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54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石新路45号附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98039114E。法定代表人：石志飞，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涛，重庆竞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18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202107092W。法定代表人：撖学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国栋，男，汉族，1973年3月19日出生，系公司员工，住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亭亭，女，汉族，1990年12月30日出生，系公司员工，住山东省安丘市。上诉人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3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亿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恒力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恒力公司承担。其上诉的主要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中，恒力公司两位代理人陈述互相矛盾，庭审笔录仅记录了部分内容；本案在立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了1年多，程序违法；企业询证函应采信；恒力公司欠其359601.1元事实，且应抵扣其欠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恒力）的货款。恒力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其提交的证据经亿川公司认可，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证明亿川公司差欠其368125.5元货款的事实；二、亿川公司称，其提供的企业征询函是双方结算的依据，我方对此不认可，理由如下：1.该企业询证函记录的内容错误,是写反了导致的，我方当时向亿川公司表示写反了，要求归还，但亿川公司以已丢失为由，没有返还。一审中亿川公司又将企业询证函提交，亿川公司存在欺诈行为；2.企业询证函称，是我方欠亿川公司货款，是明显不合理的，在2017年亿川公司已差欠我方587972.7元，相隔8个月，亿川公司陈述我方差欠其货款，不符合常理，亿川公司也未提供其送货单、提供货物的依据。之后，亿川公司还向我方支付了货款，如我方差欠亿川公司货款，为何亿川公司向我方支付货款，亿川公司在说谎。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评判，认定亿川公司欠我方货款的事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三、亿川公司故意混淆了宁夏恒力与恒力公司的关系，宁夏恒力和恒力公司是单独的法人，债务也是分离的；四、亿川公司提出的程序问题，我方认为法律规定案件的审理期限，简易程序应当在3个月内审结，但基于查清案件事实的目的，可延长审理期限，并进行公正、公平的审判。恒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亿川公司向其支付货款399858.70元；2.亿川公司按照年利率4.75%的标准向其支付货款利息；3.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4.本案诉讼费由亿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8日，恒力公司（销售商）与亿川公司（经销商）签订《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主要约定：协议有效期内，销售商特指定经销商为恒力牌普绳Φ12.5-Φ28在重庆地区的销售，为了扩大销售，销售商允许经销商占用钢丝绳30吨左右的资金，超过30吨左右金额，经销商需付款给销售商（现金、承兑、电汇），年销量50-100吨，Φ12.5-Φ28价格7000元/吨，如价格有浮动，另书面通知；销售商与宁夏恒力共同承诺，不与经销商在协议有效期内约定的地域与产品构成竞争性销售，但经销商自身又无法独自完成的销售（如工程招投标、大批量采购而经销商没有充足的资金、需特殊技术服务等）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与经销商另行协议，协议原则：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直接与客户发生供销关系，根据经销商的工作状况给经销商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佣金的提取是在销售商或宁夏恒力收得全部货款后的30天内兑现；合同终止时经销商仅可将包装及商品完好的钢丝绳退货，其余按合同价付款；经销商逾期结算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销售商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经销商不按协议约定履行或不遵守义务时，销售商有权取消销售商的独家经销权；协议有效期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21日，恒力公司（销售商）与亿川公司（经销商）签订《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与2014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的《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对比，内容不同之处有：产品范围Φ12.5-Φ36.5，，销售商允许经销商占用钢丝绳货款20万元资金，Φ12.5-Φ36.5价格6100元/吨，协议有效期2016年1月2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其他内容两份经销协议完全一致。2017年3月20日，恒力公司与亿川公司签署《应收款对账确认函》，确认2014年11月18日至2017年2月28日止，亿川公司欠恒力公司货款587972.70元，该金额恒力公司已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给亿川公司。2017年2月22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2410KG、8×195-10的钢丝绳716KG；2017年5月8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59KG；同月19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7.5的钢丝绳1080KG。同月23日，恒力公司为亿川公司开具了上述三次供货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51817.20元。2017年6月9日至2017年8月18日期间，恒力公司共计七次向亿川公司发货，金额119811.20元。2017年8月24日，恒力公司为亿川公司开具了119811.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9月30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5KG、6×37-15的钢丝绳830KG；2017年10月30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69KG；2017年11月3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72KG、6×37-15的钢丝绳836KG；2017年11月8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21.5的钢丝绳1659KG；2018年2月1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7.5的钢丝绳1563KG。上述送货均有出库单予以证明，但出库单上并未标注单价，恒力公司主张所有货物的单价均为8000元/吨。因经销协议约定价格6100元/吨，如价格有浮动，另书面通知，恒力公司陈述根据市场定价通知了亿川公司，亿川公司陈述，恒力公司有无通知亿川公司价格变化，时间久远记不清楚了，双方约定价格很多，上述出库单的货款金额双方已进行了冲抵并办理了结算，亿川公司相应的单据遗失，故无法确定单价。另外，恒力公司举示了2017年9月21日的出库单两份，分别载明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1ＫＧ、621ＫＧ，收货人为“李伟”，提货车号渝Ｂ8××××。恒力公司举示了2017年11月30日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孙正勇”，金额9609.60元，收款事由“钢丝绳编号31706197-0.611吨、31707232-0.621吨”。孙正勇系恒力公司员工。恒力公司陈述，《收据》与两张《出库单》（2017年9月21日）是相互对应的，货是恒力公司发的，当时一个客户需要钢丝绳产品（即2017年9月21日的两张《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煤专线出库单》上的产品），该客户要求多开发票，但恒力公司无法开具，恒力公司就给亿川公司打电话，亿川公司说可以开，恒力公司就把钱9609.60元交给亿川公司，但亿川公司至今未开具发票。亿川公司辩称，对于《收据》，这笔款项是恒力公司给亿川公司支付的货款，货是从亿川公司处拿的，亿川公司发给恒力公司说的那个客户，因此恒力公司把款项支付给亿川公司，当时对双方的对账无法确认，也需要与宁夏恒力公司进行抵账，因该笔款项比较小，就由恒力公司自行支付了，同时该收据也证明了恒力公司会从亿川公司处调货，其中有部分欠款是通过抵账或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处调货的方式抵消了，对于2017年11月3日、2017年11月8日、2018年2月1日这三笔，是双方在第二次对账后产生的买卖交易，该三笔款项因恒力公司还欠亿川公司款项，相互冲抵，不存在支付的问题。2017年11月30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为明晰双方债权债务，根据恒力公司账簿记录，截止2017年10月31日，“欠贵公司359601.10元”，“贵公司欠”处为空白。亿川公司在该询证函上盖章并签署“无误”。恒力公司陈述，从字面意思上是恒力公司欠亿川公司，但是由于失误写错了，应该将此金额填写至“贵公司欠”，而填写到了“欠贵公司”。亿川公司辩称，因为有向重庆地区发货的情况，为了方便所以在亿川公司处调货，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调货或提货发给重庆地区的客户，恒力公司应当向亿川公司付款；该询证函出自恒力公司单位账簿的记录，在此对账之前，亿川公司在一次意外中将双方经济往来的所有单据、票据、抵货、换货及应当由恒力公司支付佣金的凭证全部遗失，故产生了该次对账，因该询证函出自恒力公司单位账簿，亿川公司法定代表人看后和大体并无出入，因此签署了该询证函，恒力公司所举示的亿川公司所欠的所有款项在该企业询证函中已经全部对账结清，非但如此，恒力公司还欠了亿川公司359601.1元。2017年3月20日以后，亿川公司的付款情况如下：2017年3月28日支付3万元（付款人韩国栋）、2017年4月28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张鹏）、2017年5月26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张鹏）、2017年6月30日支付10万元（付款人亿川公司）、2017年8月31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亿川公司）、2017年9月30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亿川公司）、2017年10月27日支付7万元（付款人亿川公司）、2017年11月3日支付5万元（付款人亿川公司）、2017年12月5日支付4000元（付款人李春兰）、2018年2月1日支付8504元（付款人李春兰），共计462504元。韩国栋、张鹏、李春兰均系恒力公司工作人员。恒力公司陈述，系亿川公司将款项支付至上述工作人员账户，再由工作人员将款项转至恒力公司单位账户。庭审中，恒力公司自愿撤回了解除恒力公司与亿川公司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并明确其请求的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99858.7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2019年3月29日，金额为22264.35元。双方均确认双方之间的经销协议实际履行到最后一次供货日即2018年2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恒力公司与亿川公司签订的《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享有合同权利的同时，应自觉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关于2017年11月30日的《企业询证函》能否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争议焦点。亿川公司辩称因为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调货需支付货款以及应提取佣金，故结算恒力公司欠付亿川公司款项。如果恒力公司应向亿川公司支付佣金，根据经销合同的约定“经销商自身无法独自完成的销售（如工程招投标、大批量采购而经销商没有充足的资金、需特殊技术服务等）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与经销商另行协议，协议原则：由销售商或宁夏恒力直接与客户发生供销关系，根据经销商的工作状况给经销商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佣金的提取是在销售商或宁夏恒力收得全部货款后的30天内兑现”，则亿川公司应承担恒力公司或宁夏恒力因提取佣金与亿川公司另行协议、以及提取佣金金额的举证责任，但亿川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双方确实存在提取佣金且另有协议。如果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有调货的情形，也应由亿川公司承担恒力公司向其调货以及调货金额的举证责任，但亿川公司唯一的证据即2017年11月30日的收据，显示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交付了“钢丝绳编号31706197-0.611吨、31707232-0.621吨，金额9609.60元”，且时间也是2017年11月30日的《企业询证函》之后（该函件显示是截止2017年10月31日的金额），此外无任何证据显示在2017年10月31日之前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有过调货。从双方对账确认亿川公司欠付恒力公司587972.70元，到2017年11月30日签署《企业询证函》显示恒力公司欠亿川公司359601.10元，时间间隔仅8个月，金额反差达到了几十万之多，除了恒力公司举示的送货单外，亿川公司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如此大额货物的来源、渠道、凭据、恒力公司曾向亿川公司调货、恒力公司应向亿川公司支付佣金。另外，2017年11月30日签署《企业询证函》后亿川公司仍在向恒力公司付款，如果恒力公司欠付亿川公司款项359601.10元，按常理亿川公司不应再向恒力公司付款。因此，亿川公司辩称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调货或提货发给重庆地区的客户，恒力公司应当向亿川公司付款的抗辩意见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亿川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而恒力公司能够举示相对完善的供货凭据，故一审法院从双方2017年3月20日无争议的对账确认的金额开始，按照恒力公司实际的供货据实计算恒力公司应收货款的金额，对2017年11月30日签署的《企业询证函》不予采信。恒力公司举示的2017年9月21日的出库单两份，分别载明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1ＫＧ、621ＫＧ，收货人为“李伟”，提货车号渝Ｂ8××××。但恒力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收货人“李伟”的身份以及其有权代表亿川公司收货。而恒力公司举示的2017年11月30日的收据显示的是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交付9609.60元的款项，无法证明系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货物，恒力公司陈述系为了应客户的要求让亿川公司多开票，也无证据证明。因此有争议的2017年9月21日出库单两份不能认定为系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提供货物。2017年3月20日，恒力公司与亿川公司签署《应收款对账确认函》，确认亿川公司欠恒力公司货款587972.70元，且该金额恒力公司已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给亿川公司，该对账之外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无争议的送货有：1、51817.20元；2、119811.2元；3、重量合计11.644吨，具体为：2017年9月30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615KG、6×37-15的钢丝绳830KG；2017年10月30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69KG；2017年11月3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3的钢丝绳3072KG、6×37-15的钢丝绳836KG；2017年11月8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21.5的钢丝绳1659KG；2018年2月1日，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供应规格型号为6×37-17.5的钢丝绳1563KG；上述出库单上并未标注单价，恒力公司也未向亿川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确定上述供货的单价，恒力公司陈述单价为8000元/吨，但协议约定单价为6100元/吨，若价格浮动另书面通知，但恒力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向亿川公司书面通知了价格为8000元/吨。而从2016年1月21日签订协议后，从双方无争议的已开票供货情况来看，价格虽然高于协议约定的6100元/吨，但2014年1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价格约定为7000元/吨，高于之后2016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可以看出价格虽然有变动，但并不完全是上涨，既然无法确定双方本批次供货的单价，则一审法院按照协议约定的单价6100元/吨计算本批次供货的金额，即为11.644吨×6100元/吨=71028.40元。综上，亿川公司目前欠付恒力公司的货款金额为587972.70元+51817.20元+119811.2元+71028.40元-462504元=368125.50元。关于恒力公司请求的利息问题。2016年1月21日双方签订的《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关于资金占用及付款方法约定“销售商允许经销商占用钢丝绳货款20万元资金；超过20万金额，经销商需付款给销售商”，由此可以看出，当亿川公司欠付的货款金额达到20万元以后，超过20万元的部分亿川公司应立即支付。恒力公司主张从2018年2月1日开始计算利息，扣除20万元的占用资金后，其余款项的送货均发生在2018年2月1日之前，故恒力公司有权就该部分货款从2018年2月1日起主张利息。因双方约定了亿川公司可以占用恒力公司20万元资金，但对于该20万元资金的支付未明确约定期限，而合同约定的协议有效期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止，并无证据证明在该期限届满前双方已解除了合同，故协议终止后亿川公司应立即支付占用的20万元资金，故该20万元的利息应从2019年1月1日开始起算。恒力公司主张利息按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恒力公司主张上述利息均计算至2019年3月29日，是恒力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尊重。庭审中，恒力公司自愿撤回了解除恒力公司与亿川公司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尊重。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亿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力公司货款368125.50元；二、亿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力公司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68125.5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至2019年3月29日；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至2019年3月29日）；三、驳回恒力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794元，由恒力公司负担301元，由亿川公司负担3493元。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相同。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亿川公司与恒力公司签订的《宁夏新日恒力委托经销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履行中，双方于2017年3月20日签署应收款对账确认函，确认截至2017年2月28日止，亿川公司欠恒力公司货款587972.70元。之后，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多次供货，金额近24万元。亿川公司付款462504元，品迭后，与第二份企业询证函金额相近，为此，恒力公司向亿川公司发出第二份企业询证函。虽填写成欠贵公司359601.10元，而不是贵公司欠，但恒力公司一审中举示了亿川公司认可的第一份应收款对账确认函、出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够形成锁链，足以证明其陈述的是笔误的事实。亿川公司上诉主张应以第二份企业询证函记载的恒力公司欠其359601.10元为依据，本院认为，亿川公司的该上诉理由，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亿川公司主张恒力公司欠其359601.10元，除第二份企业询证函外，只对此进行了反驳，未提供送货单、提货单、调货单、支付凭证等证据加以佐证。同时，如是恒力公司欠亿川公司，企业询证函按常理是亿川公司发向恒力公司，而不是恒力公司发向亿川公司，亿川公司也不会在第二份企业询证函得到后，多次付款。亿川公司称，是恒力公司在其处调货、提货、抵款、提取佣金，其对此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主张，且恒力公司与宁夏恒力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恒力公司如同意抵扣应是明示，现亿川公司并未举示亿川公司与恒力公司就抵扣达成的协议及履行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欠宁夏恒力的款项不应当在本案中作处理。亿川公司上诉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间过长。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虽未能在三个月内向当事人宣判，但已按照规定办理了案件延长审批手续。即便审限问题存在瑕疵，但并未影响实体审判结果。且一审审限问题不属于二审应予调整的范围，亦不构成程序违法的法定情形。因此，本院对亿川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亿川公司主张原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全案事实，一审认定亿川公司未尽到举证责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其关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亿川公司未举证证明一审庭审笔录存在不准确之处，也并非是可以发回重审的程序瑕疵，对于亿川公司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亿川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986元,由重庆亿川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章若微审判员  吴宝山审判员  吴贵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卢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