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渝0242行初49号原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民族幼儿园，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凤翔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241590527776Q。法定代表人，伍晓鸿，园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始清，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渝秀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1MB1915376D。法定代表人：曾静，局长。出庭负责人：安洪，分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大春，男，系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定刚，重庆春雨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办事处，住，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黄杨大道北段**/div>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41009138671U。法定代表人：邹继，主任。出庭负责人：杨文，政法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相屹，重庆群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民族幼儿园（以下简称民族幼儿园）要求确认被告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秀山县规资局）及第三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中和街道办）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20）04行辖4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由本院管辖。2020年5月22日，本院予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1日、2020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民族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伍晓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始清，被告秀山县规资局的负责人安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大春、刘定刚，第三人中和街道办的负责人杨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蒲相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02年承租位于重庆市秀山县XX街道XX路X号陈芙兰(王玉琳、王玉平母亲)的房屋用于开办民族幼儿园。2016年7月3日,原告与陈芙兰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租期10年,2026年7月10日到期。经营期间,原告投入了大量资金对承租房屋进行装饰装修。2019年1月30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原告所租赁的部分房屋及院墙被强拆（含两间厕所、一间办公室、一间幼儿美工区，大约62平方米的种植园、9米的院墙）。原告曾以秀山县人民政府与中和街道办为共同被告起诉到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4行初69号行政裁定以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行终542号行政裁定均认为秀山县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被告,现变更秀山县规资局为被告，中和街道办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于2019年1月30日下午对原告所租赁房屋及院墙实施部分强拆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一、本案所涉房屋及院墙并非强制拆除,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于2019年1月30日下午对原告所租赁房屋及院墙实施部分强拆的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案涉房屋及院墙的拆除,是根据房屋所有权人与答辩人下属单位秀山县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称秀山县征收办)签订的《秀山县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民学街路网加密工程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而实施的拆除。秀山县征收办已按照协议约定向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支付了相关补偿费用,并履行了还房义务。其次,答辩人并未实施被诉的拆除行为,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对此,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4行初69号行政裁定已明确认定:“案涉拆除行为是由中和街道办作出。”并且,原告在该案中并没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受案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才将答辩人追加为该案的第三人,在时隔一年后,不知答辩人为何变成了被告。原告并非案涉房屋及院墙的所有权人,无论房屋及院墙是否属于行政强拆,原告均无权针对该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因案涉房屋及院墙作为物权,其所有权人是陈芙兰(实为陈芙兰子女王玉琳、王玉平所有),而不是原告。案涉房屋及院墙作为物权已通过协议的方式转移给秀山县征收办(现已变更为秀山县土地房屋征收中心),秀山县征收办与王玉琳、王玉平已就案涉房屋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以下称协议书),该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即使是原所有权人也无权再就该房屋及院墙的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原告作为承租人更无权就案涉房屋及院墙的拆除行为提起诉讼。二、本案不应由酉阳县人民法院管辖。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渝04行初69号行政裁定中驳回原告对秀山县政府的起诉的同时,将本案指定秀山县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不应由酉阳县人民法院管辖,应移送秀山县人民法院管辖。三、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诉讼理由。1.既然原告诉称是租赁王玉琳、王玉平母亲陈芙兰的房屋(实为王玉琳、王玉平的父亲王世宗的房屋),这本身就已经证明,原告无权针对案涉房屋及院墙拆除行为提起诉讼。2.无论原告是否投入“大量”资金对承租房屋进行装饰装修,原告均不应以此为由起诉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人。因为案涉房屋及院墙的所有权人在与秀山县征收办订立协议时已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涉及该房屋的租赁事宜,由房屋所有权人自行解除租赁关系。3.既然原告依据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04行初69号行政裁定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渝行终542号行政裁定将答辩人和中和街道办事处列为本案被告,那么上述裁定除认定案涉拆除行为是中和街道办事处实施外,并没认定答辩人实施了被诉的拆除行为。因此,原告将答辩人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根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鉴于原告并非案涉房及院墙的所有权人,无权针对该房屋及院墙的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且答辩人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如本案不移送秀山县法院管辖,则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述称，一、被答辩人不是适格主体,即不能成为本案的原告。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的原权利人系王玉琳、王玉平,2019年1月12日,该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被秀山县征收办协议征收,秀山县征收办已按征收协议的约定,向王玉琳、王玉平全部履行了给付等义务,故王玉琳、王玉平在接受协议价款等以后,该房屋的权利人即系秀山县征收办。被答辩人不是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权利人,即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2019年1月30日,答辩人未对案涉房屋及院墙进行拆除。答辩人受秀山县规资局及秀山县征收办的委托,于2019年1月30日,对案涉房屋及院墙(该房屋原权利人为王玉平、王玉琳,2019年1月12日被协议征收,权利人为秀山县征收办)相邻的王世模的房屋进行拆除时,因王世模的房屋与案涉房屋结构部分相连或部分相邻过近,在拆除王世模的房屋的过程中,造成了对案涉的部分房屋及院墙损坏,并非对案涉房屋及院墙进行全部拆除。答辩人的损坏行为是事实行为,不是强制拆除房屋行为。三、答辩人的拆除行为是合法行为。首先,答辩人拆除的房屋是秀山县征收办已协议征收的房屋(原系王世模所有)。其次,答辩人在拆除秀山县征收办已协议征收的房屋过程中,损坏的案涉房屋及附属设施也是秀山县征收办已协议征收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原系王玉琳、王玉平所有),没有损害被答辩人的利益。四、被答辩人的请求应予以驳回。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举示了如下证据供庭审质证：1.《房屋所有权证》、《宅基地使用证》、《房屋分割协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产权确认通知（存根）》两张、《领据》一张。旨在证明以下事实：1.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和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是王世忠，王世忠于2015年8月29日去世，该房地产已由妻子陈芙兰、儿子王玉琳、女儿王玉平分割继承，陈芙兰已放弃继承权。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王玉琳、王玉平。原告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无权针对案涉房屋及院墙的拆除行为提起起诉。2.案涉房屋及院墙在拆除前，秀山县土地房屋征收把公式（现已更名为秀山县土地房屋征收中心）作为甲方与该房屋的所有权人王玉琳、王玉平作为乙方签订了《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书），甲方除在武陵财富中心、现代城调换4套商品房给乙方外，还应支付乙方相关补偿费用181528元。3.安置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乙方应在签订协议后3日内将案涉房屋支付给甲方。同时约定由乙方自行解除案涉房屋的租赁关系。由此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系协议拆除并非强制拆除。4.秀山县征收办已按协议约定支付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相关费用，并已通知权利人办理武陵财富中心两套房屋的接房手续。即使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也无权再就该房屋及院墙的拆除行为提起诉讼。2.（2019）渝04行初69号《行政裁定书》、（2019）渝行终542号《行政裁定书》。旨在证明以下事实：1.秀山县规划资源局在原告诉秀山县政府、中和街道办于2019年1月30日下午对原告租赁房屋及院墙实施部分强拆的行为违法一案中，秀山县规划局并非被告，而是第三人。2.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已明确认定：“涉案拆除行为是由中和街道办作出。”因此，原告将秀山县规划资源局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依据。3.生效裁定已将本案移送秀山县法院管辖，故酉阳县法院管辖本案与上级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相悖。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中《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协议书对原告所添附侵犯了原告的物权，对于其他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调换安置协议书明确约定由乙方自行解除房屋的租赁关系交由甲方拆除，由于乙方与原告的合同并未到期，乙方并没有与原告协商或采取诉讼的方式解除协议，是乙方违反了与甲方的约定，合同相对权甲方应当起诉乙方违约，而不应当违反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拆除原告具有合法使用权的房屋。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根据（2019）渝行终542号《行政裁定书》第九页本院认为部分，可以看出，是被告和秀山县征收办委托第三人拆除了王世模房屋，秀山县征收办属于被告的内设机构，应该由被告来承担，该证据恰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第三人质后认为，三性无异议。庭审过程中原告举示如下证据供庭审质证：1.2016年7月3日原告与房东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收据。旨在证明原告是房屋使用权人，具有利害关系。2.（2019）渝04行初69号《行政裁定书》、（2019）渝行终542号《行政裁定书》。3.2019年1月28日《限期搬离通知书》（路网加密）。4.强拆现场的光盘。证据2-4旨在证明被告主体适格，是被告与第三人共同实施的强拆行为，光盘主要证明房屋被拆除的事实。第八段视频证明有一部分残值是幼儿园的厕所和院墙和种植园。倒数第二段视频证明拆除幼儿园的围墙厕所的现场。被告在强拆时，幼儿园是在运营中的状态。幼儿园被拆除后的损失。被告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原告无权就案涉房屋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两份裁定和限期搬离通知书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拆除行为是二被告共同实施，不能证明原告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对被告是否有权提起诉讼由法院进行审查，并不能认定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限期搬离通知书可以证明拆除案涉房屋搬离原告物品之前，相关单位已经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原告搬离案涉房屋的物品。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案涉拆除行为人，也不能证明原告具备诉讼的主体资格，不能证明在拆除之前原告还在营运状态，拆除房屋时原告已经停课了。第三人质证后认为，与被告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2、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可以证明原告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对光盘的真实性无异议，1月30日拆除的不是幼儿园，是拆除的王世模的房屋。证据3已由发出单位撤销的。其余意见与被告秀山县规资局质证意见一致。庭审过程中第三人举示如下证据供庭审质证：1.《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领据和入账通知书。旨在证明案涉房屋就附属设施的原权利人为王玉琳和王玉平，2019年1月12日与王玉琳和王玉平的房屋进行了征收。2.（2019）渝行终542号《行政裁定书》。旨在证明2019年1月30日中和街道办受秀山规资局的委托拆除的王世模的房屋不是强制拆除，也不是案涉房屋，在拆除王世模的房屋中掉落的砖块损坏了院墙，没有损坏原告的院墙。即便“损坏”也只是“损坏”秀山县征收办已经征收的财产，没有损坏原告的财产。中和街道办撤除王世模的房屋是协助行为，是属地安全管辖的职责，是合法的行为，未损害原告的利益。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另案起诉的是2019年8月23日强拆违法。提供的（2020）渝04行初203号行政裁定书中第四页第二段中该协议是协议收购行为，非法律意义上的征收。该协议并不能起到物权变动的作用，不能侵害原告的租赁使用权。对证据2，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和街道办既不是协议的签订人也不是法定的征收部门，不管是拆除哪一个房屋都是受被告秀山县规资局的委托实施，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规资局承担，秀山县规资局对拆除案涉房屋具有相应的动机和利益，非中和街道办的独立行为。被告秀山县规资局质证后认为，三性均无异议。经庭审举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2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4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1987年6月25日，秀山县建设委员会向王世宗填发了秀宅使字（8）号《宅基地使用证》。1987年10月27日，秀山县人民政府向王世宗颁发中建权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建筑面积为239.6平方米，使用土地面积为107平方米。2016年7月3日，原告与陈芙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民族幼儿园租赁陈芙兰位于秀山县XX镇XXX路X号的房屋（底楼4个通间114平方米，2楼6个小间75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6年7月11日至2026年7月10日。因王世宗去世，其继承人陈芙兰、王玉琳、王玉平于2019年1月10日达成一致协议：陈芙兰自愿放弃建权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上的房屋的继承权，该房屋由王玉琳、王玉平共同继承，房屋拆迁后由王玉平享受104平方米的房屋一套，其与面积由王玉琳享受。2019年1月12日，秀山县征收办与王玉琳、王玉平签订《秀山县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民学路网加密工程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约定：征收王玉琳、王玉平位于秀山县XX街道XX路X号主体建筑面积为318.21平方米的房屋（房屋所有权号：中建权字第XXXX号），并补偿王玉琳、王玉平各项补偿181528元（含附属建筑物、附属设施及装饰物补偿43777元），王玉琳、王玉平在签订协议后3日内搬出被拆迁房屋并腾空房屋交付；由王玉琳、王玉平自行解除房屋租赁关系。2019年1月30日，第三人受被告委托拆除王世模的房屋（与原告承租的房屋相邻）。房屋拆除后，原告以秀山县人民政府、中和街道办为被告，以秀山县规资局、秀山县征收办、秀山县老城区路网加密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为第三人诉至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秀山县人民政府及中和街道办于2019年1月30日下午对原告所租赁房屋及院墙实施部分强拆的行为违法。2020年2月21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秀山县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被告，且民族幼儿园不同意变更被告为由作出（2019）渝04行初20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民族幼儿园对秀山县人民政府的起诉，并裁定由秀山县人民法院管辖。民族幼儿园不服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该院受理后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19）渝行终52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嗣后，秀山县法院以该案系城市房屋拆迁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报请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2020年5月15日，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04行辖43号《行政裁定书》指定酉阳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另查明，2017年，原告收到《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和街道民族幼儿园停止招生的通知》（以下简称《停止招生通知》）。本院认为，本案系本院根据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04行辖43号《行政裁定书》进行立案受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该裁定已经被撤销。故，本院享有本案的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据此，起诉行政机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案件中，应审查当事人对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对于基于行政行为而提起确认违法的案件，其具备可诉性则需满足被诉行政行为涉及起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民族幼儿园的诉讼请求系确认秀山县规资局于2019年1月30日对其承租房屋及院墙实施部分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经查，2019年1月30日系秀山县规资局委托中和街道办对王世模的房屋进行拆除，并未对民族幼儿园承租的房屋实施拆除行为。且中和街道办陈述在拆除过程中误损民族幼儿园承租的部分房屋及院墙。加之，民族幼儿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被损毁的部分房屋和院墙是其修建。以及民族幼儿园于2017年收到《停止招生通知》后至拆除王世模的房屋时仍然从事经营活动，即使民族幼儿园收到该通知后继续进行经营，亦违背了《停止招生通知》的文件精神。故，案涉房屋及院墙损毁的部分与民族幼儿园不具有利害关系，且民族幼儿园起诉行政机关强拆其承租的房屋、院墙无事实依据，其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应当予以驳回。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民族幼儿园的起诉。退回原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和街道民族幼儿园预交诉讼费50元。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勇人民陪审员  冉义华人民陪审员  石邦鲜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王 锐书 记 员  王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