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33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焕兰，女，汉族，1952年9月27日生，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卫，吉林上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王玮，公司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明，公司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李秀珍，女，汉族，1929年12月27日生，住长春市宽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铁颖，女，汉族，1958年1月14日生，住长春市宽城区，系当事人儿媳妇。原审第三人：苏业勤，男，汉族，1951年5月21日生，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卫，吉林上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焕兰因与被上诉人长春市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审第三人李秀珍、苏业勤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20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焕兰一审诉称：1、请求确认被告长房集团与第三人李秀珍签订的《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承担自2016年起至起诉之日止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打字费、复印费等费用5218.50元。事实和理由：1979年原告与第三人李秀珍长子苏业勤相识,那年正值苏家拆迁，苏业勤为多分一人住房，将原告户口迁入苏家,参与苏家回迁安置。1980年5月该房在建造中,我们登记结婚。1981年初该房竣工交付使用，原告夫妇搬入坐落在长春市宽城区黄河路14-4号1门203室，国家当时按人口分房政策分给家庭中已婚子女一间住房12.6米(居住面积）居住使用，原告夫妇是回迁安置对象，是该房共同承租人。同年6月承租代表人苏忠武（已故)夫妇搬入该房，自1981年初入住到2005年6月，25年间原告和承租代表人夫妇共同承租使用该房，该房发生的房租、水电等费用都由两家平均分担（交由李秀珍代收)。2005年6月承租代表人苏忠武去世,李秀珍搬入苏忠武生前在其次子苏业勋家拆迁时分到的一室住房居住，这时案外人苏业勋接管该房，换掉门锁，卖掉原告家具等物品，将该房当库房整体出租，在该房已经改变居住功能的情况下，原告搬出该房，但并不丧失原告分房时共同承租人的权利，不丧失原告对该房有部分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故原告户籍至今在该房处，并未迁出，后经协商苏业勋同意将原告居住的一室住房租金收入扣除40元房租交给原告，一直到2015年末止。2015年6月份原告从杭州回长春,得知该房更名在李秀珍名下，原告认为变更程序不合法，多次向长房集团申诉，请求在家庭基础关系丧失的情况下给予分房（李秀珍户口迁出公租房），被告长房集团以李秀珍户口与原告不在一处，以保护承租人利益为由不给分房,不公开变更信息(证据2016年9月7日长房集团答复意见书)。2016年9月26日，原告为获取该房信息内容，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信息公开行政诉讼，2016年12月5日朝阳区法院以原告请求公开变更信息不属政府信息是不动产登记查询，驳回诉讼请求。2016年12月19日原告为了获取该房变更信息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7年5月19日原告在杭州接到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行终108号,维持原判不公开理由成立的行政判决（见2016年12月19日上诉状，2017年5月19日判决书)。2018年5月原告从杭州返回长春,调取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4行初79号卷宗中获知，长房集团职工赵东明在2014年12月趁原告在居住杭州期间,在争议房屋变更承租人过程中违反《长春房地集团直管公房使用权变更和有偿转让规定》中3.2.3条“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核实该房家庭有无纠纷”，3.2.4条“负责确认到场人员信息，确定申请承租人他处有无住房”，4.1.2.4条“与承租人同一户籍年满18周岁家庭成员要到使用权变更现场,在《使用权变更意见书》上签署意思表示,并签字按印,同时提供身份证等身份证明”的规定,在赵东明早在2013年8月20日就知道该房有家庭纠纷，明知到使用权变更现场人员身份信息（身份证、户口）不在公产房处，不是公产房处家庭成员，在李秀珍他处有福利分房，户口不在公产房处，不符合公产房变更承租人资格情况下，和李秀珍恶意串通伪造、变造公产房变更承租人档案基础要件，既用黑水路108委18-2号户口替代公产房处黄河路14-14号户口，以偷梁换柱的手段，不让原告家庭到使用权变更现场，让与争议房屋没有法律关系，不具有法律规定生前共同居住人资格案外人一家苏业勋、吴铁颖、苏赫三人取代原告在《使用权变更意见书》家庭成员栏签字按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房屋在租赁期间承租人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按原合同租赁该房屋”，违反该法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公房承租使用权不能继承的原则”。违反《物权法》一百零五条“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按共同共有的规定。把在1981年初长春市人民政府按当时国家人口分房政策，按原告家庭户籍在册人口四人（苏忠武、李秀珍、苏业勤、高焕兰）共同分到由承租代表人苏忠武代表家庭成员承租的公产房，依法不属于苏忠武、李秀珍单独承租的公产房，依法不属于苏忠武遗产，把家庭共有房屋随着李秀珍户口迁出而全部转移，双方共同协商一致，隐瞒原告签订了《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协议》，帮助李秀珍继承了该房的全部使用权,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在2015年7月17日长房集团董事长王玮滥用管理国有直管公房职权，违反(1995)年5月15日《长春市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出售公有住房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本法，秉公办事，不得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规定,利用伪造《长房物业房改保证书》和《东广分公司出售调查表》作为房改购房基础档案要件，违反(1995）5月15日长春市房改行政法规《长春市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凡是我市城镇户口居民均可申请购买公有住房......。第七条规定“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以户为单位，每户只能购买一次......”。在房改购房出售中继续隐瞒原告，不经协商将以房改优惠成本价7928.4元同李秀珍私自签订了《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合同》，帮助李秀珍取得了该房全部所有权，导致2016年8月3日李秀珍非法行使对该房完全处分权将该房转让给案外人苏业勋名下，帮助苏业勋取得了该房全部所有权，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长房集团董事长王玮在其职工赵东明在争议房屋变更承租人过程中违反集团管理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规章，违反国家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法律基础上，违反长春市人民政府房改政策，同第三人李秀珍恶意串通，利用伪造房改档案要件签订的《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无合法要件支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签订的无效民事合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协议的合法性给予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长房集团公司一审辩称，一、长房集团与第三人李秀珍签订的《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情形。首先，长房集团依据长房物【2012】32号，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总公司《直管公房使用权正常名义变更、有偿转让业务办理规定》，严格按照程序对李秀珍提出的正常名变申请进行审核和变更，符合业务办理规定，并无串通和伪造证据行为，李秀珍在其配偶去世之后办理名变程序合法有效。其次，高焕兰诉称长房集团违反1995年5月15日《长春市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高焕兰所称的《长春市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已被长春市人民政府于1997年11月18日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长春市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凡具有我市城镇户口的居民，均可申请购买公有住房。男女均享有购房权”，李秀珍符合申请购房的条件。再次，关于李秀珍提交的房改购房相关基础档案，均有相关部门的签章确认，《长房物业房改保证书》和《东广分公司出售调查表》不存在伪造情形，高焕兰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关于房屋价格的问题，根据《长春市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的规定，购房人李秀珍无论从工龄方面、丧偶方面、一次性付清房款方面以及购买的是已住公有住房方面都符合规定的优惠政策，享受优惠价格，且该房屋价格是经过严格计价审定的，不存在恶意损害第三人或集体利益的情形。综上，高焕兰诉称长房集团与李秀珍恶意串通利用伪造房改档案要件签订《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无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二、高焕兰主张由长房集团承担自2016年起至起诉之日止所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打字费、复印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本案中长房集团与李秀珍无论是进行正常名变还是进行直管公房出售均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业务办理规定，不存在侵犯高焕兰权益的事实，故对高焕兰主张的各项费用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综上，长房集团认为高焕兰主张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李秀珍一审述称，一、李秀珍生于1929年，现91岁高龄，高焕兰是其大儿媳妇，不知道她有什么权利告90多岁的婆婆，而且李秀珍已给高焕兰的丈夫8万块钱。李秀珍的这套房子是79年下半年拆迁的，当时高焕兰和李秀珍的大儿子根本不认识，当时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二、房屋当时是李秀珍丈夫苏忠武的名字，李秀珍丈夫在2005年去世，作为第一继承人理所当然的改为李秀珍的名字，这是按照国家规定办的。三、高焕兰说她在80年5月份结婚，她在向法庭撒谎，这套房子79年下半年拆迁，80年正在建设中，那时候高焕兰和李秀珍的儿子根本不认识，哪来的结婚。高焕兰和李秀珍的大儿子是在81年初结的婚，也就是说在他们结婚前房子早已分配完毕，他们结婚时是在新房家里办的，还借邻居的房子办的酒席。四、高焕兰说当时分给她一间12.7平方米的住房，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当时政府有规定，如果子女在拆迁前结婚登记，政府会分配给一套单独住房，为什么没有分配给他们呢？因为当时他们还不认识，哪来的登记结婚，高焕兰的结婚证是后补办的，八几年结婚证就是一张纸，而不是她现在拿的结婚证书。另外高焕兰说政府分给他们12.7平方米的房子，为什么没写他们名字而是写的李秀珍丈夫的名字呢，由此可见这套房子就是李秀珍和其丈夫的房子。四、分配房子的时候，李秀珍家的户口本子就有八口人，有李秀珍夫妻二人、四个儿子、李秀珍姑娘家孩子、李秀珍丈夫外甥杨根杰，共计八口人，当时根本就没有高焕兰的户口，八口人分配了一套建筑面积66平方米的住房。五、81年初高焕兰在这套房子里的一间房子里结婚，李秀珍的二儿子81年中间也在这套房子里的一间房子结婚，结婚后相继搬走，高焕兰在九几年也搬走，最后就剩李秀珍夫妇在此居住，一直住到李秀珍丈夫去世（也就是2005年）。李秀珍丈夫去世后，李秀珍才离开这套房子到她二儿子家居住。六、高焕兰和这套房子一点关系也没有，李秀珍从她丈夫2005年去世后一直在她二儿子家居住，高焕兰夫妻二人从未尽到赡养义务，而且李秀珍还给了高焕兰的丈夫，也就是李秀珍的大儿子8万块钱，高焕兰的丈夫来管李秀珍要八万块钱时说，只要给他们八万块钱，以后这套房子更名和李秀珍生老病死都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李秀珍已给高焕兰的丈夫八万块钱，为什么还要告他90多岁的老妈。最后阐述，这套房子李秀珍是按正常法律规定办的，没有任何徇私舞弊，没有任何不正当行为。苏业勤一审述称，关于高焕兰向贵院提起的(2019）吉0104行初5015号确认合同无效诉讼请求，是我夫妻共同诉请，因我身体有病，不能亲自参加诉讼，故高焕兰一人诉讼。下面我向法院反映该案发生的全过程。2013年8月20日苏业勋多次到我家协商，要把该房变更到他的名下，我和高焕兰不同意，后经苏业勋一再表示这个房子就是咱两家的，我不会黑大哥大嫂，经其一再保证，我让高焕兰与苏业勋签了一份更名协议（该证据高焕兰已向法院提供）。2013年8月20日早9点，我、母亲、苏业勋、吴铁颖，到长房物业更名，由于当时我们夫妻户口和母亲户口都在争议房屋处，高焕兰没有到使用权变更现场又没在协议书上签字，赵东明没给办并表示该房冻结。一周后我去苏业勋家取回户口，发现母亲户口在8月20日已迁出，之后我夫妻去了杭州。2015年6月我夫妻从杭州返回长春，我让高焕兰到长房物业问下房子情况，得知该房变更到母亲房下，这时我感到这里面有问题，如果是单纯变更给母亲，为何不在原户口上更名，而是把户口迁出去更名，我就让高焕兰到长房物业要求分房，长房物业回答高焕兰，母亲户口不合我夫妻户口在一处，该房与我夫妻没关系，在2016年3月28日我和高焕兰商量通过家庭协商解决，让高焕兰写了一份房屋使用权确认书。第二天，我拿着确认书找苏业勋签字（提供使用权确认书），此时苏业勋、母亲不签字，说该房是父亲生前留给母亲的遗产，与我无关系，这时我非常生气，回来后在2016年4月18日，医大二院眼科确认我着急上火得了眼底黄斑变性，该病不能治，无药可治，高焕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打官司，通过法律途径，替我讨回公道。我支持高焕兰的诉讼理由之一，高焕兰在诉状中，对该房取得的陈述是真实的。当时情况是1979年9月我和高焕兰相识，那时我家正值拆迁，当时拆迁政策是人在户不在，户在人不在，都不给予安置，但是拆迁安置家庭成员结婚生孩子人口自然增长不受限制，那时我都30岁了，父母为多分一人住房让我把高焕兰户口迁到我家，参与回迁安置。与其他子女无关，1980年5月1日，我和高焕兰提前登记结婚，婚后由于该房正在建造，高焕兰住单位宿舍，我和父母同住简易房，1981年大约1-2月该房交付使用，我和高焕兰在该房举行婚礼，所以因高焕兰户口迁入，对我家回迁安置作出了贡献，高焕兰是家庭回迁安置成员，该房有她的份额，在当时分房调配单4人中，包括高焕兰。我支持高焕兰诉讼理由之二，我的母亲在该房变更承租人、购买产权中，串通长房集团职工赵东明侵犯我的合法权，趁我夫妻在2014年在杭州居住期间隐瞒我夫妻偷偷变更利用不合法要件。（1）名义变更意见书（2）黑水路108委18-20号户口（3）东广北社区杨秀英证言（经宽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东七条北社区主任确认该证明前后字迹大小不一样，字不是一个人所写，是他们盖完章后有人后写上去的）作为变更要件，把该房随着母亲户口的迁出全部转移在母亲名下，2015年7月17日该房出售中隐瞒我夫妻向母亲一人出售，导致在2016年8月3日母亲又以5万元价格转让给苏业勋，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我支持高焕兰理由之三，在2018年10月10日上午，在宽城区庭审中，我的亲生母亲不顾及多年我为家庭的付出，不顾及母子间的骨肉亲情，在庭审中为长房职工赵东明做假证，说我在诉争房1981年回迁时没有结婚，该房与我没关系，我不直面正对我的母亲。我在此想让母亲澄清问题：（1）1981年该房回迁时我都30岁了，这房子没有我的份额，那我的房子又分到了哪里。（2）分房时我没有结婚，那么，1982年4月26日我的儿子苏晓龙出生，这孩子又是谁的，别人都可以不知道，可作为母亲儿子终身大事不应该忘记。综上，我请求法院支持高焕兰的诉讼请求，确认出售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李秀珍与苏业勤系母子关系，苏业勤与高焕兰系夫妻关系。1980年5月，高焕兰与李秀珍长子苏业勤登记结婚。1981年年初，苏业勤夫妇搬进位于长春市宽城区黄河路14-4号1门203室房屋（房屋面积66.07㎡，使用面积42.25㎡，以下称讼争房屋），与李秀珍、苏忠武（李秀珍丈夫、苏业勤之父）共同生活居住。讼争房屋系回迁房屋，属长房集团直管公有住房，承租人为苏忠武。2005年6月，苏忠武去世。苏业勤夫妇与李秀珍相继搬出讼争房屋，李秀珍搬入其次子苏业勋家居住，其户口也迁至次子家。2014年12月，李秀珍向长房集团申请，将讼争房屋承租人变更至自己名下，家庭成员苏叶勋（二儿子）、吴铁颖（二儿媳）、苏赫（孙子）填写了名义变更意见书，同意更名。长房集团为李秀珍颁发了长房证第0039482房屋使用权证,将讼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李秀珍。2015年7月17日，长房集团作为甲方与李秀珍作为乙方签订了《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申请，购买共承租的甲方国有直管公房”，“甲方同意乙方购买上述房屋，购房后产权归乙方所有”，“甲方按长春市房改有关文件规定，以房改优惠价格出售给乙方，购房款7928.40元。”李秀珍用其本人及苏忠武的工龄并交付购房款后取得讼争房屋所有权。2016年8月3日，李秀珍与苏业勋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将讼争房屋以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苏业勋并进行了更名，目前该房屋的产权人为苏业勋。高焕兰在知晓讼争房屋产权变更到苏业勋后，分别向本院、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宽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均被驳回起诉。现高焕兰以长房集团同李秀珍恶意串通签订出售协议，损害其自身利益为由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长房集团根据《长春市出售公有住房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与李秀珍签订《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书》，将长房集团直管公有住房即本案讼争房屋出售给李秀珍，李秀珍满足申请购买公有住房的条件，支付了合理对价，交易过程合规。该《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签订系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欠缺合同的生效要件，且本案讼争房屋出售不同于一般的私有房屋买卖，高焕兰亦未能提供长房集团与李秀珍恶意串通签订协议的证据，故长房集团与李秀珍签订的《国有公房出售协议》有效。高焕兰提出确认《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无效的请求不予支持。高焕兰主张由长房集团承担自2016年起至起诉之日止所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打字费、复印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焕兰的诉讼请求。高焕兰二审上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吉0104民初5015号民事判决，确认案涉争议的《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长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李秀珍签订的《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未经共同居住人高焕兰、苏业勤同意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认定无效。长房集团有限公司、李秀珍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相同。本院认为，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总公司发布的《长春房地集团物业总公司关于直管公有房产使用权及名变的规定》第4.1.2.4条款明确规定，原承租人死亡，变更为配偶名下的，无需其他相关亲属同意。案涉争议房屋原承租人苏忠武与李秀珍系配偶关系，其过世后依据该规定变更至李秀珍名下无需其他亲属同意，故案涉争议房屋承租权变更至李秀珍名下及后续签订《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据此，高焕兰主张李秀珍与长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国有直管公房出售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高焕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新华审判员于佳鑫审判员张海胶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佳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