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民终66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清红，女，196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晓东（系袁清红丈夫），住临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佃博，山东元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住所地临沭县中山路19号。 负责人：张海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山东平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盛庄街道沂河路与通达路交汇处。 负责人：陈永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宇，男，系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盛庄街道沂河路与通达路交汇处。 负责人：陈永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女，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袁清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电公司）、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临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时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20)鲁1329民初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清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晓东、纪佃博、被上诉人联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奇、邮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宇、保时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清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存在业务外包合同属事实认定错误，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交新证据证明该事实，仅仅重复提交了原审提交过的劳动合同，如果业务外包属实，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应当提交相关业务交接明细及款项支付凭证和相应的纳税证明，一审法院仅凭劳动合同就认定业务外包属实，明显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1988年至2017年12月4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存在劳动关系，但对于养老金差额、同岗位职工工资差额、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却予以驳回错误，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上诉人既然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到达退休年龄应当从被上诉人处办理退休手续，如果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无法办理相关退休手续的，相关的退休待遇不应当低于被上诉人处相同工龄职工的退休待遇水平，低于该水平的差额的，应当由被上诉人补偿。2、既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那么上诉人的工资应当与被上诉人处相同工龄的职工工资标准相同，不应当低于该标准，不足部分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补偿。一审法院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以上诉人未提供计算依据及计算方式为理由予以驳回，实属荒唐。3、上诉人从未请求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补缴社会保险，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被上诉人补偿1988年至2002年社会保险费用”，因该时间段的社保全部由上诉人自己缴纳，对于原本应由用人单位负担的部分，被上诉人应当予以补偿给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该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未查明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及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为被控制人与实际控制人的关系这一根本事实。案外人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为案外人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中国网通集团工会山东省邮电委员会与山东省联通通信有限公司，上述公司之间的母子关系一目了然。四、该劳动争议案件历时多年，先后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通过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足以看出，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退休单位变更为本案第三人保时通公司，退休单位的变更直接导致劳动者退休待遇大幅下降，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一审法院回避关键的问题，对于关系劳动者相关利益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显然有违公平原则。 联通公司辩称，一、《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十四条规定“依法规范劳动关系，对从原主体企业分流进入改制企业的富余人员，应由原主体企业与其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并由改制企业与其变更或重新签订三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变更或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应在改制企业工商登记后30天内完成”。该规定体现了国企改制前和改制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劳动关系的处理，劳动者应与前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再与改制后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联通临沭县分公司系改制后于2004年新成立的公司，虽与前身存在一定的业务关联性，但是其为两个独立法人，上诉人袁清红在经历一次次的企业改制后并未与联通临沭县分公司重新签订动劳动合同，而是与本案第三人数次签订并续约了劳动关系，工作期间由用人单位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明知并且未提异议，应当视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与联通临沭县分公司并不存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的劳动关系。联通临沭县分公司与保时通公司均认可存在业务外包事实，况且，上诉人袁清红与保时通公司有签订的劳动合同，保时通与联通公司有签订的业务外包协议均可以证实该问题。二、一审驳回上诉人袁清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是建立在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基础之上。1、上诉人袁清红与联通临沭县分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联通临沭县分公司没有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的义务，其已经于2017年在保时通公司达退休年龄。关于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待遇、补偿养老金差额的问题，是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办理职工退休手续时予以审查，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2、上诉人袁清红与联通临沭县分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联通临沭县分公司没有为其补偿同岗位职工工资差额的义务。即使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袁清红也不能证明其自身工资是否低于其他职工，更无法举证低于其他职工的具体数额，况且工资标准系用人单位规定，根据职务分工有高低之分，上诉人袁清红与联通临沭县分公司无任何劳动关系，也未签订劳动合同，更未对工资标准进行过约定，即使上诉人工资标准较其他人低，也不是其要求补偿的理由。3、上诉人偷换概念将“补缴”更换为“补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社会保险费用的征收属于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社保机构之间的事项，系征收者与缴纳者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根据工商登记，联通临沭县分公司系经多次改制后于2004年登记并成立，因此，即使从该角度来讲，联通临沭县分公司也不是上诉人1988年-2002年社保缴纳主体;再次，国发【1995】6号文件也阐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国发【1997】26号文件阐述了97年以前养老保险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上诉人袁清红要求补偿1988-2002年的社会保险费也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三、《公司法》规定，法人均具有独立人格，联通临沭县分公司与本案第三人是否为控制人与被控制人的关系这一事实，与本案所涉纠纷没有关系。综上请驳回上诉人孟现梅的上诉请求。 保时通公司述称，袁清红与我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上显示有单位名称，我们为袁清红缴纳了五险一金，由我公司管理发放工资，袁清红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邮电公司述称，袁清红与我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此期间我公司正常为袁清红缴纳社保，发放工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联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清红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袁清红不存在劳动关系。袁清红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己的行为应当负法律责任，袁清红自愿于2006年至2017年分别与泰兴市凌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邮电公司、保时通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在履行劳动合同权利义务期间，受到用人单位管理，应当视为上述公司员工，与上述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袁清红因为工作场所、工作性质未改变，即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袁清红虽然工作场所和性质未改变，但是其工资和社保费、福利、退休金等均是由签订合同期间的用人单位发放和缴纳，袁清红对此事明知并认可的，并有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上述种种行为，均可以阻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袁清红在2006年以前工作过的邮电局、电信局等单位是上诉人的前身是片面观点。上诉人联通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是历经多次改制自2008年而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法人，与被上诉人曾工作过的单位不存在前后身的关系，因此，袁清红之前在哪里工作，与上诉人无关，袁清红也不能证明其所有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单位均是联通公司的前身。基于上述事实认识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袁清红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2、本案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被上诉人诉求应当被驳回。2008年5月1日后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当事人因劳动争议纠纷要求保护其合法权利，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否则，其申请仲裁权利消灭。 袁清红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孟现梅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证据，孟现梅与联通公司自1988年起至2017年均保持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孟现梅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联通公司的主要业务组成部分，且袁清红一直在相同岗位从事相同的工作，直至其达到退休年龄；二、联通公司与保时通公司、邮电公司以及泰兴市联通通讯之间并非真实的业务外包合同关系，联通公司与该三公司无业务往来，更无相关证据证实其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三、保时通是山东邮电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邮电的股东为山东省联通通信有限公司和中国网通集团工会山东邮电工程有限公司委员会，山东省联通通信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和中国联合通信网络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中的负责人、营业场所、住所地等均相同，保时通公司人事任免及财务均有联通公司管理及支配，因此保时通公司与联通公司为实际上的关联关系；四、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袁清红知道退休单位并非联通公司之日起开始计算，当袁清红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次通过各种方式与中国联通临沭公司、临沂分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北京的集团公司协商，并向各级社保部门反映情况提起主张，因此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 保时通公司述称，同意联通公司上诉意见。 邮电公司述称，同意联通公司上诉意见。 袁清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袁清红与联通公司自1988年至2017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联通公司一次性补偿1988年至2002年的社会保险费用；3.判决联通公司支付1992年至2016年的加班费216000元；4.判决联通公司补偿1988年至2017年同岗位职工工资差额60万元；5.判决联通公司为袁清红办理退休手续或为被告补足自退休之日起至75周岁退休金差额141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联通公司系在政府主导下历经多次改制后，设立的国有企业，成立日期为2004年5月31日，变更核准于2008年10月27日。2009年10月、2012年6月、2015年12月23日，联通公司与保时通公司签订了三次《营业厅受理业务外包执行文件》及续签合同，保时通公司承包了临沂市各县区的乡镇营业厅，负责在营业厅内从事业务受理、收费、业务咨询、投诉受理及业务开户等工作。 袁清红于1988年入职山东省临沭县唐岭邮电局从事话务员工作，1998年邮电局单位改制，分成电信和邮政两个单位，袁清红被分到电信局，从事营业员工作。2003年1月17日转为城镇合同制工人。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乡镇工作，先后在唐岭、古龙岗、前庄、玉山等地，从事联通公司外包营业厅的工作。自2006年，联通公司将营业厅承包给外包单位，袁清红分别与外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外包的营业厅工作，与外包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由外包单位发放工资、缴纳社保。签订合同情况如下： 2006年10月11日，袁清红与泰兴市凌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在本案立案时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故未追加该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固定期限为1年，自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9月30日； 2007年10月1日，袁清红与邮电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固定期限为1年，自2007年10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 2008年10月1日，袁清红与邮电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固定期限为3年，自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 2011年9月27日，袁清红与保时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固定期限为3年，自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2014年10月1日，袁清红与保时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固定期限为3年，自2014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 2017年10月1日，袁清红与保时通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一份。 2017年12月28日，保时通公司向袁清红送达了员工退休通知书，载明袁清红于2017年12月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届时袁清红与保时通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将自行终止，限其于12月30日前办理离岗交接手续。袁清红未予办理，保时通公司未再向袁清红发放工资。2017年之后，袁清红不再到保时通公司上班。 2018年6月25日，袁清红向临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日，该委作出沭劳人仲案字[2018]第21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袁清红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袁清红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袁清红自1988年至2006年即与案外人泰兴市凌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工作过的单位邮电局、电信局、通信公司、网通公司均为联通公司的前身。 一审法院认为，袁清红在2006年与案外人泰兴市凌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即已在联通公司的前身邮电局、电信局、通信公司、网通公司等单位工作多年，从事营业员工作，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后袁清红虽与案外人泰兴市凌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邮电公司、保时通公司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但袁清红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一直未作改变，联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袁清红与案外人签订劳动合同时已与袁清红解除劳动关系，结合袁清红提供的转招合同制职工审批表、荣誉证书、工作证、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据，可以认定袁清红一直持续在联通公司工作且劳动关系在其工作期间并未解除，袁清红与保时通公司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2011年之后社保费用由保时通公司缴纳的事实，并不能否定联通公司与袁清红劳动关系的存在。联通公司辩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应当认定袁清红自1988年至2017年12月4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一直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对于加班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袁清红提供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联通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具证明效力。袁清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加班事实，故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同岗位职工工资差额60万元，因袁清红未提供该数额的计算依据及计算方式，本院对该项诉求亦不予支持。关于补缴社会保险、补偿退休之日起至75周岁养老金差额141万元或者办理退休手续问题，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所述，袁清红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判决：一、原告袁清红与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自1988年至2017年12月4日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袁清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袁清红在2006年与案外人泰兴市凌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即已在联通公司前身网通公司处等单位工作多年，从事营业员工作。后袁清红虽与泰兴市凌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原审第三人山东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临沂市分公司、保时通公司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但袁清红工作地点仍为联通公司处营业厅，工作内容仍为营业员工作，联通公司并无证据证实袁清红在联通公司工作期间其与袁清红已解除劳动关系，结合袁清红提供的转招合同制职工审批表、荣誉证书、工作证、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据，可以认定袁清红一直持续在联通公司工作且劳动关系在其工作期间并未解除，袁清红与保时通公司等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及2011年之后社保费用由保时通公司缴纳的事实并不能否定联通公司与袁清红劳动关系的存在。联通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不予采信。应当认定袁清红自1988年至2017年一直与联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袁清红要求补偿1988年至2002年社会保险费用的诉求，袁清红二审主张该时间段的社保全部由自己缴纳，应当予以补偿，但袁清红一审诉求标的物明确为社会保险费，并非垫付款，一审法院以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范围不予审理并无不当，袁清红二审又变更该诉求为补偿其垫付款，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袁清红要求联通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手续或补足退休金差额141万元的诉求，袁清红现已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其诉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机构不能补办导致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审理。 关于加班费的问题，袁清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加班事实，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同岗位职工工资差额的问题，袁清红虽申请调取联通公司正式职工工资表，但其未明确调取何种岗位职工工资表，亦未明确其与联通公司何种职工岗位、工作内容一致，同时，袁清红未提供该数额的计算依据及计算方式，本院对该项诉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袁清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 宏 审判员 徐天威 审判员 杨海荣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侯俊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