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1行终12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农元桂。 上诉人（一审原告）方仁桂。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磨海强，南宁经纬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锦春路3-1号。 法定代表人林兢，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雪寒，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钟建华，广西崇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土地储备分中心。住所地：南宁市厢竹大道63号。 法定代表人李宁华，该分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丝雨，该分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覃清燕，广西全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房屋征收补偿和征地拆迁中心。住所地：南宁市厢竹大道63号。 法定代表人王杰武，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娅，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伟仙，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农元桂、方仁桂因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一案，不服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9）桂0107行初8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7月8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庭就本案争议事项进行了询问和调查。上诉人方仁桂及上诉人方仁桂、农元桂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磨海强，被上诉人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唐雪寒、钟建华，一审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土地储备分中心（以下简称兴宁区土储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刘丝雨、覃清燕到庭参加询问和调查。一审第三人南宁市兴宁区房屋征收补偿和征地拆迁中心（以下简称兴宁区征拆中心）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涉案房屋位于南宁市兴宁区××组，该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所有权人为农元桂，共有人为方仁桂，建筑结构为砖混，建筑面积为524.28平方米。 2016年5月19日，被告发布《关于兴工路西侧地块二（一期）土地储备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原告涉案房屋位于该公告划定的范围内。2016年9月30日，征拆部门对原告涉案房屋进行测量并作出《兴工路西侧地块二（一期）土地储备项目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补助）作价表》（以下简称《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补助）作价表》），对拆迁范围、品名、数量、补偿标准等内容进行了确认，原告、村委会代表、征收部门工作人员等均在该表上签名。同日，第三人兴宁区土储中心（甲方）与农元桂、方仁桂（乙方）签订协议编号为：兴工西侧集房拆［2016］Ｂ11号《兴工路西侧地块二（一期）土地储备项目住宅房屋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协议书》），约定：被拆迁房屋坐落于昆仑大道南面，门牌号：南宁市兴宁区××号，测绘编号：Ｂ11号，房屋总建设面积1375.39平方米，其中：有证砖混结构524.28平方米、无手续砖混结构618.39平方米、无手续砖木结构25.2平方米、钢架房207.52平方米；甲方拆迁乙方的房屋及建（构）筑物，应支付给乙方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助）金额共计人民币1313194.68元；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报经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兴宁区政府）核准之日起生效，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拆迁货币补偿（补助）费用，以乙方农元桂名义存入银行，开具银行活期存折，并在双方办理完房屋移交的同时，将银行活期存折交付给乙方农元桂；由于乙方在2016年9月30日前签订本协议，并保证在领取存折后5日完成房屋搬迁腾空和移交，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提前签约拆迁奖励金6000元。农元桂及其委托代理人农郯元、兴宁区土储中心、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那况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那况村委会）、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塘镇政府）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第三人兴宁区征拆中心作为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组协议签定主持人亦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上述1313194.68元经兴宁区政府审核，由兴宁区财政局拨付款项，为农元桂开具银行存折，于2016年10月21日由其签字领取。 协议签订后，农元桂、方仁桂发现兴宁区政府批准的《补偿协议书》记载了以下农元桂、方仁桂持有的《补偿协议书》没有的内容：1.“同时，乙方郑重承诺：从今往后不得再占用那况村集体土地建设房屋，否则任由政府按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查处”；2.“不超过60平米建筑面积的”。此外，原告认为两份《补偿协议书》第一条将与案外人农造光协议使用其依法取得的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建设的618.39m2房屋列为无证房屋，并漏列了依法应予补偿的扶梯、化粪池（沼气池）等项目，而且约定了其他补偿标准和范围也严重低于给予其他拆迁人的补偿标准为由，于2017年4月17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兴宁区政府、兴宁区土储中心及兴宁区征拆中心。2018年11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桂行终551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农元桂、方仁桂的起诉重新审查，并对农元桂、方仁桂进行指导、释明，要求其明确被告。经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释明，原告同意变更被告为南宁市国土资源局，2019年1月25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桂01行初13号行政裁定书，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处理。 另查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行终551号行政裁定书认定，第三人兴宁区土储中心与那况村委会及村民农元桂、方仁桂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具有相应的职权来源，属于行政协议，本案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行政职权的委托机关为南宁市国土资源局。 再查明，根据《南宁市兴宁区机构改革实施意见》，本案第三人原南宁市兴宁区房屋征收补偿和征地拆迁办公室更名为南宁市兴宁区房屋征收补偿和征地拆迁中心。 根据《中共南宁市委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南发[2019]5号），本案被告原南宁市国土资源局的职责于2019年1月27日起由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承担，不再保留南宁市国土资源局。 一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示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首先，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其在与被告签订征补协议中受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合同的证据。且两份《补偿协议书》上均有原告农元桂、方仁桂的签字，说明协议确定的内容除去争议部分以外的其他内容均系原、被告双方合意。其次，原告主张涉案房屋面积618.39m2为合法建筑，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原告还主张漏列扶梯、化粪池（沼气池）等应予补偿的项目，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中确定的补偿金额及内容，系根据在原告所在村村委会在场见证下，对拆迁范围、品名、数量、补偿标准进行现场核实无异议后签订的《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补助）作价表》作出的，经过了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组，用地单位代表及第三人兴宁区征拆中心的确认。最后，《补偿协议书》项下的补偿款已拨付至原告农元桂名下账户，原告亦已完成搬迁，《补偿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客观上已不具有撤销、变更的事实基础和前提。因此，原告上述主张均不成立，对于其要求撤销《补偿协议书》及变更增加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两份协议书不同内容的部分如何认定的问题。从形式上看，两份《补偿协议书》落款时间均为2016年9月30日，只是从内容上看，被告持有的协议书多出了1.“同时，乙方郑重承诺：从今往后不得再占用那况村集体土地建设房屋，否则任由政府按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查处”；2.“不超过60平米建筑面积的”的内容，上述内容均在协议书的第2页，导致该第2页与其他页面的排版明显不同。此外，两份《补偿协议书》后那况村委会的公章位置亦有不同。从常理来看，协议签订双方如果在签订协议之后，对协议内容有补充之合意，应当签订新的一份补充协议加以明确。退一步说，即使双方真的是在同一天签署了两份不同的协议书，第三人兴宁区土储中心应将原先签署的《补偿协议书》收回，而不是将未变更的《补偿协议书》留给原告，且需对整个协议书进行重新排版，而非仅增添部分内容。因此可认定被告持有的《补偿协议书》新增内容并非双方合意，系被告擅自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据此，应认定被告单方变更涉案《补偿协议书》的行为违法，其增加的内容应为无效。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在涉案《补偿协议书》中变更增加的如下内容无效：1.被告持有的协议书第三条“同时，乙方郑重承诺：从今往后不得再占用那况村集体土地建设房屋，否则任由政府按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查处”的内容；2.被告持有的协议书第三条：“不超过60平米建筑面积的”的内容；二、驳回原告农元桂、方仁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宁市自然资源局负担。 上诉人农元桂、方仁桂上诉称，一、涉案房屋系上诉人的合法财产，被兴宁区政府无故非法强制拆毁，应承担赔偿责任。1994年9月18日，上诉人与其他10人联名向那况村公所，三塘乡土地管理所，南宁市公路管理局申请在南梧公路红线范围外、石化公司加油站旁××组的土地上建房开办第三产业。同年12月8日获得上述部门的批准并颁发了《准建证》和《用地许可证》。2016年7月13日，南宁市兴宁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兴宁区城管局）奉兴宁区政府指令，以上诉人已依法建成居住了25年的房屋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为由，对涉案房屋予以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兴宁区政府及其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涉案《补偿协议书》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没有对涉案房屋的现状尽到调查注意的责任和义务，存在过错及欺诈行为。1.涉案房屋系依法建筑，受到非法侵害待依法处理，在受害方没有得到合理赔偿之前，就不受兴工路西侧地块二（一期）土地储备项目的约束；2.《兴工路西侧地块二（一期）土地储备项目》系兴宁区政府申请用于挂拍的商业项目，而兴宁区政府属于本次房屋侵害方，又是受益单位，如果被上诉人对征收涉案房屋作出补偿但兴宁区政府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的话，则产生双重补偿和赔偿，显然不适当，而且低价补偿而不赔偿，受害方的权益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3.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被上诉人没有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第二条、《国有土地上征收房屋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以及《中共中央纪委办公厅、监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中纪办8号）第二条的规定，致使上诉人的损失没有通过征收补偿得到解决；4.被上诉人为达到目的，其工作人员宣称此次征收补偿包含有赔偿，但要分项逐步进行，要签订补偿协议，如果不签订则得不到赔偿。因此上诉人选择相信而签订了《补偿协议书》，但到后来才知道所谓赔偿就是《补偿协议书》中的补偿款，征收工作人员将补偿与赔偿混淆，诱使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这是明显的欺诈，使上诉人违背了被无故毁房依法应该得到赔偿的真实意思以及产生重大的误解，签订了《补偿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所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应予以撤销。三、被上诉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农造光名下的618平方米房屋应补不补的问题。在获批的建筑申请报告中，农造光获得了有关部门颁发的准建证和许可证，因其资金困难，故与上诉人签订了由上诉人出资建造房屋，前30年归上诉人使用和所有，如遇征收，征收款归上诉人所有；后30年房屋和权利归农造光所有的《协议》，上诉人以代位取得了土地使用和所建房屋前30年所有权，这是合法的。上诉人依据与农造光签订的《协议》取得的代位权成立，应获得相应的补偿。一审判决《协议》与《补偿协议》无关联错误。（二）涉案房屋是两层以上的建筑，有楼梯、扶手和厕所，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所称的化粪池和扶手没有补偿并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予以支持显然是错误。（三）按规定属于营业性的房屋按营业性质补偿，上诉人开设的是酒楼，有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应属营业性，但被上诉人在征收中没有按照营业性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四）《补偿协议书》中上诉人涉案房屋的补偿单价是每平方米1919元，但《南宁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条例》中没有该标准，由此证实被上诉人征收随意乱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判决均错误，为此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项；二、将被诉《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房屋拆迁补偿款由1313194.68元变更为3200199.68元；三、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在本院询问中还补充以下上诉理由：一、一审遗漏诉讼主体，程序不合法。涉案房屋中有618.39平方米土地是使用农造光的《准建证》和《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建设起来的，因此，被诉《补偿协议书》的内容涉及农造光的合法权益，应追加农造光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二、涉案房屋中的524.28平方米是按照每平方米1919元的标准来补偿，618.39平方米是按照每平方米300元的标准来补偿，但《南宁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条例》中并没有上述标准，因此被诉《补偿协议书》约定的补偿标准依据不充分，损害了当事人和案外人农造光的利益。 被上诉人南宁市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一、被诉《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不具有撤销或者变更的事实基础和前提，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撤销协议及增加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正确。2016年9月30日，上诉人与兴宁区土储中心平等协商一致，签订了被诉《补偿协议书》，并对拆迁范围、物(品)名、数量、补偿标准进行现场核实，上诉人无异议后在《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补助)作价表》上签名确认，并签订上述《补偿协议书》，三塘镇政府、兴宁区征拆办、那况村委会的代表均在场并签名盖章，故《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二、涉案房屋已被合法征收。 2016年10月10日，兴宁区政府作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政府关于兴工路西侧地块二(一期)土地储备项目用地范围内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三塘街农元桂等2户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协议书核准的批复》，对上诉人签订上述《补偿协议书》中涉及的补偿款金额进行核准，确认无误后由兴宁区征拆办依据补偿协议书的约定，以上诉人农元桂的名义开具银行活期存折，并足额存入约定的补偿款，上诉人亦及时领取了银行存折。三、被诉《补偿协议书》是涉案各方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是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的规定，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签订协议时受欺诈、胁迫或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面积618.39平方米为其合法建筑，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具有合法建房手续。上诉人称遗漏扶梯、化粪池(沼气池)等补偿项目，但协议补偿金额及内容是根据经上诉人、兴宁区征拆办、用地单位代表各方人员现场核实并签字确认的《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补助)作价表》所确定的，那况村委会亦在场见证，该作价表也已作为被诉《补偿协议书》的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上诉人称遗漏补偿项目的说法缺乏依据。被诉《补偿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客观上不具有撤销、变更的事实基础和前提，上诉人要求撤销或者变更协议内容于法无据，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该诉讼请求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一审第三人兴宁区土储中心陈述称，一、被诉《补偿协议书》不具有撤销的法定情形。（一）《补偿协议书》的签订是在双方自愿、协议一致的基础上，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上诉人在签订《补偿协议书》之前，明确知道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对拆迁范围、物名、数量、补偿标准进行现场核实无异议后签订，《补偿协议书》的签字处为上诉人所写，签订过程中，三塘镇政府、兴宁区征拆办、那况村委会的代表均在场并签章。在签订《补偿协议书》后，上诉人亦提供身份证办理收取拆迁补偿款，充分证明《补偿协议书》是建立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所签订的。上诉人诉称受到胁迫并不是事实，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存在胁迫行为。（二）《补偿协议书》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补偿过低、漏列补偿项目等显失公平的可撤销的情形。《补偿协议书》按照房屋拆除时最新的《南宁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南府发〔2013〕号）及《南宁市征收集体土地及房屋拆迁安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南国土资发〔2005〕1号）的规定，对上诉人的涉案房屋进行测量核算补偿费用，作价表及房屋丈量图均经上诉人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作价表上明确了房屋的面积、补偿标准、物品，不存在上诉人所述漏列补偿其扶梯、化粪池等项目，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有扶梯、化粪池等。补偿的标准按照《南宁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南府发〔2013〕号）的规定，与同地段的其他被拆迁户的补偿标准是一致的，不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也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过低的情形。（三）涉案房屋建设在集体土地上，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不具有商业性质，不能按照商业性质要求补偿，综上，《补偿协议书》是在与上诉人自愿、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基础上，按《补偿协议书》约定并在《南宁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南宁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标准》范围内按时足额补偿上诉人，《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未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具有撤销或者变更《补偿协议书》内容的法定情形。二、上诉人要求对其不具有合法手续的618.39平方米房屋按照有合法手续房屋面积的标准进行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上诉人的618.39平方米房屋的土地属于兴宁区三塘镇三塘村三塘坡所有，并非属于三塘镇那况村甘村村民农造光所有。农造光不是三塘坡村民，无权拥有、承包属于三塘坡的集体土地，更无权以此土地申请宅基地。因此，上诉人兴建618.39平方米房屋的土地来源不合法。 （二）根据《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规定，该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不得买卖或非法转让。如《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记载的准建、用地的对象是农造光，由上诉人使用该土地并且兴建房屋，那上诉人和农造光的行为属非法买卖、转让土地，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上诉人取得、使用该土地的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认定为合法建筑。（三）根据《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规定，自发证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期，逾期不建，此证无效。《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记载发证时间均为1994年12月28日，南宁市国土资源局2004年航拍图显示2004年之前上诉人主张的618.39平方米房屋并没有建设。据此证明，上诉人主张的618.39平方米房屋并不在《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规定的有效期限届满后进行的建房，属于无证用地、无证建房、违法建房。（四）根据农造光2016年8月5日出具的《声明》，证明农造光及其家庭成员未办理过《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亦不知道《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征》的来源。因此，上诉人持有该《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并以此证进行房屋建设，来源显然不具有合法性。（五）上诉人在签订《补偿协议书》时已经明知618.39平方米房屋是按照无手续的标准计算补偿款，上诉人已经认可618.39平方米房屋属于无手续的事实。上诉人主张的618.39平方米房屋并不具有《南宁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安置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有效证明材料，上诉人主张的618.39平方米房屋没有合法依据，不能够增加支付1887005元拆迁补偿款。三、本案的案由是拆迁补偿协议，与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及赔偿纠纷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上诉非法强拆及赔偿的上诉理由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兴宁区征拆办没有到庭参加询问，也没有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书。 上诉人在上诉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20年7月7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农造光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均由上诉人代为行使；2.2020年7月8日农造光出具的《证明与声明》，证明涉案的《建设（住宅）用地许可证》、《准建证》是真实的。 被上诉人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两份证据的形成时间是一审判决之后，而农造光于2016年8月5日曾出具《声明》，明确表示上述两证不是他办理的，也不是他提供给征地办工作组的，现该两份证据与原来的《声明》自相矛盾，该两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审第三人兴宁区土地储备中心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两份证据与农造光之前出具的《声明》内容自相矛盾，农造光在该《声明》中已经承认上述两证不是他办理的，涉案房屋也不是他建设的，上诉人在签订被诉《补偿协议书》时也明确涉案房屋属其所有，且认可是无手续房屋的事实。故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该两份证据不应采信。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由于上诉人没有在一审程序中向法庭提供上述证据，且上述证据与农造光于2016年8月5日出具的《声明》内容自相矛盾，本院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被诉《补偿协议书》应否变更或撤销；二、上诉人请求变更增加补偿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涉案被诉《补偿协议书》应否变更或撤销的问题。 行政协议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特征，故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既要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也要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被诉《补偿协议书》涉及的补偿金额及内容是根据上诉人以及兴宁区征拆办、用地单位代表等各方人员现场核实并签字确认的《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补助)作价表》所确定的，故不存在因重大误解而订立。被诉《补偿协议书》是上诉人与兴宁区土地储备中心经平等协商一致后签订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且当时在场的见证人三塘镇政府、兴宁区征拆办、那况村委会的代表亦在该被诉《补偿协议书》上签名盖章，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在与兴宁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被诉《补偿协议书》中受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的证据。因此，被诉《补偿协议书》不存在变更或撤销的法定情形。虽然被上诉人持有的《补偿协议书》与上诉人持有的《补偿协议书》多出了部分内容，但被上诉人已承认其持有的《补偿协议书》新增内容系其事后擅自添加，一审法院亦已判决被上诉人擅自添加的内容无效。因此，该擅自添加行为不能否定原双方自愿签订的被诉《补偿协议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故上诉人请求变更或撤销被诉《补偿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请求增加补偿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属于行政协议纠纷，审查的重点应是行政协议内容的合法性，不涉及对其他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评价。 关于618.39平方米砖混结构房性质认定的问题。2016年9月30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涉案房屋进行测量并作出《拆迁政府指导价货币补偿(补助)作价表》，该作价表上已明确“无手续砖混结构房，面积618.39平方米”，上诉人已在该作价表上签字确认。被诉《补偿协议书》亦是根据上述作价表确认的数据，在该协议的第一条“被拆迁房屋概况”中明确写明“无手续砖混结构618.39平方米。”上诉人在签订被诉《补偿协议书》时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说明上诉人是认可618.39平方米砖混结构房是没有审批手续的。上诉人已自认涉案618平方米属其建设，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建设涉案618.39平方米砖混结构房时已获得有关部门审批许可的情况下，被诉《补偿协议书》将该部分房屋登记为无手续房产并无不当。现上诉人以该618.39平方米砖混结构房是其借用案外人农造光的相关证件建设，应视为合法财产及应按有手续房屋的标准给予补偿没有法律依据，对于上诉人请求将618.39平方米砖混结构房认定为合法建筑及增加补偿款，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当事人所主张的涉案房屋为营业性用房的问题。该主张上诉人在一审诉讼阶段并没有提出，本不属二审审查范围。但因涉及补偿问题，本院对此亦作简单评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生产经营性用房的认定应以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确定的用途为依据，并且权利人必须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及依法纳税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诉请按经营性用房计算涉案房屋的补偿，但其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属于生产经营性用房，故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此外，上诉人提及扶梯、化粪池(沼气池)等补偿项目没有得到补偿的问题，不是本案协议审查的范围，应另行主张权利。至于上诉人提及的强制拆除引起的行政赔偿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予审查；农造光不是被诉《补偿协议书》的当事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对于上诉人要求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农元桂、方仁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晓霞 审判员  傅朝霞 审判员  戴声长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彭 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