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83民初20034号原告：高攀，男，蒙古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科，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贺评，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志科，男，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跃青，上海邦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晓军，男，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玉贵，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种柏旭，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攀与被告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时公司）、胡志科、杨晓军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案件审理过程中，高攀申请撤回对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准许。本院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5月29日、2020年10月2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共同回购原告所持有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72%股份，向原告支付股权回购款23257287.7元(其中投资本金为1850万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10月18日5571287.7元；利息以投资款18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计算；扣除历年分红814000元)。最终股权回购款金额按原告与两被告及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签署的《高攀、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沈洁与胡志科、杨晓军关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92.5万元；3.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其他费用共计223600元(其中律师费196100元，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225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案外人沈洁、案外人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现名“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两被告于2016年1月14日签订《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下称“《增资协议》”)后，2016年11月底原告与华时公司、两被告重新签订的《高攀、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沈洁与胡志科、杨晓军关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下称“《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以替代原协议。《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对华时公司未达到上市目标两被告共同回购股权的条件进行了明确约定。补充协议“3.1股权/股份回购如遇有以下情形下，乙方(原告)有权要求丙方(两被告)或丙方控制的主体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华时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份；丙方也可选择第三方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份。乙方有权在知晓下述任一情形发生后提出回购要求，丙方应并且丙方应促使目标公司予以配合执行，且须在乙方书面提出回购要求六个月内完成办理回购：(1)如果因目标公司自身原因，不能于2017年12月31日前实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3.2回购价格回购价格为(i)该投资方的投资金额*(1+8%*n)-目标公司历年累计向该方实际支付的股息、红利…。”《增资扩股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和赔偿9.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实质性义务、保证事项，或作出的声明、保证及承诺与事实严重不符，则被视为违约，违约金为本次增资价款的5%…；9.2丙方一对目标公司在本协议中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目标公司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与保证与事实不符或不全面履行承诺的义务而引起的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合理损失和费用，丙方一承担连带责任。”《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签订后，华时公司未能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目标，已经触发了股份回购条件；原告要求两被告对原告所持有的华时公司的10.72%股份进行回购。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向贵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胡志科辩称：一、《增资协议》中的回购条款已被废除。答辩人、华时公司、杨晓军与被答辩人以及各投资人就是否回购股份已达成一致意见：答辩人和杨晓军用自己的部分股份补偿被答辩人及各投资人，被答辩人及各投资人获得补偿股份后放弃《增资协议》中要求公司及控股股东回购股份的权利。各方基于此合意签署了《业绩补偿会议纪要》。此会议纪要强调：股份补偿完成后，视为增资对赌协议履行完成。2018年11月10日，各方据此签订了《股份补偿协议》，同时《股份补偿协议》的第八条第二款也约定本协议与《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不一致，以本协议约定为准，而该协议无回购条款。被答辩人的其他行为也表明，其已放弃回购条款所载权利，积极谋求公司发展，与公司成为命运共同体，不再是《增资协议》中可抽身离去的投资人，具体如下：(一)在确定华时公司无法按约定时间上市的情况下，被答辩人增持华时公司股份。2018年11月10日，各方根据上述会议纪要达成的一致意见，签订了《股份补偿协议》。《股份补偿协议》第2.2条规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五(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回购权”所享有的权利继续有效，甲方、丙方及除乙方五之外的其他乙方承诺在2019年2月28日前促使苏州世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乙方五签订回购乙方股份的框架协议，并协调相关受让方，使乙方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顺利退出。由上述条款可知，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决定退出华时公司，其股份由苏州世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受让。通过工商系统查询，苏州世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80.43%的股份由与华时公司对赌的投资者所有，被答辩人的占股比例为32.17%，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即，在确定华时公司无法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的情况下，只有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决定退出华时公司，而被答辩人及其他投资者在增持华时公司的股份，足以证明被答辩人没有退出公司的意愿。(二)被答辩人为了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2019年5月18日，被答辩人为了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与答辩人、沈洁、王丽民、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泽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该协议也是在落实业绩补偿会议纪要即增资对赌协议已经完成，回购条款已经废除，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在协议的第二条第四款约定所有声明和承诺均是不可撤销。(三)华时公司上市失败后，被答辩人通过各种途径，成为控股股东，截止至《一致行动人协议书》签署之日起，被答辩人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华时公司股份18.2%，成为实质上的控股股东。担任财务负责人、总经理(实际全权负责公司经营)、董事会秘书。(四)被答辩人成为华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9年6月28日，华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已实际控制该公司。《增资协议》已履行完成，被答辩人的角色也从对赌协议中的投资者，变为华时公司的普通股东，不再享有《增资协议》中的权利。被答辩人不能因现阶段公司发展遇到困难就再次要求公司及控股股东回购股份。根据《增资协议》，答辩人也仅在公司无能力履行回购义务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增资协议》中第5.3.2条规定：如届时公司无能力履行上述回购义务，则戊方应就公司须承担的该等回购义务负连带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公司先履根据《中华人行回购义务，在公司无力履行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公司必须先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义务，以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华时公司没有履行减资程序的情况下，被答辩人请求华时公司回购其股权，并主张华时公司、答辩人、杨晓军共同承担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义务，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以及《增资协议》中的约定。综上所述，《增资协议》中的回购条款，因为原被告各方关于《业绩补偿会议纪要》以及签订的《一致协议人行动书》予以废除，不再发生法律效力，请求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杨晓军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回购的真实意思表示体现在各方2016年1月14日签订的《增资协议》中，该协议约定的回购主体为华时公司及胡志科(详见《增资协议》第5.3.1项)，杨晓军仅在华时公司无力履行回购义务时承担连带责任(详见《增资协议》第5.3.2项)，根据《九民纪要》第5条规定，原告无权要求华时公司回购股权，杨晓军更不应承担回购义务。虽原告在《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中又提出各方在2016年11月重新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并替代了2016年1月14日的《增资协议》，但原告所述的《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上载明的签订日期却为2016年1月13日，该补签的协议实际是各方为华时公司上市需要而制作的，各方认为相关权利义务应以2016年1月14日的《增资协议》为准，故特意将协议签订日期写为“2016年1月13日”，以便2016年1月14日签订的《增资协议》取代其效力。二、华时公司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增资后，因华时公司在2016、2017年底既净利润不达标，又没有实现2017年12月3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包括原告在内的增资股东要求胡志科和杨晓军承担责任，胡志科和杨晓军无奈只能按照原股东要求，以《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为基础进行协商，达成了《业绩补偿会议纪要》和两份《股份补偿协议》，但该三份文件已经对补偿约定进行了变更，原告已同意杨晓军采用股份补偿方式对因华时公司在2017年底既净利润不达标，又没有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进行补偿，并且明确原告无权再主张杨晓军回购股权。1.2018年10月9日，包含原告在内的增资股东与原股东胡志科和杨晓军达成《业绩补偿会议纪要》，明确约定了胡志科和杨晓军采用股份补偿方式对增资股东(不包含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进行补偿，杨晓军应承担的为210万股。同时明确写明“补偿完成后，视为增资对赌协议履行完成，胡志科、杨晓军无需再对2016年、2017年业绩承担任何补偿责任”。2.基于上述会议纪要，2018年11月10日包含原告在内的增资股东又与原股东胡志科和杨晓军签订《股份补偿协议》，确认采用股份补偿方式对增资股东(不包含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进行补偿，杨晓军应承担的补偿股份为210万股。该协议第2.1款约定“本协议生效及补偿股份转让完毕并完成工商变更后，即视为各方签订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补偿条款履行完毕”，同时第2.2款约定仅有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回购权”继续有效，说明包含原告在内的其他增资股东已确认不再拥有要求回购的权利。3.2019年3月12日，杨晓军又单独与原告签订了《股份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了杨晓军需向原告补偿的股份为62.16万股，同时该协议第二条赋予了杨晓军选择权，杨晓军可以选择通过股份补偿或者股份回购的方式对原告进行补偿，如果杨晓军选择股份回购，应在2019年11月15日前发出要约，但杨晓军并未发出，且杨晓军还向原告发出了要求其配合办理将62.16万股份变更至其名下的律师函，说明被告已选择采用股份补偿方式补偿原告，因此原告无权再要求杨晓军回购其股权。三、杨晓军已将持有的华时公司公司62.16万股权质押给原告，并于2019年11月23日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要求原告履行《股份补偿协议》约定，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股份补偿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原告未配合办理。杨晓军已全面履行了与原告关于股份补偿的约定，原告无权再要求杨晓军回购股权。四、其他增资股东王丽民曾以相同事由起诉杨晓军要求回购股权，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王丽民对杨晓军的诉讼请求即(2020)晋04民终835号案件。综上，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对杨晓军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各方围绕各自的主张进行了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无争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予以综合分析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1月14日，甲方（高攀）、乙方（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丙方（沈洁）、丁方（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戊方（胡志科、杨晓军，二人为华时公司股东）各方签订了《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甲乙丙以增资方式对丁方进行投资，其中甲方投资1850万元，认购华时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96万元，296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554万元溢价列入华时公司资本公积金。并约定了回购条款：如戊方或者华时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和承诺，或者未能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包括以IPO方式直接上市或被上市公司收购等间接上市的情形），公司及控股股东应当根据甲方、乙方、丙方的要求回购甲方、乙方、丙方因本协议约定的增资而增持的公司股权，回购价格为甲方、乙方、丙方的投资本金(甲方1850万元、乙方1350万元、丁方800万元)加年化8%的利息；如届时公司无能力履行上述回购义务，则戊方应就公司须承担的该等回购义务负连带责任。2016年1月15日-1月20日，高攀向华时公司支付了1850万元投资款。2016年11月，甲方（华时公司）、乙方（乙一高攀、乙二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乙三沈洁）、丙方（丙方一胡志科、丙方二杨晓军，二者为华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签订关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该协议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实际签署时间为同年11月。主要内容为：1.甲方拟增资640万元，乙方以4000万元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640万元，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目标公司的资本公积。其中高攀以1850万认购296万股新增注册资本。2.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实质性义务、保证事项，或作出的声明、保证及承诺与事实严重不符，则被视为违约，违约金为本次增资价款的5%。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差额。3.丙方一对目标公司在本协议中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因目标公司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与保证与事实不符或不全面履行承诺的义务而引起的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及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合理损失和费用，丙方一承担连带责任。同日，前述各方还前述了补充协议，约定：1.业绩承诺。丙方承诺：目标公司2016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2017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挂牌承诺。丙方承诺：目标公司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实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2.股权补偿。若目标公司2016年、2017年任一年度净利润未达到根据本补充协议1.1条款所约定标准的80%的水平，即2016年甲方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1600万元，即2017年甲方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2400万元，则丙方应以零对价向乙方转让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的部分股权作为乙方各方投资成本的补偿。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根据2016、2017年目标公司是否实现承诺净利润水平计算得出，如果甲方后续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股等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则补偿数量相应调整。3.股权补偿方式分如下情况确定股权补偿数量：2016年目标公司实现净利润未达到1600万元时，则丙方需向乙一补偿的股份数量=(1600-2016年实际净利润)/6.25x46.25%、向乙二补偿的股份数量=(1600-2016年实际净利润)/6.25x33.75%、向乙三补偿的股份数量=(1600-2016年实际净利润)/6.25×20%。2017年目标公司实现净利润未达到2400万元时，则丙方需向乙一补偿的股份数量=(2400-2017年实际净利润)/6.25x46.25%、向乙二补偿的股份数量=(2400-2017年实际净利润)/6.25x33.75%、向乙三补偿的股份数量=(2400-2017年实际净利润)/6.25x20%。4.股权回购。如遇有以下情形(以下简称“回购情形”)下，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或丙方控制的主体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份；丙方也可以选择第三方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份(本协议中称为“回购”)。乙方有权在知晓下述任一情形发生后提出回购要求，丙方应并且丙方应促使目标公司予以配合执行，且须在乙方书面提出回购要求六个月内完成办理回购：(1)如果因目标公司自身原因，不能于2017年12月31日前实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如果目标公司未能达到本协议“第一条承诺”之中任意一条承诺；(4)目标公司原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或目标公司出现重大诚信问题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导致乙方股东权益受损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出现乙方不知情的重大资产转移、帐外销售收入；(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和间接持有)降至一定比例，使其丧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回购价格为(i)该投资方的投资金额x(1+8%xn)-目标公司历年累计向该方实际支付的股息、红利(其中：n=投资年数，投资年数按照实际投资天数除以365计算，计算至小数点后2位)；(ii)该投资方的投资金额+该方增资款投入日至提出回购要求日之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x该方持股比例-目标公司历年累计向该方实际支付的股息、红利(其中：n=投资年数，投资年数按照实际投资天数除以365计算，计算至小数点后2位)。丙方应以上述(i)(ii)二种方式中的高者作为回购价格。乙方有权在出现回购情形后要求丙方回购乙方持有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股份。丙方应于乙方向其提出该书面要求之日起6个月内(以下简称“回购期限”)自身或安排第三方一次性购买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股权/股份并将回购价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超过上述期限但未超过乙方向丙方提出书面回购要求之日起12个月，不予回购或未付清回购价款的，乙方有权对未付清回购价款部分按年利率8%向丙方收取利息。超过乙方向丙方提出书面回购要求之日起12个月，仍存在不予回购或未付清回购价款的，每超过一天应将其应予支付而未支付的回购价款按照万分之一/日计算违约金。在乙方提出回购要求日至丙方实际支付完毕全部回购价款及相应利息或者违约金之日止(以下简称“回购执行期”)，回购价款仍然按照本协议3.2条的约定持续计算。5.乙方可以要求丙方中的任意一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回购义务，丙方中的其他一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再查明，2018年10月，高攀、杨晓军、胡志科等人签署业绩补偿会议纪要，内容包括：按增资协议约定，2016、2017年合计完成4000万元审计后净利润，实际亏损1475万元，应补偿5475万元，其中70%由胡志科承担、30%由杨晓军承担。全部折算股份补给增资股东，补偿股份数为：5475/6.25=876万股。各方商定补偿由胡志科、杨晓军补偿700万股，预留股份44万股用来补偿，其中490万股由胡志科承担、210万股由杨晓军承担。补偿股份中400万股变现后补偿给公司，剩余344万股用来补偿老股东(包括光大常春藤股份回购)。补偿完成后，视为增资对赌协议履行完成，胡志科、杨晓军无需再对2016年、2017年业绩承担任何补偿责任。2018年11月10日，华时公司作为甲方，乙方（高攀乙方一、七友投资乙方二、沈洁乙方三、王丽民乙方四、光大常春藤（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乙方五、宁波泽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六、昆山八八果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乙方七）、丙方（丙方一胡志科，丙方二杨晓军），签订《股份补偿协议》，约定：鉴于各方于2016年1月13日、2016年5月6日、2016年10月签署了《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丙方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天健沪审(2018)344号《审计报告》，确认了公司2016年、2017年净利润分别为-1045.72万元、-546.60万元，未达到《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目标，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甲方、乙方及丙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补偿条款：1.股份补偿。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约定，丙方需补偿乙方金额为：(1600+2400-(-1045.72)-(-546.60))=5592.32万元，各方一致同意调减为4570万元，其中用预留在王丽民名下44万股中的31.20万股股份补偿195万元，剩余4375万元由胡志科、杨晓军分别承担70%、30%补足责任。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股权补偿”约定，丙方可采用股份补偿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即丙方应补偿股份总数为4375/6.25=700万股，其中胡志科补偿金额3062.50万元(折合490万股)、杨晓军补偿金额1312.50万元(折合210万股)。2.业绩补偿条款履行完毕。本协议生效及补偿股份转让完毕并完成工商变更后，即视为各方签订的《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补偿条款履行完毕。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五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回购权”所享有的权利继续有效，甲方、丙方及除乙方五以外的其他乙方承诺在2019年2月28日前促使苏州世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乙方五签订回购乙方股份的框架协议，并协调相关受让方，使乙方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顺利退出。3.补偿股份分配。补偿股份总数731.20万股中的330.20万股，由丙方根据本协议第3.2条约定无偿转让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单位或个人。补偿股份总数731.20万股中的401万股，由丙方根据乙方的指示变现，变现后的资金扣除相关税费后全部用于处理公司的部分亏损、坏账及乙方五股份回购。补偿股份总数731.20万股中的330.20万股，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按乙方实际持股数每10股补偿3.25股的比例进行补偿。2018年11月12日，经苏州市行政审批局审批，准予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江苏华时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3月11日和3月12日，高攀与胡志科通过微信沟通业绩对赌补偿事宜，其中高攀说道“你和杨总都可以找人回购，谁安排收购股份，相应补偿肯定不用给我们了，具体是补偿股份咋处理是你们的事了。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回购我们的股份!”2019年3月12日，华时公司（甲方）、高攀（乙方）、杨晓军（丙方），各方签署《股份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本协议中使用但未另行定义的词汇拥有与各方、目标公司及其他相关方于2016年1月13日签署的《高攀、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沈洁与胡志科、杨晓军关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以下统称为“《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同的含义。鉴于：1、2016年、2017年净利润未达到《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目标，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杨晓军、胡志科应以零对价向乙方转让其合法持有的目标公司的部分股份作为乙方各方投资成本的补偿，其中杨晓军承担30%、胡志科承担70%。2、《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或丙方控制的主体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丙方也可以安排第三方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3、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乙方作为增资股东之一与胡志科、杨晓军作为原始股东约定的出资金额是计算增资股东享受对应补偿的占比依据。基于以上约定，甲方、乙方及丙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股份补偿。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丙方需补偿乙方金额为：(1600+2400-(-1045.72)-(-546.60))×30%×29.13%=488.71万元，乙方、丙方协商一致同意调减为388.5万元。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丙方可采用股份补偿方式对乙方进行补偿，即丙方应补偿乙方股份数为388.5/6.25=62.16万股。二、股份回购。乙丙双方一致同意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丙方可按《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通过回购乙方持股替代相应的股份补偿，回购价格根据《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执行，丙方回购乙方股份的，则该相应的股份所对应的股份补偿也归丙方享有。丙方回购乙方的股份比例在30%以内(含30%)，免除丙方相应股份的补偿责任；若丙方回购乙方股份比例大于30%，乙方将超出30%部分股份从其它股东取得的对应补偿股份一并转给丙方享有。2.2丙方可以在2019年11月15日前向乙方以不低于《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发出书面回购要约，乙方需在收到回购要约后5日内予以书面回复。乙方可以接受或放弃要约，如乙方放弃出售相应股份的，放弃要约收购部分股份对应比例的补偿股份也同时放弃。2.3丙方一经书面发出回购要约，不得撤销，否则按要约回购金额的30%赔偿给接受要约的一方，同时股份补偿继续有效；乙方收到丙方发出的回购要约后5日内未予以书面回复的，则按本协议2.2条款视为乙方放弃出售相应股份处理。三、补偿股份过户前相关约定。丙方应当根据乙方的指示在2019年3月31日前将其应补偿乙方股份即62.16万股质押给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并办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2019年4月19日，杨晓军将其持有的华时公司62.19万股股权登记质押给了高攀。2019年5月18日，甲方胡志科、乙方高攀、丙方沈洁、丁方王丽民、戊方昆山七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己方宁波泽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书》，主要内容包括：1.高攀股权通过投资获得296万股，胡志科补偿其145.04万股东，杨晓军补偿高攀62.16万股，合计503.2万股，占股18.22%。2.各方直接持有公司62.78%的股份，通过股权质押持有172.2万股投票权，占公司6.24%的股份，各方直接间接合计控制公司69.02%的股份。一致行动包含甲方补偿给其他各方的股份，由于甲方与其他各方补偿协议尚未签订及执行，补偿协议签订执行后，不管该部分股份权益如何转移，都属于一致行动的一部分。2019年8月29日，胡志科将其持有华时公司145万股质押给了高攀。2019年11月23日，杨晓军委托其律师向高攀发出律师函，主要内容为：“2019年3月12日，杨晓军与华时公司、高攀签订了《股份补偿协议》一份。根据该协议，高攀选择了受让杨晓军部分股份的补偿方式。杨晓军需补偿62.16万股股份给高攀，该股份自华时股份公司成立满一年的次日起归高攀方所有，各方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补偿股份变更至高攀名下的工商变更手续。本协议签订后，杨晓军已经按约将62.16万股股份质押给高攀，并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但各方一直迟迟没有办理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本律师受杨晓军先生委托郑重告知各位，各位需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62.16万股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请在收到本函后七日内书面回复本律师，以便商定时间一起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如因各位的原因导致未能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不利后果由各位承担。并且视为杨晓军已经全部履行了对高攀的业绩补偿义务。”另，高攀通过增资方式投资华时公司后，华时公司再次进行了增资。华时公司未能上市成功，亦未达到预定利润业绩。高攀原投资经过增资稀释后现登记股权比例为10.72%。高攀自认此前分红金额为814000元。本案争议焦点为：1.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的协议是否仍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2.《股份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与《江苏华时新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偿协议之关系。高攀要求杨晓军、胡志科回购股权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原被告及其他当事人于2016年1月14日签订《增资协议》后，原告遂投入华时公司1850万元增资款，并依约取得相关权利。此后，各方于2016年11月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该协议虽然落款时间在2016年1月14日签订《增资协议》前一天，但此后各方签署的多项协议均明确了《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其中包括《股份补偿协议》等各方认可的后续协议载明了2016年1月13日《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事宜。足以说明2016年1月13日的协议对各方具有约束力，而不再依据2016年1月14日的《增资协议》来规范各方权利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2016年1月13日《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业绩补偿及股权回购事宜。按照2016年1月13日的协议，若未达到约定的业绩，高攀作为投资人有权要求两被告或两被告控制的主体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后华时公司在2016年及2017年业绩未达标，亦未上市成功。原被告及各方形成业绩补偿会议纪要，就业绩未达标的补偿作出明确约定，并明确载明“补偿完成后，视为增资对赌协议履行完毕。”此后各方于2018年11月10日又签署了股权补偿协议。股权补偿协议中明确载明光大常春藤有回购权，包括高攀及两被告在内的其他股东需要协助光大常春藤办理回购事宜。此时，华时公司已经出现了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业绩不达标和未能上市成功的情况，高攀已经可以行使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要求股权补偿和回购的权利，但其并未要求行使回购的权利，仅明确光大常春藤享有回购的权利。此后，高攀还与两被告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共同应对相关事宜。并结合此后高攀与杨晓军签署的《股份补偿协议》内容，高攀与杨晓军约定补偿或回购，杨晓军与胡志科系原共同对赌方，在高攀与杨晓军签署的协议中亦未言及和区分胡志科与杨晓军的回购比例及相关事宜，说明高攀亦无要求胡志科回购之意思。综合前述理由，高攀事实上放弃了股权回购的权利，而仅以股权补偿来弥补业绩不达标和上市不成功的后果。关于高攀要求杨晓军承担回购义务的主张。基于前述理由，另高攀与杨晓军于2019年3月12日签署的《股份补偿协议》，该协议对股份补偿和股份回购作了明确约定，并赋予了丙方即杨晓军发出回购邀约的权利，该条款是依据2016年1月13日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对业绩不达标的后果处理，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杨晓军按约对高攀进行股权补偿即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无需按照高攀的意思再履行回购义务。后续杨晓军亦委托律师向高攀发出律师函，明确要求各方协助办理股权补偿的工商变更手续，而未发出回购邀约。故高攀要求杨晓军履行回购义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高攀要求杨晓军承担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攀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3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031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欧 平人民陪审员  顾凤珍人民陪审员  孙嘉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耿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