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43219号原告：赵伟玮，男，198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全，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慧，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耿晓笛，男，198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第三人：安信卓越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观**。法定代表人：王一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森，男，安信卓越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员工。原告赵伟玮与被告耿晓笛、第三人安信卓越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伟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全、被告耿晓笛、第三人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伟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赵伟玮与被告耿晓笛于2016年12月25日达成的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已于2019年10月11日解除；2.判令被告耿晓笛支付原告赵伟玮委托投资本金20万元及委托投资收益4421元；3.判令被告耿晓笛支付原告赵伟玮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8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全部投资本金及收益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原系同事关系。2016年12月，被告向原告提出其购买投资公司理财产品，若原告委托其投资，可获得一定收益。经协商，双方就前述事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被告购买投资公司理财产品，委托投资本金为18万元，投资收益按照年利率15％计算，委托投资期限为一年，期限届满后被告即将投资本金支付原告。2016年12月25日，原告通过配偶李霞的银行账户将18万元投资本金（分4笔）汇至被告名下账户。2017年12月，上述委托投资期限届满后，被告未依约支付原告投资本金18万元。后被告向原告提出展期一年，并告知若追加委托投资本金，获得的收益亦会增加。鉴于被告在此之前，均依约支付投资收益，原告遂在原投资本金18万元基础上，于2017年12月22日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另行追加2万元委托投资本金。双方并约定委托投资期限仍为一年，收益按照年利率15％计算。但被告自2018年11月起，即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收益。2018年12月，上述委托投资期限届满后，被告亦未依约支付原告任何委托投资本金，并欠付委托投资收益4421元（应支付委托投资收益30000元，已支付25579元）。原告多次通过电话、信息等方式与被告联系，并于2019年9月，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向被告书面送达《催告函》，要求被告：1.立即与原告联系，告知原告有关投资金额、投资期限、投资公司已兑付情况等信息，并提供投资理财合同、投资款支付凭证以及其他因购买投资公司理财产品而形成的资料；2.立即向原告一次性支付相应的投资本金及收益。但被告对此均拒不回复。由于被告经催告后，仍拒不履行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以及支付委托投资本金、收益的义务，导致原告订立上述委托投资协议的目的已无法实现。鉴于此，2019年10月11日，原告及委托代理人以短信、书面方式向被告送达了《解除通知书》《解除通知函》，告知解除双方于2016年12月25日达成的口头委托投资合同关系，并要求其立即返还委托投资本金20万元及相应收益。综上，原被告间的委托投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有效，双方均受其约束。因被告严重违约，现委托合同已解除，被告应立即返还原告20万元投资本金及收益。耿晓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和原告都是投资公司的员工，是投资公司互联网的员工，被告是公司互联网的总经理，原告是副总经理，所以原告对公司的所有业务是非常了解的，投资公司的OA系统就是原告带领团队研发的，包括了各种返利合同什么的，所有内容以及返利点原告都是非常清楚的，甚至说比被告还清楚，因为后续被告去贵州出差了，所以把当时在投资公司所有的业务权限交给原告，所以被告不同意原告不知道这个事的说法。被告和原告是同学关系，原告找投资不是被告让他来投资的，是因为原告看到公司的高利润，因为被告是公司高管，被告买的所有产品，业务人员会把提成返给被告的，原告自己买是不返的，所以原告找被告去买，并没有任何协议，因为当时找被告买的不止原告还有其他两个同学，原告从2015年11月份就开始买了，最开始投资额度是5万，到2017年就加到了20万元，获取的返利也不只是他所述金额，总共应该是54122元。后来投资公司出现问题，原告其实比被告清楚，因为当时被告在贵州，不知道公司遇到了国家进行清退这个事情，后来也是因为原告跟公司的一些关系，让被告返回北京，并让公司高管勒令被告离职。在这个期间，被告没有处理相关投资的事情。2019年的1月份，被告去法院起诉的时候，被告才清楚公司的钱现在已经是返不过来了，并且在2019年3月3日、2019年5月7日和2019年10月28日，被告3趟去贵州进行维权，期间的维权大小共计十几余次，打车、机票、住宿合计是13730元。被告现在的请求是要求公司尽快按照我们之前的合同，把我们的投资资金返还回来，并且需要原告按照我们投资的比例去分摊被告所有的维权费用，北京经侦是于2019年11月份立案，全国至今为止一共12个城市进行刑事立案，被告是在2019年12月18日报案，且初审已经通过，已经把所有的证据提交朝阳经侦，后续被告还会继续跟进朝阳经侦的结果，如果说有任何进展，被告会通知到原告。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原告自己买的话和被告买的话差不多有4到5个点的差异，所以就是因为有高利润，原告会找被告买。投资公司述称，他们两个的事情公司是不知道的，原告委托被告做什么，公司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在公司查询没有查到原告的理财合同，所以不知道这个事，今天才知道是原告委托被告买的理财合同。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5日，赵伟玮以李霞（赵伟玮之妻）银行账户分四笔向耿晓笛账户转账汇款金额合计18万元，摘要为“赵伟玮投资”。当时，赵伟玮、耿晓笛均为投资公司员工，双方口头约定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投资公司理财产品。耿晓笛收到该款后，以其妻子丰丽名义在投资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耿晓笛逐月向赵伟玮账户转账支付收益款，赵伟玮出示的交易清单显示：2017年2月3日3220元、27日1420元；同年3月28日、4月26日、5月25日、6月29日、7月26日、8月30日、9月26日、10月26日、11月29日均为1440元，金额合计17600元。2017年12月22日，赵伟玮向耿晓笛转账付款2万元，用以追加投资款。耿晓笛逐月向赵伟玮账户转账支付收益款，赵伟玮出示的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1月2日7920元、16日5200元、26日1576元；同年2月2日9819元、27日1576元；同年3月20日3780元、26日1576元；同年4月24日、5月24日均为1576元；同年5月28日4880元、6月21日1576元、7月13日10888元；同年8月1日、9月3日、9月21日、10月30日均为1576元，金额合计58247元。诉讼中，本院针对投资事宜进行询问，赵伟玮称“只用我的18万元，从被告那买理财要比我从公司其他业务员那买理财的收益要高。当时约定的收益是15％，以后每个月的收益是1420元，是按照18万元。2015年10月到2018年10月期间的收益数额我没有算过，从2016年12月份开始支付的第一笔，因为那天一共支付了18万，是分4笔支付。截止到2018年10月份一共收到收益是53079元，再之后就没有支付收益”。耿晓笛称“不是他委托的，我不是公司业务人员，期间他获利也不是15％，最开始达到了21％，然后逐年递减，最后的话应该是16.50％，他投资其实从2015年11月份开始投的，最后一笔是在2017年投的，总共的是20万，但前后收益应该是达到5万多元。从2015年11月到2018年10月收益是54122元。每个月是1576元，然后第一次给了1.5的点，然后最后一个月再给1.5的点，等于说要多三个点。第一次是2018年1月2日应该是给了7920元，2018年1月16日是给了5200元”。诉讼中，本院针对解除合同进行询问，赵伟玮称“解除合同关系的理由是我们认为被告在接受了原告的支付的投资本金之后，没有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按期支付收益，并且在这之后一直也没有将相关的情况告知，对投资线路、本金收益都是没有支付，双方是口头约定，后面两个诉讼请求是因为合同解除以后的后果。2019年8月30日及同年10月11日，其以短信、快递发送催告函方式通知耿晓笛解除合同”耿晓笛称“因为我已经把赵伟玮拉黑了，他电话打不进来，催告函没收到，因为我不住那”。经投资公司确认，现在投资公司有户名丰丽的投资款项37万元。耿晓笛称“投资公司说的37万元投资里面有20万元是原告的，有17万是我自己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的陈述，赵伟玮将其资金存入耿晓笛账户用于购买投资公司理财产品，耿晓笛收到款项后，以其妻子丰丽名义在投资公司开户购买理财产品，耿晓笛逐月向赵伟玮账户支付收益款，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委托事项为理财，且已实际履行，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赵伟玮作为委托人，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故赵伟玮要求解除委托合同的诉讼请求，存在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赵伟玮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解除合同的通知已经到达耿晓笛，对赵伟玮主张的解除合同日期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赵伟玮要求耿晓笛返还全部投资款问题。委托理财面向具有较高风险的资本市场，赵伟玮未出示存在双方就本金全部返还的约定，且如存在该约定亦具有保底条款性质，违背了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不被法律所认可。诉讼中，投资公司已经确认存在案涉投资款事宜，且耿晓笛亦明确其中20万元属赵伟玮的投资款项，现无证据证明耿晓笛已将户名丰丽购买的理财产品赎回，故对赵伟玮要求耿晓笛返还投资款2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赵伟玮要求耿晓笛偿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赵伟玮主张的约定收益比例为15％问题，因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书，无记载耿晓笛意思表示的证据。综合赵伟玮2017年收到的收益款计算不足9.78％，2018年为29.12％，与赵伟玮主张15％的固定比例差距甚大，鉴于赵伟玮2018年收到的收益款比例已经超出其主张的15％，对其要求耿晓笛支付投资收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赵伟玮与耿晓笛之间就20万元理财事项的委托合同关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驳回赵伟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66.32元，由赵伟玮负担4296.32元（已交纳）；由耿晓笛负担7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 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陈 欢书 记 员  温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