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8530号原告：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之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53493591R。法定代表人：裴勇泉，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武，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梓霖，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李先容，女，197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中明，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由广州市番禺区法律援助处指派。原告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的安公司）与被告李先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的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武，被告李先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中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的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不予确认原告与被告在2009年2月6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在2009年2月6日至2016年5月14日没有聘用被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5月11日，李先容前来我方处应聘，并填写了职员入厂登记表。2016年5月14日，我方与李先容签订了《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从2016年5月14起至2020年5月31日止，无试用期，李先容工作内容是平车，劳动报酬为计时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基本工资。被告李先容在2009年2月6日至2016年5月14日，没有与我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李先容申请确认与我方自2009年2月6日至2020年1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部分与客观事实不符。仲裁阶段原告提交了职员入厂登记表和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而被告在仲裁期间提交的厂牌（没有日期，只有标号）、伪造的工资条，个人活期明细根本不能证明2009年2月6日至2016年5月14日与原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仲裁裁决书裁定不符合客观事实，是错误的。仲裁委认定的理由是：1、被告对入厂登记表填写部分内容不予确认，对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2、登记表与厂牌上张贴的照片一致，是2009年的近照；3、原告没有对厂牌张贴的照片和编号20090206未能给出合理解释；4、胡敏仪在原告处参保，与原告在仲裁陈述不一致。据此认定被告在2009年2月6日入职原告并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很显然，仲裁委观点是错误的，其理由是：1、入厂登记表与劳动合同上面均有被告签名，被告不确定真实性是歪曲事实。2、登记表照片与厂牌照片一致，厂牌没有时间，而登记表上，被告李先容填写时间是2016年5月11日，显然要采纳登记表时间。至于是否是2009年近照，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纯属主观臆断。退一步说假定是2009年近照，被告在2016年入职原告时拿2009年照片登记，也很正常。难道拿2009照片去填写入职表应聘，就应认定是在2009年入职，如此逻辑推理岂不荒诞！3、原告认为被告完全有可能拿以前的照片应聘并办理厂牌，因为原告在员工登记入职时，并没有要求员工提交入职时的近照。至于被告编号20090206，原告据实解释是被告入职时编号是按岗位编号的，即被告入职时是编入2组90号平车206号员工。反观被告观点：被告李先容认为是按入厂时间编号，按被告的观点，与被告同一天入职多人，编号是一致的，导致多人用同一个编号，怎么管理？很显然，原告对编号的解释是客观真实的，工厂员工一人一编号，才能便于管理，被告的观点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合理的。4、胡敏仪在原告处参保，并不能证实原告在仲裁庭陈述胡敏仪不是原告员工不符合事实。首先，仲裁庭并没有陈述胡敏仪是何时在原告处参保，其次，胡敏仪在原告处参保，并不必然认定是原告员工，据了解，胡敏仪入职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期间，有利用其姐关系在原告公司购买社保的情况。第三，仲裁委在调取该份参保记录时，没有交原告质证，程序不合法。第四，原告有证据证实被告2014年通过胡敏仪账上汇款是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发放的工资，与原告无关。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外需要补充的是，2014年5月通过胡敏仪银行账号汇入被告账户的款项是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发放给被告的工资，被告在2009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是在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上班，由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发放工资，与原告没有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确认2016年5月14日至2020年5月30日与被告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的编号比较特殊，是沿用了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的编号。被告李先容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仲裁认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正确的，被告是以2009年2月6日入职原告公司并且原告公司也向被告发放工作证，足以认定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原告公司与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是同一个法人并且原告公司成立在先，正由于原告为了混淆用人单位的责任，所以才导致存在用两个公司交叉发放工资的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现认定事实如下：安的安公司系于2003年10月1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投资人原为MDM株式会社，2016年12月12日投资人变更为诗多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为张南泽，2016年12月7日变更为裴勇泉，经营住所原为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永善村路段**，2015年7月30日变更至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45号之五。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于2006年8月2日成立，于2017年6月27日核准注销，投资人为诗多拿有限公司，经营住所原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之一，2016年1月6日变更至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被告李先容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原、被告从2009年2月6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第2984-299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原、被告在2009年2月6日到2020年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安的安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李先容未提起诉讼。原、被告双方均确认2016年5月14日至2020年5月30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对2009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原告为此提供了职员入厂登记表、广州市职工劳动合同、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职员入厂登记表、广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赔款收据、现金缴款凭证、专用发票、中国银行取款凭证、现金缴款单、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2010年1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12月、2015年1月至6月工资表、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国家企业信息信用信息予以佐证。经质证，李先容认为，对职员入厂登记表的三性不予确认；对劳动合同的三性不予以确认，被告从未签过劳动合同，合同上的签名也不是被告签署的；对诗多拿公司职员入厂登记表的签名确认，其他内容不确认；对胡敏仪的职员入厂登记表的三性无法确认；对广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原告与诗多拿公司是关联企业，属于同一个老板，不排除胡敏仪在原告或案外单位诗多拿公司同时任职；对赔款收据、现金缴款凭证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对部分工资表的真实性确认。上述材料中李先容的职员入厂登记表显示登记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甲方为安的安公司、乙方为李先容的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为2016年5月14日至2020年5月31日止。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职员入厂登记表显示李先容在2009年2月6日登记入厂，胡敏仪在2006年10月17日登记入厂。广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2006年6月至2011年7月、2016年7月至2020年4月由安的安公司为胡敏仪参加社会保险，2011年8月至2016年6月期间由诗多拿公司为胡敏仪参加社会保险。赔款收据显示2006年1月11日由胡敏仪代表诗多拿公司办理业务。中国银行现金缴款凭证显示2010年11月5日、2011年4月6日、2014年9月1日、2014年11月21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5月19日由胡敏仪代表诗多拿公司办理业务。专用发票显示2012年10月25日、2013年11月25日、2013年12月26日、2014年1月18日由胡敏仪代表诗多拿公司办理业务。中国银行取款凭证显示2014年2月21日、2月17日由胡敏仪代表诗多拿公司办理业务。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2010年1月至12月、2014年1月至12月、2015年1月至6月工资表上均有李先容的签名，工资表上载明李先容的进厂日期为2009年2月6日。李先容提供了厂牌、工资条予以佐证。其中厂牌上编号一栏写着“20090206”，李先容主张该编号按照入职时间编写，表明李先容入职时间为2009年2月6日。工资条上写明进厂时间为“2009-2-6。经质证，安的安公司认为，对厂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厂牌无法证明被告是在2009年2月6日入职原告单位，下面有一个编号与时间无法联系一起，这个厂牌是原告在2016年5月后聘任被告后向被告发放的员工证；对工资单的三性有异议，该工资单从形式来看是打印件，没有公司或本人签名，完全可以伪造，从工资条上的内容来看也体现不了是哪个单位发放的工资，故无法证明这工资单是原告发放给被告的。2018年12月26日，李先容与安的安公司就补缴社保事宜签订调解协议书，约定李先容不再追讨自入职日起的社会保险，安的安公司承诺在2019年为李先容购买社保。安的安公司承诺今后为李先容购买社保时给予一定经济补助。双方对调解结果表示无任何异议并表示接受。李先容自愿放弃其他任何经济补偿要求，今后不得就社保补缴事宜再向甲方进行任何经济追偿，双方已经了结所有的社保补缴权利义务，以后双方互不追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胡敏仪作为证人出庭。胡敏仪陈述，其在2006年10月入职广州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2006年10月至2016年6月期间均在诗多拿公司工作。2016年7月入职安的安公司。李先容在2016年4月入职安的安公司。胡敏仪在2009年在诗多拿公司认识李先容，她当时是车间的一名员工。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45号之5是诗多拿公司未注销之前的经营地址。胡敏仪是在同一个工业园看到招聘信息，故投简历入职安的安公司，此前在诗多拿公司做财务。2006年10月至2011年7月期间之所以由安的安公司为其参加社会保险是因为那个时候诗多拿公司还没有完善购买社保的事宜，所以就叫姐姐胡敏清帮其在安的安公司购买社保。胡敏仪在诗多拿公司工作期间，公司负责人是裴勇泉，购买社保单位经常更换的原因是此前委托安的安公司购买，后来忘记了，入职安的安公司之后就由安的安公司购买社保。入职安的安公司后担任财务，公司负责人是裴勇泉，在安的安公司工作期间，公司在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45号之5经营。胡敏仪一直在一个工业园内上班，但不是同一个地方。胡敏仪未到安的安公司上班前，安的安公司的办公地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45号之5与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45号之1不是一个地方，是同一个工业园。2015年5月至12月期间从胡敏仪账号上转账给李先容的款项是代表诗多拿公司发放工资。李先容是2009年2月入职诗多拿公司，工作到2016年4月份离职。2016年4月份诗多拿公司办理结业。胡敏仪是在2016年6月从诗多拿公司离职。安的安公司提供的有关诗多拿公司的材料，是胡敏仪提供，之所以由胡敏仪保管，是因为胡敏仪此前在诗多拿公司做财务管理工作，税所规定这些资料要保留一段时间才能销毁。安的安公司是收购原来的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原来的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不是同一个法人也不是同一个地方经营。原来的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被香港一个叫诗多拿有限公司的公司在2016年收购，法人主体不一样。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不是在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45号之5经营的时候，裴勇泉不是该公司负责人。被告李先容陈述，其在2009年2月6日入职原告公司，公司对外使用的是诗多拿皮具有限公司的招牌，2015年8月1日公司招牌变更，当时员工不同意更换招牌厂名，老板就说厂牌上的进厂日期不变，工作地点一直为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45号之5，坐的位置、车间、楼层没有变更，工作时候使用的机器也没有变更，老板也没有变更，一直为裴勇泉。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认定问题。原、被告双方均确认2016年5月14日至2020年1月20日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对2009年2月至2016年4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存在争议。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上陈述可确定，安的安公司与诗多拿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存在重合，双方的经营地址极为相近，胡敏仪作为诗多拿公司员工处理工作事宜期间却由安的安公司代为参加社会保险，诗多拿公司注销后却由安的安公司的员工胡敏仪保存并在本案中提供诗多拿公司的工资发放台账等重要材料，本院认定安的安公司与诗多拿公司在管理上存在混同，两公司为关联公司，并对李先容构成共同用工，故对李先容主张双方自2009年2月开始建立劳动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的抗辩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先容于2009年2月6日至2020年1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市安的安皮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冯 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邬敏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