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民终7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700336587319E。住所地：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丽水路文峰苑**。法定代表人：雷本忠，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河源市道路桥梁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00196975175B。住所地：广东省河源市新市区华达北街**第**法定代表人：陈荣初，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交，云南启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应生，云南启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立国，男，1963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四，住四川省泸县div>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运权，男，1979年3月3日生，汉族，住重，住重庆市万州区div>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仁华，男，1959年10月28日生，汉族，住福，住福建省平潭县div>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理辉，男，1973年11月6日生，汉族，住福，住福建省平潭县div>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上诉人河源市道路桥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源道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立国、任运权、高仁华、薛理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724民初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恒通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云0724民初48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和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认定《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账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总表》（以下简称“《应收账款总表》”）中的60万元借款，属于上诉人与刘立国的个人借款，本案中不予处理，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虽然在《应收账款总表》该笔60万元表述为“刘立国借款”，但并非刘立国个人借款，而是被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的借款。从上诉人提交的《借条》以及薛理辉、雷本忠的当庭陈述可知，刘立国是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60万元借款是用于涉案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刘立国向雷本忠借款，是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被上诉人当然应当承担责任。第二，即使是刘立国以个人名义所借，但其是该项目负责人且款项直接用于项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河源道桥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建设企业，应当对该笔借款承担责任。第三，河源道桥公司在《应收账款总表》加盖公章的行为，至少构成债的加入，表明其自愿承担借款。因此无论该笔款项性质是个人还是公司所借，河源道桥公司均无法逃避责任。二、一审判决未按照合同约定支持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擅自将利息计算至2020年6月，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上诉人利益。第一，上诉人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承诺书》明确约定，河源道桥公司已经承诺如不付清所欠金额按月息2%结账、如不付清款项按照月息5%计算。然而一审判决却以该约定高于上诉人实际损失，径直适用违约金调整的规定，参照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4.75%)进行计算。上诉人主张的是逾期付款利息，不是违约金，不存在适用违约金调整条款的前提。再者，一审判决认为该利息约定高于上诉人损失，没有任何依据支撑，凭空扣减上诉人利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一审判决认为除水泥款外，上诉人主张的其他款项，不应计算利息，实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在涉案项目上属垫资方，工程项目中，建设方向垫资方支付利息是工程惯例，最常见不过。其次，我方提交的《承诺书》中，河源道桥公司已对《应收账款总表》中的73万元作了利息承诺，利息为月息5%，因此该笔款项应当计算利息，至于其他款项，退一步讲，即使双方没有书面约定利息，按照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法律规定，河源道桥公司至少也应自结算之日（2016年12月22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该利率基础上上浮30%-50%)向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现一审仅支持水泥款的付款利息，显然与事实、法律相悖。第三，利息不应一刀切。因为利息是动态的，是以未付清款项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只要尚欠款项未付清，河源道桥公司就应向恒通商贸支付利息，直至款项全部结清为止。三、一审判决遗漏判决保全费，二审应当纠正。本案中上诉人申请财产保全，且已缴纳保全费5000元，一审判决对此费用只字未提，属遗漏判决，二审应当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均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19）云0724民初484号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对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即《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帐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未进行任何实质性审查便盲目采信，导致本案的判决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首先，被上诉人薛理辉、任运权、高仁华、刘立国因与河源公司间存在《单项工程施工协议》，名义上虽然是河源公司与被上诉人恒通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但事实上，采购的钢筋、水泥等工业品货款是由被上诉人薛理辉、任运权、高仁华、刘立国通过河源公司进行支付，被上诉人薛理辉、任运权、高仁华、刘立国任何一方支付给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的款项均应在总价款中扣除。其次，原审认定河源公司尚欠付被上诉人恒通公司1464469.5元的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根据恒通公司与河源公司于2016年12月22日制作的《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账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总表》，认定该表中所有款项总计2064469.50元。但被上诉人恒通公司提交的对账表中水泥款、钢筋、油款（燃油动力费）等全部费用总计为9171469.50元（其中：刘立国本人向雷本忠借款600000.00元、任运权欠雷本忠材料1570869.28元、高仁华欠雷本忠735064.22元、项目部欠雷本忠250000.00元、薛理辉欠雷本忠的水泥、燃油、借款6015536.00元），双方间的账单金额存在重大差距，原审并未组织对账便径行确认所有款项总计为2064469.50元是不尽合理的。2.被上诉人薛理辉出具的银行流水证据显示，实际支付给被上诉人恒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本忠的金额为7600000.00元，另有刘立国支付500000.00元，合计已支付8100000.00元，故实际下欠金额为1071469.50元，而不是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主张或原审认定的2064469.50元。3.扣除原审认定的刘立国与雷本忠个人借款60万元，拉运土石的费用、货车损毁的费用、虹桥拌合站的转移债务287172.00元，最后应支付总价款为184297.50元，但这笔款项也不应由上诉人支付。4.被上诉人恒通公司对其主张的“一标项目部应收款项”250000.00元，未提供充足的欠款证据，仅凭“应收款项”不足以证明案件客观事实，该笔费用不应当支持。最后，在被上诉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认定《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帐款表（2015年4月一2016年12月22日）》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情况之下，一审法院仍然教条的认为该表格加盖了公章就应无条件认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审理案件的目标是让法律事实无限接近客观事实，而本案当中在上诉人以及除一审原告的其他被上诉人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帐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中关于已经支付的款项系错误统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坚持视而不见，让法律事实背离客观事实，违背公平、正义原则。二、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一审法院未做任何审查便下判，令人费解。本案虽定性为合同纠纷，但审理的重点是买卖合同纠纷。而在一审开庭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提供完整的出货单，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回答大部分出货单已经遗失，并强调本案的审理有结算表不需要出货单。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连最基本的出货证据都没有，一审法院却仍坚持认定，这更让人匪夷所思。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按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总价款计算，扣除已经支付的也不应是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主张或者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三、即使本案存在欠款，那么欠款主体也不应该是上诉人，而应是其他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本忠曾作为案涉项目的财务负责人参与了项目的管理。雷本忠对项目的分包情况是知晓的，并且雷本忠也同意由每个分包单位来支付拖欠的款项。那么，本案的审理应区别于其他的买卖关系，不能断然的认为只是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而不审理被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与其他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四、原审并未查证被上诉人恒通公司与雷本忠、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案件事实不清的问题。1.河源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履行供货的主体为恒通公司，但从恒通公司提交的发货单看，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为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而对账主体是恒通公司、收款人是雷本忠等，其中还穿插刘立国与雷本忠的借款法律关系。上诉人认为，应当将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雷本忠追加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才能查清本案实际履行供货合同的主体。2.河源公司与恒通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3月29日，但恒通公司于2015年4月15日才成立，被上诉人恒通公司与河源公司签订合同时根本就不具备主体资格，因而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才是本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真正的合同相对人，因而恒通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原告。3.雷本忠收款的事实表明，恒通公司只是雷本忠借用的名义，雷本忠并非只是简单的收款，不排除是借用恒通公司名义从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材料，再以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供货给宁蒗××公路××合同段项目。再者雷本忠曾参与过上述案涉工程的项目管理，也不排除存在自我交易损害河源公司及其他被上诉人利益的行为。五、一审计算利息明显错误，审理非常草率，最终导致判决错误；一审法院判决第九页陈述：“《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帐款表（2015年4月一2016年12月22日）》主张拉运土石的费用，被告河源公司施工工程中导致原告货车损毁的费用，过程中产生的债务被告河源公司对虹桥拌合站的转移债务，总计287172元，不属于双方在买卖水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双方利息未进行约定，以上款项不予计算利息。”该段描述和认定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第一，依据总表中运费、货车损毁、虹桥拌合站、油款与买卖水泥无关的费用总计是592738.22元，这只是个简单的加法计算。上诉人至今也不明白287172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第二，总表中的最后一栏250000元也与买卖水泥无关，按一审法院的逻辑也不应该承担利息。一审法院却对相同性质的金额是否应承担利息做出了不一样的判法。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对金额的认定还存在重大分歧，原审也未进行对账确认，径行以《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账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总表》认定款项金额并不符合案件客观事实。其次，本案中恒通公司与雷本忠、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并未查证，存在部分事实未查清问题。被上诉人刘立国、任运权、薛理辉、高仁华未提交书面答辩。上诉人恒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所欠钢筋水泥货款、运费、油款等款项2064469.5元及利息1176747.6元。(利息以欠款2064469.5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自2016年12月22日开始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5月14日的利息金额为1176747.6元)(本息暂合计3241217.1元)；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河源公司中标永胜至宁蒗××公路××段，2015年4月7日，原告恒通商贸公司与河源公司就永胜至宁蒗××公路××合同段项目部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河源公司永胜至宁蒗××公路××合同段供应钢筋、水泥等工业品，并约定“自供方开始供货当月起算，每个月30日对当月所发生的往来进行对账，需方无条件于次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该周期所有货款。如不付清所欠金额按月息2％结账。”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2016年12月22日原告恒通公司与被告河源公司进行了结算，制作了《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账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总表》，该表中双方将除了水泥款、运费之外的，原告给被告河源公司拉运土石的费用（表中表述为“油款”），被告河源公司施工工程中导致原告货车损毁的费用（表中表述为“换车头”），被告河源公司对虹桥拌合站的转移债务，刘立国对原告的私人借款600000元，一并进行了计算。同时被告河源公司云南分公司的负责人石文江、被告薛理辉、高仁华在该表上签字确认，并加盖被告河源公司的印章进确认所有款项共计2064469.5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原告与被告河源公司就水泥买卖，土石运输、债务转移等事项进行协商结算。最终确定的债权、债务经双方书面结算。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按照《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账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总表》主张的拉运土石的费用，被告河源公司施工工程中导致原告货车损毁的费用，被告河源公司对虹桥拌合站的转移债务，总计287172元，不属于双方在买卖水泥的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双方对利息未进行约定，以上款项不予计算利息。原告对刘立国的个人借款600000元，属于原告与刘立国的个人借贷，本案中不予处理。除去原告给被告河源公司拉运土石的费用，被告河源公司施工工程中导致原告货车损毁的费用，被告河源公司对红桥拌合站的转移债务，被告河源公司还欠付原告水泥款1177287.5元，原告主张按照月利息2%计算未付货款利息，被告河源公司提出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的直接损失仅仅为迟延履行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按照月利息2%进行计算，明显超过了其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参照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75%进行计算。时间从双方结算之月起（2016年12月）计算至2020年6月，则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为195724元（1177287.5元×4.75%×3.5年）。关于被告河源公司提出应当由被告刘立国、任运权、高仁华、薛理辉在欠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请求，因被告河源公司与被告刘立国、任运权、高仁华、薛理辉之间存在分包与承包的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河源市道路桥梁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1464469.5元，及相应的利息195724元；二、被告刘立国、任运权、高仁华、薛理辉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729元，由原告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5965元，由被告河源市道路桥梁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676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承包“永胜至宁蒗××公路××合同段”后，由石文江代表公司与刘立国、高仁华、薛理辉分别签订《单项工程施工协议》，以包工、料、机械设备、安全生产及安全设施的大包干方式，将“永胜至宁蒗××公路××合同段”肢解转包给刘立国、高仁华、薛理辉三人施工，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分别向三人收取结算总价10%的管理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6年12月22日签署的《水泥工地结算资金明细应收账款表（2015年4月-2016年12月22日）总表》（以下简称《应收账款总表》）的性质及法律效力？2018年6月30日，高仁华出具的《承诺书》是否是对《应收账款总表》的补充，其效力是否及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上诉人恒通公司提出的逾期付款利息应否支持，标准如何确定？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是否是付款责任主体？本院认为，关于《应收账款总表》的效力及承担责任主体的争议焦点。首先，上诉人恒通公司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于2015年3月29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合法，建立起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恒通公司履行完供货义务后享有收取货款的权利，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收取货物后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其次，上诉人恒通公司直接从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后，将水泥发往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建设工地，已完成实际交付。故，上诉人恒通公司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间的水泥买卖关系已成立并生效，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应按其收到的水泥价值向上诉人恒通公司支付对应价款。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提出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才是本案真正合同相对人的观点，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上诉人恒通公司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在“永胜至宁蒗××公路××合同段”工程建设期间，除货物买卖关系之外，还存在工地与上诉人恒通公司的借款关系、工地负责人个人与上诉人恒通公司的借款关系、二上诉人与案外第三人的债权债务转移关系、二上诉人的运输关系、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在施工中损坏上诉人恒通公司货车的侵权关系。2016年12月22日，上诉人恒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云南负责人石文江及薛理辉、高仁华对上述诸多关系中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签署《应收账款总表》，载明水泥数量及价款，运费，虹桥拌合站的债权债务转移款，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隧道、桥梁、路基工地借款，“换车头”“油款”，已收款及刘立国借款等内容。因此，该《应收账款总表》是二上诉人对买卖交易及其他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统一结算，内容客观真实，除刘立国的个人借款外，是双方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真实体现。上诉人恒通公司及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是《应收账款总表》的合同相对方，《应收账款总表》是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责任承担的有效书面证据。因此，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应支付给上诉人恒通公司水泥款及借款、应付款、运费计1177297.50元以及债权债务转移款、运输费、车辆损坏费计287173.00元，合计1464470.50元。因此，上诉人提出一审对《应收账款总表》未进行实质审查便盲目采信，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计算的单项金额及总金额虽不精确，但差额仅为1元，不做调整亦可。关于刘立国的个人借款600000.00元，应否由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承担的问题，因《应收账款总表》明确该款属刘立国借款，刘立国本人亦出具“情况说明”，表明该款属其私人借款，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无关，故，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不是借款相对人，无借贷合意及真实借贷关系，不应承担600000.00元的偿还责任。上诉人恒通公司提出该款非刘立国个人借款，是刘立国的职务行为，河源道桥公司在《应收账款总表》加盖公章，构成债的加入，一审判决未支持该笔款，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虽然将“永胜至宁蒗××公路××合同段”转包给被上诉人刘立国、高仁华、薛理辉施工，但货物买卖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是上诉人恒通公司与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2016年12月22日的结算也是由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云南负责人石文江与上诉人恒通公司结算，并加盖了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印章，虽然被上诉人薛理辉、高仁华亦在《应收账款总表》上签字，但不能改变买卖关系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刘立国、高仁华、薛理辉三人工地使用材料的具体金额及如何承担的问题，属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与刘立国、高仁华、薛理辉间的内部关系，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三人另行主张。故，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提出本案的欠款主体是其他被上诉人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提出应将薛理辉支付给雷本忠的7600000.00元及刘立国支付的500000.00元扣除的上诉理由，经查，薛理辉一审提交的交易明细显示其支付给上诉人恒通公司相关费用的时间在2016年12月2日之前，《应收账款总表》签署于2016年12月22日，且将薛理辉2016年10月17日转账的2000000.00元及12月2日转账的1200000.00元予以扣除。因此，薛理辉支付的费用，是否已全部列入《应收账款总表》，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可与薛理辉在处理内部关系时确认。故，上诉人提出还应将薛理辉支付金额扣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7月4日，刘立国支付的500000.00元与《应收账款总表》载明的500000.00元是否是同一笔款，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要求扣除该笔款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仁华出具的《承诺书》的效力及上诉人恒通公司要求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是否成立的焦点。首先，《应收账款总表》的签署时间是2016年12月22日，该表中并未明确注明逾期付款应承担利息。虽然高仁华出具的《承诺书》中记载了如逾期付款则承担利息的意思表示，但是高仁华出具《承诺书》的时间在2018年6月30日，结合其同一天出具给雷本忠《欠条》中载明的欠款额730000.00元，也无证据证实高仁华是受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的委托对全部欠款作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承诺。故，高仁华的承诺行为仅是其个人行为。其次，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应支付给上诉人恒通公司的费用包括水泥款、借款、应付款、运费以及债权债务转移款、运输费、车辆修理费两大部分。上诉人恒通公司要求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承担水泥款及借款、应付款、运费计1177297.50元的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以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4.75%为标准计算自2016年12月至2020年6月的利息195724.00元，标准得当，计算方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债权债务转移款、运输费及车辆修理费，其一，上诉人恒通公司不能证实其与虹桥拌合站之间的债权、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与虹桥拌合站间的债务是否存在计息的事实；其二，车辆损失费产生于侵权损害事实，属侵权之债；其三，运输费产生于另一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恒通公司对债权债务转移款、运输费、车辆修理费计287173.00元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财产保全费，上诉人恒通公司既未在起诉状中提出明确请求及具体金额，也未在庭审中增加请求，故其提出原判遗漏判决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恒能公司和上诉人河源道桥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729.00元，由上诉人丽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9800.00元，上诉人河源市道路桥梁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292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精红审判员  张培贵审判员  普丽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熊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