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12民初4529号 原告：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龙泉驿区分公司，营业场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翠柳街166号。 负责人：陈迅，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江珂，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思，女，该公司员工。 被告：郑海涛，女，198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懿，北京东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安文，男，1976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懿，北京东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龙泉驿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物业龙泉分公司）与被告郑海涛、王安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科物业龙泉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江珂、张俊思和被告郑海涛、王安文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科物业龙泉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退还原告租金23208.48元，并以23208.48元为基数，自2020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至退还租金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1日，原告与成都万科龙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由原告承租该公司位于成都市万科金色城品4号楼1层5号商铺。2016年10月28日，二被告与成都万科龙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该商铺；同日，原告、被告及成都万科龙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三方一致同意《租赁合同》及其附件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二被告。2017年1月1日，原告就租赁该商铺与二被告签订《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2019年7月1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租金108625.44元。后因原告业务调整原因，于2020年2月18日向二被告发送《解约通知函》，通知《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于2020年2月29日终止，原告向二被告支付违约金13000元，二被告退还原告扣除违约金后的剩余租金23208.48元。2020年2月22日，原告回函称拒绝退还租金。原告于2020年2月25日搬离该商铺。后原告多次催促二被告退还租金，二被告均拒绝履行，望判如所请。 郑海涛、王安文辩称，原、被告双方仍存在租赁关系，原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地支付租金。第一，双方签订的《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是原告提供的格式文本，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了商铺的经营人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退租或转租须经被告同意，而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原告退租，原告发出的《解约通知函》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仍然有效。第二，原告依据的合同第九条第三款第二项的规定，即“租赁期间，如甲方提前退租情况，需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万叁仟元作为违约金”，该条不能作为原告方享有单方解除权的依据，因为双方并没有设立单方解除权的合意，该条文约定在“违约责任”中，而没有约定在“权利义务”中，并且该条文并没有约定原告支付违约金后合同是否随即解除，因为该合同系原告方提供的格式文本，应作不利于原告的解释，该条应理解为“甲方单方面提出退租的，构成违约，应当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同时，合同继续履行。”第三，原告在起诉状中承认是因“自身业务调整”主动违约，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除非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通常只赋予合同关系的守约方，违约方并不享有解除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0月28日，二被告与成都万科龙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位于龙泉驿区××路××号××栋××层××号××房，二被告现已取得该商铺的不动产权证。后原告作为甲方，二被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甲方承租使用乙方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栋××层××号商铺，建筑面积58.78平方米，租赁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商铺的经营人只限于本合同书的甲方，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退租或转租的，须经乙方同意后方可执行；租金标准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年租金108625.44元，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的年租金114268.32元，从2017年7月1日开始租金为年度支付方式，双方约定提前15天交纳下次房租。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部分约定：租赁期间，乙方如转让本租赁物业，但前提不影响甲方租约履行，如因转让关系或其他原因影响到本合同租赁关系履行，则按下述情况处理：1.本合同租期内，乙方出现影响本租约履行的情形的，需提前叁个月知会甲方，且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人民币伍万元作为违约金，乙方出售此商铺后如未影响本租约的正常履行的，无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租赁期间，如甲方提前退租情况，需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万叁仟元作为违约金，但在征得乙方同意后，甲方可对剩余租期进行转让（如有转让费收入，则由甲乙双方各享一半），由乙方与新承租户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如未影响乙方租期内正常租金收益的情况下，乙方应不收取甲方违约金。 2019年7月10日，原告向郑海涛支付了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租金108625.44元。2020年2月21日，原告向郑海涛邮寄了《关于终止的通知函》，函件载明：我方因受近期疫情影响导致业务无法正常开展等原因，现非常抱歉的通知您们，我方与您们签订的《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于2020年2月29日终止，租金及水电、物业管理费均结算至2020年2月29日；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我方目前已向您们支付了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共计108625.44元，请您们将截至2020年2月29日后的剩余租金于收到本函件之日起15日内退还至我方下列指定账户。2020年2月22日，郑海涛书面回复原告，双方在交次年房租时可就2020年2月的房租进行协商，合同期满后，可按商铺周边价格进行调整，希望能长期合作，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并拒绝退还租金。原告于2020年2月25日从案涉商铺搬走，将商铺的钥匙交给了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并且通过微信告知了郑海涛，二被告拒绝去领取案涉商铺的钥匙。原告曾于2020年5月12日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向本院起诉二被告，后因原告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裁定该案按原告撤诉处理。 上述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还有《商品房买卖合同》《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关于终止的通知函》《付款单》、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合同是否已经解除。首先，原告是否享有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根据《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的约定，原告提前退租，需征得二被告的同意后方可执行。该合同第九条约定，原告提前退租，需向二被告支付违约金13000元。根据前述约定，原告若提前退租，必须经过二被告同意，据此可以确定原告不享有合同约定的单方解除权，合同第九条只是关于违约金标准的约定，并没有赋予原告合同单方解除权。其次，原告是否享有法定的解除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三条“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在适用法律时，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大小，按照以下规则处理：（一）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依法适用不可抗力的规定，根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程度部分或者全面免除责任。当事人对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损失扩大有可归责事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主张其尽到及时通知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二）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本案的案件情况，本案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合同目的是占有、使用案涉房屋。新冠肺炎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并不会当然导致租赁的房屋不能占用、使用。原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了商铺的经营，但该因素只是影响租赁合同的履行，并不导致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若原告认为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可以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等，原告并无权直接通知被告解除租赁合同。综上，原告向二被告发出《关于终止的通知函》不能导致《金色城品商铺租赁合同》于2020年2月29日解除，对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租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龙泉驿区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91.5元，由原告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龙泉驿区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贤云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