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7民初2415号原告：从化达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黄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4725639135C。法定代表人：陈志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盛安，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钊，男，197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云，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广东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廖灿兴，男，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华，广东静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绍均，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第三人：刘杰雄，男，198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第三人：佛山市爱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鲁岗村北洲土名过涌牛肉耕及打甲墩自编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4UMOG62H。法定代表人：汤浩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胜，陈琪琪，分别系广东润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从化达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南公司）与被告刘钊、第三人廖灿兴、李绍均、刘杰雄、佛山市爱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的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周建汉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达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盛安，被告刘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洁、李少云，第三人廖灿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华，第三人李绍均，第三人刘杰雄，第三人爱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胜、陈琪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达南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12月17日签订《鱼塘承包养殖合同》，约定原告发包位于广州市从××××南蛇形山下水面面积为200亩的鱼塘给被告进行水产养殖。该合同还约定了合同期限、承包费用、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2020年初，原告的员工巡查时发现有未经登记的外来人员进入原告所属园区，后经了解外来人员并非被告的员工，而是被告违约转包后次承包人的工作人员。经核查，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2019年10月28日分别与次承包人爱的公司、廖灿兴签订《合作养殖合同》，合作模式均是被告只收取固定收益，被告不分享除固定收益外的利润（每年收取爱的公司4.5万元，每年收取廖灿兴22万元，合计26.5万元），被告与次承包人约定不占有次承包人养殖经营的任何股份，不参与有关的养殖和经营，不享有次承包人经营利润分配和不承担经营亏损，不承担食品安全等有关的任何责任。从被告与爱的公司、廖灿兴签订的两份《合作养殖合同》可知，被告以合作养殖为名，实为未经原告同意违约转包赚取中间差价，而且被告从1月开始拖欠电费，既不解除合同，也不支付承包费。被告的上述行为己构成严重违约，原告于2020年1月22日书面发函通知被告已构成严重违约，原告作为守约方依据承包合同相关约定要求解除合同，并通知被告配合清场返还承包鱼塘，但经多次协商，被告仍然拒绝解除合同配合清场。为此，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被告返还鱼塘给原告；2.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0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度承包费，承包费按照每天391.78元计算，从2020年1月起计算至被告离场返还鱼塘之日止；4.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电费，截止2020年3月31日所欠电费为4546.40元；5.被告支付原告因维权支出的律师费8000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刘钊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第一项诉请理由不成立，被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根据被告于2019年1月31日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亚凯鳌头绿色家园财务的手机微信记录最后记载，原告确认2019年的鱼塘租金（即承包款）已全部结清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己交清从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鱼塘承包款13万元。2.根据被告与原告委托代理人陈亚凯（原告的财务人员）于2019年12月28日上午11时40分的手机微信记录显示，被告通过微信转账143000元给原告，作为被告支付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时间段的承包款。但原告在2019年12月28日上午11时50分退回该笔款项给被告，故不属于被告违约不缴交承包款给原告，反而证实了原告违反《鱼塘承包养殖合同》中途收回涉案承包鱼塘不给被告承包的行为。3.根据原告于2020年3月20日向被告和第三人爱的公司发《离场告知书》的内容，足以证明被告是按照《鱼塘承包养殖合同》约定的义务认真履行的，并及时支付涉案鱼塘承包款给原告，相反是原告违反该合同的有关约定。另被告亦没有违反《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情形。二、被告愿意继续履行《鱼塘承包养殖合同》，并愿意一次性支付承包涉案鱼塘承包款给原告。被告是有经济能力一次性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鱼塘承包款14.3万元和支付双方都己核对清楚的电费。三、请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请，是判令现在解除合同，还是确认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自原告于2020年1月20日书面发函正式通知被告提前解除合同之日起已终止。四、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与第三人爱的公司、廖灿兴分别签订的《合作养殖合同》是属于合作关系，不是转让关系。被告除与第三人爱的公司、廖灿兴合作的鱼塘外，自己还保留着承包原告涉案鱼塘中的3个鱼塘继续养殖经营。根据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第二条第3点约定，原告无权干涉被告对承包涉案鱼塘的经营方式。五、由于原告拒绝与被告进行现场核对涉案鱼塘电表的电费度数和金额，同时，原告拆除被告与第三人爱的公司合作养殖鱼塘的电表，导致被告无法核对相关电表的实际用电量，若被告与原告双方都已核对清楚相关电表的度数和金额后，被告一次性支付清被告承包原告涉案鱼塘的电费给原告，不属被告违约。六、退一步来讲，假如法院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爱的公司、廖灿兴分别签订的《合作养殖合同》属于转让行为，对原告诉请解除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请法院不予以支持。被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11月26日与第三人爱的公司、廖灿兴分别签订的《合作养殖合同》，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才到法院起诉被告解除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已超过了六个月时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请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解除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七、再退一步来讲，假如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爱的公司、廖灿兴分别签订的《合作养殖合同》属于转让行为，在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中未约定被告将涉案鱼塘转包或转租给他人，原告就可以中途解除合同。八、原告在履行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过程中出现违约行为。原告在涉案鱼塘所建筑的房屋是属于违章建筑，于2020年5月28日被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以违章建筑进行拆除三间砖棚，及经原告口头同意，被告建设的一个面积为570平方米的铁棚，以及随后拆除的几处养殖房屋，根据涉案《鱼塘承包养殖合同》第三条第5点，由于原告误导，致使被告承包原告涉案鱼塘增设的建筑被政府城管部门拆除等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被告保留到法院立案起诉原告赔偿由此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九、再退一步讲，假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这样会造成被告严重的经济损失。十、被告与原告在签订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后，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要解除合同，应当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就本案原告发出的提前解除合同的通知，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发出的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承包合同的第四点第1点约定，实质上双方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除法定解除事由出现外，被告无权单方终止合同，反而应继续履行合同。十一、原告在本案第三、四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十二、原告无理要求解除合同，其目的拟在涉案鱼塘所在的鳌头镇黄罗村发展商品猪种养殖结合产业园项目进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从而选择牺牲被告的利益。被告承包涉案鱼塘长达五年之久，对涉案鱼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且自被告接手涉案鱼塘后长期遭受原告养猪偷排放猪屎猪尿的污染而大量死鱼，现在难得原告不养猪才可以通过合作养殖收回点之前投入的本钱。因此，在未来的五年才是被告获得高回报的黄金时期，但原告却为了自己的更大利益而彻底牺牲被告的小本利益，严重违背诚实守信的原则，被告要求其应继续履行合同。十三、原告第五项诉讼请求主张被告支付律师费没有法律依据。因在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鱼塘养殖承包合同》中，双方没有约定原告因诉讼需要委托律师的律师费是由被告支付。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原告因诉讼需要委托律师的律师费应自行负担。十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第三人廖灿兴述称，因我方与原告没有直接关系，故我方对原、被告双方的纠纷不清楚，我方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是由被告单方提供，我方只是每年支付租金22万给被告及约定鱼塘面积200亩，其他与养殖有关的事情都是由被告单方负责管理，对于本案纠纷造成我方的损失，我方将对被告进行另案起诉。第三人李绍均述称，我方于2020年1月1日与第三人刘杰雄签订5年的租赁鱼塘合同，到2020年3月份，原告方要求我方离场，其他情况一律不清楚，目前仍在租赁期内继续承租，且第一年租金75000元，押金50000元已支付完毕。第三人刘杰雄述称，我方于2018年3月10日与被告签订合作养殖协议后，我把该鱼塘转租给第三人李绍均。同意第三人李绍均的陈述意见，已收取第三人李绍均的租金及押金，我也清楚被告鱼塘是租回来，其他情况一律不清楚。第三人爱的公司述称，1.我司经朋友介绍认识刘钊，得知其有意转租涉案鱼塘。刘钊表示虽然其与达南公司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中约定不能转让给第三方养殖，但可以转让给亲朋戚友养殖的，只要经过达南公司同意即可实施，我们相识一场，算是亲朋好友了，其实符合上面约定，转让手续很容易办妥。随后又提出先以合作养殖的模式与我司签订合同，事后再与达南公司补齐相关手续即可。我司出于信任，便于2018年11月26日与其签订了《合作养殖合同》，合同期间为2019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并约定刘钊以租来该鱼塘的使用权作为投入，只收取约定的固定收益（实为租金），每年固定收益为4.5万元，不参与养殖和经营，不享有经营利润分配，也不承担经营亏损，我司需按合同约定向刘钊缴纳固定收益和水电费。上述合同名为合作养殖合同，实为租赁合同或承包合同。我司交给刘钊的款项，实际是租赁承包的费用，而非所谓的固定收益。2.上述合同签订后，我司按约定如期缴纳押金及每年的租金，一直正常经营鱼塘。但在2020年3月20日，我司收到达南公司的离场告知书，达南公司称因刘钊在租赁期内发生多项违约行为，已提前解除与刘钊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要求我司须在2020年4月30日离场。另在2020年4月1日，达南公司发给刘钊的《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中载明如不在限期内离场，将停水停电处理。因我司从事养殖鱼工作，一旦断开水电，鱼类便很难存活，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为减少损失，我司已在今年4月底完成撤场，并告知了刘钊及达南公司，达南公司也出具《鱼塘收回证明》确认收回我司与刘钊所签《合作养殖合同》中涉及的5、6、7、8鱼塘及简易小屋一间。3.因为刘钊的违约行为导致我司无法继续正常使用鱼塘，前期投资均付诸东流，且后期因为匆忙离场，被迫低价贱卖鱼塘中养殖的富硒鱼，还不得不解雇员工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给我司带来巨大的损失。为维护我司的合法利益，我司已向贵院提起诉讼，要求刘钊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案号为(2020)粤0117民初4073号。原告达南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从化达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从化市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办公室合同书》，证明涉案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属于原告；4.《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鱼塘承包养殖合同，合同期限10年，承包合同第三条乙方权利与义务的第8点约定“在本合同的承包期内，乙方（被告）承包的该鱼塘不可转让给第三方养殖；乙方（被告）承包的该鱼塘转让给亲戚朋友养殖的，必须经过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实施，但产生的责任由乙方（被告）承担。”承包合同第四点违约责任第1点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条款，违约方必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3万元，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修正违约行为，并有权视情况而解除合同。造成守约方其他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因本合同需而造成的损失。”承包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诉讼，管辖法院为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原告作为守约方，对被告的违约行为有权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5.被告与爱的公司签订的《合作养殖合同》，证明被告与次承包人约定不占有次承包人养殖经营的任何股份、不参与有关的养殖和经营，不享有次承包人经营利润分配和不承担经营亏损，不承担食品安全等有关的任何责任，被告以合作养殖为名，实为未经原告同意违约转包赚取中间差价；6.爱的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其公司次承包人主体资格；7.爱的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转包给次承包人爱的公司与被告关系为承包关系，并非合作养殖关系；8.被告与廖灿兴签订的《合作养殖合同》，证明被告与次承包人廖灿兴约定不占有次承包人养殖经营的任何股份，不参与有关的养殖和经营，不享有次承包人经营利润分配和不承担经营亏损，不承担食品安全等有关的任何责任，被告以合作养殖为名，实为未经原告同意违约转包赚取中间差价；9.廖灿兴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次承包人主体资格；10.情况说明，证明被告转包的次承包人廖灿兴与被告关系是承包关系，并非合同养殖关系；11.拖欠电费清单与电表分表抄表数，证明被告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21日拖欠电费5145.6元；12、催交电费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工作人员已经通过微信通知被告缴纳拖欠电费，并要求被告支付。聊天的另一方为被告；13.律师费发票，证明被告违约后，未配合守约方解除合同和清场，原告因维权起诉被告支出律师费8000元；14.解除合同通知书，证明已告知被告严重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原告已经在2020年1月22日就被告违约事宜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15.顺丰快递送达凭证，证明被告已签收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合同已在2020年1月22日送达给被告；16.租赁鱼塘合同复印件，证明被告把涉案的鱼塘未经原告同意违约转租给案外人刘杰雄，刘杰雄再把涉案鱼塘转租给案外人李绍均，被告构成违约，而且违约转租情节极其恶劣；17.限期拆除通知书，证明被告未经原告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同意，在涉案鱼塘区域建设一个铁棚和三间砖棚，面积共570平方米，被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认定为违规建筑，被告在承包期限内存在违规行为；18.被告违章建筑视频，证明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已在被告的违建设施张贴《限期拆除通知书》要求拆除违建；19.被告违约通知公示视频，证明原告已在涉案鱼塘公共区域张贴公告告知被告已构成严重违约，原告要求被告解除合同、清理鱼塘、拆除违章建筑、复原土地，交还鱼塘，并支付违约金。被告刘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清淤、修整、加固鱼塘的请示；2.水库鱼塘修缮清淤合同书；3.银行转账凭证；4.黄罗村南蛇形鱼塘清淤修缮合同；5.案外人吕锐洲身份证复印件；6.工程款收条。上述第1-6项证据证明在承包期内，被告投入大量资金到该鱼塘；7.投资入钱确认书；8.银行转账凭证；9.营业执照副本。上述第7-9项证据证明被告与案外人刘耀安、曾耀林成立广州清溪水产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涉案鱼塘。10.收款收据及收据，证明被告2016年4月16日购买了增氧机等一批养殖设备；11.黄罗村南蛇形鱼塘料仓等建造合同；12.工程款项收条。上述第11-12项证据证明被告搭建及修缮原告看守房屋费用。13.合同补充协议，证明被告与爱的公司在2019年2月2日再次签订爱的公司制作的合作补充协议，双方于2019年3月1日才开始合作经营；1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被告没有不支付承包款，是原告有意不收取；2）被告一直愿意支付除爱的公司外的承包人的电费。15.情况说明及附件；16.证人汤某身份证复印件。上述第15-16项证据证明证人汤某可以证实其介绍爱的公司老板汤浩强及廖灿兴给被告认识，并促成双方在涉案鱼塘合作养殖。其中爱的公司的养殖技术和销售客户属于商业秘密，不能让被告获知，如要合作，即以固定利润分成的方式合作养殖。廖灿兴的合作则是其有大量的剩菜烂菜及剩饭剩菜作为养鱼食材来降低养殖成本，但不能将养鱼食材的来源信息透露给被告，如要合作，参照爱的公司的做法以固定利润分成的方式合作经营，并要求遇到征收或政府工程施工补助，其收益双方按各一半分成。17.迁坟公告，证明原告拟在涉案鱼塘所在的鳌头镇黄罗村发展商品猪种养殖结合产业园项目，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不顾被告的利益，无理要求解除承包合同；18.合作养殖协议书，证明被告与刘杰雄是合作养殖的关系，协议约定合作方式、股权比例、利润分配、合作分工、被告垫资合作养殖等事宜。被告刘钊补充提交证据如下：1.合作养殖投入确认单，证明被告在承包初期与案外人刘耀安、曾耀林共同养殖涉案鱼塘，并在2015年4月14日三方确认投入资金281466元；2.抽查表等养鱼技术资料，证明被告在承包期的养鱼技术水平不高，后来才与涉案第三人进行合同养殖，提高养鱼技术和效益；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从2018年10月开始，被告与第三人爱的公司双方就合作事宜多次沟通，特别是合作合同的草拟、修改均由爱的公司主导，被告配合，双方从一开始就是以合作经营的方式共同养殖涉案鱼塘。4.收条；5.电脑文档截图；6.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上述第4-6项证据证明被告与第三人爱的公司是合作养殖关系。1）在2019年3月开始合作时，被告向爱的公司出具的收条内容明确双方是合作关系；2）被告收取了固定收益4.5万元和合同按金2万，并有银行转账记录，其中2万元的转账爱的公司在摘要中标明“合作”二字。7.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8.收据；9.微信聊天记录；10.收据。上述第7-10项证据证明1）2020年1月，原告收取了第三人爱的公司的合作收益后，向其出具了2020年的合作养殖的固定收益收据，并在爱的公司的要求下再次出具2019年的合作养殖固定收益和合同押金收据；2）被告在第三人爱的公司多次要求下，按其提供的内容重新出具2019年的合作收益分红、合同押金的收据、2020年合作收益收据；3）第三人爱的公司与原告有意合谋把被告与第三人的合作关系歪曲为转租关系，并在银行转账摘要标明“租金”、“竞争项目”等不属实内容。11.网页截图，证明在涉案鱼塘所在的黄罗村要开发成从化区天南?荔香小镇，第三人廖灿兴是明知有该开发项目才与被告合作经营涉案鱼塘，并在合作合同中明确约定“遇到政府征收或政府工程施工补助”，其收益双方按各一半分成。12.涉案鱼塘大门被上锁照片；13.涉案鱼塘大门被上锁、电表被拆视频。上述第12-13项证据证明1）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把第三人爱的公司使用的电表拆除，导致双方除爱的公司以外产生的电费无法核对，被告不存在拖欠电费的行为；2）由于原告锁门、停电行为，导致被告与第三人进行合作养殖，第三人不得不向原告妥协。14.与第三人廖灿兴的工作聊天视频，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廖灿兴有意合谋把被告与第三人的合作关系扭曲为转租关系。庭审中，被告刘钊当庭提交的证据如下：原告达南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书面发给爱的公司的离场告知书；2.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3.微信聊天记录。上述第1-3项证据证明原告于2020年5月20日到法院立案起诉被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被告返还鱼塘给原告”，但原告于2020年3月20日发书面《离场告知书》【详见（2020）粤0117民初4073号】给被告与爱的公司内容为：“由于刘钊（即被告）承包我司从××××南蛇形山下鱼塘期间发生多项违约行为，我司已于2020年1月20日书面发函正式通知刘钊（即被告），与其提前解除双方于2014年12月17日所签署的《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自发函日起，前述承包合同已终止，且自2020年1月起，我司已没有收取刘钊（即被告）的鱼塘承包费。鉴于此，请贵司收到本通知后，于2020年4月30日前自行通知相关养殖人员离场，不得再进入绿色家园内从事养殖工作。”综上所述有自相矛盾，即原告也不确认于2020年3月20日书面发给案外人爱的公司的离场告知书和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是解除了，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解除合同必须是双方协商解除或到法院立案诉讼依法解除才发生法律效力。4.被告刘钊与原告委托代理人陈亚凯（原告的财务人员）于2019年12月28日上午11时40分的手机微信记录显示：被告通过微信转账143000元人民币给原告，作为被告支付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时间段承包涉案鱼塘的承包款，但是原告在2019年12月28日上午11时50分退回给被告刘钊。上述第1-4项证据证实原告拒绝收取被告于2019年12月28日上午11时40分通过微信转账143000元给原告，作为被告支付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时间段承包原告涉案鱼塘的承包款，但是原告在2019年12月28日上午11时50分退回给143000元给被告刘钊。5.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从化鳌头支行活期存折，户名刘钊，账号：36×××64的活期存折。证明内容：被告愿意继续履行承包涉案鱼塘的承包合同，愿意一次性支付承包涉案鱼塘承包款给原告，详见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从化鳌头支行开立账号为36×××64的存折显示于2020年9月20日转入的15万元足以证实被告是有经济能力一次性支付原告涉案鱼塘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的鱼塘承包款14.30万元和支付被告与原告双方都已核对清楚的电费。第三人爱的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离场告知书、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微信聊天记录、撤场通知、鱼塘回收证明，证明刘钊违约的事实以及达南公司在《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中载明如不在限期内离场，将停水停电，因养殖鱼一但断开水电很难存活，所以我方在今年4月底已完成撤场，并通知刘钊及达南公司，达南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鱼塘收回证明》确认已收回场地；2.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7民初4073号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起诉状，证明因被告违约造成我方严重经济损失，我方已向贵院提起诉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庭审质证。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7日，原告达南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刘钊即乙方签订《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的内容有：1.甲方发包给乙方进行水产养殖的鱼塘是指位于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黄罗村南蛇形（土名）山下属于达南公司承包的所有鱼塘，该鱼塘的水面面积为200亩，另该鱼塘周边的地方、有水泥路的以水泥路与鱼塘水面的地方（甲方现用于养殖的除外）、甲方发包给乙方进行水产养殖前使用过的地方及屋舍和终止喂养草等喂养作物的地方和管理该鱼塘养殖的人员生活及作息居住用的地方也含在本承包合同内（原终止的果树及养龟场的房屋及设施除外），包含在本合同甲方发包给乙方的鱼塘范围内，费用也包括在本承包合同的承包费用内。2.甲方发包该鱼塘给乙方进行水产养殖的时间及费用为：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13万元/年、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日14.30万元/年、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14.50万元/年。4.甲方发包该鱼塘给乙方进行水产养殖的费用支付方式：乙方以银行转账到甲方指定的账户，……。5.甲方发包该鱼塘给乙方进行水产养殖的承包款支付时间为每年养殖开始的1月份内。三、乙方权利与义务：1.在本合同的承包期内，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及时缴纳承包款，遇到特殊应与甲方商议，征得甲方同意方可延迟。2.在本合同的承包期内，乙方养殖产生的电费、税费及其他养殖税费由乙方承担，电费付款时间为次季度的首月按抄表结算支付，超出一个月的，甲方有权收取1%的滞纳金。8.在本合同的承包期内，乙方承包的该鱼塘不可转让给第三方养殖，（乙方无力再承包该鱼塘养殖，可通知甲方转让他人承包）；乙方承包的该鱼塘转让给亲朋戚友养殖的，必须经过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实施，但产生的责任由乙方承担。9.在本合同的承包期内，乙方不得利用该鱼塘从事违法违规的养殖活动，否则，产生的责任由乙方承担。四、违约责任：1.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条款，违约方必须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3万元，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修正违约行为，并有权视情况而解除合同。造成守约方其他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本合同造成的损失。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2018年11月26日，第三人爱的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刘钊即乙方签订《合作养殖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合作期限：共6年，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第二条合作地址和面积：位于广州市从××××南蛇形水库5、6、7、8、9号鱼塘及简易小屋一间，鱼塘总面积约50亩水面（以现场所见为准，无论水面面积大于或小于50亩，甲乙双方都不作争议）。第三条合作范围：淡水鱼养殖。第四条合作模式、乙方收益、支付方式和时间：1.合作模式：乙方以租来该鱼塘的使用权作为投入，该鱼塘的原租金由乙方按与上手出租方或业主的合同约定缴纳，不得影响甲方合法的淡水鱼养殖。2.乙方收益：合同期内，乙方只收取约定的固定收益，每年固定收益为4.50万元（不含稅）。乙方不占有甲方或养殖经营的任何股份、不参与养殖和经营、不享有经营利润分配，不得查阅甲方的账目和技术信息、不享有甲方经营利润分配和不承担经营亏损、不承担食品安全等有关的任何责任。第八条甲方责任、权力和义务：1.甲方负责投资养殖经营，是唯一的投资、养殖、经营管理和销售人，销售资金由甲方收取和安排入账，甲方承担全部食品安全责任。7.对于鱼塘日常的维护和修补由甲方自己负责，费用由甲方全部承担。2019年2月2日，第三人爱的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刘钊即乙方签订《合同补充协议》。2019年10月28日，第三人廖灿兴作为甲方与被告刘钊即乙方签订《合作养殖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合作期限：共5年，从2019年12月01日起至2024年12月28日（不能超过乙方与达南公司的租赁合同的期限）。第二条合作地址和面积：位于广州市从××××南蛇形水库1、2、3、4、16、17、18、19号鱼塘（不能超过乙方与达南公司的租赁的地方（以现场所见为准，不计面积大小，甲乙双方都不作争议），及屋舍（位于3号塘边的几间小屋，2号塘边的办公室、棚、饲料仓库、工具房，鱼药仓，下称鱼塘屋舍）（鱼塘和屋舍，下统称该鱼塘）。第三条合作范围：淡水鱼养殖。第四条合作模式、乙方收益、支付方式和时间：1.合作模式：乙方以承租来该鱼塘的使用权作为投入，即由乙方缴纳乙方与达南公司承租该鱼塘的租金，其他的由甲方全部负责，包括投入养殖和销售等，乙方不分享除固定收益外的利润。乙方不占有甲方或养殖经营的任何股份、不参与养殖和经营、不享有甲方经营利润分配和不承担经营亏损、不承担食品安全等有关的任何责任。2.乙方收益：合同期内，甲方每年支付22万元（不含税）给乙方作为乙方次年的固定收益。第八条甲方责任、权力和义务：1.甲方负责投资养殖经营，经营管理和销售收入全部归甲方。按合同约定时间和金额准时支付乙方的固定收益和养殖经营时所产生的水电费等费用给乙方，……。4.该鱼塘日常的维护和修补由甲方自己负责，费用由甲方全部承担。甲方维护和修补该鱼塘时，必须报告给乙方，由乙方与达南公司协调同意后方可开工作业。第十条甲方违约责任：4.合同期内，乙方只是出场地投入收取固定收益，不承担任何责任。2020年1月1日，第三人刘杰雄作为甲方与第三人李绍均即乙方签订《租赁鱼塘合同》，甲方将其承包的位于从××××南蛇形（土名）的鱼塘，近正门口的5个鱼塘（自编1、2、3、4、5号鱼塘）出租给乙方进行水产养殖。2020年4月1日，原告达南公司公示《提前解除合同通知书》，该通知书是致刘钊，主要内容有：自2015年1月1日起，你承包我司位于广州市从××××南蛇形山下全部鱼塘至今，发生以下多项严重违约行为：1.违反双方承包合同第三条第9点，擅自在鱼塘边建107.08平方米违章建筑，直接导致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19年2月28日向我司开具穗规划资源从资罚（2019）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3212.40元；2.违反双方承包合同第三条第2点，你自2018年开始未能按时支付电费，至今仍拖欠滞纳金未缴。鉴于此，根据双方承包合同第四条违约责任第1点的约定，我司已于2020年1月20日书面发函正式通知你，与你提前解除双方于2014年12月17日所签署的《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请于收到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清理鱼塘，拆除违章建筑，复原土地，交还鱼塘予我司管理，并付清拖欠的滞纳金、行政处罚的罚款以及违约金3万元，否则，我司将采取法律行动予以收回及追索。但你至今依然未按要求退场亦无任何书面答复，现我司再次要求你限期离场。请务必于2020年4月10日前，清理鱼塘，拆除违章建筑，复原土地，交还鱼塘予我司管理，并付清拖欠的滞纳金、行政处罚的罚款以及违约金3万元，否则，我司将停止水电供应，并采取法律行动予以收回及追索。特此通告，请予重视及配合。诉讼中，原告达南公司提供了向被告刘钊寄出的顺丰速运快递查询信息，但该快递信息查询未显示邮寄的具体文件名称，且被告刘钊对该信息查询中签收底单显示“刘钊”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2020年4月17日，第三人爱的公司向原告达南公司出具《证明》，该证明记载主要内容如下：我司向刘钊承包从属于贵司位于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黄罗村南蛇形（土名）山下的鱼塘，并在2018年11月26日与刘钊签订《合作养殖合同》，该合同名为合作养殖实为承包关系。养殖期间，员工均为我司派驻，鱼塘养殖的鱼均是我司财产，员工与养殖鱼与刘钊无关。我司对刘钊未经贵司同意的违约转承包行为并不知情，现同意退还《合作养殖合同》中约定的5.6、7、8、9鱼塘及简易小屋一间。2020年5月8日，第三人廖灿兴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记载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廖灿兴与刘钊在2019年10月28日签订《合作养殖合同》承包位于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黄罗村南蛇形水库1、2、3、4、16、17、18、19号鱼塘进行水产养殖。所有作业养殖人员均是本人聘请的员工，养殖鱼均是本人财产，与刘钊无关，刘钊只收取每年承包费22万元，不参与经营也不承担盈利和亏损，本人也不知道刘钊在未经鱼塘权属人达南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转包给本人。2020年5月26日，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向原告达南公司出具《限期拆除通知书》，该通知书主要记载内容如下：你（单位）在黄罗村绿色家园建设一个铁棚和三间砖棚，面积为570平方米，属于违法建设。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1.原告达南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向第三人爱的公司出具《离场告知书》，第三人爱的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已经返还鱼塘的经营权给原告达南公司。现第三人廖灿兴仍在涉案鱼塘经营，但其表示自2020年3月份开始，由于疫情原因，鱼塘已无法经营。第三人李绍均仍在涉案鱼塘经营，未返还给原告或被告。庭审中，原告达南公司表示，至今只是书面通知各承包人退出承包鱼塘，并未强制要求停水停电。2.根据被告刘钊提供的与备注为“陈亚凯鳌头绿色家园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经常以微信转账形式交易鱼塘租金，但于2019年12月28日，被告刘钊向其转账2020年鱼塘租金143000元时被退还。庭审中，被告刘钊表示如果将租金转账到合同约定的账户则需要缴纳相应的税费，故从2018年开始，原告要求其将相关租金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方的财务陈亚凯。3.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共同对涉案承包鱼塘的电费进行核算的情况。原告提供的电表分表抄表数无法确定该电表分表显示的度数相对应的具体日期，且被告对此提出异议。⒋2020年8月14日，第三人爱的公司以被告违约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本院（2020）粤0117民初4073号。2020年10月30日，该案已作出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鱼塘承包养殖合同》，并请求返还涉案鱼塘是否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二是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承包费、电费及律师费是否有合同依据或者法律依据。本院对双方讼争焦点问题评析如下：关于原告请求解除合同及返还鱼塘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被告未成功向原告交纳2020年度的承包款，原告于2020年1月20日书面通知被告解除涉案合同，被告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后，未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原、被告双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已成就，且第三人爱的公司及原告均明确表示已收回第三人爱的公司所转包的鱼塘经营权，故对原告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鱼塘承包养殖合同》及被告返还涉案鱼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承包费及违约金的问题。2019年12月28日，被告向原告交纳2020年度的承包费时，原告收款后退还给被告，并于2020年1月20日书面通知被告解除涉案合同。现原告在本案当中再次主张2020年度的承包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尽管被告未经原告书面同意将涉案鱼塘转租给第三人，但被告与第三人爱的公司签订转包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11月，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转包的事实，原告放任转包结果的发生，自身存在过错。综合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原告在本案当中主张违约金30000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电费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拒收被告2020年度的承包款，且在2020年1月20日已书面通知被告解除涉案合同。故原告主张2020年度产生的电费属于涉案合同外产生的电费，且原告提供的电表读数未经双方确认，上述电费原告可循其法律途径解决，本院不予审查。关于原告主张律师费的问题。律师费是指法律服务机构为委托人代理法律事务应当收取的报酬，律师费是基于委托关系产生的民事代理费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因本案纠纷产生的律师费应由被告承担，故原告主张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8000元，无合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从化达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钊于2014年12月17日签订的《鱼塘承包养殖合同》，被告刘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返还位于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黄罗村南蛇形山下（水面面积200亩）属于原告从化达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包的鱼塘；二、驳回原告从化达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122元，由原告从化达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1985.40元，被告刘钊负担5136.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之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周建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