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沅陵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湘1222民初1951号 原告：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五里店路2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198854457U。 法定代表人：邱国兴，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铭慧，女，1989年6月4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务，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世娟，女，199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沅陵县京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沅陵县沅陵镇辰州西街（县人大综合楼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22588999336W。 法定代表人：姚少文，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卫利，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勇斌，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证号：14301201210465792，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沅陵县京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于2020年11月19日第一次开庭审理。 原告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沅陵县京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函》无效。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15日，原、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建被告开发的湖南省沅陵县北京公馆及胜利门步行街工程，工程暂定价2.8亿元，合同同时对工程承包范围、承包方式、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工期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进场施工，涉案工程尚未完工。截至2020年10月12日，原告已完成工程量289,676,129.9元，根据施工合同的约定，被告应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为248,905,823.8元，原告已收到工程进度款为133,830,000元，被告欠付的工程进度款为115,075,823.5元。由于被告欠款数额巨大，严重影响涉案工程施工进度，导致工期延长。2020年9月25日，被告以涉案工程工期延误为由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要求解除涉案工程施工合同。原告于2020年9月28日收到该函件后，于2020年9月30日回函告知被告，涉案工程的工期延误并非原告导致，而是被告自行造成，包括被告在涉案工程中的拆迁受阻影响施工、被告自2015年开始欠付工程进度款、被告擅自将原告承包范围内的部分工程分包给案外人施工等原因，因此原告不同意解除合同。 被告在收到原告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回函后，于2020年10月10日开始单方面强行拆除部分原告用以施工的钢筋棚栏杆，并强行要求原告退场。原告认为，被告拖欠工程进度款、擅自分包及强行清场等行为已严重违反施工合同的约定，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作为守约方，已经依约履行了施工义务，涉案工程工期延误并非原告造成，被告以工期延误为由解除合同不符合涉案施工合同中被告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形，且原告已回函明确告知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双方就解除合同事宜未能协商一致，因此，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发生解除涉案工程施工合同的法律效力。 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被告沅陵县京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辩称： 一、被答辩人广西四建严重拖延工期非因答辩人京湘公司的原因造成，其违约行为已经完全符合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下称“施工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京湘公司有权依据施工合同解除合同。 1.广西四建严重拖延工期已达到施工合同中专用条款第16.2.2款第4项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京湘公司有权发函解除施工合同。 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16.2.2款第（4）项明确约定，承包人施工进度比发包人和监理工程师批准的预定计划严重拖后，比计划进度滞后15天以上，显然不能如期完工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按照当事人双方签订的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2#、4#栋竣工验收的最晚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截至2020年8月31日，竣工日期延误32个月。6#栋最晚竣工验收时间是2019年5月20日，截至2020年8月31日，竣工日期已经延误达15个月。但是至今这三栋房屋还存在部分扫尾工程未完成，也均未移交竣工资料和办理竣工验收手续。而关于1#、3#、5#栋，按照经监理单位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最晚竣工时间应当是2020年3月30日，但截至目前，工期已经延误达半年以上后，且仍有大量工程未完成，施工进度严重滞后。因此，广西四建严重拖延工期的事实客观存在，完全符合施工合同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形。 加之，在合同解除前，京湘公司已多次向广西四建发函告知其工期严重延误、关键岗位人员不到场的具体情况并请求其在合理期限内予以改正，但是广西四建均拒不改正。而广西四建该种严重拖延工期的行为已经导致京湘公司无法按照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向房屋买受人交房，同时导致政府不能按照其与被拆迁人的协议约定向被拆迁人交付回迁房。京湘公司不得不发函通知广西四建解除双方的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故，根据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第93条、第96条的规定，京湘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函》合情合理，依法有效，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关系自该函件送达之日起就此解除。 2.京湘公司没有欠付广西四建关于案涉项目的工程进度款，所以不存在影响广西四建施工进度而导致工期延长的情形，广西四建也无权向京湘公司索赔。 首先，京湘公司没有拖欠广西四建的工程进度款。案涉项目备案并中标的施工合同约定的暂定合同价为243,086,205.44元，且未扣除几千万元广西四建的甩项工程，而京湘公司已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共计196,995,706元。目前案涉项目仍有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工程量未完成，所以实际上京湘公司已超付了工程进度款。 其次，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19.1款第（2）项明确约定，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承包人未在前述28天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权利。同时，施工合同“专业条款”第7.5.1款约定了，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承包人应当在导致延误的情况发生后7天内就延误工期以书面形式向发包人提出报告。广西四建在认为是京湘公司拖欠工程进度款导致工期延误的情况下，没有就案涉项目工期延误的问题及时主动向京湘公司提出书面报告，也没有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在28天内主张索赔和延长工期。据此，广西四建已经丧失了向京湘公司要求索赔和延长工期的权利。 故，一方面，在整个施工工程中，京湘公司不存在拖欠工程进度款的情形；另一方面，广西四建从未以拖欠工程进度款为由提出要求顺延工期，更未对顺延工期向京湘公司主张过权利。所以，广西四建主张因拖欠工程进度款而导致工期延长，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上的依据。就算有，广西四建也因没有按照施工合同约定行使索赔和延长工期的权利，其现已丧失进行工期索赔和延长工期的权利。 3.不存在因拆迁受阻影响施工而导致广西四建工期延长的情形。 虽然案涉项目的整体拆迁时间较长，但是本项目属分期拆迁、分期施工。每栋楼只有完成场地清表、土石方、基坑支护、临时道路等前期工程，具备开工条件后才能在行业主管部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存在拆迁影响工期的问题。在每一栋拆迁完成后，京湘公司与广西四建双方对具体楼栋签订了补充协议或者确认编制了施工组织设计，对每一栋的工期都进行了具体约定。而后，广西四建对每一栋楼实际进场施工的时间均早于计划开工时间，且在实际进场施工过程中再未出现拆迁影响施工进度的情形。同时，广西四建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在其实际进场施工后出现了拆迁受阻事由导致案涉项目工期延长。 4.京湘公司没有擅自将广西四建承包范围内的部分工程分包给他人施工，就算存在分包，分包和工期延误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广西四建也从未就此向京湘公司进行过索赔。 首先，工期延误和工程分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部分工程的分包原因是广西四建工期拖延严重逾期，且无实力做全部工程，京湘公司征得监理公司等认可后不得已进行分包。京湘公司如果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他人只是减少了广西四建的工程量，并不是必然会发生工期延误的结果。此外，广西四建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工程分包而导致了工期延误。 其次，施工至今，广西四建从未就该工程分包事项向京湘公司提出过工期索赔。按照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19.1款第（2）项关于索赔事项的规定，广西四建未在28天内主张索赔，其已经丧失向京湘公司索赔工期的权利。 二、本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因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因此答辩人有权随时要求被答辩人交还施工现场。 2014年5月10日，京湘公司与案外人王万双签订《建设工程意向协议书》，约定由王万双作为承包方承揽京湘公司发包的北京公馆及胜利门步行街项目的建设施工，双方就工程价款的计算和支付达成意向，并明确约定承包方将以广西四建的名义与京湘公司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2014年6月15日案涉项目举行招投标前，案外人王某、李某以广西四建的名义与京湘公司就案涉工程的施工承包工作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约定案外人王万双为项目协调经理。2014年11月10日，通过招投标程序，京湘公司与广西四建再次就案涉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案涉项目属于必须招标投标的项目，原、被告未经招投标程序于2014年6月15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违反必须招投标的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而无效。同时，经招投标后双方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招标人和投标人在中标前已经就施工合同的实质性条款进行了协商达成一致，并最终影响了中标结果，违反了招标投标法关于招标人和投标人不得在确定中标人之前进行实质性谈判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时，因该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系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自然人王某、李某借用广西四建的资质和名义签订，违反了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不得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强制性规定，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原、被告分别于2014年6月15日和2014年11月10日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此后，原、被告就2#、4#、6#的施工达成的补充协议以及几份会议纪要，与前述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从属性，也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无效，广西四建对案涉工程施工现场的占有也就没有合法的依据，属于无权占有。作为建设单位的京湘公司有权要求广西四建随时将施工现场进行清理并撤离，并将施工现场返还给答辩人。 本项目涉及166户回迁安置房建设，是县里重点民生工程，事关166户回迁群众的核心利益。因广西四建严重逾期，拆迁户多次到县政府、信访局上访期盼尽快交房，存在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的维稳隐患。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广西四建的诉讼请求违背事实真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审理，公正裁决，以保护答辩人京湘公司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解除的异议制度是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系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设，旨在避免解除权滥用而导致非解除权一方当事人遭受不当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被告沅陵县京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发出通知书通知其解除合同，如原告有异议，应该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而非确认通知书本身的效力，《解除合同通知函》本身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依法驳回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 原告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预交的案件受理费80元，全部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石  祥  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马丽莎（代）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