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20244号原告：张俊英，女，196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张俊英之子），1989年2月17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君，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静，女，1979年4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汉光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丹，北京汉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槐房路。法定代表人：康永生，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瀚然，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俊英与被告张静、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槐房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俊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邢君，被告张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丹，被告槐房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瀚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俊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判令被告张静向张俊英返还依据该赠与合同所取得的全部拆迁利益，拆迁利益包括位于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德鑫嘉园4号楼3单元302号面积77.92平方米房屋（房屋坐落以实际登记地址为准）和拆迁补偿款302968元人民币；2.判令被告槐房村委会对被告张静实际取得全部拆迁利益在其不能返还的范围内向原告张俊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0年12月6日，南苑乡槐房村发布《槐房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补偿方案》）载明：“本方案所称的腾退人是指根据北京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整治工作部署，负责组织实施腾退工作的主体即槐房村委会，并由村民委员会组成的腾退安置办公室负责本行政村腾退补偿安置工作。以2010年5月29日为村安置人口认定截点。宅基地房屋权属因继承、析产发生变更的，仍以一宗宅基地为一产权户进行补偿安置。”原告张俊英是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村民，自家院落临街位置好，一直利用房屋的临街面作为商铺出租收益可观，一家人的全部收入均来源于此。槐房村委会发布安置补偿方案后与张俊英就拆迁安置补偿进行了多次协商，双方对补偿形式与金额争议较大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其后槐房村委会一直不断游说张俊英及其家人希望尽早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张俊英不胜其扰，于2012年8月初在槐房村委会腾退安置办公室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协议当日，工作人员拿出数份文件叠放在一起，并指引张俊英在每份合同的签名处签名并按手印。张俊英提出要详细看看所签署的文件内容，但当时工作人员王奇对张俊英称“合同都是格式的只要签字即可，补偿数额都是咱们口头谈好的不会有变化。其他的合同都是为了走程序用没必要看，这些文件都会归入拆迁档案存档可以随时到槐房村委会调阅。”张俊英无奈便按拆迁办公室人员的指引在多份文件上签了字。张俊英入住安置房至今没有取得房屋产权证，张俊英始终觉得安置房的面积和货币补偿金额与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不符，遂多次向槐房村委会提出查看拆迁档案的要求。2019年末，槐房村委会向张俊英提供了其保存的拆迁档案原件以供查阅。张俊英在查阅档案时发现其中有一份签订日期为2012年8月16日的《房屋赠与合同》和一份槐房村委会与腾退安置办公室分别加盖公章的《丰台区槐房村宅基地认定表》。《房屋赠与合同》载明：“赠予人张俊英，受赠人张静，双方为姐妹关系。张俊英自愿将坐落在槐房村120-4号院的占地面积55平方米（宅基地），建筑面积22.42平方米无偿赠与张静。房屋交接时间为2012年8月16日。”《丰台区槐房村宅基地认定表》载明：“宅基地使用人：张静，身份证号：×××，腾退地址：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120-4号，宅基地现状及确认面积55平方米。”《丰台区槐房村宅基地认定表》附带的《北京市房屋拆迁基本情况调查表》和编号为京世诚2011估字第0341号-1-124-4号的《北京市房屋腾退评估结果通知单》显示，张静被槐房村委会确认的22.42平方米房屋和55平方米宅基地均坐落于张俊英家院内，张俊英随即质问槐房村委会，要求核实张静身份并说明其为何侵占自家院落和房屋领取了拆迁安置补偿。《房屋赠与合同》从何而来？是不是当初在签拆迁协议时混入的，为何在签订腾退补偿协议时不允许张俊英查看全部文件？槐房村委会与张静恶意串通侵占张俊英合法利益的行为使张俊英可获得的拆迁利益减少，涉嫌违法。村委会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表示张静已经签署了《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共计559064元，扣除77.92平方米安置房购房款296096元，剩余现金302968元。村委会只是依据安置补偿方案负责对被腾退的人口及房产进行确认，但无法确认赠与合同的真伪。如果认为《房屋赠与合同》系伪造可以起诉，槐房村委会保留有全部拆迁案原件，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来调取。张俊英认为，《房屋赠与合同》在其不知情且不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赠与张静房屋和宅基地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张静是城镇非农业户口，不是槐房村村民，与张俊英没有亲属关系，合同中赠与的55平米宅基地违反了法律关于农村宅基地不得非法对外转让的强制性规定，该赠与合同无效。为维护张俊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确认《房屋赠与合同》无效，判令张静返还已经取得的全部拆迁利益，同时判令槐房村委会对张静不能返还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张静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认可2012年8月16日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系其本人签字并按手印进行确认，那么可以据此推定原告自那时起就已经知晓或应当知晓《房屋赠与合同》的存在，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签订《房屋赠与合同》的2012年8月16日起开始计算，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被告张静及其子李勃霖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1)被告于2006年3月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村民李超结婚，双方于2006年10月8日生有一子李勃霖。(2)截止至拆迁时，李超一直系槐房村村民，其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槐房南里**，户主为李超之父李万军。门牌号为槐房南里428-2号的宅基地登记使用权人系李万军，院落内建有房屋。(3)2010年起，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开始进行拆迁。2010年12月6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宣布槐房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方案，方案中规定：“第二章被腾退户和被安置人口的认定……二、被安置人口的认定……可计入安置人口……3、户口在本户口在本市托儿所的学龄前儿童及小学、中的在校学生……6、在2010年5月29日前，与本村具有常住户口的村户口的村民合法登记结婚，系存续的非本村户口的本户口的本市及外地人员。被告及其子李勃霖就属于上述情况，符合被安置人口的认定，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5)拆迁量房时，被告与李超尚未离婚，被告及其子李勃霖的拆迁权益当时在李超家的槐房南里428-2号宅基地上。3、被告向槐房村委会主张并取得了拆迁安置补偿权益。2011年8月30日，被告与李超经法院判决离婚，其子李勃霖由被告抚养。当时正处于槐房村拆迁过程中，而被告及其子符合安置人口的认定，因此被告找上槐房村委会，向其主张其应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因为被告与李超家因离婚事宜有矛盾，而张静及其子李勃霖又确实符合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的情况，为妥善解决拆迁过程中的村民矛盾纠纷，平息愈演愈烈的事态，让拆迁工作平稳有序的继续进行，槐房村委会就做了一套手续——以村民赠与槐房村l20-4号的形式，使被告张静及其子李勃霖取得拆迁安置补偿。槐房村委会找村民张俊英来配合签订了《房屋赠与合同》，《房屋赠与合同》就是原告本人签字并按手印进行确认的。4、原告对槐房村120-4号一直都不享有任何权益，被告张静所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与原告无关。槐房村120-4号的出现就是为了被告及其子能取得其应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事实上，原告对槐房村120-4号没有任何权利，他既没有槐房村120-4号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在其上也没有房屋及其他建筑物，不享有槐房村120-4号对应的房屋所有权。而且从原告的户籍所在户籍所在地就可以看出，在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4号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张静所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与原告无关，是属于张静的合法权益。5、被告张静及其子李勃霖所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来自于李超家的槐房南里428号划分，与原告无关。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拆迁量房时，确认槐房南里428号宅基地建筑面积是191.52平方米。戴淑香、李万军、李超一家在拆迁办签订《槐房村“城乡一体化”改造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一共签订了两份协议书，一份是李万军签订的，建筑面积写的是79.8平方米；一份是李超签订的，建筑面积写的是55.86平方米建筑面积。建筑总面积与量房时不符，差了55.86平方米，拆迁办表示该部分已经划分给了张静和其子李勃霖。综上所述，法院应在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在实体上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槐房村委会辩称：原告诉讼请求第一项请法院依法裁判。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现在相关人员已经找不到了，具体事实情况无法确认，只有当时的工作档案。能看到的只有一个赠与合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包括原告提交的《房屋赠与合同》、户口本、宅基地认定表、基本情况调查表、腾退估价报告、腾退估价结果通知单等及被告提交的《补偿安置方案》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静户籍地系北京市丰户籍地系北京市丰台区开阳里******。丰台区南苑槐房村**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2012年8月16日，张俊英作为赠予人（甲方）与受赠人张静（乙方）签订《房屋赠与合同》，载明：“甲方是乙方的之姐，为赠予房产，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如下房产赠予合同：一、甲方自愿将座落在槐房村120-4号院，占地面积：55平方米，建筑面积：22.42平方米无偿赠给乙方。甲方保证赠给乙方的是上述房产的全部所有权，并免遭任何第三人追索。二、上述赠予房产交接时间2012年8月16日，赠与房产交接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赠予房产交接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三、乙方自愿接受上述房产及全部产权。四、如遇拆迁，房产归张静所有，我张俊英永不反悔。五、本合同即日起生效。”张俊英在赠予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张静在受赠人处签名并按捺手印。2012年8月17日，腾退人（甲方）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腾退办公室与被腾退人（乙方）张静签订《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乙方腾退的宅基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120-4号，确认宅基地面积55平方米，建筑面积22.42平方米，在册人口/人，应安置人口/人。甲方按照腾退补偿标准给予乙方宅基地补偿款38500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18354元；共计403354元。期限内腾退奖励费82500元。重点村综合补助费82500元、搬家补助费1100元、期房补助费29610元。奖励费、补助费及周转补助费统称为腾退所得款，用于乙方购买安置用房等各项开销，腾退所得款总计195710元。腾退安置面积77.92平方米，购房总款296096元。乙方腾退购买安置房如下：德鑫嘉园4号楼3单元302号，建筑面积77.92平方米。乙方补偿款及所得款扣抵购房款后余款为302968元。本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联系。农村房屋的赠与涉及到相应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而宅基地使用权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取得或者变相取得该村宅基地使用权。被告张静并非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槐房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其不具备取得涉案房屋相应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资格，亦不能通过赠与方式取得涉案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所以，原被告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原告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张俊英主张被告张静向其返还全部拆迁利益一节，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被告张静获得拆迁利益的依据系其与被告槐房村委会签订的《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张俊英并非《宅基地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故其依据《房屋赠与合同》要求被告张静向其返还上述拆迁利益，证据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张俊英主张被告槐房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一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张俊英与被告张静于二○一二年八月十六日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张俊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895元，由被告张静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晓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贾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