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802民初1922号原告：董某1，男，汉族，1964年8月16日出生，大学文化，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水茹，云南逻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董某2，女，汉族，1967年3月13日出生，高中文化，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被告：王某，男，汉族，1983年11月16日出生，硕士研究生，个体工商户，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现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莹，云南新南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告董某1与被告董某2、王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水茹、被告董某2及被告董某2、王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董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原告董某1和被告王某各自占7／18、被告董某2占4／18的份额继承被继承人董心斋、张淑芬遗产：坐落于普洱市思茅区产（房产证号：思政字第**）；二、请求依法判令对上述遗产在原被告三人之间析产分割，将该房产进行拍卖，所得的房款在原被告之间按照各自所占的继承份额分配；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董某2支付原告享有继承份额内的房产租金23488元；四、请求依法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原被告分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董心斋、张淑芬双方为夫妻关系，被继承人董心斋于1998年去世，被继承人张淑芬于2003年11月份因病去世。被继承人董心斋、张淑芬夫妻双方生前共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原告董某1、被告董某2以及被告王某之母董维波，被告王某之母董维波因车祸于2001年5月份离世。被继承人董心斋、张淑芬现有遗产为：双方生前从原思茅市农业局购置的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产，建筑面积54.74平方米，房房产证号：思政字第**。继承人董心斋、张淑芬先后死亡后，上述遗产未依法进行分割，2006年1月16日，被告董某2通过公证的形式放弃对其父亲董心斋的遗产继承权。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被告董某2放弃对其父亲的遗产继承权，则被继承人董心斋的遗产部分由其配偶张淑芬，以及子女董某1和董维波继承，对于被继承人张淑芬的遗产部分，应由原被告三人依法继承。因此，对于被继承人董心斋、张淑芬遗留的上述房产，原告董某1和被告王某（系代为继承人）各自占7／18份额继承，被告董某2占4／18的份额继承。自2008年起，被告董某2入住该房产至今，独自占有使用房产，被告董某2从未支付原告应享有继承份额的房产租金。同时，原告妥善完好的保管着上述遗产的产权证书，从未有过侵害房产或其他继承人利益的行为。由于被告董某2多次跑到原告学校大吵大闹向原告要上述遗产的产权证书，原告于2020年7月3日将《房产共有权保持证》交付给了被告董某2。为了依法且公平公正的解决上述遗产的继承及分割问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原告只能根据我国《继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上述遗产应由原被告三人按照各自所占的份额比例继承，同时为了进一步明确解决遗产的分割问题，避免诉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遗产分割析产。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董某2辩称，一、本案董心斋的房产应当按《遗嘱》内容发生继承。父亲董心斋于1995年12月17日自书《遗嘱》一份，将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指定由小波继承，小波是大姐董维波的小名，即被告王某之母。虽然文书上没有“遗嘱”字样的标题，但从自书内容中可得出父亲董心斋的真实意思表示为遗产分配，所以应当认定为自书遗嘱。父亲董心斋的死亡时间是1998年11月4日，其房产应当按照遗嘱内容进行继承。大姐董维波按遗嘱继承后拥有50%的房产份额，母亲张淑芬拥有50%的房产份额。大姐董维波的死亡时间为2001年5月5日，母亲张淑芬的死亡时间为2003年11月。大姐董维波于1993年离婚，所以当其死亡时，由其子即被告王某和母亲张淑芬两名继承人发生法定继承：1.加上此前的份额，此时母亲张淑芬拥有75%的房产份额；2.被告王某拥有25%的房产份额。母亲张淑芬死亡时，由原告、被告董某2、王某三名继承人发生法定继承：①被告董某2拥有25%的房产份额；②原告拥有25%的房产份额；③被告王某加上此前从董维波处继承所得，此时拥有50%的房产份额。二、《公证书》证明内容为被告董某2放弃父亲董心斋享有的住房补贴，而非原告所述的房产份额。从原告提交的证据（2006）思翠证民字第17号《公证书》中可看出，《公证书》公证的内容是被告董某2放弃继承父亲董心斋享有的住房补贴，与本案争议的房产无关。当时原告与被告董某2到原思茅市翠云区公证处（现改名为：开元公证处）办理了两份公证书，即上述《公证书》和（2006）思翠证民字第18号《公证书》。17号《公证书》内容是原告继承父亲董心斋的住房补贴，被告董某2放弃继承父亲董心斋的住房补贴，并且从被告董某2出具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中可看出，董某2仅作出了放弃继承父亲董心斋的住房补贴的意思表示，没有放弃继承房产。原告提交证据时，没有完整提供公证材料，仅将《公证书》提交法庭，断章取义，有误导倾向。被告董某2到公证处及档案馆调取了17号《公证书》的公证对象：《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从内容可以清晰明了的反映出董某2放弃的是住房补贴，而非原告所述的放弃继承房产。18号《公证书》内容是董某2继承母亲张淑芬的住房补贴，原告放弃继承母亲张淑芬的住房补贴。显而易见，两份《公证书》各对应的是继承和放弃继承父母的住房补贴，均未提及房产继承事宜，所以董某2没有放弃继承房产。三、原告要求被告董某2支付租金的诉求不合理。房产从2004年至2010年期间由原告对外出租，且所有房租均由其收益。因被告董某2居无定所，所以之后的时间由被告董某2在内居住。但原告诉讼请求中的第三项要求被告董某2支付房租，既没租金参照，也没有合同约定，更没有明确的计算标准，所以不应当支持。四、鉴于房产属于不宜分割物，请求法院将房产所有权判归被告王某所有。当遗嘱继承及法定继承分配完毕后，被告董某2愿意将所属房产份额按三方商议房价或评估价出售给被告王某，不同意原告诉求中提出的由法院进行房产拍卖的方案。综上所述，首先，父亲董心斋留有自书《遗嘱》，应当以遗嘱内容继承为先，其后才发生法定继承；其次，《公证书》内容是关于住房补贴的，与本案房产继承无关；最后，原告已经收取近七年的房租利益，其要求被告董某2支付房租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恳请法庭考虑并采纳被告董某2的答辩意见，维护被告董某2合法权益。被告王某辩称，一、本案董心斋的房产应当按《遗嘱》内容发生继承。祖父董心斋于1995年12月17日自书《遗嘱》一份，将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指定由小波继承，小波是被告王某母亲董维波的小名。虽然文书上没有“遗嘱”字样的标题，但从自书内容中可得出祖父董心斋的真实意思表示为遗产分配，所以应当认定为自书遗嘱。祖父董心斋的死亡时间是1998年11月4日，董心斋的房产应当按照《遗嘱》内容进行继承。母亲董维波按遗嘱继承后拥有50%的房产份额，祖母张淑芬拥有50%的房产份额。母亲董维波的死亡时间为2001年5月5日，祖母张淑芬的死亡时间为2003年11月。母亲董维波于1993离婚，当其死亡时，由被告王某和祖母张淑芬两名继承人发生法定继承：1.被告王某拥有25%的房产份额；2.加上此前的份额，祖母张淑芬拥有75%的房产份额。祖母张淑芬死亡时，由原告、被告王某、被告董某2三名继承人发生法定继承：①加上此前份额，被告王某拥有50%的房产份额，②原告拥有25%的房产份额，③被告董某2拥有25%的房产份额。二、鉴于房产属于不宜分割物，请求法院将房产所有权判归被告王某所有。当遗嘱继承及法定继承分配完毕后，被告王某愿意按三方协商房价或者评估价向原告和被告董某2购买所属于二人的房产份额，不同意原告诉求中提出的由法院进行房产拍卖的方案。综上所述，因祖父董心斋留有自书《遗嘱》，应当以遗嘱内容继承为先，其后才发生法定继承。恳请法庭考虑并采纳被告王某的答辩意见，维护被告王某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证明》原件二份、《（2006）思翠证民字第17号公证书》原件一份、《（2006）思翠证民字第16号公证书》原件一份，第二组证据材料：《被继承人张淑芬死亡证明》复印件一份、《张淑芬生前户口本》原件一本，第三组证据材料：《思证字第02999号房屋所有权证》原件一份、《保持证字第02898号房产共有权保持证》复印件一份、《公证书》复印件二份、《证明》原件一份；被告董某2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材料：（2006）思翠证民字第16号《公证书》复印件一份，（2006）思翠证民字第17号《公证书》《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谈话笔录》复印件各一份，（2006）思翠证民字第18号《公证书》《谈话笔录》复印件各一份；被告王某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董维波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第二组证据材料：《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复印件一份、《澜沧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复印件一份，第三组证据材料：《被告王某父亲户口本》复印件一份。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董某2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遗嘱》原件一份，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被告王某对该组证据材料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来源及形式合法，经庭审核实原告亦认可是系其父亲董心斋所书写的，故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董某1和被告董某2及董维波系董心斋、张淑芬的子女，董维波生于1962年4月12日，原告董某1生于1964年8月16日，被告董某2生于1967年3月13日，董心斋于1998年11月4日死亡，张淑芬于2003年11月22日死亡。被告王某系董维波的独子，董维波于1993年离婚，于2001年5月5日死亡。1993年12月28日，董心斋向原思茅市农业局购买位于环城路北段40号4幢1单元105号住房一套，建筑面积为54.74㎡。1996年1月5日，原思茅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思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人为董兴斋，共有人为张菊芬，房屋座落为环城路北段40号4幢1-05号；保持证字第02898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载明：座落环城路北段40号地号房屋肆幢1-05伍间，建筑面积伍拾肆点柒肆平方米，系董兴斋、张菊芬等人共有，除发给思证字第02999号房屋所有权证由董兴斋收执外，特加发此证给张菊芬收执。2020年8月18日，普洱市思茅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原思茅市农业局职工董心斋与其配偶张淑芬（身份证号码：5327211936********）向原思茅市农业局购置了现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产，建筑面积：54.74平方米。当时原思茅市农业局在向房管部门报送材料时，由于笔误，将董心斋误写成董兴斋，将张淑芬误写成张菊芬。上述房产的房产房产证号为：思政字第**，证上的所有权人董兴斋证实姓名为董心斋、所有权人张菊芬的真实姓名为张淑芬，该房产证上董兴斋与董心斋实为同一人，张菊芬和张淑芬实为同一人。特此证明！”2006年1月16日，原告董某1与被告董某2到原思茅市翠云区公证处办理公证。原思茅市翠云区公证处出具（2006）思翠证民字第16号《公证书》，对被告董某2出具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进行公证，《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我（董某2）系董心斋的长女，现对放弃父亲董心斋的遗产继承权声明书一事作如下声明：我自愿放弃父亲董心斋应享有的住房补贴中属我应继承的遗产份额的继承权。以上声明是我自愿所为，声明书内容是我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日，原思茅市翠云区公证处出具（2006）思翠证民字第17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董心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四日因高血压在思茅市医院死亡。死亡后遗留有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为董心斋应享有的住房补贴。董心斋生前无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董心斋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董心斋的父亲、母亲已先于其死亡。配偶张淑芬在没有实际取得遗产时已死亡，张淑芬因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由其儿子董某1、女儿董某2继承，故董心斋的遗产应由其儿子董某1、女儿董某2共同继承。现董心斋的遗产继承人董某2自愿放弃遗产继承权，故董心斋的遗产由其儿子董某1一人继承。”原思茅市翠云区公证处与原告董某1、被告董某2的谈话笔录载明，被告董某2自愿放弃父亲董心斋应享有的住房补贴的继承权。当日，原思茅市翠云区公证处出具了（2006）思翠证民字第18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张淑芬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心脏病在思茅市翠云区农业局家中死亡。死亡后遗留有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为张淑芬应享有的住房补贴。张淑芬生前无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和第十条的规定，张淑芬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因张淑芬的父亲、母亲、配偶已先于其死亡。故张淑芬的遗产应由其儿子董某1、女儿董某2共同继承。现张淑芬的遗产继承人董某1自愿放弃遗产继承权，故张淑芬的遗产由其女儿董某2一人继承。”原思茅市翠云区公证处与原告董某1、被告董某2的谈话笔录载明，原告董某1自愿放弃母亲张淑芬应享有的住房补贴的继承权。另查明，董心斋生前于1995年12月17日写下一份自书材料，该材料内容为：“我死后。一、尸体送火化厂，骨灰抛入火化厂下方河中。二、除通知三个孩子外，其余亲属死后告诉他们一声就行。三、丧葬费用尽可能从俭，如农业局应发给部份不敷，小波、小多负担。四、小三无固定收入，虽有也不稳定，哥姐俩照看点。附，房产是小波的，张淑芬归天后，家内遗物给小三处理。董心斋，1995年12月17日。”庭审中，原被告自认董心斋与张淑芬生前仅有一套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产，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思政字第××号；原被告均认可董心斋、张淑芬生前的日常生活中称呼董维波为小波、原告董某1为小多、被告董某2为小三。本院认为，遗嘱是指公民在生前按照法律规定处分自己的财产，安排与此相关事务，并于其死后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本案中，被告董某2提交的被继承人董心斋于1995月12月17日书写的自书材料系董心斋对自己的财产及身后事务进行的安排，该自书材料是董心斋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情况下所立，字迹清晰、语言符合逻辑、内容合法，符合日常生活常理，有董心斋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虽然原告董某1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材料予以反驳，董心斋生前的自书材料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条件，应认定为董心斋的自书遗嘱，故涉及董心斋的遗产应当按照董心斋于1995月12月17日作出的自书遗嘱进行继承。董心斋所书写的自书遗嘱中载明：房产归小波。董心斋与张淑芬共同所有的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产，因董心斋与张淑芬未约定各自享有的份额，应推定为董心斋享有房产50%的份额，张淑芬享有房产50%的份额，在董心斋于1998年11月4日死亡后，董心斋的遗产即上述董心斋享有房产50%的份额应当按照自书遗嘱发生继承，由董维波继承该房产50%的份额。2001年5月5日董维波死亡后，由董维波独子王某与董维波母亲张淑芬通过法定继承董维波享有的该房产50%的份额，即被告王某继承该房产25%的份额，母亲张淑芬继承该房产25%的份额，至此，被告王某对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产享有25%的份额，张淑芬对位于普洱市思茅区产享有75%的份额。2003年11月22日张淑芬死亡后，属于张淑芬享有的该房产75%的份额按照法定顺位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董维波先于张淑芬死亡，董维波应继承的份额由被告王某发生代位继承，即原告董某1继承该房产25%的份额，被告董某2继承该房产25%的份额，被告王某通过代位继承该房产25%的份额。综上，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房产（房产证房产证号为思政字第**、积：54.74㎡），由原告董某1享有25%的份额，被告董某2享有25%的份额，被告王某享有50%的份额。对原告要求法院对上述遗产在原被告三人之间析产分割，将该房产进行拍卖，所得的房款在原被告之间按照各自所占的继承份额分配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原、被告对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房产按照继承享有按份共有权，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被告董某2、王某均不同意原告诉求中由法院进行房产拍卖的方案，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董某2支付原告享有继承份额内的房产租金23488元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董某1未提交证据证明要求被告董某2支付房租的依据及租金的具体计算方式，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告董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普洱市思茅区房产（房产证号房产证号：思政字第**、：54.74㎡），由原告董某1享有25%的份额，被告董某2享有25%的份额，被告王某享有50%的份额；二、驳回原告董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董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段经权人民陪审员  徐晓梅人民陪审员  许凤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谭艳超书记员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