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1民初3280号原告：宓琮，男，196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晔，北京京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凡，北京京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宝岭，男，1964年12月12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宓琮与被告王宝岭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宓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晔、王一凡、被告王宝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宓琮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51032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5年2月，被告多次以其朋友急需用钱，自己手中现金有限为由，请原告帮忙垫付一部分对朋友的借款。原告先后于2015年4月7日、4月20日、7月20日，向被告账户三次汇款，共计600000元。被告收款后陆续返还原告共计89680元，但剩余款项510320元，虽经原告多次催促，但被告再未向原告返还。原告认为，原告为被告垫付借款本无法律上的义务，而是念及朋友关系而帮助被告支付。被告作为出借人应当承担借款的风险，而不能将该风险转嫁于原告。被告接受原告款项，构成不当得利，理应返还原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王宝岭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一、双方之间非不当得利关系，本案中所涉及款项为双方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经济往来。双方自2013年起便存在合作关系，具体合作模式为双方分别出资并以其中一人的名义统一对外进行投资或向第三方提供借款，所得收益双方按照出资比例分摊，具体支付方式为一方在收到第三方支付的款项后扣除自己应得部分，再向另一方支付。2015年4月7日的16万元，是共同向强繁提供30万元贷款的一部分，被告本人提供了14万；2015年4月20日的34万元，是双方再次向强繁提供50万元贷款的一部分，被告本人出资了16万元；2015年7月20日的10万元，是被告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向第三方王富利提供20万元的贷款，其中陈林为实际出资人出资10万元，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出资10万元。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中也显示“宓琮出资**元”，由此可以看出双方之间为共同投资。理由二、原告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双方为共同投资关系，二人对强繁和王富利提供借款的行为属于共同的债权投资行为，原告在明确知悉实际债务人的情况下，未提出任何异议并及时收取被告或被告指定第三方向其支付的应属原告所得的收益。后续只因第三方原因导致原告无法按时获取所得收益，原告便主张双方为不当得利关系，要求被告返还相应款项从而降低自身的投资损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投资的重要原则之一。理由三、截止本案审理当日，被告或者被告指定第三方已向原告共计支付其应得收益款项89680元。理由四、原告存在故意虚假陈述妨碍法院审理及恶意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恳请贵院对原告予以处罚。综上，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不当得利关系，原告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宓琮提交了工商银行明细清单、王宝岭自书的证明等证据，证明向被告账户3次汇款共60万，且被告已经收到的事实。被告王宝岭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我们是共同投资，不是借款，上次原告起诉借款，被法院驳回了。审理中，被告王宝岭提交证据如下：1.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回单，证明原被告之间共同开展股权或债券投资导致资金往来频繁，而非原告主张的双方为不当得利关系。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投资款后随即按照双方约定投资了具体合作项目，被告收到收益后，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了投资收益89680元。原告宓琮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客观上的收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共同开展投资。这是一个议定事项，需要被告提供双方的协议或者对话去证实。2.微信截屏、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原告自书的证明（与原告提交的一致），证明原告在与被告的聊天中，原告要求被告将其享有的债权转移给原告，由此可知原告承认双方是共同投资关系。原告宓琮质证称：微信截屏、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要求被告将其享有的债权转移给原告这句话，恰恰能够证明这个借款是在被告和第三人之间发生，而与原告无关。该记录中，双方没有达成共同投资的内容。这个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原告也控制不了被告向谁出借。原告自书的证明，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原告为了获取被告资金去向，让被告出具的这样一个证明，只是向确定被告钱用在哪了，并不是说要解决双方是否出资，这个是被告单方的表态。不能因为原告接收了这个证明，就代表原告原告认可上面写的所有内容。3.融某、陈林证言、王彩艳证言，证明原被告为多年的好友，二人自2013年起开始投资，合作模式为以其中一人的名义对外投资，将钱交给名义投资人进行投资。原告宓琮质证称：对融某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对陈林的证言，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证言中没有任何直接涉及到原告的内容，都是证人与被告之间的合作，且证人本身也不参与借款。对王彩艳的证言，不认可证明目的。证人是被告的前妻，双方共同抚养孩子，具有利害关系，可信度有质疑；证人关于双方之间存在共同投资是通过被告得知的，并不是说原告去确认这样一个事实；诉争的三笔钱发生的期间，证人称不清楚双方有没有对外投资，即便是原被告双方存在共同投资的关系，证言也不能证明诉争的三笔款是共同对外投资的，故没有关联性。4.裁定书，证明原告虚假陈述，谎称是借款被驳回，浪费司法资源。原告宓琮质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认可。裁定原告败诉，是因为证据不足，是属于没有完成的诉讼任务，不是歪曲事实。5.三笔资金出借合同、小贷公司查询信息、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王宝岭工商行账户2014年明细），证明双方为共同投资关系以及资金去向。交易明细中2014年1月的投资收益是典当行业务，典当行支付给被告后，被告按照出资比例向原告支付了投资收益23750元，充分证明原被告之间为共同投资关系。原告宓琮质证称：公证的我们认可真实性；其他两份不认可，原告不知道，也没有完整的看到过，真实性无法核实。公证书的这个借款与本案无关联，王彩艳与强繁签订的以及王宝岭与王富利签订的合同，均为借款方提供车辆进行抵押，但该合同是否履行，是否具有抵押财产信息，是否办理了抵押，均没有证据证明，且无法确认签字真实性，不应认可真实性。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宓琮与王宝岭系朋友关系。原告宓琮曾于2018年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被告王宝岭诉至我院，该案案号为（2018）京0111民初15166号，该案查明：宓琮通过其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向王宝岭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转款130万元。其中2015年2月12日转款40万元，2015年4月7日转款16万元，2015年4月20日转款64万元，2015年7月20日转款10万元。宓琮称2015年4月20日转款64万元中，30万元是偿还其向王宝岭的借款，剩余100万元系王宝岭向宓琮借款的本金；王宝岭称2015年4月20日转款64万元中，30万元是宓琮返还其与宓琮共同投资中的出资款，剩余100万元是其与宓琮共同投资中宓琮的出资款，而非借款。其中，共同向北京来共点悦金股权投资中心（以下简称悦金投资中心）投资100万元，宓琮出资40万元，王宝岭出资60万元；共同向北京金宝融汇商贸有限公司投资三次共计100万元，一次是30万元，宓琮出资16万元，王宝岭出资14万元，一次是50万元，宓琮出资34万元，王宝岭出资16万元，一次是20万元，宓琮出资10万元，案外人陈林出资10万元。王宝岭通过其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及其前妻王彩燕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向宓琮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转款17笔，共计89680元。宓琮称上述款项系王宝岭按照月利率3%的标准向其支付的前述借款的利息；王宝岭称上述款项系其与宓琮共同投资中宓琮前述投资款的分红收益。另查明，2013年4月18日，宓琮与北京亨融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融公司）签订《融某》一份，约定亨融公司向宓琮融资，融资时间共24个月，自2013年4月18日起至2015年4月17日止；融资金额220万元，融资利息为月利息1.25%。同日，宓琮在该份《融某》背面记明：“宓琮给北京亨融典当行融资款总计人民币￥220万元整，其中人民币￥30万元整为王彩燕提供”。同日，王宝岭通过其前妻王彩燕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向宓琮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转款30万元。宓琮称该笔款项为其向王宝岭的借款，王宝岭称该笔款项系其与宓琮共同向亨融公司投资的出资款。宓琮在2013年4月18日至2015年3月21日期间，通过其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陆续向王彩燕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转款22笔，每笔3750元，共计82500元。宓琮称上述款项系其向王宝岭借款30万元产生的利息，按照每月1.25%的标准计付；王宝岭称上述款项系其与宓琮共同向亨融公司投资中其出资产生的收益分红。王宝岭称亨融公司曾将宓琮与其共同投资220万元的收益27500直接打到王宝岭的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中，其扣除自己的收益3750元后，将剩余收益23750元转给了宓琮，这足以证明双方是共同投资，如果是借款，亨融公司不可能直接把收益打到王宝岭的银行账户中。宓琮称，其与亨融公司签订的是借款合同，亨融公司是王宝岭介绍的，确实有两次亨融公司直接把款项打给了王宝岭，但款项性质是利息，不是投资收益。又查明，2017年5月11日，王宝岭通过其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向宓琮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62220802000********）转账汇款5万元。王宝岭称该笔款项是宓琮向其借款给孩子上学使用，后其与宓琮电话沟通将悦金投资中心2017年的收益4万元（按年收益10%计算，宓琮投入40万元）与该笔借款相抵。宓琮对此不予认可。我院于2018年12月18日，以无法确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宓琮的起诉，宓琮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裁定。本案审理中，宓琮主张于2015年4月7日、4月20日、7月20日向王宝岭账户的三次汇款，共计600000元，系为王宝岭垫付对朋友的借款，并称王宝岭收款后陆续返还原告共计89680元，剩余款项510320元。另在本案审理的同时，宓琮同时起诉王宝岭及第三人北京来共点悦金股权投资中心合同纠纷，要求王宝岭给付收益款120000元，该案审理中，王宝岭主张120000元属于减持股份的退款。该案双方达成协商一致，王宝岭同意给付，我院已经出具民事调解书。本案中，双方均提交了王宝岭书写的款项去向说明，该书面说明显示：1.2015年4月7日收到宓琮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用于强繁借款之用，抵押车辆品牌奔驰S300……，本业务共计叁拾万元整，宓琮出资壹拾陆万元整。2.2015年7月20日收到宓琮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用于王富利借款之用，抵押车辆品牌别克型号……,本业务共计贰拾万元整,宓琮出资壹拾万元整.3.2015年4月20日收到宓琮叁拾肆万元整,用于强繁借款之用,用于公司经营周转,本业务共计伍拾万元整,宓琮出资叁拾肆万元整。该说明，宓琮主张是2017年7月到9月间收到的，王宝岭主张是在2016年7、8月份书写的。庭后，王宝岭提供了2015年4月27日强繁（借款人）与冯小明（出借人）50万元的借款合同的公证书、2015年4月7日王彩霞（抵押权人）与强繁（抵押人）签订的30万元的机动车辆抵押借款合同、2015年7月20日王宝岭与王富利签订的26万元的机动车辆抵押借款合同，用以证明双方存在共同投资法律关系，宓琮不认可，认为是否办理了抵押等情况，并不清楚明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构成，首先是是否没有合法根据，其次是被告取得利益，原告受有损失，且有关联。本案中原告主张为被告垫付了一部分对朋友的借款，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系其直接向被告账户打款，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垫付，客观上仅为原告向被告账户打款，并不能体现垫付的意思，无法证明被告因此得以偿还了其部分债务，从而得利。原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与其主张并不匹配，为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是，单从原告向被告账户打款的客观事实看，符合没有约定利息的借款的形式，但对没有约定利息的借款是否存在，仍应需要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账户打款，但并未回收足额的款项，原告确实受有损失，但该损失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系本案的焦点。原告已经在另案中主张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我院依法予以裁定驳回起诉，认为无法证明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告也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原告并未对打款发生后，每月固定收到有零有整的钱款作出合理的解释，其主张系被告的还款，相对于几十万元的整数的打款，如此的还款形式与常理不符；结合另案情况，原被告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且双方存在共同投资的先例；审理中被告提交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诉争资金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双方均提交了被告手写的资金去向说明作为证据；结合审理查明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被告的主张证据较为充分，更符合常理及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共同投资的法律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原告主张垫付款项，并依不当得利纠纷起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的损失，如果被告存在过错，原告应按照共同投资的法律关系主张。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宓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2元，由原告宓琮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少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汪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