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4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费某，男，199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骏，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盛某，女，1988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旺，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 上诉人费某为与被上诉人盛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浙0112民初1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沈斐独任审理，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费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骏、被上诉人盛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家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费某上诉请求：1.撤销（2020）浙0112民初145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盛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盛某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费某与盛某不存在借贷的法律关系。首先，费某和盛某之间并无案涉“借条”中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费某和盛某不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双方于2019年12月底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在此期间盛某通过充值游戏平台以赌博方式赚钱盈利，因输掉很多钱后担心无法向其丈夫交代，便诱骗费某先后写下两张“借条”，落款时间分别为2020年2月5日及2020年2月12日，用以应对丈夫查账。第三张“借条”（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12日）虽然是费某签名，但其他内容不是费某所写，之所以会有这张借条的出现是因为双方发生矛盾后，盛某以将双方不正当关系告诉费某妻子为由威胁费某在借条和转账凭证上签字、捺印。因此，该借条是费某在盛某欺诈和胁迫情况下出具，不是费某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其次，盛某转给费某的款项在性质上并非借款。如前所述，盛某在游戏平台上获取利益，实际上属于赌博形式，费某经过盛某介绍也成为该游戏平台的玩家。双方都有自己的游戏账户，绑定各自的银行卡用于提现，在双方不正当关系期间通过微信、支付宝、网银等方式发生的所有资金往来均用于充值到游戏平台账户，之所以是盛某转款给费某是因为盛某想让费某替她把输掉的钱赢回来，所以案涉款项根本不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发生的借款，而是盛某要求费某代为充值到其游戏平台账户的投资款，而且费某也已按照盛某的要求全部充值到游戏平台账户中。由于盛某的游戏平台账户绑定的银行卡是其本人银行卡，提现到账的钱均归盛某所有，费某既未实际收取案涉款项也未从中获益，无论从事实角度还是法律角度，案涉款项在性质上只能认为是盛某和费某之间基于委托关系发生的转款而不是借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费某和盛某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双方纠纷系游戏平台账户充值（投资）引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一审应该查明基础事实并依据基础事实进行裁判。盛某在明知不符合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恶意提起诉讼，存在虚假诉讼。且盛某不具备出借案涉款项的经济能力，一审没有结合双方的实际关系、款项交付、资金流向、交易方式、背景和习惯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案涉款项的性质以及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 针对费某的上诉，盛某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盛某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借条等证据，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费某与盛某存在借贷的事实。首先，费某先后于2020年2月5日、2月12日、3月12日共出具三份借条给盛某，其中2020年2月5日的借条载明费某向盛某借款200000元，2020年2月12日的借条载明费某向盛某借款300000元，2020年3月12日的借条载明“经双方结算，截止到2020年3月12日费某共欠盛某借款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借款方式分别为现金收款、微信号×××93收款、支付宝17858839363、网银等，特此证明”，尽管三次借条出具的时间不同，但内容均表明费某向盛某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次，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如下内容：（盛某）“等你还我钱，我就去投资房子”；（费某）“明天你理财在卖个10万掉，利息我来给”；（盛某）“你又要干嘛”；（费某）“明天再拿个10万借我”；（盛某）“那次你充5万不也是这样”；（费某）“直接冲10万”；（盛某）“这个10万给你，你到时候给我多少，你不要开工了喽”；（费某）“3月份开工。等不牢了，磨死人了”；（盛某）“开工你的钱都还我，你拿什么开工”；（费某）“现在没开工拿不了啊，没办法，你先借我”；（盛某）“你怎么总这样”。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也证明了费某向盛某借贷的意思表示。再结合盛某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将相应款项交付于费某的事实，表明双方不仅有借贷的意思表示也有实际款项交付，一审判决认定借贷关系的事实是正确的。费某称其出具的借条系受欺诈和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与事实不符。费某作为一个正常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盛某有欺诈和胁迫情形，为何费某在出具第一张借条以后又继续向盛某借钱并出具第二张借条，在出具第二张借条后又继续向盛某借钱并出具第三张借条，且第三张借条载明的内容是双方进行结算的内容。事实上，因费某和盛某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一定时间内，双方存在多次往来款项，截止2020年3月12日，盛某共向费某转账565200元，还帮助费某偿还债务102000元，合计667200元，费某只偿还盛某215650元，实际尚欠451550元。2020年3月12日的借条结算的欠款金额是450000元，与实际欠款金额基本相符，故盛某依据该份借条载明的数额提起诉讼，但由于费某对盛某帮助其偿还的102000元债务有异议，故盛某变更诉讼请求，对此笔102000元另行主张，则费某本案应归还的借款为348000元。2.盛某从未委托费某代为充值游戏平台账户，费某没有证据证明盛某存在委托其充值的意思表示。而且，费某所述的充值行为均发生在第三张借条出具之前，但在结算时其未将这些充值金额扣除，与常理不符。根据费某一审提交的证据显示，其更早参与游戏平台，并非是经盛某介绍才成为游戏平台的玩家。游戏平台的账户均由费某控制，即使费某把款项充值到游戏账户中，也只能说明费某向盛某借款的用途是开支打游戏，跟盛某没有关系，不能以此代替费某向盛某还款的义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结合本案的事实情况，费某和盛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具体的借款金额以双方的转账记录为准。一审判决数额系经双方对账核算过的数据，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综上，盛某请求驳回费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盛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后）：1.判令费某向盛某偿还借款348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费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费某与盛某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间存在多次款项往来。为此，费某先后于2020年2月5日、2月12日及3月12日共计出具三份借条交给盛某，其中2020年2月5日的借条载明“2020年2月5日费某向盛某借款200000元整（贰拾万元整）”；2月12日的借条载明“2020年2月12日费某向盛某借款300000元整（叁拾万元整）”；最后一份落款日期为2020年3月12日，经费某签名、捺印确认的《借条》明确载明“经双方结算，截止到2020年3月12号费某共欠盛某借款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正（450000.-）借款方式分别为现金、收款微信（×××93）收款支付宝（17858839363）网银等，特此证明”。庭审中，盛某自认2月12日的借条已包含前一份借条所载的200000元金额在内，而3月12日的借条则系对此前所有款项往来的结算。该借条出具后，双方再无款项往来。此外，费某与盛某在2020年2月份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如下内容：……（盛某）“等你还我钱，我就去投资房子了”……（费某）“明天你那理财在卖个10万掉，利息我来给”，（盛某）“干嘛又”，（费某）“借我啊”，（盛某）“你又要干嘛”……（费某）“明天你再拿个10万，借我”，（盛某）“那次你充五万不是也这样”，（费某）“直接冲10万”，（盛某）“这个10万给你，你到时候给我多少了要，你不要开工了喽”。（费某）“3月份开工，等不牢了，磨死人了”，（盛某）“开工你的钱都还我，你拿什么开工”。（费某）“现在没开工拿不了啊，没办法问他拿”。（费某）“你先借我”，（盛某）“你怎么总这样”…… 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1.盛某向费某所转款项性质如何认定；2.如系借款，费某的欠款金额如何认定。关于盛某向费某所转款项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从盛某提供的借条所载的内容来看，费某向盛某借款的意思表示明确，且费某前后三次出具“借条”的行为也充分说明其向盛某借款的意思表示较为稳定，且上述借贷行为有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款项的交付凭证予以佐证，故对盛某、费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虽然费某抗辩称其与盛某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案涉借条系其在盛某的胁迫下所出具，但并未就此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费某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此外，对于费某辩称盛某向其交付的款项并非借款而系盛某委托其向第三方游戏平台进行充值的充值款，其也已按约将上述款项全部充值到双方在该游戏平台的游戏账户中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即便如费某所称其进行过充值的两个游戏账户确系盛某及费某所有，在无任何证据表明盛某存在委托费某代为充值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上述证据也仅能证明费某曾向盛某及费某名下的游戏账户进行过充值，无法达到费某所称的上述充值款项系受盛某委托向该游戏平台进行充值的证明目的。且费某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上述所有的充值行为均发生在案涉450000元结算性质的借条出具之前，故费某在完成数十万元的游戏充值后与盛某进行结算时却不对上述大额充值款项在结算时进行扣除的行为，显然也与常理不符。因此，盛某转给费某的款项在性质上应认定为借款。综上，对于费某关于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欠款金额的认定问题，盛某与费某之间虽然通过微信、支付宝、网银等方式发生过多笔转款行为，但双方在2020年3月12日已就此前发生的借款往来金额进行了结算并形成借条一份，明确确认了截止至2020年3月12日，费某尚欠盛某借款450000元。庭审中，盛某行使处分权自愿对其中的102000元另行主张权利，该院予以准许。庭审结束后，盛某又自愿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费某偿还借款348000元，属于其处分自身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的行为，且未加重费某负担，该院亦予以准许。综上，盛某在扣除其另行主张的102000元后要求费某归还剩余348000元借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费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盛某借款人民币348000元。如费某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60元，由费某负担。 二审期间，费某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盛某的临安农商银行账户明细、平台提款记录，证明盛某从2020年2月5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从平台提现到银行账户324175元；2.费某的宁波银行账户明细、平台提款记录，证明费某于2020年2月2日至2020年3月31日从平台提现到银行账户269568元。对此，盛某质证认为，费某主张上述证据中显示的来源于“大石桥鑫阳种植有限公司”、“岳呈龙”、“泗阳旭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传化支付有限公司”四个账户的款项就是案涉游戏平台账户提现的款项没有依据，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该四个账户与案涉游戏平台存在关系，因此无法证明盛某或费某从案涉游戏平台提现的事实，不能达到证明费某已偿还借款的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盛某的质证意见成立，费某提交的上述证据欲证明其和盛某分别从第三方游戏平台提现情况，但因其中几个账户均涉及案外人，在没有证据佐证该等案外人账户就是第三方游戏平台付款账户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费某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盛某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一、二审中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借贷合意，二是款项交付，而借款用途不是必要因素。本案中，费某先后向盛某出具过三份借条，特别是最后一份借条的内容系对之前发生行为的结算，明确表明借款关系、借款数额、借款方式，再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足以证明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同时，盛某提交的转账记录表明实际交付款项的事实，且费某对收到款项亦予认可。故此，盛某和费某之间形成的关系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特征。费某主张双方为委托（投资）关系，仅有其单方陈述，没有双方达成合意的证据，且与其自己出具的借条和微信聊天内容相悖，难以采信。费某提出借条系受欺诈和胁迫所写的主张，第一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第二从双方整个微信聊天内容中看不出存在该情形，第三与费某的自身行为以及常理也不符，其主张缺乏依据。此外，关于费某提到的案涉款项用于第三方游戏平台以及双方在该游戏平台账户上资金进出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现有证据表明盛某和费某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费某对款项的用途不影响其应当履行的归还借款的义务，除了双方核对结算后确认的数额，费某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已通过其他方式归还借款的事实；其次，盛某和费某在2020年3月12日进行结算时并没有将双方在游戏平台账户的资金进出结算在内，且相关内容涉及到案外第三方，如双方之间对此有争议可另行处理。 综上所述，费某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20元，由费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沈 斐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程静静 ? 附：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人民法院将对其予以正向激励；一方当事人未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或与该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和间接执行措施。 一、自动履行可获得正向激励 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自动履行的，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也可联系审理法官履行。一方当事人要求履行的，审理法官应及时告知收款账号，并在收款后及时发还对方当事人。 对自动履行完毕、不需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人民法院可通过出具自动履行证明、发布诚信履行名单等方式进行正向激励。 二、拒不履行的将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对于符合执前督促条件的，人民法院可先行执前督促其履行，通过自动发送短信、语音智能外呼、人工干预介入等方式执前督促履行。执前督促不履行的，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二）查封、扣押、冻结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三）根据情节轻重，实施拘传、罚款、拘留措施； （四）联合信用惩戒。包括纳入失信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得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不得参团旅游，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不得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作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 人民法院可以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还可以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向其所在单位、征信机构以及其他相关机构通报。 （五）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诚实守信是最好的通行证，失信违法者将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