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25民初577号之一 原告：胡佳贵，男，194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 法定代表人：夏振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志标，浙江嘉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翁素荣，男，1968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梅君，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佳贵与被告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原告申请于2020年3月11日作出（2020）浙0825民初577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诉争林地的杉木，并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三人翁素荣于2020年4月30日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于2020年5月12日、6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就诉争杉木权属问题于2020年6月2日作出（2020）浙0825民初577号民事判决书，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浙08民终6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本院就原、被告之间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部分于2020年6月8日组成合议庭，分别于9月9日、11月25日开庭审理，原告胡佳贵于5月12日、9月9日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诚，被告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夏振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志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对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荷花形的130亩杉木享有林地使用权、森林或杉木所有权、森林和杉木使用权，并判令被告将上述权利人变更登记为原告；2.判令被告停止采伐行为，并返还已采伐的杉木或折价赔偿原告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7年1月15日，胡佳贵、李青福等四人与罗家乡陆村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陆村村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山合同》，根据合同约定，陆村村经济合作社将土名荷花形杉木林130亩承包给胡佳贵、李青福等四人。2002年2月，另三位承包人将股份全部转给原告，由原告一人承包。根据合同约定，原告的承包面积为130亩，而荷花形林地的总面积为137亩（据1982年的林权证上记载），故被告的自留面积仅为7亩。而且，结合合同中双方对四至的约定，被告的自留面积也只有7亩。2007年，被告隐瞒原告擅自申报登记并取得荷花形林地的《林权证》，林权证上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杉木所有权和森林或杉木使用权均登记为被告。原告获悉这一情况后，一直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解决林权问题，并书面申请要求变更林权证，但均未获回复。2019年11月中旬，被告向主管部门就荷花形林地申领了两份《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编号为龙游县采字[2019]1115003号采伐证由原告持有和使用，采伐面积3.33公顷（50亩）。另一份编号为龙游县采字[2019]1115002号的采伐证为被告未经原告同意擅自申领，采伐面积为2.67公顷（约40亩），其中的33亩为原告的承包林地。被告擅自采伐、侵占原告杉木约33亩，以及拒绝变更林权登记，其行为已侵犯了原告的权利。 被告陆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辩称：1.被告同意协助原告办理变更登记，但变更登记的相关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一直都是同意协助原告办理变更登记的，变更登记没有完成的原因是原告自己不愿承担变更登记的相关费用。2.采伐许可证中确定的位置属于被告的自留林地，并非原告的承包范围。根据合同的四至约定，诉争林地并非在原告的承包范围内，当时之所以合同上写130亩，是为了使承包人享受更多的权利。按照民间习俗，对山林承包范围的确定是以四至为准的。而且按照当时林地的市场价计算，如果实际按130亩计算，承包价远低于市场价。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承包山合同》一份，证明被告于1997年1月15日将坐落于罗家乡陆村村的土名为荷花形的130亩杉木林承包给原告、邱建良等四人的事实。 2.一九八二年《浙江省衢州市山林所有权证（存根）》一份，林权证上载明荷花形杉木林的总面积为137亩。 3.《梓坑荷花形承包山并股协议书》及收条一份，证明邱建良等三人于2002年2月将荷花形杉木林并股给原告一人承包，原告支付转让对价的事实。 4.《林权证》一份，证明荷花形杉木林的林地所有权人、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现均登记为陆村村经济合作社的事实。 5.龙游县扫黑办出具的《关于胡佳贵反映的罗家乡陆村村篡改林权证一事的情况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一份，证明罗家乡陆村村村两委确认原告对案涉130亩林地的权利，并同意原告将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变更为原告的事实。 6.通知书、林木采伐许可证一份，龙游县林业水利局林木采伐审批后公示两份，证明被告擅自申领编号为龙游县采字[2019]1115002号的采伐许可证。 7.照片一组，证明被告采伐案涉林地的杉木并强行占有的事实。 8.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1998）龙经初字第27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就案涉林地的承包年限为二十五年，故合同应于2022年1月10日到期，合同上写明的于2021年1月10日到期属于计算错误。 9.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1998）龙刑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在事实认定部分载明：“被告人胡佳贵和李庆福、邱建良、傅石林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日与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签订了承包林区荷花形山一百三十亩山林，承包年限二十五年，承包款八万元的协议……”，证明（1998）龙刑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对原告就案涉林地的承包面积为130亩的事实的确认。 10.山林西至分水照片一份，证明被告主张的分水不能延伸到夏某的地，因为中间有张有寿的竹林隔开，而原告主张的分水能够与夏某的地接壤。 被告陆村村经济合作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证人陆某出庭作证：当时村里把荷花形这块山发包出去是经村民组长、共产党员集体讨论通过并签字同意的，我当时也是参加的，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会议记录。当时大家是没有讨论面积的，林权证上的面积我也是现在才知道的，当时做林权证的时候是把老鼠坞和荷花形连在一起做的。合同上的四至都是很明确的，西至的分水指的是锯板厂后的分水，不可能是原告所指的分水，原告指的分水距离锯板厂已经很远了。合同上写的“夏某的承包地”准确来说指的是夏某的田。原告所指的“夏某承包地”的位置并不是夏某的承包地而是夏某所在的村民小组的地，1982年左右那块位置是夏某所在的小组用来做牛栏的，后来先后有三个人在这块位置种过地，1997年的时候是谁种的我记不清楚了。以锯板厂屋后分水为界，两边山的植被也是不同的。我们承包给原告的山以前是种过茶叶的，后来改种杉树后再承包给原告等人的，现在这片山上能看到有茶叶长出来的，而村里自留的山是没有种过茶叶的。承包给原告的山的杉树种的迟一点，所以承包山上的杉树也要比村里自留山上的杉木要小。对于现在双方争议的山原告一直都没有管理过的，对于原告已经争去的那部分山原告也是在其他三个人并给他一人之后才进行管理的。 2.证人胡某出庭作证：我当时是村主任，当时是村民组长和党员开会讨论决定将茶叶改种为杉木的这块山向社会招标的，开会讨论和签合同的时候我都是在场的。我们承包给原告的地原来是种过茶叶的，村里自留的部分原来就是种杉木的，界限很明显的。准确的说西边的四至应该是“锯板厂房后村杉木林分水至夏某承包田”，我笔误写成夏某的承包地，锯板厂西边有夏某的地我是不清楚的。开会讨论时我们是没有谈到面积的，也不知道林权证上记载的面积，由于没有测量工具，我们也不知道实际有多少亩。签合同时在场的人有我、夏某和四个承包人，为了承包人以后的利益考虑，我们就扩大了面积，写了130亩，因为大家对山林都是很了解的，所以就书面确认了。我1997年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听别人说原告从锯板厂的东面搞到锯板厂的西边去了。 3.证人夏某出庭作证：我当时是管村经济合作社的，这个情况我是清楚的。签合同的时候我是在的，当时也和四个承包人指认过位置的。承包给原告的山原来是种过茶叶的，后来改种杉树的，而且两边的杉木是不一样大的。锯板厂西边是没有我的承包地的，原告所指的位置是我们村民小组的地，原来是我们村民小组造牛棚的棚基，后面雨淋坏了，就拿来种东西了，先后有三户人种过，最初是陆吉松垦种的，后来他不种了我再种的，我只种过一季花生，而且当时原告承包这块山的时候我是没有种的，再后来是张有寿种的。当时村里讨论是没有提面积的，也没有看过林权证，具体多少面积我们不知道的。当时是承包人要求多写一点面积，为了之后可能有的国家补助。 4.被告提供了一九九七年元月三日村两委的会议记录，证明村两委讨论荷花形杉木林承包事项并签字同意。会议参加人员有胡某、夏某、陆某、金春根等十人。会议记录上载明：“山四至：……西至锯板厂屋后分水为界，山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村两委会议纪要并未进行公示，这是被告的内部文件，对原告均不产生约束力，而且会议纪要本上的后两页，村委会又决议对承包金额进行了变更，会议纪要上西面界址和承包金额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的约定不一致，该份会议纪要不能推翻承包合同的约束力。 本院依第三人翁素荣的申请调取了如下证据：1.从龙游县罗家乡林业部门调取的采伐区域图一份，证明原告在另外一份采伐面积为50亩的杉木林的区域图上写明：“采伐面积50亩，对采伐面积无异议，采伐位置北面分水到夏某地。” 5.从龙游县罗家乡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取的罗家乡陆村村公开招标出售荷花形杉木林采伐权公告、招投标中标公示、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出售合同等材料。林木采伐许可证上的采伐四至为：东至分水，南至山顶，西至合水，北至房子、路。招标公告和被告与第三人翁素荣签订的杉木林采伐出售合同上写明的山界四至为：东至张有寿房屋，南至胡佳贵支岗分水，西至大岗分水，北至水田，以权属证为准。原告认为招标公告和被告与第三人翁素荣签订的杉木林采伐出售合同上写明的采伐范围为“东至张有寿房屋”，与承包合同上约定的承包范围的“西至夏某承包地”的位置吻合，而被告所指的分水是不能延伸到张有寿的房屋的，所以进一步印证了原告主张的西至分水。 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了衢州源正江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罗家乡陆村村荷花形40亩杉木价值进行评估，2020年6月5日该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一份，载明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荷花形40亩杉木资产于评估基准日2020年5月10日评估价值合计102700元。原告对评估报告的评估计算方法、估价依据有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在认定事实和说理部分综合阐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1997年1月15日，胡佳贵、李青福、邱建良等四人与陆村村经济合作社签订《承包山合同》，合同载明：“经村委会研究决定，用投标方式，甲方将土名荷花形杉木林（130亩）承包给乙方，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杉木林具体坐落（四至）东邻第三村民组承包山分水及承包田；南邻第一村民组承包山分水；西邻村锯板厂房后村杉木林分水至夏某承包地；北邻承包田及路……”2002年2月，另三位承包人将山林转让给原告一人承包。2019年11月，被告向林业部门就荷花形林地申领了发证文号为龙游县采字［2019］1115002号、龙游县采字［2019］1115003号的采伐许可证，其中龙游县采字［2019］1××3号采伐证上的采伐面积为3.33公顷（约50亩），龙游县采字［2019］1115002号采伐证上的采伐面积为2.67公顷（约40亩），出材量约200立方米，采伐四至：东：分水，南：山顶，西：合水，北：房子、路。2019年11月18日，陆村村通过罗家乡农村产权交易分中心公开招标出售荷花形杉木林采伐权，翁素荣取得了案涉杉木林的采伐权。2019年11月26日，陆村村与翁素荣签订采伐出售合同。招标公告和采伐出售合同上载明的采伐区域山界四至为：东至张有寿房屋，南至胡佳贵支岗分水，西至大岗分水，北至水田，以权属证为准。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承包山合同》所指的“西邻村锯板厂房后村杉木林分水至夏某承包地”中的“村锯板厂房后村杉木林分水”究竟指哪条分水。原告主张其所指的分水的主要理由为：1.原、被告所指的分水是源于同一条主分水的两条分支，而主分水正位于锯板厂的后方，原告所指的分水能延伸到夏某的承包地，而被告主张的分水因隔有张有寿的竹林而无法延伸到夏某的承包地。2.结合双方合同对承包面积的约定。荷花形林地的林权证上的总面积为137亩，而合同上的承包面积为130亩，故被告的自留面积只有7亩，按照面积比例，原告指认的分水界址与面积相符。3.案涉林地招标公告以及被告与第三人翁素荣签订的杉木林采伐出售合同上载明的采伐范围均为“东至张有寿房屋”，与原告所指的分水位置吻合。被告主张其所指的分水的主要理由为：1.被告所指认的分水确系锯板厂屋后，而原告所指的分水与锯板厂位置距离远。2.以被告所指认的分水为界，两边原来的植被是不一样的，分水的东面也就是原告承包的位置以前是茶叶山，现在还能看到零星的茶叶树，而分水的西面也就是被告自留的部分是没有种过茶叶的，而且这边的杉树种的时间更早，杉木要更大一些。3.合同中所指的夏某承包地其实指的是锯板厂东面的夏某的承包田，原告所指的“夏某的承包地”的位置并非夏某的承包地，是夏某所在小组的地。本院结合双方的陈述、提供的证据及现场勘查认定合同所指的“锯板厂房后村杉木林分水”是指被告所指的分水，理由如下：1.被告所指的分水确系锯板厂屋后最为邻近的分水而且地理表象明显，而原告所指认的分水并非处于锯板厂正后方且距离锯板厂较远。《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四至记载的地貌、地物泛指的，以靠得最近的地貌、地物为界址。”此外，原告指认的分水与锯板厂相隔了一条合水，不符合民间标识山林界至的习惯。2.被告提供的村两委会议记录上也载明“西以锯板厂屋后分水为界”，该份会议纪要是由村两委共同拟定并签字确认的，存在歧义的可能性较小。对于原告主张其指认的分水的理由，本院认为：1.原告称被告所指的分水因隔有张有寿的竹林无法延伸到“夏某的地”，本院不予认同。2.因招标公告和出售合同上载明“以权属证为准”，该处的权属证应理解为“采伐许可证”。 二、合同上记载的面积与四至不符的，如何确认权属。原告称因荷花形山林总面积为137亩，而合同上载明的承包面积为130亩，故被告自留的面积只有7亩。被告辩称如下：1.当时村两委讨论发包荷花形林地事项时是并没有提到面积，只是明确了四至，并提供了当时的会议纪要。2.农村划分山林的习惯也是以四至为标准。3.之所以合同上写了130亩也是应承包人的要求，使其以后可能享受更多的政策补助。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的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1.陆村村两委的会议纪要中确实未提到山林的总面积以及发包面积，但写明了承包山林的四至。2.在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对面积的描述是置于合同的抬头，具体记载如下：“……甲方将土名荷花形杉木林（130亩）承包给乙方，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杉木林具体坐落（四至）……”可见，合同并未将面积作为单独的条款，而四至是作为合同的主要条款单列。3.农村划分山林的习惯做法是以四至确定范围，因为以面积确定权属，将无法确定合同履行的标的。《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也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再结合三位证人的陈述及现场勘查，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应为以四至为准。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山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合同约定，山林的西至无论是从“锯板厂房后村杉木林分水”延伸至“夏某的承包田”还是原告所指的“夏某的承包地”位置，诉争林地均不在原告的承包范围内，故原告要求被告折价赔偿原告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已履行其合同义务，故应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原告对承包的林地（合同约定的四至范围内）享有经营使用权，对林地上的林木享有所有权，现原告愿意自行承担变更登记的费用，被告应当予以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龙游县罗家乡陆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胡佳贵办理林权证照手续； 二、驳回胡佳贵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胡佳贵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本案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未履行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杨建玲 人民陪审员  雷清海 人民陪审员  郑志清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方嘉媛 1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