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4637号原告：广州凯丽诗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流花宾馆**流花服饰批发市场肆层A1414。法定代表人：曾丽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碧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陈建芬，女，汉族，1972年10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成，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凯丽诗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建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曾东明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奇、黄碧霞，被告陈建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6172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货款3617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自2017年9月14日计至对方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以订货单的形式向原告订货，约定原告收到定金后予以生产，被告收货时应无条件付清余款。被告自2017年6月先后订货1040500元，并向原告支付定金10000元。2017年8月6日至同年9月14日原告先后4次共向被告发出金额921728元的货物。但被告至今仍拖欠原告货款361728元。被告辩称：1.关于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实际成立的合同内容与原告所举证的订货单是一致的。原告举证的订货单没有被告的签字确认，合同没有成立生效。2.原告的出货单与收货单不能证明原告完成交货，也无法证明被告已经收到货。3.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是被告实际收到货，这一约定内容原告在起诉状也是自认的，针对原告所举证的订货单所反映的货物，被告没有收到。4.关于本案的证明责任问题，原告主张货款应当证明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并证明合同内容，而且需要证明被告已经收到其主张的相应的货物数量，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经审理查明，2020年1月13日，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张被告通过微信下单订购价值1040500元的服装，并与原告的员工对账、结算；原告已将价值921728元的服装交被告指定的货运公司运往巴西给被告送货，被告支付货款560000元，剩余361728元未付。被告抗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成立合同，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收到货物。双方就此进行举证和质证。原告提交指称系其员工洪林煜与被告的聊天记录。2017年6月7日，陈建芬表示“11号回国帮我安排新款便宜吊带背心，无袖背心，短袖”“我带外甥郎，嫂子过来订”，并发送二十多张服装样板照片，洪回复已经安排师傅开发一系列给被告。同年6月16日，洪告知被告“你的新版打好了有空过来看看”，被告回复次日下午到广州。同年6月21日，被告询问“我的版改好吗”，表示“吊带背心快点过三天回老家有事”“7月1号去巴西”。洪回复“今天跟明天有版”。被告表示明天去原告处。同年7月3日，被告表示“为什么要签合同呢”“你拿了我的押金，1万”。同年9月14日，洪要求被告“这两天货款帮我安排下”，被告次日回复称刚下飞机。同年9月19日，洪再次要求被告“安排货款”。同年9月21日，被告回复“这两天换美金没有，过几天看一下”。同年9月25日，洪再次要求被告“安排货款”，被告回复“明天安排一部分你后天收到”。次日，被告要求洪发收款账号，洪向被告发去原告法定代表人曾丽玲的银行账户。被告发送银行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当日向曾丽玲账户转去200000元，并载明附言“陈建芬叶晓霞”。其后双方继续协商服装用料、款式的微信聊天。同年10月16日，洪要求被告“安排货款”，被告回复“下个星期”。同年10月22日、25日、29日，洪继续催款。同年10月31日，被告发送银行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当日向曾丽玲账户转去100000元，并载明附言“陈建芬叶晓霞”。同年11月25日，洪要求被告“安排货款”，被告表示知道。同年12月9日、15日，洪继续催款。被告同年12月19日回复“忙了这个星期安排”。2018年1月7日，洪询问被告为何上个月“还没安排”。同年1月11日，被告回复“晚上安排”。次日，被告发送银行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当日向曾丽玲账户转去100000元，并载明附言“陈建芬叶晓霞”。同日，洪向被告发送名为《2018年广州世贸服装城凯丽诗服饰》的统计表，载明客户为陈建芬，出货期、箱数、金额分别为2017年8月6日12箱94743元，2017年8月21日38箱311274元，2017年9月4日47箱388557元，2017年9月14日16箱127154元，合计113箱921728元；2017年9月26日汇款200000元，2017年10月31日汇款100000元，2018年1月12日汇款100000元，已付定金10000元，余款511728元。洪表示收到被告当日转来的100000元，但年底太多账付给人家，“不够安排”，要求再“安排300000过来”。此后洪继续催款。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回复“尽量安排”，于同年3月27日回复“这半个月安排一部分给你”，于同年4月10日发送银行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当日向曾丽玲账户转去100000元，并载明附言“陈建芬叶晓霞”。对于洪的继续催款，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回复“生意差死啦，没钱。上次的钱打给你们都是那个贷款贷过来的”。同年12月30日，被告发送银行转账电子凭证，显示当日向曾丽玲账户转去50000元。洪继续催款。2019年3月17日，被告回复洪称“没钱”，洪问“那货呢”。次日，被告回复“货去年没提出来”。2019年7月6日，洪向被告发送名为《2017年广州流花凯丽诗服饰》的统计表，在前述统计表的基础上增加记载被告2018年4月10日、12月30日的汇款100000元、50000元，合共已付款560000元，结欠361728元。洪要求被告结清货款。被告未再回复。原告提交指称系其员工许岸璇与被告的聊天记录。2017年6月23日，许按被告要求发去服装样板照片。被告回复要求合同写下定金付了10000元，并陆续对服装规格提出修改意见。同年7月1日，被告通知许已使用新仓库，客户代表为叶晓霞，新送货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沙路联新东街65号众盟物流（八方物流北门对面）（仓库收货联系人朱志辉、阳世柜及其联系电话），要求装箱单发送至某QQ邮箱或某个人微信号。同年8月7日，许向被告发去名为陈建芬出货清单的文档，表示是昨天帮被告出货的清单，明天发一份到邮箱。被告称谢。同年8月24日，许发“陈建芬出货清单”，表示是前两天帮被告出货，会再发一份到邮箱。被告表示ok。同年9月7日，许发“陈建芬出货清单”，表示是9月10日的清单。被告表示会看邮箱，其儿子下星期会安排钱。许表示会把清单发去被告儿子邮箱。同年9月18日，许发“陈建芬出货清单”，表示是发一份到邮箱。其后许持续向被告催款。被告直至同年12月2日表示“今天星期六，下个星期”，后未再回应许的催款要求。被告质证称聊天记录显示定货需要被告签字，被告没有签字；聊天记录没有涉及出货的内容，没有被告对原告诉请主张的出货情况的确认；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员工发送对账单（注：即统计表），但被告没有确认，也提出货没有提这么多；其手机在巴西丢了，2018年3月14日回国后才补办手机卡，没有收到洪林煜2018年1月发的《2018年广州世贸服装城凯丽诗服饰》统计表，2018年3月16日的回复只是针对洪前一日的催款；被告2019年3月18日表示“货去年没提出来”，即表示没有收到货，故洪林煜2019年7月6日再发《2017年广州流花凯丽诗服饰》统计表，被告觉得原告无理，就没有回复。原告提交其制作的10份格式相同的《凯丽诗制衣厂定货单》，均以表格形式手工填写了订购的服装款号、名称、颜色、尺寸、数量、单价、小计金额、合计金额，总货款金额为1040500元。除第1份定货单购货方栏填写了“陈建芬”、订货日期填写了2017年6月23日、出货日期填写了2017年、预付定金填写了“10000RMB刷卡农行”字样外，其余9份定货单的相同栏目未作填写。原告提交其制作的4份《陈建芬出货清单》，打印了送货时间分别为2017年8月6日、2017年8月21日、2017年9月4日、2017年9月14日，送货地址均为被告微信中提供的仓库地址；分别打印每批交付的服装款号、品名、箱数、件数、样式图片、单价、小计金额、合计金额等内容，总货款金额为921728元。原告提交广州晨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日期与上述出货清单日期对应的5份货运单（注：其中2017年9月4日、5日各1份），均印明为中国广州至巴西专线和上述仓库地址，均写明货物委托人（厂家）为“凯丽诗”、叶晓霞，均写明货物为服装及其规格、件数。被告质证称原告制作的定货单无其签名，不予确认；原告制作的出货单无经手人签名，不能认定是仓库出货还是货交承运人；货运公司货运单无公司印章，无收货人签名，无书写货物数量、总类，不能证明货交承运人；定货单与出货清单记载数量不相符，相互矛盾，不真实。原告提交指称系其员工向被告的电子邮箱指定发送含名称为订单表、出货清单的附件的电子邮件。被告表示收件的电子邮箱是其应原告员工要求提供的其儿子的电子邮箱，其不会使用，没有看过电子邮件，其儿子也没有说过有上述邮件。原告提交曾丽玲的银行账户，显示陈建芬转来上述560000元货款和部分转款备注了“陈建芬叶晓霞”的情况。被告确认向原告支付货款560000元，表示其到原告的经营场所签署定货单，指定原告将相应的货物通过众盟物流发运至巴西交货收货地点，原告没有按定货单足额交货。被告表示其没有留存有其签名的定货单。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已收取原告价值921728元的服装。原告自行制作的定货单、出货清单以及第三方印制的货运单虽然无被告签名确认，但被告在与原告交易期间曾居住在巴西，货物全部需发往巴西，微信中亦显示被告回国仅能短时间到原告处看样订货，如每次定货、出货、巴西当地收货均均以被告书面确认为准，不符合常理。被告在微信中详细提供了指定收货人、承运人的信息，明显是为异地下单、收货而为之，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主要是通过微信确认下单、对账。出货清单数量、金额较定货单为少，原因是被告只支付了560000元，未达原告记载的已出货金额。故不能以定货单、出货清单无被告签认即认定为虚假。原告提供的两员工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较完整体现了被告向洪林煜发服装样式，许岸璇向被告发回生产的服装样板、向被告发出货清单，洪林煜向被告催款，被告付款的全过程。微信中原告员工发送出货清单的时间、被告确认付款的情况，与发货清单、货运单上记载的时间和被告的实际付款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是以微信方式形成的合同关系。洪林煜2018年1月12日向被告发的《2018年广州世贸服装城凯丽诗服饰》统计表，并继续向被告催要货款。被告于2018年3月16日回复“尽量安排”。被告辩称是回应原告的前一日催款，以手机丢失为由否认的收到上述统计表，以2019年3月18日回复“货去年没提出来”为由，否认原告主张的送货情况。但被告没有举证证明其主张手机丢失重新换卡的情况。而其2019年3月18日微信回复的原意是2018年的货没提出来，不能认定是对讼争的原告2017年供货提出未收货的异议。故被告在微信中始终对原告供货、催要货款未提出反驳，即使收到洪林煜再于2019年7月6日发出的《2017年广州流花凯丽诗服饰》统计表亦未提出异议。原告主张向被告供应价值价值921728元的服装，被告只支付货款560000元，未付货款361728元的事实，有上述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的抗辩意见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61728元和利息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因无约定付款期限，欠款利息应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保护债权之日起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建芬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凯丽诗服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61728元和欠款利息（从2020年1月13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付）；二、驳回原告广州凯丽诗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29元由被告陈建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曾东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黄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