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403民初676号 原告: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斜土东路240号一248号1801-180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293992G。 法定代表人:黄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学胜，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靖，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玲,女,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啸，安徽徽商（淮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淮南市东利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街道南山村67栋1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66422279X4。 法定代表人:李芝利,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告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外滩公司）与被告高玲、第三人淮南市东利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利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外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学胜、郭靖，被告高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啸，第三人东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芝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外滩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高玲连带偿付东利公司欠付新外滩公司的债务434902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439149元(暂算至2019年12月20日,之后利息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支付至款清时止),共计4788169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高玲承担。事实与理由：高玲系东利公司股东。2014年10月11日,东利公司借用上海虹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虹桥公司”)名义与上海新集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上海虹桥公司向上海新集公司出售烟煤,于2014年11月15日前运至指定码头。上海新集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预付煤款900万元给上海虹桥公司。因合同未如约履行,双方于2014年11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上海虹桥公司于2014年11月30日前供煤、退回900万元预付煤款并付10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保证金，如不能履约或延期交货则该100万元保证金作为赔付金。此后,上海虹桥公司于2015年2月6日向上海新集公司转账保证金100万元。东利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合同至今尚未履行,在2015年2月13日前退回900万元预付款。因上海虹桥公司、东利公司未能履行协议,上海新集公司起诉至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追讨煤炭预付款900万元。经该法院主持调解后,三方达成调解协议,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5)谢民二初字第00082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东利公司给付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上海虹桥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后,上海虹桥公司、东利公司依然拒不付款。2016年6月2日,上海新集公司申请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内容为各项费用共计9042400元及自2016年6月3日至履行完毕止日万分之一点七五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2017年3月15日,上海新集公司成立清算组办理公司注销事宜,之后办理了工商登记注销登记,上海新集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外滩公司承受。新外滩公司经调查发现,上海虹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收取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预付款后,将其中40万元转入东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芝利徽商银行账户,850万元转入上海虹桥公司银行账户。当日,上海虹桥公司又通过其光大银行账户向东利公司股东高玲徽商银行尾号6140账户转账560万元。新外滩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北京能高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欠付上海虹桥公司469338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在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该公司与新外滩公司签订《协议》,确认其应向新外滩滩公司支付5693380.00元,包含了逾期利息100万元。由此,东利公司至今尚欠新外滩公司的债务434902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439149元。新外滩公司认为,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高玲个人收取上海虹桥公司本应转到东利公司账户的560万元预付款,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关于“公司除法定的会计账簿外,不得另立会计账簿。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之规定,造成股东个人与公司财务混乱、财产混同。高玲抽逃东利公司资金,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的行为,直接导致东利公司不能返还新外滩公司的预付款,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高玲应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东利公司欠付新外滩公司434902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新外滩公司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高玲辩称：一、东利公司不是《煤炭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并非最终收取新外滩公司款项的一方。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具有特殊的属性，一般情况下遵循占有即所有的原则［参见(2018)最高法民再220号］。900万元到达上海虹桥公司账户后，就与上海虹桥公司的全部资产融为一体，不再具有新外滩公司的任何身份属性，因此不能以支付时间判定上海虹桥公司转给高玲的560万元，就是新外滩公司支付的煤炭预付款的一部分。新外滩公司称，东利公司借用上海虹桥公司名义与其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与事实并不相符。结合新外滩公司提供的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记录可以证实，上海虹桥公司一直坚称东利公司不是借用上海虹桥公司名义与新外滩公司签订合同，而是蒋家涛承包上海虹桥公司，上海虹桥公司对所谓东利公司借用其名义签订合同这一说法，从未予以认可或追认。《煤炭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新外滩公司与上海虹桥公司，并非东利公司。因此，900万元的预付款最终也不会进到东利公司名下。结合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记录中东利公司称，“我们没有收到这个款项”，以及上海虹桥公司称，“（900万元）在虹桥公司，用于买煤了”（参见新外滩公司证据P77）。可以证实，预付的900万元，并不会也确实没有付给东利公司。上海虹桥公司在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庭审中陈述，“合同是真实的，没有交付煤炭的原因是原告（上海新集公司）两次没有履行合同，第一次是合同签订后第三天，原告（上海新集公司）说扬州电厂的吊机坏了，我公司去核实，发现原告（上海新集公司）根本没有将该合同下的煤炭列入计划，第二次原告（上海新集公司）提出让我们履行合同，我方准备了煤炭后，对方说煤炭不符合规定，原告（上海新集公司）不愿意接收，导致第二次交付煤炭失败。”以及上海虹桥公司称“当时煤炭价格下调，履行合同已不可能，故我公司已向原告退款100万”。以上证据足以证实，《煤炭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方为新外滩公司与上海虹桥公司，蒋家涛承包上海虹桥公司，类似于跑销售业务，合同签订后仍是上海虹桥公司对外实际履行合同，并且上海虹桥公司一直作为合同主体在努力履行合同，用预付的900万元购置煤炭，并积极向新外滩公司履行。如果上海虹桥公司不是合同的实际履行方，而是新外滩公司及蒋家涛所谓东利公司借用上海虹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那么上海虹桥公司必然不会在庭审中如此表述，也不会同意退还预付款。由此可见，新外滩公司所称，高玲收取上海虹桥公司本应转到东利公司账户的560万元预付款，并不真实。至于蒋家涛出具《情况说明》，并加盖东利公司公章，称东利公司借用虹桥公司签订合同的问题。代理人认为，蒋家涛既不是东利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没有东利公司的授权文书，作出如此重大决策也没有股东会任何决议。因此，这份《情况说明》体现的是蒋家涛的个人意志，而不是东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蒋家涛控制了东利公司公章而已。结合蒋家涛系上海虹桥公司承包人的身份，其为规避自身责任，出具虚假的《情况说明》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上海虹桥公司一直拒绝承认，东利公司借用上海虹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始终认为自己是合同相对方，并一直在履行合同。新外滩公司原审同意与两公司达成调解意见，相信新外滩公司对两公司的履约能力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且新外滩公司确实追回560余万的款项。至于后期两公司未能按调解书的约定履行全部债务，属于两公司经营问题。但新外滩公司的诉讼权利在原审中已经得到充分救济。现在新外滩公司向案外人高玲主张权利，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高玲对其股东身份并不知情，系被他人冒名使用，其本人也未参与公司任何经营活动。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应当审慎适用，追究的责任主体，限于事实上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而不是涉及公司所有股东。（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案例选》“侯卫国诉郝夫印、刘艳玲等股东”裁判要旨）通过笔迹鉴定结果可以证实，高玲对自己是东利公司股东并不知情，其本人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未签署过任何与东利公司有关的文件，其成为东利公司股东，系被他人冒用。代理人庭审前也详细询问了高玲并制作谈话笔录，其本人表示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东利公司股东，也未参与东利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也未将本人银行卡交给东利公司走账，直到蒋家涛涉嫌诈骗罪案发以后，她才知道上述情况。代理人认为，高玲在对自己股东身份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其主观上不可能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意思表示，高玲既未签署过与东利公司有关的任何文件，也未参与东利公司的经营活动，更没有用自己的银行卡给东利公司走账，其本人也未从东利公司获得任何款项。也就是说，高玲根本就不是东利公司的股东，不论是主体、行为、结果都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因此，高玲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假设，高玲的卡是东利公司的账户，虹桥公司将560万元转入高玲卡中也确实是支付给东利公司的。根据《九民会议纪要》以及最高院的裁判观点［参见(2018)最高法民再200号］，当股东将公司的财产挪作己用或对外无偿使用，而非用于公司经营，进而导致公司资产无端缩水，丧失本应有的偿债能力，致使公司形骸化，可由该股东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换言之，即便股东用个人账户为公司走账，但用于正常经营行为，都不能盲目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而通过上海虹桥公司的庭审陈述可以证实，新外滩公司预付的900万元已被用于购置煤炭，并向新外滩公司主张履行，只是新外滩公司的要求超出合同约定，不愿意接收煤炭。由此，假设高玲的卡被用于东利公司走账，这笔款项也并没有被高玲挪作己用，仍然用于公司经营，只是新外滩公司不愿意按约履行合同，导致其债权无法足额实现。所以，高玲仍然不需要向新外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三、新外滩公司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新外滩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于2015年9月16日起诉上海虹桥公司，后于2016年4月追加东利公司作为被告。经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于2016年5月18日制作民事调解书，其诉讼权利已经得到充分救济。新外滩公司在追加东利公司时，必然对东利公司的基本情况调查清楚，肯定知道高玲是东利公司股东。如果新外滩公司认为虹桥公司转款560万元至高玲卡上的行为，是高玲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侵害其利益，那么新外滩公司应当在《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内向高玲主张权利。然而时至新外滩公司本次起诉已超过3年以上，且新外滩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因此，新外滩公司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 东利公司辩称：1.李芝利只是公司挂名的法人，只有在需要李芝利来的时候李芝利才到公司；2.东利公司具体经营者是老板蒋家涛，是李芝利表哥；3.李芝利在东利公司没有入资；4.股权转让上的名字是李芝利本人签的；5.高玲的名字不知道是谁签的，高玲是蒋家涛前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新外滩公司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档案机读材料、准予注销登通知书、注销清算报告、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16）皖0404执209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新外滩公司提交的证据 1、东利公司《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工商登记档案，证明东利公司于2007年7月20日登记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200万元，各股东均实缴到位。高玲于2014年3月12日经股权转让成为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70%。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高玲并未在上面签字，是他人冒签的。东利公司质证意见：上面字是李芝利签的，当时是与蒋家涛和两个女会计一起去山南工商局签字的，蒋家涛让李芝利怎么签李芝利就怎么签的，李芝利签字的时候上面没有高玲名字。签完字之后李芝利去了大厅等着，后面手续都是一个女的叫沈旭办的，当时蒋家涛在场。那一天交完手续之后，蒋家涛给李芝利2000元钱路费让李芝利坐车回家了。新外滩公司诉请李芝利实缴60万，不是李芝利缴的。本院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东利公司的登记设立时间，但可以证明该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200万元，各股东均实缴到位。对于其关于高玲于2014年3月12日经股权转让成为该公司股东且持股比例为70%的证明观点，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证据依法认定。 2、《民事起诉状》、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15）谢民二初字第82号《受理案件通知书》、《谈话笔录》、《证据目录》、《煤炭买卖合同》、《汇款凭证》、《补充协议》、《情况说明》、《证明》，证明2014年10月11日，东利公司借用上海虹桥公司名义与上海新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上海虹桥公司向上海新集公司出售烟煤，于2014年11月15日前运至指定码头。上海新集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预付煤款900万元给上海虹桥公司。合同双方于2014年11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上海虹桥公司于2014年11月30日前供煤、退回900万元预付煤款并付10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保证金，如不能履约或延期交货则该100万元保证金作为赔付金。上海虹桥公司于2015年2月6日向上海新集公司转账保证金100万元。淮南东利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承诺由于客观原因，合同至今尚未履行，在2015年2月13日前退回900万元预付款。该情况说明加盖东利公司公章并由蒋家涛签字确认。上海新集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起诉至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追讨煤炭预付款900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东利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向法院出具《证明》一份，主张该公司成立以来一直由蒋家涛（身份证号码3404041969××××××××）实际经营管理。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合同实际履行方是上海虹桥公司，对于蒋家涛是实际经营者这一观点予以认可。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情况不清楚，不知上海虹桥公司在哪。本院认证意见：高玲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3、法庭庭审笔录、调解笔录、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15）谢民二初字第0008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上海新集公司诉上海虹桥公司、东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庭审中，上海虹桥公司自认该公司系蒋家涛承包，公司授权蒋家涛使用合同专用章。经该法院主持调解后，三方达成调解协议，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5）谢民二初字第00082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东利公司给付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上海虹桥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补充一点，证明合同相对方是上海虹桥公司，上海虹桥公司一直在履行合同，新外滩公司付的900万元也在虹桥公司，并没有转给东利公司及高玲。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情况不清楚。本院认证意见：经审查，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4、《中国民生银行单位账户对账单》、《中国光大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复印件（原件在公安分局留存），证明新外滩公司经调查发现，上海虹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收取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预付款后，将其中40万元转入东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芝利徽商银行账户，850万元转入其光大银行账户。当日，上海虹桥公司又通过其光大银行账户向本案东利公司股东高玲徽商银行尾号6140账户转账560万元。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转给高玲560万元，打印时间是2016年1月11日，这个时候是新外滩公司起诉上海虹桥公司的时间点，新外滩公司这个时候已经知道高玲是东利公司股东，新外滩公司若认为高玲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在这个时候起诉高玲。但截至目前，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李芝利确实用过个人身份证在国庆路徽商银行开过一个银行卡，当时李芝利、蒋家涛和沈旭三个人一块去的，办卡的时候高玲没有去；李芝利把这个卡交给总会计阚晶了，当时是因为给工人发工资；现在东利公司还存在；沈旭和阚晶会计不在公司了；公司房子是租的别人的，现在房子已经被房东收回去了。本院认证意见：高玲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5、《协议》、《中国民生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北京能高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欠付上海虹桥公司469338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在法院主持下，该公司与新外滩公司签订《协议》确认其应向新外滩公司支付5693380元，包含了逾期利息100万元。由此，东利公司至今尚欠新外滩公司的债务434902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439149元。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恰恰可以证明合同的实际履行方是上海虹桥公司。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6、《徽商银行交易流水单》，证明东利公司的关联企业上海虹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收取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预付款后，将560万元转入身为东利公司股东的高玲的徽商银行淮南广场路支行尾号1478账号，高玲又将该款项转入其泉山支行尾号7088账号。次日，高玲向李芝利转账50万元，余款高玲用于偿还个人债务。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560万不是新外滩公司付的款项，高玲本人也并未使用这张卡。代理人曾询问过高玲，这个卡是被蒋家涛私自拿走，其本人并未使用和收到上述款项，更不存在新外滩公司主张的余款高玲用以偿还个人债务。当时蒋家涛和高玲是夫妻，所以蒋家涛知道密码。高玲这个卡始终不是其本人使用，是蒋家涛持有的。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李芝利去开的卡，但是密码都是会计设的李芝利只是负责签字。本院认证意见：高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尾号7088账号对应卡号为尾号6041账号，尾号1478账号对应卡号为尾号6140账号。 7、《徽商银行交易流水单》，证明东利公司的关联企业上海虹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通过其民生银行账户收取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预付款后，将其中40万元转入本案东利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李芝利的徽商银行淮南国庆中路支行尾号2629账号。次日，东利公司股东高玲又向李芝利转账50万元，李芝利将所受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高玲本人并未持有这张卡，本人并未给李芝利转账；这张卡的流水等高玲并未参与也不知情。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新外滩公司说李芝利将所收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但是这个69万（注：2014年10月17日高玲账号转李芝利账号50万，2014年12月23日高玲账号转李芝利账号19万）李芝利从没见过；高玲给李芝利转的69万李芝利不知道；高玲不在公司，李芝利和高玲之间没有个人债务。本院认证意见：高玲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8、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15）谢民一初字第0068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东利公司的关联企业上海虹桥公司与上海新集公司签订合同时的经办人员蒋家涛与本案高玲系夫妻关系，于2000年4月1日结婚，2015年4月17日经谢家集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在本起案件所发事实的当时该二人是夫妻关系。高玲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夫妻关系没有异议。东利公司与虹桥公司没有关系，蒋家涛是虹桥公司的承包人。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二、高玲提交的证据 1、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刑初49号刑事判决书，证明东利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家涛，高玲对公司一切事务均不知情，未参与任何公司活动。新外滩公司质证意见：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刑事判决书是一审判决，高玲未提供终审判决，相关事实是否在二审审理后重新认定，无法确认，所以事实存疑；该份证据无法证明高玲对公司事务不知情，没有参与公司活动；法院认定的事实中，恰恰是证实了高玲的主张（第96页序号13中国光大……）不成立；在18页证人李芝利的证言中可以证实，2014年蒋家涛要他做股东和法人，工资从三千涨到五千；第28页，本案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工商登记的代理人沈旭也是明确陈述2014年2月是被东利公司招聘为文员。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无异议。工资从三千涨到五千，李芝利成为了东利公司的法人……；银行卡是会计保管的。本院认证意见：本院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东利公司对外的合同不是高玲所签的。新外滩公司质证意见: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鉴定意见虽然认定各个检材上签名不是高玲所写，但是其依据的检材中高玲的身份证复印件上明确记载了与原件一致，沈旭字样，由此可以认定，高玲授权委托代理人沈旭持有其身份证前往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综合工商档案全部材料可以认定高玲是委托了代理人代办相关事项，现在又以不是其本人签名来推翻工商登记公示的事实，不具有事实依据。东利公司质证意见：没有意见。本院认证意见：经审查，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信。 三、东利公司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0月11日，上海虹桥公司与上海新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上海新集公司于同年10月16日支付预付煤款900万元给上海虹桥公司。因合同未如约履行，双方于同年11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上海虹桥公司于同年11月30日前供煤、退回900万元预付煤款并支付100万元作为履行合同保证金，如不能履约或延期交货则该100万元保证金作为赔付金。此后，上海虹桥公司于2015年2月6日向上海新集公司转账保证金100万元。东利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出具《情况说明》，承诺于同年2月13日前退回900万元预付款。因双方未能履行协议，上海新集公司将上海虹桥公司起诉至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此案经该院主持调解，于2016年5月18日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确定由东利公司给付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上海虹桥公司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年6月2日，上海新集公司向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内容为各项费用共计90424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2017年3月15日，上海新集公司成立清算组，后办理了注销登记，该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新外滩公司承继。新外滩公司经调查发现，上海虹桥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收到上海新集公司900万元预付款后，将其中40万元转入了东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芝利的个人账户，850万元转入其光大银行账户，当日上海虹桥公司又通过其光大银行账户向高玲徽商银行尾号6140账户转账560万元。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新外滩公司发现北京能高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欠付上海虹桥公司贷款469383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经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主持，案外人北京能高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外滩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签订协议，确认其应向新外滩公司支付5693380元（包含逾期利息1000000元）。至此，东利公司尚欠新外滩公司的债务为4349020元［9042400-（5693380-1000000）］及迟延履行期间利息。2020年3月3日，新外滩公司以高玲系东利公司股东且抽逃该公司资金导致东利公司不能偿还尚欠新外滩公司的预付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新外滩公司起诉要求东利公司股东高玲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对于高玲股东身份的认定是判断新外滩公司诉讼请求成立与否的首要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规定：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被冒名登记股东对公司债务不负担出资责任和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高玲是东利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但经鉴定，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身份证复印件等与东利公司有关的文件上面所有的签名均不是高玲本人签署。另外现有证据也未显示高玲实际参与了东利公司的经营管理。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高玲系被冒名登记为东利公司股东，故新外滩公司要求高玲连带偿付东利公司欠付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新外滩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既然本院已经就高玲股东身份问题作出上述认定，新外滩公司起诉高玲承担连带偿付责任的事实基础不存在，故对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已无必要，因此对于本案新外滩公司起诉的诉讼时效问题不再作出论述。 综上所述，新外滩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105元，由原告上海新外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芳 人民陪审员  刘晓燕 人民陪审员  綦 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魏 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八条冒用他人名义出资并将该他人作为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冒名登记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被冒名登记为股东的承担补足出资责任或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