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5民终1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庄某1，男，1974年9月22日生，汉族，司机，柳河县人，现住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珺，柳河县圣水镇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1，男，196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柳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2，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柳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某3，女，196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柳河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先煜，吉林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庄某1因与被上诉人郑某1、郑某2、郑某3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4民初7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庄某1向本院上诉请求：1.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撤销“被告返还三原告139,152元”的判决；2.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老房”出售获得的1200元，其中600元由三被上诉人和李某1等五人继承及不存在继承纠纷是不正确的。李某1立有遗嘱，将诉争房屋由庄某1继承，而三被上诉人主张由他们继承，说明李某1与他们就“老房”中600元存在继承上的纠纷。2.原审仅以李某1改嫁为由，推定“新建房”村里补助的700元系对三被上诉人的赠与是不正确的。李某1与郑文富系夫妻关系，同为东方红村七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郑文富死后，李某1无奈改嫁，但改嫁后仍然与三被上诉人共同居住在××镇，户口也未迁出，因此不能否定李某1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李某1“新建房”时，孩子尚幼，家庭生活主要靠李某1，且李某1又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委会没有明确700元的建房补助是给三被上诉人的。既使按照三被上诉人所讲，该700元属于对郑文富死亡的补偿，李某1当时作为郑文富的合法妻子，应当分得相应份额。3.原审法院认定“新建房”中有郑某1三年工分收入900元的份额是不正确的。郑文富去世后，李某1与三被上诉人依然共同生活，三被上诉人中只有郑某1下田干活，900元工分应当视为家庭收入（郑某1挣工分时，衣食住用均为家庭支出，挣钱也应当属于家庭收入），应当为郑某1与李某1共有（其他两个被上诉人年龄尚小，未参加劳动，没有创造财富能力）。郑某1三年工分900元的数额难以确定，900元只是被上诉人的主张和陈述，“新建房”时庄某1尚小，对建房情况完全不知情，而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系郑某1事先写好证词，然后找到刘文财、胡传令，在证词上签的章。实际上，1980年是人民公社时期，当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即小队、大队和公社，以小队为基础单独核算），村委会（即大队）对小队成员郑某1挣多少工分的事并不知情。另外，所谓的村委会证明中，签字的毕振武、武继林、武继庆、武继贤等人是三被上诉人亲属，存在利害关系，该证言不能作为法院定案依据。况且，证人应当独立作证，独立作出意思表示，故证明无效。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因为错误认定三被上诉人与李某1就“老房”（1200元）不存在继承争议，且继承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房屋拆迁时开始计算，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及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的规定，本案中，郑文富已经去世52年，已经远远超过不得起诉的20年时效规定。三、本案诉争的“新建房屋”应当归李某1所有，李某1所立遗嘱有效，庄某1有权完全继承。1.国家法律及政策规定，农村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郑某1和郑某2结婚并建房后，已经与李某1分家另过。按照法律规定，郑某1和郑某2不得同时拥有两处以上宅基地。2.郑文富去世后，李某1与三被上诉人及庄某1仍然为一个家庭，李某1含辛茹苦将六个子女拉扯大，并帮助郑某1、郑某2娶妻、盖房，直至分家另过已经近30年，在这近30年里，三被上诉人从未对“新建房屋”主张过权利，从客观事实上讲“新建房屋”归李某1所有是毫无争议的。四、庄某1与三被上诉人系同母异父兄弟姊妹，从小互相照顾互相依靠，本不应发生诉讼纠纷。仅以郑某2为例，郑某2因是继子，所以按照林场规定不能接班，但是继父庄文堂为了给郑某2谋出路，提前退休，最后郑某2接班成功，从农民转变为工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待兄弟姊妹长大后，庄某1亦对郑某2帮助巨大，但现在郑某2挑头起诉庄某1实为不该。综上，原审法院因认定事实及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郑某1、郑某2、郑某3辩称，不同意庄某1的上诉请求，本案应依法驳回上诉。本案本应是三位被上诉人上诉，因为一审判决给三位被上诉人的数额连一半都没达到，争议的房屋应该是三被上诉人和母亲李某1共有，本应四人平分。庄某1所能继承的份额，只能是李某1的一份，应该是四分之一。三被上诉人考虑到亲情没有上诉，而庄某1在得到绝大部分财产后反而上诉，是不义之举，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郑某1、郑某2、郑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庄某1返还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432,497.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李某1与郑文富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郑某1、郑某2、郑某3，并在××镇共有一间半泥草房。郑文富在文革期间去世，郑文富去世时，其母亲健在，郑文富父亲早于郑文富去世。李某1在郑文富去世后，于1969年到五道沟林场与被告庄某1父亲结婚，生育被告庄某1及案外人庄某2、庄某3，后李某1夫妇携庄某1至××镇与郑某1、郑某2、郑某3共同生活。1980年，柳河镇东方红村七队为因文革致死的郑文富落实政策，将郑文富、李某1夫妇自有的一间半泥草房变卖1200元，柳河镇东方红村七队另支付700元，以及郑某1在××镇干活三年所挣的工分钱，用上述财产在××镇建筑71.5平方米砖瓦结构房屋，该房屋所处宅基地面积26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于2009年12月23日登记在李某1名下，《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柳县集用（2009）第052406461号。2015年2月13日，李某1立下代书遗嘱：坐落于××镇的71.5平方米房屋（对应土地使用证号柳县集用2009第052406461号）由庄某1继承。李某1于2017年1月17日因病去世。2019年6月20日，被告庄某1就上述71.5平方米房屋与柳河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为171,600元，柳河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另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1000元、临时安置费4290元、签约奖5000元、搬迁奖励21,450元，附属设施及室内装修款137,303元、返面积款15,720元，上述各项补偿款合计356,363元；被征收人庄某1选择产权调换中港花园B18栋2单元14楼1402室房屋，柳河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另支付被征收人庄某1补偿费176,663元。2019年9月16日，庄某1收到柳河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支付的补偿款176,663元。2019年9月23日，庄某1与案外人李某2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庄某1将房屋所有权证号为2XXXX号房屋即上述产权调换房屋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李某2，现该房屋登记所有权人为李某2。一审法院认为，因案外人李某1与郑文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镇共有一间半泥草房，该房屋应视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在1980年柳河镇东方红村为郑文富家属新建房屋时，上述泥草房变卖1200元，因此时郑文富已经去世，其享有的一半房屋份额应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母亲、李某1、郑某1、郑某2、郑某3继承，即此时该1200元应由李某1享有720元，郑某1、郑某2、郑某3共享有360元、郑文富母亲享有120元。新建房屋即案涉被征收房屋由上述1200元、柳河镇东方红村七队支付700元以及郑某1三年工分钱共同支付建设。其中柳河镇东方红村七队支付700元是为因文革致死的郑文富落实政策，故该700元应视为对郑文富遗属的赠与，而此时李某1已与庄某1父亲结婚，故此款应视为对郑文富遗属郑某1、郑某2、郑某3的赠与。对于郑某1的三年工分钱，因庭审时原告方主张三年工分钱约为900元，后又提交东方红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三年工分价值约1200元，计算方法为每工分0.12元，每天挣10工分，每年工作340天，共计算三年整，结合实际情况，故该院酌定对三年工分钱为900元予以认可，此款应视为原告方财产份额。综上，可认定案涉被征收房屋在初始建造时造价2800元（1200元＋700元＋900元），其中李某1的份额为720元，原告三人的份额为1960元（360元＋700元＋900元），郑文富母亲的份额为120元。李某1曾立遗嘱，71.5平方米房屋即案涉被征收房屋全部由庄某1继承，但李某1只对其享有的房屋份额有处分权，故被征收房屋中由李某1享有的份额全部由庄某1继承。在庭审中，原、被告均主张在该房屋被征收时对该房屋进行了添附，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对方当事人均不认可，故该院对原、被告的该主张均不认可。因房屋被征收时实际由庄某1居住多年，郑某1、郑某2、郑某3已不在该房屋中居住，故该院认定在征收过程中征收单位所给付的各项补偿中，房屋评估价值以及返面积款是对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其余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签约奖、搬迁奖励、附属设施及室内装修款应视为对使用人庄某1的补偿。故庄某1应将其所获得的原告三人份额的房屋价值补偿款及返面积款予以返还，即（171,600元＋15,720元）×1960元／2800元=131,124元。原告方主张应按照产权调换所得的中港花园房屋现在的价值40万元以及现金补偿款176,663元予以返还，因该产权调换房屋已于2019年9月23日被庄某1以18万元的价格卖予他人，该价格与产权调换协议中的房屋价格基本一致，原告主张按现在的市场价格予以返还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对于郑文富母亲的份额，虽原、被告均未提交由其继承的证据，但鉴于原告三人为郑文富母亲的直系血亲，被告庄某1与郑文富母亲并非血亲，故该院酌定被告庄某1应将郑文富母亲的份额交付给原告，该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可另行向原告提起诉讼，该部分财产的数额为（171,600元＋15,720元）×120元／2800元=8028元。对于庄某1于本案辩论终结之后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虽郑文富、李某1去世时间较早，但并无证据证明本案当事人于老人去世时即产生继承纠纷，即无法认定当时即为原告知道其继承权被侵犯之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表述，在郑文富去世后至今，原、被告双方均在案涉被征收房屋居住多年，原告方得知其权利被侵害时为庄某1在房屋征收过程中以其一人名义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书》时，故从此时至原告诉至该院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支持合理部分。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被告庄某1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原告郑某1、郑某2、郑某3共计139,152元。案件受理费8750元，减半收取计4375元，由郑某1、郑某2、郑某3负担2967元，由庄某1负担1408元。本院二审期间，庄某1对“原71.5平方米砖房用了郑某1在××县干活三年所挣的工分900元”有异议，并提供一份村委会证明及电话录音。因庄某1所举证言内容含糊不明，证人未出庭，郑某1、郑某2、郑某3认为不属于新证据，拒绝质证，故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均未提供其他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纠纷涉及房屋拆迁利益的分配。根据2019年6月20日庄某1与柳河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协议书》中的记载，各项补偿款合计356,363元，既有诉争的71.5平方米房屋的评估价值，也有对被征收人的拆迁补偿及奖励，还有对附属设施及室内装修、返面积的补偿。郑某1、郑某2、郑某3主张“被征收房屋并非母亲李某1单独所有之财产，是四人共同所有的财产，母亲李某1无权处分其三人对该房屋所享有份额的权益”。在审理中应将李某1的遗产从总的拆迁利益中划分出来，再按照李某1遗嘱依法由庄某1继承李某1的遗产。因此，本案既涉及分家析产，又涉及继承。针对庄某1上诉提出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庄某1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诉争的71.5平方米房屋建设于1980年，时间较早，各当事人均未提供建造手续，土地使用权于2009年12月23日才登记在李某1名下。该房屋建设时，庄某1年幼，该房屋的建成资金主要源于李某1与三被上诉人生父郑文富共有的一间半泥草房于1980年的变卖款1200元，柳河镇东方红村七队为因文革致死的郑文富落实政策的700元及郑某1与母亲李某1的收入等。一审法院综合考量该房屋的建设及出资情况等因素后，认定李某1所占份额为25.71%（720元／2800元），对该房屋产权的认定方法与份额分配方式及结果，并未失当。故本院对庄某1主张诉争的71.5平方米房屋应当归李某1所有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问题。郑某1、郑某2、郑某3与母亲李某1及庄某1，先后在诉争的71.5平方米房屋中居住多年，在2019年庄某1将全部拆迁利益据为己有且拒绝分给郑某1、郑某2、郑某3后，原共有关系丧失存在的基础，郑某1、郑某2、郑某3的权利受到侵害，于2020年即依法及时诉讼维权，原审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本院对庄某1“诉讼时效应当从老房拆迁时开始计算，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李某1所立遗嘱是否有效问题。本案诉争房屋并非归李某1单独所有，李某1只有权处分属于自己的份额，其所立遗嘱部分有效，庄某1只能继承李某1的份额，其主张有权继承诉争的71.5平方米房屋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故对庄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3.00元，由上诉人庄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立审判员 杨海山审判员 赵慧颖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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