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黔0321行初319号 原告郭龙龙，男，199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绥阳县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代理人郭瑞承，贵州舸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播州大道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52X2。 法定代表人宋祖禹，系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吴永平。 委托代理人杨太强。 委托代理人郑吉煜，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家秦，男，194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红花岗区。 第三人付同英，女，195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住红花岗区。 第三人遵义市红花岗区口腔医院，住所地：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15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302429400808Q。 法定代表人王志华,系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肖杭，贵州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珠海路万豪国际BCD栋一、二、三楼营业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322448027M。 负责人韩健森，系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杨原野，系该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肖本科，系该行员工。 原告郭龙龙不服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向第三人朱家秦颁发的遵房权证字第××号产权登记，于2020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11月11日、2020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龙龙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瑞承、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之负责人吴永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太强、郑吉煜、第三人朱家秦、付同英、遵义市红花岗区口腔医院（以下简称口腔医院）之委托代理人肖杭、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遵义民生银行）之委托代理人肖本科、杨原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被告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房屋从遵义市口腔医院转移登记到朱家秦名下，并为其颁发了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不动产权证。 原告郭龙龙诉称，1998年，第三人朱家秦因参加第三人口腔医院的房改，取得了位于遵义市。取得房屋后，朱家秦之妻付同英因欠款被红花岗区人民法院（1996）协执字第246号执行通知书将该房执行抵偿给案外人李忠华。房屋被执行后，由于被告的疏忽，在登记系统中没有变更上述情况。2005年8月被告未核实上述情况，为第三人朱家秦办理了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所有权证书。 2018年，原告由于和第三人付同英、朱家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才得知已经过户给原告的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实际上仅仅只有证件，而没有实际房屋。该房屋早在2000年已被红花岗区法院执行给案件外人李忠华。得知这一情况后，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后公安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房屋登记的法定机关，在办理登记时，没有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在房屋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执行给他人后，仍然为第三人朱家秦办理准入证、房产证，其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和事实，造成了原告和银行的损失。故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向第三人朱家秦颁发的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所有权证的行为违法。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出售合同，2、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房屋评估单，证明被告进行登记的房屋最早来源于第三人通过房改取得，且朱家秦仅仅只有一套房屋。 第二组证据：1、（1996）红执字第246号民事裁定书，2、（1996）协执字第24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3、（1998）红民初老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4、不动产情况记载表，5、李忠华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6、刘伟英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7、张传秀遵房权证监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8、房屋所有权人为袁波的遵义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批表，证明涉案房屋朱家秦购买后通过法院执行给李忠华，李忠华又出让给刘伟英，又经过多次流转，现在在袁波名下。 第三组证据：1、黔（2016）遵义市不动产权第××号产权证书，证明同一套房屋出现两个不同的权利登记人，原告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 第四组证据：1、（2018）黔0303民初2012号民事裁定书，2、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的案件移送函，3、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的不予立案通知书，4、（2020）黔0321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未超过起诉期限。 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辩称，涉案房屋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房号为2栋3层2-3-3号，登记建筑面积为79.25㎡，系第三人朱家秦向口腔医院购得的房改房。1998年8月18日，口腔医院与朱家秦签订《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将涉案房屋出让给朱家秦，朱家秦于2005年8月26日至我局办理转移登记，房屋所有权证号为遵房权证字第××号，现房屋已于2016年转移登记给郭龙龙。朱家秦“遵房权证字第××号”的房屋登记状态为“历史状态”。2005年朱家秦向我局申请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时，提交了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出售公有住房申请审批表、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出售合同、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房屋评估单、遵义市红花岗区房改办业务处理单、办理房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许可证审核表、房产平面图及准入许可证等材料。经我局审查，朱家秦申请登记的房屋坐落、房号、面积均与《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所载房屋的坐落、房号、面积一致，因该房系公有改革住房，已经遵义市红花岗区房改办同意，可以办理转移登记，符合《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登记条件，遂办理转移登记。故我局依法受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申请，核准登记事项，及时、如实做出登记行为，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无任何违法之处。需要说明的是，若涉案房屋确实存在转移登记错误也系因第三人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并非是因我局违法登记行为造成。我局是依申请启动不动产转移登记，只能依职权对申请材料作形式审查，所有申请材料均由申请人提供，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登记机关没有能力对申请材料的真伪进行审查。第三人在办理转移登记时并没有告知我局涉案房屋已被执行的事实，我局只能在职责范围内尽审慎的审查义务。 根据我局的登记档案和原告的起诉陈述来看，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行为发生于2016年11月14日，进行转移登记时，系由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提出，自2016年11月14日办理转移登记以来，原告并未就登记行为提出异议，而于2020年6月8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明显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起诉。本案的真实法律关系应当系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掩盖其民间借贷的本质，属于民事争议，不属于行政纠纷，不应当受理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原告与朱家秦、付同英之间系民间借贷，与我局登记行为并无行政法上真实的利害关系，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其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原告已于2019年11月对我局办理的“黔（2016）遵义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后撤诉，现又以相同的事由和诉讼请求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条的规定，应驳回起诉。综上所述，鉴于我局办理涉案房屋“遵房权证字第××号”转移登记时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同时原告所诉行为是民事诉讼，原告和第三人对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可能涉嫌虚假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事实，与被告并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其已超过起诉期限，系撤诉后经相同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应驳回其起诉。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不动产登记审批表，2、申请表，3、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出售合同，4、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房屋评估单，5、遵义市红花岗区房改办业务处理签，6、办理《房屋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许可证》审核表，7、房地产平面图，证明被告为朱家秦、付同英办理登记时，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 第二组证据：贵州省不动产登记材料查询结果，证明涉案房屋已经登记在郭龙龙名下，且有抵押登记的事实。 第三人朱家秦、付同英述称，我们与郭龙龙系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真正的买卖合同关系。郭龙龙只要把我们的房产证还给我们，我们就还郭龙龙的100000元。郭龙龙没有资格起诉遵义市自然资源局，只有我们才有资格起诉遵义市自然资源局。 第三人口腔医院述称，涉案房屋是我单位的房改房。我单位未接到过法院的执行文书。办这个房产证给朱家秦，是因为朱家秦系我单位职工。郭龙龙没有资格起诉撤销这个证。 第三人遵义民生银行述称，郭龙龙在我行借款真实，抵押有效。 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2号和3号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朱家秦、付同英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认为未收到过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在口腔医院有两套房屋，法院只执行了一套房屋。其余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双方提供的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锁链，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和当事人当庭无争议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涉案房屋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房号为2-3-3号。1998年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因该房属于公有住房改革范围，1998年8月18日第三人朱家秦作为口腔医院职工与其妻付同英取得购买涉案房屋的资格，并与口腔医院签订《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朱家秦以15384.30元的价格购买取得。 2005年8月被告依据口腔医院提交的遵义市红花岗区房改业务处理签、办理《房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许可证》审核表及《房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许可证》、房地产平面图、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房屋评估单、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出售公有住房申请审批表、《遵义市住房制度改革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将涉案房屋从口腔医院转移登记到朱家秦名下，并为其颁发了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遵义市房屋所有权验证、初始、转移、变更登记审批表》中填写的房屋座落位置为子尹路159号3单元3层1号，房号为2-3-3号。 由于朱家秦之妻付同英与案外人李忠华因民间借贷纠纷，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曾于2000年5月11日作出（1996）红执字第246号民事裁定，将朱家秦、付同英口腔医院的两套住房即2-3-3号和2-2-1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其中2-3-3号房以评估价为47117元抵偿给李忠华，2-2-1号房经拍卖给他人后由李忠华领取款项。2006年7月11日，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作出（1996）协执字第24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中载明“遵义市房屋管理局：请协助执行下列项目：一、本院已将位于遵义市口腔医院开发房2-3-3号抵偿给李忠华，请协助办理该房产权手续给李忠华。”2006年7月17日原遵义市房屋管理局向李忠华颁发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将2-3-3号房屋转移登记在李忠华名下，并将房号填写为2-3-1号。遵义市房屋管理局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在李忠华名下后，未将朱家秦、付同英持有的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予以收回或公告作废，也未在不动产登记簿中注销房号为2-3-3号的登记信息。涉案房屋经多次转让后，现房屋所有权人为袁波，房屋产权证号为20××68。上述房屋产权证均将房号填写为2-3-1号。但涉案房屋所在楼栋每层只有一套房屋。 2016年11月8日，朱家秦、付同英向原告郭龙龙借款并以手中持有的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产权证转移登记到郭龙龙的名下为条件，当日朱家秦、付同英、郭龙龙共同向被告申请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被告于2016年11月14日向郭龙龙颁发了黔（2016）遵义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2017年2月，郭龙龙将涉案房屋为方琴做抵押担保向第三人遵义民生银行贷款280000元，抵押日期自2017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1日。 2018年4月8日，郭龙龙向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家秦、付同英归还其2016年的借款。2018年7月4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朱家秦、付同英明知涉案房屋已被法院强制执行给李忠华，而故意隐瞒该事实又将涉案房屋过户给郭龙龙的行为，涉嫌诈骗，将相关材料及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驳回了原告郭龙龙的起诉。 2019年11月2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向其颁发的黔（2016）遵义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违法。2020年5月14日原告以补充证据为由撤回了起诉。经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口头告知原告公安机关未对第三人付同英涉嫌犯罪予以立案后，原告于2020年6月9日同时提起了要求确认涉案房屋首次转移登记行为和对其颁发不动产权证行为违法的诉讼。2020年7月2日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出具书面《不予立案通知书》，未对第三人付同英涉嫌犯罪进行立案。 另查明，因我国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现遵义市红花岗区、汇川区、新蒲新区范围内原房产管理和土地管理行政部门具有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和土地使用权登记等行政职能，现由遵义市自然资源局下属机构遵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行使。原遵义市口腔医院已更名为遵义市红花岗区口腔医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三是本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四是所诉行政行为是否应被撤销。 关于焦点一，原告于2016年11月从第三人朱家秦、付同英处取得涉案房屋权属，原告不服被告向其颁发黔（2016）遵义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其起诉期限应从2016年11月起计算，根据当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之规定，原告应于2018年11月提起诉讼。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之规定，原告于2018年7月知道涉案房屋已于2000年被人民法院抵债裁定给李忠华，且于2006年已转移登记在李忠华名下，2018年7月4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以付同英涉嫌犯罪为由将涉及该房屋的有关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于2020年7月2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故此期间应属于非因原告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原告于2020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对被告主张已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被告于2016年11月向原告颁发黔（2016）遵义市不动产权第××号产权证书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为原告，故原告是黔（2016）遵义市不动产权第××号产权证书的行政相对人，也是本案所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原告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资格，对被告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原告与第三人朱家秦、付同英之间虽然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但被告将涉案房屋的权属登记确认给原告，与原告之间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原告既是后续转移登记的行政相对人，又是首次转移登记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房屋登记机构的房屋登记行为以及与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等事项相关的行政行为或者相应的不作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对被告认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之规定，2000年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将涉案房屋裁定抵债给李忠华后，第三人朱家秦、付同英即丧失了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利，即占用权、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等权利也同时丧失。2005年涉案房屋可以办理房屋所权证后，其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应由李忠华行使。根据涉案行政行为作出时施行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申请人，是指已获得了房屋并提出房屋登记申请，但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之规定，被告将涉案房屋登记在朱家秦名下，显属不当。即便被告因申请人原因申报不实导致作出涉案行政行为，但被告于2006年7月按到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理应知晓由于涉案房屋已被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抵债裁定给李忠华。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有权注销房屋权属证书：（一）申报不实”以及第二款“注销房屋权属证书，登记机关应当作出书面决定，送达当事人，并收回原发放的房屋权属证书或者公告原房屋权属证书作废”之规定，被告应将第三人朱家秦持有的遵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收回或者公告作废。故第三人朱家秦继续持有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也不存在，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现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向第三人朱家秦颁发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违法，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有两种情形，即一种是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效力保留，另一种是判决确认违法，但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或行政机关已改变原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行为违法的。对于本案而言，显然不属于第一种情形和行政机关已改变原行政行为的情形，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具有可撤销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之规定，应予撤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于2005年向第三人朱家秦颁发的遵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遵义市自然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 琳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人民陪审员  王其志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韦文舟 书记员蒲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