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初6170号 原告：袁立标，男，1979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艳飞,浙江靖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传键，男，1992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鹏宇，广州金鹏（茂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立标与被告李传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中，被告李传健向本院提起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其异议。被告李传健不服裁定，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6民辖终309号民事裁定，驳回其上诉。本案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9月25日和10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袁立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艳飞、被告李传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鹏宇、周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立标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852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支付原告因催讨借款所花费的律师费、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事实与理由：被告为投资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1052万元。原告自2017年8月10日向陈亚萍账户共计付款1058万元。2018年12月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此后被告仅还款200万元。 被告李传键答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原、被告间不存在借贷合意，从未收到过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1052万元款项，被告也从未指示他人收取借款，借条中的陈亚萍与被告没有关系，却是原告的表妹。2.被告所签署的借条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①借条是原告准备的空白版本，交由被告签署。②借条中所谓的借款金额与原告所提供的转帐凭证金额不一致，无法证实借款发生的真实性。③原告所诉称的借款实际是其自称用于经营浙江多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多元公司）投入的资金，被告对于原告所说的该费用是否发生，是否合理均不知情，被告在原告欺瞒下在借条的落款处签名，借条中关于帐户信息，及收款人的信息均不是被告本人所书写而是原告自行添加。3.原告在诉请中诉称其是2017年8月10日至2017年11月8日通过三次转帐支付了上述的费用，但被告在2018年起至今已经向原告转帐了11509996元，即使存在所谓借款实际上也已经还清。4.如果按照原告诉称被告向原告借款用以投资于多元公司，并且只是将借款汇入陈亚萍的帐户，那么陈亚萍就应当将款项汇入多元公司的帐户或者陈亚萍收到款项后要根据被告的指示用于其他用途，但是陈亚萍在收到原告的款项之后并没有将款项汇入多元公司，多元公司并没有出现增资或者帐户有与本案金额对应的款项增加，鉴于原告与陈亚萍之间是表兄妹关系，结合款项进入陈亚萍帐户之后就不知去向的客观事实，极有可能存在原告与陈亚萍串通来损害被告利益的行为。5.本案也不是公司对个人的借款，按照工商登记显示，在本案款项发生流通的时候，原、被告都是浙江多元公司的股东，如果是公司向股东借款，同样也是需要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股东会的表决为前提。实际上是因原、被告入股的多元公司发生亏损，原告要求被告以借条形式确认其应承担的公司亏损金额，然后原告向被告供应袜子，被告通过销售袜子回款方式好补偿原告的亏损。综上，本案属于基于原、被告作为多元公司的股东的身份所产生的两个人对公司投入的款项产生的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 经审理，本院认定：2016年12月12日，袁立标、李传键、吴蓉成共同出资设立多元公司，袁立标任公司执行董事，李传键、吴蓉成为公司监事。公司经营期间，袁立标通过汇款至户名为“陈亚萍”的银行账户共向公司投入1000余万元。2018年12月2日，袁立标将其在上述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吴蓉成。股权转让后，李传键向袁立标出具金额为1052万元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为投资经营需要，现收到出借人袁立标汇入户名为陈亚萍，账号为工商银行6222××××4916的借款1052万（壹仟零伍拾贰万）。此后，袁立标曾在微信聊天中多次向李传键催讨上述款项，李传键未否认本案借款，但要求予以减免。李传键于2019年4月19日支付200万元后，经袁立标催讨拒不付款。 上述事实，除了当事人的陈述外，尚有借条、袁立标在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所开设账户的交易明细、袁立标与李传键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民初15320号民事判决书、（2019）浙06民终3076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多元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资料等予以佐证。 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辨析认证如下： 1.袁立标认为借条可以证明2017年8月-11月间多元公司因经营所需向李传键借款，李传键再向袁立标借款由袁立标直接支付给多元公司的事实，借条形成于2018年12月4日，是在袁立标退股时对之前李传键向其借款的结算，并非李传键所称的退股后李传键支付给袁立标的投资损失补偿款。李传键认为其在借条上签名时该借条未记载借款金额，也没有“汇入账户名为”后的“陈亚萍”及“账号为”之后的“工商银行6222××××4916”的内容，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其辩称，而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其也认可借条载明的欠款金额和借条的存在，故李传键的质证意见无法成立；本院对借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2.（2018）浙0681民初15320号民事判决、（2019）浙06民终3076号民事判决反映户名为“陈亚萍”、账号为6222××××4916的银行账户系多元公司经营使用的账户的事实，结合袁立标在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所开设账户的交易明细可证明袁立标在经营多元公司期间投入资金的情况。 3.原、被告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传键对欠袁立标款项1000余万元并无异议，虽然曾多次提到他对双方共同经营公司所作的贡献，但并未明确提及本案欠款并非借款而是李传键对袁立标退出公司所作补偿；除了上述内容外，微信聊天记录还反映李传键还为袁立标经营的索菲亚公司销售袜子，聊天记录中显示的李传键支付给袁立标的915198元就属于李传键所支付袜子款，而且根据之后双方的交流内容，该袜子款未作为偿还本案欠款，故李传键所主张的双方实际约定其以销售袜子回款的方式偿还本案债务的辩称不属实。综上，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印证袁立标所主张的借贷关系，应予认定。 4.多元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资料显示2018年12月2日袁立标与公司其他股东李传键、吴蓉成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袁立标从多元公司退股等情况。李传键认为其之所以在微信聊天记录认可欠付袁立标1000余万元款项是因为袁立标在退股后要求其分担经营公司的投资损失，但袁立标坚持认为其向多元公司汇付的投资款1052元系出借给李传键用于支付公司向李传键的借款，即双方间的借贷关系发生于其向多元公司汇付投资款时。本院认为，袁立标主张借款发生于其向多元公司专用账户即“陈亚萍”个人账户时，但借条出具于其退出多元公司时，借款时因处于共同经营公司期间，未出具借条并无不可，而到袁立标退出公司时自然会对之前与李传键的借款进行结算并形成借条，故袁立标的主张由借条为凭，且符合常理，应予支持，上述多元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资料、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袁立标主张的借贷事实。 5.李传键递交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虽能反映其向袁立标汇款的情况，但即使在上述电子回单显示的最后汇款时间为2019年8月14日，但此后，李传键在微信聊天仍认可本案借款仅返还200万元，况且双方实际上也存在销售袜子等业务往来，故上述电子回单中反映的汇款不能直接抵偿本案款项。 本院认为，原告袁立标与被告李传键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被告尚欠原告借款852万元，理应承担偿付责任，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并支付自起诉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还要求被告但借条中对“律师费”等费用的相关约定的表述为“如到期未还清，愿承担出借人通过诉讼方式追讨借款所支付的律师费、公告费、保函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可见“承担出借人通过诉讼方式追讨借款所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公告费、保函费、保全费等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的前提是“如到期未还清”，鉴于双方实际未约定付款期限，那么就没有适用承担律师费等条款的前提，故对原告要求支付律师费、保全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原告递交的用以支持前述诉请的律师费发票、结算业务申请单、中国工商银行网上电子回单不予采信。被告辩称本案款项实际系被告为弥补原告对多元公司投资损失而应允支付的款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但原告递交的被告签字确认的借条和付款凭证足以证明其关于被告尚欠其借款本金852万元的主张，故应由被告对其辩称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所递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反驳原告之主张，故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传键应返还给原告袁立标借款852万元，并支付自2020年4月16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袁立标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14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76440元，由被告李传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羽 人民陪审员  倪如莲 人民陪审员  金昕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胡李婷 书 记 员  钱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