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01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从新，男，1971年10月18日生，汉族，现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岳东，山东肇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凌雪，山东肇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成进，总经理。 上诉人徐从新与被上诉人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利橡胶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211民初18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从新上诉请求：一、撤销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88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股东资格；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股东资格。徐从新因企业改制以职工身份取得安利橡胶公司股东资格，虽然安利橡胶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至今工商登记中徐从新仍是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徐从新在安利橡胶公司改制之初已经缴纳了出资并经验资报告确认，后来增资也经过了验资确认，并记录于注册资本明细，徐从新已完成了出资、增资义务。二、一审法院遗漏关键证据。1、一审时安利橡胶公司主张徐从新20**年已退股并提交了财务记账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及附页-收款凭证收据联和记账联作为关键证据。（1）附页收款凭证收据联和记账联中“付款单位或个人”一栏明确记载“徐从新”、“收款单位或个人”一栏明确记载“安利橡胶公司”、左下角“缴款人签章”处明确记载“徐从新”。付款方向是徐从新付给安利橡胶公司的。怎能得出安利橡胶公司付给徐从新钱的结论？且焦志建自2006年1月16日起已不再担任安利橡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签字时间是在2006年之前还是之后无法判断。（2）收款凭证收据联签有“同意退股”字样并有安利橡胶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焦志建签名，却又没有签字时间。且在2006年1月16日，安利橡胶公司召开股东会，徐从新依然行使了股东权利，股东决议有徐从新签名。徐从新已提交了2006年1月16日股东会决议这一有力证据。2、退一步讲，即使退股属实，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股东资格并无退股一说，安利橡胶公司的章程中也明确规定只能转让。对此，一审法庭解释为，“该解释（退股）符合我国企业当时的注册资本验资、入股、退股等有不规范现象的历史现实，也为安利橡胶公司财务账簿中记载的退徐从新50**元记账联（有徐从新签字）所佐证，应予尊重该段历史现实”。众所周知，我国公司法最早于1993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9年、2004年、2005年多次修订，现行版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3年12月28日发布。安利橡胶公司改制于1998年，此后的设立、变更直到被吊销均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退股应按公司法规定。3、一审法院将安利橡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的单方陈述列入已查明事项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九十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更何况焦志建本人因侵害安利橡胶公司财产权益，证据确凿，被判挪用资金罪。其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该人的单方陈述可信度本已不高，更无其他证据佐证。三、民事审判权不应侵害行政权，民事诉讼及民事裁决不涉及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判断。行政诉讼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唯一途径，除此以外，行政权独立。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应当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一审法院在无确实证据的前提下，即判定安利橡胶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不符合实际，不符合裁判原则。本案实际上跟一审法院（2018）鲁0211民初5716号魏京伟案在出资、增资、验资以及2006年1月16日行使了股东表决权等基本事实节点上完全一致，一审法院却得出相反的判决，违反了同案同判原理。二审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违背了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没有针对徐从新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程序违法。徐从新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而判决却是“确认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挂名)”。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徐从新有法定的证明其出资及增资到位的证据，而且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应当确认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身份。徐从新因1998年企业改制以职工身份取得了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虽然安利橡胶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至今的工商登记中徐从新仍是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徐从新在安利橡胶公司改制之初已经缴纳了出资并经验资报告确认，后来增资也经过了验资确认，并记录于注册资本明细，徐从新已完成了出资、增资义务。出资是股东取得股权的实质要件，当事人主张对公司享有股权或股东资格，需要证明已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准确来说就是发起人股东需要证明在公司设立登记时已依法向公司出资，而不是在公司设立登记20多年后公司不承认发起人股东身份时，股东还能否拿出“当时”“发起人股东在公司设立登记时已依法向公司出资的证明”。作为发起人股东的徐从新早在22年前的1998年，已经依法取得了向公司出资的证明，即是1998年5月8日青岛保税区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青保审事验字（1998）第048号验资报告》及《股东投入资本明细表》，审核确认被申请人已经实收入账包括徐从新在内的49名发起人股东股金出资款475.4万元，被申请人得以据此完成被申请人公司的设立工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具有证明效力”，该验资报告已经证明徐从新出资到位，具备法定证据效力。作为发起人股东的徐从新早在20年前的2000年，已经依法取得了向公司增资的证明，即是2000年1月28日山东润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润德验字（2000）第019号验资报告》以及《股东转增资本明细表》，对包括徐从新在内的49名发起人股东增资是用公司账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由475.4万元增加到570.48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股东增资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依法执行审计业务出具的报告，具有证明效力”，该验资增资报告已经证明徐从新增资到位，具备法定证据效力。1998年安利橡胶公司公司新设成立的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里记载了徐从新作为发起人股东的出资数额，章程尾页股东签名处有徐从新的签名。1997年12月20日，安利橡胶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名处有徐从新的签名2000年1月24日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签名有本案徐从新签名。2000年1月25日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修正章程，股东签名处有徐从新的签名。2000年1月28日山东润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润德验字（2000）第019号验资报告》所附的附件一《股东转增资本明细表》上股东签名处有徐从新的签名。2004年3月10日，安利橡胶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上，股东签名处有徐从新的签名。2004年6月21日，安利橡胶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上，股东签名处有徐从新的签名。2006年1月16日，安利橡胶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免去焦志建董事长职务，选举刘成进为新任董事长，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经营期限延长至2016年，股东签名处有徐从新的签名。2011年11月23日安利橡胶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为公司发起人，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即为原始股东，享有公司股权。根据该法条，前述第④、⑥项案件事实，能够判别出徐从新是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为公司发起人，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即为原始股东，享有公司股权。由于安利橡胶公司只转增过资本一次，且由对包括徐从新在内的49名发起人股东的增资是用公司账面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由475.4万元增加到570.48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股东增资到位，经山东润德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润德验字（2000）第019号验资报告》核验到位。通过查看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得知，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是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的，是没有现金流的，实质上是给股东按持股比例配股。一审判决认定“徐从新于2003年离职安利橡胶公司后未再在安利橡胶公司处工作或行使股东权利等”，与事实不符。至少徐从新在2006年1月16日，安利橡胶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免去焦志建董事长职务，选举刘成进为新任董事长时，徐从新通过在股东签名处签名的方式行使过表决权。徐从新出资后，自1998年至2006年之间均不间断地行使了股东权利，证明了徐从新在这期间通过在工商档案中记载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等相关文件中，股东签名处徐从新用签名的方式行使过股东权利。这些均能反证徐从新股东身份的存在。另，一审判决认定：徐从新在离职“退股”时将该“入股金”收据联交回安利橡胶公司,安利橡胶公司将5000元股金退还徐从新,安利橡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在徐从新交回的收据联上签有“同意退股”字样,安利橡胶公司并以收款凭证记账联(红色字体,有徐从新签字)为徐从新“退股”金冲账,该未经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徐从新从没承认过。徐从新并没有退过股，“入股金”收据联在安利橡胶公司处，是当年（2000年）安利橡胶公司称股权增资时以需要办股权增资验资所用的名义收回的，不光是徐从新收据收回了，大多数都收回了，且2000年的时候安利橡胶公司企业确实进行了股权增资事宜。三、一审判决的错误还在于，法院实际上判决安利橡胶公司成为了安利橡胶公司自己的股东。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徐从新出资已经由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徐从新不再对出资承担举证责任。安利橡胶公司否认徐从新的出资，安利橡胶公司应承担反证责任。安利橡胶公司未提供足够反证的，视为未尽到反证责任，从而确认徐从新的出资到位。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对比该法条，徐从新仅仅是未获取出资证明书，其他几项徐从新均具备，而一审法院否决徐从新的股东资格。五、“魏京伟案”与本案形成“类案”，应适用同案同判的原则，判决徐从新有安利橡胶公司股东资格。六、一审判决行使的民事审判权侵犯了行政权，客观上损害了行政权的权威，最终会损害民众对工商行政登记机关的信赖利益。 被上诉人安利橡胶公司辩称，一、本案系股东和公司之间的股权确认纠纷，因此薛斌应举证证明其出资真实、足额的事实。薛斌至今未提交任何出资证据，仅以其在工商部门登记信息来证明其享有股东权利明显证据不足。二、安利橡胶公司持有股东的出资和回购证据，足以证明薛斌股权已被公司回购，出资款收据已被公司收回，且其不再是真实股东的事实。三、安利橡胶公司成立是由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改制而来，改制时有200多职工，实际股东人数较多，但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股东只能登记50人以下，故很多真实股东在公司成立时并未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东名册中出现，仅由其持有入股款收据证明其是真实股东。安利橡胶公司提交的证据回购收据中也显示还有其他股东未登记在工商部门备案股东名单中，但安利橡胶公司也一并对股权进行了回购，也足以佐证上述登记股东与真实股东不符的事实。四、上诉人称已生效的魏京伟与安利橡胶公司确认股权纠纷一案与本案并不相符，不属于类案。魏京伟是自行持有入股款收据原件并提交法庭，本案中上诉人并没有任何入股款收据，反而由安利橡胶公司持有入股款收据。魏京伟案中安利橡胶公司也未提交回购款收据，而该案中安利橡胶公司也提交了上诉人签字的回购款收据。两个案件的关键证据均不一样，两案根本不属于类案，更不能同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徐从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确认徐从新在安利橡胶公司公司的股东资格；二、本案诉讼费由安利橡胶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1年5月14日，青岛市黄岛区经济计划委员会以青黄经计生字（91）第49号《关于成立“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的批复》，同意农机修理厂与青岛同泰橡胶厂联合组建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是隶属薛家岛镇经委管理的全民集体联营企业；1998年3月10日，国营青岛同泰橡胶厂、薛家岛农机修造厂向薛家岛街道办事处申请将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改制后由职工募股475.4万元作公司注册资本，名称为“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即本案安利橡胶公司；1998年4月2日，薛家岛街道办事处以青黄薛街发【1998】9号文同意了上述申请；1997年12月20日，安利橡胶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出了首届董事、监事、总经理。同日召开董事会，决议聘用焦志建为总经理，选举焦志建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1998年2月19日，安利橡胶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注册资本475.4万元，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七条记载“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股东出资证明一式两联，一联交股东，一联留公司备案”；2000年1月23日，安利橡胶公司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增资至570.48万元，各股东出资比例不变详见转增资本明细表，每位股东均以20%的比例转增资本；2006年1月，安利橡胶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免去焦志建董事长职务，选举刘成进为新任董事长，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经营期限延长至2016年。至此，焦志建自安利橡胶公司成立时历任安利橡胶公司厂长、经理、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至2006年。2011年11月23日安利橡胶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徐从新于2003年离职安利橡胶公司后未再在安利橡胶公司处工作或行使股东权利等。安利橡胶公司庭审时提交了财务记账付款凭证及附页-收款凭证收据联和记账联，该收款凭证收据联记载，徐从新于1997年12月30日交付安利橡胶公司“入股款”5000元，徐从新在该收据上签字确认，安利橡胶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财务章确认。后徐从新在“退股”时将该收据联交回安利橡胶公司，安利橡胶公司将5000元股金退还徐从新，安利橡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在徐从新交回的收据联上签有“同意退股”字样，收款凭证记账联记载（红色字体），时间为2005年6月29日，项目“退股金”，金额5000元，徐从新在该收据上签字确认，安利橡胶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财务章确认。庭审时徐从新陈述是否出过资、出资多少及变更情况时称，徐从新在1998年入股现金5000元，后来公司增加股份到48000元，具体增股时间不清楚。从5000元到48000元徐从新没有缴纳现金或其他折价物。 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如下：徐从新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显示，1998年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徐从新出资3万元，2000年股东转增资本明细表中记载徐从新转增前4万元，转增后4.8万元。安利橡胶公司认为徐从新初始没有出资3万元，而是出资5000元，并且已经在徐从新离开安利橡胶公司时将该5000元股金退还徐从新，徐从新已经不是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综合上述证据，本案基本事实为：徐从新因企业改制以职工身份原始出资5000元取得了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在相关决议等工商登记资料上作为股东之一签字，在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为安利橡胶公司股东之一。安利橡胶公司虽称徐从新已经“退股”，但工商登记资料中现仍记载徐从新为其股东之一。工商登记资料中虽显示1998年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徐从新出资3万元，2000年股东转增资本明细表中记载徐从新转增前4万元，转增后4.8万元。但徐从新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缴纳了工商登记上记载的出资额。 另查明，1、一审法院对安利橡胶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制作了询问笔录，焦志建称，其自安利橡胶公司成立以来至2006年一直为安利橡胶公司的负责人，安利橡胶公司一开始系集体企业，1998年根据形势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政府号召学习淄博经验改制企业，职工自愿入股，一开始有200多人入股，到2000年左右陆续有人“退股”，入股的200多人没有全部在工商登记中登记为股东，安利橡胶公司当时的财务等部门为了方便只记载了49名股东，就是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工商登记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的股东没有入那么多的股金，登记的出资额是为了方便记录，随便写上去的数额，不是每个记载股东的实际出资额，入股的职工交付公司股金后，安利橡胶公司出具股金收据，股金收据上数额和工商登记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的股东出资数额不一致的差额部分是安利橡胶公司出的资，不是个人出资。持有安利橡胶公司收据的就是入股股东和实际交付股金数额，拿不出收据的就不是股东或已经将收据交回安利橡胶公司，安利橡胶公司已经为他们“退股”，安利橡胶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离开公司的职工“退股”。“退股”实际上是安利橡胶公司进行了“回购”，只不过是工商登记上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基于彼时银行对企业注册资本数额的要求，安利橡胶公司也做了一个转增资本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转增资本。2、一审法院审理的魏京伟诉本案安利橡胶公司一案（5716号案件）审理查明中，魏京伟提交安利橡胶公司为魏京伟出具的收款凭证收据联一份等证据，该收据记载，收款项目为“股金”，金额8万元，有魏京伟和本案安利橡胶公司的签字和财务专用章，5716号案件综合证据材料判决确认魏京伟具有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于理论，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简言之即股权所有人。取得股权者即拥有股东资格，失去股权者即失去股东资格。股权的取得有原始取得、继受取得等情形。一个公司的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而是一个证权程序，工商登记材料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公司现实运作中可能存在一个公司注册资本实际构成与该公司注册登记中的公司章程记载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尽管公司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直接证据之一，善意第三人可依其公示效力向记载于章程的股东主张按照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而在公司内部的股东资格确认中，则应结合其他证据判断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证明力。如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该章程关于股东和股份的记载不真实（即反证能够证明本证不真实或动摇本证的真实性），该章程记载则不能作为提出确认股东资格当事人所主张之基础事实的证据。故在出现出资纠纷时，股东资格的确定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材料为准，应优先根据股东的实质特征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案徐从新未能举证证明其继受或以其他形式获得安利橡胶公司股权，则徐从新应提交证据证明其出资或认缴出资多少。本案安利橡胶公司公司章程记载本案徐从新系安利橡胶公司股东，但安利橡胶公司公司章程第七条记载“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股东出资证明一式两联，一联交股东，一联留公司备案。”据此徐从新应当提交其是否出资以及出资数额的证明（出资收据、股权凭证等）。本案徐从新称初始交付安利橡胶公司入股金5000元，安利橡胶公司也予以确认，有安利橡胶公司为徐从新出具的“入股金”收据，据此安利橡胶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徐从新为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此时对应的股权应为5000元）之一合乎事实，于法有据。但本案徐从新在离职“退股”时将该“入股金”收据联交回安利橡胶公司，安利橡胶公司将5000元股金退还徐从新，安利橡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焦志建在徐从新交回的收据联上签有“同意退股”字样，安利橡胶公司并以收款凭证记账联（红色字体，有徐从新签字）为徐从新“退股”金冲账，该为经证据证明了的案件事实。即安利橡胶公司已经将徐从新所称的入股5000元股金退回徐从新，故徐从新不应该再是安利橡胶公司的持股5000元股权的股东。至于徐从新该5000元“退股”退给何人，安利橡胶公司法定代表人解释为退给安利橡胶公司公司，即安利橡胶公司出资5000元退给徐从新，该解释符合我国企业当时的注册资本验资、入股、退股等有不规范现象的历史现实，也为安利橡胶公司财务账簿中记载的退徐从新50**元收据记账联（有徐从新签字）所佐证，一审法院应予尊重该段历史现实。徐从新未能举证证明工商登记材料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徐从新出资3万元、转增资本前出资4万元以及转增20%的股本的来源和实际交付情况，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徐从新出资3万元、转增资本前出资4万元前后记载不一致，安利橡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解释为工商登记材料方便记录写上去一个出资数额、实际上没有转增资本符合本案案情，该也为徐从新陈述的徐从新在1998年入股现金5000元，后来公司增加股份到48000元，具体增股时间不清楚，从5000元到48000元徐从新没有缴纳现金或其他折价物以及徐从新也没有在股东转增资本明细表上签字所佐证。故可以确认徐从新对安利橡胶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徐从新出资3万元、转增资本前出资4万元以及转增20%的股本”的“出资”数额系“方便记录写上去一个出资数额”的“挂名出资”，徐从新实际未出资相应数额。如果徐从新要求确认占有工商登记上记载的3万元、或4万元或4.8万元的股份的股东资格，则徐从新未能举证证明其如何出资上述股金，一审法院对徐从新要求确认3万元、或4万元或4.8万元股金的股东资格的主张不予支持。探究徐从新的诉讼请求，其要求确认徐从新在安利橡胶公司公司的股东资格真实意思不是工商登记上的“挂名股东”资格（对外徐从新仍然是安利橡胶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的登记挂名股东），而是其实际占有安利橡胶公司具体股份的股东资格。本案徐从新仅是初始入股5000元的股东（后该5000元徐从新已经自安利橡胶公司处取回），现在徐从新已经不是持有安利橡胶公司5000元股权的股东，也不是持有3万元、4万元或4.8万元股权的股东，徐从新要求确认其在安利橡胶公司股东资格，一审法院仅能确认徐从新系安利橡胶公司的工商登记上挂名股东资格。本案徐从新的主张为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故安利橡胶公司所称的徐从新主张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实事求是原则，一审法院5716号案件的徐从新魏京伟提交了其持有出资8万元收据等证据材料，该5716号案件在证据材料上与本案综合证据材料差异较大，不存在同案同判的基础，应基于个案的证据材料分别判决。综上所述，衡量本案综合证据材料，不应支持徐从新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徐从新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青岛安利橡胶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挂名）。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新证据如下：上诉人再次提交一审中已提交的下列证据《关于将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关于将青岛同泰橡胶厂黄岛分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1997年12月20日《股东会决议》、1998年2月19日《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1998年5月8日青保审事验字（1998）第048号《验资报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正案》、2000年1月28日《验资报告》、2006年1月16日《股东会决议》、（2018）鲁0211民初5716号判决书。 上诉人还提交：证据一、2004年3月10日《股东会决议》1份，拟证明2004年3月10日安利橡胶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对公司经营范围作出修改，有徐从新签名。安利橡胶公司对徐从新作为股东（发起人），于2004年3月10日行使了股东表决权是认可的。 证据二、《书证提出命令》，拟证明上诉人出资、增资皆到位，并经过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具备证明效力。 证据三、《类案检索报告》1份，拟证明①徐从新、范淑会、程咸林、薛斌与魏京伟案在案件事实、被告抗辩、争议焦点、法律适用方面高度相似，②这两个案子除了股东的姓名及股份的占比及出资数额略有差异外，其他方面没有实质上的不同。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以下简称《意见》）核对，具有高度的类似度。应适用同案同判的规定来指导判决，判决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 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一审提交过的证据质证意见同一审。对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事项仅能说明上诉人在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的事实，不能证明其行使真实股东权利的事实。证据二系上诉人单方制作，被上诉人不予质证。证据三因本案与魏京伟案不属于类案，因此该类案检索报告没有证明效力。 本院认证认为，基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2004年3月10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提交的《书证提出命令》并非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二审中徐从新确认其实际出资额为5000元，之后再未向公司缴纳出资款，据此上诉人提交的该申请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对此不予准许。上诉人提交的《类案检索报告》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查明事实综合评判。 二审庭审中，询问徐从新“在公司改制成立的时候你们的实际出资额是多少钱？”徐从新回答：“我是5000元。”又问“后，截止到目前有无向公司再补交出资款？”徐从新回答：“没有”。 二审经审理查明，安利橡胶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为徐从新，安利橡胶公司确认虽然工商登记中记载的为徐从新，但实际上就是本案上诉人徐从新。 安利橡胶公司改制设立时，工商登记记载的徐从新出资额为3万元；二审中，徐从新确认其实际出资额为5000元，再未向公司缴纳出资款。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徐从新是否具有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徐从新是否已退股、是否还享有股权。徐从新主张以其系工商登记中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因而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本院认为，公司登记在于向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公示公司的股东构成以及资产状况等信息，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了解公司的基本状况；股东因出资而享有股东资格后，应当在工商行政机关进行登记。对于公司内部对于股东资格的争议，应当以实质性要件作为审查的依据，而不能以被登记为股东这一结果因素作为认定原因因素的依据。本案中，徐从新在公司改制期间获得股东资格，对此各方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徐从新是否已将出资收回，并因此而失去股东资格。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徐从新在退股金收据中签名确认其已领取了其出资的全部股金5000元，据此足以认定其与安利橡胶公司已就退股达成合意且已实际履行完毕,徐从新将其出资已经完全收回，退股行为已经完成，徐从新不再享有股东资格。关于上诉人提及的记载“退股金”的收款凭证中收款单位为“安利公司”、付款单位为“薛彬”，本院认为，该记载“退股金”的收款凭证为红字单据，用红字开具单据符合会计冲账中的财务红字冲销法，意味着单据上记载的金额已冲销,就本案而言即股金已返还、退股行为完成。据此，上诉人关于依据红字收款凭证系上诉人付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二、徐从新主张其在2006年1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等文件中签名，可以证明其行使股东权利、亦可证明其股东身份的存在。本院认为，该些文件仅系为了完成工商登记变更而制作，签署人徐从新也仅仅为了配合被上诉人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完善相关股东会决议而签署，不具有推翻退股行为成立的效力、不影响退股事实的存在。 三、关于徐从新主张的退股无效，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徐从新收回出资款并退出公司的事实清楚，并无证据证明此期间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但安利橡胶公司在股东退出后应当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减资或股权转让等手续。 四、关于本案是否应与魏京伟案同判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此已作详细阐述，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 五、安利橡胶公司改制过程中，因改制时公司法关于股东数量的规定，存在出资股东未被登记为股东以及登记股东的实际出资与登记出资额明显不符的情形，对此，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因此，上诉人要求根据工商登记内容确定股东资格，无法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股东出资是确认股权和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本案中,上诉人明确知道所领取的款项的性质为退股金,既已退股拿回出资,则不应再具备股东资格、亦不享有股东权利,因而不能确认徐从新具有安利橡胶公司的股东资格。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判决既否定上诉人的的股东资格又判令其为（挂名），该判项结果不妥，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1883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徐从新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上诉人徐从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琳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