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15民初3055号原告曹**华，男，汉族，1965年6月9日生，住所地江苏省滨海县。委托代理人陈欢水，贵州兴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被告贵州贝馨源婴幼儿游泳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文化商业步行街第G区（G2）2层1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90MA6DLWL48B。法定代表人邵卫。被告邵卫，女，汉族，1969年3月8日生，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文，贵州森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原告曹**华诉被告邵卫、贵州贝馨源婴幼儿游泳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贝馨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侯林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华及其代理人陈欢水，被告邵卫及邵卫、贝馨源公司共同代理人刘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华诉称，2018年1月12日，原告与两被告依法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邵卫将其所持公司49%股份，共计人民币二十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之日起，原告应该按照人民币种向被告邵卫一次性支付现金；协议生效后，原告按照受让股份的比例分享公司利润……等。因原告朋友当时给原告现金50万元，原告在签订协议时还剩23万元，故原告在上述协议书生效的当日，就向两被告一次性现金支付股份转让的股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整。2019年1月，原告向两被告转账（款）人民币二万二千元，作为被告临时急用资金。但一年多来，两被告违反协议约定，既没有向原告分取经营利润，也没有支付原告任何工资，还占用原告上述资金。并在2019年2月份及后来，两被告还单方面解除、终止协议，把原告赶出公司。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终止；2、判决两被告连带一次性向原告退还股份转让股金人民币20万元；3、判决两被告连带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因占用原告已向被告支付的股份转让股金人民币20万元的资金占用费人民币17782.8元；4、判令两被告连带一次性向原告支付原告因本案诉讼产生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壹万元（1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连带承担。被告邵卫、贝馨源公司共同辩称，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7月网上认识之后开始建立恋爱关系并一直存续至2019年2月7日,双方因性格不合分手。被告一直是以结婚为目的与原告进行相处，原告在与被告恋人关系存续期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并且原告的所有生活起居全是由被告负责且被告还为原告偿还债务8万元（有收款对方签字画押字条），故原告当时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受让案涉股权。且贝馨源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全部是认缴，截止2018年1月12日公司总资产已经不足3万元，原告在与被告相识相恋后，被告经常出入贝馨源公司，应当是非常了解公司资产及经营状况，其不可能用20万元购买一个总资产不足3万元的公司49%的股权。且现如今网络付款方式便捷，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现金支付股权转让款不符合生活常规，被告并未实际支付转让款其起诉意图是通过虚假诉讼目的来报复被告。原、被告分手后被告发现贝馨源公司被盗，公司丢失了2018年全年及2019年1-3月6日购销合同、2018年收据、销货清单，贝馨源公司及邵卫个人印章均有被翻动情况故被告即时报警。当时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区分局碧海派出所接警后以未丢失财务为由未立案。后原告就本案起诉时向法院提交了被告丢失的购销合同及单据，碧海派出所传唤了原告并收集了原告持有被告被盗取的2019年2-3月部分购销合同及相关单据。故被告有理由认为当时盗窃系原告所为，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及收条上印章被告姓名是打印倒盖章并未有被告亲笔签名和捺印，故印章应系原告偷盖。对于2019年1月9日原告给被告转账的22000元系案外人杨燕通过微信转给原告让原告替被告代收的货款，原告于当日将此货款转给被告并非原告所称的借款，更与股权转让纠纷无关。故综上，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股权转让关系，也未收到原告的股权转让款，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收条均系伪造，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原告诉请的工资，原、被告系恋人关系且原告只是在被告工作繁忙期间会来公司帮忙，双方并未有劳动关系且请求劳动报酬属于劳动争议需劳动仲裁前置且与本案不是统一法律关系。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原告涉及虚假诉讼罪请法院及时移交公安立案侦查。经审理查明，原告曹**华与被告邵卫自2017年7月认识恋爱后于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7日间同居生活。原告持有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载明：甲方邵卫、乙方曹**华，甲方邵卫愿意将其中49%股份转让给乙方，价款贰拾万元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现金支付。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转让方：邵卫”为打印，上有“邵卫”个人印章。本协议首部处有“贵州贝馨源婴幼儿游泳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原告持有的落款亦为2018年1月12日的《收条》载明“贵州贝馨源婴幼儿游泳用品有限责任公司邵卫转让股份49%给曹**华，今收到曹**华股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元），现金支付结清。”，尾部“收款人：邵卫”处为打印，上有“邵卫”个人印章。另查明，2019年3月11日10时24分，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碧海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载明“报警人邵卫称其2019年3月11日发现位于观山湖区的贝馨源婴幼儿游泳用品店中的部分合同文件及收据不见了（无其他财物丢失），其怀疑是被其前男友曹**华私自破坏其店面后门门锁进去将其偷走，现报警人只需要我所作登记”。根据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碧海派出所2019年5月29日对曹**华询问笔录记录，曹**华陈述2015年向夏柏庭借了800000元现金、到贵阳后带来230000元现金用其中200000元现金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庭审中，曹**华陈述向姓夏的朋友2016年借了500000元现金，部分消费后剩余230000元现金带到贵阳用其中200000元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并当庭展示一行李箱陈述现金存放于该行李箱中）；询问过程中民警与曹**华一起到其出租房处拿去曹**华陈述可以证明其为贝馨源公司股东的相关证据，取回材料中包含2016年3月6日签订的与惠水罗勇“爱乐堡”孕婴连锁、2019年3月6日签订的与惠水赵建国“宝贝孕婴”孕婴连锁两份合同原件及2019年3月1日台江“童云汇”吴昌明、2019年3月1日毕节“家有贝贝”刘亚玲、2019年3月3日雷山“爱多多”涂成贵、2019年3月4日新添寨“皇家贝贝”、2019年3月5日“宝了孕婴”赵建国共五家产品销货清单原件，公安机关复印留存上述合同及销货清单；曹**华两次向公安机关陈述最后一次到贝馨源公司系2019年2月，具体日期记不清。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股份转让协议书》、《收条》、《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及附件等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曹**华是否曾现金支付邵卫2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曹**华在公安机关陈述2019年2月时持有贝馨源公司钥匙、最后一次到公司拿走合同票据系2019年2月某天，但依据公安民警2019年5月29日与其一起取回的合同、票据包括了7份2019年3月方签订或发货的合同、货单，无论载明2019年3月6日签订的合同原件是否如曹**华向公安机关陈述系提前准备并非3月签订，五张载明3月初日期的销货清单、依据日常销售常识应至早为票据记载日期方发生交易下单或发货从而填具单据，提前销售或发货却在制作单据时将日期随意后推记录与日常经营交易规则严重不符，本院无侦查职能认定曹**华是否曾盗取贝馨源公司材料，但通过涉案证据可认定曹**华2019年3月5日或3月6日后曾到过贝馨源公司拿走至少上述7份材料；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仅有公司印章及邵卫个人印章并无邵卫签字、邵卫明确抗辩系曹**华单方打印后私自加盖，曹**华此前有公司钥匙且亦常到公司经营场所可接触公司印章、其与邵卫长达一年半恋爱同居亦有接触邵卫个人印章可能，现协议书中仅有印章不能独立证明系邵卫真实意思表示。同理，涉案《收条》中仅有公司印章及邵卫个人印章亦不能独立证明邵卫确收到曹**华200000元现金，曹**华在公安机关及本院庭审时的资金来源陈述矛盾、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资金来源及其经济实力，不能证明其确曾支付邵卫现金200000元。综上，曹**华不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邵卫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成立且成立后已实际履行，故对曹**华所有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20元，减半收取3110元，由原告曹**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起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侯林凤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