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01行初164号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经济开发小区。法定代表人张赛娥，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小娜，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法定代表人陈勇，局长。委托代理人杨轩。委托代理人徐健。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编号：2020-270《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于2020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小娜，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自局）的委托代理人杨轩、徐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2014年8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曾向原告确认：2004年4月经天津市土地局批准，原塘沽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将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收回，并依据相关土地出让合同为天津城投滨海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颁发了塘单国用2004第108-1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因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仅确认收回的是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本身，并未明确在收回该证前向原批准机关或上级机关申报收回该证项下500297.4平米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为此，原告于2020年3月5日向被告邮寄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公开“原塘沽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收回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500297.4平米土地使用权的申报文件”。2020年4月16日原告收到被告2020年4月14日作出的编号：2020-270《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称“该信息不存在”。综上，被告作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上级机关，下级机关收回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必须向原批准机关申报，或向被告申报。在天津城投滨海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已于2004年4月取得新的塘单国用2004第108-1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基础上，被告在2020年4月14日作出编号：2020-270《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称“该信息不存在”不合法，其拒绝向原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为应予撤销。故，请贵院依据《土地法》第五十八条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原告请求：一、撤销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0年4月14日作出的编号：2020-270《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二、判令被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开：原塘沽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收回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500297.4平米土地使用权申报文件。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共6页。证明1993年6月塘沽区政府直管国有控股企业天津塘沽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划拨），证载土地面积500297.4平米，土地坐落塘沽区临港立交桥西、四号路北。天津市人民政府作为037号土地证的批准机关，在该证上加盖“天津市人民政府土地确权专用章”，填发机关为“天津市塘沽区土地管理局”。该证颁发后，塘沽区政府及“天津塘沽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一直缺少资金开发该50万平米土地。证据2、《关于合资兴建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的批复》《关于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共3页。证明1993年3月在市区两级政府招商政策支持及主管机关批复下，香港南华集团与塘沽区政府达成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共同开发涉案50万平米土地意向，主管机关批准天津塘沽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方股东以土地实物作价980万元占股49%，香港南华集团由旗下环威投资公司作为外方股东投入现金1020万元人民币占股51%，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证明原告为依法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具有向本案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资格。证据3、《关于联合开发新港四号路金融贸易服务中心的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关于委托四号路垫地工程协议书》《增资协议书》《验资报告》《批准证书》共9页。证明1993年6月原告中外股东签署《关于联合开发新港四号路金融贸易服务中心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约定为开发50万平米土地进行增资投入，外方增资104万美元按1：10汇率折合1040万元人民币。因中方无力投入现金，外方认可中方合资前部分填垫土地折价1000万元，即中外双方共同投入2040万元增资款用于填垫50万平米土地。1993年10月原告与中方所属“天津金利房地产实业发展公司”签署了《关于委托四号路垫地工程协议书》，工程一年竣工后50万平米土地已达到可出让条件。1995年又经二股东增资260万元，1996年10月经验资机构验资，原告以实收资本4300万元全部用于50万平米土地的前期投入，1998年10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为原告重新颁发了《批准证书》。据此，证明原告与处置涉案50万平米土地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原告有利害关系。证据4、津开土合（2001）第02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共5页。证明因涉案50万平米土地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内，行政管辖权属于开发区管委会。早在2001年1月，在原告不知情下开发区土地管理局就作为出让人签署津开土合（2001）第02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涉案28.2万平米土地出让给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该事实直至2020年6月原告才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知晓，但尚不知开发区管委会批准该土地出让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证据5、《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共22页。证明2003年5月，中方股东滨海集团瞒着原告用涉案23万平米土地抵押贷款，与建行塘沽分行签署《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同时，滨海集团向塘沽区规国局申请办理土地他项权登记。塘沽区规国局明知原告对涉案土地有巨额投资，竟然为滨海集团办理了塘他项（2003）第047号土地他项权登记，登记期限自2003年5月26日起自2004年5月25日止。显然，塘沽区规国局该他项登记行为本身就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证据6、《关于四号路北滨海集团50万平米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的意见》、五份《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表》共28页。证明在原告不知情下，2003年5月塘沽区政府经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协商后，决定由塘沽区政府负责处置并出让涉案部分土地。经时任塘沽区规国局局长孙涛、副局长彭博签批向塘沽区政府申报批准。2003年6月塘沽区规国局将50万平米中的42.717万平米土地分为五宗地申报出让，并仅由时任区长张家星及规土局局长孙涛两人签字，就批准收取受让人20%土地出让金。该五份《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表》实际是一项不具有合法性的行政行为，因除政府收取20%土地出让纯收益外，其直接造成剥夺土地权利人及土地投资人获得补偿的权利。证据7、五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共30页。证明2003年6月，塘沽区政府与滨海集团专为受让涉案土地成立了天津城投滨海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由两家分别占股40%和60%。然后由塘沽区规国局作为出让人签署五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分五宗地出让的42.717万平米土地按张家星、孙涛批示收取20%出让金4300余万元，致使2.19亿元国有资产流失。据此，在涉案土地已经抵押银行且已办理他项权登记下，塘沽区政府该出让行为不仅属于无效行政行为，也涉嫌骗取贷款、玩忽职守、渎职等犯罪行为，即受让人系非法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又因此时滨海集团和受让人的法定代表人均是不法商人贾某，故存在官商勾结、恶意串通侵害原告合法土地权益的事实。证据8、塘单国用（2004）第108-11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通知》共10页。证明2004年4月，在塘他项（2003）第047号他项登记尚未到期也未办理提前注销下，塘沽区规国局颁发了42.717万平米的五份《国有土地使用证》，并在2004年6月颁发了五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五份通知中，均明确颁发该规划许可的前提是注销或核减原用地单位土地证所载用地面积，即应从037号土地证项下50万平米面积中核减42.717万平米面积。证明涉案土地是否存在收回并注销037号土地证或核减42.717万平米面积的行政行为，与原告开发土地权益有利害关系，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收回和注销文件，具有合理原因及合法目的。证据9、《关于香港南华集团公司在津投资利益受到伤害的情况反映报告》《关于对香港南华公司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共14页。证明2003年7月起，香港南华集团得知涉案土地被非法出让后，不断向市区两级政府反映原告土地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戴相龙市长不仅亲自接待了香港南华集团，还批示市政府法制办进行专项调查。2005年2月，市政府法制办出具了《关于对香港南华公司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其中明确“有关合作开发的土地被出让的问题，与塘沽区政府有着直接关系，区政府早在2001年就知道50万平米土地存在纠纷的情况，却主持了该地块的出让工作，更作为土地出让的主体，采取先根据土地法规定收回土地，再将该土地予以协议出让的方式，使香港南华集团和滨海集团之间的合作开发协议成为空中楼阁”。市政府法制办的意见证明收回注销涉案土地的行政行为与原告履行《合作协议书》具有关联性，即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证据10、《邀请函》共2页。证明自市政府法制办作出《关于对香港南华公司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后，塘沽区政府按报告意见，自2005年4月起几次邀请原告与滨海集团研究磋商解决办法，即塘沽区政府同样认为出让涉案土地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证据11、《关于解决我公司与香港环威公司四号路土地投资争议的意见》《会议记录》录音光盘、录音文字整理稿共9页，光盘1张。证明2006年10月15日，滨海集团向塘沽区政府出具《关于解决我公司与香港环威公司四号路土地投资争议的意见》，其具体调解方案为“拿出6万平米给香港环威公司由其自行开发”。在该调解方案基础上，塘沽区政府于2006年10月30日召开专门会议，宣布市政府批准的调解方案为“从42万平米中划出100亩由环威公司单独开发”。原告当时提出按市政府法制办报告意见先将涉案土地恢复到50万平米土地证原状，区政府表示再考虑研究，但至今未有结果。塘沽区政府的调解行为，也证明有利害关系。证据12、《告知书》1页。证明早在2014年8月29日，滨海新区规国局就原告与环威公司行政确认申请作出《告知书》称：2004年4月经天津市土地局批准，将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收回。但其在该《告知书》中明确的仅仅是收回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本身，并未明确该证项下土地使用权是否收回。鉴于此，原告才向被告申请公开收回涉案土地使用权的申报文件、审批文件、补偿文件。证据13、（2017）津02行再1号-6号《行政裁定书》共27页。证明：2017年6月，二中院就原告关联案件曾作出已生效的（2017）津02行再1号-6号《行政裁定书》，认定“南华公司已将其股东作为增资投入的资金用于涉案土地的开发，故滨海新区规国局行政行为对南华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南华公司与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证据14、《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共11页。证明2013年9月，环威公司依据市法制办调查报告结论意见“由塘沽区政府出面，收回已发放的42.717万平米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由滨海集团与香港环威继续履行原协议”，向天津高院起诉请求“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原告为该案第三人。2015年12月天津高院作出（2013）津高民一初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以“讼争土地已经于2003年、2004年被政府收回，后又被案外人城投滨海公司受让取得”为由驳回环威公司诉请。环威公司上诉后，2016年9月最高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终277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判决没有查明涉案土地使用权原登记是否注销”为由裁定发回天津高院重审，即最高院认为037号土地使用权是否收回注销的事实没有调查清楚。显然，该案民事判决也证明收回注销的行政行为与原告具有民事利害关系。证据15、《关于的回复》、（2016）津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共19页。证明最高院发回天津高院重审后的案件号为（2016）津民初85号，为调查最高院提出的“没有查明涉案土地使用权原登记是否注销”的问题，天津高院要求滨海新区规国局协助调查。2017年7月25日，滨海新区规国局向天津高院提交《关于的回复》，称“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收回注销”，但没有提供任何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2018年12月天津高院依据该函认定《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但因涉案土地已收回，故不具有继续履行条件，第二次驳回环威公司诉请。据此，环威公司败诉和原告无法依据《合作协议书》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与滨海新区规国局向天津高院证明037号土地证已收回注销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证据16、（2019）最高法民终919号《民事判决书》共17页。证明：环威公司不服天津高院85号判决上诉后，最高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919号《民事判决书》。该终审判决更是依据滨海新区规国局《关于的回复》认定：本案行政主管机关已经表明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收回注销，且从民事审判角度而言，判令继续履行案涉合同意味着对行政主管机关行政权的僭越。显然，最高院采信了涉案土地使用权已经收回注销的事实。但原告坚持认为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实施了收回注销的行政行为。原告认为滨海新区规国局提交的回复函是伪证。证据17、《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EMS邮寄单共2页。证明：2020年3月23日，原告依据2017年7月25日《关于的回复》，向市规自局邮寄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收回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批准文件和补偿文件。证据18、《撤回及更正申请书》、三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EMS邮寄单共5页。证明2020年3月25日，原告又向市规自局邮寄了《撤回及更正申请书》及三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分别申请公开收回037号土地证项下土地使用权的申报文件、审批文件、补偿文件。证据19、EMS邮寄单、跟踪记录共2页。证明2020年4月14日，市规自局作出编号：2020-270-272《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并向原告邮寄送达（邮单号1106640322678），原告于2020年4月16日妥收。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市规自局辩称，恳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被告具备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十条之规定，被告具备受理和答复该政府信息申请的主体资格和法定权限。二、被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定要求。原告提出公开的“原塘沽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收回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500297.4平米土地使用权的申报文件”的信息。经被告检索、核查，原告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存在，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答复“经检索，我局没有贵单位申请公开的信息，该信息不存在”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被告于2020年3月26日收到原告以邮寄方式提交的申请表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程序，在法定时限内，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并交邮，经查4月16日妥投。综上，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符合法定要求，履行了法定职责。被告市规自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EMS邮寄单；证据2、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业务单2份；证据3、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编号2020-270及邮件交寄单、查询记录。证据1-证据3共同证明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市规自局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3原告认为答复书是被诉行政行为不应当作为证据提供，所以对邮寄凭证进行质证，对邮寄凭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被告市规自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6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17、18、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3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16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7-1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被告提交的其它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依据适用于本案。经审理查明，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向被告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内容为：“原塘沽区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收回塘国用（93更）字第03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500297.4平米土地使用权的申报文件。”被告市规自局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检索查询，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编号：2020-270《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告知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经检索，我局没有贵单位申请公开的信息，该信息不存在。”被告市规自局于当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原告对该答复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被告市规自局具有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市规自局提供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业务单》等证据能够证实其收到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查询，相关部门予以了回复。被告市规自局据此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涉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告知原告其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被告市规自局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已尽到了检索查询的义务，作出的涉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实被告市规自局制作或保存有原告申请的信息，被告市规自局作出的告知行为并无不当。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天津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润林审判员  范奚菲审判员  张正民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 姗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不属于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依法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或者依法不属于被告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