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闽0504行初126号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和广场10、11层。 负责人周理焱。 委托代理人洪安然，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俊俊，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迎宾路27号。 法定代表人蔡清渠，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菲敏，女，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红番，福建侨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苏金芳，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代理人蔡金钩，福建世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聪颖，福建世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不服被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晋江资源局）作出的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于2020年8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8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依原告申请，依法追加第三人苏金芳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洪安然、王俊俊、被告委托代理人李菲敏、黄红番，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蔡金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信达公司诉称，1996年，中国银行晋江支行（后于2015年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晋江支行）与晋江佳华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华公司）、晋江威兰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兰公司）债务纠纷一案，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作出（1996）闽民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确认：佳华公司应偿还中行晋江支行人民币（币种，下同）1086300元。该案在执行过程中，第三人苏金芳以其名下坐落于晋江市××镇××村后崎的房产（权证号：晋房青字第1××5号，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为佳华公司所欠原告债务提供执行担保。1998年10月29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作出（1997）泉执字第47-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拍卖、变卖涉案房屋。在拍卖未果后，泉州中院于1999年9月21日作出（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作价90738元的涉案房屋交付中行晋江支行抵偿债务。2004年6月25日，中行晋江支行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行晋江支行将其对佳华公司享有的包括对第三人用于抵债的涉案房屋所有权在内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原告。被告在未查明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情况下与第三人于2010年7月15日签订《土地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于2014年12月6日签订《安置协议书（Ⅰ）》和《安置协议书（Ⅱ）》。第三人通过拆迁安置获得桂华苑小区15幢08号店面、桂馥苑小区5幢03、04号店面。被告与非拆迁房屋产权人且不具备签约资格的第三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关于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三份）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协议书（Ⅰ）》、《安置协议书（Ⅱ）》；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晋江资源局辩称：1.答辩人与第三人于2010年7月15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至今已有十年，涉案房屋被征收拆迁后的房屋安置至今也有五年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2.本案为行政协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即便原告有关涉案房屋已经人民法院裁定归原告所有的陈述成立，对于第三人隐瞒其对涉案房屋不具有所有权，骗取征收补偿安置权益的行为，原告也应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要求公安机关追究第三人刑事责任的途径解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苏金芳述称：1.第三人是为佳华公司欠中行晋江支行的债务提供执行担保，与原告没有关系；2.第三人从未收到泉州中院关于变更执行主体和执行的法律文书，其也未对原告的行为继续提供执行担保，原告所诉理由不能成立；3.涉案房屋属于第三人家庭共同共有（成员包括父亲苏清平、母亲吴玉华、妻子庄培惠），第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的授权为佳华公司提供执行担保的行为，应认定无效；4.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对中行晋江支行诉佳华公司、威兰公司债务纠纷一案，泉州中院于1996年9月21日作出（1995）泉民初字第04号民事判决：佳华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偿还给中行晋江支行1086300元。福建高院于1996年12月28日作出（1996）闽民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泉州中院（1995）泉民初字第04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威兰公司应在中行晋江支行申请对佳华公司强制执行其财产仍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一个月内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范围限于其保证责任范围。该案执行过程中，苏金芳于1998年9月16日以涉案房屋为庄高峰提供执行担保。1998年10月29日，泉州中院作出（1997）泉执字第47-2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以下主要内容：经查，佳华公司系蔡焕灯、庄杰土、庄高峰合伙经营，在本院执行中，庄高峰女婿苏金芳以私人房产为庄高峰提供执行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4条、85条规定，裁定查封、拍卖、变卖蔡焕灯址在晋江**阳镇梅山蔡厝岩前34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晋房青字第1××9号）、庄杰土址在晋江××镇××村××村××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晋房字第7××5号）以及苏金芳涉案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晋房青字第1××5号）。1998年8月18日、11月22日，福建省拍卖行在《泉州晚报》分别刊登对涉案房屋等进行拍卖的公告。1999年3月22日，泉州会计师事务所作出泉会所评〔1999〕33号《资产评估报告》，对涉案房屋的价值评估为房屋（石木）和土地使用权的可变现价值分别为31410元、59328元。1999年9月21日，泉州中院作出（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以下主要内容：本院作出（1997）泉执字第47-2号民事裁定查封、拍卖、变卖被执行人蔡焕灯、庄杰土、庄高峰的私人住宅，该三幢住宅经委托拍卖未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裁定将作价279257元的佳华公司厂房、作价229240元的蔡焕灯私人住宅（房产证号，晋房青字第1××9号）、作价317405元的庄杰土私人住宅（房产证号，晋房字第7××5号）、作价90738元的庄高峰（注：系苏金芳的笔误）的私人住宅（房产证号，晋房青字第1××5号）交付申请执行人中行晋江支行抵偿债务，尚余欠款169660元由赔偿责任人威兰公司承担偿还。1999年9月23日，泉州中院将（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送达中行晋江支行，但至本案起诉时未送达给苏金芳以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事后，涉案房屋产权未办理转移登记至中行晋江支行手续。 涉案房屋坐落于晋江市××镇××村后崎，拥有晋房青字第1××5号房屋所有权证和集建（96）字第6495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两证上面载明的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者均为苏金芳。2010年6月23日，晋江市人民政府在《泉州晚报》上发布晋政文〔2010〕180号《关于梅岭组团改建工程征收拆迁的通告》，载明：湖光西路石鼓路片区涉及梅岭街道的桂山村后崎等为被征收拆迁范围，被征收人应当在本通告规定期限内（即2010年7月8日至9月15日）签订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腾空房屋,等内容。2010年7月15日，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与苏金芳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就苏金芳位于后崎新村的涉案房屋及被征收土地的补偿安置达成征收拆迁补偿费用共计314862元,等内容。2014年10月21日，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晋江市梅岭组团改建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分别在《晋江经济报》《泉州晚报》发布《晋江市梅岭组团改建工程桂山区域选房安置公告》。2014年12月6日，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与苏金芳签订《安置协议书（Ⅰ）》和《安置协议书（Ⅱ）》，相关附件的《房源签认表》显示，苏金芳获得桂华苑小区15幢08号店面、桂馥苑小区5幢03号以及04号店面。 另查明，2004年6月25日，中行晋江支行作为甲方与信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借款人佳华公司的10笔债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债权划转时点为2003年12月31日，从2003年12月31日之后回收的本息归乙方所有，本协议转让债权截止2003年12月31日、2004年5月31日的余额，及各有关时点的债权余额见所附的债权转让清单；自债权转移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也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等内容。其中，由威兰公司提供担保的涉案借款债权所转移的本金为916640元。2018年12月，因机构改革，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承担的职责划入晋江资源局。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可知，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九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协助执行规定》）第二十四规定：“人民法院执行集体土地使用权时，经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取得一致意见后，可以裁定予以处理，但应当告知权利受让人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办理土地征用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有关税费。对处理农村房屋涉及集体土地的，人民法院应当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协商一致后再行处理。”第二十六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协商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裁定将被执行人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屋经评估作价后交由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但应当依法向国土资源和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转移登记手续。”第二十七规定：“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告知权利受让人及时到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土地、房屋权属变更、转移登记。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时，当事人的土地、房屋权利应当追溯到相关法律文书生效之时。”本案中，泉州中院于1999年9月21日作出(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涉案房屋作价90738元交付中行晋江支行抵偿债务，该裁定书送达给中行晋江支行的时间为1999年9月23日。基于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为生效的(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所羁束的考虑，抛开该以物抵债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后来的《协助执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不论，现就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后是否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特别是《协助执行规定》规定的自“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起至“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时”止期间的效力及对信达公司与本案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影响，进行如下评价： 一、若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情形适用2004年《协助执行规定》第二十七条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庭审中，信达公司关于以物抵债的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的主张成立。那么,涉案房屋自(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于1999年9月23日送达权利受让人中行晋江支行即发生了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效力。相应地，中行晋江支行于1999年9月23日就已回收了涉案房屋作价为90738元的借款本息部分，而信达公司在与中行晋江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转让债权划转时点为2003年12月31日，从2003年12月31日之后加收的本息才归信达公司所有。由此，信达公司无法依据债权转让性质而非所有权转让性质的《债权转让协议》，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前所述，即便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可适用该条款的除外规定，即可未经登记自“人民法院制作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转移裁定送达权利受让人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但这也仅限于(1997)泉执字第47-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的权利受让人中行晋江支行，并不包括中行晋江支行成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之后再转手的受让人。此时，中行晋江支行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不论其将涉案房屋出售、或无偿转让给其他人，涉案房屋的权属变更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的“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的限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的规定，在信达公司承认涉案房屋未从苏金芳转移登记至中行晋江支行，再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情况下，信达公司关于其对涉案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 三、反之，假设涉案房屋被以物抵债后在“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权属登记前”不发生物权转移的效力，如同中行晋江支行将涉案房屋享有的权利视为债权并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共同确认该债权发生转移一样，那么，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与涉案房屋的权利人苏金芳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等协议，就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基于信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并承认，涉案房屋自2010年7月起被征收拆迁直至苏金芳领取安置房的整个拆迁安置过程中，中行晋江支行和信达公司未曾就涉案房屋向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提出过被征收权益或优先受偿主张，中行晋江支行或信达公司就涉案房屋享有的因以物抵债发生的债权也就不是原晋江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安置补偿行为时应予考虑的事情。在此情况下，中行晋江支行无权对相关补偿安置协议提出质疑，作为受让中行晋江支行对涉案房屋权利的信达公司，更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资格。 综上，晋江资源局和苏金芳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协议书（Ⅰ）》、《安置协议书（Ⅱ）》等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与信达公司没有利害关系，信达公司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鉴于本案已经受理,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前枢 人民陪审员  庄小燕 人民陪审员  刘以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赵雪薇 附：引用主要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 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