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5099号原告：李珠有，男，194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瀚扬，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慈岭村新屋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慈岭村新屋社。法定代表人：李碧雄，任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共华，广东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珠有诉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慈岭村新屋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新屋合作社）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珠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瀚扬、被告新屋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共华、法定代表人李碧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珠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大夫麻（土名）鱼塘青苗补偿款116976元，并从2020年4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直至实际还清青苗补偿款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28日利息为1130.5元）；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大夫麻（土名）边角鱼塘补偿款97644.96元，并从2020年4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直至实际还清边角鱼塘补偿款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28日利息为943.68元）；以上合计216695.14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96年1月被告（当时名称：中新镇慈岭乡李屋村）将大夫麻(土名)的水田共壹拾点肆亩作为责任田分给原告家庭承包。后来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将承包土地挖鱼塘三口（现改造成两口，即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用地范围内鱼塘1和鱼塘2），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1996年9月9日签订《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确认责任田的四至范围及乙方向国家上缴任务粮的标准，并约定“经营期间如果国家、政府征地，鱼塘水产及物产的经济补偿归乙方”等等。案涉鱼塘一直由原告生产经营至今，双方没有对案涉合同进行修改。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原告曾于2004年、2005年分别向被告缴交租金320元，2006年起被告以农业税己经取消为由拒收，原告便提出以每年应得的社福利分红中扣除320元抵交租金。因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征用案涉鱼塘部分用地，原被告发生争议，原告儿子李炳新于2019年8月5日到中新镇政府信访，中新镇政府查明双方的争议事项，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答复告知书》，载明征地工作组会先将征地涉及鱼塘养殖及青苗补偿款划拨到被告账户，并建议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双方争议。根据中新镇政府与被告签订的《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青苗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补偿单价4.8万元/亩，鱼塘1被征用面积0.32亩，鱼塘2被征用面积0.74亩，塘埂被征用面积1.377亩，被征用面积合计2.437亩，青苗补偿款116976元。又根据中新镇政府与被告签订的《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边界鱼塘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边角鱼塘面积合计9.687亩，补偿款97644.96元。2020年4月6日中新镇政府将青苗补偿款和边角鱼塘补偿款划拨到被告账户。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补偿款，多次交涉未果。案涉的鱼塘是原告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责任田，农业税取消后农户依法不再需要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任何费用，被告向原告索要租金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即便双方发生争议，案涉鱼塘一直由原告生产经营至今未变，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双方合同的约定，鱼塘青苗补偿款和边角鱼塘补偿款均归原告所有。被告侵占原告应得的补偿款，应当返还给原告，并从侵占款项之日起支付利息。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法院起诉。恳请依法判决。被告新屋合作社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双方没有签订承包合同，未将涉案的土地承包给原告经营，原告另分有责任田。原告是强行占有鱼塘，但村委会多次开会要求其返还，原告占有涉案的鱼塘没有合法依据，我方认为所有的补偿款与其无关。起诉状主张2004、2005年缴纳租金的说法不是事实，原告陈述农业税未取消时，其需缴纳任务粮，国家在2006年才取消任务粮的缴纳，不存在原告向国家缴纳任务粮的同时又向被告缴纳租金，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如下：1996年9月9日，原告李珠有作为乙方（鱼塘主人）与中新镇慈岭乡李屋村作为甲方（责任田所属单位）共同签订了《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约定：“甲方于一九九六年一月把大夫麻（土名）的水田共壹拾点肆亩作为责任田分给乙方；乙方经过甲方的同意将大夫麻（土名）的水田挖鱼塘三口，为明确双方责任，本着互相紧密配合，根据国家经济合同条例以及有关原则，结合本村的具体情况，经过双方协商，签订此合约，以资共同遵守。第一条、责任田概况1、责任田名称为大夫麻（土名），东、南、北与桥岭村水田接壤。西侧与狗门岭（土名）和沙田（土名）相邻，而且有水沟为界，面积为10.40亩，即壹拾点肆亩。2、在经营期内，乙方向国家上缴任务粮，每亩上缴量与沙田（土名）每亩的上缴量相同。第二条、鱼塘概况1、乙方把责任田挖鱼塘后，对其有完全独立的使用权。乙方可以在鱼塘所属地内进行经营，包括养殖种植、建房屋，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活动，而且对经营成果有完全独立的所有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犯。2、在国家政策有承包制，且本村有田耕种的条件下，责任人代表不论如何变更，这合约仍然生效。第三条、经济保障概况1、挖鱼塘及经营方面的资金投入由乙方支出，首期支出人民币捌万元正。2、经营期间，如果是政策的变动，国家、政府征地；鱼塘水产及物产的经济补偿事项由乙方协商，补偿全归乙方。土地补偿归甲方，在此期间，甲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收回。如违约，则一次性补偿首期支出金的叁倍给乙方作为违约金，并补偿有关的经济损失。……6、以后水田征收，按当期分田人口分款。塘租、水田不得分款，也不得纳入他人分田人口。注：本合约壹式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落款处有甲方代表“李润林”及乙方代表“李珠有”的手写签名。原告另提交李运林出具的《单据》，记载：“收珠有交2004年塘租款320，叁佰贰拾元。2005年2月6日”。原告主张上述合约书和《单据》可以证明大夫麻10.4亩的土地是其家庭承包责任田。原告就其主张另提交了其家人在鱼塘劳作的视频和图片。对于上述合约书及《单据》，被告不予认可，对责任田所属单位的代表有异议，其个人不能作为村的代表，合作社对外承包出租田地均有加盖公章及有户代表签名，不可能只有一个人签名代表对外承包经营；另，合约书及《单据》所签的姓名及签法也不一致，要求进行司法鉴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视频和图片不认可，鱼塘是原告非法占用的，鱼塘应是用于养殖，原告的视频中几个人拿着锄头、铲子进行劳作，并不能证明原告取得鱼塘，就算是在劳作，也是非法占有合作社的财产。被告就其主张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0年4月16日的《承包山地合同书》、落款日期为2003年2月26日的《土地承包合同》、落款日期为1996年12月11日的《承包山地合同书》、落款日期为1997年12月10日的《山地承包合同》及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慈岭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慈岭村委会）于2020年7月20日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其中，上述四份合同中除1997年12月10日的合同外其他三份均经增城市中新镇法律服务所见证，另四份合同落款处均加盖有合作社的公章和多名村民代表的签名。《证明》记载：“兹证明我村新屋社在1996年人均分得一亩五分责任田，李珠有家人口共7人，但5个小孩因读书户口出外，不分责任田。李珠有家共分得3亩责任田，一直至今未变更。”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四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该四份合同是对外发包的合同，原告的承包合同是家庭承包制的，当时对外承包合同采取的合同签名及盖章均不相同，若被告认为家庭承包合同也需见证的形式，需要签章，要求被告提供相同性质的合同；关于李润林与李运林，2000年4月16日的合同是社长李润林的姓名，2003年2月26日的合同是社长李运林的签名，1996年12月11日的合同是社长李润林的姓名，1997年12月10日的合同是社长李润林的姓名，被告提供的合同中就包括李润林及李运林的姓名，因此，我方认为不需进行司法鉴定，且涉案土地一直由原告承包经营，涉案的诉讼标的是国家补偿给经营者的，即使合同有争议，应另案解决。对《证明》，并不符合证据规则的法定形式，与中新镇政府的调查也不符合，《证明》的内容也不真实，也没有依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关于《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的签订情况，被告另提交了李润林和李运林于2020年7月29日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关于我村与李珠有农业承包合同一案，我当时（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未与李珠有签订过用电脑打印出来的《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理由如下：一、李珠有所出示的所谓《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上所签的李润林不似是本人所签。二、当年（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电脑仍未普及，不可能用电脑打印好合同给本人签定。三、李珠有出示的所谓《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注明合约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但该合约书如何未盖章。据此，本人在一九九六年九月九日并未有与李珠有签订《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另关于李珠有提到的塘租单据，因年月太久，不记得是什么回事。”原告对该《情况说明》质证称：1、《情况说明》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人需出庭作证，否则，证言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2、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如被告否认《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上的李润林签名，应依法申请司法鉴定。庭审时被告已提交相应的司法鉴定检材，法官亦将申请司法鉴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如被告没有申请司法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3、关于该合同是电脑打印文本的问题，李润林的说法没有依据，据李珠有回忆，合同的初稿是李润林草拟，因修改太多，就拿到镇上打印。不论是手抄还是打印文本，对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4、至于该合同没有被告盖章，李润林是被告的时任社长（法定代表人），根据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611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双方当事人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约定一般可以理解为签字或盖章后协议即属生效，而非必须同时具备签字与盖章两个条件后协议方生效力。当事人主张协议必须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方才生效理据不足”的裁判要旨，有李润林的签名，该合同就具有法律效力。5、根据我方提交的中新镇政府的《答复告知书》，镇政府调查时被告是确认案涉合同李润林签名的真实性，与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大相径庭。综上所述，《情况说明》所述与事实不符，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没有法律效力。更为重要的是单凭案涉鱼塘至今仍由李珠有经营，且青苗补偿款等是政府征地时应当给予土地经营者补偿的法律规定，李珠有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2020年4月6日，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新镇政府）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广州市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青苗补偿协议书》，约定：因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建设需要，需征用乙方的土地，经甲、乙双方协商，现就乙方位于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青苗补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青苗位于慈岭村新屋经济合作社，青苗面积13.343亩。二、按照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相关补偿标准计算，计得青苗补偿款共640464.00元。根据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书，甲方已代乙方向相关权属人支付青苗款共180920.00元，扣除代支付的青苗款后，青苗款余款为459544.00元。三、付款方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一次性将青苗款支付给乙方。四、双方的权利、义务：乙方保证本协议中的青苗权属、数量真实清晰，如有虚假乙方承担法律责任，如发生有关单位、个人对土地范围内的青苗权属有异议或提出经济补偿等问题，由乙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该协议所附的《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青苗补偿汇总表》显示青苗补偿单价为48000元/亩，并按此标准已向原告支付了青苗补偿款960元。同日，中新镇政府作为甲方与被告作为乙方另签订了《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边角鱼塘补偿协议书》，约定：因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三改建设需要，现有乙方9.687亩边角鱼塘受本工程征地影响使用，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参照《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补偿标准，就边角鱼塘补偿达成以下协议：一、边角鱼塘位置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慈岭村新屋经济合作社，宗地号鱼塘（界外）1、鱼塘（界外）2（具体见征地红线图）。二、补偿款的支付：本协议项下的补偿费共97644.96元，以上款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该协议所附的《广州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项目（中新段）边角鱼塘补偿表》显示鱼塘（界外）1、2的面积合计9.687亩，补偿标准为10080元/亩，补偿费金额总计97644.96元。原告因青苗补偿款和边角鱼塘补偿款的归属问题与被告发生争议，原告的儿子李炳新向中新镇政府信访，中新镇政府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答复告知书》，载明：“李炳新先生：你到我镇反映东北货车外绕线在慈岭村征用你的鱼塘部分用地等，但征收补偿款归属存在争议的问题的信访材料收悉。对于你反映的问题，我镇已派员进行认真调查，现就有关情况告知如下：你的核心诉求是，你是慈岭村新屋社村民，东北货车外绕线征用你家经营的鱼塘部分用地，现因用地附着物、青苗及水面的补偿归属问题与新屋社存在争议，要求镇政府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代管补偿款的问题。经查，你父亲李珠有于1996年9月9日与当时的慈岭村李屋村（甲方，现为新屋经济合作社）签订了《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其中甲方代表李润林是当年李屋村的社长。但现新屋社的社干部认为这份合约书无生产队盖章，而且李珠有已多年未交鱼塘租金，故合约无效，不认可李珠有对现有鱼塘的使用权。而李珠有则认为其已将应得的社福利分红抵交租金，应视为已缴纳鱼塘租金，故不存在未缴租金的违约行为。现经征地工作组多次协调，关于被征用鱼塘边上的附着物（一石棉瓦棚）补偿的问题，附着物所有权及补偿款归你所有，不存在争议。但涉及被征用鱼塘养殖及青苗的补偿款归属问题，双方意见分歧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尽快推进项目征地工作，征地工作组拟将征地涉及鱼塘养殖及青苗补偿款划拨到新屋社的账户。同时，因该问题属于合同纠纷问题，如你们双方协商不成，建议你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判决鱼塘养殖及青苗补偿款的归属问题。”本案庭审中，原告称涉案的土地是原告自1996年1月开始家庭联产承包的责任田，有我方提供的《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及镇政府的调查予以证明，《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没有加盖被告的公章，是因为原告作为农民，没有证据意识，其认为有社长的签名就具有效力，而且当时村里很多承包土地的村民连合同都没有，如果被告不认可该合同效力，被告应提供同时期的承包合同予以证明；原告其他的责任田也没有进行登记，有可能是双方有争议，被告不愿意为原告作出登记，原告也一直按国家的政策缴纳任务粮，农业税取消后，原告依法不需缴纳税费，更不需要向被告交纳租金，对于已交纳的租金，除提交的《单据》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即使是双方有争议，原告自1996年开始就承包经营涉案的土地，根据法律规定，款项是补偿给实际经营者的，因此原告是该款项的合法所有人，原告只是为保证国家征收土地正常开始，在镇政府建议下，才先将款项汇至被告账户，再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被告称责任田分配的份额为人均1.5亩，合作社的政策是外出上学的村民均不分田，即便原告家庭按7口人计算，也不可能分得13亩的责任田份额，所以涉案的土地不属于家庭承包责任田；对于原告称已缴纳租金320元，经向当时的出纳及会计核实，当时合作社没有该笔租金的入账，且当时原告只需缴纳任务粮，2006年1月1日才取消农业税，不存在原告仍需向我方缴纳租金的情况；对于原告一直占有、经营鱼塘，有对此召集村民开会，也有制止；确认合作社的青苗补偿款及边角鱼塘的补偿款已汇至被告的账户。本院认为，本案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土地及鱼塘的性质是什么？原告是否为涉案土地及鱼塘的合法权属人？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告主张涉案土地及鱼塘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其为合法权属人，并就其主张提交了《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单据》和《答复告知书》予以证明。首先，对于《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对比被告提交的同时期的其他土地承包合同，《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的落款处仅有李润林的签名，并无被告加盖的公章，亦无其他村民代表的签名，且根据李润林在《情况说明》中所述，李润林并不确认该合约的真实性，亦不确认落款处的签名为其所签；另，根据慈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明确原告家庭在1996年分得3亩责任田，至今未变更。故对于《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的形式及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均不予确认。其次，对于交纳租金的事实，原告除提交的《单据》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而李运林在《情况说明》中称其不记得有出具过该《单据》，且被告亦不确认有收到过原告交纳的租金或以合作社的分红抵扣租金，故仅凭该《单据》不能证明原告因承包经营涉案土地和鱼塘向被告交纳租金的事实。再次，中新镇政府作出的《答复告知书》中“经查”的事实仅是对双方各自的主张予以载明，并未确认《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的真实性，亦未对被征用鱼塘养殖及青苗的补偿款归属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故该《答复告知书》并不能作为认定《责任田挖鱼塘合约书》真实性以及原告对涉案土地和鱼塘享有使用权的依据。综上，在涉案土地和鱼塘并未进行权属登记的情况下，原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和鱼塘的性质以及其为涉案土地和鱼塘的合法权属人。而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大夫麻的鱼塘青苗补偿款和边角鱼塘补偿款均是以其对涉案土地和鱼塘具有合法经营权或使用权为前提的，故在涉案土地和鱼塘性质以及权属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依照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以及同法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本案中涉案土地和鱼塘的使用权在未进行登记的情况下，其性质以及权属争议应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故对于涉案土地和鱼塘性质以及权属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处理范围，本院不予调处。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珠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原告李珠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徐小卓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汤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