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行赔初10号原告薛晓润，男，198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法定代表人肖亚庆，部长。委托代理人梅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顾玲，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晓润因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薛晓润，被告工信部的委托代理人梅扬、顾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7月30日，针对薛晓润于2020年6月18日向国家信访局网站进行的网上信访，工信部作出工信信访〔2020〕2580号信访答复（以下简称涉案答复），内容为：一、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CA）与平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签订了购销合同，为其提供相关产品并签发事件型证书，用于固化业务场景信息。经调查，北京CA在为平安提供电子认证服务的过程中，遵守了《北京CA电子认证业务规则(2.0.4版)》和《北京CA证书策略(1.0.1版)》，不存在违反认证业务规则的情况。二、2019年12月，北京CA根据平安申请，出具了相应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上述报告指定场景中,平安持有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为“电子签名人”,报告中载明的“证书持有者信息：‘薛晓润’”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定义的“电子签名人”。因此，北京CA出具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问题，我部已责令其进行整改并向相关方书面说明。原告薛晓润诉称：2020年9月4日，原告因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交的一份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向被告投诉。被告拒绝书面答复，仅告知原告其已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调查并查出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已要求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整改。原告于2020年6月19日向国家信访局投诉要求被告出具书面报告。被告于2020年7月30日出具的涉案答复仅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出具的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认定为“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不违反认证业务规则”。而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交的虚假的《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中载明：“通过解析证书信息,该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使用的数字证书显示证书持有者:‘薛晓润’，证书序列号128281000000664F4A;通过解析证书路径，验证该证书由Trust-SignSM2CA-2000181证书体系签发,属于数字认证的证书体系，因此该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薛晓润的数字证书由数字认证签发。”以上表述足以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对电子签名作出错误的审判结果,严重违反《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第七章规定，应该责令其整改，并处以警告或者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但被告未按照《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作出应有的行政处罚，影响了原告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审判结果，理应重新作出行政处理书面答复。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维权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综上，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其因维权产生的费用共计3881.62元，包括参加本案诉讼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其他生活用品费等。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参加本案诉讼期间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的发票单据复印件。被告工信部辩称：被告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对原告进行告知，该告知行为并不会对原告设定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被告的行为不会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范畴之内。综上，被告请求依法驳回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审查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要求，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9年12月16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受平安的委托，对一份名称为“光大银行查询使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授权书”的PDF格式电子合同进行电子签名验证并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验证结论如下：1.该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电子签名人身份通过身份证信息核实、人脸识别比对等在线方式进行了身份核实，电子签名使用的数字证书由数字认证签发，证书持有者信息：“薛晓润”，证书序列号128281000000664F4A。2.该电子签名采用数字签名技术，通过数字签名验证，电子签名时间为2018-02-2200:13:23，该电子签名通过验证有效。3.电子合同自电子签名后未发生任何改动。2020年4月29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举报信及相关材料，原告举报事项为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光大银行上海永和新城支行及深圳平安普惠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虚假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原告请求被告依法调查被举报人，给予其严厉的行政处罚，并就针对此次事件给其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书面道歉。原告的主要理由为：其从未与被举报人有过任何电子签名的业务往来，被举报人也未给原告发放电子认证证书，原告未曾与被举报人签过《CA电子认证服务协议》，原告没有在案涉电子合同上进行签字。同年5月25日，被告电话告知原告将对原告的举报事项开展调查。5月26日，被告对北京数字认证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并于同年6月1日向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作出工信发函〔2020〕474号责令改正通知书，通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其向平安出具的相关电子签名验证报告存在措辞不严谨、表述不规范的问题。根据电子签名法及《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责令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7日内完成上述问题整改，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向相关方出具有关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真实意思表述的文字说明。同年6月4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向原告作出《说明函》，并于次日寄出，原告于同年6月6日签收。在《说明函》中，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对其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的过程进行了说明，同时对验证结论中所述的“证书持有者信息”字段标识的内容向原告进行了解释，并就“证书持有者信息”表达方式所引起的误解希望得到原告的理解。同年6月18日，被告电话答复原告对于其举报，被告经调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平安签订了《数字证书应用产品购销合同》，并向平安提供电子认证数字证书，用于固化签名行为业务场景信息，不存在违反电子认证业务规则的情况。针对原告提出的需要书面回复的新诉求，需要原告将材料寄送至被告信访部门。2020年6月18日，原告向国家信访局网站进行网上信访，要求被告对原告的举报事项进行书面答复，国家信访局于次日将其信访材料转送至被告信访部门。同年7月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工信访告〔2020〕2763号函并于次日寄出，通知原告补充相关举报材料，原告于同年7月4日签收。被告于同年7月8日收到原告寄交的补充材料，并转送被告信息技术发展司处理。被告信息技术发展司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工信发函〔2020〕918号《关于核实投诉举报问题的函》，要求北京数字认证公司明确其出具的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中的“证书持有者”和“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是否为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如不是，则对“证书持有者”和“电子合同中‘授权人（签字）’落款处的电子签名”的定义进行解释说明，并明确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电子签名依赖方”对应的法律实体身份。同年7月22日，北京数字认证公司对被告信息技术发展司作出回函并附其公司的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事件型证书策略、使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的有关文件，上述回函中称：北京数字认证公司2018年2月为平安签发序列号为128281000000664F4A的事件型证书，通过证书签名固化平安与用户签署电子合同的业务场景信息，证明相关信息的完整性，相关证书服务符合CPS和CP的规定。涉案《电子签名验证报告》中的“证书持有者信息”，是平安与用户签署合同时经平安核验的用户身份信息，不是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使用北京数字认证公司签发的事件型证书实施电子签名的主体是平安而不是用户。北京数字认证公司与用户没有电子认证服务合同关系。符合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人”，是使用事件型证书实施电子签名的主体，即平安。而符合电子签名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电子签名依赖方”，是通过对电子签名验证从而信赖该合同签署场景信息的任一实体。被告于同年7月30日作出涉案答复，并于次日寄送原告，原告于同年8月1日签收。原告不服，于同年8月7日诉至本院并提起本案赔偿诉讼。另查明，2020年11月20日，本院针对原告诉工信部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作出（2020）京01行初531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是受害人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而直接遭受的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失。本案原告因认为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通过提起诉讼的途径寻求法律救济并在此程序中所支付的住宿费、餐饮费等费用，与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行为对当事人所造成的直接损害而应承担的行政赔偿，在法律性质、承担方式和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实质性差别，不属于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行政职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的直接损害，不应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之内。并且本院已作出（2020）京01行初531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诉工信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故原告本案所提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薛晓润的行政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魏浩锋审 判 员 王春光审 判 员 范术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代景川书 记 员 隋雨霞附：相关法律规范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