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20627号原告：卢婉红，女，198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湛凌峰，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五羊新城明月一路**明月阁****。负责人：杨马瑞。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起鹏，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圆，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马瑞，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起鹏，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卢婉红诉被告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和政通律所”）、杨马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湛凌峰、被告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圆、被告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及被告杨马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起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婉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一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一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被告二杨马瑞共同向原告返还律师费200000元；3.判令被告一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被告二杨马瑞共同向原告返还工作费用5500000元；4.判令被告一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被告二杨马瑞自2011年7月18日起暂计至2020年5月6日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951728.77元；5.判令被告一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被告二杨马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7月，原告因其父卢某涉嫌行贿罪被拘留，急于聘请律师，经人引荐认识了被告二杨马瑞律师。被告二口头承诺：其经验丰富、社会关系好，能够办理取保候审、甚至是无罪释放。2011年7月18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约定由被告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委派被告杨马瑞、薛猛飞律师为原告之父涉嫌行贿罪一案，在刑事侦查阶段提供相关法律帮助，并约定原告应向被告一支付律师费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其他工作费用由原告承担。委托合同签订过后，应被告二要求，原告于2011年7月19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20万元律师费给被告二的私人银行账户（开户行：农业银行，账号为：95×××15）。2011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间，被告二杨马瑞多次向原告诉说案情复杂、需要疏通关系，要求原告另外支付工作费用，原告迫切希望家人平安，应其要求向被告二支付其索要的工作费用，共计700万元。直到2013年法院对原告之父案件作出有罪判决，原告才知道被告二的承诺是虚假的，被告二并未为原告之父成功办理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原告因此要求被告二立即退回其索要的工作费用700万元，被告二分别于2013年11月28日退回80万元、2014年7月31日退回10万元、2014年11月3日退回40万元、2014年12月29日退回20万元，迄今仅退回款项合计150万元，仍有570万元律师费和工作费用未退还。2018年12月，原告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投诉，广州市律师协会认定被告一、被告二“办理刑事案件约定超过收费标准收费，与本会有关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要求不符”，对被告一、被告二作出处分，但被告一、被告二仍然拒绝退还原告支付的律师费及工作费用。综上所述，被告二谎称其能够为原告之父办理取保候审、无罪释放，利用了原告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在签订《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后，向原告索要巨额工作费用，已严重违反《律师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原告发现其虚假承诺后，要求两被告退还律师费和工作费用，但两被告迄今仅退还150万元，仍有570万元未退回，两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恳请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君和政通律所、杨马瑞共同答辩称，一、事实上双方的委托关系已经解除。被告与原告签订《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后，因原告父亲卢某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原告多次要求解除委托关系，退回支付的律师费，被告为避免纠纷，已经全部退回了原告支付的150万元费用。事实上双方的委托关系已经解除。二、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其所谓的700万元工作费用，其实际就是因其父亲未达到缓刑取保候审结果，而提出的对其作出巨额经济补偿的无理要求。因原告父亲卢某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没有达到缓刑以及取保候审的结果，原告恼羞成怒，多次无理取闹，多次要求被告退回其所谓的工作费用共计700万元，为此原告向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律师协会多次投诉反映，被告因在办理刑事案件约定超过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广州市律师协会认为刑事案件收取150万元也是违规，已经受到广州市律师协会给予的训教的行业处分，并且同时给予被告杨马瑞中止会员权利9个月的行业处分，被告因超标准收费问题，已经受到行业的处分，但原告仍然纠缠不休，依然要求被告退还其所谓的700万元工作费用，其实际就是为其父亲未达到缓刑取保候审结果，而提出对其作出巨额经济补偿的无理要求。三、被告只收取过原告支付的150万元款项，从未收到原告所称的700万元工作费用。被告接受原告的委托后，原告的确向被告支付过150万元款项，在150万元款项当中，其中律师费为30万元，另外的120万元作为原告父亲卢某取保候审可能要缴纳的保证金之用，因未能成功为其父亲办理取保候审，被告已经将120万元保证金全部退还给了原告，同时，之前收取的律师费30万元也如数退还给了原告。至于原告所称的另外550万元工作费用，完全是原告无稽之谈，原告何来550万元巨额的现金？被告又怎么可能收取原告支付的550万元所谓的工作费用。被告认为，这其实就是原告为了达到解气解恨，向被告索要的巨额赔偿，被告认为这属于一种敲诈的性质。根据原告提交的短信记录以及通话录音证据，其标注的与所谓杨马瑞的对话或者短信记录，被告杨马瑞从来没有承认过收到原告支付的另外550万元工作费用，因为事实上被告没有收到另外的550万元工作费用，又怎么可能承认？综上所述，原告所称向被告支付过700万元工作费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四、如原告曾另外找人帮其协调其父亲案件或者支付过工作费用给他人，这与被告无关，原告应当与他人去协调解决。原告曾向被告表示，就其父亲的案件曾同时找过其他人去沟通协调，并且原告表示也支付过工作费用给其他的人，但被告并没有见过原告向其他人支付过费用，被告不清楚原告是否向他人支付工作费用更不清楚其支付工作费用的方式和金额，因为这和被告没有关系，并不是被告收取的律师费的范畴。如果原告向他人支付了其他费用要求退回，原告应向他人主张，而不是向被告主张。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经审理查明，原告因其父亲卢某涉嫌行贿罪一案，需要聘请律师为其父亲辩护，经他人介绍认识被告杨马瑞。2011年7月18日，原告（合同中称为甲方）与被告杨马瑞所在的君和政通律所（合同中称为乙方）签订了《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卢某因涉嫌行贿案件愿意聘请乙方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为此，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委托。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杨马瑞、薛猛飞律师为提供法律帮助。甲方同意乙方律师指派其他律师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第三条律师费、工作费用。双方特别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费2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甲方应当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和金额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和工作费用。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下列工作费用，应当由甲方承担：1.相关行政、司法、鉴定、公证及其他专业顾问等部门收取的费用；2.广州市外（包括远郊区县）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及资料费、通讯费、翻译费等；3.征得甲方同意后支付的其他费用。……第四条支付时间、账号。……上述费用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给付，至迟不超过本协议签订的次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时，可顺延至法定节假日后的第一天）。以到达上述账号或直接交到乙方财务部并取得发票为收讫。……第六条协议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或侦查机关撤销案件止等。被告称，因原告对其父亲案件很重视，故要求被告配置一个团队来处理此案，故原告又与被告君和政通律所签订了《刑事案件委托协议》，约定：“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指派陈品卓、杨马瑞律师为卢某案的侦查阶段代理律师。……根据《律师业务收费办法》的规定，委托人向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壹拾万元……”。被告称，该份委托协议实际是在2011年8月左右写的，当时因为考虑到委托合同是2011年7月18日写的，所以此份委托协议也倒回去写2011年7月18日。被告提交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上有手写的“附：收到保证金壹佰贰拾万元”，而原告提交的该份委托协议并无该手写字样，对此，被告表示该120万元是作为原告父亲能够取保候审的保证金，被告只是代收，准备交给司法机关，帮助原告的父亲取得取保候审，被告收取该120万元保证金没有开具收据给原告。另外，两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按上述委托协议支付的律师费10万元。2011年7月19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杨马瑞支付律师费20万元，两被告确认收到。原告称，其从2011年7月至2012年4月期间，其根据被告杨马瑞的要求另外陆续向其支付了取保候审费用、工作费用等共计700万元，均是通过现金形式支付，均无开具收据。两被告称，其仅收取了原告支付的30万元律师费和代为缴纳的120万元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共计150万元，其余款项没有收取过。2013年7月1日，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肇中法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父亲卢某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上述刑事判决书作出后，原告认为被告未能为其父亲办理取保候审或者无罪释放，故要求被告退还其已经支付的律师费用、工作费用共计720万元（含律师费30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120万元、其他工作费用570万元）。2013年11月28日，被告杨马瑞通过其案外人杨少强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替其向原告转账80万元；2014年7月31日，被告杨马瑞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向原告转账10万元；2014年11月3日，被告杨马瑞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向原告转账40万元；2014年12月29日，被告杨马瑞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账户向原告转账20万元，上述转账合计150万元。被告杨马瑞称，上述150万元的退款是退还其收取原告的30万元律师费和120万元保证金；原告确认收到被告退还的费用150万元，但其认为该笔退款不是被告所说的律师费和保证金。原告为证明被告杨马瑞答应退还款项的事宜，提交了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3月15日双方的电话录音及其文字内容。2014年12月30日，卢婉红：“杨律师，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欠我的460万，昨天才还了20万”，“昨天收到20万，余下的400多万时候汇”，杨马瑞：“余下的数就不是你说的那个数”，卢婉红：“那你一月份是不是将全数的440万还给我”，杨马瑞：“不是你讲的那个数，我先搞清楚你讲的那个数先，我先搞清楚是几多的数才好说”；2015年1月19日，卢婉红：“现在我就知道我是受害者，事情已经处理不了了，剩下的450万，你已经拖了一年多了”，杨马瑞：“欠也不是这个数，不能乱说”；2015年2月14日，杨马瑞：“……我现在还在守着他，他们这边呢现在同意了年前拿套房子出来处理”；2015年3月4日，杨马瑞：“……我这边会加紧的了，我一直在跟着他的”，卢婉红：“我现在不管你与你领导如何交易，如何的关系，你先把钱全部还给我，你自己再向你的卢领导追这些钱，我管不着你们是怎么的，你们两个不要再在我面前扯了”。因原告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两被告对上述电话录音及文字内容不予认可。2019年12月20日，广州市律师协会就原告投诉君和政通律所及杨马瑞律师一事，告知处理结果：“……一、关于投诉人诉称君和政通所在代理卢某涉嫌行贿罪一案中，违反规定收取律师费的投诉事项，本会经审查认为，君和政通所在代理该案中，办理刑事案件约定超过收费标准进行收费，与本会有关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要求不符，本会决定给予君和政通所训诫的行业处分。二、关于投诉人诉称杨马瑞律师在代理该案过程中，私自收取委托人费用的投诉事项，本会经审查认为，杨马瑞律师在代理该案的过程中，以个人名义收取委托人大额费用未交至律师事务所进账，办理刑事案件超过收费标准进行收费，与本会有关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要求不符，本会决定给予杨马瑞律师中止会员权利9个月的行业处分……”。因双方就此事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于2020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同时，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向本院提起诉讼保全，并支付了保全费5000元。对于合同的法律效力，原告认为，根据被告杨马瑞的电话录音：“时间确实是有拖，但他们那边，我们与他们闹翻，就很麻烦的了，他们到时候会不会也算上我们一份就很麻烦的”、“那他们说我们行贿呢，你说呢，他们说他们受贿，说我们行贿呢，你说我们怎么办？”，原告认为两被告存在贿赂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在两被告明知道违法行为依然与原告签订《委托合同》并收取大额律师费和工作费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合同无效，两被告应退还全部费用。两被告认为，合同有效，而且已经事实上解除。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银行付款凭证、公证书、电话录音、银行凭证、《关于卢婉红投诉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及杨马瑞律师一案的复函》[穗律协函（2019）617号]、短信聊天记录、《刑事案件委托协议》、（2012）肇中法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被告提交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以及庭审笔录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存在无效情形？二、被告是否有收取其他工作费用570万元？本院评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对于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及其文字资料，因原告没有提交原始载体，无法判断录音是否存在剪辑情形，根据此电话录音无法进行综合判断得出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该份电话录音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其次，关于原告所说的被告存在违反律师法的行为，因电话录音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中无法直接或间接推断被告存在贿赂行为，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的有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存在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再者，原告所称的被告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与其签订该份委托合同，但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均是在委托合同签订后的时间形成的，并非在委托合同签订前或合同签订时，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在合同签订前或签订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综合上述理由，因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委托合同存在无效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签订的《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刑事侦查分阶段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至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律师费20万元，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四次转账情况可知，被告共分四次还款150万元，根据被告所称，是包含两次律师费30万元和取保候审保证金120万元，本院予以采信，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律师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称为其父亲的案件，其共计向被告支付了720万元，被告仅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包括律师费30万元、保证金120万元共计150万元的款项，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被告已于2013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29日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退还150万元，原告对此也予以认可，该150万元的支付及退还双方均无争议。至于剩余的570万元，第一，原告称均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没有收据，被告也不予认可收过剩余的570万元，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支付了570万元，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真的通过现金向被告支付了剩余的570万元，如此大额的现金支付，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且在被告没有开具收据的情况下，原告依然多次向被告交付该款项，亦不符合常理。第二，从原告提交的2014年12月30日的电话录音证据中，卢婉红所说的“杨律师，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欠我的460万，昨天才还了20万”，原告所称的460万元再加上被告于2014年12月29日前三次已经偿还的130万元可知，原告认为被告的欠款应为590万元，原告提交的2015年1月19日电话录音中卢婉红再次称“剩下的450万，你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再次映证原告认为被告共计欠款590万元，与原告在起诉状及庭审过程中所称的被告共欠720万元的欠款相去甚远，前后矛盾。第三，从原告提交的电话录音中可以看出，被告杨马瑞在退还150万元以后，原告向被告杨马瑞追讨剩余的400多万元款项，被告杨马瑞从未承认过该款项，且从后续的电话录音中可以看出，杨马瑞均是在帮助原告向他人追讨该款项，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杨马瑞确认或承认仍欠原告400多万元的款项。综合上述理由，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工作费用55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卢婉红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362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卢婉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声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潘子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