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37897号原告：广东省二轻联发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之**。法定代表人：车文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霁庭，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光耀，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开平市长沙广场南路**津园**楼iv>法定代表人：吴庭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峻，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送炜，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iv>负责人：李文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峻，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送炜，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省二轻联发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被告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建邦兴业集团）、被告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下称建邦兴业集团广州分公司）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7月29日作出（2019）粤0105民初17174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移送本院审理。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粤0104民初3789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的管辖权异议。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不服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粤01民辖终238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霁庭、邓光耀，和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峻、陈送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项目转让金8400000元及利息（以4200000元为基数自1999年4月20日起、以4200000元为基数自1999年7月1日起，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7年6月28日，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与原告、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同福大厦项目转让合同》，1998年2月21日，原告根据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的授权与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订了《关于转让同福大厦的补充协议》，约定：“第一条：项目转让金额为4200万元……第三条：付款方式：4200万元，除已付给二轻联公司订金外，余下的3600万元，于签订本协议15天内，建邦公司付给二轻联公司800万，一个月内即1998年4月20日前付700万。其余2100万元分五期五个季度付清，即1998年7月20日前付420万，1998年10月20日前再付420万，1999年1月20日前再付420万，1999年4月20日前再付420万，1999年7月份前再付420万。不按时付款，则按银行同期月利息及罚违约滞纳金。”1998年5月15日，原告将同福大厦场地移交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双方签订了《移交同福大厦场地书》。其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变更了原法人，解散了董事会，并将同福大厦项目所有资料移交给了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但是被告建邦兴业集团自1997年8月支付第一笔600万项目转让款开始，1998年全年分期支付项目转让款1800万，1999年支付960万，共计支付了3360万，至今仍拖欠原告项目转让款840万元及利息、违约滞纳金，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建邦兴业集团支付，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以各种理由拖欠。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广州分公司作为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的分支机构，其主要的公司业务为联系总公司业务，也代表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与原告进行沟通联络，原告也曾多次通过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广州分公司交接项目材料。由于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广州分公司的财产和责任归属于总公司，且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广州分公司作为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在广州地区联系人，因此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广州分公司对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的上述债务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交了上述《同福大厦项目转让合同》《关于转让同福大厦的补充协议》《关于同福大厦项目由联发公司经营的协议》《关于转让广州市同福大厦项目香港银威公司董事会决定》《同福大厦付款退场协议书》《移交同福大厦场地书》《保证》《关于荟贤大厦转让项目问题的决定》、若干份《关于从速归还我公司项目转让款的函》《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律师函》及公证书、《关于荟贤大厦按揭监控的函》《确认书》《收据》《关于立即中止低价拍卖荟贤大厦的函》《联发公司发信登记表》《联发公司调研情况》《广东省联发房地产开发公司2011年工作总结及2012年工作要点》《情况说明》《广州市东山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书》、杨绛文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两被告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为：一、同福大厦项目的建设单位为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与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仅为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无权与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和《关于转让的补充协议》，该份《项目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原告无权要求两被告支付任何项目转让款。二、原告在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前未如实告知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关于涉案工程的诸多情况，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按照约定完成办理拆迁、产权交换手续，解散董事会，配合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完成按揭手续，导致涉案工程迟迟无法办理回迁与产权确权事宜，在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已经支付3360万元的情况下，原告却将被告建邦兴业集团支付的款项全部私吞，未向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其获得的款项早已超过了其应当分配的份额，基于上述情况，原告与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多次明确对于合同履行事宜相互免除对方的责任，故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双方均未对项目转让事宜起诉对方。现原告在20年后却又提起本案诉讼，意图获取更多的利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原告和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作为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至今未按照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完成出资义务，也从未将上述情况告知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导致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期以来无法正常经营，并最终于2006年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又因原告和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未完成出资义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穗中法民二重字第2号案中判决原告、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和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对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10183462.6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本应由原告和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承担，但被告建邦兴业集团被迫各方压力全额清偿了上述债务，承担了原告和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保留向原告和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另行追偿的权利。四、原告主张的债权早已超过了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从未收到过原告发送的关于催款的函件，即便按照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时间推算，原告主张的债权多次发生超出诉讼时效的情形，不仅如此，原告主张的债权也已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两被告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交了两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工程建筑质量认定书》《关于统一用地改名的复函》《关于敦促切实履行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责任的函》、涉案项目现场照片与视频、（2009）穗中法民二重字第2号《开庭笔录》《验资报告》、（2009）穗中法民二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经审理查明，广东银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银发公司）是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原告和香港银威企业有限公司（下称银威公司），现已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原名广东开平市建邦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广州分公司是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的分支机构。1997年6月28日，原告和银威公司共同作为甲方，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作为乙方，签订了《同福大厦项目转让合同》，约定：银发公司项目“同福大厦”的合资股权方原告和银威公司共同愿意将同福大厦项目转让给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乙方根据甲方在同福大厦项目中投入的资金总额和根据分期分批投入资金的时间计算银行利息，经双方核算确认后由乙方支付甲方；乙方补偿甲方同福大厦项目征地费50万元，与甲方投入的本息一并计算支付给甲方；甲方负责将银发公司的原法人许培勇变更为乙方法人张仿东，由乙方重新组建董事会和经营人员；合同生效后三天内，甲方将同福大厦项目所有资料，包括征地批文、报建批文、人防、绿化、环保、交通、防疫批文和拆迁补偿合同等移交乙方；资料移交后，乙方承担原由甲方签订的拆迁补偿合同规定的所有条款和临迁费，承担拆迁户临迁房的租金；同福大厦项目转让合同生效后，银发公司由乙方经营，同福大厦项目的一切费用、投资、建设、销售等由乙方负责和承担；同福大厦项目原基础工程由茂名建安公司施工，原施工的结算由省或市建行结算，审核结算后，乙方在7日内付清工程款给茂名建安公司。同年8月18日，银发公司和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订《确认书》，确认截至1997年4月底的结算金额，同福大厦项目的各项投资费用合计38560673.94元。同年10月9日，原告和银威公司签订《关于同福大厦项目由联发公司经营的协议》，约定：因银威公司董事长赵丙先生不幸病故，银威公司自1997年5月起对该项目再没有投入资金，同福大厦项目由原告独家经营开发或处理。1998年2月2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乙方）签订《关于转让同福大厦的补充协议》，约定：项目转让款4200万元，包括该项目截至1998年2月28日止的前期所有已开支的款项和茂名建安公司施工工程结算，1998年2月28日后该项目的开支及拆迁户临迁房租金和水电费由乙方负责；同福大厦的土地出让金由乙方负责；付款办法：4200万元，除已付甲方600万元订金外，余下的3600万元，乙方于签订本协议15天内支付800万元，一个月内即1998年4月20日前支付700万元，余下2100万元分五期五个季度付清，即1998年7月20日前支付420万元，1998年10月20日前支付420万元，1999年1月20日前支付420万元，1999年4月20日前支付420万元，1999年7月份前再支付420万元，不按时付款，则按银行同期月利息及罚违约滞纳金；甲方收到本协议前期800万元后，20天内把场地交付乙方进行施工使用；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同福大厦未办完的有关一切手续和拆迁户回迁安置问题，如因办理同福大厦的有关手续需甲方提供资料、证照而甲方未能及时提供乙方，所造成乙方的损失由甲方赔偿。1998年4月28日，原告和银发公司作为甲方，茂名建筑工程总公司广州第四工程处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同福大厦付款退场协议书》，约定：因甲方原因变故，同福大厦项目不再施工，甲方同意将补偿综合退场费、垫资工程款及利息合计15767562.37元于1998年5月19日前支付乙方。同年5月15日，原告、茂名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和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订《移交同福大厦场地书》，约定原告和茂名市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将同福大厦项目场地交付被告建邦兴业集团。1998年12月11日，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向原告出具《保证》，载明：同福大厦项目场地移交后尚欠原告的首期、二期款项的540万元及按合同约定的逾期利息和滞纳金，将于1999年1月份内分期分批付清原告。1999年8月9日，银威公司出具《关于转让广州市同福大厦项目香港银威公司董事会决定》，载明：同意将合资公司银发公司及其同福大厦项目转让给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及其找来合资的外方公司。另查明，原告为证明其持续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追索840万项目转让款，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主张2001年2月28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从速归还我公司项目转让款的函》，该函件左下角手写“收到此件。毛容根。2001.2.28”。2.原告主张2002年4月23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从速归还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该函件左下角手写“已收此函。毛容根。2002.4.23”。3.原告主张2003年3月28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尽快支付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该函件左下角手写“已收此件。黄雪香。2003.3.28”。4.原告主张2003年11月10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立即中止低价拍卖荟贤大厦的函》，原告提交的《联发公司发信登记表》中记载“接收人/交寄人：毛容根”。5.原告主张2005年7月20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原告表示该函件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两次现场拒收，其后原告将该函件于2005年8月24日以快递方式发送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寄件人联的邮件详情单上收件人签名栏手写“AET，8月25日签收”，但并无邮政部门印章。6.原告主张2006年10月10日委托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律师函》，该函件左下角手写“此件已收。梁伟光。2006.10.13”。7.原告主张2006年10月19日委托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律师函》，邮件发送过程具有公证机构的公证，但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8.原告主张2008年9月23日委托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律师函》，邮件发送过程具有公证机构的公证，但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9.原告主张2010年9月16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邮件发送过程具有公证机构的公证，但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10.原告主张2012年9月14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原告员工杨绛文在函件左下角手写“当日送文未果，下周电联”，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11.原告主张2012年9月24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邮件发送过程具有公证机构的公证，但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12.原告主张2013年8月14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原告表示被告建邦兴业集团拒绝签收该函。13.原告主张2014年9月10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邮件发送过程具有公证机构的公证，但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14.原告主张2015年1月9日委托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款项催收函，但仅能提供寄件人联的邮件详情单，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15.原告主张2016年9月1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发送《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邮件发送过程具有公证机构的公证，但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签收该函的证据。16.原告员工雷应机、杨绛文、温永红于2020年4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称三人于2012年9月14日上午到达富力科讯大厦，被告建邦兴业集团领导不在，让三人下周电话联系，第二周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人员百般推脱，原告其后委托公证处寄送催款函。原告还申请杨绛文（原告的原办公室主任，退休后返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杨绛文陈述多年来代表原告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催收840万元项目款，但表示因为时隔20多年，不可能记住每一次催收的具体时间，以原告出具的催收函记载的时间为准。在本案法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确认，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已向原告支付同福大厦项目转让款3360万元，同福大厦项目一直登记在银发公司名下。原告主张被告建邦兴业集团欠1999年4月20日前应支付的420万元和1999年7月份前应支付的420万元共840万元项目转让款，诉请要求支付并计付欠款利息。本院认为，《同福大厦项目转让协议》、《关于转让同福大厦的补充协议》等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两被告关于同福大厦项目的建设单位是银发公司，原告、被告建邦兴业集团、银威公司签订的上述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针对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仍欠付同福大厦项目转让款84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一方面，虽然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主张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存在欺瞒土地拆迁、用地手续办理、回迁补偿、工程结算等行为，导致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产生重大经济损失，于是双方协商互相免除对方责任，相互不再追究责任，但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对此缺乏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原告主张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仍欠付840万元转让款及利息，作为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原告超过二十年时间从未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与常理不符。鉴于两被告在本案中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提出不履行债务的抗辩，本院从诉讼时效的角度进行如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权利人应当在法定的期限内主张权利，否则将丧失胜诉权。原告主张其对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享有同福大厦项目剩余转让款840万元的债权，即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应于1999年4月20日前应支付420万元，再于1999年7月份前应支付420万元。原告提交了包括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在内的若干证据，拟证明其不间断地主张债权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从而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邮寄的催收函件附有寄件回执，有公证机关公证证明寄件过程，而无显示两被告有签收邮寄的函件。其中，原告由公证机关公证证明2010年9月16日向被告建邦兴业集团寄出了《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之后，再以落款时间为2012年9月14日的《关于追收同福大厦（现荟贤大厦）项目转让款的函》主张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继续向被告建邦兴业公司催收欠款，但该次函件的邮寄无公证证明。该件上仅有原告经办人杨绛文在函件左下角手写“当日送文未果，下周电联”。原告主张部分催款函由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的职员签收，并由经办人出庭作证和书写情况说明，拟证明有直接上门催收的行为和2012年9月14日上门催款未果而延后于2012年9月24日寄出催款函件。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所指签收催款函的毛容根、黄雪香、梁伟光等人为被告建邦兴业集团的职员。再次，原告证人杨绛文系其原办公室主任退休返聘工作，系受雇于原告，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作出《情况说明》的原告员工雷应机、杨绛文、温永红同样与原告具有较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经办人的证言均不具有客观性，不具备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原告不能证明自2010年9月17日起至2012年9月16日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已向两被告提出履行债务的请求，诉讼时效没有发生中断或中止重新计算的情形，原告主张的上述债权自2012年9月17日起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即使原告2012年9月24日起继续向被告建邦行业集团发出催款函件，被告建邦兴业集团亦未对原告催款函和催收行为予以签收和确认，未同意履行债务。本案案涉项目转让款840万最迟的履行期限为1999年7月前即至1999年6月30日届满，该日为原告主张的债权未受偿而权利受损之日，至原告于2019年7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二十年。故对原告主张的上述债权依法不予保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省二轻联发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600元由原告广东省二轻联发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东明人民陪审员  李艳琼人民陪审员  杨爱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张绮倩黄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