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23793号原告：张某，女，195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俊杰，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泽南，男，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宋某，女，200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法定代理人：曹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赛。原告张某与被告宋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俊杰、章泽南，被告宋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姜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位于X房屋（以下简称X1号）全部由张某继承，归张某所有；2．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宋某承担。事实与理由：宋某1与田某1系夫妻。宋某1、田某1夫妻生育独子宋某2。宋某2于2012年l0月23日因病离世；田某1于2014年l0月26日去世；宋某1于2019年2月14日病逝。宋某2与曹某系夫妻，2005年3月22日生育一女宋某。我系田某1外甥女，宋某2的离逝，对其年事己高的父母身心打击巨大，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身心俱疲，计划有生之年将孙女即宋某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然而，宋某2去世后，曹某拒绝宋某1和田某1探视和接触宋某，甚至连电话也不让宋某接听。田某1曾因曹某不让其见宋某报过警。随着宋某1和田某1年龄增高，身边急需有人服侍，我承担起了赡养二老的义务。二老生前的吃喝用度、住院陪护、后事处理均由我负担，宋某及其母亲在宋某2去世后从未探视、帮扶过二老。宋某及其母亲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宋某1和田某1的心。宋某1为对我多年来对其夫妻无微不至的赡养和后事的处理表示感激，决定将其名下的X1号全部遗赠给我所有。我认为，宋某1所留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按其遗愿对涉案财产依法分割。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故现诉至法院。宋某辩称，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提交的遗嘱从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要求，从实质内容上与客观现实严重不符，该遗嘱属无效遗嘱。该遗嘱上并无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也无医疗机构诊断证明立遗嘱人宋某1精神状态良好，并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且该代书遗嘱办理过程没有录音录像，不符合时空一致性要求，无法确认遗嘱真实形成过程和形成时间，也无法证明遗嘱是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从代书遗嘱行文上看，该遗嘱是代书人按照自己的意思书写的，并不是如实记录宋某1口述的内容，因为一个病重老人的口述显然达不到代书遗嘱中行文流畅通顺的程度。综上，遗嘱作为公民处分生前财产的法律文书，对其形式上应是严格要求，而不能出现明显的错误，否则代书的遗嘱形式要件违法，应属于无效遗嘱。除了形式上的瑕疵之外，张某提交的代书遗嘱在内容上也与客观事实不符。X1号是宋某2、宋某1、田某1使用全家积蓄共同出资于2010年购买的，故该房屋虽然登记在宋某1名下，但却是宋某1和田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也是我方的家庭共有财产。代书遗嘱中第二条所涉及的屋内一切生活用品和书籍等所有物品，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宋某2、曹某、田某1的财产。代书遗嘱处分了我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这足以证明遗嘱是假的，不是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我的父亲宋某2于2012年10月份去世，奶奶田某1于2014年10月份去世，二人均未留有遗嘱，我现未满14周岁，没有生活来源，而X1号及房屋内财产是我的全部家庭财产，我也是该财产的继承人。我认为我的爷爷宋某1不会做出本案的遗嘱，这份遗嘱在客观上也处分了他人的财产，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认为只有配偶、父母、子女及兄弟姐妹才有资格享受遗嘱继承这项权利，而张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故其不享有遗嘱继承的权利。综上所述，张某出具的遗嘱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不能证明是立遗嘱人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宋某1与田某1于1975年5月1日登记结婚，宋某2系两人之子。宋某2与曹某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5年3月22日生育一女宋某。宋某2于2012年l0月23日去世，田某1于2014年l0月26日去世，宋某1于2019年2月14日去世。2001年7月18日，X1单位（甲方，以下简称X1单位）与宋某1（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乙方自愿以99年成本价1485元／平方米购买现住X1号，总建筑面积为69．9平方米，实际房价款为58110元。后X1号登记至宋某1名下，该房屋建筑面积为69．9平方米。2019年，曹某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宋某诉至我院，要求法院判令其享有X1号二分之一的所有权，理由为在2001年购买房屋时，其出资3万元。我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X）京0108民初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曹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有如下内容：虽宋某认可曹某的诉讼请求，但曹某就其主张仅提供了证人证言，并无其他书面证据予以印证，因此无法证明其所述3万元系属于对涉案房屋的出资，其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后曹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8日作出（20X）京01民终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提交日期为2018年11月19日的遗嘱一份，内容为：现因立遗嘱人宋某1身患疾病，不方便自行书写，但保证现在意识清醒，能够完全理解自己行为的法律含义并完全自愿订立本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关法律自愿请石某代书此遗嘱并宣布，本遗嘱是宋某1唯一的有效遗嘱，其它任何文字材料均不构成对本遗嘱的变更、补充或撤销。在此声明：我在遗嘱中所处分的所有财产均为本人合法所有的个人财产，拥有完全的处分权。具体遗嘱内容如下：一、位于X1号的房产系我的个人财产，我死后全部由张某（身份证号×××）继承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如若张某先于我死亡，则全部由其女儿关某（身份证号×××）继承。二、我死后的银行存款，以及房屋内的一切生活用品和书籍等所有物品全部由张某继承，或张某女儿关某继承。三、我指定关某和张某1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在我死后共同启封和公布此遗嘱，并负责我遗产的分配。本遗嘱于2018年11月19日由宋某1口述，由石某代书。该遗嘱上有立遗嘱人宋某1、代书人石某和见证人李某签名，日期均为2018年11月19日。经本院询问张某，上述遗嘱是如何取得以及如何作出的，张某陈述：是宋某1带到我们家的，宋某1去世前将自己的全部证件都带到我们家，其去世后我在我们家柜子里宋某1的遗物中找到的；不知道该遗嘱是在哪里作出的。本院又问：录像的目的是什么？张某陈述：宋某1生前听说如果有录像更能证明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就让关某给自己录了一个录像，他拿着遗嘱进行宣读，表示这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宋某1病逝和住院前后，其他亲属都未出现过，他只能依靠我。审理中，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如下：我是宋某1遗嘱的见证人，宋某1是我们的退休职工，宋某1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趟医院，说他要写一个东西，我作为管理人员和单位人员，原则是不能介入离退休人员的私人事项的，但因为宋某1人品非常好，所以我是勉强答应了，后来石某替他写的遗嘱，我做的见证；遗嘱的全部内容都是石某在x医院写的，他们一边说一边写，写完了之后陈述，大致内容我知道，我不会介入具体的遗嘱内容，他头脑很清晰，最后就签字了；当时就我、石某、宋某1在场，其他人记不清了；写遗嘱时没有人给我们录像；宋某1当时病得很严重，写不了，但是能说，头脑非常清楚，表达也非常明确；遗嘱的主要内容我记不太清楚了，遗产他想给一位姓张的人；张某我之前不认识，宋某1第一次出院，我们去看望他，见过张某，说是宋某1的一个亲戚；遗嘱上是我本人签名；张某提交光盘中视频里的人是宋某1，但视频拍摄的地点我不清楚，录制视频的现场我也不在；写遗嘱的时候宋某1是否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与遗嘱有关的材料，我记不太清楚；遗嘱中的X号与诉争房屋所在的X号东院，实际是一个地点，就是叫法不一样；我去医院的时候没有见到张某和她的女儿，见证过程中没有其他人。证人石某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如下：宋某1让我帮忙代书遗嘱，他在医院，我去过很多次看望他，因为他身体不好，想让我给他代书遗嘱；2018年11月19日当天，宋某1让我去x医院，我到了以后，李某也在，宋某1半靠在床上，他说我给他写，遗嘱上的内容都是我写的；当时现场就宋某1、李某和我三个人，好像没有其他人了；写遗嘱时没有人录像；我是通过宋某1和田某1认识的张某；我去的时候张某的女儿在病房，但写的时候在不在，我记不清楚了；遗嘱上的签字是我本人所签；遗嘱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意思就是X1单位的房产和屋里所有的一切都留给张某；张某提交光盘中视频的拍摄地点是张某家里；录视频的现场我不在。证人关某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如下：宋某1是我姨姥爷，张某是我母亲；我姨姥爷住院的时候石某和李某经常去看他，还有一次姨姥爷要写遗嘱，就让石某给他写一下，让李某当一下见证人；订立遗嘱的时候我在现场。张某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宋某对证人证言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李某不应作为见证人，我方去当地管理部门了解过，老干部处有规定，不允许他做宋某1私人的事情，这是违反政策的，是无效行为；其证言前后矛盾，一方面说是私密事情、病得比较重、不能写字，另一方面又说意识非常清楚，表达非常明确，两者是矛盾的，不具有合理性；从遗嘱的内容来看，宋某1三个字写的没有问题，但遗嘱中的房产地址和实际地址不一致，如果是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不会把自己的房产信息都搞错了，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从行为来看，宋某1没有能力口述出这种遗嘱，故这份遗嘱是不真实的。石某与关某、张某均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属实，也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X1号系宋某1与田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其去世后，该房屋为遗产。宋某虽主张该房屋系家庭共同财产，但现有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明显不能成立，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立遗嘱将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张某提交日期为2018年11月19日的遗嘱一份，要求按照该遗嘱内容继承X1号。但从目前已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张某的该项请求明显依据不足。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从上述规定的内容来看，继承法有明确规定的遗嘱形式仅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五种，且对于每一种遗嘱形式，继承法都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不符合形式要件的遗嘱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案涉遗嘱从形式外观上来看应当属于代书遗嘱，故其效力如何应当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核。经本院询问，证人李某与石某作为见证人和代书人均表示本案遗嘱的订立过程没有录像。而从其出庭作证时所陈述的内容来看，对于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遗嘱的具体内容、在场人都有哪些、遗嘱中相关重要信息是如何获取的，证人或者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或者所述内容不能相互印证。尤其是对于订立遗嘱时关某是否在场的问题，李某、石某和关某本人均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证人李某更是明确表示不会介入具体的遗嘱内容。故在此情况下，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反映案涉遗嘱的形成过程，包括在场见证人的情况、代书的经过以及书写完成后代书人、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的情况等。张某虽提交其女儿关某录制的宋某1本人宣读遗嘱内容的录像，以证明遗嘱所载内容系宋某1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视频记录的只是宋某1手持相关材料进行宣读的过程，并非案涉遗嘱的订立过程；且对于该次宣读的意义以及目的为何，宋某1在视频中亦未作出任何说明。从遗嘱第二页第三条所载内容来看，若该遗嘱确为宋某1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该遗嘱应当保存在关某和张某1处，在宋某1去世后由该二人共同启封并予以公布。然而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张某是如何得到该遗嘱的，张某明确表示系从家中柜子里宋某1的遗物中找到的。由此可见，宋某1在去世前并未将该份遗嘱交给任何人。综合上述分析，案涉遗嘱虽然具有代书遗嘱的外观，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形成过程符合继承法对于代书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不能认定为系宋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属无效。现张某要求按照该遗嘱继承X1号，要求该房屋归其所有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张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杨人民陪审员  唐福来人民陪审员  黄一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姚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