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辽0212行初46号原告吴春兰，女，196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街130号。负责人张利星，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林彦彦，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韩业超，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5号。负责人郭树清，该委员会主席。委托代理人周兰领，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于海容，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场新区支行，住所地甘井子区辛寨子镇桥南1号。负责人郭晓晨，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颜媛，女，199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该支行员工，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代理人刘相森，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春兰诉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以下简称大连银保监局）金融管理答复、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春兰诉称：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作出的大银保监〔2020〕11号《答复意见书》是错误的，不尊重客观事实，错误的援引了法律条款，应予撤销。二、原告不服该意见书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5月22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答复意见书》。三、原告投诉大连银行的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均属于依据《储蓄管理条例》、《银行个人挂失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应赔偿原告损失。综上，被告应当按照职能范围和监督权限及时作出处罚决定，原告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大连银行作伪证、贪污、冒领储户金钱，涂改存款存单等一系列违法违规事项立案查处，并向原告反馈查处情况；2.撤销大银保监〔2020〕11号《答复意见书》和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8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确认被告拒绝履行保护原告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4.被告承担原告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25笔）350000-（22笔）299210=50790元及利息损失50790×4=203160元、原告被执行金额220955元及利息损失24155×4=96620元，共计388681元；5.被告承担律师费5000元、诉讼费4860×2=9720元；6.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7.被告承担本次诉讼的所有费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辩称：一、原告在信访投诉时并未提出第一项诉讼请求相关的举报请求，所以不在被告的金融监管及答复范围内，不应在本次诉讼中审理裁判；被告已经依法履行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法定职责，并无“拒绝履行保护原告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的行为”；原告第四至七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事实与理由：1.被告的金融监管答复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银监会信访工作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期限、程序，程序合法；2.被告对第三人进行了现场核查，并查阅复制业务档案，据此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据确凿。3.被告依据《储蓄管理条例》、《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银发〔1993〕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办理存单挂失手续有关问题的复函》（银函〔1997〕520号）等储蓄管理的有关监管规定，作出核查结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认定第三人的违规行为超过行政处罚时效，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辩称：被告对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予以受理，向大连银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依法作出《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场新区支行述称：大连银保监局作出的金融监管答复及银保监会作出的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8日，原告吴春兰向被告大连银保监局递交信访材料，举报第三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场新区支行存在违法行为。2018年11月19日，大连银保监局作出《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对其举报的第三人违规办理代理挂失等问题予以受理。2020年1月17日，大连银保监局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大银保监信〔2020〕11号）并送达原告，答复如下：一、信访核查基本情况。我局就该信访事项成立了专门的核查小组，对信访举报件中涉及的“违规办理代理挂失、代理领取新存单、代理提前支取、未在存单利息清单上加盖储蓄专用章、伪造取款凭证”等事项开展核查，并通过现场调阅业务档案、责令该行自查等方式收集相关证据。二、信访事项核查结论。一是经核查未发现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场新区支行存在违规办理代理挂失行为；经核查发现该行办理代理补领新存单和代理提前支取业务存在违规行为，违反人民银行相关规定及银行内部管理规定。二是该行办理吴春兰代王纪英提前支取存单业务时，利息清单一式两联，该行留存一联，交付客户办理业务回执一联。该行仅在银行留存联加盖印章，未在客户回执联加盖印章，违反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三是吴春兰未在该行代理支取过存款人为邹某的18000元存款。四是2015年1月31日，吴春兰代理王纪英支取7笔存款，本金金额合计18.6万元，支取本息合计186787.69元。五是存款金额、时间、利息损失清单中的最后一笔20700元业务，实际存款人为邹某，存单支取人也为邹某本人，利息清单一式两联，一联由该行留存，一联交给邹某本人。六是2015年2月13日，吴春兰代理支取的王纪英的账号为27×××75的存单，存入日为2012年3月22日，本金为10000元，存期两年，约定自动转存。2014年3月22日，上述存单到期，10000元本金及880元利息一同转入本金自动转存2年。2015年1月31日，上述存单挂失补开后，显示的本金金额为10880元。2015年2月13日，支取时本金显示为10880元，本息合计10920.75元。三、监管措施。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场新区支行在上述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违规办理代理补领新存单、违规办理代理提前支取业务行为和违反内部规定未在给客户的利息清单上加盖印章的行为。由于上述违规行为已经超过行政处罚时效，我局无法对该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拟责令该行对违规行为责任人开展内部问责。同时告知原告如对该意见书不服，可在30日内向银保监会提出复查。原告对该意见书不服，向银保监会提出复议申请。2020年5月15日，银保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银保监行复决字〔2020〕86号），维持了大连银保监局的答复意见书。另查，2015年1月22日，吴春兰到第三人处称其母亲王纪英年老体弱，要求登门办理存单挂失业务。1月23日，第三人安排两名工作人员到王纪英家中，王纪英当面授权吴春兰代其办理22笔储蓄存单挂失业务，并在《大连银行上门服务挂失授权申请书》授权申请人处签字确认。1月24日，吴春兰代王纪英在第三人处办理了22笔存单的挂失业务。2015年1月31日至2016年2月13日间，吴春兰代王纪英对其中8笔办理了补领新存单业务，并提前支取该8笔存单，支取本金196000元，本息合计197708.44元。后王纪英将吴春兰起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返还支取的1968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24155元。2015年9月9日，该院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1801号民事判决，认定吴春兰在未取得王纪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支取王纪英存款，侵害了王纪英的财产权，应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故判决吴春兰返还王纪英196800元及利息损失24155元。吴春兰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月25日，该院作出（2015）大民一终字第02049号民事判决，认为吴春兰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王纪英将款项赠与吴春兰的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法定条件。本案中，第三人为吴春兰办理其代理王纪英8笔存单的补领新存单及提前支取业务，系源于对王纪英身体状况已有了解，方便客户的角度考虑，王纪英储户本人及吴春兰等家人本应为受益方。而吴春兰之所以就第三人的上述行为向大连银保监局提出举报系基于王纪英对其提起的民事诉讼产生的败诉结果，但吴春兰承担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系其与王纪英间的民事纠纷所导致的，与大连银保监局对第三人为方便王纪英而办理相关业务的行为是否进行查处、如何查处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吴春兰不具有要求大连保银监局履行查处职责的原告主体资格，亦不具有对案涉《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春兰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给原告吴春兰。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 媛人民陪审员 吕 静人民陪审员 陈宏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苗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