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86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项目**第********。法定代表人：李成慧。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振华凯都大厦****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邱泽新。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桂艳，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孝华，男，197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娜，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91112561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飞，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2010200566。原审被告：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辅助用房B484-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林丽丹。上诉人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华公司）、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师道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孝华、原审被告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行动公司）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4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正华公司、师道人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二、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请；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主体，存在明显错误。在审理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其中，出让涉案股权的个人股东蓝晨恺没有参加到诉讼中，这是关系到案件审理的关键事实。应当依法追加参与本案诉讼，才能查清楚案件事实。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改判。1、在转让双方没有全部到场的情形下，是无法客观查清全部事实的；2、2018年9月的被上诉人与邱泽新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查明实际内容，被上诉人提交的属于断章取义的部分记录，整体记录是聊天双方就业务回款的事在进行沟通，并没有提到股权转让款。三、一审判决上诉人退回被上诉人的股本金于法无据。出让、受让双方均未约定具体变更的时间，在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上，不存在上诉人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问题。《公司法》规定依法、行政机关登记备案的行政管理性规定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有效，本案不具备解除股东投资的法定条件，否则，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嫌疑。四、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受让股权并根据该公司的章程行使股东权利，也按照公司监事的职权进行了相关工作，包括参加股东会、查看财务报表等。五、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表明，涉案公司对外业务中，明确了被上诉人的股东地位，被上诉人也已经认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上诉人罗孝华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判决合法有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没有任何依据。一、原审法院在双方的举证过程中已经查明罗孝华是向师道人公司缴纳的投资款，同时师道人公司也给罗孝华出具了50万元的收款收据，故一审法院认为“收款方是师道人公司，合同责任主体是师道人公司；其次，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正华公司和行动公司认缴期满后未足额缴纳出资款，再次师道人公司能否清偿债务尚未确定”一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判决由师道人公司承担返还罗孝华50万元的出资款，并没有判决支持罗孝华要求该公司法人股东正华公司和行动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诉请，且罗孝华也未提供个人股东蓝晨恺未足额出资的证据，因此，未追加该公司的个人股东蓝晨恺并不影响上述事实的认定。二、2015年3月24日四方签订的“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仅表明师道人公司的三个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三个股东并没有分别与罗孝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份额和价款都没有达成合意，更谈不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师道人公司应依照该条例规定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双方未约定具体变更的时间，不存在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不能成立。三、罗孝华于2015年3月27日向师道人公司缴纳了50万元的投资款，该公司并未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的规定向罗孝华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和记载于股东名册，也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办理“章程修正案备案登记”，这三个事项并不需要罗孝华参与，仅依据师道人公司单方行为就能完成的事项，然师道人公司均未予以办理。师道人公司以其事实行为表明未将罗孝华列为公司股东。四、罗孝华从2015年缴纳投资款至今，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未享受股东权利。上诉人不能狭隘的仅以2018年通过微信向罗孝华发过一次明细账或以某一个与罗孝华经营的标书王公司有往来的业务作为罗孝华参与经营管理的证据，远远达不到证明目的。且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罗孝华已根据公司章程行使股东会权利等主张也未提供相关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行动公司未到庭答辩也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被上诉人罗孝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请求判决解除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并确认无效；2、请求判决被告师道人公司返还原告投资款本金伍拾万元整（500000万）及利息（从取得款项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判决被告行动公司、正华公司作为被告师道人公司的股东，在认缴出资范围内对被告师道人公司未清偿债务承担清偿责任；4、请求判决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3日，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邱泽新。公司股东为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0%）、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30%）、蓝晨恺（持股30%）。2015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师道人公司股东蓝晨恺、邱泽新（正华公司股东代表）、刘嘉祥（行动公司股东代表）签订《股东会决议》约定：“1、公司同意罗孝华作为自然人股东加盟公司，出资人民币60万元，享有公司23%的股权。2、公司原股东相应股权分配调整为：行动公司出资人民币16.10万元，享有公司31%的股权；正华公司出资10.95万元，享有公司23%的股权；自然人股东蓝晨恺出资人民币10.95万元，享有公司23的股权%。3、自然人罗孝华在2015年3月25日前出资人民币50万元，在2015年6月25日前出资10万元整；其他股东出资额在2015年6月25日前到位一半，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全到位。4、免去蓝晨恺公司监事职务。任命罗孝华为公司监事，并有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同时按公司管理层销售业绩考核标准减半执行…”。决议签订后同日四人更改师道人公司章程。2015年3月27日，原告按约定向被告师道人公司法人邱泽新转账50万元。同日，被告师道人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审理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3月24日股东会议决议、原告建设银行的流水、师道人公司2015年3月27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该股东会决议仅为4个自然人签名，只有蓝晨恺是公司股东，另外两个法人股东均未盖章。原告向师道人公司交纳出资款50万元。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邱泽新和刘嘉祥得到了公司的授权。转款50万元属实。2、企业查询单1份，证明师道人公司股东为行动公司、正华公司、蓝晨恺，章程确定行动公司认缴出资额40万元、正华公司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蓝晨恺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6年1月15日。截止2019年4月11日，邱泽新为公司董事，蓝晨恺为监事，未办理变更登记。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3、师道的法定代表人邱泽新与罗孝华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罗孝华与执掌公司有业务往来，并没有参与师道人的经营与管理。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说明师道人在与执掌天下合作，所有的情况已经告知罗孝华。被告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师道人工商信息，证明公司是2015年3月13日成立，股东是3个，股东是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蓝晨恺。注册资金100万。原告对此无异议。2、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函、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函，证明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函出具委托函委托邱泽新，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刘嘉祥，在师道人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一切行为，师道人公司均予认可。原告对真实性以及公函形成时间无法确定，当时签订股东会议决议的时候，2个自然人是没有提交委托书和公函的，4个自然人在协商的时候就签订了协议。3、2015年3月24日的股东会议决议，2015年3月24日公司修改的公司章程。证明原告与被告及蓝晨恺达成协商，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以及对蓝晨恺的职务任免。原告对股东会决议2个股东公司印章的盖章时间不确定，当时签订的时候只有4个自然人，对章程的真实性，印章也是后补，且截止2019年4月11日原告到工商局调取企业登记信息时，仍未到工商部门进行备案。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的应该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修改章程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只要是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后就可以到工商登记备案，至今被告都没有去备案。4、收款凭据，证明罗孝华将50万元转给邱泽新后，邱泽新将该笔款项入公司账。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恰恰证明原告的出资。5、2015年3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1、同意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9%的股份转让给罗孝华；2、同意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将持有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7%的股份转让给罗孝华；3、同意蓝晨恺将持有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7%的股份转让给罗孝华；4、转让后，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蓝晨恺、罗孝华在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1%、23%、23%、23%”。上面有正华、行动企业、蓝晨恺签字，证明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关手续。原告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盖章时间不能确定，办理股权转让，是需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具备办理变更登记的要件。根据公司登记条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规定是30天但是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6、2015年3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原被告根据股东会决议内容，做好了股权转让协议，为了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因为原告一直不来签字，导致无法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办理变更需要股权转让协议、各股东到场、要有股东会决议，缺一不可。为了履行协议，我们做好了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信息，是原告造成的。原告对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股权转让的规定，应该是每一个股东单独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持股份额，应当支付给转让人的价款，首先内容上就不符合规定，其次这是一个单方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7、罗孝华与邱泽新的聊天记录，证明2018年9月17日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说明：“2015年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贵公司达成代理合作协议，并由本公司股东罗孝华（贵阳标书王快印有限公司）向贵公司预付货款叁拾万元。现申请本公司与贵公司业务合作过程中需付贵公司的货款从贵阳标书王快印有限公司划账。”该情况说明并附有原告签字说明，同意师道人本使用此货款，但每次扣款前必须电话和我方沟通同意。2018年9月18日原告向案外人九章天下说是师道人股东要求把钱扣划给原告的一个公司账户，2018年12月12日被告师道人公司邱泽新向原告微信提供2015年第3期至2018年第11期的明细表，2018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微信商议返利问题。原告认为情况说明是师道人工作需要，要求罗孝华配合的，聊天记录与原告提供的是一致的，罗孝华跟执掌天下是有一些合作。18年发了一个明细账，3年的时间并非财务这一项，其他任何经营情况都不知道，罗孝华并非长期不在贵阳。在贵阳经营的是贵阳标书王公司。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股东会决议、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转账记录、企业工商查询信息、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卷为证，并经质证核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邱泽新、刘嘉祥、被告师道人公司股东蓝晨恺签订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虽然当时没有两个公司股东的授权，但被告提交的两个股东公司的公函，视为正华公司、行动公司对邱泽新及刘嘉祥在股东会决议中签字行为的追认，该股东会决议，是四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上述股东会决议，实质是公司三个股东将其持有部分股权分别转让给原告，三个股东均同意认可，故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原告按约缴纳了第一笔投资款50万元，此后，公司并未按照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原告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合同约定罗孝华担任监事，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按公司管理层销售业绩减半执行，被告法人邱泽新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于2018年9月就提出过要求被告返还本金，被告称公司需要走流程可以返一部分，被告仅提供其2018年12月份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的明细账，不足以证明原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至今并未与三个股东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亦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延迟履行义务严重损害原告权益，故原告诉请解除股东会决议，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被告师道人公司应当返还原告支付的50万元投资款。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原告作为受让股东对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亦存在过错，故对利息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另，原告诉请正华公司、行动公司在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首先收款方是师道人公司，合同责任主体是师道人公司，其次，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正华公司与行动公司认缴期满后未足额缴纳出资款，再次师道人公司能否清偿债务尚未确定，故原告该项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罗孝华与被告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蓝晨恺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有效。二、解除原告罗孝华与被告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蓝晨恺于2015年3月24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三、被告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罗孝华出资款50万元。四、驳回原告罗孝华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75元，由被告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该费用原告已预交，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原告）。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一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2018年11月24日建设银行，转出方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款方是被上诉人罗孝华，金额为35817.5元）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8年9月17日的情况说明相互印证，被上诉人认可师道人公司股东身份支付预付货款并接受抵扣。提交微信截屏图片7张（2018年9月11日），证明被上诉人根据公司入股后的公司章程针对其监事的职权履行监督的责任。被上诉人罗孝华认为该组证据形成时间在2018年和2019年，即在一审开庭前形成，不属于一审举证期内无法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转账记录的收款方为被上诉人罗孝华，记录为货款，与本案无关联性。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证明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投资款的依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为：1.当事人之间于2015年3月24日所签订的《股东会决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2.上诉人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应否返还被上诉人罗孝华出资款50万元。关于焦点1，当事人之间于2015年3月24日所签订《股东会决议》，虽名为“股东会决议”，实为被上诉人罗孝华与上诉人原股东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蓝晨恺所签股权转让协议，该“股东会决议”决定：“1、公司同意罗孝华作为自然人股东加盟公司，出资人民币60万元，享有公司23%的股权。2、公司原股东相应股权分配调整为：行动公司出资人民币16.10万元，享有公司31%的股权；正华公司出资10.95万元，享有公司23%的股权；自然人股东蓝晨恺出资人民币10.95万元，享有公司23的股权%。3、自然人罗孝华在2015年3月25日前出资人民币50万元，在2015年6月25日前出资10万元整；其他股东出资额在2015年6月25日前到位一半，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完全到位。4、免去蓝晨恺公司监事职务。任命罗孝华为公司监事，并有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同时按公司管理层销售业绩考核标准减半执行…”，该份《股东会决议》是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虽被上诉人罗孝华抗辩，向案涉公司转入50万元资金后，公司未出具股东出资证明、变更工商登记，亦未行使股东相应权利，根据查明事实，在2015年3月24日《股东会决议》签订后，2015年3月28日，上诉人原股东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蓝晨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各自9%、7%、7%的股份共计23%转让给罗孝华，并变更了公司章程，被上诉人罗孝华亦按股权转让约定向公司转入50万元资金。且根据2018年9月17日《情况说明》内容载：“2016年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贵公司达成代理合作协议，并由本公司股东罗孝华（贵阳标书王快印有限公司）向贵公司预付货款叁拾万元。现申请本公司与贵公司业务合作过程中需付贵公司的货款从贵阳标书王快印有限公司划账。”，虽被上诉人罗孝华认为《情况说明》所涉项目系其自己公司所涉项目与上诉人公司无关，但该《情况说明》附有被上诉人罗孝华签字说明“同意师道人本使用此货款，但每次扣款前必须电话和我方沟通同意。”，足以表明被上诉人已对外认可自己作为上诉人公司股东身份。并结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泽新之间的微信往来内容，对上诉人公司的明细账目进行查阅，均表明被上诉人实际已以上诉人股东身份行使参与公司相关经营管理以及公司相关账务查阅等股东权利。因此当事人均已按《股东会决议》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应认定被上诉人罗孝华为上诉人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股东。于本案中，虽上诉人一直未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该情况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另上诉人亦于庭审中表明，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系因被上诉人未及时配合办理变更登记造成，虽案涉《股东会决议》未约定股东登记备案变更时间，但根据《股东会决议》之内容及法律相关规定，当事人应积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综前所述，当事人之间于2015年3月24日所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不具备解除条件，原审判决解除2015年3月24日所签订《股东会决议》系对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2，因2015年3月24日所签订《股东会决议》不具备解除条件，被上诉人罗孝华要求返还50万元投资款无相关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股东会决议》，被上诉人罗孝华尚欠10万元投资款未予付清，应按约定内容积极履行完毕相应义务。关于上诉人主张认为原审未追加案外人蓝晨恺系遗漏诉讼主体，因原审罗孝华仅要求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贵州行动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返款投资款义务，当事人亦对案涉《股东会决议》真实性予以认可，并未提供《股东会决议》蓝晨恺系虚假签字证据，故原审未追加蓝晨恺参与诉讼程序并无不妥。综上所述，贵州正华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贵州师道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408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罗孝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75元，由罗孝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750元，由罗孝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立新审判员  吴永霞审判员  余长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黄艳书记员刘羊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