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稿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4003号原告：广州市景鸿针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彭显恩，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桥飞，广东柏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陈贞华，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陈贞华，男，1999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被告：陈贞东，男，198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寒晶，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景鸿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鸿公司）诉被告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景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桥飞，被告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寒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景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向原告景鸿公司支付1001716.85元（其中货款859319元，补偿利息为142397.85元，利息暂计至2020年3月31日）；2.判令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承担。庭审中，原告景鸿公司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向原告景鸿公司支付965576.85元（其中货款859139元，补偿利息为116337.85元，利息暂计至2020年3月31日）。原告景鸿公司又明确其所主张的利息为：以94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计至2019年5月18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91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5月19日起计至2019年6月13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86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14日起计至2019年9月11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859139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27日，陈贞东、陈贞华两人以尚未设立的邦圻公司名义，与景鸿公司签订《服装产品采购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并约定了付款方式。2018年9月28日，陈贞华从其个人银行支付诚意金25000元。景鸿公司开始按照陈贞东、陈贞华两人的要求生产毛衣成品，2018年10月、11月期间，共计生产16257件男装毛衣成品销售给陈贞东、陈贞华两人，价值共计974139元。至2018年12月31日止，将诚意金抵扣货款25000元后，陈贞东、陈贞华两人实际所欠总货额为949139元。2019年5月，邦圻公司成立后，景鸿公司多次向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追讨所欠货款，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也承认所欠货款总额，但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要求推迟给付货款，同时愿意自2019年1月起每月以所欠总货款的1%利息作为迟延支付补偿。2019年5月18日，陈贞华从其个人银行支付30000元；2019年6月13日，陈贞华从其个人银行支付50000元；2019年9月11日，陈贞华从其个人银行支付10000元。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实际拖欠景鸿公司货款859139元及补偿利息。时至今日，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没有如约支付所欠货款，为了维护景鸿公司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邦圻公司辩称，邦圻公司确认拖欠景鸿公司货款，因资金周转困难，暂时无能力偿还。邦圻公司对于景鸿公司主张的货款本金以及利息均没有异议。被告陈贞华、陈贞东共同辩称，第一，陈贞华、陈贞东在邦圻公司设立之前与景鸿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是以邦圻公司名义去洽谈，是为邦圻公司的利益签订，是职务行为，且邦圻公司已于2019年5月设立成功，因此陈贞华、陈贞东不应该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第二，景鸿公司在送货时是邦圻公司成立前，收货人是邦圻公司的股东案外人陈孝如，因此陈贞华、陈贞东认为涉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该是景鸿公司与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不需要对本案的债务承担责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27日，陈贞东以邦圻公司作为甲方与景鸿公司（乙方）签订《服装产品采购主合同》，约定：产品质量不符合甲方品质要求，甲方有权决定是否接收；如甲方同意接收，按双方协商确定的折扣比例入库；如双方未能就折扣比例达成一致意见，乙方有权自行处理该批产品，待甲方清楚该批产品上所有包含甲方标识后，方可由乙方自行处理；甲乙双方自签订合同后，甲乙双方每款生产单价均以合同确认价为准，采取“多不退，少不补”的原则；已甲方仓库收货数量，日期入仓为准，在每月30号结上个月100%货款。2018年9月28日，陈贞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彭永辉支付了25000元，景鸿公司确认该款项实际由其收取。合同签订后，景鸿公司于2018年10月和2018年11月分别供货342384元和631755元，陈孝如作为采购方在《邦圻——10月份出货对账单》和《邦圻——11月份出货对账单》上签名确认。两份对账单采购方处并盖有“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印章。之后，景鸿公司向邦圻公司先后出具两份《催款通知》。第一份《催款通知》载明：邦圻公司2018年10月份至11月份在景鸿公司采购生产共16257件男装毛衣成品，货款总金额为974139元，减去25000元的诚意金，剩余未付总货款949139元；在签订《服装产品采购主合同》中，与邦圻公司协商的付款方式为每月30号结上个月100%货款，故于2018年12月30日本应付清949139元货款，而邦圻公司以资金周转问题为由，从2019年1月份开始，每天以316.37元的利息作为延误货款补偿；时至2019年4月30日，共4个月，总利息为37965.56元；邦圻公司欠景鸿公司利息+货款总金额为987104.56元。陈贞东于2019年4月29日在该《催款通知》下方“欠款人确认”处签名确认。第二份《催款通知》载明：邦圻公司2018年10月份至11月份在景鸿公司采购生产共16257件男装毛衣成品，货款总金额为974139元；邦圻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付款25000元的诚意金；于2019年5月18日付款30000元货款；于2019年6月13日付款50000元货款；时至2019年7月14日共付货款105000元，剩余未付总货款869139元；在签订《服装产品采购主合同》中，与邦圻公司协商的付款方式为每月30号结上个月100%货款，故于2018年12月30日本应付清949139元货款，而邦圻公司以资金周转问题为由，从2019年1月份开始，每月以所欠总货款的1%利息作为延误货款补偿，时至2019年7月15日，总利息为70083元；邦圻公司欠景鸿公司利息+货款总金额为939222元。陈贞东于2019年7月16日在该《催款通知》下方“欠款人确认”处签名，并手写“在2019年7月份-12月份前结清。”该段手写内容处盖有“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印章。2019年5月8日、2019年6月13日和2019年9月11日，陈贞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先后向彭永辉支付了30000元、50000元和10000元。景鸿公司确认该合计90000元是涉案货款的清偿。此后，景鸿公司催收未果，故成诉。另查明：邦圻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是陈贞华，股东是陈贞华和陈孝如。庭审中，景鸿公司陈述：如果胜诉或部分胜诉，已预交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不需要本院退回，同意由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迳付。关于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方问题。景鸿公司主张邦圻公司成立之前其合同相对方是陈贞华、陈贞东，邦圻公司成立之后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即是邦圻公司、陈贞华和陈贞东；虽然与景鸿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的是邦圻公司，但当时邦圻公司尚未成立且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陈贞华、陈贞东将来会成立邦圻公司，签订合同的是陈贞东，履行合同支付货款的是陈贞华，邦圻公司成立以后，景鸿公司没有与邦圻公司有其他业务，但邦圻公司在2019年7月16日的《催款通知》上加盖了公章；景鸿公司出具的两份《催款通知》抬头之所以写邦圻公司，是因为陈贞华、陈贞东称要设立邦圻公司，邦圻公司成立之前景鸿公司发出第一份《催款通知》时并不知道邦圻公司当时是否已经成立，发出第二份《催款通知》时邦圻公司已经成立。邦圻公司、陈贞华和陈贞东则认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景鸿公司与邦圻公司，陈贞华、陈贞东的涉案行为均是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何人？第二，陈贞华、陈贞东是否需要承担涉案债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问题。景鸿公司主张邦圻公司成立之前其合同相对方是陈贞华和陈贞东，邦圻公司成立之后的合同相对方则是邦圻公司、陈贞华和陈贞东。对此，本院评析如下：第一，签订《服装产品采购主合同》时，邦圻公司虽然尚未成立，但该合同载明的甲方是邦圻公司，即便由陈贞东代表邦圻公司签订该合同，邦圻公司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更是成熟的商事主体，应当清楚知道涉案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即为邦圻公司。景鸿公司据此主张陈贞华是合同相对方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景鸿公司出具的对账单、《催款通知》等文件，抬头均清楚注明是邦圻公司，进一步印证景鸿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涉案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邦圻公司。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起人以设立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陈贞东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与景鸿公司签订涉案合同，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陈贞东或陈贞华是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景鸿公司签订合同，按照合同相对性和名义主义原则，权利义务应当归属于设立中的公司即邦圻公司，邦圻公司成立后应当承继合同的权利义务。第四，陈贞华虽然曾经替邦圻公司向景鸿公司付款，但邦圻公司确认该些付款行为是陈贞华的职务行为，景鸿公司据此主张陈贞华是合同相对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景鸿公司与邦圻公司。景鸿公司有关陈贞华、陈贞东也是合同相对方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现景鸿公司诉请邦圻公司清偿剩余货款859139元，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景鸿公司主张从2019年1月1日起以未付货款为本金按月利率1%的标准分段计算利息，邦圻公司、陈贞华和陈贞东对该利息的计算不持异议，该计算方式及标准亦与邦圻公司、陈贞东于2019年7月16日签名确认的《催款通知》上有关利息的约定一致，该约定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因景鸿公司主张陈贞华支付30000元的时间与陈贞华的实际付款时间不符，故相应的利息应予调整，本院依法调整为：以94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计至2019年5月8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91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5月9日起计至2019年6月13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86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14日起计至2019年9月11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859139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景鸿公司有关利息的诉请中超过本院核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争议焦点二，陈贞华、陈贞东是否需要承责的问题。如前所述，陈贞华即便曾经代邦圻公司向景鸿公司付款，但邦圻公司确认该付款行为是职务行为，景鸿公司据此主张陈贞华是合同相对方并要求其承责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至于陈贞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陈贞东虽曾在景鸿公司出具的两份《催款通知》上欠款人确认处签名，但由于两份《催款通知》的内容均是关于邦圻公司拖欠景鸿公司货款并应支付利息的记载，陈贞东即便签名确认也仅是确认邦圻公司尚欠景鸿公司款项，邦圻公司亦承认陈贞东的签字行为是职务行为，故该签字行为不足以构成陈贞东应承担涉案债务的理由，且陈贞东亦非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因此，本院对景鸿公司要求陈贞东承担涉案债务的诉请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景鸿针织品有限公司清偿货款859139元；二、被告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景鸿针织品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94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1月1日起计至2019年5月8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91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5月9日起计至2019年6月13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869139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14日起计至2019年9月11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以859139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12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广州市景鸿针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7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负担（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原告广州市景鸿针织品有限公司已预交，本院不予退回，由被告广州邦圻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广州市景鸿针织品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咏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刘瑾瑜钟子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