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2民初326号 原告：张雨，男，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民，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29号。 负责人：何卫海，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云周，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宁，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 原告张雨诉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受理，由审判员孙颖璇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审理中，原告申请笔迹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民、被告浦发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云周、贺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请：1.确认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1月10日，原告进入浦发银行杭州中山支行计划信贷部工作，2018年11月21日在杭州和睦支行任客户经理工作至今。2019年1月7日，被告以原告“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未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多次伪造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违规办理业务”为由，以浦银杭发（2019）16号文件给予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是以行为时根本不存在的规章制度为处罚依据，是认定事实和适用依据错误，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在被告处工作，于2014年3月25日、9月16日、10月22日等多次伪造部门负责人“刘迪”的签名办理业务，该事实已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浙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进行确认，同时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被告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的合法性进行了确认。虽然在审理期间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其向杭州市司法局投诉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材料，但该材料只是说明司法行政机关对浙大鉴定中心初步进行立案，并非最终的认定结论。且司法行政机关作出撤销鉴定报告的行政行为，浙大鉴定中心仍有相应的救济途径来证实自己行为的合法的可能。浙大鉴定中心所使用的鉴定方式完全符合鉴定行业规范的要求，选取与鉴定检材相近时间形成的比对材料，是最能体现鉴定结果合理性的方式，所以对浙大鉴定中心已经出具的鉴定报告其无论是从程序还是鉴定方式的选择上都能确保鉴定结果的合理性、准确性。同时，被告在原告提出重新鉴定的情况下，也同意了在法庭主持下，对案涉事实重新进行鉴定的要求，但由于原告对于重要鉴定的不配合，导致新的鉴定机构无法完成检材的取样工作。从而导致无法重新对案涉事实进行认定，应由其来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所以无论是从既有事实来说还是由证据规则推断，都可以得出原告在职期间以伪造部门负责人签名违规办理业务的事实真实可信的结论。二、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程序合法。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依据的是被告总行制定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B/0）》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B/0）》两个制度，均经过被告总行二届三次职代会通过，同时也向所有员工进行了公示告知，可以作为管理员工的依据，原告伪造部门负责人签名进而申请用印办理业务的行为违反了《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员工有下列违规行为的，处警告至记过处分，或降职处理；情节严重的，处记大过至开除处分，或免职至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第（五）项未按规定进行业务审批、审查或未按照业务审批、审查意见对外签订合同的”的规定，且属多次违反，于法于理其行为都已符合解除条件，被告遂依据《处理办法》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综上被告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程序合法，且认定原告违规的事实证据确凿，完全是被告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正常管理职能，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2005年1月10日，原告进入浦发银行杭州中山支行计划信贷部工作，2018年11月21日在杭州和睦支行任客户经理工作至今。因银行内部查账，发现有部分员工有不实行为，被告于2018年12月10日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标称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是否为张雨书写申请鉴定。2018年12月19日，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鉴定意见书：1.标称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不是刘迪本人书写；2.标称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不是刘迪本人书写；3.标称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4.标称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5.标称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被告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浦银发[2018]266号文件，关于印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B/0）》（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B/0）》（以下简称处理标准）的通知，该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五）规定：员工有下列违规行为的，处警告至记过处分，或降职处理；情节严重的，处记大过至开除处分，或免职至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五）：“未按规定进行业务审批、审查或未按照业务审批、审查意见对外签订合同的”。2019年1月7日，被告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五）款处理标准，作出浦银杭发(2019)16号《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该决定给予原告张雨记大过处分，处分期从2019年1月7日至2020年7月6日，并扣发7个月绩效收入以及50%当年年终绩效考核收入，全额减记当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减记50%上一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同时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作出后，原告在申诉期间向分行问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复议，2019年2月1日，被告作出浦银杭申复2019001号申诉处理意见书，认为原告申诉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未满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B/0）》第四十七条规定申请复查条件，决定维护原《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原告于2019年6月20日以被告与浙大司法鉴定中心恶意串通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委托合同无效，本院于2019年9月7日作出（2019）浙0102民初3245号民事判决书，以难以确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存在相互串通出具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鉴定结论以达到给予原告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等目的的主观恶意，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依据为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杭州中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浙01民终836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向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被申请人（被告）与申请人（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违法。2020年1月9日，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杭劳人仲案（2019）579号仲裁裁决书，认为被申请人根据司法鉴定意见认定申请人伪造签名、“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进行签章用印”的事实，被申请人依据《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相关规定解除与其劳动合同，并无不当为由，驳回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仲裁，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审理中，原告申请对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是否为张雨书写申请鉴定。本院先后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但均因缺少对比材料或超过鉴定中心技术范围，无法作出检验出具鉴定意见被退回。 审理期间，原告向杭州市司法局投诉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违规，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违法，2020年8月10日，杭州市司法局作出杭司罚决【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18年9月29日、12月7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两次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委托事项中有对《行政用印审批单》部分字迹是否系张雨所写的鉴定要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提供了比对样本，部分比对样本中有“张雨”的签名，但比对样本中“张雨”的签名并未得到张雨本人的确认。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委托鉴定事项出具的《文书鉴定意见书（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00号）（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其中部分鉴定意见为《行政用印审批单》上部分字迹是张雨所写。杭州市司法局认为，一、委托人浦发银行提供了鉴定材料——比对样本，但比对样本未得到张雨本人的确认，无法证明比对样本字迹系张雨本人书写。在未取得能够证明样本字迹系张雨本人书写的鉴定材料情况下，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检材中的字迹就是张雨本人所写，鉴定材料依据不足，受理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其受理行为违反《司法鉴定通则》第14条、第15条第2项的规定；二、2018年12月7日，浦发银行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指定翁里、吕易泽为委托事项的鉴定人。两位鉴定人分别对委托事项进行了检验，但得出的鉴定意见不一致。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未按照《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JD0201001-2010）第二部分第6.1.3条、第6.2条规定的要求，组织进一步讨论研究，以确定是否进入复杂鉴定程序，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3条之规定；三、2018年12月7日，浦发银行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使用了4份比对样本，但该4份比对样本的来源无相关记录，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2条之规定，在本案调查过程中，经委托人浦发银行追认，上述4份样本来源自该行。杭州市司法局认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该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7条之规定可不予处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文书鉴定意见书》（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00号）、（浙大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后，浦发银行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决定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上述两份鉴定意见已造成后果。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关程序，杭州市司法局于2019年7月24日向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其陈述、申辩的权利。在法定的期限内，未收至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陈述、辩护的请求。杭州市司法局认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两次委托中，其受理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4条、第15条第2项之规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2018年12月7日的委托鉴定中，在两位鉴定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未组织进一步讨论研究，以确定进入复杂鉴定程序，其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3条之规定。根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第5项，杭州市司法局给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警告的行政处罚。 原告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谈话记录、被告对原告申诉的处理意见、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告知书、杭州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文书鉴定意见（浙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文鉴字第249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1民终8367号、关于印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B/0）》、《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B/0）》、工会征求意见函、浦银杭发[2019]16号、送达回执、谈话记录、浦银杭申复2019001号、工会告知等。 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案中，被告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是否为张雨书写申请鉴定。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行政印章用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的“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的鉴定结论，为此，被告依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五）款处理标准，作出了给予原告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现杭州市司法局认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办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两次委托中，其受理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4条、第15条第2项之规定。在两位鉴定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未组织进一步讨论研究，以确定进入复杂鉴定程序，其行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3条之规定，故依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第5项，杭州市司法局给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警告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被告作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的依据，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结论，因提供的检材及鉴定程序均有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被告由此作出的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证据不足。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相应抗辩缺乏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被告的抗辩意见无法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于2019年1月7日作出的与原告张雨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预收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 原告张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颖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张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