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506民初563号 原告：南和县利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城祥和路61号。 法定代表人：仇利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要一民，该公司员工。 被告：侯志刚，男，196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被告：张爱军，男，1963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委托代理人：张林涛、田野，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和县利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公司”）与被告侯志刚、张爱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利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仇利民及其委托代理人要一民、被告张爱军的委托代理人张林涛、田野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侯志刚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利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在我公司贷款本金60万元及自2018年2月24日起至还清贷款本金止所产生的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6年7月29日、12月21日被告侯志刚在我公司分两次贷款共计60万元，用于在邢台承包山地988亩。张爱军作为担保人，签定协议书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贷款到期后，经我公司多次催收，借款本金和所产生的利息一直未还，我公司无奈提起诉讼。 侯志刚未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张爱军辩称，一、根据本案合同约定和我国法律规定，张爱军对被告侯志刚借款提供的是一般保证，而非连带责任保证。现保证期间已过，原告诉张爱军为被告承担保证责任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侯志刚于2016年7月29日、2016年12月21日向原告利民小公司提交《贷款申请书》，向原告利民公司申请贷款30万元，由张爱军提供一般保证。根据2016年7月29日的编号为第7-10号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和2016年12月21日的编号为第12-21号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以及我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被告侯志刚于2016年7月29日的3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为2017年7月28日，对应的保证人的一般保证期间应为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1月28日。被告侯志刚于2016年12月21日3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为2017年12月20日，对应的保证人的一般保证期间应为2017年12月20日至2018年6月20日。原告于2020年10月起诉立案，保证期间已过，因此原告诉张爱军承担保证责任之主张不能成立。二、退一步讲，即便张爱军对被告侯志刚的2016年7月29日的30万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话，对应保证期间也已超过，张爱军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被告侯志刚于2016年7月29日的30万元借款的到期日为2017年7月28日，如果张爱军属于连带责任的话，对应的保证期间为自2017年7月28日至2019年7月28日。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向被告主张承担保证责任及提起诉讼，张爱军依法应当对侯志刚的该笔借款免责。三、原告无充足证据证明张爱军对被告侯志刚的涉案借款承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告主张张爱军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不应采信。在被告侯志刚的涉案的借款到期之后，原告未与张爱军就对上述到期借款承担保证责任达成任何有效的书面协议，故原告称张爱军继续对被告侯志刚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证据不足，不应采信。四、即便张爱军对被告侯志刚于2016年12月21日的30万元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本案诉讼保证期间也已超过，对原告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提交的2019年11月26日的两份《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单》（继续担保通知书）（简称“通知”）不符合事实，对张爱军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使该通知真实有效，但该通知也属于未约定保证期间的新的保证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应自2019年11月26日起至2020年5月26日止计算6个月保证期间。原告未在此保证期间内向张爱军主张保证责任，故原告向张爱军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便该通知被认定为有效，因未约定保证期间，则保证期间应以6个月计算，即自2019年11月26日起至2020年5月26日止。原告起诉状中显示的起诉日是2020年9月16日，本案应诉通知书显示立案日期为2020年10月28日，因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故张爱军对该笔债务亦依法免于承担保证责任。五、原告违法违规放贷，其计算的利率明显超过法律利率上限。故原告主张债务人侯志刚承担的利息不应支持。原告提供放贷的多个利率计算相互矛盾，超过法定利率上限，违法违规，严重损害债务人和保证人合法权益，违法无效，其主张借款人侯志刚承担的利息，依法不应支持。六、原告提供的两份通知书不是张爱军所签，更不符合张爱军真实意思表示，该通知对张爱军无效。答辩人对侯志刚涉案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七、被告侯志刚作为债务人对《贷款申请书》中的两笔借款均已提供了房产物的担保，原告作为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保而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张爱军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对张爱军的起诉。 原告利民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贷款申请书两份； 2、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利民借字（2016）（农户）第7-10号； 3、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利民借字（2016）（农）第12-21号； 4、协议书两份； 5、借款借据两份； 6、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两份； 7、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继续担保通知书）两份。 被告侯志刚、张爱军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1、对于贷款申请书两份，被告张爱军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对该两份申请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2、对于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和两份协议书，被告张爱军认为其存在涂改，该涂改部分事后未经张爱军追认或认可，故相应涂改部分对张爱军无效。本院认为，部分条款的涂改不影响合同整体的真实性，且张爱军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涂改系在合同签订之后形成，故对两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协议书落款时间的涂改，原告当庭认可，该涂改系向本院提交证据复印件后，其员工认为落款时间“2017年7月29日”系笔误，遂私自将其涂改为“2016年7月29日”，本院认为，当事人故意涂改、变造证据，故对该经过涂改的协议书，本院不予采信；2016年12月21日的协议书中，虽有涂改部分，但与借款合同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3、对于两份借款借据和两份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被告张爱军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认为2016年12月21日的借款系侯志刚借新贷还旧贷，故张爱军应免除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张爱军未对其反驳意见提交证据，故对其反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4、对于两份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继续担保通知书），被告张爱军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张爱军庭前对该两份通知书的签字及形成时间申请鉴定，庭审中撤回了对鉴定的申请），故对该两份通知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9日，侯志刚因经营“邢台益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急需资金为由，向原告提交贷款申请书，贷款30万元，申请书载明侯志刚用其所有的位于的3号楼中单元101室、4号楼1单元101室房产为上述借款30万元作抵押，同时由张爱军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约定如到期不能归还，由张爱军偿还，并负法律责任。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编号为利民借字（2016）（农户）第7-10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3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7月29日至2017年7月28日，借款年利率7.2%，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利随本清，保证人承诺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为止，保证范围为贷款本金、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还约定，的3号楼中单元101室、4号楼1单元101室房产为上述借款30万元作抵押。同日，原告将上述借款3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出借给侯志刚。2019年11月26日前，原告向侯志刚、张爱军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继续担保通知书），通知二人积极筹措资金，抓紧归还，否则，其将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原被告三方均在该通知书上签字、盖章。贷款后，侯志刚按照年利率10.8%标准支付利息至2018年2月24日，本金未归还。 2016年12月21日，侯志刚因经营“邢台益寿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急需资金为由，向原告提交贷款申请书，贷款30万元，申请书载明侯志刚用其所有的位于的3号楼中单元101室、4号楼1单元101室房产为上述借款30万元作抵押，同时由张爱军为上述借款提供保证，约定如到期不能归还，由张爱军偿还，并负法律责任。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编号为利民借字（2016）（农）第12-21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3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12月21日至2017年12月20日，借款年利率7.2%，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利随本清，保证人承诺对借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为止，保证范围为贷款本金、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不按期归还贷款本金又未获准展期，从逾期之日起按40%计收罚息。同时，侯志刚、张爱军为原告出具协议书，载明上述合同借款约定年利率7.2%，实际按年利率10.8%结息，如逾期，逾期部分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同日，原告将上述借款3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出借给侯志刚。2019年11月26日前，原告向侯志刚、张爱军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继续担保通知书），通知二人积极筹措资金，抓紧归还，否则，其将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原被告三方均在该通知书上签字、盖章。贷款后，侯志刚按照年利率10.8%标准支付利息至2018年2月24日，本金未归还。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借款利率问题，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中均约定利率7.2%，而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合同约定利率为7.2%，实际按10.8%结息”。张爱军认为此系阴阳合同，阴合同为借款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阳合同为协议书，案涉借款应当按照阳合同即协议书执行。本院认为，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合同约定利率为7.2%，实际按10.8%结息”，并经借贷双方及保证人签字确认，此系双方经协商对前述借款合同中相应条款的变更，并未故意隐瞒相关内容，故非实质上的阴阳合同，借款合同与协议书均属有效，相应部分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协议书内容履行，未变更部分按照借款合同条款履行。两份借款合同均约定利率为7.2%，2016年7月29日的贷款30万元对应的协议书，由于原告擅自变改落款日期，妨碍诉讼，该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故该笔借款的利率应当按照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7.2%执行；2016年12月21日的贷款30万元，由于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按10.8%结息，故该笔借款按利率10.8%执行。按照借贷交易习惯及原告的当庭陈述，本案中的利率标注为百分号的一律按年利率计算，利率标注为千分号的一律按月利率计算，故2016年7月29日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7.2%，2016年12月21日的贷款利率为年利率10.8%。张爱军认为上述标注百分号的利率为月利率，属对相关交易习惯的误解，其据此计算的相关利率均属误算，不能作为本案案涉借款的利率。 原告利民公司与被告侯志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履行。原告依约履行了借款义务，侯志刚应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原被告双方约定逾期部分按年利率36%计算利息，张爱军认为该逾期利率约定过高，应属无效，本院认为张爱军的该抗辩成立，双方对违约责任约定畸高，应当予以调整，结合原告当庭陈述，本院将两笔贷款的逾期利率分别调整为合同期限内利率、原合同约定的逾期利率，故2016年7月29日的贷款逾期利率为年利率7.2%，2016年12月21日的贷款逾期利率为年利率15.12%（10.8%+10.8%×40%）。故侯志刚应当分别按照年利率7.2%、年利率15.12%标准支付自2018年2月25日起至本金偿还完毕止的逾期利息。 关于张爱军的保证方式及物保、人保先后顺序问题，本院认为，侯志刚、张爱军向原告出具的两份贷款申请书中均载明侯志刚以其自己所有的房产为两笔借款进行抵押，同时，张爱军对两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如到期不能归还”，由张爱军偿还，此系一般保证。在双方签订的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双方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院认为，贷款申请书系侯志刚、张爱军为达成与原告之间的借款合同而作出的单方面申请，即合同邀约，邀约内容并不必然成为借款合同的内容，合同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应当以签订的正式借款合同为准。故本案案涉两笔贷款中张爱军的保证方式应以两份借款合同为准，即为连带责任保证。张爱军辩称，案涉两份借款合同为格式合同，对保证方式的约定加重了张爱军的责任，应当作出对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不利解释，故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本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虽为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但是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约定并未加重张爱军的责任、排除张爱军的主要权利，连带责任保证与一般保证在实现债权人债权的方式上有所区别，该区别看似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但该区别系法律区分两种不同保证方式的应有之意，并非经双方约定而造成，法律是公开的，张爱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连带责任保证的内涵应当知晓，无需原告另行作出特殊解释说明，故案涉借款合同中对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选择不属于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另外，贷款申请书中的内容须经双方同意才能成为借款合同的内容，借款合同中选择了连带保证方式，即是双方对贷款申请书中一般保证方式的摈弃，故案涉两笔借款中张爱军的保证方式均应为连带保证。同理，侯志刚在两份贷款申请书中承诺以其所有的两套房产做抵押，在2016年7月2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双方约定了“3号楼中单元101室、4号楼1单元101室的房产做抵押”，故在该笔借款中，应当认定双方就侯志刚用自己房产作抵押的事项进行了确认，即该笔借款的担保中既有人保又有物保，且双方未就实现债权的顺序进行约定，故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侯志刚自己提供的物保实现债权。本案中，案涉物保未进行不动产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设立，原告亦未起诉要求先就该两套房产实现债权，故保证人张爱军应当在该两套房产可实现价值以外承担保证责任。在2016年12月21日的借款合同中，双方未约定侯志刚以其自己的房产作抵押，即双方在该笔借款中，对侯志刚自己提供物保的事项未予确认，故该笔借款只有保证人张爱军的保证一种担保，因此，张爱军所持的原告放弃债务人侯志刚自己提供的物保，其应当免除对该笔借款的保证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借款是否超出保证期间的问题。2016年7月29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保证期间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为止，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该笔借款的履行期限为2017年7月28日，故保证期间为2017年7月29日至2019年7月28日，原告提交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6日，庭审中，张爱军的代理人辩称张爱军在2019年9月底至2019年12月12日期间，因脑出血住院治疗，不可能在2019年11月26日在该通知书上签字，原告当庭陈述，该通知书上张爱军的签字在先，侯志刚的签字在后，落款时间为侯志刚签字时间，但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向张爱军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亦不能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向张爱军主张保证债权，故张爱军对该笔借款免除保证责任。同理，2016年12月21日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保证期间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为止，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该笔借款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该笔借款的履行期限为2017年12月20日，故保证期间为2017年12月21日至2019年12月20日，原告提交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26日，张爱军在该时间之前在该通知书上签字，因此，原告系在保证期间内向张爱军主张保证债权，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三年，本案中，张爱军的保证债务自2019年11月26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三年，故原告在2020年10月起诉张爱军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张爱军应当对该笔借款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张爱军辩称在两份借款合同中对保证期间部分有涂改，且未经张爱军确认同意，应视为未约定保证期间，两笔借款的保证期间均应为六个月，本院认为，两份合同中关于保证期间部分由“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后二年”改为“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为止”，修改前后的保证期间并未发生实质变更，且张爱军未提交证据证实该涂改发生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后，故对张爱军的该辩称，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两份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内容为原告向侯志刚、张爱军主张债权，催促其及时履行还款义务，双方并无形成新的展期合同或新的保证合同的意思表示，故该两份通知书并非成立新的合同。该两份通知书虽抬头为“侯志刚”，但侯志刚、张爱军均在该通知书上签字，且张爱军系在“保证人”后签字，其应当知道该通知书系原告向其主张保证债权，原告在相应的期间内向二人主张了债权，且二人收到了原告的相关主张债权的通知。张爱军辩称该两份通知书系原告向侯志刚个人主张债权并非向张爱军主张保证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张爱军亦辩称，该两份通知书若对张爱军有效，即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由于新的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故新的保证期间应为六个月（2019年11月26日至2020年5月25日），原告未在新的保证期间内向张爱军主张权利，张爱军亦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以及成立新的保证合同加重张爱军责任的相关主张，因该两份通知书不成立新的保证合同，故本院均不予支持。张爱军辩称，该两份通知书中载明的借款合同编号和名称均与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不一致，不能认定该通知书系对案涉债务的有效通知，本院认为，两份借款合同的编号分别为利民借字（2016）（农户）第7-10号、利民借字（2016）（农）第12-21号，该两份通知书中载明的借款合同编号分别为利民借字（农）第7-10号、利民借字（农）第12-21号，根据通知书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以及“7-10”“12-21”字样，能够认定该两份通知书中所指向的借款合同即为本案案涉借款合同，且张爱军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该通知书指向其他借款，故对张爱军的该辩称，本院不予支持。 张爱军认为案涉2016年12月21日的借款系借新还旧，其作为保证人对此不知情，故应当免除其对该笔借款的保证责任，但其未提交证据对“借新还旧”予以证实，且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据、银行转账凭证能够形成证据链，具有较高的证明力，故对张爱军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侯志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对其答辩和质证权利的放弃，不影响本案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四）项、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侯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南和县利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万元及其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8年2月25日起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 二、被告侯志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南和县利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30万元及其以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8年2月25日起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15.12%计算）。 三、被告张爱军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四、驳回原告南和县利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计4,900元，由被告侯志刚负担2,450元，由被告侯志刚、张爱军共同负担2,4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贵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国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