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云2529行赔初1号原告范茂，男，1970年7月20日生，汉族，住昆明市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智，云南德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红河县迤萨镇莲花路。法定代表人张鹏，职务：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张学贵，职务：副局长兼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勒都，云南众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范茂诉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它（城建）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因遇国家实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于2020年2月20日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同年4月14日因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恢复本案审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智，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庭应诉负责人张学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勒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茂诉称，原告于2013年3月19日因借钱给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郭庆伟人民币650万元，三案外人用其名下所有的，坐落于红河县的房地产抵押给原告，原告与案外人到被告处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7年因案外人无法偿还借款，原告将其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发现案外人抵押给原告的红河县地产已经解除了与原告的抵押登记，重新登记抵押到了农行红河县支行名下。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解除抵押登记并另行登记抵押给农行红河县支行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故原告将其诉至人民法院。经红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2529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25刑终3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了被告注销原告享有的红河县地产抵押权的登记行为违法。同时，《行政判决书》确认了红河县地产已经被拍卖，不再属于郭子才、李居抽所有，抵押权无法回到被注销前状态。后经原告核实，房屋拍卖所得的款项已经被全部用于清偿郭子才、李居抽的其它债务，没有剩余。另，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7）云0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郭子才、李居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欠款26.52万元，利息6.93万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2.5万元，并以26.52万元作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调查后发现郭子才、李居抽暂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原告在被告处对郭子才、李居抽所有的红河县地产进行抵押登记后，原告作为抵押权人对拍卖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可以保证原告债权的实现。实际上，上述房屋拍卖款项有上千万，足以清偿郭子才、李居抽对原告所欠的全部债务。但是，因为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抵押登记被违法解除，抵押物被处分，而原告对郭子才、李居抽所有的债权至今无法实现。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范茂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其违法行政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损失663271.75元。［上述损失包括借款本金265200元；利息69300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25000元；逾期利息145256.94元（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迟延履行金158514.81元（计算期限为2018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6日，2020年1月7日以后为225.16元／天）］。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范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行政判决书（2018）云2529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2019）云25行终3号复印件，欲证明：1.2013年3月19日，因债权债务关系，郭子才、李居抽将其所有的红河县地产抵押给原告，双方在被告处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2013年9月，被告注销了原告享有的红河县地产抵押登记，被告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违法。3.红河县地产已被拍卖，抵押权无法回到被注销前状态。第二组证据：民事判决书（2017）云01民初734号、送达回证复印件，欲证明：因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将郭子才、李居抽诉至法院。昆明中院判令郭子才、李居抽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欠款人民币26.52万元，利息6.93万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2.5万元，并以26.52万元作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判决于2018年1月31日生效。第三组证据：执行裁定书（2018）云01执1867号之一复印件，欲证明：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实，现郭子才、李居抽名下已无其它可供执行财产，原告债权无法实现，已经造成损害。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辩称：1.答辩人注销抵押登记的行为只是程序违法，而非实体违法；2.原告出借给郭子才、李居抽借款本金共计650万元，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24%，以年利率24%计算，从郭子才、李居抽自2013年3月20日至2015年10月20日前的还款情况来看，郭子才、李居抽所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了所欠的款项，超额支付了433,305元；3.（2018）云2529行初1号《行政判决书》和（2019）云25行终3号《行政判决书》均认定最高额抵押担保金额为400万元。因此所抵押的抵押物担保的范围是40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原告早已受偿了400万元本金及利息，原告没有因为被注销抵押登记而受到损失；4.如果原告认为被注销抵押登记而受到损失，由于（2019）云25行终3号《行政判决书》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没有胜诉权。综上所述，原告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依法判决。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仅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和表现形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够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范茂于2013年3月18日、19日出借款项人民币650万元给案外人郭子才。2019年3月19日，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郭子才之妻）将自己所有的位于红河县产抵押给债权人范茂，双方到红河县房地产管理处（属被告红河县住建局内设机构）办理了红河县产抵押登记手续。红河县房地产管理处出具了两份抵押证明书，红抵证（2013）104号和红抵证（2013）106号，确认抵押房地产评估价金额400万元整。2013年9月，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了范茂对红河县地产的抵押登记。2015年11月15日，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将该房产抵押给农行红河县支行，同日在红河县房地产管理处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7年，因郭子才未能全额履行归还借款义务，原告范茂便将郭子才、李居抽起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中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云0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1.由被告郭子才、李居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范茂支付欠款人民币26.52万元，利息6.93万元，并以人民币26.52万元作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5年10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驳回原告范茂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确定，由郭子才、李居抽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人民币25,000元。判决书中还载明，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范茂得知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其对红河县地产的抵押登记后，于2017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3年9月作出的注销原告范茂对红河县地产的抵押登记行为违法，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云2529行初6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范茂的起诉”。原告范茂不服裁定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红河州中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云25行终1号行政裁定：“撤销我院（2017）云2529行初6号行政裁定，指令我院继续审理”。我院于2018年5月14日重新立案审理，并作出（2018）云2529行初1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原告范茂享有的位于红河县地产抵押权登记行为违法”。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服判决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红河州中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云25行终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郭子才、李居抽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范茂便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红河县地产已分别于2018年7月13日、7月18日被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原告范茂对该房地产的抵押权无法回到被注销前状态，无法享有对该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后，因被执行人郭子才、李居抽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8）云01执1867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房地产抵押权登记行为违法，导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原告范茂的债权未能及时实现。未能及时实现的债权损失截止原告起诉时为：借款本金265200元，利息69300元，逾期利息145256.94元（2015年10月21日计算至2018年1月31日）。以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79756.94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原告范茂的债权经法院判决确定后，原本原告范茂对债务人郭子才、李居抽位于红河县地产享有抵押权，因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行使房地产登记管理的行政职权过程中，违法注销了原告范茂享有的抵押权登记行为，造成原告范茂无法对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导致其债权不能及时实现。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行政行为违法，对原告范茂的利益造成了财产损害。本院依据原告的主张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截止原告起诉时其不能及时实现的债权直接损失确定为人民币479756.94元，对该损害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赔偿的原则是赔偿直接经济损失，故原告范茂主张的其余人民币183514.81元（含案件受理25000元），因并非直接损失，加之，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判决由被告承担部分判决生效后原告可申请法院退回，不属行政赔偿的损失范围，故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原告范茂的债权是否已实现，其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8月5日作出（2018）云01执186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表明，原告范茂的债权尚未实现，其在本案中合理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理由如前所述。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原告范茂于2013年3月19日对红河县地产办理抵押登记，该抵押登记具体注销时间不详。原告主张其系2017年因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时才知晓抵押登记被注销。据此，原告于2017年6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云2529行初6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范茂的起诉”。原告范茂不服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云25行终1号行政裁定：“撤销我院（2017）云2529行初6号行政裁定，指令我院继续审理。”我院于2018年5月14日重新立案，并于同年11月2日作出（2018）云2529行初1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原告范茂享有的位于红河县地产抵押权登记行为违法。”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服判决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云25行终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原告范茂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范茂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3月22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时起算，原告范茂于2020年1月7日向本院提起赔偿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关于“本案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为第三人的问题。本案系行政赔偿诉讼案件，被告的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原告的利益已受到影响，本案审查的重点是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与原告的利益损失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问题。产生本案的原因正是基于原告范茂诉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民间借贷纠纷案中，郭子才、李居抽无力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后，原告范茂才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再将郭子才、李居抽追加为第三人已无实际意义，且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原本不具备行政赔偿诉讼中第三人的资格。故本案不应追加案外人郭子才、李居抽为第三人。综上所述，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红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范茂经济损失人民币479,756.94元。二、驳回原告范茂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依法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孙绍云审判员  韦 建审判员  王忠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苏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