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民终10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才华，男，197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柴忠爱，女，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江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长希，福建国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滢，福建国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山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双塔街道官塘小区3幢6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9T5QN47。 法定代表人：欧阳宝坤，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涵，女，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聪颖，女，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姜才华、柴忠爱因与被上诉人江山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碧桂园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20）浙0881民初2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姜才华、柴忠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上诉人是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其按约缴交92693.55元的增值税，最终接收方系税务部门。被上诉人实际仅向税务部门缴纳84189.55元税额，剩余部分应予以返还。1、补充协议第4页约定，除明确约定为不含税合同价款金额外，本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税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规范计算，由买受人承担。2、补充协议第11页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26935.4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92693.55元（税率10%），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房价人民币1019629元。本案中房屋的销售额是926935.45元，该数据是计算增值税的税基，合同约定支付时点的税率并未受到国家政策调整，也就是按10%计算税额，总房价1019619元是包含了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及10%税额。因增值税为价外税，根据该税种的性质和特点来说，不重复征税，逐环节征税、逐环节扣税，各环节的经营者作为纳税人只是把从买方收取的税款抵扣自己支付给卖方的税款后的余额缴给政府，而经营者本身实际上并没有承担增值税税款，货物在以前环节己纳的税款连同本环节的税款也一并转嫁给了最终消费者，最终消费者是全部税款的承担者。结合本案，买卖双方有约定税金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是全部税款的承担者，上诉人所缴交的税金实际上是代被上诉人缴给政府，接收方是政府。但根据发票内容，被上诉人实际只缴纳了9%的税率给国家。剩余1%的差额部分被上诉人是没有法律依据占有。二、本案补充协议第7页的约定的“税费”应当包括增值税，也就是当增值税发生调整，按调整的政策规定执行。补充协议第7页约定，若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调整导致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交接、产证办理等手续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调整的，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政策、法律法规执行。在上述补充协议约定中，“税费”括号之后列举了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三项。上诉人认为该条款所指向的税费是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其一，被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庭审答辩中说通常是在房子实际交付开票。其向上诉人开票的行为亦在交房期间，根据约定商品房实际交付等手续的税费中应当包括增值税。其二，括号中的内容是“包括但不限于”，“等”，因此税种并未穷尽。因该合同是格式合同，由被上诉人一方起草并提供。这里的“税费”是否包括增值税应当从增值税特点去分析，买受人承担最终的税负。因而补充协议中的税费应当包括增值税。其三，在一审判决书正文倒数第三页就“补充协议”被上诉人的质证内容其认可税率的调整是买受方来承担的。因此，当增值税发生调整时，本案应按调整时的政策规定执行。合同约定的总房价己明确约定价格构成即包含10%的税负。当国家政策予以调整变更时，作为最终承担者的买受人是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剩余的款项。三、本案因增值税发票税款纠纷而起，一审判决并未查明案涉房屋的销售额，即增值税发票的计税依据。且在判决主文认定不论税率调增或减，均不影响总价款，该判决是否有纵容开发商违法开票由贵院审查。本案因税率调整，双方就税款引发争议，一审判决并未审查案涉房屋的销售额，也就是计税依据。本案出现了三个税基：第一，被上诉人向税务部门作出的纳税申报时这样的，在上诉人购买的房屋单价是10420.401577元，数量是89.77平方米，销售额是935439.45元，9%税金计84189.55元，总价税合计是1019629元。税基是935439.45元。第二，补充协议第11页约定，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26935.4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92693.55元（税率10%），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的总价款为人民币1019629元。税基是926935.45元。结合第一、二点，税率实际下降后，即便总价款不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发票的销售额发生变化，即案涉的房价是在发生变化的。第三，一审判决认为“包含在合同总购房款中的增值税是不受政策、法律法规调整影响的”、“即如果税率调高，总购房款中的增值税是不受政策、法律法规调整影响的”、“签订合同时卖方和买方约定的购房款不发生变化”。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房产交易总价一般是建筑面积乘以房产单价，结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5页11358.24元房产单价乘以面积89.77平方米等于总价10196629元。本案案涉房价销售额是10196629元，税率由卖方即被上诉人自负，因此不论调增抑或是调减，因此总购房款均不发生变化。若是这样，以1019629元作为房价销售额计算9%税率，税额为91766.61元。被上诉人实际向税务部门缴交税额系84189.55元，明显低于应缴税额，当属违法。1019629元-91766.61元=927862.39元，被上诉人扣除税金，其实际所得依然比补充协议约定的房价926935.45元高。因此，本案一审中并未明确案涉房屋的销售额，甚至房产单价都未予以确定。若以10196629元作为销售额，被上诉人开具发票少缴增值税的行为涉嫌逃税。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上诉人辛苦一生都在为房子拼搏、奋斗。上诉人作为购房人，其在与开发商交易中处予不平等地位，房价、计税依据的金额均未查明，合同解释以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为准，明显有违民法基本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江山碧桂园公司答辩称，一、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答辩人，上诉人既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也并非是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故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会直接惠及买受人。上诉人认为自己为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其所缴纳的税金，实际上只是由答辩人代为缴纳给政府的这一观点，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的所主张的代收代缴关系的本质为无纳税义务一方以纳税义务人的名义代替纳税义务人进行税费缴纳，但是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及营业税改增值税税点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销售不动产一方，也即答辩人江山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故本案双方不可能构成代收代缴关系，也不存在代收代缴的事实。具体来说，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答辩人，无论国家增值税税率上调还是下降，均为答辩人与合同签约时无法预料，且需自行承担的商业及政策风险，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虽然从长远上来看，可能会作用于消费领域，惠及广大消费者，但其直接目的是减轻企业赋税税负，激发企业活力。该项政策的直接受益人是企业，并且这也不意味着企业已签订的合同必须重新核算合同价格，立即让利与买受人，反之若增值税税率提高，答辩人也不会因此向上诉人等众多买受人收取税额补差。上诉人诉求的实质是将增值税下调带来的红利直接归属于购房者。此举有违国家出台减税政策的初衷。二、案涉商品房补充协议第7页所约定的“税费”不包括增值税税率发生调整时，答辩人也无须相应的调整案涉商品房总价。案涉商品房的补充协议的第7页中约定，“若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调整，导致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交接产证办理等手续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调整的，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据此上诉人认为，在上述约定中，“税费”括号之后，列举了契税、印花税等，故认定增值税也应该包含在“税费”的范畴之内。但是上诉人这一观点完全混淆了概念。此处的“税费”不应该包括本案所争议的增值税。正如答辩状第一点所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答辩人。上诉人既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也并非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答辩人和上诉人之间更不可能存在代收代缴关系。而补充协议第7页中所提及的“税费”后列举的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纳税义务人或者实际承担者则是上诉人，此处由答辩人代收代缴这些应由上诉人自身承担的税费。正如答辩人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要自行承担增值税税率因政策或法律法规变化而上升或下调的风险。同样的，上诉人作为契税、印花税等税费的纳税义务人也应当自行承担契税、印花税等税费因政策或法律法规变化而上升或下调的风险，而非由代收代缴税费的答辩人承担，故答辩人和上诉人才在补充协议中作出了上述补充协议中第7页的约定，该约定也必然不适用于增值税。除此之外，针对一审判决书中正文倒数第三页中答辩人关于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其实就是想要说明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税率的调整是应该由纳税义务人来承担的，也就是买受人即本案上诉人承担。而增值税则与前述内容并非一个范畴。综上，案涉商品房补充协议第7页的所约定的“税费”不应包括增值税，增值税税率发生调整时，答辩人也无须相应调整案涉商品房的总价。三、原审判决对于商品房总价款为固定价款，无论增值税税率调增或者调减都不会影响商品房总价款的认定，符合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并无不当。首先，答辩人和上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该商品房计价方式为按照建筑面积计价，单价为每平方米11358.24元，总价为1019629元。由此可见，买方买卖双方已就该商品房的计价方式和总价达成合意，即建筑面积乘以单价。而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的相关约定可知，只有在合同约定的建筑面积和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才会对总价造成影响。除此之外，合同并未约定对总价进行调整的其他情况。而在国家调整税率后，答辩人和上诉人也并未就该商品房的单价和总价进行协议变更，因此本案商品房总价款未发生变化。答辩人足额收取房款，并不构成任何违约，也不构成不当得利。其次，即使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出现了“该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人民币926935.45元，增值税为人民币92693.55元，税率为10%”的文字表述，但是该条后半部分同样有总房价人民币1019629元的表述，即总房价1019629元才是买卖双方协商一致的交易价格。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不含税总价926935.45元并不能作为买卖双方商品房的交易价格，也并非上诉人所称的税基。补充协议中的该条款仅是针对当时税率情况的告知性说明，明确当时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0%。换言之，此约定仅是基于答辩人预售该商品房时实施的增值税相关政策，双方就税种、税率等做出的约定，双方并不具有任何降税便降价的意思表示，即上诉人和答辩人之间并没有关于降税便降价的约定，补充协议中的该约定也不构成对主合同约定计价方式的变更。最后，针对上诉人所提及的税基问题。一方面，如上文所述，补充协议第11页中约定的不含税总价并非是增值税的税基。另一方面，增值税的纳税主体为答辩人，与增值税有关的税基、税率、起征点等内容，仅会影响答辩人作为纳税义务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而案涉商品房的总价，则是答辩人与上诉人因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二者不存在任何关联，税基、税率等也不会对案涉商品房的交易总价产生任何影响。故原审判决对于商品房总价款为固定价款，无论增值税税率调增或减都不影响商品房总价款的认定符合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因此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且不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合理合法的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姜才华、柴忠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款项9269.36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于2018年5月8日签订《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由原告向被告购买浙江省江山市的房产。同日，双方签订《商品房补充协议书》，在协议第十一项第十一条“关于税费”中约定，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为926935.45元，增值税按10%计算为92693.55元，房产总价合计1019629元。原告按约支付了房款。被告于2019年12月9日开具《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5780884），税率系9%。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也就是说，交易税金均包含在总购房款中。补充协议约定“因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调整导致该商品房实际交付、交接、产证办理等手续的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契税、印花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调整的，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是对税费中属于办理上述事项的手续的税费发生调整，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规定执行。上述约定并未对增值税发生调整时，要求按调整时的政策规定执行。因此，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包含在合同总购房款中的增值税是不受政策、法律法规调整影响的，即如果税率调高，总购房款也不发生变化，开具增值税发票时调高的税费仍由出售方承担。因此，即使开具发票时税率发生调整变低，签订合同时卖方和买方约定的总购房款不发生变化，也即税费多收部分不能退回。另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害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本案中，由于被告收取含增值税的购房款有有效合同的依据，原告并无有效的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被告收取的费用为违法或违约，故该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姜才华、柴忠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负担。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产的合同总价。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商品房全部购房款总额为1019629元。双方签订的《商品房补充协议书》第四条（五）合同价款补充约定：（1）除明确约定为不含税合同价款金额外，本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税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规范计算，由买受人承担。本院认为，根据商品房买卖的习惯和本案的交易事实，该约定中的税金包含增值税，且“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根据《商品房补充协议书》的约定为2018年9月8日前，此时增值税税率为10%。即合同总价已经锁定为1019629元，不论增值税税率升降均不受影响。至于江山碧桂园公司增值税缴纳的具体金额系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商品房补充协议书》第六条（三）交付时间中关于税费调整买受人同意按届时的政策、法律法规执行，结合该协议书其他条款进行整体解释和目的解释，应视为在商品房实际交付、交接、产证办理等手续时除合同总价（含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费，即不包括增值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姜才华、柴忠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姜才华、柴忠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顺增 审判员  刘小伟 审判员  郑慧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