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初687号原告：吕彬，男，198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宝永，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鄢睿，北京市博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韩玉，男，197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士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萍，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吕彬与被告韩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宝永、鄢睿，被告韩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士琪、李艳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韩玉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0万元；2.判令韩玉支付2015年3月10日至2015年4月9日借期内的利息人民币2.4万元；3.判令韩玉支付违约金、借款利息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4月10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以人民币12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韩玉承担。事实和理由：韩玉因急需用钱向吕彬借款，双方于2015年3月1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签订《借款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韩玉向吕彬借款人民币12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借款期限为30天，利息标准为月利率2％。双方还约定如韩玉在借款期满后不能清偿本息，则剩余本金按照月利率3％计算利息，借款利息付清后方可计为返还本金。除此之外，韩玉还需每日支付借款本金的3‰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韩玉向吕彬出具《收条》并留存身份证复印件，确认收到吕彬交付的现金人民币120万元。借款期满后，韩玉曾通过程某分别于2017年8月21日、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1月24日、2018年1月4日共向吕彬给付人民币8万元利息。此后，韩玉未再还款，吕彬多次催要未果。韩玉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是无效的。2013年双方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去赌博，在赌场里面吕彬给了韩玉80万的筹码，价值人民币60万元，让韩玉去赌博，吕彬让韩玉写了借款人民币60万元的借条。后来吕彬又让韩玉出具了借款100万元的借条，将前面那张借款人民币60万元的借条当场撕了。2015年3月10日，吕彬又让韩玉签了本案所涉的借款人民币120万元的《借款合同》，将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的借条撕了，吕彬向韩玉给付现金人民币120万元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吕彬向韩玉给付的是筹码，目的是让韩玉进行赌博，并从中获利，故《借款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二、吕彬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从《借款合同》可以看出借款期限为1个月，到期日为2015年4月10日，应从此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2年，截止时间应为2017年4月10日。在此期间，吕彬从未向韩玉主张过偿还借款；三、韩玉与程某已于2011年离婚，程某是否向吕彬偿还过利息，以及吕彬是否要求程某偿还利息，韩玉均不知情。程某向吕彬转账的事实与韩玉无关，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吕彬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韩玉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民事调解书等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吕彬提交《借款合同》、《收条》，欲证明吕彬与韩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数额、借款期限、利率标准等内容，同时证明韩玉已收到借款。韩玉认可《借款合同》、《收条》为其签名，但是认为该份《借款合同》为双方签订的第三份合同，《借款合同》及《收条》中约定的向吕彬借款人民币120万元并非事实，韩玉并未收到吕彬给付的人民币120万元。吕彬向韩玉实际给付的是筹码，并非现金，故该份《借款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借款合同》、《收条》与本案借款事实相关，故本院将综合本案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下文中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论述。吕彬提交电话通讯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曾与韩玉联系过，但韩玉认为上述证据属于网页截图，容易被编辑修改，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韩玉虽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未否认电话号码及微信并非韩玉使用，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吕彬申请证人袁某1出庭作证，欲证明吕彬向韩玉借款的事实，袁某陈述在2012年底或2013年初时去澳门特别行政区休假的期间，看到吕彬拿着一包钱交给韩玉。韩玉认为袁某在庭审中关于借款原因陈述的事实与吕彬不相同，故对袁某的证言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庭前会议的过程中以及本院庭审时，吕彬均陈述称之前并不认识韩玉，是在袁某的介绍下与韩玉相识，吕彬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工作期间袁某找到吕彬，称韩玉需要借款，吕彬才向韩玉提供借款。但袁某在本院庭审时，明确表示吕彬与韩玉是朋友关系，袁某对于吕彬向韩玉提供借款的原因及过程均不知情，仅是看到吕彬将钱交给韩玉。吕彬本人与证人袁某的陈述相互矛盾，故本院对袁某证言的证明力不予确认。韩玉申请证人裴某出庭作证，欲证明吕彬向韩玉给付筹码的事实。吕彬对裴某的证言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裴某在庭审中表述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赌厅里见到吕彬给付韩玉筹码，但是对于具体时间以及筹码数额均不清楚，本院无法确认裴某所陈述的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裴某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吕彬向本院提交其与韩玉于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其中写明吕彬同意向韩玉提供借款人民币120万元，借期自出借日始30天，借款以现金方式支付，利息为每月2％，按月计息。同时，吕彬还提交一份韩玉于2015年3月10日出具的《收条》，写明收到吕彬出借款共计人民币120万元。韩玉认可上述《借款合同》及《收条》中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庭审中，吕彬、韩玉均认可上述《借款合同》系双方签订的第三份借条，第一份借条中所写的借款数额为人民币60万元，第二份借条中所写的借款数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同时，吕彬明确陈述在签订《借款合同》、《收条》时并未实际给付韩玉120万元现金，吕彬于2012年、2013年左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酒店内给付韩玉现金8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60万元。韩玉陈述吕彬于2012年底至2013年初左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赌场里给了韩玉80万的筹码，价值人民币60万元。2017年8月21日，程某（账号为×××）向吕彬转账人民币2万元。2017年11月10日，程某（账号为×××）向吕彬转账人民币2万元。2017年11月24日，程某（账号为×××）向吕彬转账人民币2万元。2018年1月4日，程某（账号为×××）向吕彬转账人民币2万元。2018年12月25日，吕彬给韩玉发微信：“一年又要过了，你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啊？”2019年4月9日，吕彬给韩玉发微信：“韩哥，你这是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回个信息啊？”2019年4月29日，吕彬给韩玉发微信：“韩哥，你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啊？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照顾，你这么做合适吗？”2019年6月20日，吕彬给韩玉发微信：“给我回个电话吧”。2019年6月20日，吕彬给韩玉发微信：“你打算什么时候接我电话，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还钱”。2019年7月20日，吕彬向韩玉发送一段视频，由于需要验证，未发送成功。2019年11月19日，吕彬给韩玉打电话，电话号码为155XXXXXXXX。另查明，2011年3月7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出具（2011）安民初字第905号民事调解书，程某与韩玉经该法院调解离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吕彬、韩玉均认可双方诉争的借款事实发生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故本案属于涉澳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适用民事诉讼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因吕彬、韩玉的经常居住地均在内地，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本案中，吕彬提交韩玉签名的《借款合同》及《收条》要求韩玉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韩玉抗辩认为吕彬给付的并非现金，而是用于赌博的筹码，价值人民币60万元，《借款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本院认为，韩玉认可《借款合同》中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且该《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以现金方式支付，韩玉现抗辩认为吕彬给付的是用于赌博的筹码，《借款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认定无效，但未提交充足的证据对此加以证实，故本院对韩玉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同时，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上述《借款合同》系双方签订的第三份借条，此前还有两份借条，据此可以认定吕彬与韩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在庭审中，吕彬明确陈述在签订《借款合同》、《收条》时并未实际给付韩玉120万元现金，而是于2012年、2013年左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酒店内给付韩玉现金8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60万元。同时，双方均认可第一份借条中所写的借款数额为人民币60万元，韩玉仅抗辩吕彬给付的是筹码，并非现金，但对数额没有异议。根据上述双方当事人所确认的事实，可以认定《借款合同》及《收条》中虽记载吕彬向韩玉出借人民币120万元，但吕彬实际提供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60万元。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的事实，吕彬与韩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实际借款数额为人民币60万元。韩玉提出吕彬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涉及到新旧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问题，即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诉讼时效制度作了重大调整，两法同时具有法律效力，故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就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问题予以分析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吕彬于2015年3月10日要求韩玉偿还借款，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约定借款期限为自出借日始30天。虽双方均认可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未实际出借款项，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借款合同》中关于期限的约定可以视为吕彬催告韩玉返还借款的合理期限。从2015年3月10日，经过30天，2015年4月9日为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4月10日应视为吕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并应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同时，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在无特殊法律规定时，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现生效的民法通则与新实施的民法总则对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对于上述新旧诉讼时效期间涉及衔接的法律适用问题，本院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予以处理。对于权利人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后，因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在相同事项上作出的不同规定，鉴于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均属于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处于同一位阶，故应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上述情形下适用民法总则之规定，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对于权利人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涉及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溯及力问题。对于义务人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形成时间，应当按照“从旧兼从长”的原则，分为两种情形处理：第一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届满的情形，义务人已经确定取得了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即在义务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法院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的规定，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第二是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在2017年10月1日尚未届满的情形，义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系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产生，基于新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更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的考虑，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应产生溯及力，故不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即自权利人诉讼时效起算之日起至起诉时止尚未超过二年的，其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中，吕彬主张其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发生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诉讼时效的起始日期为2015年4月10日，经过二年为2017年4月10日，诉讼时效期间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2017年9月30日之前已经届满。虽吕彬称2017年4月10日之前多次向韩玉主张权利，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吕彬主张程某曾四次代韩玉向吕彬偿还借款，但韩玉与程某已于2011年3月7日离婚，韩玉不认可曾委托程某代为还款，且程某第一次向吕彬转账的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晚于2017年4月10日。同时，吕彬提交的电话通讯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均发生在2018年12月25日以后，亦晚于2017年4月10日。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在2017年4月10日之前吕彬曾向韩玉主张过权利，亦未就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等事由向本院提出主张并提供任何证据，故应认定韩玉已经取得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且该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的施行而消灭，故吕彬的胜诉权消灭，对于吕彬的诉讼请求，因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吕彬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16元，由吕彬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邢富顺人民陪审员  仰 蓓人民陪审员  张英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李晓蕊书 记 员  董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