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初531号原告薛晓润，男，198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3号。法定代表人肖亚庆，部长。委托代理人梅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顾玲，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501号。法定代表人詹榜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苏海萍，女，198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委托代理人蔡京露，男，1984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原告薛晓润因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因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薛晓润，被告工信部的委托代理人梅扬、顾玲，第三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苏海萍、蔡京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7月30日，针对国家信访局转送工信部的薛晓润于2020年6月18日向国家信访局网站进行的网上信访请求，工信部作出工信信访〔2020〕2580号信访答复（以下简称被诉答复），内容为：一、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CA）与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签订了购销合同，为其提供相关产品并签发事件型证书，用于固化业务场景信息。经调查，北京CA在为平安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过程中，遵守了《北京CA电子认证业务规则（2.0.4版）》和《北京CA证书策略（1.0.1版）》，不存在违反认证业务规则的情况。二、2019年12月，北京CA根据平安申请，出具了相应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上述报告指定场景中，平安持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为“电子签名人”,报告中载明的“证书持有者信息：‘薛晓润’”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定义的“电子签名人”。因此，北京CA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问题，我部已责令其进行整改并向相关方书面说明。原告薛晓润诉称：2020年9月4日，因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交的一份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被告投诉。被告拒绝书面答复，仅告知原告其已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调查并查出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已要求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整改。原告于2020年6月19日向国家信访局投诉要求被告出具书面报告。被告于2020年7月30日出具的被诉答复仅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的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认定为“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不违反认证业务规则”。而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中载明：“通过解析证书信息，该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使用的数字证书显示证书持有者：‘薛晓润’，证书序列号128281000000664F4A;通过解析证书路径，验证该证书由Trust-SignSM2CA-2000181证书体系签发，属于数字认证的证书体系，因此该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薛晓润的数字证书由数字认证签发。”以上表述足以误导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对电子签名作出错误的审判结果，严重违反《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第七章规定，应该责令其整改，并处以警告或者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但被告未按照《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作出应有的行政处罚，影响了原告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审判结果，理应重新作出行政处理书面答复。综上，原告请求：1.判决撤销被诉答复；2.判决被告就原告举报、投诉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重新作出书面处理。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国家信访局网站截图，用以证明原告2020年6月18日向国家信访局投诉被告不严格履行其监管职责，不给原告书面处理结果；2.北京数字认证公司验证的其中两份电子签名纸质打印件文件，用以证明被告未严格履行其行政监管职责；3.被告2020年7月1日给原告寄送的补寄材料的告知书，用以证明被告重复收取原告已提供的举报材料，为难原告、拖延时间；4.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通话记录，用以证明原告2020年4月27日下午通过电话向被告举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被告让原告邮寄书面材料以及原告2020年5月25日下午电话询问被告处理进展，被告告知原告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存在违法违规，但被告拒绝出具书面处理答复；5.官网截图，用以证明被告负责电子认证服务许可的信息技术发展司部门电话；6.官网截图，用以证明信息技术发展司的地址；7.2020年9月21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原告与光大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名誉权纠纷案件开庭时再次为光大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及第三方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公司作出的虚假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用以证明被告未严格落实其行政监管职责让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彻底整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继续使用虚假电子验证报告扰乱司法审判，扰乱国家金融秩序；8.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公开办字〔2020〕第310号），用以证明检验检测认证证书与报告数字签名在线验证系统的真实性、权威性、合法性；9.第三人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34902号案件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7793号案件提供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中关于名为《光大银行查询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授权书》的PDF文档（该文档由光大银行提供），经检验检测认证证书与报告数字签名在线验证系统验证为文档没有进行签名的截屏，用以证明第三人提供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为虚假证据，扰乱司法审判，勾结平安集团、光大银行扰乱国家金融秩序；10.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纸质件，用以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从未以任何方式给原告颁发过电子签名认证证书，第三人另案提交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为虚假报告，不能证明是原告真实的电子签名。被告工信部辩称：1.针对原告2020年4月27日就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第三人提交虚假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请求被告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行政处罚，责令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赔偿原告损失以及书面道歉的举报，被告于5月25日电话告知原告将依法进行处理。5月26日，被告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现场调查，认为其提供电子认证服务本身并不违反《北京CA电子认证服务规则（2.0.4版）》以及《北京CA事件型证书策略（1.0.1版）》，但其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问题。被告于2020年6月1日向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了工信发函〔2020〕474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整改并向相关方出具有关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文字说明。2020年6月5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被告报送了整改报告并向原告邮寄《说明函》进行了说明。2020年6月18日，被告电话告知原告已对其举报事项进行了调查处理并对调查处理情况进行解释说明。2.针对原告于2020年6月18日向国家信访局进行网上信访，要求被告对其举报事项进行书面答复，被告信访部门于2020年7月1日告知原告补充提交信访材料，7月8日收到补充材料之后，于7月21日向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发函要求其进行书面回复，7月22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了回函。7月30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对原告进行回复说明。3.被告经调查，并未发现须依照电子签名法以及《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处罚之情形。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基于与平安的民事合同关系，为平安签发事件型证书，提供电子签名认证服务。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平安提供的电子认证服务符合《北京CA电子认证服务规则（2.0.4版）》以及《北京CA事件型证书策略（1.0.1版）》，但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对平安出具的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当问题，被告已要求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整改，履行了法定公共监管职责。4.原告与被告履责之间并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电子签名法以及《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并未设定被告具有行使行政监管权保护特定电子签名人或其他相关方的行政义务，故被告并不负有保护和考量原告个人利益的义务，其履责行为不会侵犯到原告的合法权益。5.被告基于对电子认证服务业的公共监管职责就原告的举报进行了调查处理，被诉答复仅属事实行为，并非“行政法律行为”，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任何影响。综上，被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于2020年4月29日提交的举报材料，2.电话记录单，3.关于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被投诉事件现场调查取证记录及照片，4.工信发函〔2020〕474号《责令整改通知书》，5.《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平安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整改情况的报告》，6.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原告出具的说明文件及寄送凭证，7.电话记录单，证据1-7用以证明针对原告2020年4月29日的举报，被告依法进行了处理回复，不存在不履责情形；8.国家信访局向被告转递的原告信访材料，9.工信访告〔2020〕2763号函及寄送单据，10.原告补充寄送的信访材料，11.工信发函〔2020〕918号《关于核实投诉举报问题的函》，12.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回复邮件，13.被诉答复寄送凭证，证据8-13用以证明对原告2020年6月18日的信访，被告亦依法进行了处理回复，不存在不履责情形，被告所作信访回复对原告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任何影响。第三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答辩意见与被告工信部一致，其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法定举证期限内，第三人提交了下列证据：《关于平安业务中电子认证服务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平安共同出具说明，证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平安提供的电子认证服务，系平安向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提出申请，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根据平安提交并核实的业务场景信息签发数字证书，在电子签名后对上述业务场景信息进行固化。经庭审质证，原告认可被告证据1、证据4-6、证据8-10、证据13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被告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证据3、证据7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认可被告证据11、证据12的真实性，不认可其合法性。被告认可原告证据1-7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证据8、证据9的关联性；不认可原告证据10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同意被告对于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被告认可第三人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原告认可第三人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经审查，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8、证据9与本案被诉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以及被告、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与本案被诉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16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受平安的委托，对一份名称为“光大银行查询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授权书”的PDF格式电子合同进行电子签名验证并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验证结论如下：1.该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人身份通过身份证信息核实、人脸识别比对等在线方式进行了身份核实，电子签名使用的数字证书由数字认证签发，证书持有者信息：“薛晓润”，证书序列号128281000000664F4A。2.该电子签名采用数字签名技术，通过数字签名验证，电子签名时间为2018-02-2200:13:23，该电子签名通过验证有效。3.电子合同自电子签名后未发生任何改动。2020年4月29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举报信及相关材料，原告举报事项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光大银行上海永和新城支行及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虚假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原告请求被告依法调查被举报人，给予其严厉的行政处罚，并就针对此次事件给其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书面道歉。原告的主要理由为：其从未与被举报人有过任何电子签名的业务往来，被举报人也未给原告发放电子认证证书，原告未曾与被举报人签过《CA电子认证服务协议》，原告没有在案涉电子合同上进行签字。同年5月25日，被告电话告知原告将对原告的举报事项开展调查。5月26日，被告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并于同年6月1日向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作出工信发函〔2020〕474号责令改正通知书，通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其向平安出具的相关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的问题。根据电子签名法及《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责令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7日内完成上述问题整改，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向相关方出具有关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真实意思表述的文字说明。同年6月4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原告作出《说明函》，并于次日寄出，原告于同年6月6日签收。在《说明函》中，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对其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的过程进行了说明，同时对验证结论中所述的“证书持有者信息”字段标识的内容向原告进行了解释，并就“证书持有者信息”表达方式所引起的误解希望得到原告的理解。同年6月18日，被告电话答复原告对于其举报，被告经调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平安签订了《数字证书应用产品购销合同》，并向平安提供电子认证数字证书，用于固化签名行为业务场景信息，不存在违反电子认证业务规则的情况。针对原告提出的需要书面回复的新诉求，需要原告将材料寄送至被告信访部门。2020年6月18日，原告向国家信访局网站进行网上信访，要求被告对原告的举报事项进行书面答复，国家信访局于次日将其信访材料转送至被告信访部门。同年7月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工信访告〔2020〕2763号函并于次日寄出，通知原告补充相关举报材料，原告于同年7月4日签收。被告于同年7月8日收到原告寄交的补充材料，并转送被告信息技术发展司处理。被告信息技术发展司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工信发函〔2020〕918号《关于核实投诉举报问题的函》，要求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明确其出具的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中的“证书持有者”和“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是否为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如不是，则对“证书持有者”和“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的定义进行解释说明，并明确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电子签名依赖方”对应的法律实体身份。同年7月22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对被告信息技术发展司作出回函并附其公司的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事件型证书策略、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的有关文件，上述回函中称：北京数字认证公司2018年2月为平安签发序列号为128281000000664F4A的事件型证书，通过证书签名固化平安与用户签署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信息，证明相关信息的完整性，相关证书服务符合CPS和CP的规定。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中的“证书持有者信息”，是平安与用户签署合同时经平安核验的用户身份信息，不是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使用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签发的事件型证书实施电子签名的主体是平安而不是用户。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用户没有电子认证服务合同关系。符合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是使用事件型证书实施电子签名的主体，即平安。而符合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依赖方”，是通过对电子签名验证从而信赖该合同签署场景信息的任一实体。被告于同年7月30日作出被诉答复，并于次日寄送原告，原告于同年8月1日签收。原告不服，于同年8月7日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电子签名法第三十一条并参照《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不遵守业务规则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认为授权日期为2018年2月22日的电子合同《光大银行查询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授权书》“授权人（签字）”处的电子签名“薛晓润”非其本人所签，并据此认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进而向被告进行投诉举报。上述《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实际上是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基于与平安之间的合同关系就《光大银行查询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授权书》签署时的业务场景信息有无发生改动等情况所作的第三方说明。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接受被告调查后，核实了相关情况，对上述电子合同颁发事件型证书的业务流程向被告作出了说明。上述说明能够合理解释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出具的过程以及结论。被告根据调查反馈情况得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为平安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过程中，遵守了《北京CA电子认证业务规则（2.0.4版）》和《北京CA证书策略（1.0.1版）》，不存在违反认证业务规则的情况，该结论并无不当之处。另外，平安作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客户，向该公司提交签名行为业务场景信息，该公司根据平安的请求签发出事件型证书，并将平安提交的用户身份信息作为业务场景特征写入证书甄别名中的“证书持有者信息”。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载明的“证书持有者信息”，实际上是平安与用户签署合同时经平安核验的用户身份信息。但该报告中有关“证书持有者信息：‘薛晓润’”的表述确有歧义。根据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电子签名人，是指持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并以本人身份或者以其所代表的人的名义实施电子签名的人。本案中，平安接受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的电子认证服务，使用该公司签发的事件型证书并实施电子签名，因此平安为电子签名人。被告将上述问题定性为“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并无不当之处。且针对上述问题，被告已经责令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整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并就上述问题向原告进行了说明。被告在被诉答复中将上述情况向原告进行告知，符合法律规定，已经履行了法定调查处理职责。至于原告主张的在另案审理过程中上述问题误导法院作出不利于原告的裁判，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晓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薛晓润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浩锋审 判 员 王春光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代景川书 记 员 隋雨霞附：相关法律规范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三十一条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不遵守认证业务规则、未妥善保存与认证相关的信息，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吊销电子认证许可证书，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十年内不得从事电子认证服务。吊销电子认证许可证书的，应当予以公告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第三十四条第一项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电子签名人，是指持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并以本人身份或者以其所代表的人的名义实施电子签名的人；2.《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处以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