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03民初8306号原告：孙某，女，2005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法定代理人：张丽茹，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婷婷，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丽茹，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婷婷，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北站二路58-2号。法定代表人：于青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青，辽宁昊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张丽茹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2018年8月18日作出（2017）辽0103民初18785号民事判决，原告孙某、张丽茹对该判决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8）辽01民终1090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7）辽0103民初18785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张克明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人民陪审员张宗瑞、郑月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张丽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婷婷及原告张丽茹，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文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某、张丽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署的保险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已交付的保险费62万元及相应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相应利息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单位的保险代理人苏庆军多次找到原告，并向其推荐“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打印保险利益测算表，承诺了各个保险阶段的“现金价值”。原告表示，5年期限过长，并且保险费过高，只能接受3年期。代理人苏庆军表示可以按照3年保险期限承保并且“现金价值”与其提供的保险利益测算表一致。2011年1月24日，原告张丽茹为投保人向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投保了上述苏庆军介绍的三年期“国寿福路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投保单号为1110210900213321。被告从原告指定银行卡中扣缴第一年度保险费20万。原告交纳保险费后，被告才将保险合同交付原告手中。之后，原告就按照三年期的保险合同在每年的缴费期均缴纳了保险费，三年保险费共计60万元。在交纳三年后，被告的保险代理人苏庆军告知原告保险合同是五年期的。原告当时表示与三年前的投保不一致，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保险费。但是，被告回复不能返还保险费，被告单位的保险代理人苏庆军又以种种理由诱骗原告于2013年9月18日缴纳了2万元保险费，又产生了二份保险合同，转入了投保单号为1110210900213321的合同项下的万能个人账户。至此，原告认为一直被被告以及其保险代理人诱骗投保了一系列保险，前后三、四年时间内共缴纳了62万元的保险费。原告就开始找到被告保险公司投诉，要求查询保单情况及分红现金价值情况，通过多次要求，原告才看到保险合同约定的“现金价值”与四年前代理人苏庆军向原告提供保险利益测算表中记载的“现金价值”存在巨大差距。原告才知道确实是被蒙蔽而投保了上述各项保险。原告此后多次找到被告公司及其上级公司通过书面、口头、网络投诉等方式主张解除合同，返还保险金，保障原告的权利，但是一直没有任何回复与解释。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署的保险合同存在被告故意欺诈行为，原告要求解除保险合同，返还保险费并赔偿损失，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辩称，一、原告张丽茹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三份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答辩人并不存在故意欺诈行为，合同不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2011年1月份，原告张丽茹作为老客户参加了答辩人公司针对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的产品说明会，产品说明会上答辩人公司的组训对于该险种的特点、保险条款等进行了详细的讲解。随后2011年1月19日，原告张丽茹在答辩人处投保了该险种，签署了投保单。投保单中载明：被保险人为原告孙某，系原告张丽茹的女儿，险种名称为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金额374640元，标准保险费20万元，交费方式为年交，交费期间5年。对于上述信息，原告张丽茹在投保单上签字进行了确认，并于2011年1月24日交纳了第一年度的保险费20万元，该份保险合同于2011年1月25日生效。答辩人于2011年1月27日将保险合同送达至原告张丽茹手中，包括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保险条款、保费发票、投保单副本、保险合同送达书。保险合同号为2011-210107-442-01500048-3。其中，保险单中载明：交费日期为每年的1月25日，交费期满日为2016年1月24日。《个人保险基本条款》中第二条载明：投保人未按合同规定日期交付保险费的，自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超过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的，本合同效力自宽限期间届满的次日起中止。《客户服务指南》中第1条明确载明：“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后十日内为犹豫期。如您在此期间内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本公司将于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第4条载明：“按时交付续期保费，是维持保险合同效力的前提。如您未能在合同规定的交费日期及宽限期内交付保险费，合同效力中止。”第7条载明：“保险合同效力中止起二年内，您可填写《保险合同效力恢复申请书》，并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体检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原告张丽茹在收到保险合同后并未在10天的犹豫期内向答辩人提出解除该保险合同的申请。在原告收到保险合同后，答辩人对其进行了电话回访，在回访中原告张丽茹明确表示已清楚了解其投保的险种，已经收到了书面的保险合同，也清楚地了解保险交费期、保险费、保险条款、犹豫期内可退保、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保单每年分配的红利不确定等内容，同时也确认了投保单上资料系其本人亲笔签名。且原告张丽茹在2012年3月23日、2013年3月25日又通过现金的方式向被上诉人交纳了第2、3年度的保险费各20万元。2014、2015年度的保险费张丽茹至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向被上诉人进行交付，已超过宽限期间和两年的复效时间，因此该份保险合同已于宽限期届满的次日起中止。原告张丽茹又于2013年参加了答辩人公司的客户分红产品说明会并于2013年9月18日在答辩人处再次投保了两份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分别为2013-210107-442-01501619-4、2013-210107-442-01501618-1。保险金额均为27660元，保险期间33年，标准保费1万元，交费期满日2023年9月18日。2013-210107-442-01501619-4号保险合同答辩人于2013年9月27日送达至原告张丽茹手中，2013-210107-442-01501618-1号保险合同答辩人于2013年10月8日送达至原告张丽茹手中。该两份保险合同同样包含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保险条款、保费发票、投保单副本、保险合同送达书，客户服务指南、保险条款等内容均与2011-210107-442-01500048-3号保险合同一致。原告张丽茹在收到两份保险合同后并未在10天的犹豫期内向答辩人提出解除该保险合同的申请。答辩人在原告张丽茹收到保险合同后同样对其进行了电话回访，原告张丽茹在电话回访中明确表示已清楚了解其投保的险种，已经收到了书面的保险合同，也清楚地了解保险交费期、保险费、保险条款、犹豫期内可退保、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保单每年分配的红利不确定等内容，同时也确认了投保单上资料系其本人亲笔签名。并于2013年9月18日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向答辩人交付了第一年度的保险费各1万元。此后未再交纳过保险费，已超过宽限期间和两年的复效时间，两份保险合同已于宽限期届满的次日起中止。从案涉三份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以及履行情况看，该三份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答辩人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也不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合同无效、可撤销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原告张丽茹参加了被上诉人公司的保险产品说明会，了解了该保险产品后有了投保的意向，且投保单、保险合同上均载明了交费期间、交费方式、保险费金额。答辩人就保险条款向原告张丽茹进行了明确告知，原告张丽茹均在投保单上签字进行了确认，收到保险合同后未在十天的犹豫期内提出解除保险合同的要求。在电话回访录音中也明确表示已经收到了书面保险合同，也清楚地了解保险交费期、保险费、保险条款、犹豫期内可退保、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保单每年分配的红利不确定等内容。以上事实均说明原告张丽茹对于案涉保险合同的交费期间、保险费、交费方式、红利分配等条款均是知情的，被上诉人公司并不存在故意欺诈的行为，双方的保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后由于原告张丽茹未在约定交费期间内及时交费，错过了宽限期间及复效期间，以致三份保险合同效力已中止。另外，答辩人向原告提供的保险利益测算表并非案涉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已载明：该保险利益测算表中所列产品、费率、保障金额等与保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该保险利益测算表中的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需以条款内容为准。该计划书仅供帮助客户理解在假设条件下客户有可能享受到的保障利益之用，不构成答辩人公司对客户发出的要约邀请、要约以及其他任何法律性承诺，亦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因此，案涉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应当以保险合同中的现金价值表为准，答辩人并不存在故意欺诈原告进行投保的行为。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张丽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合理选择保险产品，客观预判履约风险，在申请投保时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应对其签名及陈述承担相应后果，签收保险合同时应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其主张答辩人存在欺诈行为缺乏依据，案涉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因原告逾期交付保险费的违约行为而效力中止。二、根据案涉保险合同的约定，解除合同后答辩人只能向原告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而非原告已交付的保险费及利息。案涉三份保险合同《客户服务指南》中第2条载明：关于解约金额，答辩人将按合同所附现金价值表及有关规定的计算方法退还该合同的退保金。根据《现金价值表》中的规定，在因超过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导致的合同效力中止后解除合同的，现金价值的计算时点为最后一期已交保费的交至日。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根据该表中对应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计算，其他时间的现金价值，以该现金价值表为基础，按公司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个人保险基本条款》中第十四条明确载明：“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十日后要求解除本合同，本公司于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因此，即使原告向答辩人主张解除案涉保险合同，答辩人需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来计算现金价值来确定退保金。原告在第二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答辩人返还其已交付的保险费及利息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保险利益测算表、国寿福禄两全保险合同、保险费缴费记录、2013年国寿福禄双喜保险合同二份、苏庆军的证明、视听资料、《个人保险投保单》（单号1110210900213321）、《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编号210900019964）、《电子投保确认单》两份（编号：1137211200256083、1137211200256195）、保险合同送达状态截屏三张、2011210107442015000483号保险合同收付费流水记录、2013210107442015016194号保险合同收付费流水记录；2013210107442015016181号保险合同收付费流水记录、客服回访通话录音音频及通话录音内容文字整理、苏庆军供营销员登记表、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代理合同、解约通知书、身份证复印件、苏庆军证人证言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月19日，原告张丽茹通过被告公司销售员苏庆军在被告处投保了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为2011-210107-442-01500048-3。投保单中载明：被保险人为原告孙某，保险金额374640元，标准保险费200000元，交费方式为年交，交费期间5年，保险期间为定期，至被保险人存活至75岁时止，原告于2011年1月24日向被告缴纳了第一年保费200000元。2012年3月23日、2013年3月25日原告通过现金方式向被告交纳了第2、3年度的保险费各200000元。2014、2015年度的保险费原告张丽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缴纳。2013年9月18日原告在被告处再次投保了两份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分别为2013-210107-442-01501619-4、2013-210107-442-01501618-1。保险金额均为27660元，保险期间33年，标准保费10000元，交费期满日2023年9月18日。原告张丽茹于2013年9月18日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向被告交付了第一年度的保险费各10000元。此后未再缴纳保险费。现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欺诈行为，遂起诉至法院。另查明，《客户服务指南》中第1条明确载明：“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后十日内为犹豫期。如您在此期间内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本公司将于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第4条载明：“按时交付续期保费，是维持保险合同效力的前提。如您未能在合同规定的交费日期及宽限期内交付保险费，合同效力中止。”第7条载明：“保险合同效力中止起二年内，您可填写《保险合同效力恢复申请书》，并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体检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个人保险基本条款》中第十四条明确载明：“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十日后要求解除本合同，本公司于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原告投保的三份保险合同中均附带现金价值表，现金价值表中记载了保单年度及对应的现金价值，在该表下方记载：“解除合同说明：1、在合同有效期间内（宽限期间除外）解除合同的，现金价值的计算时点为合同终止之日；在宽限期间内解除合同、在因超过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导致的合同效力中止后解除合同或在宽限期间内因本合同约定的借款事项（如有）导致合同效力中止并解除合同的，现金价值的计算时点为最后一期已交保费的交至日；在宽限期间外，因本合同约定的借款事项（如有）导致合同效力中止后解除合同的，现金价值的计算时点为合同效力中止之日。2、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根据表中对应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计算；其他时间的现金价值，以本现金价值表为基础，按我公司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再查明，2013年4月18日，苏庆军出具《关于张丽茹投保分红保险情况说明》，内容为2011年3月张丽茹投保分红保险，2013年9月张丽茹投保分红保险。2011年我公司开展分红保险产品说明会，要求对老客户回访，邀请客户到说明会现场。张丽茹如约到说明会现场，由公司讲师首先进行了公司的介绍，投资的方向，比如三峡、铁路等大型国家建设，演示分红保险的年化收益为4%~6%，分别为高中低档，公司计划书电脑打印出来，现场给客户张丽茹看。会后部门袁春亮亲自陪同上客户单位面谈介绍分红保险，经过三次面谈，客户分别购买了分红保险，当时说的分红利益演示4%~6%，公司电脑计划书自动生成。每三年返回的生存金是固定。2013年9月张丽茹再次被邀请参加公司举办的客户分红产品说明会，会上说给老客户设立万能账户，收益会多些，所以张丽如又购买了两份保险，设立了万能账户。本人一直按保险公司的要求去做，讲是公司说明会上的讲，演示是公司出的计划书，分红多少是公司分的。2016年1月13日苏庆军再次出具《关于张丽茹投保分红保险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1年我公司开展分红保险产品说明会,邀请老客户到说明会现场,张丽茹如约来到说明会现场,由公司讲解员对分红保险的投资方向进行介绍,比如三峡、国家电网等大型建设。当时说明会上的演示分红保险的年化收益为4%-6%,交费期5年。分为高中低挡,现场打印出计划书给客户看。会后由于张丽茹感觉5年交费期较长,并无意愿购买,部门袁春亮就亲自陪同我找到客户单位进行面谈介绍分红保险,经过多次面谈后客户表示如果有短期的可以考虑购买。之后我又找到客户张丽茹说现在已有3年期的分红保险,由于客户与我有亲属关系,所以客户也未查看合同期限就签字购买了分红保险。直到第4年催促客户张丽茹进行交保费时,张丽茹才知道自己购买的是5年交费期保险。之前由于分红太少，没有达到演示的收益率,同时交费期也有很大的出入,张丽茹已无力再交保费的情况下,我又多次邀请张丽茹参加公司的老客户升级服务。会上说分红少可以再购买2份新的分红保险就可以和老的保险(分红型)升级为万能联户,收益率更大。在我的误导下张丽茹又购买了2份新的保险(分红型)，购买后分红型保险的收益率仍然很低，并未达到所承诺的收益，由于客户张丽茹属于工薪家庭，已无力再续交保费，现要求全额退还本金。在案件审理中，苏庆军到庭接受询问，认可情况说明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但主张情况说明的陈述并不属实，是其按照原告要求写的，并未想过法律后果，2011年原告投保时要求保的为5年期。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原告要求解除三份保险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苏庆军在本案的审理中到庭接受询问，其认可出具的情况说明签字的真实性，但主张内容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苏庆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出具情况说明的法律后果，苏庆军就其当庭陈述内容与自己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内容相左未能进行合理说明，故综合全案证据，应当以苏庆军书写的情况说明内容为准，被告未向原告明确说明涉案保险合同的交费年限，导致原告对交费年限理解错误。涉案合同系被告公司预先拟定合同内容，并以此与不特定相对人订立合同，不特定相对人订立合同时无法磋商合同内容，因此涉案保险合同系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现金价值表对原告解除合同具有重大影响，被告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应当对保险合同进行明确说明，同时现金价值表的内容也不应当超过一个正常人的理解。而就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已向原告尽到说明义务，且涉案合同的合同内容存在与原告订立保险合同之初要求不符的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原告要求解除三份保险合同的诉讼请求具有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保险合同已解除，被告应当将原告缴纳的保费返还原告，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具体计算为：以62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孙某、张丽茹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签订的《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为2011-210107-442-01500048-3）；二、解除原告孙某、张丽茹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签订的《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为2013-210107-442-01501619-4）；三、解除原告孙某、张丽茹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签订的《国寿福禄双喜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号为2013-210107-442-01501618-1）；四、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张丽茹保险费620000元；五、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张丽茹保险费利息（以62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六、驳回原告孙某、张丽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85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克明人民陪审员  张宗瑞人民陪审员  郑 月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陈曦书记员郭莹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