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43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君岩，男，197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华，福建师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博铭，福建师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智雄，男，1956年4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沈纬，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源，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肖君岩因与被上诉人郑智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20）闽0583民初2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君岩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且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对案件作出的投资关系认定与上诉人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性质不一致，原审法院未就投资关系进行审理，也未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而是直接驳回原审诉讼请求，明显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本案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主张所收到的上诉人款项是投资款，原审法院也认定本案300万元系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的规定，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既然认定案涉款项系投资款项，就应当在庭审过程中将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并按照原审法院所认定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或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但是，原审法院却未能按照法律规定审理本案，而是径直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显然违反了法定程序，也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二、原审法院在审查本案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方面认定错误，并且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达成上诉人通过投资成为股东的合意，上诉人也未实际成为公司股东或通过他人代持股份。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并未建立投资关系，而是欲通过借贷获得相应的财产性收益。上诉人认为，假使原审认定本案300万元系投资款，那么也应当查明300万元是如何投资、投资什么项目、持股多少、是否有分红、是否有增资等一系列与该投资有关的事宜。而被上诉人在原审过程陈述了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这不仅可以证实该笔款项实际就是借款，也可以证实即使认定是投资款，被上诉人也未实际投资。因此，即使认定为投资款，因被上诉人未能实际履行义务，也应当判决被上诉人返还该投资款。且不论本案的款项性质如何，在上诉人没有取得股东资格或权利的情况下享有财产性收益的权利义务安排，本质上仍属民间借贷关系。2.原审违反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被上诉人抗辩本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应当对其抗辩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增加泉州市金华油脂食品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为南安市上市后备企业的通知》等证据，只能证明南安市三晶硅品精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晶硅品公司”）被列为上市后备公司的情况，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投资关系。原审法院将原本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违背民诉法举证责任分配原则。3.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持的《收款收据》是第二联“顾客联”，并非第一联，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符，该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在日常正常交易中，作为客户就是收执“顾客联”，“顾客联”作为收款凭证，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并没有不符，也符合常理和收款收据使用规则。借款人出具“借条”仅是民间借贷关系中典型的表现形式而已，民间借贷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收款收据也是债权凭证，而恰恰就是因为当时被上诉人找他人所借的款项，被上诉人都是以出具《收款收据》来作为借贷关系的证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300万元也确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上诉人才会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收执的《收款收据》“顾客联”并非如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与交易习惯不符，也不能以此就否认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4.原审法院认定其他案件的判决书与本案有关联性，并以此认定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援引。本案的借款事实存在，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他案，在事实方面根本不一样。就算其他案件的证据再雷同也不能以其他案件的情况来认定本案的事实，这也显示了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并没有进行全面客观的审理，才做出了错误认定。综上所述，本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退一步讲，即使认定本案是投资关系，也应当对投资款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并且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决。 郑智雄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不存在借贷的合意。正如原审判决分析确认的，上诉人仅持有《收款收据》的第二联即复写联，与日常民间借贷中债权人持有所有债权凭证或第一联（存根联）的交易习惯不符；且《收款收据》上仅载有收款金额、收款单位签名、客户名称及上诉人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并无任何关于借款人及借款人身份信息、借款期限、借款利息、借款用途等借款基本要素的字样，在其中一份收据的摘要中还载有“代理平台”四个字，上诉人提供的两份《收款收据》的行文布局及内容均不符合日常民间借贷借款凭证的书写样式，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却接受被上诉人出具两份无法体现借贷合意及特征的《收款收据》，显然不符合常理。再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因公司上市需要而向其借款，并承诺给予好处费，但在一审庭审中对好处费、如何兑现等基本问题却都无法作出合理说明，显见为编造事实，可以说上诉人作为核心证据提供的《收款收据》恰恰证明了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的款项属于对南安市三晶阳光电力有限公司（下称三晶电力公司）股权的投资款。被上诉人提供的三晶电力公司《内资企业情况基本情况表》等系列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系三晶硅品公司及三晶电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三晶电力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2日，设立时实收资本为1000万元。2008年7月，南安市政府将三晶硅品公司确定为上市后备企业。基于上市的需求，三晶硅品公司与三晶电力公司进行资产整合，三晶硅品公司将主要经营性资产等转移至三晶电力公司，并向南安市政府申请补贴及优惠政策，推进公司改制上市。至2010年7月20日，三晶电力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缴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被上诉人认缴出资7875万元，实缴7875万元，占股98.44%。三晶电力公司的企业投资价值和投资回报期望值获得巨大增长，上诉人为了获得高额收益投资三晶电力公司股权，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股份转让合同和股份代持协议，但是以上现有书证可以印证上诉人及同时期其他人士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投资款及以收款收据作为股权投资凭证的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2016）闽0583民初4509号民事判决书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案外人黄泽生于2010年间基于三晶电力公司可能上市的期待利益，以每股4元的价格向郑智雄购买三晶电力股权，后又将其持有的三晶电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苏胜治等人，但均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均由被上诉人代为持股。在该案中，被上诉人出具给案外人黄泽生的《收款收据》的样式与本案高度一致。近期在原审法院审理的（2020）闽0583民初2922号案、（2020）闽0583民初2993号案的原告所持《收款收据》与上诉人所持《收款收据》除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金额不同外，其余形式、内容完全相同，此种雷同进一步印证了讼争款项系股权投资款的事实。二、上诉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指摘原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毫无道理，完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上诉人的上诉状有意地只引用条文的一部分，其实只要认真看一下原审判决便可明白：1.原审法院确将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焦点问题审理；2.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存在股权投资法律关系等有关问题均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3.根据该条规定，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是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对于诉讼权利的自行处分，法院并无另外单独释明的责任和义务，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坚持对于捏造事实的辩解来看，其内心并无变更诉讼请求的真实意愿；4.由于上诉人无论基于依何种法律关系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请求权，因时间已过去接近10年，已经远远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结果已经没有影响。可见，上诉人援引该条规定指责原审法院存在未将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审理、未对变更诉讼请求进行释明等违反诉讼程序情形完全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肖君岩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郑智雄偿还肖君岩借款3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26日，郑智雄出具《收款收据》一份交由肖君岩收执。肖君岩持有《收款收据》第二顾客联，《收款收据》载明“单位：肖君岩2010年8月26日NO7034064摘要：350583197607280011（代理平台）人民币：壹佰万￥1000000收款单位：郑智雄……”。2010年11月22日，郑智雄再次出具《收款收据》一份交由肖君岩收执。肖君岩持有《收款收据》第二顾客联，《收款收据》载明“单位：肖君岩2010年11月22日NO1255210摘要：35058319760728001113313822999人民币：贰佰万￥2000000收款单位：郑智雄……”。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郑智雄提供的三晶电力公司《内资企业情况基本情况表》、工商原始档案资料、《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增加泉州市金华油脂食品有限公司等六家企业为南安市上市后备企业的通知》《关于改制上市过程中政府补贴转移的申请》、南安市科学技术局、财政局《关于下达2010年科技项目计划和经费（往年结转市级第一、二批）的通知》、南安市企业改制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南安市财政局《关于南安市三晶硅品精制有限公司和南安市三晶阳光有限公司要求兑现有关资产整合增加纳税本级留成部分补助的请示》，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郑智雄系三晶硅品公司及三晶电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三晶电力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2日，设立时实收资本为1000万元。2008年7月，南安市政府将三晶硅品公司确定为上市后备企业。基于上市的需求，三晶硅品公司与三晶电力公司进行资产整合，三晶硅品公司将主要经营性资产等转移至三晶电力公司，并向南安市政府申请补贴及优惠政策，推进公司改制上市。至2010年7月20日，三晶电力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缴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万元，郑智雄认缴出资7875万元，实缴7875万元，占股98.44%。2.郑智雄提供的（2020）闽0583民初2922号案、（2020）闽0583民初2993号案的相关材料，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杨淑娥、陈忠应起诉郑智雄民间借贷纠纷案的相关情况。3.郑智雄提供的（2016）闽0583民初4509号民事判决书、（2017）闽05民终2493号民事裁定书、（2018）闽0583民初48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案外人黄泽生于2010年间基于三晶电力公司可能上市的期待利益，以每股4元的价格向郑智雄购买三晶电力公司的股权，后又将其持有的三晶电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苏胜治等人，但均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均由郑智雄代为持股。后三晶电力公司并未上市。 一审法院认为，郑智雄虽否认收到2010年8月26日《收款收据》中载明的100万元，但是，肖君岩提供的《收款收据》，肖君岩和郑智雄均予以确认，收据是收到款项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若按郑智雄所述，其出具收据却未收到款项，那么2010年11月22日再次出具收据时却未要求将前一收据收回或对收款金额进行扣减，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综上可以认定，郑智雄有收到2010年8月26日《收款收据》中载明的100万元。关于本案讼争的300万元是否是郑智雄向肖君岩的借款？对此，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和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一者，肖君岩仅持有《收款收据》的第二联即复写联，与日常民间借贷中债权人持有所有债权凭证或第一联（存根联）的交易习惯不符；且《收款收据》上仅载有收款金额、收款单位签名、客户名称及肖君岩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并无任何关于出借人、借款人及借款人身份信息、借款期限、借款利息、借款用途等借款基本要素的字样，在其中一份收据的摘要中还载有“代理平台”四字，二份《收款收据》的行文布局及内容均不符合日常民间借贷借款凭证的书写样式，肖君岩主张与郑智雄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却任由郑智雄出具二份无法体现借贷合意及特征的《收款收据》，显然不符合常理。二者，肖君岩主张郑智雄因公司上市需要而向其借款，并承诺给予一定的好处费，但庭审时，肖君岩关于好处费如何约定、如何兑现均无法作出合理说明，亦不符合常理；其主张在得知公司无法上市后有向郑智雄催讨讼争款项，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三者，从（2018）闽0583民初488号案可知，案外人黄泽生等人自认为了获取三晶电力公司上市的期待投资利益，以郑智雄代持股的方式按每股4元的价格向郑智雄购买三晶电力公司的股权，而在该案中，郑智雄出具给案外人黄泽生的《收款收据》的样式与本案高度一致；从一审法院近期审理的（2020）闽0583民初2922号案、（2020）闽0583民初2993号案（该些案件原告均以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款收据》主张郑智雄借款）可知，郑智雄在2010年间曾多次向不同民众出具与本案《收款收据》高度一致的收款凭证，结合该期间三晶电力公司进行增值，推进改制上市的事实，此种雷同进一步印证了讼争款项系股权投资款的可能性，而郑智雄关于讼争款项系股权投资款的主张亦能合理解释为何《收款收据》上记载的是肖君岩的身份证号码，而非郑智雄的身份证号码，即系对于股权投资人身份信息的确认。综上，肖君岩提供的《收款收据》及银行转账凭证仅可证明郑智雄于2010年8月26日向肖君岩收取100万元，于2010年11月22日向肖君岩收取200万元。根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郑智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讼争300万元系股权投资款的可能性极大，足以否定肖君岩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郑智雄已完成了其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肖君岩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的存在。但肖君岩仅提供了转账凭证和《收款收据》，没有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合意和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肖君岩主张的借贷事实，缺乏证据，无法得到认定，其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基于肖君岩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不能得到认定，故对郑智雄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再审查处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肖君岩对郑智雄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减半收取计15400元，由肖君岩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2014）思民初字第4961号、（2014）思民初字第15714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在同类案件中，郑智雄于2010年间多次以出具《收款收据》的形式向不同人借款，本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出具《收款收据》符合被上诉人的借款习惯。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两份判决中郑智雄均未作答辩，系缺席判决，与本案案情不同，故该两份判决书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判决书，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其证明力将在后文分析。 二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是借款，提交了收款收据和银行专项凭证为据，二审中并提供两份判决书以证明本案的收款收据符合被上诉人借款的习惯。这两份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且案件中被告均没有应诉，故案情也不同，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本案讼争的《收款收据》仅仅记载上诉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收款人名字，没有体现借款及借款期限、利息等内容，与民间借贷借条或收条的通常形式不符。上诉人凭《收款收据》和银行转账凭证主张民间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抗辩款项是上诉人参与被上诉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三晶电力公司股权投资的款项，并提供了相关证据，这些证据足以动摇上诉人所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在此情形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其在本案中所提交的《收款收据》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未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就直接裁定驳回诉求违反法定程序，缺乏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肖君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肖君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培阳 审判员  王一平 审判员  李志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郑伟江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