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皖1802民初3160号之一原告:爱德康特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中区纺四路1号八号厂房三层313室及4号车间。法定代表人：张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天津鼎双铭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宣城市正琴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阳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张小正，该公司执行董事。被告：汪中伍，男，198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萌，安徽明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爱德康特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德康特公司”）诉被告宣城市正琴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琴公司”）、汪中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爱德康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被告正琴公司、汪中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育萌、汪中伍被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爱德康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宣城市正琴服饰有限公司、被告汪中伍返还原告款项60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宣城市正琴服饰有限公司、被告汪中伍支付以6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6月1日起计算至第1项的全部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初，原告欲购买KN95口罩，自称被告宣城市正琴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正琴公司”)股东的被告汪中伍通过微信与原告取得联系。在了解到原告欲购买符合G2626国家标准的KN95口罩需求后，被告汪中伍向原告发送了被告正琴公司加盖公章的其向上海西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申请KN95口罩检测的《GB2626测试付费通知单》原告告知被告汪中伍，若被告正琴公司随后能够提供上海西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KN95口罩检测合格的报告，双方可以签订买卖合同。由于疫情原因，防护口罩供不应求，原告在被告汪中伍要求下于2020年4月11日向被告正琴公司支付了10万元意向佥(付货款)，于2020年4月12日向被告汪中伍汇款10万元及40万元意向金。但被告正琴公司2020年4月19日提供的一份检验报告并非先前上海西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理的检测样品对应的报告，且该检测报告中的检测项目明显未依照GB2626国家标准要求的检测条件进行。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正琴公司一直不能出示上海西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符合GB2626国家标准的KN95口罩合格检验报告，原告要求退回全部60万元意向金，被告汪中伍表示所有款项原路退回，日后再购进口罩以新价格购进。原、被告买卖合同未成立，被告应该退回意向金。截至起诉日，原告未收到被告正琴公司、被告汪中伍退回的任何款项，原告的权益已受到严重侵害。正琴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销售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在诉状陈述中“被告汪中伍向原告发送了被告正琴公司加盖公章的其向上海西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申请KN95口罩的《GB2626测试付费通知单》”，此处原告说明智广询等同于原告，属于对智广询在与汪中伍微信交流中的自认为代表原告主体。智广询已经在2020年4月11日的微信中确认双方之间合同签过了，双方都盖过章了。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部分付款，指派梁红涛到场监督口罩制作，但是由于“美元卡住了”等自身财务原因，导致原告不能按时付款已构成根本违约，此时，被告已经生产了20万只口罩，双方协商原告按照协议价将已生产货物取走，至今无果。综上，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用于反驳被告所举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关系的证据的基础上，原、被告之间《销售合同》成立并生效。二、该《销售合同》内容清楚明确，双方应按照《销售合同》约定条款履行义务并享受权利、承担责任。案涉《销售合同》确定了合同相对方、定购加工的产品、数量、价格等内容。根据第六项之约定，付款方式:先付一半定金，交货付清货款，通过微信记录可以看出，“一半定金”意思为货款的一半即245万元，通过原告所述“美元卡主了，暂不能办理”等可以加以印证。但是，原告未能完成支付一半的约定，原告构成根本违约。根据《销售合同》第十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如无产品质量问题，甲方不接受任何形式退货，不退还已付款项…”，因此，不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是定金还是预付货款，被告均不需要返还原告。原告以产品检验报告与被告承诺的检验报告单不是同一检测机构为由，认为被告违约，与事实不符。1、产品检验报告不是合同约定条款;2、被告已经提供产品检验报告;3、被告代原告加工的口罩，最终由原告包装、出货，且原告陈述其公司具有口罩生产、销售资质;4、被告实际提供了检验报告，原告并未及时提出异议，至今原告也未按约定提取货物:5、出具检验报告的机构、人员、程序等符合法律规定，检验报告具有合法性，不影响原告定做口罩的用途。汪中伍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主体。爱德康特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是与被告宣城市正琴服饰有限公司建立的《买卖合同》，答辩人仅仅是他们之间提供服务的中间人。二、原告诉请答辩人承担返还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所述不实，同时提供的证据存在删减和证据使用有张冠李戴的事实。三、除本案合同之外，答辩人与智广询之间交流过多笔居间业务，基本上我们的交流都是通过微信平台。又有，智广询将案涉合同履行事项转交小梁(梁红涛)全权处理，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四、2020年4月10/11日起，答辩人和智广询之间开始谈原、被告之间订单事项，并且按照智广询的要求答辩人将电子版合同发给了，智广询认可且无异议，后，原、被告之间也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了，案涉款项也是智广询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并且对已明确为先付的定金。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成立并生效了。五、智广询向我转款情况属实，是答辩人为正琴服饰代为收取的，款项已转交正琴服饰公司，答辩人无钱返还也不需承担返还责任。六、被告宣城市正琴服饰有限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制作了原告定做的口罩，我也多次催原告提货，但原告可能是因为个人原因及市场因素导致其不愿继续履行合同，违约的是原告。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爱德康特公司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证明目的以本院认定为准，对证据3、4的真实性，汪中伍已经认可，但无原件予以核对，缺乏证据的完整性，因此对其证明效力以本院认定为准。对汪中伍提交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证明目的以本院认定为准。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初爱德康特公司委托智广询购买KN95口罩，正琴公司委托汪中伍为他人加工KN95口罩。2020年4月3日智广询与汪中伍商量KN95口罩加工事宜，汪中伍向智广询发出加盖正琴公司印章的“GB2626测试付费通知单”。2020年4月10日智广询通过微信表示需要70万片KN95口罩。2020年4月11日爱德康特公司向正琴公司转账支付10万元预付货款。2020年4月11日下午8时，汪中伍通过微信将销售合同电子版发给智广询，当日下午11时，智广询通过微信回复：“合同签过了，双方都盖过章了”。2020年4月12日梁苗苗向汪中伍汇款10万元，当日19时智广询向汪中伍汇款40万元。2020年4月13日下午4时汪中伍继续向智广询催要货款，并称如果不能打款，双方合同终止，智广询称正在倒弄人民币，美元卡上银行了。当时下午7时智广询称买方说现在有检测报告，明天付全款。2020年4月17日智广询将委托事项交由梁红涛处理。当时梁红涛要求汪中伍提供检测报告。2020年4月19日下午汪中伍将“国纺委字第W202007366号”检验报告发给智广询，梁红涛称没有检测报告拒绝打款，并认为正琴公司提供的检验报告并非先前上海西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受理的检测样品对应的报告，且该检测报告中的检测项目明显未依照GB2626国家标准要求的检测条件进行。现爱德康特公司诉至本院要求退回全部60万元。诉讼中，本院依原告申请冻结被告银行存款60.4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爱德康特公司与正琴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是否成立。本院认为爱德康特公司与正琴公司买卖合同成立。理由如下：1、居间合同是由居间人向委托人提供居间服务的合同，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居间人智广询虽然不是本案合同的当事人，但智广询有权代为传达爱德康特公司的意思表示。2、2020年4月11日下午8时，汪中伍通过微信将销售合同电子版发给智广询的行为可以看成订立合同的要约。当日下午智广询通过微信回复汪中伍：“合同签过了，双方都盖过章了”。爱德康特公司的盖章行为可以看成是对要约的承诺。3、智广询将爱德康特公司承诺的意思表示准确地传达给了汪中伍，汪中伍再将该意思表示传达给了正琴公司，此时爱德康特公司与正琴公司关于销售70万片民用KN95口罩的买卖合同成立。爱德康特公司称未在合同上盖章而且不清楚智广询微信回复“合同签过了，双方都盖过章了”的事实，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向爱德康特公司口头释明：因双方买卖合同已经成立，是否请求变更诉讼请求，爱德康特公司拒不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爱德康特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收取的案件受理费9840元，予以退还。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小勇人民陪审员  李 军人民陪审员  汪宗祝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吴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