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03民终77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汝阳县柏树乡水磨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680754681F。法定代表人:吕东东,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科飞,河南成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占胜,男,1967年2月28日生,汉族,住汝阳县,现住汝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建伟,男,1971年8月14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农民。上诉人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占胜、范建伟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310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查确认事实：原告福星公司注册登记的系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为煤矸石烧结砖销售,经营实体主要系案涉砖厂,时任股东梁诺、徐瑞隆,法定代表人梁诺,李占胜为隐形股东。2015年8月19日,梁诺、徐瑞隆、李占胜三名股东作为甲方,与乙方被告范建伟签订《福星砖厂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八条,前三条为:承包名称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承包年限三年半至2018年底,承包金额壹佰貳拾万元:第四条:1、甲方提供生产场地用土、窑、厂房、变压器、机器等生产工具,物资的全部资产期限为三年半。2、甲方有权定期监督窖、房、机械等设备的维修和管理。第五条:1、合同期间,生产经营中场内出现的任何安全隐患由乙方全权负责,并承担国家税金、土地使用金、环境污染费、水电费、水资源费等。2、如果因砖厂经营不善、砖价不好乙方违约不干所产生的任何费用由乙方承担。3、承包合同到期时,乙方应做到厂内一切设备完好,甲方同意后方可接收。第六条自合同签订后生效。第七条:未列入事项,双方协商,妥善解决。合同签订后,梁诺、徐瑞隆、李占胜便将“福星砖厂”交被告范建伟承包经营。被告李占胜、范建伟系连襟,范建伟承包经营期间,被告李占胜参与,二被告合伙经营该砖厂。原审认为:涉案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名称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提供对象该公司全部资产,且合同甲方为该公司股东、乙方为公司之外自然人,合同客体为福星公司全部资产,本案应系涉投资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合同相对性(包括主体、内容、责任)是民法基本原则之一,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外,只有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与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违约责任也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因此以该“承包合同”向承包人主张承包金的权利人应系福星公司的股东,原告福星公司并非适格主体。“李占胜未经福星公司委托而接受范建伟支付的承包金”涉及的法律关系系不当得利,此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要求的合并审理也不妥。驳回原告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的起诉。上诉人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经汝阳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20)豫0326民初3107号民事裁定书,上诉人不服该裁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像0326民初3107号民事裁定书,并指令汝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并依法判决；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是涉案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8月19日李占胜、梁诺、徐瑞隆代表上诉人福星公司与被上诉人范建伟签订了一份《福星砖厂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范建伟承包上诉人拥有的福星砖厂,承包期限3年半,自2015年8月20日到2018年年底,承包费120万元。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状已经对上诉事实予以了认可,而且范建伟以及梁诺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能证实,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各方对李占胜、梁诺、徐瑞隆系上诉人福星公司的代理人的情况是明知的,而且范建伟和李占胜当庭也认可是福星公司具体履行了该承包合同根据《民法总则》第143条的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缔约人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比表要件。上诉人以李占胜、梁诺、徐瑞隆的名义与范建伟签订合同,该合同是否在范建伟以及上诉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关键在于范建伟对该事实是否明知。而具体到本案中,合同的各方当事人:范建伟、梁诺、李占胜徐瑞龙对该事实是明知的,而且也承认在后续过程中是上诉人在履行合同。因此,根据缔约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涉案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的真正缔约主体就是上诉人以及范建伟、李占胜。原告有权依据《福星砖厂承包合同》向而被告主张权利(详见《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41辑第267页-276页最高院二审案件解析(案号(2007)民一终字第53号):缔约一方以第三人名义签订合同时合同主体及效力的确定中的裁判观点)上诉人要求李占胜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不存在两个法律关系。首先,签订涉案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时,范建伟与李占胜协商,由范建伟以个人名义签订承包合同,实际由其二人合伙经营(范建伟给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李占胜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均能够证明上述事实)。即上诉人要求李占胜承担付款义务的理由为李占胜、范建伟共同承包了涉案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项下的砖厂,并非单纯基于不当得利。其次,范建伟给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将涉案的120万元承包费支付给了李占胜。但是否属实,上诉人无法核实。只能将二人一并起诉。法院共同审理才有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三、一审裁定并没有对上诉人的起诉费用进行处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是涉案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的实际合同主体,有权依据该合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裁判观点相互矛盾。被上诉人李占胜、范建伟辩称：二答辩人系连襟关系。答辩人李占胜、范建伟收到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公司”)不服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3107号民事裁定书而提起上诉的诉状后,针对上诉人的两个上诉请求及三方面的理由,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答辩如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法律属性决定被承包企业不能成为该类纠纷的诉讼主体。本案是由福星公司的股东梁诺、徐瑞隆及隐名股东李占胜将该公司的经营权承包予范建伟引发的诉讼,当然应定性为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企业承包合同的发包人、承包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达成承包合同或协议,企业本身仅是合同的构成要件一承包标的,而不是合同的主体,非合同主体的福星公司当然也就不能成为该诉讼的主体裁定以福星公司不具备该诉讼的主体资格作为驳回福星公司起诉的理由之一是无可置疑的。二、福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涉及非系于同一法律或可以合并审理的法律关系,应驳回起诉。李占胜系福星公司的隐名股东。2015年8月19日,其与梁诺、徐瑞隆同范建伟签订【福星砖厂承包合同】,合同载明的承包人为范建伟。本案,原告福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告李占胜范建伟共同支付原告承包款120万元”,请求的内容是“承包款”请求的义务人为李占胜、范建伟,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为:原告与范建伟签订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和原告“并未委托李占胜收取承包费。”据原告的该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范建伟因同股东间承包关系的存在而有支付承包金的义务,这是一个法律关系;李占胜没经福星公司股东委托而收取范建伟支付的承包金,属无依据而取得利益,为不当得利,这是第二个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属性不同、种类经纬,不能得出“李占胜、范建伟共同支付”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合并审理。因此,裁定将其作为驳回原告起诉的理由也是正确的三、裁定未对诉讼费用作出处理并不影响上诉人权利的实行可能是疏忽大意,裁定未对一审的诉讼费用作出处理。可依据诉讼费收费办法的规定,驳回起诉的案件是不收费的。此失误仅是一个补充裁定就可解决的,根本不需要再启动上诉程序。综上,福星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完全违背法律的规定;枉顾承包关系,在上诉理由第二条又扯进了借或贷才可能产生的“共同还款责任”,荒谬而无底线,中级法院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以维护公平与正义。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依据李占胜、梁诺、徐瑞隆与范建伟签订的《福星砖厂承包合同》主张权利，因李占胜、梁诺、徐瑞隆系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根据有限公司的属性，公司依法成立后，公司的资产属于公司所有，公司承包合同的发包主体应视为公司，即本案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与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有直接利害关系，汝阳县福星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故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6民初310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河南省汝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胡豫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白璐书记员岳瑞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