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04民初5385号 原告：应芝，女，198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晓芳，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琳慧，女，199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新美，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曹公忆，男，198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原告应芝与被告沈琳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理人周晓芳、被告沈琳慧及其诉讼代理人陈新美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本院认为曹公忆与本案审理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于2020年9月8日追加曹公忆为本案第三人，于2020年10月1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应芝及其诉讼代理人周晓芳、被告沈琳慧及其诉讼代理人陈新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曹公忆经本院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本案案情，本院将本案案由变更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应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5735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20年2月13日通过微信向被告购买口罩15500个，单价3.7元/个，共计价款57350元。原告向被告指定账户（曹公忆6013820800083480416）转账支付了货款57350元。被告收款后一直未按约发货，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发货事宜，但因被告上家无法交付货物，导致被告无法向原告交付货物。原告要求退款，被告虽答应退款，但至今未履行退款义务，故诉至法院。 被告沈琳慧辩称，原告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口罩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只是居间介绍原告购买口罩，曹公忆才是卖方。被告应原告要求，将曹公忆账号发给原告，原告将款项直接打入曹公忆账户，因此不存在被告指定账号要求原告打款的事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一直要求曹公忆退款，要求被告在中间协调帮忙，被告从中未赚取差价。由于曹公忆被诈骗，目前已经涉及刑事，应待刑事判决后再进行民事审理。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答应退款，这不符合事实，被告没有收到款项，也没有答应退款。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沈琳慧辩称，因原告是与JASON联系购买案涉口罩事宜，确定购买数量和单价，所以原告是与JASON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只是中间人，起协助、沟通作用。 第三人曹公忆未作陈述。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应芝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1、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八十页），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至今未发货也未退还货款的事实； 2、转账记录一份，以证明原告已于2020年2月13日支付货款57350元的事实； 3、原告与JASON（微信号为红酒先锋）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七十二页），以证明案涉口罩是原告与JASON进行联系的事实。 对原告应芝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沈琳慧经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20年2月13日双方添加微信没有体现原告和谁谈合同，从一开始就是原告主动索要账号，被告发给原告的是曹公忆账号，原告并未提出异议，说明原告索要的就是曹公忆账号，因此不能说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催要被告发货，被告每次和曹公忆沟通后，转述曹公忆的话，并不代表被告就是卖方。原告一直要求曹公忆退款，并没有要求被告退款，说明原告心里很清楚被告不是合同当事人，只是协助双方履行合同的中间人。在曹公忆一直不退款的情况下，原告才要求被告代替曹公忆垫付，其本质还是认可曹公忆是卖方，沈琳慧只是垫付，说明原、被告指向的是第三方退款，而不是被告；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原告跟曹公忆间的买卖关系，原告将款项打入曹公忆账户，与被告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从该微信内容分析，JASON有时主动向原告发出要约，有时原告找JASON购买口罩，被告没有参与合同的磋商，JASON向原告发送其和被告聊天记录的行为，也只是证明其货物的来源，并不能改变JASON是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性质。一直到2020年2月12日22：59，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JASON才让原告加被告的微信，说明被告没有参与JASON和原告购买口罩事宜，因此被告不是合同的当事人。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沈琳慧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 4、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二十页），以证明原告一直恳请被告帮助找曹公忆退还购买口罩的款项，被告多次表示“钱不是我收的”、“我的工作就是协调”，原告均表示要求曹公忆退款，被告如实在原告和曹公忆之间传话、协调、传递资料，充当中间人角色的事实； 5、被告与曹公忆微信聊天记录一份（共二十三页），以证明被告应原告要求，一直帮助原告索要欠款，并且要求将款项直接退给原告，被告在中间没有取得任何利益，曹公忆和其他被骗的人已报警，警方已立案等事实； 6、曹公忆微信信息和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以证明原告的钱曹公忆已收到的事实。 对被告沈琳慧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应芝经质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向被告提出“把钱给人家退了吧……”，被告说“我也希望退款，省得麻烦”，后被告跟曹公忆沟通退款，再反馈给原告，并不是钱应由曹公忆退还给原告。原告与曹公忆没有任何合意且互不相识，被告自己不是口罩生产商，货要找上家购买，沟通是正常的，其不是中间角色；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跟曹公忆有直接对接，被告没有提供当时跟曹公忆针对本案所涉交易的沟通记录，其说曹公忆已报警被立案，即使已立案，跟本案也没关系；对证据6，账号是被告给的，原告将钱打到被告所给的账户内，是正常的交易，并不能说原告跟曹公忆有直接的对接。 针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经庭审核证，认为被告对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定，对证据1、证据3、证据4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案情及双方的庭审陈述进行综合认定；证据2对于证明原告已于2020年2月13日转账给曹公忆57350元货款的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原告认为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证据6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结合微信的具体内容和双方的庭审陈述，本院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5对于证明被告与曹公忆有联系，并催曹公忆退款，曹公忆已报警等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证据6与证据2能相互印证，对于证明曹公忆已收到原告转账的57350元货款的事实具有证据的证明力。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20年2月12日，应芝需要口罩20000个，遂与JASON微信联系，双方说好3.65元/个，JASON便将沈琳慧的支付宝收款码发送给应芝，让应芝将钱直接转给沈琳慧。如此，应芝与沈琳慧通过JASON认识，并发生口罩买卖关系。当日，应芝将货款73000元通过支付宝转账给沈琳慧，沈琳慧也依约将20000个口罩发送给应芝。2020年2月13日，应芝又与JASON微信联系，需要口罩15500个，JASON说“还是昨天那个号，你直接转吧”、“今天是3.7”。因应芝找不到沈琳慧支付宝收款码，JASON遂再次将沈琳慧的支付宝收款码发送给应芝，并让应芝“先把地址发过来”，应芝便提供了发货地址。应芝向JASON催要口罩，JASON将沈琳慧的手机号发给了应芝，并让应芝“你打电话沟通下”。当日，沈琳慧添加应芝微信号，微信聊天中，应芝让沈琳慧给一下银行卡户名和账号，沈琳慧遂将曹公忆的银行卡号、开户行发送给了应芝。同日，应芝将57350元货款转至曹公忆中国银行账户，并在微信中向沈琳慧明确“15500个，价格3.7”，沈琳慧回复“对”、“我转发给我朋友了”、“到账了”。2月14日，应芝问JASON“1万5千个的发出了吗”，JASON回复“不知道呀”、“你有她微信的你问”，应芝说“我忘了是谁了”，并问JASON“有没有别人买那个女孩子的货？”JASON回复“她自己批来卖的”、“批过几次了”，并说“这个微信，你问她”。随即，应芝通过微信同沈琳慧说“老板，记得发货哈……”、“发完给我个运单号”，后又问“今天的货确定能发出哦”，沈琳慧回复“确定”、“出了单号就会给你”。因15500个口罩未能及时到位，应芝于2020年2月19日与沈琳慧联系退款事宜，未果，遂酿成讼争。 本案的争议焦点：与应芝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人是谁？应芝认为其向沈琳慧购买案涉口罩，并根据沈琳慧指示，将案涉货款转入曹公忆银行账户，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沈琳慧认为与应芝曾发生过价值73000元的口罩买卖关系是事实，但该次交易已结束，本案所涉口罩买卖事宜双方并未达成过买卖合意，沈琳慧亦未收到过货款，故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应芝与沈琳慧微信聊天记录、应芝与JASON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2月12日，应芝与JASON联系购买口罩事宜，双方定好数量20000个、单价3.65元/个，后JASON将沈琳慧的支付宝收款码发送给应芝，应芝将73000元转给沈琳慧，对此，应芝和沈琳慧均认可系双方发生的买卖关系，沈琳慧也认可交付给应芝的口罩是向曹公忆购买。同月13日，应芝又与JASON联系案涉口罩事宜，双方定好口罩数量15500个、单价3.7元/个，JASON说“还是昨天那个号，你直接转吧”，后又将沈琳慧手机号发给应芝，让应芝打电话与沈琳慧沟通，说明JASON只是应芝与沈琳慧发生买卖关系的介绍人。沈琳慧与应芝互加微信后，应芝让沈琳慧提供银行卡户名和账号，沈琳慧随即将曹公忆的银行卡和开户行发送给应芝，应芝当即将货款57350元转至曹公忆中国银行账户，并向沈琳慧明确了数量15500个，价格3.7元，沈琳慧转发给曹公忆，并确认钱已到账。据此可知，应芝与沈琳慧通过微信明确了案涉口罩买卖的数量、价款、付款方式等主要内容，沈琳慧指示应芝将款项直接转给曹公忆的银行账户，应芝亦已根据沈琳慧的指示将货款57350元打入曹公忆银行账户，履行了付款义务。2月14日，应芝通过微信与沈琳慧说“老板，记得发货哈……”、“发完给我个运单号”、“今天的货确定能发出哦”，沈琳慧回复“确定”、“出了单号就会给你”，说明应芝在催沈琳慧发货，沈琳慧也在履行其交货义务。之后，因一直没有运单号信息，应芝才于2月19日发微信给沈琳慧“把钱给人家退了吧”，沈琳慧回复“我也希望退款，省的麻烦”、“对方给退款”，并与曹公忆联系退款事宜，说明沈琳慧也在积极履行因未能按约发货的善后义务。诚然，沈琳慧在发给应芝的微信中说“你知道钱也不是我收的，有些事我做不了主”、“要是我做的这笔生意，我直接可以拍板，立马退”、“一分不赚还惹一身骚”、“我的工作就是协调”，但上述言语是沈琳慧在无法履行交货义务、应芝要求其退款的情况下作出的回复，不能据此来否定应芝与沈琳慧于2020年2月13日达成购买案涉口罩的合意。另根据双方庭审陈述，应芝与沈琳慧对应芝于2020年2月12日向沈琳慧购买口罩20000个、应芝支付给沈琳慧货款73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基于信赖利益，在案涉口罩买卖中，应芝有理由相信沈琳慧提供的曹公忆银行账号即是其要求应芝支付货款的实际银行账户。应芝将货款转入曹公忆账户是不争的事实，但应芝是根据沈琳慧指示转款给曹公忆，曹公忆是代表沈琳慧收款，其收款行为的后果应由沈琳慧承担。应芝多次催货未果后，提出退款事宜，尽管沈琳慧并未答应由其直接退款，但回复“对方（指曹公忆）给退款”，“刚刚他（指曹公忆）答应退款了的”，并多次与曹公忆沟通后，回复原告“没有物流信息”，表明沈琳慧对案涉口罩无法履行已经了然，并对退款事实亦予认可。根据应芝与JASON微信聊天记录，应芝问JASON“有没有别人买那个女孩子的货？”JASON回复“她自己批来卖的”、“批过几次了”，说明JASON也认为沈琳慧是在批口罩卖的，这与应芝和沈琳慧于2020年2月12日发生的口罩买卖关系也能相互印证。 综上，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能够确认应芝与沈琳慧之间存在网络购物合同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同有效，双方均应各自履行付款、供货的合同义务。2020年2月疫情期间，口罩作为紧缺的防疫物资，极具时间性。应芝通过微信向沈琳慧订购口罩，并已向沈琳慧支付货款57350元，沈琳慧应当按约向应芝交付货物，因其己方原因无法供货，理应及时退还货款。现应芝要求沈琳慧退还货款5735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沈琳慧先以曹公忆为实际收款人为由主张曹公忆是卖方，其并非合同相对人，仅是居间人，后又以应芝是与JASON联系口罩数量和单价为由主张应芝是与JASON发生买卖关系，其仅是中间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与应芝订立网络购物合同的相对人是沈琳慧，对应芝承担退款责任的主体也应当是沈琳慧。另因无证据证明本案买卖关系涉嫌刑事犯罪，且曹公忆被诈骗刑事立案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故对沈琳慧提出的应待刑事判决后再进行民事审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曹公忆经本院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沈琳慧应退还给原告应芝货款5735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案件受理费1234元，减半收取计617元，由被告沈琳慧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剑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黄晨筱 ?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