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19民初7482号原告：祁成桃，女，197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坤、袁欣，重庆百哲千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志英，女，1971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赖晓琼，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第三人：郑友，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原告祁成桃与被告吴志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丁忠林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由于案情复杂、疑难、双方争议较大，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丁忠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罗富贵、张成芳共同组成合议庭，后原告申请追加郑友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第一次庭审时，原告祁成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坤，被告吴志英到庭参加了诉讼；在第二次庭审时，原告祁成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坤，被告吴志英及第三人郑友到庭参加了诉讼；在第三次庭审时，原告祁成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坤，被告吴志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晓琼、张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郑友未到庭参加诉讼；在第四次庭审时，原告祁成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大坤，被告吴志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晓琼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郑友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祁成桃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工人工资5075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祁成桃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决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2、判决被告吴志英与原告进行合伙结算，由被告吴志英支付原告祁成桃合伙期间的投资本金及利润7075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被告找原告提出一起合伙做麻竹笋子生意。同年7月15日，原、被告与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原、被告租赁该公司的厂房及长寿区麻竹基地。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共同雇佣任发平、王长勇、涂小容、王礼仲等工人，嗣后，被告在收取麻竹笋货款后拒不支付任发平、王长勇、涂小容三人的工资。后工人找原告要求支付工资，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将合伙款用于支付工人工资无果后，原告用自己的资金向工人垫付了工资，合计50750元。现原告为了维护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吴志英辩称，原、被告是合伙做生意，原告应该支付工人工资，被告在合伙中也支出了费用，被告支出的费用又应谁来承担，原告不应该起诉被告。被告同意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郑友之间的合伙协议，但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郑友辩称，1、答辩人与原、被告于2018年合伙做麻竹生意，当时答辩人出资10万元，原告祁成桃出资5万元，答辩人的出资款是通过原告交给被告吴志英的，并由其进行合伙开支。由于整个合伙期间的资金均由吴志英保管和开支，答辩人认为应当用合伙收入先扣除合伙期间的支出、再扣出资，余下的作为利润分配。2、在经营过程中，答辩人与原告讲过退出合伙，由原告接受答辩人的出资，因此，答辩人不应当再是合伙人了，若法院认为答辩人是合伙人，答辩人同意解散合伙进行结算。3、2018年下半年，答辩人到吴志英家进行过结算，经结算合伙期间的总收入为534189元，收笋用了294093元，总支出158632元（该金额包含合伙期间的所有人工工资，即原告祁成桃垫资的工人工资50750元），因此，合伙期间是有利润的。韦宗华系吴志英丈夫，系帮助吴志英，同时，他也代表吴志英参与合伙事务，故不应当给韦宗华相关费用。收账工资也不应当计算。4、合伙期间的账本是吴志英在保管，账本中的每一笔资金均有原、被告或韦宗华签字确认，答辩人认可账本中经祁成桃签字认可的内容，可要求被告提供该账本。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其在中途已退出合伙，虽然没有给吴志英说，但原告同意，若吴志英或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答辩人没有退伙，再有利润的情况下，答辩人的合伙出资及利润依法按合伙比例分配给答辩人。嗣后，在本案审理中，第三人郑友又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载明审理时其已明确在中途将其合伙份额转让给原告，若法院认为其应当分得利润，请求将其的利润部分判给原告，然后由其与原告自行进行结算。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左右，原、被告及第三人经协商共同合伙做麻竹笋生意，三人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三人约定的出资金额为原告祁成桃出资5万元（原告祁成桃出资的5万元系向被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出具《借条》的方式履行），吴志英出资10万元，郑友出资10万元（郑友出资的10万元交付给原告祁成桃后，原告祁成桃又交付给被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后原告祁成桃与被告吴志英（乙方）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协议》，该《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就甲方在长寿区大叶麻竹竹笋收购事宜达成协议：1、甲方提供厂房及长寿区麻竹基地竹笋，乙方现金方式收购竹笋，场地租金18000元/年及水、电费由乙方交由长寿区走马村村委会。2、自2018年7月15日-2020年10月15日，乙方可在甲方厂房内进行竹笋收购及加工，期间，甲方要进驻，甲乙双方可合作收购竹笋（2018年不进入，甲方必须是杨华进入）。3、乙方进行收购期，不能损毁甲方利益，需以甲方名义进行收购...5、乙方在收购之日起缴纳20000元现金，2018年9月30日之前缴纳10000元现金的经营权费用...10、甲方收取的30000元为2018年7月15日-2020年10月15日三年的竹笋收购经营权费用”。《协议》落款甲方处未加盖公司印章，但有“杨华”的签名捺印并载明身份证号码，乙方处有吴志英及祁成桃的签名捺印。嗣后，原、被告前往长寿区走马村开始从事麻竹笋加工并对外进行出售的合伙事宜，在合伙期间，被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也曾在现场管理，因加工麻竹笋需要，原告祁成桃聘请王长勇、涂小容、任发平三人到现场工作。后原告祁成桃向王长勇支付工资合计3万元，王长勇于2019年3月5日向原告祁成桃出具《收条》一份；原告祁成桃向涂小容支付工资合计9150元，涂小容于2018年12月30日向原告祁成桃出具《收条》一份；原告祁成桃向任发平支付工资合计11600元，任发平于2018年12月28日向原告祁成桃出具《收条》一份，其中载明“今收到祁成桃工资11600元，本人于2018年7月10号至10月12号在长寿为吴志英、祁成桃打工，应得工资12600元，在吴志英领1000元，在祁成桃领11600元”的内容。另查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实际合伙做麻竹笋生意的时间段是2018年7月初至2018年10月中旬，三方仅在该时间段合伙，嗣后，三方没有继续合伙做麻竹笋生意。合伙期间，加工的麻竹笋销往重庆江津的货款金额为147024元，该款中原告祁成桃收取100024元（原告仅认可收取80024元，有2万元自述通过现金交付被告，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被告吴志英收取47000元。销往重庆南川大观的货款金额为212616元（该款原告祁成桃收取39000元，被告吴志英收取173616元）；销往四川泸州的货款金额为177490元（该款均为原告祁成桃收取，买方付款时间从2018年8月7日起至2018年10月14日止，付款次数较多，付款金额不等）；上述货款合计537130元。审理中，原告祁成桃自述，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口头合伙协议已经于2018年10月12日解除。原告向本院提交其自行整理的合伙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明细清单，其中载明“1、吴志英投入款项：26000元（8月30号收购款）+16319元（8月13号收购款）+20000元（杨华款）+9150元（王李重）+1000元（任发平）+5000元（10月1号-5号收购款）+8000元（场地费）+3762（垫资）+11531元=100762元；2、祁成桃投入款项：8693元（10月6日-10月12日）+10000元（场地费）+4020元（杂支）+150000元（含向吴借款50000元）=172713元+50750元（垫付的工人工资）=223463元；3、笋进货款：294093元；4、杂支：93862元+64770元=158632元（包括合伙期间的所有人工工资）；5、利润：534189元-294093元-158632元=81464元，吴志英利润为40732元，祁成桃利润为40732元；6、吴志英已收取款项：108360元+65256元+67000元=240616元；7、祁成桃已收取款项：25000元+80024元+14000元=119024元；8、240616元-吴投入91762元-利润40732元=132122元-50000元（借款）=82122元”。祁成桃自述，在合伙过程中，其支出的款项除上述王长勇、涂小容、任发平三人的工资50750元以外，还包括场地费10000元、杂支4020元、8693元，合计22713元，此外，还有向吴志英借款50000元用于合伙出资的款项（该款实为向被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出具《借条》的方式履行），合计123463元。原告祁成桃还陈述，合伙期间，第三人郑友出资10万元，郑友将其出资的10万元转给原告，后原告将该款及原告收取的部分货款，合计266525元款项交付给被告及被告的丈夫韦宗化（被告的丈夫负责合伙费用的开支），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1、2018年8月13日至8月30日期间，原告与韦宗化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在2018年8月13日的聊天记录中，韦宗化发送“账上差我16319元，明天打钱过来”的内容；在2018年8月30日晚上21:41的聊天记录中，韦宗化发送“账上差我26000元，今天又收了6吨多没有付款，我这里没有钱了，打这1万不够，明天要买口袋，打包绳”的内容。2、2018年9月27日向韦宗化转款7000元的微信转账截图。3、重庆农村商业银行ATM机转款凭条（5张），账号均为“62125830...2121”的银行账户（原告自述该账号为韦宗化账号），均显示为存款，日期及金额分别为2018年8月30日（20：37）的金额为1万元，2018年8月31日（7：12）的金额为1万元，2018年9月15日的金额为1万元，剩余2张金额均为1万元（时间看不清，原告标记时间为2019.1.2及19.10.3）。4、原告祁成桃银行账号为“XXXXX”的借记卡交易明细（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9月29日），拟证明通过银行取现的方式向被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付款。被告吴志英陈述，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在2018年12月已经解除。韦宗化系被告吴志英的丈夫。被告也提交其自行整理的合伙期间的收入和支出明细清单，其中载明“1、吴志英支出：收购笋子的金额323687元，对方认可金额294093元；运费4365元，对方认可；插片金额26994元，对方认可；杂支68651.4元，对方认可；药物开支30380元，对方认可；场地租赁费18000元；韦中华工资54000元；唐科峰工资32460元。2、祁成桃收入：100024元+174549.8元+39000元+郑友投资款100000元+自己的投资款50000元-107000元）=356573.8元。3、吴志英收入（47000元+173616元+100000元+107000元）”。被告吴志英对于其支出的费用除原告祁成桃已经认可的费用之外，还提交：1、购买口袋、硫磺费用的统计清单,金额为30380元（原告质证无异议）。2、2018年7月5日至7月10日购买笋子的统计清单，金额合计为9253元。3、被告自行书写记录的2018年7月15日以前的总开支情况清单，金额合计为55627元（原告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该清单中包含杨华的经营权费20000元并载明7月5日-10日收的货款9253元等内容；同时，被告整理7月16日至10月12日期间的杂支费用清单，合计为25751元（原告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4、被告依据上述第3项清单，自行整理其杂费开支明细清单，其中载明从2018年4月21日至10月12日期间杂费支付金额为58501.4元（其中7月14日至7月15日的金额1537元上述第3项清单没有载明），加上王李重的工资9150元及任发平的工资1000元，合计为68651.4元。5、韦宗化于2019年7月20日出具的《收条》一份，其中载明“今收到吴志英给付的工资和用车费54000元等内容”；唐科锋于2019年7月27日出具的《收条》，其中载明“2019年7月，吴志英找其协商委托代为收款，承诺收到款后给付劳务报酬，后其组织6人去催收，在收到下差货款后，累计收到吴志英32460元等内容”。6、2018年11月27日，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走马村委会出具的收据，其中载明“单位或个人：吴志英；摘要：收2018年房屋场地租金10000元”。此外，被告吴志英为证明原告祁成桃向韦宗化借款5万元投资的事实提交了2018年8月17日祁成桃出具的《借款》一份，其中载明“今借到韦宗化现金50000元，于10月20日前归还本金和利息”。被告吴志英为证明原告祁成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韦宗化99700元，该款韦宗化领取后向吴志英交付属实；但未能显示祁成桃提供的ATM机取款的金额，否认祁成桃通过该方式向原告付款的情况，被告提交了韦宗化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卡号为XXXXX账户的对私客户明细（从2018年7月1日至10月20日期间），其中显示：1、2018年7月3日，祁成桃向韦宗化转款27000元；2、2018年8月5日，ATM存入5000元；3、2018年8月7日，ATM存入10000元；4、2018年8月10日，ATM存入10000元；5、2018年8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6、2018年8月19日，ATM存入7700元；7、2018年8月30日，ATM存入10000元；8、2018年8月31日，ATM存入10000元；9、2018年9月3日，ATM存入10000元；10、2018年9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合计109700元。第三人郑友陈述，原、被告及第三人口头协议合伙的前期第三人作为合伙人之一，由于原、被告的合伙出资没有到账，第三人看情况过了一个月就退出了，退伙时，第三人告知了原告祁成桃并将10万元合伙款项转给祁成桃，但当时被告不在场。第三人认为在2018年8月时，第三人和原、被告的合伙就解除了。上述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意见，《协议》、收条、证人证言、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自动柜员机通知书、祁成桃的借记卡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支付凭据，原告制作的明细清单；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走马村委会出具的收据2份、吴志英的对私客户账户明细、韦宗化的对私客户账户明细、借条、收条、被告制作的明细清单等证据在案佐证，以上证据经过庭审核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一、关于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解除问题。原、被告及第三人于2018年经口头协商达成合伙关系，未签订书面协议，达成合伙意向后，原、被告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签订《协议》，该《协议》中载明的期间为2018年7月15日至2020年10月15日，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三方的合伙关系已经于2018年解除，但关于是2018年具体何时解除的，三方各执一词，本案中，在原告起诉前，三方并未进行合伙结算，三方的合伙结算事宜是在本案中进行，虽然原、被告及第三人都陈述只在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进行过合伙，但不能据此认定合伙关系在2018年已解除，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于合伙关系的解除时间，可依据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作为解除时间点，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最后一次开庭，故，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可认定为于2020年9月10日解除为宜。二、关于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合伙结算的认定问题。对合伙投资款金额的认定问题。原告通过向被告的丈夫出具《借条》的形式出资5万元合伙款项，被告吴志英出资10万元款项，第三人郑友出资10万元款项，对于原告的出资款及出资形式，原、被告及第三人郑友均无异议；对于第三人郑友的出资款10万元，被告在第三次庭审中虽仅认可99700元（该款系郑友支付给原告后，原告交付给被告的丈夫韦宗化)，但结合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意见，可以认定第三人郑友已经实际出资10万元且该款通过原告已经交付给被告的丈夫。对于吴志英的出资款10万元在结算时也应一并处理。对合伙期间对外销售货品收取的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结合在案证据，认定为537130元，且依据双方的陈述意见及举证，可认定原告祁成桃收取货款的金额为316514元（100024元+39000元+177490元），被告吴志英收取货款的金额为220616元（47000元+173616元）。对原告祁成桃支出的款项的认定问题。（1）对于其垫付的王长勇、涂小容、任发平三人的工资50750元，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意见及原告提交的收条、证人证言可以认定。（2）对于原告主张支付的场地费10000元、杂支4020元及货款8693元，原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已实际支付了上述款项，且关于场地费，依据原、被告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每年的场地租金为18000元，被告在庭审中举示了2份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走马村委会出具的收据，金额合计为18000元，故，对上述三笔费用不予认定。（3）对于原告祁成桃主张的将第三人郑友出资的10万元及原告收取的部分货款，合计266525元款项交付给被告及被告的丈夫韦宗化（被告的丈夫负责合伙费用的开支），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相关证据，但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吴志英的丈夫韦宗化曾在涉案合伙事务中进行过管理，原告曾因为合伙事务向韦宗化支付过款项，但原告主张共计支付266525元（该款含第三人郑友的合伙投资款10万元），对于该款原告提交的最核心的证据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ATM机转款凭条（5张）及原告祁成桃银行账号为“XXXXX”的借记卡交易明细（2018年7月9日至2018年9月29日），上述证据中，ATM机转款凭条系取现后在进行存款，被告也提交韦宗化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并进行说明；原告祁成桃的借记卡交易明细虽然其中能体现出存在多次多笔取现记录，但取现金额不等，金额不大，笔数众多，被告对于原告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原告又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证明目的，因此，本院也无法认定哪些款项是原告所述的交付给被告及被告丈夫的款项，但鉴于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原告祁成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韦宗化99700元，该款韦宗化领取后向吴志英交付属实并提交了韦宗化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银行卡号为XXXXX账户的对私客户明细拟证明支付上述款项99700元的情况，结合该明细的内容，再结合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其中显示的：2018年7月3日，祁成桃向韦宗化转款27000元；2018年8月5日，ATM存入5000元；2018年8月7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10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19日，ATM存入7700元；2018年8月30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8月31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9月3日，ATM存入10000元；2018年9月15日，ATM存入10000元，合计109700元。上述款项与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部分存在吻合，具有高度盖然性，可认定为原告向被告交付的款项为宜，再结合2018年9月27日，原告向韦宗化转款7000元的微信转账截图，认定原告向被告交付的款项金额为116700元（109700元+7000元），该款包含郑友的10万元合伙投资款，对于超出的部分，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本院不予认定。4、对被告吴志英支出的款项的认定问题。（1）收购笋子款，被告主张该款金额为323687元，原告认可收购笋子款的金额为294093元，双方差异的款项在2018年7月5日至7月15日期间的款项，合计为20901元（其中7月5日至7月10日的款项9253元，7月11日至7月15日的款项11648元）以及10月6日至10月12日期间的款项合计为8693元，由于原、被告均陈述于2018年7月初开始收购笋子，且在被告提交的其自行书写的记录2018年7月15日以前的总开支情况清单，金额合计为55627元（原告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其中也注明了7月5日至7月10日的笋款9253元，被告还提交了具体清单予以佐证，因此，对该款予以认定；对于7月11日至7月15日的款项11648元，被告并未提交具体清单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定；对于10月6日至10月12日期间的款项合计为8693元，原告自行整理的明细清单上包括该款，只是原告认为该款由其支付（原告证据不足，前文已就该款进行论述），这说明原告知晓这期间产生该款，因此，本院予以认定，故收购笋子款认定为312039元（294093元+9253元+8693元）。（2）对于运费4365元、插片费用26994元及药物开支30380元、支付杨华的经营权费用20000元，原告均无异议，予以认定。（3）对于场地租赁费，依据原、被告与案外人“重庆协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每年的场地租金为18000元，被告在庭审中举示了2份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走马村委会出具的收据，金额合计为18000元，本院也予以认定。（4）对于杂支开支，原告主张68651.4元（含王李重的工资9150元、任发平工资1000元及杨华的经营权费用20000元等），在被告提交的其自行书写的记录2018年7月15日以前的总开支情况清单，金额合计为55627元（原告质证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且原告对于被告整理的2018年7月15日以后的杂支清单（金额为25751元）也无异议，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68651.4元系依据上述2份清单制作，经比对，对于7月14日-7月15日的费用合计1537元，清单中并未载明，该费用应于扣减，因此，该项费用认定为47114.4元（68651.4元-20000元-1537元）。（5）对于唐科锋的工资32460元，原告不予认可，被告仅提交《收条》一份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6）对于韦宗化的工资和车费54000元，由于被告吴志英与韦宗化系夫妻关系，韦宗化虽参与涉案合伙事宜的管理，但无证据证明合伙人之间曾就韦宗化的工资达成过合意，原告也不予认可，被告也仅提交《收条》一份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涉案合伙项目，原告祁成桃收到货款的金额为316514元，原告祁成桃支出款项的金额为67450元（116700元-100000元）+50750元，扣减后还余249064元（316514元-67450元）。被告吴志英收到货款的金额为220616元及其应该出资的100000元，收到郑友的合伙投资款100000元，祁成桃的合伙投资款50000元（该款虽系祁成桃借支，并未实际交付，但仍应计算），以及原告交付的款项16700元（116700元-100000元），被告吴志英收入的款项合计为487316元（220616元+1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16700元）；被告吴志英支出款项的金额为458892.4元（312039元+4365元+26994元+30380元+20000元+18000元+47114.元），扣减后还余28423.6元（487316元-458892.4元）。由于原告祁成桃的余款较被告吴志英的余款较多，因此，原告主张由被告向其支付合伙期间的投资本金及利润7075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祁成桃、被告吴志英及第三人郑友的合伙关系于2020年9月10日解除。二、驳回原告祁成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祁成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审 判 长  丁忠林人民陪审员  罗富贵人民陪审员  张成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 记 员  杨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