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鲁1102行初114号原告日照市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正阳路1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312930282U。法定代表人秦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强，山东天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日照市东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日照市临沂路27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102004337284M。法定代表人张涛，局长。出庭负责人马涛，该单位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月华，山东周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宋伟钊，男，1970年7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波，日照东港正律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日照市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保安公司”)不服被告日照市东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作出的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盾保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强，被告区人社局的出庭负责人马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新、潘月华，第三人宋伟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玉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区人社局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2015年3月25日17时，宋伟钊下班回父母家吃饭行至北京路与天津路路口北侧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后经日照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脑挫裂伤、额骨骨折、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裂伤。宋伟钊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金盾保安公司诉称，原告于2020年7月20日收到被告作出的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宋伟钊下班回父母家吃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构成工伤。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规定：该条规定的上班下途中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根据上述规定，在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才能认定为工伤。根据宋伟钊事故发生当日考勤记录，宋伟钊下班交接班时间为15时30分，15时40分宋伟钊离开岗位，事故发生则到了17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时间发生在宋伟钊离开岗位近一个半小时后，不属于“合理的上下班时间”。而且第三人宋伟钊工作岗位为保安员，执勤地点位于日照市兴商贸城，其居住地也位于东兴商贸城，而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北京路与天津路路口北侧，其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不属于“正常工作的上下班途中”，宋伟钊目的是回其父母家吃饭，是下班后参加社会活动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综上，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错误，第三人宋伟钊发生交通事故收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不应认定工伤。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金盾保安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区人社局辩称，2016年1月29日，被告收到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原告提交的材料，被告调查核实情况如下：宋伟钊系日照市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员工，在东兴商贸城从事保安工作，2015年3月25日17时20分，宋伟钊下班回父母家吃饭行至北京路与天津路北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经日照市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脑挫裂伤、额骨骨折、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裂伤。宋伟钊对该事故不负责任。被告在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分别调查了证人庄某、张某、王某，证人的证言和调查笔录内容，均证明第三人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属于合理的下班时间和合理的下班路途。宋伟钊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另被告在工伤认定一案中，也依法保障了原告的知情权，提出异议和举证等权利。综上，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病历》、《诊断证明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2015年3月25日17时20分，在日照市开发区北京路与天津路路口北侧，宋伟钊沿北京路由北向南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过程中被撞伤，宋伟钊不承担责任。经日照市人民医院诊断为脑挫裂伤、额骨骨折、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裂伤。证据二、《证明》、(2016)鲁1102民初4200号《民事判决书》、(2016)鲁11民终168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宋伟钊系原告单位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证据三、《交通事故情况说明》、《保安员交接班记录簿》、《工资花名册》、《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宋伟钊同事作出的说明、《工伤事故证人证言》、《工伤认定调查笔录》。证明：1.宋伟钊在原告处从事保安工作，工作时间为每天8点至16点。2015年3月25日16时许，宋伟钊等待同事交接班下班时间延迟，当天下午17时许，林海小区业主王某、张某，东兴商贸城物业人员庄某等人看到宋伟钊在单位院内，以上证人证言互相印证。2.宋伟钊父母住在东韩家村，宋伟钊平常到父母家居住，宋伟钊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属于合理的下班路径。证据四、《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书》、宋伟钊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工伤认定申请补正告知书》、《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证明：宋伟钊向被告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后，被告于2016年12月5日受理。证据五、《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7年2月21日，被告向原告送达限期举证通知并签收。证据六、《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依法进行了送达。第三人宋伟钊述称，同意被告答辩意见；另第三人虽然在东兴商贸城有房屋，但第三人系单身，并不在该此居住，而是与父母一起居住在韩家村，第三人发生事故的地点就是在去韩家村的途中，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合理路线。第三人宋伟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五没有异议。对于证据三中在第三人认定工伤时原告提交的保安员交接班记录、工资花名册、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以及李金龙、刘昌玲出的说明、李金龙、刘昌玲所作工伤认定调查笔录没有异议，上述证据材料能够证实第三人在事故发生当天交接班的时间，宋伟钊发生事故时间为17点20分，发生在交班一个多小时之后，其事故的发生不属于下班时间、更不属于下班途中。对证据三中王某、栾国彬、庄某、张某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以及第三人宋伟钊的调查笔录均有异议。第一、王某等证人均不是原告单位职工，不可能知道宋伟钊上下班尤其是具体的交接班情况；对于相关事实的陈述，均是具体情况不知道、听别人说，并未亲身经历；同时证人王某与第三人系亲戚关系，具有利害关系。第二，上述证人证言均系后期取得，与第三人签名的交接班记录以及李金龙、刘昌玲作出的说明、调查笔录相矛盾。因第三人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相同，即使上述证人与事故发生当天下午17:00时，在商贸城见到第三人，也不能据此得出第三人此时正在工作。第三，第三人宋伟钊调查笔录中记载的调查人员仅1人，违反了工伤认定办法第十条关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应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行公务的证件的规定，程序违法。同时宋伟钊的陈述也与由其签名的交接班记录簿不符，交接班记录不形成在前，根据证据的认定规则，原告提供的证据效率大于第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对于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申请书的内容有异议，申请书事实、理由及受伤经过，是第三人书写，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认定宋伟钊为工伤是正确的。同时被告在2018年10月17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至2020年7月15日才送达给原告，违反了工伤保险条例第20条的规定，程序严重违法。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原告提供的李金龙、刘昌玲证言有异议，该证人系原告单位职工，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李金龙在证言中只是说明了第三人15点40分离开工作岗位，但并没有说明第三人已经下班回家。刘昌玲只是证明其本人早上八点，同样没有证明宋伟钊下午下班时间。对原告提供的排班表第三人不予认可。该排班表无法证实是原告制作，也无法证实其他的制作人，只是在该排班表上有李金龙、刘昌玲的签字，该排班表不能证明第三人真实的下班情况。对原告提供的交接班记录簿不予认可，即使真实只是证明了该时间内做过交接班，不能证明第三人已经在该时间段内下班回家。对原告提供的第三人交通事故情况说明不予认可，该说明并没有证据证明宋伟钊在下班后离开过工作场所，只是进行了时间点上的推理、说明。对被告向刘昌玲、李金龙做的调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四、五、六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对各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各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及关联证据予以综合分析确认，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宋伟钊原系原告金盾保安公司职工，在东兴商贸城从事保安工作。2015年3月25日8时至16时是宋伟钊的工作时间，17时20分，宋伟钊下班回父母家吃饭，行至北京路与天津路北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经日照市人民法院治疗，诊断为：脑挫裂伤、额骨骨折、创伤性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头皮裂伤。宋伟钊对该事故不负责任。事故发生后，第三人于2016年1月29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6年12月5日，被告依法予以受理，2017年2月21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通知原告在2017年3月2日前将有关证据材料送达给被告并告知逾期不提供有效证据材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期间内原告向被告提交《交通事故情况说明》、《保安员交接班记录簿》、《工资花名册》、《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证明》以及宋伟钊同事李金龙、刘昌玲作出的说明等证据。被告区人社局经对原告提供的证人王某、庄某、张某等人进行调查，并综合第三人对下班时间迟延的合理解释，综合认定第三人虽然在下午4点下班，但等待同事交接班后才离开岗位，系因合理事由而引起的延误，也应当视为“合理时间”。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宋伟钊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被告将该认定工伤决定分别于2019年2月14日和2020年7月15日送达宋伟钊和金盾保安公司。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该认定工伤决定。另，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在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前对第三人宋伟钊所做的调查笔录系被告一名工作人员制作,影响到原告实体权利。被告辩解被告提交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中，能够认定宋伟钊符合工伤认定的关键事实，均由两名工作人员调查并由其中一人制作笔录，不存在能够影响原告实体权利的瑕疵。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对其权利产生实质损害。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被告提供第三人的病例诊断证明、交通事故认定书、证人证言、被告对证人所作调查能够形成证据链，且综合考虑第三人交接班时间可能延后，交接班后第三人去父母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故第三人下班去往父母家也属下班途中范畴，被告作出的涉案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其次，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涉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区人社局在查清事实后，认定宋伟钊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作出涉案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第三，程序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区人社局于2016年12月5日受理涉案工伤认定申请，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并于2020年7月15日将涉案认定工伤决定送达金盾保安公司，超过了上述规定的60日和20日的法定期限，另被告对第三人宋伟钊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中仅被告一名工作人员签字，原告虽主张被告程序违法，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对其权利产生实质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处理期限轻微违法，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综上，被告区人社局作出的涉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轻微违法，但因该程序问题未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损害，故不作撤销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日照市东港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东人社工认字[2018]第178号认定工伤决定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日照市东港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海鹏人民陪审员  李咸亭人民陪审员  徐西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芳书记员李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