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68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德瑞，男，196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罗庄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付帅，男，198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罗庄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科先，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泽合，男，1964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罗庄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夫胜，男，196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保存，男，1966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斌，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驻地。法定代表人：张中江，村主任。上诉人高德瑞、高付帅因与被上诉人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及原审被告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村民委员会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20）鲁1311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德瑞、高付帅上诉请求：1.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补偿款来源的举证在一审程序中，为证明案件事实上诉人不仅向法庭提交了（2019）鲁1311民初2616号民事判决书、（2019）鲁13民终8862号民事判决书，而且在举证责任期限内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2019）鲁1311民初2616号案卷（以下用关联案件指代），因此，该案卷中的诉讼材料包括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等，只要与本案相关，均属于上诉人提交的举证。一审在没有说明对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不予采信理由的情况下，直接以“高付帅未能提供补偿款其他的相关证据”进行裁判，属于证据规则错误适用。而据关联案件中的当事人的认可，并根据评估明细表，补偿款是因13号、14号、18号地块被征给予的补偿，而上述地块与2002年3月20日梁庄村委与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签订承包合同承包地块范围并不完全重合。同时，诉争补偿款并非只是对承包土地用益权单一补偿而是对征用土地上的定着物包括房屋及其他构筑物、果树等的补偿。由此一审认定“该补偿款指向的拆迁物最初成因应为梁庄于2002年3月30日梁庄村委与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下简称2002年荒山承包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2002年荒山承包合同主体及承包土地的变更2002年3月20日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与梁庄村委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承包土地的面积为42亩，四至是东邻本村松树林小路，西邻梁庄至兰山的大干路，南邻兰山村土地地界，北邻张忠祥山地，承包期限是20年至2022年3月20日止。2003年2月16日梁庄村委协议，该协议能够证明梁庄村用上述承包土之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顶高德瑞欠款，该次抵销使承包土地范围在之前基础上大大增加。据罗林证字（2104）第5号林权证，至2014年4月份承包土地的面积达146.30亩，此时的林地范围为东至松林南至兰山地西至路，北至高德领地，2002年荒山承包合同土地完全包括其中。2006年3月5日，邵泽合、张保存、吕夫胜、高德瑞签订承包地经营管理方面的协议，是张保存参与邵泽合、吕夫胜承包权的经营，同时结合2007年4月6日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与刘奉滨签订的果园转让协议，以及在关联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张保存、邵泽合证言“将园果已转让给原告（刘奉滨）”，由此可以证明至迟至2007年4月6日以后，三被上诉人并没有对承包土地进行经营。在2006年3月12日吕夫胜、邵泽合签订了退伙协议，该协议中言明“因年度亏损经三人协商同意邵泽合、吕夫胜自愿退股有（由）高德瑞一人承包”。2011年7月5日梁庄村委在向高德瑞收取2011年至2014年承包时出具证明，该证据不仅可以证明梁庄村委对邵泽合、吕夫胜退出承包合同关系知情，更能证明梁庄村委对原承包合同关系变更的认可、同意。至此，原合同主体的变更不仅由邵泽合、吕夫胜的意思表示，而且梁庄村委也表示同意认可，所以原合同关系中的承包经营人变为只有高德瑞一人、原承包土地的面积也进一步扩大。一审认定“上述合同之后，高德瑞及高付帅均未有其他合同对原承包合同予以变更”，明显系事实认定错误。不仅如此，上述地块中包括已经确权登记给高付帅及高德瑞父亲高保华的承包土地。这在（2019）鲁13民终8862号民事判决书有认定。三、被征土地由高德瑞经营，经营人有权取得相应的经营收益，土地被征的补偿款应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无主张取得补偿款的权利基础关联案件中，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裁定书、2017年5月11日梁庄村委出具的证明以及时间为2012年11月6日的编号为11114729林木采代许可证，能够证明高德瑞通过债权抵销、交付承包费方式实际履行交纳承包费义务并经营着涉案承包地，2014年上诉人因在承包地更新种植核桃树并获得罗庄区政府补贴，并且在承包期内上诉人在承包地内自行投资建造建筑物。由此，诚如关联案件中认定的那样“原告（刘奉滨）2007年年底即因犯罪行为被羁押至今，在长达十几年的期间内，均是由高德瑞交纳土地承包费用进行管理”，被上诉人更是早早的因“投入大，没收益”退出承包，被征用承包地直至被征之前，由上诉人实际经营，相应经营收益、征地补偿应归上诉人所有。且勿论前述中的被上诉人尚有退出承包并并由村委认可的意思表示，仅凭被上诉人以“地上果树是原告种植、地上附着设施是原告建设的”作为其请求权的基础，而一审法院以“都只是对承包合同标的物的添附，对标的物的物理添附，并不能当然以改变标的物的权属性”，就已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更不要讲，一审判决立论基础的合同无效后，数十年间被上诉人对你声称的承包地不管不问，全由上诉人投入经营，也属于上诉人在事实抛弃了土地经营权，由此，一审裁判的“添附”论是因事实认定错误从而致使法律适用错误。综上，邵泽合、张保存在关联案件中已出庭作证证明转让了承包地，本案中被上诉人又主张“地上果树是原告种植”明显属于恶意诉讼。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一、本案补偿款系对2002年3月30日被上诉人邵泽合、吕夫胜、上诉人高德瑞与梁庄村委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建筑物、苗木的补偿，原审认定“应认定该补偿款所指向的拆迁物最初成因应为梁庄村委于2002年3月30日与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事实清楚、正确。在原审中，两上诉人未提供其与梁庄村委签订的其他合法有效合同，证明除《荒山承包合同》外，两上诉人另行承包了梁山村委其他荒山或土地，显然补偿款是对《荒山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建筑物、果树进行的补偿。二、原审认定三被上诉人系本案补偿款的合法权利人，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第一、依据2007年4月6日三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刘奉滨签订的《果园转让协议》，三被上诉人已将《荒山承包合同》和2006年三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德瑞签订的《协议书》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刘奉滨，是三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罗庄区法院和临沂中院已作出生效判决，认定《果园转让协议》无效，因此由三被上诉人主张本案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第二、《荒山承包合同》和《协议书》合法有效，亦是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高德瑞的真实意思表示，三被上诉人除与刘奉滨签订《果园转让协议》将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刘奉滨外，并未转让给上诉人高德瑞或第三人，刘奉滨亦未转让给高德瑞，在人民法院已确认三被上诉人转让给刘奉滨的行为无效的情况下，三被上诉人在《荒山承包合同》和《协议书》中的权益仍归三被上诉人所有；第三、两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三被上诉人或刘奉滨已将本案荒山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两被上诉人的合同，其主张被上诉人邵泽合和吕夫胜已“退伙”，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第四、在《协议书》中，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高德瑞内部之间，就双方的承包范围进行了明确分割和说明，原审依据该约定确定三被上诉人的补偿款事实清楚。三、刘奉滨受让果园后，对果园进行了投资，因突然的变故造成其无法直接经营管理果园，无奈委托上诉人高德瑞进行管理，刘奉滨与高德瑞之间系委托关系、代为管理行为，并非是刘奉滨转让给高德瑞，刘奉滨虽因犯罪行为服刑，但其合法权益应当受法律保护，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仍归三被上诉人或刘奉滨所有，因承包果园获得补偿应当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分配。第一、2007年4月6日三上诉人与刘奉滨签订《果园转让协议》后，刘奉滨依据《协议书》的约定对承包果园进行了投资，因刘奉滨系褚墩真西永安村主任且其与高德瑞系共同承包，实际是委托高德瑞在现场负责日常管理，2007年12月18日刘奉滨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后被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6个月，2020年3月17日刑满释放，因上述变故，刘奉滨受让的果园一直由高德瑞代为管理，直至被征收；第二、本案荒山承包地一直由高德瑞管理，是由于三被上诉人已将合同转让给刘奉滨，而刘奉滨因服刑无奈委托给高德瑞代为管理，并非是转让经营权，本案中确认荒山承包经营权和果树权属的依据应当是与梁庄村委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和《协议书》，并非高德瑞实际代为管理便归其所有；第三、刘奉滨自被刑事拘留至刑满释放，从未将《果园转让协议》转让给高德瑞并签订合同，高德瑞亦未向刘奉滨支付任何转让费用，刘奉滨虽被刑事处罚，但其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当予以保护，两被上诉人在刘奉滨服刑期间，趁人之危所实施的各种侵占行为，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和刘奉滨均不予认可。第四、在承包土地上种植何种果树以及中了多少，是一种经营行为，经营权属于谁，种植经营的果树就归谁所有。原审认定“对标的物的物理添附，并不能当然改变标的物的权属性质，即使各自存在损失，也与认定权属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如有纠纷，可另案主张”正确。第一、本案《协议书》约定的经营权属于三被上诉人所有，经营权就包括在承包地上种植何种果树，即使不委托高德瑞代为管理，也要种植果树，果树从树苗成长至盛果期，实际是经营权的收益，属于经营权；第二、因刘奉滨服刑，在11年期间高德瑞无偿经营刘奉滨承包的土地，没有向刘奉滨支付任何利润，这本身是一种丧失诚信、趁人之危的行为，竟然成为两被上诉人认为“在事实拋弃了土地经营权”；第三、刘奉滨委托高德瑞代为管理承包土地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如高德瑞认为其存有损失，可另案主张。第五、依据一审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徐海霞律师对梁庄村委会主任张中江的询问笔录，梁庄村委从未委托孙科先律师作为村委的诉讼代理人，孙科先律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代表村委陈述的意见均不是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明确证明两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5月11日梁庄村委出具的证明明显为虚假证明，系伪证!人民法院应当对两上诉人的上述行为予以处理。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德瑞在刘奉滨服刑期间趁人之危，伪造各种协议和证明，侵占刘奉滨所有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自愿原则，且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刘奉滨作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审理，依法驳回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高付帅申报的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13号、14号、18号地地块上附着物补偿款中的1,074,241.5元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3月30日，梁庄村委与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约定将位于本村山西方向的荒山42亩承包给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经营管理，四至分别是东邻本村松树林小路、西邻梁庄至××路××南邻兰山村山地地界、北邻张忠祥山地，承包期限为20年，自2002年3月30日起至2022年3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每亩60元，承包前二年的承包费免交，承包人于本合同签订之日上交2520元，折抵第三年的承包费，其余承包费应于每年的十一月一日前交清。经双方申请，郯城县公证处于2002年4月16日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2006年，高德瑞、邵泽合、吕夫之（胜）与张保存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梁庄山西桃园42亩归邵泽合、吕夫之（胜）、张保存所有并由三人投资管理，山北石塘及桃园15亩归高德瑞管理使用。山西桃园由邵泽合、吕夫之（胜）、张保存管理，管理日期自2006年3月5日至2009年3月4日，2009年3月5日起归高德瑞管理投资，2010年3月4日继续归邵泽合、吕夫之（胜）、张保存投资管理。山西桃园42亩承包费用由邵泽合、吕夫之（胜）、张保存投资，山北15亩石塘及桃园由高德瑞投资。山北15亩三年后应归邵、吕、张、高四人所有。2007年4月6日，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与刘奉滨签订果园转让协议，约定将梁庄山西果园一处转让给刘奉滨，转让费为20000元，一次付清。2014年4月8日，临沂市罗庄区林业局出具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一份，载明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高德瑞，面积为146.3亩，林地使用期10年，终止日期为2022年12月30日，林地四至为东至松林，南至兰山地，西至路，北至高德领地，主要树种为核桃。同日，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为高德瑞颁发罗林证字（2014）第××5号林权证。2019年4月30日，刘奉滨与高付帅、第三人高德瑞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诉至一审法院，称2006年第三人高德瑞与邵泽合、张保存、吕夫胜三人将自己拥有的果园份额转让给刘奉滨。2018年政府要求复垦果园，政府对果园内的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刘奉滨向政府主张补偿款时，发现高付帅已经以其个人名义进行了申报。如今该款项已经发放至罗庄区××镇××财政所账户。为此要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申报的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13号、14号、18号地地块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中的75万元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签订该转让协议时，转让人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并未取得土地权属登记证书，故该转让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为此，作出（2019）鲁1311民初261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奉滨的诉讼请求。刘奉滨不服判决，上诉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13民终88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9日，刘奉滨不服被告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高德瑞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为高德瑞颁发的林权证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应予撤销。为此，作出（2019）鲁1311行初5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8日为第三人高德瑞颁发的罗林证字（2014）第××5号林权证。查明，2018年因政府进行对涉案果园进行复垦，梁庄村委代表与高付帅签订地上附着物评估明细表，载明13号地块评估价值为6000元，14号地块评估价值为99682元，18号地块评估价值合计为994980元。再查明，吕夫胜曾用名吕夫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对以高付帅名义申报的梁庄村13号、14号、18号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款的数额各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因高付帅未能提供补偿款其他来源的相关证据，因此，应认定该补偿款所指向的拆迁物最初成因应为梁庄村委于2002年3月30日与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因本案涉及确认上述补偿款的权属认定，根据本案诉辩意见，本案的焦点为：一、关于本案补偿款合法权利人的认定。二、关于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标的物的添附行为性质的认定。一、关于本案补偿款合法权利人的认定。补偿款是对所侵占的合法权益的补偿，因此，确认补偿款的归属应分析谁是被侵占权益的合法权利人。因本案涉及数份合同，现分别分析如下：梁庄村委与邵泽合、吕夫胜、高德瑞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2006年，高德瑞、邵泽合、吕夫胜与张保存签订的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应为高德瑞、邵泽合、吕夫胜同意张保存参与经营及四方对承包合同所承包经营的标的物即山西桃园42亩、山北石塘、桃园15亩三部分进行分配经营的约定，该协议亦未违背各方意见表示，也不违反原承包合同约定，应为有效协议。2007年4月6日，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与刘奉滨签订果园转让协议，因违反合同中约定的未经发包方同意不得转租的约定，且生效法律文书已予审理认定，该转让协议应为无效。上述合同之后，高德瑞及高付帅均未有其他合同对原承包合同予以变更。根据上述数份合同效力来看，因刘奉滨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且无其他对原承包合同予以变更，因此，高德瑞、邵泽合、吕夫胜与张保存应为涉案补偿款的合法权利人。二、关于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合同标的物的添附或者管理行为问题。合同无效并不能当然否定合同中当事人相关损失的认定，刘奉滨所签订的无效合同及高德瑞或高付帅对承包标的物的管理，都只是对承包合同标的物的添附，对标的物的物理添附，并不能当然改变标的物的权属性质，即使各自存在损失，也与认定权属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如有纠纷，可另案处理。根据上述分析，高德瑞、邵泽合、吕夫胜与张保存系补偿款的合法权利人，因协议书对所承包范围已作明确约定，应根据协议确定各自的补偿款数额。补偿款中18号地块在2010年后及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归三原告所有，该地块补偿款994,980元应归三原告所有。13号地块赔偿金额为6000元，14号地块赔偿金额99,682元，依据协议，三原告应占有13、14号赔偿款数额的3/4。因本案不存在当事人占有补偿款拒不支付问题，因此，根据本案案情，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高德瑞、邵泽合、吕夫胜负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高付帅申报的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18号地地块上附着物补偿款994,980元归原告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所有；二、被告高付帅申报的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13号地地块上附着物补偿款中4500元归原告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所有；三、被告高付帅申报的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14号地地块上附着物补偿款中74,761.5元归原告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所有。案件受理费14,468元，减半收取7234元，由原告高德瑞、邵泽合、吕夫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德瑞、高付帅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2020年7月9日梁庄村委出具的证明一份，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土地在2002年3月20日承包合同的基础之上有增加，并且在增加的地块上也即诉争的14号地块上，有盖的房屋，该份证据能够证明诉争的补偿款中不仅仅是针对2002年3月20日签订承包合同的地块的征收补偿款，还包括房屋以及之后高德瑞与村委因债权抵消增加土地经营权的补偿款；证据二临沂市罗庄区出褚敦镇财政所记账凭证复印件，时间是2015年12月31日，从该会计凭证中能够看出是高德瑞因涉案土地获得中央造林补贴款28000元，该份证据能够证明至少是在2015年12月31日后涉案土地就由上诉人高德瑞有投资经营；证据三提交征收的规划图，规划图能够说明14号地块属于2002年3月20日承包合同之外的土地，性质上属于上诉人的宅基地。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征收补偿是征收人对被征收人实施的行政行为，梁庄村委不是征收人也不是被征收人，其与征收无关联性，其无权出具关于征收的相关证明。征收土地范围应当以合同为准，证明不能作为征收的依据，该内容也不能直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证据二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依据本案荒山土地承包合同及协议书，经营权应属刘奉滨所有，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属三被上诉人所有，该补助资金如果存有，应当属于刘奉滨或三被上诉人，这明显是两上诉人趁刘奉滨服刑，乘人之危冒领款项应当返还，且不能证明其主张；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荒山承包合同的土地范围属于哪个地块应当以测绘图为准，在征收过程中两上诉人已经核对并且在原审过程中对于补偿款均表示无异议，两上诉人当庭对补偿款的范围和拆迁物提出异议，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已经承认的情况下，二审否认不予支持。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2020年8月27日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徐海霞对梁庄村委法定代表人张中江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录像光盘。1、在本案一审中，梁庄村委未委托孙科先律师作为村委的诉讼代理人，孙科先律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代表村委陈述的意见均不是村委的真实意思表示；2、张中江明确证明两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5月11日梁庄村委出具的证明为虚假证明，系伪证。二、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临刑一终字第18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和安徽省安庆监狱出具的《释放证明书》。证明本案承包土地由高德瑞经营的原因是，因刘奉滨被判刑入狱，自2007年12月18日被刑事拘留，至2020年3月17日释放，一直在服刑，无法正常管理，实际委托高德瑞代为管理，直至被征收；承包土地被征收前，刘奉滨一直在服刑，未向高德瑞转让本案承包土地；刘奉滨自签订《果园转让协议》后至承包土地被征收，没有任何过错，两被上诉人以其名义领取承包土地的补偿款属于趁人之危，违背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自愿原则。高德瑞、高付帅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张中江在一审案件之前，原一审案件的委托手续是张中江在一审开庭之前，张中江在孙科先律师的办公室和高德瑞一起当面签的授权委托书，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授权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做笔迹鉴定；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涉案土地是上诉人经营的没有争议。刘奉滨服刑并不能阻碍其和征收人签订征收合同，正像其在服刑期间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一样，同样在服刑期间也可以签订征收协议。在相关案件中已经查明果园转让协议签订之后转让款并非刘奉滨交付的，而是上诉人高德瑞交付的22000元。一审案件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诉争标的系梁庄村13号、14号、18号地上附着物的拆迁补偿款，而该补偿款系对上述地上房屋、构筑物及附属物的评估折价后的补偿。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在二审中自认，自2007年4月6日与刘奉滨签订果园转让协议后，其已退出诉争承包土地的实际生产经营管理。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自2007年12月18日刘奉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至2018年政府对涉案果园进行复垦，诉争承包地一直由高德瑞实际管理。一审法院判决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取得部分诉争拆迁补偿款系依据2006年本案四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自2006年3月5起各方对诉争承包土地具体投资管理及分配方案。结合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上述自认事实，能够说明该协议签订后各方并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亦于2007年将土地承包权益转让给刘奉滨，2006年签订的协议实际已经发生变更。故一审法院依据2006年协议将诉争补偿款进行分配，与事实不符，依据不足，应予纠正。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权利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诉争补偿款系地上房屋、构筑物及附属物的折价补偿。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未提供证据证明对上述添附物进行投资、建设、管理，其请求人民法院分割补偿款依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高德瑞、高付帅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2020）鲁1311民初20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468元，减半收取7234元，由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468元，由邵泽合、吕夫胜、张保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树东审 判 员 马凤霞审 判 员 邵 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高 同书 记 员 徐丽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