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647号原告：张**，男，1958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原告：梁肇英，女，195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体新，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攀，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吕悠，男，198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张**、原告梁肇英（以下共同表述时简称二原告）与被告吕悠（以下简称被告）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体新、阮攀及被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生活费、赡养费、误工费、医疗费、交通费及伙食费等共计68万元。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受害人张某的父母，被告系张某的丈夫。2019年2月7日，张某在家中因一氧化碳中毒，送往医院抢救不治身亡。被告对张某之死负有重大责任，给二原告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一、被告与张某发生了激烈冲突，是导致张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当日中午1时，被告与张某因协议离婚一事发生激烈争吵，在被告实施过激行为后，张某一怒之下将被告逐出门外。近年来，双方一直都有矛盾，由于被告怀疑张某有外遇，故意采取冷暴力的手段，找各种理由加班、不回家、回家也不理睬张某、不陪张某看病等，致使张某患上抑郁症。当日中午，被告明知张某患病，仍出尔反尔，突某推翻原离婚协议内容，用不同意离婚相威胁，强烈刺激了张某，导致事态失控，被告负有直接责任。二、被告未尽作为丈夫的救助义务，使得悲剧发生。被告在明知张某患有抑郁症的情况下，其在双方大吵之后长达5个小时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缓解事态以及挽救张某的生命。尤其从下午4点到6点期间，被告对张某不闻不问，这理应高度警惕的关键两个小时里，被告仍某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只在家附近的小卖部给自己买了一瓶水。三、被告舍近求远，送东直门中医医院抢救，丧失了挽救生命的最后希望。当日晚6点14分，被告叫120救护车，将张某送往东直门中医医院抢救。平日，家里人有病都是去家附近的应急总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这次偏偏选择了相对较远的东直门中医医院，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急救应该去西医医院，而不能去中医医院，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必须有高压氧仓。应急总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均有高压氧仓，这时如果送到有高压氧仓的医院，许多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人可以抢救过来，但被告却将张某送到没有高压氧仓设备的中医医院。故二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二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我主观上没有加害张某的故意，在整个事件中也没有违法行为，就算有一些疏忽，与最后的结果也没有关系。公安机关已经做出了刑事的报告，结论是排除他杀。我提供的就诊记录可以看出，我从2017年起就带张某去就诊看病，之前不敢确定，后来在2017年时确诊了是抑郁症。张某在医院看病时自述其从初中、高中开始就是抑郁症，并且我多次让张某服药，但张某都拒不服药。2012年2月，张某曾短暂用药，但坚持不到一段时间，后来在2018年12月，张某才又同意服药，之前的药张某也全部扔掉了。一直到2019年，张某的病症是顽固状态，所以我不存在侵权行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系张某之父，梁肇英系张某之母，被告系张某之夫，被告与张某育有一女。经二原告申请，本院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调取2019年张某非正常死亡案卷，案卷内容包括：2019年2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支队（以下简称治安支队）出具《非正常死亡立案报告》，载明“经刑警工作排除邢嫌，此案立为非正常死亡案件”。2019年2月12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死者张某尸表检验未见外伤，可排除外伤致死；心血中检出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已达一般成人致死浓度，故结合案情分析，张某符合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治安支队干警张某、张某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工作记录，载明“2019年2月8日，我单位接新源里派出所报：在其管界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X区X楼X单元X号有一名女子被发现死亡，刑警支队、治安支队即赶到现场开展工作，经现场勘查走访，死张某（女，户籍：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身份证号：×××），经刑警工作排除刑嫌，现场将案件交予我组。经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鉴定，死者张某符合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现死者家属对死因无疑议，不要求解剖尸体进行检验，不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工作，并申请结案，同时出具死者张某死亡证明。”2019年2月12日，二原告及被告向公安机关提交申请，载明“我们家属对张某的死因无疑问，对公安机关调查结论无疑问，不要求公安机关解剖尸体检验，不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做进一步工作，申请结案，开具张某的死亡证明。”落款处有二原告及被告签名。2019年2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具《关于张某死亡的调查结论》，载明“1、该人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该人死亡不属刑事案件。”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原告主张其主张被告存在的侵权行为是被告在与张某于2019年2月7日发生激烈冲突后，没有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二原告称上述未尽到合理救助义务具体指二人吵架并产生肢体冲突，回到家中后，张某烧炭产生一氧化碳过度中毒，被告发现后没有及时给予救助，疏于关注，发现得比较晚，导致救助未果，最后致使张某死亡。关于事故的发生经过，被告陈述2019年2月7日其因故与张某发生口角，张某情绪比较激动，就将其赶出家门，其没有离开小区而是在家附近待着，其给张某发微信，张某也不回复。下午6点左右，其回到家之后发现张某精神不太好了，就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半个小时后，急救车赶到现场进行抢救，并要求张某住院，当时急救人员说了几个医院，并称应急总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没有床位和医生，最后才确定了最近的东直门中医医院是可以去的，于是救护车就赶去了这家医院，但救治未果。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张某看病的病历和诊断证明。二原告对2017年7月12日病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并主张病历写的是张某有抑郁状态和焦虑状态，是情绪的状态，并非是病症的确诊，据此开出药物缓解和治疗病症也是不同的。病史描述提到了高中，但只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也没有任何医院的确认，且只是提到初步诊断，也会存在误诊的可能，无法确认当时就存在抑郁症，据二原告了解张某在工作中并未表现出异样，所以其不是抑郁症导致的自杀，二原告认为还是因为夫妻争吵产生的情绪影响。另外，在安贞医院的诊断证明中也提到张某精神状态好，第二次就医就已有改善。而在病人未到场的情况下，所做的陈述无法反映真实情况，所以不认可2018年3月19日的门诊病历。2018年5月11日的病历体现的是患者亲属去医院询问，并非患者本人就医，所以对该份病历也不予认可。2018年5月30日的病历没有看到医院的公章，所以对该份病历不认可。庭审中，二原告主张其老来丧女，因此提出了本案的主张和诉求，提出了被告的送医是否存在瑕疵纰漏，提出如果亲属在北京早点得到信息能够更加主动应对突发情况。而在所调取的材料中能够看到张某与被告在事发当天有口角和争吵，表现偏激烈，由于夫妻之间有关注和相互关照的义务，所以被告对于张某的死亡负有一定责任，其基于此请求法院支持其主张。被告主张现在其和其家人独立抚养六岁不到的孩子，其一个人来承担家庭的经济负担，还有房贷没有还，经济也很困难。对于张某的事，其心情也很痛苦，生活和精神并不比二原告轻松。事发的原因是张某因一氧化碳中毒，没有任何的外力，是意外事件，如果仅仅因为其与张某在事前有争吵就认为是其的原因导致事故发生是不合理的。其被赶出家门很长时间回去后才发现张某去世，这不应当是其责任，其经济和精神的伤害又应当由谁承担。因此，本案属于意外事件，其不应当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二原告主张由于被告与受害人张某在2019年2月7日发生激烈冲突后没有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从而导致张某的死亡。根据本院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调取的张某非正常死亡案卷，鉴定机构对张某的死亡作出司法鉴定意见后，包括二原告及被告在内的张某家属向公安机关提交申请，表示“对张某的死因无疑问，对公安机关调查结论无疑问，不要求公安机关解剖尸体检验，不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做进一步工作，申请结案”，随后公安机关作出调查结论。因此，本院认为被告与张某的死亡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并无证据表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且导致了张某的死亡，故二原告基于双方存在侵权责任纠纷为由而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及原告梁肇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600元，由原告张**及原告梁肇英负担（已因法律援助申请免交诉讼费，本院予以批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白星晖审判员  柯 岩审判员  李 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丁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