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92民初16677号 原告：胡军，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被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6200251612。 法定代表人：刘位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凡，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珂均，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胡军诉被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航空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海南航空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海南航空公司支付航空延误赔偿款人民币4693元，并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损失；2.本案受理费由海南航空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胡军于2019年10月1日搭乘海南航空公司HUXXXX号航班从意大利罗马飞往中国重庆，原定航班计划到达时间为2019年10月2日上午6点，实际到达时间为2019年10月2日下午1点12分，延误七个多小时。根据欧盟于2004年公布的《关于航班拒载、取消或长时间延误时对旅客补偿和协助的一般规定》（以下简称欧盟261号条例）的相关规定，胡军下飞机后通过电话方式向海南航空公司提出赔偿600欧元的要求，海南航空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回电话确认符合欧盟261号条例的赔偿规定，将按照当天汇率折合人民币4693元赔偿给胡军。次日，胡军按照海南航空公司发来的短信及其所附链接上的要求上传了材料，但海南航空公司并未按约赔付。胡军遂起诉来院。 被告海南航空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在庭审前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称，第一，胡军未提供客票证明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第二，海南航空公司从未承诺过按照欧盟261号条例的标准支付赔偿金，海南航空公司已经提供了免费餐食和休息室并尽一切努力尽快恢复航班运行，不存在过错。第三，胡军购票时，海南航空公司已经向其告知了运输总条件，该运输总条件亦在官方网站上公示，其为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并没有约定适用欧盟261号条例作为航班延误的赔偿标准。 原告胡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示了登机牌、海南航空公司出具的《不正常航班证明》、电话录音、短信、短信链接截图，拟证明其与海南航空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以及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胡军出示了前述证据的原件，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且，前述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证据形式亦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海南航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拟证明双方在运输合同订立过程中已约定按照海南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处理争议。前述证据系案外人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后查明的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日，胡军拟搭乘海南航空公司名下HUXXXX号航班从意大利罗马前往中国重庆，客票登机牌上载明登机口为E35，座位号39A，登机时间为18点30分。 2019年10月8日，海南航空公司客服人员向胡军来电称，根据欧盟条例的确是满足了4个小时以上，3500公里航程以上的条件，海南航空公司可以赔偿600欧元一个人的补偿，折算成人民币大概是4693元，要求按照4693元申请一个人的补偿。胡军在电话中表示了同意。后，客服人员告知胡军后续会发送短信到其手机上，并说明申请赔偿的流程。 2019年10月9日，海南航空公司向胡军出具《不正常航班证明》，其中载明“兹证明海南航空2019-10-01由意大利罗马飞往重庆的HUXXXX航班，因飞机故障影响，导致航班延误。计划起飞时间：2019-10-0112:50，计划到达时间：2019-10-0206:00；实际起飞时间：2019-10-0120:27，实际到达时间：2019-10-0213：13。”同日，海南航空公司通过95539向胡军手机发送短信，其中载明“【海南航空】您好！关于您2019-10-01的航班HUXXXX的补偿申请我司正在处理，请通过下边的链接补充相关申请材料：……。”随后，胡军按照链接的要求上传了身份证件，委托书等。海南航空公司并未支付赔偿金。 经本院登陆海南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核实，其网站上公示了《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总条件》（以下简称运输总条件）。该运输总条件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条定义中对公约的定义为“是指根据合同规定适用于该项运输的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华沙公约）和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海牙签订的《修订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以下简称海牙议定书）以及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第十六章第四条载明“旅客、行李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引起的损失，海航应当向旅客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海航证明本人及其雇员、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海航不对应延误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第十条载明“运输过程中因延误给旅客造成损失的，海航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以蒙特利尔公约相关规定为准”。 另，胡军在庭审中认可海南航空公司在延误期间提供了餐食和休息区供旅客等待。 本院认为，本案海南航空公司虽抗辩胡军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但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属于运输合同关系。根据胡军的主张，双方争议所涉的航班航线为从意大利飞往中国，因此，运输的出发地是意大利，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属于国际航空运输。因此，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法律适用问题。明确法律适用是解决双方其他实体争议的前提。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胡军与海南航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航空运输合同关系；海南航空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航班延误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损失金额的确定；胡军是否有权要求逾期赔偿的损失。 一、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 （一）本案应当优先适用国际公约 我国签署并批准加入的关于国际航空运输的国际公约包括华沙公约、海牙议定书、蒙特利尔公约。本案所争议的国际航班的出发地点意大利也系前述公约缔约国。在此情形下，应当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其理由在于： 第一，从国际公约的性质来看，国际公约是国家与国家之前就共同利益和对各国之间普遍认可的一般性法律原则的认可，也可以视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意思合意，故应当优先于国内法适用。 第二，从国际公约与国内法衔接的原则来看，我国法律规定了国际条约、国内法以及国际惯例的适用规则，以履行缔约国遵守国际条约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也作出了与前述规定同样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条约的适用优先于国内法的适用是我国针对国际条约适用顺序的一般性规定。 综上，本案应当首先适用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国际条约中没有规定的，再适用我国法律的规定。 （二）本案应当适用蒙特利尔公约 我国和意大利均系华沙公约、海牙议定书以及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故本案还涉及适用其中哪一公约的问题。蒙特利尔公约第五十五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本公约应当优先于国际航空运输所适用的任何规则：一、该项国际航空运输在本公约当事国之间履行，而这些当事国同为下列条约的当事国：（一）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二）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订于海牙的《修订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可见，由于意大利及我国均系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而蒙特利尔公约中又规定了该公约的条款优先适用于华沙公约及海牙议定书，因此本案应当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 同时，蒙特利尔公约本身并没有规定允许排除其适用，反而在第四十九条规定“运输合同的任何条款和在损失发生以前达成的所有特别协议，其当事人借以违反本公约规则的，无论是选择所适用的法律还是变更有关管辖权的规则，均属无效。”因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不可通过约定排除蒙特利尔公约的适用。 二、关于海南航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的问题 （一）胡军与海南航空公司之间存在航空运输合同关系 本案中，海南航空公司抗辩胡军没有提供航空客票证明双方存在航空运输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蒙特利尔公约第三条规定：“一、就旅客运输而言，应当出具个人的或者集体的运输凭证，该项凭证应当载明：（一）对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的表示；（二）出发地点和目的地点是在一个当事国领土内，而在另一国的领土内有一个或者几个约定的经停地点的，至少对其中一个此种经停地点的标识。二、任何保存第一款内容的其他方法都可以用来代替出具该款中所指的运输凭证。采用此种其他方法的，承运人应当提出向旅客出具一份以此种方法保存的内容的书面陈述。……五、未遵守前几款的规定，不影响运输合同的存在或者有效，该运输合同仍应当受本公约规则的约束，包括有关责任限制规则的约束。”从前述规定来看，航空客票并非唯一能够证明运输合同关系的运输凭证。本案胡军虽未提供航空客票，但是提供了登机牌、《不正常航班证明》、录音、短信等证据，足以证明海南航空公司向其提供了旅客航空运输服务，双方存在航空运输合同关系。 （二）海南航空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九条规定：“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引起的损失，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本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已经采取一切可合理要求的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承运人不对因延误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中，海南航空公司出具了《不正常航班证明》，证实了胡军所乘坐的HUXXXX号航班在2019年10月1日因机械故障导致航班延误约7小时30分。虽然海南航空公司辩称其在延误期间提供了餐食和休息区供旅客等待，胡军也予以认可，但提供餐食和休息区供旅客等待的措施仅仅是在航班延误期间提供给旅客在等待期间的相关服务，并非避免延误及因延误造成损害的措施。海南航空公司也没有采取安排更换航班等措施缩短航班延误时间，同时，根据《不正常航班证明》中载明的内容来看，该航班延误并非因天气等不可预见、不可控制的客观原因，而是由于海南航空公司提供运输的客机自身机械故障所导致。因此，仅仅提供餐食和休息区不足以认定为采取了一切可合理要求的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 退一步讲，即便海南航空公司已采取的前述措施符合蒙特利尔公约第十九条之规定，其仍应承担赔偿责任。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本公约不妨碍承运人拒绝订立任何运输合同、放弃根据本公约能够获得的任何抗辩理由或者制定同本公约不相抵触的条件。”胡军在支付了足额的运输合同服务费用后，海南航空公司未能按照运输合同约定及时履行运输义务。在纠纷发生后，海南航空公司的客服人员又与胡军协商一致适用欧盟261号条例的标准进行赔付，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客服人员对旅客所作的陈述应当视为航空公司所作的陈述。因此，即便海南航空公司存在延误而无需赔偿的抗辩理由，其已经就本次航班延误的赔偿与胡军达成了一致意见，也应视为其放弃了对因航班延误给胡军造成损失不应赔偿的抗辩。 至于海南航空公司认为其运输总条件应为运输合同的内容，其赔偿责任应当按照运输总条件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中，海南航空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在胡军购票时告知了其运输总条件为运输合同的一部分，进而无法证明双方的责任需按照运输总条件予以确定。即便是运输总条件视为双方合同的内容，其上关于延误的责任承担以及责任限额，均与蒙特利尔公约一致。因此，即便以运输总条件作为判断双方责任的依据，仍须适用蒙特利尔公约，海南航空公司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海南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向胡军赔偿因航班延误所造成损失。 （三）关于赔偿金额的确定 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一、在人员运输中因第十九条所指延误造成损失的，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责任以4150特别提款权为限……。第二十四条规定：一、在不妨碍本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条件下，并依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保存人应当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任限额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复审，……二、前款所指的复审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因素已经超过百分之十的，保存人应当将责任限额的修订通知当事国。该项修订应当在通知当事国六个月后生效。……。”2009年12月30日，国际民航组织作为公约保存人将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因航班延误造成损失的特别提款权限额由4150特别提款权修改为4694特别提款权。2019年12月28日，国际民航组织再次将航班延误造成损失的特别提款权限额由4694特别提款权修改为5346特别提款权。本案所涉航空运输合同发生于2019年10月1日，因此应当适用2009年修改的标准，即上限赔偿金额为4694特别提款权。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目前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权重为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2020年10月，特别提款权兑换人民币的平均汇率为1：9.4931。综上，按照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海南航空公司因航班延误给胡军进行的赔偿金额上限约为人民币44560.61元。 由于蒙特利尔公约所规定的航班延误的损失赔偿金额为上限金额，而非赔偿的法定数额。因此在蒙特利尔公约规定下的承运人应当承担的航班延误赔偿金额，原则上应由旅客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实际损失未超过公约规定的金额上限，承运人应按照实际损失金额进行赔偿，超过规定金额上限的，按照上限金额进行赔偿。本案中，胡军本应对其因航班延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蒙特利尔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本公约不妨碍承运人拒绝订立任何运输合同、放弃根据本公约能够获得的任何抗辩理由或者制定同本公约不相抵触的条件。”可见，公约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公约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意思自治。尽管蒙特利尔公约以恢复性赔偿为原则，但是对于双方当事人自行约定赔偿金额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因此，双方当事人在旅客未举证证明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对延误损失进行协商一致的赔偿，应为蒙特利尔公约所允许。这也符合蒙特利尔公约“确保国际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的宗旨。胡军举示了海南航空公司与其的通话录音，以表明双方协商一致按照欧盟261号条例规定的600欧元/人的标准进行赔偿。双方在通话中均同意以致电当日的汇率，将600欧元兑换为人民币4693元进行赔偿，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的约定，应为有效。另外，海南航空公司与胡军协商的按600欧元，折算后按人民币4693元的标准支付航班延误赔偿，没有超过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航班延误约44560.61元的赔偿上限。综合考虑航班延误的时间、航班里程等因素，按600欧元的标准进行赔付也没有明显的不合理情形。因此，海南航空公司与胡军协商一致的按人民币4693元的标准支付航班延误赔偿，属于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本院予以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海南航空公司与胡军系按照欧盟261号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协商进行赔偿，但并不代表本案将欧盟261号条例作为案件适用的法律。本院按照欧盟261号条例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系在适用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前提下，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赔偿金额予以的确认。 （四）关于逾期支付赔偿金的损失问题 根据电话录音和短信记录，海南航空公司对胡军所作的承诺是同意赔付人民币4693元，但并未承诺赔付的具体期限。短信记录中也只是要求胡军上传相关材料进行申请，且该赔偿实质上是由于海南航空公司未按照运输合同的约定及时完成航空运输义务所产生，本质上属于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因此对于胡军请求的自2019年10月9日起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海南航空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第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军支付航班延误赔偿金4693元； 二、驳回原告胡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潘 登 审判员 范云飞 审判员 高 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丁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