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03民初7009号 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营业场所：绵阳市涪城区文竹街3号1楼。 负责人：敬忠，该中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仇虹，四川道融民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禾兴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双桥村二社。 法定代表人：刘定勇。 被告：刘定勇，男，196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告：绵阳拓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体运村路2号嘉益安江名园4栋2单元12层1号。 法定代表人：刘定勇。 被告：绵阳市银信盛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体运村路2号嘉益安江名园4幢2单元12楼1号。 法定代表人：白家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该公司员工。 被告：何宴，男，1971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琼华，四川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艳，女，197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月杰，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伟，四川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以下简称“绵商行小贷中心”）与被告绵阳禾兴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兴公司”）、被告刘定勇、绵阳拓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冶公司”）、绵阳市银信盛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盛世”）、何宴、杨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仇虹，被告银信盛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被告何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琼华，被告杨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月杰、范志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禾兴公司、刘定勇、拓冶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禾兴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3,695,584.99元以及按照《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的资金利息（含罚息、复息）。2．请求判令被告刘定勇、拓冶公司、银信盛世、何宴、杨艳对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各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明确诉讼请求三中有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 被告禾兴公司、刘定勇、拓冶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银信盛世辩称：认可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被告何宴辩称：与答辩人形成担保合同关系的是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商行”），并非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担保合同约定了担保范围，担保范围不包括对借新还旧提供担保。答辩人对2016年7月19日的借款合同不知情。答辩人所担保的主合同所借款项已经还清。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请。 被告杨艳辩称：认可答辩人何宴的辩称。另外，答辩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为400万元，答辩人仅在此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对超出部分，不承担责任。案涉债权形成时，答辩人已经为400万元贷款（不含案涉贷款，是另外两笔200万元、200万元的贷款）提供了保证担保，故答辩人不应当对案涉贷款承担保证责任。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请。 经本院审理认定：2014年2月18日，被告禾兴商贸（借款人、甲方）与绵商行（贷款人、乙方）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7884），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购买原材料；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2014年2月18日到2015年2月18日；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7‰/月；甲方到期不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乙方有权限期清偿，甲方授权乙方扣收甲方开立在绵阳市商业银行系统内的所有账户中的资金以抵偿合同项下的债务；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前，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甲方有义务积极协助乙方并使乙方与担保人就本合同具体担保事项签订保证合同编号尾号为7886的担保合同。 2014年9月28日，被告禾兴商贸（借款人、甲方）与绵商行（贷款人、乙方）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354），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购空调；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2014年9月28日到2015年9月28日；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7.5‰/月；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前，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甲方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或违反任何法定义务，乙方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甲方立即偿还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费用；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甲方有义务积极协助乙方并使乙方与担保人就本合同具体担保事项签订保证合同编号尾号为0357、0357-1、0357-2的担保合同。 2014年9月28日，被告何宴、杨艳（保证人、甲方）与绵商行（乙方、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462-1），合同约定：甲方愿意为债务人被告禾兴商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债权确定期间为2014年9月28日至2016年9月28日；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00万元债务本金及其利息、复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如甲方根据本合同履行担保义务，该最高额按履行的金额相应递减；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乙方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甲方应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另外，该合同第五条约定：一、甲方同意，乙方与债务人签订主合同或对主合同进行任何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延长债务履行期限或增加债权本金金额），均无需通知甲方，甲方仍应在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以及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二、甲方的保证责任不因出现下列任一情况而减免：（一）乙方或债务人发生改制、合并、兼并、分立、增减资本、合资、联营、更名等情形；（二）乙方委托第三方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义务；（三）、主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的，本合同项下的保证随之转让；（四）、主合同项下债权或债务的转移行为未生效、无效、被撤销、被解除，甲方仍按照本合同对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第九条约定：甲方已阅读本合同及主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要求，乙方已经就本合同及主合同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方对本合同及主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庭审中，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根据第五条的约定主张债权人、主债务人签订主合同时无需通知担保人。被告杨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提交书面代理词主张该合同系绵商行提供的预先拟定的合同文本，在订立合同时，除贷款数额、期限等之外，其他格式条款均未与对方协商，其内容具有定型化特点，被告何宴、杨艳基本上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订约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第五条第一款的约定增加了保证人的风险，绵商行应尽提示和说明义务，但绵商行在签订该合同时，未以合理、适当的方式提示被告何宴、杨艳注意免除、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未将格式条款的基本含义、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的大小等予以解释，故被告杨艳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2015年2月16日，被告禾兴商贸（借款人、甲方）和绵商行（贷款人、乙方）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457），合同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贷款200万元；用于归还贷款；借款期限为12个月，从2015年2月16日到2016年2月16日；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7.933‰/月；甲方到期不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乙方有权限期清偿，甲方授权乙方扣收甲方开立在绵阳市商业银行系统内的所有账户中的资金以抵偿合同项下的债务；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前，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甲方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或违反任何法定义务，乙方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要求甲方立即偿还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和费用；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甲方有义务积极协助乙方并使乙方与担保人就本合同具体担保事项签订保证合同编号尾号为0462、0460、0462-1的担保合同。 2015年2月16日，绵商行履行了发放贷款200万元的义务。 2016年6月6日，被告禾兴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显示：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我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本公司向贵行申请贷款400万元，用于归还贷款。本公司股东同意本公司请被告银信盛世作为担保人，担保本公司对上述债务的清偿。本公司股东会成员一致同意对上述最高额度内的为期1年的银行贷款承担为期2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告拓冶公司、刘定勇在“公司股东会成员”处盖章、签字。庭审中，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据此要求被告拓冶公司、刘定勇对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6年6月6日，被告拓冶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显示：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禾兴公司向贵行申请贷款400万元，期限1年，用于归还贷款。经我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本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担保对上述所有债务的清偿。本公司股东会成员一致同意对上述最高额度内的、期限为2年的银行贷款，从贷款到期之日起，期限为2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告刘定勇在“公司股东会成员”处签字。 2016年6月6日，被告拓冶公司（保证人、甲方）与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以下简称）（债权人、乙方）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5-1），约定：甲方愿意为债务人被告禾兴商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债权确定期间为2016年6月6日至2018年6月6日；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00万元债务本金及其利息、复息、罚息和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乙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乙方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债务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债务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甲方应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2016年7月19日，被告禾兴公司（借款人、甲方），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贷款人、乙方）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为：9976、9975），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396万元；借款具体用途：归还贷款；借款期间24个月，即从2016年7月19日起至2018年7月19日；借款自实际提款日依据实际借款天数按日计息，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6.37292‰/月；甲方到期不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乙方有权对逾期借款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并对未支付利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的利率计收复息；借款到期前，对甲方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甲方有义务积极协助乙方并使乙方与担保人就本合同之具体担保事项签订编号尾号为9978、9979、9975-1的担保合同。经质证，被告何宴、杨艳主张此份主合同项下的债权不属于二被告担保的主债权，因为2015年2月16日《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457）约定了由二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462-1）提供保证担保，但此份借款合同中并无类似约定。 2016年7月19日，被告银信盛世（甲方、保证人），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乙方、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8），约定：甲方愿意为债务人被告禾兴公司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6、9975）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016年7月19日，被告银信盛世（甲方、保证人），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乙方、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9），约定：甲方愿意为债务人被告禾兴公司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6、9975）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016年7月20日，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分两次发放了贷款198万元、198万元。两份《借款支取凭证》显示借款合同编号尾号分别为9975、9976，借据号尾号分别为603、703。 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因债权未受清偿，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还查明：被告禾兴公司的股东仅有被告刘定勇、被告拓冶公司。被告拓冶公司系被告刘定勇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何宴、杨艳于2017年1月13日办理了离婚登记。 另查明：2015年1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省监管局发布了《中国银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同意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开业的批复》（川银监复［2015］4号），同意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开业。 2019年11月19日，绵商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显示：因业务需要，绵商行的所有业务于2015年1月29日移交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其原有的相关业务、权利一并移交、转让。 再查明：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于2019年7月11日向本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 又查明：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出具的系统截图显示：截至2019年6月12日，借据号尾号为603的贷款，尚欠本金1,715,584.99元，利息261,994.34元，罚息179,305.77元、复利54,895.43元；借据号尾号为703的贷款，尚欠本金198万元，利息280,547.01元、罚息206,310.42元、复利58,479.25元。 诉讼过程中，被告何宴、杨艳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调取：1、被告禾兴公司在绵商行开立的所有账户及从2013年1月1日起至今的银行交易流水（包括与被告禾兴公司交易的详细账户和户名）；2、2016年7月19日被告禾兴公司、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6、9975）以及该合同借款用途约定的“归还贷款”所指向的借款合同及放款凭证；3、2016年7月19日被告禾兴公司、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6、9975）第15页第11条第一项载明的合同编号尾号为9978的担保合同；4、被告禾兴公司、绵商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354）；5、被告何宴、杨艳，绵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462-1）及对应的主合同。庭审前，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自愿提交了前述第2、3、4、5项证据。询问时，被告何宴、杨艳补充陈述申请调查取证第1项的理由为被告禾兴公司的流水可以证明《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0457）项下的债务已经清偿以及案涉396万元借款的还款情况。 庭审中，原告绵商行、被告何宴、杨艳确认被告何宴、杨艳未偿还过贷款。 庭审后，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显示：《借款支取凭证》尾号603的贷款归还了合同编号尾号为0457的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借款支取凭证》尾号703的贷款归还了合同编号尾号为0354的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提交的绵商行2019年11月19日的《情况说明》，足以说明绵商行同意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提起本案诉讼，绵商行的该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主体资格适格。 本案争议焦点二，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是否可依据绵商行与被告何宴、杨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该二被告承担担保责任？ 绵商行是独立的法人。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有独立的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系绵商行的分支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由此可见，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以自己名义与主债务人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尾号：9976、9975），产生的民事责任最终将由绵商行承担，绵商行是最终的债权人。鉴于此，应当将前述债权纳入被告何宴、杨艳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内进一步审查被告何宴、杨艳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三，被告何宴、杨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五条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首先，被告杨艳作为“格式条款”的主张方，应当承担订立合同时，合同相对人绵商行未就该条款进行协商的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其次，假定该条款系格式条款，《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九条约定：甲方（保证人）已阅读本合同及主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要求，乙方（债权人）已经就本合同及主合同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方对本合同及主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足以说明绵商行已经采取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故该条款应被认定为有效。再则，被告杨艳主张第五条第一款的约定属于“加重对方责任”的情形，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了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为400万元本金及利息等，被告何宴、杨艳签订合同时，就能预见且应当预见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其作为保证人可能承担保证责任的额度，故债权人、主债务人签订主合同时未通知保证人，并不加重保证人的责任。综上，被告杨艳关于合同第五条系格式条款，加重了担保人的责任，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争议焦点四，案涉396万元借款是否超出被告何宴、杨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范围？ 本案涉及如下贷款：2014年2月18日的200万元贷款，2014年9月28日的200万元贷款，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贷款，2016年7月19日的396万元贷款。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贷款归还2014年2月18日的200万元贷款，2016年7月19日的396万元：《借款支取凭证》尾号703的198万元归还2014年9月28日的200万元，《借款支取凭证》尾号603的198万元归还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 被告何宴、杨艳称2014年9月28日的200万元贷款，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贷款，共计400万元贷款构成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故2016年7月19日的396万元贷款超出该二被告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该二被告对396万元不承担担保责任。此问题涉及到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理解。该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该条应当理解为最高额保证范围为主债权确定期间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具体到本案，主债权确定期间已发生的债权有2014年9月28日的200万元贷款，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贷款，2016年7月19日的396万元贷款，已经偿还的债务有2014年9月28日的200万元贷款，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贷款，故2016年7月19日的396万元债权属于被告何宴、杨艳的最高额保证范围，该二被告关于396万元超出担保主债权最高限额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五，396万元的主债权用于借新还旧，被告何宴、杨艳是否因此而不承担责任？ 被告何宴、杨艳主张396万元系借新还旧，故不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2014年9月28日的200万元贷款、《借款支取凭证》尾号703的198万元贷款均发生在主债权确定期间，被告何宴、杨艳均系保证人，故该二被告应当对《借款支取凭证》尾号703的198万元贷款承担担保责任。 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未提交保证人被告何宴、杨艳知道或应当知晓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贷款归还2014年2月18日的200万元贷款、《借款支取凭证》尾号603的198万元归还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的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被告何宴、杨艳对《借款支取凭证》尾号603的198万元不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禾兴公司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未按约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的逾期利息（罚息）利率已在借期内利率上上浮了50%，带有违约惩罚性质，故罚息不应当再计收复利，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关于罚息计收复利的诉请，本院予以驳回。 被告刘定勇、拓冶公司向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出具了《股东会决议》，承诺为用途为借新还旧40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告银信盛世签订了《保证合同》，为396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在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向连带责任保证人被告刘定勇、拓冶公司、银信盛世主张了权利，该三被告应当对主债务人被告禾兴公司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禾兴公司、刘定勇、拓冶公司下落不明，本院采用了公告方式送达法律文书，由此产生的公告费，应当由三被告自行负担。 关于被告何宴、杨艳申请调查取证的第1项，鉴于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已经自认《借款支取凭证》尾号603的198万元归还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原告绵商行小贷中心提交的系统截图足以证明2015年2月16日的200万元以及396万元的还款情况，故本院对被告何宴、杨艳的该项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为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绵阳禾兴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归还借款本金1,715,584.99元，截至2019年6月12日的利息261,994.34元，罚息179,305.77元、复利54,895.43元，并承担此后的罚息、复利。计算方法为，分别以欠付本金、欠付利息为基数，自2019年6月13始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利息给付之日止，按11.47125%/年（7.6475%/年×150%）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上述罚息、复利计算至本金、利息付清之日止。 二、被告绵阳禾兴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归还借款本金198万元，截至2019年6月12日的利息280,547.01元、罚息206,310.42元、复利58,479.25元，并承担此后的罚息、复利。计算方法为，分别以欠付本金、欠付利息为基数，自2019年6月13始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利息给付之日止，按11.47125%/年（7.6475%/年×150%）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利息，上述罚息、复利计算至本金、利息付清之日止。 三、被告刘定勇、绵阳拓冶实业有限公司、绵阳市银信盛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被告何宴、杨艳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被告绵阳禾兴商贸有限公司、刘定勇、绵阳拓冶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负担公告费1,800元。 六、驳回原告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69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绵阳禾兴商贸有限公司、刘定勇、绵阳拓冶实业有限公司、绵阳市银信盛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29,495元，由被告绵阳禾兴商贸有限公司、刘定勇、绵阳拓冶实业有限公司、绵阳市银信盛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何宴、杨艳负担20,20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杨 佳 人民陪审员  王汝萍 人民陪审员  赵菊芬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曾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