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16民初80454号原告：董相才，男，196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维沂，天津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天津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宇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旭日路188号。法定代表人：沈元利。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嗣文，天津正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凯生，北京中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毛建钧，男，197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多仲，天津满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蕊，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名：天津华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港塘公路西侧（天津港顺通建材有限公司市场内A9号）。法定代表人：孙凤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多仲，天津满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长缨，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董相才诉被告天津宇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达公司）、毛建钧以及第三人天津众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郑维沂，被告宇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嗣文，被告毛建钧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多仲、孙蕊，第三人华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多仲、宋长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宇达公司给付原告工程款8492477元及利息（以8492477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毛建钧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4月间，原告与被告宇达公司业务代表毛建钧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分包了被告宇达公司总承包的“天津厦翔化工管材物流中心一期工程”中的c1#、C2#二栋车间，该工程于2013年初竣工，计建筑面积13044平方米，造价2832.69万元（其中建筑款2685.69万元，打桩款147万元），但被告宇达公司通过被告毛建钧仅给付原告951.8万元及垫付材料和人工费573.88万元，尚欠原告工程款13070077元未给付，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宇达公司至今不与原告结算及给付尚欠工程款，被告毛建钧扣押宇达公司给付原告的部分工程款不予给付，故二被告负有连带给付原告工程款之责任。综上，二被告拖欠原告巨额工程款，致使原告权益受损，现特提起诉讼，恳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宇达公司辩称：首先，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贵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诉状所称毛建钧是宇达公司代表不是事实，原告未与被告宇达公司形成建筑施工关系，被告宇达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与原告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对于宇达公司的起诉。被告毛建钧辩称：第一，毛建钧并非宇达公司的业务代表；第二，在天津厦翔化工管材物流中心一期工程中的c1、c2二栋工程中，受天津华大建中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负责履行华大公司与宇达公司建筑施工的履行及上述项目的结算和收款等事宜，毛建钧属于职务行为，本人不作为承担付款义务的主体；第三，对毛建钧个人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的经济纠纷及债务，综上三点，原告起诉毛建钧主体不合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第三人华大公司述称，本案被告毛建钧是华大公司在天津厦翔公司的项目经理，与原告之间在进行的工程有关的事项均是代表华大公司行使，毛建钧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相关的权利义务应归属华大公司。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和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庭审中，被告毛建钧和华大公司称，工程系宇达公司自厦翔公司处总承包了所有工程之后分包给华大公司，毛建钧作为华大公司的代理人与原告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由原告进行C1、C2两栋楼的施工。对此，原告称C1、C2两栋楼整体均由原告施工，而毛建钧和华大公司则称打桩是青龙建筑公司干的，其他是原告干的；宇达公司称涉案工程桩基部分工程是天津市青龙建筑有限公司做的，与原告无关，桩基部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青龙公司。原告主张桩基部分也是原告施工，原告是借用了青龙公司的执照做的，打桩费已经支付了105万元，都在已付费用中；对此毛建钧称，桩基部分和毛建钧没有关系，是宇达公司直接分给青龙公司的，且毛建钧称其支付给董相才的费用中不包括桩基费用。另，原告庭审中表示其主张的费用中不包含桩基费用，鉴定的范围也不包含打桩。宇达公司认可将厦翔项目分包给华大公司，至于华大公司之后的环节，宇达公司表示不知情。但宇达公司仅提供了其与华大公司签订的关于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的分包协议，对此宇达公司解释为宇达公司和华大公司的结算方式是单项工程结算的，有施工费用也有材料采购费，材料费是见票结算的，双方没有签订其他协议。宇达公司称其与华大公司约定的工程款是2171万元，宇达公司自厦翔公司处中标的合同中C1、C2两栋楼每个都是11723426元，合计23446582元，在此基础上下浮7.5%，最后金额为21688338元，宇达公司的利润就是这7.5%，其中包括管理费和税费。庭审中宇达公司以及毛建钧和华大公司提供的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的分包协议有四份，合计金额为10934803元，对于21688338元中其余部分，宇达公司称全部都是材料费。对于为何仅签订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工程，宇达公司解释为合同管理上不允许主体进行分包，所以双方订立了二次装修的协议。在宇达公司与华大公司签订的分包协议中，毛建钧为分包项目经理，华大公司亦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华大公司委托毛建钧为其代理人代表华大公司办理C1C2二次结构装饰装修项目的结算、收款等事宜。董相才认为董保林、张桂海涉嫌职务侵占，并就此曾向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经侦支队报案，公安部门分别与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经侦笔录，后该案经公安部门审查认为不属于犯罪行为，决定不予立案。董相才主张毛建钧是以宇达公司的代理人身份与其达成的口头分包协议，但没有相应证据。后原告表示毛建钧在2017年12月5日的经侦笔录中曾表示“确切地说是天津滨海新区厦翔工程项目是我承揽的”，原告据此认为毛建钧与宇达公司是挂靠关系。在2017年12月22日的经侦笔录中，毛建钧自述：2011年上半年我接触到滨海新区大港轻纺城有厦翔物流城工程项目工程，我使用天津华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承揽了该工程的C1C2号楼以及后面的五栋楼总共7栋，总承包方是宇达公司，我和宇达公司没有合同或协议，在最后结算的时候会补充一份合同或协议，就是为了防止发生纠纷。我将C1、C2号楼发包给了董相才，双方没有签订合同。董相才当时自己有天津开发区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没有资质，于是董相才承揽该工程，就相当于我公司下面的一个施工队，使用我的资质，即华大公司，这是我挂靠的企业。该工程是2011年上半年发包，开工是在2011年夏天的时候，完工在2013年年初。董相才承包两栋楼，双方结算应支付给董相才20190552元。毛建钧自述其已经支付19636823元，再加上后来董相才出狱后，毛建钧又给了董相才37万元。另查，2017年12月21日，宇达公司工作人员董鑫接受公安部门的调查，经侦笔录中记载董鑫为宇达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其陈述：毛建钧承包过宇达公司大港轻纺城厦翔物流城工程项目，毛建钧使用过华大公司的名义承揽该工程；宇达公司将厦翔物流城工程项目发包给毛建钧签过一份GF-1999-0201的施工合同，该工程中有七个楼交给毛建钧干；该工程的施工是自2011年5月份开始，董鑫知晓毛建钧手下干C1C2的负责人被公安局抓了；对于支付工程款的情况，宇达公司未向毛建钧支付全部工程款，大概还差毛建钧1000万元左右；董鑫提供了GF-1999-0201的施工合同，该合同为厦翔公司与宇达公司之间签署的施工合同，还提供了宇达公司预计负债明细账，明细账中所列均为付毛建钧厦翔工程相关款项，在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工程结算付款凭证中显示宇达公司支付毛建钧185000元，开票单位为天津市长城商贸有限公司。在拨款申请单中，收款方为天津市长城商贸有限公司（毛建钧）。又查，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包括“被告提交的部分付款凭证”，庭审中宇达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证据能够显示：2011年11月16日毛建钧以个人名义向宇达公司交纳管理费136000元，此外毛建钧还于2012年1月17日为宇达公司手写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宇达公司管理费6万元。二、关于应付工程款数额原告主张工程总造价2832.69万元，原告提供没有被告方签字施工预算书，原告自行计算工程造价2832.69元，其中打桩147万元，其余部分是2685.69万元。被告及第三人对此不予认可。后，关于案涉C1、C2两栋楼的工程造价，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天津市越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伙事务所对天津厦翔化工管材物流中心一期工程（三标段）C1#和C2#项目整栋建筑（不含桩基部分）的工程造价作出鉴定意见，造价鉴定金额为22699900元，其中建筑工程含税总计14313780元，税金为485376元；装饰装修工程含税总计5601032元，税金为189930元；给排水工程含税总计693920元，税金为23530元；采暖工程含税总计943098元，税金为31980元；电气设备安装工程含税总计965912元，税金为32754元；建筑智能化系统设备安装工程含税总计182158元，税金为6176元。因原告提供的电子版图纸缺少楼梯的结构详图，无法对钢筋进行计算，此项费用鉴定报告中未包括。经核算，造价总金额中税金部分为769746元。经鉴定人员测算，造价总金额中包括管理费583480元。扣除税金及管理费后，工程总造价为21346674元。原告认可鉴定鉴定结论，并要求对于报告中提到的第三条第四项其它说明中对楼梯钢筋未计算的事项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被告及第三人不认可鉴定结论，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原告在庭审中曾认可宇达、毛建钧收取四个点的管理费，税金从工程款中扣除。董保林到庭作证时陈述：340万元对应的是316.9万元的转账，316万元的收条也是同一笔钱，340万与316万之间的差额包括佣金、提成、税金。董保林认为收到的316.9万元相当于340万元的工程款，原告方当时挂账就是340万元。另，被告方及第三人提交宇达公司董鑫和毛建钧于2014年1月29日手写签署工程款确认单，该证据显示双方确认C1C2两栋楼实际结算工程款为21688335.96元。三、关于已付工程款数额的审核认定原告曾表示2011年封顶时毛建钧给了3169000元，到了2012年中期给了3580000元左右。而毛建钧庭审中表示总工程款是20190552元，已付董相才19636823元，包括垫付的材料及人工费以及董相才的个人借款。对此，华大公司称已付款19826823元，至于该款项的构成华大公司称以原告诉状中列明原告已收951.8万元＋5738823元+457万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2020年11月2日的庭审中，原告当庭将诉讼请求从原来的13070077元，调整为8492477元及利息，并表示在诉状中明确已付工程款包括打桩款105万元，鉴于原告不主张打桩款了，所以把105万扣除，扣除后已付工程款为84686000元。董相才在经侦处笔录中曾经陈述，工程总价款为2000余万元，我陆续投资900余万元。2012年8月陆续从毛建钧处回款约700万元。据至2017年，我直接找到毛建钧追问工程款情况，被告知剩余1200万元的工程款早已被董保林、张桂海以人工费材料费等为由结算走，只剩下尾款几十万元。我找到董保林、张桂海2人，询问2人说工程赔钱了，拒不交出账目。董相才自称承揽该工程使用的是天津开发区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董保林在2017年12月26日的经侦笔录中曾经陈述，原告承揽的厦翔物流城Ｃ1、Ｃ2两栋楼刨去税金，宇达公司的管理费和给毛建钧介绍工程的费用等相关费用后，大概是1900多万元，实际总费用应该是2100万元左右，毛建钧还欠我们工程款600多万元。对于340万的收款证明和316.9万元的转账凭证，毛建钧在经侦笔录中陈述与董保林一致，对于编号为0004108的3160000元的往来收据，毛建钧称该笔款项与3169000元不是一笔钱。3160000元是2012年6月11日支付的，两笔钱金额也不同。对于316万元是以什么方式支付给董相才的问题，毛建钧回答就是若干笔钱加在一起计算的，不是一次性支付，但由于时间太久，没有支付的凭证了。结合上述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院认为关于已付款金额的查明，经过当事人核对，原告方人员所打的众多收条中有的载明了现金，有的未载明现金。原告还曾以借条的形式自毛建钧处取得多笔款项。双方无争议的款项为垫付材料费及人工费5738823元，以及支付工程款2770000元，包括：2012年6月13日原告打的10万元借条、10万元的收条，还有40万元的借条；2012年6月21日原告打的20万元的借条；2012年7月13日原告打的20万元的收条；2012年7月29日原告打的6万元借条；2012年8月4日张桂海打的现金收条1万元；2012年8月7日董红霞打的现金收条2万元；2012年8月23日郭和成、张学利打的20万元的借据；2012年8月24日张桂海打的现金收条4万元；2012年8月27日董保林打的3万元收条；2012年9月10日张桂海打的现金收条1万元；2012年9月20日张桂海董保林打的20万元收条；2012年9月26日董保林打的5万元收条；2012年9月29日张桂海打的35万元收条；2012年9月30日张桂海打的50万元收条；2012年10月19日董保林打的现金收条30万元。双方有争议的付款共有五项，分别分：一、2012年11月7日，董保林为毛建钧出具证明，内容为2011年11月13日，付轻纺城Ｃ1号楼工程款340万元，收款人开发区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尾号为8753，付款人为毛建钧，经手人为董保林。2011年11月21日，华大公司向天津开发区宏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网银转账3169000元，交易用途为货款。毛建钧称该340万元对应的付款凭证是2011年11月21日的网银转账316.9万元，二者之间的差额为管理费和税费。同时董相才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董保林亦认可毛建钧扣除管理费和税费的事实，并表示其收到的316.9万元应视为销账34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就此笔费用董相才在经侦笔录中的陈述与董保林和毛建钧的陈述相符，故本院认定毛建钧此笔费用，共计向董相才支付工程款340万元。二、2012年6月11日，董相才在往来收据上签字收到毛建钧工程款316万元。该证据为原告方提供旨在说明340万元、316.9万元和316万元是同一笔款，而被告和第三人在庭审中未提供过此份证据，但主张316万是另外的付款与316.9万元无关。对此本院认为因340万和316.9万元是同一笔款项，而340万的证明是董保林在董相才因刑事犯罪被羁押期间向毛建钧出具的证明，确认316.9万元的转账对应的工程款340万元的事实，且出具证明的时间在后，毛建钧付款在前，说明双方就工程款支付事宜是先付款再确认的模式，且经过多次庭审和法庭的询问，毛建钧和华大公司仍不能就另外存在316万元的付款提供充分证据，应承担举证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结合案涉工程付款笔数众多，而金额316万元和316.9万元高度相似，且对此董相才解释为其收到的网银转账316.9万元中有9000元是其代毛建钧垫付的招投标费用，扣除后其视为毛建钧支付工程款316万元，故董相才在收据上签字确认，该解释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据此认定争议的第二笔款项316万元的收据和争议第一笔款项340万的证明是同一笔款项，故核销工程款账目应为含税费、管理费340万元，扣除后董相才收到316万元。三、2012年11月7日，董保林为毛建钧出具证明，内容为2012年1月19日由毛建钧代付轻纺城Ｃ1Ｃ2号楼李柏林施工队部分人工费80万元，以上款项当时无手续，特此证明。收款人李柏林，收款账号尾号为0887和7932，付款人毛建钧。四、2012年7月9日董相才手写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毛建钧工程款3588000元。对此三、四两笔争议款项，原告认可收到358.8万工程款，但认为此80万元款项，应计入358.8万元范围内，单列80万元属于重复计算。董相才认为358.8万中，包括80万元和105万打桩款，但庭审中原告陈述所有毛建钧经手的款董相才都打了条，当时给董保林105万的支票和80万的直接付款，原告都打在358.8万的条里了。但当法庭询问，既然你每一笔单笔付款都打过条，为何还要打358.8万元的条，原告解释为把相应的款项打了个总条，包括80万、105万等，至于具体的构成原告记不清了。对此，本院认为，既然原告认可收到358.8万元，并表示打了总条，那对于构成该款项的所有付款，应该将条收回或者销毁，且原告主张358.8万元中含有105万元的打桩款，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毛建钧也坚持认为已付款项中不含打桩款，加之2018年8月24日的庭审中，原告表示对于2011年封顶时毛建钧给了其3169000元，到了2012年中期给了3580000元左右的陈述，故原告的主张缺乏合理性亦没有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所以80万元款项不应计入358.8万元范围内，毛建钧已付款358.8万元也不含打桩费，故此节视为毛建钧已付款80万元和358.8万元。综上，有争议的四笔款项，应核算为被告毛建钧向董相才支付了工程款含税费管理费778.8万元，扣除税费管理费后为754.8万元。扣除税费管理费后金额与无争议的垫付材料费及人工费5738823元，以及工程款2770000元合计，应为16056823元。五、庭审中华大公司称2016年之后毛建钧还向董相才付款37万元，而庭审结束后华大公司提交的付款说明称2016至2017年董相才收工程款35万元。而董相才则认为仅收到了20万元，其他不予认可。对此，华大公司提供了如下证据：2016年12月9日12:03:24毛红森向梁君转账5万元，备注为付董相才工程款；2016年12月9日12:05:14毛红森向梁君转账1万元，备注为付董相才工程款；2016年12月9日董相才在付款单上收款人处签字，收到工程款10万元，包括现金4万元以及打卡转账6万元（梁君）；此节应视为董相才收到工程款10万元。2017年2月4日天津房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向李维彬付款10万元，用途为人工费；2017年1月26日董相才在付款单上收款人处签字，收到工程款10万元，转付李维彬尾号9475的账户。此节视为董相才收到工程款10万元。2016年11月16日董相才手写收条，收到工程款8万元；2016年11月17日10：07:59毛红森向梁君转账5万元，备注为付董相才工程款；2016年11月17日14:16:31毛红森向梁君转账3万元；此节应视为董相才收到工程款8万元。2017年4月1日15:12:31毛红森向梁君转账2万元，备注为支付董相才款；2017年5月2日毛建钧向郭和成付款1万元；2017年10月20日毛红森向董洪德支付5万元，备注付董相才款；2017年10月24日毛红森向梁君付款1万元，备注董相才款。此节，本院认为，因此前的付款中有董相才确认梁君代收款项的情形，且此节中对梁君的付款亦备注了款项用途即董相才款，故对于梁君转账的3万元视为对董相才的付款，纳入已付款范畴。至于向郭和成以及董洪德的付款，缺乏相关依据，该两笔付款不能纳入董相才的收款范畴。综上，2016-2017年度毛建钧共向董相才付款31万元。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毛建钧共计向董相才付款（扣除税费和管理费）16366823元。至于宇达公司向毛建钧付款的数额，宇达公司拒绝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责任带来的不利后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存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案涉工程争议范围；其二为案涉工程的造价金额和已付款金额。现分述认定意见如下：一、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案涉工程争议范围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确认毛建钧借用华大公司的资质自宇达公司处承包了案涉工程，毛建钧与华大公司是挂靠关系，华大公司出借资质和账户，而宇达公司对于毛建钧挂靠华大公司的事实亦是明知的，理由有三：1、通过毛建钧的自述和宇达公司董鑫在经侦调查时的陈述，均认可毛建钧借用资质挂靠华大公司承包宇达公司厦翔物流城项目的事实；2、宇达公司的有关拨付款凭证中显示宇达公司直接向毛建钧收取管理费，拨付款手续均直接指向毛建钧，就毛建钧承包的工程款支付时，且不只涉及挂靠的华大公司，还涉及其他公司名称，宇达公司记账凭证中也记载的是毛建钧厦翔化工管材工程挂账款；3、庭审中宇达公司自述其赚取的即是7.5%的利润，包括管理费和税费，由此能够判断宇达公司对其违法分包的行为是明知的，宇达公司与华大公司之间就双方的分包行为仅签署了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工程合同，没有主体的合同，合同金额也远低于总工程款，其余额度其采用材料费见票结算的方式冲抵，由此可见其目的则是规避有关部门的管理。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8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1、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2、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故宇达公司作为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毛建钧的行为属于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建筑法》第66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毛建钧将其承包的项目中C1、C2两栋楼的建筑工程（不含桩基部分）分包给了董相才。对于董相才是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毛建钧华大公司不持异议，宇达公司庭审中虽不予认可，但董鑫的笔录能够说明宇达公司对于董相才是C1、C2的实际施工人亦是明知的。故本院确认案涉C1、C2工程（不含桩基部分）的实际施工人为董相才。毛建钧借用资质承包工程并分包给董相才，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能够认定双方形成了口头施工协议，因毛建钧借用资质后又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董相才，双方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当属无效，但董相才作为实际施工人完成了案涉工程的施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既然工程已经完工，已具备结算条件，仍应据实结算。故，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要求被告据实结算工程款。故被告毛建钧应当向董相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第三人华大公司应当对挂靠人所负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原告在本案中对第三人并无诉请，故本院不予处理，至于宇达公司与毛建钧和被挂靠人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三方可另行解决。庭审中，华大公司和毛建钧多次就付款事项以主体问题为由闪烁其词，结合上述分析，案涉工程涉及的付款，无论是以毛建钧经手还是华大公司转账，均视为实际违法分包人毛建钧的付款。至于宇达公司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综合考虑被告宇达公司将案涉工程违法分包给毛建钧，毛建钧又将案涉工程违法分包给董相才的事实，以及董鑫在经侦调查时关于宇达公司对于毛建钧还有未付清的工程款1000万元左右的陈述，同时宇达公司亦拒绝就其向毛建钧和华大公司的付款情况出示证据，应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宇达公司应当对挂靠人所付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二被告应对原告承担连带付款之责任。关于原告抗辩的打桩款一节，原告自述打桩是借青龙公司的照，被告和第三人亦称打桩是青龙公司施工，与原告无关。原告庭审中表示其主张的费用中不包含桩基费用，鉴定的范围也不包含打桩。且毛建钧在庭审中自认其支付给董相才的费用中不包括桩基费用，如此，则上述查明事实部分中涉及的全部已付款项自然也均不涉及桩基费用。综上，有关桩基工程从主体法律关系上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原告对于其提及的桩基费用，可另行解决。二、工程款数额案涉工程依法经过司法鉴定程序确认了工程造价，鉴定结论经过当事人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参照毛建钧与董相才以往的付款均扣除了税金及管理费的事实，故本院认为，应延续交易习惯，以扣除税金及管理费后的数额，认定工程总造价，计为21346674元。至于原告要求保留对未计算的楼梯钢筋对应的款项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本院认为，原告承担就工程造价的举证责任，原告已就C1、C2号楼（桩基工程除外）的鉴定事项进行了举证，在举证不完整的情况下，业已取得鉴定结论，原告应就未完整的举证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保留楼梯钢筋对应款项另案起诉的权利，不予准许。至于毛建钧与董相才之间的工程造价含税费管理费后金额，高于前手宇达与毛建钧之间合同金额的情形，在建设工程纠纷案件中并不鲜见，究其缘由是双方在缔约过程中的处理不当所致，由此导致的损失应由被告方自行承担。结合庭审认定的事实，毛建钧共计向董相才付款16366823元。应付款金额21346674元扣减已付款金额16366823元后，被告毛建钧和宇达公司应连带给付原告工程款4979851元。原告超出此范围的工程款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问题，综合考虑案涉工程的工程价款原告与毛建钧并未进行过结算，且董相才因其涉及刑事案件被羁押至2016年10月，2016年至2017年期间毛建钧仍有多笔付款，合同亦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故本院认为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承担利息的起算时间应自原告起诉之日起为宜，原告超出此范围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的分担，鉴定费属于诉讼费范畴应按照原告诉请金额与判决得到支持的数额的比例分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毛建钧与被告天津宇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原告董相才工程款4979851元；二、被告毛建钧与被告天津宇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给付原告董相才以4979851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6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以4979851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告董相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286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500000元，共计599286元，由原告负担320618元，由二被告负担278668元，被告负担的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行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石鑫润审判员  闫冉冉审判员  刘明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