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1民初5547号原告：北京九州中协企业策划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大刘各庄村委会西300米。法定代表人：何继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迦翔，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中国工商》杂志社，住所地北京市北河沿大街**。法定代表人：吴宝通，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树锋，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九州中协企业策划中心与被告《中国工商》杂志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九州中协企业策划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张迦翔，被告《中国工商》杂志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树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代理费共计5664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5664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5月1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授权原告邀请中国工商理事会理事，原告所得费用为所收理事综合费用50%，双方的合作期为2005年5月至2006年5月底。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分别于2005年6月7日、8月5日、9月16日、12月29日先后向原告出具欠条四张，认可拖欠原告代理费334500元、100000元、121900元、10000元，共计5664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予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内部进行了查询与核实，并未查询到原告诉状中所列明情况的任何材料及财务往来信息，被告亦向杂志社退休人员进行了核实，退休人员告知被告现任领导，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载明的合作事项系事业单位不允许开展的业务，即便有此业务，也是相关领导在2005年期间私自所为；2、被告无法理解或确认协议书中所列理事综合费用及代理费的含义，亦不明确协议书中所列合作范围的含义，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书中所列费用系开展哪个具体项目的入账，并提供相关款项已实际汇入被告账户的证据；3、涉案协议书中的乙方与本案原告不符，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如原告认为协议书中所列四方主体均系合同主体，应将四方均列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对于债务人出具的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应自收到欠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计算，涉案欠条的出具日期均为2005年，即便被告拖欠原告款项，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被告主张权利，亦未出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5月1日，原告（乙方）、北京报视金诺广告有限公司（下称报视金诺公司、乙方）与被告（甲方）、中国工商理事会（下称理事会、甲方）签订《协议书》（下称涉案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邀请中国工商理事会理事进行合作，双方的合作期为2005年5月至2006年5月，甲方授权乙方邀请中国工商理事会理事，甲方需保证理事会的合法性后，乙方需交纳50万元理事代理押金，甲方出具押金收据，合同期满后，甲方如数退还所有押金；乙方所得费用为所收理事综合费用的50%，甲乙双方各自纳税，代理费每月结算一次，甲方支付代理费后不再支付乙方其他费用。同年6月7日，被告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支付北京九州中协企业策划中心代理费肆拾万元正尚欠代理费叁拾叁万肆仟伍佰元正。同年8月5日，被告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支付代理费贰拾肆万零伍佰元，余额壹拾万元，为七月份欠款，特此证明。同年9月16日，被告出具欠条，载明：2005年8月欠代理费121900元，即壹拾贰万壹仟玖佰元整。同年12月29日，被告又出具欠条，内容为：2005年9月份代理费壹万元整，特此证明。庭审中，原告称虽然涉案协议书的签订主体除原、被告外，还有报视金诺公司与理事会，但报视金诺公司与原告仅系公司名称不同，人员则完全一致，且报视金诺公司现已吊销，而理事会则无法查询到该机构，故本案仅以原告名义向被告主张权利；依据涉案协议书的约定，原告为被告邀请会员成为中国工商理事会理事，成为理事需交纳相应费用，被告收取费用后按照50%的比例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双方的合作流程为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在全国企业中进行联系、接洽，邀请企业加入中国工商理事会，加入需交纳相应会费，被告根据一段期间内企业加入的情况与原告进行结算，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费用。原告同时表示被告曾向其付过部分代理费，后被告分别于2005年6月7日、8月5日、9月16日、12月29日先后向原告出具欠条四张，认可拖欠原告代理费共计566400元；虽然被告之后曾停刊且更换领导，但原告始终未停止向被告主张款项，原告曾先后二次提起诉讼，后均撤回起诉，本案系原告第三次提起诉讼，关于原告向被告主张欠款的情况，被告的相关工作人员顾汉春、李某等人均予以认可。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欠条四张、案外人杜某出具的证明、欠款情况说明、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关于讨要杂志社欠款一事的证明、案外人顾汉春和李某出具的证明、关于撤诉的说明、《中国工商》杂志订阅报销凭证加以佐证。被告除对于2005年8月5日、9月16日的二张欠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外，对于原告所提供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被告称不清楚其与中国工商理事会系何关系，亦不清楚中国工商理事会是否系独立法人，但确定中国工商理事会并非被告的下设机构，至于为何中国工商理事会与被告共同签订涉案协议书，则据被告方已退休人员表述，可能系当时领导私自签订，现被告方无人清楚该情况。被告同时表示其仅在工行开立过账户，并未在农行开立过账户，原告提供的进账单中显示的尾号为1355的银行账户并非被告名下账户；另，因原告所提供的2005年6月7日、12月29日的二张欠条中加盖的印章无法看清，故对于该二张欠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并无相反证据证明上述印章系虚假的，亦不就此申请鉴定。被告提供了其名下账户开户信息对其主张予以佐证。原告对被告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对于证明目的则不予认可，原告表示该证据无法排除被告名下存在其他账户的可能，且尾号为1355的银行账户系被告于2012年复刊之前所使用的账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杜某、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杜某称其于1968年至2003年期间与唐山开滦煤矿系劳动关系，其于2003年办理退休后即将劳动关系转入曙光集团，之后劳动关系也一直挂在曙光集团；证人于2001年1月依据曙光集团与被告的合作关系被派驻至被告工作，直至2005年10月被告停刊，证人在被告单位曾先后担任总监、采编中心主任、网络经营中心主任、理事会业务服务部负责人、财务审核等职务；证人于2005年5月代表被告及理事会与原告签订了涉案协议书，约定由原告邀请企业和各界人士加入理事会，成为理事收取的费用汇入被告及理事会账户，原、被告约定收取的费用双方各占50%，各自纳税，双方每月结算一次，因被告及理事会未能及时结算产生了欠款，故而向原告出具了涉案四张欠条，欠条中所涉人员卢春耕、李颖曾先后担任被告财务主管，原告所提供的证明亦由证人本人所出具。证人同时表示被告与理事会系全国工商联批准成立的两个部门，由同样的人员在同一地点办公，报视金诺公司则与原告系同一公司；曙光集团与被告进行合作，由曙光集团使用被告的出版手续，曙光集团出资用于被告经营，费用由曙光集团向全国工商联交纳，双方人员在一起办公。原告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被告则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被告称证人并非其员工，无权代表被告处理对外欠款事宜，证人于2006年即离开被告返回曙光集团，而证人出具的证明中称原告在2012年之前一直与其协商欠款事宜，证人在2006年至2012年期间未在被告处工作，原告不可能找到与被告无关的人员协商欠款事宜，证人也无权对此进行协商。证人李某称其于2012年进入被告单位负责办公文档等工作，自2014年起担任被告的办公室主任至今，证人于2012年至2019年期间负责处理被告停刊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包括原、被告之间的欠款事宜，证人具体负责与诉求方进行沟通，按照领导要求耐心接待，不激化矛盾，做好记录并形成报告后上报领导；原告自2012年5月起便找到证人沟通欠款事宜，同时也陆续向被告时任领导先后主张过还款，被告的历任领导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欠款数额均无异议，也表示如有资金则肯定还款，如无资金则只能搁置，关键要看被告的资金情况。证人同时表示其于2012年起即被当时的被告法人顾汉春交代负责清债工作，原告之前的法人闵金喜于2012年进入被告单位工作后即开始找到证人协商欠款事宜，证人并不清楚闵金喜与原告的关系，仅按照被告存留的历史档案进行处理，闵金喜目前也在被告处工作，但原、被告之间并无关联。原告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并表示因涉案欠款系闵金喜任职原告法人期间发生的款项，故由闵金喜向被告主张。被告则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证言存在多处与事实不符、自相矛盾之处，且闵金喜既无法代表原告，也与证人系同事关系，证言具有偏向性，不应采纳。被告强调其负责人张晓木明确表示因涉案款项在被告处无法查到入账情况及来源，原告提供的汇款账户也与被告的账户不符，故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协议书》、欠条四张、案外人杜某出具的证明、欠款情况说明、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关于讨要杂志社欠款一事的证明、案外人顾汉春和李某出具的证明、关于撤诉的说明、《中国工商》杂志订阅报销凭证、证人证言，被告提供的账户开户信息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有违反法律法规之处，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己方义务。庭审中，原告主张四张欠条系双方基于涉案协议书的约定由被告所出具，现原告依据四张欠条中载明的款项金额要求被告支付相应代理费，虽然被告仅认可2005年8月5日、9月16日的二张欠条系由其所出具，对于2005年6月7日、12月29日的二张欠条，则以加盖的印章无法看清为由不予认可，但因被告并无相反证据证明上述印章系虚假的，亦未对此申请鉴定，且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故被告的抗辩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据此确认四张欠条中载明的款项应系被告拖欠原告的代理费，数额共计566400元。现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主张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庭审中，被告坚持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原告主张代理费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欠条出具之日的次日起计算，原告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被告主张权利，亦未出现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原告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原告提供了曾在被告处工作的人员以及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同时申请被告的办公室主任李某出庭作证，以此证明原告自被告于2012年复刊起至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还款。通过李某的证人证言及当庭陈述可以看到，原告自被告于2012年复刊起至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涉案款项，被告的历任负责人对于该款项均未否认，且表示如有资金将会还款，因李某自2012年起即为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其陈述应视为代表被告作出的意思表示，故本院据此确认原告自2012年起至今一直向被告主张还款，被告对此予以认可，并承诺如有资金将会还款，且被告在原告起诉前从未表示原告之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原告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代理费5664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与法不悖，理由正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工商》杂志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九州中协企业策划中心代理费5664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9年10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5664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64元，由被告《中国工商》杂志社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铮审 判 员  王广存审 判 员  荣 慧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姜 宁书 记 员  郭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