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冀民终6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支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东路68号。负责人：赵献良，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峰，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青，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红敏，女，196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嘉，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支行（以下简称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安红敏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保定中院）（2020）冀06民初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瑞青、被上诉人安红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嘉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保定中院（2020）冀06民初7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对涉案抵押房产在诉讼费13101.50元、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拖欠的本息共计3131578.09元及2019年7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总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有:一、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与刘江峰签订的抵押合同中，明确约定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本金235万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等费用的总额，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认定。2015年3月4日，上诉人与刘江峰签订《个人经营循环贷款合同》《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刘江峰向上诉人借款235万元，期限1年，并以其名下石家庄市桥西区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担保最高债权额包括本金及基于本金产生的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的总额。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优先受偿的债权数额应当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范围内，但却无视当事人合意达成的合同条款，将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中规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错误理解为只包括借款本金，法律规定并未对此有强制性限定。因此，不论从法律角度来分析，还是依据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原则，上诉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最高限额都应以合同约定为准。二、上诉人与刘江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由法院作出调解书，并已生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影响了已生效调解书的强制执行力，其无权否定该调解书内容。上诉人与刘江峰之间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由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裕华法院）作出（2016）冀0108民初3702号民事调解书，现调解书已生效。调解书确认上诉人对刘江峰抵押房屋在借款本金235万元及利息、罚息（利息、罚息按照双方签订的编号为2015年个投循环字011号《中国人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个人经营循环贷款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总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即赋有法院强制执行力，一审法院无权以本判决否认该调解书已经认定的事实。三、一审法院认定抵押物权登记记载内容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以登记为准的法律适用错误。关于抵押物登记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问题，《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58条已经进行解释，基于我国目前不动产担保物权登记，不同地区的系统设置及登记规则不一致，石家庄地区的登记中没有设置“担保范围”栏目，仅有“债权数额”的表述，且只能填写固定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为准。一审法院将债权数额理解为担保范围，并据此认定抵押登记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上诉人优先受偿的范围以抵押登记上的债权数额为准，适用法律不当。安红敏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具体理由为：一、上诉人在本案中享有的是最高额抵押权，最高债权限额是最高抵押权的法定属性，虽然上诉人有权自行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但其优先受偿的总债权额依法仍不能突破登记的最高债权限额，原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合法。（一）相较于一般抵押，现行担保法及司法解释、物权法及即将生效的民法典均对最高额抵押作出了特别规定，核心区别即“最高债权限额”，在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会议纪要施行前后对于最高额抵押相关法律适用并未改变。在法律规定方面，有担保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以及即将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百二十条的规定，上述法律对最高额抵押中最高债权限额的规定是一致的，并无任何变化，即“最高额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债权总额以登记的最高债权限额为限”。（二）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应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在本案所涉最高额抵押中，虽然上诉人有权自行约定抵押担保范围，但其优先受偿的债权总额依法不能突破登记的最高限额235万元。1.依据物权法第十六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结合上诉人抵押登记簿中“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235万元”以及房屋他项权登记表中“权利价值235万元”的记载，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享有的最高额抵押应在235万元最高限额内优先受偿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上诉人依法有权优先受偿的本金、利息等各项债权总额不能突破登记的最高债权限额235万元，否则，将使上诉人的最高额优先受偿成为事实上的无限额优先受偿，这与物权法、担保法、民法典就最高额抵押的立法本意相悖。2.根据上诉人与被执行人共同向登记部门出具的《房地产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书》显示，“被担保债权数额235万元、最高额抵押权登记”两项内容均是上诉人自行申请登记的，法定具有最高债权限额的最高额抵押这种担保方式以及“最高债权数额235万元”这一具体数字均是上诉人自行选择的结果，而在该申请书中的“附记、备注”两项内容均为空白，是上诉人自行放弃了补充登记的相关内容，因此，上诉人优先受偿限额235万元是上诉人这一专业金融机构自行选择的结果，而与登记部门系统设置无关。二、物权法以公示公信为基本原则，以登记生效为基本理念，安红敏作为首封债权人，基于对抵押登记公示效力的信赖，在充分衡量后作出了申请法院处置执行房产的决定，为此付出了大量工作，如依上诉人的主张而否定、突破抵押登记簿记载的最高额抵押以及最高债权限额235万元，将会严重损害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同时会给执行司法实践造成极大的不便和困扰，原《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及一审判决裁判结果不仅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而且符合司法实践，具有充分的合法合理性。三、九民会议纪要第58条不适用于最高额抵押，最高额抵押中登记的金额即是最高限额，该限额并不排除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的优先受偿，而旨在于限制各类债权相加的总额，这与抵押担保范围的登记与否及登记系统的设置无关。九民会议纪要第58条的规定旨在解决一般抵押登记中登记数额与约定担保范围中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的优先受偿问题，其中并未涉及最高债权限额问题，而且登记部门的系统设置对于最高额抵押并没有做出不符合物权法规定的安排，在最高额抵押所涉法律规定及登记实践中，登记的金额即是最高限额，与担保范围并无争议。四、上诉人的执行依据，即裕华法院（2016）冀0108民初3702号民事调解书虽确认其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并未错误的赋予其在235万元登记最高债权限额以外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本案应适用最高额抵押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确定上诉人优先受偿的具体限额。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中止保定中院（2017）冀06执222号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的执行，撤销该分配方案第一项，确定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对刘江峰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产的优先受偿权，优先受偿的债权包括诉讼费13101.50元、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拖欠的本息总额3131578.09元及2019年7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罚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等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5日，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与刘江峰签订《个人经营循环贷款合同》，刘江峰向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借款235万元，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于2015年3月6日履行放款义务。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与刘江峰签订《个人循环贷款合同额抵押合同》，刘江峰以其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房产证号：石房权证西字第××号）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被担保主债权数额即最高债权数额为235万元。因刘江峰未履行还款义务，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起诉至裕华法院，2016年10月21日裕华法院作出（2016）冀0108民初370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确认刘江峰欠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借款本金235万元及利息、罚息，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对刘江峰名下已抵押的坐落于石家庄市桥西区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在审理安红敏与刘江峰、郭月清、刘兴佳、刘幸微、刘幸娜、石家庄娜微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家庄中院）于2016年2月5日通过（2016）冀01财保10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刘江峰名下涉案房产，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通过（2017）冀执监1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该案由保定中院执行。保定中院对刘江峰名下涉案房产及房屋现有动产进行了拍卖和变卖，因无人竞买导致流拍。安红敏申请将刘江峰名下涉案房产及附属地下室抵偿其部分债务。因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在该房产上设定了235万元最高额抵押权，并要求优先受偿。2019年7月10日保定中院作出（2017）冀06执222号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确定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应按最高额抵押权235万元优先受偿，罚息不在优先受偿范围内。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安红敏、樊子印先后对该执行财产分配方案提出反对意见，2019年8月20日保定中院作出（2017）冀06执222号之二通知，通知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安红敏及债权人樊子印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争议焦点是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主张的《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异议是否成立。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与刘江峰签订的《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中约定抵押物为刘江峰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房产（房产证号：石房权证西字第××号），在登记机关明确的权利价值为235万元，该项抵押为最高额抵押，抵押值为235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另结合该解释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看，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不特定债权，在特定后，债权已界清偿期的，最高抵押权人可以根据普通债权的规定行使其抵押权。抵押权人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高于最高限额的，以最高限额为限，超过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如果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低于最高限额的，以实际发生的债权余额为限对抵押物优先受偿。故本案所涉的抵押应当认定为最高额抵押，从以上规定亦可以看出，对于最高额抵押的实现，不仅受一般抵押权相关规定的规制，另确定了优先受偿权的债权数额应当在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范围内。本案中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办理的最高额抵押登记明确写明“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金额为235万元，故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抵押权优先受偿范围应以抵押登记确定的235万元范围为限。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提交的裕华法院（2016）冀0108民初3702号民事调解书已确认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对刘江峰抵押房产在借款本金235万元及利息、罚息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因案涉抵押为最高额抵押，故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在抵押财产的优先受偿的实现仍需受到法律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相关规定的限制，优先受偿的债权金额依法应当以235万元为限。该院作出的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确定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在235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主张中止该院（2017）冀06执222号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的执行，撤销该分配方案第一项，确定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对刘江峰名下涉案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优先受偿的债权包括诉讼费13101.5元、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拖欠的本息总额3131578.09元及2019年7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20）冀06民初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957元，由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负担。二审期间，通过询问，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安红敏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不动产登记簿中《抵押权登记信息》一份，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以及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为235万元；证据2、《房地产抵押权设立（个人）登记申请书》一份，证明法定具有最高债权限额的最高额抵押这种担保方式及最高债权数额235万元这一具体数字均是上诉人自行申请登记形成，且申请书中“附记、备注”两项内容均为空白，是上诉人自行放弃了补充登记相关内容的权利，与系统设置无关；证据3、《房屋他项权利登记表》一份，证明上诉人享有的最高额抵押权的权利价值为235万元。为进一步核实涉案房产办理抵押登记时有关情况，2020年9月11日本院到石家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查询，该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了《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并复制了涉案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的有关材料，包括：1.抵押权人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抵押人为刘江峰的《房地产抵押权设立（个人）登记申请书》一份，编号为2015年个投循环字011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额度协议》各一份；2.抵押权人为樊子印、抵押人为刘江峰的《房地产抵押权设立（个人）登记申请书》一份，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一份；3.房屋所有权人为刘江峰的石房权证西字第××号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一份。上述证据经质证，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被上诉人安红敏提交的三份证据，上诉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三份证据的抵押登记中仅能登记已发生的债权，即本金235万元，因为利息、罚息在登记时并未发生，无法明确登记，并且最高债权数额与担保范围是不一样的概念，抵押合同中对担保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法院应当保护抵押权人的权利。结合一审、二审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和本院调查、询问、质证情况，本院另查明：一、2015年2月27日抵押权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抵押人刘江峰签订了编号为2015年个投循环字011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第三条“被担保最高债权额”载明：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350000元;2.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二、借款人刘江峰、贷款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编号为2015年个投循环字011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经营循环贷款合同》于2015年3月5日签订，2015年3月6日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将借款本金235万元转入刘江峰指定的账户。三、根据涉案房产《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和办理抵押登记时所提供的登记材料，查明：1.抵押权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抵押方式最高额抵押，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2350000元，债务履行期限2015年2月27日起至2018年4月27日止，登记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2.抵押权人樊子印，抵押方式一般抵押，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2000000元，债务履行期限2015年4月1日起至2015年7月1日止，附记再次抵押，登记时间2015年4月1日。3.借款人和抵押人刘江峰、贷款人樊子印签署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六条“补充条款”用手写体写明：“抵押权人樊子印已知此房产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裕华支行，抵押担保金额235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5年2月27日至2018年4月27日，抵押权人樊子印自愿作为顺位受偿人”。再查明，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诉刘江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裕华法院于2016年10月16日作出（2016）冀0108民初370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主文为：一、双方确认刘江峰尚欠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借款本金235万元及利息、罚息（利息、罚息按照双方签订的编号为2015年个投循环字011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循环贷款最高额抵押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刘江峰分两次支付，2016年11月25日之前偿还利息15万元，剩余本金及利息、罚息于2016年12月15日之前还清。二、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对刘江峰名下已经抵押的坐落于石家庄市桥西区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双方其他互不追究。四、案件受理费26203元，减半收取13101.5元，由刘江峰负担。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对涉案房产执行款享有优先受偿的范围是235万元限额，还是包括借款本金235万元及利息、罚息等。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二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根据以上规定，最高额抵押是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以抵押物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债权提供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限度决定了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的交换价值的可支配范围，该限额并不排除利息、违约金等附属债权的优先受偿，旨在限制各类债权相加的总额。这一限额按照抵押合同约定及司法实践情况，一般包括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迟延利息等全部内容，但全部债权总额不应超过登记的最高债权额限度。也就是说，当债权确定之时，如果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迟延利息等之和，低于抵押登记的最高债权数额，则抵押权人可以在登记的“最高债权数额”内对抵押物优先受偿；如果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迟延利息等之和，超出抵押登记的最高债权数额，则抵押权人应当以登记的“最高债权数额”为限对抵押物优先受偿，超出部分的债权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抵押物登记记载的内容与抵押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登记记载的内容为准”。可见，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不动产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一般应当以登记的范围为准。本案中，2015年2月28日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与刘江峰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填写《房地产抵押权设立（个人）登记申请书》时选择的登记方式为“最高额抵押权登记”，附记、备注中均为空白，并未将双方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关于利息、罚息等体现在附记或者备注中。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主张办理抵押登记时只能登记已发生的债权，不得包含尚未发生的贷款利息、罚息等，对此，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未提交相应证据。实际上，双方办理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的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将借款本金转给刘江峰指定账户的时间是2015年3月6日，可见办理抵押登记时案涉借款尚未实际发放给刘江峰，登记机关仅对登记材料是否齐全进行形式审核，对借款的具体数额、登记时借款是否已实际发放等内容不进行审查。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三条既然约定了“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作为借款人的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合理确定最高债权数额，或者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将“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登记为本息之和，以充分保护自身权益，避免将来保护不周的风险。故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认定。第三，物权法以公示公信为基本原则，以登记生效为基本理念。如果最高额抵押登记中所登记的只是本金，抵押权担保范围却极大可能超出登记的最高限额，则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理念将受到损害。因此，对最高额抵押进行严格解释与限定，有利于保障抵押财产上的后顺位抵押权人以及无抵押权的一般债权人的正当权益，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本案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申请参与涉案房产执行款分配的有最高额抵押权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和顺位抵押权人樊子印，保定中院拟将涉案房产及附属地下室以变卖价665.07万元扣除抵押权债权后余款抵偿被执行人刘江峰欠安红敏（首次查封债权人）5800万元借款及利息中的部分债务。因樊子印与刘江峰办理抵押登记时、安红敏申请法院保全查封时所查询到的涉案房产登记信息均显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的抵押方式“最高额抵押”，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为235万元，为保护后顺位抵押权人和首查封债权人的登记信赖利益，保定中院（2017）冀06执222号执行财产分配方案第一条确定“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在拟抵债房屋上设定的是最高额抵押权，应按最高额抵押权235万元优先受偿，罚息不在优先受偿范围内”，并无不当。第四，关于上诉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要求将诉讼费13101.50元列入对涉案房产变卖款优先受偿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条规定：“参与分配执行中，执行所得价款扣除执行费用，并清偿应当优先受偿的债权后，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按照其占全部申请参与分配债权数额的比例受偿。清偿后的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案件审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中写明当事人各方应当负担的数额，需要向当事人退还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有关当事人。本案中，根据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提供的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依据即裕华法院（2016）冀0108民初3702号民事调解书主文第四项“案件受理费26203元，减半收取13101.5元，由刘江峰负担”的规定，诉讼费13101.50元由刘江峰负担。现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没有提交其已向裕华法院预交了该笔诉讼费，结案后没有申请退费、自愿承担该笔诉讼费并同意从执行款中扣除的有关证据，故对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请求将13101.50元诉讼费从涉案房产变价款中优先扣除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保定中院在对执行款实际分配时，应向裕华法院核实该笔诉讼费的交纳与负担情况，依法处理。综上，对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利息、罚息等，虽然属于该抵押合同约定的被担保最高债权额范围，但因其未体现在最高额抵押登记信息中，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实际发放给刘江峰的贷款本金加上利息、罚息等超过了抵押登记的“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235万元，故利息等衍生债权因超出抵押登记的最高债权额限度235万元，超出部分不能列入对涉案房产执行款优先受偿的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中行石家庄裕华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957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裕华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解占林审判员  张美英审判员  刘立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昝卫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