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64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爱军，男，汉族，1962年11月6日出生，住安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民，山东明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娥，女，汉族，1976年2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丘市，现住青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鹏，山东海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经营场所：安丘市潍安路南首路西（小庄子村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0784MA3G7986XY。 经营者：王爱军，经理。 上诉人王爱军与被上诉人李秀娥、原审被告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1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爱军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781民初313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李秀娥经其姨家表哥高某介绍，与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存续期间，王爱军又通过高某说服，向王爱军交纳废品保证金22万元。其后，李秀娥以王爱军的货款未结算为由欺骗王爱军写下借条。其后关机不与王爱军结算，并以借贷名义向法院起诉。期间王爱军与李秀娥之间的存在的借贷关系已经从货款中扣除，借贷关系已经消灭。双方争议的22万元“借款”是保证金双方至今未结算。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争议的22万元是借贷是错误的。（1）王爱军与李秀娥争议的22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使用期限，且系后来补写的借条。正常的民间借贷会有利息及使用期限，也会在第一时间出具借条。上述案件事实证明王爱军与李秀娥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一审法院认定王爱军与李秀娥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没有任何证据。（2）一审法院认定的有效证据录音中李秀娥明确说明“咱们账是账，反正我是一年来一趟对上就行”，民间借贷是不用“一年来一趟对账”的。（3）证人高某与李秀娥系姨家表亲，在法庭上经法官再三询问高某承认交了22万元的保证金。至于王爱军（李秀娥）发问时，高某配合王爱军说不知道是情理之中的事，一审法院怎能仅凭不同发问主体的不同回答而否认法官自已的发问而作出的回答呢？（4）在雇佣关系存续期间，王爱军通过高某说服，向王爱军交纳废品保证金22万元。证人高某已向法庭作证，22万元是保证金不是借款。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爱军与李秀娥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王爱军与李秀娥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任何证据，扣款证明仅能证明李秀娥持有王爱军的货款，至于王晓龙的对账照片，仅能反映出在雇佣关系存续期间，李秀娥购买过王爱军的废品，且只有一次。李秀娥经高某介绍，与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之间形成雇佣关系，证人高某已当庭作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王爱军提供了四组证据，证明李秀娥已从持有的王爱军的货款中扣除了2019年的借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王爱军提交了从货款中扣除2019年借款四笔的对账单、银行交易明细及存款证明，证明李秀娥从持有的王爱军的货款中扣除了2019年相应的借款。若是借款，李秀娥持有王爱军的货款完全可以从货款中扣除，而不必通过诉讼方式索要。2019年的借款王爱军从货款中扣除，唯独2018年的借款不从持有的货款中扣除。2018年的“借款”22万元，不从货款中扣除，足以说明22万元是保证金，不是借款。四、一审判决认定王爱军与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系共同借款人，应对本案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爱军在一审时提供的借条中加盖了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的公章，同时有经营者王爱军的签字，这足以证明是李秀娥与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发生的业务关系而不是与王爱军本人发生的业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有失公允。 李秀娥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 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李秀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20000元；2.依法判令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共同支付利息（以22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6%，自2020年5月15日计算至借款还清日）；3.诉讼费用由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承担。事实与理由：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以周转资金为由分别于2017年12月5日向李秀娥借款60000元，于2017年12月6日向李秀娥借款20000元，于2017年12月7日向李秀娥借款40000元，于2018年2月13日向李秀娥借款100000元，并于2018年9月17日补签借条。李秀娥多次要求偿还借款，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拒不支付。 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5日、12月6日、12月7日，李秀娥通过其农业银行卡6228××××9769分别向王爱军农业银行卡6228××××0873转入60000元、20000元、40000元，每次汇款摘要中均注明“借款”。 2018年2月13日，李秀娥又通过农业银行卡6228××××9769向王爱军农业银行卡6228××××0873转入100000元，汇款摘要中亦注明“借款”。 2018年9月17日，王爱军向李爱娥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借条今借李秀娥现金¥220000.00元，大写：贰拾贰万元正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印章2018年9月17号”。 2020年2月3日，李秀娥打电话给王爱军。在电话中，李秀娥说：“……二哥你听我说呀，信你是信你，你也有家庭，我也有家庭，你看你那个家庭还跟我家庭不一样，你的孩子都大了哈，一些事我得知道，这帐是帐啊，二哥，我跟你说说你就明白，一共就是那二十二万吧，我不是说了么，咱借的就是借的，送的就是送的，是吧，这样我就和你说说就是17年12月5号那是个6万，2017年12月6号那天是个2万，2017年12月7号那天那是个4万，还有一个是2018年2月13号那是个10万，一共就是这些。咱们帐是帐酿，反正我是一年来一趟对上就行”； 王爱军说：“是啊，是啊，这个帐咱对上就是”； 李秀娥说：“对，咱弄明白，你对家庭一个交代，我对家庭一个交代，是吧”； 王爱军说：“是呀”； 李秀娥说：“跟外边一些人我说不要紧啊，不管怎么着，这帐是帐啊，这样你那个借条，后来补得借条是2018年9月17号补的这个22万元的借条，然后这个借条是后来补上的哈。”； 王爱军说：“是”； ……； 王爱军说：“行啊，这么是个，货款都坐下以后，你那个坐下的钱，那就还剩下二十几万，不大到21万了哈”； 李秀娥说：“哎，对对对，就是”； 王爱军说：“我想着你给我发了个信息了，把那个明细表给我发过来了”； 李秀娥说：“对”； 王爱军说：“就是这么个帐，就是”； 李秀娥说：“你这么的话，牵扯到我们这个货款，我多少扣了点吧，剩了21万9千来块钱，这样咱俩把这个帐一对，二哥，咱就看看咱今年的还款计划，就行了…”； ……； 李秀娥说：“我这个女人办事很爷们，二哥，你使这两个钱，就是二十来万，在我眼里也是个小事在我眼里，但是呢，咱帐就是账，只要咱把帐对上就没事”； 王爱军说：“对对对，妹妹你放心就是，咱事情一码归一码的哈”。 同时查明，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被告王爱军，2016年5月27日注册登记，经营范围为收购、销售：废品。 2019年2月－6月，李秀娥与王爱军发生多笔转帐交易，汇款摘要中有“阳.平”“平度”“汇强”“汇胜”“借款”“平度”“转存”字样。 2019年7月8日，李秀娥通过微信发照片给王爱军儿子王晓龙，经对帐，王爱军尚欠款209088元。李秀娥向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追要借款220000元未果，双方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不仅双方有借贷的合意，还要有款项的实际交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李秀娥对主张的民间借贷合同成立负举证证明责任。李秀娥为证实其主张，提供了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出具的借条以及李秀娥向王爱军打款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每笔打款记录摘要中均注明了“借款”字样，可见李秀娥与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之间不仅有借款的合意，还有款项的实际交付，显然符合民间借贷合同构成要件。这与李秀娥与王爱军的电话通话内容以及2019年7月8日李秀娥发给王爱军儿子王晓龙的对帐结算照片内容相吻合一致，更进一步印证了李秀娥与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存在着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鉴此，李秀娥对自己的主张已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双方民间借贷合同依法成立。李秀娥按借条载明数额向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追要借款，于法有据，理应支持，故对李秀娥向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追要借款22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辩称本案所涉款项是货款保证金，非借款，同样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对其辩称应负举证证明责任。而在诉讼中，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证人高某的证言前后矛盾不能采信，在此情况下，未能进一步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其辩称与借条、王爱军与李秀娥的电话通话内容、王爱军提供的李秀娥发送给王爱军儿子王晓龙的对帐结算照片内容不符，故其辩称不予采纳。从当事人的陈述、李秀娥发送给王爱军儿子王晓龙的对帐结算照片、双方的电话通话内容以及王爱军提交的四组扣款结算凭证，可看出李秀娥、王爱军确实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而本案是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李秀娥、王爱军因买卖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可持证据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处理，故王爱军辩称尚欠李秀娥欠款209088元不予支持。 王爱军系个体工商户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的经营者，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系共同借款人，应对本案借款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王爱军辩称其不是适格被告不予采纳。 李秀娥主张以借款本金2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起诉日（2020年5月15日）计付利息至借款实际还清日，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李秀娥借款本金22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22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5月15日计付至实际还清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2300元，诉讼保全费1620元，由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负担。 二审中，王爱军提交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安丘支行出具的金融服务平台操作员修改回单，用以证明2018年9月20日至2020年11月17日期间，王爱军电子银行操作员为李秀娥，证明李秀娥与王爱军之间系雇佣关系，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质证，李秀娥否认其对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金融服务平台进行操作管理，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提交证据二：中国农业银行安丘支行出具的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对公账户明细四份，证明自2018年9月20日起李秀娥通过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的对公账户将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的货款3819253.62元转入李秀娥账户，涉案的22万元货款保证金已经由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返还给李秀娥。经质证，李秀娥否认涉案22万元随上述货款返还而予以清偿，同时上述货款往来亦证明王爱军主张的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王爱军与李秀娥就诉争款项是否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以及王爱军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综合一审李秀娥中提交的借条、银行交易凭证、通话录音等证据，能够认定李秀娥与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爱军、安丘市运发废品收购站负有向李秀娥返还借款本息的义务。王爱军主张涉案款项性质应为保证金且其在本案中不承担还款责任，提交的反驳证据不足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王爱军二审中主张涉案款项已经随同货款返还，因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且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双方之间因买卖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另案处理，故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爱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王爱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 义 审判员 祝建海 审判员 崔恒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林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