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7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天津振华国际贸易保税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京门大道187号。 法定代表人：戴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伟，广东敬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永东，广东敬海（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天投华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烟台道76号。 法定代表人：陈长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刚，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恒毅睿鹏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银杏公寓1-7-403。 法定代表人：盛家涛。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富雄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滨八路118号A-314室。 法定代表人：李世才。 再审申请人天津振华国际贸易保税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天津天投华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投华泰公司）、天津恒毅睿鹏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毅睿鹏公司）、天津富雄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雄公司）海事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终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振华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理由如下：（一）振华公司有新证据证明涉案货物是在天投华泰主动安排下提离保税区仓库出区，天投华泰公司与恒毅睿鹏公司、富雄公司间实际达成了“先卖货后还款”约定，无权向振华公司要求赔偿。涉案货物为保税货物，自抵达国内港口之日至提离保税区之日，物流操作均处于海关监管之下。天津报关协会提供的《证明函》证实，货物放行单是货物提离天津港保税区唯一官方出区凭证。持有该货物放行单的人只能是天投华泰公司。天投华泰公司取得了盖有海关放行章的货物放行通知单和加盖“保税区海关仓库凭证”章的进口报关单（以下称出区仓凭），意味着其持有准予货物提离保税仓库及出保税区的官方放行文件。振华公司在接到富雄公司放货指令后核验了天投华泰公司提供的出区仓凭。如果富雄公司在指令振华公司保税仓库放货时不能提供出区仓凭，因不符合保税货物出库出区海关监管流程要求，根本无法从仓库提离货物。（二）原审判决混淆不同法律关系，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仓储合同条款。根据仓储合同原理，保管人仅核对、保管货物，并按约定向存货人交付货物。保管人不受货物所有权归属约束。入库通知单是基于振华公司与富雄公司《进口代理协议》而产生的收货证明文件，该单证记载“货权人天投华泰”并未在货权人与振华公司之间创设新的法律关系的法律效果，也未赋予货权人对债务人直接请求给付权；振华公司盖章也不成立对货权人的承诺。入库通知单不是提取货物的权利凭证，原审法院对入库通知单的性质和效能认定存在错误。（三）原审判决混淆违约与侵权，适用法律不当。仓储保管人没有义务识别货物所有权人，也没有义务向货物所有权人交付货物，而仍应根据合同相对性向仓储保管合同的委托人交付货物，除非第三人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评价振华公司在仓储保管合同下的交付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天投华泰公司提交意见称，振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驳回。理由如下：（一）振华公司的再审证据不能证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的错误，不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1.天津报关协会《证明函》不是原审庭审结束前客观存在的证据，也不属于因客观原因未能举证的证据，即使存在逾期提交的理由，依法也不能成立，故该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2.《证明函》不能证明原审判决错误。办理货物进口报关及海关放行手续，虽然是进口货物出区、入关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是进口货物从保税仓储单位提取和放行的唯一条件和依据。海关监管进口货物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与保税仓储单位依法、依约交付货物的民事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本案的关键是，即使涉案货物具备海关进口放行条件，也无法否定和免除其民事违法责任的承担。3.《证明函》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振华公司所属天津振华报关行有限公司即为天津报关协会的理事，天津报关协会与振华公司存在行业利益关系。《证明函》所载明的证明事项，仅证明了天津港保税区关区保税货物进口国内的通关要件与关键单证及操作流程，却不能证明振华公司放行涉案货物民事行为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不能实现振华公司的证明目的。（二）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正确，振华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1.办理进口报关及海关放行与办理提货出区是两个不同的行为，前者是一种完成海关行政要求的行为，后者是一种实现货物转移交付的民事法律行为。振华公司称与恒毅睿鹏公司、富雄公司达成了“先卖货后付款”的约定，无事实依据。2.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依据天投华泰公司的侵权之诉选择并适用侵权责任法作出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3.凭《入库通知单》提取货物，是涉案货物的提货条件与放货依据，仓储委托人的放货指令不是唯一的放货依据。《入库通知单》上的“提货时请出具此入库单”，不仅是提取货物的条件，更是振华公司放行货物的依据与承诺。天投华泰公司作为富雄公司的货运代理委托人，一直留存与持有《入库通知单》。4.振华公司的侵权行为具有主观恶意。天投华泰公司于2012年2月25日分别向振华公司、富雄公司、恒毅睿鹏公司发出了货权及放货条件《声明函》，此时涉案货物还剩600包尚未放行，但振华公司在收到前述声明函件后依然继续放行货物。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再审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对振华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进行审查。 （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振华公司的放货行为构成侵权适用法律是否有误的问题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富雄公司制作的《入库通知单》上载明货权单位为天投华泰公司，备注为“提货时请出具此入库单”。振华公司知悉该《入库通知单》，并在其上加盖印章，该行为应视为振华公司接受《入库通知单》所载明的内容，并愿受其约束。原审判决认为振华公司的盖章行为不仅是对货物数量等的确认，也是将提货时出具入库单作为提货条件的承诺，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尽管富雄公司为振华公司的合同相对方，但是在振华公司已承诺将出具入库单作为提货条件的情况下，其放货行为应受到该提货条件的约束。振华公司并未按照《入库通知单》记载的条件放货，主观上具有过错，客观上造成了对《入库通知单》持有人权利的侵害，原审判决认定其放货行为构成侵权，并无不当。振华公司关于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是否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问题 振华公司在申请再审时，提交了天津报关协会《证明函》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各一份，拟证明：只有在货物经营单位主动申请并向海关出示货物放行单的情况下，保税货物才能放行。涉案货物是在天投华泰公司的申请和操作下被提离振华公司仓库，振华公司对此没有过错。首先，该《证明函》不属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后新发现的证据，也不是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其次，该《证明函》是对天津港保税区保税货物进口国内的通关要件说明，属于行政操作流程。仅凭该流程，不足以证明振华公司放行案涉货物经过了天投华泰公司的同意。天投华泰公司作为外贸代理方，按照其与恒毅睿鹏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棉花协议》的约定办理货物进口报关等手续后，涉案货物即满足了出区报关的行政条件。但是振华公司能否放行涉案货物，还受《入库通知单》的约束，即需要天投华泰公司凭《入库通知单》发出提货要求。振华公司所提交的《证明函》未能证明其当时的放货行为得到了天投华泰公司的同意，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因此，振华公司提交的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关于“新的证据”的要求。 综上，振华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天津振华国际贸易保税仓储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马东旭 审判员  郭载宇 审判员  朱 科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高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