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19869号原告：李安南，男，198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新裕，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哲，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张佰和，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炜，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杰，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安南与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安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哲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炜、李颖杰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件事实不易查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本案于2020年7月24日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于2020年8月2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安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哲、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安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17,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销售提成400,00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补贴2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入职被告处担任销售，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佰和口头约定销售提成比例为5%。在后续工作中，被告销售总监宫元也明确告知原告销售提成比例为5%，且被告与其他销售人员均是同样的约定。2018年8月，被告单方面修改了销售提成制度，双方未就该制度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自2018年1月1日起，共计完成销售合同金额11,589,154元，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销售提成。2019年张佰和曾口头承诺向原告发放补贴20,000元，销售总监宫元也审批同意向原告发放该笔补贴，但被告至今未履行。被告自2018年8月起每月少发放原告工资1,000元，要求被告根据仲裁裁决的结果支付原告工资差额17,000元。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对诉请1，原告在2018年8月1日已签字同意调整薪资，自该日起原告的薪资从13,000元/月调整为12,000元/月，原告对薪资调整是明知的，且之后也未提出异议，在提出离职申请时也未向被告主张过工资差额，说明双方对工资调整是协商一致的。对诉请2，原、被告未对提成有过约定，2018年被告虽与原告有过关于提成的讨论，但提成制度仅停留在讨论阶段，并未正式实施。且原告诉请所依据的金额为合同金额，但双方讨论的销售净额并非合同税后金额，还应减去被告的支出成本。退一步说，原告2018年度、2019年度的业绩未达标，不符合讨论方案中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的提成先决条件。对诉请3，被告从未与原告就2万元补贴有过口头约定，且原告就如何约定以及补贴的用途在仲裁时的陈述与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相矛盾，被告不予认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诉、辩称意见及证据，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于2017年7月10日入职被告处，担任销售经理职务，双方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末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两份劳动合同均约定月工资为13,000元，并约定“公司通过支付酌情性奖金奖励和激励雇员”。被告于每月初或上月底向原告发放上个月工资及上个月申请的报销款。自2018年8月起，被告实际按12,000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2020年1月14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申请离职的邮件，之后未再上班。另查，2020年1月15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1、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17,000元；2、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提成400,000元；3、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补贴20,000元；4、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9,000元。后原告于2020年3月31日撤回第4项申请。该仲裁委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静劳人仲(2020)办字第295号裁决：一、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工资差额17,000元；二、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诉至本院。被告亦不服裁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2020年7月1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基层法院已受理原告的诉讼为由，驳回了被告的撤裁申请。审理中，一、关于400,000元提成，原告向本院提交：1、原告2017年签署的销售合同、原告自制的合同金额明细以及2018年4月的工资单，证明原告2017年的销售金额(不含税)为303,600元，根据5%的提成比例，提成为15,000元左右。2018年4月原告收到的工资为42,865.62元，虽然工资明细未列明，但实际多出的26,915元中即包含了15,000元左右的销售提成及年终奖，被告对销售提成有过实际履行。被告对销售合同及工资单的真实性认可，对合同金额明细不认可，认为还未扣除相应的成本，且不认可有发放过提成款。被告认为，2018年4月的工资单仅列明了常规的工资组成及报销款，超出常规部分的金额系年终奖。年终奖的发放时间及发放比例均不固定，需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销售团队的销售情况酌定。2、被告于2018年8月28日通过邮件发送的《关于API中国有限公司的销售管理办法》讨论稿、盖有被告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公司销售提成规则》、被告原销售总监宫元的书面证言，证明被告在讨论稿中规定获得提成的条件是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变相剥夺了销售人员获得提成的资格。《公司销售提成规则》是在讨论稿的基础上形成，载有“1、2017年公司销售提成规定：销售净额的5%。2、2018年公司销售提成规定：新项目，销售净额7.5%；老项目，销售净额2.5%……。2018年销售提成先决条件：必须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才有资格获得提成，且当年该销售所签约项目内部核算总利润需要大于零”等内容。原告称该份原件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张佰和在2018年8月给到另一名销售姚国轰的，是在讨论稿的基础上形成。被告对讨论稿的真实性确认，认为该份讨论稿内容是关于提成的先决条件，并未明确提成比例，且最终讨论稿也未落实。对《公司销售提成规则》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首先在形式上存在多处疑点，既无公司名称、落款时间，也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时间，公司公章所盖位置偏左，不同于一般的落款位置偏右；其次，按常理公司规章制度的原件应该只有一份且由公司留存，原告持有原件有违常理，对证据来源存疑；再次，公司发布讨论稿是通过邮件的形式，如果是正式成文的规定更应当通过邮件的形式对全员发布，且如果2017年的奖金已发放完毕，被告没有必要在2018年8月的提成规则中写明2017年的提成比例。此外，销售人员在外签单时会遇到临时更改合同内容的情况，所以有时会准备好有公司盖章及老总签字的空白纸便于应对，被告认为该份提成规则系原告或姚国轰自行制作。对宫元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被告处从未实施过5%的提成奖励。3、原告2018年至2019年的销售汇总清单、对应的销售合同、项目跟踪记录(销帮帮APP截图)、邮件记录，证明原告2018年至2019年的销售情况，原告按销售净额的5%计算，要求被告支付400,000元提成款。被告对原告销售汇总中上汽大通项目不予确认，被告处没有订单、合同、发票等任何记录。对其他项目真实性确认，也确认原告在上述项目中有工作内容，但不认可全部为原告的业绩。被告称，对业绩的统计包括开发、签约、维护，而原告所列的部分项目是其他销售人员负责，只是因离职或其他原因交接给原告，如亚欧汽车项目，原告签字的内容是调整金额的补充协议，该协议提及项目已实施完毕；陕西法士特项目前期由另一名销售姚国轰跟进，原告只是在其离职后接手负责签约；浙江吉利项目和贵阳吉利项目是原销售总监宫元2019年10月离职后交接给原告，其中浙江吉利项目是原告离职后法定代表人签约，两个项目至今未开票也未收到款项。被告对原告提供的邮件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项目跟踪记录被告认为是属于销售团队的工作内容而非原告个人。4、证人宫元的当庭陈述，该证人自2013年起担任被告的销售总监兼任董事，2019年10月离职。原告系该证人的下属，向证人汇报工作。证人称被告在2018年之前执行的提成比例为5%，虽是口头承诺，但有实际履行。提成结算一般与财务人员通过微信或邮件的形式沟通，有时也会口头沟通或张佰和直接负责。2018年后证人和张佰和口头沟通提成比例调整为新项目7.5%，老项目2.5%，证人再口头传达给下属，没有书面文件，但被告始终未兑现。证人提供了一份2017年与被告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附件中约定了销售指标以及奖金。原告认为，该证言可以证明被告处有提成且在2018年之前的提成比例为5%。被告则认为证人与法定代表人张佰和的关系之前很好，之后交恶，对其证言不予确认。证人的劳动合同附件确实约定了销售指标及完成后的奖金，但并不适用于其他销售人员，且证人提供的劳动合同中未明确提成比例即为5%。5、被告原财务人员王金的书面证言，证明2018年之前被告处有销售奖金，比例为合同额的5%左右，销售奖金的计算由张佰和制定并实施，发放流程为先由财务计算，再由张佰和审批，最后由丹麦总部财务总监审批并抄送丹麦总裁及张佰和。2017年李安南的销售奖金为5位数。被告确认王金在2018年8月之前系被告处的财务经理，因其在职期间从事减肥产品代理，被告以劝退的方式要求其离职，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原告在仲裁时提交的王金的书面证言中并未提及到销售奖金的问题。6、被告财务魏莱于2019年12月2日发给原告的主题为销售统计表2019.12.02的电子邮件及附件的打印件，证明截止到2019年11月原告负责跟踪及维护的部分客户的收款情况。被告仅对该表格中财务人员填写的金额认可，称该表格系原告将项目名称及经办人制表后发给财务，由财务将开票、收款等金额填写后发送给原告的。对表格中的部分项目不认可系原告业绩。被告向本院提交：1、2020年1月14日何迪炜回复原告的邮件，该证据系针对原告的证据2，证明邮件中双方有过关于提成比例及提成条件的讨论，但也明确了最终仍应按照公司与原告的书面确认操作。原告对该邮件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既然公司有提成条件则说明公司是有发放销售提成的惯例。2、杭州逍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证明、原告2018年、2019年完成项目的开票、收款及成本明细统计、发票及记账凭证，该组证据系针对原告的证据3，证明杭州逍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帮帮CRMAPP软件是销售管理软件，集成在钉钉软件系统里，是统计销售人员业绩的软件，原告的项目跟踪记录就是通过该软件统计，原告可以通过该软件知晓自己的业绩目标以及完成情况。原告2018年的业绩目标是300万元，2019年的业绩目标是1,000万元。原告所列的销售汇总清单中有部分项目不属于原告的工作业绩，即便如原告所称有销售提成规则，原告2018年、2019年也未完成业绩指标，不符合讨论稿中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65%的提成条件。原告对案外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否认被告对原告有业绩要求，认为若业绩影响提成则应有明确的书面约定。对原告统计的项目明细中不属于原告部分的内容不认可，认为被告提供的部分项目的发票编码不连号。二、关于原告主张的20,000元补贴，原告提交了被告财务人员魏莱出具的情况说明、销售总监宫元出具的说明、笔误说明及当庭陈述，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张佰和与宫元商量后决定给予原告20,000元奖金补贴，原告填写了请款单，经宫元审批同意后交给魏莱。被告确认魏莱收到过原告的书面申请，魏莱的情况说明也写明张佰和不同意支付原告20,000补贴。张佰和与宫元之间的谈话无第三人参与，故对宫元出具的说明的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提交了原告填写的补贴申请单、被告人事总监何迪炜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对何迪炜说张佰和答应支付20,000元作为租房补贴，但何迪炜从张佰和处得到的回复是否定的，且原告申请单上填写的事由是电脑，与其本人陈述不一。原告对申请单的真实性认可，认为申请的名目只是便于公司发钱。对何迪炜的情况说明不认可，称原告向何迪炜提及的20,000元是张佰和在2018年口头答应给予原告的住房补贴，与本案诉请并非同一笔钱，张佰和给予的很多口头承诺均未兑现。三、关于工资差额，原告提交了自制的工资明细及银行流水，证明自2018年8月起，每月工资减少了1,000元。被告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认可，也确认自2018年8月1日起原告月工资调减1,000元，称双方就工资调整有过协商。被告向本院提交原告于2018年8月1日签字的《薪资调整说明书》及原告2020年1月14日通过邮件提交的离职申请，证明原告对减薪是明知且同意的，原告在提出离职申请是也未向被告主张工资差额。原告称《薪资调整说明书》上记载的是“自愿将薪水调整为公司收购前的水准”，但原告的工资在收购前就是13,000元/月，之后也没有加薪，因此不存在减薪的说法。而未在离职申请中向被告主张权利是基于被告口头承诺会支付原告提成。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一、关于销售提成原告向本院提交有被告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销售提成规则》、被告关于销售管理办法的讨论稿、销售明细清单及2018年4月的工资单等证据，证明被告处有提成制度且被告已按口头约定的5%的提成比例有过实际履行，故要求被告按5%的提成比例支付2018年度、2019年度的提成。被告则否认双方对提成有过约定，并称2018年4月支付给原告的工资中包含的是2017年度的年终奖并非提成。本院认为，首先，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未对提成作出约定，仅是约定“公司通过支付酌情性奖金奖励和激励雇员”，被告称2018年4月支付给原告的工资中包含2017年度的年终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亦符合劳动合同的相关约定，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款项性质系提成，对原告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双方均确认关于销售管理办法的讨论稿未最终形成制度并落地实施，故本院对原告持有的《公司销售提成规则》的形成及内容存疑。既然是提成规则，应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在公司发布。现原告持有的该份提成规则原件，既无形成及实施的时间，也无公司落款，仅有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亦不符合常理。再次，证人证言均未系离职员工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难以核实真实性。综上，原告诉称双方对提成方法等有过明确约定且已实际履行，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无论是被告关于销售管理办法的讨论稿，还是原告持有的《公司销售提成规则》，被告均将完成当年指标(开票额)的65%作为获得提成的先决条件。被告亦主张对原告有业绩指标(合同金额)要求，2018年为300万元，2019年为1000万元。原告不认可被告处有业绩指标要求，但又以讨论稿及《公司销售提成规则》作为向被告主张提成的主要依据，显属矛盾。根据原告提交的销售业绩清单，原告2018年度销售合同金额为71万余元，尚未达到被告主张的业绩要求。2019年度销售合同金额为1,087万余元，虽达到了被告主张的1,000万元的业绩指标，但被告不认可全部属于原告的业绩，认为存在离职人员工作交接完成后续签约的情况。从原告同事姚国轰诉被告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看，原告销售清单中的陕西法士特项目(合同金额93万元)前期由姚国轰负责，在姚国轰离职后因与被告产生纠纷，被告将该项目转交给原告签约，该情况与被告陈述的理由基本吻合，且该项目提成也是姚国轰与被告的争议事项之一。此外，结合原告在庭后向本院提交的财务人员发给原告的销售业绩情况表，原告自行统计的销售业绩中有部分项目(浙江吉利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吉利发动机有限公司，合同金额共计300余万元)并未体现在财务人员的报表中。扣除争议项目的合同金额，原告2019年度业绩亦未达到被告主张的业绩目标，不符合《公司销售提成规则》关于提成的先决条件，故被告亦无须支付2018年度、2019年度提成。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提成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工资差额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对被告自2018年8月起降薪1,000元的事实是明知的，被告在调整薪资后已实际履行至原告离职。现原告无证据证明在知晓降薪的情况下，明确向被告提出异议，且双方在2019年1月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告仍按降薪后的薪资标准继续履行，原告也未提出异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视为原、被告对劳动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对降薪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20,000元补贴双方劳动合同对补贴无约定，原告提供的请款单仅有上级主管宫元的签字，难以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承诺给予原告20,000元补贴。且原告提供魏莱的情况说明也载有法定代表人不同意给付的内容。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00元补贴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安南要求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17,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原告李安南要求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销售提成4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原告李安南要求被告上海埃腾软件有限公司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补贴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安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钱晔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肖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