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902民初3218号原告：山东立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明堂路泰山科技文化产业园**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02685939386Y。法定代表人：宁方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雷，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迪，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农场四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230577067335。法定代表人：张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晓浩，新疆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娟，新疆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立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人公司）与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昊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立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雷、吴迪，被告元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淑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立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生产承包费用590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原被告双方签订《生产承包协议》，约定由原告负责对被告生产的改性煤进行干燥加工，并直接负责生产组织和管理工作，生产承包费用按照改性煤处理量乘以7元/吨的单价按月据实结算；2017年7月31日，双方签订《TMG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补充协议》，约定将生产承包费用的单价降低为每吨6元；2020年2月起，因被告无法提供可供干燥加工的原料煤，并且迟迟不支付欠付的生产承包经营费用，原告不再为其提供改性煤的干燥加工服务，经核算，自2018年8月起截止2020年1月底，被告仅支付了580000元生产承包经营费用，尚欠5900000元未付清，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元昊公司辩称，1.原告主张与事实不符，我方并不欠付承包费，自2018年6月起，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已经终止，双方另行建立了技术服务合同，原告主张2018年8月后的承包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2020年2月起，原告未再提供技术服务，并非我方原煤供应不足所致，我方原煤是否充足，和原告并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仅依据《生产承包协议》的约定，在无任何结算依据的情形下主张2018年8月以后的生产承包费，其诉讼请求也缺乏证据支撑。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生产承包协议》一份，证实：2016年11月，原被告双方签订《生产承包协议》一份，约定原告负责对被告生产的原料煤进行干燥加工，并直接负责生产组织和管理工作，生产承包费用按照原料煤处理量乘以7元/吨的单价按月据实结算，同时，协议明确约定：“若因甲方（被告）原料煤供应不足、产品销售不及时或其他原因造成乙方（原告）每月改性煤处理量不足60000吨时，甲方（被告）仍应按60000吨数量给乙方（原告）结算生产承包费用（执行7元/吨结算单价），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派专业技术人员至被告处进行生产组织和管理工作，但因被告原料煤供应一直不足，原告的月改性煤处理量未满60000吨，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被告应按照每月4200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生产承包费用。2、《TMG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补充协议》一份，证实：2017年7月31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一致，将原《生产承包协议》中生产承包费用的单价由7元/吨变更至6元/吨，即2016年12月起，被告应按照每月3600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生产承包费用。3、付款凭证、收款收据及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自2018年8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原告共收到被告支付的生产承包费用580000元，原告已向被告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杨绪爱、陈帅、郭召友、张洪心、孙彦新五人的劳动合同书、身份证复印件及原告公司2018年8月至2020年1月的工资明细表、网银代发明细一宗，证实：杨绪爱、陈帅、郭召友、张洪心、孙彦新五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系原告的工作人员，原告为其支付工资。5、现场工作照片一宗，杨旭爱、郭召友、张洪心往返哈密、泰安的车票，证实：杨绪爱、郭召友等人接受原告的指派，在原被告签订的《生产承包协议》存续期间内一直在被告处工作。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一宗，证实：截至2020年1月底，原告仍在为被告提供原料煤的干燥加工服务，虽双方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已过，但被告接受了原告提供的服务，应当参照《生产承包协议》、《TMG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此期间的生产承包费用。7、（2020）兵1201民初12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实：因被告怠于向原告支付设备款465万元，原告起诉了武汉炼化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经法院调解，武汉炼化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分期支付设备款及利息损失，截止到现在，尚欠最后一笔95万元未付。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是因被告原因造成的原料供应不足，因此，按协议约定进行结算缺乏证据支撑。另外，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都有进行结算，在结算单中都有结算产量标准，并不存在原告所谓的一律按420000元进行结算的情况。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被告没有该份证据原件，但是根据双方结算申报单，可以确认自2018年1月1日起双方是按6元/吨进行结算的。该份协议并不具有溯及力，双方之间在2018年5月之前的承包运营费已经结算并支付完毕。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被告自2018年8月之后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均为服务费，而原告开具给被告的发票也注明收取款项为生活服务费，而非劳务费，双方之间实际为服务合同关系，而非劳务合同关系，不是生产承包费，是技术服务费。对证据四、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五人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是否为其发放工资，和原告向被告主张劳务承包费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六真实性认可，除现场工作照片外的其他证据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该组照片拍摄于2018年8月之后，在此之后原告在被告处提供的工作也仅是技术服务工作，从照片中也能反映出来，工作人员仅有郭昭友和张洪心二人，其工作场所也仅在中控室，而非在生产现场。原告实际上并未提供烘干劳务。对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该聊天记录是被告公司建立的工作群，相关化验报告也由被告化验室人员提供，并不能证明原告提供了烘干劳务这一事实。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原告与武汉炼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被告之间存在烘干劳务关系以及之后又建立技术服务合同关系，这几类法律关系是相互独立的，和原告索要劳务费没有任何关联。原告和武汉炼化进行调解时，被告也未参与，这份调解书也不能证明被告应该支付的劳务费标准和金额，和本案无关。原告提交的七组证据经被告质证，因被告对其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故将在本院认为中再对其证明目的予以认定。被告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TMG4236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协议，证实：干后煤泥产品数量以当月干后产品的实际销量为计算基础，按当月销量反推计算，以实际销量/0.75计算出处理量，作为双方计算加工费的结算依据。结算单每月25日双方代表签字后确认。乙方按实际结算金额给甲方开具17%增值税发票，甲方按发票实际金额给乙方结算。甲乙双方将每月25日定为结算日，甲方根据每月结算数额，10日内支付乙方生产承包费用。2、TMG4236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月度结算申报单7份，证实：截止2016年12月25日，产量不足6万吨，根据合同按6万吨计算；截止2017年1月25日，以实际产量24862.72吨进行结算；截止2017年2月25日，以实际产量27652.54吨进行结算；截止2017年3月25日，以实际产量15793.76吨进行结算；截止2017年4月25日，刮风多次停机，按保底6万吨结算；截止2017年5月25日，以实际产量24356.56吨进行结算；截止2017年6月25日，以实际产量69065.33吨进行结算。3、烘干车间承包运行结算表3张，证实：2018年1月1日-1月31日，结算产量7542吨；2018年2月1日-2月28日，结算产量29298.35吨；2018年3月1日-5月31日，结算金额330000-13180=316820元。证实：根据生产承包协议的约定以及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无论每月原告烘干量为多少，双方都要以次月25日作为结算的节点，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结算表是支付承包费的依据。反之，没有双方确认的结算单，就不会产生承包费的具体数额。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648万是双方就2018年8月至2020年1月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确认的金额，要求被告支付590万没有依据。第二组证据：4236烘干系统托管运营交接内容，证实：4236烘干系统生产配置需22人，现有16人，缺员6人。2.岗位工资由托管方确定、发放。元昊员工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是否需要与乙方重新签订。人员交接名单:袁某某任某某吴某某邵某某王某某杨某某张某某段某某杨某某车交接车号：②号?号。生产承包协议的履行，对劳动用工人数有基本的需求，原告自有16人无法保证生产，需从被告处借用人员，还要借用铲车。2018年6月起，原告仅派驻4名员工，根本满足不了生产运营的基本需求。双方之间自2018年6月起，根本不具备建立承包运营关系的基础。第三组证据：1、《协议书》一份，证实：2018年4月26日之后的生产承包费，经双方协商，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按协议内容执行。协议履行过程中，甲方根据乙方的付款情况，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截止2018年5月，原被告之间仍为承包运营关系，双方的款项往来及开具的发票对此法律关系予以确认。但自2018年6月起，原被告依法建立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技术服务费为5万元/月，原被告双方之间通过款项支付以及相关的收据、发票的开具，对建立技术服务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双方之间的生产承包协议在事实上已终止履行。原告无权依据生产承包协议再行主张2018年6月后的承包劳务费。2、网上银行电子回单7份，证实：2018年7月11日支付1、2、3、4、5月份承包费483575.45元；2018年9月26日，支付服务费43550元，9月27日支付6450元；2018年9月28日支付8月9月服务费100000元；2019年4月13日，支付服务费48000元、2000元、30000元、20000元；2019年6月18日，支付技术服务费100000元；2019年6月21日，支付4月技术服务费50000元；2019年12月12日支付服务费30000元。3、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证实：2018年3月14日，承包劳务费价税合计953152.95元；2018年7月23日，承包劳务费价税合计530422.5元；2018年9月13日，生活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价税合计10万元；2018年10月20日，生活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价税合计10万元；2018年11月20日，生活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价税合计10万元；2019年4月15日，生活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价税合计10万元；2019年6月18日，生活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价税合计10万元；2019年6月24日，生活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价税合计5万元；2019年12月23日，生活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价税合计3万元。4、山东立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收据4张，证实：2018年11月20日，收到电子银行承兑服务费10万元；2019年4月13日，收到电汇服务费10万元；2019年6月18日，收到电汇服务费10万元；2019年6月21日，收到电汇4月技术服务费5万元。证实：截止2018年5月，原被告之间仍为承包运营关系，双方的款项往来及开具的发票对此法律关系予以确认。但自2018年6月起，原被告依法建立技术服务合同关系，技术服务费为5万元/月，原被告双方之间通过款项支付以及相关的收据、发票的开具，对建立技术服务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双方之间的生产承包协议在事实上已终止履行。原告无权依据生产承包协议再行主张2018年6月后的承包劳务费。第四组证据：山东立人就餐人员名单共2张，证实：2018年6月1日-30日，就餐人数4人，餐费合计3600元；2018年7月1日-29日，就餐人数3人，30、31日就餐人数4人，餐费合计2850元；2018年6月至7月餐费，合计6450元。按照承包运营结算方式，应由原告自行负担，被告予以扣除，但在2018年9月27日被告又将扣除餐费以服务费形式支付给原告。也即，在2018年6月起，原告派驻4人提供技术服务，餐费由被告负担，双方之间事实上已经建立了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第五组证据：1、烘干考勤表、元昊项目部托管运营考勤表5张、元昊项目部点名册1张，证实：2017年1月，原告借用被告人员名单及出勤情况，2017年2月-6月，原告借用被告人员名单及出勤情况，2018年2月，原告借用被告人员名单及出勤情况。2、元昊公司考勤表，证实：2018年6月-2019年12月，被告公司烘干车间人员名单及出勤情况。3、元昊公司工资及费用比表，证实：2016年12月代发工资45246.13元，2017年1月代发工资37399.68元，2月代发工资14945.79元，3月代发工资26811.84元，4月代发工资33957.03元，5月代发工资55280元，6月代发工资69817元。2018年2月代发工资元17914.29元。4、元昊公司工资及费用比表，证实：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的工资发放人员及金额。证实：结合第三组证据，原告在承包运营期间，借用被告员工从事烘干工作，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考勤表代发借用工人工资，并在结算承包费时予以扣除。2018年6月后，烘干车间由被告自己管理经营，考勤也由被告自行记录，相应的工人工资也由被告自行发放。自2018年6月起，原告未再安排人员提供烘干劳务，双方之间的生产承包协议已终止履行，承包运营关系也已终止。第六组证据：对账单一宗，证实：2020年1月至4月，被告从北翼公司购进混煤、一八块数量情况，证实：被告2020年1月购买混煤139669.62吨，2月购买混煤70160.84吨、一八块7090.9吨，3月购买混煤29711.36吨，4月购买混煤51433.05吨、一八块6819.1吨，不存在无法提供原煤的情形，原告陈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第12条第2款约定，原料煤的供应是否超过6万吨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超过6万吨。通过原告的第一组证据的二申报单，2016年11月29日至2016年12月25日的申报单可以明确看出当实际的产量低于6万吨时仍然按6万吨结算。2017年3月26日到2017年4月25日申报单被告的意见仍然按保底6万吨结算。由此可见被告认可如果产量不足或其他因素导致产量不及6万吨仍然按6万吨结算，其他申报表原告体谅被告的压力，据实结算。整个合同的履行期间，从来没有变更或解除过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我们认为承包协议书仍然是双方结算的依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是被告单方制作，里面的人员也不认识。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2018年1月9日的协议书来看把双方的关系说的很明确，在之前还有一个协议。协议的第三条，截止到2018年4月26日显然被告没有付清全部设备款及生产运行承包费，所以双方没有另行签订协议。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七调解书中被告没有付清设备款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关于发票，一开始发票开具是劳务承包劳务费，2018年9月13日开始开具的是其他生活服务（干燥运行），这完全是因为财务科目的调整，并不能做扩大解释。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整个第三组证据由于我方提供生产运行的技术服务生产含量很高，是原告的技术之本，所以双方约定了比较高的生产承包费，与人数没有关系。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实其证明目的。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为被告单方制作，所有的证据里面没有我方的工作人员，是被告给自己工作人员发放的报酬，与本案无关，也无法证实双方承包运营关系的终止。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作为收货单位采购的煤炭无法确认是否是原料煤，煤质也不清楚。该组证据显示最早时间是2020年1月16日，该组证据不能推定2020年1月16日之前原料煤的供应是充足的，原告2020年2月份之后的没有主张，被告的煤是否充足与本案无关。被告提交六组证据经原告质证，因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故对其证明目的将在本院认为中再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甲方元昊公司与乙方立人公司签订《TMG4236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协议》一份，约定：乙方负责甲方生产的改性煤进行干燥加工，按干燥处理量生产成本计价进行生产承包，并直接负责生产组织和管理工作；乙方向甲方交付的干后煤泥产品数量以当月干后产品的实际销量为计算基础，按当月销量反推计算，以实际销量/0.75计算处理量，作为双方计算加工费的结算依据（现金结算），结算单每月25日双方代表签字后确认；合同自签字生效，自2016年11月26日至2019年11月25日，合同到期后，甲方对乙方进行评价，评价后由甲方决定是否续签；每月改性煤处理量在6万吨以下时结算单价为7元/吨，每月改性煤处理量在6—9万吨时结算单价为6.67元/吨，每月改性煤处理量在9—12万吨时结算单价为6.33元/吨，每月改性煤处理量在12万吨以上时结算单价为6元/吨，以上结算单价不含税价，每月实际结算金额=结算单价×处理量×税率1.1453，乙方按实际结算金额给甲方开具17%增值税发票，甲方按实际金额给乙方结算；若因甲方原料煤供应不足、产品煤销售不及时或其他原因造成乙方每月改性煤处理量不足6万吨时，甲方仍应按6万吨数量给乙方结算生产承包费用（执行7元/吨结算单价）；甲乙双方将每月25日定为结算日，甲方根据每月结算数额，10日内支付乙方生产承包费用。根据元昊公司提交的《月度结算申报单》显示，按照合同约定的产量=销量/0.75，则2016年12月的产量为55840吨，2017年1月的产量为33150.29吨，2017年2月的产量为36870吨，2017年3月的产量为21058.61吨，2017年4月的产量为51048.16吨，2017年5月的产量为45808.75吨，2017年6月的产量为69065吨，2018年1月的产量为7542吨，2018年2月的产量为29298.35吨。以上9个月产量共计349681.16吨，平均每月产量38853.46吨。2018年1月9日，甲方立人公司与乙方元昊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截止到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尚欠甲方运行费用99.359923万元，其中2017年4、5、6三个月63.359923万元，7月份36万元的生产承包费用暂估（7月份36万元以实际结算为准，乙方应于2018年1月5日之前出具结算结果）；对煤焦油抵顶设备款问题及2015年全年至2016年11月两年生产运行费用问题，本着边运行生产边沟通协商的原则，2018年4月底之前达成协议；2018年4月26日之后的生产承包费，在乙方付清全部设备款和生产运行承包费的前提下，经双方协商，另行签订协议，按协议内容执行；本协议签订后，甲方须于5日内组织人员启动生产，双方按2016年11月签订的生产承包协议执行；甲方生产运行产生的材料费、伙食费以及乙方派驻甲方生产人员的工资、保险，乙方为甲方结算后扣除的上述费用发票问题，双方另行协商。2018年8月28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以电子汇票方式支付50000元；2018年9月26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43550元；2018年9月28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6450元，并注明为服务费；2018年9月28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100000元，并注明为8月9月服务费；2018年11月20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以电子汇票方式支付100000元；2019年4月13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20000元，并注明为服务费；2019年4月13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30000元，并注明为服务费；2019年4月13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2000元，并注明为服务费；2019年4月13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48000元，并注明为服务费；2019年6月18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100000元，并注明为技术服务费；2019年6月22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50000元，并注明为4月技术服务费；2019年12月12日，元昊公司向立人公司账户转款30000元；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12月12日，元昊公司总计向立人公司付款580000元，立人公司均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原告山东立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元昊公司与立人公司签订的《TMG4236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协议》、《协议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双方是否已达成新的技术服务协议；二、若未达成新的协议，被告应支付原告生产承包费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双方是否已达成新的技术服务协议。元昊公司提出双方在2018年6月已经终止履行生产承包协议，并自2018年8月达成新的技术服务协议。本院认为，元昊公司对该抗辩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仅凭元昊公司转账过程中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标注信息“服务费”，不能认定双方已解除或终止履行案涉《TMG4236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协议》，且立人公司对此并不认可。故对于元昊公司的上述抗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间未达成新的技术服务协议。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应支付原告生产承包费的数额。根据双方均认可的《月度结算申报单》显示，双方在实际执行合同过程中，基本是以实际产量作为结算依据的，现立人公司根据生产承包协议的约定，要求元昊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月6万吨的产量来支付生产承包费，与实际情形不符，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由于原被告均未提交2018年8月之后的《月度结算申报单》，因此不能确定2018年8月之后合同实际执行情况，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确定的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及2018年1、2月的产量，计算得出每月平均产量为38853.46吨，以此得出的每月平均产量作为2018年8月之后产量的计算依据。同时虽双方合同约定执行到2019年11月到期，但现原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一宗，证实截至2020年1月底，原告仍在为被告提供原料煤的干燥加工服务，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认定在合同约定的到期日后，原告一直为被告提供服务至2020年1月。《TMG改性煤干燥系统生产承包补充协议》约定将原《生产承包协议》中生产承包费用的单价由7元/吨变更至6元/吨，且根据双方结算申报单，可以确认自2018年1月1日起双方均是按6元/吨进行结算的，故本院对6元/吨的单价予以认可。因原告立人公司并未主张2018年8月之前的生产承包费用，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因此，自2018年8月至2020年1月，共计18个月，参照之前的每月平均产量38853.46吨，元昊公司应当支付的生产承包费为4196173.68元（38853.46吨×6元/吨×18个月），扣除元昊公司已支付的580000元，故元昊公司最终应向立人公司支付的生产承包费为3616173.68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立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生产承包费3616173.68元；二、驳回原告山东立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550元，由原告山东立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685元，由被告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负担178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当事人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不得有转移、隐匿、毁损财产及高消费等妨害或逃避执行的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本案执行立案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判员  韩晔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