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202民初2327号原告：宋宝昌，男，1955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法定代理人：宋杨（系原告儿子），男，198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霞，吉林市昌邑区东市商贸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吉林市双嘉环保能源利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石华根。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刚，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林市信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冬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胜（系吴冬梅丈夫），男。被告：周伟波，男，197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光，吉林市船营区黄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陕西西咸新区正吉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正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静，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斌，男，196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魁钧，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文，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宝昌与被告周伟波、魏斌、陕西西咸新区正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咸公司）、吉林市双嘉环保能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嘉公司）、吉林市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宝昌的法定代理人宋杨、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霞、被告周伟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晓光、被告魏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魁钧、曹洪文、被告西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静、被告双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娜、沈晓刚、被告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吉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宝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五名被告赔偿我身体损害导致的损失1,269,662.42元，具体赔偿明细：（1）医药费79,229.67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6天＋32天）×100元=5,800元；（3）误工费10个月×3,522.08元/月十25天×161.93元/日=39,269.05元，鉴定：自2018年11月15日受伤至2019年10月10日评残前日；（4）护理费538,618元，鉴定：一级护理16天×2人×161.93=5,181.76元，二级护理（329天-16天）×1人×161.93元=50,684.09元，自2018年11月15日受伤至2019年10月10日评残前一日，鉴定：16年×30,172元/年=482,752元；（5）伤残赔偿金16年×30,172元/年=482,752元；（6）后续治疗费80,000元；（7）营养费80天×30元/天=2,400元；（8）交通费200元；（9）精神抚慰金50,000元；（10）鉴定费3,300元。合计：1,281,568.72元；2.请求五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双嘉公司与西咸公司系煤炭供应的合作关系，西咸公司供应给双嘉公司的煤炭根据他们双方约定由西咸公司负责卸货，为此西咸公司雇佣了魏斌用铲车卸煤，但是在卸煤的过程中，西咸公司与信达公司约定挂靠在信达公司名下的煤炭车辆的车底的清扫并不负责，如果要西咸公司清理，需要每车给清理车底的人50元，为此魏斌再征得西咸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找到我到双嘉公司煤棚现场清扫车底。2018年10月，我在双嘉公司现场清理周伟波车辆，车号为:×××，根据平常卸煤，清理车底的操作，每卸完一节车厢，车辆要往前移动一次保证车辆最后能正常开出去，我刚清理完第一节车厢底，周伟波开始提车，我则在车辆移动过程中从车辆上掉下，经过吉林市康盛医院和吉林市中心医院抢救，虽然生命保留但是由于颅脑骨折，经过司法鉴定确定为一级伤残。案发后，我儿子找到双嘉公司要求对现场进行取证，但是被拒绝，与西咸公司、魏斌等多次协商并未达成赔偿意见，同时五名被告相互推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我与西咸公司系雇佣关系，西咸公司明知原告宋宝昌清理车底，是原告行为的间接受益者。魏斌与宋宝昌之间又构成帮工关系。而周伟波则是我侵权的直接主体，与我损害结果之间构成了因果关系，由于周伟波等信达物流挂靠下的车辆每车均按约定给我支付50元的清底费，构成了契约中的对价关系，也就是周伟波是我行为的直接受益者，而周伟波与信达物流之间系挂靠关系，为此，导致我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的适格主体是：西咸公司、魏斌、信达公司、周伟波等。本案中我损害的场所是双嘉公司煤棚现场，双嘉公司应对我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事实上我在双嘉公司已经清理了30余车，这期间双嘉公司并未对我进行安全教育，同时现场也没有安全警示标记，另外，我受伤后，双嘉公司把周伟波的车辆放行也没有尽到管理职责，双嘉公司对我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种放任的态度，为此双嘉公司应该在安全保障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五名被告是我的侵权主体，也与我的损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均不同程度存在过错。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请求五名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连带关系。双嘉公司辩称，1.我公司对宋宝昌没有安全教育的义务；2.现场设置了安全标识；3.我公司并非车辆的主管单位，亦非执法部门，无权扣押事故车辆。综上我对宋宝昌所诉事故伤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信达公司辩称，我公司没有直接责任。宋宝昌在起诉书中声称，“五名被告是侵权主体，也与被告的损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不同程度存在过错。”这一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我公司与案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事发前，与本案有关联的所有合同约定、货物运输、劳务雇佣等行为，我公司没有参与也不知情。事发场所，不是我公司所有，现场所有商业服务管理行为都不在我公司的经营范畴之列。另外，事发时我公司没有任何员工在现场，现场所有人员均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劳务关系，也不存在工资支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哪来直接的因果关系？又哪来契约中的对价关系？2.我公司也没有间接责任。本案中，我公司没有任何故意、过错或者过失责任，也谈不到所谓的对其他涉事方的连带责任，包括对周伟波的连带责任。我公司与周伟波车辆是非营利挂靠关系。多年前，周伟波车辆通过熟人介绍挂靠在我公司，这一点双方是有协议的。在挂靠协议中，对双方的责权规定得很明确，尤其是第三条至第七条，明确约定了双方的管理、运营、保险、责任等方面权利义务。依照挂靠协议规定，我公司仅收取车辆代办年检、运营证办理等方面成本费用，没有任何调度运输、参与经营、享受利润分配的权利，同时协议里对挂靠车辆明确提出了车辆保险、安全管理、责任承担等方面硬性要求，已经尽到督导告知责任，具有长期效力。挂靠车辆的日常运营、维修检查、经营收益等情况，包括此次运煤业务的承揽实施和费用收取，完全由车主独立掌控，我公司没有任何知情权。鉴于此，我公司根本不应该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只有这样，才不违背《民法通则》中“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立法精神。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解释“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特指的是交通事故。这里所说的，也仅是需要，而不是必须。本案事发时，据了解涉事车辆没有移动。另外，交警接到报案后未到现场，主要原因是发生在厂区内部、未涉及移动车辆的根本不是交通事故。对于一个非交通事故的事故，宋宝昌诉求我公司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更没有法律依据。综合上述，对于宋宝昌受伤一事，我们表示深深同情。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和实际挂靠关系以及非劳务、非因果关系等多种实际因素，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周伟波辩称，一、总观点：1.宋宝昌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混乱不明确，即是雇工损害纠纷，还是侵权损害纠纷含混不清。2.让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对我的不实诉讼请求，具体分析如下：二、原告说：1.双嘉公司与西咸公司是煤炭供应的合作关系。该法律关系认定，正确的法律关系应当是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合作关系，应当按买卖合同关系来认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2.西咸公司是卖方、双嘉公司是买方，双方约定由卖方西咸公司负责卸煤，为此西咸公司雇用魏斌卸煤，西咸公司与魏斌形成雇佣关系，即西咸公司按卸煤吨数向魏斌支付卸车报酬，同时魏斌又接受双嘉公司指派从事卸煤安全指挥工作；3.西咸公司与信达物流公司约定卸煤的清车底工作并不负责，如果要西咸公司清车底，需要给清车底的人50元。该段内容严重失实不符合买卖合同常理。即宋宝昌故意把整体卸煤工作分割开来，把整体卸车工作分成两部分：一是用铲车卸煤，二是清车底。如此看西咸公司要在卸煤工作中支付两笔费用无异了；4.为此魏斌在征得西咸公司同意下，又找来宋宝昌清车底，每车给50元清底费，宋宝昌的工资由谁来支付，从起诉状上看应是由西咸公司向宋宝昌支付清车底的劳务费才是正常的。综上起诉状上的论述，可见在关键的问题，宋宝昌是谁雇的劳务费由谁支付，前后矛盾，一会说西咸公司同意，一会说与我约定由我向宋宝昌支付50元清底费，事实不清前后矛盾，特别是把我说成了是契约中的对价关系，我是宋宝昌行为的直接受益者，更是荒唐至极。因为我只仅仅是与西咸公司构成运输合同关系，把货运到指定地点，运输合同义务既告完毕，如何卸车、是否清车底不是我的义务。车底清扫干净与否直接受益者是双嘉公司。这关系到煤炭是否足量交付问题，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被宋宝昌说成是直接受益者，与情与法与理都毫无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不合常理的歪理斜说，我坚决不予认可。三、在本案的基本事实方面：宋宝昌称：根据平常卸煤，清理车底的操作，每卸完一节车厢，车辆要往前移动一次，保证车辆能最后正常开出去，宋宝昌刚清理完一节车厢底，我开始提车，宋宝昌则在车辆移动中从车上掉下来。四、该段内容严重与事实不符，真正的事实是：1.我不是本车司机，司机是李洪波，不存在周伟波开动车辆问题。2、我的车辆是长达17米的大型挂车，双嘉卸煤的大库内有效卸车位置当时不足20米，对准卸煤位置后，车辆没有向前移动的余地，否则就会把煤卸到库外去了，只能对准货位一次卸完后，再由魏斌总指挥下用大型铲车从挂车后箱助力启动，才能缓缓启动，驶离货位。在重车压车眼严重的情况下，我的挂车客观下绝对不能自行移动车辆。为了卸完车后能够在大型铲车推动助力起车，魏斌向车主索要每车100元助力推车费，根本不存在我给付清车底的宋宝昌50元钱问题。因为宋宝昌与我没有任何合同条约关系，清不清车底与我无所谓的对价关系和受益关系，真正的清车底工作受益人是双嘉公司。3.宋宝昌从车辆上掉下来，不能排除自身年迈（64岁）有多年心脑血管疾病，在重体力劳累下站立不稳跌倒而至车下，本人年迈多病，又不注意自身体质能力，在车辆静止情况下摔倒与我无任何关系，是自身体质所至。4.事发后，双嘉公司明确告知与车辆无关，所以卸完车后顺利放行车辆。只是事发后发现宋宝昌病重，日后多日才找到我请客吃饭，让我说车辆移动造成交通事故假象，因为我的车有保险，可以走保险赔偿。这事我没有认同，认为车没动不是交通事故，因而引发本案诉讼。五、从本案的法律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分析。1.本案是雇工损害纠纷，雇主和受益人分别是西咸公司雇了魏斌总负责卸煤，每吨3元卸车费，魏斌雇了宋宝昌清车底，宋宝昌此前已干了30多车了，至今没有得到劳务费。其雇主应当承担雇工损害赔偿责任。在安全保障措施方面，西咸公司与双嘉公司签订了安全保障协议书，可见本案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是煤炭买卖关系的双方，宋宝昌清车底工资由雇主承担，工作成果双嘉公司是直接受益人，无论如何从雇工法律关系上与我都无关联性。因此我在没有擅自动车的情况下，无法定义务承担宋宝昌的任何责任，请法庭明断。西咸公司辩称，一、宋宝昌所述与事实不符。1.宋宝昌与我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2.我公司与魏斌之间是机械设备租赁关系，并非雇佣关系。宋宝昌诉状中称“西咸公司雇佣了魏斌的铲车卸煤”，这里所谓的“雇佣”的对象是物，并非人，即租用魏斌的铲车用于卸煤。事实也是如此，且我公司与魏斌约定由魏斌为租赁的铲车提供司机，租赁费采取计件的方式支付（即每吨3元），我公司与魏斌之间的这一约定也是符合铲车租赁行业的行业惯例的，其次，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也可以分析判断为租赁关系，而非雇佣关系；3.事实上，无论是魏斌找的宋宝昌清理煤底，还是周伟波找的宋宝昌清理煤底，都不需要征得我公司的同意，因为我公司支付费用的方式和标准是固定的,不因具体操作的人是谁而有所变化，且在整个事件中也没有人因用宋宝昌清理煤底而向我公司征求过意见，宋宝昌所述不属实；4.我公司与周伟波之间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运费以双嘉公司提供的到达货场煤炭的过称数量及每吨110元的价格予以支付。如果双嘉公司提供的过称煤炭数量少于在煤场出厂时过称数量的，我们将按实际到达双嘉公司货场的煤炭数量予以结算运费，且会将差额数量煤炭的价款从应支付给周伟波的运费中扣除（即每吨的煤炭从运费中扣除），所以说清理煤底的责任及费用不在我方。二、我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1.宋宝昌起诉我公司的事实依据是，宋宝昌认为其与我公司存在雇佣关系，前面我已经论述了我公司与宋宝昌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宋宝昌来到双嘉公司货场清理煤底，系被魏斌带领、清理煤底的工资具体由谁支付，我方不清楚。但我方与周伟波约定的是：运煤车到达双嘉公司货场后，卸煤需要的开、关大厢及清车底均由周伟波负责，产生的费用由司机给付，我方只支付铲车卸煤的钱。这一事实在（2019）吉0202民初1845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各方当事人均有陈述可以证明。所以，宋宝昌从事劳务的工资并非由我公司承担。2.法律依据是《侵权责任法》，依据该法律规定，我公司成为本案被告的情形无外乎有二种：一是我公司实施了具体的侵权行为，二是宋宝昌与我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这两种情形，我公司与宋宝昌之间都不存在。综上所述，宋宝昌对我公司的诉请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魏斌辩称，一、宋宝昌起诉状当中列明的是宋宝昌，但签名确是宋杨，原告主体错误。二、我与宋宝昌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我和宋宝昌是一个村的，都是九站街三道岭村的居民，家住前后院的邻居，宋宝昌在我家前院。宋宝昌是我老婶大姐的姑爷，我管宋宝昌叫姐夫，平时经常来往，关系挺好。我平时开一台小铲车在外干点零活儿，近一两年，不定期地在吉林市双嘉公司电厂院内用小铲车卸煤，有时一个月来几车煤，有时半年都没有煤，电厂不同季节用煤量不同。我为人诚信，一般情况下，电厂来煤就会通知我。2018年9月23日，我在村委会办事时接到了李茂华的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双嘉公司电厂院内用小铲车卸煤，当时，宋宝昌、田永庆在场听到了电话的内容。宋宝昌说他也想去干点活儿挣点钱，我考虑到卸煤现场需要有人清扫车箱，按照惯例运煤车辆每次都临时找人清扫车箱，也就是清底，每车50元钱，由运煤车的车主或司机当场给钱。通常情况下，运煤车的司机只管开车，不管卸煤，也不管打扫车箱。卸煤都是用小铲车将煤从车箱内推下来，运煤车开走后，有大铲车再将煤传成大堆。运煤车的车箱上的煤底需要人工清扫，现场一般都有等活的，前两年于春冬和韩旗海一直在现场等活，给运煤车清底，清一台给50元，钱都是车主或者煤车的司机给付。这种情况宋宝昌都知道，以前唠嗑时我就跟宋宝昌说过。所以，当宋宝昌跟我说他要干点活儿挣点钱，我就跟宋宝昌说，那你就到现场去吧，给运煤车清底，一车50元，如果用你，你就干，如果他们自己清，就不用你，总有司机会用你的。第二天，宋宝昌就去了，一直到案件发生之前，基本上都是宋宝昌在给运煤车清底，有没有不用他清底的车辆，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但一般情况下，司机都不会自己清底的，都是花钱现场临时找人清底。到案件发生之前，我陆续地卸煤28车。2018年11月15日，我正用小铲车推煤时，看见大伙往车后跑，我就从小铲车上下来，来到运煤车的车后，我看见宋宝昌在地上，他说是从车上掉下来了，我就送他去医院了。宋宝昌是怎么掉下来摔伤的，我没看见。我走以后，没有人开小铲车，卸煤就停了。等我回来继续卸煤，司机临时找了2个干零活的人清底，每车50元，当天6车，300元钱这2个人挣了。这2个人我不认识，不知道姓啥叫啥，就是在厂内干零活的。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我在电厂卸煤，是给西咸公司干活，计件挣钱，卸一吨煤给我3元钱，公司基本上按月给我结算工钱，不卸煤就没钱。宋宝昌给运煤车辆清底，是运煤车的车主或司机临时找人当场给钱，完全是双方自愿的，谁都不强迫谁，这也是卸煤场所的惯例，大家都知道的。运煤车辆临时找人清底是车主或司机与清底人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不需要征求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更不需要我的意见。宋宝昌是否给运煤车辆清底，完全是车主或司机与宋宝昌双方自愿决定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和宋宝昌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宋宝昌要我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三、我与宋宝昌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我和宋宝昌是从事完成不同的工作任务，干不同的活，挣不同的人的钱。我用小铲车卸煤，挣的是西咸公司的钱，宋宝昌清底，挣的是车主的钱；挣钱的方式也不同，我是按吨计件，每吨3元，按月结算，不卸煤就没钱；宋宝昌是按车给钱，清一车给50元，不清不给。干活的稳定性不同，我和公司已形成长期信任，公司用我卸煤已经两年了，而宋宝昌清底完全是临时性的，随时可以不来，随时可以不干，都是临时的、随时的，没有稳定性，也没有制约，也不存在长期的信任与合作。我若是不干活，必须提前跟公司说明，需要等公司找到新人时，我才能不干活，不能影响电厂卸煤。车主或司机可以用宋宝昌清底，也可以不用，宋宝昌可以自己随时决定清底或不清底，可以临时决定，他来不来都不影响电厂卸煤。车主或司机给宋宝昌清底每车50元，完全归宋宝昌个人所有，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只是介绍他来而已。因此，我与宋宝昌之间不存在帮工关系。四、宋宝昌认为其受伤与我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理由及连带责任的观点不成立。宋宝昌认为我是侵权主体之一，与他的受伤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且不同程度地存在过错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宋宝昌是怎么从车上掉下来的，我不清楚，我俩干的是不同的活，他的受伤，我没有任何的过错，他的受伤与我没有因果关系。我只是根据他的要求，介绍他来干点小活，并且人家用不用他，需要他们双方愿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拿他一分钱，他也不是给我干活。宋宝昌是正常的成年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宋宝昌要求我对他的受伤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宋宝昌认为其受伤与我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理由及连带责任的观点不成立。五、宋宝昌受伤后，我积极主动进行救助，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当我听说宋宝昌从车上掉下来后，立即打了120电话，120车找不到电厂的位置，为了节省时间，是我开车将宋宝昌送到了医院，替他垫付了住院押金1,000元，并及时打电话通知了宋宝昌的子女。住院之后，宋宝昌的儿子说他爸的钱都在外面，住院押金没有钱交，我又借给他10,000元交了住院押金。我做这些都是出于邻居关系亲属关系和做人的本能，不能看着不管。无论是宋宝昌的受伤，还是受伤后的救助，我不存在任何过错，也不是受益人，宋宝昌却反过来告我赔偿，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由于本庭当中改变了案由，宋宝昌主张侵权，并且说明要求魏斌承担责任，魏斌不是本案的侵权主体，不是侵权人，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存在过错。同时魏斌不是受益人，无论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还是侵权责任纠纷，魏斌均不是适格的主体。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6日，双嘉公司与西咸公司签订《煤某》，由西咸公司在10-11月份供应双嘉公司煤炭数量为3000吨左右，实际供货量以双嘉公司通知为准，交货地点为双嘉公司电厂货场，并由西咸公司负责运煤与卸煤。2018年10月16日，双嘉公司（甲方）与西咸公司（乙方）签订《安全协议》，约定：一、乙方进入甲方现场后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二、乙方负责对乙方工作人员或者乙方物流进行安全培训；三、甲方有权对乙方现场作业的安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四、由于乙方的原因引起的或在乙方拥有的设备、设施上发生的安全、工伤事故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概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与甲方无涉；五、乙方雇佣的临时人员由乙方负责安全管理。双嘉公司和西咸公司在合作协议上分别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西咸公司与周伟波达成协议，由周伟波负责上述煤炭的运输，并在运输至电厂货场后，由货车司机拿出100元用于支付开箱、推车等费用，运费按最终运输的吨数由西咸公司进行结算，周伟波驾驶的运输车辆车牌号为×××和×××，该车登记所有权人为信达公司，实际所有权人为周伟波，系周伟波将车辆挂靠至信达公司名下进行营运。煤炭运输至双嘉公司电厂货场后，西咸公司与魏斌商定，由魏斌负责卸煤，用铲车将煤从车上推到地下，每吨3元由西咸公司支付费用。魏斌与宋宝昌系邻居，魏斌介绍宋宝昌到双嘉公司电厂货场清理运煤车上的煤底。2018年11月15日上午，宋宝昌在从事清理煤底的工作过程中从×××货车上摔下受伤，于当天被送至吉林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急性硬膜下血肿、心房纤颤。宋宝昌住院26天治疗后，于2018年12月11日出院，共计花费医疗费73034.83元。2018年12月13日，宋宝昌在吉林市骨伤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颅内损伤后遗症、颅内损伤伴长时间昏迷、脑挫伤，住院治疗32天，于2019年1月14日出院，共计花费医疗费6,194.84元。2019年7月9日，本院立案受理宋宝昌诉双嘉公司、信达公司、西咸公司、周伟波、魏斌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经宋宝昌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宋宝昌伤残等级、护理等级、护理期限、误工期限、营养期限、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10月11日出具吉鸣正司鉴中心【2019】法临鉴字第303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宋宝昌因脑损伤致四肢瘫，肌力三级以下，评定为壹级伤残；2、四肢瘫，肌力三级以下，误工期评定为自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3、极重型颅脑损伤，护理期限评定为自损伤之日起至伤残评定前一日。（两次住院期间共计一级护理拾陆日，二级护理贰拾玖日。）；4、两次住院，两次营养期评定共计捌拾日；5、四肢瘫，肌力三级以下，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完全护理依赖；6、大面积颅骨缺损及脑积水，后续治疗费评估约需人民币捌万元。2019年11月28日，宋宝昌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吉0202民初1845号民事裁定，准许宋宝昌撤回起诉。2019年12月10日，宋宝昌的儿子宋杨委托吉林雾凇司法鉴定所对宋宝昌精神状态及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吉林雾凇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19日出具吉雾凇司鉴所【2019】精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诊断头部外伤所致痴呆，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2020年3月12日，本院立案受理宋杨申请认定宋宝昌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吉0202民特21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宋宝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宋杨为宋宝昌的监护人。另查明，2019年11月20日，吉林市昌邑区兴华街东厂宅社区出具证明，证明宋宝昌是吉林市昌邑区兴华街社区九委六十九组居民。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煤某、安全协议、机动车落户登记协议、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鉴定费票据、发票、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吉林雾凇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2020）吉0202民特214号民事判决、证明、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西咸公司与双嘉公司签订《煤某》，由西咸公司向双嘉公司出售煤炭，并由西咸公司运输和装卸。西咸公司分别与周伟波和魏斌约定，由周伟波负责运输，由魏斌在现场负责卸煤，宋宝昌经魏斌介绍在双嘉公司电厂货场内清理煤底并按车收费，在清理煤底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受到损害，西咸公司作为煤炭的出卖方，其按照约定承担的义务是运煤和卸煤，虽然其未直接雇佣宋宝昌为其清理煤底，但清理煤底是卸煤中的一项工作环节，宋宝昌清理煤底的工作成果的直接获益者为西咸公司，且西咸公司作为从事煤炭业务的公司，其理应预见其在煤炭运输及装卸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仍将煤炭的运输和卸货工作交由个人周伟波和魏斌负责，并未对运输及卸货等各个流程环节进行严格把控，致使上述工作环节流程混乱且人员随意，其应对不合理的选任所导致的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西咸公司对宋宝昌的损害存在一定的过错，其作为赔偿义务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宋宝昌在发生事故时作为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且长年从事相关工作，应对其从事的工作存在的潜在危险有一定的认知，其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致使自身遭受损害，其自身应对损害后果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宋宝昌应对其自身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西咸公司对宋宝昌在此次事故中遭受的损害后果承担60%的责任。关于宋宝昌要求双嘉公司、信达公司、周伟波、魏斌对上述损害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双嘉公司与西咸公司签订《煤某》，根据双方的约定，双嘉公司没有运输和卸货的合同义务，运煤和卸煤均有西咸公司负责，双方在合同签订后亦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雇佣的临时人员由西咸公司负责安全管理。事故地点虽然在双嘉公司的电厂货场内，但宋宝昌系从运煤车上在清理煤底的过程中摔落发生损害，双嘉公司对进入电厂货场运煤和卸煤的车辆没有管理的义务，其对宋宝昌的损害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周伟波系煤炭的运输者，魏斌负责将煤从车上推下，煤炭运输至电厂货场内，由周伟波等货车司机拿出100元用于支付推车、开关箱等后续工作的费用，魏斌介绍宋宝昌到电厂货场清理车底，现双方均否认雇佣宋宝昌，宋宝昌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查清50元的清车底费用由谁实际支付，周伟波和魏斌对宋宝昌的损害后果无实际的侵权行为和过错，故周伟波和魏斌对宋宝昌的损害结果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信达物流仅为×××的登记所有人，周伟波将车辆挂靠在信达物流，信达物流对宋宝昌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更无实际的侵权行为，故信达物流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宋宝昌要求双嘉公司、信达物流、周伟波、魏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宋宝昌损失的具体数额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1.医疗费，两次住院医疗费（73,034.83元+61,94.84元）79,229.67元，有票据为证，本院予以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伙补助费为100元×（26天+32天）=5,8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3.误工费，根据吉林鸣正司法鉴定中心法医临床鉴定结论，误工期限为自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即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10月10日，标准为服务业标准，每月3,522.08元，每日161.93元，误工费为10个月×3,522.08元/月十25天×161.93元/日=39,269.05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4.护理费，经鉴定护理期限为自受伤之日起至评残前一日（两次住院期间共计一级护理拾陆日，二级护理贰拾玖日），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依赖。评残之前的护理费为一级护理16天×2人×161.93元/日=5,181.76元，二级护理（329天-16天）×1人×161.93元=50,684.09元，评残之后的护理费，本院酌情支持3年，3年后再产生的护理费可另行主张，定残后产生的护理费为3年×42,265元/年=126,795元，共计182,660.85元；5.伤残赔偿金，经鉴定评为一级伤残，伤残系数应按照100%计算，宋宝昌为城镇居民，定残前一日已满64周岁，故伤残赔偿金应以16年为限计算，伤残赔偿金为16年×30,172元/年=482,752元，本院予以支持；6.后续治疗费，参考鉴定意见，后续治疗费用为8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7.营养费，参考鉴定意见，营养期限为80天，结合本地情况，以30元/天为标准，营养费为80天×30元/天=2,400元；8.交通费，考虑到宋宝昌受伤情况以及陪护、检查情况，宋宝昌主张200元交通费，本院予以支持；9.鉴定费3,300元，有票据为证，系必要的支出费用，本院予以支持。以上合计875,611.57元，由西咸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为525,366.94元。关于宋宝昌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因本次事故宋宝昌被评为一级伤残，考虑到其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本院酌情予以支持30,000元。综上，西咸公司应向宋宝昌赔偿（525,366.94元+30,000元）555,366.9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陕西西咸新区正吉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宋宝昌555,366.94元；驳回宋宝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113元，由陕西西咸新区正吉商贸有限公司负担4,868元，由宋宝昌负担3,2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翯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齐永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