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53号原告:孙某1，男，1954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某印刷公司退休职员，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孙某2，女，1956年2月22日出生，汉族，某视台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孙某3，男，1960年1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某展览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三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军，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1，女，196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某石化公司退休职员，住广东省茂名市茂**。被告：刘某2，女，196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某银行退休职员，住重庆市涪陵区。被告：刘某3，女，197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重庆某移民培训中心职员，住重庆市涪陵区。以上三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映强，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娴奕，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与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军及原告孙某3，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映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孙某1依据被继承人孙某4的遗嘱继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原告孙某1自行对原告孙某2、孙某3进行补偿；2、判决确认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为孙某2、被继承人孙某4、被继承人孙某4之妻胡某1的共同财产，判决确认原告孙某2占有70%的份额，被继承人孙某4占20%份额，胡某1占有10%份额；3、判决原告孙某2依据被继承人孙某4遗嘱继承位于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属于孙某4的份额；判决该房屋归原告孙某2所有，原告孙某2对被告予以补偿，原告孙某2自行对原告孙某1、孙某3进行补偿；4、判决三原告与被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孙某4所有的位于重庆市观音桥街道洋河花园×号房屋及重庆市涪陵区黎明路×号房屋，判决三原告在继承遗产时予以多分；5、依法分割孙某4的抚恤金186880元及丧葬费5000元，总额191880元。原告办理孙某4的后事共花费148258元，现剩余43622元，现要求依法分割该43622元，该笔钱现在原告孙某2处，三原告共计分得75%，被告三人共计分得25%；6、诉讼费由原、被告依法承担。事实和理由为：被继承人孙某4于1929年1月8日出生，于2018年6月14日因病去世。孙某4与金某1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54年2月22日结婚，育有三名子女，长子孙某1、长女孙某2、次子孙某3。金某1于1994年2月9日去世。1995年11月3日，孙某4与胡某1登记结婚，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胡某1与其前夫生育有子女三名，分别为刘某1、刘某2、刘某3，胡某1于2019年6月25日去世。被继承人孙某4去世前留有自书遗嘱两份。第一份遗嘱主要内容为：因本人年岁已高，为避免后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趁现在精神清醒特立遗嘱将位于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赠与长子孙某1、长女孙某2、次子孙某3三人共同继承，日期为2017年9月24日。第二份遗嘱主要内容为将位于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赠与长子孙某1、长女孙某2、次子孙某3三人共同继承，日期为2017年9月24日。被继承人主要遗产情况如下：（一）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该房屋取得时间为1993年10月20日，为被继承人孙某4再婚前的财产，与胡某1无关。（二）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1988年，因被继承人孙某4一家（包括原告三人）多子女情况，原告孙某3结婚没房，向被继承人单位申请了一套承租公房，即西城区扣钟北里2号楼602号房屋。1989年5月15日，孙某3与产权单位某环境保护局机关房管所签订《房屋租赁契约》，起租日期为1989年5月15日。1992年5月29日，承租方变更为孙某3之妻魏某1，产权单位某环境保护局房产管理所，起租日期为1993年6月1日。1993年8月10日，该房屋承租方变更为孙某2，1993年8月10日，产权单位某环境保护局房产管理所与孙某2签订了《中央国家机关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起租日期为1994年1月1日。1998年，该房屋房改，被继承人孙某4询问承租人孙某2是否购买公房，孙某2决定购买此房，购房款全部由孙某2一家支付，被继承人孙某4和胡某1未出资，只是在购房时使用了孙某4和胡某1的工龄。购房档案中的《购房申请表》显示，家庭可计数购房人口为六人：孙某4、胡某1、孙某2、刘某4（孙某2之夫）、刘某5（孙某2之女）、孙某5（孙某4之孙）。扣钟北里房屋共装修三次，装修及家具家电全部由孙某2一家出资。1993年入住装修一次、2004年装修一次、2014年装修一次，最后一次装修和家电花费108895元，有相关证据为凭。自1993年至今，扣钟北里房屋的全部水电、燃气、物业、供暖、电话、有线电视等费用均由孙某2承担。孙某2户籍落在该房屋处，是该房户主。原告认为，扣钟北里房屋属于《购房申请表》“家庭可计数人口”六人的家庭共同财产。孙某2对取得该房屋产权的贡献最大，被继承人孙某4贡献次之，胡某1对取得房屋的贡献最小。现刘某4、刘某5、孙某5均同意其对房屋所做贡献以及应享有的权利全部归原告孙某2享有，三人不再主张该房屋权利。因此原告认为，原告孙某2应占有上述房屋70%份额，被继承人孙某4占有20%份额，胡某1占有10%份额。（三）重庆两套房屋。被继承人孙某4与胡某1再婚后，在重庆出资购买了住房，一套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黎明路×号房屋，登记在胡某1名下。另一套位于重庆市观音桥街道洋河花园×号，登记在胡某1名下。原告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这两套房屋，判决三位原告在继承时予以多分。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辩称，1、关于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按照被告提交的遗嘱，三源里北小街的房屋是孙某4与金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这套房屋的一半以及金某1死亡后孙某4从金某1处继承的八分之一份额，应归被告所有，剩余的份额归原告所有，三原告之间如何分割由其自行协商我方没有意见。2、关于原告第二及第三项诉讼请求，扣钟北里房屋系孙某4与胡某1再婚后出资购买，孙某4在1989年退休，是副处级干部，退休后在外承接业务，每月收入可观，胡某1每月也有收入，完全有能力购买该房屋。胡某1与孙某4结婚时，在重庆办理婚礼，三原告拒绝参加，三原告反对再婚。1998年买房时，孙某4与胡某1没有和孙某2达成由孙某2出资购买房屋的协议。由孙某2购买，两边家庭利益不能达到平衡，故该房屋不是由孙某2出资购买的，只是由孙某2的丈夫代为办理购房手续，孙某4将钱交给孙某2，由孙某2的丈夫代为交钱。这些手续都在扣钟北里房屋，他们把这些手续拿走了。孙某4病重后，胡某1也患有疾病。我们认为该房屋系孙某4、胡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利用了他们二人的工龄和干部身份。原告提交的资料未涉及到三原告的工龄和身份情况。我方认为应根据被告手中的遗嘱，由胡某1继承，现胡某1死亡，故该房屋现应由三被告继承。3、关于原告第四项诉讼请求，观音桥的房屋是孙某4和胡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是二人共同购买的。根据被告提交的遗嘱，该房屋应由胡某1继承，现胡某1死亡，该房屋应由三被告继承。涪陵区黎明路的房屋是在婚后购买的胡某1单位婚前分配的公房，该房屋是孙某4和胡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没有在遗嘱中体现，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该房屋，但是三被告应多分，因为胡某11995年登记结婚，到孙某4去世，已经共同生活23年，相对于三原告，胡某1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若法院认为黎明路的房屋属于胡某1的个人财产，我方也没有意见。4、关于原告第五项诉讼请求，认可原告所述抚恤金及丧葬费总额为191880元，不认可原告办理孙某4后事花费了148258元，有票据的金额我方认可。1994年已经购买了双方墓地，当时也就花费2000元左右，故我方认为办理丧事的花费应是一万元左右。三被告是自己出钱到北京参加葬礼，只是吃了一顿饭，具体花费我方不清楚。认可办理后事的费用是原告出资，但原告所述花费的金额我方不认可。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派出所证明信、死亡证明、结婚证、证明、房屋所有权证、遗嘱、住房申请表、变更公房承租人申请、公租房租赁合同、购房申请表、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房价计算表、购房交款票据、居住证明、户口簿、抚恤金及丧葬费支出情况、评估报告、鉴定报告、照片、评估费发票、鉴定费发票等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一、关于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情况被继承人孙某4（1929年1月8日出生）与其前妻金某1共生育子女三人，分别为孙某1、孙某2、孙某3。金某1于1995年3月2日因死亡注销户口。金某1的父母均先于其死亡。1995年11月3日，孙某4与胡某1登记结婚，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胡某1与其前夫共生育子女三人，分别为刘某1、刘某2、刘某3。孙某1、孙某2、孙某3与胡某1之间未形成扶养关系。刘某1、刘某2、刘某3与孙某4之间未形成扶养关系。孙某4于2018年6月14日死亡，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胡某1于2019年6月25日死亡，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二、关于诉争房屋相关情况（一）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相关情况该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孙某4，系孙某4、金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现由原告孙某1居住使用。诉讼中，三原告要求该房屋由原告孙某1继承，孙某1对孙某2、孙某3的房屋补偿款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由三原告自行解决。（二）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相关情况1988年12月4日，孙某4填写了《某环境保护局机关职工住房申请表》，要求单位分配房屋。该申请表显示：孙某4系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其当时住房情况为三元里北小街×号，建筑面积65.8平方米，居住面积47平方米；申请人家庭情况（以户口在册人口为准）为孙某4、金某1（妻）、孙某2（女）、孙某3（子）、刘某5（外孙女）；本人要求（特殊情况）：儿子要结婚，对象住在我处上学（注：有一字无法辨认）毕业，女婿每周同住三天，无阳光，要求加分单居室一处。1992年5月19日，孙某4向某环境保护局房管部门提出变更房屋承租人申请：“某环保局分给我住的2号楼602室，请将承住人转移到我儿媳魏某1名下。请协助办理手续为荷。”1992年5月29日，魏某1与某环境保护局房产管理所签订了《中央国家机关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了该房屋。1993年8月10日，孙某2与某环境保护局房产管理所签订了《中央国家机关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了该房屋。1993年11月29日，魏某1向某环保局房管部门提出变更承租人申请：“现由我承租的你局宿舍楼扣钟庙小区×室（一居室）请改由孙某2承租，望帮助办理有关转让承租手续为盼。”1998年4月20日，孙某4填写了《购房申请表》，向某环境保护部机关服务中心申请购买该房屋，该申请表记载的“家庭可计数的购房人口”为“夫妇二人、孙子1人、女儿等3人”，配偶情况为“胡某1”。1998年，孙某4与某环境保护总局签订《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孙某4自愿以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购买该单位出售的公有住宅现住房西城区扣钟北里×号一居室一套，协议签订后，于1998年7月1日起停收房租。在购买该房屋时，使用了孙某438年的工龄优惠，使用了胡某140年的工龄优惠。实际购房价格为18973元。原告称该房屋的购房款均系由原告孙某2支付，为此提交了售房单位出具的购房款、公共维修基金的收据原件。收据显示：1998年4月27日交纳了购房款1万元、1999年5月11日交纳了购房款7948元；1998年7月16日交纳了维修基金899.22元、1999年5月10日补交了维修基金125.58元；1999年6月5日交纳了手续费119.38元。被告称该房屋的购房手续是孙某4委托孙某2的丈夫代为办理，购房款是孙某4交给孙某2的，不认可购房款及公共维修基金系用孙某2的钱款支付。1999年8月30日，该房屋所有权证下发，所有权人登记为孙某4。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孙某5、刘某4、刘某5对该房屋权属的书面意见，以证明此三人是扣钟北里房屋的共同购房人口，三人均同意将其在房产中的份额及对房产的贡献转给孙某2。孙某5书面意见的主要内容有：“我叫孙某5，是原告孙某1之子、被继承人孙某4之孙。北京市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是1998年购买，因当时我已16岁，经家人商议我算作购房人口共6人之一，六个人分别是我爷爷孙某4、胡某1、姑姑孙某2、姑父刘某4、妹妹刘某5还有我。该房屋是我们6人共有的家庭财产，每人都有份额。现爷爷去世，因房屋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如需分家析产，作为共有人，自愿把我对该房屋的贡献以及我应享有的份额转给我姑姑孙某2所有，我不再主张该房屋权利。”刘某4书面意见的主要内容有：“我是原告孙某2的丈夫刘某4。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是1998年孙某3婚时无房，我岳父向国家环保总局申请的，孙某3结婚后在此居住，1993年8月孙某3搬出扣钟庙北里2号楼602，我们一家因无房在此居住，户口也落在此地。后来我岳父单位出售公房，我岳父意见是买不买由我们自己决定，于是在征得了孙某2的哥哥和弟弟同意的情况下，由我们一家出钱购买，很多购房手续都是我亲自去办的。购房时，孙某2是该房屋的承租人，根据房改政策，承租人或者公房产权单位的职工都有权购买，因考虑到我岳父工龄较长，为了获得更多工龄优惠，最终选择用我岳父名义购买，但该房屋的购房款全是我出的，房子后续装修款、水电费、暖气费、电话费等一直由我们一家支付。我认为，房子登记在我的岳父孙某4名下，但属于家庭共有。我们一家三口，还有孙某5、我岳父、还有胡某1各占一份。现将我对该房屋的贡献以及我应享有的份额转给孙某2所有。”刘某5书面意见的主要内容有：“我是原告孙某2的女儿刘某5，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登记在我的姥爷孙某4名下。我自愿将对该房屋的贡献以及我应享有的份额转给我母亲孙某2所有。我不再就该房屋单独主张权利。”被告对孙某5、刘某4、刘某5的上述意见均不予认可。诉讼中，原告申请对该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本院为此委托宝业恒（北京）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相关评估工作，该公司评估结果为：该房屋单价108469元/平方米，价值总价为529.33万元。原告为此预付评估费15725元。原告称该房屋如果上市需要另外补交土地出让金，评估价没有扣除应该扣除的土地出让金，经原告咨询，土地出让金大概有10万元，如果扣除土地出让金，按照评估价计算该房屋的实际价值应为519.33万元。经查，上述评估报告第2页载明“4、估价对象为成本价出售住宅，需要缴纳成本价出售住宅首次上市交易时应由卖方补缴的政府土地出让金，评估价值已经对上述项目进行了扣除。”另查，该房屋现由原告孙某2居住使用。三原告要求该房屋由原告孙某2继承，孙某2就该房屋自行对孙某1、孙某3进行补偿，不要求法院处理该补偿问题。（三）重庆市观音桥街道洋河花园×号房屋相关情况2000年5月3日，胡某1与重庆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重庆市商品房预售（预购）合同》，购买了该房屋。2001年7月18日，该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胡某1。原、被告均认可该房屋系孙某4、胡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诉讼中，被告申请对该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本院为此委托宝业恒（北京）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相关评估工作，该公司评估结果为：该房屋单价为11872元/平方米，总价为142.54万元。（四）重庆市涪陵区黎明路×号房屋的情况该房屋原系胡某1与孙某4结婚前承租的单位公房。1998年6月26日，胡某1与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办公室签订《职工以成本价补购公有住房合同书》，购买了该房屋的全部产权。1999年4月20日，该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胡某1。诉讼中，被告申请对该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本院为此委托宝业恒（北京）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相关评估工作，该公司评估结果为：该房屋单价4227元/平方米，总价为33.53万元。被告申请对上述重庆两套房屋进行评估，共计支付了评估费11050元。此外，被告还提交了宝业恒（北京）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两名估价师从北京到重庆往返机票订票信息、二人在重庆的住宿订单信息、动车车票订票信息及重庆市内交通费票据，称其除上述评估费外，还额外为评估公司估价人员支付了差旅费共计4362.7元，原告对这些额外支付的费用不予认可。三、关于孙某4的抚恤金、丧葬费情况被继承人孙某4死亡后，其单位发放了抚恤金186880元及丧葬费5000元，共计191880元，这笔钱均由原告孙某2领取。办理孙某4后事的费用系从上述抚恤金及丧葬费中支取。诉讼中，原告提交了办理后事支出的费用的票据，票据总金额为12698元。原告称除了有票据的费用支出外，还有一些无票据的费用支出，无票据的费用支出的金额为35560元。被告对无票据的费用支出的金额不认可，只认可无票据费用支出的金额为3万元。被告同意将该3万元从孙某4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中扣除。原告称孙某3在1994年为金某1、孙某4购买了墓地。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购买墓地实际支出费用为6000元。被告同意将该6000元从孙某4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中扣除。综上，应从孙某4抚恤金和丧葬费中扣除的费用共计48698元。关于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分割，原告要求三原告共计分得75%，被告共计分得25%。四、关于孙某4的遗嘱情况（一）原告提交的遗嘱情况原告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24日、有“孙某4”签名字样且按有手印的遗嘱两份。其中一份遗嘱的主要内容为：“遗嘱。本人姓名：孙某4，性别男，1929年1月8日出生，民族汉，现住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身份证号码：×××。本人现因年事已高，为避免后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因此承现在精神清醒，特立以下遗嘱：一、关于本遗嘱。1、订立本遗嘱时，本人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本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均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受到胁迫、欺骗；3、本遗嘱所处分的财产是本人合法取得的，有处分权的个人财产。二、本遗嘱所涉遗产：1、本人于1993年12月分得了位于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产权，房屋建筑面积75.9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朝私优字第24292。2、我自愿将该房屋赠与长子孙某1、长女孙某2、次子孙某3三人共同继承。立遗嘱人：孙某4。时间：2017年9月24日。”另一份遗嘱主要内容为：“遗嘱。本人姓名：孙某4，男，1929年11月8日出生，民族汉族。现住西城区扣钟北里×号。身份证号码×××。本人现年岁已高，为避免后人因遗产继承问题发生争议，因此，承现在精神清醒，特立以下遗嘱：1、关于本遗嘱。1、订立本遗嘱时，本人身体状况良好，精神状况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能力；2、本遗嘱中的所有内容均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受到胁迫、欺骗。3、本遗嘱所处分的财产是本人合法取得的，有处分权的个人财产。二、本遗嘱所涉房产。1、本人于1999年8月取得了位于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产权，房屋面积48.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京房权证西私字第；2、我自愿将该房屋赠予长子孙某1、长女孙某2、次子孙某3三人共同继承。立遗嘱人：孙某4。时间：2017年9月24日。”被告不认可上述两份遗嘱的真实性。原告申请对上述两份遗嘱的内容是否为孙某4本人所写进行鉴定。本院为此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相关鉴定工作。该鉴定机构表示2017年9月24日两份遗嘱除“孙某4”签名外的其余字迹的鉴定，鉴于用来比对除“孙某4”签名外其余字迹的样本材料数量只有1份，且相同字迹数量较少，无法受理除“孙某4”签名外的其余字迹是否孙某4本人所写的鉴定事项。原某申请对上述两份遗嘱中共计四个“孙某4”的签字是否为孙某4所写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在鉴定后出具了鉴定意见：“两份检材中的4个‘孙某4’签名与样本中的‘孙某4’签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9000元。诉讼中，被告还对原告提交的遗嘱提出了如下异议：1、尽管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中出现的四个“孙某4”签名经鉴定机构鉴定与样本中“孙某4”字迹一致，但遗嘱具体内容并不能鉴定出是否为孙某4所写，因此，遗嘱中有关处分财产的部分等内容的真实性不应采信；2、该遗嘱内容载明的“本人身体状况良好”与被继承人身患各种疾病是不符的；3、从该两份遗嘱内容来看，逻辑极为严密、专业，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并且原告称被继承人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该两份遗嘱，被继承人作为一位近89岁的老人，而且身患多种严重疾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去世了，这并不符合常理，因此，该遗嘱中有关财产处分的内容不应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反之，被告持有的2017年10月21日的孙某4的遗嘱在该两份遗嘱之后，该遗嘱简短、明确，更能符合老年人思维特征、习惯，更真实的反映了被继承人内心的真实意思，系真实有效的，应得到采纳；4、从遗嘱形式上看，有关扣钟北里房屋的遗嘱，该财产为孙某4与胡某1婚后于1998年购买，系二人共有，该遗嘱处分了胡某1共有财产的权利，该部分是无效的；5、从这两份遗嘱的落款日期看，孙某4当时居住在扣钟北里房屋，但这两份遗嘱写明的孙某4的现居住地址不一致，一份写的是居住在三源里401，一份写的是居住在扣钟北里。（二）被告提交的遗嘱情况诉讼中，被告提交了遗嘱一份，该遗嘱主要内容有：“遗嘱。我现有房产三处（重庆一处、三元桥一处和扣钟庙一处），今后我不在，统由胡某1所有（注：此处有一删除文字）和处理。特立遗嘱。孙某4，2017年10月21日（注：该‘2017’中的‘1’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原告对该遗嘱不予认可，称该遗嘱日期存在涂改，有重大瑕疵，不符合遗嘱法定形式要件，不是合法有效遗嘱，不能作为分割遗产的依据。庭审中，被告表示孙某4书写遗嘱时只有孙某4和胡某1二人在场，孙某4在书写完该遗嘱当天即将遗嘱交给了胡某1，遗嘱中修改的部分都是孙某4自己修改的，胡某1当时不懂，也没有在意遗嘱修改的情况。被告申请将该遗嘱中落款处“孙某4”的签字与原告提交的2017年9月24日两份遗嘱中落款处立遗嘱人后“孙某4”的签字以及遗嘱第一行本人姓名后“孙某4”的签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并申请对该遗嘱落款日期中“2017”年中的“1”与该遗嘱中的其他内容文字（含孙某4签字）是否为同一次书写形成进行鉴定，即对该遗嘱中的前述文字进行取样并运用化学鉴定方法鉴定是否为同一笔墨水形成。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了相关的鉴定工作。2020年9月17日，该鉴定机构向本院出具了情况说明：“经我所对鉴定材料进行初步检验，无法确定‘2017’的‘1’与其他文字是否为同一墨迹一次书写形成。”诉讼中，被告称鉴定机构联系被告表示无法做化学方法的鉴定，询问被告方的意见，后来被告就没有交纳该项鉴定的鉴定费用。被告要求在北京高院鉴定机构名册之外选择可以使用化学方法鉴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可以做此项鉴定。经询问原告的意见，原告表示不同意在北京高院鉴定机构名册之外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关于被告提出的将该遗嘱中落款处“孙某4”的签字与原告提交的2017年9月24日两份遗嘱中落款处立遗嘱人后“孙某4”的签字以及遗嘱第一行本人姓名后“孙某4”的签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鉴定的申请，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鉴定报告载明的鉴定意见为：检材落款处的“孙某4”签名与样本中的“孙某4”签名是同一人书写。被告为此支付鉴定费3300元。五、关于对被继承人孙某4的扶养、赡养情况孙某4和胡某1于1995年登记结婚后居住于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直至2008年。2008年，原告孙某2为其女购买了位于中新家园的房屋，孙某4、胡某1搬至该处居住直至2016年8月。2016年8月，孙某4、胡某1搬至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居住直至孙某4于2018年6月14日死亡。2017年8月3日，刘某1与家政服务公司签订《家政服务合同》，为二人聘请了保姆王某1，合同载明的服务期限为2017年8月3日至2018年8月2日。原告称胡某1未对孙某4尽到扶养义务，而原告对孙某4尽到了赡养义务，故在处理遗嘱未涉及到的遗产时，胡某1应当不分或少分，为此提交了2018年1月19日北京1**院前医疗急救费用明细清单、救护车收费专用票据、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北京电力医院病案资料、北京市广外医院病案材料、孙某4身体健康及病重期间的照片。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原某提交了王某1的书面证言，以证明孙某4病重期间，胡某1离开，偶尔回北京，对孙某4态度非常不好，每天出去玩，不管孙某4，孙某4打电话让胡某1回北京，胡某1不听，嫌孙某4打扰她。该证言主要内容有：“我叫王某1，女，45岁。我于2017年8月3日至2018年5月9日通过家政服务公司签约到孙某4（孙大爷）、胡某1（胡姨）家中做家政服务。孙大爷在和我聊天时多次说他在北京三元桥和扣钟庙的房产留给他的三个子女。他还说他不可能立遗嘱给胡姨把北京的房子给她。孙大爷说他已经把重庆的房子留给胡姨了，还留有一大笔现金，够胡姨生活了。今年3月20日，孙大爷住到电力医院重症监护室期间，胡姨跟我说她后悔没让孙大爷给她立遗嘱给她留下房产。胡姨去年9月初去广东治病，期间回来过3-4次。我听每次胡姨回来跟孙大爷为钱吵架，让孙大爷立遗嘱，孙大爷没理会。胡姨对孙大爷态度生硬、不好，回北京期间几乎每天都出去玩。今年1月19日凌晨，孙大爷鼻子大出血，让120急救车送到人民医院急诊，我把电话给胡姨，胡姨说她不管，让我找他儿女去。今年4月18日，孙大爷从电力医院回家，病很重，大小便失禁，我正在洗碗，让胡姨帮把手，胡姨说她不管。孙大爷经常把电话催她回京，胡姨不听，有时还嫌孙大爷打扰她。孙大爷情绪低落，吃不好，睡不好，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以上是听到、看到的事实求是的情况。王某1，2018年9月9日。”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提交了胡某1与孙某4的生活照片、供暖费缴费明细及家政服务合同，欲以证明胡某1与孙某4感情深厚，一直共同生活，家务事由胡某1料理，胡某1在自身无力照顾孙某4时为孙某4雇佣了保姆王某1。原告对此不予认可。2017年8月30日，胡某1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患有肺小细胞癌，之后胡某1在北京、广东茂名市进行过治疗，其往返北京与广东的行程如下：1、2017年9月5日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湛江，同年10月18日自广州飞往北京；2、2017年10月27日从北京飞往惠州，同年12月12日自广州飞往北京；3、2018年1月5日自北京飞往湛江，同年3月12日自珠海飞回北京；4、2018年5月9日自北京飞往珠海，同年6月3日自湛江飞回北京；5、2018年6月26日自北京飞往重庆。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处理相应的遗产；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三原告系被继承人孙某4与其前妻金某1所生之子女，三人与胡某1之间均未形成扶养关系，故三原告只能继承孙某4的遗产，不能继承胡某1的遗产。同理，三被告与孙某4之间均未形成扶养关系，故三被告只能继承胡某1的遗产，不能继承孙某4的遗产。胡某1与孙某4于1995年登记结婚后，共同居住生活二十余年。胡某1在2017年8月30日被诊断为肺小细胞癌后，多次往返于北京与广东多市，前往广东亦有就医治疗的情形。2017年8月3日，其女刘某1聘请了保姆，在之后的生活中，亦有保姆协助原告照顾孙某4。在此情形下，难以认定胡某1对孙某4不尽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基于此，对原告提出的多分遗产的要求，本院不予支持，被继承人遗嘱未涉及到的遗产部分应在原、被告之间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一、关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孙某4遗嘱的效力问题（一）关于原告提交的遗嘱的效力原告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24日、有“孙某4”签名字样且按有手印的遗嘱两份。被告虽然不认可该两份遗嘱的真实性，但经鉴定，这两份遗嘱第一行“本人姓名”后“孙某4”的姓名字样及落款处“立遗嘱人”后的“孙某4”字样均系孙某4所书，并注明了年、月、日。该两份遗嘱行文流畅、字迹清晰、纸面整洁，并无令人生疑之处。虽然因为鉴定样本的不足导致无法对该两份遗嘱的内容的字迹进行鉴定，但是鉴于被告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两份遗嘱的内容并非孙某4所写，且考虑到遗嘱系私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92条第2款的规定：“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故本院可以推定该两份遗嘱的内容系孙某4本人所写。被告虽辩称该遗嘱中载明的“本人身体状况良好”与被继承人身患各种疾病不符，但遗嘱中这种表述应理解为遗嘱人处分相关遗产时是处于清醒的状况，遗嘱人身体上的疾病状况与遗嘱是否有效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被告辩称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内容逻辑严密、专业，不符合常理。但从孙某41988年12月4日填写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机关职工住房申请表》来看，孙某4系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其身份和学识完全有能力写出逻辑严密、专业的遗嘱。原告提交的该两份遗嘱在行文逻辑上并无有违常理之处。被告提出孙某4在遗嘱中处分了扣钟北里房屋中属于胡某1的财产份额，该处分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即使扣钟北里房屋中存在胡某1的权利份额，孙某4以遗嘱形式处分其自己的权利份额也是有效的。至于被告提出的该两份遗嘱中记载的孙某4的居住地址不一致的问题。本院认为，孙某4的两份遗嘱分别处分了不同的房屋，在处分诉争扣钟北里房屋的遗嘱中，其书写的居住地址为扣钟北里房屋；在处分诉争三源里房屋的遗嘱中，其书写的居住地址为三源里房屋，其目的是为了让遗嘱处分的房屋与遗嘱中记载的居住地址相一致，遗嘱中载明的居住地址的不同并不能得出遗嘱无效的结论。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合法有效。原告申请笔迹鉴定所支付的鉴定费9000元，由被告负担。（二）关于被告提交的遗嘱的效力虽经鉴定，被告提交的遗嘱中落款处“孙某4”的签字与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中四处“孙某4”的签字系同一人所书，但是在被告提交的遗嘱中，主文处存在删除文字的情况，落款日期中‘2017’中的‘1’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这些删除和涂改会令人产生合理的怀疑。诉讼中，被告虽申请对该遗嘱落款日期中“2017”年中的“1”与该遗嘱中的其他内容文字（含孙某4签字）是否为同一次书写形成进行鉴定，即对该遗嘱中的前述文字进行取样并运用化学鉴定方法鉴定是否为同一笔墨水形成，但经本院委托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表示“无法确定‘2017’的‘1’与其他文字是否为同一墨迹一次书写形成。”诉讼中，被告亦称鉴定机构联系被告表示无法做化学方法的鉴定，被告因此未交纳该项鉴定的鉴定费用，故本院无法确定该删除和涂改部分与遗嘱正文内容是否同时形成。被告虽要求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鉴定机构名册外选择其他鉴定机构完成该项鉴定，但是原告明确表示不同意被告该项请求，且考虑到该删除及涂改处并无孙某4的签字确认，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删除和涂改的行为系孙某4本人所为，故本院对被告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请求不予准许。庭审中，被告表示孙某4书写遗嘱时只有孙某4和胡某1二人在场，孙某4在书写完该遗嘱当天即将遗嘱交给了胡某1，遗嘱中修改的部分都是孙某4自己修改的，胡某1当时不懂，也没有在意遗嘱修改的情况。若被告该陈述属实，胡某1当时也有能力和条件保存相关修改的证据，或者让孙某4重新书写遗嘱，但被告并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且即使被告提交的遗嘱形成于2017年10月21日，该遗嘱的形成日期距离原告提交的两份遗嘱的形成日期2017年9月24日不足一个月，从本案证据来看，在这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也并没有出现能够令孙某4改变遗愿的相关事实。综上，本院对该遗嘱是否系孙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存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92条第1款规定：“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3款规定：“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结合该规定及本院上述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遗嘱不具有真实有效性，无法反映出孙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依据该遗嘱处分孙某4的遗产。被告就其提交的遗嘱落款处“孙某4”的签字进行了笔迹鉴定，为此支付鉴定费3300元。因该份遗嘱并未被本院采信，故该鉴定费用由被告自行负担。二、关于诉争房屋的分割问题（一）关于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的分割问题该房屋系孙某4、金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孙某4、金某1的继承人依法继承。孙某4就该房屋立有遗嘱，将该房屋遗留给三原告继承，故该房屋中属于孙某4的房产份额以及孙某4从金某1处继承的份额均由三原告共同继承。金某1在该房屋中享有的房产份额，除孙某4继承的部分外，剩余部分由三原告依法继承。基于此，该房屋由三原告共同继承，每人占三分之一的份额。诉讼中，三原告要求该房屋归原告孙某1所有，并表示孙某1应给付给孙某2、孙某3的房屋补偿款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由三原告自行解决，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二）关于北京市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的分割问题该房屋系孙某4在1998年房改时向单位购买，在购买时使用了孙某4、胡某1二人的工龄。原告虽称购房款全部由孙某2交纳，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而原告仅就此提交了购房款收据原件。在这些收据中，除补交维修基金收据上交款人处有刘某4、手续费收据上交款人处有孙某4的签名外，其他收据中均无交款人信息，这些证据无法证明购房款由孙某2出资交纳。再结合该房屋购房合同的签订日期、购房款交纳时间及房屋所有权人登记状况来看，该房屋应系孙某4和胡某1的共同财产。但是，考虑到该房屋的来源情况，本院认为该房屋虽是孙某4、胡某1的共同财产，但不宜在二人间平均分配所有权，具体考虑如下：1、在房屋的分配上，早在1988年12月4日，孙某4即向其单位申请分配了该房屋，在申请时，孙某4以原住房居住人口多且无阳光为由要求加分单居室一处，故在申请时，单位考虑了其家庭人口因素，这些家庭人口包括孙某4、孙某4前妻金某1、孙某4之女孙某2、孙某4之子孙某3及其外孙女刘某5，这些家庭人口的存在是单位分配该房屋的重要原因；2、在房屋承租人方面，该房屋虽是孙某4向单位申请分配的，但在1992年时该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其儿媳魏某1，至1993年8月10日，该房屋承租人又变更为原告孙某2，自1992年至1998年房改时，孙某4并非该房屋的承租人；3、在申请购买房屋时考虑的因素方面，孙某4于1998年4月20日填写的《购房申请表》中记载的“家庭可计数的购房人口”为6人，该6人中除胡某1外，其余人员为孙某4的孙子、女儿等，即在购买时主要考虑的也是孙某4再婚前的家庭人员；4、从购房时使用的胡某1的工龄优惠情况看，二人于1995年11月3日登记结婚，在婚后不到三年的时间，该房屋即进行房改，在房改时只是使用了胡某1的工龄，该工龄使用情况体现在财产价值上也只是使得购房人在购房款上得到了部分优惠；5、从购房款的来源上看，该房屋实际购房价格为18973元，在孙某4和胡某1结婚时，孙某4将近67周岁，胡某1也已54周岁，二人均已退休。虽然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购房款系由孙某2出资，但考虑到孙某4、胡某1的结婚时间、购房时间及购房款的金额，现有证据也无法表明购房款来源于孙某4、胡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综合以上情况，本院酌情认为孙某4在该房屋中享有80%的份额，胡某1在该房屋中享有20%的份额。孙某4于2017年9月24日立下遗嘱，将该房屋留与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继承，故孙某4在该房屋中享有的80%的份额应归三原告所有。因三原告与胡某1之间并未形成扶养关系，故胡某1在该房屋中享有的20%的份额由三被告平均继承。三原告在北京居住生活，且该房屋由孙某2居住使用，三被告均未在北京居住生活，故三原告要求该房屋归原告孙某2所有，理由正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该房屋归孙某2所有，孙某2即应给付其他继承人相应的折价补偿款。诉讼中，三原告表示孙某2应给付孙某1、孙某3的折价补偿款由其自行解决，不要求法院处理，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但孙某2应给付三被告20%的折价补偿款。经评估，该房屋价值总价为529.33万元，据此计算，孙某2给付三被告20%的折价补偿款的金额为1058660元。原告称该房屋如果上市需要另外补交土地出让金，评估价没有扣除应该扣除的土地出让金，经原告咨询，土地出让金大概有10万元，如果扣除土地出让金，按照评估价计算该房屋的实际价值应为519.33万元。但评估报告第2页已经载明“4、估价对象为成本价出售住宅，需要缴纳成本价出售住宅首次上市交易时应由卖方补缴的政府土地出让金，评估价值已经对上述项目进行了扣除”，故对原告所述要求在房屋总价值中扣除土地出让金10万元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重庆市观音桥街道洋河花园×号房屋的分割问题该房屋系孙某4、胡某1购买的商品房，系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每人各享有一半的产权份额。经评估，该房屋总价为142.54万元。因被继承人无遗嘱涉及该房屋的处分，故本院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该房屋。孙某4先于胡某1死亡，在孙某4死亡后，其在该房屋中享有的一半的份额由三原告及胡某1平均继承，每人各继承八分之一的份额。至此，胡某1享有该房屋八分之五的份额，三原告各享有该房屋八分之一的份额。因三原告与胡某1之间未形成扶养关系，故在胡某1死亡后，其在该房屋中享有的八分之五的产权份额由三被告平均继承。考虑到该房屋的坐落，本院认为该房屋归三被告所有，由三被告给付三原告相应的折价补偿款为宜。参照该房屋评估价值，三被告应给付三原告各178175元。（四）关于重庆市涪陵区黎明路×号房屋的分割问题该房屋原系胡某1与孙某4结婚前承租的单位公房，在胡某1与孙某4结婚后由胡某1补购了该房屋。从公平原则考虑，本院酌定胡某1在该房屋中享有80%的份额，孙某4享有20%的份额。经评估，该房屋总价为33.53万元。因被继承人均未就该房屋的处分留下遗嘱，故本院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孙某4先于胡某1死亡，在孙某4死亡后，其遗留的房产份额由三原告及胡某1平均继承，每人各继承1/20。至此，胡某1在该房屋中享有17/20，三原告各享有1/20。在胡某1死亡后，其享有的该17/20的份额由三被告平均继承。考虑到该房屋的坐落，本院认为该房屋归三被告所有，由三被告给付三原告房屋折价补偿款为宜。参照该房屋的评估价值，三被告应给付三原告房屋折价补偿款各16765元。（五）关于原、被告双方支付的评估费的负担问题原告申请对西城区扣钟北里2#楼602号房屋进行评估，支付了评估费15725元。被告申请对上述重庆两套房屋进行评估，共计支付了评估费11050元。此外，被告还额外为评估公司估价人员支付了差旅费共计4362.7元。原、被告双方均为诉争房屋的顺利分割支付了评估费用，且费用金额相差无几，故本院酌定双方各自支出的评估费用由各自自行负担。三、关于孙某4的抚恤金、丧葬费的分割问题被继承人孙某4的抚恤金及丧葬费金额共计191880元，这笔钱均由原告孙某2领取。办理孙某4后事的费用系从上述抚恤金及丧葬费中支取。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办理孙某4后事支出的费用有票据证明的总金额为12698元，无票据证明的费用支出金额为3万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购买墓地实际支出费用为6000元，且被告同意将该6000元从孙某4的抚恤金和丧葬费中扣除，本院对此不持异议。综上，应从孙某4抚恤金和丧葬费中扣除的费用共计48698元，在扣除后，还有143182元在原告孙某2处。关于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分割，原告要求三原告共计分得75%，被告共计分得25%，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据此，原告应给付三被告共计35795.5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孙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北小街×号房屋归原告孙某1所有。二、被继承人孙某4名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扣钟北里×号房屋归原告孙某2所有；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原告孙某2给付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该房屋折价补偿款共计1058660元。三、被继承人胡某1名下位于重庆市观音桥街道洋河花园×号房屋归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按份共有，每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给付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各178175元。四、被继承人胡某1名下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黎明路×号房屋归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按份共有，每人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给付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各16765元。五、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原告孙某2给付原告孙某1、孙某3剩余抚恤金、丧葬费各35795.5元，给付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剩余抚恤金、丧葬费共计35795.5元。六、驳回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原告孙某2、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180元，由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负担31090元（已交纳），由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负担31090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支出的鉴定费9000元，由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负担（已由三原告预付，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将该9000元给付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支出的鉴定费3300元，由被告自行负担（已交纳）；原告孙某1、孙某2、孙某3及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各自支出的评估费，由各自负担（均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凡人民陪审员  曹凤云人民陪审员  孟 燕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徐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