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653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白某1，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吉某1，住太原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吉某2，住太原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山西松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张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2，该村委会支委，住太原市。原审第三人：吉某3，住太原市。上诉人白某1、吉某1、吉某2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委员会，原审第三人吉某3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3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白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上诉人吉某1、吉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被上诉人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某，被上诉人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2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吉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白某1、吉某1、吉某2上诉请求：1、撤销第一审民事判决；2、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依法改判；3、第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白某1、吉某1、吉某2系母子关系，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均为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2003年左右，被上诉人王某将6.6亩葡萄树地(包括本村村民董利生的3.3亩)转让给本村村民吉俊生(已过世)、白某1夫妇。此后将近二十年时间里，该承包地一直由白某1夫妇一家经营、种植。一、被上诉人王某在另案中曾自认将葡萄树地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中也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自认事实未作任何评价，违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的自认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已经明确“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未能提供书面合同证明为由，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判归被上诉人王某，直接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认”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二、一审法院未能详尽考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体形态，僵化理解法条、望文生义，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认为“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关系不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根据以上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四条仅适用于转包、出租、互换的场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应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原承包法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而非“不变”。综上，一审法院在原审中未能客观考量双方举证情况，属于严重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王某辩称，1、上诉人所述不实，被上诉人仅转让了葡萄树苗，并没有转让土地，在已经生效的2020晋01**民初2462号判决中明确说明王某将自己承包的涉案土地上的树苗以及董利生承包的树苗一并转让给了吉俊生。2、上诉人说的自认事实部分，那组证据是立案庭让出示的，仅是为了立案出具，况且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证人也并未出庭，依法也不应当采纳。3、本案不存在土地流转的情况，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法》的相关规定，土地流转是需要严格的法律程序的。在本案中没有变更土地使用权登记，也没有书面的流转土地流转合同，村委会也没有任何的书面或者登记记录，因此土地经营权依然是归被上诉人所有。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他们自己的土地没有通过村委会，我们不清楚。种地的是上诉人，种了20年了。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合同编号为圪字第030165号《东社街道办事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位于太原市××区南马王附近3.3亩承包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所有；二、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均系圪僚沟村村民，第三人吉某2、吉某1、吉某3系第三人白某1之子。2001年4月6日，被告圪僚沟村委会与原告王某签订了编号为圪字第030165号的《东社街道办事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中载明包含案涉南马王3.3亩土地，并记载于《圪僚沟村承包土地花名册》中。2002年，原告王某将案涉南马王3.3亩土地交由第三人白某1之夫吉俊生（已故）种植。吉俊生去世后，案涉南马王3.3亩土地由第三人白某1及其子吉某2、吉某1、吉某3种植。现第三人不承认原告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争议土地系原告王某所在户承包所得，有《东社街道办事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间，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可以获得合理补偿，但是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第四十四条：“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2002年后，案涉土地虽交由第三人耕种，但原被告之间并未解除合同，原告也并未书面通知交回承包地，因此案涉土地的承包关系并未改变。土地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流转合同，第三人主张案涉土地已由原告转让给自己，却未提供相关书面合同予以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告请求其对涉案3.3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王某对南马王3.3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新证据：1、村委会情况说明，证明根据万柏林区人民政府安排，在该村实施千亩葡萄园项目，村里的统一规划是原承包户退出，该承包地由愿意种葡萄树的和其他农户在该地快种植经营。2001年以后，该葡萄树地由村民吉俊生白某1一家经营种植至今。2、村委会会议决议记录，证明当时该土地被征用后的分配方案时土地款每亩27.2万，村民种地的65%，合下来是17.6万每亩，20%留于集体，15%留于村民。两个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王某已经退出了涉案的承包地，承包地的实际承包经营权人为上诉人。2001年之后上诉人承包土地后，粮食补助、附着物赔偿的主体都是上诉人，王某自认已经把土地转让给了吉俊生，基于出现了土地补偿才提起的诉讼与一审法院认定的客观事实是不一致的。当时转让的时候有转让协议，王某自认有协议，因为已经20年了，吉俊生已经去世。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客观性有异议。本案没有书面的流转合同，土地流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案涉土地没有流转，土地的经营权是被上诉人的。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涉案3.3亩土地经营权的归属。被上诉人王某与圪僚沟村委会签订了《东社街道办事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涉案土地的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土地经营权转让，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流转合同。第四十四条：“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案涉土地虽交由上诉人耕种，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土地流转合同，涉案3.3亩土地承包合同主体仍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主张案涉土地已由王某转让给自己，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却未提供相关书面合同予以证明，故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白某1、吉某1、吉某2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白某1、吉某1、吉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审判员 任 华 二Ｏ二Ｏ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冯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