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25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正平，男，197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长寿区，现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波，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红，重庆华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段秀林，女，198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再审申请人杨正平因与被申请人段秀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275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5日作出（2018）渝民申258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正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波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段秀林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正平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正平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杨正平与段秀林之间的交易方式是先款后货。一、二审法院均未查明双方的交易方式，忽视双方的原始交易凭证，错误认定交易方式是先货后款。杨正平一审中举示的双方交易凭证明确记载“已提前支付货款XX元，已付定金XX元”等内容，货物全部发完后，段秀林会将对应记录划掉，未被划掉部分则未发货。若只发了部分货，会记载已发货物数量，该交易记录明确反映了双方的交易方式。（2）杨正平经营副食店，手中现金比较多。所以杨正平初期大多是现金方式支付货款，后来交易量过大，就以转账或微信的方式支付。原始交易凭证均系段秀林亲笔书写，其中明确记载提前收到货款的金额以及发货的情况，因此二审法院仅凭银行流水认定段秀林已全部发货系认定事实错误。（3）二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仅凭经验认定“杨正平的付款有多笔，且付款金额精确至元，如段秀林一直未发货的前提下，杨正平仍在一个月内多次打款高达458777元，与买卖合同交易习惯不符”的内容，系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上，由于杨正平购买的不同品种货物，段秀林称不同货物要分别将款支付给不同商家。而段秀林也并非一直未发货，而是陆续发了部分货物，从双方的交易记录可以清楚反映。另外双方的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由于段秀林告知杨正平为了完成销量有个月末计划，部分品种单价有优惠，因此再审申请人才会在段秀林未发部分货物的情况下大量订购有优惠的货物品种。2．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法院忽视原始交易记录及欠条的证明力，未将其作为定案依据，错误认定“双方未就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结算，双方均不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发货和货款支付情况”。本案原始交易凭证由段秀林书写，其中记载了收到货款的时间、金额以及发货时间、数量，完全能够反映货款支付情况及发货情况，结合杨正平及配偶阳敏的银行交易明细，进一步证明杨正平向段秀林支付货款的情况。（2）案涉欠条系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结算证据，能够证明段秀林欠货款的事实。欠条的形成是由于段秀林资金链断裂，无法向重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重客隆超市）支付货款及无法向买家供货而被其他债权人报警至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玉峰山派出所（简称玉峰山派出所），杨正平接到段秀林的通知后前往玉峰山派出所就双方之间的货物买卖进行了结算，后由段秀林向杨正平出具。一审法院也认定欠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只是由于支付期限未到而驳回杨正平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完全忽略上述原始证据的证明力，适用法律错误。段秀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杨正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段秀林返还杨正平货款478477.7元；2．段秀林向杨正平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从2017年7月30日起，以47847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正平经营一家烟酒副食店，段秀林称其曾经是重客隆超市高滩岩店的员工，在此期间，段秀林通过重客隆超市其他门店及供货商向杨正平供应货物，杨正平再向段秀林支付货款。2017年5月16日至7月，杨正平及其妻阳敏向段秀林账户转入多笔货款，段秀林向杨正平供应了多批货物。2017年8月1日，段秀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由于货款事情，于2017年5月1日欠杨正平450000元，段秀林必须于2017年12月30日前将本金和利息清偿完毕。杨正平陈述：该欠条载明的2017年5月1日只是双方开始交易的时间，该450000元并不是2017年5月1日产生的，是对双方买卖关系期间的结算。2017年7月26日，阳敏向段秀林转款18000元，杨正平用微信向段秀林转账2000元，该20000元没有包含在段秀林出具的上述欠条中。庭审中，段秀林举示了如下证据：1．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供货凭证、送货通知单，证明段秀林向杨正平供应价值823565元的红牛饮料；2．英雄商业有限公司发货单、重庆非同贸易食品销货清单复印件，证明段秀林向杨正平实际供应了脉动饮料；3．出货单复印件，证明段秀林向杨正平供应了康师傅产品；4．出货传票复印件，证明段秀林于2017年7月25日向杨正平供应了阿萨姆奶茶；5．日常送货记录表、杨正平欠货款明细（均系复印件），证明杨正平至今仍欠段秀林货款70余万元；6．团购证明，证明2017年6月20日，杨正平以销量大为由，需要以团购的名义要求段秀林出货；7．重客隆超市人和店销售明细表（打印件），证明段秀林通过重客隆超市人和店向杨正平发送货物；8．报警回执，内容为：2017年8月1日，玉峰山派出所接到匿名报警，称在玉峰山镇菜市场旁发生债务纠纷，讨债者找报警人闹事，民警赶到后了解到系段秀林与王**、向刚宏之间的经济纠纷，段秀林无钱还给该二人，民警告知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段秀林据此拟证明：2017年8月1日，因杨正平没有将所欠段秀林的货款支付给段秀林，导致段秀林拖欠供货商的货款，段秀林被其他供货商控制在玉峰山镇菜市场旁，随后供货商也通知了杨正平，杨正平通过不正当手段让段秀林在欠条上进行签名，当时段秀林处于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况，并且债务人众多，段秀林也没有条件对双方之间的供货及收款账目进行核对清算，因此，该欠条不是段秀林的真实意思表示；9．杨正平与段秀林的通话录音。段秀林拟据此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先货后款；杨正平要求段秀林提供团购证明、送货单据，杨正平据此要求重客隆超市支付货款；10．段秀林与阳敏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段秀林于2017年8月1日向杨正平出具欠条后，杨正平之妻阳敏通过咨询律师后给段秀林出谋划策，意思就是杨正平帮段秀林利用段秀林是超市职工的身份，收取货款系职务行为，让段秀林将超市的出货单据交给杨正平后，再由杨正平找超市退还货款，进一步印证欠条不是段秀林的真实意思表示；11．证人何洪燕的证言，证人称自己系重庆怡飞酒类营销有限公司员工，2017年7月3日向段秀林发送300件红牛饮料，一直未收到货款，段秀林称没有收到买家给她的货款；段秀林是重客隆超市宝圣大道店值班长，是段秀林直接和证人联系，段秀林指定送货地点，好像是渝发（音）批发部，由重客隆超市出具验收单，再由重客隆超市支付货款。杨正平对段秀林举示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不能证明段秀林向杨正平供应红牛饮料的事实；证据2至证据5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7因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8、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段秀林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1，证人证言不完全真实，很多事情是听说的，段秀林的货物来源与本案无关。结合杨正平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段秀林举示的证据认证如下：段秀林举示的证据1至证据7多数为复印件，且均无法反映出与杨正平的直接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证据8、9、10均无法达到段秀林的证明目的；证据11只能证明段秀林在2017年4月至2017年6月在重客隆超市上班，无法证明杨正平与段秀林之间买卖关系过程的具体情况。上述事实，有银行明细对账单、结婚证、有段秀林签字确认的交易记录、报警回执、通话录音、证人何洪燕的证言、杨正平和段秀林的陈述等证据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杨正平和段秀林举示的证据，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交易方式及段秀林是否欠杨正平货款存在争议，杨正平依据段秀林于2017年8月1日出具的欠条提起诉讼，因该欠条不仅载明了段秀林应当退还杨正平的货款金额，同时也载明了支付期限为2017年12月30日，系双方达成的合意，现该期限未届满，故杨正平要求段秀林支付欠条载明的4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正平称其起诉的金额包括2017年7月26日阳敏向段秀林转款的18000元以及杨正平用微信向段秀林转账的2000元，但该款项是在段秀林出具欠条之前产生，理应包含在欠条结算的金额内，杨正平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在2017年8月1日之后杨正平向段秀林支付了款项，故对于杨正平要求段秀林返还其欠款478477.7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正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480元，减半收取4240元，由杨正平负担。杨正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正平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段秀林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杨正平、段秀林之间的货物买卖系先发货后打款，还是先打款后发货，段秀林是否应当返还杨正平货款。杨正平主张其向段秀林陆续支付货款合计478477.7元，但实际未收到相应货物，其货款458477.7元是2017年6月18日至2017年7月13日期间的，但其又称欠条上书写的是2017年5月1日起至借条出具之日欠付货款，2017年5月1日至2017年6月18日双方也发生多次转款，故欠条出具时间与其主张的所欠货款时间有差异。从在卷证据来看：杨正平举示的银行转账记录中2017年6月18日至2017年7月13日期间部分打款摘要显示为“还款”；杨正平认可2017年5月16日转款97650元时已收到货物；杨正平部分认可段秀林举示的自制交易记录上显示收到预付款，但段秀林的交易记录中显示2017年6月18日至2017年7月13日期间也存在多次发货记录，且杨正平仍欠付货款的情形；杨正平称双方交易习惯为先款后货，要求返还其向段秀林的打款，二审法院认为，杨正平的付款有较多笔，且付款金额精确至“元”，如段秀林一直未发货的前提下，杨正平仍在一个月内多次打款高达458477.7元，与买卖合同交易习惯不符，亦不合常理。故对杨正平称双方交易习惯为先款后货，由于付款后段秀林未发货，要求返还货款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由于双方未就买卖合同关系进行结算，双方均不能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发货、收货和货款支付情况，故杨正平上诉称欠条不应包含2017年7月26日转账的20000元的上诉理由亦没有事实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正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二审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80元，由杨正平负担。本院再审查明，杨正平系重庆市渝北区经营渝发副食店的个体工商户。本院再审审查中，依法向玉峰山派出所民警进行了调查并形成调查笔录，主要证明：2017年8月1日，段秀林与重客隆超市及九龙坡的几个人发生了经济纠纷。段秀林联系了另一个小商铺的老板，在派出所大厅进行了商谈，谈话内容好像是段秀林将商品卖给小商铺的价格很低，甚至低于本金。双方谈了很久，后来达成了一个协议。双方谈话时有值班民警和派出所其他工作人员在旁边，不存在段秀林受胁迫和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况。再审审理中，杨正平陈述：1．杨正平一直向段秀林订货，由于所订货物系不同商家的不同品种，故需要分开支付货款。2．段秀林向杨正平提出为增加销量，段秀林和杨正平都可从中赚取部分差价。段秀林便让杨正平帮忙联系买家在段秀林处拿货，段秀林与杨正平口头商量好价格，然后由杨正平预付货款给段秀林，由段秀林在杨正平保管的笔记本上对收到的货款及发货情况进行记录。前期是其他买家直接支付货款给段秀林，后期是其他买家将货款支付给杨正平，然后由杨正平向段秀林支付。3．对于欠条的形成过程，系段秀林通知杨正平到派出所，欠条的打印部分是杨正平打印，手写内容是段秀林书写的。杨正平对本院前往玉峰山派出所形成的调查笔录无异议。针对杨正平一审举示的交易记录，一审笔录记载：“审：原告（杨正平）举示的交易记录是否全由被告（段秀林）书写？原代：交易记录全由被告书写。被代：记不清了，部分内容是原告要求其写的。审：是否申请鉴定？被代：庭后询问被告本人后再决定是否鉴定。审：限被告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逾期提交视为放弃，清楚没有？被代：清楚”，一审庭审后，段秀林未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因本案一、二审判决仅针对杨正平举示的欠条以及段秀林举示部分证据进行了分析评判，未对杨正平一审举示的欠条以外的其余证据以及段秀林举示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等证据进行分析评判。本院对一、二审判决未予评判的证据以及再审中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针对杨正平在本案一审中举示的证据：1．段秀林出具的欠条一份，明确载明段秀林欠杨正平货款450000元。段秀林在该欠条“欠款人”处签名并捺印。杨正平拟以该证据证明段秀林欠其货款并向其出具欠条的事实。段秀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质证时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欠条系杨正平打印并填写好后强迫段秀林签的名，不是段秀林真实意思，段秀林不欠杨正平货款。且欠条载明的欠款时间与客观事实不符，与杨正平起诉金额也不符。2．记载于工作笔记本上的手写体交易记录6页，杨正平陈述交易记录系段秀林手写、杨正平保存。杨正平先向段秀林转账预订货物，段秀林收到货款后就在杨正平保管的笔记本上记载收款事宜。待发货完毕后，段秀林就将前述笔记本上所记载的对应收款项目划掉，未被划掉部分则为未发货的情况。若只发了部分货物，会在相应收款内容后明确记载已发货物的数量。杨正平拟以该组证据证明其向段秀林预付款后，杨正平尚有九批次货物未全部收到，折合货款金额为458477.7元，与欠条金额相印证。根据杨正平一审、二审及再审中的陈述，杨正平主张段秀林欠其458477.7元的货款具体为交易记录记载的以下九笔：（1）“21/6提前预付1300件脉动货款（壹仟叁佰）51350（伍万壹仟叁佰伍拾元）．收款人段秀林．2017.6.18，22/6到货499件（肆佰玖拾玖件）”；（2）“21/6总计前期欠红牛2347件（贰仟叁佰肆拾柒件）．已收货款：251129元（贰拾伍万壹仟壹佰贰拾玖元）．欠货人：段秀林．2017.6.21，24/6到440件（肆佰肆拾件），26/6已到货500件（伍佰件），14/7已发货200件（贰佰件）”；（3）“22/6已提前支付阿萨姆奶茶3000件货款：108000元（壹拾万零捌仟元整）．收款人：段秀林．2017.6.22，23/6已到货484件（肆佰捌拾肆件），1/7已出货1000件（壹仟件）”；（4）“24/6已提前支付脉动5000件货款：185000元（壹拾捌万伍仟元整）．收款人：段秀林．2017.6.24，28/6已出货：890件，30/6已发货500件（伍佰件），1/7已出货1000件（壹仟件），2/7已发货404件（肆佰零肆件）”；（5）“24/6支付康师傅茶系列定金20000元（贰万元整）．收款人：段秀林．2017.6.24”；（6）“1/7已付2000件康师傅小茶货款：51600元（伍万壹仟陆佰元整）．收款人：段秀林．2017.7.1，4/7已出货1236件（壹仟贰佰叁拾陆件），20/7已出货400件（肆佰件）”；（7）（8）两笔：“5/7已预付500件康师傅500ml茶系列货款：12900元（壹万贰仟玖佰元整）、另付500件康师傅茶系列12L装14700元（壹万肆仟柒佰元整）．段秀林．2017.7.5”；（9）“7/7已付1000件（壹仟件）红牛．已付货款：104500元（壹拾万零肆仟伍佰元）．收款人：段秀林．2017.7.7”。对于该组证据，段秀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质证意见为：对手写体的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具体为：交易记录载明的时间是6月14日至7月13日，不能反映2017年6月14日之前的货款支付和货物交付情况，而杨正平主张2017年5月1日欠货款450000元。同时，杨正平举证时陈述划掉的内容表示货物已交付，但由该份证据由杨正平保管，是否划掉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在杨正平，即使没划掉，也只能说明是段秀林遗忘或不需要就前面部分做出清理，且手写记录载明的支付货款金额与银行转账记录并不能一一对应。3．户名为杨正平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宝圣支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户名为阳敏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借记卡交易明细，拟证明从2016年5月1日起，杨正平及其妻阳敏陆续向段秀林支付货款的情况，而段秀林没有全额发货的事实。段秀林一审质证时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具体为：杨正平第一笔转账是从2017年5月16日开始，而不是杨正平陈述的从2017年5月1日起。另杨正平转款用途摘要栏很多都显示为还款，且不是整数，因此不是预付款。杨正平向段秀林转款总金额208万多元，而段秀林向杨正平送货金额远超该数额。对户名为阳敏的借记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是杨正平的配偶。段秀林在本案一审中举示了户名为段秀林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拟证明段秀林系重客隆超市员工。杨正平及阳敏支付给段秀林货款后，段秀林在当日即将货款转账支付给重客隆超市其余门店负责人。杨正平向段秀林支付款项的用途多为“还款”。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段秀林没有截留杨正平的货款。另杨正平向段秀林支付的第一笔货款时间为2017年5月16日。经过质证，杨正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具体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段秀林系重客隆超市员工，也不能证明段秀林将杨正平及阳敏转的货款支付给重客隆超市，且段秀林转出的金额也与杨正平转入的金额不一致。同时杨正平在再审中对于为何转账交易明细记载“还款”解释为转账时备注选项第一项为“还款”，遂直接选择的“还款”。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评判如下：第一，对于欠条，段秀林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系受杨正平胁迫所签。对此，段秀林并未举示其系受杨正平胁迫的相应证据。相反，根据杨正平及段秀林对于书写欠条的时间及地点的陈述，结合本院依职权向玉峰山派出所民警调查的情况，段秀林向杨正平出具欠条时不仅没有受胁迫，相反，正是段秀林主动通知杨正平到玉峰山派出所，经过双方协商而达成的一致协议。故段秀林提出受胁迫而出具欠条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对于记载于工作笔记本上的手写交易记录，段秀林在本案一审中一方面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同时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又认可部分内容系段秀林书写，但未对全部内容是否系段秀林书写提出相应的鉴定申请。本院审查认为，从段秀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一审中针对手写交易记录的质证意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段秀林虽只认可部分内容是段秀林书写，但其并未对全部内容是否为段秀林书写提出鉴定申请，且手写交易记录记载的事项与双方陈述的交易内容一致。同时，杨正平主张的段秀林所欠九笔货款的金额与段秀林向杨正平出具的欠条金额大体一致，能够相互印证，也与双方举示的银行交易明细相互印证，故本院对杨正平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以及段秀林举示的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杨正平于2017年5月至2017年7月期间向段秀林预付货款后，段秀林并未向杨正平足额交付相应货物，所欠货物货款金额为458477.7元。双方于2017年8月1日经协商，由段秀林向杨正平出具欠条一张，金额为450000元。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举示的证据，杨正平与段秀林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本案争议焦点是：段秀林是否应当返还杨正平货款及相应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围绕本案争议焦点，结合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方式。杨正平主张先付款后发货，段秀林主张先发货后付款。因双方之间并无书面买卖合同，故只能从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进行分析认定。首先，从双方当事人陈述及举示的证据，尤其是段秀林手写的交易记录记载：“21/6提前预付1300件脉动货款（壹仟叁佰）51350（伍万壹仟叁佰伍拾元）．收款人段秀林”、“21/6总计前期欠红牛2347件（贰仟叁佰肆拾柒件）．已收货款：251129元（贰拾伍万壹仟壹佰贰拾玖元）．欠货人：段秀林”、“22/6已提前支付阿萨姆奶茶3000件货款：108000元（壹拾万零捌仟元整）．收款人：段秀林”、“24/6已提前支付脉动5000件货款：185000元（壹拾捌万伍仟元整）．收款人：段秀林”等预付货款、收款时间、金额以及发货时间、数量等内容分析，杨正平陈述的双方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方式为先付款后发货的事实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其次，虽然银行交易明细中杨正平向段秀林的多笔转款摘要记载为“还款”，但杨正平对此进行了合理说明，而段秀林并未对此进行合理解释。综合上述证据，本院确认本案双方的交易模式为杨正平先付款，段秀林再发货的交易模式。（二）关于段秀林是否全部履行交货义务及所欠货款金额问题。首先，根据杨正平举示的段秀林手写交易记录载明的内容显示以及杨正平对于该交易记录的说明，能够证明段秀林并未完全按照杨正平的预付款履行交货义务。杨正平所主张段秀林所欠的九笔货款情况，均能清楚反映段秀林收到预付货款的品名和货款金额，以及段秀林已交货物的品名、数量、时间，而该九笔货物交易中，段秀林并未完全发货。对于段秀林在该交易记录上的相应记载，应视为段秀林对于所欠货物的自认和双方对该项合同事宜的合意。根据交易记录显示，段秀林所欠货物对应的货款总金额为458477.7元。其次，虽然杨正平举示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所反映的每一笔款的转账时间及金额与段秀林书写的交易记录的具体时间及金额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但从交易记录记载内容看，尤其从杨正平主张的第二笔欠款“21/6总计前期欠红牛2347件（贰仟叁佰肆拾柒件）．已收货款：251129元……”的记载内容可见，段秀林书写的“已收货款”并不一定是当日所收，应是当日之前累计所收。这与庭审中双方陈述买卖合同关系发生的2017年5月至7月期间内的银行交易明细记载的具体金额情况、总交易金额（200余万元），以及段秀林向杨正平出具的欠条内容相互印证。再次，对于交易记录反映杨正平在未收到相应货物的情况下仍陆续向段秀林转款的情况，杨正平的解释与双方交易情况能够相印证，具有合理性。综合相关证据，本院确认段秀林欠杨正平2017年5月至2017年7月期间货物对应的货款总金额为458477.7元。（三）关于段秀林是否应当返还杨正平货款及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及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首先，本案中，段秀林欠杨正平货物对应的货款金额为458477.7元。而双方于2017年8月1日经过协商，由段秀林向杨正平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货款金额为450000元。该欠条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前期货物买卖合同欠款关系的结算行为，对于交易记录载明的段秀林所欠货款超过450000元的部分应视为杨正平对于相应金额的放弃。其次，关于杨正平主张2017年7月26日其妻阳敏向段秀林转款的18000元以及杨正平用微信向段秀林转账2000元的问题，因杨正平主张的该20000元发生在段秀林向杨正平出具欠条之前，故本院对杨正平主张的该20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再次，对于杨正平主张从2017年7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的问题。因欠条约定段秀林于2017年12月30日前将本金和利息清偿完毕，但并未对利息标准进行约定，应视为双方并未约定期限内的利息，故对于杨正平请求段秀林支付从欠款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前的利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而对于2017年12月30日之后的资金占用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对于杨正平主张的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进行计算的请求予以支持。同时，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取消，对此后的利息标准适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所述，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再审申请人杨正平申请再审的部分理由成立，本院对该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终275号民事判决和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17551号民事判决；二、段秀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正平货款450000元及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付清时止的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为：自2017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时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杨正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2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480元，合计12720元，由段秀林负担12000元，杨正平负担7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继权审判员  张 超审判员  陈 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温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