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23民初5233号原告：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阜宁县阜城街道上海路459号。法定代表人：江志刚，该银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托，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华，江苏兴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健，男，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陈晓军，男，197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王蕾，女，1979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唐崎，男，197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万振霞，女，197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蒋海东，男，1976年9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王燕，女，197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被告：蒋银春，男，197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阜宁县。被告：陈晓霞，女，198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阜宁县。原告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农商行）与被告陈健、陈晓军、王蕾、唐崎、万振霞、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原告阜宁农商行于2020年10月29日、2020年11月20日，分别向本院提出对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和唐崎、万振霞的撤诉申请，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阜宁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胜华，被告陈晓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健、王蕾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阜宁农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陈健偿还阜宁农商行贷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133797.42元（此利息暂算至2017年6月30日，自2017年7月1日至实际还款日按合同约定年利率21.67485%计算）；2.判令陈健支付阜宁农商行案涉纠纷委托律师代理费8000元；3.判令陈晓军、王蕾、唐崎、万振霞、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中陈健应付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阜宁农商行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3.判令陈晓军、王蕾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松请求中陈健应付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2012年6月20日，陈健向阜宁农商行申请贷款200000元用于土地经营周转。2012年6月28日，陈健、陈晓军、王蕾、唐崎、万振霞、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与阜宁农商行签订《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借款合同》1份，该合同约定：陈健向阜宁农商行申请贷款200000元，陈晓军、王蕾、唐崎、万振霞、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自愿为陈健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2013年6月10日止在阜宁农商行处办理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200000元的借款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借款利率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还款方式按季结息，到期还本；借款人未按合同及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合同约定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因借款人、担保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2012年6月29日，阜宁农商行按约向陈健发放贷款200000元，该借款到期日为2013年6月10日，年利率为14.4499%。上述借款到期后，陈健未能履行还款义务，陈晓军、王蕾、唐崎、万振霞、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也未能履行担保义务。阜宁农商行数次向借款人、担保人主张权利未果，为此，阜宁农商行于2014年7月4日、2016年6月27日、2018年6月20日先后三次在江苏法制报进行公告催收上述贷款，各被告至今未能按约向阜宁农商行偿还贷款本息，为此原告特具状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健书面辩称，一、原告在《江苏法制报》发布公告，并自认为已完成了三次催收义务诉讼时效中断，有违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提供的《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借款合同》第十五条明确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担保人发出的有关本合同的通讯，以本合同载明的通讯地为送达目的地。”从该条款可以看出，双方对原告向被告催收债权的联系地点和联系方式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相反，合同的任一条款均没有约定，原告可以在未履行直接送达方式的情况下，直接向被告公告送达。故原告只有在穷尽了无法直接进行催收手段的情况下，才能依法适用公告催收的方式。现原告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直接进行所谓的公告催收，属于怠于依约履行催收义务，有违双方的合同约定。法院应该尊重双方合同中意思自治的原则；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依合同约定向本人履行了催收的程序，系举证不能。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双方对催收方式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告在长达近9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向原告邮寄过催收通知书，更没有到原告的家中进行过一次催收，甚至连举手之劳的电话催收都从来没有过。原告作为专业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对贷款的催收理应有一套规范的程序，如果曾经进行过催收，也必然会留下证据。但原告现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曾经向被告进行过直接催收债权。事实的情况是原告怠于行使催收的权利，一直没有向被告催收过，致使相关债务超过诉讼时效；三、被告一致居住在办理贷款时的住所，住所和手机号码一直没有改变，不符合法律上规定的“下落不明”。被告在原告处办理贷款时，留下了真实有效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在办理贷款后，一直居住在原住址，手机号码也一直保持通畅。此次法院也是通过本人一直使用的手机号码，依法向本人送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有力地印证了本人的联系方式一直没有改变。故原告直接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向本人催收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十条规定的适用前提条件“当事人下落不明”；四、原告的公告催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属于无效催收，从而不能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该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可以看出，适用公告送达的前提条件系是债务人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当事人直接送达的催收方式而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本案中原告从没有向被告直接催收债权，而是直接进行登报催收债权，严重影响了被告的权益。故属于无效催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资产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的第十条第二款不适用于本案。1.阜宁农商行不属于国有银行。通过查询天眼查软件得知，阜宁农商行全称为“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股东事实上是33家民营企业，具体的情况请法院查明，原告对自己企业的性质也是心知肚明。根据上述情况，阜宁农商行不属于国有银行，其资产也不属于国有资产，其在贷款中形成的不良贷款当然也不属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2.该司法解释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案中阜宁农商行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是经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存取款等信贷业务的银行，不是国家在特定时期为了剥离国有银行不良债务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资产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7条、第8条均规定，该司法解释的只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关案件的审理，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实践中不能扩大其适用的范围；六本案贷款时，陈晓军和银行工作人员称案涉贷款不用陈健偿还，有陈晓军的房屋予以担保。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因原告怠于行使催收的权利，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请求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晓军辩称，一、原告在《江苏法制报》发布公告，并自认为已完成了三次催收义务诉讼时效中断，有违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提供的《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借款合同》第十五条明确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担保人发出的有关本合同的通讯，以本合同载明的通讯地为送达目的地。”从该条款可以看出，双方对原告向被告催收债权的联系地点和联系方式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相反，合同的任一条款均没有约定，原告可以在未履行直接送达方式的情况下，直接向被告公告送达。故原告只有在穷尽了无法直接进行催收手段的情况下，才能依法适用公告催收的方式。现原告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直接进行所谓的公告催收，属于怠于依约履行催收义务，有违双方的合同约定。法院应该尊重双方合同中意思自治的原则；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依合同约定向本人履行了催收的程序，系举证不能。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双方对催收方式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告在长达近9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向原告邮寄过催收通知书，更没有到原告的家中进行过一次催收，甚至连举手之劳的电话催收都从来没有过。原告作为专业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对贷款的催收理应有一套规范的程序，如果曾经进行过催收，也必然会留下证据。但原告现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曾经向被告进行过直接催收债权。事实的情况是原告怠于行使催收的权利，一直没有向被告催收过债权，致使相关债务超过诉讼时效；三、被告一致居住在办理贷款时的住所，住所和手机号码一直没有改变，不符合法律上规定的“下落不明”。被告在原告处办理贷款时，留下了真实有效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在办理贷款后，一直居住在原住址，手机号码也一直保持通畅。此次法院也是通过本人一直使用的手机号码，依法向本人送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有力地印证了本人的联系方式一直没有改变。故原告直接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向本人催收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十条规定的适用前提条件“当事人下落不明”；四、原告的公告催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属于无效催收，从而不能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该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可以看出，适用公告送达的前提条件系是债务人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当事人直接送达的催收方式而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本案中原告从没有向被告直接催收债权，而是直接进行登报催收债权，严重影响了被告的权益。故属于无效催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资产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的第十条第二款不适用于本案。1.阜宁农商行不属于国有银行。通过查询天眼查软件得知，阜宁农商行全称为“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股东事实上是33家民营企业，具体的情况请法院查明，原告对自己企业的性质也是心知肚明。根据上述情况，阜宁农商行不属于国有银行，其资产也不属于国有资产，其在贷款中形成的不良贷款当然也不属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2.该司法解释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案中阜宁农商行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是经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存取款等信贷业务的银行，不是国家在特定时期为了剥离国有银行不良债务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资产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7条、第8条均规定，该司法解释的只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关案件的审理，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实践中不能扩大其适用的范围；六、原告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被告主张承担担保责任，现已丧失了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原告提供的《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合同》第九条规定“一次性还款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两年；分期偿还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借款到期日起两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本合同债务被贷款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贷款人确定的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时效是两年。本案中合同约定的被告陈健的借款系按期结息，借款时间是2012年6月29日，那么首次结息时间应该是2012年9月30日，但被告陈健一直没有偿还过利息和本金，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起算时间，应该从2012年9月30日开始计算。债权人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是原告的法定义务。因为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在主债务人不履行时，由保证人承担代为履行或连带责任的协议。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并意味着在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建立了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保证合同成立仅为债权人设立了要求保证人承担代偿责任的期待权。保证责任是否真正产生，一方面取决于主债务人是否依约清偿债务，同时还取决于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定方式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本案中主债务人未承担偿还债务利息、本金的义务，但原告未能及时通过合同约定或者合法的方式向被告主张过承担保证责任。在双方合同有明确约定通过直接送达的方式主张权利，且被告并没有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原告通过不合法的公告方式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明显损害了被告的权益。而且使被告在不清楚主债务人是否履行了偿还义务的情况下，其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同时因原告长期未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无形中造成了高额的利息，加重了被告保证的责任，有违法律上的公平公正。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因原告怠于行使保证责任和催收的权利，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请求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蕾书面辩称，一、原告在《江苏法制报》发布公告，并自认为已完成了三次催收义务诉讼时效中断，有违双方合同的约定。原告提供的《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借款合同》第十五条明确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担保人发出的有关本合同的通讯，以本合同载明的通讯地为送达目的地。”从该条款可以看出，双方对原告向被告催收债权的联系地点和联系方式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相反，合同的任一条款均没有约定，原告可以在未履行直接送达方式的情况下，直接向被告公告送达。故原告只有在穷尽了无法直接进行催收手段的情况下，才能依法适用公告催收的方式。现原告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直接进行所谓的公告催收，属于怠于依约履行催收义务，有违双方的合同约定。法院应该尊重双方合同中意思自治的原则；二、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依合同约定向本人履行了催收的程序，系举证不能。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双方对催收方式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原告在长达近9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向原告邮寄过催收通知书，更没有到原告的家中进行过一次催收，甚至连举手之劳的电话催收都从来没有过。原告作为专业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对贷款的催收理应有一套规范的程序，如果曾经进行过催收，也必然会留下证据。但原告现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曾经向被告进行过直接催收债权。事实的情况是原告怠于行使催收的权利，一直没有向被告催收过债权，致使相关债务超过诉讼时效；三、被告一致居住在办理贷款时的住所，住所和手机号码一直没有改变，不符合法律上规定的“下落不明”。被告在原告处办理贷款时，留下了真实有效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在办理贷款后，一直居住在原住址，手机号码也一直保持通畅。此次法院也是通过本人一直使用的手机号码，依法向本人送达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有力地印证了本人的联系方式一直没有改变。故原告直接通过登报公告的方式向本人催收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十条规定的适用前提条件“当事人下落不明”；四、原告的公告催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属于无效催收，从而不能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该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据此可以看出，适用公告送达的前提条件系是债务人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当事人直接送达的催收方式而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本案中原告从没有向被告直接送达催收，而是直接进行登报催收，严重影响了被告的权益。故属于无效催收，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资产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的第十条第二款不适用于本案。1.阜宁农商行不属于国有银行。通过查询天眼查软件得知，阜宁农商行全称为“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股东事实上是33家民营企业，具体的情况请法院查明，原告对自己企业的性质也是心知肚明。根据上述情况，阜宁农商行不属于国有银行，其资产也不属于国有资产，其在贷款中形成的不良贷款当然也不属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2.该司法解释适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案中阜宁农商行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而是经人民银行批准从事存取款等信贷业务的银行，不是国家在特定时期为了剥离国有银行不良债务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理解和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资产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7条、第8条均规定，该司法解释的只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关案件的审理，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实践中不能扩大其适用的范围；六、原告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向被告主张承担担保责任，现已丧失了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原告提供的《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合同》第九条规定“一次性还款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两年；分期偿还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借款到期日起两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本合同债务被贷款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贷款人确定的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的时效是两年。本案中合同约定的被告陈健的借款系按期结息，借款时间是2012年6月29日，那么首次结息时间应该是2012年9月30日，但被告陈健一直没有偿还过利息和本金，被告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起算时间，应该从2012年9月30日开始计算。债权人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是原告的法定义务。因为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在主债务人不履行时，由保证人承担代为履行或连带责任的协议。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并意味着在债权人和保证人之间建立了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保证合同成立仅为债权人设立了要求保证人承担代偿责任的期待权。保证责任是否真正产生，一方面取决于主债务人是否依约清偿债务，同时还取决于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定方式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本案中主债务人未承担偿还债务利息、本金的义务，但原告未能及时通过合同约定或者合法的方式向被告主张过承担保证责任。在双方合同有明确约定通过直接送达的方式主张权利，且被告并没有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原告通过不合法的公告方式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明显损害了被告的权益。而且使被告在不清楚主债务人是否履行了偿还义务的情况下，其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同时因原告长期未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无形中造成了高额的利息，加重了被告保证的责任，有违法律上的公平公正。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因原告怠于行使保证责任和催收的权利，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均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请求一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证据规则、具体案情和法律规定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6月20日，陈健因需向阜宁农商行借款，借款申请表载明：借款人陈健，借款人配偶张某，借款金额200000元，借款用途：土地经营周转，还款方式：一次性偿还，保证人：陈晓军、蒋海东、唐崎、蒋银春。陈健在申请人处签名并捺印，张某在借款人配偶处签名并捺印，陈晓军、王蕾在担保人处签名并捺印，另有唐崎、万振霞、蒋银春、陈晓霞、蒋海东、王燕字样在担保人处签名。2012年6月28日，陈健作为借款人，阜宁农商行作为贷款人与陈晓军、蒋海东、唐崎、蒋银春作为保证人签订《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借款合同》1份,合同中约定：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借款，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用款申请和贷款人的可能，分次向借款人发放借款。借款时间为2012年6月28日起至2013年6月10日止，保证人在贷款人处办理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200000元整的借款提供担保。在此期间和最高本金余额内，借款人可循环使用借款额度，不再逐笔签订借款合同，每笔借款的金额、期限、利率、还款方式、借款用途等以借款凭证为准。借款凭证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本金余额内，贷款人发放借款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本借款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一次性还款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二年；分期偿还的，保证期间为每笔借款到期日起二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本合同债务被贷款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贷款人确定的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因借款人、保证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得费用，贷款人向借款人/担保人发出的有关本合同的通讯，以本合同载明的通地为送达目的地。若借款人/担保人变更通讯地址，应当及时书面通知贷款人；否则，贷款人发出的通讯，在一定合理期限后即视为送达等合同事项。陈健在借款人处签名捺印，陈晓军、王蕾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另有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唐崎、万振霞字样在担保人处签名。借款人、各担保人均未有在上述合同上预留地址。2012年6月29日，陈健立据向阜宁农商行借款200000元，转入账号为62×××05，贷款用途为建筑业，贷款种类为短期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年利率为14.4499%，借款到期日为2013年6月10日，结息方式为每季，21日结息。上述借款到期后，陈健未能履行还款义务，陈晓军、王蕾、蒋海东、王燕、蒋银春、陈晓霞、唐崎、万振霞均未能履行担保义务。原告阜宁农商行分别于2014年7月4日、2016年6月27日、2018年6月20日在《江苏法制报》公告催收案涉债权。阜宁农商行委托江苏兴时代律师事务所主张案涉债权，支付律师费8000元。本案争议的焦点:阜宁农商行公告催收是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和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借款人陈健及担保人陈晓军、王蕾于2012年6月28日与阜宁农商行签订《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陈健于2012年6月29日向阜宁农商行立据借款，借款到期日为2013年6月10日，其诉讼时效期间和保证责任的期间均应当从2013年6月10日起算，计算至2015年6月10日。现查明阜宁农商行于2014年7月4日、2016年6月27日、2018年6月20日，即诉讼时效届满和保证责任期限届满前在《江苏法制报》上刊登了向借款人及担保人清收债权的公告，表明债权人已对借款人、保证人有公告催收行为，该公告催收行为能够产生债权人对债务人、保证人的诉讼时效中断，案涉借款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6月20日重新开始计算，现阜宁农商行于2020年9月16日向本院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陈健作为借款人，阜宁农商行作为贷款人，陈晓军、王蕾作为保证人三方应依据《最高额自然人担保借款合同》，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权利、义务。阜宁农商行依约履行发放贷款义务，陈健负有按期偿还借款的责任，陈晓军、王蕾负有担保责任，陈健未按约归还借款200000元，担保人陈晓军、王蕾未履行担保责任，故对阜宁农商行要求陈健承担偿付借款200000元，陈晓军、王蕾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阜宁农商行要求陈健支付自2012年6月29日起至2013年6月10日止，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为14.4499%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亦予以支持。对于阜宁农商行要求陈健支付自2013年6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为21.67485%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依据我国法律对贷款法律关系的理解，贷款利率应当受到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对贷款利率进行限制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原则。由于我国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可见，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被限制在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但从合同法的体系中可以甄别民间借贷利率之所以被限定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并非是因为借贷形式为民间借贷，而是因为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规定的存在。据此，无论是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或者金融借款，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均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因此，对于阜宁农商行要求陈健支付自2013年6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的按照年利率21.67485%计算的诉讼请求，依法调整为阜宁农商行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年利率15.4%计算利息。担保人陈晓军、王蕾应依据合同的约定对上述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借款人、担保人是否应承担律师费用的问题。因合同约定：“借款人、保证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承担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实现债权得费用”，且阜宁农商行支出了律师费8000元，故陈健、陈晓军、王蕾应承担上述费用。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健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1、2012年6月29日起至2013年6月10日止，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4.4499%计算；2、2013年6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二、被告陈健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委托律师代理费8000元；三、被告陈晓军、王蕾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26元，减半收取3213元，由被告陈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吴菊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陈 勇书 记 员 吴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