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22民初3593号原告一：陈善春，女，汉族，1983年12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环北路18号A区××××××××，身份证号码：430××××××××××××463。原告二：刘飞飞，女，汉族，1995年8月10日出生，住湖南省祁东县×××××××××，身份证号码：430××××××××××××160。原告三：刘鑫琪，男，汉族，2001年7月2日出生，住湖南省祁东县×××××××××，身份证号码：430××××××××××××535。共同委托代理人：邓若云、何飞鸿，广东达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博罗县××××××××××××××，住所地：博罗县罗浮山朱明洞景区门楼。法定代表人：曾某1。被告二：博罗县罗浮山朱明洞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博罗县罗浮山朱明洞景区门楼。法定代表人：黄某1。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文涛、黄雯婕，广东法村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述原告诉被告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一和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一、被告二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2月20日上午，原告陈善春与受害人刘某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风景名胜区游玩，并通过网络支付的方式向两被告分别支付费用190元、120元。当受害人刘某到达景区飞云顶要下山时，被另一游客方某使用锐器(类剪器类)刺击右颈，当即受害人刘某鲜血直流，后瘫倒在地。此后，因作为旅游经营者的两被告未采取紧急迅速的急救措施，导致受害人刘某送往惠州市博罗县××××××××××上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原告陈善春与受害人刘某本怀着美好愉悦的心情来到两被告处游玩，但两被告却怠于履行其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进入景区的方某没有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义务，让其携带锐器进入，才导致了受害人刘某无端遭祸。根据博罗县公安局出具的受案回执以及鉴定通知书，受害人刘某是由于被锐器刺击右颈外动脉断离，大失血而死亡，两被告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事件给三位原告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也彻底改变了三位原告的生活轨迹。现三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赔偿三原告412517.25元(具体赔偿项目如下：1、医疗费1573.63元；2、误工费11635元；3、交通费5000元；4、住宿费6000元、5、伙食补助费3600元；6、丧葬费53289.5元；7、被扶养人生活费28875元；8、死亡赔偿金84132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1031293.13元，两被告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1031293.13元×40％＝412517.2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被告一答辩称：一、被答辩人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均应当予以驳回。l、答辩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答辩人与受害者刘某的死亡后果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受害人刘某被第三人方某的犯罪行为侵害致死，该死亡后果依法应由第三人方某承担赔偿责任。2、被答辩人与侵权人方某达成的和解协议己实际履行，该赔偿协议视为被答辩人对赔偿权益的自行处分，民事赔偿已经处理终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赔偿协议》及凭证可以证实，本案中第三人方某作为侵权责任人，方某己依赔偿协议向被答辩人实际支付赔偿款70万元，因此，被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视为被答辩人对其享有赔偿权利的自行处分，该民事侵权赔偿已经终结。二、被答辩人以旅游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单独请求承担补充责任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补充责任是指因同一债务，在应承担清偿责任的主责任人财产不足给付时，由补充责任人基于与主责任人的某种特定法律关系或因为存在某种与债务相关的过错而承担补充清偿的民事责任。权利人对补充责任人不享有完全独立的请求权，而应该先要求主责任人承担责任，在主责任人的财产不足给付时，才能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依法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提起诉讼，请求第三人方某就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暂且不论该赔偿标准是否符合法定赔偿标准，但被答辩人与第三人达成并己实际履行的赔偿协议看，均应视为被答辩人对本案赔偿事宜的终结处理。退一步讲，即使主张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亦应当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确定赔偿金额，才能请求补充责任人在侵权人不能履行的范围内按过错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答辩人在自行决定放弃侵权人方某的部分赔偿金额后，又另行单独提起诉讼，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属逻辑错误，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三、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诉求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存在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1、因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依上述规定，被答辩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2、被答辩人主张的丧葬费计算方法不符合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参照惠州市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工资数据，惠州市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约为5634．72元。故被答辩人计算标准过高。3、被答辩人无直接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损失。被告二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答辩人的营业执照显示，答辩人是从事索道运输服务的企业，并不是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者，答辩人仅对受害人提供索道运输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人身安全承担责任，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运输合同服务范围仅限于索道起点至终点，在运输合同行为履行完毕后，受害人游玩至景区飞云项时，方某实施故意伤害犯罪行为导致其受伤死亡，该地点并不在答辩人从事索道服务的范围内，故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答辩人与受害者刘某的死亡后果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答辩人对本案受害人的死亡不存在任何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由第三人承担责任；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补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刑事判决书可以证实，受害人刘某被第三人方某的犯罪行为侵害致死，该死亡结果与答辩人没有关联，况且死亡地点并不在答辩人服务的范围之内。三、被答辩人与侵权人方某达成的和解协议己实际履行，该赔偿协议视为被答辩人对赔偿权益的自行处分，民事赔偿已经处理终结。2019年4月12日签订的《赔偿协议》及凭证可以证实，本案中第三人方某作为侵权责任人，与受害人刘某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法应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方某己依赔偿协议向被答辩人实际支付赔偿款70万元，因此，被答辩人与第三人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视为被答辩人对其享有赔偿权利的自行处分，该民事侵权赔偿已经终结。四、被答辩人以旅游经营者未尽案全保障义务，单独请求承担补充责任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补充责任是指因同一债务，在应承担清偿责任的主责任人财产不足给付时，由补充责任人基于与主责任人的某种特定法律关系或因为存在某种与债务相关的过错而承担补充清偿的民事责任。权利人对补充责任人不享有完全独立的请求权，而应该先要求主责任人承担责任，在主责任人的财产不足给付时，才能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依法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提起诉讼，请求第三人方某就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暂且不论该赔偿标准是否符合法定赔偿标准，但被答辩人与第三人达成并己实际履行的赔偿协议看，均应视为被答辩人对本案赔偿事宜的终结处理。退一步讲，即使主张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相应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亦应当将本案侵权责任人方某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在法院判决方某不能履行赔偿的范围内才能请求补充责任人按过错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答辩人在自行决定放弃侵权人方某的部分赔偿金额后，又另行单独提起诉讼，请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责任，属逻辑错误，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五、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诉求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存在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1、因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依上述规定，被答辩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2、被答辩人主张的丧葬费计算方法不符合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参照惠州市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工资数据，惠州市2019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约为5634.72元。故被答辩人计算标准过高。3、被答辩人无直接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损失。经审理查明，原告一与刘某于2019年2月20日上午前往博罗县罗浮山风景名胜区游玩，两人向被告一支付120元购买两张罗浮山朱明洞景区门票，向被告二支付190元购买两张索道票。其后两人进入罗浮山朱明洞景区，搭乘索道后徒步到达飞云顶。12时40分许，刘某在飞云顶附近遭案外人方某使用剪刀刺击右颈后倒地不起，原告一遂拨打110进行报警，并通过其余游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公安机关接警后将相关情况通知被告一员工，该员工接到通知后于13时30分许到达事故发生地。14时许，医护人员到达事故发生地对刘某进行抢救，后被送往博罗县×××××卫生院抢救无效后死亡。2019年4月12日，原告与案外人方某签订《赔偿协议》，约定由案外人方某向原告赔偿700000元，其后案外人方某向原告支付了上述赔偿款。2019年7月31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粤13刑初6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案外人方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现原告以两被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诉诸本院并提出上述诉请。另查明，案外人方某系通过向被告一购买门票后进入案涉景区的，其刺击刘某所使用的剪刀系从飞云顶附近的垃圾桶中拾取。除被告一管理范围内的道路外，仍存在其余通往飞云顶景点道路。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告亲属刘某系遭方某的犯罪行为导致死亡，方某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方某已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对民事赔偿与原告达成协议并已履行完毕。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在于两被告对刘某的死亡是否存在管理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被告二系案涉景区索道运行的管理机构，事故发生地并非其管理范围，故其对原告的相关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故被告一只有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下，才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刑事案件相关证据的记载，刘某系遭案外人方某用利器刺伤后死亡的，其所使用的利器为从飞云顶附近垃圾桶所拾得的剪刀，并非其自行从被告一管理范围内带入景区，且根据罗浮山管理委员会向本院出具的《证明》，通往案涉事故发生地点即罗浮山景区飞云顶景点并非仅存在被告一管理范围内的道路，而存在其余不属被告一管理的道路，故对于该剪刀是否系从被告一管理范围被带入飞云顶这一事实无法确认，故无法证明被告一对案涉事故的发生未尽安全检查义务。另根据（2019）粤13刑初65号刑事判决书，事故发生后被告一工作人员许某1在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事故发生地对事故进行处理并将相关情况告知公安机关，且由于原告亲属刘某的伤情为右颈外动脉断离，对该程度的伤情需采取专业的医疗手段进行救助，而因事故发生地位置特殊，若要求被告一在事故发生地附近配备相当程度的专业医疗设备及人员，已明显超过其应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综上，被告一对原告亲属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并已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对原告的相关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善春、刘飞飞、刘鑫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7.76元，由原告陈善春、刘飞飞、刘鑫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友良审 判 员  赖瑜平人民陪审员  叶秀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杨玉婷书 记 员  陈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