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黔2631行初63号原告杨启斌，男，1974年11月5日出生，苗族，住锦屏县。被告锦屏县林业局,地址锦屏县三江镇排洞社区。法定代表人陶通照，男，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平锦，男，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向家万，男，1993年5月26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委托代理人龙立成，男，1967年12月5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第三人龙姣梅，女，1956年7月28日出生，苗族，住锦屏县。委托代理人龙运益，男，1956年2月2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第三人锦屏县，地址锦屏县铜鼓镇高柳村。负责人向家成，男，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向昌坤，男，1972年3月21日出生，侗族，住锦屏县。原告杨启斌诉被告锦屏县林业局、第三人向家万、龙姣梅、锦屏县林业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于2020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等诉讼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启斌，被告天柱县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平锦、第三人向家万的代理人龙立成、第三人龙姣梅及其委托代理人龙运益、第三人锦屏县的委托代理人向昌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启斌诉称，1985年锦屏县人民政府向杨启银（原告哥哥）颁发林权证，地名：“岑榜秀坤荒山”，又名“庭旁”，四抵：上抵大路、下抵田、左抵小岭沟、右抵昌应大田外角。1990年原告与哥哥杨启银分家时，“岑榜秀坤荒山”归原告。2014年，填证机关锦屏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在原告及其家属都没有参与林权确权（换证）勘界或勘查，也没有签字认可的情况下就将材料上报，导致2014年9月3日锦屏县人民政府向原告更换新的“岑榜秀坤荒山”林权证，证号：锦府林证字（2014）第5226280902849-××号（简称：2849-××号），所承包范围四抵：东抵田冲、南抵杨启亮山界岭、西抵高柳村向昌儒山界、北抵田。换发新的林权证时，由于原告及其家属文化程度不高，无法识别新林权证四抵及ＧＰＳ测量图所确定的面积是否全部包含原告原林权证承包范围，也不清楚错误的林权证颁发后，对原告有何影响。2017年9月份，龙姣梅（锦屏县铜鼓镇高柳村上朵冲，现户主向家万之母，向昌儒之妻，与本人山林相临，地名：下岑榜）误将原告承包的部分（北面）山林出卖，此时原告找到相关人员确认后，才发现政府部门颁发给原告2849-××号新林权证的四抵及ＧＰＳ测量图出现严重错误。2849-××号林权证ＧＰＳ测量图中标注的“山路、坡顶方向的三岔路口”与老林权证以及与实际中的“山路、坡顶方向的三岔路口”严重不符，实际的“山路、坡顶三岔路口”是作为原告承包的山林与铜坡村××组集体山林（集体林权证组长户名：杨启祥）的分界线，而且2849-××号林权证的ＧＰＳ测量图标示的“山路、坡顶三岔路口”均标在铜坡村××组集体山林中。2849-××号林权证四抵与实际不符，出现严重错误，林权证范围只有东抵田冲与实际相符，南抵杨启亮山界岭、西抵高柳村向昌儒山界、北抵田都是错误的。2020年3月，原告根据县林业局的建议委托贵州北伟科技有限公司对原告2849-××号林权证所承包的“岑榜秀坤荒山”进行勘查测量，测量结果证实2849-××号林权证的四抵及ＧＰＳ测量图确实与林权证承包的范围不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2849-××号林权证上半部ＧＰＳ测量图整体向铜坡八组集体山林方向下移百米（直线）以上，导致相邻的山林林权证上的ＧＰＳ图全部向南移。根据2007年《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一章第三条确权发证工作流程规定的12个步骤实施。其中勘界规定，根据村（组）林改方案，由驻村工作组和村（组）干部及时通知林权权利人及其相邻权利人，（通知内容和格式采用《林权勘界通知单》）组织林权相关权利人、勾图技术员、填表员，到实地确定四至界线；林权权利人申请发证，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载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限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颁证附图中标明的界桩、明显地物标志与实际相符。第二章第八条规定，勘查精度，勘界误差：以明显地形、地物作界线的，勘界误差应小于图上距离0.3ｍｍ（实地3ｍ）；以非明显地形、地物作界线的0.5ｍｍ（实地5ｍ），勘界误差应小于图上距离。然而，本案中锦屏县人民政府（锦屏县林业局）向原告颁发的2849-××号林权证从程序到实体都严重的违反了上述规定。因被告的不作为行为，从2017年9月至今原告发现林权证出现错误后，原告多次找到相关部门解决，每次都是按照镇里、县里的要求办理，但被告一直未给予原告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锦屏县人民政府2009年颁发给向家万的“下岑榜”林权证，编号为522628090211ＭＤＹＭＳＹ03731。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锦屏县林业局辩称，原告所在的铜坡村××组，也是在同期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权登记），《铜坡村林改方案》第6页特别说明了：“勘界时通知到各组各户的，各组各户要及时上山现场明确四至界线和面积，通知不去的，视为同意勘界结果”。2007年5月20日杨启斌带领勘界技术员熊光才、杨秀松，其他踏查人张远光、杨正文等人现场对01862号宗地（小地名：庭旁秀坤荒山）指界进行外业勘界勾图，填写《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并接界人签名。以上两项说明杨启斌参加了林权登记，对林改是知情的。2019年2月18日铜鼓镇林业站组织铜坡村××组村民与杨启斌到山场勘验核实边界，已经进行了边界、面积、图纸更正，并将《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添加到林权档案中。这说明边界已重新划定清楚，争议已解除。经查第三人向家万的03731号宗地（小地名：下岭旁）与被原告杨启斌的01862号宗地（小地名：庭旁秀坤荒山）为相邻关系，边界已重新划定清楚。综上事实，锦屏县人民政府向向昌儒颁发的01××25号《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合法，没有侵害原告杨启斌的合法权益，恳请黎平县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3日，锦屏县人民政府向杨启斌锦府林证字（2014）第5226280902849-××号《林权证》。宗地地名“庭旁秀坤荒山”，内业号01862，林地所有权权利人铜坡村××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林木所有和林木使用权权利人为杨启斌，面积43.53亩，其四至：东抵田冲，南抵杨启亮山界岭，西抵高柳村向昌儒山界，北抵田。2009年12月1日被告颁发给铜鼓镇高柳村向昌儒（已故）林权证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901525-1∕1号《林权证》，编号522628090211ＭＤＹＭＳＹ03731，该证的“下岭旁”（地名），其四抵：东抵下朵冲山界，南抵下朵冲山界，西抵同坡山界，北抵向必银山界。林地所有权人高柳村十一组，林地使用权人向昌儒，森林或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向昌儒（已故，现该山场由其妻子龙姣梅、儿子向家万经营管理）。原告认为被告颁发给向昌儒的林权证的范围已经侵占其林地范围，原告取得的林权证的范围又侵占本组的林地范围。原告以杨启银持有的《林权林地使用证》《山林登记清册》以及《民国契约》、朵冲生产队的锦林权字第7号《山林所有权证所辖范围清册》为争议林地的权属依据，向本院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同时查明，在2018年月2月27日铜鼓镇高柳村村民委员会和铜坡村村民委员会就杨启斌与向家万“庭旁”山林争议进行调解，当时向家万以证号为522628090211ＭＤＹＭＳＹ03731中的“下岭旁”（地名）主张争议山林权属。2018年3月13日在铜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程中，原告提出2014年9月颁发的《林权证》，没有按照1995年11月颁发的山林登记册进行实际构图，原告提出要将原来1985年颁发的权属范围林地划归原告，2009年颁发给向昌儒的新《林权证》，按照原来山林登记册进行了登记，覆盖了1985年11月山林登记册登记的原告林地面积。2020年10月2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林权证锦府林证字（2009）第5226280901525-1∕1号《林权证》中编号为522628090211ＭＤＹＭＳＹ03731宗地的登记。以上事实，有本院立案登记表、立案审批表、原告的起诉状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8年2月8日起实施）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之日起计算，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在2018年2月27日两个村民委员会组织的调解和在2018年3月13日铜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与第三人的调解过程中，原告均已经知道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证号为522628090211MDYMSY03731《林权证》的具体内容，故原告向法院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林权证》的起诉期限为2018年2月27日至2019年2月27日，但原告直至2020年10月20日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故原告起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启斌的起诉。原告杨启斌已预缴的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义杰人民陪审员  杨建玉人民陪审员  罗锦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宋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