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1613号原告：卢国义，男，196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在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臻、陆炯敏，均为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卢丽燕，女，1971年9月24出生，汉族，户籍在广州市天河区。被告：曾忠民，男，1968年4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在广州市番禺区。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昇、陈斌，依次为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律师。被告：刘剑春（曾用名刘鲁生），男，198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在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理，广东天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国义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刘剑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卢国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思臻、陆炯敏，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及其俩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昇，被告刘剑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理，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国义诉称如下：原告与被告卢丽燕系兄妹关系，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是夫妻关系。2004年9月20日，原告卢国义欲购买位于天河区xxxx房，故与被告妹妹卢丽燕商量，将房屋暂寄于其夫妻名下，由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共同代持该房屋，该房屋的所有款项均由原告支付，原告持有该房屋的《房产证》、《房屋买卖合约》、购房票据、供房按揭款的原件及各种使用房屋的证据。2014年7月3日，由于被告卢丽燕曾因与其他人的纠纷，导致挂在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名下的涉案房产被查封，为保护涉案房屋的利益，原告还委托老婆梅艳萍的妹妹梅艳文为被告卢丽燕支付了80万元的执行款[案号（2002）天法执字第315号]，以解除202房的查封。从上述的事实可以看出，被告卢丽燕夫妇只是涉案房屋的代持人，不具有真正的权利。被告卢丽燕因与原告在岑村工业园的纠纷，背弃原告偷偷售出该房产。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为上述代持关系还有被告一亲笔签名的《承诺书》为证，该《承诺书》已经由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确认真实性，被告卢丽燕己在信中陈述了其夫妻二人对涉案房屋的代持关系。故被告卢丽燕夫妇只是涉案房屋的代持人，不具有真正的权利。原告才是涉案房屋的真正权利人。现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将该房产出售侵占了该房款，己侵犯了原告财产权，故应赔偿原告损失。202房的隔壁203房原是梅艳文（卢国义太太梅艳萍的妹妹）代持产权，原告购买之后就将202房与203房打通，两房一直是原告夫妻使用，现梅艳文已经将203房产权转回给了梅艳萍。但2017年1月底，被告刘剑春的姐姐突然上门，称刘剑春于2016年12月17日在一个月前购买了202房，要求原告一家立即搬出，原告及家人非常愕然，因买房这重大的事项，被告刘剑春或其代理人却从来没有来看房，原告一家对陌生人突然上门要求搬离的行为非常吃惊。后才了解是被告卢丽燕背着原告将房屋偷偷售出，且被告刘剑春对房屋使用情况完全不知情，买202房却连与203房打通的都不知道，与常理不符，被告刘剑春姐姐第一次看房就要求收房，这与被告刘剑春在2017粤0106民初25409号案庭审中对202房的使用情况一无所知的表现是互相印证的。且事后得知，2016年12月17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与被告刘剑春达成的所谓买卖协议的交易价格是690万元，每平方米只5.2万元，而当时该地段价格约7万，明显低于市场价。2017年4月15日被告刘剑春又与案外人朱文宗迅速签订了买卖合同，交易价格为700万元，被告刘剑春在“购买”房屋在短短四个月内又转手卖出，且只比其原交易价格多10万元，这种没有任何利润甚至亏损的交易更是荒唐，表明被告刘剑春不是真正的买家，只是配合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串通的恶意行为。由于原告与被告卢丽燕正进行其他案件的诉讼，其出售涉案房屋完全是为了掏空原告的财产，是三被告恶意串通的行为，三被告侵犯原告卢国义的恶意是显而易见的。三被告应共同向原告卢国义赔偿失去房屋的损失。原告在第一次起诉时被告刘剑春称其将房屋出售给第三人，价值是830万元，因此，原告现在以830万元要求三被告赔偿损失。原告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向天河法院起诉要求判令三被告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案号（2017）粤0106民初25409号，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发现该202房已在短期内转手四次，该房屋已被不知情人购买，原告只好撤诉，并重新起诉及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现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财产损失830万元及从2017年4月12日，以83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利率计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损失；2、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评估费。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共同辩称：案涉202房是我两人购买所得，购房款及银行按揭贷款、税费等均由我两人支付或承担，并是被告曾忠民提取其公积金购买。案涉房产依法登记在我两人名下，是我两人的合法私有财产。我两人是案涉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理应受到我国《物权法》的保护。我两人将案涉房产转让给被告刘剑春，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原告主张我两人与被告刘剑春恶意串通、侵犯其财产权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原告主张我两人是为其代持202房的房产，纯属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提供的202房的《房屋买卖合约》、《房地产权证》、部分中介代理费发票、交易手续费发票等资料原件是其强行从被告卢丽燕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隆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租赁的岑村裕晖工业园卢丽燕的办公室内抢走，后我两人于2015年5月在房管部门补办202房的房地产权证。原告因欠债不敢在其所有的房屋居住，而用其在天河区××北××小区××房互换给我两人居住，由其居住202房，我两人已在2008年从荟雅苑搬出。原告主张代被告卢丽燕支付执行款一事，实是原告向被告卢丽燕偿还借款，与本案无关。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剑春辩称：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是202房的合法产权人，其两人有权处置出售该房产，我与该两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撤销及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告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之间如何商定代持案涉房屋被告刘剑春并不知情。原告与我自愿签订“交房协议”，主动配合我收房，原告及其妻子梅艳萍也主动将房屋恢复间隔，原告交房行为已经证实其认可买受房屋的行为，也排除了我构成任何侵权的可能性。根据原告及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分别提供的证据可见，202房为被告卢丽燕夫妻共同购置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仅仅是代持，无需登记在被告卢丽燕夫妻两人名下，其次原告为普通商人，不存在需要被告卢丽燕夫妻两人代持房屋的背景，且2004年时没有限购、限贷以及个人名下房屋上限的相关政策，由此原告所称的代持不符合常理。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卢丽燕两人为兄妹，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两人为夫妻。原告与被告卢丽燕共有兄弟姐妹五人，原告为大哥，二哥卢国颂，三哥卢国豪、被告卢丽燕排行第四，妹妹卢燕峰排行第五，上述五人的父亲为卢洪恩（于2018年去世）。2004年9月20日，被告卢丽燕（买方）与案外人黄向明（卖方）、广东合富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见证人）签订《房屋买卖合约》一份，该合约文本载有：买方向卖方购买天河区xxxx房（面积130.27平方米）；价款105万元，定金16万元，部分楼款10万元须在签署银行按揭合同前付清，余下79万元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支付；双方税费各付各税等。另上述合约文本第2页左下角载有案外人黄向明收到定金16万元等文字内容，并显示黄向明在该处签名。2005年1月31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两人（两人为乙方、借款人、抵押人及购房人）与案外人中国银行广州市越秀支行（甲方、抵押权人、贷款人）签订《购房抵押贷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经广东省公证处公证），该合同载明：甲方向乙方发放贷款71万元，用于乙方购买广州市天河区沙河xxxx房；贷款期限9年（从贷款发放之日起108个月）；乙方采取等额本息还款法还款，分108期（月）还款，每月10日为还款日；乙方授权甲方从账号47×××31-0188-071180-5的账户内扣收贷款本息等相关费用等。2006年5月18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将上述《房屋买卖合约》、《购房抵押贷款合同》项下的房产（为同一处房产）登记为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共有，并分别核发《房地产权证》、《房地产权共有（用）证》（两证的登记日期均为2006年5月18日）给被告卢丽燕及被告曾忠民，产权证均载明房地坐落天河区xxxx房（下称202房）、建筑面积129.5137平方米及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均为权属人等。自案外人黄向明出售上述202房后至2017年3月（或4月），该房产一直由原告夫妇一家居住使用，原告并将该处房产相邻的天河区xxxx房（下称203房，现该房产登记产权人为原告妻子梅艳萍）的房产打通合为一体（或一套）使用。原告在本案诉讼中称：202房是其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夫妻两人名义购买及登记（即原告称的代持），其为实际产权人，而203房原以其妻妹梅艳文名义购买及登记（即原告称的代持），后转回以其妻子梅艳萍登记。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则不认可原告的上述所称，其两人称202房是其夫妻两人购买的房产，因当时原告欠债大多，原告不敢在其本人名下的房产居住，原告并将其妻名下的位于天河区××北路××小区××房互换给其夫妻居住（2008年已搬出）。2016年11月23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两人（两人均为甲方、卖方）与被告刘剑春（乙方、买方）及广州市合福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丙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订明：甲方出售202房给乙方，面积129.5137平方米，交易总金额690万元等。上述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后，被告刘剑春于2017年2月22日前委托其姐刘明霞前往202房处收楼，刘明霞以被告刘剑春名义（甲方）于2017年2月22日与梅艳萍的委托代理人赖某（以梅艳萍之名及乙方名义）签署《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前言内容为：“甲方于2016年12月17日购买了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xxxx房，乙方称该房屋是乙方居住至今，甲方称对居住情况不知情。为避免冲突，甲乙双方就交房一事协议如下：”。上述《协议书》条款共三条，订有：乙方在2017年3月15日前自行腾空房屋（202房），将房屋内的各类家具等可移动物品及电器自行搬离，将203房正大门房门与202房的正大门房门对调使用，恢复202房与203房的间隔墙，费用全由乙方负担，乙方保持202房的供水、供气、供电系统的正常使用；乙方在2017年3月16日下午14：30在小区物业管理处将202房（含正大门钥匙）交付给甲方等内容。上述《协议书》签署后，原告（含其妻梅艳萍）于2017年3月16日依约将202房腾空移交给被告刘剑春。被告刘剑春接收202房后于2017年4月12日将202房出售给案外人朱文宗，售价830万元。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了上述的《房屋买卖合约》、《购房抵押贷款合同》、《房地产权证》、《房地产权共有（用）证》的文本原本，并提供了收据4份、《广东省广州市服务业发票》1份、《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1份、《税收通用完税证》1份及《契税完税证》1份的文本原本，拟证明其诉称的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名义购买202房等属实。上述收据（4份）、《广东省广州市服务业发票》、《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税收通用完税证》及《契税完税证》为202房2004年、2005年的交易的中介服务商、出售方（黄向明）、房地产交易中心、税务机关等开具，载明收到被告曾忠民（含被告卢丽燕）交付的按揭费（19152元）、买家预收税费（13618元）、中介代理费（10000元）、供楼按揭利息（16000元）、首期购房款（18万元）、房地产交易手续费（391元）、印花税（515元）、房屋契税（15450元）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对原告的提供的上述两部分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部分材料的文本原本是原告于2013年12月左右带人从被告卢丽燕管理的工业园办公室内抢走，当时被告卢丽燕有报警（该两被告并提供了被告卢丽燕于2013年12月26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长兴派出所报警的《报警回执》），但称公安机关未作笔录及也未立案侦查。原告称上述收据、《广东省广州市服务业发票》、《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税收通用完税证》及《契税完税证》的款项由其实际支付，但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予以否认。原告为进一步证实其所称的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名义购买202房属实，还提交了信函（信函抬头称“大哥”）1份、民事判决书1份、《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原告的中国护照复印件4页。上述信函原告称是被告卢丽燕2013年4月底出具，文本为一张A4纸，除落款处显示被告卢丽燕签名的“卢丽燕”3个汉字为手写文字外，其他文字均为打印文字，其中有关本案202房为最后一段，内容为：三、你出资的“天河林和街31号202房”的产权也过户到你卢国义名下，但按揭款还有一年多没有供完，要先将按揭余款全部交完再去过户，我与老公曾忠民不再代持该房屋产权。上述信函其他的文字内容（均为打印文字）为有关“裕晖工业园”经营管理事项。被告卢丽燕否认其向原告出具过上述信函，并称其不会电脑打字等。上述民事判决书是广州淇隆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妻子梅艳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下简称淇隆实业公司）与广州隆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卢丽燕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下简称隆淇物管公司）就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的“裕晖工业园”的租赁合同纠纷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简称广州中院）作出的二审终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粤01民终20522号]，该判决书显示：淇隆实业公司在上述案件二审中向广州中院提交上述信函（信函抬头称“大哥”）作为证据材料（该信函其他内容涉及上述案件），被告卢丽燕否认信函“卢丽燕”的3个手写文字为其所写，隆淇物管公司由此申请鉴定，经广州中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出上述信函中“卢丽燕”3个手写汉字为被告卢丽燕所签，被告卢丽燕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等。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为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依据广州中院委托为广州中院审理上述二审案件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载有上述鉴定所鉴定认为上述信函上的“卢丽燕”签名为被告卢丽燕所写的鉴定意见（另载有《租赁合同》、《确认书》上的红色“广州淇隆实业有限公司”公章印文、红色“广州隆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印文是在2013年11月及之后盖印形成的鉴定意见）等内容。原告的上述护照复印件显示原告于2013年1月16日出境、2013年3月16日入境、2013年5月16日出境及2013年6月27日入境等内容。三被告均对原告提供的上述4项证据材料进行质证，认为不能证实原告所称属实等。本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依职权调取了被告卢丽燕用于偿还202房按揭贷款其在中国银行广州番禺祈福支行开立的，账号47×××05（后升级为账号63×××88）账户在2005年6月27日至2014年6月20日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具体为《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1份2页及《RBS流水查询》1份5页）。5页《RBS流水查询》为上述账户在2005年6月27日至2011年9月12日期间的交易数据清单，但未显示交易对方的户名及账号。2页《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上述账户在2011年9月21日至2014年6月20日期间的交易数据清单，显示：户名为卢洪恩（原告及被告卢丽燕的父亲，已去世）的2个银行账户于2011年9月29日、2012年6月5日、2012年7月6日、2012年8月6日、2012年9月5日、2012年10月7日、2012年11月6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1月5日、2013年4月8日、2013年5月7日、2013年6月5日、2013年7月5日、2013年8月6日、2013年9月5日、2013年10月7日、2013年11月5日及2013年12月8日分18日18笔向被告卢丽燕的上述银行账户转入162000元（每笔均为9000元）；被告卢丽燕于2011年11月4日、2012年1月5日及2012年5月4日以有折现金存款及无折存现交易的方式各向上述账户存入9000元（合计27000元）；卢燕峰（原告及被告卢丽燕的妹妹）于2011年2月5日通过其账号尾号为4474的账户向上述账户转账9000元；原告尾号为2099的账户于2014年2月10日、2014年3月5日、2014年4月4日及2014年6月5日分4日5笔向上述银行转入59500元等。原告认为上述《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及《RBS流水查询》结合原告提供的信函（信函抬头称“大哥”）可以证实202房的按揭供款是原告支付，该房产是原告委托被告卢丽燕代持，该房产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等，另称卢洪恩转款给被告卢丽燕的银行账户是其以父亲名义开立，并供原告经营的公司使用的账户，当时被告卢丽燕及卢燕峰均为原告公司的财务人员。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认为上述《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及《RBS流水查询》证实了202房的按揭供款为其两夫妻偿还，不能以父亲卢洪恩或妹妹卢燕峰代付部分按揭供款等以此确定原告所称的代持事实存在，况且其父亲卢洪恩和妹妹卢燕峰存有其他经济往来，双方互有转账等。被告刘剑春对上述《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及《RBS流水查询》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的意见一致。原告就其上述所称其代理律师申请本院签发《律师调查令》向中国银行广州海业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誉峰支行调取了卢洪恩分别在上述两银行开立的两个银行账户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具体内容详见清单），原告认为中国银行的清单显示卢洪恩账户向原告转账144000元，说明202房还贷款项来源于原告等。三被告对原告代理律师调取的上述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进行了质证，均认为不能证实202房的还贷款项来源于原告等。原告在本案中另提供了《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委托书》6份、《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11份、《收据》2份（电梯集资款收据）、发票4份（电费发票）、《平安银行单位现金存款凭证》4份，拟证明其诉称属实（含202房的按揭供款由其支付、原告及其妻子梅艳萍使用202房及203房及原告为保护202房产权利益防止被拍卖委托其小姨子梅艳文代被告卢丽燕还清拖欠的执行款等）。三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认为上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委托书》、《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虽显示原告向被告卢丽燕按揭还款账户支付了部分款项，但是属原告与两被告其他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且金额有重复。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认为上述《收据》（电梯集资款收据）、发票（电费发票）属实，但认为原告交纳该《收据》、发票的费用与原告主张委托其两人代持202房产权无关。上述《平安银行单位现金存款凭证》其中的2份，显示案外人梅艳文于2014年7月3日向本院账号尾号为9601的平安银行账户分别存入434625.82元及404850元[凭证显示款项来源分别为（2002）天法执字第315号及（2002）天法执字第316号]，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确认《平安银行单位现金存款凭证》真实性，但认为属梅艳文与被告卢丽燕其他往来款问题，与本案无关。被告刘剑春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委托书》、《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收据》（电梯集资款收据）、发票（电费发票）、《平安银行单位现金存款凭证》与其无关及与本案无关等。原告在本案诉讼中还提供了《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款凭条》1份、《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取款凭条》1份、卢燕峰社保费用的《缴费历史明细表》2份、《人事外包服务协议》1份、《劳动派遣服务合同延续协议书》1份、《人事服务外包合同》1份，拟证实卢燕峰为原告开办的淇隆实业公司的财产人员，其负责将淇隆公司的款项存入202房的按揭还款账户等。三被告也均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了质证意见。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称上述证据材料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成立，202房的产权是法定，不能推定。被告刘剑春称上述证据材料与其无关等。原告在本案诉讼中还另提供了本院的（2018）粤0106民初25896号民事判决书1份及编号为穗司鉴19010080600260号的《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称：被告卢丽燕利用淇隆实业公司在2013年12月报失的公章、伪造《租赁合同》及《确认书》，捏造事实，提出虚假诉讼等。本院的上述民事判决书的内容载明：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上述民事判决（判决书载明原告为隆淇物管公司，被告为淇隆实业公司）；隆淇物管公司提起该案诉讼后淇隆实业公司向本院申请继续鉴定双方争议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上隆淇物管公司公章印文的形成时间；本院依法委托上述鉴定所鉴定，上述鉴定所于2019年7月2日作出上述鉴定意见书等。上述鉴定意见书载明上述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为-《租赁合同》复印件上隆淇物管公司公章印文在2014年2月时间段盖章形成。三被告对上述判决书、鉴定意见书均进行了质证。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对上述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案涉的202房为原告所称的代持关系，另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有异议，称两人不认可上述鉴定意见及隆淇物管公司与淇隆实业公司的纠纷正在省高院审理等。被告刘剑春称上述判决书、鉴定意见书与其无关。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在本案诉讼中就其答辩及反驳原告所称向本院提供了《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1份、《收据》1份、《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2005版）保险单（副本）》1份、发票（含手撕固定金额发票）8份、《RBS流水查询》1份5页、交易流水明细清单1份6页、被告曾忠民住房公积金提取登记本一本、《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3份、《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1份、《报警回执》1份、《证明》1份、《复制档案资料申请表》1份、广州中院的民事判决书1份、《境外汇款申请表》4份、本院的民事判决书1份、《广州银行业务委托书》1份、《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签单）》1份、《中国工商银行凭证》1份、《中国银行存款回单》18份及《中国银行客户回单》1份。上述《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收据》、《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2005版）保险单（副本）》及发票（含手撕固定金额发票）是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广东合富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支公司开具的房屋所有权登记费（金额50元）、税费（2748元）、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保险单（副本）、中介服务费发票（金额合共1万元），显示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交纳了上述费用及投保相关保险，原告认为上述登记费、中介服务费、保险费只是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名义交纳，实际是原告交付，而202房的中介费为15750元，并非1万元，且两被告提供的手撕中介服务费发票为捏造，发票的名字是该两被告自行填写，手撕发票与本案无关。上述《RBS流水查询》及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为被告卢丽燕在中国银行广州番禺祈福支行开立的账号47×××05（后级为账号63×××88）账户在2005年6月27日至2014年6月20日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与本案依职权调取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及《RBS流水查询》所显示内容基本相同，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认为202房的按揭还贷为其俩人自行还贷，但原告称因202房由被告卢丽燕代持，还贷银行卡只能以被告卢丽燕名义开立，被告卢丽燕只是名义上的还贷人，且被告卢丽燕原来是淇隆实业公司、隆淇物管公司的财务，另从被告卢丽燕写给原告的信函（信函抬头称“大哥”）可以证实等。上述《证明》、《复制档案资料申请表》显示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以遗失房地产权证为由向中国银行广州越秀支行、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申请出具证明及复印档案材料，上述两单位依次于2014年4月3日、2015年5月28日出具了证明及同意复印，原告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可以证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明知原告持有房产权证，其俩为了侵犯原告的财产而故意以遗失名义申请补办。上述18份《中国银行存款回单》及1份《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显示2010年、2011年被告卢丽燕在中国银行广州番禺祈福支行的还贷账户存入19笔金额各为9000元的现金存款，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称其是该两人存入款项，并称还款是两人还贷，而原告则不认可，并以被告卢丽燕是其开办公司的财务人员，所存入款项是原告公司的款项等。原告对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提供上述其他证据材料，也进行了质证，均认为不能证实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的辩称（含反驳）属实。被告刘剑春对被告卢丽燕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认可上述《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收据》、《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2005版）保险单（副本）》、发票（含手撕固定金额发票）、《RBS流水查询》1份、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被告曾忠民住房公积金提取登记本一本、《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并称可证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两人为202房的合法产权人（含用自有资金购买202房），但认为其他证据材料与其无关。被告刘剑春就其答辩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了《房地产权证》复印件1份、《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1份、《协议书》1份、《收款收据》、《电汇凭证（回单）》1份、《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1份、《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1份、《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1份等。上述《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所显示房地产权证为被告卢丽燕于2015年年中向房地产登记所申请补发的202房的产权证。上述《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为被告刘剑春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于2016年11月23日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合同文本。上述《协议书》是刘明霞以被告刘剑春名义（甲方）于2017年2月22日与梅艳萍的委托代理人赖某（以梅艳萍之名及乙方名义）签署《协议书》，并由被告刘剑春收执合同文本。上述《收款收据》、《电汇凭证（回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为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收到被告刘剑春207万元首期款及第二期房款483万元的收据、银行付款凭证。原告对被告刘剑春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进行了质证，称《房地产权证》复印件的产权证与其持有202房房地产权证不一致及被告刘剑春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的202房房地产买卖不正常等（含称被告刘剑春从未看过房，不清楚原告一家在202房居住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上述证据材料无异议，并称其俩人收到被告刘剑春支付的购房款690万元等。另查明：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原告的申请，经摇珠选定，委托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202房在2017年4月12日的市场价值时行评估，该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出具《评估报告书》，载明202房在2017年4月12日的市场价值为7870289元。原告在本案2020年6月29日庭审中称：202房原为毛坯房，其实际购买使用后，由其进行装修；2013年11月其与被告卢丽燕产生纠纷，2013年12月收回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的裕晖工业园的管理权；被告卢丽燕的公司就起诉其本人，其本人与被告卢丽燕有很多纠纷；其本人在国外听说202房已过户至被告刘剑春名下，当时因其在国外，委托了律师处理，房屋里面有很多贵重物品等。原告在本案2020年6月29日庭审申请了证人赖某（职业律师）为其作证，赖某作证称：2017年2月20日，原告所在小区（即202房所在小区）物业公司打电话给原告的员工称有人在原告房屋开锁收回房屋，其本人代表原告到现场了解情况，在现场看到自称买家人是被告刘剑春的姐姐刘明霞，与刘明霞在小区花园处见面，刘明霞带了被告刘剑春授权书及房产证，并带了开锁和自称装修佬的人，要求交付房屋；买家不是普通买家，其带着开锁的人及装修的人，是有准备而来，并持有房产证，物业公司人员也无法强制采取措施；当时202房放置了翡翠摆件和贵重家私，如与买家僵持的话，会造成财产的损失等。被告卢丽燕在本案诉讼中称：其向黄向明买202房时，该房有装修；2013年12月16日，原告带人强行抢占了其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隆淇物管公司租赁经营的裕晖工业园，强行从其本人办公室抢走包括案涉202房的房地产权证、发票等资料（含抢走隆淇物管公司奔驰车一辆），其与被告曾忠民于2015年5月申请补办了202房的房地产权证等，原告否认其抢去案涉202房的房地产权证、发票等资料，并称该部分权证等资料一直由原告保存。被告刘剑春在本案2020年6月29日称：其购买202房从未到过现场看过，买房时未到过，收楼也未到过；购买202房没有经过中介，是通过其姐姐刘明霞认识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夫妇，当时想着为了作投资等。被告卢丽燕在本案诉讼中还称：其在2014年曾通知202房的管理处停了该房的用水，管理处已停了几次；其出售202房给被告刘剑春时曾带被告刘剑春的姐姐到202房房屋看过，一个男给其开门，原告夫妇未在场；原告将202房与203房打通未征得其夫妻两人同意等。另再查明：原告在本案诉讼中称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向本院起诉要求判令三被告之间的转让合同无效[案号（2017）粤0106民初25409号]，因202房的房产多次转手其只好撤诉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在本案诉讼中无提供证据材料证实其在向被告刘剑春出售202房之前，要求原告腾退202房，也未辩称其俩要求过原告腾退202房。本院认为：依据原告起诉及三被告答辩，并结合双方的庭审陈述（含所称），原、被告双方四人对202房在黄向明出售后登记在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名下（即该两被告为该房产的登记产权人）及202房自黄向明2005年出售后至2017年3月由原告一家居住使用并无争议，争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202房是否为原告以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名义购买、登记（即是否为原告所称的委托由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代持）及原告提供证据是否证实该房的实际所有权属于原告，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将202房出售给被告刘剑春的行为是否损害原告的财产权益（含是否应予赔偿）；二是即使原告为202房的实际所有权人，被告刘剑春对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出售202房给其本人的行为，是否存有过错，其是否应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方面的争议。首先，原告持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两人与黄向明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约》文本原本及黄向明出具的定金、首期房款的《收据》原本，另原告持有载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为202房的产权权属人的原房地产权证及其他税费凭证（含印花税发票、契税完税凭证）等大部分应由202房产权权属人持有产权凭证资料，并持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与中国银行广州市越秀支行签订的《购房抵押贷款合同》原本，虽然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辩称上述产权凭证等资料是原告于2013年12月从被告卢丽燕在裕晖工业园的办公室中抢走，但原告予以否认，且该两被告仅提供《报警回执》及被告卢丽燕在庭审中称公安机关并未就其报案作笔录及未立案，因此，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的上述辩称，证据及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原告持有黄向明收取其出售202房的定金及首期款的收据，原告主张为其实际支付，而被告卢丽燕、曾忠民除其辩称外，并无提供证据证实上述定金及首期款为其俩人实际支付，因此，本院依法认定上述定金及首期款为原告支付。第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提供的《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收据》、《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2005版）保险单（副本）》、中介费发票（含手撕固定金额发票）等虽然证实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持有202房的部分费用（含登记费、税费、保险费、中介费）凭证资料，但该部分凭证资料相对于原告持有202房的产权凭证资料数量少及费用小，不足以证实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辩称原告抢走202房大部分产权凭证资料属实。第四、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提供的《RBS流水查询》、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中国银行存款回单》（18份）及《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和本院调取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RBS流水查询》显示被告卢丽燕在202房偿还中国银行按揭贷款期间被告卢丽燕还贷账户存入超过20多笔以上还贷现金，大部分的还贷资金是以被告卢丽燕的名义存入，但原告提供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委托书》及本院调取《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含被告卢丽燕、曾忠民提供的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原告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于2014年2月10日、2014年3月5日、2014年4月4日及2014年6月5日分4日5笔向被告卢丽燕的上述还贷转账共计59500元，该59500元还贷资金为原告支付，原告也有支付还贷款项。第五，原告提供的信函（信函抬头称“大哥”）经广州中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出该信函上“卢丽燕”三个手写签名文字为被告卢丽燕所写，结合原告一家自2005年居住使用202房10多年和原告持有202房的大部分产权凭证资料及原告于2014年2月10日至同年6月5日向202房还贷账户转账支付59500元的事实，上述信函应为被告卢丽燕写给原告的信函，而该信函有关本案202房的打印文字内容（载明202房为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代原告持有等内容）与事实相符，即被告卢丽燕出具了上述信函给原告及书面承认202房为其夫妇代原告持有。第六，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虽然辩称202房给原告一家居住是其俩人与原告互换房屋居住所致，但亲属朋友互换房屋居住极少将房屋的产权凭证（含房地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契税完税凭证）等交给对方保存，因此，被告卢丽燕、曾忠民的上述辩称理由不足，本院亦不予采信。第七，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供证据材料证实其在出售202房给被告刘剑春之前，曾要求过原告一家腾退202房，另从原告及被告刘剑春提供的交收楼《协议书》上载明“甲方于2016年12月17日购买了坐落于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31号202房，乙方称该房屋是乙方居住至今，甲方称对居住情况不知情”等内容，可以证实被告刘剑春（含其姐刘明霞）一方自认直到其上门收楼时不知道原告一家居住在202房，并可证实原告（含其一家）直到被告刘剑春（含其姐刘明霞）上门收楼才知道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将202房出售给被告刘剑春，从而推断出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对原告（含原告一家）隐瞒了上述出售信息。最后，原告与被告卢丽燕自2013年12月因就裕晖工业园租赁经营产生矛盾，双方（含家人）所经营两个公司自2014年起在本院及广州中院等提起多起诉讼，利益冲突加剧，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以产权人名义将202房出售以取得其财产收益并以此报复原告（含原告一家）也不能排除。基于上述八点分析认定，并根据证据优势的原则，本院依法认定202房为原告委托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向黄向明购买，并登记在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名下，另认定相对于原告与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双方而言，202房的实际产权人为原告。被告卢丽燕、曾忠民隐瞒原告将202房出售给被告刘剑春，造成原告与被告刘剑春签订《协议书》，将202房移交给被告刘剑春，从而导致原告丧失对202房占用及使用（含丧失实际产权），违反了双方约定，损害了原告的财产利益，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应向原告赔偿。关于第二方面的争议。首先，虽然被告刘剑春向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购买202房在签订合同到收楼前未到过房屋的现场，另在收楼时也未在现场，与通常购房（含投资购房）的行为有所不同，但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为202房的登记产权人，而其委托其姐刘明霞到现场看楼也未为不妥，且被告刘剑春在本案诉讼中提供了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俩人在2015年5月申请补办的产权证书（复印件），证实被告刘剑春在与上述两被告签订购买202房合同时已查实该两被告为登记产权人，尽了购房人的审慎注意义务。第二，被告刘剑春委托其姐姐刘明霞上门收楼时，并无强行收楼，而是由刘明霞代表其本人与原告（含原告妻子）的委托代理人赖某签订《协议书》，按约定收楼，其收楼行为合法妥当。第三，被告刘剑春与上述两被告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202房的售价690万元，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售价明显低于当时市场价格，不能以售价仅为690万元为由而认定被告刘剑春与上述两被告串通损害了原告的财产利益，并负赔偿责任。第四，被告刘剑春在接收202房后于2017年4月12日将该房产以8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的行为，与其投资购房的目的相符，并无不当，也不能以此行为认为其与上述两被告串通损害原告的财产利益及承担赔偿责任。基于上述四点分析及相关事实，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刘剑春对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出售202房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证据及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虽然需对其俩将202房出售给被告刘剑春损害原告实际所有房产的行为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以被告刘剑春2017年4月12日以830万元将202房价格出售给他人的价格要求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向其赔偿830万元，依据不足，且原告申请本院委托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所评估价值也只是7870289元（2017年4月12日的市场价格），不是830万元，再有，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出售202房给被告刘剑春的价格为690万元，实际收取的售房款也是690万元，本院依据上述三种价格，酌情确定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期间，202房的市场价格（即市场价值）为7690096.33元[按（690万元+830万元+7870289元）÷3计算]。依据原告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及上述分析认定，结合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贷款市场利率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事实，本院依法确定被告卢丽燕、曾忠民应向原告赔付房款损失7690096.33元及其利息（利息分两段时间计算：从2017年4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7690096.3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7690096.33元房款损失款项之日止，以7690096.3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的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赔偿金额及利息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卢国义赔付房款损失7690096.33元及其利息（利息分两段时间计算：从2017年4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以7690096.3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7690096.33元房款损失款项之日止，以7690096.33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卢国义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0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91010元，由原告卢国义负担6390元，由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负担84620元。评估费22176元，由原告卢国义负担14784元，由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负担7392元（评估费22176元，原告卢国义已向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卢丽燕、曾忠民负担7392元，由被告卢丽燕、曾忠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回给原告卢国义）。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燕明人民陪审员  罗肖娴人民陪审员  李杏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马妮娜许燕慧吴毓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