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豫7101行赔初72号原告赵玉林，男，汉族，1968年4月4日出生，住郑州市河南省登封市。被告登封市公安局，住所地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大道116号。法定代表人张遂旺，职务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方振杰，该局党委委员。委托代理人申隆基，该局工作人员。原告赵玉林诉被告登封市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2020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次日立案，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登封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玉林，被告登封市公安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方振杰及其委托代理人申隆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玉林诉称，登封市公安局赔偿的是2014年以前错误的登公（大冶）行决字[2009]第0018号处罚行为的赔偿。（2014）豫法行提字第00007号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已经撤销了登封市公安局2009年6月5日作出的登公（大冶）行决字[2009]第00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可是从2014年到2020年原告经过多次去寻找治安科、纪委科、控审科、登封市公安局大冶派出所都没有把网上的案底给撤销，原告所到之处，都要受到保安、民警等人员的盘问、拍照等损害其名声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其人身自由和工作环境，给其身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和压力。原告在这几年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折磨中，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请求依法补偿原告的合法诉求，原告对登封市公安局作出登公赔不受字[2020]008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不服，故向法院提起申请，请求：1、清除登封市公安局对赵玉林违规行政处罚的网络案底；2、赔偿赵玉林在（2014）豫法行提字第00007号的行政判决大冶行决字[2009]第00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从撤消到现在共7年的各种损失补偿。包括：名誉损失补偿每年4万元，共计28万元，误工费每年2万元，共计14万元，交通费、生活费共计8.4万元。原告赵玉林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登封市公安局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豫法行提字第00007号，3.登封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4.照片，证明原告在这期间被告处罚决定在网上是存在的。被告登封市公安局辩称，一、被告已对原告赵玉林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且已赔偿到位。2014年7月14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作出行政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登公（大冶）行决字[2009]第00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年8月13日,被告收到赔偿请求人赵玉林的国家赔偿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被告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登公赔决字[2014]002号决定，对赔偿请求人赵玉林被行政拘留七日造成的侵权损害，应当予以国家赔偿，对其提出的精神抚慰金等被告不予赔偿支持。赔偿请求人赵玉林于2014年11月8日收到被告对其国家赔偿金共计1404.83元。二、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名誉损失、误工费、交通费、生活费等用缺少法律依据。原告要求7年的损失补偿与事实不符，原告的行政拘留时间为7日而不是7年，名誉损失所指不明，误工费已经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予以赔偿，交通费产生原因不明，生活费行政拘留期间已经保证了原告饮食和休息，且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三、公安内网的数据信息不代表处罚决定本身。公安内网的数据运用是公安机关开展工作的有效手段，并非能够等同于处罚决定，不具有法律意义，更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对上述案件已经做了最终判决，被告已经将判决书附卷，因此该案件的最终结果是不存在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痕迹信息，只是证明这个案件当时在办案系统中进行过办理，不是结论性的内容，更不代表处罚决定本身。四、原告诉讼对象认识错误。公安机关依法可以对公民进行盘查、查问和核验身份信息等职务行为，其次原告认为如果存在民警违法实施盘问、限制人身自由等侵害行为的，应当以其所在的公安机关为对象提起控告，而不是质疑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职能行为，对所到之处这样没有明确的控告对象来进行起诉。综上，被告已对原告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且已赔付到位，原告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登封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2.解除拘留证明书，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豫法行提字第00007号，4.赔偿审批表、国家赔偿决定书，5.送达回执，6.赵玉林的收条，7.郑州市公安局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对原告信息查询截图，8.登封市公安局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审批表，9.登封市公安局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登公赔不受字[2020]008号）,10.赔偿申请书，以上证据综合证明针对原告行政处罚案的国家赔偿，被告已经做出且赔付到位。经庭审质证，原告赵玉林对被告登封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已经被生效判决撤销，证据3-6、8、10无异议，证据7有异议，没有日期，证据9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质证意见，可以证明公安机关身穿制服在执行公务是法律授权，但没有对原告扣留、询问等。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赵玉林因毁坏他人财产，被告登封市公安局2009年6月5日作出登公（大冶）行决字[2009]第00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赵玉林行政拘留7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并于2014年7月14日作出（2014）豫法行提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2月20日作出的（2010）郑行终字第5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登封市人民法院2009年10月13日作出的（2009）登行初字第39号行政判决；三、撤销登封市公安局2009年6月5日作出登公（大冶）行决字[2009]第001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8月13日原告赵玉林向登封市公安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登封市公安局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登公赔决字[2014]00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赔偿请求人赵玉林赔偿1404.83元。2014年11月8日原告赵玉林收到该赔偿款。原告认为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被告没有把网上的案底给撤销，其所到之处，受到保安、民警等人员的盘问、拍照损害了其名声，严重干扰其人身自由和工作环境，给原告身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失和压力。2020年7月14日原告向被告登封市公安局提出自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被告受理后认为，其所提出事项不符合国家赔偿申请的条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登公赔不受字[2020]008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送达原告赵玉林。原告赵玉林不服，故原告向本院提起赔偿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被告登封市公安局已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登公赔决字[2014]00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其作出案涉限制原告人身自由7日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处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对原告进行了赔偿，且原、被告双方对赔偿数额均无异议。本案中，原告赵玉林因部分公安身份查询系统中依旧显示其曾被行政处罚的事情，多次被其他公安机关盘问，而再次向被告登封市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的请求，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情形。另外，公安机关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公民的身份进行盘查、询问和检验公民的身份，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是其职责，每个公民都应当予以配合，该行为并不会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综上，被告登封市公安局所作案涉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无不当。原告赵玉林提出的请求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玉林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八份，上诉于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龚 春审 判 员  梁智海审 判 员  刘洋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赵一代理书记员  侯俊峰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