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4民初13495号原告：张桂和，男，198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原告：张桂成，男，199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二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震烁,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黎冠球，男，197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惠慧，广东永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立夏，男，197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洞口县,原告张桂和、张桂成诉被告黎冠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黎冠球申请追加刘立夏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桂和、张桂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黎冠球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失费、丧葬人员误工费等共计1132796.6元；2、请求判令被告黎冠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20年7月17日，被告雇请死者张某及死者工友等共10人于2020年7月22日去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村外其承包的鱼塘替其打渔。张某于7月22日上午5时到达被告承包的鱼塘处，张某及工友在被告家中吃了早餐就正式下塘抓鱼，双方在此前已经协商了工钱按捕获鱼的重量计算，每斤鱼为0.16元。张某在当日11点30分左右完成了捕鱼工作，在清洗身上淤泥时不慎落入鱼塘溺水，最终不幸于当日因溺水去世。两原告系死者张某的儿子，张某除两原告外无其他子女，张某的父母及妻子也在张某之前去世。原告认为，死者张某系被告雇佣前往被告承包的鱼塘为被告捕鱼，在捕鱼完毕清洗淤泥时不慎落水去世，系为完成被告的雇佣工作而去世，属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被告作为雇佣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故此原告具状诉至贵院，请求公平判决。被告黎冠球辩称：我方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一，被告黎冠球将捞鱼的工作交给刘立夏承包，其请了包括死者在内的10人工作。本次鱼塘的工作是刘立夏自带工具自行安排人员按照捕捞鱼的重量计算报酬不是按照工作时长来计算报酬的，被告黎冠球也没有在现场指挥监督他们的工作。所以黎冠球与刘立夏之间存在的是承揽关系，与死者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第二，事发捞鱼工作已经完成，死者并非在黎冠球的鱼塘溺亡，死者的死亡与捞鱼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三，死者的死亡存在严重的过错，黎冠球家中有自来水冲洗，不需到深塘冲洗，死者是成年人，自行到深塘冲洗导致无人发现。死者自身不会游泳，黎冠球已经告知过刘立夏不要到涉案鱼塘冲洗。我方认为事发鱼塘塘主梁顺兴也有责任，梁顺兴自挖鱼塘，也是对死者死亡存在过错。被告刘立夏辩称：黎冠球没有跟我们说过不要去事发鱼塘冲洗。我们10个人都是黎冠球雇请的，不是我雇请的。黎冠球打电话给我，和我说天气热，鱼多，要求叫最少不低于10个人过来。我仅是起到通知的作用。我用自有的面包车拉包我在内10个人过去进行捕捞，车费由黎冠球支付400元。捕捞的费用按照0.16元一斤结算，该费用我们10个人是平均分配，我并没有从中提成。本次捕捞后，工钱是4752元，我们10个人每个人扣了200元给张某，剩余的我们均分，每人245元左右。经审理查明，黎冠球在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白坭村承包鱼塘从事渔业养殖。2020年7月17日，黎冠球致电刘立夏，要求刘立夏带至少10个人来其鱼塘捕鱼，并告知捕鱼的数量约为两万三千多斤，工钱按照0.16元/斤计算，交通费按照400元计算。2020年7月22日，刘立夏用自有面包车载包括张某在内的另外9名工人去到黎冠球所承包鱼塘捕鱼。工作内容包括捕捞、捕捞完毕后将鱼搬运至收鱼的买家车上，工作工具是网和担。当天捕捞完毕后，工人们在旁边有水的池塘清洗手脚的淤泥，张某在清洗时不慎落入旁边梁顺兴所承包的鱼塘溺水身亡。刘立夏2020年7月22日在赤坭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提及：“2020年7月17日下午，我接到黎老板的电话，说他的鱼塘需要捞鱼，我们以前也帮他捞过几次鱼，于是我就跟其他老乡说这里有活干，平时有活也是我们一起干，主要是看捞鱼的数量决定人数。我们捞完鱼之后身上都有很多泥巴，就会去附近的鱼塘清洗一下身体。”黎冠球2020年7月22日在赤坭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提及：“我和高佬谈好价格，按照0.16元一斤算，另外再支付400元给高佬作为车费。2020年7月22日凌晨4时30分，高佬开车载了9名工人来我的鱼塘。他们一直工作到早上11时30分，他们抓完鱼，各自到我鱼塘旁边的另一个鱼塘清洗身上的淤泥，因为我的鱼塘水已抽干，他们没有水清洗。”2020年7月30日阳锡海在赤坭镇人民政府信访调解室笔录中陈述提及：“我参与了捕捞。是鱼塘的老板打电话给刘立夏，刘立夏叫我们去的。我以前也帮他抓过鱼，我们一般是刘立夏对接与他联系。这次抓鱼，鱼塘老板将工钱支付给刘立夏后，我们的工钱是平均分配的。之前抓鱼我们对鱼老板也是按斤结算工钱，每次由刘立夏收到钱后，再微信支付给我，我们都是平均分配工钱的。”2020年7月30日尹华堂在赤坭镇人民政府信访调解室笔录中陈述提及：“我和张某一起从事抓鱼工作。我们在抓鱼的时候，鱼塘老板不在现场。我们抓完鱼后，是谁先干完活谁先去洗。工钱是按斤结算，然后平分工钱。”2020年7月30日尹湘堂在赤坭镇人民政府信访调解室笔录中陈述提及：“本次抓鱼的工钱是刘立夏现金支付，我同意在工钱里拿200元给张某的家属，再将剩余的245元直接给我。我们的工钱都是平均分配的，刘立夏先收鱼塘老板的钱后，再现金支付给我。我们抓完鱼后一般都到附近的鱼塘清洗泥巴。”另，黎冠球在庭审中陈述提及：“我支付给刘立夏的400元的车费是面包车来回的车费，面包车可以坐10人，是刘立夏的车，因为刘立夏需要用面包车来车人。”死者张某，男，汉族，1962年5月28日出生，户籍地为湖南省洞口县石柱镇××号。死亡时58岁。原告张桂和、张桂成均为其儿子，系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提供的证据有：村委会证明、租房合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与黎冠球之间是否成立雇佣关系。本院分析如下：一、黎冠球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承包鱼塘养鱼，捕捞是养鱼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捕捞的行为仅需工人利用网和担单纯提供体力，所需技术含量不高，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三、黎冠球确认每次（包括本次）与刘立夏协商捕捞时，均会告知所需捕捞的鱼的数量，由刘立夏据此安排工人的人数。因活鱼的生命有时间限制，故工人的人数与所需捕鱼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而非黎冠球所主张的凭鱼的数量确定工钱后，工人数量可多可少由刘立夏决定，说明捕捞的工作严重依赖于工人的体力劳动。且从黎冠球支付刘立夏面包车运费可知，黎冠球明确知道所雇请的并非刘立夏一人而是多人。四、阳锡海、尹华堂、尹湘堂等人的笔录中均陈述刘立夏从黎冠球处收取的工钱由工人均分。综上，本院认定黎冠球与张某之间成立雇佣关系。黎冠球主张不直接指挥捕捞的过程、仅对接刘立夏、不认识其他工人不影响双方雇佣关系的认定。因捕捞工人的工作内容包括捕捞和搬运两部分，而捕捞后清洗身体的淤泥在工作中属于合理的行为，事发当天张某在捕捞后清洗淤泥时溺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情形，黎冠球对此应承担责任，本院对黎冠球主张捕捞已经结束，故张某的死亡与劳务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意见不予采纳。又因张某作为成年人，应对自身生命健康负有谨慎的注意义务，对于其死亡的后果具有过错。故本院酌定由张某承担40%的责任，由被告黎冠球承担60%的责任。黎冠球主张曾告诫张某不要去涉案水塘清洗，以及提供了自家清洗地点但张某仍然去到涉案水塘清洗，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的损失应以法律规定及其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计算：1、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27600元/年计算6个月为63800元。2、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20年为48118元/年×20年=962360元。3、交通费酌定2000元。4、住宿费酌定2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100000元。6、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本院酌定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计算2人10天为14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131560元，由黎冠球承担60%的责任为678936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黎冠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张桂和、张桂成赔偿678936元。二、驳回原告张桂和、张桂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98元，由被告黎冠球承担4494元，由原告张桂和、张桂成承担30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馥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梁敏桦李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