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229民初1713号 原告：玉田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玉田县郭家桥乡蒲李王村（原李三庄村）。 法定代表人：OHJI-HWAN(吴知焕)，系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雷强、赵倩，均系天津益清律师事务所律师，均为特别授权。 被告：王兵，男，1983年6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 被告：张静，女，1983年2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伟，河北宏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玉田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与被告王兵、张静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雷强、赵倩，被告王兵及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41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告王兵与张静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3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玉田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养猪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猪苗及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被告负责仔猪养殖，原告根据出栏猪只的数量、重量向被告计付养殖费，并约定若猪只出现死亡或淘汰，被告应及时、详尽地向原告汇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向被告提供了猪苗共计1506头，但最终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出栏猪只仅有1305头。就未出栏的201头猪只，被告未根据合同约定向原告汇报死亡或淘汰的情况。《玉田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养猪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每非法处置1头（无论大小），或出现死亡和淘汰时未向甲方报告的，应向甲方赔偿3500元违约金”。按照被告非法处置猪只201头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703500元。但考虑到双方合作关系，原告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95%出栏率核算被告的违约行为，即按照被告非法处置猪只126头计算，向被告主张441000元违约金（该数额是原告放弃了部分诉讼请求，不视为对被告方违约行为的认可）。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向应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诉讼中，原告将事实和理由部分补充为：在起诉后整理证据的过程中发现王兵曾向原告报告过两次死亡猪只的情况，经过核实原告确认该两头猪只的死亡情况，因此就本案事实部分变化为原告向被告提供猪苗1506头，正常出栏回收数量为1305头，死亡2头。被告非法处置猪只的数量为199头，根据合同约定应支付违约金696500元。考虑双方合作关系，原告放弃了部分诉讼请求，仍按照被告非法处置126头猪只计算，诉讼请求不进行变化。 王兵、张静辩称，一、被告对死亡猪只进行了及时拍照，由于原告运送过来的仔猪本身就没有安装耳标，因此被告不可能完成对死猪耳标的拍照。1、被告提交了死亡猪只的照片，每只死猪的尸体上均写有数字编号，以便于原、被告双方共同统计、确认死猪的数量。同一批生猪虽然性状高度相似，但死亡时尸体僵直、形态各异，通过死猪的体态肥瘦、颜色差异、表面污垢、尸体瘢痕足以统计确认死猪数量。2、耳标是猪的个体标识，每一批猪都有对应的一批耳标号，但却不存在哪只猪一定要对应哪个耳标号的情况，该批耳标号可以给该批猪的耳朵上随意安装。当前普遍存在生猪只有耳标号却不给猪安装耳标的情况，原告运送至被告处的1506只仔猪都没有安装耳标，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猪只死亡的情况时，被告没有必要对死猪的耳朵部位进行拍照，这完全是由于原告没有履行先合同义务造成的，责任不在被告。二、被告对199只死猪照片和每日报表及时通过微信群汇报给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吴知焕及其翻译人员、公司管理人员，且2019年8月20日原告厂长在微信群中再次明确对于死淘猪及时发微信或者打电话，原告方收到被告发送的死猪照片和每日报表情况汇报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1、合同中并未对发现猪只死亡情况的汇报方式作出约定，但无非就是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汇报。原告方考虑到双方距离较远、不便随时到场的客观情况，由吴知焕的翻译李雄权创建了群聊名称为“放养客户王兵”的微信群，让被告将死猪照片及时发送到微信群中。群成员包括原告法定代表人吴知焕（微信名“吴知焕”，微信号“ＯＨ_ＪＩＨＷＡＮ”），翻译李雄权（微信名“雄权”，微信号×××）,经理杨学舟（微信名“大杨”，微信号“ＤＡＹＡＮＧ82126”）,厂长（微信名“Ｓｔａｒ”,微信号“ｗｘｉｄ_ｐ8ｘｆ3ｂｒｔ95ｃ221”）,被告王兵（微信名12345678910，微信号“ｙａｎｇｚｈｕｆａｌｅ”）。由于被告之前的手机已损坏，因此不能提交之前的群聊天记录。为固定现有的群聊内容并防止吴知焕退出微信群，2020年1月15日下午依被告王兵的申请，玉田县公证处对微信群聊内容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依据（2020）冀唐玉证民字第79号公证书所附证据光盘内容，被告将饲养记录（每日报表）和编号为第89—第113只死猪的照片、第114—第199只死猪的照片（被告重新编号为1—86号）全部发送到了微信群中。被告向微信群上传死猪及其顺序编号后，吴知焕及其从属人员均未对死猪的数量、编号提出过任何异议。吴知焕虽然为韩国人，但他一定能看懂死猪和死猪尸体上的数字编号。理由为：第一，阿拉伯数字是世界通用数字，吴知焕一定看得懂；第二，依据玉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原告“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吴知焕的手机号为186××××2197，护照号码为Ｍ13348499。既然吴知焕的手机号和护照号都是阿拉伯数字，因此吴知焕肯定能看懂死猪尸体上的数字编号；第三，吴知焕的专职翻译人员李雄权也在微信群中，合同履行期间主要是翻译李雄权和经理杨学舟与被告沟通、协调、确认相关事宜，因此吴知焕没有理由说看不懂数字编号。2、2019年8月20日下午3:41当死猪数量达到102只的情况下，原告的厂长在微信群中进一步明确告知被告：死淘猪及时发微信或者打电话。原告法定代表人吴知焕对其厂长的表态未提出任何异议。3、合同第八条第6款虽然约定，猪只的死亡和淘汰需经由甲方和乙方共同在《死淘猪明细表》（附件5）签字确认，但事实上原告并未提供附件5，致使被告无法填写附件5。同时被告通知原告猪只死亡后，原告要求被告立即进行无害化处理，从不到场确认，因为死猪尸体庞大，被告处不具备保管条件；而且天气炎热，尸体极易腐烂，滋生的病菌很有可能污染养殖场，如果处理不及时，容易造成扩大损害。三、案涉200头死猪已被永清县丰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依据相关规定，发现猪只死亡后，被告不但要及时向原告汇报，同时也要及时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无害化处理公司（即永清县丰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共同到场确认后，才能由无害化处理公司将死猪拉走，进行无害化处理。结合被告的死猪照片和永清县丰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县级规模化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足以认定案涉200头死猪已被无害化处理。该公司最后一次来被告处拉运死猪时，有一头死猪腐烂严重，该公司未拉走并让被告自行处理一下，因此案涉201头死猪均被合法处置。依据本案合同约定，死猪由被告做无害化处理，且2019年8月20日下午3:30当死猪数量达到102只的情况下，原告的厂长在微信群中进一步明确告知被告：每天观察猪采食及精神状态，发现不正常猪直接隔离，病猪直接淘汰。即再次明确确认，被告有权对病死猪直接进行无害化处理。四、原告已将被告交纳的保证金全部退还给被告，双方就养殖费用已经全部结算完毕，因此足以认定原告对201头死猪完全认可、没有任何异议。依据合同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按每头猪100元的标准交付保证金，如果被告非法处置生猪，原告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相应金额。生猪出栏后，被告分批次将本案保证金160000元全部退还给了被告，证明被告对死猪201头是不持异议的，否则原告完全可以依据合同约定从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损失。综上，被告在履行委托养猪合同的过程中，及时向原告汇报了死猪的情况并对死猪进行了编号，汇报完毕后对死猪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无理诉请。 当事人围绕各自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交以下证据：一、委托养猪合同一份；二、领苗单两页；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打印件四页、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四页；四、疫苗药品领用单三页、饲料领用单九页；五、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三页；六、网络银行截图打印件四页、转账短信截图打印件四页、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打印件三页；七、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一页、死淘猪明细表两份；八、网站数据截图打印件十八页。 被告方提交以下证据：一、二被告身份证复印件两份；二、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三、委托养猪合同复印件一份；四、写有数字编号的死猪照片和饲养记录（每日报表）照片共计一百四十二张，群聊名称为“放养客户王兵”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图十八页，玉田县公证处（2020）冀唐玉证民字第79号公证书及所附证据光盘一张；五、被告王兵和吴知焕翻译李雄权的微信聊天记录屏幕录制视频一份；六、王兵以手机号、微信号搜索方式确认吴知焕微信号的视频一份；七、律师函一份；八、永清县丰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基本信息一份，县级规模化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一份；九、中国农业银行分户账一份。 被告方质证意见：原告证据中，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意见，但原告并未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并未交付给被告1600头仔猪，实际只交付了1506头仔猪。合同约定养殖期限为2019年4月2日—2019年8月31日，但双方是2019年4月3日才签订的合同，2019年4月17日原告才送来第一批仔猪。原告送来的仔猪耳朵上都没有安装耳标，合同并未约定死猪的报告方式，该合同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被告已经履行了死猪的报告和无害化处理义务。对证据二无异议，其中被告王兵的签名认可，是本人所签。证据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应提供原件，对复印件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四疫苗药品领用单、饲料领用单中被告王兵的签名认可，是本人所签，对原告证明目的认可，疫苗和药品、饲料按照合同约定是原告来提供。对证据五聊天记录中可以和我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相一致的部分认可，对其余部分不认可。但2019年8月17日确认出栏猪只782头。证据六真实性无法考证，代理人不认可，需要二被告确认，但双方确实已经就养殖费用全部结算完毕，而且原告提出不按合同约定的肉料比进行养殖费结算，而是按照每头猪的固定价格结算，当时被告也认可了，原告已经将保证金16万元全部退还被告王兵，此退还是双方共同协商一致的结果。证据七两份附件五的被告王兵签名是本人所签，但对证据七不认可，应提供原件。死淘猪明细表（附件五）可以证明李雄权是原告的工作人员，代表原告与被告沟通协调，确认养殖过程中的相关事宜。该附件五上的内容全部是打印字体，明显该附件五一直在原告的控制下，是原告打印好以后让被告王兵签字，因此原告提供几份附件五，被告就只能签署几份附件五。对证据八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文件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依据其提交内容仔猪的价格是全国500个集贸市场仔猪的平均价格，价格不等，有高有低的情况下才能计算平均价格，而当时河北省各地区的仔猪价格到底是多少不确定，没有任何意义，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原告质证意见：对被告方证据一、二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养殖期限及养殖数量以实际情况为准，合同期限和养殖数量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原告向被告交付的猪苗是1506头，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交付的保证金是150600元，而不是16万元，被告交付的全部150600元保证金已经全部退还被告。合同第八条第六款明确约定了猪只报告的方式是要对两侧耳号、全身共拍摄四张照片，并经甲方现场确认。合同约定对死猪的耳号进行拍照，并非是对耳标进行拍照，实质上双方在履行过程中确认被告应对死亡猪只标号并书写在猪只的左耳、右耳、左腹、右腹，并进行拍照。原告同意被告对猪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前提是原告对猪只死亡情况进行确认，在未经原告确认的情况下进行无害化处理是违反合同约定的。证据四对于照片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真实性认可，对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照片确系被告向原告发送，但照片本身是否真实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只能说明被告在饲养过程中确实曾经因死淘猪只事宜在沟通微信群里发送过一些照片，但其照片中死淘猪只是否真实存在，其反映的编号是否正确，原告均不认可。从被告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有的死淘猪只均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对于猪只进行拍照、汇报，纵观所有照片和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没有一处是原告对被告所陈述的事实进行明确的确认。其中2019年8月20日微信记录原告厂长说“发现不正常猪直接隔离，病猪直接淘汰，死淘猪直接发微信或打电话”，该内容无法证明原告对被告所陈述的死猪情况进行明确的认可，只能说明原告对出现死淘猪只情况的，对被告处理效力要求和提示，最终处理方式和方法都应按照合同的具体要求去执行。2019年8月24日杨学舟经理在微信群里问道“今天剩下的88头情况怎么样”，通过该问话无法推断此时原告对于被告死淘猪只进行汇报的方式方法没有异议，该问话只是原告对于被告所述的88头待出栏猪只的情况进行了解，根本没有办法来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根据被告提供的淘汰猪照片例如编号为1的淘汰猪只（照片证据的27页）可以显示猪只的左耳是存在编号的，与被告答辩称所有猪只在交付时没有编号不符，可见被告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所有发送照片，每一只淘汰猪只只在某一个侧面拍摄一张照片，与合同约定的淘汰猪只的确认方式完全不一致，这也无法排除被告使用同一只淘汰猪只在其左侧、右侧分别写上不同编号，进行汇报，以达到被告以少充多、虚报淘汰猪只数量的违法目的。从被告该组证据可以显示被告于2019年8月29日、9月6日在群中发送了大量的死淘猪只照片，很明显以上照片不可能是同一天出现的死淘猪只，被告这种同一日发送大量死淘猪只的行为更是与事实和常理不相符。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是原告两位代理人寄送的律师函，恰好证明原告就被告的违约行为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而被告对此置之不理。关于实际交付的猪苗和出栏的猪只，基本事实原告自始至终没有否认过，并且对实际交付的数量及被告实际按照每头100元标准支付保证金都是完全一致的。原告认为实际交付多少与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主张因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处理死淘猪只，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违约行为没有直接关联，也不是本案需要重点调查的关键事实。证据八丰沐公司工商信息查询真实性没有异议，县级规模化养殖户病死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上公司印章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符合我国民诉法关于单位出具证明的法定形式，该证据除了印章外，没有负责人签字确认。根据该统计表内容可以看出，被告王兵作为养殖户在养殖原告交付的猪苗1506头以外，其存栏量2000头、饲养量4000头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被告作为养殖户除了养殖原告委托其养殖的1506头以外，还养殖了其他猪只，其专业无害化处理200头是否完全是原告委托其养殖的猪只，是无法进行核实的，因此该证据无法证实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视频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就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所发送的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并提出以下疑点：第一，被告在微信群中发送的死亡猪只照片是否为当日拍摄无法确认，应提供拍摄的原始载体；第二，被告发送饲养日报并非是每日发送，而是在原告的催促下才发送的，而且日报的内容并不完整，与被告发送的死淘猪只编号数量无法对应，真实性存疑；第三，根据被告拍摄的视频8月23日之后存活的88头猪只能明显看出身形较小，这些猪只均是原告于2019年4月17日、5月10日两批交付的。同一批次的猪只于8月17日、8月23日已经达到体重超过100千克的出栏标准，为何剩下的88只体型明显较小，甚至看起来仍是小猪，明显与事实情况不符。从视频中的各个照片反映情况来看，死淘猪只仅从形态上是完全无法区别究竟有多少数量的，将死淘猪只正面以不同方式、不同姿势进行摆放拍照，反面再以不同姿势摆放、拍照，正反面写上不同编号是完全可以制作出来，被告所出具的这样照片形式，使得被告用这种违反合同约定的方式巧妙的虚构出了大量死淘猪只。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被告将书写完编号的淘汰猪只抹去编号后重新写上另外一个编号，以上这些可能性均无法排除，归根结底就是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对淘汰猪只进行拍照、汇报并经过原告具体确认。王兵与李雄权的微信聊天记录很明显被告删除了一部分，尤其是在王兵与李雄权沟通退还保证金这部分，被告证据显示该部分只有李雄权自言自语，但实际上通过李雄权的讲话内容可以直接推断出，被告王兵向李雄权发送过要求在猪只出栏前将全部保证金退回的内容，并且如果不退保证金，其不同意出栏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谈话内容，李雄权刚才的讲话内容不符合正常谈话的逻辑。根据李雄权讲话内容，也可以证实王兵确实曾经以不退保证金就不让猪只出栏的条件来胁迫原告在猪只出栏前将保证金全部退还。因此退还保证金这一情节不能说明原告对被告淘汰猪只的数量及汇报的方式方法予以认可。从聊天记录内容中也无法证实被告打算证明的目的。对吴知焕微信查找的视频真实性没有异议，经与李雄权核实，李雄权与王兵的聊天记录中李雄权也曾向王兵提出过出栏前将保证金全部退回这样要求的异议，也对王兵提出过最近淘汰猪只比较多，有些不正常等等类似对淘汰猪只数量的异议，这些在被告提供的聊天记录中都没有显示，被告提供的记录是将对其不利的内容删除后录制的，没有展示聊天的全部内容。对证据九，原告是否收到该16万元保证金需庭后向公司核实，但根据被告提交与李雄权的聊天记录最后内容是李雄权将两笔转账分别是80000元和70600元的截屏发给王兵，王兵表示收到并且没有提出异议，足以说明在出栏前押金全部退给被告。王兵与李雄权的聊天记录中王兵也亲口陈述押金是15万元，而非是16万元，原告认为押金的具体金额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被告系夫妻。2019年4月3日原告作为甲方，二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玉田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养猪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养殖三元猪，数量1600头，价格以甲、乙双方确定的《领苗单》（附件1）为结算依据。乙方向甲方按每头猪100元的标准交付保证金，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乙方交付保证金，保证金到账后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猪苗。甲方向乙方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需饲料，数量以甲、乙双方确认的《饲料领用单》（附件2）为结算依据。甲方向乙方提供各种合格的药物、疫苗，数量及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疫苗药品领用单》（附件3）为结算依据。仔猪、饲料由甲方负责配送到乙方农场，乙方负责卸车。出栏标准：甲方提供乙方猪苗之日起150天以内出栏，体重90公斤~130公斤。乙方应在全部肉猪回收后5个工作日按以下方式提供应付养殖费结算书，应付养殖费=（标准生猪回收头数×基本管理费单价）-药品成本±奖惩金额。标准生猪回收头数：根据本合同第三条回收的生猪头数。基本管理费单价：180元/头（养殖160元/头+药品补贴20元/头）。药品成本：根据甲乙双方确认的《疫苗药品领用单》的总额。奖惩金额：标准出栏率（标准生猪回收头数/引种头数）的标准为95%，超出95%按每头500元奖励乙方，低于95%按每头500元作为处罚乙方。标准出栏率低于80%的时候，甲方直接接管该批猪的饲养管理，乙方提供场所和养殖所需水电等硬件设施，并且不再参与养殖。出栏后甲方支付乙方30元/头的管理费，除此外不再支付其他费用。出栏平均体重超出112.5公斤时奖励5元/，低于112.5公斤时扣款5元/公斤。料肉比（饲料饲喂总重量/（出栏猪总重量-引种仔猪总重量））奖励：料肉比在2.4~2.7之间，低于2.4部分，折合饲料用量后，按500元/吨的标准奖励乙方；高于2.7部分，折合饲料用量后，处罚乙方标准为：料肉比2.7~2.9处罚1000元/吨；料肉比2.9~3.1处罚1500元/吨；料肉比3.1以上处罚2000元/吨。超出150天出栏，扣除乙方12元/天/头。双方同意采用银行转账方式付款。清算书在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并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银行转账。如果甲乙双方继续合作，不退还保证金。如果甲乙双方终止合作，则双方结账工作结束后一并退还保证金。甲方将出栏的猪回收上市时，提前一天通知乙方。乙方负责将出栏的猪只转移至采购方猪车，装猪过程须在甲方监督下进行。回收过程中装车前发生的应激、腿瘸、疝气、死亡等非正常猪只由乙方负责承担，装猪车离开乙方厂区后的伤亡与乙方无关。甲方负责技术指导、肉猪、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甲方要求乙方必须每日填写饲料记录，对饲料耗用、舍内温度、给水、猪只淘汰、死亡、药品疫苗使用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双方签字确认，一直到饲料结束，不得弄虚作假。如经发现，一次扣除100元。根据生猪养殖防疫要求，乙方不能将甲方以外的猪只掺入甲方委托的猪只中混合饲养。乙方如发现猪只病情，或猪群出现疾病、死亡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向甲方汇报；猪只的死亡和淘汰须经甲方与乙方共同在《死淘猪明细表》（附件5）签字确认，乙方按甲方要求拍照（左侧耳号，右侧耳号，两侧耳号，全身共四张照片后），甲方到达现场之前保管好死亡或淘汰的猪。甲方确认之后由乙方做无害化处理，否则视为乙方所报猪只死亡和淘汰无效，按乙方私自变卖猪只处理，乙方除赔偿仔猪费用外，甲方有权追讨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乙方每非法处置1头（不论大小），或出现死亡和淘汰时未向甲方报告的，应向甲方赔偿3500元违约金。本合同委托养殖期限自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31日，此期内必须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委托养殖期届满且双方当批猪只回收、结算完毕无争议之日本合同自动终止。 2019年4月17日、同年5月10日被告王兵分别从原告处领取猪只801头和705头，合计1506头。2019年4月18日被告王兵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农业银行62×××62账户转款保证金160000元。后被告从原告处领取疫苗药品及饲料并进行饲料，2019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原告两次从被告处拉走出栏猪共计1305头。2019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原告已将被告交纳的保证金及养殖费计421904元支付给被告方。原告主张被告按合同约定上报死亡猪只2头，其余199头猪只均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向原告报告死亡、淘汰。被告方主张199头猪只均将照片报到“放养客户王兵”的微信群中。 本院认为，原告与二被告就委托养猪并回收事宜签订合同，双方间养殖回收合同法律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方从原告处领走仔猪1506头，按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标准出栏率95%计算为1430头，原告实际从被告处拉走出栏猪1305头，与标准出栏率相差125头。原告认可有2头系被告按双方约定流程上报，属原告认可的死淘猪，尚有123头未向原告交付。对死淘猪只如何处置在原、被告的委托养猪合同中有约定，且原告方工作人员亦通过微信向被告王兵交待处置流程，但根据被告方提交的死亡猪只照片，被告方未完全按照原告方的要求报告及处置123头死淘猪只。且根据被告方提供的县级规模化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无害化处理情况统计表中记载的存栏量（头）：2000，因被告方从原告处领走仔猪1506头，故被告方现有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未向原告交付的123头猪只系合法处置。原、被告双方在委托养猪合同中约定被告每非法处置1头猪只或出现死亡和淘汰时未向原告报告的，应向原告赔偿3500元违约金，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酌定为1000元。故二被告应互负连带责任共同给付原告违约金123000元（123×1000）。被告方主张原告已将被告方交纳的保证金退回，系对死淘猪只的认可，原告否认被告方的该主张，被告方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兵、张静互负连带责任共同给付原告玉田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违约金123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玉田县富源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915元，由原告方负担5707元，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共同负担2208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 莉 人民陪审员  王洪秋 人民陪审员  刘全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刘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