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8810号原告：梁丽兴，女，196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告：余景新，男，198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告：余婉娴，女，199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告：黄世芳，女，194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上述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萱君，系广东邦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抚州市恒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法定代表人：罗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先文，系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强，系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丽兴、余景新、余婉娴、黄世芳与被告抚州市恒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恒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丽兴、余景新、余婉娴、黄世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萱君，被告恒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先文、何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丽兴、余景新、余婉娴、黄世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余达强与被告恒通公司2019年6月29日至2020年3月31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被告中标番禺区南村镇莲花路工程。2019年6月29日起，余达强受聘于被告，岗位为施工员，月工资9000元，被告未与其签署劳动合同，也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被告提供午餐以及临时休息场所。2020年3月31日，余达强于早上七点左右前往施工现场组织指导施工，因该日早上九点左右下雨，工地无法施工，因此余达强与另外三个同事开车回公司临时休息场地，等待公司的任务安排。返回途中余达强掉进河里，待余达强被救上岸边时，其已死亡，同行人员当场报警。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技术中队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为经过法医鉴定为溺亡，公安排除他杀，属于意外死亡。随后，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尸体火化通知书》。2020年4月8日，尸体已被火化。死者家属与被告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进行调解，广州市番禺区大龙司法所、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基派出所也介入其中。调解过程中，被告确认与余达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但是不承认余达强系因工死亡，因此不愿意按工伤死亡的标准赔偿，只愿意补偿18万元给死者家属，双方未协商成功。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余达强受被告管理且被告曾支付余达强工资，余达强也在被告的业务范围内工作，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原告于2020年6月1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余达强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要求原告于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已无他法解决争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认余达强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被告恒通公司辩称，原告并非适格主体，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诉请确认余达强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无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全部诉请。1.身份权是因具有特定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是与自然人不可分离，且不含有财产权益的内容，鉴于身份权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征，相应的请求权只能由本人行使，该权利无法继承，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者身份权利的行使，以劳动关系存在与否为审理对象的确认之诉应由劳动关系的双方作为当事人。根据继承法第一条的规定，人格权等具有人身依附属性的权利应由权利人自身行使，这是法学理论界的通说，也是立法者不变的观点，且根据相关案例，本案诉讼应由余达强作为原告提起，四原告并非适格主体，应裁定驳回起诉。2.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伤赔偿，但确认劳动关系并非提起工伤赔偿的前置程序，余达强的近亲属在并非适格原告前提下提起确认之诉，浪费司法资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及相关回复，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劳动关系的职权，如原告已向劳动行政部门主张工伤认定的，劳动行政部门可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对余达强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问题进行审查，如原告对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通过行政复议及诉讼维护合法权益，在权利得到保障前提下，原告无必要提起确认之诉。3.余达强与被告建立的为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被告获悉做劳务帮工是余达强主要收入方式，余达强在多个工地从事劳务工作。2020年1月，余达强仍在其他公司帮忙新造小学附近工程项目，并收取劳务费用。被告受疫情影响，于2020年3月2日复工，余达强首次前往中标路段为2020年3月5日，被告中标的工程为番禺区政府项目，因政府尚未完成征地，中标路段工程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被告并未正常进场建设，目前中标路段工程仍处于准备阶段。为了在取得施工许可后能在期限内完成建设工程，被告委托部分劳务人员对工程路段进行清理，以保证路段处于随时可开工状态，等待该路段取得施工许可后，被告才开始施工，根据被告委托余达强的前述背景及其工作习惯，双方并未达成劳动关系合意，双方主要对钩机时间进行确认，余达强空闲时到被告处帮工，无需考勤，不受规章制度约束。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分别认定其证明力。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恒通公司登记成立于2004年7月13日，系一间从事公路、桥梁工程建筑、园林绿化等业务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余达强，于1962年6月2日出生，于2020年3月31日在番禺区××镇长××村小龙涌溺水死亡。原告梁丽兴是余达强配偶，原告余景新、余婉娴是余达强子女。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汀根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实余达强的父亲已先于其死亡，原告黄世芳是余达强母亲，余达强生前与配偶原告梁丽兴育有2个子女为原告余景新、余婉娴。被告对此证明无异议。2020年6月1日，四原告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当日以申请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穗番劳人仲不（2020）300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原告遂于2020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关于余达强的用工情况。双方于本案庭审中确认，余达强在为被告恒通公司工作期间，没有考勤，由被告雇请的包工头按月现金支付固定报酬，没有工资条，工作量及天气不影响每月报酬，钩机汽车施工记录单仅为与提供钩机方结算，记录单上签名的施工员是指联系该钩机并监督的人，余达强联系的钩机也会在记录单施工员栏上签名。原告主张：余达强于2019年6月29日入职被告恒通公司任施工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实际固定月工资为9000元，2020年3月的工资还未发放，其他工资已通过现金发放，月初发放上个月工资，余达强未在其他公司兼职；余达强每天都需要到工地，有上班时间要求，下雨天停工仍要到工地；2020年3月31日早晨，余达强到工地施工，后来因下雨无法继续施工，余达强从工地返回莲花路段临时休息场所的途中落入河中溺亡，工地是包午饭的，但有时让余达强去采购食材。被告主张：恒通公司在中标涉案番禺区东环街莲花路工程项目后，未取得涉案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尚未正式施工，从2019年4月起进行工程路段三平一通的前期准备工作，以劳务帮工的形式找人对路面进行清理工作；受疫情影响，恒通公司2020年3月复工，余达强从2020年3月5日起经恒通公司工地主管介绍来帮忙协助清理路面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材料，余达强当时陈述其在2020年3月前在新造小学施工；余达强系利用空闲时间为恒通公司进行劳务帮工，工作内容是联系、监督钩机并记录钩机现场施工时间，余达强未前往工地时，由其他帮工确认钩机使用时间；双方约定固定每月7000元报酬，余达强2020年3月起来帮忙，恒通公司的主管通过现金向余达强支付过一次8000元；恒通公司的工地上一共7名工作人员，包括1名主管负责工作分配，4名施工员负责平通路段（联系钩机作业和确认钩机车辆工时）和清理淤泥，1名资料员，1名煮饭阿姨负责采购食材并供应每天到场工作人员午餐，上述人员均为以劳务方式提供服务，不是恒通公司员工；余达强有任务时才需要上班，干完活就可以回去了，下雨天及下雨后两天都需停工，恒通公司的方主管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会通过电话告诉余达强叫钩机过来施工，由主管与余达强一同在现场指挥钩机施工，双方一同在现场确定钩机的工作范围及内容；事发当天，因之前下雨无法施工，余达强提议几个施工员去小龙村买鸡，买完鸡余达强去河边洗手，之后溺水，恒通公司包工头不清楚买鸡的事，也未指示余达强去买鸡；莲花路工程2020年3月份施工情况为因疫情于2020年3月2日复工，3月3-4日、18-20日以及28-31日因雨暂停施工，3月5-17日、21-27日正常施工。原告在本案中主张余达强2019年6月29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与被告恒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主要提供以下证据：1.有“恒通路桥”标识的工帽；2.番禺区南村镇莲花路工程施工图纸复印件；3.钩机汽车施工记录单原件，显示日期为2020年3月26日，施工单位地点莲花大道，施工员签名“余达强”。被告恒通公司主张其与余达强存在劳务关系，并主要提供以下证据：1.中标信息查询打印件，显示被告恒通公司是番禺区东环街莲花路等工程的中标单位；2.钩机汽车施工记录单原件，显示施工单位地点莲花大道，施工员签名“吴国辉”，日期分别为2020年3月16日、3月17日、3月23-27日等；3.番禺区2020年3月天气记录网页打印件，显示3月3-9日、11日、13日、17-21日、24-31日有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主张公安部门曾就余达强死亡事件及其的工作情况进行过调查，并申请相关律师调查令。其后，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基派出所向本院提供了余景新、冯艺渊、吴润辉、方俊锋等人在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石基派出所关于余达强死亡一事的询问笔录材料，其中显示：1.冯艺渊、吴润辉、方俊锋3人在2020年4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他们的工作单位均为被告恒通公司，3月31日余达强溺死一事他们三人均在现场，他们与余达强均在公司担任工地现场管理，是同事关系；公司不需要打卡上班，工资月结；出事当天是算上班的，不过因为下雨工地没有开工，余达强提议去买鸡，于是方俊锋就驾驶工地的皮卡载他们一起过去，四个人出去没有向公司说明情况，老板没有回工地，他们也没有请示；余达强当时自己挑和买了16只鸡。另外，方俊锋在笔录中经询问“你们平时上班会不会离开工地”，方俊锋回答“一般留在工地办公室，或者工地现场指挥施工”。2.原告梁丽兴在2020年3月31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余达强在大龙街××村做施工管理，每天都是6时许上班，18时许下班回到家，余达强是在上班时间到了溺水的案发现场。另外，被告主张余达强系第三方公司员工，第三方公司发放工资到余达强及其儿子原告余景新的账户，余达强仅利用空闲时间到被告处帮工，并就此申请相关律师调查令。其后，原告提供户名为余景新的银行流水显示该账户分别于2020年1月19日、1月22日收到“广*司”的转账5000元、3000元。本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河东路支行调取的余达强名下的银行账号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显示余达强分别于2020年1月19日、1月22日收到广州兴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备注为“工资”的转账5000元、3000元。广州市番禺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就律师调查令回复余达强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没有缴费记录。对于上述银行流水，原告主张：余景新账户的上述两笔收款是广州兴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的，是代余达强收取，余景新常帮父亲代收款，打款前余达强不会告知具体情况，故这两笔款项性质原告不清楚；原告也不清楚余达强账户中上述2020年1月19日是、22日的款项何时因何支付，上述流水不能证明是支付余达强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发生的工资报酬，上述流水中的工资发放方式与正常工资发放方式不符，这两笔款项可能是其他性质的款项而非工资，也可能是支付之前广州兴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拖欠余达强的工资。被告主张：上述银行流水显示余达强通过自己和余景新的账户各收取了一个月的劳务报酬，余达强在1月领取的工资应为当月收入；银行流水可证明余达强一直是通过在不同工程中提供劳务获得劳务报酬，并无固定受聘单位，也是以这种方式为被告提供劳务，这与原告主张2019年6月起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不符。本院认为，关于四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四原告系死者余达强的近亲属，本案纠纷亦因余达强死亡而产生。四原告诉请确认余达强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目的并非为保护余达强生前的身份性劳动权利,而是为最终获得余达强生前财产性权利和作为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的赔偿做准备。因此,四原告作为余达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权就余达强生前是否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主张余达强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则主张双方是劳务关系，故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余达强与被告之间法律关系属性的认定问题。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劳务关系是指经约定在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产生的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劳务，用工者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的民事法律关系。对于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结合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判断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并从双方是否存在人身依附性及财产性、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等方面综合考量。本案中，首先，被告和余达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其次，关于余达强的工作模式，据被告陈述由工地主管通知余达强叫钩机来施工，主管与余达强一同在工地现场指挥钩机施工，并确定钩机的工作范围及内容，可见余达强的工作时间及工作内容接受被告管理。第三，关于报酬支付方式，双方确认约定每月支付固定报酬，工作量及因天气停工不影响报酬，由被告雇请的包工头每月现金发放报酬，上述报酬的发放周期与发放规律与劳动关系中的工资支付方式相似，而不符合被告主张的余达强是通过在工程中提供劳务获得劳务报酬的支付方式。第四，关于工作地点，据余达强的同事方俊锋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平时上班一般留在工地办公室，或者工地现场指挥施工，可见余达强在被告提供的场所工作，工作地点固定。综上，本院认为余达强受被告的劳动管理，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双方成立劳动关系。关于余达强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存续时间。原告主张余达强从2019年6月29日起入职被告恒通公司，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未能合理解释余达强2020年1月为何收到其他单位支付的工资款项，故对原告关于入职时间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结合余达强于2020年1月收取其他单位发放工资款项的情况、双方的陈述，以及相关行业受疫情影响的复工情况，本院采纳被告关于余达强自2020年3月5日开始为其工作的主张。综上，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余达强死亡时间，本院确认余达强与被告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余达强与被告抚州市恒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梁丽兴、余景新、余婉娴、黄世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抚州市恒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淑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