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民终93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苏州葛氏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大船港村20组。法定代表人：葛文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荣华，江苏迈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玉祥，男，196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聪聪，浙江浔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长林，男，1963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聪聪，浙江浔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钟文章，男，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聪聪，浙江浔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葛氏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民初13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氏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的诉讼请求，并改判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支付葛氏公司加工费、运费共计1484378元；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1.一审认定葛氏公司已交付干板数量为661255片（112470.918平方米），即该部分加工费为1349651元（112470.918平方米×12元每平方米）。一审亦认定葛氏公司已交付条子163架，即该部分加工费为39120元（163架×240元每架）。两部分加工费合计1388771元。双方一审确认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支付加工费共计1091416元，故尚结欠葛氏公司加工费297355元（1388771元-1091416元）。一审认定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未结欠加工费，系事实认定错误。2.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应支付葛氏公司短板加工费5280元（22架×240元/架）。3.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应支付葛氏公司多发板材价款532745元。4.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应支付葛氏公司改尺（回刨板）加工费13310.7612元。5.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应支付葛氏公司履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运输费用7000元（70车×100元/车）。6.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应支付葛氏公司弯板压直加工费277835.7元。因此，上述六项费用共计2224942.7元，扣除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已支付款项1091416元，其还应支付加工费等共计1133526.7元。二、一审认定加工费单价为12元，该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导致利益失衡。三、关于双方结算的截止时间，应按照阳历计算，即2018年12月31日，一审错误按照阴历春节时间认定双方结算时间。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共同辩称：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未结欠加工费、运费。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结算单中的“过年前”应按照阴历计算。加工费单价12元已超过市场单价，且系市场公允价格。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葛氏公司返还价值463836元的红橡地板或由葛氏公司支付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相应价值的货款463836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7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葛氏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中，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明确诉讼请求为：请求葛氏公司交付已加工的干板30672片（2755.0655平方米）、13架条子、8架短板、784平方米的小板并要求葛氏公司承担诉讼费用。葛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支付加工费1816524.9元；2.判令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支付板材保管费按每月2000元，从2019年5月9日计算至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全部加工费，并将板材搬走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与葛氏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由葛氏公司为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三人的圆木锯片湿板提供烘干、刨光、片捡等业务。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加工合同，也没有书面约定相应加工费的计算方式和单价。2019年1月24日，双方对账，双方自2018年至2019年1月24日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向葛氏公司发送湿板共计691774片，葛氏公司向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加工干板611381片。2019年4月7日，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的会计彭文红与葛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账，2018年（过年前）葛氏加工费尾款为227247元。自2018年以来，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向葛氏公司共计支付加工费1091416元，其中2019年4月7日以后支付加工费的情况如下：2019年5月5日支付227200元，2019年7月2日支付80796元，2019年8月6日支付20820元。一审另查明，2019年1月24日对账后，葛氏公司3月向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交付干板1128.60平方米，交付条子6架。4月向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交付1666.035平方米（葛氏公司主张的4月6日送的干板未提供证据），5月向葛氏公司交付干板3610.741平方米。目前葛氏公司自认其仓库还有已加工好的干板26128片（2166.994平方米）和条子21架未交付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关于本诉中葛氏公司应向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交付加工好的干板数量一审法院认为，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主张以其交付给葛氏公司的湿板减去已收到的数量作为其请求承揽人葛氏公司应该交付的数量，明显不合理。因为湿板加工过程中本身就存在正常的尺寸缩小等情况，况且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在没有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只能请求葛氏公司已加工好的干板交付给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因双方对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交付给葛氏公司的湿板的数量有争议且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该以葛氏公司认可的湿板和干板数量为准。因此，三原告请求交付已加工的干板的数量应该以葛氏公司认可的为准，其中已交付661355片（112470.918平方米），未交付的已加工好的干板数量为26126片（2166.994平方米）。关于反诉中的地板加工费用的计算葛氏公司主张其烘干价格为13元每平方米、刨光为4元每平方米、片捡为1元每平方米，一起加工为18元每平方米，目前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还欠180余万元的加工费。但其仅提供了三个客户的证明，并无书面合同和其他证据，且证明中均陈述加工费以送厂里的湿板计算加工费。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且认为，双方于2019年4月7进行了结算，且之后均已支付了加工费并不结欠加工费。关于加工费单价，加工好的地板是11.8元每平方米，条子以240元每堆并提供了证明1份。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合同，葛氏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加工费的单价。因双方在2019年4月7日对账，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仅结欠葛氏公司2018年（过年前）的加工费尾款为227247元，葛氏公司确认签字的真实性，其称双方只是针对烘干费进行结算，并不是针对加工费结算，而且“过年前”三个字也是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后加上去的。但是，葛氏公司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况且仅针对其中一项进行结算亦明显不合常理，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对双方2019年4月7日的对账单予以确认。关于加工尾款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也于2019年5月5日予以支付。因双方未约定加工费的支付时间，应在交付加工成果时支付，故对葛氏公司主张的加工费应该按照2019年3、4、5月份已交付的干板数量进行计算。经一审审理查明，2019年3月至5月份葛氏公司已交付给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的干板数量为6405.376平方米（以具体的出库单计算，葛氏公司提供的清单中2019年4月6日的1099.743平方米并无相应的出库单，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条子6架。关于单价，葛氏公司虽然提供了三份证明，但是三份证明中结算价格按送到厂里的湿板平方米计算加工费，很明显不符合一般交易常识，计算加工费应该是以加工好的板材作为加工费的计算依据，况且该三份证明的价格明显过于高出市场价，故一审法院对于葛氏公司提供的三份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反，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明认为烘干、刨光价格为11.8元，条子为每堆240元。经一审法院调查，木板加工市场中红橡地板的烘干、刨光、片捡三项单价为12元左右且烘干、刨光、片捡三为加工成干板的必要程序，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提供的证明更符合市场价。因此，一审法院酌情参照市场价认定本案中加工好干板加工费按12元每平方米计算，条子按每架240元计算。因此，2019年3月、4月、5月已交付的干板的加工费为78306.91元（76866.91元加1440元条子加工费），而该部分加工费已由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支付，故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并不结欠葛氏公司加工费，葛氏公司无权行使留置权。至于已加工好的干板26128片（2166.994平方米）加工费因双方对加工费的支付没有约定，应该在葛氏公司交付相应的干板时予以支付，目前对于该部分的加工费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亦支付了部分费用。此外，关于葛氏公司主张的压弯、改尺等其他加工费，因没有合同约定，葛氏公司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了相应的加工服务，故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其相应的加工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葛氏公司与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之间成立加工合同关系。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应向葛氏公司支付已交付的干板加工费，葛氏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交付相应的干地板。本案中，葛氏公司已加工好的干板26128片（2166.994平方米）交付给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但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并不结欠葛氏公司加工费，故葛氏公司主张的留置权不能成立，本诉中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的部分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至于反诉中，葛氏公司请求支付相应的加工费，因双方并未约定相应的单价，一审法院酌情参照市场价格计算，目前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并不结欠葛氏公司加工费，一审法院对其请求加工费的反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保存加工好干板的费用，因其留置权不能成立，而及时交付加工好的干板系其义务，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葛氏公司可在交付干板时要求张玉祥、刘长林、钟文章支付剩余的加工费。此外，对于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主张的条子、短板、小板等双方对于其名称存在争议且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并无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葛氏公司仅认可已加工好的条子为21架，故对于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葛氏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交付已加工好的干板26128片（2166.994平方米）、条子21架；二、驳回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葛氏公司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258元，由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负担208元，由葛氏公司负担80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574元，由葛氏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中，葛氏公司主张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结欠加工费1816524.9元。其提交的上诉状中第二项上诉请求主张对方结欠的加工费、运费等共计1484378元，后于二审法庭调查中明确上诉请求的全部金额为1133526.7元。二审中，葛氏公司主张2019年4月7日双方对账确认的加工费尾款227247元系2018年12月31日前结欠的全部款项，其二审主张的1133526.7元是2019年1月1日之后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结欠的款项。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葛氏公司主张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结欠加工费等款项的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葛氏公司与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对于一审认定的本诉部分的标的物数量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于2019年4月7日进行对账时明确2018年（过年前）葛氏公司加工费尾款为227247元，此后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分别于2019年5月5日支付227200元，2019年7月2日支付80796元，2019年8月6日支付20820元，故应认定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已结清上述加工费尾款。即使按照葛氏公司主张的对账单中的“过年前”应理解为2018年12月31日，但其亦未能举证证明于2019年1月后向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另行交付了与其二审主张的全部加工费金额相互印证的标的物或双方之间尚存在该笔债务的相关证据。葛氏公司一、二审期间多次变更加工费金额且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张玉祥、钟文章、刘长林结欠加工费1133526.7元，缺乏依据。在葛氏公司未能就加工费单价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综合交易情况、市价等酌定加工费单价为12元，并无不当。综上，葛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32元，由苏州葛氏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诚审 判 员  唐 蕾审 判 员  冯月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蒋 超书 记 员  张文琪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