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51民初2936号 原告:朱某1，男，198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原告：郑某某，女，197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伟，重庆渝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铜梁区奇异果农家乐，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玉皇村4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4MA60KGHY79。 经营者：邹龙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春林，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某1、郑某某与被告铜梁区奇异果农家乐（以下简称“奇异果农家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某1、郑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伟，被告奇异果农家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春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某1、郑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等共计43324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婚后于2017年6月16日生育次子朱某2。2020年6月15日早上8时许，被告经营的桃源山庄职工张某某开门喂鱼，朱某2和该职工一起进去，后原告朱某1的母亲赵某某去找，张某某说没有看到，可能去公路边去了，赵某某又去公路边找，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正准备回家时，张某某就在喊，说朱某2在桃源山庄内的池塘里，已经浮出水面了，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经协商赔偿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奇异果农家乐辩称，1、原告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不明确，具体以质证意见为准。被告不承担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称2020年6月15日早上8时许，死者与被告员工一起进去的不是事实，死者是在被告经营的池塘死亡无异议；2、死者的死亡不是因为被告的行为过错造成的，原告之子的死亡与被告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死者并不是被告的顾客，也不是消费者；3、死者是未满三周岁的幼儿，他的死亡是因为原告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4、被告经营地内的池塘周围是安有防护栏的，也有警示标志，被告没有过错，被告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5、原告要求赔偿的费用过高，具体意见以质证意见为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奇异果农家乐于2019年10月17日登记成立，其在铜梁区玉皇村经营的农家乐挂牌名称为桃源山庄。 2020年6月15日上午，朱某2在桃源山庄的池塘内溺水身亡。 事发当日，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巴川派出所对张某某、朱某1进行询问。张某某陈述“……2020年6月15日8点多钟，我在玉皇村4组桃源山庄做清洁，当时邻居赵老太婆在找他的孙子朱二娃，我知道了也帮她找，大概过了一两分钟我就在桃源山庄鱼池里发现朱二娃脸朝下漂起的。我就喊人来把小孩捞起来。另外唐先明（音）就来帮忙把小孩从水里捞起来，就发现小孩已经淹死了……”朱某1陈述“……2020年6月15日9点8分许，我在北碚上班，我接到我母亲赵某某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说我的二娃朱某2掉进鱼池可能活不了并喊我回家，在10点多钟我回到家里发现朱某2已经被淹死了……我听我母亲说，她看到在8点多钟朱某2是跟在桃源山庄喂鱼的老太婆的后面进到里面的……” 另查明，朱某1与郑某某系夫妻关系，于2017年6月16日生育朱某2。 庭审中，证人赵某某出庭证实（自述朱某1系其儿子、朱某2系其孙子）:出事当天早上我在农家乐出来挖了化粪池的边边割草。我出来那条路就是挨到农家乐那条路，我就在我出来的那条路和农家乐交叉的地方。农家乐的张某某就出来割鱼草也是在附近，在农家乐出来还在我前面大概一根田坎的距离。我们各在一个方向，她割完鱼草后用一个斗车拉鱼草从厨房门回去，我的孙子就跟着她拉鱼草的车后面进了农家乐。斗车装满了草，我的孙子比她拉的车和草的高度矮一点点，没有听到他们两个说话，但是平常张某某碰到小孩的时候，小孩都要招呼她，都要喊他婆婆，经常跟到她进农家乐。我把（我割的）草放下最多一、两分钟就跟着去了，然后厨房门就关了，我就从前门进去。当时张某某就站在前门，她是农家乐守门的，我说我孙子是跟你一起进农家乐的，她说没有呀，可能是到马路上去了，我就到马路上找。后来她喊我快点，在这里，在池塘里面。我看到的时候他（朱某2）已经在池塘浮着了，我就让张某某快去后门喊人来救人。从我看见他进去到最后看到他在池塘里面大概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他在池塘浮起来的距离，我在岸边拿六、七米长的竹竿都刨不到。 证人唐先明出庭证实:死者出事后是我把他抱起来的，他嘴巴都是乌的。当时我在家，是张某某叫的我，我看见的时候死者在池塘里转角的地方浮着，水（可能）有一、两米深，死者距离栏杆大概有一、两米，我抱人的时候踩到池塘底，当时水到（我）下巴了，我是从农家乐的厨房进去的，现场只有赵某某和张某某。 证人唐刚文出庭证实:我跟唐先明一起去的，从厨房门进入的山庄，唐先明将死者在池塘的拐角救起来我在岸上接的，抱起来的时候嘴巴是乌的，倒了很多水出来，当时就没看到出气了，唐先明救人的时候水到他的腰部。 证人张某某出庭证实:我是2019年10月左右去山庄工作的。我那天早上割草回去喂鱼，拉的推推车，出门的时候没有看到死者跟他婆婆（赵某某），割草的时候周围也没人，到我进门这一路都没看到人，（进出）走的厨房门，门是我开的也是我锁的，我把草拉回去上个厕所转回去关的门。我认识死者，平时死者跟他婆婆一起来山庄耍过。当天山庄只有我一个人，他婆婆来问我有没有看到小孩，我在大门处做清洁，我说没看到，他往常会往马路上耍，我就说可能到马路上了。我从厨房那边走帮着找，发现他在池塘里面拐角处。从我做工开始就看到池塘周围有围栏，也有警示牌。事发后是唐先明抱的死者，还有一个人跟唐先明一起来的。 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朱某2家住桃源山庄附近，山庄厨房门距离朱某2家的道路100米以上。朱某1陈述，小孩（朱某2）一直是他婆婆在带，当时他婆婆在割草，他在旁边耍泥巴，张某某拉车回来了进去的时候小孩跟着她进去了，张某某拉起车的位置可能确实看不到小孩。原告主张池塘围栏间的空隙较宽、警示标志亦被树遮挡。被告则辩称，从厨房门进来或者正大门进来看警示牌标志是不会被遮挡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原告举示的派出所《询问笔录》、照片、《重庆市公安局案（事）接报回执》、《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出生医学证明》、《结婚证》、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出具的《死亡证明》，被告举示的《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材料存卷为据，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举示的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玉皇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结合前述证据，对其证明朱某2于2020年6月15日溺水死亡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但其证明死亡时间为9时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该证明内容不予采纳。对于证人证言，赵某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证人唐先明和唐刚文关于从桃源山庄池塘内救起朱某2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二人该部分证言予以采信。二证人关于唐先明救人时池塘水深的证言不一致，该部分内容并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对该部分证言，本院均不采纳；关于张某某的证言，本院在后续评述中加以说明，此处不作赘述。 本院认为，朱某2在桃源山庄内的池塘里溺水身亡，双方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焦点为：被告应否对朱某2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对朱某2的死亡存在过错的问题，本院对此评析如下： 关于被告应否对朱某2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一般是以谋取利益为目的，对其客人以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合理性。具有餐饮、娱乐等活动功能的农家乐应当属于上述场所。该规定的归责原则属于不作为侵权，义务人违反了作为义务，没有保障好权利人的安全，因而需要承担责任。保护对象应属于在服务场所内的消费者，这也是经营者与受害人订立契约而产生的附随义务。同时，保障的对象除消费者本身以外，还应当及于随消费者一起到该服务场所的亲友或是即将产生消费的与此场所具有密切关系的人。本案中，朱某2在桃源山庄附近居住，此前亦有与张某某进入山庄玩耍的经历，其作为未满三周岁的幼童，进入桃源山庄按常理推断应当不具有消费等事由，原告亦未举示具有消费目的的相关证据。故，被告不应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对朱某2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关于被告对朱某2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主张朱某2于事发当日8时许尾随张某某进入桃源山庄、9时即溺亡，朱某2尾随张某某拉的装有鱼草的斗车进入桃源山庄时与张某某并无言语沟通，认可张某某拉着车的位置可能确实看不到小孩。赵某某证实“我出来那条路就是挨到农家乐那条路，我就在我出来的那条路和农家乐交叉的地方。农家乐的张某某就出来割鱼草也是在附近，在农家乐出来还在我前面大概一根田坎的距离，我们各在一个方向”，其证言说明了双方所处地理位置具有一定距离，张某某关于其从厨房门进、出割鱼草未见朱某2祖孙的证言，与赵某某向张某某询问朱某2下落时张某某的回复能够印证，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张某某证实“我把草拉回去上个厕所转回去关的门……整个山庄只有我一个人……”该证言符合逻辑，能够解释其不知朱某2尾随、关门时未见到朱某2以及朱某2溺水后未及时被发现、救助的原因，该证言虽是孤证，但其作为当时在场的关键证人，其证言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前述情况分析：首先，事发时间约为早晨8时至9时，山庄内仅有负责守门、清洁等杂事的员工张某某一人，山庄的厨房门因张某某割鱼草打开，自其返回后不久即关闭，说明事发时桃源山庄并未处于开放营业状态；其次，双方对于朱某2是否系尾随张某某进入山庄存在争议，结合庭审中查明的情况推断，朱某2尾随张某某进入的可能性较大，而张某某不知晓朱某2尾随进入山庄的可能性亦较大；最后，从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和照片可以看出，事发池塘四周有围栏防护、在大门进口处和池塘外围中部树旁均有警示标示。原告主张池塘围栏间的空隙较宽、警示标志亦被树遮挡，被告存在过错。被告辩称，从厨房门进来或者正大门进来看警示牌标志是不会被遮挡的。本院认为，一、即便朱某2确系尾随张某某进入山庄，由于张某某对此不知情，而事发时山庄尚处于非营业状态，对于朱某2在山庄内溺水后未被及时发现，山庄并无过错；二、一般公共场所的安全防护设计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公众，朱某2事发时未满三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安全保护主要依靠其监护人，如果按原告的主张以幼童的身量能否通过作为防护栏的空隙间隔较宽的标准认定原告的防护措施不当，对于被告的要求过于严格，不具有合理性；三、无论警示牌是否被遮挡，对于不满三周岁的幼童来说，警示的意义不大；四、张某某在知晓赵某某寻找朱某2后，积极在山庄内帮忙寻找，发现朱某2后及时通知赵某某，并应赵某某的要求向唐先明寻求救助，尽到了基本的帮助、救助义务。综上，被告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防护义务，其员工尽到了基本的帮助、救助义务，被告对于朱某2的死亡并无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朱某2与家人紧邻山庄居住，朱某2经常跟张某某进入山庄玩耍，说明双方比较熟悉，赵某某对山庄内的情形应当了解。按照原告的主张，赵某某看见朱某2在未与张某某沟通的前提下尾随进入了山庄。此时，赵某某既未主动将朱某2托付给张某某照看，也未及时上前看管，其短时离开朱某2，未能预见或是疏忽了山庄内池塘等环境对幼童的潜在危险，放任幼童进入，具有过失。本次事故的发生固然存在巧合，但监护人监护不当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二原告作为朱某2的监护人，将其交由老人照看，未能完全尽到自己的监护责任，遇此不幸值得同情，但更当引以为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事实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应对朱某2的死亡承担责任，故本院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某1、郑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83.10元（已减半），由原告朱某1、郑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坤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伍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