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36301号原告：沈希晨，男，1986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倩，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雯秋，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妍雯，女，198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晨，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修稳，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希晨与被告陈妍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希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倩、胡雯秋、被告陈妍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希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28,600元(以128,6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192,527.37元；3.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自2018年10月起,被告陈妍雯以做生意为由向原告沈希晨多次借款,原告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现金存卡等方式先后借给被告陈妍雯253,600元。后原告向被告要求偿还借款,被告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拒绝归还。原告认为被告此举构成违约,且严重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如诉请。审理中，原告将其诉请变更为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5,500元，并支付以125,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7月23日(本案在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立案的时间)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归还原告代其在恒昌小贷公司贷款的7.5万元及南京银行贷款的5万元，共计贷款本金12.5万元，并向其支付恒昌小贷公司贷款的全部利息46,437.82元(恒昌贷款出具的还款计划中写到合同金额是121,437.82元，减去本金7.5万元即为贷款利息46,437.82元)、南京银行贷款的利息2,654.97元(南京银行贷款全部贷款利息21,734.97元减去被告已还的第一期1,830元，并减去原告用恒昌贷款所得的7.5万元中未给到被告的17,250元，并称该7.5万中其给了被告57,750元，具体包括：2019年1月21日其通过ATM以及柜台取款的5万元，代被告支出的中介费3,750元以及原告分别于2019年1月22日、3月1日、3月8日向被告转账3,000元、500元、500元，合计4,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0,000元。被告陈妍雯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其认为：第一，原、被告之间就涉案款项没有借款合意，双方的资金往来是双方谈恋爱期间正常的资金往来行为，包括赠与及一些日常生活开销。第二，从原告提供的所谓借款明细表可见，原告主张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中有交付凭证的只有58,600元，其余都是现金取款的，对此其均不予认可。且被告同时表示原、被告双方交往期间，被告也向原告陆续交付过22,830元，故双方之间届时存在正常的经济往来。第三，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是借贷合意，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涉案款项达成借贷合意，且原告现提供的交付凭证中有17万元都是现金支取，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原告主张的借款中，原告于2018年11月8日从南京银行取现的5万元与其同年11月14日至15日从建设银行取现的5万元是重复的。双方更没有就此出具过借条或以微信、短信等其他形式确认过存在借款合意，且原告诉称的交付方式也不符合一般借款的交付形式。第四，关于原告主张的恒昌公司以及南京银行的贷款，合同主贷人为原告，借款交付方亦为原告，与被告无关。综上，要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9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1,000元；2018年10月25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500元；2018年10月26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1,000元；2018年11月25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被告陈妍雯支付4笔款项，分别为1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计4万元；2018年11月26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9,000元；2018年11月30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600元；2018年12月8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500元；2018年11月6日，原告沈希晨通过支付宝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2,000元；2019年1月22日，原告沈希晨通过支付宝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3,000元；2019年3月1日，原告沈希晨通过支付宝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500元；2019年3月8日，原告沈希晨通过支付宝向被告陈妍雯支付款项500元。以上共计58,600元。2018年11月8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其名下南京银行账户提取现金50,000元。2018年11月14日，原告沈希晨通过ATM从其名下尾号为666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提取现金4笔，分别为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计20,000元；2018年11月15日，原告沈希晨从其名下尾号为666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支取现金30,000元；2018年11月21日，原告沈希晨通过ATM从其名下尾号为666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提取现金4笔，分别为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计20,000元;2019年1月21日，原告沈希晨通过ATM从其名下尾号为666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提取现金4笔，分别为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计20,000元;2019年1月21日，原告沈希晨在其名下尾号为6660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支取现金30,000元。以上合计170,000元。2019年1月21日，原告沈希晨通过微信向微信号为“momowhite”的案外人转账支付款项3,750元。以上共计232,350元。本院另查明，2018年11月7日，原告沈希晨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个人消费性借款5万元。该银行于当日向原告发放贷款5万元。2019年1月18日，原告沈希晨向恒昌小额贷款公司(“恒易贷”)申请贷款75,000元，合同总金额为121，437.82元，借款期限为36期，除第一期还款金额为3,818.69元外，其余期次还款金额为等额本息。2019年1月21日，该贷款公司向原告沈希晨名下尾号为6660的建设银行账户支付的款项71,181元(75,000元扣除第一期还款金额3,818.69元)。本院又查明，2018年11月29日，被告陈妍雯通过微信向原告沈希晨转账支付2笔款项，分别为2,000元，10,000元；2018年12月4日，被告陈妍雯通过微信向原告沈希晨转账支付200元;2018年12月5日，被告陈妍雯通过微信向原告沈希晨转账支付2笔款项，分别为4,000、3,000元;2018年12月19日，被告陈妍雯通过微信向原告沈希晨转账支付300元;2018年12月19日，被告陈妍雯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沈希晨名下南京银行账户转账支付款项1,830元；2019年1月18日，被告陈妍雯通过微信向原告沈希晨转账支付1,000元;2019年3月8日,被告陈妍雯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沈希晨转账支付500元。以上合计22,830元。本院还查明，2018年11月25日，原告沈希晨与被告陈妍雯作为共同承租人与案外人曹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以居住为由承租位为本市闵行区莘北路某处房屋1套，租赁期间约定为2018年11月26日至2021年11月25日。本院再查明，原告为本次诉讼支出律师费10,000元。审理中，原告沈希晨表示其经被告介绍后认识了前述微信号为“momowhite”的案外人，该案外人系为其办理恒昌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中介，原告向该案外人转账支付的3,750元系为贷款中介费。对此，被告表示对该中介信息无法核实，并认为该支付行为系原告为办理自己的贷款所为。审理中，原告提供其于2018年11月29日通过微信向案外人(微信昵称“东京站老沈”)转账支付12,000元的账单详情1份,并表示其于当日收到的被告向其转账支付的12,000元，系为代被告购买手镯。对此，被告表示与本案无关，收款方亦非被告。审理中，被告提供了上海市闵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出具的病史材料1份，称为证明其在2018年至2019年与原告同居期间，被告曾因原告做过人流手术。对此，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否认其与被告同居，称其与被告共同租房，仅是因为被告没有身份证，所以当时才帮她租的房屋。审理中，本院询问原告就本案主张的请求权基础，原告坚持认为本案系为民间借贷。审理中，本院询问原、被告为何关系，原、被告均表示双方原存在恋爱关系。审理中，本院询问原告能否就其诉称的借贷关系提供债权凭证，原告表示没有书面债权凭证，并表示当时原、被告双方是恋人，被告要借钱，原告只能给她。原告还称其支取的5万元现金是当天存入被告银行卡的，故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相关材料。对此，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双方因恋爱关系，相互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审理中，本院询问借款经过。原告表示，原被告于2018年9月相识，彼时被告说要还信用卡欠款，原告就先向其出借了2,000元。之后双方确立关系后，被告又说要开服装店但是没钱，称她认识银行的贷款中介，并将其介绍给原告。后，原告替被告向南京银行贷款5万元，再加上原告自有资金，全部转账给了被告，且被告每次都以资金不足为由向原告借钱。对此，被告表示，双方确实是在2018年9月相识，但认为原告所述的所谓借款经过并不属实，其认为原告所述的所谓因还信用卡故借给被告的钱，实际上是原告为追求被告而赠与被告的，且被告并没有因为要开店而向原告要钱。此外，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贷款都是其自行申请的，取钱还钱也是原告自己在操作，均与被告无关，其不同意承担相关还款责任。审理中，本院询问原告其主张的还款情况。原告表示，被告除了1,830元，再没有过其它还款，但是双方是恋人关系，被告开服装店失败后又说要开宠物店，原告只能继续借钱给她。对此，被告表示原、被告双方当时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本案中没有债权凭证是因为双方没有借款关系。其认为双方如果确实存在借款合意，至少会有微信或短信记录。原告在没有债权凭证的前提下还给被告转账多笔，且其当时也没有正式工作收入，账上却反复出现5万元的大额存取款，其认为很可疑。审理中，本院询问原告主张的恒昌公司小额贷款及南京银行贷款的主贷人情况。原告表示上述贷款主贷人均为原告本人，并表示当时被告征信记录不好，是黑户，但对此其并无证据。对此，被告对原告述称的其征信问题予以否认。审理中，本院询问原告就系争款项的催讨情况，原告表示通过短信向被告进行过催讨。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并称原告提供的所谓催讨短信内容中被告并无确认系争款项为借款的意思表示，反而是可以反映被告当时即明确向原告提出了对其所谓的催讨的异议。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相关债权人主张借款人归还借款，应当就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等法律要件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根据在案证据显示，原、被告之间互有转账付款行为。对于原告主张的微信、支付宝转账58,600元系借款，被告不予认可，并辩称双方届时因恋爱关系存在共同生活的情况，该款项系为双方交往中正常经济往来，并提供了租房合同、转账凭证等予以证明。对于原告主张的其通过现金交付的借款17万元，被告不予确认，原告虽请求本院依职权调取其将上述现金中5万元存入被告账户的银行记录，但鉴于原告在审理中亦未能提供其已就该款项与被告达成借款合意的初步证据，且即使该5万元确系原告存入被告账户，亦不能据此证明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依法不能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其在南京银行以及恒昌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等系为代被告申请，均为被告向其借款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既增加了融资成本，又扰乱了信贷秩序，根据调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相关规定，应当认定此类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对此，本院在审理中已向相关当事人予以充分释明，在此不再赘述。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系争款项发生时，双方存在恋爱关系，结合并无在案证据显示双方曾就系争款项是否为借贷性质作出过明确的意思表示，在此基础上，原告在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中仅有其向被告的付款行为，未有在其主张的所谓借款前与被告沟通出借事宜以及借款中向被告索要书面债权凭证等行为，更无证据证明在借款后原告就其诉称的“借款”进行过催款以及被告对此作出明确回应的意思表示，明显有悖常理。在此情况下，原告理应就其主张的原、被告对于系争款项存在借款合意进一步充分举证，否则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不利后果。但是，审理中原告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借款合意这一要件事实，故原告以借贷法律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对于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希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3,058.46元，由原告沈希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莫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 石娇书 记 员 戎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