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16039号原告：姜明，女，197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献强，上海衡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固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法定代表人：姜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刁笑笑，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海南小时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盐田路**政务服务中心大楼**2-10-501。法定代表人：姚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健，男。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博，男。原告姜明与被告上海固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依法追加海南小时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原告姜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献强、被告上海固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刁笑笑、第三人海南小时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健、王一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确认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1月2日至15日应签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46,897元(币种下同)；3、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双休日加班工资56,276元；4、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工资148,897元；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报销款9,363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8月，原、被告通过BOSS直聘建立联系，被告期望招聘大客户拓展总监。2019年11月，经双方友好协商，被告决定聘用原告为合伙人、高级副总裁，工资为税后70,000元/月，明确了奖金和报销事宜，并承诺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原告于12月2日正式到岗，被告人事部、财务部、项目部、技术部随即对原告进行了相关业务培训。至2020年1月15日原告离职，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均由被告进行工作安排、指派，原告也会及时汇报相关工作进度，按被告要求参加相关会议及出差，也按被告规章制度要求进行了个人绩效自评和绩效计划汇报。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16日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实际是经被告提议、引入和决定，通过第三人走账发放工资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原告认为，原告受被告劳动管理，从事被告安排的相关劳动，双方具有经济上、人格上的从属性，已实际形成劳动关系。据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依法裁判。被告上海固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系合作关系，被告将业务承包给第三人，第三人又将业务转包给原告。第三人海南小时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述称：第三人将业务外包给原告，由原告为被告提供服务，第三人向原告支付服务费，被告是总包方，第三人将部分项目分包给原告，建立的是外包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外省市户籍从业人员，居住地为北京。被告的经营范围为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计算机软件开发，电梯安装、维修，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化工产品销售，销售金属材料及金属制品、交通设施设备等。第三人的经营范围为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平台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2019年8月1日，原告就被告招聘的大客户拓展总监(工作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一职进行过沟通。原告名片显示其职务为合伙人、高级副总裁。2019年8月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发送微信：“昨天我们的沟通，感觉你还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岗位的，怎么样，有意向吗”。2019年11月18日，被告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李海波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人才引进方案XXXXXXXX”，并征询原告意见，该方案中工资为税前5万元/月，其中1万元考核，另有奖金及每月2万元招待费报销额度。2019年11月20日，李海波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了工资测算表格，并告知原告每月到手6万，则公司成本是113.8万元，法定代表人的意见是商量一下是否有恰当方法满足原告要求的同时降低公司成本。2019年11月26日，李海波邀请原告及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加入群聊，并在群聊中称“姜总期望每月到手6万，则公司成本是113.8万，我们老板这边希望我把总成本控制在90万以内，麻烦姚总辛苦做个方案，姜总加盟是我们公司的大事儿”。2019年11月30日，李海波在该群聊中告知原告“姚总测算下来，公司成本90万的话，可以做到到手6.98万，取整为7万元，可以吗？”原告回复“好的”，姚远回复“会超九十万，但是你们达成一致就好”。原告当天还将群聊的内容截屏发给被告法定代表人，询问是否通过法定代表人定的，法定代表人回复：原则是保证原告拿到6万元，原告可以不用那家公司，那家公司只是到时候做个手续。2019年12月19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发送微信，让原告熟悉熟悉钉钉系统，将每天的问题写出来可以转给其他部门便于他们回答，并且财务报销也是全部在钉钉系统的。2020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微信，告知其合作到现在结束。另查明：2020年4月14日，原告申请仲裁，要求确认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1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应签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工资、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差旅费报销款。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裁决对原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微信聊天记录、名片、网页截屏、仲裁庭审笔录及仲裁裁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过程中，原告称，其2019年12月2日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在被告处担任高级经理，负责客户拓展，2020年1月15日结束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没有关系。原告与被告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的工作主要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安排，主要向法定代表人汇报，也向李海波汇报过工作绩效。原告主要的工作地点在北京，也存在出差。在北京没有安排特别的工作地点，在上海的办公地点是被告的实际经营地，2019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原告都是在这个地点办公。原告的工作时间是8点半到17点半，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做五休二，不考勤。原、被告约定的工资是税后7万元/月，实际上没有发放过工资，现在按照税前102,000元主张工资。报销款是原告履行职务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双方没有具体约定报销的流程，从原告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看是通过钉钉系统报销。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劳动关系，并非所谓的合作关系。在原告入职之前，双方对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等均达成了合意，在入职之后原告也在被告的经营地工作过，主要是熟悉公司的架构、平台的操作等，相应的部门对原告进行了培训，期间原告还陪同被告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客户的拜访。原告回到北京后，也是接受被告的指令安排接洽客户。在职期间，被告通知并且安排原告参加会议、线下培训，并要求原告进行工作汇报，包括对2019年度及2020年1月的绩效自评和绩效规划进行汇总汇报，还参加了1月份的绩效会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到双方谈过社保的缴纳，被告发布相应的规章制度都给到原告。原、被告都是适格的劳动用工主体，原告受被告的劳动管理，由被告安排工作，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在原告入职前已就劳动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且实际履行。后来的两份外包服务合同只是为了避税所做的形式上的操作，是为了减少被告的用工成本，是虚假的。第三人对原告没有管理，原告所有的工作交流都是和被告之间的，结合原告与第三人的电话录音，更可以说明该合作合同是虚假的，只是为了避税。原告基于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向被告主张各项诉讼请求，不向第三人主张各项诉请。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1、电子邮件截屏一组，证明被告通知会议、发布规章制度、安排工作。原告称，邮件都是向全体员工发放的，说明原告也是公司员工。被告称邮件都是群发，不能证明劳动关系，只是业务沟通等；因为原告通过外包公司与被告合作，原告负责在北京的推广业务，故原、被告对推广事项需要沟通，举办年会也是为了业务沟通。第三人认为证据与第三人无关，不清楚。2、原告和被告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明确报销开票信息。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看不出双方对报销制度进行约定，提供的发票也只是10元的，发票也是算在服务费中，没有额外的报销。第三人认为证据与第三人无关，不清楚。3、原告与被告技术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过技术培训，在之前的聊天记录也提及了培训。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培训的目的在于原告是以被告的名义对外进行市场推广。第三人认为证据与第三人无关，不清楚。4、原告与被告人事王宏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工作汇报文件。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称被告发给原告的相关信息只是给原告做参考，只是对业务上的沟通。第三人认为证据与第三人无关，不清楚。5、休息日加班统计表、交通订单截屏、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休息日加班。原告称其和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安排原告到临海陪同法定代表人去拜访客户的。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称证据中的第一次出差涉及到临海，但是原告的推广业务只是涉及北京，且12月7日、12月8日没有工作安排，聊天记录只能看到订票，无法看出订票原因；证据中的第二次出差和第三次出差都是到上海参加年会和研讨会，参加年会和研讨会只是讨论业务，也不存在加班。第三人称原告与其是外包关系，不存在加班的情况，也不清楚原告具体出差的原因及行程，没有和第三人说过。6、报销款统计表、发票复印件一组、行程单复印件一组，证明原告的报销款统计。被告的质证意见同证据5。第三人对该组证据不清楚。7、原告和第三人法定代表人2020年1月8日的录音及文字整理件1份，证明与第三人签订的服务合同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录音中有如下对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形式上的问题，实质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保证你的收益和海波他们公司，我们现在做的形式是给别人看的……这是形式和本质的问题，我们现在做的形式是给别人看的，本质我们不是这样的，本质就是你跟那个姜总，你们口头达成的一份意向，通过我们这个形式呢让双方都获利了，你多拿了，他少出了，都是双赢的”……“咱俩合作、谈的时候那个事情还没发生，这份合同还要往前签”“不管发没发生，合同只是个合同，每一笔发生的时候，税不就给自动扣了吗”“所以我后悔，这两个字不写也就这么地了……那我现在不写了，好吧，这个是标板的合同改过来的”。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原告到手的服务费为7万元，应以最后合意的为准，最终确认的是合作关系。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都不予认可，称是在其法定代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的，内容不完整，并且和最终确定的外包关系无关，录音的时间和合同签订没有关系。被告称，其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从未达成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仅存在合作关系。2019年12月2日建立合作关系，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外包合同，由原告代表第三人为被告进行市场推广。2020年1月15日由原告提出结束合作关系。双方的合作就是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对外进行市场推广，但在合作期间原告没有任何的业绩。被告没有安排原告的办公地点和工作场所，也不对原告进行管理和考勤，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行政领导关系。原、被告之间仅就合作事项进行沟通，被告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只是配合原告做业务推广工作，被告支付服务费，当然需要了解原告做了哪些拓展工作。因为原告希望每月到手6万元，后经协商三方达成一致，每月服务费7万元。服务费支付的方式为被告支付给第三人76,980元，第三人支付给原告7万元。原、被告没有约定过报销。被告提供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的微信记录、被告向第三人支付服务费的凭证，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合作关系，而被告仅仅是与第三人存在合作关系，并已经将相应的服务费用支付给了第三人。被告就向第三人支付过一次服务费，金额为76,980元。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中约定原告利用其资源为第三人指定的目标市场提供市场推广、策划、咨询、产品宣传等全程服务，全年服务费用为84万元，合同期限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落款乙方签字处有原告签字，落款日期为2019年12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月13日原告将合同签字页的扫描件发给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称日期按照2019年12月16日签的，同时发送了《定稿：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的文档，称其他页都是一样的，不涉及签字，就没有扫描。原告对两份《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认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中乙方签字是原告所签；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可以看出原告回复是在2020年1月13日；电子回单由法庭审核。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称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还未终止，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已经由原告提出结束。认可被告向第三人支付过一次服务费，金额为76,980元。第三人称：其分包了被告的市场推广业务，并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原告。原告与第三人自愿签订了《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有明确的服务目标，是真实的外包关系。在业务外包过程中，第三人不对原告进行管理考勤。如果原告业务达标，第三人与被告结算，原告的费用应由第三人支付。但因为现在对合作内容及金额有争议，所以没有支付。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中约定了外包费用为全年84万元，每月7万元，是含税的，对于费用报销没有约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就劳动关系的主要条款已经协商达成一致，入职后接受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工作安排和管理，故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来看，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联系的初衷虽为应聘被告公司的工作岗位，但在双方就工资待遇等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中，双方一致同意引入了第三人公司，并由第三人公司与原、被告分别签订《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建立业务合作关系。从原告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电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双方系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而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就其签字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本院对该服务外包合同予以采信。另，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及员工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证据仅能看出原、被告之间对市场推广业务有过沟通，原告参加了被告安排的培训和年会，符合《市场推广外包服务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原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对其进行行政管理，故双方亦缺乏人身隶属性。综上，原告系通过与第三人签订服务合同来为被告提供市场推广服务，其与被告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在实际履行中亦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故对原告要求确认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5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现原告基于劳动关系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加班工资、工资及报销款，缺乏法律基础，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姜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顾霞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