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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行终568号上诉人（一审起诉人）赵应礼，男，汉族，1974年4月19日生，住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赵应礼因诉腾冲市界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界头镇政府）、腾冲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腾冲市政府）土地行政征收一案，不服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5行初7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其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应礼起诉称，其依法取得被征收土地及基本农田的承包经营权，期限至2030年12月31日。2010年8月19日原腾冲县人民政府（现腾冲市政府）对《界头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给予批准界头乡石墙温泉征收补偿标准的请示》（界政报〔2010〕29号）进行批复，下发文件《腾冲县人民政府关于界头乡石墙温泉征地补偿标准的批复》（腾政复〔2010〕41号）同意原腾冲县界头乡人民政府（现界头镇政府）对其基本农田及土地的征收。后界头镇政府于2012年12月25日下发《界头镇人民政府关于石墙温泉旅游度假村项目规划区内耕地中种植农作物限期移除的通告》，随即其土地被征收，性质被改变，面目全非，不再符合种植条件。界头镇政府本次征收基本农田达644亩，旱地达32亩，林地651亩，荒地7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界头镇政府的征地行为应当报请国务院批准，但腾冲市政府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对《界头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给予批准界头乡石墙温泉征收补偿标准的请示》进行了批复，同意了界头镇政府对其基本农田及土地的征收。界头镇政府的征收行为以及腾冲市政府的批复行为明显违法，严重侵害其利益。请求：1.确认界头镇政府、腾冲市政府对其承包土地及基本农田的征收行为违法；2.判令界头镇政府、腾冲市政府返还征收土地和基本农田，并对其被征土地及基本农田进行恢复；3.判令界头镇政府、腾冲市政府赔偿因擅自改变承包土地和基本农田用途导致其不能耕种的损失（补偿日期从2012年12月25日至实际返还其可用土地之日止）。一审法院认为，赵应礼诉状中陈述2012年12月25日下发了《界头镇人民政府关于石墙温泉旅游度假村项目规划区内耕地中种植农作物限期移除的通告》，随即赵应礼的土地被界头镇政府征收，且土地使用性质被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赵应礼对界头镇政府征收其土地的行为早已知悉，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赵应礼逾期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立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赵应礼的起诉不予立案。赵应礼上诉称，一、其因土地征收提起诉讼，属于因不动产纠纷提起诉讼的案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20年的起诉期限，一审裁定以其逾期起诉为由裁定不予立案错误。二、其自2010年12月土地和基本农田被征收后，失去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作为中老年人已没有能力外出打工。一审裁定机械适用法律，将其最后一条维权道路堵在法院大门之外令人寒心。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赵应礼第一项诉讼请求对征收其承包土地及基本农田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根据赵应礼诉称内容，涉案的土地征收工作至迟于2012年12月底已经完成，故赵应礼至迟于2012年12月底应当知道案涉土地已被征收，其至2020年8月12日形成起诉状提起本案起诉，已经超过上述规定一年的起诉期限，不符合起诉条件。赵应礼基于第一项诉讼请求提出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亦因此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之规定，对赵应礼的起诉应当裁定不予立案。一审裁定理由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但裁定不予立案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20年起诉期限系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而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本案中，赵应礼系在2010年领取了征地补偿款、知道土地征收行为内容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故赵应礼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确定本案起诉期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学军审判员  易 文审判员  惠 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陈璐书记员王应娇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终153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章宪初，男，汉族，1954年6月3日出生，户籍地新昌县，现住新昌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新昌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中路190号。 法定代表人黄旭荣，县长。 章宪初因诉新昌县人民政府土地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6行初8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8日，涉案土地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为国有，2019年3月29日，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被告批准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新自然告字（2019）3号），挂牌出让涉案土地。2019年5月27日，原告以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挂牌出让新昌县高新园区南岩区块五都村2016-4ａ、2016-1ａ号地块、地块编号2019年工7号，交易成功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经过新昌县人民法院（2019）浙0624行初61号行政裁定及本院（2019）浙06行终455号行政裁定认定，原告与被诉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于2020年4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决“被告新昌县人民政府批准挂牌出让五都村2019工7号地块批准行政行为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原告对涉案土地挂牌出让行为不服，应当以挂牌出让公告中署名的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被告提起诉讼。被告批准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是经过政府批准后土地管理部门实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原告已经针对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土地行为提起过行政诉讼，现以新昌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再行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章宪初的起诉。 章宪初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上诉人认为，对于存在批准行为的行政行为，存在两重行政行为，一是下级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二是上级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请求审查重点：一是批准行为违反了强制性规定对外是否继续发生法律效力；二是自动失效前或者后的期间法律效力是否水火不容；三是一审法院对自动失效后的法律效力是否作出过判断；四是一审法院对自动失效只字不提是否属于基本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经针对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土地行为提起过行政诉讼，现以新昌县人民政府为被告再行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涉案诉讼请求是：判决被告批准挂牌出让五都村2019工7号地块的批准行政行为无效，并非对涉案土地挂牌出让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交易成功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当事人、诉讼请求、管辖级别不相同。一审法院认为再行起诉，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显属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批准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让的行为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是出让过程中的阶段性行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行政法规错误，上述条文是建设单位提出建设用地申请、审查、拟订供地方案。与涉案批准行政行为无关联。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作出裁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一、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6行初83号行政裁定；二、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三、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新昌县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本案原告起诉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被上诉人)批准挂牌出让五都村2019工7号地块的批准行政行为无效。被上诉人批准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及原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出让年度计划，会同城市规划等有关部门共同拟订拟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地块的出让方案，报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之规定作出的批准行为。该批准行为系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系经过被上诉人批准后国土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十九条又规定：“当事人不服经上级行政机关批准的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本案中，被上诉人批准同意案涉土地挂牌出让，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县政府批准后，发布挂牌出让公告，在公告中载明经县政府批准同意，公告由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署名盖章。因此，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被上诉人不属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所述，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章宪初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作出的裁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理，对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被诉的系新昌县人民政府批准挂牌出让五都村2019工7号地块的行为。该行为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是经过政府批准后土地管理部门实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从本案情况看，上诉人亦已针对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土地行为提起过行政诉讼。本案上诉人再以新昌县人民政府的批准挂牌出让行为为对象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前述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其起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金富 审判员  马惟菁 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亦恒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07民辖终1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达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朝阳东路**。 法定代表人：聂忠川,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住。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绵山路**/div> 法定代表人：赵小东。 上诉人达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793民初95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达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诉称，本案应由不动产所在地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原审裁定依据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通知并非是对行政区划的调整，不能得出绵阳科学城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2019年2月，本案已由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立案，应由最初立案的剑阁县人民法院管辖；由剑阁县法院管辖更符合立法本意，有利于案件审理和执行；案涉工程其他纠纷已由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剑阁县人民法院管辖。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793号民初95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四川省剑阁县人民法院审理，或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属绝密事业单位，实行封闭管理。科学城并非普通行政区划，四川省人民政府科学城办事处是省政府派出的行使政府职能的特殊政权机关，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川征地统一实行行政管理。原科学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科学城办事处一致。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批复》，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四川省科学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内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有其他特殊管辖规定的案件，按照特殊规定确定管辖。” 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案涉工程位于原告所属厂区内，属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征地范围。故本案应由原审法院管辖。上诉人关于本案应移送管辖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冯安石 审判员  邱 倩 审判员  奉 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睿秋 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115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楼良明，男，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人民东路**。 法定代表人：俞佩芬，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再审申请人楼良明诉被申请人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浦江县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193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楼良明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提审本案并改判确认浦江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1.浙江省浦江县浦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浦南街道办）仅系浦江县政府的派出机关，浦江县政府直接参与案涉城中村改造的组织、指挥和实施，系本案适格被告。2.浦江县政府在未取得批准文件、未发布征收公告、未对其有效补偿的情况下实施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中，《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的责任主体。楼良明以浦江县政府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浦江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因楼良明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浦江县政府直接参与或委托实施了被诉房屋拆除行为，且浦南街道办在二审中自认其系涉案房屋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故楼良明的起诉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楼良明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楼良明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楼良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楼良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蔚 强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林清兴 书记员甫明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行终579号上诉人（一审起诉人）朱刚，男，汉族，1970年1月12日生，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委托代理人尤雪婷，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曼婷，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朱刚因诉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征收一案，不服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3日作出的（2020）云28行初3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受理其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刚起诉称：1.其依法取得了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系土地合法使用权人。1998年11月11日，景洪市人民政府下发《对景洪镇政府关于要求兴建曼允新村改造老村的批复》（景政复［1998］69号），同意曼允村兴建新村、改造老村计划。为响应政府号召同时解决自身住房需求，田燕珍于1998年12月19日按要求与嘎兰办事处曼允新村签订了《征用土地协议书》，缴清了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征地费等全部款项。后于1998年12月16日领取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98-325），于1999年2月10日领取了（景国用［99］第02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位于景洪市平方米住宅用地的68年使用权。其于2007年11月23日与田燕珍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书》，按约定支付了相应的转让费后，依法取得了田燕珍名下（［99］第0262号）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依法为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人。2.（景国用［99］第02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其系该宗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将其合法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再次出让给第三人（景洪市公安局、景洪市公安消防大队）使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依照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在其依然是案涉土地所有人的情况下，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将上述土地直接出让给第三人，导致同宗土地出现三个权利人（即其与景洪市公安局、景洪市公安消防大队）。因此，在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未依法收回其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前提下，又将该宗土地再次出让给第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3.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先后作出的暂停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违法出让等行为导致其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无法实现，应赔偿其因此导致的损失。其在依法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后，多次以集体和个人的名义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相关建房手续，但相关部门以“闲置土地”、“景洪市人民政府自2008年3月1日起暂停办理景洪市城乡规划区内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和个人小宗地的项目立项和招标即工程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为理由迟迟不予办理。景洪市人民政府在未取得土地的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违反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违法划拨给第三人后，第三人在该宗土地上建盖了构筑物，完全改变了该宗地的原貌，致使其无法确认原土地的具体位置。其多次向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公开土地信息，但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在2020年3月6日作出的《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高荣等27户申请的回复》（景自然资源复［2020］2号）中仅指出“因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件为独立坐标，无法进行连测，需查找到原坐标后才能确定位置、现状。”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的行为致使其所属的土地位置、现状无法确定，造成其一直无法在土地上建盖房屋，现第三人已在该宗土地上建盖了房屋以及附属设施，其已无法实现其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向其进行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应当依法向其进行赔偿。因此，其要求按照“同等地段、同等面积”的原则进行土地置换赔偿或者按相同地段土地市场价格赔偿。其土地使用权证证载面积为666.67平方米，根据景洪市相同地段目前土地市场交易价格按7500元／平方米计算，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应赔偿其经济损失暂计500万元整。另，自2007年11月至今十多年以来，其因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的行为无法建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按景洪市同地段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9000元／平方米计算，共计人民币600万元整。综上，其系案涉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出让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将起诉人合法取得的景国用（99）字第026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涉及的土地划拨给景洪市公安局、景洪市公安消防大队的行为违法；2.判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依据“相同面积、相同地段”的原则，给起诉人置换相同面积的土地或按相同地段土地市场价格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暂计，具体金额以人民法院实际评估价格为准）；3.判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向起诉人赔偿自2007年11月至今因无法建房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600万元；4.判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就其违法行为在媒体公开向起诉人赔礼道歉。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对本案争议的土地进行收回并进行相应的处理，起诉人对政府收回土地的行为仅通过信访反映其诉求，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政府将包含本案争议土地在内的土地出让或划拨给第三方，对政府后续的出让和颁证行为，起诉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对朱刚的起诉不予立案。朱刚上诉称：1.其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至今仍是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人。2.原审裁定认可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向第三人作出了出让和颁证行为的基本事实，该行为对其造成了影响，其依法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3.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实施的出让和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查明本案事实，撤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28行初34号行政裁定，指令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本案。其委托代理人提出与上诉理由相同的代理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朱刚所提诉讼请求，涉及不同行政行为、不同法律关系，其诉讼请求不明确。另，朱刚于2020年7月13日提起本案诉讼，其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对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了收回出让的行为。经查，景洪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关于收回曼允新村内25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的批复》（景政复〔2020〕602号），景洪市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10月20日在《西双版纳报》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进行公告，故朱刚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对朱刚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朱刚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学军审判员  易 文审判员  张 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包欣鑫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356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 法定代表人：万永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利波，山东鲁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凤，山东鲁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路支行，，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台湾路** 负责人：马晓昀，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研业，山东众成清泰（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宗队，山东众成清泰（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路支行（以下简称青岛银行）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2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天圆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为：本案是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规则，本案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一、一审判决在认定案涉债权是否为破产债权时，对《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视而不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有关规定，认定天圆公司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程序行使权利。因此，破产债权是债权人在破产宣告前对破产企业已经享有的债权。案涉债权发生在天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不属于破产债权的范围。二、二审判决以天圆公司对案涉债权的担保责任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生效时产生，认定该担保债权属于天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前青岛银行享有的债权，系错误理解和适用第四十四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虽于天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前成立并生效，但青岛银行对天圆公司仅享有约定的担保利益，并非享有担保债权。案涉债权虽属于天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前成立并生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但该担保债权产生于天圆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之后，不属于该条规定的破产债权。三、《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天圆公司管理人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两个月内并未通知青岛银行继续履行合同，应依法认定该合同已经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未届满，青岛银行的放款义务和天圆公司的保证义务均未履行完毕，属于双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四、天圆公司对案涉5000万元债权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青岛银行按照《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五家公司重整计划》行使权利错误。五、青岛银行主张于2017年7月3日发放的贷款5000万元为“借新还旧”，系对2017年1月18日发放的贷款5000万元的实质性延续，缺乏法律依据。旧借款合同履行完毕后，天圆公司对旧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保证责任已经消灭。六、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约定，在天圆公司作为保证人被宣告破产时，被担保的主债权确定，故其被宣告破产后，青岛银行新发放的贷款不属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之内。 青岛银行提交意见称：一、天圆公司存在超期申请再审的可能。如天圆公司所述，二审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判决并送达天圆公司后，天圆公司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6月17日，存在超期限申请再审的可能。二、原判决正确，天圆公司的再审申请应当予以驳回。（一）新法优于旧法的前提是制定机关是同一机关。《合同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上位法，而《企业破产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是下位法，故本案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担保法》。（二）《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的从合同，最高额授信额度是或然债权，并非天圆公司主张的全部放款义务。2017年1月18日，青岛银行依约放贷5000万元，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天圆公司无权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2017年7月3日，青岛银行发放的5000万元贷款为“借新还旧”，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内，系对2017年1月18日发放贷款5000万元的实质性延续，没有增加保证人的负担。如果认为该5000万元为天圆公司的共益债务，将增加天圆公司的负担。综上，请求驳回天圆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经本院再审审查查明，天圆公司向本院通过网上申请再审的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而二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19年12月23日。因此，即使按照二审判决作出当天即送达起算申请再审期限，天圆公司申请再审也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故青岛银行主张天圆公司申请再审可能超过法定期限，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7年1月13日，青岛银行与山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集团）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同日，青岛银行与天圆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天圆公司为青岛银行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2018年1月13日止与永泰集团办理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余额5000万元的担保，保证人明确知晓所担保业务用途为借新还旧。2017年1月23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天圆公司重整案件。2017年6月22日，青岛银行与永泰集团签订《借款合同》，随后青岛银行向永泰集团放贷5000万元。另据本院查明，2017年1月13日，天圆公司与永泰集团签订《借款合同》，随后青岛银行向永泰集团放贷5000万元。2017年6月22日《借款合同》项下放贷系用于偿还2017年1月13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两份借款合同的利率一致。青岛银行确认其诉请确认的担保债权是依据在后的《借款合同》发生。天圆公司在再审审查阶段主张，其管理人已经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天圆公司破产申请后通知了已知债权人青岛银行，但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即青岛银行在不知天圆公司被裁定受理破产的情况下发放了第二笔贷款用于偿还第一笔发生在破产之前的贷款。原判决认定青岛银行该担保债权为破产债权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并未加重天圆公司的担保责任或者负担。天圆公司还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其未通知继续履行，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该合同也已解除。本院认为，保证合同属于单务合同，而该条针对的是双务合同，不适用于本案，其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也不能成立。 本案中，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被担保债权的确定”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3、债务人、保证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天圆公司是被裁定受理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并非被宣告破产，与合同约定的主债权确定事由不符，故天圆公司以主债权确定后发生的债权其不应再承担责任的理由也不成立。 综上，天圆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黄 年 审判员 刘崇理 审判员 潘勇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唐荣娜 书记员朱明珠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375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忠强，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刚，浙江双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施金鑫，男，197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一审第三人：永康市西城街道周塘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周塘村。负责人：黄绍雄。再审申请人李忠强因与被申请人施金鑫、一审第三人永康市西城街道周塘股份经济合作社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7民终5408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本院经审查，李忠强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供的《情况说明》并非属于再审新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不予采纳。综合本案审查情况，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忠强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黄培良审判员  郭杭铵审判员  李良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郑 宇1·2·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14民初828号原告：代分分，住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乐红亮，江苏致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蕊，住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鸣，江苏苏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艳，江苏苏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四彬，住河南省。原告代分分诉被告王蕊、王四彬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代分分委托代理人乐红亮、被告王蕊委托代理人王志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四彬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代分分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给原告医疗费53520.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上述费用共计人民币：53880.78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10日，原告代分分和被告王四彬同在雨花台区旁出新工地从事拖钢管的工作过程中，被告王四彬拉原告代分分的腿，致使原告代分分摔倒受伤，后原告代分分爱人拨打报警电话，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共青团路派出所接警处理。事故后原告即到南京市xx医院进行治疗，由于治疗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民疗费，原告目前已无力承担，故先行起诉已经产生的医疗费用，其因该事故产生的误工费、护理费等其他各项损失，待伤情稳定后另行起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具状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被告王蕊辩称，本案系原告与王四彬之间的纠纷，与王蕊无关，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王四彬未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代分分与被告王四彬系南京市雨花台区附近出新工地的工人。2019年3月10日，双方于工地发生纠纷，被告王四彬拖拽原告代分分的脚致使原告代分分摔倒受伤。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南京市xx医院救治，诊断为“右尺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行“右桡骨远端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植骨术”后于2019年3月22日出院。2019年6月17日，雨花台公安分局共青团路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9年3月13日08时24分，我所民警电话联系报警人，其称自行来派出所，后经了解：报警人赵某称2019年3月10日自己老婆代分分在雨花台区xx小区旁出新工地上与王四彬发生纠纷摔倒后手臂骨折，因为王四彬精神有问题，现在王的老板不出面处理给钱，民警电话联系老板王蕊到所进行处理。”另查明，被告王四彬由被告王蕊带至工地上班。事故发生后，被告王蕊垫付医疗费10000元。以上事实，有情况说明、病历、出院记录、收费票据、明细清单、账单、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因过错侵害他人权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案涉纠纷系因原告用小推车装过重的钢管引发，被告王四彬拉拽原告代分分的腿致使其摔倒，王四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道工地上此行为的危险性，主观上过错明显，故被告王四彬系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蕊抗辩认为原告辱骂、踢打在先，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王蕊雇佣被告王四彬，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负责看管钢管的被告王四彬因原告使用小推车装钢管与其发生纠纷，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且其主观故意，两被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王蕊辩称，原告属于他人雇佣，其认为应当找其雇主承担责任，但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代分分主张的医疗费53520.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30元/天计12天即360元，合计53880.78元，因被告王蕊垫付了10000元，依法予以扣除。被告王四彬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告代分分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3880.78元；被告王四彬对该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代分分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元，由被告王蕊与被告王四彬连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 强人民陪审员  郭素琴人民陪审员  张钟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仇欣月书 记 员  池 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京01执异296号申请变更人：河北同祥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裕华路**金立方大厦******。法定代表人：王玉峰，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赵焱，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文波，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执行人：河北信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联盟路**iv>法定代表人：孟线觉。被执行人：中国华兴（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华侨大厦****>法定代表人：邓世英。被执行人：北京庚泰集团，住所地北京市朝，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高斓大厦**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郑勇。被执行人：万力，男，1972年10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本院在执行河北信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信投公司）与中国华兴（集团）公司、北京庚泰集团、万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1999）一中经初字第1932号民事判决书］过程中，申请变更人河北同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祥公司）向本院提出变更执行主体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同祥公司述称：2020年7月6日，河北信投公司与同祥公司签订《单户债权转让合同》，河北信投公司将对中国华兴（集团）公司、北京庚泰集团、万力的债权转让给同祥公司，河北信投公司出具了《债权转让确认书》。2020年7月31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河北信投公司、同祥公司以邮寄的方式向中国华兴（集团）公司、北京庚泰集团送达《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同祥公司已经合法取得上述债权，故请求变更同祥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经审查查明：1999年12月17日，本院作出（1999）一中经初字第19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中国华兴（集团）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海淀支行贷款本金一千万元，按约支付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的利息及复利，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逾期付款的规定。支付自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起至贷款本金偿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北京庚泰集团对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中国华兴（集团）公司、北京庚泰集团没有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海淀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2016年5月25日，本院作出（2016）京01执异9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执行依据为（1999）一中经初字第1932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河北信投公司。2017年9月25日，本院作出（2017）京01执异20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万力为本案被执行人；二、万力应在其对北京庚泰集团投入注册资金不实及抽逃注册资金的一万元范围内，对河北信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责任”。2020年7月6日，河北信投公司与同祥公司签订《单户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本案债权转让给同祥公司。2020年7月31日，河北信投公司、同祥公司以公证方式通过特快专递向中国华兴（集团）公司、北京庚泰集团发出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2020年11月17日，河北信投公司、同祥公司以公证方式通过特快专递向万力发出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且书面认可第三人取得该债权，该第三人申请变更、追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河北信投公司与同祥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对债务人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同祥公司变更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准许。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执行依据为（1999）一中经初字第1932号民事判决书的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河北同祥投资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复议申请书，并按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 判 长 冯更新审 判 员 娄玉玲审 判 员 栗俊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李 贝书 记 员 李 琳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甘行申206号再审申请人（原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庆阳天地人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北大街**。法定代表人李小峰，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正军，该公司股东。委托代理人杨永红，该公司股东。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庆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住所地：庆阳市西峰区长庆北路人社大厦/div>法定代表人王勤贵，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秉涛，庆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科科长。委托代理人路秀芳，甘肃欣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旭明，男，汉族，1968年8月2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王阳明（系王旭明胞弟），男，汉族，1973年8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王有道（系王旭明之子），男，198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再审申请人庆阳天地人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人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庆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庆阳市人社局）、王旭明劳动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宁县人民法院（2019）甘1026行初26号行政判决和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10行终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天地人和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被申请人王旭明的工作职责中没有买菜的内容。2.申请人因经营困难在2016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就已经撤销了食堂，对职工进行的是餐补每月300元，不存在王旭明为职工食堂买菜的事实。3.一审认定的李瑞和赵小妮的证言应当予以排除。因为二人在事发之日李瑞并未上班。赵小妮是王旭明工作介绍人且发生交通事故骑行的就是赵小妮的电动车，其证言具有利害关系，应当予以排除。庆阳市人社局应当认定其股东会决议记录、王转梅、杨秉业的调查笔录。被申请人提供的李瑞的录音证言应当予以排除。二、本案庆阳市人社局认定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认定。三、申请人为进一步证明按月发放伙食补助未开设职工灶的事实，提供原申请人员工王喜凤辞职时的工资表，并出具书面证言，作为新证据提交。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再审。被申请人庆阳市人社局答辩称，1.被诉的庆人社工认字[2019]9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申请人申请理由和被申请人的第二次调查事实正确，应予支持申请人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被申请人王旭明答辩称，1.王旭明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工作职责部门管理、维修、内勤等工作，还负责每天宾馆工作人员的食堂采购事务。2.发生交通事故是本人在买菜过程中发生，应当认定工伤。3.庆阳市人社局从未对本人进行过调查和询问，人社局调查的证人证言之间存在前后矛盾，不应采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驳回天地人和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申请再审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才能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申请人天地人和公司向本院提交其原职工王喜凤辞职时的工资结算单和王喜凤出具书面证言，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据此，天地人和公司提交的必须是“新证据”，且该证据能够推翻原审判决，才满足本案提起再审的法定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是关于“新证据”的规定。“新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经审查，再审申请人天地人和公司提交的证据既不属于申请延期提供而未获准的证据；也不属于依申请调取而未获准的证据；王喜凤辞职时的工资结算单是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已经存在的证据，不属于在法定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故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该证据不属于本案新证据。一、二审法院以“王旭明外出买菜究竟属于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事实在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中认定事实认定不清，据此，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责令庆阳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无不当。对该事实争议问题，再审申请人天地人和公司和被申请人王旭明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伤认定程序中配合庆阳市人社局重新调查核实，积极举证，查明争议事实，等待庆阳市人社局对该事实的重新认定，故再审申请人天地人和公司以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为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二审法院判处并无不当。天地人和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庆阳天地人和商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吕 强审判员 朵利民审判员 赵静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张 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津民辖终1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亚太大道633号。法定代表人：王青松，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融和路681号宝策大厦（自贸区服务中心）第23层2304及2305-1。法定代表人：鲍世峥，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3民初96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诉称，本案涉及大量不动产且不动产价值巨大，为有利于案件审理及纠纷的最终解决并鉴于案件标的，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中国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及《质押合同》等提起诉讼，请求主债务人履行付款义务，同时请求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融资租赁合同》及《质押合同》中均约定，发生争议应提交本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合同中明确合同签订地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属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辖区，且本案诉讼标的额达到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故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浙江创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张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耿小军审判员  郭静波审判员  王双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付俊书记员边学坤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138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耿海林，男，196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办事处。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海波，北京新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登封市少林大道18号。 法定代表人：杨金军，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再审申请人耿海林因诉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登封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行终107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耿海林申请再审称，征收土地和房屋应遵循“先补偿、后拆迁”的原则，但其土地被征收后，土地及青苗补偿款至今未落实到位，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其所在村组已将涉案土地的补偿费用依照区片综合价发放给个人，该区片综合价包含了土地和安置等费用，不涉及村组分配等村民自治问题。一审法院以耿海林、登封市政府均未能主张涉案土地在哪一个批复中且裁判时机不成熟为由对土地补偿费的差额不予裁判错误。登封市政府是涉案补偿方案的制定机关和实施部门，明知涉案地上附着物等的补偿标准但拒绝提供，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耿海林一审诉请登封市政府支付其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属物补偿款及相应利息。关于耿海林主张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农村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本案中，有权主张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主体应为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以下××耿庄村委会），而非耿海林个人。登封市政府依法不负有向耿海林个人支付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的义务。因此，对于耿海林的该项诉请，一、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耿海林主张的地上附着物包干及青苗补偿费每亩按21300元标准计算及其相应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农村土地被依法征收，其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本案中，登封市政府作为土地征收人应当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据实足额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拨付到位。但从一、二审法院审理情况来看，登封市政府主张其已经将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足额拨付给耿庄村委会，并由村委会足额发放给被征地村民，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登封市政府关于其已履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法定补偿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鉴于双方对该项补偿的标准分歧较大，且根据双方所提交的现有证据难以确定具体赔偿数额的实际情况，判决“责令登封市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对耿海林依法应得的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依法履行补偿义务，耿海林已经实际领取的该项目的相应款项应予以扣除”，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无不当。耿海林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耿海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耿海林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孙 江 审判员 聂振华 审判员 马鸿达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张雪明 书记员王莹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浙民申401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宏飞，男，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茅铭晨，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睿玮，男，1967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琦，浙江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杭州三力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镇中村。法定代表人：王振刚，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周宏飞因与被申请人金睿玮、一审第三人杭州三力绿化建设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6635号民事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五、六项的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周宏飞提出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宏飞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卢岳平审判员  骆苏英审判员  陈洪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云芳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终16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玉宝，女，195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乡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费清锋，男，197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桐乡市振兴东路**。 法定代表人于会游，市长。 委托代理人强国良，浙江同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玉宝、费清锋诉桐乡市人民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1日作出（2020）浙04行初69号行政判决。赵玉宝、费清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赵玉宝、费清锋于2020年11月1日以其与被上诉人桐乡市人民政府达成和解为由，向本院书面申请撤回起诉和上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赵玉宝、费清锋申请撤回起诉和上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依法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准许上诉人赵玉宝、费清锋撤回起诉和上诉； 二、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4行初69号行政判决视为撤销。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50元，均减半收取25元，由上诉人赵玉宝、费清锋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竺娉 审判员  马良骥 审判员  张 榆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韦若莎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京03执异800号案外人：林德维，男，1992年7月29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申请执行人：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475号紫金矿业研发大厦A座11层。法定代表人：喻林，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郭莉梅，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馨卉，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武基村甲8号5号院1号楼1层105室。法定代表人：李艳敏。被执行人：山水文园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16号1幢1层。法定代表人：李英钢。被执行人：山水文园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武基村甲8号5号院1号楼1层105室。法定代表人：李英钢。被执行人：北京智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16号5幢3层。法定代表人：曹轶中。被执行人：李辙，男，1960年7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被执行人：王路遥，女，1967年1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朝阳区。被执行人：李艳敏，女，1964年6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在本院执行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新盛信托公司）与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文园凯亚公司）、山水文园凯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水文园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智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辙、王路遥、李艳敏一案中，案外人林德维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案外人林德维称，请求法院中止（2020）京03执1011号执行案件中对北京市朝阳区弘燕山水文园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执行。理由如下：我于2019年11月19日与山水文园凯亚公司签订《购房意向协议书》，约定以27970301元购买涉案房屋，我已支付12000000元房款，占总价款的42.9%。后山水文园凯亚公司未按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也是由于山水文园凯亚公司的原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向法院提出异议，请求法院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申请执行人长城新盛信托公司称，不同意案外人林德维的异议请求。一、山水文园凯亚公司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案外人并非权利人。二、案外人未与山水文园凯亚公司签署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三、案外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四、案外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支付了百分之五十的房款。综上，案外人异议理由不成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请求法院裁定驳回案外人的异议请求。本院查明，长城新盛信托公司依据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作出的（2016）京长安内经证字第32479-32481号、（2018）京长安内经证字第53692-53694号、（2018）京长安内经证字第55383-55384号、（2019）京长安内经证字第23447号公证书及（2020）京长安执字第216号执行证书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20年7月8日以（2020）京03执1011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轮候查封山水文园凯亚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弘燕山水文园17、18、19、20、31号楼的全部房产。查封期限三年，自2020年7月31日至2023年7月30日。本案涉案房屋在查封范围内。在本案审查过程中，案外人林德维提交了《购房意向协议书》、收据和《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等证据，其中，《购房意向协议书》中约定房屋总价为人民币27970301元，收据显示案外人林德维已支付购房款12000000元，已付房款未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登记机关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载明林德维名下无其他住房。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上述规定的三个法定要件需同时具备，方能支持案外人的排除执行请求。本案中，案外人林德维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付的购房款未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案外人林德维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同时具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法定要件，对其所提异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案外人林德维的异议请求。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审判长  高可审判员  王朔审判员  宫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冰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甘行终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润森，男，汉族，1952年10月15日出生，住甘肃省张掖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张鹏，男，汉族，1979年9月11日出生，住址同上，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滨河新区中央商务区政府办公楼。法定代表人王韶华，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安文武,该区司法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陈莉萍，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区政府法律顾问。上诉人张润森因诉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甘州区政府）不予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02行初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30日，甘州区政府作出甘区政发（2016）321号《关于大佛寺景区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张润森于2017年7月3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房屋征收决定，该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7）甘02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违法，但未撤销该决定。2019年8月8日，张润森与张掖市甘州区大佛寺景区开发建设管理处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约定：张润森私有房屋、自建住房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其中住改非商铺3间，建筑面积41㎡，12000元/㎡，计492000元。自建铺面2间，建筑面积35.4㎡，5800元/㎡，计205320元。自建住房3间，建筑面积47.49㎡，2800元/㎡，计132972元。小伙房1间，建筑面积16.99㎡，800元/㎡，计13592元。其他奖励及补助费用：搬家费600元、临时过渡补偿费2400元、一次性奖励30000元，合计33000元。三级残疾补助3000元。固定设施移装补偿费800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880684元，由张掖市甘州区大佛寺景区开发建设管理处一次性补偿给张润森，此后房屋权属归张掖市甘州区大佛寺景区开发建设管理处所有，张润森必须在90日内腾空房屋。2019年8月8日甘州区房屋征收办公室将880684元拆迁补偿款给付张润森。2019年7月17日，张润森向甘州区政府提出赔偿申请书，要求甘州区政府修建其宅基地所有房屋共计260平方米，每平方米共计2600元；经营损失一年5万元，共计14年；家人精神损失5万元，共计1426000元。甘州区政府于2019年8月1日作出甘区政不赔决字（2019）第0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张润森不服，于2019年11月7日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张掖市大佛寺景区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甘州区政府对周边棚户区进行改造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修建其宅基地所有房屋共计260平方米，每平方米共计2600元；经营损失一年5万元，共计14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据此，国家赔偿以“损益相补”为原则。已经得到补偿的，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其居住使用的房屋按法律规定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处在征收范围中的房屋，也已不适合经营，原告应寻找合适的地址经营，其经营不当的损失即便存在也不能要求政府承担。而且原告也与张掖市甘州区大佛寺景区开发建设管理处签订了《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并领取了各项拆迁补偿款880684元，原告再要求被告给予赔偿，于法无据。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家人精神损失5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且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支付精神抚慰金的情形仅限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造成的侵害。所以，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失费不能成立。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予以支持。原告在庭审中主张的房租损失，因向被告提交的申请书中未有此项，故不予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润森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张润森上诉称，一审没有审查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的合法性，并没有给上诉人补偿停产停业损失。征地拆迁应确保被征地拆迁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房屋租金本身就是经营的一种。政府门户网站报道的相关内容，侵害了上诉人的人格尊严并给上诉人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和压力。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新审理，将涉嫌侮辱诽谤罪的案件线索移交司法机关。被上诉人甘州区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正确，判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国家赔偿以实际损失为前提。区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并没有给张润森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故张润森提出国家赔偿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区政府依据“无损害无赔偿”的原则，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事实认定清楚，决定正确。张润森要求的经营损失不符合客观事实，且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张润森要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张润森的上诉。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张润森不服甘州区政府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法律规定可知，我国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四方面：一是行为主体，即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二是侵权行为，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权实施了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三是损害结果，指侵权主体职务违法行为造成受害人合法权益受损；四是因果关系，指侵权主体所为之职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前因后果之间的关联性。因此，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本案中，上诉人张润森以一审法院（2017）甘02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已确认甘州区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违法为由，提出行政赔偿申请，主张甘州区政府2005年开始拆迁至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历时14年对其造成财产损失、经营损失和精神损害。然而一审法院判决确认甘州区政府2016年12月30日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违法，与上诉人主张的14年间的财产损失、经营损失和精神损害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主张不能成立，甘州区政府作出的被诉不予赔偿决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张润森上诉主张一审没有审查房屋搬迁补偿协议的问题，因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上诉人张润森将涉嫌侮辱诽谤罪的案件线索移交司法机关的上诉请求，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甘州区政府作出的甘区政不赔决字（2019）第0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润森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张润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润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金瑞审判员 朵利民审判员 薛 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婷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05民终85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丽，女，1968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大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葆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城大道199号8-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824498557。法定代表人：刘强，总经理。上诉人袁丽因与被上诉人重庆葆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8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经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受本院委托，向上诉人袁丽送达了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上诉人袁丽在收到通知后，未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案件上诉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袁丽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国全审 判 员 肖 飒审 判 员 刘杨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罗 雪书 记 员 刘书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云行终577号上诉人（一审起诉人）李碧玉，女，回族，1971年11月5日生，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委托代理人尤雪婷，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曼婷，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李碧玉因诉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征收一案，不服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的（2020）云28行初3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受理其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碧玉起诉称：1.其依法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缴清了全部款项，系土地合法使用权人。1998年11月11日，景洪市人民政府下发《对景洪镇政府关于要求兴建曼允新村改造老村的批复》（景政复［1998］69号），同意曼允村兴建新村、改造老村计划。为响应政府号召同时解决自身住房需求，其于2004年12月17日与原景洪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清了受让土地使用权的征地费及相关税费等全部款项后，于2004年12月28日领取了（景国用［2004］第19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并于2004年7月22日领取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2004-190），取得位于景洪市平方米住宅用地的65年使用权。2.其持有的（景国用［2004］第19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其系该宗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将其合法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再次出让给第三人（景洪鸿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使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依照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在其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将上述土地直接出让给第三人，导致同宗土地出现两个同时生效的权利证书。因此，在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未依法收回其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证》的前提下，又将该宗土地再次出让给第三人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3.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先后作出的暂停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违法出让等行为导致其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无法实现，应赔偿其因此导致的损失。其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多次以集体和个人的名义依法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相关建房手续，但相关部门以“闲置土地”、“景洪市人民政府自2008年3月1日起暂停办理景洪市城乡规划区内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和个人小宗地的项目立项和招标即工程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为理由迟迟不予办理。2013年，景洪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北片区指挥部和第三人在未取得土地的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违反土地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曼允新村动工开挖土石方，改变了该宗地的原貌，将原先己规划建成的道路、管道等设施全毁，把山坡地夷为平地，致使其无法确认土地使用权的具体位置。其多次向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公开土地信息，但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在2020年3月6日作出的《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关于高荣等27户申请的回复》（景自然资源复［2020］2号）中仅指出“因原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件为独立坐标，无法进行连测，需查找到原坐标后才能确定位置、现状。”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的行为致使其所属的土地位置、现状无法确定，造成其一直无法在土地上建盖房屋，现第三人已在该宗土地上建盖了房屋以及附属设施，其已无法实现其合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的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向其进行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应当依法向其进行赔偿。因此，其要求按照“同等地段、同等面积”的原则进行土地置换赔偿或者按相同地段土地市场价格赔偿。其土地使用权证面积为666.70平方米，根据景洪市相同地段目前土地市场交易价格按7500元／平方米计算，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应赔偿其经济损失暂计500万元整。另，自2004年12月至今以来，其因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的行为无法建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按景洪市同地段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9000元／平方米计算，共计人民币600万元整。综上，其系案涉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出让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将起诉人合法取得的景国用（2004）字第19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涉及的土地出让给景洪鸿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行为违法；2.撤销景洪市景洪市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云（2019）景洪市不动产权第××号《不动产权证》；3.判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依据“相同面积、相同地段”的原则，给起诉人置换相同面积的土地或按相同地段土地市场价格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4.判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向起诉人赔偿自2004年12月至今因无法建房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600万元；5.判令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就其违法行为在媒体公开向起诉人赔礼道歉。一审法院认为，2008年，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对本案争议的土地进行收回并进行相应的处理，起诉人对政府收回土地的行为仅通过信访反映其诉求，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后政府将包含本案争议土地在内的土地出让给景洪鸿曦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并颁发《不动产权证》，对政府后续的出让和颁证行为，起诉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对李碧玉的起诉不予立案。李碧玉上诉称：1.其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至今仍是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人。2.原审裁定认可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向第三人作出了出让和颁证行为的基本事实，该行为对其造成了影响，其依法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3.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实施的出让和颁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查明本案事实，撤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28行初32号行政裁定，指令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本案。其委托代理人提出与上诉理由相同的代理意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本案中，李碧玉所提诉讼请求，涉及不同行政行为、不同法律关系，其诉讼请求不明确。另，李碧玉于2020年6月23日提起本案诉讼，其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景洪市景洪市自然资源局对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实施了收回出让的行为。经查，景洪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关于收回曼允新村内25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的批复》（景政复〔2020〕602号），景洪市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10月20日在《西双版纳报》对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进行公告，故李碧玉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一审法院裁定对李碧玉的起诉不予立案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李碧玉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学军审判员  易 文审判员  张 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包欣鑫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申76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费建英，女，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费茶英，女，1967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再松，浙江君安世纪（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花城社区。 法定代表人屠杭钢，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相远。 委托代理人王蓥，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费玉仙，女，195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丁敏，女，198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系费玉仙女儿。 原审第三人费菊瑛，女，1962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第三人费荷花，女，195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再审申请人费建英、费茶英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房屋行政协议一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2019）浙0109行初42号行政判决。费建英、费茶英不服提起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浙01行终1003号行政判决。费建英、费茶英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认为，费建英、费茶英提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由本院进行提审； 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惠忆 审判员  许勤 审判员  黄寒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张维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黑民申273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秀艳，女，197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哈尔滨铁路局哈尔滨铁路站车文化传媒公司职工，住哈尔滨市南岗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哈尔滨铁路站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铁路街**。法定代表人：戚友林，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郭秀艳因与被申请人哈尔滨铁路站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黑01民终6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郭秀艳申请再审称，郭秀艳是1971年7月31日出生，其本人户籍、身份证、工作证、入党申请书等证据均可证实其并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哈尔滨铁路站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达到少支付工资报酬的目的，在未经郭秀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伪造、变更人事档案，篡改郭秀艳的年龄信息，省人社厅并未批准郭秀艳退休，导致郭秀艳没有领取退休工资也未领取到正常工资，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无不当。郭秀艳诉请恢复劳动关系及索要工资，与其实际工作时间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裁定与郭秀艳请求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郭秀艳退休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郭秀艳能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是否符合退休条件、享受退休待遇，应由行政机关进行认定，本案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其可向相关行政部门主张权利。综上，郭秀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郭秀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丹华审判员  孙仕富审判员  孔祥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法官助理陆峣书记员陈秀玲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行终17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根友，男，193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代理人王世军，男，197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项隘村高隘。系上诉人王根友之子。 委托代理人鲁金艳，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法定代表人王兆波，区长。 委托代理人唐佳宁。 委托代理人王闽，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服务中心，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保丰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蔡德山，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越，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根友诉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鄞州区政府）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一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2019）浙02行初234号之一行政裁定。王根友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5日，该院受理原告诉被告鄞政集裁[2019]9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一案。同年12月5日，因原告对浙土字A[2018]-0099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的行为提起诉讼，本案予以中止。2020年7月16日，原告又针对被告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的《关于同意〈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项隘村拆迁地块A地块1项目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的批复》（鄞政发[2018]85号）的行为向宁波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宁波市人民政府于次日予以受理。2020年8月7日，原告又向该院申请案件中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诉讼的目的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救济，其基础是相关诉讼标的可以在案件审理中进行评判。本案审查的鄞政集裁[2019]9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的合法性，需基于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浙土字A[2018]-0099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和被告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的《关于同意〈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项隘村拆迁地块A地块1项目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的批复》这两个行政行为有效的基础之上，上述两个行政行为均属征地拆迁过程中经过公示告知被拆迁人的事项，被拆迁人在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之前均应当已经知晓，故原告在本案起诉之前均可对上述两个行政行为寻求救济。而原告直至本案起诉后，才接连对上述两个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和复议寻求救济，导致本案无法及时作出司法审查，影响司法效率。尽管原告对本案提起诉讼存在起诉期限的约束，其在诉讼中提出中止本案审理亦属合理要求。 故该院向原告释明其可以先行撤回本案起诉，待其对前置行为的救济结束后再行起诉，其对前置行为的救济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但原告坚持不撤诉。为规范原告合理行使救济权利，确保司法裁判的及时性，并督促原告在前置行政行为救济结束后，及时对本案被诉鄞政集裁[2019]9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提出救济，在保证原告对本案的起诉权利的情形下，该院先行驳回原告的起诉，待其前置行为救济结束后，再行提起本案之诉讼。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和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根友的起诉。 王根友上诉称：本案属于适用中止诉讼的情形，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错误。2019年4月23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案涉《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上诉人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受理。2019年12月3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举证、质证。上诉人由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获知浙土字A[2018]-0099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甬鄞拆公[2018]3号《宁波市鄞州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告》，并认为违法，遂对此分别提起行政诉讼。且上诉人对(2018)1号《关于同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经行政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对《关于同意的批复》(鄞政发[2018]85号)提出行政复议，宁波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17日受理；对《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项隘村拆迁地块A地块1项目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申请协调。上诉人认为，审批意见书、房屋拆迁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及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均与本案密切相关，为此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目前，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的批复处于行政复议程序没有结果。一审法院考虑司法效率、考虑司法裁判及时性的出发点上诉人没有异议，但是本案已经过双方举证、质证，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和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错误。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案件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 鄞州区政府、宁波市鄞州区房屋拆迁服务中心共同答辩称：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裁定并没有剥夺上诉人的诉权，亦不影响其实体权利，因此上诉人的上诉无任何实质意义。 诉讼的目的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救济。但在本案中，上诉人在拆迁过程中早已知晓浙江省人民政府对涉案土地征收所作出的浙土字A[2018]-00099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以及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同意的批复》这两个行政行为，但一直拖延到拆迁争议裁决的诉讼中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并两次提出中止审理的申请。上诉人的这些行为其本意并非是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是借助于诉讼、复议途径，达到延缓其房屋被依法征收的目的。上诉人的行为造成司法资源的无谓消耗，也影响了征收机关通过依法征收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目的的实现。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行政诉讼以及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为要求，其前提是相关诉讼标的可以在案件审理中进行评判。本案中，对诉争的鄞政集裁[2019]9号《房屋拆迁争议裁决书》之合法性评判，需以相关的浙土字A[2018]-0099号《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和《关于同意〈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项隘村拆迁地块A地块1项目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的批复》合法有效为基础。在经过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公示告知后，上诉人即应已知晓上述两个前置行政行为，却在本案起诉后才陆续对此提起诉讼和复议，违背了正常的诉讼逻辑和秩序。上诉人对案涉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提起诉讼后，原审法院已裁定中止审理。在该案审结、原审法院对本案恢复审理时，上诉人又时隔七个月对另一前置行政行为申请了行政复议，导致本案被一再拖延，无法及时作出裁判。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有利于规范、引导当事人正确合理行使诉权。且在保障当事人对本案起诉权利的前提下，先行裁定驳回起诉，符合确保司法裁判及时性的客观实际，对当事人的诉权没有实质损害。上诉人可待前置行为救济结束后再行起诉。综上，原审裁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榆 审判员 马良骥 审判员 李竺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吴 琳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结 案 通 知 书 （2020）冀02执17384号 申请执行人杨居山，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 被执行人陈学莲，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遵化市。 遵化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281民初1930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陈学莲在规定时间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杨居山于2020年10月21日向法院申请执行，本院依法立案并提级执行。 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本案标的额5500元，诉讼费25元，执行费50元。在执行期间，申请执行人杨居山与被执行人陈学莲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庭履行，本案已执行完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五条之规定，终结（2020）冀0281民初1930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 特此通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国 家 司 法 救 助 决 定 书 （2020）浙司救行32号 救助申请人：黄某，女，200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村××号。 法定代理人：王某，女，1973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系黄某的母亲。 救助申请人黄某以其生活困难为由，于2020年10月28日向本院申请国家司法救助。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救助申请人黄某称，其因诉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行政协议一案，不服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11行初4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申请人系未成年，其父母离异，父亲肢体、精神三级残疾，母亲无固定工作，家庭生活困难，特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经审查查明，2002年7月29日，黄伟与王某登记结婚，2003年2月20日生育一女黄某，2006年10月24日，黄伟与王某经人民法院调解自愿离婚，双方约定黄某跟随王某生活至成年。黄伟系丽水市莲都区紫金街道塔下村村民，户籍所在地为丽水市莲都区××村××号，户籍性质为农业，黄某与其登记在同一户，户籍性质相同。丽水市莲都区××村××号房屋系黄伟父母所有，父亲黄国明已故，母亲胡翠女当健在，两人生育子女二人，黄伟和黄美。黄伟另有一子黄浩城，1996年6月3日出生。2015年9月9日，王某向丽水市住房改革与保障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按成本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报的家庭人口为王某和黄某两人。2015年12月16日，经审批：“核准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标准32平方米。经申请人申请，同意对超过核准面积28.24平方米先按成本价销售；届时上市时，该部分面积按同地段、同类普通商品住房价格与购买时经济适用住房差价向政府全额缴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在办理产权登记时，予以注明。”2016年1月4日，王某取得丽水市莲都区凤凰城一区9幢701室经济适用住房产权（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2××6号），建筑面积为60.24平方米。2018年10月18日，丽水市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组织召开330国道丽水市塔下至腊口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被征收房屋产权认定工作会议，认定黄国明户塔下村22号建筑合法面积为433.38平方米，系混合结构住宅，由黄国明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后经两违处置将13.28平方米建筑面积合法化，建筑合法面积合计446.66平方米。2018年10月25日，原丽水市国土资源局发布丽土征预（2018）第26号征收土地预公告，征收项目为330国道丽水市塔下至腊口段公路改建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按《丽水市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管理办法》（丽水市人民政府令第81号）执行。丽水市莲都区××村××号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8年11月16日，莲都区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组织召开被征收户安置审查会，将经过公示的安置情况予以确认：黄伟一人户安置，拟定公寓安置面积40平方米，黄伟前妻王某和女儿黄某已房改，人均享受16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不予安置。2018年11月20日，黄伟与胡翠女当、黄美签订《继承析产协议》，确认其从黄国明处继承取得塔下村22号房屋建筑占地面积74.44平方米。同日，黄伟与其子黄浩城签订《房屋建筑面积占地面积分拍书》，确认两人分户后每人享有建筑占地面积37.22平方米。同日，黄伟签订《安置方案选择书》，确认选择公寓安置。同日，黄伟与莲都区土地和房屋征收工作办公室签订《丽水市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作为一人户安置40平方米公寓一套。2019年12月7日，黄某以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与黄伟于2018年11月20日签订的《丽水市市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责令被告重新与原告签订协议。该院于2019年10月9日作出（2019）浙11行初47号行政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黄某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19）浙行终181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救助申请人黄某父母离异，其跟随母亲王某生活，王某患甲亢和宫颈癌，无固定职业，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上述事实，有（2019）浙11行初47号行政判决书、（2019）浙行终1819号行政判决书、息诉罢访承诺书和丽水市莲都区万象街道梅山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等为证。 本院认为，救助申请人家庭经济困难，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第十二条和《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救助案件办理程序规定（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决定如下： 给予救助申请人黄某国家司法救助金五万元。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1157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先跃，男，196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人民东路**。 法定代表人：俞佩芬，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再审申请人黄先跃诉被申请人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浦江县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195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先跃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提审本案并改判确认浦江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1.浙江省浦江县浦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浦南街道办）仅系浦江县政府的派出机关，浦江县政府直接参与案涉城中村改造的组织、指挥和实施，系本案适格被告。2.浦江县政府在未取得批准文件、未发布征收公告、未对其有效补偿的情况下实施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中，《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的责任主体。黄先跃以浦江县政府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浦江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因黄先跃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浦江县政府直接参与或委托实施了被诉房屋拆除行为，且浦南街道办在二审中自认其系涉案房屋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故黄先跃的起诉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黄先跃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黄先跃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黄先跃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先跃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蔚 强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王 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林清兴 书记员甫明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0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三和佳（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新3号1幢11层4号。 法定代表人：罗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李，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勇，男，196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彭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霞，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三和佳（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勇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5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崔俊安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和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和佳公司无需向周勇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2.诉讼费由周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2018年8月1日周勇入职三和佳公司，周勇在2018年10月13日发生交通事故所受伤害被评定为工伤，并被评定为伤残9级。周勇在治疗出院后便未再回到公司上班，双方并于2019年4月23日达成劳动合同解除协议。2.本次交通事故肇事者肖文皓已经向周勇赔付了176710.53元，社保机构也已支付了周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审仍认定三和佳公司应向周勇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此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3.根据相应意见规定，在工伤与交通事故竞合时适用补差处理原则。在社保机构和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已经分别向周勇支付或赔付了相应数额费用，合计244449.33元，周勇已经获得的赔偿金远也远远超过了其工伤事宜主张的合计金额。 周勇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工伤和交通事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各自赔偿应分别计算，除医疗费以外其他项目都应当得到支持。一审已经查明劳动合同解除协议并非周勇自愿签订。 三和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三和佳公司与周勇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23日解除；2.判决三和佳公司无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9417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6800元；3.判决周勇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三和佳公司与周勇于2019年4月23日解除劳动关系；二、三和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周勇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9416.7元；三、三和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周勇停工留薪期工资16800元；四、三和佳公司不支付周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2086.8元；五、三和佳公司不支付周勇一次性医疗补助金35652元；六、三和佳公司不支付周勇医疗费8808.45元；七、驳回三和佳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三和佳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三和佳公司应否支付周勇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工资。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本案中，周勇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其所受伤害被评定为工伤并被劳动能力鉴定机构评定为伤残9级，则三和佳公司应当支付周勇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审对此相应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周勇举示的录音证据证明三和佳公司承诺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三和佳公司虽予以否认，但并未就此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周勇应当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故一审参照《成都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及《成都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并结合周勇的伤情，确认周勇停工留薪期为6个月，并就此认定三和佳公司应当支付周勇停工留期工资相应数额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三和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三和佳（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责刑事责任。 审 判 员 崔俊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薛潇瑞 书 记 员 李 进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60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毅，女，汉族，1965年2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蔡兴莲，女，汉族，1989年10月9日出生，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曾祥凌，女，汉族，1987年6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江安县。第三人：东莞市富丰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圩镇广场路**金杭酒店大堂B铺。法定代表人：叶志承。再审申请人刘毅因与被申请人蔡兴莲、曾祥凌以及第三人东莞市富丰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丰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9民终4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毅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判决避重就轻，只谈违约不谈案件争议焦点。产权证是本案的重要证据，刘毅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故而申请法院取证，但法院未予支持。2.一、二审法院未就不采信刘毅列举的数十条法律规定说明原因。3.二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直接判决，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4.曾祥凌在本案起诉前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房产证，且案涉房屋已抵押给银行，故曾祥凌对案涉房屋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东莞限购政策的规定，案涉房屋属于限制转让的标的物。5.二审法院未明确案涉《物业买卖合同》是买卖合同还是居间合同，该《物业买卖合同》前后矛盾。6.曾祥凌以63.8万元购买案涉房屋，两年后以160万元卖出，即便撤销案涉《物业买卖合同》也不会给曾祥凌造成任何损失，二审法院认定曾祥凌无需退还10万元定金，不合情理。7.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一审期间承认夸大面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富丰公司因其欺骗消费者应向消费者赔偿三倍佣金。据此，请求再审本案。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刘毅的再审申请，本案审查的问题是：曾祥凌是否应退还10万元定金；本案审理程序是否存在不当。关于曾祥凌是否应退还10万元定金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刘毅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后续购房款，二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举证情况，认定刘毅违约、案涉合同解除、曾祥凌有权依约没收定金，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刘毅申请再审主张曾祥凌应退还10万元定金，依据不足。关于本案审理中是否存在程序不当的问题。首先，一、二审法院已查明曾祥凌至在本案诉讼时仍未取得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刘毅申请法院调取案涉房屋的产权证等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的“无调查收集必要”的情形，故一、二审法院未根据刘毅的申请调查取证，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合议庭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开庭审理二审案件，故刘毅主张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本案违反法律规定且剥夺其辩论权，缺乏法律依据。至于刘毅申请再审主张富丰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向其赔偿三倍佣金的问题，经查，刘毅未在一审期间提出以上诉请，故该诉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刘毅以此为由申请再审，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刘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毅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余洪春审判员  陈志坚审判员  钟锦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苏冰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行申1151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玉平，男，196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江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浦江县人民东路**。 法定代表人：俞佩芬，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再审申请人张玉平诉被申请人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浦江县政府”）房屋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的（2019）浙行终194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张玉平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提审本案并改判确认浦江县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张玉平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和理由为：1.浙江省浦江县浦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浦南街道办”）仅系浦江县政府的派出机关，浦江县政府直接参与案涉城中村改造的组织、指挥和实施，系本案适格被告。2.浦江县政府在未取得批准文件、未发布征收公告、未对其有效补偿的情况下实施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本院认为：本案中，《浦江县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街道办事处是本辖区城中村改造集聚区安置的责任主体。再审申请人张玉平以被申请人浦江县政府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之诉，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因再审申请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申请人直接参与或委托他人实施了被诉房屋拆除行为，且浦南街道办在二审中自认其系涉案房屋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故再审申请人的起诉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均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玉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张玉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 岩 审判员 汪鸿滨 审判员 蔚 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张 东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 （2020）冀刑申278号 张利琴： 你因张文昌犯污染环境罪一案，对河北省武安市人民法院（2019）冀0481刑初392号刑事判决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刑终967号刑事裁定不服，以原裁判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等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经审查，原裁判认定，2018年4月初，杨延岭（已被捕）在河北省邱县非法经营一处润滑油加工厂。杨延岭通过一个叫“老陆”的人联系处理生产润滑油所产生的废弃油渣。“老陆”联系被告人王玉军后，王玉军又联系李仃福（已被捕）并让其帮忙寻找能倾倒废弃油渣的地点，李仃福联系被告人史占其让其帮忙寻找能倾倒废弃油渣的地点，史占其又找到被告人张文昌并经过实地查看，将废弃油渣倾倒点选择在武安市矿山镇惠兰村西北的一处石洼附近。2018年4月初，王玉军伙同被告人姚海岭分别驾驶车辆前往邱县杨延岭的润滑油加工厂装载废弃油渣，车辆行驶至武安市后，李仃福由史占其带领车辆至武安市矿山镇惠兰村后，史占其又联系张文昌，由其将两车废弃油渣带至惠兰村西北一处石洼内倾倒，造成严重污染。2018年4月7日2时许，王玉军让姚海岭再次到邱县杨延岭的润滑油加工厂装载废弃油渣，姚海岭驾驶车辆行至武安市后，由史占其带领车辆至武安市矿山镇惠兰村后联系张文昌，由其将该车废弃油渣带至惠兰村西北一处石洼内倾倒，造成严重污染，在返回途中被武安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查获。经河北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矿山镇惠兰村西北侧被倾倒的疑似废机油属于具有腐蚀性特征的废物。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该炼油渣为危险废物，主要污染物有：多环芳烃、总石油烃类、挥发酚、硫酸根、氯化物及硝酸盐氮等有害污染因子，惠兰村西北非法倾倒点倾倒危废量大于50吨。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武安市公安局情况说明、曲周县公安局环境安全保卫警察大队抓获证明、指认现场笔录及照片、辨认笔录、环保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河北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意见书、户籍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张文昌伙同他人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你申诉的理由理据不足，原裁判定罪量刑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认为，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原裁判应予维持，申诉应予驳回。 特此通知。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甘民申16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世俊，男，汉族，住甘肃省临洮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治平，男，汉族，住甘肃省临洮县。再审申请人张世俊因与被申请人王治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11民终8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张世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被申请人因承包工程资金短缺向再审申请人借款80000元，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借款完全是另一法律事实，且这80000元借款与再审申请人购买房屋没有任何关系。一、二审将三个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二）一、二审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二审判决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间交易习惯解决庭审中当事人如何承担举证责任及证据规则的适用问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张世俊诉请王治平偿还2007年3月6日借款80000元及利息，王治平抗辩已经通过顶房偿还借款，且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张世俊仍应就涉案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审中，张世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印证其主张的事实，且张世俊2019年1月4日法院询问笔录与2018年7月12日临洮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内容不一致，故，仅依据借条，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事实，张世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张世俊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再审事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世俊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孙 鲁审判员 张永梅审判员 满春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俞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