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01行初135号原告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37号。法定代表人孙皖平，馆长。委托代理人靳嘉伟，北京康达（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秀华，天津中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马路11号。法定代表人何长宽，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锦。委托代理人罗洁，天津共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震梅，女，197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委托代理人王猛，天津津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煜，天津津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不服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20年5月8日向本院邮寄立案材料。本院于2020年5月10日受理案件后，于2020年5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20年5月13日向第三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沉香博物馆）委托代理人靳嘉伟、朱秀华，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和平人社局）负责人魏彤、委托代理人李锦、罗洁，第三人孙震梅及委托代理人王猛、刘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和平人社局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编号：S112010120200020《认定工伤决定书》，内容为：“2017年9月28日上午10：00点左右，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员工孙震梅，在单位处理电话事务时，不慎从二楼滑下摔伤于转天就诊，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尾骨骨折。2018年1月9日收到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8年1月11日受理，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上述情况属实。孙震梅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沉香博物馆诉称，1、被告无权逾期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且处理人员应回避不回避，逾期作出的工伤认定无效。就上述Ｓ112010120200020《认定工伤决定书》针对的孙震梅申请工伤一事，被告曾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过编号为Ｓ112010120180024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孙震梅构成工伤。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8年6月5日起诉至贵院请求撤销，贵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津0101行初212号行政判决书，判令撤销上述Ｓ112010120180024号工伤认定，被告应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孙震梅的工伤认定重新作出处理。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津01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2019年5月14日，被告收到了二审判决。后续，被告再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驳回。依照两审判决内容，被告应在2019年7月13日前重新作出处理，被告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至2020年1月10日才作出处理，明显逾期半年之久，违法、抗法，应属无效。而且，原作出错误处理的责任人员应回避不回避，仍参与调查处理，亦属违法无效。2、孙震梅没有2017年9月28日“受伤”的基本事实，从而没有构成工伤的基础。在原一二审生效判决中已经查明：2017年9月29日，孙震梅在天津市天津医院存在挂号后又销号的情况，并未就诊，更未拍摄Ｘ光影像进行检查。另外天津市天津医院2017年11月10日为孙震梅所作的诊断证明明显为后补倒开，不符合天津市卫生局津卫医［2008］387号《医学诊断证明书管理规定》及天津市天津医院《开具诊断证明须知》的规定，认定孙震梅工伤的主要证据“初诊”《诊断证明书》系伪造，根本无效。3、被告本次所作Ｓ11201012020002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告所作决定也应属无效。被告拒不纠正错误，目无法纪，坚持为骗取工伤者作利益输送，包庇、纵容工伤诈骗行为，肆意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依法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应对被告予以处罚。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程序上，孙震梅都不能构成工伤。故请求贵院终止性撤销Ｓ11201012020002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对被告依法予以处罚，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告为保护其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请求终止性撤销被告于2020年1月10日作出的编号为Ｓ11201012020002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请求依法对被告不履行生效判决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作出处罚：1、对被告负责人从2019年7月13日起按日处以50元至100元罚款；2、将被告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予以公告；3、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4、对被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拘留；三、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告沉香博物馆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200020）。证明被告2020年1月10日再次下达《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系本案的诉讼标的；证据2、关于提交孙震梅工伤认定证据材料的函。证明2019年11月26日，被告就第三人2018年1月9日申请工伤一事，要求原告提交证据材料；证据3、回复函及证据材料。证明2019年12月10日，原告提交书面回复函及相关的证据材料，不认可孙震梅构成工伤。其中证据材料与证据中2019年12月10日中出具的证据目录一致。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和平人社局辩称，一、我局具有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我局作为天津市和平区区域内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该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原告登记的住所地为天津市和平区，故我局依法具有作出本案中《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二、我局作出的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第三人孙震梅提供的证据《劳动合同书》《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孙震梅自2016年10月15日起建立劳动关系。2、第三人孙震梅提供的证据《原告人事与孙震梅微信沟通截屏》《原告人事与孙震梅微信沟通语音录音、文字整理稿》《工伤申请自述材料》、原告盖章并同意申报工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等证据可以证明：原告认可孙震梅2017年9月28日在单位摔伤的事实，同意为孙震梅申报工伤，且已准备好申报工伤的手续及文件，并向人社局申报了工伤。后来原告又不同意为孙震梅申报工伤，公司想跟孙震梅私下和解，不愿让孙震梅申报工伤，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且原告已为孙震梅办理了工伤医疗费用报销。3、第三人孙震梅提供的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自述材料》《孙震梅与原告馆长黄毅的微信沟通截屏》《孙震梅与原告员工刘静的微信沟通截屏》《销售凭证》、2017年9月29日的《病历》、2017年10月10日的《天津医院门急诊影像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病历》、2017年11月10日的《诊断证明书》《病历》及原告向我局提交的《孙震梅工伤异议的答辩》《孙震梅摔伤地点照片》、孙震梅同事刘静的《证明》《刘静身份证复印件》、和平区人民法院前往天津医院调取的《证明》、我局前往天津医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孙震梅2017年9月28日在原告单位摔伤，2017年9月29日在天津市天津医院初诊，医生初步诊断为“骶骨外伤”，2017年10月10日，经影像检查，孙震梅被确诊为“尾骨骨折”。4、第三人孙震梅提供《情况说明》、原告处摄像头监控画面可以证明：原告在单位多处地点安装了摄像头，孙震梅摔伤的地点正好在其中一处摄像头所能监控到的区域，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孙震梅摔伤的整个过程。5、孙震梅摔伤地点的监控录像是认定孙震梅是否构成工伤的直接、关键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如不认为孙震梅所受伤害是工伤，对此应负有举证义务，但原告在两次举证时都未提供该监控视频，且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孙震梅不是工伤，故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综上，我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一）项及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我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1、我局依法受理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我局2018年1月9日收到第三人孙震梅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18年1月11日对其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分别向孙震梅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孙震梅于2018年1月12日签收《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原告于2018年1月16日签收《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我局自收到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了受理决定，符合《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的期限。2、我局依法保障原告的举证权利。（1）我局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8年1月16日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原告：如果不认为是工伤，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不认为是工伤的证据。逾期未提交或拒不举证的，我局可以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原告于2018年1月29日向我局提交了孙震梅工伤异议的答辩及证据材料。（2）我局于2019年11月26日向原告邮寄了《关于提交孙震梅工伤认定证据材料的函》，告知原告：如你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望贵单位积极配合本机关调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监控录像）。原告于2019年12月10日向我局提交了《回复函》及证据材料。3、我局依法履行了工伤调查程序。我局在对第三人孙震梅提交的工伤申请材料、证据及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后发现：孙震梅摔伤的地点正好是原告处摄像头所能监控到的区域，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孙震梅摔伤的整个过程，因此该监控录像是认定孙震梅是否构成工伤的直接、关键证据。但原告在两次举证时都未提供该监控视频，且原告提交的证据也并不能证明孙震梅不是工伤。基于此，我局于2019年12月18日前往原告处进行工伤调查，原告拒绝配合。随后，我局分别于2019年12月20日、23日、24日与原告馆长、人事多次电话联系工伤调查事宜，原告不予配合。2019年12月25日，我局再次前往原告处进行工伤调查，原告仍拒绝配合。2019年12月26日，我局还与原告员工刘静电话联系，告知其前往我局配合调查。此外，我局还前往天津市天津医院对2017年9月29日孙震梅的病历、挂号情况，及孙震梅2017年11月10日的诊断证明进行了调查。（4）我局依法作出并送达了认定工伤决定书。我局在履行了要求单位举证、进行调查核实等相关程序后，根据相关材料依法于2020年1月10日重新作出编号为S112010120200020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向原告、孙震梅分别送达了重新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四、原告以我局逾期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要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孙震梅、我局分别就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一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我局系从维护工伤职工利益角度出发，且本着节约行政、司法资源的目的，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7日作出再审裁定后才重新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2、即便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超出时效，也不应予以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超过60日工伤认定期限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违法起诉要求撤销的，如该工伤认定不存在其他程序和实体问题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程序有瑕疵，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同时，应就超期认定问题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我局重新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其他程序和实体问题，所以，人民法院不应撤销我局重新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人民法院可就我局超期认定问题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我局愿意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被告和平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原告《登记证书》。证明被告依法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主体资格和职权；证据2、《劳动合同书》；证据3、《天津市社会保险缴费证明》；证据2、3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孙震梅自2016年10月15日起建立劳动关系。证据4、原告人事索熙与孙震梅微信沟通截屏；证据5、原告人事索熙与孙震梅微信沟通语音录音、文字整理稿；证据6、2017年10月11日《工伤申请自述材料》；证据7、原告盖章的《工伤认定申请表》1页；证据4-7证明原告认可孙震梅2017年9月28日在单位摔伤的事实，同意为孙震梅申报工伤，且已经准备好申报工伤的手续及文件，并向人社局申报了工伤。证据8、《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二审庭审笔录》第11页、12页；证据9、《关于工伤申报单位同意盖章的情况说明》；证据10、《工伤认定申请表》3页；证据11、《工伤认定自述材料》；证据8-11证明因原告后来又不同意为孙震梅申报工伤，孙震梅于2018年1月9日自己向被告申报了工伤。证据12、《情况说明》；证据13、原告处摄像头监控画面；证据12、13证明1、通过监控8的录像可以看到孙震梅摔伤的整个过程。2、该监控录像是认定孙震梅是否构成工伤的直接、关键证据，原告如不认为孙震梅所受伤害是工伤，对此应负有举证义务，如不能提供该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证据14、孙震梅与原告馆长黄毅的微信沟通截屏；证据15、孙震梅与原告员工刘静的微信沟通截屏；证据16、《孙震梅工伤异议的答辩》；证据17、孙震梅摔伤地点照片；证据18、刘静出具《证明》《刘静身份证复印件》；证据14-18证明2017年9月28日，孙震梅上班期间在原告单位摔伤。证据19、《销售凭证》；证据20、2017年9月29日《病历》；证据21、2017年10月10日《天津医院门急诊影像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病历》；证据22、2017年11月10日的《诊断证明书》《病历》；证据19-22证明1、2017年9月29日，孙震梅前往天津市天津医院就诊，医生初步诊断为“骶尾外伤”。2、2017年10月10日，经影像检查，孙震梅被确诊为“尾骨骨折”。3、因申报工伤需要初次诊断证明，2017年11月10日，孙震梅前往天津医院，医生为其开具了诊断证明书，证明其初诊时间为2017年9月29日。证据23、天津市天津医院《证明》、一审行政判决书第9页；证据24、天津市天津医院《证明》；证据25、挂号明细；证据26、《工伤认定调查笔录》；证据23-26证明经和平区人民法院及被告调查核实，1、孙震梅2017年9月29日在天津市天津医院挂号、初诊为“骶尾外伤”。2、天津医院于2017年11月10日开具的诊断证明书真实反映孙震梅于2017年9月29日在该院初诊及孙震梅受伤情况。证据27、《孙震梅工伤异议的答辩》；证据28、刘静录音（不公开）及文字整理稿；证据29、黄毅录音（不公开）及文字整理稿；证据30、孙震梅与原告馆长黄毅微信沟通截屏；证据31、黄毅录音（不公开）及文字整理稿；证据32、索熙录音（不公开）及文字整理稿；证据33、索熙录音（不公开）及文字整理稿；证据27-33证明1、原告认可孙震梅在2017年9月28日在单位摔伤的事实，想跟孙震梅私底下和解，不想让孙震梅申报工伤。2、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证据34、收据；证据35、索熙与孙震梅微信沟通截屏、微信沟通语音录音（不公开）、文字整理稿；证据34、35证明原告认可孙震梅工伤的事实，为其办理了工伤医疗费用报销。证据36、《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证据37、《工伤认定送达回证》（第三人）；证据38、《工伤认定送达回证》（原告）；证据36-38证明1、被告依法在收到孙震梅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了工伤受理决定，并送达双方当事人。2、被告依法保障了原告举证权利，告知：如果原告不认为是工伤，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不认为是工伤的证据。逾期未提交的，承担不利的后果。证据39、《孙震梅工伤异议的答辩》及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发现：1、原告未提供监控视频。2、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孙震梅不是工伤；证据40、《认定工伤决定书审批件》《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80024）、《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确认通知》。证明被告依法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60日内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并依法送达了双方当事人；证据41、《更正通知》、EMS邮寄单。证明被告依法对《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80024）进行了更正，并送达了双方当事人；证据42、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再审申请书、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证明因孙震梅、被告均提起再审申请，从维护工伤职工利益角度出发，且本着节约行政、司法资源的目的，被告在收到再审裁定后才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证据43、EMS邮寄单及查询结果、《关于提交孙震梅工伤认定证据材料的函》《回复函》及证据材料。证明1、被告依法再次保障了原告举证权利。2、在原告提交证据材料后，被告依法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发现：（1）原告不能提供监控视频。（2）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孙震梅不是工伤；证据44、被告与原告馆长黄毅、原告人事索熙电话沟通调查事宜的录音（不公开）、文字整理稿；证据45、被告两次前往原告处进行工伤调查的视频（不公开）；证据44、45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调查权利，但原告拒绝配合被告的调查。证据46、被告与原告员工刘静电话沟通调查事宜的录音（不公开）、文字整理稿。证明被告依法履行了调查权利；证据47、工伤认定调查笔录；证据48、天津医院门诊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及门诊明细；证据47、48证明被告前往天津市天津医院进行了调查，依法履行了调查权利。证据49、《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200020）。证明被告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调查结果，在收到再审通知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重新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50、《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向原告、第三人孙震梅送达了重新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据51、光盘1张，内容为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工伤认定材料。分别为第三人与原告单位员工黄毅、索熙、刘静的电话、微信沟通的音频；被告与原告单位员工黄毅、索熙、刘静电话沟通调查事宜的录音及被告两次前往原告处进行工伤调查的视频。除证据51光盘外，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工伤保险条例》；依据2、《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依据3、《天津市工伤认定操作规程》；依据4、《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座谈会议纪要》。第三人孙震梅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作出的本次工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孙震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公证书。证明《公证书》中第三人与工作单位的同事刘静、领导黄毅的聊天记录能够充分反映出第三人在工作单位摔伤的客观事实及摔伤后就诊的事实，证明第三人在工作中受伤；证据2、天津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证明第三人及其单位领导黄毅所使用的手机号与微信号一致，并且都是机主本人的名字，证明微信聊天主体的真实性。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和平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认为2017年10月14日劳动关系完结。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5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据4、5涉及案外人索熙，她不在原告处工作了，被告应当调查微信及语音的真实性，是否经过剪切，是否真实客观，案外人索熙与孙震梅微信语音是否经过二次加工，被告应核实是否经过伪造。对证据6-7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证据6并没有第三人的签字就直接认定为第三人的自述，系无效证据，是被告打印、后凑的材料。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应为3页，被告只提供了盖章的1页，不是原告所为，盖章是第三人自己盖的章，书写的“情况属实，同意申报”与上述申请人的字体一致，认为也是第三人自行书写。原告没有申报过工伤，也没有盖过公章，是第三人私盖公章弄虚作假的产物。对证据4-7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被告捏造原告申报工伤的虚假事实，制作、拼凑材料作伪证。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第三人自述，不具有客观性，系制作伪证，捏造原告申报工伤的虚假事实。对证据9认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认为是第三人自述，原告并没有同意申报工伤。对证据10、11、12认为均是第三人自述，不具有客观性。其中证据10是3张申请表，但证据7只有1张，并不表明原告认可被告认定的工伤。本次被告提交证据原件时及上次庭审二审中提交证据时，都能反映出证据10的前两页应与证据7形成一套表，本次被告提交证据涉嫌人为拆分证据。证据11除了监控录像问题外，不具有客观性。对证据12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3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原告处的监控画面并不能证实第三人在当时的时间地点发生工伤，且证据11工伤认定自述里第三人明确表示不保存监控录像，原告认为在当时的监控录像中没有第三人摔伤的情况，所以第三人不要求保存录像。第三人作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明知监控录像只能保存7天，当时不要，事后却主张要，明知原告不能提供，却主张原告提供，所以原告没有提交监控录像的责任，不能认定原告不配合调查。对证据14、1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4、5，对证据14、15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6、17、1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16、17、18均是原告为了证明不是工伤提供的证据，从证据内容中看出均是第三人自述曾摔伤。对证据19、20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1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2、23、24、25、26原告均不认可，认为证据22中的《诊断证明书》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病历》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对证据23-26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但是证据23中法院调取的《证明》形式认可，认为《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证据24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5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上述证据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29日并没有看过病，证据之间有矛盾，通过证据22、23、24、25证明2017年9月29日当时出诊的医生叫石中琪，但是证据20、26是被告调取的证据，证明2017年9月29日当时出诊的医生是王贵忻，结合法院调查第三人当天挂号又销号的事实，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当日并未就诊。第三人在2017年9月29日并未拍摄X光影像照片，从逻辑上也不能证明第三人当天诊断出尾骨骨折。对证据27-33的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工伤认定没有证明力。其中，认为证据27是原告提供的，但是不是证明第三人存在工伤，质证意见同证据16。对证据28-29、31-33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没有核实，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30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被告没有核实，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34、35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没有核实，不能作为证据，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8-35的具体质证意见同证据4、5。对证据36-41认为均是第一次做出工伤认定时的程序，与本案无关联性。其中证据36-38认为被告非法受理，非法送达，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39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0、41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通过一审、二审、再审，证明被告第一次做出的行为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申请再审不停止案件执行，被告应该在判决生效后及时作出行政行为。对证据43认为被告存在滥用职权，被告2019年7月13日应作出认定，被告2019年11月26日的行为已经违法。对被告《关于提交孙震梅工伤认定证据材料的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原告提交的《回复函》及证据材料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4、5。对证据45-48合法性不认可，证明内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5认为被告程序超期违法。对证据44、46认为被告以电话的形式调查违法，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提交的文字资料显示并未表明工作人员的身份及人数，证据显示只有一人，存在违法。对证据47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6。对证据48的质证意见同证据24、25。对证据49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客观性不认可。对证据50合法性不认可，证明内容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9、50认为也是超期作出，程序违法。对证据51认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质证意见同证据4、5；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第三人手机操作的过程，不能证明语音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即使案外人是真实存在的，也不能证明第三人的工伤事实。所有通话的内容反映出9月28日受伤均是自述，其他人作为同事，关心及询问是人之常情，不能据此认为第三人当日受伤且是工伤。公证书是2020年10月19日作出的，认为事隔几年不具有时效性。对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和平人社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3认可收到原告提交的回复函及证据材料，但是对证据材料中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原告所交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所受伤害不是工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和平人社局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回复函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内容是原告自己的主观意思，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符。对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证据目录中证据1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引用了两审法院的判决书，但是原告颠倒事实，判决并没有阐述2017年9月29日并未就诊的事实，对证据目录中证据2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原告自己的推断，对证据目录中证据3原告所说的两份文件证明目的不认可，该文件是内部规范性指导内部的制度，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外部看诊断证明书的效力，从法律上看，就是看上面是否有医院的盖章及医生的签字，只要二者具备即合法有效，医院内部的规定与患者无关。对证据目录中证据4不予认可，该安装公司仅是后期安装公司，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对其阐述之前只能保留七天录像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采信；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19原件在第三人处，当时被告仅留存了复印件。证据21检查报告单和病历原件在第三人处。证据6自述材料是电脑打印版，当时提供了电子版和打印版，申请内容和证据10工伤认定申请表及证据11中的内容基本一致，第三人均签了字。证据7与证据10应该是在一起的，证据7是原告单位盖章签字确认了第三人工伤受伤的事实，是第三人当时拿到被告处的，证据10是被告让第三人现场填写的，一起交给了被告，一共交了原告盖章的和不盖章的表各一份，几页记不清了，应该都是全的。证据20、21、22当时看病的医生是王贵忻，开诊断证明是门诊主任开，门诊主任是石中琪，这两个人不矛盾。认为仅凭证据7完全可以确认第三人为工伤。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提交的证据49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认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3，可以证明本次工伤认定过程中，经被告要求，原告向被告提交证据的事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8、19、20-26、42、44-48、50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5、14、15、28-35，因被告未能向相关人员核实情况，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没有第三人签字，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原告认可公章的真实性，但提出材料不完整，不能反应申请的全部情况，本院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9-13，可以证明第三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的事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6-18、27、39、43，可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交相关材料的事实，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6-38、40、41，系第一次工伤认定的程序性证据，因相关认定工伤决定书已被生效判决撤销，本院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1，系被告提交的证据5、28-29、31-33、35、44-46中列明不公开的音频、视频资料，庭审中，原告对该光盘进行了查阅，本院认证意见同上述相关证据。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原告沉香博物馆与第三人孙震梅于2016年10月15日至2017年10月1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于2018年1月9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于2017年9月28日上午10：00左右，在原告单位处理电话事务时，从单位二楼楼梯滑下摔伤。被告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编号：S112010120180024《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原告对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于2018年6月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津0101行初21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一、撤销被告和平人社局作出的S112010120180024号认定工伤决定；二、被告和平人社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孙震梅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第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2019）津01行终21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第三人不服二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津行申29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孙震梅、和平人社局的再审申请。被告于2020年1月10日重新作出编号：S112010120200020《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并于2020年1月14日、15日分别送达给原告、第三人。原告收到后不服，向本院起诉。另查，2017年9月29日第三人到天津市天津医院挂骨科急诊号，第三人提交的当日病历载明“骶尾外伤”，病历有医生王贵忻签名，后第三人于当日退号。2017年10月10日加盖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休假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载明第三人“尾骨骨折”。2017年10月11日天津市天津医院门急诊影像检查报告单载明第三人“检查日期2017-10-10尾1椎体骨折，断端对位不良”。2017年11月10日加盖天津市天津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载明第三人“尾骨骨折初诊时间17.9.29此证（保险）”。2018年11月6日经本院核查，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办公室出具证明载明“经我院确认，2017年11月10日所开具的孙震梅诊断证明书系我院所开，证明孙震梅于2017年9月29日在我院初诊并真实反映孙震梅受伤情况！”。2019年10月18日被告对天津市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主治医师王贵忻进行调查，王贵忻确认2017年9月29日急诊当班，孙震梅当日病历是其亲自写的。2019年12月11日天津市天津医院门诊办公室向被告出具的证明载明“孙震梅于2017年11月10日来我院就诊，出具的诊断证明是我院医生开具。”。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被告作为天津市和平区区域内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其辖区内的工伤事故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被告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过程中，履行了要求原告举证、调查、作出工伤认定、送达等程序。根据生效判决，被告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于2019年7月5日提起再审申请。2020年1月10日被告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超过生效判决确定的六十日期限，但被告超期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被告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应确认违法。被告主张收到再审裁定后才重新启动工伤认定程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之规定。对原告提出被告工作人员孙秀亮未回避的问题，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孙秀亮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应当回避情形，原告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人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单位工作人员刘静出具的证明及工伤异议答辩描述的情况，结合第三人2017年9月28日购买云南白药气雾剂及之后的医院就诊情况，可以证实第三人2017年9月28日在原告处受伤且原告单位知悉的事实。被告依据第三人提交的病历、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及调取的挂号明细、医院出具证明、调查笔录，查明第三人于事故后第二日，即2017年9月29日就医被诊断为“骶尾外伤”，2017年10月11日被诊断为尾骨骨折的事实。被告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认定第三人在原告单位摔伤导致尾骨骨折具有合理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不构成工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主张第三人不是工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关于原告在庭审后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7《工伤认定申请表》第二栏用人单位签署的意见，经核对笔迹是孙震梅所写，请求司法鉴定验笔迹。本院认为，《工伤认定申请表》是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依据，并不是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依据，原告对证据7的《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鉴定不具有必要性。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庭审后提出的鉴定申请超过法定举证期限。故对原告提交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原告请求依法对被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行为作出处罚，因被告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过程中，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又进行了调查、核实，在此基础上，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关于原告请求依法对被告不履行生效判决作出处罚，被告虽超期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但不属于不履行生效判决情形。故原告的上述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S112010120200020《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天津沉香艺术博物馆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琳审 判 员  范奚菲人民陪审员  关 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杨洪梅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