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05民初3026号 原告（反诉被告）：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聚兴西路338号（弘茂大厦）B幢12-2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34525187XE。 法定代表人：陈岳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军华，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庭峰，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三门县海润街道滨海新城永盛路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27047063003。 法定代表人：韩禹门，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帅帅，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超，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捷创公司）与被告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三港起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以案号（2020）浙0205民诉前调2012号进行诉前登记，同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期间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出反诉，本院对反诉予以受理，决定与本诉合并审理，且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宁波捷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41700.4元；2.被告支付以417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之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暂算至起诉日为26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宁波捷创公司当庭明确第三项诉讼请求存在笔误，变更为“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000元”。 事实与理由：2017年10月3日，原告宁波捷创公司（供方）与被告浙江三港起重公司（需方）在宁波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ＨＴ-171030-1025）一份，被告向原告订购变频器、操作面板等货物，合计金额135910元。其中约定，第六条“付款方式：货到票到三个月内付清”、第十条“违约责任：拖延支付货款每日按拖延货款的1‰支付违约金，如发生诉讼，违约方还需要承担本案的差旅费和律师费等费用”等。2017年11月3日，双方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11），被告向原告订购接线模块等货物（金额5119元）。《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7年11月3日和11月30日按约定通过物流运输方式向被告指定地点交货，被告收货后予以签收。并向被告开具了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141029元，其中2017年11月7日开具两张编号为×××46、1148374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78282元、57628元，2017年12月4日开具一张编号为0283733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5119元。但被告收货收票后仅于2018年4月2日支付货款99328.6元，剩余货款41700.4元至今未支付。被告所有设备收货后均已投入使用，按照《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货到票到三个月内付清”的约定，也即被告最迟应于2018年3月4日付清上述全部货款。现被告逾期支付已经构成违约，经多次催告未果。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浙江三港起重公司辩称：一、被告无须支付货款41700.4元，原告所发货物有二台变频器存有质量问题，被告已经退回，原告还须返还相应的货款；二、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须承担违约责任；三、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没有依据，被告没有义务承担该笔费用。综上，请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返还二台变频器的货款12663.6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因维修产生的差旅费损失23560.5元；3.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2017年10月30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由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购买变频器、操作面板等5套货物共计135910元。反诉原告将案涉货物组装到电控柜，出售给其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反诉原告被其客户多次投诉变频器存在质量问题。反诉原告多次向反诉被告反映，要求反诉被告派人到反诉原告客户处维修。反诉被告拒不配合，因反诉被告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反诉原告因维修产生的损失共计23560.5元。由于反诉被告提供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且无法修复至满足反诉原告使用的要求，反诉原告将其中两套货物返还给反诉被告，并要求退款。反诉被告收回两套货物后，为退还反诉原告已支付的货款。故反诉如上，望支持为盼。 宁波捷创公司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质量异议期为3日，检验期内反诉原告并未提出异议，根据合同约定应视为所提供产品符合双方的约定，反诉原告所主张的质量问题不成立；二、如前所述，反诉原告寄回的货物不属于退货而是维修，反诉被告没有退回货款的义务。综上，请驳回反诉原告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认定如下： 宁波捷创公司（供方、甲方）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需方、乙方）先后签订有二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AB品牌的产品。具体约定及双方履行情况如下： 2017年10月30日签订编号为HT-171103-1025的《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AB品牌变频器（型号20GIANC170JIAONNNNN）、编码器模块（型号20750ENC1）、IO模块（型号207502262C2R）、操作面板（型号20HIMA6）各五只，货值金额共计135910元，税率17%。合同第二条至第六条还约定：“产品的技术标准按原厂标准执行；质保期限：发货之日起十二个月；交货方式：甲方负责将货物发往合同约定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滨海新城永盛路8号；付款方式：货到票到三个月内付清”；第九条“货物验收”约定，“乙方应在签收后3日内签字确认甲方提供的货物清单并通过传真方式交回甲方；如有数量、质量等问题，乙方应在签收货品后3日内向甲方书面提出异议，检验期间内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甲方提供产品符合双方的约定；乙方授权黄健为签收人员，其有权代表一方签字确认货物清单，如签收人员发生变更，乙方应于甲方发货前5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否则视为甲方对该变更不知情，如因此造成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第十条“违约责任”第2条“乙方如中途退货，应事先与甲方协商，甲方同意退货的，应由乙方偿付甲方退货部分货款总值30%的违约金。甲方不同意退货的，乙方仍需按合同约定收货、支付货款”；第3条“乙方拖延支付货款，每日按拖延货款的1‰支付违约金”；第4条“甲乙双方如有乙方违约，守约方除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外，守约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如发生诉讼违约方还需承担本案的差旅费和律师费等费用。”；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第7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第8条“合同履行期间，除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外，甲、乙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如变更或解除合同，需甲、乙双方以书面形式协商解决。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作出书面补充，补充约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述货物由宁波捷创公司于2017年11月3日出库，按照约定方式交货后，黄健在“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上签名后回传至宁波捷创公司。 2017年11月3日双方签订编号为HT-171103-1011的《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AB品牌输入模块（型号1746IB32）、预接线模块（型号1492IFM40F）、预接线模块（型号1492CABLE025H）各1只，货值金额共计5119元，税率17%。其余约定与编号为HT-171103-1025的《购销合同》一致。 以上货物由宁波捷创公司于2017年11月30日出库，按照约定方式交货后，黄健在“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上签名后回传至宁波捷创公司。 上述二份“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下方空白处均有如下内容：“备注（Remark）:如货物与随货发货单有任何不符，请于收货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通知我们；包括若有破损发生，请在收货单上注明并拍照记录，以方便我们能及时处理；检验期内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供方提供产品符合双方的约定，特此声明！”。 2017年11月7日，宁波捷创公司向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开具票号为×××46、11483747，金额分别为78282元、5762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张，金额共计135910元；同年12月4日宁波捷创公司再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票号为02837330，金额为5119元。以上三张发票金额总计141029元。 2018年3月27日，宁波捷创公司收到浙江三港起重公司交付的100000元承兑汇票并开具收据。至2018年4月2日上述汇票经承兑后宁波捷创公司实际收款99328.6元。 2018年7月4日，宁波捷创公司致函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催告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在收函七日内支付剩余未付货款41700.4元。上述《催款函》物流信息显示于2018年7月5日由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签收。 2018年7月27日，宁波捷创公司与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委托该所就其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代理诉讼法律服务，约定一审代理费4000元；如有二审免收代理费。同年7月29日，宁波捷创公司向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支付4000元。 以上无争议事实，由双方提交并经质证的编号为HT-171103-1025《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对应的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运单，编号为HT-171103-1011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对应的宁波捷创技术有限公司销售发货单、运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承兑汇票收据及承兑信息，《催款函》及物流信息，《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发票予以证明。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清单》（以下简称《清单》）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的清单涉及的变频器1台（型号20GIANC170JIAONNNNN）系宁波捷创公司同意该件变频器为退货的事实的认定： 浙江三港起重公司认为《清单》上备注栏写明“退货”，宁波捷创公司的合同代表人潘伟旭在《清单》上签名，应视为该公司认可清单中的变频器系为退货，因为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在案涉《购销合同》的相关对接都是与潘伟旭进行联系，对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而言，有理由相信潘伟旭系宁波捷创公司的代表人，潘伟旭在《清单》上签字的行为应构成表见代理，故《清单》所列的变频器应视为已退货；宁波捷创公司经质证认为，首先，该份清单系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单方面制作的表格，宁波捷创公司从未收到过该份表格，对该表格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其次，关于退货的问题，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有明确约定“乙方如中途退货，应事先与甲方协商，甲方同意退货的，应由乙方偿付甲方退货部分货款总值30%的违约金。甲方不同意退货的，乙方仍需按合同约定收货、支付货款”，宁波捷创公司在货物被签收前或签收后均未以任何形式作出过同意退货的表示；最后，潘伟旭仅系本公司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签订案涉《购销合同》时的甲方代表人，其代理权限仅限于签订案涉合同，无权代表公司做出其他决定，案涉合同签订后潘伟旭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的往来也仅限于跟进售后维修服务，公司从未授权潘伟旭代表公司同意退货，也未向潘伟旭或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出具过授权潘伟旭办理退货事宜的授权委托书，故上述清单上潘伟旭的签名并非法定代表人签名，不能代表公司行为，且经本公司向潘伟旭本人核实了解，当时的情况就是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将该套变频器交给他要求维修，其本人在跟进售后服务过程中从未代表公司向客户作出过同意退货的意思表示。 本院认为，综合上述举证、质证意见，双方围绕《清单》及浙江三港起重公司举证的拟证事实的异议，主要为该份《清单》上所列变频器由潘伟旭签字取回的性质。 对此，本院认为，潘伟旭虽系案涉《购销合同》签订时的甲方代表，又在后续跟进合同货物的售后，但不能仅以此认定其在《清单》上的签字构成对所涉变频器同意退货的表见代理，还须综合考察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在此期间是否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 首先，从《清单》的形成及来源来看，《清单》系由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单方制作，对于拟证明事实而言属于孤证，即使《清单》备注栏有“退货”字样、潘伟旭在《清单》上签名，但根据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2017年10月18日至2019年2月期间潘伟旭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沟通内容仅有货物售后的维修，从未有过任何关于退货的交涉过程，除该《清单》外，浙江三港起重公司也并未提交双方就退货事宜进行协商的其他证据；第二，从双方在案涉《购销合同》履行期间的交易惯例来看，单是涉及维修都会有事前频繁沟通以及签订《预先更换承诺函》等书面手续，反而关系到乙方已签收并使用近半年以上的货物退货事宜，却从未有任何微信沟通或者书面联络，显然不符合双方交易惯例；第三，从双方《购销合同》的约定来看，不论是第十条第2条约定的乙方签收前的中途退货情形，还是第十一条关于合同未尽事宜的处理，均约定有双方协商同意或书面变更、补充等内容，在第十条第2条中更载明了中途退货的乙方须承担退货部分货款总值30%的违约责任，而反观《清单》的内容，一张简单的制式表格，除备注栏打印有“退货”字样，再未有其他对于所涉变频器的货款如何处理或者该被退货处理的变频器以何种比例折旧等内容，明显不符合双方合同中对相关重大事项约定的处理方式，并且乙方退回已签收并使用的货物而甲方不计算任何残值或对相关费用有所要求，亦有违惯常的商业逻辑。 综上，虽然潘伟旭作为宁波捷创公司的合同代表，在《清单》上签字的形式，符合表见代理的部分要件，但综合考察《清单》形成以及双方合同约定以及交易惯例等，不能认定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系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清单》上潘伟旭的签字不构成对所涉变频器同意退货的表见代理，结合《清单》形成时间和所涉货物签收时间，该台变频器由宁波捷创公司签字取回，应视为合同约定的发货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质保期的取回维修，双方应按照合同第十一条第3条约定“所有产品销售后，在质保期内如需提供维修服务的，按供应品牌商检测凭证为依据，若是产品质量原因，由甲方免费安排处理，若非产品质量原因造成需甲方提供维修服务的，按供应品牌商的收费标准收费”进行处理。对宁波捷创公司的相关质证意见予以采纳。 2.关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2018年8月23日快递单拟证明该公司通过快递寄回给宁波捷创公司的一台变频器系退货的事实的认定： 宁波捷创公司质证认为，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在已超过货物检验异议期后自行寄回货物的行为，系其提交本公司进行维修的意思表示，宁波捷创公司从未与其协商过退货或者接受其单方面退货的意思表示。 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购销合同》的内容，未有乙方在货物签收后享有单方退货权利的约定，故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2018年8月23日的快递单仅能证明其将一台变频器寄回给宁波捷创公司、面单上写有“修”字的事实，无法证明其拟证明该变频器经寄送后即为退货的事实。对宁波捷创公司的相关质证意见予以采纳。 3.关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由该公司黄健签名并加盖该公司公章的2017年10月18日、2019年2月28日的二份《预先更换承诺函》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宁波捷创公司产品存在普遍质量问题的事实的认定： 宁波捷创公司质证认为，《预先更换承诺函》是双方历来合作过程中对须进行售后维修的货物，须在提交维修前办理的手续，但浙江三港起重公司作为本案证据提交的2017年10月18日《预先更换承诺函》发生在案涉《购销合同》签订之前，与本案无关，2019年2月28日的《预先更换承诺函》所列产品型号虽系属案涉《购销合同》，但根据《购销合同》约定的“自发货之日起十二个月”的质保期，恰恰证明宁波捷创公司即使对于超出质保期的货物亦在提供售后维修服务。 本院认为，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预先更换承诺函》仅能证明对应时间发生的售后维修事件，其中2017年10月18日《预先更换承诺函》发生时间早于案涉二份《购销合同》的签订，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关，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2019年2月28日的《预先更换承诺函》虽涉及案涉《购销合同》中同型号产品，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宁波捷创公司公司的货品存在普遍质量问题，对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该证据的拟证事实不予认定。对宁波捷创公司的相关质证意见予以采纳。 4.关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差旅费用报销单等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因案涉产品质量问题维修产生的员工差旅费损失计23560.5元的事实的认定： 宁波捷创公司质证认为，上述差旅费用报销单绝大多数时间发生在2017年10月17日至2017年10月20日、2017年10月24日等，该时间段双方尚未签订案涉的二份《购销合同》，其他出差费用报销单，更无法证明具体费用支出的用途、维修的是何种设备，并且宁波捷创公司在案涉《购销合同》中销售给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的货值金额共计十余万元，而该公司向案外人销售的货物远超案涉争议的货值，显然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将其他维修费用、差旅费全部放在本案中主张，既与案涉《购销合同》无关，亦无任何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案涉二份《购销合同》签订的最早时间为2017年11月3日，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将发生在此时间之前的差旅费用作为损失赔偿的依据进行提交，显然于法无据，亦与本案讼争事实无关，故对发生时间在2017年11月3日之前的相关证据不予认定；发生在2017年11月3日之后的出差费报销单、高铁车票，时间段为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但并无法证明出差进行的维修与案涉《购销合同》所涉产品质量存在直接关联性。并且根据案涉《购销合同》第九条“货物验收”的约定，“乙方应在签收后3日内签字确认甲方提供的货物清单并通过传真方式交回甲方……检验期间内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甲方提供产品符合双方的约定”，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检验期内未提出异议，按照上述约定，即应视为宁波捷创公司所提交货物均符合双方约定，故对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及相关待证事实不予认定。对宁波捷创公司的相关质证意见予以采纳。 5.关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交的与案外人江苏腾发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定作合同》、案外人江苏腾发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向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发出的《函告》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及拟证明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的客户向其反映变频器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的认定： 宁波捷创公司经质证认为，所提交的《产品定作合同》均签订于案涉《购销合同》之前，并且涉及的产品型号与品牌亦与案涉《购销合同》不同，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系，相应的《函告》亦与本案无关，微信聊天记录里提到的设备亦不能证明是案涉《购销合同》中的变频器，对上述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 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公司是在与案外人签订《产品定作合同》之后才向宁波捷创公司采购相应的产品，在收到宁波捷创公司的变频器等产品后进行组装再销售给案外人的，因此客户收到货物提出质量有问题，肯定是宁波捷创公司提供的变频器等质量有问题，理应由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此，本院认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所约定内容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案涉《购销合同》中并未有产品质量的验收须经第三方客户确认等约定，故浙江三港起重公司的相关陈述并不符合其与宁波捷创公司的合同约定，无法予以支持，其所提供的《产品定作合同》、《函告》及微信聊天记录均属于其与案外人江苏腾发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聊天记录中反映出的产品铭牌信息亦是“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制造”，相关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综上对上述证据的效力及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案涉二份《购销合同》均系由浙江三港起重公司与宁波捷创公司双方签字、签章，既已成立并生效，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到合同的约定，恪守诚实信用原则，自觉履行己方义务。宁波捷创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提供了相应的货物，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在约定的检验期内并未提出异议，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应视为甲方提供的货物符合合同要求，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货到票到三个月内付清”，宁波捷创公司至2017年12月4日已足额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合同约定，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应于2018年3月4日前付清货款，但浙江三港起重公司至2018年4月仅支付货款99328.6元，剩余货款41700.4元未再予以支付，显然已构成违约，根据《购销合同》的约定应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现宁波捷创公司主张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主动将拖延支付货款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按照月利率2%计算，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且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双方《购销合同》中对于任何一方违约时，如发生诉讼律师费的承担问题已有明确约定，故宁波捷创公司主张由浙江三港起重公司承担其维护权益所支出的律师费损失，符合上述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反诉主张其已将二台变频器退回宁波捷创公司，属于退货，并要求宁波捷创公司返还该二台变频器货款的请求，不符合双方《购销合同》的约定，其退回货物的行为，系其在超过合同约定的检验异议期后的单方面处置行为，不应认定为双方经协商后的退货，故对其相应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浙江三港起重公司另反诉主张因宁波捷创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其承受的维修损失，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的维修损失系因案涉《购销合同》系属产品的质量问题所致，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对其所主张的损失赔偿不予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1700.4元，并以此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3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二、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其为实现权益支出的律师费损失4000元； 三、驳回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18元，由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计收389元，由浙江三港起重电器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于蕾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张炜 附一：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附二：裁判履行告知书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如涉款项支付的,付款义务人可将款项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详见缴款通知书。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