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5民终44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家全，男，196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延章，福建正成功（石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静波，男，1976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其东，男，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红，男，197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元强，男，197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调，福建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福建省大田县伟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大田县均溪镇竹西滩水坝**。 法定代表人：叶树东，执行董事。 上诉人李家全因与被上诉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原审第三人福建省大田县伟业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伟业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20)闽0521民初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家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家全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涉案按揭贷款应认定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所借，该笔债权归伟业公司而非大田县伟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达公司）。1.关于两份“协议书”的效力认定。在原审过程中，出现两份内容一致但协议主体不同的协议书，李家全提供的协议书主体为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主体为案外人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据伟业公司与案外人伟达公司共同确认，李家全提供的协议书才是真实签订的协议，才是协议双方真实意思体现，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协议书只是为了挂靠需要而签订的，而后为了另案诉讼需要伟达公司才会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协议书复印件上加盖公章。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协议书是复印件，李家全与伟业公司对该份协议书为何存在做出了合理解释说明。李家全提供协议书有原件，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对该协议书签字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该协议书的效力不予认可，但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说明。因此，两份协议书的证明力孰强孰弱一目了然。2.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包括了伟业公司向漳州拓航公司购买再销售给伟达公司整个交易过程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首先，漳州拓航公司系涉案车辆交易的源头，从漳州拓航公司出具给伟业公司的收条足以证明涉案八台自卸车是伟业公司向漳州拓航公司购买，并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购车款。漳州拓航公司与伟业公司之间除购买涉案八台车辆外，并无其他任何交易存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主张是其向漳州公司购买，但未能提供任何其与漳州公司交易的直接证据，故应认定涉案车辆是伟业公司向漳州拓航公司购买，就该事实法院可向漳州拓航公司调取交易记录及相关入账记录即可查清该环节事实。第二，伟业公司开具给伟达公司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及伟达公司的陈述可证实车辆是由伟业公司销售给伟达公司，购车发票由伟业公司出具给伟达公司，原审法院对该发票真实性确认但对证明内容只认定出具发票的事实，未认定车辆由伟业公司销售给伟达公司的事实，为何不予认定确未作出相应陈述论证。基于以上两份证据，可认定涉案车辆中间交易环节是由伟业公司完成的，那么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作为实际车主必然与伟业公司存在经济往来。第三，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相关财务账簿，其现金记账凭证体现涉案按揭贷款记载于伟业公司名下，该些现金记账凭证系由伟业公司记录于2013年11月间，而并非是本案诉讼后临时编造的，当时双方并未存在争议，故当时所做的财务账簿是真实客观的，其真实性应得到认可。伟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树东明确表示涉案按揭贷款并未记录于伟达公司的财务账簿中，说明伟达公司跟涉案按揭贷款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其并非债权人。3.李家全与伟业公司于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4民终934号案件中对关于本案相关事实作出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这两起案件中李家全及伟业公司所做的陈述是基于利益权衡以及当时现有证据及认知，而现有证据及李家全所知晓的事实发生变化，李家全必然就涉案事实重新作出陈述，此前陈述不能作为后续诉讼不利的依据。且李家全与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可证实涉案车辆是由伟业公司购买后再销售给伟达公司以及伟业公司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按揭贷款的事实，足以推翻李家全及伟业公司在梅列法院及三明中院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二、在伟达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并非涉案按揭贷款的债权人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仍认定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按揭贷款的主体是伟达公司，纯属干涉公司自治，干涉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同时损害了李家全、伟业公司、案外人伟达公司利益。综上所述，李家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伟业公司均认可涉案按揭款的存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所认可的债权人(伟达公司)及伟业公司又共同确认涉案按揭款由伟业公司提供，那么便能认定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享有涉案按揭款的债权。原审法院已认定李家全对伟业公司享有债权，那么结合上述分析，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享有债权，故李家全关于请求代位行使债权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辩称：一、一审判决根据各方证据及事实作出正确的判决，应当予以维持。二、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1.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订的协议书具有证明效力，且能够印证伟达公司系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实际债权人。首先，该证据虽然没有原件，但是该证据的原件由叶树东控制中，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无法获得，但是根据新证据规定第95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同时，该复印件上加盖伟达公司的印章，且伟业公司诉讼代理人在一审中也承认该份复印件上的公章系真实且是其寄出，并且能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一审提供的证据9内容相一致；同时结合伟达公司在梅列区人民法院、三明中院的诉讼相关行为，因此完全可以认定该份证据的效力。另外，伟业公司、伟达公司分别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订的协议，仅是签订主体不一样，其它内容均是一样的，可李家全凭什么认为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订的协议系真实意思的表达，而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达公司不是真实意思的表达，是为了挂靠而出具的？假如该案件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没有偿还给伟达公司的情况下，相信伟达公司会拿出该证据原件在大田县人民法院起诉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其次。本案的证据可以证实伟达公司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垫付了款项。由于案涉车辆需要挂靠在伟达公司名义下经营，为此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支付两三百万元购车款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无多余资金再支付车辆其它的费用，而向伟达公司借款，并以伟达公司名义支付经营车辆所需要的费用如保险费、车购税，这完全符合生活常识及逻辑。而事实上，相关证据可以证实确实是伟达公司支付了本案诉争款项，如：车辆税21111元，与李家全、伟业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10（即闽Ｇ3××××号等车每台收费表，该证据第一行明确写明“伟达公司”）、伟业公司提交的证据18（即税收通用缴费书、完税证明）相印证；保险费8万多，与李家全、伟业公司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即欠条（后面李家全、伟业公司不予证据提交），该份欠条明确写明保险费用8万多元系伟达公司交付，且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代表张庆红认可该笔款项转为伟达公司借款；至于其它费用如上牌费、每年6000元的管理费等费用，因为车辆要以伟达公司名义经营，按常识推知是以伟达公司名义去交付。再次。伟业公司在一审质证时陈述，当时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李家全等人在梅列区人民法院、三明中院案件诉讼过程中，相关权利由伟达公司行使。最后。自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达公司借款后，陆续向伟达公司还款近40万元左右，伟达公司为此也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出具部分收条。另外，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8部车辆被李家全等非法扣押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李家全之间发生案件纠纷，在此期间，叶树东多次以伟达公司的名义以微信、通知书方式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主张权利（见伟业公司提供的公证书、微信截图）。综上，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认为，伟业公司并不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债权人，因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可能在2013年12月5日同一天时间，以同样事实理由同时向伟业公司和伟达公司借了两笔同样金额的款项；伟业公司、李家全提供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本案诉争款项系伟业公司支付，相反可以证实是伟达公司支付。2.李家全诉求当中20万元的款项与伟业公司丝毫没有关联。虽然本案当中两份借款协议书均体现20万元的款项的约定，但是根据伟业公司在一审提供的证据15即申请书、现金付出凭证、银行转账回单，完全可以证实李家全诉讼请求中20万元款项系叶树东以自然人身份支付了该笔20万元（一审中，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依然是认可该笔款项是欠伟达公司的），因此该笔款项无法证实是伟业公司支付，李家全以此来主张权利，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3.伟业公司提供证据无法推翻伟达公司、李家全分别在梅列区人民法院、三明中院审理的（2017）闽0402民初2239号、（2019）闽04民终934号两个案件的诉讼行为。伟达公司、李家全李家全及其儿子李健斌，在三明梅列区人民法院、三明中院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之间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过程中，均有法律专业人员出庭参与诉讼（伟达公司股东、法人代表、代理人叶树东之前系律师，并且从事律师十多年的；李家全父子均有聘请律师），因此伟达公司代理人在先前案件中，如果认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是从伟业公司借款，完全可以如实陈述，这并不影响到当时案件事实的认定；而且在（2017）闽0402民初223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伟达公司还单独以伟达公司名义主张权利，当时要是认为是伟业公司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债权人，完全可以单独以伟业公司名义或共同以这两家公司名义向梅列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但是没有这么做，这足以说明李家全、伟达公司均认可了伟达公司系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债权人；同时，诉讼行为是一件严肃的行为，任何人在法庭之上均应诚实诉讼，不得作为虚假陈述，不能因为先前自己的诉讼行为对现在不利自己而予以否认。4.本案中，法院真正要查明的重要事实是，李家全诉求的款项是伟达公司出借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还是伟业公司出借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而涉诉车辆是不是伟业公司购买与本案没有关联。首先，根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借款合同、判决书等证据，完全可以证实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以邓静波名义向漳州扣航车行购买涉诉车辆，在支付首付款项后，邓静波夫妇与周志标夫妇分别向银行贷款共计200万元购买涉诉车辆；而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是无法证明涉诉车辆系其出资购买，伟业公司提供的承兑汇票、收条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以此来证明伟业公司出资200万元购买涉诉车辆，更不能以此说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办理了购车分期付款（因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从来没有办理购车分期付款，而是在没有多余资金支付车辆保险费、上牌等费用情形下，才向挂靠公司借款用于支付保险、上牌等费用）。如果伟业公司认为系其出资向车行购买了涉诉车辆，那么车行应向伟业公司出具正式发票才对，伟业公司或李家全应予以举证。同时，即便本案涉诉车辆系伟业公司向漳州车行购买，其也出资了200万元，但这也只能证明伟业公司出资200万元购买了车辆，且该200万元当中是根本没有包含诉争款项；即便是伟业公司将车辆出售给伟达公司，但这也不能证实伟业公司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垫付诉争款项，更不能证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因此而向伟业公司办理了按揭贷款。相反，由于购车单位是伟达公司，伟达公司将购车款交给伟业公司，伟业公司才出具正式发票给伟达公司，伟达公司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垫付诉争款项符合生活常识、交易常识与逻辑。因此，李家全认为“涉案车辆系伟业公司购买后再销售给伟达公司以及伟业公司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按揭贷款”的说法完全错误，不符合常识与逻辑。最后。本案涉案车辆是漳州拓航车行出售给叶树东另一家公司即星大运公司（这一点李家全也知道，要是不信，请求法庭向该车行调取相关资料）。如果李家全认为涉案车辆是以伟业公司名义向漳州扣航车辆购买的，要求出具正式发票予以证实。5.伟达公司与伟业公司共同出具证明或声明，但伟达公司与伟业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并且伟达公司出具的证明或声明内容与其在梅列区××明中院的诉讼行为、承认的事实、主张事实相反不一致，更离谱的是与本案与事实、证据相矛盾，因此，其出具的证明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6.根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二审提供的证据表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5年4月至8月期间，伟业公司、伟达公司股东叶树东让涉诉车辆在李家全的工地运输土方，用于偿还借款，结果李家全不予支付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为其运输土方的相关费用数十万元，且李家全还以与叶树东有经济纠纷为由，其与李健斌父子俩派人于2015年8月25日将涉诉车辆扣押到大田，至今一直非法经营，给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造成极大的损失，为此鉴于该纠纷是叶树东引起的，因此叶树东实际控制的伟业公司或伟达公司依当时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达成的协议，将运费与剩余欠款相抵扣。为此，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再欠伟达公司的款项。李家全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李家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连带向李家全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李家全清偿车贷款776951.68元、保险费81328.88元、管理费240000元及利息626268元(利息计算至2020年1月8日)，总计1724548.56元；2.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承担本案的保全费用2570元。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共同向李家全履行代位清偿义务，向李家全清偿车贷款776951.68元及利息582611元(该利息自2013年12月5日起暂计至2020年1月8日，之后利息以本金576951.68元按月利率0.69%还本不减息，以本金200000元按月利率2%均自2020年1月9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总计1359562.68元；2.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承担本案的保全费、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伟业公司是从事汽车的销售、汽车配件，摩托车、轮胎、生铁等的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叶树东是伟达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是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家全以追偿权纠纷起诉伟业公司等，经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7)闽04民终4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业公司应支付李家全代偿款3906633元等，该案件已经进入执行程序。2020年4月17日，大田县人民法院《函》称，截止2020年4月17日未执行到任何款项。李家全与邓静波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经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402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之后，李建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9年11月11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4民终93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李家全等支付邓静波132万元，分期支付，款项已经支付到账。邓静波通过其妻子黄桂鸿通过银行转账到叶树东银行账户偿还案涉垫付款至2014年5月计240650元。李家全于2020年1月20日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0日作出(2020)闽0521财保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期限一年。案件申请费2570元，由李家全负担。2020年3月24日，李家全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一审法院于同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邓静波银行存款41万元。期限为一年。案件申请费2570元，由李家全预交。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李家全主张的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享有案涉债权是否属实的问题。 李家全认为，一、依据李家全现有举证2013年12月5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和伟达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伟业公司开具伟达公司的八台车购车发票可以证实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分期借款。二、即便是在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和三明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李家全认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达公司贷款支付上牌费用，梅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并未生效，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以调解结案，调解认定的事实是双方基于某些条件作出，一审查明的事实李家全认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达公司贷款事实没有生效判决认定，法院应当查明事实后作出认定。一审案件中追加伟达公司参与诉讼的答辩陈述，如果追加伟业公司也一样会答辩陈述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贷款的事实，但基于叶树东既是伟业公司又是伟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何一个公司获得清偿，对叶树东而言都已经实现了债权，没有必要再说明伟业公司是实际出资人的事实，这是法院诉讼程序导致的结果。三、现金付出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做账都是做在伟业公司的账目，故应认定该款项是由伟业公司支付。本案李家全没有起诉案涉八台车的购车款，包括首付款和车身贷款问题，只是就伟业公司垫付的上牌所需要的77多万元提起代位诉讼，所以邓静波、周志标与妻子陈素兰、黄桂鸿与泉州江南支行的借款合同、还款情况、结清证明与本案并没有关联，如果邓静波等是向漳州拓航公司购车，依据伟业公司举证是伟业公司支付的相关价款，而且漳州车行也没有开具给邓静波等购车发票，依据伟业公司举证的相关发票，可以证实车辆实际交易过程是经由伟业公司出售给伟达公司，再由伟达公司登记挂牌，所以以邓静波或者周志标向泉州银行贷款是邓静波等私下的决议，不能证明车辆的上牌手续和贷款没有向伟业公司办理。李家全相应提供证据1即《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协议书》各1份，以此证明2013年12月5日，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订《协议书》约定，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购买8辆货车款缺口部分776951.68元系向伟业公司办理分期付款，其中576951.68元按月利率0.69%，还本减息，另200000元月利率2.5%；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2013年12月4日出具的每台车收费表载明了贷款明细项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质证称，《协议书》、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上的签字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所签，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份收费表第一行车购税21111元（附客户负责补每台690**元增值税发票给伟达公司，否则支付5897元给伟达公司）可以证实车辆购置税是从伟达公司所借，至于收费表所体现保险、上牌费用等伟达公司有无实际支付不清楚；《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之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是因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也有相关证据即2013年12月5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业公司以及案外人伟达公司同时签订协议，两份协议的内容完全一样，正因为有两份《协议书》，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自始至终承认向伟达公司借款，而不是向本案伟业公司借款。伟业公司质证称，对李家全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但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发表的质证意见有不同的看法，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陈述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第一行车购税21111元（附客户负责补每台690**元增值税发票给伟达公司，否则支付5897元给伟达公司），该内容没有错误，但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陈述向伟达公司借款，不是向伟业公司借款，因车辆挂靠在伟达公司名下，增值税发票必须开具到伟达公司名下，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到伟业公司谈车厢的发票没有办法开具，伟业公司让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协议签订后再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能据此认为没有向伟业公司借款，而是向伟达公司借款。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认为，李家全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作为李家全、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诉讼过程中，必须承担举证下列两个事实。第一，债权人对代位权诉讼中存在的两个合法债权关系必须举证，即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这两个债权是否合法、真实。本案李家全仅能举证其与伟业公司存在债权，而不能完全举证证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业公司是否有债权存在。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7即申请书，还可证实是叶树东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垫付款项20万元，同样可证明案涉债权、债务关系明显不明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可以进一步证实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从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证实保险费是伟达公司垫付，同时所谓管理费也是基于案涉8部车辆挂靠于伟达公司所产生费用，伟达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叶树东在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案件中以及上诉案件中的一系列诉讼行为如答辩、提供证据、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质证和法庭调查均认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欠伟达公司的款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并没有欠伟业公司的款项。结合伟业公司提供欠条、伟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叶树东在原先案件的诉讼行为，综合可认定本案债权、债务存在于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之间。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相应提供证据2即《协议书》和《还款计划表》各1份，以此证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协议，由伟达公司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垫付车辆购置税等费用，书面约定分期付款即2015年10月前应当偿还垫付款，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达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证据3即伟达公司针对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出具的答辩状1份，以此证明在该案诉讼中，伟达公司答辩状中承认被李家全扣押的8部车辆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案外人周志标分别出资购买，购买资金部分来源上述人员自有资金，部分资金向伟达公司按揭贷款（实为被告、周志标垫付不足部分资金）、部分由邓静波和周志标分别向泉州银行贷款。证据4即伟达公司向梅列区人民法院提出的民事诉状及证据各1份、李家全儿子李建斌提供的二审证据清单1份，以此证明在该案诉讼中，伟达公司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3年12月5日出具给伟达公司的《协议书》为证据，于2018年4月10日向梅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向李家全、李家全儿子李建斌、被告邓静波主张权利；梅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李家全儿子李建斌不服判决上诉于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李家全对李建斌提交的二审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予以认可，进一步证明李家全、伟达公司均认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达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证据5即梅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1份，以此证明以邓静波名义向福建省漳州拓航贸易有限公司购买8部货车（4部车为被告邓静波一方所有，另4部车为案外人周志标所有），事后上述车辆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将车辆挂靠在伟达公司；2015年8月25日，8部车辆被李家全、李家全开办的公司非法扣押至大田县占有使用至今；伟达公司在该案庭审过程中承认该8部车购车款部分是由邓静波一方出资，部分的购置税、挂牌费、保险费由该公司垫付；伟达公司承认8部车辆均挂靠在其名义下。证据6即梅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关于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的证据材料即邓静波一方提供购车协议1份、泉州银行江南支行出具的借款凭证2份、借款合同2份、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关于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证据材料及邓静波一方出具的泉州银行江南支行结清证明2份、的鲤城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份、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下载的文书2份，以此证明购买案涉8部车辆的购买资金，除了邓静波等支付首付款外，大部分来源于邓静波一方及案外人周志标夫妇向银行借款200万元，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并没有向伟业公司购买上述车辆及按揭车贷款。证据7即梅列区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关于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一案的庭审笔录，以此证明2017年12月15日第一次开庭庭审笔录第5页，庭审中，在伟达公司未到庭情况下，李家全那时已经知晓并认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在购买车辆时曾向伟达公司借部分款项；2019年2月18日第二次开庭庭审笔录第8页，伟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叶树东在法庭答辩、举证、调查时，对当时邓静波的证据、陈述均认可，并向法庭亲口陈述车辆系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从“漳州车行买的，他们（指本案被告）去买、车身款项是李家全（即本案被告）付款、8部车辆的车购税、挂牌费、押金是从我们公司（伟达公司）支付”。证据8即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出具（2019）闽04民终934号一案的庭审笔录第5、6、8页、卷宗材料，以此证明该案件李家全认为一审判决遗漏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协议书》这一事实的认定，并以伟达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向梅列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作为二审证据，在二审对该组证据质证时，李家全和伟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叶树东对该证据的三性、证明内容均无异议。证据9即手机截图1份，以此证明叶树东将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3年12月5日与伟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的原件，不仅以微信出示给张其东，还将该《协议书》复印件加盖伟达公司公章寄给张其东，以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表明对车辆保留所有权。李家全质证称，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协议书》没有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伟业公司给李家全出示的伟业公司盖章的《协议书》是有原件的，从证明力的角度看，伟业公司盖章的《协议书》证明力更强，该份证据的真实性由伟业公司确认；《还款计划表》上面并没有叶树东或者伟达公司和伟业公司的签字或盖章，《还款计划表》上的贷款46.4万元与《协议书》约定的贷款金额77多万元不相符，不具有可信度，《还款计划表》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梅列区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追加伟达公司为伟业公司，是基于伟达公司是挂靠车辆登记的车主，故伟达公司在该案中答辩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达公司贷款，但据李家全向伟业公司了解，若法院追加伟业公司为案件的当事人，伟业公司也一样会答辩陈述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贷款的事实，但基于叶树东既是伟业公司又是伟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何一个公司获得清偿，对叶树东而言都已经实现了债权，没有必要再说明伟业公司是实际出资人的事实，这是法院诉讼程序导致的结果，伟达公司在诉讼中基于某种原因撤回答辩和起诉，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不能构成伟达公司自认事实，基于李家全了解是其与被告方达成私下的还款协议。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伟达公司的诉状和证据同样没有经过梅列区人民法院开庭就已经撤回，李家全是在二审阅卷时发现伟达公司的诉状和证据，从有利于当时案件的观点出发提出认为伟达公司应当是车辆所有权人和贷款出借人，这是个人观点，不代表伟达公司的债权就是真实合法的，因为案件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本案当中看到伟业公司盖章的《协议书》原件，李家全观点必然也发生变化，必须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法院裁决的依据。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李建斌提起上诉，该份判决没有生效，所以本案需要进一步查明贷款出借人的相关事实，即便李建斌及李家全他案中认可伟达公司是实际车主，但是本案伟达公司以及伟业公司联合出具的声明证明实际借款主体是伟业公司，邓静波与漳州车行签订的购车协议只是为了办理贷款所签订的形式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相关购置税、挂牌和保险等是漳州车行包挂牌，但是事实挂牌和购置税是伟业公司代垫的。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李家全没有起诉案涉8台车的购车款，包括首付款和车身贷款问题，只是就伟业公司垫付的上牌所需要的77多万元提起代位权诉讼，所以邓静波、周志标与妻子陈素兰、黄桂鸿与泉州江南支行的借款合同、还款情况、结清证明与本案并没有关联，如果邓静波等是向漳州拓航公司购车，依据伟业公司举证是伟业公司支付的相关价款，而且漳州车行也没有出具给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购车发票，依据伟业公司举证的相关发票，可以证实车辆实际交易过程是经由伟业公司出售给伟达公司，再由伟达公司登记挂牌，所以以邓静波或者周志标向泉州银行贷款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私下的决议，不能证明车辆的上牌手续和贷款没有向伟业公司办理。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庭审笔录是不完整的，2017年12月15日开庭时，伟达公司没有到庭，但是庭前提交的答辩状，因为前案是返还原物纠纷，伟达公司的答辩又刚好是保留所有权的答辩，作为李家全无法核实真实性情况下，但是对当时案件有利，李家全就认可伟达公司是实际车主的说法，但本案当证据和事实发生变化，还是需要依据真实情况及证据查证。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一审卷宗的质证是从有利于当时案件的个人观点，而且李建斌的说法也是说可能伟达公司是实际车主，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对于李建斌或者李家全而言当时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也没有见过伟达公司盖章的《协议书》原件。证据9，只看到张其东发给律师的图片，没有看到叶树东发给张其东的图片，无法证实这张图片的来源，伟达公司加盖公章的《协议书》真实性由伟业公司核实确认。伟业公司质证称，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2，《协议书》是伟业公司加盖公章寄给邓静波一方的，2015年李家全将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车扣去，是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名义报案，后面就车子性质补充材料给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目前《协议书》原件找不到；《还款计划表》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伪造，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字借款金额是77多万元。证据3，答辩状是伟达公司提供的。证据4，伟达公司当时有提供民事起诉状和证据，李建斌提交的二审证据清单属实。证据5，判决书内容与实际有出入，联系是由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漳州拓航公司联系的，购买是由伟业公司购买的，车款是由伟业公司支付的。证据6，协议书的用途是银行贷款；200万元的款项从泉州银行贷款，但是与本案的标的没有关联，该笔贷款是泉州日欣汽贸公司要求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10%的押金；该判决只是证明周志标没有还款，与本案无关。证据7，当时伟达公司与伟业公司具有关联性，伟业公司认可由伟达公司去主张权利。证据8，庭审笔录没有异议。证据9，伟业公司没有办法确认是否有向被告张其东发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协议书》是伟业公司在复印件加盖公章寄给邓静波一方的，公章是真实的。伟业公司认为，由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购买的8台车挂靠伟达公司，故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认为是欠伟达公司款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该认识是错误的，2013年12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已经非常明确告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拖欠伟业公司的款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作为成年人在上面签字确认，伟业公司明确表明没有看到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与伟达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原件，是否有该份原件，按李家全陈述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十分明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借款，上面有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签字确认。虽然说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漳州拓航公司联系，但是车辆是由伟业公司购买，从伟业公司提供的现金付出凭证看，这些款项确实是由伟业公司支付。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强调在一审案件中伟达公司承认款项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达公司所借，那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影响，后来伟达公司的法人也发生变更。伟业公司相应提供证据10即《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协议书》各1份，以此证明2013年12月5日，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购买案涉闽Ｇ3××××等8台货车缺口部分款项776951.68元向伟业公司办理分期付款，其中576951.68元月利率0.69%，20万元月利率2.5%；2013年12月4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出具《Ｇ33620号等车每台收费表》，主要载明向伟业公司分期贷款明细信息，每辆车贷72118.96元＋25000元，其中二级维护费6000元／年就是年度车辆管理费。证据11即现金付出凭证1张、收条1张、银行承兑汇票4张，以此证明案涉8台货车系伟业公司向福建省漳州拓航工贸有限公司购入再销售给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伟业公司已经支付全部购车款200万元给福建省漳州拓航工贸有限公司，而不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福建省漳州拓航工贸有限公司购入。证据12即机动车行驶证8份，以此证明案涉8台货车登记在伟达公司名下。证据13即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8张，以此证明2013年11月伟业公司开具案涉8台货车销售发票（8张247000元）给伟达公司，案涉车辆由伟业公司销售给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挂靠在伟达公司），而不是伟达公司销售给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办理购车分期付款符合常理与事实。证据14即证明1份，以此证明2013年12月5日伟业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就案涉8台货车签订的《协议书》中按揭款776951.68元系伟业公司提供，伟达公司仅是挂靠运输公司。证据15即申请书、现金付出凭证、银行转账回单各1份，以此证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所贷25000元／台车（8辆车共20万元）系因垫付泉州银行押金借款20万元产生，故2013年12月5日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树东出具申请书，请求叶树东支付给泉州日欣汽贸公司账户（以曾元强的信息为准），叶树东于2013年12月8日将20万元支付至泉州日欣汽贸公司指定的郑乌米账户，完成支付。证据16即公证书1份，以此证明2020年1月9日，叶树东向大田县公证处申请公证，即2019年1月14日张其东向叶树东发送微信，该微信证实：2019年张其东承认案涉8辆大运牌货车拖欠车贷款的事实并愿意与叶树东理顺欠款事宜，本案债权诉讼时效未过期。证据17即微信聊天截图6张，以此证明2020年1月2日，叶树东向被告张其东发送微信通知，就案涉8台货车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欠伟业公司、伟达公司分期款776951.68元、保险81328.88元如何理顺还款，要求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回复，通知人为伟业公司、伟达公司名义；2020年1月4日，张其东回复叶树东“律师会和你联系”；2020年1月6日，余英升律师代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叶树东发送微信，提出就案涉8台货车欠款的付款方案。证据18即现金付出凭证、税收通用缴款书、完税证明共12页，以此证明案涉8台车购置税由伟业公司支付。证据19即现金付出凭证、商业险发票共16页，以此证明案涉8台车商业险由伟业公司支付。李家全质证称，对伟业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没有异议，上述证据都是由伟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保管的。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质证称，对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10，以李家全提供证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质证的意见为准，补充一点，对伟业公司的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其证明是伟业公司垫付，具体是伟业公司还是伟达公司垫付，应当提供该两家公司对公账户转出为准。证据11，但是现金付出凭证真实性存疑，内容载明8部车车款200万元，具体是哪家公司付出的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清楚，也不知道这8部车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从内容看载明收到8台自卸车承兑汇票200万元，是否与本案有关联无法确认；银行承兑汇票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无法证实该200万元就是购买本案诉争车辆款200万元，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即被告邓静波夫妇和周志标夫妇贷款的200万元，从判决书以及借款合同均记载就是购买本案诉争8部车辆，该8部车辆价值不可能出现高达400万元的情况；退一步即使承兑汇票200万元是伟业公司出具，但是被告邓静波和周志标向银行贷款共计200万元以后，按伟业公司陈述200万元已经偿还给伟业公司，而本案诉争的款项是200万元之外的垫付款，垫付款到底是谁支付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这200万元不可能包含本案诉争的款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13，发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这几张发票看购车单位实际是伟达公司，因此，本案实际上是伟达公司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垫付款项，并不是李家全及伟业公司陈述的是伟业公司垫付的。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份证据明显就是在李家全提起诉讼后炮制的，与李家全和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比如李家全提交的欠条、每台车的收费表以及协议书，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认可与伟达公司的《协议书》，里面均写明是伟达公司而不是伟业公司，伟达公司、伟业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分别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订内容和借款金额一样的《协议书》，该两家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法律的利害关系，不能因为证据不利本案李家全及伟业公司而出具该份证明。证据15，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反而可以证明本案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是向叶树东个人所借的，内容明显写所借款项是向叶树东个人所借的，再由其个人支付给伟业公司或者伟达公司，同时李家全所主张的借款20万元从申请书内容根本也不是说伟达公司或者伟业公司，反而是个人，结合后面的银行转款凭证，银行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伟业公司既然想证明是其支付案外人郑乌米，应当是伟业公司的对公账户付出才对；现金付出凭证20万元无法体现该笔款项是伟业公司支付的。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从该份证据恰恰可以证实伟业公司的法人叶树东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就8台货车款项进行协商，该内容可以证实是叶树东代表伟达公司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主张权利，结合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欠伟达公司款项而不是欠伟业公司，微信内容是叶树东事先写好发送给张其东，叶树东叫张其东再转给叶树东，至于该份内容能否引起本案诉讼时效重新开始，应当按照所载明的事实、期限具体认定，而不是仅凭借该份证据。证据17，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部分有异议，内容中所体现有两家公司，分别是伟业公司和伟达公司，恰恰可以证实本案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至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律师代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叶树东发送微信，这不是代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当时并未接受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委托，只是帮忙转发该微信而已。证据18，税收通用缴款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这几份税收通用缴款书的主体是伟达公司并不是伟业公司，2013年11月14日、11月18日现金付出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公司盖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盖章，即使是真实的，若要证明该两笔款项是伟业公司支付，应当提供伟业公司对公账户明细；叶树东转账给肖丽燕的转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是叶树东个人转账给肖丽燕并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就是代表伟业公司。证据19，因为李家全放弃对商业险部分的诉求，不予质证。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李家全提供的证据1和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10，系同一证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对其签名不持异议，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即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3年12月4日出具每台收费表1份，其上主要载明车购税：21111(附：客户负责补每台690**元的增值税发票给伟达公司，否则支付5897元/台给伟达公司)，保险费：31079.7+4628.26=35707.96，上牌：2000，GPS：2700(两年)，打码：500，综检：2800，办证：1300，二级维护：6000/年，21111+35707.96+2000+2700+500+2800+1300+6000=72118.96元，另多贷：25000元/台等；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作为乙方与伟业公司、伟达公司作为甲方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协议书1份，其上主要载明乙方向甲方购买8台大运牌货车，缺口部份款项(缺口8×72118+8×25000=776951.68元，其中576951.68月利率0.69%，还本不减息；另200000元，月利率2.5%)，由于系办理分期付款，故同意该车由甲方保留车辆所有权，即自愿将其购买该车，产权登记在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协议加盖伟业公司公章，没有加盖伟达公司公章。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2，《协议书》虽没有原件，但该复印件系伟业公司加盖公章寄给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原件由伟业公司保存，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对其在《协议书》上签名不持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即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作为乙方与伟达公司作为甲方于2013年12月5日签订协议书1份，其上主要载明乙方向甲方购买8台大运牌货车，(缺口8×72118+8×25000=776951.68元，其中576951.68月利率0.69%，还本不减息；另200000元，月利率2.5%)，由于系办理分期付款，故同意该车由甲方保留车辆所有权，即自愿将其购买该车，产权登记在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协议甲方处加盖伟达公司公章，乙方处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签名捺印；《还款计划书》，只有被告邓静波、张庆红、张其东签名，并没有伟达公司盖章确认，伟业公司不予认可，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8，系从梅列区人民法院、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卷宗材料中调取，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据此可以认定在梅列区人民法院(2017)闽0402民初2239号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4民终934号案件中，伟达公司答辩状中承认案涉款项系向其按揭贷款，并提交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证据2一样的《协议书》作为证据向被告邓静波等主张权利，李家全及其子李建斌(该案被告)不持异议，李家全知晓并认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在购买案涉车辆时向伟达公司借部分款项，伟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树东作为该案伟达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诉讼中主张案涉款项系从伟达公司支付等事实。证据9，伟业公司不予确认，因没有原件予以核实，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1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案涉8台货车登记在伟达公司名下。证据13，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该发票系开具给伟达公司，但并不能据此认定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伟业公司办理购车分期付款。证据14，系伟达公司出具的，因与其在梅列区人民法院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中主张的事实相悖，且伟达公司与伟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又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该《协议书》不一致，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予认可，对该证据不予单独认定，应结合全案作出认定。证据15，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请求叶树东支付款项给泉州日欣汽贸公司账户。证据16，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张其东于2019年1月14日同意与伟达公司协商解决案涉款项。证据17，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叶树东以伟业公司和伟达公司名义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要求协商解决案涉款项。证据18，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交款人系伟达公司，并非伟业公司。证据19，交款人系伟达公司，并非伟业公司，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关于案涉债权的债权人到底是伟业公司还是伟达公司的问题，应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加以分析认定。首先，李家全、伟业公司提供的《协议书》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协议书》均系2013年12月5日同一天签订，两份《协议书》的乙方均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甲方存在差异，第一份的甲方为伟业公司和伟达公司(只加盖伟业公司公章)，第二份的甲方为伟达公司，但两份《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其上均载明：“由于系办理分期付款，故同意该车由甲方保留车辆所有权，即自愿将其购买该车，产权登记在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而根据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12、13，案涉8台货车均登记在伟达公司名下，所提供的发票交款人也是伟达公司。第二，伟达公司、李家全和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在梅列区人民法院和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闽0402民初2239号和(2019)闽04民终934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均认可是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伟业公司在质证时陈述当时伟达公司与伟业公司关联性，认可由伟达公司去主张权利。第三，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在本案诉讼中，始终认可系其与伟达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认可其与伟业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从伟业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截图中张其东于2019年1月14日所发的微信聊天内容看，张其东其时也是认可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与伟达公司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2020年1月2日叶树东发送给张其东的通知书上体现的通知人也是伟业公司、伟达公司和叶树东，并不仅仅是以伟业公司名义发出通知书，且伟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案涉款项系伟业公司支付。第四，从李家全在起诉时和伟业公司在诉讼中提供的同一证据即《欠条》(后来均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看，李家全先前主张该欠款系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享有的债权，后来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伟业公司则在其提交的证据清单上写明证明内容“2014年12月7日，张庆红作为实际车主代表出具该《欠条》一张，证实案涉八台货车欠2014年保险费81328.88元转为向伟达公司借款，月利率0.88%，分6个月还清。”该欠条明确载明欠伟达公司2014年保险费81328.88元转为向伟达公司借款，然而李家全在起诉时竟然将其作为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享有的债权予以主张。综上分析，本案应认定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之间存在案涉债权债务关系，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享有案涉债权。 综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鉴于虽然李家全对伟业公司享有债权，伟业公司系李家全的债务人，但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并不享有债权，故李家全向法院请求代位行使债务人即伟业公司的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家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36元、财产保全费2570元，均由李家全负担(多预交的3308元予以退回)。 本案二审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李家全要求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向其履行代为清偿义务即清偿车贷款及利息是否有依据? 二审中，李家全提交如下证据：伟业公司与伟达公司于2020年8月6日共同出具的《联合声明》一份，证明：涉案欠款的债权人是伟业公司，而非伟达公司，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一审提供的加盖伟达公司的协议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质证称：对证据“三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也有异议，是事后李家全自行炮制的，且与本案事实相反、相矛盾；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不可能同一天以同样事实与理由向这两家公司借款，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在出资了至少200万元以上款项后，由于没有余钱支付车辆的保险费、车购税、上牌等费用，才向伟达公司申请借款；由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车辆需要挂靠在伟达公司名义下经营，因此在挂靠伟达公司后，车辆需要购买保险、交付车购税、上牌等费用，均需要以伟达公司名义去支付，因此伟达公司支付这些费用符合常识，与伟业公司丝毫没有关系；案涉车辆是不是伟业公司向漳州车行购买与本案无关，不能因为伟业公司将车辆出售给伟达公司，从而就想当然认为是伟业公司向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按揭贷款，这没有必然联系；伟业公司与伟达公司在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且伟达公司在声明中内容与其先前在梅列区人民法院、三明中院的诉讼行为、主张、承诉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完全不一致，且前后矛盾；同时叶树东发给张其东通知书、微信截图是以伟达公司来主张权利的；因此，该份联合声明不能成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二审中，邓静波、张其东等提交如下证据：1.伟达公司出具的收条1组，证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偿还给伟达公司款项24万多后，伟达公司出具部分收条给李家全；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于2014年11月28日偿还伟达公司款项12万元，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共偿还给伟达公司款项近40万元，以及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确实是与伟达公司存在着债权债务关系，与伟业公司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伟业公司与伟达公司于2020年9月8日共同出具的《声明》1份，证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所欠款项已结清，李家全提起本案诉讼已没有任何依据。李家全质证称：对收款收据“三性”都不予以认可，收款收据只写了“陈”，签名不完整，对收款收据形成时间有异议，是近期形成的，若有需要李家全会申请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收条的形成时间也是近期，对“三性”都不予以认可，且没有说明款项的性质，是否是偿还本案的款项也没有说明；对《声明》的内容有异议，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声明的内容，即使存在运费问题也与本案无关，伟达公司与伟业公司对外有负债，也是被执行人，没有任何权利放弃到期债权。 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家全提交的伟业公司与伟达公司于2020年8月6日共同出具的《联合声明》与邓静波、张其东等提交的伟业公司与伟达公司于2020年9月8日共同出具的《声明》，虽加盖了伟业公司与伟达公司的公章，但并未有具体经办人签字，且内容不一致，伟业公司亦未到庭说明，对上述证据，本院均不予采信。对于邓静波、张其东等提交的伟达公司出具的收条1组，涉及案外人伟达公司，李家全亦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李家全认为应当采信其一审提供的协议书，不应当采信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一审提供的协议书，对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没意见。 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其他事实，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阐述。 当事人对争议焦点的意见与各自的上诉、答辩意见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关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应否向李家全履行代为清偿义务即清偿车贷款及利息的问题。本案中，该争议焦点的核心问题为伟业公司是否为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了案涉按揭贷款反担保。对此，本院认为，案涉8台货车均登记在伟达公司名下，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提供的盖有伟达公司公章的《协议书》（2013年12月5日签订）的甲方也是伟达公司，伟业公司一审提供的案涉8台货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购货人也是伟达公司。因此，应认定伟达公司与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之间就案涉8台货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李家全一审提交的加盖有《协议书》（2013年12月5日签订，甲方为伟业公司和伟达公司，但只加盖伟业公司公章）等证据，不足以证明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就案涉8台货车存在债权，也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李家全诉讼中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伟业公司实际受让了伟达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案涉债权。因此，本院依法认定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并不享有李家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综上，李家全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代位行使其债务人即伟业公司对邓静波、张其东、张庆红、曾元强的债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家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36元，由李家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海峰 审判员  尹立新 审判员  刘志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庄晓思 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