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闽0502行初211号 原告泉州兴达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东园镇安头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1156252722Q。 法定代表人陈水兴，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华榜，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凌雄，福建重宇合众（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东园镇杏秀路东侧区行政办公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00345156537H。 法定代表人王育英，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安妮。 委托代理人吴幼红，福建泉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行政办公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005616603915。 法定代表人刘志平，主任。 委托代理人郑毅钧。 委托代理人孙佳纯，福建天衡联合（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桂华，女，195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第三人董莉，女，198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第三人董培阳，男，1990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原告泉州兴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诉被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以下简称民生保障局）、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原告于2020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张桂华、董莉、董培阳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上述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兴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蔡华榜、黄凌雄、被告民生保障局的委托代理人苏安妮、吴幼红、被告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郑毅钧、孙佳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桂华、董莉、董培阳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民生保障局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认定董阿平所受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原告兴达公司向被告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管委会于2020年7月6日作出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民生保障局作出的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原告兴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兴达公司诉称，二被告作出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申请撤销。一、船员上船任职、离职下船，是通过《船员服务簿》的记载以及船员任解职登记手续来完成的，是船员上船服务的法定入职、离职手续，是船员与船东建立用工关系的法定证明。董阿平与原告的第一段用工关系于2018年1月11日终止，其死亡是发生在第二段用工关系期间。两被告未对董阿平与原告之间的用工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其作出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二、原告招用董阿平时，董阿平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且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双方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来处理。三、被告民生保障局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中的“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里的养老保险待遇特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即使原告在董阿平2014年8月11日第一次入职时为其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董阿平也无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且其过错不在原告。四、《认定工伤决定书》未按《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列明法定的载明事项，董阿平的死亡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条件，该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五、《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认定存在错误。董阿平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条件，董阿平属于城镇居民，不属于务工农民，不适用《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请示的答复》。董阿平死亡的原因是其自身身体原因猝死，并未受到任何外来的事故伤害，也非职业病。综上，原告认为，董阿平的死亡是发生在第二段用工关系期间，此时董阿平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已享受退休养老待遇，其与原告的用工关系应依法认定为劳务关系，董阿平不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条件，其死亡也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请求判决：1.撤销被告民生保障局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的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被告管委会于2020年7月6日作出的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原告兴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船员任解职管理工作的通知》，证明船员上船时，由船员携带身份证、船舶卡或船舶签证簿或公司证明到船舶所停靠港口的管辖海事处（站点）通过船舶动态管理系统进行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下船时，由船员携带身份证、船员服务簿，或由船方携带船舶卡或船舶签证簿或船舶证明，到船舶所停靠港口的管辖海事处（站点）通过船舶动态管理系统进行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船员任解职登记，是船员上船服务的法定入职手续，与船员服务簿配套使用，成为双方建立、解除用工关系的法定证明；2.董阿平船员服务簿，证明船员服务簿记录显示，董阿平先后两次至兴达公司所属的“正荣3”轮上任职，第一次任职期间为2014年8月11日至2018年1月11日，双方的第一次用工关系，自此终止，董阿平第二次入职时间为2018年2月22日，此时，董阿平已62周岁，且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双方用工关系应按照劳务关系来处理；3.居民死亡证明，证明董阿平因自己身体原因导致猝死；4.船员工作休息时间表、5.航海日志（2019年4月24日-27日），证据4-5证明“正荣3”轮于2019年4月24日即抵达锚地等待卸货直至4月27日事发之时，船舶均处于锚泊状态中，只有日常的值班工作，并无其他繁重的靠泊、维护保养等工作，董阿平并不存在长时间工作，劳累成疾的情形；6.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7.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6-7证明二被告适用法律及事实认定存在错误，董阿平的情况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构成要件，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不应当认定为工伤；8.船体图纸、9.视频，证据8-9证明“正荣3”号船体构造是区分工作区域与生活区域的以及董阿平死亡时是出于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的事实。 被告民生保障局辩称，一、被告民生保障局受理第三人张桂华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书等文书，并组织人员对董阿平死亡事实的基本情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工伤认定程序合法。二、船员任解职管理保证船员服务资历的真实准确的一种管理登记方式，并不能取代船员与公司的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船员任解职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为进一步加强任解职管理，规范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和派遣信息报备工作，便利船员办理任解职手续，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上述通知的目的很明确，不是原告所称的“用于规范船东和船员的用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船员劳动与社会保障国际条约的规定，与船员订立劳动合同。”可见，原告诉称的“由于船员上船地点不固定，上船任职、解职地点往往不是船东公司所在地……根本无法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面签书面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等手续”说法是错误的。原告诉称的“民生保障局以《船员登记簿》上的‘上船任职’信息记载，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却对‘解职离船’记录视而不见……两被告未对董阿平与兴达公司之间用工事实进行调查核实”是错误的。根据《船员服务簿》，董阿平上船任职日期和地点为2018年2月22日、泉州，“解职离船日期和地点”栏处空白。根据2020年1月15日正荣3号经营者陈汉燊的《调查笔录》、2020年3月24日董阿平的儿子董培阳的《调查笔录》可知，2019年4月份，董阿平担任正荣3号船长。综上，被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根据《船员服务簿》记载信息以及向经营者陈汉燊、董培阳调查核实，董阿平系兴达公司员工，认定事实正确。三、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五条规定：“船员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相应的船员适任证书。申请船员适任证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年满18周岁（在船实习、见习人员年满16周岁）且初次申请不超过60周岁。”可见船员的退休年龄不是原告所诉称的，船员年满55周岁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综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的养老保险待遇应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董阿平生前未享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四、《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内容要求。董阿平是正荣3号的船长，被发现时是在船长舱室内。船长职务仍然要随时待命。在2019年4月27日上午8时左右被发现躺在船长舱室内，且无生命体征。根据船员服务簿、陈汉燊的《调查笔录》及董培阳的《调查笔录》等，被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对董阿平是否已过法定退休年龄、死亡时间、地点、原因等均作了调查核实。被告民生保障局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三）受伤害部位、事故时间和诊断时间或职业病名称、受伤害经过和核实情况、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四）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依据”的规定，写明董阿平在正荣3号船上被发现时已经死亡，经医院诊断为呼吸心脏骤停。也写明视同工伤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五、原告没有举证证明董阿平不是工伤，被告民生保障局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被告民生保障局依法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书，但在整个工伤认定期间，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及《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规定，被告民生保障局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及调查结果，作出工伤认定正确。董阿平岗位职务为船长，船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限于船上，主要目的是保障船的正常航行和停泊期间安全，船长的工作时间应适用不固定工作时间，船长在船上期间处于随时工作状态，董阿平被发现死亡的地点是船长舱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规定。原告称，董阿平发病时间处于正常休息状态，并非在工作时间突然发病。”《船员工作休息时间表》显示，董阿平值班时间8:00-12:00以及20:00-24:00，船员是在船上工作、生活，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船长在保障水上人身与财产安全、船舶保安、防治船舶污染水域方面，具有独立决定权，并负有最终责任。”船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常限于船上，主要目的是保障船的正常航行和停泊期间安全，船长在船上期间处于随时工作状态。而且，董阿平当日的值班时间至深夜，被发现的时间是第二天早上八时左右，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董阿平不是工伤。综上所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被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对董阿平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 被告民生保障局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依据：1.泉政文〔2014〕176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证明被告民生保障局的权力来源；2.工伤认定申请表、3.户口簿、居民身份证、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报告、5.海船船员合格证、健康证、船员服务簿、6.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居民死亡殡葬证、7.银行账户及流水清单、推荐函，证据2-7证明董阿平系原告员工，担任正荣3号船长职务及董阿平死亡过程；8.工伤认定立案审批表、9.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0.举证通知书，证据8-10证明被告立案程序合法；11.EMS邮单，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程序合法；12.中止工伤认定时限通知书及EMS邮单，证明因疫情影响，工伤认定中止并通知当事人，程序合法；13.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14.和解协议书，证据13-14证明被告依法调查取证，董阿平死亡经过及工作情况；15.工伤认定结案审批表、16.结案审批表及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15-16证明被告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董阿平工伤认定；17.EMS邮单、邮件寄收记录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等，程序合法；18.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查询，证明董阿平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被告管委会辩称，一、被告管委会作出的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管委会在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后，对民生保障局作出的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进行审查。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1日至2018年1月11日，董阿平第一次到兴达公司担任正荣3号的船长。2015年4月17日，董阿平满60周岁。2018年2月22日，董阿平再次担任兴达公司正荣3号的船长一职出行。董阿平在正荣3号船上的工作时间为8:00-12:00以及20:00-24:00。2019年4月27日上午八点左右，船员发现董阿平躺在船长舱室内床上，且无生命体征。董阿平经医院诊断确认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原告为经营货船运输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和船员董阿平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构成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董阿平服从原告的安排担任船长并值班，遵守正荣3号船上的规章制度，并由原告向董阿平支付劳动报酬;董阿平在原告所属的正荣3号船上担任船长驾驶轮船，货船运输属于原告业务组成部分。因此董阿平自2014年起一直在原告处任职，应视为双方具有长期人身隶属关系，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应认定双方自2014年起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由于船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工作时间应从航行开始至航运任务结束，在此期间无论船舶正在航行，还是需要靠码头休息、卸货，只要航运任务尚未结束，船员均处于合理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范围，都应视为是在持续执行运输工作任务。董阿平是在正荣3号任职船长的期间猝死，航运任务尚未结束，应认定为其死亡时间处于工作时间。综上，董阿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应认定为工伤。被告管委会维持《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效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适用法律正确。被告管委会确认民生保障局作出的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审理查明:被告民生保障局于2019年12月20日收到关于董阿平工伤认定的申请材料，2020年1月3日立案，2020年3月2日向原告和第三人邮寄《中止工伤认定时限通知书》，2020年3月24日对董阿平的儿子董培阳进行调查询问，2020年3月27日作出涉案《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管委会确认民生保障局于2020年3月2日中止认定审理，2020年3月24日向第三人董培阳做询问调查时应视为恢复工伤认定审理。被告管委会确认被告民生保障局未延长办理期限，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已超出法定期限，属于轻微程序违法。综上，被告管委会作出的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被告管委会作出的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告诉请撤销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以《船员服务簿》的解职登记手续认为原告与董阿平用工关系结束，该主张不能成立，原告与董阿平自2014年起至董阿平死亡时一直保持事实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船员任解职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部分第一段“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是中国籍船员在国内港口上/下中国籍海船任职/解职的信息记载”，第三部分第一段“船员任解职信息是船员上/下船动态的真实记录”以及第四部分第一段“船长应在《船员服务簿》内如实记载船员的服务资历”的规定可知，《船员服务簿》中的任解职信息是中国籍船员履行海事局规定所作的上下船的记录，目的在于如实记载船员的服务资历，维持海事监管秩序。董阿平《船员服务簿》中任解职离船日期仅能体现董阿平的上下船时间，是其船员资历的记录，不能被曲解认定为劳动关系的结束。原告主张董阿平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应构成劳务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虽然董阿平死亡时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不能因此简单的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因超过退休年龄而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只是列举了劳动合同终止的合法事由之一，并不能据此断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只能成立劳务关系。原告与董阿平自2014年起至董阿平死亡时一直保持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船员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在2014年招用董阿平时就应当与董阿平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原告与董阿平未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双方自2014年起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为经营货船运输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和船员董阿平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构成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根据《船员工作休息表》及《银行交易明细单》可知董阿平服从原告的安排，遵守正荣3号船上的规章制度，按照原告规定的工作表值班，并由原告每月按时向董阿平支付固定的劳动报酬;董阿平在原告所属的正荣3号船上担任船长驾驶轮船，货船运输属于原告业务组成部分。并且董阿平自2014年起一直在原告处任职，应视为双方具有长期人身隶属关系，应视为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综上，原告与董阿平符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应认定双方自2014年起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以董阿平享有“养老保险待遇”主张双方构成劳务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为船员缴纳社保。”原告主张董阿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但是原告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规定替董阿平缴纳社会保险，也未在复议阶段提供董阿平享受新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证据，其主张董阿平享有养老保险待遇，缺乏事实依据。原告主张董阿平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其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董阿平死亡时正担任原告正荣3号船的船长一职，由于船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工作时间应从航行开始至航运任务结束，在此期间无论船舶正在航行，还是需要靠码头休息、卸货，只要航运任务尚未结束，船员均处于合理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范围，都应视为是在持续执行运输工作任务。董阿平猝死时，航运任务尚未结束，可认定为其死亡时间处于工作时间。原告认为董阿平在猝死前已感冒多时，其猝死原因与工作无关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船员工作休息表》可知，虽然董阿平猝死时正荣3号处于锚泊状态，但是董阿平自2018年2月份上船开始至2019年4月27日死亡时，长时间在船上任职船长驾驶航行，且其死亡前，在感冒多时的情况下，仍每日值班至深夜12点，所以不能简单以在2018年4月24日至26日没有给董阿平安排繁重任务去认定董阿平猝死与工作无关。《居民死亡证明》中死亡原因描述为“自己身体原因猝死，不涉及案件”，这是公安局表明董阿平的死亡不涉及刑事案件等情况的记载，不能据此认为这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因工伤亡的条件。综上，董阿平猝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应视为工伤。原告主张不需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指的是用人单位对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但是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员工，在被认定为工伤时，不能免除用工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并不是限定用工单位只在员工受到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两种情形下，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对于其他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用工单位仍需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本案中，虽然原告未对董阿平缴纳工伤保险，但是董阿平与原告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并且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应视为工伤，原告应对董阿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综上，原告与董阿平构成事实劳动关系，董阿平猝死应认定为工伤。被告管委会作出的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请撤销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管委会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依据：1.兴达公司营业执照、2.董阿平身份证复印件、3.董阿平海船船员合格证、健康证、4.董阿平船员服务簿、5.船员工作休息表、6.董阿平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据1-6证明原告和船员董阿平具有构成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原告与董阿平自2014年8月起至董阿平死亡时双方构成事实劳动关系；7.居民医学死亡证明书、居民死亡殡葬证、8.居民死亡证明、9.陈汉燊调查笔录，证据7-9证明董阿平2018年4月27日猝死在正荣3号船上；10.董阿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系统查询结果，证明董阿平不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11.工伤认定申请表、12.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EMS快递单、13.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EMS快递单、14.中止工伤认定时限通知书及EMS快递单、15.董培阳调查笔录、16.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及EMS快递单、邮件寄收记录，证据11-16证明2020年1月3日被告民生保障局依法受理董阿平的工伤认定申请，2020年3月27日，被告民生保障局作出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已超出法定期限，属于轻微程序违法；17.兴达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目录、18.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9.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20.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1.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2.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民生保障局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23.第三人张桂华的《行政复议答辩状》、24.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据17-24证明2020年6月4日，被告管委会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2020年7月6日，被告管委会依法作出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决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第三人张桂华、董莉、董培阳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有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述称，同意二被告的答辩内容。被告民生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轻微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民生保障局在立案、审理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期间正巧遇上公共卫生的疫情突发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三条规定：“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时恰恰是新冠肺炎疫情高发期，该立案受理诉讼期间依法可适用时效中止、中断的程序规定，即无所谓民生保障局自认的程序轻微违法。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即使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也不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称是董阿平自身原因，与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工伤死亡无关，实属原告故意混淆视听。原告违法拒不与董阿平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又拒不为董阿平投工伤等社会保险。从2014年8月11日起就招聘董阿平为其长期的船长直至2019年4月27日，共用工达4年7个月。其中第一阶段在用工三年又33天期间原告违法拒不让董阿平休假包括年休假。董阿平就此要求休息为儿子董培阳办理婚礼，花41天时间后的2018年2月22日立即到原工作岗位。船长在劳动年龄阶段受招聘与船务公司已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可以持续到65周岁，尤其是3千总吨以下二类船长更为正常、合法。原告起诉的多项主张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桂华、董莉、董培阳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民生保障局对原告兴达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是对服务资历的描述，不能以此认定船员与船东劳动关系的建立情况，船员与船东依法应当建立劳动合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仅是资历记录，不能证明劳动关系，不能证明董阿平享有养老保险待遇；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证明董阿平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由于船员工作的特殊性，只要航运尚未结束，还是处于工作状态；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船员工作的特殊性，工作时间是航运开始至结束，根据船员条例，董阿平是船长，对船舶负有最终责任，不能以船体构造区分工作、生活，区分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地点。 被告管委会对原告兴达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船员任解职管理工作的通知》并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船员任解职登记是双方建立、解除用工关系的认定。而该份文件的第一部分第一段“船员任解职信息登记是中国籍船员在国内港口上/下中国籍海船任职/解职的信息记载”，第三部分第一段“船员任解职信息是船员上/下船动态的真实记录”以及第四部分第一段“船长应在《船员服务簿》内如实记载船员的服务资历”的规定恰好证明，《船员服务簿》中的任解职信息是中国籍船员履行海事局规定所作的上下船的记录，目的在于如实记载船员的服务资历，维持海事监管秩序。董阿平《船员服务簿》中任解职离船日期仅能体现董阿平的上下船时间，是其船员资历的记录，不能被曲解认定为劳动关系的结束；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董阿平的船员服务簿仅能体现董阿平的上下船时间，不能以此认定用工关系结束，并且董阿平的船员服务簿无法证明董阿平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董阿平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更无法以此认定双方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处理；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居民死亡证明》中死亡原因描述为“自己身体原因猝死，不涉及案件”，这仅是公安局表明董阿平的死亡不涉及刑事案件等情况的记载；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虽然事发几日船处于停泊状态，但是董阿平仍有值班工作，且根据船员工作休息表可知，董阿平在死亡前一日还值班至深夜，且事发之时处于工作场所；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原告不提供，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法院不予采纳。被告民生保障局的举证通知书及送达邮寄单证实被告民生保障局在工伤认定阶段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负有证明不是工伤的举证责任。 原告兴达公司对被告民生保障局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死亡证明仅提到死亡原因是猝死，没有直接认定时间点及死亡与工作岗位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对证据7-13无异议；对证据14无异议，该协议证明在死者死亡后原告积极与死者家属进行相应赔偿，保障了死者家属合法的权益；对证据15-18无异议。 被告管委会对被告民生保障局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被告民生保障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无异议。 原告兴达公司对被告管委会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5可以看出董阿平排班是早上八点至十二点、晚上八点至二十四点，恰好证明其死亡时已经完成值班工作，而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死亡的，死亡与工作原因无关。 被告民生保障局对被告管委会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被告管委会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针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被告民生保障局、管委会对原告兴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兴达公司、被告管委会对被告民生保障局提供的证据1-18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兴达公司、被告民生保障局对被告管委会提供的证据1-24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兴达公司提供的证据8-9，在工伤行政确认程序中，原告收到被告民生保障局发出的举证通知书后未提供上述证据，故对证据8-9本院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张桂华与董阿平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一女一子即董莉、董培阳。2019年12月20日，张桂华向被告民生保障局申请对董阿平的工伤认定。被告民生保障局于2020年1月3日受理后，于2020年3月2日中止工伤认定程序，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董阿平系泉州兴达船务有限公司的员工，担任正荣3号轮船的船长。2019年4月27日上午，董阿平在正荣3号轮船被发现时已死亡。经医院诊断为：呼吸心脏骤停。董阿平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视同）为工伤。”原告兴达公司向被告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管委会于2020年7月6日作出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被告民生保障局作出的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原告兴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根据该规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认定为劳务关系的前提是劳动者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而不是单纯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否定劳动关系。本案中，2014年8月11日至2018年1月11日，董阿平第一次到原告兴达公司担任正荣3号船长。2018年2月22日，董阿平再次担任正荣3号船长一职出航。彼时，董阿平虽已超过60周岁，但根据被告民生保障局调取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查询信息显示，董阿平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因此原告兴达公司与董阿平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兴达公司主张双方之间为劳务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董阿平在正荣3号船上的值班时间为8:00-12:00、20:00-24:00，董阿平最后一次在航海日志上的签名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23:30，其于2019年4月27日上午8点左右被发现死亡，原告兴达公司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董阿平的具体死亡时间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船员，是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经船员注册取得船员服务簿的人员，包括船长、高级船员、普通船员。本条例所称船长，是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船长任职资格，负责管理和指挥船舶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同时对船员包括船长的职责作出了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船长在船期间的工作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和指挥船舶的人员，不仅限于在值班期间操纵、控制船舶，还包括制订船舶应急计划、保证船舶和船员在开航时处于适航、适任状态、对本船船员进行日常训练和考核、船舶发生事故时尽力抢救遇险人员等。由此可见，船长在船工作期间，其工作时间并不仅限于值班时间，还包括履行其他职责的时间，其工作岗位亦不仅限于值班时所在岗位，还包括履行其他职责所在的岗位。船员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船员用餐、休息等24小时均在船上，这是船员为了履行工作职责而需要解决的正常生理需求，故也应将解决正常生理需求的时间和地点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被告民生保障局根据海船船员合格证、健康证、船员服务簿、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居民死亡殡葬证、银行账户情况及流水清单、调查笔录、和解协议等证据认定，董阿平系泉州兴达船务有限公司的员工，担任正荣3号轮船的船长，2019年4月27日上午，董阿平在正荣3号轮船被发现时已死亡，经医院诊断为：呼吸心脏骤停的事实，并无不当。被告民生保障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对董阿平视同工伤的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兴达公司主张董阿平所受伤害不是工伤，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被告民生保障局于2020年1月3日受理张桂华关于董阿平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因疫情原因，于2020年3月2日中止工伤认定程序，于2020年3月27日作出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但被告民生保障局于2020年3月24日向董培阳做询问调查，应视为恢复工伤认定程序。被告民生保障局作出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应确认违法。被告管委会根据原告兴达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对行政复议各方提交的书面意见及被告民生保障局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审查后，认为被告民生保障局作出泉州台商投资区认定工伤［2020］7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但程序轻微违法。被告管委会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作出泉台管行复〔202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被告管委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正确。综上，原告兴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泉州兴达船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泉州兴达船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南 人民陪审员  何立江 人民陪审员  吴梅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苏秋霞 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