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102行初169号原告廖忠宝，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刘和清（一般授权代理），男，汉族，1969年10月2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黄孝河路97号。法定代表人金文胜，系处长。委托代理人都倩（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法规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郭锋（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尚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廖忠宝诉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客管处）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客管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石珏、人民陪审员王汉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忠宝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和清，被告市客管处的行政负责人陈潇及委托代理人都倩、郭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忠宝诉称，其于2019年9月3日依法向被告市客管处提交四份政府信息公开。第一份申请的内容：1、申请公开经营权证号Q0101010348项下所对应的出租车鄂Ａ×××××、鄂Ａ×××××、鄂Ａ×××××对应签订的经营合同，该经营合同按相关文件要求必须在被告市客管处存备案；2、申请公开武客管政[2006]49号文。第二份申请表的内容：1、依据《市客管处关于做好商务折让资金退还工作的通知》武客管政[2013]8号文件精神，申请公开在被告市客管处备案存档的国兴公司关于商务折让金的“驾驶员签字的登记造册表”及鄂Ａ×××××具体金额；2、申请公开武客管政[2013]8号文。第三份申请表的内容：1、依据鄂运管出租[2008]134号文，申请公开国兴公司在上一轮经营权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后，新的经营权延续具体什么时间取得行政许可；2、申请公开被告市客管处与国兴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3、申请公开武客管政[2018]29号文。第四份申请公开的内容：依据武政办[2012]164号文和《市客管处关于切实做好爱丽舍出租汽车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申请公开鄂Ａ×××××出租车在2013年车辆更新中，被告市客管处向国兴公司出具的《车辆折旧通知单》及具体金额。2019年9月30日被告市客管处向原告廖忠宝作出《关于延长信息公开答复期限的通知》。2019年10月30日，原告廖忠宝收到被告市客管处的信息公开答复，被告市客管处履行法定工作职责违法。一、被告市客管处未依法公开武客管政[2006]49号文、武客管政[2013]8号文及武客管政[2018]29号文违法。以上三份文件本就是被告处制作和颁发的，原告廖忠宝于2019年9月3日申请该三份文件时，被告市客管处本应当场就能够给予答复，即便未当场给予答复，也应在20个工作日内答复。被告市客管处2019年10月30日的答复中只字未提以上申请的三份文件，且未说明理由；二、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廖忠宝第一份申请答复违法。按照相关规定经营合同应当在被告市客管处备案存档，被告市客管处告知“请你来取本答复的时候，到我处企业管理科现场查阅鄂Ａ×××××、鄂Ａ×××××的经营合同”，但实际并未让原告廖忠宝查阅鄂Ａ×××××车的经营合同，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法律法定；三、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廖忠宝第二份申请表中第1项申请内容的答复违法，该答复严重背离了《市客管处关于做好商务折让资金退还工作的通知》武客管政[2013]8号文的规定；四、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廖忠宝第三份申请中第2项申请内容的答复违法。依据鄂运出租[2008]134号文件精神，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国兴公司在上一轮经营权的使用权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后，依法申请延续并取得行政许可后，被告市客管处与国兴公司依法依规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而不是被告市客管处答复中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合同》，被告市客管处就此的答复是“答非所问”；五、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廖忠宝第四份申请答复违法。原告廖忠宝申请的是在此次车辆更新中，由被告依据鄂Ａ×××××出租车《登记证书》的初始登记日期，测算核定出车辆折旧金额，并向出租车企业出具的《车辆折旧通知单》，而并非是汽车厂家向出租车企业下达的“二手车回购通知单”。综上，被告市客管处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决：1、判令被告市客管处履行法定工作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市客管处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并责令其重新作出答复；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市客管处辩称，一、关于被告市客管处的具体职责。《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市客运出租汽车监督管理工作。”因此，被告市客管处的法定职责是对武汉市出租汽车行业实施具体监督和管理。二、原告廖忠宝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2019年9月3日，原告廖忠宝向被告市客管处递交《信息公开申请表》四份，要求公开有关信息。被告市客管处依法受理原告廖忠宝的信息公开申请后，组织内部进行档案检索，并依法延长答复期限，遂于2019年10月30日向原告廖忠宝作出书面答复并予以送达。因此，本案中原告廖忠宝主张被告市客管处未全面履行法定工作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和要求再次回复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请求法院予以全部驳回。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3日原告廖忠宝向被告市客管处递交4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内容分别为：一、申请公开经营权证号Q0101010348所对应项下的出租车鄂Ａ×××××、鄂Ａ×××××、鄂Ａ×××××对应的经营合同；公开[2006]49号文；二、依据武客管政[2013]8号文的文件规定，现向贵处申请公开国兴公司在贵处备案存档的“驾驶员签字的登记造册表”及鄂Ａ×××××的具体金额；申请公开[2013]8号文；三、依据鄂运管出租[2008]134号文《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管理暂行办法》，申请公开国兴公司在上一轮经营权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后，新的经营权延续具体什么时间取得了行政许可；公开贵处与之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申请公开[2018]29号文；四、依据武政办[2012]164号文的规定和《市客管处关于切实做好爱丽舍出租汽车更新有关工作的通知》，申请公开鄂Ａ×××××号出租车在2013年车辆更新中被告市客管处向国兴公司出具的《车辆折旧通知单》及具体金额。2019年9月30日被告市客管处向原告廖忠宝作出并送达《关于延长信息公开答复期限的通知》，告知针对其2019年9月3日递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正在核实相关信息中，将延期至10月30日前答复。被告市客管处经过对相关信息进行检索，于2019年10月30日向原告廖忠宝作出并送达《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对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第一项内容答复如下：“在我处现有资料中，未查询到鄂Ａ×××××的经营合同。请你来领取本答复的时候，到我处企业管理科现场查阅鄂Ａ×××××、鄂Ａ×××××的合同。”；对第二项申请内容答复如下：“在我处现存资料中，未查询到该信息。请你与所在公司联系查询。”；对第三项申请内容答复如下：“国兴公司在上一轮经营权2013年12月31日到期后，延续经营一年，于2014年底取得新一轮行政许可。市客管处没有就此与国兴公司签订新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合同》。”；对第四项申请内容答复如下：“在2013年更新车辆实际操作中，出租汽车企业将旧车交付汽车厂家，汽车厂家根据旧车实际交付的时间测算车辆折旧费，并向出租汽车企业下达二手车回购通知单。在我处现有档案资料中，未查到鄂Ａ×××××号出租车二手车回购通知单。请你车辆向所属企业查询。”原告廖忠宝不服被告市客管处2019年10月30日作出并送达的前述信息公开答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另查明，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市客管处向本院提交了武客管政[2018]29号文，本院在庭后将该文件向原告廖忠宝出示，其表示该文件就是其申请公开的[2018]29号文。原告廖忠宝在向被告市客管处提出案涉信息公开申请前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武客管政[2006]49号文、武客管政[2013]8号文，并将此两份文件作为证据提交。上述事实有原告廖忠宝、被告市客管处提交的2019年9月3日信息公开申请表4份、2019年9月30日《关于延长信息公开答复期限的通知》、2019年10月30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武客管政[2006]32号文、武客管政[2006]49号文、武客管政[2013]8号文、《关于印发湖北省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鄂运管出租[2008]134号文、武政办[2012]164号文、《武汉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10年）、原告廖忠宝与国兴公司签订的鄂Ａ×××××号车《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企业商务折让金退还明细表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市客管处对原告廖忠宝2019年9月3日递交的4份申请涉及的四部分信息公开申请事项具有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因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事项繁琐，需要对相关信息进行查询检索，被告市客管处于2019年9月30日书面通知原告廖忠宝将延期答复，并于2019年10月30日向原告廖忠宝作出并送达《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答复期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市客管处2019年9月3日收到原告廖忠宝提交的4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对相关信息进行检索查询，并作出了不同处理。一、针对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第一项内容：申请公开经营权证号Q0101010348所对应项下的出租车鄂Ａ×××××、鄂Ａ×××××、鄂Ａ×××××对应的经营合同；公开[2006]49号文，被告市客管处经过检索后根据检索情况在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答复中告知“在我处现有资料中，未查询到鄂Ａ×××××的经营合同。请你来领取本答复的时候，到我处企业管理科现场查阅鄂Ａ×××××、鄂Ａ×××××的合同。”被告市客管处已履行了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原告廖忠宝主张未查阅到鄂Ａ×××××车的经营合同，如原告廖忠宝仍坚持需要继续查阅该份经营合同，被告市客管处应当予以配合。虽答复中未对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2006]49号文进行回应，但从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2006]49号文实际就是武客管政[2006]49号文，且其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该文件，被告市客管处未对该项内容进行回应对原告廖忠宝的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二、针对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第二项内容：“依据武客管政[2013]8号文的文件规定，现向贵处申请公开国兴公司在贵处备案存档的‘驾驶员签字的登记造册表’及鄂Ａ×××××的具体金额；申请公开[2013]8号文”，被告市客管处针对该描述对相关信息进行检索查询后，未查询到国兴公司“驾驶员签字的登记造册表”及鄂Ａ×××××的具体金额，答复中说明了检索的结果，告知在该处现存资料中未查询到该信息，该结论符合法律规定。虽答复中未对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2013]8号文进行回应，但从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2013]8号文实际就是武客管政[2013]8号文，且其已经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该文件，被告市客管处未对该项内容进行回应对原告廖忠宝的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三、针对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第三项内容：“1、国兴公司在上一轮经营权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后，新的经营权延续具体什么时间取得了行政许可；2、公开贵处与之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合同》，申请公开[2018]29号文。”被告市客管处在2019年10月30日的答复中对2013年12月31日国兴公司上一轮经营权到期后于2014年年底取得新一轮行政许可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还告知了被告市客管处与国兴公司未就此签订新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出让合同》，实际上被告市客管处从2014年开始未再与国兴公司签订任何形式的经营权许可合同，被告市客管处该部分答复内容合法。被告市客管处未对原告廖忠宝要求公开的[2018]29号文的事项进行说明，遗漏了信息公开事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但鉴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已明确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2018]29号文就是武客管政[2018]29号文，并且被告市客管处已将武客管政[2018]29号文提交本院，本院也将该文件向原告廖忠宝出示，其相应的政府信息知情权已获保障。四、针对原告廖忠宝申请公开的第四项内容：“鄂Ａ×××××号出租车在2013年车辆更新中贵处向国兴公司出具的《车辆折旧通知单》及具体金额。”被告市客管处针对该描述对相关信息进行检索查询后，在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答复中说明了2013年车辆更新实际操作的流程、针对《车辆折旧通知单》检索的情况进行说明，并告知未查到相关信息，告知原告廖忠宝向车辆向所属企业查询。被告市客管处的该部分答复内容合法。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市客管处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未向原告廖忠宝公开武客管政[2018]29号文违法，但鉴于原告廖忠宝已在诉讼阶段获取了武客管政[2018]29号文，判决被告市客管处重新答复已无必要。被告市客管处2019年10月30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针对原告廖忠宝2019年9月3日申请公开的其他事项答复均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于2019年10月30日向原告廖忠宝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未对武客管政[2018]29号文进行公开违法；二、驳回原告廖忠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处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审 判 员  石 珏人民陪审员  王汉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郭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