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5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建亮，男，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瑞玲，女，197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东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符丹丰，浙江民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超，男，196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骁，浙江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玉豹，浙江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建亮、范瑞玲为与被上诉人童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浙0185民初3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建亮、范瑞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童超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童超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推定认可童超提交的清单和送货单的真实性没有依据，推定2016年10月后发生的货款金额196690元没有支付也没有依据，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加重了胡建亮、范瑞玲的举证责任，导致错误判决。1.对于童超提交的清单，胡建亮、范瑞玲明确表示并非范瑞玲书写，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清单中所列的数额也不予认可。童超曾当庭表示要对该清单申请鉴定，一审法院限定其在七日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逾期视为撤回，但童超未在限定时间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应当据此认定该份清单并非范瑞玲书写，并且对该份清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定，但一审法院却经过“推定”，对该份清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此种做法违反法律规定。2.童超提交的送货单和《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首先，送货单仅有发货联没有回收联，发货人并非童超，也没有收货人签字，无法证实具体的发货情况和收货情况，并且送货单中有多张形成时间较新，明显系为了与其提交的“清单”中载明的送货时间、数额相一致而后补形成，其真实性不应认定；其次，2019年7月2日杭州石大路货运市场泓达货运部出具的《证明》前后矛盾，其中既载明运单号、货物及数量、接受日期、送达日期等详细内容，又载明“因我公司货运回单保存期限为一年，故货运回单无法提供”，既然无法提供货运回单，那么以上具体详细的货物明细又从何而来，依据又是什么，该公司没有出庭说明情况。如此自相矛盾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童超起诉胡建亮、范瑞玲拖欠货款，应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所送货物的型号、批次、时间、方式以及拖欠货款的数额，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童超提交的证据无法认定本案事实的情况下，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胡建亮、范瑞玲在第二次庭审中提交了2016年付款的凭证，证实2016年共计向童超购买价值2164910元的货物，如果童超对该数额有异议，应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庭审中，童超对该转账记录认可，称是支付2015年的货款，但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故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却推定出“胡建亮、范瑞玲未提交证据证明收到货物的时间和方式，未提交证据证明收到货物系另外时间、数量的情况下，对该份证据（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这是将本属于童超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了胡建亮、范瑞玲，与法律规定相悖，加重了胡建亮、范瑞玲的责任。4.一审判决推定“胡建亮、范瑞玲提前预付961910元如此精准的货款只能认为是支付之前已对账过结欠的货款”，该推定解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是订货时就己经对货物的价款进行了确定，且多为先付款后交货；其次，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童超说明交易情况大部分是先付款再发货，胡建亮、范瑞玲对此也不持异议；再次，如前所述，童超提交的送货单真实性无法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5.经胡建亮査询，2016年9月30日后没有收到童超货物的记录。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10月后发生的货款金额1966960元视为胡建亮、范瑞玲未支付过”没有依据。首先，童超提交的送货单和物流公司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其次，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童超应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实2016年9月30日后向胡建亮、范瑞玲出售了货物，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一审判决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仅依据错误的送货单上的时间认定货物很大一部分发生在2016年10月1日以后，又推定胡建亮、范瑞玲支付的货款系支付2016年9月30日之前的货款，进而得出2016年10月份后发生的货款没有支付的结论，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利息损失错误。1.如前所述，胡建亮、范瑞玲不拖欠童超货款，童超主张的利息损失没有依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退一步讲，即便本案存在利息损失，也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按照6%标准计算利息损失有误。三、范瑞玲与童超之间没有业务往来，更没有参与过胡建亮的生意事务，不应承担童超与胡建亮之间的买卖合同责任。童超如认为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行为系胡建亮、范瑞玲共同生产经营，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在范瑞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应视为夫妻共同生产、生活经营所需欠童超货款”，属于本末倒置，侵害范瑞玲的合法权益。四、一审判决称胡建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及该行为系“不诚信诉讼行为”，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并非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本人必须到庭的情形，且胡建亮本人不到庭，不影响本案事实的查明；其次，胡建亮的诉讼代理人己经向法庭解释因胡建亮当时在国外且属于疫情期间，本人无法到庭；再次，即便是为了查明事实，那么也应当是双方当事人本人均到庭，仅仅要求胡建亮到庭而不要求童超到庭，属于区别对待，显失公平。 针对胡建亮、范瑞玲的上诉，童超答辩称：一、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童超与胡建亮、范瑞玲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胡建亮、范瑞玲应当支付货款。1.童超提供的送货单、清单等证据真实地反映了双方的交易关系，应当予以认定。2.胡建亮、范瑞玲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和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对于交易主要内容的陈述前后不一，而且在二审调查中的陈述与上诉状中的陈述也是明显不一，童超完全有理由相信胡建亮、范瑞玲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进行虚假陈述。3.因胡建亮、范瑞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过程中对案涉交易主要事项说法前后不一，童超向法庭申请要求胡建亮、范瑞玲本人到庭，法庭也要求胡建亮、范瑞玲本人到庭，但是胡建亮、范瑞玲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当做出对其不利的认定。二、一审判决确定的利息损失正确。本案一审起诉时间为2019年7月11日，当时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4.35%，结合罚息的规定，逾期利率应为年利率5.655%-6.525%，童超起诉按照年利率6%计算，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三、范瑞玲与胡建亮系共同与童超交易，二人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四、胡建亮、范瑞玲为了恶意逃避债务，引导或者伙同其诉讼代理人作虚假陈述，并且拒不到庭接受法庭的询问，不仅属于不诚信诉讼，而且涉嫌诈骗和虚假诉讼。胡建亮称不能到庭是因为人在国外和疫情影响，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而且法庭通知其到庭是在疫情之前，故胡建亮的理由不能成立。 童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建亮、范瑞玲立即共同支付童超货款人民币227388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胡建亮、范瑞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0年开始胡建亮、范瑞玲向童超购买碧根果等坚果，货物通过物流快递方式托运交付，货款由范瑞玲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童超。2016年3月9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98000元的货物；2016年5月22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72000元的货物；2016年6月25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98000元的货物；2016年8月23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241920元的货物；2016年10月7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346580元的货物；2016年10月14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516900元的货物；2016年10月17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151480元的货物；2016年11月20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560000元的货物；2016年12月2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112000元的货物；2016年12月3日，胡建亮、范瑞玲收到价值280000元的货物。2016年5月19日，范瑞玲银行转账500000元给童超；2016年9月21日，范瑞玲银行转账500000元给童超；2016年9月29日，范瑞玲银行转账961910元给童超；双方均认可另行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支付货款203000元。庭审中胡建亮、范瑞玲自认为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童超与胡建亮、范瑞玲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6年货款金额为多少及货款是否已付清？庭审时胡建亮、范瑞玲自认2016年共计向童超购买了价值2164910元货物，但未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收到货物时间数量及方式。而童超向法庭提交的送货单和物流公司证明均能清晰反映出发货时间数量，且送货单上的发货数量和对账单上的数量一致，故该院确认双方之间2016年发生交易金额为2476880元。交易惯例一般多是先交货后付款或者预付少部分定金待交货后再付货款，而胡建亮、范瑞玲截止到2016年9月29日在2016年度共转账付款1961910元，送货单上的货物很大部分发生在2016年10月1日以后，在货物还未发送还不知道货款金额的情况下，胡建亮、范瑞玲提前预付961910元如此精准数字的货款只能认为是支付之前已对账过结欠的货款。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截止到2016年9月30日，胡建亮、范瑞玲采购的货物价值总计为509920元，在童超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该2016年所付货款均为2016年度之前的货款的情况下，则对2016年9月底前发生的货款金额509920元视为支付完毕。因胡建亮、范瑞玲在2016年10月之后未再支付货款，故对2016年10月后发生的货款金额为1966960元视为其未支付过。双方均认可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支付2016年度货款203000元，故胡建亮、范瑞玲尚欠童超2016年度的货款应为1763960元。关于范瑞玲辩称其不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胡建亮、范瑞玲庭审中自认其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欠童超的货款由范瑞玲转账支付，范瑞玲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胡建亮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应视为夫妻共同生产、生活经营所需欠童超货款。本案货款发生在胡建亮、范瑞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所需，故范瑞玲应承担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所得而所产生的货款的支付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胡建亮、范瑞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童超货款人民币17639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76396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9年7月11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二、驳回童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991元，由胡建亮、范瑞玲共同负担20675元，由童超负担4316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胡建亮、范瑞玲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范瑞玲申请对童超一审中提交的对账清单上内容是否为范瑞玲书写进行笔迹鉴定，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童超的陈述，该份清单系胡建亮来对账时自行带过来交给童超并说是范瑞玲书写，童超只能确定是由胡建亮、范瑞玲一方所写，但因未亲眼所见，不能确定具体的书写人；其次，一审法院并未认定该清单系范瑞玲书写，而是结合其他证据并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和庭审调查对该清单的证据效力予以采纳，即没有以是否为范瑞玲书写作为认证依据，故此，范瑞玲申请笔迹鉴定既无必要也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被上诉人童超为反驳胡建亮、范瑞玲的上诉主张提交如下补强证据：1.证人刘某作证证明童超已经将相应的货物通过承运人交付给胡建亮、范瑞玲的事实；2.关于2016年度部分坚果炒货价格的说明，证明经杭州市临安区坚果炒货行业协会核实，案涉交易货物的价格符合市场价；3.送货单存根11份，证明童超向胡建亮、范瑞玲出售案涉货物以及约定的货物价格。胡建亮、范瑞玲质证表示：一、对刘某的证言不予认可，证人刘某自述其只负责承运其中一段，从童超处取货后运到物流公司，那么对于最后胡建亮、范瑞玲是否收到货物的事实该证人是不清楚的，此外，该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案涉货物的货值；二、对杭州市临安区坚果炒货行业协会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存疑，不能证明童超之前提交的对账清单是真实的，更不能得出胡建亮、范瑞玲尚欠童超货款的结论，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先付款后收货，故胡建亮、范瑞玲不欠童超货款；三、对送货单存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证据系童超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力。本院经审查认为，童超在二审中提交的补强证据可以结合一审中的物流公司货运单、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印证一审法院认定的童超向胡建亮、范瑞玲交付货物以及案涉货值的事实。 根据一、二审中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诺成合同、非要式合同，如果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且对方接受的，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童超和胡建亮、范瑞玲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胡建亮认可其和童超之间存在长期买卖交易，同时相关付款证据亦表明范瑞玲在此过程中作为买方主要义务——支付货款义务的履行人参与其中，再结合范瑞玲和胡建亮之间的关系，足以认定其二人分工合作、共同与童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胡建亮、范瑞玲应共同承担买卖合同责任。双方的争议在于胡建亮、范瑞玲是否尚欠童超货款未付清。童超作为卖方为证明其已履行交货义务提交了相应证据，包括物流公司送货单、物流公司的证明、承运人证言、对账清单等，虽然有部分证据单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这些多个证据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和印证，并且跟其他有效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结合起来，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同时，买卖合同作为双务合同，双方均参与其中，胡建亮、范瑞玲既已认可买卖交易确实存在且收到过货物的事实，其也多次支付过款项，但一方面对童超提供的证据一概否认，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能合理说明具体发生的交易方式、订货收货的时间、数量、金额以及货款的结算等情况，有违常理。一审判决根据双方的陈述、举证情况，依据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和综合判断证据规则对事实作出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由于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合同约定交货和付款的先后顺序，也没有明确约定交货时间和支付价款时间，且双方就先发货再付款还是先付款再发货各执一词但均没有证据证明，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应认定适用同时履行原则。据此，截至2016年9月30日之前发生的童超向胡建亮、范瑞玲的发货和胡建亮、范瑞玲向童超的付款应视为相互履行完毕，在2016年10月1日之后，童超又向胡建亮、范瑞玲发送货物共计金额1966960元，但除了双方认可通过债权转让方式抵扣的金额203000元外，胡建亮、范瑞玲没有向童超付过款，因此尚欠1763960元货款未付。胡建亮、范瑞玲提出双方的交易惯例是先付款后发货，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仅有其口头陈述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认定，鉴于童超已经交付货物，胡建亮、范瑞玲未付清货款，给童超造成利息损失，童超有权根据法律规定向胡建亮、范瑞玲主张损失。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支持童超的利息损失主张，合理合法。 综上，胡建亮、范瑞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675元，由胡建亮、范瑞玲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斐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程静静 ?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