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6民初999号原告：张彪，男，1989年5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宇峰、茆艳，江苏稼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南环东路1号。法定代表人：陆胜其，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兵，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苏州纳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吴中大道2588号5幢304室。法定代表人：李晓英，该公司总经理。原告张彪与被告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通公司）、第三人苏州纳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德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何亚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何亚平独任审理。原告张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宇峰、茆艳，被告中恒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兵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纳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设计费63600元及利息(以636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原告经第三人负责人李晓英介绍认识被告监事会主席刘建江。刘建江代表被告委托原告为被告公司位于郭巷街道林家潭路188号的同心圆党群文化中心展厅创作设计方案。原告设计费报价60000元不含税(文化创意行业增值税适用6%税率)，被告还价50000元，原告未同意。被告未坚持还价，要求原告继续提供设计服务。原告出于友好合作的善意，且考虑到被告是上市公司，遂在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积极为其提供设计服务，直至完成最终设计方案并交付。被告对原告交付的设计方案明确表示满意，随即委托施工单位按照原告交付的设计方案施工，并已竣工使用，但被告拒不向原告支付设计费，亦拒绝与原告就设计费进行沟通协商，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中恒通公司辩称，被告并未与原告建立承揽合同关系，原告诉状所谓受被告委托为被告提供设计方案与事实不符，原告及被告提供的证据充分说明，原告是受第三人指派从事相关设计工作。如果原告认为其应该得到相关报酬和费用，原告应向第三人主张，而不是向被告主张。根据被告员工刘建江与原告聊天记录，刘建江是假定与原告私下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与原告沟通过价格事宜，刘建江说最后价格再谈，说明双方没有最终确定价格是多少。双方没有签订合同，被告与原告没有委托关系，聊天中所沟通的价格没有任何意义，原告主张的设计费及利息没有任何依据。第三人纳德公司未作述称。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9年7月11日，原告张彪经第三人纳德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英介绍，与被告中恒通公司员工刘建江互加微信。双方就党建展厅事宜进行了沟通。2019年7月18日，刘建江微信张彪“中恒通党群展厅是您设计的吧？”，张彪回复“是的，您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我”，刘建江：“A区的那个空间使用上”“地面不一样平的”“你还记得：有个门槛，向东的话高30公分的”“会不会有问题”“要不要再到现场看一下”，张彪：“这个我还要去一趟的”“去做具体的深化”“这是一个初步方案”“您这边确定后，我们会做具体深化”，刘建江：“好的”“因为现在的具体布局有了”“有些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沟通”“比如向心创魂部分，展示的内容比较多，可能要想办法在○部分展示出来”，张彪：“好的”“我们要约个时间具体谈一下”“我们讲清楚，开始深化”，刘建江：“现在虽然形象大体布局出来了，但在尺寸、材质、柱子是否有影响、能否落地方面，最好再到现场看一下”“这样可以确认大体方案，往下深化”，张彪：“我们这个方案肯定在能落实的前提下的”“具体施工方案会跟着我，这个设计方案同步解决问题”“施工方案会全部提及尺寸、材质、颜色、灯光等问题”。刘建江：“这个是我们的大楼平面图”“柱子应该不受影响”并附图，张彪：“不影响的，我们有cad的，晚点发给您”。刘建江：“如果我私人找你设计，设计费要多少”“我们园区有个兄弟单位也在做。我想问一下”，张彪：“你说方案设计吗”，刘建江：“对”，张彪：“方案您认可的吧”，刘建江：“认可”，张彪：“6w不含税”“因为我们的平面设计要花功夫的”“怎么让企业文化融合好”“不是说找找素材的问题”。刘建江：“你6w包括后期的广告平面布展设计对吧”“不包括广告制作费”，张彪：“对”“不包括制作，制作都是施工那一块的”“平面要跟空间结合的”“其实我是真心想抓紧订这个费用问题，因为给我时间越多，我能想得越全面一点”“你们这一块的预算”，刘建江：“只要认可都可以。因为我们四楼、一楼、包括集团三个展厅都有设计过等”“一般5万可能差不多”，张彪：“5万元，你们那边施工的话，能出施工图吗。如果施工方面能解决施工图，我可以让掉1w”，刘建江：“谢谢你，最终价格再谈吧”“你这边负责施工吗”,张彪：“不负责的”。刘建江：“假设：我们这个展厅设计直接和您签设计协议，可行吗”，张彪：“我能问一下，就是他那边怎么报给您的”，刘建江：“这个我不好说”“我就是想直接和你签协议。这样我们也好沟通”“因为你们毕竟是专业做平面设计的，以后我们企业的企划相关，也可以找你们长期合作”“我就是为了更好地合作与沟通，保证工程顺利推进，所以会考虑直接和你们签。因为他们也是请你们帮忙设计”，张彪：“其实和他签，我这边也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一直沟通的，如果是这种顾虑，完全放心”“那您放心签，我一定会好好配合”。刘建江：“唯一担心的是，你那边和他们有没有压力”，张彪：“没有，我这边只要有我的设计费就行了”，刘建江：“明白”。张彪：“签的结果如何，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好安排时间弄，我就直接约你，再去现场”，刘建江：“收到”。2019年7月19日，张彪微信刘建江：“我想问一下你们合同方面出问题了吗，我这边都是不好的消息”，刘建江：“没有不好的消息。要推进的，我们董事长已经和俞总沟通过了，要着急推进的”，张彪：“我想问一下你们施工，也是要招标的吗”“其实我是怕设计费为难，找了我一个很靠谱的施工朋友，如果能全部落地一起算，我这边设计费就还好处理”“要不然我这边深入方案加施工加平面，一共3～4w减掉我外包的施工图，我这边价格真的太低，一个多月的工作量赚1w多”，刘建江：“太好了”“那李晓英那边也有施工队是吗”，张彪：“我不清楚他们那边，我们第一次合作”“他的意思我们合同都跟他们签”“如果再这样僵下去，我这边就算给我做，我时间也来不及”，刘建江：“应该不会僵吧。他们老板之间是朋友关系”“施工的话，是否是包括布展一块”，张彪：“对，平面展陈”“平面是要配合这些施工才会有效果”，刘建江：“是，这个融合非常重要”。2019年7月21日，张彪微信刘建江：“这个事什么情况了”，刘建江：“要继续推进的，明天我问一下情况”。2019年7月22日、23日，刘建江与张彪约定看现场时间、地点。刘建江将办公室改造竣工图、中恒通公司图纸通过微信发给张彪。2019年7月25日，刘建江微信张彪：“中恒通展厅你那边弄得怎么样了”，张彪：“我等一下给到您后续”，张彪遂即将“同心圆党群文化中心设计后续”“中恒通党建展厅”两个文档发送给了刘建江，并微信刘建江“一个是设计的后续，一个是预估的施工”，刘建江：“确定那边是多出来一个柱子吗”“图纸上没有啊”，张彪：“是的，我们去敲过了”“因为原来的平面图上没有标注的，我们现场没有去确定，这两天就是在想办法处理这个事情”“可以解决”，刘建江：“四楼的上面没有标有柱了，我感觉应该没有”，张彪：“那我可能要再确定一下，没有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看房子结构8m没有这根柱子，应该是支撑不住的”。此后，双方就柱子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2019年7月26日，张彪微信刘建江：“有后续了吗”，刘建江：“我感觉可能你这边的报价还是偏高”，张彪：“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预算能给到啊”，双方就设计施工报价进行了沟通，但没有形成一致意见。2019年7月31日，刘建江微信张彪：“听领导说，有一家报价展厅部分报了不到20万”，张彪：“那刘主任只谈设计吧，这个价我朋友那边不敢做的”，刘建江：“感觉领导的意思设计与施工一起弄”，张彪：“我问了其他家，都是不能做，切掉一些费钱的设计，也得40-50”“如果这个方案不用了，能不能帮我争取到3500的渲图费用，因为这是我的硬支出”“就是跑前跑后，还得亏损，我喊的朋友帮我渲的”“所以现在设计独立是很合适的，施工比价就行了”，刘建江：“我就在担心弄到最后是四不像”。2019年8月1日，张彪将一篇有关中恒通公司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的活动信息微信发给刘建江，并问刘建江“你们这是侵权吗”，刘建江：“这个和唐总沟通了，看以后怎么合作”“你们不能这样做事的”“这套设计我们之前谈过价格”“你们现在就直接用了”“我只是他们请的外援，全案我独立完成”“你们这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们设计费给了谁”，刘建江：“具体领导怎么和他沟通的，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由于他的支持，今年公司安排宣传片好像有让他服务”。张彪：“我想问展厅的设计问题，你们用了我的设计，但是没有给我费用”，刘建江：“我一直在。最好找一下俞总他们，看后来领导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当时是谁介绍过来的，找一下吧”。另查明，案外人刘建江在2019年担任中恒通公司监事会主席、行政中心主任，主持行政中心、党群日常管理工作。2019年7月9日，李晓英与刘建江互加微信，刘建江将中恒通五层施工图、同心圆群文化中心布展文案微信发给李晓英，双方就展厅布局设计进行沟通。2019年7月17日，李晓英将“中恒通党建展厅方案.PDF”文件微信发给刘建江，刘建江：“谢谢你们的设计。我已经转述老板了”。次日，李晓英：“深化图纸你们要认可这个方案才出来”，刘建江：“这个方案可以。但是要请你们现场确认尺寸，到底能不落地，大概预算多少”，李晓英：“党建展厅设计费：10w（含6个点设计费）”，刘建江：“设计费部分是否是太高了”，李晓英：“设计费的部分因为我也要对设计团队负责，价格是合理价格”。李晓英：“8万不能含税，你也不能还我价格了”，刘建江：“这个我做不了主”，李晓英：“你先去汇报吧，可以的话签设计协议，我们就帮你深化了”，刘建江：“我感觉，是朋友的话，设计费应该在5～6万差不多”。7月19日，刘建江：“方案认可的”。再查，2019年7月10日，李晓英与张彪互加微信，并于当天将中恒通公司施工图、同心圆党群文化中心布展文案、中恒通屋顶花园、屋顶改造平面图微信发给张彪，并将刘建江联系方式及中恒通公司地址微信发给张彪。2019年7月12日，李晓英问“昨天看了怎么说”，张彪回复“聊了些细节，看了一下他们其他的展厅，文字方面确定了一下”“一周左右出第一稿”。2019年7月17日，张彪将“中恒通党建展厅方案.PDF”文件微信发给李晓英，李晓英：“好”。次日，李晓英：“这个方案可以。但是要请你们现场确认尺寸，到底能不能落地，大概预算多少”“你的设计费跟我说下，我要跟他说的”“设计成本上你再收缩一下，我正在跟他聊，目前看6万给不了”“听意思4万左右”，张彪：“让不到这么多的”，李晓英：“我在争取，看最终怎么说”。7月19日，张彪：“情况怎么样呢”，李晓英：“没找我，你可以明天上午问下他”。7月21日，张彪将一篇有关中恒通公司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的活动信息微信发给李晓英，并问“这个你跟他们能讨到什么说法吗”，李晓英：“不是你跟他们直接联系的？”“我以为是他们私下找你的呢”“我以为是他们找你弄的”，张彪：“当然没有”。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庭审时，原告陈述，其在本案中基于与被告之间就本案所涉展厅设计事宜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而向被告主张支付相应设计费用。其不对本案设计费用申请鉴定。从原告和刘建江的聊天记录及原告按照刘建江指示所实施的具体设计行为，刘建江在聊天记录中明确向原告发出要约，要求原告与被告直接建立合作关系，被告按照刘建江的指示完成设计并交付了最终设计成果，包括尺寸和效果图的设计，原告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双方合同成立且原告已经履行完毕。刘建江是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刘建江曾两次邀请原告到被告公司开会，并对涉案展厅实际测量，原告有充分理由认为刘建江是代理被告发包设计涉案的展厅。一开始被告的项目是想发包给第三人设计的，后来第三人找到原告，经第三人介绍，直接认识了原告，后来被告就直接跳过第三人找到原告设计，这样价格更低。刘建江向原告及李晓英均表示对设计方案满意，并没有一个流程来确认定稿，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深化设计方案是微信发给刘建江的，深化设计方案是第二次去现场勘察，中间的柱子有偏移，后找原告去现场勘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深化设计方案，解决完后就直接发给了刘建江。根据原告的设计方案直接输出施工图就可以施工了。其与刘建江谈的价格，原告报了设计费60000元不含税，刘建江说50000元可不可以，原告说若不含施工图可以。施工图没有做，但实际上按设计方案做了效果图，有效果图施工方就可以施工了。原告为佐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被告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被告公司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拟证明刘建江是被告公司管理人员，担任监事会主席职务。2、被告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建江的微信主页、原告与刘建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建江代表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同心圆党群文化中心展厅设计方案；2019年7月18日，刘建江确认收到原告设计方案，要求原告测量展厅尺寸，同日刘建江要求越过介绍人，直接与原告订立设计合同；刘建江表示认可原告的设计方案；原告报价设计费60000元不含税，明确设计费范围包括平面布展设计、不包括广告制作费。刘建江试图将设计费还价到50000元左右，原告未同意，称如果被告自己出施工图可以让掉10000元，并再次提供与原告签订设计协议。聊天记录中涉及的“他那边怎么包给您的”，“他”指的是李晓英。原告出于诚实信用考虑建议被告与第三人签署协议（即展厅的设计合同），但被告还是坚持要和原告直接合作。2019年7月19日，刘建江要求原告继续推进工作，原告称如果被告将施工和设计打包给原告，原告可以在设计费上让步，刘建江说太好了，但没有履行原告的提议。2019年7月22日，刘建江要求原告按要求到被告公司开会。2019年7月25日，原告向刘建江交付了后续深化文件；原告交付最终设计方案后，被告拒绝就设计费问题进行沟通。2019年7月28日，刘建江表示报价（包括设计和施工的价格）偏高，原告提出如果施工报价高就谈设计，刘建江没有正面回应。2019年7月31日，刘建江表示领导找其他人设计，自己不参与和了解。2019年8月1日，原告提出如果不用自己的方案，请支付3500元渲图费，原告出设计要找其他人帮忙一起做，要支付这部分费用。2019年12月25日，原告得知被告将自己交付的设计方案交给第三方施工，并夸口该方案是花200000元请原告设计的，且施工项目已竣工、展厅已开放参观后，联系刘建江，要求被告支付设计费，刘建江装聋作哑，拒不正面回应。3、第三人公司负责人李晓英的微信主页、原告与第三人公司负责人李晓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李晓英邀请原告去第三人公司开会，洽谈被告展厅设计方案的事情。2019年7月11日，李晓英将被告之前请人设计不满意的方案给原告看，后给了刘建江的联系方式和被告公司地址，让原告直接和刘建江沟通。7月12日，原告表示一周之内可以出方案，7月17日将方案交付给了李晓英，7月18日李晓英表示方案可以，但要确认尺寸。后双方对报价问题进行了协商，李晓英表示60000元有点高，40000差不多，原告表示让不了那么多。原告将刘建江想直接和原告合作的事情告诉李晓英，李晓英说不要理他，刘建江之前也这样干过。第三人公司原计划自己承包被告公司五楼改造装饰工程项目，再将其中的同心圆党群文化中心展厅设计项目分包给原告，但其将被告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建江介绍给原告后，刘建江决定直接与原告合作，不再与第三人合作，因此第三人变成了居间介绍人。原告于2019年7月17日将展厅设计方案的PDF文档发给了第三人，请第三人转发给被告。出于初次合作的诚意，原告交付的方案已十分完善，只需结合现场情况进行微调，即可用于施工。4、第三人公司负责人李晓英与被告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建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2019年7月17日，李晓英在收到原告设计方案PDF文档后立即将该方案转发给了被告公司的刘建江。5、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同心圆党群文化中心展厅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的文档信息、“展厅方案设计深化思路”、“中恒通同心圆党建展厅设计方案工作文件(光盘)”，拟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的设计方案的具体内容。6、被告公司微信公众号主页、简介、主体信息、被告公司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拟证明微信公众号“中恒通路桥”为被告公司所有和运营，该微信公众号2019年11月1日、2019年12月9日、2019年12月31日推送的三篇文章部分配图涉及同心圆党群文化中心展厅的实景照片。这些实景照片显示，涉案展厅的整体框架、设计风格、设计元素与原告提供的设计方案完全一致，仅个别展呈文字和排版略作改动。7、原告与案外人叶熙的聊天记录，拟证明由于被告加急方案，原告请叶熙协作制作施工效果图，原告向叶熙支付了3000元。另，原告还陈述，被告称设计方案就只有这几页彩纸，原告给的方案工作量是很大的，整合成这个效果图。被告称没有任何尺寸可以施工，方案既然作出效果就是有尺寸的，就是没有给到施工，因为被告没有确认，原告没法做到这一步。深化思路就是落实了被告尺寸的问题，就是进行最困难的尺寸交流。原告的设计方案已经完成了，根据效果图制作施工图，就可以完全实施了。因为价格没有谈好，其就没有出施工图，客户可以选择施工图让原告做，还是让施工单位做。施工图部分费用是10000元，其报价的60000元包含施工图部分的费用。经质证，被告陈述，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刘建江担任监事会主席的图片系2019年底拍的，刘建江与原告微信联系时是7、8月份，那时是否是监事会主席不清楚。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应该完整理解聊天记录所表达的意思，不能断章取义，从该聊天记录中充分说明原告是受第三人指派参与设计工作，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初步设计方案是2019年7月17日李晓英发给刘建江的，而刘建江与原告商讨私下签署合同及费用是在2019年7月18日，并不是原告所述的先签合同再发设计方案。原告所述深化涉及方案，实际是不存在的，根据其证据5仅是深化思路，对原思路的调整，而不是深化设计，原告所谓的效果图也并不存在，且效果图与施工图完全不是一回事，效果图仅是工程完工后可能达到的一种状态，相当于宣传彩页。刘建江与原告商谈所谓费用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7月18日，刘建江明确说“最终价格再谈吧”。刘建江多次和被告说在与本案第三人进行沟通推进工作，也说明原告也是非常清楚被告是与第三人合作，原告仅是第三人指派的工作人员。2019年7月19日，刘建江说“没有不好的消息，要推进的”，原告也在问：“你们是合同方面出现问题吗，我这面都是不好的消息”，原告表述的“你们”就是被告与第三人谈论的合同事宜，原告证据3所述与李晓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印证。刘建江和原告谈论私下签订合同的事情说得很清楚，“是假设展厅设计和您签订协议可行吗”“如果我私人找你设计，设计费多少”，这都说明刘建江只是在试探对方费用，并没有与原告签订合同，而原告在与刘建江微信沟通时也多次提出，和第三人签订还是与原告签，他都会负责。2019年7月18日，原告说“其实和他们签，我也会负责到底的”，这些表述也说明原告很清楚，他是受第三人指派工作的。原告说“我不认可，我只是他们请的外援”，更清楚地表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关系，而不是与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从该份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人并不是原告的介绍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案涉项目是合作关系，原告受第三人指派参与设计工作。原告受第三人负责人李晓英指派参与设计，李晓英将被告文案图纸给了原告，并约原告见面沟通，原告还将自己工作室的介绍发给李晓英，双方之间就案涉项目达成合作一致。2019年7月17日，李晓英说“你先发过来，我发给他们看一下，可以的话就清单”，7月18日李晓英说“方案可以，但要现场确定，大概预算多少”，从这些聊天可以看出，李晓英对设计方案非常关注，并要求先给李晓英方审查，再发给被告，原告也是遵照李晓英的要求，如果李晓英仅仅是介绍，为何如此关注原告的工作。李晓英对原告涉及工作的进展、时间安排与原告沟通发出指示，原告也按照李晓英的要求汇报工作，说明原告受第三人指示进行设计工作。李晓英在2019年7月19日说“这个项目弄完我们聊聊，第一次合作要磨合”。原告说“我那朋友打电话说我翘客户…….”，根据其与刘建江的聊天记录，所谓的“拒绝”就是拒绝与被告私下签订合同。这说明原告与第三人是合作关系，与被告不存在合同关系。李晓英在2019年7月18日说“与被告进行费用的沟通，设计成本上也沟通一下，6万元给不了”“听意思是4万元左右，我再争取下”，说明是第三人与被告商谈价格，不是原告，如果原告是被告委托的，谈价格的事情应当原告与被告谈，李晓英与被告谈价格，与证据2中原告与刘建江价格沟通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那是刘建江基于价格比较的目的主动与原告沟通。李晓英与被告讨论价格是基于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可以看出是李晓英将设计方案初稿于2019年7月17日发送给被告，恰说明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否则该方案应当是原告发给被告。至于原告与刘建江之间的后续沟通是基于原告受第三人指派进行设计所必须的，并不能说双方存在沟通就存在委托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原告所述的设计方案就是这几页彩纸，没有任何尺寸等可以直接施工的说明，被告在施工时确实参考了该方案，但方案的具体深化与调整等都是被告与施工方进行讨论确定的，原告及第三人均未参与。展厅方案设计深化思路并不是方案的深化。对光盘不做质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该微信聊天看不出与本案有关。另被告确认，位于心圆党群文化中心系被告的项目，其做过党群文化展厅创建相应的设计和施工。被告在2019年7月17日收到第三人负责人李晓英微信发送的中恒通党建展厅方案pdf版，该方案仅是初步方案，没有尺寸等方面的数据，后中恒通另外找施工方进行施工，参考了该方案的部分设计思路，且该方案也是第三人根据被告前期发送的另一展厅的相关设计资料做的。被告委托第三人进行设计，通过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定，由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就相关费用没有最终谈妥，合同暂时未定。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也有业务上合作，是第三人提供初步设计方案，案外人进行方案深化并施工的。刘建江在公司担任监事会主席，其公司没有授权刘建江对外洽谈涉案展厅的施工设计事项。被告为佐证其陈述，提供如下证据：1、刘建江与俞峰的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委托第三人进行方案设计，聊天记录发生在2019年7月9日，俞峰为第三人的股东。2、刘建江与李晓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刘建江与李晓英沟通设计相关事宜，刘建江将基础材料发给李晓英，后李晓英将该材料发给原告。2019年7月11日，李晓英指派设计师即原告到现场查看，设计方案出来后，李晓英与刘建江沟通后续事宜及费用问题，李晓英始终将设计方案称“我们的方案”，这说明李晓英是将原告作为员工和合作方看待的，也可以看出第三人始终没有向被告说明设计方案是原告做的，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合作关系，将原告作为第三人员工委派到被告处查看现场并进行设计。3、刘建江与原告的聊天记录，拟证明原告仅是本案第三人指派的工作人员，不是被告委托的，原告自己也清楚是受第三人指示工作，与第三人存在合作关系，与被告没有关系。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与第三人确实洽谈过合作，但双方并没有洽谈成功建立合作关系，在刘建江决定直接和原告合作后，被告就终止了与第三人合作关系，在此之前原告确实受第三人指派与被告沟通，之后原告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沟通合作。被告既没有与原告订立书面承揽合同，也没有与第三人建立合同关系，其既与原告协商价款，又与第三人协商价款，表明其很清楚原告与第三人是两个独立的合作主体，其也是将原告与第三人视为两个独立的合作对象，而非将原告视为第三人指派的工作人员，被告的协商过程是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做选择。2020年7月20日后，被告终止了与第三人合作，选择与原告沟通，原告虽然认为不符合道德原则，在与第三人打过招呼之后，出于友好合作目的，同意了被告的合作要求，从原告与李晓英聊天记录看，第三人也支持原告直接与被告合作，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关系是成立的，原告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应履行合同义务。关于设计费金额，原告明确报价60000元不含税，刘建江表示价格偏高，但依然要求继续完成设计方案并实际采用原告的设计成果，原告按照交易习惯主张设计费金额并无不当。对此，被告陈述，2019年7月20日之后，原告与刘建江的沟通主要是施工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前期设计的问题，且原告既然是第三人指派的工作人员，刘建江与其沟通是合理的，并不能以此认为刘建江就同意与原告建立合同关系。原告并没有提供施工图及施工方案，且刘建江也不能代表被告来确定合作方，刘建江在与原告聊天的微信中说“我只是公司员工，打工的，只负责执行，具体老板谈”。从原、被告出示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是受李晓英指派负责案涉项目的设计，原告也承认是第三人的外援，原告诉请的事实和理由就是提供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是2019年7月17日由李晓英发送给刘建江的，刘建江与原告的关于私下签署合同及费用是在2019年7月18日（即设计方案提交后）进行的，刘建江的目的就是想通过私下询价达到最优惠的想法。从原告提供的与李晓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提供的刘建江与李晓英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在原、被告之间沟通私下签署合同事宜是刘建江对李晓英进行费用方面的沟通过，聊天记录很明显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也没有提供后续的工作成果，双方对费用承担也没有最终确定，双方没有私下同意签署任何合同。李晓英是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与李晓英、俞峰等商讨项目设计事宜，其本意就是与第三人建立这种设计合同关系，李晓英、俞峰的行为是可以代表第三人的。关于价款，李晓英和刘建江没有达成一致，并不能否定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被告从不否认应该支付第三人相关费用，在本案开庭前一周，被告还与俞峰、李晓英联系费用问题。审理中，原告为佐证其主张的设计费用在合理范围，又补充提供了涉案项目相同设计方案的报价单两份，分别由苏州一方一寸设计营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一寸公司）、苏州无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无外公司）出具，拟证明本案原告就涉案项目60000元的报价完全符合业内报价基准，甚至在平均价以内。根据一方一寸公司报价中办公类室内的装潢，按200平米，每平方米400元计算的；无外公司参照少于1000平方米的，按400元每平方米计算。涉案项目两百平米左右，价格是300元每平方米，总价在60000元左右，报价优惠14400元平面设计费以及一个4.5平方的廊顶设计费用。经质证，被告陈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便这份证据确实是该公司收费标准，也不能证明其实际收费是按照该标准收取的。即使关于同心圆党群设计后续是原告提供的，也不能说明设计的面积是200平米。原告提供的这两家企业的报价与本案不具有可比性，该报价不仅是包括效果图还包括施工图、水电施工等各种能够达到施工的状态及提供设计交底可以使用。本案第三人提交给被告的仅仅是效果图。设计是李晓英发给被告的，方案上并没有注明设计者是原告，且该设计方案仅是初稿，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包括尺寸等都没有标注。被告在实际施工时，有部分是参照了该方案，并不是完全按照该方案。审理中，第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英于2020年11月12日到庭陈述，其此前因公司公务繁忙未参加诉讼。中恒通公司的老板陆总与其公司大股东俞总认识，说中恒通公司有一个展厅需要设计，就由其本人来对接，其也是第三人公司的股东。对接后，因为其公司不是做展厅设计的，就让朋友介绍了张彪，张彪就与中恒公司的刘建江对接联系。张彪不是第三人的员工。因为陆总会问俞总，展厅弄得怎么样，其会跟进了解张彪有关设计的进度。因为张彪与中恒通公司不熟，其给中恒通公司报过价的，张彪将设计价格报给其，其作为中介人再告知中恒通公司价格。其公司没有承接中恒通公司的有关展厅装饰装修项目。中恒通公司没有与第三人签展厅设计合同，也没有向第三人付过设计费用。张彪与中恒通公司有关展厅设计项目，其只是作为中间人，介绍他们业务往来。其之所以参与沟通与报价，是当时考虑到底是公司名义还是张彪个人名义与被告签合同，如果以其公司名义签，需要考虑将开发票的税费情况加进去，就会比张彪个人直接对中恒通公司的价格要高些。后来，其与刘建江询问设计的进展情况，张彪与中恒通公司设计事项是否已经确定以及往来如何推进，但刘建江讲公司老板一直在确认中，没有直接回复进展状态。其个人及公司都不想再帮他们协调展厅的事情，其就再没有跟进了。最终因公对公没有协商成功，后由张彪与中恒通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张彪的设计初稿形成后，因其是介绍人，就通过其转发给刘建江，之后没有参与过，本案所涉的展厅设计项目是张彪与中恒通公司之间业务往来，与其公司或其本人没有关系。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被告公司员工的刘建江就本案所涉项目设计事宜与李晓英、张彪进行沟通协商，该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根据原告、刘建江与李晓英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张彪不是第三人公司员工，李晓英与张彪在微信中均表达两者合作关系的意思表示，并共同参与前期与刘建江就涉案项目设计事宜的磋商，刘建江对此知晓，且被告在庭审时亦认可两者的合作关系。从双方沟通磋商过程来看，李晓英前期有较为频繁的参与，而后期李晓英未再继续跟进参与，而系由张彪与刘建江沟通项目深化设计相关问题。且从原告与刘建江的微信往来内容来看，张彪在后期再次至现场查看并将项目深化方案直接以微信方式交付给刘建江。第三人称其在前期系基于被告可能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情形下参与合同磋商，后期其退出设计项目，本案项目设计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业务往来。李晓英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李晓英与刘建江以及张彪与刘建江之间微信聊天频次以及相应项目推进相应聊天内容能够印证第三人的上述陈述。因此，原告与第三人有关第三人后期退出设计项目而由原告与被告对接涉案项目设计事宜的主张，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书面的承揽合同，但被告将其项目设计所需图纸及设计要求通过微信方式与原告沟通，原告至现场勘验并形成设计方案初稿与深化件交付给被告的经办人刘建江。被告收到设计方案后进行了施工，并认可参考了原告的设计方案。由此说明，双方虽未就设计费用达成一致意见，未签订合同，但被告实际利用了原告的设计工作成果，原告有权据此要求被告支付相应报酬。因本案不能通过鉴定评估方式确定具体设计费用，双方未不能就报酬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本院将综合双方当事人就本项目的报价磋商情况、项目设计面积及工作量、项目设计进度、市场行情等因素予以综合判定。根据当事人微信沟通的内容及场地设计方案，涉案展厅约二百平方米。原告曾报价60000元（不含税），被告出价50000元，原告未予同意，该价款磋商内容可作为本案费用的参考依据。原告提供两家设计公司的报价，系公司报价，与其个人设计费用会有差异，不足佐证其设计单价主张，但可在一定程度反映市场行情。原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完全利用其设计方案进行后续施工，其主张按其报价主张设计费用63600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可后期未完成施工图部分的设计，该部分费用为10000元，且原告未参与后期设计方案落地实施，应考虑酌情扣减相应报酬。综上分析，本院核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设计费用为30000元。因被告接收并使用原告的设计成果，原告在微信中亦多次向被告主张付款，被告未及时付款，原告主张自2020年2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相应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曾委托他人完成设计支付3000元及向被告索要3500元费用，而认为应按该标准付费，因原告系委托他人完成部分制图而非全部设计，其支出的费用不能评估本案设计费用的依据。原告向被告要求3500元是建立在被告如不使用设计方案的情形下支付渲图费，而被告实际使用了原告的设计方案，其应当向原告支付上述费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彪人民币3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自2020年2月1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1390元，由原告张彪负担734元，被告苏州中恒通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56元。该款已由原告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本院不再退还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何亚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徐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