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新4002民初4005号  原告：黄兰英，女，1937年6月30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忠（系原告黄兰英之子），男，196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彩霞，新疆腾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范丽萍，女，196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托代理人：昌新远（系被告范丽萍丈夫），男，196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守欣，新疆天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兰英与被告范丽萍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兰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玉忠、马彩霞、被告范丽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昌新远、付守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兰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的《赠与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将位于伊宁市××路右侧房产中登记在被告名下75％的产权份额恢复登记至原告名下，相关税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母女关系，原告与被告父亲生前共有一套房屋，位于伊宁市××路右侧，2004年原告丈夫去世，后经原告及子女共同商量，约定只由被告负责照看原告饮食起居直到去世，其他三个子女则放弃对原告丈夫的法定继承权。2019年1月23日伊宁市白杨公证处对此进行了公证，原告的其他三个子女放弃对原告丈夫的法定继承权，该房屋遗产部分由原被告二人继承。2019年1月23日，原告签订了《赠与合同》，约定原告将该房屋自己所有75％的产权部分赠与给被告。原告在该房屋生活、居住直至死亡，但被告须尽照顾原告衣、食、住、行、病、葬等赡养义务，后原告依约将名下的产权份额过户至被告名下。但在过户后被告就不积极履行约定义务。2020年1月被告要求原告在4月1日前搬去被告处生活。被告要将该房屋出租或者出售，如若不搬，被告就不负责照顾原告，后被告打电话告诉原告其他子女自己不管原告了。原告无奈自2020年4月起就由其他子女轮流照顾，被告至此完全不履行协议的约定，被告在照顾原告期间，将原告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老年银行卡、医保卡、老年高血压白卡全部拿走拒不归还，导致原告无法正常买药，病情严重也无法住院，经其他子女出钱自费进行了治疗，被告的此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活，也违背了双方签赠与合同原告的初衷，现原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诉请求。被告范丽萍辩称，首先，被告不仅在赠与后一直按赠与合同的约定履行，原告的衣食住行一直由被告在照顾，而且在赠与前即2004年开始就已经开始陪伴、照顾原告，也正因如此，双方才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赠与合同》。该《赠与合同》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也是经深思熟虑之后，鉴于被告多年来对自己的照顾才决定将房屋75%产权过户给被告，且双方进行了公证，被告也已支付各项手续费用近2万元办理了房产过户，被告已实际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截止到2020年3月疫情结束前，原告对被告的赡养是没有异议的，被告按医嘱的饮食要求低盐、低脂、多吃蔬菜、控制体重，照顾老人，早晚饮食以粥为主不足为奇，却成了原告及其他子女诉被告不尽孝、不履行赠与合同的理由，实际是为达到解除《赠与合同》寻找的借口。其次，原告要求撤销赠与合同的条件不具备。原告的高血压为1级（极高危），原告为了阻止被告陪伴原告，将门锁自行更换，致使被告无法进入，而且原告称“公证机构告知她如果赡养中断，解除赠与合同符合规定”，还制造出被告要“砍”原告的说辞。被告无法赡养原告是原告之子更换门锁阻止赡养的条件成立的重要原因；原告认可其户口本、定期取药的白卡、医保卡等都注销重新办理了新卡，导致被告无法履行赡养义务，这也是原告为达到解除《赠与合同》做出的阻止赡养条件成立的依据；2020年4月6日原告签名的“黄兰英以后病不需要范丽萍管，有两个儿子来管”的证据，也是原告以家长的命令口气做出的阻止被告履行赠与合同的行为。第三，原告要求撤销已过户房屋75%产权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经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可随意撤销，双方的《赠与合同》是经双方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公证的，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赠与房产已过户至被告名下，原告作为83岁的老人，自己对自己的病情及医嘱不了解，却以饮食不符合要求为由拒绝被告赡养，这不能作为被告不尽责的理由。综上，被告认为双方的赠与行为在无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不可随意撤销，原告以被告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申请撤销赠与并要求返还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04年被告父亲去世后基本都是被告在照顾原告，2020年2月疫情前原告对被告的照顾从未提出任何不是，而疫情之后却违背常理的提出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如看病不需被告管、各类取药卡、银行卡、银行卡及社保卡等移交问题、对餐饮标准等提出各类要求），且被告的二哥将原告居住的房屋门锁自行更换，致使被告无法进入，无法照顾原告。虽然原告的种种行为不符合常理，但这均不是原告本意，也不是被告不尽抚养义务，而是其他个别子女为了自身利益而鼓动83岁的老人诉讼，因而制造出被告不尽责的事，这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看病住院报销比例达90%，被告没有理由限制原告看病，再者根据赠与合同的约定是被告照顾原告，而其他个别子女为引起事端，强行要求被告将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等交给他们保管，被告在照顾原告，为照顾原告使用方便没有理由将他们交给其他子女，而非原告所称的被告拒不归还的问题，其他子女将原告的所有证件都挂失更换，这也说明了被告尽抚养义务的条件再一次被原告故意阻断。房门锁更换、各类证件更换、不让被告见原告，所有这些都不是原告个人的本意。如果其他子女在公证后反悔，可以提出反悔的理由，但不能以被告不尽抚养义务的名义来伤害被告自2004年至更换门锁这16年来对母亲的照顾和付出，不尊重被告的付出，伤害母女之间和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综上，被告方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被告要求继续按赠与合同的约定履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原告黄兰英与丈夫范金福共生育包括范丽花、范玉林、范玉忠及被告范丽萍在内的四个子女，黄兰英与范金福共有一套位于伊宁市××路右侧房产。黄兰英丈夫范金福2004年8月7日因病去世后，相较于其他子女，被告承担了较多的赡养原告的义务。经上述各方协商，2019年1月23日，黄兰英、范丽花、范玉林、范玉忠、范丽萍五人作为申请人就继承事项向伊宁市白杨公证处提起申请，伊宁市白杨公证书当日出具（2019）新伊白杨证民字第434号、435号、436号、437号、438号共五份《公证书》。第434号公证书载明：范丽花自愿放弃对父亲范金福遗产的继承。第435号公证书载明：范玉林自愿放弃对父亲范金福遗产的继承。第436号公证书载明：范玉忠自愿放弃对父亲范金福遗产的继承。第437号《公证书》的公证事项为：被继承人范金福的遗产（即坐落于伊宁市××路右侧房屋）由黄兰英、范丽萍继承。范丽花、范玉忠、范玉林均放弃上述遗产的继承权。当日，黄兰英作为赠与人、范丽萍作为受赠人，二人签订《赠与合同》，该合同载明：一、黄兰英自愿将自己的位于伊宁市××路右侧房屋75%的产权赠与范丽萍一人，该房地产属于黄兰英一人所有，无其他共有人；二、范丽萍自愿接受黄兰英上述赠与的房地产；三、办理上述房地产过户税费由范丽萍承担，上述房地产经变更登记后，正式归范丽萍各自所有；四、黄兰英保证上述所赠与的权属清楚、无任何纠纷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受限、禁止等情况，否则赠与人承担法律责任；五、范丽萍保证黄兰英在该房有生活、居住权直至死亡，并尽照顾黄兰英的衣、食、住、行、病、葬等赡养义务；六、本合同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赠与人、受赠人中的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赠与合同》经公证，形成新伊白杨证民字第438号公证书。范丽萍支付公证费3750元。后范丽萍办理受赠房产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支付各项登记费用9274元。此后原告随被告共同生活，原告每月向被告支付2000元生活费用。2020年4月，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被告未再照顾原告，原告陆续补办户口本、银行卡、就诊卡等。原告此后由其两个儿子照顾至今。另查明，双方《赠与合同》约定的赠与房产为伊宁市××路右侧房产，转移登记后该房产不动产证书号为（2019）伊宁市不动产权第×××号所有权证书，显示坐落于伊宁市××路右室，为范丽萍单独所有。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2019）新伊白杨证民字第434号、435号、436号、437号、438号公证书、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农商银行业务凭证、户口本首页、《新疆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三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两份《税收定税证明》、不动产所有权证证实，上述证据对以上事实有完全证明力，能够作为定案证据。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受赠人的被告是否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主张被告自过户后就不积极履行约定义务，自2020年4月起未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为证明其主张，原告申请证人热合木吐拉海热提、王伟萍、范玉林出庭作证，证人热合木吐拉海热提在庭审中陈述：2020年4月原被告在社区调解两次，内容为老人赡养、证件返还及房屋返还，未调解成功；原告反映被告对其不是太好，被告拿着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工资卡、社保卡没有返还；被告对原告吼叫、动手。证人王伟萍在庭审中陈述：被告告诉证人不干了（即不照顾原告）；原告次子委托证人劝被告不要打官司，被告说要把官司打到底。证人范玉林在庭审中陈述：2020年3月20日早上8点多，原告给证人打电话说被告的丈夫告知原告不干了，让证人过去；证人去到原告家里，被告说她不干了，把过户的3万元给她；原告每月有3000多元工资，最后农商银行卡里只剩2000多元；之前证人看到原告经常熬稀饭喝；2020年8月20日带原告去医院，医生说营养严重不足；被告不给原告洗衣服，被褥都长毛了。被告对证人热合木吐拉海热提进行调解不持异议，不认可证人王伟萍陈述的被告不愿意照看原告的证言，对证人范玉林的证言不认可。本院认证：证人热合木吐拉海热提为双方所在社区即伊宁市××区书记，证人王伟萍系原被告多年邻居，其二人与原被告均无利害关系，证言真实客观，有较大证明力，本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证人范玉林系原告长子，其身份更多类似于原告代理人，其证言更多表现为原告主张，为显公平，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被告认为并非其不赡养原告，而是原告受其他子女影响不愿让被告继续赡养，并非原告本心。为抗辩，被告提交黄兰英户口本户主首页及范丽萍、昌盛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2006年被告为照顾原告方便，将其及儿子的户口迁到原告的户口中，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是为其儿子就近上学才将户口迁至原告户口上。被告提交原告的门诊治疗进入统筹基金报销卡，证明被告在受赠与之前就一直在照顾原告；提交原告的住院小结、票据、决算审核表、医疗保险结算单、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明细单、门诊患者清单等相关就医证据，证明房产受赠后，原告的看病、住院都是被告在照顾，而且从结算单上证实原告看病报销比例达到90%，即使原告看病住院也仅承担住院费用的10%，不存在被告不给原告看病的问题，根据医嘱需要控制原告的饮食，低盐，少油，控制体重，不存在原告饮食不好的问题；为治疗原告的慢性病，被告每两个月用白卡取药一次，截止到2020年3月被告还在为原告取药，被告尽到治疗义务。原告质证认为被告说的10%的比例是原告次子支付，根据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属于被告的义务，原告次子也参与了整个照顾的过程，三次医院都是原告次子联系的。被告提交2020年2月7日手机短信内容，证明疫情期间原告在长女范丽花处吃饭，原告的每天用药情况，其他子女都不清楚，是被告将原告用药的详细方法和药量以短信方式发给被告哥哥，由被告哥哥转给被告姐姐，可见都是被告在照顾原告。被告提交菜谱帐单4张，证明自2020年3月17日起每天按原告要求的三餐菜谱做饭，每天都有原告签字认可，证明被告按医嘱要求给被告控制体重和饮食，原告认为餐饮清淡，要求按其要求做饭，被告按原告要求尽到了照顾原告起居生活的义务。被告提交2020年4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建设银行客户通知书各一份，证明因疫情原告在长女家吃饭，为此被告从原告的建行卡中取出3200元，其中1000元存入原告的农商银行，2000元交原告由原告交大女儿作为疫情期间居住的照顾费用，200元交给原告作为零花钱，原告都签字确认。原告质证认为吃药和给钱属实，之前被告饭做的不好，原告这几年伙食不行，才提出按菜谱吃，因为原告与被告在饮食上有区别。被告提交2020年4月6日原告签字的内容为“黄兰英以后看病不需要范丽萍来管，有两个儿子来管”的书证一份、提交原告的社保卡、中医医院的就诊卡、友谊医院的就诊卡各一张，证明不是被告不尽照顾义务，是原告不让被告尽义务（这也不是原告本人的本意），被告为照顾原告方便，持有原告的各项卡实属正常，原告却对其进行了挂失业务。原告认为书证系复印件不认可，社保卡、就诊卡证明被告长期持有原告的证件拒不归还。上述证据，本院综合认证如下：被告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得以正常的生活、就医，但家人之间吃饭、给钱需签字确认，被告持有社保卡、就诊卡，原告却进行挂失补卡等事实，可看出原告与被告之间已经出现矛盾，原告对被告的赡养已存在不满情绪，赡养作为长期、持续的行为，通过举证无法简单地对赡养好坏进行评价，但可明确的事实为：被告自2020年4月起未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可以附义务。本案原、被告签订的赠与合同符合附义务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该合同是以被告承担原告的衣食住行、生养病葬义务作为原告将其所有以及其他子女放弃继承的房屋份额全部赠与被告为前提而签订的合同，双方形成了附义务赠与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为附条件赠与合同纠纷。因案涉赠与房产已经公证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符合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原告黄兰英虽系83岁老人，但其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庭审中原告清楚的表示要撤销赠与，收回房子，今后不想与被告一起生活。作为被赡养人本人，对赡养情况有其内心评价，其已不愿意再履行《赠与合同》，因被告却自2020年4月起未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符合上述条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且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原告可以撤销赠与。因赠与被撤销，被告因受赠与取得的坐落于伊宁市××路右室房屋75%的产权应予返还，应当配合原告办理变更登记并承担登记费用。最后，法院特别提示被告范丽萍，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的法定义务，原告黄兰英年事已高，被告作为子女应当体谅并理解原告的情绪，给原告创造一个安详幸福的晚年生活；原告黄兰英作为母亲，应多为子女着想，给予被告更多的理解和宽容，母慈子孝方能和睦共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黄兰英与被告范丽萍于2019年1月23日订立的赠与合同；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位于伊宁市××路右室房屋75%的产权归原告黄兰英所有；三、被告范丽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原告黄兰英办理伊宁市解放路××号××小区××号楼××单元××层右室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四、被告范丽萍承担上述房产变更登记费用。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范丽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审  判  员   刘 连 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凯迪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