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03行初29号原告：刘某，男，汉族，1967年7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云，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纯玉，贵州水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住址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西大街。负责人：张恺，职务：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址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法定代表人：黄伟，职务：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生波，该府办公室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谈谈，贵州名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某，男，汉族，1972年10月27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第三人：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一组。第三人：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第三人：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第三人：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民委员会。原告刘某诉被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第三人王某、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一组、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民委员会林业行政管理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云、韦纯玉，被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明、王静，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生波、谈谈，第三人王某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一组、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民委员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播州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的播府行处[2020]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2．依法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1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复议决定；3．依法确认遵县府林证字[2020]第040300281002860042600433号《林权证》中登记的第00286号宗地的使用权属于原告。事实与理由：1983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时，就将小地名为大坡顶的地块下户由刘正雄、刘某、刘正龙三兄弟承包经营，四至界限为东抵刘应刚林界、南抵小定沟小路、西抵王某林界、北抵王家杰林界。后刘正雄、刘某、刘正龙三兄弟对该地块进行管护，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号召村民封山育林，刘某三兄弟也积极响应，在该地块上种植了泡桐，多年来对该林地悉心管护，不允许他人对该地块上的林木进行破坏。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民居委会2008年12月16日与刘某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刘某依法取得了案涉林地承包经营权，播州区政府依照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向原告户颁发《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在颁证前，经过了三榜公示，期间均没有相关权利人对该宗地块的权属提起异议，颁证程序合法。而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作出播府行处[2020]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援引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适用法律错误，不能作为撤销《林权证》的法律依据，且以失效的《土地房产证》作为行政行为主要证据，视为行政行为没有证据。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复议机关依法应当撤销播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播府行处[2020]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但其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1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处理决定，应对复议决定一并撤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辩称，争议地“岩垭顶”在1953年土改时期划分给王某户（权利人为王海庭，系王某的爷爷），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于1954年7月15日向其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遵神字第陆号），该证载明地面岩垭顶，种类为森林，亩数为52亩，户长王海廷，其四至界限为东至王界林，西至大路，南至王界林，北至本界土坎，该证载明的林地界限地名虽与现在所查明的四至界限地名不一致，但经现场查勘是同一地块，争议双方对四至界限不持异议。1979年前，原遵义县南白区苟江公社洪江生产队划分为洪江一队和洪江，王某户划分到洪江，山林是按“林随人走”方式各自带到所在的生产队。1979年后，洪江划分为二队和三队，王某户划到洪江三队，山林仍然按“林随人走”方式，同时将土改时划分老业各自带到所在的生产队。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在刘某未提供争议地“岩垭顶”任何权属依据的情况下向其颁发了《林权证》，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之规定，区政府有权对林权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第七条“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及《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处理林地纠纷，应当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并遵守下列规定：（一）争议各方只有一方持有有效证据的，争议的林地应当明确给持有有效证据的一方；证据中面积与四至不相符的，以四至为准；”，王某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遵神字第陆号）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争议地权属的合法依据。综上，播府行处［2020］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林地权属发生争议，由人民政府处理符合法律规定。刘某所持的《林权证》的颁证程序没有错误，但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在第三人王某提供了1954年7月15日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后，刘某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林地使用权的来源，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有权启动纠错程序。其依法经调查后确定争议地权属，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复议决定维持是正确的。王某辩称，争议地“岩垭顶（又名小溪田）”系土改时划分给我家（权利人为王海庭，王某的爷爷）。1979年前，洪江村民组划分为洪江一组和二组，我户分到洪江，山林是按“林随人走”（将土改时划分老业）各自带到所在的村民组。1979年左右，洪江划分为二组和三组、我户分到洪江，仍按“林随人走”各自带到所在的村民组。土地下户时，洪江也是按照老业将争议地分给我家。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苟江镇林改办在没有查清林地权属，也没有收集到任何权属依据且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争议地“岩垭顶（小溪田）”登记到刘某名下，并颁发了林权证。播州区人民政府本着实事求的原则对已经颁发的《林权证》（遵县府林证字［2008］第040300281002860042600433号）依法审查后对登记错误的林地进行撤销，是履行职责的体现，并无不妥。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一组、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洪江、遵义市播州区苟江镇红山村民委员会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10日原遵义县人民政府（现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向原告刘某颁发了遵县府林证字（2008）第××号《林权证》，该证载明：小地名大坡顶，小班00286，面积：21.76亩；四至：东至刘应刚林界界桩，南至大水坝至小定沟小路，西至王某林界界桩，北至王家杰林界界桩。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在颁发林权证的过程中开展了林权摸底调查、林权勘界确权公示、林权使用权登记公示等工作，王某在公告公示期间均未对争议地提出异议。其中，2008年刘某关于上述大坡顶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四至界限相应的接界人均有签名，但王某在开庭审理时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争议地大坡顶又名小溪田、岩垭顶，刘某与王某一致确认的四至界限为：东抵刘某林界、南抵人行小路、西抵刘某土界、北抵岩坎脚（王某林界）。土改时期1954年，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向王海廷（系王某爷爷）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载有：岩垭顶四至界限为东至王界林、南至王界林、西至大路、北至本界土坎，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经现场勘查认为与争议地相符。林业“三定”时期，根据村干部口头分配，将争议地分给了刘某管护。刘某、王某同属原遵义县南白区苟江公社洪江生产队，1979年洪江生产队划分为洪江一队和洪江，刘某分在一队、王某分在二队。后来，洪江又分为二队（现在的二组）和三队（现在的三组）王某分在三组。期间多次分队，山林按“林随人走”方式带到各自所在生产队。经本院实地了解到，争议地右边是一组的林地；下边是大路、大路下面至河沟是一组土地，左边掺杂有一、二、三组的土地和二组的林地，刘某的房屋就紧靠在争议地左边。2014年，争议地因修建水库被征收，引发了权属争议。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遂作出播府行处（2020）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4号处理决定），撤销刘某所持的《林权证》（遵县府林证字（2008）第040300281002860042600433号）中登记的第00286号宗地，所有权属于苟江镇红山村洪江，其林地管理使用权属于王某所有。刘某不服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作出遵府行复（2020）1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10号复议决定），维持了4号处理决定。刘某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是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4号处理决定和遵义市人民政府110号复议决定的合法性。重点为，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仅依据1954年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即否定《林权证》中00286号宗地的效力并予以撤销，且在未考虑争议地实际管护的情形下，将争议地确权归洪江集体所有重新确认管理使用权是否正确。争议地在土改时期将权属确认给了王某，后在林业“三定”时期经集体划归刘某管护，并在林改时向刘某颁发了林权证，如果王某认为该林权证侵犯其林地权属，其是可以通过请求撤销对方的林权证来进行救济，也可以通过提出林地权属争议申请来寻求救济。因此，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对刘某提出的确权申请予以受理，并无不当。其次，刘某所持的林权证是原遵义县人民政府（现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核发的生效山林权属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主要依据，其证明力要优于其他书证。只有当该林权证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权属争议处理机构才可以不采信该林权证，并根据其他有效证据对权属争议进行处理。意思就是，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一旦作出，非因法定原因不能随意更改。若登记发证行为确有错误，可以依程序由行政机关依法纠错，因此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有权处理本案林权争议。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在向刘某颁发林权证时，对争议地进行现场勘界、核发新证。由此可见，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开展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对解放后历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延续和深化，通过对集体林权的再次勘界、确认和颁证，以有效解决集体林权制度中存在的山林产权不明晰、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涉案林地登记发证过程中，原遵义县人民政府先后组织实施了林权摸底调查、林权勘界确权公示、林权使用权登记公示等工作。林权现状登记表中刘某作为争议地的林权权利人签名进行了公示；在现场勘界过程中，争议地对应接界人在签名栏处进行签字确认，在三榜公示和接界签名时均未有人提出异议。综上可知，原遵义县人民政府依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要求，组织实施勘界发证工作，接界人作为相邻人签字确认，且在公示期间未提出异议，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据此向刘某核发的林权证确认争议地的使用权，并无不当。《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也就是说，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发生林地权属争议的，人民政府确定林地权属时，应当根据争议林地的管理使用情况，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实事求是作出处理，原则上应当将争议林地确权给长期管理使用争议林地的一方当事人。虽然王某有土改时期的相关历史权属凭证，但后经过了合作化、“四固定”和林业“三定”时期，也要考虑林地经过多次政策调整后实际耕管情况，在林业“三定”时期由村集体将林地重新划归集体经济成员承包到户，还应当充分考虑争议土地的实际管理使用情况，按照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作出妥善处理。综上，遵义市播州区政府仅依据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认为争议地以颁证形式划给王某所有，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刘某持有的林权证存在颁证违法的情况下，简单以林权证权属来源不合法，未考虑争议地实际使用管理情况，作出4号处理决定将涉案林地确权给苟江镇红山村洪江，管理使用权属于王某所有，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110号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均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对刘某要求直接判定小溪田的林地使用权归其所有的请求，属于人民政府的专属职权，应由人民政府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对此不予审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播府行处[2020]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20]1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由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对本案山林权属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三、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文书人民陪审员  祁真发人民陪审员  刘 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王家福书记员李晓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