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5民初58904号原告：任重飞，男，195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和鸽，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XXX号花旗集团大厦1702室。法定代表人：吴瑞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迈，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慧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任重飞与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周，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迈、曹慧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任重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0万元。事实和理由：因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联众公司)承接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对接被告《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着对被告的信任，2013年7月4日、8月15日，原告分两次认购了该投资基金项目，认购金额共计为100万元。后经公安机关侦查，浙江联众公司承接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相关合同系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等人伪造，该项目实际并不存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认为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予以量刑。原告投资的100万元未得到任何受偿。原告认为，原告之所以购买了涉案基金项目，并非源于对王霞等人成立的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的信任，而是源于对于被告系信托机构的信任，但被告在信托项目进行过程中，对信托项目审查流于形式，未按照相关信托法律和规定，谨慎严格地按照《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的约定，对信托资金来源进行认真审查，对信托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参照相关生效判决，被告在开展单一资金信托业务中存在违反审慎经营原则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原告等投资人的权益。虽然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等人的犯罪行为是导致原告损失的根本和主要原因，但被告的过错行为也为犯罪活动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具有“源头性作用”。被告在管理涉案信托业务中的过错行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告等投资者损失，酌情认定被告应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为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原告提出的诉讼主张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第二，原告主体不适格，不具备对应的请求权基础；第三，原告的损失并未最终确定或追赃后不存在损失；第四，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与其投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忠实地履行了各项信托管理义务，不存在过错；第六，被告设立和管理涉案信托的行为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忠实、勤勉履行了合同义务。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投资损失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被告(作为受托人)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其中第一条“释义”约定：“……3、指定管理资金信托：指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资金设立信托时，在信托文件中就信托财产的运用方式、运用期限等进行明确指定，由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资金信托业务。”第二条“信托目的”约定：“委托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本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将信托资金以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方式进行运用，以获取收益。”第三条“信托类别”约定：“本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由受托人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第五条“信托资金及其交付”约定：“1、本信托项下信托资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万元……”。原告签署了两份《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其中一份《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资金不超过2.8亿元；企业名称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涵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原告在募集文件中的《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载明普通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楚公司)，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原告又在《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上填写了“新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基本信息”，该协议书载明“合伙企业确认投资人之出资款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至合伙企业以下募集账户：户名：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入伙金额为50万元。原告签署的另一份《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载明产品类型为“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募集资金不超过2.8亿元；企业名称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涵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涵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原告在募集文件中的《上海涵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签名，该协议书载明普通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楚公司)，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原告又在《上海涵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上填写了“新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基本信息”，该协议书载明“合伙企业确认投资人之出资款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至合伙企业以下募集账户：户名：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入伙金额为50万元。2013年7月4日，原告向前述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50万元。2013年8月15日，原告向前述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50万元。后该100万元被陈成志等人用于归还辽阳红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3年7月8日，上海寅浔与杭州中楚公司共同向原告发布《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载明：“尊敬的任重飞女士/先生/公司：感谢您投资由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本项目对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期募集资金于2013年7月5日正式成立并起息。我公司已确认您认购的金额：伍拾万元整。本项目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个月结束)，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根据合伙文件的约定本项目可提前终止，具体以本项目的公告为准……”。2013年8月19日，上海寅浔与杭州中楚公司共同向原告发布《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载明：“尊敬的任重飞女士/先生/公司：感谢您投资由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本项目对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期募集资金于2013年8月16日正式成立并起息。我公司已确认您认购的金额：伍拾万元整。本项目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个月结束)，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根据合伙文件的约定本项目可提前终止，具体以本项目的公告为准……”。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记载，上海寅浔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5月30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委派代表：陈成志)。原告并未被登记为上海寅浔的有限合伙人。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6月18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原告并未被登记为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上海涵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6月18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原告并未被登记为上海涵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在涉案信托项目进行期间，被告内部曾于2013年12月出具过《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载明：“……六、项目风险判断：浙江联众财务状况良好，由建设的多项目保障营收稳定；保证人辽阳红美的现金流充足，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担保意愿正常，担保实力佳。该项目为单一被动管理类信托项目，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2017年11月8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包括：“……2.被申请人(即上海银监局)已对华澳信托违规问题依法作出处理：被申请人于2015年收到过其他信访人关于‘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的举报，并在当年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对该信托计划进行了检查。经检查，被申请人已查实华澳信托在管理上述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2016年7月1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成志、林小陈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霞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同月21日立案，经审查后以该院不具有管辖权为由，于2017年4月11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同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移送管辖。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遂退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7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7〕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联众公司系被告人陈成志于2007年通过变更注册方式成立，陈成志系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林小陈担任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红美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法定代表人胡国华，被告人陈成志系股东之一。2014年4月，红美公司股权变更后，陈成志成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9月，红美公司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于建洪。2013年初，被告人陈成志因红美公司有融资需求，遂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王霞等人，在王霞等人的帮助下确定了以联众公司为融资主体的信托融资方案。其间，陈成志自行伪造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指使被告人林小陈伪造联众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授权王霞成立并控制了寅浔中心等7家有限合伙企业(均由陈成志控制的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王霞控制银行账户和网银)。嗣后，陈成志、林小陈等人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2013年6月签订了《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寅浔中心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联众公司，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联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王霞使用寅浔中心等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以年化利率9.5-12.5%的高额利息为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非法集资2.8亿余元。嗣后，王霞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划款2.8亿元至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贷款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收到后，划款2.53亿余元至红美公司，划款558万余元至被告人陈成志银行账户，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归还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成志“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千万元”；判处被告人林小陈“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王霞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同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亿三千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元，发还被害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成志、林小陈、王霞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林小陈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9月13日，原告委托律师向本院立案庭邮寄其起诉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立案材料。2019年1月30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出律师函，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XXX号花旗集团大厦1702室，要求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就上述原告之投资，赔偿认购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损失。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对原告吴曼诉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判决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原告吴曼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吴曼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吴曼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2018年9月13日的快递单、2019年1月30日的律师函、快递单、快递查询单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被告应否对原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及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失的范围问题，(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书已做充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被告应对原告的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责任，即原告应自行根据前述生效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向犯罪分子追索其全部损失，但对其损失中不超过20万元的部分，在原告追索不成的情况下，应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另外，本案原告虽然签订的是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涵许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书，但其资金均依约汇入上海寅浔的账户并由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公司，故华澳公司应对涉案资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诉讼时效，2017年11月8日，中国银监会出具银监行复决字〔2017〕1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管理“华澳信托·浙江联众单一信托计划”时存在对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流于形式，对该信托计划的委托资金来源未尽到合规审查义务，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确定(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故对于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原告系在上述机关出具法律文书并生效后才能明确知晓，故诉讼时效最早也应从2017年11月8日起算。原告又曾于2018年9月13日向本院立案庭邮寄其起诉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要求赔偿的立案材料，于2019年1月30日直接发函给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要求赔偿。据此，原告之诉请未过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原告任重飞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员  闵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顾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