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1694号原告：陈晋，男，1969年4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卫，上海市万隆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利，上海市万隆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伴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蒲江，总经理。第三人：蒲江，男，197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通州区果园**院**楼**。第三人：谷晓云，女，1972年9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绣路******。v>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烓，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峥，北京华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晋与被告上海伴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伴科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根据原告申请，于2019年5月5日追加蒲江、谷晓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9月27日，本院对本案做出(2019)沪0110民初6220号民事判决，判决解散上海伴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判决后，被告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经审理，于同年12月31日做出(2019)沪02民终11277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20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红卫，被告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烓、杨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解散被告伴科公司。事实和理由：被告伴科公司系原告及两名第三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其中原告认缴出资额为4,700,000元,第三人蒲江认缴出资4,900,000元，第三人谷晓云认缴出资400,000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蒲江后，未实际开展经营，处于停业状态达数年之久。且各股东不能有效沟通，不能召开正常的股东会、董事会，不能形成有效决议，被告已陷入公司僵局且无法调和，故诉至法院要求解散被告伴科公司，具体理由为：1、被告在由第三人蒲江控制之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水火不容，属于典型的公司僵局，有限公司固有的“人合性”已经不复存在。2、第三人蒲江利用其对被告的控制地位，转移公司的巨额资产，并与他人虚构合同，让公司对外支付高额款项，目的显然是恶意转移资产、掏空公司。3、被告自成立以来并未实质性开展主业经营，签订的合同大多对外支出，且已无实际经营场所、无基本工作人员。4、原告向公司出资的知识产权只有10年的有效保护期，而被告设立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该专利的转化生产、获取收入来开展主营业务。但被告并无实质性主营业务的开展，根本无法对该专利进行有效的转化生产，被告公司如继续存续势必导致系争专利资产的闲置，从而造成巨大资源浪费、直接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也背离了当初设立公司的目的。被告伴科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被告不存在法定解散情形，公司正常经营，原告起诉解散公司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人蒲江、第三人谷晓云述称：同意被告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被告伴科公司的基本情况2015年12月15日，被告伴科公司成立，股东暨法定代表人为叶真兰，经营范围为生物科技、检测科技、技术咨询等。2016年5月30日，蒲江(甲方)、陈晋(乙方)、谷晓云(丙方)就合作经营伴科公司事宜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出资500万元，持有公司51%股份；乙方以技术出资，持有公司49%的股东(作为出资的技术具体信息见附件)，乙方的股份由叶真兰代持；经三方协商同意，由甲、乙方从原持有股份中等比转让合计6%给丙方，其中4%由丙方出资20万元出资后受让，剩余2%在2016年底考核合格后获得，丙方不需支付对价；转让后，甲方将持有公司47.94%股份，乙方将持有公司46.06%股份，丙方将合计持有公司6%股份；三方同意甲、乙双方的投票表决权分别为甲方占51%、乙方占49%，丙方不具有表决权；日常费用开支和3万元以下(不含3万元)的合同由总经理决定，3万元及以上的费用开支和合同由董事会决定；等。2016年7月7日，股东由叶真兰变更为叶真兰、谷晓云、蒲江；法定代表人由叶真兰变更为蒲江；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为999万元。2016年8月17日，股东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北京丕埃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蒲江变更为陈晋。2017年2月23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999万元增至1,000万元，股东及出资金额、比例分别为：陈晋以知识产权(专利号：ZLXXXXXXXXXXXX.5新型生物样本保存管实用新型)出资，认缴出资额为470万元(占47%)；蒲江以货币出资，认缴出资490万元(占49%)；谷晓云以货币出资，认缴出资40万元(占4%)；出资期限均为2017年2月28日。同日，伴科公司形成《上海伴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章程中明确公司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2017年3月22日，公司股权根据上述内容作相应变更，即北京丕埃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退出，股东再变更为“蒲江、陈晋和谷晓云”。董事由蒲江一人变更为三股东“蒲江、陈晋和谷晓云”。2017年8月22日，法定代表人由陈晋变更为蒲江。股东出资情况如下：2016年5月16日，第三人蒲江将出资款2,00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2016年6月2日，第三人蒲江将出资款1,00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2017年3月8日，第三人蒲江将出资款1,00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2017年3月9日，第三人蒲江将出资款50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2017年4月13日，第三人蒲江将出资款40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出资款合计4,900,000元。2016年5月26日，第三人谷晓云将出资款20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2017年4月13日，第三人谷晓云将出资款200,000元转入被告账户，出资款合计400,000元。经查，“一种新型生物安全样本保存管”专利权(专利号：ZLXXXXXXXXXXXX.5)的发明人和专利权人为第三人陈晋，申请日期为2015年6月23日，授权公告日为2015年11月25日。该知识产权至今仍在原告名下。后，原告提交一份由花莲(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简称“花莲公司”)于2017年4月23日出具的《自然人陈晋拟以“一种新型生物安全样本保存管”实用新型专利投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简称《评估报告》)，评估意见：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估值481.9万元；评估报告有效期为一年，自2017年4月23日至2018年4月12日止。该报告显示委托方为伴科公司。(二)相关诉讼情况2018年5月，原告起诉被告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该案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沪0110民初9835号一审判决。一审审理中，被告确认其已于2018年3月11日撤离了上海的原经营地，此后无经营地址。后被告不服，上诉于二中院，二审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2018)沪02民终748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6月28日，第三人蒲江向原告寄送了将于2018年7月14日召开伴科公司股东会暨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事项：1、关于解除原告的股东及董事资格的议案；2、公司股东变化后的其它相关议题。2018年7月14日，被告形成股东会决议(临时)，载明伴科公司股东于2018年7月14日召开股东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蒲江提议召开，董事长于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实际到会股东3人，代表100%表决权，经代表53%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作出如下决定：公司股东陈晋以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XXXXXXXXXXXX.5)投资入股持有本公司47%的股权，但一直未履行出资义务，本公司股东蒲江、谷晓云于2017年10月17日要求陈晋履行出资义务，但陈晋拒绝将其持有的实用新型专利变更到公司名下，鉴于此作出如下决定：1、取消陈晋股东资格；2、解除陈晋董事职务。两名第三人在决议上签字。审理中，原告确认收到该通知也出席了该次临时股东会，但表示股东会召开过程中并未提及解除原告股东及董事资格，原告也并未在决议上签字。2019年12月，蒲江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请求确认2018年7月14日《股东会决议(临时)》有效，同时请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案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19)沪0110民初21825号判决，认为蒲江及伴科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股东会讨论了该决议的内容并形成该决议，故无法认定2018年7月14日《股东会决议(临时)》成立，据此判决驳回蒲江的诉讼请求。后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于2020年3月25日生效。在该案审理中，蒲江称，其和谷晓云于2017年10月17日口头向陈晋要求陈晋及时出资，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节事实。而陈晋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一直要求伴科公司配合办理专利所有权的转移手续，但伴科公司拒绝配合。同时，陈晋提交一份《通知函》及EMS寄送凭证证明，2018年3月26日，陈晋向原告蒲江通过EMS发送《通知函》，该函内容如下：“2017年3月，就陈晋所持有的“一种新型生物安全样本保存管”实用新型专利权，陈晋与伴科公司签订《资产转移协议》。2017年4月，经伴科公司委托，花莲公司就新型保存管实用新型专利权已出具资产评估报告。2017年以来，就陈晋持有的新型保存管实用新型专利权的转移给伴科公司，以及陈晋持有的该实用新型专利以知识产权形式实缴出资470万元的事项，本人陈晋已多次通知伴科公司和法定代表人蒲江先生，但公司至今未予办理。本人现以书面形式通知您：1、2018年3月26日，陈晋已通过书面形式通知上海伴科生物有限公司与本人陈晋自2018年3月28日起共同办理新型保存管的专利权转移和以知识产权实缴出资470万元事项。2、公司股东兼董事蒲江协助办理本人陈晋以知识产权向上海伴科生物有限公司实缴出资470万元事项。”蒲江收到上述EMS快件之后，当场拆封，查阅通知函内容之后予以拒收。审理中，蒲江称，2017年10月17日要求第三人陈晋办理专利权过户是最后的通牒，而陈晋在2018年3月才要求办理变更手续，已经超过了合理期限，所以蒲江和伴科公司当时是不同意第三人陈晋上述通知函中办理过户的要求。(三)被告经营情况1、关于业务，在原审案件中被告提供三份合同及相应的支付凭证：1、2017年10月20日，被告与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临床技术研发中心签订合同，项目名称：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临床技术研发中心基于质子重离子技术的生物信息高性能分析及临床数据集成平台采购项目，合同价款1,950,000元。2、2017年11月3日，被告为上述项目与上海华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合同价款1,150,000元。3、2018年5月23日，被告与上海智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咨询合同》，合作进行基于质子重离子技术的生物信息高性能分析及临床数据研究咨询。这三份协议被告称均已经履行完毕。在本案过程中，被告提交了2019年签订的两份协议以及相关的履行情况：1、被告(甲方)与案外人北京科海恒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科海公司”，乙方)于2019年1月29日签订的《技术委托开发协议》及与该协议相关的《会议记录》、《细胞工厂翻转机用户需求(URS)》、科海公司盖章的图纸、《催款函》。该协议约定被告委托科海公司进行干细胞培养细胞工厂翻转设备开展技术开发;本合同自2019年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在无锡履行；本项目费用共200,000元；合同签署后支付140,000元；甲方收到设备图纸及技术总报告后，并根据此设备图纸及技术总报告生产出样机后支付给乙方60,000元；等。2、被告(甲方)与案外人北京新亿智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亿公司”，乙方)于2019年11月8日签订的《技术委托开发协议》及与该协议相关的《会议记录》、《细胞工厂显微成像生物信息高性能分析技术设备用户需求(URS)》、科海公司盖章的图纸。该协议约定被告委托新亿公司进行基于干细胞培养的显微成像生物信息高性能分析技术开展技术开发;本合同自2019年11月9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无锡履行；本项目费用共2,000,000元；合同签署后支付1,400,000元；甲方收到设备图纸及技术总报告后，并根据此设备图纸及技术总报告生产出样机后支付给乙方600,000元；等。上述两份协议签章处，被告披露的住所(通讯地址)为“无锡市新吴区锡达路XXX号”。3、就上述两份协议，被告于2019年12月16日分别向科海公司、新亿公司支付140,000元、1,400,000元。被告称，2020年年底会出样机，目前已有进行干细胞相关研究的单位和被告协商购买该套培养设备，待业务发展顺利，可增大被告的自身估值，所有股东的权益将获得提升。对于上述协议等材料，原告认为，这两份协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属于第三人蒲江为恶意转移公司资金而和他人串通所签订的虚假合同。对于上述合同，原告称，被告设立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该专利的转化生产、获取收入来开展主营业务。但被告并无实质性主营业务的开展，根本无法对该专利进行有效的转化生产。被告提交的合同大多是对外支出，说明公司并没有实质性经营。对此，被告及第三人称，不认可原告的说法，公司章程并未对公司的主营业务作约定，且法律亦未限制公司只能在主营业务内开展经营。被告的经营都是正常经营，一家公司成立之初都有大量投入，前期无盈利是正常的。2、关于经营地、人员在原审案件审理中，被告于2019年4月19日陈述：“被告确认公司开始在注册地经营，后来实际住所迁移到安徽合肥”、“公司还在开展业务，公司的材料都在无锡。”于2019年9月10日陈述：“被告目前没有实际经营地，主要由业务人员联系客户签订合同”、“公司目前有固定资产在无锡，公司的固定资产和公司财务在那里”、“公司员工只有财务一个、业务人员一个”。在本案审理中，被告陈述，被告地点已经于2019年年初(具体以租赁合同为准)搬到无锡了，上述两份协议上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锡达路XXX号”是公司的联系地址，被告目前经营地就是在该处，有外聘经理白羽和兼职财务在该处办公。被告庭后提交了被告与案外人江苏大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显示，江苏大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自愿将坐落在无锡市新吴区梅村工业园锡达路XXX号的房屋出租给被告使用，该房屋用途为办公，租赁期限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21年12月9日，租赁为零元等。(四)原告与被告及两名第三人之间的调解、协商情况审理中，被告及第三人同意配合原告将专利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但需要对原告的专利进行重新评估，其认为原告提供的《评估报告》系原告控制被告期间委托制作，且未能提交附件6《评估明细表》，故对该《评估报告》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同时，被告及第三人于2020年9月16日曾表示同意对原告的股份进行回购，但同样需要对原告的专利进行重新评估。陈晋再次表示，其同意将专利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亦同意被告及第三人回购其股份，但专利价值必须参照其提供的《评估报告》，不同意重新评估。双方因此就专利变更登记、股权回购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及第三人于2020年10月15日的庭审中再次表示，不同意回购或收购原告的股份。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公司是否达到解散条件。关于公司股东请求法院强制解散公司的法定情形，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而根据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解散公司的情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一种是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主要指股东会、董事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会会议除作出公司增减资、解散等重大事项外，只需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可。本案中，虽然原告和两名第三人之间存在矛盾，但原告的持股比例为47%，两名第三人的持股比例为53%。可见，除了法律规定和章程约定的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的特殊事项外，其他关于公司运营管理的事项，即使没有原告配合也可以由两名第三人作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即原告和两名第三人之间的矛盾并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无法形成增减资、解散公司等重大事项的股东会决议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也不能说明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其次，被告是否存在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原告认为被告自成立以来并未实质性开展主营业务，签订的合同大多对外支出，且目前已无实际经营场所、无基本工作人员。故其认为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第三人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地位转移公司巨额资产损害公司利益。对此，本院认为，1、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的主营业务是利用其专利进行生产，且即便被告没有进行主营业务，也不代表公司发生经营管理困难。2、公司无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工作人员并不是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故即便被告公司无固定经营场所和工作人员，亦不能以此定人公司经营管理存在严重困难。3、公司的经营活动既包括获得收入亦包括支出，并不是只有收入的合同才属于经营活动。4、如果原告认为第三人存在利用其实际控制人地位转移公司巨额资产的行为，包括抽逃出资和炮制虚假合同等，均可通过相应的法律途径予以救济，并不属于认定公司解散的法定理由。故原告认为被告存在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理由并不充分，本院无法支持。至于原告主张解散被告的其他理由：1、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水火不容，属于典型的公司僵局，有限公司固有的“人合性”已经不复存在。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和两名第三人之间的矛盾，从相关诉讼以及原告和两名第三人的陈述来看，原告和两名第三人的主要矛盾和争议在于原告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以及原告拟出资的知识产权的价值。针对该争议，如果其无法自行协商解决，原告和两名第三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另案予以解决。且如上所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存在问题并不直接导致公司经营管理的困难，亦不属于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2、原告主张被告并未就其出资的专利进行转化生产，背离了当初设立公司的目的。即便该问题存在，亦属于公司经营策略的问题，并不属于解散公司的法定条件。综上，原告要求解散被告的条件尚未成就，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原告陈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红华审 判 员  王冬娟人民陪审员  徐 乐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 记 员  金宇彤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