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13民初4697号原告：侯某，女，1979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原告：戴亚，男，1990年7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静，江苏吴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娅蒙，江苏吴韵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戴某1，男，2005年6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法定代理人：侯某（系戴某1之母），本案第一原告。被告：曹庆，男，1982年9月3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科琳，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梦可，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曹晓乐，男，1975年4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付国，江苏苏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静雅，江苏苏广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童嘉，男，1983年6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告：崔明，男，1983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告侯某、戴亚、戴某1与被告曹庆、曹晓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7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三原告申请追加童嘉、崔明为被告，且双方争议较大，本案于8月18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亚（10月12日到庭），原告侯某（即原告戴某1的法定代理人）、戴亚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文静、谢娅蒙，被告曹庆及其委托代理人单科琳、沈静雅，被告曹晓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付国、沈静雅，被告崔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童嘉经通知参加诉讼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参加10月12日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侯某、戴亚、戴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曹庆、曹晓乐承担戴某2坠河溺亡的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丧葬费423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141547元中40%的连带赔偿责任（计456618.8元）。2、判令曹庆、曹晓乐承担戴某2坠河溺亡导致的车损20万元中40%（计8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追加童嘉、崔明为被告，并变更诉请为：1、判令曹庆、曹晓乐、童嘉、崔明承担戴某2坠河溺亡的死亡赔偿金1049203.2元、丧葬费423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141547元中40%的连带赔偿责任（计456618.8元）。2、判令曹庆、曹晓乐、童嘉、崔明承担戴某2坠河溺亡导致的车损20万元中40%（计8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20年3月9日戴某2应曹庆邀请，参加曹晓乐组织的饭局，戴某2到达后同四被告一起饮酒。至21时左右，戴某2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离开，同桌饮酒的其他人未予劝阻、护送。最终戴某2行驶至沿海高架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运河西路口穿越隔离绿化带后坠入京杭大运河，发生致车辆报废，戴某2溺亡的交通事故。另，戴某2驾驶的宝马牌ＢXXXX现市场价格约20万元。因事实上双方形成了一种民事上的法律关系，相互间负有规劝、提醒、照顾的义务，四被告与死者戴某2共同饮酒后未尽到相互照顾、安全保障、送达义务，造成戴某2坠河溺亡，应当视为一种不作为的共同侵权行为，故四被告应该对此承担40%的连带赔偿责任。曹庆辩称，其对戴某2无侵权行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也无法定的因果关系，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曹庆与曹晓乐、童嘉、崔明系朋友，与戴某2此前在酒吧认识，在饭局上见过两次。当晚饭局结束后，戴某2从饭局地离开，往江海高架的方向行驶，该路线的目的地应该是他位于无锡市金太湖国际城的家。在事故发生前，戴某2驾车未发生其他交通违法行为，可以推断出他虽酒后驾车，但仍存在基本的判断能力和路线识别能力。按照常理，戴某2从事故地回家应该选择最右边的道路，即××的方向继续驾驶，但戴某2的实际行车路线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发生变化，转为下匝道往××的方向，该行驶路线明显不合理，可以推断他改变路线的本质原因是发生事故、慌不择路，并因慌乱而未注意到自己选错路线甚至未注意路口红灯而直接导致驾车坠河的惨剧。曹庆作为同饮人，饭局中明确提醒过在场人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同饮人适量喝酒，不存在强行劝酒、罚酒、斗酒、拼酒等情形，当天戴某2的饮酒量并未超过其日常酒量。饮酒后，戴某2仍为清醒状态，曹庆已经提醒过聚餐地点楼上即有酒店，且戴某2与曹晓乐一同离开，曹庆无法预见戴某2事后改变主意，曹庆已经尽到了合理、适当的注意和提醒义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戴某2溺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酒后驾驶机动车、交通肇事后逃逸等违法行为，戴某2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自行承担全部后果。退一步讲，其注意义务也已经在戴某2发生交通事故时切断，戴某2的死亡后果是因交通事故导致，而非喝酒行为。曹晓乐辩称，造成戴某2溺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交通事故肇事后逃逸坠河，是戴某2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认定了一点。戴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自己不应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不应逃逸。曹晓乐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提醒义务，其并不是酒局的组织者，也没有劝酒。戴某2和曹庆是酒局的组织者，即使要承担责任，也应当比本案另一位被告曹庆承担较小的责任。另外，对于戴某2驾车时对曹晓乐所驾车辆追尾的事故，曹晓乐保留向三原告追责的权利，其他意见同曹庆意见。童嘉在被追加为被告后辩称，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戴某2死亡是因为其自身违法行为所致，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自行承担后果。其仅为共同饮酒人，戴某2并非与其相约共同饮酒，即使存在注意等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范围也相对较小，应当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内，不宜要求过高。饮酒过程中，其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饭局中其明确提醒过在场人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曹庆曾提示戴某2楼上有酒店，戴某2表示其要等待他人来以后再上楼休息，故其无法预见戴某2会改变主意选择驾车，其先行离开并无不妥。退一步讲，其注意义务也已经在戴某2发生交通事故时切断，戴某2的死亡后果是因交通事故导致。崔明在被追加为被告后辩称，在喝酒过程中其已经对死者进行了劝解，期间没有敬酒、劝酒，而且其是先于戴某2离开，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其他意见与童嘉意见一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记录在卷。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侯某与戴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戴某1，戴亚为戴某2与前妻生育之子，戴某2的父母已早与其去世。曹庆系无锡支点众创空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点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营地址位于无锡市惠山区××镇××道××，股东有无锡常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5%，该股东公司中曹庆持股比例90%）、丁德明（持股比例45%）。曹庆与童嘉、崔明系朋友，曹晓乐与曹庆、戴某2系朋友关系；曹庆与戴某2此前在酒吧认识，在饭局上见过两次。2020年3月9日，童嘉、崔明乘坐汽车（另有一人专门驾驶车辆）从常州至无锡，当晚，曹庆约童嘉、崔明二人一起至曹庆开办的支点公司（位于无锡市××道××广场××楼××内吃饭，并以外卖方式点餐送至公司办公室。曹庆同时约曹晓乐一起就餐，曹晓乐又约上戴某2一起。就餐时，曹庆的另一朋友林沁到场，除童嘉、崔明及随二人负责开车的驾驶员三人系来自常州外，其余四人均居住在无锡本地。聚餐期间，来自常州、负责开车的驾驶员未饮酒，其余六人均饮酒。聚餐结束后，童嘉、崔明及随二人负责开车的驾驶员驾车返回常州，曹晓乐驾驶苏Ｂ××**的车辆返回家中，后戴某2驾车离开，曹庆未离开公司所在楼房。2020年3月9日晚21时30分许，戴某2醉酒（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61ｍｇ／ｍＬ）后驾驶号牌号码为苏××**的小型轿车（事发前的行驶速度在范围内）在时，碰撞同向在前由曹晓乐驾驶号牌号码为苏××**的小型普通客车及任富强驾驶号牌号码为苏Ｂ××**的小型轿车，后戴某2继续驾车沿××高架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至××路口遇交通信号为红灯亮直行通过并穿过隔离绿化带后坠入XX大运河，致车辆损坏、戴某2溺亡的交通事故。事发后，无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梁溪大队（以下简称梁溪交警大队）对事故现场、当事人、车辆情况及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载明事故地点道路和交通情况：事故地点位于××路××北大桥下路口，路口呈“Ｔ”字型交叉，有交通信号灯控制；××路匝道为东西走向，东往××方向，西往与××××西路交叉，××西路为南北走向，南往××南路方向，北往××大道方向，东侧为××大运河；沥青路面，路面完好、平直、潮湿，夜间有路灯照明，视线良好；××西路设有中心隔离绿化带及机非隔离绿化带，实行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分道通行；××快速路由西向东下匝道总宽度为7.40米，××西路和××大运河间设有绿化带，宽度为8.50米。梁溪交警大队对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意见为：戴某2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驶离现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未确保安全及注意道路情况，驾车坠入运河，其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梁溪交警大队据此认定：戴某2承担事故全部责任。2020年6月19日，侯某、戴亚、戴某1诉至本院成讼。诉讼中，曹庆申请童嘉、崔明作为证人于7月20日到庭作证。童嘉作如下陈述：其与曹庆系朋友关系，之前住在对面，认识十来年了。其是做金融的，自己开公司，公司名为久伦商贸有限公司，其不认识曹晓乐，也不认识戴某2。3月9日晚，其与曹庆、曹晓乐等人一起吃饭，当天下午到的曹庆所在公司，曹晓乐和戴某2是当天五点多到的，一起吃饭的共有七人，其中从常州来的三个，加个曹庆、曹晓乐、死者（戴某2），还有一女的，其不认识。吃饭期间，没有人劝酒或拼酒，除了从常州来时开车的朋友没有喝酒外，其余六人喝了一瓶多的洋酒。饭后，其与从常州来的另外二人先走的，乘车回常州了。其离开时，曹晓乐、戴某2还送行的，其觉得他们状态没有问题，戴某2是清醒的。就餐期间，戴某2没有提到他是开车过来的，也没有说他开车来、不能喝酒或者其他理由不能喝酒，就是给他酒他就喝了。其之前并不认识戴某2、曹晓乐，当天都是第一次见面，且曹晓乐和姓戴的在期间说自己经常去夜场，酒量不错。几人在吃完饭后还在那里唱了一会歌，唱歌期间其喝了一瓶啤酒，其他人有没有喝，其没有注意。吃饭期间，曹庆说楼上有酒店，帮戴某2订一间，其没有听到说戴某2女朋友要来。其（常州的）三人离开时大概晚上九点不到，具体记不清了。吃饭的地方，楼下有停车场，就在一楼的院子里。崔明陈述：其与是曹庆认识好几年了的朋友，与曹晓乐也见过一次，但不认识戴某2。3月9日晚，其与曹庆、曹晓乐、戴某2在一起吃饭，共有七人，其中其与曹庆、童嘉还有一个常州的朋友比较熟悉，常州的这个朋友因为要开车所以当晚没有喝酒。吃饭的地点是在六楼，晚饭是叫的外卖，六个人大概喝了两瓶不到的洋酒，有一瓶是喝过的，就直接倒出来喝的，放了冰块，没有兑别的东西。当天晚上没有觉得谁喝的多、谁喝的少，都差不多。开始喝酒之前，只有从常州开车来的朋友特别申明不喝酒，其他人没有提。吃完饭，三个从常州来的人先走的，剩下的人也结束了（不喝了），其离开时，其他人送到电梯口，戴某2也在门禁里打了招呼。当晚吃饭就是闲聊，不是为了谈生意。吃饭时，没有听到戴某2提到他开车来，期间，其那个没有喝酒的朋友在之前说想喝酒，曹庆提到楼上有酒店的事，说可以住在上面，后来还是没喝酒。其与戴某2是坐在对面，因为二人都是做广告的，其加了戴某2的微信。其走过去加戴某2微信的时候，聊天时戴某2提到有个女的要过来，他准备住在楼上酒店。当时大家都在聊天，戴某2是跟其讲的，别人有没有听到其不知道。饭局结束其离开的时候，这几个人中没有哪个人体力不支，大家状态都挺好的，因为也没喝多少酒。吃饭的时候，戴某2没有醉，他本人自己说他酒量很好。曹庆提出可以住在楼上酒店时，戴某2说他可以住在楼上，我们（三人）是要走的。在对于童嘉、崔明的证人证言质证时，侯某、戴亚、戴某1表示：两位证人与曹庆是多年的朋友，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证人证言不具有客观性。证人都是先于戴某2离开的，对戴某2离开的时候的情况不清楚。他们跟戴某2也是一面之交，对于戴某2的酒量、酒后状态都是不清楚。庭后，侯某、戴亚、戴某1申请追加童嘉、崔明为被告。曹庆表示：其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可以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提醒义务。因为饭局本身就是一个情谊行为，所以这也决定了证人身份与参与者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朋友关系，但根据证人陈述及各被告陈述情况，可以反映当时饭局的基本情况。曹晓乐表示：其对证人证言中对曹晓乐、戴某2到场（顺序）的陈述有异议，其他无异议，都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特别是关系到细节方面，戴某2没有拒绝喝酒，也没有提到是开车过来的。此后，侯某、戴亚、戴某1补充提供了江苏理道评估鉴定服务有限公司（受理日期2020年8月10日）出具的《评估鉴定咨询意见书》一份，拟证明戴某2事故中所驾苏××**车辆在公估基准日（2020年3月9日）的损失价格为212425元。经质证，曹庆表示：首先，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该评估是三原告单方委托，其未参与评估程序，未审核评估机构人员资质，评估报告的内容也显然不合理、不科学。其中估价的结论无详细调查分析说明和参照标准、估算过程，对于车辆折旧系数也未作解释，显然不符合举证规则关于鉴定书的要求。其次，车辆当日发生两起事故，追尾及坠河，该两起事故对车辆造成的损坏显然是不一样的，而该份证据对此并未进行区分。最后，车辆损失是由事故造成，与其无直接因果关系，其不承担车辆损失赔偿责任。曹晓乐表示：首先，戴某2是因为交通事故溺水身亡，与其无关。车辆在当日出现了两起事故，一是追尾、二是坠河，该两起事故均造成了车辆不同的损坏，但第一起追尾事故并不导致车辆报废损坏，第二起坠河事故直接导致了车辆报废。如果其存在过错，也是存在极小的过错，只应对追尾事故承担部分责任，而且其车辆也因为追尾事故造成了损害，其保留追究的权利。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该起事故由戴某2承担全部责任。故车辆的损失应当由三原告承担，与其无关。其次，其对咨询意见书不认可，其中新车购置价为459600元仅仅是根据汽车之家网站上的价格，不具有客观性，应当以当时购买发票为准。据其事后了解，涉案车辆在事故日之前曾经有过大修，相关记录4Ｓ店应该有，该大修事实的存在会对价值评估产生较大的影响。且咨询意见书反映三原告于2020年8月10日才委托他人鉴定，已经过了法院限定的在2020年8月1日之前举证的期限。其他质证意见与曹庆相同。崔明表示：其同意曹庆、曹晓乐的质证意见。另查明：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4年5月31日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的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l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l00ml的驾驶行为。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其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争议在于：一、四被告作为与戴某2共同聚餐、饮酒之人，对于戴某2的死亡应否承担侵权责任。二、侯某、戴亚、戴某1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以及车辆损失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不存在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或者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故本案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侵权责任的构成件包括：（1）违法行为；（2）损害事实；（3）因果关系；（4）过错。本案中，戴某2溺亡后果已经确定，故侯某、戴亚、戴某1应当举证证明：1、曹庆、曹晓乐、童嘉、崔明实施了违法行为（包括不作为）；2、违法行为与戴某2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曹庆、曹晓乐、童嘉、崔明存在过错。本院作如下分析：一、曹庆虽是饭局的组织者，但其与参与饭局的人均是朋友，当天的饭局仅仅是朋友之间的聚会，属于日常人际交往中的情谊行为，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简言之，参与聚餐的人均是凭借着朋友关系自愿参与饭局，并非工作原因或者其他商务活动，故本院判定曹庆组织聚会，曹晓乐、戴某2等人参与聚会并饮酒均系当事人自愿，上述行为并不违法。对于自愿参加聚餐、饮酒的人而言，饮酒后如果出现醉酒状态下的体力不支、意识不清或者呕吐、身体不适等症状的，其他参与人基于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应当对出现身体不适的同饮者尽到必要、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例如选择联系其亲友来接人、护送其返回家中、报警处理、拨打急救电话或者就近送医治疗等，不能置之不理，以免醉酒者因无人照料而发生人身危险、导致醉酒者伤亡。二、参与3月9日聚会的共七人，曹庆、曹晓乐、童嘉、崔明四人均陈述其中从常州开车往来无锡的一人并未饮酒，其余六人均饮酒，且事发第二天曹晓乐的血液中酒精含量也未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血液中酒精含量20ｍｇ／100ｍＬ），可见3月9日晚七人聚餐时发生拼酒、劝酒的可能性不大。聚餐结束后，童嘉、崔明已先行离开，其与戴某2此后的行为无关，不承担侵权责任。曹晓乐自述其与戴某2二人一起乘坐电梯下楼，而曹庆尚未离开，且曹庆当晚已饮酒，在戴某2与曹晓乐一同离开聚餐地点的情况下，曹庆对于戴某2的后续行为无法预见，本身也不具有照顾、护送能力。因此，在戴某2、曹晓乐一同离开后，曹庆对戴某2已无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亦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三、依据曹晓乐、曹庆所述，饭局结束后童嘉、崔明先行离开，之后曹晓乐与戴某2一起下楼，此时，若戴某2出现身体不适、意思不清等醉酒状态，曹晓乐作为当晚饮酒不多的同饮者、同行者，当然有为戴某2联系家人、送往医院、报警或者拨打120等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曹晓乐陈述当晚戴某2称要等待女友来接，这一说法在崔明出庭作证时也曾有类似陈述，有一定的可能性，之后曹晓乐与戴某2分手并自行驾车离开。对此，曹晓乐所述戴某2称有人来接，未核实是否有人来接的真实情况、也未与其家人联系，其未护送戴某2返程或交其交给接送之人即自行离开，存在一定过失。四、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果，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若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可以直接确认其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戴某2在与曹庆、曹晓乐等人饮酒后，并不必然会引发其驾驶机动车，更不会必然引发交通事故，故其死亡后果与共同饮酒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曹晓乐未将戴某2护送回家虽存在过失，但并不必然导致戴某2在醉酒后驾车，更不会必然引发交通事故并导致戴某2溺亡，上述过失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述过失与戴某2酒后驾车行为之间不存在推定的因果关系，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因果关系。五、就因果关系而言，在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其他介入的条件使因果关系判断较为困难，无法确定直接原因的，应当适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判断，确定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的适当条件的，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否则为没有因果关系。简言之，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智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导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为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在曹晓乐离开后，戴某2从聚餐地点无锡恒通商务广场自行驾车到达事故发生地点山北大桥的距离约为5.9公里，正常情况下自驾车时间需要约9分钟左右（经高德导航查询）。而戴某2能从聚餐地点将车辆开出并到达××大桥，中间也未发生交通事故，可以反映出其离开聚会地点时意识尚清醒。事发后，戴某2血液中酒精含量经检测为161ｍｇ／100ｍＬ，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血液中酒精含量80ｍｇ／100ｍＬ以上）。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并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作为危险驾驶罪进行处罚后，饮酒后特别是醉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已经成为车辆驾驶人员的常识，此行为既然被法律法规尤其是刑法所禁止，当然不需要曹晓乐等人再去提醒戴某2大量饮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曹晓乐驾车离开后，戴某2既未叫代驾驾车返程，也未在聚餐地点通知其亲友来接，更未就近在酒店入住，而是选择自行驾车离开聚餐地点，其他同饮人对此并不知情。戴某2所驾车辆内无他人乘坐，其选择驾车返程完全是其个人决定，其他参与聚餐的人当时均已不在戴某2身旁，自然无从知晓，也无法阻止。戴某2在自知饮酒后仍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已超出了一般的社会经验和智识水平，据此，曹晓乐的过失与戴某2溺亡之间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综上，曹晓乐等人虽在此前与戴某2共同饮酒，但对于戴某2饮酒后仍选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并无过错。戴某2在聚餐结束时意识尚清醒，其未选择合理方式返程，而是在明知自己大量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的情况下仍然选择驾驶机动车离开，该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及此后戴某2继续驾车前行坠河均是其自主行为导致，均应由戴某2承担全部责任。故戴某2溺亡的后果，与曹晓乐等共同饮酒后未送行的行为之间虽有关联，但不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或相当因果关系，曹晓乐等人对戴某2的死亡后果不承担侵权责任。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前述结论，四被告对于三原告主张的因戴某2死亡产生的各项损失不承担侵权责任。关于车辆损失，是由戴某2醉酒后驾驶车辆发生碰撞、坠河导致，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范围，与四被告的共同饮酒行为无关，三原告要求四被告赔偿车损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曹庆、曹晓乐等四被告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侯某、戴亚、戴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3元，由侯某、戴亚、戴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玉宝人民陪审员  徐惠玲人民陪审员  李 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丁 薇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