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6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八宝街**。 法定代表人：赵卫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秋，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平，男，197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成都津澳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新津汇津总部基地**/div> 法定代表人：曹君玲，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荣帝祥，四川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肖全英，女，196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昌县。 上诉人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因与被上诉人许平、原审第三人成都津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澳公司）、肖全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0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建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许平的全部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许平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1.本案诉争债权为瑞达经营部所有，系其留存的假发票问题的处理保证金，而非津澳公司所有，津澳公司无权代表瑞达经营部进行结算，更无权转让相关款项。2.即使津澳公司有权代表瑞达经营部结算，那么瑞达经营部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津澳公司也应当一并承担。3.本案货款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系津澳公司货款，该部分早已付清；一部分系瑞达经营部货款，也即本案诉争货款，一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混淆了法律关系。4.一审法院未认定津澳公司代表瑞达经营部结算货款的性质。5.津澳公司并未举证发票，而一审法院却对发票事实作出认定，存在错误。6.瑞达经营部已经注销，津澳公司的营业执照已被吊销，二者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本案系典型的通过债权转让方式逃避二者提供发票及其他合同义务，涉及明显的诉讼欺诈。 许平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成都建工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主要理由如下：成都建工与津澳公司的债权债务是清楚的，津澳公司将债权转让给许平，双方订立的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关于发票问题，津澳公司在原审中也出示了成都建工上诉状，成都建工在该诉状中自认收到了津澳公司开具的全部发票，成都建工提起上诉仅是为了拖延时间。 津澳公司陈述称，1.《往来明细表》很明确载明了签订双方为津澳公司和成都建工，成都建工项目负责人唐孟林也在《往来明细表》上进行了签字，实际上唐孟林也是钢材购销合同成都建工的委托代理人，他们签字确认进行了结算，是基于钢材销售合同进行的结算，成都建工应该是知道的，在《往来明细表》所注明的其它情况可以证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结算结果对双方均有约束力。2.津澳公司和成都建工的结算有往来明细予以确认，签字确认的双方均是本案的第三人和成都建工，虽然往来明细上有瑞达经营部所谓的5890000元，但从明细表可以反映出该笔款项实际上在2013年10月18日、2013年12月已经付清，不存在再结算的问题，所以成都建工认为一直未结算与事实不符。3.在（2018）川0105民初13586号案件庭审中成都建工确认了津澳公司向其提供了800余万的发票，其上诉状也明确载明津澳公司提供了800余万的发票，津澳公司履行完了开具发票的义务。4.津澳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是因为工商部门对企业进行的处罚，对于津澳公司来说是被动的，即便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其诉讼主体仍存在，从本案来讲与许平之间的债权转让是合法有效的，成都建工所谓的欺诈、串通应该举证证明。 原审第三人肖全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举证、质证、陈述意见的权利。 许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成都建工归还货款1178346.52元及利息（以1178346.52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20日起到付清欠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2.成都建工向许平支付溢价款4048951.83元，3.成都建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4月16日，成都建工（需方）与津澳公司（供方）签订《钢材销售合同》约定，成都建工向津澳公司购买钢材，单价按随行就市原则确定，数量以实际提货为准，由供方送货至锦尚春天工地现场，需方授权收料人员在发货单上签字确认后作为结账凭据，供需双方以需方授权代表签字确认的送货单上的数据一致为结算依据。供需双方一致同意钢材最终销售价格由基础价、运杂费、溢价费三部分构成。需方采用先货后款方式并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付款，所有款项支付之前，须先由供方提供正规发票。供方提供的发票必须符合国家税务规定，不得使用假发票、套改发票，否则供方无条件更换发票，并承担票面金额10%的违约金，及由此引起的需方损失的双倍金额的赔偿。付款采用月结方式，即上月26日至本月25日期间供方所供钢材为一结算批次，结算日为本月25日，需方在结算日后10个自然日内将结算批次所有货款一次性支付到供方指定账户，此时供方不收取需方溢价费。如需方未按上述约定支付货款，则需方同意以溢价方式对钢材价格进行调整：从结算日后第11日起按每吨每天3元支付供方溢价费，从结算日后第31日起按每吨每天4元支付供方溢价费，供方为需方垫资最长期限不超过90天，如需方超过最长垫资期限90天仍未付清钢材最终销售价款（包括基础价、运杂费、溢价费），则需方同意供方按未付款的吨位每吨每天4.5元计收溢价费。如需方在合同约定最长付款期限内未向供方付清所欠款项（含基础价、运杂费、溢价款等一切欠款），供方有权停止供货或减少供货，直至需方把前期全部款项结清后为止。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4月16日至货款两清止。合同尾部双方均加盖了公章，同时唐孟林作为代表需方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 2017年3月20日，刘珀材与李燕分别代表津澳公司和成都建工签订《人居·锦尚春天A区一期工程项目部各商家往来明细表》一份（以下简称《往来明细表》），《往来明细表》列明了方于2013年10月18日、2013年12月、2014年1月28日、2014年7月8日、2014年8月21日、2014年12月8日及2015年2月3日进行的8次结算。其中：（一）2013年10月18日的“实际发生额”和“付款金额”均为4015100.66元，备注为“总公司付款至瑞达”；（二）2013年12月的“实际发生额”和“付款金额”均为1876631.93元，亦备注为“总公司付款至瑞达”；（三）2014年1月28日的“实际发生额”为2514322.46元，“付款金额”为1514322.46元，“未付金额”为1000000元，备注为“总公司付至津澳”；（四）2014年7月8日进行了5笔结算，其中：1.截止2014年1月的未付金额为958040.7元；2.2014年2月的未付金额为1582967.7元；3.2014年3月21日为2455475.35元；4.2014年3月31日的未付金额为530910.4元；5.2014年4月的未付金额为212013.84元。（五）2014年7月8日还进行了两笔结算：第一笔注明“转至津澳”，“实际发生额”为2455475.35元，“付款金额”为100000元，并备注“总公司付款至津澳”；第二笔注明“从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瑞达建材经营部钢材款”，“付款金额”为1050000元，并备注“远舰恒大付款至民工工资卡”；（六）2014年8月21日的“付款金额”为1200000元，备注为“总公司付至津澳”；（七）2014年12月8日的“付款金额”为1000000元，备注为“总公司付至津澳”；（八）2015年2月3日的结算在“摘要”栏备注为“开票”，“实际发生额”为3283932.64元，“付款金额”为2211061.47元，备注为“总公司付至津澳”；（九）以上八次结算合计“实际发生额”为14145463.04元，“付款金额”为12967116.52元，“未付金额”为1178346.52元；（十）唐孟林亦在《往来明细表》尾部代表成都建工签名予以确认。 2018年8月1日，津澳公司向刘珀材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刘珀材代表津澳公司与许平签订成都建工拖欠津澳公司货款事宜及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履行对成都建工关于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 同日，津澳公司（甲方、转让方）与许平（乙方、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因成都建工拖欠津澳公司货款1178346.52元，津澳公司对成都建工享有1178346.52元的债权，甲方自愿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债权。甲方将其对成都建工享有的1178346.52元债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向该债务人催收，前款规定的债权随同利息、违约金、实现债务费用等甲方对成都建工享有的一切债权一并无条件转让给乙方。 同日，津澳公司和许平向成都建工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一份，载明：成都建工因欠津澳公司货款1178346.52元，现已将上述债权随同利息等基于上述债权对成都建工享有的所有权利一并转让给许平，上述债权转让自成都建工收到本通知之日对成都建工具有法律效力，请成都建工依法及时向许平履行清偿义务。许平、津澳公司以EMS向成都建工邮寄了通知，成都建工于2018年8月5日收到该通知。 2018年8月4日，成都建工向津澳公司发出《关于的回函》，载明：成都建工对津澳公司单方面概括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行为持有异议，不同意津澳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钢材销售合同》仍有合同权利义务并未履行完毕，津澳公司无权单方面进行所谓的“债权转让”。 另查明，1.瑞达经营部（供方）与成都建工（需方）于2013年7月9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为成都建工向成华区瑞达经营部购买钢材，交货地点为成都锦尚春天A区一期项目部，并对双方的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若供方使用假发票应承担票面金额10%的违约金，并承担需方损失双倍金额的赔偿； 2.瑞达经营部于2015年1月30日向成都建工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瑞达经营部对于2013年10月18日和2013年12月收到的人居锦尚春天两笔材料款共计5891732.59元所开出发票系假发票，经协商，瑞达经营部自愿由成都建工留两笔货款20%（1178346.52元）作为两笔货款发票后续处理事项保证金，待相关发票问题处理好后，如数退还两笔货款20%金额； 3.成华区瑞达建材经营部的经营状态为注销，其经营者为肖全英；津澳公司的经营状态为吊销； 4.2018年10月11日，许平就其与成都建工、津澳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许平提交《送货单》用于证明津澳公司向成都建工修建的锦尚春天工地供货，成都建工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送货单的形成时间在签订合同之前，不能代表是津澳公司给成都建工的供货，津澳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许平提交的送货单上所载“收货单位”均为锦上春天，“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处仅有马臣或熊传斌的手写签名，而许平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马臣或熊传斌系合同约定的需方授权代表，故上述送货单不能达到许平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2.许平提交由津澳公司单方出具的送货日期自2013年10月27日起至2014年4月1日期间各次送货的送货内容、价款及溢价费的《成都建工结算欠款明细表》及《汇总单》，用于证明成都建工应向许平支付的溢价款。成都建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结算欠款系津澳公司单方作出的，成都建工没有予以确认，也无签章或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因此不具有证明力，同时明细表上的送货时间是2013年10月27日至2014年4月1日，津澳公司与成都建工签订购销合同的时间为2014年4月16日。津澳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该组证据系津澳公司单方制作，成都建工不予认可，且《成都建工结算欠款明细表》所列交易的送货日期均在2014年4月1日前，与本案缺乏关联，故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津澳公司与成都建工签订的《钢材销售合同》以及许平与津澳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一）关于尚欠材料款金额的问题。根据《往来明细表》，都建工确认尚欠津澳公司1178346.52元未付。虽然成都建工抗辩其欠付津澳公司的款项尚未结算，2014年4月16日前向成都建工供货的是瑞达经营部，且《往来明细表》所载未付金额的总额系津澳公司自行以瑞达经营部的名义代瑞达经营部进行的结算，同时津澳公司给成都建工开具的是假发票，津澳公司在没有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单方进行债权转让损害了成都建工的利益。但是根据瑞达经营部向成都建工出具的《承诺书》，瑞达经营部确认成都建工留取1178346.52元作为发票后续处理事项的保证金，该金额与《往来明细表》中成都建工确认尚欠的金额吻合。同时，从《往来明细表》所列的8笔结算来看，成都建工尚欠的1178346.52元全部发生于2014年4月前，即均非就案涉《钢材销售合同》进行的结算，故上述成都建工在《往来明细表》所确认尚欠津澳公司的款项与《承诺书》所载成都建工尚欠瑞达经营部的款项应系同一笔欠款。 关于津澳公司是否对成都建工享有上述债权1178346.52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往来明细表》明确载明签订双方为津澳公司与成都建工，且作为成都建工签字代表之一的唐孟林同时也是代表成都建工签订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其有权代表成都建工与津澳公司进行结算；其次，案涉《钢材销售合同》明确载明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4月16日起，故《往来明细表》所列2014年4月前的各笔结算均非基于案涉《钢材销售合同》，成都建工对此应当知道；最后，从《往来明细表》在各笔结算处所备注的“总公司付款至瑞达”、“总公司付至津澳”、“转至津澳”等内容来看，《往来明细表》系成都建工就分别尚欠瑞达经营部和津澳公司的款项统一向津澳公司进行了结算，此系成都建工的真实意思表示。基于上述分析，《往来明细表》是成都建工与津澳公司之间进行的真实有效的结算，津澳公司对成都建工享有基础债权1178346.52元。 （二）关于成都建工抗辩津澳公司向其开具假发票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瑞达经营部于2015年1月30日向成都建工出具的《承诺书》，瑞达经营部确认其对于2013年10月18日和2013年12月收到的人居锦尚春天两笔材料款共计5891732.59元所开出发票系假发票，并自愿由成都建工留两笔货款的20%（即1178346.52元）作为两笔货款发票后续处理事项保证金，因此同意成都建工扣留货款1178346.52元作为保证金的是瑞达经营部而非津澳公司。之后，成都建工于2017年3月20日与津澳公司进行尚欠瑞达经营部和津澳公司的材料款进行合并结算并签订《往来明细表》，并未以津澳公司代瑞达经营部开具发票作为向津澳公司付款的条件。同时，津澳公司提交了其向成都建工开具的总金额为8253730.45元的增值税发票，证明其已履行了开具发票的义务。成都建工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津澳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符合合同约定。故成都建工的该项抗辩亦不成立。 综上，一审法院对成都建工的上述抗辩意见均不予支持。津澳公司对成都建工享有1178346.52元的债权。 （三）关于债权转让。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许平与津澳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且已通知成都建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之规定，许平与津澳公司已经尽到了对成都建工的通知义务，且许平也未作出撤销该转让通知的，故该协议对成都建工发生法律效力。许平有权要求成都建工归还尚欠货款1178346.52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四）关于溢价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许平根据《债权转让协议》所取得的债权包括津澳公司对成都建工享有的1178346.52元债权及随同利息、违约金、实现债务费用等，但该债权系基于《往来明细表》所确认的津澳公司的债权。基于上述分析认定，该笔1178346.52元欠款形成时间均在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生效之前，即便从津澳公司单方提交的《成都建工结算欠款明细表》的内容来看，其主张的溢价款送货日期全部在2013年10月27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亦可证明前述1178346.52元欠款均非基于案涉《钢材购销合同》。故许平主张按《钢材购销合同》的约定计算溢价款，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成都建工未向许平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许平主张成都建工以本金1178346.52元为基数支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标准，津澳公司与成都建工在对货款结算的时候，并未进行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应当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10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对于许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向许平支付货款1178346.52元及利息（以本金1178346.52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许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26元，公告费600元，共计52126元，由许平负担14354元，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7772元。 二审中，成都建工向本院提交津澳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向坤出具的收条、《钢材对账单》，拟证明瑞达经营部的向坤及津澳公司、刘珀材均利害关系人，其身份存在混同，应当共同承担义务。许平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成都建工的证明目的，成都建工举示的对账单加盖了津澳公司的公章，刘珀材作为津澳公司的销售经办人在对账单上签字，而刘珀材也作为津澳公司的代表在《往来明细表》上进行结算，可以进一步证明《往来明细表》确实是津澳公司与成都建工的真实意思表示，进一步印证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属于津澳公司有充分的依据。津澳公司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成都建工的证明目的，《往来明细表》载明的105万元的结算体现的是民工工资，当时成都建工要以四川远舰恒大劳务公司名义支付，该款项实际是支付给津澳公司的钢材款，所以刘珀材才作为收款收据填表人，但成都建工要求以瑞达经营部来领取款项，故收条体现的是瑞达经营部收取了105万元，但这个款项实际是支付给津澳公司的钢材款，津澳公司与瑞达经营部之前存在业务往来的问题，合作时会相互配合。 许平向本院提交成都建工针对（2018）川0105民初13586号案件判决的上诉状一份，拟证明成都建工自认津澳公司向成都建工开具了800万元的发票。成都建工质证称，对上诉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成都建工的本案中的上诉主张是津澳公司未提交发票，也未进行质证，一审审判程序存在问题。津澳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认可许平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许平举证的上诉状，成都建工出具的钢材对账函、收款收据、收条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4年9月25日，成都建工与津澳公司就津澳公司在2013年5月28日至2014年4月1日向成都建工锦尚春天A区一期工程供应钢材进行对账结算，刘珀材作为津澳公司销售经办人身份签字确认。2013年10月29日，瑞达经营部向成都建工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成都建工钢材款1050000元，收款人处有向坤签名，填票人显示为刘珀材。2013年11月11日，向坤向成都建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锦尚春天项目部钢材款1050000元，该收款收据、收条载明的该笔钢材款与《往来明细表》中摘要“从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瑞达经营部”钢材款1050000元系同一笔款，津澳公司自认该笔款为成都建工向其支付的钢材款。 再查明，成都建工在（2018）川0105民初13586号案件判决的上诉状中，自认收到了津澳公司开具的8253730.45元的发票，津澳公司对此并无异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成都建工与津澳公司签订的《往来明细表》显示，成都建工的未付金额全部发生于2014年4月之前，而根据《往来明细表》、成都建工与瑞达经营部2013年5月8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及瑞达经营部出具的《承诺书》、成都建工与津澳公司就2013年5月28日至2014年4月1日期间的《钢材对账单》可知，在2014年4月之前，瑞达经营部和津澳公司均在向成都建工锦尚春天A区一期工程供货，故成都建工的未付金额究竟是因瑞达经营部供货产生，还是因津澳公司供货产生无法确定，津澳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往来明细表》上载明的成都建工的未付金额均系其一家供货产生，故《往来明细表》无法证实成都建工的未付金额就是津澳公司单独享有的债权。而《往来明细表》系成都建工与津澳公司就瑞达经营部、津澳公司二者供货的合并结算，该《往来明细表》载明的成都建工尚欠津澳公司货款与瑞达经营部出具的《承诺书》承诺的保证金的金额、发生时间相同，应系同一笔款项，故成都建工在往来明细表中的欠款应为瑞达经营部预留在成都建工处解决发票问题的保证金。其次，通过《往来明细表》《收款收据》及收条可知，成都建工向通过案外四川远舰恒大劳务有限公司向瑞达经营部转账支付了1050000元，津澳公司认可该笔转账系成都建工向津澳公司支付的钢材款，可见津澳公司曾通过瑞达经营部进行收款。因此，津澳公司与瑞达经营部在与成都建工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共同供货、共同收款、合并结算的行为。虽然成都建工在与津澳公司就津澳公司、瑞达经营部的货款进行合并结算时，成都建工对此明知，也未以津澳公司代瑞达经营部开具发票作为向津澳公司付款的条件，但是成都建工并未以明确的意思表示放弃要求瑞达经营部开具发票的权利，故即使津澳公司通过合并结算的方式取得了瑞达经营部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的其在成都建工预留的保证金债权，其对于瑞达经营部的义务也应当一并承担。最后，根据《往来明细表》，津澳公司、瑞达经营部共计向成都建工供货14145463.04元，成都建工、津澳公司认可津澳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为8253730.45元，故津澳公司、瑞达经营部尚有5891732.59元的发票未开具，该未开发票金额与瑞达经营部出具的《承诺书》载明的开具的假发票金额一致，能够证明津澳公司、瑞达经营部并未履行《承诺书》载明的开票义务。津澳公司、许平主张瑞达经营部、刘珀材与成都建工已就假发票问题已经达成了合意，该《承诺书》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结，但津澳公司并未就瑞达经营部、刘珀材与成都建工就假发票问题达成合意举示相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之规定，本案中，即使津澳公司通过合并结算的方式取得了瑞达经营部在成都建工预留的保证金债权，并将该债权转让给受让人许平，但成都建工有权向许平主张其对津澳公司的抗辩，现许平、津澳公司并未举证津澳公司、瑞达经营部已经履行完《承诺书》载明的开票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成都建工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因二审出现新的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028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许平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526元，公告费600元，合计为521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241.25元，均由被上诉人许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唐欣欣 审 判 员 董荣昌 审 判 员 仇 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曾 欢 书 记 员 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