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8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明贵，男，197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刚，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启培，男，194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平，四川子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中华，男，194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礼霞，女，197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系周中华之女。 上诉人唐明贵因与被上诉人何启培、原审第三人周中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24民初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明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刚，被上诉人何启培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平，原审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礼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明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何启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严重不清，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2008年11月7日《还款协议》主要内容是“何启培转让成都启茂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茂公司）给唐明贵，作价16万元（含利息），唐明贵分期支付转让款”，并不是借款协议。2.启茂公司工商登记原始档案证明：一是签订《还款协议》时，何启培不是启茂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启茂公司股东，没有资格签订转让公司股权、资产的协议，根本没有《还款协议》中表述的转让启茂公司给唐明贵的事实；二是2006年7月18日何启培辞去启茂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何启培与启茂公司不再有任何关系，启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明贵，双方不会因转让启茂公司产生债权债务。3.《还款协议》转让权利义务是双向的，既然何启培没有转让交付启茂公司之实，唐明贵就没有相应的给付受让公司转让款的义务。4.本案真正原告是第三人周中华，而非何启培，《还款协议》原件是由周中华取得并持有的。（二）一审程序违法，遗漏了诉讼当事人彭刚。一审对案外人彭刚与唐明贵之间的转让股权形成的“债务”在本案中进行了确认，而彭刚并非本案诉讼当事人，未参加本案诉讼，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三）一审在多项证据均证明何启培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下，仍然支持了其诉讼请求，属于枉法裁判。（四）本案是原审第三人周中华操控、由周中华以何启培名义提起的涉嫌存在虚假诉讼，何启培与周中华存在恶意串通谋取非法利益、损害唐明贵财产权利的故意。因为何启培提供的《还款协议》是由周中华持有，周中华持有的依据是已经支付了《还款协议》的转让公司的给付义务，《还款协议》中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 何启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双方第一次出具的借条没有涉及到公司转让，说的是借到现金以及如何归还，还有担保人进行担保，双方的借贷关系是明确的，借到的现金是13.5万元。还款协议是唐明贵两年多没有按照协议还钱，何启培找到唐明贵要求还钱时唐明贵自备的一个还款协议，里面加了转让公司的内容，事实上不存在转让公司的行为。（二）唐明贵关于何启培对周中华不熟悉，本来应该是周中华欠的款让唐明贵来打借条的说法毫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情理。原来的借条中没有写到周中华，也没有写到转让公司。（三）周中华转了4万元给唐明贵，唐明贵交了5万元给何启培，事实上这两笔钱不是一回事。首先金额不一致，其次时间相差五六年。周中华给唐明贵的钱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周中华向公司承诺股权转让给周中华，周中华要向公司投资几十万元。（四）唐明贵将何启培起诉周中华的股权转让款16万元与本案借款混同，一审法院到周中华家里进行了核实，何启培也到庭接受询问。周中华与何启培之间的关系就是股权转让款没有支付，经过另案调解之后已经解决，与本案无关。（五）一审核实过唐明贵借款的用途，其借款用于购买彭刚的股权，但并没有核实股权转让是否真实，不存在需要通知彭刚作为本案当事人的任何情形。（六）一审中提交的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借款已经还清。经过何启培核实，授权委托书上没有载明借款已经还清的内容，鉴定报告显示这几行字是后面添加的，说明提供虚假证据的是唐明贵。 周中华未陈述意见。 何启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唐明贵支付何启培借款110000元及违约金120000元，共计230000元；2.诉讼费由唐明贵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何启培明确其主张的违约金即为双方约定的滞纳金，计算标准为以到期未还的本金为基数，从逾期还款之日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至起诉之日。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启茂公司经股权转让，确定股东为彭刚、何启培、唐明贵，出资比例分别为50%、45%、5%。 2006年7月18日，彭刚将自持的50%股权以2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唐明贵。同日，何启培将自持的45%股权以2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周中华。 2006年8月15日，唐明贵向何启培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何启培现金135000元，并约定分期还款金额以及对应的期限。 2006年9月6日，启茂公司收到周中华的股权认购金40000元。 2006年10月6日，唐明贵作为经办人向何启培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何启培将其持有的启茂公司45%股权以2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周中华，由启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明贵代为收取（公司已收取40000元），两年内周中华需付清剩余股本金185000元，超过两年未付清，何启培有权无条件向周中华收回其全部股权等。 2008年8月，启茂公司更名为成都曼高特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曼高特公司）。 2008年11月7日，何启培作为甲方与唐明贵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载明甲方在2006年8月15日向乙方转让启茂公司，转让费折成现金135000元，截止到2008年10月未归还，以致产生利息35100元，本息合计170100元。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自愿将本息作价160000元，乙方将无条件全部偿还，从2009年开始每年度12月30日之前付款20000元，八年内付清。到期不还，乙方将按照每天1%的标准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唐明贵通过启茂公司财务分别于2010年6月19日、2011年1月31日、2011年8月5日、2012年7月向何启培支付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40000元；何启培在“收据”上分别备注“09年已交壹万元2009年欠款”、“收到2010年还款10000元”、“交来2010年借款”、“还款10000元正”。一审庭审过程中，何启培认可共计收到唐明贵还款50000元。 2012年5月12日，周中华作为出让人与何启培作为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中华将其持有的曼高特公司45%的股权以2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何启培。 2012年5月29日，何启培向唐明贵出具《委托书》，委托唐明贵全权办理何启培与周中华股权转让的所有事宜。该委托书尾部附“特别说明”，载明：唐明贵与何启培的所有欠款已全部结算付清，包含2008年11月7日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的金额，双方互不相欠。后经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委托书》中“特别说明”部分与其他打印文字不是一次性形成，并产生鉴定费3000元。 2013年6月13日，何启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周中华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要求周中华履行转让后续义务等。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协议载明双方同意解除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周中华向何启培支付补偿款160000元等。后周中华依约履行给付义务后，何启培于2013年9月12日向周中华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周中华支付的160000元。同日，周中华向何启培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条今收到何启培还款协议（甲方：何启培乙方：唐明贵担保方：罗凯）时间2008年11月7日罗凯房屋产权证1份，借条为复印件，此据。收物品人：周中华。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当事人身份信息、《借条》、《股权转让协议》、《还款协议》、《委托书》、《和解协议》、《收条》、收据、起诉状、股权变更档案、鉴定报告、鉴定费发票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周中华在2013年9月12日向何启培支付的160000元与案涉160000元是否系同一笔款项的问题。针对该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周中华与何启培之间160000元的形成。何启培于2006年7月18日将其持有的启茂公司45%的股权转让给周中华，对应的股本金为225000元，周中华于2006年9月6日向启茂公司交付40000元，由启茂公司转交何启培，剩余股本金185000元未付。后因何启培起诉周中华，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达成调解，由周中华向何启培支付160000元，双方关于股权转让的事宜两清，该160000元系周中华与何启培对股本金185000元协商而定。唐明贵与何启培之间160000元的形成。彭刚于2006年7月18日将其持有的启茂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唐明贵，唐明贵于2006年8月15日向何启培出具借条，载明借到何启培现金135000元，并约定在2008年6月还清，因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还清款项，双方于2008年11月7日达成还款协议，该160000元系因借款本金135000元以及产生利息35100元后作价而成。两笔160000元的由来并非基于同一事实，故周中华向何启培支付的160000元与案涉160000元不是同一笔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何启培主张唐明贵支付给彭刚的股权转让款系其借款，并提供还款协议以及唐明贵与彭刚的股权转让协议予以佐证，唐明贵抗辩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因何启培在转让股权给周中华时，其不信任周中华，由唐明贵代周中华出具借条以及还款协议，并提供了2006年8月15日出具的借条、2006年9月6日和2008年5月20日出具的收据、2006年10月6日出具的欠条、2012年5月29日出具的委托书、2013年9月12日出具的收条予以佐证。对唐明贵提供的上述证据，分析如下：关于借条。该借条系唐明贵向何启培出具，金额为135000元，如该借条确系唐明贵代周中华出具，依据何启培和周中华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借条上的金额应为185000元而非135000元，唐明贵对金额的差异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故对唐明贵提供该借条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收据和欠条。该收据载明启茂公司收到周中华的股权转让款，收条确认周中华欠付何启培的股本金，唐明贵作为经办人代为收取款项，但均未表述有唐明贵代周中华出具借条以及还款协议的内容，故唐明贵提供的上述收据和欠条，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关于委托书。唐明贵抗辩该委托书系何启培打印主文并当面签字后交与唐明贵本人，但经司法鉴定后，该委托书中的“委托事项”与“特别说明”部分不是同一时间打印，若委托书载明的内容均由何启培出具，但两部分内容出现在同一纸张却系分开时间打印，该情形与常理相悖；且委托书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5月29日，而周中华与何启培达成协议并支付160000元的时间是2013年9月12日，假若唐明贵出具的借条以及还款协议是代周中华出具，那么在周中华与何启培的债权债务未清的情况下，何启培向唐明贵出具债务了清的单据，该事实与常理亦相悖。故对唐明贵提供委托书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收条。何启培抗辩其在周中华支付160000元股权转让费后向其交付唐明贵出具的借条复印件以及还款协议，系为日后周中华反悔要求退股退款作的担保，该抗辩理由与周中华的陈述意见一致，一审法院予以采纳。 综上，对唐明贵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对何启培要求唐明贵偿还借款本金1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何启培主张的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何启培和唐明贵在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到期不还，将按照每日1%的标准支付滞纳金，何启培自愿将其降为年利率24%，并以此为标准计算唐明贵逾期还款的滞纳金，同时自愿将计算所得的金额降为12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唐明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何启培归还借款本金110000元及违约金120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收取案件受理费2375元、鉴定费3000元，合计5375元，由唐明贵承担。 本院二审庭审期间，唐明贵向本庭提交以下新证据：股权转让协议（2份）、收条（2份），拟证明：唐明贵从孙远志、杨光友处购得股份，与何启培所说的购买彭刚的股权没有关系。启茂公司股权转让过多次，都没有交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转让。何启培质证认为，启茂公司的股权转让与案涉借款纠纷没有关联性。启茂公司前后转让多次，但没有实际转让，如果要查清股权如何转让需要将原股东增加为当事人或者第三人，该股权转让协议和收条真实性存疑。从2004年启茂公司的工商登记来看，唐明贵并不持有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2006年的工商登记显示彭刚占有公司50%的股份，2006年那一次才是真实的转让。孙远志、杨光友是代彭州某公司持股，彭刚也是代彭州某公司持股。从我方证据来看，孙远志已经将股权转让给何启培，不可能再转让给唐明贵。本案是借款纠纷，与股权转让无关。周中华表示对相关情况不清楚，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系唐明贵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因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查核实，一审中唐明贵提交的《欠条》（落款时间2006年10月6日）仅有唐明贵和案外人罗凯的签名，《欠条》中载明的主要权利人何启培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主要义务人周中华在一审中当庭表示不清楚。该证据三性存疑，一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除对一审认定事实部分“2006年10月6日，唐明贵作为经办人向何启培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何启培将其持有的启茂公司45%股权以22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周中华，由启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明贵代为收取（公司已收取40000元），两年内周中华需付清剩余股本金185000元，超过两年未付清，何启培有权无条件向周中华收回其全部股权等。”等内容不予确认以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归纳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是否与何启培与周中华之间的股权转让款系同一笔款项。对于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本案中，唐明贵分别于2006年8月15日、2008年11月7日向何启培出具《借条》《还款协议》，先后明确了借款金额、还款金额以及还款方式。2010年至2012年期间，唐明贵先后还款四次共计4万元（一审庭审中何启培认可共计已还款5万元）。一审查明事实中对双方借款的发生、履行等事实清楚。二审中，唐明贵认为案涉《借条》《还款协议》系其代周中华向何启培出具的，相关各方权利义务已经在何启培与周中华股权转让纠纷调解处理后予以了结。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从《借条》《还款协议》记载的内容来看，《借条》表述为借款，《还款协议》表述为转让费折现，但二者均属于同一笔款项，上述款项的主体明确，即债权人为何启培，债务人为唐明贵，未提及周中华。其次，从还款凭证来看，案涉借款还款发生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收据》（4张）系唐明贵向何启培还款；而唐明贵主张的周中华交来的股权款，发生在2006年、2008年，由启茂公司（曼高特公司）向周中华出具收到股权认购金。二者无论是出具的时间、主体还是内容均完全不同。最后，周中华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同时也作为与何启培股权转让纠纷的当事人，对案涉《借条》《还款协议》在何启培与周中华之间的流转作出了合理陈述，并从侧面印证了案涉借款与（何启培、周中华之间的）股权转让款不是同一笔款项。基于此，一审法院对唐明贵的抗辩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唐明贵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对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予确认；但一审判决对于双方借贷关系部分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对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唐明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郑小茂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董力华 书 记 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