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2838号原告：徐毅萍，女，1970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北京证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益民，男，197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东北区。原告徐毅萍（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南益民（以下简称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被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自2016年11月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另要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6年8月起，被告多次向原告借款，并向原告许诺每月给1.5%的利息。被告是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为了取得原告的信任，被告多次邀请原告到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餐厅实际参观。被告保证按月付息，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还本，原告见其言辞恳切，×××餐厅也在正常经营，就相信了被告。原告于2016年8月到2016年11月期间，分多次将35万元借款转账给被告。被告仅在2016年10月10日支付了3698.63元利息，之后被告没有再支付利息，原告催促被告归还本金支付利息，被告仍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并且逃避原告的联络和沟通。因此，原告诉至本院，希望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不是借贷关系，原告是我公司的消费会员，原告陈述的35万元转账，均为原告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餐饮公司）的消费充值，并非借款，双方不是借贷关系，也未约定过借期和利息。原告仅有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双方是借贷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名下尾号为3514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8月19日、2016年8月25日、2016年8月26日、2016年8月30日、2016年9月8日、2016年9月20日、2016年9月29日、2016年10月24日、2016年10月31日、2016年11月1日，原告分别通过该银行卡向被告名下尾号为0723的银行卡汇入4万元、4万元、2万元、3万元、3万元、3万元、3万元、5万元、5万元、3万元，以上共计35万元。2016年10月7日，被告通过其名下尾号为0723的银行卡向原告名下尾号为9510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汇入3698.63元，汇款时的附言为“转存利息”。被告称该笔汇款并非利息，而是原告充值后因系统故障未充值成功向原告的退款。被告提交的其与×××餐饮公司的交接清单显示，2015年11月4日，被告将其名下尾号为0723的中信银行借记卡交予×××餐饮公司使用。被告还提交客户姓名为原告、卡号为VIP-00026号的会员卡客户信息查询记录、充值记录及消费记录表，显示VIP-00026号会员卡自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在×××餐饮公司储值287000元，共计消费286977.68元，其中包含大量茅台酒消费，该会员卡登记的联系电话为150XXXXXXXX。被告称，×××餐饮公司仅有原告一个VIP客户。原告提交中国移动号码150****3543的账户信息，显示该号码登记姓名为*阳，开户时间为2010年11月22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律师的名片显示，150XXXXXXXX的手机号码为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的号码，原告据此主张被告是在收到起诉状时将起诉状中记载的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的手机号码误认为是原告本人的手机号，伪造了客户信息查询记录等证据。原告称其并未在×××餐饮公司消费记录表中的茅台酒等。被告同时担任×××餐饮公司和××财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富公司）的法人，其提交的××财富公司名下尾号为7009的中国民生银行账号交易流水显示，2016年11月25日和2016年11月30日，×××餐饮公司分两笔共计向××财富公司转入9万元，备注均为“货款”；2016年11月29日、2016年11月30日，××财富公司通过该账号分三笔共计向原告名下尾号为9510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汇入5万元，备注均为“其他合法款项货款”，被告称该笔5万元是因为原告在×××餐饮公司充值后，×××餐饮公司缺少原告需要的货物，故向原告退回了5万元充值款，退款过程是×××餐饮公司将5万元货款汇入××财富公司账户后，再由××财富公司退还原告，对于为何这样操作，被告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被告提交收款单位为××财富公司的收据4张，内容分别为2016年8月19日收到原告项目款4万元、2016年8月25日收到原告项目款4万元、2016年8月26日收到原告项目款2万元、2016年8月30日收到原告项目款3万元，××财富公司作为收款人在收款单位处均加盖公章，原告在交款人处签字，但其中2016年8月30日、2016年8月19日的收据交款人处签字均为代签，原告对为何代签未作出解释，亦不申请笔记鉴定。原告也提交了收款单位为××财富公司的收据两张，内容分别为2016年3月15日收到原告项目款2万元、2016年9月12日收到原告项目款3万元。原告提交的其名下尾号为9564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2016年4月的账单显示，2016年3月10日，原告通过该信用卡向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财富科技有限公司转款3000元。原告据此主张其与××财富公司之间亦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此次诉讼主张的35万元并未包含其向××财富公司出借的款项，被告所辩称的5万元还款偿还的是××财富公司向原告的还款。诉讼中，原告称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据，仅口头约定了1.5%的月利率，未约定借期。上述事实，有原告名下尾号为3514的借记卡交易明细、×××客户信息查询记录、被告名下尾号为0723的中信银行账户明细、××财富公司出具的收据、××财富公司名下尾号为7009的中国民生银行账户流水和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向被告账户汇入的35万元是否为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依据其名下尾号为3514的银行卡转账记录主张与被告成立借贷关系，被告抗辩称转账均为原告在×××餐饮公司的消费储值，但其一，被告提交的消费记录、储值记录均为其担任法人的×××餐饮公司单方提供，客户信息查询中的联系电话为本案原告代理人的电话，储值金额与原告的转账记录金额无法对应，×××餐饮公司亦未就以上消费向原告出具过发票，故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其二，被告于2016年10月7日向原告账户汇入3698.63元，汇款时附言为“利息”，也可认定原、被告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原告已履行出借义务，被告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对于未还本金的数额，原告虽共计向被告转账35万元，但被告提交的××财富公司向原告出具的4张收据均为“项目款”，原告在2016年8月25日和2016年8月26日的收据上签字确认，金额为6万元，该两张收据出具的时间和金额均能与原告向被告账户的汇款相对应，故本院认定该6万元并非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应在出借本金中扣除。对于2016年8月30日和2016年8月19日的两张收据，交款人为代签，被告无法对为何代签作出合理解释，且未能举证××财富公司与原告亦有资金往来，故对该两份收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纳。如原告与××财富公司有其他纠纷，可另案解决。同理，对于被告辩称的通过××财富公司的账户向原告退还的5万元，亦可在原告与××财富公司的纠纷中解决。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告虽称双方口头约定了1.5%的月利息，但其未举证，被告于2016年10月7日向原告账户汇入的3698.63元亦无法与1.5%的月利息相对应，原告自2016年11月2日起计息于法无据，本院对该利息计算标准不予采纳。原告自2019年3月7日向本院递交诉状，可视为向被告催要该笔款项，被告逾期还款，应承担逾期还款利息，利息的计算标准，2019年8月20日前应表述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应表述为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告已支付的利息应当予以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益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徐毅萍借款本金29万元及利息（以29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7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其中利息已支付3698.63元）；二、驳回原告徐毅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原告徐毅萍负担900元（已交纳），由被告南益民负担56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立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