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粤17刑终188号原公诉机关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益铭，男，汉族，1965年3月4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捕前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幢2001房，公民身份号码441************230，初中文化。因本案于2019年5月11日被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阳江市阳东区看守所。辩护人王献，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由阳江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冯凤英，女，汉族，1976年9月11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捕前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幢2001房，公民身份号码441************244，初中文化。因本案于2019年5月11日被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阳江市看守所。辩护人陈志彬，广东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由阳江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基隆，男，汉族，1985年9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公民身份号码441************479，大专文化。因本案于2019年8月3日被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逮捕。现押于阳江市阳东区看守所。辩护人曹婷婷，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律师，由阳江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回德，男，汉族，1962年12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捕前住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幢2001房，公民身份号码441************71X,初中文化。因本案于2019年5月11日被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阳江市阳东区看守所。辩护人余飞，广东晋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由阳江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施立亨，男，汉族，1982年6月3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捕前住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附近一出租屋，公民身份号码441************116,初中文化。因本案于2019年5月11日被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阳江市阳东区看守所。辩护人林巧娜，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由阳江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小琪，女，汉族，1988年3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阳江市******************，公民身份号码441************763，大专文化。因本案于2019年5月11日被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14日被逮捕。现押于阳江市看守所。辩护人冯月清，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由阳江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黄小琪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2020）粤1704刑初5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黄小琪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书面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1.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梁益铭、冯凤英在阳江市阳东区******开设金昕公司，冯凤英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益铭是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梁益铭、冯凤英二人在经营金昕公司期间，雇请梁石友（另案处理）、余健长（另案处理）、陈耿（另案处理）等人为业务员，对外宣称金昕公司需要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产品和外包加工，通过采取先支付小额货款，以及开具未到期的空头支票等手段，骗取了佛山元永恒公司、广州庆化商行等10家公司货款共计14301450.8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7年3月至4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佛山裕某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856229元的不锈钢材货款；（2）2017年3月至5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东莞品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1146682元的铝材货款；（3）2017年5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佛山卓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240000元的铝材货款；（4）2017年6月至8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肇庆国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312000元的货款；（5）2017年7月至8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梁石友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佛山元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4858593.4元的不锈钢材货款；（6）2017年7月至8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清远伟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511000元的塑料款；（7）2017年7月至9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广州庆某商行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采购价值1297320元的塑料款；（8）2017年10月至12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东莞伟某某经营部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900000元的货款；（9）2017年10月至12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江西邦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1026000元的塑料款；（10）2017年10月至12月期间，梁益铭、冯凤英等人以金昕公司名义与佛山江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3153626.4元不锈钢材款。2.金昕公司由于严重拖欠被害人货款被法院查封厂房机械，无法继续以金昕公司名义行骗下去。梁益铭经人介绍认识黄回德，得知黄回德经营的得发工贸有限公司有意转手，梁益铭将得发工贸有限公司的厂址从阳江市江城区迁至阳东区东城镇裕东XX号，并将得发工贸有限公司变更为阳江市阳东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继续行骗，黄回德继续出任得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益铭作为实际操控人管理得发公司的日常事务。从2018年3月份开始，梁益铭纠集施立亨、黄小琪、余健长（已起诉）、梁石友（已起诉）、陈耿（已起诉）、黄浩文（已判决）等人作为得发公司的业务员，在得发公司无实际生产业务的情况下，通过陈基隆经营的宏盈公司生产车间伪装成为得发公司的生产车间，向施立亨等人承诺支付高额采购提成，诱使施立亨、梁石友、余健长、陈耿等业务员对外虚构得发公司需要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产品和外包加工的事实，与被害人公司签订采购合同，随后采取先支付小额货款，以及开具未到期的空头支票为手段，骗取16家公司不锈钢材、塑料等原材料价值合计17314134.95元。骗取到手的不锈钢材、塑料等原材料，由陈基隆负责租赁仓库存放，并通过得发公司在东风四路开设的塑料门市部采取“高价进低价出”的手法转卖抛售，套取现金。黄回德在明知梁益铭等人接手得发公司是想利用得发公司名义行骗的前提下，仍与梁益铭对得发公司进行重组并继续出任得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但提供自己的私人账户供得发公司使用，而且以得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银行购买支票交由梁益铭使用。在被害人公司向得发公司追讨货款的情况下，与梁益铭、陈基隆等人共同编造谎言敷衍被害人公司并假意向被害人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冯凤英在明知得发公司存在合同诈骗的情况下，参与得发公司对佛山泰某公司的诈骗，并对得发公司的日常及财务进行管理。被告人施立亨在明知得发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的情况下，于2018年7月10日接替退股的余健长成为得发公司占股5%的股东，对得发公司的诈骗所得利润参与分成，并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为得发公司联系了7家被害人公司并成功骗取被害人公司的货物。被告人黄小琪明知梁益铭等人有合同诈骗的情况下，在金昕公司倒闭后仍加入得发公司成为该公司的文员，为得发公司提供打印采购合同、开具空头支票等帮助行为，并为获取业务提成对佛山金某某公司实施诈骗。被告人陈基隆为从得发公司的合同诈骗中牟利，提供其与得发公司同地址的宏盈公司的生产车间为得发公司营造生产假象、提供资金给梁益铭、黄回德等人支付被害人公司的前期货款，以帮助得发公司成功骗取被害人公司的信任，此外陈基隆还为得发公司经营塑料门市部，为得发公司变卖诈骗所得原材料获利以及帮助得发公司应对上门催收货款的被害人公司。具体犯罪事实如下：（1）2018年3月至4月期间，得发公司与佛山泰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1375233元不锈钢材货款。（2）2018年4月至7月期间，黄浩文先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茂名荣某公司取得联系，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茂名荣某公司订立价值6370240元的采购合同，在被告人施立亨成为得发公司股东后，茂名荣兴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向得发公司供应一批价值133500元的塑料，茂名荣兴公司于2018年4月16日至6月28日共向得发公司支付货款4753190元。茂名荣某公司向得发公司供货后，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黄浩文等人共骗取该公司价值1617050元的塑料款，后黄浩文以其个人名义与茂名荣某公司订立采购合同，骗取该公司价值145000元的塑料款。茂名荣某公司在向黄浩文追讨145000元货款时，得发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以公司名义向茂名荣某公司出具还款协议书，承诺对该笔塑料款承担连带责任。（3）2018年4月至6月期间，施立亨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泉州华某公司、厦门仕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分别与泉州华某公司、厦门仕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泉州华某公司价值713900元的塑料款、骗取厦门仕某公司价值1706100元的塑料款。（4）2018年5月至7月期间，得发公司与宁波铨某公司签订价值2727000元的塑料采购合同，宁波铨某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得发公司供货，最后一批供货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货物价值3232000元。2018年5月8日至7月6日期间，得发公司共向宁波铨某公司支付货款805000元，拒不支付余下的1922000元的塑料款。（5）2018年5月至7月期间，黄小琪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佛山金某某公司取得业务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佛山金某某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至6月13日向得发公司供应了价值2671983.1元的不锈钢原材料，得发公司向该公司支付了556917.2元货款，拒不支付余下的2115065.9元的不锈钢材款。（6）2018年6月至7月期间，黄浩文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江门顺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了价值734835.15元的不锈钢材采购合同。江门顺某公司一共分三批向得发公司发货，其中，第一批发货时间为2018年6月21日，货物价值172569.35元；第二批发货时间为2018年7月4日，货物价值281468.5元；第三批发货时间为2018年7月18日，货物价值280797.3元。得发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支付了第一批货款172569.35元，于2018年7月17日、7月18日共支付了第二批货物的货款281469元（多付0.5元），第三批货物的货款至今未付。（7）2018年7月至9月期间，施立亨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广东川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与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2096239.1元的不锈钢材款。（8）2018年7月至10月期间，得发公司向四会固某厂采购价值366730元的塑料，该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得发公司发货，其中，2018年7月23日向得发公司发送一批价值186000元的塑料。四会固某厂发货完毕后，得发公司拒不支付全部货款。（9）2018年8月至11月期间，得发公司与东莞弘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1548520.15元的不锈钢材款。（10）2018年8月期间，黄浩文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广西博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黄浩文、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85500元的塑料款。（11）2018年8月至9月期间，施立亨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茂名杰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476000元的塑料款。（12）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施立亨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广州快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694500元塑料款。（13）2018年9月期间，施立亨等人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茂名利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的319500元塑料款。（14）2018年9月至10月期间，得发公司与东莞双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580000元的塑料款。（15）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期间，施立亨以得发公司业务员的身份与东莞辰某公司取得联系，后以得发公司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梁益铭、黄回德、冯凤英、陈基隆、施立亨等人共同骗取该公司价值1272000元的不锈钢材款。2019年5月10日，阳江市公安局阳东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在阳江市江城区抓获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黄回德、施立亨、黄小琪；2019年7月31日，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民警在鄞州区抓获被告人陈基隆。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同案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原判认为，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黄小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六人的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黄小琪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但指控合同诈骗的数额有误，应以审理查明的为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梁益铭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二、被告人冯凤英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三、被告人陈基隆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四、被告人黄回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五、被告人施立亨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六、被告人黄小琪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七、①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及同案人共同向佛山裕某某钢业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856229元，向东莞市品丰某某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146682元，向佛山市卓铄某某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240000元，向肇庆市高要区国立塑料某某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312000元，向佛山市元某某不锈钢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4858593.4元，向清远市伟联某某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511000元，向广州市天河庆化某某商行退赔人民币1297320元，向东莞市常平伟必隆塑胶某某经营部退赔人民币900000元，向江西邦某科技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026000元，向佛山市江坤钢铁某某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3153626.4元；②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共同向佛山市泰某不锈钢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375233元；③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共同向泉州市华阳某某某科技有限公司橡塑部退赔人民币713900元，向厦门仕某某塑科技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706100元，向广东川盈某某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2096239.1元，向东莞市弘尚五金某某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548520.15元，向茂名市某某化工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476000元，向广州某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694500元，向茂名市某某新材料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319500元，向东莞市某某橡塑科技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580000元，向东莞市某某塑胶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272000元；④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黄小琪共同向佛山市金某某不锈钢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2115065.9元；⑤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与同案人黄浩文共同向茂名市某某化工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628550元，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与同案人黄浩文共同向茂名市某某化工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33500元；⑥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共同向宁波某某塑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1598800元，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共同向宁波某某塑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323200元；⑦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共同向四会市固某塑料厂退赔人民币180730元，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共同向四会市固某塑料厂退赔人民币186000元；⑧责令被告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与同案人黄浩文共同向江门市蓬江区顺某贸易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280796.8元，向广西博某创新材料有限公司退赔人民币85500元。上诉人梁益铭上诉提出：一、本人没有诈骗的行为和动机，从事企业十几年，从部队到地方一直都是尊纪守法，本人也是第一受害者，外地公司欠我司货款是正当的吗？无法理解。二、客户以民事起诉我公司，查封公司财产和机械设备，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当时广州天河分局和东莞常平分局经侦调查科到我公司调查取证，都认为并不是诈骗行为。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梁益铭的辩护人提出：一、一审法院认定梁益铭的犯罪金额为31615585.75元有误。梁益铭管理的阳江市阳东区金昕工贸有限公司和阳江市阳东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实际上是有生产车间和机器设备进行生产作业的，两间公司向供应商采购的原材料也并非全部转卖掉，而是部分用于生产作业，而且供应商的货款也不是全部拖而不付，因此认定梁益铭的犯罪金额时应该扣减已经支付的部分货款，一审法院认定的犯罪金额没有对此予以扣减，明显有误。二、一审法院判决梁益铭的刑期过重，应当考虑梁益铭的坦白情节，恳请二审法院改判梁益铭有期徒刑十三年。上诉人冯凤英上诉提出：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上诉人在办案单位的口供不符。二、一审法院不能单凭黄小琪毫无依据的证言去认定上诉人与得发公司有关联，这种认定是缺乏有力的事实证据。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行为的定性是不准确的，缺乏客观依据，其量刑也不当。在本案中，金昕公司的经营权、管理权及决策权都是梁益铭所属的，上诉人虽然是法人代表，但无经营、管理、决策权，对一切是不知情的，只是无意中去配合了梁益铭，上诉人在公司的地位是低于梁益铭的，一审法院所判决上诉人的量刑与梁益铭只差六个月，这不符情理以及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只是起到帮助作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小，且有坦白情节，是初犯、偶犯、从犯，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请求二审作出公正公平的判处。上诉人冯凤英的辩护人提出：一、从犯罪的作用以及犯罪地位来看，上诉人冯凤英不应认定为本案的主犯。上诉人冯凤英只是因为与梁益铭存在男女朋友关系才在公司从事一些辅助性的事务。冯凤英既不是得发的管理人员，也不是得发公司的业务员，得发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与冯凤英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将得发公司骗取的部分货款上诉人冯凤英也应承担责任是认定事实不洁、证据不足。二、关于本案的数额认定问题。第一，应以被害人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来计算诈骗数额，而不应以合同价。第二，无论是金昕公司还是得发公司从各被害人处所进购的材料并非都用于转卖，而是部分用于了生产，因此对于生产的该部分材料所对应的价值不应作为诈骗的数额来认定。第三，本案中金昕公司以及得发公司己支付部分货款，该部分款项不应计入诈骗的数额当中来认定。三、一审法院判处上诉人冯凤英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该判决量刑过重，罚金过高，应依法减轻对上诉人的处罚。上诉人陈基隆上诉提出：请求二审法院改判上诉人无罪，或者撤销原判，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予以起诉，指定阳东区以外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理由：一、本案中上诉人与被告人梁益铭、黄回德等人仅是借款、租赁关系，并无足够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其他被告人达成一致并积极实施合同诈骗，不能认定上诉人是积极参加者而加以主犯定罪处罚。二、认定上诉人陈基隆在实施诈骗行为中，且是主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三、关于上诉人陈基隆的犯罪数额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在以梁益铭为首的整个合同诈骗中，上诉人陈基隆根本没有分得任何金钱。四、认定上诉人陈基隆为得发提供前期资金，提供生产车间，经营得发公司塑料门市部，应对上门催款的被害人公司太过牵强，与事实不符，证据不足。上诉人陈基隆的辩护人提出：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陈基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一)2018年10月，陈基隆基于佛山金某某公司民事诉讼案件开庭，才知道阳江市阳东区得发实业有限公司可能涉嫌合同诈骗；(二)2018年5月至9月期间，钟潮向陈基隆购买塑料的时候，每吨的单价仅比市面便宜几十块；(三)梁益铭和阵基隆的供述能够相互佐证，他们之间存在的是民间借贷关系，且双方所约定的10%实际法律含义是利息。综上所述，陈基隆没有与梁益铭等人共同实施合同诈骗的主观意思表示，也没有实施诈骗的客观表现，不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二、如果合议庭仍认定陈基隆参与了合同诈骗行为，也请依法认定其仅为从犯，且作用极小，并采取过补救措施，对其予以从轻、减轻处罚。三、因陈基隆没有合同诈骗的主观意思表示和客观表现，因此，其不需要向本案受害人赔偿。上诉人黄回德上诉提出：一、量刑判决过重。本人虽属于得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本人是属于被支配的，公司大小事务都听从公司实际控股人梁益铭的安排。我没有直接参与合同诈骗。公司具体操作实施诈骗都是由梁益铭和公司业务员来操作。对于诈骗所得的货物也是公司股东之一的陈基隆出售变卖。我只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梁益铭指派出面应对那些被害人上门追收货款和用梁益铭安排的指定电话应对那些追收货款的被害人。由于本人是属于被支配者，大小事务也是没有直接参与，是属于从犯，所以希望二审计能够区分主从犯。二、念在本人是初犯偶犯，在案件当是起到的作用是次要的，请求二审改判，从轻发落。上诉人黄回德的辩护人提出：一、上诉人黄田德并不是共同犯罪的发起者，在共同犯罪中是受人指使，应认定为从犯，应从轻处罚。二、黄田德的犯罪情节相比于同案的梁益铭、冯凤英等人而言，明显轻好多，而原审判决对上诉人黄田德的处理与梁益铭、冯凤英的区别不大，无法体现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也无法体现公平原则。三、上诉人黄田德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可从轻处罚。四、上诉人黄田德无犯罪前科，是初犯偶犯，可从轻处罚。上诉人施立亨上诉提出：一、在所有同志案与证人的供述中，没有人直接证实本人在得发公司有业务提成和股东分红。梁益铭供述中说我参与合同诈骗，本人事实是有参与，但本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的。二、在本人接替余健长股东时，本人没有发现得发公司运营方式存在异常行为，并且本人接替余健长的股东只是暂时代替的，而且本人没有听梁益铭说过会有股东分红和业务提成。三、本人和客户谈业务时，本人所有的都是真实的身份和信息，本人没有欺骗客户的行为，并且本人也和客户说过购买材料的用处，有部分自己工厂生产、部分销售、部分发外加工。四、本人在得发公司上班期间，本人没有拿过任何提成和分红，这些在本人的经济和家庭的经济来源可以证实。五、本来人后来知道得发公司有恶意拖欠供应商货款的行为，在梁益铭成立凯源公司时本人才知道得发公司有诈骗行为。本人在梁益铭诱惑情况下，本人答应做凯源公司做业务的，但凯源公司还没有犯罪的记录，所以不构成犯罪的依据。本人有存在包庇和隐瞒罪，本人愿意接受处罚。一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本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上诉人施立亨的辩护人提出：第一、我认为原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施立亨犯合同诈骗罪是错误的。他既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又没有实施诈骗行为，更没有非法获利。他只是在得发公司工作做车间主任后转为采购业务员。每次签订合同前都邀请客户到得发公司实地考察和交谈，双方协商一致再自愿签订合同的。无论是当车间主任还是后来当采购员，施立亨都是在得发公司领取同样的工资4500元，没有获得其他非法得利。第二、原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施立亨是得发公司的股东是错误的。上诉人施立亨既没有任何实际出资，又没有任何分红提成，仅仅每月领取一份工资，甚至还有两个月工资被拖欠。第三、无论得发公司财务拖欠对方公司或诈骗对方公司货款多少钱上诉人施立亨是不清楚的。原审判决将得发公司的合同诈骗行为后果及责任判决由打工仔采购员个人承担是错误的!第四、原审法院没有查明本案事实，且证据不足!第五、上诉人施立亨一贯表现良好，自食其力，没有犯罪前科。第六、原审法院不顾被告人施立亨的供述和辩解，偏听偏信，办案不公，量刑畸重。上诉人黄小琪上诉提出：上诉人不是得发公司的管理人员，只是一位文员，对公司的日常运作、车间生产、货物去向、采购回到得发公司物料用向均不清楚，更无权参与商量得发公司的事务、资金运作。上诉人只是在梁益铭的授意安排下采购物料，仅是前期的联系，物料到得发公司之后的事就不清楚。上诉人领的是文员的工资，每月3000元，是执行者，而且也未得到2115065.9元的货物。因此不应该让上诉人对佛山金丰源的货款承直接刑事责任。上诉人只是起辅助作用，同时上诉人也是受害者，不应以此量刑。上诉人黄小琪的辩护人提出：一、黄小琪在金丰源公司受骗一事实中，主观上不存在“明知”得发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的情形，客观上联系金丰源公司的行为不属于为梁益铭等人实施诈骗提供帮助，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从犯，不应对金丰源公司损失货款211.51万元负责。二、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黄小琪为得发公司对其他被害人公司诈骗提供了打印采购合同以及开具空头支票等帮助行为的事实无异议，但认定黄小琪提供帮助行为的时间应当从其知道梁益铭等人涉嫌犯罪时开始计起，其的犯罪情节轻微，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三、黄小琪在归案之初便能如实交代其所知道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良好，确有悔罪之意，且是初次犯罪，希望合议庭在关于黄小琪的犯罪情节上综合考量，量刑上给予最大幅度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梁益铭、冯风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黄小琪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有原判列举的有关书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同案人的供述、上诉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由原公诉机关提交，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且能互相印证，证据确实、充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诉、辩护意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综合评判如下：1、对于本案上诉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问题。上诉人梁益铭等人以非法占用为目的，开办皮包公司，以正常生产产品为假象，以交付小部分货款为手段，通过签订购销合同的方式，向被害人公司购买原材料，收到原材料后，即快速低价变卖，然后以各种理由不再支付货款，该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2、关于诈骗金额的计算及认定问题。本案的诈骗金额，应以拖欠被害人公司的货款数额为诈骗金额，至于被害人公司所售原材料的成本是多少，是赢利或是亏本销售，与拖欠被害人公司货款数额无关；至于上诉人用作生产的小部分原材料，只是其用于蒙蔽被害人的手段，该部分价值属于犯罪成本，不应从诈骗金额中扣减。3、对各上诉人的定罪量刑问题。上诉人梁益铭在侦查阶段确能坦白交代，但梁益铭是本案合同诈骗的组织者、指挥者，起首要作用，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原判量刑适当。上诉人冯凤英是金昕公司的开办者、法定代表人，参与了金昕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在得发公司负责日常及财务工作，是主犯，应对金昕公司和得发公司的全部诈骗数额承担责任，原判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陈基隆明知得发公司是行骗的皮包公司，将自己经营的宏盈公司的生产车间、设备，假冒是得发公司的财产，提供资金给得发公司用于支付前期货款，租赁仓库、管理销售塑料门市部，原材料变卖后收取自己支出的借款本金及10%的分成，应对得发公司所骗取的货款承担全部责任。原判对上诉人陈基隆的定罪、量刑适当。上诉人黄回德作为得发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伙同梁益铭利用得发公司实施合同诈骗，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对得发公司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原判对上诉人黄回德的定罪、量刑适当。上诉人施立亨是得发公司的业务员，直接实施了向被害人公司的合同诈骗行为，后来又成为得发公司的股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对其在成为得发公司股东之前直接参与的诈骗数额和成为股东之后得发公司的全部诈骗数额承担责任。上诉人黄小琪虽然是得发公司的文员，但其明知得发公司的诈骗手段，为了获取高额提成，参与业务，直接参与了对佛山金某某公司的合同诈骗行为，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对金丰源公司的诈骗数额承担责任。原判对上诉人黄小琪已是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黄小琪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皮包公司为幌子，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梁益铭、冯凤英、陈基隆、黄回德、施立亨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上诉人黄小琪起次要、辅助作用，是从犯，对上诉人黄小琪可减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辩护意均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关天国审 判 员 温肇斌审 判 员 余荣灿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符丽云书 记 员 唐观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