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云0502行初41号 原告李登才，男，196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忠。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保山市隆阳区林业和草原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30010152569739。 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升阳路178号。 负责人邵曰本，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升良，男，住保山市隆阳区。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增国，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敢顶村委会老街子下组。 负责人鲁发军，男，1978年9月4日出生，彝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该小组组长。 第三人诉讼代表人：张丽君，男，1975年11月9日出生，彝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公民身份号码：5330011975××××××××。 第三人诉讼代表人：王志茶，男，195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公民身份号码：5330011950××××××××。 第三人诉讼代表人：祁文升，男，1951年9月7日出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公民身份号码：5330011951××××××××。 第三人诉讼代表人：杨顺良，男，1975年3月6日出生，彝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公民身份号码：5330011975××××××××。 原告李登才诉被告保山市隆阳区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隆阳区林草局”）不履行特定职责一案，于2020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后经保山市隆阳区芒宽乡敢顶村委会老街子下组（以下简称“老街子下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老街子下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登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福忠，被告隆阳区林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升良、史增国，第三人老街子下组负责人鲁发军及诉讼代表人张丽君、王志茶、祁文升、杨顺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登才诉称，当年原告李登才在被告的扶持下，与本村组农户签订退耕还林种植核桃合同进行核桃树种植，被告拨付4.49万元补助款（50元／亩×899亩）资助李登才用于到外地州购买铁核桃树树苗。涉案退耕还林项目验收合格后被告将2005年至2012年的退耕还林补助款依法兑付了李登才，李登才也给付了相关农户合同约定的相关款项。2013年3月25日，李登才与本村组鲁发伟、鲁瑞褚等农户续签《核桃种植合同书》进一步明确约定，由李登才在羊四山、小滚潭等处899亩山地进行退耕造林种植核桃树，“合同期限为20年，其中种植期年限为8年（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2021年3月25日止）;分成期年限为20年（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2033年3月25日止）;在退耕还林项目验收合格，乙方取得退耕还林补助款后，李登才须按每年52.5元／亩的价格支付甲方承包费（承包费的支付年限以李登才取得退耕还林补助款的年限一致）。”李登才经过16年艰辛经营，在涉案899亩半荒芜山地上种植成活了近4万余株核桃树。该退耕还林项目已经被告验收合格，现已成林挂果，已经给村组集体和农户带来经济收益。李登才已经履行了退耕还林种植核桃树的法定职责义务，履行了给付相关农户合同款项义务且对方已经签领收受，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涉案核桃种植退耕还林项目，李登才实际投资约200余万元：1、支付购买铁核桃树苗费18.88万元（42棵／亩×5元／棵×899亩）;2、支付树苗下车费、马帮转运费4.49万元（50元／亩×899亩）;3、支付挖坑费7.6万元（42坑／亩×2元／坑×899亩）;4、支付补苗费10.8万元（120元／亩×99亩）;5、支付浇水水费23.74万元（88元／亩×3次×899亩，每苗一桶水，每桶水2元，至少浇水三次成活）;6、支付拖拉机拉水运费2.7万元（30元／亩×899亩）；7、支付浇水人工费7.2万元（80元／亩×1人工／亩×899亩）；8、支付除草及管理费64.7万元（30元／亩×3人工／亩×899亩×前8年）;9、支付相关农户合同款项112.9万元（157元／亩×899亩×8年）。扣除被告给予李登才的资助扶持款项后，李登才仍至今仍负债100余万元。被告应当兑付或者资助、帮扶李登才相关退耕还林补助款。2017年10月16日隆阳区法院（2017）云0502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原告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种植核桃，根据退耕还林相关政策和合同约定享有退耕还林补助款，至原告起诉时被告未将2013年至2016年的退耕还林补助款进行兑付”。2018年11月21日，保山市中级法院（2018）云05申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第三人隆阳区芒宽乡敢顶村老街子下组的再审申请。2019年9月10日，保山市检察院保检民（行）监（2019）53050000026号《行政抗诉书》认为，隆阳法院云0502行初48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李登才提交的《核桃种植合同书》证据是伪造的，在认定事实时以此证据作为认定李登才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种植核桃的事实;《林权证》是兑付退耕还林补助款的依据。2017年第三人老街子下组获得隆阳区政府颁发的隆林证字（2017）第××号《林权证》，涉案退耕还林补助款应当兑付给老街子下组。2019年10月11日，保山市中级法院云05行抗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为查清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抗诉理由是否成立，指令隆阳区法院再审。2020年2月10日，隆阳区法院（2019）云0502行再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二、关于退耕还林补助款的问题。原审原告（李登才）具有退耕还林项目各项工作的法定职责。被告既没有提供原申请缓兑退耕还林补助款的证据，亦未提供被告没有兑付退耕还林补助款的具体理由的证据。应当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履行其职责。三、关于抗诉机关及第三人提出由被告兑付退耕还林款的意见（由被告兑付给第三人老街子下组和农户）……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2条、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行政机关消极懈怠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应当给予司法救济。但被告认为李登才种植的核桃树现已经长大成林了，不应当再享受国家的退耕还林补助款，2016年以后的退耕还林补助款要直接兑付给“弱势群体的相关农户”。更令人费解的是，2020年5月19日隆阳区林草局杨国军局长当面明确回复李登才:保山市检察院认定李登才与农户签订《核桃种植合同书》是利用《退耕还林条例》第24条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不存在等价有偿……该《核桃种植合同书》的性质应是行政合同而非民事合同，乙方只能是隆阳区政府或受其委托的芒宽乡政府。其支付甲方的退耕还林补助款，只能按国家规定支付给村组集体或农户，李登才既非国家公职人员，也未受到行政机关委托从事公务，无权行使相关权力与农户签订合同……李登才没有投入资金，《核桃种植合同书》没有产生土地流转效果，李登才未获得退耕还林种植核桃的权利……农户在本户山地上种植核桃，但大部分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却被李登才等人截留……李登才种植核桃等行为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坑农、害农案件，应予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第4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提起的下列诉讼:……（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公民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7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的诉讼请求。本案诉求兑付2017年至2019年三个年度的退耕还林补助款的诉讼请求与原裁判兑付2013年至2016年四个年度的退耕还林补助款的诉讼请求不是同一诉讼请求，不属于重复起诉。现在，2017年至2019年三个年度的退耕还林补助款又已经到位待发，至原告起诉时，被告明确拒绝依法履行职责，明确拒绝将2017年至2019年三年的退耕还林补助款进行兑付，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协商未果。故起诉，请依法判令被告隆阳区林草局向原告兑付2017年至2019年退耕还林补助款337125元。 被告隆阳区林草局辩称，一、原告李登才既不是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本案行政行为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请依法驳回原告李登才的起诉。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退耕还林条例》，被告负责全区退耕还林工作，法定职责主要有:负责宣传贯彻国家关于退耕还林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负责退耕还林工程年度作业设计、编制、上报、审批;下达退耕还林工程计划任务，组织指导各项计划任务的圆满完成，并进行检查验收、监督管理；负责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兑现工作，将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兑付给退耕还林者，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资金和粮食，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进行行政处罚;负责上报工程进度信息和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建档工作。本案被告答复李登才的依据如下：其一，2003年9月21日，原告李登才与各农户代表茶绍军、鲁永培签订了《核桃种植合同书》，李登才作为乙方，义务有二项。同日，原告李登才又代表敢顶村委会老街子下组39户农户、桥头组55户农户作为甲方分别与乙方李安永、董云兰签订了《核桃种植合同书》，期限八年，面积1396.4亩，包含本案涉及的退耕还林面积899亩。通过一方面与农户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又与李安永、董云兰签订合同，李登才将合同规定自己的义务转给了农户、李安永、董云兰，自己没有任何义务，说明在前八年的退耕还林中李登才没有履行义务。2005年至2012年共计8年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分别兑现给李安勇、董云兰（董云霞）。其二，原告李登才向法院提交的2013年的《核桃种植合同书》是伪造的，其用舞弊手段获取的林权证已被撤销。2013年3月25日，原告李登才分别与鲁发伟、鲁瑞禇签订的《核桃种植合同书》是伪造的。一是鲁发伟、鲁瑞禇并没有得到农户委托或书面授权，并非农户的意思表示；二是合同书也未注明附有农户签字花名册；三是花名册上“同意与李登才签定核桃种植合同并推选鲁发伟为代表的户主签名表”、“同意与李登才签定核桃种植合同并推选鲁瑞褚为代表的户主签名表”是2013年4月2日，李登才到芒宽乡法律服务所做见证时，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在该花名册上临时添加上的。因此，《核桃种植合同书》是李登才伪造的，李登才通过伪造《核桃种植合同书》，用舞弊手段获取的隆林证字（2013）第0002899193号林权证和隆林证字（2013）第0002899195号林权证，已被隆阳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6日依法撤销。2016年11月26日，隆阳区芒宽乡敢顶村委会老街子下组向隆阳区人民政府申请林权登记，2017年3月20日，隆阳区人民政府向“老街子下组”颁发隆阳林证字（2017）第××号林权证。其三，2017年至2019年三年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应兑付给芒宽乡敢顶村委会老街子下组的退耕农户。从本案原告李登才用伪造的《核桃种植合同书》做见证到办理林权证到撤销林权证再到农户办理了林权证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最终林地的所有权人为“老街子下组”。李登才与“老街子下组”无合同关系，又没有林权证，李登才无证据证明其为本案所涉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合法受益人，本案所涉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合法受益人应为“老街子下组”的退耕农户。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退耕还林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案所涉的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应兑付给芒宽乡敢顶村委会老街子下组的退耕农户。其四，2019年10月17日，云南省保山市人民检察院向被告发出《检察建议书》，认为李登才、董云霞、李安永等人的行为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坑农害农案件，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针对退耕还林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侵害群众利益行为进行清理整治的专项活动。2020年4月至5月，隆阳区林草局根据保山市林业和草原局的通知，隆阳区政府的批复，开展了专项活动。经调查，隆阳区芒宽乡敢顶村委会老街子下组绝大多数农户证实没有与李登才签订退耕还林种植合同。二、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李登才承担。综上所述，原告李登才与第三人老街子下组退耕农户既没有核桃种植合同关系，又无林权证，其既不是本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本案行政行为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李登才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请依法驳回李登才的起诉。 第三人老街子下组主张，原告并未参与种植任何核桃树。原告提交的《核桃种植合同书》，老街子下组39户农户并不认可。第三人小组长鲁发军持有上一届小组长的电话录音，上届小组长的签名行为并不能代表老街子下组39户农户。本案涉及的退耕还林树苗都是老街子下组39户农户自己种植，原告未进行投资，原告诉状所述不属实。 本院认为，2017年3月20日，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政府向本案第三人老街子下组颁发《林权证》[证号：隆阳林证字（2017）0002932563号]，将案涉林地所有权权利人、使用权权利人登记为第三人老街子下组，案涉林地权属已发生变更，原告与案涉林地退耕还林款的兑付无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本案中，李登才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登才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莉青 人民陪审员  赵 邦 人民陪审员  王发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 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