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豫0902行初44号原告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胜利新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1090057245127XA。法定代表人李冰，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卢开功，男，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濮阳市华龙区中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濮阳市民政局，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开州路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900005627777E。法定代表人冯勇，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陈修斌，该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委托代理人陈睿智，男，198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朱濮阳市华龙区。该局养老服务科科员。委托代理人孙贯玲，河南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便民中心）诉被告濮阳市民政局（以下简称民政局）行政协议一案，于2020年7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便民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卢开功，被告民政局的出庭负责人陈修斌，委托代理人陈睿智、孙贯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便民中心诉称，2011年6月1日，被告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6号）“发展养老服务业要按照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就濮阳市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有关业务的推广和运营管理委托原告实施，被告与原告签订了《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授权委托书》。委托期限自委托书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被告授权委托原告使用12××9民政服务热线号码和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平台，把好服务机构加盟准入关，加强对加盟机构的监督管理等。负责平台内的相关数据管理维护和使用权设置，被告每年给付原告运营补贴。委托书签订后，原告按约开展工作。2011年12月21日（冬至），省民政厅、市政府、市民政局及各县区民政局局长和老龄办主任等领导参加，在濮阳市华龙区胜利新村家属区举行了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和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开通揭牌仪式。后由于被告没有支付补贴，使热线没人守护，濮阳早报2012年3月14日以《刚露脸又“潜水”养老热线12××9为何迟迟不见开通》为题目进行了报道。2013年7月9日，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正式开通试运行。2013年、2014年，被告连续两年每年给付原告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运行补贴30万元。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经原告多次申请补贴，2018年5月25日，被告仅仅支付补贴10万元，四年剩余110万元没有给付，造成原告经营困难，靠借款维持运营。2018年9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以前补贴共计110万元。后被告答应给付补贴，并让原告撤诉。2018年11月13日，原告撤回起诉，承担案件受理费7,35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未兑付承诺。现要求判令被告按约支付原告2015年-2019年期间拖欠的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平台运营补贴费140万元（每年30万元，扣除被告已付10万元），赔偿损失7,350元，共计1,407,35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便民中心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证明原告及法定代表人身份。第二组1、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章程。证明原告的宗旨是以民政系统热线电话（1****）服务和网络求助服务平台，向全市居民提供无偿信息服务和便民、惠民的便捷服务。第三组1、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授权委托书。2、濮阳市民政局濮民文【2013】28号文件。3、濮阳市民政局关于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所需经费的请示。濮民【2013】72号文件。4、濮阳市民政局向中国移动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濮阳分公司出具的濮阳市民政局关于开通12××9便民服务热线有关事宜的函（濮民函【2013】4号）。5、2013、2014年收款收据、转款凭证。6、濮阳市民政局（2012）第41号文件。证明2011年6月1日，被告委托原告承担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有关业务推广和运营管理工作。委托期限到2021年5月31日止，被告应每年给予原告补贴。被告制订了实施方案，被告向移动公司的函中称其向原告平台每年支30万元补贴。被告已实际按每年30万元支付原告2013、2014年补贴。第四组中原银行电子回单、收据。证明2018年被告转给原告10万元的补贴，原告收到后已转给案外人。第五组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8）豫0902民初1051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2018年起诉被告，被告承诺付款后原告撤回起诉，原告承担诉讼费7,350元。第六组1、濮便民（2015）2号关于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所需项目补助的请示。2、濮便民（2016）2号关于12××9热线平台给予运营补贴的申请。3、濮便民（2016）6号关于12××9热线平台给予运营补贴的申请。4、濮便民（2018）6号关于12××9养老服务热线运行有关问题的报告。5、濮便民（2018）8号关为12××9落实政府购买服务的报告。6、濮便民（2018）9号关于12××9民政服务热线网络平台有关问题的报告。7、濮便民（2019）2号关于为12××9热线平台落实运营补贴的报告。8、濮便民（2019）4号关于为12××9热线平台给予运营补贴的请示。9、濮便民（2019）5号关于12××9民政服务热线网络平台有关问题的报告。10、濮便民（2019）6号关于为12××9热线平台给予运营补贴的申请。证明原告便民中心自2015至2019年曾多次申请被告民政局下发运营补贴。第七组濮阳市人民政府濮政（2015）74号文件。证明市政府同意对“12××9”平台给予运营补贴。第八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起诉被告后，被告同意支付运营补贴后，原告才撤回起诉。被告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证明目的有异议。登记证书的业务范围显示，原告可进行房屋租赁、婚介、家政、救援、康复护理等业务范围，原告受托对12××9服务，并不是其业务的唯一来源，该证书显示民政局是其业务主管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履行的是监督管理职责，但并无出资义务。对第二组证据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章程规定的开办资金是自然人出资，章程第21条规定单位经费来源是开办资金、政府补贴、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的收入、利息、捐赠、其他合法收入。说明原告的经营经费有多渠道取得，而不是全靠政府补贴。对第三组证据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1）该委托书不是民事服务合同，是根据相关法律、规章授权的一种行为。（2）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并未开展或者完全开展授权委托事项的内容。（3）委托书中的约定所谓的补贴的前提是受托方应完成受托事项的内容为前提，且该条款并未约定具体的数额及支付日期。另外根据授权书的内容，便民中心可与其他业务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对于平台进行运营，但便民中心也未完成该项内容。授权委托书签订时间是2011年6月1日，原告根据2015年5月1日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依据不足。被告对该组证据2、3、4、5、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以此文件作为原告主张民政局支付营运补贴的依据。被告对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第三组证据意见。被告对第五组证据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原告起诉后又撤诉的事实，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的依据。被告对第六组证据十份申请书有异议，属于原告单方提出支付补贴的陈述，不属于证据。（1）政府文件是在授权委托之后，该文件对之前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2）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证人陈述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从证言表述的内容看，民政局只是说有救助资金，但未明确同意给付原告的事实，原告撤诉是其自身对诉权的处置。被告对第七组证据无异议，该文件说的是对于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养老信息服务平台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者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专项补贴或者运营补贴，只是倡导性文件，财政局并没有对12××9项目设立专项基金，省厅也没有对该项目设立专项项目资金，被告只是代发机构，没有自有资金承担该费用，原告不能以此证据作为主张支付补贴的依据。对第八组证据证人证言有异议，没有证人的身份信息，证人也未出庭，对陈述内容不认可。被告民政局辩称，授权委托书约定被告授权委托原告为老年人建立养老档案，针对入网老年人提供紧急救援、日常照顾等服务，且原告提供以上服务需征得老年人同意，不能搞强制性服务，在业务和推广过程中，原告应与政府制定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服从和服务于濮阳市居家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大局的事项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原告在经营范围内自主经营。被告曾依据相关政策支付了运营补贴，并不是履行授权委托书的约定。原告只有履行授权委托书约定的义务，或者相关部门有补贴奖金时，才有可能获得政府的运营补贴，该补贴具有政策性，而非授权书所能确定。原告依据《授权委托书》主张运营补贴，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便民中心的章程规定，原告系由自然人出资设立，其在经营期间取得合法财产，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即原告应当自行出资，开展章程规定范围内的业务活动，被告是原告的登记管理机关，同时也是业务主管单位，只对原告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并无法定的出资义务。便民中心提供的其章程第21条规定，本单位经费来源开办资金作为首要来源，业务收入、利息、捐赠、其他合法收入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由此可见，政府资助只是运营经费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唯一渠道或者必须渠道。原告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开办企业时要求有独立财产和经营场所。经营期间，原告自主确定经营方式、服务标准及内部事务的管理，运营期间所产生的人员工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燃气费、环保、通讯费等运营设备维护一切费用由其自行负责和承担，自负盈亏。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法定给付义务。原告要求每年支付30万元运营补贴无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民政局提交了一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便民中心《关于省厅拨付12××9建设项目奖金的请求》（两份）、收款收据、财政资金支付凭证；证明2013年度拨付给原告的款项是省财政厅、省财政局的行为，市民政局是代发单位。证据二、2014年豫财社（2014）30号《关于下达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有关项目的通知》、《公益金资助项目分配表》、濮财指（2014）153号文件、财政资金支付凭证、收据。证明2014年度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对于濮阳市养老服务项目的拨款情况，款项的发放主体是省民政厅、财政厅，市民政局只是代发主体。证据三、2015年3月17日合作协议一份证明1．原告利用平台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并收取费用的事实，原告运营过程中有其他收入来源。2．双方合作期间，由河南好爱家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自担风险。合作期限自2015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根据该约定，原告并无实际成本投入，而是由第三方公司独立运营。原告据此主张补贴涉嫌套取国有资金。证据四、原告的部分收入证明。1?2014年10月9日收据证明原告收取刘平伟12××9平台20**年4月至9月服务费75,600元；2?经营收入明细账一份证明原告收取好爱家公司服务费50,150元的事实；3?科技局每年支付费用10万元的凭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连续两年支付原告补贴款，有事实依据和政策依据。依据合同的相对性，被告应支付给原告补贴款。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合作协议到2016年4月份就已停止，被告每年应补贴原告30万元外，并不影响原告还有其他合法收入。原告与其他公司的合作也是为了便民、利民和惠民，与被告委托原告的内容相一致，不存在套取国家资金。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的收入合法、合理。原告合理合法的收入并不能代替被告向原告应支付的补贴款，不能免除被告每年应支付原告30万元补贴的义务。庭后，在本院主持调解过程中，原告同意调解，被告不同意调解，原告又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2015年至2019年财务收入、支出明细表。证明被告民政局没有按授权委托协议履行义务，被告民政局仅在2018年5月支付运营补贴10万元，没有支付其他年份运营补贴。濮阳市科学技术协会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每年给予科技110服务热线运营补贴20万元，濮阳市社保局为平台安置的公益性岗位补贴343,373.92元、2015年3月17日至2016年4月与河南好爱家居民服务有限公司合作收取平台服务费两笔共计70,150元，没有其他收入的事实。原告的收入支出每年都有审计报告，被告作为主管部门，原告每年向其提交审计报告。被告民政局对该收入、支出明细表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表格系原告自行制作的，未附相关入帐凭证、银行转账凭证，自行制作的表格不具有证明效力。对于原告主张的每年运营补贴，是财政专项补贴，上级机关拨付民政局，民政局均按计划支付原告，不存在不履行义务的事实。证据二、科技110服务热线网络平台授权委托书：证明濮阳市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便民中心开通运营濮阳市科技110服务热线呼叫网络，濮阳市科协按照委托书约定，每年支付服务费20万元的事实。被告民政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也证明原告有其他收入项目。证据三、便民中心民事起诉状，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902民初2575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原告为主张被告支付2015年至2019年的12××9运营补贴140万元，曾以民事诉讼至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20）豫0902民初2575号民事裁定“以2011年6月1日，原、被告就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约定事项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被驳回。证据四、民事上诉状，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9民终1265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证明濮阳市民政局与便民中心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是被告为实现公共利益和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内签订，该委托书具有行政授权和行政管理权利义务的内容，性质属于行政授权委托，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被告民政局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法律文书只能证明原告起诉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不能证明双方纠纷必然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证据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证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生效法律文书以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被告明确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行政协议，原告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民政局质证认为是司法解释，不属于证据。证据六、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民政厅文件豫财社［2017］138号，关于印发河南省民政厅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根据财政部对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实行分级管理，分部门编制的要求，河南省财政厅、民政厅编制了《河南省民政厅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豫财综［2014］140号，不再适用于河南省民政厅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民政厅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三级目录一栏的首项是“养老信息呼叫服务”。证明1、12××9居家养老呼叫信息服务平台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2、在2014年前，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单位所需资金由濮阳市民政局向省民政厅申请拨付。2015年起，财政部对拨付款方式进行改革，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民政厅改变了往年以市民政局上报的项目拨款，改变为集中打包式下拨给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并对需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拨款。3、2013年、2014年两年，濮阳市民政局分别给原告的30万元，是民政局按12××9居家养老呼叫信息服务项目呈报，省民政厅按呈报的项目下拨到民政局，由民政局再下拨到便民中心。濮阳市民政局是项目呈报、发放款项的主体。4、财政体制改革后，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将下拨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按照目录，由省民政厅直接下拨给濮阳市民政局，12××9居家养老呼叫信息平台的项目资金在省民政厅每年下拨的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之内，市民政局没按“养老信息化服务”的项目向原告付款。被告民政局对该份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民政局对该项目的有关拨款已全部转付给原告，原告主张被告每年应固定支付30万元无法律依据。证据七、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文）规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老年人幸福院、12××9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专项补助和运营补贴。证明2015年市政府文件明确对“12××9”居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给予专项补助和运营补贴。而市民政局不遵守市政府规定和与原告鉴定的委托协议约定的每年“给予运营补贴”，自2015年起，不给平台补助和运营补贴。被告民政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只是倡导性规定，对原、被告不具有约束力，且无补贴数额的规定，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运营补贴的证据。证据八、尹记钦与好爱家合作协议签订、终止的证明：证明2015年3月17日，尹记钦代表便民中心与河南好爱家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履行中一方没能落实协议条款，于2016年4月双方协商终止，同年9月底，对方彻底搬迁完毕。合作期间，便民中心收取了协议约定的服务费70,150元，以转账凭证为证，没有收取其他费用，没有签订终止原合作协议文书。被告民政局对该证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日，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被委托方）与濮阳市民政局（委托方）签订了一份《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为，一、委托便民中心承担濮阳市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有关的业务推广和运营管理工作。1、授权使用12××9服务热线号码和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把好服务机构加盟的准入关，加强对加盟机构督管理。为全市办理入网服务的老年人群建立养老档案，并针对入网老年人提供有力保障的紧急救援、日常照顾、家政服务、休闲娛乐、法律咨询、精神慰藉等日常生活类转接服务，构建全市统一的“安全、便捷、周到”24小时服务网络。2、负责12××9平台内的相关数据管理维护和使用权限设置，每年给子运营补贴，保障平台正常运转以及相关数据安全。3、被授权方可以依据河南省民政厅和河南省移动公司之间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的有关条款，与濮阳市移动、联通、电信等通信运营商沟通落实河南省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的建设及使用、老人智能救助终端推广等相关事项，签订项目操作层面的合作协议。委托期限自委托书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二、被委托方应遵守的原则。被委托方应坚持公益化和普惠型相结合的运营原则，采取“无偿、低偿、有偿”的服务方式，为濮阳市内老年群体提供智能化、信息化“一键通”呼叫服务，有效推动濮阳市12××9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三、授权委托的具体要求。1、被委托方对所开展的服务项目独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遂守国家法律及政策法规，不做任何损害老年群体权益的事情，并主动接受委托方的监督和指导。2、被委托方要在老人自愿的前提下提供服务，不得搞强制服务，不得在服务过程中向老人推销任何商品（含药品、保健品、器械等），不得开展与养老服务无关的业务。3、在业务推广和服务过程中，被委托方应与政府制定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服从和服务于濮阳市居家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大局。4、被委托方应组建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落实相关经营场地，科学合理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老人的需求为宗旨，确保呼叫网络24小时畅通。通过有效开展呼叫服务，推动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建设，努力将12××9热线建设成“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5、根据省民政厅和省移动公司之间的战略协议，主动与各县区民政部门及移动、联通、电信等通信运营商沟通配合，积极推进老年呼叫服务终端的推广和当地服务体系建设。6、积极帮助弱势老年群体及残疾老人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在政策和经费允许的条件下，在终端、服务费减免和用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履行社会责任。7、被委托方应积极推进居家养老呼叫服务内容的后继项目开发及拓展工作，根据工作需求，适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创新信息化服务方式、丰富居家养老服务内容。8、被委托方应严格保护老年人隐私及平台数据安全，未经用户授权不得将老人的数据用于商业用途，不得将老人数据信息提供给第三方。违约责任。1、被委托方违反本委托书中的第二条“被委托方应遵守的原则”、第三条“授权委托的具体要求”当中的任何一款，视违约情况严重程度，委托方有权要求被委托方向社会公开道歉，退回非法所得收入，消除不良影响。如违约情况特别严重，委托方有权取消被委托方的业务推广和经营资格，终止授权委托，并收回平台设备。2、被委托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从事违法活动。如出现违法行为或者给委托方造成财产和名誉损失事件，委托方可随时终止委托。原告称2011年12月21日，省民政厅、市政府、市民政局及各县区民政局局长和老龄办主任等领导参加，在濮阳市华龙区胜利新村家属区举行了便民中心和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开通揭牌仪式。后由于被告没有补贴，使热线没人守护，2012年3月14日，濮阳早报以《刚露脸又“潜水”养老热线12××9为何迟迟不见开通》为题目进行了报道。2013年7月9日，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正式开通试运行。2013年5月10日，被告民政局向原告便民中心支付建设项目资金10万元，2013年7月22日，被告民政局又支付建设项目资金20万元。2014年11月13日分别支付原告便民中心10万元和20万元，经原告多次申请，2018年5月30日，被告民政局支付原告便民中心10万元，余款未付。后原告多次书面申请，并提出改进建议，但均无果。2018年9月，原告便民中心起诉要求被告民政局支付2018年及以前补贴共计110万元。2018年11月13日，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作出（2018）豫0902民初1051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并由便民中心承担案件受理费7,350元。后原告又提起诉讼，本院作出（2020）豫0902民初2575号民事裁定书，以便民中心起诉不属于民事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便民中心的起诉，便民中心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6月16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09民终1265号民事裁定书，以《濮阳市12××9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授权委托书》是民政局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响应《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6号）要求，与便民中心签订的具有行政授权及行政管理权利义务内容的委托书，其性质应为行政授权委托，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的范围，驳回便民中心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另查明，2013年4月2日，濮阳市民政局下发濮民文【2013】28号文件。明确濮阳市民政局委托便民中心承担濮阳市居家养老呼叫服务网络平台有关的业务推广和运营管理工作。12××9是全国统一的民政服务热线。该平台通过整合政府、社会和企业资源，采取无偿提供中介服务与服务企业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模式，全天24小时为社区老年人和城乡居民提供信息咨询和服务。随着加盟企业、个人或志愿者的加入，该平台将逐步扩展服务项目，成为老年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服务大超市”，开通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是政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而推出的又一项实事工程。拨打12××9信息即刻传递到服务热线平台，平台坐席人员根据求助需求快速指令援助方，为求助人及时排忧解难，使遭遇紧急情况的人获得及时救助，使工作繁忙的人“足不出户”轻松解决繁琐家务，是一条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功能多样化、服务系统配套齐全、提高我市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2013年5月6日，濮阳市民政局向中国移动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濮阳分公司出具了《濮阳市民政局关于开通12××9便民服务热线有关事宜的函》（濮民函【2013】4号）中显示，在政府每年向热线平台给予30万元的基础上，请贵公司为公益热线的正常运营给爱心资助。2015年11月6日，濮阳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74号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中明确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农村老年人幸福院，12××9居家养老服务平台，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专项补助和运营补贴。又查明，2015年3月17日，便民中心（甲方）与河南好爱家居民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约定为乙方在社区开展（除医疗之外）的各项便民服务提供支持，河南好爱家居民服务有限公司制定开展的便民利民项目，自行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自担风险。甲方不干预乙方的正常工作，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乙方每年向甲方缴纳综合协调服务费5万元（包括办公物品折旧，和水电暖、省平台的运行维护费等费用），合同签订二日内付2万元，半年内付清余款，合作期限自2015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后原告收取好爱家服务费50,150元。2016年3月收到好爱家20,000元。2016年4月，便民中心与河南好爱家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解除合同。2014年10月9日，原告收取刘平伟2014年4月至10月12××9平台服务费75,600元；濮阳市科学技术协会每年支付服务费20万元。本案经征求原、被告意见，原告同意调解，被告不同意调解。本院认为，一、原告便民中心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合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生效法律文书以涉案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为由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当事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0902民初2575号民事裁定书，2020年6月16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09民终1265号民事裁定书，以原、被告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是民政局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响应《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6号）要求，与便民中心签订的具有行政授权及行政管理权利义务内容的委托书，其性质应为行政授权委托为由驳回了便民中心的民事起诉。现便民中心又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应予受理。二、原告便民中心要求民政局按约支付补贴是否应当支持。本案委托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有效。合同成立生效后，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协议约定便民中心负责平台内的相关数据管理维护和使用权设置，民政局每年付给便民中心运营补贴，保障平台正常运转以及相关数据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中虽没有约定每年的补贴数额，但在协议的履行中，2013年5月6日，濮阳市民政局向中国移动集团河南有限公司濮阳分公司出具的《濮阳市民政局关于开通12××9便民服务热线有关事宜的函》（濮民函【2013】4号）中显示，政府每年向热线平台给予30万元。实际上民政局也已按每年30万元向原告支付了2013年、2014年的补贴费用。故原告便民中心要求被告民政局每年按30万元支付费用的请求应予以支持。三、原告便民中心请求的数额应否支持。原告诉称，2011年12月21日，省民政厅、市政府、市民政局及各县区民政局局长和老龄办主任等领导参加，在濮阳市华龙区胜利新村家属区举行了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和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开通揭牌仪式。后由于被告民政局没有支付补贴，没有正常运行。2013年7月9日，12××9居家养老服务热线正式开通试运行。便民中心请求的补贴应自2013年7月起计算，因民政局已支付2013年、2014年补贴，又由于2015年是他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便民中心自己没有经营，且有收入，便民中心不应主张该年补贴。被告民政局应支付便民中心2016年4月至2019年12月补贴，每年30万元，共计110万元，扣除被告民政局2018年支付的10万元，余款100万元，被告民政局应予支付。综上，本院遵循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从保护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以及督促政府遵守诚信原则、为社会作诚信表率的角度考虑，原告便民中心依据协议约定，要求被告民政局支付其中100万元补贴费用的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多余部分不予支持。原告便民中心提起民事诉讼后自愿撤回起诉，是对自身诉权处置的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诉讼费用7,35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与原告不存在法定给付义务，其不应支付运营补贴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濮阳市民政局支付原告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100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濮阳市民政局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66元，由濮阳市民政局负担13,800元。原告濮阳市便民社区服务中心负担3,66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武熙春人民陪审员  王 芸人民陪审员  张雅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张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