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91民初12922号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分公司，住所地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89号1栋办公楼15至18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7MA5L51LY77。负责人：徐陆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傅捷、苏柱达，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满成（广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I6632（J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KAU55W。法定代表人：魏利云。被告：广东鼎和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75号1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R4WA0B。法定代表人：王庆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金玉，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通信公司）与被告满成（广州）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成公司）、被告广东鼎和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和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西通信公司委托代理人傅捷、苏柱达，被告满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利云，被告鼎和公司委托代理人陈金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西通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2.被告满成公司、鼎和公司赔偿原告广西通信公司损失3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满成公司、鼎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8日，原告广西通信公司与被告满成公司、鼎和公司签订了《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就5G基站建设及运维项目开展合作。根据三方约定，原告负责提供资质和项目支撑，满成公司负责营销以及与政府对接，鼎和公司负责筹措资金以及项目实施。同时协议还明确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对象是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在《合作协议》签订后，为了拓展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业务，应满成公司法人魏利云的要求，原告给满成公司指定的业务拓展人员出具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但事后发现满成公司并没有与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谈妥并签订路灯杆租赁协议，反而在四川、河北、桂林等地与住宅小区物业公司洽谈并达成《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意向协议。满成公司擅自拓展业务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合作内容，导致《合作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2019年11月5日，原告发现二被告未按《合作协议》履行义务时，原告函告满成公司，再次明确协议的运营对象是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和通信运营商，满成公司的行为与《合作协议》约定不一致，已构成违约。同时，要求满成公司停止开展区外业务并将原告出具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悉数交回。截止目前，满成公司没有与任何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谈妥并签订路灯杆租赁协议。原告没有签订路灯杆租赁合同，鼎和公司负责组建项目实施团队并筹措资金及项目实施也无从谈起，《合作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另，原告为敦促二被告整顿业务开展模式，派专人多次前往被告所在地以及项目开展地点监督指导，原告为履行《合作协议》产生人员的劳务以及差旅损失约30000元。原告认为，《合作协议》是原被告三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应当得到各方的遵照执行。但被告以自身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广西通信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广西通信公司提交证据：1.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2.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明细见附表）；3.关于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拓展相关问题函；4.原告广西通信公司工作人员钟培文与被告满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利云的微信沟通截图以及顺丰寄送电子存根截图。被告满成公司辩称：1.因为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与原告公司副总蒙玉功有电话口头协议以及有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与蒙玉功的微信联系记录为证，为了方便业务，原告可以将《原告与政府签的5G微基站租赁合同》由原告公司盖好章后快递给满成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1）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于2019年7月25日下午14:17分通过微信形式发一份关于《原告与通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签订的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通知原告公司员工陈海让原告将此合同盖好章快递给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2）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于2019年9月23日上午08:58分以微信形式发给原告公司副总蒙玉功一份关于《原告公司与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让其盖好章后快递或扫描给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2.但原告公司副总蒙玉功及其员工陈海告知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关于《原告与政府的5G微基站租赁合同》需要原告公司过会审核，原告对于满成公司上述两份合同没有任何的回复，也没作任何的反馈意见。之后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一直电话催原告公司相关人员要落实上述两件事，但原告一直不配合，直到2019年11月5日满成公司收到原告单方面发给满成公司《关于停止违约、进行整改的函》，但满成公司不认可这一份函，满成公司认为满成公司没有违反2019年6月18日签订《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任何一条条款，是原告违约已经违反了2019年6月18日所签订合作协议中甲方即原告公司应尽的义务，故原告没权利要求满成公司暂停开拓业务。3.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于2019年9月16日晚上19:45微信图片通知原告公司副总蒙玉功：满成公司合作伙伴签了近30个小区路灯杆的租赁合同且是出租方已盖好章。但原告公司副总蒙玉功对此没有任何的回应，于是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又于2019年9月17日上午11:24分把此事再以微信形式告诉原告公司经理钟培文。原告公司经理钟培文于2019年9月17日下午16:24分以微信形式回复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原告公司回复的理由是原告公司副总蒙玉功要求满成公司在广西拓展业务试点成功后才授权其他省份做，让满成公司暂停所有的授权和合同，根据2019年6月18日签订的《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合同中并没有体现出要求满成公司只在广西××业务××功后才××其他××省外业务，且原告公司员工陈海于2019年7月1日已开具多份广西省以外的授权书并以电子版形式通过微信发给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让满成公司合作伙伴在河北地区洽谈业务。4.根据原告公司员工韦成于2019年7月9日将修改好《原告与政府签订租赁合同5G网络建设路灯杆租赁合同》以电子版通过微信形式发给满成公司负责人魏利云中明确说明向甲方租赁市政道路路灯杆，城镇道路灯杆，监控杆，城市公交站牌，乡村电网电杆，通信标杆，以及与甲有关的社区、物业小区、工业园区、旅游景区的路灯杆作为5G组网微基站建设租赁。原告所指的甲方就是政府单位，说明原告公司的要求只要是政府单位所管辖的物业小区的路灯杆业务也是可以做。那么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是政府单位，所以满成公司并没有违反2019年6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的任何规定。5.根据2019年6月18日签订《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原告应尽义务的第1条款中，原告没有对于满成公司上述两份原告与政府签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合同需要原告单位盖章的请求作任何回复或意见的回馈，视为原告违约。6.根据2019年6月18日签订《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原告应尽义务的第2条例中，原告没有作好负责准备前期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项目合同及运营协议的相关文本及商洽义务，视为原告违约。7.附上各地政府相关单位开具关于5G建设向原告开具的邀请函，以此证明满成公司的工作实力，并不像原告的诉状所说。8.综合上述几个原因并不是满成公司没有与地市或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谈妥或签订路灯杆的租赁合同，而是原告没有履行2019年6月18日签订《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原告应尽义务，对于满成公司的工作请求不作任何的回复或意见反馈视为原告违约。9.满成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不同意赔偿损失。并非满成公司冒充原告公司印章。被告满成公司提交证据：1.被告满成公司法人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韦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租赁合同；2.被告满成公司法人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蒙玉功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3.被告满成公司法人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钟培文的微信聊天记录；4.被告满成公司法人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蒙玉功的微信聊天记录；5.被告满成公司法人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陈海的微信聊天记录；6.邀请函7份；7.合作协议。被告鼎和公司辩称：1.原被告不存在合同解除的事由。根据原告的陈述，其诉请解除合同的理由是：“一、满成公司没有与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谈妥并签订路灯杆租赁协议，反而在四川、河北、桂林等地与住宅小区物业公司洽谈并达成《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满成公司擅自拓展业务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合作内容，导致《合作协议》目的无法实现。二、截止目前，满成公司没有与任何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谈妥并签订路灯杆租赁协议，原告没有签订路灯杆租赁合同，鼎和公司负责组建项目实施前团队并筹措资金及项目实施也无从谈起，《合作协议》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但根据本案的合同约定及事实，原告的理由没有任何法律事实依据。（1）根据三方协议，没有为项目的谈妥设定具体的时间。根据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仅就合作的事项、合作方式及期限等事项进行约定，并未约定合作方应当在多长时间内与路灯杆等部门谈妥并签订租赁协议，更未将达成协议的延误期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2）各方未将合同目的进行唯一性及排他性约定。各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条，仅就合作内容及服务范围进行约定，根据该约定，三方合作的范围就是5G网络基站的建设及维护，基站的主要建设依托是“路灯杆”。从该约定可以知道，各方的合同目的是建设5G网络基站出租给运营商用于收租盈利，而原告仅享有5%的管理费的权利。因此，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建设基站出租赢利，原告在整个合同当中的权利就是收取5%的管理费，从而，本案被告的具体开展业务的地点并未伤及原告的利益。特别要强调的是，无论在哪个地点建设基站，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及公序良俗，不违反合同的根本约定，且符合合同的本义，均不构成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3）原告所提供的所谓《站址租赁协议》不是合法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原告提供的所谓《站址租赁协议》显示，其合同内容并不完整，并不是生效的合同。原告所提供的“协议”并不能证实其提供主体，以此证明被告违约显然不成立。（4）鼎和公司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诚如原告主张的，答辩人的合同义务是负责组建项目实施前团队并筹措资金及项目实施，在具体合作项目谈妥实施前，设定鼎和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条件并成就，何来违约之说？综上，原告所主张的解除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事实依据，原告对其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告的损失并不存在，即便存在支出，也只是其履行合同的必要支出。3.本案存在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事实上，本案因为案外人邱斯臻等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满成公司涉嫌勾结，共同诈骗鼎和公司。因此，鼎和公司已于2020年8月23日向贵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请求待该案涉及的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审理。被告鼎和公司提交证据：立案告知书、受案回执、报警回执。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18日，广西通信公司（甲方）与满成公司（乙方）、鼎和公司（丙方）签订《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合同主要内容约定：一、合作内容及服务范围。（一）合作内容：1.三方约定的范围内5G网络（路灯杆）基站建设；2.三方约定的范围内5G网络（路灯杆）基站代维；3.三方约定的范围内5G网络大数据（路灯杆）衍生项目的建设、运行及维护；4.三方约定的范围内5G网络（路灯杆）基站建设及衍生项目的建设即代维。（二）服务范围：包括项目网络覆盖的区域范围以及合作内容包括的业务范围。二、各方的职权和义务。（一）甲方：1.本项目均以甲方的名义与三方约定的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签署各项租赁合同；2.甲方负责准备前期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项目合同及运营协议的相关文本及商洽，直至签署；3.路灯杆租赁合同签订后，甲方负责配合乙方与政府部门落实路灯杆租赁及后续工作开展的具体事，并督促丙方在30日内按合同约定进场开展实际工作……（二）乙方：1.乙方负责与各地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接落实项目合同签署的前期工作，确保5G网络（路灯杆）基站建设项目合同协议的签署；2.乙方配合甲方与政府部门对接商洽合同的签署事宜，直至项目成功呢签约，并确保合同的合作年限为10年；3.合同签订后，乙方负责配合甲方和丙方开展本项目后续工作的实施并跟踪协调政府部门给予5G项目的建设落地提供方便……（三）丙方：1.丙方负责本项目的施工技术服务、设备供应（5G发射器除外）、资金筹措及运营维护的实际工作，全程参与项目合同的商洽、项目前期准备、建设施工、竣工验收、保证项目顺利移交运营；2.丙方负责5G路灯杆项目后续商业推广及代运营维护；……5.资金筹措方面，若政府相关部门不能提供13%的租金进项发票，此笔税款需乙方、丙方共同承担，即丙方支付给甲方的租金费用，需要增加其13%的税金……四、合同期限按照各地市、县签订的合同期限一致。五、本项目合同协议任何一方欲变更或解除须采用书面形式提前3个月提出，经征得另外俩方同意后，按照商定的事项变更或解除。六、本项目营收全部转入甲方账户，甲方收取5%的管理费，乙方、丙方进行利润五五分成。七、任何一方违约造成另外两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2019年7月1日，广西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陈海通过微信向满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利云发出文件“河北授权文件（1）.zip”“山西授权文件.zip”。2019年7月9日，广西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韦成通过微信向满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利云发出文件“5G网络建设路灯杆租赁合同（工程公司与政府…）”，该合同显示“甲方为政府部门”“乙方为广西通信公司”“乙方根据和移动通信运营商指定的5G网络组网方案，向甲方租赁市政道路路灯杆，城镇道路路灯杆，监控杆，城市公交站牌，乡村电网电杆，园林灯杆，通信杆，以及与甲方有关单位社区、物业小区、工业园区、旅游景区等用于5G组网微基站建设”等等内容。2019年9月17日，广西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钟培文通过微信向满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利云发送信息“也跟蒙总反馈了，蒙总说以前是要求你们在广西××点××功后才××其他省份去做的，现在领导的意思先暂停所有授权和合同，有什么问题你找下蒙总或者到我们公司来一趟”。2019年9月23日，满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利云通过微信向广西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蒙玉功发出文件“填好后.docx”，该合同显示合同名称为“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甲方为“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乙方为“广西通信公司”。2019年11月5日，广西通信公司向满成公司发出《关于停止违约、进行整改的函》，载明“贵公司目前落实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对象与《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不一致：是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而非住宅小区物业公司；且项目拓展之初，我公司要求贵公司现在区内取得成功经验再拓展到区外，现贵公司却在区外全面铺开。……我公司特向贵公司发出提出如下函告：一、请贵公司在2019年11月8日18:00前向我公司书面报告此项目各地推进情况、业务洽谈进度；二、请贵公司立即暂停区外的业务拓展活动，待区内取得成功经验再行拓展到区外，且新拓展区域需经三方确认……”庭审中，满成公司确认于2019年11月8日收到该函件。2020年4月15日，鼎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庆国以鼎和公司被诈骗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南村派出所进行报案。为证明其履行合同约定与政府部门洽谈的义务，满成公司提供了井冈山人民政府2019年7月23日出具的《邀请函》、广西博白县城市管理监督局2019年6月7日出具的《广西博白县利用路灯杆进行5G组网运营申请书》、陆川县人民政府2019年6月12日出具的《陆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利用路灯杆进行5G组网运营的函》、襄阳县自然资源局2019年12月18日出具的《邀请函》、迁西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邀请函》、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政府2020年6月17日出具的《邀请函》、重庆市綦江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2019年9月29日出具的《关于邀请广西通信公司来綦考察的函》等证据。上述函件均为复印件，主要内容均为邀请广西通信公司就5G微型基站等项目前往洽谈、考察或签约。此外，2019年间满成公司还向广西通信公司提交了由多家物业公司作为甲方且加盖印章的《5G微基站站址租赁协议》，要求广西通信公司加盖印章，但广西通信公司认为甲方非政府部门故不同意签署。以上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相关陈述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广西通信公司与满成公司、鼎和公司签订的《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广西通信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是双方合作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合作范围不应包括物业公司；满成公司并没有起到对接项目的义务。首先，从《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的内容来看，签署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广西通信公司和三方约定的地市、县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而不包括物业公司。本院认为，结合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方法，合同约定的“各地市、县政府级相关部门”中的“相关部门”指的是政府路灯杆的管理部门，而不包括物业公司。满成公司主张各地市、县政府级相关部门包括物业公司，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2019年7月9日广西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韦成发出“5G网络建设路灯杆租赁合同”也明确约定甲方为政府部门。其中，合同内容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市政道路路灯杆……以及与甲方有关单位社区、物业小区、工业园区、旅游景区等”，其含义只是乙方与甲方明确约定租赁的范围，而不是向满成公司表示同意以物业公司作为签约主体。其次，《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内容为三方约定的范围，但合作协议并未就具体范围作出约定。由于合作的范围涉及到三方当事人的权益，故是否在某个地区开展业务应首先由三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最后，满成公司在履行《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中，除物业公司外，也与部分政府部门进行了洽谈，并拟签订合同。只是广西通信公司认为该合同有违三方先行确定的原则从而未签署。由此可见，满成公司亦是履行了合同义务。综上所述，虽然满成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对于“相关部门”存在理解偏差，但也履行了合同义务，其行为并未构成根本违约。广西通信公司诉请要求解除《5G网络基站建设运营项目合作协议》和赔偿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满成公司和鼎和公司均明确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仍可通过积极协商的方式促进合同继续履行。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工程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志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邓凯锋书记员麦桂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