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45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753544811H,住所地聊城市柳园路**。负责人：赵培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园，山东公明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建华，男，198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梁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超，梁山公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聊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冯建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2民初2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第六页认定，双方对“实习期”存在两种解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所使用的是“初次申领”，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所使用的是“初次申请”。很显然，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将国务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初次申领”进一步解释为“初次申请”和“增加准驾车型”两种具体情形。“初次申领”和“初次申请”虽一字之差，但含义完全不同，“初次申领”不仅包括“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而且包括“增加准驾车型后驾驶证”，即“增加准驾车型后驾驶证”也属于“初次申领”范畴。其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四条：“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可以申请准驾车型为城市公交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轮式自行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可以申请增加的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牵引车。”第十五条第二款：“（二）申请增加牵引车准驾车型的，已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三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大型客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由此可知，A1（大型客车）、A2（牵引车）、B1（中型客车）驾驶证只能通过“增加准驾车型后”取得，不能直接“初次申请”。因此，A1、A2、B1的实习期为初次申领（即增驾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12个月，即增驾后的12个月，没有争议。A2驾驶证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的免责约定完全符合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再者，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法律位阶共为五级，分别从高到低依次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一般来说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位阶高法优于位阶低法，从而位阶高的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位阶低的法。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规定性文件，其效力仅次于法律；而部门规章是国务院各部门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和颁布调整本部门范围内的行政管理关系，并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属于部门规章，2016年1月29日由公安部颁布，其中第74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上述规定明确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其实习期包含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不仅仅只有初次申领驾驶证后的12个月。位阶高于上述公安部部门规章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该条规定仅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正如前文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系行政法规，位阶低于法律，但是高于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结合具体规定同时也能看出，位阶高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并未与位阶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相矛盾。而且公安部制定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是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的法律性文件，并未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是对其管理和调整国家工作的进一步细化。就此，位阶高的法律文件并没有作出相反的法律规定，更谈不上否决该规定（公安部部门规章《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4条），故机动车驾驶证的实习期应为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驾驶证后的12个月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并非单一的初次申领驾驶证后的12个月。据此，冯建华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属于《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实习期，该驾驶行为仍然违反了禁止性规定。二、原审判决第六页认定“人保聊城公司未出具案外人莘县物流有限公司授权委托的代办人或经办人相佐证，不能证明人保聊城公司对投保人的负责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时，保险人对该条款应尽到提示义务。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保险公司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即可。本案中，关于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免赔条款已经以加黑、加粗的形式予以提示；上诉人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签章处有投保人公司的公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上诉人提交的车辆《投保单》。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部分，明确记载了：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投保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本人以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投保人进行了签章确认。投保人盖章确认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保险人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原审判决认定的“无授权委托的代办人或经办人相佐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根据被上诉人驾驶证记载，事故发生时处在实习期内。上诉人也已向投保人送达了保险条款，也对责任免除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相关责任免除条款对投保人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应当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冯建华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使用的免责条款，存在歧义，应做出不利于上诉人的解释。1、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使用的免责条款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第3款的引用，在该法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了实习期的含义，即“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第3款的“实习期”仅针对“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而言。结合法条字面含义及上下文理解，此处的“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亦仅指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而本案驾驶人冯建华初次申领驾驶的时间为2012年2月2日，“实习期”已过。2、《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第2款的“实习期”属于法律条文中规定的禁止性规定，但并未包括A2增驾的实习期。规定“增驾实习期”系《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该规定是公安部制定的关于指导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的部门规章，并非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因此，“增驾实习期不得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的规定并不属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3、本案事故发生时，被上诉人驾驶的机动车为“重型半挂牵引车”，而该半挂牵引车也只能牵引“半挂车”，而保险条款中载明的是驾驶的机动车牵引“挂车”的情形。“挂车”与“半挂车”显然也不是同一类型，而被上诉人对该项免责条款中的挂车理解的是单独的全挂车，与半挂车系两个载体，与保险人对于挂车的理解也产生了严重歧义，所以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解释，对于保险条款产生歧义有两种解释的，应做出有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解释。二、保险人未证明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内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于非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作为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应尽到法律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即除了在保险单、投保单和特别约定提示投保人注意外，保险人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做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真正了解保险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有关实习期的现行规定存在不一致，对于挂车和半挂车的理解也存在不一样的解释，故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明确说明义务比较其它免责条款更应告知的明确、详尽，即保险人应当将保险条款中的实习期到底系何种含义的实习期向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做出明确说明，如保险人只尽到提示义务，不能免除保险人相对应的保险责任。所以该条免责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免责条款，对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再根据保险法的不利解释原则，对于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做出有利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解释。在本案中，有关实习期的免责条款系保险公司所拟定，并非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而制定的合意条款，对于实习期的理解，依据现行规定存在争议，即使该条款对合同双方产生法律效力，但在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已将条款中的实习期已向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明确说明为包含“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和增驾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的两种实习期的含义时，该免责条款不能仅因为保险人履行了提示义务而免除保险人的商业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三、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所持的A2驾驶证，所对应的准驾车辆为牵引车，准驾车辆为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列车，被上诉人已经取得了A2机动车的驾驶证，已经说明驾驶人已经取得了与A2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的驾驶资格。如其在增驾后不能驾驶准驾车型车辆，则失去了增驾的目的和意义。A2驾驶证增驾实习期间，驾驶的机动车牵引挂车的处罚办法，其犯法行为记分中，一次记3分，属于交通违法中处罚较轻的违法行为，从违法记分的处罚中，也足以证实了A2增驾实习期间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的规定只是部门的规章规定，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的规定，所以，上诉人认为在订立的保险合同中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的规定做为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时，只需尽到提示义务，而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和本案的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举证的对其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所提交的证据也不具有客观全面性，因涉案被保险车辆系单位车辆，不但应有单位的公章，还需经办单位人员的签字，才可证明保险人尽到了提示义务。而在上诉人提交的欲证明其尽到了提示义务的证明中，明显缺少被保险人单位人员的签字，不能排除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人员为了收取相应的保费，而放任了自己对于保险免责条款应尽的责任，导致了对于其所使用的免责条款未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从而导致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未了解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且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没有有效的证据证实其所使用的免责条款已做为附件交付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以上诉人借此免责条款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冯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14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6日10时许，冯建华自行驾驶鲁Ｐ×××**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梁山县北外环由西向东行驶至水泊中路等红路灯准备左转弯时，与由北向南行驶的案外人任风荣驾驶的人力三轮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案外人任风荣经抢救无效死亡。本次事故经梁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勘查，认定冯建华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案外人任风荣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涉案鲁Ｐ×××**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登记车主为案外人莘县武阳物流有限公司，实际车主为冯建华，该车辆在人保聊城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1,000,000元），并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经梁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科调解，冯建华向受害人任风荣亲属支付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共计2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保险活动中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焦点问题为：一、人保聊城公司反驳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二、冯建华主张的各项赔偿数额是否合理合法。一、人保聊城公司反驳的免责事由是否成立。人保聊城公司反驳称冯建华属A2增驾实习期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根据商业保险条款和法律法规规定，属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责情形，其辩称依法不能成立。理由是：（一）关于实习期的理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12个月为实习期。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管运客车或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因上述两项规定出现在同一规定的同一条项下，应认定这两项规定是一个整体，即应理解为在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的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本案中，冯建华持有的准驾车型为A2的驾驶证处于增驾实习期内，并非上述规定中涉及的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12个月的实习期，因此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及人保聊城公司主张的保险条款约定的驾驶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的情形；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实习期”存在两种解读，应适用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二）从举证责任方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案外人莘县武阳物流有限公司虽在投保单中加盖了公章，但人保聊城公司未出具案外人莘县物流有限公司授权委托的代办人或经办人相佐证，不能证明人保聊城公司对投保人的负责人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应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冯建华主张的各项赔偿数额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冯建华主张死亡赔偿金634,935元（42,329元/年×15年）、丧葬费41,230.50元，人保聊城公司反驳称应按照2017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其反驳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事故发生时，受害人任凤荣65岁，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634,935元（42,329元/年×15年）、丧葬费37,562.50元（75,125元/年：2），超出部分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冯建华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5000元，但未能向法庭举证证明误工人员具体情况、误工时间及交通花费等实际情况，但考虑到受害人死亡后，受害人家属为处理丧葬事宜实际产生的误工和交通损失，该损失符合常理，依法应予以赔偿，一审法院酌定予以支持3000元；冯建华主张精神抚慰金10,000元，本次事故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其配偶、子女和整个家庭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和严重的精神创伤，对事故给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害，应予以抚慰，结合本案的案情、原被告过错程度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支持3500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冯建华驾驶鲁Ｐ×××**号车辆在人保聊城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1,000,000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支持的死亡赔偿金634,935元、丧葬费37,562.50元、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3500元，合计678,997.50元，均在保险责任限额内，依法应由人保聊城公司先行赔偿。人保聊城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3500元、死亡赔偿金106,500元，合计110,000元（已赔付）；冯建华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因受害人任风荣驾驶车辆为人力三轮车非机动车，一审法院酌定冯建华承担35%的事故责任比例、受害人任风荣承担65%的事故责任比例，冯建华主张人保聊城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140,00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另案外人莘县武阳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涉案鲁Ｐ×××**号车辆登记车主，其出具保险权益转让书，将涉案车辆保险权益转让给实际车主即冯建华，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冯建华保险金1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负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是上诉人应否免责。冯建华持有的准驾车型为A2的驾驶证处于增驾实习期内，并非《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中涉及的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12个月的实习期，因此并不符合该条规定及人保聊城公司主张的保险条款约定的驾驶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的情形。并且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对“实习期”存在两种解读情况下，应适用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李延存审判员 张 涵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闫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