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18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茗丹，男，汉族，1959年2月20日出生，住化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237。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诗惠，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土生，男，汉族，1957年11月8日出生，住化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412。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立传，广东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茗丹因与被上诉人邱土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朱茗丹上诉请求：撤销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邱土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对借款本金的认定错误，认定朱茗丹2000年2月10日仍欠邱土生借款本金37万元不属实。因为，在1997年7月11日，朱茗丹已归还邱土生32万元。二、一审判决认定朱茗丹归还邱土生的24万元不足以清偿从借款次日起至2001年11月24日期间产生的利息是不成立的。因为，至2001年11月24日止，朱茗丹并没有欠邱土生37万元，不应以原借款本金37万元计息。再且，即使要计息，也只能从2000年2月10日起计息，时长21个月，也不值24万元的利息。三、一审判决认为邱土生请求朱茗丹归还从2002年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款日止的借款利息，视为放弃了2002年1月10日前的尚未归还的利息也是错误的。因为，2002年1月10日前，朱茗丹并没有欠邱土生的利息，邱土生不存在放弃此前的利息。邱土生不主张完全是因朱茗丹已清息，已大部分归还了借款本金。四、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诉讼时效自2002年2月11日起，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至邱土生2020年3月5日提起诉讼时，尚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因为，即使适用20年的诉讼时效，也应从1996年、1997年借款的次日计起，至邱土生2019年12月4日起诉时已明显超过了20年。一审判决从2002年2月11日起计20年是不当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应予以撤销原判，并进行改判。朱茗丹补充事实理由如下：一、邱土生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二审应撤销原判，驳回邱土生的诉讼请求。（1）本案债权债务是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施行前的借贷，所以适用原《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二年时效，而不存在20年的诉讼时效。（2）鉴于朱茗丹2000年2月10日补写给邱土生的《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本案应认定为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贷。但是，并不是本案借贷“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就不存在时效的计算。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此，对于“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借贷，当债权人主张权利，债务人没有还款时，是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债务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2年的。当然，如果债权人在起诉前从没有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那是不存在诉讼时效计算的。（3）本案虽然是没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但因在朱茗丹2000年2月10日补写《借据》给邱土生后，邱土生曾于2002年向上诉主张权利，朱茗丹认为借款本息已还清而明确拒绝再向邱土生还款。这就产生了诉讼时效的起止计算。而且，邱土生在一审时回答朱茗丹的代理律师询问“朱茗丹于2000年2月10日出具《借据》给你后，你是否向朱茗丹追过款？”时，邱土生亦明确回答“有追过”。这佐证了邱土生在《民事起诉状》的所述是属实的。根据上述第六条的规定，本案存在时效的计算，且应从邱土生2002年初次向朱茗丹主张权利时开始计算2年。虽然邱土生在《民事起诉状》没有明确指出起始时间在2002年的哪一月哪一日，但即使邱土生最迟是2002年12月31日向朱茗丹主张权利，从2002年12月31日起计算2年也是2004年12月31日到期。由于邱土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04年12月31日前或后再向朱茗丹主张权利，不能证明诉讼时效在2002年12月31日起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中断，及此后每隔2年发生时效中断1次共计8次，时效可延续至2018年12月31日。所以，邱土生在2004年12月31日前早已超过2年法定时效的情况下，于2019年12月4日才提起本诉，明显超过了诉讼期间，是不再受法律保护的。朱茗丹以本案已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作抗辩的理由成立，一审判决不予采信而以本案没有超过20年诉讼时效，错判朱茗丹重复还款是错误的。二、朱茗丹在1997年7月11日已经偿还32万元给邱土生的事实清楚，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显属错误。如朱茗丹一审答辩状所述，邱土生当时是化州国税局的副局长。化州国税局于1996年12月15日借款50万元给五羊基金会，月息2分，定于1997年元月二十二日前归还，但因基金会风波无力偿还，时任国税局李春光局长与邱土生便到深圳找朱茗丹，复印基金会借国税局50万元的《借据》给朱茗丹看，叫朱茗丹将还给基金会的50万元付给国税局，拟收回国税局借给五羊基金会的50万元，具体由国税局协调抵减“三角债”协调。鉴于朱茗丹与李春光局长、邱土生关系都很好，就同意并于1997年6月13日通过其开办的广东省化州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招商银行的账户5280421610001先汇款20万元到国税局账号，备注还款。那时，邱土生也催朱茗丹还其37万元的借款。1997年7月11日，朱茗丹又通过上述账户汇给邱土生62万元，并说明其中30万元是税局的，32万元是还给其37万元借款的。以上证据，虽然邱土生质证主张与本案无关，但其实是无法否认的，招商银行电汇凭证上的收款人“邱土生”是邱土生亲笔所写，招商银行对公历史交易明细也有记录。重要的是，邱土生提供1997年7月15日关于基金会收到邱土生代朱茗丹还款20万元的《收据》、明显与上述20万元汇给国税局的凭证及朱茗丹现在仍持有当时李春光、邱土生、朱恒忠到深圳追款时复印朱茗丹关于基金会借国税局50万元的《借据》存在关联。如果说，国税局和邱土生当时没有收到朱茗丹上述的82万元，邱土生哪来20万元、30万元代朱茗丹还款给基金会呢？为何基金会1997年7月15日出具收到邱土生代朱茗丹还款20万元的《收据》及关于朱茗丹已还清125万元的《证明》至今全部在邱土生手上持有呢？尤其是，朱茗丹并没有借国税局任何款项，为何要汇款20万元给国税局，汇单要注明“还款”？这完全是上述归还“三角债”的原因。这是朱茗丹将82万元（其中20万元直接汇给国税局，62万元汇给邱土生）交给邱土生后，由邱土生经手与基金会、国税局办理“三角债”50万元的还款手续，而持有上述单据的原因。至于邱土生持有基金会1998年1月23日收到朱茗丹还款30万元的《收据》及关于朱茗丹已还清全部借款本息125万元的《证明》，是因为当时基金会采取“捉人质”追款的强权手段，将朱茗丹从深圳捉回化州关在拘留所限制人身自由后，由朱茗丹的司机从深圳携30万元回到化州与邱土生到基金会处理还款，由邱土生拿回还款凭证的，朱茗丹被释放没有过问有关还款凭证的事，所以一直在邱土生保管的。由此可见，朱茗丹的主张是可信的，还款32万元给朱茗丹的基本事实、证据是清代楚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在朱茗丹已举证上述还款的证据下，邱土生未能进一步举证朱茗丹所还款不是偿还本案款项的情况下，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的，法院是应认定朱茗丹所转给邱土生的62万元其中32万元属偿还其借款，一审判决未查明认定，属基本事实不清。三、2000年2月10日的《借据》不是欠据，不能认定朱茗丹2000年2月10日仍欠邱土生借款本金37万元。1、涉案《借据》是2000年2月10日补写的。原因是37万元，有5万元是1996年6月23日借的，32万元是1997年3月1日借的，分别是李剑文、王土城、李伟权和朱茗丹所借，原立四张《借据》。2000年2月10日，邱土生叫朱茗丹到家吃年例，深夜三点回到化州橘洲山庄，邱土生乘朱茗丹几分醉意，便叫邱土生将李剑文、王土城、李伟权和朱茗丹于1996年、1997年共借款37万元的四张《借据》统一立为一张《借据》，内容为：“今借到邱土生人民币叁拾柒万元（¥370000元），其中伍万元按月息6分计，96年6月23日借，叁拾贰万按月息2.5分计，97年3月1日借。借款人朱茗丹，注前李剑文、王土成、朱茗丹开的借据作废，李伟权开的借据作废。以前朱茗丹还的款已消数”。可见，邱土生2000年2月10日并没有出借37万元给朱茗丹，《借据》不是欠据，不具有证明朱茗丹今（2000年2月10日）欠邱土生借款37万元的事实。如果《借据》写有“今欠邱土生借款37万元”的内容，那么尚可认定朱茗丹在2000年2月10日仍欠邱土生借款37万元。但非也。相反，《借据》特别注明37万元，其中1996年6月23日借5万元，月利率6%；1997年3月1日借32万元，月利率2.5%。那么，1996年、1997年共借37万元后，朱茗丹已于1997年7月11日归还给邱土生的32万元即应减除，即使当时归还的32万元是作为月利率6%或月利率2.5%结算的利息，因超过了民间借贷的法定利率的四倍或月利率2%，也应查明认定超过法定利率部分无效，作本金减除。对此，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却以即使朱茗丹归还了32万元亦已消数（减除），认定朱茗丹至2000年2月10日仍欠37万元，明显是基本事实不清的。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之规定，1996年6月23日的借款5万元约定月息6%，只能按月息3%计，计至答辩人1997年7月11日归还32万元时止的利息仅是18900元（50000×3%×12个月18天)；1997年3月1日所借32万元按约定月利率2.5%计至1997年7月11日归还32万元时止的利息为34666元（320000×2.5%×4个月10天），借款5万元和32万元的利息合计只是53566元，按先清息后还本的原则，32万元减除利息53566元，余款266434元即应作偿还本金减除。那么，在1997年7月11日以后至2000年2月10日，朱茗丹尚欠邱土生的借款本金只是103566元（320000元-53566元），而不是37万元。当然，如果按2018年的上述《规定》未施行前，按关于民间借贷的月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话（根据2020年8月2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的月利率不得超过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4.15%×4÷12=1.3%），在1997年7月11日朱茗丹归还其32万元至2000年2月10日时，朱茗丹尚欠邱土生的借款本金只是75566.7元。3、即使按尚欠借款本金103566元按月利率2.5%从1997年7月11日起计至2001年11月24日归还20万元时止的利息是135960.37（103566×2.5%×52.5个月），按先清息后还本的原则，20万元减除利息135960.37元，余款64069.63元作归还本金，答辩人在2001年11月24日后尚欠邱土生的借款本金是39496.37元。39496.37元按月利率2.5%从2001年11月25起计至2002年2月10日归还4万元时的利息为2468.52（39496.37×2.5%×2.5个月），4万元先减除利息2468.52，余款37531.48元作归还本金。那么，至2002年2月10日，朱茗丹欠邱土生的借款本金只是1964.89元，本息已基本还清。鉴此，邱土生2002年间再向朱茗丹追款时，朱茗丹明确拒绝，完全是基于本息已还清的原因。这事实，如前所述邱土生《民事起诉书》已承认，无需多说。四、邱土生的37万元借款显属高利贷，是违法的，不仅不受法律保护，还要严厉制裁。2001年4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以高利贷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出借资金行为法律性质问题的批复》再次明确高利贷的认定标准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2002年1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并于同日施行的《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批复规定的利率保护上限基本是一致的，即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即视为高利贷。而邱土生却分别以2.5%和6%的月利率向朱茗丹放贷，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不仅加重了朱茗丹的负担，也应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综上所述，朱茗丹已经基本还清所借邱土生的本息，且邱土生2002年间再向朱茗丹追款时，朱茗丹明确拒绝再还款，其起诉时效早在2004年12月31日已过。依法，法院本应驳回邱土生的诉讼请求。邱土生辩称，朱茗丹于2000年2月11日出具37万元的借据给邱土生后，于2001年11月24日还息20万元，2002年2月10日还息4万元，足以证明朱茗丹借到邱土生37万元的情况属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朱茗丹主张已经还清大部分借款本金没有事实依据。借据未约定还款期限，邱土生于2019年12月4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朱茗丹主张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驳回朱茗丹的上诉，维持原判。邱土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茗丹归还借款本金37万元及利息(从2002年1月10日起利息按月利率2%暂计至2019年11月9日共158.36万元，从2019年11月10日起利息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给邱土生；2、本案诉讼费用由朱茗丹承担。一审法院查明：1996、1997年朱茗丹因生意周转通过李剑文、王城、李伟权及以其自己的名义向邱土生借款几笔共37万元。2000年2月10日，朱茗丹与邱土生就借款进行对账后，朱茗丹重新出具《借据》给邱土生。《借据》内容“借据今借到邱土生人民币叁拾柒万元正(￥370000元)，其中伍万元按月息6分计96年6月23日借，叁拾万元按月息2.5分计97年3月1日借)此据朱茗丹立借款人：朱茗丹2000.2月10日注：前李剑文、王城、朱茗丹案开的借据作废，李伟权开的借据作废。以前朱茗丹还的款已消数。”朱茗丹在2001年11月24日，归还借款利息20万元给邱土生，在2002年2月10日归还借款利息4万元给邱土生，之后，朱茗丹不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邱土生遂起诉至法院。综合邱土生、朱茗丹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借款本金金额的认定；2.本案是否已经过诉讼时效。3.本案的利息如何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借款本金金额的认定问题。经查，朱茗丹提出其于1997年7月11日归还了32万元给邱土生，应当扣减借款本息。朱茗丹为此提供了银行对公历史交易流水明细一份，显示广东化州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深圳分司(变)于1997年7月11日有一笔票汇金额62万元的支出。朱茗丹还提供了一张招商银行汇票委托书(存根)，其内容“招商银行的汇票委托书存根委托日期1997年7月11日汇款人化州市四建公司深圳分公司收款人邱土生账号或住址5280421610001兑付地点广东省化州市兑付行建设银行汇款用途还款汇款金额陆拾贰万元正620000”。朱茗丹以此来证明这笔62万元支出中的32万元是用来归还本案朱茗丹向邱土生的37万元借款本息的。但是，朱茗丹与邱土生2000年2月10日重新结算签订了《借据》，其内容“今借到邱土生人民币叁拾柒万元正(￥370000元)，其中伍万元按月息6分计96年6月23日借，叁拾万元按月息2.5分计97年3月1日借)此据朱茗丹立借款人：朱茗丹2000.2月10日注：前李剑文、王城、朱茗丹案开的借据作废，李伟权开的借据作废。以前朱茗丹还的款已消数。”从“以前朱茗丹还的款已消数”可见，邱土生与朱茗丹于2000年2月10日就双方借贷重新进行了结算，即便1997年7月11日朱茗丹有还款给邱土生，还的款也已经清算过了，经清算，将朱茗丹之前还的款消数后，双方确认了朱茗丹还欠邱土生37万本金。且朱茗丹在2001年11月24日偿还了20万元利息、在2002年2月10日偿还了4万元利息给邱土生。这两次偿还利息的行为也印证了经2000年2月10日结算，朱茗丹仍然还欠邱土生37万元本金的事实。因此，本案的借款本金金额应认定为37万元。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朱茗丹抗辩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经查，本案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朱茗丹于2002年2月10日还了4万元利息后不再偿还欠款。因此，本案诉讼时效自2002年2月11日起，适用20年诉讼时效。至邱土生2020年3月5日提起诉讼时，本案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朱茗丹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邱土生、朱茗丹双方约定1996年6月23日借款的5万元按月利息6%计算，1997年3月1日借款的32万元按月利息2.5%计算，而朱茗丹在2001年11月24日偿还了20万元利息、在2002年2月10日偿还了4万元利息给邱土生。因此，对于已经归还的这24万元利息，视为借款本金32万元的那笔月息按月利率2.5%(即每年9.6万元利息)计算，借款本金5万元的那笔月息按月利率3%(即每年1.8万元利息)计算；尚未归还的利息，利率则按月利率2%计算。朱茗丹归还的24万元利息尚不足以清偿朱茗丹从借款次日起至2001年11月24日期间产生的利息。邱土生请求朱茗丹归还从2002年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视为放弃了2002年1月10日之前的尚未归还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朱茗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37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02年1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给邱土生。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1191.2元(邱土生缓交)，由朱茗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朱茗丹上诉称邱土生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本案债权不受法律保护，应驳回邱土生的诉讼请求。经查，2000年2月10日，邱土生与朱茗丹就之前的借款进行对账后，朱茗丹重新出具本案《借据》给邱土生。朱茗丹在2001年11月24日归还借款利息20万元给邱土生，在2002年2月10日归还借款利息4万元给邱土生。之后，朱茗丹不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本院认为，因本案《借据》是双方就之前的借款结算而形成的，故结算时已经明确朱茗丹欠邱土生370000元，邱土生在此时已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应该从此时即2000年2月10日开始起算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又因朱茗丹在2001年11月24日和2002年2月10日有还款的行为，故诉讼时效期间发生中断，应从2002年2月10日开始重新计算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但邱土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在2002年2月10日至2004年2月9日期间向朱茗丹主张过本案借款的权利，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过。一审判决认为本案诉讼时效自2002年2月11日起，适用20年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朱茗丹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40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邱土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191.2元，由被上诉人邱土生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382.4元，由被上诉人邱土生负担。上诉人朱茗丹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2382.4元本院予以退回。限被上诉人邱土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2382.4元，逾期则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春何审 判 员 陈琪奕审 判 员 赖慧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巫 钊书 记 员 梁 哲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