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50260号原告：张伟，男，198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被告：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院**楼****。法定代表人：王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海，男，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煦文，男，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张伟（以下简称其姓名）诉被告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鲸渡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伟，鲸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海、陈煦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鲸渡公司支付：1.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延时加班费120.66元、休息日加班费7723.92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965.55元；2.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休息日加班费12229.54元、延时加班费80.44元；3.2018年3月2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4827.45元；4.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1000元。事实及理由：我于2018年3月2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在鲸渡公司工作，期间公司多次胁迫频繁更换劳动合同，但是公司工作地址没有变更。鲸渡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在钉钉群内通知由于电力原因，员工在家办公即可。期间本人也到公司正常上班打卡。2019年11月14日无缘无故被人力总监朱丽颖口头通知把公司钥匙和其他物品交接，离开公司。当天就被移除钉钉群，无法打卡，而且要求搬离公司宿舍并交出钥匙。我多次与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均遭到拒绝。鲸渡公司答辩称：我公司与张伟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9年4月1日，张伟在我公司工作期间，其工作岗位为保障咨询部保安，上班期间一直执行标准工时制度，平常工作当中，我公司从未有过在工作时间及非工作时间安排张伟加班的情况。张伟在民事起诉状中声称，2018年4月至6月期间的工作单位为北京盛临九洲经贸有限公司（下称“盛临公司”），而盛临公司与我公司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公司，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联，因此，张伟无任何加班事实存在，其所主张的加班事实并不存在，属于捏造事实，我公司不予认可。存在加班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张伟，其在我公司不存在加班，不应支付其加班费。张伟无法证明其在我公司有过未休年假的事实，我公司也无任何义务向其支付年休假费用。在我公司与张伟没有谈妥解除劳动关系事宜的情形之下，张伟单方面不到我公司上班的行为，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且未出勤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我公司规章制度，属于自动离职情形。张伟曾就本案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20年5月25日，朝阳区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20]第07448号裁决书，裁决：1.鲸渡公司支付张伟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期间绩效工资600元；2.鲸渡公司支付张伟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工资3034.48元；3.鲸渡公司支付张伟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1655.17元。张伟不服，诉至本院。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伟称其2018年3月2日入职盛临公司，后于2019年4月1日被安排入职鲸渡公司，工作地点、岗位及工作内容均无变化，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三份，显示：三份劳动合同的乙方均为张伟，其中一份的甲方为盛临公司，签订日期为2018年3月2日；另一份的甲方为北京爱客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客公司），签订日期为2018年7月2日，落款处甲方公章显示为盛之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份的甲方为鲸渡公司，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1日，约定工资为基本工资3000元，岗位工资1950元，绩效工资1050元。2.《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显示：2018年3月至5月由盛临公司为张伟缴纳社会保险；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由爱客公司为张伟缴纳社会保险；鲸渡公司2019年4月起为张伟缴纳社会保险。3.保密协议三份，显示与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及签订时间相同，与鲸渡公司相关的协议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1日。张伟未就其主张的工作安排以及三家公司的关系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鲸渡公司仅认可上述证据中显示有该公司名称的内容，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1日建立，此前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亦不认可张伟有关工作安排的主张，称与另外两家公司无关联。另查，盛临公司于2018年10月15日办理了工商登记注销。张伟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7000元，为证明其主张，张伟提交工资条（显示张伟工资合计7000元）为证。鲸渡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张伟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对其该项主张，鲸渡公司未举证证明。张伟称其2018年度和2019年度的年休假未休，鲸渡公司未支付其未休年假工资。鲸渡公司称2019年6月曾安排出国游，使用了张伟5天年休假，张伟不予认可。对出国游使用年休假的主张，鲸渡公司未举证证明。张伟主张其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12天、延时加3.5小时；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休息日加班19天、延时加班2小时，鲸渡公司均未对上述加班支付加班费、也未安排倒休。为证明其主张，张伟提交钉钉加班记录及安保部排班表为证，上述证据均无鲸渡公司确认痕迹。鲸渡公司称双方2019年4月1日前不存在劳动关系，钉钉加班记录为钉钉软件导出数据、不足以证明加班情况的存在，不认可安保部排班表的真实性，称其未安排张伟加班。张伟称2019年11月15日鲸渡公司无故将其辞退，其认为是违法解除，提交与人事对话录音等为证。鲸渡公司认可上述录音的真实性，称因张伟旷工违反该公司规章制度，故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对其该项主张，鲸渡公司未举证证明。仲裁程序中，鲸渡公司称双方未解除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双方均未对仲裁裁决的工资及绩效工资起诉，视为同意仲裁裁决，本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伟主张其被安排更换劳动关系主体，但其提交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均未显示2019年4月1日前其与鲸渡公司存在关系，无法证明其该项主张。张伟未就其主张的工作安排以及三家公司的关系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鲸渡公司亦不予认可，故对张伟有关工龄连续计算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鲸渡公司关于张伟于2019年4月1日入职该公司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对张伟关于2019年4月1日前其与鲸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提出的有关加班工资及未休年假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鲸渡公司认可张伟提交的工资条的真实性，该证据显示张伟月工资合计为7000元，鲸渡公司虽主张为6000元，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张伟关于其月工资为7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鲸渡公司虽主张2019年6月曾安排出国游，使用了张伟5天年休假，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鲸渡公司应依法支付张伟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931.03元（7000元/21.75*3天*2倍）。劳动者要求支付加班费的，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张伟主张其存在未支付加班工资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及休息日加班，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举证。张伟提交的钉钉加班记录及安保部排班表均未体现由鲸渡公司安排其加班并从事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内容，鲸渡公司不认可其曾安排张伟加班，故对张伟关于加班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张伟要求支付加班工资的请求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鲸渡公司主张该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因张伟存在旷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但未举证证明其解除理由已告知张伟，张伟亦不予认可，且仲裁程序中该公司主张未与张伟解除劳动关系，与其诉讼中的陈述不一致，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张伟关于鲸渡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鲸渡公司应依法支付张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4000元（7000元*2倍）。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伟二〇一九年十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期间绩效工资600元；二、被告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期间工资3034.48元；三、被告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伟二〇一九年度未休年假工资1931.03元；四、被告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伟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4000元；五、驳回原告张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北京鲸渡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肖 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于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