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2民终469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征，女，198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坚，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林国猛，男，197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福平，福建令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夏家，男，197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 原审第三人：周建强，男，196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余宝娇，女，198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 上诉人李征因与被上诉人林国猛、原审第三人江夏家、周建强、余宝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5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林国猛向李征偿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林国猛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迎合林国猛提出的不合理的解释而把没有证明力的证据给予采信从而达到所谓的“高度盖然性”是错误的。1、第三人周建强和余宝娇证词的证明力应给予排除。该周建强和余宝娇都是鑫弘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林国猛是鑫弘盛公司的曾经股东和工作人员，有共同的利益，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周建强和余宝娇都说李征转到林国猛账户的20万元是公司在用，但该20万元后又转到哪里周建强和余宝娇却陈述不知道，该证词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佐证，且不符合法人账户管理的规定，证词的证明内容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应予排除。2、一审判决采信《账户管理合作协议》，该协议没有明确鑫弘盛公司的收款账户及明确的投资额，不是完整的合同也无法确认该合作协议是否生效。3、鑫弘盛公司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据要件。第一、客观性存疑，鑫弘盛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涉及非法经营；第二、进一步证明其客观性必须有真实证据予以佐证，第三、该《证明》所证实的内容不合法，违反《公司法》第149条第1款第（2）项规定。4、本案资金的流向是李征给林国猛20万，林国猛给江夏家5000元，江夏家给李征5000元，该资金流水符合江夏家陈述的林国猛向其借款20万元利息2.5分，借款后第一个月林国猛支付一个月利息的说法。综上，一审判决在非法、无效证据基础上得出的逻辑推断是错误的，该判决结果损害了李征的财产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判令林国猛将20万元还给李征。 林国猛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征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李征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林国猛之间有借贷关系，款项系投资款项。江夏家在一审的庭审陈述，涉案款项是合作的投资款，不是民间借贷款项。目前，李征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借款的合意。 江夏家答辩称：案件事实是，林国猛找其借钱，其没钱，其找他人借的钱。这笔款是借款，不是投资款。如果是投资款，没有必要转几手。 李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林国猛向李征偿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2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7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林国猛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公告费等）。事实和理由：林国猛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李征借款200000元，李征于2017年8月2日通过招商银行厦门分行海天支行将200000元借款汇款给林国猛。林国猛至今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李征与江夏家系朋友关系，江夏家与林国猛系朋友关系，林国猛曾在原鑫弘盛公司处工作，余宝娇系原鑫弘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建强系原鑫弘盛公司的股东。 2017年8月2日，江夏家（甲方）与鑫弘盛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账户管理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聘请乙方为交易账户的管理方，全权负责甲方的交易账户。协议有效期为2个月，自2017年8月2日至2017年9月30日。账户管理盈亏分担方式为甲方保本保息，保息为每10万人民币2500元。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为江夏家名下6230××××3260的平安银行账户。”协议中的协议有效期和金额为手写，其余为打印，左下角有江夏家的签名，右下角加盖有鑫弘盛公司的公章及余宝娇的签字。 同日，李征通过其名下尾号8689的招商银行账户向林国猛名下账号为6222××××7405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 2017年9月6日，林国猛通过其名下尾号3299的光大银行账户向江夏家名下3260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0元。 2017年10月10日，江夏家与余宝娇在微信上商讨如何将周建强找出来，双方主要聊天内容如下：余宝娇“一起想办法把他找出来”，江夏家“最好是找出来，不然如果起诉公司，你是法人，到时候你也很麻烦”，余宝娇“我当然知道，我是挂名，搞成这样，一定要找出源头”，江夏家“再等几天看看，不然的话我也只能起诉公司了”，余宝娇“我都去报案了”，江夏家“我这边要是起诉也只能起诉公司，毕竟合同是跟公司签的，这上面都没有他的签名”，余宝娇“合同不在我身边”，江夏家“这样我怎么起诉，上面只有写每10万保本保息2500，我也希望他是临时有什么事而已，不希望最后走法律途径”。后江夏家于2017年10月14日在微信上向余宝娇发送了上述其与鑫弘盛公司签订的《账户管理合作协议》。 2017年12月20日，林国猛与江夏家手机通话，林国猛对双方的通话进行录音，主要内容如下：“林国猛：小江你告我，钱是你当初通过你老婆李征的账户转给我，这些钱我都按照老周的意思转了，我们要想个方式来解决，看是不是要上访或告周建强才对。江夏家：这些你问律师吧，律师所有的费用都已经收了，该怎么操作我也不懂，当时我也有问。林国猛：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账只是经过我，我不是借款人呢？江夏家：按照律师的说法，不管你是不是中间者，转给你的，只能找你，按照法律上来讲是这样子的，我也跟我老婆讨论了很久，如果真的要为难你，我根本不用讨论那么久，最后我老婆才做这样的事，她自己跑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林国猛：但是这个是20万，不是2万，你只是经过我的账户而已啊。江夏家：就是金额太大，我老婆才去告你的，本来跟她家人商量好了，今年要结婚，……就一直这样拖着拖着。林国猛：你当初来公司也跟公司签了合约，签理财协议，无非是经过我的卡号而已啊。江夏家：按照律师的说法，你当初是那个公司的职员。林国猛：我是员工没错，老板怎么交代我就怎么做。江夏家：你应该去找老周才对。林国猛：老周我也找不到。江夏家：只能通过律师，他们有他们的方法。林国猛：我如果向你老婆借钱的话，肯定有写欠条的，没写欠条，你老婆也不可能借钱给我，是你经过你老婆的账号转钱给我的。江夏家：这些事情你问律师吧，我也不懂。” 同日，江夏家在微信上向林国猛发送了李征在本案中所委托的诉讼代理人王律师的电话号码，林国猛回复“兄弟，你我都是受害者，当初你到公司签理财协议，有合同的，无非是通过你老婆李征的卡20万来转给我，我都有按周建强的意思来转的，现在变成要告我，不合适吧，我们找个时候一起探讨下，共同研究如何控告周建强如何”，江夏家回复“我是记得当时是你跟我说，你们每个月有业绩的要求，所以我才会想说能帮就帮一下，没想到出这种”，林国猛“这是周建强说的吧”，江夏家“如果是姓周的说，我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不是我自己的钱，我不会这么做的”。 2017年12月21日，林国猛再次与江夏家手机通话，林国猛同样进行了录音，主要内容如下：“林国猛：昨天跟你讲的事情你有没有跟你老婆讲啊？江夏家：我很早就跟她讲了，讲不通。林国猛：你老婆李征告我这个事情，当初是你委托公司理财的，20万是委托给公司的理财款，无非是经过你老婆李征的账号汇款给我，不是我向你老婆的借款，这个你要理清楚。江夏家：我很早就这样跟我老婆讲，但是跟她没办法沟通，当初跟你泡茶的时候你在讲，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林国猛：我没跟你吹任何事情，是你自愿的，这笔20万是你老婆李征经过我的账号而已，是你自己要经过公司理财，跟我个人完全没有关系，我跟你老婆完全不认识，即便我要向她借钱，她也不可能借给我对不对？江夏家：我早就有跟她讨论过了，这个事情我也没办法再出力的。” 2018年1月12日，原鑫弘盛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载明：“一、林国猛系我司职员，其名下6222××××7405卡号为我司所使用；二、2017年8月2日，江夏家委托我司理财，投入理财款20万，有效期2017年8月2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收益为每10万为人民币2500元等，双方签订《账户管理合作协议》；三、2017年8月2日江夏家通过其老婆李征尾号8689名下账户汇款20万至双方共同指定林国猛名下6222××××7405的账户；四、此后，前述理财款先后被我司股东周建强挪用。”《证明》下方加盖有公司公章，同时有余宝娇签字。 另查明： 一、在本案原二审庭审中（2018年6月12日开庭），周建强、余宝娇作为林国猛的证人出庭作证。 周建强在该庭审中述称：鑫弘盛公司主要经营民间投资、外汇的业务，其在公司中担任总经理职务。江夏家与林国猛是朋友，江夏家在平安保险做业务员，其当时要鑫弘盛公司找其买保险，然后其找鑫弘盛公司理财。2017年8月2日江夏家到鑫弘盛公司，准备投资20万元做理财，当时周建强出面跟其谈了理财条款，口头约定输赢各一半，收款通过林国猛账户收取，书面协议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宝娇与江夏家签订的，但书面协议上未明确体现投资总额和收款账户。协议签完后，江夏家通过林国猛的账户将20万元支付到账，该款项具体是江夏家的账户转出还是其他人账户转出的不太清楚。林国猛收到20万元后按照周建强的指示将钱转到了指定的理财账户。第一个月的盈利款5000元公司通过林国猛的账户转给了江夏家。公司大部分转账是通过林国猛尾号7405的账户转的，因为做外汇没有一个很清楚的通道，所以基本用个人银行账户而不是公司账户转账。周建强不认识李征。 余宝娇在该庭审中述称：鑫弘盛公司主要做外汇业务，其是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8月2日，余宝娇代表公司与江夏家签订了一份账户管理合作协议，合作的内容实际就是做外汇，具体过程为江夏家来到鑫弘盛公司，与周建强谈好协议内容后，周建强再叫余宝娇签字，当时林国猛也有在场。关于协议的履行情况包括江夏家有没把钱转给公司、投资多大的金额等，余宝娇不太清楚，其只负责签字，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签完协议后，周建强有向余宝娇交代称林国猛的账户拿来做转账。2017年10月10日，余宝娇通过微信和江夏家聊天，起因是江夏家告知余宝娇其投了20万元，现协议到期，要找余宝娇拿钱，此时余宝娇才知道江夏家有转账。后余宝娇将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给林国猛，林国猛将截图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上述鑫弘盛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出具的《证明》是余宝娇代表公司所出的，余宝娇不认识李征，之所以在《证明》中写李征是江夏家的老婆，是余宝娇在与江夏家电话聊天中得知的。 二、鑫弘盛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3日，注销于2018年5月21日，股东包括蔡鹏云、余宝娇、周建强三人，经营范围为社会经济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金融信息服务。 三、李征本人在原审中曾出庭确认（2118年3月4日）其与林国猛互不相识，林国猛的账户是江夏家提供给其的，案涉款项均由江夏家出面催讨。 四、江夏家于2017年7月30日向李征名下尾号8689的招商银行账户转入20万元，于2017年9月8日转入5000元。李征主张江夏家经常为其介绍借款客户，一般也是通过江夏家去收取利息，该20万元是江夏家的还款，该5000元是林国猛通过江夏家支付的利息。 林国猛则辩称该转账流水可以看出案涉20万元实际就是江夏家的，是江夏家转到李征账户再由李征账户转到林国猛账户，其有理由认为李征的该张卡就是江夏家在使用。 江夏家述称上述20万元是其还给李征的借款，所以其才知道李征有闲钱。 五、林国猛在本案庭审中述称：其于2016年底入职鑫弘盛公司，是公司股东，在公司出事后于2017年底离职。入职的时候公司刚成立，公司主要做理财、外汇业务，林国猛在公司从事管理和后勤岗位，领取固定工资，每月三四千元，很少参与业务，所以公司具体怎么理财其并不清楚。周建强是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操控者，其跟林国猛说公司的款项要通过林国猛的卡，理由是一些款项走私人账户比较方便，林国猛当时法律意识淡薄就同意了，卡大多数时间都放在周建强那边，林国猛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拿回来使用。至于公司的款项是全部通过林国猛一个人的卡还是还有通过其他人的卡走账，林国猛不太清楚。林国猛与江夏家此前就认识，后来江夏家通过其认识了余宝娇和周建强。江夏家当时在做保险，想来公司开展业务，便到公司和余宝娇、周建强交流，后周建强有跟他谈过理财方面的事情。那天江夏家到公司和周建强他们谈好协议后，就要了林国猛的卡号，通过李征将理财款转到林国猛的卡号。收到20万元后，林国猛便根据周建强指令，陆续将款项转到周建强指定的账户，大概持续了一个月。第一期的利息5000元是周建强支付的，也是通过林国猛的卡转给江夏家的。2017年国庆期间江夏家有找林国猛要第二期利息，林国猛回复其要回公司问周建强，国庆后回公司才知道周建强跑路了。林国猛有好几套房，没有必要去投资，也没有必要向李征借款。 江夏家在庭审中述称：案涉《账户管理合作协议》是其在鑫弘盛公司泡茶时签的，协议上左下角的名字和其他信息、账号等手写内容是其本人所签，但中间部分的日期和金额不是其写的。当时其只是想去了解下鑫弘盛公司怎么赚钱的，了解大概流程。协议上的公章是余宝娇拿来盖的，余宝娇本人也在协议右下角签字。当时在场的有江夏家、周建强、林国猛，余宝娇是后面才来的。2017年国庆期间江夏家找林国猛还款，因为当时口头约定借款2个月，从钱转过去的时候开始算，8月初转款到10月初刚好还款期届满，林国猛说等国庆后回来再处理。后江夏家将《账户管理合作协议》拍摄下来在微信上发送给余宝娇，因为国庆后林国猛告诉其钱没有了，被周建强卷走了，江夏家也亲自到公司去催讨，当时只有林国猛和余宝娇在，好像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是去要钱的，还问江夏家有无投资到公司，且告诉江夏家周建强跑路了，余宝娇说他们私底下要去找周建强，江夏家也相信余宝娇、林国猛能把钱找回来，因此就把协议发送给余宝娇希望能讨回钱。案涉20万元一直是由江夏家出面向林国猛、公司、余宝娇催款。 一审法院认为，李征主张与林国猛系民间借贷关系而起诉，故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乃实践性合同，依法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可见自然人间借贷法律关系之生效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双方需有借贷之合意，表现为书面或其他形式的借款协议；另一方面是款项的实际支付。在本案中，李征与林国猛之间的银行转账流水明细可以证明案涉款项已实际支付，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李征与林国猛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规定内含推定借贷合意存在的推定规则，即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兼有推定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之效力。具体到本案，李征仅凭借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则初步推定李征与林国猛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林国猛不认可李征的主张，抗辩称李征所转的款项乃代江夏家支付给鑫弘盛公司的委托理财款而非出借款，并提交了江夏家与鑫弘盛公司签订的《账户管理合作协议》、首期利息支付流水明细、鑫弘盛公司出具的《证明》、江夏家与林国猛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江夏家与余宝娇的微信聊天记录、本案原二审的庭审笔录作为证据。在此种情况下，应分析林国猛所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其抗辩主张，能否达到推翻上述推定借贷合意存在的程度。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庭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林国猛提供的证据可以初步证明其抗辩主张，理由如下：首先，从常理性来看，李征、林国猛双方均确认其互不相识，双方未曾就案涉款项的借贷进行过直接磋商，而李征主张其是通过江夏家的介绍才将款项出借给林国猛，然其并未能举证证明江夏家曾代其与林国猛就借贷事宜进行过磋商，且20万元非小额数目，李征将20万元较大款项出借给林国猛这一陌生人却不要求对方出具借条等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书面凭证，此明显不符合常理。其次，从反向证据来看，在案一系列证据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案涉款项乃江夏家委托李征转账用以支付《账户管理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理财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以上证据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案涉款项乃江夏家委托李征转账用以支付《账户管理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理财款具有高度盖然性，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江夏家与鑫弘盛公司于2017年8月2日签订有《账户管理合作协议》，约定江夏家委托鑫弘盛公司理财，每10万人民币利息2500元；鑫弘盛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其借用林国猛尾号7405的账户收取江夏家的理财款，《证明》的经办人余宝娇在原二审庭审中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相关过程，故此《证明》的真实性可以采信；李征在江夏家签订上述协议的同一天向林国猛尾号7405的账户转入20万元，收款账户正是鑫弘盛公司自认用以收取公司理财款的账户，转款人虽非江夏家本人，但从2017年12月21日林国猛与江夏家通话录音中可知，林国猛将李征称呼为江夏家的老婆，江夏家对此未予否认且自己也指称李征为“我老婆”，可见李征与江夏家系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作为关系密切的朋友，江夏家委托李征转款不违背常理；在本案诉讼前，李征从未以民间借贷为由就案涉款项直接或通过江夏家向林国猛主张过贷方权利，反而是江夏家曾凭《账户管理合作协议》在微信上向鑫弘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宝娇主张过投资理财人的权利，并在庭审中确认其向余宝娇催讨的就是案涉李征给林国猛的20万元款项；林国猛的账户于2017年9月6日向江夏家尾号3260的平安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00元，林国猛主张该款项系鑫弘盛公司支付给江夏家的理财收益，对此鑫弘盛公司的另一股东周建强在原二审庭审时予以了确认，而该数额与《账户管理合作协议》上约定的每10万元利息2500元的收益率也相互吻合，利息的转入账户亦与江夏家在《账户管理合作协议》上指定的收款账户一致；江夏家作为李征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林国猛的利益冲突方，在李征提起本案诉讼后，仍在通话中对林国猛屡次主张的案涉款项是江夏家委托李征支付给鑫弘盛公司的理财款予以确认，而非辩称案涉款项系李征出借给林国猛的款项，其确认的事实属于对李征不利的事实，应更具有可采性；江夏家在2017年12月20日与林国猛的微信聊天中，自称案涉款项是其自己的钱，是为了帮助林国猛完成业绩才投入，而在庭审中江夏家述称其所理解的业绩是外汇开户，可见江夏家确认了案涉款项是用于外汇开户类的理财而非借贷。至此，林国猛的举证已足以推翻借贷合意存在的推定，李征无进一步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其主张向林国猛转款的20万元乃出借款，并要求林国猛偿还借款及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余宝娇、周建强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征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二审审理，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均无新的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征与林国猛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李征主张其与林国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提交了其向林国猛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200000元的转账凭证。林国猛对此不予认可，抗辩称李征所转的款项系代江夏家支付给鑫弘盛公司的委托理财款而非出借款，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根据本案在案的相关证据，即江夏家与鑫弘盛公司签订的《账户管理合作协议》、首期利息支付流水明细、鑫弘盛公司出具的《证明》、江夏家与林国猛的通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江夏家与余宝娇的微信聊天记录、本案相关的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林国猛所抗辩的事实，即证明案涉款项系江夏家委托李征转账用以支付《账户管理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理财款的事实，故原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认定李征因无进一步证据证明其与林国猛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对其要求林国猛偿还借款及利息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李征据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22元，由李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 青） 审 判 员 （林丽珊） 审 判 员 （纪荣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林斐 珺）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