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1102行初213号原告：唐建秋。委托诉讼代理人：奉中华。被告：祁阳县自然资源局。法定代表人：甘小玲。出庭负责人：唐渊。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平。原告唐建秋诉被告祁阳县自然资源局要求履行行政协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11月5日向被告祁阳县自然资源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奉中华，被告祁阳县自然资源局的出庭负责人唐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建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0年5月25日，原告唐建秋取得了祁国用（2010)第126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在该地块上进行动工建房。被告以原告实际占地面积超出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26.93㎡为由，于2016年7月7日向原告下达祁土资执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罚款780元。原告于2016年7月7日按照处罚决定书缴清了罚款。2016年7月28日，祁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向被告出具的祁规建函（2016)131号《关于浯溪镇浯溪中路唐建秋、柏金秀、胡必德违规超面积建设的告知书》，明确祁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已经依法对建设项目存在的违规建设事实进行处理。2017年3月17日，被告根据当时湖南省土地市场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及有关政策法规，经过实地测量，通过评估，完成被告内部呈报。2017年3月2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协议中约定：一、乙方（原告方）正房超占土地应补交土地出让金162,000元，超占土地的使用年限与原土地登记一致，即原土地登记的终止日期也是超占土地的终止日期。二、……。三、原出让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应当继续履行。四、本变更协议一式二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签订协议后原告按照协议缴纳了162,000元的土地出让金款。2017年3月21日，被告向祁阳县住建局出具的祁国土资函（2017)8号《关于县城浯溪镇浯溪中路唐建秋、柏金秀、胡必德变更规划设计条件已交土地出让金的函》，明确唐建秋、柏金秀、胡必德已按规定补缴了相应的土地出让金。2018年3月26日，被告下属的祁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向祁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了祁不动产函（2018)0003号《关于唐建秋、柏金秀、胡必德户超面积建设告知书》，明确唐建秋、柏金秀、胡必德建房位于县城浯溪中路（龙腾大厦），因超用地、超容积率2016年7月28日贵局致“祁规建函（2016)131号”函于祁阳县国土资源局，现处理如下：原土地总登记面积880.3㎡，超占276.56㎡（已处罚到位），现土地使用面积1156.86㎡。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现函告贵局，请贵局给予办理规划许可、核准等手续。2018年11月，原告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时，被告要求原告需再补交65,804元土地出让金，才能为原告办理手续。为办理相关手续，原告迫于无奈于2018年11月14日补交65,804元。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是行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真实有效，原告已经按照协议约定缴纳了土地出让金162,000元，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被告在2017年3月21日、2018年3月26日致函时祁阳县住建局、祁阳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也都确认原告已经按照协议补交了土地出让金，却在2018年11月又要求原告补交65,804元，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违反了行政协议的约定，于法无据，于理不合，违背诚实信用及公平原则，加重了原告方的义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诉请。被告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是，2017年，原告唐建秋、柏金秀、胡必德联建超土地面积，并未按照《祁阳县推进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会议纪要》（2015年第2次）会议纪要精神足额交纳土地出让金。原告在2018年11月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手续时，被告发现原告2017年未按会议纪要精神足额交纳土地出让金，被告对其原超面积部分。要求原告补交未缴不足部分，原告于2018年11月依法依规进行了交纳。原告按被告的要求，补足土地出让金的行为是对原2017年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原变更协议的再变更行为，虽然没有重新订立书面的再变更协议，但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再变更，前后并不相冲突也不违法。原告补足土地出让金的行为事实上是对原变更协议的再变更认可，被告也依法为原告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不存在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情形。二、2018年11月份原告补足土地出让金行为至诉讼时已逾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原告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0年5月25日取得了祁国用（2010)第126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在该地块上进行动工建房。因原告建房面积超出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26.93㎡，被告于2016年7月7日向原告下达祁土资执罚字[2016]第1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1、没收原告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2、对原告非法占地面积26.93㎡的行为，处以29元/㎡的罚款，计人民币柒佰捌拾元整（780元）。原告于2016年7月7日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缴清了罚款。2017年3月2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协议中约定：一、乙方正房超占土地应补交土地出让金162,000元，超占土地的使用年限与原土地登记一致，即原土地登记的终止日期也是超占土地的终止日期。二、……。三、原出让合同其他条款不变，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应当继续履行。四、本变更协议一式二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原告于2017年3月21日按照协议缴纳了162,000元的土地出让金款。2018年11月原告在申请办理相关登记手续过程中被告经审查发现，2017年3月20日与原告签订的变更协议，未按照《祁阳县推进新型城镇化领导小组会议纪要》（2015年第2次）的精神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于是被告要求原告按照要求补缴土地出让金65,804元，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补缴了该款。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是行政协议，原告也已经按照协议约定缴纳了土地出让金162,000元，履行了协议约定义务。被告在2018年11月又要求原告补交的65,804元，这种做法违反了行政协议的约定。据此，原告于2020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如原告认为被告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应当于2020年3月20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原告直至2020年10月9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提起的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对于原告的起诉，本院应依法裁定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唐建秋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凌朝晖人民陪审员  陈乐乐人民陪审员  唐小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杨振宇书 记 员  唐建芳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