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琼9701行初22号   原告彭开茂，男，196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哲雁，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儋州市那大镇工业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林瑞文，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宪秋，男，该镇司法所科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强文，海南儋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彭开茂认为被告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那大镇政府）强制拆除其养猪场的行政行为违法，于2020年7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于同年7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开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江**、符哲雁，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时强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宪秋经本庭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已依法记录在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开茂与被告那大镇政府于2019年6月26日签订了《儋州市那大镇畜禽养殖场退养拆除协议》(以下简称《退养协议》)，约定原告应于2019年6月30日前自行拆除建设的猪栏。但原告在《退养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未履行自行拆除义务，被告那大镇政府于2019年7月份拆除了原告涉案猪栏设施。   原告彭开茂诉称：2015年6月，原告通过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等形式筹资，于加级村小组姑图地承包地里修建了1422.4平方米的铁皮瓦房，用于商品猪养殖，养猪场投入资金共计517880元。养猪场建成后，于2016年3月份投入使用。原告与温氏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合作养殖，由温氏公司提供猪苗、饲料及药物，其他原料由原告自费并负责养殖，猪苗成长到与温氏公司约定的标准后出售给温氏公司。2019年7月10日，被告以养猪场影响市貌为由强行拆除养猪场，出动城市执法等部门人员，驾驶数辆挖掘机闯进原告的养猪场，欲强行拆除原告的养猪场。被告的执法人员要求原告自行拆除养猪场，原告认为被告给予的补偿标准过低而不同意自行拆除。被告派出的执法人员威胁称：“如若不签订合同，拆除之后你一分钱都拿不到!”合同内约定拆除款按每平方米100元人民币计算，大大低于市场价，迫于政府的公权压力，原告无奈与其签订拆除合同。当天被告将原告的养猪场全部拆除，原告辛辛苦苦数年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原告为开办养猪场投入大量资金，辛苦劳作只为养家糊口，被告却罔顾原告作为合法养殖户的权益，违反法定程序强制拆除养猪场，所给予的补偿标准过低，造成原告的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行政诉讼。请求：l.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位于那大镇加级村小组姑图地承包地养猪场的行政行为违法。2.本案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彭开茂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明：1.证明（加级村小组出具），证明姑图地为原告所承包经营。2.证明（彭开畅出具），证明原告所经营的养猪场被那大镇政府强制拆除。3.宗地图，证明原告养猪场所在地址。4.猪苗调拨凭证，证明原告与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养猪场属于实际运营状态。5.猪舍造价表，证明原告的财产损失。6.养猪场被拆除后的照片，证明原告养猪场被那大镇政府强制拆除。   被告那大镇政府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是在签订了儋州市那大镇畜禽养殖场退养拆除协议的情况下，由被告在经过原告同意之后，代原告履行该协议中约定的应当由原告履行的自行拆除养猪场的义务，所以双方在本案中属于履行行政协议的法律关系，而不存在强制拆除原告的养猪场的行政行为。第二，涉案的原告养猪场依法均属于违法建筑物，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被告本来是可以按照限期责令原告强制拆除的行政程序进行处理的，但是鉴于当时拆除的猪场比较多，不仅限于本案涉案的猪场，而是整个儋州市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拆除了近一百多个养猪场，所以为了考虑社会效果，儋州市政府统一制定了《儋州市2019年畜禽养殖禁养区畜禽养殖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根据该文件的通知，如果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与被告签订协议的话，那么被告就以奖励的方式变相给予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但如果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签订协议的话，政府机关才会按照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物的有关行政程序进行处理。但是本案由于原告在规定的期限内与被告签订了协议，所以双方是按照行政协议的约定进行履行的，也就没有走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强制拆除程序。第三，鉴于本案涉案的猪场依法应当认定为违法建筑物，无论本案是否存在强制拆除涉案养猪场的行政行为，被告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也不需要向原告再履行任何的行政赔偿义务。故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那大镇政府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明：1.《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证明2019年6月21日，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向被告及儋州市其它各镇政府等单位下发了上述通知。2.《那大镇2019年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清退拆除奖励办法公告》，证明被告于2019年6月25日发布了禁养公告。3.《关于那大镇2019年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拆除及申请补助资金情况的公示》，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12日发布了该镇2019年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拆除及申请补助资金情况（含）进行公示。4.《儋州市那大镇畜禽养殖场退养拆除协议》，证明原告经与被告协商一致后，于2019年6月26日与被告签订了退养拆除协议。5.《宗地图》，证明原告在涉案养殖场《宗地图》上作为权利人签字并按手印进行确认。6.《委托书》及个人“一卡通”、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于2019年12月19日向被告出具了《委托书》，并向被告提交了其个人“一卡通”、身份证复印件，委托被告将自主拆除养殖场的奖励款共计人民币156102元转入其个人名下的“一卡通”账户中。7.银行付款流水，证明被告已于2020年01月15日将原告自主拆除养殖场的奖励款共计人民币156102元转入原告个人名下的“一卡通”账户中，履行完毕了付款义务。8.《情况说明》，证明经协商一致，原告与被告达成退养拆除协议之后，原告自主拆除了养殖设施，然后才由被告指派工作人员对剩余未拆除部分进行拆除并进场验收；另，儋州市那大镇加平村委会加级村民小组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中有关“被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强制拆迁”的内容系表述错误，真实情况以该《情况说明》的第一部分的有关说明内容为准。9.《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养猪场的占地面积为1541.02平方米，所占土地的用地性质均为农田。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本案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一）关于原告彭开茂提交的证据。被告那大镇政府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也提交了由该村小组出具的证明，可证明该份证据的有关内容并非事实。对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部分照片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强制拆除原告养猪场的行为。   （二）关于被告那大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彭开茂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内容违法。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所签订的时间并不是被告所提交协议上注明的这个时间，而且该协议原件原告签字之后都已经交还给被告，原告手上是没有这个协议的原件的。该协议的内容也不合法，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了该协议，也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原告连自己的养猪场是否违法都不知情，签订的所谓的自主拆除协议很显然也是不合法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6、7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加级村民小组的工作人员受到被告的压力才出具的，要结合原告所提交的相关证据来进行认证。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从这个内容来看，那大镇国土所认定原告养猪场所占用土地性质为农田，但是除了这个情况说明之外，国土所并没有出具相关的证据来予以证实。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一）关于原告彭开茂提交的证据。被告那大镇政府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该份证据的证明人已出具情况说明，说明有关内容系其表述错误，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能够证实2019年4月份原告与海南温氏禽畜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证据5，系原告单方制作，不符合作为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证实原告的损失，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6，能够证实原告养殖场被强制拆除的事实，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二）关于被告那大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4，能够证实被告与原告签订退养协议的前提和背景系被告为实现公共管理目标而实施，该退养协议性质属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订立的行政协议，协议约定的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能够证实原告系涉案养殖场的权利人，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原告对证据6、7的三性均无异议，能够证实被告根据原告要求，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给付奖励款的义务，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8，该份证据称原告的养殖场完全系自主拆除，由被告进场验收，与庭审中双方均承认实施了拆除行为的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证据9，系土地管理部门出具，能够证实原告养殖场占地面积及性质，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19年6月21日，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儋州市2019年畜禽养殖禁养殖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儋府办[2019]33号），要求那大镇政府严格落实镇的属地管理责任，重点对畜禽养殖禁养区内和生态红线内的违法违规畜禽规模养殖场（户）进行清理整治；建立奖罚机制，对在规定期限内提前主动退养的畜禽规模养殖场（户）给予一定的奖励，对未在规定期限内退养的给予惩罚，对逾期拒不退养的依法采取强制拆除措施；养殖场（户）在2019年6月30日前自愿签订退养拆除协议并自行拆除猪舍的，按照10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   2019年6月26日原告彭开茂（作为乙方）与被告那大镇政府（作为甲方）签订了《退养协议》，主要约定内容为：“第一条、养殖户基本情况，乙方自愿在2019年6月30日对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加平村委会加级村的养殖场设施进行自主拆除（关停禁养），四至坐标为（见宗地图），拆除养殖面积1324.37平方米。第二条、奖励方式，乙方在本协议第一条约定规定的时间内自行拆除和清理完毕养殖设施的，经甲方验收确认后按相关文件规定对乙方进行奖励。……经甲乙双方确认后，按相关文件规定对乙方进行奖励，该养殖场（户）按每平方米100元计算，养殖场（户）应获得奖励金额共计人民币132437元。第四条、违约责任，乙方超过规定期限（2019年7月10日）后拒不签订自主退养拆除协议，未自主清退拆除和清理养殖设施的，不予奖励。甲方将依法对乙方的生猪养殖场事实强制拆除或清理，造成损失乙方自负。……第五条、奖励金拨付方式，甲方在乙方生猪养殖场自主清退拆除之后60个工作日内将奖补款发放到乙方农户“一卡通”账户中。”   《退养协议》签订后，原告未按照约定期限自主拆除涉案养殖场设施，被告那大镇政府于2019年7月10日组织人员拆除了原告的涉案养殖场。2019年12月19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委托书》要求那大镇政府将奖励款156102元转入原告的个人账户，2020年1月15日被告将约定的奖励款156102元转入原告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问题。2019年6月26日被告那大镇政府与原告彭开茂签订的《退养协议》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故被告与原告签订《退养协议》的行为和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涉案猪栏设施的行为属于两个行政行为。本案中，被告与原告双方自愿签订退养协议后，原告未自主拆除涉案猪栏设施，而被告亦未催告原告履行《退养协议》，也未向原告作出要求其履行《退养协议》的书面决定即拆除了原告的涉案猪栏设施。同时，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的涉案养殖场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依法强制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本案被告未举证证明在强制拆除前曾履行了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及依法催告原告履行义务等法定程序。故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涉案养殖场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原告诉求本院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要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涉案猪栏设施的行为违法的诉求，应予支持。被告辩解称拆除涉案猪栏设施前经过原告同意，且原告已经领取了相关奖励款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对涉案猪栏设施的拆除系经原告同意的辩解意见并未举证证明，虽原告出具委托手续领取奖励款且被告已向原告发放奖励款，但原告的上述行为，不能证明被告在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的拆除行政行为合法。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对原告彭开茂养殖场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儋州市那大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子良   审判员 刘立川   人民陪审员 符美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嘉仪   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