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28民初7389号原告：孙统亚，男，1951年3月18人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原告：吕桂莲，女，195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原告：胡守强，男，2005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法定代理人：胡继昌，男，194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胡守强祖父，监护人。原告：胡静，女，201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鄄城县。法定代理人：胡继昌，基本信息同上，系胡静祖父，监护人。以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森，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来现，男，198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现住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守鹏，河南长庚（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衡水康达货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园区路北侧、京大路西侧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15738824775。法定代表人：张桃桃，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彬，河北志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市中心支公司，地，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园区休闲广场胡同北侧联通大厦******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2069428769N。负责人：王晶，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献辉，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诉被告赵来现、衡水康达货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森，被告赵来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守鹏，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彬，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献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009580元，先由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保险金限额120000元内承担，剩余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承担，不足部分由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和被告赵来现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5月14日22时许，被告赵来现驾驶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冀Ｔ×××**重型普通货车，行驶至濮阳县××××路施工工地倒车时，被告赵来现将行人孙福玲当场撞倒致死。对此事故濮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到现场勘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赵来现承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申请理赔，被告保险公司拒赔。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诉请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赵来现辩称，对事故真实性无异议，责任划分无异议，涉案车辆登记车主是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实际车主是赵来现，该车挂靠在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由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代办了保险，在被告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有不计免赔，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被告保险公司承担，超出保险范围之外赵来现、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负责赔偿。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辩称，一、原告在诉状中所称事故认定书涉及的相关内容与之前原告所诉本案各被告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2020）豫0928民初4292号]起诉状所称内容及证据明显不一致，我司对上述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二、如该认定书是真实合法的，我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理由是：1、我司仅是该车的登记车主，2、依据赵来现与我司签订的车辆服务合同书的约定，结合事发地点和之前案件中原告提交法院的证据，证实赵来现与受害人是夫妻关系的事实，同时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参照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该车辆应是赵来现与受害人夫妻共同财产，二人为该车辆的共同实际车主，二人共同家庭经营该车辆，对该车辆有共同占有、使用、收益权，因此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赵来现和受害人的家庭财产共同承担。3、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和民法总则规定的公平原则，赵来现发生行车事故造成其妻子死亡，我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4、我司与赵来现仅为车辆服务合同关系，我司即对该车没有运营支配权和收益权，对事故的发生也没有过错，因此原告主张我司承担赔偿责任包括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如果涉案事故认定书是真实合法的，即赵来现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追究其交通肇事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依据最高法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均不应支持，因此，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得到支持。四、赵来现驾驶的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综上所述，我司对原告的诉求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司的诉请。事故发生后没有给原告方垫付款项。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辩称，1、请法庭核实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如不真实、不合法，则该事件与我司承保车辆无关，我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涉案车辆在我司投有交强险，如事故认定书真实合法，且本案不存在免责免赔是由，对于原告合理合法的损失，我司同意在交强险各分项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部分我司不予承担；3、事故发生时驾驶人应当持有经过年检且合法有效的驾驶证、行驶证，否则我司不承担责任；4、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且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额；5、本案驾驶人已涉嫌交通肇事犯罪，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无法律依据，不应支持；6、诉讼费属于间接损失，不属于交强险范围，我司不承担。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质证和认定情况如下：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为支持诉求提交如下证据：一、孙统亚、吕桂莲身份证复印件及胡守强、胡静户口本各一份，鄄城县左营乡胡楼村民委员会亲属关系证明三份，证明各原告身份基本情况，各原告具有合法诉讼主体资格。二、濮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本案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情况及事故责任认定,被告赵来现承担全部责任。三、孙福玲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鄄城县公安局左营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户籍注销证明各一份;鄄城县殡仪馆出具火花证明一份;证明孙福玲在本案的交通事故中死亡,户籍已被注销。四、肇事车辆冀Ｔ×××**号重型普通货车行驶证复印件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冀州区支公司交强险保单各一份，证明事故发生时冀Ｔ×××**号车登记车主是被告衡水康达货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被告人寿财险公司冀州区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五、提交鄄城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出具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被告赵来现与受害人孙福玲于2020年1月17日登记结婚，赵来现所驾驶的车辆并非二人共同财产，并非共同经营。被告赵来现针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从事故认定书可以得出受害人孙福玲系事故中的第三者，其身份的认定与赵来现的身份关系及车辆的归属均无直接关系。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针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一中胡楼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显示赵来现是受害人孙福玲的配偶没有异议，但二人作为夫妻系利害关系人，赵来现既是赔偿义务人也应是赔偿权利人，请法院对此依法处理；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具体意见同答辩状的第一条，补充如下：1、该事故认定书的时间与上次起诉状诉称的时间明显不一致，事故认定书显示事故事件为2020年5月14日22时许，上次起诉状诉称的时间是2020年5月15日凌晨1时许；2、事故地点不一致，事故认定书显示事故地点是漫渡村文王路施工工地内，上次诉状中称事故地点是文王路××发展路交叉口西40余米处；3、本次出具了事故认定书，上次诉状中称交警队认为并非道路事故，未出具事故认定书；4、事故认定书中事故发生经过称赵来现在施工工地驾车倒车时将行人孙福玲撞倒，并未载明是调头，而原因分析中和之下的责任认定依据中依据的事实是车辆调头时违反法律规定，所认定责任的事实与事故经过的事实不一致；5、事故认定书中载明的事故证据没有时间报告，不能证明受害人的死亡是肇事者驾驶涉案车辆所致，出具该认定书认定其负全部责任证据不足。证三的死亡注销证明注销原因写的是其他交通事故死亡，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明的出具时间是2020年5月25日，该时间事故认定书并未出具，因此该注销原因没有事实依据；对证四行驶证复印件解释一下，我司仅是该车辆的登记车主，与车辆的实际车主只是车辆服务合同关系，并非挂靠关系，该车辆仅投有交强险，并无商业三者险，被告赵来现的主张我司不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次事故发生在赵来现与受害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人系山东人，事发地点位于河南省境内，事发时间是夜里，表明二人同时驾车或乘车到事故地点，即便涉案车辆不是受害人与赵来现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参照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该车辆至少应是二人共同家庭经营，二人对该车均有收益权，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赵来现和受害人的家庭财产承担。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针对原告提交证据质证意见，请法庭核实原告提交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等复印件的真实性，其他证据同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质证意见。被告赵来现提交如下证据，赵来现与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微信聊天记录1份，证明赵来现2019年8月6日在微信上已经将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保费6000元转给了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拖欠衡水康达货运公司7500元保费，赵来现已出具借据，并通过微信将借据的照片发给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微信名称为“大宝”（微信号：×××）的员工，其真实名字不知道。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也答复为该车辆购买了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于2019年8月9日零时生效。赵来现书写的欠条内容大致为：“赵来现借衡水康达公司7500元钱，到期不还，公司将收回车辆、行驶证、营运证。”赵来现与“大宝”的微信聊天中称：“弄得怪吓人，万一拖个几天就都作废了”的意思是，若赵来现拖欠保险费，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就将赵来现的车辆与行驶证、营运证收回。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针对被告赵来现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聊天记录可以明确看出被告赵来现于2019年8月6日向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转账，用于购买交强险及商业险的事实，该聊天记录上所显示的2019年8月6日与本案涉案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时间吻合，本案涉案车辆交强险生效时间是2019年8月7日，恰好佐证该聊天记录为本案涉案车辆购买交强险及商业险的协商，还可以看出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已经同意为涉案车辆投保保额为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至于被告赵来现保费没有付够，不能影响该保险合同的成立，赵来现已经将剩余的保费向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出具了借据，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也同意以此价格出具商业险；在2019年8月6日下午16点13分的聊天记录中，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已经承诺晚上零时生效商业险，所以我方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被告赵来现已经向挂靠公司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交纳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费，如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未将该商业三者险保费交于保险公司，那么应当由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针对被告赵来现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微信聊天的身份有异议，无法确定；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车辆只投有交强险，并无商业险。赵来现没有提交借条或欠条的原件，结合赵来现与微信名为“大宝”的郑敬那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借条的内容赵来现陈述的缺乏真实性和完整性，其聊天内容显示“弄得怪吓人，万一拖个几天就都作废了”，表明该条上应有上述相关内容，而赵来现所说的内容并未体现上述内容，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我方不予认可，相关原件应由赵来现负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该内容表明赵来现应当明知拖欠相关费用的法律后果，即拖欠安全统筹费，我公司不应承担安全统筹的相关理赔责任和商业三者险的相关理赔责任。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针对被告赵来现证据质证意见，同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质证意见。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一、提交（2020）豫0928民初4292号民事裁定书及民事起诉状一份、原告提交的处警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本次诉讼诉状中所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涉及的相关内容，与之前原告诉本案各被告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一案【案号：（2020）豫0928民初4292号】起诉状所称内容及证据不一致，我公司对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二、提交其与赵来现签订的《车辆服务合同书》一份、赵来现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公司为涉案车辆登记车主，被告赵来现与死者孙福玲系夫妻关系，涉案车辆为赵来现与孙福玲夫妻共同财产，二人为该车辆的共同实际车主，二人共同家庭经营该车辆，二人对该车辆有共同占有、使用、收益权，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被告赵来现和受害人的家庭财产承担。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和《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赵来现发生行车事故造成其妻子死亡，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1、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证明1份，主要内容：“登记在我公司名下的冀Ｔ×××**号车投有交强险1份,保险期间自2019年8月7日零时起到2020年8月6日24时止,实际投保人为赵来现,名义投保人、被保险人为我公司,微信名为大宝(微信号:×××)的人是我公司工作人员郑敬那,上述车辆没有投保商业三者险,其在徽信上所称的商业险为口误,应为内部安全统筹。赵来现上述车辆应交交强险保费3619元,安全统筹费10258元,共13877元,优惠377元,赵来现应交13500元。我公司收取了赵来现6000元,其中代收代交交强险保费3619元,剩余2381元为部分安全统筹费用,尚欠大部分安全统筹费用即7500元未交足。安全统筹是我公司与赵来现的内部合同关系,因其尚欠安全统筹费用7500元未付清。赵来现与微信名为大宝(微信号:×××)的郑敬那微信聊天记录中赵来现也认可“万一拖个几天啥都作废了”,事实上,赵来现截止“事故”发生时(即原告两次起诉时自称的2020年5月14日或15日)赵来现拖欠上述安全统筹费用达九个多月,至今也未交上述7500元安全统筹费用,故我公不承担安全统筹的相关理赔责任,更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2、提交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的实施意见各一份，证明涉案安全统筹是国务院和河北省人民政府鼓励运输企业采用的一种合法形式。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针对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的证明目的，其提交的裁定书及诉状是原告在交警队未出具事故认定书前，依据濮阳县公安局王称堌派出所出具的处警情况说明，按照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进行的诉讼，在处警说明中记载的时间是2020年5月14日凌晨1时许，在王称堌漫渡村东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请立即处警。该时间证明的是处警的时间，并非是真实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本案发生时是2020年5月14日晚22时许，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队首先接到报案，到现场进行勘察了2-3个小时，交警队一开始认为不是在道路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将案件移交至派出所，并由指挥中心指令派出所处警，派出所接到处警的时间就到了15日凌晨1时许，案发时间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并不矛盾，发生的地点就是位于文王路××发展路交叉口，交通事故认定书所陈述的文王路施工工地内倒车是同一地点，交警队又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因为派出所在处理该案件时，发现虽然该路段是施工路段，但并未禁止通行，所以派出所认为应当还是属于交通事故，所以原告在第一次起诉后，公安机关又出具事故认定书，我方撤回上次起诉，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重新起诉，形成本案的诉讼。原来派出所出具的交通事故的事实与本案交通事故认定的事实具有一致性，并非被告所质证的意见不应采纳。证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协议名为车辆服务合同书，但实际就是涉案车辆挂靠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的经营协议，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车辆服务的费用、期限以及车辆保险等约定，实际就是挂靠协议，但该车辆并非是赵来现与受害人夫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的车辆，赵来现与受害人结婚的时间是2020年1月17日，而该车辆购买的时间是2014年，所以被告所称是共同财产没有法律依据。对证三对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证明，该公司证明本身来源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中所陈述的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的工作人员所承保商业三者险是口误，我方认为不属实，从第一次庭审中赵来现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明确看出，赵来现与“大宝”的对话要求的就是承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且“大宝”明确说明商业险多少钱，交强险多少钱，且说明三者一百万，人员五万，三个人不计免赔等，所有表述我方认为，“大宝”与赵来现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接受实际车主赵来现的委托，去办理商业三者险，且在商业险保险缴费不足的情况下，根据聊天记录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可以明确看出是赵来现向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出具了欠款条，该事实可以证实赵来现已经通过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虽然该说明表述的是安全统筹费，但我方认为根据工作人员与赵来现的对话，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是投保商业三者险，即使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没有为赵来现投保商业三者险，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也应当按照商业三者险一百万的限额，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赵来现拖欠保险费的事情，应当由赵来现和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在另一法律关系中去解决。在“大宝”与赵来现的聊天记录中，“万一拖个几天啥都作废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拖欠几天的保险费，商业险就作废了的意思，而是在投保前赵来现为了让公司及时的给车辆投保上交强险和商业险，嘱咐大宝一定要在保险结束前续上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意思，我方认为该证明完全曲解了当时聊天上下层对话的意思，该证明不属实。我方认为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一百万限额内对本次事故赵来现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2、两份意见不属于法律法规，仅是政策性指导文件，不能干涉合同的效力。被告赵来现针对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证一同原告代理人意见；对证二合同书无异议，该合同书实质内容是挂靠协议，赵来现向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交纳管理费、保险费，由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统一向保险公司购买交强险、商业险，事故发生时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为该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和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如果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没有按照服务合同约定购买保险，所造成赵来现承担的责任应当由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承担与商业三者险同等保额的责任。对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的证明意见同原告代理人的意见，另补充：赵来现与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就购买车辆保险，应当按照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提交的车辆服务管理合同的约定，根据该合同第四条第3条，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作为登记车主，即使在赵来现一分保费未缴纳的情况下，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也有义务购买保险，至于保险费，合同约定很清楚，由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向赵来现进行主张，且有计算利息的约定；两份意见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针对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证据无异议，对康达货运公司证明及相关规定，与我方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提交证据如下，提交投保单复印件一份，保险单显示被保险人、投保人是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投保时间是2019年8月6日。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针对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该投保单的保险期间自2019年8月7日，与赵来现与大宝的聊天记录2019年8月6日，可以相互印证，当时赵来现和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沟通的结果就是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被告赵来现针对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无异议。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针对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提交证据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应是该交强险的名义投保人，实际投保人是赵来现。本院经过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5月14日22时许，被告赵来现驾驶冀Ｔ×××**号重型普通货车在河南省××王××路施工工地内倒车时，将行人孙福玲撞倒，致孙福玲死亡的交通事故。2020年5月20日濮阳县公安局王称堌派出所出具“处警情况说明”一份，说明叙述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地点驶人姓名、受害人姓名及死亡情况，并陈述了接警情况。本案原告持2020年6月16日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向本院提出诉讼，后撤回起诉，本院2020年8月24日作出（2020）豫0928民初429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2020年10月12日濮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濮县公交认字[2020]第20200009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来现在车辆掉头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孙福玲无责任。冀Ｔ×××**重型普通货车实际车主为赵来现，车辆登记在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名下，2019年8月6日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在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缴纳保费3136元，被保险人、投保人为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保险期间为2019年8月7日0时至2020年8月6日24时。孙福玲，身份证号码：，原告孙统亚、吕桂莲系孙福玲父母，原告胡守强、胡静系孙福玲之子女；被告赵来现与孙福玲于2020年1月17日登记结婚。2018年3月22日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甲方）与赵来现（乙方）签订了《车辆服务合同书》一份，合同主要约定：“一、车牌号：冀Ｔ×××**，产权属于乙方。二、1、车辆挂服期限为5年，2018年3月22日至2023年3月21日，……。三、服务费：每年缴纳一次，并应现交后行，……。四、1、服务车辆的强制保险及其他项目保险，必须由甲方代为办理保险手续，甲方有权决定服务车辆的商业保险保险形式，并有权选择承保单位，服务车辆的所有保险费均有乙方承担，乙方在应购买保险或保险到期前先予交付甲方。……。2、服务车辆必须购买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必须有司机险、座位险、不计免赔特别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分期结束以后，保险必须有公司出，乙方私自购买保险视为违约，公司有权收取乙方违约金贰万元，其中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投保责任限额不得低于壹百万元。3、垫付保险费强制购买保险和费用追偿：保险到期日，乙方无理由拒不交纳保险费用或拒不购买保险的，甲方作为车辆管理人有权决定垫款为乙方服务车辆购买上述交强险和商业险，甲方有权随时向乙方追偿垫付款项并按垫款总额每月3%的利率收取利息，且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五、4、乙方发生行车事故，其责任和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事故费用按保险公司的有关理赔办法赔偿后，不足部分，应由乙方用其车辆拍卖款和个人家庭财产弥补，甲方概不负责。……。七、车辆收回，1、乙方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以车辆登记所有权人的身份自行收回车辆等，……（4），拒不购买车辆保险；……。”。2019年5-8月份被告赵来现与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员工郑敬那（微信名为大宝，微信号×××）多次微信聊天。微信聊天内容显示：2019年5月19日郑敬那称：“赵来现缴纳65138号车辆保险；”2019年8月6日赵来现称：“交强险、三者100万不计免赔、车上人员责任险需要多少钱，郑敬那称：“强险3619元、商业险10258元，一共是13877，三者一百万人员五万三个人不计免赔加强险”，赵来现称：“你问问经理13000元管不，还能便宜不，拖欠个商业险，交六千。”郑敬那称：“先交付6000元，拖欠7500元，我们经理说可以，你先转6000，剩下的7500半个月之内还，你得写个东西”。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6日赵来现微信转账给郑敬那保险费5000元，同月8日转款1000元，欠款7500元。赵来现按照郑敬那给赵来现微信发的借条（或欠条）模板，书写了借条（或欠条），并签上名字，按上手印，用微信拍照发给了郑敬那，因时间过长，微信聊天中条上内容已不显示。聊天记录还显示，郑敬那收到6000元和借条（或欠条）后于2019年8月8日回复赵来现：“商业险今天晚上零点生效啊，强险已经生效了”。从聊天内容可以看出，约定2019年8月底将下欠款7500元给付，后一直未给付。关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称，若赵来现足额缴纳保险费，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应为其参加其公司“内部安全统筹”，因其没有按照其公司要求缴纳商业保险费，故并未投保商业险和内部安全统筹，商业险和内部安全统筹均不能发生效力，故不承担责任。对于赵来现书写的欠款条，被告赵来现称原件找不到了，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称原件的举证责任在赵来现，其未微信提交打印件。关于赵来现在聊天记录中称，“弄的怪吓人，万一拖个几天啥都作废了”，赵来现对此说法的解释为：“当时说若赵来现拖欠保险费，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就将赵来现的车辆与行驶证、营运证收回，我写的那个欠条是‘大宝’给我发的一个借条模板，上面写了收回的相关内容。”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称：“根据赵来现提供的其与‘大宝’的聊天记录显示，‘那个不行，你说的是两个星期’等内容，结合上面的‘啥都作废了’的等内容，表明赵来现与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有约定，未交足相关费用，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不承担内部统筹、商业险的相关赔偿责任，前面的‘啥都作废了’重点指安全统筹作废，公司不承担理赔责任”。关于被抚养人抚养人数，孙统亚、吕桂莲夫妻共生育2孩子，长女孙福莉，次女孙福玲，孙福玲生育长子胡守强、长女胡静。本院认为，此次交通事故，濮阳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被告赵来现负事故全部责任，孙福玲无责任，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系孙福玲直系亲属，依法享有主张因孙福玲死亡的各项损失的诉权。被告赵来现虽然为受害人孙福玲配偶，但也是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孙福玲死亡的实际侵权人，其自愿放弃主张因孙福玲死亡的各项损失的诉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干涉。因本次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由实际侵权人，实际车主赵来现承担赔偿责任，从被告赵来现、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之间签订的《车辆服务合同书》可以看出，对于冀Ｔ×××**号车，赵来现系实际车主，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为登记车主，从合同具体约定看，二者实际为挂靠经营关系。对于原告损失，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依法应与赵来现承担连带责任。结合赵来现与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签订的合同书、赵来现与孙福玲的结婚登记表等证据，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主张赵来现驾驶事故车辆系其与孙福玲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其共同承担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确认。事故车辆在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原告诉求损失首先应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各分项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不足部分是否应由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系本案争议焦点。从被告赵来现与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员工郑敬那（微信名大宝）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来现车辆投保交强险、保险限额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或内部安全统筹、车上人员险，保险费共计13500元，被告赵来现向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转款6000元，不足部分保费赵来现写有7500元借（欠）条，即为两人聊天记录中所述的100万元的商业险保费（或内部安全统筹费用），郑敬那（微信名大宝）微信收到赵来现转账的6000元保险费和7500元欠借（欠）款条后，也在微信聊天中明确表述，赵来现投保的商业险将于2019年8月9日0时生效。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辩称以被告赵来现未交足所有费用并拖欠7500元至事故发生时，两者间保险合同并未生效为由，不履行商业三者险或内部安全统筹均为保险责任100万元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从赵来现、衡水康达货运公司签订的《车辆服务合同书》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在合同期间内，合同期间内登记车辆投保保险的权利、责任、义务均为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在实际车主不按时缴纳保险费的情况下，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有义务和权力为其缴纳保险费，缴纳后有权利向实际车主赵来现追要款项及利息，而实际车主赵来现无权利直接投保保险。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员工郑敬那（微信名大宝）代表其公司与赵来现微信聊天沟通事故车辆的投保保险情况，双方认可，对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从微信聊天可以确认，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为赵来现车辆投保保险为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险或参与内部安全统筹，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均为100万元，保险费优惠后共计13500元，被告赵来现微信转账给郑敬那6000元后，不足部分书写7500元借欠款条，拍照发给郑敬那。同时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也为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支付保险费3619元，并微信告知赵来现商业三者险2019年8月9日0时生效，足以证明，至此，赵来现就有理由认为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为其车辆投保了交强险、1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也应当为赵来现车辆投保交强险、保险限额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或参加同等保险限额的内部安全统筹，已经完成，并按告知时间生效，保险责任已经成立。在一年的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或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至于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没有为车辆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而是参加了内部安全统筹，不影响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承担三者的赔偿责任。衡水康达货运公司主张事故车辆本应参加的是其公司内部安全统筹，因赵来现未按约定给付欠款，而未参加，不承担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的赔偿责任，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赵来现拖欠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款7500元，自书写借欠款条时就转化为两者间的债权债务，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有权依据此借欠条向赵来现主张债权，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已经成立保险合同的效力，即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所称内部安全统筹；这也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约定的衡水康达货运公司有权利和义务代缴、垫交保险费。综上，对于原告主张合理合法损失，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100万元或内部安全统筹三者责任限额100万元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诉求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诉求死亡赔偿金684019元（34200.97元/年×20年），依据201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34200.97元/年计算，结合孙福玲年龄，本院依法予以确认；2、诉求被扶养人生活费241687元，结合被扶养人（四原告）年龄，原告孙统亚被抚养时间应为10年又10个月，原告吕桂莲被抚养时间应为10年又11个月，原告胡守强被抚养时间应为2年又10个月，原告胡静被抚养时间应为9年又3个月，结合扶养人人数，依据河南省2019年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1971.57元/年计算，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本案被扶养人数人，前10年又10个月的抚养费已超过或等于河南省2019年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依法应按总额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38940.82元（21971.57元/年×10年又10个月+21971.57元/年÷12个月×1个月÷2人）；3、诉求丧葬费32074元，原告诉求依据河南省2019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64148元/年，计算六个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予以确认；4、诉求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结合案件情况，本院依法予以认定，优先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5、诉求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1800元，原告未提交相关票据，依法不予确认；以上原告损失共计1005033.82元（684019元+32074元+50000元+238940.82元），由被告人寿财险衡水市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内赔偿110000元，不足部分895033.82元由被告衡水康达货运公司赔偿。案经调解无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10000元；二、被告衡水康达货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895033.82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43元，由原告孙统亚、吕桂莲、胡守强、胡静负担31元，由被告赵来现负担6912元。如不服本判决，应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美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马晨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