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3刑初623号公诉机关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启东，男，196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户籍所在地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州市海珠区。因本案于2019年10月24日被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12月27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11月6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荔湾区看守所。辩护人毕京琨、李江，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以穗荔检诉刑诉【2020】Z3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启东犯行贿罪，于2020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佘淡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启东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至2017年间，被告人刘启东在经营管理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道辖区内的文昌南路48号玉器广场停车场、上下九步行街东方汇商业广场、名汇广场等物业过程中，先后多次通过银行转账向时任荔湾区华林街党工委书记谭某(已判决)行贿，以谋取其上述物业违法建设等不正当利益，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2012年3月，被告人刘启东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某鹰行贿人民币100万元，谭某通过其妻子吴某1的银行账户收受被告人刘启东该行贿款，为刘启东上述物业通过违法建设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帮助。二、2014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刘启东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向某鹰行贿人民币60万元，谭某通过其朋友陈某1的银行账户分三次收受刘启东该行贿款，为刘启东上述物业通过违法建设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帮助。三、2013年底至2014年初，被告人刘启东基于上述相同原因和目的，先后两次贿送谭某53度飞天茅台酒3箱(共36支，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3912万元)。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认为被告人刘启东无视国家法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刘启东辩称其是向某鹰、陈某1出借款项，酒是谭某向其要，其是赠送给谭某的，其不构成犯罪。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刘启东有通过谭某谋取利益的主观目的及客观行为。谭某的供述仅为其单方认知或单方陈述，证人梁某1、陈某2、许某1证言仅能证明谭某存在要求其暂缓查处的行为，无法证实谭某提出此要求的目的是为他人谋取私利还是处于履行职责等合法目的，即使是为他人谋取私利，亦无法证实是为刘启东谋取私利。二、本案不存在行贿罪所要求的不正当利益。1、在谭某任职华林街党工委书记前，刘启东所在公司就已按照合法程序办理了文昌南路48号房屋改变使用性质的相关手续，此事客观上与谭某无关。谭某出面协调场地改变使用性质涉嫌违章一事暂缓查处，不排除是为落实自身政策、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已按照合法程序办理了临商证等，不存在以建设展览馆为名进行非法行为的事实。临商证在谭某任职前就合法办理了，没有证据证明谭某在办理临商证中提供了帮助。2、东方汇广场系2016年春节后才开始修建消防梯，在新建过程中最早系于2016年4月21日才被综合行政执法局立案调查，从时间上看，谭某交代的为刘启东谋取不正当利益的2013年至2016年初之间东方汇都无客观违建行为。刘启东系2014年10月才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入股新丽东公司，不存在2013年至2014年10月之间通过谭某谋取利益的可能性。东方汇广场新建电梯之所以难以顺利进行，本身是历史遗留问题，自被立案调查后，行政执法部门未停止过查处，不存在暂缓查处情形，最后能加建成功也是政府领导协调的结果，已超出了谭某能管理的范围。3、名汇广场小食街在谭某任职前已建成，违建事实与谭某无任何关联，且在查处时的第一时间进行拆除改正，不存在谭某出面协调一事。三、对于双方往来款项性质，在刘启东并无其他举动以证实当时给付财物的目的完全是在于行贿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谭某一人理解就直接认定涉案款项的性质为行贿款。款项系谭某主动索取，其对涉案财物的性质本身就存在认识偏差，不能排除其为推脱责任而有意将财物性质解释为刘启东主动给予其的贿赂款的可能性。涉案款项均有银行转款记录，认定为行贿与常理不符。刘启东系以正常的借款意图出借涉案款项，以赠与形式给予谭某三箱茅台酒而非行贿。四、在两人对款项认知不同的情况下，不应以谭某的指认来认定刘启东属行贿。在双方没有明确合意、协商的情况下，这仅只是谭某的单方认知，不阻却谭某构成受贿罪，不能排除刘启东是借款意图，但谭某错误理解为是行贿款的合理怀疑。五、假设认定谭某向刘启东主动索取的借款和馈赠品是行贿款，刘启东也属于“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不应认定为行贿罪。谭某出面协调暂缓查处与暂缓查处的结果无必然因果关系，案发前涉案物业涉嫌违法的行为已予以改正，刘启东系按照合法程序依法依规进行涉案物业的建设，以履行相应报批手续，不能将地方政策影响下的物业建设问题认定为系刘启东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六、在大力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政治背景下，基于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请求严格审查证据，对刘启东作出无罪判决。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至2017年8月，谭某任荔湾区华林街党工委书记。2011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刘启东在经营管理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道辖区内的文昌南路48号华林玉器广场停车场、上下九步行街东方汇商业广场、名汇广场等物业过程中，先后多次通过银行转账、贿送礼品的方式，向时任荔湾区华林街党工委书记的谭某行贿，以谋取其上述物业违法建设等不正当利益。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2012年3月，被告人刘启东经谭某妻子吴某1的银行账户给予谭某行贿款人民币100万元。二、2014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刘启东经谭某朋友陈某1的银行账户分三次给予谭某行贿款共计人民币60万元。三、2013年底至2014年初，被告人刘启东先后两次向某鹰贿送三箱500ml瓶装53度飞天茅台酒（共36支，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3912万元）。2019年2月10日，谭某通过其妻子吴某1的银行账户向被告人刘启东退回其收受的刘启东的贿赂款人民币100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并予以采纳的下列证据证实：1.立案决定书，证实2019年2月22日，广州市荔湾区监察委员会对刘启东涉嫌违法问题立案调查。2.营业执照、商事登记信息、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变更登记申请书、租赁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等，证实被告人刘启东为广州市华某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州市华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华某物业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广州市华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华某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刘启东均占股95%，广州华某物业租赁有限公司，刘启东占股99%。2011年12月30日，刘启东向广州市新丽东投资有限公司等承租下九路58-60号上下九广场西座地下负二层至地上四层，后刘启东成立广州市华某物业租赁有限公司，由华某公司具体负责该商场的经营。2014年10月14日，刘启东受让股权后，广州市新丽东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刘启东（出资1083万元）、梁某2（出资120万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启东。2015年，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市新丽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13年10月24日，广州市华邦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增加开办文昌南路48号首、二层广州市荔湾区华某玉器工艺文化广场市场、市场经营管理、摊位出租管理，批发零售玉器、工艺品、珠宝、珠宝玉器工艺品镶嵌”。3.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2011年8月至2017年8月，谭某任荔湾区华林街党工委书记。4.收入证明复印件，证实从被告人刘启东办公室查获的广州市华某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收入证明复印件一份，内容为“吴某1是我公司管理人员，平均月收入为8万元左右，特此证明。”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6日”，并在右下方有“于2012年4月5日下午15时30分开此证明，覃华鹰书记（要的）”。5.支付证明单、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转账记录、收据复印件，证实从被告人刘启东办公室查获的支付证明单一份，记载“2012年3月26日，借款吴某1100万元”，并附网上转账汇款回单、转账记录。2012年3月26日，被告人刘启东账户向吴某1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电子回单用途项写“还款”。查获收据一份，记载“吴某1还借款100万元”。6.陈某1银行卡复印件及账户流水，证实2014年4月16日、6月19日、5月4日，陈某1账户分别三次收到刘启东账户转账的款项，共60万元。7.吴某1工商银行账户流水、个人业务凭证，证实2019年2月10日，该账户向刘启东账户转账100万元。8.房产证、房地产登记薄查册表、租赁合同、消防规划报建、商品交易市场登记证、临时经营场所使用证明，证实被告人刘启东所有的文昌南路48号101、201、301号车库的房地产权登记情况。华邦公司向被告人刘启东承租文昌南路48号首层作商业用途，租赁期限2011年5月至2021年10月。承租文昌南路48号二楼作商业珠宝玉器工艺制作用途，租赁期限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2011年7月，华林街道办事处对文昌南路48号二楼办理临时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经营项目为珠宝玉器工艺制作，期限2011年7月5日至2012年7月4日。9.施工合同书，证实华邦公司与广州市建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27日签订对文昌南路48-50号的装修施工合同。10.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检查笔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询问通知书、询问笔录、案件处理审批表、立案审批表、调查笔录，证实2011年10月，华某公司未经审批，对文昌南路48号首、二层进行施工，拟将首、二层原停车库升级为商铺及展示厅，涉嫌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于2011年10月31日进行现场检查，并开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1年11月7日进行立案。11.华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文昌南路48-50号商业发展的报告，证实2011年12月12日，华林街道办事处向区城管执法局发文，恳请执法局给予大力支持。12.荔湾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出具的关于征询对文昌南路停车场改变使用性质的规划意见的函、市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文昌南路停车场改变使用性质的规划意见的复函，证实2012年3月5日，区城管局向市规划局荔湾分局发函征询。2012年3月15日，市规划局对区城管局进行回复，该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的建设行为已构成违法建设，建议处罚后责令恢复。13.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退案处理意见表、案件内部审理流转表、情况报告、调查笔录、检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2012年7月，华林街执法队对文昌南路48号首、二层涉嫌改变使用性质一案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经调查，首层原有部分商铺已全部改为商业用途，二层原为车库，已改为商业用途，并附现场照片。14.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检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文昌南路48号内部装修已全部完成，正进行外立面装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于2012年9月2日向华某公司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但9月5日仍在施工，并附现场照片。15.华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文昌南停车场改造问题的意见，证实2012年9月17日，华林街道办事处向区城管执法分局发文，提到刘启东对物业进行改造，减少停车位，增加商业使用面积，并愿意提供2000平方米的面积给街道作公益性的玉石博览馆，建议区执法分局充分考虑文昌南停车场改造问题。16.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关于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的请示、案件处理意见表、执法笔录、现场照片、执法告知书、送达回执，证实2012年9月14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上报区政府，拟查封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施工现场。2012年10月15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报区政府批准，对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施工现场进行查封。2012年11月27日，对华某公司进行处罚，在限期内恢复原车库使用性质和建筑原面貌并处罚款227625元。17.建筑装饰工程合约，证实2012年11月13日，华林街道办事处、华某公司、广州市厚基传媒广告有限公司签订建筑装饰工程合约，在文昌南路48-50号一楼建设华林玉器文化博览馆（A展馆）和华林玉雕展览馆（B展馆）。18.华某公司出具的情况报告、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文件呈批表、业务呈批表，证实2012年11月29日，华某公司提出申辩。2012年12月10日，法制科认为申辩意见不能对抗规划部门定性意见，应当按程序发出决定书。19.华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文昌南48-50号商业发展报告、行文呈批表，证实2012年12月18日，华林街道办事处恳请区执法局给予大力支持文昌南路48-50号业主对商场内部进行重新装修，对停车场位置进行调整的做法。20.中共华林街工作委员会出具、华林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协调解决文昌南路48-50号物业规划建设问题的请示，证实2012年12月28日，华林街工作委员会向区政府请示，2013年1月4日，华林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请示，由于玉器博览馆的建设用地由华某公司以租赁方式免费提供街道使用，建设博览馆占用了商场一楼的60个停车位，建议将华林绿化广场作为临时停车场，且鉴于华某公司已完成招商并已有500多户商户进场经营，建议区规划部门调整规划，恳请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支持。该文由谭某签发。21.合作合同，证实2013年4月12日，华某公司、华林街社区服务中心、厚基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对华林玉器文化展览馆与华林玉雕博览馆的运营、管理、产生收益分配等进行约定。22.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关于处理文昌南停车场改变使用性质问题的请示，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出具的关于文昌南停车场改变使用性质问题处理意见的批复，证实2014年6月6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继续向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请示对文昌南路48号的处理意见。2014年7月23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批复“如果该违法建设案件处罚中不涉及强制拆除的，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3.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检查笔录、现场照片，案件处理审批表、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证实2014年10月13日，对文昌南路48号进行检查，一、二层均开业，并附现场照片。2014年11月7日，再次将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案件提交处理，认为应根据区综合行政执法局2014年10月17日的会审结果，建议拆除首层全部柜台、间隔物和二楼间隔物。2014年11月20日，再次向华某公司出具并于2014年11月26日送达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要求华某公司限期内拆除文昌南停车场首层、二层的商业柜台及间隔物，恢复规划用途。逾期不履行本处理决定的将依法强制执行。24.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结案报告、检查笔录、现场照片，证实2017年10月18日，华邦公司无条件拆除文昌南路48号首、二层改变使用性质面积内商业柜台和用于间隔商铺的间隔物。25.华林街社区服务中心出具的关于文昌南路48-50号一楼《合作合同》的情况说明，证实厚基公司建好展馆不到二个月就自动离场，全部撤走，经了解，华某公司将此地随即改作他用。26.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出具的关于涉嫌提供假房地产权证复印件的情况说明，证实华邦公司于2011年11月1日应华林街城管中队要求提供的产权证复印件显示房屋坐落在“荔湾区文昌南路48号101、201、301号”，该局查册资料显示房产地址为“荔湾区文昌南路48号101、201、301号车库”；该局查册资料登记附注有一项显示为“土地用途：住宅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华某公司提供复印件没有该项附注。27.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介绍信、授权委托书、通知、现场照片、回复，广州华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承诺书，证实2015年4月，执法队对步行街名汇广场南侧与西门町广场北侧食街商铺违法建设进行立案处理，同年5月，执法队制定强制拆除方案，华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启东）正与租户协商解除租赁关系，并承诺一个月内处理完毕并将违建拆除，同年7月，执法队对违法建设拆除。28.华林街综合行政执法队出具的请示，荔湾区建设和园林绿化局出具的复函，市规划局荔湾分局出具的复函，荔湾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复函，证实2014年7月3日，华林街综合行政执法队于2014年5月6日接信访反映“东方汇”涉嫌违建，遂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请示，向市规划局荔湾区分局发函咨询上址相关规划验收资料。2014年7月16日，区建设和园林绿化局回复，上下九广场南面西侧商业骑楼为该局物业，地址为下九路58-60号。2014年8月25日，市规划局荔湾分局回复，该局同意区建设和市政局在康王路与下九路交汇处复建四层骑楼建筑（另建二层地下室）作商场使用，该工程暂未核发《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2016年1月6日，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再就工程的规划报建及验收情况进行回复。29.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立案审批表、询问通知书、检查笔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限期拆除在建抢建违法建设通知书、强制拆除在建抢建违法建设通知书、报警回执、执法意见、请示、催告书，荔湾区政府出具的批复，证实2016年4月21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下九路58-60号涉嫌违法建设进行立案，向新丽东公司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扩建房屋”的违法行为。4月25日，对以上违法建设现场工具进行查扣。4月26日，向新丽东公司发出责令限期拆除在建抢建违法建设通知书，责令在2016年4月28日前执行拆除上下九步行街58-60号一至五层建设槽钢构筑物。4月27日，执法人员发现违法建设现场封条被撕毁，报警备案，立即责令停止施工。6月1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要求华林街综合行政执法队继续依程序推进案件的查处工作。7月18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区政府就强制拆除华林街下九路58-60号违法建设进行请示，9月14日，区政府作出批复，同意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予以强制拆除。10月25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新丽东公司发出强制拆除在建抢建违法建设通知书，决定在2016年11月21日对上述违法建设采取强制拆除措施，当事人拒绝签收。2017年12月27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新丽东公司发出催告书，要求在2018年1月11日自行拆除。30.荔湾区住房和建设局出具的函、复函，荔湾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复函，荔湾区政府出具的工作会议纪要，证实2016年11月18日，区住房和建设局向区国土规划局发函，称下九路58-60号物业申请在建筑物南面新建一消防外挂钢梯，请给予支持办理相关手续。2017年10月25日，区住房和建设局同意东方汇商场按申请的方案增加疏散客梯。2018年3月28日、2018年4月28日，区有关部门就东方汇商场请求协助建设消防电梯分别进行会议，支持东方汇广场在商场东侧外立面加建两条消防电梯。31.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检查笔录，证实2018年6月22日，因东方汇商场东侧建设施工电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向新丽东公司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32.华林街执法队出具的下九路50-60号东方汇大厦整改情况报告、说明，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结案报告、检查笔录，证实2019年12月，新丽东公司将“加建槽钢构筑物”改为“室外外挂消防钢楼梯”，已整改完毕，属消防设施，不属于规划管理范畴，不作行政处罚，予以结案。33.租赁合同、委托书等，证实广州华某物业租赁有限公司委托被告人刘启东与广州市赛博数码生活广场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承租荔湾区下九路58-60号四层自编88号。租赁期限2011年9月至2014年8月。34.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53度飞天茅台酒（500ml瓶装）共12瓶于基准日（2013年）全年的市场平均价格为人民币11304元。35.证人谭某的证言：我与刘启东在2004年间有过一面之缘分，真正熟悉是在2011年8月我到书记后的事。2012年初，我想购买十八甫北路5号A栋1304房。当时房价是210万元左右。由于我想一次性付款，还差几十万元，觉得刘启东之前让我帮忙处理文昌南停车场违法建设的事情，而且我帮他做了这些事情，他也在2012年过年前主动送我红包，我觉得找他拿钱会比较方便。我就到刘启东在文昌南路停车场的临时办公室找到他，说我看中了十八甫北路的一套房子，一次性付款会优惠一些，但还差100多万元，想问他借100万元。刘启东表示不要这么客气，尽管拿去用就好了，不要谈借不借的事情，还说如果经济上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他说，以后还要我多多关照。我明白刘启东的意思，觉得我在文昌南停车场违法建设一事帮过他，希望以后我能够继续关照他，这个钱他是送给我的。我当时也没多说，觉得大家心照不宣就好了。我把我爱人吴某1的账号给刘启东，没过多久，刘启东转账100万到吴某1的账户。虽然银行电子回单上面注明的用途是“还款”，这只是他转账时随便选的一个用途，他没有向我借过钱，不需要还钱给我。我收到这100万后，大部分的款项用于购买房产，其中的36万元转入我的中国银行账户用于理财炒股。吴某1不知道这些事情，她一般把身份证和银行卡放家里，我知道银行卡密码，收款、转账都是我拿着她的身份证去银行操作的。吴某1与刘启东不认识，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都是刘启东和我之间的。因为当时我是从刘启东那里拿的100万，没有想过要还。刘启东也从来没有找过我，要我还这笔钱。我们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利息。2012年下半年，我手头的钱就足够还给刘启东了。但我本来就是以借的名义去找刘启东拿的，根本没有想到要归还这100万，就把手头的钱拿去理财、炒股。2018年底，巡察组进驻华林街道办事处。我担心这100万的贿赂会被发现。2019年初，我找刘启东说如果有人提起这笔钱就对外说我已经还了。刘启东说没问题，但提醒我被发现就属于串供造假。我还是担心会出事，就向我妻弟吴某2借了100万元，2019年2月10日通过吴某1的账户分两笔将100万转给刘启东。2014年，由于刘启东在文昌南停车场的事情上找过我，让我帮忙继续协调。此外，2014年上半年，刘启东让我为他在一栋危房改造过程涉嫌违法建设的事进行协调，我也根据刘启东的要求，跟梁某1打过招呼。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帮刘启东协调文昌南停车场的事，加上当时我被别人骗了很多钱，我就想从刘启东那里拿钱。我打电话给刘启东说我经济出现问题，让他帮我一下。刘启东说没有问题，让我有困难尽管跟他说。我当时将陈某1的两个银行账号给了刘启东，让刘启东分三次将60万转入陈某1的账户。陈某1和我是朋友关系。她跟刘启东不认识，之间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都是刘启东和我之间的。我们之间没有签订借款协议或借据，也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2013年年中，我在刘启东的东方汇商场办公室里发现他有很多茅台。2013年年底或2014年年初，由于我要私人接待，就想到从刘启东那里拿茅台，刘启东很快就答应。我让我的司机林某联系刘启东并去帮我拿茅台酒。每次都是以箱（每箱12支）拿的，前后共拿了三箱53度的贵州飞天茅台，都在一些私人接待饭局中喝完了。2019年年初，我找刘启东商量时，没有提到通过陈某1收到的60万，因为陈某1不是我的亲属，监察机关很难查到，所以大家根本没有提这个事。刘启东在我任职的辖区内有很多物业，他送钱给我主要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我能够利用职权帮他办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这些年，我主要帮刘启东办理过如下违法违规事项：2011年初，刘启东向街道及政府承诺，愿意在文昌南路停车场二楼提供1600平方米的场地投资建设民间华林玉器博览馆。在我接手继续推进这个项目时，刘启东正在改建二楼，也基本完成。刘启东又提出博览馆在二楼太偏，建议调到一楼的街铺位置。刘启东的实际目的是想通过建博览馆的幌子把一楼的停车场也改成商铺。2011年下半年开始，刘启东对停车场的一、二层进行装修，间隔成小档口。2011年11月，华林街道执法队对文昌南停车场违法建设一事立案。被立案后，刘启东找到我说由于停车场改造成商铺过程中没有办报建手续被执法队立案，让我帮忙协调，希望不要把违法建设拆了。我当时跟他说立案是法定程序，但后继会帮他协调和操作，不用担心。刘启东当时也口头表示感谢，希望我多多关照。当时他没有跟我说过他已经改变停车场的规划性质，我以为只是没有办理建设施工许可，属于普通的违法建设，这个也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可以解决。当时我还跟街道办主任陈某2、华林街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许某1（也有可能梁某1）说立案程序可以走，但可以先放放，不要去处理和执法，更不要去拆除，等到违法建设全部做好再罚款处理就可以了。他们也同意了。2012年3月，一二层内部违法建设都建成了。2012年下半年，华林街执法中队长陈某2跟我说刘启东将停车场一二层改成商铺，改变了用地性质，而不是普通的违法建设问题，执法中队把卷宗材料送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案时，验收是通不过。不仅涉及到违法施工搞违法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未经规划局批准的情况下违法改变停车场使用性质。这个与我当时以为刘启东只是没有报建手续进行违法建设而不存在改变规划性质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刘启东也找到我，跟我说因为违法改变了车库规划性质，少了停车位，现在验收通不过，现在停车场改的商场已经开始营业，让我想想办法，帮忙去区有关部门协调。当时我也答应了。但改规划不在我的职能范围内，我只能去试一试。我当时直接找了时任规划局的冯局长，将停车场的情况如实汇报，并咨询如何在保留文昌南停车场现状的情况下合法将车位的规划功能调整为商用。冯局口头说如果可以在周边找到新增车位来替补停车场的车位就可以改变停车场的规划性质。我了解后就把这个情况跟刘启东说了，刘启东跟我说“谭书记，尽量拜托你帮我把这件事情协调好，把文昌南停车场的车位性质合法变更为商用。”我答应试一试。于是我和街道办在辖区内找到了华林绿化广场作为临时停车场替代文昌南停车场。在我找替代停车场的过程中，刘启东对这件事情十分关心。只要见面，刘启东就会提到这件事。我找到替代停车场后就跟刘启东说，刘启东很开心，说了很多感谢的话。2012年12月，华林街以党工委、办事处的名义行文请示区政府。2013年上半年，区政府也就文昌南停车场开过专题协调会议，我和陈某2、规划局、综合行政执法局都有参加。会议原则上通过华林绿化广场临时停车位替代文昌南停车场。开完会后，我把这件事跟刘启东说了，只要拿到会议纪要就可以去规划局办手续。刘启东十分开心，对我表示感谢，并说他知道怎么做，也会感恩的。我也回他说不用客气，大家互相帮助之类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后来大家一直都在等会议纪要，但一直没有下文。2014年上半年，由于该违法建设一直存在，还没销案。当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要求对文昌南停车场违法建设进行拆除和恢复原状。华林玉器大楼当时一直在营业。刘启东又找到我，要我帮忙协调，说如果真的把这些商铺拆除，他的经济损失会很大。我当时跟他说，要他自己在华林玉器大楼选择一个地方，作一个自拆方案和承诺，就帮刘启东申请缓拆。通过申请缓拆的方式帮他的违法建设拖一拖。我也把这个情况跟陈某2、时任华林街综合执法队队长梁某1说了。并跟梁某1说，如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没有对文昌南停车场强行要求拆除，华林街综合执法队也不要主动作为，等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通知。刘启东也就按这样的方法把文昌南停车场违法建设拆除这件事情一直拖下来，直到2017年10月，他自行拆除了一二层的违法建设才正式结案。在我到书记前，刘启东就与华林街在文昌南48号二楼弄了一个华林玉器博览馆，但只是口头上说，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在2011年年底，二楼已经装修成小的商铺，没有留下博览馆的位置。当时，刘启东与华林街、华林社区服务中心签订《建筑装饰工程合同》，想通过街道将违法建设合法化。他故意隐瞒了文昌南路48号一、二层车库的用地性质，使我认为只是普通的违法建设行为。该博览馆实际只占有一层的小部分，平时用于玉器商拿出来的一些商品的摆放，偶尔有一些玉器文化活动。据我所知，博览馆在一年内就撤掉了，之后刘启东把这部分场地用来商业出租和经营。2013年，刘启东要在下九路名汇大厦与西门町的通道内开铺经营小吃街。装修期间，没有办理施工许可证。由于共有二十个独立小格铺，我建议他们化整为零，分批施工，从而减少面积及工程量，避开报建手续。在施工过程中，每间铺面超占了30至50厘米不等，即每个铺面多出2-3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对于此事，我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为其违法行为提供了便利。2014年，刘启东承接了下九路东方汇商场项目。此项目的场地是区建设局所有，因此大楼仍没有完成施工及施工验收，至今没有办理产权。此大楼的原建筑规划有南牌楼消防梯及观光电梯。由于历史原因，南牌楼工程被搁置，致使整栋大楼南面一直没有消防通道。当时新丽东公司书面报告政府及建设局，要在大楼的南面用钢结构加建消防梯，同时报街道办事处备案。因为规划部门有一份批复，消防梯不需要办理规划报建手续，所以新丽东在此期间采取了边施工边完善手续的方式。在此问题上，我也采取了支持及为其提供方便的违法行为，后期执法局介入，让其停工一段时间。关于华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2012年，我全款购买了十八甫路的房产后想做一个抵押贷款，我要求刘启东给我写一个我妻子吴某1在华某公司工作，月薪8万元的收入证明。我当时拿到这个收入证明的原件，但后来没有做抵押贷款，也没有使用过。36.证人吴某1的证言：我对2013年3月26日刘启东转给我100万元这个情况不清楚。我不认识刘启东，也没见过刘启东，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我不清楚为什么刘启东会转到我的银行账户，谭某应该会清楚，可能是他用了我的银行卡。谭某没有跟我说过。2017年，谭某被荔湾区纪委找过，我也问过谭某到底有没有事。谭某跟我说他有找别人借过钱，但全部都还清了。2019年年初，谭某找我弟弟吴某2借100万元走个流程。我问他是怎么回事，谭某说较早之前找别人借了100万元，钱已经还了，但当时没有银行流水，现要重新做一个银行流水来证明已经还过钱了，这钱会拿回来，不是再还一次，等做好流水后就把钱还给我弟弟。我一直都在自己的单位上班，没有在私企工作过，也没有为私企提供过劳务。我除了从我自己的单位开过收入证明外，没有在私企开过收入证明。37.证人吴某2的证言：2019年大年初一，我们家庭聚会时，谭某向我提出他有急事，需要100万元周转，说很快就可以还款给我。于是我答应他，并于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通过银行转账100万元转至他本人的银行账户。大约过了一周时间，谭某先还了20万元给我，剩余的80万元则分三次于今年（2019年）的5月全部还清。38.证人陈某1的证言：62×××08、62×××18是我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但是我没有使用过，这个账户中的资金进出都不是我操作的，账户上的资金及全部存入、支取都与我没有关系。上述两个银行账户一直在谭某手里，直到2017年，谭某才将上述两个账户的银行卡给回我。我只是在2014年给了谭某5万元用于炒股，他也把这5万元还给我。除此之外，我和谭某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没有任何借贷、投资关系，不存在我向某鹰借钱或谭某向我借钱。我不认识刘启东，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与刘启东没有任何交集，也没有经济往来。刘启东向我账户转账的三笔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银行卡当时是谭某在用，具体情况是谭某才知道。39.证人林某的证言：2011年底至2014年底，我是谭某的专职司机。刘启东是东方汇商场和华某公司的老板，我一般称呼他“肥佬”。2013年底或2014年初的一天下午，谭某交代我找“肥佬”拿两箱酒。我打电话给刘启东，告诉他说老大叫我找他拿点东西，他说知道了，待会安排人跟我联系。没过多久，刘启东安排的人联系我，我让他把酒送到谭某停车的地方，他把酒送过来后，我把两箱酒放在车尾箱。刘启东送过来的装酒的箱子上面有“茅台”两个字。过了几个月，谭某又交代我找“肥佬”再拿箱酒。我打电话给刘启东后还是和上次一样，他安排的人把酒送到谭书记停车的地方，由我放进车尾箱，是一箱茅台酒。送酒过来的人我不认识。谭某有没有付钱给刘启东我不清楚，他没有给钱让我付账，也没有交代我帮他付账。刘启东或刘启东安排送酒的人都没有向我提出支付酒钱。两次收完酒后的当天晚上，谭某在的向群酒店天台接待朋友，我按谭某吩咐把酒搬上去交给他就离开了，后面怎么处理我不知道。40.证人梁某1的证言：2013年5月至2018年2月，我任华林街执法队队长、教导员。文昌南路48号业主是刘启东，后来租给华某公司。首层规划用途为车库、商业，二层为车库。2011年10月，文昌南路48号未经规划许可改变了车库用途，全部作商业使用，属于违法建设。由于违法建设一直存在，并且在2011年就已经立案。2013年，我到华林街任执法队队长后不久，谭某主动跟我说，对于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一事，暂时先放一放，缓一缓。可能他怕我对文昌南路48号情况不熟，会直接把违法建设拆除，所以主动给我打招呼。由于谭某当时是华林街党工委书记，我也只能按谭某的要求把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这件事先缓一缓。直到2014年10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有一个会审结果。2014年11月7日，街道执法队按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会审结果建议拆除文昌南路48号首层全部柜台、间隔物及二层间隔物，并上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执法局同意我们的意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要求违建当事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当时我们按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会审意见提出拆除建议，没过多久，谭某又找到我，要执法队在这件事上考虑华林街的大局，保护辖区内企业，对于拆除违法建设一事尽量先拖着，不要主动作为。于是这件事就一直拖着，我们也没有主动去拆除该违法建设。直到2017年10月，由当事人自行拆除，才最终结案。2017年8月，谭某调到贸促会，可能跟谭某对该违法建设不能提供保护有关，具体原因也不清楚。2018年2月，我也调离了华林街。下九路58号东方汇是刘启东管理的一个商场。2013年，我到华林街执法队不久，谭某有跟我打过招呼，说要支持企业的发展，对于东方汇，如果有违法建设等行为能够不查处就不查处。我当时就说，一些小的违法违章行为我可以按领导的要求去做，如果有大的违法建设行为，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的，该查处还是会查处。后来，东方汇商场有一些违法施工的情况，但影响不会太大。2016年开始，我担任教导员后，东方汇就开始搞大的施工了。名汇小食街位于下九路名汇大厦和西门町之间，是一条小巷。2013年，我来华林街时就已经存在，之后没有装修过。但据我了解，这条小食街每个铺位都超出合法的建筑面积，存在违法建设的情况。但谭某也跟我打过招呼，让我尽量维持现状就行。于是我就按他的要求，维持现状。直到2015年，街道统一把名汇小食街每个档口的违建面积部分拆除。41.证人陈某2的证言：2011年4月至2019年8月，我任华林街道办事处主任。文昌南48号首层至三层是一个停车场，其中首层的规划用途是车库、商业，第二层、第三层是车库。首层至三层车库是刘启东购买，后来他把该物业出租给华某公司(刘启东是该公司的老板）。2011年4月，我到华林街担任街道办主任时，停车场的首、二层的改建格局已基本完成，商铺功能已经基本形成，但还没有正式装修。2011年10月，刘启东在装修过程中，被华林街执法中队立案并上报区综合执法局。刘启东仍然继续改建、装修。当时谭某也跟我说过，该违法建设立案归立案，要我们执法中队不要主动去执行。还跟我说过，街道还是尽量去争取一下，把该违法建设变成正式的商铺，进行招商引资。我就按谭书记的要求对该违法建设没有作出处理，也没有主动过问。我记得我刚刚来华林街履职时，当时街道书记在党工委会议上提到文昌南48号停车场已经按照商业要求装修好，并经过消防验收，可以开始进行招商引资，并要求办事处给予制度方面的支持。会后，我了解到该址的房产证标注为停车场，只有首层有部分商业、大巴车位等表述，现在需要商业运营，就需要办理临时商业许可。我考虑到华林街是以党工委会议推进的，且临商证只有一年的有效期，我就签发了。我记得当时是给二楼办理过临商证，而一楼是没有办临商证。我经手批准只有一次。谭某在2011年10月到任，随后这个项目就开始启动上述的玉石博览馆项目，我理解是刘启东开始需要办临商许可，当许可期限只有一年，就启动这个项目，借着这个由头公然做商业销售。据我所知，该址内很多商铺都在别的玉器市场有经营铺面，只是为了应付工商检查，他们通常无需两边都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因此，刘启东或华某公司并没有就48号停车场每年都向街道申请临商许可。谭某曾跟我提起想在步行街搞一个玉器博览馆项目，计划也得到时任区委书记认可，但没有提及具体地点。后在华林街班子会议上，谭某提出上述议题讨论并通过，确定项目地点为文昌南路48-50号一楼，面积约1800-2000平方米，还确定有华林街道办事处、华某公司、厚基公司在2012年11月签订华林玉器文化博览馆项目的《建筑装饰工程合约》。这个项目本意是好的，但这个玉器博览馆项目启动后并没有维持很久。我记得当时那个简介的布置画板及相关投影设备就在那铺设着，但实际上一开始，整个文昌南48号停车场两层店铺面积除了用于作为博览馆的1800-2000平方米外，其余面积都被刘启东摆满了销售柜台用于出租经营。用于博览馆的面积也就是摆设在那里运营大概几个月就把该玉器文化博览馆撤掉，改做商场和超市了。2012年年底，谭某以党工委的名义行文《关于协调解决文昌南路48-50号物业规划建设问题的请示》向区政府报告提出协调解决文昌南路48号物业规划建设的问题。由于行文不规范被要求以街道办的名义再次行文区政府。后区政府还专门开过一次协调会，但没有形成意见，也没有正式发文，也就不了了之了。2014年10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有一个会审结果。2014年11月7日，街道执法队又按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会审结果建议拆除华林玉器大楼内部违法建设，恢复车场原状，并上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同年11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告知书》要求违建当事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对于当时这种情况，按道理我们应当要执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决定，但谭某找到我说，为了保护街道企业，拆除文昌南48号违法建设的事情尽量缓一缓，还跟我说，他也跟当时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梁某1打过招呼了，只要我不去督促街道行政执法队去执行拆除任务就行。我就按照谭某的要求把这件事情放一放。我记得我带队去检查相关拆违情况时发现原来街道与华某公司搞的玉器文化博览馆早被拆除了原来的格局，变成一个整体的玉器销售区，剩下一些当时搞博览馆的玉石文化简介板。我当时也将这个问题向某鹰反映，谭某没有具体说什么，只说可能他们内部有些什么问题。2017年10月，谭某离开华林街调到贸促会后，华某公司才自行拆除了相关违建，这个案子才结案。由于我是华林街道办主任，全面负责华林街的行政工作，其中违法建设的查处也是街道的行政工作。谭某当时是华林街党工委书记，是我的领导，所以他跟我打招呼，要我对上述违法建设的查处放一放，我也没有反对，按照他的要求去做。42.证人许某1的证言：2006年至2013年，我任华林街综合执法队副队长、教导员、队长。2011年，我队接到投诉称文昌南路48-50号停车场违章改建商铺。经执法队员现场巡查发现文昌南路48号从2011年10月开始，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就对一、二层施工，将原停车场使用的一、二层升级为商铺及展示厅，涉嫌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我们当场对业主华某公司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申请对其立案。我表示同意立案号并上报分局要求作出处理，局的处理意见也是要求其恢复原状。2012年10月，我队经报区政府批准，对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施工现场进行查封，也现场发出《查封违法建设施工现场决定书》。这时，时任华林街书记的谭某找我到他办公室谈工作之余，提及了文昌南路48号停车场项目，说街道准备将文昌南路48-50号的其中一部分划出来做华林玉器博览馆，这个项目是区里支持的，希望执法队对这个项目也要支持。他要求综合执法队支持就是要求我队不要查得太紧。由于他当时是华林街党工委书记，综合执法队除了人事任免权是在局之外，工作安排、日常考核等都是由街道负责，他提出的要求我表示明白了。43.证人杨某的证言：2014年12月至今，我在新丽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做出纳，负责新丽东的现金及银行账户的支出等工作，没有管理和经手其他私人账户。2019年2月，刘启东把他的工行U盾给我，让我帮他查一下他的账户是否收到100万元的款项。我查了一下，他的账户收到了吴某1转来的100万元，然后郭某就拿了张收据给我签名，内容是收到吴某1的100万元还款，我就签了名。但这笔借款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44.证人郭某的证言：2010年12月至今，我在华某公司任财务会计，负责做公司的会计报表、会计记账、日常流水账，以及相关报税工作，还负责刘启东个人对外转账及他人还款资料的存放、登记。刘启东的个人对外转账资料基本上都是由我登记、存放，有些转账出去是有借条，有些只有简单的转账登记，刘启东都让我做好相关的登记存放。对于其他人转账给刘启东的钱，我也会做相应的登记，将转账的银行流水打印出来附在资料后面。2019年2月春节期间，刘启东打电话跟我说很多年前，他有转账过100万元给其他人，现在想不起转账给哪个人。当时正是春节放假期间，刘启东要我上班后将当时转账记录找出来并拍照通过微信转发给他。2019年2月9日，我在办公室的铁柜子里面找到一个浅绿色的文件夹（标记着《借支单、待结算单》）,这个文件夹就是我平时保管刘启东个人转账、借款以及他人还款资料的存放夹。我在文件夹里面找到三份文件，分别是广州市华某投资有限公司开具关于吴某1的《收入证明》、2012年3月26日转账100万元给吴某1的《支付证明单》以及相对应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我将其中的《支付证明单》和《转账电子回单》拍照发给刘启东。第二天上午，刘启东回办公室后，我将《支付证明单》以及《转账电子回单》的原件给了刘启东，我自己留了复印件保存。我现在找到上述三份资料，第一份是《收入证明》复印件一份，内容为“吴某1(440103197105214821)是我公司管理人员，平均月收入为8万元左右，特此证明。落款：广州市华某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4月6日，还有广州市华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印章”；同时在该《收入证明》（复印件）的右下方有铅笔字，具体内容为“于2012年4月5日下午15：30开此证明覃华鹰书记（要的）”。第二份是2012年3月26日的《支付证明单》（复印件）一张，单上显示“支付借款，吴某195×××14工商银行，人民币1000000元”；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电子回单》一张（这是另一份原件，电子回单我一共打印两份原件，其中一份原件已经给了刘启东），单上显示“网上转账汇款，收款人吴某1（卡号：95×××14);付款人刘启东（卡号：62×××51),转账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交易时间2012年3月26日09时55分”。《收入证明》我记不得是谁打印，但是《收入证明》上的公司印章是我盖的，因为印章是我一直保管的，应该是刘启东拿给我盖章的。吴某1肯定不是华某公司的员工，收入证明的情况肯定是伪造的。这份《收入证明》是在转账100万元给吴某1后刘启东拿回来给我的，让我跟相关转账凭证一起存放，拿回给我的时候就有上面的铅笔字，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2019年2月10日下午，刘启东说转了100万元过来还借款，让我查收下，于是我通过工商银行的网银查到了在2019年2月10日付款人吴某1通过其个人账号分两次汇款共计1000000元，收款人刘启东。我就将网银上的资料打印出来，之后还填写的相关《收据》与上述三份资料一起存放。2012年3月26日，刘启东账户转账100万元给吴某1账户不是我操作的，是当时的出纳施某负责通过网银方式转账的，然后她将网上转账汇款的回单及支付证明单交给我做电子账。下面的会计签名是我本人的签名，出纳是施某本人签的，经我仔细辨认和回忆，该凭证的内容笔迹也是施某的。当时施某给我的时候就已经备注“借款”了的，应该是该笔款项的转账是借款给他人，所以她备注为借款，具体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工商银行在网上转账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明用途时，银行的系统会自动生成用途为“还款”，我估计当时施某没有注明用途，所以银行系统自动生成的。由于上述转账给吴某1100万元的事情时间太久了，我不记得当时施某将回单和凭证交给我的时候刘启东是否在场，想不起来刘启东有无交代什么。事后刘启东没有让我催对方还款，因为我知道刘启东有很多借贷的情况，有的很快就还款，有的拖了很长时间没有还款，反正凡是有支出或进账，我就在账上记录。45.证人唐某的证言：广州市华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之前叫广州市华某投资有限公司。2007年10月，公司成立之初，我就是公司股东兼监事，占公司5%股份，但我没有实际出资，只是帮我妹夫刘启东（名义上占该公司95%股份）挂名而已，我实际负责公司文昌南路48号停车场的管理工作，每个月拿固定工资。我从来没有参与华某公司的分红。我没有参与华某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都是刘启东一人独自经营和管理，我只是挂了一个股东、监事的名而已。文昌南路48-50号一至三层原来是停车场，后来刘启东把一、二层改成商铺用于玉器珠宝经营。一二层在改商铺时以及在改商铺后，华林街综合行政执法队有去过现场。46.证人陈某3的证言：我是华某投资公司受委托人。当时停车场进行装修，执法队要求我公司提供资料，公司就让我做受委托人提供资料。当时公司让我提供的均是复印件，我没有见过原件。47.被告人刘启东的供述：我当过上下九步行街的商会副会长、荔湾区人大代表，因为工作原因，我认识和接触的人比较多，在跟这些国家工作人员交往过程中，逢年过节，有送红包、果篮等给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我的企业有华林街的华汇商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汇）、东方汇（新丽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华某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沙面街的意大利餐厅、达宁咖啡厅、威斯顿酒店。2004年，我和一个台湾人黄某恩合伙购买了六十几个名汇商务大厦的铺面，这些铺面全部租给我名下的华汇物业管理公司。华汇公司我占51%，另一个股东占49%。一、二楼做玉器柜台，三楼做镶嵌。华汇公司日常的经营主要是黄某恩负责，我只是法人代表。2006年，我们将大厦一楼临街南通道做成食街，即“中华小食街”。小食街靠西门町的位置，我们没有经过批准自行搭建了简易休息棚。经营了三四年后，由于西门町拆迁，这些简易休息棚就拆了，小食街也没有办法再营业。下九路58、60号地块开发，因为早期政府为了推进城区建设，由建设局占20%，新丽东公司占80%，约定了新丽东公司可以收租四十年，产权归建设局所有。当时规划该地块是南北牌楼，中间有连廊，但听说土地出让金的问题，连廊至今建不成。2000年，新丽东公司开始建设招租，2004年，整体招租给赛博生活广场，当时签订的租约是十六年。由于连廊建设不出来，没有实现当时答应的条件，也没有产权，部分建筑未完成，消防通道不够，不可以作为大型商业区域使用。所以在赛博经营期间，这个楼没有产权证，一直需要政府的协调才能维持经营。2013年，赛博生活广场和新丽东协议撤场，投资方新丽东公司接手经营，曾经租给一个做韩国城的项目，经营一年多又无法维持。2015年，新丽东公司自行经营，挂名东方汇广场。市工信局把这个物业列入第一批支持项目，升级改造、业态调整，引入同德电影院，在东方汇内加装了四条步梯、两台升降电梯。由于东方汇广场的先天不足，增加楼梯电梯的报建都是政府多次协调的结果。我是在新丽东公司股份重组时购买了新丽东公司的90%股份，入股时间是2013年至2014年，我负责内部的经营管理。2005年，我购买了文昌南路48号物业，成立华某市场经营管理公司，向广州银行承租了临街部分物业，与自有物业连成整体，建成华某玉器工艺文化广场。时任华林街道办书记找到我，希望我能从这个商场中拿出1000平方左右做成博览馆。我表示愿意提供一楼的1300平方博览馆。街道出面协调把我二楼物业中的停车场改成临商。因为这个物业，我需要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因为建设博览馆的事情，我和时任华林街书记比较熟，他推我做人大代表。在我任人大代表时，对接的是谭某。谭某调任华林街前后，他主动问我借100万元。说他太太想在花都买房子。我让财务人员打了一百万给他太太的账号。去年，他就通过银行转回100万元还给我。2013年，我购买一批茅台酒。曾经有一次，谭某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赞助一些茅台供他活动使用，我说可以，他就让他司机分2次来我公司东方汇拿了3箱茅台酒，都是我公司的员工配合拿给他司机的，这3箱酒后来他怎么使用的我就不清楚了。48.户籍材料，证实被告人刘启东的身份情况。以上证据，经查属实，足以认定。关于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刘启东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1.被告人刘启东确有利用谭某的职权谋取利益根据在案的对文昌南路48号、东方汇广场、名汇小食街违法建设进行处理的文件，结合证人谭某、时任华林街执法队队长梁某1、时任华林街街道办事处主任陈某2、时任华林街综合执法队副队长许某1的证言，能相互印证以下事实：（1）被告人刘启东早在2011年7月便着手为文昌南路48号二层办理临商证，并对一、二层进行装修，违规改变场所使用性质，面积达5000平方米，将停车场变为商铺进行出租经营。2011年10月，区执法局便对文昌南路48号一、二层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要求整改，并多次向区政府、市城管部门请示，均收到构成违法建设，需恢复原状的回复。但该违法建设最终是在2017年10月才拆除。期间，谭某不但多次以华林街的名义多方协调，还私下向执法人员打招呼，要求对文昌南路48号的违法建设采取放任态度，以此拖延对文昌南路48号违法建设的执法，为被告人刘启东的违法建设能持续经营多年，谋取利益，创造条件。（2）被告人刘启东早在2014年成为新丽东公司（东方汇广场经营方）股东前，就于2011年12月承租东方汇广场进行经营。经营期间，被告人刘启东未履行报建手续便在该物业外立面建设槽钢构筑物。后区执法局根据举报对该违法建设进行查处，并要求街道执法队推进执法，区政府亦要求进行强制拆迁。最终在2019年12月是以槽钢构筑物改为消防梯而结案处理。结合谭某以及其他证人的证言，谭某私下向执法人员打招呼，要求对东方汇广场的违法建设行为采取放任态度，为被告人刘启东边施工边完善手续提供帮助。（3）2015年4月，名汇小食街因违法建设被查处，这与谭某关于建议被告人刘启东如何规避报建手续，使被告人刘启东的铺面违规超占面积的证言相互印证。综上，可以证实被告人刘启东利用谭某时任华林街党工委书记以职权为文昌南路48号、东方汇广场、名汇小食街违法建设提供的帮助，客观上实现其违法建设能持续经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2.被告人刘启东给予谭某100万元的做法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符，对于给付60万元的情况亦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被告人刘启东在给付谭某100万元巨额款项之前，双方从未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在给付之后，双方并未就还款等情况进行任何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与一般的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不符。而被告人刘启东给付谭某100万元的时间节点是在区执法局对文昌南路48号进行立案后，对违法建设推进各种处理进程的过程中。在谭某尚未归还100万元的情况下，被告人刘启东再次给付谭某60万元。该60万元是转到谭某提供的第三人（陈某1）的账户中，该账户一直由谭某控制并使用。但被告人刘启东供述其不认识陈某1，对于为何从其个人账户转账60万元至陈某1账户并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3.被告人刘启东并没有向某鹰追讨款项的意思表示和客观行为据谭某的证言，由于该100万元是转到其妻子的账户，2018年底至2019年初期间，其担心该100万元会被巡查组发现，所以找到刘启东串供说其已经偿还了该笔款项，刘启东说可以，但也表示因为没有还款的流水，被发现就很严重。所以，谭某为逃避追查，才一次性退还100万元给刘启东。由于60万元是转到第三人账户，谭某认为巡视组不会发现，所以，即使在谭某与刘启东商量如何处理该100万元的过程中，均没有提及这60万元的问题。据谭某的证言，如果刘启东向其追讨款项，其具备还款的能力。结合谭某的家庭情况，以及在谭某向其妻弟借款100万元退还刘启东后，在几个月内就能全数偿还的客观情况，如果刘启东真是向某鹰出借款项并要求偿还的，谭某即使分期付款也是可以偿还的，不至于从2012年至2019年间，谭某从未向刘启东偿还过任何款项。所以，现有证据无法佐证被告人刘启东有任何向某鹰追讨款项的意思表示和客观行为。综上，结合两人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被告人刘启东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刘启东给予谭某的160万元为借款，以及给予的茅台酒仅为私人馈赠的辩解与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刘启东的行为应定性为行贿罪。二、被告人刘启东是否被索贿索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主动向对方索取财物的行为，行为人乘人有求于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刁难，迫使他人不得不给付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虽然是谭某先提出让被告人刘启东给付指控的款物，但是，谭某没有利用其职权迫使被告人刘启东给付款物，相反，被告人刘启东是欣然给付款物的。故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刘启东属于“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三、谭某在收受被告人刘启东的贿赂后，为掩饰犯罪而于2019年向被告人刘启东退还的100万元贿赂款，应予以追缴。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启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行贿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启东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启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被留置、羁押的，被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9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12月27日共65日应予以折抵。刑期从2020年11月6日起至2025年12月2日止。）二、追缴被告人刘启东人民币10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黄慧珊人民陪审员  李志安人民陪审员  梁婉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陈佩怡欧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