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18行终13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徐荣华，男，195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泾县,经常居住地安徽省泾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泾县公安局，住所地安徽省泾县泾川镇谢园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29003258330E。 法定代表人冯晓尧，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雷鸣，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姚雪文，该局泾川派出所民警。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宣城市公安局，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梅溪路39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7007117080054。 法定代表人王会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辉。 上诉人徐荣华因诉被上诉人泾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宣城市公安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安徽省泾县人民法院（2020）皖1823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22日7时许，在泾县泾川镇秀湖小区秀湖商务宾馆前，徐荣华妻兄袁志平因该宾馆摆放的广告牌影响徐荣华家出行等问题，手持斧头，与该宾馆经营者汪跃进发生争吵，随后袁志平扔掉手中斧头与汪跃进发生肢体冲突，二人相互推搡、殴打对方。徐荣华见状后参与其中，与汪跃进发生肢体冲突，双方相互进行殴打。徐荣华的妻子袁艺秋与汪跃进的妻子张云凤在旁边拉架。随后，汪跃进报警，泾县公安局泾川派出所出警，经调解，袁志平与汪跃进、袁艺秋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1、双方一致要求公安机关调解处理，双方伤势自行负责。2、袁志平将摆放的花盆搬回家，允许汪跃进停车。3、汪跃进将宾馆广告牌往后移，靠墙边位置摆放。4、双方不再为此事再生事端。汪跃进、袁艺秋、袁志平在该治安调解协议书上签名。随后，双方履行了上述协议第2、3项内容。后汪跃进以公安机关未处理徐荣华为由提出异议，于2019年5月29日再次报警要求公安机关对徐荣华予以处罚。泾县公安局受理后对汪跃进的伤势进行了鉴定，且经泾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法医鉴定，汪跃进所受伤害构成轻微伤。2019年7月8日、8月21日、8月28日，泾县公安局三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汪跃进表示不同意调解，徐荣华表示同意公安机关依法处理。2019年10月11日，泾县公安局作出泾公（泾川）行罚决字〔2019〕67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徐荣华的违法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徐荣华作出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汪跃进不服，向宣城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宣城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其复议申请内容表述不清，于2019年10月25日书面通知其进行补正。2019年10月29日，汪跃进向宣城市公安局递交补正材料，认为前述处罚决定处罚过轻，请求责令泾县公安局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当日，宣城市公安局予以受理，并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宣公复决字[2019]94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泾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徐荣华对此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泾县公安局作出的泾公（泾川）行罚决字〔2019〕671号行政处罚决定；2.撤销宣城市公安局作出的宣公复决字[2019]94号行政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泾县公安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进行社会治安管理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徐荣华未在《治安调解协议》上签名，该治安调解协议对其有无法律效力；2.泾县公安局对徐荣华处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有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从2019年5月22日的《治安调解协议》来看，发生纠纷当日，公安机关组织调解时，参与调解的当事人有汪跃进、袁艺秋、袁志平三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的当事人也只是汪跃进、袁艺秋、袁志平三人，徐荣华未被列入当事人内，也未在协议书中签名。徐荣华在泾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12日对其进行调查时陈述，其在场，袁艺秋、袁志平、汪跃进都签了字，其本人无需在该协议上签字，故其没有签字。徐荣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调解时其不在现场。无论上述哪种情形均表明徐荣华与汪跃进之间未达成协议。故该份协议与徐荣华无关联，无论是否有效，对徐荣华均不具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徐荣华与汪跃进之间有互殴行为，并造成汪跃进轻微伤的后果，泾县公安局根据上述规定，认定徐荣华殴打了他人，决定对徐荣华罚款五百元，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宣城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维持决定，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徐荣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荣华负担。 上诉人徐荣华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其未在2019年5月22日的《治安调解协议》上签名的原因是泾川派出所未通知其参加调解，并非其个人原因所致。2.其与汪跃进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因其妻袁艺秋参加了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应视为其也参加了调解并同意该调解协议。3.调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2019年5月22日11时许，在泾川派出所民警的监督下，其与汪跃进共同完成了调解协议约定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调解协议与其无关，错误。4.调解协议一经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且该调解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一致要求公安机关调解处理，双方伤势自行负责”，但在该调解协议履行完毕之后汪跃进单方反悔，公安机关据此重新启动行政处罚程序，追究其违法行为的责任，于法无据。请求：1.撤销泾县人民法院（2020）皖1823行初5号行政判决；2.撤销泾县公安局作出的泾公（泾川）行罚决字〔2019〕671号行政处罚决定；3.撤销宣城市公安局作出的宣公复决字[2019]94号行政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泾县公安局辩称，1.2019年5月22日的《治安调解协议》在主要事实描述与协议内容部分均存在重大瑕疵，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1）作为主要违法嫌疑人之一的徐荣华未作为一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上签字。（2）协议内容没有明确约定汪跃进放弃追究徐荣华、袁志平的相关责任。2.徐荣华认为《治安调解协议》与其相关并有效，其意图是规避行政处罚。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解释中规定，治安调解协议必须符合“被侵害人对违法行为人的侵害行为表示谅解，并放弃追究违法行为人的相关法律责任”。案涉调解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是否放弃追究对方殴打行为的相关法律责任，应视为未达成调解协议。泾县公安局所作泾公（泾川）行罚决字〔2019〕67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宣城市公安局二审答辩称其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9年10月11日，泾县公安局作出泾公（泾川）行罚决字〔2019〕672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袁志平殴打他人，对其处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日，泾县公安局作出泾公（泾川）行罚决字〔2019〕673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汪跃进殴打他人的行为处罚款五百元。2020年1月7日，泾县公安局作出泾公（泾川）不罚决字〔2020〕1号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袁艺秋参与殴打他人的行为不予处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泾县公安局对徐荣华进行处罚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1.关于徐荣华是否系案涉调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被侵害人委托其他人参加调解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交委托书，并写明委托权限。违法嫌疑人不得委托他人参加调解。”本案中，徐荣华既是违法嫌疑人，也是被侵害人，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若徐荣华有意与汪跃进达成调解协议，其应当作为调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参加调解，并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名确认，因徐荣华既未作为调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参加，也未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名，故其诉称其与汪跃进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泾县公安局对徐荣华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结合徐荣华具有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泾县公安局对徐荣华处罚款五百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宣城市公安局在受理徐荣华的复议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要求复议被申请人进行答辩，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荣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少华 审判员  谢 贞 审判员  满先进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腾飞 书记员余亚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