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3民初6975号原告：曹运波，男，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翁耿楷。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刚，广东燊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运波与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运波与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勇刚、邓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案件事实一、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与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被告系于2008年1月3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于2019年1月12日入职被告处，同日，双方签订期限至2021年1月1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职位为保安员；工作地点广州番禺区；原告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按2100元执行，初始工资额2100元/月或12.07元/小时，试用期工资2100元/月。被告通过其他公司为原告缴纳了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的失业保险。诉讼中，原告提交了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被告对此无异议。二、原告在职期间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情况。原告称被告保安岗实行三班倒，两人一班，每班工作8小时，其每天需上1个班，在职期间全年无休，故要求被告支付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被告称公司仅一个大门设置保安岗，需24小时安排人员值班，公司有7名保安，实行三班倒，一班安排1至2名保安，原告周六日或法定节假日有排班则需要上班，有支付原告加班费。原告确认公司设置一个保安岗，有7名保安员，其中1名安排在公司宿舍值班，其余保安员与其一起在保安岗工作，保安岗需24小时有人在岗，2019年1月至4月由保安员自己在交班记录表上签名考勤，自2019年5月起进行指纹打卡及在交班记录表上签名考勤。被告确认之前公司的保安员都没有考勤，公司有一个排班表，保安员只需根据排班表上班，自2019年5月起实行指纹打卡考勤，但考勤记录无需员工签名确认，仅作工资统计。被告还称原告的工资为基本工资2100元/月+加班费+奖金+全勤奖，通过银行转账发放工资，无需原告签名确认。原告称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当月发放上月工资，没有发放工资条，其也不清楚每月工资构成。审理中，原告提交了“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保安室交接班记录表”、银行明细对账单等。交班表记录每日分三个时间段交班，每个时间段均由交班保安与接班保安签名确认，并注明交班情况及重要交待事项，每班相隔8小时，其中载明原告自2019年1月12日起至2020年1月的考勤与原告上述陈述的情况相吻合。原告称上述交班记录表中的签名系每个上班保安员自己的签名，其每月通过拍照取得上述交班记录表。银行明细对账单显示被告自2019年2月28日起向原告账户存入工资款项的情况，其中部分工资由原告手写注明对应月份，明细所附工资条与载明的转账工资数额并不一致。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银行明细对账单无异议，对所附工资条不予确认，并称明细对账单手写注明的工资月份，其中显示于2020年3月3日向原告发放315元实际是原告2019年12月份的工资差额；对保安室交接班记录表也不予确认。被告提交了原告的工资汇总表与考勤详细情况。工资汇总表显示原告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时薪均为12.07元/小时，每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社保补贴、奖金、全勤奖，扣除社保、水电等费用后的实发金额与原告银行明细对账单载明的同期转入工资数额一致，另按上述工资表统计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加班费合共8883.52元。考勤详细情况显示原告2019年1月12日至2020年1月13日的考勤情况，底部注明的出勤时间与被告提交工资表载明的出勤情况一致。上述工资表与考勤详细情况均无原告签名确认，原告对此也不予确认。三、双方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及举证情况。2019年5月7日被告张贴搬迁公告，称因被政府征收，决定将一部分部门搬去番禺区石基镇，另一部分部门搬去中山民众，拟与员工于2019年6月28日终止劳动合同，并签订书面解除协议；所有员工都按照6189元/年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原告签了意向书，表示愿随公司搬迁，并于2019年6月28日与被告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于政府拆迁，被告的厂房面临拆迁，被告已在番禺石碁、中山另租厂房，搬往石碁的员工已定于2019年6月30日搬迁，原告搬迁至中山工作，但由于中山厂房尚未建成，需借用原址厂房使用过渡，故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原告先在被告番禺原址工作至中山厂房建成后再搬迁至中山工作。2.原告同意买断在被告工作的工龄，工龄计算到2019年6月30日止。此后依新入职员工标准与被告或被告指定公司建立新的劳动关系。3.基于以上情况，被告向原告支付3094.5元（该款包括但不限于原告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未足社保的补助及其他因劳动关系解除可能存在的其他费用），该款于2019年11月30日前支付。4.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因本次劳动关系存续、解除而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全部终结，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该协议书加盖被告公章并由原告签名确认。2019年12月2日，原告收到一笔摘要为“买断工龄”的转账款项3094.5元，原告也确认被告向其补偿了买断工龄的经济补偿金3094.5元。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搬迁通知、意向书、协议书、银行短信通知、银行明细对账单等予以证实，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确认。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与原单位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27日终止，原因是被告需要搬厂，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后又陈述其与被告签订协议书后实际未解除劳动关系，其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但主张双方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应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被告则称上述协议书仅买断原告至2019年6月30日前工龄，并不是要解雇原告的意思，原告也表示愿意去中山继续工作。被告确认原告最后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原告又称2020年1月13日被告主管以公司不缺保安为由，要求其马上离开公司，2020年1月15日其与被告主管再次进行交涉，被告最后向其出具了加盖公司公章的离职证明，并办理了离职手续。诉讼中，原告提交了《离职证明函》、《离职确认函》、《离职证明》、录音及文字内容等。原告称录音为与被告行政部经理姚某的电话录音，其中有内容记载“我是保安曹运波，是这样的，我是2019年1月12日来到这里，今天是2020年1月13号了，刚才邓艳她过来了，她对我说，要我干到17号就不用干了，公司就不需要我干了，是不是有这回事？”，“她这样说了啊？”，“是啊！”，“她这样说了就是有这回事啦”，“应该有这回事是吧？”；“17号后就不要我过去了是吧？”，“邓艳是怎么说的嘛？”，“邓艳说的是不是要我17就不用过去了啊，有这回事就可以了啊，我就是问一下，我就是不相信她，我就相信你，是不是有这回事”，“这个怎么说呢，暂时吧，暂时吧，到时候如果开工的话，再回来就行了。”，“要现作决定啊，不暂时，17号后，要我做，我就过去，不要我做，我就回老家了，我跟你说清楚啦”，“你的事情我也不好说”，“怎么不好说呢，17号是有这回事，不要我过去了，我还过去干什么呢？”，“好，那行吧，那行吧，我会安排。”《离职证明函》载明原告离职日期2020-1-11，无原告签名；《离职确认函》载明原告到职日期2019-1-12，离职日期2020-1-14，注明：1.公司搬迁，已经和员工协商好离职，员工本人也同意。2.该员工已办理好相关离职手续，工资及加班费同在职员工一起发放，该员工与我司再无劳动合同关系及任何法律争议，员工确认签字处由原告签名。《离职证明》载明“公司因为搬迁，不需要保安此工作岗位，故与该员工曹运波解除劳动合同该员工已办理好相关离职手续，12月及1月份工资同所有在职人员一起发”，证明加盖被告公章，落款日期为2020年1月15日。原告称第一份《离职证明函》载明的离职日期有误，被告开具了第二份《离职确认函》，其签完名后才发现离职证明改为离职确认函，对其中说明内容也不同意，故要求被告重新开具《离职证明》。原告主张第一份《离职证明函》与第二份《离职确认函》已失效，被告出具的第三份《离职证明》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录音及文字资料不予确认，称其中无涉及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的内容；对《离职证明函》不予确认，对《离职确认函》与《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称原告离职时双方经已协商一致，因原告需办理失业保险才出具该份离职证明，并提交了录音光盘拟证明其上述主张。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录音光盘不予认可，称其中被告多次提到为原告补领失业保险金，原告并未对此回应，被告所称开具离职证明时与原告协商不符合事实。四、劳动仲裁的情况：2020年1月16日，原告向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与本案诉讼请求基本一致的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20〕146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被告对仲裁裁决无异议。五、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判决被告支付2019年1月12日至2020年1月14日期间应得工资差额12653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128元、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4384元、补偿失业金损失费1890元，并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六、另查明：庭审中，原告称其诉讼请求主张的工资差额为该期间休息日与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并主张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64元。另，被告对原告请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表示无异议。裁判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审理中，被告对原告请求确认双方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也无异议，本院一并予以确认。关于加班费问题。原告称其在职期间每天上班8小时，全年无休，被告未足额支付其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费。诉讼中，原告提交了交接班记录表，表中记录原告每日均有出勤。被告确认原告存在加班的事实，并提交了考勤表与工资表，认为已足额支付原告加班费，但其提交的考勤表未经原告签名确认，也与原告提交的交接班记录表并不一致。被告虽对原告提交的加班记录表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反驳，且庭审中，被告确认在2019年5月之前公司保安员没有考勤，需根据排班表上班，也未提供相应的排班表予以证实其主张的原告出勤情况，对此负举证责任，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考勤表不予采纳。另，被告称公司设置的保安岗需24小时安排人员值班，岗位实行三班倒，每班8小时，一班有1-2名保安，也与原告陈述的上班时间基本吻合，结合被告确认的其公司保安员人数，及考虑原告的上班岗位需24小时安排人员在岗以保障厂房安全的工作特性，原告所称其在职期间全年无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且有其提交的交接班记录表予以佐证，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加班时间予以采信。关于加班费差额。按照原告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及主张的加班时间，核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加班费差额不低于原告主张的金额，原告自行处分民事权利，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加班费差额12653元。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原告称被告因需搬迁厂房，张贴公告拟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主张与被告于2019年6月27日经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但诉讼中，原告未对此予以举证，且庭审中，原告确认其与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签订协议书后实际并未离职，其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而原告也未提供证明其离职后又重新入职被告公司的证据。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其中约定了原告的工龄计算、工作年限经济补偿，并明确了原告在被告原址工作至被告厂房建成后再搬迁至中山工作等事宜，并未涉及关于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被告也确认其与原告签订涉案协议书后双方并未解除劳动关系，该协议书仅约定买断原告至2019年6月30日前工龄，并不是要解雇原告的意思，原告也表示愿意去中山继续工作。故综合上述情况，原告所称其于2019年6月27日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缺乏充足的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双方签订协议书后，原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至2020年1月14日。原告称同年1月13日，被告主管以公司不缺保安为由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提交了与被告工作人员的录音资料，但该录音内容中原告提到被告主管解雇其本人的情况，对方对该情况提出疑问，并称“你的事情我也不好说”，而原告也未提供证明被告主管明确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被告对此也不予确认，负举证责任，故本院对原告所称被告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庭审中，原、被告均提供了经原告签名的《离职确认函》，其中载明原告离职日期2020年1月14日，并注明“公司搬迁，已与员工（原告）协商离职，员工本人也同意”等内容。原告对确认函中注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也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反驳，该确认函对原告具有约束力。另，被告也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其出具《离职证明》系因配合原告办理失业保险金，其中记载的内容并非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真正原因。故综合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况，本院对《离职确认函》载明的原告离职情况予以采信，视为由被告提出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关于原告离职前月平均工资标准，按原告工资表及银行转账记录载明的工资数额，结合前述原告同期加班工资差额，统计原告离职前的平均工资数额不低于其主张的标准，本院对此予以采纳。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买断原告至2019年6月30日前的工龄补偿3094.5元，被告也依约向原告支付了该笔补偿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计算上述经济补偿金的工作年限应自2019年7月1日起计算至离职日期2020年1月14日，核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为4064×1=4064元。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问题。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双方已签订期限为2020年1月2日至2021年1月11日的劳动合同。原告签订工龄买断协议后并未离职，原告也不存在重新入职的情况，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失业保险金损失问题。本案中，被告并未依法为原告缴纳失业保险，被告主张的通过其他企业仅为原告缴纳了部分期间的失业保险，缴费期间不满一年，致使原告实际无法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失业保险金2100×80%=168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并参照《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及第十九条等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曹运波与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曹运波支付加班费差额12653元；三、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曹运波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64元；四、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曹运波支付失业保险金1680元；五、驳回原告曹运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广州戴利服装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晓庚人民陪审员  王小敏人民陪审员  谢海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林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