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76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金助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丹景山镇伍柏村**。 法定代表人：张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音，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学满，男，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交子大道**中海国际中心****。 法定代表人：陶用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扬，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曦，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金助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助公司）与上诉人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发展担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6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66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金助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无论是双方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应急周转资金使用协议》（以下简称《应急协议》），还是金助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的《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明确约定了川发展担保公司应当于2016年8月26日将390万元款项划入指定还款账户，用于代偿到期贷款。而川发展担保公司作为专业融资担保公司，在应当知晓跨行转款存在延迟到账的情况下，未采取加急或者实时到账的方式转账，导致该笔贷款最终还款时间为2016年8月29日，事实上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2．川发展担保公司违约行为与金助公司主张的违约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川发展担保公司为金助公司提供担保，金助公司因此支付了11.2万元担保费用并提供了反担保，《应急协议》签订后又另行支付了7.8万元款项，金助公司足额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川发展担保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金助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是根本违约。而川发展担保公司在先行违约的情况下，受让债权后更获得以24%的年利率向金助公司主张资金占用利息的权利，明显属于不合理获利且加重金助公司负担。如果川发展担保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则不会产生24%年息和6.67%年息之间的利差，即为金助公司损失。其次，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温江支行）贷款之间的损失关系。川发展担保公司违约迟延支付代偿款的行为，导致金助公司信贷记录被降级为“关注”，导致中国银行温江支行三笔借款均提前收回贷款，造成金助公司损失。第三，金助公司原是优质民营企业，信用记录降级后导致融资无门，资金链断裂，又对长期合作伙伴构成违约，金助公司因违约所遭受的损失客观存在。3．违约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金助公司认为川发展担保公司应当承担其违约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如没有川发展担保公司的违约行为，金助公司在中国银行的贷款不会提前到期，也可以凭借良好商业信用继续正常融资，只需承担银行正常贷款利率。现金助公司需要承担24%以及日万分之五的利息，因此利差就是川发展担保公司违约造成的直接损失。 川发展担保公司辩称，川发展担保公司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而是尽责履行了担保义务。1．川发展担保公司为金助公司提供担保服务的初衷并非为其代偿银行贷款，借款合同的债务人为金助公司，即还款义务人应当首先是金助公司自身。2．金助公司并未举示任何损失实际发生的证据，其所承担的24%年利率和日万分之五的年利率，均是川发展担保公司合法行使追偿权后经生效判决认定的还款义务，并非金助公司遭受的实际损失。3．金助公司企业征信被列为“关注”系其自身丧失还款能力导致，与川发展担保公司无关，且金助公司企业信用报告上明确记载其2016年的银行贷款为正常收回，其被列为“关注”与川发展担保公司的代偿行为之间并无关联。4．金助公司主张的利息差额，更与川发展担保公司的代偿行为之间不具任何关联性。 川发展担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667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金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已构成重复起诉，应当裁定驳回金助公司起诉。川发展担保公司在履行担保责任后，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追偿权诉讼，生效判决支持了川发展担保公司关于追偿权的诉讼请求，金助公司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高院）提起再审申请亦被驳回，在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金助公司均以在本案中主张的理由提起抗辩，四川高院的再审裁定中明确认定了川发展担保公司并无任何违约行为，更未对金助公司造成任何损失。金助公司其主张和理由均被前述判决否定的情况下，又以相同理由提起本案诉讼，且本案诉请实质上否定了生效判决认定其应当承担的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关于重复起诉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2．一审判决超出金助公司诉讼请求，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金助公司明确主张的是利息差额，但一审法院在认定利息差额与金助公司所谓的违约行为之间不具直接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径行变更其诉讼请求，将金助公司主张的利息差额变更为赔偿违约金，明显超出诉请裁判。3．川发展担保公司履行代偿义务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已经按照相关合同约定，于贷款到期当天即8月26日16时13分向指定还款账户支付了390万元，且转账凭证显示为“实时付款”。实际上款项是因为转款银行在收到网银转账请求后，还启动了内部审核和签字流程，致使该笔转账被人民银行将交易转为“T＋1”处理，而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周末不启动核查，才造成款项于8月29日到达。因此，川发展担保公司在收到代偿通知后，当日即向指定账户完成转账，主观上并无任何违约故意，客观上采取了一切措施履行支付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川发展担保公司违约，明显认定事实错误。 金助公司辩称，1.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本案系金助公司基于合同关系提起的违约诉讼，前案系由川发展担保公司提起的追偿权纠纷，请求权基础完全不同。2.一审法院未超出诉请裁判，金助公司诉请的基础是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判结果，是因为认定承担违约责任的赔偿金计算方式与金助公司主张的方式不同。3.委托保证合同等，均明确约定了还款时间为指定还款日当天16时之前，应当保证能够还款，川发展担保公司在16时13分才进行转账操作，明显违约。4.川发展担保公司迟延代偿行为对金助公司造成实质损害，金助公司本身是优质民营企业，并非经营不善。虽然没有银行正式文件证明列为“关注”就是不续贷的理由，但是作为社会普遍现象，征信只要被降级就无法续贷。金助公司征信降级就是因川发展担保公司迟延代偿行为造成。 金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川发展担保公司赔偿以39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减去邮储银行成都分行正常贷款年利率6.67%计算的利息差额损失，计算至390万元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日2019年7月26日利息差额损失为1967515元；2.判令川发展担保公司赔偿以16336887.66元为基数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减去中国银行温江支行正常贷款年利率6.14%计算的利息差额损失，计算至 16336887.66元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日2019年7月26日利息差额损失为476311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川发展担保公司作为甲方与金助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委托担保合同》，主要约定甲方为乙方在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的相关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就保证期限、保证范围等内容进行明确约定。甲方每年收取担保费112000元。同月，川发展担保公司与张莉、金助公司分别签订《抵押反担保合同》《权利质押反担保合同》《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函》，主要约定由张莉、金助公司为川发展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并进行了登记。 2015年8月，金助公司与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签订《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主要约定：金助公司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借款人民币400万元，贷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45%；贷款偿还方式为按月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借款人应在合同约定的还款当日16时之前将当期应还款足额存入指定还款账户内，由贷款人进行扣款。另外，川发展担保公司与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签订《小企业保证合同》，为金助公司的该笔贷款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约定如发生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还款的事件，保证人在债权人向其发出催收函、履行保证责任通知或任何其他类似通知、文件后，应按照债权人要求的期限和金额履行保证责任。 上述合同签订后，邮储银行成都分行按约于2015年8月27日向金助公司提供了借款400万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企业法人授信业务借据》载明贷款年利率6.67%，借款期限12个月，从2015年8月27日至2016年8月26日。2015年10月9日，川发展担保公司出具票据收到金助公司支付的担保费112000元。 2016年8月26日该笔贷款到期时，因金助公司还款账户余额不足，邮储银行成都分行于同日向川发展担保公司出具《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载明“经与借款企业主联系，得知企业主资金困难，无法到期偿还贷款本金400万元，请川发展担保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在2016年8月26日前将积欠款项人民币400万元（含尚未清偿之贷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甲方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等合计）划付至其指定账户，代为清偿借款人所欠款项，账户信息如下：账号：95×××89，户名：成都金助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市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彭州支行）……”同日，川发展担保公司作为甲方、金助公司作为乙方、张莉作为丙方签订《应急协议》，就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的贷款，约定川发展担保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将390万元划入指定还款账户，用于代金助公司清偿到期贷款。金助公司作为合同对价支付资金占用费，每月按金助公司未归还周转资金的2%计算。《应急协议》第五条约定，协议各方不履行义务，除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外，还应当承担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2016年8月26日上午，张莉收到川发展担保公司金雷通过135××266号手机发送的短信，“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成都益州支行，账号：1212××××8140，八万！！用途：滞纳金”，张莉遂于当日向川发展担保公司转款合计7.8万元，摘要为“滞纳金”。川发展担保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通过中国银行成都益州支行，向指定还款账户转账390万元，并在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备注该笔款项用于金助公司资金周转。由于人民银行跨行支付系统自动将该笔交易转为“Ｔ＋1”日处理（8月27日、8月28日为周末），故该笔资金于2016年8月29日到达邮储银行彭州支行收款账户。 2016年9月5日，金助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已还清债务”贷款栏显示，还款方式为“正常收回”、五级分类为“关注”。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12月30日，金助公司与中国银行温江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主要约定：中国银行温江支行同意向金助公司提供人民币1600万元授信额度作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由川发展担保公司及张莉提供最高额保证。依据该《授信额度协议》，金助公司与中国银行温江支行签订了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2015年12月30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5年中银温小借字（H）001号]，主要约定：金助公司向中国银行温江支行借款6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2.2015年12月31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5年中银温小借字（H）002号]，约定：金助公司向中国银行温江支行借款700万元；3、2016年6月2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6年中银温小借字（H）005号]，约定：金助公司向中国银行温江支行借款300万元。2015年12月30日，川发展担保公司与中国银行温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授信额度协议》项下的债权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最高本金人民币1600万元及本金所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同日，川发展担保公司与金助公司签订《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就上述《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川发展担保公司与金助公司、张莉、张自立、郑光琼另签订《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等五份合同为川发展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温江支行分别于2016年1月13日、1月18日、6月7日向金助公司发放贷款600万元、700万元、300万元，共计1600万元。 中国银行温江支行分别于2016年12月20日、2017年1月6日、2017年5月22日向川发展担保公司发出《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通知川发展担保公司代为清偿金助公司所欠的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川发展担保公司代金助公司向中国银行温江支行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6336887.66元。 因金助公司未能清偿川发展担保公司支付的代偿款，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区法院）立案受理了川发展担保公司诉金助公司、张莉追偿权纠纷与川发展担保公司诉金助公司、张莉、张自立、郑光琼追偿权纠纷两案，两案分别系川发展担保公司基于其为金助公司代偿的邮储银行成都分行390万元到期贷款及中国银行温江支行16336887.66元到期贷款，川发展担保公司主张金助公司等支付代偿款本息、违约金等。 就邮储银行成都分行代偿款一案，（2019）川01民终6714号生效民事判决判令金助公司向川发展担保公司归还代偿款共计39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代偿金额39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随后金助公司、张莉向四川高院申请再审，四川高院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2019）川民申5013号民事裁定，其中认定“因川发展担保公司在本案中并无违约之处，则不存在给金助公司造成危害或损失问题”，最终裁定驳回金助公司、张莉的再审申请。 就中国银行温江支行代偿款一案，（2019）川01民终7614号生效民事判决判令金助公司向川发展担保公司归还代偿款共计16336887.66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代偿金额为基数，从代偿之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分别为：自2016年12月26日起，以代偿金额246306.67元为基数，扣除已经支付的利息12073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2017年1月13日起，以代偿金额6019530.99元为基数，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2017年1月17日起，以代偿金额7031972.5元为基数，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2017年6月6日起，以代偿金额 3039077.50元为基数，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金助公司与川发展担保公司先后订立《委托担保合同》以及《应急协议》，上述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其中《委托担保合同》约定川发展担保公司为金助公司在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的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金助公司向川发展担保公司交纳担保费并与其法定代表人张莉个人一同向川发展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而《应急协议》在确认金助公司不能按时归还邮储银行成都分行到期贷款390万元的基础上，约定川发展担保公司在2016年8月26日将390万元周转资金划入邮储银行成都分行指定账户，用于代金助公司清偿到期贷款，该资金的代偿具有现实性与即时性，与或然性债务的保证责任虽有不同，但实际上系金助公司在《委托担保合同》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受托人川发展担保公司代其履行还款义务，二者具有牵连性。金助公司以川发展担保公司未善尽《委托担保合同》以及《应急协议》之约定义务提起赔偿诉讼，应为合同违约之诉。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是：1.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川发展担保公司在2016年8月29日代金助公司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结清贷款390万元是否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3.如果川发展担保公司构成违约，如何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与本案相关的高新区法院作出的（2018）川0191民初3835号民事判决与（2018）川0191民初7298号民事判决，以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作出的（2019）川01民终6714号民事判决与（2019）川01民终7614号民事判决，均系就川发展担保公司与金助公司之间的追偿权纠纷进行的审理和裁判。在前述案件中，金助公司虽抗辩其与川发展担保公司基于《应急协议》形成新的借款关系，但并未针对川发展担保公司在2016年8月29日代其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结清贷款390万元提出违约赔偿主张，且成都中院（2019）川01民终6714号生效判决明确金助公司就川发展担保公司依据《应急协议》收取的7.8万元可另案解决。故金助公司以川发展担保公司未善尽《委托担保合同》以及《应急协议》之约定义务提起本案赔偿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川发展担保公司是否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委托担保合同》《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十一条第（二）项、《小企业保证合同》第四条等约定，川发展担保公司在金助公司不能按期足额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归还贷款时，负有按照贷款行通知履行担保责任的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本案在双方确认金助公司不能按约结清其在邮储银行成都分行余欠贷款390万元的情况下，特别订立《应急协议》，明确约定川发展担保公司在2016年8月26日将390万元应急周转资金划入邮储银行成都分行指定账户，用于代金助公司清偿到期贷款，金助公司每月按应急周转资金的2%支付资金占用费。嗣后，金助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付给川发展担保公司费用7.8万元，川发展担保公司虽于同日向金助公司还款账户转款390万元，因其采用普通而非加急或实时到账，致使该款迟于2016年8月26日划入金助公司还款账户，造成金助公司银行信贷记录五级分类为“关注”。因此，川发展担保公司在2016年8月29日代金助公司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结清贷款390万元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川发展担保公司援引（2019）川民申5013号民事裁定说理内容，主张其不存在违约行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2019）川民申5013号民事裁定，系四川高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针对金助公司、张莉不服（2019）川01民终6714号川发展担保公司与金助公司、张莉追偿权纠纷案件生效判决申请再审进行审查，作出的驳回金助公司、张莉再审申请之裁定。川发展担保公司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川发展担保公司如何承担相关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不得超过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考察双方《委托担保合同》，并无关于川发展担保公司违约责任的约定。而《应急协议》第五条约定，协议各方不履行义务，除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外，还应当承担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金助公司请求川发展担保公司赔偿其利息差额损失，无论是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代偿款的利息差额，还是向中国银行温江支行代偿款的利息差额，均与川发展担保公司的违约行为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川发展担保公司作为违约方，依照合同约定应承担合同金额390万元的20%即78万元的违约赔偿责任，故对金助公司过高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川发展担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金助公司赔偿违约金78万元；2.驳回金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914元，由金助公司负担52000元，由川发展担保公司负担6914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意见，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仍然集中在：1.金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川发展担保公司在履行保证责任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违约后果。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金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其要求川发展担保公司赔偿利息差额的诉请，系基于主张川发展担保公司在履行保证责任，代金助公司向邮储银行成都分行清偿债务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故本案与前诉川发展担保公司提起的追偿权纠纷并不一致，本案并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川发展担保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金助公司主张川发展担保公司违约的核心事实，在于川发展担保公司并未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将代偿款项于2016年8月26日支付至银行指定还款账户，代偿款项实际于2016年8月29日才被邮储银行成都分行扣划，由此造成金助公司企业信用受损，贷款风险分类被列为“关注”等级，导致后续金助公司在其他银行的贷款提前到期、无法申请续贷、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后果。对此，本院认为：从金助公司主张川发展担保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而言，首先，川发展担保公司实际已经于2016年8月26日当日，通过网上银行向指定还款账户足额转账，至于银行系统内部因何种原因导致款项迟延扣划，与川发展担保公司无关；其次，本案中债权人邮储银行成都分行并未以迟延还款为由，向金助公司主张任何违约责任，即川发展担保公司履行保证责任的代偿行为并未造成直接不利后果；第三，四川高院（2019）川民申5013号民事裁定书中，就金助公司提出的川发展担保公司违约行为已经作出评定，认为川发展担保公司并无违约之处。因此，对于金助公司提出川发展担保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从金助公司主张的“违约”后果而言，并无证据证明川发展担保公司的行为与金助公司贷款风险分类被列为“关注”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不排除金助公司因自身经营行为导致，更无证据证明后续金助公司贷款提前到期、无法申请续贷、企业资金链断裂等情况与川发担保公司之间具有直接关联。 综上所述，川发展担保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金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基于事实作出川发展担保公司构成违约的判断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667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成都金助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914元，由成都金助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成都金助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缴纳案件受理费53454元，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缴纳案件受理费58914元，均由成都金助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嫘 审 判 员  叶云婧 审 判 员  傅科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法官助理  敖旭涛 书 记 员  盛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