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82民初2999号 原告：许永红，女,196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士云，北京隆安（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被告：李祺超,男,1992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原告许永红与被告李祺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永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士云、被告李祺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永红向本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祺超支付口罩机剩余货款3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4月26日起计算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25日，我与被告李祺超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两人共同与浙江云集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集公司）开展口罩机项目合作。我以600000元购买了口罩机，是以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海宁市光大缝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名义购买的，协议约定设备款双方各出50%，设备所有权各占一半，被告应于2020年4月25日向我支付剩余口罩机货款300000元，但被告至今仍未支付。为此，特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支持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合作协议一份，主张证明双方签订购买口罩机合作协议，投入设备与他人合伙生产经营口罩，被告应支付300000元设备款的事实；2.全自动口罩生产线采购合同，3.汇款回单，4.增值税专用发票，5.光大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据2-5证明原告以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光大公司名义以600000元对价购买口罩机的事实。6.光大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主张证明案涉口罩机是接受原告委托购买的事实。 被告李祺超辩称，1.由于原告所提供的设备质量不合格，故双方合伙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也可反映，原告要求将案涉口罩机从云集公司取回，双方的合作已经不存在。2.即使合作成立，我应向原告支付的合作费用为137360元，这是双方通过聊天记录进行确认的。在2020年4月25日前，双方曾进行过对账，明确我尚需支付的费用为212500元，因购买口罩机发票由原告经营的公司抵扣，故原告应补偿我开具增值税发票578000元造成的损失75140元，扣减后，应付款为137360元，双方在微信聊天时，对此进行过确认。3.既然原告不认可合作协议发生之前事实，故我认为2020年4月25日的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双方之间并没有进行合作，合作协议签订之前的相关事实也与本案无关。 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双方确认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合作款为137360元的事实。2.增值税发票6份，用以证明被告为法定代表人的杭州凯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尚公司）向云集公司开具578000元增值税发票的事实。证据1、2相结合可以证明原告当时要求被告支付的合作款是212500元，之后因被告开具发票造成75140元损失，扣减后，应付款为137360元。3.被告与原告于2020年5月至9月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组，用以证明当时双方已不再合伙，原告一直要求将设备拉回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无采购口罩机进行合作的事实；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2、3、4、5系第三方公司提供，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可，即使属实也不能证明与合作协议项下的口罩机相对应；认为证据6的情况说明属证人证言性质，原告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且控股，该情况说明属于原告自证，不具有证明效力。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中有关双方协商扣除相关款项与本案的合作事项并不关联，而从双方聊天记录的内容及被告在微信中所发对账单也可反映被告承认双方存在口罩机合作项目，对账单中涉及的税票75140元，原告不知情，也未作出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增值税发票开具时，原告不知情，且也反证了交付云集公司的口罩机正是原告所购的案涉口罩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因协议签订后，被告未付合作购机款，被告介绍客户将机器出售用以向原告支付购机款，即使是合作产生分歧，也是在合作一段时间之后，与原告应支付投资款无关联。 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合作协议，系双方于2020年4月25日所签订，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反映双方合作购买口罩生产线用于投资到云集公司经营的相关权利义务，故该证据具有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效力；原告提供的证据2、3、4、5、6，均系采购口罩生产线的光大公司提供，与本案所涉口罩生产线价款等有关联，被告虽未认可其真实性，但并未提出反证证明案涉口罩生产线与该公司所采购的设备无关，故本院对证据2、3、4、5、6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3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而该3组证据均涉及双方口罩生产线合作相关事宜，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至于能否证明被告主张，则应综合分析判断，故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该3组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 关于《合作协议》中“口罩机”与投入云集公司生产的口罩生产线的关系问题。双方均确认口罩生产线在《合作协议》签订前即投入云集公司，此后并未实际购买口罩生产线。被告自认投入云集公司的口罩生产线，系由原告垫资600000元购买，该设备作为双方与云集公司的合作项目投入，尚未与原告结算费用，该设备在3月份即已投入云集公司。根据被告提供的与原告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在4月25日之前，被告一直允诺向原告付款，其所发对账单中“投资合作占比50%，应付款300000元”的内容，与《合作协议》的约定完全一致，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后，被告并未提及另行购买口罩生产线，原告也未向被告催收所谓新的合作款，原告在诉讼中明确4月25日前后向原告催要的是同一笔款项，原告与被告间已有一条口罩生产线投入云集公司合作，且合作并不顺畅，而被告尚未支付所占份额的投资款，双方协议再另购一条生产线，仍然投入云集公司合作，显然不符合常理。综上分析，可以认定，双方在3月份合伙购买并投入云集公司的口罩生产线，即为《合作协议》所指“口罩机”，双方口头达成合作协议并实施在先，2020年4月25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对之前双方合作情况的书面确认和事后追认，该《合作协议》已经实际履行。 根据到庭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认定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20年3月间，原告许永红与被告李祺超经协商口头约定，共同出资购买一条口罩生产线，用于投资到云集公司合伙经营口罩生产经营，双方各自出资50%，所有权及收益均各半享有。2020年3月5日，原告许永红为法定代表人的光大公司以600000元的对价从深圳市某公司订购一条VCTA全自动口罩生产线，并于2020年3月11日支付了全部价款，设备销售方向光大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该口罩生产线经由被告联系被运至云集公司组装到位，并开始生产经营。2020年3月17日，被告为法定代表人的凯尚公司向云集公司开具“口罩机”货值为578000元的增值税发票。在原告与被告的沟通协商过程中，被告始终允诺会向原告支付300000元款项，原告也曾同意被告抵扣双方之间的其他合作款项87500元，抵扣后只需支付212500元，但被告未能实际履行，被告又提出要求抵扣“税票”75140元，抵销后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137360元，但原告未同意。2020年4月25日，原告许永红与被告李祺超补签一份书面《合作协议》明确：对于与云集公司的口罩生产线项目合作事宜，总款600000元，设备款由双方各出50%，即300000元，设备所有权及生产所得利润各占50%，设备申请政府补贴款按照股权比例各半分享，由被告于2020年4月25日前支付给原告300000元购机款。期间，双方曾试图从云集公司将口罩生产线取回出售，用以支付被告所欠款项，但未成。原告经多次催要未果，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许永红与被告李祺超建立的合伙购买口罩生产线用作与他人合作经营的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其后双方补充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共同遵守。被告辩称，原告所购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丧失合伙前提，本院审查后认为，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设备存在质量问题，且即便存在质量问题，也属双方共同与设备销售方之间的纠纷，并不能成为拒绝向原告支付垫付款的理由；被告辩称，原告要求将案涉口罩生产线从云集公司取回，说明双方的合作已经不复存在，本院审查后认为，根据双方庭审所述，本案所涉口罩生产线已实际用于与他方的合伙经营，且与他方的合伙经营依然存续，并不因原告曾要求取回设备而视为合伙终止，至于合伙经营的盈亏则属另一法律关系，不能成为被告拒付垫付款的理由。被告未按约履行支付设备款义务，属违约，应承担违约后的民事责任。被告辩称，根据2020年4月25日前双方的对账，抵销相关费用后，应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为137360元，本院审查后认为，4月25日前原告同意抵销87500元，但被告未履行，被告在其后的4月25日签署《合作协议》时，明确应向原告支付300000元，双方并未确定可抵扣数额，而原告曾同意抵销的87500元的事由与本案并无关联，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所述凯尚公司因开具增值税发票造成的“损失”75140元，虽与本案存在关联，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对此已予认可，而开票方凯尚公司与云集公司并无“口罩机”交易行为，其代开行为无法律依据，故被告要求予以抵销所谓“税票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所提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祺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许永红设备垫付款人民币30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26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尚欠款3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即按年利率3.8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2900元，由被告李祺超负担。 需要交纳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逾期不交纳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刘展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俞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