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05民初7431号原告：戴文思，男，198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银川，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嘉陵一村41号2幢4楼B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3NJ38F。负责人：张俊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蒙艳红，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3-1号楼1层101-1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584699008X。法定代表人：迟长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蒙艳红，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运城街齐富路27号203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5937166950。负责人：陶健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蒙艳红，广东韶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文思诉被告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观光重庆公司）、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观光公司）、第三人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观光广州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学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文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银川，被告北京观光重庆公司、北京观光公司及第三人观光广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欣、蒙艳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文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观光重庆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被告观光重庆公司立即支付欠付原告的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0日的工资73，348.27元（5，000元/月×14个月＋5，000元/月÷21.75天×15天）；三、判令被告观光重庆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5，000元（5，000元/月×11个月，双倍工资期间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四、判令被告观光重庆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7，356.32元（5，000元/月÷21.75天×16天×2，未休年休假期间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0日，2017年至2019年按5天/年计算，2020年按1天计算）；五、判令被告观光重庆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45，000元（5，000元/月×4.5个月×2，赔偿金计算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0日）；六、判令被告北京观光公司对第二、三、四、五项请求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七、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以上金额共计180，704.59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1日，原告入职被告观光重庆公司，担任票务岗位，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购买社会保险，原告未休年休假。每月工资由第三人观光广州分公司支付至原告账户。观光重庆公司、观光广州公司均为北京观光公司的分公司。2019年2月开始，二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再向原告支付工资。2020年3月20日，观光重庆公司以业务模式调整为由，终止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终止前12个月，原告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鉴于观光重庆公司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购买社会保险，原告未休年休假，观光重庆公司违法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应当向原告支付欠付的工资、双倍工资差额、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北京观光公司作为观光重庆公司的总公司，依法应当对观光重庆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据公司法规定，分公司没有独立承担责任能力，应由总公司对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观光广州公司向原告实际支付工资，对查明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另，戴文思与北京观光公司非是合作关系，而是受北京观光公司指派就重庆市场旅游开发业务提供劳动，相应的工资受北京观光公司管理统一指定观光广州公司发放,观光重庆公司无自己独立账户及财务会计核算体系，均受北京观光公司管理，所有业务均以北京观光公司名义开展。被告及第三人陈述的2019年1月后，观光重庆公司停止运营不属实。观光重庆公司在2019年1月后仍运营。即使观光重庆公司停止运营，但观光重庆公司主体资格仍存在，作为员工的原告，无法控制北京观光公司管理层对分公司的管理，责任并非由原告造成，不能据此拒绝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被告陈述其转变运营模式，此证明被告认可此前对原告进行实质管理。被告及第三人陈述工资应由观光重庆公司负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观光重庆公司一直没有独立的财务体系，甚至2019年1月前连公司账户都没有，无法支付相应费用，事实情况也是由北京观光公司指定观光广州公司每月按时发放劳动报酬。同时观光重庆公司所有业务合同均须以北京观光公司名义签订，收入款项全部进入北京观光公司账户，客观上观光重庆公司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款项来维持公司运营。关于重庆和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益公司）的问题，戴文思于2019年3月28日才入股该公司，非自己单独成立的该公司，戴文思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戴文思非北京观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原被告双方没有约定任何竞业禁止条款，戴文思并不负有竞业禁止的义务。被告及第三人称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非观光重庆公司真实意思的说法不属实。该证明书非原告私自盖章，公章张俊杰何时领取并不影响公章的效力，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原告方也无任何保管义务，该证明书盖章是由张俊杰同意并认可，代表观光重庆公司的真实意思。关于仲裁时效问题。在劳动关系终止后开始计算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符合劳动法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立法宗旨。关于仲裁前置的问题。原告已向法院提交了江北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的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书，该案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北京观光公司确有调整市场模式的想法，就是从劳动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但就此未达成一致意见，戴文思一直受北京观光公司管理。2019年1月起至2020年3月止，北京观光公司一直没向观光重庆公司员工支付工资，企图以此迫使观光重庆公司员工接受北京观光公司改变经营模式的计划。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请求。被告北京观光重庆公司辩称，一、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但贵院直接受理并审理违反仲裁前置规则，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戴文思主张的所有诉讼请求均属于劳动争议的审理范围，应当先由仲裁委员会审理，对裁决结果不服的才能按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本案戴文思未经仲裁委员会审理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违反仲裁前置的程序要求，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二、戴文思与北京观光公司、观光重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主张的诉求也依法不应当由北京观光公司承担。戴文思与北京观光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签订《2015年员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由戴文思负责重庆市场北京专线的开发。在收入分配上市场收入的50%归北京观光公司，剩余50%由戴文思所在的重庆办事处支配。北京观光公司仅负责自身运营所需要的所有成本，戴文思负责重庆办事处所有的费用支出，其中包括戴文思的工资也由重庆办事处支出。上述协议签订以后，双方也按照协议的约定成立了观光重庆公司，并由王朋、戴文思以及案外人余雷负责经营管理，北京观光公司仅按协议约定对观光重庆公司的款项进行代收代付。从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上看，双方仅就该合作的事项进行了约定，即便答辩人每月向戴文思支付了5，000元也仅仅是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代收代付的义务。因此，按照上述补充协议可以认定戴文思与北京观光公司为合作关系，观光重庆公司仅仅是双方合作的产物。并且按照补充协议约定，戴文思也无权要求北京观光公司对观光重庆公司的费用支出承担责任。三、退一步而言，即便戴文思与观光重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贵院有权审理本案，戴文思的诉讼请求也无依据。《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并非观光重庆公司的真实意志，系前法定代表人未经观光重庆公司许可擅自盖章，且上述证明书的内容也并非事实。根据观光重庆公司工商信息以及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显示，观光重庆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法定代表人由王朋变更为张俊杰，但观光重庆公司的公章直到2020年5月份才移交给张俊杰。即《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是王朋未经过张俊杰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盖章的，且截止至今，观光重庆公司从未追认，应当依法不发生证明效力。其次，观光重庆公司在2019年1月起就已经停止运作了，也就是说观光重庆公司从2019年1月开始已经不需要人员维持公司正常运营。因此，戴文思主张在2020年3月20日前仍存在劳动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鉴于此，答辩人就戴文恩的诉讼请求回应如下：1.观光重庆公司于2019年1月起已经停止运营，戴文思亦未举证证明其截止在2020年3月20日前仍向观光重庆公司提供劳动。所以，戴文思劳动关系的终止日期应当为观光重庆公司停止运营之时，即2019年1月。2.戴文思主张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20日的工资无依据。首先，如前述，观光重庆公司于2019年1月起开始停止运营，无需员工为维持运营提供付出劳动，即戴文思与观光重庆公司的劳动关系也因公司无法正常运营而被合法终止。且《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并非观光重庆公司真实意志，证明书的内容也并非事实，即戴文思与观光重庆公司之间在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20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戴文思主张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20日期间的工资，应提供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间为观光重庆公司提供了劳动的初步证据，但综合本案的材料，并未有相应的证据佐证戴文思的该项诉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经过答辩人通过全国企业工商信息系统查询得知，戴文思设立的和益公司在2019年3月被核准设立，戴文思系该公司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这不仅反映戴文思离开观光重庆公司后从事与观光重庆公司相同行业，违反法律规定的竞业禁止规定，而且证明在2019年3月前就离开观光重庆公司，并没有为观光重庆公司提供劳动。观光重庆公司2019年1月已转变合作运营模式，观光重庆公司独立运营，财务独立核算，观光重庆公司负责人知情且同意，观光重庆公司此时开设了自己独立的公司账户，因此北京观光公司从2019年开始就按约定没有继续为观光重庆公司垫付费用，现戴文思要求继续垫付2019年后的工资，违背承诺。据上，戴文思主张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20日的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使戴文思在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20日为观光重庆公司提供的劳动，但是根据双方签订的《2015年员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北京观光公司不承担戴文思的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相关福利待遇应当由观光重庆公司承担。3.戴文思主张的未签劳动合同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的诉求已超过时效。根据前述第一点，戴文思最早的入职时间为2016年1月，于2020年5月22日向贵院起诉，已经时隔四年之久。而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仲裁时效为1年，且双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实质系对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即便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戴文思主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仍需受仲裁时效的限制。因此，戴文思在入职后时隔四年才提出该主张，显然已经超过时效的规定，应当依法予以驳回。4.戴文思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的依据不足。根据戴文思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戴文思每月的工资都是固定的，因此不存在未足额发放工资的情形。且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戴文思主张年休假工资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即证明戴文思符合带薪年休的工作年限要求、观光重庆公司应当按照年休假却未予安排的情形或者在安排戴文思休假时未足额发放工资的情形。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戴文思主张该诉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5.戴文思与观光重庆公司的劳动关系已于2019年1月合法终止，且不存在非法解除的情形。如前述《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并非重庆公司真实意志，且该证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依法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退一步而言，即便该证据具有参考的价值，根据该证明的内容也不足以证明观光重庆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即仅凭该证明不足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因此，戴文思主张非法解除劳动关系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戴文思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北京观光公司辩称，同意观光重庆公司所述。第三人观光广州公司陈述，同意观光重庆公司所述。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戴文思举示的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历史账户明细清单、旅游产品代理销售协议书（重庆公司）、海航乐游旅游专线（经营）合同、重庆中旅集团2017年旅游产品委托代理销售协议书、2017年度乐游旅游供应商合同、2018年度乐游旅游供应商合同、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书、劳动仲裁申请书，前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被告及第三人举示的观光重庆公司的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和益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5年员工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前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被告及第三人举示的北京观光公司财务赵阳兰与王朋的微信聊天记录系复制件，因未与原始数据核对，加之聊天人的身份亦无证据证实，故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二被告及第三人举示的张俊杰出具证明及余雷出具情况说明，此属于证人证言，该二人未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加之没有证据证实证人有不出庭作证的正当理由，故前述证明及情况说明真实性难以确认；二被告及第三人举示的对话录音（北京观光公司财务赵阳兰和重庆日昌昇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冷永宏），此对话录音不能证明举示人的主张。理由：其一，对话双方的身份没有证据证实；其二，重庆日昌昇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是观光重庆公司负责人变更登记的代办单位没有证据证实；其三，对话中，冷永宏称公章交给龚星，本案并无进一步证据证实龚星身份及龚星将公章交给了谁；二被告及第三人举示的开户许可证系复印件，未与原件核对，其真实性难以确认；二被告及第三人举示的北京观光公司迟长福与王朋的聊天记录及运营调整通知系复制件，未与原始数据核对，真实性不能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北京观光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9日；观光重庆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20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旅游招徕；旅游咨询；会议服务；票务代理；汽车租赁；零售：日用品、工艺品（不含文物）；2019年12月17日，该重庆分公司负责人由王朋变更为张俊杰；观光广州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6日。2015年11月24日、25日，北京观光公司（甲方）分别与王朋（乙方）、戴文思（乙方）、余雷（乙方）签订了《2015年员工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根据国家和本地劳动管理规定，本公司员工聘用办法，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签订本补充协议；根据双方事先之约定，甲方聘用乙方负责重庆市场北京专线的开发；市场费用：组团社平台使用费用和回佣等计入市场费用；团队收入：所负责的市场团队结算单上的收入计入团队收入；市场收入：所负责的市场团队收入-市场费用=市场收入；收入分配：市场收入的50%归甲方，另50%归乙方所在的重庆办事处支配，甲方负责总部运行需要的所有成本，乙方负责的重庆办事处所有的费用支出，乙方负责所有的费用请款说明；工资体系：乙方王朋工资在重庆办事处所支配的市场收入中支出，员工利润分配比例和计调工资体系见附件，每年的外欠款清账时统一发放。如外欠款出现无法收回，主管业务王朋要承担责任和亏损；财务结算：对应收支，团队结算统一用公司指定账号，不得用业务个人账号收款等，收支由公司财务统一审核，团队大交通公司不给于垫付，大交通要求团队出发前一天就要收齐大交通款，并要求乙方产生欠款在约定范围以内，欠款超出约定范围以上部分按月利1%支付，付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由业务承担。欠款约定额度是一个动态数字，原则上1万人允许欠款额度100万元，2万人允许欠款200万元，依此类推，以年度结算；主要市场：重庆全境；市场目标：2015年乙方在其负责的市场上无人次限制；其它约定：如果操作上失误出现损失，责任人对损失负责，若责任无法认定给某人，计入成本。在同一个平台上操作，不许留下操作利润，所有的收支统一计入团队计算单。所有的操作实现网上操作；若连续一个季度业绩达不到预支工资，甲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或对市场进行调整。乙方有权要求调整工作岗位的权利，岗位调整，工资体系随之调整，此补充协议终止；本合同有效期至一方书面提出终止，同时原来补充协议无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效力，经甲乙双方签章生效；附件：重庆办工资体系；市场负责人按办事处可支配净利润分配：王朋%、余雷%、戴文斯%；业务：基本工资十提成；计调：基本工资＋提成。在王朋签字的补充协议上，市场负责人按办事处可支配净利润分配载明：王朋33%、余雷33%、戴文斯33%。戴文思举示了以北京观光公司名义签订的如下合同或协议：2015年11月，签订《旅游产品代理销售协议书（重庆公司）》；2016年左右，签订《海航乐游旅游专线（经营）合同》，该合同附件二海航乐游签约供应商档案表中，北京观光公司的业务联系人包括王朋、戴文思、孟兰兰等；2016年12月，签订《重庆中旅集团2017年旅游产品委托代理销售协议书》；后又签订《2017年度乐游旅游供应商合同》及《2018年度乐游旅游供应商合同》。北京观光公司指派观光广州公司支付戴文思款项（银行摘要为工资）如下：2016年3月9日3，500元、2016年4月11日3，000元、2016年5月9日3，000元、2016年6月8日3，000元、2016年7月7日3，000元、2016年8月11日3，000元、2016年9月8日3，000元、2016年10月9日3，000元、2016年11月8日3，000元、2016年12月8日3，000元、2017年1月9日3，000元、2017年2月8日3，000元、2017年3月8日5，000元、2017年4月11日5，000元、2017年5月8日5，000元、2017年6月8日5，000元、2017年7月11日5，000元、2017年8月8日5，000元、2017年9月8日5，000元、2017年10月9日5，000元、2017年11月8日5，000元、2017年12月8日5，000元、2018年1月8日5，000元、2018年2月8日5，000元、2018年3月9日5，000元、2018年4月8日5，000元、2018年5月8日5，000元、2018年6月8日5，000元、2018年7月9日5，000元、2018年8月8日5，000元、2018年9月10日5，000元、2018年10月8日5，000元、2018年11月8日5，000元、2018年12月10日5，000元、2019年1月8日5，000元。北京观光公司法定代表人迟长福支付戴文思款项如下：2016年3月9日2，500元。2020年3月20日，观光重庆公司出具的《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载明：鉴于我司业务模式调整，于本证明做出之日，终止戴文思与我司劳动关系。另，和益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0日，2019年3月28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戴文思，股东由谢丰、胡德燕变更为谢丰、胡德燕、王朋、彭锦、戴文思。2020年4月7日，戴文思以北京观光重庆公司、北京观光公司、第三人观光广州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至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委于2020年4月15日出具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书。由此，戴文思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予以立案受理。本院认为，戴文思是与北京观光公司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理由：其一，戴文思是与北京观光公司签订的《2015年员工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该协议中载明：协议是根据国家和本地劳动管理规定，本公司员工聘用办法签订；如果操作上失误出现损失，责任人对损失负责；若连续一个季度业绩达不到预支工资，甲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或对市场进行调整；乙方有权要求调整工作岗位的权利，岗位调整，工资体系随之调整。协议内容显示，双方的协议是关于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约定，从协议可知北京观光公司对戴文思进行了劳动管理，前述协议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的给戴文思的净利润分配，只是基本工资＋提成中的提成而已；其二，观光广州公司是按北京观光公司的指示向戴文思支付的工资，此表明是北京观光公司支付了戴文思劳动的报酬；其三，戴文思举示的有关旅游的合同及协议显示，签订一方是北京观光公司。这可证明戴文思提供的劳动是北京观光公司的业务。且在《海航乐游旅游专线（经营）合同》附件二表中，北京观光公司的业务联系人包括王朋、戴文思、孟兰兰，此表明北京观光公司认可戴文思是其员工；其四，戴文思在观光重庆公司处工作，是根据其与北京观光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戴文思的工作地点就在重庆。关于戴文思入职北京观光公司的时间。根据本案证据证实，至少2016年1月1日时，戴文思已入职北京观光公司。虽然观光重庆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出具了《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但本案没有证据证实该书是经北京观光公司授权发出。因此，该书不能视为北京观光公司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在北京观光公司未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情况下，戴文思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没有依据，不予支持。被告称公司在2019年1月起就已停止运作，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日期应为观光重庆公司停止运营之时即2019年1月。此称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戴文思诉求支付工资的问题。2019年3月28日起，戴文思成为和益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入股该公司。和益公司与北京观光公司一样均是从事旅游业务、票务代理等的经营。在二公司业务存在竞争的情况下，作为和益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戴文思应对其还在为北京观光公司从事旅游业务、票务代理等内容的工作负有举证责任。审理中，戴文思没有举证证实2019年3月28日后，其还在为北京观光公司从事旅游业务、票务代理等内容的工作，即戴文思没有证明2019年3月28日后，其还在为北京观光公司提供劳动。因此，戴文思要求支付2019年3月28日后的劳动报酬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3月28日前，应由负有劳动管理责任的北京观光公司来举证证明戴文思未给公司提供劳动，审理中，对此北京观光公司未予举证证实。因此，北京观光公司应支付戴文思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7日期间的欠付工资，计算为：5，000元/月×2个月（1月、2月）＋5，000元/月÷21.75天×19天（3月）=14，367.82元。戴文思关于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理由：其一，戴文思与北京观光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即《2015年员工劳动合同书补充协议》，该协议期限至一方提书面终止时止；其二，从另一角度分析，戴文思关于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诉求已过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不属劳动报酬，系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费用，支付戴文思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申诉时效，从双倍工资总额差额确定之日(即2017年1月1日)起计算。戴文思于2020年4月7日申请仲裁。据此可知，戴文思请求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已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且无证据证明仲裁时效有中断、中止的情形发生，故对戴文思此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的问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证据显示，至2016年1月1日时戴文思已入职工作。故，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20日期间戴文思可休带薪年休假，按5天/年标准休年休假。《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据此规定，从仲裁受理时间2020年4月7日前推两年计算，即2018年4月7日至2020年3月20日期间，由公司举证证明戴文思已休年休假或已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对此公司未举证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2018年4月7日至2020年3月20日期间，公司应支付戴文思未休年休假工资。2018年4月7日至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经折算为3.68天；2019年期间，戴文思未休年休假为5天，2020年1月1日至3月20日期间，未休年休假经折算为1.11天。按规定，经折算后不足1天的未休年休假，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因此，支付戴文思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天数是2018年3天、2019年5天、2020年1天。戴文思对2018年4月7日前其未休年休假或未足额获得未休年休假工资负有举证责任，对此戴文思未举证证实，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对戴文思2018年4月7日前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求，不予支持。《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第十一条规定：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日工资收入按照职工本人的月工资除以月计薪天数（21.75天）进行折算。前款所称月工资是指职工在用人单位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在本用人单位工作时间不满12个月的，按实际月份计算月平均工资。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实行计件工资、提成工资或者其他绩效工资制的职工，日工资收入的计发办法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执行。因此，根据计算未休年休假工资按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12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的规定，2018年4月7日至12月31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按2018年的月均工资5，000元计算，计算为：5，000元÷21.75天×3天×2=1，379.31元；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按2019年的月均工资14，367.82元÷12个月=1，197.32元计算，计算为：1，197.32元÷21.75天×5天×2=550.49元；2020年1月1日至3月20日未休年休假工资按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期间的月均工资4，367.82元÷12个月=363.98元计算，计算为：363.98元÷21.75天×1天×2=33.47元，前述合计为1，963.27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5内，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并通知申请人；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查明，2020年4月7日，戴文思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4月15日出具逾期未作出决定证明书。此表明对戴文思的仲裁申请，受理与否仲裁委逾期未作出决定。根据前述规定，戴文思可就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戴文思的起诉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条、第七十八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戴文思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7日期间的欠付工资14，367.82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告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戴文思未休年休假工资1，963.27元；驳回原告戴文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被告北京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判员 陈 学 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郎乾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