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盐亭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723民初1270号 原告：赵加碧，女，汉族，1970年5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盐亭县。 原告：胡华兵，男，汉族，1971年2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盐亭县。 上列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碧，四川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许丹丹，女，汉族，1984年4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盐亭县。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四川临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洪周清，男，汉族，1978年11月2日出生，住浙江省天台县。 原告赵加碧、胡华兵与被告许丹丹、洪周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本院（2019）川0723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许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赵加碧、胡华兵3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从2015年2月25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驳回原告赵加碧、胡华兵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许丹丹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2020年3月31日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7民终6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本院（2019）川0723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2.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13日、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加碧、胡华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碧，被告许丹丹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洪周清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加碧、胡华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不当得利350万元，并承担损失：从2015年2月15日起，以350万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年利率6%计算，直至付清为止（本金以实际结算为准）；（注，此项诉讼请求是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告于2020年4月28日书面申请变更的诉讼请求，原诉讼请求为“被告许丹丹偿还借款350万元并承担损失：从2015年2月15日起，以350万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年利率6%计算，直至付清为止。（本金以实际结算为准），被告洪周清承担连带责任。”；在重审中，二原告陈述变更诉讼请求的原因为“原一审法院认定为不当得利，二审法院认为查明的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法院应当履行释明的义务，向被告释明是不当得利以保障被告的辩论权利，所以进行了变更”）。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刘大乐之间长期存在民间借贷往来关系，许丹丹系刘大乐的商业合作伙伴。因被告许丹丹长期帮刘大乐从事业务管理，故被告许丹丹告诉原告，帮刘大乐处理提供借款及接受还款的业务，原告因此信任。2011年5月26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转款10万元，2015年2月15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转款100万元，合计110万元。2015年2月15日，原告的会计秦乙芳（又名秦乙方）向被告许丹丹转款460万元。2017年，刘大乐起诉原告。原告因此起诉请求刘大乐依法偿还利息；诉讼时，原告请求被告许丹丹作证，被告许丹丹不认可是帮刘大乐提供借款及接受还款，并不出庭作证，导致人民法院结算时无法将该案涉及的款项纳入一同与刘大乐结算，同时被告许丹丹也不返还不当得利，原告的权利因此受损。被告洪周清系被告许丹丹之夫，夫妻关系融洽，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许丹丹谋取的利益用于了家庭生活。故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许丹丹辩称，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自2009年开始，许丹丹在绵阳乐都休闲酒店持股上班从事酒店管理工作。其间，因刘大乐与原告有频繁的借款往来，许丹丹认识了原告。知晓民间借贷利息收益可观后，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因工程建设资金周转需要，许丹丹为其融资。当手边自有资金不够时，许丹丹还通过亲友融资从中收益。主要交易方式是现金，少量的是通过银行走款，原告拿钱后出具借条，还款时收回借条；有时基于彼此信任没有出具凭条。直到2015年2月15日双方结算，原告通过其会计秦乙芳向许丹丹结付所有借款和利息460万元。许丹丹收款后，发现多转了100万元，当即退回100万元至原告赵加碧账户。至此，彼此之间的债权债务清结。2.原告诉称案涉款项是与刘大乐的借款有关系，还款在许丹丹名下，因刘大乐不认可这些还款，许丹丹不愿到庭作证导致人民法院结算时无法将案涉款项纳入一同与刘大乐结算，毫无事实根据。在刘大乐起诉原告民间借贷纠纷案或原告另案起诉刘大乐返还收取的高额利息案中，通过庭审笔录来看，从未提到案涉款项是原告归还给刘大乐的借款，转账在许丹丹名下需要扣减；许丹丹也从未收到过法院的通知，要到庭作证说明情况。事实上，原告与刘大乐之间于2016年6月5日有原告代理人赵洪碧在场、参加达成的《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中，提到了通过他人过账时交往人员的名字，但没有提到许丹丹的名字；原告申请的司法会计鉴定，刘大乐重新向法院申请做的司法会计鉴定从2009年到2016年的数笔交易中，均没有涉及到有许丹丹经办或本案案涉款项的记载。350万元的巨额资金又不是一笔小数额，如果有争议，原告在2016年与刘大乐的自愿协商结算中就当提出。2015年2月15日交易后的数年时间不找许丹丹追讨，这有悖生活常理。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言，说明这些钱进行交易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本案诉讼前，原告方自导自演，打电话录音，说要许丹丹作证，这是为了实现其诉讼目的刻意编造事实。3.交易时间历时4、5年后，原告才提出债的主张，事情的交往结算过程历时太久，许丹丹已经不能详实提供当时的资料。如果是不当得利，当许丹丹收到款项后的当日不将全款返还，原告的权利就受到侵害，现在原告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时间要求。5.本案在原一审、二审的审理中，原告是基于借贷关系起诉提出偿还借款的请求，法官别出心裁以返还不当得利下判，2019年4月15日起诉，2019年3月11日就有了撤诉的裁定，这说明案件的审理有人违背法律规定办人情案。希望发回重审的合议庭排除干扰，依法审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洪周清未答辩。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许丹丹与被告洪周清于2008年1月17日在原盐亭县毛公乡人民政府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 原告方因承包工程等雇请了会计秦乙芳（又名，秦乙方）做账。 2011年5月26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银行账户转款10万元；2015年2月15日，原告通过其会计秦乙芳向被告许丹丹银行账户转款460万元；同日在秦乙芳向被告许丹丹银行账户转款460万元后，被告许丹丹又向原告赵加碧银行账户转款100万元。 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告与被告许丹丹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多笔借贷资金往来的事实认定。被告许丹丹主张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多笔借贷资金往来，且多为现金交易，因双方已经结清债权债务并已履行完毕，故其未全面保存原有证据，但仍有部分证据可以证明其与原告之间除10万的交易外，还存在其他出借资金往来的事实。 1.对2011年11月24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银行账户存款30万元以出借给原告的事实的认定。被告许丹丹提供了其持有的于2011年11月24日其在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取款30万元的《取款凭条》以及同日其向原告赵加碧农村信用合作社账户存款30万元的《存款回单》。原告质证意见为，《取款凭条》全名为《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取款/转账借方凭条》，看不出是哪个卡号转到的，被告许丹丹在《取款凭条》的签名处为“取款（代办）人签字”，代办人是被告许丹丹，《存款回单》无法证明转款人是被告许丹丹，因此不能证明被告许丹丹向二原告提供了借款30万元。 经审查，被告许丹丹提供的《取款凭条》虽全名为《四川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取款/转账借方凭条》，但该《取款凭条》证据上还有“取款”二字，能够证明被告许丹丹当日办理的该笔银行业务为支取现金并非转账或接受他人转账，被告许丹丹在《取款凭条》的签名处虽为“取款（代办）人签字”，只表明取款人许丹丹可能是《取款凭条》载明的本人、也可能是代办人，但能够证实被告许丹丹当日实际在该农村信用合作社取现了该笔30万元的存款，加之被告许丹丹同时还持有同日向原告赵加碧银行账户存款30万元的农村信用社《存款回单》，因此，结合前述事实和本院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被告许丹丹主张的其于2011年11月24日向原告赵加碧银行账户存款30万元以出借给原告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2.对2012年9月23日，被告许丹丹借黄某现金20万元并以该借款再向原告提供现金借款事实的认定。被告许丹丹提供了案外人黄某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实，黄某于2012年9月23日在中国农业银行绵阳高水分理处本人银行账户取款20万元，提供了黄某的书面《情况说明》和黄某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该《情况说明》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本人2012年9月23日银行提现金贰拾万元正（20万）是我的朋友许丹要求向我借钱，并要求需要现金，当时说她一亲戚向她借款，叫她帮个忙，所以她向我借了些款。情况属实情况说明人：黄某2020.7.22”。原告方质证意见为，对《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人黄某书面的《情况说明》，要求提供原件，《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人证言证明只能证明黄某与被告许丹丹有现金交易，不能证明被告许丹丹将20万元转给了原告赵加碧。 因被告许丹丹提供的上述证据中没有其取得案外人黄某20万元借款后向原告交付20万元现金借款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实际向原告给付现金借款20万元的主张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对被告许丹丹主张2012年9月23日其通过借案外人黄某现金20万元并以该借款再向原告提供现金借款20万元的主张事实，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3.对被告许丹丹出借资金能力事实的认定。被告许丹丹为证明其具有出借资金能力，提供了其本人的建设银行账户从2014年4月3日至2015年2月15日期间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该证据能够证实，被告许丹丹存在大额资金交易，如2014年4月3日转存资金180万元，当日又支取134万元，次日分两笔支取6万元、40万元；2014年7月17日转存9万元，次日转存1.8万元；2014年8月22日转存18万元，次日支取11万元；2015年2月15日秦乙芳向其转入460万元，同日被告许丹丹向黄永秀转支300万元，再向赵加碧转支100万元，账户余额600094.31元。原告质证意见为，《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没有加盖银行印章，即使被告许丹丹有能力借款也不能证明她已经给原告赵加碧借了款，更不能证明有现金支付，因为10万元都是银行转账，还差几百万的借款不可能是现金支付。 从被告许丹丹提供的《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看，在2014年4月3日至2015年2月15日期间其账户内除案涉款项外，确有较多资金流动信息，能够证明其有出借资金能力，但该证据与其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足以印证其与原告之间除2011年5月26日银行转账10万元、2011年11月24日存入原告赵加碧银行账户30万元外，另向原告转账或现金借款的准确笔数和各笔金额。 二、关于原告、被告许丹丹、案外人刘大乐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事实的认定。原告称，原告与案外人刘大乐之间有民间借贷关系，其民间借贷纠纷正在三台县人民法院审理；被告许丹丹与案外人刘大乐之间有商业合作关系，当时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说收款、提供借款款项都是接受刘大乐的委托，一直说是案外人刘大乐在借款，不是被告许丹丹和案外人刘大乐合作向二原告借款；被告许丹丹就是一个受托人。 被告许丹丹称，其曾经与案外人刘大乐有商业合作关系（在绵阳开乐都酒店时，许丹丹、刘大乐都占有相应股份），但被告许丹丹与案外人刘大乐之间无民间借贷的合作关系，也没有共同向原告借款的事实。 根据原告和被告许丹丹方的陈述，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可认定，原告与案外人刘大乐之间有多笔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许丹丹与案外人刘大乐之间有各自向绵阳乐都酒店入股的商业合作关系，现有证据尚不能证实原告和被告许丹丹主张的“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说收款、提供借款款项都是接受刘大乐的委托，一直说是案外人刘大乐在借款，不是被告许丹丹和案外人刘大乐合作向二原告借款”、“被告许丹丹与案外人刘大乐之间无民间借贷的合作关系，也没有共同向原告借款的事实”等事实。 三、关于原告的会计秦乙芳向被告许丹丹转账460万元是归还向被告许丹丹的借款本息还是归还向案外人刘大乐的借款本息，以及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转款100万元是案外人刘大乐向原告提供的新的借款还是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退还的多还借款本息事实的认定。 原告在重审庭审中称，2015年2月15日，秦乙芳转款给被告许丹丹460万元，当时原告信任是向刘大乐转款（归还借款本息），同时又接受刘大乐建立新的借款关系，借款100万元，所以许丹丹转款了100万元。原告提供了其会计秦乙芳的书面《说明》，该《说明》载明“我与许丹丹无任何经济往来，因当时我是赵加碧、胡华兵所请的会计，所以受赵加碧、胡华兵委托于2015年2月15日向许丹丹转账460万元。秦乙芳2019.1.22”。 被告许丹丹在重审庭审中称，2015年2月15日收到秦乙芳转款460万元之后发现多转了100万元当天就转给了原告赵加碧。被告许丹丹为证明原告的诉称和庭审中的陈述不实，被告许丹丹与原告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与案外人刘大乐无关，提供了5份证据：（1）出借人（甲方）刘大乐、许光焰、陈亮、唐勇、于福泉与借款人（乙方）胡华兵、赵加碧、胡林、四川钟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5日签订的《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该《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主要载明，鉴于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22日前的所有借贷业务已全面结清，乙方为了进一步拓展业务，从2014年1月22日至2015年4月13日期间分12次向甲方借款人民币共计2410万元，其中包括向许光焰借款200万元、向陈亮借款300万元、向唐勇借款280万元、向于福泉借款100万元、另计8次向刘大乐借款1530万元（均由乙方分别向甲方出具了借条）。现经中间人及甲乙三方通过结算，双方共同认可截止到2016年5月30日止，乙方还应向甲方归还本金2410万元；资金利息234万元，合计人民币2644万元。……一、双方约定由乙方向甲方归还上述借款中的1394万元，……二、双方约定由甲方中的刘大乐用甲方所借给乙方的上述借款中的1250万元购买乙方中的四川钟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修建的位于盐亭县××楼的门面房……三、乙方承诺甲方中的刘大乐所购买的本协议第二条载明的房屋必须在2017年12月31日前交付使用……四、在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中的刘大乐向乙方交付许光焰、陈亮、唐勇、于福泉的授权委托书，并确保委托书的真实性；并将所有借条原件交付给乙方。……六、本协议签订之日，由胡华兵、赵加碧向刘大乐出具借条1394万元，由四川钟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刘大乐出具1250万元的购房款收据。七、本协议第一条中的还款方式，通过银行转入刘春安的中国建设银行盐亭县支行账户，……乙方在执行本协议第一条约定过程中，刘大乐向乙方出具收条。该《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加盖有四川钟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有刘大乐、胡华兵、赵加碧、胡林签字捺印，并有中间人赵洪碧等签名。（2）借款人胡华兵和赵加碧于2016年6月5日向案外人刘大乐出具的《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刘大乐现金人民币壹仟叁佰玖拾肆万元正。按照2016年6月5号签订的《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履行。借款人胡华兵、赵加碧2016年6月5号。该《借条》上有原告胡华兵、赵加碧签名捺印。（3）四川钟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刘大乐于2016年6月5日签订的《认购协议》，该《认购协议》加盖有四川钟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和胡林签字，并有刘大乐签名捺印。（4）四川蜀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于2019年8月5日出具的《刘大乐和赵加碧、胡华兵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川江司审（2019）006号）、（5）本院（2019）0723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3页载明“另查明，合议庭查阅了本案原告赵加碧、胡华兵诉刘大乐民间借贷案及刘大乐诉赵加碧、胡华兵民间借贷纠纷案中，该两案相关证据、庭审笔录、鉴定意见书均未涉及到该笔款项”。原告方对被告许丹丹提供的5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借条》、《认购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可被告主张的如下事实：原告与刘大乐纠纷中确实没有将许丹丹的转款、借款纳入计算这是我们认可的。恰恰证明被告许丹丹没有取得350万元的依据，被告许丹丹不认可本案录音材料中与刘大乐有关的事实相一致。对《刘大乐和赵加碧、胡华兵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川江司审（2019）006号）的合法性有异议，在另案中法院并不采信，真实性无异议。对盐亭县人民法院（2019）0723民初1119号民事判决书三性都认可，但是法院对关联性的认可是基于原告在交易中不懂得书面记录的重要性导致在诉讼中不能提供相关的书面证据加上许丹丹不认可该事实才做出的这个认定。 根据原、被告的上述陈述及所举证据，从《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借条》等证据的内容来看，原告有在借款时向出借人出具借条，结算时收回原告的借条原件的交易习惯，按照原告的陈述如果2015年2月15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转款100万元是接受案外人刘大乐与原告建立新的借款关系，则按原告的交易习惯案外人刘大乐应持有原告出具的借条，在2016年6月5日签订《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时案外人刘大乐作为权利人有权主张，否则案外人刘大乐将受有100万元借款本息漏计损失，但案外人刘大乐在2016年6月5日签订《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时未向原告主张归还本案中所涉的新的借款100万元且至今并未向原告主张该权利，即使在原告诉请案外人刘大乐返还超过年利率36%收取的利息款纠纷案中，案外人刘大乐仍未主张其向原告于2015年2月15日还新出借有100万元借款应抵扣返还超额利息金额；按照原告的陈述如果2015年2月15日原告的会计秦乙芳向被告许丹丹所转的460万元是原告归还案外人刘大乐的借款本息，则存在两个可能，一是被告许丹丹已经将该460万元转付案外人刘大乐，在此种情况下，被告许丹丹并未取得不当得利，不存在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二是被告许丹丹没有将该460万元转付案外人刘大乐，在此种情况下，案外人刘大乐受有460万元的借款本息损失（原告即使受有损失也仅是出借人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款损失），案外人刘大乐有权向被告许丹丹主张权利或者向原告主张归还460万元借款本息权利，但案外人刘大乐在2016年6月5日签订《借款结算及还款协议》时未主张原告归还本案所涉460万元借款本息且案外人刘大乐与原告之间在历经多次诉讼至今其并未向被告许丹丹或者原告主张该权利。因此，原告关于“2015年2月15日，秦乙芳转款给被告许丹丹460万元，当时原告信任是向刘大乐转款，同时又接受刘大乐建立新的借款关系，借款100万元，所以许丹丹转款了100万元”的主张事实，有悖常理且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原告关于2015年2月15日原告的会计秦乙芳向被告许丹丹银行账户转款460万元是向案外人刘大乐归还借款本息，同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转款100万元是原告与案外人刘大乐建立新的借款关系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被告陈述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原告通过其会计秦乙芳向被告许丹丹转款460万元是归还被告许丹丹的借款本息，同时被告许丹丹又向原告转款100万元应为被告许丹丹向原告提供新的借款。 四、关于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是否主张其权利的事实认定。 因被告许丹丹在重审庭审中抗辩称，2015年2月15日原告的会计秦乙芳转款460万元的当天，当即发生被告许丹丹返回100万元给原告赵加碧的情形，如果账务错了，350万元不应该还，或者还错了对象，那么从2015年2月15日这天开始，原告的财产权就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就应该从2015年2月15日起算，但原告2019年1月才提起诉讼，不说按民法通则关于权利主张2年的时效，就是执行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已是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提供了2019年1月19日原告赵加碧与被告许丹丹通话的电话录音证据，拟证明：1.原告通过电话，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拒绝。原告一直主张权利导致时效中断不存在超过时效的问题。2.被告许丹丹辩称其四爸许越弟差被告许丹丹款，原告又差许越弟的款项，故不还款。被告许丹丹不认可真实法律关系也不愿返还接收的转款。在重审庭审中，原告称，刘大乐2017年11月起诉后，原告查账时查到了帮刘大乐接收还款、提供借款的是康润、许丹丹两个人，原告通知康润出庭，康润向法庭提交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原告与案外人刘大乐均认可，但是许丹丹不出庭作证，原告分析原因是许丹丹与刘大乐有商业合作关系，不愿意提供，但是考虑到与刘大乐的结算可能按月息3%计算，如果许丹丹不认可还款460万元给了刘大乐，原告损失巨大，因此原告多次打电话恳请许丹丹像康润一样如实作证，所以就没有录音。2018年，原告起诉被告许丹丹之前又给被告许丹丹打电话希望被告许丹丹出庭作证，又被拒绝，原告赵加碧才在打电话时录音的。电话录音中也体现出了原告赵加碧多次打过电话，主张了权利。至于460万元款项的最终去向只有被告许丹丹清楚，根据证据规则应由被告许丹丹提供资金的最终去向，如许丹丹证明是给了刘大乐和刘大乐也承认，则原告将本案涉及的款项纳入到原告与刘大乐的纠纷中解决。如果被告许丹丹不愿意提供或刘大乐不认可，原告认为被告许丹丹在提供款项时或接收款项时说了假话构成不当得利，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无需再收集证据，请法院依据不当得利的举证规则来认定此案。 该电话录音的主要内容为：（原告赵加碧拨通被告许丹丹的电话后）原告赵加碧称，许丹丹，2015年2月15日，刘大乐喊秦乙芳转了460万元钱在你账上，你看这个事情啷们办（注，怎么办）？被告许丹丹称，啥子唉？你上次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吗？原告赵加碧称，阿，你说啷个办？被告许丹丹称，啥子啷个办？我四爸本来就差我钱得嘛，你莫给我东扯西扯的嘛。原告赵加碧称，我跟你四爸没得关系哈。被告许丹丹称，啷个没关系呢？你们那个判决书上写的落行行的得嘛？原告赵加碧称，你四爸是哪个？被告许丹丹称，许越弟。原告赵加碧称，许越弟，跟他没关系哈。被告许丹丹称，有没得关系，你问他嘛，你去问他哈。原告赵加碧称，那我只有找你了哦。被告许丹丹称，你去找他，他喊找我，你就喊他来找我。原告赵加碧称，我这个钱转到你账上的，我只能找你哈，转到你许丹丹账上，我只能找你。被告许丹丹称，你要么找他，你随便啷个弄都行。原告赵加碧称，钱转在你账上，我只能找你。被告许丹丹称，我给你说了得嘛，你找我四爸，本来你们就扯不清楚。原告赵加碧称，我跟你四爸没关系，不争你四爸钱。 被告许丹丹方对该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该录音的形成时间是在原一审起诉之后且该录音的内容不够完整有删改的迹象，具体的文意并非如原告代理人向法庭陈述的内容。 对该录音证据，被告许丹丹方虽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但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或申请鉴定，结合重审中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对原告主张“原告赵加碧在2017年12月11日本院受理刘大乐与原告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后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曾多次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被告许丹丹主张过权利”的事实以及被告在电话录音中自认的“被告许丹丹不予向原告归还款项系因原告应归还被告许丹丹借款本息和应归还案外人许越弟借款本息”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和事实同时证明被告许丹丹关于“2015年2月15日已经双方结算”的辩称并非真实。 五、关于原告与被告许丹丹是否曾进行过双方民间借贷结算的事实认定。 在重审庭审中，被告许丹丹称，双方结算后相关的资料因历时太久没有保存，除已经提交的证据外，许丹丹无法收集提供其向原告出借资金数额、约定利息、约定违约责任、借款偿还时间等能够证明被告许丹丹与原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其他证据，但需向法庭说明的是当时交易结算的利息时按双方约定的3分进行的，交易的次数很多，因为时间较长等原因已经无法再准确的予以陈述。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原告赵加碧与被告许丹丹通话的电话录音证据，如果原告与被告许丹丹已经于2015年2月15日进行结算，则在电话录音中，被告许丹丹应当提及，并不至于称是因原告差许越弟的借款本息，而许越弟又差被告许丹丹的借款本息，而要求原告赵加碧找许越弟，因此，本院对被告许丹丹方关于其在2015年2月15日前已经与原告结算的主张事实，不予采信。 六、关于原告主张返还的不当得利是否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认定。在重审庭审中，原告称，其请求被告洪周清返还不当得利的理由是，二被告是夫妻关系，他们关系很好，被告许丹丹获得如此巨大利益，常理应会用于家庭建设，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法被告洪周清应当偿还。但在重审庭审中，原告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告许丹丹将取得的460万元或其中部分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因此，对原告关于案涉转款已形成为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受理原告诉被告许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原告于2019年3月8日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9）川0723民初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胡华兵、赵加碧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因此，不当得利的构成须具备三个要件，即一方获得利益；一方获得利益无法律根据；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得利益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张权利的人为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被告许丹丹是否获得不当利益及其获得的金额；原告是否属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才提出保护其案涉民事权利请求。 一、关于被告许丹丹是否获得不当利益及其获得金额的确定。 按照原告的主张，2011年5月26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转款10万元系原告向案外人刘大乐借款；2015年2月15日，原告委托其会计秦乙芳向被告许丹丹转款460万元系原告根据案外人刘大乐对原告会计秦乙芳的指示向案外人刘大乐归还借款；原告获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提供的借款系案外人刘大乐提供的借款仅仅是据被告许丹丹所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2015年2月15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转款100万元系原告另与案外人刘大乐建立新的借款关系；被告许丹丹仅是案外人刘大乐的受托人，是代案外人刘大乐向原告提供借款和接收还款。因此，如果被告许丹丹提供证据证明其仅是案外出借人刘大乐的受托人，并且已将接收的还款本息转交案外人刘大乐，则被告许丹丹不存在不当得利；如果被告许丹丹不认可系受案外出借人刘大乐委托或不能证明其已将接收的还款本息转交案外人刘大乐，则被告许丹丹存在350万元的不当得利，应向原告返还，并应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直至付清为止，被告洪周清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许丹丹主张，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提供了借款，收取的是原告归还的借款本息，且约定利率为3分。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许丹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且约定利率超过了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规定的年利率24%的规定，对超过部分应不予支持，经庭审中查明，2011年5月26日，被告许丹丹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赵加碧提供了借款10万元，2011年11月24日，被告许丹丹通过农村信用社存款向原告赵加碧提供了借款30万元，按照原告关于“本金以实际结算为准”的主张和年利率24%的标准，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2015年2月15日，原告应向被告许丹丹支付借款本息为721533.33元，其中，100000×（1340×24%÷12÷30+1）=189333.33元；300000×（1161×24%÷12÷30+1）=532200元；按照原告关于“2015年2月15日，被告许丹丹向原告赵加碧转款100万元系原告另建立新的借款关系”的主张和年利率24%的标准，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重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止（2020年9月22日），原告应向被告许丹丹支付借款本息为2343333.33元，即1000000×（2015×24%÷12÷30+1）=2343333.33元，品迭原告向被告支付的460万元后，其差额1535133.34元应属原告超过司法解释上限规定给付的利息，亦属被告许丹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取得了原告的该部分款项，应当作为被告许丹丹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原告。 二、关于原告是否属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才提出保护其案涉民事权利请求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二条分别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原告陈述其是在2017年12月11日本院受理刘大乐与原告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后，原告查账时查到了帮刘大乐接收还款、提供借款的是康润、许丹丹两个人，于此时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应于此时间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且原告赵加碧通过电话向被告许丹丹主张权利属诉讼时效中断情形，因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被告许丹丹未提供相应反驳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且该录音证据能够证实“原告赵加碧在2017年12月11日本院受理刘大乐与原告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后至2019年1月19日期间曾多次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向被告许丹丹主张过权利”的事实，故对被告许丹丹方关于原告的权利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本案涉及的民间借贷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还是适用2020年8月19日修改后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问题，因本案原一审受理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一审重审受理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根据2020年8月19日修改后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故本案涉及的民间借贷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8月6日公布）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许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赵加碧、胡华兵不当得利款1535133.34元； 二、驳回原告赵加碧、胡华兵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400元，由原告胡华兵、赵加碧负担21783元，被告许丹丹负担1861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王 进 人民陪审员  李顺伦 人民陪审员  赵 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罗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