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378号原告：广东明镜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36号。负责人：胡福传，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建新、伦永祥，分别为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工作人员。被告：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写字楼第55层。负责人：王立新。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45号第5层。法定代表人：李楚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咏宜、吴瑾，均为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明镜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师事务所）及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集团）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负责人胡福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伦永祥，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淼，被告广药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咏宜、吴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10月9日，广州市律师协会（以下简称广州律协）就其投诉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师事务所）作出穗律协函（2019）512号（以下简称512律协函），广州律协认为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否存在诬告、陷害原告情形，属于司法裁量的范畴，并指引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正是依据上述律协文件的指引，提起本案诉讼，对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在不正当竞争中，联合被告广药集团诬告原告泄露其企业的商业秘密。被告广药集团凭借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证据反诉原告，解除原告与其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故两被告共同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两被告停止对原告名誉侵权、消除影响；2、判令两被告因名誉侵权在《广州日报》和《广州律师杂志》刊登致歉广告，向原告赔礼道歉；3、判令两被向原告赔偿名誉损失费1元；4、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律师事务所的经办律师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截图不存在任何侮辱诽谤原告的内容；2、被告广药集团未经被告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的同意，将该律师的相关微信截图作为证据提交的行为，并不构成名誉侵权。况且经办律师发现上述情况后，已即时要求被告广药集团撤回该证据。以上事实，广州市律协作出的512律协函已予以查明；3、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并非原告与被告广药集团在荔湾法院代理合同案件的当事人，从未参与该案件的处理过程。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根本无意，也从未进行任何所谓破坏原告与被广药集团关系的行为。故两被告不存在所谓的共同侵权；4、原告提交的微信截图形成于2016年3月21日，而被告广州医药集团在相关案件中提出反诉的时间是在2016年4月19日。也即原告早在2016年4月19日已知所谓的侵权情况。原告现在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药集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其一，被告作为国企，选聘律师流程固定，且选聘律师是根据不同案件的需要，让各个律师事务所提供对案件的法律方案，经初审、多部门讨论及领导共同决策才最终确定，选聘结果并非个别领导所能左右。诉讼过程中根据案件需要增加、变更诉讼代理人，调整各代理人的工作认为均属于正常现象，不存在所谓排挤原告的情况。被告之所以于2016年3月20日解除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合同，源于原告向被告广药集团发送的函件中，表示要将被告广药集团的商业秘密向司法局及社会媒体公布。基于维护被告自身合法权益，被告不得不解除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关系，并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提起反诉；其二，被告从未实施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被告广药集团提供的证据是正常行使诉讼权利的需要，被告也从未向外发布相关证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损害原告名誉的行为及内容；其三，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名誉受到损害；其四，原告自称其名誉受损与被告的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表示其于2016年3月17日就其与被告广药集团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粤0103民初1654号。诉讼过程中，被告以原告侵犯商业秘密及违反《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等理由提起反诉。在被告提起反诉所提供的证据中，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存在侵害其律师事务所的名誉权，向广州律协投诉。广州律协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的512律协函中，认为原告所投诉的律师是否存在诬告、陷害原告的行为，依法属于司法裁量的范畴，指引原告到相关有权机关解决纠纷。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512律协函，用以证明原告向广州律协投诉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后，广州律协出函建议原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双方纠纷；2、《民事起诉状》首页，用以证明原告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单方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违反合同约定；3、被告广药集团的《民事反诉状》，用以证明被告广药集团解除与原告的委托合同是认为原告泄露其商业秘密；4、被告广药集团在相关诉讼中提供的《反诉证据目录》，用以证明相关委托合同的真实性、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信函往来及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相关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5、相关案件经办律师与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截屏内容是原告的法律服务团队在2016年3月20日发给广药集团的函件），用以证明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与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6、《广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声明》，用以证明2016年3月19日，原告的律师团队向被告广药集团发送《声明》、7、原告在2016年3月20日向被告广药集团发送的《律师函》，用以证明原告的律师团队在2016年3月20日向被告广药集团发送律师函，征询被告所收到的《声明》内容是否涉及商业秘密；8、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03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该法院认定原告不存在泄密，而且被告广药集团的反诉与本诉并非同一法律关系；9、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民终14913号二审判决书及该判决书合议庭成员的网页截图，用以证明该案件中被告广药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而该判决书的合议庭成员之一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离职后，到了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职务，现在是该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512号律协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也证明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民终14913号案件中不存在任何不正当竞争及抢夺代理权的情形。再者，上述复函也确认相关经办律师对被告广药集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毫不知情。事后，经办律师也已要求被告广药集团撤回该证据，故广州律协也认为经办律师不存在诬告陷害原告的情形；2、对《民事起诉状》首页、《民事反诉状》及《反诉证据目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是该证据不完整且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也非该案件的经办人；3、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第一页的手机截屏中抬头记载“聊天室（8人）”的聊天群，由于被告并非所涉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3民初1654号案件的经办人，且被告的律师也未在该聊天群中，故对该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该“聊天室（8人）”第二页的聊天内容，需要说明的是相关内容都是原告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人员相互之间的陈述，与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无关。至于原告提供的抬头记载“孙明飞”的微信聊天手机截屏，确实为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与被告广药集团的相关工作人员之间的聊天。但双方的聊天并无任何侮辱及诋毁原告的内容。而且从聊天记录也可见该截图并非来自被告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的手机，而是来源于被告广药集团相关工作人员的截屏。这也印证了涉案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是被告广药集团的工作人员所为，并未征得被告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的同意。另外，从该聊天记录也可看出原告对外所发的声明是从其他单位传出，与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及相关的经办人无关；4、对原告在2016年3月20日向被告广药集团发送的《律师函》及相关声明，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理由是该证据来源于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受理的（2016）粤0103民初1654号案件，其并非该案件的经办人；5、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03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书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民终14913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理由如下：其一，涉案判决中的纷争与本案原告诉请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是否侵害原告的名誉权没有任何关联。根据判决书查明事实，原告之所以与被告广药集团解除代理关系是因为原告不愿意继续履行相关代理义务，而非因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从中作梗。故原告指控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挑唆被告广药集团解除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合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至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6）民终14913号民事判决书中涉及的合议庭审判员问题，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拟证事实，且该证据也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被告广药集团对原告提供的前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512律协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理由是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被告广药集团存在诬告、陷害原告及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2、对《民事起诉状》首页、《民事反诉状》及《反诉证据目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如下：原告与被告广药集团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双方解除合同的原因是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分歧且原告也明确表明不愿意履行合同，所以才解除合同。至于该案件中的反诉是被告广药集团决策层的意见，案件全程由被告公司的法务部门处理，与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无关；3、对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中“聊天室（8人）”的三张截图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截图是被告广药集团的关联企业广州王老吉大健康的公关部的同事发现原告的负责人在王老吉大健康的公关媒体微信群发布了该聊天信息后告知被告广药集团。至于其他的微信聊天手机截图虽然是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的经办律师与被告广药集团的法务之间的微信聊天，但该证据并无任何损害原告名誉的内容。再者，相关判决及裁定均未对上述证据内容进行描述及认定。被告广药集团也未实施任何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4、对《广东明镜律师事务所声明》及原告在2016年3月20日向被告广药集团发送的《律师函》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就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5、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03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侵害原告的名誉权；6、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民终14913号二审判决书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判决书中的合议庭审判员与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存在关联性。庭审中，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未提供证据。庭审中，被告广药集团向本院提供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03民初16554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民终14913号民事判决书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民申4476号再审裁定书，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被告广药集团没有作出损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原告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但就认为被告广药集团在上述案件与相关人员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并认为其并没有参与上述案件的处理。上述案件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诉讼中，原告表示名誉受损是无形的，但其就两被告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及因此导致的损害无其他证据提交。本院认为：名誉是指社会对公民、法人的声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形成的综合评价。《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的名誉权。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侮辱、诽谤他人名誉或人格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认名誉受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的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来认定。本案中，虽然原告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用以证明被告广药集团在相关诉讼中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截屏内容存在损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并认为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涉及到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的经办律师在其中，并因此认为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也应对此承担侵权责任。本院则认为：首先，涉案的微信群是两被告为便于日常工作交流等而建立，该微信所面向的是内部工作人员而非外部广泛群体；其次，从原告提供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见，微信仅为双方之间的交流，并未使用任何侮辱、诽谤性语言；再次，微信也仅是转发原告的《声明》，并未对原告的《声明》发表进行任何评论。故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然远不足以证明两被告存在侵害原告名誉的行为。最后，原告在本案中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因被告广药集团提供的证据导致原告的名誉受到损害的事实。综上，原告现诉请两被告停止侵权及要求两被告在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上刊登致歉公告、赔偿名誉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的依据。本院对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不予均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至于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提及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就两被告侵害其名誉权，向广州律协进行投诉。广州律协在2019年10月出具的相关复函，指引原告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原告于2020年1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怠于行使其权利。故被告金杜律师事务所抗辩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依法无据，本院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并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明镜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元，由原告广东明镜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晖辉人民陪审员  罗肖娴人民陪审员  黎婉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陈咏仪何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