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29民初2073号原告：刘江璞，男，1986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自由职业，住安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虎，江西钧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勤文，男，195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退休干部，住安福县，系原告父亲。被告：朱意鹏，男，194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自由职业，住安福县。被告：周炳华，男，1955年9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退休职工，住安福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江西秦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玖根，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自由职业，住分宜县。被告：黄小平，男，1980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自由职业，住分宜县。被告：李强，男，198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自由职业，住分宜县。被告：分宜县双林镇白水大富煤矿，住所地：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白水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81345753。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玖根，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分宜县人，自由职业，住分宜县。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敏，江西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发可，男，1966年9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安福县人，农民，住安福县。原告刘江璞诉被告朱意鹏、周炳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分宜县双林镇白水大富煤矿（以下简称大富煤矿）、第三人刘发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江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虎、刘勤文，被告朱意鹏、周炳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雄、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敏、第三人刘发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江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大富煤矿偿还原告借款2050006元及利息（自2015年7月29日起按年息15.4%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至起诉时利息约为1631121元），合计3681127元；2、判令被告朱意鹏、周炳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3月初，被告朱意鹏为解除与黄庆、李子道在大富煤矿的合作协议，以达到阻止黄庆、李子道过度性开采目的，于2015年4月12日，与原告等人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等人投资400万元享受被告大富煤矿40%的股份，超过部分款项属原告等人垫资，并由被告大富煤矿优先偿还。被告大富煤矿加盖公章确认。嗣后，被告朱意鹏与黄庆、李子道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原告等人按照朱意鹏指示转账487万元至黄庆银行账户，黄庆、李子道出具收条三份，朱意鹏作为经手人在上述三张收条上备注此款属原告等新股东按照40%股份所垫付的资金，被告大富煤矿加盖了公章。此后，被告大富煤矿再次出现资金紧张无法正常生产运营，为了鼓励所有合伙人的积极性，经商议由各合伙人借款给被告大富煤矿生产运营，按照月息不高于2.5%计息。在此过程中，原告除已垫付87万元用于解除与黄庆、李子道合作协议外，另外，借款1220100元给被告大富煤矿生产运营，周炳华借款10万元。原告通过其父亲刘勤文及堂兄刘志强银行账户将上述借款分别转至被告大富煤矿出纳刘发可及会计周炳华银行账户内。2015年8月10日，被告大富煤矿出纳刘发可提供了一份《分宜县大富煤矿40%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该表载明按2015年4月12日与安福股东所签协议约定，40%的股东投资400万元占40%的股份，超过部分由煤矿融资（借款）用于煤矿的投资并优先归还，被告大富煤矿融资2150006元。另外，该表载明原告等各入股股东出资400万元的具体金额组成情况。同日，被告大富煤矿出纳刘发可提供了一份《大富煤矿2015年4月份-8月份收支明细汇总账》。该汇总账载明了被告大富煤矿向外借款2150006元及收支明细汇总。该表数据是根据出纳刘发可的账本形成，且由会计周炳华签字。综上，原告借款1220100元给被告大富煤矿生产运营，另外，原告代为支付黄庆、李子道退股款487万元，按照约定超过40%入股款外的87万元为借款，故被告大富煤矿向原告共计借款2090100元，此后，被告大富煤矿归还借款40094元。尚欠借款2050006元。由于被告大富煤矿是合伙企业，被告朱意鹏、周炳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应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意鹏、周炳华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没有就借款事实达成合意，原告没有向被告支付过该笔借款，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经过双方商议为了煤矿的生产经营按月利率2.5%计息，借款事实不存在；2.原告主张的债务，被告不知情，即使存在那也是原告在承包大富煤矿期间所欠的债务，与被告无关。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父亲刘勤文向黄庆支付了487万元，这只是原告单方行为，其具体支付多少钱给黄庆和李子道，与被告无关，被告当时确定的是40%股份用于支付400万元，而实际支付487万元是原告与黄庆和李子道协商的结果，被告不知情，通过刘勤文转账给刘发可或者周炳华，该转账行为是否用于煤矿的生产，我们无法确定，因为新进的40%股东包括了原告本人、周炳华、刘发可、黄泽南等人，他们内部的转账和支付行为都是与他们自身的经营或者其他经济往来有关，与被告没有关系；3.原告在退出煤矿的股份时已经放弃了40%所有股份的权利，并且与被告签订了债务清算单，该清算单中并没有原告主张的205万元的债务，从以上事实可以得知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没有达成借款的合意；4.如果原告有证据证明债务的发生，那么从2015年8月11日原告承诺放弃股份权益，退出经营管理开始计算，至原告2020年9月21日起诉，已经超过了5年之久，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合以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不合格。原告与刘发可、黄泽南于2015年4月12日共同作为乙方入股煤矿，共同占有煤矿40%股份，故原告主张的出资额应归三人共有，原告个人无权单独主张；2.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原告于2015年4月12日入股大富煤矿后，因其自身原因要求退股，退股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如原告所谓的借款事实成立，在其退股时就应当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原告从2015年8月11日退股至本案诉讼前从未向被告声明借款事宜，更没有主张过还款。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5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11日止，故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3.原告主张煤矿向原告借款20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1）原告于2015年4月12日入股时所支付的87万元并非转入煤矿账户，也未转入各股东认可的账户，而是支付给退股股东李子道、黄庆，明显属于股权转让款，不属于煤矿向原告的借款。退一步说，即便87万元为原告的出资，合同第二条第2项明确载明乙方（原告、刘发可、黄泽南）负责生产期间的资金调度，按400万元的基数，垫付超出部分的资金。超过400万元资金部分，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四六分摊，并在甲方分红中优先收回乙方的垫付资金。由此可见，超出400万元金额即便原告垫付，也属于全体股东追加的投资款，应根据股份比例分摊。双方约定在刘勤战等九位股东的分红中优先收回亦可证明该款项不属于煤矿借款。（2）原告所谓借款1220100元给煤矿生产经营没有法律依据。煤矿属普通合伙企业，各股东作为合伙人对煤矿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煤矿运营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均有义务增加合伙投入，何况原告、刘发可、黄泽南入股时属于承包性质。作为承办人在煤矿资金不足情况下当然负有追加出资义务。原告随意将支付款项定义为煤矿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必然损害煤矿债权人的利益。原告即便支付了超出400万元参股金之外的资金，该款项的性质未经全体股东确认也无法证明。如作为出资款，其享有的权利也是按照股份比例要求其他股东分摊相应的款项。（3）原告2015年8月11日退股时已与原股东就煤矿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原告主张的所谓借款未列入双方确认的煤矿债务范围。进一步印证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4.刘玖根、黄小平、李强均为原告退股后的参股股东，对参股前的煤矿债务及原股东的债务没有偿还义务。刘玖根、黄小平、李强入股时，原告早已退股，且没有任何遗留资金在煤矿账上，李玖根与其他股东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入股前煤矿的一切债务。况且原告主张的债务也是其在合伙期间与原有股东的合伙投资款纠纷。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没有任何关联，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对此没有偿还义务。综上，本案应驳回原告对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的全部诉请。第三人刘发可陈述，煤矿当时约定400万元入股，多出来的部分是刘勤文出的，我认为多出部分应该支付给原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2015年4月12日合同书一份，收条复印件三份，证明：原、被告约定超过垫资款400万元为借款，借款金额为87万元，且煤矿承诺优先偿还。3、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一份，证明：由各股东商议为煤矿建设对外借款，并且约定月息不高于2.5%。4、2015年8月10日煤款、2015年4月至8月份收支明细汇总账一份，分宜县大富煤矿40%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大富煤矿向原告借款2050006元的事实。被告朱意鹏、周炳华经质证后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因为40%的股份是由8个股东组成，如果主张权利应该由占40%股份的全体股东来主张，而不是原告来主张。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合同可以看出，其转让40%股份资金应该是400万元，而不是487万元，同时也可以证明协议签订之后主要是由原告全权负责，包括公章的管理。收条三份原告提供三份复印件，我们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应该提供原件，即使该三笔款项存在，也是原告个人与黄庆、李子道之间协商的结果，与被告没有关联。证据3: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我们对该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协议的各方当事人都是占40%股份的股东，与60%老股东没有关系，是40%新股东达成的内部协议，其效力不能及于60%的老股东。证据4：2015年8月10日煤款，2015年4月至8月份收支明细汇总账一份，分宜县大富煤矿40%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对该证据三性均提出异议，首先制作该表的人是刘发可，刘发可本就是占40%的股东，刘发可与刘勤文和刘江璞之间系亲属关系，所出具的这两张表与事实不相符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也是40%股东内部支出或者是融资明细，与60%老股东无关，何况该份表制作时间是2015年8月10日，在2015年8月11日40%股份的股东签订承诺书退出煤矿的经营管理，放弃一切权利。所以对该证据三性提出异议；转账记录从银行流水中看出转给黄庆487万元，这笔487万元与原告当时进入股东出资400万元，当时约定是400万元应该支付公账上，但是刘勤文支付到黄庆私人账户上，我们认为多出来的87万元是原告与黄庆和李子道之间协商的结果，与被告没有关联。从刘勤文账上支付给刘发可相关款项，我们认为与其他被告无关，即使存在，也是他们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刘发可的账目上没有对方名称，该笔款项来源与用途，我们不清楚，所以对于其关联性提出异议。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经质证后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因为40%的股份是由8个股东组成，如果是要主张权利应该由占40%股份的全体股东来主张，而不是原告来主张。证据2：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第二条第二项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乙方负责生产资金调度，按照400万元为基数垫付超出部分的资金，超出400万元部分，甲乙方双方按照所占股份4、6分摊，并在甲方今后分红中优先收回乙方垫付资金，该证据恰好证明，如果原告垫付超出400万元的部分，该超出部分也属于原告按照合同应尽的义务，超出部分的责任承担主体与大富煤矿、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该协议乙方股东包括原告、刘发可、黄泽南，现原告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诉讼主体不适格；证据3：同意被告朱意鹏、周炳华的质证意见，另外补充：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根据2015年4月12日安福股东所签的协议约定，由40%股东负责大富煤矿“三改六”技改期间的后续投资，该协议内容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相互印证，就是说技改之后的后续投资义务由40%的股东承担，该投资性质不属于煤矿的借款，而是属于股东的出资款，该协议反映40%股东除2015年4月12日乙方股东刘发可、黄泽南之外又增加了4名合伙人（王金谊、汤安、万波、周炳华），原告所提供的转账中就有支付给周炳华的，所以其转账行为属于40%股东之间的资金流转，不是所谓的煤矿借款；关于利息的约定也是属于40%股东之间的约定，与60%的股东以及后续入伙的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没有任何关联性，该协议第三条还规定按照比率照摊或采取与煤矿名义或者向外融资解决，该约定明显是无效的，40%的股东没有权利代表全体股东以煤矿名义向融资借款，也没有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合伙企业法所规定的合伙人负有出资义务，不得与合伙企业进行交易相违背的；证据4：同意被告朱意鹏、周炳华的意见，补充：在制作所谓两份表格时公章一直都是原告方持有，表格上所加盖的公章不能代表煤矿意思表示，只能代表原告单方的意思，这些款项的性质也不能证明用于煤矿的生产经营，何况表格反映的制作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在原告退股前一天，如果存在煤矿借款的情况，原告在退伙时不可能不提出这笔债务偿还问题或者列入债务清单，该表格中的股东签名刘发可、周炳华均为40%股东的人员，除了被告朱意鹏在487万元外签名,60%股东没有任何签名行为，融资情况也明确表明了煤矿40%股东的融资情况表，与60%股东没有任何关系。银行转账明细恰好证明原告所谓的借款都是刘发可和周炳华收取，该两人均为40%的股东，与60%和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及被告大富煤矿没有任何资金往来，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刘发可质证后认为，对原告的证据1-4均无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出示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证明原告垫付了40%的股东400万元入股金外的87万元，但是不能证明该87万元属于大富煤矿向原告的借款；根据合同第二条第2项的约定，股东应按所占股份垫付超出部分的资金；并且，原告也没有与其他股东达成大富煤矿向原告借款的合意，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3是占40%股份的新股东内部达成的协议，其效力不能及于占60%股份的股东。协议约定，由40%股东按比例负责大富煤矿“三改六”技改期间的后续投资，否则按“缩水”的办法处理。由此可见，这是40%股份的股东的投资约定，而不是大富煤矿向原告借款的合意。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等40%的股东在经营管理大富煤矿期间，原告向被告大富煤矿垫资了2050006元，但是，不能证明该款是被告大富煤矿向原告的借款。被告朱意鹏、周炳华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5年8月11日由40%股份的股东所出具的承诺书，证明因为40%股份的股东不能继续投资技改工作，经过商议决定，放弃大富煤矿所有权利，包括固定财产残值和不再参与煤矿的经营，与60%股东的协议同时作废，包括所转的60%股东的借款100万元也放弃追偿权利，承诺不参与干扰煤矿今后的经营活动。2、2015年8月18日由原告父亲刘勤文与被告朱意鹏、周炳华签名确认的债务清单一份，证明双方在2015年8月18日对40%股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务进行了清算，在清算单中没有包括原告主张的这205万元的债务。3、转让协议（没有履行的协议，是黄庆与李子道），证明：当时是想要通过直接转让黄庆与李子道的股份，而不是通过60%股东收购黄庆与李子道的股份再转让给40%的新股东，从这份转让协议中，我们看到，就是40%新股东除了40%的转让款，还应该支付160万元利息的利润，从而可以证实原告与黄庆、李子道之间转让款不只是400万元。原告质证后认为，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首先该承诺书并未有原告的授权，退一步说该承诺书存在，但是并不能否认本案借款存在以及原告存在放弃主张借款的意思表示。证据2：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证明目的，同时该债务清单只是反映当时部分的债务情况，且都是反映所欠民工工资的问题；证据3：被告代理人也明确说明该协议未履行，为此其提出的证明目的无任何事实，依法不应该采信。因此，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经质证后认为，证据1：无异议，同时可以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40%股东对于煤矿负有后续投资的义务，该承诺书中还明确载明了借款100万元放弃追偿的权利，如原告主张借款的事实存在，那么在该承诺书中应该有所体现，该承诺书中记载经营中所有的煤矿债务一并移交给60%股东处理，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此时尚未入伙，对于煤矿债务也没有承担的义务，承诺书中没有原告本人的签名，但是其父亲刘勤文不仅亲笔签名还捺印了，结合原告所谓的借款都是刘勤文转账支付的事实，以及煤矿的管理事务也是原告委托其父亲刘勤文代为管理，所以承诺书中的签名视为原告本人意思表示，承诺书所出具是2015年8月11日，那就是原告提交两份表格的第二天，那么刘勤文对于存在借款不知晓的问题。证据2：证据本身没有异议，该债务清单反映的也是煤矿的债务，原告如果认为该清单没有体现所有的债务应该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据3：无异议。第三人刘发可质证后认为，证据1-3均无异议。本院审查后认为，被告朱意鹏、周炳华出示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等40%的股东，退出煤矿经营，与60%的股东的协议同时作废，所转老股东借款100万元放弃追偿权，经营中所有煤矿债务一并移交给60%的股东处理等，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能够证明双方在2015年8月18日对40%股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务进行了清算，在清算单中没有包括原告主张的这205万元的债务。该证据能够证明大富煤矿在当时所欠债务情况。证据3双方都没有履行，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刘玖根与周炳华等十一名股东签订的合伙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李玖根入伙时间为2015年12月18日，从签订协议之后的投资由李玖根负责，原告主张的债务在李玖根入伙之前，合同第五条明确协议签订之前的一切债务与李玖根无关。原告质证后认为，对于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合伙协议书为复印件并非原件，其次该协议如果真是存在，合伙人的签名并非是全体的股东，第三，该协议属于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借款行为。被告朱意鹏、周炳华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刘发可质证后认为，不认可该证据。本院审查后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在原告等40%的股东退股后入股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账目，证明：煤矿在经营期间的收入和开支情况，2、三份收条的原件（支付给黄庆、李子道），证明：黄庆、李子道收到这笔钱了。原告质证后认为，证据1：三性无异议，且该证据的明细中能够反映原告的转账事实，且已与原告提供的2015年8月10日汇总表一致。证据2：黄庆和李子道出具收条的内容，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超出40%股权转让款应该根据原告提供证据2合同约定的内容来予以确认，超过400万元款项为借款。被告朱意鹏、周炳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大富煤矿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账本记载的内容没有全体股东签名确认，也没有相关凭证印证。账本中也没有反映煤矿向原告借款的相关内容，即便原告存在转款的事实，但款项性质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印证。对证据2收条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三份收条总金额为487万元，那么所附注的内容都是一致的，此款属刘江璞等新股东按照40%股份所垫付的资金，那么可以得出400万元和87万元的性质都是一样，都是属于新股东有义务支付的出资款，那么借款一说与本案事实不相符，那么新股东要取得40%的股份，必然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除了合伙协议所约定的400万元，那么87万元也是新股东自愿投入的出资款，而不属于原告所谓的煤矿借款。本院审查后认为，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等40%在经营管理被告大富煤矿期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证据2与原告出示的证据中的收条一致，其认证意见一致。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12日，原告刘江璞、第三人刘发可和黄泽南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占60%股份的股东刘勤战、周炳华、万波、朱意鹏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方收回黄庆、李子道的40%股份，由乙方出资400万元接替其40%的股份。合同签订后乙方工作人员应尽快进入角色，与甲方管理人员共同商议，组织人员复工，应对“三改六”的验收。负责生产期间的资金调度，按400万元为基数，垫付超出部分的资金，超过400万元部分，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四六分摊，并在甲方今后分红中优先收回乙方的垫付资金。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等40%股份的股东经被告朱意鹏于2015年4月24日，4月29日分三次转款487万元给李子道、黄庆。40%股份的股东由刘江璞和刘发可参加大富煤矿的管理工作，刘江璞负责大富煤矿的全面工作，刘发可任出纳。刘江璞委托其父亲刘勤文在大富煤矿管理全面工作。占40%股份的股东在2015年7月22日就大富煤矿的管理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书》，约定：根据2015年4月12日与安福股东所签协议之规定，由40%股份的股东负责大富煤矿“三改六”技改期间的后续投资，即垫付技改期间的所需资金，为此，各位新股东必须按第一次投资数额为基数，按比例照摊或采取以煤矿名誉向外融资的办法解决，月息不高于2.5%，每月或每季度结算一次，由煤矿收入中解决。融资多少，同样以第一次出资比例照摊，否则，按“缩水”的办法处理。煤矿有利润或转卖矿权，必须优先偿还借款及利息；协议还约定了大富煤矿的管理事项及制度等。原告刘江璞在2015年4月7日至7月24日垫资1220100元，被告周炳华垫资10万元，用于大富煤矿经营，原告刘江璞在大富煤矿收益中收回了40094元，实际垫资1180006元。2015年8月11日，40%股份的股东决定放弃大富煤矿40%的股份所有权益，包括其固定财产残值全清，不再参与煤矿的经营，与60%股份的股东的协议同时作废，所转老股东借款100万元放弃追偿的权利，经营中所有煤矿债务一并移交给60%股份的股东处理，与40%股份的股东无关。2015年8月18日双方就煤矿所欠债务办理了移交。2015年12月18日，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入股大富煤矿，占60%的股份，安福所有股东占24%的股份，黄小勇（代表黄家村所有股东）占16%的股份。2018年9月15日，黄家村占16%的股东与李玖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16%的股份转让给李玖根。2018年9月17日，安福占24%的股东与李玖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24%的股份转让给李玖根。现大富煤矿由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经营。本院认为：本案有四个争议焦点：1、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和大富煤矿认为，原告诉讼主体不合格，不能由刘江璞一个人起诉，而应当由占40%股份的全体股东共同作为原告起诉。因为在其他股东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无法查明原告支付的资金是否来源于其他七名股东。原告认为，融资情况表已经体现股东入伙出资情况，本案借款金额由原告单独出资，原告持有借款凭证。本院认为，从原告出示的转账凭证和朱意鹏签名的收条来看，该出资款是由原告支付的，原告应当具备了诉讼主体资格。2、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否达成借贷合意？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属民间借贷关系，有转账凭证、2015年4月12日合同、2015年4月至8月的收支明细表、2015年8月10日大富煤矿40%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双方没有就借款事实达成合意。（1）原告入股时所支付的87万元并非转入煤矿账户，也未转入各股东认可的账户，而是支付给退股股东李子道、黄庆，明显属于股权转让款，不属于煤矿向原告的借款。即便87万元为原告的出资，合同明确载明乙方负责生产期间的资金调度，按400万元的基数，垫付超出部分的资金。超过400万元资金部分，甲乙双方按所占股份四六分摊，并在甲方分红中优先收回乙方的垫付资金。由此可见，超出400万元金额即使是原告垫付，也属于全体股东追加的投资款，应根据股份比例分摊。双方约定在分红中优先收回，证明该款项不属于煤矿借款。（2）原告所谓借款1220100元给煤矿生产经营没有法律依据。煤矿属普通合伙企业，各股东作为合伙人对煤矿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煤矿运营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均有义务增加合伙投入，何况原告等人入股时属于承包性质。作为承包人在煤矿资金不足情况下当然负有追加出资义务。原告随意将支付款项定义为煤矿债务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必然损害煤矿债权人的利益。（3）原告2015年8月11日退股时已与原股东就煤矿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原告主张的所谓借款未列入双方确认的煤矿债务范围。进一步印证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在经营期间向煤矿垫付了资金，那是根据2015年4月12日的《合同》和2015年7月22日《合伙协议书》的约定注资的。在处理与60%股份的股东垫资问题上，应当按《合同》约定的四六分摊进行处理。在处理40%股份的股东之间注资的问题上，应当按《合伙协议书》约定的按第一次投资数额为基数，按比例照摊，否则按“缩水”的办法处理。该协议书还约定，或采取以煤矿名誉向外融资的办法解决，月息不高于2.5%，这说明除要求股东垫资外，还约定了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借款，但没有约定向股东借款。由此可见，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即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从原告出具给被告的承诺书和双方认可的债务清单来看，也没有注明欠原告借款的情况，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在本案中，原告所称的“大富煤矿向原告借款”，既没有合伙协议的约定，也没有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因此，本案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能按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来处理。3、本案的诉讼时效是否超过？被告认为，原告于2015年8月11日退股，应当自退股时行使权利，在庭审中原告自认在退股时曾主张过所谓的涉案借款，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8月12日起计算。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主张了权利，因此，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原告在2015年8月10日前就已向被告提出归还借款，当时在被告无力归还的情况下，出具了“大富煤矿40%股东入股、融资情况表及收支明细汇总表”明确了超出400万元股金部分由煤矿优先归还。原告一直没有放弃追债的权利，况且，在借条上没有具体还款期限，借款时效为20年。本院认为，因本案不属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合伙企业纠纷，因此，在本案中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而按合伙企业纠纷处理时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应当在合伙企业纠纷中予以审查。4、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是否应该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认为，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均为原告退股后的参股股东，对参股前的煤矿债务及原股东的债务没有偿还义务。李玖根与其他股东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不承担入股前煤矿的一切债务。况且原告主张的债务也是其在合伙期间与原有股东的合伙投资款纠纷。与李玖根、黄小平、李强没有任何关联，李玖根、黄小平、李强对此没有偿还义务。原告认为，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被告提供的合伙协议是内部约定，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因本案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以，被告李玖根、黄小平、李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合上述分析认定，本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主要证明了原告等40%股份的股东入股大富煤矿、原告等40%股份的股东参与对大富煤矿经营管理、退股以及在管理期间原告垫付了资金2050006元等事实。但是，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大富煤矿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江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24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41249元，由原告刘江璞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4×××14，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吉安鹭洲支行。上诉人也可以直接将上诉案件受理费交至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龙 泉人民陪审员 余  涛人民陪审员 欧阳金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周 金 群附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