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17193号原告：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金鱼池中街**院**楼**-21。法定代表人：陈彦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梅，女，1983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信公司）与被告董梅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乐信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被告董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乐信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不支付被告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期间工资57000元；2、判令不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4000元；3、判令不支付被告垫付费用43000元；4、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7年5月16日入职原告乐信公司，《劳动合同》中约定被告工资为12000元/月，被告自己提交的银行明细显示与合同约定相符。被告在原告处任副总经理一职，属高管人员，分管人事行政管理工作，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有独立经营决策权。被告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他人银行卡为自己每月转款约28000元，变相侵占公司财产，已构成职务侵占犯罪。被告还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私自撰写《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前后有几个不同版本，其中的内容均为被告自行书写，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原告从未向被告出具过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被告的离职单交接单上所写离职日期为2020年1月31日，与被告提供的解除通知所写的日期2020年2月14日不符，是被告于2020年1月31日提出的离职，否则人力部不会要求其填写离职交接单，可见被告离职的整个过程都系其自行操作。不仅如此被告还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为每位离职员工私自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明确给每个员工不同数额的经济补偿金。原告于2019年底出现经营困难，被告煽动在职员工集体主动离职，造成公司运营失常，员工批量离职，重要资料数据丢失。另外，被告2019年12月的工资原告已经支付。2020年1月又发放了工资，所以原告不拖欠被告的工资。由于被告自己提出的离职，原告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即使应当支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劳动者的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北京市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8467元，经济补偿金最多也不应超过25401元。而被告主张的计算基数为38000元/月，已超过上一年度社平工资的三倍，因此被告的主张及仲裁的结果均有误。对于被告垫付的费用一节，经原告查实，被告实际垫付费用为20143元，被告主张的43000元与事实不符。综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董梅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入职后，月工资标准在合同中是有约定，但原告每月向被告发放二笔工资，二笔相加每月38000元，有工资明细为证。2019年3月公司出现经营困难，原因系公司股东撤走资金，造成公司无法正常发薪，这期间大家一直尽最大努力维持着公司的运营。2019年11月时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岩在公司全员大会上向所有员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通知所有员工均可与公司人力资源部就解除劳动合同进行协商，公司愿意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给予不同程度的经济补偿。被告是与人力资源部进行协商后，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该通知书对原告应付给被告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其他款项都做了明确约定，并加盖了公章，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合法有效的。原告称该通知系人力资源部崔杰与被告私自撰写，私盖公章所为要举证证明，原告的公章是有专人保管的，被告不可能得到。对于后期补发工资一节，是因为刘岩动用了放在托管银行的托管金，给员工补发了工资，现原告已将2019年12月之前拖欠的工资全部补齐。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虽出现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因为双方一直在协商，没有签字说明就没有达成一致。被告虽于2020年1月31日在离职交接单上签字，但被告并没有离开公司，被告仍一直坚持出勤工作至2月14日，仲裁期间原告对此也是认可的。对于被告垫付的费用已经在解除通知中明确，现原告称只有20143元，被告不认可。因所有票都在原告手中，原告应举证证明。对于经济补偿金按38000元计算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对此被告不清楚，但被告同意按照法律规定由法院按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乐信公司向法院提交证据：1、《劳动合同书》、保密协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董梅的工资发放情况。3、报销凭证，证明董梅垫付的费用金额。4、《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5、离职交接单，证明董梅的离职时间为2020年1月31日。6、路桂云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路桂云系乐信公司员工的母亲，7、入职登记表。8、仲裁裁决书。董梅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这只是一部分，乐信公司并未全部拿出来，现双方已有约定，按约定履行。对证据4,只认可董梅签字的，没有董梅本人签字的均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因被告签字后并无实际交接人与其交接，也没有办理交接手续，董梅仍出勤工作。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路桂云系乐信公司员工的母亲，路桂云向董梅转账是公司的行为，是按照公司要求做的。对证据7-8，真实性均认可。董梅向法院提交了1、《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2、乐信公司原执行董事、总经理刘岩的证言，证明董梅的月收入为38000元，应乐信公司的要求董梅每月工资分为两部分发放。乐信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发放给董梅的几笔工资是支付2019年12月之前拖欠的部分，现乐信公司尚拖欠董梅2020年1月和2月的半个月工资未支付。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是乐信公司与董梅达成的一致意见，加盖的公章也是乐信公司的行为。乐信公司对上述证据1,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刘岩的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刘岩只是乐信公司的代持法人，不具有决策权。刘岩与董梅达成的协议应经过股东和实际决策人的同意，刘岩不负责任的加盖公章侵犯了公司的利益。刘岩不仅与董梅达成协议，还与其他许多离职员工都达成了协议，现乐信公司已与大部分离职员工进行了私下调解。另查，董梅于2020年3月27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乐信公司1、支付2020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4日工资57000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4000元；3、支付垫付费用43000元。2020年8月15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20]第1265号仲裁裁决，1、乐信公司支付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期间工资57000元；2、乐信公司支付董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14000元；3、乐信公司支付董梅垫付费用43000元。乐信公司不服裁决，起诉至法院。本院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双方均认可董梅于2017年5月16日入职乐信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2017年5月16日起至2020年5月16日止，岗位从事副总经理工作，月工资收入12000元。董梅实际工资每月分二笔发放，均汇入董梅建设银行账户内。其中一笔由乐信公司直接汇入董梅账户，另一笔由乐信公司汇给路桂云，由路桂云再转给董梅，共计38000元。就解除劳动关系问题，董梅与乐信公司经协商于2020年2月14日达成一致意见。内容：“你与乐信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经与员工双方协商，决定从2020年2月14日起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人力资源制度，确定以下双方权益：1、按照员工实际考勤核算工资；2、员工连续任职满（32）个月，经济补偿为（114000）；工资为（5.5个月工资（2019年9月-2020年2月）），其他款项为（43000）；……”。乐信公司仲裁期间认可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正常出勤，认可未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庭审中乐信公司对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不予认可，并称董梅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套取公司费用，并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私自撰写《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对此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乐信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明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乐信公司称，公司财务宋云峰（译音）曾表示过，汇入路桂云账户内的款项不是公司的钱款。但经法院向原乐信公司财务人员宋云峰询问，宋云峰表示，其未向乐信公司讲过任何事情。其每月向路桂云账户内汇款系遵照乐信公司领导的指示操作的，动用的是公司钱款。其只是公司的财会人员，领导审批后让其转谁其就按领导的指示操作，其本人只是执行者。具体路桂云收款后再转给谁不清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效力问题。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该《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系董梅与乐信公司就离职问题共同达成的协议，系合法有效的，乐信公司应按双方约定的内容履行给付义务。虽然乐信公司称，《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的公章虽是真实的，但系董梅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人力资源总监崔杰，私自撰写《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并加盖公章，但乐信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由于乐信公司仲裁期间认可董梅2020年1月1日至2月14日正常出勤，认可未支付该期间的工资，本案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董梅该期间未正常出勤，故乐信公司应支付该期间的工资。对于董梅的每月工资数额，根据董梅提交的银行明细及法院对原乐信公司的总经理及财务人员进行核实，董梅每月收入为38000元，故乐信公司应支付董梅该期间工资57000元。对于乐信公司称《劳动关系解除通知书》中，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按董梅的38000元/月计算已高出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约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但董梅当庭表示，同意法院按法律规定的三倍标准进行计算，对此本院不持异议。乐信公司应支付董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5145×3）105435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董梅2020年1月1日至同年2月14日期间工资5700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董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5435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董梅垫付费用43000元；四、驳回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乐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秀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