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33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靖江市鸿通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骥江西路**。 法定代表人：郭芳玮，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市鸿通泰服饰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五里镇南门205国道旁/div> 法定代表人：郭芳玮。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芳玮，男，1967年11月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以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来峰，江苏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柯桥浩里源纺织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北市场******/div> 法定代表人：张其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焕军,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靖江市鸿通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服饰有限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郭芳玮与被上诉人绍兴柯桥浩里源纺织品有限公司（浩里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108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郭芳玮、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来峰、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焕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郭芳玮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高江波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有作伪证嫌疑，干扰司法秩序，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其相应处罚。高江波在法庭上的证词以及回答原一审被告及审判人员的提问时，有诸多自相矛盾或不合常理的地方，明显是在说谎。具体如下：矛盾一：从付款申请单格式来看，根本没有需要高江波签字的地方，只在最下一栏有财务人员和总经理签字的栏目，实践中除了具有审批权的领导可能在单据上任何地方签字，而高江波不具有审批权，仅有申请权。显然高江波的签字是别有用心，不符合常理。矛盾二：当上诉人在一审中询问高江波为何复印了涉案付款申请单，高江波称平时复印是习惯，并且自称手上有8份、10份左右，但当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法庭向高江波调取其所称的其余复印件时，其又当即改口说没有，这种明显撒谎行为不符合对证人如实回答问题的要求，明显不诚信，这是第一处撒谎。矛盾三：一审中，高江波称和被上诉人进行了对账，但经上诉人以及审判人员多次要求其说明对账过程时，高江波与被上诉人均不能作出具体说明，甚至连最起码的事实要件即时间、地点、地点人员、何种方式对账等均不能作出说明，实在是不合常理!按常理，如果高江波确实进行了对账，任何一个人都会很清楚地说明一个对账的过程，哪怕是大致的对账过程，可惜高江波作证时，对于如何对账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份还到上诉人公司进行对账，虽然没有对账成功，但至少说明双方至今为止并没有进行一个成功的对账，反证了涉案付款申请单所附的“账单”并不是双方对账的结果。因此证人和被上诉人称进行过对账明显是撒谎，而这个恰是本案关键之所在，这是第二处撒谎。矛盾四：如果高江波能够客观陈述事实，我们尊重一切法律事实。但本案中，高江波在职期间，违反信用原则与商业道德，经营与上诉人公司相同的业务，甚至客户混同，上诉人发现情况后高江波即从会议现场借故离开，，从此不再上班，也未办理任何交接手续，2019年7月份三方对账时的激烈争吵，以及高江波从深受公司信任的职员身份，转而倒戈变为对上诉人不利的证人身份，可见高江波与上诉人公司矛盾之重!结合上述证人明显撒谎懒散，可见其作证时带有主观偏见，从而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不排除其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视上述诸多矛盾而不顾，仅认为高江波负责业务就认为证言可供参考，明显太过草率，天变一时，人变一刻，何况证人与上诉人有很深的矛盾，因此，应该用唯物辩证的眼光结合法律事实来确定证人证言是否能够作为定案依据，结合本案事实，很显然高江波证言不能让人信服，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对于录音，应作为定案依据。录音时间节点(约数)1分56秒、5分00秒、27分38秒、28分40秒、35分55秒、36分08秒、37分35秒、39分25秒、43分26秒、46分32秒、48分03秒，是被上诉人老板及老板娘的谈话内容，证明截止目前为止，双方并未真正对过账，这也与庭审时被上诉人和证人均无法对如何进行对账向法庭陈述的原因之所在!录音材料客观的还原了事实真相，证明了付款申请单中所附的对账单并不是建立在双方对账的基础上。有力证明了被上诉人以及证人在法庭中陈述“双方对过账”这个观点是虚假陈述。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录音仅能反映郭芳玮与高江波存在争议，另一方面认为录音能够反映被上诉人与郭芳玮未对涉案货款进行核对，但在此认识基础上却又将录音证据定性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明显自相矛盾。 三、关于一审中的证据10，即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随机抽取的付款申请单及销售码单等，是作为间接证据来证明涉案付款申请单郭芳玮的签字习惯的。但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与本案无关而不予认定没有法律依据。 四、涉案附款申请单所附的账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首先，该账单是高江波别有用心制作的，而高江波当时的身份虽然是业务员，但毕竟是上诉人内部员工，内部员工制作对账单(姑且暂理解为对账单)要求本单位负责人签字不合逻辑，而且，在高江波任职的几年期间，上诉人的所有客户往来中，由高江波制件的涉案账单是唯一的仅有的一份!这明显有违常理!其次，正如前所述，对账单不是事先和被上诉人对账的结果，事实上根本没有对过账。另外，高江波制作对账单的时间是2018年12月26日，而在这之前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过账或高江波与被上诉人对过账，2018年12月29日高江波才通过微信告知暂付5万的情况，有可能也附有账单截图。但无论如何，高江波与被上诉人关于账单的交流是在2018年12月26日之后，只是一个事后告知行为，而不是事前对账行为。常理是高江波即使有权对账，也应是先与客户对账，再让本单位负责人确认，而不是先内部确认再与对方对账，因为如果对方认为账目有误，岂不表明先前的内部确认是毫无意义吗?因此先制作账单后与被上诉人对账程序上有悖常理!再退一步讲，即使高江波认为付款申请是一种内部对账行为，但对账应有销售人员、财务人员等共同参与，而不是由总经理直接来对账，总经理是不参与具体业务的，不可能对每一笔业务的情况很清楚，因此高江波的付款申请不是内部对账行为。何况录音证明双方至今为止并未对过账，同时也证明微信聊天内容并不是对账，而是仅告知暂付五万的事实。因此，所谓的账单并不是双方对账的结果，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五、上诉人并无任何赖账意思表示，只是要求进行对账后确定最终数额而已，并不会侵害任何人利益，也合情合理，但一审法院却宁愿以双方有争议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明显有失公允。如前所述，录音材料证明双方并未实际对账，现既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上诉人在一审从第一次开庭答辩时就称对账后可以根据对账结果确定是否付款以及付款数额，并且庭审中也多次强调要求对账。从2019年10月份立案到2020年8月作出判决，长达10个月的时间难道双方当事人庭内庭外对不了一个账吗?既然一审法院认为高江波是业务负责人，高江波庭审中也承认自己留存有所有的合同(备注：高江波并未将所有合同交于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中要求法庭调取证据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却不予准许。明明可以通过对账来查清案件事实，化解当事人双方的分歧，合情合法合理，但一审法院却拒绝了上诉人调取证据的申请，被上诉人及证人也不愿提供，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在隐瞒事实或虚假诉讼!也不得不怀疑一审法院有偏袒嫌疑。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被上诉人诉请无事实依据，应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起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请求，以维公正! 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为付款申请单不能认定实际欠款总额及没有对账，这两个理由均不成立。对于上诉理由一，2018年12月29日上诉人方业务员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发送付款申请单，上诉人提交的付款申请单原件是由上诉人方持有，上诉人随时可以添加上面的文字，被上诉人提交的微信发送的付款申请单上有郭芳玮签字，没有其他添加的文字，可以证明郭芳玮在签字时是认可这个金额的。如果郭芳玮对金额有异议，其应当直接提出或要求对账，但是他在签字的时候并没有否认，这个欠款余额是当时真实的欠款余额，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付款申请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对于上诉理由二，双方已经在2018年进行对账，在平时也是在对账的，上诉人方业务员高江波将付款申请单发送给被上诉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付款的情况及双方欠款的情况，双方的对账是清楚的。被上诉人方在货款要不到的时候，多次到上诉人方要求付款，上诉人方都是刁难推诿，而且在本案一审起诉后，上诉人代理人与被上诉人代理人表示需要对账，被上诉人同意对账并将被上诉人的明细表、发生业务的时间、数量、单价、金额、开票状况及付款的时间、付款方式、付款金额都发送给了上诉人方，当时上诉人方并没有对被上诉人发送的内容提出具体疑问，只是一味要求被上诉人拿出合同码单。上诉人方从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关依据，故被上诉人认为对账已经清楚，第二次对账没有必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浩里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立即支付浩里源公司货款434952.3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二、判令郭芳玮对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浩里源公司持有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出具的公司变更说明一份，载明：因公司内部整合，靖江市鸿通泰公司的所有业务将转移至淮安市鸿通泰公司，靖江市鸿通泰公司与浩里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以及和浩里源公司签订的合同，将由淮安市鸿通泰公司继续履行。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存续期间，所有签署的法律文件及业务往来均继续有效，直至全部过渡到淮安市鸿通泰公司为止。 高江波曾系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员工，靖江市鸿通泰公司自2013年5月至2019年3月为高江波交纳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2018年12月26日，高江波出具付款申请单向靖江市鸿通泰公司申请对浩里源公司付款。该付款申请单载明了（付款）金额为5万元；付款明细为2018年12月23日，合计对账金额684952.35元；12月26日申请付50000；并附绍兴浩里源（永盛）的账单一份。郭芳玮在该付款申请单的总经理审批一栏中签字，在其签字后又划去付款申请单中合计对账的金额684952.35元，并注明“先付5万，再核对”。 浩里源公司持有高江波给其的在郭芳玮未划去合计对账的金额684952.35元，并注明“先付5万，再核对”的付款申请单复印件。 另查明，经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郭芳玮、浩里源公司当庭一致确认，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员工与浩里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由高江波负责。在2018年12月26日，高江波向靖江市鸿通泰公司申请付款后，淮安市鸿通泰公司付款2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郭芳玮作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就法律适用而言，原告与郭芳玮之间并未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可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纠纷发生在内地，故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为本案争议适用的准据法。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申请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付款申请单是否能作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欠款依据，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是否应支付浩里源公司货款434952.35元；二、郭芳玮是否应对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申请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的付款申请单载明了合计对账金额并附账单，因此该付款申请单实际上具有对账单的性质。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即郭芳玮在该付款申请单上签字的行为，可认定其对该付款申请单全部内容的确认，其在总经理审批一栏签字后才将合计对账的金额684952.35元划掉，并注明“先付5万，再核对”字样系对账后的单方行为，未得到浩里源公司认可；其次，该付款申请单的申请人为高江波，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已确认其身份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与浩里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靖江市鸿通泰公司的负责人，负责采购、收货，有时也负责对账，而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又在庭审中陈述其与浩里源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只有高江波清楚，因此高江波出具的对账金额具有可信性；最后，郭芳玮辩称其未能看清付款申请单所附账单，其在总经理一栏签字是对支付50000元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郭芳玮作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在付款申请单上的签字行为应当有所认知，即使其未能看清账单，也应在查清账目的情况下签字，而不是在签字完毕后再修改付款申请单的内容。同时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在未核对欠付货款的情况下，其法定代表人即同意先支付货款50000元亦不符合交易习惯。因此，郭芳玮的签字应视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对截止2018年12月23日的对账金额为684952.35元的确认。综上，申请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付款申请单所载合计对账金额即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截止该日欠浩里源公司的货款金额，庭审中，淮安市鸿通泰公司又确认其与淮安市鸿通泰公司共同支付欠款，故申请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付款申请单即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欠款依据，后淮安市鸿通泰公司支付25万元，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还应支付浩里源公司货款434952.35元。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均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郭芳玮为上述两公司的股东，现其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上述两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浩里源公司与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作为买方，仅支付部分货款，故浩里源公司起诉要求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支付余款及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均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公司，郭芳玮为上述两公司的股东，现其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上述两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郭芳玮申请调取存于高江波处的买卖合同及其他付款申请单，因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其与高江波的纠纷可另行主张。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浩里源公司货款434952.35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5倍计付的利息；二、郭芳玮对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郭芳玮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82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770元，合计10594元，由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郭芳玮负担，限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绍兴县永盛炼染有限公司账目一份、浩里源公司账目五份、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绍兴县永盛炼染有限公司，从2014年至2016年5月21日至今鸿通泰公司多付人民币159892.21元，浩里源公司，从2016年5月21日至今鸿通泰欠人民币247817.75元，故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目前欠款数额为87925.54元。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系上诉人单方制作；也不是新证据；绍兴县永盛炼染有限公司与浩里源公司系不同法律主体；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5日将双方所有交易明细发送给了上诉人，但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其并没有提供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来证明双方账目有何问题；双方的账目已由高江波核对清楚；付款申请单也显示了欠款金额，且由郭芳玮签字确认。 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认证如下，上述账目与情况说明系由上诉人单方制作，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被上诉人对此也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应当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理。本案中，高江波系与被上诉人一方开展业务时上诉人一方的业务员，双方也一致确认靖江市鸿通泰公司员工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由高江波负责，故高江波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业务往来期间所作出的向被上诉人发送付款申请单及附件账单的行为，系其职权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更有上诉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郭芳玮的签订确认，对上诉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对付款申请单的内容予以认可，并据此主张权利，即在上诉人方与被上诉人方之间达成了有关欠款数额的合意，故付款申请单及其附件账单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据此主张权利，应予支持。上诉人辩称根据录音内容，双方并无对账，本院认为，根据录音内容，被上诉人方只是要求上诉人方将账单中有疑问的地方说出来，其本身对双方之间欠款数额并没有提出异议；相反，被上诉人催促已来了四五次，要求上诉人方指出哪里有异议，哪里有账重叠，上诉人并没有指出，故对上诉人的该辩称，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上诉人一方提交的付款申请单，其意思表示未对被上诉人作出，也无法证明其形成时间，本院不予认可。郭芳玮作为靖江市鸿通泰公司、淮安市鸿通泰公司的一人股东，其未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应当对上述两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上诉人靖江市鸿通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淮安市鸿通泰服饰有限公司、郭芳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24元，由靖江市鸿通泰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淮安市鸿通泰服饰有限公司、郭芳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秦善奎 审判员  夏 鸿 审判员  张万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