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吉0122民初2239号原告：杨某，女，198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农安县。原告：常某，男，201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公主岭市。现住吉林省农安县。法定代理人：杨某，女，1984年5月26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农安县，系常某母亲。原告：常万海，男，195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原告：王国香，女，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公主岭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利，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金良，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户籍地吉林省农安县，现住吉林省农安县。被告：李桂玲，女，196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吉林省农安县。现住吉林省农安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野，吉林昊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永权，男，196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农安县。原告杨某、常某、常万海、王国香与被告蔡金良、李桂玲、邹永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杨某、常万海、王国香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利、被告蔡金良、李桂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野、被告邹永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常某、常万海、王国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274,960元、医疗费169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02,987.50元、打车费3000元、丧葬费34,266.50元、寿装西服1500元、尸检费12,100元、律师代理费30,000元，总计610,505.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部分诉讼请求：即死亡赔偿金变更为298,720元、被抚养费人生活费变更为215,038.25元、丧葬费变更为36,906.48元，总计为648,956.33元。事实与理由：被告蔡金良与被告李桂玲是夫妻关系，在农安县三岗镇街里道南经营眼镜店生意，后道北有门市出售，被告蔡金良与被告李桂玲将该门市买下，之后对该门市内部进行装修，对该门市内部格局进行调整，门市内部有墙需要砸掉。2020年7月3日，被告蔡金良与被告李桂玲雇佣常旭东和另外一人总共两个人进行砸墙工作，其中，常旭东在砸墙过程中不慎因墙突然倒掉而砸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常旭东家属多次和二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是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支持原告之诉讼请求。诉讼过程中，经被告蔡金良与被告李桂玲申请，本院追加邹永权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蔡金良、李桂玲辩称，1.与被告邹永权为承揽合同关系，与常旭东非雇佣关系。我将砸墙工作交付给邹永权，要求是交付砸墙的结果，双方约定砸墙完成后，一次性给付工作报酬400元，常旭东是邹永权找来同其一起砸墙的，我与邹永权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与常旭东之间无雇佣关系，因此，对被告常旭东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2.邹永权与常旭东之间为雇佣关系，邹永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邹永权找到常旭东一同砸墙，常旭东听从邹永权的指挥，并从邹永权处获得劳动报酬，两者之间有人身附属关系，形成雇佣关系，邹永权应对雇佣关系过程中发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邹永权与常旭东在砸墙过程中，均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常旭东死亡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两人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两人明知从底部砸墙会有危险发生，仍然罔顾危险，最终是两人的过错导致的损害结果发生，不是起诉状中所述的“不慎”，而是“明知”。且在常旭东事故发生时，只有邹永权一人在场，邹永权指挥砸墙不当，邹永权与常旭东砸墙操作过错才导致常旭东死亡的严重后果，二人的行为与常旭东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与被告蔡金良、李桂玲并无关系，邹永权与常旭东应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3.被告蔡金良、李桂玲作为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对常旭东的损害发生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对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费用，均不承担赔偿责任。邹永权辩称，蔡金良到李某家找到我干活，我自己干不了，然后叫上常旭东，蔡金良领我们到蔡金良家（就是砸墙的现场），常旭东问给多少钱，蔡金良说给300元，我们不同意，我们就往出走，蔡金良叫我们回来说加钱的，后来改成400元，我们就同意干活。然后常旭东借的风镐、大锤、推车，借完回来我们开始干活，上午砸一会，李某家来活，我们走了，在12点左右回来吃完饭继续干活，之后就出事了，常旭东砸南北墙时东西墙倒塌砸到常旭东，然后常旭东送去抢救无效死亡。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杨某与常旭东系夫妻关系，常万海、王国香与常旭东系父子、母子关系，杨某与常某系母子关系，蔡金良与李桂玲系夫妻关系。蔡金良与李桂玲二人在农安县三岗镇街里道南经营玲珑眼镜店，在道北购买一门市店欲装修，门店坐北朝南，屋子中间有道东西方向的隔断墙，隔断墙中间偏西位置向北侧延伸有一道南北方向的二寸墙，墙体自地面至棚顶。2020年7月3日6时许，被告蔡金良到案外人李某经营的建材商店，查看装修材料，其与李某交谈过程中，询问李某是否有人能干砸墙的活，称自己新买的门市房内部需要改造，有部分格局需要重新规划，其中涉及部分墙体需要砸掉，李某称在他这干活的人就有可以砸墙的人，随后李某询问邹永权，砸墙的活是否能干，邹永权回答：能干。随后蔡金良与邹永权对接，商讨砸墙事宜，双方留下联系方式。8时许，邹永权与常旭东来到蔡金良经营的玲珑眼镜门店附近，因未能找到蔡金良、李桂玲新买的门市房位置，邹永权给蔡金良打电话联系，李桂玲在自家玲珑眼镜商店接电话告知邹永权新买的门市房位置，并告知蔡金良在现场，直接去现场找蔡金良即可。后邹永权与常旭东来到现场，查看了需要砸掉的墙体面积、位置及施工的程度，蔡金良与邹永权、常旭东就价钱方面进行了商讨，最终蔡金良与邹永权、常旭东确定：邹永权与常旭东砸掉墙体并将建筑垃圾清理出去，价格400元。随后常旭东外出借来风镐、大锤、手推车等工具开始砸墙，陆续将中间隔断墙门附近的墙体砸掉，蔡金良等其他人在该房门外擦玻璃。中午11时许，邹永权接到电话，与常旭东一同离开砸墙现场，到案外人李某经营的建材商店开始搬运水泥。饭后12时许，二人再次回到砸墙现场，继续开始砸墙工作。因二人未有梯子，无法从墙体上部凿击，常旭东在东西方向隔断墙偏西底部位置，用大锤开始砸击，东西方向隔断墙偏西底部位置出现一个窟窿洞口，常旭东背对着的东西走向的隔断墙中间位置向北侧延伸的南北方向的二寸墙忽然倒塌，将常旭东砸到。当即邹永权、李桂玲及其邻居将常旭东用救护车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四医院（以下简称九六四医院），入院查体：常旭东意识不清、鼻口出血、双外耳道出血，李桂玲垫付医疗费、急救费等，共计4497.90元。后常旭东家属又将常旭东转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治疗，花费医疗费，共计1691.60元，常旭东因受伤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2020年8月1日，农安县公安局三岗派出所及常旭东哥哥常晓东委托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常旭东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花费鉴定费12,100元，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9月14日出具吉大司鉴中心【2020】病鉴字第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常旭东系因头部遭受钝性机械性外力作用造成脑干挫伤致脑功能障碍而死亡。事故发生后，原、被告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交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明、被告的户籍信息、公主岭市怀德镇和气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事发后现场照片、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吉大司鉴中心【2020】病鉴字第85号）、吉林大学第一院门诊手册、医疗票据、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发票、律师代理费发票；被告蔡金良、李桂玲提交的九六四医院门诊手册、医疗费、急救费票据、现场照片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一、被告蔡金良、李桂玲与被告邹永权及常旭东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问题。被告蔡金良到案外人李某建材商店，与被告邹永权联系砸墙事宜，因对被告蔡金良发出的要约内容不明确、工作性质不具体，被告邹永权及常旭东共同到被告蔡金良处，双方通过查看需要砸掉的墙体面积、位置及施工的程度、时间等，通过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以400元价格达成一致意见完成了承诺，至此双方之间合同成立。关于被告蔡金良、李桂玲辩称其与邹永权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与常旭东之间无雇佣关系。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虽然由被告邹永权、常旭东自行准备施工工具、自行提供劳力，但是承揽合同法律关系中要求承揽人以技术性为基础，被告邹永权及常旭东完成此项砸墙工作任务仅以个人劳力为主，双方之间不符合承揽合同关系要件，应为提供个人劳务。因此，被告蔡金良、李桂玲与被告邹永权及常旭东之间形成个人劳务关系。被告蔡金良、李桂玲辩称的其二人于被告邹永权为承揽合同关系，与常旭东非雇佣关系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认可。被告邹永权与常旭东自行准备工具、共同提供劳力，双方对完成的工作量未作明确的约定、对劳动报酬的分配方式亦不明确，无法确认被告邹永权与常旭东之间的雇佣关系，应视为其二人作为共同劳务人。被告蔡金良、李桂玲辩称的被告邹永权与常旭东之间为雇佣关系，邹永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认可。二、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及责任承担份额问题。被告蔡金良、被告李桂玲与被告邹永权及常旭东之间成立个人劳务法律关系。被告邹永权及常旭东作为共同提供劳务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常旭东在工作过程中，明知从墙体底部砸墙会产生危险，采用危险方法施工，并放任此种危险的发生和扩大，最终导致其遭受伤害死亡，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其应承担造成此次损害后果70%的责任；被告蔡金良、李桂玲作为雇主，在常旭东及邹永权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对施工场所安全性未提供充分保证、对施工人员未履行监督职责，致使常旭东在施工过程中遭受伤害致死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其二人应承担造成常旭东此次损害后果30%的责任。被告邹永权与常旭东之间系共同劳务关系，其在常旭东遭受伤害的事故中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具体损失的计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四原告请求的死亡赔偿金298,720元、丧葬费36,906.48元、医疗费1691.60元、鉴定费12,100元及律师代理费3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四原告请求的被抚养人生活费215,038.25元，经计算为269,239.50元11,457元/年*（18-9）÷2+（11,457元/年*18+11,457元/年*20年）÷2，四原告请求215,038.2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未请求部分视为四原告自行放弃；四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一节，因常旭东此次受伤导致身亡自身存在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精神损害抚慰金保护15,000元为宜；四原告请求的交通费一节，因四原告未提供正式交通费票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不予支持；四原告请求的寿装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以上，被告蔡金良、李桂玲应向四原告赔偿常旭东因此次受伤身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医疗费、鉴定费及律师代理费等合计594,456.33元的30%即178,336.90元，应扣除被告蔡金良、被告李桂玲为常旭东垫付的医疗费3148.53元（4497.90元*70%＝3148.53元）即175188.37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蔡金良、被告李桂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某、原告常某、原告常万海、原告王国香因常旭东此次受伤身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医疗费、鉴定费及律师代理费等合计175188.37元；二、被告蔡金良、被告李桂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某、原告常某、原告常万海、原告王国香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三、驳回原告杨某、原告常某、原告常万海、原告王国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90元，减半收取计5145元，保全费2520元，由被告蔡金良、被告李桂玲负担4570元，由原告杨某、原告常某、原告常万海、原告王国香负担30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史柏川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齐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