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41088号原告：深圳市原之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唐增键。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紫钰，广东启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博蒂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蒂思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麦文斌。被告：邓耿川，男，198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被告：麦青梅，女，199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被告：杨美霞，女，198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和、李来东，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原告与四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唐增键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紫钰，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和、李来东，被告麦青梅、杨美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283069.65元；二、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9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全部货款之日止的逾期支付利息（以283069.6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四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被告邓耿川、麦青梅、杨美霞三人为合伙关系。2019年4月开始，麦青梅、杨美霞先后多次向原告购买数据线等产品，原告按约定送货至博蒂思公司处，并收到以邓耿川名下银行账户支付的部分货款，但至今被告方未按约定支付全部货款。就此，原告多次与被告方协商，但未果。鉴于上述事实，原告特起诉。被告博蒂思公司辩称：一、博蒂思公司并非适格被告，且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并不存在所谓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利害关系。博蒂思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成立，成立时名称为广州爱佐尼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佐尼公司”），经营范围为生鲜家禽批发、生鲜家禽等、清洁服务器批发、钟表批发，2019年9月下旬，爱佐尼公司出售给邓耿川，并于2019年9月30日获得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名称更改为博蒂思公司，而根据原告提交的公证的证据，涉案的标的物与博蒂思公司的经营范围可能涉及交易标的大不相同，一个卖肉的、一个卖电子数据线的，没有任何经营范围的交织。根据原告提交的货款统计，最后一笔欠付货款发生在2019年9月12日，而博蒂思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才成立，故博蒂思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二、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整个交易过程发在唐增键和麦青梅之间，相关的货款也进了前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原告没有提供包括委托合同、劳动合同等证明其与唐增键之间的委托关系、或构成表见代理的相关证据，因此唐增键和麦青梅才是本案的卖方和买方，本案原告不是提起诉讼的适格主体。三、原告在仅提供了一张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纸质名片上印有“广州市博蒂思电子有限公司”的情况下，就向博蒂思公司提起诉讼，实属滥用权利、恶意诉讼，给刚成立的博蒂思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了莫大困扰，博蒂思公司不得不花费聘请律师、调取工商档案等费用，且博蒂思公司因生产经营、目前正在向银行贷款，如果诉讼迁延日久，银行极有可能不予批准，这样必将置博蒂思公司于死地，这不是司法应有的社会效果。且经查询“博蒂思”已被第三人申请商标，在司法实践中商标权和企业名称权的纷争尚且经常发生，在不同行政区域范围内，两个或多个相同或近似的企业名称、商号就更司空见惯了。本案中，原告所欠货款应向买受人主张权利，“法律乃公正善良之术”，如果司法机关立案审查标准过低，让没有关联的主体卷入诉讼，不会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世界是丰富多彩和相互交织关联的，时间不可能倒流。本案中，博蒂思公司成立在原告所主张的交易发生的期间外，原告将博蒂思公司列为被告，完全是臆想与胡乱关联，其在起诉状的列举的法律关系和事实与理由完全不成立，博蒂思公司完全不知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且细读原告书写的起诉状，其认定的交易关系发生在广州市荔湾区南方大厦，而博蒂思公司的住所在广州市天河区岑村松岗大街6号B84室，博蒂思公司在南方大厦从未有任何档口或经营点，如此诉认，实属荒唐。请求依法判决，维护博蒂思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邓耿川辩称：邓耿川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且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并不存在所谓的买卖合同关系，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利害关系。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及证据显示邓耿川向原告账户转账，邓耿川确有向原告转账，但该转正仅为邓耿川受托向原告转账，邓耿川与原告仅存在代转账的关系，并未有实际的往来（即杨美霞委托邓耿川向原告付款，且邓耿川所支付之货款，杨美霞均悉数转至邓耿川账户），亦并未参与到杨美霞与麦青梅的实际运营中，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在仅凭一张银行流水的情况下就向邓耿川起诉，实属滥用权利、恶意诉讼，给邓耿川的生活造成了莫大困扰。“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而制定的”，本案中原告所欠货款应向买受人主张权利，而不应滥用诉讼权利牵扯无辜，让没有关联的主体卷入诉讼。恳请依法判决，维护邓耿川合法权益。被告麦青梅辩称：一、麦青梅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杨美霞与本案无关，麦青梅与杨美霞并未共同经营店铺，仅为合租关系以及代转账关系（麦青梅曾委托杨美霞向原告转账）。杨美霞的经营范围是充电宝，麦青梅的经营范围是数据线，为了节省租金、解约成本，故双方合意合租（麦青梅与杨美霞于2018年12月26日签订合租协议）。基于朋友关系，麦青梅经常与杨美霞抱怨原告产品质量问题，且委托杨美霞检查产品质量问题，在资金周转困难时，还请求杨美霞垫付货款，为了进行更好的交流，麦青梅将其拉入名字为“战略伙伴”的微信群。杨美霞除偶尔在群里发表对产品质量的看法外，并未与麦青梅经营项目有任何交集，不存在任何共同经营的情形。二、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其中一项证据（银行流水）已显示麦青梅已于2019年7月19日起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24万元，即原告在明知麦青梅已向其支付部分货款的情况下仍向法院主张全额货款，是不诚信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三、原告统计的账目十分混乱，没有扣除已支付的金额，也没有扣减已退货部分，导致最终金额与事实不相符合。原告于2019年9月1日讨要25万元货款，2019年9月12日却变成了323069元，当庭又更改为28万多元。杨美霞对其中的细节并不知情，原告在“战略伙伴”群中艾特她时，其在驾驶状态下，回复“ok，在外面，一会安排”。麦青梅对此多次表示异议，2019年9月25日，原告邀请麦青梅对账，在麦青梅发完账单后，其后一直未理，直到向法院起诉。麦青梅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承认双方自2019年4月至2019年9月期间存在买卖关系，2019年4月至6月货款已结清，2019年7月至9月期间双方发生的交易额为347544元，其中麦青梅已支付24万元，因此账面欠款为107544元，而非原告主张的323069元。四、虽原告与麦青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原告存在迟延交货、销售劣质产品等违约情况，导致麦青梅蒙受丢失客户、损失预期利润，且不得不退回货款或赔偿客户损失。据麦青梅统计产品质量有问题的产品造成损失达200280元。麦青梅虽最终已收到约定的货物，但原告屡次迟延交货，不仅如此，原告所售之物多与约定标准不一致，多为劣质品。麦青梅曾多次于微信与原告沟通，对其进行催促及多次向其重申制造标准，在沟通时原告多次明示以及默示承认其产品的质量问题，且承诺将予以退款退货处理，但原告并未实际行动，致使麦青梅无法将其产品销售出去，多有退款退货的现象，原告属于严重违约。《产品质量法》和《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应有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产值，没有产品质量标准、未经质量检验机构检验的产品不准生产和销售。原告主张全额的货款实属荒唐。被告杨美霞辩称：杨美霞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杨美霞并未参与店铺的实际运营，与麦青梅仅为合租关系。首先，杨美霞与麦青梅曾于2018年12月26日签订《合租协议》，仅为合租关系。其次，由于麦青梅经济紧张，故时常向杨美霞借用资金进行支付货款（麦青梅已委托第三人将部分货款还于杨美霞）。为了便于支付，麦青梅将杨美霞拉入名字为“战略合作”的微信群，杨美霞于微信群中与原告核对金额。且为帮助邓耿川增加银行流水记录，杨美霞常委托邓耿川向原告转账，杨美霞均悉数将转账货款转给邓耿川（即杨美霞与邓耿川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流水）。再者，麦青梅经常与杨美霞抱怨原告产品质量问题，故在杨美霞基于朋友友情而帮忙拆开产品、看到产品质量问题时，杨美霞会基于自然情感而向原告讨要说法。除此之外杨美霞并未与麦青梅经营项目有任何交集，不存在任何共同经营的情形，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仅凭几张微信群聊天记录就像杨美霞起诉，实属滥用权利、恶意诉讼，给杨美霞的生活造成莫大困扰，杨美霞不得不花费以聘请律师、调取工商档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因为涉诉食不下咽，这不是司法应有的社会效果。原告被欠货款应向买受人主张权利，“法律乃公正善良之术”，如果司法机关立案审查标准过低，让没有关联的主体卷入诉讼，不会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经审理查明：被告博蒂思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28日，原名广州爱佐尼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9月30日变更为现名；同日，博蒂思公司股东由贾梦杰、林道庆、卢明学、杨永诚变更为邓耿川，法定代表人由林道庆变更为邓耿川。被告邓耿川与杨美霞为夫妻关系。被告麦青梅与原告往来的名片记载“SKY通讯”，企业名称为“广州市博蒂思电子有限公司”（未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荔湾区8楼888室，另印有“博蒂思”商标。麦青梅与杨美霞、原告法定代表人“战略伙伴”微信群，麦青梅在群里下单、催货、质量异议等，原告法定代表人在该群里发送货物及货款表单；原告通过货代向麦青梅发货，货已签收，货款由邓耿川账户向原告支付，杨美霞有向邓耿川转账付款的记录。2019年9月12日，原告法人在“战略伙伴”微信群发送《M8订单应付款》文件，并称“包括7千渔网线。总金额是323069.07”，杨美霞复称“ok”、“一会安排”、“现在在外面”。《M8订单应付款》文件载明有序号、型号/规格、订单数量、出货日期、出货单号、出货数量、订单余额、出货金额、8月份余额、9月份货款金额、付款日期及金额、余额等，总金额为323069.7元。此后，被告方分别于2019年9月13日、17日向原告各付款20000元，合计40000元。另查明：就案涉交易前交易的货物，麦青梅多次向原告提出质量异议。麦青梅、杨美霞均确认双方于2018年12月26日签订《办公室合租协议》。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供货方，向被告方供应了货物。关于原告交易对方的确认，被告方主张仅为被告麦青梅，但杨美霞参与了交易群聊、质量异议、对账、承诺并实际付款等交易环节，理应认定杨美霞为共同买受方。另交易中麦青梅名片记载了店名及公司名称等，虽公司名称与被告博蒂思公司不完全一致，但该公司名称与博蒂思公司相比仅缺少“科技”二字、且该公司并未工商注册，而博蒂思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邓耿川参与了案涉款项的实际付款，综合上述情况，理应认定博蒂思公司及邓耿川亦为共同买受方。至于被告方陈述的协助交易、委托付款、合租等存在诸多疑点，理应不予采纳。据此，本院认定原告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方为四被告。根据庭审查明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原告于2019年9月12日发送《M8订单应付款》文件，记载各项目及欠款总金额为323069.7元，杨美霞对此作出肯定答复；虽后来各方对此发生纠纷至涉诉，在未达成新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该金额应作为认定所欠货款金额的依据。被告方主张的产品质量问题并非案涉交易产品，被告方可另案主张。原告诉请四被告向其支付货款283069.65元成立，本院对此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诉请四被告支付利息，利息以283069.6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9年9月13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合理，本院对此亦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博蒂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邓耿川、麦青梅、杨美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原之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83069.65元；二、被告广州市博蒂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邓耿川、麦青梅、杨美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原之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利息以283069.65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9年9月13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四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46元、保全费2135元，均由被告广州市博蒂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邓耿川、麦青梅、杨美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江人民陪审员 王 青人民陪审员 胡 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余颖蓉吕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