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闽0902民初2766号原告：黄德俊，男，196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坤，福建宁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建省宁德闽东无线电厂，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38号。法定代表人：黄锐明，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洪经，福建黎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德俊与被告福建省宁德闽东无线电厂（以下简称无线电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德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坤、被告无线电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洪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德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自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费343200元（22年，共264个月，每月按1300元计算，即：264个月×1300元/月=343200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补交自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用共计106991.28元（以每月1501元为缴费基数，用人单位按27%缴纳，即1501元/月×264月×27%=106991.28元）。事实与理由：一、蕉城区仲裁委作出的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蕉城区仲裁委认定原、被告双方从1986年8月19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1997年7月至今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并认为原告长期未提供劳动，被告也未给原告发放工资、福利待遇，从而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既不享受权利也不负担义务，从而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蕉城区仲裁委在认定上述事实存在错误，首先，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的原因不在原告，而在被告，被告系国有企业，因自身经营不善，最终导致工厂停产，原告一直要求回被告处上班，提供劳动，被告都予以拒绝。其次，仲裁委认定原告未提供劳动，被告也未给原告发放工资、福利待遇，这与事实不符。在原告通过信访、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等形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后，被告于2015年4月14日才为原告补交1996年1月至1997年7月共19个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11767.08元，这是被告履行劳动合同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直接证据。2019年4月22日，经蕉城区仲裁委宁区劳人仲裁[2019]21号《仲裁裁决书》裁定，原、被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才从2019年8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每月按宁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60%向原告发放再就业服务中心工资，这证明被告有向原告发放工资和福利待遇，双方还在履行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最后，蕉城区仲裁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驳回原告仲裁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提出的仲裁请求是要求被告支付最低生活费，即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一项政策待遇，是国有企业发给职工最低生活保障的一种待遇，而不是工资，区仲裁委根据工资分配形式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原告依法应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原告黄德俊于1986年8月毕业后被分配到被告福建省宁德闽东无线电厂工作，1994年经原厂长何新章同意赴新加坡打工，双方保留劳动关系，1998年7月原告回国并要求回被告处上班，但此时无线电厂已经停产，原单位职工都未上岗每月只领取最低生活费，所以原告要求被告给予下岗职工待遇并发放最低生活费，可被告却一直未给予，也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保。2015年4月14日经原告申请，被告才为原告补交1996年1月至1997年7月共19个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11767.08元。因被告拒绝承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遂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4月22日，蕉城区劳动仲裁委作出宁区劳人仲裁[2019]21号《仲裁裁决书》裁定：原告黄德俊与被告无线电厂自1986年8月19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1997年7月至今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因原告与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自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未向原告支付最低生活费，根据原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44条规定：困难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应区分不同情况，有些亏损企业属政策性亏损，生产仍在进行，还能发出工资，应该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已经停产半停产的企业，要根据具体情况签订劳动合同，保证这些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第58条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所以原告特提出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在劳动关系存在期间的最低生活费。被告于蕉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2019年4月22日作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书》后，才于2019年8月开始为原告支付最低生活费和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可拒绝支付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最低生活费及补交社会保险费用。三、双方出现劳动关系中止的原因并不在原告，责任在被告，所以被告要继续履行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原告与被告目前仍然存在劳动关系，只是因为被告经营不善、经营发生困难而停产，双方的劳动关系属于中止履行状态，出现该状态的原因在被告，原告没有任何过错，原告多次要求回被告处上班被告均未允许，被告应负义务还需要履行。被告未依据劳动法规定给予原告相应的最低生活费待遇；未按照公平、公正和一视同仁原则给原告与其他员工相同待遇，与原告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现在全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且每月都有缴纳社会保险，被告不为原告支付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最低生活费和缴纳相应社会保险费对原告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法的。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在区仲裁委作出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前后是一样，没有区别的，那为什么在仲裁裁决后被告给予原告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缴纳社保而裁决之前就不给予，这种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未依据法律规定给予原告相应的最低生活费保障；未按照公平、公正和一视同仁原则给原告与其他员工相同待遇。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无线电厂辩称，一、原告诉请支付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1、原告是自谋职业，与被告是“长期两不找”的关系，而并非是企业下岗待工人员，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处于中止状态，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生活费，被告也无需支付原告生活费。根据原告自述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1994年停薪留职，劳务输出，前往新加坡打工。1998年7月回国后到其他单位就业。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通知》（闽委发[1998]9号）规定：“二、规范下岗行为，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4、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是指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在原企业已没有工作岗位、有就业要求但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的职工。不包括企业通过自办经济实体、组织劳务输出、内部退养、停薪留职等内部分流人员，也不包括已经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失业人员。”原告不属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对象，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生活费。况且，原告1997年7月还在新加坡赚取外币，其主张从此时开始享受最低生活费没有任何的依据。同时，根据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第58条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即使原告是下岗待工人员，其已重新就业，被告也无需发放其生活费。2、原告在申请仲裁时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至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要求被告以工资形式、同工同酬支付其最低生活费。而现在起诉又改称不是工资是一项政策待遇，其主张前后相互矛盾，且依据不足。原告自1997年7月起长期不再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也未向原告支付工资待遇，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权利义务处于长期未履行的中止状态，中止期间双方均互不享有和承担劳动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劳动法规定的以工资形式、同工同酬支付其最低生活费没有任何的依据。劳动报酬或工资是劳动者提供劳动的对价，基本生活费并非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明显不属于其提供劳动所得，而是属于由法律所创设的社会福利，其性质不应当属于劳动报酬或工资。原告在申请仲裁时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工资的规定要求被告支付最低生活费依据明显不足。蕉城区仲裁委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现在起诉又改称不是工资，是一项政策待遇，其主张前后矛盾，且依据不足。3、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1998]10号）和《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通知》（闽委发[1998]9号）文件规定精神，即“国有企业职工由于企业生产管理不正常，已离岗又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对其中有求职意愿而未实现再就业的，可向原企业申请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也鼓励自谋职业，发给下岗证，享受有关优惠政策，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不领取基本生活费。未足两年的，仍可申请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发给基本生活费，由中心收回下岗证。不论是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还是领取下岗证或自行离开自谋职业的，两年期到后必须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1994年出国自谋职业，1998年7月回国后到其他单位工作，2002年办理下岗证，不论从何种情况开始计算，两年的期限早已届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最低生活费没有任何的依据。二、原告诉请补交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既不属于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基金。”因此，根据上述规定，社会保险的征缴应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由此引发的争议应属于行政争议而非劳动争议，不属于劳动仲裁和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的该项诉请依法应予驳回。三、原告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原告所主张的最低生活费是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的生活费，并非是原告付出劳动的对价，在性质上不属于劳动报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在2020年7月3日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在仲裁时效期间内无中断、中止的事由，原告仲裁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其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依法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2019年4月22日宁德市蕉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宁区劳人仲裁[2019]2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原、被告双方“自1986年8月19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1997年7月至今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该裁决书已生效。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宁德市蕉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宁区劳人仲裁[2019]21号仲裁裁决书，认定1997年7月至2019年4月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范围。本院已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2020）闽0902民初276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黄德俊要求被告无线电厂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起诉。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费343200元的问题。1、本案中，双方之间虽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由于历史遗留及政策原因，原告长期未提供劳动，被告也未给原告发放工资、福利待遇等，双方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中止履行期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既不享受权利也不负担义务。2、原告诉称“原告提出的仲裁请求是要求被告支付最低生活费，即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一项政策待遇，是国有企业发给职工最低生活保障的一种待遇，而不是工资，区仲裁委根据工资分配形式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告认为最低生活保障费并未工资，其于2020年7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2019年4月之前的部分，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2019年5月至7月的部分原告当庭确认已经领取了。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1997年7月至2019年7月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费3432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德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黄德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办法：到本院领取省财政厅印制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缴费通知书，至迟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陈 庄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薛梦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