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6行初181号原告高登煌，男，1998年4月26日出生,彝族。委托代理人贺德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怀榕，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天津科技大学，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三大街**。法定代表人路福平，校长。委托代理人万丽丽。委托代理人赵含宇。原告高登煌诉被告天津科技大学教育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于2020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于2020年6月3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登煌及其委托代理人贺德峰、陈怀榕，被告天津科技大学的委托代理人万丽丽、赵含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津科技大学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津科大学籍[2019]194号《关于给予高登煌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认定在2019年7月1日的《高等数学E》期末重修考试前，原告建立“高数小车”微信作弊群，并联系校外人员董某作为枪手，同时代为向进群参与作弊的学生收取用于作弊的费用。在调查过程中，原告拒不交代董某的具体信息。原告的行为构成作弊，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原告高登煌诉称，2019年7月1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学生韩旭在《高等数学E》期末重修考试过程中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其在微信群“高数小车”内上传考题并由校外枪手作答的作弊手段败露。于是被告对“高数小车”群内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人员的作弊情况展开调查。被告调查后，认定原告组织作弊，并对原告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一、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决定事实认定不清，2019年7月1日考试前,原告同寝室的同学李昕凇在询问寝室其他同学备考情况,并坦言其准备在淘宝网雇佣枪手作弊。听到原告欲请校外同学董某帮忙后,李昕凇和韩旭主动要求加入,李昕凇多次催促原告落实作弊情况。也是李昕凇提出建立微信群,并询问、鼓动同寝室的陈哲和阿里木江,邀请隔壁寝室的杨坤坤入群共同作弊。原告无奈按照李昕凇的要求询问了校外同学的意见并建立了微信群。被告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颠倒了事实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偏听偏信李昕凇与陈哲二人的陈述,没有查清李昕凇在共同作弊过程中的作用,错将原告认定为作弊的组织者,也因此作出了错误的处罚决定。二、被告认定原告组织作弊属于定性错误。原告本意只是请校外同学董某为自己考试作弊提供帮助,无意与其他同学共同作弊。建立作弊微信群是李昕凇的主意,当时由于原告同时有校外人员董某及李昕凇、韩旭的微信,基于这个便利才让原告建群。陈哲、阿里木江、杨坤坤都是由李昕凇邀请甚至鼓动加入的。每个人向校外人员董某支付60元钱的主意是杨坤坤提出的。在其他作弊人员已经商定每人60元钱的结果后,因只有原告拥有校外人员董某的微信,因此其他人提议将费用转给原告，由原告转交董某。后董某拒绝收取费用,原告已将钱款悉数退还。考前原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中止了作弊的想法,并独立完成了高数重修考试,实际未实施作弊。考试过程中,是作弊群内的韩旭、杨坤坤将考题用手机拍下来后传到群里的。在整个讨论作弊、询问校外人员、建立微信群、支付作弊费用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原告主动实施或者组织其他人完成。原告只是由于认识校外人员而提供了建群、代付费用的方便,没有组织作弊的动机、主观意愿和实际行为,更未牟利。被告认定原告组织作弊缺乏事实依据,定性错误。三、被告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对原告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决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第五十二条第四款、《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管理规定》(津科大发[2017]131号文件)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四款及《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津科大发[2017]136号文件)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开除学籍的事实理由是组织作弊。上述依据中均未明确组织作弊的内涵和主要情形,未对组织作弊进行明确界定。同时,被告在处分决定中认定的原告拒不交代校外人员董某的具体信息的事实不构成处罚理由。被告适用组织作弊的相关规定作出对原告开除学籍的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另外被告没有考虑原告平时在校的表现，没有考虑原告在学校调查的时候如实陈述，没有考察同案的李昕凇有催促、提议原告寻找校外人员建群、拉人的事实，没有考虑原告所有的行为全部发生在考试前，考试过程中并未实际作弊。对原告处分畸重。同时学校的监考存在过失，学校在监考前准备了监考设备，同时是不允许通讯设备带入考场，但在考试的时并未启用监考设备，未严格控制通讯设备带入考场。被告对各个作弊学生的处分不平衡。尤其是李昕凇才是作弊组织者，但李昕凇被留校察看，而原告被开除学籍，违反公平原则。原告请求对津科大发[2017]136号《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其违法性表现有两点：1、第十六条中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认定为作弊的规定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冲突的，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没有一个法律规定对试图进行作弊的学生进行处罚，所以学校进行无限制扩大性的处罚是违法的。2、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以下行为将给予开除学籍规定。但在其他法律中均是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规定。该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学校根据情形自由裁量的规定，因此与上位法的规定是冲突的。因此《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9年12月3日对原告作出的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3.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对《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关于给予高登煌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证据二、《复查结论》，证据一、二证明1、2019年12月3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2、2020年1月13日,被告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维持被告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的复查结论；证据三、韩旭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及出庭证人证言；证据四、原告向被告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处分决定的申诉书》，证据三、四证明1、李昕凇、韩旭、陈哲及原告共同作弊及原告考前中止作弊的过程;2、原告不属于组织作弊；证据五、载有张炳鑫通话录音的U盘一个及通话内容的文字稿一份，证明1、李昕凇邀约了陈哲、阿里木江入群的事实；2、杨坤坤提议每人出60元钱给枪手。被告天津科技大学辩称，一、被告对原告的考试作弊事实认定正确。1.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是原告所建。2.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建立之后,原告将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阿里木江拉入群中。原告起诉书中所称“李昕凇询问、鼓动陈哲入群共同作弊”,实际上原告也做了询问工作,并起了决定性作用。3.校外枪手董某是原告联系并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的。4.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4人分别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60元作为给校外枪手董某的报酬,原告也予以收取。被告根据调查认为应当是杨坤坤提议,获得了原告、韩旭、陈哲、李昕凇等4人的认可。阿里木江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仅需36分就能通过考试,同时觉得60元费用过高而拒绝。杨坤坤、韩旭、李昕凇三人于2019年6月29日、陈哲于2019年6月30日先后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向原告支付60元。二、原告的行为构成组织作弊,被告对其定性准确。1.原告主张李昕凇提议建立微信群，对该主张原告没有其他证据证明。2.在该案中,原告扮演了校外枪手董某与其余作弊者中介的角色。在此之前,仅有原告与董某熟识,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淞等人均与董某不认识。2019年6月30日,原告在收齐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等四人的240元报酬之后,欲将240元转给校外枪手董某,被董某明确拒绝。此时原告并没有立即向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等四人说明情况并将款项退还,直到2019年7月1日东窗事发,原告方才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该4人的240元予以退还。在文法学院调查过程中,原告、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曾统一口径,谎称2019年6月30日高登煌已将收取的60元以现金方式予以退还,实际上并无此事。3.原告的行为不属于中止作弊。按照原告的主张,他们五人是共同作弊,构成共同违法。按照共同违法的原理,中止违法必须是行为人之一主动放弃违法并有效阻止其他人违法,仅行为人之一放弃违法而放任其他人违法不能构成中止。本案中,在原告搭建了共同违法的平台--“高数小车”微信群之后,在有能力阻止其他人作弊而没有阻止的情况下,仅以自己没有亲自实施作弊行为而主张中止,是不成立的。4.原告主张其没有实际牟利,这并不影响认定其行为构成组织作弊,因为组织作弊并不以牟利为构成要件。原告主张其无组织的动机和主观意愿,根据原告2019年7月4日的谈话记录,日常生活中,原告在其宿舍扮演了大哥的角色,很多事情都是由其帮助同宿舍的人完成。具体到该案中,虽然原告的组织帮助行为确实加大了其本人作弊的风险,但侥幸心理加上大哥的责任感及其他种种因素,导致原告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帮助者、组织者的角色。原告主张其无组织、策划、分工、提供作弊工具等组织行为,实际上,原告组建微信群、拉人入群、联系校外枪手等行为,均属于组织行为。5.究竟何谓组织作弊,诚然如原告所主张,《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管理规定》(津科大发[2017]131号文件)、《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津科大发[2017]136号文件)并没有对组织作弊的内涵和主要情形做出明确界定,但这并不能成为不能适用组织作弊对违纪学生进行处分的理由。在本案中,原告是作弊群的建立者、校外枪手的联系者、枪手报酬的收取者,这些行为实际上构筑了作弊的平台、为作弊者与枪手之间搭建了桥梁,为自己及其他同学的作弊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行为足以表明原告的行为构成组织作弊。三、被告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基于上述对原告行为性质的认定,被告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41号令)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管理规定》(津科大发[2017]131号文件)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四）项、《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津科大发[2017]136号文件)第十六条第（三）项对原告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是正确的。同时,根据《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津科大发[2017]136号文件)第七条第（五）项的规定,勾结校外人员作案,可以从重处分。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并且在作出处分决定的过程中,被告充分保障了原告陈述和申诉的权利。原告提到对原告处分过重的问题，原告平时在校表现不属于被告认定作弊及进行处分时的考虑因素。原告称其在调查过程中如实陈述问题，在被告调查过程中，原告未如实陈述，一直没有讲明校外枪手的身份。对于60元钱的问题，原告也有不实陈述。原告认为被告监考行为存在过失，纪律要靠当事人的自觉遵守，任何检查手段都不是完美的。原告认为被告针对李昕凇作弊，未对其作出开除学籍的处分，而对原告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是不平衡的，因为原告是建群、找枪手、收报酬款等一系列行为的实施者。原告认为津科大发[2017]136号《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被告认为这是错误的。1、该文件第十六条对认定是作弊行为有相关规定，其中包括试图作弊。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这只是作弊行为中最严重的几种情形才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并未涵盖所有的作弊行为。2、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上位法的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是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而《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被告并没有主动放弃自由裁量权。因为《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六条、第七条分别规定了可以从轻处分及可以从重处分的情形。被告对上述规定的应用应做整体性解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及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文法学院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2019年7月9日)，证明处分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证据二、《天津科技大学学生拟处分意见告知书》(2019年8月27日)，证明学院履行了向原告告知拟处分意见的义务；证据三、原告提出的《关于处分决定的异议》，证明学校充分保障了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证据四、《文法学院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2019年9月12日)，证明处分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证据五、《天津科技大学学生拟处分意见告知书》(2019年9月30日)，证明学院履行了向原告告知拟处分意见的义务；证据六、《天津科技大学教务处二〇一九年第十六次处务会纪要》，证明处分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证据七、《法律顾问合法性审查意见》，证明学校对原告作出处分前进行了合法性审查；证据八、《二〇一九年第三十次校长办公会纪要》，证明处分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证据九、《关于给予高登煌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证明处分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证据十、《天津科技大学学生处分决定书》，证明处分决定作出后,学校履行了告知义务；证据十一、原告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申诉登记表》，证明学校保障了学生申诉的权利；证据十二、原告的《关于处分决定的申诉书》，证明学校保障了学生申诉的权利；证据十三、《申诉委员会调查组调查情况》，证明学校组织了调查组对学生申诉内容进行了调查；证据十四、申诉委员会的《复查结论》，证明学校进行了复查并告知学生申诉复查结论,保障了学生申诉的权利；（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2019年7月4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原告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是原告所建;原告将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阿里木江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将校外枪手董某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在宿舍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证据二、2019年7月4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韩旭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是原告所建;原告将其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将校外枪手董某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证据三、2019年7月4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杨坤坤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是原告所建;原告将其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将校外枪手董某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证据四、2019年7月4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陈哲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原告将其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将校外枪手董某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提议建立“高数小车”微信群；证据五、2019年7月4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李昕凇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是原告所建;原告将其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提议建立“高数小车”微信群；证据六、2019年7月4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阿里木江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原告将其拉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证据七、2019年9月5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韩旭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杨坤坤首先提议要给枪手董某一定的报酬以示感谢；证据八、2019年9月5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陈哲的谈话录音记录，证明原告询问陈哲是否加入作弊微信群“高数小车”，原告提出每人交60元钱作为给校外枪手董某的报酬；证据九、2019年9月5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张炳鑫的谈话录音记录，载有证据一至九的录音光盘1张，证据九证明杨坤坤首先提议要给枪手董某一定的报酬以示感谢；证据十、2019年9月10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原告的谈话记录两份，证明杨坤坤首先提议要给枪手董某一定的报酬以示感谢；证据十一、2019年9月10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韩旭的谈话记录，证明2019年6月30日原告并未以现金的方式向其返还60元；证据十二、2019年9月10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杨坤坤的谈话记录，证明杨坤坤首先提议要给枪手董某一定的报酬以示感谢；证据十三、2019年9月11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原告的谈话记录，证明2019年6月30日原告并未以现金的方式向其余四人返还收取的240元报酬；证据十四、2019年9月11日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与阿里木江的谈话记录，证明原告提出每人交60元钱作为给校外枪手董某的报酬；证据十五、2019年12月16日原告向学校提交的《关于处分决定的申诉书》，证明杨坤坤首先提议要给枪手董某一定的报酬以示感谢;2019年6月30日原告并未以现金的方式向其余四人返还收取的240元报酬；证据十六、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原告是校外枪手董某与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等四人的中介。二、依据：依据一、《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依据二、《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四）项；依据三、《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六条第（三）项。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提供的程序类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事实类证据中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对证据四至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十一认可。对证据十二认可是杨坤坤首先提议要给枪手董某一定的报酬以示感谢。对证据十三认可。对证据十四的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十五认可。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特征，本院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系被告文法学院160911班学生，在2019年7月1日《高等数学Ｅ》期末重修考试前，原告建立微信群“高数小车”，用于考试作弊，原告将其同学韩旭、陈哲、杨坤坤、李昕凇、阿里木江及校外人员董某拉入微信群。在2019年7月1日《高等数学Ｅ》考试期间，杨坤坤、韩旭分别将部分试题拍摄后将照片发到微信群内，校外人员董某向微信群内发送试题答案后，韩旭借助手机抄写微信群内的试题答案时被监考老师当场发现。后被告展开调查，对相关涉案人员制作了调查笔录。被告于2019年7月9日在天津科技大学河西校区召开了学院党政联席会，会议听取了关于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的情况汇报，经研究决定，建议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2019年8月27日被告将对原告拟处分意见告知原告。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向被告书面提出《关于处分决定的异议》，被告于2019年9月12日在天津科技大学河西校区召开了学院党政联席会，会议听取了关于原告对开除学籍处分异议的复核汇报，经研究决定，建议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2019年9月30日被告将对原告拟处分意见告知原告并上报校长办公会，校长办公会于2019年11月12日经研究同意给予原告开除学籍处分。被告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津科大学籍［2019］194号《关于给予高登煌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并告知原告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自收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将处分决定书向原告送达。原告于2019年12月16日向被告提出《关于处分决定的申诉书》，被告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于2019年12月30日受理原告书面申诉，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处理决定。另查，杨坤坤、韩旭、李昕凇三人于2019年6月29日、陈哲于2019年6月30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分别向原告支付60元。阿里木江认为费用过高拒绝支付。原告在收齐韩旭、杨坤坤、陈哲、李昕凇等四人的240元报酬之后,欲将240元转给校外枪手董某,被董某明确拒绝。原告于2019年7月1日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将该4人的240元予以退还。被告对原告调查过程中，原告拒不交代校外人员董某的身份信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被告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规定，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作弊，告知了原告拟作出处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了其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后经校长办公会研究作出被诉处分决定，故其作出被诉处分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根据对相关人员的调查笔录、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认定原告建立微信群用于《高等数学E》期末重修考试时作弊，并联系校外人员董某作为枪手，代为向进群参与作弊的人员收取费用，虽在考试期间，原告未利用该微信群作弊，但其他入群同学利用该微信群作弊被监考老师当场发现。被告根据以上事实认定原告构成组织作弊，事实认定清楚。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申请对被告作出被诉处分决定依据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关于修订学生管理规定的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及反馈的相关材料、法律顾问对修订文件草案的审查意见、《校长办公会会议纪要》、《关于印发的通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天津科技大学网站截图、《关于新的学籍管理规定培训的说明》等，能够证实被告在上述文件起草过程中履行了征求学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学生工作干部等人的意见，提交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审核，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校领导签发并在该校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等程序，并在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办理了备案，符合应当履行的颁布程序，且系在2017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授权范围内制定，可以在本案中适用。2017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四）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或其他器材作弊、向他人出售考试试题或答案牟取利益，以及其他严重作弊或扰乱考试秩序行为的；……”被告根据上述规章修订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六条规定，“违反校规校纪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处分：（一）情节及后果轻微；（二）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三）由于他人胁迫或诱骗。”第七条规定，“违反校规校纪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重处分：……（五）勾结校外人员作案；……”第十六条规定，“对于违背考试公平公正的原则，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认定为考试作弊，给予记过、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的处分。……（三）以下考试作弊行为，给予开除学籍处分：……5.组织作弊；……”从上述条文的内容看，《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与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结合适用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并不冲突，体现了该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原告建立微信群用于考试时作弊，并联系校外人员董某作为枪手，代为向进群参与作弊的人员收取费用，虽在考试期间，原告未利用该微信群作弊，但其他入群同学利用原告建立的微信群作弊，原告建立的微信群为其他同学作弊创造了条件，被告认定原告构成组织作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的行为符合《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七条第（五）项、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组织作弊及勾结校外人员作弊可以从重处分的情形。被告依据上述规定作出开除原告学籍的处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被诉处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登煌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登煌承担（原告高登煌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朝伟人民陪审员  陈景凤人民陪审员  孟 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 琳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