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5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洛阳泽文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朝阳镇刘寨村。 法定代表人：黄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材，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厦门合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软件园望海路65号A幢903-2。 法定代表人：黄宝月，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孟津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桂花大道336号。 法定代表人：赵莉，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宏，孟津县洛北集聚区管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交通，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洛阳合一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刘寨村。 法定代表人：林长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洛阳泽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文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厦门合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合一公司）、孟津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孟津县政府），一审第三人洛阳合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合一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19）豫民终171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泽文公司申请再审称：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恶意串通签订的《补充协议》，损害泽文公司利益，属于无效协议。（一）新证据孟津县政府孟审工报[2015]66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66号审计报告），证明案涉《补充协议》所述“合一集团在项目区域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不实，厦门合一公司并未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万国商汇项目建设，因此《补充协议》约定厦门合一公司享有相应权利义务的基础不存在。2015年8月底前，万国商汇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资金仍由童国雄、徐定榜通过洛阳合一公司投入的资金在进行项目开发，即洛阳合一公司仍然为万国商汇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二）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2015年2月5日《洛阳合一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2016年4月20日《协议书》（以下简称4.20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4.20协议书约定用洛阳智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坤公司）100%股权与童国雄在洛阳合一公司11%股权进行置换。但是厦门合一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春发在股权置换过程中，未披露智坤公司存在2300万元担保债务，并在协议书签订后将智坤公司名下全部土地办理抵押贷款手续，导致后续土地难以按约定完成开发建设。另外，童国雄在洛阳合一公司24%股权至今未有任何实际履行。2.二审判决把时间在后的《洛阳合一置业有限公司股东自愿终止实施万国商汇项目的决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作为确认时间在前的《补充协议》的依据，是错误的。3.《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豫洛孟津贸【2012】00075）已经明确洛阳合一公司为万国商汇项目的主体，孟津县政府即使需要变更协议也应当与洛阳合一公司协商变更，孟津县政府的备案确认书与《补充协议》的签订相互矛盾。4.二审判决依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民初16号民事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310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310号民事裁定）认定，因洛阳合一公司股东出资不到位导致案涉项目无法进行，洛阳合一公司遂于2014年1月26日终止实施案涉项目，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由于厦门合一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春发非法占有本应归属于洛阳合一公司的土地出让金返还款，导致洛阳合一公司产生纠纷。（三）厦门合一公司实际控制人黄春发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已被移送审查起诉，本案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涉及民事、刑事纠纷，依法应裁定中止审理。二审法院未依法裁定中止审理，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孟津县政府提交书面意见称：（一）《中部产业集群（国际商汇新区）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项目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案涉《补充协议》是对《项目协议书》内容的具体化，是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之间的约定，不涉及第三方利益。厦门合一公司签订合同后在当地成立项目公司即洛阳合一公司，是为了项目的顺利推进，并非由项目公司取代厦门合一公司成为合同主体。至于项目公司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均与孟津县政府无关。（二）泽文公司认为其股东权益受到损害，应按照正当程序提起股东权益纠纷诉讼，其诉请确认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厦门合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涉嫌犯罪被刑事立案，与本案无关，本案依法不应当中止审理。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泽文公司的再审申请。 厦门合一公司、洛阳合一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泽文公司提交的66号审计报告是孟津县政府在二审中提供并质证过的，不属于新证据。（二）泽文公司因一起入股合作协议纠纷，提出了三个民事诉讼和一个刑事控告，恶意滥用诉权。310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泽文公司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与黄春发涉嫌犯罪的事实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三）4.20协议书是一揽子解决合作问题的协议，涵盖了补充协议并已经履行，该事实也经310号民事裁定认定。（四）泽文公司将另案已经最高人民法院生效文书认定确认的有效合同予以否认，并纳入本案的再审申请中，违背客观事实，滥用诉权。综上，泽文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重点问题是：案涉《补充协议》是否因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认定合同因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而无效的，必须同时符合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以及该行为导致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受损两个构成要件。本案中，首先，泽文公司主张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缺乏证据证明。经二审查明，洛阳合一公司是厦门合一公司为履行其2012年5月30日与孟津县政府签订《项目协议书》而成立的项目公司，该协议书约定：“乙方子公司代表乙方享受本协议约定的权利，承担本协议的义务。”2013年9月26日，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将厦门合一公司、洛阳合一公司以及厦门合一公司的参股公司、控股公司等公司作为同一方主体，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由此可知，虽然《股东协议书》确定了上述项目协议书约定的归属于厦门合一公司的权利义务实际归属于洛阳合一公司所有，洛阳合一公司也取得了孟津县发改委审批的案涉项目备案确认书，但是对《补充协议》另一方主体孟津县政府而言，洛阳合一公司与厦门合一公司均属于合同相对方，洛阳合一公司承接项目亦属于厦门合一公司履行项目协议书义务的行为。因此，在泽文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情况下，仅依据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行为，不能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 其次，泽文公司主张其权益受到损害缺乏事实依据。孟津县政府与厦门合一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时，泽文公司并非洛阳合一公司的股东，其所持洛阳合一公司35%股份系从时任股东童国雄处受让。童国雄已与黄金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黄金环，并通过置换土地开发费用的方式逐步得到补偿，故可以认定童国雄的权益已通过签订《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4.20协议书得到了落实。泽文公司对该股权转让行为知晓并认可，其在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主张《补充协议》的签订导致其权益受损缺乏事实依据。另外，泽文公司申请再审主张二审法院以签订在后的《终止决议》作为认定签订在前的《补充协议》效力依据错误。经查，截至2013年9月，洛阳合一公司股东童国雄、徐定榜累计投资2.2119亿元，远低于公司成立时确定的5亿元投资数额。虽然《终止决议》晚于《补充协议》签订，但是案涉项目不能继续进行以及终止，系因洛阳合一公司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财务问题，该问题由来已久。二审判决根据上述实际情况确认《补充协议》的效力，并无不当。泽文公司还提交66号审计报告，拟证明厦门合一公司未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万国商汇项目建设，《补充协议》约定的厦门合一公司享有相应权利义务的基础不存在。经查，该审计报告系孟津县政府于2015年5月委托孟津县审计局对万国商汇项目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征地拆迁补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后作出的，并非对万国商汇项目财务投入情况的专项审计，不能达到泽文公司主张厦门合一公司投资不足的证明目的。泽文公司提交的66号审计报告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 综上，泽文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洛阳泽文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方 芳 审判员 朱 燕 审判员 贾亚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王戈 书记员叶和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