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汉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823民初1363号 原告：杨国章，男，生于1953年3月14日，汉族，四川省荥经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原告：陈淑清（杨国章之妻），女，生于1955年3月14日，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汉源县九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陈淑英，女，生于1966年1月2日，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被告：冯万东（陈淑英之夫），男，生于1967年11月15日，汉族，四川省汉源县人，住四川省汉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刚，汉源县九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杨国章、陈淑清与被告陈淑英、冯万东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国章、陈淑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被告陈淑英、冯万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国章、陈淑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退还所属原告坐落于××村××组××巷子的承包田2块（面积为1.35亩）；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侵占1.35亩土地孳息（每年1350元，从2013年至2020年，每年大小两季计算）共计18900元（1350元／年×7年×2）；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杨国章作为户主在1991年前土地承包期间取得了承包土地2.45亩（其中水田2.25亩，旱地0.2亩），登记户主为杨国章，承包人口有妻子陈淑清、儿子杨建欣、岳父陈洪荣、岳母曹秀莲。1991年，原告的岳父陈洪荣和岳母曹秀莲就赡养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作出（1991）汉法民调字第49号民事调解书，依法确定了属于原告两人的土地经营权属和赡养协议合法性。依照判决和协议约定原告两人从1991年先后履行赡养双老的义务（为两个老人承担了粮税费、医保、电费、安自来水管费用和各种生活所需），地方上众所周知。1993年初，被告以种种借口唆使利用老人，以老人名义做了一份假遗嘱，其目的是侵占属于原告两人的土地。此后，被告实际侵占了地名为陈家巷子的1.35亩土地至今，其中有0.41亩是原告的自留田。2010年7月13日，经九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无效，2013年原告两人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作伪证，向法庭提交两份“代书遗嘱”，后经（2013）汉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确认二被告提交二份“代书遗嘱”无效。判决生效后，被告依然强行侵占属于原告的承包土地经营至今，原告在无任何办法的情况下，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四）项、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第七十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为原告主持公道。 被告陈淑英、冯万东辩称，一、原告起诉的被告二是“冯万冬”不是“冯万东”，被告二的身份证、户口本均载明为“冯万东”，不是原告起诉状上载明的以及人民法院传票及其他文书显示的“冯万冬”，因此原告起诉错误，被告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亦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本案原告既不是诉争土地的所有权人，也不是诉争土地的使用权人，依法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原告返还土地的主张已超过法定的诉讼保护时限。本案诉争的土地，是陈洪荣、曹秀莲夫妇的自留地和1981年与幸福村2组承包的土地，虽然1991年2月12日汉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1991）汉法民调字第49号调解书中载明：“一、陈洪荣、曹秀莲自留地自行种收，承包田由陈淑清、杨国章共同耕种，从1991年2月起由陈淑清、杨国章每年付给陈洪荣、曹秀莲黄谷800斤、小麦400斤、猪肉30斤、猪油8斤、医药另用钱150元、煤炭3000斤。二、陈洪荣、曹秀莲平时的小病自理，重病住院及死后安葬费用由杨国章、陈淑清夫妇自行承担。”依据该协议陈洪荣、曹秀莲夫妇于1991年初就将其包产地交给原告种植，但该调解书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原告拒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1992年陈洪荣、曹秀莲夫妇便申请了汉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993年原告仍然不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因此，陈洪荣、曹秀莲夫妇于1994年初便收回了属于自己的承包土地自我耕种，1999年交由被告种植至今。由被告承担了陈洪荣、曹秀莲夫妇全部的生养、死葬义务。自1994年陈洪荣、曹秀莲夫妇收回土地至今26年时间，原告无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包括（1997）汉九民初字第487号房屋借用纠纷案，（2013）汉民初字第100号遗嘱继承纠纷案中均未曾主张该诉争土地的任何权利，因此本案已超过法律保护时效。三、本案案由是原物返还纠纷，依法所涉及的诉争标的物必须是原告所有，必须具备排他性，唯一性和绝对性，否则是不能返还原物的。然而本案涉及的土地所有权属幸福村2组，涉及的种植经营权是幸福村2组发包给陈洪荣、曹秀莲等人，现陈洪荣、曹秀莲已死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死亡，其合同因一方主体资格消灭而导致合同自然终止，该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将其重新发包给其他依法具有承包资格的人种植经营，应当由幸福村2组决定。在幸福村2组未作出重新发包决定之前，该土地依法应当由与原承包人共同生活的，对原承包人履行了生养死葬义务的人继续种植经营。原告诉争的土地无论是所有权还是种植经营权均不属于原告，并且原告未履行对原承包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原告要求原物返还的主张于法无据。四、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涉及自留地和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依法不能合并审理。在法律适用方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调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的规定，乡级人民政府处理是法定的前置程序，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的范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确定了该法的调整主体是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关系，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的纠纷不是发包与承包之间的纠纷，其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发包和承包的关系，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五、本案原告所持的《承包证》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该《承包证》存在诸多问题，不具有合法性。原告夫妇1979年结婚，与被告陈淑英及其父亲陈洪荣、母亲曹秀莲共同生活，1981年包产到户时，以陈洪荣为户主项下6人参加包产，其中有陈洪荣、曹秀莲、陈淑英、杨国章、陈淑清、杨建欣。1986年分家时，以陈洪荣为户主与曹秀莲、陈淑英三人分为一家，以杨国章为户主与陈淑清、杨建欣三人分为一家，各方均分得三人的包产地。1990年3月14日冯万东与陈淑英登记结婚后一直与陈洪荣、曹秀莲共同居住生活，种植属陈洪荣、曹秀莲、陈淑英三人的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根据当时“生不添、死不赶、接进嫁出都不管”的政策，继续第一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变。本案中所不同的只是原来的一家分成了两家，颁发《承包证》时依法应当分别颁发，可是当时的发包方为了省事，没有考虑双方分家多年并且分别种植土地的实际，也没有征得陈洪荣、曹秀莲、陈淑英的同意，简单地将原来的承包户主陈洪荣变更为杨国章，这样分家后以陈洪荣为家庭户主的项下就没有《承包证》了。因此，杨国章所持的《承包证》是第一轮《承包证》的继续，它包含了被告方的土地在内，是两家共有的《承包证》，故不能以此证明诉争的土地是原告方本身实际承包的土地。六、原告起诉的返还土地面积1.35亩无事实根据，根据一轮土地承包证显示，6人的承包田2.688亩，人均0.448亩；地0.18亩，人均0.03亩；田地人均0.478亩。二轮土地承包证显示，5人的承包田2.25亩，人均0.45亩；地0.2亩，人均0.04亩；田地人均0.49亩。因此原告主张返还土地面积1.35亩缺乏事实根据。综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原告起诉的被告错误；原告的起诉主张超过法律规定的时效；原告主张原物返还于法无据；更重要的是本案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原告并没有对老人做到在生供养死后安葬，被告耕种老人的土地是执行老人遗嘱，被告同意将涉案土地划一半给原告种植，但条件是原告必须承担双老安葬等费用的一半。 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杨国章、陈淑清系夫妻关系，冯万东、陈淑英系夫妻关系，陈淑清与陈淑英系姐妹关系，陈洪荣、曹秀莲系陈淑清、陈淑英父母。1979年8月12日杨国章因婚迁从四川省荥经县将其户口迁至四川省汉源县（原丰厚乡幸福村**）。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户主陈洪荣代表整个家庭成员六人（陈洪荣、曹秀莲、杨国章、陈淑清、陈淑英、杨建欣）从汉源县九襄镇幸福村2组承包水田2.688亩、旱地0.18亩，人均承包土地0.478亩。1986年陈淑英从大家庭中将自己的份承包土地从原大家庭承包总面积中单独分出来自行耕种。1990年3月14日冯万东与陈淑英办理结婚登记后到陈淑英处生活。1991年2月陈洪荣、曹秀莲与杨国章、陈淑清、陈淑英因赡养问题发生纠纷，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一、陈洪荣、曹秀莲自留地自行耕种，承包田由陈淑清、杨国章共同耕种。从一九九一年二月起由陈淑清、杨国章每年给付陈洪荣、曹秀莲黄谷800斤、小麦400斤、猪肉30斤、猪油8斤、医药另用钱150元，煤炭3000斤；二、陈洪荣、曹秀莲平时小病自理，重病住院及死后安葬费用由杨国章、陈淑清夫妇自行承担。”1993年，杨国章夫妇未按调解书履行赡养义务，陈洪荣、曹秀莲夫妇遂申请本院强制执行。经本院依法执行，二原告给付陈洪荣、曹秀莲夫妇谷子816斤，后二原告并未继续履行赡养义务。1993年因杨国章、陈淑清未按调解协议履行赡养义务，陈洪荣、曹秀莲强行将自己的份承包土地从原大家庭承包总面积中划出来自行耕种。 1998年7月1日，汉源县九襄镇幸福村2组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第一轮的基础上进行，杨国章代表整个家庭成员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从汉源县九襄镇幸福村2组承包水田2.25亩，旱地0.2亩，家庭成员主要有杨国章、曹秀莲、杨建欣、陈淑清、陈洪荣。本轮土地承包时，陈淑英的份承包土地没有记载在杨国章所持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陈淑英与汉源县九襄镇幸福村2组单独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另查明，1993年，陈洪荣、曹秀莲强行将自己的份承包土地从原大家庭承包总面积中划出来自行耕种至1999年曹秀莲死亡止，此后，由冯万东、陈淑英耕种至今。1993年至1999年陈洪荣、曹秀莲单独生活，由陈淑英赡养，曹秀莲死后由陈淑英安葬；1999年到2011年期间陈洪荣随陈淑英生活，死后由陈淑英安葬。 2016年汉源县人民政府在对农村承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时因双方对承包土地存在争议，政府未对双方的承包土地进行确权登记。 庭审中，杨国章放弃部分诉讼请求，只要求陈淑英、冯万东返还0.448亩土地。 又查明，2005年6月21日冯万东将其户口从汉源县万**乡里坪村2组迁到汉源县九襄镇幸福村2组。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基层组织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本院（1991）汉法民调字第49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本院（2013）汉民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询问笔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主张涉案土地在其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涉案土地应归其耕种的理由是否成立；二、原告主张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涉案土地归其耕种，被告的行为属侵权的理由是否成立；三、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主张涉案土地归其继承耕种的理由是否成立。 一、关于原告主张涉案土地在其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涉案土地应归其耕种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分析如下，在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虽然以户为单位，但并不因户主对外签订承包合同持有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承包土地就全归其享有。承包土地是各家庭成员生活的基础，应平等享有。原告主张诉争土地在其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理应归其耕种的诉讼主张不成立。 二、关于原告主张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确认涉案土地归其耕种，被告的行为属侵权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本院（1991）汉法民调字第4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原告耕种土地的前提条件是原告要对陈洪荣、曹秀莲做到“在生供养、死后安葬”，经庭审查明，从1993年后，原告并未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其次，本院（1991）汉法民调字第4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时间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即1998年）之前，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涉案土地归谁耕种应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确认；第三，1993年陈洪荣、曹秀莲将本份土地收回后，案涉土地从杨国章所持承包合同中实际划分出来至今已二十余年，原承包合同双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关于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主张涉案土地归其继承耕种的理由是否成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承包土地不是遗产，不发生继承问题。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退还陈洪荣、曹秀莲生前耕种的承包土地归其耕种的诉讼主张证据不充分，根据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国章、陈淑清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72元，减半收取136元，由原告杨国章、陈淑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正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陈盈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