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03民初10869号原告：李泽，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长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燕，济南市中泽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耿宗涛，济南市中春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经四路76号。负责人：杜海榕，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以如，山东辰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泽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济南市中支行）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燕、耿宗涛，被告建行济南市中支行负责人杜海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的《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2、确认被告于2003年9月1日作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无效；3、责令被告立即恢复、安排原告工作。事实和理由：原告不服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济劳人仲案[2019]970号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裁决书认定“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已超仲裁时效”是错误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基本案情。原告于1988年7月份毕业于山东银行学校分配到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工作，具体的工作岗位由济南市分行根据工作需要将原告安排到被告处从事储蓄、信贷、押运等工作；1998年11月份原告与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下简称：《劳动合同》）；被告于2002年1月份与原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以下简称：《劳动合同书》），但该《劳动合同书》为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复印件，具体是否真实签订，原告不得而知，原告需要被告提供原、被告于2002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原件；被告又于2003年9月1日作出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以下简称：《证明书》）；多年来原告对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提出异议，向被告索取《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被告答非所问于2013年12月30日又向原告出具了内容相同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2019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情况反映》书面材料，被告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了《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原告于2019年11月19日向被告提出了《关于市中建行给李泽的回复意见的异议》。综上，被告自2002年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至2019年作出的《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长达十七年多以来自始至终处以无效、违法作为中。二、不存在已超仲裁时效。原告按照被告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的《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的第2条：“2.如有相关诉求，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要求提起的劳动仲裁申请，故，劳动仲裁申请不存在已超仲裁时效。三、被告于2003年9月1日作出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系无效行为。1、原告于2003年9月10日向被告书写的《申请书》，被告应不早于2003年9月10日30天内表示是否接受或同意的意思，而被告却于2003年9月1日作出了《证明书》，被告这一行为时间不符、本末颠倒、实属程序错误，违法在先，并具有逼迫、霸道的情形。2、该《证明书》系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此《证明书》应建立在《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的基础上，原告多年来一直向被告询问、索要该《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被告却始终搪塞、推诿等不作为。被告不得已才于2019年11月15日向原告作出了《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并告知按司法程序办事。四、追根溯源，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主体不适格。因原告于1998年已与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该合同自始至终未有终止或解除的情形，也就是说仍在有效期内，更何况劳动者在一家用人单位却发生签订两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与常理不通，亦违背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即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违法，属无效合同，由此推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书》、《证明书》亦属无效。综上，为维护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建行济南市中支行辩称，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均已过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是由原告申请，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被告已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数额向其足额支付了补偿金，故原、被告解除劳动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早已履行完毕。原告申请确认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02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的行为即明确了原告的用人单位自该日起为被告，原告在该份劳动合同书中也签字确认，其也认可了被告的用人单位主体身份，故被告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妥。综上，基于双方劳动关系已合法解除的事实，被告无义务恢复、安排原告工作，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1月1日，李泽与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市中区支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落款日期为2003年9月1日的加盖有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市中区支行公章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用人单位名称：济南市中区支行员工姓名及身份证号码：李泽……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03年9月1日依法终止（解除）。特此证明。”落款日期为2003年9月10日的《建行济南市市中区支行员工离岗申请表》载明：“……我自愿向行领导提出补偿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请行领导批准为盼。申请人签字：李泽2003年9月10日”。《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员工协议补偿解除劳动关系审批表》载明：姓名为李泽，工作单位为建行济南市市中区支行，协议补偿解除费合计107520元（国家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金28800元，员工建行服务年限×当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00%即78720元）。该审批表个人意见一栏载明“同意”，并有李泽签名捺印。《离职人员龙卡、个人消费贷款情况表》载明：个人消费贷款情况为信用贷款本金50000元、利息1696.25元，建议从协议补偿款中扣除。该表本人意见一栏载明“同意”，并有李泽签名。《员工协议补偿金》表载明：姓名李泽，应发金额107520元，代扣税金4859.31元，代扣贷款本息51696.25元，实发金额50964.44元。该表中收款人签字处有李泽签名。被告提交2004年1月20日记账凭证欲证明已向李泽支付协议补偿金50964.44元。李泽不认可该记账凭证，但其陈述应该是收到了补偿金，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另，李泽自述其于2003年离开被告单位，但具体月份记不清了。2019年12月30日，原告向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该委经审理作出济劳人仲案[2019]97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另查明，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市中区支行名称变更为被告现名称。庭审中，李泽主张其于1998年11月30日与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至今仍在有效期内，被告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与该劳动合同抵触，属于无效行为，在该劳动合同没有终止的情况下，被告没有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主体资格，且与其上级单位抵触。李泽还称其于2003年9月10日提交的员工离岗申请表是向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提出的，被告却早于该日期出具了2003年9月1日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程序违法，且建行的人事管理权应当经过总行进行授权、审批之后才能作出任用与解除的决定，但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并未作出符合法律程序的决定。李泽主张根据社保缴费证明，其应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的职工，被告不具备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资格。李泽表示其于2013年12月30日与另一位员工刁雪林向被告反映包括本案问题在内的不合理问题，2014年1月13日被告领导戴向东给李泽书面回复，但其回复是不负责任的；2019年11月1日李泽向被告提出《情况反映》，主要内容是被告出具的证明书是错误的，程序违法、时间不符、主体不符，及李泽多年来索要解除终止劳动合同书的情况；2019年11月15日被告作出《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李泽认为该回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回复，并提出关于回复的异议。为证明其主张，李泽提交了与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市分行签订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证明、证明及需求证明、回复、情况反映、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关于市中建行给李泽回复意见的异议为证，其中《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载明：“……收到你2019年11月1日‘情况反映’，针对所提诉求回复如下：1.你与我单位的劳动合同事实已终止；2.如有相关诉求，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对李泽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认为：1、无法核实该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且原、被告已于2002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论此前李泽是否与建行系统内的其他分支机构签订过劳动合同，均应以签署日期在后的一份为准。2、对社保缴费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以劳动合同为准。3、证明及需求证明是李泽于2013年提出的质疑，当时已经超过了时效；回复是针对李泽该异议的回复，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当时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且已超过仲裁时效。4、情况反映、关于市中建行给李泽回复意见的异议是李泽单方陈述，对其内容不认可，关于“情况反映”的回复是对李泽情况反映所记载内容的回复，且均为2019年相关材料，已超过了时效。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建行济南市市中区支行员工离岗申请表、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员工协议补偿解除劳动关系审批表、离职人员龙卡、个人消费贷款情况表、员工协议补偿金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对于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被告提出时效抗辩，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本案中，被告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双方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03年9月1日，原告于2003年9月10日提交的员工离岗申请表载明自愿提出补偿解除劳动关系的申请，原告自述其离开被告单位的时间为2003年，故其于2019年12月30日提起劳动仲裁，确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提交的2013年12月30日需求证明、2019年11月1日情况反映，亦均超出仲裁时效期间，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的事由。综上，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李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 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胡桂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