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01行初271号原告刘荣，女，1971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委托代理人张利鹏（原告之夫），男，196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东区。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拉萨道2号增1号。负责人马启民，局长。委托代理人张炜。委托代理人王鑫。原告刘荣不服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于2020年8月2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于2020年8月6日受理后，于2020年8月7日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荣的委托代理人张利鹏及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人王**、委托代理人张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7月2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津市场监管和价〔2020〕第5号），告知原告，针对其对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涉嫌价格欺诈和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的举报，经查，该店售卖依维莫司药品有明码标价，该药品所售卖的价格参照了医保目录的报销指导价格并与医保目录的报销指导价格一致，销售时未使用政府指导价格词汇来误导消费者，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其他与价格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原告所说的该药店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与之前已办结的举报一致，并无新的证据或线索，在办理上一次举报时已经作出答复，故不予立案。原告刘荣诉称，涉案抗癌药品依维莫司购买人王某于2019年3月7日死亡，原告系王某的女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首先，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的销售行为存在价格欺诈行为，诉争之药的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谎称为政府指导价进行销售。原告之母购买的依维莫司系全额自费付款，与医保无关，所付款项不涉及医保基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报销的问题。原告之母在购买依维莫司时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称“4306.8元系医保定价，自费购买也不能便宜”。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提供的书面答辩意见中称：“诉争药品系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天津市人力资源保障中心指定的医保目录的指导价格销售，……”。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的依维莫司系从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单价每盒3545.68元购进，诉争之药价格由市场自主定价，既不是政府定价也不是指导价。依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七条第(五）项“经营者收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有偿服务，采取下列价格手段之一的，属于价格欺诈行为：……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谎称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的规定，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其次，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属于被告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2018年4月27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的财税〔2018〕47号《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中涉案药品依维莫司的增值税征收率已改为3%,落实了国务院要求抗癌药品“吐税降价”让患者受益的政策，同时原告向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9年5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以津税告〔2019〕12号《政府信息告知书》明确答复原告，自2018年5月1日起抗癌药品制剂依维莫司的增值税率为3%。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以供货商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就不执行增值税征收率3%,其不能利益受损为由，故意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以及2001年5月15日天津市物价局、天津市纠风办等《关于开展全市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检查的通知》第二条第（一）项第8目的规定，被告具有查处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不执行药品降价措施的价格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第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行申14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两审法院对原告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诉讼，应实体审理，作出相应判决不应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9月3日原告向被告提出《投诉举报书》，被告于9月6日收到原告投诉举报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9月26日被告的派出机构天津市和平区价格监督检查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9月28日原告收到该《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不服，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01行初46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起诉。之后原告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7日作出的（2020）津01行终5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后原告提出再审申请，2020年6月29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行申144号《行政裁定书》,主要内容为：“被告的派出机构天津市和平区价格监督检查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存在主体错误，本案属于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两审法院应当进入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综上，被告及两审法院对原告的举报并未实体处理,故原告再次投诉举报，现被告仍不履行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津市场监管和价〔2020〕第5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2、判决责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理。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投诉举报书、EMS邮寄单、查询单，证明原告向被告举报投诉的事实及时间。证据2、《不予立案告知书》（津市场监管和价〔2020〕第5号），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证据3、《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津税告〔2019〕12号），证明国家规定的对涉案药品采取的降价措施。证据4、涉案药品发票，证明原告之母购买涉案药品及被投诉药店销售涉案药品未降价。证据5、被投诉药店书写的《民事答辩状》，证明被投诉药店自称，以政府指导价格向原告之母销售涉案药品。证据6、《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编号02438570），证明2018年12月18日被投诉药店从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以市场价格购买涉案药品。证据7、《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证据8、津价检(2001)168号《天津市物价局、天津市纠风办等关于开展全市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检查的通知》；证据7、8证明被告具有查处的法定职责。证据9、（2020)津行申144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证明天津高院认为，2019年9月26日被告派出机构天津市和平区价格监督检查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01行初464号《行政裁定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7日作出的（2020)津01行终59号《行政裁定书》对原告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诉讼，不应裁定驳回起诉，应予以实体审理，作出相应判决。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我局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且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我局于2020年6月18日接到原告对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涉嫌价格欺诈和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的举报。接到举报后，我局安排执法人员对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并依法对其进行了询问，未发现有价格欺诈现象。对于原告所述的该药店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的举报，我局于2019年9月对其进行过调查，作出了结论并给予原告答复，至今并无新的线索或证据能够证实该药店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或其他价格相关法律法规的现象，该举报属于重复举报。我局于2020年6月18日收到原告递交的举报信，2020年7月2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20年7月6日电话告知原告该决定，2020年7月7日按照原告要求，邮寄书面不予立案决定，完全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市场监管总局2号令3号令的意见的通知》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原告不具备适格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我局已依法保障了原告请求行政机关调查违法行为的建议权和举报获得答复权。原告不是我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的行政相对人，该决定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而我局将处理结果告知原告的行为更不会对其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不具备适格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综上，我局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全面、客观、公正、及时的进行了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并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了检查且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同时亦符合相关程序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所有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在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举报材料，包括投诉举报书、民事答辩状、原告及其母亲身份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材料、增值税发票6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财税〔2018〕47号《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抗癌药物清单、东方财务网文章《抗癌药不能税降价不降》、津价检(2001)168号《关于开展全市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检查的通知》，证明原告举报事项。证据2、天津某大药房现场照片及营业执照副本照片；证据3、询问笔录；证据4、天津某大药房举证材料，包括天津某大药房出具的说明、系统维护明细表、《市人力社保局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医保星级药店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及附件、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津01民终1149-1153号；证据5、不予立案审批表；证据6、不予立案告知书、挂号信收据及照片；证据7、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证据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证据9、三段工作人员处理投诉举报中与原告及其代理人通话的录音光盘；证据2-9证明我局作出的具体行为合法有效，符合法定程序规定。以上证据均为复制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依据2、《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依据3、《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号）。依据4、《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0号）。依据5、《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贯彻实施市场监管总局2号令3号令的意见的通知》。依据6、《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若干规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交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没有调查被投诉药店经营许可证，不能确认其有该药品的经营资质；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调查事实不清，被告未对供货方发票、进货渠道、注册证书、通关单进行核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投诉的是被投诉药店以市场价格进货后谎称医保价格进行销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不予立案的理由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被告对原告所交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4、6、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2及被告提交的证据6中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证据认证。对原、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均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依据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原告刘荣于2020年6月17日向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投诉举报书》，反映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在向原告母亲销售抗癌药品依维莫司过程中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谎称为政府指导价进行销售，且故意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并提交了原告及其母亲的身份证明、增值税发票、民事答辩状等材料，要求被告予以查处。被告于2020年6月18日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2020年6月28日经审批决定将核查时限延长七日，经现场检查、调查询问，于2020年7月2日决定不予立案，并于同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津市场监管和价〔2020〕第5号），告知原告，针对其对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涉嫌价格欺诈和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的举报，经查，该店售卖依维莫司药品有明码标价，该药品所售卖的价格参照了医保目录的报销指导价格并与医保目录的报销指导价格一致，销售时未使用政府指导价格词汇来误导消费者，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其他与价格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原告所说的该药店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与之前已办结的举报一致，并无新的证据或线索，在办理上一次举报时已经作出答复，故不予立案。2020年7月7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被诉《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另查，本案庭审中，原告表示其向被告投诉反映的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的问题，具体是指被投诉药店不执行涉诉药品增值税征收率3%，而是按照16%增值税税率计算货款并出售抗癌药品。再查，被告曾于2019年9月5日接到原告投诉举报材料，反映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隐瞒药品依维莫司增值税征收率3%的真实情况，按照16%的增值税率计算货款并出售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要求被告立案查处。对于原告该次投诉举报，天津市和平区价格监督检查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原告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作出（2019）津0101行初46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01行终5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原告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津行申14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原告刘荣的投诉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及其向原告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价格工作”及《天津市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相关规定，被告作为和平区价格主管部门具有处理原告涉案投诉举报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根据《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贯彻实施市场监管总局2号令、3号令的意见》第一条“适用一般程序查处违法行为，应当自发现违法行为线索或者收到案源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案情复杂的，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予立案的，应当自决定不予立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举报人，并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的规定，被告2020年6月18日收到原告投诉举报材料后，经现场检查、调查询问、延长核查时限，于2020年7月2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20年7月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程序合法。针对原告投诉反映的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存在价格欺诈的问题，被告经对被投诉药店进行现场检查、询问相关工作人员并结合原告及被投诉药店提交的证据，认定该药店销售依维莫司药品时未使用政府指导价词汇来误导消费者，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其他与价格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被告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针对原告投诉反映的天津某大药房有限公司不执行国家规定的药品降价措施的问题，该投诉事项实质上仍然是由药品增值税税率计算不同而引起的价格变动问题，属于药品增值税征收税率的管理问题，结合原告在本案庭审中对该投诉事项的进一步阐明，能够认定该投诉事项与原告2019年9月5日向被告进行投诉举报的事项相同。被告对该投诉事项的处理行为已经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评判，原告本次就该问题再次投诉，明显属于重复投诉，被告对此作出何种处理，均对原告的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对此亦明显不具有诉的利益。因此，被告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向原告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润林审 判 员  万 嘉人民陪审员  赵建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姚依凡附：本裁判文书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