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民终39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本芬，女，197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应美，女，197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庆丰，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金芝，女，196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林波，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本芬、郭应美因与被上诉人张金芝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4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与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陈本芬、郭应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庆丰，被上诉人张金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林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本芬、郭应美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未认定20万元和88000元款项的性质，影响到认定张金芝是否向丰源公司交付了二上诉人的参股款。一审法院未认定2017年11月1日梁尧泉交付的20万元款项最初的性质是人机工程押金，后经协商将该押金转为参股款，转为参股款时点是签订《入股协议》的2018年1月13日，郭应美交付的188000元中有88000元系郭应美借给张金芝的款项。（二）一审法院认定张金芝已经交付包括二上诉人的60万元在内的196万元参股款的事实错误。1.二上诉人基于《入股协议》委托张金芝参股丰源公司，但张金芝辜负二上诉人的信任，未将参股款打入丰源公司，张金芝主张打给案外人的款项系代二上诉人交付的参股款，但没有提供资金流水、设备买卖合同、财务账簿等证据证明该资金确系交付给丰源公司或者直接用于购买设备，一审法院径直认定该资金就是张金芝交付的参股款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认定张金芝于2017年11月19日汇给张某的10万元、2017年11月24日汇给张小飞的30万元、2017年12月5日、12月9日汇给刘经态的20万元，系张金芝受二上诉人委托交付参股款的事实错误。陈本芬委托梁尧泉于2017年11月1日向张金芝的信用社账号存款20万元，后张金芝未将工程款退回陈本芬。根据张金芝提供的《个人账户明细账打印》20170601至20171231流水可以看出，张金芝未将20万元工程款对外使用，此时间段内也不存在陈本芬委托张金芝参股丰源公司的合意，再结合张金芝账户余额以及张小飞、张某首次通过股权转让形式进入丰源公司股东的时间是2017年12月13日，可以查明张金芝主张上述几笔汇款系张金芝受二上诉人委托交付参股款并非事实。3.根据张金芝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可知，张金芝该账户在2018年1月5日前没有出现其与陈本芬的资金往来，张金芝于2017年12月13日、26日分别汇给袁自宽的10万元和丰源公司的60万元系张金芝的自有资金或张金芝的借款，该时间段内不存在二上诉人委托张金芝参股丰源公司的合意，故张金芝主张该笔70万元系受二上诉人委托交付丰源公司的参股款并非事实。4.2018年1月5日，陈本芬委托梁尧泉转账给张金芝30万元后，2018年1月12日，郭应美又向张金芝转入188000元，当天张金芝又自行存入58000元，随后张金芝对外转支56万元，张金芝主张该款系吴国伟收取，庭审中张金芝自认吴国伟是张小飞一方人员，但又在《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该笔流水处批注吴国伟（张某合伙人），可以看出张金芝对吴国伟身份认定是自相矛盾的。5.张金芝陈述由张某集资196万元和张小飞集资204万元，张某委托其姐张金芝筹款，但张金芝又主张吴国伟的56万元系张金芝向丰源公司的参股款，也不符合张某委托张金芝筹资的事实。张金芝对外转账的56万元备注是货款，未反映吴国伟是收款人，反而证明张金芝未履行向丰源公司交付参股款的义务，张金芝违反了审慎服从委托人指示的义务，是对二上诉人的不负责任。郭应美于2018年1月12日转账的188000元是借款，张金芝对外转账的56万元包括了借款，张金芝主张该56万元是其受二上诉人委托交付丰源公司的参股款并非事实。6.张某作证时明确陈述有10万元投资是归他的，而一审法院认定该10万元投资是张某用欠张金芝的10万元，代替张金芝向丰源公司出资，而且张金芝也没有提供张某已向丰源公司交付该10万元出资的证明。（三）一审法院认定张小飞与张某存在股权转让事实错误。该《股权转让协议》开庭时仅提供照片，未提供原件核实，存在编辑的可能，本案2020年6月28日立案至开庭已经约2月，张金芝不能在开庭时提供证据原件核对不符逻辑，存在后期应诉补签的可能，仅有《股权转让协议》也不能说明有股权转让之事实。张某陈述接手丰源公司当时及之后，丰源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受让股权时也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张某花1683000元购买张小飞51%的股份不符合逻辑。二、一审法院采纳张某的证人证言及丰源公司《情况说明》这组证据来认定张金芝已向丰源公司交付二上诉人的投资款错误。1.该《情况说明》系张某作证时，一审法官引导张某出具的，一审法官倾向性引导张金芝一方举证，违背了法官应该秉承的公正与中立的立场。2.《情况说明》及张某证人证言中提到丰源公司收到196万元投资款并用于购买设备、开拓场地、经营周转，但丰源公司未提供转账凭证、设备买卖合同、经营周转凭证及固定资产登记表、财务账册等证据来佐证，仅凭缺乏真实性的《情况说明》和证人证言来认定张金芝已经交付60万元投资款是不能成立的。3.张金芝与张某等人在2018年1月13日后也有频繁的资金往来，如果说2018年1月13日之前，张金芝已经交付了196万元的参股款，那么后续往来资金又是什么性质，一审法院在未查明相关款项性质的情况下，就错误认定张金芝选择性提供的一段期间的往来款项即为张金芝交付的参股款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等规定，可知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包括委托人与受托人相互信任和受托方以自己的名义处理委托事务等，一审法院回避委托合同上述构成要件内容，错误认定张金芝可以在违背二上诉人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转委托，进而作出张金芝可以转委托张某作为丰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二上诉人已享有实质意义上的股东权益的错误认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有任意解除权，现张金芝没有完成成为丰源公司股东的委托事项，也没有向丰源公司交付参股款，可以认定受托人怠于履行委托合同义务，二上诉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张金芝返还款项。四、一审法院说理错误。1.张金芝和丰源公司至今未通知二上诉人参与丰源公司的股东会，也未就丰源公司运营情况知会二上诉人，已经影响到了二上诉人的股权权益。张金芝只成为隐名股东会侵犯二上诉人的股东权利。我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了公司股东的权利，而这里的股东只包括登记于股东名册的显名股东。2.日常生活中指的股东就是指显名股东，如是指隐名股东则会特别注明。《入股协议》未明确约定张金芝不得以隐名股东方式参股丰源公司，但委托合同签署的前提即是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二上诉人基于对张金芝的信任，委托张金芝参股丰源公司，而不是委托其转托他人参股丰源公司，《入股协议》也没有约定张金芝可以隐名股东的方式参股丰源公司。即使《入股协议》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按照合同解释规则，也不能得出张金芝可以隐名股东的方式参股丰源公司，从文义解释角度理解即可得出：《入股协议》约定由张金芝成为丰源公司的股东就是指其应当成为显名股东，张金芝只成为了隐名股东不符合《入股协议》的约定，一审法院的说理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交易习惯，有鼓励当事人背离委托人信任的嫌疑，应予纠正。3.张金芝只成为隐名股东会放大二上诉人的投资风险。二上诉人是出于对张金芝管理能力与偿债能力的信任才委托张金芝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上诉人信任张金芝的弟弟张某。一审判决认为“张金芝是否成为丰源公司的显名股东并不影响《入股协议》约定的二上诉人的股东权益“，如果该理由成立，那意味着张某还可以再委托他人持股，这样一直委托下去最终会使二上诉人的投资风险无限增大。张金芝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是围绕张金芝有无按照入股协议约定的义务履行来审查，一审中张金芝提供了银行流水、张某的人证言，以及陈本芬、郭应美的自认，一审认定张金芝已经履行本案义务完全正确，陈本芬、郭应美在上诉状中提出种种理由起诉委托人，是想退还委托款，陈本芬、郭应美多次前往贵州考察以及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经营。一审法院认定入股协议是对双方委托协议的事后确认正确，是因陈本芬、郭应美要求才签订这份协议。二、196万元参股款中部分款项打给部分人员陈本芬、郭应美不认可，实际上一审中对这些人的身份情况都是认可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原件，张金芝一审中提供的是两张照片，股权转让协议是对相关事实辅助而非要证明事实。三、关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陈本芬、郭应美都是参与到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的。陈本芬、郭应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本芬、郭应美与张金芝签署的《入股协议》于2020年6月12日起解除；2.判令张金芝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陈本芬投资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38000元（2018年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的4.75％计算为38000元，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利息按LPR的标准另行计算）；3、判令张金芝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郭应美投资款10万元并支付利息7600元（2018年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的4.75％计算为7600元，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利息按LPR的标准另行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3日，陈本芬、郭应美与张金芝签订《入股协议》1份，约定张金芝为甲方，陈本芬、郭应美为乙方，甲方参股丰源公司196万元，其中陈本芬参股50万元（其中40万元为参股分红，10万元为参股信誉金），郭应美参股10万元（其中8万元为参股分红，2万元为参股信誉金），入股后经营时盈利、亏损按参股比例计算，该股金入股按一年分红一次，若一年以后，乙方需退股，甲方将一次性退还。2017年11月1日、2018年1月6日，梁尧泉分别向张金芝转账20万元、30万元（双方均认可该50万元系陈本芬的参股款），2018年1月12日，郭应美向张金芝转账188000元（双方均认可其中的10万元为参股款）。张金芝于2017年11月19日向张某转账10万元，于2017年11月24日向张小飞转账30万元，于2017年12月5日、12月9日向刘经态转账共20万元，于2017年12月13日向袁自宽转账10万元，于2017年12月26日向丰源公司转账60万元，于2018年1月12日向吴国伟转账56万元，以上合计186万元，张金芝称因张某尚欠其10万元，故张某另向丰源公司缴纳10万元作为张金芝的投资款。丰源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3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2017年12月13日，股东由刘斌（持股10%）、李森（持股90%）变更为张某（持股49%）、张小飞（持股51%），2018年9月11日，股东由张某（持股49%）、张小飞（持股51%）变更为张某（持股100%）（张某、张小飞于2018年6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约定张小飞将其持有的丰源公司51%的股份以1683000元转让给张某）。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为张某。张金芝于2018年4月17日至6月30日在绍兴市中心医院住院，于8月6日至8月20日在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住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本芬、郭应美与张金芝之间的行为是否系委托合同关系；二、张金芝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对此，陈本芬、郭应美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关系，即张金芝应按《入股协议》约定将陈本芬、郭应美交付的60万元以张金芝的名义投入丰源公司并使陈本芬、郭应美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但张金芝并未将陈本芬、郭应美的60万元交付给丰源公司，张金芝也未成为公司股东，张金芝未履行《入股协议》的约定，已构成违约。该院认为，本案陈本芬、郭应美与张金芝之间的行为系委托合同关系，且张金芝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理由如下：1.根据《入股协议》，陈本芬、郭应美很清楚地知道其向张金芝交付的60万元系用于参股丰源公司，入股后既享有投资收益又需承担投资风险，陈本芬、郭应美也自认曾多次前往丰源公司了解相关情况；2.从资金流向来看，陈本芬、郭应美于2017年11月1日、2018年1月6日、1月12日分别向张金芝转账20万元、30万元、10万元，张金芝随后于2017年11月19日、11月24日、12月5日、12月9日、12月13日、12月26日、2018年1月12日分别向张某、张小飞、刘经态、袁志宽、丰源公司、吴国伟相应转账，且转账金额均大于陈本芬、郭应美交付的款项，丰源公司亦出具《情况说明》认可收到上述款项，《情况说明》与《入股协议》和转账凭证相互印证，故可以认定张金芝已将陈本芬、郭应美交付的60万元交付给了丰源公司，《入股协议》实质是双方对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后确认；3.丰源公司虽尚未变更登记注册资本，但张某、丰源公司和张金芝都明确了股本总额，张某和张小飞的《股权转让协议》对此亦予以印证，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认可其股份中有196万元系张金芝投入由其代持，张金芝亦认可其中60万元系陈本芬、郭应美相应投入，故张金芝和陈本芬、郭应美已享有实质意义上的股东权益，张金芝是否成为丰源公司的显名股东并不影响《入股协议》约定的陈本芬、郭应美的股东权益，且《入股协议》并未明确约定张金芝不得以隐名股东方式参股丰源公司，陈本芬、郭应美据此认为讼争款项系借款缺乏依据。综上，张金芝已履行《入股协议》的义务，委托事项已完成，陈本芬、郭应美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410条要求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和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于法无据，且违反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陈本芬、郭应美另根据《入股协议》第四条要求行使合同的约定解除权，该院认为，该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是盈利分红时要求退股的情形，并未约定亏损退股的情形，且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了盈利、亏损都要按参股比例计算，根据系统解释原则，退股的前提是必须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经过清算，故陈本芬、郭应美的该诉请理由亦缺乏依据，据此，该院对两陈本芬、郭应美关于解除《入股协议》并要求张金芝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判决：驳回陈本芬、郭应美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张金芝未提交新的证据。陈本芬、郭应美提交《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一份，以证明根据丰源公司2018年7月25日、2018年8月10日、2018年8月13日的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张某授意财务支付张小飞退股资金170万元、80万元以及46580元，合计退股资金为2546580元的事实，该笔款项无论认定为股权转让款还是退股资金，由于金额的巨大差异，均可以证明张某投资丰源公司196万元，张小飞投资丰源公司204万元的事实不能成立。张金芝质证认为，该证据材料是其弟媳妇去银行拉出来交付给二上诉人的，但并非二审新证据，涉及的人员与其一审提供的股权款汇付的人员一致。经审查，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张金芝于2020年7月8日签收本案起诉状副本。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于各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陈本芬、郭应美分别向张金芝交付50万元、10万元入股款的基本事实并无争议，予以确认。各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二方面：一是委托事务的具体内容如何界定以及张金芝是否完成委托事务；二是陈本芬、郭应美是否有权解除《入股协议》并要求张金芝返还入股款。关于争议焦点一。关于委托事务的具体内容，二上诉人认为是张金芝应将196万元（包括二上诉人交付的60万元）投资于丰源公司且张金芝成为丰源公司的显名股东，张金芝则认为其只要将196万元投资于丰源公司即完成委托事项。本院认为，委托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之规定，受托人必须亲自处理委托事务，非经委托人事先授权或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委托人的利益不受损害之需要，受托人不得将委托事务擅自转委托他人办理。各方签订的《入股协议》约定张金芝参股丰源公司196万元，其中陈本芬参股50万元，郭应美参股10万元。根据该项内容表述以及委托合同关系的人身属性，案涉委托事务应理解为二上诉人出资入股到张金芝的196万元入股款之中，张金芝将该196万元入股丰源公司且由张金芝本人成为丰源公司的显名股东。至于张金芝是否完成案涉委托事务，可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一是张金芝是否将二上诉人交付的60万元投入丰源公司。二上诉人认为各方达成入股合意是在签订《入股协议》当天即2018年1月13日，因此张金芝在此之前的汇款均不能证明其将60万元投入丰源公司，张金芝则认为各方于2017年12月底达成入股合意，其于2018年1月12日向吴国伟汇付的56万元系将二上诉人交付的款项投入丰源公司。陈本芬、郭应美在二审中陈述张金芝分别于2017年12月、2018年1月告知其投资入股事宜，而二上诉人在签订《入股协议》之前即已交付完毕入股款，能够印证各方在签订协议之前即已达成入股合意，故二上诉人以汇款时间反驳张金芝关于56万元款项的主张不能成立。此外，陈本芬的部分入股款系工程押金转化而来，且金钱不属于特定物，故二上诉人以56万元的款项组成反驳张金芝关于56万元款项的主张也不能成立。根据陈本芬汇付30万元入股款及郭应美汇付188000元（其中10万元为入股款）、张金芝对外汇付56万元款项、各方签订《入股协议》的时间节点分析，张金芝主张其对外汇付56万元系用于执行委托事务具有一定可信性。但是张金芝对外汇付56万元，能否视为其完成了将二上诉人的入股款投于丰源公司之义务？该笔56万元汇款与二上诉人的60万元投资款，存在数额上的差异，最为关键的是张金芝并未将该笔款项直接投入丰源公司，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收款人吴国伟的身份及其有权代表丰源公司收款，故张金芝向吴国伟汇付的56万元不足以认定其将二上诉人的60万元投资款投入丰源公司。二是张金芝是否向丰源公司投入了196万元入股款。张金芝主张其向丰源公司投入了186万元，但除了60万元系直接汇给丰源公司之外，其余126万元款项均系汇付给个人。关于个人收款人的身份以及丰源公司收到上述126万元款项的事实，仅由丰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而张某系张金芝的胞弟，与张金芝均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丰源公司又系张某一人独资公司，该证据显然不足以认定张金芝已将126万元款项投入丰源公司，张金芝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上述汇给个人的款项最终流入丰源公司或由丰源公司实际使用，一审判决仅凭《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言认定所汇款项全部投入丰源公司存在不当。此外，关于剩余10万元入股款，张金芝陈述由张某代其向丰源公司投入，而张某在一审作证时陈述是其自己的投资款，二人陈述存在矛盾，且亦未有证据显示张某实际投入了该10万元入股款，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张金芝已向丰源公司投入了196万元入股款。再次，张金芝是否成为丰源公司的显名股东。如前所述，案涉委托事务的内容应包含张金芝通过投资入股成为丰源公司的显名股东并由其代持二上诉人的股份，由此方能保障二上诉人将投资风险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之内。若允许张金芝通过股权代持方式成为丰源公司的隐名股东，则背离了委托合同的人身属性，不当扩大了二上诉人的投资风险，也不符合各方订立《入股协议》的初衷。根据丰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张某系丰源公司的唯一股东，故张金芝亦未完成成为丰源公司显名股东并代持二上诉人股权之委托内容。综上，本院认定张金芝并未完成案涉委托事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享有任意解除权。因张金芝未完成委托事务，故二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张金芝返还入股款及利息损失。此外，案涉《入股协议》载明“该股金入股按一年分红一次，若一年以后，乙方需退股，甲方将一次性退还”，该内容明确约定二上诉人在入股一年之后可随时退股并由张金芝退还入股款，现二上诉人向张金芝投入资金已逾一年，已符合协议约定的退股条件，张金芝亦负有向二上诉人返还入股款之合同义务。关于解除合同的时间,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达到对方时解除。本案中陈本芬、郭应美起诉要求解除案涉《入股协议》，一审法院向张金芝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应视为二上诉人将解除合同的主张通知张金芝，故本院认定案涉《入股协议》于2020年7月8日解除。综上所述，陈本芬、郭应美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在认定张金芝是否完成委托事务以及对《入股协议》内容的理解上均存不当，导致实体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479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陈本芬、郭应美与张金芝于2018年1月13日签订的《入股协议》于2020年7月8日解除；三、张金芝返还陈本芬投资款50万元，并支该款自2018年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张金芝返还郭应美投资款10万元，并支该款自2018年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128元，由张金芝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256元，由张金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雪松审判员  彭丽莉审判员  杨 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