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821民初1531号 原告：岳国宝，男，汉族，1963年1月19日出生，住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新元，湖南溇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宏达，湖南溇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红军，男，汉族，1971年9月11日出生，住湖南省汉寿县。 被告：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18号23号楼西半部4层北402室。 法定代表人：杨一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英灿，男，汉族，1967年12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汉寿县。 原告岳国宝与被告陈红军、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修哪儿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岳国宝的委托代理人吴新元、谭宏达与被告陈红军、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英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岳国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78000元人民币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被告陈红军分别于2018年3月6日及同年8月5日以被告修哪儿公司急需资金为由，多次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岳国宝借款人民币27万元、16万元及14.8万元共计57.8万元，并出具了借条。以上三笔借款均于2018年6月5日、11月7日到期，后原告又与被告陈红军多次达成还款承诺书、协议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陈红军在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时，担任被告修哪儿公司副总裁，且其出具的借条中明确表示该借款用于该公司的生产经营，故其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被告修哪儿公司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原告多次催收借款，无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陈红军辩称：原告岳国宝的诉求属实。2017年10月25日修哪儿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抓后，在10月26日其开始接手公司进行管理，当时公司账户没有一分钱，为了公司的开支，其向原告岳国宝借款。因其和原告岳国宝系很要好的朋友关系，为了公司的运转，原告岳国宝说过可以和其共同维护公司，所以其陆续向原告岳国宝借款。 被告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修哪儿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借款合同，也未收到过原告的借款，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与法律根据，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理由如下：一、修哪儿公司与原告依法不具有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原告起诉修哪儿公司显系主体错误。二、原告与被告陈红军单方面所签的“借条”、“还款承诺”、“偿还借款协议”等相关合同文件依法对修哪儿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三、鉴于修哪儿公司与原告无借款事实及诉讼管辖约定，法院的诉讼管辖及查封裁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对被冻结的北京修哪儿公司银行账户予以解封，以保障企业的合法权利及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原告岳国宝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借条原件1份2页、部分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1份3页，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57.8万元的事实。说明：借条系陈红军分别于2018年3月6日及2018年8月5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共计57.8万元。部分转账记录为原告分别于2018年2月9日向被告修哪儿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一萌的母亲陈双娥（陈红军姐姐）、2018年3月16日及2018年8月5日银行转账共计26万元，以及2018年3月20日、26日，4月19日、20日、30日，5月1日、3日，6月12日，共八次通过微信转账共计11.8万元。还有2018年1月30日两次从银行取现金16万元加上手头现金4万元共计20万元，在2018年3月6日前交付给了陈红军。 证据二：裁决书复印件1份、修哪儿公司高管信息架构复印件1份、微信截屏信息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陈红军是被告修哪儿公司的高管，且陈红军向原告借款，修哪儿公司予以认可。说明：微信截屏系原告与修哪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的聊天记录。 证据三：2018年8月5日陈红军出具的还款承诺1原件1份、2019年3月1日陈红军出具的还款承诺2原件1份、2020年4月18日陈红军出具的还款协议原件1份，证明：被告陈红军承认与原告之间的债务关系，原、被告之间的债务关系属实。 证据四：2018年12月份杨一萌（修哪儿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岳国宝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从他们之间的聊天内容来看，杨一萌曾经向岳国宝两次借款，第一次借款30万元已归还即被告二所举的证据。第二次借款是在2018年12月又向其借款周转30万元，目前该笔借款还只偿还25万元。由此可以证明在2018年12月份之前杨一萌与岳国宝之间另外还有个人借款往来关系。 被告陈红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陈红军的工作牌复印件及微信截屏打印件，证明：陈红军系被告修哪儿公司副总裁。 证据二：杨一萌被抓后由其律师给陈红军带出来的由杨一萌亲笔签名的授权书复印件1份，证明杨一萌委托陈红军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务的事实。 证据三：2018年12月13日陈红军从修哪儿公司离职通知复印件1份，证明2018年12月13日之前陈红军在公司的行为均是有效的。 证据四：修哪儿公司财务提供给陈红军的清单复印件1份，证明陈红军向岳国宝的借款中有32.5万元转账给了公司，用于公司开支，其他从岳国宝处的借款及一部分陈红军自己的钱都系陆续开支，如有打给员工的工资、生活费等，但未与公司完善手续。 陈红军当庭陈述：其是修哪儿公司的副总裁，全国招商代理由其主抓，是2017年陆续成立的张家界修哪儿和慈利修哪儿公司，原告现在是慈利修哪儿公司的大股东。其从2017年11月份开始向岳国宝第一笔借款陆续截止2018年7月份，共计借款57.8万元，借款的支付方式要么是微信转账，要么是银行转账，印象中没有现金支付。现在其使用的手机号码135××××5605中微信转账13笔共计12万余元。还有另外一部手机号码137××××6111也有转账，但是现手机坏了无法查看转账记录。对于岳国宝转账给陈双娥的账户，是其要求的，陈双娥是杨一萌的母亲，转账金额属实。 被告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提交裁决书复印件1份、通知复印件1份及杨一萌与陈红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1份、陈红军的朋友圈截屏复印件1份，证明：陈红军已于2018年12月10日从修哪儿公司离职。 证据二：还款转款凭证复印件2份、杨一萌与岳国宝的微信聊天截图复印件1份，证明：2018年10月29日、30日杨一萌分两笔给岳国宝已转款30万元。 上列证据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二被告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被告没有异议，且能够证实被告一担任被告二的副总裁期间向原告借款578000元，原告将其自有资金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现金交付的方式向被告一及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的母亲陈双娥（被告一陈红军之胞姐）转款或现金交付，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对该笔借款予以认可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被告一没有异议，被告二提出其不知情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一以被告二急需资金向原告借款578000元，并三次书面承诺还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二被告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与原告曾有借款关系，但与本案的借款关系无关联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一即陈红军的证据一、二、三，原告及被告二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一即陈红军的证据四，原告没有异议，被告二提出其不清楚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陈红军向原告借款后，将部分借款用于被告二的公司日常开支等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陈红军的当庭陈述，原告没有异议，被告二提出其不知情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陈述与陈红军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二提供的证据一，被告一没有异议，原告提出对裁决书和通知书没有异议，对微信截屏提出与本案没有关联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一从被告二处离职，双方的劳动争议经有关部门处理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二的证据二，原告提出被告二2018年10月29日、30日归还的30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不是归还陈红军向原告借款的578000元中的钱，而是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曾经向原告岳国宝两次借款，第一次借款300000元已归还即被告二所举的该证据。第二次借款是在2018年12月又向其借款周转300000元，目前该笔借款偿还了250000元的质证意见。被告一提出大概是2018年10月份杨一萌找岳国宝的借款，当时杨一萌是安排其找岳国宝借款，因岳国宝是其朋友，但是其不好意思去找岳国宝借款，后面是杨一萌和其一起来到慈利后找岳国宝借的，但具体是何时借到的其不知情，后来其是听岳国宝说其外甥即杨一萌找他借了300000元。其认为这钱与本案没有关联，也不是帮其给岳国宝的还款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偿还案涉借款，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确定以下案情事实： 被告一陈红军与被告二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系舅甥关系，杨一萌的母亲陈双娥系陈红军的胞姐，陈红军曾任被告二的副总裁。原告岳国宝与陈红军、杨一萌系朋友关系，岳国宝系被告二发展的代理商张家界修哪儿公司和慈利县修哪儿公司的股东之一，与被告二之间存在业务往来。 2017年11月至2018年8月，被告一陈红军以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确保被告二公司的正常运转为由，向原告陆续借款578000元，原告按陈红军的要求，在2018年2月9日之前向被告一陈红军现金交付200000元，同年2月9日向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的母亲陈双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60000元，同年3月16日向陈红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100000元，同年8月5日向陈红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100000元。又自同年3月20日至6月12之间，向陈红军通过微信转账13笔共计118000元。被告陈红军分别于2018年3月6日给原告出具了两份借据（其中一份借据载明金额为270000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即2018年6月5日到期；另一份借据载明金额为160000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即2018年6月4日，该两份借据书写在一张纸上）和2018年8月5日给原告出具一份借据（借据载明金额分别为48000元和100000元，合计148000元，还款日期为2018年11月7日）。其间，2018年1月10日，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书面委托时任被告二副总裁的陈红军管理公司事务。之后，陈红军将从原告借得的款项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二财务转款325000元，用于公司经营，借得的余款由陈红军用于公司其他开支。同年12月10，被告二将陈红军辞退。上述借款到期后，陈红军分别于2018年8月5日、2019年3月1日，两次向原告出具书面还款承诺，未果，2020年4月18日，原告与陈红军达成偿还借款协议，仍未果，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曾于2018年10月、12月分别两次向原告岳国宝借款各300000元，2018年10月的借款已偿还，2018年12月的借款，已偿还250000元。 又查明，2019年，陈红军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起与被告二的工资争议纠纷案，2020年3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13403号裁决书。 再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冻结被告二账户上的银行存款，本院依法作出了冻结被告二银行存款的（2020）湘0821民初1531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向被告二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等和冻结民事裁定书，但被告二在十五日的答辩期限内未书面提出管辖异议和在五日内对民事裁定不服的未书面提出申请复议，故对被告二在开庭审理之日提出的行为，本院依法口头裁定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案涉款项是否用于了公司经营的问题。 一、案涉借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案涉借据由2018年3月6日，陈红军向岳国宝出具的两份借据和同年8月5日出具的一份借据组成，上述借据的金额为578000元，分别为：2018年3月6日之前，由岳国宝从银行提取现金后或已自有现金多次交付给陈红军200000元后，岳国宝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3次转账即2018年2月9日向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的母亲陈双娥转款60000元，同年3月16日向陈红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100000元，同年8月5日向陈红军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款100000元。其间，自2018年3月20日至同年6月12日，岳国宝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13次转账共计118000元。岳国宝将自己的自有资金以现金交付和银行转账、微信转账方式交付给陈红军及被告二法定代表人的母亲，陈红军出具借据的行为，显然属于借贷性质，形成的借贷关系，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依法确定为合法有效。但借款时未约定利息，故原告要求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款项是否用于公司经营的问题。从岳国宝提供的向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的母亲转账的事实以及被告二的财务给陈红军出具的收据的事实，加上陈红军在借贷关系发生期间确为被告二的副总裁，且其由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杨一萌委托管理被告二公司的事实，由此可以确定，案涉借款确系陈红军借入用于了被告二的公司经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红军、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原告岳国宝借款578000元。 二、驳回原告岳国宝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9580元，由被告陈红军、北京修哪儿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宏杰 人民陪审员  吴晓英 人民陪审员  赵群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唐柳 书记员卓辉宇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