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3638号原告: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故县东大街**。法定代表人：贾向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男，公司员工。被告: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法定代表人：王振中，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觉，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原告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钢长治公司）诉被告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钢铁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首钢长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被告五矿钢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首钢长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大兴法院（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第一项中“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内容及第三项。2.判决不得追加首钢长治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且不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承担任何责任。3.撤销贵院作出的（2019）京0115执异46号《民事裁定书》第二项，并立即解除对首钢长治公司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4.本案诉讼费由五矿钢铁公司承担。诉讼过程中，首钢长治公司撤回了第2项、第3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五矿钢铁公司与北京金长钢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长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执行过程中，因金长钢公司未履行判决付款义务且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五矿钢铁公司以首钢长治公司存在抽逃出资情形申请追加首钢长治公司为被执行人，贵院作出（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首钢长治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且裁定首钢长治公司在抽逃出资345万元的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首钢长治公司认为贵院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345万元是错误的，而且对相关证据采纳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金长钢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21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首钢长治公司和北京金基业工贸集团（现更名为北京金基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基业公司）各出资500万元设立，对此北京明鉴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2003年2月8日已出具验资报告予以证实。二、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4月14日向首钢长治公司转款345万元属实，但从金长钢公司留存的中国工商银行汇票委托书（存根）载明的汇款用途“购货”可以看出345万元款项系业务款项。对此，首钢长治公司提供了2003年4月23日将款项转付给山西长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钢铁公司）的财务凭据和山西钢铁公司承继首钢长治公司经营业务的依据，以及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签订的买卖合同和货物发票，据此证明金长钢公司2003年4月14日向首钢长治公司转款345万元已相应获得对价，而且金长钢公司也表示无异议。首钢长治公司所提供该组证据相互关联且全面客观，但贵院认为首钢长治公司未提供与山西钢铁公司关于代收预付款的协议予以佐证是错误的，系认定事实错误且证据采纳错误。三、五矿钢铁公司仅以金长钢公司于2003年4月14日向首钢长治公司转款345万元而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抽逃出资是单方揣测并无真凭实据。五矿钢铁公司应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关于抽逃出资的认定情形，首先首钢长治公司作为金长钢公司股东之一，并没有损害金长钢公司之权益，相反在金长钢公司设立之初，首钢长治公司多次利用自身作为钢材制造厂家之优势，大力支持金长钢公司开展钢材贸易经营活动，而且以自有资金购买土地供金长钢公司开展经营活动使用。其次，虽然首钢长治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但相互之间均支付了相应对价，并不存在虚假交易。因此贵院认定首钢长治公司存在抽逃出资是错误的。综上，为维护首钢长治公司合法权益，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不流失，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五矿钢铁公司辩称，不同意首钢长治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首钢长治公司不能对涉案345万元款项的用途作出合理解释。根据贵院调取的被执行人金长钢公司的工商银行流水（账号：×××）及底单可以看出，金长钢公司在收到验资款项当日（2003年2月28日）便将所有款项转至其尾号为“28049”的工商银行账户之中，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将该账户中的345万元转给了首钢长治公司，而2003年2月28日-2003年4月14日期间，“28049”账户中并未有款项进账。首钢长治公司主张该款项是其代案外人山西钢铁公司收取的金长钢公司的货款，但根据山西钢铁公司的工商登记，山西钢铁公司设立于2002年12月31日，即，2003年4月14日时山西钢铁公司已具备法人主体资格，可以以其名义开展业务，无需首钢长治公司代为开展业务，除非首钢长治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就代收货款事宜存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但是，首钢长治公司在本案及原追加听证程序中均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山西钢铁公司之间存在代收预付货款的相关协议或委托协议，或作出合理解释。故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五矿钢铁公司已经提供抽逃出资合理怀疑证据的情况下，首钢长治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6号《执行裁定书》中对于首钢长治公司抽逃345万元出资的事实认定正确。二、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业务往来，无需首钢长治公司代为收取货款。根据贵院调取的金长钢公司的2003年5月8日及2003年5月13日的转账底单可以看出，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确实存在业务往来，但是金长钢公司是直接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的款项，而不是通过首钢长治公司代为收取。另外，首钢长治公司所提交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的合同（首钢长治公司证据第20页）与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8日及2003年5月13日的转账记录可以结合对应，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为800万元，而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8日及2003年5月13日的两次付款为500万元、300万元。综上所述，首钢长治公司所主张的在山西钢铁公司成立之后仍代山西钢铁公司收取货款345万元的辩解无事实依据，且该解释也不符合正常商业交易模式，恳请贵院依法驳回首钢长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关于五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首钢长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金长钢公司给付五矿钢铁公司所欠货款2217万元及延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判决生效后，五矿钢铁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查询，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6）京0115至7290号执行裁定书，确认金长钢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在本院执行五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五矿钢铁公司向本院提出追加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京0115执异46号裁定书，裁定追加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为被执行人，金基业公司在未实际缴纳出资350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首钢长治公司在抽逃出资345万元范围内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该裁定书于2020年1月14日送达首钢长治公司。首钢长治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经查，2003年2月21日，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各出资500万元成立金长钢公司（曾用名北京金长钢工贸有限公司），公司2003年2月14日章程载明股东为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自出资500万元。2003年2月8日，北京明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证实2003年1月30日，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顺义支行144115709入资账户缴纳500万元。2003年2月28日，金长钢公司将验资账户中的资金10005900元转入尾号为28049的银行账户中。2003年3月27日，金长钢公司将500万元转入该公司建设银行账户内。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将345万元转入首钢长治公司。对此，首钢长治公司称，该款项为首钢长治公司替山西钢铁公司代收的钢材预付款，并向法庭提交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支付该345万元的工行存根，载明该款项用途为购货。首钢长治公司提交2003年4月记账凭证及银行承兑汇票通知单，称其将代收金长钢公司购货款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首钢长治公司提交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5月29日的记账凭证，载明预收账款3403357.38元，摘要为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28日运费收据显示245003-06发票运费92893.02元。山西钢铁公司向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28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共四张，其中245003发票金额954483.78元，245004发票金额1782774.68元，245005发票金额141914.16元，245006发票金额431291.74元。首钢长治公司还提交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5月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载明标的名称为热轧钢铁、热轧带肋钢筋合计3000，价款800万元。备注：买受人分次付款，现承各半，不足部分现款，承兑按5元/月贴息补足。运输方式火车代运，费用由买受人承担。结算方式为按款发货，当月发货当月结清，预付款未提货部分遇涨不涨，遇落则落。合同自交付货款，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截止于5月31日。就首钢长治公司主张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所购上述800万元钢材（2003年5月6日签订买卖合同），五矿钢铁公司提交两张电汇凭证，其中2003年5月8日凭证显示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500万元，2003年5月13日凭证显示金长钢公司向山西钢铁公司支付300万元，用途均为货款。针对五矿钢铁公司提交的上述两张凭证所载80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提交山西钢铁公司2003年7月记账凭证及收款通知书合同、增值税发票及运费收据，称该800万元山西钢铁公司已经发货并开具发票，该合同并非2003年5月6日买卖合同。其中7月15日记账凭证载明，摘要金长钢公司，预收账款7597183.87元。2003年5月6日首钢长治公司到款通知单显示：5月8日现500万元，14日现300万元，计800万元。该凭证后附买卖合同系2003年5月30日签订，合计3000，价款830万元，其他条款与前述合同基本一致，合同明确自交付货款，双方签字告知后生效，截止于6月30日终止。2003年7月11日运费收据载明242627-37发票运费198730.52元。就上述款项所涉及交易的账目和凭证，本院组织双方对证据的原件进行了核对。金长钢公司委托财务负责人李书普出庭，李书普称“关于345万元款项的问题。345万元转给了首钢长治公司，总公司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是山西长钢公司，是股份公司给金长钢公司开的票发的货”“李书普2017年入职，2003年的财务情况可以通过档案查看，也可以通过银行进行查看。原来的负责人涉及刑事已经被逮捕，具体2003年我们公司和山西长钢公司有几份合同不清楚。金长钢公司采购山西长钢公司的钢材，金长钢公司支付预付款给对方，然后给金长钢公司发货签订合同。一开始支付预付款给首钢长治公司，然后与山西长钢公司签订合同，股份公司给金长钢公司发货。在实际操作中没有那么严格，不一定非要签订合同才可以记账。345万元对应的合同不能确定。5月6日签订的800万元合同不清楚。金长钢公司给山西长钢公司打款的事实是存在的。付款、发货、签订合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大体可以确定。过渡期具体多久金长钢公司不清楚。从资料看345万元对应的业务、货物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了。从付款到签约发货有一个期间。当时单独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工商登记、税务登记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当时的生产、销售都在股份公司，所以那个时候金长钢公司先把款项打给了首钢长治公司。”五矿钢铁公司提交刑事判决(2012)郊刑初字第135号，认为能够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曾签署出资协议，该协议约定金长钢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资各150万元，金长钢公司原法人党某与总经理张某亦知悉此事。该判决书载明：公诉机关提交证据7、金长钢公司章程共十一章，董事会决议及补充协议，证明聘任张某为金长钢公司总经理，朱平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该协议内容确认由首钢长治公司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于土地使用权，虽国有土地证户名为金长钢公司，但所有权为首钢长治公司所有，不占金长钢公司股份，双方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的协议书第三章约定，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10、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该企业的名称为金长钢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11、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他系金长钢公司经理，首钢长治公司和金基业公司商定各出150万元成立金长钢公司，后考虑到300万元的公司太小，决定要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公司，后金基业出资150万，首钢长治公司出资850万，待注册验资后首钢长治公司将多出资的700万转回，成立的金长钢公司2003年1月8日正式挂牌；12、证人党某的证言，证实为了打开北京市场，进军奥运工程，首钢长治公司和金基业公司各投资150万元，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立了金长钢公司。公诉机关对上述判决提出抗诉；被告人对上述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2月27日，二审法院作出（2013）长刑终字第31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该裁定书中关于公诉机关的证据显示：5、首钢长治公司关于成立金长钢公司决定、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合资组建金长钢公司协议书、补充协议、公司章程、金长钢公司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证明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于2003年2月21日合资组建了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但双方实际注入资金各为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垫付700万元用于验资；党X为该公司董事长，赵X3为副董事长，张X为董事、总经理，朱平原为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赵X4为董事，孙X2为监事；首钢长治公司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土地使用权，虽然名称是金长钢公司，所有权为首钢长治公司，不是金长钢公司。五矿钢铁公司提交2011年7月6日金长钢公司董事会决议，载明，公司决议免去党某的董事长职务……解聘张某的公司经理职务。五矿钢铁公司提交2011年6月2日甲方金基业公司与乙方首钢长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该协议系首钢长治公司在追加当事人听证程序时提交），载明：双方对2011年6月2日所签股权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如下：一、双方确认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甲乙双方各占50%股份。包括：(一）甲乙双方各投入现金150万元；(二）甲乙双方各支付给金长钢公司的购地资金350万元。二、乙方2003年因金长钢公司注册借给甲方350万元，当年已由甲方支付给金长钢公司用于购买顺义土地使用。现金长钢公司名下土地变现后，全部收益归乙方所有。同时，甲方350万元欠款也无需再偿还乙方。至此，双方没有任何债务拖欠。2011年7月6日，金基业公司将其所持金长钢公司股权以215万元转让给首钢长治公司，首钢长治公司成为金长钢公司唯一股东。2002年11月4日，首钢长治公司出具拟组建长治钢铁股份公司的说明，由首钢长治公司拟组建长治钢铁股份公司。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2002]208号文关于同意发起设立山西长钢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即山西钢铁公司）的批复，同意首钢长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山西省经贸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股东共同发起设立。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查明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345万元转款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就该345万元款项，首钢长治公司主张，该款项为货款，首钢长治公司在2003年4月14日收到金长钢公司该笔款项后，于2003年4月23日转付给山西钢铁公司，故不构成抽逃出资。五矿钢铁公司辩称，首钢长治公司对该345万元款项用途未作出合理说明，山西钢铁公司在转款时已经设立，无需首钢长治公司代为开展业务，首钢长治公司亦未就此举证证明其与山西钢铁公司存在委托关系；现有证据证明，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业务往来，无需首钢长治公司代为收取货款。就上述争议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查明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分析如下：首先，金长钢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各出资500万元于2003年2月21日，设立金长钢公司。金长钢公司2003年2月14日章程亦载明股东为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自出资500万元。同时，2003年2月8日，北京明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表明，2003年1月30日，首钢长治公司、金基业公司各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顺义支行144115709入资账户缴纳500万元。由此，应当认定首钢长治公司与金基业公司作为股东完成了向金长钢公司各自交纳500万元的出资义务。其次，根据查明事实，2003年2月28日，金长钢公司将验资账户中的资金10005900元转入尾号为28049的银行账户中。2003年4月14日，金长钢公司将345万元转入首钢长治公司。首钢长治公司对此并未否认，该款项移转过程应当予以认定。首钢长治公司明确该款项后续于2003年4月23日转付给山西钢铁公司，且该款项系山西钢铁公司与金长钢公司之间的合同款项。就争议的345万元款项，首钢长治公司提交2003年4月记账凭证及收银行承兑汇票通知单，其中2003年5月29日的记账凭证，载明预收账款3403357.38元，摘要为金长钢公司。山西钢铁公司向金长钢公司2003年5月28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共四张，245003发票金额954483.78元，245004发票金额1782774.68元，245005发票金额141914.16元，245006发票金额431291.74元。针对五矿钢铁公司提出的异议，首钢长治公司还提交金长钢公司与山西钢铁公司关于上述款项于2003年5月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载明标的物名称为热轧钢铁、热轧带肋钢筋，合计800万元。该合同约定，合同自交付货款，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截止于5月31日。上述查明事实显示，首钢长治公司提交的证据，争议的345万元款项工行存根明确为购货，记账凭证及银行承兑汇票通知单显示款项支付给山西钢铁公司，虽金额并不完全对应，但该组证据所附的合同、运费收据、发票等，结合出庭的证人陈述，足以印证交易的真实存在。再次，虽刑事裁判文书显示，金长钢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但二股东实际注入资金各150万元，首钢长治公司垫付700万元用于验资。但结合五矿钢铁公司提交的证据，首钢长治公司在金长钢公司验资时已经完成出资义务，其出资购买京顺国有（2001）0263号证属土地使用权，登记于金长钢公司名下。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明确金基业公司与首钢长治公司各自支付给金长钢公司购地款350万元。综合以上分析，现有证据显示，首钢长治公司就案涉345万元款项的交易并不构成抽逃出资，五矿钢铁公司关于首钢长治公司该345万元不能合理说明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故首钢长治公司有关撤销（2019）京0115执异46号《执行裁定书》第一项中“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内容及第三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决不得追加被申请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为（2016）京0115执7290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无需对（2015）大民（商）初字第1127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范围内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70元，由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虎成人民陪审员  刘少明人民陪审员  何立月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赵家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