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2627民初2751号原告：贵州盛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黎平县德凤镇开泰路大市场7-212。法定代表人：杨茂来，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龙安江，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被告：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高登农业产业园。法定代表人：龙安江，系该合作社董事长。原告贵州盛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向科技公司”）诉被告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曾作出（2019）黔2627民初786号一审民事判决，因盛向科技公司不服本院判决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黔26民终15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9）黔2627民初786号民事判决，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盛向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茂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龙安江、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龙安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向科技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太空36号红香莲种苗款12.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3日，高酿镇地良村、上花村等村两委组织30多位村民前去盛向科技公司黎平荷花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结束后，地良村两委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定于2018年度推广种植200亩太空**红花香莲项目。2018年4月9日，，地良村两委及部分群众代表与盛向科技公司达成太空**红花莲种苗供应协议和签订了《农产品收购合同》双方约定由盛向科技公司按3.50元/株价格提供香莲种苗，并为村民全程提供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服务，同时约定盛向科技公司对带壳干铁莲按5元/斤保底回购。根据协议约定，2018年4月29日盛向科技公司提供36000珠[总金额为126000.00元（有收据为证）]太空36号红花香莲种苗交付给被告种植。随后原告对被告的种植户进行全程技术指导（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共20多次），尽心尽力履行合同义务。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原告多次催讨货款，被告代表人均以村委会、合作社没钱及高酿镇政府未给项目支持为由而未履行付款义务，被告的行为严重违约，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准前面请求事项。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地、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辩称,一辩人作为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被答辩人诉称“地良村两委及部分群众代表与盛向科技公司达成太空36号红花香莲种苗供应协议和签订了《农产品收购合同》”，事实是，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签订过任何合同，达成过任何协议。被答辩人提供的第一份合同的乙方即供货方为“地良村龙皎组”，第二份合同的乙方为“大寨组村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只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拘束力。被答辩人提供的两份《农产品收购合同》，既没有答辩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被答辩人的签章，答辩人并非两份收购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实际种植人也非答辩人，答辩人仅是代村民签收种苗。因此，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所诉的诉讼标的与答辩人无任何法律关系，所诉主张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作为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二、答辩人诉称事实与实际事实不符。1、答辩人并未组织过村民前往被答辩人处实地考察。被答辩人诉称2018年3月13日，高酿镇地良村、上花村等村两委组织30多位村民前往被答辩人黎平荷花种植基地实地考察。事实是，当天地良村委组织村两委成员、同步小康工作组成员、各组组长以及部分村民代表到黎平县考察和参观由县委县政府提供的芦笋种植项目，当天参观完芦笋种植基地后，村委会主任龙安江准备安排吃饭就返回村里。可是本村村民汤昌奎却私下联系了被答辩人，把我们带到被答辩人的荷花种植基地去参观，在前往参观之前所有人对此均不知情。在参观过程中，被答辩人工作人员介绍了“太空36号红花香莲”的种植情况和基本经济效益，当时前去参观的人员均表示该项目不适合在本村推广，因此答辩人回村后，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更没有去宣传和推广该项目。被答辩人提交的第六组证据“照片”中，第一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答辩人的代表人及村民在黎平会议纪念馆前拍照，横幅内容为“中共地良村支部红色文化教育培训活动”，其他照片也均为一些游玩纪念照，并非被告所称“项目考察照片”。在第二组照片中，只能看出系村两委的一些开会照片和“地良村产业扶贫推进会”，不知被告所称“村委会项目宣传照片”从何而来。第三组照片中，仅能看到确系卸车照片，但在卸车过程中仅有几个村民在场，仅能证明种苗有卸车不能证明交付至谁手中。相反，该组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在卸车过程中答辩人并未在场验收，《收据》仅系答辩人代签。第三组证据系一些田间照片，没有看到被答辩人病虫害防治服务的内容，更看不出系被答辩人在提供售后服务。第四组照片，系村民与被答辩人之间履行收购合同的照片，答辩人非合同相对人，也未参与收购，该组证据与被答辩人无关。综上，答辩人从未组织过村民前往被答辩人处参考，更未召开过任何推广会，被答辩人提供的第六组证据欲证明与答辩人形成事实合同关系，事实合同关系是指双方当事人并未签订书面的协议，但是已经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合同义务的交易形式，其成立的条件是：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予以接受，但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被答辩人提供的该组证据的四组照片并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并不能证明答辩人履行了任何合同义务，达不到被答辩人的证明目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被答辩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被答辩人的《农产品收购合同》系直接与村民签订，与答辩人无关。2018年3月13日答辩人与各村民在被答辩人处参观后，均不同意推广该项目。此后被答辩人在本村村民汤昌奎的带领下不厌其烦地向农户宣传、推广，声称种植“太空36号红花香莲”发展潜力巨大，比传统农业种植的经济效益更为可观，并承诺种植户每种植一亩有200元的化肥补助、200元的鱼苗补助、100元的人工管理费用，种苗由被答辩人提供。如产出莲子，被答辩人以保底价10元／公斤的价格向种植户收购。农户在这样的利益引诱下，便与被答辩人签订了《农产品收购合同》，整个过程中答辩人并没有参与，仅有本村支部书记龙廷杭和第一书记刘彦良曾陪同公司人员到XXX一次，但并未做出任何承诺及表态。在第二份《农产品收购合同》中，甲方代表人有本村村民汤昌奎的签字，印证了该项目系被答辩人与本村村民汤昌奎私下联系，以高利润、高回报之名诱骗我村村民与被答辩人签订收购协议，妄图套用扶贫项目资金，导致村民上当受骗，损失惨重。三、《收据》系答辩人代签，不能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事实合同。2018年4月28日晚，被答辩人将种苗运至地良村。2018年4月29日下午，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杨茂来到地良村民委员会主任龙安江家中，告知种苗已拉运至地良村，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收据”要求答辩人签收，因收据是被答辩人提前写好，答辩人非合同相对人，卸货时也未在场故明确表示拒签。杨茂来称“签收据只是证明种苗已经运到了你村，由你们代收，由种植户种植，项目实施方依旧是公司，村两委只负责帮忙监管即可。”当答辩人到卸苗现场时，种苗基本被老百姓分完拿回家了，无法进行点数，也无法得知产品质量。答辩人询问杨茂来是否有发放清册，其表示没有，全由农户按照需求量自行领走。因被答辩人无法出具产品采购合同及相关票据，无法认定产品是否合格以及产品价格，答辩人再次表示拒绝签收。但是杨茂来一再重申，只需签收证明公司已把苗运至地良村，让其能够回公司交代，不用签收方负任何责任。在其再三保证下，答辩人便以村委及合作社的名义签了收据。根据被答辩人出示的“种苗交付卸车照片”可以看出，实际卸车时间为2018年4月28日晚上，而《收据》出示时间为2018年4月29日，可以证明该《收据》为事后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补签。并且在合同法中，标的物的检验要严格于一般的签收，签收不等于检验合格，也可能是签收后在一定合理期限内检验。依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习惯，当面直接交付货物的，收货人会对货物进行清点检验，尤其是种苗的交付，现场检验更为重要。根据《合同法》第13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7条：“合同法第136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应当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证、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而被答辩人在卸货时未通知与之签订合同的龙皎组、大寨组村民，对交付的种苗进行当场验收，也未交付任何单证和资料。却在第二天叫来第三人即答辩人代为签收《收据》，其自行在《收据》下方写上“注：质量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香莲种植技术》、《香莲种植技术简介》，已交收货人”等字样，该字迹与收据上字迹明显不符，并且没有经办人签字，无从得知系何人所写。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被答辩人需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该《收据》系卸车后答辩人代为补签，仅为接受种苗的字据，种苗系被答辩人免费提供，并不能证明答辩人有向被答辩人支付种苗费用之义务，更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四、被答辩人未履行承诺及合同规定的义务，构成违约。1、被答辩人未履行合同义务，严重违约。根据被答辩人与龙皎组、大寨组村民签订的《收购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有义务为乙方进行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产量与质量，并在需要的时候，派技术人员到种植基地现场指导、监督检查。……甲方的《香莲种植技术》作为本《农产品收购合同》的附件”，根据该约定，《香莲种植技术》系合同附件，且《香莲种植技术》和《种植技术简介》仅为宣传手册，根本无法证明被答辩人履行了合同义务。2019年3月25日，由村支两委召开、被答辩人参加的“关于荷花种植项目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被答辩人向种植户承诺种苗免费提供，每亩1000元补助，还有200元肥料和100元管护费，但是迟迟未兑现，导致低产，种植户损失惨重。经各方讨论，在会议总结时已说明，如因被答辩人不整改导致项目失败，所有损失由其自负，与村两委、合作社无关。该《会议记录》签到册上有被答辩人法定代表人杨茂来的签字，证明被答辩人确参与了该会议，对会议内容亦认可。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违反合同约定，未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未如约履行承诺，已严重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2、因被答辩人未进行整改导致无法进行项目审批，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其全权承担。被答辩人最初来我村宣传时打的是免费提供种苗及技术指导，高回报的名义诱骗村民种植莲子。但是项目实施后，被答辩人却一再要求答辩人向高酿镇人民政府申报项目，以项目的形式实施该产业，此时答辩人才意识到上当了。针对这个问题，答辩人专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考虑到老百姓确实已实施，为了村民利益才决定向上级申报香莲种植产业项目。最后县扶贫办审批了该项目，项目资金20万。也就是说，如项目通过验收，种苗款由项目资金支付，而不是答辩人。由于项目后期被答辩人技术指导不到位，承诺的化肥、管护费未到位，且虚报了种植面积（申报种植200亩，经核实只有100亩左右），导致项目无法通过验收，无法报账，高酿镇人民政府要求整改。按政策来讲，整改工作应是实施方即被答辩人和种植户的责任，答辩人仅负责监管整改情况。可是被答辩人却将所有责任推向答辩人，不闻不问。答辩人认为，由于被答辩方没有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导致产业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答辩方自负。并且该项目已于2018年7月27日通过县扶贫项目审批，但是，被答辩人直接与种植户收购莲子，直接将收购资金支付给种植户，没有经过村委会及合作社。被答辩人未按照扶贫政策实施项目，却意图利用老百姓套取国家扶贫资金，在脱贫攻坚战期间将黑手伸向扶贫领域，在未得逞的情况下，便把目标转移到没有行政执法权的农村基层组织和没有经济实力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上来。综上所述，地，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是地良村的党建合作社地良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营，仅是扶贫项目实施的一个桥段。被答辩人的合同相对人为种植户，非答辩人。且该项目为县扶贫项目，因被答辩人严重违约并拒不整改导致项目无法通过验收，扶贫资金迟迟无法拨付，其损失由其自担，除此之外还应当承担因其违约给种植户造成的损失。被答辩人鼓动村民种植莲子意在套取国家扶贫资金，从始至终就是一个骗局。恳请天柱县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结合我国现在脱贫攻坚政策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内容，审慎核查本案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3日，高酿镇地良村两委成员、同步小康工作组成员、各组组长及部分村民代表到黎平县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培训活动和参观由县委县政府提供的芦笋种植项目，考察和参观结束后，经中间人介绍，地，地良村两委一行人到原告荷花种植基地去考察察结束后，根据原告推荐种植太空36号红花香莲亩产带壳干莲子达到300-800斤和附产品收益的经济效益，地，地良村两委决定在村里推广种植200亩太空**红花香莲项目来提高村民收入良。地良村两委经召开产业扶贫推进会后委成员和原告工作人员入户发动和确认种植太空36号红花香莲种植农户和种植面积，种植农户在《地良村荷花产业种植农户协议确认名册》上签名确认种植田块数和亩数，事后依据《地良村荷花产业种植农户协议确认名册》制作《地良村荷花产业种植登记表》，该登记表明确种植户共计98户，种植面积200亩。2018年4月8、9日，原告与地良村荷花产业种植农户签订了《农产品收购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按照保底价格10元/公斤回购带壳干铁莲。2018年4月28日晚，原告把太空36号红花香莲种苗运到地良村发放给地良村荷花产业种植农户，但种苗具体由哪些农户领取，领取的具体株数等原告均没有发放清册记载。同月29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杨茂来找到地良村委会主任龙安江，要求其在杨茂来事先写好的收据上签字，地良，地良村委会主任龙安江以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的名义在原告法定代表人杨茂来写好的收据上的收货人处签字并加盖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印章载明：“今收到贵州盛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交来太空36号红花莲种苗叁万陆仟株（小写36000株），价格叁元伍角整每株（小写3.5元/株），计126000.00元。收据落款后标注：质量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及《香莲种植技术》、《香莲种植技术简介》已交收货人。”且原告将《香莲种植技术》和《种植技术简介》仅作为宣传手册放置在地良村民委员会办公室。地良。地良村荷花种植农户种植原告提供的太空**红花香莲种苗后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以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太空36号红花香莲向高酿镇人民政府申报项目，高酿镇人民政府向天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申报种植太空36号红花香莲项目。经天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4次会议研究，2018年7月27日对高酿镇人民政府申报种植太空36号红花香莲项目作出了天扶领复〔2018〕12号文件批复，同意立项，同时对项目资金管理、利益联结、扶贫资金的发放作出了规定。该项目建设方式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财政扶贫项目资金投资20万元，建设内容和规模：“一、财政扶贫资金建设内容及规模：种植荷花200亩，每亩种植200株，购苗40000株，购买复合肥15吨；二、自筹资金建设内容：投放鱼苗400公斤，人工管理及其他8万元，项目实施单位是高酿镇人民政府，委托实施单位是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主体地良村莲子种植农户…”项目立项后，因农户种植原告提供的太空36号红花香莲亩产带壳干铁莲与原告宣传每亩产300-800斤差距太大，种植农户得不到经济收益，该项目经验收，没有达到扶贫资金发放条件，导致原告的种苗款无法得到收回。2019年3月25日，地良村，地良村支两委主持召开关于荷花种植项目座谈会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茂来及部分种植户参会，会议内容主要讨论种植太空36号红花香莲没有收成，种植户要求公司赔偿损失，党委政府和村两委要求整改，实现在6月份验收报账。让产业发展，公司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因一直不整改，导致项目失败，所有损失由公司自负，与村两委、合作社无关系。原告在2018年11月份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种植户回收干莲颗粒，直到2019年3月25日才到地良村收购干莲颗粒。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种苗款未果而诉至本院，诉请如前。另查明，地良村，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龙起烺8年7月11日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召开社员大会，同意龙起烺辞去合作社理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龙安江为新一任理事长、法定代表人，但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本院认为，本案中，从申报莲子种植项目的实施方案来看，地良村，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用财政扶贫项目资金20万元用于统一购买种苗和肥料分发给种植户目未经验收合格，原告款项无法支付，导致双方发生纠纷，可见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向原告盛向科技公司引进红花香莲种植项目首先是受国家扶贫政策的影响，有国家扶贫项目资金的支持，并非地良村种养殖合作社或者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民委员会（亦或是地良村荷花种植农户）作为民事主体与原告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而单纯愿意购买原告种苗的买卖行为；其次，从荷花种苗的发放情况以及后期的管护等来看，原告将种苗运至地良村后，并不是按照最初登记造册的农户名单逐户签字领取种苗，以至于种苗最终由谁领取，各自领取了多少，原告自己也未能提供详细的领取清册予以证明，且原告自认的为村民全程提供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服务，除了将资料放置在村委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尽到了后期的技术服务等职责。综上，因本案涉及扶贫领域，受国家扶贫政策因素的调整较大，对红花香莲种植项目的具体实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最终导致双方发生争议，故本案不宜由人民法院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贵州盛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原告贵州盛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820元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俊渠人民陪审员  陶光平人民陪审员  周翠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杨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