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5民初1871号原告：代华兴，男，1981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原告：周静，女，198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华兴（系原告周静配偶），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朱湖农场协和二大队一组。被告：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北路100号太子水榭会所楼3楼312室。法定代表人：唐云龙，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天昊，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飞，男，该公司员工。原告代华兴、周静与被告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华兴、原告周静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华兴、被告新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天昊、赵鹏飞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审批，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代华兴、周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多收的购房款人民币25,020.9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系在武汉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大型企业。两原告（系夫妻关系）通过被告销售人员的宣传，于2017年9月18日与被告签订了正式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房屋装饰装修协议》，约定：两原告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四新中路与四新南路交叉口B地块（新城璟棠）项目第XX幢X单元X层（X）号房屋；建筑面积116.26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1,392,446元；装修价款290,650元等条款。另，在《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对合同价款作进行补充约定。其中，第（六）项第（1）条约定：“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税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规范计算，由买受人承担”。第（六）项第4条约定：“房屋的总房价款（不包含房屋全装修价格）：价款总额（不含税）1,254,455.86元，税率11%，税金137,990.14元，价税总额（含税）1,392,446元”。尔后，原告按约定缴纳了购房首付款及部分装修款，余下的房款及装修款原告配合被告办理了银行贷款分期手续。2019年12月22日被告如期交房，被告退还了部分购房款及装修款计4,633元，其中，退还房款3,832.64元，但被告提供的房屋购置发票显示：购房增值税税率为9%，与原告实际己向被告按11%缴纳的比例存在明显差距。并且，原告还进一步发现，被告为了达到掩盖其侵占多收原告税款的目的，竟然将原合同约定的不含税单价10,790.08元/平米（经计算获得），在办理税票时暗自将不含税单价调整为10,988.07元。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国内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诚信经营，采取合理、合法的方式赚取利润，而不应当借国家税率政策调整的机会，将原告多缴纳的税金据为己有。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起诉至法院。新城公司辩称，1.原告要求返还装修款和房屋住房款，无合同及事实依据，除面积补差外，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装饰装修协议为固定总价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第4条第4款约定，本合同中载明的房屋价款，为已享受完购房优惠后的最终成交价，为买受人需支付给出卖人住房价款总额，第5款约定价格风险由出卖人、买受人双方各自承担，双方均不得提出补差或者退差，以上条款中表明，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固定总价款合同，除面积差引起的房屋总价面积外，商品房总价款不受税率变化，市场风险等因素而变化，该固定总价款约定，亦符合商品房正常交易习惯，符合交易双方的合同目的；2.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固定总价款合同，且无降税及降价的意思表示，开具9%的增值税发票并未增加原告的合同风险。补充协议第4条第6款第4项列明，是建立在双方约定的含税总价的基础上，而对税率的列明，是为了根据税务要求缴纳印花税的需要，并不等于双方有降税就要降价的意思表示；3.税收风险是纳税义务人风险，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各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税率税额的变化是被告的商业风险，与原告无涉。增值税税率下调所产生的获利，应由纳税义务人即被告承担。相反，若增值税税率上调，对标的房屋的总价款亦未有影响，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直接的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签订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必须核算价格，让利买受人。生活中消费者购买商品，都是各类税费的最终承担者，但实际税款的缴纳是由纳税义务人完成的，如果每类商品发生税率变化都需要消费者自己补足或退还，将极大增加就业的难度和不稳定性；4.在国家税务要求和法律规定范围内，税率的变化和纳税人的税负有关，无论税率增加或减少，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无直接关系。综上，两原告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两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代华兴与原告周静系夫妻关系。被告新城公司系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四新中路与四新南路交叉口B地块（新城璟棠）项目的开发商。2017年9月16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装饰装修协议》一份，约定两原告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新城璟棠项目”XX号楼XXX室，现双方就两原告委托被告对所购买的标的房屋进行装修事宜，装修款总金额为290,650元等条款。2017年9月18日，两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阳170238948）一份，合同约定：两原告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四新中路与四新南路交叉口B地块（新城璟棠）商品房项目第XX幢X单元X层（X）号房；建筑面积116.26平方米；房屋单价为11,977元/平方米，总金额为1,392,446元；付款方式为贷款付款；被告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涉案商品房交付两原告使用等条款。同时该《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合同补充协议第四条第（四）项约定：“本合同正文中载明的房屋价款即为已享受完各种优惠后的房屋最终成交价，为买受人须实际支付给出卖人的购房价款总额。合同签署前的各种优惠、折扣、抵用券、优惠券、团购优惠、其他优惠等，均自动失效，不再对买卖双方具有约束力。购房价款总额不再因合同签订前出卖人的口头或书面承诺、广告、宣传资料、宣传活动等所列的优惠条件或其他任何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但本合同其他条款或合同签署后的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的，其效力高于本款约定”。第四条第（五）项约定：“价格风险由出卖人与买受人双方各自承担，双方均不得提出补差或者退差”。第四条第（六）项合同价款补充约定：“（1）除明确约定为不含税合同价款金额外，本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合同总价以及其他合同价款金额均包含税金、税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规范计算，由买受人承担。……（4）本协议中载明的面积补差款、违约金、赔偿/补偿金等其他所有款项，均为包含增值税金额，或以包含增值税金额的款项为基数进行计算。价款内容：房屋的总价款（不包含房屋全装修价格）；价款总额（不含税）：1,254,455.86元，税率：11%，税金：137,990.14元，价税总额（含税）1,392,446.00元”等条款。合同签订后，因涉案房屋存在面积误差，两原告向被告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总金额为1,388,613元，装修款总金额为289,850元。被告于2019年12月14日向两原告出具《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该发票载明，两原告购买的“新城璟棠不动产”单价为10,988.07元；金额为1,273,956.88元；税率为9%；税额为114,656.12元；价税合计为1,388,613元。2019年12月22日，原告代华兴在被告提供的《楼宇交接表》、《收楼意见书》上签名确认。另查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载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该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二）项载明：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财政部、税务总局于2018年4月4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第一条载明：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于2019年3月20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39号）第一条载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本案经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为增值税税率下调之后，两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向其退还因税率调整而产生的税款差额。首先，根据《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第四条第（四）项约定，原、被告双方作出了固定房屋总价款的意思表示，除因房屋面积差异之外，房屋总价应不作变动。同时，附件六第四条第（六）也约定了税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之有效税法规范计算，合同约定的首付款付款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余款于2017年9月18日后三十个自然日内结清，此时，增值税税率为11%。通过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既有利于保障交易双方的权利，也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根据合同约定，原告主张的因税率降低并非房价变动的因素，故原告提出随着税率变化而调整房屋总价款的主张，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被告作为商品房的开发商，因销售商品房而产生的增值税税款系其经营、销售成本之一，被告在计算商品房的成本时将其考虑在内无可厚非。原、被告双方虽然在《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六第四条第（六）项中对税率及税费进行约定，其目的仅是对合同房款组成的罗列和说明，不能视为对合同房款总价或者计价方式的变更，且该条约定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被告实际缴纳增值税的金额变化不应对房屋总价产生影响。最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可以确定，被告作为不动产的销售方系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而并非原告。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以刺激企业投资、增加企业收入。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均系被告作为纳税义务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代扣代缴增值税的法律关系，故增值税的降低与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即本案原告并无直接关联。两原告的诉讼主张实际上是将增值税下调所带来的利益直接归于购房人，此举有违国家出台减税政策的初衷。综上所述，两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多收的购房款人民币25,020.99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代华兴、周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元（原告代华兴、周静已预交），由原告代华兴、周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朝阳人民陪审员  付北达人民陪审员  邹伟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刘 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