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83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亢某1，女，汉族，2000年2月7日生，住河南省嵩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亢某2，男，汉族，1976年4月4日，住河南省嵩县。系亢某1父亲。上诉人（原审被告）：时某，女，汉族，1979年2月1日生，住河南省嵩县。系亢某1母亲。亢某1、亢某2、时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席普卫，洛阳市众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男，汉族，1994年3月10日生，住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汉族，1977年9月30日生，住河南省嵩县。系曹某母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某1，男，汉族，1981年2月14日生，住河南省嵩县。系曹某父亲。上诉人亢某1、上诉人亢某2、上诉人时某因与被上诉人曹某、被上诉人王某、被上诉人葛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5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亢某1、亢某2、时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彩礼，订婚时两个媒人也均称未看到彩礼的给付。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彩礼32001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曹某、王某、葛某1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32001元确实向上诉人交付正确。被上诉人及家人曾有多笔款项的取款记录，该取款明细一审时被上诉人已作为证据予以佐证，该介绍人葛怀群也确认过彩礼数额。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承认在订婚当天收到过红包。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一审时亢某1坚称没有收到见面礼2000元，但在诉状中称“订的钱指见面礼2000元”，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见面礼2000元予以返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曹某、王某、葛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三被告返还三原告84824元（见面礼2000元，化妆品2000元，彩礼32001元，手机3399元，五金37184元，橱柜2000元，转账624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4日，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经葛怀群介绍认识，由葛某2心做媒，双方邀请亲友于3月15日按当地习俗举办订婚仪式（订婚宴）。3月17日，原告曹某为被告亢某1购买手机一部，价值3399元；3月21日，原告方为亢某1购买“五金”：金吊坠、金手镯、金戒指、金耳坠、金项链各一。自××××年××月××日起至5月19日两个月内，原告曹某以微信方式向被告亢某1转账24次，每次80元—1000元不等。共计6240元。2020年5月23日，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因琐事产生矛盾，二人解除婚约。双方就如何返还彩礼经协商未果，引发诉讼。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方已于2020年9月11日将“五金”（吊坠8.65g、手镯38.03g、戒指5.53g、耳坠3.05g、项链24g）退还给原告方。一审法院认为，彩礼是指男女双方按照当地习俗以结婚为目的，一方或其家庭成员给付另一方的礼金及贵重财物。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附条件赠与行为，只有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赠与方能有效，否则，受赠人应当返还赠与物，赠与物不宜返还的，应当返还相应的折价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中，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于××××年××月××日按照当地习俗缔结婚约，两个月后解除婚约，二人并未共同生活，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彩礼。但针对彩礼数额问题双方各执一词，被告辩称，在订婚当天原告方给的红皮包里仅有香皂、毛巾和红线，并没有见面礼10001元和订金22000元，“五金”和一部价值3399元的手机也是在订婚后原告才给的。那么这32001元现金到底是否给付，根据双方的陈述和其它证据分析如下：1、原告称，订婚宴结束后，在被告的车上交给被告一个小红皮包，里面除香皂、毛巾和红线外，还有两个红包，分别装见面礼10001元（寓意万**挑一），订婚礼22000元（寓意好事成双）；被告称收到原告一个小红皮包，回家后看到里面只有香皂、毛巾和红线。可以证明被告接受了原告的小红皮包；2、介绍人葛怀群当庭证明，订婚宴前原告在其家包了两个红包，分别是10001元和22000元；媒人葛某2心证明，作为媒人其事先与双方沟通商定订婚时以10001元和22000元做彩礼。两个证人虽未直接看到彩礼交付情况，但均证明了订婚彩礼的数额为32001元。3、原告曹某与被告亢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二人在协商退婚事宜时亢某1曾提到“你妈知道了，会不会来我家要彩礼和首饰啊”，“把首饰还给你们，订的钱就作为补偿”。从“彩礼”“首饰”“订的钱”这些关键词来看，被告不仅收到了首饰（五金）也收到了现金。4、根据当地习俗，订婚时男方通常要向女方支付彩礼，这是约定俗成的订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既然已通过媒人商定订婚彩礼是32001元，并且是在订婚宴上交付，被告却称订婚时未收到彩礼，而事后也不向媒人或者男方询问情况，实属反常，违背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上，该院认为原告方在订婚时交给被告方彩礼32001元的事实存在，该彩礼被告方依法应当予以返还。原告称为被告亢某1购买价值3399元的手机一部，被告亢某1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并当庭表示愿意如数返还，该院予以支持。原告诉称第一次与被告见面时给见面礼2000元，订婚后又给被告2000元买化妆品，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对该部分请求该院不予支持。订婚后的日常交往中，原告曹某通过微信多次向被告亢某1转账和发红包，属人情往来的消费性支出，不属彩礼范畴。原告要求返还，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亢某1、亢某2、时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曹某、王某、葛某1返还婚约彩礼35400元；二、驳回原告曹某、王某、葛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20元，减半收取960元，由原告曹某、王某、葛某1共同承担160元，被告亢某1、亢某2、时某共同承担800元。二审中，亢某1、亢某2、时某申请证人葛某2心出庭作证，证明：葛某2心作为媒人未见到彩礼的现金。曹某、王某、葛某1发表质证意见称，双方是通过葛某2心把订婚彩礼金额确定下来，且曹某、王某、葛某1已经把彩礼钱准备好。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曹某与亢某1于××××年××月××日按照当地习俗缔结婚约，两个月后解除婚约，二人并未共同生活，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彩礼。亢某1、亢某2、时某上诉提出其并未收到见面礼10001元和订金22000元，但根据一审查明事实，上诉人一方称在订婚宴结束后收到小红皮包但未收到款项，但介绍人葛怀群一审出庭证明订婚宴前曹某一方确实包了两个红包，里面分别有10001元和22000元。且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葛某2心出庭作证，葛某2心当庭也认可当地有这个风俗，且陈述曹某一方也经过和葛某2心协商，最后确定彩礼金额为10001元和22000元。且根据曹某与亢某1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一审法院认定亢某1一方收到了现金并无不当，亢某1虽不予认可，但未给出合理解释，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事实以及相关证据材料高度盖然性认定亢某1已经收到现金符合常理逻辑，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亢某1、亢某2、时某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上诉不予支持。综上，亢某1、亢某2、时某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该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85元，由亢某1、亢某2、时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南志丹书记员侯少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