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113民初2401号原告关淑珍，户籍地：哈尔滨市双城区，现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黑龙江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孔令昌，现住哈尔滨市双城区。原告关淑珍与被告孔令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淑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被告孔令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关淑珍诉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六口人分得承包地26亩，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该承包地顺延还是26亩。并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2002年春，孔令昌霸占原告人承包的庙后地块中的耕地两垄，每垄土地面积0.4亩，计0.8亩。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找到有利村村委会、公正乡政府、司法办等部门要求解决。但都没有调解成功。原告无奈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孔令昌立即归还非法侵占的土地0.8亩；并赔偿侵占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48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关淑珍为证实其主张的事实，在本院开庭审理时出示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旨在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证据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承包方：关淑珍，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关淑珍，那成贵。土地承包合同编号：17050184，承包地总面积：26亩，地块名称：庙后地12亩，东：宋玉刚，西：那成民；五节地14亩，东：那成民，西：宋玉学。证据三、粮食直补通知书三份，其主要内容为：承包地26亩粮食综合直补的情况：即2006年4月1日那荣和粮食综合直补369.20元；2006年6月6日那荣和粮食综合直补197.12元；2011年3月3日那荣和粮食综合直补4002.48元，农资综合直补1087.58元。证据四、原有利村村主任衣显忠（已去世）、村会计温世友（已去世）的书面证言一份，其主要内容为：我在任队长时我村那成贵家是6口人，我们村每口人应分2.7亩地，1个劳动力应分14亩地，当时那成贵是电工，所以在五节地给安排14垄承包地，6口人分6垄元田地在五节地是20垄地14亩，在庙后6口人分12亩地是30垄，东边是宋玉刚，西边是那成民，计26亩，落款：有利村：衣显忠签名盖章。以上属实，原会计温世友签名盖章，时间：2005年7月28日。证据五、证人赵某的书面证言一份，其主要内容为：我是公正乡有利村沟口屯的村民，在2018年开始承租（流转）关淑珍的承包土地，在五节地有18垄，每垄7分，12.6亩，在庙后地有27垄，每垄4分，10.8亩，两块地合计23.4亩。证据六、标有“孔令昌地数”的记录一份，其主要内容为：自家地：63个垄，…；庙后地：37个垄，14.8亩，东边那成民，西边赵庆发。五节地：7个垄：4.9亩，东边那成民，西边孔令纯…。证据七、原有利村的土地台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孔令昌，亩数57.8亩…，庙后37垄，亩数13.4亩…。证据八、证人关某出庭作证时的证言，其主要内容为：2005年我买关淑珍（流转）的承包地一年，当时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具体是庙后地是26.5垄，每垄4分，前五节地18垄，每垄7分。当时在庙后地块种地时东邻宋玉刚，西邻王老海，当时王老海种的地是从那成民转包的。被告孔令昌辩称，原告在诉状中使用霸占两字起诉我不能接受，原因是并我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利益。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到的其所分得的土地是以1983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准，还是以1989年的土地承包合同为准没说清楚。至于原告在庙后地块分得了多少承包地我也不知道。在庙后（地块）我耕种的承包地与原告的承包地并不挨着，我的地邻是那成民，所以原告起诉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孔令昌在庭审中未向法庭提供出反驳或抗辩的证据。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围绕着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分别陈述了各自的理由和主张，并针对相对方所举示的证据分别发表了举证、质证意见。对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一、二、三、七，被告没有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举示的证据四，原告虽未提出异议，但本院认为证据四：原有利村村主任衣显忠、村会计温世友的书面证词在证实原告在庙后分得承包地是“在庙后6口人分12亩地是30垄”的证词与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二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的“承包方：关淑珍，…承包地总面积：26亩，地块名称：庙后地12亩，东：宋玉刚，西：那成民”的事实，即在庙后承包地没有标注垄数的事实不符，所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故本院对证据四欲要证实的原告“在庙后6口人分12亩地”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对原告持证据四欲要证明的其庙后承包地即12亩，垄数应为30垄的推断结论不予采纳。对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五（赵某证言）、证据八（关某证言），原告虽未提出异议，但本院认为证据五即证人赵某所证实的“在庙后地有27垄，每垄4分，10.8亩”。证据八即证人关某所证实的“庙后地是26.5垄，每垄4分”的证实内容，因没有其他相关的依据予以佐证，所以二位证人的上述结论仅能证明是其个人的主观判断。故不能证明原告在庙后的实际承包垄数。所以本院对证人关某、赵某分别在2005年、2018年从原告处流转过原告的承包地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对二证人证实的原告在庙后承包地的垄数的证词部分不予采纳；对原告所举示的证据六，被告持有异议，认为该份记录即不是被告本人亲笔书写的，也不是被告自己上报给有关部门的。对此本院认为，因原告在庭审中并未证说明该证据的合法来源，且也未提供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告在庙后按合同规定分得承包地37垄，亩数13.4亩，而其实际耕种37垄，面积却多出1.4亩的事实。所以本院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等不予以采信。综上，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一、二、三、七、四（证实庙后承包地12亩的事实部分）、五、八（证实证人曾某包原告承包地的事实部分），为有效证据。通过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有：原告关淑珍与被告孔令昌均系公正街道公正村（原有利村）的村民，原告关淑珍与被告孔令昌在公正乡有利村庙后地块各分得承包地：原告关淑珍12亩，被告孔令昌13.4亩、37垄。原告在庙后的承包地的地邻（西）是那成贵，那成贵与孔令昌系地邻。1983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家六口人分得承包地26亩，地块坐落：庙后地12亩，东：宋玉刚，西：那成民；五节地14亩，东：那成民，西：宋玉学。1998年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调整时以原告为户名的土地承包合同即承包耕地26亩，得以延续承包经营。并依法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详见：证据二）。在承包期间因原告举家搬迁到外地生活，所以原告将其承包地不定期的流转给本村村民赵某、关某等人耕种（详见：证据五、证据八）。而原告自己并未实际耕种和经营管理；引发双方纠纷的地块为庙后各自的承包地的经营垄数。即原告以其在庙后的承包地为12亩，垄数应是30垄，而实际耕种是26.5垄，即少了0.8亩。被告在庙后的承包地是37垄，亩数应是13.4亩。但被告耕种的是37垄，面积却是14.8亩，即多出了1.4亩，所以原告以被告在2002年春霸占原告在庙后承包地两垄，每垄土地面积0.4亩，计0.8亩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孔令昌立即归还非法侵占的土地0.8亩；并赔偿侵占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48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上为本案事实。基于上述证据分析及事实认定，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经审理查明，原告在庭审中并未提供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在庙后的承包地12亩、垄数应为30垄的事实，也未提供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被告在其实际经营的37垄耕地中侵占了原告的承包地0.8亩的事实。所以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归还非法侵占的土地0.8亩；并赔偿侵占期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648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关淑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元，由原告关淑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福全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于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