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73行初9909号原告：吕珍珍，女，汉族，1988年10月9日出生，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到庭）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申琼珊，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未到庭）第三人：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神垕镇开发区西段。法定代表人：苗林雪，董事长。（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萁，北京恒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若邻，男，汉族，1993年12月30日出生，住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到庭）案由：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被诉裁定：商评字[2020]第145814号关于第23194985号“河南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及图”商标（简称诉争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本院受理时间：2020年7月29日。开庭审理时间：2020年10月21日。被诉裁定认定：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未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诉争商标予以维持。原告诉称：一、根据商标审查标准一致性、遵循先例、同案同判的公平原则，诉争商标应予以无效宣告。二、“大宋官窑”是通用名称、不具有显著特征。大量的在先判例都明确指出“大宋官窑”一般指宋代官办窑厂。诉争商标申请人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多年从事陶瓷产品的专业厂家，应当知道“大宋官窑”是约定俗成的商品名称，故其申请注册的核心部分“大宋官窑”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三、该商标含有“河南”一词，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名称是不可以作为商标注册。四、本案诉争商标并未实际使用。商标申请人提供的大量证据所使用的都是第20702964号“大宋官窑及图”商标。五、诉争商标具有“不良影响”。综上，请求撤销被诉裁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裁定。被告辩称：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一、诉争商标的显著识别部分是“河南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大宋官窑”字样被设计成印章形式，具有较强的独创性，相关公众在隔离比对情况下不易将诉争商标识别为“大宋官窑”，因而也不会对使用诉争商标的商品的原料、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诉争商标并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被诉裁定认定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在先案件与本案在商标标识、案情、证据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对本案审理不具有参考作用。二、第三人致力于传承传统钧官窑技艺和文化，有使用“大宋官窑”字样的正当性和合理理由，“大宋官窑”不具有欺骗性，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对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的原料、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且实际上也没有导致相关公众的误认，“大宋官窑”实际上已经与第三人之间建立了稳定且唯一对应的关系，诉争商标并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应当予以维持。三、“大宋官窑”不是固有词汇，没有固定含义，原告以“大宋”、“官窑”为通用词语为由主张“大宋官窑”是商品通用名称，具有明显错误。此外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大宋官窑”是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家用器皿、陶器、瓷器”等商品上的通用名称，诉争商标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上未直接表明商品的原料、产地等特点，具有作为商标获得注册的显著性。四、诉争商标虽包含“河南”字样，但是“河南”仅表示第三人所在地，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时第三人名称正是“河南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具有将自己当时的企业名称申请注册为商标的正当权利，且诉争商标整体形成了区别于“河南”的其他含义。原告在诉争商标中片面地拆分出“河南”字样进而主张诉争商标包含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而不得注册，具有明显错误。五、“大宋官窑”字样对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不具有消极、负面影响，不具有不良影响，诉争商标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原告主张明显错误，被诉裁定应当予以维持。综上，同意被诉裁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第三人2．注册号：第23194985号3．申请日期：2017年3月17日4．注册日期：2018年3月28日5．专用期限至：2028年3月27日6．标识：7．核定使用商品（第21类）：家用瓷皿；陶器；瓷器；酒具；花瓶等。二、其他事实在评审阶段，原告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1、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2、商标局以“大宋官窑”不能注册为由驳回的19件商标列表；3、（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699号判决书；4、商评字【2018】第0000113105号、商评字【2018】第0000113108号、商评字【2018】第0000114318号驳回复审决定书；5、（2018）京73行初7641号、（2018）京73行初7638号判决书。在评审阶段，第三人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1、诉争商标的创意来源、企业简介及所获荣誉；2、活动照片及感谢信；3、分店照片；4、销售合同、宣传合同及发票；5、媒体的宣传报道。诉讼中，原告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第一组：被诉裁定、诉争商标信息；第二组：国知局、法院认定含有“大宋官窑”的商标不能注册的决定书、裁定书、行政判决书及商标信息；第三组；通用词语“官窑”信息。诉讼中，第三人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第一组：钧窑、钧官窑的渊源与介绍；第二组：第三人传承、弘扬钧窑、钧官窑文化的相关证据；第三组；禹州市钧瓷研究所、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禹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等出具的第三方证明；第四组：第三人及“大宋官窑”系列产品宣传证据；第五组：第三人及“大宋官窑”系列产品荣誉证据；第六组：“大宋官窑”系列产品销售证据；第七组：在先类似案件及获准注册的类似商标档案。被告在被诉裁定中审理查明：1、诉争商标由第三人于2017年3月17日提出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第21类家用瓷皿、陶器、瓷器、酒具等商品上，2018年3月28日获准注册。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5日作出的（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699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第4705970号“大宋官窑”商标含有特定含义的词汇，使用在非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生产地点生产的瓷器、陶器等商品上，易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年代、产地或质量产生误认，从而产生不良影响，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于2018年8月25日作出的（2018）京73行初7641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第22969420号“大宋官窑钧风宋瓷及图”商标指定使用在“茶具（餐具）”等器皿容器类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使用诉争商标的商品的原料、产地或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解和误认，已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所指的情形。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于2018年8月25日作出的（2018）京73行初7638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第23813687号“窑官宋大”商标指定使用在“茶具（餐具）”等器皿容器类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使用诉争商标的商品的原料、产地或商品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解和误认，已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所指的情形。3、“大宋官窑”系列产品被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认定为官方指定礼品。第三人名下产品多次被中国外交部作为礼品送予国外领导人。第三人的“祥瑞瓶”、“乾坤瓶”、“华夏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以上事实，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评审程序、诉讼程序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诉争商标系2018年3月28日注册，被告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无效宣告裁定，本案在实体方面适用2013年商标法，在程序方面适用2019年商标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情形。一、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情形。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该条款系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视角，为避免其在选购商品过程中，因含有与该商品质量、品质或者产地存在特定联系的标志致使消费者产生错误认知，进而损害了消费者权益，故此种情形被禁止为商标进行使用。判断相关标志是否“带有欺骗性”及“容易产生误认”，应当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水平及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指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进行界定。诉争商标由汉字“河南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及印章、章戳形状的图形构成，汉字部分中“河南”表示第三人所在省份，“河南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企业名称不存在实质性差异，诉争商标并不存在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的情形。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指定使用在第21类“家用瓷皿、陶瓷”等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的原料、质量、产地及其他特点与“宋代官办窑厂”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亦难以证明诉争商标整体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第三人为“大宋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因此，诉争商标使用在“家用器皿、陶器”等商品上，尚不致使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质量、产地等特点产生误认，未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所指的标志。此外，商标是否应当核准注册，应当采取个案审查原则，原告所主张的其他包含“大宋官窑”等文字的商标的注册情况不能成为本案诉争商标无效宣告的当然依据，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相关起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情形。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诉争商标属于法定的商品名称或者约定俗成的商品名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所指的通用名称。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等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本案中，尽管原告提交了相关《百度百科》查询及《大辞海》中有关于“官窑”的介绍，但是从现有证据看，并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已经成为相关公众普遍认为的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亦不能证明诉争商标被专业工具书、词典列为商品的通用名称。因此，原告所提有关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所指情形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情形。2013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应当根据商标所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判断该商标整体上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商标标志中含有描述性要素，但不影响其整体具有显著特征的；或者描述性标志以独特方式加以表现，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显著特征。”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应当综合考虑商标标志本身、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相关公众的认知习惯以及商标指定使用商品所属行业的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在“家用瓷皿、陶瓷”等商品上，并未体现上述商品质量、用途等与自身属性相关的特点，诉争商标未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相关起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四、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情形。《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显著性是指商标标识固有识别属性的外在表现能力,是商标标识获得商标注册的重要要件，商标标记发挥区别作用是因为商标标识对于该特定商品或服务而言具有相对应的识别属性，这种识别属性能够将该商品或服务与其他相同的商品或服务区别开来，识别属性表现出来的区别能力就是显著性。本案中，诉争商标由印章式设计“大宋官窑”和企业名称“河南大宋官窑股份有限公司”组成、其文字的设计、布局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在隔离状态下，消费者施以一般注意力，不易直接识别为“大宋官窑”，具有商标标识的识别性和显著性。诉争商标未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相关起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五、诉争商标的注册是否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情形。《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其他不良影响”是指根据公众日常生活经验，或者辞典、工具书等官方文献，或者宗教等领域人士的通常认知，能够确定诉争商标标志或者其构成要素可能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诉争商标不属于上述条款所指的情形。诉争商标本身并没有对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故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相关起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所主张诉争商标含有“河南”一词，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名称不可以作为商标注册。由于原告在评审阶段并未提出该主张，故对于该主张本院不再予以审查。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吕珍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原告吕珍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一百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阳人民陪审员  翟淑红人民陪审员  陈绪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石志远书 记 员  刘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