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11民初5354号原告：王飞燕，女，1988年7月13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原告：王春艳，女，1990年4月10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福泉市。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旭，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倩，贵州宏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飞龙，男，1992年2月26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被告：李丹丹，女，199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乐婧，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机构地址贵阳市经开区锦江路科技大楼。负责人：龙光尧，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贵州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易非，女。原告王飞燕、王春艳与被告王飞龙、李丹丹、第三人贵阳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经开区国土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飞燕、王春艳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旭、郭倩，被告王飞龙、被告李丹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乐婧，第三人经开区国土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瑶、吴易非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飞燕、王春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退还冒领的拆迁补偿款546499.2元给原告；2.请求确认《产权调换房屋拆迁协议》中确定的产权调换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王飞燕、王春艳与被告王飞龙系姐弟关系，被告王飞龙与李丹丹系夫妻关系。2006年父亲王明兴因交通事故去世，留下姐弟三人居住在付官村××号老房子内。2012年因道路改造工程需要对土地及房屋进行征收，由于被告王飞龙未满22岁不能取得户头，为了保证王家能最大限度获取征收利益，三姐弟协商决定，由两位姐姐获得房屋的征收款，而弟弟获得土地的征收款。2012年8月1日，原告王春艳与经开区国土局签订《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协议约定将付官村××组总建筑面积171.08平方米的房屋进行征收，经开区国土局支付原告各种征收安置补偿费等合计213780.34元。原告收到该笔拆迁补偿费后，于2012年年底在付官村××新建住房，该房屋由姐弟三人共同居住，两位姐姐结婚后搬出该房屋，为了使房屋有人打理，留下王飞龙独自居住。2014年12月29日，被告王飞龙因耕地征收获得土地征收款329738.3元。2019年6月15日，位于付官村狗场坡的房屋征收，被告王飞龙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与经开区国土局签订《产权调换房屋补偿协议》，约定将贵阳市总面积368.21平方米（合法房屋面积231.05平方米）进行征收，经开区国土局支付以上拆迁补偿等费用共计546449.2元。协议还约定：“上述用于调换的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平方米。具体位置以本协议附件单体面积图标注为准；最终面积以产权部门核定为准，进行结算，多退少补。剩余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31.05平方米，甲乙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第十条处理。”协议签订后，被告王飞龙于2019年10月15日将拆迁补偿款546449.2元领走，被告李丹丹于同日将该笔补偿款项转入其名下银行账户中。综上所述，位于付官村狗场坡的房屋由原告出钱所修，所有权归原告所有，被告王飞龙、李丹丹在未告知原告的前提下将该房屋拆迁补偿费占为己有，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法诉至法院，诉请如前。被告王飞龙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其他意见。被告李丹丹辩称：1.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冒领”的拆迁款，属于用词不当，被告依据与第三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合法取得拆迁安置款，属于合法取得，并非冒领。另外，原告要求确认房屋产权，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其出资修建的情况下，无权要求确认拆迁置换的房屋属于原告。2.原告在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在2012年新建住房，该新建住房并非涉案房屋，涉案房屋在二被告结婚后李丹丹进行了扩建和装修，涉案房屋在被征收过程中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因二被告准备离婚，原告与被告王飞龙共同决定提起本案诉讼，目的是不想让李丹丹在离婚后获得财产。第三人经开区国土局述称：本案诉争的补偿款与置换的房屋均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与王飞龙签订补偿协议系依据搬迁方案进行，被征收房屋经过确权小组确权，第三人与被征收人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飞燕、王春艳与被告王飞龙系姐弟关系，被告王飞龙与李丹丹系夫妻关系，二被告于2018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2019年6月15日，被告王飞龙（乙方）与经开区国土局（甲方）签订《产权调换房屋补偿协议》（集体土地个人用），约定：1.乙方被搬迁房屋位于贵阳市，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结构为砖混、砖木、砖木，房屋建筑总面积368.21平方米，其中合法房屋建筑面积为231.05平方米（产权证面积／平方米），确权面积231.05平方米。2.上述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平方米。具体位置以本协议附件“单位平面图”标注为准；最终面积以产权部门核定为准，进行结算，多退少补。剩余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建筑面积为231.05平方米。3.两次搬迁费为4621元（231.05ｍ2×10元／ｍ2×2次）、临时安置费124767元（20元／ｍ2×231.05ｍ2×27个月）、室内装饰装修包干补偿费92420元（231.05ｍ2×400元／ｍ2）、室外附属设施补偿费111035.6元、室内设施补偿费4500元、搬家奖励费50000元、超标准建房的工料补助49377.6元（137.16ｍ2×360元／ｍ2）、超标准建房限时拆除奖励109728（137.16ｍ2×800元／ｍ2）、一次性奖励费用159728元。4.甲方应支付乙方的搬迁补偿费共计546449.2元，王飞龙于2019年10月15日全额领取该款，同日，王飞龙向李丹丹转账支付了546478.04元。2020年4月15日，付官村村委会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2年8月因道路工程需要对王明兴名下土地及房屋进行征收，由于王飞龙时年未满22岁未能取得户头，为尽量保证王家征收利益，经过三姐弟协商决定，由姐姐王飞燕、王春艳户头使用在房子上进行征收（王春艳签拆迁协议），所得征收补偿款21余万元，而王飞龙取得土地征收款30余万元。2012年底王飞燕、王春艳在付官村××新建住房。”被告王飞龙认可本案被征收的房屋系原告修建。被告李丹丹陈述只能证明原告在付官村修建了住房，不能证明修建了案涉被征收的房屋，且不能仅以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原告出资建房的依据。原告提交了2012年王春艳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协议、土地补偿款领取表、付官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王春艳签订补偿协议后领取拆迁补偿款213780.34元，二原告用该款于2012年修建了本案被拆迁的付官村狗场坡的房屋，王飞龙于2014年12月29日领取了土地征收补偿款329738.3元，王飞龙不具备修建房屋的经济条件，2014年后付官村的房屋屋面由国家资金统一进行外观改造，不存在李丹丹陈述扩建的部分。被告王飞龙无异议。被告李丹丹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用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修建了本案被征收的房屋，不能证明王飞龙的经济条件，亦不能依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说明已经进行了房屋改造。原告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出庭作证，证明案涉被拆迁的房屋系由原告修建。证人王某1陈述其系付官村村委会村民组长，第一套房屋被征收后，原告获得拆迁款，2013年以个人名义修建了案涉被拆迁的房屋，修建的房屋约200平方米，房屋修建好以后由原告一家人居住，原告在付官村只修建了一套房屋，房屋地面为水泥硬化，墙面为石木板。证人王某2陈述其与原、被告系寨邻关系，案涉被拆迁的房屋系原告在2014年之前修建，修建房屋时被告王飞龙年纪还小，二原告和王飞龙的父亲当时也过世了，原告在付官村只修建了一套房屋，即案涉被拆迁的房屋。被告王飞龙对证人证言无意见，认可房屋系原告修建。被告李丹丹认为证人陈述的房屋面积及资金来源没有证据证实，证人凭借原告及王飞龙的年长年幼来判断，有推断的情形，且证人陈述原告在付官村仅修建了一套房屋，与事实不符。被告李丹丹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1月11日李丹丹与案外人吴江签订的《房屋修建协议》，证明吴江为李丹丹修建位于付官村的房屋，面积约280平方米，总金额为68000元，约定修建的房屋系被征收房屋的扩建部分。原告认为吴江的身份信息、是否有修建资质无法核实，李丹丹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已经支付，该协议只能看出是双方约定修建房屋，不是扩建房屋。被告王飞龙陈述房屋在2019年扩建，是用王飞龙领取的土地补偿款扩建的。2.微信支付凭证及购货清单四张，证明李丹丹对被征收的房屋进行了装修，实际装修款约40000元左右。原告不予认可。3.离婚协议书复印件，证明王飞燕与其前夫离婚时就其位于付官村××组的安置房进行了分配，与证人陈述原告在付官村无第二套房屋矛盾。原告陈述王飞燕离婚分割的房产坐落于付官村××组，与案涉被拆迁的狗场坡的房屋无关。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付官村狗场坡的房屋系二原告于2012修建，房屋占地197平方米，修建了一楼，房屋修建后由二原告及被告王飞龙共同居住，2014年由国家统一为房屋加盖了二楼和尖尖顶，被征收的房屋面积包含尖尖顶，2018年被告王飞龙与李丹丹结婚，原告将该房屋借给二被告结婚用，交付给被告的房屋经过装修。被告王飞龙认可原告的上述意见。被告李丹丹陈述不清楚被征收的房屋原始修建情况，未参与修建，其与王飞龙结婚前房屋为水泥地、墙壁为三合板，李丹丹对房屋进行装修后双方结婚，后对房屋进行了扩建，原始房屋大概80平方米，李丹丹扩建了280平方米。被告王飞龙认可李丹丹陈述的装修情况，并陈述扩建部分在房屋被征收前已经由城管拆除。被告李丹丹陈述扩建未向相关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或报备，第三人陈述被征收的房屋不含违章建筑。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财产保全，经本院作出（2020）黔0111民初53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王飞龙、李丹丹名下价值人民币546499.2元的财产。上述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当事人陈述、产权调换房屋补偿协议、领款凭证、转账凭证、村委会情况说明及证明、证人证言、房屋修建协议、微信支付凭证及购货清单、离婚协议书复印件等证据在卷佐证，并已经庭审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王飞龙、李丹丹取得房屋拆迁补偿款546499.2元是否有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王飞燕、王春艳主张被拆迁的房屋系原告于2012年修建，被告王飞龙予以认可，被告李丹丹陈述其未参与修建房屋，且李丹丹与王飞龙系2018年11月登记结婚，综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案涉被拆迁的付官村狗场坡的房屋系由二原告修建，二原告有权获得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被告王飞龙以被搬迁人名义与相关部门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于2019年10月15日全额领取了补偿款546499.2元，王飞龙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本案原告。王飞龙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的行为均发生在与李丹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王飞龙在领取补偿款当日向李丹丹转账支付了546478.04元，故李丹丹应与王飞龙承担共同返还原告拆迁补偿款546499.2元的责任。被告李丹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案涉被拆迁的房屋进行了装修和扩建，原告亦不认可，且李丹丹陈述扩建未向相关部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或报备，被告王飞龙陈述扩建部分在测量前已经被城管拆除，第三人陈述被征收的房屋不含违章建筑，故对李丹丹辩称装修和扩建房屋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产权调换房屋拆迁协议》中未载明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建筑面积及具体位置，原告要求确认所有权的房屋并未进行产权初始登记，尚未形成有效的物权，故原告无权请求人民法院对尚未特定化的、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物权予以确权，对于原告要求确认《产权调换房屋拆迁协议》中确定的产权调换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判如下：一、驳回原告王飞燕、王春艳主张确认《产权调换房屋拆迁协议》中确定的产权调换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的起诉。二、被告王飞龙、李丹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飞燕、王春艳返还拆迁补偿款546499.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32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3253元，由被告王飞龙、李丹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怔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高现现书记员张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