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430号原告：计景程，男，1977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颖，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史某，女，1984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江，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兵，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赵牧，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第三人：劳某，男，1977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计景程（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史某（以下简称被告）、第三人赵牧、劳某（以下分别简称姓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佟金颖，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江、徐国兵，赵牧，劳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190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令赵牧及劳某应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给付借款本金190万元。判决生效后，赵牧及劳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现该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但赵牧及劳某仍未履行还款义务。经查实，劳某与被告系夫妻，劳某欠原告的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该190万元款项的收款人为被告，根据法律规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被告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第一，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主张被告对（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根据。首先，该笔款项的发生是源于原告与赵牧、劳某之间的合作协议书。其次，在该份合作协议书中，劳某系担保人。尽管该份合作协议书被法院依职权认定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共同借款人是赵牧、劳某，该笔债务与被告不存在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2.被告对原告与赵牧、劳某签订合作协议书以及履行情况完全不知情。虽然被告账户曾收到原告的两次汇款共计190万元，但是对于这两笔款项的性质以及用途被告是不知情的，时任被告的丈夫劳某也并未向被告说明款项的性质及用途。赵牧、劳某只是借用了被告名下账户，被告对该款项并没有进行过任何支配。3.赵牧、劳某是该款项的实际支配人，被告对该笔款项的目的及使用过程毫不知情，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使用该笔款项。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毫无法律依据。1.原告与赵牧、劳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没有被告的签字，被告不是债务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被告没有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字，也没有在事后表示承认该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法律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首先，190万元是一笔相对较大的款项，已远远超过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其次，该笔债务来源于原告与赵牧的合作协议，赵牧是该笔资金的实际运作人，被告的丈夫劳某只是案涉协议的担保人。劳某由此负债既不是为了家庭开支，也非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仅仅是劳某的个人行为，其所负债务与家庭生活无关。因此，该笔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无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第三，原告在（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案件中并未追加我方为被告，原告已认可被告不是债务人的事实，其认为被告与案涉债务无关，不能成为被告，因此没有追加。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赵牧述称：认可被告的答辩意见，做这个事情就是原告和我、劳某，与本案被告无关。劳某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本院对相关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2017年8月，原告起诉赵牧、劳某至本院，要求赵牧、劳某偿还欠款190万元，后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作出（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25日，甲方原告、乙方赵牧、担保人劳某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与乙方合作共同完成由乙方运作的投资项目；在乙方对甲方承诺该项业务利润可达150000元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出资600000元与乙方合作；合作期限为自2015年11月26日到2016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不管乙方承诺的利润是否兑现，即乙方是否在该项业务利润可达150000元，乙方均同意按照本合同书上所承诺的将本金600000元和所承诺的利润150000元，共计750000元，于2016年12月31日，一次性全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如遇不可抗力，乙方将保证甲方的本金的安全，并按约定时间将本金归还甲方。2016年3月28日，甲方原告、乙方赵牧、担保人劳某签订第二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在乙方对甲方承诺该项业务利润可达325000元的前提下，甲方同意出资1300000元与乙方合作；合作期限为自2016年3月30日到2017年3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不管乙方承诺的利润是否兑现，即乙方是否在该项业务利润可达325000元，乙方均同意按照本合同书上所承诺的将本金1300000元和所承诺的利润325000元，共计1625000元，于2017年3月31日，一次性全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2015年11月20日、2016年3月29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60万及130万元汇至劳某配偶被告账户。赵牧、劳某尚未返还原告本金、未给付利润。劳某称，其与原告是朋友，原告与赵牧原来不认识，经劳某介绍三人合作，《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项目是指投资邮票；出于信任劳某的原因，三方约定将60万元及130万元汇至被告账户，再由劳某、赵牧交付去投资。赵牧及劳某共同确认，《合作协议书》中的“乙方”和“担保人”两个称谓没有区分法律责任，没有所谓的“担保人”，只是为了签订合同方便而写的，大家都是一起合作的关系，没有具体分工。原告称，赵牧和劳某都是借款方，其本人为了获取借款收益而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不清楚具体的投资项目，亦没有跟踪过投资项目的进展。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内容不符合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特征，恰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相符，该案实应为借贷法律关系，并认定赵牧、劳某为共同借款人，后判决赵牧、劳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借款本金190万元。该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查，被告与劳某于2009年8月19日登记结婚。被告、劳某称二人已于2017年3月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没有共同债务，如果有债务由劳某承担。被告提交中信银行交易明细一页，称该账户系其名下尾号3677账户，证明其收到130万元款项后就转到了李某账户，整个过程都是劳某通过网银操作的，其并不知情。该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3月30日，该账户向李某尾号1588中信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备注为“还款”。该页交易明细还显示2016年3月21日向被告尾号2410工商银行账户转款110元，并与李某1、祁某、王某、李某2、安某、冀某等人有多笔款项往来。被告称上述交易均是劳某所操作。关于账户于2015年11月20日收到的60万元，被告称款项支付给了田某，其不认识田某和李某。被告未提交相应的银行交易明细。劳某称安某2指示其将款项转至李某及田某账户，其并不认识该二人。劳某称收到案涉190万元之后与安某2签订了投资协议，其自2011年至2017年期间陆续向安某2投资，具体金额说不清，钱是其上班挣的钱，其还从原告、魏某等人处取得款项后向安某2投资。被告称知道劳某拿着自己家的钱向安某2投资，但是不知道劳某还向其他人借款去投，被告家的钱都在劳某那儿，劳某投了多少其也不知道，不知道劳某通过哪个账户转，向安某2投资的具体方式也不清楚。劳某称投自己的钱有通过被告账户转的，也有通过其账户转的。经询，被告称其案涉中信银行卡因不常用就放在柜子里了，劳某何时拿走不清楚，诉讼之后才知道，劳某使用了没有跟其说，劳某使用了其一张卡，离婚时把卡给了被告。赵牧称其不会网上操作，就让劳某去操作了，为何使用被告账户不清楚。劳某称被告中信银行卡转款免手续费，故使用被告的该卡进行转款，何时拿的记不清了，挺早了，本案款项被告并不知情。劳某又称拿卡的时候没有跟被告说，用的时候说了，其告诉被告用她的卡了，被告也没说什么，这张卡被告也不用，2017年离婚的时候把卡给被告了。另询，被告、劳某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共同居住，没有约定过分别财产制，劳某系北京世纪舜森部门经理。劳某称2015、2016年被告是普通职工，具体工作记不清了，被告称其当时没有工作，收入来源系劳某工资，婚姻期间没有财产，因安某2把存款都诈骗走了，二人也没有房屋、车辆等。查，安某2因涉嫌诈骗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刑初129号刑事判决书，法院查明2011年至2017年初，安某2在北京市朝阳区等地，虚构投资个性化邮票定制项目、邮票白票项目以及文玩邮局项目并以可获取高额利润为由，骗取被害人劳某、赵牧等人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元。该案中劳某的陈述证明：2015年7月15日，其按照安某2的要求汇款800万元到田某个人账户，二人签订协议，约定投资本息为1220万元。2015年11月24日，其通过个人账户转账560万元到田某个人账户，通过妻子史某个人账户转款1240万元到田某个人账户，共计1800万元。2015年11月25日，其与安某2签订《合作书》，约定投资本息为2970万元。2016年3月3日，其通过个人账户转账285万元，通过母亲刘某个人账户转款55万元，通过其妻子史某个人账户转款200万元，通过赵牧妻子魏某个人账户转款210万元，共计750万元到李某个人账户。2016年4月5日，其与安某2签订《合作书》，约定投资本息为1237.5万元。其投资了3次之后，安某2一直没有回款，都以领导出国、系统升级改造等各种理由推脱。2017年3月10日，安某2失踪了。安某2称，田某与李某是其亲戚。出事之后，其才知道田某与李某是安某2邮政公司同事李某3的父母。其与安某2合作成功的几次中，也往李某3的个人账户中转过钱。其于2011年8月至2016年3月，向安某2投资共计6935万元，安某2向其回款5731.5万元，实际损失993.5万元。后判决安某2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等。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本院认为：根据（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赵牧、劳某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原告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劳某作为借款人之一负有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190万元的义务。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上述债务发生于劳某与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主张系夫妻共同债务，要求被告予以偿还。被告称不知晓劳某向他人借款并向安某2投资，不清楚投资款支付账户，不知道劳某将其中信银行卡拿走并使用的情况。对此，首先，被告称对劳某向他人借款后投资之事并不知情，但知道劳某向用自己家的钱向安某2进行投资。被告与劳某长期共同生活，二人亦未约定过分别财产制，尤其是2015、2016年被告自述无工作，家庭收入来源于劳某，劳某向安某2投资多年，前后金额达近7000万元，安某2向其回款亦有5700余万元，被告称其不知劳某向他人处借款一事，显然不合常理。其次，被告称不清楚其中信银行卡被劳某拿走并使用，直至诉讼之后才知道，而劳某陈述拿卡之时未告知被告，但用卡交易的时候告诉了被告，被告并未说什么。被告与劳某的陈述存在矛盾，通过劳某的陈述可知，即便被告该账户内交易系劳某所操作，被告对此亦是明知且同意的。再次，被告所提交的银行流水中显示该账户还向其其他账户存在交易，可以佐证被告对其中信银行账户内交易应予知情。案涉款项支付至被告账户，被告作为该账户的所有人及管理者，对账户内的款项及交易情况应当知情，被告亦未就其主张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本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综合本案情况，被告对于劳某向原告借款一事应属知情，借款应系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债务应当认定为劳某与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应予偿还，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对（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务190万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史某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5民初67999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确定劳某应偿还的借款本金一百九十万元债务向原告计景程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被告史某负担（原告计景程已交纳10950元，被告史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原告计景程10950元；余款10950元，被告史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本院）。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史某负担（原告计景程已交纳，被告史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给原告计景程）。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 龙审 判 员  曹海秀审 判 员  陈 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徐川涵书 记 员  白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