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41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追加被执行人）：杭州杭挂机电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凌家桥**。 法定代表人：陈永兴。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智慧、俞玲丽，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div> 法定代表人：孙建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远、郑莎莎，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 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浙江富轮橡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高富路**> 诉讼代表人：浙江富轮橡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由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担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瑞华。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凌家桥村**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永兴。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叶炎平，男，1960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傅利君，女，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杭州杭挂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挂公司）与被上诉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浙江富轮橡胶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轮公司）、杭州行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地集团）、叶炎平、傅利君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20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杭挂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智慧、俞玲丽、浙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远、郑莎莎、富轮公司管理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瑞华到庭参加诉讼，行地集团、叶炎平、傅利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杭挂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91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行地集团2015年专项审计报告中所示行地集团应收上诉人的23笔款项，实际并非资金拆借，而是上诉人与行地集团之间的各项应收款汇总科目。至2019年5月，上诉人不仅已支付全部款项本息，还另外出借给行地集团1亿余元。1、为明晰反映行地集团与上诉人之间的账务往来情况及资金成本计算，行地集团将与上诉人之间的应收款集中在一个科目即“其他应收款——借款杭挂”科目中体现反映，并按年7%计收利息。虽然该账目科目名称有“借款”字样，但科目名称并非认定款项性质的依据。原审判决认定的“23次9310余万元借款”中，涉及的主要款项为3笔共计63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剩余20笔则是因债权债务转让和其他往来形成的应收款。事实上，该23笔款项均无行地集团对应的资金支付，上诉人并未从行地集团抽取获得资金，行地集团也未因此导致利益受损。2、2016至2019年间，上诉人己陆续支付该23笔款项本息。至2019年4月，上诉人不仅已经全部归还上述应付款本息，还另外出借给行地集团1亿余元款项，用以偿还行地集团向温州银行杭州分行等银行的贷款。至此，上诉人未欠付行地集团任何款项，反而是行地集团应付上诉人款项1亿余元。二、上诉人作为股东，长期为行地集团提供了多方位的支持与帮助，不仅未因与行地集团的款项往来而单方面获益，反而因对行地集团支持致自身利益受损。原审判决认定行地集团将50%的资产出借给上诉人，不利于行地集团的成长与事实不符。1、在行地集团成立之初，2006年10月8日，上诉人出具《关于无偿提供办公经营场所的决定》，将位于××镇××号××区内的部分厂房无偿提供给行地集团使用。2、为支持帮助行地集团，上诉人以自身的房产土地为行地集团的多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导致上诉人贷款受限、流动资金紧张，自身利益受损。3、上诉人与行地集团之间的款项往来并未导致行地集团利益受损，原审判决提及的“23笔款项”，上诉人均按照年7%的利率向行地集团支付利息，至2019年4月已全部支付完毕。4、占“23笔款项”三分之二的款项为应付股权转让款，但上诉人系以注册资本价收购行地集团下属亏损企业，目的为帮助行地集团减轻亏损，该行为有利于行地集团。以其中最大一笔即中汽商用汽车有限公司（杭州）97.60%股权4880万元转让款为例：2015年1月27日，行地集团将其持有中汽商用汽车有限公司（杭州）97.60%（对应出资4880万元）的股权以488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上诉人，2015年1月30日完成股权变更备案，2016年9月27日上诉人受让的该股权被西湖区人民法院执行拍卖，首次拍卖以1188万元的价格成交，但因买受人提出异议，该拍卖被西湖区人民法院裁定撤销。2017年4月16日，该股权再次被西湖区人民法院拍卖，最终成交价格为356万元。因该股权转让交易，行地集团获益4524万元，而上诉人亏损4524万元。5、行地集团高负债及停止营业的原因，是受富轮公司担保等案件的牵累，银行账户被查封、无法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所致，并非是由于原审判决所提出的23笔应付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行地集团在自己高负债的情况下，将50%的资产出借给主营业务仅为租金的杭挂公司，该出借行为显然不利于行地集团的成长”与事实不符。三、两公司决策者相同并不意味着“混同”，原审判决认定“两家公司决策者混同”于法无据。上诉人与行地集团分别有各自的员工。双方的董事、监事人员虽有相同，但我国法律对此并不禁止，同时在母子公司的情况下普遍存在。两公司董事、监事人选的确定，完全是依据《公司法》规定及公司章程选举委派。上诉人认为，董事、监事人员交叉任职，并不必然导致“决策者混同”。上诉人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对两公司人员独立性己作出专业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两家公司决策者混同”于法无据。四、行地集团并未丧失独立性，上诉人对行地集团的上述23笔应付款项也并未损害债权人利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如前述，原审判决对23笔款项的性质认定错误。上诉人为行地集团提供了多方位的支持帮助，不存在所谓的“过度支配与控制”。原审判决认定的“23笔款项”不仅不能证明行地集团丧失独立性，或损害行地集团债权人利益，反而恰恰证明了行地集团的独立性，证明了上诉人对行地集团的支持帮助。2、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行地集团2015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及行地集团2016、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足以充分证明行地集团系独立的法人主体，业务独立、独立建账及独立核算、员工独立、固定资产独立，与上诉人往来账目清晰，不存在任何混同的情形。3、如前所述，上诉人己举证证明上诉人与行地集团的财产相互独立，往来账目清晰，不存在财产混同。原审判决提及的“23笔借款”，也系正常、合理的应收应付款项，且己经全部支付本息。因此，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认定上诉人“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不当。同时，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对行地集团产生过度支配和控制为由，而适用的法律仍是上述追加规定第二十条，也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五、原审判决在案涉执行裁定书的依据明显不成立的情况下，另行新提出了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的理由，且对原执行裁定的程序错误未作评判，判非所诉；同时，在己经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未裁定恢复审理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径行作出判决。该些情形构成程序严重违法，导致判决不公。1、本案为上诉人针对原审法院2019年1月11日所作出的（2019）浙0111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而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依法应审查该执行裁定书追加上诉人的理由是否成立及其所作出的程序是否合法。在该执行裁定书中，裁定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的依据为（2016）浙0111民初5753号民事判决和（2017）浙01民终2818号民事判决。但原审已经查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2018年12月4日己经作出（2018）浙民再6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6）浙0111民初5753号民事判决和（2017）浙01民终2818号民事判决。即该执行裁定书系依据己经被依法撤销的民事判决所作出。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应直接判决认定追加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撤销该裁定。但原审判决却另寻理由，以所谓的“过度支配”为由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判非所诉，程序严重错误，并直接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起诉时，还特别提出执行裁定书作出的程序错误：未履行通知义务、未依法听证、未告知救济途径，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如果执行裁定书在作出前依法履行通知、依法举行听证会的，就不会产生上述以已被依法撤销的民事判决作为裁定依据的情况。2、2020年1月23日，原审法院作出（2019）浙0111民初914号民事裁定，以“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本案诉讼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存在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裁定中止本案诉讼。但此后，原审法院却在未裁定恢复本案诉讼、未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径行作出了判决，程序违法。综上，原审判决在执行裁定书的依据明显不成立、作出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况下，判非所诉，同时在裁定中止诉讼、未恢复审理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并直接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导致判决不公，故上诉人依法上诉，并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浙商公司发表答辩意见称：原审法院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也并无错误。首先，（2020）浙01民终839、840、841号三个案件仅是个案，并不当然适用本案，且该三个案件系与公司纠纷有关的诉讼，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两者在证明标准、法律适用方面均有不同。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原审法院对杭挂公司与行地集团是否存在财产混同是作了实质分析。关于法律适用方面，原审并未存在不妥，不能把《公司法》第63条和第20条第三款割裂开来看。其次，对案涉三份审计报告的效力，被上诉人一致持质疑态度。该三份审计报告均是行地集团在2018年单方委托补做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诉讼所用。也就是说，行地集团没有根据法律规定在每一年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年度审计。且三份审计报告仅能表现形式上的独立建账、独立核算，不能证明实质上的财产独立。第三，行地集团在高负债的情况下仍对杭挂公司发生应收款一个亿，且未及时收回，并非公司独立意志体现，上诉人企图通过还清欠款的结果状态主张过程的独立性，逻辑错误。被上诉人有合理怀疑行地集团本质上系杭挂公司的融资平台。最后，从关联交易的合理性看，杭挂公司所谓的“支持和帮助”，从表面上看是不公允的关联交易，背后体现的是杭挂公司对行地集团的全面控制，不仅是法定代表人相同，高管基本相同，更是行地集团所有的经营行为、资产处置行为等，背后都有杭挂公司的全面控制。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均未发表答辩意见。 杭挂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2019）浙0111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判决不追加杭挂公司为（2016）浙0111执70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即杭挂公司无需对行地集团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浙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该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浙商公司与被执行人富轮公司、富阳市富阳镇巨利汽配商行（该商行系不动产抵押人，不动产已清偿完毕，故不再列为被执行人，也不成为本案的第三人）、行地集团、叶炎平、傅利君信用证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不能清偿（2015）浙杭商外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浙商公司要求追加被执行人行地集团的一人股东杭挂公司为被执行人。2019年1月11日该院作出（2019）浙0111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查明“根据（2016）浙0111民初5753号民事判决和（2017）浙01民终281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被执行人行地集团系杭挂公司作为唯一企业法人股东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且杭挂公司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被执行人行地集团的财产。另查明，被执行人行地集团至今未能清偿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浙杭商外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裁定追加杭挂公司为（2016）浙0111执70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019年2月11日，杭挂公司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判决不追加其为（2016）浙0111执70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016）浙0111执7035号的执行标的为31089851.30元。 2018年12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再635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审原告嘉兴浙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于2018年12月4日以各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为由撤回对各债务人的起诉请求，并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由，裁定：一、准许嘉兴浙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撤回起诉；二、撤销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终2818号民事判决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5753号民事判决。 杭挂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13日，法定代表人为陈永兴，登记住所地为杭州市××街道凌家桥317号，注册资本1938.6万元。行地集团成立于2006年10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陈永兴，登记住所地为杭州市××街道××村××号厂区内，注册资本5000万元。2006年10月8日，杭挂公司向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之江分局出具《关于无偿提供办公经营场所的决定》，载明：经本公司研究决定，同意无偿提供位于××镇××号××区内厂房作为行地集团办公经营场所，拟设行地集团生产经营所需员工及设备均由本公司委派和提供。根据2019年8月19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行地集团的董事陈永兴、钱立文、郭建君、毛华先、潘明祥、徐文轩、王新华及监事邵关洪，亦同时担任杭挂公司的董事和监事。 杭挂公司提供了关于行地集团的三份审计报告，均由浙江浙经天策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其中2015年的专项报告由行地集团委托，2016年及2017年的审计报告则向行地集团的股东作出。2018年3月22日的《行地集团2015年度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六、关联方交易及往来情况：1、2015年度行地集团向杭挂公司租用生产设备，支付设备租金300000元（在代垫款项中扣除）；2、杭挂公司向行地集团借款情况：2015年初借款余额50000000元，2015年度杭挂公司向行地集团借款101522293.18元，还款58415640.86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行地集团应收杭挂公司借款93106652.32元，借款年利率7%，应收借款利息9143730.15元。七、审计意见：行地集团与杭挂公司2015年度业务经营独立，没有交叉重叠现象；在财务上独立建账，独立核算；行地集团和杭挂公司2015年度在职人员是独立的，无同一人员同时在行地集团和杭挂公司任职的情形；行地集团和杭挂公司2015年度财务账面上的资产是独立核算的。行地集团和杭挂公司往来款账目清晰，截至2015年12月31日行地集团应付杭挂公司代垫往来款1754630.10元；借款余额93106652.32元，应收利息9143730.15元。” 2018年10月11日的《行地集团201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6年初行地集团的资产总计为185400824.84元，其中流动资金8309330.5元，其他应收款108773337.40元，负债合计201984665.25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6583840.41元，2016年期末杭挂公司欠行地集团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9404839.09元。”浙经天策事务所在“强调事项”中注明：1、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四所述，行地集团在2016年发生亏损9299725.00元，在2016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合计-25883565.41元，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截止审计报告日，行地集团实际已停止营业。3、截止审计报告日，行地集团在招行杭州凤起支行、温州银行的贷款已逾期未归还，其在该行开立的账户已被银行冻结。” 2018年10月11日的《行地集团2017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17年初行地集团的资产总计134520258.21元，其中流动资金840340.07元，其他应收款94880172.20元，负债合计160403823.62元，所有者权益-25883565.41元，2017年期末杭挂公司欠行地集团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0。”浙经天策事务所在“强调事项”中注明：1、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四所述，行地集团在2017年发生亏损16401902.09元，在2017年12月31日，负债高于资产总额42285467.50元，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截止审计报告日，行地集团实际已停止营业。3、截止审计报告日，行地集团在招行杭州凤起支行、温州银行的贷款已逾期未归还，其在该行开立的账户已被银行冻结。 杭挂公司自述其在2016年通过以下方式偿还对行地公司的借款：（1）杭挂公司代行地公司承担联合银行的贷款50000000元；（2）债权债务转让45136099.76元，具体为2016年7月杭挂公司与中汽商用汽车有限公司（杭州）、行地集团三方债权债务转让，增加了杭挂公司应付行地集团款项5806530.22元，2016年10月杭挂公司与杭州之江运输机械有限公司、行地集团三方债权债务转让，减少了杭挂公司应付行地集团款项50942629.98元，上述因素综合后，杭挂公司应付行地集团的款项减少45136099.76元；（3）杭挂公司归还3231257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作为被执行人的行地集团，其财产是否不足以清偿债务；二是行地集团的股东杭挂公司能否证明行地集团的财产独立于其的财产。本案中，杭挂公司提交的行地集团2016年、2017年的审计报告均载明行地集团的所有者权益为负数，或者是负债高于资产数千万元，2017年的审计报告也明确载明截止审计报告日，行地集团实际已停止营业。上述情形可以说明行地集团的财产不足以清偿（2016）浙0111执7035号案件所涉的债务。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杭挂公司需要证明行地集团的财产独立于杭挂公司，否则杭挂公司就要承担清偿责任。判断行地集团的财产是否独立于杭挂公司，实质上是判断行地集团的公司人格是否独立，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如果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根据杭挂公司提交的证据，行地集团2016年的审计报告显示，年初的资产总计185400824.84元，年初的负债合计201984665.25元。但在2015年杭挂公司就向行地公司借款23次，截止12月31日尚欠借款余额93106652.32元，利息9143730.15元。说明即使在行地集团负债很高的情况下，股东杭挂公司仍在向行地集团借取资金。并且，杭挂公司借走的93106652.32元占据2016年年初的资产185400824.84元的50.2%，即杭挂公司向行地集团借走了50%的资产。杭挂公司除出租厂房场地及对外投资外，无其他经营内容。行地集团在自己高负债的情况下，将50%的资产出借给主营收入仅为租金的杭挂公司，该出借行为显然不利于行地集团的成长。行地集团的审计报告也表明其经营状况从2015年到2017年每况愈下，2017年负债高于资产总额42285467.50元，2018年停止营业。此外行地集团的所有董事、监事均同时是杭挂公司的董事监事，说明两家公司的决策者混同。综上，可以认为股东杭挂公司对行地集团过度支配与控制，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且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杭挂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行地集团。（2019）浙0111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杭挂公司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杭挂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7249元，由杭挂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杭挂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三份、中汽商用汽车有限公司（杭州）股权第一次拍卖及重新拍卖网页截图各一份、（2016）浙0106执963-4号执行裁定书一份、债权债务转账协议一份、三方转账协议及相关转账凭证三份，该组证据用于证明行地集团2015年专项审计报告中所示其应收杭挂公司23笔款项，大部分并非资金拆借，而是包含股权转让款、各方债权债务转账形成的挂账应付款，合计金额为86777103.18元，占23笔应付款的85%以上，故原审判决认定的“行地集团将50%的资产出借给杭挂公司”不符合事实。同时杭挂公司以4480万元受让的行地集团持有的中汽商用汽车有限公司（杭州）股权最终拍卖成交价格仅为356万元，杭挂公司因此亏损4524万元。 第二组证据：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一份、浙江省农村合作银行进账单一份、广发银行进账单一份、中国农业银行客户账回单一份、中国农业银行客户首付款入账通知一份、杭挂公司代行地集团偿还相关银行贷款本息的凭证共四组，该组证据用于证明杭挂公司以直接支付或代付款方式已经向行地集团支付行地集团2015年专项审计报告中所示的全部23笔应付款项。 第三组证据：行地集团因对外担保导致诉讼的案件清单及判决书15份，用于证明行地集团因对外提供担保导致陷入多起诉讼，行地集团高负债及停止营业系受诉讼影响，并非原审判决提到的23笔应付款。 第四组证据：（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53、754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于证明为支持帮助行地集团，杭挂公司为行地集团多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导致杭挂公司贷款受限、流动资金紧张，自身利益受损。 第五组证据：（2018）浙0106民初1642号、（2018）浙0106民初3080、3081、3082号、（2020）浙01民终839、840、841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用于证明已有生效判决认定杭挂公司与行地集团人格独立，不存在财产混同，杭挂公司不应对行地集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浙商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关于第一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对其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些股权转让协议恰能说明杭挂公司与行地集团在财产上是不独立的。对拍卖网页截图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转账协议及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真实交易。关于第二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该些材料恰恰证明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杭挂公司给行地集团代偿款项，说明双方之间财产的不独立。关于第三组证据，也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均与本案无关。关于第四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存疑，且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关于第五组证据，对其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不认可，判决本身也是存在错误的，对本案也是不具有拘束力。 富轮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关于第一组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第一组证据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拍卖网页截图以及执行裁定、债权债务转账协议、三方转账协议及转账凭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杭挂公司在2015年存在数次向行地集团支付款项以及在2019年代行地集团偿付银行贷款的事实。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在二审中，浙商公司要求对杭挂公司和行地集团进行重新审计，本院认为杭挂公司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行地集团的专项审计报告、年度审计报告，虽然上述审计报告均系杭挂公司单方委托审计，但均是经第三方专业机构且具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本案一审中浙商公司对上述审计报告形式真实性也并无异议，也未提出重新审计的要求，故在上述审计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具备的情况下，浙商公司提出重新审计的申请无充分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5年，杭挂公司分五笔共计向行地集团支付款项2188万元。2019年，杭挂公司代行地集团偿付银行贷款合计金额110352088.88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是否可以追加行地集团的唯一股东杭挂公司为被执行人。根据该条的规定，追加一人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二是股东不能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根据行地集团的审计报告以及实际已停止营业的情况看，行地集团财产确不足以清偿案涉债务，故本案主要审查杭挂公司是否能够举证证明其财产独立于行地集团。杭挂公司为证明其财产独立，提供了行地集团2015年专项审计报告以及2016、2017年的年度审计报告，表明行地集团和杭挂公司各自独立建账，分开核算，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报告的内容及所附财务报表并无显示杭挂公司与行地集团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虽然杭挂公司和行地集团存在借款或者款项往来的情况，但母子公司之间的借款或者存在关联交易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不能仅以双方之间存在款项往来或者关联交易而直接认定子公司与母公司财产混同。且结合二审查明的事实，杭挂公司亦有向行地集团支付款项或代行地集团支付款项的情况，故不能仅凭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即认为系杭挂公司造成了对行地集团的过度支配与控制故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现浙商公司亦无其他证据足以推翻杭挂公司的举证，故本院认为杭挂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股东和公司财产独立，浙商公司要求追加杭挂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对杭挂公司的上诉理由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914号民事判决； 二、不追加杭州杭挂机电有限公司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执703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一审案件受理费197249元，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7249元，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晴 审判员  朱梅 审判员  张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郑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