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1624号原告：向芳家，男，1957年7月1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洋（向芳家之子），男，1986年4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汲静韬，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树光，男，1961年10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雨龙（刘树光之子），男，1988年6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1027Q。法定代表人：李洪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简，女，1991年3月14日出生，住，住北京市海淀区/div>原告向芳家与被告刘树光、被告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向芳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洋、汲静韬，被告刘树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雨龙，被告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向芳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刘树光与船舶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963192.7元（自2009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08年8月，我与刘树光口头约定，由我承建刘树光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北京××山庄（北京市延庆区××镇××村西600米，现更名为“××（北京）酒庄有限公司”）主楼及附属工程，承包方式为主楼一次性价格86万元，附属工程以工程决算为准，口头达成合同后，我积极组织施工，根据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于2009年6月5日对主楼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刘树光结清了主楼工程款86万元，附属工程于2009年12月10日进行了竣工验收，并对该附属工程进行了决算，出具了决算书，决算金额为963192.7元。决算后，我将房屋交付给刘树光使用。我多次向刘树光催要工程款，但刘树光均以各种理由不支付。我认为双方达成的口头合同合法有效，我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将承建的房屋交付给刘树光使用至今。我认为船舶公司是工程受益人，因此要求刘树光与船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我的诉讼请求。刘树光辩称，不同意向芳家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向芳家起诉的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向芳家提供的现有证据，刘树光不是合同主体，没有产生合同上的权利义务。首先，向芳家提供的证据没有刘树光的签字，也没有刘树光作为任何合同一方的书面证据。因此，根据民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刘树光并不能成为本案的被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向芳家提供不了与刘树光签订合同的证据，法庭就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认定刘树光为本案被告。其次，北京××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应为本案的适格的被告主体。根据向芳家提供的现有证据，主体工程验收报告记载“北京××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体工程结算书记载“北京市××山庄”，都可以明确推断合同主体为北京××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芳家称为刘树光承建“北京××山庄”，现更名为“××（北京）酒庄有限公司”，根据北京市企业信用网查询可知，北京××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庄）应为向芳家所诉标的的控制权益人，目前该公司处于吊销状态，法定代表人为姚某。向芳家所提供的证据也可以表明，主体工程验收报告、主体工程决算书等内容记载合同主体为××山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因此，××山庄仍然具有被诉的主体身份，向芳家起诉刘树光是主体不适格。因××山庄具有被诉主体身份，××（北京）酒庄有限公司与××山庄亦不是同一个主体，也属于主体不适格。第二、向芳家提供的证人与向芳家存在利害关系，法庭对其证言不应当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证人明确表示是向芳家介绍其参与土建设计的，可见证人与向芳家在之前就认识，还存在着相互介绍项目的利害关系。本案中，不能排除证人出庭作证背后存在经济利益关系，证人也不是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此，其证言应当被法庭予以排除，不予采信。第三、刘树光已经忠实履行了主体建筑的合同责任，不意味着就必然要承担附属工程的相关责任。本案中，向芳家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明确，刘树光已经完全履行了主体建筑工程的全部合同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附属工程也是刘树光认可的工程项目，也并不当然认为附属工程也是向芳家参与建筑的。到目前为止，向芳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撑他的诉讼请求。试问在没有刘树光签字的任何合同，仅凭与向芳家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以及向芳家与证人签订的单方面所谓附属工程的结算书，就可以认定刘树光是合同主体，并承担相应责任，那就是于法不公，是没有任何法条作为判决支撑依据的。第四、刘树光不是××山庄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公司授权之下，没有代理出庭的权利与义务。××山庄的法定代表人为姚某，刘树光仅为股东，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姚某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享有出庭的权利与义务，即使刘树光在建设××山庄中做过决策，也是代表××山庄作出的决策，而非代表个人作出的。因此，起诉刘树光并不代表起诉××山庄，在××山庄还具备公司主体的资格情况下，应当起诉××山庄而不是刘树光。船舶公司辩称，2006年3月至今，船舶公司已经将涉案土地租赁给××公司。自2006年3月以后，开发、建设、利用该荒滩的并非是船舶公司。2006年3月至今，船舶公司与该荒滩土地不存在任何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关于本案所涉的建设工程纠纷，船舶公司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所涉建设工程的主体是向芳家与刘树光，船舶公司既非该建设工程的建设主体，也非建设工程的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船舶公司与建设工程不存在任何事实上的关系与法律上的关系，对该建设工程的情况均不知情，船舶公司与本案建设工程存在关联的举证责任应该由向芳家承担。船舶公司并非建设工程的主体和受益人。2006年3月，船舶公司已经将涉案土地转出，对涉案工程完全不知情，船舶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此外，船舶公司需要补充两点答辩意见。第一、船舶公司曾为涉案土地承租人，而非该土地登记的使用权人或土地他项权利人，涉案土地的权利状态目前存在较大争议。根据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的《土地登记规则》第十九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地使用者分别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向土地他项权利者颁发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船舶公司目前保有的所谓“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显示该证件的填发机关为延庆县房屋土地管理局，该证书在性质上应属于“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但原件早已遗失，故该证书所载权利性质不明、无法确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荒滩租赁合同》，船舶公司为土地承租人，而非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地他项权利人。虽然《荒滩租赁合同》以及船舶公司所保有的权证复印件在土地用途方面有建设等综合用地的记载，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相关规定，对土地进行实际建设开发，仍需依法办理相应的建设工程规划、审批等手续。船舶公司自1996年至2006年仅依据《荒滩租赁合同》对涉案工程所在土地进行过栽种、灌溉树木相关的农业开发、使用、管理，从未申请办理过工程建设规划、审批手续或开展与栽种灌溉树木无关的建设工程施工工作，在船舶公司对涉案工程所在土地现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有关部门也已经口头反馈船舶公司，未查询到涉案工程所在土地上存在任何相关审批手续。船舶公司已于2020年11月18日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提交书面申请，要求根据船舶公司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查询涉案土地的登记状况，并已得到反馈。查询部门电话告知船舶公司“无论按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名称，还是关键字船舶搜索查询，均未查到与船舶公司有关的任何土地登记信息”。换言之，船舶公司目前已不享有任何经登记的土地权利。这也再次证明船舶公司在《荒滩租赁合同》签署后至2006年3月期间成为涉案工程所在土地的承租人，船舶公司从未依法成为涉案工程所在土地使用权人、土地他项权利人。自2006年船舶公司将该土地的承租权利转让给他人后，船舶公司再未对涉案工程所在土地进行过任何开发、管理、使用、收益等行为。法院调取的《荒滩租赁合同》系于1996年签订，根据1995年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实施的《土地登记规则》第三条：“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土地使用者和土地他项权利者，必须依照本规则划定，申请土地登记。”；第二十二条：“设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必须依照本章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第三十条：“有出租权的土地使用者依法出租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人与承租人应当在租赁合同签订后十五日内，持租赁合同及有关文件申请土地使用权出租登记。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在出租土地的土地登记卡进行登记，并向承租人办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第六十三条“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和出租应当以土地登记文件资料为准”；第六十五条：“土地登记卡是土地登记的主件，也是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的法律依据；土地证书是土地登记卡部分内容的副本，是土地使用者、所有者的土地他项权利者持有的法律凭证。”等规定，土地权利的设定必须经过登记，土地登记卡是土地登记的主件，土地证书仅是土地登记卡部分内容的副本，是土地权利的法律依据，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和出租应当以土地登记文件为准。根据查询结果，船舶公司目前在涉案工程所在土地不享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他项权利等任何登记的土地权利，这一查询结果也与船舶公司已将土地转出这一事实状态能够相互印证。第二、涉案建设工程缺少合法审批手续应属违建、存在质量问题且由他人长期占有、使用，船舶公司从未也无法从涉案工程中获益。经法院查明，涉案工程目前已由他人长期占有、使用，且向芳家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前期谈话笔录、庭审笔录中均反映涉案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存在倒塌的风险。此外，向芳家以及本案另一被告刘树光均表示没有土地使用权，未提供任何涉案工程的审批手续、经船舶公司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延庆分局咨询的结果，目前涉案工程所在土地上不存在任何相关审批手续，涉案工程应属违建，在船舶公司与有关部门后续处理土地权利争议过程中随时可能被依法拆除。因此，不论经有关部门查实任何集体、单位或个人应为该土地目前的权利人，实际均难以从该建设工程中获益，且向芳家与本案另一被告刘树光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涉案土地权利人的权利，应当对该土地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船舶公司在收到本案相关材料之前，不知晓涉案土地任何相关的具体使用、建设情况，向芳家提交的涉案工程证据材料中也没有任何与船舶公司有关的工作痕迹，船舶公司不可能为涉案工程受益人；船舶公司在调查核实涉案土地使用权登记情况的过程中，得知涉案工程应属违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由他人长期占有、使用，船舶公司既没有也不可能为涉案工程受益人。综上所述，自2006年3月至今船舶公司与涉案工程没有任何事实上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船舶公司既非该建设工程合同主体，也非涉案建设工程受益人，即使船舶公司曾经为北地村荒滩土地承租人，也不能证明船舶公司为本案所涉建设工程合同主体，涉案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方、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或是本案所涉建设工程合同的受益人，船舶公司依法不应作为本案被告，也不应就涉案建设工程承担任何责任。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至2009年期间，向芳家承建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西600米××山庄的主楼及附属工程，刘树光支付了向芳家工程款。自2019年10月起，向芳家给刘树光数次致电要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刘树光承认××山庄工程是向芳家负责施工，但是工程款已经付清了。2020年2月13日，向芳家诉至本院，向芳家认为刘树光与其口头约定由向芳家承包上述工程，其中主楼承包价格为86万元，附属工程以工程决算为准。向芳家称于2009年6月5日对主楼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向芳家称结清了主楼工程款86万元。向芳家称××山庄附属工程于2009年12月10日进行竣工验收，出具附属工程验收报告：“延庆县××镇××村梁西五亩地块工程验收，验收内容如下：1、车库工程；2、楼房工程基础加深；3、湖坝工程；4、护坡工程；5、电井房工程。经双方相关负责人验收，质量合格，达到要求，验收合格。甲方代表（发包方）王某1，乙方代表（施工方）向芳家。”2009年12月30日，向芳家称与王某1对该附属工程进行了决算，出具了附属工程决算书主要内容如下：“延庆县××镇××村梁西五亩地块工程施工决算明细表：1、车库工程88935.52元；2、楼房工程基础加深88898.52元；3、湖坝工程119349.68元；4、电井房工程27627.53元；5、护坡工程582981.45元；6、临时增加用工10400元；7、其他费用25000元；8、石料二次搬运20000元，合计963192.7元，甲方代表（发包方）：王某1，乙方代表（施工方）向芳家。”向芳家称附属工程决算后即将工程交付给刘树光使用，刘树光未支付附属工程款项。庭审中，在向芳家提供的附属工程决算书中签字的王某1出庭表示自己是向芳家介绍去涉案工程工作，刘树光委托自己做土建图纸设计、现场施工工程质量和数量验收、工程决算审核等工作，但王某1与刘树光没有劳务合同，工资也是现金交付，没有任何其他书面手续。王某1向本院提交的保证书中与当事人关系一栏填写：“与原告为朋友关系，与被告为顾（雇）用关系。”另查，向芳家与刘树光争议的建设工程地点为北京市延庆区××镇××村西600米一处约60亩的荒滩，该处荒滩于1996年3月28日由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2019年5月16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承租，租赁期限为50年。2006年3月，船舶公司的会议纪要中记载，准备将北地村60亩土地转出，经讨论，与会人员达成一致意见：综合管理部按以下原则与对方协商。1.转让金70万元，必须一次性支付；2.随土地转让一切权力（利）义务和债权债务；3.公司可以向对方出具原始文件遗失证明；4.转让后在该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费用或纠纷均与公司无关。2006年3月20日的记账凭证显示，北京××**有限公司向船舶公司转账50万元，2006年3月21日，黄某向船舶公司转账20万元，以上共计70万元。船舶公司称将涉案荒滩转让给北京××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船舶公司称由于时间久远，未能找到当年与××公司签署完成的荒滩土地租赁权转让协议。此外，向芳家诉讼请求原为请求法院判令刘树光支付工程款963192.7元及利息（自2009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付清之日止）。2020年11月12日庭审中，向芳家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刘树光与船舶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963192.7元（自2009年12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付清之日止）。本院释明向芳家，根据其所提交的证据情况是否坚持起诉刘树光，向芳家表示坚持起诉刘树光本人。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北京××山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量认定表、附属工程验收报告、附属工程决算书、单位工程决算书、照片、录音光盘及录音资料整理、证人证言、《荒滩租赁合同》复印件、××山庄工商信息打印单、船舶公司会议纪要、转账票据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看，向芳家主张刘树光拖欠其工程款，就应当充分举证证实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为刘树光、涉案工程的占有使用人是刘树光、拖欠工程款明确具体的金额等事项。但在本案中，向芳家并没有充分举证证实上述事项。本案存在以下问题。问题一、工程发包主体不明确。向芳家作为工程的承包方，从其起诉伊始就确认发包方为刘树光个人，向芳家提交的录音证据，欲证实合同的相对方为刘树光，而电话录音中刘树光表示“活儿，是你干的。钱也给你了。但是后面，你那个楼，人家住家儿都可以做证明，我们当时都拍照了，包括里面，包括那个梁，我们后来加了梁。包括你前面的阳光房，你那个弄的怎么修的，怎么走的。包括那个护坡。”向芳家追问“你承认这活是我干的，你说你钱给齐了，是吧？”刘树光回答“给齐了，给齐了，嗯。”刘树光辩称自己是××山庄的股东，在工程建设期间是履行的职务行为，向芳家不应当以其为被告提起诉讼。很显然，向芳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工程的发包方为刘树光个人，也不能证实刘树光就是应当承担给付工程款义务的发包方。况且，录音中刘树光所述提及了向芳家主张的附属工程里的“护坡”工程，从录音中传达出刘树光的意见为全部工程款已经支付。因此，该录音证据并不能证明向芳家所称刘树光未给付附属工程款的事实。问题二、证人证言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证人王某1是向芳家将其介绍给刘树光，然后由王某1负责工程的土建图纸设计、现场施工工程质量和数量验收、工程决算审核等工作。王某1也自认与向芳家为朋友关系，通过向芳家介绍为刘树光负责管理该工程的大小事宜。刘树光对上述王某1的情况不予认可，王某1没有与刘树光签订劳务合同，也没有刘树光向其发放劳务费用的凭证，向芳家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王某1如其所述系被刘树光雇佣。因此，王某1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王某1的证言以及在决算中的签字等本院均不予采信。问题三、所欠工程款金额不确定，向芳家起诉称刘树光欠其附属工程款963192.7元，是建立在其与王某1双方验收决算的基础之上的。但在庭审中，法官询问“被告你清楚不清楚××山庄支付了向芳家多少工程款？”刘树光的诉讼代理人回答不清楚。此时，向芳家称“是刘树光本人给的现金，大概多少钱忘记了。”在起诉书中，向芳家称刘树光已经给付了86万元工程款。但在庭审中，向芳家却又表明忘记刘树光给付了多少工程款。对于给付工程款的数额向芳家的表述存在前后矛盾。在向芳家与刘树光的电话录音中，刘树光表示已经给齐工程款，而向芳家认为没给齐工程款。向芳家对已经给付多少工程款自身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却能准确确认刘树光未给付工程款的相关数额，加之，出具附属工程决算书的证人王某1是向芳家将其介绍给刘树光参与涉案工程，王某1也自认与向芳家为朋友关系。因此，综合上述情况，对于向芳家所述刘树光欠有附属工程款项的具体数额，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向芳家申请追加船舶公司和××山庄的法定代表人姚某为被告，向芳家没有提供任何姚某与本案相关的证据，本院对向芳家要求追加姚某为被告未予准许。本院为查清涉案土地性质和使用权属等情况依法追加船舶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而船舶公司对涉案地块的使用权是否如其会议纪要中记录的已经转租也不明确。经本院释明向芳家后，向芳家坚持要求土地承租人船舶公司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连带责任，理由是船舶公司是土地的使用权人，涉案房屋坐落在其承租的土地上，船舶公司为受益人。本院不能从刘树光曾经支付给向芳家工程款而推定刘树光为工程的发包人，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刘树光拖欠向芳家工程款，也不能证实涉案建筑物占有、使用人为刘树光；同理，根据现有证据，本院也不能证实船舶公司为涉案工程受益人，向芳家的诉讼请求因缺少真实可信的证据，因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向芳家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32元，由原告向芳家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    永    强人民陪审员 杨阳人民陪审员姜秀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刘        璐书 记 员 王    雅    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