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601民初13534号原告：葛某某，男，汉族，1963年9月17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原告：丁某某，男，汉族，1965年3月16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原告：高某某，男，汉族，1969年1月24日生，住贵州省凯里市。原告：李某某，男，汉族，1969年12月3日生，住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区。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石建惠，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陈雪瑜，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住所：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鸭塘片区凯羊高速公路出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1587290747L。法定代表人：李某，职务：负责人。第三人：李某某，男，汉族，1955年1月8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劼，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明，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李某，男，汉族，1989年6月21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波霄，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诉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商公司）、第三人李某某、李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2020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建惠、陈雪瑜、第三人李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劼、刘明、第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霄及李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散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全部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曾用名“凯里苏商物流商贸城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18日经黔东南州凯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6698万元，地址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鸭塘片区凯羊高速公路出口，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为李某，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室内装饰及设计、施工等。公司现有股东6人，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情况为：李某某50%、李某20%、李某某12%、葛某某12%、丁某某4%、高某某2%。其中，原告的持股比例合计对应公司30%的表决权，且原告的实缴出资义务已履行完毕。公司成立后，因原告1、原告2与本案第三人1即公司大股东李某某之间就公司的运营等问题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原告1、原告2曾于2014年10月以“部分股东挪用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股东之间长期处于分歧和对抗状态”为理由提起过解散公司之诉，但由于原告1、原告2诉请解散公司的前述事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故最终该案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1、原告2的诉讼请求。此后，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逐渐加深，数年来，股东内部及股东与公司之间不断产生的各种矛盾纠纷导致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与运营出现了严重问题和障碍，且持续至今未能解决。基于前述客观情形的变化及已经出现的新事实，原告认为，公司现已完全符合法定的解散条件，具体事由如下：（一）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异常，公司的经营管理现已发生严重困难。1、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内部机关处于僵持状态，有关经营决策无法作出，公司日常运作陷入停顿与瘫痪。（1）公司的权力机构无法正常运行：公司自2017年后至今，从未按《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过定期股东会议，且现已连续两年以上未再实际召开过股东会并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公司一切事务均处于瘫痪状态（虽然2018年12月时曾组织召开过一次“临时股东会”，但因各方分歧矛盾较大，并未实质形成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同时，由于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做出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权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李某某持股已达50%，只要其拒不配合参加股东会，公司便不可能单独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任何有效决议，在原告、第三人与其长期存在矛盾、处于对立的情况下，前述表决机制进一步使公司在管理决策方面发生严重内部障碍，最终导致股东会机制在事实上失灵、形成公司僵局，故原告已无法通过股东会制度正常行使股东权利或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上的问题。（2）公司无正常运行的管理机构：公司成立后并未实质建立任何能够有效运行的内部管理机制。公司从未按《公司法》及《章程》的规定召开过董事会、监事会，且限制监事行使法定的监督职权，以致公司董事会、监事制度均名存实亡、未能运转。此外，从公司公示登记的工商信息以及年报来看，公司长期仅登记并列出由法定代表人李某一人作为公司整体负责人的内部管理组织，而没有设置公司最基本的内部管理组织，未列任何高管成员，更无任何具体的管理组织或职责分工说明。况且，在上述公司股东会已经失灵的情况下，股东不可能就董事会等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组建及人员构成等达成有效决议，因此，原告也无法从公司内部管理机构方面寻求解决公司僵局和股东矛盾的路径。2、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滥用其股东权利损害原告及公司的利益，股东之间的矛盾纠纷及长期的对立冲突已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经营，继续合作的基础已经完全破裂。公司成立后，第三人李某某利用其股权占比的优势和实际控制人地位，完全操纵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并且做出一系列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如：股东会决议未通知全部原告到会行使股东权利、隐瞒公司经营情况阻止其他股东查阅公司财务账簿、擅自以公司名义进行关联交易借款和担保致使公司背负巨额债务等。为此，原告从2015年至2018年期间已穷尽各种措施和手段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包括提出关于撤销公司决议、确认合同无效、损害股东知情权责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等的一系列诉讼，对公司实施财务审计、对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举报等，但均收效甚微，并未能实际有效地减少或阻却公司及股东利益遭受侵害。3、公司长期没有开展经营业务，已实际歇业、停业。根据公司公示的年报显示，最晚于2017年起公司已一直处于歇业、停业的状态，且不具备日常运营所需的员工、场所等基本的条件。在项目推进受阻、公司停业的情况下，公司至今都未能召开股东会就公司下一步的发展经营做出妥当安排。（二）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严重违背对公司应尽的忠诚义务，利用其优势地位长期向公司及其他股东施压，并通过操纵股东会决议等实施对公司及股东不利的各种决策和经营行为，导致公司已经或将要承担大量不可撤销的债务，间接或直接地造成全体股东利益受损，加剧了股东间的矛盾和冲突。公司目前已被大量债权人起诉要求追索劳务费、偿还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且大部分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在自身经营无以为继、丧失支付能力、债权人纷纷起诉追索债权的情况下，公司显然已丧失向股东分配投资收益的可能。因此，如公司继续按原状存续，又不能召开股东会等对公司当前面临的巨额债务问题进行处理，必然将使股东遭受更大的损失。（三）原告已穷尽各种方式解决公司僵局问题，但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当前公司面临大量涉诉债务，公司法定代表人自身也涉及多笔民事债务和被执行案件，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更是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无债务履行能力，故公司已不可能通过采取加强企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能、降低成本或合并、分离、重组、引入投资人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以达到继续经营的目的。原告自与股东及公司之间产生重大矛盾纠纷以来，始终主动采取各种措施和方式以求解决问题，但经多次磋商谈判均无果。原告曾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签订协议并约定由其负责收购原告的股权，以期尽快退出公司，但李某某在同意收购后拒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未依约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故意造成问题久拖至今仍未能解决。原告每次发现公司及股东利益遭受损害，均主动提起诉讼、控告等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由于客观实际和程序上存在的障碍，原告不可能及时、完全地发现侵权事实，也极难通过前述的事后补救措施主张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反而给公司及原告自身不断造成诉累。因此，原告已从公司内部治理、股权收购退出机制、司法救济等各方面作出尝试与努力，穷尽所有可行途径，仍不能解决不断扩大的股东纠纷和久拖不决的公司僵局问题，时至今日，原告只能申请强制解散公司。综上所述，由于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继续遭受损失，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僵局，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一）、第（四）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等相关规定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第三人的身份证、被告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信息查询单》、被告的《验资报告》复印件，证明原告、第三人均为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合计持有被告十分之一以上的股权且已履行完毕实缴出资义务，依法有权对被告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故原告、被告、第三人主体适格。2、（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章程》、（1）2017年11月25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会议记录》、《签到表》、《授权委托书》；（2）2018年12月11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的《通知》、回复及《股东会决议》、（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1）股东间的矛盾冲突早在2014年以前就已产生且持续至今未能解决；因与第三人李某某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重大矛盾冲突，葛某某、丁某某于2014年以“部分股东挪用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股东之间长期处于分歧和对抗状态”为由提起过公司解散之诉，但由于在该诉讼中举证不足、诉讼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司解散条件，最终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诉请。（2）原告再次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起诉系基于新的事实，且本次诉讼的主体（原告当事人）和理由也与2014年葛某某、丁某某提起的解散公司之诉不同。根据被告《章程》中对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内部决策及管理机制的规定和当前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的现状，在股东之间已产生并长期存在重大矛盾冲突、互相对立的情况下，公司股东会客观上已难以通过表决，《章程》规定的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已成为空设：（1）《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公司股东会定期会议按月于每月最后一周召开。但事实上公司从未按此规定执行定期股东会会议制度；（2）《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作出任何决议均须经代表全体股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现由于原告与持股50%的第三人李某某之间长期存在冲突矛盾、双方在股东会议事及投票中意见对立，股东会基于前述表决制度的规定客观上已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形成公司僵局；（3）《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3人，由李某某担任董事长、李某担任副董事长、杨正清担任董事。自2015年6月30日杨正清正式转让其全部股权给李某某并登记退出公司以后，公司再未召开股东会选举新的董事会成员或修订董事会制度，且公司从未按《章程》规定召开过董事会会议，董事会实际上长期由董事长李某某一人控制，董事会机制有名无实。自2017年11月25日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后，被告至今未再召开定期股东会会议，并且已经连续两年以上未再作出任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被告的内部决策机制已陷入瘫痪状态：被告于2017年11月25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的七项议题仅三项表决通过，并且由于此后股东间矛盾加剧、公司经营活动停滞，股东会作出的有关修改《章程》的决议至今也未依法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2018年10月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通知原告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但会议内容和审议议题不明，原告葛某某、丁某某书面回复并要求增加审议的公司重大经营管理问题以及要求解决股东间纠纷的提案无果；2018年12月11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会议仅审议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提出的“更换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股东可以委托其他股东出席股东会会议、不再实施公章和营业执照的共同管理”三项议题，三项议题均遭到原告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的一致反对，故未能通过和形成任何有效决议。被告《章程》规定的监事会制度名存实亡，作为公司监事的丁某某不能依法行使监事职权，还需通过诉讼和法院的强制执行才能查阅到公司财务账簿资料；(原告葛某某、丁某某作为股东多次请求查询公司财务账目无果，以损害股东知情权为由起诉被告，最终经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向原告出示公司财务账簿资料以供查阅。被告的资产、经营活动和财务账簿等重要资料长期由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控制，其他股东连查阅公司财务账簿的基本权利都难以保障和实现，更难以参与公司治理。3、（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26民初59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26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2016）黔26民初61号《民事判决书》。凯里市公安局《询问通知书》、《鉴定意见通知书》；（2018）黔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证明（1）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发现被告多次未通知原告即召开股东会并擅自作出处置被告重大财产的股东会决议，据此，原告葛某某、丁某某就相关的数个股东会决议提起撤销之诉；（2）由于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操纵股东会、隐瞒股东会决议，导致原告葛某某、丁某某无从及时得知股东会决议情况，难以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提出撤销之诉，最终只有（2015）黔东民商初字第44号案件支持了原告撤销违法股东会决议的诉请，其余案件均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败诉。由于原告无法撤销相关的决议和借款抵押合同，现已导致被告无偿对外提供巨额担保，且被告大量土地使用权因此被抵押，对股东利益已造成难以挽回的实质性损害。为了从根本上处理股东间的矛盾纠纷，原告已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不仅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对第三人李某某损害被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行控告，还对其提起过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诉讼，但均未能解决问题：（1）2018年6月原告向凯里市公安局报案，控告第三人李某某挪用被告资金、损害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等，凯里市公安局以“李某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为由立案侦查，并在侦查期间对被告的财务资金往来等进行了审计鉴定，鉴定意见为：李某某、韩崎夫妻二人从被告支出往来款后共有约4000多万未归还被告。后又撤销立案；（2）撤销立案后，原告丁某某根据公安机关的上述审计鉴定意见，以被告公司监事的身份代为向李某某、韩崎提出了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讼，但因证据不足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8）黔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为彻底解决公司僵局，原告同意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被告公司，为此于2018年与第三人李某某陆续签订了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李某某收购原告的股权；但协议签订后，第三人李某某又拒不向原告依约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项、故意制造合同履行障碍，导致股权转让至今无法实现，公司僵局和股东矛盾问题长期拖延。4、被告2018年、2019年的《企业年度报告》；被告的《网上公开诉讼及执行案件信息统计概况表》、《企业信用报告（企查查）》及《李某某被执行信息概况表》。证明现被告客观上经营困难，继续存续必会造成股东利益遭受的损失继续扩大：（1）被告的项目开发停滞、项目用地被抵押，且无业务收入，已没有继续经营的能力和必要：自2018年以后便一直处于歇业、停业状态，财务状况数年来持续恶化，已经长期无经营人员、经营场所或经营相关的业务活动，缺乏基本运营基础；（2）被告负债情况严重：被告现已公示的涉诉案件数量较多、金额巨大，且被告绝大部分的财产（土地使用权）都已被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擅自设置了抵押、存在数千万的未到期债务，以被告近年来的经营状态和公司内部僵局情况，如被告继续存续可能会导致被告承担更多债务；（3）被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债务和资信情况不良，对公司的存续、内部治理和继续运营极其不利：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法定代表人李某均对外存在巨额负债，且李某某现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丧失债务偿还能力，二人的股权也因其个人债务已被多家法院轮候查封冻结。5、《股东决议》、《关于同意解散苏商置业公司的意见》，证明（1）原告葛某某、李某某、丁某某、高某某签订同意向法院提起解散被告诉讼的股东决议；（2）第三人李某出具意见，同意向法院提起解散被告的诉讼。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未答辩也未提交证据。第三人李某某辩称:一、葛某某、丁某某曾就解散苏商置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后经人民法院审理，驳回了葛某某、丁某某的诉讼请求。现葛某某、丁某某就相同的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再次就解散苏商置业公司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其起诉。二、原告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已与第三人李某某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以其行为表示愿意退出公司经营管理，故各方之间的矛盾并非无其他途径化解，本案不应解散苏商置业公司。三、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苏商置业公司存在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等客观情形，故其要求解散苏商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四、李某某对苏商置业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却未按其出资比例进行投资，反而恶意提起各种诉讼，妨碍公司正常经营。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收到部分股权转让款后，未按约召开股东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存在明显恶意，故其要求解散苏商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第三人李某某提交的证据有：1、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葛某某、丁某某曾于2014年向法院提起公司解散诉讼，该案经一、二审审理后驳回原告葛某某、丁某某的诉讼请求，现其基于同样的事实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2、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2018年12月11日），证明：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股东大会，因此，并不存在持续两年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形，会议仅就部分公司章程变更问题进行商议，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并不能以此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3、《股权转让协议》（李某某、葛某某、丁某某与李某某签订）、电子银行回单（韩雯雯代李某某支付给葛某某6份、韩雯雯代李某某支付给丁某某8份）、《收条》（丁某某出具）、《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高某某与李某某签订）、电子银行回单（周启玉代李某某支付给高某某指定的戴丽的银行账户3份）、《律师函》、《律师函复函》及快递邮寄单，证明证明：1、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高某某与李某某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李某某，故各方可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并非须解散公司；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李某某已按照协议约定向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支付转让款800万元，向高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支付300万元，但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未按照协议约定召开股东大会，故意阻挠公司决议达成，存在明显违约和故意干扰公司正常经营的恶意，故其在本案中请求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因其故意为之而不应得到支持。4、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986号《民事判决书》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黔民终866号《民事裁定书》、《承诺书》、《关于请求撤销本人对李某某、韩崎涉嫌犯罪的指控、并请求公安机关撤销对李某某、韩崎涉嫌犯罪的侦查》，证明：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高某某与李某恶意串通，以虚构事实向公安机关控告李某某涉嫌犯罪，并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诉讼中，经法院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在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经营期间，李某某、韩崎先后向公司支付款项共计111095479.11元，公司经营明显由李某某、韩崎进行投资。后该案法院判令驳回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且其在二审中公司自行撤回上诉。因此，并不存在原告主张的李某某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反而是原告未按其持股比例向公司投资，恶意提起诉讼，干扰公司正常经营，并谋取不正当利益。5、《关于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BCD地块的情况说明》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启动请求支持的请示》、《评估报告书》（三份）、《结算书》、《收条》、《个人电子回单》（5份）、社保基金专用收据及《工资发放回单》，证明：1、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所开发的项目土地因政府未完成拆迁而至今尚未交付，且公司一直在积极推进土地交付和开发的相关问题，公司处于正常经营之中；2、公司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巨大，足以偿清公司债务，故不存在公司经营困难的事实；3、公司向员工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公司处于正常经营之中。第三人李某辩称: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虽然原告葛某某、丁某某2人曾在2014年因与第三人李某某之间存在矛盾而以“部分股东挪用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股东间处于分歧对抗状态”为由提起过一次要求解散苏商公司的诉讼，且由于当时诉讼举证不足、事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6月25日作出（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诉请，但是，自该诉讼完结后至今的5年多期间，公司及股东之间又不断产生了诸多新的矛盾及纠纷、公司内部机制运营状态等基础事实也已发生重大变化，故法院有理由推定本案的诉讼系基于新的事实。二、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从苏商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工商档案查询信息以及公司的《验资报告》能够证实，原告李某某、葛某某、丁某某、高某某4人为苏商公司合法股东且合计持有公司30%的股份。原告所持被告苏商公司股权合计已超过被告的十分之一以上，依法有权对被告提出解散之诉，原告诉讼主体适格。三、关于苏商公司是否已符合法定的解散条件的问题。（一）苏商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已经发生严重困难。（1）因股东件的矛盾问题，苏商公司的股东会会议长期不能有效组织召开、已经连续两年以上未能形成任何有效决议。（2）基于股东矛盾和苏商公司现有股东会制度的规定，足以预见苏商公司股东会机制失灵的状态仍将继续。（3）对于苏商公司是否继续经营的问题，意见截然对立的两方股东现各占公司一半的股份，显然已形成不可调和的公司僵局。（二）苏商公司的存续是否会使股东权益受到重大损失。1.股东之间的矛盾纠纷及长期的对立冲突状态已严重影响到公司正常经营，苏商公司若存续必将使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股东权益继续遭受重大损害。2.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苏商公司经营状态异常且有持续恶化迹象，公司债务因公司僵局和股东冲突问题无法解决而逐年增加，公司目前已无力继续正常运转，直接损害股东的经济利益。（三）苏商公司各股东是否已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冲突。1.公司法并未规定或列举主张解散公司乙方必须履行“其他途径”应当包含的具体内容，故“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不应作为解散公司的强制性前置义务或条件。2.原告起诉前确已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穷尽了其他替代途径，但至今仍未能解决股东冲突和公司僵局问题，主张解散公司系原告最后的救济手段。四、关于第三人李某某提出的抗辩事由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一）第三人李某诉讼主体资格如发生变化是否会实质影响到当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审理。1.目前尚无任何证据或生效裁判文书可以推翻和否定第三人李某作为苏商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地位。2.即便假设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改变苏商公司的股东人数、股份比例，也仅涉及到本案的第三人，完全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3.公司解散后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法定清算程序，股东出资人地位等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公司解散后在清算过程中必然会依法作出认定和处置。（二）导致股东矛盾和公司僵局的过错方是否仍享有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权利。1.在解散公司纠纷案件中并无必要考虑或审查造成股东矛盾或公司僵局的原因，更无需判断或认定股东对于公司解散后果的责任、故意或过错大小。2.结合原告和第三人李某某双方的举证，足以反映出股东间矛盾的根本原因和过错均在于第三人李某某长期侵害苏商公司利益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原告没有任何过错。（三）苏商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不能解散的法定事由。第三人李某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2年1月18日，被告凯里苏商商物流商贸城有限公司经凯里市工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6698万元。公司股东为李某、韩琦、李某某、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高某某、杨正清、胡秋云九人，2013年10月28日经股东申请，变更企业名称为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698万元，2017年6月27日股东变更为葛某某、李某、李某某、丁某某、高某某、李某某、李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由黔东南州凯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登记明确葛某某出资803.76万元，李某出资1339.6万元，李某某出资803.76万元，丁某某出资267.92万元，高某某出资133.96万元，李某某出资3349万元。公司成立后，2012年4月9日被告与凯里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经营凯里苏商物流商贸城建设项目，2013年10月20日，经全体股东讨论签订《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章程》，章程约定：股东会议由总经理汇报董事长批准召集，总经理主持：总经理不能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股东共同推举一名股东主持。股东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开股东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2014年9月之前苏商置业公司的执行机构一直处于正常运行状态，2014年10月原告葛某某、丁某某因与其他股东经营原凯里苏商物流商贸城建设项目相关问题产生矛盾，以公司经营管理有问题，对其利益已构成损害为由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散苏商置业公司，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依法作出（2014）黔高民商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葛某某、丁某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苏商置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公司工地处于停工状态，公司以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对外办理了抵押贷款，但该事实并等同于公司经营出现了严重困难。出现经营恶化，停业等情况，又没有证据证实苏商置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相关事实，其诉请解散公司不符合公司解散应具备的相关合法条件，况且，公司尚在运行中，其他股东也不同意解散公司，判决驳回葛某某、丁某某的诉讼请求，葛某某、丁某某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6月2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葛某某、丁某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苏商置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特别是不能证实公司的权利机构不能正常运转，不足以证明苏商置业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至于公司以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对外融资，也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葛某某、丁某某并未举证证明其采用了其他途径解决其代公司主张的经营困难事项，如认为其他股东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或股东之间无法继续合作，可以通过实行股东权利了解苏商置业公司的经营状况，参与公司决策经营或者退出公司等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未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的冲突之前即径行提起解散公司之诉，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25日股东葛某某、李某某、丁某某、李某、高某某、李某某召开了年度临时股东会议,会议主题为修改《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章程》、变更设置监事经理人员、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财务资料的管理及审计。2018年10月8日，同年10月13日，同年11月27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书面通知召开股东临时会议，2018年12月11日股东李某某、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四人召开股东临时会议。确定更换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并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2018年11月30日、同年12月12日李某某同意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高某某、李某代理人转让股权，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了转让股权的具体数额。股东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矛盾后，2018年6月7日凯里市公安局依法传唤葛某某了解情况，同年6月20日该局并对公司财务账目进行了委托审计。此后，公司未能组织股东召开股东会议，公司实际管理人员系李某某，其他股东未能参与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2020年8月20日股东葛某某、李某某、丁某某、高某某书面一致同意解散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次日股东李某也书面表示同意解散公司。股东李某某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股东之间产生纠纷，原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合法的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原告与第三人经过协商一致，共同出资设立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并经行了工商登记，系依法成立。全体出资人应共同经营管理，享有和承担权利义务，2015年部分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经一、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诉请后，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公司不能正常经营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义务系李某某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了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对于公司经营管理困难的具体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议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收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该规定，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部分股东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对公司财务进行了审计。股东之间矛盾激化，虽然2018年公司组织召开了一次股东临时会议，但之后，未能按时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不能有效作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公司董事长期冲突，多数股东实际也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2018年底公司实际负责人李某某同意股东葛某某、丁某某、李某某、高某某、李某股权转让，并书写股权转让协议。视为股东会的决议，且该五名股东已书面明确表示一致同意解散公司，且已实际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继续存续可能对公司及股东造成损失。第三人李某某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且公司能够召开股东会议，提出解散公司的不符合解散条件的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李某某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李某某提出原告葛某某、丁某某的诉讼请求已被一、二审法院驳回诉请，构成重复起诉，应驳回其起诉，因本案事实发生了实质上的变化，且原告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应认定为不构成重复起诉。因此，原告主张解散公司的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散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为60.00元，由被告凯里苏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在上诉期内直接向上级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龙施忠审 判 员  杨 辉人民陪审员  范正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张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