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行赔终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关利，男，1954年1月13日出生，满族，住址大连市金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利，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法定代表人丛克，该区政府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士江，该区政府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萍，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大连金普新区站前街道办事处，住，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五一路**/div>法定代表人王立庄，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传治，辽宁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关利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州区政府）、大连金普新区站前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站前街道办事处）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20年10月30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关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李利，被上诉人金州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士江、张晓萍，被上诉人站前街道办事处的法定代表人王立庄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传治到庭参加了询问活动。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关利在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拥有合法房产一处，建筑面积为51.60平米，国有土地占地为151.8平方米。2011年5月15日，金州区政府作出大金政征决定（2001）1号决定书，对上述区域进行征收。2013年9月12日，金州区政府对原告关利作出大金政补（2013）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2013年9月23日，关利的上述案涉房屋被拆除，当地村委会提供关利周转房暂住，并将拆除物品封存。关利未接收拆除物品。期间，关利不服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5日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131号行政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2016）辽行终1195号行政判决，终审判决二被告拆除行为违法。关利不服征收决定即（2001）1号决定书，提起诉讼，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作出（2014）大行初字第7号行政裁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1日作出（2015）辽行终113号行政裁定，终审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关利不服补偿决定即（2013）19号，提起诉讼，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大行初字第136号行政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7日作出（2016）辽行终1319号行政判决，终审判决驳回关利诉讼请求。关利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1、请求被告赔偿房屋及附属建筑物损失费131.8255万元；2、请求被告赔付关利因强制拆除房屋造成的物品财产损失的费用23.735万元，租房的费用6.9万元，误工费15万元，搬家费1000元，取暖费4800元，维权费用10万元（包括律师费、交通费），伤残损失10万元，精神损失费40万元，共计106.215万元；并请求被告赔付1、2项费用自2013年9月23日至今的利息62万元；3、请求按照政策解决关利、李某的社会保障。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关利申请赔偿的依据即为（2015）大行初字第131号行政判决和（2016）辽行终1195号行政判决所确认违法的被告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从关利请求赔偿的事项看，第一项为拆除房屋的赔偿，关利请求被告赔偿131.8255万元。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该房屋的拆除是依据征收决定进行的拆除，并作出了补偿决定。上述决定已经生效，并经两级法院审理，确认合法有效。关利拒绝按照补偿决定领取补偿款，不影响该补偿决定的效力。在案涉房屋已经有补偿决定的情况下，关利要求被告针对该房屋再给予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关利的第二项请求为被告赔付关利因强制拆除房屋造成的物品财产损失的费用23.735万元。该项请求仅有关利单方面制作的清单，关利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从关利提交的财产损失清单看，该清单物品损失为23.735万元，包括了金戒指、玉扳指、玉镯、项链等特殊类物品，和电视机、微波炉、三轮车等日常生活工作物品。对于特殊类物品，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及价值；对于一般类物品，若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则可以以原告列出损失的清单为准进行合理估价及计算。但是，关利应对接受的拆除物品进行清点核对，提交扣除损坏遗失后的直接损失及价值。现关利称物品损失为23.735万元，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也没有对留存物品进行扣除，对该诉求23.735万元，关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该项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至于关利第二项请求中的其他项目，则不属于行政赔偿的直接损失赔偿范围，故不予支持。关利第三项请求即给予原告关利及妻子李某社会养老保险等，与案涉强制拆除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其诉请，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关利的赔偿请求缺乏证据支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关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免于收取。关利上诉称，一审法院存在认证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1、关于其涉案被拆房屋价值赔偿的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法院实质上是将补偿与赔偿等同，其实二者并非统一概念，适用的法律、程序也各不相同，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经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应当予以赔偿，而不能将房屋的征收补偿代替行政赔偿。（2）对其房屋损失的赔偿，不应再依据《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即2011年5月15日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而以金州区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案涉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3）法律应是公平和正义的，一审法院将补偿决定确定的补偿款项代替行政赔偿，对其来讲既不合法，也不合理。2、关于其请求第二项中损失物品赔偿适用法律错误：其一审提交的物品损失清单中对损失物品进行了罗列，一审法院应当依据生活经验和常理予以认定，但一审法院却免除被上诉人举证责任，加重其责任；因被上诉人的强拆导致其物品被毁损或被掩埋，无法举证，该举证责任应转移至被上诉人。3、其请求第二项中被拆后的租房损失的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未给予其任何住房安排，租房损失应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4、关于其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不酌情认定的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其聘请律师维权而发生的必要费用应由被告承担；其为了维权，不仅全家四处奔波，又聘请了律师，复议、诉讼期间各种花销不菲，而一审法院不酌情认定上述因维权而发生的必要费用，明显有悖常理。5、关于伤残损失费的法律适用错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规定，其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其是在被上诉人强制拆除前、控制其人身而造成的伤害，其已提交了医院诊断证明，一审法院不应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不应将属于行政赔偿范围的事项排除在外。金州区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其主要理由是：1、关于被拆房屋价值赔偿问题，其依据合法的补偿标准对关利房屋作出了征收补偿决定，且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合法。虽然关利因自身原因拒绝领取补偿款，但该补偿款必然属于关利，故原审未支持关利关于房屋损失的请求合法有据。2、关于物品损失问题，关利未提交与物品损失有关的任何证据，未尽到最基本的举证责任。3、关于租房损失，站前街道办事处已协调辖区内的民和村委会为关利提供了房屋，“未给予任何住房安排”与事实不符，关利关于租房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4、关于误工费、交通费、律师费等费用，上述费用不属于直接损失，《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关利的请求无法律依据。站前街道办事处答辩称，其答辩意见同金州区政府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4）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根据上述规定，只有当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违法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法行为已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时，当事人才能取得国家赔偿。本案的案涉强拆行为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后，关利虽然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只有在案涉的强拆行为确已对关利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关利才能依法取得国家赔偿。关于对案涉房屋及附属建筑物的赔偿。由于金州区政府对关利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已被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故即使关利拒绝接受该征收补偿决定，亦无法否定该征收补偿决定的效力。由于该征收补偿决定对案涉房屋及附属建筑物的补偿安置问题已经作出了具体处理决定，故关利诉请对案涉房屋及附属建筑物再给予赔偿的主张，依据不足。关于租房费用、搬家费。由于金州区政府对关利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案涉房屋及附属建筑物的补偿安置问题已经作出了具体处理决定，并明确了具体的安置方案，故在该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关利诉请另行给予租房费用的主张，依据不足。关于伤残损失。虽然案涉强拆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关利所主张的行政机关对其造成人身伤害的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故关利对其伤残损失提出的赔偿主张，依据不足。关于误工费、取暖费、维权费用（包括律师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由于上述费用均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故根据该项法律规定，关利诉求赔偿上述费用的主张，依据不足。关于关利李某娥的社会保障。由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的强拆行为与关利李某娥的社会保障存在因果关系，故关利的此项诉讼主张，依据不足。关于物品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应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针对当事人的诉求，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赔偿事项、赔偿数额作出合理裁判。由于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行政机关在实施强拆行为时已对关利的物品进行了清点、登记，亦无法证明案涉物品已被移交给了关利，故一审法院以关利对物品损失没有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没有对留存物品进行扣除等为理由，判令关利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确有不妥。一审法院应在查明物品损失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裁判结果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赔初2号行政赔偿判决；二、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审。审判长  孙弘达审判员  刘 毅审判员  邢家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赵婳书记员曲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