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0572号原告：傅清月，女，197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清山汇茗茶叶有限公司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江涛，北京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景屏，女，197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北京沃莳春商贸有限公司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燕，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傅清月与被告黄景屏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清月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江涛、被告黄景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傅清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万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利息以36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是福建老乡，均在北京市马连道茶城市场经商，原、被告双方在北京20**年便认识。被告于2012年3月开始牵头组织54人成立互助会，约定互助会会员每月至少入会金1万元，每月20日开标，由使用款项的会员向互助会的其他会员支付月利息，互助会借款期自2012年3月20日至2015年7月20日止，在借款到期10日后向未收回款项的出借人支付全部本息。在此期间，原告共向被告出借人民币54万元整，被告每次均向原告出具收据，在借款到期后，被告仅于2015年6月30日、2015年10月19日及2016年2月10日向原告以汇款方式归还款项人民币338750元，其余本息一直拖欠不还，被告于2015年11月25日向原告出具欠条，声明欠原告人民币37万元。原告多次联系被告索要借款本息，均未获偿，而且广外派出所也为此事出警，但被告至今没有归还原告上述欠款。原告曾于2017年10月17日以民间借贷起诉被告及其配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6万元。被告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涉及标会，而标会不属于民间借贷，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被告还款缺乏法律依据，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后原告先后向北京市高院申请再审、向北京市三分检申请检察监督，都没有得到支持。原告认为，本案涉及的“标会”常见于我国南方地区，监管部门及司法认为“标会”活动违反金融监管要求，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权益，影响社会稳定。被告作为互助会的会首，没有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擅自违法召集社会公众54人做会、收放人民币等，组织福建老乡在马连道茶城进行标会活动，设定并公开互助会的规则，承诺出借人可以到期收回资金，每次也是被告向原告进行还款付息。而且被告也向原告出具37万元欠条，被告多次承诺向原告还款，但被告没有履行其承诺，从而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当予以赔偿。被告作为标会会首，未经金融监管部门许可、非法从事向社会公众吸收募集资金并发放资金、收回贷款及利息等金融活动，最终导致原告损失36万元人民币，被告对此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应当赔偿原告36万元的经济损失并支付相应利息。被告黄景屏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一是傅清月诉黄景屏案由错误，原、被告双方不存在侵权的情况。从2012年3月20日至2015年7月20日止，黄景屏与傅清月参加了由54名个人自发组织、自愿参加，为会员之间融资借款提供服务的平台。所有会员第一次每人交“互助费”2万元，以后每个月20日至少交1万元。“互助会”每月20日下午2点准时对借款本息开标（俗称标会），出利息高者中标，中标者（标走的会钱，即为：借款）的借款本息按月按比例向互助会其他成员偿还。黄景屏为“互助会”会首，是互助会的代理人。会首只负责代替每一位会员收取会员们每月交纳的会费，支持每月20日下午2点的开标工作，开标后会费款支付给中标人。每月中标人就是其余53人的债务人，开标是公开、透明的。所有人都是明知的，黄景屏为大家服务是无偿的，没有从中获利。原告诉称被告牵头组织54人成立互助会，设定互助会的规则，承诺出借人可以到期收回资金，每次也是被告向原告进行还款付息，均与事实不符。黄景屏在标会的“互助会”活动中不是领导者、组织者，黄景屏只是互助会54名会员之一。54人互助会是大家自发组织、自愿参加的。互助会是为会员之间融资借款提供服务的平台。所有的规则也是大家制定的，黄景屏从未作出过任何承诺，黄景屏不是傅清月的债务人，也没有义务向其还款付息。在2015年11月25日黄景屏被逼打了37万欠条之前，黄景屏支付了傅清月338750元是代替他人还款行为。傅清月自愿参加互助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预见投资有风险。至于投入互助会的本金和利息没有完全收回的后果，是因为标走会钱的人生意失败意外而造成的，不是人为的加害行为，更不是黄景屏对其实施的加害行为。黄景屏在标会的互助会活动中没有任何过错。从整个“标会”过程，黄景屏的行为均不符合侵权行为的特征和要件，傅清月37万元的损失与黄景屏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傅清月以侵权责任为由起诉黄景屏是错误的。二是傅清月与标会欠款的债务人之间是合同之债权，其行为和结果均不是侵权责任法调整的范围。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傅清月标会的本金和利息损失，应适宜《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而不适用《侵权责任法》。三是傅清月再次向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违反法律规定“一事不二理原则”。2017年10月17日，原告曾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2018年2月22日，朝阳法院判决，黄景屏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6月2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722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傅清月的起诉。”傅清月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12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民申2212号裁定书，也驳回了傅清月的再审申请。该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傅清月用尽了所有的司法救济途径，现又将案由从“民间借贷”变为“侵权责任”，但诉讼请求，双方的当事人和诉讼的标的均是相同的。傅清月在此起诉至西城法院的行为，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47条规定，人民法院应予以驳回起诉。傅清月已不具备再次起诉的条件和要求，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四是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期。2015年11月25日，黄景屏就被逼出具了37万欠条。此时，傅清月已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从2015年11月25日至2020年5月14日，其向西城法院起诉，时隔四年半的时间。根据《民法总则》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三年计算，2018年11月26日就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傅清月与黄景屏双方不是侵权责任纠纷，傅清月再次向西城法院起诉，违反法律规定“一事不二理原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傅清月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傅清月向本院提交：1、互助会表格，证明被告作为会首违法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进行收发放贷款，违法从事商业融资业务，存在过错。被告就是会首，负责向社会公众54人募集资金、收放资金，从而形成资金池，既负责收集本金发放给中标人，又从中标人那收取本金及利息，向出借人偿还。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从这个互助会的这个单子来说，它就是一个标会行为。另外，黄景屏作为会首，不是自己向这些人去融资，也没有自己使用或者说赚取利息，也没有据为己有，没有从中获利。她没有必要进行非法融资，她作为会首是大家推举的，她只是一个代理人。这个互助会的54个会员并非都是福建人，有的是老乡拉过来的朋友，但大家都很熟悉都是朋友，有的是老乡介绍，原告也是其中的会员。鉴于当事人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收据14张，证明是原告按时向作为会首的黄景屏交入会金，黄景屏向原告开具收据。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钱是中标的会员拿走，这些钱黄景屏只是作为代理人负责收和发。鉴于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3、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被告作为会首向原告返还本金及利息，被告没有经过金融监管部门许可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具有违法性。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黄景屏是替标走会的人垫还给傅清月的本金而非利息。鉴于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4、欠条，证明被告因过错行为导致原告损失37万元，被告承诺赔偿37万。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我方在朝阳法院提起反诉，欠条并非黄景屏真实意思表示，是被迫出具的欠条。黄景屏也没有任何侵权行为，金额并非赔偿金。鉴于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5、2017年8月18日录音资料，证明原告向被告索赔，被告认可对原告造成的本金损失至少二十几万。被告承诺要给原告还钱，履行给付义务，但被告一直没有履行该义务。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并称录音是经过整理的，有剪辑的可能性。当时傅清月不停到黄景屏店里吵闹，把黄景屏叫到傅清月的店里，用手机录下来的。当时被告并不知道傅清月录音了，后来朝阳法院送达被告才知道原告录音了。鉴于当事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6、（2018）京0105民初722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京03民终714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对入标会没有任何过错，对标会性质不了解，连朝阳法院一审法官也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原告作为卖茶叶的对标会的后果没有任何过错。朝阳法院的判决没有生效，但被告应该给原告36万元的事实被告是认可的。三中院裁定书写到原、被告之间存在一个标会活动，双方是标会的成员，黄景屏作为会首，傅清月作为会员，黄景屏负责召集做会、收放汇款等事宜。标会行为在东南沿海比较多，近两年福建省的判决对标会活动的合法性进行否定性评价，认为其不符合金融监管要求，金融风险多发、违法现象层出不穷。三中院裁定书认定，被告没有经过金融监管机构许可，违法向社会公众进行募集资金、发放资金的行为，违反金融监管规定的业务。被告对此存在过错，应当赔偿原告损失。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问题，首先是主体不同。我方第一次起诉的是被告及其配偶。其次我们第一次起诉是民间借贷，本次是侵权，法律关系不同，适用的实体法不同。被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朝阳法院的判决是未生效的，其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依据，从该判决来说也不能说原告没有过错或者被告有过错。对于36万，该判决未生效，其认定没有依据。三中院的裁定是驳回起诉，属于程序审判，只是认定了标会行为不属于法律保护范畴，该裁定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鉴于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被告黄景屏向本院提交：1、民事起诉状、反诉状、证人证明，证明一是除了案由不同之外，原告、诉讼请求、诉讼标的是相同的，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247条规定，属于一事不再理；二是被告出具的37万欠条是被迫的，并非黄景屏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7条，本案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诉讼主体、法律关系均不相同，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三中院没有认定被告是被强迫的这一事实。证人与被告有亲友关系，三中院也没有采纳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是被强迫出具欠条的。而且根据生活常识，被告如果真是被强迫的应当报警，但实际上被告还给原告还了1万块钱，被告的行为是不符合生活常识的。鉴于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纳；2、被告单方制作的傅清月39期（到2014年8月20日后不再参与，总共参与39期）投入标会的本金、利息计算表明细，证明参加标会傅清月是自愿的，黄景屏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其合法权益，而且利息已经超出法律保护范围，实际造成傅清月37万损失的是跑路的中标用款人，与黄景屏无关。原告不认可该证据。鉴于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3、欠条复印件3张，证明被告替中标人垫付款项。原告不认可该组证据，并称被告应当提供银行流水佐证，该证据无法证明这几个人欠被告的钱是否是标会的钱。虽然该组证据原件黄景屏在朝阳法院曾当庭出示，但傅清月对欠条所载的欠款事实不予认可，黄景屏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4、（2018）京民申221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已经用尽所有司法救济途径，北京高院已经对标会的性质作出认定。原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并称三中院的生效裁定书认定本案所涉标会是非法组织，扰乱了金融秩序，三中院裁定书认定原告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不成立应驳回起诉，但没有限制原告以其他法律关系依法维护自身权利，原告依然存在合法的权利救济途径。被告给原告出具过欠条，是认可对原告造成损失的，如果没有权利救济途径了，那么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傅清月经人介绍加入以被告黄景屏为会首的互助会，二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基于民间“标会”活动产生。傅清月与黄景屏均为“标会”成员，每期活会会员（未中标会员）支付固定标金10000元。黄景屏作为互助会会首负责召集做会、收放会款等事宜，傅清月定期支付会款。傅清月向本院提交的互助会表格显示，该互助会共计54名会员（不含会首），从2012年3月20日开标至2015年7月20日止，定于每月20日下午2点准时开标，季度加标。标金最低1500元起标（以50元为加标单位），会员应于3日内缴纳会款，会首于5日内向当月会员一次性付清，交款会员不得以任何原因或借口延误交付时限，望各会员主动遵守，互助互协作。黄景屏对互助会表格显示的上述内容予以认可。因部分中标会员未能还清标得的会款及利息，互助会于2015年7月20日后“倒会”解散。在互助会活动期间，傅清月共计参与39期开标活动，共计投入会款53万元。“倒会”后，会首黄景屏并未向会员傅清月付清缴纳的会款本金及利息。2015年6月30日，黄景屏为傅清月银行转账228750元；2015年10月19日，黄景屏为傅清月银行转账10万元；2016年2月10日，黄景屏为傅清月银行转账1万元。双方当事人认可黄景屏通过银行转账或其他方式共向傅清月给付348750元。2015年11月25日，黄景屏向傅清月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付清月人民币：37万元，大写：人民币：叁拾柒万元正，欠款人：黄景屏，2015年11月25日。”黄景屏称，其是被傅清月逼迫写下欠条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邱细英于2017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为：“在我们福建盛行一种融资方式叫‘标会’，就是老乡之间由一个人作‘会头’组织三五十人成立一个‘互助会’便于想多用钱作生意而自己又没有钱的人提前消费的一种方式，互助会每个月固定的日期开标，出钱多的人中标，就可以使用互助会的钱，然后每个月还款付息给互助会，黄景屏是‘会头’，她负责收会员的会费，主持开标，开标后付款以及会费的管理工作，她为大家是无偿服务，不收什么钱的。‘会’倒掉的原因是好多‘会员’中标后生意失败跑掉了，‘互助会’大家的钱不但利息收不回来，连本金也没了。所以大家都找‘会头’黄景屏闹事，要钱，大概2015年冬天，傅清月逼黄景屏必须按她的要求写下‘欠条’，实际上黄景屏没欠她钱，37万这个数目也不对，其中有十八九万是利息，利息是很高的。后来黄景屏看在老乡的面上，还给了傅清月几万块的现金。以上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傅清月认可该证明的真实性，但认为案外人与被告系亲友关系，且生效的民事裁定书并未对此予以确认，因此对被告出具证明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7年10月17日，傅清月持《欠条》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黄景屏、黄心庆（黄景屏之夫）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请求判令：1、黄景屏、黄心庆偿还傅清月借款本金37万元；2、黄景屏、黄心庆支付傅清月利息（以37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17年10月17日止，按照年利率5.75%标准计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黄景屏、黄心庆向朝阳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撤销黄景屏与傅清月于2015年11月25日签订的《欠条》；2、傅清月赔偿黄景屏、黄心庆经济损失20万元。2018年2月22日，朝阳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7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黄景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反诉被告）傅清月借款本金三十六万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傅清月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黄景屏、黄心庆的全部诉讼请求。”后黄景屏、黄心庆不服朝阳法院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提起上诉。三中院经过审理，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京03民终71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72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傅清月的起诉；三、驳回黄景屏、黄心庆的反诉。”后傅清月不服三中院裁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高院）申请再审，市高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京民申22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傅清月的再审申请。三中院的民事裁定书对朝阳法院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部分予以确认。市高院亦认定本案《欠条》确实来源于黄景屏组织傅清月参与的“标会”活动，该活动有别于一般的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原、被告认可《欠条》所载明的欠款金额实际只剩36万元。现被告黄景屏未将《欠条》所载欠款的剩余金额36万元向原告傅清月付清。原告傅清月以被告黄景屏非法组织互助会（即“标会”），侵害了其财产权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黄景屏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万元及利息损失。同时，双方亦认可《欠条》载明的欠款系标会解散后未结清的费用。原告称该费用仅为其投入标会的会款本金，被告则称该费用为原告投入标会的会款本息。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当庭陈述，涉案互助会系民间标会，原告傅清月与被告黄景屏之间的争议系标会“倒会”所引发的民事纠纷。本院将结合已查明的事实，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如下认定分析：一、标会“倒会”的司法现状标会是主要盛行于我国江浙、闽粤以及台湾地区一带的一种民间信用融资方式，具有筹资和赚息的双重功能。通常标会是建立在亲情、友情、乡情等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由发起人（会首）邀请若干人员（会员，亦称会脚）参加，约定时间按期举行。参与者每期缴纳一定数量的会款，发起者通常可以优先使用首期会款，其后每期总会款由会员通过竞标的方式，由承诺会款利息最高者取得。会员得标（中标，亦称标走会款）后，其他会员及会首必须交付会款，每人只得标一次，轮完所有会员后，该次标会结束。本案原告傅清月与被告黄景屏自愿参与的互助会符合上述标会特征，黄景屏作为会首负责组织标会开标、向会员收放会款资金、结清会款本息。傅清月作为会员则按照标会约定于每期标会开标前缴纳会款。同时，“倒会”系因出现标会的发起人、召集人或参与人因其个人原因无法按期结清会款本息的情形而导致标会无法继续运转。本案所涉标会即因“倒会”后，会首无法按期结清会款本息导致。我国对于标会活动的规制以“倒会”事件出现为起点，以行政取缔为主要介入模式，而以刑事打击为辅。在法律规范层面，则以相应的刑事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对互助会形式的标会行为进行规制。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涉及标会“倒会”的案件多以刑事案件处理，涉及的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但这仅是从刑事责任方面对民间标会进行规范。又如2011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将互助会形式进行资金互助的行为认定为应予取缔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上述法律规范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对待标会活动的管制体现出一种以行政管理和刑事处罚并重的二元处理思路，缺乏相应的民商事法律规制。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行政取缔与刑事惩罚的规制方式，主要针对会首、会员恶意利用标会骗取会款以及从事其他犯罪活动引发的倒会，但对于一般的标会纠纷案件，司法实践中尚缺乏法律规范可供参循。司法实践对于民间标会的民事纠纷处理方式并不统一，存在较大分歧。既有认为标会纠纷属于非法民间借贷行为或非我国法律保障的法律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对标会“倒会”的民事纠纷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又有将标会“倒会”引起的民事纠纷作为民间借贷纠纷予以处理。所涉案件多为标会会员将标会会首以民间借贷、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要求会首偿还会费本息。虽裁处结果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所涉生效裁判文书均认定标会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信用融资平台，其多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综上，本院认为对待该经济活动的评价，应当结合其历史发展、国家司法政策、金融管理秩序与防范金融风险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二、涉案标会的定性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各地法院对于标会“倒会”引发的一般纠纷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多种多样。主要原因在于各案件客观情况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体现在标会活动的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已有的生效裁判文书亦主张虽然我国并非案例法国家，但不同处理结果的生效裁判文书对于其他个案的处理却具有参考意义。因此，本院将参考已有生效裁判文书的认定方式和处理结果，对本案标会行为的性质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合理认定，从而最终确定依法妥善处理的方式。标会通常以“互助会”的名义自发开展，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便于特定地域的老乡、亲友间根据实际需要互助融资，解决资金使用需求，具有明显的融资功能。标会的运行规则早已在会首、会员之间约定俗成。一般情形下，正常、规范运行的标会中，会首、会员基于同乡、亲友身份的认可、信任，均能如约诚实信用地开展标会活动。可见，标会的设立运行是包含会首、会员在内的全体标会成员的共同意思表示。其中会首负责开标主持、收放款、结清会款本息，会员则自愿履行如期参加标会、投入会费的义务，获得收取会费本息及标得会款的权利。虽然学界有人认为标会属于民间金融组织，是系统建立的集体，但这仅是标会表面形式特征的反映，但并非为经营共同事业而专门成立的组织，其实质应当为成员间为解决资金需求而临时发起或参与的一种融资活动。该活动的载体应为契约或合同，是成员相互间就缴纳会款、获得标会资金方式、期限、数额等事项经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成的协议，符合契约或合同的法律特称与构成要件。故标会应当定性为会首、会员集体内部就金融互助权利义务安排订立的一种合同。如江平、王家福主编的《民商法学大辞书》中就将标会的性质定义为：“会首与会员间的无名合同，是东方国家独有的民间金融制度，以济急、互助、储蓄为目的，为现代非典型合同。”尽管当事人提交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认定，标会成员间并不具有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关系，当事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以裁定驳回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形式进行处理，但现有的司法实践对标会成员之间究竟应当以何种法律关系进行处理尚未形成统一裁判意见。具体至本案，傅清月与黄景屏均参与“互助会”，黄景屏系该“互助会”会首，傅清月系“互助会”会员。傅清月主张的涉案款项系其按照“互助会”规则投入的“会费”本息尚未结清的部分。“互助会”归集的资金涉及多名出资人和用款人，出资人和用款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借贷关系。上述资金互助活动因部分会员未如数交纳“会费”及“标息”而停止后，黄景屏向傅清月出具《欠条》，二人均认可《欠条》所载款项系因参加标会活动产生。傅清月起诉要求黄景屏偿还的《欠条》所载金额实际系其投入“会费”应取得的本息，故傅清月与黄景屏之间就该款项并不存在直接的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傅清月与黄景屏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无名合同关系，标会应当属于非典型合同。结合涉案标会的现实操作，各会员与会首之间形成合意，而各会员之间不再另行达成合意，仅需每期定期参会即可。因此，将本案标会定性为合同行为，认定傅清月与黄景屏存在合同关系符合本案案情。三、本案中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前文分析，本院认定原告傅清月与被告黄景屏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原告曾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被告要求被告返还会费本息，但最终被法院以当事人之间不具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虽然生效民事裁判文书并不认可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借贷法律关系，但并未明确指出本案当事人之间应当认定为何种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也就是说，本案虽然不能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但并未明确否认本案可以按照合同纠纷予以处理。而本次原告却以相同的案件事实提起侵权责任纠纷诉讼，决定以侵权之债权请求权维权。我国合同法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存在合同关系的前提下，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他方当事人的固有利益损害的情况下，他方当事人可以选择最为有利的一种请求权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这明确说明，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前提下，当事人可择一行使，一方面扩大了违约责任的权利救济范围，另一方面减轻当事人的举证困难，从速解决损害纠纷，降低败诉风险。由此，本案性质正确认定应当以判定是否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为前提。黄景屏作为“互助会”会首接收会员缴纳的会费，并负有在标会活动结束后向缴费会员结清会款本息的义务。因此，黄景屏未向傅清月结清会款本息，存在违约行为。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本案中黄景屏应否就傅清月遭受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关键在于黄景屏的违约行为主观是否具有过错以及黄景屏的违约行为是否直接导致傅清月遭受损失。首先，根据当事人双方认可的生效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标会系福建籍人士自行发起，黄景屏既是会首又参与标会融资。原、被告双方对于标会的活动内容是明知且自愿的主观态度，也即原、被告均有通过“互助会”满足资金使用需求、投入会费赚取利息的主观意愿。原、被告均按照标会规则参与活动，自行承担标会活动所带来的风险。被告黄景屏对原告傅清月受到的损失并不具有主观过错。其次，涉案标会出现倒会，被告黄景屏主张系因个别中标会员无法偿还中标会金本息导致，原告傅清月对此不予认可。但根据本案互助会表格的内容可知，被告黄景屏在整个标会活动过程中，均按照约定俗成的标会运行规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黄景屏在整个标会活动中存在欺诈、胁迫或与他人恶意串通的行为，且每期标会资金均由该期中标会员使用，并非由黄景屏本人侵占自用或恶意挪作他用。原告傅清月的损失并非由黄景屏的违约行为导致，故对原告主张的被告作为案涉标会的会首，没有取得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擅自违法负责召集社会公众54人做会、收放人民币等，并最终导致入会的资金损失，被告对此存在重大过错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虽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录音证据以证明被告对原告遭受的损失表示承担责任，但该证据并不能作为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侵权责任关系的依据。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黄景屏对原告傅清月投入的会款进行非法侵占、恶意挪作他用的情形下，考虑到标会的性质和活动特点，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因此，本案不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本案并非侵权责任纠纷。现本院对原告傅清月进行了释明，但原告坚持以侵权责任纠纷进行本案诉讼，以《欠条》为依据要求被告黄景屏承担侵权责任。对于案件性质以及案件案由，本院还需作出以下说明及认定：通过本院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审查，傅清月与黄景屏之间的根本争议性质为合同纠纷。而傅清月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提出诉讼的原因系因其对相关生效裁判文书有关认定部分的争议性理解所导致，就此问题显然不应完全归责于傅清月本人。同时，鉴于标会纠纷的司法实践尚未统一，因此本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应予径行调整，而不应以案件性质或案由设置问题给双方当事人造成诉累，而应就所涉争议作出全面审理与认定。根据前述分析，本院应以合同纠纷确定本案案由为宜。四、民事责任的承担经过前文论述，本案原、被告之间因标会活动形成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有部分法院认定“互助会”形式开展资金互助违反《取缔办法》的规定，应当予以取缔。但仅以此为凭认定标会活动非法而不受民事法律规制，必然导致标会的民事纠纷无法得到处理，受损失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保障。《取缔办法》在我国法律层级上属于行政法规，其性质为强制性规定。但该强制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内容仅是对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的非法金融行为如何处理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并未从私法效力上否定“互助会”的行为效力。因此，单凭标会活动违反了国家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标会活动无效依据尚不充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标会活动的存在违反了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标会“倒会”更是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监管秩序，给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标会活动中形成的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第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傅清月与被告黄景屏就标会活动形成的合同关系无效。在涉案标会活动中，黄景屏作为会首向各会员收取会费，亦由其本人向其他中标会员发放每期总会金，因此黄景屏是实际与各个会员进行会费清算的主要义务人，从而与各个会员形成对应的合同关系，而其他会员间则并未形成一对一的合同关系。现黄景屏与傅清月之间的合同关系依法认定为无效，故黄景屏应当将从傅清月处收取的会费予以返还。根据本案已经查证的事实，黄景屏已经陆续给付傅清月348750元，该部分款项应当折抵傅清月缴纳会费的本金。故黄景屏尚需返还傅清月的金额应当以53万元为基数，减去已经给付的金额，最终为181250元。本案中，在涉案标会“倒会”后，被告黄景屏向原告傅清月就尚未结清的会款本息出具《欠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该《欠条》所涉欠款系因标会活动产生。被告黄景屏主张该《欠条》系被原告傅清月逼迫所写，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就《欠条》存在法定应予撤销的事由提供充分证据。此外，在《欠条》出具后，黄景屏亦向傅清月转账一万元，与其主张矛盾，与常理不符。尽管黄景屏提交了案外人邱细英出具的证明，但鉴于案外人并未到庭陈述作证，本院无法核实案外人真实身份，故本院对该证明涉及《欠条》的部分不予采信。同时，即便该证明内容所述真实，但根据《欠条》出具的时间为2015年11月25日，黄景屏在当时已知该撤销事由。但直到（2018）京0105民初7227号案件处理过程中，也即2017年11月23日才提起反诉，已经超过了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故本院对黄景屏主张《欠条》系傅清月逼迫所写，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欠条》系黄景屏所立，系其意思的真实表示。综观整个案情，该《欠条》的存在说明被告黄景屏就如何结清原告傅清月会款本息事项与原告之间形成了新的约定，明确了被告黄景屏自愿承担向原告傅清月结清相应会费本息的义务。但由于原、被告之间因标会活动形成的合同关系无效，故《欠条》所载之金额中，属于未结清的会费本金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傅清月缴纳会费的本金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傅清月要求黄景屏支付利息，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五、本案的其他问题本案虽然系傅清月就其参加的“互助会”事实提起的第二次诉讼，但前后两案一为民间借贷纠纷，一为侵权责任纠纷（本院现已调整为合同纠纷），案由并不相同。并且前案的被告还包括黄景屏的配偶黄心庆，与本案诉讼主体亦不相同。另外，前案民间借贷纠纷最终处理结果是裁定驳回起诉，并未进行实体处理，不妨碍原告以其他理由提起新的诉讼。因此，本院对被告主张本案系原告提起的重复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提出的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自本案标会“倒会”以来，傅清月一直向黄景屏就结清会款本息主张权利。自2017年10月17日傅清月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第一次民事诉讼，傅清月的民事权利受到保护的诉讼时效就已中断，并且该案直至2018年12月21日才有了最终的处理结果。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时效应自2018年12月21日起计算。故被告提出的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黄景屏返还原告傅清月会款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元；二、驳回原告傅清月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千三百五十元，由原告傅清月负担一千六百六十三元三角（已交纳），由被告黄景屏负担一千六百八十六元七角（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果被告黄景屏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马德天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贾 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