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14369号原告：康利，男，196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强，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摩玛大厦****。负责人：刘泽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龙，男，汉族，1974年8月15日出生，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慧，女，土家族1992年4月26日出生，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刘集福，男，1963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靳志超，男，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康利（以下称康利）与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称国信朝北营业部）、被告刘集福、被告靳志超（以下称靳志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强，被告国信朝北营业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云龙、李俊慧，被告刘集福，被告靳志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国信朝北营业部、刘集福、靳志超连带返还股票出售款及赔偿损失，具体为2010年12月3日的股票价值166843．19元及国信朝北营业部、刘集福、靳志超未偿还所产生的相应利息（应当自2010年12月3日之日起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166843．1为基数）。事实和理由：康利于1994年通过公开申购的方式，购买了2500股王府井百货大楼股票，股金金额20000元，发行费金额2250元，共计花费22250元。康利在国信朝北营业部开立股票资金账户，后康利查询股票帐户时偶然发现，康利名下的王府井百货大楼股票在康利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挂到刘集福的股票账户名下，且刘集福已将康利的股票全部卖出，股本金及红利等收益全部被刘集福占有。在此之前，康利与刘集福并不相识，也无任何经济往来。康利认为，涉案的股票在康利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刘集福及靳志超卖出，本金及红利被刘集福及靳志超占有。已侵犯了康利的财产权益，刘集福承担赔偿责任，国信朝北营业部负有保障康利股票交易安全性的义务，未尽到义务导致康利财产权益受到侵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国信朝北营业部、刘集福、靳志超侵犯了康利的财产权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国信朝北营业部辩称：不同意康利的诉讼请求，康利的账户下挂在刘集福账户是康利的真实意思表示。靳志超是康利的代理人，其代理行为与本公司无关。1．康利对于其账户下挂在刘集福资金账户下是知情的，他的股票被刘集福代理人靳志超卖出，与国信朝北营业部无关，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1997年4月15日，靳志超作为刘集福账户的代理人，将康利账户下挂到刘集福资金账户下，届时康利账户持有2200股王府井股票，根据靳志超2010年10月27日作出的情况汇报，康利与靳志超一起到国信证券呼家楼营业部开户，康利自己办理的开户手续，康利开户是其自己知晓并且办理。根据靳志超与刘集福2010年10月20日作出情况汇报，靳志超将康利账户下挂到刘集福的资金账户下的情况告知康利，根据证据3康利的开户申请表填写完整，与证据1的股东卡内容吻合。根据证据1康利于1994年已经开户，后于1997年转户至我处，也可以证明其对其账户被下挂到刘集福账户下是知晓的。另外，自康利的股票从1997年被下挂到刘集福账户，到2004年其股票被卖出，8年之久，康利置其账户不理不符合常理。当康利发现到期股票被卖出后，立即找到我们，证明其知晓其账户在我处。综上，康利所称其王府井股票在不知情情况下下挂在刘集福账户下是不成立。并且八年之后，靳志超才将康利的股票卖出，可以推断康利与靳志超有委托代理协议并且事实上有委托代理关系，否则靳志超很有可能在1997年账户下挂之后就将股票卖出。另外，在某个投资者的资金账户名下下挂多个账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普遍现象，且未违反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2004年8月12日，靳志超将康利持有的王府井股票3327股（2200股经过分红和送股后变更为3327股）股票全部卖出，卖出金额16705．35元，资金留存于刘集福资金账户中，有证据4为证。根据监管部门对不合格账户的清理要求，2007年3月26日，我方按照规范受理了刘集福撤销资金账户名下下挂康利账户的申请，有证据5为证。此后，刘集福的账户为规范账户。第二，我方为了保护康利的利益，对刘集福账户作出了限制，为了解决康利与刘集福、靳志超之间的纠纷，我方一直从中间进行协调，力争促成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康利的利益不受损，不存在损害康利财产权益的故意。2010年初，康利到我方处投诉称其股票被他人卖出，鉴于康利所述涉嫌违法犯罪，为维护合法权益及避免康利后续向我方追索，我方于2010年1月22日对刘集福的账户进行了资金转出限制，但未限制其交易，并要求其与康利尽快解决纠纷，根据靳志超与刘集福2010年10月20日作出的情况汇报可见，为了解决康利与刘集福、靳志超之间的纠纷我方曾多次与康利沟通，并要求刘集福、靳志超尽快解决纠纷，二人也表示在遵循国家法律的情况下尽快解决，但至今仍未解决。康利于2010年即知道其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在长达8年之久的时间，都不向刘集福、靳志超追索，我方为了康利利益，仍对刘集福账户作出限制，以保护康利的权益，康利反而向我方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情于理都不应该。第三，康利的财产权益受损都是因为刘集福及靳志超的故意行为导致，我方与刘集福之间的纠纷与康利无关，我方已经履行证券公司保障客户交易安全的义务，不应承担赔偿义务，靳志超作为刘集福账户代理人，卖出其资金账户下股东账户内的股票是符合当时证券交易的规则，根据刘集福于1997年3月3日对靳志超的授权，从事证券交易及相关业务，有证据2为证。该授权范围包括了下挂第三方账户以及卖出股票，至于康利主张靳志超卖出王府井股票的行为侵害其财产权益，康利应该向刘集福及靳志超主张赔偿，我方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康利的财产权益受损皆因刘集福及靳志超故意行为导致，我方不存在损害康利财产权益的故意，并未造成康利任何损失而且我方基于善意保护康利利益长达8年之久，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康利全部诉讼请求。刘集福辩称：一、当时股票买卖并非本人操作而是由本人的股票代理人靳志超全权完成，本人不知晓。二、没有国信朝北营业部的同意和许可，别人的股票不可能挂到本人的账户下。三、康利应当如实向法庭陈述开户手续。四、本人于1997年3月3日授权靳志超作为本人代理人从事证券交易及相关业务，后本人不再过问该账号股票操作事宜直至2004年11月11日双方结束授权期并对该账号进行交接，而且在交接时点该账号中无康利称的王府井百货大楼股票，也即无债权债务问题。五、本人账号中的股票是由本人或本人股票代理人全权操作的，根本无需通知其他人，故康利诉本人擅自卖出不成立。六、提请法院考虑法律诉讼的时效性问题。七、在整个过程中，康利具有欺诈行为。开户的事情康利是知晓的。康利曾经向朝阳刑警报过案，申请法院去调取刑事卷宗。我要求国信公司说明康利账户为何挂在刘集福账下，挂户的依据是什么。证券公司是否已经提供了所有的开户资料。靳志超辩称：不同意，康利完全知晓并同意开户情况，是他本人去开的户。开户首先要由证券公司给康利一个资金账号，他要签订一个第三方资金托管协议，刚才证券公司也说明了康利何时去开的户，康利开户手续是完备的。国信公司应当有开户全部手续，国信公司提交的开户手续不全。1997年就应该有第三方托管协议及资金账户，所以从证券行业管理规范上来说，康利开户时应当向证券公司将上述情况完整要求其告知。康利已经开户，证券公司却没有给其办理资金账户，也没有办理第三方托管协议，所以基于开户的问题，是康利与证券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我和刘集福没有任何关系。国信前身是深国投，当时康利在呼家楼交通支队负责当地治安，所以康利就在那开户，在开户过程中国信怎么和康利怎么讲的是事实。所以康利在国信开户时手续不完备，这是康利和国信自己的问题。我认为此案和我和刘集福没有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就本案康利的证券账户的开户过程，国信朝北营业部向本院提交1996年9月3日刘集福的《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开户申请表》、1997年4月15日康利的《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开户申请表》、2010年1月15日康利的《开户申请表》。康利不认可1997年4月15日申请表中“康利”签字的真实性，主张当时其未去现场进行开户，当时确实把股东材料、身份证等相关办理材料交给过靳志超，但不是让靳志超去开户，只是为了查询账号里的股票情况，康利把手续给了靳志超后，大约过了一周就将手续还给康利，并且告诉康利股票帐户内股票一切正常，靳志超并没有告诉过康利挂户的情况。靳志超称，当时是我陪他本人去挂的户，具体在哪里签字我也记不清了，是康利自己跟证券公司谈的，我记得当时是有签字的，但签在哪我记不清了。国信朝北营业部称，当时确实是康利和靳志超到场，挂靠是否是康利和证券公司谈的不清楚，但是康利二字确实是康利签的。康利申请对1997年4月15日康利的《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开户申请表》上“康利”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20]文鉴字第2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上的“康利”签名字迹与样本1至9上的康利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本案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该鉴定意见。康利预交鉴定费3300元。关于康利的证券账户下挂在刘集福的账户之下问题。国信朝北营业部称：当时这种情况叫拖拉机账户，当时是允许的，后来国家开始清理这个下挂账户，我们就通知主账户的人，把账户进行清理，这是监管要求。1997年3月3日，刘集福与靳志超签署《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营业部证券业务授权契约书》，刘集福授权代理人靳志超代理其从事证券交易以及相关业务。2007年3月26日，刘集福填写《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呼家楼营业部转托管及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载明：销下挂办账户。原告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2010年康利举报靳志超诈骗一案的案卷材料。本院依法出具调查令，调取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外事队卷宗材料。该卷宗材料包括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北京市公安局接受案件回执单、呈请延长初查期限报告书、呈请调取证据报告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询问笔录、相关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卷宗部分内容如下：1．接警时间为2010年11月20日。2．2010年11月20日与康利的询问笔录中，康利陈述，到了1997年左右，我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这个叫靳志超的人，在一次我们俩闲聊中，他说他是在中信公司搞证券的，我才想起我自己还有股票呢，已经好几年没处理过了，我就对靳志超说明了我的股票情况，就让他帮我看看我的股票帐户是否一切正常，他当时同意了，并从我手中拿去了相关的手续。有我的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购买王府井股票的收据，过了大约有一周的时间，靳志超找到我并将从我这里拿走的手续都还给了我，并对我说你账户中的股票都正常，可以正常操作，没有问题，让我放心，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也就踏实了。又将股票的事放一边了，和这个靳志超也就逐渐没有往来了，时间到了2010年初，我和其他朋友又聊到了股票的事，我就委托朋友帮我查看一下，我的股票不知如何转到了靳志超的账户中，并已被他卖了，这些情况，我根本就不知道。3．2010年11月24日与国信证券北京有限公司员工兰琼的询问笔录中，兰琼陈述，1997年康利曾在我公司开户，帐户内有2200支王府井股票，同时将该账户并入到刘集福的帐户内。并入账户就是交易时使用刘集福的资金账户，使用刘账户的交易密码，当时刘集福的账户内只有刘自己和康利的两个人的股东卡，靳志超有权力操作刘集福的自己账户，是有授权书的。开户必须是本人持本人的证件来办理，并户是授权人可以持他人的证件来办理。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是国信证券有限公司的前身。4．2011年10月26日与刘集福的询问笔录中，刘集福陈述，在我重新开户时，原来靳志超用的我的账户里还有一支股票，具体名字忘了，后来靳志超让我把那支股给卖了，卖后我把钱提出来给了靳志超，大约是1万多块钱，当时他还给我打了这么一个收据。办案人员询问：靳志超对你讲过这支股票是谁的了吗？刘集福答：他说是他买的。大约在2010年左右，靳志超曾经给我打过电话说，原来他用我的账户为别人操作过股票，后来他把股票买了，想把钱给那个人送去，但是那个人换单位了，联系不上了。5．2011年11月6日与靳志超的询问笔录中，靳志超陈述，大概十五年前的时候，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康利，那时知道他是呼家楼交通队的警察，后来康利说他想开户炒股，让我帮忙开户，然后当天去的呼家楼国信证券营业部开的户，当时是我和康利一起去的，他本人也带齐了各种证件，开户之后，过了几天我发现康利的账户是与刘集福的账户在一起，刘集福与我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他委托我做股票，当时我也没在意，这时康利账户上好像是有三千多股的王府井原始股票，之后这些股票始终在账户上，过了大概半年至一年左右时，我卖了100股康利的王府井，因为两个人同时在账户上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可以卖一点儿试一下操作情况，我操作后发现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没再操作过，之后几年中，康利去了几次呼家楼营业部看他的股票，他还怨我不卖他的股票，我也没过多解释，最后一次他来找我，让我把他的股票全卖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我认为不错的价位，就把他的股票全买了，提出现金后，是2万多元，我就拿着钱去东外交通队找他，但当时东外的民警说康利调走了，我因为也没有他的电话，这事就又搁下了，一搁又得三四年，到了2008年的时候，康利去营业部问他股票怎么没了，后来康利给我打的电话。警官询问，你与康利一块去呼家楼国信开户时，是否知道康的账户挂在刘集福的名下？答：不清楚，我也是事后在电脑上发现的，我发现后还问过营业部方面，营业部的人说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这么做的，因为这么做是不用排队等候的，我当时与营业部方面很熟。6．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呼家楼北街营业部出具《关于康利账户下股票、资金的情况说明》，载明：1．1997年4月15日，康利账户下挂到刘集福的资金账户下，当日账户中有王府井（600859）股票2000股；2．如上述2000股未被任何操作、处置，则截止2010年11月25日，康利账户中应该剩余王府井（600859）股票3484．8股，从1997年4月15日至今，该股份分红利5243．74元。以2010年12月2日收盘价46．37元/股计算3485股王府井总值人民币：161599．45元。因此，资产最终合计为166843．19元。详细计算过程见附表。副表说明1、计算假设前提：股票一直持有至今。另查，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呼家楼北街营业部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曾用名。康利向本院提交《申请书》，申请对其持有的王府井股票在2007年6月25日的股票价值进行评估。本院认为，股票价值有明确的开盘价及收盘价，不属需要进行评估的事项，本院对康利该评估申请不予准许。关于康利持有的王府井股票的历年分红、送股等产生的股票价值，刘集福账户********-20171024间王府井股票操作记录、关于查询康利账户证券持有变动记录的《事业部工作报批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国信朝北营业部出具的康利账户交易信息等证据，主张康利的证券账户下挂到刘集福账户后，1997年4月15日，康利账户持有王府井股票2200股，1997年4月21日，卖出王府井股票100股，税后收入1478．52元。后经多次分红、送股，2004年8月12日卖出全部3327股王府井股票，税后收入16627．19元。自账户下挂之日起截止至2004年8月12日全部卖出康利持有的王府井股票期间，分红金额为税后1427．45元，两次卖出股票金额合计为18105．71元。康利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应以公安卷宗中《关于康利账户下股票、资金的情况说明》为依据，国信朝北营业部称，那张表是估算的，现在我方有明确的依据，应当以我这次提交的情况说明为准。靳志超认可康利下挂在刘集福资金账户下的王府井股票是由其卖出的，但对于具体卖出的时间记不清了，对于分红送股均不知情。刘集福表示其与靳志超签订了委托股票交易代理手续，对于股票的买卖情况不知情，康利是有明显欺诈的行为，其对分红送股的事情也不知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康利的证券账户下挂在刘集福的证券账户下，在1997年4月15日下挂账户时，该账户持有的王府井股票应属康利的合法财产，其他当事人不应予以侵犯。2004年8月12日，该账户中的王府井股票经靳志超操作卖出，靳志超应当将此时该账户中归属于康利的所有分红所得现金及股票出卖所得现金交予康利。经本院核算，自账户下挂之日起截止至2004年8月12日全部卖出之日，康利所持王府井股票分红金额为税后1427．45元，两次卖出股票金额合计为18105．71元。国信朝北营业部关于康利持有王府井股票的分红数额、股票出卖数额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与19990101-20171024间王府井股票操作记录、王府井股票历年分红情况均可以吻合，本院予以采信。康利主张应当采信《关于康利账户下股票、资金的情况说明》，但该表中的计算数额显然与19990101-20171024间实际发生的王府井股票操作记录相冲突，故本院对康利该主张不予采信。因康利账户下挂于刘集福账户之下，故康利所持股票的分红收益及出售股票所得现金均会进入刘集福自己账户中，刘集福应将该现金支付康利，其未能及时给付康利，应向康利支付该现金产生的相应孳息。康利所持股票全部卖出之日起，刘集福即应将全部康利应得款项支付康利，康利要求刘集福向其支付股票价值产生的相应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照相应法律规定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关于康利要求应当计算2010年12月3日的股票价值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故康利的财产损失应当以股票出售时的市场价值计算，康利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靳志超、国信朝北营业部是否应连带赔偿康利财产损失一节。第一，靳志超是康利王府井股票被卖出的实际操作人，其直接导致了康利的王府井股票被卖出，故康利请求靳志超赔偿其因王府井股票被卖出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第二，经司法鉴定，康利的开户申请表中“康利”签字非本人所签，国信朝北营业部在诉讼中坚持认为开户申请必须本人到场，而开户申请表中非本人签字、国信朝北营业部中未保存其他康利本人到场办理相关材料等事实，足以证明国信朝北营业部在康利证券账户下挂至刘集福账户的整个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管理漏洞及过错，其该管理漏洞对于靳志超最终卖出康利股票的行为存在过错及因果关系，其应对刘集福、靳志超应承担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康利证券账户下挂至刘集福的证券账户的时间为1997年，各方当事人对当时下挂账户的具体情形陈述不一。康利虽主张其对证券账户下挂在刘集福账户下不知情，但据康利所述，康利1997年实际将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购买王府井股票的收据交予靳志超，大约有一周时间后靳志超才将上述材料返还，康利陈述其直至2010年才想起去查询该股票，本院认为，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康利对自己持有的股票不闻不问于情理不合，其关于将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购买王府井股票的收据等重要资料交予靳志超仅用于查询亦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康利所主张的其对证券账户下挂于刘集福账户下不知情、靳志超未经其允许将其股票卖出实难采信。据此，康利要求刘集福、靳志超、国信朝北营业部赔偿截至2004年8月12日的股票价值及相应利息之外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被告刘集福、被告靳志超连带支付原告康利股票价值19533．16元及相应利息（以19533．16元为基数，自2004年8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被告刘集福、被告靳志超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康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鉴定费3300元，由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被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北路证券营业部、被告刘集福、被告靳志超负担59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原告康利负担4459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震霄人民陪审员  杨 晨人民陪审员  周建菊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詹焕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