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20)川1823行初34号 原告隆贤霖，男，生于1963年3月6日，汉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被告雅安市公安局，住所地：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雅州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春刚，系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高林，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家平，系该局交警支队副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力越，系该局法制支队副队长。 原告隆贤霖因与被告雅安市公安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20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隆贤霖，被告出庭负责人高林及委托代理人王家平、王力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在2019年11月26日20时许，雨城区交警直属一大队在雨城区××路××段检查酒驾。当时由于天黑，雨较大，车辆众多，原告跟随其他车辆后面缓慢行驶，在车窗外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未能及时停车，车辆后窗玻璃就遭到打击。由于事发突然，原告紧张误将油门当刹车在冲出十来米左右，准备停车查看时车辆右侧车窗玻璃又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打击，原告为了确保人身安全，不得以只能驾车离去。后又被交警驾车追击逼停，原告下车后又被执行交警殴打致伤，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及脑伤，两个切齿严重松脱，无法复原，而且还将原告双手反铐站在雨中受罚多时。在检测原告并无酒驾行为后，交警才将原告带到红十字医院并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用原告钱包中的钱挂号。上楼不到5分钟，原告与被告对医疗方案产生分歧，交警采取非人道主义的行为，将原告反铐的双手从背后高高提起，使原告的头部弯腰贴在膝盖处（有医院监控为证），后强行将原告拖拉带离医院，使原告未能得到及时治疗。随后，执行交警将原告带至姚桥派出所置留多时后，才带到交警一大队办公室。交警在原告头部遭受重创，未能及时医治，意识模糊的情况下，采用威逼、诱导手段使原告在询问笔录上签上与事实、伤情严重不符的假笔录。二、《决定书》调查的车辆受损是在停车后才造成和道路逆行的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清。交警在执法中的行为活动是否合法，应当适用《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法工作规范》的规定。查处违法行为应当遵守《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法工作规范》中第73条第2款“遇有机动车驾驶人拒绝停车的，不得站在车辆前面强行拦截，或者脚踏车辆踏板，将头、手臂伸进车辆驾驶或攀爬车辆，强行责令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和第3款“除机动车驾驶人驾车逃跑后可能对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有限重威胁以外，交通警察不得驾驶机动车追缉，可采取通知前方执勤交通警察堵截，或者记下车号，事后追究法律责任等方法进行处理”的规定。该大队交警却严重违反该规定，在原告车辆刚进入检查点未能及时停车时，后窗玻璃就遭到打击，造成车辆严重损坏，并且原告行驶路线不属于逆行路线，也无任何禁止逆行标志而街道红灯己经离开检查点300米左右两个转弯处，根本就无法看见红灯，并且该路段属于双向行驶，无任何道路禁止逆向行驶标志，因此，原告并无逆向行驶问题。原告也不存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嫌疑。该大队属于知法违法的行为，依据《国家赔偿法》第4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第4款“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和第36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以及第8款“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车辆修复费用5000元。三、《决定书》中认定原告伤情是因车辆撞击电杆后造成的伤证据不足。1、国家要求执法机关在执法中要对执法过程进行全程录像，作为法律证据，以便解决在执法过程中的相关法律问题。既然《决定书》中认定原告是在执法人员的强制下下车，那么就有相关执法记录来证实下车时，原告已经受伤的证据，但是被告并没有出示该证据。2、从车辆撞伤的痕迹上看，车辆当时的车速并不快，还远不足以造成车内人员受伤，如果车内人员在车内产生了碰撞，那么车内也会留下相关的法律证据，但是决定书中也没有出示相关司法鉴定证据来认定伤情系车内人员由于碰撞而产生的。3、依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73条第2款、3款的规定，交警在执法中违反该规定，对年近60岁的老人下车后进行严重殴打，从当晚交警的现场指证照片，及后来的伤情照片可看出，大量的鲜血从原告的头顶、脸颊、口腔流出，造成原告严重的脑震荡及脑伤、牙齿脱落。被告采用非人道主义将原告强行拖离医院，并对原告进行拘留，使原告未能在最佳药物医疗期内得到治疗，导致头部伤口感染、头部疾病并发症，致使原告至今仍然不断产生严重的头疼、头晕、恶心、视力模糊、记忆衰退、身体无力等症状。由于原告是年近60岁老人，系下岗职工，又无任何社保、医保，无子女，其生活来源靠原告打工来维持。在受到这样严重殴打造成的伤害下，原告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到正常的健康水平，也根本无法依靠打工来维持其基本生活和治疗，使原告生活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依据《国家赔偿法》第3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利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第3款“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存告或者死亡的”的规定，由于当时执行交警违法执法对原告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符合该法规的规定，有权要求赔偿。依据《国家赔偿法》第34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第1款“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的赔偿金按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五倍”，原告损失按照最高检第十检察厅确定的每日315.94元进行赔偿。四、依据国家《人身损害十级伤残鉴定的标准》，原告认为本人的伤情符合第十级伤残标准，应按十级伤残标准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7个月＊30＊315.94元＝166234元。由于原告头部脑震荡，以及牙齿、头部并发症还需要继续治疗，要求一次性支付后期医疗费15000元。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对原告不予赔偿的决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以及程序上均存在十分严重的错误和证据缺失。不论车辆损坏，原告的受伤都是由于交警违规执法造成的，因此，原告诉至本院。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伤情及车辆损坏照片、雅安市河北医院缴费通知单、解除拘留证明书及原告行驶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伤情没有得到妥善治疗，以及被告违规执法打坏了原告车辆。 被告辩称，一、交警支队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9年11月26日20时许，我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在雨城区××路××段设卡开展道路交通违法检查，在有交警依法执勤、有路障警示标识的情况下，原告驾驶川ＴＮ××××号小型轿车在检查点排队缓慢行驶至执勤民辅警检查处时突然加速强行冲卡。在行驶至“印象火锅店”外无名道路时，原告驾驶的川ＴＮ××××号小车撞上路边灯杆后停车，致原告受伤及所驾驶的车辆损坏。经查，原告机动车驾驶证证明确载明其准驾车型为Ｅ,其驾驶川ＴＮ××××的行为属于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项，对其处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元；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 二、被告执勤人员在现场查处过程中执法规范、程序合法。雅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辅警按照勤务安排检查酒驾，属于正常履职行为，主体合法。原告驾车在酒驾检查点排队缓慢行驶至执勤民辅警检查处时突然加速强行驾车冲卡后，在城区街道闯红灯、逆行，存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嫌疑。申请人驾车撞上灯杆停车后，仍拒不听从执勤民辅警指令，锁闭车门车窗，拒绝熄火、民辅警采取破窗将其控制并带离的方式符合相关规定。在全过程中，执勤民辅警均严格按照《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之规定进行操作，程序规范，无违法违规的行为发生,请求本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国家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作出不予国家赔偿的决定及依法送达申请人； 2、国家赔偿申请书，证明隆贤霖向被告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 3、原告身份证，证明隆贤霖符合国家赔偿申请主体资格； 4、隆贤霖准驾不符案行政处罚卷宗，证明雅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依法对隆贤霖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5、交警依法处置照片，证明案件经过及隆贤霖发生车祸后受伤及医治情况； 6、市政公司提供照片，证明隆贤霖驾驶机动车与周公河左岸路灯杆发生碰撞及后果； 7、勤务安排说明，证明当晚执勤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情况； 8、情况说明，证明当晚执勤人员现场处置情况； 9、证人证言，证明执勤人员对隆贤霖依法处置情况。 10、光碟一张，证明被告案发当晚依法执勤，原告不服从执勤人员的指挥，驾车逃离现场的过程。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8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出租车司机和原告在被告处做的询问笔录；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 综合本案及原、被告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的部分予以采信，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全案，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9年11月26日晚，被告雅安市公安局下属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一大队）在雅安市雨城区××路××段设卡开展道路交通违法检查，并在现场设置路障警示标识。当日20时许，原告隆贤霖驾驶川ＴＮ××××号小型轿车行驶至该路段检查处，在即将接受检查时，加速冲卡，交通警察使用警棍敲打其车，要求其停车接受检查，原告拒不配合，快速通过。交通警察将原告冲撞卡点躲避检查的车牌号和路线情况等进行汇报后，交警一大队安排警力追查该车，其中部分民警乘坐出租车、部分民警驾驶警车。后原告在行驶过程中，车辆不慎与路边灯杆相撞后停车，交通警察发现原告车辆后，上前要求其熄火、下车，原告未立即配合，交通警察遂敲碎原告车辆右侧玻璃，将原告带下车，使用手铐控制原告，后将原告带离。因原告脸部受伤，交通警察将原告带往医院进行检查、伤口处理，并对隆贤霖进行了询问，后原告自行离开。2019年12月17日，交警一大队以隆贤霖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车辆为由，对其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于2020年4月13日向雅安市公安局申请赔偿车辆维修费5000元、生活补偿费66234元、后期治疗费1500元，雅安市公安局于2020年6月12日作出雅公行赔决字［202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当日原告无驾驶资质驾驶川ＴＮ××××号小型轿车，在原告发生车祸后，其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头受损，原告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自述其头顶以前的伤口一直没有好，眉毛上的伤口可能是交警破窗时被车上的碎玻璃划伤，也有可能是撞到电杆后撞到方向盘所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原告认为被告履行职务的过程中造成其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要求国家赔偿，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应当以行使职权违法为前提，被告所属交警一大队是否违法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交警一大队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纠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作出行政处罚，属于其法定职责。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员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负有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法定义务。众所周知，违规驾驶机动车极易引发自身甚至公共安全事件，交通警察制止违法行为系合法行使职务行为。本案中，原告快速通过交通警察依法设置、具有路障警示标识卡点，拒不配合检查，已经违反了安全驾驶的相关规定，交通警察追查原告车辆的行为属合法的履职行为。交警一大队追查过程中，未采用拉警报、喊话、拦截、逼停等行为，未对原告施加压力，原告因操作不当发生车祸，与交警一大队的追查行为无关。原告发生车祸后，交通警察到达现场，上前要求其熄火、下车，原告未立即配合，交通警察才采用破窗方式将原告带下车并使用手铐控制原告。至于交通警察敲击车窗是否合法，应该结合整个事情的经过和后果进行判断，交通警察在现场执法具有突发性和紧迫性，其行为是否恰当，不能以事后审慎的综合分析苛责交通警察。本案原告此前已有违法行为，拒不配合交通警察检查，在发生车祸后，又未立即按照交通警察的指令执行，交通警察结合原告前后的行为表现，采用破窗方式将其带下车，使用手铐控制原告，行为无明显不当，也未造成严重后果，故不构成违法。此后，交通警察带原告到医院检查、到派出所询问，原告当晚自行离开，期间也未见交通警察有其他违法行为。综上，交警一大队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无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条规定“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应当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公安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故雅安市公安局为本案赔偿义务机关，其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隆贤霖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史汉东 审 判 员  何 刚 人民陪审员  张文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罗云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