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23民初4324号原告：田红恩，男，1975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原告：上海希锐商务咨询服务部，住所地上海市。投资人：田红恩，总经理。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奇，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通富特涂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县。法定代表人：葛华，总经理。被告：葛华，男，1972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户籍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勤勤，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婧，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罗岗，女，197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原告田红恩、上海希锐商务咨询服务部（以下简称希锐服务部）与被告南通富特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特公司）、葛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通知罗岗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8日、2020年1月14日、6月5日、9月24日、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红恩、希锐服务部（仅参加第二、四、五次庭审）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奇，被告富特公司、葛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勤勤、朱婧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罗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红恩、希锐服务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确认原告田红恩与被告富特公司2013年10月1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于2017年11月30日终止；2.判令被告富特公司立即支付原告田红恩2015年至2017年10月项目销售利润分配3065974.3元及上述款项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341178.9元)；上述债务合计3407153.2元；3.判令被告葛华对被告富特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等)。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贵院确认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2015年1月1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于2017年11月30日终止；2.判令被告富特公司立即支付原告希锐服务部2015年至2017年10月项目利润分配3065974.3元及上述款项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341178.9元），上述债务合计3407153.2元；3.判令被告葛华对被告富特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等）。事实与理由：原告田红恩与被告富特公司于2013年10月协商从事卷材涂料项目的合作，2013年10月1日原告以其配偶罗岗名义与被告富特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富特公司出项目所需原料资金及产品生产场所，原告田红恩出项目技术及订单的合作方式，双方合作期限为八年。协议第四条约定，利润分配按照取得的销售利润原告田红恩与被告富特公司按照50%的比例分配；协议第十条约定，一方合伙人有违反本协议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截止到2017年11月底，被告富特公司尚欠原告田红恩2016年至2017年10月份项目利润分配所得人民币3065974.3元，经原告多次催收仍不支付。另被告富特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其唯一股东为被告葛华，根据《公司法》第63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告葛华在不能自证自身财产独立于被告富特公司财产时，应当对原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支持原告诉请。变更诉讼请求后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富特公司出项目所需原料资金及产品生产场所，希锐服务部出技术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及市场营销服务，双方合作期限暂定为八年。利润分配按照取得的销售利润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按照50%的比例分配；销售利润每月结算一次。截止到2017年11月底，被告富特公司尚欠原告希锐服务部2015年至2017年10月份项目利润分配所得人民币3065974.3元，经原告多次催收仍不支付。2017年11月30日双方协商终止上述合作协议。另被告富特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其唯一股东为被告葛华，因此，被告葛华在不能自证自身财产独立于被告富特公司财产时，应当对原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富特公司、葛华辩称：首先陈述一下田红恩与富特公司之间合伙的具体情况，2013年10月1日，田红恩以其妻罗岗名义与富特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合作经营卷材涂料项目，协议约定富特公司出项目所需原材料资金及产品生产场所，罗岗负责项目技术及订单，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双方系合伙关系，第八条约定，协议有效期暂定8年，以罗岗名义签订是因为田红恩刚从某外企离职，田红恩负有竞业限制义务，故田红恩没有以自己的名义与富特公司签署上述协议。协议签订后，从2013年10月起，田红恩一直是以富特公司负责人、副总经理的名义全面负责与各单位的业务往来具体工作，工作的内容包括联系订单、收款、处理索赔、技术服务等。合作期间，葛华因身体健康原因，富特公司经营管理权限实际交由田红恩负责，在此期间，田红恩利用职务的便利向其关系户大量订购价高质劣的原辅材料，为后期产品质量问题埋下隐患，也给公司造成损失。2017年12月起，田红恩与富特公司曾就结算问题进行协商，至2018年3月一直没有结果。从2018年3月27日田红恩发给葛华的电子邮件显示，富特公司当时主张田红恩可分配利润暂定金额为﹣4794728.493元，田红恩自己主张可分配利润为2140998.927元，双方尚未就差额进行进一步的核对，田红恩即以希锐服务部名义向上海市松江区法院提起服务合同纠纷进行款项追偿。在松江区法院诉讼中，希锐服务部向富特公司索赔的技术服务费为3065974.3元，该案处理中，富特公司答辩基础法律关系是田红恩与富特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经松江法院审理查明，认定该案不存在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并多次向希锐服务部进行释明，希锐服务部才撤诉。在希锐服务部启动松江法院诉讼之前及案件诉讼过程之中，田红恩与富特公司之间的合伙关系从未终止过，甚至于田红恩与富特公司保持合伙关系之时，其就已经和进彩涂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与富特公司相竞争的涂料业务，通过进彩公司向富特公司客户苏州新颖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销售货物，截取富特公司的商业利益，给富特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要说明的是，富特公司在进一步核对账目后发现，除了富特公司在合作期间以预提分配利润给付的金额以外，另有部分费用和损失还需要由田红恩承担，并没有纳入此前的统计核算，如最终合伙终止进行清算，田红恩应承担的费用或者损失金额远大于4794728.493元的。针对原告的诉请，我方认为，田红恩单方提出合同终止，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定的理由，无权单方解除合伙协议，即应继续履行双方合伙协议下的义务，尤其是竞业禁止义务。针对于原告诉请利润分配金额问题，原告方不能配合被告实事求是的进行金额核算，我方建议进行专项审计。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根据其41条、46条及48条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所有带有富特公司印章的付款证明、欠款材料等在本案中依然不能予以推定适用；罗岗和田红恩从未通知解除合同，其项下也没有约定解除权；合伙协议从未协商解除。针对原告代理人阐述的其诉讼请求权的基础是双方协商解除，和第二条其主张的是暂时的利润分配，我方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既然明确协商一致解除，那就不存在暂时利润分配，剩下的问题就是退伙财产清算。双方以邮件或者其他方式进行协商的过程，不具有合同解除的效力，如果是合伙协议一致解除，本案还有未了的合伙企业合伙事务，待该事务了结后才能够进行结算。针对变更的诉讼请求，被告富特公司、葛华辩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全部诉请。理由是第一，2015年1月1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仅是为了方便希锐服务部向银行申请贴现和开发票之用的一个形式材料，并不是双方之间有真实的合作意向而签订的合作协议。根据民法总则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也就是说2015年1月1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本质上是无效的，也就不存在原告诉请的确认终止的问题。希锐服务部在情况说明中已经明确，自2015年1月1日起，田红恩以希锐服务部名义与富特公司履行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相关义务，为富特公司开具发票并收取钱款。上述协议约定义务均由田红恩履行及承担，相关权利均由田红恩享有，该处应适用禁止反言的原则。也就是说原告代理人当庭所说的2013年10月1日的协议已于2015年1月1日终止，本身并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无论2013年协议还是2015年协议，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条件出现，双方至今都没有达成过任何一份协议的合意解除，2013年的协议仍在有效期内。至今为止，均是由原告单方在主张所谓的合同解除，并且其反复一会儿是2013年的合同解除，一会儿是2015年的合同解除。双方自始至终履行的仅是2013年的合作协议，并且该协议至今仍在有效期中。第二，关于合伙清算的问题，合伙清算前，原告是没有请求合伙财产分割的权利。依照法律规定，退伙首先应该进行的是合伙清算，明确合伙的经营状况。合伙如果有盈利则分配利润，如果亏损是要合伙人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的，尤其在合伙事务未全部了结的情况下，没有进行相应的清算。田红恩或者是希锐服务部或者是田红恩和希锐服务部要求富特公司、葛华直接向其支付所谓的利润分配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上述证据载明以下事实：1.原告希锐服务部系个人独资企业，于2014年10月31日成立，投资人为田红恩，经营范围为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职业咨询（不得从事职业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人力资源咨询、化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被告富特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葛华，经营范围为木器涂料、汽车零部件涂料、特种塑胶涂料、氟碳涂料生产；危险化学品批发；水性涂料、建筑涂料生产（危险化学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本院依职权向如东县行政审批局调取了富特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从资料中反映富特公司于2010年6月8日设立，当时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实收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云兰，发起股东为吴云兰认缴4500万元，实缴1800万元，其余在两年内缴足；银小五认缴500万元，实缴200万元，其余在两年内缴足。后在2010年6月17日将实收资本2000万元变更为3000万元，8月23日又将3000万元实收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实收资本。2011年6月15日，股东会决议吴云兰将自己的注册资本中1500万元转给葛华，1250万元转给周宴，1000万元转给王红华，625万元转给仲继萍，125万元转给顾亚梅，银小五将500万元转给顾亚梅，由葛华担任法定代表人。6月20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6年12月29日，股东会决议减少公司注册资本3500万元，其中周宴减资1250万元，退出股东会，王红华减资1000万元，退出股东会，顾亚梅减资625万元，退出股东会，仲继萍减资625万元，退出股东会。12月29日，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变更为1500万元，股东由葛华、王红华、顾亚梅、周宴、仲继萍变更为葛华。公司性质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自然人独资，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2019年7月30日，股东会决议，葛华转让15万元给张建山，后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由自然人独资又变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由葛华变更为葛华、张建山。2.2013年10月1日，被告富特公司作为甲方与第三人罗岗作为乙方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载明：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合作经营卷材涂料项目，以甲方出项目所需原料资金及产品生产场所，乙方出项目技术及订单的合作方式。第二条本合伙依法组成合伙企业，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私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第三条双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有，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乙方负责收取订单货款，并要求客户将货款汇入甲乙双方共同监管之账户。第四条利润分配，按照取得的销售利润的甲方50%乙方50%的比例分配。销售利润计算方式为：销售利润=产品销售额-原材料成本-包装成本-运输成本-税第五条项目产品总销售利润，按月给出报表，每半年结算一次。具体结算日期为每年5月31日及12月31日。第六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需要负责技术和市场开发及售后跟进，甲方负责生产及日常事务。……第八条合同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暂定八年，自双方代表（乙方为本人）签字之日起计算。本协议到期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协议要求的，视作均同意继续合作。本协议顺延五年，如果不再继续合作的，退出方应提前三个月向另一方提交退出的书面文本，并将己方的有关本合同项目的资料及客户资源都应交给另一方。……第十条协议解除1.一方合伙人有违反本合作协议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2.合作协议期满。3.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同意终止协议的。4.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上问题及做对企业有损害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甲方由富特公司盖章，乙方签名罗岗。2019年6月10日，罗岗出具了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罗岗系田红恩配偶，本人2013年10月1日与南通富特涂料有限公司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系其田红恩以本人名义与富特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相关义务均由田红恩履行及承担，相关权利均由田红恩享有，该协议书乙方主体事实上为田红恩。3.原告田红恩庭审中陈述，其原来在巴斯夫涂料工作，通过客户介绍认识了被告葛华，双方于2013年10月1日达成了项目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以其配偶罗岗名义签订系被告葛华要求，因为担心巴斯夫公司会找富特公司麻烦，其在2013年12月底与巴斯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后在法庭再次向原告核实以罗岗名义签订合作协议的原因时，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以罗岗名义签订系因为罗岗系其配偶，田红恩主要负责技术方面，不善于商务谈判，而非竞业限制。对于项目合作协议书上罗岗的签名是否本人所签，第一次庭审中，原告代理人的回答是田红恩以罗岗名义签的，而在第二次庭审田红恩到场的情况下，其回答是其将协议书拿回家让罗岗本人签字，对此，葛华一方面否认以罗岗名义签订是其提出来，另一方面陈述，其不清楚罗岗签名是否本人所签。项目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对于田红恩在被告富特公司的工作内容，本人陈述，配方的交接，提供了一些原材料的采购，新增了一些设备，对实验室做培检的人员作了培训等，其主要负责富特公司pcm和pem的技术和产品销售，一般一周一两天在富特公司，负责技术和产品配方，其他时间在客户公司负责现场服务或跟踪生产。有些技术方面的协议也是由其代签的，因其跟客户比较熟悉，货款回收也是其负责的。被告葛华则陈述，田红恩的主要工作就是客户那边的合同和收款，以及售后服务和质量问题，田红恩对外是以富特公司副总的名义签订合同、承诺函、质量索赔单、客户售后处理单等对外事务文件。4.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一份2015年1月1日，希锐服务部作为乙方与富特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并变更诉讼请求。该份协议书载明：第一条甲乙双方自愿合作经营卷材涂料项目，以甲方出项目所需原料资金及产品生产场所，乙方出项目技术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及市场营销策划的合作方式。第二条在合伙期间合伙人出资的为私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终止后，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个人所有，届时予以返还。第三条双方共同经营，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合伙人所有，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全体合伙人承担。乙方负责收取订单货款，并要求客户将货款汇入甲乙双方共同监管之账户。第四条利润分配，按照取得的销售利润的甲方50%乙方50%的比例分配。销售利润计算方式为：销售利润=产品销售额-原材料成本-包装成本-运输成本-税第五条项目产品总销售利润，按月给出报表，每月结算一次。第六条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需要负责技术和市场开发及售后跟进，甲方负责生产及日常事务。……第八条合同期限本协议有效期限为暂定八年，自双方代表（乙方为本人）签字之日起计算。本协议到期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协议要求的，视作均同意继续合作。本协议顺延五年，如果不再继续合作的，退出方应提前三个月向另一方提交退出的书面文本，并将己方的有关本合同项目的资料及客户资源都应交给另一方。……第十条协议解除1.一方合伙人有违反本合作协议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协议。2.合作协议期满。3.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同意终止协议的。4.一方合伙人出现法律上问题及做对企业有损害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作。……甲方由富特公司盖章，并有葛华签名，乙方由希锐服务部盖章。原告希锐服务部出具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希锐服务部系田红恩2014年10月30日以个人资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自2015年1月1日起，田红恩以希锐服务部名义与富特公司履行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相关义务，为富特公司开具发票并收取款项，上述协议约定义务均由田红恩履行及承担，相关权利均由田红恩享有，特此说明！原告认为，2015年的该份项目合作协议书签订后，2013年10月1日罗岗与富特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已经终止，相关的利润分配也清理完毕，本案其主张进行利润分配的依据系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被告富特公司、葛华认为该份协议并不表明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合同交易基础，该份协议书出具也是配合田红恩进行相应款项提取或者是领取相关部门必要的手续材料。庭审中，原告田红恩陈述其在2015年的协议签订之前与签订之后所做的事情的区别是：2015年之前是负责新客户开发，2015年之后是负责客户维护，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原告田红恩陈述希锐服务部除了与富特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外，仅为其他公司开具过发票。本案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合同系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该份项目合作协议书，且仍然坚持将田红恩列为共同原告。5.原告提供了录音证据，以证明原、被告协商一致，项目合作协议于2017年11月30日终止。被告庭审中陈述，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被告葛华表述的是海尔我们11月底整个结束，原告提供的证据录音整理文件当中，故意丢掉了前面的一个定语，实际上是在模糊双方之间沟通的一个事项的内容，想要达到他们证明双方协商一致，貌似是在2017年11月30日结束了所谓的合伙协议。但实际上通话录音整体去理解的话，清楚地表明双方是在沟通苏州新颖以及海尔的相关业务。具体的就是这两项业务的退货再进行相应的核查，并不表示双方之间合伙协议的终止已经达成一致了。原告庭审中提供了2017年4月11日，富特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南通富特涂料有限公司欠上海希锐商务咨询服务部技术咨询服务费共人民币贰佰伍拾陆万陆仟玖佰贰拾伍元零叁角（￥2566925.30），富特公司在该证明上盖章。对于该份证明，被告富特公司、葛华认为当时葛华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与富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公司实际经营均交由田红恩负责，该证明中的数额并未得到葛华核对。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富特公司向税务局开具的付款证明八张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六张，载明分别于2017年1月5日、2月14日、4月11日、5月18日、6月13日、8月15日、9月21日、10月31日，兹证明上海希锐商务咨询服务部为我公司提供服务及我司应支付含税金额如下：技术咨询费250000元、2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该八张付款证明上均由富特公司盖章。原告同时还提供了2015年至2016年间八张付款证明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三张、中国工商银行收款回单七张、纸质承兑汇票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十六张及收据一张，以证明富特公司2015年起多次以“技术咨询服务费”的名义，向原告田红恩及其个人独资企业希锐服务部支付合伙分配利润。支付方式包括银行转账、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等。富特公司于2017年6月1日、2017年8月31日、2017年9月30日通过背书转让合肥海尔特种钢板研制开发有限公司的电子承兑汇票的形式，向田红恩支付了合伙分配利润。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伙利润的结算时间和支付的时间，变更后双方基本上每一到两月进行结算及支付，已经以付款证明的方式形成了双方利润分配的结算即支付的交易习惯。原告还提供了田红恩与富特公司耿爱红核对合作利润分配的QQ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在给原告每次开具付款证明前由富特公司耿爱红会计与田红恩通过QQ对账确认无误后才会开具书面付款证明再由被告公司加盖公章。被告富特公司、葛华对原告提供的付款证明等证据，认为付款证明等均是为了规避税费，并非被告富特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富特公司与希锐服务部之间不存在技术咨询服务费的结算，该费用也并非原告所述的合伙利润结算费用，希锐服务部在上海市松江区法院起诉，要求支持技术服务费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原、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双方对于合伙利润分配、合伙期间成本等费用结算及退伙清算等问题双方一直未能协商一致。被告提供葛华与田红恩之间的邮件往来，以证明2017年12月起，田红恩与富特公司曾就结算问题进行协商，至2018年3月，双方仍没有协商一致。2018年3月27日，田红恩发给葛华的电子邮件显示，富特公司当时主张田红恩的可分配利润暂定金额是-4794728.493元，田红恩自己主张的可分配利润金额是2140998.927元。同时还提供了田红恩2018年9月2日在苏州新颖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现场照片及在河钢新材的照片，以证明田红恩在与富特公司保持合伙关系之时，与进彩涂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合作经营与富特公司相竞争的涂料业务，通过进彩公司向富特公司的客户销售货物，劫取富特公司的商业利益。原告庭审中提供了田红恩与富特公司检验员张荣军的微信及QQ聊天记录及富特公司生产工单（2017年8月15日），以证明客户退货的产品通过调整后还可以再次销售，故退货的产品并非合作项目的亏损。原告还提供了田红恩与范云峰（合肥海尔外检）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田红恩与富特公司检验员张荣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富特公司的质检报告，以证明田红恩不负责富特公司的生产和检验工作，造成产品退货的原因是富特公司生产或检验不合格，富特公司应该为退货承担全部责任。被告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与被告系合作关系，应当共担盈亏，不能因为产品是富特公司生产的，有亏损就由富特公司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原、被告双方就富特公司与田红恩合作期间相关财务往来、产品销售情况、费用支出情况进行对账，但双方未能就账目达成一致意见。6.2018年5月，希锐服务部曾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富特公司、葛华，该案中希锐服务部所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基本相同，该案经过审理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向希锐服务部释明，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之间并非服务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关系。后希锐服务部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5日依法作出（2018）沪0117民初86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希锐服务部撤诉。7.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希锐服务部、田红恩于2019年8月23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经审查后，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苏0623民初43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富特公司、葛华的银行存款34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以执行实施为准）。2020年7月14日，本院收到申请人田红恩、希锐服务部向本院提交的财产保全续保申请书，请求继续冻结被申请人在金融机构账户内的资金3400000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财产。本院依法作出（2019）苏0623民初432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续行冻结被申请人富特公司、葛华的银行存款34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权益(以执行实施为准)。8.在第五次庭审中，本院要求原告再次明确诉讼请求，原告坚持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法官释明，“原告起诉时将田红恩和希锐服务部作为共同原告起诉，而根据本庭多次要求原告明确诉讼请求，原告已将诉讼请求由原先的确认田红恩与富特公司于2013年10月1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于2017年11月30日终止，变更为确认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于2017年11月30日终止。虽然希锐服务部是田红恩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但在法律主体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询问原告方，是否将田红恩退出诉讼？原告方回答：“不同意退出。虽然希锐服务部是个人独资企业，但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是自然人进行的商业活动的形态。因此田红恩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并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已经实质上履行2015年1月1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并且被告富特公司也多次付款给希锐服务部，希锐服务部开具了发票给被告富特公司，这些都可以证明双方已履行的证据。同时，原告方认为2015年1月1日的协议确定了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之间是合伙协议关系，不存在技术服务关系。被告认为，2015年1月1日的这份协议实际上是同本案的付款证明、欠款证明，包括原告第一次起诉的希锐服务部出具的证明一样，这些都是一个形式材料，完全是配合诉讼而形成的，其并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一个协议。双方真实履行的还是2013年10月1日田红恩以罗岗名义与富特公司签订的这份项目合作协议书，目前还仍在有效期内，双方并未协商一致解除。就是说2015年1月1日的协议，在本次诉讼中原告在银行调取，如按照原告方陈述的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图且真实履行了。那么其在启动本案时也应向法庭提交，而非在诉讼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作诉请变更以及陈述内容的变更。从其前后矛盾的庭审陈述可以清楚的看出2015年1月1日的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也未实际履行，故本案依据该份协议来主张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方无论是在主体还是事实依据方面的法律关系中，都不具备可诉性，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本次诉讼。原告在庭审后于2020年11月8日向本院邮寄了司法审计申请书，请求本院对富特公司2013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与原告合伙期间的利润（主要针对原告有异议的合伙项目收入、损耗、税收成本、运输成本、包装成本等）进行专业审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体资格问题，是一个主体还是两个主体？二、案涉两份合作协议书的效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三、被告葛华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四、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否解除？五、原告要求分配合伙利润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起诉时田红恩和希锐服务部为共同原告，虽然希锐服务部是田红恩投资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但是在法律主体上是独立的，不可能在本案中同时将两个主体列为原告。原告在庭审中最终明确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据该份协议书，本案的原告主体应当是希锐服务部而非田红恩。法院经释明后，征求原告意见，是否将田红恩退出诉讼？其表示不退出。本院依法另行以民事裁定书的形式，驳回田红恩的起诉。关于争议焦点二，2013年10月1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虽然形式上是以罗岗名义签订，但事实上罗岗没有任何参与，对协议的履行并不知情，富特公司也未支付过任何款项给罗岗，而是田红恩出于各种考虑，以其妻罗岗名义签订，本质上是田红恩与富特公司进行的项目合伙，双方为此建立合伙关系。葛华也认可田红恩为合伙合作对象。该协议是田红恩与富特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于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本院认为，该份协议实质上是一份虚假意思表示的协议，应认定无效，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这份协议中的约定内容与2013年10月1日的协议在文字内容形式上的区别就在于，（1）签约主体一个是罗岗名义，另一个是希锐服务部。（2）一个是出项目技术及订单的合作方式，另一个是出项目技术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及市场营销策划的合作方式。（3）一个是项目产品总销售利润，按月给出报表，每半年结算一次，具体结算日期为每年5月31日及12月31日；另一个项目产品总销售利润，按月给出报表，每月结算一次。其他内容没有变化。第二，结合庭审和罗岗的情况说明，不管是哪份协议，都是田红恩与富特公司就卷材涂料项目进行合伙合作。第三，本次诉讼中，希锐服务部出具的情况说明，上面明确表明希锐服务部是田红恩2014年10月30日以个人资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自2015年1月1日起田红恩以希锐服务部的名义与富特公司履行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相关义务，为富特公司开具发票并收取款项。上述协议约定义务均由田红恩履行及承担，相关权利均由田红恩享有。该说明的意思非常明确，田红恩是用希锐服务部的名义来履行双方之间以罗岗名义签订的2013年10月1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这表明2013年10月1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根本就没有终止，成立希锐服务部是田红恩将其作为个人与富特公司履行2013年10月1日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一个平台，为提供发票，收取款项服务，所有权利义务仍由田红恩享有与负担。故2015年1月1日签订的协议无所谓履行问题，双方之间合伙的基础始终是2013年10月1日田红恩与富特公司之间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第四，上海市松江区法院的庭审材料和本次诉讼中形成的庭审笔录表明，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2015年1月1日的协议。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之间不存在技术服务关系，也没有建立合伙关系。同时，希锐服务部在上海市松江区法院的诉讼中均声称没有书面协议，而是口头协议，现在本院诉讼中又以书面协议来主张权利，希锐服务部出具的情况说明，清楚地表明了希锐服务部成立的动机与目的。作为商事主体的一方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有无书面协议，其前后陈述不一，明显不符合常理。这一方面说明原告没有做到诚信诉讼，另一方面说明被告的陈述更可信，成立希锐服务部，签订2015年1月1日这份协议，纯是用合法的形式来达到开税票，收取款项的目的。虽然形式上有两份协议，田红恩一直是一方参与者，其也无法说清楚2015年1月1日协议订立之前与之后与富特公司合伙中实际所做工作的本质区别。由于原告坚持以2015年1月1日协议为诉讼请求的基础法律事实，而根据上面分析，这份协议是一份虚假意思表示的协议，依法应认定无效，对双方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告要求确认确认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在2017年11月30日终止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由于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他请求也就无从谈起，故对其他争议焦点不作展开分析与评述。另外，富特公司出具的付款证明明显是为希锐服务部能到税务局开具发票而提供的一个形式材料，不能反映双方存在着真实的技术咨询服务关系。上海市松江区法院的庭审材料已表明双方不存在技术服务关系。因此，2017年4月11日以富特公司名义出具的欠款证明也就不能反映双方的真实交易情况和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具有证据的证明力。原告以付款证明、欠款证明等材料主张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款，显然依据不足。对于原告提出的司法审计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无需进行。理由如下：原告现主张的是确认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在2017年11月30日终止，而本院经审理认为，该协议是一份虚假意思表示的协议，实际上双方并没有履行，希锐服务部与富特公司之间不产生任何法律关系。既然该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后面的诉请也相应被驳回，而司法审计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金额，故在本案中没有进行司法审计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以各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向法庭提供真实证据，向法庭说真话为基础，因此，法院一直要求诉讼各方必须遵循诚信诉讼义务，保证所提交证据和发表意见的客观真实性，否则将依法视情形追究其诉讼失信的法律责任。在本次诉讼中，原告出现多次的前后陈述不一，自相矛盾，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基础法律关系的情况，反映了原告存在着虚假陈述，为掩盖某些事实而反复变更各种说辞，混淆法律关系和诉讼主体，没有做到诚信诉讼，导致人为地案情复杂化，多次庭审，浪费了司法资源，应予谴责。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司法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希锐商务咨询服务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09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9097元，由原告上海希锐商务咨询服务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本院领取《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并按照《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指定的账号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王新兵人民陪审员  钱玉龙人民陪审员  张育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孟良燕书 记 员  陈欣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