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11民初11988号 原告：刘传年，女，1982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原告：魏继文，男，198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清，北京金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群垚，北京金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合肥市滨湖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长沙路3200号，组织机构代码69735787-7。 法定代表人：戴夫，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荃，该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安徽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传年、魏继文诉被告合肥市滨湖医院（以下简称滨湖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传年、魏继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清，被告滨湖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荃、冯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传年、魏继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各项赔偿共计550851.30元；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13日11时07分，原告刘传年因“孕39+1周，阴道流液3十小时”入住被告处待产。诊断为：“妊娠状态，疤痕子宫（剖宫产术后），胎膜早破，妊娠期糖尿病”。当天下午3：59分原告之子出生，apgar评分1分钟3分一5分钟8分-10分钟9分。诊断为宫内窘迫，新生儿重度窒息。为了进一步治疗，原告之子立即转院至被告儿科抢救，当天不治死亡。 原告认为，被告应当积极谨慎提供符合规范的诊疗服务，滨湖医院违反诊疗常规等致新生儿死亡。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特具状贵院。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判决,判如所请。 被告滨湖医院辩称：滨湖医院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魏继文、刘传年系夫妻关系。刘传年孕后于2019年3月14日因“孕34+6周，下腹坠痛11+小时”入滨湖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1、妊娠状态（G2P1孕34+6周待产），2、先兆早产不伴分娩，3、瘢痕子宫，4、妊娠期糖尿病，后至3月17日出院。2019年4月13日，刘传年因“孕39+1周，阴道流液体3+小时”入滨湖医院治疗，当日15时59分行子宫下段剖宫产分娩一男婴，新生儿出生时Apgar评分：1分钟3份，5分钟8分，10分钟9分，后转入新生儿科治疗，后因出现病情危重，出现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休克等继发改变，家属放弃治疗。刘传年术后经治疗于2019年4月19日出院。 案件审理中，刘传年、魏继文申请对申请对滨湖医院对刘传年的生产过程的诊疗行为及对刘传年之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若存在过错与刘传年之子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若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一并鉴定过错参与度。经双方选定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委托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以委托事项超出其技术条件，仅就现有材料无法进行鉴定为由不予受理并退卷，其后，由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因鉴定会当天医患双方发生纠纷，无法继续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中亦做退卷处理。其后，经选择由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刘传年、魏继文支出鉴定费17600元。 2020年4月17日，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书记载： （一）、医方诊疗行为的评价。第一次住院医方诊疗行为的评价。医方根据患者主诉、结合相关辅助检查，入院后给予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吸氧、二联改善宫内环境并复查胎心监护，患方在拒绝检查并要求出院的情况下，出院医嘱自数胎动，异常就诊，定期产检并嘱糖尿病饮食、内分泌随诊，医方的诊疗行为未违反诊疗常规。但根据2017ACOG《妊娠期糖尿病临床实践指南》，一旦开始营养治疗（饮食咨询），需要对血糖进行监测，以确认血糖控制已经建立。医方在患者住院期间发现妊娠糖尿病后，但未对其进行严格的血糖管理，故医方的诊疗行为存在不足。第二次住院医方诊疗行为评价。患者因胎膜早破再次入医方处诊治，医方根据其主诉，既往史及辅助检查，诊断明确；结合患者目前情况（胎膜早破、瘢痕子宫、妊娠期糖尿病等）及患者要求，医方选择剖宫产手术终止妊娠，选择方式合理；产后给予促子宫复旧、预防感染对症支持治疗，医方的诊疗行为未违反诊疗规范。术中娩出一活男婴，结合出生后1分钟、5分钟Apgar评分，患儿存在重度窒息，医方立即予以正压通气，气管插管，同时胸外按压，给予肾上腺素抢救治疗，后转儿科进一步支持治疗，医方的抢救治疗措施符合诊疗常规。但存在以下过错：术前检查不到位。结合该患者为经产妇，宫颈较松，宫口扩张、胎头下降较快，但医方未行阴道检查，对其宫口扩张及胎头下降程度不明。术中建胎肩紧紧嵌箍于切口下方，胎头入盆固定，可考虑胎先露过低导致。 （二）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分析。患儿入医方新生儿科进一步积极抢救治疗，病情危重死亡。患儿死亡后未行尸体解剖，无法明确其病理死因。根据现有病历资料，推断该患儿临床死因为重度窒息，继而出现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休克、凝血功能障碍等，最终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导致该患儿死亡的原因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为患方因素，如存在瘢痕子宫及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子宫下段形成差、盆腔粘连严重，均增加剖宫产手术难度，延长患儿在宫内时间；同时，因未对患儿染色体及胎盘病理检查，无法明确患儿是否存在自身缺陷。另一方，医方在术前未对患者进行阴道检查，胎先露情况不明，导致术中胎先露过低从而取头困难，增加了患儿宫内缺氧的时间。综上，医患双方因素共同导致患儿死亡，主次难分。据此，医方对患者的诊疗过错行为与患儿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因素。医方对患儿的诊疗行为无过错。据此，作为滨湖医院对刘传年生产过程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刘传年之子出生后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滨湖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与刘传年之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因素。 上述鉴定意见书作出后，滨湖医院对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存在异议，并提出书面质询意见。本院发函要求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对滨湖医院的质询予以解答并书面回函，回函答复如下：一、关于妊娠期糖尿病管理不足：患者第一次入院医方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住院3天出院，医方仅检查一次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病程记录及医嘱内容上未看到监测7点血糖。患者再次入院医方产科门诊待产，但在产检的记录中也未有血糖的监测、饮食指导以及妊娠期糖尿病对妊娠危害交待的相关记载，同时第二次住院病历记录中及术前、术后的医嘱中未对血糖的情况进行监测，亦未做眼底检查了解有无微血管病变，同时未向患者针对妊娠期糖尿病对胎儿的危害进行告知。综上认为医方对妊娠期糖尿病的管理是不足的。二、关于对“胎盘功能不全”漏鉴的问题：医方在患者第一次入院时雌三醇（血清）偏低。就认为患者存在胎盘功能不全过于勉强。1、结合患者入院后B超检查提示胎盘Ⅰ+级改变，羊水量正常，病程记录中记载胎心、胎动正常。血E3（雌三醇）检查应用的方法不同，检测结果亦不同（实验室E3的检查方法很多，受实验室条件的限制）。E3水平只作为参考，临床上判定胎盘功能下降要根据实验室检查及孕妇的临床表现综合分析。2、医方在患方门诊产检及第二次入院后未再进行血E3的检查。3、医方在产后未对胎盘送病理检查，胎盘娩出后也无胎盘异常的描述。故本所未对血E3的问题予以鉴定，不存在漏鉴的问题。三、关于术前检查不到位：1、不是说孕妇有宫缩胎头才能下降。孕晚期，特别是36周以后孕妇本身分泌前列腺醇物质增多，平素会有不规则的宫缩，这种宫缩往往是无痛性的。临床上有部分孕妇胎头位置会很低，所以不是要孕妇腹痛明显才会出现胎先露低。2、医方的待产记录中明确有宫口大小、先露高低、胎膜是否破裂等检查项目，不检查、不填写难道符合医学专业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3、患者第二次入院时胎膜早破。羊水清，胎心监测有反应型，未发现有“胎儿宫内窘迫”的记录，但术中记录“胎肩紧紧嵌箍于切口下方，胎头入盆固定，新生儿评分2＇-5＇”，故本所考虑胎头位置过低和或切口选择过高。四、关于患儿死因：本病例虽然选择剖宫产，但术中出现取头困难延长患儿在宫内的时间，增加了患儿宫内缺氧的风险；该母体胎盘功能低下的诊断过于勉强，已经在第二条进行解释；该患儿存在重度窒息史，我所考虑患儿颅内出血为新生儿窒息，脑部缺血缺氧所致。同时缺氧环境易损伤患儿血管内皮细胞，促使凝血途径启动、纤维蛋白溶解亢进，进而极易促使新生儿处于代偿或失代偿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故本所认为患儿凝血功能障碍为继发性改变。五、关于患儿是否存在自身缺陷：本鉴定在分析说明中关于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中已经明确指出，未对染色体及胎盘病理检查，无法明确患儿存在自身缺陷。只根据患者自身因素及患儿出生后出现的症状推断患儿的自身缺陷是不准确的。 依据滨湖医院申请，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马士东、季萌萌出庭接受询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身份证、结婚证、产检手册、病历、医疗费发票、交通费、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等书证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医疗技术的复杂性、医疗活动的专业性等特性，医疗纠纷中医疗机构有无过错需借助专业、权威的机构进行鉴定。 本案经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被告滨湖医院对原告刘传年生产过程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刘传年之子出生后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被告滨湖医院的诊疗过错行为与刘传年之子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为同等因素。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与事实相符。被告滨湖医院虽然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是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错误，故本院认定该份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划分双方责任比例的依据，故对被告滨湖医院申请对本案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结合本案中患儿原告刘传年、魏继文之子的具体情况，本院酌定被告滨湖医院对原告刘传年、魏继文之子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原告刘传年、魏继文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原告主张刘传年在被告滨湖医院两次住院所发生的费用，系原告刘传年的正常住院及生产费用，本案并未造成原告刘传年的身体受损，故该部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刘传年之日的抢救费3517.14元，予以确认；2、基于上述理由对原告主张刘传年两次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均不予支持；3、死亡赔偿金，原告刘传年、魏继文之子出生后随即死亡，应计算20年，为750800元（37540元/年×20年）；4、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9518.50元（79037元÷12×6）；5、鉴定费17600元为确认被告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而实际发生，予以确认；6、交通费酌情支持1500元；7、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近亲属发生的交通费、误工费食宿费10000元，本院酌情予以支持4000元；8、结合案件事实，原告刘传年、魏继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为40000元；以上合计820935.64元，由被告安滨湖医院赔偿430467.82元（780935.64元×50%+40000元）。 综上所述，原告刘传年、魏继文的部分诉讼请求有证据证明，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合肥市滨湖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刘传年、魏继文各项损失共计430467.82元； 二、驳回原告刘传年、魏继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计取4654元，由原告刘传年、魏继文负担2000元，由被告合肥市滨湖医院负担265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翔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燕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