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民初5853号原告：邵婉，女，195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原告：甄树萍，女，195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原告：杨建绍，男，196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告：刘海伟（曾用名“单伟军”），男，1963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被告：郭伯房，男，195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第三人：许民强，男，1962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原告邵婉、甄树萍、杨建绍诉被告刘海伟、郭伯房,第三人许民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婉、甄树萍、杨建绍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刘海伟、郭伯房，第三人许民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婉、甄树萍、杨建绍（以下统称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刘海伟、郭伯房返还150000元入股金给三原告，并判令被告刘海伟、郭伯房支付150000元银行利息（以15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月2日计至付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2.判令被告刘海伟、郭伯房返还3万元货款以及支付相应利息（从2017年1月2日计至付清为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3.判令本案受理费由被告刘海伟、郭伯房承担。诉讼过程中，三原告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6年年底，原告邵婉在朋友介绍下，认识第三人许民强。许民强告诉邵婉，其正和几位老板筹建一个做大健康事业的公司，项目很好，如想进入公司董事会就必须抓紧入款。邵婉邀请原告甄树萍、杨建绍合作，以邵婉的名义持股，在2017年1月20日投入了资金15万元，占广东上医康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医公司）5%股权。投资后，上述被告明确告诉三原告，将在工商登记办理邵婉的股份手续，并确认邵婉为董事会成员。另，原告又花3万元买了上医公司的产品套餐，但因能选的产品种类少、价格很高，当时没要，直到今天也没拿到产品。几个月后，原告发现上医公司缺资金、缺人才，尤其是法人刘海伟，根本不作为，难以胜任总经理之职，公司完全没有盈利能力，原告坚决要求退股，退出董事会。当时，参加会议的被告郭伯房、第三人许民强都同意了，并准备分阶段给原告退款，但被告刘海伟坚决反对，故原告退股未能成功。最后，上医公司倒闭，被工商局纳入“经营异常”，人去楼空。原告也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不是该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中没有原告的任何资料，更不存在董事会成员一说，原告也从未拿过一分钱分红。三原告认为，被告刘海伟、郭伯房、第三人许民强三人虚假出资，滥发股权证书，欺骗投资者，以公司股权和进入公司董事会名义吸引原告投资，但投资后完全不存在股权和公司董事会成员这回事，属于欺诈行为，被告刘海伟、郭伯房作为上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退回三原告的投资款15万元。被告刘海伟、郭伯房、第三人许民强未作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三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经审查，由于被告刘海伟、郭伯房、第三人许民强对原告的起诉请求、事实理由及证据材料均无提出异议，也没有出庭对证据进行质证，没有提出相反材料予以反驳，三原告的证据也不存在影响其证明效力的因素，故本院依法确认三原告的证据，并据此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1月8日，上医公司作为甲方，原告邵婉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合作事业以股权合作形式，以当前的股本作为公司的股权比例基础，乙方提供人民币15万元，在项目中乙方占原始股5%，乙方投入在本协议签署后13个工作日内到位，通过网银打到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工行广州江南市场支行（流花支行），账号36×××40，并说明是上医投资款；乙方有权将名下的原始股权在工商登记时落实到各自指定的单位和个人；甲方对外逐级融资，在股权变更时，原始股东等比例稀释或者变更；乙方作为股东，参与股东会，重大事情股东会协商一致，对外交涉时，共同立场、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暂定两年，到期双方另签合作协议等。2017年1月18日，原告邵婉作为甲方、原告甄树萍作为乙方、原告杨建绍作为丙方，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一份》，约定三方共同出资150000元，每人各出资50000元，并以甲方邵婉一人名义入股上医公司，与该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投资收益按照出资比例分配，风险各自承担。2017年1月20日，原告甄树萍尾号为5132的账户向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尾号为7640的账户转账150000元。同日，上医公司向原告邵婉出具写有“邵婉交来上医康乐投资款150000元”的收据一张。2017年4月11日，上医公司向原告邵婉签发《股权证书（原始股东）》，载明：注册资本5000万元、持股人姓名为邵婉、出资方式为现金、持股种类为SKA、持股比例为5%、证书编号为SK006。在该证书上法人代表处有被告刘海伟的签章。2019年5月27日，被告刘海伟手写向原告邵婉出具《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一份，上写：本人刘海伟，是广东上医康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承诺在叁个月内归还邵婉原投资公司的款项伍万元，其中6月底归还1万元、7月底归还2万元、8月底归还2万元；在2019年12月底归还邵婉及团队全部投资款（约26万元）；有条件时尽量提前归还；若本人违约，任凭邵婉报警立案。在该承诺书上，邵婉签名表示同意刘海伟的承诺。又查明，三原告在本案起诉时将上医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将第三人许民强列为共同被告；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收到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寄送的《企业核准简易注销登记通知书》一份，证实上医公司已于2020年7月28日被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三原告后以与许民强达成谅解为由撤回对许民强的起诉；又以上医公司已被工商登记部门撤销注册登记为由，申请撤回对上医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分别裁定予以准许。因许民强与本案纠纷有密切关系，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裁定追加许民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庭审中，三原告陈述，平时主要是与上医公司的刘海伟、郭伯房、许民强三人打交道，上医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控制人其三人不清楚；三原告有要求上医公司退还投资款，许民强、郭伯房同意退还，但刘海伟当时不同意，后上医公司通过许民强退还23000元给三原告；起诉时三原告发现公司已被注销，与许民强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许民强该承诺于八个月内返还4万元给邵婉，至2020年8月20日止已经返还了15000元；刘海伟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的承诺书上提到的邵婉及团队，是指邵婉带朋友一起购买上医公司的产品，刘海伟称其为邵婉团队；该承诺书中提及的26万元包括本案三原告主张的15万元投资款，但其余款项是货款，与本案无关；至于郭伯房，邵婉多次交涉，但郭伯房都称公事公办，没有还款过。庭审后，邵婉提交情况说明，确认于2017年8月7日收到上医公司转账支付的23000元；提供于2020年6月18日与许民强签订的《和解协议》，在该和解协议上有如下内容：甲方邵婉，同时代表甄树萍、杨建绍；乙方许民强，同时代表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就案（2020）粤0103民初5853号，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双方同意甲方退出上医公司的全部股份约5%，该股份原由北京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代持，共同配合办理退股有关手续；2.甲方对上医公司的投入，乙方提供4万元作为补偿，从2020年6月开始，每月支付5000元，付完截止；3.甲方不再起诉、追索乙方相关责任等。邵婉又提供与被告郭伯房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其于2020年6月22日向被告郭伯房发送短信，告知郭伯房已对上医公司提起诉讼，要求退还投资款15万元，许民强已与其签订了和解协议，希望郭伯房亦参考许民强的做法；郭伯房在微信中回复：“是公司行为由公司按程序解决为宜……”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收到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上医公司在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有关材料，该材料显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受理上医公司破产案件；同日，作出指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担任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决定；2019年6月28日，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破产案件工作人员对上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海伟进行访谈，告知其上医公司破产案件的相关情况，要求其配合移交上医公司的公章、财务账册等，但至破产案件办理完毕，刘海伟除移交了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及2017年11月、12月的记账凭证等外，其余财务资料都拒不配合提供，破产管理人无法对上医公司进行全面清算；经查工商内档确认，上医公司的股东始终为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5%）、北京市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持股10%）、广州摩丹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8%）、宋龙春（持股10%）、郭伯房（持股9%）；上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海伟、董事长为郭伯房；许民强并非上医公司股东，但为上医公司董事局成员之一；许民强为深圳前海康乐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英生物高技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海伟为广州摩丹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12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破117-3号民事裁定书，以管理人未能接收到上医公司任何财产，上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提出申请为由，裁定宣告上医公司破产，并终结上医公司破产程序。本院认为，三原告以原告邵婉作为代表与上医公司成立投资关系，并已向上医公司实际投入资金150000元的事实有邵婉与上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甄树萍名下账户的转账记录及上医公司出具的收据、股权证书等为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本案三原告的主张本院评析如下：对于被告刘海伟、郭伯房应否对三原告主张的投资款承担返还责任的问题。从上述邵婉于2017年1月18日与上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双方对股权分红作出了约定，但对退股并未作出约定，但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合作的期限，该期限应于2019年1月7日届满。又，从2019年5月27日被告刘海伟向邵婉出具的承诺书可以看出，刘海伟以上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承诺在三个月内归还邵婉投资款50000元，在2019年12月底前归还邵婉团队的全部投资款260000元（其中即包括原告甄树萍、杨建绍的投资款100000元），该承诺应视为上医公司对三原告作出的退还投资款的承诺。刘海伟在接受上医公司破产管理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访谈后，无自觉配合破产管理人移交相关财务资料，致使上医公司未能全面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被告刘海伟、郭伯房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应对上医公司欠三原告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对于被告刘海伟、郭伯房应向三原告退还投资款的数额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庭审中三原告的自认，已于2017年8月7日收到上医公司支付的23000元；在2020年6月18日原告邵婉与许民强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许民强承诺退还40000元给三原告（至2020年8月20日止已实际退还了15000元），原告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在本案中放弃向许民强主张权利，鉴于上述63000元（40000+23000=63000元）或已由上医公司退回，或已由第三人许民强承诺退还，三原告不应在本案中重复主张，本院依法确认被告刘海伟、郭伯房应向三原告退还的投资款为87000元。至于三原告要求被告刘海伟、郭伯房支付已投入投资款150000元自2017年1月20日起计至退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因与原告邵婉于2017年1月8日与上医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分析认定、有关利率政策的调整情况及2019年5月27日被告刘海伟向邵婉出具的承诺书，本院认为，依法可调整三原告要求被告刘海伟、郭伯房支付未退还的投资款的利息计算方法为：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以3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至投资款实际退还之日止，以87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被告刘海伟、郭伯房，第三人许民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海伟、郭伯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邵婉、甄树萍、杨建绍退还投资款87000元。二、被告刘海伟、郭伯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邵婉、甄树萍、杨建绍支付占用87000元资金期间的利息（具体计息方法：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1日起计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31日止，以3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0年9月1日起计至资金实际退还之日止，以87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三、驳回原告邵婉、甄树萍、杨建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刘海伟、郭伯房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950元，由原告邵婉、甄树萍、杨建绍负担943元，被告刘海伟、郭伯房负担100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洁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任 越区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