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5761号原告：方园，男，1970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被告：郑亚细，男，195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科，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园（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郑亚细（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正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9.5万元及逾期利息（以19.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因本案出庭产生的往返差旅费2000元；另要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5月，被告称银行贷款已到期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1年5月17日、6月12日两次借给被告现金15万元，被告收款后向原告出具了《借条》。2012年1月至2012年4月30日，被告又多次向原告借款用于过年、买药、交房租并说款从（2011）一中执字第1089号案件原告代被告领的301401元执行款中扣除。2012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写了《收条》，内容为“总收方园人民币叁万元，另4月30日取壹千元，药壹万肆千元，计肆万五千元，以前的帐全部结清。”在（2017）京01民终7404号判决生效后原告才知晓被告应当归还原告多笔借款。2019年3月24日，原告通过邮局向被告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及支付逾期利息，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认为被告应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在（2017）京01民终7404号判决书已对（2011）一中执字第1089号案件原告代被告领的执行款处理完毕后，被告应当及时归还原告借款及逾期利息，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0年9月28日，我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原告在我与中国××（集团）总公司一般所有权及所有权相关权利纠纷一案中代为申请再审，代理费十五万元；如胜诉不了，原告退回代理费。2010年10月28日，我现金支付代理费十二万元，原告出具收条。2011年6月12日，原告在其理发店对我说申诉案件争议标的物南皋场地很快就能要回来了，他在代理申诉过程中两次送给承办法官十五万元，费用由我承担。他担心场地要回来后我不认账，要求我按照他说的打张借条，到时他按条要账就可以了。当时我要求按诉讼效果付费，坚持在借条上加一句，即南皋村××院土地使用权纠纷胜诉后才付还。2012年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作出（2011）二中再终字第1285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我对××公司的起诉。原告代理我再审失败。2012年4月30日，原告依约应退还代理费十二万元，冲抵以上借条十五万元，我还欠他叁万元；当日向他借款一千元；此外，原告说我与赵××债务纠纷案执行法官卖他叁万元药品，要我承担一万四千元，最后原告让我出具共计四万五千元的收条，这就是收条中以前的账全部结清的意思。2017年，原告在与我的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案中，法院判决其归还我执行款173154元。他至今没有履行判决，归还我执行款。原告此次诉讼的直接目的就是想利用我出具的借条和收条，蒙骗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以冲抵应归还我的执行款。综上，我出具的借条和收条，不能反映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实际上没有借我十八万元，我也没有收到该笔借款，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9月28日，被告作为甲方（委托人），原告作为乙方（受委托人），共同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全权委托乙方代理甲方向已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甲方等五人与中国××集团关于北京市朝阳区南皋乡南皋村《厂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乙方协助甲方与法院部门沟通和判决以为甲方减少损失，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本协议委托事项壹拾伍万元代理费，本协议签署后甲方需支付给乙方伍万元代理费，余款壹拾万元待法院判决书生效后15日内付清给乙方。如胜诉不了，乙方应退回甲方所交的代理费。乙方在代理过程中前期费用和所有开支都是由乙方支付的（无票、无据），如甲方对本协议违约，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壹拾伍万元整。2010年10月2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以下称《收条1》），载明：“郑金火诉××集团总公司欺占郑金火在南皋村租的场地，已收取郑金火现金壹拾伍万元，此款是经双方约定，本人方园承诺如下：郑金火租南皋村场地被××集团总公司欺占，本人通过中国法律途径，郑金火在南皋村租的场地，准许很快把场地归还郑金火，如果不胜诉，而场地归还不了，我方园所收郑金火的壹拾伍万元如数退回郑金火，别无异议。（实际支付壹拾贰万元尚欠叁万元代执行黄国章的多支付叁万元）。”原告作为承诺人和收款人在落款处签字。2011年6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上载：“今借方园人民币现金二次（5月17日一次）共计壹拾伍万元整（150000），款于郑金火等五人与中国××集团总公司就北京南高村××院土地使用权纠纷胜诉后付还，否则方园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郑金火，郑金火不持异议。”被告作为借款人在落款处签字。原告提交的其名下尾号为2663的中国建设银行卡显示，2011年5月16日，原告通过该银行卡现金支取175000元。双方均称该笔15万元与《收条1》中的15万元不是同一笔钱。2012年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被告等五人与中国××（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涉及北京市朝阳区南皋乡南皋村《厂地租赁合同纠纷》一般所有权及与所有权相关权利纠纷一案作出（2011）二中民再终字第1285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等五人的起诉。2012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以下称《收条2》），上载：“总收方园人民币汇叁万元，另4月30日取壹仟元，药壹万肆仟元，计肆万伍仟元。以前的帐全部结清。”被告作为借款人在落款处签字。2012年6月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声明书》，载明：“我郑金火（男，1950年生，汉族，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因经济困难，特委托方园（男，1970年生，汉族，安徽省六安市人）代办（2011）高民申字01031号案件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再审、（2011）二中民再终字第12858号案件、（2011）一中执字第1089-1号案件、（2012）通民初字第1664号案件及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发生的一切代理诉讼行为，我郑金火没有支付方园任何代理费。相关协议书约定我应当支付给方园的费用是指办案费（含差旅费）、材料费、劳酬费，特此声明。”2019年3月24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通知书》，内容为：“郑金火（郑亚细）先生，您于2011年5月17日至2012年4月30日期间借到方园人民币19.5万元后，在（2017）京01民终7404号判决后至今未偿还。鉴于您的欠款拖欠时间较长，我数次联系你未果，请你收到此通知书后立即偿还方园19.5万元及利息。”2019年3月27日，被告签收了《催款通知书》。原告提交了其于2012年3月10日向被告邮寄材料的EMS邮件详情单一张及241元特快专题邮费发票1张，原告称这份邮件是给被告爱人寄的药。原告还提交方某荣名下尾号为437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的交易明显，显示2012年1月13日，方某荣向被告名下尾号为2786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款3万元。方某荣出庭作证，认可该3万元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并称原告已向其偿还了该3万元。诉讼中，原告称其向被告出借的19.5万元共计分5笔出借，第一笔为2011年5月，被告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1年5月16日在银行支取17.5万元现金后于2011年5月17日向被告出借了13万元；第二笔为2011年6月12日向被告现金出借了2万元，当日被告就前两次借款共计15万元向原告出具了《借条》；第三笔为2012年1月，被告称没钱过年向原告借款3万元，原告通过其堂姐方某荣的账户向被告出借了3万元；第四笔为2012年1月，被告称其爱人生病需要借款买药，同时称被告有个朋友有药可以治疗被告爱人的疾病，故原告直接花了1.4万元从被告朋友处买药后邮寄给了被告；第五笔为2012年4月30日，被告称需要交房租和电话费，从原告处借款借来1000元现金，被告当日向原告出具了买药的1.4万元和该笔1000元现金的借条。另查，2017年，被告将原告以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为案由向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原告返还被告在代理被告与赵××债务纠纷执行一案中代被告收取的执行款309496元及竞买拍卖×××号奥迪车的价值420000元，原告以被告承诺执行回来的钱按30%作为原告在处理委托事务期间垫付的费用和报酬，共计36.6万元为由拒绝返还被告执行款。2017年11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民终740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作为普通公民，不应有偿代理被告诉讼和执行事宜，根据原告在代理过程中实际支出的金额，同时比照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纳税时的计税标准，最终判令原告返还被告173154元。对于2012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2》，该判决认为《收条2》出具于2012年，此时原告的代理行为尚未结束，此时出具的收条不能作为双方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解除后的结算依据，如收条涉及涉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另行解决。对于被告于2011年6月12日向原告出具的15万元《借条》，该判决认为，《借条》并未该案的审理范畴，被告亦未同意在该案中进行抵销，且从《收条2》不能当然得出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的结论，故该案对该15万元未作处理。对于被告要求原告返还竞买拍卖的汽车价值42万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双方已就案涉车辆于2012年7月18日通过“购车欠款等说明”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不属于该案审理范畴。上述事实，有《委托代理协议》、《收条1》、《借条》、《收条2》、（2011）二中民再终字第128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催款通知书》、EMS邮件详情单、（2017）京01民终7404号民事判决书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所主张的5笔资金往来是否属于被告的借款，即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对于第一笔13万元和第二笔2万元。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事发发生。本案中，原告曾以公民身份代理过被告涉及的多起诉讼，双方之间存在因代理案件产生该13万元纠纷的可能性；其二，原告称其是提前一天在银行取现金之后出借给被告的，但原告的取现金额与出借金额并不一致；其三，《借条》中明确记载“款于郑金火等五人与中国××集团总公司就北京南皋村××院土地使用权纠纷胜诉后付还”，可见该《借条》实质上应属附条件的合同，即只有在被告等五人与××公司的案件胜诉后被告才应履行还款义务，（2011）二中民再终字第12858号民事裁定书已驳回被告等的诉讼请求，被告败诉，故被告无需履行还款义务；其四，原告提交的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收条2》已明确载明“以前的帐全部还清”，即使双方2012年4月30日前有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也视为原告认可自2012年4月30日起双方之间的借款已解决完毕。对于第三笔3万元。原告已就该笔3万元提交了《收条2》和银行流水。被告辩称《收条2》中的3万元是因为根据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协议》和《收条1》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委托代理费用15万元，所代理的案件败诉后原告应退还被告代理费12万元，折抵后被告欠原告3万元；而对于方某荣向被告转款的3万元，是因原告在代理被告的执行案件中代被告取走了一辆价值42万元的奥迪车，该3万元是奥迪车之间的账目。但其一，3万元与奥迪车的价值并不能对应，其二，（2017）京01民终7404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就该奥迪车，原、被告是于2012年7月18日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时间与《收条2》的时间无法对应，且对于购车事宜，应以“购车欠款等说明”为准，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已就该笔3万元提交了《收条2》和银行流水，故本院认定双方就该笔3万元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对于第四笔1000元。被告在《收条2》中认可于2012年4月30日收到原告给付的1000元，被告在书面答辩意见中亦认可其于2012年4月30日向原告借款1000元，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该1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对于第五笔1.4万元。被告辩称是因原告称被告与赵××债务纠纷案执行法官卖给原告三万元药品，让被告承担1.4万元。但被告对此未举证，且在《收条2》中认可该笔支出，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本金共计4.5万元，故逾期利息应以4.5万元为基数计算。逾期利息的起算日期，原告认为应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民终7404号民事判决书之日的次日起算，无法律依据，原告并未在该案中要求被告偿还借款。2019年3月27日，被告签收了原告向其发出的《催款通知书》，可视为向被告催要该笔借款，故逾期利息的计算时间应自2019年3月28日起算。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2019年8月20日前应表述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应表述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差旅费的诉讼请求。差旅费属于诉讼成本，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亚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方园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以4.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方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40元，由原告方园负担3315元（已交纳），由被告郑亚细负担9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立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