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2022民初1883号 原告：王兵，男，196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原告：杨跃光，男，196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解代学，系四川金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钢，男，197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告：吴建红，男，1967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宗果，系乐至县童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罗科平，男，197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被告：梁鸿，男，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黎刚，系四川瀛领禾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兵、杨跃光与被告刘钢、吴建红、罗科平、梁鸿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告王兵、杨跃光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经审查后，于2020年9月22日依法作出（2020）川2022民初1883号民事裁定书，对原告申请保全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本案原告王兵、杨跃光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解代学，被告刘钢、吴建红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宗果，被告罗科平、梁鸿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黎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兵、杨跃光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王兵、杨跃光和被告刘钢、吴建红于2015年7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被告刘钢、吴建红、罗科平、梁鸿连带向原告退还投资本金20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3.被告刘钢、吴建红、罗科平、梁鸿连带向原告支付投资回报款（以200万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0%计算至本金付清时止）；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7月18日，被告刘钢、吴建红作为甲方，原告王兵、杨跃光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开发乐至县××乡××街改造项目。该《协议》主要约定：1.被告刘钢、吴建红以乐至县××改造项目永安街道新建市场土地约12亩、永安××市场××路××市场××市场××亩（已付报建费、己付工程款90万元除外）折价400万元作为××改造项目投资款，占整个合作工程项目份额的70%，原告一次性投入人民币200万元，占整个合作工程项目份额的30%。2.资金由原告和被告共同监管，支付款项经原告和被告双方签字认可方能生效。当初约定以原告王兵中国邮政银行乐至县分行凉水乡分理处银行尾号为7779账户为项目共管账户。3.被告承诺不得私自出售住房和门面，若有私自出售，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100万元，并在一个星期内退还原告的投资本金和违约金。4.为保证原告的正常收入，被告保证原告投入资金不得低于20%的年回报率，即每年投资回报不低于40万元人民币。合同生效后，原告将投资款200万元，分5笔转入涉案项目实际施工人陈德彬账户内。至此，原告已经按照《合作协议》的要求，全面履行了出资义务。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被告严重违反《合作协议》约定：第一、被告刘钢、吴建红收取的项目收入不统一存入共管账户，而是存入被告吴建红的私人账户和其他账户，支出也不和原告协商和通报；第二、被告刘钢、吴建红未和原告协商一致，私自将合伙财产（住房和商铺）对外出售，且没有存入共管账户，也没有向原告通报出售数量、单价；第三、被告刘钢、吴建红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其持有的35%份额以130万元对外转让给罗科平、梁鸿；第四、迟迟不予兑现原告每年的投资回报，至2020年7月17日，被告仅仅支付投资回报54万元，尚欠投资回报146万元。《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该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第四十五条规定：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被告的上述四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四条、第八条约定，更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相关强制性规定，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原告难以继续参加涉案项目的合伙。原告有权利单方面解除合同，被告刘钢、吴建红依法应该在一个星期内退还原告投资本金200万元，同时，按照约定支付原告违约金10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支付原告投资回报，至投资本金付清时止。截至2020年7月17日，被告累计共欠原告投资本金200万元、违约金100万元、投资回报146万元，合计446万元。被告罗科平、梁鸿已经实际受让被告刘钢、吴建红35%的合伙份额，并实际享受合伙权利和利益，依法应该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被告刘钢、吴建红辩称，一、二原告与刘钢、吴建红间于2015年7月18日签订的协议名为“合作协议”实为合伙协议，因为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二原告一次性出资200万元，占30%合伙份额，刘钢、吴建红于合伙前已支付的工程款90万元和合伙事务前期投入折价400万元，共计490万元，占70%合伙份额，符合合伙协议的法律特征，所以，二原告与被告刘钢、吴建红之间的关系是合伙关系。二、原被告约定的合伙事务为乐至县××乡××街道××市场××亩）工程、××市场对面3亩土地的门面开发工程。虽然，二原告与刘钢、吴建红合伙的乐至县凉水乡××工程已经完工，但该工程尚拖欠施工方工程款，且该工程尚有很多房屋未出售，已出售房屋的房屋产权手续未办理，相应的附属设施未全部完善，同时，双方协议约定的合伙凉水乡××（12亩）工程、××对面3亩土地的门面开发工程还未进行建设开发，现原、被告间合伙的事务不具备财务清算条件，不具备解除条件，同时，被告刘钢、吴建红也不同意解除合伙协议。三、被告刘钢、吴建红作为乐至县凉水乡××改造工程的发包方将该工程发包给四川长胜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因该工程拖欠施工方工程款一事，致施工方无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农民上访后，凉水乡人民政府责令刘钢、吴建红及时支付工程款及民工工资。刘钢、吴建红与二原告多次沟通，但二原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诿和搪塞，致支付工程承包方工程款一事一直未得到落实。在凉水乡人民政府多次要求和催促下，刘钢、吴建红才被迫采取促销方式销售了部分房屋积累资金，并将其出售房屋的收益支付了承包方部分工程款，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因二原告要求分配余下的房屋出售收益款，后双方于2019年3月按各自的股份进行了分配，二原告分到54万元，被告刘钢分到63万元、吴建红分到63万元。所以，刘钢、吴建红并未违反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八条的规定。四、原告支付了施工方工程款200万元，并收取了涉案工程房屋出售款30.1479万元，且原告杨跃光的妹夫苏刚强在具体负责工程项目费用的支出，而被告吴建红是在事后补签的字，通过上列情况就充分说明原告参与了合伙事务的管理。所以，原告所称的支出不和原告协商和通报，原告多次要求公布财务收支情况，被告置之不理等情况均与客观事实相违背。 被告罗科平、梁鸿辩称，一、王兵、杨跃光与梁鸿、罗科平之间不存在有效的合伙关系，原告王兵、杨跃光依据2015年7月18日由王兵、杨跃光、刘钢、吴建红签订的《合作协议》要求协议外的梁鸿、罗科平承担相关责任，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一）、被告梁鸿、罗科平没有与王兵、杨跃光达成合伙的合意；（二）、被告王兵、杨跃光不认可梁鸿、罗科平是同一合伙的合伙人，王兵、杨跃光也没有与梁鸿、罗科平达成合伙的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的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根据该规定，本案所涉合伙协议并未约定如何新增合伙人，也未经王兵、杨跃光同意罗科平、梁鸿入伙，所以罗科平、梁鸿加入王兵、杨跃光、刘钢、吴建红的合伙是无效的，罗科平、梁鸿、王兵、杨跃光之间不存在有效的合伙关系。二、原告王兵、杨跃光依据《合伙企业法》要求被告梁鸿，罗科平连带向原告退还投资本金，支付违约金和投资回报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原告王兵、杨跃光与被告刘钢、吴建红之间就乐至县凉水乡汽车站改造项目签订的《合作协议》属于个人合伙，并非合伙企业。原告依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二）、原告在诉状中要求被告就相关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的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合伙人对外负债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人内部的债权债务之争，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之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及刘钢等与陈德彬的补充协议，经核对与原件无异议，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银行转款凭证及收据，经核对与原件无异议，能证明原告合伙投资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须知、不动产统计表及出具人照片等，因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因无双方当事人签字，无法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录音光盘及录音整理的通话记录，结合其他证据，能证明双方合伙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王兵的尾号为793的共管账户的银行流水，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合伙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吴建红提供的王兵2016年2月23日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王兵2016年2月14日、2016年2月17日的汇款收据、2016年2月27日的汇款收据，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该证据能证明双方当事人合伙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吴建红提供的2015年7月20日、2015年7月21日、2015年8月31日的中国农业银行扣款客户回单，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23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等证据，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吴建红提供的王兵、杨跃光2018年11月1日的借条，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吴建红提供的乐至县凉水乡汽车站改造工程项目支出单据，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吴建红、刘钢合伙经营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吴建红提供的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20民终322号民事判决书、吴建红向陈德彬转工程款210万元明细等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均无异议，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吴建红提供的被告吴建红于2019年3月28日出具的领条，刘钢于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领条（转款明细），王兵、杨跃光于2019年3月25日出具的收（领）条等证据，当事人无异议，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吴建红提供的乐至县高寺镇人民政府证明、吴建红与王兵的微信聊天记录、吴建红与邓光辉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罗科平、梁鸿出示证据中，其他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为刘钢、吴建红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乐至县凉水乡××）项目合作补充协议书》和罗科平、梁鸿、刘钢、吴建红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本院认为，刘钢、吴建红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乐至县凉水乡××项目合作补充协议书》系刘钢与吴建红之间的协议，约定系刘钢与吴建红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与本案无关联，故本院不予采信。罗科平、梁鸿、刘钢、吴建红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系本案四被告的约定，合伙关系不仅有资合性，亦有人合性，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新入伙的罗科平、梁鸿，其是否能成为合伙人，需所有合伙人同意，故仅有该证据不能证明罗科平、梁鸿系合伙人的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上述由本院确认的证据证实，并结合原被告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2014年10月22日，被告吴建红与被告刘钢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吴建红与被告刘钢共同合作开发乐至县凉水乡××市场内聚集点项目。协议签订后，被告吴建红与被告刘钢按照约定对该项目进行合作开发。在开发过程中，由于欠缺资金，被告吴建红、刘钢作为甲方与原告杨跃光、王兵作为乙方，于2015年7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用乐至县凉水乡××凉水乡××街道新建市场土地约12亩、永安××市场××路××市场××市场××亩（已付报建费、己付工程款90万元除外）折价400万元作为甲方的投入合作款项，投入的上述资产属于甲乙双方共有；资金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管，支付款项须经甲乙双方签字认可方能生效；乙方一次性投入人民币200万元整，占合作工程项目的30%，甲方占70%；乙方投入200万元后，不再投入资金，若需投入，甲方自行解决，与乙方无关，但乙方本次的合作股份比例不变。若因甲方资金原因未落实解决，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全部承担，并赔偿乙方损失（不低于50万元）；甲方承诺，乐至县凉水乡××项目工程没有额外出售住房、门面，但列举出来已售房屋除外，若有私自出售，甲方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赔偿乙方违约金100万元，并在一个星期内退还原告的投资本金和违约金；为保证乙方的正常收入，甲方承诺，保证乙方投入资金不得低于20%的年回报率，若超过20%，按乙方所在的股份正常分配。 《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分五次将200万元投资款转入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陈德彬账户内，履行了合伙出资义务。且协议双方当事人根据协议共同合伙经营该项目，确定共同的资金监管账户，并由原告王兵负责监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双方于2019年3月按各自的股份进行了收益分配，二原告分得54万元，被告刘钢分得63万元，被告吴建红分得63万元，但双方未对合伙项目进行全面结算。 另查明，吴建红、刘钢与罗科平、梁鸿于2016年3月25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刘钢将其占有的35%的股份，以130万元价格转让给罗科平、梁鸿。协议签订后，梁鸿、罗科平于2016年3月28日将转让款130万元给付刘钢。刘钢向梁鸿、罗科平转让股份的行为，未征得其他合伙人王兵、杨跃光的同意。 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特点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合伙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要符合合伙的特征，否则应认定无效。原告与被告吴建红、刘钢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投入200万元后，不再投入资金，若需投入，被告吴建红、刘钢自行解决，与原告无关，但原告本次的合作股份比例不变。若因被告吴建红、刘钢资金原因未落实解决，所造成的损失由被告吴建红、刘钢全部承担，并赔偿原告损失（不低于50万元）；保证原告投入的财产不受损失的同时，被告吴建红、刘钢保证原告每年收取不低于20%的固定回报。该约定属于保底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合作协议》所确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也损害了个人合伙的债权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规范相应的市场风险，因保底条款的约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故个人合伙中的保底条款不能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应认定为无效。原告若与被告吴建红、刘钢存在合伙事实的情况下，双方按照合伙纠纷处理双方权利与义务，不能按无效的保底条款解决双方的纠纷。原告若与被告吴建红、刘钢不存在合伙的事实的情况下，协议的双方实际存在的是借贷关系，原告亦不能按合伙协议的约定获取固定利润，而应按借贷关系计收本金及利息。如何区分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不仅根据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作为认定依据，而更主要的是根据原告是否参与了合伙事务并领取了分红款的事实作为认定依据。 本案原告与被告吴建红、刘钢存在合伙的事实，因此双方应以合伙关系处理双方的纠纷。首先，原告的诉讼中陈述其与被告吴建红、刘钢之间系合伙关系；其次，协议中明确了双方共同的资金监管账户，并在实际履行合伙事务中，由原告王兵负责监管共同的资金账户；最后，原告参与一定的管理工作，并领取了分红款项，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原告主张解除与被告吴建红、刘钢签订的《合作协议》，以达到退伙之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规定：“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以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根据该规定，合伙人退伙的，合伙人之间应进行清算，否则无法确定合伙财产的分配和退还。现原告与被告吴建红、刘钢未进行清算，因此原告退伙的条件未成就。故原告主张解除原告王兵、杨跃光和被告刘钢、吴建红于2015年7月1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吴建红、刘钢存在合伙的事实的情况下，《合作协议》第七、八、九条系保底条款，不符合合伙的特征，应认定为无效，原告不能根据该无效的条款主张被告吴建红、刘钢承担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吴建红、刘钢原告退还投资本金200万元，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和投资回报款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本案合伙人对增加合伙人无书面协议的约定，故罗科平、梁鸿入伙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现无证据证明原告同意该二人入伙，且在诉讼中陈述其未同意该二人入伙，因此罗科平、梁鸿的入伙无效。原告若退伙，应与合伙人刘钢、吴建红进行退伙结算，原告主张非合伙人的罗科平、梁鸿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根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合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兵、杨跃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4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王兵、杨跃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任 军 人民陪审员  宋菊英 人民陪审员  吴建兵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谢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