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5677号原告：崔山，男，1976年9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银湾科技有限公司员工，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臣，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高峰，男，1975年8月8日出生，汉族，重庆天盛仪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住浙江省天台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明进，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山与被告杨高峰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臣，被告杨高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明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杨高峰赔偿崔山因杨高峰提出的错误保全申请造成的经济损失100万元；2、判令杨高峰承担本案律师费8000元；3、判令杨高峰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18日，崔山与案外人刘亚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崔山所持有的北京银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银湾公司）1%股权（对应21.7143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案外人刘亚飞，股权转让价款400万元，同时约定如崔山或银湾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至2015年9月30日前涉及到股权、债权的重大诉讼而影响银湾公司继续融资发展，则刘亚飞有权拒付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有权向崔山追回已经支付的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2015年5月，崔山依照协议约定将其名下1%股份变更至刘亚飞名下，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5年9月7日，杨高峰以早已废止的《股份购买合同》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杨高峰为银湾公司的股东，并且要求将崔山所持有的759999.8元股权变更登记至杨高峰名下。海淀法院受理后，杨高峰向海淀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2015年9月22日，海淀法院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33205号（以下简称3320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北京银湾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崔山持有的出资额759999.80元（出资比例2.99%）限制股东变更登记；登记期限为二年。该裁定作出后，崔山所持有的银湾公司股权被冻结，冻结期限为二年，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2017年9月23日止。2016年1月26日，海淀法院作出33205号一审判决；2016年5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民终2665号（以下简称2665号）终审判决，上述判决书中均确认杨高峰提起诉讼和错误保全申请依据的2014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的《银湾公司股份购买合同》早已废止，杨高峰无权依此合同向银湾公司和崔山主张股东资格确认和其它相关权益，杨高峰的诉讼请求全部被驳回。杨高峰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并提起保全冻结崔山股权后，银湾公司无法进行任何登记变更事项，此时正值银湾公司进行第三轮融资期间，已有投资人与银湾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投资人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入资公司，投资人将投资款项交付银湾公司后，因股权冻结导致银湾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导致投资人撤资，银湾公司承担了高额违约金赔付责任。依据崔山与刘亚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刘亚飞应于2015年9月30日前应将股权转让款交付崔山，刘亚飞并未支付。崔山多次向其追讨款项，但刘亚飞认为2015年9月7日杨高峰起诉崔山及银湾公司并申请法院对崔山所持银湾公司股权进行的财产保全导致银湾公司本已谈妥的第三轮融资计划失败，进而直接导致案外人刘亚飞从崔山处受让而来的股权价值缩水严重，依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刘亚飞有权拒付股权转让款，已支付款项亦有权追回，为此刘亚飞拒绝向崔山支付股权转让款400万元。崔山与刘亚飞多次协商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未果，即便刘亚飞将股权归还崔山，但近年来银湾公司所在行业发展重大变化，银湾公司生产经营难以维继，已长期处于经营停止状态，背负巨额外债，涉多起债权债务纠纷诉讼，因银湾公司名下已无任何财产，现处于被强制执行阶段，如今股权价值大幅度缩水。银湾公司1%的股权价格已由2015年4月18日的400万元大幅度缩水至现今负值。因此，杨高峰提出的错误保全申请行为，给崔山造成了400万的股权价款的巨额经济损失，该项损失应当由杨高峰承担。杨高峰明知《股份购买合同》已经作废，杨高峰根本不是银湾公司的股东，却依然向海淀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并同时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导致银湾公司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事项无法进行，足以证明杨高峰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33205号和2665号民事判决足以确认杨高峰申请的财产保全行为确有错误，而杨高峰的错误保全申请行为给崔山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崔山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与杨高峰的错误财产保全申请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崔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诉至法院。被告杨高峰辩称，一、杨高峰在33205号、2665号案件中申请诉中财产保全行为合法，不存在财产保全错误情形，主观上亦不存在任何过错。杨高峰与银湾公司及崔山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股份购买合同》时，银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171.428万元，杨高峰受让银湾公司3.5%股权即759999.8元出资，2015年5月26日，银湾公司引进新的投资人，崔山向新的投资人转让了部分股权，注册资金变更为2542.1348万元，杨高峰享有的759999.8元出资对应持股比例变更为2.99%。崔山在向杨高峰转让股权但尚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时，又于2015年5月26日向新的投资人转让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使杨高峰受让的股权处于随时灭失风险状态。杨高峰于2015年9月18日向海淀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崔山持有的银湾公司759999.80元的出资，并已提供担保。因此杨高峰申请保全目的合理，保全股权比例适当，保全方式仅为限制股权变更登记，且并无案外人对保全对象提出任何异议，杨高峰的保全行为对并未对银湾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任何影响。二、人民法院认定保全申请是否错误不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为依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仍然存在许多真伪不明的地方，法院的裁判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客观事实。司法案件双方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能力、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通常达不到司法裁判所要求的专业水平，杨高峰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案件事实未经法院审理往往处于真伪不明的状况。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例如：1、银湾公司辩称“股份购买合同因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失效作废”无事实依据，杨高峰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金；2、经法院询问，银湾公司与崔山称实际签署日期是2015年1月2日，杨高峰称其于2015年1月2日并不在北京，上述文件实际形成时间为2015年4月10日；3、案件起诉至今崔山既未按照《欠条》内容履行还款义务，也未按照《股份赠送》内容履行股份赠送，亦未按照《股份购买合同》履行股权工商变更，而杨高峰已完成所有的打款义务，可以推断双方存在一个长期磋商的过程，由于崔山未履行任何上述法律文件，杨高峰各项权利存在真伪不明的状态，囿于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差异，杨高峰认为《股份购买合同》仍然有效合情合理。三、崔山与案外人刘亚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银湾公司的股权融资与股权估值与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和因果关系。第一，杨高峰在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股份购买合同》均列明了当事人三方的联系方式、地址及身份证号码，并加盖公章，签字按手印。而刘亚飞在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有当事人双方签字，作为同一家企业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及形式差异如此明显，且刘亚飞在《出资转让协议书》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签名是不同的人所签，《股权转让协议》本身不具备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二，崔山称银湾公司无法进行任何登记变更事项与事实不符，杨高峰的保全措施仅为限制2.99%的股权比例变更登记，银湾公司至今崔山仍为控股股东，无论崔山所述的第三轮融资是否属实，其均有足够的股权进行转让，不会导致银湾公司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形。第三，假设崔山与刘亚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真，根据协议约定，“如崔山或银湾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至2015年9月30日前涉及到股权、债权的重大诉讼而影响银湾公司继续融资发展，则刘亚飞有权拒付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且不论2015年9月7日杨高峰向海淀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之后，刘亚飞如何在2015年9月30日得知银湾公司存在股权纠纷这一说辞，《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2015年9月30日这一时间点的设置也是巧妙得很，若崔山在本案涉嫌伪造证据也提请海淀法院依法处理。杨高峰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作为正常的商务纠纷没有给银湾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到崔山所谓的第三轮融资，更不会影响到银湾公司继续融资发展，银湾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股权价值更不会因双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受到影响，相反杨高峰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反而对银湾公司股权价值的提升有积极引导。银湾公司股权价值高低、股权融资进展与双方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此外，崔山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来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保全解除时间是2016年5月30日，本案起诉书载明时间是2019年8月30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案涉财产保全及相关案件情况2014年12月30日，银湾公司、杨高峰、崔山签订《股份购买合同》，约定杨高峰出资300万元购买崔山持有的银湾公司3.5%股份。该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该合同签署后，杨高峰于2015年1月1日至30日期间，陆续向崔山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后，崔山、杨高峰在其中一份《股份购买合同》上方标注“此协议作废”字样，并签名按捺手印。银湾公司加盖公章。杨高峰持有的《股份购买合同》未标注上述字样。同日，崔山出具《欠条》，载明：崔山于2015年1月底前借杨高峰的300万元，于2015年5月20日前还200万元，剩余的100万元最迟于2015年9月底前还清。欠条下方为崔山出具的《股份赠送》，载明：因杨高峰帮助崔山度过资金难关，崔山本人赠送杨高峰银湾公司1%股份。崔山保证杨高峰在银湾公司股份制改造时持有公司1%的股份。后崔山未向杨高峰支付款项，亦未赠予其股份。2015年9月1日，杨高峰以股东资格确认及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为由将被告银湾公司、第三人崔山起诉至本院，基于前述《股份购买合同》请求确认杨高峰为银湾公司的股东，出资300万元，持有银湾公司2.99%股权，出资形式为知识产权，并要求银湾公司及崔山配合将崔山名下2.99%股权变更至杨高峰名下。依杨高峰申请。本院作出3320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崔山持有的银湾公司出资额759999.80元（出资比例2.99%）限制股东变更登记（限制变更登记期限为二年），并于2015年9月24日向工商管理部门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杨高峰就其保全申请提供了担保。该案审理中，杨高峰称，《股份购买合同》中“此协议作废”属于附条件的作废，如果崔山按照《欠条》和《股份赠送》履行了义务，则《股份购买合同》就作废，否则该协议依然有效。银湾公司和崔山对此不予认可。2016年1月26日，本院就该案作出33205号民事判决，认定《股份购买合同》三方已就解除该合同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该合同对三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杨高峰依据该合同向崔山支付的300万元款项，因杨高峰与崔山之间已从股权转让关系变更为民间借贷关系，杨高峰应依据欠条等主张。最终驳回了杨高峰的诉讼请求。杨高峰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26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5月30日，案涉股权解除冻结。（二）其他情况2014年，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利信公司）与崔山、银湾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约定飞利信公司投资2000万元，以增资方式取得银湾公司股权。2015年3月15日北京淳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淳璞投资）、刘鹏、刘亚飞与银湾公司、崔山签署《增资协议》，约定淳璞投资、刘鹏、刘亚飞分别投资4000万元、750万元、250万元，以增资方式取得银湾公司股权。同日，各方签署补充协议，对回购条款、增资选择权等进行了约定。后，淳璞投资、刘鹏、刘亚飞依约支付了投资款。2015年4月18日，崔山与刘亚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崔山将其持有的银湾公司1%股权（对应出资额217143元）转让给刘亚飞，转让价款400万元。刘亚飞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分批次付款给崔山，最晚不迟于2015年9月30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全部股权转让。如崔山或银湾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后至2015年9月30日前涉及到股权、债权的重大诉讼而影响银湾公司继续融资发展，则刘亚飞有权拒付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有权向崔山追回已经支付的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2015年5月22日，银湾公司就注册资本、股东、住所的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该次备案的章程记载，银湾公司注册资本2542.1348万元，股东为崔山、刘鹏、刘亚飞、段潇、淳璞投资、飞利信公司。2015年9月2日，上海挚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挚行投资）、镇江朴卓瑞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朴卓瑞诚）与银湾公司签订《增资协议》，约定挚行投资、朴卓瑞诚分别投资3000万元及1000万元，以增资方式取得银湾公司股权，增资款于该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支付。银湾公司在收到投资款后5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挚行投资和朴卓瑞诚支付了投资款共计4000万元。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银湾公司自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涉及10起执行案件。审理中，崔山主张，银湾公司在2015年9月底进行工商变更时发现因股权被冻结无法进行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后各方约定挚行投资、朴卓瑞诚股转债。崔山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应以其得知保全造成损害的时间起算；主张刘亚飞于2016年底以崔山股权被保全为由表示不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主张其与刘亚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多次催促刘亚飞付款，但刘亚飞一直未付，直至第三轮融资，整个公司经营情况出现了问题，双方再次协商，2016年底刘亚飞明确表示因公司价值缩水，不同意支付约定的款项，后双方于2017年4月28日达成协议，剩余股权转让款仅需支付25万元，提交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该协议内容包括：双方一致认可因公司股权冻结影响了第三轮甚至第四轮的融资进度，进而影响了公司的正常发展，同时因崔山及公司的全部股份被冻结无法股权融资，触发了崔山与刘亚飞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的重大诉讼条款。鉴于崔山已通过工商变更转让给刘亚飞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股权，崔山同意刘亚飞在该协议签订一周内支付给崔山25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375万元刘亚飞不再支付给崔山。2017年5月3日，刘亚飞向崔山转账25万元。杨高峰对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崔山主张其为本案支付了律师费8000元，提交了发票。以上事实，有原告崔山提交的《股份购买合同》、33205号民事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通知书，33205号民事判决、2665号民事判决、《股权转让协议》、工商查询档案、执行信息查询结果、投资协议、增资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记账凭证、转账凭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账户明细、律师费发票，被告杨高峰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鉴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判断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当事人对诉争事实和权利义务的判断未必与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一致。对当事人申请保全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不应过于苛责。如果仅以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作为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依据，必然会对善意当事人依法通过诉讼保全程序维护自己权利造成妨碍，影响诉讼保全制度功能的发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侵权行为以过错责任为原则，无过错责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无过错责任中并不包含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损害赔偿责任。据此，审查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错误损害责任纠纷，仍须以申请人主观存在过错为要件。因此，不能仅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为充分条件。具体到本案，杨高峰与崔山之间形成了包括《股份购买合同》《欠条》《股份赠予》在内的数份文件。因杨高峰付款后，崔山既未交付股份，也未退还款项，杨高峰选择依据《股份购买合同》起诉银湾公司、崔山股东资格确认及请求变更公司登记一案。虽杨高峰将“协议作废”理解为附条件的作废未得到法院的支持，但不能认定杨高峰明知裁判结果而故意提起诉讼。杨高峰在上述案件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系为将来生效判决得以顺利执行，保障其合法民事权益的实现，且就该项申请杨高峰依法提供了相应担保，申请保全的范围、数额亦未超出合理范围，故应认为杨高峰申请财产保全不具有主观上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过错，不构成法律规定的申请有错误。崔山与刘亚飞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亚飞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款，崔山主张刘亚飞于2016年底以崔山股权被杨高峰保全为由表示不同意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实际涉及的股权于2015年9月24日被保全，于2016年5月30日解除保全，从上述几个时间点看无法证明刘亚飞不付款行为与保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崔山就其主张的杨高峰保全行为与挚行投资、朴卓瑞诚股转债存在因果关系，亦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崔山要求杨高峰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律师费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崔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72元，原告崔山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盈盈人民陪审员  段福奎人民陪审员  王怀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宁晓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