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6171号原告：余广林，男，1974年7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京霖创展家具设计有限公司职员，住河南省罗山县。委托代理人：安冬，北京夏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华美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东石村南。法定代表人：吴**平，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李仁兵，北京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汇英，北京安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广林与被告北京华美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特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广林的委托代理人安冬，被告华美特公司委托代理人孙汇英、李仁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广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2017）京0112执异259号执行裁定书中追加余广林为（2017）京0112执359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北京京霖创展家具设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裁定。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2日，一场大火将北京京霖创展家具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霖公司）、被告的厂房烧毁，后被告起诉京霖公司要求赔偿损失，最终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京03民终271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案。调解结案后，原告作为公司股东，一直和其他股东、员工及公司的合作伙伴努力为京霖公司通过各种渠道及办法去争取资金，偿还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但是由于这场大火导致京霖公司直接经济损失达600多万，同时由于大火将京霖公司厂房及货物烧毁，从而导致公司无法继续正常经营，面临了大量已签订单违约的情况。虽然从2014年发火至今，京霖公司以努力恢复生产、委托其他公司代工及原告增加投资等方式努力去完成已签的订单，避免违约，维持公司的运转，但是由于失火导致京霖公司损失过大，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无法短时间盈利去偿还被告的债务。2017年6月6日，被告向贵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京霖公司无偿还债务的能力，未能执行。2017年8月31日，被告为了实现其债权，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原告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情形，申请追加我们为被执行人，根据（2017）京0112执异259号案件立案时被告提供的证据发现，其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满足其主张。但在2018年1月3日举行听证时，被告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即京霖公司名下银行的交易流水，用以证明原告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合议庭以该交易流水为依据，作出了（2017）京0112执异259号裁定书，追加原告为（2017）京0112执3597号案件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京霖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请求撤销（2017）京0112执异259号执行裁定书中追加余广林为（2017）京0112执359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北京京霖创展家具设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裁定。理由如下：1、执行异议程序中存在程序瑕疵。根据被告在（2017）京0112执异259号案件立案时提交的证据发现，被告并未在立案时提交京霖公司名下银行的交易流水，但是在2018年1月3日举行听证时，被告提交了该交易流水的复印件，2018年1月18日提交了该交易流水的原件，同时根据2018年1月3日执行异议案件审查笔录第3页第15行至17行被告的表述可知，被告认为原告抽逃出资的依据就是该银行交易流水，同时可知该交易流水并非被告提供，而是通过法院调取。原告认为执行阶段，裁判庭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为依据居中进行裁判，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所以原告认为执行异议程序存在程序瑕疵；2、认定事实不清。被告主张原告具有抽逃出资的依据是法院调取的京霖公司名下银行的交易流水。其在2018年1月3日听证会上的表述为“我去银行调取，银行不给调，申请法院调，目前没有证据，已经调取的银行对账单里公司主要是余广林和他爱人及亲属的交易”。但是被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的爱人及亲属关系，同时虽然交易流水内容较多，但是若将该交易流水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可以发现，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11日，京霖公司共向原告汇款金额及原告向京霖公司共计汇款金额无差异，具体的归纳数据见证据一。由此可以证明，原告并没有抽逃出资的情形，而是由于公司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完善，有些货款及员工工资先由公司打到原告名下，再由原告打给供货方或者员工。关于原告向公司打款，一部分是公司的部分债务人基于信任将部分货款打到了原告名下，再由原告转入公司用于日常经营，一部分是为了公司的正常运转，原告对公司新的投入。而在执行异议过程中，合议庭法官并未就该交易流水的内容进行任何的梳理分析，也未对流水内容进行任何的询问，而是让原告及京霖公司提供600万实缴出资的去向，而不是针对银行流水进行审查后认定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在没有对银行交易流水进行任何统计、审查、分析的情况下，直接认为被告提供了原告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但是对银行流水分析可以发现，原告并不具备抽逃出资的情形，被告提供了原告抽逃出资的初步证据的认定并不成立。同时正是由于合议庭未对交易流水进行系统分析，对事实认定不清，在最后的裁定书主文中也未能认定原告抽逃了多少出资；3、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平。执行异议程序中，应当遵照谁主张谁举证的的原则，合议庭也应按照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裁判。而本案中，合议庭先是在立案后调取了被告未提交的证据，其次在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是否抽逃出资进行举证质证时，并未就京霖公司名下银行交易流水进行充分的质证，在该交易流水明显不能证明原告具有抽逃出资情形时，要求原告及公司提供600万用在何处的证据，从而让原告自己证明自己没有抽逃出资，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是否抽逃出资应当是在对已有的证据进行充分的质证后进行事实认定，而不是由于交易流水较多，在未进行合理的分析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让原告自己证明自己没有抽逃出资，这与谁主张谁举证的的原则相违背；4、股东抽逃资金的认定应当遵循严格审慎的原则。股东抽逃出资是指在公司成立后，股东非经法定程序从公司抽回相当于已缴纳出资数额的财产，同时继续持有公司股份。本案中，对京霖公司名下银行交易流水系统分析可以发现，京霖公司并不具备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以原告为例，原告作为股东与公司有多笔交易往来，但是分析这些交易往来可以发现，公司向原告汇过钱，但同时原告也向公司汇过钱，这很明显不具有抽逃出资的情形，不能仅仅因为某一笔钱汇到股东名下就认为是抽逃出资，应当系统的分析交易往来及用途。在目前市场经济下，中小企业由于企业能力及规模的限制，在日常的财务制度构建及企业管理上远没有大型企业那么规范，但是并不能因为公司财务制度不规范就认定为抽逃出资，这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现状不符。同时中小企业的股东日常所想的是如何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生存下去，想的是如何扩大生产，根本不具备抽逃出资的可能性。所以，结合目前中小企业的现状从而导致财务制度不完善的现实情况，应当对抽逃出资的认定以严格审慎的态度；5、原告未抽逃出资。原告作为京霖公司的股东，一心致力于公司的发展，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加公司的竞争力，原告多次对公司进行增资，但是2014年的一场大火让京霖公司损失惨重，对原告打击巨大，公司厂房被烧没了，公司还面临着大量违约的风险，但是原告并没有因此放弃京霖公司，也没有私下将公司的财产转移走，让京霖公司成为空壳公司，而是采取努力恢复生产、代工、增加投入等方式使公司维持下去，这些可以从法院调取的京霖公司2014年11月2日之后银行交易流水记录可以看出，公司仍然正常的出入帐，由此可以看出，原告根本没有抽逃出资的想法，也没有抽逃出资的可能性，原告一心努力让公司努力运作，努力让公司翻身，从而解决包括被告在内的所有债务。京霖公司作为一个中小企业，财务制度及管理方式比较粗矿、不规范，在日常的经营当中包括人员工资、购货款等有些款项直接从公司转到个人名下，再由个人将相关款项打给对方，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很多时候公司的经营很多都是个人出面进行的，打到公司人员个人名下比较方便。根据法院调取的京霖公司银行交易流水可以看出，不管是火灾前还是火灾后，京霖公司一直努力经营着，既有收入也有支出，都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的交易。针对被告所提出的京霖公司向原告及原告近亲属转账的情形，首先对银行交易流水进行系统归纳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京霖公司多次向原告汇款，但是同时原告也多次向京霖公司汇款，且京霖公司向被告汇款后，原告用于发放人员工资及购买货物。由此可以证明，京霖公司向原告进行汇款原告并未抽逃走，认定是否抽逃应当系统的分析，而不是仅仅以京霖公司向原告进行汇款就加以认定，而是综合考虑最终原告是真的抽逃出资，从而让京霖公司受到损失。其次，被告主张京霖公司向原告亲属转账，但是被告无任何证据证明亲属关系，同时根本也不存在原告通过亲属抽逃出资的情况。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向贵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求。被告华美特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原告诉求。我公司认为举证责任不存在公平不公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提出质疑，要求我公司举证。现在我公司认为原告的交易流水存在抽逃出资的可能性。我公司要求原告提供具体的财务流水状况，原告一直没有拿出在出资之后一个时间段的流水明细，所以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华美特公司作为原告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京霖公司诉至本院，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2015）通民初字第19072号民事判决书，后京霖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2719号民事调解书。华美特公司依据该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以（2017）京0112执3597号立案执行。因被执行人京霖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华美特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追加余广林、李炳艳、余广云为被执行人。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作出（2017）京0112执异259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余广林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京霖创展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申请人主张李炳艳出资不实后又转让股权与余广云等，进而主张追加李炳艳、余广云为被执行人的意见，因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期限未届满，故无法认定余广云、李炳艳存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情形。故裁定追加余广林为（2017）京0112执259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对京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申请人华美特公司其他追加申请。另查，余广林为京霖公司股东，出资1008万元（有验资报告部分为600万元，其中400万元的实缴日期为2013年4月17日，剩余408万元为知识产权出资，2014年度企业年报显示认缴出资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实缴出资时间为2014年11月19日）。再查，2014年11月19日前，京霖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余广林。后在2014年11月19日吸收李炳艳为自然人股东，自此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案审理过程中，华美特公司向本院提交京霖公司名下账户的对账单，以证明京霖公司多次与余广林及其亲属存在转账行为，进而主张余广林存在抽逃资金的情况。经本院核实，该组银行账户对账单中有数笔向余广林、曾贞（余广林妻子）名下账户的转账，内容显示为存款、农副产品销售收入等。其中，2014年7月11日，向曾贞名下银行账户转入4万元，余广林称曾贞系京霖公司会计，该笔钱款用以支付工人工资；2016年1月20日，向中国工商银行廊坊曙光支行转入电费54591．69元，余广林称京霖公司在火灾后，部分加工业务由廊坊的公司代为完成，上述款项为代廊坊公司支付的电费。经查，曾贞原系廊坊市京霖木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后曾贞将股份转让给余海宏，余海宏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银行对账单显示2014年1月3日公司账户余额为202792．21元。经查询，在该银行账户内现有余额为1．08元。余广林表示公司注册资金用于生产经营，但其未提交证据就注册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的情况进行佐证，其经本院多次催告亦未提交相关的会计账簿。上述事实，有（2017）京0112执异259号执行裁定书、银行账户对账单、股东会议记录、验资报告、暂住人口信息打印表、企业公示信息打印表等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经生效调解书确认京霖公司应向余广林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在强制执行程序中，（2017）京0112执异259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京霖公司股东余广林存在抽逃出资行为，故追加余广林为被执行人。本案中，从京霖公司的银行账户对账单中，可以看出京霖公司与余广林、余广林妻子曾贞存在多笔资金转出。现对此，余广林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资金往来系用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故可以认定余广林作为京霖公司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余广林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京霖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因此，余广林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余广林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余广林在其抽逃出资人民币五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的范围内对北京京霖创展家具设计有限公司不能清偿被告北京华美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债务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余广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 想人民陪审员  赵桂清人民陪审员  赵桂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刘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