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7民初5240号原告：广州松铃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明珠工业园宝聚路1号、2号。法定代表人：吴乐辉，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男，197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宜章县，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君，女，198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遂溪县，系该公司员工。原告：广州吉霆星摩托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明珠工业园宝聚路2号（3号厂房1号车间）。法定代表人：吴乐辉，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凤，女，198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系该公司员工。被告：李海玲，女，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从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小蔚，广东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广州市从化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原告广州松铃工业有限公司、广州吉霆星摩托车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海玲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李国洲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松铃工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君、原告广州吉霆星摩托车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凤，被告李海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小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松铃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铃公司”）、广州吉霆星摩托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霆星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不予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作的穗从劳人仲案〔2020〕509-527号裁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一、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存在混同用工，缺乏事实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松铃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12日，主营业务为摩托车整车制造等，原告“吉霆星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19日，主营业务仅为摩托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等，双方主营业务不同，作为机械制造相关行业，作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关专业技术并于匹配的岗位就职，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混合用工情形。2、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注册地虽然一致，但其作业地点是在不同地点进行，仲裁庭审中被告也明确确认其已经清楚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作业地点存在两个车间，一个车间属于原告“松铃公司”，另一个属于原告“吉霆星公司”，其具体作业地点不一致，不存在混合用工情形。3、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均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公司法人，包括社保购买与工资结算等，不存在混合用工情形，被告在仲裁中提供的《社保清单》中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的缴费记录，进一步印证了两公司属于独立经营的法人与用工主体。二、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基于原告“吉霆星公司”提供给被告的《离职证明》中存在不属于原告“吉霆星公司”劳动关系的时间的体现，以此视为原告“松铃公司”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承认并认定原告“松铃公司”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缺乏逻辑事实且不符合法律规定：1、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司法人，其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与责任，本案中，原告“吉霆星公司”提供给被告的《离职证明》中虽存在不属于原告“吉霆星公司”劳动关系的时间的体现，但并非原告“松铃公司”的确认行为，原告“松铃公司”对原告“吉霆星公司”以上行为并未追认，原告“吉霆星公司”的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并不及于原告“松铃公司”。2、被告与原告“吉霆星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确认应以被告与原告“吉霆星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和原告“吉霆星公司”实际用工时间为准。三、被告与原告“松铃公司”劳动关系纠纷已超过申请仲裁时效期间，并未存在时效中断情形，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此纠纷的受理并作出的穗从劳人仲案〔2020〕509-527号裁决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从劳人仲案〔2020〕509-527号裁决认定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李海玲辩称，一、两原告就是“两套牌子，一套人马”。原告“吉霆星公司”是原告“松铃公司”的组成部分，实为一体，不可分割。被告与两原告的劳动关系事实清晰，证据充分，恳请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与两原告的劳动关系，依法驳回两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1、原告“松铃公司”建立在先，后来，原告“松铃公司”将其中一个车间进行工商登记注册为原告“吉霆星公司”，除此之外，被告工作岗位、待遇等等均没有变化，证明二者实为一体。原告“吉霆星公司”的全部股东、全部场所范围、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就是原告“松铃公司”范围内的一部分；实际只是原告“松铃公司”将自己一个厂房去工商作注册登记，一切都没有变化，包括人员岗位、待遇、管理、行政人员、财务人员、规章制度等等，工作通知、工作会议都是一起的。一直以来，所谓的“两个公司”，实际除了工商注册多了一个登记之外，没有其他根本的变化。从以上情况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应当视为一个主体。综上所述，两原告实质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主体，而劳动关系的认定是否准确，背后关系着劳动者种种法定权益是否能获得切实保护。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认定，只简单以是否存在两个工商注册，不审查实质，就区别认定劳动关系，就相当于一个企业，只需要利用其中一个车间，形式上到工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就可以简单将劳动关系划分开来，原注册登记的所谓公司就可以轻易撇清所有理应承担的责任。显然，这将大大给予了企业、企业股东更多不合理、不符合实际的责任逃避空间，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必将对应受到损害。2、两原告对内统一管理，证明二者实为一体。两原告实际对内一直没有区分，对内原告“松铃公司”统一以自身的名义进行管理，对内原告“松铃公司”与原告“吉霆星公司”是一体，包括通知、管理各方面都是由原告“松铃公司”以自身身份出面处理，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提交《关于表彰2019年度优秀团队及个人的决定》记载的第三点“授予黄灼深、张××、文××、戚××等4人为2019年度公司优秀主管”，第六点“授予…邝××、李卫华2019年度优秀员工”；《荣誉证书》是原告“松铃公司”颁发给黄灼深的。以上两份证据证明原告“松铃公司”对（当时两原告已是以原告“吉霆星公司”账户发放工资给其）的黄灼深、邝××、李卫华，也都是以用工单位身份予以对其进行管理的；公司内部群以原告“松铃公司”自己的名称命名，且群通知也是统一以原告“松铃公司”身份对园区内全体员工（包含了两原告以吉霆星以及松铃账户发放工资的员工）进行管理。综上所述，原告“松铃公司”以自身身份对园区内全体员工进行通知、奖励等管理当中，证明了对内，原告“松铃公司”以自身身份予以统一管理，实际两家公司是一体。因此，以上种种证据指向的事实，足以证明两原告实为一体，不存在两原告所述的所谓“独立”。恳请法院充分、深入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依法予以支持被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二、被告提交的《离职证明》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是证明两原告实为一体的有力证据。离职证明是由原告“吉霆星公司”出具的，当中列明了被告完整的在职时间，包括了两原告分别购买社保、发放工资的时间段，证明了两原告实际是一体的，对被告统一管理。三、被告与两原告的劳动争议不存在已过时效。1、本案系确认之诉，属于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2、退一步而言，假设法院认定本案适用诉讼时效，因被告离职至申请仲裁不满一年，故不存在时效已过的情形。因两原告实际是一体的，根据《离职证明》记载的离职时间来看，距离被告申请劳动仲裁不足一年，故不存在时效已过。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松铃公司”在2004年5月12日依法成立，住所在从化明珠工业园宝聚路1号、2号。原告“吉霆星公司”在2014年11月19日依法成立，住所在从化明珠工业园宝聚路2号。原告“松铃公司”和原告“吉霆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吴乐辉，又是两间公司的股东。被告李海玲的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6月26日的工资，由原告“松铃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尾号为9059的账号发放，2019年3月27日至2020年2月26日的工资，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尾号9094的账号发放。被告李海玲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由原告“松铃公司”缴付，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由原告“吉霆星公司”缴付。原告“松铃公司”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的《关于表彰2019年度优秀团队及个人的决定》广州松铃人【2020】01号，表彰内容的第三项：“授予黄灼深、张××、文××、戚××等4人为2019年度公司‘优秀主管’，各颁发奖金1500元”；表彰内容的第六项：“授予……邝××、李卫华共16人为公司2019年度‘优秀员工’”。2020年4月3日，原告“吉霆星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内容显示：“兹证明我司员工李海玲，身份证：，于2014年11月13日入职我司动力部，至2020年4月3日终止劳动关系”。2020年4月3日，本案被告与原告“吉霆星公司”签订《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主要载明：“1、自2020年4月3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工资、社保福利截至到2020年4月3日。”等内容。2020年6月15日,本案被告向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与两原告存在劳动关系。2020年8月17日，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20〕509-527号仲裁裁决书，仲裁裁决如下：“一、确认李××自2007年5月21日至2020年3月30日、邓××2011年5月3日至2020年4月6日、李某甲2015年9月9日至2020年4月29日、赖××2011年8月2日至2020年4月6日、黄××2017年5月18日至2020年3月18日、梁××2017年7月17日至2020年3月31日与第一被申请人（本案原告“松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申请人谢记水2013年3月9日至2015年6月30日、黄顺葵2012年12月19日至2015年5月31日、刘美颜2015年5月13日至2018年4月30日、李灿坤2014年4月7日至2015年5月31日、黄灼深2009年7月3日至2014年11月30日、张伟东2015年3月20日至2018年3月31日、李卫华2009年2月5日至2015年6月30日、黄灼锋2009年2月6日至2015年5月31日、江树辉2009年2月5日至2015年6月30日、邝伍梅2011年9月8日至2015年6月30日、谢亦文2010年6月11日至2015年5月31日与第一被申请人（“松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三、确认谢记水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黄顺葵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4月6日、刘美颜2018年5月1日至2020年3月28日、李灿坤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黄灼深2014年12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张伟东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李卫华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黄灼锋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江树辉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邝伍梅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4月3日、谢亦文2015年6月至2020年4月3日与第二被申请人（本案原告“吉霆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四、确认申请人邝××2015年11月3日至2020年4月3日期间与第二被申请人（“吉霆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五、确认申请人李海玲在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6月30日与第一被申请人（“松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2015年7月至2020年4月3日与第二被申请人（“吉霆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两原告不服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对黄灼深等12人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外系列案涉及19人，两原告对另外李子英等7人未提起诉讼，表示同意仲裁裁决。本案被告对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20〕509-527号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问题，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院据以查明事实，《银行流水》证明用人单位的工资发放情况。《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证明两原告用工期间分别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离职证明》证明入职、离职的起止时间。《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证明用人单位与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营业执照》证明原告“松铃公司”和原告“吉霆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吴乐辉，又是股东，具有双重身份。《关于表彰2019年度优秀团队及个人的决定》证明原告“松铃公司”和原告“吉霆星公司”存在一定关系。因此，《银行流水》、《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离职证明》等证据反映了两原告公司成立后，分别与本案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据以上证据综合分析和查明事实，原告“松铃公司”和原告“吉霆星公司”两间企业在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关联性。因此，本案被告分别与原告“松铃公司”和原告“吉霆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李海玲于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6月30日与原告“松铃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于2015年7月至2020年4月3日与原告“吉霆星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两原告诉讼请求不予确认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认为劳动关系纠纷已超过申请仲裁时效的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告对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从劳人仲案〔2020〕509-527号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视为被告对仲裁裁决的认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松铃工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至2015年6月30日与被告李海玲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原告广州吉霆星摩托车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至2020年4月3日与被告李海玲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原告广州松铃工业有限公司、原告广州吉霆星摩托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松铃工业有限公司、原告广州吉霆星摩托车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本判决确定的一审案件受理费同等金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国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黎紫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