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53民初2397号原告：重庆市六九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沙坝乡脉东居委二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6733954304。法定代表人：王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平，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涛，重庆光界（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双河街道高丰村9组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320427273K。法定代表人：易华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斌，男，公司员工。原告重庆市六九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九畜牧公司”）与被告重庆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兆畜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六九畜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平、陈清涛与被告天兆畜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和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六九畜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解除合同通知函》无效；2、责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种猪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从被告处引二元种母猪6000头，并对种猪的质量标准、付款方式、交货地点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因种猪价格上涨，被告在合同约定的供种期间，未向原告提供种猪，原告也在合同约定供种时间内多次到被告处提运种猪，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拖延向原告提供合同约定的种母猪。直到2020年4月30日，被告以“受疫病、疫情影响为由，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告知原告即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合同》。原告认为，在这期间被告均未向原告告知不可抗力的情形，其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另被告系违约方，无权解除2018年12月12日签订的《种猪购销合同》。被告天兆畜牧公司辩称，1、受非洲猪瘟疫病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原告未在合理期限内要求履行；3、被告履行提供种猪的条件未成就；4、合同解除并未给原告造成损失。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12日，原告六九畜牧公司与被告天兆畜牧公司签订《种猪购销合同》，约定：“甲方六九畜牧公司从乙方天兆畜牧公司处引二元种母猪6000头，供种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前提供2000头，2019年7月20日前提供3000头，2019年9月20日前提供1000头；甲乙双方同意种猪款实行先选猪，采样合格后，再付款提货的原则；为确保乙方能按时为甲方提供种猪，甲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的10天内向乙方支付定金72万元；乙方种猪起运前十天应通知甲方，以保证种猪的顺利交接，种猪的交货地点为乙方荣昌双河种猪场；乙方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付种猪，视为乙方违约，本合同自动终止，乙方返还甲方双倍定金；经甲乙双方同意调整种猪购销计划的另行协商；因不可抗力导致甲乙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有关义务时，届时双方另行协商处理，且双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如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或双方应于不可抗力发生后的15日内将情况告知对方，并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的合理时间内，一方或双方应当继续履行协议。”2018年12月21日，原告六九畜牧公司向被告天兆畜牧公司的银行账户内转入720000元。2020年4月30日，被告天兆畜牧公司向原告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函》一份，载明：“我公司与贵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签订了《种猪购销合同》，约定贵公司从我公司引二元母猪6000头，在2019年5月20日前引种2000头，在2020年7月20日前引种3000头，在2019年9月20日引种1000头，并对种猪的价格、体重、供猪猪场等进行了约定。然而，因疫病和疫情的影响，我公司荣昌双河猪场遭受重创，已长期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工作，且恢复生产遥遥无期，导致该合同无法正常履行。为了不影响贵公司的发展，并与贵公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我公司研究决定将贵公司所支付的定金如数退还，并正式通知贵公司即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种猪购销合同》。”庭审中，原告六九畜牧公司认为被告在2019年对外均有销售仔猪、肥猪而拒不按合同约定向其提供种猪系违约。对此，原告举示了由重庆市荣昌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提供的天兆畜牧公司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对外销售检疫记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荣昌区税务局提供的天兆畜牧公司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发票开票记录。上述两份证据材料载明，从2019年5月起至12月，被告天兆畜牧公司一直在对外销售仔猪、肥猪、淘汰母猪、淘汰公猪。被告则认为对外销售系因为疫情的影响淘汰清场销售。另查明：非洲猪瘟疫情于2018年开始在我国部分地区暴发，但被告猪场所在地并没有暴发非洲猪瘟疫情，当地政府也没有强行要求对猪场清场。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种猪购销合同》、《解除合同通知函》、检疫记录、发票开票记录等证据材料为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定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六九畜牧公司与被告天兆畜牧公司签订的《种猪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约定被告在2019年5月至9月期间须向原告提供种猪6000头，但被告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向原告提供种猪，并于2020年4月才向原告发送解除合同函。关于被告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是否有效，本院综合评析如下：按法律规定，合同解除有三类情况，一是法定解除，意指当事人基于法律的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致使合同发生解除效果；二是约定解除，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当该条件成就时，被赋予解除权的一方或者双方就可以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发生解除的效果；三是协议解除，合同的解除既非基于法律的规定，也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而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一致后决定终结合同的效力。由此可知，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在购销合同中约定若天兆畜牧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种猪，视为天兆畜牧公司违约，合同自动终止。按此约定，拥有解除权的一方是原告六九畜牧公司，天兆畜牧公司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另《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被告认为非洲猪瘟属不可抗力，受非洲猪瘟影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行使的是法定解除权。但从被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来看，被告猪场所在地区并未暴发大规模的非洲猪瘟疫情，当地政府未强行要求养猪企业关闭猪场，被告猪场的猪也未感染非洲猪瘟，被告在合同约定期间仍陆续向外出售仔猪、公猪等证明被告猪场仍能继续经营。况且，在原、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的时候，我国已经有非洲猪瘟疫情，被告作为专业的养猪企业，在明知有疫情的情况下仍签订该合同，应是对自己企业的应对能力有信心。故非洲猪瘟疫情并不必然导致案涉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告并不具有法定的解除权。综上，被告向原告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函》仅能视为一方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要约，原告并未对此予以承诺，故该函件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果，该《解除合同通知函》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重庆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向原告重庆市六九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函》无效。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重庆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林 阳人民陪审员 李 燕人民陪审员 曹华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院印）法官 助理 何高惠书 记 员 刘梦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