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3民终78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会林，男，汉族，1972年8月14日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兰兰、赵静（实习），河南京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翟九品，女，汉族，1982年10月15日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朝、张艺娟，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会林、上诉人翟九品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0311民初4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会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兰兰、赵静、上诉人翟九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传朝、张艺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会林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三项，支持王会林已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2.判令翟九品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王会林支付律师费用标准符合《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依法应当得到全部支持。《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六条规定：下列法律服务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一）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律师服务工作量明显多于同类业务的；律师代理案件根据案件办理耗费的工作时间、承办律师的业务能力、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办理案件所需的其他必要成本支出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代理费用。本案中，王会林为了立案信息的准确性和进行诉前保全措施，在立案前委托律师到民政局调取翟九品婚姻登记信息，并到银行、房产管理部门对被告财产情况进行查询和督促查控，律师前期调查工作量较大，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因此根据《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第六条的规定，王会林与律师充分协商一致后支付的律师费用并未违反相关规定，依法应得到全部支持。二、王会林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商事诉讼案件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中包含的律师费用为一审、二审两个阶段，一审判决按照一个阶段确定律师费有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代理合同第七条显示“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始于合同签订之日，止于本案二审终结之日（包括判决、调解、和解、撤诉等），一审判决生效或本案经调解、撤诉等方式终结诉讼程序的，律所不退还代理费用。”本案律师费收取是按照两个阶段一次性缴纳。律师费用按阶段收取是《律师法》、《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诉讼案件无论双方哪一方败诉，均有极大可能性再行上诉，为了避免上诉后二审律师费用增加王会林需要再行主张的诉累，也为了节省司法资源，王会林委托律师时委托两个阶段，并一次性交纳律师费用。本案王会林在上诉前先行确认了翟九品是否上诉，若翟九品不再上诉，那么王会林便息诉服判。但因为翟九品的上诉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两个阶段的代理费用，因此，二审应当依法改判按照代理合同约定的数额支持律师费用。综上，本案律师费未超出《河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是王会林已经实际支出的合理、必要诉讼成本，且律师事务所已开具增值税发票合法纳税。根据案涉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违约责任第八条的约定，该费用应由翟九品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律师费部分有误，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改判翟九品支付上诉人律师费2万元。翟九品辩称：1.王会林在没有具备解约条件的情况下，单方要求解除合同，所交定金不应当退还，其诉讼请求应当被驳回。2.本案诉争的标的实际上只有5万元，也就是5万元定金是否需要双倍返还的问题。一审判决六千多元的律师费是多了不是少了。翟九品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会林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判令王会林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翟九品与李文超2004年4月7日在汝阳县民政局记结婚。2015年1月28日，翟九品和张亮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20.5万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2015年2月12，翟九品夫妇二人因案涉房屋共同贷款，一起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洛阳巿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当日对该涉案房屋进行登记，取得该房所有权证书：洛房权证巿字第××号。2016年度，李文超关林废铁市场以个体工商户名义，家庭共同经营废旧钢材，利润微薄，收入仅能维持生活。2020年度，因为新冠疫情爆发，数月来，生意萧条，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困境，疫情好转后的资金出现重大缺口，私底下翟九品多处得知李文超数个朋友处筹借资金受挫，情绪影响颇大。2020年7月9日晚上10点左右，在丈夫不知情之下，翟九品（卖方、甲方）与王会林(买方、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上述所购房屋予以出售，双方对房屋的状况、价格、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均作了详尽的约定。晚上到家，丈夫李文超听说卖房后颇为生气，认为还没有到这一步，双方为此解释和沟通，翟九品当天晚上11:30也把具体情况和中介予以联系告知。此后，数天来，翟九品不断和中介、双方的朋友、王会林的亲戚等多次、多人通过电话、约见、微信、找寻等多种方式与王会林商议如何处理补签合同并予以适当延缓履行，以便翟九品取得丈夫谅解并同意，均告无果。无奈之下李文超同意出售该房屋，并积极共同与翟九品一道办理涉案房屋解除抵押、筹借资金还款等。7月25日前该房的水费、电费、燃气、物业等费用积极交清，7月27日涉案房屋钥匙转交中介，尽快积极办理贷款还款手续，8月13日贷款结清等等。期间，翟九品也多次通知王会林、中介及时收取钥匙并使用房屋，王会林对此不理不睬，故意激怒翟九品电话录音并以此证据索要高额赔偿、不予调解，更是对翟九品拉黑不睬，言称要让翟九品付出巨大代价。据以上事实，翟九品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混淆是非。认定翟九品“以其丈夫李文超不同意出售案涉房屋为由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致使王会林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没有事实根据。1.新冠疫情爆发，在家庭生活、经营生意陷入严重的资金短缺下，翟九品为了能维护家庭和睦，减轻丈夫一人筹资、发展的情况下，私自出售房屋，以回笼资金，恢复经营。7月9日合同签订丈夫得知后，误解为翟九品是对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困境的蔑视，认为根本还没有到出售房屋时候，并且对自己赎回股票、朋友借款、加班苦干的成就漠视，加上事情没有商量，确实对翟九品有些情绪。在此情况下，翟九品马上和中介联系告知这一情况并商议如何解决，能够让丈夫予以同意。接下来的过程，从多次讨要电话、通过朋友协商、中介调解等明显看出：翟九品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合同，以便征得丈夫同意和追认合同效力，此后更是多次书面通知、解除抵押、结清贷款用自己积极的行为继续履行合同，根本没有拒绝继续履行合同的任何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翟九品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没有根据。2.翟九品虽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2020年7月10日将案涉房屋交付王会林予以使用，但该行为并不直接造成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翟九品双方所签订合同的最终目的就是售买房屋，出售方得到价款，转移标的物的物杈，买受方支付对价，取得物权。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原则，双方第七条约定的逾期30日内可以由守约方提出合同解除，使房屋无法出售，是造成房屋售卖的目的无法实现。而翟九品的行为符合合同第五3约定：卖方同意于2020年7月10日交付房屋予买方使用，卖方逾期交付房屋的应按照已收款额每曰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很显然，该条是对房屋交付的逾期，进行了违约约定承担的责任，房屋的交付只要是在约定的最迟履行期限内完成，是不能引起合同的解除，也就是说合同的最终目的是能够最终实现的。换句话说：合同第七条约定，卖方逾期交房或未按约定履行义务，超过30日，买方有权不再购买房屋，可以行使解除权，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本案中：7月9日晚签的合同，7月21日买方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翟九品承担违约责任，时间仅仅有短短的10余天，根本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期限30日；翟九品没有在7月10日交房这一违约行为，造成后果承担的责任就是双方约定的应按照已收款额每日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而已，根本不能造成使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在履行合同期限届满之前，虽然在征得李文超同意追认合同，双方没有新的合意时，翟九品的行为还是为了履行合同，不存在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偾务；D、况且，和房屋的解除抵押、结清贷款、清欠合理费用相比，逾期交付使用也不是合同的主要义务，这和合同的最终目的即取得物权更是相去甚远，逾期交付使用不等于逾期不取得物权，这是两个概念。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致本案判决不公，造成翟九品合法权益受损。1.一审认定“王会林、翟九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按照合同的相对性来说，对翟九品、王会林来说，确实系双方合意的结果。但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该是效力待定合同：首先，翟九品和李文超2004年4月登记结婚成为夫妻是该涉案房屋的基础关系即夫妻关系；再者，双方从共同贷款、共同还贷这一取得房屋的时间均是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买卖该房屋、登记该房屋是翟九品的一人行为，但只要两夫妇没有《婚姻法》规定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共同财产归谁所有的情况下，该涉案房屋显然是夫妻共同财产；第三，既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出售该重大财产又不是家事代理的行为，涉案房屋的出售显然是要征得共有人李文超的同意，不然，翟九品处置他人共有财产显然无权处分，该合同的效力需要由有权处分人的追认。而一审法院在翟九品开庭、答辩等多次抗辩下，对此没有评议，显然错误。2.一审判决所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是错误的。该条是对合同的法定解除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相关情形，即（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可见，这是上述法定的情形出现时，当事人依法解除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一审法院适用该条规定是错误的。因为：法律规定解决纠纷的原则是“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规定”，就是说，一审法院适用该条规定，适用法定解除权的前提是双方没有约定；主要的是，双方对合同的解除权的行使有明确的约定，即合同的第七条：“……卖方逾期交付该房屋，或者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每逾期一天，每日按该房屋成交价的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天，买方有权不再购买该房屋，……买方逾期支付房款，或者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每逾期一天，每日按未付房款的万分之五向卖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天，卖方有权不再出售该房屋，……”可见，双方形成的合意结果是：逾期30日，双方均有不再出售（购买）权利，是行使解除权的条件，而该解除权是约定的，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违背双方约定，是对契约精神的不当践踏。三、王会林否认原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做法不妥。其拒绝沟通和商议，激怒翟九品电话录音，在解除杈没有达到逾期30日这一条件下执意起诉翟九品，要求翟九品赔偿巨额违约金。不符合正常买房的思维逻辑，其真实意图不是购房，而极有可能是通过诉讼，意在获取巨额赔偿，其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上级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会林的一审诉讼请求。王会林辩称，一、翟九品所述“其积极履行合同”的基本事实严重不实，王会林是在多次确认翟九品明确拒绝履行合同的前提下，无奈诉至法院。翟九品完全忽视一审其不持异议的录音证据中所明确的拒绝履行合同行为，不断混淆本案事实，对其违约行为未曾存有半点愧疚。1.翟九品在上诉状中声称王会林恶意通过诉讼获取高额违约金，是妄自推断。案涉房屋的中介马超与翟九品为多年好友，房屋买卖合同范本是马超与翟九品提供给王会林，王会林直接签订。王会林在多次确认翟九品拒绝交房后才进行起诉。在双方合同明确约定违约条款的情形下，翟九品以身试法不计后果的违约，在一审诸多事实证据显示翟九品拒绝交房的情况下，不清楚翟九品为何颠倒黑白称王会林恶意诉讼。一审证据显示：①2020年7月9号签订合同当天王会林交付定金；②2020年7月10日约定交房当天，翟九品却始终未联系王会林交房。傍晚王会林向中介马超询问情况，得知翟九品自觉房子价钱卖低，不打算将房屋出卖，且交代中介不能将钥匙交给王会林。其后，翟九品态度消极，从不主动与王会林联系；③从7月10号到7月19号期间，王会林一直主动与中介马超联系要求翟九品交房，并告知不交房的话起诉后就不再调解；④7月19日晚，中介马超代翟九品传话给王会林：翟九品让中介马超把收取的中介费退给王会林，其他不再让马超管了；⑤7月20日，王会林主动给马超电话联系，要求交房，翟九品明确告知不卖房屋；⑥7月20日下午，王会林委托律师寻求法律帮助。⑦7月21日王会林立案，并申请诉前保全。⑧7月25日，翟九品得知王会林已经起诉后，翟九品迫于压力让中介告知准备交钥匙。本案王会林主动联系翟九品后被其坚定、明确的告知房子不再卖了才进行起诉。从一审提交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均能明显的看出，王会林多次主动与翟九品沟通，而翟九品不止一次拒绝出卖房屋，其态度明确，王会林已没有任何必要再继续等下去，其立即采取诉讼维权完全是尊重法律和契约精神，如今交易市场上随意违约行为颇为普遍，王会林不愿再在这件事情上耗费精力而选择诉讼。王会林购买案涉公寓是为了业务经营所需，为办公用途，因之前房屋装修已经破旧。王会林在签订合同当日已经背息将全款筹集到位，只等交房后立即装修使用。无奈翟九品拒绝交房，王会林将资金归还，也因此非常愤怒。案涉买卖合同是翟九品直接拟好让王会林签订，对买卖双方均有严格的约束条款，何来王会林刻意要求赔付巨额违约金一说？2.翟九品在上诉状所述的书面通知、解除抵押、结清贷款均与事实完全不符。起诉前，王会林曾多次联系，但翟九品从未有过任何要履约的表示，每一次都态度坚定的表示房屋不卖了。而王会林已于7月21日起诉，诉前王会林曾多次让中介马超转告翟九品，若其继续拖延不履行合同义务将通过诉讼解决此事，但翟九品仍不以为然。本案起诉前，不存在翟九品所说的任何约谈，期间王会林仅接到翟九品丈夫的一次仅1分49秒的电话，称认识某某人，对于合同的履行没有做出任何解释。3.翟九品在上诉状中所称“7月25号将钥匙转交给中介，王会林对此不予理睬并激怒翟九品进行电话录音，以此索要高额赔偿”，翟九品严重不尊重基本事实，刻意规避录音时间在前以混淆违约顺序。王会林是在2020年7月20日与翟九品联系确认交房事宜并进行录音，在翟九品明确告知不卖房后，于7月21号起诉。2020年7月25日之后，翟九品通过中介表示愿意交房，其后续的行为恰恰证明了翟九品迫于诉讼压力，才通知王会林拿钥匙。二、案涉房屋登记为翟九品单独所有，翟九品与王会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合同法》将效力待定合同规定为三类：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二是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很显然，本案房屋所有权人翟九品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不动产物权的权属以登记为准，而案涉房屋仅登记在翟九品一人名下，房产登记显示为翟九品单独所有，该《房屋买卖合同》也由登记的权利人翟九品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王会林作为买受方有理由相信权属证书上登记的权利人翟九品是唯一的所有权人，其有权处分案涉房屋，且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第五条明确显示，出卖人翟九品对该交易行为已经征得配偶或共有权人同意。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维护交易安全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案涉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没有任何效力瑕疵。若因此损害到出卖人翟九品配偶的利益，其配偶可向翟九品请求赔偿损失。三、由于翟九品多次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故案涉合同目的客观上已不能实现，答辩人有权解除合同。1.一审法院对于合同解除的法律适用是完全正确的，翟九品不能正确区分违约责任的适用条款。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第七条违约条款中“逾期交房30天买方有权解除合同”的约定，是针对卖方未能按时履行合同义务造成的逾期交房，若逾期至30天，买方便可以解除合同。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翟九品作为卖方已经直接明确的告知不再卖房，这属于根本性的违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法定解除条件。2.翟九品认为“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是对合同法意思自治原则的认识错误。约定解除是法定解除的补充，两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论是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还是约定解除的条件，守约一方均可以行使单方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分别规定了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两者的区别表现在：1.法定解除权是法律直接规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无须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约定，当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均可直接援引法律规定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2.而约定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约定解除的条件以及行使方式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只要这些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将合同解除。法定解除权与约定解除权可以并存，具体表现为约定解除权可以对法定解除权作具体的补充，譬如对不可抗力作出解释，规定何种事件属于不可抗力、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情形中合理期限的具体天数等。但绝不是只要双方有约定解除的条件便不能再适用法定解除。综上，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翟九品明确告知不再履行合同的行为已具备法定解除的条件，故翟九品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王会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王会林与翟九品的《房屋买卖合同》；2.判令翟九品双倍返还王会林已付定金共计10万元及利息（10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判令翟九品支付王会林已付律师费、保函费共计20500元；4.判令翟九品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20年7月9日，王会林（买房、乙方）与翟九品（卖方、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合同显示案涉房屋位于洛阳市××大道××单元××楼××号，建筑面积48㎡；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55000元，该价格已经包括卖方自买入该房屋后至本次出售前已产生及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水、电、煤气、物业管理费等）；买方于2020年7月9日交付定金人民币5万元予卖方；若买方逾期支付任何一期款项或逾期提供贷款所需资料，应按欠款额每日万分之五向卖方支付违约金；卖方已征得产权共有人（包括但不限于配偶等）书面同意并受委托出售此房；卖方同意于2020年7月10日交付房屋予买方使用，卖方逾期交付房屋的应按已收款额每日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卖方如违反本合同约定或其他由于卖方的原因而无法将该房屋售予买方的，应向买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的10%作违约金，并且必须退回买方已缴纳的所有款项。卖方逾期交付该房屋，或者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每逾期一天，每日按该房屋成交价的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天，买方有权不再购买该房屋，卖方应退回全部已收款项并向买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的10%作为违约金。买房不能按本合同约定买入该房屋，或者因违约而无法买入该房屋的，应向卖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10%作为违约金。买方逾期支付房款，或者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每逾期一天，每日按未付房款的万分之五向卖方支付违约金。逾期30天，卖方有权不再出售该房屋，买方应向卖方支付该房屋成交价的10%作为违约金；由于一方违约，另一方为追究违约责任而产生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违约一方承担。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王会林于当日向翟九品转款5万元，翟九品于当日给王会林出具收条一份，上载：“收条，今收到王会林购买洛龙区牡丹大道148号1幢1-910房屋定金（伍万元），收款人:翟九品，2020年7月9日”。后因翟九品丈夫李文超不同意出售该房屋，双方发生纠纷，经协商无果，王会林诉讼来院。王会林因本案诉讼在2020年7月20日与河南京洛律师事务所签订《民商事诉讼案件委托律师代理合同》一份，合同显示该所指派魏兰兰、赵静（实习）为王会林的诉讼代理人；律师代理费2万元。王会林于当日向该律师事务所转款2万元。王会林因本案诉讼保全，于2020年7月21日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投保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为此支付500元。另查明：翟九品与李文超于2004年4月7日在汝阳县民政局登记结婚。2015年1月28日，翟九品和张亮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贷款）》，以20.5万元的价格购买案涉房屋。2015年2月12日，翟九品和李文超共同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因购买案涉房屋贷款15万元。洛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当日向翟九品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号，显示转出方为王会灵、转出方共有人为徐文红，房屋所有人为翟九品，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一审法院认为，王会林、翟九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签订后，王会林于当日向翟九品支付定金5万，而翟九品在收取王会林的5万元定金后，以其丈夫李文超不同意出售案涉房屋为由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致使王会林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对王会林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诉求，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故对于王会林请求翟九品双方返还定金之诉求，予以支持。对于王会林诉求的律师费2万元，因王会林诉求标的额为120500元，参照《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按标的额比例收费10万至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3-5%，故酌定为120500元×5%=6025元。对于王会林诉求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500元，因王会林、翟九品对此在合同中亦有明确约定，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王会林与翟九品于2020年7月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二、翟九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双倍返还王会林定金共计10万元；三、翟九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会林律师费6025元；四、翟九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会林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500元；五、驳回王会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05元、保全费1123元，共计2528元，由王会林负担239元，翟九品负担2289元。本院二审期间，翟九品提交照片5张、物业费水电费以及个人贷款结清证明各一份，拟证明翟九品已于2020年7月23日将案涉房屋腾空，已于2020年7月12日将所欠水电费结清，于2020年8月13日将按揭款结清，拟将房屋交付给王会林，但被拒绝接收；提交翟九品、李文超通话清单各一份以及翟九品与王会林的聊天记录截图5张，拟证明翟九品愿意将房屋交付王会林，王会林无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诚意，存在违约的主观故意；提交2020年7月27日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马朝鹏收条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翟九品为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在王会林拒绝接收房屋的情况下，将房屋钥匙交给中介公司。王会林质证意见：对翟九品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不予认可，证据所显示的时间均为王会林在7月21日起诉之后，翟九品因迫于被起诉的诉讼压力才通知王会林拿钥匙，翟九品已于7月20日当天正式确定不再卖房，已经构成违约，证据不能证明翟九品履约的行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在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马超与王会林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马超7月10日称“房东说不卖了，不让我给钥匙。今天要您的卡号呢，说把定金给你转过去”、“人家觉得自己房价亏了可多”，7月11日称“人家的意思不是房价的问题，是本来没打算卖房子”。在翟九品与王会林2020年7月20日的通话记录中，翟九品称“我真是不敢卖”、“到这种地步了，真是卖不成”。本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翟九品，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且在王会林、翟九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载明“卖方已征得产权共有人（包括但不限于配偶等）书面同意并受委托出售此房”，故王会林有理由相信翟九品有权处分涉案房产，其与翟九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翟九品在收取定金后，明确表示不履行卖方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本案中，王会林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翟九品作为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关于王会林诉求的律师费，王会林诉求标的额为120500元，一审法院参照《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意见》酌定律师费为6025元，并无不妥。综上，双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0元，由王会林负担149元，翟九品负担243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蔡美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石昕书记员王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