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31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土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泳，广东大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希仁。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国，广东三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宣谋，广东朝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国梅。原审被告：钟亚珍。上诉人黄土文因与被上诉人曹希仁及原审被告李国梅、钟亚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803民初1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土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泳，被上诉人曹希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宣谋，原审被告李国梅、钟亚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土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曹希仁的诉讼请求;二、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曹希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曹希仁提交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属伪造。1.根据曹希仁提交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的尺寸及外观，明显可以看出该《借条》及《借据》的上、下方，《借条》的右方，《借据》的左方均被裁剪过。李国梅称是经黄土文同意将写错的部分裁剪掉从新书写所致。但在“黄土文”三个字周边三个方向均书写借款内容，明显不合常理。在李国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条》及《借据》周边被裁剪掉部分所记载的内容与她陈述的相一致的情况下，应该认定记载《借条》及《借据》的小纸片，是李国梅在有黄土文签名的其他文件材料上裁剪出来的。2.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一审法院根据黄土文的申请，依法委托司法鉴定部门作出，程序合法。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的鉴定意见：1.倾向认为送检材落款日期为“4月25日”的《借条》上手写“借条：今借到……备注……李国梅4月25日”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2.倾向认为送检材2无署期的《借据》上“借据今借到……借款人：”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虽然属于非确定性意见，但也属于明确的鉴定意见。虽然，曹希仁和李国梅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其不能提供证据推翻该意见，所以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在本案中应属合法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将非确定性意见误解为非明确的鉴定意见，拒绝采信该证据，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我国的文书司法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基本上都是倾向性意见，在司法实践中，上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级人民法院采信这种倾向性鉴定意见的案件比比皆是，就如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粤08民终第38号《民事判决书》。基于上述事实理由，足以认定曹希仁提供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属伪造。二、曹希仁应当知道黄土文没有委托李国梅向其借款。在曹希仁没有和黄土文联系确认的情况下，曹希仁仅凭李国梅出示明显有伪造痕迹的《借条》，又没有任何担保，便任由李国梅夫妇将其账户上的巨额钱款转给黄土文，这本身就极不符合常理。而且，曹希仁又配合李国梅谎称该《借条》是在2012年4月25日交给曹希仁的。以上情况足以证明，曹希仁完全清楚黄土文没有委托李国梅向其借款。三、一审法院不依法律规定查清涉案的188万元的真实来源。根据李国梅伪造《借条》及《借据》及曹希仁全力配合李国梅隐瞒事实的行为，大概率存在曹希仁与李国梅恶意串通、捏造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从而侵吞黄土文合法财产的可能。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四）项规定，证明涉案188万元真正来源的证据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应当调查收集的证据。但一审法院仅凭黄土文的申请调取少量的银行流水明细，在涉案188万元真正来源还未明了时，便作出判决，明显属于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四、曹希仁、李国梅提供的借条及借据的内容明显只是李国梅的单方强加，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条和借据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采纳曹希仁、李国梅提交的借条及借据作为定案证据完全错误。曹希仁和李国梅提供的借条及借据不但都被裁剪成小纸条，明显不符合借据形式，而且该借条和借据中除了“黄土文”三个字是黄土文本人书写，其余所有字迹均是李国梅书写，甚至”借款人”三个字都是李国梅书写。由于李国梅自认“黄土文”三个字书写在先，而其他字迹书写在后，因此，借条及借据的内容明显只是李国梅的单方意思表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条及借据的其他内容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和借据载明了债权人，借款金额、借款人等基本要素，所以借条和借据是真实、合法的，但一审法院却忽略了债权人、借款金额都只是李国梅单方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该等要素是李国梅与黄土文达成的合意；更重要的是，黄土文所谓“借款人”的身份也是李国梅的单方强加，没有经过黄土文的认可和同意，这样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五、曹希仁和李国梅对本借款案的陈述违背常理，除借条和借据的其他旁证也不能证明黄土文有过向曹希仁借款的意思表示。1.2015年，李国梅与黄土文已经就两人合伙之事发生纠纷，黄土文认为李国梅没有对合伙事务进行任何出资，所以不应该分得一半的脚手架租金，而李国梅一直强行分取租金。李国梅提供给一审法院的录音是李国梅在2017年时有意偷录下来的，录音中李国梅曾刻意、主动、多次提到188万元借款之事，想诱导黄土文承认借款一事，但黄土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只字片语承认过借款之事，只是说要对账。2.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显示，曹希仁和李国梅持有的借条和借据中“黄土文”三个字是用不同的笔书写的，按李国梅的解释是黄土文第一次寄的纸条没有按手印，李国梅无法确定是否是黄土文所写，于是让黄土文寄两份按手印的借条。但曹希仁提供的借条却是没有按手印的借条，按手印的借条据曹希仁解释是找不到了，这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没有按手印的借条是无法确定真伪的，而按手印的借条是可以确定真伪的，为什么曹希仁妥善保管的却是无法确定真伪的没有按手印的借条呢?这明显不符合常理。3.关于为什么裁剪借条和借据，据李国梅的陈述是其先向黄土文提供200万元的承兑汇票，但黄土文拒绝接收汇票，才经过黄土文的同意对借条和借据进行裁剪。对此，黄土文认为李国梅完全是在作虚假陈述，首先，没有证据证明李国梅曾咨询过黄土文是否接受承兑汇票的意见；其次，没有证据证明黄土文同意李国梅对纸条进行裁剪；最后，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是法人和组织，而且出票人需要向银行出具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也就是说，承兑汇票一般在购销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使用，还需要向承兑银行出具增值税发票和担保，而通常单纯的民间借贷是不可能使用承兑汇票的，如果黄土文真是向李国梅借款，李国梅是不可能使用承兑汇票借款给黄土文的。显然，李国梅陈述黄土文不同意使用承兑汇票才裁剪借条和借据的说法违背常理。4.黄土文提交证据证实，黄土文在2011年2月14日向曹希仁名下账户汇款30万元，关于该笔汇款，曹希仁在（2019）粤08民终87号案的二审答辩状中称是因为曹希仁与黄土文之间存在过经济往来，并不是不认识，所以曾经有转账的往来记录；而在本案发回重审的一审庭审中，李国梅对该笔汇款的解释是：因为李国梅向曹希仁借款，所以让黄土文直接汇款给曹希仁，相当于李国梅向曹希仁偿还借款。由于曹希仁和李国梅对该笔汇款目的和用途的解释完全不同，所以，李国梅和曹希仁作了虚假陈述。那么，李国梅和曹希仁的其他陈述也不具可信性。六、本案存在当事人制造虚假证据的可能，黄土文不认同一审对此作出的相反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检测数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检测数据，借条和借据中文字的电阻值下降了42%至44%,而样本的电阻值只下降了33%，《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阐述借条和借据中文字的电阻变化值明显大于样本中文字的电阻变化值，也就是说，借条和借据中文字形成时间在2013年之后，但之后的具体时间，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没有详述，也没有得出借条和借据中文字形成时间在2015年之前的结论，由于黄土文与李国梅于2015年因合伙事宜已产生纠纷，因此，不排除双方在产生纠纷之后，李国梅伪造证据的可能。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和借据于2017年7月14日之前存在，且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书写的“黄土文”三个字形成时间相近，即可排除当事人发生矛盾后制造虚假证据，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是错误的，黄土文对此不认同。七、一审法院仅凭李国梅汇款时填写的汇款用途为“借款”即认定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错误由于李国梅汇款给黄土文188万元时，汇款用途由李国梅填写，而不是黄土文本人填写，因此，该汇款用途是李国梅的单方行为，不足以证明李国梅与黄土文达成过借款的合意。由于在银行汇款时，银行都会要求汇款人填写汇款用途，因此，此时李国梅填写的汇款用途明显不能单独作为黄土文借款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曹希仁和李国梅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的借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八、由于借条和借据的内容都不是黄土文书写和认可的，因此，借条和借据中书写的借款利息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借条及借据的内容只是李国梅的单方意思表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条及借据的其他内容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因此，借条和借据中关于借款利息的内容也是无效的。即使本案借款事实被法院认定，但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土文与李国梅或曹希仁对借款利息进行过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黄土文与李国梅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分息也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曹希仁答辩称：一、黄土文《民事上诉状》中称“李国梅提交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属伪造”以及在《补充民事上诉状》中称“曹希仁、李国梅提交法庭的借条及借据的内容明显只是李国梅的单方强加，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条和借据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采纳曹希仁、李国梅提交的借条及借据作为定案证据完全错误”是黄土文为逃避债务所作的违背客观事实之词，一审法院认定《借条》的真实性是正确的。1.本案中，李国梅作为中间人代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出于亲戚之间的信任，曹希仁向黄土文汇款188万元，之后李国梅就将有黄土文签字的《借条》给曹希仁，黄土文对曹希仁提交的证据《借条》上“黄土文”签字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在本案原审的第一次开庭庭审中，黄土文的代理人当庭打电话向黄土文确认，黄土文自认其邮寄过亲笔签名的空白纸张给李国梅。2.再结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检测的数据可知《借条》上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签名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值一致，证明了《借条》上的文字形成时间是基本相同的。另外，李国梅在2018年1月17日也提交了另外一张有黄土文签字和盖手指印的《借据》，该《借据》上写着“今借到曹希仁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元正，月息2分（2%），此据”，由此可见，黄土文在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的过程中，是亲自先后签有多张空白的纸张给被告李国梅的，并不是单单只有一张纸。二、黄土文在《民事上诉状》第二点中称“李国梅应当知道黄土文没有委托李国梅向其借款”以及《补充民事上诉状》第二点中称“曹希仁和李国梅对本借款案的陈述违背常理，出借条和借据的其他旁证也不能证明黄土文有过向曹希仁借款的意思表示”，是明显依据不足的，根本不是事实。李国梅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黄土文也承认借到曹希仁的188万元。且从李国梅一审中提供的《借据》可知，黄土文在本案借款过程中签有过多张空白的纸张给李国梅以达成本次188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4月25日，曹希仁主张黄土文通过被告李国梅向其借款。当日，曹希仁、李国梅及其丈夫曹峰三人一同前往交通银行合肥芜湖路支行，向黄土文汇款188万元。案外人曹峰在代曹希仁汇款时，在个人（电汇）回单的附言中注明了款项用途为‘借款’”的事实是正确的。三、黄土文在《民事上诉状》第三点称“一审法院不依法查清涉案的188万元的真实来源”是没任何依据的。法院已经调取了曹希仁以及周宗侠、金紫荆公司的银行流水，证实了曹希仁出借给被答辩人的188万元与李国梅或金紫荆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李国梅也没有转过任何钱给曹希仁。四、黄土文在《补充民事上诉状》第三点中认为“本案存在当事人制造虚假证据的可能，黄土文不认同一审对此作出的相反认定”没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借条》和《借据》是在2017年7月黄土文与李国梅两人产生矛盾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为曹希仁提交的《借条》是在2012年4月25日汇款之后就收下保存至今，根据鉴定检测数据以及李国梅提交的于2017年7月份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该《借条》以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是在本案借款过程中出具的，即发生在李国梅与黄土文在2017年7月的谈话录音之前。黄土文在一审开庭以及本案重审时也不予否认，只是称《借条》《借据》上“黄土文”的签名是在2015年之后，如果真是如其所说没有签过空白纸张，那么其在本案原审开庭时又怎能肯定签字是在2015年之后？黄土文现上诉又改口称“黄土文与李国梅于2015年因合伙事宜已产生纠纷，因此，不排除双方在产生纠纷之后，李国梅伪造证据的可能”与其在本案原审、重审的陈述是完全不一致的。五、黄土文在《补充民事上诉状》第四点称“一审仅凭李国梅汇款时填写的汇款用途为‘借款’即认定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错误”并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曹希仁和李国梅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的借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是其理解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黄土文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曹希仁转账给其的不是借款，黄土文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黄土文不再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行举证。退一步讲，本案即使没有《借条》的情况下，黄土文仅凭银行转账凭证起诉黄土文借贷关系，黄土文仍然要举证证明188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其他款项。六、黄土文上诉称“由于借条和借据的内容都不是黄土文书写和认可的，因此，借条和借据书写的借款利息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不成立的。本案中《借条》《借据》上的字与“黄土文”签名经检测形成时间是相近或同一时间形成的，证明了曹希仁与黄土文对借款的事实是迖成了一致，不存在之后再补上利息的可能，证明了双方是约定了利息2%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黄土文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国梅陈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黄土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黄土文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仅凭汇款用途为“借款即认定”黄土文借曹希仁188万2分息，黄土文可能没认真看一审判决书，李国梅向法院提供了多份相互印证的证据，现就其中两份做简要阐述。证据一，两份录音。1.录音一李国梅跟黄土文说合肥债主要委托第三方来追债问黄土文怎么办，黄土文赶紧答应还债，连续两次表示要先还100万。而且还100万还只是“顶一顶”，因为黄土文欠曹希仁连本带利是几百万。2.录音二李国梅还是就这188万跟黄土文交涉。李国梅问黄土文：“你合肥借人188万怎么处理？连本带息几百万”。黄土文先是说188万转给李国梅了要李国梅先查账；中间对完一通账后李国梅说黄土文不能硬说这些钱没借到，黄土文答：“不是说没借到”。黄土文用一个双重否定句承认这笔债务；然后黄土文第三、第四次表示先还90万或100万去顶一顶，李国梅追问：“你准备清哪些管还这笔债给人家？”，黄土文答：“你看廉江有多少，仓库有多少，东海拆下来有多少”。所以这个录音里黄土文确认了两点：（1）涉案债务是真实存在的；（2）分期偿还，先还100万左右，资金来源是出售仓库和廉江、东海工地的钢管。证据二，《2012年工程流水账》：该账本上黄土文在收到188万当天或前一天亲笔对该借款及利息进行记载:“借国梅188万3分息”。李国梅和黄土文对账时又在账页下方补充：“土文哥借合肥188万只按2分息计”。一审开庭时黄土文承认账本是黄土文手工记录但否认有借款的字，一审法院让黄土文出示原件核对黄土文说扔了，一审法院让黄土文申请鉴定字迹也被拒绝，但最后一审法院以李国梅未提供原件为由不认可该证据，李国梅认为一审法院这一点是错的，既然认定188万中94万买了工程材料判李国梅负连带责任，工程流水账直接涉及一个事实，即该94万黄土文是否已用于购买工程材料，所以法院应该依职权要求黄土文出示该账本，黄土文拒绝出示就应当由黄土文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黄土文其他上诉理由也是虚假或强词夺理的，其上诉状绕来绕其实就几个问题。第一，上诉状说2015年黄土文和李国梅发生纠纷，说李国梅没有出资强行分取他工程款：这是谎言。首先这是法治社会，不投资一直强行分取黄土文50%工程款黑社会都做不到；事实上，一直到2019年黄土文和李国梅仍在合作工程，工程结束后黄土文和李国梅合伙把一审法院查封的材料偷偷卖了，2019年1月7日签署的《销售合同》：同意出售黄土文和李国梅共同共有的工程材料，款项各得50%。黄土文说2015年开始有纠纷，只能证明其当时已处心积虑想赖账。第二，关于《借条》《借据》的纸张来源：这是黄土文委托李国梅帮其借钱而寄的空白签名纸张，2017年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黄土文不出庭，一审法院让黄土文的代理律师当庭打电话给黄土文，求证是否给李国梅寄过签字空白纸，黄土文的代理律师打电话后跟一审法院多次确认寄过而且不止一张。关于这个事情，在2017年11月的庭审笔录里可以核实。第三，关于银行承兑汇票：黄土文上诉状的说法是不契合实际的，承兑汇票转让背书无需银行同意或提交资料。承兑汇票一般为期半年而小企业资金压力大，财务制度不规范，所以朋友间私下借用或贴息提现是很常见的操作甚至已经形成一种产业。第四，关于《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李国梅认可一审判决对此的解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钟亚珍陈述称：钟亚珍同意黄土文的上诉意见。曹希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黄土文立即向曹希仁偿还借款本金188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2406400元，之后的利息继续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二、判决钟亚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决李国梅对上述债务中的940000元及利息（以94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借款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1203200元，之后的利息继续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由黄土文、钟亚珍、李国梅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曹希仁系案外人曹峰父亲的兄弟，李国梅与曹峰系夫妻关系，黄土文与李国梅系表兄妹关系。自2007年起，黄土文与李国梅合伙经营建筑脚手架租赁等工程项目。2012年4月25日，曹希仁主张黄土文通过李国梅向其借款。当日，曹希仁、李国梅及其丈夫曹峰三人一同前往交通银行合肥芜湖路支行，向黄土文汇款188万元。案外人曹峰在代曹希仁汇款时，在个人（电汇）回单的附言中注明了款项用途为“借款”。同时，李国梅于一审庭审中称，其取得曹希仁及黄土文的同意，将一份有黄土文亲笔签名的纸张加以裁剪后，书写成《借条》给曹希仁保管。其中，李国梅将该纸张上半部分内容裁去，然后利用黄土文签名上的空白部分添加其他文字，形成如下内容：“借条：今借到曹希仁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元正，月息2分。借款人：黄土文”，此外，李国梅主张其与黄土文商量后，又在纸张的下半部分书写以下内容：“备注：由合肥所借188万元一半（94万）用于黄土文、李国梅双方合作的脚手架工程进度，另一半（94万元）是黄土文个人借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其他借款）。证明人：李国梅，4月25日”。2012年4月25日，李国梅另利用一张有黄土文亲笔签名的纸张加以裁剪后，书写一份《借据》由其自行保管。《借据》内容为：“今借到曹希仁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元正，月息2分（2%）。此据。借款人：黄土文”。又查明，曹希仁主张涉案188万元款项为借款，且黄土文、李国梅借款后均未向曹希仁偿还过借款本金及利息。庭审中，黄土文辩解因其与李国梅合作的工程脚手架租赁所得的租赁费均是汇入李国梅名下的金紫荆公司账户，后该租赁费再经曹希仁的银行账户汇入黄土文的银行账户，故本案所涉188万元款项并非借款，实为李国梅归还给黄土文的租赁费。黄土文为证明上述事实，申请法院调取关于金紫荆公司名下银行帐号为341315000018000251137，及曹希仁妻子周宗侠名下银行帐号为622909493053671913分别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4月1日的银行流水清单。其中，金紫荆公司名下帐号为341315000018000251137中与本案诉争相关的流水如下：1、2011年3月28日，收到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华广场项目部（以下简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赁费145198元；2、2011年4月12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赁费50万元；3、2011年6月8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支付内支架租金20万元；4、2011年7月21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20936元；5、2011年8月12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88700元；6、2011年9月6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95851元；7、2011年10月21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90166元；8、2012年1月11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款236158元。另，周宗侠名下帐号为622909493053671913中与本案诉争相关的流水如下：1、2012年3月21日，收到170万元，摘要说明为“银证转账”；2、2012年3月21日，将170万元转入曹希仁名下6222600250006175979的银行账户，用途备注为“借款”。庭审中，李国梅否认曹希仁的涉案银行账户由其使用用于走账，黄土文、钟亚珍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查明，原审诉讼过程中，黄土文自认涉案《借条》、《借据》上“黄土文”的签名为其本人笔迹，但认为签名以及其他字迹的形成时间均应在2015年之后，并非曹希仁主张的2012年4月。黄土文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的申请，请求对《借条》《借据》上的文字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随后委托了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鉴定过程中，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只选取了一份由湛江市坡头区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12月28日的《借款合同》作为样本，与两份证据材料进行了对比、分析。2018年9月5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倾向认为《借条》上手写“借条：今借到……备注……李国梅4月25日”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2、倾向认为《借据》上“借据今借到……借款人：”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3、无法确定《借据》上签名“黄土文”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同时，《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于检验所见中写明，鉴定人员两次对检材上需检字迹与样本上比对字迹进行电阻变化率实验，在常温及环境湿度分别为85%和50%的特定方式干燥情况下测得：（1）《借条》中“黄土文”签名的“黄”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2）《借条》中“人民币”三字中的“民”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3）《借条》中“备注”二字中的“备”字的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4）《借据》中第二行的“今”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4%。（5）《借据》中的“借款人”三字中的“人”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6）样本《借款合同》落款日期中的“8”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33%。此外，《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于分析说明中还写明：根据含碳墨水字迹的电阻变化率变化规律，电阻变化率越大，其字迹的自然老化程度越小，字迹书写的形成时间越短；电阻变化率越小，其字迹的自然老化程度越大，自己书写的形成时间越长，且因考虑到检材与样本的保管环境不同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差影响，只能出具倾向性的鉴定意见。再查明，2017年7月之前，黄土文与李国梅因涉案款项188万元产生争议。同年7月14日，李国梅曾就涉案款项如何偿还的问题与黄土文交涉，但双方意见不一，为此产生矛盾。2017年8月24日，曹希仁向黄土文追索其主张的188万元借款本息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7）粤0803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黄土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粤08民终87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是重审案件。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曹希仁主张的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对此分析如下：一、涉案《借条》是否真实的问题。首先，曹希仁为主张黄土文向其借款188万元的事实，提交了《借条》、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予以证实。而该《借条》虽明显系由有黄土文亲笔签名的纸张加以裁剪后，再添加文字形成，但《借条》能与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上转账的金额相互印证，且该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上附言中亦载明为“借款”。其次，鉴定机构所作出的倾向性的鉴定结论，认为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所取得的检测数据，对本案事实认定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检验所见中的检测数据可知，涉案《借条》《借据》并非近段时间形成的证据材料，两份证据于2017年7月14日黄土文、李国梅两人产生矛盾之前即已存在，且《借条》上由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签名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值均为42%，可以认为系因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签名形成时间相近或同一时间形成所致，因此可排除当事人发生矛盾后制造虚假证据，侵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据此，对涉案《借条》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曹希仁向黄土文汇付的188万元款项系借款或系李国梅转回的脚手架租赁费的问题。本案中，黄土文辩解因其与李国梅合作的工程脚手架租赁所得的租赁费均是汇入李国梅名下的金紫荆公司账户，后该租赁费再经曹希仁或其妻子周宗侠的银行账户汇入黄土文的银行账户，即涉案188万元系脚手架租赁费，而根据黄土文的申请所调取的两份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其中，金紫荆公司名下尾号为1137的银行帐号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4月1日期间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转来的七笔租赁费，合计1777009元，但未显示有金紫荆公司与曹希仁或其妻子周宗侠之间的资金往来。另，周宗侠名下尾号为1913的银行帐号显示，其于2012年3月21日通过银证转账的方式收到170万元，并于当日将该笔170万元转给曹希仁的银行账户，并备注用途为“借款”。根据上述两份银行流水来看，均未显示涉案188万元的部分款项系李国梅通过金紫荆公司将收到的中华广场项目部转来的租赁费，再转给曹希仁或其妻子周宗侠，而是曹希仁妻子周宗侠通过银证转账取得170万元后，再将该170万元作为借款资金转给曹希仁，故在黄土文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辩解意见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此对黄土文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对涉案《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并确认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未予偿还的事实。关于钟亚珍、李国梅对本案借款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曹希仁主张涉案借款为黄土文与钟亚珍的共同债务，但曹希仁提供的《借条》仅系黄土文签名，而钟亚珍并未签名确认，且曹希仁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债务是用于黄土文与钟亚珍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借款是基于黄土文、钟亚珍的共同意思表示及钟亚珍使用了借款，对此曹希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依法不予认定本案所涉借款为黄土文与钟亚珍的夫妻共同债务，曹希仁请求钟亚珍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其次，李国梅在《借条》上确认涉案借款中的94万元借款用于其与黄土文的合作经营项目，且对曹希仁的权利主张不持异议，故对曹希仁请求李国梅对涉案借款中的94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涉案《借条》中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属不定期借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曹希仁可以随时要求黄土文偿还债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曹希仁、黄土文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故曹希仁请求黄土文按月利率2%支付188万元借款自2012年4月2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请求李国梅对上述借款中的94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土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曹希仁偿还借款本金188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2年4月2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李国梅对黄土文上述借款本金中的94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2年4月2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曹希仁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1091.2元，鉴定费35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1091.2元，由黄土文、李国梅共同负担23045.6元，黄土文负担58045.6元。本案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案二审庭审中，李国梅当庭播放其于本案原审中已提供的李国梅与黄土文（在场人还有李国华）之间谈话的录音证据，黄土文对录音证据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国梅所主张的事实。因本案各当事人对上述录音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录音证据内容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故本院对录音证据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李国梅与黄土文谈话录音内容显示，李国梅向黄土文提出在合肥借款188万元连本带利达几百万元，要求黄土文予以偿还，黄土文并未否认李国梅所称债务，只是认为该款部分已用于其与李国梅的合伙开支。黄土文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称该188万元不是黄土文所借而是李国梅所借，应由黄土文与李国梅进行合伙结算。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黄土文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黄土文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曹希仁的答辩意见，以及李国梅、钟亚珍的陈述意见，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关于黄土文与曹希仁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黄土文应否还本付息的问题。本案中，曹希仁提供的《借条》除黄土文签名以外其他内容均形成于黄土文签名之后、并非黄土文所书写，且《借条》纸张经过大幅裁剪，故该《借条》存在重大瑕疵，据此不足以证明曹希仁与黄土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曹希仁实际向黄土文转账汇款188万元，结合曹希仁、李国梅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认为曹希仁已初步完成证明其与黄土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黄土文抗辩主张涉案188万元转账汇款属其他法律关系，应对此予以证明。黄土文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黄土文上述主张，结合黄土文与李国梅谈话录音内容，虽然黄土文未直接承认其与曹希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黄土文并未否认涉案188万元转账汇款属于借款的事实，黄土文是涉案188万元的收款人，在无充分证据证明黄土文与汇款人曹希仁具有涉他约定的情况下，应认为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黄土文与曹希仁之间。在黄土文未能举证动摇曹希仁已证明的前述借贷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黄土文与曹希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不能因黄土文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而加重曹希仁的举证责任，黄土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又根据黄土文与李国梅谈话录音内容，可认定涉案188万元借款约定高额利息，曹希仁仅起诉请求月利率2%的利息，未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黄土文未清偿借款债务，应依法依约还本付息，因李国梅自认其对其中94万元本息承担担保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关于黄土文主张其与李国梅之间的合伙关系未进行清算以及涉案债务应由李国梅负担的问题，黄土文可就其与李国梅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黄土文关于其与曹希仁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以及黄土文不应还本付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土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91.20元，由黄土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竹审判员 陈小红审判员 郑玉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陈小漫书记员何骁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8民终31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土文。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泳，广东大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希仁。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东国，广东三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宣谋，广东朝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国梅。原审被告：钟亚珍。上诉人黄土文因与被上诉人曹希仁及原审被告李国梅、钟亚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803民初1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土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泳，被上诉人曹希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宣谋，原审被告李国梅、钟亚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土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曹希仁的诉讼请求;二、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曹希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曹希仁提交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属伪造。1.根据曹希仁提交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的尺寸及外观，明显可以看出该《借条》及《借据》的上、下方，《借条》的右方，《借据》的左方均被裁剪过。李国梅称是经黄土文同意将写错的部分裁剪掉从新书写所致。但在“黄土文”三个字周边三个方向均书写借款内容，明显不合常理。在李国梅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借条》及《借据》周边被裁剪掉部分所记载的内容与她陈述的相一致的情况下，应该认定记载《借条》及《借据》的小纸片，是李国梅在有黄土文签名的其他文件材料上裁剪出来的。2.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一审法院根据黄土文的申请，依法委托司法鉴定部门作出，程序合法。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的鉴定意见：1.倾向认为送检材落款日期为“4月25日”的《借条》上手写“借条：今借到……备注……李国梅4月25日”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2.倾向认为送检材2无署期的《借据》上“借据今借到……借款人：”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虽然属于非确定性意见，但也属于明确的鉴定意见。虽然，曹希仁和李国梅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但其不能提供证据推翻该意见，所以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在本案中应属合法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将非确定性意见误解为非明确的鉴定意见，拒绝采信该证据，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我国的文书司法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基本上都是倾向性意见，在司法实践中，上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级人民法院采信这种倾向性鉴定意见的案件比比皆是，就如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粤08民终第38号《民事判决书》。基于上述事实理由，足以认定曹希仁提供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属伪造。二、曹希仁应当知道黄土文没有委托李国梅向其借款。在曹希仁没有和黄土文联系确认的情况下，曹希仁仅凭李国梅出示明显有伪造痕迹的《借条》，又没有任何担保，便任由李国梅夫妇将其账户上的巨额钱款转给黄土文，这本身就极不符合常理。而且，曹希仁又配合李国梅谎称该《借条》是在2012年4月25日交给曹希仁的。以上情况足以证明，曹希仁完全清楚黄土文没有委托李国梅向其借款。三、一审法院不依法律规定查清涉案的188万元的真实来源。根据李国梅伪造《借条》及《借据》及曹希仁全力配合李国梅隐瞒事实的行为，大概率存在曹希仁与李国梅恶意串通、捏造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的事实提起虚假诉讼，从而侵吞黄土文合法财产的可能。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四）项规定，证明涉案188万元真正来源的证据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本案应当调查收集的证据。但一审法院仅凭黄土文的申请调取少量的银行流水明细，在涉案188万元真正来源还未明了时，便作出判决，明显属于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四、曹希仁、李国梅提供的借条及借据的内容明显只是李国梅的单方强加，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条和借据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采纳曹希仁、李国梅提交的借条及借据作为定案证据完全错误。曹希仁和李国梅提供的借条及借据不但都被裁剪成小纸条，明显不符合借据形式，而且该借条和借据中除了“黄土文”三个字是黄土文本人书写，其余所有字迹均是李国梅书写，甚至”借款人”三个字都是李国梅书写。由于李国梅自认“黄土文”三个字书写在先，而其他字迹书写在后，因此，借条及借据的内容明显只是李国梅的单方意思表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条及借据的其他内容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和借据载明了债权人，借款金额、借款人等基本要素，所以借条和借据是真实、合法的，但一审法院却忽略了债权人、借款金额都只是李国梅单方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该等要素是李国梅与黄土文达成的合意；更重要的是，黄土文所谓“借款人”的身份也是李国梅的单方强加，没有经过黄土文的认可和同意，这样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五、曹希仁和李国梅对本借款案的陈述违背常理，除借条和借据的其他旁证也不能证明黄土文有过向曹希仁借款的意思表示。1.2015年，李国梅与黄土文已经就两人合伙之事发生纠纷，黄土文认为李国梅没有对合伙事务进行任何出资，所以不应该分得一半的脚手架租金，而李国梅一直强行分取租金。李国梅提供给一审法院的录音是李国梅在2017年时有意偷录下来的，录音中李国梅曾刻意、主动、多次提到188万元借款之事，想诱导黄土文承认借款一事，但黄土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只字片语承认过借款之事，只是说要对账。2.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显示，曹希仁和李国梅持有的借条和借据中“黄土文”三个字是用不同的笔书写的，按李国梅的解释是黄土文第一次寄的纸条没有按手印，李国梅无法确定是否是黄土文所写，于是让黄土文寄两份按手印的借条。但曹希仁提供的借条却是没有按手印的借条，按手印的借条据曹希仁解释是找不到了，这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没有按手印的借条是无法确定真伪的，而按手印的借条是可以确定真伪的，为什么曹希仁妥善保管的却是无法确定真伪的没有按手印的借条呢?这明显不符合常理。3.关于为什么裁剪借条和借据，据李国梅的陈述是其先向黄土文提供200万元的承兑汇票，但黄土文拒绝接收汇票，才经过黄土文的同意对借条和借据进行裁剪。对此，黄土文认为李国梅完全是在作虚假陈述，首先，没有证据证明李国梅曾咨询过黄土文是否接受承兑汇票的意见；其次，没有证据证明黄土文同意李国梅对纸条进行裁剪；最后，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是法人和组织，而且出票人需要向银行出具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也就是说，承兑汇票一般在购销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使用，还需要向承兑银行出具增值税发票和担保，而通常单纯的民间借贷是不可能使用承兑汇票的，如果黄土文真是向李国梅借款，李国梅是不可能使用承兑汇票借款给黄土文的。显然，李国梅陈述黄土文不同意使用承兑汇票才裁剪借条和借据的说法违背常理。4.黄土文提交证据证实，黄土文在2011年2月14日向曹希仁名下账户汇款30万元，关于该笔汇款，曹希仁在（2019）粤08民终87号案的二审答辩状中称是因为曹希仁与黄土文之间存在过经济往来，并不是不认识，所以曾经有转账的往来记录；而在本案发回重审的一审庭审中，李国梅对该笔汇款的解释是：因为李国梅向曹希仁借款，所以让黄土文直接汇款给曹希仁，相当于李国梅向曹希仁偿还借款。由于曹希仁和李国梅对该笔汇款目的和用途的解释完全不同，所以，李国梅和曹希仁作了虚假陈述。那么，李国梅和曹希仁的其他陈述也不具可信性。六、本案存在当事人制造虚假证据的可能，黄土文不认同一审对此作出的相反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检测数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检测数据，借条和借据中文字的电阻值下降了42%至44%,而样本的电阻值只下降了33%，《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阐述借条和借据中文字的电阻变化值明显大于样本中文字的电阻变化值，也就是说，借条和借据中文字形成时间在2013年之后，但之后的具体时间，该《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没有详述，也没有得出借条和借据中文字形成时间在2015年之前的结论，由于黄土文与李国梅于2015年因合伙事宜已产生纠纷，因此，不排除双方在产生纠纷之后，李国梅伪造证据的可能。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和借据于2017年7月14日之前存在，且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书写的“黄土文”三个字形成时间相近，即可排除当事人发生矛盾后制造虚假证据，侵害一方当事人的可能是错误的，黄土文对此不认同。七、一审法院仅凭李国梅汇款时填写的汇款用途为“借款”即认定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错误由于李国梅汇款给黄土文188万元时，汇款用途由李国梅填写，而不是黄土文本人填写，因此，该汇款用途是李国梅的单方行为，不足以证明李国梅与黄土文达成过借款的合意。由于在银行汇款时，银行都会要求汇款人填写汇款用途，因此，此时李国梅填写的汇款用途明显不能单独作为黄土文借款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曹希仁和李国梅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的借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八、由于借条和借据的内容都不是黄土文书写和认可的，因此，借条和借据中书写的借款利息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借条及借据的内容只是李国梅的单方意思表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借条及借据的其他内容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因此，借条和借据中关于借款利息的内容也是无效的。即使本案借款事实被法院认定，但本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土文与李国梅或曹希仁对借款利息进行过约定。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黄土文与李国梅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分息也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曹希仁答辩称：一、黄土文《民事上诉状》中称“李国梅提交的《借条》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属伪造”以及在《补充民事上诉状》中称“曹希仁、李国梅提交法庭的借条及借据的内容明显只是李国梅的单方强加，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条和借据是黄土文本人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采纳曹希仁、李国梅提交的借条及借据作为定案证据完全错误”是黄土文为逃避债务所作的违背客观事实之词，一审法院认定《借条》的真实性是正确的。1.本案中，李国梅作为中间人代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出于亲戚之间的信任，曹希仁向黄土文汇款188万元，之后李国梅就将有黄土文签字的《借条》给曹希仁，黄土文对曹希仁提交的证据《借条》上“黄土文”签字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在本案原审的第一次开庭庭审中，黄土文的代理人当庭打电话向黄土文确认，黄土文自认其邮寄过亲笔签名的空白纸张给李国梅。2.再结合《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检测的数据可知《借条》上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签名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值一致，证明了《借条》上的文字形成时间是基本相同的。另外，李国梅在2018年1月17日也提交了另外一张有黄土文签字和盖手指印的《借据》，该《借据》上写着“今借到曹希仁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元正，月息2分（2%），此据”，由此可见，黄土文在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的过程中，是亲自先后签有多张空白的纸张给被告李国梅的，并不是单单只有一张纸。二、黄土文在《民事上诉状》第二点中称“李国梅应当知道黄土文没有委托李国梅向其借款”以及《补充民事上诉状》第二点中称“曹希仁和李国梅对本借款案的陈述违背常理，出借条和借据的其他旁证也不能证明黄土文有过向曹希仁借款的意思表示”，是明显依据不足的，根本不是事实。李国梅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中，黄土文也承认借到曹希仁的188万元。且从李国梅一审中提供的《借据》可知，黄土文在本案借款过程中签有过多张空白的纸张给李国梅以达成本次188万元的借款。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4月25日，曹希仁主张黄土文通过被告李国梅向其借款。当日，曹希仁、李国梅及其丈夫曹峰三人一同前往交通银行合肥芜湖路支行，向黄土文汇款188万元。案外人曹峰在代曹希仁汇款时，在个人（电汇）回单的附言中注明了款项用途为‘借款’”的事实是正确的。三、黄土文在《民事上诉状》第三点称“一审法院不依法查清涉案的188万元的真实来源”是没任何依据的。法院已经调取了曹希仁以及周宗侠、金紫荆公司的银行流水，证实了曹希仁出借给被答辩人的188万元与李国梅或金紫荆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李国梅也没有转过任何钱给曹希仁。四、黄土文在《补充民事上诉状》第三点中认为“本案存在当事人制造虚假证据的可能，黄土文不认同一审对此作出的相反认定”没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借条》和《借据》是在2017年7月黄土文与李国梅两人产生矛盾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因为曹希仁提交的《借条》是在2012年4月25日汇款之后就收下保存至今，根据鉴定检测数据以及李国梅提交的于2017年7月份的录音证据，足以证明该《借条》以及李国梅提交的《借据》均是在本案借款过程中出具的，即发生在李国梅与黄土文在2017年7月的谈话录音之前。黄土文在一审开庭以及本案重审时也不予否认，只是称《借条》《借据》上“黄土文”的签名是在2015年之后，如果真是如其所说没有签过空白纸张，那么其在本案原审开庭时又怎能肯定签字是在2015年之后？黄土文现上诉又改口称“黄土文与李国梅于2015年因合伙事宜已产生纠纷，因此，不排除双方在产生纠纷之后，李国梅伪造证据的可能”与其在本案原审、重审的陈述是完全不一致的。五、黄土文在《补充民事上诉状》第四点称“一审仅凭李国梅汇款时填写的汇款用途为‘借款’即认定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错误”并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曹希仁和李国梅没有提供任何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本案的借款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是其理解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即黄土文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曹希仁转账给其的不是借款，黄土文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黄土文不再需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行举证。退一步讲，本案即使没有《借条》的情况下，黄土文仅凭银行转账凭证起诉黄土文借贷关系，黄土文仍然要举证证明188万元不是借款而是其他款项。六、黄土文上诉称“由于借条和借据的内容都不是黄土文书写和认可的，因此，借条和借据书写的借款利息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不成立的。本案中《借条》《借据》上的字与“黄土文”签名经检测形成时间是相近或同一时间形成的，证明了曹希仁与黄土文对借款的事实是迖成了一致，不存在之后再补上利息的可能，证明了双方是约定了利息2%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黄土文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和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国梅陈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黄土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黄土文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仅凭汇款用途为“借款即认定”黄土文借曹希仁188万2分息，黄土文可能没认真看一审判决书，李国梅向法院提供了多份相互印证的证据，现就其中两份做简要阐述。证据一，两份录音。1.录音一李国梅跟黄土文说合肥债主要委托第三方来追债问黄土文怎么办，黄土文赶紧答应还债，连续两次表示要先还100万。而且还100万还只是“顶一顶”，因为黄土文欠曹希仁连本带利是几百万。2.录音二李国梅还是就这188万跟黄土文交涉。李国梅问黄土文：“你合肥借人188万怎么处理？连本带息几百万”。黄土文先是说188万转给李国梅了要李国梅先查账；中间对完一通账后李国梅说黄土文不能硬说这些钱没借到，黄土文答：“不是说没借到”。黄土文用一个双重否定句承认这笔债务；然后黄土文第三、第四次表示先还90万或100万去顶一顶，李国梅追问：“你准备清哪些管还这笔债给人家？”，黄土文答：“你看廉江有多少，仓库有多少，东海拆下来有多少”。所以这个录音里黄土文确认了两点：（1）涉案债务是真实存在的；（2）分期偿还，先还100万左右，资金来源是出售仓库和廉江、东海工地的钢管。证据二，《2012年工程流水账》：该账本上黄土文在收到188万当天或前一天亲笔对该借款及利息进行记载:“借国梅188万3分息”。李国梅和黄土文对账时又在账页下方补充：“土文哥借合肥188万只按2分息计”。一审开庭时黄土文承认账本是黄土文手工记录但否认有借款的字，一审法院让黄土文出示原件核对黄土文说扔了，一审法院让黄土文申请鉴定字迹也被拒绝，但最后一审法院以李国梅未提供原件为由不认可该证据，李国梅认为一审法院这一点是错的，既然认定188万中94万买了工程材料判李国梅负连带责任，工程流水账直接涉及一个事实，即该94万黄土文是否已用于购买工程材料，所以法院应该依职权要求黄土文出示该账本，黄土文拒绝出示就应当由黄土文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黄土文其他上诉理由也是虚假或强词夺理的，其上诉状绕来绕其实就几个问题。第一，上诉状说2015年黄土文和李国梅发生纠纷，说李国梅没有出资强行分取他工程款：这是谎言。首先这是法治社会，不投资一直强行分取黄土文50%工程款黑社会都做不到；事实上，一直到2019年黄土文和李国梅仍在合作工程，工程结束后黄土文和李国梅合伙把一审法院查封的材料偷偷卖了，2019年1月7日签署的《销售合同》：同意出售黄土文和李国梅共同共有的工程材料，款项各得50%。黄土文说2015年开始有纠纷，只能证明其当时已处心积虑想赖账。第二，关于《借条》《借据》的纸张来源：这是黄土文委托李国梅帮其借钱而寄的空白签名纸张，2017年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黄土文不出庭，一审法院让黄土文的代理律师当庭打电话给黄土文，求证是否给李国梅寄过签字空白纸，黄土文的代理律师打电话后跟一审法院多次确认寄过而且不止一张。关于这个事情，在2017年11月的庭审笔录里可以核实。第三，关于银行承兑汇票：黄土文上诉状的说法是不契合实际的，承兑汇票转让背书无需银行同意或提交资料。承兑汇票一般为期半年而小企业资金压力大，财务制度不规范，所以朋友间私下借用或贴息提现是很常见的操作甚至已经形成一种产业。第四，关于《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李国梅认可一审判决对此的解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钟亚珍陈述称：钟亚珍同意黄土文的上诉意见。曹希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黄土文立即向曹希仁偿还借款本金188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2406400元，之后的利息继续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二、判决钟亚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决李国梅对上述债务中的940000元及利息（以94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借款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1203200元，之后的利息继续按月利率2%计至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由黄土文、钟亚珍、李国梅负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曹希仁系案外人曹峰父亲的兄弟，李国梅与曹峰系夫妻关系，黄土文与李国梅系表兄妹关系。自2007年起，黄土文与李国梅合伙经营建筑脚手架租赁等工程项目。2012年4月25日，曹希仁主张黄土文通过李国梅向其借款。当日，曹希仁、李国梅及其丈夫曹峰三人一同前往交通银行合肥芜湖路支行，向黄土文汇款188万元。案外人曹峰在代曹希仁汇款时，在个人（电汇）回单的附言中注明了款项用途为“借款”。同时，李国梅于一审庭审中称，其取得曹希仁及黄土文的同意，将一份有黄土文亲笔签名的纸张加以裁剪后，书写成《借条》给曹希仁保管。其中，李国梅将该纸张上半部分内容裁去，然后利用黄土文签名上的空白部分添加其他文字，形成如下内容：“借条：今借到曹希仁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元正，月息2分。借款人：黄土文”，此外，李国梅主张其与黄土文商量后，又在纸张的下半部分书写以下内容：“备注：由合肥所借188万元一半（94万）用于黄土文、李国梅双方合作的脚手架工程进度，另一半（94万元）是黄土文个人借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其他借款）。证明人：李国梅，4月25日”。2012年4月25日，李国梅另利用一张有黄土文亲笔签名的纸张加以裁剪后，书写一份《借据》由其自行保管。《借据》内容为：“今借到曹希仁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元正，月息2分（2%）。此据。借款人：黄土文”。又查明，曹希仁主张涉案188万元款项为借款，且黄土文、李国梅借款后均未向曹希仁偿还过借款本金及利息。庭审中，黄土文辩解因其与李国梅合作的工程脚手架租赁所得的租赁费均是汇入李国梅名下的金紫荆公司账户，后该租赁费再经曹希仁的银行账户汇入黄土文的银行账户，故本案所涉188万元款项并非借款，实为李国梅归还给黄土文的租赁费。黄土文为证明上述事实，申请法院调取关于金紫荆公司名下银行帐号为341315000018000251137，及曹希仁妻子周宗侠名下银行帐号为622909493053671913分别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4月1日的银行流水清单。其中，金紫荆公司名下帐号为341315000018000251137中与本案诉争相关的流水如下：1、2011年3月28日，收到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华广场项目部（以下简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赁费145198元；2、2011年4月12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赁费50万元；3、2011年6月8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支付内支架租金20万元；4、2011年7月21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20936元；5、2011年8月12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88700元；6、2011年9月6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95851元；7、2011年10月21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190166元；8、2012年1月11日，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的内架租金款236158元。另，周宗侠名下帐号为622909493053671913中与本案诉争相关的流水如下：1、2012年3月21日，收到170万元，摘要说明为“银证转账”；2、2012年3月21日，将170万元转入曹希仁名下6222600250006175979的银行账户，用途备注为“借款”。庭审中，李国梅否认曹希仁的涉案银行账户由其使用用于走账，黄土文、钟亚珍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查明，原审诉讼过程中，黄土文自认涉案《借条》、《借据》上“黄土文”的签名为其本人笔迹，但认为签名以及其他字迹的形成时间均应在2015年之后，并非曹希仁主张的2012年4月。黄土文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的申请，请求对《借条》《借据》上的文字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随后委托了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鉴定过程中，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只选取了一份由湛江市坡头区农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签订时间为2012年12月28日的《借款合同》作为样本，与两份证据材料进行了对比、分析。2018年9月5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粤通司鉴中心[2018]文鉴字第19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倾向认为《借条》上手写“借条：今借到……备注……李国梅4月25日”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2、倾向认为《借据》上“借据今借到……借款人：”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为2013年1月之后。3、无法确定《借据》上签名“黄土文”字迹的书写形成时间。同时，《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于检验所见中写明，鉴定人员两次对检材上需检字迹与样本上比对字迹进行电阻变化率实验，在常温及环境湿度分别为85%和50%的特定方式干燥情况下测得：（1）《借条》中“黄土文”签名的“黄”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2）《借条》中“人民币”三字中的“民”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3）《借条》中“备注”二字中的“备”字的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4）《借据》中第二行的“今”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4%。（5）《借据》中的“借款人”三字中的“人”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42%。（6）样本《借款合同》落款日期中的“8”字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了33%。此外，《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于分析说明中还写明：根据含碳墨水字迹的电阻变化率变化规律，电阻变化率越大，其字迹的自然老化程度越小，字迹书写的形成时间越短；电阻变化率越小，其字迹的自然老化程度越大，自己书写的形成时间越长，且因考虑到检材与样本的保管环境不同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差影响，只能出具倾向性的鉴定意见。再查明，2017年7月之前，黄土文与李国梅因涉案款项188万元产生争议。同年7月14日，李国梅曾就涉案款项如何偿还的问题与黄土文交涉，但双方意见不一，为此产生矛盾。2017年8月24日，曹希仁向黄土文追索其主张的188万元借款本息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2017）粤0803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黄土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粤08民终87号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是重审案件。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关于曹希仁主张的借款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对此分析如下：一、涉案《借条》是否真实的问题。首先，曹希仁为主张黄土文向其借款188万元的事实，提交了《借条》、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予以证实。而该《借条》虽明显系由有黄土文亲笔签名的纸张加以裁剪后，再添加文字形成，但《借条》能与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上转账的金额相互印证，且该交通银行个人（电汇）回单上附言中亦载明为“借款”。其次，鉴定机构所作出的倾向性的鉴定结论，认为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所取得的检测数据，对本案事实认定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检验所见中的检测数据可知，涉案《借条》《借据》并非近段时间形成的证据材料，两份证据于2017年7月14日黄土文、李国梅两人产生矛盾之前即已存在，且《借条》上由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签名笔画局部电阻值下降值均为42%，可以认为系因李国梅书写的文字与“黄土文”签名形成时间相近或同一时间形成所致，因此可排除当事人发生矛盾后制造虚假证据，侵害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据此，对涉案《借条》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曹希仁向黄土文汇付的188万元款项系借款或系李国梅转回的脚手架租赁费的问题。本案中，黄土文辩解因其与李国梅合作的工程脚手架租赁所得的租赁费均是汇入李国梅名下的金紫荆公司账户，后该租赁费再经曹希仁或其妻子周宗侠的银行账户汇入黄土文的银行账户，即涉案188万元系脚手架租赁费，而根据黄土文的申请所调取的两份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其中，金紫荆公司名下尾号为1137的银行帐号于2011年3月1日至2012年4月1日期间收到中华广场项目部转来的七笔租赁费，合计1777009元，但未显示有金紫荆公司与曹希仁或其妻子周宗侠之间的资金往来。另，周宗侠名下尾号为1913的银行帐号显示，其于2012年3月21日通过银证转账的方式收到170万元，并于当日将该笔170万元转给曹希仁的银行账户，并备注用途为“借款”。根据上述两份银行流水来看，均未显示涉案188万元的部分款项系李国梅通过金紫荆公司将收到的中华广场项目部转来的租赁费，再转给曹希仁或其妻子周宗侠，而是曹希仁妻子周宗侠通过银证转账取得170万元后，再将该170万元作为借款资金转给曹希仁，故在黄土文无其他证据佐证其辩解意见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此对黄土文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对涉案《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并确认黄土文向曹希仁借款188万元未予偿还的事实。关于钟亚珍、李国梅对本案借款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曹希仁主张涉案借款为黄土文与钟亚珍的共同债务，但曹希仁提供的《借条》仅系黄土文签名，而钟亚珍并未签名确认，且曹希仁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债务是用于黄土文与钟亚珍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借款是基于黄土文、钟亚珍的共同意思表示及钟亚珍使用了借款，对此曹希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依法不予认定本案所涉借款为黄土文与钟亚珍的夫妻共同债务，曹希仁请求钟亚珍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其次，李国梅在《借条》上确认涉案借款中的94万元借款用于其与黄土文的合作经营项目，且对曹希仁的权利主张不持异议，故对曹希仁请求李国梅对涉案借款中的94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涉案《借条》中并未约定借款期限，属不定期借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曹希仁可以随时要求黄土文偿还债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曹希仁、黄土文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故曹希仁请求黄土文按月利率2%支付188万元借款自2012年4月2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及请求李国梅对上述借款中的94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土文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曹希仁偿还借款本金188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2年4月2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李国梅对黄土文上述借款本金中的94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2年4月2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曹希仁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1091.2元，鉴定费35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81091.2元，由黄土文、李国梅共同负担23045.6元，黄土文负担58045.6元。本案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案二审庭审中，李国梅当庭播放其于本案原审中已提供的李国梅与黄土文（在场人还有李国华）之间谈话的录音证据，黄土文对录音证据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国梅所主张的事实。因本案各当事人对上述录音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录音证据内容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故本院对录音证据予以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李国梅与黄土文谈话录音内容显示，李国梅向黄土文提出在合肥借款188万元连本带利达几百万元，要求黄土文予以偿还，黄土文并未否认李国梅所称债务，只是认为该款部分已用于其与李国梅的合伙开支。黄土文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称该188万元不是黄土文所借而是李国梅所借，应由黄土文与李国梅进行合伙结算。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黄土文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黄土文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曹希仁的答辩意见，以及李国梅、钟亚珍的陈述意见，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关于黄土文与曹希仁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以及黄土文应否还本付息的问题。本案中，曹希仁提供的《借条》除黄土文签名以外其他内容均形成于黄土文签名之后、并非黄土文所书写，且《借条》纸张经过大幅裁剪，故该《借条》存在重大瑕疵，据此不足以证明曹希仁与黄土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曹希仁实际向黄土文转账汇款188万元，结合曹希仁、李国梅的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认为曹希仁已初步完成证明其与黄土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黄土文抗辩主张涉案188万元转账汇款属其他法律关系，应对此予以证明。黄土文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黄土文上述主张，结合黄土文与李国梅谈话录音内容，虽然黄土文未直接承认其与曹希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黄土文并未否认涉案188万元转账汇款属于借款的事实，黄土文是涉案188万元的收款人，在无充分证据证明黄土文与汇款人曹希仁具有涉他约定的情况下，应认为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黄土文与曹希仁之间。在黄土文未能举证动摇曹希仁已证明的前述借贷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黄土文与曹希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不能因黄土文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而加重曹希仁的举证责任，黄土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又根据黄土文与李国梅谈话录音内容，可认定涉案188万元借款约定高额利息，曹希仁仅起诉请求月利率2%的利息，未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黄土文未清偿借款债务，应依法依约还本付息，因李国梅自认其对其中94万元本息承担担保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关于黄土文主张其与李国梅之间的合伙关系未进行清算以及涉案债务应由李国梅负担的问题，黄土文可就其与李国梅之间的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黄土文关于其与曹希仁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以及黄土文不应还本付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黄土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91.20元，由黄土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竹审判员 陈小红审判员 郑玉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陈小漫书记员何骁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