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7999号 原告：熊华锋，男，1983年2月5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汝南县，现住江苏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蒙蒙，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上海小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B2G4W24，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萧山农业大厦****。 法定代表人：罗哲文，执行董事。 被告：罗哲文，男，1990年11月29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慧欢，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熊华锋诉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戴永梅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华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蒙蒙，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罗哲文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到庭参加诉讼。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本院于2020年1月23日作出（2019）浙0109民初179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恢复本案审理。审理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并经萧山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熊华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解除。2.请求判令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退还购置厂房款23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罗哲文对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古交××镇××镇的厂房给原告，原告已支付370万元购置厂房款给被告罗哲文，后因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无法提供该厂房的权属信息并且转卖给他人，双方协商约定解除《转让协议》，由被告罗哲文退回全部的购置厂房款项。另，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罗哲文出现拥有相同财产并且相互之间存在资产任意转移情形，无法单独确定责任财产进而影响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对外承担债务。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但购置厂房款的出入账户却是被告罗哲文的个人账户，被告罗哲文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出现了财务混同问题，构成人格混同，故被告罗哲文应对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的退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按约定本应退全部购置房款，但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仅退还了140万元，剩余230万元仍未退还。原告多次向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催要剩余退款，但其至今都未履行退款义务，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熊华锋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了《转让协议》，约定转让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古交××镇××镇的厂房给原告，转让价格为400万元。2.银行转账记录三页，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分别于2018年11月17日通过案外人郭珂向被告罗哲文转账意向定金20万元，于2018年11月27日分四笔向被告罗哲文转账50万元、100万元、100万、100万元，合计支付厂房购置款370万元。3.微信聊天记录十四页，证明原告与被告罗哲文协商解除《转让协议》，并承诺陆续退回原告支付的购置厂房款。4.银行转账明细清单三页，证明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协商解除《转让协议》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仅退回140万元购置厂房款，其中2019年1月15日王园园转给原告两笔50万元，2019年2月3日王园园转给原告两笔5万元，2019年2月25日王园园转给原告六笔5万元。5.微信聊天记录七页（针对被告证据1中未提供的记录），证明被告罗哲文曾在2018年11月8日下午2时46分的聊天记录中明确产权是属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的，且在2018年12月24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公司员工郭珂问被告罗哲文返款时间怎么安排，证明双方是在协商退款的事宜。而在被告代理人提供的证据1中，对于上述有关案件主要事实的聊天记录刻意隐瞒不提供。 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辩称：1.双方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已依法成立生效。原告已支付370万元转让款，被告已交接协议标的物。故协议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原告所谓解除协议的法律和事实基础。2.被告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无任何违约事由，未构成任何解除合同的要件，且双方从未有达成解除协议的意思合意，因此不存在原告所谓要求被告退还款项的事实和依据。3.无论是案涉《转让协议》还是基于事实上合同已履行完毕，在被告无需退还款项的前提下，原告也无法律依据主张被告支付逾期退还利息。4.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有多名股东出资组建，非被告罗哲文一人公司，故当然不应由被告罗哲文对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可能存在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原告所谓财务人格混同，应由原告确切举证。因此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被告罗哲文与郭珂微信聊天记录九十三页，证明原、被告就案涉厂房设备等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转让合同已依法成立生效，被告已交付标的物，合同已履行完毕，不存在合同解除基础。被告协助原告完成厂房设备再次转让谈判，并协助原告收支部分转让款。原、被告从未对双方之间转让合同达成任何解除的意思合意。被告亦不存在任何合同解除的事由。2.被告罗哲文与张启飞微信聊天记录、打款凭证截图各六页，证明张启飞将转让款170万元中的155万元汇款给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王园园，王园园旋即将对应款项直接汇给原告。被告在原告转让厂房及设备给张启飞的交易中，仅作为款项收支通道。张启飞后续15万元则直接支付给原告，再次印证张启飞与案涉标的物持有人及原告间存在厂房设备等交易的法律关系及事实，被告不是标的物再次转让的交易主体，交易法律后果直接约束张启飞和原告。3.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群中王园园与被告罗哲文的聊天记录、打款凭证截图各一页，证明被告在接收到张启飞汇款15万元后，尽快将该转让款汇给原告，履行款项通道作用。原告诉请事实及举证从未披露张启飞直接汇款15万元（第5笔10万元及第6笔5万元）给原告的事实，目的是隐瞒张启飞与原告构成厂房设备等转让法律关系，且隐瞒其实际收款金额的事实，目的是误导法官原、被告间存在解除合同的表象，有违诉讼诚信。4.被告罗哲文与张启飞微信聊天记录一页，证明被告罗哲文如实披露自己是代理人身份，张启飞所受让的案涉标的物实际权利人系原告，故此后张启飞将剩余转让款15万元直接支付给原告。5.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截图一份，证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非一人公司，由多名股东出资组建，被告罗哲文就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可能存在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6.《北京向方科技转让协议》一份，证明2018年7月1日，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从北京向方科技有限公司处受让取得标的物，故物权来源合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熊华锋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该《转让协议》明确了转让标的物的位置是在太原市古交××镇××集团院内，也明确了转让内容包括厂房建筑、附属设备及高压配电系统等，合同明确结清款项合同生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说明的是，370万元依约支付后原告的款项支付义务完成，被告移交厂房，双方合同履行完毕。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待证事实有异议。2019年1月14日郭珂提供原告的收款账户完全无法体现或者佐证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意思合意，后续款项支付通过被告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实是实际收购方张启飞支付的款项，被告只是作为款项通道，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协议解除的相关事实，且该证据原告只截取部分聊天记录，无法完整体现双方真实的交易情况。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被告的证据可以看到，2019年4月4日王园园打给原告的15万元并未在原告的证据中体现，被告不清楚什么原因。张启飞于2019年6月28日及同年7月13日的款项也未体现，该两笔款项的打款凭证在被告罗哲文与郭珂的聊天记录中都有明确，郭珂予以确认收到。因此原告用来证明其收到多少款项的事实并未完整披露。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原告直到现在才提交上述庭审前就已经形成的证据，被告认为原告已丧失举证的权利，上述证据不应作为庭审证据。同时，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有异议。理由如下：（1）2018年11月8日的聊天记录恰恰证明：在交易协商阶段，双方即就标的物所有权予以了确认，原告对矿机、配套设施等一系列标的物的所有权予以审核。因此原告庭审中所谓标的物产权不明确，其不明知的表述属于虚假陈述。（2）2018年12月22日，被告罗哲文在聊天记录中陈述“张那边还没接我电话”，这个张就是购买方张启飞。说明双方沟通的基础建立在张启飞就收购事宜的答复上。后续的打款事宜，如之前证据所述，是充当张启飞的中间方，代收代付。因此，首先微信聊天记录需要从整体内容连贯理解，从聊天记录整体去通读和理解可见，被告罗哲文一直在和原告汇报与张启飞的协商情况，也在前期充当张启飞代收代付的角色。其次，根据原告的该补充证据，同样无法证明两被告有承诺解除协议，以及返还案涉交易款的意思表示。相反，被告罗哲文一直在帮助原告催促张启飞尽快支付款项。而原告则单方面地用暧昧和含义不清的措辞，意图混淆付款主体。最后，上述聊天记录事实上原告在草拟起诉材料时即已有之，但庭审中未予提供，直到开庭后若干月，才遮遮掩掩拿出来，实属枉顾证据规则的违法诉讼行为，却倒打一耙说被告隐瞒证据。试问，到底是谁在虚假陈述、是谁在隐匿证据、是谁在不负责任地参与庭审。最后，就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在庭审后，即通过录屏完整递交给法庭。结合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5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对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熊华锋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被告罗哲文少截取了部分聊天记录，分别是2018年12月22日至2018年12月24日的聊天记录（2018年12月24日郭珂问“罗总这边返款时间是怎么安排的”，被告罗哲文回复“郭总，我这边明天中午前给你答复，已经和矿厂在做最后交涉了”）。2019年1月21日至1月24日的聊天记录，2019年3月27日至3月31日的聊天记录。原告方会向法庭补充提交上述证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1）被告至今没有向原告方交付涉案标的物的厂房及设备，更未将涉案厂房的所有权转移到原告名下，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从始至今都在被告的控制之下，被告至今未实际履行合同项下的交付、过户义务，已构成违约。该份证据第43页2018年12月5日被告罗哲文讲“今天刚去过那边矿厂，还在改建哈”，并且被告罗哲文发了两张涉案厂房的现场照片。第44页被告罗哲文讲“推了5天，20号可以竣工，机器海上耽搁了下，所以这边稍微工期拖一拖，我们这边竣工就好给电费，不管有没有机器”、“嗯，万事开头难嘛，这边我们12月还要发2万台机器出来，一共3万台”、“卖不掉就自己挖，所以后续还要建设的”。第46页2018年12月5日被告罗哲文讲“今天又和我讲，我找了他们电站老总说这两天会给我们方案”、“是的，有点不好交代”、“主要是4号机组那边，4号机组稳定可以跑的话没问题，现在4号自己老是稳不住，电站一直在调试”。以上证据是由于郭珂派公司员工在2018年11月29日到现场查验，公司员工发现涉案厂房出现的种种问题，不具备交接条件，反馈给郭珂，郭珂遂与被告罗哲文进行了沟通，综上可以看出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被告罗哲文并未交付给原告，也未有任何书面的交接文件，更没有转移涉案厂房的所有权给原告。涉案厂房仍然处于被告罗哲文的控制之下。（2）通过郭珂（仅是原告公司的员工，并非原告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与被告罗哲文的聊天记录来看，原告从未委托授权被告罗哲文去转卖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也未签订任何书面的转卖合同，更未委托被告协助收取转让款。因此，被告对于转卖涉案厂房及附属设施根本没有任何权限，属无权处分。（3）通过该份聊天记录的第2页，被告罗哲文语音讲“安全（此处语音是产权，请法庭核实）肯定是我们的，这个没问题的”，微信聊天记录第5页，被告罗哲文提到“合同和我们公司签，产权也在公司名下呀”，可以看出被告罗哲文在出售该厂房时存在欺诈，隐瞒了关于合同订立的重要事项。（4）微信聊天记录第64页、65页，2019年6月28日、7月13日被告罗哲文发的两笔共计15万元的转账截图，上面并未出现打款人的名称、不清楚是什么身份，并且转账后，原告只知道是被告罗哲文安排人打的，且被告罗哲文在整个聊天记录及转款中，从未向原告披露所有的140万元款项是代张启飞打的。（5）微信聊天记录第67页、第68页、第71页以及第82页，被告方一直提及到“适当的补偿”、“我是愿意来赔偿熊总”以及“如果能赚回这个钱的话，就相当于是可以把那个，就之前的那个损失的，一些责任啊什么，他就不再去走那个诉讼程序了”、“至少我补偿给你们的”这类语音记录的。如果真如被告方主张的“原、被告从未对双方之间转让合同达成任何解除的意思合意，被告不存在违约”，那么被告提及的补偿、赔偿是基于何种原因。对证据2中的聊天记录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并且该份证据只截取了部分聊天记录，无法完整体现被告罗哲文与“山西张哥”的真实交易情况，况且对于该“山西张哥”的身份存疑，不能确定是否是被告罗哲文所提到的张启飞，因此对于微信的聊天内容存疑。对于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罗哲文与张启飞之间存在金钱往来，与原告无关，至于张启飞转给原告的15万元，可以看出是被告罗哲文安排张启飞转的，不能证明张启飞与原告之间存在厂房设备等交易的法律关系及事实。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只能证明被告罗哲文安排公司财务以个人账户退款给原告。在该份证据中，被告罗哲文及其股东王园园并未提及到该款项是张启飞要求打给原告方。此外，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如果原告方真的将案涉厂房转卖给张启飞，那么为何要以被告方作为款项收支通道，原告方事实上已经提供了银行账户，张启飞直接将款项转给原告不是更为方便。对证据4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原告从未授权被告罗哲文作为代理人，但是如果真如被告方所主张“罗哲文如实披露自己是代理人身份”，那么被告是否可以提供相关代理合同，证明自己是哪一方代理人以及代理权限。况且该份聊天记录的时间是2019年6月5日，发生在原告报案被告罗哲文诈骗一案之后的两个月，之前被告罗哲文从未向“山西张哥”披露被告罗哲文所谓的代理人身份，可以看出被告罗哲文在与“山西张哥”的交易中也存在欺诈行为。并且对于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山西张哥”的身份存疑，对于聊天内容存疑。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证明了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东是认缴出资，应当以所认缴出资额为限对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北京向方科技有限公司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亦无法证明被告的物权来源合法。结合质证意见并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5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无相应的履行依据，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当庭依法出示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经质证，原告熊华锋对此无异议。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对此无异议。但是要说明一点，被告举证的微信聊天记录第61页中下半段郭珂说“这样的话，大家坐在一起把合同解除掉…如果做不到解除合同这点…”，也就是说2019年4月16日，郭珂还在要求被告解除合同，紧接着6月份报案，恰恰反证双方未形成解除合同的意思合意。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转让方（甲方）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与受让方（乙方）熊华锋签订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19日的《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甲方将自有大数据厂房连同场地内的所属不可移动设施转让给乙方，就转让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转让的自有大数据厂房位置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古交××镇××集团院内。转让内容包含：厂房范围内建筑及附属：包含厂房3座，74×10米一栋、26×10米两栋。备品仓库3栋，两栋位于主厂房院内，一栋位于主厂房大院对面。网管宿舍及附属设置两栋四间。高压配电系统：高压户外隔离开关1台、高压户外真空断路器2台、高压户外负荷开关4台、非标定制3150变压器4台等及附属高压设备。厂房内固定设施：包含机架2×3.6米60组、标准机位7200个、机架附属低压配电设备、两根电线光杆专线、网络配置方案及附属设备。甲乙双方拟定的厂房转让价格为400万元。乙方需将扣除意向协议已支付20万元后，未付余额380万元汇入甲方收款账户，本协议可生效。甲方将在收到乙方款项7日内，款项完成后甲方需做好交接工作。结清与供电方的电费。甲方如需留存部分矿机继续在乙方矿场内进行，需与乙方单独议价。交接完成后甲方电费按照0.37元与乙方结算，抄表日期为每月25日。付款日为抄表日三个工作日内。备注：结清款项合同生效。2018年12月1日之前收益为甲方所有等内容。2018年11月17日，郭珂向罗哲文转账20万元（附言：意向订金）。2018年11月27日，熊华锋向罗哲文转账5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郭珂于2020年1月1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本人郭珂，在熊华锋诉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罗哲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熊华锋支付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厂房的20万元款项系通过本人的银行账户向罗哲文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支付，特此说明。熊华锋与罗哲文于2019年1月2日至4月15日进行微信沟通。2019年1月15日，王园园转给熊华锋两笔50万元计100万元。2019年2月3日，王园园转给熊华锋两笔5万元计10万元。2019年2月25日，王园园转给熊华锋六笔5万元计30万元。合计140万元。熊华锋方郭珂曾于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4月15日与罗哲文进行微信沟通。罗哲文与郭珂于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10月18日进行微信沟通。罗哲文与张启飞于2019年1月15日至同年8月4日进行微信沟通，张启飞转给王园园的款项：2019年1月15日转100万元；2019年2月3日转10万元；2019年2月25日转30万元；2019年4月1日转15万元。共155万元。张启飞转给熊华锋的款项：2019年6月28日转10万元；2019年7月13日转5万元。自2019年4月4日至6月5日的财务维护（12）微信群内进行沟通，王园园转给熊华锋的款项：2019年4月4日转15万元。罗哲文与张启飞于2019年6月5日进行微信沟通。 2019年11月28日，熊华锋起诉来院。 另查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企业名称：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哲文，成立日期：2018年4月28日。股东：梁露桦、杜迎熙、罗哲文、丁珉、邓琴、王园园、俞浩冰。监事：梁露桦、执行董事：罗哲文、经理：王园园。 苏州市公安局苏州工业园区分局于2019年6月16日向熊华锋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一份：你于2019年4月16日提出控告的2019年4月16日星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被骗案，我局经审查认为属于经济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的转让具有财产属性，原、被告均认可以上协议成立有效。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原告已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的诉请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对自己主张的诉请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审理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明双方已达成协商一致解除以上协议的事实证据，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已协议解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以确认《转让协议》已协商解除为前提要求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退还购置厂房款23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23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日止）的诉请，本院亦不予采纳。案涉合同相对人为原告与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原告要求被告罗哲文对被告浙江星鲨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熊华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200元，减半收取12600元，由熊华锋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戴永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徐丽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