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12116号原告：王立春，女，197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唐小平，女，196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庆蕊，北京千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立春与被告唐小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立春，被告唐小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庆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立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唐小平向王立春支付货款70万元，并以70万元为基数向王立春支付2015年7月29日起至2020年1月28日的利息18900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2、判令唐小平以70万元为基数向王立春支付利息，自2020年1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3、诉讼费用由唐小平承担。事实和理由：唐小平与王立春双方系经营图书经销，同在王四营图书城经营图书生意。唐小平自2014年初开始一直在王立春处佘拿图书。截止到2014年底,累计佘拿图书货款实洋共计997111元,王立春多次催要货款无果,王立春无奈自2015年3月至4月从唐小平处陆续拿回图书实洋297111元,至今尚欠图书货款实洋700000元整,对该笔欠款,唐小平与王立春双方于2015年7月28日对账核实后唐小平当日向王立春出具欠条一张,证明尚欠王立春货款700000元，并承诺近期就还。时至今日,唐小平尚未清偿所欠货款,王立春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唐小平辩称，不同意王立春的诉讼请求。关于欠条所涉及款项，货款及现金共计70万元，这笔款项双方已经在2019年6月通过以物抵债方式签订和解协议书，且唐小平已经将抵债物品给付王立春，双方出具结清证明。因此双方之间关于这笔款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已清偿。王立春提交了以下：证据一、送货单及退货单；证据二、2019年6月3日《和解协议书》；证据三、2份蒋颖写的《情况说明》；证据四、2015年7月28日的欠条；证据五、对账单。对上述证据，唐小平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唐小平签字或确认，但是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图书欠款，不过不是王立春所说的金额。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和解协议》并未明确70万的性质，唐小平可以举证证明《和解协议》所载明的70万就是王立春在本案中起诉的70万。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说明内容是蒋颖借给唐小平70万，与本案无关，唐小平对于蒋颖是否将70万支付给唐小平也存在疑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关于欠条的内容，欠条涉及货款和现金，欠条要结合蒋颖的收条一起来看，收条是2015年1月5日唐小平给蒋颖出具的70万收条，蒋颖和王立春还有案外人一起找到唐小平，是先打的收条后转的款，实际上打款30多万。欠条是2015年7月28日书写，其中货款大概有三十多万，现金就是指蒋颖给唐小平转账的三十多万，这两项加起来是70万。王立春后来起诉到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唐小平没有去法院，也没有领材料，以为王立春起诉的是现金和货款一共70万，所以后来双方以物抵债签订了和解协议，和解协议中也载明了是货款和欠款。现在欠条实际上包含了原来收条里的两项。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于王立春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唐小平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8.8.27和解协议书，王立春向朝阳法院起诉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协议上写明“货款、欠款”。证据二、2019年1月16日、2019年4月14日两份收条，对款项性质写的很清楚是货款和欠款，也有王立春的签字确认。证据三、2019年5月14日收条，明确说明70万是欠款，并未说是借款。后边也注明是蒋颖和王立春的款项，也有王立春本人签字。证据四、2019年5月18日收条，证明以物抵债送货情况。证据五、2019年5月20日与5月22日两份收条，证明唐小平向王立春给付抵债货物的事实。证据六、2019年5月29日情况说明，抬头写明70万是欠款和货款，中间写明是70万货款、借款一事，下半部分注明是蒋颖和王立春货款，有王立春本人签字。证据七、蒋颖、王立春结清证明。证据八、70万收条和担保书、承诺书，证明结清证明里的70万款项包含了收条款项内容，也进一步说明70万款项的由来和性质。70万包含部分货款部分借款。证据九、说明，本案包含两个事情，一个是被告的图书欠款，一个是蒋颖实际向被告转账的数额。证据十、聊天记录。王立春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三、四、五的真实性部分不认可。第一页王立春是签的没有问题，第二页是唐小平自己后加的字。2019.5.14的内容不真实。唐小平送酒是事实。2019年5月29日这一页的情况说明都是唐小平自己后加的。三个手印是王立春盖的，其他不是王立春盖的。2019年5月22日的内容也是后加的，王立春只写了“今收到拉姆红酒10箱”。2019年5月18日是对的。2019年5月14日的“收条”俩字和情况说明都是唐小平后加的。收条上关于送货送茶和酒的数量和名字王立春认可，其他不认可。2019年6月1日收条真实性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七的真实性部分不认可，只认可第二页“收到条”开始往下的部分我都认，上半部分不认可。对证据八中70万收条的真实性认可，对承诺书、担保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九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十的真实性认可。对于唐小平提交的证据是否存在唐小平私自改动之情形，庭审中，唐小平称：“和解协议书上确实有我们后加的内容。协议书是原告起草的，原告签完字被告拿回来的，被告发现协议书内容表述不准确，就把货款和欠款几个字加上了。被告再去送货时又拿协议书给原告进行了确认。‘货款和欠款’几个字确实是被告加的，是8.27（送第一批货）之后9.2之前签的。后来再拿着让原告签字时原告已经确认过了”；“结清证明上，最后还剩下100箱货，在送货前被告自己起草了一个结清证明。结清证明第一页是被告写的，第二页上半部分是被告写的，下半部分是原告写的”。对于唐小平所提交的证据，本院在王立春所认可的范围内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借款纠纷2015年1月5日，唐小平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唐小平于2015年1月5日向蒋颖借款柒拾万元整,借期3个月,还款日为2015年4月4日。本人同意每月按4%向出借人支付资金使用费,共计捌万仟元整，资金使用费为上付,本人收到出借人支付的借款,当日向出借人账户支付本月资金使用费贰万壹仟元整。本人承诺借款按期归还,不得拖延。如周转困难需要延期,必须提前五天征求甲方同意,并支付利息,方可延期,否则视为违约,出借人按借款协议第二条收取滞纳金(5%/日)。本人承诺以北京富力又一城作为抵押,截止还款日乙方现金赎回或直接转入甲方指定账户,如支票不能兑现乙方全权负责。本人承诺以北京富力又一城B151单元101室作为抵押;若到期不能还款,甲方有权处理规定码洋的图书,收回借款及相关资金使用费。本人承诺以北京富力又一城房产作为还款抵押,若到期不能还款,出借人有权处理双方约定的抵押物,收回借款及相关资金使用费。同日，唐小平出具《收条》。蒋颖2018年4月8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唐小平于2015年1月5日向本人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中明确的本金柒拾万元借款实为王立春代替我向唐小平支付,由于唐小平没有按照约定及时偿还借款(约还款日期为2015年4月4日),本人承诺及时起诉唐小平偿还以上欠款,欠款追偿后及时将本金人民币柒拾万元返还王立春。注:如果唐小平用货物抵债,需要经过王立春同意,同意后货物由唐小平直接交付王立春,具体抵债数额由唐小平与王立春商议为准。蒋颖又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王立春诉唐小平民间借贷一案中，因王立春系该款项（本金70万元）的实际权利人，故本人针对于唐小平的全部诉讼权利均由王立春行使，本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与唐小平的债权关系全部结束。王立春行使全部诉讼权利并承担全部诉讼后果。王立春（甲方）与唐小平（乙方），于2019年6月3日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今有王立春起诉唐小平欠款70万整(柒拾万元整)纠纷一案。王立春上诉到亚运村法院，经过多次协商，双方同意用1000箱酒和茶叶来做70万元借款纠纷的和解,甲方收到全部抵押酒品和茶叶，甲方到法院撤诉。截止2019年6月2日用于解决2018年4月8日70万元欠款一案已结清，酒和茶叶共1000箱甲方已收到，自此2018年4月8日王立春起诉唐小平70万元纠纷一案已结清。特此证明一下：2018年4月8日到2019年6月2日之间王立春所有写给唐小平的收到酒和茶叶的字条都作废，于2019年6月3日这张双方都签字为准。二、货款纠纷王立春提交的证据五对账单载明：桃源春晓，副本180共计：2730件，实洋：880343元。货已收，款未付，侯某2014.7.2唐小平欠。庭审中，侯某到庭作证称：“我之前一直在唐小平的桃源春晓公司上班，我在职的时候原告公司与桃源公司一直有供货关系，供应图书。2015年左右原告公司给桃源公司供货一共70多万，因为一些原因桃源公司陆续退货加上开支票抵了四十多万，具体有退货单签字作为证明。我的记忆中桃源公司还欠原告货款，应该还欠三十多万”。侯某又称：“货已收款未付确实是我写的。侯某、侯某都是我签的。我是代表唐小平签的字。来货这一块都是我们签的，都不是唐小平自己本人签。当时确实是开支票了。书款具体是多少钱就需要加一下单子了。我记得应该是七十多万。我没有加过是不是八十多万。我们来回都传过单子。总共给我们送了七十多万的货，退了一部分货，现金给没给不清楚，还开过支票。货款加上支票一共是四十多万，还剩三十多万没给”。侯某又称：“不清楚唐小平是否与王立春或者蒋颖有无借款。我只知道货款的事情”；“多少件，实洋码洋的不是我签的。金额也不是我写的。我记忆中就是七十多万，没有到九十万。退货加上开支票之后，应该是还欠三十多万货款。不是送货马上给钱，他们付账都是周期付的。算账是我们算，给钱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是把退货和支票算成钱了，折合成四十多万。不到2016年的时候我就辞职了。”对于侯某的证人证言，王立春的质证意见为：“实洋码洋是我们业务员写的。认可证人说的我给他们送货他们收货，不认可证人说的还剩三十多万货款”。唐小平称：“对证人证言表述的内容认可，可以看出双方确实存在图书交易，总款项七十多万，退还图书价值四十多万，余额在三十万左右。虽然证人认可签字是她本人所签，但只是对图书收付的确认，并非对款项金额的确认，因此证人签字不能代表欠付款项或图书的总价款”。对于侯某所称的支票抵账一事，王立春称：“我手里确实有支票，但是这是假支票，银行也不认。补充提交支票作为证据”。唐小平称：“对支票的真实性不认可，上面没有唐小平签字，出票人也与唐小平无关。这个支票与本案无关”。2015年7月28日，唐小平出具《欠条》载明：今欠货款、现金共计柒拾万元整。备注：以实际对账为准。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70万元货款是否存在，唐小平与王立春于2019年6月3日达成的《和解协议书》中70万元和解款是否是本案的70万元货款。王立春称本案系唐小平从王立春处购买图书所欠的货款，并非《和解协议书》中所载明的70万元借款。唐小平称本案的70万元系包括于《和解协议书》所载明的70万元中。本院认定，本案的70万元系货款，并非《和解协议书》中所载明的70万元借款，理由如下：1、唐小平与王立春之间存在图书买卖合同关系。王立春提交了送货单、退货单、对账单，证人侯某的证言亦能与王立春的证据相印证，唐小平亦未否认与王立春之间存在图书买卖关系。结合唐小平与王立春2019年6月3日《和解协议书》的内容以及蒋颖的《情况说明》，本院认定唐小平与王立春存在民间借贷法律与图书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2019年6月3日《和解协议书》所载明的70万元和解款并未包括本案的70万元。侯某的证言证明唐小平与王立春之间尚有货款未结清，虽然对于具体数额侯某与王立春的陈述存在差异。唐小平亦认可尚欠王立春部分货款，只是欠款已经在《和解协议书》中解决了。但唐小平在庭审中认可私自在《和解协议书》、收条、结清证明上增加‘货款和欠款’，意图达到证明《和解协议书》所载明的70万元和解款包括货款及欠款。本院对唐小平的行为予以训诫，对唐小平在相关证据上私自增添内容不予认可。结合《欠条》、《和解协议书》、蒋颖的情况说明、承诺书等证据，本院认定2019年6月3日《和解协议书》所载明的70万元和解款并未包括本案的70万元。3、侯某的证言称“总共给我们送了七十多万的货，退了一部分货，现金给没给不清楚，还开过支票。货款加上支票一共是四十多万，还剩三十多万没给”，而王立春提交的票据显示相关支票并未成功兑付，结合王立春提交的送货单及退货单，本院认定欠付货款的具体金额为70万元，唐小平应向王立春支付70万元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院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唐小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王立春支付货款70万元及违约金（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2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王立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5元，由被告唐小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林文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杨 慧-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