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51民初9712号原告：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黄雨，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贝日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沈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峰，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播润公司”)与被告上海贝日物资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贝日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2020年3月26日、2020年9月24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剑锋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到庭参加第二、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播润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750,316.46元；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9月1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的原高管认识，被告提出向原告借款，2018年7月13日，原告的前高管赵一超指令原告向被告转款300万元，2018年8月7日，赵一超再次指令原告向被告转款18万元，总计向被告出借钱款318万元，但被告一直拖延补签借款协议。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还款，但被告仅归还429,683.54元，余款2,750,316.46元至今未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贝日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原、被告系关联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2017年被告委托吕锦蓉向原告原股东张静晓、杨志豪收购了原告100%股权，后被告委托顾兰萍代持部分股权，由原告原股东直接转让给顾兰萍，并委托卢伟经营公司，原告的所有经营成本均由被告及其关联公司转账，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以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原告账户历史交易明细12页及银行付款回单2份，证明原告于2018年7月13日向被告转款300万元，2018年8月7日转款18万元，累计向被告出借钱款318万元，被告自2018年9月27日至2019年5月16日期间，分26笔累计向被告还款429,683.54元的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被告每次向原告转款均是用于支付原告的经营开支，每次转款金额与原告对外支付相关费用金额均相匹配，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2.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原告向其员工支付工资凭证47页、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原告为其员工缴纳社保凭证14页、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原告为其员工缴纳公积金凭证5张、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原告缴纳税金凭证7张、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原告支付其员工差旅费凭证23页，证明原告的经营成本，包括员工工资、差旅费等均系原告自行支付，被告辩称的原告的经营成本均由被告支付不是事实。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原告支付上述钱款的金额与被告转款给原告的金额相匹配，只能证明相关费用以原告名义支付，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告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及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1.吕锦蓉与张静晓、杨志豪于2017年7月25日签订的《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于2018年6月20日签订的《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吕锦蓉与顾兰萍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书》(以上均为复印件)，证明吕锦蓉受被告委托收购原告100%股权，后吕锦蓉委托顾兰萍代持原告公司股权，股权由张静晓、杨志豪直接过户给顾兰萍，原、被告系关联公司。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认为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股权代持与否同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吕锦蓉系受被告委托收购原告股权。2．播润公司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记账凭证(含银行转账凭证)38页、贝日公司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记账凭证(含银行转账凭证)39页，证明原、被告系关联公司，原告的财务凭证在被告处保管，就涉案资金往来原、被告财务凭证上记录均为收、付往来款，从未记录为借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记账凭证上也记载了相关款项为应收款、应付款，说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3.2019年7月10日，被告公司段枫锦与原告现法定代表人黄雨微信聊天记录2页及费用统计表2页，其中费用统计表列明了被告代原告支付的办公费、员工费用等费用，证明原、被告系关联公司，被告为原告代付费用2,107,932.47元等事实。原告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聊天时黄雨还不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对费用统计表的真实性不认可，也不能证明是被告实际为原告支付了相关费用。4.网上电子银行回单3份，金额2万元，证明证据3费用统计表中“2018年1月-2019年5月费用明细”中播润应承担的律师费2万元系被告代原告支付。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不是原件，真实性不认可，且均系吕锦蓉支付给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和卢伟的，不能证明是被告代原告支付。5.网上银行电子回单5张，金额91万元，证明证据3费用统计表中“2018年1月-2019年5月费用明细”中播润应承担的基金牌照费系被告代原告支付，该91万元实际上系股权转让款。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公司没有义务为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6.网上电子银行回单12张，金额51万元，证明证据3费用统计表中“2018年1月-2019年5月费用明细”中播润应承担的房租51万元，均系被告代原告支付。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且相关钱款均系吕锦蓉转给吴桂花的，该款项与本案无关。7.原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黄雨在2019年10月变更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被告证据3中微信聊天记录发生时黄雨还不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8.被告财务人员同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接收清单，证明2019年12月25日被告将记账凭证、账册、发票等移交给原告，证明原告财务资料均在被告处保管，双方系关联关系，被告实际控制原告等事实。原告认为，材料上的移交人孙文娇系原告员工，不能证明被告实际控制原告，即便双方存在关联关系，但借款还是要归还的。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8年7月13日前，原、被告账面无资金往来。2018年7月13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00万元，原告记账凭证记载：借方其他应收款-上海贝日物资300万元，贷方银行存款300万元，摘要“付往来款-贝日”；被告记账凭证记载：借方银行存款300万元，贷方其他应付款-上海播润300万元，摘要“收往来款-上海播润”。2018年8月7日，原告又向被告转款18万元。2018年9月2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1,232.60元;2018年10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6,045元;2018年11月2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1,250元和20,970元；2018年11月9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456元；2018年11月14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2,152.60元；2018年11月2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520元；2018年11月29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0,000元；2018年11月3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8,559元;2018年12月13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8,909.10元；2018年12月18日，被告向原告转款4,312元；2018年12月2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6,100元；2018年12月29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6,064.04元和12,175.80元；2019年1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5,391.40元；2019年1月29日，被告向原告转款6,211元；2019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4,990元；2019年2月2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2,480元；2019年2月26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156元；2019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5,711元；2019年3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4,636元；2019年4月1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7,486元；2019年4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款7,131元；2019年4月1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428元；2019年5月6日，被告向原告转款32,486元；2019年5月16日，被告向原告转款7,831元，以上被告共向原告转款429,683.54元。以上转款中，原告记账凭证均记载：借方银行存款，贷方其他应收款，摘要“收往来款”；被告记账凭证均记载：借方其他应付款，贷方银行存款，摘要“付往来款”。被告每次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后，原告均用于支付工资、差旅费等费用，且金额与被告转账金额基本相同。上述资金往来，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2019年7月10日，段凤锦通过微信向原告公司黄雨发送“播润费用统计2019”文档1份，并说：“黄总，这是修改后的费用表，增加费用明细：2019年1月-5月房租15万元，未开增值税2.4万元，其他未变。房租费用时间：2018年1月-2019年5月”。黄雨回复：“好的，麻烦转告方总尽快拿出方案”。段凤锦回复：“好的”。黄雨说：“段姐，有地方不对。房租你是怎么计算的？17年9月开始到19年5月共19个月51万？品钜的律师费还是去掉”。段凤锦又发送一份“播润费用统计表2019”，黄雨回复：“收到，段姐按照这个数目，麻烦你和方总说一下，给公司一个还款方案”。段凤锦回复：“这件事我觉得应该你们自己商量，我的工作就是把费用核对清楚”。黄雨回复：“好的”。该聊天记录中，段凤锦发送的第2份“播润费用统计表2019”内容为：1.《播润、品钜费用合计》，其中播润工资、社保等合计2,141,932.47元；2.《2018年1月-2019年5月费用明细》，播润工资、社保等合计2,107,932.47元；3.《分摊费用明细》，包含租金、水电费、物业费等项目，时间自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其中播润分配比例15%，分配金额618,949.902元；翰中集团分配比例30%，分配金额1,237,899.804元；中和世纪(贸易)分配比例25%，分配金额1,031,583.17元；掌讯(互联网)分配比例15%，分配金额618,949.902元；影视分配比例15%，分配金额618,949.902元。诉讼中，被告表示其向原告转款的429,683.54元包含在上述费用表中。2018年3月9日，吕锦蓉向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转款5,000元，交易用途载明“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专项法律服务费”。2018年4月19日，吕锦蓉向卢伟转款5,000元，交易用途载明“备案代付”。2018年4月28日，吕锦蓉向卢伟转款10,000元，交易用途载明“播润变更”。2017年7月28日，吕锦蓉向张静晓转款10万元，交易用途载明“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款”。2017年9月21日，吕锦蓉向张静晓转款50万元，交易用途载明“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购款”。2017年11月9日，赵一超向张静晓转款20万元，附言载明“收购”。2018年6月20日，吴勇波向张静晓转款8万元，交易用途载明“播润股权转让价款”。2018年6月25日吴勇波向张静晓转款3万元，交易用途载明“播润额外补偿”。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吕锦荣向吴桂花转款12笔，金额合计2,536,926元，交易用途均载明“永和路XXX弄XXX号房租”。2019年12月25日，孙文娇向黄雨移交播润公司财务资料，包括开业至今所有已装订的记账凭证、账册等。庭审中，原告表示孙文娇曾系原告员工，2019年3月后离开原告公司。被告表示，孙文娇系原、被告共同的上级公司翰中集团财务部的，因关联公司均在上海市永和路XXX弄XXX号办公，所以不同财务人员的劳动关系就挂在不同的公司，孙文娇的劳动关系即挂在原告。庭审中，原告表示其曾在上海市永和路XXX弄XXX号办公，但自己未支付过房屋租金。被告表示，上海市永和路XXX弄XXX号是翰中集团租赁，该办公地点主要做金融业务，被告是做物资、钢贸的企业，不在该地址办公。再查明，播润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13日，工商公示信息显示：2016年12月13日，股东由邓伟、涂正东变更为张静晓、杨志豪，法定代表人由邓伟变更为张静晓；2017年1月19日，法定代表人由张静晓变更为张静景；2017年10月18日，法定代表人由张静景变更为赵一超；2018年2月6日，法定代表人由赵一超变更为卢伟；2018年7月23日，股东由张静晓、杨志豪变更为杨志豪、张静晓、顾兰萍；2019年10月29日，法定代表人由卢伟变更为黄雨，公司现登记的股东为顾兰萍、杨志豪、张静晓，法定代表人为黄雨。贝日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5日，工商公示信息显示：2012年2月14日，股东由方小英、韩枫变更为张永志、潘秋雅；2013年7月31日，股东由张永志、潘秋雅变更为吴勇波、潘秋雅；2013年7月31日，法定代表人由张永志变更为吴勇波；2017年5月11日，股东由吴勇波、潘秋雅变更为吴勇波、沈滔，法定代表人由吴勇波变更为沈滔，公司现登记的股东为吴勇波、沈滔，沈滔为法定代表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原告以318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则认为原、被告系关联公司，双方资金往来仅用于走账，不存在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以318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主张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并且基于关联关系存在资金往来，因此原告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而原告并未就此进一步举证。且从原告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看，原告在向被告转款318万元后，账户余额仅为9,467.50元，之后其每次支付工资、差旅费等费用前，均由被告将金额相当的钱款转入原告账户，原告在其账户资金尚不足以支付工资等费用的情况下，向被告出借318万元有违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关于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应如何结算。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原告表示其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和被告进行结算并拿回钱款，如果民间借贷不成立，同意按照其他合同纠纷处理。被告亦同意就本案所涉法律关系问题由法院依法处理，并称，被告已为原告支付工资、社保、公积金、税金、办公费、差旅费、业务费、手续费、托管费、律师费、房租、基金牌照(股权转让款)合计2,107,932.47元。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作为资金所有方，有权要求与被告结算。被告虽辩称原告的经营成本系由被告代为支付，但除去其通过银行账户直接向原告转款合计429,683.54元外，其余如律师费20,000元、房租费510,000元、股权转让款900,000元均系由吕锦蓉等支付给案外人。本院要求被告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吕锦蓉系代被告为原告支付上述款项，但被告在本院指定期间内，未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况且支付股权转让款系股权受让方的义务，不应由原告负担，被告认为应在原、被告之间的结算中扣除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亦未能提供除律师费、房租费、股权转让款之外的费用系由其代原告支付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结算金额应为2,750,316.46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自2019年9月19日起计算的利息，本院认为，因原告未能提供该日前曾向被告催要的证据，故本院调整至原告向本院起诉之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贝日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播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750,316.46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2元，由被告上海贝日物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怡审 判 员 王 彪人民陪审员 叶 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 助理 田春锋书 记 员 王 云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