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建三江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8102民初3122号原告：黑龙江省前锋农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3006702673189A，住所地：黑龙江省抚远县建三江管局前锋农场。法定代表人：高明涛，职务：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军，黑龙江怡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树春，男，196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抚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美岩，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原告黑龙江省前锋农场诉被告高树春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前锋农场的委托代理人张学军、被告高树春及其委托代理人谭美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黑龙江省前锋农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高树春向原告交纳自2010年至2019年度土地承包费共计4062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04年6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被告承包原告3000亩草原。2009年双方就该《草原承包合同》纠纷诉讼至法院，2011年5月20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二、双方按原告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高树春承包前锋农场3000亩土地（位于前锋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洪河自然保护区）。2、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4、高树春在承包期内可种植与饲料有关的精作物。三、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由高树春负担。并承诺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12年4月8日，2015年9月9日，原告向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申请执行，要求强制执行被告高树春按照（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给付承包费。农垦中院于2015年9月25日和10月21日分别作出（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和被告对（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产生歧义，因涉及到实体内容，执行程序中无法解决，属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案件，终结本案执行。原告不服提出执行异议，农垦中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申请。原告不服于2015年12月31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上述执行裁定书并给予执行。省高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了（2016）黑执复32号和3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了被告高树春向原告缴纳土地承包费的标准为每年每亩缴纳168元，撤销了（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发回农垦中院重新审查。2016年12月7日，农垦中院作出（2016）黑81执异31号和32号执行裁定书，撤销（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没有给付内容，不属于执行内容。2017年5月15日，原告重新向农垦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高树春给付2010年11月30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土地承包费共计3054000元。农垦中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认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没有给付内容，裁定驳回原告的执行申请。2018年2月23日，原告向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农垦中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异议申请。原告不服向省高院申请复议，省高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前锋农场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是双方在履行另行签订的饲料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调解书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应另行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有关生效调解书履行中是否违约问题。故原告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高树春给付原告2010年至2011年度土地承包费3000亩×10元/亩＝30000元，2011年至2019年度8年合计应交纳土地承包费3000亩×168元/亩×8年＝4032000元，9年共应交纳4062000元土地承包费。被告高树春辩称，本案被告高树春与原告前锋农场于2004年6月20年签订了3000亩《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实际是五荒地，前锋农场第八管理区十七作业站无草原），该合同第一条约定：承包期限30年，从2004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承包费每亩105元。该合同第二条约定了3000亩草原的位置，于前锋农场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红河自然保护区。实施草场改良，发展家庭牧场。该合同第三条约定甲方的义务和权利，（一）、甲方的义务：1、明确规定，保护乙方合法的经营权，产品处置权、收益权、承包权。（二）甲方的权利：1、依法定期收取草原改良承包费的权利。2、乙方拒交承包费，甲方有权收回乙方承包的草场。3、乙方不进行草场改良，规划建设家庭牧场，甲方有权收回乙方承包的家庭牧场。该合同第四条约定：经营承包费每年每亩上缴农场1.5元承包费，上缴畜牧科2元草场管理费，合计每年每亩3.5元。该签订合同后，2004年7月高树春在承包的五荒地中建设了房屋、羊舍，陆续购进羊只2033只，建设种羊基地，2005年对五荒地进行了开垦，种植大豆、玉米等，并交纳了2008年以前的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因高树春2005年畜牧发展成绩显著，2006年1月20日被前锋农场评为“畜牧发展星”，现金奖励。2008年8月22日前锋农场场长换届，宋宝玉任前锋农场场长，2009年1月份，前锋农场场长宋宝玉要回购前锋农场医院，并以高树春无前锋农场医院固定资产房产证为由，委托评估机构将前锋农场医院高树春的财产评估为2986854元。因此高树春与宋宝玉发生语言冲突，宋宝玉为了报复高树春，2009年3月5日向高树春送达了《关于解除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的通知》，理由是没有按期交纳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以及没有进行草场改良，规划建设家庭牧场，构成违约。因此，2009年4月10日高树春向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提起诉讼，农垦中院2009年10月13日作出的（2009）垦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为，前锋农场为了调动养殖户及社会各界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加快畜牧业发展，加强经济和生态效益，于2004年与高树春签订的“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2005年至2008年的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高树春已按合同约定的数额交纳，至于2006年至2008年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缴纳的问题，高树春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交费时，前锋农场未提出异议，予以收取，视为对此时交费无异议。高树春于2004年已对家庭牧场进行了规划建设，于2005年对草原进行了改良，被告辩解的高树春未按期交纳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未进行草场改良，规划建设家庭牧场无事实依据。判决被告黑龙江省前锋农场继续履行2004年6月20日与原告高树春签订“草原改良承包合同”。该判决明确说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被告收到判决日期是2009年10月22日。而前锋农场未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且在2009年11月7日向农垦中级法院递交申诉书，要求农垦中级法院再审本案，诉讼程序明显违法。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99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案即不是人数众多，也不是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前锋农场向原审法院提起再审是程序违法的。而农垦中级法院于2010年4月9日对同一案件又启动了院长提起再审程序，作出（2010）垦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同一案件用了两种方式提起再审实属罕见。2010年10月29日农垦中院作出（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该主审法官赵玉忠明显枉法裁判，该判决确认案件的焦点问题是高树春是否存在违约行为：1、高树春是否对草原进行了改良，认为高树春将翻地种植大豆不是对草场进行改良，属认定事实错误。高树春开垦的是五荒地，种植什么作物高树春有自主经营权。2、是否按时交纳各种费用问题，认为高树春交纳了2005年、2006年、2008年的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但高未举示证据证实2007年的承包费和管理费已交纳，亦未申请本院调取，故高树春未及时足额交纳承包费和管理费，属违约。综上，高树春违反合同约定，未对草原进行改良，而是将草原开垦后，种植了大豆，且部分年份承包费和管理费未交纳，违反合同约定，前锋农场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收回草原并无不当。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判决撤销（2009）垦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高树春不服该判决，依法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与农垦中级法院2009年10月13日作出的（2009）垦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完全一致。这足以证明2009年3月5日前锋农场解除《草原改良承包合同》违法，也足以证明农垦中院2010年10月29日作出的（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属枉法裁判。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庭审调解过程中，高树春当庭说明承包价不超过10元同意调解，前锋农场当庭也同意调解，庭审后，高树春与前锋农场场长宋宝玉协商时，高树春向前锋农场说明按照原《前锋农场草原改良合同》规定，承包期限30年，从2004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承包费每亩105元，该合同明确规定，每年每亩土地承包费是1.5元，管理费每年每亩是2元，合计是每年每亩3.5元。在协商过程中高树春向前锋农场场长宋宝玉说明，承包的草原实际是五荒地，该合同明确标明，东至王玉地是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也是五荒地，其中，刘佳（刘振志儿子）承包的前锋农场25年《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0年7月10日起至2025年7月10日止，土地承包价每亩50元，合每年每亩2元。刘振志承包的前锋农场35年《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3年1月1日至2037年12月30日，土地承包价每亩270元，每年每亩合7.71元；同时，该35年土地承包合同，第五条还规定，甲方收取各项管理费每亩16元。南至十七队熟地2014年前锋农场1号文件规定，种植水田是93元，旱田：（1）大豆每亩90元。（2）麦类每亩80元；（3）玉米每亩70元。（4）水飞蓟每亩90元。（5）其他经济作物与大豆利费标准相同。在前锋农场30年《造林土地使用承包合同》中，2007年1月起至2036年12月止，土地承包价每亩300元，合每年每亩10元，同时，该合同第3条规定管理费每年5元。高树春与前锋农场签订3000亩饲料地合同时间是2004年6月20日，2004年前锋农场当年土地每亩最高承包价格是一年是93元，所以高树春承包的土地还有24年承包期限，即2011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双方协商土地承包价格再高每年每亩也不能高出93元。2011年5月份宋宝玉说前锋农场（2011）1号文件规定饲料地1年都以涨到了168元，而且还规定土地合同期限是一年。高树春向宋宝玉说明承包的饲料地还有24年，如果承包价定为168元，每年每亩合7元，高树春同意调解。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前锋农场同意按前锋农场一号文件另签订合同，主体内容确定为2011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每亩承包费168元。当时并没协商这168元是一次性缴清，还是分年缴清。同时，依据2011年前锋农场1号文件第八条第9款规定，五荒地、长期固定地交纳水利、道路服务费按锋场发（2006）4号文件规定标准缴纳（详见2011年前锋农场1号文件）。（2006）4号文件是《前锋农场关于耕地收取水利、道路服务费的规定》，该文件第4条规定，根据财政部门账目统计按总投资以分年推销的办法计算出；截止到2005年农场水利工程、桥涵、公路（含田间公路）投资7659.5万元，亩均投资100.8元。“十一五”期间农田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投资5543.5万元，亩均投资72.9元。2010年前按总投资计算每亩均投资173.7元，按10年计算折旧每年每亩17.4元。减去国家投资部分，综合考虑承受能力等因素，农场对2005年前发生的水利、桥涵、道路等投资，以折旧的形式收取四年，每亩16元，4年后农场只收取服务费用（含道路维护费）。该（2006）4号文件第7条明确规定，对于不交费的承包户所承包的土地不能享有农场规划的水利工程和道路使用权。2005年末交的要补交，否则不享受各项惠农政策。按（2011）锋场发1号文件第8条第9款规定，高树春应向前锋农场补交4年耕地收取水利、道路服务费，每亩64元，经协商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关于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问题，案件的一审原告是高树春，高树春在农垦中院一审胜诉后，前锋农场并未向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而是向农垦中院申诉，前锋农场向农垦中院申诉没有诉讼费用，因此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是高树春交的，考虑到在前锋农场用在调解过程中作出让步，如：2011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每亩承包费168元。收取长期固定地水利、道路服务费每亩少缴纳54元。前锋农场提出用原签订的3000亩《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中2008年11月30日至2010年11月30日承包费和管理费，抵付高树春缴纳的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高树春才同意这一调解方案。因此，省法院作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中才确认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由高树春承担。2011年5月20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高树春与前锋农场场长宋宝玉在前锋农场签订的《饲料地土地承包协议书》作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明确说明，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20日，高树春与前锋农场签订了《前锋农场草原改良合同》。合同签订后，高树春在承包的草原中建设了房屋、羊舍，对草原进行了开垦，陆续购进羊只，并交纳了2008年以前的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该调解书和这足以证明前锋农场解除合同违法，也证明2010年10月29日作出的（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该调解书明确说明，在审理过程中，经省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合同》；二、双方按前锋农场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高树春承包前锋农场3000亩土地（位于前锋农场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红河自然保护区）。2、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4、高树春在承包期内可种植与饲料有关的精作物。双方当事人对该调解书无异议，前锋农场也未在法定诉讼时效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前锋农场于2012年4月8日依据省法院作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向农垦中级法院申请执行，一、要求法院强制按申请人按照（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以及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规定与申请人签订饲料地合同；二强制执行被申请人给付534000元欠款及诉讼费61760元。（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明确记载按双方按前锋农场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同时，该调解书对双方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予以确认。可前锋农场申请执行的是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以后每年度每亩按168元缴纳承包费用，农垦法院执行局在执行过程中，前锋农场声称该调解书在调解过程中前锋农场落字了，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实际是高树春按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该辩解没有事实依据，被告在庭审前依法到档案室查阅了案件卷宗，双方于2011年5月17日达成的《调解协议》全文并没有每年每亩的字样，证明原告前锋农场虚假陈述案件事实。农垦中院于2015年9月25日和10月21日分别作出（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以双方对（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产生歧义，因涉及到实体内容，执行程序中无法解决，属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案件，终结本案执行。前锋农场不服向农垦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农垦中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前锋农场的异议申请。前锋农场不服执行裁定书于2015年12月31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复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了（2016）黑执复32号和33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关于执行依据的调解书第二条第3项是否不明确问题，高树春的主张不能成立。该调解书所依据的双方协议第二项约定，按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文件确认2011年旱地收费标准为每亩200元，双方签订按标准的70%收费，即调解书所确定的收费标准每亩168元，因此该收费标准定为每年每亩168元有事实依据，并无歧义。200元的70%是140元，并不是168元，所以该裁定书是个错误的法律文书。关于农垦中院对本案终结裁定是否不当问题，因执行依据无执行内容依法不属于终结执行适用范围，农垦中院对本案终结执行适用法律错误。撤销了（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发回农垦中院重新审查。农垦中院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黑81执异31号、（2016）黑81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该（2016）黑81执异31号裁定书认为，省法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内容是双方当事人按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规定另签合同，被执行人未与申请执行人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具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且该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没有给付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条的规定，属于执行案件驳回申请结案方式范畴，（2015）垦执字第40号执行裁定适用法律不当，裁定予以撤销。该裁定并没有确认高树春按每年每亩向前锋农场交纳168元承包费。农垦中级法院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黑81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也没有高树春按每年每亩向前锋农场交纳168元承包费的确认。农垦中级法院也没按此标准强制执行高树春。2017年前锋农场场长又一次换届，由高明涛任前锋农场场长，2015年5月15日高明涛又依据（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2016）黑执复32号和33号执行裁定书，重新向农垦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高树春给付2010年11月30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土地承包费共计3054000元。农垦中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认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地承包标准，没有给付内容，裁定驳回前锋农场的执行申请。2018年2月23日，前锋农场又向农垦中院提出异议，农垦中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认为，前锋农场申请执行依据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为双方按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同时约定了签订合同的内容标准。对另行签订合同及合同内容标准的约定不是给付内容，前锋农场称给付内容明确，向本院申请执行高树春承包费3054000元没有法律依据。（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驳回前锋农场的执行申请并无不当，依法驳回前锋农场的异议申请。2018年前锋农场又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当时场长应当是高明涛，而前锋农场又错误地把原场长宋宝玉的名字写进申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农垦中院认定事实一致。该裁定认为，综合复议请求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焦点是本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具有给付内容；该调解书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是否属于执行异议审查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条件，应当权利义务主体明确、执行标的明确、具备给付内容。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合同的具体内容，（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上述协议予以确认，该协议的内容是解除双方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双方按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同时，该调解书对双方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予以确认。也就是说双方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就是（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第2项，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前锋农场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是双方在履行另行签订的饲料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调解书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属于执行异议审理范围。应另行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有关生效调解书履行中是否违约问题。综上，该调解书并不具备给付内容。前锋农场依据该调解书，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条件。该裁定驳回黑龙江省前锋农场复议请求。综上，本案是原、被告双方在履行生效调解书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在这份民事调解书生效之后，原、被告双方并没有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且已生效的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均认定（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没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所以本案在已生效的调解书和裁定书没有被撤销和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新的饲料地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原告提起2011年至2019年度按每年168元/亩交纳土地承包费的标准是错误的，按照原告的计算方法，案涉饲料地的承包费为4032元每亩，实属荒唐，其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应当予以驳回。针对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在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及（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的承包费用是按照每年168元收费还是按整个承包期间收取。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举证。原告为证明其诉求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调解协议、（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各一份。证明2011年5月17日，原告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二、双方按原告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被告应当在每年3月10日前缴纳3000亩土地承包费）。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高树春承包前锋农场3000亩土地（位于前锋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洪河自然保护区）。2、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高树春按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4、高树春在承包期内可种植与饲料有关的精作物。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调解协议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被告按每亩240元的百分之70缴纳承包费，并没有前锋农场所称的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的字样，该调解书原前锋农场场长代理签字，对前锋农场仍有法律效力，民事调解书证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人民法院（2009）垦民初字第4号判决书第一次审理本案的查明的事实一致，证明（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错误，该调解书确认了前锋农场与高树春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该调解书也没有每年每亩168元的字样。原告辩解该调解书中虽然没有写每年每亩168元，但后期在原告向省高院提出执行复议的时候，省高院做出了相关执行裁定书，对该事实予以确认。证据2、（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证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15年9月25日和10月21日分别作出（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和被告对（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产生歧义，因涉及到实体内容，执行程序中无法解决，属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案件，终结本案执行。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了本案原告申请执行的案件是没有根据给付内容的执行申请的，所以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证明本案应该执行的承包费标准是2010年-2034年收取承包费的标准是每亩168元。证据3、（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不服上述执行裁定书提出执行异议，农垦中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申请。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意见同上。证据4、（2016）黑执复32号和3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不服上述执行裁定书，于2015年12月31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上述执行裁定书并给予执行。省高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了（2016）黑执复32号和3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了被告高树春向原告缴纳土地承包费的标准为每年每亩缴纳168元，撤销了（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发回农垦中院重新审查。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这是错误的法律文书，200元的百分之70应该是140元，不是168元，如果错误的法律文书在没有补正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为笔误。其承包费每年每亩168元有事实依据，没有引用相关法律规定，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承包费的依据。且两个裁定是解决当事人执行异议的审查的文书，作用是案件执行裁定撤销重新作出执行异议审查，执行复议裁定不是当事人给付义务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不能作为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且该裁定也不是原被告双方执行纠纷的终审裁定。证据5、（2016）黑81执异31号和3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16年12月7日，农垦中院作出（2016）黑81执异31号和32号执行裁定书，认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以每亩168元为收费标准），没有给付内容，不属于执行内容。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了高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标准，没有给付内容，也没有高树春应按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的确认，也证明证据4不是原告申请本案给付承包费的依据。证据6、（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再次申请执行后，农垦中院认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没有给付内容，裁定驳回原告的执行申请。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了高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标准，没有给付内容，也没有高树春应按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的确认，也证明证据4不是原告申请本案被告给付承包费的依据。证据7、（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不服（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提出执行异议，农垦中院驳回原告异议申请。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了高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标准，没有给付内容，也没有高树春应按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的确认，也证明证据4不是原告申请本案被告给付承包费的依据。证据8、（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原告不服（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向省高院提出复议，省高院认为：前锋农场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是双方在履行另行签订的饲料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调解书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应另行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有关生效调解书履行中是否违约问题。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裁定书认定省高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农垦中院认定的事实一致，该裁定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农垦中院认定事实一致。该裁定认为，综合复议请求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焦点是本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具有给付内容；该调解书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是否属于执行异议审查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司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条件，应当权利义务主体明确、执行标的明确、具备给付内容。法律文书确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继续履行合同的具体内容。本案，本院作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上述协议予以确认，该协议的内容是解除双方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双方按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同时，该调解书对双方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予以确认。也就是说双方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就是（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第2项，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前锋农场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是双方在履行另行签订的饲料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调解书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属于执行异议审理范围。应另行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有关生效调解书履行中是否违约问题。综上，该调解书并不具备给付内容。前锋农场依据该调解书，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条件。该裁定驳回黑龙江省前锋农场复议请求。证据9、锋场发（2011）1号文件—黑龙江省前锋农场关于印发《前锋农场二0一一年深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证明被告应当按照该文件第八条、九条规定每年按照饲料地每亩240元的70%即168元收费标准，每年向原告缴纳3000亩土地承包费504000元人民币（2010年至2011年应当缴纳3万元承包费）。被告应当按照该文件第十条规定，在每年的3月10日前向原告缴纳3000亩土地承包费504000元人民币。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文件第9条规定每年按照饲料地每亩240元的70%即168元收费标准是指2011年养殖户每4只羊可承包一亩饲料地，该文件第十条规定2011年土地承包期限为1年，收费标准并不是指长期承包固定地的收费标准，本案案涉土地是长期承包固定地，不应该适用该标准，同时文件第8条第9款规定五荒地、长期固定地缴纳水利、道路服务费按锋场发（2006）4号文件标准缴纳。按2011年前锋农场1号文件第八条，第9款规定，高树春应向前锋农场补交4年耕地收取水利、道路服务费，每亩64元，经协商前锋农场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是指高树春承包的是长期固定地应向前锋农场补交4年耕地收取水利、道路服务费，每亩调解价格为10元。被告高树春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证明2004年6月20日，被告高树春与前锋农场签订了3000亩《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承包期限30年，从2004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承包费是105元每亩。高树春地邻王玉、马昌军、刘振志承包的是五荒地。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承包费的标准：该合同的第四条表述为经营承包费为每年每亩上缴农场1.5元承包费，上缴畜牧科2元草场管理费，同时第五条约定被告不享受农场饲料地优惠政策，并且该合同约定的是被告对草场进行改良，规划、建设、加强牧场，该合同已经被省高院（2011）3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生效解除，该合同主要约定承包费的标准，是按照每年每亩计算的，不是按照总亩数为计算土地承包费的标准，符合当地管局各农场发包土地的交易惯例。证据2、《关于解除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的通知》。证明前锋农场2009年3月5日单方解除《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称高树春没有按期交纳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以及没有进行草场改良，规划建设家庭牧场，构成违约，无事实依据。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被告没有按期缴纳草原承包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草场改良，作为事实已经被（2010）民再2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证据3、前锋农场第八管理区第十七作业站土地利用现状图。证明2009年4月黑龙江省恒信测绘有限公司绘制的《前锋农场第八管理区第十七作业站土地利用现状图》。证明两点，1、直接证明前锋农场第八管理区第十七作业站所有土地没有草原，该土地利用现状图所包含的土地性质有：水田、旱田、林地、其他林地、其他草地、农村道路、设施农用地等；2、该土地利用现状图证明，高树春与前锋农场签订了3000亩《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的土地性质实际是其他草地，也叫五荒地，2004年6月20日高树春与前锋农场签订的草原改良承包合同是前锋农场起草的，前锋农场将五荒地错误理解为草原，该责任是前锋农场，前锋农场认为前锋农场有草的土地就是草原，没有法律依据，高树春开垦自己承包的五荒地，种植农作物合法，高树春有自主权，前锋农场无权干预。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09]垦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因高树春不服前锋农场单方解除《草原改良承包合同》，2009年4月10日高树春向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判决认为，前锋农场为了调动养殖户及社会各界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加快畜牧业发展，加强经济和生态效益，于2004年与高树春签订的《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及相关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2005年至2008年的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高树春已按合同约定的数额交纳，至于2006年至2008年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缴纳的问题，高树春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交费时，前锋农场未提出异议，予以收取，视为对此时交费无异议。高树春于2004年已对家庭牧场进行了规划建设，于2005年对草原进行了改良，前锋农场辩解的高树春未按期交纳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未进行草场改良，规划建设家庭牧场无事实依据。判决双方继续履行承包合同。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判决并未生效，并且已经被（2010）垦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证据5、1、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09）垦民初字第4号文书送达回证；2、申诉书；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0）垦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农垦法院作出的（2009）垦民初字第4号判决明确说明，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原、被告收到判决日期是2009年10月22日。而前锋农场未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且在2009年11月7日向农垦中级法院递交申诉书，要求农垦中级法院再审本案，诉讼程序明显违法。本案即不是人数众多，也不是双方为公民的案件，前锋农场向原审法院提起再审是程序违法的。而农垦中级法院于2010年4月9日对同一案件又启动了院长提起再审程序，作出（2010）垦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同一案件用了两种方式提起再审实属罕见。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以前的农垦法院是前锋农场自己的法院。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农垦中院是按照法律规定由院长提起的再审程序，符合再审规定。证据6、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经过再审程序，以及最终的审判证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主审法官赵玉忠2010年10月29日作出（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明显枉法裁判，应予纠正。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判决是农垦中院依法下发的判决书，合法有效。证据7、调解协议。证明2011年5月17日高树春与前锋农场场长宋宝玉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经自愿协商，签订的《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一、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合同》；二、双方按前锋农场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高树春承包前锋农场3000亩土地（位于前锋农场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红河自然保护区）。2、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承包费乙方按每亩240元的70%缴纳，乙方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乙方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乙方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4、乙方在承包期内可种植与饲料有关的精作物。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乙方承担，以上调解协议，双方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调解协议直接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被告按每亩240元的70%缴纳承包费，并没有前锋农场诉称的每年每亩按168元缴纳承包费字样。原告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该调解协议原前锋农场场长宋宝玉已代理签字，现对前锋农场仍有法律效力。至于前锋农场是按一次性付清，还是分年付清方式取承包费，还需原、被告双方协商解决，另行签订调解协议。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调解书内容表述明确，因该调解书的前提第二条表述为双方按原告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年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文件明确饲料地的标准是每年每亩240元，被告按照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是符合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代理人也多次向当时的办案人张静姝法官多次进行核实，且该标准也被省高院执行局（2016）黑执复32、33号执行裁定书予以确认，此外被告所种植的该土地在当地承包过程中都是按照一年一次缴纳承包费的交易惯例进行的。证据8、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5月20日作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高树春与前锋农场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合同》承包的土地性质是饲料地，而非草原。也证明2010年10月29日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作出的（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明显枉法裁判。该调解书确认前锋农场与高树春达成的上述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调解书确认的主要内容是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按照该调解书规定，高树春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则2011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高树春每亩承包费，只剩158元。至于前锋农场如何收取得另行协商解决。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调解书已经明确为被告之前承包土地的目的是养羊进行草原改良，在调解书中双方同意按照锋场发1号文件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只是明确土地承包费的标准按照原告制定的文件中饲料地的承包费标准，每亩240元的百分之70即168元缴纳，而并不是被告所称其所种植的土地是饲料地。证据9、执行申请书。证明前锋农场于2012年4月8日并没有依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向农垦中级法院申请执行，其要求高树春从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以后每年度每亩按168元缴纳承包费用，合计给付534000元承包费及诉讼费61760元。前锋农场在农垦中级法院执行局执行过程中，声称该调解书落字了，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实际是高树春按每年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该辩解没有事实依据，高树春依法到省法院档案室查阅了案件卷宗，双方于2011年5月17日达成的《调解协议》全文并没有每年每亩的字样，证明原告前锋农场虚假陈述案件事实。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原告申请执行是按照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申请执行的，土地承包费标准是每年每亩168元。证据10、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5）垦执字第40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5）垦执字第57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农垦中院于2015年9月25日和10月21日分别作出（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以双方对（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产生歧义，因涉及到实体内容，执行程序中无法解决，属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案件，终结本案执行。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不服该裁定向高院提起过复议。证据11、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执复32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执复3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这是两个连乘法都会计算错误的法律文书，其错误推定，“承包费每年每亩168元有事实依据，并无歧义”也是无本之木，没有引用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原告向被告主张承包费的依据。且这两个执行裁定是解决当事人执行异议审查的法律文书，其作用是将案件执行裁定撤销，发回农垦中级法院重新作出执行异议审查。执行复议裁定不是确定当事人给付义务，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不能作为原告诉请的依据，且该裁定并不是终审裁定。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裁定书说明了（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被告应当向原告缴纳的土地承包费的标准为每年每亩168元，虽然是表述的是200元的百分之70，但原告认为是笔误。证据12、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6）黑81执异31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6）黑81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证明农垦中院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黑81执异31号裁定书认定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没有给付内容。农垦中级法院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黑81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也没有高树春按每年每亩向前锋农场交纳168元承包费的确认。农垦中级法院也没按此标准强制执行高树春。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不予执行的事由不充分，予以驳回是错误的。证据1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证明问题：2017年前锋农场场长换届，由高明涛任前锋农场场长，重新向农垦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农垦中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认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地承包标准，没有给付内容，裁定驳回前锋农场的执行申请。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不予执行的事由不充分，予以驳回是错误的。证据14、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18年2月23日，前锋农场不服（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又向农垦中提出异议，农垦中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认为，前锋农场申请执行依据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为双方按前锋农场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同时约定了签订合同的内容标准。对另行签订合同及合同内容标准的约定不是给付内容，前锋农场称给付内容明确，向本院申请执行高树春承包费3054000元没有法律依据。（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驳回前锋农场的执行申请并无不当，依法驳回前锋农场的异议申请。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认为不予执行的事由不充分，予以驳回是错误的。证据15、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18年前锋农场又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当时场长应当是高明涛，而前锋农场又错误地把原场长宋宝玉的名字写进申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农垦中院认定事实一致。该裁定认为，综合复议请求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焦点是本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具有给付内容；该调解书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是否属于执行异议审查的范围。黑龙江省高院作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该协议的内容是解除双方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合同，双方按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同时该调解书对双方另签订的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予以确认，前锋农场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是双方在履行另行签订的饲料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调解书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属于执行异议审理范围。应另行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有关生效调解书履行中是否违约问题。综上，该调解书并不具备给付内容。前锋农场依据该调解书，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条件。该裁定驳回黑龙江省前锋农场复议请求。前锋农场诉高树春按（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要求高树春按每年每亩缴纳168元承包费，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因为关于土地承包费的标准每年每亩168元在调解书中以及2016黑执复32、33号执行裁定书中已经明确，被告没有针对2016黑执复32、33号所确定的土地承包费的标准每年每亩168元提出异议，故土地承包费价格已经明确，该裁定书只是交代了原告另行起诉的权力，若双方对土地承包费的标准不能达成一致，可以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则被告没有种植土地的条件。证据16、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刘振志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刘战丽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0年7月10日前锋农场与刘佳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戚志庆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刘振志的是原件，其他是复印件）。证明2004年6月20日，被告高树春与原告前锋农场签订了3000亩《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该合同第二条明确了3000亩草原的位置，于前锋农场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红河自然保护区实施草场改良。该合同证明：高树春与刘振志、王玉是地邻，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刘振志签订的承35年《土地长期承包合同》，合同期限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37年12月30日，土地承包价每亩270元，每年每亩合7.71元；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刘战丽（系王玉妻子）签订的25年《土地长期承包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0日，土地承包价每亩220元，每年每亩合8.80元；前锋农场与刘佳（系刘振志之子）签订的2400亩，《土地长期承包合同》，承包期限25年，自2000年7月10日起至2025年7月10日止，土地承包价每亩50元，合每年每亩2元；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戚志庆签订的25年《土地长期承包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0日，土地承包价每亩220元，每年每亩合8.80元；该组证据足以证明：2003年，长期固定土地，前锋农场与高树春地邻及其他承包户签订的土地价格每年每亩在10元以下。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有事实依据。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该四份合同与被告所承包的土地不是同一类型的土地，被告举示的该四份土地长期承包合同指由承包者自费开发的开荒地，而且签订该合同所适用的是锋场发（2003）3号文件，而被告所种植的是草原改良土地，不是五荒地，不适用（2003）3号文件所调整范围，而且按照双方在省高院的调解书中已经明确约定是按照2011年饲料地承包费标准即240元的百分之七十每年每亩168元的标准向原告缴纳土地承包费。证据17、2007年1月黑龙江省前锋农场与高树春签订的《造林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2007年1月黑龙江省前锋农场与李明秋签订的《造林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黑龙江省单位往来资金结算票据ANO8435127号。证明2007年前锋农场与高树春和李明秋签订的1500亩，《造林土地使用承包合同》，承包期限30年，2007年1月起至2036年12月止，土地承包价每亩300元，合每年每亩10元，同时，该合同第3条规定管理费每年5元。高树春2007年5月16日向前锋农场缴纳承包造林土地使用费450000.00元，管理费7500元。该组证据证明：高树春与前锋农场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草原改良承包合同》，高树春与前锋农场调解时，长期固定地，承包费每亩再高也不能超过2007年土地承包价格。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两份合同系造林土地使用权合同，其土地承包费标准依据的是锋场发（2006）35号文件，且合同的内容是被告种植松树与原告所起诉的饲料地不是同一类型，二者在土地承包费标准的适用上不具有可比性。因双方协议是依据2011年1号文件饲料地的土地承包费标准每年每亩168元标准。证据18、黑龙江省前锋农场文件锋场发（2004)1号。证明2004年前锋农场1号文件第五条规定，前锋农场2004年土地承包费，1、种植水田是93元，2、旱田：（1）大豆每亩90元；（2）麦类每亩80元；（3）玉米每亩70元；（4）水飞蓟每亩90元；（5）其他经济作物与大豆利费标准相同。该证据证明：高树春与前锋农场签订3000亩饲料地合同时间是2004年6月20日，2004年前锋农场当年土地每亩最高承包价格是一年是93元，所以高树春承包的土地还有24年承包期限，即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承包期限还剩24年，双方协商每年每亩也不能高出2004年前锋农场1号文件规定，每亩93元。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2004年6月2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约定被告的义务是进行草场改良，规划建设家庭牧场，承包费是1.5元，管理费是2元，但被告没有按照该合同约定却种植了大豆，所以原告向被告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如果被告同意按照2004年种植大豆的土地承包费的标准缴纳土地承包费，原告可以请示领导，但原被告双方却在省高院达成调解，被告同意按照饲料地2011年的土地承包费标准240元的百分之70缴纳，所以原告认为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19、黑龙江省前锋农场文件锋场发（2011)1号。证明该文件第九条规定：2011年承包的饲料地按240元的70%，这是指2011年养殖户每4只羊可承包1亩饲料地，该文件第十条规定：2011年土地承包合同期限为一年。这个收费标准并不是指长期承包固定地的收费标准。原被告双方已经签订的固定地长期承包合同不受一年期限的限制，这个文件也没有明确表述每年每亩的收费标准，只是表述每亩的承包费的价格，同时，该文件第八条第9款规定，五荒地、长期固定地交纳水利、道路服务费按锋场发（2006）4号文件规定标准缴纳。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2011）1号文件明确了各类型土地的收取承包费的标准，原被告双方同意按照该文件饲料地240元每亩的百分之70即168元缴纳，省高院调解书确认了双方收取土地承包费的前提是按照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按照交易惯例农场一方和土地种植户一方每年都是签订一次合同，所以对于调解书确认的土地承包费标准每年每亩168元是符合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011）1号文件正是双方土地承包费产生争议所适用标准基础。加上省高院2016黑执复32、33号执行裁定书确定了执行裁定的标准为被告每年每亩向原告缴纳168元土地承包费。证据20、黑龙江省前锋农场文件锋场发（2006)4号。证明该文件第4条规定，根据财政部门账目统计按总投资以分年摊销的办法计算出，截止到2005年农场水利工程、桥涵、公路（含田间公路）投资7659.5万元，亩均投资100.8元。“十一五”期间农田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投资5543.5万元，亩均投资72.9元。2010年前按总投资计算每亩均投资173.7元，按10年计算折旧每年每亩17.4元。减去国家投资部分，综合考虑承受能力等因素，农场对2005年前发生的水利、桥涵、道路等投资，以折旧的形式收取四年（2005-2008年），每亩16元（长期固定地），4年后农场只收取服务费用（按文件规定）（含道路维护费）。该文件第7条明确规定，对于不交费的承包户所承包的土地不能享有农场规划的水利工程和道路使用权。2005年末交的要补交，否则不享受各项惠农政策。证明按2011年前锋农场1号文件第八条，第9款规定，高树春应向前锋农场补交4年耕地收取水利、道路服务费，每亩64元，经协商前锋农场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是指高树春承包的是长期固定地应向前锋农场补交4年耕地收取水利、道路服务费，每亩调解价格为10元。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依据（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调解书被告自2010年11月30日-2011年11月30日期间被告按照每亩10元缴纳的是土地承包费用，并不是被告所称的水利道路费用，（2004）6号文件所适用的范围是原告农场范围内的五荒地和长期承包土地，而被告所种植的是30年期限的草原改良土地，既不是五荒地也不是该文件所称的长期承包地（承包期25年、35年）此外双方明确约定适用的是2011年1号文件饲料地的承包费标准，故该文件与案涉土地无关。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和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该协议确认，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双方按照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协议的中明确指出了，双方按锋场发(2011)1号文件中的饲料地签订承包合同。在原告提交的证据9、锋场发(2011)1号文件第7页第九条规定的内容是农场饲料地经营及收费标准，规定“饲料地按规模内旱田经营田标准的70%收费”；该文件第6页土地承包费标准中规定“旱田每亩的标准为240元”；该文件第8页第十条规定“收缴标准为货币形式在当年3月10日前缴纳，合同期限为一年”。通过该文件可以看出，其规定的饲料地收费标准为每年按照旱田240元的70%收取，即每年168元。这与原、被告在调解协议中约定第三条“承包费乙方按每亩240元的70%缴纳”相符。与调解书中第二项中“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在数额上亦相符。同时，调解协议与调解书均载明，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按每亩10元缴纳费用。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如果双方约定的承包费168元是整个承包期间的全部费用，则没有必要单独就2010年至2011年的费用按每年10元另行计算，168元应包括2010年至2011年的费用。且如果按照整个承包期间168元的承包费用计算，2010年至2034年24年平均每年的承包费应为168元/年÷24年为7元，7元的标准低于10元的标准，则与调解协议中2010年至2011年按优惠价10元收取承包费的意思不符。故应认定该调解协议与调解书中载明的每亩168元承包费为每年收取的标准。证据2、（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仅采纳原告就（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后，因双方对调解书内容产生歧义，属执行不明确的案件，做出裁定终结执行的事实。证据3、（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仅采纳原告就证据2中两份裁定不服提出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的事实。证据4、（2016）黑执复32号和33号执行裁定书。证据5、（2016）黑81执异31号和32号执行裁定书。证据6、（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证据7、（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证据8、（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上述5份证据均为对原告以（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是否应做出终结执行程序的裁定，关于该调解书能否能申请执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即证据8中认为，前锋农场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是双方在履行另行签订的饲料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调解书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应另行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有关生效调解书履行中是否违约问题，该调解书并不具备给付内容。故上述证据均仅采纳关于原告申请执行被裁定终结、对终结裁定复议被驳回的事实，不能通过上述证据直接认定承包费用标准。证据9、锋场发（2011）1号文件采纳关于前锋农场2011年关于土地承包价格的标准，同时该文件也是双方调解协议和调解书中土地承包价格的依据。关于被告高树春提供的证据1、《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因该合同已被生效的调解书解除，该合同中的价格标准与本案争议的标准无直接关系，不予采信。证据2、《关于解除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的通知》。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仅采纳原告曾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事实。证据3、前锋农场第八管理区第十七作业站土地利用现状图。高树春认为与前锋农场签订了3000亩《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的土地性质实际是其他草地，也叫五荒地。但本案争议的是双方调解协议中约定的饲料地承包费标准，故争议的土地之前是何种性质与应按何标准收费无直接关系，不予采信。证据4、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09）垦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被（2010）垦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不予采信。证据5、1、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09）垦民初字第4号送达回证；2、申诉书；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0）垦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关于原申诉程序是否合法，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不予采信。证据6、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认为该判决枉法裁判，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不予采信。证据、7调解协议，证据8、民事调解书。与原告所举证据1相同，评析理由不再赘述。证据9、执行申请书。仅能证明原告就省法院调解书进行了申请执行，不能证明双方调解书中的承包费标准，不予采信。证据10、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5）垦执字第40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5）垦执字第57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1、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执复32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执复33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2、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6）黑81执异31号执行裁定书、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6）黑81执异32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3、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4、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证据15、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上述文书解决的均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是否有执行力的问题，原告均已出示，本院认为，不能通过上述证据直接认定承包费用标准。证据16、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刘振志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刘战丽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0年7月10日前锋农场与刘佳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2003年1月1日前锋农场与戚志庆签订的《土地长期承包合同》。该四份合同土地类型与本案争议的土地类型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不能作为争议土地收费标准的参考依据，不予采信。证据17、2007年1月黑龙江省前锋农场与高树春签订的《造林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2007年1月黑龙江省前锋农场与李明秋签订的《造林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黑龙江省单位往来资金结算票据ANO8435127号。本院认为，上述合同的内容是因被告种植松树所签订，与原告所起诉的饲料地土地类型不同，收费依据和标准亦不同，不予采信。证据18、黑龙江省前锋农场文件锋场发（2004)1号。该文件不是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和调解书中承包费标准的依据，不予采信。证据19、黑龙江省前锋农场文件锋场发（2011)1号。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9系同一文件，评析理由不再赘述。证据20、黑龙江省前锋农场文件锋场发(2006)4号。该文件不是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和调解书中承包费标准的依据，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高树春系黑龙江省前锋农场居民，2004年6月20日，被告高树春与原告黑龙江省前锋农场签订了《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被告承包原告3000亩草原。2009年3月5日前锋农场向高树春送达了《关于解除草原改良承包合同的通知》，认为高树春未按期交纳草原承包费和管理费，没有进行草场改良、规划建设家庭牧场，构成违约，要求解除合同。2009年4月10日高树春向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草原改良承包合同，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09年10月13日作出的（2009）垦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黑龙江省前锋农场继续履行该合同。2009年11月7日前锋农场向农垦中级法院提出申诉，农垦中级法院于2010年4月9日作出（2010）垦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将（2009）垦民初字第4号案件进入再审程序。2010年10月29日，农垦中院作出（2010）垦民再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为高树春违反合同约定，未对草原进行改良，而是将草原开垦后种植大豆，且部分年份承包费和管理费未交纳，违反合同约定，前锋农场依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收回草原并无不当。判决撤销（2009）垦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高树春的诉讼请求。高树春不服该判决，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诉讼过程中，2011年5月17日前锋农场与高树春自行签订调解协议，内容为：一、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二、双方按甲方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高树春承包前锋农场3000亩土地（位于前锋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洪河自然保护区）。2、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承包费乙方按每亩240元的70%交纳，乙方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乙方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乙方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4、乙方在承包期内可种植与饲料有关的精作物。三、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由高树春负担。2011年5月20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调解协议的基础上作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解除双方于2004年6月20日签订的《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二、双方按原告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高树春承包前锋农场3000亩土地（位于前锋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洪河自然保护区）。2、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4、高树春在承包期内可种植与饲料有关的精作物。三、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由高树春负担。文书生效后，原告申请执行，要求按照（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内容给付承包费。农垦中院于2015年9月25日和10月21日分别作出（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和被告对（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产生歧义，因涉及到实体内容，执行程序中无法解决，属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案件为由终结执行。原告不服提出执行异议，农垦中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异议申请。原告不服于2015年12月31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上述执行裁定书并给予执行。省高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了（2016）黑执复32号和33号执行裁定书，认为被告高树春向原告缴纳土地承包费的标准为每年每亩缴纳168元，撤销了（2015）垦执异字第9号、（2015）垦执异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发回农垦中院重新审查。2016年12月7日，农垦中院作出（2016）黑81执异31号和32号执行裁定书，撤销（2015）垦执字第40号和57号执行裁定书，认为（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没有给付内容，不属于执行内容。2017年5月15日，原告再次向农垦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高树春给付2010年11月30日至2017年11月30日期间的土地承包费共计3054000元。农垦中级法院于2017年6月2日作出（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认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只有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标准，没有给付内容，裁定驳回原告的执行申请。2018年2月23日，原告向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2017）黑81执44号执行裁定书；农垦中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8）黑8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异议申请。原告不服向省高院申请复议，省高院于2018年6月6日作出（2018）黑执复65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前锋农场请求高树春给付承包费是双方在履行另行签订的饲料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调解书生效后形成的新的权利义务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应另行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有关生效调解书履行中是否违约问题。在此期间争议的3000亩土地一直由高树春耕种至今。现原告起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高树春给付原告2010年至2019年度土地承包费4062000元。本院认为，双方就原《前锋农场草原改良承包合同》产生纠纷，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解除了原草原改良承包合同。调解书中载明，双方应按照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且对应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做了详细规定，即：1、高树春承包前锋农场3000亩土地（位于前锋十七队，东至王玉五荒地，西至马昌军、刘振志五荒地，南至十七队熟地，北至洪河自然保护区）。2、承包期限自2010年11月30日至2034年11月30日。3、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并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高树春按每亩10元缴纳承包费用。4、高树春在承包期内可种植与饲料有关的精作物。三、一、二审诉讼费用61760元由高树春负担。调解书生效后，双方虽未签订合同，但高树春一直耕种该3000亩土地至今，已实际占有并种植该土地。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虽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据此，原、被告形成了事实上的农业承包合同，本院认为，双方的农业承包合同成立并有效，高树春理应交纳承包费用。关于承包费用的标准，也是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即调解书中载明的每亩168元承包费是按每年收取还是按整个承包期收取的问题。根据本院对证据的采信，可以认定双方应按照锋场发（2011）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另行签订饲料地承包合同。该文件第7页第九条规定了农场饲料地经营及收费标准，即“饲料地按规模内旱田经营田标准的70%收费”；第6页土地承包费标准中规定“旱田每亩的标准为240元”；该文件第8页第十条规定“收缴标准为货币形式，在当年3月10日前缴纳，合同期限为一年”。可以看文件规定的饲料地收费标准为每年按照旱田240元的70%收取，即每年168元。这与原、被告在调解协议中约定第三条“承包费乙方按每亩240的70%缴纳”相符。与调解书中第二项中“高树春按每亩168元缴纳承包费”在数额上亦相符。同时，调解协议与调解书均载明，考虑到高树春种植期间遭受灾害，损失较大，2010年11月30日至2011年11月30日期间，按每亩10元缴纳费用。如果双方约定的承包费168元是整个承包期间的全部费用，则没有必要单独就2010年至2011年的费用按每年10元另行做出约定，168元应包括2010年至2011年的承包费。并且按照整个承包期间168元的来计算，2010年至2034年平均每年的承包费应为168元/年÷24年为7元，7元的标准低于10元的标准，与调解协议中2010年至2011年按优惠价10元收取承包费的意思表示明显不符，优惠价应低于平均的承包价格才与常理相符。故（2011）黑民一终字第33号民事调解书中载明的每亩168元承包费应为每年收取的标准，被告高树春应就双方实际履行的农业承包合同交纳2010年至2019年度土地承包费共计4062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高树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黑龙江省前锋农场2010年至2019年饲料地承包费共计406200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296元，由被告高树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审 判 长  刘忠臣人民陪审员  蔡雅兰人民陪审员  王 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祁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