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6民终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信贵，男，1954年1月20日生，汉族，四川省泸州市人，现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系死者肖林之父。上诉人（原审原告）：程送会，女，1956年9月4日生，汉族，四川省泸州市人，现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系死者肖林之母。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某，女，2008年3月28日生，汉族，四川省泸州市人，现住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系死者肖林之女。以上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勇，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永江，男，1981年9月6日生，汉族，四川省泸州市人，现住云南省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延武，云南临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莲，云南临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以下简称肖信贵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于永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0）云2625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于2020年8月19日组织上诉人肖信贵、程送会及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勇，被上诉人于永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延武、王雪莲进行了法庭调查和调解，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文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2601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支持肖信贵等三人一审阶段提出的诉讼请求，即判令于永江立即向肖信贵等三人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13431.5元整。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于永江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判决第11页最后一段认定的事实为“另查明，肖林生前系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原民强村村民，肖信贵、程送会、肖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林在事故发生时已连续在城区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事实”，肖信贵等三人不予认可。肖信贵等三人认为，肖信贵等三人提交的第5组证据中的《证明》《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证明》《房主身份证》《房屋产权证》等证据材料，能够证明肖林自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在曲靖市麒麟区树有调料经营店务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一他字25号）的解释，农村户籍的受害人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损失的，以在城镇连续生活一年以上，且收入来源于城镇为一般性原则。根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肖林在城镇地区连续生活满一年以上且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因此，原判决认为“肖林在事故发生时未在文山城区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属于偷换概念。在一审庭审中，肖信贵等三人还提交了第6组证据《证明》及其规划图，用以证明肖林家住在大渡口镇××村在集镇规划区范围内，即使肖信贵等三人提交的第5组证据不能证明肖林在城镇地区连续生活满一年以上且收入来源于城镇，但肖林生前家住在集镇规划区范围内，其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也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在原判决第16页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但是本案案由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涉及到公司行为，因此，原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由肖信贵等三人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对责任划分不客观、不公平。原判决认为“本案肖林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就经常按于永江的指示驾驶电动三轮车向客户送货，应当熟知肇事车辆电动三轮车的机械情况。在事故发生前明知自己从事的系危险作业，未对电动三轮车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和保障义务，对自身受到的损伤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认定肖林分担60%的过错责任。于永江作为肇事车辆电动三轮车的所有人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本案发生造成的损害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肖信贵等三人不予认可。肖信贵等三人认为，首先，通过王礼元和于永江的《询问笔录》来看，能够确认一个事实，即于永江系肇事车辆电动三轮车的所有人，其将该电动三轮车提供给肖林用于运送门窗，是肖林为于永江提供劳务必需的工具，因此，该电动三轮车应当认定为雇主于永江提供给雇员肖林用于劳作的劳动工具，于永江不仅应尽到对车辆的安全管理义务，而且还应保证其所提供的劳动工具无瑕疵，故应认定于永江存在重大过错。其次，于永江提供给肖林用于劳作的劳动工具存在重大瑕疵，《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肖林所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即于永江将不符合技术标准的三轮车作为劳动工具提供给肖林运送门窗，导致事故的发生。最后，认定该三轮车不符合技术标准，是文山市交通警察大队根据《事故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鉴定》《车速技术鉴定》《车辆属性鉴定意见》等确定的，即肖林仅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并非车辆方面的专家或技术人员，通过肉眼、经验等无法对该三轮车的机械情况有准确的熟知和判断，因此，在鉴定报告作出之前，肖林均不知晓肇事三轮车存在任何安全隐患，故肖林不存在任何过错。通过上述来看，肇事三轮车具有特殊的属性，即肇事三轮车属于劳动工具，雇主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劳动工具无瑕疵，但是本案肖林因雇主提供的劳动工具存在重大瑕疵致使事故身亡，应认定雇主存在重大过错。原判决对责任划分不客观、不公平。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责任划分不客观、不公平，为维护肖信贵等三人的合法权益，特此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肖信贵等三人的上诉请求。于永江答辩称，1肖林的户口系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村是属于农村，不属于城镇，赔偿金应该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赔偿；肖林在知道三轮车刹车存在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肖林在本案中存在严重过错。肖信贵、程送会、肖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于永江立即赔偿肖信贵、程送会、肖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13431.5元（死亡赔偿金33488元／年×20年＝669760元、丧葬费104077元／年×6个月＝52038.5元、被扶养人肖某生活费21626元／年×7年÷2人＝75691元、被扶养人肖信贵生活费21626元／年×15年＝324390元、被扶养人程送会生活费21626元／年×17年＝367642元，以上五项共计1489521.5元-已支付的76090元＝1413431.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于永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信贵与程送会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一子肖林。肖林与杨小玲系夫妻关系，于2008年3月28日生育女儿肖某，双方于2012年1月17日离婚，由肖林负责抚养肖某。2019年3月份于永江雇请侄子肖林到文山市为其务工（主要工作职责是装饰装修工作，并负责门窗等建材的运送），工资由于永江负责发放，双方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19年6月11日，肖林接受于永江指派，将客户购买的门窗从文山市三鑫建材机电城（于永江与妻子邓银燕开的门市）运送至文山市。当日11时30分许，肖林驾驶于永江所有的无号牌电动助力三轮车（驾驶室内载负责安装门的师傅王礼元）行驶至文山市处，肖林驾驶的三轮车在下坡转右急弯路过程中，因三轮车制动性能减弱致车辆失控，三轮车碰撞道路东侧路肩上的防护墩后驶离路面坠至道路东侧边坡底，造成肖林现场死亡，王礼元受伤，三轮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文山市作出第53262112019000006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认为肖林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是造成此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肖林的行为及过错对发生此道路交通事故起到根本性作用，王礼元无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依法认定肖林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王礼元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事故发生后，于永江先后于2019年6月16日、19日向肖信贵共计支付了87000元用于办理肖林的丧葬事宜，并另外向肖信贵支付了肖林的工钱9090元。双方因协商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于2020年3月12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于永江赔偿因肖林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诉讼中，原审法院向杨小玲核实关于对女儿肖某的监护权一事，杨小玲口述已另行组织家庭并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杨小玲身份证复印件》《申明书》各一份，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对女儿肖某的监护权，肖某由爷爷肖信贵、奶奶程送会负责监护。另查明，肖林生前系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原民强村村民，肖信贵、程送会、肖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林在事故发生时已连续在城区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1.本案于永江与肖林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首先，关于涉及“承揽关系”“雇佣关系”的法律概念。承揽关系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产生的合同关系。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员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是指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在劳务提供者因劳务活动自身受到损害时，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引发的纠纷。在实践中，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主要表现有雇佣的建筑物装修工为完成工作受到损害的赔偿责任纠纷、承揽人和定作人为完成工作受到损害的赔偿责任等形态纠纷。其次，关于于永江主张本案系“承揽关系”的意见，根据肖信贵、程送会、肖某提交的文山市对于永江、王礼元所作的《询问笔录》及于永江提交的支付工钱的《收条》，能够客观证实肖林系于永江雇请的木工，平时还根据于永江开在文山市三鑫机电城门市的卖货情况按于永江的指示驾驶电动三轮车向客户送货，工资由于永江负责发放，于永江与肖林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于永江主张系承揽关系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依法确认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本案案由定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符合法律规定。2.肖林是否是在为于永江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19年6月11日；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系文山市境内新那线（新街乡那么果村）Ｋ7＋370ｍ路段处；肖林驾驶无号牌电动助力三轮车去新街乡那么果村的原因，根据于永江在文山市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妻子邓银燕文山市三鑫机电城里面开了一个门市卖门，我在文山市做建筑工程（装修房子）。肖林是在农历2019年正月过来文山帮忙，帮我们在工地上做木工，时不时帮忙骑我们的电动三轮车送货，王礼元是我们经常请来安装门的师傅。我们卖门后偶尔叫肖林送货，请王礼元自己去装门。2019年6月11日早上我就去我的工地上了（工地在文山城里面），在11时左右，我就接着王礼元的电话说他们出车祸了。…”能够证实肖林系于永江雇请的木工，平时还根据于永江的指示驾驶电动三轮车向客户送货。而“王礼元的工钱是按安装门的套数结的，肖林是按送货次数或者按做木工的平方数结的”能够证实肖林的工资由于永江负责发放的事实。通过以上证据内容结合对争议焦点问题1的分析，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肖林是在为于永江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3.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诉请应否支持。关于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主张于永江立即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13431.5元的诉请问题。首先，于永江应否承担民事责任，应先查清本案中的责任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肖林系于永江雇请的雇员，肖林直接接受于永江的工作安排、指示，工资由于永江发放，实际上是受于永江雇佣，为其提供劳务，肖林与于永江之间形成了雇佣劳务关系，肖林在为于永江提供劳务的工作时间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于永江作为雇主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次，关于肖林是否分担责任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肖林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就经常按于永江的指示驾驶电动三轮车向客户送货，应当熟知肇事车辆电动三轮车的机械情况。在事故发生前明知自己从事的系危险作业，未对电动三轮车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未尽到自身的安全防护和保障义务，对自身受到的损伤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肖林分担60%的过错责任。于永江作为肇事车辆电动三轮车的所有人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本案发生造成的损害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最后，关于肖信贵、程送会、肖某诉请的各项经济赔偿计算：（1）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主张死亡赔偿金669760元的诉请，根据肖信贵、程送会、肖某提供的身份证、居民户口簿，《证明》、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房主身份证、房屋产权证等证据不能客观证明肖林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在城镇，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主要消费在城镇，也不能证实肖林在事故发生时已连续在文山城区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事实。故本案不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即为10768元／年×20年＝215360元，肖信贵等三人的该项主张部分合法有据，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2）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主张丧葬费52038.5元的诉请，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为104077元÷12个月×6个月＝52038.5元，原告的该项主张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主张被扶养人肖某生活费75691元、被扶养人肖信贵生活费324390元、被扶养人程送会生活费367642元的诉请，依照法律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肖信贵等三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肖信贵与程送会共生育一子肖林，肖林之女肖某于2008年3月28日出生，现年12周岁，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9123元计算至十八周岁；肖信贵于1954年1月20日生，现年66岁，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9123元计算14年（66岁减6年）；程送会于1956年9月4日生，现年63岁，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9123元计算17年（66岁减3年）。被扶养人有3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此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该项诉请的合理赔偿计算为：9123元×6年＝54738元（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三人）＋9123元×11年（肖信贵、程送会二人）＝155091元。以上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1）至（3）项合理经济损失共计215360元＋52038.5元＋155091元＝422489.5元。按责任比例划分，肖林分担60%的过错责任，故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赔偿金额为422489.5元×60%＝253493.7元。于永江承担40%的过错责任，即422489.5元×40%＝168995.8元。减去于永江已支付的办理丧葬费用87000元，于永江实际应赔偿的金额为168995.8元-87000元＝81995.8元。综上所述，肖信贵、程送会、肖某主张的诉请部分合法有据，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规定，判决：一、于永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各项合理经济损失81995.8元；二、驳回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20元，减半收取8760元，由于永江负担3504元，肖信贵、程送会、肖某负担525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永江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肖信贵等三人提交了一份证据：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于2020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村14社42号程送会、肖林、肖某该户属于大渡口城镇规划区。本院依职权向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调取了该分局于2020年10月20日出具的《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关于大渡口镇××社××渡口镇城镇规划区的复函》，该复函载明：“肖信贵、程送会、肖某户所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村14社42号房屋位于纳溪区大渡口镇城镇规划区外”。经质证，肖信贵等三人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关于大渡口镇××社××渡口镇城镇规划区的复函》没有意见，但是其家房屋距离城镇规划区很近，距离边沿只有十多米，并且耕地都在规划区内。于永江对肖信贵等三人提交的《证明》不认可，认为没有附规划图纸，不知公章的真假；肖林所居住的村子只是乡村旅游点，不是国家开发的，距离大渡口镇有7公里左右，该份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对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关于大渡口镇××社××渡口镇城镇规划区的复函》认可，是客观真实的。本院认为，本院依职权向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调取的《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关于大渡口镇××社××渡口镇城镇规划区的复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由法院向该单位发出调查函后该单位以文件形式出具的复函，加盖了单位公章，有该单位人员签字，能够证明本案的案件事实，且双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而肖信贵三人提交的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于2020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证明内容不一致，证明内容不真实，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本案法律事实的意见，肖信贵等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肖林不是于永江的侄子，是于永江的侄子介绍肖林到于永江这里打工；2.一审认定“肖林生前系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原民强村村民，肖信贵、程送会、肖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林在事故发生时已连续在城区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事实。”属事实认定错误，结合肖信贵在一审提交的第5、6组证据肖林的各项经济损失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他无异议。于永江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肖林是于永江姐夫的兄弟。本院认为，对于肖信贵等三人提出的第一点异议经于永江认可，一审对此表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为：“2019年3月份于永江雇请肖林到文山市为其务工”。对于肖信贵等三人提出的第二点异议正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将结合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评述。对于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因肖林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还是农村居民计算？2.一审划分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针对焦点问题，本院结合本案证据和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因肖林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的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还是农村居民计算的问题。肖信贵等三人主张因肖林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进行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另有法律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肖信贵等三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在一审过程中，肖信贵等三人提交了曲靖市麒麟区树有调料经营店出具的《证明》、营业执照、刘道芬出具的《证明》、房屋产权证、曲靖树有调料店两名员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肖林于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在曲靖市麒麟区树有调料经营店务工，工作岗位为仓库配货员，主要工作是管理仓库、调料加工。在此期间在云南省曲靖市居住。经审查，出具证明的分别是曲靖市麒麟区树有调料经营店的经营者即肖林的舅舅程树有，肖林的舅母刘道芬以及调料店的两名员工，程树有、刘道芬是肖林亲属，具有利害关系，且以上人员并未出庭作证，接受法庭的询问，以上人员出具的证明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的特征，依法不予采信。肖信贵等三人在二审时当庭陈述：“肖林在来文山之前是装修房子，做装饰、装修工作，支木，他是临时工哪里都做，地点不固定，做了三、四年了”以上陈述与曲靖市麒麟区树有调料经营店、刘道芬、调料店的两名员工出具的《证明》内容不一致，故肖信贵等三人主张肖林于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在曲靖市麒麟区树有调料经营店务工，并在云南省曲靖市居住，本院不予采信。肖信贵等三人主张肖林家住在大渡口镇××村，在集镇规划区范围内，在一审时提交了大渡口镇××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在二审时提交了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于2020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依据本院依职权向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调取的该分局于2020年10月20日出具的《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关于大渡口镇××社××渡口镇城镇规划区的复函》，该复函载明：“肖信贵、程送会、肖某户所在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村14社42号房屋位于纳溪区大渡口镇城镇规划区外”，在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分局向本院的复函中，明确了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村14社42号房屋位于纳溪区大渡口镇城镇规划区外，故肖信贵等三人的该项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以上，肖信贵等三人未能提供足以证明肖林在事故发生时居住于城镇或者在城镇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证据，一审对因肖林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二）一审划分比例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肖林是在2019年3月开始为于永江提供劳务，其在本次事故发生前经常、多次按于永江的指示驾驶电动三轮车给客户送货，其多次驾驶肇事车辆，应当熟知肇事车辆的机械情况。肖林作为长期需要驾驶该肇事车辆运送货物的人，明知自己从事的是危险作业，未对电动三轮车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未尽到对自身安全防护和保障的义务，对其自身受到的损伤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即60%的过错责任。于永江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及肇事电动三轮车的所有人未尽到安全管理及防范义务，对本案发生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即40%的过错责任。一审对二者责任比例划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一审计算因本次事故肖林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215,360元、丧葬费52,038.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5,091元，共计422,489.5元，本院予以确认。于永江承担本案40%的过错责任，即422,489.5元×40%＝168,995.8元，减去于永江已经支付的87,000元，于永江还应赔偿81,995.8元。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在引用法条时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肖信贵、程送会、肖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20元，由肖信贵、程送会、肖某负担，已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文丽审判员  郭 琴审判员  贺雯琦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