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81民初2150号 原告：汤珍，女，198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孝松，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锐捷，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杰，男，198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玉，四川法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鸿，四川法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兰，女，197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原告汤珍与被告杨杰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受理。诉讼中，原告汤珍申请追加刘兰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予以准许，本案审理期限从追加之日重新计算。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0年7月20日、7月24日、9月17日、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孝松，被告杨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玉、李鸿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刘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汤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18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10万元从2017年7月15日开始，以8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2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主张其依据的法律关系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7月15日、8月2日分两次向被告开办的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投资8万元、10万元，原告出资后未被登记为股东，也未实际享受股东权利、未参与公司决策、分红。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为被告开办的一人有限公司，并且于2020年5月7日注销。原告认为，原告依约履行了全部出资义务，但并未实际登记为股东、没有参与公司管理、没有享受股东利益，且被告将公司注销，其出资目的并未实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全部投资款。 被告杨杰辩称，一、杨杰个人独资的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与汤珍、黄召辉之间实际系合伙关系，三方的合伙比例分别为汤珍占30%、黄召辉占30%、杨杰个人独资的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占40%。三方自2017年合伙以来对外一直以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对外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因经营不善，合伙经营产生亏损，2019年三方不欢而散，杨杰一人更是无力支撑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的亏损经营，不得不将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截止2019年11月8日，三方合伙并以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业务亏损205217.64元，按照三方的合伙比例应由原告承担61565.30元的亏损金额。杨杰多次通知原告一起对账核算，但原告拒不理睬，现又将杨杰起诉，不仅是滥用诉权，更明显侵害了杨杰的合法权益，对此杨杰保留另案追究或反诉的权利。二、汤珍、黄召辉及杨杰合伙期间一直共同经营、共同决策，共享利润，自然应当共担风险。虽然三方只是通过明细账的形式确认了各自的入伙金额，未以书面形式另行签订合伙协议，但三方一直按汤珍占30%、黄召辉占30%、杨杰(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仼公司)占40%的比例对外以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合伙经营装饰装修业务，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谓需要另行办理股东登记之说。三、黄召辉的合伙投资款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但汤珍的合伙投资款项并未全额到账，其中部分是通过确认汤珍代交合伙经营房租进行确认的，汤珍尚有3万元合伙款项至今未支付到位。综上，汤珍、黄召辉及杨杰三方实际系合伙关系，三方一直以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对外开展合伙经营事务，共同决策、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共担亏损。合伙经营事务明显亏损后，三方在未经核算确认的情况下不欢而散，但三方一直有记账明细，现根据三方合伙经营的记账明细核算，截止2019年11月8日，三方合伙并以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业务亏损205217.64元。因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对于原告方应当承担的亏损金额，杨杰保留另行追究的权利。四、根据原告的起诉本案确定的案由是股东出资纠纷，代理人认为应当对原被告双方究竟是属于股东出资纠纷还是合伙纠纷的法律关系进行确定，就是原告应当对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明确。如果股东出资纠纷那么原告就不符合本案的主体资格应当驳回起诉，因为股东出资纠纷是指股东在公司设立或设立后股东增加资本时，按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认股协议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以取得股权的行为，本案中涉案的顺鑫公司设立在前，两案原告给付投资款在后，其支付投资款前后均不具备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其次没有证据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就涉案公司股权的转让、股权的原始取得、股权的登记、股权的份额及设立新公司进行过明确的约定，因此我方认为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关系不符合股东出资纠纷所规定的主体资格，其法律性质不属于股东出资纠纷。原告的诉请及理由与法律规定及客观事实不符，应当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2项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请。如果本案属于合伙关系，那被告返还合伙款项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合伙人退伙或合伙关系终止时各合伙人对合伙期间的收入、支出、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才能对合伙的财产进行盈亏的分配及承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对合伙期间的盈亏进行结算，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书面或口头的退伙协议或者终止合伙的协议，因此，原告以此为由要求返还出资款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请求法庭在查清双方是否对合伙期间的财产、账目进行过明确的结算及是否形成终止合伙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处理。五、针对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法律关系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我方认为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及本案的客观事实，理由：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是发生在认购人、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新增资本的认购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该纠纷认购人的主体虽然可以是股东之外的新增认购人，但是新增资本的公司必须是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到本案双方之间涉案的顺鑫公司属于一人公司，原告至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因为顺鑫公司对外新增资本达成了相应的书面或口头协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顺鑫公司新增资本是经过股东会的决议同意，因为新增资本必须经过有限公司的股东会讨论通过，因此被告认为原告提出的法律关系与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完全不相同。 第三人刘兰未到庭应诉答辩，其书面陈述意见为：本人和杨杰原是夫妻，也是顺鑫公司的股东，汤珍2016年就在宝莲路老地方公司上班，后2017年公司迁址××路××号时，黄召辉与汤珍于2017年7月中旬在都江堰谈顺鑫公司投资事宜，公司投入60万元，杨杰出资40%（24万）、汤珍30%（18万）、黄召辉30%（18万），我的30%股份我放弃，2017年8月初完成了出资款项，当时给钱刷卡的时候是我开的收据，过了大概两个月左右，他们三人一起去幸福大道律师事务所咨询，变更营业执照的事情，回来后拿Ａ4白纸喊我签字，准备去变更营业执照，再后来为什么没有去办理我就不知道了。顺鑫公司的经营我不参与，我只是任财务一职，本人于2018年6月后就没有在顺鑫公司上班了。2019年5月6日我与杨杰离婚协议中其中一项顺鑫公司刘兰30%股份归男方所有。杨杰离婚后一直不去变更营业执照，后经协商于2019年7月10日到一街区办证大厅变更营业执照归杨杰100%所有。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都江堰市顺鑫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鑫公司）成立于2013年4月9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公司股东为杨杰、刘兰两人。2019年5月22日，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刘兰将所持有的顺鑫公司15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转让给杨杰；刘兰、杨杰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公司并于同日通过《股东决定》，免去刘兰公司监事职务，委派王霞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并通过公司新修改的章程共十一章四十六条。2019年6月，该公司股东由杨杰、刘兰变更为杨杰；该公司并办理了企业类型变更、章程备案、高级管理人员备案。该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由杨杰签署《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于2020年5月6日以“股东决定、股东会、股东大会、外商投资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解散”理由申请注销登记，并于2020年5月7日完成注销登记。 杨杰、刘兰于2019年5月6日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杨杰、刘兰的《离婚协议》载明，婚姻期间投资的顺鑫公司，刘兰占有30%的股份，刘兰自愿放弃该股份，归杨杰所有。 除汤珍提起本案诉讼外，黄召辉亦以杨杰为被告，刘兰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立案时主张案由为股东出资纠纷，诉讼中明确应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案号为：（2010）川0181民初2149号。本案与黄召辉案并案审理，两案到庭当事人汤珍、黄召辉、杨杰均同意在法院并案审理中对他案的调查直接作为本案的调查证据。 加盖有顺鑫公司财务专用章的2017年7月15日《收据》载明，收到汤珍“新顺鑫装饰公司入股款项10万元”。经手人处有“刘兰”签字。但该《收据》“新”字与“顺鑫装饰公司入股款项”相隔有一定距离，未被顺鑫公司财务专用章覆盖。针对该《收据》，刘兰陈述“新”字是添加的，不是她本人书写。 加盖有顺鑫公司财务专用章的2017年8月2日《收据》载明，收到汤珍“新顺鑫装饰公司入股款8万元”。该《收据》附注有“现金5万元存成都银行卡，3万元转账”字样，经手人处有“刘兰”签字。汤珍、黄召辉、杨杰均确认该《收据》是先写字后盖章，且“新”字被章覆盖。 杨杰对汤珍实际缴纳入股款18万元有异议，主张2017年8月2日《收据》附注载明的“3万元转账”汤珍未实际支付。汤珍陈述，该3万元没有实际转账，是投资前在公司作为销售人员的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工资和业务提成3万元作为投资款。刘兰陈述，出具收据是开的18万元，是杨杰喊我开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刘兰于2020年9月18日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2017年顺鑫公司准备迁址前，我、杨杰、汤珍就商量过我的30%股份转给汤珍。黄召辉是2017年6月底就到××路××号顺鑫公司经营地看过，当时是杨杰和黄召辉在门口谈的，我没有参与，他们具体怎么谈的我不完全清楚，我是后面才加入的，我当时就说大家一起好好经营。从汤珍、黄召辉加入后，一开始就说我不参与公司的经营，我就只任公司财务一职。2017-2018年6月我在顺鑫公司上班期间，顺鑫公司搞的很多活动及公司的一些决策性东西，他们三人都是知道的，但黄召辉是2018年3月初就离开公司的，具体原因我不清楚。我与杨杰离婚前汤珍就一直在公司。我在顺鑫公司期间，顺鑫公司经营是汤珍管材料，黄召辉管业务，杨杰是公司接单据后的成本审核等，财务是我，我主要做的是出纳的事，还请了个会计王霞做账。 汤珍提供的《2017年7月前流水账》载明，“上期结余无。2017年1月1日收到杨杰投资款24万元，收到汤珍投资款18万元，收到黄召辉投资款18万元，余额共计60万元。2016年8月15日，到杭州学习住宿费用（汤、杨、刘）2晚，支出516元，余额599484元；2016年8月15日，加墨方学习费用3人，支出980元，余额598504元；2017年8月15日到杭州学习车费（杨总1人火车），支出737元，余额597767元；2016年8月17日，杭州到都江堰车费（机场打车费）200元，余额597567元；2016年8月17日，杭州回都江堰机票（3人），支出3180元，余额594387元。“对于对该证据来源，汤珍陈述是由杨杰向其发送电子表格取得。刘兰对此陈述，我知晓这上面所载明的费用是存在的。2016年的学习费用，他们都同意计入公司成本了。杨杰对该流水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主张该流水能显示汤珍、黄召辉及杨杰各自投入18万元、18万元及杨杰24万元的投资款进行合伙经营，按各自投入的款项核算比例就是汤珍30%、黄召辉30%、杨杰40%。且该流水仅是2017年度流水的部分，实际上每一年的流水三方均有电子交接及保存，能证明汤珍、黄召辉、杨杰三方均有电子交接及保存，能证明三方是共同参与经营、共同记账。 杨杰提供明细账、2017-2019年的流水账，主张系汤珍、黄召辉及杨杰的顺鑫公司合伙期间收支情况，合伙经营事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汤珍及并案审理的他案原告黄召辉均对此不予认可。杨杰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主张其于2019年1月10日向汤珍转账的1.5万元系支付的分红款，并主张另外的1.5万元分红款是另外时间支付的，汤珍均未予认可。杨杰提供其个人账户成都银行流水，主张其个人账户实际用于汤珍、黄召辉及杨杰的顺鑫公司合伙的经营收支及相关收支记录，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流水账的相关收支能印证，系三方合伙事务的经营流水。汤珍及并案审理的他案原告黄召辉均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流水真实只能证明杨杰与汤珍、他案原告黄召辉等有经济上的往来，不能证明杨杰与汤珍、他案原告黄召辉存在合伙经营关系。 （2010）川0181民初2149号原告黄召辉于庭审中陈述，当初杨杰找我时他是开新顺鑫公司缺钱，让我出资，顺鑫老公司股东是杨杰与刘兰，我和汤珍出资后，新顺鑫公司的股东应该是杨杰、汤珍、黄召辉。顺鑫老公司与新公司的地址不一样。汤珍于庭审中陈述，新顺鑫公司的股东就应该是杨杰、汤珍、黄召辉，顺鑫老公司的地址在××路××号，新顺鑫公司地址是××路××号，其余意见与黄召辉一致。在回答杨杰、汤珍、黄召辉当时如何协商解决顺鑫公司（汤珍、黄召辉入股前）问题，汤珍、黄召辉均陈述顺鑫公司的资产直接作为杨杰的投资款；顺鑫老公司的债务我们是不管的，当初也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人入股的新顺鑫公司。在回答有无关于杨杰、汤珍、黄召辉三人约定入股顺鑫公司必须办理顺鑫公司营业执照变更的书面约定或者相应证据（如微信聊天记录等）时，汤珍、黄召辉陈述，没有书面约定，也没有相应证据。 杨杰提供的“汤珍与杨杰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5月12日上午11：07分-2019年10月22日下午6：35分）显示：1.双方大量就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联系、交流、沟通，但并无汤珍所称的“杨杰拖延不办理营业执照变更登记”的聊天记录；2.汤珍于2019年1月8日下午将3张账页拍照发给杨杰，该3张账页与杨杰提供的明细账中的3页一致。3.2019年2月2日下午7点58至10点41分的汤珍与杨杰的聊天记录中出现双方协商给黄召辉转款多少的问题，杨杰问“黄召辉那边给他转多少过去？”汤珍回复“把你的留起来，公司账转了，然后考虑黄”，“不可能你日夜辛苦一年，毛都没有一匹，那不如屋头天天睡觉看电视”，“他又开始问哦？”“公司情况他不信，喊他电话我问”“我明天开始发，收账的朋友圈，他看得到，让他好好看一下”。4.2019年4月27日下午9:49分至2019年4月28日0点17分聊天记录显示，杨杰提出“明天你把公司的事与刘兰办一下”，汤珍问“刘姐哪里有几个手续要走？公司的？”杨杰回复“好像就是股东与财务”，汤珍回复“财务的好办，股东那个咋个处理，黄的又咋个办哇？还存在变更地址”杨杰回复“明天看怎么办”。5.2019年6月16日上午11点28分至下午10点37分聊天记录显示，杨杰问“那些付了款的票据在哪里，这边要用一下，你让刘兰带给我嘛”，汤珍回复“票寄广西了”，杨杰问“广西？什么情况？我没有票人家又来结账咋办呢？”汤珍回复“黄要，我说你也的要，他说给他。结账你就电子档”，杨杰回复“你们才是老大，你们想干嘛就干嘛！”汤珍回复“习**也可以”。6.2019年10月22日下午1:44分至下午6点41分聊天记录显示，汤珍与杨杰就两人公司债务，公司内账、外账问题，如何查账，账单在谁处等问题争执。 杨杰陈述，汤珍之所以2019年1月8日拍账页给我，是因为那几天我没在公司，不知道公司的收入状况，所以就让汤珍把那几天的收入状况发给我。在我们三人合伙经营公司期间，我们是这样做账的：是由前台收钱人工记账，再把收入情况报给汤珍，汤珍再转给我，我与汤珍都有收入的明细账。支出是由工人及材料商把请款单交给汤珍，汤珍再转交给我签字，签字同意后由汤珍把款转给工人及材料商。 汤珍认可2019年1月8日其发送给杨杰的3张账页照片与杨杰于本案中提供的明细账中的3页一致，但主张该账页系杨杰单方制作。汤珍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杨杰是一直同意退款给黄召辉，我也是同意的。但是表面账目一直没钱，黄召辉多次催促，没有给出明确的退款时间，后来发现账目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也请专业人士看过，我才发现我也是被骗了，只是表面上账目没钱而已”。汤珍还陈述，“黄召辉于2018年3月离开公司……黄召辉离开公司前几个月他就没有管公司的事，黄召辉本身对装修这块就不熟悉，能在公司内做的他都尽力做。离开公司的原因是他与杨杰商量的，他在公司待的时间也不长，我与他也不是很熟悉。黄召辉是杨杰的朋友，我是杨杰前妻刘兰的朋友，我之前是不认识黄召辉的，我与他也就相处了短短几个月。最初黄召辉没来时说是家里有事，有段时间没来，2018年年后他又来了，来了之后又商量过他离开公司的这个问题，当时我和杨杰都是同意的”。本案庭审中，汤珍陈述，其同意无论公司盈亏都应该无条件退回黄召辉的投资款，这个决定大概是2018年11年12月左右。 汤珍还陈述：1.其与杨杰2019年6月16日上午11点28分至下午10点37分聊天记录是真实的，“这段对话是和杨杰产生矛盾后聊的，实际是他有没有票据他也可以结账。票据其实在我这儿，是我故意不想给他那样说的，因为当时我正在查有问题的票据”。2.其与杨杰2019年10月22日下午1:44分至下午6点41分聊天记录是真实的，“就是我一直在提清算，因为当时一直从开业到我走我就没有见过2018年3月之前的账目清晰的内账，杨杰一直拿外账忽悠我，说亏损。当时刘兰明确给我说内账是在杨杰处，且收入不计账目的有数笔。这个证据在我那里”。汤珍于庭审中还陈述，“顺鑫公司的内账单据从2018年3月到2019年5月是在我处，其余在杨杰处”。 另，1.2019年1月10日《都江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询问通知书》（都人社询字【2019】号）载明，该局针对顺鑫公司发出询问通知，要求了解顺鑫公司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管理的情况，要求顺鑫公司派员到该局接受询问，如实提供营业执照、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全体员工工资表及花名册、劳动合同书、员工出勤表、财务报表、内部规章、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缴纳社会保险费参保人员花名册等。汤珍在该通知“接受通知人签名”处签名。2.顺鑫公司《用人单位招用人员简章备案表》载明，顺鑫公司经办人处系“汤珍”签名。汤珍主张以上两份证据能证实汤珍是作为公司的工作人员，并非与杨杰个人合伙。 诉讼中，汤珍坚持其主张的法律关系，亦未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主张。 上述事实，有各方身份信息，顺鑫公司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汤珍交款《收据》两张，聊天记录、汤珍提供的《2017年7月前流水账》、刘兰《询问笔录》及各方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二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是原告主张的新增资本认购法律关系还是被告主张的合伙关系或是其他？无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股东出资纠纷，是指公司股东在设立或增加资本时，股东违反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未依照认股协议的约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而产生的纠纷。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是指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认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认购而发生的纠纷。该案由与“股东出资纠纷”案由不同，股东出资纠纷规范的是股东违反出资的各种情形；新增资本认购纠纷规范的是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时，除股东出资纠纷之外的相关纠纷。本案中，无证据证明顺鑫公司有新增注册资本的意思表示，综合杨杰与汤珍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兰接受本院询问时的陈述，汤珍提供的《2017年7月前流水账》、汤珍提供的18万元入股款《收据》、各方庭审陈述等情况，汤珍及他案原告黄召辉主张与杨杰存在股东出资关系、新增资本认购关系均不能成立。汤珍、黄召辉与杨杰存在的应是合伙关系。因汤珍、黄召辉与杨杰并未完成合伙清算，汤珍应另案起诉主张权利，故对汤珍关于“要求杨杰返还汤珍投资款18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汤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汤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张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