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1行终5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兴百世格汽车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街道长安路****。 法定代表人朱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俊宇、郑佳纯，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法定代表人赵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京、田巍，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浙江国实欧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方茂商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燕军，执行董事。 上诉人长兴百世格汽车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世格公司）因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行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7月11日，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下城市监局）根据原审第三人浙江国实欧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实欧成公司）提交的变更申请材料、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决定等，核准了原审第三人的变更登记申请，将公司的住所地由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时代博地大厦**变更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方茂商业中心****；将公司注册资本由625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9250万元人民币，对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予以备案。 2018年12月5日，百世格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下城市监局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的核准国实欧成公司变更公司住所、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注册资本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第三人国实欧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3日，注册地为杭州市萧山，注册地为杭州市萧山区名和应小英，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应小英。2017年4月7日，原审第三人股东由应小英、孙改名变更为黄国杰、罗杰，法定代表人由应小英变更为黄国杰，黄国杰持有51%股权，罗杰持有49%股权。2017年8月10日，原审第三人股东由黄国杰、罗杰变更为黄国杰和希广公司，其中黄国杰持有51%股权，希广公司持有49%股权，法定代表人为黄国杰。2017年8月16日，原审第三人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增加至6250万元。2017年9月12日，原审第三人向萧山区市场监管局申请备案，黄国杰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杨艾为公司监事。2017年9月18日，原审第三人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黄国杰变更为杨燕军，股东由黄国杰、希广公司变更为百世格公司，百世格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公司类型由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2018年4月11日，原审第三人将公司住所由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室××街道××大厦××室。2018年7月4日，原审第三人申请公司住所、注册资本变更，以及公司章程备案，向下城市监局提交了变更登记申请书、股东出资情况、授权委托书、国实欧成公司关于同意变更公司住所、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决定、国实欧成公司关于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决定、国实欧成公司股东委派执行董事、监事的决定、国实欧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经理的决定、租房协议、原营业执照。下城市监局经审查，于2018年7月11日予以核准，将原审第三人住所地由萧山区宁围街道时代博地大厦802室变更为下城区东方××幢××室，公司注册资本由6250万元变更为9250万元，同时对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进行了备案。百世格公司对下城市监局于2018年7月11日核准变更登记的行为不服，遂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一）百世格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马士良，2017年2月13日至2018年6月25日期间，龙籍轩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二）黄国杰将国实欧成公司转让给杨志军，杨志军指派其驾驶员杨燕军担任法定代表人。（三）百世格公司与杨燕军签订《股权委托代持合同》，由百世格公司代为持有国实欧成公司100%股权，成为国实欧成公司名义股东；根据公安机关的讯问，杨志军表示因百世格公司代持股权，其向百世格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士良支付代持费80万元。（四）百世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博后，因无法联系到马士良及龙籍轩，百世格公司于2018年6月1日登报公告遗失营业执照、公章及财务章后，重新申领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五）在百世格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同时，对萧山区市场监管局于2017年9月18日核准变更登记的行为不服，诉至萧山区人民法院。该院于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出（2019）浙0109行初62号判决，驳回百世格公司的诉讼请求。百世格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作出（2020）浙01行终169号判决，维持原判。在（2019）浙0109行初62号案的审理中，经法院释明，百世格公司未对所涉公章申请鉴定。（六）百世格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龙籍轩变更为朱博，于2020年3月26日将公司名称由中汽零（长兴）汽车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长兴百世格汽车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应当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内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内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的通知》（工商企字〔2014〕29号）进一步明确了变更股东所需的材料还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等材料。《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一）对申请人到公司登记机关提出的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当场作出准予登记的决定。……”可见，工商登记机关在收到变更登记申请时，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受理、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本案中，根据法庭调查，国实欧成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相关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下城市监局经审查后当场作出变更登记、备案，已尽合理的审慎审查义务，被诉行为并无违法和不当。 百世格公司认为国实欧成公司于2018年7月4日向下城市监局提交的3份股东会决议和1份公司章程均系伪造文件,上述文件中百世格公司的公章均使用作废公章、百世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也并不是其本人的签字，上述文件均不是百世格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被诉变更登记材料中的百世格公司公章印文（文字及编号）与其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的（2019）浙0109行初62号案中申请材料的公章内容一致，该案审理中经法院释明，其并未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其次，《股权委托代持合同》签订后，百世格公司成为国实欧成公司名义股东，但实际控制人为杨志军，根据《股权委托代持合同》约定的内容，修改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表决事项均须以杨志军或国实欧成公司的授意而为，现百世格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变更住所地、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非授意行为。再则，《股权委托代持合同》约定，实际出资人因不履行股东义务而导致显名股东承担债务后，有权向实际出资人追偿。若百世格公司在股权代持期间利益受损，可另行向实际出资人进行主张。基于上述理由，百世格公司在诉讼中提出的鉴定申请已无实际意义，原审法院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百世格公司要求撤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不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国实欧成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长兴百世格汽车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长兴百世格汽车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百世格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8年7月11日向国实欧成公司增资3000万元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国实欧成公司相关增资决定、决议均不真实，被上诉人根据上述无效文件作出的变更登记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对该事实进行认定错误。1.上诉人从未做出向国实欧成公司增资的任何决议,对案涉增资毫不知情，上诉人增资的相关决议决定上加盖的上诉人公章，自2018年6月1日公告之日起作废，使用该公章没有任何法律效力。2.上诉人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果如下:鉴定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4日的《浙江国实欧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关于同意变更公司住所、修改公司章程的决定》《浙江国实欧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关于同意增加注册资本的决定》《浙江国实欧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浙江国实欧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执行董事、监事的决定》四份文件中的“法人股东盖章”处的“中汽零(长兴)汽车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与委托人提供的同名印章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的印文、“法人股东盖章”处的“朱博”签名与委托人提供的朱博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的字迹;可见，上述文件中盖章的印章为已经失效的印章，朱博的签名为伪造的签名，四份文件都是伪造的。即被上诉人作出行政登记行为依据的文件是伪造虚假的不真实的，上述文件均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的行政登记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3.一审判决认为:“被诉变更登记材料中的上诉人公章印文(文字及编号)与其向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的(2019)浙0109行初62号案中申请材料的公章内容一致,该案审理中经法院释明,其并未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上诉人在(2019)浙0109行初62号案中是否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与本案无关,未申请鉴定并不影响上诉人在本案中对该公章进行鉴定。且根据本案的鉴定结果,上述文件中盖章的印章为已经失效的印章。4.一审判决认为:“根据《股权委托代持合同》约定的内容，修改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表决事项均须以实际控制人杨志军或原审第三人的授意而为，现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变更住所地、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非授意行为。”首先,马士良当时并非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无权签订该股权委托代持合同，该合同无效；其次，被上诉人也无任何证明本案所涉变更住所地、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已经取得实际控制人杨志军或原审第三人的授意，也无提供任何授权文件；第三，所涉变更住所地、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是否取得实际控制人杨志军或原审第三人的授意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上诉人没有证明该授权不存在的义务，一审法院对该举证责任的分配违反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二、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不符合合理行政原则,没有对涉案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一审法院机械地适用《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的第九条，认为被上诉人已尽合理的审查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1.从法律适用来看,一审法院援引《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等规范性条文,径以得出“可见,工商登记机关在收到变更登记申请时,应当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受理、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进而认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相关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区市场监督局经审查后当场作出变更登记,已尽合理的审慎审查义务,被诉变更登记行为并无违法和不当”。2.但众所周知,合理行政原则是我国行政法确立的六大基本原则之一,其主要含义是行政决定应当具有最低限度的理性，是指行政决定应当具有一个正常理智的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合理与适当，并且能够符合科学公理和社会公德。《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企业登记机关依法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审查。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依法进行核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指出,“登记机关无法确认申请材料中签字或者盖章的真伪,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相关人员到场确认,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补充证据或者相关人员未到场确认,导致无法核实相关材料真实性,登记机关根据有关规定作出不予登记决定,申请人请求判决登记机关履行登记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本案中,工商行政机关不仅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完整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而且应以行政法一般原则中的合理行政原则为依据,以登记机关判断与识别能力为限度,在专业范围内对申报材料的签字盖章等内容的真实性尽到审慎审查责任,而不是机械性片面理解《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在上诉人不知情、法定代表人又未亲自到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就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该行为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1.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行初8号行政判决；2.撤销下城市监局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的核准国实欧成公司变更公司住所、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注册资本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上诉人下城市监局、国实欧成公司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本案中，国实欧成公司在申请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相关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被上诉人下城市监局依法审查后予以了核准。现上诉人百世格公司以申请材料不是法定代表人朱博本人签字以及申请材料中所使用的百世格公司公章均系已作废公章为由请求撤销被诉变更登记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应当审查申请材料中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公章的真实性，查明办理被诉变更登记是否是百世格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进而对被诉变更登记行为的准确性作出评价。原审法院未予查明，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应当发回重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行初8号行政判决； 二、本案发回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鲍常兰 审 判 员 李 洵 审 判 员 唐莹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莫雪飞 书 记 员 汪金枝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