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7584号原告：马勇，男，198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原告：王中信，男，197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河南省郸城县。原告：李喜，男，196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安徽省太和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标，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法定代表人：李廷赞，执行董事。被告：李廷赞，男，196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住所地安徽省太和县iv>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勇、王中信、李喜与被告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明标，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勇、王中信、李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马勇、王中信、李喜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自2020年1月21日解除；2、判决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向马勇、王中信、李喜返还押金80万元；3、判决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向马勇、王中信、李喜返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18日提前支付的利润525万元；4、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6日，马勇、王中信、李喜与紫云腾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按照协议约定，紫云腾公司将其位于王府井大街243号建筑面积460平方米的商业经营用房作为投入，与马勇、王中信、李喜合作经营。由于协议内容不完善，马勇、王中信、李喜又以承诺书承诺每年1月20日之前向甲方交纳至少850万元税后利润。另，马勇、王中信、李喜还需向甲方交付80万元保证金。马勇、王中信、李喜如约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交付80万元保证金，并提前支付850万元利润。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要求马勇、王中信、李喜再增加50万元利润，在李廷赞的不甚叨扰下，马勇、王中信、李喜同意再追加交付50万元利润。据此，马勇、王中信、李喜每年需要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交付900万元利润。2017年7月28日，紫云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廷赞以个人名义与马勇、王中信、李喜签订《补充协议》。截至起诉前，马勇、王中信、李喜已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提前交付2019年8月18日至2020年8月17日营业利润900万元整（由胡宗飞代收）。2020年1月20日，因新冠疫情蔓延，为响应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居家隔离命令，马勇、王中信、李喜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共同经营的王府井大街243号商铺被迫停止营业，出现严重亏损。2020年5月10日商铺开始复工营业后，店内只有零星客户光顾，每日亏损，涉案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此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为避免给马勇、王中信、李喜造成损失，加之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将房屋出租给朱某构成违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故马勇、王中信、李喜请求解除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马勇、王中信、李喜提前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交付2019年8月18日至2020年8月17日的利润900万元，故要求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自合同解除之日起向马勇、王中信、李喜返还提前交付的七个月利润525万元。因《合作经营协议书》合同相对方为紫云腾公司、李廷赞，故其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紫云腾公司辩称，不同意马勇、王中信、李喜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性质是房屋租赁合同；2、《合作经营协议书》并未解除，至今仍在履行中。截至本案起诉前，马勇、王中信、李喜从未发过解除通知，且马勇、王中信、李喜一直在占有使用涉案商铺，故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不成立；3、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合同解除的事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的规定，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的事由不符合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且依据该条规定，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合同解除的日期尚未爆发疫情。2020年7月，北京疫情已经解除，所以马勇、王中信、李喜至今没有经营与紫云腾公司无关，是其自身原因导致；4、紫云腾公司没有将涉案店铺出租给除马勇、王中信、李喜外的第三方，50万元属于定金，紫云腾公司与朱某并未订立合同，不构成根本违约，且收取的定金已退还朱某；5、马勇、王中信、李喜在2020年1月20日就应支付下一年度租金，其延迟支付租金构成违约，但紫云腾公司暂不提起反诉；6、紫云腾公司同意退还马勇、王中信、李喜押金80万元，同意于2020年9月3日解除合同。涉案店铺的钥匙已经交给洪德仁，马勇、王中信、李喜应向紫云腾公司补交2020年8月18日至2020年9月2日的租金35.4万元；7、李廷赞不是合同相对方，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李廷赞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被告李廷赞辩称同紫云腾公司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合作经营协议书》（2017年1月16日签订）记载：甲方：李廷赞，乙方：马勇、王中信、李喜。第一条，甲方将自己承租的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43号建筑面积为460平方米的商业经营用房作为投入，所经营商品应不得违反本大厦要求。第二条，乙方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并承担因经营产生的各种税费，甲方提供经营场地，负责营销策划与员工培训。乙方承担因经营产生的所有税费，并完成甲乙双方商定的必须完成的利润指标。第三条，双方合作时间：2017年8月18日至2022年4月2日。第五条，双方合作经营协议在2017年8月18日至2022年4月2日的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解除，双方签字后，即有不可提前解除合同的强制性。协议尾部甲方签章处有李廷赞签名及紫云腾公司盖章。上述《合作经营协议书》所涉场所王府井大街243号房屋所有权人为洪德仁。马勇、王中信、李喜共同签订《承诺书》，载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43号营业用房每年1月20日之前乙方向甲方交纳至少850万元（含租金）的税后利润。2017年8月18日至2022年4月2日止。乙方需向甲方提供80万元的保证金（押金），即执行合作协议的承诺。乙方没有在规定的时间段内交纳税后利润，延误壹天要每天加收两万元滞纳金，延误壹周后要每天加收三万元滞纳金”，尾部手书“付款时间以房主实际收款时间为准胡宗飞”。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认可尚未退还马勇、王中信、李喜押金80万元。2017年7月28日，紫云腾公司责任人李廷赞（甲方）与马勇、王中信、李喜（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在付给甲方原有年租金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元整，起始时间按原合同执行（即从2017年8月18日）起，首次支付增加50万元时间定于2017年7月29日”。庭审中，李廷赞认可委托胡宗飞代理涉案商铺洽谈和其他所有事宜。2019年2月28日，马勇、王中信、李喜向胡宗飞支付王府井大街243号2019年8月18日至2020年8月17日租金共计900万元整。庭审中，马勇、王中信、李喜称涉案店铺一共三层，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到2018年1月1日是马勇、王中信、李喜和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共同经营；2018年1月1日后，马勇、王中信、李喜将一层出租给朱某经营，租期到2022年4月2日，二、三层由马勇、王中信、李喜自用办公。2020年1月25日，因疫情政府不让经营所以店铺关闭，5月10日之后断断续续开过，朱某和马勇、王中信、李喜均开业，6月20日也是受疫情影响，店铺经营困难再次关门，至今一直未开业。经法庭询问，马勇、王中信、李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朱某交纳原告租金交到什么时候不清楚，当事人称不愿意回答法院”。马勇、王中信、李喜提交王中信与朱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2020年1月21日朱某向胡宗飞交纳王府井大街243号租金50万元。马勇、王中信、李喜申请的证人朱某当庭发表证言：“原告租给我涉案店铺一层，租金是每年1000万元，胡宗飞租给我是850万元，胡宗飞租给我的便宜，我就给他打了50万元定金。后来因为疫情，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继续履行。今年7、8月份因为疫情期间生意不好干，之前交定金是我让郑双喜（朱某姐夫）交给胡宗飞，胡宗飞就退给郑双喜了”“我和原告的租赁合同租期到2022年，合同至今没解除，租金交到了2020年2月1日，没有退我押金”“店铺我使用到2020年1月24日疫情爆发，王府井建管办通知我们因疫情卖食品的不让卖了，后来就一直不让卖，因为卖的小吃不符合王府井的消费档次，疫情之前也说过不符合消费档次的事。中途2020年5、6月份开过十天半个月，新发地疫情爆发后又关了，王府井建管办又通知我们因疫情卖食品的不让卖，后至今从未经营。7、8月份洪德仁（房屋业主）直接从我这把钥匙拿走了”。马勇、王中信、李喜认可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认为证人所述向马勇、王中信、李喜交租金的时间与马勇、王中信、李喜所称不一致，也不认可王府井建管办口头通知关店的事实，认可其他证言的真实性。2020年7月6日，本院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送达了本案起诉状。在此之前，马勇、王中信、李喜未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发送过解除通知。经本院当庭询问“如果涉案合同不能解除，你是否与被告协商合同履行期限和租金”，马勇、王中信、李喜表示坚持解除合同，不同意协商合同履行期间和租金，并称如果法庭认定合同解除，亦不同意协商疫情期间租金。本案审理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就交接房屋进行协商。马勇、王中信、李喜称2020年9月3日已经交房，并将钥匙交给房主洪德仁。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认可马勇、王中信、李喜已向房主洪德仁交房，同意涉案合同于2020年9月3日解除。另，本院向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王府井管委会）发函核实疫情期间是否口头通知王府井大街243号店铺暂停营业，该单位回函称“此函未说明相关当事人陈述的口头告知时段、地点和、地点和通知人员等具体事实掌握情况，我委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未发出过此类通知”。上述事实，有《合作经营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涉案店铺照片、房屋产权证书、收据、证人朱某证言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1、《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性质及合同相对方；2、《合作经营协议书》应否解除、解除的依据及解除后果。一、关于《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合同性质及合同相对方首先，《补充协议》记载“乙方在付给甲方原有年租金的基础上，再增加50万元整”，可以说明双方均认可马勇、王中信、李喜支付的款项性质为“租金”。且经本院审阅《合作经营协议书》《承诺书》具体条款并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本院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名为合作经营，实为租赁合同；其次，紫云腾公司认可其为《合作经营协议书》相对方，但李廷赞认为自己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对此本院认为，《合作经营协议书》首部记载“甲方：李廷赞”，尾部甲方签章处有李廷赞签名和紫云腾公司盖章；《补充协议》首部记载“紫云腾公司责任人李廷赞”，尾部仅有李廷赞签名。综合以上情况，可以认定紫云腾公司和李廷赞均系涉案合同的相对方。马勇、王中信、李喜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二、《合作经营协议书》应否解除、解除的依据及解除后果原、被告双方均同意解除涉案《合作经营协议书》，但双方主张解除的时间不同。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解除时间为2020年1月21日，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同意于2020年9月3日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应从两个层面分析涉案合同的解除问题：一是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的解除事由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二是双方的合同是否陷入僵局，能否事实履行及是否有履行的必要，合同应否解除。第一层面，马勇、王中信、李喜主张解除的理由是不可抗力及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将房屋出租给朱某，构成单方违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朱某的证言、王中信与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的陈述，可以认定朱某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就租赁事宜进行磋商并交纳了定金，但朱某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的租赁合同并未成立，故紫云腾公司、李廷赞不构成单方违约；其次，关于不可抗力，经本院与王府井管委会发函核实，该单位表明未发出暂停营业的通知，本院认为涉案合同不符合因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综上，本院对马勇、王中信、李喜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第二层面，涉案合同系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为长期性合同。根据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且在本案审理期间马勇、王中信、李喜已经交付房屋，可以认定双方已经形成合同僵局，没有继续履行的必要。马勇、王中信、李喜在本案起诉前并未向紫云腾公司、李廷赞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本院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及马勇、王中信、李喜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判定涉案合同于紫云腾公司、李廷赞签收本案起诉状之日即2020年7月6日解除。关于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经本院释明，马勇、王中信、李喜不同意协商疫情期间的店铺租金。故本院依照涉案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综合考虑合同解除的原因、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予以确定，判定紫云腾公司、李廷赞返还马勇、王中信、李喜租金100万元并退还押金8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马勇、王中信、李喜与被告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李廷赞2017年1月16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于2020年7月6日解除；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李廷赞向原告马勇、王中信、李喜返还租金100万元及押金80万元；三、驳回原告马勇、王中信、李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150元，由原告马勇、王中信、李喜负担3804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紫云腾珠宝有限公司、李廷赞负担161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 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子豪书 记 员  邱若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