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7民终55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女，汉族，现住昌邑市东方家园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公，山东恒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爱芹，女，汉族，现住昌邑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国，山东大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红因与被上诉人徐爱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9）鲁0786民初3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张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泽公及徐爱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治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张红系“购物返现”主体错误，该项认定无任何事实依据。徐爱芹起诉状中主张的“购物返现”事实，既没有与张红就此签订书面合同，也无证据证实张红曾经给予徐爱芹“购物返现”的口头承诺，所以所谓的“购物返现”不是发生在张红与徐爱芹之间，张红与徐爱芹之间不形成“购物返现”的事实及其法律关系。从事实方面讲，徐爱芹明知购物返现的承诺主体为潍坊市慧恒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恒公司），而且其本人也在慧恒公司的网站平台注册为会员，会员主要功能就是返现（详见判决书第3页第2部分认定的事实部分），再结合张红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张红所代收款项当日转账到慧恒公司账户。从证据层面讲，根据涉案资金的去向、会员的注册、承诺的主体等事实可以确定，张红明知交易相对人为慧恒公司，而非张红个人；从常理上分析，诸如张红一样的受害人成千上万，如此巨大的现金徐爱芹不会相信张红个人能够返现，徐爱芹也不会与张红个人发生业务。显然一审判决认定张红为“购物返现”主体既无事实依据，业务法律依据，更不符合常理。二、一审判决认定案件性质错误。一审判决以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为由认定为本案系民事案件范畴，系对公安机关决定书内容、性质的理解和认定错误。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理由是犯罪数额未达到立案标准，并未否认该起案件不属于犯罪的性质。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徐爱芹的报案对象错误，致使公安机关未能正确立案，原因在于徐爱芹。根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因慧恒公司不能涉嫌犯罪，慧恒公司无法继续返现”，并结合徐爱芹提供的潍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0702刑初287号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本案的纠纷的形成是慧恒公司造成，应当由慧恒公司承担刑事或者民事责任，正确的控告对象应当是慧恒公司，本案的犯罪数额应当属于漏罪，只是在慧恒公司已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数额累加而已。所以，对于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以及人民法院对案件性质的认定，系徐爱芹控告对象错误造成的。三、一审判决认定合同效力及诉讼时效事实错误。在本案中徐爱芹并未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无效，更未依据合同无效的处理原则主张权利。如果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认定合同无效，则应向当事人双方释明合同效力，以便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变更、答辩、举证、质证等权利，而不应当主动按照无效合同改变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变相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但对于买卖合同的价格应当按照民法原则处理，即使约定的买卖合同价格远远高于货物实际价格，当事人应当按照民法的撤销原则主张权利，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不等同于诉讼时效，撤销权属于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本案的徐爱芹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而丧失胜诉权。四、一审判决结果不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有益的社会价值。诸如徐爱芹一般的受害人人数众多，其所涉及的案件难以计量。经查阅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公布的裁判案例可以看出，涉及慧恒公司的民事诉讼案件均被驳回起诉，究其原因是因为诸如张红等经济损失并非是民事诉讼能够解决的范畴，其正确的救济途径应该是通过刑事追赃方式处理，人民法院职责范围内难以为受害人挽回损失。具体到本案而言，涉案的款项并未由张红实际掌控，已流入慧恒公司账户，如果判决张红承担还款责任，张红无力承担人数众多、数额巨大的债权，最终则判决书形同一张空文，并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社会价值。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第129条明确作出指导意见，对于涉众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应当不予受理，正在审理的应当中止审理并将犯罪线索及材料移交侦查机关，必要时报请党委政法委协调处理。五、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进一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恳请二审人民法院充分考虑并采纳，并依法纠正一审法院错误的判决。 徐爱芹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决，驳回上诉。 徐爱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红立即返还现金30,842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张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7日，张红与慧恒公司签订《加盟店合作运营协议》，约定张红加盟慧恒公司经营体系，由张红在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围子镇开设分部（连锁店）；慧恒公司负责免费提供合格的产品与货物以保证张红正常经营，慧恒公司授权张红使用其公司的商标，由慧恒公司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价格开票、收款，统一培训、统一门面装修等，实行由张红一方独立经营；合同签订后30天内，张红须向慧恒公司缴纳加盟费5万元；张红一方接受慧恒公司监督，服从慧恒公司管理，营业中日清月结，每天的营业额于第二天下午4点前上交慧恒公司；慧恒公司所牵涉的债权债务与张红无关，张红所牵涉的债权、债务、经济纠纷等，张红一方负全部责任，与慧恒公司无关；各连锁店、加盟店的店补是营业额5%；张红享有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经营合同规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双方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6年9月19日，张红在昌邑市围子街道开设昌邑市围子家宜人超市，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系张红的女儿迟云倩，实际经营者为张红。该超市成立后，以慧恒乐宜购的名义进行经营，系昌邑乐宜购004店，经营模式为购物全额返现，具体为招揽到超市购物的消费者通过公司网络平台登记注册为会员，以市场价3-5倍的价格向会员出售货物，购物款于30天后由慧恒公司全额返还到会员平台账户，会员可继续购物，也可提现。2016年11月份，因慧恒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司负责人跑路，慧恒公司无法继续返现，导致围子家宜人超市不能继续经营，众多会员未能返现。目前，围子家宜人超市已注销。2017年7月28日，案外人官孟云等人以张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2018年3月28日，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以报案人员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达不到立案标准，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17年11月3日，徐爱芹以张红涉嫌诈骗罪向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2018年3月28日，昌邑市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其中，在2017年11月3日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徐爱芹作的询问笔录中，徐爱芹陈述：其在昌邑市南隅街开了一家vivo手机专卖店，张红曾从其经营的手机店购进手机在她店里销售；2016年10月14日，其到张红店里交给迟云倩7900元现金，并以其和丈夫朱效彬的名义开通会员卡，以9924元价格购买了一部vivo-x7手机（实际价值2100元），手机是其本人店里的，没有拿到张红店里，直接给张红补了差价7900元，剩下的76元买了小米等物品；2016年10月23日，张红到其店里，其直接给了张红10,500元的差价，以12,800元价格购买了一部vivo-xplay5手机（实际价值2300元），也是直接在店里留下了手机；2016年11月11日，其到张红店里，补交差价7824元，又购买了一部vivo-x7手机（实际价值2100元），手机也是直接留在自己店里，后来张红的店关门了，一次也没有向其返现。在2017年12月19日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张红作的询问笔录中，张红陈述：其于2016年在围子开设乐宜购超市加盟店，以市场价格3-4倍对外销售商品，承诺会员购物后一个月之内返还；会员充值、购物情况其当时都登记到会员系统，并把充值款全都转到慧恒公司财务人员田翠英个人账户，到了返现日期，由慧恒公司将返现转到会员名下；销售给会员的商品是慧恒公司提供，其本人也去昌邑一家vivo手机店联系过手机；会员购物款有的转到其和迟云倩个人账户，有的支付现金，其再通过ATM机转到田翠英账户，其中昌邑vivo手机店卖手机的那个人也是补交差价交的现金，具体数额记不清了，会员系统都有记录。另查，2019年1月2日，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702刑初2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慧恒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邹某某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是徐爱芹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是徐爱芹的起诉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畴；三是张红主体是否适格；四是徐爱芹要求张红返还款项30,842元是否应当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徐爱芹主张自2016年10月14日至2016年11月11日分5笔共支付张红购物款30,842元，双方约定付款1个月后全额返现，故最早一笔款项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6年11月15日起算。徐爱芹于2017年11月3日以张红涉嫌诈骗罪向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寻求权利救济，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且该事由属于诉讼时效中断情形。2018年3月28日昌邑市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诉讼时效期间开始重新计算，至徐爱芹于2019年12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张红关于本案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方面，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702刑初2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是慧恒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邹某某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根据现有证据，与徐爱芹发生交易的相对方为张红，并非慧恒公司；另一方面，在本案立案受理之前，昌邑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已对张红因购物返现经营活动所涉刑事控告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现徐爱芹又以同一事实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民刑交叉”情形，依法应予审查处理。张红抗辩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调整范畴，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首先，从张红与慧恒公司的法律关系看，张红以开办的围子家宜人超市（昌邑乐宜购004店）加入慧恒公司连锁经营，根据双方签订的加盟协议，张红享有经营自主权，双方系合作运营关系，分别承担各自的债权债务。另外，双方也未约定张红系受慧恒公司委托经营相关业务，故张红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应对其经营过程中的债务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次，徐爱芹主张多次以补交差价方式从张红处购买手机，张红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故双方之间发生的买卖业务属实。张红虽以购物款已全部交付给慧恒公司、慧恒公司负责向徐爱芹返现为由，否认张红交易相对方的主体地位，但张红将款项交付给慧恒公司的事实属张红与慧恒公司之间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由慧恒公司进行返现属张红履行债务的方式，因此，张红的事实主张均不能推翻其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的事实。现徐爱芹起诉要求张红返还返现款，作为交易相对方的张红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首先，从双方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看，该购物消费全额返现模式属于面向不特定的公众返本销售，违反了国家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市场秩序，违背了公序良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买卖合同应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张红应当返还徐爱芹购物款。关于徐爱芹交付张红购物款的数额，徐爱芹提供微信转账截图用于证明分别于2016年11月10日、2016年10月30日支付给张红2418元、2200元，但该截图并未显示收款人，也不能证明款项用途，故一审法院对徐爱芹主张的上述两笔款项不予采信。对于徐爱芹主张的2016年10月14日7900元、2016年10月23日10,500元和2016年11月11日7824元三笔款项，根据徐爱芹庭审陈述以及张红在公安机关调查过程中的陈述，系张红到徐爱芹处购买手机后再出售给徐爱芹，徐爱芹只需支付给张红差价款的方式进行交易，但张红在庭审中对徐爱芹主张的数额不予认可。根据查明情况及当事人陈述，徐爱芹以现金方式支付手机差价款后，张红并未向徐爱芹出具收据、发票或收条等付款凭证，只是通过会员平台系统记录交易情况。徐爱芹、张红双方在庭审中均主张会员账户的登录及查询由对方掌握，但张红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会员在我们加盟店里购物以后，我将会员购物款全部转到总部财务人员田翠英的个人账户，并通过公司网站对会员充值、购物情况进行登记。他们充值、购物情况我当时都登记到会员系统了”，由此可知，张红负责会员消费及收款信息的录入、汇总及管理，其应当掌握徐爱芹在张红处消费及交付购物款情况的相关证据。张红虽主张会员系统已无法登录查询，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提供其他反驳证据推翻徐爱芹主张的购物款数额，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根据张红与慧恒公司的约定，张红应当在第2天下午四点前将营业额交付给慧恒公司。从张红提交的迟云倩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张红方分别于2016年10月14日、10月23日、11月11日交付给田翠英11,566元、50,000元、31,418元，该数额均高于徐爱芹主张的数额（2016年10月14日交付7900元+手机款2100元、10月23日交付10,500元+手机款2300元、11月11日交付7824元+手机款2100元），也间接印证了徐爱芹的主张。综上，对于徐爱芹主张的2016年10月14日7900元、2016年10月23日10,500元和2016年11月11日7824元三笔款项共计26,224元，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张红对上述款项应予返还。徐爱芹主张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张红付清之日，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张红应返还徐爱芹购物款26,224元并承担相应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徐爱芹购物款26,224元及利息（以26,224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张红实际给付之日）；二、驳回徐爱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7.20元，财产保全费380元，共计1027.20元，由徐爱芹负担153.80元，张红负担873.4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是双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性质、效力问题，二是张红作为本案主体是否适格；三是诉讼时效问题。 关于焦点一，徐爱芹与张红之间虽然形式上为购物全额返现，但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系张红从经营手机专卖店的徐爱芹处购买手机再出售给徐爱芹，而双方之间并没有买卖标的物的实际交付行为，有的只是资金的空转，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仅是为获得返现款而采取了形式上的“购物返现”模式，该行为同样违反了国家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扰乱了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市场秩序，且违背公序良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一审虽对案由认定不够准确，但认定上述行为无效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双方之间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的效力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畴，虽然一审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徐爱芹的主张不一致，但徐爱芹的诉讼请求为返还购物款，不需要进行变更，一审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及处理并未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关于焦点二，案涉款项为张红从徐爱芹处实际收取，其与徐爱芹之间的交易也非其主张的由案外人慧恒公司提供货物，将收到的案涉款项交至慧恒公司的行为系其与慧恒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徐爱芹，因此一审认定张红为返还款项的主体正确，张红以案涉款项实际交付至慧恒公司等为由主张其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因案涉交易行为无效，徐爱芹也未主张撤销合同，故本案中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张红关于因徐爱芹未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而丧失胜诉权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7.20元，由张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霞 审判员 尹臣正 审判员 李金桦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