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16601号原告：齐便，女，195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陕西省洛南县，原告：马卫红，男，198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陕西省洛南县，原告：马冲，男，198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陕西省洛南县，原告：马新，男，198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陕西省洛南县，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波，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路76/78号紫山大街1号之一104铺自编A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668108070P。法定代表人：张倍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娟，广州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职员。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诉被告广州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途牛公司）旅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许丽群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卫红、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波及被告途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共同诉称：2019年6月14日马卫红和妻子刘××通过胡嘉丽在途牛公司报团参加阳朔旅游，2019年6月29日刘××因事不能参加此次旅游。马卫红通过胡嘉丽与途牛公司沟通并经途牛公司同意将原出游人刘××变更为死者马某，由于途牛公司在进行变更操作过程中只是简单将出游人姓名由刘××更改为死者马某，而未出具具体的变更方案，特别是相应的乘车方案未变更，且途牛公司给出的换乘方案错误且不科学，途牛公司在未和广州南火车站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下通知马卫红和马某在广州南站内部换乘，导致2019年7月5日马卫红和马某按照途牛公司给出的方案到达广州南站等待换乘，车站工作人员告知马卫红和马某无法内部换乘，需出站再进站等，期间耽搁时间大约25分钟。进站后马某一路奔跑通过安检追赶火车，在最后通过1号车厢赶上车，随后马某一直出冷汗并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马卫红多次与途牛公司协商处理，途牛公司态度恶劣且拒绝配合，拒不承担责任。因被告对死者马某出游安排错误以及未和广州南火车站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下，转乘期间被耽搁25分钟左右，导致马某需要剧烈奔跑追赶火车，由于剧烈的运动导致马某死亡，途牛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起诉判决：1、途牛公司通过官方媒体以及专门人员向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及其家属赔礼道歉；2、途牛公司赔偿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的损失费用963821.9元的50%及旅游费3120元共计485030.95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途牛公司承担。被告途牛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理由：1、原告方临时换人，车票为死者马某自行购买；2、马某在自行乘车过程中发生事故与其自身因素有关，从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可知，其他人均正常进站完成检票入座，是因马某自身原因导致其不能正常进站；3、本团为目的地成团，事先已明确告知，客人是自行前往阳朔当地，导游在阳朔接团。本公司对马某突发的事故没有责任，但也同意退回原告方交付的旅游费2280元。经审理查明:原告齐便与死者马某是夫妻关系，原告马卫红、马冲、马新是死者马某的儿子，原告马卫红与刘××是夫妻关系。2019年6月马卫红任职的中山市通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前往广西阳朔旅游，马卫红及其家属刘××、马×妍、马×杰也一并报名参加。2019年6月14日，案外人胡嘉丽代表马卫红、刘××、马×妍、马×杰等19人与途牛公司签订编号为062720190604031《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约定：2.2旅行社应当提供带团号的《旅游行程单》，经双方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后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3.6.1旅行社按照合同和《行程单》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不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4.9.1旅行社与旅游者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约定的内容，但应以书面形式由双方签字确认，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及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由变更提出方承担，由此减少的费用，旅行社应当退还旅游者；4.10旅游行程开始前，旅游者可以将本合同中自身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旅行社没有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并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和第三人承担；6.19.1由于旅游者自身原因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7.20出发时间2019年7月5日，结束时间2019年7月7日共3天，住宿2夜（含行程中交通工具上过夜）；7.21条，费用总计20820元，其中旅游费用20535元，成人1180元/人，17成人，儿童380元/人，2儿童，保险费285元；27.5旅行社均特别提醒，请旅游者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如存在下列健康问题或80岁以上老人，请勿报名参团出游，如隐瞒参团出游发生事故，责任自负：传染性疾病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如高血压等、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等、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患者如癫痫病人等、严重贫血病患者、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孕妇及行动不便者；27.25.3旅游者必须于2019年6月17日18点之前支付定金7000元，剩余团款须于2019年6月20日18点之前支付清；等。合同签订后，中山市通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代马卫红、刘××、马×妍、马×杰交纳了旅游费共3120元（成人2人2360元，儿童2人760元）。随后途牛公司为马卫红、刘××等人购买了中山站至广州南站DD2××8（2019年7月5日09:35开）、广州南站至阳朔站D1818（2019年7月5日10:36开）等车次列车票，并将车票交付给出游人代表胡嘉丽。刘××因故不能参加此次旅游，经胡嘉丽与途牛公司沟通，途牛公司同意将原出游人刘××变更为马某，马某的车票由马某自己购买并自行办理刘××的退票手续。马某购买了中山站至广州南站D2××8（2019年7月5日09:35开）的列车票，但没有购买广州南站至阳朔站这段路程的列车票。2019年7月5日9:35马某持其名下的中山站至广州南站的列车票从中山站乘坐D2××8车次列车前往广州南站，约10:03分左右到达广州南站。换乘广州南站至阳朔站D1818车次动车需要出站再重新进站，马卫红、马某等人出站后再进站时，因马某持刘××名下的列车票（广州南站至阳朔站D1818）不能通过自动检票闸机口进站，同游的其他人员先行进站上车，马卫红与马某从人工检票口进站。进站后，马卫红、马某一路小跑，在列车启动前登上了广州南站至阳朔站D1××8车次车厢。上车不久，马某晕倒，经抢救无效死亡。据贺州××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马某（公民身份证号）死亡时间为2019年7月5日，死因为急性×××死？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因与途牛公司协商赔偿无果，遂提起本诉。关于途牛公司应否对马某的死亡承担责任问题。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认为，因途牛公司安排列车换乘的方案不合理才导致马某死亡，为此提交了微信聊天截图、证人陈某出具的《证人证言》等予以证明。微信聊天内容反映，2019年6月29日胡嘉丽向途牛公司的吴小姐询问可否将出游人刘××换成马某，2019年7月1日途牛公司同意将出游人刘××换成马某，并告知全程有四段票，中山到广州南，广州南到桂林××段票，提议在网上购买同一趟车次票，买到后再将之前的票退掉，如果买不到，就买一个中山进站票和桂林北进站票等。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摘要：本人是中山市通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职工，2019年7月5日本人随公司同事以及随行家属（马卫红、马某、马×妍、马×杰）等19人在中山站集中，09:35从中山站乘坐高铁（D2××8）出发，10:03左右到达广州南下车，并在站台旁边等待车站内部转乘，等所有人下车后，发现D2××8车次高铁无法进行内部转乘；我们一行人（马卫红、马某等）尽快出广州南站，再次进广州南站时，发现马某排队到自动检票口无法进入广州南站内，换了多个检票口也是无法进入，为了不妨碍他人检票，我们其他人等先行检票，排队过安检。马卫红、马某等人最后在人工检票口多次沟通之后也进入广州南站，随后我们先行检票的人员通过安检，一路小跑赶车，马某等人在后面跟上，在开车前几分钟，我们先行赶上车厢，找到位置坐下，而马卫红、马某等人在列车开车最后时刻，才赶上高铁……。经质证，途牛公司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认定，但关联性不予认可，从该证据可知，是马卫红临时换人才导致无法购买车票；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从该证据可知，出行的其他人在等马某一段时间后仍然能正常入座，说明在正常情况下马某也能正常入座。关于损失费用的具体构成。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表示，损失费用包括误工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火化费，另加上旅游费3120元，其中：马卫红误工费10755.5元/11天，刘××误工费10577.8元/17天，马新误工费12800元/24天，交通费有票据的6373元，无票据的1163元，死亡赔偿金48118×18=866124元，丧葬费53298.5元，火化费2730元，合计963821.9元，途牛公司承担50%即485030.95元；3120元是马卫红、马某、马×妍、马×杰四人的旅游费。对此，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提供了车票、飞机票发票、保险费发票、休假证明、旅游费发票、火化费发票等予以证明。经质证，途牛公司除了对旅游费发票、火化费发票予以确认外，对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庭审后，途牛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同意退还原告方已交纳的旅游各项费用共计3120元。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交了本案合同附件旅游行程单—《广西桂林阳朔高铁3日团队游行程安排》。《广西桂林阳朔高铁3日团队游行程安排》载明：第一天，中山→广州南→阳朔，请各位贵宾于当日指定时间乘车前往中山站乘D2××809:35-10:03车次前往广州南中转D181810:36-13:05高铁（约4小时）前往阳朔。导游截团后兴坪古镇享用午餐后，驱车赴位于阳朔××历史××兴坪古镇……。本院认为：本案属于旅游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途牛公司和马某是本案《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的当事人的身份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齐便是马某的妻子，马卫红、马冲、马新是马某的儿子，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提起本诉主体资格适格。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认为，被告途牛公司对死者马某的出游安排错误以及未和广州南火车站工作人员沟通，转乘动车期间被耽搁25分钟左右，导致马某因剧烈奔跑追赶火车死亡，被告途牛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旅游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途牛公司辩称，齐便等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关于被告途牛公司的出游安排与死者马某的死亡之间是否由因果关系？被告途牛公司应否对死者马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关于死者马某的的死因。据贺州××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马某的死因为“急性×××死？”该医学证明书在死因为“急性×××死”后面加了个“？”，说明死因尚不确定。鉴于原告方没有对死者马某进行病理解剖和死因检查,且死者马某的遗体已被火化，故本院无法确定马某的具体死因。关于被告途牛公司的出游安排与马某的死亡有无因果关系。根据《广西桂林阳朔高铁3日团队游行程安排》，2019年7月5日中山→广州南→阳朔这段路程是马某等人自行乘坐列车从中山站前往阳朔站，旅行社不提供导游陪同，该段旅程的安保责任由出游人自担。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均确认2019年7月5日D2××8车次在广州南站中转换乘D1818车次的时间为33分钟，按常理无论是站内换乘或出站再进站换乘，33分钟的中转换乘时间都属合理的，被告途牛公司的行程安排并无不当。退一步讲，即使被告途牛公司的客服在与出游方代表胡嘉丽的微信聊天中提到“如果买不到，就买一个中山进站票和桂林北进站票”之类的建议，可能有误导对方认为广州南站中转换乘前往阳朔站可站内换乘之嫌疑，但原告方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马某的死亡是因其生前跑步追赶列车所致，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分析，因死者马某的死因不明，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马某的死亡与被告的出游安排方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方主张被告途牛公司对死者马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及赔礼道歉等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被告途牛公司退还旅游费3120元，被告途牛公司表示同意，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旅游费3120元给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二、驳回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732元由，其中由原告齐便、马卫红、马冲、马新共同负担7676元，被告广州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5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许丽群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沙柳聪林志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