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85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 法定代表人：周建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旦华，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练福，浙江留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杭州市中山北路****iv> 法定代表人：黄利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帅、黄智伟，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陆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达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2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奥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2618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汇达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汇达公司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判决只对奥陆公司、汇达公司之间《代理出口协议》的成立、效力进行认定，并未对双方之间一系列《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的成立、效力进行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奥陆公司、汇达公司之间除了一份《代理出口协议》之外，还签署了一系列的《出口产品买卖合同》。原审判决只认定《代理出口协议》系无效合同，但对一系列《出口产品买卖合同》并未作出相关认定。奥陆公司认为，《出口产品买卖合同》已经成立、生效，并已履行完毕，双方之间应当按照《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的约定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理由如下：第一，原审判决已经认定《代理出口协议》违反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扰乱了正常的外贸经营秩序和出口退税机制的平稳运行，损害了国家利益，应属无效。而《出口产品买卖合同》并不存在上述无效情形。在双方之间就同一事项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合同的情况下，其中一种合同被认定无效，另外一种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自然应该适用另外一种合同来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代理出口协议》只有一些框架性、原则性的条款，并无具体的合同标的，而《出口产品买卖合同》就双方之间每一笔交易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约定，货物的型号、数量、对价都是确定的，也都是与实际交易一一对应的。更重要的是，就每一笔的买卖交易，都是按照《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的金额和国家的税收政策来缴纳税款的，奥陆公司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汇达公司，汇达公司也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结算了货款，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税收政策或其他任何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第三，双方之间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合同，就奥陆公司而言，自然是认可《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的约定，实际上双方之间也是按照买卖合同纳税和结算的。之所以会有一份《代理出口协议》，不过是因为汇达公司作为交易中相对强势的一方要强加一些霸王条款给奥陆公司罢了。在《代理出口协议》中，像“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这样加重奥陆公司一方风险、免除汇达公司一方责任的条款比比皆是，这足以充分说明这样一份《代理出口协议》系汇达公司强加给奥陆公司的，每一笔具体交易签订的《出口产品买卖合同》才是奥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奥陆公司作为一家普通的内销贸易公司，也不可能知晓出口退税的相关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奥陆公司取得5836804.55元退税利益缺乏事实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双方之间仅为买卖合同关系，奥陆公司就每一笔交易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缴纳了税款，并未就买卖交易获取任何退税利益。至于汇达公司在将货物外销过程中是否存在退税，退税是否符合国家的税收政策，都与奥陆公司无关，这也是合同相对性的应有之意。汇达公司作为买方，以《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与奥陆公司进行交易，这样的交易不是一笔两笔，而是有数笔，前后持续几年的时间。正是因为之前的每一笔交易都按照《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了结算，履行完毕，所以才会有下一笔交易，一笔笔的交易才会滚动发生，持续数年。如果不是之前的交易按照奥陆公司接受的价格进行结算，奥陆公司或许就不会选择继续与汇达公司交易，完全可以寻找对价更高的销售渠道。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奥陆公司取得的仅仅是货物的价款，这与退税并不存在任何的关联关系。汇达公司作为专业的进出口公司，如果不了解出口退税相关政策，或是故意违反出口退税相关政策，相应的后果自然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奥陆公司根本就不是出口贸易的主体，也完全不了解出口交易的操作流程，更不可能熟知退税的政策规定，根本不可能获取任何出口退税利益。三、原审判决将国家税务机关施加给汇达公司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来处理，转嫁给奥陆公司，属于法律适用不当,这也完全违背了国家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本意。第一，汇达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进出口公司，具有承担进出口业务的纳税义务，并可享受国家税务机关对进出口公司这一特定主体予以退税的奖励政策，并非任何公司均可享受这一优惠政策，也并非民事主体当事人在合同中可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国家税务机关依照行政法规直接确定权利义务主体。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汇达公司事实上也承担纳税义务并享受了退税3299188.27元的优惠政策，因此，进出口的纳税、退税主体只能是汇达公司。第二，汇达公司在享受出口退税的过程中，未按税收政策的有关规定行使权利义务，违规操作，被国家税务机关追缴已退税款或不能享受退税优惠政策，是汇达公司违规行为导致其结果，理应承担不利后果，不能采取编造“垫税”的方法嫁祸于人。第三，根据浙国税稽处[2017]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汇达公司，确认的违法事实也是汇达公司，追缴税款和不予退税的对象也是汇达公司，对决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也是汇达公司。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足以证明纳税、退税的主体毫无疑问是汇达公司，何来垫付之说？第四，汇达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后，认为该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或处罚对象错误，假如像汇达公司诉称的是为奥陆公司垫付的，被处罚的对象应该是奥陆公司，那么汇达公司应当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事实是汇达公司并没有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反过来想通过民事诉讼转嫁行政决定对其处罚的不利后果。假设这一处罚变成由奥陆公司承担，那么奥陆公司又如何实现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呢？第五，按照原审判决的认定，是奥陆公司取得了退税利益，那么国家税务机关为何不直接向奥陆公司追缴税款呢？市场上每一个交易主体都是纳税义务人，国家税务机关是完全具有这样的职权的！违反出口退税政策的责任、关键点都在于具备进出口资格的特殊主体，而绝非像奥陆公司这样的一般市场主体！综上所述，奥陆公司认为，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汇达公司辩称：一、关于汇达公司代办退税的行为性质分析及相关税收政策解读。出口退税是我国为鼓励出口,将在国内生产环节和流转环节按税法规定已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退还给出口企业,以增强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一种税收措施,也是国际贸易的一种惯例。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税务机关对出口退税的办理有以下要求:一是企业必须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同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登记;二是企业必须配备专业办税人员,有能力对出口业务进行准确核算,能取得报关单、增值税发票等退税申报资料,能取得并保管提单等备案单证,能按每票出口业务配齐电子数据进行退税申报;三是企业必须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一般的出口业务从货物报关出口到税款退回的期限正常为3个月左右,若有单据更改或发函核查的情况,期限可能会延长到一年左右,这会增加企业资金的成本并造成资金流转的压力。从上述要求看,国内不少中小企业还无法全部满足这三个条件,由此催生出了外贸行业中的代理出口业务,本案中奥陆公司便选择了委托汇达公司进行货物出口和代办出口退税。在现有政策体系下,代理出口业务是《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承认的合法行为,但要求办理出口退税的主体为委托人,如本案中的奥陆公司,即委托人在货物出口后凭受托人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到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手续,这意味着通过这一操作模式无法实现委托人避免退税手续繁琐、减少资金压力和节约成本的意愿,故而形成了目前在外贸行业中“以自营名义从事代理行为”的通行做法,即受托人作为名义上的退税主体,将代理出口业务与其正常经营的自营出口业务一样进行退税申报,再由受托人将所退税款支付给委托人,受托人赚取小额代理费的做法。目前,这一做法已经逐渐开始得到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5号已经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放宽了这一限制。汇达公司于2017年8月1日收到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局决定追缴已退税款,未退税款不予退款。该处理决定认可了汇达公司出口行为的真实性,即奥陆公司的确委托汇达公司出口了相关货物,但不认可汇达公司办理出口退税的方式,认为汇达公司违反了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第二条第二款的监管规定,但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哪种方式办理出口退税，奥陆公司所能获得的退税款在金额上是相等的，两者的差别仅在于汇达公司作为主体办理出口退税能为奥陆公司省去办理退税的麻烦和节省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绝不存在骗取国家税款的严重违法行为。二、依据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行业惯例及公平原则,奥陆公司应返还汇达公司垫付的但最终无法实际获得退税的税款。即便汇达公司存在违反行政监管的行为,汇达公司也已经按照行政处理决定向浙江省国税局全额缴纳了已退税款,本案为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应按照民事法律规定进行裁判。根据《合同法》第407条规定,在本案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奥陆公司找到汇达公司,要求自营方式操作代理出口业务,汇达公司按照奥陆公司的指示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与国内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该出口业务实际上是奥陆公司的业务,退税不能的损失是由奥陆公司的委托事项导致的,汇达公司不具有可归责性,奥陆公司应当返还汇达公司垫付的退税款。由委托人承担退税不能的风险是外贸行业的行业惯例。试想,受托人仅赚取微薄的代理费,若约定不能退税的巨额风险由受托人承担,这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商事主体都不会答应的交易,也就不会出现“以自营方式从事代理行为”这一商业模式的普遍流行了。汇达公司在案涉高达数百万元的交易中通过代办退税的劳务行为赚取微薄的代理费15987.29元,还要承担提前垫付退税款的利息成本,若法院认为汇达公司需承担退税不能的损失5941186.07元,将导致该笔交易中汇达公司的收益与所承担的巨大合同风险严重不成比例。此外,国税局已经通过上述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以自营名义从事代理”的交易模式不能退税,汇达公司已全额缴纳了已退税款,而奥陆公司却基于汇达公司的垫付仍然获得了退税利益,严重违反公平原则。上述理由为(2014)鲁民提字第158号、(2011)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68号等多份判决所承认,退税不能的损失应由委托人承担。汇达公司提前垫付的退税款系汇达公司的自有资金,在汇达公司已经向国税局缴纳已退税款的情况下,奥陆公司理应向汇达公司返还全额垫付款及利息。三、一审法院正确认定了上述事实,作出了正确的判决,而奥陆公司提出的上诉意见,完全偏离了本案的基本事实框架和法律关系,简要回应如下：1.本案双方依据《代理出口协议》建立代理法律关系,汇达公司亦据此为奥陆公司代缴税款,《出口产品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且双方均无争议,一审法院未认定《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奥陆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代理出口协议》约定事实无异议。因此,本案中双方系依据《代理出口协议》建立代理法律关系,而诉争的汇达公司在实施代理行为过程中缴纳税款,亦是履行《代理出口协议》所约定的代理事项。一审法院对《代理出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并最终认定该协议无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奥陆公司上诉状中所提出的《出口产品买卖合同》,仅是汇达公司在履行代理事务时,与奥陆公司或其指定的其他供货商就商品采购一事签署的协议,协议内容仅涉及商品买卖,而与双方代理法律项下的权利义务无关,亦与案涉代缴税、退税事宜无关。一审过程中,双方亦未对《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未审查该等合同的效力,不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双方已实际履行、实施代理出口行为,《代理出口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后,双方基于无效合同而享有的利益应予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双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汇达公司已根据奥陆公司的指令,与其或其指定的供货商签署采购合同,并代奥陆公司垫付货款(含增值税)。又根据奥陆公司的指令,与其或其指定的外商签署销售合同(合同价款不含汇达公司已代缴的增值税),并向奥陆公司转付了外商支付的货款。其中,案涉退税金额,已由奥陆公司在交易过程中通过上下游合同价格中增值税的价差提前享有,汇达公司则需通过出口退税抵扣已代奥陆公司缴纳的税款。现《代理出口协议》被认定为无效,奥陆公司已实际享有的退税利益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且汇达公司实际为奥陆公司垫付税款且未获得退税产生损失,奥陆公司应向汇达公司予以返还。3.税务机关作出的不予退税认定实际上造成了双方所签订的代理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正是根据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对各方的权责进行了正确认定，即合同无效情况下的利益返还。本案中,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理事项告知书》是税务机关根据对案涉交易真实情况作出的认定,决定通过追缴、决定不予退税的方式对案涉交易所应缴税款的金额进行调整。根据《税务行政处理事项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和处理依据,案涉交易不是汇达公司的自营出口业务,实质是由汇达公司以外的个人操作完成的,因此实际上的应税主体不是汇达公司,而是奥陆公司。因奥陆公司不具有享受出口退税的资质,因此税务机关决定追缴已退还给汇达公司的税款,未退税款不予退税。本案中,双方通过履行《代理出口协议》已由奥陆公司实际享有退税利益,现税务机关对退税事宜作出调整,奥陆公司继续享有退税利益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应依法向已垫付该等款项的汇达公司予以返还。综上,奥陆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全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搪,应全部予以驳回。 汇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奥陆公司向汇达公司返还垫付的税款人民币5836804.55元；2、判令奥陆公司向汇达公司支付因垫付税款而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104381.52元（以5836804.55元为基数，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内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35%为计息标准自2017年9月5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奥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8日，汇达公司（甲方）与奥陆公司（乙方）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在乙方要求下，根据乙方与外商商定的协议和条款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合同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甲方负责办理订仓、报关等有关文件，帮助实施订仓、报关工作，货物装毕后，甲方应及时取得和制作全套结汇单证交客人收汇用，或送银行议付。甲方不承担收汇责任。如果外商因任何原因不付款，由乙方承担所有责任。如果是外商或乙方指定货代，则乙方须主动在甲方的配合下完成此项工作，特别是与货代的合作，及时付清所有相关费用，或者由甲方代收代付。同时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以便甲方及时拿回核销单、报关单等核销退税用的所有必要单据；甲方在收到外汇货款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必须将外汇相应人民币金额（按外汇当天中国银行美元买入价）凭乙方的付款委托书付给相关的供货商。同时甲方须根据汇率，产品出口退税税率，以及出口费用（包括银行费用/寄件费用/产地证申领费用等等）和代理费用进行结算，及时提供最后结算人民币金额，以便乙方尽早通知相关供货商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回相关报关单据后，应及时安排核销和发票认证，待退税申报确认后，马上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及时安排；双方同意在收到相应外汇后才能通知国内供货商开具相应人民币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同时甲方在乙方要求下，根据乙方与相关国内供货商的协议和条款与国内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有关合同所有内容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该采购合同只为退税用；甲方收取代理费，代理费按出口金额的每美元￥0.09收取；等等。另双方约定：本协议适用于从2014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8日期间甲方代理乙方出口的所有业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盖章后即生效。上述协议经双方盖章生效后，汇达公司、奥陆公司均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2017年8月22日，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浙国税稽处【2017】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关于对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称该局对汇达公司2013年7月18日至2016年7月31日的围巾业务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汇达公司2013年7月18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的围巾出口业务，虽然以自营名义出口，但不承担出口风险，实质是由汇达公司以外的个人操作完成，上述业务共申报出口销售收入35893855.71元，已退增值税3299188.27元，未退增值税2537616.28元。二、处理决定根据国税发【2006】24号文以及财税【2012】39号文的相关规定，追缴已退税款3299188.27元（其中2014年已退税款242832.68元，2015年已退税款2648837.98元，2016年已退税款407517.61元）；未退税款2537616.32元不予退税（其中已申报未退税款938857.68元，未申报未退税款1598758.64元）。2017年9月5日，汇达公司向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缴纳了已退增值税税款3299188.27元。2017年9月，汇达公司、奥陆公司对围巾业务进行了对账，双方对具体的销售情况确认如下：自2014年度起至2016年度止，奥陆公司通过汇达公司出口围巾业务，其中2014年度美元金额达2035197.55元，销售收入为12601969.44元，销售成本1238549.73元，出口退税8847.04元，销售毛利219419.71元；2015年度美元金额达2634285.90元，销售收入为16314870.47元，销售成本16127749.38元，出口退税2882823.62元，销售毛利187121.09元；2016年度美元金额达1107009.60元，销售收入为6977015.80元，销售成本6877485.10元，出口退税407517.61元，销售毛利99530.70元；以上合计美元金额达5776493.05元，销售收入为35893855.71元，销售成本35387784.21元，出口退税3299188.27元，销售毛利506071.50元，2017年未退税金额为2537616.28元。其中销售成本金额以及出口退税金额共计41224588.76元，已由汇达公司根据奥陆公司的委托付款书以及供货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支付（货款）、先予垫付（出口退税款）给奥陆公司或奥陆公司指定的供货商，且奥陆公司承诺由此引起的一切风险责任由奥陆公司公司自负。 一审法院认为：出口退税是指出口的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其目的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本案中，汇达公司作为有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在与奥陆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中约定：在2014年5月-2016年5月的合同期间，汇达公司在奥陆公司的要求下，根据奥陆公司与外商商定的协议和条款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并且由奥陆公司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同时，汇达公司在奥陆公司的要求下，根据奥陆公司与相关国内供货商的协议和条款与国内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该采购合同只为退税用），而奥陆公司对有关合同所有内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等。然汇达公司、奥陆公司双方在按约履行上述代理出口围巾业务过程中，汇达公司虽然以自营名义出口，但不承担出口风险，其出口围巾业务实质上是由奥陆公司借汇达公司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即财税【2012】39号文件)第七条第（一）项第7目、《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即国税发【2006】24号文件）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条的相关规定，汇达公司、奥陆公司之间采取的案涉代理出口围巾业务是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的，而应当视同内销货物征收增值税；汇达公司作为出口企业则不得将案涉的围巾出口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现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就汇达公司在代理奥陆公司出口围巾业务中已退增值税税款以及未退增值税税款（包括已申报、未申报）的涉税违法行为已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汇达公司追缴已退税款3299188.27元，对未退税款2537616.28元不予退税。汇达公司已向国税机关退缴了增值税税款3299188.27元。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汇达公司、奥陆公司双方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其实质系奥陆公司借汇达公司出口企业名义出口围巾业务，并以汇达公司的名义进行退税，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前述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外贸经营秩序以及国家出口退税机制的平稳运行，并损害了国家利益，故该协议应属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合同的任一方不得基于无效的合同而享有合同的利益。根据汇达公司、奥陆公司双方对于2014年-2016年围巾业务对账单显示，奥陆公司通过汇达公司出口的围巾销售收入总计为35893855.71元，出口退税金额累计达3299188.27元，2017年未退税金额为2537616.28元。上述经双方对账确认的金额与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浙国税稽处【2017】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数额完全一致，一审法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现汇达公司主张其已将因代理奥陆公司围巾出口业务的退增值税税款（包括已退税款、未退税款）金额共计5836804.55元根据奥陆公司的委托付款书先予支付给奥陆公司或奥陆公司指定的供货商，且已退税款已被追缴、未退税款国税机关则不予退税一节，有《代理出口协议》、《税务处理决定书》、税收缴款书、《围巾业务对账单》以及《出口产品买卖合同》(部分)、《委托付款书》、银行付款凭证等证据为凭，故一审法院对汇达公司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奥陆公司作为案涉围巾出口业务的直接控制人，汇达公司事先垫付的5836804.55元亦是在奥陆公司的指令下支付至指定账户的，在汇达公司已向国税机关退缴已退税款以及未退税款不予退税的情况下，奥陆公司已取得的退税利益5836804.55元应向汇达公司予以返还。但汇达公司主张该垫付税款所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因汇达公司在案涉的整个业务过程中亦存在过错，故该利息损失应由汇达公司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5836804.5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38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8388元，由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1026元，由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7362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汇达公司与奥陆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实质是奥陆公司借具有货物进出口许可资质的汇达公司名义从事出口业务，并以汇达公司名义退税，该行为违反了我国有关出口退税的相关政策、法规，扰乱了我国正常的进出口经营秩序和国家税收机制的正常运行，损害了国家利益，应属无效，对此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至于奥陆公司上诉提出的双方还签订有《出口产品买卖合同》，已成立生效并履行完毕，应以买卖合同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约定，汇达公司在奥陆公司要求下，根据奥陆公司与外商商定的协议和条款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同时汇达公司在奥陆公司要求下，根据奥陆公司与相关国内供货商的协议和条款与国内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该采购合同只为退税用，再结合双方合作的实质是奥陆公司借汇达公司名义从事出口业务，因此本案显然不能仅以《出口产品买卖合同》来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奥陆公司此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旨在让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恢复到没有订立合同时的状态。具体到本案中，《代理出口协议》认定无效后，应让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都恢复到不予享受退税利益的状态。汇达公司根据奥陆公司的委托付款书以及供货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已支付给奥陆公司或奥陆公司指定的供货商共计41224588.76元，奥陆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围巾业务对账单》所载2014年-2016年销售收入、出口退税、2017年未退税金额，与《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数额完全一致，对账单亦有奥陆公司盖章确认，因此该《围巾业务对账单》所载内容真实、可信，应予确认；该对账单中所载销售成本35387784.21元与出口退税金额（包括2017年未退税金额）5836804.55元两项合计，与前述汇达公司已付款项吻合，即汇达公司已付奥陆公司或奥陆公司指定的供货商的款项中已包含出口退税金额5836804.55元，这也符合双方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关于“甲方须根据汇率，产品出口退税税率，以及出口费用（包括银行费用/寄件费用/产地证申领费用等等）和代理费用进行结算，及时提供最后结算人民币金额”的约定。汇达公司关于已将出口退税税款先行支付给奥陆公司或奥陆公司指定的供货商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在汇达公司已向国税机关退缴已退税款以及未退税款不予退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奥陆公司已取得的退税利益5836804.55元应予返还，本院认为该认定合理、合法。奥陆公司关于并未取得退税利益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奥陆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568元，由上诉人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已预交5338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诉讼费用结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