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24986号原告：赵燕，女，196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邢悦（系原告赵燕之弟，兼原告赵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8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2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世奇（系原告赵燕、原告邢悦之叔叔），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中兴南路**。法定代表人：王海英，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少容，女，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务处干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纪磊，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邢悦、原告赵燕与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红星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世奇、被告红星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少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燕、邢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红星医院支付邢悦、赵燕关于邢士森的死亡赔偿金300000元；2.红星医院支付邢悦、赵燕关于邢士森住院期间的护理费3600元；3.红星医院支付邢悦、赵燕关于邢士森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5264.50元；4.红星医院支付邢悦、赵燕关于邢士森的丧葬费100000元；5.红星医院支付邢悦、赵燕精神损害抚慰金480000元；6.诉讼费用由红星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逝者邢士森于2018年3月29日下午因喘，吃不下饭来到红星医院急诊就医；2018年3月30日上午正式办理住院手续，转入内二康复科住院治疗；在2018年4月2日，院方以检查出患者小腿静脉血栓和左颈脉血栓形成为由，背着患者和家属在不知患者体重的情况下，擅自给患者注射，担有皮下粘膜、内脏、消化道出血巨大风险的“低分子肝素钠”药物化栓；从2018年4月2日开始到2018年4月18日注射多针“低分子肝素钠”，且日结清单为每日2针或3针，但病历记录为1针；因用药量过大，2018年4月17日患者出现鼻子流血的情况；2018年4月18月红星医院又给患者连续打2针；2018年4月18日下午患者病情急剧恶化，生病垂危，咳粉红色血块，鼻子持续流血，便血；2018年4月19日，红星医院计划还要打“低分子肝素钠”药物，后来撤回决定；2018年4月20日，患者转入重症监护室，2018年5月7日患者离世；红星医院在给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严重医疗过失行为，应该对患者的死亡负有责任；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赵燕、邢悦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红星医院辩称，邢悦、赵燕所述有部分不属实，红星医院给患者用药都是经过家属同意的，不存在擅自用药的情况；而且红星医院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病情考虑的，不存在医疗过失情况；具体意见如下。第一，关于诊疗经过；邢士森，男，79岁，主因“喘息伴咳嗽、咳痰1月”于2018年3月30日入我院内二科治疗；入院诊断为：“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症、慢性支气管炎、肾功能不全、中度贫血、心力衰竭、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低氯血症、高尿酸血症、低蛋白血症、呼吸性碱中毒失代偿期”，既往史为重度营养不良病史；入院后给予抗炎，化痰、利尿、控制心室率等治疗；查双下肢深静脉彩超：“双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左侧胫后静脉血栓形成”；与家属反复沟通，告知血栓脱落风险，可能出现肺栓塞而危及生命，须抗凝治疗，家属不同意使用华法林口服，同意使用低分子肝素钠皮下注射抗凝，告知患者抗凝治疗存在皮肤粘膜、内脏、消化道出血等风险，家属签字同意；2018年4月18日患者突发咳血，给予收缩血管，止血等治疗；2018年4月19日患者出现黑便，考虑不排除消化道出血，给予禁食、抑酸、保护胃黏膜治疗，查血红蛋白浓度（HGB）43g/L；2018年4月19日输入A型RH阳性悬浮红细胞2U，血浆200ml；2018年4月20日，患者突发喘憋、胸闷，伴血氧下降，波动于70%左右，测血压为140/60-170/70mmHg，双肺湿啰音增加，给予呋塞米入壶，硝酸甘油泵入，反复将患者病情告知患者家属，家属表示知情理解，仍表示暂不同意转往ICU，暂不同意行气管插管，并签字；经内科保守治疗1小时后，血氧进行性下降，病情进展加重，再次与患者家属交代病情，需要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经反复与患者家属沟通，家属表示同意转至ICU进一步治疗；入ICU后患者指氧测不出，立即气管插管、胸外按压，后连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多巴胺静脉泵入维持血压，抗感染、吸痰、抑酸保护胃黏膜、营养脑神经、镇静等治疗；患者无法进食，给予肠内营养及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根据患者病情给予患者减少升压药物用量，及降低呼吸机参数，尝试脱机，多次尝试均因血氧及血压不能维持导致脱机失败，考虑与患者肺部感染情况、营养状态极差，心肺功能差，基础疾病多等因素有关，治疗期间给予呼吸康复帮助患者尝试脱机；治疗期间，患者仍间断出现血压血氧不能维持的现象，多巴胺、去甲肾上素大量泵入维持血压，呼吸机吸氧浓度80-100%维持血氧饱和度，期间间断给予药物抢救；在2018年5月7日11时患者出现心率进行性下降，最低至37次/分，血压60/34mmHg，Sa0292%，立即给予胸外按压，呼吸机模式改A/C模式，VT300ml，PFEP7cmh2o，频率16次/分，氧浓度100%，血压应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间羟胺泵入治疗；在2018年5月7日11时5分时心率为0，血压测不出，继续行胸外按压，呼吸机辅助通气，肾上腺素静推等抢救措施；抢救持续至11时43分，患者仍无自主呼吸和心跳，家属同意停止抢救；2018年5月7日11时43分，宣告患者临床死亡，临床死亡诊断为：“Ⅱ型呼吸衰竭；心脏复苏成功；支气管扩张伴感染；支气管扩张伴咳血；缺血缺氧性脑病；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慢性肾功能衰竭氮质血症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新功能Ⅳ级；呼吸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电解质紊乱；重度低蛋白血症，重度营养不良；双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高尿酸血症；双侧胸腔积液”，家属签字拒绝尸检。第二，红星医院对患者整个诊治过程符合医学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第三，患者自身年高体弱，患有多种疾病，治疗期间家属配合度不佳；患者去世后未进行尸检，具体死亡原因不清，但其死亡是自身疾病发生发展、自身年高体弱所致，非红星医院医疗过错行为后果。第四，赵燕、邢悦未依法举证证明红星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责任。综上所述，恳请法院驳回赵燕、邢悦的诉讼请求，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患者邢士森（男，1938年11月29日出生）生前与赵立贤系夫妻关系，二人约在1979年结婚；赵燕系赵立贤与前夫所生，在赵立贤与邢士森结婚时赵燕系未成年人，赵燕与邢士森形成有扶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邢悦系邢士森、赵立贤婚后所生；至邢士森于2018年5月7日死亡时，其父母已死亡，其配偶为赵立贤，其子女为赵燕、邢悦；之后赵立贤于2018年5月26日死亡；至赵立贤死亡时，其父母已死亡，其配偶已死亡，其子女为赵燕、邢悦；据此，患者邢士森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含转继承人）邢悦、赵燕均已参加本案诉讼，原告方主体适格。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5月7日期间，邢士森在红星医院住院治疗38日；邢士森的入院年龄为79周岁，住院病历“主诉（症状/体征）”一栏载明：“喘息伴咳嗽咳痰1月余”，“现病史”为：“患者1月余前受凉后出现喘息，伴有咳嗽咳痰，咳痰量少，就诊于友谊医院，查胸部X线提示肺部感染，给予化痰止咳类药物口服，未静脉及口服抗生素类药物。后仍有喘息，就诊于我院急诊，查：两肺纹理粗乱，双上肺条索影，考虑陈旧性病灶，相邻胸膜肥厚粘连，双侧肺野小片状阴影，考虑炎性病变……为求进一步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以‘喘病肺部感染’收入我科，刻下症见：喘息，咳嗽咳痰，痰量少，不易咳出，无咳血及痰中带血，无发热，无心慌及心前区不适，无头晕头痛，钠差，眠差，夜间可平卧，二便调”，既往史一栏载明：“慢支病史20年，支气管扩张5年，肾功能不全5年，贫血1年，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史，否认肝炎、结核等传染病史，否认外伤史、手术输血史，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预防接种史不详”，个人史为：“出生于原籍，无疫区居住及疫水接触史，有吸烟嗜好，吸烟10年，15支/天，已戒断40年，无饮酒史，无特殊不良嗜好，无化学及放射毒物接触史”，邢悦在上述病史记录处签字确认；经中医望闻问切，患者邢士森：“神色形态：神志清楚，表情自然，面色少华，形体偏瘦；声息气味：吐字清晰，气喘、咳嗽，无呕吐，无异常气味；舌象：舌红，苔白腻；脉象：脉弦滑”。邢士森先是在内二科接受治疗，后转入重症医学科抢救。经检查，邢悦的主要症状体征为：“营养不良貌，口唇轻度发绀，颈静脉无怒张，呼吸动度一致，语音震颤无增强，叩诊呈过清音，听诊双肺呼吸音粗，可闻及散在湿罗音及干鸣音，心率98次/分，律齐，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未及，莫菲氏征（-），麦氏征（-），肠鸣音3次/分，无亢进，双下肢水肿（-）”；主要化验辅助结果为：“双下肢深静脉血管超声：双侧小腿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右侧多发）。超声心动图：主动脉瓣退行性变、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心包少量积液、左室收缩功能正常。胸片：双层肺野纹理增重，双肺多发大小不等片状影。双肺散发蜂窝状影。双肺多发纤维索条影，双肺多发胸膜增厚。双侧肋隔角变钝。B超提示双侧胸腔积液。血常规：血小板数目（PLT）131*10^9/L，红细胞数目（RBC）1.80*10^12/L，红细胞压积（HCT）19.2%，中性粒细胞%（Neu%）90.50%，白细胞数目（WBC）12.53*10^9/L。C-反应蛋白（CRP）﹥160mg/L，血红蛋白浓度（HGB）57g/L。生化：白蛋白（ALB）18.2g/L，谷草转氨酶（AST）38U/L，谷丙转氨酶（ALT）12.9U/L，肌酐（CRE）306umol/L，氯（CL）107.2mmol/L，钠（Na）146.4mmol/L，钾（K）5.66mmol/L”。住院病历的“住院经过及出院时情况”一栏载明：“诊疗经过：患者老年男性，卧床2月，此次主因喘息伴咳嗽咳痰1月余入院，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考虑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症、心衰、电解质紊乱、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肾性贫血，治疗上给予抗感染、化痰、平喘、纠正电解质紊乱、纠正贫血治疗为主，4月19日出现黑便，考虑不排除消化道出血，给予禁食、抑酸、保护胃黏膜治疗，查全血细胞分析：红细胞数目（RBC）1.3510^12/L，血红蛋白浓度（HGB）43g/L，中性粒细胞%（Neu%）89.4%，白细胞数目（WBC）6.6610^9/L，C-反应蛋白（CRP）83mg/L。立即联系交叉配血，4月19日输入A型RH阳性悬浮红细胞2U、血浆200ml。4月20日，患者突发喘憋、胸闷，伴血氧下降，波动于70%左右，收入ICU后患者血压、指氧测不出，立即气管插管、胸外按压，后连接呼吸机辅助呼吸，多巴胺静脉泵入维持血压，抗感染、化痰、抑酸保护胃黏膜、营养脑神经、镇静等治疗；患者无法进食给予肠内营养及肠外营养支持治疗；根据患者病情给予患者减少升压药物用量，及降低呼吸及参数，尝试脱机，多次尝试均因血氧及血氧不能维持导致脱机失败，考虑与患者肺部感染情况、营养状态极差，心肺功能差，基础疾病多等因素有关，治疗期间给予呼吸康复帮助患者尝试脱机；患者入科后未再出现咳血及便血情况，给予抑酸护胃等治疗；患者间断腹胀、排便困难，给予整肠生、莫沙比利调整肠道及通便灌肠等治疗；经治疗，患者仍间断出现血压血氧不能维持的现象，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大量泵入维持血压，呼吸机吸氧浓度80-100%维持血氧饱和度，期间间断给予药物抢救；2018-5-7日11:02时患者出现心率进行性下降，最低至37次/分，BP：60/34mmHg，Sp02:92%，立即给予胸外按压，呼吸机模式改为：A/C模式，VT：300ml，PEEP：7cmh2o，频率：16次/分，氧浓度：100%，血压应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间羟胺泵入升压治疗；11:05时心率为0，血压测不出，持续胸外按压，呼吸机辅助通气，肾上腺素1mg静推，5min/次；至11:40时患者仍心率0，血压测不出，继续胸外按压，呼吸机辅助通气，及肾上腺素静推；11:43患者无自主呼吸、血压测不出，心率为0，大动脉波动消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心电示波呈直线，向家属告知病情后，家属放弃继续抢救，于2018年5月7日11:43分，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Ⅱ型呼吸衰竭，支气管扩张伴感染”。对患者邢士森之病情，入院时中医诊断为：“喘病、痰热壅肺证”，西医诊断为：“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症、慢性支气管炎、肾功能不全、中度贫血、心力衰竭、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低氯血症、高尿酸血症、低蛋白血症、呼吸性碱中毒失代偿期”；出院（死亡）时中医诊断为：“喘病、痰热壅肺证”，西医诊断为：“Ⅱ呼吸衰竭、心脏停博复苏成功、支气管扩张症伴感染、支气管扩张症伴咳血、缺血缺氧性脑病、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慢性肾功能衰竭氮质血症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功能Ⅳ级（NYHA分级）、呼吸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慢性支气管炎、电解质紊乱、重度低蛋白血症、重度营养不良、双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高尿酸血症、肠道菌群紊乱、消化不良、双侧胸腔积液、便秘”。住院病历中“长期医嘱单”中载明自2018年4月3日开始，至2018年4月18日结束，用药为：“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4250IU/0.4ml4250IU皮下q12h”，即为了针对“双下肢肌间静脉血栓形成”对患者邢士森进行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的皮下注射，每12小时1次（1天2次），用量为4250医学效价单位；住院病历中的“临时医嘱单”载明在2018年4月2日用药：“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4250IU/0.4ml4250IU[1支]皮下ST”，即在该日对患者邢士森进行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的皮下注射，次数为1针。经核算上述“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的用药要求，系要求在2018年4月2日打1针，在2018年4月3日至4月18日期间合计打32针。因邢士森住院治疗，患者邢士森及其家属共交纳住院费15264.50元；在红星医院所出具“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费用结算单”（即住院费用清单）中载明肝素钠注射液用药1次，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用药32次，上述核算结果一致。经审查红星医院所出具“患者费用日清单”，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的用药情况与上述核算情况一致，虽然在2018年4月3日出现了数量为3支的记录，但在该日又核减1支，仍为2针，虽然在2018年4月19日出现了数量为1支的记录，但在该日又核减1支，即在该日并未注射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在红星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中，其在2018年5月7日的医嘱内容中出现了“患者于18-5-711:43宣告临床死亡”之后存在“电脑多导联心电图（床头）”“一般尸体料理”“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的记录，赵燕、邢悦据此认为出现了在患者邢士森死亡后仍用药的荒谬情况；经本院审查，在该日8次“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的医嘱内容中，均载有“补”的文字，说明系在紧急抢救患者后补写医嘱，并非死后用药等情况，即出现了将用药记录录入到“一般尸体料理”之后的补写情况，以致患者家属产生质疑，属撰写病历存在瑕疵，但不能据此认定存在不当诊疗行为。在住院病历留存的“病情交代”中，患者家属邢悦签字确认，具体交代内容为：“患者老年男性，目前身体消瘦，卧床状态，基础较多，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症、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肾性贫血、低蛋白血症等诊断明确，病情较重。患者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病情随时可能变化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等严重病情，甚至多器官脏器衰竭、呼吸心跳骤停等严重风险。与患者及家属交代病情，家属表示已知晓上述病情，表示暂不转至ICU，继续于我科治疗，表示同意使用低分子肝素钠抗凝治疗，签字示知情”“患者长期卧床，下肢深静脉血管超声提示血栓形成，与患者家属交代病情，栓子可能脱落，引起肺动脉栓塞等严重情况，需要口服华法林抗凝治疗，患者表示知晓上述情况，表示不同意口服华法林，签字示知情”“患者既往支气管扩张症，目前出现咳血，患者卧床状态，身体基础较差，随时有大咳血窒息可能。病情进一步发展可能需要气管插管、使用呼吸机，必要时转至ICU进一步治疗，或转至外院，行肺叶切除治疗、介入等治疗。与患者及家属交代病情，家属表示知晓上述病情，表示暂不转至ICU，暂不转至外院，继续内科保守治疗”。在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19日的“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中，患者家属邢悦签字同意；在落款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的“知情同意书”“保护性约束知情同意书”“气管插管知情同意书”“入住重症医学科告知书”中，患者家属邢悦签字同意。在患者邢士森死亡后，红星医院向患者家属邢悦出示“尸体解剖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您的家人邢士森在我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治疗，因疾病呼吸衰竭、支气管扩张伴感染于2018年5月7日11时43分去世，敬请节哀并特此告知如下事项：1.如死者生前未对尸体作出明确处理意见，死者的家属具有对尸体及气管捐献的处置权。2.尸体应立即移送天平间，如家属对死者的死因有异议，应在48小时内提出尸检申请。我院具有尸体冷冻条件，尸检尸检可以延长至7日。3.如因拒绝尸检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从而对死因判定的产生了影响，自行承担责任。4.尸体解剖的过程需要损坏死者的体貌，取出必要的组织、内脏器官进行检验，所以在尸体解剖时尸体的体貌会有所损坏，同时死者的部分组织、内脏器官会缺失。并且，即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尸体解剖和病理检验，仍有可能查不出真正的死因。5.尸检需要在北京市卫生局认定的具有尸检资格的机构或国家司法行政部门批准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6.您可以委托法医病理学人员参与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7.尸体在太平间存放时间不得超过2周。逾期不处理的尸体，报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并经公安部门备案，按照有关规定处理。8.尸检费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邢悦在“不同意尸检”一栏勾划，并手写“不同意尸检”，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8日。在上述7日内，患者邢士森之家属亦未再要求进行尸检。对签订“尸体解剖告知书”过程，邢悦称，当时邢士森的遗体停放在过道里，医护人员对邢悦说如果不签字同意放弃尸检，就不能将遗体推进太平间，所以才签字，后来母亲赵立贤在得知邢士森的死讯后，悲痛欲绝，因此入住空军总医院，后病故，但在赵立贤病故后，空军总医院并未要求死者家属签写“尸体解剖告知书”，经询问，医生说不用签写该告知书，于是对红星医院对邢士森的诊疗行为产生严重质疑；赵燕、邢悦提请法院注意，红星医院的病历比较混乱，医嘱和用药等情况都有前后颠倒的情况，病历有后续补充的内容，就是红星医院的治疗混乱才导致邢士森去世；就迫使邢悦在“尸体解剖告知书”签字放弃尸检一节，红星医院不予认可，并主张红星医院对患者邢士森整个诊治过程符合医学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错。经本院释明举证责任，赵燕、邢悦提出医疗损害鉴定申请，即要求对“红星医院对邢士森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如果存在过错的过错程度”进行鉴定；经随机抽取，确定由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该鉴定；经审查，在2020年6月11日，上述鉴定机构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函告本院：“经审查，因被鉴定人死亡后未经尸检，死亡原因难以明确，超出我机构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我中心决定不予受理”；为能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红星医院之诊疗行为对邢士森之死亡是否有过错，经向当事人释明后，本院再次启动鉴定程序；经随机抽取，确定由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该鉴定；经审查鉴定材料，在2020年9月29日，上述鉴定机构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函告本院：“经审查贵院送检材料，因本案案情较为复杂，超出我中心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依据现有材料，我中心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的规定，我中心决定本案不予受理，并退还相关鉴定材料”。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赵燕、邢悦对红星医院及其医务人员之诊疗行为对邢士森的死亡具有过错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为确定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邢士森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及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参与度，本院先后委托两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因邢士森死亡后未经尸检，死亡原因难以明确等因素，两家鉴定机构均将鉴定案件退回；据此，未进行尸检是导致不能通过鉴定确定医疗过错的重要原因；而红星医院已在邢士森死亡后向患者家属出示了“尸体解剖告知书”，邢悦签字放弃尸检，且邢士森家属在告知书所载明7日内亦未要求尸检，故应认定系患者一方的原因未进行尸检，导致无法查明死亡原因，并致使无法认定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医疗机构有无过错，患者一方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赵燕、邢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赵燕、邢悦所主张红星医院用药不当一节，经审查，系在告知宜使用华法林口服的情况下，家属不同意，同意使用低分子肝素钠皮下注射抗凝，且已告知患者抗凝治疗存在皮肤粘膜、内脏、消化道出血等风险；且经本院审查，使用低分子肝素钠对邢士森进行治疗并未违反诊疗规范，在用药次数及用量上并无不妥，故对赵燕、邢悦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红星医院所制作住院病历存在病历撰写瑕疵一节，经本院审查，确实存在倒页、笔误、补录等情况，但该瑕疵未达到“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之程度，且不能建立起对邢士森死亡具有过错及因果关系之联系。综上所述，因举证不充分，故对赵燕、邢悦所主张各项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赵燕、邢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789元，由赵燕、邢悦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人民陪审员  丰永志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