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282民初4494号原告：彭其红，女，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桂刚、戚纯，江苏硕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靖江市华阳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2762810931D，住所地靖江市城南园区东进路88号。法定代表人：何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巧雯，江苏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金琪，男，196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余杰，靖江市弘毅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彭其红与被告靖江市华阳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公司）、赵金琪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其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戚桂刚、戚纯，被告华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巧雯，被告赵金琪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余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两被告于2009年10月24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89年10月4日，原告彭其红与被告赵金琪登记结婚，生育一女一子，分别为赵云、赵龙。1992年10月份，原告与被告赵金琪共同出资建造了位于靖江市间平房（以下简称48号房屋）。1995年7月13日，原告与被告赵金琪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该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子女赵云、赵龙均由原告直接抚养，随原告生活，同时约定：上述东五组48号二间平顶房屋及家具、电器均归原告所有。离婚后，被告赵金琪于1997年与焦国芳结婚，2002年，前进村重新安排位于本村五组港边的空地给被告赵金琪作为其宅基地，赵金琪建了三间二层楼房。2005年2月6日，被告赵金琪与焦国芳生育一子，取名赵伟程，2006年1月2日，被告赵金琪与焦国芳居住的位于前进村五组港边三间二层楼房拆迁，并与城南园区管委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进行了房屋安置。同年，赵金琪、焦国芳一家强行居住到原告的案涉48号房屋内，期间原告与赵金琪共同出资在48号房屋上加建了一层房屋，并建造了小屋。2009年，案涉48号房屋列入政府拆迁范围，在商谈拆迁事宜的过程中，原告在西来照料被告赵金琪生病的母亲，未参与拆迁事宜的洽谈协商，拆迁事宜均由赵金琪做主，同年10月24日，被告华阳公司与被告赵金琪恶意串通，明知被告赵金琪房屋已拆迁安置情况下，与被告赵金琪签订了48号房屋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告认为，48号房屋归原告所有，依法对该房屋所涉的拆迁权益享有完全的权利，被告华阳公司未按照拆迁相关规定进行审慎审查，没有及时通知原告对该房屋拆迁补偿进行签字确认，在明知被告赵金琪房屋己经拆迁安置的情况下，违反“一户一宅”的基本规定，将属于原告的案涉48号房屋与被告赵金琪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被告华阳公司辩称：第一，原告对华阳公司与赵金琪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的过程是明知的，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后，需要交付钥匙并迁出房屋，原告在拆迁前主动腾空房屋交付拆除，且案涉房屋已经于2009年11份左右全部拆除，原告在此过程中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第二，被告华阳公司与赵金琪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补充合同系合法有效的，原告以存在恶意串通为由要求确认案涉合同无效不能成立。华阳公司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也不存在所谓的同谋行为，只是正常履行拆迁谈判以及正常协议，拆迁载明的价格是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未损害拆迁户的合法权益，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致使合同无效情形。第三，原告在离婚后一直与被告赵金琪共同居住，在拆迁谈判磋商等过程中，原告也一直在场，审理中原告亦多次陈述拆迁一切事宜由被告赵金琪做主，其对赵金琪作为家庭成员代表签订安置补偿合同及合同内容未提出任何异议，且48号房屋包含了被告赵金琪出资建造的部分房屋，就房屋拆迁事宜，被告华阳公司有理由相信赵金琪有权代表48号房屋内全部家庭成员签订拆迁协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赵金琪辩称：原告所述其与赵金琪离婚以及赵金琪再婚的情况属实。原告与赵金琪在离婚后一直居住生活在一起，2006年的时候，赵金琪出资对案涉房屋进行了翻建，是将原来平房拆除后建造的楼房和小屋，原告并未出资。赵金琪与华阳公司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原告是知情的，对整个协商过程也是知晓的，期间原告并未至西来照顾赵金琪母亲。48号房屋拆迁时，选择的是货币安置，共补偿了55万多元，后来我们又向政府申请要求安置房屋，并为此退还了放弃安置补偿款60000多元给华阳公司，用安置款购买了三张安置房房票，赵金琪又将三张房票转手以6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出，用于了与原告所剩子女结婚。48号的房屋拆迁后，原告就和被告赵金琪等人共同生活居住在被告赵金琪购买的城南园区前进小区一区431号房屋至2020年4月。被告赵金琪认为，和被告华阳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况，原告对整个拆迁过程是知晓的，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针对被告答辩，原告补充陈述：原告从未授权任何人与被告华阳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2020年6月29日，原告才取得相关的拆迁协议及评估报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与被告赵金琪已于1995年7月份离婚，被告华阳公司对此是明知的，离婚后，原告不是被告赵金琪的家庭成员，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华阳公司认为被告赵金琪有权代表原告签订案涉协议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被告赵金琪所述在48号翻建房屋不属实，仅仅是在平房上加盖了一层，并盖了小屋，原告也进行了出资，房屋所有权属于原告。当时被告不懂，惧怕赵金琪，所以都让赵金琪做主，赵金琪让怎么做就怎么做，拆迁后，原告确实住到了431号房屋，后来，赵金琪将原告及原告的叔叔都赶了出来。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原告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离婚协议、离婚登记申请书、2009年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2006年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被告华阳公司提供的2009年10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等家庭成员共同出具的申请一份，因原告否认其签字，被告赵金琪亦表示该签字由其代签，故该证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不宜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赵金琪提供的城南办事处前进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需要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彭其红与被告赵金琪于1989年10月4日登记结婚，于1995年7月13日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坐落在靖江市间平顶屋、一顶三门橱、一顶五斗橱、一顶电视橱等家具、一台电视机、一台录音机等电器归属彭其红所有。家中一切财产赵金琪自愿放弃给彭其红，但以上财产继承权属儿子赵龙所有。双方离婚后，原告继续在上述房屋内居住生活，被告赵金琪因另性组建了家庭迁出建造房屋居住生活，后因赵金琪所居住房屋列入政府拆迁范围被拆迁，2006年，赵金琪及其家人迁至原告上述房屋处与原告及子女共同居住生活，期间，出资加建了房屋、建造小屋等，形成案涉48号房屋，此后共同居住生活在该房屋直至2009年因政府规划，48号房屋列入拆迁范围。2009年10月24日，赵金琪与华阳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就48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达成约定，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拆迁补偿金额366480元。同日，赵金琪与华阳公司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对赵金琪被拆除房屋、构筑物、装修附属物的补差及宅基填土、装修较好、无建房许可（25.81㎡）等家庭综合因素考虑照顾，经华阳公司集体讨论同意，一次性补助赵金琪计189820元。上述合计补偿款金额为556300元，被告华阳公司已给付，均系直接给付给被告赵金琪，后赵金琪及原告等人将案涉48号房屋腾空交由华阳公司拆迁，2009年11月左右，被告华阳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了拆除。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2、两被告2019年10月24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本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1，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的客体主要为债权请求权，本案中原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案涉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系确认之诉，该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被告就此所持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针对争议焦点2，根据我国《合同法》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效力认定之争议，关键在于认定被告赵金琪有无权利代表案涉48号房屋的相关权益人与被告华阳公司签订上述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举证，经综合分析后，本院认定赵金琪有权代表48号房屋相应权益人签署上述协议，协议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被告赵金琪与原告曾系夫妻关系，双方虽于1995年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但赵金琪自2006年起即搬回至案涉48号房屋所在地和原告及家人共同居住，且关于日常事务的处理方面，原告审理中亦确认由被告赵金琪做主，从该共同居住生活的外观判断，此情形符合赵金琪具有代表48号房屋相关权益人的外在身份特征。其次，就其48号房屋拆迁时的权益人方面而言，审理中双方均一致确认赵金琪搬至该房屋居住生活后，出资对该房屋进行了改造并加盖了小屋，不论是否系重新翻建房屋，均可直接认定赵金琪对拆迁所指向房屋享有相应财产权益，其作为48号房屋的权益人之一，自然有权和被告华阳公司就房屋拆迁事宜进行沟通洽谈并签订相应协议，此符合具有代表48号房屋权益人的内在权利来源特征。第三，从合同本身形成及履行方面判断。1、首先从合同签订前的磋商而言，原告与被告赵金琪共同居住生活于案涉房屋内，且同时期周边房屋均被列入拆迁范围，原告作为拆迁利益密切相关方，对拆迁价格的洽谈不可能不知情，且拆迁协议签订后，原告亦主动腾房交付拆迁，由此可见，原告对案涉房屋列入拆迁范围、拆迁价格磋商及拆迁协议的签订等事宜是明知的，其长期对拆迁协议内容并未提出异议，直至近期和赵金琪之间的矛盾出现，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协议无效，并不符合常理；2、就合同本身约定内容而言。原告主张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就该主张的事实并未能举证证实，且案涉48号房屋拆迁前系经过评估公司进行了评估鉴定，协议所对应的拆迁补偿价格亦与周边房屋拆迁价格相符，被告华阳公司并未从中获得额外经济利益；3、就拆迁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的履行情况而言。协议签订后，被告华阳公司已足额支付相应拆迁款项，案涉房屋亦于2009年11月份左右实际被拆除且所在土地已用于政府规划开发，此情况下，不符合认定无效及恢复原状之客观现状基础。综上，被告华阳公司有理由相信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原告与被告赵金琪等房屋权益人的共同意思表示，该协议书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诉请确认该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至于被告赵金琪收取被告华阳公司支付的拆迁安置款项后，对该款项的处置及相关权益人就款项的分割事宜之争议，不属于本案纠纷的审理范围，若原告认为被告赵金琪占用案涉房屋的拆迁款项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其可依法另行主张，本案中对此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其红请求确认被告靖江市华阳建设有限公司、赵金琪于2009年10月24日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265元，减半收取计4632.5元，由原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朱成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孙 洁书 记 员 祁冰如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