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5725号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法定代表人：林毅超，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震廷，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法定代表人：游炳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嘉，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公司）与被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根公司）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摩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被告立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陈东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摩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立根公司赔偿摩登公司因名下广东农信大厦1301-1310房被查封所造成的损失（以112200000元为基数，自被查封的2019年12月10日起至广东农信大厦1301-1310房被实际解除全部查封措施之日止，按照24%/年的标准计付，暂计至2020年5月10日为11444400元)；2.判令立根公司赔偿摩登公司被冻结账户的资金占用损失（以执行时账户实际被冻结资金金额为基数，自被冻结的2019年11月7日起至实际解除冻结措施之日止，按照24%/年的标准计付，暂计至2020年5月10日为88119.33元）；3.判令立根公司赔偿摩登公司为应对立根公司起诉所支出的律师费损失200000元；4.判令立根公司赔偿摩登公司因本案支出的保全费、律师费，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第一部分，事实概述。摩登公司系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广州市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系摩登公司第一大股东，林永飞持有瑞丰集团70%股权，并同时直接持有摩登公司9.32%股份，为摩登公司前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以及实际控制人。2018年4月10日，瑞丰集团持股53%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嘉公司）与立根公司续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在授信之初，该贷款是由立嘉公司各自然人股东以及林永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由瑞丰集团提供412万股摩登公司股票的质押担保。但是，由于摩登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下跌，立根公司要求瑞丰集团补仓，在瑞丰集团无法补仓的情况下，立根公司遂要求林永飞提供摩登公司担保。在上述背景下，林永飞未经法定前置的摩登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信息披露程序，擅自以摩登公司名义开立的两张各1000万的支票为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的2000万贷款提供了“质押担保”。同时，还越权以摩登公司名义为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的全部贷款提供了最高额连带保证。而立根公司对于林永飞越权代表摩登公司提供上述违规担保完全是明知且恶意参与其中的。立根公司内部的六笔共计8000万元贷款的《合同及审批表》均明确记载：2000万贷款存在立根公司支票质押、剩余6000万贷款中摩登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抽屉协议”、支票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封包，待授信终结后将归还立嘉公司。在立根公司内部的《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上，业务部门意见、审贷委员意见（包括风控部门负责人、风控总监、风控副总、业务副总、总经理）、法务部意见均为“同意”，显示立根公司不仅对存在摩登公司违规担保的事实“明知”，并且，立根公司在《借款凭证》中的“担保合同”一栏故意不记载上述支票质押担保及摩登公司最高额连带保证，故意隐瞒违规担保的事实。因此，立根公司不仅对上述担保属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明知”，而且还直接参与了整个过程，将其作为放款的前提条件，其主观恶性特别明显。2019年8月，因立嘉公司无法偿还立根公司8000万元贷款及利息，立根公司在明知上述支票质押、最高额保证为摩登公司违规担保的情况下，仍然先后于2019年8月9日、2019年9月27日向越秀区人民法院[案号：(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以下简称保证合同案]以及黄埔区人民法院[案号：(2019)粤0112民初11736、11738号，以下简称票据案]起诉摩登公司，并申请法院保全了摩登公司的众多财产。在票据案项下，立根公司恶意申请法院查封了摩登公司名下位于天河区××大道西××信大厦××房(以下简称农信大厦)，还恶意保全了摩登公司名下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共计710639.78元（截至2019年12月10日）。2020年4月20日，黄埔法院判决驳回了票据案项下立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在判决中直接认定以摩登公司支票进行的担保没有履行上市公司的决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构成越权担保，而立根公司全程参与了该担保过程，明知担保属于越权担保，摩登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立根公司的上述恶意诉讼、恶意保全行为严重影响了摩登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并给摩登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摩登公司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起诉要求立根公司承担侵权法律责任。第二部分，立根公司侵权行为给摩登公司造成的损失。一、摩登公司名下农信大厦被恶意保全所造成的损失。为了缓解摩登公司的资金压力，尽快偿还欠付建筑工程款以及抵押贷款等债务，2019年8月7日，摩登公司将位于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创新路以东、光谱中路以北的KXC-D2-3地块及上盖房屋产权(以下简称总部物业）出售给广州市建康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康公司)。根据摩登公司与建康公司签署的《摩登大道总部大楼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第4.1.2条、4.1.3条，摩登公司以广东农信大厦1301-1310房等资产抵押给建康公司后，建康公司应向摩登公司支付第三期购房款402296616元。根据《补充协议》第4.1.4条，在总部物业的房地产权利转移登记至建康公司名下之后，建康公司向摩登公司支付第四期购房款455000000元。但是，由于农信大厦被立根公司恶意查封，导致摩登公司无法办理相应的抵押手续，进而导致摩登公司无法依约获得抵押农信大厦对应的部分第三期购房款。并且，由于农信大厦被查封，还进一步延误了总部物业转移登记至建康公司名下的整体进展，导致摩登公司延后获得部分第四期购房款，发生相应经济损失。2020年1月，摩登公司因立根公司、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等主体共同实施的恶意诉讼行为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以及外部诉讼和风险事件的集中爆发，使得摩登公司的商誉、信用、产品市场价值均遭受重创，摩登公司的上下游采购、销售活动均受到极大限制和不利影响，生产经营业绩急剧下滑，融资成本急剧上升，摩登公司遭受巨额经济损失。摩登公司本可通过上述购房款来缓解总部物业欠付建筑款、抵押贷款，以及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压力，但因立根公司的恶意诉讼及保全行为，导致摩登公司只能以高昂的融资成本筹措资金解决困难，摩登公司为此遭受巨额财务费用损失。因此，因立根公司恶意保全农信大厦给摩登公司造成的损失，立根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具体计算方法为：以农信大厦1301-1310房的抵押净值50430000元为基数，自农信大厦1301-1310房被查封的2019年12月10日起至实际解除全部查封措施之日止，按照24%/年的标准，分别计算第三期、第四期购房款对应部分的经济损失，暂计至2020年5月10日为11444400元。二、摩登公司被冻结账户的资金占用损失。在票据案项下，经立根公司申请，法院实际冻结了摩登公司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共计710639.78元（截至2019年12月10日）。在摩登公司因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而导致出现经营资金巨大缺口的时候，这些现金本可用于解燃眉之急，但却因立根公司的恶意诉讼及保全行为而无法使用，进一步造成摩登公司只能以高达24%/年的融资成本筹措资金。因此，因立根公司恶意诉讼及保全给摩登公司造成的上述资金占用损失，立根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具体计算方法为：以实际被冻结资金金额为基数，自被冻结的2019年11月7日起至实际解除冻结措施之日止，按照24%/年的标准计付，暂计至2020年5月10日为88119.33元。三、摩登公司关于票据案的律师费损失。因立根公司恶意提起票据案诉讼，摩登公司为此支出律师费20万元，立根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四、摩登公司因本案支出的保全费、律师费，以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立根公司恶意实施的违规担保侵权行为，严重侵害了摩登公司的合法权益，摩登公司不得不起诉维护自身利益，并支出本案的保全费、律师费、诉讼费，对此，立根公司应当赔偿和承担。立根公司辩称：一、立根公司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摩登公司主张立根公司恶意申请保全不能成立。本案案由为因诉中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在责任构成上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申请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以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时主观存在过错为要件。因此，只有在申请人对财产保全错误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申请人的申请有错误，而不能简单地以申请人对诉讼结果的认识与人民法院的认定不一致作为判断标准。（一）立根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具备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摩登公司以立根公司在（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11738号两案（以下称票据案）中申请财产保全对其造成损害为由起诉，票据案为票据追索权纠纷，立根公司合法取得的票据，因在要求出票人付款时遭到拒付，通过诉讼行使票据追索权并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合法主张权利，在行为发生时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就立根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行为本身而言，立根公司申请保全的金额未超过诉讼请求范围，且按照法律规定提供了担保。在各案诉讼中，诚实披露相应的事实，立根公司依法申请财产保全，没有任何恶意申请财产保全以损害摩登公司合法利益的意图，亦不存在恶意。（二）摩登公司关于立根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存在恶意的主张不能成立。摩根公司关于立根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存在过错的主张为：“立根公司明知票据案的支票是摩登公司的担保物，且属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立根公司明知不能以支票要求摩登公司兑现，仍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该等主张完全不能成立，具体来说，就摩登公司的各项主张分析如下：1、“明知摩登公司开立的票据为违规担保物不可能兑现，仍恶意起诉及申请保全”。首先，立根公司所取得的支票并非担保物，而是立嘉公司偿还或保证偿还借款的票据。在立根公司取得案涉票据时，与立根公司接洽办理票据交接事宜的，均是立嘉公司的人员，立根公司是从立嘉公司取得案涉票据，并非从摩登公司取得。虽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存在人员混同，但关联公司人员混同是司空见惯之事，既然贷款合同的交易双方是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立根公司的交易对象仅为立嘉公司，从立嘉公司处取得的支票，当然地应视为立嘉公司偿还债务的票据。其次，案涉票据并没有载明“质押”字样，立根公司没有任何理据确信案涉票据属于摩登公司的质押物，立根公司对于所取得票据的认知仅限于立嘉公司偿还贷款的保证。在摩根公司拒付已开立的支票后，立根公司为实现自身债权，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依法行使诉权，申请保全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构成对摩登公司的侵权。再者，摩登公司主张案涉支票为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贷款的担保物，不能对抗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主张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摩登公司作为出质人，以案涉票据设定质押担保时，必须在该案涉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并予以签章，但案涉票据并未记载“质押”字样，故不构成票据质押。就立根公司取得的案涉支票而言，立根公司取得立嘉公司用于偿还贷款的支票，即便立根公司对案涉支票具有保证偿还贷款的认知，该认知也没有突破案涉支票为立嘉公司所提供担保的范围，摩登公司主张立根公司明知案涉支票系摩登公司出具的违规担保物，对立根公司的主观认知进行无限制扩大，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摩登公司据此主张“立根公司明知案涉票据为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物不能兑现仍恶意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完全不能成立。因此，立根公司以所取得的票据向出票人主张追索权，没有违背一般市场主体在交易中应履行的审慎注意义务，在出票人拒付相应票据后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并申请财产保全，亦具有充实的事实基础，完全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2、“没有履行查询核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义务，主张票据权利存在主观过错”。关于摩登公司主张立根公司应主动查询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告的问题，首先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并非全部需要披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应披露的交易”的规定，只有交易标准达到第9.2条规定的标准时，上市公司才应该披露。就立嘉公司交付的支票，立根公司在取得案涉票据时，即使知道立嘉公司与摩登公司为关联法人，就其之间的交易，是否达到应披露的标准并不明确。其次，立根公司通过背书转让取得案涉支票，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立根公司没有义务主动审查其前手取得票据的原因及是否有权背书转让票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基于对立嘉公司与摩登公司关联法人的认知，立根公司认为立嘉公司合法地持有摩登公司开立的，以立嘉公司为权利人的支票为具有真实基础法律关系的票据，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也没有违背交易常理。一审法院认为，就立嘉公司所取得的摩登公司为出票人的支票，立根公司亦应履行审查注意义务，完全是加重市场主体的交易负担，也严重违背票据无因性原则。3、“明知票据案项下和保证合同案项下诉请为重复诉讼，仍恶意扩大保全范围”。就摩登公司主张及一审认定的“重复诉讼”问题，因摩登公司对到期支票拒绝付款，立根公司就票据关系主张追索权，与立根公司基于保证关系主张摩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完全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诉讼：（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在票据关系纠纷中，审理的是立根公司从立嘉公司背书转让取得票据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的问题，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应当围绕立根公司取得票据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审理，至于保证合同纠纷是否已经涵盖票据案涉及的全部诉讼标的款项，不是两个案件“重复诉讼”的原因。且立根公司亦在票据案庭审过程中明确，如票据案胜诉，将会相应变更保证合同纠纷的诉讼请求，不可能获得“双重利益”。举个浅显的例子，如买卖合同的卖家取得买家用于支付货款的支票，在支票兑现时遭到拒付时，卖家为取得货款，既可以通过行使票据追索权主张兑现支票，亦可以通过行使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请求权来主张货款，两者并不矛盾。如果任一诉请得到满足，另一诉请的相对方便当然具有了相应的抗辩基础，对方当事人只需抗辩已经履行支付义务即可。因法律关系的不同，不可能得出两案“重复诉讼”的结论。因此，在票据案项下，立根公司基于取得立嘉公司用于偿还贷款的票据的相应事实，主张票据追索权，并无任何取得“双重利益”的意图，且在各案庭审中均诚实地披露基础法律关系，如实陈述且合法主张权利，摩登公司关于立根公司重复诉讼及恶意扩大财产保全范围的主张不能成立。二、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合法诉讼权利，不应以法院是否支持申请人的诉请作为判断侵权的依据，且案涉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摩登公司的赔偿主张没有任何依据，本案依法亦应中止审理。申请财产保全是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合法诉讼权利，对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也是人民法院保障将来生效裁判文书执行的重要司法措施，不能以一审判决结果否定当事人的合法诉权。如未获支持的诉请均为“恶意诉讼”和“恶意保全”，起诉及申请保全的当事人行使诉权尚有赔偿之虞，则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全制度将失去实行的根基。况且，现在不能仅凭一审判决未支持立根公司的诉请而认为立根公司滥用诉权，以一审判决推论立根公司提起诉讼时的主观意图，在事实上无法成立。并且，就票据案一审判决，立根公司已依法上诉，目前案件仍在审理当中，未有定论，本案依法应中止审理，原告据此主张赔偿，亦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摩登公司主张的因财产保全导致的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首先，在立根公司申请保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亦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本身对摩登公司所主张的因财产保全导致的损失，已无必要就摩登公司的损失进行评判，摩登公司是否存在损失，亦与立根公司无任何法律上的关联。其次，摩登公司主张因财产保全导致的损失，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立根公司所申请保全的摩登公司十套房产（即农信大厦）早已于2016年12月30日抵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抵押债权数额为15556000元，远超过该十套房产的评估价值。立根公司申请保全的行为，根本不影响摩登公司与案外人的交易情况，给摩登公司造成损失更是无从谈起。再者，根据（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11738号《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法院实际冻结摩登公司的银行账户金额仅108961.15元，对摩登公司正常经营无任何影响，摩登公司称因账户冻结对其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显然属于夸大其辞。综合上述，立根公司依据合法取得的票据提起诉讼有相应事实基础，已达到一般合理标准。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亦已具备基本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明显恶意诉讼等不法事由，摩登公司不存在因财产保全造成的实际损失，其诉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摩登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8年4月10日，立根公司与立嘉公司签订了一份《最高额贷款授信合同》，约定由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授信1亿元，授信期限从2018年4月10日至2019年6月10日。2018年10月8日，立根公司与摩登公司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的借款提供最高额1亿元的连带保证担保。立根公司在2018年分别与立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J20180402、SJ20180402-1、SJ20180402-2、SJ20180402-3、SJ20180402-4、SJ20180402-5、SJ20180402-6、SJ20180402-7、SJ20180402-8、SJ20180402-9、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的《贷款合同》，由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发放贷款。其中双方在2018年10月10日签订的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中约定，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贷款，贷款金额均为1000万元，贷款期限均为2018年10月10日至2019年1月10日。因立嘉公司拖欠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SJ20180402-12、SJ20180402-13、SJ20180402-14、SJ20180402-15共6份《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8000万元，立根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9）粤0104民初34730]，请求立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逾期利息，瑞丰集团、摩登公司及林永飞、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翁雅云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立根公司持有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的两张广州银行支票，支票记载的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票面金额均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立嘉公司，出票人签章处盖有摩登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时任摩登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的个人印章，支票第一背书人盖有立嘉公司财务专用章及严炎象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立根公司；第二背书人签章为立根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游炳俊个人印章，被背书人为交行沿江路支行委托收款。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出具了一份《声明书》，主要内容为：立嘉公司合法取得的摩登公司的转账支票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合计金额2000万元，现背书给立根公司作为合同编号为SJ20180402-10、SJ20180402-11的《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款。2019年9月20日，立根公司持上述两张支票到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处提示付款，同月23日，广州银行鱼珠支行向立根公司出具《广州区域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退票事由为“账户已冻结和印不过”。由于上述两张支票无法承兑，立根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院对摩登公司提起票据追索权纠纷两案[案号为（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11738号]，请求摩登公司向其支付被拒绝付款的两张票据金额合计2000万元，支付自2019年9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10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立根公司支付因追索该款项产生的合理费用律师费合计250000。2020年4月20日，本院就上述两案作出判决，驳回立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立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于2020年9月27日就两案作出（2020）粤01民终12614号、（2020）粤01民终126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两案中的两个争议焦点（1、立根公司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摩登公司是否应向立根公司支付支票金额款项、利息及律师费），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立根公司在（2019）粤0104民初34730号案中基于借款合同关系要求立嘉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逾期利息并要求摩登公司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立根公司在该案中是基于票据关系要求摩登公司支付支票金额1000万元及利息。34730号案与本案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求并不相同，且立根公司亦举证其已申请中止34730号案的审理以等待该案结果，因此立根公司提起该案诉讼并未构成重复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摩登公司提交的6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中对应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审批表中“有关放款的要件资料”部分的“其他”中均明确记载该两笔贷款“均各有质押支票一张，专项用于该笔贷款还款保证，该笔贷款结清后归还立嘉公司”，其他四份《合同及放款审批表》则记载摩登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抽屉协议。根据上述《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立根公司在向立嘉公司发放贷款时已知悉摩登公司为立嘉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且相关支票系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其次，摩登公司提供立嘉公司财务人员周嘉谊的证人证言，周嘉谊陈述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立嘉公司先后向立根公司提供过5次共计10张摩登公司支票，每次的操作过程为：由立嘉公司、立根公司通过瑞丰集团以摩登公司名义开立2张金额均为1000万元、收款人为立嘉公司的支票，由立嘉公司在该2张支票上背书，被背书人一栏空白，最后连同立嘉公司出具的说明该2张支票用于偿还SJ20180402-10、SJ20180402-11《贷款合同》的《声明书》一起密封好交给立根公司保管，支票退回后重新置换，最后一次更换支票时间是2019年7月18日，置换后的2张支票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最后，摩登公司提供的周嘉谊与立根公司业务经理罗林辉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在2019年6月17日协商支票的开票日期，周嘉谊与瑞丰集团的财务人员陈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周嘉谊将《声明书》及案涉支票的封包照片发送给陈静，该封包上有周嘉谊、罗林辉的签字。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与周嘉谊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证明立根公司确有参与案涉支票的开票过程。综合上述证据，可认定立根公司明知摩登公司是为了对立嘉公司向立根公司的借款进行担保而签发案涉支票。摩登公司并非基于与立嘉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开具案涉支票，因此摩登公司对立嘉公司享有票据抗辩权利。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立根公司明知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票据抗辩事由而取得案涉支票，摩登公司可以该抗辩事由对抗立根公司。因此，立根公司基于票据追索权主张摩登公司向其支付票面金额款项、利息并承担律师费均缺乏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在（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1173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立根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29日、30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均请求对摩登公司名下价值10125000元的财产进行保全。广州市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为立根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提供了等额的信用担保。本院分别于2019年10月31日、11月1日对立根公司的上述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民事裁定书》，均裁定冻结摩登公司的银行存款10125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本院就该两案共同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查封、冻结了摩登公司名下的财产，包括：1.尾号为7633的工商银行账户，截至2019年11月4日实际冻结金额为108961.15元；2.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创新路以东、光谱中路以北KXC-D2-3地块及上盖房屋产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穗府国用（2017）第05000082号，房产登记号：2017国用字5000082号]（轮候查封）；3.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38号1306-1310房产。摩登公司后向本院提出解除保全措施申请，认为两案被保全的财产价值已超过立根公司起诉金额，申请解除对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创新路以东、光谱中路以北KXC-D2-3地块及上盖房屋产权的查封。本院经审查，认为摩登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38号1306-1310房的房产价值已满足起诉金额，于2020年1月3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摩登公司名下位于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创新路以东、光谱中路以北KXC-D2-3地块及上盖房屋产权的轮候查封。另查明，摩登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林永飞。瑞丰集团持有摩登公司28.56%股权，林永飞持有摩登公司9.32%股权。瑞丰集团为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曾担任瑞丰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持有瑞丰集团70%的股权。立嘉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林永飞担任立嘉公司的董事，瑞丰集团持有立嘉公司53%股权。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立根公司申请（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11738号案财产保全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摩登公司是否存在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立根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是原告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认定保全是否存在错误，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进行判断。案涉判决是否支持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非判定申请人是否存在错误的唯一标准。判断立根公司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审查立根公司是否存在通过保全损害摩登公司合法权益的过错等因素予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摩登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立根公司存在过错之处为：1.立根公司对林永飞越权代表摩登公司提供违规担保明知且恶意参与其中；2.立根公司在明知摩登公司违规担保的情况下，先后提起多案诉讼并保全摩登公司的众多财产，存在恶意诉讼、恶意保全行为。本院认为：立根公司提起（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2019）粤0112民初11738号两案诉讼，是基于其持有的出票人为摩登公司，号码为25398239、25398238的两张支票无法承兑的基础事实，该事实客观存在，并非立根公司伪造或虚构的事实。至于立根公司能否行使票据追索权，摩登公司是否存在票据抗辩权利，是（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2019）粤0112民初11738号两案经审理才能确定的问题，并不能因为立根公司的诉讼请求在上述两案中未得到支持，就认为其该两案中申请财产保全就存在错误。至于是否存在立根公司“明知”林永飞越权提供担保，且与其恶意串通的问题。在（2019）粤0112民初11736号、（2019）粤0112民初11738号生效判决中，认定立根公司不享有票据权利的理由为摩登公司并非基于与立嘉公司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而开具案涉支票，而立根公司参与了案涉支票的开票过程，其明知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票据抗辩事由而取得案涉支票，故摩登公司可以该抗辩事由对抗立根公司。在上述两案中，并未认定立根公司与林永飞存在恶意串通提供担保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立根公司向立嘉公司提供贷款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其要求立嘉公司提供相关担保，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并不能证明立根公司要求立嘉公司提供贷款存在恶意。其次，摩登公司提供的《贷款合同》、《合同及放款审批表》等证据，只能证明立根公司在向立嘉公司发放贷款时已知悉摩登公司为立嘉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且相关支票系立嘉公司提供并声明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该事实并不足以证明立根公司与林永飞存在恶意串通。立根公司的知悉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已为此承担了不能正常行使票据权利的法律后果，但这个后果是在摩登公司行使了票据抗辩权而产生的，而摩登公司是否行使票据抗辩权以及行使抗辩权能否成立，在立根公司取得并行使支票权利时是不确定的。最后，立嘉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摩登公司开具的支票作为其贷款的担保，根本原因是摩登公司与立嘉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摩登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上述票据纠纷案的产生，主要责任在摩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因此，摩登公司在票据纠纷案中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所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当然，其可以另循途径追究其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综上分析，摩登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立根公司对申请财产保全存在过错，从而要求立根公司承担相应的损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立根公司申请案涉财产保全并不存在过错，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不成立，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也无需再对摩登公司是否存在损失进行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1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桂江人民陪审员  张文寅人民陪审员  李少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陈丹娜书记员龙焰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