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24093号原告：李富安，男，196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华、贾施平，均系广东瀛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成万，男，196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安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胜，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淑，广东顶匠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李路生，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耒阳市。原告李富安与被告李成万、李路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富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华、贾施平，被告李成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胜，被告李路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富安诉称，原告与两被告是朋友关系。2018年，两被告因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分多次向原告借款266000元并出具了借条。原告于2018年至2019年1月通过微信转账及现金方式分多次向被告交付了上述借款共计266000元。因两被告未依约还款，经原告督促，两被告于2019年9月17日向原告出具了《退股还款承诺书》，确认向原告借款26.6万元并承诺1个月内还清，如未如期归还，两被告按原借款规定自2019年1月起支付5%月利息。之后，两被告向原告还款合计68000元，原告已按月利率3%的标准抵做2019年9月30日之前的欠款利息，原告另自行放弃部分利息，故两被告应自2019年10月1日起支付利息。2020年6月，两被告再次分别出具《确认书》确认借款事实。因被告未依约偿还借款本息，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如下：一、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66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2660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5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被告李成万辩称，原被告三人于2018年一起办厂，李成万负责承接业务，李路生负责管理业务款项，三人入股合计228000元。李路生经常私人向原告借款，借款情况李万生并不知情，原告每月都催款并收取高额利息，李成万为工厂正常运营，于2019年8月分别让朋友拿100000元现金和自己的30000元现金交付给李路生，用来还给原告，李路生签名确认收取款项。2019年9月，原告又带人催款并阻碍工厂正常工作，李成万为了工厂正常运营，迫于无奈在《退股还款承诺书》上签字，让原告退股，但李成万强调“总数李成万付13万”，即李成万仅承诺支付130000元。2020年，原告告知没有收到李路生的130000元还款，李成万同意李富安起诉李路生，才再次签署《确认书》。李成万没有收取原告任何款项，李成万不清楚用途，如果该款项确实用于工厂经营，应当属于工厂运营成本，应由原告及两被告共同承担。被告李路生辩称，在2019年7月之前原被告三人都存在合伙关系，李成万带头签署《退股还款承诺书》及承诺还款130000元的字样，承诺书中的本金266000元包含了原告的投资款76000元。确认李成万支付给我方130000元，但该款项是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工厂开支，而非用于偿还原告，且李成万没有实际向我支付上述款项，而是以开支报销的方式进行抵扣。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两被告与案外人王逸晨共同经营位于广州花卉科技园的工厂（以下简称工厂），2018年6月开始两被告因经营困难等原因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266000元，上述款项包括：1.2018年6月原告代案外人王逸晨支付的场地租赁保证金24000元和工厂接手费52000元；2.2018年7月15日出借给李路生现金20000元用于工厂运作；3.原告分多次向李路生微信转账共计155500元用于工厂运作；4.2018年期间原告分两次向李路生现金出借14500元用于工厂运作，具体出借日期已记不清楚。两被告一致确认，该266000元包含原告支付的工厂投资款76000元以及原告向李路生微信转账的155500元；另共同辩称，案外人王新军最初系与李成万共同经营工厂，之后原被告三人商量合伙接手并共同经营该工厂，由原告直接向场地租赁方支付24000元的场地租赁保证金、向案外人王新军支付52000元工厂转让费。基于原告工作身份较为特殊，故由王逸晨代原告在工厂转让的《协议书》上签名，原告为实际合伙人。对于原告陈述现金出借的款项20000元，李路生予以确认，李成万不予确认。对于现金出借的14500元，李成万不予确认；在本院询问过程中，李路生一时确认系现金出借的款项但记不清楚现金出借的14500元的出借日期，一时称该款项系原被告一致协商由利息转为本金，原告并未实际交付。李成万另主张，案涉款项均发生在原告与李路生之间，其不清楚款项作何用途，且其已于2019年8月分两次向李路生共计交付130000元用于偿还对原告的借款。为证明各自主张，原、被告分别提交证据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各方质证意见（一）原告向李路生微信转账的记录（共155500元），显示原告分别于2018年7月19日分四次转账共42000元，2018年9月6日分两次转账共19000元，2018年9月23日分四次转账共34500元，2018年10月24日分四次转账共40000元，2019年1月25日转账20000元。两被告对此予以确认。（二）四张《借条》，包括2018年7月19日《借条》（借款金额50000元），2018年9月20日《借条》（借款金额60000元），2018年10月24日《借条》（借款金额40000元），2019年1月25日《借条》（借款金额20000元），上述款项的出借人均为原告，前三张借条的借款人为两被告，第四张借条的借款人为李路生。李成万确认前三张借条为其本人签署，但其主张其系在空白借条上签名，双方实际并未发生借贷关系，且借条的落款日期为原告自行添加。李路生确认四张借条的真实性，主张上述款项均系用于工厂开支。（三）2018年6月13日黄富强、王逸晨、李路生、李成万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出租方收取王逸晨交纳的广州花卉科技园场地租赁厂房保证金24000元，相关权利义务由新承租方王逸晨、李路生、李成万承担，《协议书》下方备注“王逸晨借李富安现金人民币贰万肆仟元用于租赁厂房保证金，租赁期满后李富安可以代收租赁厂房保证金贰万肆仟元…”两被告确认该协议书上的签名是本人签署，但李成万主张下方备注的内容是原告自行添加的。（四）2019年9月17日两被告签订的《退股还款承诺书》，载明“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李成万、李路生借李富安现金人民币266000元正，已超出期限，现俩人承诺在1个月内还完。借款人必须在按照承诺的新限期规定时间内还完。如未能如期归还，借款人按原借款规定，19年1月起支付5%月利息，出借方有权在户口所在地法院起诉，一切起诉的相关费用全部有借款方支付。从18年6月28日起王逸晨退出艺林厂股东。注：2019年10月31日前还完。总数成万付13万壹拾叁万。”李路生确认该承诺书上系其本人签名。李成万质证称，确认落款处系其本人签名但系被迫签署，承诺书中“从18年6月28日起王逸晨退出艺林厂股东”“2019年10月31日前还完”是原告事后添加的，“总数成万付13万壹拾叁万”由其本人书写和按捺手印，以方便两被告之间进行核算。（五）2020年6月13日李成万签署的《确认书》，载明“李成万和李路生办厂资金周转需要在18年至19年1月期间分多次向李富安先生借人民币266000元…我俩人在19年9月30日至20年1月7日5次微信只转账给李富安先生48000元…李成万确认李富安先生可在其户口所在地法院起诉李路生主张上述权利，因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查询费等费用由败方承担。李成万同意李富安告李路生。本人李成万证明李富安现金及微信转账贰拾陆万陆千元人民币。”李成万确认系其本人签署，但其对原告与李路生之间的借款关系和具体数目均不清楚，其系受到原告诱骗签署，签署时也写明是同意原告向李路生主张还款。2020年6月16日李路生签署的《确认书》，载明“李路生和李成万因开办厂资金周转需要，于2018年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向李富安先生分多次借款共计人民币266000元，其中七万陆是入厂金，李富安先生通过微信转账向本人交付了共计155500元并向本人交付了现金共计110500元。因本人和李成万到期未向李富安先生偿还上述借款，故于2019年9月17日向李富安先生出具了《退股还款承诺书》，承诺在1个月内还完，但出具后本人和李成万仍未能如期向李富安先生偿还上述借款，本人履行款承诺规定，19年1月起支付5%月利息。俩人只在2019年9月30日至2020年1月7日各分5次微信转人民币48000元给李富安先生。本人2020年1月8日已还现金人民币2万给李富安…现确认李富安先生可在其户口所在地法院起诉主张上述权利，因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查询费等费用本人自愿承担。”李路生确认系其本人签署。二、李成万提交的证据及各方质证意见《收据》，载明“李成万入账10万在李路生还富安；2019年8月14号又入账3万。”拟证明李成万于2019年8月13日和14日通过现金形式分别向李路生交付了10万元与3万元，由李路生偿还李富安。经核对原件，上述内容中“还富案”三字的文字颜色与其他文字明显不一样。李成万称上述内容是一次性书写完毕的，写到一半的时候笔没水了，所以换了一支笔写。李路生质证称，上述内容是分两次写的，先写了入账10万那部分，再写入账3万那部分，“还富安”是李成万自行添加的，确认收到130000元，但并非用于归还原告。原告质证称，该收据是2019年8月14日前签署，但原告与两被告签署《退股还款承诺书》是在2019年9月17日，如果李成万确实已经偿还130000元，其不会再同意签订承诺书。三、李路生提交的证据及各方质证意见（一）2018年6月13日王新军、王逸晨、李路生、李成万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王新军将厂房转让给王逸晨、李路生、李成万，受让方补给王新军52000元，王新军给房东的租房押金24000元由受让方所有，受让方退给王新军之前租房押金24000元等。原告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李成万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且主张原被告成立合伙关系。（二）收发利息证据，载明“18年7月19日借5万元正共6个月已收3个月利息2500×3，余息7500。18年9月23-10月24日共8万元正，已收利息4500，余3个月12000。共欠19500—已收13000—余6500元正。20号交6500元整。”落款为“李富安，2019年1月14日”。原告确认上述内容及其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被告并未实际交付余款6500元。在上述内容下方，载明“（总息12000+19500），共利息2018年12月共付31500元”，落款为“李成万，2019年1月14号”。原告对该部分内容不予认可；李成万对该证据的内容均予以确认，主张上述31500元利息已全部向李路生报账并已支付完毕，且该证据证明原告出借本金应为130000元。另查明，原被告一致确认，两被告还款情况如下：李路生通过微信于2018年8月25日转账2500元，2018年10月14日转账2500元，2018年10月24日转账4500元，2018年11月10日转账2500元，2019年1月14日分两次共转账13000元。李路生于2019年9月30日向原告微信转账20000元，2020年1月7日微信转账18000元，2020年1月8日现金支付20000元；李成万于2019年10月3日现金支付20000元，2019年12月10日向原告微信转账10000元。原告本人于2020年10月23日庭审中当庭确认，李路生于2020年1月8日交付的现金20000元系用于偿还原告2018年7月15日现金出借的20000元。两被告辩称，两被告已如“收发利息证据”所载共向原告支付2018年利息31500元。李路生对该款项的组成解释如下：1.2018年8月25日至2019年1月14日微信支付的全部款项共计25000元；2.2018年9月6日约定出借20000元，原告实际支付19000元，直接扣除1000元利息；3.2018年9月23日约定出借40000元，实际出借34500元，直接扣除5500元利息。李路生另主张，原告约定于2018年7月19日出借50000元，实际支付42000元，直接扣除8000元利息。再查明，原告提交了委托合同、发票及银行转账凭证，拟证明其为追讨本案债权共支出律师费5000元。以上事实，有《退股还款承诺书》《借条》、确认书、微信转账记录、协议书、收据、收发利息证据、委托合同、发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李成万支付给李路生的130000元是否用于偿还原告借款，三是原告出借的借款本金及已偿还款项性质的认定。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无论与两被告就案涉工厂达成合伙协议的主体是原告还是王逸晨，因两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李富安或王逸晨在《退股还款承诺书》签订之后实际参与工厂经营管理，故本院有理由相信2019年9月17日之后合伙体成员仅为两被告。也就是说，即使合伙体的最初组成人员为原被告三人，该合伙体已就三人合伙期间的款项往来达成一致意见并通过《退股还款承诺书》结算，表示两被告同意将合伙投资款直接退还给原告并认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案涉款项均为两被告个人借款，故原告已完成退伙，李成万辩称如果案涉款项用于工厂支出则应由原被告共同承担，理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院认为，该承诺书属于原被告通过清算对双方款项往来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原被告借贷关系成立，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依约还款付息。至于两被告主张的工厂内部运营及款项往来情况，系二人内部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关于李成万支付给李路生的130000元是否用于偿还原告借款。本院认为，李成万签订《退股还款承诺书》《确认书》的时间晚于其向李路生支付款项的时间，但《确认书》中明确两被告向原告微信转账48000元，《退股还款承诺书》中备注“总数成万付13万”而非明确已支付完毕；此外，李成万提交的收据中使用“入账”而非还款的字眼，收据原件中“还富安”三个字与其他文字的颜色明显不一致。据此，李成万主张该笔款项系用于偿还本案借款，明显与常理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又，从《退股还款承诺书》主文可知，案涉借款为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李成万确认其在《退股还款承诺书》下方备注的“总数成万付13万壹拾叁万”是为了便于两被告之间进行清算核对，故该约定属于其对两被告内部关于款项分担数额的约定，两被告应向原告共同还本付息。关于借款本金。《退股还款承诺书》上载明的借款本金为266000元，其中，李路生予以确认原告微信转账的155500元、2018年7月15日现金出借的20000元以及退股款项76000元，故本院对该部分本金予以认可。至于原告陈述其现金出借的剩余本金14500元，原告未提交其交付现金的直接证据且无法说明具体出借日期。相反，根据李路生的陈述，原告存在直接中出借本金中抵扣利息的情况，结合“收发利息证据”中原告自行书写的内容，其于2018年7月19日出借50000元（当日实际转账42000元），于2018年9月23日至10月24日共出借80000元（上述期间实际共转账74500元），在原告对此未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本院对李路生的陈述予以确认，即原告出借时已从本金中扣除利息。根据原告陈述核算，原告于2018年7月19日、9月6日、9月23日、10月24日直接扣除的利息共计14500元（8000+1000+5500），与原告陈述现金出借的数额相稳合。综上，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并未实际交付该14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本院依法认定原告实际出借的本金为251500元。关于利息及两被告已偿还款项的抵扣。对于退股款项76000元，原被告系于2019年9月17日达成结算，并约定被告未如期还款的应自2019年1月起支付利息，因此，本院认为该款项应自2019年1月1日起计付利息。至于其他借款本金，应自实际出借之日开始计付利息。对于被告已偿还款项，原告本人当庭陈述李路生于2020年1月8日偿还的20000元系偿还2018年7月15日现金出借的20000元，故该款项应从借款本金中抵扣。对于偿还的剩余款项共93000元，根据先息后本的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经核算，上述款项应抵扣本金2951元，截至2020年1月7日，两被告尚欠利息20780元。综上，两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28549元（251500-20000-2951）及利息。利息包括2020年1月7日之前的利息20780元，自2020年1月8日起，利息应以228549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律师费，《退股还款承诺书》和《确认书》中确认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含律师费）由借款方负担，原告提交的委托合同、发票及银行转账凭证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其为追讨本案债权共支出律师费5000元，故其要求两被告支付该费用，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李成万、李路生向原告李富安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28549元及逾期利息（利息包括2020年1月7日之前的利息20780元，自2020年1月8日起，利息应以228549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李成万、李路生共同支付原告律师费5000元；三、驳回原告李富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76元，由被告李成万、李路生共同负担2371元，原告李富安负担70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贤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蔡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