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428民初1143号原告：陈德运，男，1991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住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泰发，男，德安县蒲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告：吴敦良，男，196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都昌县人，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宗和，江西京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陈焕绍，男，1997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广东省电白县人，住广东省电白县。原告陈德运与被告吴敦良、陈焕绍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德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泰发、被告吴敦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宗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焕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德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111180元，并承担同期贷款利息人民币14824元（16%÷12×111180元×10），合计人民币126004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吴敦良、陈焕绍于2019年到从事工程建设项目，聘请孙华南为工作人员，被告陈焕绍和邓某为挖掘机、打基井机械（以上称工程机械）操作工作人员，期间原告为二被告工程机械修理和更换零件，共发生36笔费用计人民币198880元，并出具销货清单，被告陈焕绍在清单上签字认可，邓某在清单背面签名证明。2019年7月4日、7月24日、10月30日、12月19日、2020年1月23日，被告吴敦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分别向原告之妻高丽昭账户汇入人民币20000元、27700元和46000元、10000元、10000元、30000元，另2019年8月4日和8月5日被告吴敦良通过微信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12000元和800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63700元。上述款项中，2019年7月24日的一笔46000元和2019年12月19日的30000元计76000元为被告购买原告挖掘机货款，以此计算被告已实际向原告支付了修理费人民币87700元，尚欠原告修理费人民币111180元，此后原告多次向二被告要求支付未果。被告吴敦良辩称：原告给我修理机械属实，但具体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我不清楚，只有孙华南知道，因为我安排了孙华南作为现场的总管，由他全权负责所有的事项（包括施工、结算）。我与原告之间的修理费没有经过结算，我一直催着原告把账算清，而原告拖着不结算，我跟原告讲我支付的钱好像已经超过了修理费，如果账算清了，该给原告的我会给的，该原告退还的，他就应当退还给我。二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无共同的权利义务，其民事法律行为后果由各自承担。原告出具的主要证据36份销货单，无论从其所记载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思想都不能证明案件的事实，原告此组证据是在修理事实发生后长达半年以上时间才自行制作（而非原始、直接证据），再由上述清单上二位签名人（原告已承认是二位未出庭作证的证人）在原告起诉前一个月才签的名，销货单上标示的价格和原告说的出入很大，而且没有我方人员的签字确认，我认为必须以现场管理人员孙华南签字确认为准，我没有委托邓某和陈焕绍，所以该证据在本案中无证明力也无法律效力。原告与我的修理合同系口头协议，双方定期结算，在2020年1月23日我最后一次支付给原告方报酬时，我已经依约全额履行了支付义务，我与原告的修理合同关系终止。被告陈焕绍辩称：被告陈焕绍与原告陈德运无直接关系，被告陈焕绍与被告吴敦良只存在雇佣关系，请法院驳回原告陈德运对被告陈焕绍的诉讼。1、被告陈焕绍是被告吴敦良于2019年3月1日雇请的旋挖机师傅，在开挖机，职能是员工，不是被告吴敦良的项目合伙人，且已于2019年10月1日离职，结束了与被告吴敦良的雇佣关系。原告陈德运是为被告吴敦良修理机器的修理师傅。原告陈德运所提交的销货清单上有被告陈焕绍的签字确认是因为原告陈德运要求被告陈焕绍在销货清单上面签字，这样就能证明这台故障机器是由原告陈德运维修、更换零件。2、六月份时，原告陈德运联系被告陈焕绍，要求陈焕绍为其证明被告吴敦良因修理机器拖欠费用，由于自己在工作，没有时间为其证明，原告陈德运就以此为由将我作为被告告上法庭，这是不合法的，是具有威胁性质的。3、原告所提供销货清单中的证明人邓某是被告吴敦良聘请的开挖机师傅，与我是同事关系。原告陈德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原告和被告陈焕绍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陈德运和被告陈焕绍的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2、2020年4月25日的报警记录。证明目的：被告吴敦良的身份；二被告欠原告修理费的事实。3、销货清单36份，证明目的：2019年6月至10月，原告为被告修理工程机械，共发生36次，费用合计为198880元的事实。4、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和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打印件。证明目的：被告于2019年7月4日、7月24日、10月30日、12月19日、2020年1月23日共向原告妻子高丽昭转账6次（7月24日2次），计款143700元，其中二笔计76000元为被告购买原告的挖机款项；被告吴敦良2次向原告微信转款共计人民币20000元。被告吴敦良实际支付修理费87700元。5、原告的结婚证。证明目的：原告陈德运与案外人高利昭系夫妻关系，高利昭收到被告吴敦良转款即视为原告陈德运收款。6、电话录音光盘、证人邓某的人口信息。证明目的：原告向被告陈焕绍出示销货（修理费）清单；被告欠原告修理费的事实；证明邓某在原告所持清单上签字的事实。7、证人段某的证明和2020年5月2日的警情信息。证明被告欠原告修理费的事实。8、被告吴敦良与被告陈焕绍的微信聊天截图。证明目的：被告陈焕绍于2019年3月份开始到吴敦良工地上做事，2019年12月份才离开。被告陈焕绍在2019年11月21日还在吴敦良的工地上，陈焕绍所签字的销货清单是真实的。被告吴敦良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发给被告吴敦良的关于销货清单的微信截图七份。证明目的：本案原告所提供的清单于2020年4月5日由原告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吴敦良；该清单显示没有任何人签字，可以证明此后原告私自让陈焕绍和邓某在销货清单上补签名。2、孙华南的证人证言。证明目的：原告提供的与其证言相关的证据存在不实之处；原告未尽依法依约向被告吴敦良履行检验签单的义务，同时也证明被告吴敦良与原告之间的纠纷，是原告在采取非法的行为之后才向法院起诉的。对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本院当庭进行了质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即原告所举证据5和证据6中邓某的身份信息、被告吴敦良所举证据1，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1：原告和被告陈焕绍的身份证复印件。因被告吴敦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证据2：2020年4月25日的报警记录。被告吴敦良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该报警记录没有确定本案原告所主张的事实，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3）证据3：销货清单36份。虽然被告吴敦良对其三性均有异议，但被告吴敦良对该组证据上陈焕绍和邓某的签名未予否认，且未举证证明原告与陈焕绍、邓某有恶意串通行为，也未举证证明原告知晓或被告吴敦良已告知原告机器修理费用结算要经过被告吴敦良工地管理人员的签字确认、销货单上标示的价格出入很大、被告吴敦良已全部付清原告的配件和修理费，故根据证据优势规则，结合原被告的陈述、证据6、证据8及陈焕绍和邓某在被告吴敦良工地的务工时间，对该36份销货清单中有重大瑕疵的（第1份和第36份未标注月份和日期，第28份和第35份未标注年份且此两份修理项目和金额都相同，第33份载明的时间“19年10月30日”在陈焕绍离职后，第34份对年份、月份、日期均未标注）不予认定，对其余销货清单均予认定。由此，可计算配件和修理费为136430元（480元＋2960元＋1360元＋440元＋19390元＋300元＋1340元＋1380元＋4640元＋13020元＋1620元＋25700元＋1240元＋1300元＋1020元＋600元＋2900元＋460元＋3560元＋600元＋6080元＋4000元＋17560元＋7020元＋1240元＋2100元＋3960元＋1800元＋1700元＋6660元）。（4）证据4：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和微信转账记录截图打印件。该证据是被告吴敦良6次共向原告妻子高丽昭转账支付人民币143700元和2次向原告微信转款共计人民币20000元的凭证，原告陈述其中二笔（其中一笔金额人民币46000元的载明“交易用途”为“挖掘机购置款”，另一笔人民币30000元未载明“交易用途”）计人民币76000元为被告购买原告的挖机款项，被告吴敦良实际支付修理费人民币87700元。对该证据被告吴敦良只是抗辩为已向原告全额支付修理费用但未充分举证证明，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5）证据6中的电话录音光盘。因被告吴敦良对电话录音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确认真实性，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邓某只承认在空白的地方签字，且也只是签了名字，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被告吴敦良未授权邓某签字，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被告吴敦良未否定邓某签字的真实性，故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可认定该证据对证据3的佐证效力。（6）证据7：证人段某的证明和2020年5月2日的警情信息。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基础法律事实。（7）证据8：被告吴敦良与被告陈焕绍的微信聊天截图。被告吴敦良认为该证据内容虽然也反映了陈焕绍是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在被告吴敦良处上班，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与被告吴敦良的欠款无关。该证据也是证据3的佐证，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可认定该证据对证据3的佐证效力，但不能达到证明“被告陈焕绍于2019年3月份开始到吴敦良工地上做事，2019年12月份才离开”的目的。（二）被告吴敦良提供的证据2即孙华南的证人证言。不能达到证明被告吴敦良所主张“原告未尽依法依约向被告吴敦良履行检验签单的义务”的目的，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导致本案纠纷的发生原告和被告吴敦良均有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陈德运从事机械修理，被告吴敦良在德安等地从事工程项目建设。2019年，被告吴敦良雇请邓某和被告陈焕绍操作机械进行施工作业，2019年10月1日邓某和被告陈焕绍离职，期间，原告陈德运多次为被告吴敦良修理工程机械，配件和修理费共计人民币136430元。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被告吴敦良陆续以网银转账的形式通过原告陈德运的妻子高利昭的账户共支付给原告陈德运配件和修理费67700元和挖机购置款76000元，2019年8月4日和5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原告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20000元，合计共向原告支付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87700元，尚欠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4873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陈焕绍与被告吴敦良之间是否为合伙关系并共同承担还款责任？2、被告吴敦良是否已全部付清原告的配件和修理费？1、被告陈焕绍与被告吴敦良之间是否为合伙关系并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主张被告陈焕绍与被告吴敦良之间为合伙关系，要求被告陈焕绍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原告未充分举证证明二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二被告对合伙关系也不予认可。其次，原告此主张与原告《民事诉状》中的陈述“被告陈焕绍和邓某为挖掘机、打基井机械操作人员”不一致，且原被告一致认可被告陈焕绍是被告吴敦良雇请的旋挖机司机，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和举证，可以认定原告要求被告陈焕绍在销货清单上的签字行为的意思表示仅为证明本案修理的事实。因此，本院对二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不予认定。原告要求被告陈焕绍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被告吴敦良是否已全部付清原告的配件和修理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陈德运提供主要证据即36份销货清单并辅以佐证予以证实被告吴敦良尚欠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111180元，被告吴敦良抗辩其与原告之间的修理合同关系随着2020年1月23日支付费用而终止且已全部付清原告的配件和修理费，但被告吴敦良对36份销货清单上陈焕绍和邓某的签名未予否认，且未举证证明原告与陈焕绍、邓某有恶意串通行为，也未举证证明原告知晓或被告吴敦良已告知原告机器修理费用结算要经过被告吴敦良工地管理人员的签字确认、销货单上标示的价格出入很大、被告吴敦良已全部付清原告的配件和修理费等，故根据证据优势规则，本院除对该36份销货清单中有重大瑕疵的不予认定外，对其余销货清单均予认定，由此计算配件和修理费为136430元。由于原告自认被告吴敦良已经支付了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87700元，故被告吴敦良还应向原告支付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48730元（136430元-87700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因销货清单非结算性凭据，且原告和被告吴敦良之间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陈德运的诉讼请求可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吴敦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陈德运支付配件和修理费人民币48730元。二、驳回原告陈德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74.10元，由原告陈德运负担人民币1578.61元，由被告吴敦良负担人民币995.4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江新建人民陪审员  刘成杰人民陪审员  王 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衡 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