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18533号原告:康某，男，1980年3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慧，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某，女，1980年1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康某诉被告周某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慧、被告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判令周某将海淀区美和园西区xx号楼xx层xx单元xx号房屋返还过户至康某名下，并承担房屋过户的全部费用；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某承担。事实及理由：2010年7月31日，我与被告登记结婚。2013年5月17日，生育一子康盛桐。2014年10月，因被告外遇导致夫妻双方感情破裂。2015年12月4日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北京市海淀区美和园西区xx号楼xx层xx单元xx号房屋（下简称“xx号房屋”）归我所有，后该房屋登记至我名下。2016年2月，以被告名义购买位于海淀区中关村xx1号楼xx层xx门xx1号房屋（下简称“xx1号房屋”）一套，支付部分首付款并贷款260万元，登记在被告名下。2017年5月5日，双方复婚，婚后共同偿还xx1号房屋的贷款。2019年3月，被告提出将xx1号房屋赠与儿子，贷款260万元由双方共同偿还；条件是，我需将xx号房屋过户至被告。我同意将xx号房屋过户至被告，但条件是被告将xx1号房屋赠与儿子。双方据此协商一致，并于2019年3月22日签订《夫妻财产约定》。2019年3月29日我履行《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将xx号房屋赠与被告。2019年7月，我偶然发现被告通过民间高利借贷形式将xx1号房屋用于抵押贷款，遂再三规劝被告立即终止这种行为，但被告不听劝阻，导致双方发生矛盾。2019年9月12日，被告隐瞒我带孩子离家出走，我多方寻找无果。xx1号房屋在双方复婚后一直出租，2020年5月7日我联系租户时，租户告知该房屋已由被告出售；我赴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查询才得知，被告早在2020年1月就已将该房屋出售并过户。被告不再履行《夫妻财产约定》第1条的义务。《夫妻财产约定》的第2条，我将婚前个人财产xx号房屋赠与被告，是以第1条被告将xx1号房屋赠与儿子为义务和前提。然而，被告在故意隐瞒我的情况下，私自将xx1号房屋出售，未将房屋赠与儿子。被告不再履行《夫妻财产约定》第4条的义务。《夫妻财产约定》签订后，被告未主动协调其母，导致影响了我与被告的夫妻感情。被告不再履行《夫妻财产约定》第5条的义务。被告2019年9月12日擅自带儿子出走，再次违法侵犯孩子接受优质义务教育的权利、我对儿子的监护权。综上，被告以其自身行为一再违反《夫妻财产约定》，表明其不再履行《夫妻财产约定》的各项义务，并构成实质性违约。依据《合同法》第192条第（三）项，我有权撤销《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被告应将xx号房屋返还过户至我名下。被告拒不履行《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约定的义务。被告须向我提供其母出资、其母共同申请购买xx号房屋的证据，这是《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约定的被告义务。我屡次据此要求被告履行义务，但被告通过吵架、欺瞒、玩失踪等手段恶意拒不履行。依据《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我将xx号房屋赠与被告的行为无效，被告应将该房屋返还过户至我名下。被告胁迫我订立《夫妻财产约定》，2019年3月初，被告先将孩子带走，后以不让孩子去幼儿园学习生活、不让孩子与我见面为筹码，胁迫我于2019年3月22日签订《夫妻财产约定》。为了尽早让孩子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见到孩子，我才被迫签订《夫妻财产约定》。依据《合同法》第54条，我要求撤销《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被告应将xx号房屋返还过户至我名下。被告主观故意欺诈我订立《夫妻财产约定》。2019年7月，我偶然发现xx1号房屋于2019年2月25日再次设立抵押登记。该房产证一直由被告保管，说明被告在2019年2月将该房屋再次用于抵押贷款，并将所贷资金供其父使用。而在2019年3月22日，被告主观故意隐瞒该房贷款额远超260万的事实，欺诈我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了《夫妻财产约定》。如果被告不主观故意隐瞒以下2项事实：被告已于2019年2月25日将xx1号房屋再次设立抵押登记、截至2019年3月22日（《夫妻财产约定》签订时）xx1号房屋贷款远超260万元，我就不会被欺骗、不会签订《夫妻财产约定》。依据《合同法》第54条，我要求撤销该《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被告应将xx号房屋返还过户至原告名下。因双方无法协商，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周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双方签署的《夫妻财产约定》是归还我的婚前个人财产并为儿子留足去美国留学的费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美和园****楼******的房屋（下简称“诉争房屋”）为我婚前个人财产，由我父母出资为我购买。我与原告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一子，若孩子将来需要前往中关村一小学习，需要购买学区房，再加上北京市购房的限购政策，双方于2015年12月4日办理协议离婚，我考虑到原告的安全感，并为了家庭作出重大牺牲，同意将诉争房屋转至原告名下，离婚后购买中关村学区房（以下简称“学区房”），双方复婚后共同偿还学区房贷款。因儿子上学后成绩优异，非常聪明，我与原告决定供孩子去美国留学，并于2017年7月11日前往北京华钜津桥联合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美国杰出人才移民（EB-1A）项目代理服务合同》，考虑美国留学费用高昂，且孩子尚年幼，双方经协商一致于2019年3月22日签署《夫妻财产约定》，将诉争房屋还原到之前的状态（即归女方单独所有），因儿子年幼无法办理产权登记，双方约定学区房归儿子所有，并用于儿子将来的留学资金。在此期间，原告时常对我恶语相向并存在暴力行为，我因希望给儿子完整家庭一直忍气吞声，但原告并不珍惜我对家庭的付出，多次家暴，当着儿子的面辱骂殴打我，致使儿子非常惊吓经常半夜惊醒，我考虑到这种情况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年幼的孩子，家庭暴力的婚姻，均让我身心疲累。为了让孩子在将来去美国读书前能够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同时也为了脱离原告对我的家庭暴力。我无奈之下于2020年1月只身带着孩子前往马来西亚读书，目前因疫情原因无法回国。在此期间原告一直没有向我支付过孩子在国外生活学习的任何费用。综上所述，我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康某与周某系夫妻关系，2010年7月31日于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3年5月17日育有一子康盛桐。2015年12月4日双方协议离婚。2017年5月5日双方办理复婚。2019年3月22日，双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就双方财产达成以下协议：1、海淀区中关村xx号楼xx层xx门xx双方共同赠与给儿子康盛桐，此房还有260万贷款，由双方共同承担；2、海淀区美和园西区xx-xx-xx房屋归属于周某所有，男方与本协议签署后七日内配合女方办理该房所有权过户手续，孩子不在美和园上学后，周某的母亲在此居住，本条如周某没有其母出资、其母共同申请购买的证据无效；3、双方无夫妻共同债务，谁名下的债务有谁自己承担；4、女方负责自己母亲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得因此影响夫妻关系；5、女方自本协议签署三日内（3月25日前）将孩子送回学校，保证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以后不因两人关系影响孩子上学。2019年3月29日，康某与周某签订夫妻财产归属协议及赠与协议，并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美和园西区xx号楼xx层xx单元xx号房屋登记至周某一人名下。康某主张撤销与周某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第2条，表示该夫妻财产约定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周某没有履行夫妻财产约定的各项义务，自己享有撤销权。同时，康某还主张上述夫妻财产约定系周某采取欺诈、胁迫手段签署，但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康某主张夫妻财产约定系自己受欺诈、胁迫而签署，但并未就其主张提交任何证据进行证实，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康某主张与周某签署的夫妻财产约定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基于周某违反了夫妻财产约定中所附的义务，故主张撤销夫妻财产约定第二条。对此本院认为，康某与周某所签署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第二条虽然具备赠与的性质，但是从该夫妻财产约定全文的表述分析，并不能得出该约定的其他条款系第二条赠与条款所附义务的结论，且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双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后，已经按照第二条的内容履行完毕，即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美和园西区xx号楼xx层xx单元xx号房屋已经转移登记至周某名下，应视为康某对夫妻财产约定内容的认可，其在本案中主张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撤销夫妻财产约定第二条的诉讼请求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康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康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叶舜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李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