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96民终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良，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雄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志军，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贺阳，河北雄县国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金普，男，196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河北腾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建伟，男，198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雄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毅，男，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雄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福派安管道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雄县津保高速东站南300米。 法定代表人：谢彩云，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刘文良、姚志军因与被上诉人董金普、于建伟、苏毅、河北福派安管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派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8民初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文良、姚志军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董金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董金普向法院起诉刘文良、姚志军等五方系合伙关系，没有向法院提供其合伙关系的证明。在实际的业务往来中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主张，一审法院仅凭提供的光盘录音和一张没有署名的所谓的欠条就认定二上诉人的合伙关系和欠款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说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董金普在本案中未能向法庭提供直接的客观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董金普未向法庭提供客观真实全面的证据，致使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偿还货款金额与实际欠款金额相差巨大。上诉人姚志军与被上诉人董金普的买卖关系是存在的，欠货款是客观存在的，但数额没有这么多。董金普提供的货物质量较差并且价格高，上诉人姚志军与被上诉人董金普私下约定好每吨1500元的提成，双方的买卖货物总计是205吨，被上诉人董金普应给上诉人姚志军提成307500元，但是被上诉人董金普一分未提。另外2019年上诉人姚志军曾支付被上诉人董金普货款20000元，对这一事实双方予以认可，故上诉人实际拖欠被上诉人董金普货款280500元。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董金普答辩称，上诉人刘文良、姚志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于建伟、苏毅、福派安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董金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刘文良、姚志军、于建伟、苏毅及福派安公司给付货款623000元及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判令刘文良、姚志军、于建伟、苏毅、河北福派安管道制造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金普生产塑料颗粒，2013年开始与刘文良所在工厂发生业务关系，该工厂购买董金普的塑料颗粒用于生产。该工厂未进行工商登记。截止2018年2月14日，该工厂共计欠董金普货款623000元，刘文良为董金普书写了欠条1张，欠条载明:欠673000-5万（退票4.8万元）=623000(至2018年2月14日）欠条右上角注明:票计625000元，按票算欠623000元，该欠条无人署名。董金普在该欠条下方标注了刘文良、姚志军、苏毅。此款经董金普多次催要，姚志军于2019年2月4日给董金普转款15000元，尾欠608000元至今未偿付董金普。故董金普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刘文良、姚志军、于建伟、苏毅、河北福派安管道制造有限公司偿还欠款623000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起诉之日至还清之日的利息。董金普庭审中放弃主张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为，董金普提交的15张入库单、刘文良出具的未注明欠款人的欠条，能够证实董金普为刘文良所在工厂送货及刘文良所在工厂欠董金普货款608000元的事实。董金普提交与刘文良的谈话录音，刘文良认可收货单位是三个人的工厂，认可与姚志军共同偿还董金普货款，能够证实刘文良是其所在工厂的合伙人之一，因该工厂未进行工商登记，故所欠董金普颗粒款608000元，刘文良作为合伙人之一应当偿还董金普。董金普提交的与姚志军的通话录音、银行转款记录、董金普与刘文良的通话录音，刘文良、于建伟的当庭陈述，以及姚志军的个人视频，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姚志军与刘文良系合伙关系，收到董金普上述货物的工厂是姚志军所经营，故姚志军应与刘文良连带偿还董金普货款608000元。董金普要求于建伟、苏毅、福派安公司共同偿还上述欠款，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于建伟、苏毅、福派安公司与姚志军、刘文良合伙，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董金普与姚志军、刘文良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姚志军、刘文良欠董金普货款608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姚志军、刘文良应当连带偿还董金普。二人久拖不还，还应支付利息以补偿董金普损失。董金普要求刘文良、姚志军、于建伟、苏毅、河北福派安管道制造有限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但董金普要求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利息，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采纳。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董金普要求刘文良、姚志军、于建伟、苏毅、河北福派安管道制造有限公司承担律师费、交通费，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姚志军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姚志军、刘文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连带偿还原告董金普货款608000元，并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0年5月22日起至还清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董金普对被告苏毅、于建伟、河北福派安管道制造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15元，由被告姚志军、刘文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上诉人姚志军和被上诉人董金普的通话录音，拟证明二人约定每吨货物给姚志军提成1500元及姚志军2018年曾给董金普货款2万元。证据二董金普向上诉人提供的支款条7张，拟证明董金普从姚志军处支走货款752675元，每吨价格6500元，折合货物数量115吨，每吨应给提成1500元，故根据支走的货款计算董金普应给姚志军提成共计172500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董金普对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是对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以录音为由扣除2万元不符合事实，因为该2万元是在双方于2018年2月14日对账单形成之前由姚志军给付的，且该录音被上诉人董金普并不知情，董金普未提及好处的问题，该录音的形成时间在2020年6月5日即一审开庭前，不属于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二、被上诉人对支款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双方确有合同关系，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608000元。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及证据二不能证明上诉人姚志军在对账后给付董金普20000元货款，亦不能证明姚志军主张的董金普应当给付每吨货物1500元的提成并且应在未支付货款中扣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文良与姚志军是否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货款责任以及偿还货款的数额是多少。关于连带偿还责任问题，董金普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与刘文良的谈话录音，刘文良认可收货单位是三个人的工厂，认可与姚志军共同偿还董金普货款，能够证实刘文良是其所在工厂的合伙人之一，该工厂未进行工商登记，且刘文良代表购货方与董金普进行货款的对账及核算，故所欠董金普的货款，刘文良、姚志军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偿还货款的数额问题，2018年2月14日，董金普与刘文良对货款进行对账核算，以及董金普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入库单、欠条及汇款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欠款金额为608000元。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姚志军与董金普私下协商每吨货物给姚志军提成1500元并且应当在未支付的货款中扣除的主张，因姚志军未提供书面约定予以证明，董金普对此不予认可且不同意在尚未支付的货款中扣除，上诉人提交的录音及支款单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姚志军曾向董金普支付20000元货款应予以扣除问题，尽管上诉人姚志军提交了电话录音欲证明姚志军曾给董金普货款20000元，但未提交相应的转账记录或现金收据等证据予佐证，不能证明姚志军在董金普与刘文良对账核算后支付给董金普20000元货款，因此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刘文良、姚志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30元，由上诉人刘文良、姚志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焦志华 审判员  李 健 审判员  崔海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