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2民终23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智红生，男，汉族，1968年6月30日生，住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俊锋，女，汉族，1968年6月5日生，住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系智红生之妻。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淙，河南世纪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德军，男，回族，1964年10月9日生，住河南省太康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志涛，男，汉族，1962年7月14日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隆，河南仁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琪，河南仁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开封市宋门关南后街21号。法定代表人：张开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绍东，该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五公司。营业场所：河南省开封市中山路南段528号。负责人：魏培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辉，该公司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智红生因与被上诉人吕德军、罗志涛、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以下简称运输总公司）、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五公司（以下简称运输五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2020）豫0205民初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红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在发病后已经丧失意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出自己没事的表示，而一审法院依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推定智红生表述过自己没事，明显不妥。且身体不适要送医院是更加普世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遗漏法律适用，根据交通部《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的第九条明确规定：“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应当掌握旅客急救基本常识。”而根据一审证人王某的证言，在事发时王某明确观察到上诉人半边瘫痪在驾驶座上，但是却没有提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因此，其具有明显过错，因为其为雇员，所以该责任应当由其雇主罗志涛和吕德军承担。运输总公司和运输五公司作为线路运营人和车辆所有人，没有严格管理自己的车辆驾驶员，导致其不符合交通部的相关规定，因此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一审法院未向当事人释明在因果关系不足时，可以申请因果鉴定，这是极大的错误。一审法院仅说上诉人对于因果关系未能举证，但却一直隐瞒可以做因果关系鉴定这一规定，系对被告的包庇纵容，导致上诉人败诉，二审法院应纠正错误的判决。二审中补充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司机王某在车上众多乘客在场的情况下，在拨打“120”后又让“120”返回，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该认定明显缺乏社会生活常识。首先，智红生所驾驶的豫Ｂ×××××是一57座的大型客车，其司机的操作台与乘客的座位区相对独立，根据王某的证言，在智红生发病后，王某将智红生抱到了驾驶座旁边的卧铺上，显然在座位区的乘客不可能知道到底操作区内发生了什么。其次，事发时已经将近晚上11点，乘客是否有足够精力去关注前面的司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审法院对此显然也是欠缺考虑。再次，即便车上的众多乘客均清醒着，时刻关注着操作区域的事情进展，但一审法院显然高估了众多乘客的社会责任感。根据社会心理学早已得出的论证：“个体对于紧急事态的反应，在单个人时与同其他人在一起时是不同的。由于他人在场个体会抑制利他行为。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被总结为“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简称为“旁观者效应”或者是“责任分散效应”。正因为众多乘客，反而导致了无人对智红生施以援手的地步。当然我们在此无心抨击社会，只是说明一审法院在此认定明显不当。所以，一审法院在这里的认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认定，反而是缺乏生活常识，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按车辆运营趟数结算报酬，原告对工作量有自主选择权”。该认定明显片面、机械、教条。忽略了双方雇工和雇主间不平等的地位。首先，吕德军和罗志涛系智红生的雇主，一审法院仅凭按趟结算就认定对工作量具有选择权是绝对错误的。智红生的工资是按趟算，按月结。除此之外智红生还向二人交有一万元的押金。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因为这样的钱款关系智红生实际上是受制于吕德军和罗志涛二位雇主的。依照双方不平等的地位，智红生实际上根本没有一审法院所凭空创设的所谓的“工作量的自主选择权”。其次，智红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客车司机，受雇于他人。即便真如一审法院单纯的、片面的、机械的、教条地判断出其有：“工作量的自主选择权”，但是这种认定显然是违背了最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中“相对人口过剩”的问题。当然“相对人口过剩”用恩格斯的话来讲更通俗，被称为：“产业后备军”。如果你不工作，那就辞退你，反正有一大批人可以接手你的工作。基于这样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和思考，请问智红生真的有工作量的自主选择权吗？还是要回到马克思的那句话上：“工人实际上是在生产自己的苦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即便二审法院仍认为被上诉人不具有过错，上诉人也恳请二审法院，在本案中着重考虑个案正义与社会和谐，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作出裁判。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尤其是附加各种阻碍责任成立的抗辩事由（促成过失、自甘风险）的过失责任，反映了最极端、最过度的自由放任主义。其实际上是在极力促进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质上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19世纪的法官将过失责任确立为独立的侵权责任类型，从而偏离了历史上对事故伤害所普遍适用的责任。这表明，过失责任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工人及其家庭利益为代价，来系统性地补贴工业发展的手段（注：仅为西方法学观点）。而根据法社会学的观点：“法律并不以其本身作为目的；而仅仅是实现某种目的之手段，最终的目的是社会生活”。我国《民法通则》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承袭该条精神，我国《侵权责任法》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智红生在自身突发××的情况下，最后停稳了车辆，没有导致更严重的事故和后果，客观上是维护了四位被上诉人的利益。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位被上诉人却无须承担相应责任，显然是对智红生的不公平。所以，即便各方对上诉人的损害真的不存在过错，也请人民法院基于本案的个案正义与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和《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作出裁判。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吕德军、罗志涛辩称，（一）上诉人所上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人是因自身××而造成的，出院病历显示为脑梗塞、颈动脉闭塞、颈总动脉闭塞和狭窄、颈动脉斑块形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窦性心动过缓、糖耐量异常。从以上诊断证明可以得出，××并非是一时能形成的，而是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长期形成的结果，而上诉人却要求吕德军、罗志涛承担相关的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案的案由为侵权纠纷，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本案一审中吕德军、罗志涛提交了证人证言和证人出庭作证以及证人王某与120之间的对话，可以印证当时事发的经过，是因上诉人自己觉得病情无碍要求随车前行，并不是由被上诉人罗志涛强行要求其随车前行的。对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在事发后也并没有丧失意识。（二）随车人员王某即使具备经营性道路运客驾驶员应当掌握旅客急救常识的情况下，也无法判断上诉人的病情如何，也并非是通过外在表现能够得出上诉人所得××。根据前述出院记录显示的诊断情况，××，因此上诉人所述根据交通部的规定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显然不能成立。（三）上诉人所述一审法院未向其释明需做因果关系鉴定显然不能成立。在一审中，上诉人委托了专业的律师，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未申请因果关系鉴定是上诉人对于权利的放弃，而上诉人却将过错推卸给法院显然不能成立，并且上诉人也明知其自身××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其在一审当中未要求做因果关系鉴定。（四）因事发经过是由上诉人碰撞高速护栏造成随车王某惊醒，这才采取相关措施，避免发生二次事故，相关人员及时得到撤离，事发后证人王某及时拨打120及110，高速交警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处理，也询问了上诉人，这一事实发生经过，相关人员和乘客不可能不知，因此上诉人以该理由来推定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也不能成立。（五）根据客车司机工作性质及行业规范均是按趟进行结算，并非存在强制工作情况，并且客车司机比较难找，往往雇主牵制于客车司机，包括相应产生的罚款、吃住均是由雇主承担，并非是上诉人所述雇主占有主导地位，而是受制于司机，这是目前司机与雇主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上诉人所述不能成立。（六）上诉人也自认为吕德军、罗志涛不具有过错，而是根据社会之和谐要求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上诉人所依据的侵权责任法第24条显然不能成立，因该法律规定是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法律规定，而本案当中上诉人是××所造成，与吕德军、罗志涛没有任何关系，与侵权责任法24条没有任何关联性，也无须进行分摊任何损失。上诉人以最后停稳车辆没有发生事故作为要求吕德军、罗志涛支付相关费用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根据吕德军、罗志涛陈述，上诉人平时就有饮酒习惯，××也是其自身生活习惯而造成，并且在补充上诉理由中上诉人也自认了是因其自身××所造成的。根据最后一段第一句话：“智红生在自身突发××的情况下，最后停稳了车辆……”就可以认定上诉人是因自身××所造成，与吕德军、罗志涛没有任何关系。吕德军、罗志涛也从未强制要求上诉人随车前行，而是由上诉人根据当时自身情况觉得并无大碍，而要求继续前往目的地，最终病情是否在当时已经发生，上诉人应当能够自我感知，并且根据上诉人的病情应当是在后期所发生，并非是在当时出现相应病情。因此，吕德军、罗志涛不应对上诉人的××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运输总公司辩称，上诉人与雇主之间可以自主协商，如司机身体不适应该提前告知，××运营。其公司并非实际运营人，上诉人也非运输总公司职工，故不能向其公司主张权利。上诉人因病应作出医疗鉴定，而其放弃权利，不应参考社会正义与和谐条款，不能由运输总公司分担损失。运输五公司辩称，同运输总公司意见。智红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向原告连带赔偿暂计37604.46元，其中医疗费19569.86元、误工费7408.28元、护理费4764.32元、交通费2782元、营养费880元、伙食补助费2200元、住宿费140元。一审法院查明，豫Ｂ×××××客车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吕德军、罗志涛，该车登记在被告运输五公司名下并挂靠经营。被告吕德军、罗志涛雇佣原告从事客车驾驶工作。双方约定，按车辆营运趟数结算报酬，原告对工作量有自主选择权。2019年6月16日，原告驾驶豫Ｂ×××××客车行至行甬高速瓜沥路段时突发××。其后，被告罗志涛安排随车司机王某拨打“120”及“110”电话，同时安排同一路线的另一辆客车驾驶员刘陆新到达豫Ｂ×××××客车所在的位置处理事故。豫Ｂ×××××客车到达温岭市后，由李东林陪同原告到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初步诊断：肢体无力待查：颅内占位脑梗塞补充诊断：右颈总动脉狭窄、颈内动脉闭塞、左颈总动脉夹层、两侧颈动脉多发斑块、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窦性心动过缓、糖耐量正常。2019年7月2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为：脑梗塞、颈内动脉闭塞、颈总动脉闭塞和狭窄、颈动脉斑块形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窦性心动过缓、糖耐量异常。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驾驶的豫Ｂ×××××客车虽登记在被告运输五公司名下，但车辆实际所有人为被告吕德军、罗志涛，原告与被告吕德军、罗志涛存在雇佣关系，与被告运输五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与运输总公司无事实及法律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因突发××造成损失，与雇主吕德军、罗志涛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雇佣活动也没有因果关系。关于原告主张由于被告吕德军、罗志涛安排其连续工作，××延误了治疗，对造成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责任。该院认为，原告对工作量有自主选择权，主张被告吕德军、罗志涛安排其连续工作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告××突发后，随车司机王某及时拨打“120”，“120”回拨电话询问未到现场。对此情形，王某出庭作证说是询问原告后原告认为××无碍后让“120”返回，该证言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如果原告发病后即昏迷，直至第二天到达台州。随车司机王某在车上众多乘客在场的情况下，在拨打“120”后又让“120”返回，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故对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智红生的诉讼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智红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自身××突发，要求雇主承担延迟送医造成的损失，雇主吕德军、罗志涛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事发当时随车司机与120通话录音以证明智红生当时未送医系其自己要求随车前行，综合全案证据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智红生突发××造成损失与雇主及雇佣活动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据此驳回其要求赔偿损失的诉求并无不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智红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突发系因雇佣活动导致或者雇主对其因××造成的损失存在过错，故其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智红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0元，免予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景友审判员  杜 琦审判员  张景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 月书记员  张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