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0民初10060号 原告：苏友云，男，汉族，192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綦江区。 原告：包大容，女，汉族，1942年2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綦江区。 原告：王福林，男，汉族，1966年1月30日，住重庆市綦江区。 原告：王友梅，女，汉族，1987年6月22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 四原告之共同诉讼代理人：吴成建，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之共同诉讼代理人：陈世俊，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沱湾支路5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2450516709U。 法定代表人：向世伦，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喜，男，1966年4月21日出生，汉族，副主任医师，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建波，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友云、包大容、王福林、王友梅与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綦江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旭独任审判，并于2019年12月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福林及四原告之共同诉讼代理人吴成建，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喜、傅建波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本院人员调整，本案改由审判员余波独任审判，于2020年10月2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福林、王友梅及四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承建，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喜、傅建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友云、包大容、王福林、王友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四原告因苏通永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419985元；二、本案诉讼费、鉴定评估费用由被告全额承担。审理中，四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为137390.55元（其中丧葬费44587元、死亡赔偿金758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15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事误工费2000元、处理丧失交通费1000元、鉴定费8000元，前述合计915937元，原告要求被告承担15%即137390.55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7月22日，苏通永因剑突下疼痛3天，加重4小时于当日22时20分，由家属拨打120热线，通过救护车送入被告“胸外科”入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1胸痛待查；2瓣膜性心脏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2019年7月22日至7月24日，苏通永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后转入“胸外科”普通病房。2019年7月31日下午，苏通永病情持续恶化，左腹部疼痛加重，于当日22时25分突发意识丧失，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8月1日0时死亡。出院诊断为：猝死；主动脉瓣狭窄；非特异性ST-T改变；心功能IV级；胆囊炎（情况不明）；胃溃疡（情况不明）。原告认为；被告在医疗过程中至少存在如下过错，与苏通永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一、诊断不明确，诊疗不及时，未及时根据死者病情变化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死者入院诊断为瓣膜性心脏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且经过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死者心脏功能方面有重大问题。诊治过程中（结合用药清单），明显可见治疗药品基本与上述疾病无关，使用的药品主要是治疗胆囊炎和胃溃疡。原告认为：被告在明知死者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却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其病情恶化猝死。胆囊炎和胃溃疡不会导致死者猝死，心脏方面的疾病才是猝死的原因。因此，被告在医疗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二、医务人员未尽到积极诊断、及时治疗的义务，态度消极、推诿。死者入院时急诊科开出的住院科室为胸外科，但胸外科认为应入肝胆科治疗，而肝胆科认为急诊科开出的住院科室为胸外科，坚持不收死者住院。经过两个科室一个多小时的互相推诿，胸外科才收死者住院。7月31日中午死者疼痛加剧，家属找不到主治医生。值班医生和护士检查后，仅使用了止痛药进行镇痛和灌肠，但未深入处理病情，也未及时根据死者病情的变化进行重新诊断。直到当晚8时，家属仍找不到主治医生。在家属一而再、再而三的寻找和请求下，胸外科朱云喜与主治医生陶炫霖才在当晚9点钟赶到科室，但未入病房查看、抢救病人，而是在医生办公室逗留。死者家属见病人情况危急，去办公室找医生的时候，胸外科主任居然声称“病人不是我科接的，是急诊入院，我可以不管。病人我治不了，你们可以弄起走”。晚上10点30分左右，在病人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主任和主治医生才进入病房。但抢救过程中，主治医生陶炫霖居然离开抢救现场，不知所踪。仅留下主任朱云喜和护士在病房内抢救。直到凌晨0时病人宣告死亡时，主治医生都没有出现。原告认为：医疗人员在病人危急时找不到，到了住院部无视病人生命安全，不积极救治，是明显的态度消极，延误抢救时机。且主治医生是最了解病人病情的人，在抢救的关键时刻，离开现场的行为毫无医德可言。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治疗过程中的过错行为与苏通永猝死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医疗过错鉴定，还原事实真相，明确被告责任。为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案情，支持原告所请。 被告綦江人民医院辩称，原告陈述患者苏通永于2019年7月22日因病到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于同年8月1日抢救无效死亡，对这一事实无异议；2、该患者死亡原因是因为自身患有严重心脏病，在本次入院之前已经先后两次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因该病情严重，需要进行手术，但患者因经济上或其他因素拒绝采用手术方式，所以在本次入院，因病情加重造成心脏病突发猝死；3、被告认为在对患者整个诊疗过程中，对病情的诊断是明确的，采取的治疗方案也是符合医疗规范的，并不存在过错医疗行为，因医疗纠纷案件医方有无过错涉及到专门性的问题，通过法律程序，原告能够举示证据证明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及与后果具有关联性，被告同意按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否则，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患者苏通永系原告王福林的妻子，王友梅的母亲，原告苏友云和包大容的女儿。2019年7月22日，患者苏通永因剑突下疼痛3天，加重4小时于当日22时20分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1、胸痛待查；2、瓣膜性心脏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同年7月31日22时25分突发意识丧失，经抢救无效后死亡。死亡诊断：1、瓣膜性心脏病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室性早搏二联律ST-T改变心功能IV级；2、胆囊炎；3、胃溃疡；死亡原因：心源性猝死。由于双方对苏通永的死亡原因发生争议，四原告遂诉至法院。 审理中，四原告申请对被告对苏通永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苏通永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接受委托后，对整个诊疗行为进行分析说明，（一）关于原告方所述的损害后果：根据病历资料记载，苏通永在2016年、2018年明确诊断为瓣膜性心脏病：主动脉瓣重度狭窄，心功能IV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建议其手术治疗处理心脏瓣膜病，均拒绝。2019年7月22日，苏通永因“剑突下疼痛3天，加重4小时”再次入院，完善相关检查，请相关科室会诊，给予对症支持等治疗，于同年7月31日22:25突发意识丧失，经抢救无效于2019年8月1日0时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诊断“1、瓣膜性心脏病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室性早搏二联律ST-T改变心功能IV级；2、胆囊炎；3、胃溃疡”，死亡原因：心源性猝死。（二）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对苏通永的诊疗行为及存在未尽到注意义务的过错：1、2019年7月22日，患者因“剑突下疼痛3天，加重4小时”再次入院，医方对患者行心电图、腹部CT、胃镜、胰腺酶谱等检查，以明确疼痛的病因，并行抗感染、抑酸、护胃等对症治疗，符合一般医疗常规。2、根据2016年、2018年的心脏超声检查结果，其主动脉瓣重度狭窄诊断依据充分，从两次超声左心室壁厚度、舒张功能（E、A峰）、主动脉流速、左心射血功能（FS、EF值）等数据上看，其左心功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本次入院医方有义务注意患者目前心功能进展情况，医方未行心脏超声检查评估心脏情况，未尽到注意义务。3、主动脉瓣狭窄的内科治疗仅为改善和延缓病情，手术才是最终治愈方法。2016年及2018年两次住院治疗时，医方均向患者告知了本病的危险性随时可能死亡及手术治疗的方式，尽到了告知义务。本次住院期间未查见针对相关病情及治疗方式的沟通告知；7月31日18时10分患者诉“腹胀、疼痛不适”，21时30分查看病人与家属沟通，未查见书面沟通记录，医院方不能举证对其病情变化尽到了充分的告知，存在告知不充分的过错。4、患者有活动后气促病史，辅助检查NT-proBNP明显升高，结合主动脉瓣狭窄的器质性病变基础，其心功能不全诊断明确。对于心衰患者而言，血容量超负荷会进一步加重心脏的负担，从而进一步加重心衰，故容量管理是心衰患者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患者入院后，每天有补液，同时医方请内科会诊，会诊指示适当利尿纠正心衰治疗及注意尿量；但医方无患者的每天出入量统计，对其心衰的容量监控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过错。（三）关于医方的过错与苏通永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纵观整个医疗过程，其患有主动脉重度狭窄，心功能进行性恶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胃溃疡，胆囊炎等疾病，病情进展迅速，临床考虑心源性猝死；尸检结果是检验临床治疗的金标准及判析死亡原因和死亡机制的金标准，本例未行尸体解剖，死亡原因和机制不详，根据目前资料，判析医方的诊疗与苏通永死亡后果的直接因果关系明显不足。2、医院方存在的过错在于对主动脉瓣狭窄病情未能充分了解，降低了疾病的防范力度，对其病情进展有一定的不良影响，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丧失了患者充分了解病情及治疗方法的机会，对其死亡的发生有一定的不利作用，故以该过错是导致苏通永死亡发生的轻微原因认定为宜（拟参与度为5-15%左右）。最终出具鉴定意见：1、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在对苏通永的诊疗中存在未尽到完全注意义务的医疗过错。2、以该过错是造成苏通永死亡发生的轻微原因认定为宜。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8500元。 另查明，苏通永系城镇居民家庭户口，出生于1966年6月29日。其父即原告苏友云出生于1927年12月1日，其母即原告包大容出生于1942年2月27日，二人共同生育了包括苏通永在内6个子女，其中长子苏通林已于2007年5月死亡，其余子女均健在且成年。 前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户口本、结婚证、证明、住院病案、住院一日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等证据记录在案为凭，并经本院质证审查，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重庆市法正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对原告的诊治存在未尽到完全注意义务的过错，该过错是造成苏通永死亡发生的轻微原因，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鉴定机构的分析，被告在治疗过程中存在三个方面的过错。为最大限度抚慰原告受到的创伤，较为合理的弥补原告受到的损失，结合鉴定意见中参与度的建议，本院确定由被告承担15%的责任。 对原告的损失，本院依法核定如下：原告诉请的丧葬费44587元、死亡赔偿金7587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1570元，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误工费，虽然原告未举示证据证明死者家属办理丧事事宜的误工损失，但作为死者至亲，为处理丧葬事宜耽误一定工作时间、产生相应误工损失是符合情理的，本案酌情主张1000元。关于交通费，被告亦认为有一定合理性，仅对原告主张金额有异议，本院酌情主张500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的过错只是造成患者苏通永死亡的轻微原因，且被告作为为大众服务的医疗机构，如果课以过重的赔偿责任，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恐有不良影响，故对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鉴定费8500元，原告仅主张8000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前述费用共计864437元，由被告承担15%，即129665.55元。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苏友云、包大容、王福林、王友梅因苏通永死亡所致的各项损失共计129665.55元； 二、驳回原告苏友云、包大容、王福林、王友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由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承担（此费四原告已预交，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民医院在履行前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员  余 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留微微 书 记 员  罗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