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17561号原告：广州市潮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东晓南路(以东)南边基63号南三街12、14、16、18号。法定代表人:杨瑞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淑萍,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茎根,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国江,男,汉族,1963年2月2日出生,住辽宁省海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扶阳,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友,男,汉族,1982年9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桂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洁娜,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潮丰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国江、曹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淑萍，被告王国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扶阳，被告曹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洁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货款736477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3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8日为22425.72元）。事实和理由：两被告长期向原告购买布料，截止2019年8月30日，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36477元，该款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借故未予支付。原告认为，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两被告应共同承担支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王国江辩称，一、原告没有提供其所主张货款所对应的全部销售单及送货单，其所主张的货款结算依据为销售单，该单据没有经过王国江的书面签字确认，并且原告与王国江之间没有进行过对账，故原告所主张的货款金额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二、原告出售的布匹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给王国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损失金额应当在货款中予以扣除。王国江的损失金额为961400元，另外退了291条布料的运费17460元给原告，希望原告能承担全部损失（并未提出反诉，只是抗辩意见）。三、王国江长期在辽宁做生意，其委托曹友在广州采购货物，本案的货款与曹友无关。被告曹友辩称，一、曹友是代王国江跑业务的，但并非合同相对方。曹友向原告采购物品应视为王国江的行为，签收销售单的行为也应视为王国江的行为。本案的货款与曹友无关，清偿责任也不应由曹友承担。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经营布料生意，被告王国江多年来一直向原告购买布料。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曹友代王国江向原告下单，原告根据下单情况出具销售单并经曹友签名确认后发货。事后，王国江通过银行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2019年10月16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王国江寄送《律师函》（寄出时间见EMS邮单），内容为：经核查，贵方长期在我委托人处购买布料，至今尚欠货款736477元，经我委托人多次催讨，贵方一再推脱未予付款；鉴于以上事实，望贵方在收到本函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布料款并赔偿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等。王国江收件后，未予支付货款，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原告为了证明被告王国江尚欠其总货款736477元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1.王国江（以下称江）与原告方代表杨瑞君（以下称君）于2019年9－10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可见：9月11日，君说：“王老板你好！曹友说你要回我信息的，怎么一直没动静”，江说：“是的，大家合作这么多年了…退退换换都是极其正常的事儿…可我退的两次货扣染费的，扣20元每公斤的，根本就是没有道理的，那么你家做生意规矩这么严格为什么会把大批量次品货不告诉我也不降价的情况下发过来？…责任难道还要别人来承担？”；9月14日下午4：04，君说：“你说的扣染费是17年发过去的货，然后18年底说要改染黑色，那时候也是协商好重染黑色，重染费是20元/Kg,你我双方各负责一半染费…”，随后君将曹友签署的1张销售退货单（NO.0007115）和1张销售单（NO.0007116）拍照发到聊天中，其中销售退货单（NO.0007115）显示“总欠款723226元（日期2018年12月30日）”、销售单（NO.0007116）显示“12月3日退回24条染黑色的染费，…累计欠款729873元（日期2018年12月30日）”；下午5：06，江说：“那么严重的问题到你家就那么轻描淡写？”，君说：“针织布没有百分百的，从来没有承诺过我们的布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允许范围内的质量问题是避免不了的”，随后君将1张销售单（NO.0004787）和1张销售退货单（NO.0004750）拍照发到聊天中，其中销售退货单（NO.0004750，有曹友的签名）显示“前欠款1010992元，总欠款735120元（日期2019年8月23日）”、销售单（NO.0004787，没有曹友的签名）显示“总欠款736477元（日期2019年8月30日）”；下午6：21，江说：“你自己的货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为什么要扣20元…”，君说：“既然你不同意扣这些费，为什么当时又说可以…”；9月15日上午，君说：“王老板干嘛不接电话？微信也不回复？”；9月16日上午，“总欠款736477元，你想怎么处理？”、“电话不接啥意思？”；10月8日，江说：“你们家一直都在打电话，发那么多次品布不给个说法？”、“我们都是在做生意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公平”，君说：“总欠款736477元，你想怎么处理？”，江说：“一直都是你们家做决定，按你们家的方式，弄好了传真过来”、“关于上面的数字都是你们自己说的，我这边根本就不欠你们那些钱”；等。2.曹友签署的《王国江对账表》1份，表的末项显示：2019年8月30日，累计欠款736477元。王国江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有曹友签名的销售单真实性确认，但金额不确认，王国江从来没有确认欠原告多少货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签名不是曹友的。曹友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其没有参与；对聊天中发送的有其签名的销售单真实性均确认，但其业务范围只是确认品名、颜色、价格及数量；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对账不是其业务范围，对账是由王国江负责的。原告为了证明其向被告王国江催讨过货款，王国江承诺尽快支付货款的事实，提交了2019年9月25日的一段录音整理稿及光盘载体、语音通话详单，以上证据反映，原告方代表杨瑞君（以下称君）与高聪（电话号码：150××××1133，以下称聪）当日有通电话，其中，君说：“这个不是他（王国江）的号码吗？”，聪说：“这个不是，我是他儿媳妇”；君说：“我们是广州潮丰档口”、“欠我们货款，怎么一直打电话都不接呢”，聪说：“还欠多少钱”，君说：“73万多”；聪说：“父亲最近身体不好，我们不让他接电话”、“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我能赖你这些钱吗”；君说：“你这里是欠我736477元”，聪说：“我知道”、“钱到账了我会给你汇”；等。王国江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通话的人不是王国江。曹友质证意见为，对聊天记录的三性均不认可，因为其没有参与。被告王国江为了证明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至2017年1月4日所发的2017年的备货共计2039条布存在质量问题，王国江销售后被客户投诉并支付了赔偿款，该损失应当在货款中予以抵扣，提交了37张销售明细单。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但单据上无法反映王国江指控的质量问题，不同意抵扣货款；另外从明细单的表现形式可见每张单上均标明了累计欠款情况。王国江为了证明同一批次中291条布因为存在质量问题向原告退货，原告按进货价退货的事实，提交了5张退货单。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退货单的表现形式可见货款已在累计欠款中抵扣，291条布并非质量问题，只是更换颜色。王国江为了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即货物没有问题，申请退货会扣除20元/斤，或者要加染费每吨7000元的事实，提交了2张销售退货单（其中NO.0004747，显示总欠款1010992元，日期2019年8月5日）和6张销售单。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销售退货单（NO.0004747）载明的总欠款额与原告提交的销售退货单（NO.0004750）标注的“前欠款1010992元，日期2019年8月23日”相对应。王国江为了证明原告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将货款增加了356861元，该部分金额应当不予计算在内，提交了调价单1份（该单显示调整金额356861元，备注：3月22日共249条单开错（单号500－503），以此单为准）。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因是于2018年4月发现3月22日的销售单（NO.0000503）开错，误写“356861元已收款”，但实际未收款，故以该单调整，原告并提交了销售单（NO.0000503）1份，销售单（NO.0000503）有曹友签名，单据显示“本单应收356861元，实收356861元（民生银行），前欠款1958968元，总欠款1958968元”等。王国江对原告的反驳证据表示需要核实，但其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未提交银行流水予以反驳。庭审中，原告确认两被告是委托关系，本案的诉讼请求变更为仅请求王国江承担清偿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责任。双方确认：曹友签署的销售单包括了品名颜色、细码数量、单价、数量、单位、金额，及前欠款金额，总欠款金额等内容。另外，关于《王国江对账表》上曹友签名的真实性问题，原告和王国江均没有在本院指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的申请。关于对账问题，原告表示其与王国江是在微信上对账的，对账单发到微信上，王国江均没有签名；曹友表示其仅签署过一张对账单。关于双方的全部交易金额问题，王国江表示有1000多万元。本院认为，原告与王国江虽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两者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本院认定双方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与王国江的口头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买卖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曹友作为业务员以王国江的名义向原告采购布料，其采购行为的法律后果由王国江承受。原告向王国江主张清偿货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于法于合同有据，理由正当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院对双方争议焦点归纳并分析如下：一、关于欠付的货款金额问题首先，原告主张王国江欠其货款736477元，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尽到了一个普通商事主体的合理注意义务，向本院提交了从不同途径中获取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这些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基本上形成一条较完整的证据链；且原告在起诉前也向王国江发出了《律师函》，明确王国江需向其支付的货款736477元及利息，及逾期付款的相关后果。而王国江虽否认欠付的货款金额，但从在案证据反映，王国江在原告通过不同形式的催收70多万元货款的情况下，既不及时核对账目，又不组织证据反驳，甚至在收到《律师函》后，也没有积极回应。其次，从双方提交的销售单等单据反映，原告每次开具销售单等单据时会在单据上标明“前欠款金额”、“总欠款金额”等信息，该组单据除了由业务员曹友签名外，原告还会通过微信的方式向王国江发送，结合原告的合理解释，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本院有理由相信双方实际上多次对当前的货款进行了对账。再者，原告出具的《王国江对账表》载明了“2019年8月30日累计欠款736477元”等信息，且表上信息与王国江确认的销售单信息相吻合。再次，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曹友代表王国江进行采购、签署销售单等民事活动，原告客观上有理由相信曹友具有包括对账在内的授权，曹友签署《王国江对账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行为后果由王国江承担。而事后，王国江并没有及时行使撤销权。最后，王国江于本案提出异议的货款事由均发生在2019年以前，而在案证据未能反映王国江于这些事由发生后的合理期间内提出过异议，显然有违常理；按通常理解，存在王国江当时认可原告的货款计算方法的可能性。综上，原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规则，王国江应自行承担不重视自身权利的维护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予以采信，并认定王国江欠原告货款的金额为736477元。二、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问题《王国江对账表》没有载明“货款支付时间”，应视为双方对欠付货款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原告可以随时要求王国江履行清偿货款的义务。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律师函》的内容，本院酌定原告明确主张货款清偿的时间为其《律师函》寄出之日。王国江经催告未履行还款义务，已造成原告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原告主张王国江赔偿其利息损失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的起算日应为其主张货款清偿之日即2019年10月16日为宜。原告主张计算利息的利率标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利息请求超出本院核定部分，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国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货款736477元给原告广州市潮丰纺织品有限公司；二、被告王国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利息损失给原告广州市潮丰纺织品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货款73647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9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货款全部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广州市潮丰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389元，由原告负担249元，被告王国江负担111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冯小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倪萍书记员马谆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