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02民初15635号原告：沈阳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东路57号28层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675308724A。法定代表人：杨丽英，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威，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戈，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10102MB0U883291。法定代表人：薛伟兵，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卒，男，196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住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原告沈阳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援通勇锋公司”）诉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和平区卫健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志威、郭戈，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王德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诉称，2008年6月，原告按沈阳市人民政府的要求成立，其业务员范围主要是“家政服务”，为全市的居家老人设立助老服务中心，并设立“爱心呼叫器”。为落实市政府精神，原告当年投资上千万元，为2009年开始实施的此项工程做准备工作。2009年2月，沈阳市人民政府下发的沈政办发(2009)9号文件规定，为全市70岁以上及重度残疾人安装“一键通应急呼叫器。根据2008年市政府的安排，原告投资千万元的“一键通应急呼叫器”系统均已准备完毕。2009年2月17日，沈政办发(2009)9号文件下发后，市政府便指示由原告公司负责全市的此项业务。同时，要求沈阳市和平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和平区老龄办”，根据2018年8月3日中共沈阳市和平区委办公室沈和委办法[2018]17号文件，和平区老龄会职责划归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立即与原告订立服务合同，马上开展全市的“一键通”呼叫业务。文件下发后，2009年当年，各区老龄委与原告订立了长期的服务协议。当年全市便开展了此项业务。和平区老龄办与其他各区一样，也与原告订立了长期的服务协议。因为此项业务是市政府的惠民工程，故各区均与原告订立了长期合作协议书。由于是长期协议，原告为此项工程投资高达千万元。和平区老龄办与原告从2008年至今与原告订立了三次长期协议，最后一份长期协议的订立时间是2012年3月21日。该协议约定，全年服务费为505,440元，半年为252,720元，半年结算一次。原告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案涉协议履行至2017年9月15日，原告去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处结算2017年上半年的服务费，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称服务费暂时不能结算，并要求原告终止2012年协议书的履行。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已与第三人辽宁广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将原告协议书中的合同标的转让了给的广发公司。至2020年6月30日付款节点之日，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拒付服务费1,347,840元。2017年，原告就本案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作出（2017）辽0102民初1273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该案宣判后，各方均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该民事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根据该民事裁定，原告于2019年向沈阳市沈河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以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该裁定，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6月，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辽01行终490号行政裁定书，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而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故裁定驳回原告的上诉。原告认为，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在未与原告解除2012年协议书的情况下，便与广发公司订了同标的协议内容，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为原告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协议是长期的合作协议，其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拒付服务费行为也是违约行为。原、被告间共签订三次服务协议，时间分别在2008年5月20日、2009年2月17日、2012年3月12日，该三份协议中均未约定合同期限。根据合同订立之目的，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为长期协议。上述三份服务协议签订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曾向原告履行过支付服务费的义务。其中，2017年10月30日前的全部服务费均已结算，并且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已向原告支付完毕。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服务费计算期间为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根据双方的服务协议约定，每半年的服务费用固定为252.720元。上述三份服务协议中，第一份协议（2008年5月20日）主要的服务内容为投资建成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并负责日常的维护和运营；第二份协议（2009年2月17日）约定，原告负责投资建成该服务中心，并负责日常的维护运营，负责派专人进行管理，负责终端用户的呼叫器的安装与正常使用；第三份协议（2012年3月12日）约定，原告负责该服务系统的维护升级，日常运行费用的支出以及专职人员的培训及终端用户呼叫器的安装与正常使用。原告认为该第三份协议仍有效，并且，原告一直在按照该协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原告不了解广发公司新安装的呼叫服务系统具体情况。根据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原告为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提供沈阳市和平区范围内6,480台呼叫器的服务，包括服务中心系统的维护升级、终端用户呼叫器的安装、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前述6,480台呼叫器对应的是沈阳市和平区内含有老年人的6,480个家庭。原告不清楚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与广发公司何时签订的协议，且也未通知原告。按照被告和平区卫健局陈述，目前，新旧系统同时存在，但原告呼叫系统已无法连接到被告平台。该情况并不属实，并且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从未通知原告将原有设备拆除，原告一直能购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平台相连接，且被告和平区卫健局自2017年11月至今一直在在接受原告提供的服务，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上述所述情况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目前，我公司仍为上述6,480户家庭提供紧急呼叫服务。按照原告陈述，案涉服务协议半年结算一次，至于为何自2017年11月1日至今三年多的时间内均未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结算的问题。2017年9月，原告向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索要2017年上半年的服务费时，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即发生迟延支付的行为，到2017年9月27日，原告收到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发送的协议终止函后，于2017年10月9日就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支付拖欠的服务费。因此，原告实际上一直在向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主张权利。综上，原告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合同尚未到期，正处于履行阶段，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单方要求解除合同是违法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应判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继续履行，并判决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给付欠原告的服务费。原告不认可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组织的招投标活动，因为双方间一直存在有效的协议，原告也一直在依照协议履行，所以，原告没有参加该次招投标。关于原告提供的和平区一键通（即爱心呼叫器）用户6,480户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11月期间使用情况和呼叫案例以及公益活动典型案例（共计361页）、和平区一键通用户6,480户在2020年使用情况和呼叫案例及公益活动典型案例（共计22页）、和平区信息平台120急救部分案例（共计30页）、和平区呼叫典型案例（共计185页），可以证明：1.2017年10月至今，原告一直按照2012年的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为和平区老龄办及居家老人、残疾人提供智能化服务，受助人数8,000有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亲力亲为做好服务，受到用户一致好评；2020新冠疫情期间，还针对新冠疫情启动门磁报警系统，保障外来人员在家安全隔离，与各社区联合控制疫情；2017年10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原告为沈阳市和平区一键通用户提供呼叫服务共计5,992次，其中生活求救567次、生活救助5,426次；2020年，原告为沈阳市和平区一键通用户提供呼叫服务共计2,352次，其中生活求救721次，生活求助1,631次。2019年，原告新安装一键通呼叫器462户，维护、测试呼叫器238次；2020年，原告新安装一键通呼叫器12户，维护、测试呼叫器403次；3.2017年10月至今，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一直在使用原告运行的服务系统，为沈阳市和平区6,480户用户提供政府养老服务，被告回去卫健局对此并未提出过异议，一直在默认接受原告在此期间提供的服务，但却拒不支付服务费用。关于原告提供的呼叫服务系统具体是如何操作和运用的问题。如果沈阳市和平区内的老年人有紧急情况，可以通过“一键通”呼叫原告平台，原告通过平台可以看到该老年人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信息。然后，原告根据呼叫人的请求事项提供协助服务。上述平台系原告的内部系统，并不需要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所述的平台系统相连接。关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提供的《关于终止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爱心呼叫器”服务的函》及邮寄单、《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爱心呼叫器”服务费结算通知书》及邮寄单、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向原告支付2017年1月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服务费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另外，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同的解除，只有法定情形或者是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解除，而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在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情况下，单方终止服务协议，原告认为是无效的。同时，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也没有通过诉讼提请人民法院解除本合同。所以，被告和平区卫健局认为协议于2017年10月30日解除是错误的。关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提供的终止函，根据其内容，仅仅是对爱心呼叫器服务项目进行的终止，并非针对案涉服务协议予以终止，所以，原告认为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效果。关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与广发公司签订的《沈阳市和平区政府采购合同》及《补充协议》、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向广发公司的付款凭证。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在未与原告有效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就与第三方广发公司签订协议，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属违约行为。原告其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在签订合同后就拒绝了原告对案涉协议的履行。综上所述，2012年3月12日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主张解除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继续履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约定不明时，应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2012年3月12日，原告与和平区老龄办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中虽未约定履行期间，但结合原告公司的设立目的、《协议书》签订的背景以及沈阳市委、市政府关于落实养老惠民政策的要求、原告的资金投入状况、此前两份《协议书》的签订情况及双方间长期履行情况，可见2012年《协议书》应为长期履行合同。其次，2012年的《协议书》并未约定解除或终止事由。因此，2017年9月27日，和平区老龄办向原告发出协议终止函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条件，属于违法解除。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行为违背了合同应遵循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且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作为违约方及履行债务一方，不享有解除权。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以不成立的事由任意解除合同，构成权利滥用，系严重违约，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约定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且原告在收到该终止函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合同，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1月至今，原告一直在按照2012年的《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为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提供服务。本案中，原告已向法院提交证据，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也一直在接受原告的服务。被告和平区卫健局虽主张其与第三方广发公司签订了新的协议，但这不能证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已经拒绝了原告提供的服务。沈阳市和平区6,480户家庭的一键通呼叫器，是原告在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配合和要求下，到用户家中安装的，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并未在2017年10月后拆除用户家中的一键通设备，上述用户还在通过该设备和系统连接原告的平台，也可以证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仍在接受原告提供的服务。三、关于原告主张的本金及利息。如被告和平区卫健局能够继续履行，原告以诉请的金额为准，要求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按照协议支付至上一期的付款节点，即2020年6月30日；如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不能继续履行协议，原告要求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对方支付至费用实际付清之日止。原告每一期的利息均是从下一期开始的第一天进行计算，不存在计算错误。故此，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给付原告拖欠的服务费1,347,840元（该项服务费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及逾期付款利息88,947.51元（利息计算：①以84,24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1,024天，该项利息为11,460.12元；②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6月3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842天，该项利息为28,076.49元；③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658天，该项利息为21,941.01元；④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477天，该项利息为15,905.56元；⑤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93天，该项利息为8,556.54元；⑥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181天，该项利息为3,007.79元）；判令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继续履行2012年3月21日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承担。本案审理中，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明确其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为：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中约定“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故该逾期付款利息亦应分别计算：（1）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以该期间的服务费252,720元（42,120元/月×6个月）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9月9日）；（2）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以该期间的服务费252,720元（42,120元/月×6个月）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9月9日）；（3）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以该期间的服务费252,720元（42,120元/月×6个月）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9月9日）；（4）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2个月，即原告援通勇锋主张的计算截止时间）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以该期间的服务费84,240元（42,120元/月×2个月）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20年9月9日）。被告和平区卫健局辩称，一、我局已全额支付给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费，不欠付其任何费用。原、被告分别于2008年5月20日、2009年8月31日、2012年3月21日签订三份《协议书》。三份《协议书》均未约定合同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虽然是服务协议，但可参照上述法律规定适用。因此，双方在2012年之后履行的服务协议应为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我局已于2017年9月27日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送终止服务的函件，告知其将于2017年10月30日终止服务，我局已经履行了在合理期限之前的通知义务。因此，原、被告之间形成的不定期《协议书》已于2017年10月30日解除。《协议书》履行期间，我局均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支付服务费，支付到2017年10月30日。因此，并不存在我局欠付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费的情况。二、双方签订的合同并非长期合同。2008年5月20日、2009年8月31日的合同分别是安装呼叫器的安装合同，目的是首次安装呼叫器，不可能是长期合同。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是针对提供服务所签订。该协议中未明确长期有效，仅约定了当年的服务费用，因此也非长期协议。双方之间形成的不定期《协议书》已解除，客观上也无法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我局已经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了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解除服务协议，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已于2017年10月30日解除。2017年9月，我局根据招标结果与案外人广发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2017年11月1日，广发公司开始提供服务，我局也已向广发公司支付了相应服务费。因技术发展，广发公司提供了新的服务系统，安装了现行呼叫设备，与我局平台进行连接，以达成服务目的。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之前安装的呼叫器于2017年11月1日已无法连接到我局平台，双方形成的《协议书》已无法继续履行。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诉讼请求中所谓的本金及利息均计算错误。双方之前形成的协议中只是约定了半年结算，并未约定具体的结算日期。因此，在半年的最后一天之内支付均按期支付，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的利息计算方式默认从半年的第一天起算利息，因此，其利息及本金的计算方式均错误。我局于2017年9月27日以发函方式，告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终止服务，2017年10月30日为双方服务协议解除的时间。即双方的服务协议于2017年11月1日已经终止履行。在此之后，我局没有接受到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供的服务。2017年9月23日，我局已将该项内容与中标的广发公司签订了合同，由广发公司为我局提供服务。由于技术进步，广发公司提供的设备于系统均不同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后续广发公司设备与系统直接与我局的平台连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呼叫器已无法连接到我局平台。因此，即使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呼叫器按其说法仍然在提供服务，但我局已经无法接受，已无实质意义。广发公司提供的服务范围是我局下辖范围内的6,480户，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供的服务范围一致。按照我局陈述，广发公司安装了新的系统，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旧呼叫系统处于什么状态的问题。按照我局在2008年5月20日、2009年8月31日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呼叫器本身的价值，我局已经支付给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我局认为，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可以拆除，但是其不拆除，故我局也有权保留。我局已通知了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进行拆除，但其并未进行拆除。也就是说，目前，新旧系统同时存在，但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呼叫系统已无法连接到我局平台。根据沈和委办发17号文件，原和平区老龄办的职责划归为我局，目前案涉服务协议的内容由我局承继。关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供的关于终止服务的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在2017年9月27日已经知悉服务协议将于2017年10月30日终止的事实，其却在此之后仍自行继续履行服务协议的行为与我局无关。对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主张我局未按期支付其服务费的证明内容，其提供的证据未显示出我局逾期支付其任何服务费。对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供的沈财采[2017]5号文件，系我局按照要求对外进行的招投标行为，在我局支付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费至2017年10月30日的情况下，我局的另行采购行为不损害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权利，与之无关。关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供的三份法院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中，（2017）0102民初12730号民事裁定书已证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在2017年9月15日已知悉协议要终止的事实，后续其自行提供服务行为与我局无关。另外，该裁定书明确驳回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起诉，并且该民事裁定书已生效，在未撤销该民事裁定书的情况下，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本次起诉不应被受理。对于其余的两份裁定书无异议，对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举证的律师函，我局已收到。律师函发送时，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已收到我局发送的服务终止函，其仍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其对合同的错误理解，这与我局无关。另外，2017年9月至今，原告在明知我局已经解除服务协议，并将委托事宜另行与广发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起诉要求我局支付起所谓的服务费，明显属恶意诉讼。我局的原名称为“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9年前后更改为现名称。2017年5月23日的采购系我局根据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公布2017年沈阳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和财库（2013）189号文件的要求，对于项目资金总额超出30万元，必须履行政府采购程序。因此，本次招投标活动，我局也多次通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参加，但其因自身原因未参加。另外，在我局已将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费支付至2017年10月30日的情况下，是否对外进行再次进行招投标，是否与其他单位进行协商，均不损害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实质权利，其完全可以参加投标，以公平竞争。关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供的服务案例，不能证明是为我局平台提供的服务。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沈阳市内共计两万多户家庭，其提供的案例显示不出与我局平台有何关系，并且自2019年9月开始，我局已经与广发公司签订合同，我局的系统现由广发公司进行对接和服务，在我局的平台中已经无法连接到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呼叫器。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自2017年11月1日之后也未能对我局平台进行任何维护、升级。在我局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协议履行期间，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负责为我局提供呼叫器搭建平台，进行平台维护和提供终端客户等一系列服务。我局对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服务情况进行统计视为双方合同履行的内容，而在2017年10月30日之后，由于我局根据政府要求进行招标，并重新与广发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由广发公司提供新的平台及服务设备、服务系统维护等各种服务内容。2017年10月30日之后，我局根据广发公司的系统平台进行服务质量的监督来确定双方合同履行情况，更以此来确定我局事业单位对该项空巢失能、半失能及有需要服务的老人的爱心呼叫网络工程的工作内容。因此，对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自行提供的服务平台是否因其技术限制等原因能在2017年10月30日之后仍然接受到终端客户发出的求救信号，我局不知情，但对于我局来说，工作内容工作结果均需从广发公司的服务平台中进行信息获取，也就是说2017年10月30日之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供的服务对我方没有意义。原、被告间在2012年之后并无书面合同存在，更不存在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所述的长期服务合同。双方在2012年之后适时履行服务协议的行为，使得2012年协议形成了不定期合同。合同法对于不定期合同的解除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方已按照规定，提前进行了合理的通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在庭审中已自认收到了该终止函。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自称，在2017年11月1日之后仍然提供服务，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正是因为其行为导致其损失扩大，对该扩大部分的损失应该由其自行承担。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自2017年9月开始起诉，前后历经三次诉讼。在第一次起诉时，我局就已明确服务协议终止，并已另行委托其他公司，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仍然要进行所谓的履行服务义务，存在强买强卖的事实和嫌疑，违背合同法的自愿原则。再者，如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认为我方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完全可以按照违约的法律规定主张我局方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非在已无继续履行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且强制性地单方提供服务。我局在2017年10月1日之后已无法得到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所谓的服务数据和信息。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是否提供服务对我局均没有任何意义。我局并非擅自解除合同或违约解除合同，另行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其他公司，是根据政府采购法等强制性法律规定的要求，属于不可抗力，非主观意愿。综上所述，我局不欠付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费，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形成的不定期《协议书》也已解除，无法继续履行。最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主张的利息部分金额未交纳诉讼费，法院应不予审理。原、被告之间形成的事实合同在2017年10月30日已终止，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自认已知悉，后续是否发生费用、费用多少均与我局无关，系原告单方行为。我局不欠付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费，更谈不上欠付利息。4.2017年11月1日之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与我局之间无事实及书面合同关系，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向我局主张利息无任何法律依据。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主张的利息标准无法律依据。综上，现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系于2008年6月6日经依法核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家政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等。2008年5月20日，在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乙方）筹建期间，其与和平区老龄办（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的精神，落实居家养老工作，甲乙双方决定共建“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甲方负责无偿提供中心办公场地及装饰和通讯网络配套设施，负责首次安装2,480户，负责下发开展此项工作的文件，负责做好政府出资需安装援通呼叫器的用户摸底及名单汇总，负责协调各社区开通援通社区智能化服务系统，建立服务对象数据档案，负责对乙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乙方负责投资建成“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负责系统维护、升级、投保等日常运行费用的支出，确保系统正常运行，负责配备专职人员全体24小时信息管理并进行规范服务，专职人员的工资及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负责转制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及工资和保险等相关费用，负责与用户和服务商直接签订合同并承担服务责任和产生的法律纠纷，负责终端用户呼叫器的安装与政策使用，确保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系统建设费由乙方投资承担。每台呼叫器费用236元，因乙方给甲方第一年服务费每台优惠10元，所以安装结束时结算的工程款总额应为226元乘总台数。安装过程中出现改迁安装、技术及费用由乙方负责，因老人病故停止使用的，改安装有乙方负责，安装费用由甲方负责。双方协议生效起十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款10万元，待安装工程全部结束后，甲方保留10万元质保金，余下的工程款全部支付给乙方。系统运行一年后，甲方根据乙方的服务质量支付质保金，投诉率超过20%（单位为户），甲方扣全部质保金；投诉率低于20%，超过10%，扣质保金5万元；投诉率低于10%，甲方支付全部质保金。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2009年8月31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乙方）与和平区老龄办（甲方）续签《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的精神，落实居家养老工作，甲乙双方决定共建“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甲方负责无偿提供中心办公场地及装饰和通讯网络配套设施，负责安装4,000户，负责下发开展此项工作的文件，负责做好政府出资需安装援通呼叫器的用户摸底及名单汇总，负责协调各社区开通援通社区智能化服务系统，建立服务对象数据档案，负责对乙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乙方负责投资建成“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负责系统维护、升级、投保等日常运行费用的支出，确保系统正常运行，负责配备专职人员24小时信息管理并进行规范服务，专职人员的工资及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负责转制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及工资和保险等相关费用，负责与用户和服务商直接签订合同并承担服务责任和产生的法律纠纷，负责终端用户呼叫器的安装与政策使用，确保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系统建设费由乙方投资承担。每台呼叫器费用226元，工程开工后，甲方向乙方支付35%的工程款，待安装工程全部结束甲方核对验收后，再支付60%的工程款，余下的5%工程款作为质保金，一年以后支付。安装结束后结算的工程款总额应为226元乘总台数。如遇特殊情况，工程结算款以实际安装数为准。次年的服务费时间从安装工程全部结束的次月1日算起12个月，为一个年度。协议签订后，双方如约履行该协议内容。2012年3月21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乙方）再次与和平区老龄办（甲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的精神，落实居家养老工作，甲乙双方共建的“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已完成，并先后安装了6,480台“爱心呼叫器”。为加强后期管理和服务，双方约定，甲方负责无偿提供中心办公场地及装饰和通讯网络配套设施，向乙方支付6,480台呼叫器年服务费，全年505,440元（每年服务费78元），管理监督、指导各社区建立服务对象数据档案，对乙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乙方负责“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系统的维护、升级、投保等日常运行费用的支出，确保系统正常运行，配备专职人员24小时信息管理、规范服务，负责专职人员的工资及相关费用，负责与用户和服务商直接签订合同并承担服务责任和产生的法律纠纷，负责终端用户呼叫器的安装与政策使用，确保系统正常稳定运行。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计算时间从每年的1月1日至6月末，服务费为252,720元。下半年从7月1日至12月末，服务费为252,720元。该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协议内容。2017年9月27日，和平区老龄办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出《关于终止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爱心呼叫器”服务的函》，其中载明：“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和平区老龄办按照《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公布2017年沈阳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沈财采﹝2017﹞5号）文件规定，于2017年5月对‘爱心呼叫器’服务项目面向社会网上公开招标，并于9月14日完成招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一、我区与贵公司‘爱心呼叫器’服务项目将于2017年10月30日终止。二、服务项目终止后，我区将结算给贵公司2017年1月至10月服务费，计421,200元（肆拾贰万壹仟贰佰元整）。特此函告”2017年11月1日，和平区老龄办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出《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爱心呼叫器”服务费结算通知书》，其中载明，“……现将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服务费进行结算，金额为421,200元。请贵公司在接到此通知书后10天内，来我处办理服务费结算事宜。……”同日，和平区老龄办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支付该款项421,200元。上述服务费结算完毕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继续使用“和平区援通智能化服务中心”系统为6,480户家庭提供“爱心呼叫器”服务至今。另查明，和平区老龄委于2017年5月对‘爱心呼叫器’服务项目面向社会网上公开招标，并于同年9月14日完成招标工作。2017年9月23日，和平区老龄办（甲方）与案外人广发公司（乙方）九“和平区老龄办采购爱心呼叫系统服务”项目签订《沈阳市和平区政府采购合同（服务）》（合同编号：CG17-02-0021），根据该合同约定，服务内容及要求：设立6,480台呼叫器服务系统平台，该呼叫器与固定电话或移动手机连接，通过按键实现与网络呼叫服务平台快速对接的功能，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服务时间三年，服务价款495,000元。双方还就各自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8年8月3日，中共沈阳市和平区委办公室下发沈和委办法﹝2018﹞17号《中共和平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其中明确“将沈阳市回去老龄委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牌子、职责任务划入区卫计局（即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下简称“和平区卫计局”）机关，人员编制划入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后，和平区卫计局更名为和平区卫健局（即本案被告）。再查明，2017年12月29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以和平区老龄办、和平区卫计局为被告、广发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费252,720元，并判令被告继续履行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服务协议书，确认被告与第三人广发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书无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7）辽0102民初1273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属于行政诉讼审理范围，故裁定驳回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起诉。该案宣判后，各方均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2019年，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被告和平区卫健局，要求判令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继续履行2012年3月21日的服务协议书，并给付从2017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欠付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服务费，共计716,040元，诉讼费由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承担。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辽0103行初18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本案系双方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签订的以产品采购及商品服务为内容的合同，并非行政诉讼法调整范围，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沈阳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该案宣判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辽01行终49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起诉来院，要求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给付自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服务费及相应利息，并要求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继续履行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协议书、民事裁定书、政府部门文件、采购合同以及本院制作的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与和平区老龄办分别于2008年5月20日、2009年8月31日、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三份《协议书》，均系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达成，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庭审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是否履行了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所约定的服务义务；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是否应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给付服务费及给付数额如何确定。第一，关于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是否已经解除的问题。原、被告于2012年3月21日签订《协议书》后，双方均依约履行协议内容至2017年10月31日，且该期间的服务费，和平区老龄办亦已结算并向原告预提费用公司支付完毕。对此，原、被告均无异议。在该协议履行期间，和平区老龄办于217年9月27日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出终止服务函，表示将于2017年10月30日终止双方间的服务协议。对和平区老龄办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送该终止服务函的行为，是否具有解除协议的效力，双方存有争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解除通知，对方当事人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查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不能仅以受通知的一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具体到本案中，和平区老龄办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送终止协议函，该函件发送解除协议效力的前提是和平区老龄办享有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法研[2013]79号）规定，“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据此，认定和平区老龄办是否具有案涉协议解除权，应确定该协议是否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而案涉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并不存在上述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所列情形，故和平区老龄办不享有解决权。基于此，和平区老龄办于2017年9月27日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送终止协议函的行为并不能产生解除协议的效力。第二，关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是否履行了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所约定的服务义务的问题。如前所述，和平区老龄办不享有解除权，其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送终止服务协议函不产生解除协议的效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案涉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中，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与和平区老龄办并未约定履行期限，且双方亦未就此达成补充协议，故该协议的履行期限应按照协议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2008年5月20日、2009年8月31日、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三份协议书相关内容，并结合上述协议系“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的精神，落实居家养老工作”的签订目的，应认定该2012年3月21日的服务协议具有长期履行性的特点。据此，原告援通勇锋公司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今继续履行案涉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审理中，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为证明其依约履行了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所约定的服务义务，向本院提供了“和平区一键通（即爱心呼叫器）用户6,480户自2017年10月-2019年11月使用情况和呼叫案例以及公益活动典型案例（共计361页）、和平区一键通用户6,480户2020年使用情况和呼叫案例以及公益活动典型案例（共计22页）、和平区信息平台120急救部分案例（共计30页）、和平区呼叫典型案例（共计185页）”，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材料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开展案涉“爱心呼叫器”服务项目的具体情况，并记载了被救助人员的联系电话、住址、相片等信息，可信度较高。并且，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亦未否认上述案例证据的真实性，仅辩称“原告提供的服务案例不能证明是为我方的平台提供的服务……显示不出与我方平台有何关系”等质证意见。同时，被告和平区卫健局也未提供相反证据对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上述证据加以推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所以，对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主张的其已在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为沈阳市和平区6,480户家庭提供“爱心呼叫器”服务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第三，关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是否应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给付服务费及给付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在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为沈阳市和平区6,480户家庭提供了协议约定的“爱心呼叫器”服务，故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应依约支付相应服务费。根据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约定，“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计算时间从每年的1月1日至6月末，服务费为252,720元。下半年从7月1日至12月末，服务费为252,720元。”所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每月的服务费应为42,120元（252,720元÷6个月）。故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共32个月）的服务费数额应为1,347,840元（42,120元/月×32个月）。关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所以，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的利息具有相应法律依据。关于该项利息的计算。因协议书约定“服务费每半年结算一次”，故该逾期付款利息亦应分别计算。①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②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③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④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84,24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关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提出本院作出的（2017）辽0102民初12730号民事裁定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故应先行撤销该民事裁定后，再行处理本案诉讼。本院认为，（2017）辽0102民初12730号民事裁定认为，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故裁定驳回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起诉。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据此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经审理作出（2019）辽0103行初189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本案系双方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签订的以产品采购及商品服务为内容的合同，并非行政诉讼法调整范围，故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沈阳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不服该行政裁定，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辽01行终49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据此，应认定本案属于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审理范畴。本院作出的（2017）辽0102民初12730号民事裁定系从程序上否定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民事诉讼权利，但并未从实体审理角度驳回其诉讼请求，故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仍享有提出民事诉讼的实体权利。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据此，是否撤销原（2017）辽0102民初12730号民事裁定并不影响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向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提出案涉服务费的主张。关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提出要求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继续履行2012年3月21日的《协议书》一节。本案中，虽然本院已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原告援通勇锋公司依约履行了协议内容，并判令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服务费，但根据被告和平区卫健局的答辩和质证意见，并结合其已与案外人广发公司就相同项目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事实，其认为已经通过向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发送终止服务协议函的方式解除了案涉协议书，即被告和平区卫健局认为原、被告实际已不存在服务协议关系，故其在本案中未提出解除该协议的反诉请求。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同时，依据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公布2017年沈阳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沈财政采﹝2017﹞5号）和财库﹝2013﹞189号文件要求，项目资金总额超过30万元须履行政府采购程序。据此，案涉“爱心呼叫器”项目属于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其政府采购须履行招投标程序。对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已经履行的服务，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应支付相应服务费。对于原告援通勇锋公司尚未履行的服务，现其主张继续履行案涉协议，因与上述法律规定及文件规定不符，且事实上，被告和平区卫健局已通过招投标程序与案外人广发公司签订合同，原告援通勇锋公司的该项主张已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于被告和平区卫健局提出已全额支付原告援通勇锋公司服务费，不欠付任何费用，双方已解除案涉协议等答辩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服务费1,347,840元；二、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上述服务费的利息[①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②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③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6个月）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252,720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④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服务费的逾期付款利息。以84,24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2020年9月9日]；三、驳回原告沈阳援通勇锋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向原告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55元，由被告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陈荟茹书记员王琳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百一十二条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案件，原告再次起诉，符合起诉条件且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法研[2013]79号）……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