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16600号原告：惠州市百花春天艺术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麦地路绞树塘。法定代表人：彭学其，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珍，男，该公司职员，联系地址。被告：广州市朗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石溪村新业路74号二楼自编220号之1。法定代表人：邓宇亮，职务总经理。第三人：贺漫芬，女，1983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告惠州市百花春天艺术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春天艺术团）诉被告广州市朗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然文化公司）、第三人贺漫芬演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百花春天艺术团法定代表人彭学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珍、被告朗然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宇亮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贺漫芬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依合同约定必须支付的演出人员费用79500元及违约金9600元（合计共89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朗然文化公司在与惠州市龙门家和十里水湾风景区签约演出项目后，于2018年1月27日与原告百花春天艺术团签订“家和十里水湾风景区演出活动协议”。协议约定演出人员为10人，演出费用按演出人员的人数每日每人500至800元计发演出费用，并对车补进行了约定，还约定违约方违约应支付守约方当月演出费用20%的赔偿。合同约定时间为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底。合同签订后，原告一直为被告演出至合同期满，合同期满后双方又口头约定按原合约定继续演出，原告也一直坚持演出。但至2018年5月中旬，被告欺骗原告说第三方要中止演出，突然通知原告中断演出，并另请他人演出，双方发生纠纷，后至6月份，被告仅支付了2018年3月份前演出人员费用，4月份至5月份上旬演出人员费用和车补至今未付，共欠79500元。被告未合约支付工资和提前告知义务，理应支付赔偿金，计算方式为当月费用20%，即48000元×20%=9600元，以上合计为89100元。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法院判决依原告诉请之所请。被告朗然文化公司辩称：一、我方与原告百花春天艺术团所签订的合同是在2018年2月28日已经结束，从3月份起是作为一个延续性，我们在没有签订新合同前的一个演出，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在3月份（含3月）之前的所有的演出费用，我方已经是结清给原告了，我方已完成合同上的一个责任。二、我方不同意原告说我方欺骗他们，因为在2018年合同结束以后，我方跟甲方即家和十里水湾公司的合同也结束了，家和十里水湾公司要求我方有一个新的演出方案，在此基础上我方当时没有跟任何公司再续签任何合约，因为我方跟家和十里水湾公司的合约以及各方面内容都没有定下来。在这个时间段内，我方就收到了原告对我方的一些威逼性言语，其意思是指如果我方不跟原告继续合作的情况下，原告就会跳过我方直接去找家和十里水湾公司。事实上原告的确是找到了家和十里水湾公司，也是由于一些相关的骚扰，导致我们跟家和十里水湾公司的合作是结束了，而且原告也通过一些手段把我方的业务给抢过去。如果在我们双方还是要履行这个合同的情况下，我方认为违约的应该是原告而非我方。三、在2018年4月至5月，就是原告告我方这一时间段，我方是选定了贺漫芬作为演出的组织者，因为这是一个商业演出，我方作为演出的甲方，我方是有权去选择任何合格的能满足演出要求的公司去进行演出的。当时我方也跟原告提出过这个要求，由他们提供合格的演出方案，但是原告提交的方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过了我方要求的时间，第二个是原告提交的方案跟原来之前合同的方案没有区别，只是给了一些歌手的名单，给了一些歌手的照片，家和十里水湾公司要求的是一个新的不同的表演的呈现的方式，并不是说只是提交几个歌手信息就可以了。四、我方不知道原告要求我方赔偿这么大的金额的根据何在，我方不同意支付原告诉请的费用。第三人贺漫芬提交书面答辩状述称：一、本人在2017年9月经朋友推荐，与被告朗然文化公司商谈关于家和十里水湾山歌演出工作。2017年10月14日开始由本人组织歌手到是里水湾进行山歌演出。2017年11月前后，被告告知需要以公司形式签订合作协议保障双方利益，所以找到原告百花春天艺术团进行合作，以原告百花春天艺术团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到2018年2月28日到期。除此以外，本人与原告百花春天艺术团没有任何合作关系。二、在原告与被告合同结束后，因为家和十里水湾对本人的演出水平和被告对本人提出的宣传方案认可，从2018年4月起为被告组织歌手进行山歌表演和景区宣传工作。被告己结清合作期间演出工资，亦向本人所组织的全部歌手发放演出工资。三、在被告选择与本人进行合作后，原告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甚至到本人工作的学校进行骚扰，威逼本人与原告合作。原告所提供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是原告与本人在核对和结清2018年1至3月百花春天艺术团剩余演出费用时，自行编辑文字并骚扰本人，要求本人按原告所写并签名。原告断章取义，现将对微信聊天记录证据的信息证据补充。四、原告为歌手所购买保险是原告与被告合同期间，由原告和歌手共同出钱，以原告公司名义购买的意外保险。经审理查明：原告为了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家和十里水湾演出协议（原件）；2、乐伟英、张灵、曹罡及黄小青证人证言（原件）；3、彭学其与邓宇亮、彭学其与贺漫芬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4、缴交保险单据（打印件）；5、演出费用结算表（自制）。被告为了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1、朗然文化公司与百花1月-2月演出费结算记录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可以出示邓宇亮手机微信显示）；2、由贺漫芬提供向演出歌手结算工资记录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由贺漫芬登录其手机qq显示）；3、朗然文化与甲方（即十里水湾）负责人的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可以出示邓宇亮手机微信显示）；4、朗然文化通过方案比稿进行招标的记录（打印件，可以出示邓宇亮手机微信显示）；5、百花艺术团彭学其对朗然文化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可以出示邓宇亮手机微信显示）6、由贺漫芬提供4-5月向演出歌手结算工资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由贺漫芬登录其手机qq显示）；7、本次所提交部分证据记录提取时间证明截图（打印件，诉讼案件立案信息）。第三人贺漫芬为了支持其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1、贺丽芬、龚淑琴、邱荣昌、林燕佩四人证词；2、贺漫芬与彭学其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8年1月27日签订《家和十里水湾风景区演出活动协议》，双方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由甲方邀请乙方提供山歌歌手（以下称歌手）到惠州市龙门县麻榨镇家和十里水湾风景区出席活动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并按照下列各项条款签署给甲、乙双方共同遵守：（一）演出详情：1、演出嘉宾（艺人）：贺漫芬、乐乐、李会、英子、贺丽芬或同级别歌手共10人/场次，演出地点家和十里水湾风景区。2、活动时间：2017年12月—2018年2月底，逢每周末及节假日进行（详细见附件一：歌手演出时间表）。3、内容：歌手在风景区江上乘坐竹排进行山歌表演。4、合作费用标准为：（详细见附件一歌手费用标准）。5、以周为结算周期，甲方于表演结束当天确认该表演场次和费用，并于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上周歌手工资；春节七天演出前四天结束付款一次，后三天结束付款一次。6、乙方收款前应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等额收据，否则甲方有权拒付款项。（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l、所有印有嘉宾姓名或照片之宣传物料（如海报、单张册子派发及在媒体发布的活动预告等），仅限于该活动宣传用途。如甲方需自行设计或印刷相应宣传物料，须提交乙方审核通过方能使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以及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2、甲方负责解决演出所需地之租用和演出服装、提供制作技术人员及现场治安维持，确保该演出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3、甲方同意绝不要求乙方演出嘉宾于表演期间做任何危险及有损其形象之演出。4、演出嘉宾除履行本合约订明之演出外，未得乙方事前许可，甲方不得安排演出嘉宾出席任何类型之宣传活动、记者会或签名会等活动。5、因本协议约定之演出活动所有衍生之一切责任，如演出宣传、赞助及票务等，均属甲方负责，概与乙方无涉。（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l、乙方确保演出嘉宾在演出前到达演出地点，并按流程进行演出。2、乙方需在协议签订后，提供有关演出嘉宾之个人宣传资料及相片等与甲方作宣传及报批之用。3、乙方负责演出嘉宾之发型、化妆。4、乙方负责招聘培训、管理活动中所需的工作人员，需组织全体工作人员按要求及质量完成本次活动。5、乙方保证除甲方外，不对第三方提供任何与本次活动有关的企划、执行细节和合作价格等内容，一旦乙方泄露、乙方应赔偿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并应承担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五）违约责任：l、如甲方违反协议而令演出无法完成，并按当月演出酬金20%作乙方的赔偿。2、如乙方违反协议而令演出无法完成，并按当月演出酬金20%作甲方的赔偿。3、如甲方未能确保演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乙方有权拒绝该次演出，并有权保留已收取之演出报酬。（六）其他：1、此协议包含双方所有意向，并取代双方在此之前达成的—切书面或口头协议。2、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3、有关本活动的现场布置及执行安排细节，由双方协商后执行；等。上述合同附有《合同附件一》，其载明：一、费用标准制定根据：1、根据歌手水准（包括但不限于演出水平、经验、能力等）进行评级，分为资深级别和专业级别。2、根据歌手评级制定费用标准。3、根据表演日期制定费用标准。4、甲方负责乙方演出人员食宿安排。二、费用标准：1、非法定节假日：（星期六、日车辆补助按每天500元标准补助）资深级别歌手：600元/人/场次（计5人），专业级别歌手：500元/人/场次（计5人）；2、法定节假日：车辆补助按每天500元标准补助，元旦按三天计算，春节七天按四天计算。资深级别歌手：800元/人/场次（计5人)；专业级别歌手：600元/人/场次（计5人）。三、表演时间：非法定节假日：2017年12月份-2018年2月份所有星期六星期天。法定节假日：2018年：1月份：《元旦》一天，2月份：《春节》16日-22日，七天。其它节日安排按国家规定为准。四、表演时间表：5组：每组两人（歌手1号、2号），每天发船演出时间：第一班发船：上午：11：00点至下午：15:30点最后一趟结束，每隔15分钟发一班船。演唱以客家山歌为主，民歌、红歌为次，并于往来游客互动。原告提供乐伟英（原告称该人即为乐乐）、张灵、曹罡的证词表明该三人受原告邀请或聘请自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6日加入原告在十里水湾的演出，相应工资支付至2018年3月止，尚欠三人2018年4月、5月的演出费用工资，乐伟英工资款为9200元、张灵工资款为3300元、曹罡工资款为6500元。原告提供黄小青的证明表明其受原告邀请自2018年2月起至2018年5月6日参加原告在十里水湾的演出，其与乐伟英、张灵、曹罡、彭学其参加2018年4月至5月的所有场次的演出，其演出工资已由贺漫芬结算完毕。原告提供原告法定代表人彭学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邓宇亮在2018年4月28日至5月13日期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反映出以下内容：1、2018年4月28日，邓宇亮表示：由于其还没有定好之后的演出方案，但双方可按之前协议就唱歌部分试合作；彭学其复：双方均是公司法人，应遵循约定依承诺履行义务，并提出如果你方有时间可继续商谈以便达成一致意见。2、2018年5月8日，邓宇亮表示：这周开始暂停表演，调整好后再重新恢复表演；关于新的表演方案和协议的问题，由于你方内部有问题，等问题解决再协商，且在新方案确定前表演先暂停。彭学其复：遵照邓宇亮的安排。3、2018年5月12日，邓宇亮表示其不方便接电话请彭学其留言；次日，彭学其表示：我方才是水湾活动的法定代表人，在上周日我与你见面后你方要求我方尽快把合作协议敲定并签约到12月底（有录音凭证），上周二你又说暂停十里水湾活动，现我方参与人邱荣昌另行组织人员在活动（我方为他们办理了保险等手续），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希望定个时间面谈。原告提供的缴交保险单据显示：原告于2018年1月12日为肖奉华、乐伟英、寻停、贺漫芬、林燕佩、刘军、贺丽芬、李会慈、张惠珍、邱荣昌、黄绿红、张凤军、汪柏林、龚淑琴、陈晓玲、钟育区、曹罡、张灵、王银英、杜衍军等人购买养老保险。原告提供原告法定代表人彭学其与贺漫芬在2018年9月18日至9月19日期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反映出以下内容：1、2018年9月18日，贺漫芬向彭学其表示：（1）四月份彭学其、乐乐、张灵、曹的工资确实不在我手上，我还垫付张灵工资，这些有证有据；5月份1、5、6号的工资没发放，包括我自己的工资也没有发放。（2）我没有说不给你余款，要等工资发放下来再付清余款。（3）在发放四月份工资时，我把账目发给你核对，你不回复也不理我导致工资未发放和我垫付工资，这些情况你应该清楚。（4）你当时说甲方不承认我经手所发放的工资，为了证明我发放给你方（百花歌手）的工资，你必须出证明，证明你收到我发放工资的证明。（5）我可以把我手上1、2、3月份的你本人的余款先结算给你，但必须出示证明收到我之前经手以来所收到我本人发放的工资。2、2018年9月19日，（在该日晚上20：02分）彭学其向贺漫芬发出“本人贺漫芬，在与××市××花春天艺术团××市龙门××里水湾演出项目，由我经手…（微信聊天截图中没有显示具体内容）”等内容并让贺漫芬看完后尽快回复；贺漫芬对此表示：你不要写我，写你自己，别把工资事情牵扯在一起，我没收到你方的工资，这些与我无关。被告提供的证据反映的内容如下：1、2018年1月6日至1月20日期间，被告法定代表人邓宇亮不定期通过微信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彭学其支付演出费用并交流演出事宜与费用支付情况，转款金额分别为13500元（2018年1月6日）、12000元（2018年1月12日）、12000元（2018年1月20日）；2018年1月27日至2月4日期间，邓宇亮先通过微信向贺漫芬支付演出费用（金额为6000元），后遇到限额情况则由贺漫芬提供支付宝账号，然后邓宇亮通过支付宝向贺漫芬转汇相关演出费用。2、2018年2月23日至4月8日，贺漫芬向邓宇亮发出“2018年春节期间演出总费用83300元（内含具体演出时间与费用金额等）”信息，邓宇亮收到后与贺漫芬沟通支付细节，并提出分期分批支付；直至2018年4月8日，邓宇亮向贺漫芬表示其刚将春节演出期间剩余的5000元转汇给贺漫芬，并向贺漫芬核对“3月共9天的54000元（每天6000元）”演出费且提出次日回去申请钱款用来支付演出费用，贺漫芬表示感谢之外也表明收到邓宇亮支付的钱款。3、贺漫芬与彭学其、曹罡、张灵、丽芬姑（贺丽芬）、莹莹妈妈-淑琴（龚淑琴）、CC、钟育区、小青姐、黄绿红、歌手佩佩（林燕佩）、汪柏林、陈晓玲、萧奉华（肖奉华）、李会（李会慈）、温长福、惠州歌手钟有*、惠州歌手黄淑惠等人之间的关于演出费用支付情况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1）贺漫芬分别于2018年2月6日、2月12日、3月2日通过微信向彭学其转汇演出费（演出时间为2018年1月27日、1月28日、2月3日、2月4日、2月10日、2月11日、2月16日、2月17日、2月18日）及车费400元，金额分别1400元、1650元及3700元等。（2）贺漫芬通过微信多次向曹罡转汇演出费（其中有2018年2月24日至25日的演出费用），金额分别为1000元、1850元等。（3）贺漫芬分别于2018年1月28日、1月30日、2月5日、3月2日通过微信向张灵转汇演出费（其中有2018年1月27日至28日、2月10日至11日、2月16日至22日的演出费用）与相关餐费，金额分别750元、950元及3500元等。（4）贺漫芬通过微信向莹妈妈-淑琴（龚淑琴）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2800元及其他时间的演出费用8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CC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60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钟育区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105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丽芬姑（贺丽芬）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50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小青姐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35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黄绿红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35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歌手佩佩（林燕佩）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350元（转款及收款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贺漫芬通过微信向陈晓玲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1750元及其他时间的演出费用7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李会（李会慈）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125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萧奉华（肖奉华）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2500元及5月份早餐费31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温长福转汇演出费7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汪柏林转汇2018年4月份的演出费2275元及车费5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惠州歌手钟有*转汇演出费600元，贺漫芬通过微信向惠州歌手黄淑*转汇演出费600元，上述各人在4月份的演出时间与场次各有不同以致费用有所不同。4、邓宇亮与周其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2月27日至3月14日期间，邓宇亮多次向周其奇商谈2018年十里水湾旅游风景区演出方案、有关预算等问题，但均未获得对方最终确认。5、邓宇亮与彭学其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邓宇亮通过微信向彭学其催要歌手名单、方案等资料并要求彭学其于当日22点前上交资料，彭学其于当晚22点13分才通过微信发送资料（百花简介）给邓宇亮，表示其已组合新的策划团队在当月16日可到现场沟通与指导。邓宇亮对此表示彭学其所提交的资料未符合之前已说好的要求且晚于限定时间才缴纳，并询问贺漫芬与彭学其之间合作问题解决没有？对此，彭学其回复的内容概要如下：邓宇亮的公司（即被告）在未结算完结并另请他人演出已构成违约在先，其会在次日上午去开发商处要求开发商结清费用，如果邓宇亮的公司与其协商可于当晚回复，若双方合作无望，其将直接与开发商沟通处理；此前邓宇亮与贺漫芬之间的支付款项与彭学其的公司（即原告）无关，未经其公司确认的工资发放其公司不予确认；等。之后，两人协商沟通未果。第三人贺漫芬提供贺丽芬、龚淑琴、邱荣昌的证词表明该三人受贺漫芬邀请自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期间加入贺漫芬在十里水湾的演出，并收到贺漫芬支付的4月、5月的全部演出工资。第三人贺漫芬提供林燕佩的证词表明林燕佩在2018年4月1日受贺漫芬邀请加入贺漫芬在十里水湾的演出，并收到贺漫芬支付的工资。第三人提供贺漫芬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彭学其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该证据显示的内容为：下午2点33分，彭学其向贺漫芬发出以下内容“本人贺漫芬，在与××市××花春天艺术团××市龙门××里水湾演出项目，由我经手收取和决定发放的演员演出费用及其它费用停留剩余款2018年1月份632元、二月份6228元，三月份2899元，四月份775元，五月份＿元，总计＿元。我保证在2018年＿月＿日前将上述剩余款返回惠州市百花春天艺术团法人代表彭学其账上。此款退返回后，惠州市百花春天艺术团及其法人代表彭学其与本人停留剩余款即结算清楚，彭学其与惠州市百花春天艺术团不得以此同一理由再主张此剩余款项。双方签名”。彭学其在发出上述内容之后即刻再向贺漫芬发送一张图片，该图片显示有关费用的计算过程。另查，原告向被告催讨欠款未果后曾于2019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0105民初6219号，后因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受理费而被本院裁定按撤诉处理。之后，原告于2020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主张2018年4、5月的演出费用构成如下：1、四月份的费用：4月1日、5日、6日、7日、14日、15日、21日、22日、29日、30日（共10天），资深级别歌手：（600元×5人）×10天=30000元，专业级别歌手：（500元×5人）×10天=25000元，车油补助：500元×10天=5000元，合计为60000元；2、五月份的费用：5月1日、资深级别歌手：（800元×5人）×1天=4000元，专业级别歌手：（600元×5人）×1天=3000元，车油补助：500元×1天=500元，合计为7500元；5月5日、6日（共2天），资深级别歌手：（600元×5人）×2天=6000元，专业级别歌手：（500元×5人）×2天=5000元，车油补助：500元×2天=1000元，合计为12000元；以上费用共计79500元。原告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营范围为歌舞创作编排、演出策划、歌舞培训、综合文艺表演等。被告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经营范围为文化艺术类。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的合作时间在2018年5月6日才终结而被告已结清3月及以前的工资，但在本案所主张的工资尚未结清；被告则表示：双方的合作时间到2018年3月份，在4月至5月份其是与贺漫芬个人合作，现场均由贺漫芬负责。原告对上述双方的合作过程做出以下陈述：1、贺漫芬是我方聘请来的，演出现场执行人员分别为彭学其、贺漫芬与乐伟英，具体工作由贺漫芬与乐伟英负责；2、在演出人员中大部分是我方招来的，有些是贺漫芬找来的，这是我方内部事宜，不能由谁发放工资确定工资收款人已转为贺漫芬。被告对上述双方的合作过程做出以下陈述：2017年，被告法定代表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贺漫芬，然后与贺漫芬开始合作，后贺漫芬表示其忙不过来且我方也需要签协议，故贺漫芬就提出找原告与我方进行合作，贺漫芬表示她跟原告没有任何协议。本院认为：原告诉称被告拖欠其2018年4月至5月的演出费用未给付，被告辩称其已结清与原告的相关费用并在2018年4月至5月另聘请贺漫芬演出合作，且已向贺漫芬支付费用，故不存在拖欠费用的情况。因此，双方在上述事实方面的争议系本案需处理的焦点问题。首先，由庭审证据并结合三方陈述的意见，可知整个演出活动的过程中第三人贺漫芬与原告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且在聘请演员、发放演出费用（即原告所称的工资）及节目安排等方面均可由第三人贺漫芬负责与处理，这正好说明第三人贺漫芬在整个演出活动当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个体与原告、被告分别进行合作，也形成共同合作筹办演出项目的模式。因此，被告辩称其在2018年4月至5月聘请了贺漫芬进行合作并非与原告进行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其次，虽然原告主张被告拖欠彭学其、龚淑琴、乐伟英、邱荣昌等人演出费用，但是其所提供的证据没有涉及到这四个人具体演出场次、现场实际演出等相关凭证（比如签到表、被告确认演员到场信息等），也没有反映出双方演出费用如何交付、通过何种方式结算等内容；同时，原告也未提交关于之前如何与被告结算并收取费用以及原告如何向演员发放演出费用等证据。因此，原告的举证未形成切实有效的证据链证实其诉请，也未能反驳或推翻被告抗辩意见与第三人贺漫芬的述称意见。再次，关于原告主张2018年4月、5月的演出是之前涉案协议延续的意见，双方在涉案协议所约定的期限为2018年2月底，如果双方仍要照之前协议履行，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两个企业法人（即原告与被告）按照正常流程理应继续签署书面合同而后按约履行，如此则基本不会发生上述双方对有无演出事实存在争议的情况；退一步而言，即使双方没有达成书面协议，如果在履行过程中把握细节，注重交接，比如每次演出均要即时付款，做到“钱货两清”，抑或在双方商定月结的情况均做到每次演出留有相应凭证，比如“演出签到表”，或通过微信进行每日汇报与交接等，如此也能厘清双方账目与费用。鉴于此，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只要原告有做到其一，均能以此证实到其所主张2018年4月、5月的演出是协议延续的意见。然而，原告在本案的举证却未能反映出上述情况，也无法证实到原告主张的意见。最后，由第三人贺漫芬的陈述意见再结合被告的举证，可知2018年4月起被告已与第三人贺漫芬合作并由第三人负责演出事宜，如贺漫芬通过微信对演出人员（原告曾为大部分人员购买过养老保险）发放当月的演出费用，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2018年4月至5月原告并未与被告进行合作。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的部分演出人员在2018年4月、5月有参与贺漫芬负责的演出并出现拖欠演出费用的情况，那也是这些人员与贺漫芬之间发生的纠纷，与被告没有直接关联。有鉴于此，在原告未提供切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拖欠其演出费用的情况下，原告所主张的诉请既无必要的事实根据亦无相应的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市百花春天艺术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28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吴哲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汪嘉敏郑碧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