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刑初3284号公诉机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瑾，男，197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北京市，大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因涉嫌犯骗取出境证件罪于2018年7月18日被羁押，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刘繁荣，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刘元珍，女，1980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湖北省大冶市，大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大冶市；因涉嫌犯骗取出境证件罪于2018年7月18日被羁押，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姚栋月，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朝检公诉刑诉（2019）323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瑾、刘元珍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于2019年12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因不可抗力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裁定对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10月14日裁定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迎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瑾及其辩护人刘繁荣、被告人刘元珍及其辩护人姚栋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被告人刘瑾、刘元珍于2016年至2017年间，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发送虚假邀请及就业信息的方式，先后两次为秋某（男，53岁，日本国籍）骗取来华工作签证，并先后共同收取8000元、5500元不等的费用。后秋某使用该工作签证在北京市朝阳区×路×号院×号楼×层×美容美发公司从事美发工作。二、被告人刘瑾于2015年至2017年间，为谋取非法利益，通过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发送虚假邀请及就业信息的方式，先后3次为安某（男，31岁，印度国籍）骗取来华工作签证，并先后收取3000元不等的费用。被告人刘瑾、刘元珍于2018年7月18日被抓获。现均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证人证言、相关书证、被告人供述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瑾、刘元珍的行为已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条之规定，予以惩处。被告人刘瑾、刘元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并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被告人刘瑾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被告人刘瑾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不大，系初犯、偶犯；2、通过被告人刘瑾获取的签证仅涉及两名入境外国人，该二人入境后均从事正当职业，没有发现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刘瑾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被告人刘元珍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办理工作签证所需的文件均为刘瑾提供，被告人刘元珍是帮助、协助“买方”秋某办理工作签证，为秋某提供翻译，不是公诉机关指控的“卖方”，秋某两次给予刘元珍的500元和1000元是感谢其陪同的翻译费、交通费及误工费；2、刘元珍主观上仅有帮助秋某购买工作签证的故意，并无出售的主观故意，刘元珍和刘瑾没有通谋，没有分工合作，没有分成约定，没有出售的意思联络，二人不够成共同犯罪。刘瑾为“出售”，秋某为“购买”，刘元珍为“帮助购买”，事后仅收取翻译费、误工费、感谢费，不能推定刘元珍在帮助秋某办理工作签证提供翻译过程中有出售的故意；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元珍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不成立；3、被告人刘元珍系初犯、偶犯、认罪认罚、如实供述、主观恶性小，未造成严重后果，可以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9月,被告人刘元珍联系被告人刘瑾，让刘瑾为在美发店工作的日本籍人员秋某（男，53岁）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被告人刘瑾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具申请函，为秋某申请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后二被告人陪同秋某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交申请,秋某获得工作居留许可后,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从事美发工作，被告人刘瑾、刘元珍共同收取秋某人民币8000元；2017年8月，二被告人以同样方式再次为秋某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被告人刘瑾收取秋某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刘元珍收取秋某人民币500元。2018年7月18日，被告人刘瑾、刘元珍分别被抓获归案。案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刘瑾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被告人刘元珍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元，现扣押在案。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秋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日本籍，最后一次入中国境是2017年4月7日持居留许可从北京入境，居留事由是工作，我在北京的理发店工作。我的工作签证是一名中国女子和一名中国男子帮我办理的。女子姓刘，我是通过购买机票认识的她，认识5年了。因为我想在中国工作，有办理工作签证的需求，我就询问她能否办理工作签证，她说可以帮我想办法办理。她帮我办理了二次签证，第一次是2016年，第二次是2017年。她向我要了护照、照片、毕业证等材料，然后这名刘姓女子还帮我准备了一份劳动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每次办理工作签证，刘姓女子都收我8000元。当我收到通知确认办理下来签证后，我才支付她钱，是微信转账。《外国人签证申请表》中在华单位名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已经填好的，刘姓女子告诉过我这个公司的名称，我没有去过这个公司上班，我在这个公司的职务是设计师，刘姓女子告诉我公司的名称、地址和我的职务是为了应对警察的询问，以便顺利办理签证。办理签证前我和刘姓女子约定在市局出入境一层集合，那名男子在二楼等我们。上周我找刘姓女子帮我办第三次工作签证，她说没问题，让我等消息。秋某辨认出被告人刘瑾、刘元珍就是帮其办理签证的男子和女子。2、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北京×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的法人，秋某是店里的理发师。3、证人韩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北京×美发沙龙干技师，店里原来有一名日本发型师，我叫他秋某老师。4、从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提取的秋某办理工作签证的材料（1）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2份，证实秋某申请居留证件延期，时间分别为2016年10月10日、2017年9月6日，代办人签字为刘瑾或留有刘瑾的手机号139XXXX****。（2）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申请2份，证实日本人秋某是该公司硬件架构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居留许可面临到期，需要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延期手续。委派人事总监刘瑾协助办理。时间分别为2016年9月30日和2017年8月28日。（3）营业执照证实，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4）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内容为秋某为日本籍，是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5）境外人员体格检查记录验证证明，证实秋某的健康情况。5、秋某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证实，秋某于2016年9月28日14时36分向被告人刘元珍转账人民币2800元，2017年8月22日14时38分向刘元珍转账人民币7000元。6、刘元珍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证实，2016年9月28日14时37分其向刘瑾转账人民币500元，2017年8月22日14时53分其向刘瑾转账人民币5000元。7、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证实，秋某最后一次入境是2017年4月7日入境北京首都机场。上述证据材料，均经过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二、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之间，被告人刘瑾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具虚假劳动合同及申请函，先后3次为在某3D打印公司工作的印度籍人员安某（男，31岁）申请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并陪同安某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交申请，后安某获得工作居留许可。被告人刘瑾每次收取安某人民币3000元。案在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刘瑾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000元，现扣押在案。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安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印度籍，现在北京×**打印公司上班，签证种类是工作类居留许可，有效期至2018年9月10日，最后一次入境时间是2018年4月18日。为我办理现在所持工作签证的是一名中国籍男子，都是公司联系的，2014年至今我更换了4次工作签证，都是这个人为我办理的。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微信名字叫“在天”。每次他收取我3500元的费用，前3次都是×3D打印公司直接支付给“在天”的，第4次是公司给我，我给的“在天”。每次是×3D打印公司的人力周某提前一个月给“在天”打电话，“在天”来我们公司，我将准备好的材料交给“在天”，接下来我就等“在天”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去市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申请工作签证，然后我拿着黄单子按照日期去取回护照。签证申请表都是“在天”填写的，我只是签个名字。我没有在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过。2、证人彭某的证言证实，我和安某是夫妻关系，于2018年1月领取结婚证，他在中国生活4年多了，在×3D打印公司工作。我只知道他的签证是他公司办的，其他不清楚。3、从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提取的安某办理工作签证的材料（1）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3份，证实安某申请居留证件延期，时间分别为2015年8月21日、2016年9月5日、2017年8月30日，代办人签字为“刘瑾”或留有刘瑾的手机号“139XXXX****”。（2）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申请3份，证实印度人安某是该公司硬件销售人才（销售总监），居留许可面临到期，需要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延期手续，委派刘瑾协助办理。（3）营业执照证实，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4）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内容为安某为印度籍，是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4、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证实，安某最后一次入境是2018年4月18日入境昆明机场。上述证据材料，均经过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综合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具的工作记录证实，日本籍秋某在2016年10月10日和2017年9月6日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名义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延期，并获得居留许可，该居留许可贴在护照上，秋某可多次出入中国国境。印度籍安某于2014年9月11日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普通职员的名义申请居留许可，于2014年12月10日、2015年8月21日、2016年9月5日、2017年8月30日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名义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延期，并获得居留许可，该居留许可贴在护照上。居留许可样式为贴纸式，粘贴在获得人本人的护照上，与签证具有同等效力，属于入境时需要查验的资料，边检检查部门凭此认定持证人可以进入或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边境。2、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具的工作记录证实，外国人申请工作类居留证件及延期应提交的材料为：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填写《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粘贴一张2寸近期白色背景正面免冠彩色照片、有效住宿登记、《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工作单位出具的同意办理签证证件的意见函，意见函包括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书面申请。3、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出具的外国人申请工作类居留证件及延期须知，对申请对象、申请材料及要求、申请时限进行了规定。4、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出具的办理居留许可的信息证实，秋某于2016年10月17日和2017年9月15日两次办理居留许可，邀请单位均为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某于2014至2017多次办理居留许可，邀请单位均为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常营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二被告人归案的情况。6、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刘瑾、刘元珍的身份情况。7、被告人刘瑾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实，我给一个日本人秋某办过两次居留许可的签证，给一个印度人安某办过3次居留许可的签证，是以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为这两个外国人办理的。赵某是这家公司的法人，对于我用这家公司给外国人办理签证，赵某不知情。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是我跟赵某要的。2014年赵某就把这个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放在一个代理公司，当时他想注销这个公司，但是我觉得注册一家公司不容易，就说你先把营业执照和公章放在代理公司，他就同意了。正好日本人和印度人想办签证，我就用×公司为他们办理了签证。2016年刘元珍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秋某办理签证，我就答应了。我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把相关手续都给了刘元珍，因为我不会日语，刘元珍会，可以和日本人交流。秋某到窗口办理，我在一旁等着，刘元珍跟秋某在一起办。2017年我又给秋某办理了一次。每次我收取3000元好处费，都是在秋某的签证被公安局受理后，刘元珍出门单独给我现金。秋某的签证费他自己交，然后他自己拿着公安机关给的受理单自己取，后续我就不管了。秋某的职业是理发师，不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安某也是别人介绍的，后来认识了，就直接和我联系。我的微信名叫“在天”。我给安某办理了3次签证,分别是2015年、2016年和2017年。每次都是收取3000元人民币,也是用的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手续。安某实际是在别的公司做IT。为秋某和安某办理签证所需要的外国人劳动就业证都是我去办的，我自己在网上找了模板，做了一个虚假的劳动合同，然后去劳动局办理的就业证。我为秋某和安某办理签证提供的材料都是虚假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秋某和安某得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签证，就可以获得继续在华居留许可的权利，方便来回出入境，避免外国人签证过期。8、被告人刘元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实，2012年我在旅行社工作时认识了日本人秋某，2016年9月，秋某主动找我帮他办理一个工作签证，他是理发师，已经在中国工作好多年了，他就想找人办理一个工作签证，继续在中国当理发师赚钱。他说不管是哪个单位的工作签证，只要是工作签证就行，因为有了工作签证他就能长期在中国理发店工作。我说可以，我能够找一个公司给他办理工作签证。我联系了刘瑾，刘瑾是专门帮人办理签证的。我和刘瑾是2006年在旅行社工作时认识。我给刘瑾打电话，跟他说我这有一个日本客户想办理工作签证，问他能否办理，刘瑾说可以找一家公司给秋某办理工作签证。我和刘瑾给秋某总共办理过2次签证，一次是正式的工作签证，一次是工作签证的延期。2016年9月，我和秋某说好能给他办理工作签证后，他交了9000元的费用，我收1000元，刘瑾收8000元。我把办理签证的费用给刘瑾后，刘瑾收了秋某的护照开始在网上做申请，申请好了刘瑾和我带着秋某去劳动局注销就业证，然后又用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重新申请了一个就业证。就业证办完后，我和刘瑾带着秋某去了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给他办理工作居留许可。第一次给秋某办理签证，刘瑾只让秋某提供了护照，剩下的都是刘瑾自己准备的。去办理签证的时候提供了签证申请表，上面盖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章，秋某的护照复印件，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表、营业执照，刘瑾的身份证复印件。我们给秋某申请的是一年的工作签证，有效期到2017年。我给秋某做翻译收费1小时100元，当时办理签证大概用了2小时，然后秋某给了我1000元，这些钱作为我帮他办理签证的好处费。2017年8月份，秋某的工作签证快到期了，他又找到我和刘瑾，想让我们给他办理工作签证延期。我和刘瑾收完费用，我收500元，刘瑾收5000元，然后带着秋某去了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提交的材料和上次一样。办理完签证延期后，秋某还是在理发店工作。上述证据材料，均经过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刘瑾、刘元珍违反国家出入境管理法规，通过制作虚假申请材料，骗取出入境证件，并有偿提供给不具备出入境资格的人员，二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法，均已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瑾、刘元珍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刘元珍明知日本籍人员秋某无法正常获取居留许可，仍将其介绍给被告人刘瑾，目的是通过刘瑾采取非法手段给秋某办理居留许可，且刘元珍事后收取了好处费，谋取了利益，其行为已经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共犯，其辩护人关于“刘元珍不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二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认罪认罚，故对二被告人均酌予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二被告人的辩护人的上述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在案款一并处理。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瑾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刘元珍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个月内缴纳）。三、在案扣押之人民币二万二千五百元，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孙 蕾人民陪审员 张 静人民陪审员 刘淑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苗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