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8000号原告：林帮明，男，194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原告：林梅，女，195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原告：林某2，女，197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原告：林上标，男，200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原告：林某1，女，200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法定代理人：林某2，是原告林某1的母亲。以上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增，上海保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道宜，男，199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发，广东群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杨，男，199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义，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91号102之一、901室、902室A区。负责人：刘学，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权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与被告陈道宜、潘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方增，被告陈道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发，被告潘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权义、徐静，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权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1723184.02元，其中，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12177.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内赔偿150万元；对于经法院认定超出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偿部分，由被告陈道宜、潘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20年6月1日5时5分许，被告陈道宜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22.45mg/100ml）驾驶被告潘杨所有的车牌号为粤Ｗ×××××的小型轿车，以约68km/h的速度沿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塘大道由西往东行驶，途经新塘大道西××大道东335米处时，追尾了驾驶二轮摩托车的林某3，致林某3当场死亡、车某。事故由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接警处理，并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陈道宜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林某3不承担事故责任。经查，粤Ｗ×××××号车辆在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额150万元，附加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之内，故被告潘杨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潘杨作为上述车辆的所有人，事发当时乘坐在该车副驾驶座位，其纵容被告陈道宜在醉酒的情况下驾驶该车辆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具有直接关系，应与被告陈道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被告陈道宜、潘杨拒绝与原告就林某3的死亡赔偿进行协商，五原告作为死者林某3的直系亲属，无奈之下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辩称：案涉车辆在我司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50万元（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根据事故认定书查明的事实及责任划分，驾驶人员陈道宜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根据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的约定，我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不予赔偿，相应的损失应由侵权人自行承担。同时，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我司也不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驾驶套牌摩托车、未靠最右侧车道行驶、未戴安全头盔，上述违法行为对事故发生的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受害人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并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答辩如下：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广东省的相关赔偿标准予以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受害人自身也存在过错，酌情认定8万元为宜；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超过法定的人数，同时原告也未提供处理丧葬事宜人员工作及收入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酌情支付1万元为宜；车辆损失，原告未提供车辆的购置发票，不予认可；衣物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认可。被告陈道宜辩称：受害人驾驶套牌车辆、未靠最右侧车道行驶、未佩戴安全头盔，其自身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被告潘杨作为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在事发前与答辩人共同饮酒，也未及时制止答辩人酒后驾驶，且在事发后阻止答辩人施救受害人，未尽到对车辆的管理职责，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而不应由答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的相关免责条款加重了答辩人的责任，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且该投保单为电子保单，车主、使用人并没有收到相应的保险条款，故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对免责条款没有尽到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属于无效条款，为此，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潘杨辩称：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中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依据不正确，应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的2019年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与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一致，应根据受害人的过程程度适当调低标准；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交通费，亦同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的上述答辩意见一致；车辆损失费，原告未提供发票，由法院酌情认定；衣物损失，该项目应该包含在死亡赔偿金范围内，该主张属于重复计算。关于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提交的保险条款，答辩人认为应属无效。其提交的免责条款并未向投保人潘杨尽到特别提示义务，且答辩人并没有收到该保险条款的纸质文件，只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签约，而没有充足时间阅读保险条款的内容。即便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已经提交了免责条款作为证据，但除了有被告潘杨的电子签名外，在“免责事项说明书”一栏内均是空白，进一步说明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没有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及说明义务，为此，作为格式条款的免责约定，应属无效。本案的案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被告陈道宜认为答辩人存在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该项意见不能成立，因为答辩人已经在事发前2天便将车辆的钥匙交给了被告陈道宜，为此，应由被告陈道宜实际管理该车辆，答辩人在事发时对该车辆已经没有管理责任及义务。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应由有过错方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的过错认定应以事故认定书作为唯一的标准及依据，事故认定书中已经查明了事故责任方是被告陈道宜，故本案不存在答辩人作为赔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答辩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6月1日5时5分许，陈道宜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22.45mg/100ml）驾驶粤Ｗ×××××号小型轿车以约为68km/h的速度沿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新塘大道西西往东方向路中绿化带左侧第二条车道由西往东方向行驶，途经新塘大道西××大道东33米，陈道宜驾车未注意查看前方路面情况，致使粤Ｗ×××××号小型轿车追尾碰撞同车道在前行驶的由林某3驾驶的悬挂粤Ａ×××××号牌的二轮摩托车（未戴安全头盔），造成林某3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另查明，受害人林某3的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外伤。2020年6月22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认定：陈道宜醉洒后驾驶机动车超限速行驶、同车道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林某3驾驶套牌车辆未靠最右侧车道行驶、未戴安全头盔，但其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为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陈道宜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再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公证书，证明原告林帮明是受害人的父亲，原告林梅是受害人的母亲，原告林某2是受害人的配偶，原告林上标是受害人的儿子，原告林某1是受害人的女儿。粤Ｗ×××××号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是被告潘杨，该车在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以及第三者商业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为1500000元，含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其中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2项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上述免责条款的字体以加黑加粗的形式显示。对此，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还提交一份电子投保单，上面有“潘杨”字样的电子签名。在庭审中，被告潘杨承认其在该投保单上进行了电子签名，但否认收到及阅读了上述保险条款。事发后，被告陈道宜为受害人垫付了丧葬费10900元，而其他被告均未垫付任何费用。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对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认为驾驶人陈道宜在事发时存在饮酒的情形，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认定了被告陈道宜存在饮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而该违法行为属于法律明令禁止性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规定，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仅需要对上述免责情形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后，该免责条款即可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被告潘杨作为投保人通过手机互联网的方式在电子投保单上签字，视为其已经在电子设备上阅读了保险条款，可以认定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已经对相应的免责条款作出了提示，上述免责条款依法生效。为此，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提出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的意见，符合保险合同约定，本院予以采纳。由此，对于交强险赔偿不足的部分损失，应由侵权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由于发生事故时受害人没有按规定戴安全头盔驾驶摩托车，该行为存在过错，且受害人的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外伤，换言之，该未戴安全头盔的行为与其死亡的损害结果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依照上述规定，受害人的上述行为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结合受害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其应自行承担10%的过错责任，即侵权人陈道宜应向原告承担90%的赔偿责任。此外，被告潘杨作为案涉机动车的所有人，其在事发时乘坐在车辆的副驾驶位，其应当知道驾驶人陈道宜因饮酒的情况而不能驾驶机动车，却仍然允许、放纵被告陈道宜驾驶其所有的机动车，在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并结合被告潘杨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其应对被告陈道宜的上述赔偿义务在50%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根据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中的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有关规定，本院对原告在本案中的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177.35元。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1203640元。该起事故发生在2020年1月1日以后，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对发生的人身损害，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费。为此，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本案中，原告已经向本院举证证明2019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0182元/年，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故其主张按照上述标准60182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为此，本案的死亡赔偿金为1203640元（60182元/年×20年）。3．被扶养人生活费：306757.89元。与前述同理，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按2019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7058元/年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在受害人死亡时，原告林帮明为74周岁，应计算6年（72个月）；原告林梅为65周岁，应计算15年（180个月）；其两人共同生育了包括受害人在内的3名子女。原告林某1为14岁2个月，应计算3岁10个月（46个月）。被扶养人有数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应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经核算，上述全部被扶养人在前46个月的年赔偿总额已经超出了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前46个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142055.67元（37058元/年÷12月×46月）。从第46个月以后，原告林帮明对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764.11元【37058元/年÷12月×（72月-46月）÷3人】，原告林梅对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37938.11元【37058元/年÷12月×（180月-46月）÷3人】。据此，上述全部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306757.89元（142055.67元+26764.11元+137938.11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该起交通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对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根据该次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以及事故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90000元，并确认该项费用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偿。5．丧葬费：63800元。原告请求按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27600元/年计算，并计算丧葬费为63800元（127600元/年÷2），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6．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1470元。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受害人近亲属的工作及收入情况，为此，本院酌情参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来确定其误工标准，并酌情以误工人员按3人、误工时间按7天计算，为此计算误工费为1470元（2100元/月÷30天×3人×7天）。7．交通费：3000元。结合受害人近亲属处理该次交通事故和丧葬事宜必然会产生交通费支出，结合受害人近亲属的居住地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往返距离，本院酌情支持3000元。8．住宿费：9450元。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广州地区住宿费标准为450元/天，并结合上述误工人员按3人、误工时间按7天计算，认定本案的住宿费为9450元（450元/天×3人×7天）。至于原告主张的车辆及衣物财产损失，因其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无法确定上述财产的损坏程度及赔偿价值，上述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述第1项损失177.35元，应当先由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177.35元。对于第2至8项损失合计1678117.89元，则应由被告平安保险增城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损失110000元。对于交强险赔偿不足的损失即1568117.89元（1678117.89元-110000元），如前所述，被告陈道宜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其应直接向原告赔偿损失1411306.1元（1568117.89元×90%），被告潘杨对上述赔偿义务在50%范围内（即705653.05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又因为被告陈道宜已经垫付了丧葬费10900元，该垫付费用应予以扣减，在扣减后，被告陈道宜还应赔偿原告损失1400406.1元（1411306.1元-109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损失177.35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损失110000元；三、被告陈道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损失1400406.1元；四、被告潘杨对上述第三项判决中被告陈道宜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在赔偿金额705653.05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驳回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54元，由原告林帮明、林梅、林某2、林上标、林某1负担98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支公司负担649元，被告陈道宜负担8252元（被告潘杨在4130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诉前财产保全费2200元，由被告陈道宜、潘杨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温展翔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陈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