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327民初4406号 原告：聂昌跃，男，1950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文彩，莒南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聂凤兰（聂昌跃之姑母），女，1935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莒南县。 被告：高云现（聂昌跃之姑父），男，192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南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风雷（高云现、聂凤兰之子），男,住山东省莒南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俐，莒南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高风雷（高云现、聂凤兰之子），男，1958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莒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俐，莒南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聂昌跃与被告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昌跃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时文彩，被告高风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俐，被告高云现、聂凤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风雷、刘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聂昌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返还房屋拆迁补偿款68695元；2.诉讼费由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承担。事实和理由：聂昌跃作为下乡知青于1968年返乡务农，回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安家落户。聂昌跃于1969年在本村东窑汪北崖、西邻高云现、聂凤兰房屋建平房三间及院落一处居住。聂昌跃在该处住宅结婚、生活。聂昌跃在本村担任村八队会计，并在本村小学任教。后来，聂昌跃离开家乡回城市居住，聂昌跃在老家的房屋一直闲置。2011年，大曲流河村进行房屋拆迁统计时，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未经聂昌跃同意私自将聂昌跃的三间房屋作为其所有的房屋上报统计，并支取了六间房屋补偿款74589元、拆迁奖励款31400元，合计105989元。聂昌跃得知后，多次要求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返还上述款项，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拒不返还。为维护聂昌跃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要求依法处理。 高云现、聂凤兰均辩称，一、聂昌跃所诉严重不属实。聂昌跃系聂凤兰、高云现的亲侄子。聂昌跃与其姐聂秀娥、妹妹聂秀丽一起于1968年冬天作为知青下乡。因其父母均住在贵州，聂昌跃等姊妹三人来到后就住到奶奶家。1969年，由村委出人工、材料等给聂昌跃姊妹三人建设知青房。房屋建好后，没有安装门、窗户等。1970年春天，聂昌跃的姐姐聂秀娥、妹妹聂秀丽返回城市。同年秋天，聂昌跃放弃小学教师的工作也返回了城市。因此，该房屋属于村委所有。聂昌跃下乡期间，一直居住在其奶奶家，并没有在涉案房屋居住，更没有在该房屋内结婚。聂昌跃返城后，村委将房屋收回。1971年春天，因该房屋与高云现、聂凤兰的房屋相邻，生产队长聂某3提议让高云现、聂凤兰买该房屋。高云现、聂凤兰就以270元的价格购买了该房屋。自1971年购买房屋后，高云现、聂凤兰一直居住该房屋，直至2020年7月29日房屋拆迁，时间近50年。期间，高云现、聂凤兰的儿子高风雷在该房屋内结婚居住。后该房屋经过十几次的修缮，花费数万元。如果不是高云现、聂凤兰购买后一直居住、修缮并管理，该房屋早已坍塌。聂昌跃对该房屋既没有出人工，也没有实际出资，不具有所有权。高云现、聂凤兰依法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故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奖励款应均归高云现、聂凤兰所有，聂昌跃无权享有。二、聂昌跃的户口所在地为贵阳市岩区人，并在该市区已拥有住房。聂昌跃不是大曲流河村的村民，其户口不在本村，依法不享有划分宅基地的权利。因此，聂昌跃在本村不应有房屋，案涉房屋的拆迁款等理应属于高云现、聂凤兰所有。三、聂昌跃返城后，中间多次回来，早已经知道该房屋已经被高云现、聂凤兰所买下，聂昌跃从未提出过异议。现该房屋已被高云现、聂凤兰购买50年。依据法律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20年诉讼时效。四、高云现、聂凤兰之子高风雷于1976年应征入伍，于1980年退伍。高风雷回到本村后，因到了已经申请宅基地的年龄。高云现、聂凤兰于是就向村里申请要求给规划宅基地，村委当时答复已经购买了涉案的房屋，不应再规划宅基地。综上所述，聂昌跃要求返还拆迁补偿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聂昌跃的诉讼请求。 高风雷辩称，涉案房屋未登记在高风雷名下，高风雷对该房屋不具有所有权。且拆迁协议不是高风雷所签，拆迁补偿款、奖励款也不是高风雷所支取。本案与高风雷不存在任何关系。请求依法驳回聂昌跃对高风雷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如下： 聂昌跃系聂凤兰之侄；高云现系聂凤兰之夫；高风雷系高云现、聂凤兰之子。聂昌跃的出生地及户籍所在地均为贵阳，其祖父母户籍所在地及居住地均为山东省莒南县××镇××村。 1968年，聂昌跃与其姐聂秀娥、其妹聂秀丽响应国家号召一同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即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劳动。当时，聂昌跃、聂秀娥、聂秀丽三人户籍迁到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并均居住在聂昌跃的祖母家中（祖父已去世）。1969年，聂秀娥、聂秀丽从山东省莒南县××镇××村返城。之后不久，聂昌跃也从山东省莒南县××镇××村返城。1971年，聂昌跃、聂秀娥、聂秀丽将户籍从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回迁至贵阳。 聂昌跃、聂秀娥、聂秀丽在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劳动期间，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大队于1969年为其出人工在高云现、聂凤兰房屋东邻的村集体土地上建房屋三间。房屋建成时的状况为：间数为三间；房屋墙底部为石头结构（高1.2米）；房屋墙石头上部为土墙；屋顶为起脊结构，系水泥瓦；房屋院落未建院墙，未按大门；房屋无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聂昌跃返城后，高云现、聂凤兰在该房屋院落处另建东平房二间、猪栏一间及院墙，并安装大门。 2012年，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开始进行房屋拆迁评估统计。其中大曲流河村房屋拆迁初步估价结果公示表载明：序号1-17；姓名高云现；评估总值74589元；主房89.89平方米；配房29.67平方米；房产评估价值69087元；厨房1019元；厕所112元；围墙1148元；地面685元；水井160元；雨篷65元；畜禽舍2313元。该公示表中的主房屋为六间，其中包含1969年山东省莒南县××镇××村大队在高云现东邻出人工所建的房屋三间。2020年7月份，上述公示表中的房屋，由山东省莒南县××镇××村统一组织了拆除。2020年8月3日，莒南县十字路街道临海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山东省莒南县××镇××村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村村民委员会合并后的单位）出具大曲流河村安置楼结算清单一份。该清单其中载明：楼主姓名高云现，房屋评估号1-17，房屋评估总值74589元，外加房屋评估建筑面积补贴5000元，签协议奖励款10000元，拆除奖励补助10000元，楼房推拉门补助费900元，瓦棒门窗回收费2000元，院内外花草树木补助费及躲迁费1500元，其他2000元。该结算单中的款项合计105989元，由高云现支取。 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的质证和认定情况为： 聂昌跃主张房屋三间系自己出资建设，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不予认可。聂昌跃为支持其主张，提供聂昌军、聂其欣等人的书面证言，证明内容均为：房屋为聂昌跃于1969年所建设。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提出异议，认为书面证言内容为捏造，且不是本人签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项“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该书面证言中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聂昌跃为支持其主张，另提供聂某1、李某、聂某2到庭作证证言。其中，证人聂某1的证言内容为：1969年，聂昌跃建设房屋，聂某1的父亲找当时村书记吴奎松、副书记王兴勇要的宅基地，盖屋的石头是聂某1的父亲买的，盖屋用的高粱杆是聂某1的父亲凑的，聂昌跃去物资局买的料。房屋建成后，聂昌跃与其奶奶居住在房屋内。聂昌跃返城后，聂昌跃的奶奶一直居住到1983年；证人李某的证言内容为：聂昌跃与其姐妹等人回乡务农，他们1969年盖屋的时候，李某与哥哥、弟弟等人帮助凑得材料，木头、水泥是通过物资局批的。房屋建成后，聂昌跃在该房屋居住过。聂昌跃返城后，房屋空着的。不知道房屋后来是否转卖或处理；证人聂某2的证言内容为：聂昌跃和姐妹三人盖了三间房屋，盖屋的时候村里出工，每个生产队派二个人。当时聂某2听聂昌跃说聂昌跃出钱买的棒。后来房屋是否转卖，聂某2没听说，也没有经手。对上述三证人证言，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的质证意见为：证人聂某1、李某与聂昌跃存在利害关系，内容不属实；证人聂某2证明的内容是听聂昌跃说的，聂昌跃是否自己买的木棒，证人不知情。关于聂某1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聂某1的证言中向大队要宅基地及买某、凑高粱杆盖屋均是聂某1的父亲经手，且聂某1证明内容“聂昌跃奶奶在房屋一直居住到1983年”中的居住时间与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聂昌跃的奶奶1980年死亡”中的时间明显矛盾。聂某1的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且其中“聂昌跃的奶奶一直居住到1983年”的证明事实不真实；关于聂某2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聂某2证言中盖屋用的棒是听聂昌跃说他自己买的。证人聂某2不是买棒的经办人，其证言作为间接证据，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关于李某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证人李某系聂昌跃舅舅，与聂昌跃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之规定，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为反驳聂昌跃的主张提供了聂昌成、聂昌学等人的书面证言及聂某3、聂某4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其证明内容均为：1969年，聂昌跃及其姐姐、妹妹下乡时，村里出工出料盖的房屋。其中聂昌成、聂昌学等人的书面证言，聂昌跃持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项“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该书面证明中的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其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关于聂某3、聂某4证人证言的效力：证人聂某3系当时第八生产队的队长，证人聂某4系当时第八生产队的会计，该二证人与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该二份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大于聂昌跃所提供的证据效力。综上，聂昌跃主张房屋三间系自己出资建设的事实，不足以认定。 聂昌跃主张涉案的三间房屋所有权归聂昌跃，高云现、聂凤兰不予认可。高云现、聂凤兰辩称主张聂昌跃返城后，村里作为房屋所有人将房屋三间卖给了高云现、聂凤兰，高云现、聂凤兰为该房屋所有权人。高云现、聂凤兰为反驳聂昌跃主张的事实提供了聂某3、聂某4、吴某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其中，证人聂某3的证言内容为：聂某3是第八生产队的队长。1968年，聂昌跃及姐姐、妹妹等三人作为下乡知青到大曲流河村，1969年大队里出工出料给盖了三间房屋。聂昌跃等三人1970年左右回城，房屋闲置，大队将房屋收回。聂凤兰是大队的妇女主任，1971年，聂某3和她说得给其儿子高风雷盖屋了。聂凤兰说她去找书记要。过了二天，聂凤兰告诉聂某3说书记答复了，大队不给聂凤兰划地方盖屋，聂昌跃三人走了，房屋是大队的，大队将房屋给聂凤兰，让聂凤兰花270元买。聂凤兰说没有钱，聂某3说生产队里给付上，以后聂凤兰再还生产队就行。聂某3和聂凤兰一块去大队付的钱，大队会计聂世因给办理的；证人聂某4的证言内容为：聂昌跃是下乡知青，1968年来到村里。1969年大队里出工出钱盖的房屋。聂昌跃在第八生产队干过会计，其不干后，聂某4又担任第八生产队会计。1971年，大队里转过一个帐，是聂凤兰的一笔欠账，就是大队里处理聂昌跃走了后房子的欠账。该房屋后来是聂凤兰居住的；证人吴某的证言内容为：1980年，吴某去大队找王兴勇要宅基地，王兴勇说先等等。吴某问王兴勇高风雷的宅基地给了吗？王兴勇说没给，他老家东边有三间屋给他了。对上述证人证言，聂昌跃质证意见为：吴某与高风雷是战友，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实的内容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依据；证人聂某3是生产队长属实，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证人聂某4干会计属实，其证明内容与事实不符。聂昌跃对高云现、聂凤兰提供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相反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本案中聂昌跃作为原告就房屋所有权归自己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房屋所有权归聂昌跃为本案的待证事实。通过高云现、聂凤兰所提供的证据，结合聂昌跃返城后高云现、聂凤兰在房屋处另建东平房二间、猪栏一间、院墙、安装大门及拆迁房屋时村集体与高云现结算赔偿款、补助款等相关事实，涉案房屋所有权归聂昌跃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认定聂昌跃所主张房屋所有权归聂昌跃的事实不存在。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聂昌跃现主张对拆迁的房屋三间享有权利，举证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聂昌跃要求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返还房屋拆迁款68695元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聂昌跃要求高云现、聂凤兰、高风雷返还房屋拆迁款68695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18元，减半收取计759元，由聂昌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战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