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津0101行初282号原告邹慧楠，女，195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10号国鑫大厦。法定代表人彭三，主任。原告邹慧楠诉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公开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邹慧楠（以下简称原告）诉称，1988年1月原告被派遣至天津市海运公司，1992年12月天津市海运公司第一次更名为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海股份），2015年第二次更名为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更名为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海航科技）；1992年天津市天海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天海股份上级主管单位，被告为天海股份实际控制人（即被告直管企业）。2007年11月28日被告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提交《关于天海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请示》（津国资产权[2007]116号），称：根据财政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管字[2000]200号）规定，对天海集团的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初步审核。2008年2月3日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关于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8]91号），载明此次转让完成后，天海集团（国有股东，标注“SS”）持有海航科技3638.744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7.39%；大新华物流（非国有股东）持有14770.1043万股，占总股本的29.98%，天海股份落实该批复完成了由国有控股企业到非国有控股企业的改制。被告拒绝承认通过本次批准29.98%国有控股股权转让实施了天海股份国有控股企业改制，未审批天海股份制订的企业改制方案，导致2008年12月天海股份在改制中解除与原告存在的21年劳动关系，未支付经济补偿，亦未依据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安置原告，时年原告年满52岁，属于“满5满15”受国企改制政策保护的女职工；天海股份未按照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国企改制政策规定制订企业改制方案，亦未按照国企改制政策制订职工安置方案以及安置职工，原告失业至今，无法依据国有控股企业改制规定主张合法权益。原告通过走访、信访工会和人社部，得到书面答复如下：1、天津市滨海新区总工会权益部与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出具的《关于天海投资信访件调查报告》，天海投资承认2007年实施了国有企业改制，否认存在侵害职工权益的情况；2、中华全国总工会从2017年12月至2019年10月连续作出4份《告知单》，确认2008年海航科技实施了国企改制，存在国有职工未依法安置问题；3、人社部作出《告知单》确认2008年海航科技实施国企改制，存在国有职工安置问题。原告依据被告制定和发布实施的津国资法规（2017）32号通知，向其申请公开制定《天津市国资监管负面清单（2017版）》“事项范围”：（六）、（七）、（八）、（十五）、（十六）、（十七）（共计6部分）的法律法规具体规定、规范性文件依据。被告作出《告知书》（编号：2020-8），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经审查，您所申请的《负面清单》中的“法律法规具体规定、规范性文件依据”不属于政府信息。原告认为，被告向社会公开的《天津市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津国资法规[2018]21号）中“改制重组管理事项信息表”对“市管企业改制”载明了法定依据、实施机构、权责边界、运行流程、运行要件、责任事项、监督方式；“法定依据”包括国办发[2003]96号通知、国办发[2005]60号通知等：“运行要件”包括企业改制方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发行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第115号）、《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国务院令第695号）相关规定，申请的信息属于被告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其认为不属于政府信息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被告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法[2018]37号）规定公开制定所申请的信息。综上，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监督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判令：一、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告知书》（编号：2020-8），重新公开申请的信息；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辩称，一、被告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已依法作出答复。原告于2020年4月14日通过政务网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收悉上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依法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审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三十三条规定的答复期限内，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20-8号《告知书》的书面答复，告知原告“……申请的《负面清单》中‘法律法规具体规定、规范性文件依据’不属于政府信息”，并于2020年4月26日交邮向原告邹慧楠送达。根据邮寄记录显示，2020年4月27日原告签收。二、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原告通过政务网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原文如下：“制定《天津市国资监管负面清单（2017版）》‘事项范围’：（六）、（七）、（八）、（十五）、（十六）、（十七）（共计6部分）的法律法规具体规定、规范性文件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原告申请公开的“制定《天津市国资监管负面清单（2017版）》‘事项范围’：（六）、（七）、（八）、（十五）、（十六）、（十七）……的法律法规具体规定、规范性文件依据”不属于我委“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围。故被告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告知原告其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2020-8号《告知书》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且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未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被告特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以下简称《条例》）第四条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信息公开答复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原告提出的“申请公开制定《天津市国资监管负面清单（2017版）》‘事项范围’：（六）、（七）、（八）、（十五）、（十六）、（十七）（共计6部分）的法律法规具体规定、规范性文件依据”，实质是向被告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并非《条例》所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向原告答复称不属于政府信息，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原告针对被告所作《告知书》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邹慧楠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邹慧楠。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杨晓琳审判员  秦润林审判员  万 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光伟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