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4民初5484号 原告：王庭义，男，1968年4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枞阳县。 原告：吴四兰，女，1969年4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枞阳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学斌，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栋妹，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住所地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31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100485035841F。 法定代表人：方辉，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明，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杰，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王庭义、吴四兰与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庭义、吴四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学斌，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明、赵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庭义、吴四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5229.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850元、护理费2099.5元、鉴定费4250元、死亡赔偿金750800元、丧葬费37189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的总额的20%，合计176253.576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请为：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5229.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850元、护理费2303.5元、鉴定费4250元、死亡赔偿金750800元、丧葬费39518.5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5000元，合计808801.38元，主张20%，为161760.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20日，患者王丹俊因情绪异常5年，伴多疑、乱语3月，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被告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入院后被告医院给与了“阿立派唑20ｍｇ／ｄ、氯硝西泮1.0ｍｇ／ｄ”治疗，辅以心理治疗，并安排在被告医院开放××区住院治疗。2017年11月6日约16:30左右，因被告医院的医护人员未尽到看管义务，患者王丹俊独自外出，于当日19：30左右，在安徽医科大学跳楼自杀。原告认为，被告单位对患者的病情评估及药物治疗均不当。患者王丹俊入院时，思维暴露不畅，情感不协调，乱语明显，哭笑无常，意志减退，行为怪异，曾有消极言语，诉“自己杀人了，要跳楼”等言语。被告单位未充分考虑患者的病情的严重性及自杀倾向，仅安排患者在开放型病区治疗，致使患者在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护下，最后跳楼自杀。另外，患者在此次就医之前，并接受药物治疗，被告医院给予了“阿立派唑20ｍｇ／ｄ、氯硝西泮1.0ｍｇ／ｄ”的药物治疗，促使了患者的病情加重，从而无法自行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跳楼自杀。原告认为，患者王丹俊坠楼身亡与被告医院的治疗及医护人员的看管义务未尽到职责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特依据《侵权责任法》之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如所请。本案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对王丹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过错是导致王丹俊死亡的轻微原因。 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辩称：一、本案被告对患者王丹俊的诊断正确，治疗、护理措施适当，不存在任何过错；对其死亡无因果关系，也无参与度，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1、被告对王丹俊的诊断正确，治疗护理措施适当。从其诊疗过程上分析，被告无任何过错。患者王丹俊，女，22岁，系“精神异常5年，伴多疑，乱讲3月”于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1月6日在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心五病区住院治疗，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明确诊断“精神分裂症”，予“阿立派唑20ｍｇ／ｄ、氯硝西泮1.0ｍｇ／ｄ”治疗，辅以心理治疗。2017年11月6日约16:30左右患者趁家人不备独自外出，经病区医护人员及家属共同积极寻找患者未果。后经公安查找在安医一附院住院部内科楼跳楼死亡。根据被告提交的药物说明书、病历记录等证据，被告对王丹俊的诊断正确，治疗措施适当。2、被告对王丹俊死亡无因果关系，也无参与度，更不存在过错。王丹俊坠楼显系自杀，而就此危险及防范，被告业已充分尽到提醒和告知义务。首先，患者王丹俊病程5年余，一直未正规治疗，且本人拒绝服药，致使病情逐渐加重，此次因病情严重，精神症状明显，言行紊乱，有消极念头，于2017年10月20日凌晨零时九分就诊被告急诊，急诊值班医生考虑患者病情严重，建议患者住封闭病房，因家人拒绝未住，并于当天上午再次挂号坚决要求入住开放病区。因此，患者自身拒绝治疗及家属负有全部主要责任。其次，《自愿住院治疗申请表》、《入院知情同意书》《医患沟通记录》、《住院记录》可以确定院方亦明确要求安排入住封闭式病房，但患者及家属坚决要求入住开放式病房。在患者王丹俊入院时，医院已基于其病情，要求其入住封闭式病房，并告知相关风险。基于本人及家属坚持要求入住开放式病房，经反复劝说无效后，家属在《医患沟通记录》签字后方才入住病房。故，医院在选择性治疗方面，业已履行告知义务。再次，该患者入院前，医院业已履行了详尽的风险告知、提醒义务，并详细告知了陪护、注意相关事项，但患者王丹俊陪护人员未能尽责，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根据证据材料，患者王丹俊入院时，医院通过《入院知情同意书》、《开发病房住院协议》、《陪护风险告知书》、《开放病房住院病员、家属及陪护须知》、《患者自伤、自杀、冲动等行为告知书》、《医患沟通记录》等形式，已详细告知其家属、陪护人员，该病人可能存在消极自杀风险、自杀责任承担问题以及需要不间断陪护等相关诊疗过程中的风险、注意事项，其家属、陪护人员均签字确认了上述事项。自患者入院治疗至离世，被告于不同场合、采不同形式、以不同表述反复提醒和告知其家属患者需要24小时不间断陪护否则有自杀之风险，内容细化至“夜间定制闹铃查看患者状况”、“11月6日，特别提醒到防消极、防出走”之程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合肥四院陪护风险告知书》上的多处均设下划线强调明确要求陪护人员需24小时不间断陪护、防止病人出走自伤，并约定陪护人员不尽陪护义务，导致患者出现不良后果，其患者家属承担责任，与医院无关，这一内容也让被原告均抄写确认，两原告均签字确认；《抑郁症临床路径记录》多处关于上述具体预防措施的告知记录，亦有死者母亲签名。不管是从签名的次数和位置推断，还是依据家属已经安排陪护人员的事实，均不难得出两原告作为家属已经明确知晓相关告知内容的结论。被告既然已经充分提示并告知风险，患者家属亦签字认可并知晓，则告知内容已经属于医患双方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约定，患者家属应当予以遵守。因此，被告已严格履行了诊疗风险等相关事项的告知、提醒义务，不存在过错。二、原告的过错是导致本次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据调查，患者王丹俊自杀自伤危险评估为5分属于高度危险，其陪护人员本应特别注意其可能发生的自杀情况。本次事件，患者王丹俊正是在其陪护人员未履行陪护义务疏忽照顾时离开病房，且选择在院外自杀。因此，陪护人员的失职应系本次事件的主要原因，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三、本次事件事发被告场所外，在本次事件中无任何过错情节。区别于以往的医疗案件，自杀地点不在被告区域。2017年11月6日下午时分，病区接到患者母亲电话告知患者已在安医住院部内科楼跳楼死亡其次，通过提交的照片、接警情况登记表、出院记录，可以印证，事发地点在安医住院部，系第三方公共区域；且被告已经在第一时间陪同家属查看监控、并报警，并协助寻找患者，业已尽到相应职责。四、针对西南政法大学的鉴定意见，被告认为该鉴定意见结论存在错误，缺乏依据。首先，关于王丹俊事件鉴定意见一、“治疗力度不够（如：阿立哌唑口服剂量偏小），且未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治疗措施（如：无抽搐电休克治疗）”：1）患者王丹俊病程5年余，一直未正规治疗，拒绝服药，致使病情逐渐加重，入院时明确诊断“精神分裂症”，因患者精神症状明显，言行紊乱，为快速控制病情，于2017年10月20日至2017年10月30日予“氟哌啶醇及异丙嗪”肌注治疗，并合并“利培酮2ｍｇ／日”，于10月24日患者家人诉患者月经不规则，不能排除药物所致，故将利培酮逐渐减量至停用，换用“阿立哌唑”治疗，至11月5日加量至“20ｍｇ／日”，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在临床症状、病程和预后上个体差异很大。抗××药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线治疗，根据《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第二版）》中“抗××药物治疗原则”：“一旦确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尽早开始抗××药物治疗；一般推荐第二代（非典型）抗××药物作为一线药物选用”，而本案中患者使用的抗××药物“阿立哌唑”正是第二代（非典型）抗××药物，其适应症系“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在精神分裂症短期（4周和6周）对照实验中确立了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其用法用量系“成人：口服，每日一次，起始剂量为10ｍｇ，用药2周后，可根据个体疗效和耐受性情况逐渐逐渐剂量，最大可增至30ｍｇ”，本案中所使用的“阿立哌唑”无论是适应症还是用法用量都符合《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第二版）》的要求；2）“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并不是精神分裂症的首选治疗方案，“抗××药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线治疗”，“一旦确定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尽早开始抗××药物治疗”，根据《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第二版）》关于精神分裂症治疗“无抽搐电休克治疗适应症系：抗××药物治疗无效或对治疗药物不能耐受者”；在最新版本的ＷＦＳＢＰ（世界生物××学联合会）和ＡＰＡ（美国心理学会）指南中，“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仅推荐用于难治性的精神分裂症”，所以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对于使用了多种抗××药物治疗无效可以考虑使用，该患者并未使用多种抗××药物治疗无效，治疗时间短，一般急性期需持续治疗6-8周，且患者经过治疗后精神症状改善，治疗措施积极有效，故“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并非必选及首选治疗方案。其次，关于王丹俊事件鉴定意见二、“患者于2017年11月4日在病房吞硬币一枚的意外行为，院方未能再次及时、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导致未能及时采取更加积极的防范措施，与患者的出走、最终死亡存在一定关联”：1、患者于2017年11月4日在病房吞硬币一枚的意外行为，患者及家属均未及时告知医护等工作人员，并在事后患者称“自己和妈妈闹着玩不小心掉进去了”，其陪护即患者母亲也认可了患者的说法，我方认为患者家属及患者有欺瞒行为，这直接导致了我方未能及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且家属在该意外事件发生后未能提高警惕性。2、根据《自愿住院治疗申请表》、《自愿住院治疗入院知情同意书》、《医沟通记录》，患者本人及家属自愿入院，并要求入住开放式病房，故医院在治疗方面，业已履行完全告知义务，且入院当天的医患沟通中已明确指出“患者目前精神症状较明显，曾有要跳楼的行为，强烈建议转封闭病房治疗，家属不同意转封闭，考虑本科室为开放式病区，要求家属24小时不间断陪护，承担监护责任。嘱家属加强看护，防范患者在精神症状支配下出现冲动伤人、自杀、自伤、毁物、出走等危险行为，如有上述情况出现，家属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3、王丹俊入院时，医院业已履行了详尽的风险告知义务，详细告知了陪护注意相关事项，明确告知24小时不间断陪护，但王丹俊的陪护人员未能尽责，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4、王丹俊在治疗过程中病情不稳定，我院连续多次告知家属特别注意，防止自杀等意外事件的发生，其家属本应该特别注意其可能发生的自杀情况。遗憾的是，本次事件中，王丹俊正是在其家属疏于照顾时离开病房，在院外跳楼自杀，其家属未能履行应尽的监护责任所致。因此，家属陪护的失职应系本次事件的主要原因，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五、对原告诉请，医药费依据医药单是错误的，医药单上注明已经退了2770.62元现金；原告各项诉请依据应按2017年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632800元、丧葬费32575元；原告主张20%的比例，我方认为该20%比例是按次要责任的范畴，原告拉高了被告承担的责任范围，即便参考鉴定结论的轻微责任，也应当是5%以内的比例。综上，被告对患者王丹俊的诊疗、护理均符合规范，而此次自杀事件具有患者本身病因长达5年未正规治疗、陪护人员重大过错、治疗时间过短、自行出走且在院外跳楼等重要特性。无论是从法律、医学、甚至情理分析，被告均无过错，不应对本次事件承担任何比例的责任。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精神疾病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仍是医学进步之短板。精神药物的严重副作用，患者的行为不确定性，均使××患者的诊疗较之一般病患更加困难复杂。此时，如不合理地拔高被告医疗机构的注意义务，以悲剧的发生反向推理，简单评价被告“再注意一点就能预防”，粗暴认定“既然悲剧发生了就说明院方未尽安全防范义务”，甚至认为“反正公立医院不差钱出了事多少赔一点”，不仅有损个案正义，更可能导致院方在进行诊疗活动时瞻前顾后、束手束脚、拈轻怕重，以求自保。而医疗机构为确保“不出事”而增加的成本，终将传导至广大患者及家属一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请法院充分查明本案案情，以证据为依据，公平合理予以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0日10时，王丹俊因“情绪异常5年,伴多疑、乱语3月”入住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予以阿立哌唑胶囊、氯硝西泮片等治疗,并辅以心理治疗。 2017年11月6日16:30左右，王丹俊趁家人不备独自外出,后证实其于安医一附院跳楼自杀身亡。 王丹俊因治疗支出医疗费5229.38元。 另查，入院当日，该院与王丹俊及其家属进行了医患沟通、陪护风险告知等事项的沟通和告知。 《医患沟通记录》载明：拟采取的处理措施：8.患者目前精神症状较明显,曾有要跳楼的行为,强烈建议转封闭病房治疗,家属不同意转封闭,考虑本科室为开放式病区,要求家属24小时不间断陪护,承担监护责任。嘱家属加强看护,防范患者在精神症状支配下出现冲动伤人、自杀、自伤、毁物、出走等危险行为，如有上述情况出现,家属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家属拒绝住封闭病房,若出意外,一切后果自负。王庭义在患者或家属签名处签名。 《开放病房住院协议》载明：一、本病区为开放式病区,病员可自由出入,病员如出现冲动伤人、自伤、毁物、出走等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病员家属承担其全部监护和看管责任。二、病员入院后如出现严重的兴奋躁动、严重消极或严重影响病区治疗秩序等重性××性症状、严重躯体疾患、需要隔离治疗的传染性疾病等,应转入相应病区治疗;家属不在病员身边时,医院将本着对病人负责的原则,有权先将病员转至封闭式病区和相应病区;如家属和陪客不同意按规定转诊,医院按出院处理。三、病员如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医院,须事先办好请假手续,并在规定时间返回。如超假不归、或未经请假擅自离院不归,医院按出院处理。王丹俊在病员签名处签名，王庭义在家属签名（注明与病人关系）处签名。 《陪护风险告知书》载明：(一)陪护人员条件:3.时间要求:24小时不间断陪护。（二）陪护人员的职责:2.防止病人出走、冲动伤人、自伤、消极和跌倒等意外。（三）陪护人员不尽陪护义务,导致患者出现或者造成不良后果,由患者家属承担责任,与医院无关。有关陪护的必要性和风险、陪护人员的职责要求及不尽陪护义务的责任承担,病房护士已经向我详细告知,我同意设立陪护,指定吴四兰为我们患者的陪护人。王庭义在该告知书中签署“我已知晓住开放区24小时不间断陪护的重要性,如因陪护不当，导致患者自杀、自伤、跌倒、出走、冲动等意外,责任自负,与医院无关。”，并在落款家属处签名，吴四兰在落款陪护处签名。 本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对王丹俊的诊疗、护理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与王丹俊的死亡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该鉴定中心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51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中载明： 五、分析说明 根据送检材料,结合专家讨论意见,分析说明如下： (一)医疗方医疗行为评估 1.根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体征及辅助检查结果,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明确。 2.根据送检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的医嘱记录,结合患者住院期间的病情变化情况综合分析认为:医方在患者住院初期治疗、观察处理措施等方法合理(如:早期使用氟哌啶醇小剂量肌注控制兴奋、氯硝安定助眠、阿立哌唑胶囊口服等治疗,以及在与患方进行充分沟通告知并签字后于开放式病房治疗等等)。 3.送检资料显示:入院后医方根据患者的病情特性曾强烈建议住封闭病房治疗,但家属拒绝入住封闭病房治疗(已签字)；随后医方在《医患沟通记录》、《开放病房住院协议》、《陪护风险告知书》中,以及住院观察记录中多次反复强调并要求家属24小时不间断陪护,承担监护责任。嘱家属加强看护,防范患者在精神症状支配下出现冲动伤人、自杀、自伤、毁物、出走等危险行为,并鉴字确认。应认为医方已充分履行了相应的告知义务。 4.送检资料显示:入院时患者存有可疑性幻听及被害妄想,有时乱语,行为怪异;其自杀自伤评分5分,属高度危险。但患者经过住院治疗约15天后,病情无明显改善,且于2017年11月04日在病房吞食硬币一枚,显示患者存在自杀行为及风险。此时由于医方在患者发生自杀行为及存在自杀风险的情况下,未能引起高度警惕,未再次与患方进行沟通并强调患者存在的自杀风险,并建议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方有利于监护管理,最大限度的降低发生各种意外的风险。应认为医方未能再次及时、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存在缺陷。 5.送检资料显示:患者经过住院治疗约15天,虽然医方根据病情变化情况及时进行了抗精神药物剂量、种类的调整等措施,但患者病情无明显改善,且出现了自杀行为。应认为医方治疗力度不够(如：阿立哌唑口服剂量偏小)，未采取更为积极的治疗措施(如: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存在缺陷。 （二）因果关系及疾病参与度分析 1.经证实:本例系住院期间(2017年11月06日)自行外出,于外院跳楼自杀死亡。 2.患者为具有高度风险(自杀自伤评分5分)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由于患方原因,患者入住“开放式病房”;虽然医方在入院时、以及住院过程中曾反复多次强调并要求家属24小时不间断陪护,承担监护责任,叮嘱家属加强看护,防范患者在精神症状支配下出现冲动伤人、自杀、自伤、毁物、出走等危险行为,并签字确认。但2017年11月04日发生了患者“在病房吞食硬币一枚”的意外行为,该行为显示了患者仍存在自杀行为及风险,且陪护存在监管漏洞。此时医方应再次及时、充分的与患方进行关于患者病情、监管等情况的沟通，并强调患者存在的自杀风险,应再次建议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治疗,方有利于监护管理,最大限度的降低发生各种意外的风险。由于医方未能再次及时、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导致未能及时采取更加积极的防范措施,与患者的自行出走、最终死亡存在一定关联。 3.由于医方治疗力度不够(如:阿立哌唑口服剂量偏小),且未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治疗措施(如: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导致在经过治疗15天后患者的病情未能得到明显改善,仍然存在自杀行为及风险;加之患者处于开放式病房,陪护存在监管漏洞,与患者的自行出走、最终死亡存在一定关联。 4.由于患方在患者入院时,未能接受医方建议将患者收入封闭式病房进行治疗,且在充分知晓存在的各种风险的前提下,未能认真执行陪护要求,认真履行陪护职责、陪护义务,导致患者在无家属陪同下自行离开病房,与患者的死亡存在关联。 综上所述,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对王丹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分析医、患双方因素,认为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过错是导致王丹俊死亡的轻微原因;患方因素是导致王丹俊死亡的主要原因。 六、鉴定意见 1.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对王丹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 2.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过错是导致王丹俊死亡的轻微原因。 王庭义、吴四兰与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各支付鉴定费4250元。 又查，王庭义、吴四兰系王丹俊父母。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身份证信息、户口本信息、《非正常死亡尸体火化介绍信》、《火化证明》、病历材料、门诊病历、医药费发票、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被告提供的住院病历记录、入院知情同意书、开放病房住院协议、陪护风险告知书、《开放病房住院病员、家属及陪护须知》、《患者自伤、自杀、冲动行为告知书》、《医患沟通记录、精神分裂症临床路径》、《开放病区护患沟通记录》、接处警情况登记表、照片、药品说明书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丹俊及其家属未能接受被告建议入住封闭式病房,其家属在被告充分告知存在各种风险的前提下,仍未能认真履行看护责任,导致王丹俊在无家属陪同下自行离开病房,与王丹俊的死亡存在关联，是导致王丹俊死亡的主要原因。被告在为王丹俊治疗过程中对其“在病房吞食硬币一枚”的行为未予以高度重视，未能再次与原告沟通、强调王丹俊存在的自杀风险，并再次建议将王丹俊转入封闭式病房治疗或采取更加积极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其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王丹俊自行出走、最终死亡存在一定关联，是导致王丹俊死亡的轻微原因。综合案情及鉴定意见，本院确定被告承担15%的赔偿责任。原告的各项损失为： 医疗费5229.38元；鉴定费4250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天50元，按住院17天计算，为850元； 营养费，参照住院伙食补助标准每天50元，按住院17天计算，为850元； 护理费，原告主张135.5元/天，不违反法律规定，护理期限按住院17天计算，一人计算，为2303.5元； 死亡赔偿金，按照原告主张的安徽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7540元，故按20年计算，为750800元（37540元/年×20年）； 丧葬费，按安徽省2019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9037元、6个月计算，为39518.5元； 原告主张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5000元，鉴于原告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以上各项损失合计804551.38元（不包含鉴定费），由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赔偿原告120683元（804551.38元×15%）； 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原告确因王丹俊死亡遭受一定的精神痛苦，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本院酌定为15000元。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庭义、吴四兰因医疗损害造成的各项损失：医疗费5229.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850元、护理费2303.5元、死亡赔偿金750800元、丧葬费39518.5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费5000元，合计804551.38元，由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赔偿120683元（804551.38元×15%）,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赔偿原告王庭义、吴四兰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王庭义、吴四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35元，由原告王庭义、吴四兰负担1135元，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负担3000元。 本案鉴定费8500元，由原告王庭义、吴四兰负担4250元，被告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负担42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宁晓燕 人民陪审员  杨 莉 人民陪审员  黄元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严佳珮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