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互联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91民初120号原告：北京华视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路19号1610室。法定代表人：陈同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云玲，北京玺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昌，北京玺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百度国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崔珊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涛，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洁，女，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北京华视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视公司）与被告百度国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华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华昌，百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涛、郭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支出共计100000元，其中经济损失90000元，合理支出10000元（律师费8407元、公证费1543元）。事实与理由：原告是电影《捉妖记》（以下简称涉案影视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并享有对于侵权行为依法维权的权利。原告经核查并公证证实，被告为百度影棒的生产商和运营主体，原告在公证处启动百度影棒后连接互联网，用户可随意观看涉案视频。原告认为，被告非法提供涉案影视作品在线播放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百度公司辩称，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被告仅提供“百度影棒”硬件的生产，仅负责售后服务和维修，对涉案作品不可能有也没有控制力，不构成侵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对分工合作共同提供作品的认定从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方面予以规定，需要主观上具有共同提供作品的意思联络，客观上实施了相应的行为。此外，第九条规定：“......但被告能够证明其根据技术或者商业模式的客观需求，仅系提供技术服务的除外”。该条明确认为技术服务上的合作不足以达到“共同提供”作品的程度，否则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过重，不利于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就本案而言，被告提供技术服务，不构成侵权，根据国家政策，被告不允许提供内容服务，仅可提供“百度影棒”的硬件生产。《广电总局关于三网融合试点地区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局[2010]344号）明确规定，仅有限的持有或有资格持有牌照的电视广播机构有能力控制IPTV内容。被告无持有牌照资格，仅能提供硬件生产。根据被告与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快乐阳光”）签订《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合作协议》中约定，被告仅负责硬件生产和技术提供。根据双方协议第四条，被告负责“百度影棒”硬件生产、售后维修及渠道销售。根据协议第一条，被告所获收益仅来自硬件售卖。最后，司法实践中也认为，仅提供技术服务不构成帮助侵权。在来电视与乐视网、小米公司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中，北京一中院认为：“小米公司作为经广电总局确认的与未来公司合作的企业，根据查明的事实可认定其应广电总局要求主要提供硬件和技术服务，对未来公司控制的中国互联网电视平台中出现的《失》剧系侵权并非明知或应知......”二、原告未完成举证责任，涉案作品权属不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有权提起本诉。原告并未完成其系涉案作品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原被告双方约定，2020年5月15日下午2时，在原告所指定的地点进行了原件和复印件的核验工作。经比对，原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明权属公证书与其提供的原件公证书编号不同、内容不符，被告对授权文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认可。就其提交法院的证据来看，权属不清。在深圳市腾讯视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给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捉妖记》版权授权证明书没有落款时间、证明人签字一栏为空，无法确定其授权日期是否在授权期限范围内；合一影业有限公司、北京联瑞影业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浙江三乐影业有限公司给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捉妖记》版权授权证明书没有落款时间，无法确定其授权日期是否在授权期限范围内。故此，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缺少上述5家权利人授权，其再授权给后续权利人缺乏权利基础，原告因此无权提起本诉。三、原告所述侵权赔偿金畸高，无事实、法律依据。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8.4条，赔偿数额确定应当遵循一定顺序，即：“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应当遵循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法定赔偿的顺序。”就权利人实际损失来讲，其未提交相应证据支撑。就获利角度，被告生产的“百度影棒”已于2016年停止销售，即使在销售期，其销售单价也仅为110元左右。最后，若适用法定赔偿标准，应当充分考虑上述因素，从被告行为、过错、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原告主张为无本之木。根据北京高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对的裁判标准》第1.12条，“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遵循裁判标准一致性原则，综合考虑权利、行为、过错、后果、因果关系等因素......”。就本案而言，被告并无侵权故意，如上所述，被告仅提供硬件生产和技术服务，对涉案内容无控制力，不构成侵权。综上，原告未能证明其获得有效授权，授权链条不完整。并且，根据国家政策要求，被告仅能提供硬件生产，对涉案内容无控制能力；根据被告与湖南快乐阳光的合同约定，被告仅提供硬件生产、维护，涉案内容由湖南快乐阳光提供。最后，原告主张赔偿损害数额过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影片权属事实电影《捉妖记》片尾截图显示出品公司为蓝色星空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数字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视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一影业有限公司、北京联瑞影业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文化经济有限公司、浙江三乐影业有限公司、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安乐影片有限公司、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2015年6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出具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片名显示为《捉妖记》，出品单位为蓝色星空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数字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视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一影业有限公司、北京联瑞影业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文化经济有限公司、浙江三乐影业有限公司、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中国香港）、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2015年1月，蓝色星空影业有限公司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永久。深圳市腾讯视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5月27日起至永久。合一影业有限公司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5月30日起至永久。北京联瑞影业有限公司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起至永久。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永久。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永久。浙江三乐影业有限公司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永久。2015年8月19日，北京数字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声明其只享有电影《捉妖记》的署名权，确认其他著作权归蓝色星空影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视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一影业有限公司、北京联瑞影业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浙江三乐影业有限公司、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中国香港）、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所有。2015年9月17日，安乐影片有限公司（中国香港）宣布全资拥有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并授权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专有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就上述权利转授权第三人行使。授权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起至永久。2015年7月15日，安乐（北京）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授权华视网聚（常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独占专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期限：8年，自影片《捉妖记》中国大陆地区下映后第2日起。2016年3月4日，华视网聚（常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名称变更为捷成华视网聚（常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9年1月1日，捷成华视网聚（常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华视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享有电影《捉妖记》的独占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3年8月15日止。二、被诉侵权行为相关的事实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2019）长安内经证字第25015号公证书，载明华视公司委托代理人杨云玲、任倩倩于2019年5月17日在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华视公司委托代理人使用“百度影棒2s+”连接公证处电视机和网络，进行如下操作：使用公证处拍照设备对委托代理人杨云玲、任倩倩所持有的外观进行拍照，“百度影棒2s+”由百度国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出品；将百度影棒2s+连接电源并打开，打开电视，连接电视与百度影棒2s+；进入百度影棒主界面，点击查看相应设置信息后重启百度影棒2s+；重启完毕，将百度影棒连接至无线网络后点击查看该设备相应系统信息；返回百度影棒主界面“百度影棒/芒果TV标识，主要分为应用中心、芒果TV、热播剧、设置”，点击播放涉案作品并使用本处摄像机对影视剧的播放过程进行录制。华视公司提供了公证费发票，金额为4780元，编号为09299430。华视公司陈述该公证书涉及21部作品。庭审中，华视公司认可涉案影视作品已停止播放。三、百度公司抗辩主张所涉及的事实百度公司为证明其仅提供技术服务，不构成侵权，向我院提交了的百度影棒设备信息截图、百度影棒2S+京东售卖截图简介、《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管理规范》《广电总局关于三网融合试点地区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局[2010]344号）、新华网关于“广电总局即将颁发互联网电视内容牌照”新闻报道和腾讯新闻关于“广电总局：网络电视需集成业务和内容双牌照”的报道。百度公司提交了百度公司与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快乐阳光”）于2014年签订的《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百度公司经湖南快乐阳光授权生产和销售……合作机型：百度影棒、百度影盒等全系列产品；合作期限：有效期12个月；湖南快乐阳光授权百度公司在合作产品上免费使用“和丰互联网电视”品牌呼号及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客户端，对授权软件平台内容的更新与维护负全责，并就软件问题产生的售后及相关问题负相关责任；百度公司负责合作产品的硬件开发生产、网络机顶盒终端产品的软件开发与发布更新维护，硬件售后维修及渠道销售；百度公司负责网络机顶盒终端产品的渠道销售和根据市场情况自由定价，最终定价需告知湖南快乐阳光知晓：湖南快乐阳光协助百度公司进行市场宣传和销售双方合作的产品，以达到扩大用户量的目的；湖南快乐阳光授权百度公司所生产的合作产品只能连接湖南快乐阳光授权平台，必须是完全绑定关系，保证湖南快乐阳光对合作产品授权平台的控制和管理的唯一性，不得有其他访问互联网的通道。”协议还约定：“百度公司应在本协议终止的同时，终止对湖南快乐阳光所提供的标识的使用，并在终止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其网站上的甲方所提供的标识以及与甲方有关的宣传介绍、说明等全部删除。”四、其他事实华视公司未提交律师费的任何票据。百度公司认为湖南快乐阳光为内容服务提供者，主张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以上事实，有片尾截图、许可证、授权书、公证书及公证费发票、百度影棒设备信息截图、百度影棒2S+京东售卖截图简介、《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管理规范》《广电总局关于三网融合试点地区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广局[2010]344号）、报道截图、《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合作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交的涉案影片的播放画面截图、《授权书》等证据，在被告没有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原告华视聚合公司已经获得涉案影片著作权人的合法授权，在授权期限内取得了对涉案影片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有权以自己名义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根据查明的事实，百度公司通过其生产的“百度影棒2S+”未经许可传播了华视聚合公司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涉案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侵害了华视聚合公司对涉案影片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百度公司主张仅提供“百度影棒”硬件的生产，负责售后服务和维修，不构成侵权，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主张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百度公司提交的《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合作协议》可知，百度公司负责涉案产品的硬件开发生产、网络机顶盒终端产品的软件开发与发布更新维护，硬件售后维修及渠道销售，根据市场情况自由定价，市场宣传和销售等。本院认为，百度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仅仅提供技术服务。第二，《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了百度公司经湖南快乐阳光授权生产和销售涉案百度影棒，合同期限为一年。合同还约定“百度公司应在本协议终止的同时，终止对湖南快乐阳光所提供的标识的使用，并在终止之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其网站上的甲方所提供的标识以及与甲方有关的宣传介绍、说明等全部删除。”2019年5月17日，华视聚合公司对涉案侵权行为进行公证；百度公司在庭审中陈述百度影棒在2016年停止生产和销售。上述时间均超出了《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百度公司有权生产和销售的期限。综上所述，百度公司提交的《互联网电视机顶盒合作协议》既无法证明其仅提供技术服务，又不能证明侵权行为发生之时其仍具有合同依据。故关于百度公司主张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百度公司主张追加湖南快乐阳光为第三人的申请，本院认为湖南快乐阳光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于同意百度公司的追加申请。关于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的违法所得均无证据直接证明，本院将综合考虑涉案影片的知名度及商业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影响范围、被告的主观过错等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数额。关于维权合理费用，原告提交了公证费发票，但是该公证涉及21部作品，本院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对公证费酌情确定。对于律师费，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百度国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北京华视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000元及维权合理费用（公证费）228元；二、驳回原告北京华视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北京华视聚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2065元（已交纳），由被告百度国际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负担2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员 张 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时俊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