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5552号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新北村二区22号。法定代表人：罗邦祥。委托代理人：丘凤香，广东举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百纳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官道村、塘边村中心埔，卖柴寮（土名）厂房A5。法定代表人：牟中伟。委托代理人：姚伟铄，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牟中伟，男，197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托代理人：姚伟铄，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百纳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公司”）、牟中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凤香，被告牟中伟，被告百纳公司、牟中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42268元，利息16716.49元（利息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利率上浮30%计息违约金，2019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息违约金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法定代表人之间是同乡好友，原告供货给被告多年，开始几年被告货款按双方口头约定月结合作的非常愉快，所以还委托被告代原告收取其他购货商的货款。被告从2018年10月10日开始拖欠货款截止至2019年3月9日共计209278元，拖欠代原告收取其他购货商的货款32990元。被告至今总以经济困难为由拒不支付货款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拖延付款，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承但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法诉至贵院，请贵院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庭审中，撤回关于要求被告支付委托收款32990元的诉讼请求，扣减该部分委托收款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09278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利率上浮30%计息违约金，2019年8月20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息至付清为止）。被告百纳公司、牟中伟共同辩称：一、被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起诉。被答辩人依据送货单等材料诉请答辩人支付货款，但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进行采购及结算，被答辩人提供的送货单也无任何被答辩人的标识或痕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或其他任何法律关系。事实上，答辩人仅与案外人罗邦祥（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进行交易及结算，除此以外并不涉及其他主体。因此，依据前述法律规定，被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如贵院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则答辩人发表如下答辩意见：（一）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罗邦祥（被答辩人）结清货款，被答辩人诉请答辩人支付货款缺少事实及法律依据。针对被答辩人诉请的贷款209278元1．被答辩人提交的送货单中，货款总额为39635元的8张送货单并非答辩人牟中伟签字，应予剔除。被答辩人提交编号为2005017、2004986、2004990、2004993、2004842、2004849、2004868、2004811等8张送货单并非由答辩人签字，答辩人未收到该部分货物，因此应剔除该部分送货单对应货款39635元。2.答辩人已在2019年4月至8月期间向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罗邦祥支付了货款57720元。同时，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中迅鹰（即中迅鹰连体后货架（短款）”的单价为22元，并非22.5元。3.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罗邦祥已通过取走一批价值167822元钱的货物来折抵答辩人欠付的其他货款，经抵销后，答辩人已清偿全部货款。2019年3月及6月，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罗邦祥两度借用答辩人公司公章并制作了变更收款人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罗邦祥的委托书；2019年6月26日，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罗邦祥携带该委托书及答辩人公司公章，与案外人广东雷致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协议书》并取走了价值167822元的一批货物，以抵扣案外人广东雷致电动科技有限公司欠付答辩人公司的货款。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罗邦祥取走该批货物后，答辩人欠付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罗邦祥的货款己结清，且被告保留追究原告、原告法定代表人取走货物与货款之间差额损失的权利。（二）答辩人并未欠付货款，因此被答辩人诉请支付利息没有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在2018年10月开始，被告牟中伟找到原告法定代表人，要求向原告购买摩托车配件。原告提出由于原告是公司，需要与公司进行交易，为此，被告牟中伟以牟中伟及百纳公司的名义向原告购货。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被告牟中伟通过电话或微信向原告法定代表人罗邦祥订货，罗邦祥通知原告员工送货给被告，有时是被告到原告在新塘的仓储点取货。双方约定月结，仓储员工制作对账单通过电话或微信的方式发送给被告牟中伟。一直到2019年3月，被告一直未付过款。从2019年4月开始，被告先付款给原告后再发货，双方现货现结。被告则表示，双方是牟中伟与罗邦祥之间的交易，交易的是电动车配件，而非摩托车配件。送货均是被告牟中伟到原告处提货。对2019年4月开始也不存在现货现结的情形。原告提交了对账单到庭，对账单载明对账单位为百纳公司与牟中伟，还列表载明了日期、入库单号、产品名称、单位、送货数量、单价、金额、备注等内容。包含2018年10-11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57250元）、2018年12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25450元）、2019年1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63858元）、2019年2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26520元）、2019年3月份对账单（应付金额为31700元），总对账单【载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总账为209278元（除2019年3月份相应货款为36200元，与2019年3月份对账单载明金额为31700元不符外，其他均相符），在下方还列明了牟中伟收取其他人部分货款，相加后总金额为242268元】到庭，上述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对账单，均由原告方人员在对账月份的次月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牟中伟，总对账单于2019年12月3日发送给被告牟中伟。牟中伟收到上述对账单后，均未提出异议。原告还提交了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3月期间的《送货单》（32份）到庭，送货单中载明收货单位为“牟中伟”，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签署“牟中伟”，送货单载明的产品名称包含中迅鹰连体后货架（短款）、鹰王连体铝后架货架、大金牛后货架等。被告对其中8张送货单有异议，认为并非被告牟中伟本人签名，并申请笔迹鉴定。对此，原告主张上述8张送货单系由被告的员工缪建强代签名。上述8张送货单在案涉对账单列表中均有列明。被告提交牟中伟与罗邦祥之间的在2019年4月至8月期间的微信记录（主要为微信转账记录），期间，牟中伟合计向罗邦祥转账支付了57720元，在部分微信转账记录下方，牟中伟会发送譬如“迅鹰200套，大金牛200套”“鹰王后衣架200套”“大金牛200套”等内容，被告表示上述付款均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货款，下面发送的文字描述的是微信支付款项对应的货物。法院询问为何如此结算（而不是按月结算金额或者送货单所涉金额）。被告表示配件金额是浮动的，应当以付款时的单价为准，所以这么结算。被告提交《协议书》中载明，百纳公司（乙方）与案外人广东雷致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甲方）约定，关于甲方拖欠乙方的全部货款，甲方拖欠121567元，广州雷致机车有限公司欠乙方44365元，合计165932元，甲方以车辆产品作为抵销对乙方所有欠款。并主张上述货物由罗邦祥取走，应抵销案涉货款。原告则表示上述《协议书》中相应货物由罗邦祥提走没有异议，但主张上述协议书中欠款系由案外人到百纳公司下订单，百纳公司作为中间商赚1元/件差价，原告向案外人送货，系其他案件纠纷，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案涉对账单中载明的对账双方为原告与被告牟中伟，送货单中亦载明客户为牟中伟，为此，本院认定案涉交易为原告与被告牟中伟之间产生。原告主张系与两被告进行交易，并未提交证据到庭，被告亦主张仅系被告牟中伟参与案涉交易，为此，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认为系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罗邦祥个人交易，与案涉对账单载明的交易主体不符，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告与被告牟中伟之间的案涉买卖交易成立，且交易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有效。原告与被告牟中伟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交易，有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及原告方人员向被告发送的对账单为凭，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牟中伟抗辩其中8张送货单并未其本人签名，为此否认收到货物，但案涉对账单中载明了上述送货，且被告在微信中收到对账单后并未提出异议，为此，对上述8张送货单所涉货物已经送交被告牟中伟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的笔迹鉴定申请，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根据案涉对账单中载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总货款为204778元，被告收到微信后并未提出异议，且上述送货情况有相应送货单相互印证，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主张2019年4月至8月期间其通过微信向原告法定代表人罗邦祥支付的款项为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货款，但与双方通过微信分期支付且多数情况下在支付款项后列明产品名称及数量。根据常理，双方对之前供货的付款，要么根据逐月对账单进行付款，要么根据总欠款金额分期付款，将相应款项从总对账款项中扣减，要么根据每份送货单进行付款。但本案2019年4月至8月期间的付款系分散且支付款项后列明付款对应的产品名称及数量，而上述产品名称及数量与之前的送货单并无对应关系，与对账单亦未见对应关系，明显不符合常理。相反，上述微信付款情况，与原告主张在上述月份继续供货但变更付款方式为现结的交易方式相符。且原告方人员在2019年12月向被告牟中伟发送总对账单，载明了欠款金额，被告牟中伟亦未提出应当扣减2019年4月至8月期间支付的款项问题。为此，对原告主张2019年4月至8月期间被告牟中伟支付的系2019年4月至8月期间的货款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为此，对原告要求被告牟中伟向其支付20477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货款超出部分，原告并未对总对账单中3月份货款与2020年3月份对账单存在差异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应由原告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牟中伟抗辩原告取走一批价值167822元用于抵销本案货款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上述《委托书》中所涉的167822元系为原告拖欠被告的债务，并不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可另觅法律途径解决。被告拖欠原告货款204778元未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原告与被告牟中伟之间约定了付款期限，为此，原告要求自2019年4月1日起计付利息，并无法律依据，但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自本案立案之日即2020年7月8日起的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标准计付至付清款日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牟中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04778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自2020年7月8日起计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90元（原告已预交5184元），由原告台州市路桥思泽摩配有限公司负担440元，被告牟中伟负担42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金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子晴王莉珊附本判决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