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7民初1671号原告：于某1，女，1955年9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系于某1之子），男，1982年5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文豪，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某2，男，1962年7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于某3，男，1958年5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于某4，女，1937年6月18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富裕县。原告：任某，女，1935年8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于某5，女，1966年6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于某6，女，1963年1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于某7，男，1946年4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冯某，女，1977年7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告：于某8（兼冯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71年11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于某1、于某2、于某3、于某4、任某、于某5、于某6诉被告于某7、于某8、冯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原告于某2、被告于某7、于某8到庭参加了诉讼，于某3、于某4、任某、于某5、于某6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某1向本院共同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号院内房屋的征收利益；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于某1、于某3、于某2系于某9子女，于某9于2007年6月23日去世，母亲刘某于2007年10月21日去世。1951年，于某9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分得石板房两间，并发有土地权证。1980年左右，于某9将两间房屋借给于某7一家居住。1996年左右，于某7在原告宅基地新建砖瓦房三间，后将其出租。2003年起于某9向于某7索要房屋均被于某7以房屋共有拒绝，至今房屋没有分割。2015年11月24日该房屋征收，征收利益均被于某7占有，故原告诉至法院。于某2称其意见同于某1。于某3、于某4、任某、于某5、于某6未到庭陈述意见。被告于某7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提交的土地证存根中虽以显示户主为于某9，但当时的户内人员为四人，所以原始取得的两间石板房应属家庭共有，该情况与2005年石民初字第2308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相互印证；第二，于某7自1969年参加工作起即居住于诉争石板房内，所在单位因此未给予于某7分房，1972年结婚后，住过单身宿舍、招待所，后来回到家里住，大队曾表示房屋谁住归谁，而其他兄弟姐妹均已搬离另过，于某7多年来对房屋进行维护修缮，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房屋应归属于某7所有；第三，1984年以穆某名义审批建设的一间半房，系于某7出资主持拆除原有的大队的牲口棚并建设为三间砖瓦房；第四，自1965年至1984年期间，除于某7外，其他兄弟姐妹未尽赡养义务，由其于某9，法院曾判决给付抚养费，但未予以执行；第五，征收单位调查后确于某7系被征收人，故征收利益均应属于于某7所有。于某8、冯某共同辩称，于某7搬回涉案院落时，于某10已经在西直门铁路上班并分房另住，于某9在首钢公司也分房后另住，当时穆某由于某7赡养，其他子女未尽赡养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于某9与刘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于某1、于某3、于某2三名子女，于某9于2007年6月23日死亡，刘某于2007年10月21日死亡。于某7系于某9之兄，于某8系于某7之子，冯某系于某8之妻。穆某（1903年10月13日出生）系于某9、于某7之母，据1987年首都钢铁公司机械厂1987年2月28日开具的证明显示，穆某于1987年2月18日在东北因病死亡。到庭当事人表示，穆某另育有于某10、于某4两名子女。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至苹果园派出所及展览路派出所调取穆某的亲属关系情况。苹果园派出所2019年5月28日开具的证明信显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穆某即为丧偶状态，其另育有于某4（1938年6月18日出生）、于某11（1929年12月5日出生，之妻为任定贞）两子女，户籍登记地址为西黄村×号，以上人员户籍于1953年6月4日迁至西直门外北城根5号。后经本院工作人员向展览路派出所户籍科确认，北城根5号系其辖区，展览路派出所于2019年9月24日向本院开具证明信，其中显示于某10（1929年1月20日出生，之妻任某）之户籍于1953年6月6日自西黄村×号迁至西城区西直门外北城根×号，于某10另有弟弟于某7、妹妹于某4户籍一并迁来此址，1960年1月23日于某4之户籍迁回西黄村×号。据2020年5月20日苹果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显示，于某4及其二子的户籍于1963年迁往黑龙江省富裕县粮食局。经本院函调，富裕县粮食局回复未查找到于某4及其子的信息。后本院工作人员至阜外大街派出所调查，该所于2019年11月21日开具证明信，其中显示于某10（1929年1月10日出生、之妻任某）户籍于1972年9月1日迁至铁路巷×栋×号。根据2020年5月22日展览路派出所证明信显示，于某10于1984年11月2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于某10与任某育有三名子女，分别为于某5、于某6、于某12。西长安街派出所出具证明显示于某12于2020年5月5日死亡，婚姻状况为未婚。后本院至西城区民政局查询，未查询到于某12的婚姻登记情况。经询问，到庭当事人均称对于某12的婚姻状况及是否生育子女不知情。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原有石板房两间，系1951年土地改革时于某9一家分得，后于某9搬离上述房屋户口亦迁出，于某7及其家人居住上述两间房屋，后多次出资对该房屋进行修缮及装修。于某1提交《石景山公社建房用地证》一份，其中载明穆某于1984年5月向村集体申请在×号院内建设房屋一间半，于某7称该次建设系由其主持，于某1、于某2表示在该次建设中于某9曾交付穆某3000元用于建房。于某7对此不予认可。双方均未就该次建房情况进行举证。1996年，于某7出资在院内东侧加盖平房三间。2005年7月4日，于某9以财产权属纠纷为由将于某7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号院石板房两间归其所有，砖瓦房三间归于某9、于某7共同所有。经审理，本院于2005年12月19日做出（2005）石民初字第23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号院内石板房两间，虽1951年曾登记于原告名下，但此后历经多次修缮及装修，被告的出资已成为其房屋不可分割的部分，故原告要求确认该两间石板房为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另该院内三间东房，其宅基权属不明，双方均认可系被告出资所建，故原告要求确认该房屋为其与被告共有，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驳回了于某9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现该判决书已经生效。该案中，于某1与于某7确认了当时的院落内房屋平面图。2015年，本区开始对西黄村地区进行房屋征收工作。期间，于某7、于某8向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征收中心）出示了户口簿、（2005）石民初字第2308号民事判决书，并向征收中心出具权属指认书和具结保证书。据此，征收中心（甲方）与于某7、于某8（乙方）于2015年11月24日起订了《西黄村地区房屋征收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编号：×××-××-×××××,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其中载明：被征收房屋×号院，被征收人于某7被征收房屋面积为×平方米，被征收人于某8被征收房屋封建主面积为×平方米，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3人，经询问，三被告表示以上记载的在册人口为于某7、于某8，居住人为三被告。该征收补偿协议第四条“产权调换及购房款”第2款约定乙方选定的产权调换房屋位于西黄村安置房小区，共计3套，设计建筑面共计×平方米，具体如下：（1）×号楼×单元×号，1居室，设计建筑面积×平方米；（2）×号楼×单元××号，1居室，设计建筑面积×平方米；（3）×号楼×单元×××号，2居室，设计建筑面积×平方米；第3款约定，以上产权调换房屋应付购房款249530元。协议另约定补偿补助总款共计2576461．47元，其中：产权调换补助费304250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和设备、装修及附属物138428元；搬迁费11049元；临时安置费451115．2元（一居室2套，二居室1套）；被征收房屋“剩余面积”价值补偿款1176847．67元；外迁补助费131360元；院地补助费60000元；平房补助费61816元；低保、残疾补助费40000元；移机费2335元（电话1部、空调3台、有线电视1端、热水器2台）；产权调换房屋补助费199260元。此外，另有提前搬迁奖励费200000元，扣除应付购房款，征收中心应支付剩余款项2526931．47元。三被告为证明其对被征收房屋享有权利提交了2010年6月4日北京市八大处农工商总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穆某于1987年11月去世，其位于石景山区西黄村×号住房属其子于某7所有（此证明只限于于某7之子办理廉租房用）。”于某1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2015年，于某1、于某2、于某3以确认合同无效为由将于某7、于某8、征收中心诉至本院，请求确认征收补偿协议无效。2016年12月1日本院做出（2015）石民初字第12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于某1、于某3、于某2的诉讼请求。该案审理过程中，三原告提供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其中载明于某9在西黄村有石板房2间，征收中心出示《房屋测绘示意图》，据该《房屋测绘示意图》显示，截至征收时院落内存在5号房屋及1间棚，经到庭双方当事人确认，图中3号房为于某91951年分得的石板房2间，1号房系以穆某名义审批自建，2、4、5号房及棚子系于某7自建。2017年1月19日，于某1、于某2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将于某7、于某8、征收中心诉至本院，请求损害赔偿，后原告于2017年5月23日撤回起诉。2017年9月13日，于某7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将于某8、冯某诉至本院，请求分割×号院的拆迁补偿利益。2017年9月19日，本院做出（2017）京0107民初1876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确认以下内容：“一、于某8给付于某7因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号院房屋拆迁于某7本人应获拆迁安置补偿款余款200000元（于某7和于某8协商的补偿款为500000元，双方确认已给付三十万元），具体给付方式为：于某8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给付于某7100000元，剩余100000元于2018年6月30日之前给付；二、若上述拆迁安置补偿款任何一笔于某8逾期给付，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安置房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钥匙由于某7领取，于某8有配合于某7领取该房屋钥匙的义务；三、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安置房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钥匙由于某7领取，于某8有配合于某7领取该房屋钥匙的义务；四、双方因上述房屋拆迁所获得所有拆迁安置补偿款纠纷就此解决，房屋所有权问题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后再行解决；五、如果西黄村安置房逾期交房产生的租房补贴由于某7和于某8共同领取；六、于某7家中所供养的弥勒佛一尊待于某8将第一笔100000元给付于某7后，于某7将该弥勒佛交付于某8所有，若该弥勒佛灭失，于某7不得主张上述100000元补偿；七、案件受理费480元，由于某7负担（已交纳）；八、本事件一次性解决，双方不得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本案中，三被告表示以上安置房钥匙及应付补偿款项已经领取，本院确认的征收利益不需要在三被告之间另行分割，如有给付义务，三人共同负担。2018年2月5日于某1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将于某7、于某8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分割×号院的征收利益，后于某1撤回起诉。据以上各案庭审中的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1951年于某9一家分得×号院的两间石板房后，其与穆某及穆某其他子女居住于内，后于某10参加工作并搬离房屋，后于某4于六十年代结婚搬离，1972年于某9户口迁至金顶街×区，后于某9搬离院落，1969年于某7自部队转业，并于1980年起与穆某共同居住于×号院，于某7户籍性质为非农业，穆某户籍性质为农业，穆某去世前半年左右在东北居住。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本案中原告主张继承穆某及于某9遗产，本院应先行确定穆某各继承人的身份。根据数份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信，可知穆某除于某4、于某9、于某7外另育有一子，数份证明信中存在“于某10”与“于某11”的登记，本院根据该两个姓名的配偶登记情况、该年代户籍登记管理上可能存在的实际情况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认定，该两姓名系指向同一人，即穆某之长子，本院以时间较后的户籍登记中记载的姓名确定其姓名为于某10，确定于某11为其曾用名。根据户籍迁出情况，于某4户籍迁入黑龙江省富裕县粮食局，但未在该处所查找到其死亡注销户籍记录，到庭原、被告亦未举证于某4已经死亡，故本院依法追加于某4为原告。于某12已经因死亡注销登记且未查找到其婚育记录，故本院不再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农村居民一户一宅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而户内人口由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情况，往往处于流变之中。随着部分家庭成员的分户搬离，由于该户尚存，宅基地使用权应当由剩余户内成员继续享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于某9家庭在1951年分得×号院，后除其母亲穆某外，于某9及其兄弟姐妹之户籍相继迁出并搬离该院落，故除穆某外其各子女对涉案院落均不再享有权利。于某7虽搬回该院落居住，但因其系非农业户籍，其对该院落内宅基地亦不享有权利，于某7提交的2010年6月4日北京市八大处农工商总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具有房屋权属证明力，于某7据此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穆某死亡后，涉案院落应由集体收回，因集体未收回该院落，本院应对×号院内进行继承处理。现因诉争院落内房屋已经征收转化成征收补偿协议所载的征收补偿利益，于某1要求就转化后的征收补偿利益进行分割，对此本院不持异议。根据本案中查明的《房屋测绘示意图》中各房屋的来源，本院对院落内各房屋的分割进行具体分析。图中3号房系1951年宅基地原始取得的同时取得，系家庭共有，后穆某各子女相继搬离院落，户籍亦陆续迁出，穆某作为家庭中唯一的集体组织成员，本院认定×号院的宅基地及3号房屋均系穆某遗产，1号房审批建设时，穆某已达到80岁高龄，综合考虑当事人年龄、身体状况以及房屋翻建后实际居住使用状况可以看出，1984年的房屋建设由正值壮年且已成家的于某7完成具有高度盖然性，于某1虽主张于某9在该次建设中出资，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举证，本院认定该一间半房屋系由于某7出资主持建设完成。1号房虽系于某7以穆某名义审批后建设，但该时穆某仍在世，其建设行为对该院落归属并无影响，其翻扩建房屋应视为对穆某的无偿帮扶，故×号院及院内1、3号房屋均应作为穆某的遗产予以分割，对于2、4、5号房及自建棚，系于某7在穆某去世后在集体土地上自建，其建设行为不能影响依法应确定的该宅基地上房屋遗产的份额划分。于某10、于某4、于某9、于某7作为穆某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考虑到于某7长期与穆某共同生活并扶助建房、协助对房屋进行修缮维护，对被继承人之赡养尽到主要义务，在分割被继承人财产时应予酌增。同时，考虑于某9对于3号房的原始取得具有贡献，对于3号房的征收利益亦予以多分。因于某10先于穆某死亡，其应当继承的遗产由其子女代位继承，因于某12死亡且未婚育，故于某10应继承的份额由于某6、于某5代位继承。于某9及其配偶刘某后于穆某死亡，于某9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应由其在世继承人于某1、于某3、于某2转继承。现三被告表示不需要法院对该其三人之间区分份额并表示同意共同负担给付义务，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因征收补偿款项均由三被告取得，本院认为应判决全部货币补偿款项归三被告所有，并由三被告给予其他继承人补偿款为宜。同时需要指出，在（2005）石民初字第2308号民事判决书中，于某9以院落系其原始取得为由主张确认权属，本院将其诉请予以驳回，但该案中并未对院落内房屋进行继承分割并予以确权，故该判决并不成为本案中进行继承分割的障碍。此外，在（2017）京0107民初18764号民事调解书中，于某7、于某8经协商确认了二人对于安置房钥匙的领取义务及于某8给付于某7的补偿款数额，但该调解书中确认的二人之间的相互给付义务，不妨碍本案中本院对于征收利益进行权利确认。因补偿款项及安置房屋已经交付且三被告均同意共同承担给付，故本院判决由三被告共同向其他继承人支付相应补偿款项。本案中，于某3、于某4、任某、于某5、于某6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的权利义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协议编号为×××-××-×××××的《西黄村地区房屋征收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所载征收补助款2526931．47元归于某7、于某8、冯某所有，于某7、于某8、冯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于某4100000元，于某7、于某8、冯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于某5补偿款50000元，于某7、于某8、冯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于某6补偿款50000元，于某7、于某8、冯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给付于某1、于某2、于某3合计413073．3元；二、协议编号为×××-××-×××××的《西黄村地区房屋征收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第四条“产权调换房屋及购房款”第2款中的第（2）项征收利益由于某1、于某2、于某3共同继承，于某7、于某8、冯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五日内将该项征收利益中的房屋交付于某1、于某2、于某3；三、协议编号为×××-××-×××××的《西黄村地区房屋征收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第四条“产权调换房屋及购房款”第2款中的第（1）、（3）项征收利益由于某7、于某8、冯某共同享有；四、驳回于某1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398元，由于某4负担4300元，由于某5、于某6各负担2150元，由于某1、于某2、于某3共同负担16847元，由于某7、于某8、冯某共同负担24951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由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共同负担（于某1已预交，于某3、于某4、于某5、于某6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于某1）。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却拒不交纳或逾期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未提出上诉处理。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胡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