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11民初3487号原告：闻德明，男，1966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晴，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严新秀，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珍，湖北灜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武汉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大街43号法定代表人：王卫兵，该公司总经理。第三人：魏胜国，男，1961年1月6日，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原告闻德明诉被告严新秀、第三人武汉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魏胜国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由审判员瞿汉春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姚紫茶、人民陪审员鲍鑫龙参加的合议庭，于202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闻德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晴，被告严新秀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珍，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工商（下简称渔工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卫兵，魏胜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闻德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解除原告闻德明与被告严新秀所签订的《张桥湖承包合同》；二、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536800元（包括1.可得利益从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按照2014年基础上递增10%来计算，5年共计473万元。2.300万元及占用资金损失；2013年1月28日125万元、1月30日35万元、2月2日60万元、2月4日50万元、2月6日30万元;300万元从2013年2月6日开始按照月息一分计算，至2020年5月5日，总计2530800元利息，本息合计5530800元。3.政府补偿可得青苗费两年共计27.6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10月9日，被告严新秀与第三人江夏渔工商公司签订了为期40年的承包张桥湖经营合同。约定期限从2007年1月1日至2047年1月20日止（合同约定可以转包）。严新秀在承包后的第4年，将其承包的鱼池全部转包给第三人魏胜国，经营期限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2012年底，魏胜国找到原告，称其经营不下去了，想转让给原告。原告作为渔业养殖领军人物，原本有意扩大经营，就同意了。魏胜国带着原告找到严新秀，严新秀得知魏胜国要收取一大笔转让费后，称：魏胜国收转让费，我的租金也要涨，等我与魏胜国终止合同后，再另外与你签合同，魏胜国剩余未经营的6年时间，在原租金的数额上增加65万。被告与魏胜国谈妥后，2013年1月28日，被告与魏胜国解除了他们签订的《张桥湖承包合同》。严新秀还叫原告作为见证人在他们终止合同上签了字。同日，原告与严新秀签订了新的《张桥湖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承包的张桥湖，面积约四千余亩的鱼塘全部转包给原告经营。承包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从2013年1月28本合同签订日至2014年1月1日期间为第三人魏胜国腾退及原告准备期间）。第一年的承包费为80万元，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承包费为88万元，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承包费为108万元，协议还对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1月1日，依约将80万元的租金一次性打给被告严新秀。同时，合同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后的管辖法院为被告居住地的洪山区人民法院。在原告与严新秀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支付给魏胜国剩余六年合同的转让费共计300万元整。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后，因被告没有实际交付鱼塘，原告未实际取得张桥湖承包经营权，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为此，2014年9月11日，原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认为，1、闻德明向严新秀所支付的2014年承包费80万元，严新秀应当予以返还。闻德明要求严新秀赔偿转让费300万元，该请求以双方承包经营合同不继续履行为前提，而闻德明在本院现场勘查确定张桥湖已被江夏渔工商公司实际占有或向他人发包后，并不愿意变更其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审理。2、本院考虑董家海鱼塘面积816亩与张桥湖面积约4000亩之间的比例关系，酌定闻德明的直接损失约为闻德明主张费用的20%左右，为140万元。3、闻德明在董家海养殖场内两年内投入资金约691万元，按年约为345万元，可得毛利润约86万元。严新秀应按此标准赔偿闻德明可得利益损失。该院据此判决：1、严新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闻德明返还2014年的承包费80万元；2、严新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闻德明赔偿损失226万元；该款项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原告于近期得知，2018年，被告与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纠纷，将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起诉到法院，该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9）鄂民终601号终审判决，解除被告与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签订的《武汉市江夏区张桥湖经营承包合》；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支付被告783.2509万元【其中可得利益损失520万元=80万元（2014年）+88万元x5（2015年至2019年）】。由于被告与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直在诉讼中，导致原告至今仍未实际取得张桥湖承包经营权，原告的经济损失也不断在扩大中，其中300万元转让费均为月息一分半左右所借。如果严新秀能按约交付张桥湖，原告每年可得年纯收入至少有500万元，即使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00771号判决所认定的可得利益损失从2015年至2019年也为（86+8.6）x5=473万元（86万元可得利润已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00771号判决所认定，而8.6万元因双方合同约定承包费从2015年至2019年增加为88万元，在2014年承包费的基础上递增10%，所以可得利润也应按照承包费的递增10%来计算）。另外，今年江夏区政府作出对张桥湖退垸还湖解除合同的承包户按每亩1000元给予补偿，而张桥湖的面积为4300亩。虽然张桥湖的承包合同是被告与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所签订，但原告与被告依法签订承包合同的期限为2014年至2021年，即被告将2020年至2021年的承包期转让给原告，应当视为2020年至2021年的实际承包人为原告。因此，江夏区的青苗补偿款也应按比例补偿给原告。综上，因被告的违约，至使原告债台高筑，整个家族都会因此而倾家荡产，无奈之中，原告被迫起诉到贵院，请求依法给予支持。被告严新秀辩称，原告的经济损失计算无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原告关于转让费损失属于重复计算。原告主张的政府补充金额及相关标识尚未确定。原告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对此，我们要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渔工商公司述称，我对于该案不是很清楚，该案在湖北省高院已经做出了判决。第三人魏胜国述称，我与严新秀的合同终止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本案与我无关。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其与第三人魏胜国之间协议及履行协议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不确认，因该证据所载明的事实，在已生效的法院判决书中均已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武汉市江夏区其他乡镇补偿标准，与本案中标的物所在地没有可比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22日，严新秀与魏胜国签订张桥湖承包合同，约定：严新秀将张桥湖承包给魏胜国经营，承包期限：十年，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以及承包费等其他内容。2013年1月28日，严新秀、魏胜国在闻德明在场情况下，签订张桥湖终止协议，约定于当日终止双方于2009年12月22日签订的张桥湖承包合同。当日，严新秀（合同甲方）与闻德明（合同乙方）在魏胜国在场情况下，签订张桥湖承包合同，约定：一、承包范围，与前述严新秀、魏胜国所签合同范围相同。二、承包时间暂定八年，从2014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付款方式：每年1月1日前一次性交清当年承包款，2014年承包费80万元，2015年至2019年每年承包费88万元，2020年至2021年每年承包费108万元。四、甲方责、权、利：1、张桥湖前经营人（魏胜国）必须在2014年1月1日前与甲方终止承包合同，并将湖中产品捕获干净，如捕获不干净，乙方不作任何补偿。甲方保证将现有水面交给乙方承包经营；2、甲方协助乙方处理周边生产队因权属问题引起的纠纷；3、提供现有房屋、设施、财产给乙方；4、承担各级行政部门的管理费用；5、合同签订后，按现有数量向乙方交付各项财产、房屋（详见清单:)；6、合同签订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张桥湖捕捞任何水产品;7、甲方协助乙方搞好基础建设,费用由乙方承担；8、甲方不能在湖堤上种树；9、在乙方承包期间，因张桥湖水面权属发生矛盾或纠纷，由甲方负责协商解决。五、乙方责、权、利：1、有权利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有责任有权利维护和管理所经营面积的安全生产；3、承担在生产和经营当中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4、按时向甲方交纳当年承包费；5、有责任保护甲方交付各项财产，在合同结算时交付给甲方；6、在承包期内乙方所添置的动产归乙方所有，不动产归甲方所有；7、乙方在承包期间可以发展养殖业或种植业，不能在堤上种植；8、乙方在无能力继续经营时，与他人合伙经营，必须经甲方同意，合伙经营期限不得超出本合同期限；9、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包经营，经甲方同意后才可转包经营；10、乙方2014年1月1日进渔场时，交付财产押金10万元。六、违约责任：1、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不履行合同，不按时交纳承包费，甲方有权收回张桥湖，终止合同；2、在承包期内，本合同甲乙双方不可随意变更或解除并共同严格遵守。如单方解除合同，赔偿由此给对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3、如因甲方合同被江夏渔工商公司终止或政府行为导致不能履行合同，甲方应对乙方进行赔偿，标准为按政府赔偿全额分摊到每一年，给乙方的赔偿年限为本合同签订年限18年减去实际经营年限。七、合同终止结算：1、本合同到期后，乙方向甲方交清财产，水闸、水泵站能正常使用，双方结清账目，签订合同结算书，乙方退出张桥湖渔场，甲方退还押金10万元，本合同终止；2、如甲方继续发包，同等条件下乙方优先承包。八、本合同于2014年1月1日前经双方签字，乙方交付当年承包款后生效。当日，魏胜国（合同甲方）与闻德明（合同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因2010年发大洪水倒坝，张桥湖的鱼大量逃跑，亏本600多万元，自愿解除承包合同，现订立本协议：1、甲方将经营权交给乙方与第一承包人严新秀，甲方解除张桥湖六年合同（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乙方同意补偿甲方300万元，该款于严新秀与闻德明订立协议后十日内付清；2、甲方在2014年1月1日前将承包湖中任何产品捕获干净，如捕获不干净，乙方不作任何补偿，将承包水面完整交给严新秀，便于严新秀交付给乙方；3、本协议甲乙双方不可随意变更或解除，在2014年1月1日前若甲方擅自解除协议，甲方赔偿乙方400万元，并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含承包年限的预期利润，并追究法律责任）；4、双方特别约定，乙方可用大量现金支付甲方，甲方当面点清数额后，收款以收条为准。当日，魏胜国向闻德明出具金额分别为80万元、45万元的收条。2013年1月30日，魏胜国向闻德明出具金额为35万元的收条。2013年2月2日，魏胜国向闻德明出具金额为60万元的收条。2013年2月4日，魏胜囯向闻德明出具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2013年2月6日，魏胜国向闻德明出具金额为30万元的收条。上述收条合计金额300万元。2014年1月1日，闻德明向严新秀支付80万元，严新秀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闻德明2014年度承包费80万元。严新秀还向闻德明出具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18日的委托书，载明其全权委托闻德明在其承包的张桥湖行使管理职能，负责生产，处理湖里的一切日常事务。2014年3月20日，闻德明将机器设备拖到张桥湖准备施工，江夏渔工商公司的人员对带着严新秀委托书和机器设备到张桥湖去生产的闻德明等人，言明不准闻德明到张桥湖生产，使得闻德明计划落空。2014年9月，闻德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严新秀履行与其签订的承包合同，将鱼池交付闻德明，并赔偿损失。案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严新秀、闻德明之间转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从2014年1月1日起算，闻德明依约于2014年1月1日向严新秀支付当年承包费80万元，严新秀即应向闻德明交付张桥湖。但闻德明拟实际入驻张桥湖时被江夏渔工商公司人员阻挠，实际并未取得张桥湖经营权。经另案判决查明和本院现场勘查，张桥湖实际被江夏渔工商公司自行占有或发包给他人经营，严新秀并不占有张桥湖，故闻德明要求严新秀继续履行合同并交付张桥湖，目前没有实现可能性，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严新秀向闻德明返还2014年承包费80万元，并赔偿损失226万元。闻德明自2015年起，未向严新秀交纳承包费用，一直未取得张桥湖的承包经营权。后严新秀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履行承包合同，将湖泊恢复原状并交付给严新秀，赔偿严新秀损失。案经武汉市中院一审及湖北省高院终审认定，自2014年起，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已实际取得张桥湖全部经营控制权，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强行收回张桥湖经营权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湖北省新农村建设暨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印发（湖北省五大湖泊退垸还湖实施方案）的通知》，为了响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武汉市人民政府已将张桥湖纳入退渔还湖的范围，在国家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张桥湖的使用方式和目的时，双方所签订合同目的客观上已不能实现，判决解除严新秀与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渔业承包合同。现原、被告双方因2014年后的承包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本院依法予以受理。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原告闻德明与被告严新秀签订《张桥湖承包合同》后，双方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而引起的渔业承包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并切实履行。本院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辨，归纳的焦点问题主要是；第一，原、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解除问题；第二，原告所主张的损失赔偿。关于第一焦点问题，原告闻德明与被告严新秀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张桥湖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为八年，至2021年12月31日止，合同签订后，2014年3月20日，江夏渔工商公司的人员对带着严新秀委托书和机器设备到张桥湖去生产的闻德明等人，言明不准闻德明到张桥湖生产，闻德明实际并未取得张桥湖经营权，张桥湖实际被江夏渔工商公司自行占有或发包给他人经营，严新秀并不占有张桥湖。闻德明于2014年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严新秀继续履行合同并交付张桥湖，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交付张桥湖没有实现可能性，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而后，为了响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武汉市人民政府已将张桥湖纳入退渔还湖的范围，在国家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张桥湖的使用方式和目的时，法院判决解除严新秀与武汉市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渔业承包合同，闻德明与严新秀的承包合同已完全不能履行。闻德明在诉讼过程中就应知晓其不能获得张桥湖的经营权，其后于2015年1月1日起也未履行合同义务向严新秀交纳承包费，严新秀也未向闻德明主张合同权利及履行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院认为，双方以实际行为达成解除合同合意，合同解除时间应为2014年12月31日。现原告闻德明要求解除合同，已无必要，故其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闻德明要求严新秀赔偿的损失主要是两个方面，可得利益的损失及转让费的损失。关于可得利益的损失，首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单方解除合同，赔偿由此给对方所造成的损失，如严新秀与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的合同被终止或不能履行，按政府赔偿标准分摊到每一年。而闻德明与严新秀的合同是双方协议解除，且在严新秀与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的合同解除之前，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义务且符合合同约定后，可向对方主张合同权利。本案中，闻德明与严新秀的合同已与2014年12月31日解除，自2015年1月1日起，闻德明未再履行合同义务，故闻德明无权向严新秀主张合同权利；其次，闻德明要求严新秀赔偿2015年后预期可得收益，其来源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00771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闻德明2014年的损失数额，该数额随着时空的变化存在着变化，不具有可复制性。且该判决书中确定的数额是根据闻德明的投入状况推算而得，本案中，闻德明并未向本院举证其为履行合同而进行的投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本案中，闻德明于（2014）鄂武汉中民商初00771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就应知晓，张桥湖渔场及附属设施一直被江夏区渔工商总公司非法占据，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经营张桥湖渔场的诉请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如闻德明在此之后有损失，也是其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而引起的，无权向对方要求赔偿。再者，闻德明主张的青苗费的补偿，青苗补偿是指土地（包括池塘、养殖场等）被征用后，附着在土地上的青苗未能及时收割或收获而给予青苗所有权人的一种经济补偿。张桥湖渔场于2019年被政府收回，是在闻德明与严新秀的合同解除之后，且张桥湖渔场的“青苗”所有权也非闻德明所有，故闻德明无权就此主张权利。关于300万元转让费损失，闻德明在与严新秀签订承包合同的当日与魏胜国签订转让合同，向魏胜国支付了300万元转让费。闻德明支付转让费的目的是魏胜国解除与严新秀的承包合同，保证其与严新秀签订承包合同，从而获得张桥湖的经营权。转让合同与承包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合同的主体也不相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闻德明可另案主张转让合同的权利。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闻德明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9862元整，均由原告闻德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瞿汉春审 判 员  姚紫茶人民陪审员  鲍新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董曼书记员董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