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7324号原告：刘沃坚，男，197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刘展鹏，男，197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文，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萍萍，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铎强，男，196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第三人：刘淦平，男，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府前路38号。法定代表人：潘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展婷，新塘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原告刘沃坚、刘展鹏与被告黄铎强、第三人刘淦平、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沃坚、刘展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文，被告黄铎强，第三人刘淦平、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展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沃坚、刘展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黄铎强即时支付原告房屋补偿款合共人民币678813.29元；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后两原告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黄铎强向原告刘沃坚、刘展鹏分别支付房屋补偿款526445.2元，共计1052890.4元。事实和理由：在2016年5月5日，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刘淦平订立一份《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和第三人出资对被告位于新塘镇四金庄西区街23号进行改建，改建后，房屋的第一、二、三层和第七层天台梯间由被告所有，房屋的第四、五层房屋归原告、刘淦平三人所有，第六层由原告两人与被告、刘淦平两人各占50%的所有权。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第二至七层遇到征收，补偿款按各自平方数归各自所有。协议签订后，原告两人与刘淦平共同投入资金对房屋进行了改建，改建好后，协议双方亦按约定占有和使用房屋至今。到了2019年时，因广州至汕尾建设，房屋被政府征收，房屋由于未办理属登记，所以只能以被告的名义与第三人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和领取补偿款。在今年，被告领取补偿款后，故意不给补偿协议给原告看，又自己计算出原告的房屋补偿数额为1591149元，对被告计得的归原告的补偿款，原告认为计算少了，被告坚持认为无错，还对原告讲钱要就要，不要就算了。最终，被告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只付给了原告1591000元。对此，原告坚决反对。另外，第三人刘淦平是被告的亲戚，计算征收补偿款时其是单独与被告结算的，原告无参与。第三人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是房屋的征收人，应向法庭提供相关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支付补偿款凭证等资料证据，以供法庭作判案依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诉讼。被告黄铎强辩称：1.刘沃坚、刘展鹏和刘淦平是《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的乙方，故两原告应该与第三人刘淦平一起结算，不能分开结算，答辩人已经暂付转账了3255000元到刘淦平账户上了，这个数额应该已足够两原告与第三人刘淦平结算。如果两原告要和第三人刘淦平分开结算，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需要将答辩人已转账的金额全部退还被告，再将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各占多少股份提供给答辩人，答辩人才有可能和两原告及第三人分开各人结算；2.两原告主张案涉被征收拆迁房屋第四、五、六层两人共占587.2平方没有事实依据，答辩人从来没有认定乙方各人所占的份额；3.征收补偿标准原来为3390元∕㎡×0.9＝3051元∕㎡，后来第三人刘淦平和其他人经与征收方协商同意案涉房屋由三等房屋更改为二等房屋作为拆迁补偿标准，而二等房屋的补偿价是3590元∕㎡，这每平方米的差额200元应该由刘淦平与其他人员收益，两原告没有参与房屋升级协商，也没有支付经费，所以每平方200元的差额两原告不能收取；4.乙方没有依《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向答辩人支付200000元；5.乙方也没有依《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按每平方139.29元的标准向万庆标支付赔偿款；6.搬迁费25元∕㎡乙方无权收取，因为乙方建成房屋后一直是空置，从来没有来管理和清洁卫生，一直都是答辩人在管理和清洁，乙方也没有支付过物业管理费，故征收拆迁补偿的搬迁费25元∕㎡乙方无权收取；7.乙方既没有本村户口，也不是本村村民，也不在被征收拆迁的房屋内居住，故乙方是无权领取临时安置补助款的；8.房屋拆迁签名奖励是奖励给本村村民拥有这幢拆迁房屋使用权并签名同意拆迁，乙方无权签名，当然也无权收取；9.安置房选择货币补偿的签名奖励是奖励给在被拆迁房屋居住的本村村民的，乙方也无权收取；10.答辩人已向第三人刘淦平账户转账3255000元作为乙方的结算款，在转账前也已征得原告刘沃坚同意。答辩人也制作有征收补偿甲乙双方结算表，这个结算表是根据刘淦平代表乙方对答辩人签下的《承诺书》计算得来的，经答辩人结算，答辩人暂付给乙方的3255000元结算款中还多付了656986.95元，乙方应将答辩人多付的656986.95元返还给答辩人。第三人刘淦平述称：我与两原告是共同作为案涉被征收拆迁房屋的合伙投资人，于2016年5月5日，由原告刘沃坚作为乙方（即我和两原告）代表在《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上签名，在签订《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当天，被告又叫我去签《承诺书》，《承诺书》里的内容是之前双方已经协商好了的内容，签完《承诺书》后我告诉了两原告。我确实已收到被告转账的3255000元，收到被告的转账后，我于2020年3月24日向两原告转账了97万元，后又转账了10万元，后再通过我女儿刘雪秋的账户向两原告转账了601000元。我和两原告作为乙方是不能分得签名奖励费的。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述称：本案与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无关，不发表任何意见。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5日，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淦平作为乙方（现投资方），被告作为甲方（原业主）签订了《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厂房第一层归甲方独自拥有权；第二条约定：由第二层至第七层遇到征收，补偿款按等额平方数甲乙双方平分；第三条约定：第四、第五层第层付甲方人民币拾万元整（100000元）即第四层、第五层拥有权使用权归乙方所有；第三层归刘雪秋；第四条约定：第六层刘淦平和业主占50%，刘沃坚和刘展鹏占50%；第五条约定：甲乙双方每人所占的平方数扣除每平方300元作为特别经费使用，并在该条款后面手写“注：第二层费用由第三层以上负责支付。”；第六条约定：本协议一式四份，签名即生效；下方的甲方签名处为被告签名，乙方签名处为原告刘沃坚签名。同日，由被告在甲方处签名、第三人刘淦平在乙方代表处签名签订了一份《承诺书》，约定关于改建黄沙头四金庄西区街23号房屋的承诺，现定下黄铎强为甲方，刘淦平、刘沃坚、刘展鹏为乙方，为改建黄沙头四金庄西区街23号房屋，乙方对甲方承诺以下条例：第一条，加建第三层归刘雪秋拥有所有权；第二条，加建第四、第五层乙方支付人民币给甲方贰拾万元正；第三条，加建第六层乙方给甲方20%股份；第四条，加建第七层和旁边的工人宿舍改建由甲方自行修建，对外关系和经费由乙方办理；第五条，征收时所有签名奖励费归甲方所有；第六条，乙方同意补偿第三层原有梯房，工人宿舍等补偿款；以上条例由2016年5月5日开始生效。对于被告提交的《承诺书》，两原告质证认为三性不予确认，理由是第三人刘淦平与被告有姻亲关系，且被告未能提交《承诺书》的原件；第三人刘淦平质证无异议，陈述《承诺书》是在双方签订《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后，被告认为《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的约定有些不明确，故要求第三人刘淦平及两原告作出承诺，第三人刘淦平在征得两原告的同意和授权后才在乙方代表处签名。2020年3月16日，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甲方）与被告、案外人黄健东、黄铎楠、黄锐升（乙方）签订了《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集体土地上的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广汕铁路增新协[2020]14号），约定甲方征收乙方位于增城区新塘镇黄沙头村四金庄西区街23号的土地、房屋和建（构）筑物（含地上附着物）；乙方在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和建（构）筑物（含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标准按照《关于印发新建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增新府[2019]5号）规定的标准执行；乙方在征收范围内的房屋产权属于黄铎强、黄健东、黄铎楠、黄锐升，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该房屋占地面积为320.44㎡，房屋建筑面积1978.89㎡，其中，首层“住改商”90%补偿面积320.44㎡，住宅90%补偿面积1658.45㎡；房屋结构框架结构七层，装修等级为二等；乙方同意采取货币安置的方式进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经核算和甲乙双方确认征收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119604.68元；征收补偿款分二期支付，乙方收款账户为黄铎强名下的广州农商银行账户。根据该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附件货币补偿计价表显示，征收补偿款12119604.68元由序号1-12组成，分别是：序号1.房屋价值补偿金额＝A+B＝5358451.95元+2070683.28元＝7429135.23元；其中，A住宅部分超建面积补偿金额计算方式为住宅面积（1658.45㎡）×补偿单价（3590元∕㎡）×系数0.9＝5358451.95元，B“住改商”超建面积补偿金额计算方式为“住改商”面积（320.44㎡）×补偿单价（3590元∕㎡）×系数2.0×超建系数0.9＝2070683.28元；序号2.房屋占地区位补偿金额为320.44㎡×2000元∕㎡＝640880元；序号3.房屋附属设施和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329617.96元；序号4.果树青苗补偿金额0元；序号5.奖励金额＝（序号1+2+3）×奖励率＝（7429135.23元+640880元+329617.96元）×9%＝755966.99元；序号6.选择货币安置奖励金额＝（序号1+2+3）×奖励率＝（7429135.23元+640880元+329617.96元）×11%＝923959.65元；序号7.房屋搬迁补助费＝房屋面积1978.89㎡×25元∕㎡＝49472.25元；序号8.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一次性支付）＝被征收房屋面积（住宅面积）1658.45㎡×25元∕㎡×12个月＝497535元；序号9.“住改商”部分停产停业补助费＝“住改商”面积320.44㎡×45元∕㎡×12个月＝173037.6元；序号10.房屋征收补偿金额＝序号1+2+3+4+5+6+7+8+9＝10799604.68元；序号11.货币安置金额＝240㎡×5500元∕㎡＝1320000元；序号12.房屋征收补偿总金额＝序号10+11＝12119604.68元。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分别于2020年3月20日、2020年6月18日向被告名下的广州农商银行账户各转账6059802.34元，合计12119604.68元。《关于印发新建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第三部分“房屋补偿”第（一）点“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补偿”的第4项“区位补偿金额的计算”规定，房屋区位补偿是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的补偿；第（三）点“搬迁补助费（含电话、有线电视、空调、宽带迁移费等在内）”规定，房屋搬迁补助费按被征收房屋的该用途面积（除工业用途面积外）乘以25元∕平方米计算，……，房屋的搬迁补助费包含电话、有线电视、空调、宽带、燃气等迁移费；第（四）点“临时安置补助费”规定，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助费以被征收房屋的该用途面积为基数，按每平方米每月不超过25元的标准（如按该标准计算低于2000元∕月的，按2000元∕月计算），共计12个月计算；第四部分“房屋安置”第（一）点“货币安置”第1项规定，集体土地上居住用途房屋货币安置标准为5500元∕平方米，……，居住用途面积在240平方米以上的，按240平方米作为货币安置面积。被告分别于2020年3月23日、2020年4月2日、2020年6月24日向第三人刘淦平名下尾数为4928的账号转账1660000元、100000元、1495000元，合计3255000元。第三人刘淦平确认已收到上述转款。2020年6月23日5：45，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刘沃坚发送了一张由其手写的结算表，结算表上写着：3-6层320.44平方×4层＝1281.76平方，7层梯房56.25平方，合计1338.01平方；186372元÷1338.01平方＝139.29元∕平方，其中，……，乙方3人：897.32平方×139.29元∕平方＝124987.70元，第一期已付1660000元，第二期应付1620000元，减124987.70元，第二期实付1495012.30元。原告刘沃坚于同日7：00语音回复“收到收到，你算到怎样就怎样，铎强，你都算得好清楚”，原告刘沃坚接着问“即是我们三个你就给回149.5万元，给我们三个是吗？”，被告即时语音回复“这个数是以前上次算出来的，我用上次那个数减去得到的”、“你们三个我不知你们怎么分，你和亚淦分好它，我又不知你们内部的数是怎么样的”；原告刘沃坚说“哦，好，这次的钱转给我好吗？我和他们几个人分，这次的钱直接转给我”，被告回复说“不好，这些钱我还是转给亚淦，亚淦和你分好它”，原告刘沃坚说“那些问题不大，反正我们三个人平分的，我不会怎样的，你的钱转给我，我发个卡号给你，我不同他讲什么的，反正我就平分”，原告刘沃坚紧接着又说“好呀，你就转给亚淦吧，平分就平分，没有问题的”，被告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平分，反正我上次是算到这个数，你和亚淦内部算，我不知道你们的”，原告刘沃坚说“我们讲明了的，我们三个人平分的，我骗你做什么呢，我可以给合同你看的，这是实事求是，亚淦的钱都是我出的，上次还没给我，他说这次的给我的，所以我才叫你转过来给我的，他投资的钱还是我出的”，原告刘沃坚又接着说“那你今天能转钱来吗？转给亚淦都没问题，你今天转过来哦”，被告说“你们的钱怎样出的我不知道，反正上次我和亚淦结算，算到这样，我就转给亚淦，你们三个人怎么样分我不知道”，原告刘沃坚说“没有问题，你就转给亚淦吧，今天你转给亚淦哦，今天哦”，被告说“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下午啦，下午我再转给他，你叫亚淦发个账号过来，我没他账号了”，原告刘沃坚说“好的，好的，你下午转过来啦”。庭审中，被告陈述其于2020年6月23日5：45微信发送给原告刘沃坚的结算表上写的“第一期已付166000元”对应其于2020年3月23日向第三人刘淦平转账的1660000元；结算表上写的“第二期实付1495012.30元”对应其于2020年6月24日向第三人刘淦平转账的1495000元；其于2020年4月2日转给刘淦平的100000元则为《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费用；结算表上写的“减124987.70元”是《承诺书》第六条约定的费用。两原告主张被告于2020年6月23日5：45微信发送给原告刘沃坚的结算表系被告单方制作，故对该结算表上的补偿款结算金额不予认可；两原告及第三人均陈述在加建案涉被征收拆迁房屋第三层时，对原来第2层上的楼梯间造成了损坏，故协商同意要赔偿该楼梯间的损失，两原告知道被告结算表上写的“减124987.70元”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应向原第2层上的楼梯间的投资人赔偿的数额。两原告自认已收到征收拆迁补偿款1591000元，陈述其中的601000元为第三人刘淦平的女儿刘雪秋支付，其余的990000元为第三人刘淦平支付。第三人刘淦平则陈述其于2020年3月24日向两原告转账支付了970000元，后又转账支付了100000元，最后一次则通过其女儿刘雪秋的账户向两原告转账支付了601000元，其支付给两原告的上述款项均是从被告转给其的3255000元的款项中去支付的。两原告主张案涉被征收拆迁房屋的占地面积为320.44㎡，依《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的约定，第四、第五层归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淦平，故两原告享有的房屋面积为320.44㎡×2层÷3人×2人＝427.2533㎡；再加上第六层由两原告占50%，即320.44㎡×50%＝160.22㎡，合计为587.4733㎡；上述征收补偿款中序号1的A部分、序号5、序号6、序号7、序号8、序号11均应按两原告所占的平方数587.4733㎡计算相应补偿款给两原告。被告抗辩两原告只应享有序号1的A部分，两原告主张的其他序号部分均没有依据。庭审中，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淦平均陈述两原告与第三人刘淦平为合伙投资关系。两原告和被告均陈述在签订《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前，两原告与被告互不认识，两原告和被告各自都只认识第三人刘淦平。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刘淦平均陈述案涉的被征收拆迁房屋的投资建房部分没有居住使用过；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淦平应依《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向被告支付200000元，但未支付；两原告认为被告已在应付给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的补偿款项中直接扣减，被告则陈述其未在补偿款中直接扣减。被告主张《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因没有得到其他三个案涉被征收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即案外人黄健东、黄铎楠、黄锐升）的追认，故《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以上事实有经举证质证的《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承诺书》、《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集体土地上的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广汕铁路增新协[2020]14号）及其附件、《关于印发新建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被告黄铎强与原告刘沃坚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回执等证据以及各方的陈述为凭。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淦平共同作为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签订的《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为此，双方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被告抗辩《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没有得到其他三个案涉被征收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的追认，故为无效合同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因双方仅是就投资建房后如遇征收就投资建房部分可获得的补偿款分割问题而达成的协议，故该协议无须其他土地使用权人追认，亦仅对协议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承诺书》的效力问题。被告及第三人刘淦平均确认在签订《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后的当天又签订了《承诺书》，且两原告是同意授权第三人刘淦平作为乙方代表签名的，两原告现虽对《承诺书》不予认可，但结合两原告及被告均陈述在签订《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前，双方互不认识，且《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的乙方签名处亦仅有原告刘沃坚一人签名，《承诺书》中的内容与《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的内容相承，又《承诺书》第六条的约定和两原告自认知道“减124987.70元”所蕴含的意思相印证，可以证实两原告对于《承诺书》应该是知情并且同意的，故本院对《承诺书》依法予以采信。《承诺书》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为此，《承诺书》合法有效，对双方有约束力。关于被告应付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淦平的补偿款金额问题。首先，两原告及第三人刘淦平均确认双方之间是合伙投资关系，且共同作为《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承诺书》的乙方，与被告作为甲方相对。其次，被告向第三人刘淦平暂付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的补偿结算款在微信聊天中已经得到原告刘沃坚的同意，且原告刘沃坚在看到被告发送的由被告自行制作的结算表中将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作为分配补偿款的一个整体后并未就此提出异议，又两原告自认已收到的补偿款1591000元均是由第三人刘淦平向两原告分配的，故被告向第三人刘淦平的转款可视为对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的转款。再次，被告已向第三人刘淦平转款3255000元，且主张上述3255000元均为对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补偿款的暂付款，对此，第三人刘淦平予以确认，但因被告陈述其于2020年4月2日转给刘淦平的100000元为《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第五条约定的费用，且其于2020年6月23日发给原告刘沃坚的结算表上亦未提及该100000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已暂付给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的补偿款金额为3155000元。最后，依《共同投资沙头建设四金庄西区街23号协议书》和《承诺书》的约定，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应按平方数897.232㎡（320.44㎡×2层+320.44㎡×50%+320.44㎡×30%）分得的补偿款仅为《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集体土地上的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广汕铁路增新协[2020]14号）附表中列明的序号1的A部分和序号7部分，即897.232㎡×3590元∕㎡×0.9+897.232㎡×25元∕㎡＝2898956.59元+22430.8元＝2921387.39元。对于序号1的A部分，双方均无争议，本院在此不再赘述；序号5、序号6的补偿款按《承诺书》的约定应由被告享有，故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不应分得序号5、序号6的补偿款；序号7的补偿款系依被征收拆迁房屋的全部面积计算得来的，故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可按约定的所占平方数897.232㎡按比例分得该部分补偿款；序号8的补偿款虽是按被征收房屋面积（住宅面积）来计算，但《关于印发新建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已明确规定获得序号8补偿款的前提是“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安置”，而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并非被征收人，也不参与《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集体土地上的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广汕铁路增新协[2020]14号）的签订，无权选择货币安置，故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不应分得序号8的补偿款；对序号11的补偿款，根据《关于印发新建广州（新塘）至汕尾项目（新塘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及计算公式可知，货币安置的前提是集体土地上居住用途房屋被征收，且居住用途面积在240平方米以上的，按240平方米作为货币安置面积。因在投资建房前，案涉被征收房屋居住用途面积已超过240平方，又如前所述，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不是被征收人，无权选择货币安置，且投资建房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也未实际居住，故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不应分得序号11的补偿款。现被告已暂付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补偿结算款3155000元，已超出了被告应付的2921387.39元，故两原告现主张被告再支付1052890.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两原告与第三人刘淦平因合伙投资建房而获得的收益在内部应如何分配的问题，两原告可依与第三人刘淦平的约定自行协商或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至于被告暂付补偿结算款多于应付补偿结算款的问题，被告可与乙方三人（两原告和第三人刘淦平）自行协商或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沃坚、刘展鹏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38元，由原告刘沃坚、刘展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侯宇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袁振林附本判决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