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243民初4781号原告：赵某1，男，193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猛，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海，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焦某（又名焦某1），男，1956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被告：赵某2（又名赵某3），女，196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均，重庆才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赵某4，女，1967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第三人：赵某5，女，197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第三人：赵某6，女，197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第三人：赵某7，女，197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原告赵某1与被告焦某、赵某2及第三人赵某4、赵某5、赵某6、赵某7赡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猛、王文海，被告焦某、赵某2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均，第三人赵某4、赵某5、赵某6、赵某7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某1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因赡养协议纠纷一案，诉请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赡养文约》和《付约》，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妻子张某（已故）与被告签订《赡养文约》和《付约》，约定由被告对原告尽赡养义务，待原告与张某故去后由被告继承原告遗产。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履行赡养义务，原告与张某无奈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的《赡养文约》和《付约》，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原告起诉。之后，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履行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包括医疗费在内的各项费用，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等费用2万元，该判决生效后，原告不得已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方才兑现。2019年2月3日张某因病死亡，其在住院期间被告也未尽赡养义务，未对张某进行护理，更未给张某缴纳医疗费，张某在医院的护理都是第三人在负责。张某故去后，被告也未办理张某的后事，张某的后事均是原告在办理。现原告个人独居，老无所靠。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如前诉请。原告赵某1向法庭举示如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主体身份。2、《赡养文约》和《付约》各一份，拟证明双方对赡养义务的约定。3、张某死亡销户证明一份，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XX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张某死亡后，被告并没有为张某办理后事，张某的后事是由原告赵某1办理，且原告独自居住。4、彭水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3民初2211号民事判决书、（2018）渝0243执1999号结案通知书，拟证明被告未主动履行其赡养义务，法院判决履行的内容系通过强制执行完成；5、原告2018年3月31日-4月2日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原告自己遗失），2018年10月23日-10月27日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出院记录，拟证明原告生病是自己去医院治疗或者女儿赵某7去看护尽赡养义务。被告焦某、赵某2辩称，1、本案在2016年，原告向彭水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付约》和《赡养文约》，作出（2016）渝0243民初95号民事判决，原告再次起诉解除该两份契约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请求法庭裁定驳回。2、张某于2018年农历12月29日，公历2019年2月3日病故，涉及张某部分契约的权利义务已发生继承，原告赵某1无权对该部分主张权利。3、赵某1系1950年抗美援朝老复员军人，在2000年经彭水县民政局审批按月领取抚恤金1950元，2020年八月至今增加至每月2487元，凭此收入足以保障原告的生活支出。在2014年修建彭水至阿依河公路，原告领取契约中涉案房屋补偿款324630.8元，用于生活开支。被告出资修建的简易房补偿金也在该补偿款总额中，原告至今没有将该部分补偿款支付给被告，所以原告有足够的资金维持其老年生活。4、关于诉状中提到张某在2019年病重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及护理、料理丧事及之后原告的生活问题，均是因原告及第三人拒绝两被告承担应尽的责任所造成，所以二被告对该系列问题是有正当理由的，原告不能凭借拒绝的事实主张解除两份契约。综上四点理由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焦某、赵某2举示如下证据：1、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赵某1系XX村**村民，享受朝鲜老复员军人待遇，从2020年8月至今，标准为2487元/月，原告经济收入足以养活并支付其生活支出。2、（2016）渝0243民初9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在2014年5月12日之前，原告领取涉案房屋补偿金324630.8元。并证明原、被告之前关系很好，公路补偿金领取后原告提起解除《赡养文约》和《付约》的诉讼，本案再次起诉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3、2018年9月18日收据一份，拟证明二被告按照法院判决金额全面履行完毕。4、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和原告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征收补偿的房屋除征收涉案房屋外，还征收二被告修建的简易房十多个平方米，该房屋的补偿金至今仍在原告手中。5、彭成均、任正江、赵相龙、刘顺香的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诉称二被告在张某住院期间和丧事料理及之后原告的生活情况，均系原告及第三人拒绝二被告履行义务所致。6、证人黎某当庭证实，其在张某住院期间去医院看望过一次，该次遇见赵某2也在医院，并未看到有人阻止其看望和护理的情形。张某出葬当天看见有老衣（即寿衣，是指为亡人穿戴的衣服，老年人生前就做好死后要穿的衣服）放在垃圾桶边。证人陈述其本人常年在重庆居住，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彭水。第三人赵某4述称，要求解除两份契约。因为被告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第三人赵某5述称，要求解除两份契约。母亲七十岁的时候我们四个第三人共同出资购买的布料交给被告赵某2来缝制老衣。母亲去世那天，我们不清楚被告赵某2是否将之前买的布料缝制成老衣，所以四个第三人才重新购置了老衣，老衣都要穿好了，被告赵某2才把之前的老衣拿起来，并阻止我们给母亲继续穿新购置的老衣，为此还发生了争执。第三人赵某6述称，要求解除两份契约。被告没有尽到责任，老人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来管。而且原告并没有拒绝被告来尽赡养义务。第三人赵某7述称，要求解除两份契约。父母平时稍微有点小病小痛都是我在管，严重的时候就是通知其他几个姊妹回来照管。母亲张某生病期间被告焦某没有来看望过老人，母亲病危的时候，我们跟村长通话让被告来护理老人，被告都不来。并且在办丧葬期间被告赵某2不允许第三人给母亲换老衣。母亲走之后两年期间，被告从未看望过原告。母亲的丧事是父亲出钱我们四个第三人来办理，而且没有收礼金。上列四名第三人未向法庭举示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张某（已故）共生育五个女儿，分别是大女儿赵某2、二女儿赵某4、三女儿赵某5、四女儿赵某6、小女儿赵某7。五个女儿现均已成婚。1985年6月9日（农历），大女儿即被告赵某2与被告焦某按农村风俗举行婚礼，于同年12月31日办理结婚登记。1985年6月10日（农历），原告与被告焦某在双方亲友见证下订立了《赡养文约》，内容为：“具赡养文约人焦某1与赵某3结为终身伴侣，经双方家人同意和族中同意，于六月初九结婚。根据大人同意，本人同意，招赘入室，立为我继承人，并立付约。父母将他在生之前的所有财产付与我夫妇二人。我也自愿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负担家庭责任，为了让父母放心，族中亲人满意，特立如下条约：1、父母在生之前，视如亲生父母，对父母说话和气，尊老爱幼，不虐待老人。2、对妹妹视如亲妹，妹今后的结婚开支、根据要求（半堂行架，铺龙帐被）以父母的规定办理。3、父母今后百年归天，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地风俗习惯，按照前辈大伯、二伯的榜样办理后好事。4、以上条件如我夫妇二人忘恩负义，对父母不孝、对妹妹不爱、不负担家庭责任。大人有权指责，族中亲人，当地领导督促执行。如不照办，当父母的可以取消一切财产继承权，或者上诉，按照法律制裁。特立此约为凭。”被告焦某、赵某2在该文约上签名捺印。二被告的部分族中亲属也在《赡养文约》中签名。另查明，2016年1月18日，赵某1与张某以焦某、赵某2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赡养之诉，要求解除上述《赡养文约》。该案查明的事实有：立约后，原、被告一同生活。二被告于1985年5月4日生育大女儿焦某2；于1987年10月20日生育二女儿焦某3。在这期间原、被告共同生活没发生矛盾。1991年，被告因计划生三胎，外出躲避计划生育，于1993年2月28日生育三子焦某4。被告在外躲避计划生育期间被告没有给原告拿过生活费，但是焦某从外面回家来帮忙干活的。两个女儿的书学费是被告负担的，生活是由二原告在负责。1995年，被告开始在本县XX街道XX村一组修建房屋，房屋修建后被告一家搬进入住，原告继续居住在老房屋内。2008年，因为山体滑坡危及老房屋的安全，原告便搬入被告房屋内一同居住。2014年5月12日，因修建阿依河旅游公路需征收原告老房屋所占土地，二原告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农村土地征收中心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并获得了324630.80元补偿款。2015年，原告用获得的补偿款在本县XX街道XX村一组小地名“XXX”修建砖混结构房屋后，搬离被告的房屋单独居住。在该案中，被告提交一份原告赵某1立被告焦某为其继承人的《付约》，落款时间与《赡养文约》一致，笔迹和布料材质不同，内容上有部分不同，基本意思大概一致。该《付约》在本案中，原告也要求解除。《付约》尾部有赵某1签名，及部分族中亲属签名。原、被告对《赡养文约》和《付约》系原、被告之间订立的不持异议。还查明，张某在住院期间是由第三人在护理，期间被告赵某2去看望过两次，被告焦某未曾去过医院看望。张某去世后，丧葬费用是原告负担，具体事宜是四个第三人及原告的侄子在负责处理。在本案庭审中，二被告表明在2016年其父母提起的赡养纠纷诉讼之后，原告及张某一直拒绝被告的赡养，包括张某重病在院的护理及丧葬事宜均是原告拒绝被告尽义务所致。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均不予认可，均称被告对原告及张某在世期间未尽到赡养义务。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赡养纠纷。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赡养文约》和《付约》签订主体是谁？二、涉案《赡养文约》和《付约》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三、涉案《赡养文约》和《付约》是否应当解除？针对焦点一：本案中，虽然在《赡养文约》及《付约》上原、被告的签名有形式上的欠缺，但是这两份协议系在二被告的族中亲属见证下书写的，而且双方也未对协议提出异议。根据《赡养文约》和《付约》约定的内容来看，原告及张某所生育子女中因无儿子，在大女儿结婚时，便按照农村风俗在族中亲属见证下，将大女婿焦某立为其继承人，让大女儿及大女婿承担为父母生养死葬及照顾妹妹的义务，待父母去世后大女儿及大女婿享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故《赡养文约》和《付约》签订的主体应是原告夫妇及二被告。针对焦点二：原、被告所订立的《赡养文约》和《付约》其实涉及到生前法律行为与死后法律行为。生前法律行为是指双方当事人参与签订协议，并履行协议规定的赡养义务；死后法律行为是指必须等到原告夫妇死后才能发生遗产转移给二被告的法律后果。涉案《赡养文约》中载明：“父母今后百年归天，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地风俗习惯，按照前辈大伯、二伯的榜样办理后好事。”由此可知，涉案文约是一个整体，其未对原告和张某的生养死葬进行单独的约定，付约也有相应规定，故被告应对原告及张某均尽到生养死葬的义务后，文约和付约才全面履行结束，才会相应发生遗产转移的法律后果。现在，原告仍然健在，协议仍应在继续履行中。所以，在文约和付约履行完毕前，一方可以提出解除诉请。张某虽已过世，但原告本身也是协议当事人且其作为张某的继承人可以提起诉讼，且四名第三人作为张某的继承人也对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辩称因张某已去世，文约中属张某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应当发生继承，原告无权对张某部分提出解除请求的意见不予采纳。《赡养文约》和《付约》从订立到起诉要求解除时间较长，双方约定应履行事实也在发生变化，涉案的当事人也发生了变化，故原告再次提起诉讼并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针对焦点三：本案中，被告赵某2系原告的女儿，本身负有法定的赡养义务，被告焦某作为原告的女婿对原告虽无法定赡养义务，但双方签订的《赡养文约》和《付约》均为其设定了承担原告及张某生养死葬的义务，同时也约定二被告在尽到相应义务后，其享有接受原告夫妇遗产的权利，二被告理应按照约定履行赡养义务。但在原告及张某于2016年提起解除之诉，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二被告并未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对原告及张某予以照料和慰藉。在母亲张某住院期间二被告也未尽到护理照顾义务，在其去世后也未尽到安葬义务。二被告虽辩称未尽义务是因原告及张某拒绝所致，并非自己不愿照顾，对于该辩称意见被告并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本人也当庭表明并未拒绝过被告赡养，故本院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因二被告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故本院对原告提出解除的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赵某1与被告焦某、赵某2于1985年6月10日（农历）订立的《赡养文约》和《付约》。案件受理费240元（原告赵某1已预交120元），减半收取为120元，由被告焦某、赵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小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金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