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沪0114民初10079号 原告：郑宝芳，女，汉族，1973年6月15日生，户籍地：福建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腾，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红，女，汉族，1964年11月13日生，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 原告郑宝芳与被告张红其他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袁向光独任审判，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袁向光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腾，被告张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是被告支付2018年度投资收益10万元；二是被告赔偿逾期支付2018年度投资收益利息损失，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利息损失为725元；三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请中“投资收益”为“返还垫资款”，其余诉请不变。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18日，双方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共同设立上海加汇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涉案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同年8月1日，原告实缴出资70万，被告实缴出资30万，根据合同第3条对收益分配约定，被告2019年8月1日前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投资收益10万，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均未支付付款义务，构成违约，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涉诉。 被告辩称，对原告三项诉请均不认可。首先，被告在涉案公司成立时，双方书面确认被告是以技术入股，涉案公司筹建时，资金明确原告是出资人，股权是70%，被告是项目设计和运营人，股权是30%。原告的投资已经从场地租金方式直接提取，原告在2017年已经回收涉案公司垫资款70万元；其中对合同的3.2条系重大误解时签订;第二，原告的本金回收完毕，不存在利息损失；第三，原告提起的诉讼，被告是被动应诉，所以不承担诉讼费用。同时，与本案相关的12万元作为借款给涉案公司，涉案公司老板实际是原告郑宝芳，故此笔款项要求在本案一并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举证和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合作经营合同》;2、付款凭单和银行交易记录。以上证据证明被告2019年8月1日前，应向原告支付2019年度投资收益10万。被告对原告提供二份证据真实性均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因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 被告对《合作经营合同》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合作经营合同》的内容不全。当时，双方签定时，原告明确要求被告代持股份，并有补充协议作为本案证据。 被告提供证据有：1、借条及转款凭证；证明被告出借资金给涉案公司，共计12万元用于公司经营。2、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当初只包括场地经营，即合作经营合同，实际还包括场地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虽然不同时间签，但是在补充协议里面明确表示这三份是同样有效，且有如不一致以补充合同为准的约定。另外，场地租赁合同不真实，场地上写的是万润C区北广场外围场地约500平米，实际上无法展开活动，也没有做过活动。合作经营合同的5.4条约定“乙方如需甲方派出万润企划骨干队员参与经营活动，或甲方提供万润免费活动场地和办公场所的，在不影响甲方正常经营的情况下，甲方应协助配合”说明合同约定办公和活动场所都是由甲方免费提供的；但是，原告却没有免费提供，而是变相取走涉案公司资金70万元，故原告诉请不成立。3、租赁合同中所指的场地照片；补充证据合作协议书明确：涉案公司项目合作资金，出资明细和股权分配，第一条涉案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项目营运启动金额为30万元；第二条是甲方先出资30万元启动资金占股份30%的原因。4、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其中第一页，涉案展览公司筹建文字资料，写了公司股东和股权的分配，出资人就是原告郑宝芳、股权70%(由案外人司某1代持)、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张红是项目设计和运营人，股权30%兼任总经理；5、股东会决议，营业执照的副本，证明当时注册资本是500万元整。在2016年的11月28日推举陈清伟为公司的执行董事，张红是公司的监事，说明当初设立涉案公司被告张红就是技术入股，原告郑宝芳出全资。6、2017年的9月份组织第二次活动，意大利饺子和中实恒盾BS；2017年的12月6日，又在万润二楼的菜品研发中心组织举办又一活动，也是关联的营运活动；2018年的5月，与中国饭店协会在无锡举办的中餐工业化的活动，也取得了成功；在2018年的8月、10月分几次和国际品牌的设备厂商分别举办培训的中餐活动；2019年的7月17日，还举办智慧餐饮工业化的活动，而且涉案公司在中间建立了“加汇”的公众微信号传播和活动。证明涉案公司在被告积极努力下，开展系列活动，取得较好成效，只是在疫情突然爆发原因至今停摆，直至负债。7、展览公司筹建、营业执照、股东会决议和项目合伙人股份及合作协议书。证明被告是技术入股。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1、四份借条真实性无法核实。庭审休庭期间，委托诉讼代理人经与原告当事人郑宝芳电话核实，表示她也不清楚，即使是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至于何学红是不是涉案公司的人，当事人电话表明也不清楚，可能是被告张红请做财务的；对账单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无论是借款协议还是对账单，交易的双方都是张红与涉案公司，并不是本案的原告；2、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真实性认可，其中，确认许斌是万润公司的经理。这份合同里指的C区北外围场地，不是照片后面附显示的公共过道，而是房屋的外围部份；3、文字与照片表述的地方不一致，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涉案展览公司筹建资料，没有公司盖章签字，所以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对电脑截屏的照片也不认可。股东会决议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是任命陈清伟为执行董事，张红为监事，这些内容是真实，但都与本案无关。4、被告当庭提供的证据的第一页，展览公司筹建文字资料和项目合伙股份及合作协议书也没有任何人的签字和盖章，故真实性不予认可。5、股东会决议，营业执照认可三性，但与本案无关。6、被告提出举办的几次涉案公司商业活动不清楚。7、没有原件均不认可。 庭后，被告张红提供补充证据：1、股东会决议和营业执照，证明诉状陈述不实；2、股东会决定和公司章程，证明2017年9月前，被告张红不是公司股东；3、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证明公司为负债状态；4、与案外人袁家华聊天记录和2017年8月1日到2019年6月30日公司费用汇总，证明原告知道公司向被告借款12万元等事实；5、现金明细表和工资明细表，证明何学宏是出纳；6、活动协议和微信公众号截图，证明被告组织活动未使用“场地租赁合同”等内容。 法庭再次组织双方举证质证时，原告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对1、2、3真实性没异议，对5、6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同时，强调原告考虑到被告公司经营上自己有想法，采取减资也是股东决议有股东决议签字。按照流程是先注册成立，后续再会产生一些实际的情况，前面注册的时候都是由被告一并签字的，改天把这些股东决议等资料一并全部会寄给法庭。直至今日，本案没有收到原告本案质证时，提及的相关资料和证据。 质证中，原告针对场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原告进一步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涉案公司与上海万润国际酒店用品设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公司)，是原告跟被告有协议，场地也一直实际存在，只是没实际运营，一共七万多平方，目前放在那边荒废。公司之间有租赁协议，且开发票，这个钱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存在的，也没虚假交易，不存在被告所说变相取走涉案公司资金70万元。强调租赁协议是真实有效的，租赁场地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确实是涉案公司租赁万润公司的场地，也支付完结相应70万的租赁费用，是正常的商业活动，现在租赁期限已经到期。 质证后，原告提供《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从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在涉案公司领取工资22万元的情况。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月12日，涉案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陈清伟，被告为监事，注册资本500万，同年3月7日登记机关核定。同年2月20日，涉案公司与案外万润公司(系原告控股)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涉案公司租用万润公司的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XXX号场地为会展活动场地使用，期限为2017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19日，年租金35万元，共计70万元，该合同第五条付款方式明确：租金按二年为一期缴付；先付款后用，即于合同签订时缴付两年租金款项为租金70万。庭审中，双方确认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当月70万元已经支付完结。同年6月18日，原被告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共同设立涉案公司，合同首部约定：“双方为整合优势资源，配合“万润”升级发展的需求，经协商一致以原告资金投入、被告负责经营管理的形式设立并共同管理经营涉案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达成协议如下：……。”其中，第二条合作形式，２.1条款：公司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股权比例为原告持70%(司某1代持),被告持30%;2.2条款：原告先行垫资壹佰万元作为注册资金,并以其中叁拾万为限对本合作项目进行垫资,被告经营项目公司自负盈亏;2.3条款：原告以货币形式垫资,垫资额为叁拾万元整,同时利用其现有公司品牌效应和行业社会资源支持项目公司的筹备和运营。并约定第三条收益分配，3.1条款：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即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员工福利、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第一年净利润均留作公司发展奖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第二、三、四年净利润的40%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剩余净利润由被告支配。3.2条款：被告在合作经营期间第二、三、四年，每年向原告返还10万元垫资金，分别于2019年、2020年及2021年的8月1日前交付原告。3.3条款无内容。3.4条款：双方合作第五年开始，本合同的收益分配模式变更为：项目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即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员工福利、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该净利润40%留作公司发展奖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剩余60%由双方均分，双方亦可根据盈利情况变更分配方式。第五条被告权利和义务，5.4条款：被告如需原告方派出“万润”企划骨干团队参与经营活动，或者需要原告提供“万润”免费活动场地和办公场所的，在不影响原告方正常经营情况下，原告应协助配合。 2017年7月13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是原被告双方同意，涉案公司租赁万润公司所管理的万润酒店用品市场C区约为500平米外围场地用于举办展览、展会，租期2年，租金合计70万。二是第一条所涉70万金额不作为经营成本计入《合作经营合同》第三条所涉净利润的计算，即双方仍以30万部分作为计算净利润的基石。三是双方同意聘用陈清伟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用为每年9，600元。四是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五是本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内容与主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并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名。同年8月1日，原告以垫资投资款的形式，向司某1(代持涉案公司股份)和张红开据付款凭单，金额分别为70万、30万，其中有文字说明：郑宝芳壹佰万元作为“加汇“公司的资金垫资投资款，给到司某170万、给张红30万；原被告双方和案外人司某1均有签名。同年9月11日，涉案公司股东会决定减资至100万，股东司某1认缴70万，股东张红认缴30万；同日，修定涉案公司章程，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金沙江路XXX号XXX幢XXX室；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司某1、张红分别出资70万、30万，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分别为货币、2036年11月27日。 2017年的9月后，被告以涉案公司名义举办意大利饺子、中实恒盾BS、菜品研发中心等等系列活动：2018年的5月、8月、10月分别组织培训中餐活动；2019年的7月17日，举办智慧餐饮工业化等活动，其中，还以涉案公司公众微信号传播和活动，因疫情停摆至今，目前涉案公司为负债。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证明公司为亏损状态：利润表2017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本月和当年底净利润分别为-27，469.61元、-249，330.62元，2018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本月和本年底净利润分别为-43，587.99元、-514，200.68元，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和本年底净利润分别为-26，889.38元、-26.889.38元；资产负债表利润表2017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资产合计中期末余额和年初余额分别为730，849.56元、0元，2018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资产合计中期末余额和年初余额分别为186，728.95元、730，819.66元，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分别为159，839.57元、186，728.95元。另查明，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总支出为405，710.58元，剩余资金余额为4，289.42元。 2020年1月8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 告支付2018年度投资收益10万元和投资收益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修改诉请为：根据《合作经营合同》第3.2条对收益分配约定，被告2019年8月1日前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返还垫资款10万及利息损失，原告诉称经多次催告被告返还垫资款10万，被告以技术入股、代持股份等理由，均未支付付款义务。遂涉诉。 经查，涉案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5日、同年12月4日、2019年4月18日、同年5月28日向被告借款3万元、6万元、2万元、1万元，共计12万元用于公司经营。 再查，被告从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在涉案公司领取工资22万元。 本院认为，双方合作经营合同签订,原告根据合同收益分配的约定,主张依约返还2019年8月1日前垫资款(投资收益)10万元；被告抗辩双方书面确认被告以技术入股，强调涉案公司筹建时，被告技术性持股30%是项目设计和运营人，原告明确是资金出资人,原告股权70%(隐名代持)，其中对合同的3.2条系重大误解时签订;原告以从场地租金方式直接提取，即涉案公司垫资款在2017年回收70万元，另30万元是启动营运资金，且违背合同的性质、目的。本院认为，被告对第3.2条抗辩为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就本案来说，合同第3.2条显然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但不构成重大误解。 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对第3.2条收益分配的约定是否有效。结合本案合同、补充协议和庭审查明事实，从文义、整体、目的、交易习惯和公平诚信五个方面予以释明：文义上，合同首部以原告资金投入、被告负责经营管理的形式设立公司;3.2条的前提纲目“收益分配”，涉案公司目前系未收益(盈利)状态，不存在3.2条有效的先决条件；补充协议中所涉70万金额不作为经营成本计入《合作经营合同》第三条所涉净利润的计算，即双方仍以30万部分作为计算净利润的基石，本协议内容与主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文义上,3.2条约定存在文不对题、条不符纲目和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冲突异化，违反文义上常识规定，故3.2条款内容难以有效；整体上，一是合同开始到最后第十条，均表明合作经营公司，其中3.2条后无3.3条的存在，直接3.4条约定合作第五年开始的相关事宜，通篇是双方对公司合作行为的约定；二是2.3条：原告以货币形式垫资,垫资额为叁拾万元整。显示垫资系原告对涉案公司的出资行为，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是不同法律关系；三是3.1条约定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即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员工福利、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第一年净利润均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第二、三、四年净利润的40%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等内容，多次提及公司收益优先缴垫付资本金。合同整体、全文上表明，垫资系原告对公司企业法人行为，故与被告个人间无直接关联性。四是案情整体显示：2017年1月12日公司设立，同年6月18日签订该合同，同年7月11日公司减资，同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而与案外公司万润公司(原告控股)场地租赁合同，系同年2月20日签定，时间置前于3.2条签定3个月29天，且该70万元同年2月支付完毕，3.2条约定在合同存在始终极不协调，不具备有效条件。本案垫资系原告对公司企业法人出资，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3.2条约定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目的上，合作经营是商事主体，为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资源组合等方式，欲在市场获取最大利益，而3.2条内容不提双方合作经营公司，直接约定个人之间返还垫资金，类同于个人之间借款，根本上与双方合作经营商事主体，追求市场经济的营利目的严重冲突，在合同中十分突兀，与合同目的相悖，3.2条内容调换主体概念、错位资金出向、混淆权利义务，反向合同目的，故3.2条从根本上与合同目的背离，应为无效；交易习惯上，本案合作经营目标是有限公司，各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权利和义务，有限公司接近于合伙企业，更强调人合性弱化资合性，如补充协议中，租赁场地、计算净利润等约定内容也进一步佐证，交易同样倾向“合作经营”而非个人之间的“返还垫资”，公司法强调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依法享有独立财产权。故3.2条有违商事交易习惯,不能认定为有效条款；公平诚信上，一是合同约定原告垫资100万元为注册资金，补充协议又约定70万元不作为经营成本计算，仍以30万元部分作为计算净利润的基石，原告现以3.2条主张垫资款，违背公平诚信；二是3.2条如确认，被告只会是启动运营30万的最终付款人，也是公司自负盈亏的唯一一方，此条款免除原告责任、加重对方负担、排除诚实信用，该条款显失公允；三是被告系普通经营者，原告在专业人员帮助修改起草，经过反复权衡后作出本合同，签订合同后，原告为合同所提“整合优势资源”鲜有有形或无形的投入与付出，对涉案公司少有正向关注，庭审中均以不清楚不知道回应；反观被告以公司名义组织多场数次商业活动，因市场不确定性和疫情等因素，目前涉案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综上，在涉案公司未收益(盈利)情况下，原告主张依3.2条款约定返还垫资，系前后矛盾内容混乱、有违相关强制规定、丧失公平背离诚信、虚拟合作恒定收益、独享盈利不担风险。故本院认定3.2条内容无效。 本院认为，本案的两个民事个人之间出于共同的商业目的，自愿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协议，整合优势资源，2.3条款约定：原告以货币形式垫资,垫资额为30万元整,同时利用其现有公司品牌效应和行业社会资源支持项目公司的筹备和运营。双方个人共同组建的有限公司，原告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货币形式垫资的义务。2.3条款表明原告以30万向涉案公司垫资；原告向案外人司某2(原告代持人)和被告张红开据付款凭单，文字说明：郑宝芳100万元作为“加汇”公司的资金垫资投资款，给到司某170万、给张红30万。本院认为，“给”不同于“借”，本案原告是通过给两个个人的方式，最终达成为涉案公司启动运营而支付垫资款。上述注明，文义上，明显符合本案合同、补充协议意思表示和庭审查明，佐证本案整体事实及签订合同性质目的。故原告主张依3.2条要求被告返还垫资款，该条内容依法属于无效，且在本案中，此垫资款已经不复存在。 其次，关于被告对原告从涉案公司变相取走租金70万主张，突出合同5.4条款：被告如需原告方派出“万润”企划骨干团队参与经营活动，或者需要原告提供“万润”免费活动场地和办公场所的，在不影响原告方正常经营情况下，原告应协助配合。虽有合同约定，但被告对原告从涉案公司变相取走租金70万说法，未有相应充分证据，本案不予处理；最后，被告要求12万元用于公司经营一并处理，本院认为，系个人与涉案公司的二个法律关系，故本案亦不作评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宝芳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315元，由原告郑宝芳负担(此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袁向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夏 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