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705民初1754号原告：翁国球，男，195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X。原告：李其通，男，197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118。原告：翁玲花，女，198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43。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阮月晶，均系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H。法定代表人：赵中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二虎，该公司员工。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63X8。负责人：王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廷、叶诗瑜，均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16、17、2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8F。负责人：石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廷、叶诗瑜，均系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诉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第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保广东分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7日立案后，于2020年7月7日和2020年11月3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其通、翁玲花，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阮月晶,被告中铁九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二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和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廷、叶诗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立即清除原告承包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民小组二联围（土名：锅盖督全围）的被污染的2、3、4号鱼塘内的淤泥并承担全部所需费用。2.两被告赔偿因环境污染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3379989元；3.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承包江门市新会区*************民小组位于二联围（土名：锅盖督）的鱼塘从事水产养殖，其中2、3、4号鱼塘用于养殖牛蛙。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在广佛江快速通道江门大道段K48+500位置［即江门大道（南通线）］路段施工，因没有做好排污等防护工作，在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27日期间，因暴雨导致施工淤泥夹杂水泥浆冲进原告承包的2、3、4号鱼塘，造成大面积污染，导致鱼塘内养殖的牛蛙全部死亡及鱼塘的养殖环境被严重污染。原告因本次污染事故造成了如下损失：牛蛙死亡相应价值（原告销售牛蛙的方式主要是出售成只食用活蛙、宰杀后的冰鲜蛙肉、用于生产蛙苗的种蛙及种蛙生产的蛙苗）、污染后投入物资及人力减损及处理死蛙所产生的人工费用、鱼塘被污染后无法养殖所导致的损失、修复鱼塘所产生的费用、无法履行与客户所签订的合同而导致的损失及因种蛙死亡无法生产蛙苗导致的损失等。受到污染的牛蛙已经养殖了近八个月，原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养殖，购入的大量饲料、冰柜等款项至今未能清偿，因污染导致牛蛙全部死亡，以致之前投入的资金完全无法回笼，现资金链严重断裂。亦被多个债权人起诉，原告现无力支付诉讼费。故此，在本案中先主张部份损失：死亡牛蛙的相应价值3552980元（酌情按成只活蛙出售单价为10元／斤计算相应价值）、处理死蛙及为减损产生的人工费用69696元及投入物资抢救牛蛙、减损及处理死蛙产生的费用57313元，共计3679989元。扣减被告已先行赔付的30万元，被告还应赔偿原告3379989元。修复被污染的鱼塘应由被告负责，所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对于鱼塘被污染后在修复前无法养殖所导致的损失、无法履行与客户所签订的合同而导致的损失及因种蛙死亡无法生产蛙苗导致的损失等损失另行主张。上述污染事件发生后，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协商解决，被告只赔偿了原告30万元的损失，此后，不再与原告协商解决。原告遂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是被告中铁九局的分公司，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被告中铁九局应对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对原告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为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三原告居民身份证各1份，证明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的诉讼主体资格。2.两被告的工商登记公示信息各1份，证明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主体资格。3.《土地开挖鱼塘承包合同》2份、《转让合同》1份、《租鱼塘协议书》1份、《转让协议》2份。4.购买蛙苗记录及付款凭证16份。5.污染前后情况图片及视频（刻录于光盘内）1张。6.《光盘中的图片及视频情况说明》1份。7.《2、3号鱼塘浮于水面并经打捞处理的死亡牛蛙重量情况表》1份、磅码单（记录单据）24张。8.《4号鱼塘浮于水面并经打捞处理的死亡牛蛙重量情况表》1份、磅码单（记录单据）32张。上述证据3-8，证明：1．原告承包的鱼塘中用于养殖牛蛙的2、3、4号鱼塘全部受到污染，所养殖的牛蛙全部被污染死亡。2．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数量超过98万只，在受到污染时，牛蛙已养殖了近8个月。3．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被污染死亡后浮于水面的重量最少达177699斤。4．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被污染死亡后，大量沉入塘底，无法打捞称重。5．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被污染后死亡的牛蛙重量不少于340657.5斤。9.《处理死蛙及生蛙过塘产生的人工费用表》1份、单据及支付凭证38张，证明污染发生后，原告为处理死亡牛蛙及减少损失所产生的人工费用不少于69696元。10.《污染后投入物资抢救牛蛙、减损及处理死蛙产生的费用表》1份、单据及支付凭证36份，证明污染发生后，原告为处理死蛙及减少损失所投入的物资产生的费用不少于57315.00元。11.《牛蛙抗生素检测报告》1份，证明原告养殖的是无抗生素的牛蛙，售价高于一般牛蛙。12.《牛蛙推广期体验价情况表》1份、销售单据47张。13.《高品质牛蛙购销合同》1份。上述证据12、13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在推广体验期的出售单价已达10元/斤，正式出售时的单价不低于10元/斤。14.《冷库制冷设备订购安装合同》1份。15.支付牛蛙场冷库订金收据4张、微信支付吊冷库款凭证2张。上述证据14、15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计划部份用于冰鲜蛙出售。16.《协议书》1份，证明被告对于其污染原告的鱼塘的事实无异议，但对由此导致原告所遭受的损失只先行赔付了30万元。17.原告于2019年4月16日、21日、27日拍摄的视频，证明被告在施工期间，没有做好防护措施，致使原告的鱼塘遭受严重污染的情况；被告在广佛江快速通道江门大道段K48+500位置[南通线]路段施工，因没有做好排污等防护工作，在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27日期间，下暴雨时，导致施工淤泥夹杂水泥浆冲进原告承包的鱼塘，造成大面积污染，鱼塘内养殖的牛蛙全部死亡及鱼塘的养殖环境被严重污染的事实。18.原告于2018年9月8日、9月22日、10月3日、10月21日、2019年1月1日、3月2日拍摄的被污染前的牛蛙情况视频，结合证据3、4、5、6、7，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数量超过98万只，在受到污染前，牛蛙满布鱼塘的水面，原告养殖的牛蛙被污染后死亡的重量绝不少于355298斤。19.饲料单据19份、原告养殖牛蛙的支出单据120份，证明原告养殖牛蛙投放了不少于192410公斤的饲料及为养殖牛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牛蛙被污染后，原告损失非常严重。20.照片（2019年3月份）6张，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在2019年3月16日每只的重量已达1.13-1.45斤。21.《证明》1份，证明赵崇律是江门市新会区*********民小组队长。22.《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2020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农质发〔2020〕4号）1份，证明孔雀石绿“不得检出”的判定标准为：“有色孔雀石绿和无色孔雀石绿的总量是≤1.0μg/kg”，并不是检出含量为0。23.《食品中农、兽药最大残留限量检测方法的选用》1份，证明“不得检出”是指用指定检验方法来检验分析，而且未能检出含量或含量低于方法的检测限。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0361-2006》1份，证明按照国家标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孔雀石绿的检测限为0.5μg/kg。25.《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检测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的应用研究》，证明酶联免疫检测法与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对孔雀石绿的测定结果相当。上述证据22-25再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11《牛蛙抗生素检测报告》可以证明，原告送交检测的牛蛙检测样本所测出的孔雀石绿含量为0.1ppb(ppb全称为partperbillion，是一种比例的表述，表示1比10亿，常用来表述溶液浓度。1.0μg/kg表示1微克的溶质对应1千克的溶液，比例也是1比10亿，所以1.0μg/kg也可以用1ppb表示，同理0.5μg/kg可以表示为0.5ppb。《检测报告》中的0.5ppb与《国家标准》中的0.5μg/kg都表示相同的浓度值，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远远低于0.5ppb，即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检测限0.5μg/kg，原告养殖的牛蛙是合格、安全的产品。26.原告申请法院到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城镇建设管理和环保局调取的关于养蛙场施工问题处理方案1份，现场处理协调方案34份，致牛蛙养殖场老板李其通的告知函2份，关于江门大道三江段建设施工污染牛蛙养殖塘纠纷协调会的会议纪要3份，2019.8.6会议记录1份，关于对中铁公司方提出的先行赔付李其通方20万元经济损失的意见答复2份，协议书2份，保险公估联络函1份。证明被告在广佛江快速通道江门大道段K48+500位置［即江门大道（南通线）］路段施工，因没有做好排污等防护工作，在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27日期间，下暴雨时，导致施工淤泥夹杂水泥浆冲进原告承包的鱼塘，造成大面积污染，鱼塘内养殖的牛蛙全部死亡及鱼塘的养殖环境被严重污染的事实。但原告需要提出，该证据中派出所绘制的现场方位图，并没有客观反映现场是有三个蛙塘这一环境情况。27.原告申请法院到江门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调取李其通询问笔录、赵伟询问笔录、李牟利询问笔录、金博望询问笔录各1份，三江镇联和村二联围李其通牛蛙养殖场现场方位图、照片各1份，光盘1份。证明部份会议记录没有全面记录原告陈述的意见，其中原告在2019年4月30日的协调会上已经明确，其与保险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其次，同意配合中铁公司办理保险理赔手续，其不与保险公司进行交涉；于2019年8月6日的协调会上，原告再次明确，其没有委托一正公估公司对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在相关的会议纪要中均没有作出记录。但可以证明被告在广佛江快速通道江门大道段K48+500位置［即江门大道（南通线）］路段施工，因没有做好排污等防护工作，在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27日期间，下暴雨时，导致施工淤泥夹杂水泥浆冲进原告承包的鱼塘，造成大面积污染，鱼塘内养殖的牛蛙全部死亡及鱼塘的养殖环境被严重污染的事实。被告中铁九局的答辩意见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其没有证据提供。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辩称：导致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为暴雨，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施工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损失无直接因果关系，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应承担非因施工行为导致损失结果的该部分责任。原告主张的部分损失存在严重不合理性，且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该部分损失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核心原因为暴雨，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前蛙塘的情况，不排除事故发生前案涉牛蛙已患病死亡的可能，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应承担非因施工行为导致损失结果的该部分责任。（一）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施工行为对案涉蛙塘的影响是极其次要的，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应很小。1.从原告提供的视频可见，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施工时排出的水泥浆是极易凝固的，几乎都被附近的土壤及植被所隔档，基本不可能流入到蛙塘中。2.两次事故均发生于暴雨天气，说明即使存在水泥浆流入蛙塘的情况，也是因为暴雨的连续冲刷，导致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施工的水泥浆无法凝固，而被雨水冲入蛙塘。如果没有暴雨的连续冲刷，水泥浆基本不可能流入蛙塘中。因此，《公估报告》中认定事故原因为暴雨是合理的。3.暴雨属于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即使存在水泥浆流入蛙塘的情况，也是属于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而非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主动排污的行为，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具任何主观上的恶意。且经过暴雨的冲刷，水泥浆已被大量的雨水稀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施工行为对涉案蛙塘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应很小。（二）原告未提供事故发生前后关键时间段蛙塘的情况，无法确认事故发生前牛蛙健康与否。如在事故发生前案涉牛蛙已患病死亡，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1.原告主张的第一次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但其提供的蛙塘照片及视频均在2019年3月4日以前或2019年4月16日以后，而对于第一次事故发生时间2019年4月11日前后的关键时间段原告均未能提供任何照片及视频予以证明蛙塘的情况。2.原告主张的第一次事故发生时间为2019年4月11日，其应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在4月11日以前其牛蛙是健康的，但原告提供的照片及视频拍摄日期分别为2019年2月17日、2月22日及3月4日，距离事故发生相隔有一至两个月之久。原告提供的照片及视频不是事故发生前一天，也不是前两天，无法真实反映原告报案前的蛙塘情况，也无法反映报案前牛蛙健康与否。不排除事故发生前案涉牛蛙已患病死亡的可能性。如在原告主张的事故发生前案涉牛蛙已患病且发生相互传染，并在事故时间后大量死亡，则案涉的牛蛙死亡与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施工行为无关，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承担非因施工行为导致损失结果的该部分责任。二、退一步讲，即使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对于本次事故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主张的部分死蛙数量存在严重不合理性，且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部分损失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2019年4月12日至18日的打捞死蛙数量仅为原告单方主张，无任何视频及图片能证明原告在此期间的打捞情况，且原告主张的死蛙打捞数量存在严重不合理性。1.4月12日至18日的死蛙打捞数与4月18日后的死蛙打捞数记录明显不同，且每日打捞数量远高于4月18日后的平均水平。如牛蛙是因水质问题导致身体表面粘液被破坏而死亡，其应有一个发病过程，死蛙的高峰期应出现在事故发生一段时间后，而非出现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第三天。2.2019年4月15日、16日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员工李牟利、金博望等人前往现场查看时，蛙塘中漂浮的死蛙只有30-50只，并未见有大量牛蛙死亡。原告却主张4月15日打捞了24480斤死蛙、4月16日打捞了24750斤死蛙，明显极大地夸大了死蛙的数量。3.原告主张其4月16日打捞了24750斤死蛙，但其提供的4月16日蛙塘的照片及视频中，明显显示了16日蛙塘死蛙数量较少，活蛙数量多，且没有人员在打捞死蛙。而文件名为video_20190416_02911.mp4的视频显示，整个水塘只有一侧漂浮着少量死蛙，不过数百只。而原告却主张4月16日打捞的死蛙有24750斤，即便按照每只蛙重1斤计算，4月14日打捞的死蛙也多达24750只，明显与视频反映的情况不符。4.原告主张4月12日－18日期间打捞出来的死蛙全部喂鱼，即7天内给鱼喂了约50多吨死蛙，显然不合理。5.原告所提供的4月16日、17日、18日的照片及视频中，均未体现原告主张的在此期间内打捞的数百箩筐死蛙筐数，也未体现原告主张的在此期间内打捞数万斤死蛙的打捞及称重过程。原告所主张的4月12日至18日的数万斤死蛙数量与其提供的视频所反映的死蛙数量明显不符，可见，原告主张的在4月12日至18日期间打捞死蛙数量多达11万斤属于捏造事实，夸大损失。6.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及公估公司曾多次要求原告提供从2019年4月12日至18日期间与其主张相对应的死蛙打捞过磅及处理记录凭证，但原告至今都未能提供，由此导致无法确认该期间死蛙损失的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二）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17万余斤沉塘死蛙，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1.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大量沉塘死蛙，原告根据其主张的打捞死蛙的数量认定存在同等数量的沉塘死蛙，无任何事实依据。2.案涉蛙塘在进行公估核损时，所有蛙塘的水均被抽干。水抽干后，裸露出的塘土表面仅有少量死蛙，且大部分的死蛙尸骸及骨头都聚集在塘边而非蛙塘中间，蛙塘中间的塘土表面几乎是没有死蛙的。死蛙的尸骸和骨头都是明显可见的，完全能够清点清楚，不存在无法打捞称重的情况。3.案涉蛙塘的水抽干后，公估公司已选取了塘土表面死蛙尸骨最多的区域进行挖掘抽检，均未见有藏于塘土之中的死蛙尸骨。对于塘底死蛙的尸骸及骨头，公估公司均已进行了拼整清点，经与原告共同清点，2号塘沉塘死蛙尸骸数量约为1740只，4号塘沉塘死蛙尸骸数量约为10只，这与原告主张的17万余斤沉塘死蛙相差甚远，可见原告的主张属于捏造事实，夸大损失，无任何合理依据。（三）对于4号塘5月10日以后的牛蛙死亡数量所导致的损失，属于原告采取施救措施不当所致，对于该部分损失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承担责任。1.2019年4月30日，原告在三江镇政府主持的协调会上提出过塘施救的方案，并提出过塘后可以挽回50%的损失。为及时止损，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平安财保广东分公司及公估公司同意采纳在养殖方面更为专业的原告的意见，将4号塘的牛蛙进行过塘施救。同时，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平安财保广东分公司及公估公司均明确强调了过塘施救后原告应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消毒、及时销售等方式防止损失继续蔓延扩大。2.2019年5月3日，4号塘剩余活蛙过塘总重量7046斤，而截至5月29日，过塘后的死蛙重量为6440.5斤，即过塘后死蛙的死亡率高达6440.5/7046=91.4%,说明原告选择的施救措施是错误的，或并未采取消毒、及时销售等积极措施，对于由此造成的扩大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三、原告主张的部分索赔项目及索赔依据不具有客观性及合理性，案涉公估报告是原告及各方均同意由一正公估公司作出的，应可作为本案认定损失的依据。（一）原告主张的牛蛙价值不具客观性及合理性，不应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1.原告的牛蛙经检测含有孔雀石绿，违反了国家关于不得检出的规定，应属不可销售、不可食用的牛蛙，更不可能售价高于一般牛蛙。2.退一步讲，即使原告养殖的牛蛙可销售，原告提供的《牛蛙推广期价情况表》是原告单方作出的，真实性存疑，无法证明原告的牛蛙的真实销售价格。3.再退一步讲，原告提供的所有收据均显示原告的牛蛙销售价格为6元，这与公估公司在水产市场了解到的牛蛙市场价格是一致的，公估报告按照6元／斤计算牛蛙的实际价值，是客观且合理的。（二）原告主张的其他部分索赔项目及索赔依据不具客观性及合理性，不应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1.对原告主张的4月12日至18日的人工费用不应予以认可。如前所述，原告主张的4月12日至18日的死蛙数量明显属于捏造事实，夸大损失，原告主张的在该期间内雇佣的人工数也远远多于18日后的人工数，显然也毫无依据，且原告也未提供任何照片或视频证明4月12日至18日的人工打捞死蛙情况。2.对原告主张的其他施救费用损失应以公估报告认定的损失为准。原告主张的其他部分索赔项目及索赔依据的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是与本次事故有关的必要施救费用，具体意见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已在质证意见中有所阐述，在此不再累述，且部分施救物品并非一次性产品，此后仍有使用价值。退一步讲，即使属于必要费用，也应按照20%的比例计算损失。（三）案涉公估报告是原告及各方均同意由一正公估公司作出的，一正公估公司作出的公估报告应可作为本案认定损失的依据。2019年4月29日、4月30日的协调会会议纪要（法院向三江建环局调取的证据第9页、第11页）及公估公司在2019年3月20日作出的保险公估联络函（法院向三江建环局调取的证据第51-54页）表明，在政府协调下，原告及各方均同意由一正公估公司进行损失评估。一正公估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早就已介入损失评估工作并收集留存了大量事故现场资料，其作出的公估报告应可作为本案损失认定的依据。综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恳请合议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或作出合理裁判！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为其辩解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保险公估报告》（GDCCX-26ZR440*******00571、GDCCX-26ZR440*******00634）2份，证明：1.第三方公估机构深圳市一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受平安财保广东分公司和中铁九局委托，出具了《保险公估报告》，认定2019年4月11日的事故损失金额为374326元，理算金额为355609.70元；2.第三方公估机构深圳市一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受平安财保广东分公司和中铁九局委托，出具了《保险公估报告》，认定2019年4月27日的事故损失金额为77696.80元，理算金额为73811.96元。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35号附录4，证明孔雀石绿为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证明孔雀石绿属于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4.《牛蛙抗生素检测报告》1份，证明原告提供的牛蛙检测报告中检出有孔雀石绿，根据农业部的规定，原告养殖的牛蛙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可作为食用牛蛙出售。5.中铁北京分公司项目部于4月16日拍摄的蛙塘照片2张，证明：1.蛙塘仅有非常少量的死蛙，未见牛蛙大量死亡的情况；2.证据第1页照片中，塘中的牛蛙数量约为5500只左右，且几乎都是活蛙。6.深圳一正公估公司拍摄的蛙塘抽干水后的照片9张，证明：1.案涉蛙塘的水被全部抽干后，塘土表面仅有少量死蛙，死蛙和骨头都明显可见，完全能够清点清楚，不存在无法打捞称重的情况；2.大部分的死蛙和骨头都聚集在塘边而非蛙塘中间，蛙塘中间的塘土表面几乎没有死蛙。7.深圳一正公估公司拍摄的将残骨拼成整蛙的照片3张，证明公估公司对塘底死蛙尸骨都进行了拼整清点。8.深圳一正公估公司拍摄的挖掘塘底淤泥的照片5张，证明公估公司选取了塘土表面死蛙尸骨最多的区域进行挖掘抽检，均未见有藏于塘土之中的死蛙尸骨。9.《无公害食品牛蛙养殖技术规范》（NY/T5157-2002）1份，证明：1.根据国家农业部发布的牛蛙养殖技术标准，食用蛙的放养量为1.8kg/㎡-2kg/㎡；2.原告2号塘的养殖面积约为2912㎡，4号塘的养殖面积约418.6平方米，按2kg/㎡计算，两个蛙塘的最大放养量为6661.2kg，即13322.4斤。原告主张其死蛙重量不少于3406575斤，该放养量是国家规定最大放养量的256倍。按照原告主张的养殖密度，牛蛙根本不可能存活。第三人平安财保广东分公司的陈述意见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其没有证据提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三原告的证据1、2、16、26、27，两被告与第三人予以认可其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的合同，两被告与第三人未能提供证据否认其真实性，且三原告均实际在该鱼塘内养殖牛蛙，故本院予以采纳；对证据4和证据19，两被告与第三人均不予认可，该两项证据属于原告投入的成本，而牛蛙的售价已包含原告投入的成本价值和利润，原告的损失应计算死亡牛蛙的价值而无需再计算其投入成本，故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的证据5、6、17、18，因未能全面反映事故的全部情况，仅能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作参考；对证据7、8，两被告与第三人对2019年4月12日至18日的打捞重量不认可，因该期间原告无法证明有第三方在场见证，该期间所称量的数据，本院不予采纳，而对两被告与第三人予以认可2019年4月19日开始的数据，本院予以采纳；两被告与第三人虽对证据9不予认可，但处理死蛙与生蛙过塘确实产生人工费用，本院酌情采纳该费用为50000元；两被告与第三人虽对证据10不予认可，但进行抢救和处理死蛙确实产生物资费用，而原告列举的物资，其中第4、7、8、9、15、17、20、21和22项物品非一次性用品，可参照20%的比例计算损耗，故本院酌情采纳该费用为46000元；证据11具真实性，且可证明事发前牛蛙的状况，故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2和证据13，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但对原告主张的价格本院将参考同类产品的价格予以认定；对证据14和15，并非一次性使用的产品，可作以后使用，不能作为本次损失计算的依据；证据20可证明原告养殖的牛蛙达到的规格，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1具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证据22至证据25为国家的部门文件或专业期刊的学术文章，本院予以采纳。三原告对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证据1不予认可，因该公估机构并非具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其对本次事故原因的认定，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损失的核算也只是片面的，故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2、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未能证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证明内容，故本院不予采信其证明内容；证据5至9，未能证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证明内容，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李其通于2015年3月24日承包三江镇联和村“二联围”（土名锅盖督）75亩鱼塘，承包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其为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以家庭共同经营模式进行养殖。其中约7亩鱼塘用于养殖美国牛蛙，该养殖牛蛙的鱼塘位于三江镇变电站往古井方向的江门大道在三江镇联和村二联围段附近，距离施工路段约6米。2019年4月初，原告在其自编2号塘（约3000平方米）和4号塘靠北面的一个小池（400多平方米）养殖牛蛙。2019年4月11日晚上开始下暴雨，一直持续到5月初。2019年4月12日，原告发现2号塘牛蛙开始死亡。2019年4月15日晚，三江镇城镇建设管理和环保局（以下简称：三江建环局）接到原告李其通的电话报案称“4月11日夜晚暴雨导致大量钻桩淤泥（夹杂水泥浆）涌入牛蛙养殖塘，今日出现牛蛙大面积死亡”，三江建环局当晚通知施工单位立即到场采取补救措施。当晚近9时，项目部李牟利、金博望等三人赶到蛙塘现场查看，看到有4、5处水泥浆流到蛙场的围栏，其中一处流到了牛蛙养殖场的养蛙池里，并看见池塘里有死蛙。2019年4月16日上午，由三江建环局、三江镇农业办公司室（以下简称：三江农办）与施工单位到现场调查，并与李其通协商，由施工单位开挖排洪渠，另外打捞死蛙并称重。2019年4月18日，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在标尾段与原告的2号塘外网中间挖了一条不规则的砂石挡土墙。2019年4月22日，三江建环局与施工单位、保险公司代表、评估公司代表与李其通、翁玲花协商评估机构，但没达成共识。2019年4月27日，原告又发现4号塘400多平方米小池养殖的牛蛙开始死亡后，于当日向三江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即派警员到三江镇联和村二联围牛蛙养殖场进行了拍照和摄像。2019年4月28日上午，由三江镇政府组织施工单位代表和被告李其通及其代理律师召开协调会，有镇政府相关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参加，会上达成共识：1.施工单位当日下午在征得养蛙户同意后在蛙塘基外挖排水沟等防护措施，防止工地污水再次流入蛙塘；2.三江建环局、三江农办、施工单位每天下午3时派人到现场对损失情况跟踪，对死蛙及时收集称重及进行无公害处理；3.双方迅速确定有资质的评估公司开展检测及评估损失；4.养蛙户要积极采取自救措施，并每日将自救情况向施工单位报告。当日，三江农办还对受水泥浆流入的牛蛙塘的四个角进行取水样本。2019年4月29日上午，三江镇政府又组织协调会，会上达成共识：1.聘请第三方一正评估保险公司进行评估，评估方案细则于明天11时继续协商；2.李其通提供购买饲料的单据、提供各种详细的收据资料。2019年4月30日上午，三江镇政府再次组织协调会，会上达成共识：1.养殖户提供详细的单据及详细的损失清单；2.沉塘的牛蛙进行干塘清点；3.干搪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先卖掉现存的牛蛙再干塘或把蛙移到其他塘然后干塘，选择的方式下午到现场观察后协商确定。当日下午，经一正评估公司现场协商后确认采用把蛙移到其他塘后干塘的方式。原告经采取换水和投放药物仍无效的情况下，于2019年5月1日、2日及4日将2号塘的活蛙共14416斤过塘至旁边没有养蛙的3号塘，于2019年5月2日、3日将该小池的活蛙过塘至靠近3号塘的4号塘一个约500平方米的小池中。但从2019年4月12日开始，牛蛙不断死亡，直至2019年6月14日全部死光。从2019年4月19日至2019年6月14日，均有三江建环局的人员在现场见证打捞出来的死蛙称重。其中2019年4月19日至2019年4月30日，2号塘捞出的死蛙共重42784斤；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5月24日，3号塘捞出的死蛙共重7584.5斤；2019年4月30日至2019年6月14日，4号塘捞出的死蛙共重14740.5斤。2019年5月14日，深圳市一正保险公估公司取水样送检。2019年5月15日和16日，深圳市一正保险公估公司清点2号塘塘底淤泥表面牛蛙尸骸数量约为1740只，清点4号塘塘底淤泥表面牛蛙尸骸数量约为10只。2019年8月6日，三江镇政府组织各方代表召开协调会，原告对一正评估公司的初评金额有异议，交通部门建议由施工单位优先支付部分赔偿款。2019年9月10日，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与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签订一份协议书，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针对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27日牛蛙污染赔偿事件，同意先预赔30万元给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此后，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协商一致，三原告为此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是本案适格的权利主体？2.原告的牛蛙死亡是否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施工行为具有因果关系？3.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对于原告的主体问题。因原告李其通自2015年从他人转得承包涉案鱼塘后，期间有第三人加入经营，后又转至原告翁国球承包。原告翁国球自认原告翁玲花为其女儿，原告李其通为其女婿，涉案鱼塘为家庭共同经营。且涉案鱼塘中的牛蛙为三原告养殖，也没有其他人提出过异议，故三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对于原告的牛蛙死亡是否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施工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由加害方对有法定免责事由或者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受害方就损失与关联性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第七条“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的规定，从原告举证的照片、视频以及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的陈述，可证实了原告的牛蛙养殖场在暴雨期间有泥浆水流进蛙塘，该泥浆水因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在施工工地与鱼塘之间没有做好排水的预防措施而流进蛙塘，而原告养殖的牛蛙在此期间大量死亡，原告已就侵害行为、损害发生以及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完成了初步的证明责任。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没有举证证明有上述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四种情形之一，即使发生事故后蛙塘的水经检测没有毒，也不能明确与牛蛙死亡无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养殖场的牛蛙死亡与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施工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原告在发生事故后已进行换水、下药、过塘等补救措施。对于被告抗辩应及时出售牛蛙以止损，但原告养殖的牛蛙数量多，不是短时间就能找到买家，且牛蛙受污染后也可能存在不能出售，实际上发生事故后原告也有出售未受污染的牛蛙。因此，原告并没有扩大损失的故意。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未能举出法定的免责事由以及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故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在本案承担的侵权责任应与被告中铁九局共同承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对于原告请求两被告清除鱼塘淤泥的请求。由于该请求不具体明确，对哪些范围的鱼塘以及淤泥清除要达到什么标准，要求两被告履行该清除义务，难以操作。本院认为鱼塘淤泥的清除工作，应由原告完成以更好地达到其继续养殖的要求，至于因清除产生的费用也属于本次事故的损失，原告可待处理完毕后另案起诉，本院不在本案进行调整。对于原告在本案请求的经济损失，其主张由死蛙的价值、处理死蛙及生蛙过塘产生的人工费用和污染后投入物资抢救牛蛙、减损及处理死蛙产生的费用三部分组成，对后两部分费用，本院在认定证据时，已酌情确定该两项费用，合计为96000元（50000元+46000元）。对于死蛙的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应以死蛙的数量为依据，参考同类牛蛙的市场价值去计算。两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主张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8日2号塘捞出死蛙的称重数量不予确认。由于原告只提供了一张有赵崇律签名的磅码单以证明该7天的死蛙数量。按常理说，在原告未发现受侵害时，其对死蛙称重只作为自己的记录，不可能会叫第三人到场见证，即使见证，也应每天记录一份并签名。而原告在2019年4月15日报警后，应注意保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原告只有一份磅码，并没有任何照片或视频以及其他人证明该期间死蛙的情况，故本院对其主张的数量不予采信。但存在牛蛙死亡应该是事实，因此，本院按2019年4月19日至4月30日该12天2号塘平均每天死蛙重量酌情计算2号塘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8日的死蛙重量，即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8日的死蛙重量为24957斤（42784斤÷12天×7天）。因此，捞出的死蛙2号塘为67741斤（42784斤+24957斤）、3号塘为7584.5斤、4号塘为14740.5斤。由于3号塘的死蛙是将2号塘的活蛙过塘后死亡的，其过塘时称重为14416斤，后来牛蛙全死光了，因此，推断3号塘的死蛙应为14416斤。另外，经公估公司点算2号塘塘底淤泥表面牛蛙尸骸数量约为1740只、4号塘塘底淤泥表面牛蛙尸骸数量约为10只，原告不予认可，认为在淤泥底下仍有大量死蛙，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还有大量死蛙尸骸未挖出。故本院采纳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的主张，塘底牛蛙尸骸共为1750只，按照原告养殖牛蛙的规格看，本院确定每只为1斤，即共1750斤。因此，原告的死蛙数量一共为98647.5斤（67741斤＋14416斤＋14740.5斤＋1750斤）。对于牛蛙的市场价格，原告主张按每斤10元计算，而两被告及第三人主张按每斤6元计算，根据原告提供的销售单据，牛蛙的单价每斤在6至10元，故本院确定牛蛙的单价为每斤8元。因此，死蛙的价值为789180元（8元/斤×98647.5斤）。综上，本院支持的经济损失合共为885180元，减除被告中铁九局北京分公司已预赔的30万元，两被告仍需赔偿三原告58518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和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天内赔偿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585180元。二、驳回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的其他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的规定，判决如下：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3839.91元（已由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预交），由被告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共同负担9651.8元。原告翁国球、李其通、翁玲花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9651.8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和被告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9651.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雄伟审 判 员 张妙玲审 判 员 梁庭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林淑英书 记 员 邓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