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2民初8412号原告：孙思敏，女，199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懿飞，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仪，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旭丽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TCL文化产业园汇创空间**。法定代表人：陈金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韵，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思敏与被告广州旭丽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丽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思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懿飞，被告旭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思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6年11月10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旭丽公司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1个月（2019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8日）双倍工资51567元；3.判令旭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5个月16148元（2016年11月10日至2020年1月18日，4613.7元×3.5个月）；4.判令旭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孙思敏通过网络招聘于2016年11月10日正式入职旭丽公司，担任仓管进出货、淘宝客服销售职务，于2017年1月转正。当时孙思敏与旭丽公司已协商好转正后购买社保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转正后，旭丽公司并没有与孙思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为其购买社保。期间孙思敏多次向旭丽公司口头提出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均被旭丽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至2019年7月孙思敏向旭丽公司提出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未购买社保为由的辞职报告，但未被批准。旭丽公司说这种理由是不会同意辞职的，只能够以个人原因才能够批准辞职，同时并不希望孙思敏离职。当孙思敏提出辞职请求后旭丽公司告知孙思敏可以为其购买2019年8月后的社保，2019年8月之前的社保不会为其补缴。孙思敏感觉这样不公平，当时就说要考虑，但旭丽公司一直没有提出过要与孙思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没有实际行动去为其购买社保。关于旭丽公司所说每月几百元的社保补偿是包含在发放的工资里面，明显缺乏证据，是孙思敏提出辞职以后旭丽公司才在微信聊天说明，属于单方面说辞，孙思敏不予认同。因孙思敏多次与旭丽公司谈论过此事，旭丽公司表示不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所以孙思敏并没有在微信上与旭丽公司纠结这件事。直至2019年12月旭丽公司并没有做出实际行动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为其购买社保，孙思敏感到非常失望，只能按照旭丽公司提出的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辞职，并工作至2020年1月18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用人单位存在过错，劳动者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并不影响其提出经济补偿的权利，根据《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关于未签订无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的诉讼时效，孙思敏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超过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就视为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该支付前11个月的双倍工资，劳动者在工作满一年后多次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订，在用人单位补签书面劳动合同之前，赔偿都是有效的，并不受时效期影响，截止时间为补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望法院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告旭丽公司辩称，一、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2016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18日。2016年12月1日，孙思敏通过网络招聘入职旭丽公司处，工作内容为仓库货物管理。双方口头约定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为2000元/月，试用期满工资为2600元/月，根据孙思敏的工作表现进行调整。2017年1月开始，旭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孙思敏按月支付工资。二、旭丽公司无需向孙思敏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十五条明确，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确定。2010年4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点明确，用人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围，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仲裁时效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给劳动者双倍工资，劳动者在一年内对此未提出权利主张的，按超过仲裁时效处理，不予保护。故孙思敏自入职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也已明显超过仲裁时效，不应予以支持。三、旭丽公司无需向孙思敏支付经济补偿金。2019年12月18日，孙思敏主动向旭丽公司提出辞职，问及具体原因，孙思敏称工作“有点累”。2020年1月18日，孙思敏正式离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劳动者提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属于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孙思敏为达到诉讼目的，陈述虚假事实，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是因旭丽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及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旭丽公司从未收到其所称的书面辞职报告。且孙思敏与旭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16日，旭丽公司向孙思敏询问购买社保问题，旭丽公司明确表示可从当月开始购买，届时社保个人缴纳部分的保险费需从工资中扣取，孙思敏两次表示再“考虑”，并未明确答复。2019年8月13日，旭丽公司再次询问孙思敏是否购买社保，孙思敏仍表示“让我考虑一下”，此后，孙思敏未再明确答复或提出要求。2019年12月18日，孙思敏以工作辛苦为由向旭丽公司提出辞职。广州市黄埔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亦查明孙思敏并未以除工作辛苦以外的其他原因提出辞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条规定，劳动者以其他理由提出辞职，后又以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迫使其辞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2017年7月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8点明确，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情形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在离职时明确提出。劳动者在离职时未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情形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其之后又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情形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一般不予支持。此外，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十四条可知，2017年12月1日之后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孙思敏要求旭丽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孙思敏通过网络招聘入职旭丽公司处，岗位主要是仓库管理，偶尔兼职销售业务，孙思敏在职期间的工作均由旭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金炎直接安排，陈金炎每月10日左右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孙思敏上月工资。双方从未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旭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金炎与孙思敏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16日，陈金炎表示“你（孙思敏）的基本工资是3600元。提成是销售额的百分之三。这个不变。如果买社保的话你基本工资得扣420.08。补助那些我就不会发放了。等于你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就拿到手是3180加上你的提成。所以你看看要买的话这个月就给你买没有问题的。补以前的是不可能补得到的”，孙思敏询问“2016年11月到现在的社保都不可能补是吗”，陈金炎回复“我们本来就没有买社保的。你要想买你应该早点同我提出来要买社保的。我也不想你辞工呀主要。”孙思敏回应“我18年7月份吧，有跟你说过社保的问题，你当时是说公司销售业绩不好，支出大，羊毛出在羊身上之类的。”陈金炎回复“嗯嗯。实际也是。所以没有买社保。每个月就会多给几百块钱补助了。”孙思敏回复“好吧。我考虑考虑。”2019年8月份，陈金炎再次询问孙思敏是否要购买社保，孙思敏继续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哈。”2019年12月18日，孙思敏告知陈金炎准备辞职并做到过年，年后就不来了，陈金炎回复“太辛苦了是吧？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孙思敏回复“有点累，忙着出货打单打包，一来货又得赶紧进，然后还要回复淘宝客户信息，有时候微信上也有客户要回信息，回的慢点就拼命催，就是一天乱七八糟的，晕头转向。”经核查，孙思敏未在提出辞职的微信对话中提及其他辞职原因。双方确认孙思敏于2020年1月18日离职。孙思敏主张系因旭丽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又未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故以书面形式向旭丽公司递交了《辞职信》，并提交与其朋友“关雄～小关”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书面《辞职信》拟证。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7月23日，孙思敏向其朋友“关雄～小关”发送《辞职信》，并询问“我需不需要在内容里面加上离职日期？”关雄～小关回复“写啊，为了不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后面写上离职日期：我于2019.8……离职。”《辞职信》载明：孙思敏决定辞去仓库文员兼销售一职，辞职原因是公司未缴纳社保未签合同，工作任务过重。公司目前的工作让我有点力不从心，为了不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孙思敏决定辞退（去）这份工作。旭丽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旭丽公司辩称“关雄～小关”是孙思敏的朋友，与其有利害关系，该《辞职信》是孙思敏单方制作，且该司从未收到，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聊天时间为2019年7月23日，而双方2019年8月还在沟通社保问题，孙思敏直至2020年1月18日才离职，该《辞职信》与事实不符。庭审中，孙思敏主张系当面递交《辞职信》，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孙思敏提交《工作证明》主张双方自2016年11月10日至2020年1月18日存在劳动关系，该《工作证明》载明：孙思敏于2016年11月10日起在旭丽公司工作至今，于2017年1月份转正，担任仓库进出货、销售及淘宝客服职位。落款处加盖旭丽公司公章，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18日。旭丽公司辩称该司未出具该工作证明，证明上的公章与该司真实的公章不一致。孙思敏确认该证明上盖的为旭丽公司的备用章，在其工作过程中陈金炎曾要求其使用过该备用章。庭审中，法院向旭丽公司释明是否就公章真实性申请鉴定并要求旭丽公司于庭后三个工作日向法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书，旭丽公司逾期未提交。双方确认孙思敏的实发工资中未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孙思敏提交陈金炎自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本月发放上月工资）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其工资发放情况，并主张2016年11月的工资为现金支付。旭丽公司对转账记录予以确认，并辩称发放的工资中包含报销费用，但对此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2020年4月24日，孙思敏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一、确认孙思敏与旭丽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旭丽公司支付孙思敏2019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8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51567元；三、旭丽公司支付孙思敏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6148元；四、旭丽公司支付孙思敏未缴社保经济补偿金共16148元。孙思敏仲裁庭审前变更第二项仲裁请求为：要求旭丽公司支付2019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8日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51567元，并当庭申请撤回第四项仲裁请求。2020年7月7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埔劳人仲案[2020]13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孙思敏与旭丽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孙思敏的其他仲裁请求。孙思敏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旭丽公司得知孙思敏申请劳动仲裁，陈金炎曾于2020年4月30日通过微信询问孙思敏要求什么补偿，并表达了私下和解的意愿，但双方未有协商结果。以上事实，有《工作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孙思敏与旭丽公司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关于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关键在于确认孙思敏的入职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孙思敏提交的《工作证明》已载明其入职时间，旭丽公司辩称该工作证明上的公章虚假但未就公章的真伪申请司法鉴定，也未就孙思敏的入职时间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孙思敏主张的入职时间予以确认。双方均确认孙思敏于2020年1月18日离职，故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应为2016年11月10日至2020年1月18日。对孙思敏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孙思敏主张旭丽公司未与其签订过劳动合同已超过一年，双方视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要求旭丽公司支付2019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旭丽公司应当向孙思敏支付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11月9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并自2017年11月10日起双方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孙思敏于2020年4月24日提起劳动仲裁，已超过一年，其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曾有向旭丽公司提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被拒绝的情形，故对旭丽公司的时效抗辩，本院予以支持。其次，据上述分析，双方自2017年11月10日起已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孙思敏主张旭丽公司支付2019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未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首先，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情况为由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在离职时明确提出。孙思敏在2019年12月18日通过微信向旭丽公司提出辞职时，并未提出除工作辛苦以外的其他原因。其次，孙思敏主张辞职原因系旭丽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又未与其订立劳动合同，但其为此提交的书面辞职信未载明日期，其也未能证明有向旭丽公司提交过该份辞职信，而其与“关雄～小关”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发生于2019年7月23日，与前述于2019年12月18日提出辞职的日期相去甚远，亦缺乏证明力。再次，根据孙思敏与陈金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旭丽公司并未拒绝为孙思敏缴纳社会保险，且有催问孙思敏是否要缴纳，孙思敏均表示要考虑下。综上，孙思敏在提出辞职时并未明确辞职原因系旭丽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及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曾因旭丽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和未订立劳动合同迫使其辞职，故孙思敏主张旭丽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孙思敏与被告广州旭丽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自2016年11月10日至2020年1月1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孙思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孙思敏负担。负担缴费义务的当事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小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彭逸婷书记员王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