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91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确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天池镇乐安路**。 法定代表人：李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林，四川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禾睦福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高新区金阳知识产业园白云大道270-0061。 法定代表人：程尚明，该公司总经理。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德全，男，196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钟国荣，男，196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刘勇，男，1975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伍斌，男，196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朱华萍，女，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兰英，女，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再审申请人四川确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确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贵州禾睦福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睦福公司），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德全、钟国荣、刘勇、伍斌、朱华萍、杨兰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8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确良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吸收合并重组协议》没有协商解除，也不应当依法解除。原审法院将禾睦福公司以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形式单方作出的《资产退出方案》认定为合意解除协议是错误的。法院既认定双方已经合意解除协议，又判决解除协议也是错误的。1.禾睦福公司单方面做出的《资产退出方案》的计算没有事实依据。其是禾睦福公司单方面提出的方案，并单方面以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名义表现出来，对确良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约束力。李德全在2015年1月12日的董事会决议和2015年1月13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李德全以禾睦福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身份而为的行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李德全是以确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参加会议并在依法行使确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利。而且，李德全在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对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的结果知晓，并不能认定李德全同意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决议。2.确良公司出让全部资产给禾睦福公司，是经过确良公司的全部股东同意的。禾睦福要解除协议，也应当由确良公司的股东会同意，而不是李德全作为法定代表人能够代表的。因此，《资产退出方案》并未经确良公司及其股东认可。故案涉协议也没有合意解除。3.确良公司已经履行了协议的义务，禾睦福公司并未支付价款，故其没有单方解除协议的权利。4.禾睦福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并没有写明参会人数、表决票数，应当认定为是大部分一致，并没有表明是全部董事和股东同意。5.针对确良公司的退出，禾睦福公司不可能没有计算的过程和相关的计算依据，该计算过程和依据应当经确良公司的审查。对方案的内容，因涉及确良公司的利益，李德全不可能不闻不问，会议应有相关记录，如禾睦福公司不能提供董事会和股东会的会议记录，而是用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代替股东会和董事会记录，且该事项作为公司法明确规定的票决制的事项，没有对票决情况有明确表述，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该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决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二、禾睦福公司没有以其股权作为履行协议的对价。1.根据《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确良公司对自己公司的会计资料进行了合法性审计，禾睦福公司也将确良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了市场价值的评估。在履行过程中，并没有再签署以股权代替合同价款的任何协议或者其他合同性文件，也没有以实际行为变更协议履行内容。2.禾睦福公司于原审中提供的一份名为710万股分配情况的文件和劳务费支付依据以及股金分红的相关材料系复印件，没有原件可以核对，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仅凭上述证据认定协议已经履行没有依据。3.禾睦福公司用其单方面的一张记录和与禾睦福公司有利害关系的公司与确良公司的股东之间的劳务费认定股权的实际存在并已经履行是没有依据的。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确良公司的股东以现金向禾睦福公司入股，也没有得到禾睦福公司的任何股权认可的资料，如果要认定其所谓的分红行为，实际是对确良公司的股东现金入股的分红。4.确良公司不可能在资产价值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就以禾睦福公司的股权作为资产转让对价。同时期禾睦福公司与他人的股权交易均是同价交易，却与确良公司溢价四倍进行交易，明显不合常理。5.禾睦福公司既不存在股本增加，也不存在其他股东的股权变动，没有股权来源的基础，没有交易的基础依据。6.禾睦福公司既没有进行工商变更，也没有股权变动的协议，更没有向确良公司交付股权凭证，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确良公司股东获得了股权。 三、禾睦福公司应当按照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值向确良公司支付价款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一）《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的实质是资产有偿转让，二审法院却将此认定为以安置职工为目的，而支付价款仅为一个附随义务，是错误的。《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系对公司资产支付对价，这表现在：第一，双方在《吸收合并重组协议》中以专门条款明确进行的约定。第二，2012年4月24日双方曾经签订过一份《吸收合并协议》，而2012年5月22日签订的《吸收合并重组协议》明确约定“甲、乙双方同意按协商价格购买乙方全部净资产；……净资产协商价格待乙方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出具后另行协商”。前后协议仅对该条款进行了修订，该修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协议的目的是支付资产价款。（二）《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约定“另行协商”条款，意在维护确良公司的权益。对确良公司的资产的市场价值评估由禾睦福公司委托机构进行，若评估意见明显不公平，则确良公司可以选择进行对价格另行协商，以保证确良公司的权利救济渠道。（三）禾睦福公司应当按照评估意见支付价款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首先，《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履行义务。但禾睦福公司数年来隐匿评估报告，拒绝支付资产转让价款，已构成违约。确良公司要求禾睦福公司支付资产转让价款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主张应当获得支持。其次，双方对资产价格的数量并没有明确的约定，只是对价格约定了一种确定方式，即协商。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中“约定不明确”的情形，那么此时当事人应当协商。自2012年12月10日评估报告出具之日至今依据六年有余，禾睦福公司却隐匿评估报告，甚至对确良公司从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复印的由禾睦福公司提交到法院的案涉评估报告的真实性都不认可，其行为已表明其拒绝协商并故意拖延支付价款的意图，由此可见，双方无法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可以将评估报告书确定的2734.20万元评估价格作为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再次，禾睦福公司作为价款的支付方，把评估报告作为发生纠纷时的案件证据使用，显然是对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格的认可。而确良公司没有对此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应当认定此评估报告是双方合同的价格认定的依据。故本案完全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禾睦福公司应当按照评估报告确定的2734.20万元评估价格向确良公司支付资产转让价款，并承担从评估报告出具之日期的资金占有利息。最后，从事实来看，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于2018年10月19日进行了调解，该调解是双方价款协商。一审法院以没有协商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罔顾事实，违法裁判。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主审法官也主持双方进行了调解，调解中专门提出了是对合同价款的协商，据此，禾睦福公司应当依法向确良公司支付资产转让价款2734.20万元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 综上，确良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禾睦福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签署后，李德全、钟国荣、杨兰英、伍斌、刘勇、朱华萍等人提供了由确良公司盖章、杨兰英和李德全签字的《710万股分配情况》予以确认、至此以后，所有关于确良公司和确良公司原股东在内的权利，均由李德全和钟国荣作为代表行使，包括出席股东会、领取分红款等行为。虽然禾睦福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的股东会名单中没有以上六人，但双方及一审法院均认可了六人是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李德全、钟国荣也多次作为六人的代表出席公司会议，并在涉及六人权利的会议上代表六人签名，六人从未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李德全、钟国荣就是六人的代表人，另李德全还是确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在案涉协议解除、确良公司退出禾睦福公司的一揽子事项中，由于双方商定达成了详细的资产退出方案，禾睦福公司认为仅需将双方的账目清算清楚、确良公司的原自然人股东退出禾睦福公司即可，也就没有再专门针对《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签署解除协议。因此，双方才合意签署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及附件资产清退方案，故李德全和钟国荣在该等退出文件上签字的行为构成对确良公司及其原自然人股东的表见代理。而且，六名原确良公司股东在明知禾睦福公司已经于2015年1月召开了董事会、股东会就其退出事宜达成了《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一直到2017年2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都没有提出过异议，因此，李德全、钟国荣的代理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 二、确良公司及其原股东除了通过授权李德全、钟国荣前述有关退出的文件表达解除《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的意愿之外，其在2015年3月就起诉的诉求中也已经明确表示要解除《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只是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六名自然人改变其诉求为要求继续履行。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确良公司及其原股东自2015年3月起就拒绝履行其作为股东、员工的义务等事实，足以证明确良公司当时是李德全和钟国荣已代表他们与禾睦福公司签署有关解除协议并退出禾睦福公司的文件。 三、《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签订后，禾睦福公司已向确良公司的原股东支付了“吸收合并”的对价即710万股股权，且双方一直保持无争议状态直至2015年3月。确良公司原股东也参与了2012年、2013年的分红，且分红金额也是按照股东大会核算的利润和其所持股权计算出来的，二审判决中也予以了详细阐述。因此，禾睦福公司给予确良公司原股东710万股股权、选举李德全为副董事长、聘任钟国荣为副总经理，确良公司其他员工都在禾睦福公司领取工资等一系列完整的证据链已经充分证明，禾睦福公司已经以710万股股权的对价履行了《吸收合并重组协议》项下的义务。从2012年5月签署协议至确良公司第一次提起诉讼的2015年3月，将近3年的时间确良公司及其原股东都没有对“未支付”对价提过异议，现在诉讼请求又要求按照所谓评估报告作价继续履行，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明显不符合常理。 四、2015年1月12日，禾睦福公司召开了董事会，李德全作为董事之一参加了会议，董事会决议载明：“四、同意（需股东会表决）四川确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股东退出其原在公司中的投资。五、同意（需股东会表决）四川确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股东原投资在公司中的资产退出方案（方案附后）。”次日，禾睦福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全体股东出席了会议并签署了《股东会决议》，载明：“四、同意四川确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股东退出其原在公司中的投资。五、同意四川确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股东原投资在公司中的资产退出方案（方案附后）。”资产退出方案第二条总共列举了15项详细的清算内容，其中第1项是“2014年四川直销采购款共1514399.65元”、第2项是“四川乐至仓库中存货301417.95元……”以上无论从决议，还是具体方案，对于确良公司及其原股东退出的意思表示、具体清算的金额都很清楚明确。由于四川市场是李德全等确良公司的原股东和员工在负责，这些具体清算数据是需要李德全等人的提供并由禾睦福公司核实的。而且，如果李德全当时有异议，在董事会、股东会上就可以提出来。而且，确良公司的退出是确良公司及其原股东自己提出来的，并不是禾睦福公司要求他们退出，由于禾睦福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都是盈利，确良公司原股东都是领取了分红款，到了2014年公司亏损，确良公司及其原股东就马上提出要退出。尽管如此，禾睦福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同意了其退出，等退出清算方案签署了又反悔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申请的焦点问题在于《吸收合并重组协议》是否已解除；禾睦福公司是否以股权形式履行了协议的对价；禾睦福公司是否应当按照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值向确良公司支付价款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禾睦福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以及作为附件列出的《资产退出方案》明确约定了确良公司及相关股东退出其在禾睦福公司的投资相关事宜，上述相关协议能否产生解除《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的法律效果，是本案审查的关键问题。在禾睦福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中均明确记载该决议系经全体董事（股东）一致表决通过，即禾睦福公司各董事（股东）对相关决议一致同意，对其发生效力。但在上述决议中，确良公司原股东中仅李德全、钟国荣作为禾睦福公司的股东参会并签字确认。刘勇、伍斌、朱华萍和杨兰英作为确良公司原股东，在确良公司与禾睦福公司合并后成为禾睦福公司股东并享有相应的股权，但在上述相关协议中并无该四位股东的签字。故认定其效力是否及于确良公司原其余股东，尚需进一步审查李德全、钟国荣是否有权代表确良公司原其余股东签署上述文件。 从二审查明的事实看：1.李德全、杨兰英签字的“710万股分配情况”记载内容为：李德全234万股、钟国荣476万股，小计710万股。2.有李德全签名的《贵州岗位股金缴纳清册》中显示，实缴金额合计270万元的组成情况如下：李德全100万元，杨兰英40万元，刘勇30万元，王隆刚5万元，钟国荣70万元，朱华萍25万元，上述金额对应李德全的部分合计105万元，对应钟国荣的部分合计为165万元。王隆刚系原确良公司员工，其以个人出资5万元入股禾睦福公司。后其退出禾睦福公司。3.2013年2月4日，禾睦福公司出具的《股东清册》上显示，李德全“工商234万股”“岗位105万股”，共计339万股；钟国荣“工商476万股”“岗位165万股”，共计641万股，分别占禾睦福公司股份的7.17%、13.55%。4.2014年1月15日，禾睦福公司出具的《股东清册》上显示李德全339万股，钟国荣641万股，分别占禾睦福公司股份的7.89%、14.92%。不论是“710万股分配情况”记载的710万股股权，还是《贵州岗位股金缴纳清册》记载的270万股股权，在禾睦福公司的《股东清册》中均是记载于李德全、钟国荣名下。虽上述文件中并没有经全部六位原确良公司股东签字确认，但通过《股东清册》上记载的钟国荣、李德全的股权份额与之相对比，可以知晓《股东清册》中钟国荣、李德全名下共计980万股股权的来源，以及其中包含的原确良公司其余四位股东对应的股权数额。双方协议签订后，并未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禾睦福公司也未对上述980万股股权进行变更登记，但就禾睦福公司内部而言，李德全、钟国荣作为禾睦福公司股东和董事身份参与了禾睦福公司的股东会和董事会，禾睦福公司对李德全、钟国荣的股东身份及其行使的980万股股权是认可的。而且，虽然案涉《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签订后，确良公司原股东刘勇、伍斌、朱华萍和杨兰英既未记载在禾睦福公司的《股东清册》中，也未出席禾睦福公司股东会，但上述四位确良公司原股东自2012年至2015年初均在禾睦福公司上班，并每月领取工资，并且在此期间获取了相应的股权分红，该四人也从未对自己股权没有记载于《股东清册》及没有参加股东会提出过异议。因此，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刘勇、朱华萍、伍斌、杨兰英以及案外人王隆刚等人的股份均由李德全、钟国荣二人代持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禾睦福公司也有理由相信李德全、钟国荣代刘勇、伍斌、朱华萍和杨兰英行使其股东权利，即原确良公司股东权利均由李德全、钟国荣代为行使。加之李德全在签署案涉《资产退出方案》等相关文件时仍然系确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李德全、钟国荣在《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字，效力应当及于确良公司的其他股东，即刘勇、朱华萍、伍斌、杨兰英等人。在《股东会决议》及其附件《资产退出方案》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况下，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均应当遵守并予以履行。 而且，从该《资产退出方案》确定后的有关事实看，也可印证上述结论。在《资产退出方案》确定后，确良公司的全体股东均自行离开禾睦福公司，与禾睦福公司脱离劳动关系，未再参与禾睦福公司的经营，两公司也开始独立经营，双方随即终止了合并吸收关系。确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的原诉讼请求（即发回重审之前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解除确良公司、禾睦福公司先后于2012年4月24日、2012年5月22日签订的两份《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判令禾睦福公司退还确良公司现金318.5万元、确良公司所有的八宗房地产以及商标注册证、品种权证以及本案诉讼费用由禾睦福公司承担等。可以看出，解除该《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确系确良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已经双方协商解除的证据充分，于法有据。 其次，《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约定：“甲方（禾睦福公司）、乙方（确良公司）同意按双方协商价格购买乙方全部净资产……净资产协商价格双方待乙方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出具后另行协商。”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价款数额及支付方式。在“710万股分配情况”上有确良公司的盖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李德全、股东杨兰英签字，可以认定确良公司对710万股股权作为合同对价的情形也是知情的，即合同当事人确良公司对以710万股股权作为《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对价的认可。李德全、钟国荣在禾睦福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等行为，可说明禾睦福公司确实以支付710万股股权的方式向确良公司原股东支付了合同的对应价款。虽该股权并未变更登记，但在公司内部的《股东清册》上记载了钟国荣和李德全的名字及相应的股权，并且钟国荣和李德全也在禾睦福公司就约定的710万股股权行使了相应的其股东权利。而且，在得出案涉《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已经双方协商解除的结论的前提下，禾睦福公司是否以股权形式支付了协议的对价，实际上是《吸收合并重组协议》的履行问题，该问题对于本案的最终处理结果并无影响，因而不构成应当再审的事由。 再次，确良公司主张禾睦福公司应当按照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价值向确良公司支付价款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实系履行协议约定的主张，因《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已解除，故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最后，关于确良公司再审申请中提到的二审判决既已认定双方合意解除协议，又在判项中判决解除协议的问题。二审法院认定本案核心问题是案涉《吸收合并重组协议》是否已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其在说理部分，已经阐述表明《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已经双方协商解除，虽然在判项中又表述为“解除禾睦福公司与确良公司在2012年5月22日签订的案涉《吸收合并重组协议》”，存在表述上的瑕疵，但本案并不涉及协议解除时间确定及利息起算等问题，该瑕疵并不会对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权利义务造成损害，故不构成应当再审的事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确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司 伟 审判员 王海峰 审判员 孙晓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刘哲 书记员罗映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