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68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忠，男，195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蒙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石，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兆伟，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复森，男，197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蒙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公丕国，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九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蒙阴县经济开发区蒙山路**。法定代表人：孙玉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政，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玉忠、上诉人孙复森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九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8民初4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玉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石、张兆伟，上诉人孙复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光、公丕国，被上诉人九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玉忠上诉请求：1、改判确认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被上诉人九州公司40%股权为上诉人所有；2、判令被上诉人九州公司向工商部门将孙复森名下40%股权变更登记至上诉人名下，由孙复森予以协助；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在2001年九州公司初始设立时登记在被上诉人孙复森名下的注册资本20万元为被上诉人孙复森出资，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3，九州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内档，以及证据13、证据14，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全由上诉人出资。1、设立九州公司全由上诉人一人送材料到银行和工商部门并签字，当时的公司章程也全是上诉人的签字，用被上诉人孙复森的名字是当时公司法规定不得设立一人公司，是不得已而为之，上诉人的“蒙阴西关老孙制修厂”是上诉人个人的，九州公司其实就是个体户的沿续。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4，证明上诉人在2001年1月前的存款为42万元，设立公司前三个月从事个体户利润有17万余元，上诉人有能力出资并且实际去办理了银行存款。3、被上诉人孙复森在现金缴款单回单上诉签字虽然属实，这是应工商局的要求，否则设立公司时的签字全系上诉人一人；其次，上诉人孙复森提供证人宋某的证言明显与事实相悖是伪证，所举证的银行取款单，不能证明与出资有直接的关系。以上说明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没有出资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明显比被上诉人提出的反证占优势，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不应认定被上诉人孙复森出资20万元。二、增资时一审认定借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现金500万元，系公司为验资需要借用与事实不符，该款实为上诉人孙玉忠个人借用为公司增资，应认定为孙玉忠为增资时的实际出资人，相应的股权也应认定在孙玉忠名下。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认定，依上诉人举证的证据，证明借款人为上诉人，用途为个人公司增资使用，虽然借款后第二天（2007年1月19日借，2007年1月20日偿还）由公司偿还了借款，仍应认定孙玉忠为借款人，同时还能证明原告为公司发展，自担风险借款，是九州公司的全资股东。而被上诉人只是名义上的股东，不用操股东的心，更不能享受股东的权利和承担责任。三、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取得过九州的分红款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没有合法可信的证据证明取得了分红款，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分红的证据是违法的，到是更能证明上诉人为被告公司全资股东，给参与公司经营的人员给予奖励，至于给谁奖励给多少奖励全部由上诉人决定。四、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参与了公司的经营、行使了股东权利与事实不符。原告提供的证据5证明公司的重大决策大多都是上诉人先决定后，被上诉人参与的少部分签字只是作为名义股东的帮忙、是形式。参与经营只是上诉人委任的公司管理人员，结合证据6，并不是被上诉人行使和享受了股东权利，只是公司的职工。全公司只有上诉人不用签订职工的竞业禁止协议，这与中国的传统习惯是一致的。五、被上诉人孙复森辩称的上诉人虚假、抽逃出资，并且竭力自证系出资股东，恰恰证明了其是名义股东，上诉人系实际出资人，依法规定应确认上诉人为全资股东。孙复森辩称，孙玉忠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一、关于孙玉忠上诉状所称设立九州公司是其一人意愿并由一人出资，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九州公司系孙玉忠、孙复森共同决定设立、共同出资。公司设立过程中，孙玉忠与孙复森共同签署了《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选举证明》、《公司经理聘用证明》，同时制定公司章程，章程约定九州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孙玉忠出资30万元，占股60%，股东孙复森出资20万元，占股40%。2001年5月27日至28日，孙玉忠实际出资30万元，孙复森实际出资20.04万元，多出400元转作公司公积金。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城关办事处加盖“业务公章”《询证函》也确认了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九州公司前身)投资款50万元中，孙玉忠出资30万元，孙复森出资20万元。2001年6月1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成立，工商登记中《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的股东的孙玉忠、孙复森。二、孙玉忠上诉状所称九州公司为孙玉忠一人经营，与事实不符。九州公司自设立以来均由孙玉忠、孙复森共同经营，重大经营事项均经两股东协商决定。在需要对外公示的重要经营事项，比如变更公司名称、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经营期限、变更经营范围等，均经过了股东会协商并由孙玉忠与孙复森共同决议，九州公司工商档案中保存有多个两人亲笔签署的决议文件。在不需要对外公示的重要经营事项，仍须孙玉忠与孙复森协商后共同决定。比如12017年9月16日，九州公司两股东孙玉忠、孙复森召开董事会，共同研究决定投资设立泰州子公司并签署董事会决议；2017年1月24日孙玉忠与孙复森召开分红会议，研究决定当年股东分红800万元，以及中层干部及销售人员发放补助具体金额等。三、关于孙玉忠上诉状所称2007年1月增资系一人行为，也与事实不符。九州公司2007年1月16日关于增资至2050万元事宜的股东会决议，系股东孙玉忠与股东孙复森共同签署，目的是为使九州公司能够取得专用挂车生产资质，根据当时最低注册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的准入标准，以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决定对九州公司虚构增资。双方均无实际增资的真实意愿，九州公司也未获得任何实质增资。关于孙玉忠虚构认缴的1200万元增资中，包括了无形资产增资800万元和货币增资400万元。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其中作价800万元的无形资产系已过期的无效专利权，孙玉忠通过伪造了两份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印章的《实用新型专利变更证明》骗取验资证明；也已经认定了货币增资中的85万元系为了验资向聚龙公司借款，验资后抽逃；此外，孙玉忠将货币增资中315万元也于验资后第二天全部抽逃，实际没有任何增资行为。九州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复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孙玉忠的诉讼请求，维持上诉人孙复森名下持有的九州公司40%股权比例不变；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孙玉忠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超出起诉范围，属“判非所诉”。根据一审原告孙玉忠的诉状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其诉称与孙复森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孙复森仅为名义股东，故而请求法院确认孙复森名下持有的九州公司40%股权为其所有。一审诉讼过程中，孙玉忠从未提出根据增资瑕疵的情况调整持股比例，反而一再强调本案起诉的是代持关系，瑕疵增资不影响股权，瑕疵增资与本案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没有关联性（见蒙阴县人民法院2020年6月18日第二次庭审笔录第2页原告代理人陈述）。一审法院本应根据双方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作出裁判。但是，一审法院查明本案不存在代持关系之后，竟超越原告诉讼请求，在未做任何释明，也未组织诉讼参与人对变更股权比例问题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径行判决变更股东股权比例。由于一审法院所调整股东持股比例关系与原告所主张的代持关系显然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也基于不同的事实和理由，故一审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属于“判非所诉”。二、一审判决变更九州公司股东持股比例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滥用司法权干预公司股东意思自治的行为。根据一审查明事实，2001年九州公司设立时注册资金50万元，孙玉忠出资30万元，持股比例为60%，孙复森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为40%。因此，一审已认定自2001年6月1日九州公司设立至2007年1月16日股东会决议增资期间，孙玉忠与孙复森的持股比例分别为60%和40%。之后，一审法院以孙玉忠与孙复森均存在增资瑕疵为由，判决变更了两股东持续多年的60%和40%股权比例。该变更股权比例的判决并无法律依据，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股东持股比例属于股东之间意思自治事项，未经股东会决议，法院无权变更股东持股比例，一审法院在判决时也明显没有找到可引用的法律依据；第二，根据九州公司2007年1月16日《股东会决议》的增资决议，“股东孙玉忠投资壹仟贰佰万元，股东孙复森投资捌佰万元，由原注册资金伍拾万元增加到贰仟零伍拾万元”，两股东约定按照60%和40%的持股比例认缴增资金额，并无以实际增资金额另行确定股权比例的约定；第三，根据孙玉忠与孙复森共同签署并交工商部门备案的2014年11月5日最新版《九州公司章程》，两位股东在2007年决议增资多年之后，再一次在公司章程中确认了持股比例为60%和40%。因此，从公司两股东的二十多年的意思表示、股东增资决议、公司章程多个方面，足以证明孙玉忠持股60%、孙复森持股40%公司股份，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合法文件的确认。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小宪法”，在公司股东未经合法程序变更章程或司法审判确认章程无效之前，任何股东和第三方包括司法机关都应当尊重章程的规定和约束力。即使公司股东出资或增资存在出资不到位、借款出资、抽逃出资或虚假出资等出资瑕疵，按照《公司法》第28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等相关规定，也只是对公司及出资到位的股东承担补足出资或违约责任，或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足责任，是一种债务关系，而不影响股东身份和股权，这是公司法领域学理界和实务界的共识观点。“依据我国公司法一贯采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要求看，股东是否实际出资，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只是可能产生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公司补足出资款项以及向已经实际出资的股东承担未实际出资或出资不足的违约责任的法律后果而已”（引自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73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不顾九州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60%和40%的内部约定和章程规定，仅仅依据所谓的“增资瑕疵”，就强行变更股东股权，属于没有法律依据滥用司法权干预公司自治、严重违反公司意思自治原则的行为。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上诉人举证视而不见，罔顾事实。1.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1月19日，原告孙玉忠实际增资315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九州公司2007年1月16日关于增资至2050万元事宜的股东会决议，系股东孙玉忠与股东孙复森为使九州公司能够取得专用挂车生产资质，根据当时最低注册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的准入标准，以通谋虚伪的意思表示决定对九州公司虚构增资。双方均无实际增资的真实意愿，九州公司也未获得任何实质增资。关于孙玉忠虚构认缴的1200万元增资中，包括了无形资产增资800万元和货币增资400万元。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了其中作价800万元的无形资产系已过期的无效专利权，孙玉忠通过伪造了两份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印章的《实用新型专利变更证明》骗取验资证明；也已经认定了货币增资中的85万元系为了验资向聚龙公司借款，验资后抽逃；但是，一审法院对孙玉忠将货币增资中315万元一并抽逃的事实和证据，却未予理会。上诉人为证明上述事实，在一审阶段申请法院调取了“2007年1月至2007年2月”九州公司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账户流水，根据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孙复森一审证据第30项），股东孙玉忠与股东孙复森于2007年1月20日至22日将用于验资的货币出资815万元（含聚龙公司借款500万元和孙玉忠虚构增资的315万元）全部取出抽逃。抽逃出资的取款记录中有股东孙玉忠与股东孙复森两人签章，也证明了两股东关于对九州公司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系通谋虚伪表示，共同决定和实施。因此，关于孙玉忠货币增资中的315万元，在验资后立即抽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关于股东孙玉忠与股东孙复森分红比例为60%和40%的事实，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一审法院却不予认定。一审判决认为“第三人（孙复森）确实以股东身份取得过九州公司的分红款，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分红比例，故对第三人所称其按40%比例分红的陈述意见，缺乏有效证据证实”。上诉人为证明九州公司分红比例，举证了九州公司2016年以来的《财务日报表》，详细记载了公司近年来每日详细经营情况，包括了孙玉忠与孙复森分红款金额和准确发放分红款日期。其中，上诉人在一审阶段提交的第14-18项证据更是全面证明了2016年度分红款800万元的分红过程。证据涵盖了孙玉忠和孙复森召开会议决定2016年度分红金额为800万元，孙复森填写财务支出凭单向公司申领，公司财务在《财务日报表》中2016年12月14日记载“预付孙复森2016年股利（部分）200万元”、2016年12月19日记载“预付孙复森2016年股利（剩余）100万元”、2017年1月25日记载“孙复森2016年股利20万元”（上述三笔合计320万元，即800万元×40%=320万元）。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举证的多个年度的分红情况均未予审查，也未说明理由，直接以“缺乏有效证据证实”为由不予认定，是罔顾事实的体现。孙玉忠辩称，一、孙玉忠也认为一审判决不正确，已经提起了诉。孙玉忠在一审中请求确认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九州公司40%的股权为孙玉忠所有，为此，孙玉忠向法庭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该宗证据足以证明孙复森持有九州公司40%的股份对应的出资均是孙玉忠出资的，孙复森并未出资，孙玉忠仅是借用孙复森名义成立公司，孙复森是代孙玉忠持有该股份，一审未全部支持孙玉忠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孙玉忠已经提起上诉，具体上诉理由详见孙玉忠的上诉状。二、一审判决未超出起诉范围。孙玉忠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之一为请求确认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九州公司40%股权为孙玉忠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围绕着该请求进行审理的。不论孙玉忠主张的股权代持，还是一审认为的应按实际增资金额计算出资比例均是本案中的事实和理由，不是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有权依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和理由进行判决（暂且不论该事实和理由是否正确），一审判决未超出孙玉忠的诉讼请求，不违反不诉不理的司法原则。三、法院有权确认股东的持股比例，但一审判决确认九州公司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40%股权中的34.52%归孙玉忠所有不正确，该40%的股权应全部归孙玉忠所有。1、一审认定在2001年九州公司初始设立时50万元注册资本中的20万元为孙复森出资，与事实不符。孙玉忠在一审提供的证据3，九州公司设立时工商登记内档，以及证据13、证据14，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设立公司的50万元注册资本全由孙玉忠出资。（1）设立九州公司时全由孙玉忠一人送材料到银行和工商部门办理并签字，当时的公司章程也是由孙玉忠签字，用孙复森的名字是由于当时公司法规定不得设立一人公司，是不得已而为之，“蒙阴西关老孙制修厂”是孙玉忠个人的企业，与孙复森无关。（2）孙玉忠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4，证明孙玉忠在2001年1月前的存款为42万元，设立公司前三个月从事个体经营利润的有17万余元，孙玉忠有能力出资并且实际去办理了银行存款及验资手续。（3）孙复森在现金缴款单回单上签字虽然属实，这是应工商局的要求，以体现公司的股东在形式上是二人，否则设立公司时的签字就全是孙玉忠一人；其次，孙复森提供的证人宋某的证言明显与事实相悖，不属实，其所举证的银行取款单，不能证明与出资有直接的关系。以上孙玉忠提供的孙复森没有出资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明显比孙复森提供的反证占优势，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不应认定孙复森出资20万元。2、一审认定增资时所借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现金500万元，系公司为验资需要而借用与事实不符，该款实为孙玉忠为增资个人借用，应认定为孙玉忠为增资的实际出资人，相应的股权也应认定为归孙玉忠所有。在增资时，孙复森未出资，也未实际认购股份，增资时的资金全部是由孙玉忠筹集并出资的，孙玉忠也没有把自己的出资出借或赠与给孙复森的意思表示，该次增资形成的股份全部归孙玉忠所有。3、股东之间因股权归属产生纠纷，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有权确定股权归属，这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孙复森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孙复森关于一审认定孙玉忠实际增资315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2007年1月19日孙玉忠实际增资315万元，孙复森以孙玉忠在验资后抽逃为由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孙玉忠在一审中所举证据足以证明孙玉忠已将该笔资金转入公司，孙复森无任何证据证明孙玉忠抽逃该资金，孙复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但如此，孙玉忠认为一审仅认定孙玉忠增资315万元是错误的，理由是：其一，孙玉忠从聚龙公司借来的500万元应认定为孙玉忠增资；其二，孙玉忠以两个实用新型专利作价800万元增资，虽然国家专利局以孙玉忠未交年费为由终止了专利权，但该非专利技术不但具有价值，而且一直由公司使用，应以适当的价格认定为孙玉忠的出资，一审完全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五、孙复森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九州公司是按照40%的分红比例为其分红，孙复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如孙玉忠在上诉状中所述，九州公司的股权实质上全部归孙玉忠所有，孙玉忠没有按照所谓的孙复森持股40%为其分红。考虑到亲属关系，孙玉忠曾以不同名义给孙复森奖励，但这不是按股分红。一审已经查明，该公司从2001年成立至今已尽20年，不可能仅2016年进行了分红，孙复森所举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九州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玉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孙复森名下的被告九州公司40%股权为原告孙玉忠所有；2、判令被告九州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将第三人名下4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由第三人予以协助；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5月25日，原告孙玉忠、第三人孙复森作为股东向蒙阴县工商局申请设立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经营住所为蒙阴镇新庄驻地，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孙玉忠以货币出资3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60%；孙复森以货币出资20万元，占出资比例的40%。孙玉忠在公司章程上签字，并代孙复森签名。2001年5月28日，日照大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日大洋会验字（2001）61号《验资报告》称，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筹）申请验资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截至2001年5月28日止，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筹）已收到投资人投入资本500400元，其中实收资本50万元，资本公积金400元。与上述投入资本相关的资产总额50.04万元，全部为货币资金。《验资报告》载明注册资本缴纳情况：孙玉忠缴纳人民币30.04万元，孙复森缴纳20万元，一并于2001年5月27日—28日缴存于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城关办事处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筹）的临时账号8010********中。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时验资账户为：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城关办事处，账号8010********。该账户交易记录显示：2001年5月27日，该账户存入6笔资金49.34万元，2001年5月28日存入1笔资金0.7万元，共计50.04万元。其中，2001年5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回单）41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25）、现金缴款单（回单）663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26）、现金缴款单（回单）1300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30），三笔存款共计200400元，现金缴款单回单与银行贷方凭证记载内容相符，回单中的缴款单位名称、大小写金额均系孙复森填写，并在回单右上角标注①②③，原告对此事实未予否认。2001年5月27日现金缴款单（回单）800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27）、现金缴款单（回单）930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28）、现金缴款单（回单）1200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29）、2001年5月28日现金缴款单（回单）70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34），四笔存款共计300000元，现金缴款单回单与银行贷方凭证记载内容相符，系由原告孙玉忠出资。从账号8010********支出记录显示：2001年6月7日至6月27日因付工资、进货、支付费用等，通过开具转账支票先后支出300000元。2001年5月29日，《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载明，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指定孙玉忠为代表（代理人）负责办理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的登记注册手续；《有限责任公司监视选举证明》载明，经股东会选举，决定由孙复森任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监事；《公司经理聘用证明》载明，经研究决定聘用孙玉忠为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经理。上述文件均由股东孙玉忠、孙复森签字。2001年6月1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成立，领取营业执照。该公司工商登记中《股东（发起人）名录》上记载的股东是孙玉忠、孙复森。2001年7月6日，股东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并制作《公司章程修正案》，决定增加经营范围、公司名称由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更名为蒙阴九州车辆有限公司，于当天申请变更登记。同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2003年1月2日，孙玉忠向蒙阴县工商企业注册局提交《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各一份，决定对蒙阴九州车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再次变更，取消原经营服装等项目，增添新的经营项目。同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2003年6月2日，孙玉忠、孙复森向蒙阴县工商企业注册局提交《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各一份，申请将原蒙阴九州车辆有限公司变更为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孙复森的签名系他人代签。2003年7月8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蒙阴九州车辆有限公司变更为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2005年1月25日，孙玉忠、孙复森向蒙阴县工商局提交《股东会决议》，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决定经营期限延期十年，次日制作公司章程修正案，孙玉忠、孙复森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2005年1月26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2007年1月16日，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金。股东孙玉忠投资1200万元，股东孙复森投资800万元，由原注册资金50万元增加到2050万元。股东会议决议由孙玉忠、孙复森签名。工商登记材料记载，2007年1月8日，执行董事孙玉忠签字的《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对公司章程第四章第五条、第五章第六条作出如下修改：一、第四章第五条：公司原注册资本伍拾万元人民币修改为贰仟零伍拾万元人民币。二、第五章第六条修改如下，股东孙玉忠原投资现金30万元修改为投资货币400万元、无形资产800万元，总计增资1200万元。股东孙复森原投资现金20万元修改为货币415万元、实物385万元，总计增资800万元。三、现股东孙玉忠1230万元，占60%，现股东孙复森820万元，占40%。2007年1月19日，山东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鲁鸿信验字（2007）第009号《验资报告》称，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公司章程的决定，申请新增加注册资本20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50万元。截至2007年1月19日止，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已收到孙玉忠、孙复森缴纳的新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人民币815万元，实物出资385万元，专利权-实用新型出资800万元。《验资报告》载明注册资本缴纳情况：截至公司章程规定的注册资本缴纳期限即截至2007年1月19日止，孙玉忠、孙复森以货币出资815万元，已缴存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城关办事处，账号8882********；孙复森以实物出资人民币385万元，已办理实物移交手续，孙玉忠以专利权-实用新型出资800万元，已办理专利权过户手续。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增资时验资账户为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城关办事处，账号：8882********。增资时原告孙玉忠认缴新增资本12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400万元中，自筹资金315万元，以公司名义借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85万元，无形资产800万元中的二项专利权-实用新型（一种拖曳器，专利证书号：ＺＬ99219604.3；载重拖曳器，专利证书号：ＺＬ00247516.2）经验资机构评估价值为8003800.00元，其中一种拖曳器评估价值为3237700.00元，载重拖曳器评估价值人民币4766100.00元，2017年1月17日，全体股东确认出资价值为800万元。孙复森认缴新增资本8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415万元，系以公司名义借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借款，实物出资385万元，系公司自成立以来积累资产作价评估。原告孙玉忠、第三人孙复森用于增资以公司名义借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的500万元，于2007年1月19日转入公司账户，次日又以公司名义将上述借款归还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该账户还显示2007年1月19日—2月15日期间，公司因购买钢材等其他支出3367447.81元。2007年1月22日，蒙阴县工商局进行了核准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由设立时的50万元增加到2050万元。经查，一种拖曳器，专利证书号ZL99219604.3于2004年2月25日专利权终止；载重拖曳器，专利证书号ZL00247516.2于2003年10月8日专利权终止。2007年12月27日，执行董事孙玉忠向蒙阴县工商局提供《公司章程修正案》，将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同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2011年9月13日，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九州公司，变更公司住所为蒙阴经济开发区××路××号，通过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孙玉忠、孙复森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1年9月14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九州公司。2014年11月6日，九州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经营期限变更为长期，通过修正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均由孙玉忠、孙复森签字。2014年11月19日，蒙阴县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2017年9月16日，原告孙玉忠与第三人孙复森召开股东（董事）会，形成董事会决议，决定投资3.8亿元，设立九州汽车制造（泰州）有限公司，孙复森担任法定代表人。孙复森还先后担任九州公司沧州公司、九州汽车制造（秦皇岛）有限公司负责人，代表九州公司参与生产管理。后原告孙玉忠、第三人孙复森产生纠纷。2019年1月31日，九州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免去孙复森九州公司总经理职务。2019年8月30日，孙复森因与被告九州公司、（第三人）孙玉忠、山东新九州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收购股份纠纷一案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认为，应以本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裁定该案中止诉讼。2019年10月11日，原告孙玉忠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同时查明，第三人孙复森作为股东参与九州公司年度分红，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分红比例。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跨越我国公司法的多次修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的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本案的法律适用和参照适用范围，包括当事人发生民事行为或事件时的公司法及现行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二、关于本案的定性及诉讼主体问题。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本案中，原告孙玉忠、被告九州公司均主张九州公司设立时使用了第三人孙复森的名义，孙复森只是九州公司设立时的名义股东，且并未实际出资和参与公司经营，故其不具备公司股东的资格。第三人孙复森则主张，其作为九州公司的股东已经实际出资，且参与公司的经营和分红，并被记载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中，具有九州公司股东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案当事人因第三人孙复森是否具备九州公司设立时原始股东资格发生争议并提起诉讼，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故对第三人孙复森关于本案案由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九州公司作为被告、孙复森作为本案的第三人主体适格。故对第三人孙复森关于本案将其列为第三人、将九州公司列为被告主体不当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三、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是被告九州公司登记在第三人孙复森名下的20万元股权是否应当归原告所有，即第三人孙复森是否具有九州公司原始股东的资格。一审法院认为，股东是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人。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应首先区分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公司股东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然后优先选择适用实质要件或者形式要件作为审查标准。本案中，孙复森主张其具有九州公司股东的资格，孙玉忠及九州公司均不认可其股东地位，该纠纷属于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纷争。本案应重点审查孙复森是否具备取得九州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即以孙复森是否具有发起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已经依法向九州公司出资，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作为确认其是否具备九州公司股东资格的审查重点。一审法院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一）第三人孙复森是否具有设立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最基本的法律文件，是认定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据此，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股东共同制定章程。取得股东资格，既要有成立公司、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又要履行对公司的义务。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应当共同制定公司章程。本案中，第三人孙复森虽在设立公司时的公司章程中未签署姓名，但其于2001年5月25日与原告孙玉忠作为股东一起向蒙阴县工商局申请设立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同年5月29日，孙玉忠、孙复森共同指定孙玉忠为代表办理公司的登记注册手续，孙复森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在公司设立前后其他股东会决议上亦多次签名。由此可以看出，孙复森对《公司章程》是明知、认可的，对《公司章程》中孙玉忠代签姓名亦是同意、认可的。因此，不能仅以公司章程未签名来否定其股东资格。再结合被告公司设立后，第三人对公司一系列股东会决议的签名分析，第三人参与了被告九州公司的设立过程，与其他股东形成了设立被告九州公司的合意。（二）第三人孙复森是否履行出资行为。1、关于九州公司初始设立时的出资问题。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如果股东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则不能取得公司股东资格。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九州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中分别记载在孙玉忠和孙复森名下的30万元、20万元是谁出资？增加注册资本是否真实有效？《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原告孙玉忠与第三人孙复森对九州公司成立时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股权归属发生争议，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证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庭审中，原告孙玉忠、第三人孙复森均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根据现有证据分析，九州公司初始设立时，日照大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相符。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时存入验资账户的50.04万元中，2001年5月27日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回单）41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25）、现金缴款单（回单）663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26）、现金缴款单（回单）130000元（银行贷方凭证00030）三笔共计现金200400元。现金缴款单回单与银行贷方凭证记载内容相符，回单中的缴款单位名称、大小写金额均系孙复森填写，并在回单右上角进行标注，原告予以认可；再结合第三人所提供的九州公司注册资本来源的相关证据，从资金的流向来看，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认定九州公司初始设立时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注册资本20万元为孙复森出资，其余四笔共计30万元系由原告孙玉忠出资。从而认定第三人已经认购了被告的股份，履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2、关于九州公司的增资问题。由于涉案的增资行为发生于2007年，有关增资行为的法律法规应适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该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七）项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四十四条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按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上述法律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有效增资的条件和程序。本案中，蒙阴九州机械车辆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孙玉忠、孙复森2007年1月16日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50万元增加到2050万元。股东会通过的增资协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各股东应按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履行增资义务，但原告及第三人均未严格按协议履行。山东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应按股东的实际增资数额计算出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原告孙玉忠增资时认缴的现金400万元中自筹资金31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认定；以无形资产出资800万元中的二项专利权-实用新型，一种拖曳器（专利证书号：ZL99219604.3）、载重拖曳器（专利证书号：ZL00247516.2），专利权已分别于2004年2月25日、2003年10月8日终止。一审法院认为，专利权终止后，增资时已不能将专利权转移至九州公司名下，故对原告提供的《实用新型专利变更证明》，不予采信；对原告主张以实用新型专利权出资80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第三人孙复森认缴增资800万元中货币出资415万元及原告孙玉忠现金出资中的85万元共计500万元，系公司为验资需要借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的现金，该款于2007年1月19日转入公司账户，公司2007年1月20日将上述借款归还山东聚龙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据此，对上述500万元的借款，能够认定均非原告及第三人的出资，故其股东名下相应数额的增资款，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第三人385万元实物出资，因系公司自成立以来积累资产，无证据证实是第三人分得的净资产，故能认定是企业存续期间以企业资金所购资产，不能视为股东个人的出资。因此，对第三人385万元实物出资的事实，不予认定。第三人孙复森提出原告孙玉忠已将增资抽逃、对增资不予认定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九州公司股东孙玉忠实际增资315万元，股东其余增资不成立。（三）第三人孙复森是否参与公司经营，是否行使股东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订）》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四十条规定：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股东资格是出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股东具备的特征包括按《公司章程》中的承诺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在公司中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案中，2001年5月25日，第三人孙复森与原告孙玉忠作为股东向蒙阴县工商局申请设立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为孙玉忠、孙复森，并规定了出资比例。第三人认可《公司章程》并按《公司章程》履行了出资行为。2001年5月29日，孙玉忠、孙复森共同指定孙玉忠为代表办理公司的登记注册手续，当日，股东会选举孙复森认公司监事、决定聘用孙玉忠为公司经理。上述文件均由股东孙玉忠、孙复森签字。并且，公司成立后多次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更名、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注册资金、变更公司经营期限等事项，孙玉忠、孙复森分别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上述事实能够确认，在公司成立前后，第三人实际均以股东身份多次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证明其自公司成立起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参与了九州公司的设立过程。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三人孙复森参与了被告九州公司的设立过程，与其他股东形成了设立九州公司的合意，并认购了被告的股份，故，一审法院确认第三人系被告的股东。对原、被告所称孙玉忠是公司全资股东、第三人孙复森未出资、不是股东的主张，不予支持。（四）原告、第三人在被告享有的股权比例是多少。根据前述查明事实，本案被告初始成立之时，在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登记在原告孙玉忠名下的注册资本30万元，由孙玉忠出资，占出资比例的60%；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注册资本20万元为孙复森出资，占出资比例的40%。2017年1月19日，原告孙玉忠实际增资315万元，九州公司注册资本实际增至365万元。原告出资增至345万元，第三人出资20万元。原告出资比例为94.52%（345万元/365万元），第三人出资比例为5.48%（20万元/365万元）。故一审法院确认原告享有九州公司94.52%股权，第三人享有5.48%股权。因此，登记在第三人孙复森名下的被告九州公司40%股权中的34.52%股权应归原告孙玉忠所有，对原告要求确认第三人名下40%股权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部分支持。关于第三人是否以股东身份取得九州公司分红款的问题，综合现有证据分析，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确实以股东身份取得过九州公司的分红款，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分红比例，故对第三人所称其按40%比例分红的陈述意见，缺乏充分有效证据证实，不予采纳。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修正）》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七）项、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九州公司登记在第三人孙复森名下40%股权中的34.52%股权归原告孙玉忠所有（原告出资345万元，享有94.52%股权，第三人出资20万元，享有5.48%股权）。二、被告九州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人孙复森予以协助。三、驳回原告孙玉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孙玉忠负担28元，被告九州公司负担17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孙复森提交证据五份如下：证据一，《询证函》，证明中国农业银行蒙阴县支行城管办事处加盖“业务公章”，《询证函》确认了蒙阴九州商贸有限公司（九州公司前身）设立时出资款50万元中，孙玉忠出资30万元，孙复森出资20万元。一审之所以没有提交，并不是因为我方没有提交给一审法院，而是我方邮寄给一审法院之后，一审法院在全部认定证据过程当中没有认定该证据，压根没有提该证据，所以我方二审过程当中再进行提交。证据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证据三，《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175批）》2008年第3号公告，共同证明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专用汽车生产企业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000万元，为满足行业准入标准，九州公司2007年1月决定虚构增资至2050万元，之后取得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175批）》公告。一审时候未提供该证据的理由是我方认为一审的审判范围是查明双方是否存在代持关系跟后期的增资无关。但现在一审法院将后期增资纳入了审理范围。我方一方在上诉状当中提出了该审理范围已经超越了诉讼范围，因此我方为了说明事实补交了第二、第三项证据。证据四，孙复森名下中国银行尾号5288账户银行流水，证明2016年度孙复森分红中的200万元分红时间为2016年12月14日，与孙复森一审提交第16项证据《财务日报表》印证，证明《财务日报表》反映九州公司经营和分红实际情况。一审未提交的理由是我方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该证据，但是一审法院调取的结果当庭给我们的没有该证据。我方又向中国银行单独申请了调取结果，查到了该证据，因此向法院予以提交。证据一的原件在工商局，上诉人只有复印件，可以庭后提交原件，证据二、三均为政府网站下载，证据四是银行发送当事人的邮箱的电子版，可以庭后向法庭提交银行打印的纸质版。孙玉忠质证称，一、对证据一，我方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审时已提交了该证据，原审法院没有把该证据列为原审的证据；该证据也不是原件。我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孙复森的证明目的，该证据虽然形式上表明是孙复森出资20万元，但我方在一审时所举的证据已经证明该20万元是孙玉忠所出，仅是借用孙复森的名义验资以成立公司。对证据二、三，我方认为该两份证据均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该两份证据也不是新的证据。第三，该证据不能证明孙复森的证明的目的即不能证明2017年1月增资是虚构增资。在原审时我方所举的证据已足以证明所增资的2000万元，全部是由孙玉忠筹集并增资的。对证据四有异议，同样该证据也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其次，该证据也不是新的证据，不能作为新的证据予以采用。第三，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表明的交易对象与孙玉忠和九州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孙复森的证明目的。请法庭对以上四份证据不予采信。九州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该证据系复印件，且该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二、三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仅是证明了汽车生产企业的注册资本的条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四系复印件，该证据系孙复森个人的银行交易记录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孙玉忠和九州公司对孙复森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孙复森未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确认。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孙复森是否具有九州公司的股东身份；二、孙复森名下的股权是否应由孙玉忠实享有并应确认为孙玉忠的股权。首先,关于孙复森的股东资格问题。本案的多处事实表明孙复森具备九州公司的股东身份,且实际享有相关权利并履行了部分义务。九州公司设立前后的多个股东会决议、股东（发起人）名录、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有限责任公司监视选举证明、公司经理聘用证明、工商登记材料、验资报告、孙复森银行缴款回单等均记载孙复森为股东,孙复森在公司增资过程中自愿在股东会增资决议和修正后的公司章程上署名、以公司借款形式向公司转入增资款项并进行增效股权后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以及孙复森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并实际参与九州公司的经营活动、已实质上享有分红股东权利等事实，充分证实其具有成为股东的真意。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最主要条件和最重要文件之一,是股东就公司重要事务经协商制订的规范性和长期性安排,属于股东之间的合同，孙玉忠认可其在公司设立决议上代孙复森进行签字以及孙玉忠、孙复森二人共同在公司增效决议上署名,说明孙玉忠亦同意孙复森成为九州公司股东。且在九州公司2001年成立后直到双方发生争议前的近二十年间,孙玉忠明知孙复森具备公司股东身份,并未对孙复森的股东身份和其他相关事实提出异议,孙复森也实际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并实际分得了股份分红。故，一审法院认定孙复森具有九州公司的股东资格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其次,依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本案存在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存在虚假增资或出资不到位的情形。本案中，九州公司初始设立时的《验资报告》、现金缴款单回单与银行贷方凭证记载内容均能够认定九州公司初始设立时登记在孙复森名下的注册资本20万元已实际出资到位。上诉人孙玉忠以其当时具备50万元全部注册资金的缴纳能力等主张其系一人全部出资的全资股东，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孙复森在公司设立时完成了20万元占40%公司股权的出资义务，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孙玉忠主张其与孙复森之间系股份代持关系且公司设立时的出资系其一人全部出资，与事实不符，亦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即使存在瑕疵出资（包括增资）行为仍可以认定为股东,具有股东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向已经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在目前法律法规设定的公司出资认缴制下，是否实际出资不影响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取得相应资格。股东是负有出资义务的人,但却不一定是已经实际出资的人。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股东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可能会存在公司将限制该股东某些方面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并不能以此直接否定或改变其已有的股东资格。在公司增资纠纷中,若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验资报告等文件上均载明股东,且该股东参与了公司管理,已实质上享有分红等股东权利,可认定具有股东资格。本案中,孙玉忠主张孙复森未实际缴纳出资包括增资,但孙复森有向公司转入《验资报告》验资账户的增资款项的事实,说明孙复森已实际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孙玉忠此主张与事实不符,孙复森未足额缴纳增资应认定为瑕疵出资。加之九州公司的前后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均记载孙复森为股东,孙复森也一直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并享受了股东分红权益,故孙复森具备公司增资部分股权的股东资格。最后，作为九州公司股东之一的孙玉忠无权直接要求将另一股东孙复森名下的股权确认为归其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述规定明确了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的法律后果,承认了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公司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解除其资格。本案中，孙复森的增资8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415万元是由孙玉忠以公司名义借案外人的款项500万元（其中包括孙玉忠的货币出资85万元）向公司缴纳，缴纳后又以公司名义偿还案外人。但增资《验资报告》已确认货币出资完成，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孙复森存在以货币虚假增资情形。根据上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实际出资只是股东享有权利的基础,未实际出资说明其为瑕疵股东,但并不一定不具有股东资格。本案中,即使孙复森的增资存在瑕疵,有未实际履行增资义务或增资不到位情形,九州公司、孙玉忠可以请求孙复森履行增资义务。若经过公司催缴后孙复森仍未缴纳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孙复森的增资部分股权的股东资格或股权份额,由公司决定由其他股东认缴或依法办理减资手续，但在未依法定程序和手续解除之前并不代表孙复森不具有公司增资部分的股东资格或不当然享有该份额。换言之，即使孙玉忠代孙复森出资，也属二人之间存在的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孙玉忠也无权以自己代孙复森履行了出资和增资义务为由，直接要求将经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验资报告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确认的孙复森的出资份额即股权确认为自己所有，即其为公司的全资股东，此主张亦无法律依据，并将直接破坏九州公司为二人股东的股权架构和治理模式，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玉忠是否存在虚假出资（包括增资）、瑕疵出资（包括增资）或抽逃出资（包括增资）等出资不到位的情形，以及九州公司是否存在虚假出资（包括增资）的情形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等问题，均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孙复森未履行增资义务而改变公司设立时和增资时依法确立的股权比例即增资前后一直由孙复森占九州公司40%股份，由孙玉忠占九州公司60%股份，并将其确认为孙玉忠所有，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上诉人孙玉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孙复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8民初432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孙玉忠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00元，均由上诉人孙玉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怀峰审判员  李兴波审判员  杨敬国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晴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