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1559号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校园路22号6栋6楼607室。法定代表人：张启国。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海雁，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龙滘路1218号首层A。法定代表人：项珍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国润，系该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星，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启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海雁、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星、董国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2.被告承担合同违约责任，应返还原告口罩款234640元、诉中担保费4000元、出口退税费30503.2元、关税14078.4元、保全费3332元、公证费2608.77元、翻译费15098.77元、运费损失59206元、可得利益损失19834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为帮助欧盟的老客户克服疫情的影响，原告于2020年3月期间从国内购买民用口罩产品转销售老客户。2020年3月17日，原告向被告表达了购买FFP3型号（CE认证口罩型号）口罩的意愿，并向被告索要相关认证证书。被告提供了一个由署名为“ACT”机构出具的CE认证书，说明其生产的口罩产品符合欧盟的标准，故2020年3月17日-2020年3月18日，原告向被告购买了5000个FFP2型号口罩，支付货款42500元。此后，原告继续向被告购买口罩产品。2020年3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第一个书面的《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FFP2口罩20000个，单价为8.5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170000元（20000个×8.5元／个），被告于2020年3月19日至3月29日期间提供合同约定的货物。2020年3月30日，双方再次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FFP2口罩共30000个，单价为9元，税率为8%（开票时）。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合同全部货款，被告提供23000个FFP2口罩，余下7000个未交货。原告收到上述口罩之后已将部分产品转销售给原告的德国客户。然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的德国客户反映，德国当地政府告知上述口罩产品的CE认证有问题，并要求德国客户召回市面的口罩，将来也会对德国客户采取罚款措施。现口罩产品已召回，并存放在德国客户的仓库内。该事件发生后，应原告要求，被告临时补充提供了一个有署名为“ECM”机构（意大利）出具的CE证书。起诉前，原告经调查发现，“ACT”、“ECM”机构在欧盟并不具备个人防护用品(PPE)的CE认证资格，欧洲安全联盟(ESF)就此在官网www.eu-esf.org进行公示，并明确载明“ECM”这家机构的可认证项目不包括个人防护用品，“ACT”机构的CE证书不是合法的，欧盟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具备个人防护用品CE认证机构名单，“ACT”、“ECM”机构不在名单内。原告以所购口罩的CE认证都为无效为由，要求全部退货，被告也承认了其口罩CE认证有问题，但仅仅同意收回原告仓库中的口罩13000个。2020年4月14日，被告收到原告退还的口罩之后，返还原告货款194400元（13000个退货和7000个未出货的货款）。原告认为，被告明知原告需将货物出口到欧盟，其提供的证书做出机构却未获得欧盟许可的个人防护用品(PPE)认证资格，导致涉案货物未能在欧盟市场销售，从而使得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被告应退还原告货款并赔偿因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请求法院判如所愿。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启国想赚快钱在全世界最需要口罩产品时向被告购买口罩向国外出售遇到障碍时想通过解约来要回已支付的货款行为是一种极不诚信行为，被告没有任何违反合同约定条款的行为，为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原则，应予以驳回原告无理诉求。1、被告取得了生产“FFP2口罩”（民用型）的国标家标准，完全符合国家要求。2、原告在诉状中称其向被告购买“FFP3型号”（CE认证口罩型号）与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条款内容中约定的购买明细中的名称及型号“FFP2口罩”的口罩型号及其他内容完全不符合，合同中原告并没有约定被告生产的FFP2口罩必须获得国外相关国家的质量认证。3、被告于2020年3月6日取得了“FFP2口罩”的CE认证（由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出具）于2020年4月2日获得了ECM的认证（由ECMServiceDirectorLucaBedoni出具），上述的两个认证是原告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于2020年3月16日期间所取得，在商务部海关、国家市场监督管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中规定：“2020年4月26日起，出口的非医用口罩应当符合中国质量标准或国外质量标准。”在4月26日前，国家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关于口罩质量的相关政策，但是原告采购被告的口罩产品按照当时国家规定也都符合国家质量要求，被告按当时国内普遍流行做法对“FFP2口罩”进行CE认证（由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出具）、进行ECM的认证（由ECMServiceDirectorLucaBedoni出具）。被告取得了CE与ECM的认证后也交给了国家质检部门进行报备，在2020年4月26日前，欧盟等国家并没有公示CE与ECM的认证机构不在其官方名录，被告当时也没有任何违法或违反《销售合同》约定的行为。二、被告一直紧跟国家相关部门及国外相关国家对口罩质量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口罩产品质量认证，l、被告取得了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品商会关于《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清单》（截止2020年6月12日）中，被告的口罩产品质量名列前茅。2、被告口罩产品在符合国标要求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取得更好的质量认证，被告于2020年4月22日取得了DEKRA（德国德科）认证，该认证是民用类口罩中非常高级别的认证，可以出口到德国等国家。三、据了解，原告向被告采购的民用“FFP2口罩”输入到国外市场后，用于医用渠道，其本身也是在国外进行违法销售，其销售出问题也与被告无关。四、3月初，正是全世界急需口罩的大好时机，原告想挣快钱，向被告采购民用口罩后将产品运到国外市场进行销售想以中国式的思维赚钱，但是其并不了解外国政府关于民用类口罩相关认证准则、政府要求，属于商业风险，其销售遇到障碍后找根本不存在的理由向被告进行索赔，在该案中，原告的行为明显是一种商业投机活动，遇到障碍后回过头来找被告的麻烦，明显是一种不诚信行为。在此案中，被告没有任何虚假承诺，在《销售合同》中也没有约定被告必须要保证被告生产的民用类口罩必须符合国外相关国家的质量认证标准，3月初，被告生产的口罩产品供不应求，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启国想在口罩市场赚快钱，由于其不懂得国外相关政府对于民用口罩的质量认证要求而造成风险，该风险由其自行承担，与被告无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不合法、不合理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长期从事外贸出口生意。2020年3月16日，原、被告员工通过微信进行联系，原告员工询问：“您好老板娘”、“FFP3”、“你有资源吗？”。被告员工向其发送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2020年3月6日出具的CE认证证书。原告员工回复：“您这个是FFP2”、“FFP3等级会更高”、“有吗？”。被告员工回复：“没有”。之后，原告向被告采购三批FFP2口罩，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批口罩的交易情况如下：2020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支付17000元，被告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张启国FFP2口罩2000×8.5=17000元整”。2020年3月17日，被告向原告运送2000个口罩。2020年3月17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开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张启国FFP2口罩3000×8.5=25500元整”。2020年3月1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3000个口罩，原告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送货单载明的产品型号均为2020-1XG。诉讼中，原告称上述5000个口罩均已销往国外，未发生退货事项。第二批口罩的交易情况如下：2020年3月18日，在原、被告的工作人员组建的“广州润佳口罩-肯恩采购部”微信群中，原告工作人员曾向被告询问是否有认证，被告工作人员向其发送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出具的CE认证证书。同日，张启国（乙方）、被告（甲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LH20200301001），约定双方就乙方购买甲方一次性防护口罩产品事宜达成协议，购买产品的名称及型号为：FFP2，数量为20000个，单价8.5，金额170000。随后，原告向被告支付170000元。被告于2020年3月18日向原告开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张启国FFP2口罩20000×8.5=170000元整，转吕海雪民生银行”。在2020年3月19日至3月29日期间，被告分批将20000个口罩交付给原告，原告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送货单载明的产品型号均为2020-1XG。诉讼中，原告称该20000个口罩中，有3000个已经售往荷兰和捷克，未出现质量问题，剩余17000个售往德国，销售往德国的17000个口罩存在质量问题。第三批口罩的交易情况如下：2020年3月19日，原告向被告支付70000元定金。2020年3月30日，张启国（乙方）、被告（甲方）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LH20200301005），约定双方就乙方购买甲方一次性防护口罩产品事宜达成协议，购买产品的名称及型号为：FFP2，数量为30000个，单价9，金额270000。随后，原告向被告支付216000元。在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4月5日期间，原告向被告发送23000个口罩，原告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送货单载明的产品型号均为2020-1XG。2020年4月7日，被告将其持有的ECM（EnteCertificazioneMacchineSrl）出具的CE认证证书发送给原告。同日，在原、被告的工作人员组建的“广州润佳口罩-肯恩采购部”微信群中，原告工作人员：“你这边必须要做国外的才行，国外的政府在查，现在这个CE号码国外根本查不到的，不存在。”被告工作人员：“有意大利的认证”、“这周出”。原告工作人员：“那你先发我，我这边发去德国客人先看下可行不。”“周几呢？”、“现在客户发出的货都被退回来了”。被告工作人员：“之前的也会，还是四月份的”。原告工作人员：“之前的也会，还是四月份的？没看懂这个是什么意思”。被告工作人员：“没事”、“已经出货的贵司自己负责任”、“这个不是我们一家，中国90%的企业CE有问题”、“我们已经在批SGS，和德国的莱茵”、“我们企业也是受害者”、“花了几十万做各种认证，结果被骗”。2020年4月11日，原告工作人员：“您这边有退货单据吗？”被告工作人员：“你拉过来，我们这里有开一个退货单给你”。2020年4月11日，原告向被告退回13000个口罩。2020年4月14日，被告向原告退款194400元，该笔款项既包括未交货的货款，又包括原告退货的货款。诉讼中，原告称第二批口罩中的17000只口罩及第三批的10000只口罩已全部销售至德国。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在2020年3月19日，原告向其德国客户OpticpartsDFGmbh开具10000个、17000个口罩的口罩款发票，发票载明的金额分别为20500美元、28900美元。2020年3月20日，原告向其德国客户OpticpartsDFGmbh开具票面金额为4169.5美元的空运费发票。2020年3月28日、2020年4月3日，原告先后向广州机场海关申报出口9000、12000个口罩至德国，出口货物报关单载明的口罩生产单位、型号、品牌与被告交付的产品信息均一致。至于剩余6000个口罩，原告称其分别于2020年3月19日、2020年3月22日、2020年3月27日通过物流公司直接发给德国客户。后因双方对被告交付的口罩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较大争议，遂成讼。诉讼中，原告认为被告生产的口罩未取得合法的CE认证证书，导致其德国客户要求退货，由此给原告造成了各项损失共计561787.14元，其中包括口罩款退款损失234640元、担保费4000元、出口退税费30503.2元、关税14078.4元、运费损失59206元、可得利益损失198340元、诉中保全费3332元、公证费和翻译费17707.54元，为证明上述主张，原告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德国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证书归档编号：829/2020F）及其翻译件。公证书载明：“兹证实，DominicFinke先生在本人的办公室中向本人分别提交下列文件原件：DominicFinke（生于1981年6月9日）本人的身份证；于2020年6月22日签发的商业登记注册印本；于2020年4月14日出具的不合格品通知单；由伍珀塔尔地区政府于2020年4月8日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其中声明，该产品不符合德国《产品安全法》（ProdSG）第2节以及第2016/425号条例的相关要求，故不允许将其投放市场，其中援引《个人防护用品条例》的相应章节用黄色高亮标示，并以下划线标出重点段落；屏幕截图以及欧洲安全联盟（ESF）网站的相应链接，可由此下载《个人防护用品条例》，相应章节用黄色高亮标示，并以下划线标出重点段落；屏幕截图以及欧洲安全联盟（ESF）网站的相应链接，可由此下载依照《个人防护用品条例》的公告机构列表，相应章节用黄色高亮标示，并以下划线标出重点段落；面罩图片，用以佐证OpticpartsDFGmbH的库存状况，以及CE标志旁未加贴认证机构的四位编号。”2、德国客户主体资料公证书及翻译。公证书载明公司名称为OpticpartsDFGmbH，公司独立授权代表有权在公司名下以个人名义或者以第三方代表的名义处理法律事宜：总经理：Finke，DominicWangen，*生于1981年6月9日。3、德国客户OpticpartsDFGmbH的投诉函及翻译。投诉函载明，报告日期：2020年4月14日，制造商：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品牌名称：Xianggan，投诉原因：不合规的口罩，退货：尽快，投诉日期：2020年4月8日，相关数量：27000，物件描述：带有CE标志的FFP2口罩，供货单：参见所附的发票清单，缺陷说明：商品声明（CE标志）不符合欧盟要求，实验室/测试机构出具的证书无效，因为其并非认证机构。其产品未取得销售许可（高额罚款！）。决定：冻结商品、退货、赔偿金额49400美元、空运费用4169.5美元，退款总额53569.5美元。4、杜塞尔多夫地区政府向德国客户OpticpartsDFGmbH发送的电子信函。信函载明：“尊敬的Finke先生，本人于2020年4月6日对贵方商品库存中的以下产品‘xianggan’2020-1XG呼吸防护面罩进行检测，以确认该产品是否符合ProdSG第2节中所规定的市场投放要求。测试期间发现以下缺陷：·CE标志旁未印有公告机构识别编号。根据2016/425号条例第17条第3款之规定，CE标记旁必须印有公告机构的四位编号。·CE标志加贴不当。根据第2016/425号条例的附录Ⅰ，个人防护用品（PPE）应被划分风险等级。如果PPE属于Ⅱ类或Ⅲ类（呼吸防护用品=Ⅲ类），则必须由公告机构根据第19条c项之规定执行型式试验以及符合性评估程序。与此同时，还应对进行生产监督，以确保批量生产与相应的结构型式相符。如果结构型式符合现行安全规章，则公告机构将向制造商颁发欧盟型式试验证书（参见第2016/425号条例附录Ⅰ第6项）。所提交的由“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出具的检测证书（符合性证书）以及由意大利认证机构“EnteCertificazioneMacchineSrl”所出具的证书并非由PPE公告机构签发，也不是型式试验证书（即TypeExaminationCertificate）。其仅可视作一项欧洲标准检测。故无权在面罩上加贴CE标志。鉴于上述缺陷，该产品未能同时满足ProdSG第2节以及第2016/425号条例的相关要求，故不得投放市场。如前所述，贵方必须召回此类呼吸防护面罩。特此指出，若贵方未执行所述纠正措施，根据《产品安全法》第8条第1款第6项有关贯彻实施第2016/425号条例之规定，最高可处以10万欧元的罚款。”5、德国客户仓库库存照片，拟证实德国客户库存的口罩是被告生产的口罩。6、欧洲安全联盟（ESF）网站链接内容（公证书10、11、12、18、19页）、2016/425号条例以及翻译。该份证据显示，在欧盟范围内已颁布2项PPE相关法令，其中一项法令是第89/686号指令（产品指令），它规定了个人防护用品（PPE）的设计与制造要求以确保为使用者提供健康和安全防护，同时列明PPE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通准则。PPE应满足相应适用的基本健康与安全要求。PPE的CE标志以该指令为基准。请注意，2016年3月31日颁布新版PPE法规，即第2016/425号条例。该条例于2018年4月21日生效。2016/425号条例第17条第2款、第3款、第5款规定，CE标志应在PPE投放市场之前加贴，对于Ⅲ类PPE，在CE标志之后应附有公告机构识别编号，该类机构在依照附录VⅡ或VⅢ的所述程序中承担相关职责，公告机构识别编号应由相应机构自行加贴，或者根据其指示由制造商或其授权代表加贴，成员国基于现有机制来保证CE标志体系的正确施行，并在标志被不当使用时采取适当举措。7、欧洲安全联盟（ESF）网站中记载的《关于不当使用ECM公告机构号1282的官方申明》及翻译。该份声明载明：“关于个人防护用品，我方特此重申：我方并非PPE公告机构，因此无权且不会出具针对该项指令的CE证书。ECM出具的任何PPE相关文件均不得视作EC产品证书，且绝不能代替制造商或进口商的EC证书；制造商或进口商作为唯一持有者全权负责EC证书。将我方公告机构号ECM1282用于个人防护用品CE标志属于不当的欺诈行为，对此可依法追责，我方亦将立即上报主管机关。”8、欧洲安全联盟（ESF）网站截图及翻译。在ESF公布的CE认证机构中不包含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及EnteCertificazioneMacchineSrl。网站截图载明：“请注意，我们看到的中方机构部分文件声称FFP2口罩属于Ⅰ类PPE-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防护口罩始终为Ⅲ类PPE。还有一部分文件也属于伪造品，并非由所述机构发布。在任何情况下，由中方机构颁发的证书皆非合法有效的型式检验证书，因为这些证书只能由在其范围内具备相关PPE类型的公告机构颁发。因此，来自这些组织的‘证书’并非CE标识及将PPE投放至欧盟市场的法律依据……ACTTestingTechnology……”。该网站另载明：“ECM向我们发送了其公告机构编号、伪造证书和自愿性证书遭到滥用的下列信息：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PPE的公告机构，因此无法也不会颁发任何涉及该指令的CE证书。”9、《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0年度广东省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的通告》，该通告的发布日期是2020年7月28日，通告载明被告生产的不合格口罩的商标为香感，生产日期/批号：2020-03-11/2020-2XG。10、《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拟证实商务部确认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清单（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网站：××）。该公告载明：“一、加强非医用口罩出口质量监管。自4月26日起，出口的非医用口罩应当符合中国质量标准或国外质量标准。商务部确认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清单（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网站××动态更新），市场监管总局提供国内市场查处的非医用口罩质量不合格产品和企业清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动态更新），非医用口罩出口企业报关时须提交电子或书面的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11、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医保商会）推出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拟证实被告不在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公示的具备CE认证的生产厂家清单之列。12、宁波卓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费用清单、银行转账凭证、深圳马士威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对账单、原告开具给国桥远航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发票、物流查询单、广州市星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结算单等证据，拟证实原告委托宁波卓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马士威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国桥远航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市星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先后向德国客户运送9000个、12000个、2000个、“2000+2000”个口罩，为此支付运费6834元、17135元、1665元、“1536.5+1512”元，总计28682.5元。13、担保服务费发票，拟证实原告在本案诉讼中，为提起诉讼财产保全支付担保法4000元。14、公证费、翻译费资料，拟证实原告为提起本案诉讼支付公证费、翻译费共计17707.54元。15、通关网介绍和口罩税率查询截图，拟证实退货需缴纳关税14078.4元（即应退口罩款234640元×6%）和出口退税费30503.2元（即应退口罩款234640元×13%）。该份证据显示，通关网的截图显示，口罩最惠国进口税率为6%，增值税率为13%。16、发票、装货单、聊天记录、货运信息、发票、付款回单等证据，拟证实原告通过物流方式向德国客户发送6000个口罩。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因为证据是域外形成的，没有经过中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认证。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工商部门抽检的不合格口罩型号为2020-2XG，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是型号为2020-1XG的口罩。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证据显示的名单是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名单，被告生产的是民用口罩。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的运费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即使原告支出上述费用，也是由于原告自身过错造成的，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即使税率是真实的，也是由于原告自身过错造成的，与被告无关。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被告认为其交付的口罩符合FFP2国家质量认证标准，且已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是因原告不了解国外政府关于民用类口罩相关认证准则、政府要求，属于商业风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原告自行承担。为证明上述主张，被告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的签发日期为2020年3月4日，报告载明被告生产的香感KN95口罩符合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质量要求。2、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出具的CE认证证书，拟证实被告生产的口罩在2020年4月26日之前已得到CE认证，且该CE认证在2020年4月26日前是得到国内外相关部门认可的。该CE认证载明的检测机构为ACTTestingTechnologyCo，Ltd，签发日期为2020年3月6日，该证书载明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已通过检测机构的检测，符合所列标准，并符合欧洲共同体指令（EU）2016/245。3、ECM（EnteCertificazioneMacchineSrl）出具的CE认证证书，拟证实被告生产的口罩在2020年4月26日之前已得到CE认证，且该CE认证在2020年4月26日前是得到国内外相关部门认可的。该CE认证载明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的产品2020-1XG的香感牌口罩符合2016/425（个人防护用品设备）的相关CE指令，证书的颁发日期为2020年4月2日。4、DEKRA认证证书及翻译件，拟证实被告生产的民用口罩符合德国质量认证标准。被告称其于2020年4月22日取得了DEKRA（德国德科）认证，该认证是民用类口罩中非常高级别的认证，可以出口到德国等国家。5、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于2020年6月12日、2020年7月7日公布的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清单，被告名称在清单之列。6、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拟证实被告于2020年3月13日向海关总署申请了对外贸易登记备案。7、被告与案外人深圳锐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购销合同》及出口报关单，拟证实深圳锐米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4日、2020年4月17日向被告采购的40万个、20万个FFP2口罩也是运用被告2020年3月6日获得的CE认证进行出口销售的事实。8、0370-LGAITECHNOLOGICALCENTER（APPLUS）出具的CE认证证书。该证书显示的签发日期为2020年8月17日。9、被告客户上海卓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出关单，拟证实被告客户在2020年4月份已经成功将被告生产的口罩销售至国外。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认为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不能代表国家对口罩认证标准进行验证。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网站的公布日期是6月、7月，涉案交易的发生日期是在3月、4月。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不予确认，备案登记不是审核登记，不能根据备案登记证明认证真实。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另外，诉讼中，原告称欧盟委员会网上没有显示何时公布CE认证机构名单，欧盟对于CE认证造假的报道大多是在2020年4月中旬，故无法确认机构名单公布的最早时间。本院并于2020年10月16日前往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调查。该局表示国内企业将非医用口罩出口至国外时，不需要将其取得的产品质量认证证书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被告亦未将其取得的CE认证证书向该局备案过。此外，经本院与原、被告核对，原告确认案涉口罩目前存放于德国客户的仓库，可以退回给被告。被告称案涉口罩的保质期为两年，口罩的保存条件十分严格，目前口罩价格下跌严重，目前的销售价格仅有原、被告交易时价格的三十分之一，故被告拒绝接受原告退货。关于原告主张的运费59206元，原告称其中包括原告将口罩运送给德国客户产生的运费28682.5元，以及原告将口罩从德国运回国内可能产生的运费30523.5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关税14078.4元和出口退税费30503.2元，原告称上述费用为口罩从德国退回国内时可能产生的费用，被告称上述费用不会发生。再查明，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向被告寄送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收据、送货单、《销售合同》、发票、银行转账凭证、CE认证证书、公证书、投诉函、电子邮件、照片、网页截图、《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20年度广东省非医用口罩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情况的通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医保商会）推出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费用清单、对账单、《检验检测报告》、DEKRA认证证书、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购销合同》、出口报关单、出关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被告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原、被告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能否予以解除；二是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口罩款234640元、诉中担保费4000元、出口退税费30503.2元、关税14078.4元、保全费3332元、公证费2608.77元、翻译费15098.77元、运费损失59206元、可得利益损失198340元。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共向被告采购三批口罩，双方就第二批、第三批口罩签有《销售合同》。其中，双方对第二批的17000个口罩、第三批的10000个口罩存在较大争议。原告认为被告交付的上述口罩存在CE认证问题，导致其德国客户退货，遂要求解除上述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销售合同》的约定来看，原告向被告采购的为FFP2口罩，被告亦知晓原告采购口罩是为了销售至国外，被告交付给原告的亦是FFP2口罩。其次，在原、被告达成合作意向时，被告向原告提供的CE认证证书为ACT及ECM两家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欧洲安全联盟网网站截图显示ACT及ECM均不具有CE认证资格。最后，原告提供的公证书、欧洲安全联盟网网站截图、德国客户OpticpartsDFGmbH的主体资料及投诉函、杜塞尔多夫地区政府向德国客户OpticpartsDFGmbH发送的电子信函等证据相互印证，原告将其向被告购买的FFP2口罩销售给德国客户，且因口罩的CE认证存在问题导致产品无法销售，德国客户亦要求退货处理。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亦确认其提供的CE认证存在问题。至于被告提供的DEKRA认证证书、0370-LGAITECHNOLOGICALCENTER（APPLUS）出具的CE认证证书、《检验检测报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购销合同》、出口报关单、出关单等证据，均无法证实被告交付的产品不存在CE认证问题。至于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推出的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清单，其发布时间均在案涉交易发生之后，均无法证实原、被告交易时被告已取得合法的CE认证证书。故被告的答辩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案涉产品存在CE认证问题。因案涉产品存在CE认证问题，原告签订《销售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原告要求解除案涉《销售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解除日期为本案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日（即2020年5月21日）。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合同解除均有过错，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赔偿数额，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对于原告而言，原告长期从事出口业务，具有丰富的外贸交易经验，其在产品销售至国外时有能力对CE认证是否合法作出判断。在原、被告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时，被告已将其取得的CE认证证书发送给原告，原告并未提出任何质疑，并且在被告交付产品后立即将产品销售至国外，以致国外客户无法销售要求退货，原告具有审查不严之过错。其次，对于被告而言，其交付给原告的FFP2口罩客观上确认存在CE认证不合法的问题，且欧洲安全联盟网网站截图显示，ACT及ECM自始不具有CE认证资格，案涉产品的CE认证证书并非因欧盟对口罩加强监管而丧失合法性，而是自始不合法。欧盟及我国商务部的通知只是针对口罩市场CE认证乱象而发布的指引，并未更改之前的政策或规定。最后，因案涉交易发生在国外疫情爆发期间，国外市场对口罩需求量的大幅增长确实引发了许多检测认证问题，在欧洲安全联盟网及我国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相应的指引、公告前，原、被告作为普通的商业主体，在判定CE认证证书是否合法时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但该种困难并不构成原、被告推脱各自责任的合理事由，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原、被告通过生产、销售口罩获取高额利润，就应当承担随之而来的高风险。故本院综合考虑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及当时的客观情况，酌定原、被告应根据各自过错程度分担损失。关于原告主张的234640元口罩款损失，因《销售合同》已经解除，第二批口罩中的3000个口罩已销售至第三方，双方对该3000个口罩的处理问题并无争议，本院不予论述。本案中，原告主张存在CE认证问题的口罩为第二批的17000个口罩及第三批的10000个口罩，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及《销售合同》的约定，第二批17000个口罩的售价为144500元（即17000×8.5=144500），第三批10000个口罩的售价为91600元（即286000-194400=91600），上述口罩共计236100元。本院和双方核对后，原告确认上述口罩目前存储于其德国客户处，可以退回给被告。被告拒绝接受原告退回的口罩，被告称案涉口罩的保质期有两年，且口罩的保存条件要求较为严格，被告虽然可将货物销售至第三方，但目前的口罩销售价格仅有原、被告交易时市场价格的三十分之一。因案涉口罩的保质期仅有两年，口罩的保存条件要求较为严格，且案涉口罩上的CE标志不合法，口罩价格也有大幅下跌，若要求原告将案涉口罩退回被告，会引发后续新的问题，且口罩退回过程中还会产生运费等其他损失，故案涉口罩不再作退货处理。本院综合考虑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口罩当前的实际价值、口罩退回可能产生的相关费用及风险，酌定被告向原告返还50%的口罩款118050元（即236100×50%=11805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运费损失59206元、出口退税费30503.2元、关税14078.4元，原告提供的宁波卓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费用清单、银行转账凭证、深圳马士威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对账单、原告开具给国桥远航国际货运（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发票、物流查询单、广州市星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结算单等证据与原告给德国客户开具的发票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原告为将案涉27000个口罩销售至国外支付了28682.5元运费。本院根据原、被告的过错程度，酌定原、被告各自承担50%的责任，被告应向原告赔偿运费损失14341.25元（即28682.5÷2=14341.25）。至于原告主张的退回运费、出口退税费、关税等，因案涉货物不作退货处理，且上述费用尚未实际发生，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上述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198340元，原、被告并未对原告的预期可得利益损失作出明确约定，原告的预期利益亦非被告在签订《销售合同》时可以预见或应当预见的利益，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该项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诉中担保费4000元、公证费2608.77元、翻译费15098.77元，因原、被告并未对上述费用的承担问题作出明确约定，且上述费用亦非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合理必要支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销售合同》（合同编号：LH20200301001、LH20200301005）于2020年5月21日解除；二、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退回118050元口罩款并赔偿14341.25元运费损失；三、驳回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18元（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7199元、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219元；财产保全费3332元（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广州肯恩机车部件有限公司负担2547元、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负担785元。被告广州市润佳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其所负担的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范晓玲人民陪审员  谢 霞人民陪审员  黎卫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吴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