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69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882855731，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二桥村（宁北）。 法定代表人：戚文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伟泉，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翁仁光，男，195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艳婷,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路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翁仁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9民初3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路路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庭审没有按照法定的程序采信证人证言有严重的法律瑕疵，而且庭审中证人被实质性诱导，所以证人的证言应当排除采用。2、一审的判决没有对被告代理人书面的代理意见进行任何的回应，不符合法律程序。3、本案的被告是独立的法人，而不是个人，所以原告以及证人向某催讨款项的话，原则上必须是向正确的主体来催讨，并不是向任何其他无关人员，而且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催讨。后来为什么没有催讨，就是因为实际上双方对各自的情况非常了解，被告长期多年处于一个经营瘫痪的状态，所有的资产都被萧山法院拍卖。所以，现在反过来多年后突然来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了诉讼请求，后来判决也对这个变更诉讼请求作了回应，这样逻辑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双方当事人事后达成的还款协议，它是双方自愿的合法的民事权利的处分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如果这个协议后来没有得到遵守的话，也就应当以这个协议作为合法的依据来起诉来主张来进行这个诉讼请求，而不是撇开已经达成的有效的协议，另行进行一个法律关系的理解，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审判程序、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翁仁光辩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1、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件是否已经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认为，由于被上诉人一直在向对方催讨，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事实十分清楚。上诉人对收钱的事实供认不讳，但总以公司经营困难为由，迟迟不予还款，一拖再拖后又以过诉讼时效为由拒绝还款。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不利于维护民商事交易的稳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给债权人造成重大的损失。这种行为必须予以谴责，法律也不应该保护这种不诚信的行为。2、关于证人证言的问题，一审法院适用程序无误。1）被上诉人的证人作为双方的朋友，介绍被上诉人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陶某认识，并作为签署协议的见证方参与了签字，也督促被上诉人就还款事宜出具借条，并持续参与催讨，证人知晓案件的真实情况，且精神正常，能够明辨是非，能够正确表达自己意思，证人资格是没有问题的；2）证人出庭前没有旁听案件的审判过程，而且作证前法庭均已告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并签署相关的承诺书；证人作证的时候，也接受了双方及法庭的询问等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退一步说，即使如上诉人所说，证人未大声宣誓，也属于程序上的小瑕疵，并不能推翻证人证词的真实性，不能据此推翻整个案件的事实。2015年淄民三终字第768号的判例，这个案例是保证人未签署保证书，像这种有程序瑕疵的，法院最终认定作证还是有效的。3）“是否每年催讨”并不属于诱导性发问，证人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回答是或者否。一审庭审期间，代理人在询问证人吴某时，问了一句“是否每年催讨”，一审法官也予以制止。而后代理人重新发问，当时吴某明确说了其在借条写过以后没有去催讨过，并没有因为代理人的发问而回答每年均有催讨，因此并没有造成“诱导”。另外一审法院也已经认定该证人证言对本案争议事实无证明力，上诉人以此为由提起上诉，毫无法律根据。4）出庭作证申请书内容系代理人在与被上诉人沟通后起草，被上诉人称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催讨，其所指的是法定代表人陶某，这与下文所述的被上诉人一直以为陶某是法定代表人相契合，而代理人以为法定代表人及工商登记的法人戚文英错误，代理人已在一审庭上解释清楚。被上诉人及证人也一致陈述是向陶某催讨，被上诉人也已经修订了出庭作证申请书的表述，并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上诉人不应该揪住这种小的错误不放。综上所述，证人施某准确地向法庭表达了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其证词真实可靠。3、陶某为路路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曾任多年法定代表人，向其催收具有法律效力。陶某一直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曾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现在法定代表人换成了戚文英，但据上诉人代理人一审庭上所称，戚文英为80多岁的老人。据此可知，戚文英属于为陶某分担风险的挂名法定代表人，且经代理人查询工商信息，路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明学、戚文英与陶某均有关系，均为陶某的傀儡。陶某是2006年公司成立时就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到2012年7月6日。被上诉人于2010年12月与路路达公司签署房地产开发投资协议以及打款之时，均系与陶某对接。即使陶某在2012年7月6日，不担任法定代表人，被上诉人及见证人还是向陶某催讨相关款项，且路路达公司于2012年12月1日出具了一份借条。可见陶某仍然实际控制着路路达公司。所以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陶某代表着路路达公司，陶某是在卸任法定代表人后的种种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翁仁光向陶某催讨能够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上诉人路路达公司承担。4、本案真实的法律关系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合作合同纠纷，根据九民纪要以及民法典的法律要求，“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法院有义务查明真实的法律关系并据此裁判。被上诉人也是根据九民纪要及民法典精神，调整了诉讼请求，属于对自身合法权利的有权处分。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翁仁光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0年10月，经朋友介绍，被告路路达公司实际控制人陶某告诉原告其在萧山区宁围镇启动了一个房地产项目，如果原告参与投资，其可以按成本价出售给原告一层房子。原告信了，双方遂于2010年12月2日签订《房地产开发投资合作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提供在萧山区宁围镇共同享受成本价的房产价格待遇；原告支付被告500万元，作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合作款项，被告在楼盘开盘时提供一层房子给原告，其款项按实际面积成本结算差额部分多还少补；除政府政策规定之外，被告保证提供房子，如无法提供，则向原告承担0.5%／天的违约金等内容。协议除原、被告签名或盖章外，施某、吴某作为见证人也在协议上签名。同月6日，原告将投资款500万元转账给被告。嗣后，原、被告合作失败，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于2012年11月27日还款200万元。双方就余款如何偿还达成一致意见。被告于2012年12月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路路达公司与翁仁光合作失败，实际合作金额500万元，已还200万元，欠翁仁光合作款300万元，前期结算利息为140万元，合计借款440万元，期限为2012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1日，如本公司有资金及时归还本息，利息按日计算，月利率为20‰。后被告未按约还款，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未还。遂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4400000元，借期内利息1070666.67元，逾期利息6688000元（暂算至2020年2月29日，要求按月利率20‰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借款500万元自2010年12月6日至2012年11月27日期间的利息，并支付借款本金300万元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0‰标准计算的利息。 被告路路达公司对原告诉称的合作投资及尚欠款项无异议，但认为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对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事实，原告向该院申请证人施某、吴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原告每年向某催讨，诉讼时效未超过。经质证，被告认为两位证人与原告关系密切，对欠款的基本情况不清楚，故对证言不予认可。经审查，该院认为，证人吴某对2012年12月1日出具借条后的催讨情况不清楚，对本案争议事实无证明力。证人施某系投资合作的见证人，并与原告及被告实际控制人陶某均熟悉，施某称陪同原告向某催讨欠款符合常理，故对其于2015年后每年陪同原告催款的事实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款项系《房地产开发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投资款，因合作失败，原、被告经结算，被告以借条的形式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还款时间至2013年12月1日，本案的诉讼时效自2013年12月2日开始起算，因投资合作的见证人施某于2015年起每年陪同原告向某催款，即本案诉讼时效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发生中断，至原告于2020年3月19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未按约定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月利率20‰，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翁仁光合作款3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0‰标准计算的利息；被告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翁仁光合作款500万元自2010年12月6日至2012年11月27日期间的利息140万元。案件受理费808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5820元，由被告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传陶某到法院核实本案相关情况。陶某陈述：当时其作为路路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施某介绍与翁仁光签订房地产开发投资合作协议，后因为合作没有成功，以写借条的方式结算本案款项。结算本案款项后，双方还是碰面的，碍于情面大家都没有说催款的事情，2015年以后双方电话不联系了；在2013年或2014年其曾去珠海做生意，后来其在萧山等地工作，目前其所有的一切资产均因为债务纠纷都被法院拍卖了。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1、陶某原是路路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后续的法定代表人均是其亲属，陶某也承认欠钱事宜，也愿意尽己所能还钱，故其属公司实际控制人，属于本案当事人，不具有证人资格。2、陶某的证言存在偏向路路达公司的倾向，对2016年以后绝对没有与翁仁光、施某联系的陈述不符合事实。3、陶某的证言有关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与翁仁光、施某碰面时也从未提及还款事宜的陈述也不符常理，退一步讲，即使碍于情面都没有说起催款之事，陶某对见面的原因也是心知肚明的。综上，陶某的证言不足以推翻整个案件事实。本院对陶某的证言中有关本案纠纷的起因及结算等情况，因有本案其他证据能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对其证言中有关催款情况的陈述，因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对证人吴某、施某的证言进行审查，认为吴某对2012年12月1日出具借条后的催讨情况不清楚，对本案争议事实无证明力；而证人施某系投资合作的见证人，并与原告及被告实际控制人陶某均熟悉，施某称陪同原告向某催讨欠款符合常理，故对其于2015年后每年陪同原告催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另一审法院在证人施某出庭作证的程序上虽未经宣誓，但作证前法庭均已告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并签署相关的保证书，故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并无明显不当。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现二审审理期间，陶某对本案纠纷发生的前因后果的陈述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唯对翁仁光对其催款的情况与证人施某、翁仁光的陈述不一致，鉴于陶某是路路达公司与翁仁光发生合作关系期间的法定代表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其对施某陈述与其陈述的事实不一致缺乏合理解释，本院对其有关催款的陈述不予采信。因此，上诉人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不予支持。此外，本案基础的法律关系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合作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原审中调整诉讼请求，属于对自身合法权利的有权处分，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上诉人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820元，由上诉人杭州路路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俊杰 审判员  张喜妹 审判员  寿凯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张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