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7民终8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富贵（曾用名李付贵），男，1973年11月2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元富，男，1971年8月1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松颖。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负责人：何登宏，职务：组长。上诉人李富贵（以下简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黄元富、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华坪县人民法院（2020）云0723民初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富贵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2020）云0723民初96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判未根据有效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983年“两山”划定时，上诉人户以李正全（已故）为户主与集体签订了《责任山承包合同书》，上诉人户承包了位于小地名马鞍山面积2.22亩的责任山。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他人冒名上诉人与河东村委会三组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林地包字［2008］6号），将上诉人户责任山与同村其他六户责任山共同办理了华林证字（2008）第2303002752号联户林权证，并将黄元富的名字登记在了联户证中。同年，河东村××组以集体名义将未承包到户的林地办理了华林证字（2008）第2303002752号集体林权证，并根据河东村××组当时的人口及户数为各户颁发了集体山林股权证，上诉人与黄元富均各自持有股权证。即上诉人承包到户的责任山与上诉人享有的集体林权是分别登记、颁证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由于华坪县人民政府在颁发华林证字（2008）第2303002752号联户林权证过程中将本不是权利人的黄元富错误登记在该林权证内，经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作出（2014）华民初字第5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颁发该联户林权证所依据的林地包字［2008］6号《林地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华坪县林业局依据法院生效判决撤销了华林证字（2008）第2303002752号联户林权证，并于2016年7月27日向上诉人下达了告知书。2012年，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返还的生荒地、饲草地，在（2012）华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中已查明“原、被告对争议的六块生荒地、饲草地，共计1.8亩无独立的权属证登记在集体林权证范围”，即黄元富享有权利的林地在集体林权证范围内，并不在2008年颁发的八联户林权证范围内，黄元富在（2012）华民初字第150号案件的起诉状中也是依据1995年10月的《分家协议》主张分得的生荒地、饲草地权利，并不是林地。本案中，黄元富故意将联户林权证与集体林权证混淆，以此提出上诉人现持有的华林证字（2017）第2303003313号林权证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上诉人与黄元富争议的是1983年“两山划定”时上诉人户承包的责任山，也即2008年林改时上诉人持有的八联户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林地四至边界均无任何变化，与集体林地完全没有任何关联。而上诉人与河东村××组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仅只是从八联户林权证内分离出来，四至边界同样没有超出八联户林权证范围。原判未按照（2012）华民初字第150号生效判决中所查明的上诉人与黄元富争议的林地位于集体林权证范围内的基本事实，在本案“审理查明”部分以及“本院认为”部分仍将上诉人户独立享有的林地经营权与河东村××组的集体林地混淆，将本属于上诉人户自1983年便承包的责任山认定为已经分割给了黄元富，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华坪县河东村委三组在本案中所作陈述不属实，上诉人与华坪县河东村委会三组于2017年4月6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2013年，上诉人向华坪县林业局提出从联户证中独立出来进行林权登记。2013年3月29日，县林业局工作人员、河东村××组村民代表以及林地四至边界接界人一同到林地现场进行实地踏勘，确认了上诉人户林地四至边界，采集了林地坐标点。2016年，华坪县林业局依据法院生效判决依法撤销了华林证字（2008）第230302752号联户林权证。2016年7月27日，上诉人向华坪县林业局提交《办理林权证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经河东三组小组长、河东村委会、华坪县中心镇人民政府逐级审查后签字、盖章同意上诉人办理林权证书。2017年1月15日，上诉人再次提交办理林权证申请书，河东村××组组长何登宏在对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后签署“情况属实、同意办理”的意见。2017年1月26日，河东村××组召开小组会议，小组成员及全体村民代表再次对上诉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议后均签名同意上诉人户根据1983年责任山证书办理林权证，并报河东村委会确认。2017年2月23日，华坪县林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上诉人户实地踏勘的林地面积、位置、四至边界坐标点等内容进行了张榜公示，在公示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华坪县中心镇人民政府、河东村委会、河东村××组组长均在公示榜上签字盖章确认。在完成上述法定程序后。2017年4月6日，河东村××组与上诉人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并逐级报河东村委会、中心镇人民政府、县林业局层层审批后，华坪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20日向上诉人颁发了华林证字（2017）第230300313号林权证。上诉人与河东村××组按照法定程序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更不存在损害黄元富权益的事实。河东村××组组长何登宏全程参加了本案所涉林地办理权证的事项，一审中未到庭参加诉讼，却在书面答辩状中称其对于上诉人要求办理林权证的林地范围不知情，自己被李富贵骗了，完全是在作虚假陈述。一审法院枉顾书面证据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偏听偏信黄元富及何登宏的一面之词，导致判决结果严重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黄元富答辩称：一、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答辩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之诉实属恶意诉讼，故意浪费国家审判资源。一、答辩人与上诉人系大家庭成员，答辩人是李富贵的姐夫。1995年，答辩人到李富珍家上门为婿。当时李富珍家庭成员有父亲李正全（2002年去世）、母亲刘显珍（2003年去世）、大姐李富坤（于1990年出嫁）、二姐李富英（1991年出嫁），三女李富珍（李富珍于1998年因病去世）、四子李富贵六人。答辩人与李富珍结婚后，大家庭于1995年10月5日分家，李正全、刘显珍李富珍、李富贵四人签订了分家协议。父母将小地名为马鞍山（又名双电杆）的四块林地中的总面积约0.8亩的三小块林地口头划分给答辩人夫妻经营管理，同时将马鞍山（又名双电杆）另一小块面积约0.2亩的林地划分给李富贵经营管理。所以从1995年10月底起答辩人与李富珍二人就在这三块林地内开荒种地。而李富贵在1999年结婚后才开始在父母分给他的这0.2亩林地内开荒种地。答辩人与李富贵一直各自耕种管理父母划分的林地，互不干涉。以上事实河东村××组的村民众所周知。2008年华坪县深化林权改革过程中，河东村××组将集体所有的林地申请登记了集体林权证，同时河东村××组根据当时的实有人口和户数，为各农户办理了集体山林股权证，答辩人户共有4人，计4股，持有的股权证编号为：Ｈ23030903042。事实上，河东村××组虽然登记办理了集体林权证，但实际林地的使用权仍然是按照1983年分山到户时的事实情况，分给各农户的山林仍然继续由各农户使用管理，而且林地相邻的农户自由组合，也申请登记了林权证，即俗称的“连户证”。答辩人与同组的李富贵、李富彬、李富海、陶弟兴、习培坤、冉茂琼、何登武八户申请登记了联户《林权证》，证号为：华林证字（2008）第2303002752号。另需特别说明的是：2008年集体在申请登记林权证时，将小地名“马鞍山”变更为双“电杆”，所以林权证中出现的地名“双电杆”和“马鞍山”实为同一地名。上述几点事实客观充分的证明，答辩人对位于双电杆的三块面积约0.8亩的林地是享有使用权的，其使用权的合法取得主要居于以下四点事实：1.1995年10月份分家时父母李正全、刘显珍对家庭共有的资源的分配处理；2.2008年林权改革时集体分配给原告户的林地股权；3.（2012）华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对这三块林地实际使用人的基本事实确认；4.华林证字（2008）第2303002752号联户《林权证》。2011年11月初，因李富贵侵占了答辩人的房屋、饲草地、生荒地（原1995年分家时分给黄元富、李富珍的“双电杆”三块林地面积上开垦出来的生荒地），所以答辩人依法提起诉讼。（2012）华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其中第二条判决被告（李富贵）返还原告（黄元富）耕种管理的“双电杆”生荒地三块……。后李富贵不服提起上诉，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判决生效后，李富贵也将其侵占的原告的房屋土地等财产返还给了黄元富。2015年5月，李富贵向华坪县林业局提出撤销华林证字（2008）第2303002752号联户《林权证》的申请，八户为了便于各自林地的使用管理，在华坪县林业局林权办的主持调解下，达成了协议。约定同意撤销联户《林权证》，由各户自行申请登记办理各户的《林权证》。答辩人到林业局申请办理本户的林权登记时，相关工作人员给答辩人解释说：你们持有的股权证实际上也是属于林权证的一种，也能证明你们对自己的林地享有使用权，没有必要另行办理一本新的林权证。答辩人没有重新申请办理林权证。2020年4月8日，答辩人接到华坪县人民法院的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后，才得知华坪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10月20日给李富贵登记颁发了新的《林权证》，即华林证字（2017）第2303003313号《林权证》，该《林权证》中，已经将原属黄元富使用管理的位于双电杆的这三块面积为0.8亩的林地的使用权确权登记给了李富贵。李富贵在取得华林证字（2017）第2303003313号《林权证》后，又将答辩人告上了法庭，要求答辩人将这本属于答辩人使用的三块林地返还给他。答辩人认为，华坪县人民政府将本属于答辩人使用的位于双电杆的三块林地确权登记给李富贵、李富坤、李富英，并向其颁发华林证字（2017）第2303003313号《林权证》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错误的，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没有客观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华坪县人民政府将答辩人已经使用了22年的林地登记确权给李富贵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已明显损害了黄元富的合法权益。所以黄元富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依法撤销华林证字（2017）第2303003313号《林权证》。在答辩人提起行政诉讼过程中，答辩人得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答辩人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只能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针对土地承包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所以答辩人才依法撤销了行政诉讼并对上诉人李富贵及河东村委会三组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李富贵及河东村委会三组于2017年4月5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无效。在庭审过程中，答辩人针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了8组书证，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且被告河东村委会三组也以书面答辩的方式承认了在2017年4月5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过程中由于未实际审查黄元富、李富珍与李富贵家庭内部分家分地的情况，和李富贵提供虚假材料致使河东村××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李富贵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的事实。所以原审作出了（2020）云0723民初960号民事判决书。二、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其诉讼完全就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双方诉争的位于河东村委会三组“双电杆”的这宗林地原本就是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时集体发包给以李正全为代表的大家庭的土地，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李正全、刘显珍、李富坤、李富英、李富珍、李富贵）均有使用权。1995年10月5日，李富珍、李富贵姐弟俩分家时，由于李富坤、李富英已经外嫁，所以父母才按照农村惯例分了家，将“双电杆”的这宗林地分给了李富珍和李富贵。随后，李富珍和李富贵均已各自将分得的位于“双电杆”处的林地开垦成了生荒地，且双方各自开垦的生荒地已经各自耕种管理了多年，已形成了客观历史事实。答辩人认为，1983年集体划分给各农户的林地，在2008年林权改革后已属于家庭承包土地之一，1995年10月5日分家后，答辩人与妻子李富珍已单独为一户，李富珍在1998年去世后，原家庭所分得的土地包括林地自然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由答辩人继续承包经营，答辩人所取得的林地使用权是法定取得，其权利是排他性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非法侵占。然而在2017年4月5日被答辩人李富贵与河东村委会三组在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却将所有的家庭共有林地承包给了李富贵、李富坤、李富英三人，这三人完全将李富珍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这三人将家庭成员共有的林地侵吞了。那么答辩人就要问一句，原属于李富珍的那份林地在哪儿？上诉人与答辩人所诉争的这宗位于“双电杆”的林地即使要确权登记，也应该将现有的家庭成员李富坤、李富英、李富贵、黄元富全部列为承包人，并登记为林地的使用权共有人，这才符合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河东村委会三组与李富贵签订《林地承包合同》过程中，他们双方共同伪造了一份证据，即“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组村民决定”，这份“证据”是双方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基础，没有这份伪证，双方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就师出无名。但是这份“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组村民决定”的内容明显违法，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河东村××组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将原属于大家庭承包的土地（林地）处理决定给某一个人。既然上诉人与答辩人对“双电杆”的这宗林地的使用权存在争议，那么应当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申请华坪县中心镇人民政府确权。河东村委会三组在没有土地确权这一行政权力的情况下，却以村民决定的形式下达了份处理决定，这明显就是双方恶意串通故意损害答辩人合法权益的种行为。故此，华坪县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这份《林地承包合同》无效的这一判决结果是客观公正的。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黄元富向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二被告于2017年4月5日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原是新庄乡人，1995年与被告李富贵的姐姐李富珍结婚，户口迁至河东村××组，与被告李富贵及岳父、岳母同属一个四人的大家庭，共同拥有马鞍山集体林地四块的经营权，1995年进行了分家，分了三块约0.8亩给原告夫妇，原告妻子李富珍1998年因病去世，2011年该林地被李富贵侵占，经一审法院（2012）华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返还原告，经一审法院2013年1月执行给原告耕种管理至今；2017年4月5日二被告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承包面积包括了上述原告耕种管理的集体林地约0.8亩。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4月5日二被告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将本院判决后执行给原告管理耕种至今的集体林地承包给了被告李富贵，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原告要求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被告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与被告李富贵20**年4月5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黄元富负担。双方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事实，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院归纳二审争议焦点并分别评判如下：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系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有效或无效而引发的争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1995年已进行了分家，该争议的案涉三块地约0.8亩，已被生效的（2012）华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返还被上诉人黄元富。2017年4月5日，上诉人虽与被上诉人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但签订林地承包合同时，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因未认真查实该林地的权属，把已判决返还黄元富的林地，再次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给上诉人，侵害了被上诉人黄元富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被上诉人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明确表示在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未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家庭分家情况，仅以上诉人提供的虚假材料就签订了《林地承包合同》。为此，上诉人的理据均不能证明2017年4月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华坪县中心镇河东村委会三组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为此，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富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昕审判员 王康元审判员 薛淑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和八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