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02民初12015号原告：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住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雄天路98号孵化楼2号栋6楼。法定代表人：李国超，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曾佳魁，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莉，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玉兰，女，侗族，1965年1月12日出生，住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赖银花，湖南丰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裕隆种业公司）与被告杨玉兰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佳魁、被告杨玉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银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诉称：1、被告是由吴希军召集，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原告是一家经营水稻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的公司，当有订单任务时，只会通知吴希军，再由吴希军自行召集搬运工、包装工、装卸工提供劳务。原告再根据吴希军完成的工作总量计发劳务费给吴希军。至于吴希军召集哪些人员，每个人完成了多少，由吴希军自行管理，原告均不过问。在这过程中，原告连被告是谁都不认识，更不用说被告是否参与了搬运，包装等劳务，具体完成了多少任务量，领取了多少劳务费，原告均不知晓。原告既未对被告进行入职审核，也未对被告进行出勤考核，更未要求被告遵守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双方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关系。2、原告仅根据每次任务完成总量与吴希军结算劳务费，至于吴希军如何支付给被告，原告并不知晓。原告是根据不同劳务项目的单价和完成数量来计算总的劳务费用。原告只与吴希军就任务完成量进行核对、并由吴希军与原告进行统一结算，所发生的劳务费用由吴希军向原告提交税务局代开的劳务相关发票。原告将所有的劳务费全部支付给吴希军，由吴希军在劳务费领据上签字确认。至于吴希军收到原告支付的劳务费后，具体如何支付给被告，原告不参与，也不清楚。同时，为了给劳务人员提供方便，吴希军与原告协商，原告同意其召集的劳务人员临时住在原告的仓库，但需自行承担生活支出，同时需要向原告支付电费，由原告从支付给吴希军的劳务费中进行扣减，更加充分说明原告与吴希军属于平等的民事关系，而原告与被告不存在直接联系。3、既然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年休假工资和失业保险损失。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没有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因此也不需承担被告的失业保险损失。并且根据《湖南省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未办理失业保险登记，不满足领取失业保险的条件。此外，原告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和未休年休假工资。请求判令：1、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49518.75元；2、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年休假工资6071.26元；3、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失业保险损失36720元。被告杨玉兰辩称：1、原、被告双方具备劳动用工主体资格，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2、公司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被告，被告接受了原告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被告的劳动力完全交给原告进行支配，并从事原告用人单位安排有报酬的劳动，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3、被告提供的劳动及岗位是原告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更是公司生产中心仓储物流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劳动力，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4、再退一步说，既算有相应的证据显示被告并未完全接受公司的制度管理，也不能仅此一点就能被定性为劳务关系，事实上，公司在规章制度上是采取故意回避并作选择性的适用于被告，对搬运工及底层工人存在明显的职业歧视，而非被告主观不愿接受制度约束、管理。原告公司自始的用工行为就不合法，自始就以规避的方式，在侵害底层劳动者基本合法权益，这对被告太有失公平，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因此，本案不能完全以被告形式上受不受公司制度的管理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均充分，仲裁委据此认定劳动关系并无不当。经审理查明：原告科裕隆公司于2003年9月4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水稻种子的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等。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国超。2005年6月，被告经人介绍到原告处从事仓库装卸搬运工作，原告收取了被告押金共计1000元。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被告述称2020年3月，原告无故将其及搬运队全部成员辞退。因未得到理赔，被告杨玉兰遂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其请求事项为：要求原告支付被告：1、赔偿金120000元；2、法定节假日16天（2年）加班工资5888元，双休日192天（2年）加班工资35238元；3、年休假工资7360元；4、失业保险损失36720元；5、退还押金1000元。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20）第840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原告支付被告经济补偿49518.75元；二、原告支付被告年休假工资6071.26元；三、原告支付被告失业保险损失36720元；四、原告退还被告押金1000元。五、对被告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劳动仲裁后，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不服，向本院起诉。庭审中，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当庭承认收取了押金，并同意退还被告杨玉兰的押金1000元。被告杨玉兰当庭出示左胸前印有“科裕隆”字样的服装，以证实该服装系原告发放给被告的“工作服”。同时，被告杨玉兰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人孙某陈述，其系原告处保管员，其主要负责种子的进出、安排搬运工的具体工作及搬运工人具体工作量的记录等。证人孙某还当庭陈述：“他们每天做了什么工作，这份工作是什么价格，我们公司都有，我都要做好记录，到月底时，他们有一个记录员，进行核对，公司汇总后再造正规表，再算多少钱。吴希军属于队长，队长领钱，再根据记工员发放钱。他们长期居住在八楼，我只通知队长，工人跟量有关，量大就人多些，一般是那些人。迟到早退我不管，我只知道按吨位计算。”原告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证人胡某陈述，其系原告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负责行政人事工作。证人胡某还当庭陈述：“吴希军等人不接受公司的统一管理，他们并没有纳入花名册，也没有纳入工资支付的明细，不属于“钉钉”平台的成员。公司没有工作服，当庭展示的服装系公司销售部用于宣传促销的Ｔ恤衫。”另查明，吴希军系搬运队长，负责从事搬运工作的具体人数，负责与原告处仓储部门就搬运装卸的吨位、单价、金额进行核对，原告根据核对后的金额与被告进行统一结算。开具劳务费发票后，由搬运装卸劳务人员的牵头人吴希军从原告处领取全部劳务费，再分发给下面的搬运工人，原告杨玉兰亦从吴希军处领取报酬。同时，搬运装卸劳务人员平时都由吴希军进行召集、管理、安排。原告提交公证后的《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考勤管理制度》，以证实被告杨玉兰并没有“钉钉”账号，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不适用于被告杨玉兰等搬运装卸劳务人员，原告对被告并无任何奖惩措施。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840号裁决书；2、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的记账凭证、费用报销单、仓库用工记录单；3、《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考勤管理制度》；4、证人孙某、胡某的当庭证言；5、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否系劳动关系，着重审查双方是否具有紧密的人身和财产从属关系。劳动关系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约束，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命令、检查考核等劳动管理。同时，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系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劳动者从用人单位获取固定劳动报酬。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但双方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故需审查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虽提交其在原告处从事搬运装卸工作，工作内容系原告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证据，但这些证据无法排除被告杨玉兰系从事劳务的可能性。工作性质方面，自2005年至2020年期间，被告在原告做事具有临时性、间断性、辅助性的特性。吴希军得到原告方通知后才出工，吴希军再自行召集被告杨玉兰等人搬运劳务人员进行搬运、装卸。工作报酬方面，被告称其工资较为固定，按月发放，有底薪及提成构成，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有固定底薪。被告还称其部分工资系由现金形式发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相反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被告的报酬系不定时、按件计算的劳务费。经庭审核实，被告的报酬是在原告正式员工工资表之外另行制表发放，计酬方式以工作量为标准，原告科裕隆公司有工作记录，搬运队自己也有工作记录，搬运劳务人员之间多劳多得，双方核对任务总量，一段时间结算一次，区别于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其他员工的工资计算方法，且被告杨玉兰的报酬都是由吴希军支付，并非由原告支付。劳动管理方面，被告称其有原告发放的“工作服”，接受原告的管理安排。但经庭审核实，该“工作服”实系原告的文化推广衫，被告既没有接受原告日常的“钉钉”平台管理、考勤，也无需遵守原告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原告没有对被告有最低工作量要求、也没有对被告有奖励和处罚措施。同时，被告杨玉兰系吴希军招用的人员，其工作就是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其并不直接受原告的指使和安排；而原告作为工作总任务的发布者，并不能直接要求被告杨玉兰完成多少工作量，即原告未对被告进行劳动人事管理。社会保险方面，原告未为被告等人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被告在本案纠纷发生前从未要求原告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现有证据证实原、被告之间的联系是断断续续、比较松散。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形成了紧密的劳动关系。综上可以看出，尽管原、被告均符合法律、法规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被告实际从事的劳动也是原告业务的组成部分，但双方的关系不具有明显的人身与财产从属性，也未显示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故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关系实质上系劳务外包关系，因为原告只注重被告的劳务结果而非劳务过程，即由原告将搬运装卸业务外包给吴希军，再由吴希军负责召集相关人员组成搬运队，完成该项工作任务，最后由吴希军发放报酬，被告杨玉兰亦从吴希军处领取报酬。由于被告杨玉兰与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杨玉兰要求原告科裕隆种业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年休假工资、失业保险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要求退还押金1000元的主张，因原告在庭审中予以同意，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故本院对该项主张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杨玉兰支付经济补偿49518.75元；二、原告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杨玉兰支付年休假工资6071.26元；三、原告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杨玉兰支付失业保险损失36720元；四、原告湖南科裕隆种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退还被告杨玉兰押金1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元，本院予以免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谭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彭佳丽书记员康颖妮附：判决引用法律条文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