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83民初1212号原告：胡士柏，男，194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大金，枝江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枝江市董市镇石宝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枝江市董市镇石宝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20583751014016T。法定代表人：骆圣彪，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红，系村财经主任。特别授权。第三人：胡士太，男，195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守清，系第三人胡士太之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周华，枝江市中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第三人：胡士超，男，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原告胡士柏与被告枝江市董市镇石宝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石宝山村），第三人胡士太、胡士超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士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大金，被告石宝山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红，第三人胡士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守清、第三人胡士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土地征收补偿费85107.4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兄弟四人，老大胡士柏、老二胡某、老三胡士太、老四胡士超。1983年生产队分刘天才屋后的自留山，胡某是生产队会计，参加了分山，并记录了全队所分山林的位置、面积等。原告兄弟承包刘天才屋后自留山林的情况，从北向南依次为：胡士太360㎡、胡士超658㎡、毛成金752㎡、胡士柏315㎡，后毛成金的752㎡通过村民之间自行调换给了原告，原告在此处的山林为1067㎡。调换之后，胡士太、胡士超、胡士柏的山林连成了一片，总面积2085㎡，折合3.126亩，其中胡士柏占51.2%、胡士超占17.3%、胡士太占31.5%。今年，本案争议的山林因姚港化工园琪朗项目被征收，原告及第三人三兄弟的山林实际征收测量面积3.654亩，比原来测量的面积增加了0.528亩。征地补偿标准：青苗补偿费6000元/亩、土地补偿费12572元/亩、劳力安置补助费26940元/亩。原告主张增加的面积由兄弟三人按比例分配，但第三人胡士太不同意，经石宝山村两次主持调解也没有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拒绝支付原告征地补偿费。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石宝山村辩称，原告陈述山林被征收、测量的面积及补偿标准属实。因原告三兄弟对征地补偿费的领取发生争议，被告才没有将征地补偿费发放。被告曾组织原告及第三人协调几次，但没有达成一致协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按法院的判决支付相应的征地补偿费。第三人胡士太辩称，几兄弟分家时，父亲为了不让几兄弟以后发生矛盾，将胡士柏、胡某的山林分在老屋后面，一人一块。胡士超当时没有成家，与胡士太及父母一起生活，分的就是现争议的山林。后胡士超成家，争议山林由胡士太、胡士超一人一半。父亲分配争议山林时没有找村干部，就是这么和兄弟二人说的。之后胡士超迁移到外村，争议山林中胡士超承包的部分由组里重新分配到胡士太名下。胡士超2000年之前就已迁移到董市镇笋子沟村一组，并在该村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2007年，胡士超到争议山林砍柴时，与胡士太发生纠纷，经村委会干部调解达成协议，胡士超不准再到争议山林砍柴。2003年，政府对争议山林进行了确权登记，登记在胡士太名下，胡士太已取得了争议山林的林权证。2018年12月，争议山林被征收0.286亩，被告未经胡士太同意，将征地补偿款12371元发放给了胡士超，侵犯了胡士太的合法权益。林权证的登记面积为1.3亩，实际测量面积为3.654亩，登记证的面积与实际测量面积不一致的，应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第三人胡士超辩称，胡士太陈述不实。2002年之前，胡士超所住的地方与胡士太系一个村，即原董市镇笋子沟村，原笋子沟村在河边有90亩的农田，村里安排村民去经营，胡士超因经常与胡士太发生矛盾，就主动要求承包河边的土地。后来因为行政区域重新划分，胡士太被划入董市镇石宝山村，而胡士超河边的地方被划入董市镇笋子沟村。2018年领取征地补偿费属实，因为当时征收的山林是属于胡士超承包山林的边角部分，只有2分多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胡士柏有兄弟四人，老大胡士柏、老二胡某、老三胡士太、老四胡士超。1993年，被告对村民承包的自留山林要收取提留，村里组织人员以小组为单位，重新丈量村民各自承包的自留山面积。胡某当时系小组组长，组织人员对本小组20多位村民的自留山进行了丈量，并由胡某对丈量的面积进行了登记。登记本上记录参加丈量的人员有：罗均顺、覃祖才（财）、邓长金、施德发、张国平、胡某。丈量登记本上的第一户记录的是胡士柏，共有四块山林，其中一块记录为“天才后头45×7=315”；第二户记录的是毛成金，共有三块山林，其中一块记录为“天才后头47×16=752”；第三户记录的是胡士太，共有二块山林，其中一块记录为“天才后头45×8=360”；第四户记录的是胡士超，只有一块山林，记录为“天才后头47×14=658”；之后依次记录了本组村民胡某、杨其斌、曹诗梅、覃祖才（财）…张国平…罗均顺、施德发、邓长金等村民的自留山地块和丈量面积，上述丈量中的单位为米和平方米。之后，被告按丈量面积收取了村民相应山林应缴纳的提留。2000年、2001年原被告所在村计算的村民税费表中，胡士柏、胡士太、胡士超均有山林的应交提留数额，胡士超因和其父母在一起居住，登记的是其父亲胡庆书的名字。争议山林由北往南，最北边系胡士太的山林，紧接着的是胡士超的山林，再就是毛成金的山林，最南边是胡士柏的山林。之后，因为有农户的山林离家太远、加之比较分散不方便管理，部分村民私下对各自的自留山进行了调换。毛成金将“天才后头”的山林调换给胡士柏，胡士柏将自己的另一块山林调换给毛国华，毛国华将自己的一块山林调换给毛成金，三人私下对山林进行了互换。山林调换之后，原告及第三人三兄弟的山林就连成了一大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被征收山林。胡士柏、胡某、胡士太、胡士超均系原董市镇笋子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笋子沟村）的村民，原笋子沟村在河边有几十亩的田地，因离村太远村民不方便耕种管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村里决定迁移几户到农田附近居住以方便耕种农田。胡士超申请承包了河边的部分农田，后将房屋也迁移建到了河边。之后因为行政区域划分，将原笋子沟村河边的田地划归为原董市镇檀树溪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檀树溪村）。2001年左右，因为合村并组，原笋子沟村和原石宝山村合并为现在的石宝山村，原檀树溪村更名为笋子沟村。也就形成了胡士柏、胡某、胡士太现在系石宝山村的村民，胡士超现在系笋子沟村的村民。行政区域划分及合村并组之后，对于各位村民原承包的自留山林，被告没有调整收回和重新分配，对划分为其他村村民的承包山林也未收回重新分配。2004年11月，胡士太取得了枝政林证字（2003）第006619号林权证，林地的所有人××石宝山村，林地的权利人、林木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均为胡士太，登记面积为1.3亩，四至登记为：东至三组公路、南至刘天才旱田、西至刘天才旱田、北至汤合柱山林。胡某作为证人当庭陈述，2003年，村里按上级要求动员村民对承包的山林办理林权证，因为当时办理林权证要支付7元的工本费，村干部和村民均没有认识到办理林权证的重要性，部分村民办理了林权证，部分村民没有办理，一户有几块山林的也只办理了一块山林的经营权证。办理林权证是村干部代填写的，亩数是村干部估填的，没有实际测量，四至也是村干部估填的。原告有三块自留山林，只办理了他自己屋后山林的林权证，其他山林没有办证。第三人胡士太也有两块自留山和两块责任山，只办理了刘天才屋后一块山林的林权证。第三人胡士超没有办理林权证。2020年上半年，因姚家港化工园琪朗项目征地，原告及第三人承包的位于刘天才屋后的自留山被征收，因三兄弟的自留山相连，故一起测量为3.654亩。补偿费的标准为：青苗费6000元/亩×3.654亩=21924元；土地补偿费12572元/亩×3.654亩=45938元；劳力安置补偿费26940元/亩×3.654亩=98439元，合计为166301元。因原告及第三人对征地补偿费的领取发生争议，被告组织调解也没有达成协议，就没有发放该笔征地补偿费。同一批被征收的其他村民的征地补偿费已全部发放，包括本案争议山林旁的其他被征收山林。2018年12月，被告村被征收了部分土地，其中有本案争议山林的延伸部分（即山林边沿延伸到被征收地块中）0.286亩，该部分山林系第三人胡士超承包山林的延伸部分。2018年12月3日，被告与胡士超签订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胡士超领取了0.286亩的征地补偿款12371元。被告提供了争议地块即刘天才屋后山林的四至测绘图及现场图。本案争议山林（三兄弟连一起）的北边为老三组胡发新地块，西边为三组公路，西南边为刘天才地块，南边为汤和柱地块，东边的地块已被征收，现为空地。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石宝山村的证明一份、1993年原始丈量记录一本、2000年、2001年村民缴费明细表各一份、四至地界图、照片、证人胡某的证言，第三人胡士太提供的2000年照片四张、李兴钰、熊书钦的证明各一份、胡士太的林权证原件、本村组的另外两个村民的林权证、非国有林林权登记申请审批表，法院对覃祖财、张国平、张家秀（毛成金之妻）、骆圣彪的询问笔录，2018年12月3日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征收山林是原告及第三人三兄弟所有还是第三人胡士太单独所有。一、原告提供的1993年丈量自留山的原始登记本、证人胡某的证言、税某，结合本院对覃祖财、张国平、张家秀（毛成金之妻）、骆圣彪的询问笔录，可以形成证据链，证实本案争议山林在1993年时的承包人为胡士太、胡士超、毛成金、胡士柏四人。胡士太称本案争议的山林由其父亲在世时分配给了其和胡士超两人所有，并且一人一半，因胡士太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该争议山林中有案外人毛成金的部分，胡士太的父亲可以在大家庭几兄弟之间分配承包山林，不能也没有权利将其他村民承包的山林分配给胡士太所有，故本院对于胡士太的该项辩解，不予采信。二、第三人胡士太林权证的认定。胡士太有几块承包山林，只办理了一块山林的林权证。胡士太持有枝政林证字（2003）第006619号林权证，其认为该证就是本案争议山林的林权证。林权证上的四至与本案争议山林实际四至不符，林权证上登记北至汤和柱地块，实际争议山林的南边才是汤和柱地块，林权证上登记东至三组公路，实际争议山林西至三组公路。林权证的登记情况与证人证言和法院的调查询问笔录形成证据链，证实该林权证不能真实反映农户承包山林的情况。否则按胡士太的推论，胡士太没有办理林权证的其他山林就不是其所有，其他村民也是如此，办证山林所在地就是该户所有，没有办证的山林就不是其承包地，如农户一个林权证也没有办理，就没有承包山林。胡士太提供的枝政林证字（2003）第006619号林权证，实际上没有这么一块山林存在，故胡士太称其持有的林权证就是本案争议山林林权证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三、争议山林在1993年时是胡士太、胡士超、毛成金、胡士柏四人承包所有，并且按1993年丈量的实际面积缴纳了相应税费。村里后来一直没有对村民的承包山林收回或是重新分配，那么争议山林就还是上述四人承包所有。村民毛成金、胡士柏、毛国华三人私下对承包山林进行互换，调换之后虽然没有在村委会备案登记，但毛成金现认可其位于“天才后头”的山林已调换给胡士柏，则现在争议山林就是胡士柏、胡士太、胡士超三人承包所有，不是胡士太一人所有。因行政区域划分及合村并组，胡士超从原笋子沟村民变更为原檀树溪村村民，现成为笋子沟村的村民，而不是争议山林所在地石宝山村的村民。胡士超因为国家政策变更为其他村的村民，不是其个人原因导致的，且石宝山村对于这部分村民的承包山林均没有收回重新分配，故胡士太称胡士超的山林已被收回重新分配给胡士太承包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四、本次征收中争议山林的实际测量面积为3.654亩，加上2018年征收的0.286亩，合计3.94亩。1993年丈量时胡士太的面积为360㎡，折算为0.541亩；胡士超658㎡，折算为0.988亩；胡士柏315+752=1067㎡，折算为1.602亩，合计为3.131亩。实际测量面积超过了1993年村里组织人员丈量的面积，对于测量多出的面积0.809亩，应由胡士太、胡士超、胡士柏按原有测量面积的比例分配，其中胡士太分得0.541亩÷3.131亩×0.809亩=0.140亩；胡士超分得0.988亩÷3.131亩×0.809亩=0.255亩；胡士柏分得1.602亩÷3.131亩×0.809亩=0.414亩。本次征收争议山林中属于胡士太的面积为0.541亩+0.140亩=0.681亩，应分得的征地补偿款为：（6000元+12572元+26940元）×0.681亩=30994元；属于胡士超的面积为0.988亩+0.255亩-0.286亩=0.957亩，应分得的征地补偿款为：（6000元+12572元+26940元）×0.957亩=43555元；属于胡士柏的面积为1.602亩+0.414亩=2.016亩，应分得的征地补偿款为：（6000元+12572元+26940元）×2.016亩=91752元。本案中原告胡士柏只请求被告支付征地补偿费85107.44元，本院予以准许。第三人胡士太称本案争议山林一直由其照看管理，青苗补偿费应由其一人所有，因胡士太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要求全部青苗补偿费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枝江市董市镇石宝山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胡士柏征地补偿费85107.4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64元，由被告枝江市董市镇石宝山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黄鹤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杨思依书记员黄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