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1395号原告：赵莉，女，1978年6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真，北京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泰兴大厦**704。法定代表人：何肖锋，法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婷婷，女，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202法定代表人：何肖锋，风险处置专责工作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娣，女，该公司法务。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临海路海运中心主塔楼**/div>法定代表人：何肖锋，董事长。被告：北京邦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楼**703v>法定代表人：韩宇，执行董事。原告赵莉诉被告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家养老公司）、被告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集团公司）、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财险公司）、被告北京邦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业公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真、被告大家养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娟、张婷婷、被告安邦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娣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安邦财险公司、被告邦业公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大家养老公司、安邦集团公司、安邦财险公司、邦业公估公司共同支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3595元；2、邦业公估公司支付我2010年2月1日至2010年10月30日生育医疗费5200元；3、大家养老公司、安邦集团公司、安邦财险公司、邦业公估公司共同支付我2019年3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未休年休假工资12600元；4、大家养老公司、安邦集团公司、安邦财险公司、邦业公估公司共同支付我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绩效工资4000元；5、大家养老公司、安邦集团公司、安邦财险公司、邦业公估公司共同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仲裁委对四被告与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依据的认定是错误的。大家养老公司主张于2019年4月28日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并发送了解除通知。虽然邮寄通知我未收到，但该公司当庭表示已经与我解除劳动合同，故已经自认与我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二、四被告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和87条的规定，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我支付赔偿金。四被告主张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为其公司的“经济性裁员”，但却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合法履行了“经济性裁员”的法定程序，故四被告与我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四被告应当为我支付生育医疗费。我与四被告的劳动合同自2009年3月起至2019年处于持续状态，故我申请仲裁的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四、我自2009年入职安邦集团以来持续工作至2019年，我的工作岗位根据安邦集团要求在四被告间转换调整，故四被告作为关联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向我支付相关款项。五、四被告应当连带向我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绩效工资4000元。仲裁委裁决认定大家养老公司应向我支付拖欠的4000元绩效工资，我予以认可，但仍然认为，如前述第四条所述原因，四被告应当对此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大家养老公司辩称，一、我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出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2018年2月安邦集团公司被中国人民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接管，2018年12月经接管组、集团批准，我公司停止银保业务，2018年全年我公司亏损14亿元，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企业经济性裁员的实体条件。我公司在裁减人员之前，已经履行了程序性事项。2019年4月28日当面向赵莉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因赵莉拒绝签收，我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通过EMS邮寄给赵莉。二、我公司已合理安排赵莉休完其本年度的年假，赵莉不存在未休年假，我公司无需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三、2019年3月7日，集团人力薪酬绩效考核结果显示，我公司由于2018年KPI小于60分，按集团及我公司规定统一未发放相应绩效工资，赵莉在离职前始终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规定，赵莉要求支付绩效工资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赵莉先后与邦业公估公司、安邦集团公司、大家养老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先后在三家公司从事工作，赵莉并未在安邦财险公司工作，赵莉先后在三家公司工作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等均不相同，三家公司虽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但并不存在混同用工行为，故赵莉要求四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安邦集团公司辩称，赵莉于2013年5月13日与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直到2017年6月26日又与大家养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5月13日至2017年6月26日赵莉与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赵莉全部的诉讼请求涉及期间均与我公司没有关系，请求驳回赵莉的全部诉讼请求。安邦财险公司提交书面意见辩称，一、赵莉第l、2、3、4、5项诉讼请求与我司无关，且应当予以驳回；1、根据赵莉举证证据显示，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为大家养老公司，解除原因为经济性裁员，与我司无关，且赵莉从未与我司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且经济性裁员不符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条件，对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2、赵莉未提供相应的票据原件，以及相关生育材料，主张相关费用依据不足；赵莉主张的该笔费用发生在2010年，己远超劳动争议仲裁时效；3、根据记录显示，赵莉在2019年3月23日至5月6日期间己休年休假l天，而在此期间折算的年休假应当为1天，已休假完毕，不应当再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4、赵莉上年度KPI分数低于60分，不符合发放绩效工资的条件，故其主张发放绩效工资依据不足。5、诉讼费不应当由我司承担。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赵莉的诉讼请求。邦业公估公司提交书面意见辩称，一、赵莉第l、3、4、5项诉讼请求与我司无关，且应当予以驳回；1、根据赵莉举证证据显示，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为大家养老公司，解除原因为经济性裁员，与我司无关，且经济性裁员不符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条件，对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2、赵莉未提供相应的票据原件，以及相关生育材料，主张相关费用依据不足；赵莉主张的该笔费用发生在2010年，己远超劳动争议仲裁时效；3、根据记录显示，赵莉在2019年3月23日至5月6日期间己休年休假l天，而在此期间折算的年休假应当为1天，已休假完毕，不应当再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4、赵莉上年度KPI分数低于60分，不符合发放绩效工资的条件，故其主张发放绩效工资依据不足。5、诉讼费不应当由我司承担。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赵莉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赵莉主张2009年3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其与四被告同时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存在混同用工情形。大家养老公司认可四被告存在一定关联，但表示并不存在混同用工。针对各方争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一、劳动合同签订情况。赵莉与邦业公估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09年3月23日至2012年3月22日期间的劳动合同；赵莉与安邦集团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3年5月13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劳动合同；赵莉与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本案被告大家养老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6月27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劳动合同。赵莉表示其在职期间仅签过前述三份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前后，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管理人员，均随着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而发生变化（其需补充的是：1、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其从安邦集团公司异动到大家养老公司，但直至6月27日大家养老公司才与其补签劳动合同，此前的合同还在有效期内；2、其在安邦集团公司工作时，有时被借调到安邦财险公司的审计部，审计的内容涉及多家公司。）另查，赵莉提举的《调动审批表》中显示合同主体为“邦业公估”，书面劳动合同起止日期为“2012年3月23日至2015年3月22日”，调动日期为2013年5月，调出部门为公估办公室，调入部门为集团审计部。下方显示有赵莉等人的签字，大家养老公司与安邦集团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另表示如果该证据真实，恰能证明赵莉在三家公司工作期间不存在混同用工。赵莉为证明混同用工情况，另提举了电子邮件打印件若干（附件为个人履历，显示赵莉任职单位与劳动合同主体并非一一对应）、收入证明（显示安邦集团公司于2016年7月26日出具，内容为兹证明赵莉于2009年3月起在我公司工作，至今为止月收入为7000元。）大家养老公司表示无法核实前述证据真实性，安邦集团公司表示无法核实电子邮件的真实性，认可收入证明的真实性，但表示开具收入证明一般是员工要求办理个人业务的需要，而要求公司开具的，开具目的不确定，时间并非赵莉入职其公司的时间，入职时间应以劳动合同为准。。二、公司经营业务情况。赵莉表示四被告的经营业务分别为：1、大家养老公司从事养老保险业务；2、安邦集团公司为集团公司，不经营产品，从事管理工作；3、安邦财险公司从事财产保险业务；4、邦业公估公司从事保险理赔业务，但其在邦业公估公司工作期间，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均为与安邦财险公司有关的车险理赔业务。大家养老公司表示其公司从事商业养老保险相关的业务，安邦集团公司表示不开展具体业务，对旗下公司进行管理，四被告不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形。三、工资发放情况。赵莉主张2009年3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多个主体向其发放工资，存在多个支付帐户，分别包含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帮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邦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安邦集团公司，此外的支付主体未显示公司全称，其不清楚。赵莉就其主张提举了2009年4月6日至2019年6月11日部分期间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代发工资的主体名称包括北京帮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邦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客户备付金，另有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摘要为报销的一笔转账，以及安邦集团公司摘要为现金管理的一笔转账，其余显示为“北*金”或“邦*金”或未显示主体名称。大家养老公司与安邦集团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但表示赵莉与不同的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由不同的公司发放工资；之所以发放主体名称会显示为北京帮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或邦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是因为公司在入职时给每名员工都有工资发放申请的承诺书，约定公司将员工每月工资按时发放到其在邦付宝为员工开设的工资支付平台上，员工可自行登录平台提取工资。赵莉于法庭辩论终结后补交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显示，为其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单位为：2009年5月至2013年7月邦业公估公司，2013年8月至2017年7月安邦集团公司，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大家养老公司。大家养老公司提举的工资表显示，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赵莉的应发工资合计108470.91元，其中所含绩效工资一项的数额逐月为2000、2000、2000、1344.96、1442.48、1257.38、997.40、1027.40、1556.94、0、0、0。赵莉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主张四被告应按照每月2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2019年3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绩效工资。大家养老公司则主张未支付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绩效工资的原因为集团认定其公司的KPI考核不合格，故停发绩效工资，此外绩效工资金额不固定，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员工个人工作表现综合确定，在仲裁裁决了其公司补发绩效工资后，其公司未起诉的原因为仲裁结果总体对公司有利。大家养老公司提交了电子邮件打印件，显示为转发邮件，原邮件为2019年3月7日，内容为“……2、2018年KPI得分小于60分的，月度绩效工资暂缓发放，在2019季度或半年度KPI得分大于60分的情况下，予以统筹发放。综上，安邦养老险2018年KPI得分为56.17分，小于60分，故月度绩效工资暂缓发放，请悉知。集团人力-薪酬绩效，2019-3-7”。赵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表示其并未收到。赵莉表示针对绩效工资并无相应约定或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也从未告知其绩效工资的核算方式。大家养老公司则表示，因公司人事变动，目前已无法核实赵莉绩效工资的计算方法，也未查到公司关于绩效工资的规章制度。四、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赵莉主张其社会保险缴费单位为：2009年4月至2009年6月期间为邦业公估公司，2009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为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2017年8月至2019年4月期间为大家养老公司，并于法庭辩论终结后补交了完整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大家养老公司与安邦集团公司表示赵莉与不同的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由不同的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五、劳动关系解除情况。赵莉与大家养老公司均确认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但就解除时间与原因各执一词。赵莉主张为2019年5月6日中午公司关闭其OA系统，业务系统，考勤权限等，不让其办公，将其移出工作群，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赵莉就其主张提举了微信对话记录，表示2019年5月6日其被移出群聊。大家养老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表示2019年4月28日解除劳动合同，当日公司人力当面向赵莉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其拒收，故4月30日向其邮寄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被退回。大家养老公司提举了以下证据：1、《关于安邦养老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的批复》、（向工会）征询意见函、会议签到表、评分表、裁减人员报告、收悉证明。其中显示：（1）2019年1月31日工会回复同意安邦养老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与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关系；（2）2019年3月21日安邦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裁减人员报告，显示职工总数为169人，裁员原因为“2018年度公司发生经营严重困难，年度亏损达15亿元，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规定，与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拟裁员人员为43人，涉及岗位包括前台销售人员以及中后台职能部门人员（含运营岗位、财务岗位、人力岗位、行政岗位、合规风控岗位等）”，《企业裁减人员名单（单方）》中赵莉的信息中，“本单位工作年限为10”，经济补偿金支付金额为106856元；（3）2019年4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企业裁减人员报告材料收悉证明》，载明“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今收到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报送的企业裁减人员报告材料”。2、《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EMS快递及物流跟踪记录。显示安邦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提出与赵莉于2019年4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中国邮政速递物流EMS快递显示收件人为赵莉，收件电话有两个，内件品名显示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所贴《特快专递邮件再投、改退批条》显示“退本市”“拒”，并显示经手人处签字及邮戳；物流跟踪记录显示2019年5月1日投递并签收，他人收。大家养老公司主张经与邮政工作人员核实，得知应该是赵莉的家人签收后，发现快递显示内件名称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而后在未拆封的情况下还给了快递员，故快递退回给其公司。前述证据中，赵莉仅认可收悉证明的真实性，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表示其从未收到大家养老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认可快递中显示的收件人电话及地址均是其本人的，但其未接到快递员的电话，邮件已退回。赵莉就此提举了其中一个手机号的通话记录，表示其从未接听过快递员的电话。大家养老公司表示无法核实该证据真实性，并表示快递员可能有不止一个电话号码，且家中有人可以直接上门送达，且快递单中载明收件人电话有两个，赵莉仅提供了一个通话记录。赵莉则表示另外一个手机号已被公司收回。赵莉表示，如法院审理后认定本案解除情形不符合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情形、但符合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其亦在本案中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数额以大家养老公司核算的106856元为准。大家养老公司则主张裁员方案中包含抚慰金，有同意解除的奖励性质，但赵莉并未接受，故不应再按该标准计发，如法院审理后认定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则要求按照工资明细表中的应发工资，作为核算补偿金的工资基数。赵莉则表示其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应以应发工资总和加上2019年2月至4月期间每月拖欠的绩效工资2000元平均计算。六、年休假情况。大家养老公司与赵莉均确认，赵莉的年休假周期为每年3月23日至次年3月22日，赵莉每年应休15天年休假，2019年3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实休1天。赵莉主张其按照日工资300元的标准主张未休年假工资的计算基数。七、生育医疗费情况。赵莉表示邦业公估公司以其为外埠员工为由，未为其缴纳生育保险，导致其生育期间所有医疗费用均需自付，故邦业公估公司应向其支付2010年2月1日至2010年10月30日生育医疗费5200元，其之所以未及时主张是因为在职期间觉得抹不开面子。2019年5月7日赵莉以要求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集团公司、安邦财险公司、邦业公估公司共同为其报销生育医疗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休年假工资、绩效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11708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莉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绩效工资四千元；二、驳回赵莉的其他仲裁请求。赵莉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四被告是否对赵莉混同用工的认定。依据劳动合同及《调动审批表》显示内容可见，2009年3月23日至2013年5月12日期间赵莉与邦业公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3年5月13日至2017年6月26日期间赵莉与安邦集团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6月27日起赵莉与大家养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赵莉虽主张四家单位对其存在混同用工之情形，但其亦自认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前后，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管理人员，均随着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而发生变化，可以印证与赵莉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主体，随着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前后而实际变更。另，赵莉提举电子邮件中的个人履历为其自行填写，不具备相应的证明力；其提举的收入证明通常为特殊目的所形成，且用人单位方并未否认赵莉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故所载入职时间为前一家用人单位的时间，不足以证明混同用工之情形。综上，鉴于赵莉未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四被告对其存在混同用工，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绩效工资一节。大家养老公司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一方，未举证证明针对绩效工资与赵莉达成相应约定，或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公示的规章制度，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同时，在仲裁裁决结果作出后，大家养老公司未于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视为认可仲裁裁决结果。故本院认定大家养老公司应向赵莉支付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绩效工资共计4000元。赵莉要求其余三被告共同支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节。首先，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作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在《特快专递再投、改退批条》中登记的退回原因为“拒”，可以反映因收件人拒收而退回之事实。该快递面单中明确载明内件品名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赵莉认可收件电话及地址为其本人的信息，故本院采纳大家养老公司的主张，认定该公司已向赵莉送达解除（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提出解聘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本案中，大家养老公司提交的《关于安邦养老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的批复》、向工会的征询意见函、裁减人员报告、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收悉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大家养老公司确实存在经营困难，且已就经济性裁员向工会说明情况，听取了工会意见，并已将裁减人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赵莉未举证证明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列举的不得依照该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本院认定大家养老公司与赵莉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赵莉要求四被告按照双倍补偿标准支付其赔偿金缺乏依据。现有证据显示大家养老公司认可赵莉在前两家单位的工作年限连续计算，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经核算，大家养老公司应向赵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数额，低于大家养老公司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的裁减方案中载明因单方解除而支付给赵莉的补偿数额106856元，大家养老公司以经济性裁员程序作为解聘依据，则应遵守该公司在适用该程序时作出并向劳动行政部门所做报告中的承诺，故大家养老公司应向赵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6856元，赵莉要求其余三被告就大家养老公司的解除行为就此承担支付义务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赵莉要求四被告超出该标准赔偿该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生育医疗费一节。2013年5月12日赵莉与邦业公估公司的劳动关系解除，赵莉于2019年5月7日提起劳动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赵莉未举证证明存在时效的中止、中断情形，故本院对邦业公估公司的时效抗辩理由予以采纳，对于赵莉要求邦业公估公司向其支付2010年2月1日至2010年10月30日生育医疗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一节。经折算，2019年3月23日至2019年5月6日期间赵莉应休年假天数为1天，实休亦为1天，故其要求四被告共同支付该段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依据，本院对其请求不予支持。安邦财险公司、邦业公估公司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应诉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莉支付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至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期间绩效工资共计4000元；二、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赵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6856元；三、驳回赵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大家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琰人民陪审员 郭 焕人民陪审员 张 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