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初3449号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民心路**祝锦大厦******。 代表人：陈海强，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淦、李益步，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路**iv> 法定代表人：姚素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潭海、陈家欣，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唐平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平度市云山镇驻地康德路**v> 法定代表人：杨洪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阳、王静，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银河大街财智中心**v> 法定代表人：叶河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姗、魏阳，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诉被告大唐平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平度公司）、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电物资集团）应收账款质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益步，被告沈阳华创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家欣，大唐平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阳、王静，中国水电物资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姗、魏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诉讼请求：1.判令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对沈阳华创公司质押给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的对大唐平度公司的应收账款3079万元享有优先受偿权；2.判令大唐平度公司向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支付其应付给沈阳华创公司的应付账款3079万元；3.判令沈阳华创公司和中国水利集团对大唐平度公司上述第2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大唐平度公司、中国水利集团和沈阳华创公司共同承担案件受理费等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实现质权的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9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债权人、质权人）与沈阳华创公司及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以下简称盾安控股）签订了编号为（330114）浙银高质字（2018）第00401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以下简称《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约定：沈阳华创公司以其享有的对包括本案大唐平度公司所涉应收账款在内的共18笔应收账款质押给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盾安控股之间的主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为908097297.9元；债权确定期间为2018年4月29日至2023年4月28日；《质物清单》中第“1-13项”和“1-14项”为沈阳华创公司与大唐平度公司（最终用户或买方）签订的编号为CDT-SDXNY-PD-E[2010]01的《大唐平度风电场一期工程37.5MW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37.5MW风机采购合同》）及《大唐平度风电场一期工程37.5MW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补充合同》（以下简称《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金额共3079万元。 2018年4月29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沈阳华创公司签署了编号为330114601800401-2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并于2018年5月2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登记证明编号×××97）。 《最高额质押合同》签署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债务人盾安控股签署了多份《借款合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向盾安控股发放了多笔借款。 2019年8月，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沈阳华创公司和债务人盾安控股签署了《债权确认书》，确认书明确：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债务人盾安控股之间的所有借款于2019年8月7日全部到期，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本息；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债务人盾安控股之间的所有借款均为《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担保范围；《最高额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于2019年8月7日确定；截至2019年8月7日的借款本金余额为8.4亿元，利息为39939354.17元。 2010年5月，沈阳华创公司（卖方）与大唐平度公司（最终用户）签订编号为CDT-SDXNY-PD-E[2010]01的《37.5MW风机采购合同》一份，约定沈阳华创公司向中国水利集团销售37.5MW（25台CC**-1500/82.DF）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合同总价16926.038万元，其中预付款10%，投料款20%，进度款50%，预验收通过后付10%款，质保期满后付剩余10%合同价款，付款约定为最终用户先向买方付款，而后买方向卖方电汇。且买方向最终用户遵循卖方所应向买方履行的相同的义务。同年7月，沈阳华创公司（卖方）与大唐平度公司（买方）签订《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一份，约定沈阳华创公司向大唐平度公司销售12MW（8台CC**-1500/82.DF）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合同总价5364万元，其中预付款10%，投料款20%，进度款50%，预验收通过后付10%款，质保期满后付剩余10%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沈阳华创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即33台套CCWE-1500/82.DF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交货义务，且前述货物均已通过240运行考核标准。沈阳华创公司向大唐平度公司共开具并交付了22230.84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大唐平度公司共向沈阳华创公司支付了货款19151.84万元，尚欠沈阳华创公司货款3079万元，已构成违约。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沈阳华创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并办理了质押登记，质权成立。截至2019年8月7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对债务人盾安控股享有的主债权本金为8.4亿元，利息为39939354.17元。大唐平度公司就《37.5MW风机采购合同》和《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拖欠沈阳华创公司货款3079万元。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起诉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起诉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支持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的诉讼请求。 被告沈阳华创公司对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起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均无异议。 被告大唐平度公司辩称：关于合同主体的问题。2010年5月26日，中国水电物资集团、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与沈阳华创公司签订了《37.5MW风机采购合同》。2010年7月14日，中国水电物资集团、案外人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青岛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华创公司）、沈阳华创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变更大唐平度公司风电场一期工程37.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主体单位的说明》，约定《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卖方由沈阳华创公司变更为青岛华创公司，原合同其他内容不变。此后，中国水电物资集团与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青岛华创公司以及大唐平度公司签署了《关于变更大唐平度公司风电场一期工程37.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约定《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最终用户由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唐平度公司。2011年，大唐平度公司与中国水电物资集团、青岛华创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就《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付款流程由原来的“最终用户向买方付款后，买方向卖方进行直接人民币电汇支付”变更为“由最终用户即大唐平度公司直接支付给青岛华创公司”。此外，2010年7月5日，大唐平度公司与青岛华创公司签订了《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根据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案涉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的登记情况为，2018年4月29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沈阳华创公司签订了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其中最高额质押合同的质物清单第13项和第14项所载明的均为沈阳华创公司与大唐平度公司签署的《37.5MW风机采购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显示，质押登记时间为2018年5月2日、出质人为沈阳华创公司的质押财产第13和第14项均为《37.5MW风机采购合同》。基于上述事实，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的证据无法认定其对《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进行过任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其诉称已对《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进行质押登记缺乏事实依据。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质物清单第13项和第14项均为《37.5MW风机采购合同》，征信中心的权属登记的也为《37.5MW风机采购合同》，因此只能认定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对《37.5MW风机采购合同》进行过质押登记，且应收账款权利主体与事实不符，无法认定其对《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进行过质押登记，其诉称的应收账款质权毫无事实依据。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沈阳华创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依法应认定涉及大唐平度公司的部分无效。如前所述，沈阳华创公司自2010年7月起，已不是《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合同主体。截至2018年4月29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沈阳华创公司签订质押合同时，沈阳华创公司对大唐平度公司根本不享有任何应收账款，无权进行处分。事实上，大唐平度公司成为《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合同主体，也是在卖方由沈阳华创公司变更为青岛华创公司之后，通过与青岛华创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实现的。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知道大唐平度公司为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不可能不知道沈阳华创公司已经不是《37.5MW风机采购合同》合同主体的事实，而《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是大唐平度公司与青岛华创公司直接签署的，与沈阳华创公司无任何关系。综上，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沈阳华创公司在明知沈阳华创公司不是合同主体，不享有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况下，签订案涉质押合同恶意质押应收账款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或第三人利益之合同无效情形，严重损害了作为合同实际主体的大唐平度公司与青岛华创公司的利益。因此，质押合同涉及前述两部分的采购合同，应认定为部分无效。 因办理质押登记的质押合同部分无效，案涉应收账款质权不成立，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无权向大唐平度公司主张案涉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权。根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三条规定，应收账款质押标的为债务人或第三人所合法享有的应收账款。如前所述，出质人沈阳华创公司并不享有对大唐平度公司的应收账款，而且案涉质押合同部分无效，质押合同系办理质押登记的依据，该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登记的应收账款质权自然也不能成立，本案涉及大唐平度公司的案涉应收账款质权不成立，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不享有案涉应收账款质权，无权向大唐平度公司主张对其享优先受偿权。综上，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无法证明其对《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进行过质押登记，且其与沈阳华创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质押合同部分无效，且该无效部分合同登记的应收账款质权不能成立，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无权主张优先受偿权，更无权要求大唐平度公司直接向其支付该部分款项。 被告中国水电物资集团辩称：关于事实部分，中国水电物资集团的意见和大唐平度公司基本是一样的。第一份37.5兆瓦风机发电采购合同，中国水电物资集团2010年参与了签署，当年卖方就已经从沈阳华创公司变成了青岛华创公司。关于12兆瓦的风机采购合同，中国水电物资集团始终没有以任何身份参与过这份协议的签署。基于上述的事实，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对中国水电物资集团的所有诉讼请求都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具体的理由如下：第一，关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是否享有本案质权的观点，跟大唐平度公司的意见基本一致。简言之，无论是37.5兆瓦风机合同项下，还是12兆瓦风机合同，沈阳华创在2018年签署质押协议并办理所谓的质押登记的时候，都已经不是这两份协议的，当事方沈阳华创公司不是卖方，不享有任何的权利。第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包括沈阳华创公司在做质押登记的时候，所谓的应收账款对应的采购合同登记的信息是错误的，质权并没有设立，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不享有所谓的质权。第三，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要求中国水电物资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也是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87条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但是在本案37.5兆瓦风机采购合同当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水电物资集团要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法律也没有规定就本案情形中国水电物资集团要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不享有本案质权，无权要求中国水电物资集团承担连带责任。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8年4月29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债权人、质权人）与沈阳华创公司及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务人，以下简称盾安控股）签订了编号为（330114）浙银高质字（2018）第00401号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合同约定：沈阳华创公司以其享有的对包括本案大唐平度公司所涉应收账款在内的共18笔应收账款质押给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盾安控股之间的主债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为908097297.9元；债权确定期间为2018年4月29日至2023年4月28日；《质物清单》中第“1-13项”为沈阳华创公司与大唐平度公司签订的编号为ＣＤＴ-ＳＤＸＮＹ-ＰＤ-Ｅ［2010］01的《37.5ＭＷ风机采购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评估价值为2316.6万元；“1-14项”为沈阳华创公司与大唐平度公司签订的编号为ＣＤＴ-ＳＤＸＮＹ-ＰＤ-Ｅ［2010］01的《37.5ＭＷ风机采购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评估价值为762.4万元。两项金额共计3079万元。《最高额质押合同》同时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质物价值非因质权人原因减少的，出质人应当恢复质物的价值或提供经质权人认可的与减少价值相当的担保。2018年4月29日，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沈阳华创公司签署了编号为330114601800401-2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并于2018年5月2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登记证明编号×××97）。 《最高额质押合同》签署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债务人盾安控股签署了多份《借款合同》，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向盾安控股发放了多笔借款。2019年8月，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与沈阳华创公司和债务人盾安控股签署了《债权确认书》，确认书明确：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债务人盾安控股之间的所有借款于2019年8月7日全部到期，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本息；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和债务人盾安控股之间的所有借款均为《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担保范围；《最高额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于2019年8月7日确定；截至2019年8月7日的借款本金余额为8.4亿元，利息为39939354.17元。 二、2010年5月，沈阳华创公司（卖方）与中国水电物资集团（买方）、案外人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最终用户）签订编号为CDT-SDXNY-PD-E[2010]01的《37.5MW风机采购合同》一份，约定沈阳华创公司向中国水利集团销售37.5MW（25台CC**-1500/82.DF）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合同总价16926.038万元，其中预付款10%，投料款20%，进度款50%，预验收通过后付10%款，质保期满后付剩余10%合同价款，第20条约定付款流程为最终用户向买方付款后，买方向卖方电汇。2010年7月14日，沈阳华创公司、中国水电物资集团、案外人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与青岛华创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变更大唐平度公司风电场一期工程37.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主体单位的说明》，约定《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卖方由沈阳华创公司变更为青岛华创公司，原合同其他内容不变。中国水电物资集团与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大唐平度公司与青岛华创公司签署了《关于变更大唐平度公司风电场一期工程37.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最终用户由大唐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唐平度公司。2011年，青岛华创公司与中国水电物资集团、大唐平度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就《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付款流程由原来的“最终用户向买方付款后，买方向卖方进行直接人民币电汇支付”变更为“由最终用户大唐平度公司直接将货款支付给青岛华创公司”。 三、2010年7月，案外人青岛华创公司（卖方）与大唐平度公司（买方）签订《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一份，约定沈阳华创公司向大唐平度公司销售12MW（8台CC**-1500/82.DF）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合同总价5364万元，其中预付款10%，投料款20%，进度款50%，预验收通过后付10%款，质保期满后付剩余10%合同价款。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及当事人提交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相关借款合同、《债权确认书》、《37.5MW风机采购合同》《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关于变更大唐平度公司风电场一期工程37.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主体单位的说明》《关于变更大唐平度公司风电场一期工程37.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大唐平度风电场一期工程37.5MW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补充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应收账款可以出质。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主张行使沈阳华创公司2018年出质的《37.5MW风机采购合同》及《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项下的应收账质权，前提是出质人沈阳华创公司就该两份合同对大唐平度公司享有应收账款权利。而根据查明的事实，2010年5月《37.5MW风机采购合同》订立时，大唐平度公司并不是合同当事人；该合同的出卖方已于2010年7月由沈阳华创公司变更为青岛华创公司，最终用户变更为大唐平度公司，且合同当事人于2011年将付款流程变更为“由最终用户大唐平度公司直接将货款支付给青岛华创公司”。据此，合同变更后，沈阳华创公司并非《37.5MW风机采购合同》的当事人，沈阳华创公司就该合同对大唐平度公司并不享有应收账款债权。同样，《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系青岛华创公司（卖方）与大唐平度公司签订，沈阳华创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就该合同对大唐平度公司亦不享有应收账款债权，且《37.5MW风机采购补充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并未在征信机构办理质押登记。综上，出质人沈阳华创公司就该两份合同对大唐平度公司并不享有应收账款权利，其以该两份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向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出质，依法不产生法律效力。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请求行使质权，并请求沈阳华创公司和中国水利集团对大唐平度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5750元、保全费5000元，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朱晓阳 审判员 祖 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