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2531号原告：满伟，男，198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户籍所在地及现住址湖南省凤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三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D座5（4）层D506-1。法定代表人：冷泓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岳强，男，北京三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满伟与被告北京三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开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满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耀与被告三开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岳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满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三开公司支付：1、2016年9月15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工资23835元；2、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3804.55元；3、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11880元；4、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工资30760元；5、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23797.50元；6、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工资15380元；7、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工资114858.18元；8、2016年10月15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42000元；9、本案诉讼费用由三开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我于2016年9月15日入职三开公司，担任上海区负责人和解决方案部总监，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7年9月之前我的月工资标准为18000元，税后15380元，自2017年9月起月工资标准调整为16636.36元，税后14357.27元，三开公司长期拖欠我工资，我工作至2018年4月17日，并于当日以三开公司拖欠工资为由离职。现我要求三开公司支付我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并按照税后工资标准支付我的工资差额。三开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满伟的诉讼请求。我公司与满伟于2016年11月21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满伟于2016年12月1日入职，负责筹备上海公司，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2017年4月满伟仍没有完成筹备上海公司的工作，故我公司将满伟的岗位调整为销售，月薪调整为3500元，此后满伟就未再到岗工作，后满伟因在其他公司办理入职，要求我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补开了离职证明。我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满伟工资，不存在差额，且满伟的各项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查，满伟与三开公司签订过两份书面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6年11月21日，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0日，满伟的岗位为上海公司总经理，月基本工资标准为5000元，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根据三开公司的制度情况核定；第二份劳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约定劳动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满伟的岗位为销售，基本工资为3500元，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根据三开公司的制度情况核定。2018年4月17日三开公司为满伟出具离职证明，载明：满伟先生因个人原因已经自我公司离职，其在职期间无不良表现，且已办理离职手续，双方无任何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满伟在离职证明左下方本人签字栏签名，落款日期为2018年4月17日。就劳动关系情况，满伟主张其于2016年9月15日入职三开公司，2016年11月21日双方才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工作至2018年4月17日离职。为证明入职时间，满伟提交其与三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冷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电子邮件截屏，微信聊天记录有如下内容：2016年9月1日满伟向冷某发送微信：“冷总中午好工资这块定了吗？”，冷某回复：“正在讨论中”；2016年9月2日满伟向冷某发送微信：“冷总，下周这边朱总会亲自去宁波柏庭和那边领导层会晤”，冷某回复：“我也约了”，满伟回复：“这下柏庭热闹了，这边现在是成本具体多少还没个定数，还请弱电的同事核一下……”；2016年10月13日满伟向冷某发送微信：“王总建议是先和天蕊签普通的供销战略协议等上海注册下来再用上海签唯一性协议……邮件已转发还请冷总意见”，此外微信聊天记录中还有大量涉及工作沟通的内容。电子邮件截屏显示，2016年8月29日满伟开通了三开公司的云邮箱。满伟表示因其离职后，三开公司关闭其公司邮箱，故只能提供电子邮件下载版本。三开公司不认可电子邮件的真实性，称该邮件为下载邮件不是原始邮件，认可满伟与冷某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三开公司称满伟入职前便与三开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其与冷某之间的工作沟通不能证明其入职时间，入职时间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应该是2016年12月1日。就离职时间，三开公司主张满伟自2017年5月1日起就未再到岗工作，公司自2017年8月停发满伟工资，因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7年8月自动解除，此后满伟与冷某之间的沟通不能证明还在为公司提供劳动，为配合满伟办理入职手续，三开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为满伟出具离职证明，且已经确认双方没有任何劳动争议。就工资支付情况。满伟主张入职时其月工资标准为税前18000元，税后15380元，2017年9月起调整为税前16636.36元，税后14357.27元，三开公司长期拖欠其工资，离职证明上虽载明“双方无任何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但当时三开公司表示先这样签，工资问题以后再处理。为证明其主张，满伟提交电子邮件截屏、银行交易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截屏显示2017年10月18日三开集团财务部财务主管张某向满伟三开公司的云邮箱发送邮件，附件为“满伟补发工资明细表”，附件打开后显示：满伟2016年9月工资总额为9000元，应发工资为8455元，2016年10月至2017年8月工资总额为18000元，应发工资为15380元，2017年9月工资总额为16636.36元，应发工资为14357.27元；其中2016年11月已发工资12680元，2016年12月已发工资14275.45元，2017年1月已发工资15380元，2017年2月、6月、7月已发工资均为3500元，2017年5月已发工资15342.50元，其他月份均未发放工资；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应补发工资总计为123814.32元，以上已发金额总计为68177.95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三开公司在2017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13日期间共向满伟支付了12笔交易摘要为“代发工资”的款项，具体情况为：2017年1月18日支付12693.17元、2017年2月16日支付1500元、2017年5月9日支付5000元、2017年6月9日支付12775.45元、2017年6月15日支付15342.50元、2017年6月19日支付10380元、2017年6月27日支付3500元、2017年7月18日支付3500元、2017年8月16日支付3500元、2017年10月9日支付1750元（截止到2017年10月18日上述邮件发送之日，三开公司向满伟转账支付了69941.12元）；此外，三开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支付1750元，于2018年1月13日支付2000元，此后未再支付任何款项。满伟主张不清楚银行交易明细中各笔款项指向的月份，其中包括部分报销款，但具体数额不清楚，每月工资发放情况以2017年10月18日的电子邮件为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1月22日满伟向冷某发送微信：“我这边借款还请公司尽快了报销都没报还有工资还没发确实手头紧了”，冷某回复：“好”；2017年8月16日满伟向冷某发送微信：“冷总，我这边工资的事，您和财务孙总说了吗？”，冷某回复：“嗯，你回来在人事那填个更改工资单子……”，满伟回复：“冷总，我这边工资有调整了是吗？”；2018年4月8日冷某向满伟发送微信：“你要着急先给你开个离职证明，后续在具体办理工资等事宜”，满伟回复：“好呀，我这边入职的事是明天办，那你看离职证明是今天下午方便还是明天上午方便……”，2018年8月16日满伟向冷某发送微信：“冷总，另外有个事昨天大家都收到了6000元的工资补偿，单我没有，不知道我这边有什么问题吗？”，冷某回复：“一部分核算完的发了，你的还没核算”，满伟回复：“我这边核算还有什么问题吗？”，冷某回复：“财务已经在处理”，满伟发送：“好的，感谢冷总，去年九月下旬的时候已经核算过一版了这次核算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2018年10月11日满伟再次向冷某发送微信：“冷总，早请问下我这边的工资核算完成了吗？”，冷某未予回复。三开公司认可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张某是其公司财务人员，但不认可电子邮件的真实性，称邮件不是原始邮件，且张某早已经离职，无法核实，满伟的月工资标准应该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此外，三开公司主张因满伟自2017年5月1日起就未再到岗工作，其公司自2017年8月停发满伟工资，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其公司已经足额支付了满伟工资不存在工资差额，就银行转账款项的具体构成，三开公司提交了代发工资记录，记录显示2017年1月18日支付款项为2016年12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5000、出差补助6000、餐补330、其他3000、代扣个税1636.83、实发12693.17元；2017年6月19日补发2017年1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5000、出差补助6000、餐补345、其他3000、代扣个税1639.55、实发12775.45元；2017年6月19日补发2017年2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5000、出差补助6000、餐补300、代扣个税920、实发10380元；2017年6月15日补发2017年3月、4月工资，3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5000、出差补助6000、餐补345、代扣个税957.50、实发10387.50元；4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5000、代扣个税45、实发4955元，两项合计15342.50元；2017年6月27日发放2017年5月工资，金额3500元；2017年7月18日发放2017年6月工资，金额3500元；2017年8月16日发放2017年7月工资，金额3500元；2017年10月9日支付1750元、11月3日支付1750元，合计3500元为2017年8月工资。上述代发工资记录中无满伟签字，满伟对上述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三开公司主张2017年5月9日支付的5000元系满伟向公司借支的生活费，但满伟一直未归还，就上述主张其提交了电子打印的借款单，其中载明满伟在2017年5月9日借款5000元，用途为生活费，归还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并有三开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的电子审批记录，借款单中无满伟的签字，满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主张2017年5月9日支付的5000元是工资。2019年9月4日满伟以要求三开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做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2006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满伟全部仲裁请求。满伟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仲裁裁决书记载，三开公司在陈述答辩意见时明确提出了仲裁时效抗辩。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具备持续性、相对稳定性的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双方均认可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12月1日起的书面劳动合同，争议的焦点在于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三开公司主张其与满伟自2016年12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但根据满伟提交的与三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冷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自2016年9月1日起满伟即就工资事宜与冷某沟通，2016年11月22日满伟向冷某发送微信要求发放工资，冷某回复“好”，此外在2016年12月1日之前还有满伟多次与冷某就工作进度、上海公司情况等进行沟通的微信聊天记录。在三开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本院对于满伟提出的其于2016年9月15日入职三开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对于满伟的离职时间，三开公司主张满伟于2017年8月因长期不到岗应视为自动离职，但根据满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2017年7月之后，满伟仍就工资、工作情况与冷某沟通，如前所述，在三开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离职证明出具时间，本院对满伟所持于2018年4月17日离职的主张予以采信。三开公司2018年4月17日为满伟出具离职证明，其上载明“双方无任何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但根据满伟与冷某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4月8日冷某曾表示“你要着急先给你开个离职证明，后续在具体办理工资等事宜”，2018年8月16日满伟就“6000元工资补偿”的问题询问冷某，冷某回复称“一部分核算完的发了，你的还没核算”，“财务已经再处理”，2018年10月11日满伟再次向冷某发送微信询问工资是否核算完成。根据上述沟通可见，2018年4月17日出具离职证明时，三开公司尚未就满伟的工资核算完毕，离职证明记载“双方无任何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的表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且离职证明并非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满伟签字行为仅能表明其收到了离职证明，并不能有效证明满伟对于离职证明的全部内容均予以认可。因此，本院对三开公司提出的双方已无其他劳动争议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满伟的工资支付情况。三开公司主张满伟的月工资标准应当依据劳动合同约定，即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为每月5000元，2017年5月起为每月3500元，但根据银行卡交易明细，三开公司向满伟发放的工资无论是在支付周期上还是在数额上均没有规律可循，该公司提交的代发工资记录中并无满伟的签字，记录中体现出的出差补助、餐补、其他等付款项目时有时无，且三开公司对此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故本院对于三开公司提出的主张不予采信。满伟提交的2017年10月18日的电子邮件显示三开集团财务部财务主管张某曾向满伟发送了邮件，核对并确认了补发工资数额。该邮件所载的工资支付情况与银行交易明细的实发金额基本相符，2018年8月16日满伟向冷某发送的微信中也提到了去年九月份曾核算过工资一事。现三开公司虽主张上述邮件并非原始邮件，但对于邮箱是三开公司为满伟开通的工作邮箱以及张某的身份三开公司并无异议，在满伟已经离职，邮箱关闭的情况下，三开公司如认为上述邮件内容虚假，其应提交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现该公司以张某已经离职为由，表示无法核实原始邮件内容，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满伟提交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邮件内容，本院认定满伟入职时月工资标准为税前18000元，税后15380元，自2017年9月起月工资标准调整为税前16636.36元，税后14357.27元。三开公司主张满伟要求支付工资差额的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但根据满伟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于2018年10月11日就工资核算问题询问冷某，属于仲裁时效中断的情形，仲裁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故其于2019年9月4日就工资差额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据此，三开公司应支付满伟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23814.32元。三开公司主张满伟自2017年9月起未再提供劳动，但其并未提交考勤记录等有效证据证明满伟的实际工作情况，而在冷某与满伟的微信记录中，冷某一直承诺对拖欠满伟的工资进行核算，故本院对三开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现满伟认可收到了三开公司2017年11月3日支付的1750元及2018年1月13日支付的2000元，同意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的工资中予以扣除，故经核算，三开公司应支付满伟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90314.87元。综上，三开公司应向满伟支付2016年9月15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14129.19元。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以及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满伟于2016年9月15日入职三开公司，双方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5月30日及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故满伟要求三开公司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6年10月15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三开公司在仲裁期间已经提出仲裁时效抗辩，现满伟并无证据证明其在1年的仲裁申请时效内曾就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向三开公司主张权利，故其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院对满伟要求三开公司向其支付2016年10月15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三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满伟支付2016年9月15日至2018年4月17日期间工资差额214129.19元；二、驳回满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京三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三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千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