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455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勇，男，1963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斌，男，195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以上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阔，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月，河南程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北大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锦绣**。 法定代表人：易浩，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金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走新路**（13） 法定代表人：卢东亮，该公司执行董事。 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武汉云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走新路**（13）div> 法定代表人：田勇，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金融街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三路******v> 法定代表人：卢东亮，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田勇、田斌因与被申请人湖北大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公司），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金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田公司），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武汉云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顶公司），一审第三人金融街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置业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19）鄂民终65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田勇、田斌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二审判决认定《抵押借款合同》相关约定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组成部分，与本案证据不符。《抵押借款合同》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组成部分，或者《抵押借款合同》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附属合同和系列法律文件之一，是田勇、田斌与大都公司已书面达成一致的明确意思表示。《抵押借款合同》第7条、2015年1月29日《协议书》鉴于条款1、2016年3月14日《确认函》均有书面记载。2.一、二审判决认定《抵押借款合同》相关约定没有变更《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条件，与本案证据不符。《抵押借款合同》第7条已经明确该合同是《股权转让协议》的附属合同，如有不同之处，以本合同为准。《抵押借款合同》已经将原《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股权转让的实体条件变更为“大都公司偿还完本合同借款”，将原程序条件变更为“即便大都公司以自有资金偿还了借款但却未支付借款服务费，也将不给予大都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上述转让条件的变更已被双方此后签署的备忘录所再次确认，依法具有法律效力。3.二审判决认定暂不转让或者暂不过户的真实意思是以大都公司取得的金田公司70%的股权作为借款的担保，与事实不符且有违法理。大都公司自始没有满足取得金田公司70%股权的任何一份合同、协议、备忘录约定的条件，也从未持有过金田公司70%股权。4.二审判决认定“转让”与“过户”意思表示内涵一致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抵押借款合同》所使用词语的文义，“过户”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意思表示一致，与“转让”意思表示不一致。大都公司主张受让金田公司股权请求权的前提条件，是其偿还了田勇、田斌全部借款本息。5.二审判决认定大都公司基于股东身份对金田公司进行多年经营管理缺乏证据证明。大都公司参与金田公司经营管理，既非取得股权的法定事由，也非约定理由，没有证据证明大都公司享有金田公司实际股东地位得到了金田公司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此外，因大都公司严重违反股权转让系列法律文书约定的义务，田勇、田斌已撤销或限制了大都公司在以金田公司资产对外融资过程中的授权权限。6.一、二审判决认定《确认函》不产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证据证明法律效力与本案事实不符。一、二审判决否定《确认函》的法律效力无事实依据，《确认函》载明的不可撤销的解除、终止股权转让系列法律文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判决在大都公司未提出双方已解除该合意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基于双方签订《确认函》存在与湖北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合作的动机并主观判断合作未实际完成，即否认双方合意，事实认定错误。《解除合同协议书》不具有解除《确认函》所载合意与事实的法律效力，且双方已按《确认函》实际履行。7.一、二审判决认定大都公司自2013年6月4日至2017年9月止已取得金田公司90%股权缺乏证据证明。首先，《抵押借款合同》相关约定已经变更了《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债务款的条件，即大都公司支付资金必须是其自有资金，但大都公司支付款项却来自借款，且至今没有偿还本金及利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需要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作为取得股东地位的程序性条件。其次，本案证据表明田勇、田斌仅向大都公司移交不重要的资料，不包括行政公章等重要印章和财务资料，二审判决以田勇、田斌移交资料认定大都公司股东地位，缺乏事实依据。（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在未责令田勇、田斌说明理由的情况下，认定田勇、田斌二审提交的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而不予采信，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大都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抵押借款合同》并不构成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条件的变更。二者之间虽有一定关联，却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独立合同，约定的内容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截然不同。1.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抵押借款合同》所要实现的合同目的完全不一致。2.《抵押借款合同》不论从合同名称上还是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其真实意思表示都是用股权暂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方式为借款提供担保，而不是增加以借款全部还清为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来“变更”《股权转让协议》。3.签订《抵押借款合同》时双方均特别约定继续履行股权转让系列合同，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借款到期后，双方也并未因借款未偿还而终止履行或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二）田勇、田斌不能以已经失去法律效力的《确认函》作为起诉确认《抵押借款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备忘录已经解除的依据。一、二审法院对《确认函》定性准确。1.《确认函》的产生具有特定背景和指向，并不是田勇、田斌和大都公司专门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法律性文件。2.随着与碧桂园公司合作的失败，所有相关文件均已解除或终止，《确认函》作为附属文件已经失去效力。3.《确认函》出具之后，双方未对解除合同的后续安排进行协商，大都公司仍然如常行使股东权利，经营管理公司，该函件书面表示的事项与事实不符。（三）《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备忘录签订后，大都公司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且实际经营管理金田公司，田勇、田斌交付重要资料、资产并移交股东权利。双方均已履行完毕主要合同义务，合同主要目的已经实现，大都公司理应取得股东地位。综上，田斌、田勇的再审申请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金田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抵押借款合同》及其相关约定是对《股权转让合同》转让条件的变更。《抵押借款合同》及《协议书》《确认函》等文件明确记载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并约定与《股权转让协议》及备忘录不同之处以《抵押借款合同》为准。该合同就是针对大都公司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付款义务而作出的调整，应当认定为对股权转让条件进行变更。（二）《抵押借款合同》不具有担保的性质，仅赋予大都公司一项请求权。该合同实质上赋予大都公司享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2013年6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以当前合同价格受让金田公司股权的权利。（三）大都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内还款导致与转让金田公司70%股权有关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大都公司未在2015年8月31日前履行还款义务，应当视为其放弃受让金田公司70%股权的权利。（四）大都公司只获得为金田公司引进合作伙伴的授权，并未获得金田公司实际控制权及大股东身份，也未受让相应股权。1.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非取得股权的法定或约定事由。大都公司参与金田公司部分经营管理工作是基于田勇方的授权。2.田勇是金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始终掌握金田公司所有的公章和财务资料。综上，大都公司没有在交易中履行应有义务，也没有实际控制金田公司，不享有金田公司90%的股权。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1）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2）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该规定，在不涉及公司股东之外第三人的情况下，认定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为股权转让是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对价是否根据合同约定完成支付。本案中，大都公司受让田勇、田斌在金田公司的股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大都公司已经以向田勇、田斌借款的方式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并且实际经营管理金田公司，故应当认定其为金田公司的股东。 首先，大都公司受让田勇、田斌在金田公司的股权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大都公司与田勇、田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备忘录，能够证明田勇、田斌作为金田公司的股东一致同意将其所持有的金田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大都公司。其中，股权转让款和债务款为462591000元，大都公司应当在《关于股权转让的备忘录（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付清。因此，田勇、田斌对大都公司受让股权成为金田公司90%持股股东的意思表示明确。 其次，大都公司已经全面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并负责金田公司具体运营管理。经二审查明，《股权转让协议》和两份备忘录签订后，大都公司向田勇、田斌支付上述款项，已经全面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田勇、田斌在收到大都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和债务款后，于2013年6月17日将金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易浩（大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将金田公司20%股权变更至大都公司名下，并于2013年8月6日向大都公司移交金田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证书、开户和资质证书、银行贷款卡以及包括全部光谷项目资料在内的项目土地相关材料。田勇、田斌同意在70%股权未办理过户登记前，将金田公司全权交由大都公司经营管理，并约定大都公司与田勇、田斌对公司经营重大事项具有相同决策权力。二审还查明，大都公司自2013年以来按照《关于股权转让的备忘录（二）》的约定负责金田公司光谷项目的开发管理，对该项目前期开发准备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促成该项目土地从存在诸多问题的不良资产转变为具备开发条件的优良资产。以上事实表明，大都公司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经营管理金田公司，已取得金田公司实际股东地位。 再次，案涉《抵押借款合同》的约定不能视为对《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条件的变更。大都公司与田勇、田斌签订的《抵押借款合同》从合同名称和内容来看应包括借款和抵押两部分内容。其中，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大都公司）同意在未向甲方（田勇、田斌）偿还完本合同借款之前，甲方暂不将7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而是根据乙方偿还甲方借款所占借款总额的比例将股权按照相应的比例转让给乙方。但如乙方未按时支付借款服务费，则即使乙方偿还了所借甲方的全部款项，则甲方也有权不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即大都公司同意在借款清偿完毕前暂不将其受让的70%金田公司股权办理变更登记，该合同所谓“抵押”实为大都公司以其受让的金田公司70%股权为该借款提供担保。因此，应当认定田勇、田斌与大都公司均认可大都公司在付清股权转让款后成为金田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的是双方借款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 最后，《确认函》并未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经二审查明，2016年大都公司为促进光谷项目开发拟引进碧桂园公司融资，于2016年3月14日与田勇、田斌共同向碧桂园公司出具《确认函》。虽然《确认函》载明同意解除大都公司与田勇、田斌转让股权等一系列相关协议，但是结合碧桂园公司《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内容可知，该条件系以与碧桂园公司合作为前提。因双方合作并未成就，田勇、田斌和大都公司后续也未根据《确认函》的约定协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大都公司在其后依然经营管理金田公司，故二审法院认定《确认函》不产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依据大都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情况，确认大都公司自2013年6月4日至2017年9月止系金田公司的实际股东（股权比例90%），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田勇、田斌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田勇、田斌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方 芳 审判员 朱 燕 审判员 贾亚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王戈 书记员叶和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