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14843号原告：朱少华，男，1984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委托代理人：李伟，广东华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稳靠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石沙路**商业楼自编****广州市八方货运市场********。法定代表人：伍立辉。被告：黄信安，男，1988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四会市。委托代理人：邓威，广东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少华诉被告广州稳靠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稳靠物流）、黄信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少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伟、被告黄信安的委托代理人邓威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稳靠物流经本院公告传唤，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少华向本院诉请：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运费合作款33880元及利息（利息以3388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5月25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两被告向原告赔偿运费损失29446元；3.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损失20万元；4.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都是从事物流运输的同行，2017年原告利用自有资源与顺丰物流有限公司商业合作，但是顺丰物流公司要求原告必须要有公司并且公司名下要有十辆车以上。原告遂找到被告黄信安，双方约定原告使用挂靠的方式，利用被告的资质与顺丰物流合作。双方签订了《挂靠合同书》，约定被告收到顺丰物流的款项后，再转给原告。被告黄信安特意将自己的收款帐号的u盾及副卡交给原告，由原告监管卡内资金流动。至2019年5月，被告突然将专门收款账户挂失，原告无法监管该账户。双方实质无法顺利合作，原告只能向被告追问顺丰公司转过来的款项，被告陆续支付了部分货款，但剩余33880元，被告至今未付。由于被告一直不向顺丰公司开具发票，顺丰公司有29446元无法通过被告支付给原告。该笔款项属于原告损失，应当由被告赔偿。因被告突然终止合作，属于违约，原告现无法与顺丰公司继续合作，导致原告损失可期待经济利益20万元，该损失应当由被告赔偿。被告黄信安系被告稳靠物流的之前独资法人及股东，两者财产混同，应当对以上债务与被告稳靠物流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判如所请。被告稳靠物流未答辩。被告黄信安答辩称：一、稳靠物流只欠原告5000元运输款，对于原告起诉超出5000元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二、被告稳靠物流与原告之间的合同期限为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对于超出合同期以及稳靠公司并未收到的款项，被告没有任何理由支付给原告。其中顺丰供应商结算平台所列11798元结算款所对应运输事项为原告所实际经营，结算日期为2020年3月10日，已经超出合同期，不受《挂靠合同书》约束，且此款项只是结算，稳靠公司未收到此笔运输款，稳靠公司不具有将此笔款项支付给原告的条件。三、原告与稳靠公司的合同为挂靠合同，原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告经营盈亏与被告无关。四、本案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被告黄信安并非合同主体，不宜在本案审理。如果原告认为黄信安作为挂靠公司的股东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可以另行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5000元以外的无理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稳靠物流（甲方）签订《挂靠合同书》，约定：一、挂靠经营项目。乙方以甲方名义与公司签订《顺丰物流业务合同》，该合同涉及项目。二、挂靠经营方式。1、乙方以甲方的名义独自组建经营团队并以甲方的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2、甲方就乙方经营项目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台账；3、乙方以甲方名义经营项目设立一个单独的银行账户，甲方对该项目经营中所有资金往来进行管理；4、乙方对经营项目拥有所有的决策权。第三条、挂靠经营期限。本次挂靠经营期限为2年，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挂靠期满，如乙方在挂靠期内以甲方名义订立的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乙方应另行与甲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乙方使用甲方公章签订运输合同，运输款打入甲方账户，甲方应根据乙方物流运输进度即时把运输款转入乙方账户，以保证运输顺利完成。具体支付方案为当天入账扣除6%税费后当天转入乙方账户，原则上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果由于甲方不及时支付工程款给乙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甲方负责。第五条、财务会计。一、甲方就乙方挂靠经营项目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台账，在该台账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1、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合法经营，但不得参与和干预乙方的经营管理；乙方在以甲方名义挂靠经营时，因经营行为与第三人发生法律纠纷的，甲方应当给予协助（包括但不限于在诉讼、仲裁等文书上盖章）解决，但因纠纷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乙方承担。二、乙方的权利义务。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在经营活动中所需印章，发票及资料等；2、经营上实行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原告与被告稳靠物流间的合作模式为，原告承接顺丰公司省外的业务（海南省除外），被告稳靠物流承接顺丰公司省内的业务及海南省的业务，原告承接的业务收入由顺丰公司打入被告稳靠物流账户，被告稳靠物流向顺丰开具发票，在原告收入中扣除6%税点之后再由被告黄信安或者其配偶将款项转给原告，稳靠物流将其账户的U盾及被告黄信安的银行卡交由原告以便原告监管资金到账情况。原告称被告于2019年8、9月份将公账、私账进行了挂失，导致原告损失运费约20万元。另，原告表示，稳靠物流与顺丰公司于次月5日核对上月运费，顺丰公司于15日将款项支付给稳靠物流，稳靠物流于24小时之内将款项支付给原告。由于原告于2019年5月20日至2020年1月19日被刑事拘留，故原告实际承接顺丰业务的时间截至2019年5月20日。原告表示，被告稳靠物流未向其支付运费合作款33880元，该33880元包括2019年2月28日运往常熟的11500元（豫Ｐ×××**）、2019年3月9日运往常熟的8688元（浙Ｂ×××**）、2019年3月5日运往金华的7385元（沪Ｄ×××**）、2019年3月21日运往清远的1100元（桂Ｎ×××**）、2019年5月13日运往西安的11798元（陕Ｋ×××**）、2019年5月13日运往扬州的9720元（苏Ｃ×××**），以上合计50191元。原告称该50191元顺丰公司已支付给稳靠物流。另，被告黄信安于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2月17日分别向原告支付10000元、3300元（800元+2500元），合计13300元。另，因要扣除6%的税点，故稳靠物流应向原告支付运费33880元（50191元-13300元-50191元×6%）。原告当庭打开顺丰供应商结算系统平台向本院展示了平台中记录的运输情况及运费结算情况。除2019年5月13日运往扬州的9720元（苏Ｃ×××**）的车辆平台载明的运输费用金额为9490元外，原告陈述的其余发车日期、车牌号、运输费用金额均与系统平台载明的发货日期、车牌号码、已结算的运输费用金额一致。原告称运往扬州的9720元包含了保险费用，因其无法提交书面证据证明，故其主动将该运费调整为9490元。另，系统平台载明1100元（桂Ｎ×××**）、7385元（沪Ｄ×××**）、8688元（浙Ｂ×××**）、11500元（豫Ｐ×××**）的实际支付的金额分别为1084元、7346元、8649元和11461元，11798元（陕Ｋ×××**）的实际支付金额为11759，9490元（苏Ｃ×××**）的实际支付金额为9451元。另，为证明2019年3月21日运往广东省××××市的1100元（桂Ｎ×××**）系其实际承运，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其与顺丰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向顺丰工作人员于2019年3月21日发送“清远的还没有点中标，车马上出发了”，对方回复“开标了”，原告称“车辆吨位我按实际录的，但系统显示小了，让那边在系统里面删除，我再重新录一下”并发送了“桂Ｎ×××**”。被告黄信安认可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黄信安表示，原告主张的1100元（桂Ｎ×××**）、7385元（沪Ｄ×××**）、8688元（浙Ｂ×××**）、11500元（豫Ｐ×××**），顺丰公司实际支付的金额分别为1084元、7346元、8649元和11461元，合计28540元，再扣除发票税点6%，原告应得的运输费用为26827元（28540元-28540元×6%），该26827元稳靠物流公司已于2019年5月22日支付给了原告的妻子吴燕，并提供了相应的转账记录。原告对此予以确认。另，被告黄信安称稳靠物流欠付原告的款项仅为5000元，但无法明确该5000元对应哪笔运费。再查，原告表示，因稳靠物流未向顺丰公司提供发票，顺丰公司与稳靠物流对账后，但并未支付相应运费，导致由原告承运的29446元运输费用无法获得清偿。该29446元包含2020年4月1日发车、2020年4月2日到车的9150元（苏Ｆ×××**）、8498元（沪Ｄ×××**）以及2019年5月19日发车、2019年5月21日到车的11798元（冀Ｊ×××**）。并当庭在打开顺丰供应商结算系统平台进行了核对。经核对，除8498元（沪Ｄ×××**）记载的运输费用金额为8495元外，其余的信息均与原告陈述相一致，原告主张以系统中载明的8495元为准。另，平台中记载的运输费用和实际支出金额相一致。同时，11798元（冀Ｊ×××**）显示的结算日期为2020年4月1日。原告愿意在诉请中扣除该三笔费用6%的发票税点。被告黄信安表示，其确认11798元（冀Ｊ×××**）系由原告承运，但由于9150元（苏Ｆ×××**）、8495元（沪Ｄ×××**）实际发生的日期及11798元（冀Ｊ×××**）的结算日期均在合同届满后，稳靠物流无义务开发票追讨相应运费。原告表示，9150元（苏Ｆ×××**）、8495元（沪Ｄ×××**）两笔运费的实际发车时间均在2019年5月，但由于超过了一年，顺丰的运输GE系统无法打开，之所以结算系统中显示为2020年4月份，是因为此时顺丰公司方对账计算。并向本院提供了原告与顺丰公司工作人员（备注名为：东莞顺丰廖福炯）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称“去年还有二单未结算”、“5月份的”，对方回复“是在你们系统里面呀”，并发处了系统截图，原告称“对、没错，但是任务异常里面举证不了……帮忙问问看看现在需要怎么来处理”，之后原告持续追问该员工处理的情况，2020年6月9日，原告又追问处理情况，对方回复“我早就给你录进去了，你要自己开发票啊”。被告黄信安未对该微信聊天记录发表质证意见。另查，2019年5月14日至2019年5月17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黄信安的配偶骆圆追讨东莞区部的28673元，即原告主张的11500元（豫Ｐ×××**）、常熟的8688元（浙Ｂ×××**）、金华的7385元（沪Ｄ×××**）、清远的1100元（桂Ｎ×××**）的总额。2019年8月30日，原告配偶通过原告微信向被告黄信安配偶骆圆发送“东莞区部：3.1日常熟11500元、3.9日常熟8688元、3.5日金华7385元、3.23元苏州6300元、3.21日清远1700元。佛山区部：5.13日西安11798元、5.15日鄂州3588元、5.19日天津117**元。河源区部：5.13日扬州9720元。东莞区部：5.5日常熟9150元、5.15日常熟8498元，这些单都还没有结款”，骆圆回复“我刚查了下我们的开票系统，2到5月底的，都没有开到东莞顺丰的发票，还有河源的，佛山的，凡是开了票的就会打钱，你说的这些都没有开票”。再查，被告稳靠物流成立于2014年7月28日，2015年4月24日法定代表人由黄琛变更为被告黄信安，2018年8月21日法定代表人由黄信安变更为伍立辉，同日，股东由黄信安变更为黄东旭、骆圆和伍立辉，2018年8月24日，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以上事实，有合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结算系统平台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挂靠合同书》是原告与被告稳靠物流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执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的运费是否系其实际承运而应由其获取？二、假如原告主张的运费系由其承运，稳靠物流应否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运费及应支付的金额？关于焦点一。首先，双方的合作模式是原告负责承运省外（海南省除外）业务，稳靠物流负责承运省内及海南省的业务，除1100元（桂Ｎ×××**）系运往清远的业务外，原告主张的其他业务均系运往省外的。其次，关于1100元（桂Ｎ×××**）运往清远的业务，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确系其承接并运输。第三，被告黄信安抗辩称1100元（桂Ｎ×××**）、7385元（沪Ｄ×××**）、8688元（浙Ｂ×××**）、11500元（豫Ｐ×××**）已实际支付给了原告，即其亦确认上述业务确系原告承运。同时其亦确认11798元（陕Ｋ×××**）系原告承运。第四，被告黄信安未否认9150元（苏Ｆ×××**）、8495元（沪Ｄ×××**）、11798元（冀Ｊ×××**）所对应的业务系原告承运，仅抗辩称结算日期不在挂靠合同期限内。综上，本院认定原告主张运费所对应的业务系原告实际承运，原告有权获得相应运输业务的运费。关于焦点二。关于稳靠物流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运费的认定。首先，根据原告与稳靠物流的合作模式，与顺丰公司结算的系统密码属于稳靠物流，收取款项的主体亦为稳靠物流，且顺丰公司支付款项的前提亦是稳靠物流开具发票，故原告仅与稳靠物流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其并无权直接向顺丰公司索要款项。其次，《挂靠合同书》明确约定原告承运的运费由顺丰公司支付至稳靠物流的账户，且稳靠物流有义务及时将款项支付给原告。故稳靠物流应及时向顺丰公司进行结算，且在收取顺丰公司的款项后，应按照约定扣除相应费用后及时支付给原告，否则应属于原告的运费收入原告将无从主张。故被告黄信安关于稳靠物流没有义务代原告向顺丰公司结算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关于9150元（苏Ｆ×××**）、8495元（沪Ｄ×××**）、11798元（冀Ｊ×××**）三笔运费。被告黄信安并未主张9150元（苏Ｆ×××**）、8495元（沪Ｄ×××**）两笔运费非原告承运，但原告确认其自被拘留后未再与顺丰进行过业务合作，且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与原告的陈述相互印证，确实存在因未及时结算而无法在系统中真实反映运输时间的情形，故本院采信原告的陈述，认定该两笔运费的实际产生时间在涉案合同有效期内，关于虽然结算时间超出了挂靠合同的期限，但因实际运营时间在合同有效期内，稳靠物流理应按照向顺丰公司进行结算，故被告黄信安关于该三笔费用的结算日期已超出了挂靠合同期限其无义务向顺丰公司追讨的抗辩，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稳靠物流应向原告支付运费金额的认定。首先，关于原告主张的33880元。因顺丰结算系统平台载明1100元（桂Ｎ×××**）、7385元（沪Ｄ×××**）、8688元（浙Ｂ×××**）、11500元（豫Ｐ×××**）、11798元（陕Ｋ×××**）、9490元（苏Ｃ×××**）的实际支付的金额分别为1084元、7346元、8649元、11461元、11759元和9451元。原告依然按照运输费用金额进行结算没有依据。故上述业务的实际支付运费总额应为49750元。另，因稳靠物流于2019年5月22日向原告支付了26827元，故稳靠物流已经向原告支付了1100元（桂Ｎ×××**）、7385元（沪Ｄ×××**）、8688元（浙Ｂ×××**）、11500元（豫Ｐ×××**）的费用。同时，因被告黄信安已支付了13300元。再，故综上，稳靠物流尚欠付原告运费7061.06元【49750-1084-7346-8649-11461-13300÷（1-6%）】，因该7061.06元应扣除6%的税点，故稳靠物流欠付原告运费的实际金额应为6637.40元【7061.06*（1-6%）】。其次，关于被告主张的29446元【9150元（苏Ｆ×××**）、8498元（沪Ｄ×××**）、11798元（冀Ｊ×××**）】运费损失。因顺丰结算系统平台显示的该三笔费用的实际支付金额分别为9150元、8495元、11798元，故该三笔业务的运费金额总额应以实际支付为准，合计29443元。但因合同约定稳靠物流应在运费中扣除6%的税费且原告亦同意予以扣除，故稳靠物流应实际向原告支付运费为27676.42元（29443元-29443*6%）。该笔费用稳靠物流可另行与顺丰公司结算。综上，稳靠物流应向原告支付的运费为34313.82元（6637.40元+27676.42元）。关于利息。关于6637.40元。虽然原告陈述称稳靠物流与顺丰公司次月5日对账并于15日向稳靠物流付款，稳靠物流24小时内支付给原告，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1100元（桂Ｎ×××**）、7385元（沪Ｄ×××**）、8688元（浙Ｂ×××**）、11500元（豫Ｐ×××**）的费用四笔款项的费用稳靠物流已于2019年5月22日向原告支付，则被告黄信安于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2月17日向原告支付的合计13300元系支付的2019年5月13日运往西安的11798元（陕Ｋ×××**）、2019年5月13日运往扬州的9720元（苏Ｃ×××**）的两笔运费中的一部分，故本院酌情该两笔费用自2019年12月17日被告稳靠物流即应向原告全额支付，因稳靠物流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支付，故原告诉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5月25日计付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损失20万元。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切实遭受了相关损失，且导致原告自2019年5月20日之后未再承接顺丰公司义务的原因系其被刑事拘留，与稳靠物流无关，故其诉请稳靠物流向其支付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黄信安责任的认定。因涉案运费发生的时间均为2019年之后，此时黄信安并非稳靠物流公司的唯一股东，且由被告黄信安或其配偶向原告付款并不能证明稳靠物流与黄信安的财产混同，故原告诉请被告黄信安对稳靠物流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广州稳靠物流有限公司向原告朱少华支付款项34313.82元及利息（利息以6637.4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20年5月25日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朱少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25元，由原告负担2296.08元，由被告广州稳靠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28.92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支付329.9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娄丹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