了原告相关权利义务。因此,被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南市监行处字（2020）20006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结果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维持该处罚决定。2.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下列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案件,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一)拟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价值数额较大的案件；”被告经过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对原告的传销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是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的体现和保障，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已送达给原告，符合程序正当要求，合法有效，原告应当履行。综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1.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2.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3.负责人任职文件，证明被告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第二组：1.《案件来源登记表》、2.新平鸿亚商贸有限公司商业模式介绍、3.《立案审批表》、4.《询问笔录》（尹剑箭）、5.《询问笔录》（李小舟）、6.营业执照、区县代理合同等、7.《案件调查终结报告》、8.案件审核决定书、审批表、重大案件讨论记录、9.《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执、10.《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执、11.首次《听证报告》及听证笔录、12.《询问笔录》（王新勇、何芳、夏德刚）、13.第二次《听证笔录》、14.《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15.《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16.《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17.《行政复议意见书》、18.《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19.《行政复议决定书》、20.撤销行政处罚的决定、21.《案件调查终结报告》、22.《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23.《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邮寄送达回执、24.听证申请书、25.《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听证公告》及邮寄回执、26.《听证笔录》、27.《集体讨论记录》、28.《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回执，该组证据证明原告通过虚构和夸大盈利前景，以高额返利引诱和招募等方式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投资款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骗取他人财物，牟取非法利益，其行为构成传销行为。被告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原告应当履行；第三组：1.《公司法》、2.《禁止传销条例》、3.《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4.《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5.《行政处罚法》、6.《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7.《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该组证据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都是我的签字，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三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听证申辩意见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三组证据及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日，被告执法人员接到杜某匿名举报称花果园项目Ｆ区第6栋1单元12层11号的原告涉嫌通过发展人员方式从事传销活动。被告立案后于当日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发现花果园项目Ｆ区第6栋1单元12层11号系贵州知心知意贸易有限公司的住所地。2019年4月2日、4月3日、4月10日、4月16日，原告的行政负责人李小舟及其委托人尹剑箭接受被告的询问，在多次询问中，两人的陈述均印证原告的工商登记注册地址为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托竜街攀枝花路44号，尹剑箭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尹晓彤父亲，原告公司的运营管理均由尹剑箭负责，李小舟系原告公司的行政负责人。原告从2017年11月1日在各省设立省运营中心，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一款名为“本相·中国牛”的饮料。2018年3月12日，原告在贵州知心知意贸易有限公司的住所地设立全国运营总部及贵州省运营中心，各省运营中心设5名省高管，并在各市设3名市高管，各区县设2名区县代理，各乡镇设1名乡镇代理。其运营模式为：缴纳15000元购买150件“本相·中国牛”产品可获得乡镇代理资格，缴纳30000元购买300件“本相·中国牛”产品可获得区县代理资格，取得代理资格后可以销售“本相·中国牛”产品。缴纳100万元可成为原告投资人，缴纳5-10万元成为原告股东，缴纳2万元成为原告合伙人，投资人、股东、合伙人不加入公司章程，不进行工商登记，但可以参与原告利润分红。省市高管没有工资，通过推荐股东、合伙人、区县和乡镇代理获得推荐奖，同时股东、合伙人、区县和乡镇代理之间也可以相互推荐获得推荐奖。推荐1名投资人推荐人获得15%即15万元的推荐奖（其中12万元现金，3万元“本相·中国牛”产品），同时省市高管团队获得5万元生活费。推荐1名股东推荐人获得10%的推荐奖（如股东缴纳10万元，推荐人获得1万元推荐奖，其中8000元现金，2000元“本相·中国牛”产品），同时省市高管团队获得5000元生活费。推荐1名合伙人推荐人获得10%即2000元推荐奖（其中1600元现金，400元产品），同时省市高管团队获得1000元生活费。推荐1名区县代理推荐人获得2500元推荐奖（其中2000元现金，500元“本相·中国牛”产品），推荐人为市高管的，市高管团队获得1500元招商奖，省高管团队获500元生活费。推荐1名乡镇代理推荐人获得1200元推荐奖（其中1000元现金，200元“本相·中国牛”产品），推荐人为市高管的，市高管团队获750元招商奖，省高管团队获300元生活费。原告通过此方式运营“本相·中国牛”到目前为止共招募股东5人（其中缴纳5万元的3人，缴纳10万元2人），合伙人82人（其中缴纳2万元的13人，缴纳1万元的15人，缴纳5000元的54人），共计收取103万元；共招募区县代理22人（其中购买3万元产品的20人，购买28800元产品的2人），乡镇代理2人（每人购买15000元产品），共计收取687600万元。上述钱款通过现金、微信、支付宝等方式缴纳，最终都打入当事人指定账户（即法定代表人尹晓彤的私人账户，账户名：尹晓彤，账号：62×××7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新平县支行城关分理处）。2019年3月30日，原告在贵阳市南明区洪福盛宴酒楼召开分红大会将区县代理、乡镇代理向其购买“本相·中国牛”产品所获得的10万元利润分配给了股东（每人1000元）、合伙人（每人200元）、省市高管（除股东、合伙人分配利润外剩余的40000元由省市高管平均分配）。调查完成后，被告于2019年4月20日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作出处理建议为：一、责令原告改正擅自变更经营地址行为；二、没收违法所得（含收取的股东、合伙人费用103万及销售产品所获得利润10万元）1130000元；三、罚款50万元；四、罚没合计人民币1630000元。同年4月23日，被告通过集体讨论后均同意按照上述处理建议对原告进行处罚。同年4月2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上述处罚，并告知原告有权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提出听证申请后，被告在同年4月29日向原告制作送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通知原告参与听证的时间地点及有关注意事项。同年5月16日，被告就原告擅自改变经营地址及组织传销案组织公开听证后，又于5月17日、19日对原告其中三位股东、合伙人分别进行询问。之后于同年5月21日，被告再次举行公开听证，并制作听证笔录后形成听证报告。同年5月30日，被告制作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将拟对原告进行处罚事项报请负责人审批同意后，于次日对原告作出并送达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作出如下处罚：一、责令原告改正擅自变更经营地址行为；二、没收违法所得107520元；三、罚款500000元；四、罚没合计607520元。并告知原告不按期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后果及原告不服本决定的救济途径。原告不服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南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明区人民政府在2019年10月28日对原告作出并送达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同日，南明区人民政府对被告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认为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告的违法所得应当为113万元，而非10万元，故建议被告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正确实施行政处罚，严厉打击传销行为，并要求被告自收到行政复议意见书之日起60日内予以办理。被告于是在2019年11月19日对原告作出《关于撤销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撤销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次日，被告重新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并作出处理建议为：一、没收违法所得（含收取的股东、合伙人费用103万及销售产品所获得利润10万元）1130000元；三、罚款50万元；四、罚没合计人民币1630000元。同年11月2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上述处罚，并告知原告有权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原告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提出听证申请后，被告在同年12月20日向原告制作送达听证公告，告知原告参与听证的时间地点及有关注意事项。同年12月27日，被告就原告擅自改变经营地址及组织传销案组织公开听证后形成听证笔录及听证报告。2020年1月6日，被告就对原告的处罚事项经负责人集体讨论后决定，对原告作出如下行政处罚：一、没收违法所得（含收取的股东、合伙人费用103万及销售产品所获得利润10万元）1130000元；二、罚款50万元；三、罚没合计人民币1630000元。2020年1月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并送达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故诉至法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六条“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禁止传销条例》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举报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调查核实，依法查处”的规定，被告作为南明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辖区范围内传销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权，故被告主体资格适格。本案的焦点为：一、原告是否构成传销？二、原告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三、被告是否对原告一事二罚？一、原告是否构成传销？本案原告制定区县代理、乡镇代理门槛资格，要求购买其相应金额产品取得代理资格，后可继续推荐“拉人头”获得相应奖励，表面是代理招商，实为以购买产品、入股为门槛，以高额返利做噱头，制度性的鼓励代理商及所谓股东、投资人、合伙人等“人拉人”，这从其省、市高管没有工资，只有推荐股东、合伙人、区县和乡镇代理获得推荐奖和生活费这个制度可以推定。从其收入结构看，区县代理、乡镇代理购买产品的收入为687600元、盈利100000元，而通过诱导相关人员直接缴纳费用金额为103万元，原告主要收入来源于被发展人员缴纳的费用。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及第七条“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的经营模式及行为符合《禁止传销条例》对传销行为的认定，属于传销行为。二、原告违法所得金额的认定？本案经过审理查明，原告传销行为中既有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即通过传销行为招募股东、合伙人收取费用）103万元，销售非自产商品（即通过销售“本相·中国牛”）盈利10万元，违法所得共计113万元。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八条“在传销违法活动中，拉人头、骗取入门费式传销的违法所得按当事人的全部收入计算。团队计酬式传销的违法所得，销售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计算；销售非自产商品的，按违法销售商品的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的规定，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违法所得为113万元，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金额并无不妥。三、被告是否对原告一事二罚？本案被告于2019年5月30日对原告作出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于同年的11月19日已作出《关于撤销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撤销了南市监行处字（2019）12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即该处罚决定书已不复存在。目前，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只有案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关于“一事不二罚”的规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案被告对原告的传销行为只作出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对同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故本院认为，本案被告并未对原告的一个违法行为给予两次罚款的行政处罚。值得指出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原行政行为系两个行政行为，虽然原行政行为自行撤销并更正了，但行政复议行为仍有效存在，确有不妥，本院予以指正，有关行政机关可依法自行纠错。同时，被告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依法立案进行调查处理，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履行了事先告知程序并保障了原告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在依法组织公开听证程序后，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审批之后，依法向原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依法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新平鸿亚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新平鸿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永明审 判 员  李 妤人民陪审员  程 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唐菲娅书记员张启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