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4民初5243号原告：严彬，男，198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威钧，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一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之光，男，197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张宪利，男，1978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原告严彬与被告杨之光、张宪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严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威钧，被告杨之光、张宪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严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杨之光、张宪利连带返还严彬22万元并赔偿损失5万元，共计27万元；2、杨之光、张宪利连带支付严彬违约金（以2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千分之五为标准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5万元）；3、杨之光、张宪利连带赔偿严彬因支付律师费而遭受的损失3万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5日，严彬与北京青年乐游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年乐游公司）原股东张宪利签订《转让协议》，杨之光也在协议上签字，约定严彬受让青年乐游公司股权。按照约定，严彬于当日向杨之光转账7万元，于2018年4月13日向杨之光转账20万元。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双方商定，由张宪利协助严彬前往北京市旅游委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变更事宜，但之后张宪利与杨之光一直推诿，后二人称《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无法变更，建议把现公司注销，保证帮助严彬注册成立新公司并取得特许资质。后严彬于2019年4月注销青年乐游公司。2019年7月底，严彬得知张宪利私自以青年乐游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并因一次违规被刑事立案，两次被行政处罚，最终导致青年乐游公司的特许资质无法变更，2019年10月17日，严彬、杨之光、张宪利签订《协议书》，约定还款时间及违约条款，张宪利作为保证人保证本协议的顺利履行，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杨之光于2019年12月16日偿还5万元，剩余款项并未偿还。被告杨之光答辩称：同意支付严彬22万元，目前青年乐游公司还有23万余元保证金在中信银行未退还，因公司已经注销，现正在申请退还保证金，希望严彬予以配合。对于严彬主张的损失5万元、律师费3万元不同意支付，严彬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应当予以调整。被告张宪利答辩称：不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当时提供担保是因为中信银行尚未退还保证金。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5日，甲方张宪利与乙方严彬签订《转让协议》，协议载明，甲方系青年乐游公司法定代表人；协议约定，甲方把青年乐游公司转让给严彬，自2018年3月16日之前所有债权债务由张宪利负责，与乙方无关，包括银行质保金2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严彬，严彬一次性支付张宪利转让费7万元、质保金20万元。杨之光作为见证人在《转让协议》中签字。协议签订后，严彬向杨之光转账支付27万元。2019年10月17日，甲方严彬与乙方杨之光签订《协议书》，协议载明，杨之光系青年乐游公司实际控制人，且在《转让协议》见证人处签字，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27万元，虽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但始终未能在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变更相应信息，在此期间，乙方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并因为违规行为被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给予罚款和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也就丧失了各方签订《转让协议》的初衷和目的，后应乙方要求，甲方对公司做了注销登记。协议约定，本协议签订30日内，乙方返还甲方27万元，并赔偿甲方损失5万元；乙方未能按时支付上述款项的，每逾期一日按千分之五赔偿利息，直至履行完毕为止。《协议书》落款处，张宪利在保证人处签字。为提起本案之诉，严彬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书》，并实际支付代理费3万元。开庭审理过程中，杨之光与张宪利表示庭后尽快联系中信银行办理质保金退还事宜，严彬表示积极予以配合。庭审结束后两个月的时间，杨之光与张宪利仍表示未能办理退还质保金事宜。本院认为，严彬、杨之光、张宪利签订的《转让协议》及《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的其他情形，应予认定合同有效。根据各方在《协议书》中的约定，应当理解为各方一致同意解除《转让协议》，由杨之光返还严彬已支付的27万元，并赔偿严彬损失5万元。现杨之光仅退还5万元，未按约定履行全部还款义务，构成违约，严彬有权要求杨之光支付剩余2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协议书》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未付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杨之光主张该计算标准过高，应当予以调整。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为欠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五，相当于年化利率182.5%，且除代理费3万元外，严彬并未对其所受的实际损失予以合理说明，故本院认定应当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进行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本案中，杨之光的欠款义务来源于《转让协议》的解除，通过双方的协议可以看出，《转让协议》的解除，过错在于杨之光一方，杨之光在明确承诺还款期限后，仍不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较重的违约责任。综上，本院认定杨之光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需要说明的是，代理费3万元系严彬遭受的实际损失的一部分，本院在认定违约金计算标准时，已经将代理费3万元考量在内，因此对于严彬要求杨之光支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再支持。张宪利在《协议书》保证人处签字，应当对杨之光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张宪利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杨之光追偿。对于本案收取的案件受理费，虽然本院对于严彬主张的违约金依法进行了调整，但在杨之光、张宪利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严彬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主张权利是其合理选择，故相对应的案件受理费亦应当由违约方负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杨之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严彬27万元；二、杨之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严彬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7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三、张宪利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杨之光应承担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宪利在履行清偿义务后，有权向杨之光追偿；四、驳回严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由杨之光、张宪利连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筠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邢梓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