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4820号原告：成某某，女，201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理人：孙某，女，198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原告母亲。原告：孙某，女，198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北路6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10045535063XD。法定代表人：曹杰，职务：院长。委托代理人：赖吉虹，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羚，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成某某、孙某诉被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兼原告成某某法定代理人），被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委托代理人赖吉虹、李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共同诉称：原告孙某是广州市市公医，南沙只有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广州市南沙中心医院）是唯一一家市公医记账点，原告孙某自2015年10月在南沙中心医院产检，在做过唐氏筛查后，该院林乔儿医生说原告孙某小孩患有唐氏综合症，建议患者自费几千元做无创DNA进行产前诊断，原告孙某具有医学背景，认为自己的孩子不会患唐氏综合症，而且唐氏综合症有特殊面容可以通过彩色B超查出来，原告孙某请求林乔儿医生早点开彩色B超单，好早点排队，遭到拒绝，由于原告孙某怀孕期间在南沙居住工作，一直在南沙中心医产检，等安排原告孙某做彩色B超时，胎儿已经七个月，却被告知小孩有问题，并推诿原告孙某不要继续在该院产检，产后原告多次找到该院医务科，均态度恶劣，原告向多位医学和法学专家咨询此事，得知该院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七条经产前检查，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而该院在原告孙某产前检查期间不具有产前诊断资格，涉嫌非法行医罪，原告孙某胎儿在发育到七个月时，被告告知胎儿有问题，未告知原告是否要引产胎儿，是否可以治疗，治疗效果怎么样等问题，严重侵犯原告孙某的知情权和优生优育权，由于当时二胎放开，多家医院爆满，原告孙某被广州市多家医院拒绝，无法继续做产前诊断，无法开具医学鉴定书，无法分娩胎儿，致使原告孙某的胎儿成某某错误出生，由于胎儿头过大，原告孙某出现难产情况，生殖系统受到严重损坏，至今无法过婚姻生活。成某某出生后被诊断是先天性颅脑畸形Dandy-Walker畸形，无法治愈，生活无法自理，有智力问题。该院诊疗行为严重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给原告孙某和成某某带来巨大痛苦，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无法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由于原告只有在南沙中心医院就医，自原告去过医务科后在就医过程中遭到被告刁难，《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该院在原告孙某怀孕期间是独立法人，不具有产期诊断资格却进行产前诊断，原告孙某第一次怀孕不知道政策内引产程序，该院医务人员医德和法律知识缺失，延误原告病情，致畸形儿错误出生和原告孙某严重的身体损害的后果，该院医务科不作为，故起诉至贵院，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裁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残疾人赔偿金等合计2862000.4元（包括：1、原告成某某住院医疗费30093.4元；2、原告成某某住院期间二人陪护，按照全陪护工标准每天260元，住院22天，总费用2×260×22＝11440元；3、原告成某某住院营养费每天100元，共计2200元；4、原告成某某残疾人赔偿金55099×30年＝1652970元，2018年广州统计局显示广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099元；5、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5099×3年＝165297元，2018年广州统计局显示广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099元；6、原告孙某生育大头胎儿对生殖系统造成损害不能过婚姻生活，唯一的女儿成某某今后无法尽赡养义务，无培养价值，伤心过度几年无法上班，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故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两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妊娠中期产前筛查评估报告，证明被告告知我胎儿有21三体，证明有唐氏的高风险；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院记录；3、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证据2、3证明成某某有颅脑畸形，是由脑囊肿引起的；4、病历本，证明2016年2月19日当时被告建议让我做无创DNA基因检测，当时我说要做也是去广医三院；5、关于患者孙某就诊疑问的书面答复，证明被告自己承认没有产前诊断资格，所以被告无法开具医学原因引产证明；6、残疾人证，证明小孩先天性残疾，颅脑畸形是属于刑法里的重伤；7、病历。被告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原告孙某诉称被告延误其病情导致畸形儿错误出生以及使其遭受严重的身体损害，目前原告提供的证据初步显示原告成某某患有的是先天性颅脑畸形，这是先天性疾病，且孙某自称2016年6月12日因分娩时胎儿头部过大，生殖系统受到严重损害，也就是说2016年6月12日原告就已经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根据《民法通则》136条第一款、137条规定适用1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于2017年6月12日届满，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过诉讼时效；2、原告成某某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应驳回其起诉。根据民法总则第13条，在孙某与被告发生法律关系时，成某某尚未出生，只是母体中的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亦不具备民事诉讼资格，另外，成某某自孙某受孕时即患残疾，其残疾原因是先天性的，并不是被告的医疗行为导致，被告的医疗行为不存在侵害成某某的生命健康权等法律关系；3、被告在原告孙某就诊期间，已经通过口头及书面方式多次提醒并告知胎儿脑积水等风险并建议原告孙某至专科医院就诊，被告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责任：（1）原告孙某在被告处没有建档，也没有进行规律产检，孕期仅在被告妇产科有三次就诊记录，分别是2015年10月24日的妇科、2015年12月29日产科和2016年2月19日产科，在2016年1月5日被告已提醒原告胎儿存在高风险，建议其做产前筛查，2016年2月19日被告医生也提醒原告胎儿存在21三体高风险，并建议其进行相应的诊断，但原告要求自行至广医三院做，被告出具的超声报告提示原告胎儿脑积水，建议专科医院检查，原告取得被告出具的报告后没有重新回到被告的门诊医生处，至于其有无到其他医院进行检查，此部分证据是由原告掌握。在被告诊断过程中，被告诊断规范已尽到说明告知义务，不存在过错。原告孙某陈述其自身有医学背景，在被告已经告知胎儿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诊断的情况下，原告孙某并未遵照医嘱，其自身应对成某某的出生承担全部责任；4、原告称只有在南沙医院就诊，被广州市多家医院拒绝无法继续做产前诊断与事实不符：（1）原告孙某在向广州市南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反映情况时称“我孩子是因为……做的数据与其他医院相差6毫米之多”可以看出原告是在其他医院就诊的；（2）孕期检查一般需要12次左右，孙某自称其具有医学背景，不可能不了解规律产检的重要性，而孙某孕期未在被告处建档，仅仅在被告处就诊三次，因此，孙某孕期不可能没有在其他医院就诊；（3）自2016年2月25日，被告明确告知孙某的胎儿存在脑积水后，孙某就再未回到被告处就诊，至2016年6月12日，孙某生产，这期间长达4个月的时间，孙某明知胎儿有问题，如果没有至其他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与常理不符，且该部分责任应由孙某自己承担；（4）孙某并未在被告处分娩，至少说明其应该其在其他医院就诊并分娩；5、原告成某某的出生及孙某自称的因难产造成的严重身体损害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1）成某某所患畸形为原告自身因素导致，而不是因为被告的医疗行为，一个异常的胎儿表型可以是由环境因素、染色体异常等原因引起的，与医院医疗行为无关；（2）由于超声技术的局限性，超声检查并不能发现所有的畸形，技术的局限性不是医院的过错；（3）在被告通过唐氏筛查及超声发现孙某的胎儿存在问题后，被告多次告知孙某应至专科医院进一步诊断，但孙某并未遵照医嘱，在第三次就诊领取B超报告后，孙某也未回到产科医生咨询，说明孙某依从性差，这是畸形胎儿出生的重要原因。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广州市南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答复意见》，证明：（1）、孙某就诊的门诊病历由其本人保管，广州市南沙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曾两次要求孙某尽快提供有关资料以便调查了解事件情况，但孙某一直拒绝提供；（2）、孙某在怀孕期间在被告处仅就诊三次；（3）、2016年2月19日孙某在被告处就诊，被告已提示胎儿脑积水；2、孙某《信访件》，证明：（1）、孙某自称在2016年6月12日分娩；（2）、孙某做大排畸时，被告已经告知存在问题，孙某却没有回被告产科处就诊，孙某应对其自身行为承担后果；（3）、孙某有到其他医院就诊，与起诉状陈述相互矛盾；（4）、被告已尽到告知义务，生下孩子是孙某自我判断和自我选择，被告不存在过错；3、《关于患者孙某信访件的答复》，证明：（1）、孙某就诊过程中，被告诊疗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2）、孙某在完成超声检查后，未再回被告产科就诊，未能做进一步诊疗，系其个人原因，应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3）、孙某有在省妇幼在内的多家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与起诉状陈述相互矛盾；（4）、孙某生下孩子是基于自我考量，与被告无关；4、《孙某就诊材料》，证明：（1）、被告在超声影像图文报告中告知“超声检查准确性受诸多因素影响，此被告是影像检查结果，请以病理诊断或临床诊断为准，与本次检查相关的医疗活动应充分了解上述因素并与临床医生沟通。（2）、2016年2月25日超声影像图文被告单中，被告已提示“胎儿脑积水，建议专科医院检查”；5、《2017年7月3日09点30分孙某来访医院的录音》，证明：（1）、孙某有在其他医院就诊，与起诉状陈述相互矛盾；（2）、孙某生下孩子是基于自我考量，与被告无关；（3）、大排畸检查出胎儿存在问题后，被告已为孙某开具转诊单，建议其到上级医院就诊。经审理查明：孙某系成某某母亲，成某某出生于2016年6月12日。原告提交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院记录显示，成某某于2018年10月25日入院，2018年11月16日出院，入院诊断为：1、胎儿Dandy-walker综合征(dandy-walker畸形)；2、脑积水；3、胼胝体缺如；4、智力发育迟缓。原告孙某并未在被告处就产检做定点建档并规律产检。庭审时原告孙某确认其怀孕后，曾在被告处三次就诊，分别为：2015年10月24日在被告处做抽血检查，当时没有发现异常；2015年12月29日进行唐氏筛查，提示高风险；2016年2月19日做了超声检查，做B超检查后医生建议其去广东省妇幼保健番禺分院就诊，后来其自行去了广医三院做了检查。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孙某分别于2015年11月21日、2015年12月29日、2016年2月24日在被告处做了超声影像检查，于2015年12月30日进行了血清采样。姓名为孙某，日期为2015年11月23日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超声影像图文报告单》显示，超声提示：子宫增大，宫内妊娠（11周，活胎）。姓名为孙某，日期为2015年12月29日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超声影像图文报告单》显示，超声提示：宫内妊娠，活胎（如孕约16＋周大小）。姓名为孙某，日期为2016年1月4日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妊娠中期产前筛查评估报告》显示，产前筛查评估结果：评估注释：唐氏综合征（Downs）的危险度超过筛查标准，属高风险。姓名为孙某，日期为2016年2月25日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超声影像图文报告单》显示，超声提示：宫内妊娠，单活胎，胎儿双顶径约28周，腹围24＋周。胎儿脑积水，建议专科医院检查。原告孙某于2016年2月19日的病历显示，医生诊断：21-三体高风险，建议行胎儿无创DNA基因检测（要求往广医三院做）。原告孙某在2016年2月25日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超声影像图文报告单》出具后未再至被告处就诊。原告孙某认为虽然被告在检查时告知其胎儿是脑积水，但其认为脑积水属于可以治疗的疾病，并不导致其作出终止妊娠的决定，认为被告此行为属于漏诊，导致其延误病情。被告称其已经建议原告孙某至专科医院检查，其已经尽到筛查及告知义务，不存在误诊漏诊。原告孙某在庭审中自述“被告当时给了我B超单，当时没有去医生处复诊，当时B超医生叫我不要在这里看，去其他医院，我就去了广医三院。去到广医三院检查到胎儿侧脑室有缩小，当时影响了我的判断，让我认为小孩是可以要的”。庭审时原告孙某称原告成某某在贵阳一家医院出生，被告确认其无产前诊断资格。本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向本院申请对被告针对原告孙某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及对被告针对原告孙某的诊疗行为与原告成某某先天性残疾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本院通过摇珠选定了肇庆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作为鉴定机构，但该机构表示不接受肇庆市以外的鉴定委托，故本院重新摇珠选定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该中心于2020年7月15日发出《联系函》，告知将于2020年7月30日上午9点10分在指定地点召开鉴定人、双方当事人见面会，但原告孙某经通知后未依照该通知到场。该中心于2020年8月3日发出《终止鉴定告知书》，告知由于仅见到医方人员而患方人员未派人参加见面会（陈述会），导致本案不能正常进行见面会（陈述会），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故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后本院主持双方再次协商鉴定机构，双方同意由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或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继续鉴定。经本院书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书面答复曰因本案案情复杂，畸形儿成因多种，无法判断其因果关系，故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五）之规定不予受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书面答复曰对于成某某先天性残疾与被告的诊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从技术上进行鉴定，另根据患方民事起诉状，患方认为被告在其产检期间不具有产前诊断资格，涉嫌非法行医，因本中心不具备对事实性问题进行认定的资质和能力，亦不具备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故对于上述相关问题超出本中心技术鉴定范畴，本中心仅能对合法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因此，本中心无法完成贵院的委托。故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之规定，本中心对该案予以退案处理，并将病历资料等材料一并退回。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因原告孙某未按照通知参加鉴定机构组织的见面会导致司法鉴定无法继续进行，应由原告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孙某认为被告未尽到准确诊断及及时告知的义务导致其延误病情并作出错误判断，根据庭审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相应证据，被告在原告孙某于2015年12月29日进行唐氏综合征筛查时即提示其存在高风险；病历亦显示原告孙某于2016年2月19日就诊时医生提醒其21-三体高风险，建议行胎儿无创DNA基因检测；2016年2月25日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超声影像图文报告单》则提示胎儿脑积水，建议专科医院检查。被告上述医疗行为说明其尽到了客观上的注意义务，已经向原告孙某提示胎儿的异常情况及告知相应的为避免损害结果发生的适当措施。生育是人生重大的事情，孙某应以谨慎的态度予以对待。关于胎儿的出生，如何判断和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医学、伦理、情感等复合因素，更何况原告孙某并不仅仅在被告处检查、就诊。现原告要求被告对患儿的出生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某、成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848元，由原告孙某、成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 岚人民陪审员  郭顺潮人民陪审员  韦国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古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