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88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源鸿翔塑胶科技（佛山）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工业区村尾**之A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572444037A。法定代表人：张添良，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添良，男，198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平县。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雄，广东泛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艳萍，广东东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勇和，男，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新，广东中信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咏欣，广东中信顺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占勤，男，1970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平县。上诉人源鸿翔塑胶科技（佛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鸿翔公司）、张添良因与被上诉人廖勇和、原审第三人王占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0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源鸿翔公司、张添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廖勇和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廖勇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无证据证实源鸿翔公司于2014年至2016年间拖欠廖勇和的部分货款并约定将其转化为借款。首先，廖勇和未能提供基本的送货单、对账单或结算单，其自身亦不知悉总货款的数额或所欠货款的数额。廖勇和是在收到源鸿翔公司、张添良的答辩意见后，因无法证明其出借200万元给源鸿翔公司，故在一审对其诉请作了不符合事实的变更，该变更不具有可信度与可能性。其次，廖勇和提供的起诉状及其所提交的2019年6月4日的调解协议均未提到货款转为借款一事，证实了不存在上述转化的事实。再次，货款转化为借款不具备可能性，也不符合逻辑和生活常理。若是转化，则应是对所欠总货款进行结算而非部分结算、部分不结算，也应有对账单或结算单，形式上应采取欠条而非借据，数额也不可能是整数，亦不可能支付高额利息。源鸿翔公司在只需支付200万元货款的情况下而不予支付，却承担每月3万元的高额利息，且廖勇和在借款到期一年多后也未向源鸿翔公司催收，均不符合常理。最后，廖勇和在一审两次庭审中的陈述自相矛盾。据一审法院所调取的廖勇和的转账明细显示，2016年5月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源鸿翔公司每月均支付了货款，不存在廖勇和所称两月不支付货款转化为借款的条件，也没有廖勇和所称每月需支付100多万元货款的记录。2016年11月至2018年12月，源鸿翔公司一直向廖勇和支付款项，不存在其所称的源鸿翔公司需要资金周转的情形，反而证实了源鸿翔公司具备付款能力，且以廖勇和作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规模和税收，也不可能向源鸿翔公司送货达1000多万元。二、调解协议及借据上的公章不能证明源鸿翔公司拖欠廖勇和货款及借款。该公章是王占勤偷盖的，并利用智力有障碍的张添良前往廖勇和代理人的律师事务所签订调解协议，在利用事先盖好的授权委托书、冒充张添良签名与廖勇和一同前往法院申请出具调解书，只因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收到应诉材料后及时致电才阻止王占勤的行动。源鸿翔公司、张添良在接收法院应诉材料后才首次看到案涉借据及调解协议，在致电王占勤了解情况时，王占勤称其会处理案涉纠纷，但其在调解未达成后便消失踪影，故仅凭上述文书上的两个公章不足以证实源鸿翔公司与廖勇和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参照2019年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该规定对仅有公司盖章的担保债务原则上予以否定，需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虽本案不属于担保债务，但同样属于债务，其法理是一致的。一审法院仅以案涉借据及调解协议上存在公司盖章即支持廖勇和关于货款转化为借款的主张是错误的。若案涉债务并非王占勤自身的债务，其签名是履行职务行为，则其无需在借据上签名，且廖勇和多次提到的张某在一审中也称案涉债务是王占勤与廖勇和而非源鸿翔公司的债务。源鸿翔公司从未授权王占勤盖章，也未对案涉借据及调解协议进行追认，王占勤之所以可以使用公司印章是因源鸿翔公司公章管理不严被其利用所致。该调解协议未得到源鸿翔公司确认，廖勇和仍应对其货款转为借款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以此免除廖勇和的举证责任错误。王占勤在廖勇和起诉后骗取源鸿翔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私自与廖勇和到法院进行调解，相互串通损害源鸿翔公司的利益，证明案涉借据即调解协议是王占勤与廖勇和进行的虚假交易及虚假诉讼。三、源鸿翔公司没有每月支付3万元利息给廖勇和。据银行转账明细，借据签订后源鸿翔公司的付款以零数居多，没有一笔3万元的利息汇款，廖勇和只是使用其中几笔6万元的汇款以混淆视听。四、一审法院认定廖勇和提供转账凭证是补强证据错误。该转账凭证只能证实廖勇和与源鸿翔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欠款或借款关系。2016年10月19日即借据签订当日源鸿翔公司向廖勇和支付了10万元，即可证实源鸿翔公司不存在资金困难这一借款事由，且转账付款金额以零数居多、付款时间相隔不一，符合货物交易模式，此与一审认定的还款方式不符。付款时间间隔亦可证明源鸿翔公司具备支付能力，无需向廖勇和借款。而且，既然一审认定源鸿翔公司欠债200万元，则借据签订后源鸿翔公司向廖勇和支付了2359083元应作扣减，且廖勇和自身确认其他货款陆续到2016年底已支付完毕，故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五、廖勇和负有对案涉借款的举证责任，其举证不能，依法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一审中，廖勇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源鸿翔公司之间存在货款转为借款的约定，亦缺乏相应的送货单、对账单，而廖勇和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及一审调取的银行转账明细均可显示廖勇和与源鸿翔公司之间只存在货物交易而不存在货款转为借款。六、一审法院在未核实案涉借据上佛山市奥德利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德利公司）公章真实性的情况下径行裁判，有违法定程序。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予以改判。廖勇和辩称：根据廖勇和提交的及一审法院调取的双方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案涉借据形成前双方存在大量款项往来并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故源鸿翔公司因没有足额支付相应货款而拖欠了廖勇和的货款，并因此出具相应的借据具备事实依据。其次，案涉借据于2016年10月19日出具，当时王占勤任公司总经理，源鸿翔公司、张添良对此也是认可的，且王占勤也曾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故即使源鸿翔公司、张添良称王占勤只是总经理，其在案涉借据上签名也代表了源鸿翔公司，且案涉借据上加盖了源鸿翔公司的印章，故案涉借据真实合法。再次，在源鸿翔公司出具借据后直至2019年2月，该司一直按约定每月支付3万元的利息，亦可证明借款事实。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所称的调解协议一事，因案涉借据是王占勤签名，故源鸿翔公司责令王占勤处理本案纠纷。2019年5月，张添良本人亲自前往廖勇和代理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当时廖勇和代理人不在现场，其后，人民法院为慎重起见未出具调解书继续审理本案，故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所述的调解协议情况不属实。关于公章的真实性问题，源鸿翔公司、张添良仅称公章管理混乱但未主张公章是假的，也未申请鉴定。综上，源鸿翔公司、张添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王占勤未发表答辩意见。廖勇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源鸿翔公司、张添良立即向廖勇和归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及未付部分的利息9万元（以本金200万按月利息3万元计算，自2019年3月起暂计至2019年5月，以后仍按此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合计人民币20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奥德利公司（后名称变更为源鸿翔公司）与廖勇和经营的XX和雄五金店（以下简称和雄五金店）有交易往来，由和雄五金店向奥德利公司供应货物。双方于2016年10月19日经协商同意将奥德利公司拖欠和雄五金店的部分货款转为向廖勇和借款，并由奥德利公司出具一张借据，确认奥德利公司向廖勇和借款200万元，每月支付利息3万元，时间为一年，奥德利公司在该借据上盖章并由王占勤签名。2.奥德利公司在2016年10月19日之后向和雄五金店支付的款项如下：2016年10月19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0月31日支付108065元、2016年11月16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1月23日支付94740元、2016年11月30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2月1日支付94090元、2016年12月15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2月20日支付94220元、2017年1月10日支付10万元、2017年1月13日支付95845元、2017年2月24日支付48500元、2017年2月28日支付10万元、2017年3月6日支付10万元、2017年3月9日支付53584元、2017年3月14日支付9万元、2017年3月22日支付64960元、2017年3月29日支付86619元、2017年4月11日支付85610元、2017年5月27日支付6万元、2017年5月3日支付12万元、2017年4月18日支付10万元、2017年6月12日支付72850元、2017年10月9日支付6万元、2017年10月17日支付6万元、2017年12月8日支付6万元、2018年2月6日支付6万元、2018年5月15日支付6万元、2018年6月21日支付6万元、2018年8月21日支付1万元、2018年11月13日支付1万元、2018年12月25日支付1万元。3.奥德利公司于2011年4月27日设立，股东为邱某、王占勤、张某，后于2013年1月21日将上述股东变更为王占勤和张某1，后又变为王占勤、钟某，继而变为张某2一人，其后又变为王某一人，现为张添良；其法定代表人也经历了相关的变更，王占勤、张某2、王某均曾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法定代表人为张添良。其中奥德利公司的名称在2016年12月1日变更为源鸿翔公司。源鸿翔公司、张添良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王占勤在2016年10月19日期间任职公司总经理。4.廖勇和提起本案诉讼后，王占勤拿着有源鸿翔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至一审法院，并联系廖勇和要求对本案进行调解，双方于2019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调解，并提交了一份廖勇和签名、源鸿翔公司盖章的调解协议要求一审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协议内容为“……经协商，甲乙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如下：一、甲乙双方确认：截止2019年2月28日，乙方尚欠甲方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利息按每月一分半计，截止2019年5月31日，上述本息及费用合计金额为209万元……”但一审法院经审查后未予批准；同时双方确认在2019年5月31日王占勤、张添良以及张某曾一起至广东中信顺成律师事务所商量调解协议的条款。5.一审庭审中，廖勇和确认源鸿翔公司、张添良的利息支付至2019年2月，2019年3月及之后的利息没有支付。6.一审庭审中，源鸿翔公司表示在2014年至2016年间并无拖欠廖勇和的货款；源鸿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添良时，张添良在一审庭审中表示不清楚是否核查过源鸿翔公司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但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和抗辩，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源鸿翔公司出具借据确认拖欠廖勇和的200万元是否为双方交易期间货款转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驳，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廖勇和提供了源鸿翔公司的前身奥德利公司盖章确认、王占勤签名的借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并对借款的交付确认是将奥德利公司拖欠廖勇和曾经营的和雄五金店的货款转为借款的，源鸿翔公司、张添良则抗辩不存在以上事实，并认为不拖欠廖勇和任何款项。一审法院经审查双方的证据后，认定廖勇和的主张成立，理由如下：1.廖勇和对于借款的形成即实际上是将奥德利公司拖欠廖勇和曾经营的和雄五金店的货款转为借款，能提供相关的证据如转账凭证予以补强，转账凭证显示在源鸿翔公司出具借据后至2019年2月期间，源鸿翔公司有多次向和雄五金店支付款项，与源鸿翔公司当庭所称在2014年至2016年没有拖欠廖勇和货款的说法相矛盾。2.一审法院向银行调取的和雄五金店和源鸿翔公司的银行交易流水清单亦印证了源鸿翔公司与廖勇和经营的和雄五金店在上述期间有大量的款项交易，部分和廖勇和提供的转账凭据相一致。3.廖勇和在本案立案后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廖勇和签名、源鸿翔公司盖章的调解协议要求出具民事调解书，且张添良以及张某都确认提交该调解协议之前曾到廖勇和的代理人的律师事务所协商协议内容。4.源鸿翔公司对于以上廖勇和与源鸿翔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特别是为何在借据、调解协议上盖章未能作合理解释且未提供其他有力证据予以反驳；虽然源鸿翔公司称是王占勤与他人串通损害源鸿翔公司的利益，但源鸿翔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王占勤在出具借据的2016年10月19日担任源鸿翔公司总经理和持有公司公章，且对于王占勤如何取得公章却未能作解释亦未报警，加上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王占勤曾是源鸿翔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故不能排除王占勤是经源鸿翔公司授权而与廖勇和达成协议后出具借据。5.源鸿翔公司在2013年至2019年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频繁，张添良作为法定代表人，对该公司的债务并未清楚掌握，对公章的管理和使用也未能严格管理。综上，廖勇和要求源鸿翔公司偿还本案的200万元借款及逾期利息于法有据，一审予以支持。廖勇和诉请要求张添良承担本案的连带清偿责任，因源鸿翔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系张添良，股东为张添良一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张添良作为源鸿翔公司的唯一股东，其无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廖勇和诉请张添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源鸿翔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勇和支付借款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上述款项为本金，按月利率1.5%从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清还之日止）；二、张添良对判决第一项中确定的源鸿翔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235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520元（廖勇和已预交），由源鸿翔公司、张添良负担。各方当事人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200万元债务是否真实合法，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是否承担清偿责任。源鸿翔公司、张添良上诉主张王占勤与廖勇和串通虚构案涉债务，损害源鸿翔公司、张添良的合法权益。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审查，廖勇和作为主张债权的一方，已提供借据、转账凭证对其债权予以证实，并提交了相应的调解协议书予以佐证，据廖勇和提供及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双方在案涉借据形成前后均有大量的款项往来，源鸿翔公司、张添良亦确认案涉借据形成前确与廖勇和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对于源鸿翔公司拖欠廖勇和经营的和雄五金店的货款并经当事人约定转化为借款，廖勇和已履行其相应的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关于王占勤与廖勇和串通虚构案涉债务的主张，应由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关于案涉借据的真实性问题。案涉借据上加盖了源鸿翔公司名称变更之前的奥德利公司公章，并有时任公司总经理的王占勤签名确认，如无相反证据，应认定该借据为源鸿翔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源鸿翔公司、张添良对此虽持异议，但其一，王占勤时任奥德利公司总经理，其有权代表该司在借据上签名；其二，关于公章的真实性，源鸿翔公司、张添良亦未申请鉴定；其三，关于王占勤是否存在盗用公章的情形，源鸿翔公司、张添良也未进行举证。因此，上述不利的法律后果应由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承担，一审确认案涉借据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关于源鸿翔公司是否拖欠廖勇和欠款的问题。现有证据已显示，廖勇和与源鸿翔公司在案涉借据形成前后存在大量的款项往来并存在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在已形成案涉借条的前提下，源鸿翔公司拖欠货款并约定转化为借款已具备高度可能性。源鸿翔公司、张添良对此辩称其并未拖欠货款，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账目、买卖合同或送货单等足以反驳的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关于王占勤是否与廖勇和串通调解的问题。一方面，无证据证实王占勤与廖勇和恶意串通虚构本案债务，而王占勤作为涉案债务产生时的经手人参与调解符合常理；另一方面，2019年5月31日，张添良与王占勤等人一同至律师事务所共同协商调解协议条款，说明张添良对涉案债务是知情的并参与了协商解决过程。至于源鸿翔公司辩称张添良因智力存在障碍受到哄骗的问题，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张添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本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此外，关于源鸿翔公司、张添良所称的款项扣减问题，因廖勇和仅确认源鸿翔公司支付利息至2019年2月，在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合同而源鸿翔公司、张添良不确认欠款的情况下，源鸿翔公司于2016年10月19日后向廖勇和的转账性质无法均视为偿还案涉借款，故对源鸿翔公司、张添良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源鸿翔公司、张添良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22800元，由源鸿翔塑胶科技（佛山）有限公司、张添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学彬审 判 员 蔡成中审 判 员 周 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法官助理 吴奎霖书 记 员 麦换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