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内0926民初74号   原告：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红富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4150926ME230624X2。   法定代表人：高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乌兰察布市“148”协调指挥中心第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某。   被告：郅某1。   被告：郅某2。   上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52630011714332N。   法定代表人：陈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148”协调指挥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红富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富村委会）与被告王某、郅某1、郅某2，第三人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巴音塔拉镇政府）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红富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某，被告王某、郅某1、郅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某，第三人巴音塔拉镇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富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1996年3月24日与2005年6月1日签订的万亩滩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王某丈夫郅玉喜在1996年3月24日未经村民同意私自签订红富村东南万亩滩承包合同，2005年6月1日又续签了合同，时间从2005年6月至2035年5月31日。该合同签订后，村民反映强烈，认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未经村民三分之二同意或村民代表三分之二同意，原告认为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违反法定程序的相关规定，请求依法确认与被告的万亩滩承包合同无效。   红富村委会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的复印件：第一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村委会主任高某身份证；第二组，1996年3月24日签订的合同和2005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第三组，乌兰察布市恒兴达测绘有限公司宗地图；第四组，中共察右前旗纪律检查委员会前纪案（2020）37号文件，给予张学书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决定。原告还申请证人张学书出庭作证，证明1996年3月24日和2005年6月1日与郅玉喜签订《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原因、内容及过程；原告还申请证人郭天机出庭作证，证明红富村村民对1996年3月24日、2005年6月1日签订的《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内容及过程均不知情。   王某、郅某1、郅某2辩称，一、涉案《万亩滩承包合同书》合法有效。本案被告王某的丈夫、郅某1和郅某2的父亲郅玉喜生前于2005年6月1日与原告红富村委会签订了《万亩滩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30年,即自2005年6月1日起到2035年5月31日止;承包费为每年300元;承包地四至为，北边以东西大圪楞为界,东边以二文定村草滩为界,西边以放牧场为界,南边以大圪楞南50米为界,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700米。《万亩滩承包合同书》虽然约定每年的承包费为300元,但未约定交纳承包费的期限和方式,答辩人已交至2019年度,所交承包费金额为3900元。这样履行交纳承包费的义务既不违反合同的约定,也符合法律的规定。涉案“万亩滩”土地属于黄旗海滩涂,是荒滩,属于“四荒”范围。对涉案滩涂土地进行发包不属于原告集体2/3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表决的事项。这是因为涉案土地是属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四荒”土地(“四荒”即荒山、荒沟、荒丘、荒滩),是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承包方式发包的土地。同时,答辩人亦属于原告红富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内的成员,其签订承包合同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不同,无需经2/3以上多数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涉案《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体现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完全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不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因此,原告以“未经村民三分之二同意或村民代表三分之二同意”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涉案“万亩滩”,原告作为村集体有权依法发包,被告有权依法承包。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版)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发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发包本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涉案“万亩滩”在原告村集体辖区之内,其依法有权对“万亩滩”进行发包。承包人郅玉喜生前属于该村集体的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案被告王某、郅某1、郅某2作为郅玉喜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时也是该村集体的成员。以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承包涉案土地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四十五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涉案“万亩滩”为“四荒”,是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也就是不属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土地,当时原告村委会与郅玉喜采取了直接签订承包合同的方式，协商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方式所形成的《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具体规定。涉案《万亩滩承包合同书》不存在无效合同的情形。认定合同无效应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通过法庭调查,原告方未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具备无效合同的情形,特别是根本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二、原告以“未经村民三分之二同意或村民代表三分之二同意”为由主张涉案《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无效于法无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三分之二同意”的条文一共有三处,即第十八条第(三)项、第二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三)项和第二十七条规定在第二章“家庭承包”之中,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却规定在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之中。如此设置规定,与第一章“总则”中第三条关于“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规定是相呼应的。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土地承包方案”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要准确理解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还要结合第三章“其他方式的承包”项下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上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按照法律内在体系解释的一般要求(即要根据法律条文在整部法律规范所在编、章、节的前后关联位置,以及与相关法律条文的联系,阐明其内容和含义),不难发现第十八条第(三)项和第十七条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针对的是“家庭承包”方式,而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针对的是“其他承包方式”。涉案“万亩滩”系“四荒”中的荒滩,对其承包不能归入“家庭承包”方式之中,因此,第十八条第(三)项和第二十七条关于“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限制性规定不能适用本案。然而,第四十八条关于“三分之二”同意以及报乡(镇)人民政府的限制性规定,虽然针对的是“其他承包方式”与本案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涉案合同当初的签订人郅玉喜,以及其继承人本案三被告均属于原告村集体村民成员,从而也排除了这一限制性规定的适用。综上所述,必然得出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的结论。   三、原告主张涉案合同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从2005年6月1日签订涉案《万亩滩承包合同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原告所收承包费也收至2019年。合同签订后,郅玉喜及其妻子王某等家人对所承包的这片土地进行了农、牧、渔业治理,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目前为止基本投入如下：从几公里外架设了输变电线路,其中架设高压水泥电线杆33根,低压水泥电线杆30根,架设高压线路175km,架设低压线路3km,安装容量100的变压器一台,相应的投入约200万元;打水井10眼,投入约40万元;地埋管及喷管投入约25万元;开挖鱼塘5个投入约35万元;建看护房及羊舍投入约20万元；还有购买了相应的农牧业机械设备投入，这些投入共计约340多万元。十多年来累计经营投入达2000万元以上。为了治理经营这片承包地将自家饲养的100多头牛进行了变卖，一家人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尽管投入巨大,回报却非常有限,以致背负了大量的债务,直达郅玉喜于2015年3月份去世仍有巨额债务未清偿。被告一家人为经营治理滩涂进行了巨大的投入,现如今政府进行湿地保护,制定了《乌兰察布市岱海、黄旗海保护条例》，为此给予被告方相应的补偿,原告觉得有更大的利益可图,于是主张合同无效，这一行为存在明显的主观恶意。因此,原告的主张不仅有悖诚实信用的民事原则,而且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理念。   四、关于1996年3月24日签订的合同复印件和2005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1996年的合同没有原件，2005年6月1日签订的合同是对原来1996年3月24日签订合同的修改,变更包括变更了承包费数额、承包期限、承包位置及面积，签订2005年的合同是对原来1996年合同的终止行为，1996年的合同已经终止，且本案原、被告双方均没有1996年合同的原件。认可原告提供的2005年的合同存在，两份合同本身不能证明合同无效，1996年签订合同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没有实施，不能用2004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来约束1996年承包的合同。关于万亩滩宗地图，原告村委会委托测绘公司对本案涉案土地进行测绘，没有要求被告方参与，属于单方委托行为，所测绘面积与被告承包的面积是不一致的，被告方承包土地大约是1300多亩，与原告测绘的面积相差400多亩，不予认可，本案涉及合同效力的问题与测量面积没有关系。关于察右前旗纪检委（2020）37号文件给予张学书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决定，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即使处分决定真实存在，不能用党委纪委的处分决定来衡量涉案合同是不是合法，对合同是否有效的认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应属于仲裁机关和审判机关而不是属于党的纪律监察机关。   王某、郅某1、郅某2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的复印件：第一组，原告红富村委会与郅玉喜生前于2005年6月1日签订的《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第二组，被告方交纳土地承包费的收据两张，一张是2005年到2018年的承包费，金额3600元，一张是2019年承包费，金额300元；第三组，被告方治理所承包的荒地投入情况的直观照片26张，其中包括拉电线、变压器、看护房和目前土地的现状；第四组，2017年12月27日第三人巴音塔拉镇人民政府向被告方之一的王某的银行卡支付264300元补偿费的银行流水。   巴音塔拉镇政府述称，1、追加巴音塔拉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性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乡镇与村民委员会是指导和被指导关系，村民委员会是独立的法人，统一信用代码也写的村民自治特别法人，所以能独立行使法人权利、承担法人义务，巴音塔拉人民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与红富村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于集体经济所有，《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由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由此可见，巴音塔拉人民政府无权参与村民委员会管理与经营，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经营形式，不管哪种形式发包，都有强制性规定，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发包方主体必须是村民委员会，有几种情况也可以是村民小组，该法第十九条发包原则是民主协商、公平合理、程序合法，选择承包工作领导小组，拟定方案，进行表决，承包方案要经集体组织通过或者村民代表三分之二才可以通过，因此法律并没规定需要乡人民政府来管理和处理，唯一救济措施就是仲裁和诉讼。2、追加巴音塔拉人民政府没有事实依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发包人是红富村委会，承包方是郅玉喜，巴音塔拉人民政府不是所有人、受益人，所以说巴音塔拉人民政府对此事不知情没参与，根据他们的合同看，合同上也没有记载乡镇人民政府参与的记录，合同的产生与巴音塔拉人民政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巴音塔拉镇政府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郅玉喜（又名郅玉玺，曾用名郅云玺）生前为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红富村委会二文定村67户村民，1962年9月17日出生，2015年3月26日因病死亡，被告王某系郅玉喜的配偶，被告郅某1、郅某2系郅玉喜的一子一女。   1996年3月24日，原告红富村委会与郅玉喜签订了《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时任村委会书记张学书及村委会主任杨林代表村委会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印章，载明“为了便于管理能够得到经济效益，经过双方共同协商。甲方一致愿意把万亩滩承包给乙方郅玉喜。具体事宜如下：一、承包年限为从1996年起到2022年止，共26年。二、每年承包费700元。每年的九月份、年底两次交清，如有意外灾害损失，甲方免收乙方承包费。三、万亩滩四至界线为河东滩为西河边起，东到二文定草滩边止,北起万亩滩大圪楞，南到芦苇厂大圪楞止,河西滩为东起河边西到250米止，北起万亩滩大圪楞，南到芦苇厂大圪楞止。四、双方共同信守合同书，如有一方在合同期内终止合同者，造成损失应由该方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应赔偿经济10000元。五、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执一份，希望能共同信守。立合同止日起生效”。   2005年6月1日，郅玉喜以合同丢失为由，与时任村委会书记兼主任的张学书协商要求再签一份万亩滩承包合同，当日红富村委会与郅玉喜签了第二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张学书、郅玉喜在该合同上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印章，载明“经双方协商，甲方再次将万亩滩承包给乙方使用管理，具体约定如下：一、地址、地名，红富村委会二文定村东南万亩滩。二、四至界线,北边以东西大圪楞为界,东边以二文定村草滩为界,西边以放牧场为界,南边以大圪楞南五十米为界。三、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700米。四、承包期限2005年6月1日起到2035年5月31日止，为期30年。承包费每年300元整。五、甲乙方权利义务。甲方除发包本合同标的数字外再无其他义务。乙方取得承包权后，方可合法的经营，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包权。六、承包期内，甲方不得因人事变动，单方改变本合同内容。如有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承担因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七、本合同期满后，乙方在承包地上搞得建设有乙方自己处理。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   两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履行过程中，郅玉喜未向红富村委会交纳过承包费用。2017年涉案万亩滩的部分土地被划入黄旗海湿地保护范围，因湿地保护的相关补偿引发红富村村民信访。2017年12月27日，第三人向被告王某的银行卡汇入264300元湿地保护补偿费。2018年2月4日，郅玉喜妻子王某向红富村委会交纳万亩滩承包费2005年-2017年，共计12年的承包费3600元，红富村委会出具收据一张；2019年1月20日，王某向红富村委会交纳万亩滩承包费300元，收款人杨金，红富村委会出具收据一张。   2020年5月11日，中共察右前旗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前纪案（2020）37号《关于给予张学书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决定》，决定载明：“1996年时任巴音塔拉镇红富村委会书记张学书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与巴音塔拉镇二文定村郅玉喜签订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期限为1996年至2022年，承包人郅玉喜至今未向村委会缴纳1996年至2005年每年700元承包费。张学书明知承包费未收回到村委会的情况下，在2005年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其本人与村委会其他成员商议后决定补签2005年至2035年万亩滩承包合同。张学书同志身为中共党员，工作极其不负责任，疏于管理，对属于村委会的集体承包费没有及时收取的情况下未向上级汇报或者依据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给集体财产造成较大损失，其行为构成违纪，违法了工作纪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给予张学书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庭审中，证人张学书证实1996年3月24日和2005年6月1日与郅玉喜签订《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原因、内容及过程，期间只有村委会成员知情，村委会未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证人郭天机现为红富村委会李三村村民小组长，证实红富村委员会从未就万亩滩承包事项召开过村民会议讨论，未张贴过公开发包万亩滩的通知，村民对1996年3月24日、2005年6月1日签订的《万亩滩承包合同书》内容及过程均不知情。   本院认为，本案中红富村委会与郅玉喜共签订了两份合同，第一份为1996年3月24日签订的《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承包年限到2022年，2005年6月1日红富村委会与郅玉喜在第一份合同承包年限尚未届满时，双方又签订了第二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由此可见，红富村委会与郅玉喜在2005年6月1日，通过签订第二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方式，终止了第一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履行，第一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实际履行期间为从1996年3月24日起至2005年6月1日止，第二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实际履行期间为从2005年6月1日起至今。案涉万亩滩是原告红富村委会依法管理的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约有近千亩的占地面积，故案涉万亩滩的管理、处置是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依法应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且村民委员会应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足以使全体村民知悉的方式进行发包。   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有1以上的村民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涉及全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有权撤换和补选村民委员会的成员。”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二）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三）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四）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六）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八）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红富村委会只在村民委员会成员知悉的情况下，与郅玉喜签订、履行两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村民委员会均未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以致村民知情后进行信访。由此可见，两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签订、履行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经过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适用本章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本案中，红富村委会只在村民委员会成员知悉的范围内，与郅玉喜签订、履行两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村民委员会均未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足以使全体村民知悉的方式进行发包，以致村民知情后进行信访。由此可见，两份《万亩滩承包合同书》的签订、履行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就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被告对此也未提起反诉或提出相应的主张，双方当事人亦未对此进行充分举证，故本案对案涉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不作处理，双方当事人可另行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本案中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两份万亩滩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红富村委会均未通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也没有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被告的其他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红富村民委员会与郅玉喜（又名郅玉玺，曾用名郅云玺）分别于1996年3月24日、2005年6月1日签订的《万亩滩承包合同书》无效。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王某、郅某1、郅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文栋   人民陪审员 袁中华   人民陪审员 赵智雯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毕海燕   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