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民终1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玉林，女，1976年11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东明，北京大成（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某，女，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某1，男，200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理人：郝某，身份信息如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某2，男，200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理人：郝某，身份信息如前。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杰，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景华，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喻民，男，197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原审第三人：周刚诚，男，1956年8月1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审第三人：胡志光，男，196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马玉林因与被上诉人郝某、喻某1、喻某2、喻民、原审第三人周刚诚、胡志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初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玉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被上诉人郝某、喻某1、喻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杰，原审第三人胡志光到庭接受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玉林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马玉林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郝某、喻某1、喻某2、喻民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在喻平已死亡，喻民和胡志光缺席审判的情况下，以案涉债权转让所涉基础事实真实性存疑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实属草率。本案借款100万元的事实真实，实际出借人仅系周刚诚。案涉借款过程为：周刚诚曾委托胡志光追讨其出借给喻平与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的2500万元本金及利息，追讨过程中胡志光损害周刚诚利益，周刚诚将因该委托产生的债权转让给马玉林，马玉林以胡志光作为被告起诉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法院判令胡志光退还马玉林1194.85万元。本案两张借条即是胡志光损害周刚诚利益的体现。胡志光在追讨过程中认识喻平，因喻平通过运作项目可以拿到银行贷款还周刚诚的钱，所以周刚诚答应借款给喻平。喻平于2013年5月20日手写的借条把胡志光作为借款人，是因为周刚诚考虑便于胡志光一并追讨。写200万元借款是因为实际喻平借款只有100万元，另100万元系50万元的高利及给胡志光50万元的好处费。因100万元现金支取需要预约，所以周刚诚于2013年5月21日从香港过关到深圳民生银行罗湖支行取现给喻平，喻平遂于当天在借条中写下收到现金100万元，港币125万元。写港币125万元系因为周刚诚希望用港币还款，而当时的汇率是1:1.25。现金交付的过程喻平、胡志光、周刚诚和喻民均在场。后喻平到期未还，于2015年5月10日再一次出具借条。一审庭审中，郝某认为借条系喻平受到胁迫所出具，但其当庭表示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亦未提交相反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庭审效果欠佳。本案开庭时因国内疫情原因，通过网上开庭，在审理过程中网络信号卡顿，无法清晰准确的表述，导致无法还原事实真相。3、一审判决认定周刚诚单方面转让债权构成无权处分，损害胡志光利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胡志光因逃避另案债务处于失联状态，如按一审逻辑，只要胡志光不出庭，就永远不能确定周刚诚债权份额，无法维权。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胡志光作为本案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也应视为放弃债权份额，不应驳回诉讼请求。马玉林受让周刚诚债权无需取得胡志光同意或追认，何况马玉林只主张100万元，周刚诚确实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喻平支付了100万元的债权是明确的，该100万元债权中，并没有胡志光的份额。被上诉人郝某、喻某1、喻某2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驳回马玉林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两份借条看不出来谁是借款人，一审时出借人胡志光、周刚诚均未到庭，无法查清债权系共同或者按份。喻平、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已经拖欠周刚诚多达2500万元的债务，周刚诚一直在追讨，再次借钱不符常理，借条客观上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可能是受到胁迫才形成。所以对两份借条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债权转让系无权处分，亦不认可。第三人胡志光陈述：喻平借这100万元之前，周刚诚与喻平是有债权债务尚未清偿，周刚诚起诉喻平已经拿回了2500万元的本金，还有未清偿的部分尚在法院执行阶段。周刚诚再次借款给喻平也正常，喻平找到胡志光请胡志光替他向周刚诚借款100万元，喻平说借款的用途是其需运作项目，后胡志光就找到周刚诚，周刚诚同意借款100万元给喻平，协商好这里面有胡志光一半的份额。借条中写的金额是200万元，实际借款只有100万元。债权转让的事胡志光称其不知情，也不认识马玉林，认为债权转让损害了胡志光的利益。第三人周刚诚提交书面意见称：1、2009年，其经周某介绍认识胡志光。因胡志光自称人脉广、熟悉内地法律，可以帮助追讨债务，且周刚诚身患重病，亦出于对周某的信任，便委托周某和胡志光共同追讨喻平欠其的2500万元。2010年至2016年总共收到了执行款2714.9961万元，期间，胡志光以各种理由让周刚诚转账给他，共计1552.35万元。2016年周刚诚觉得执行不顺利，遂要求与胡志光对账，在对账过程中胡志光没有合理解释，后打电话也一致回避，直至电话再也不通。周刚诚认为胡志光严重损害其利益，后将债权转让给马玉林，马玉林将胡志光起诉至法院，法院判令胡志光退还马玉林1194.85万元及利息。2、第一张《借条》写有胡志光名字系考虑方便胡志光在内地追讨，因周刚诚系香港人，对内地法律不熟悉，程序也繁琐。当时胡志光追回2700多万，周刚诚当时是信任胡志光的，但没想到胡志光却与喻平合谋欺骗。第二张《借条》是第一张的延续，亦将胡志光作为出借人。《借条》上的“收到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港币壹佰贰拾伍万元，喻平，2013.5.21”这句话是2013年5月21日喻平拿到现金后亲自手写添加，其余内容都是2013年5月20日写的。周刚诚实际借的只有100万元人民币，写200万是因为除了本金100万，另100万中有50万是给周刚诚的利息，50万是给胡志光的好处费。写港币是因为周刚诚长居香港，不想要人民币，当时的汇率是1:1.25。盖贵州森邦药业公司的印章作为担保人，是喻平担心周刚诚不同意借款，喻民也作为担保人签了字。支付的现金是因为当时喻平银行账户和资产都被法院冻结查封，喻平只要现金。3、再次借钱是因为很早之前经朋友介绍认识喻平，当时喻平在研究“抗癌”苗药，也在当地开了一个药厂。周刚诚20年前就身患癌症，觉得喻平在做有意义的事，才会在2003年借2500万元给喻平。后喻平走投无路找到胡志光，通过胡志光给周刚诚讲好话，说在贵州当地有关系，运作一个项目可以拿到几千万的银行贷款，但是需要前期费用。当时基于对胡志光信任及仍需其帮助追讨债务，还有因周刚诚信佛，对喻平有一丝善念，愿意再次相信喻平。4、现金交付的过程是内地银行支取大额现金需要预约，所以喻平5月20日写好借条后，胡志光打电话给周刚诚，周刚诚便预约银行。5月21日，周刚诚从香港过关到深圳罗湖，胡志光和喻平来口岸接周刚诚一起去民生银行深圳罗湖支行，周刚诚现场取了100万元人民币给喻平，喻平又在借条上手写收到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的内容。5、2018年，周刚诚和胡志光关系彻底恶化，无法联系上胡志光，加上周刚诚身体每况愈下，因为借给喻平的2500万元中有马玉林的钱，为了让周刚诚安心养病，马玉林决定亲自来内地解决，在起诉喻平之前，便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一切权益及收益均归马玉林所有。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喻民未提交答辩意见。马玉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郝某、喻某1、喻某2、喻民向马玉林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2.判令郝某、喻某1、喻某2、喻民向马玉林支付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计算，自法院判决归还借款本金之日起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马玉林起诉时的利息金额为0元）；三、判决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郝某、喻某1、喻某2、喻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喻平、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喻民向胡志光、周刚诚出具《借条》，其内容记载：“今借到胡志光、周刚诚人民币贰佰万元整，时间二个月，2个月内如未能按时偿还，贰佰万元按银行利息4倍计算利息。注：其中壹佰万元转账，壹佰万元现金。收到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港币壹佰贰拾伍万元”。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在该《借条》右下方加盖印章，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20日”。喻民、喻平在该《借条》左下方处签字。喻平另在该借条“收到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港币壹佰贰拾伍万元”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1日”。马玉林述称，喻平系借款人，喻民、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系担保人。同年5月21日，周刚诚自其中国民生银行账户取款人民币100万元。2015年5月10日，喻平再次向胡志光、周刚诚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胡志光、周刚诚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一年之内还清”。喻民在该《借条》上“担保人”处签字。2019年11月7日，周刚诚（甲方、转让方）与马玉林（乙方、受让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内容为“甲方和乙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以下合同条款：一、甲方于2013年5月21日以现金方式向喻平支付款项，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圆整）的款项（该笔款项在以下简称：向喻平的付款），喻平为该笔款项于2013年5月21日向甲方出具借条（附件1），喻民为该笔款项的担保人，后在未约定期限内还款，又于2015年5月10日出具新的借条（附件2），喻民为该笔款项的担保人。二、甲方因‘向喻平的付款，喻民为该笔付款提供担保’而享有债权，甲方将该债权（含利息）全部无偿转让给乙方。无论司法机关认定该债权属于何种性质，甲方均将该债权（含利息）全部无偿转让给乙方。无论司法机关认定甲方可因‘向喻平的付款’的全部或其中的部分而享有债务，甲方均将该债权（含利息）全部无偿转让给乙方。三、双方的部分权利和义务：1.甲方有义务向乙方移交有效行使债权所需的单据凭证和文件。2.甲方有义务在本协议签订后按乙方的要求向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喻平、喻民）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3.甲方确认乙方有权代甲方向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喻平、喻民）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权转让事实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公告、邮寄通知等）。4.甲方有义务按乙方的要求向乙方出具授权委托文件，授权乙方代甲方向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喻平、喻民）通知债权转让的事实。四、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五、其他约定：1.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内地地区）法律，甲方和乙方因本合同发生的纠纷，由深圳国际仲裁院按照该会规则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2.本合同自双方签名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有一份，乙方持有两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订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另查明：1.喻平于2018年1月4日去世。2.郝某系喻平之妻（于2004年1月21日办理结婚登记），喻某1、喻某2均系喻平与郝某之子。3.郝某及其作为喻某1、喻某2的法定代理人于2020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不放弃对喻平遗产继承的声明》，声明“不放弃对喻平遗产的法定继承”。还查明：2009年5月21日，周刚诚因与喻平、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案号（2009）穗仲案字第921号，请求裁决喻平、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返还欠2500万元及利息，该仲裁庭于2009年9月7日裁决喻平、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返还周刚诚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万元并支付利息。后周刚诚就该案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0）深福法执字第00932号，该院在执行过程中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又于2019年7月15日恢复执行。又查明：据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962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周刚诚曾于2009年委托胡志光等人向喻平、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等追讨借款，后因追讨分成等问题产生纠纷，周刚诚将其对胡志光因该委托而产生之债权转让与马玉林，马玉林遂以胡志光为被告、周刚诚为第三人向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纠纷诉讼，诉请判令胡志光向其归还相关款项并支付利息，该院于2019年2月25日判令胡志光退还马玉林款项11948519.16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和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之规定，本案应参照适用涉外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债权转让与借贷行为发生在内地，故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为内地法，本案应当适用内地法律。经审查马玉林及郝某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对马玉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案涉债权转让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马玉林提起本案诉讼之权利基础，系源于其与第三人周刚诚签订于2019年11月7日的《债权转让合同》，而该《债权转让合同》所转让之债权，系先后形成于2013年、2015年的两张《借条》。经审查，前述两张《借条》内容所记载的债权人包括胡志光、周刚诚二人，而前述《债权转让合同》仅有周刚诚签字，马玉林并未提交胡志光对该债权转让予以确认或追认的证据。前述《借条》记载的出借款项为人民币200万元，但未记载胡志光、周刚诚各自享有的债权份额。虽然周刚诚在庭审中举示其100万元的取款凭证，但未能详细说明该100万元的交付过程，亦未提交另外100万元的交付证据。即使其中100万元确由其交付，在共计200万元出借款项交付证据不完整，且各自债权份额无明确约定、亦未经其他法定程序确认的情况下，亦不能当然以此认定其即享有100万元的债权份额。因此，周刚诚单方面转让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对胡志光债权部分的无权处分，由此而损害胡志光的权益。第二，案涉债权转让所涉基础事实之真实性存疑。2013年5月的《借条》记载出借金额为200万元，并备注其中壹佰万元转账、壹佰万现金，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参加诉讼的马玉林、第三人周刚诚均未提交完整的款项交付凭据。马玉林提交了周刚诚2013年5月21日在中国民生银行的取款记录，却未按一审法院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说明详细的款项交付过程。郝某提交的证据证实，在案涉《借条》出具之前，喻平及其作为股东的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即负有周刚诚25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债务，该债务由周刚诚委托胡志光进行追讨，经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已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且尚未执行终结。在此情况下，周刚诚、胡志光再向喻平出借款项与常理不符。综合以上三方面情况，即马玉林未详细说明款项交付过程、未提交完整的款项交付证据、本案《借条》系在借款人尚欠出借人大量债务且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出具，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能确定案涉债权转让之基础事实即喻平与周刚诚、胡志光的借款事实真实发生。综上，原告马玉林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马玉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马玉林负担。二审诉讼中，马玉林为证明其主张，补充提交:1、周刚诚与胡志光、周某签订的《合同书》、《委托书》、《公证书》和《撤销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周刚诚与胡志光是委托代理关系，胡志光不是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2、深圳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报警记录、深圳前海合作区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胡志光在受托期间损害周刚诚的利益。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胡志光有赌博、放高利贷等恶习。4、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拟证明2013年5月20日出具的借条及借款事实系真实存在。郝某、喻某1、喻某2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仅为复印件，三性均不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通过判决书可以看到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确实存在长达十多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正常情况下，债权人是不可能再继续出借款项给债务人。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借条及借款事实根本不存在。胡志光质证意见为：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涉案债权有胡志光的一半份额。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胡志光作为代理人帮周刚诚追讨回2000多万债权，其并未损害周刚诚的利益。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借条和借款事实均真实存在。结合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对于证据1，郝某、喻某1、喻某2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胡志光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因该组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证据2、证据3，郝某、喻某1、喻某2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胡志光亦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但能否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情综合分析。对于证据4，郝某、喻某1、喻某2不认可真实性，否认借款事实真实发生，胡志光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证人周某所作证言与马玉林、胡志光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进一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真实性无法核实，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当事人马玉林、周刚诚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本案应参照适用涉外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债权转让与借贷行为均发生在内地，本案应适用与诉争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故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正确。关于实体处理问题。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马玉林是否能证明案涉大额借款已实际交付。首先，马玉林以喻平向周刚诚出具的《借条》和马玉林与周刚诚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为凭,主张喻平的继承人郝某、喻某1、喻某2及担保人喻民共同归还其借款本金1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因郝某、喻某1、喻某2质疑喻平与周刚诚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故本案债权转让成立的前提是依法查明喻平与周刚诚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而以此为基础确认马玉林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其次，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对大额现金交付事实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举证证明标准应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本证和反证的举证证明标准作出了区分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依据上述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要法官的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才能视为完成证明责任；反证则只需要是对待证事实的证明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达到目的。高度可能性是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限度要求，举证责任人在穷尽了可以获取的所有证据之后，所举证据的证明效果必须至少达到足以令人信服的高度概率。再次，具体到本案,一是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由此可见,不同于金融性借款合同的诺成性,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款项的实际交付系此类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发生纠纷时,出借人欲主张自己的权利,除证明双方的借款合意之外,尚需证明该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借款债权。马玉林起诉主张周刚诚与喻平存在1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合同关系,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本案应由主张借款关系成立并生效的马玉林对大额现金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是出借人对于款项已实际交付负举证责任。马玉林主张周刚诚向喻平实际出借现金人民币100万元的依据为，案涉2013年5月20日、2015年5月10日喻平手书的两张借条以及一份周刚诚2013年5月21日在中国民生银行的取款凭证，其认为借条载明的内容与取款凭证相互印证，故足以证明马玉林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对于马玉林仅提供借据和取款凭证拟证明大额现金交付的事实，在郝某、喻某1、喻某2对该100万元现金交付事实不予认可，且其提出借贷双方尚存在大量债权债务关系未清结的情况下，按常理不可能发生再次借款的抗辩事由，在此情形下，本院除就债权凭证进行审查外，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院二审庭审中，为证明借条的形成、借款现金的交付等与本案争议焦点相关的事实情况，马玉林、胡志光以及马玉林申请的证人周某均作了陈述。一是对实际出借金额的陈述。马玉林提交的2013年5月20日借条上载明“今借到胡志光、周刚诚人民币贰佰万元整。注：其中壹佰万转账、壹佰万现金。收到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港币壹佰贰拾伍万元”。马玉林、胡志光及证人周某均作出一致解释：实际出借人系周刚诚一人，胡志光未出资，实际借款金额为100万元人民币，系以现金方式支付，100万转账未实际发生，100万转账的表述系约定的利息，港币壹佰贰拾伍万元的表述是按周刚诚要求将约定的100万元人民币利息按1:1.25的汇率兑换成港币125万元。该解释亦与周刚诚提交的书面意见能够印证。二是对借条形成过程的陈述。胡志光陈述：“……2013年5月20日的借条是喻平写好从遵义寄到深圳来，然后第二天取的现金，这张借条只有我和喻平知道”。周某陈述：“……2013年5月20日的借条，当时我在门外抽烟，在饭桌上喻平亲自手写的借条，喻平还在借条上加盖其随身携带贵州森邦药业有限公司的印章，当时他们说喻民来签了字之后就走了”。周刚诚提交的书面意见陈述：“……2013年5月20日的借条，除了‘收到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港币壹佰贰拾伍万元，喻平，2013.5.21’这句话是2013年5月21日喻平拿到现金后亲自手写添加，其余内容都是2013年5月20日写的”。三是对现金交付细节的陈述。胡志光陈述：“……是我帮周刚诚电话预约银行取款，当天喻平背的是一个挎包，另外二三十万现金是用一个袋子装的，我亲自把袋子放在喻平车上去的”。周某陈述：“……我哥（周刚诚）借给喻平现金100万是真实的，我是见证人。喻平提出借款，胡志光通知我哥和我去深圳见喻平，我哥去深圳罗湖支行取的100万，当时喻平、胡志光和我都在。喻平没有开车，是胡志光开车接我和我哥去的银行。喻平自己用一个有拉链的袋子去装100万现金，后来喻平自己离开的。”周刚诚书面意见陈述：“……喻平5月20日写好借条后，胡志光打电话给我，我便预约银行。5月21日，我从香港过关到深圳罗湖，胡志光和喻平来口岸接我一起去民生银行深圳罗湖支行，我现场取了100万元人民币给喻平，喻平又在借条上手写收到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的内容。”本院认为，综合上述庭审查明事实及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分析，第一，关于2013年5月20日借条的形成过程，胡志光与马玉林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周某的证言、周刚诚陈述的事实明显不一致，借条形成的时间、地点均不吻合，在郝某、喻某1、喻某2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份借条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关系均值得怀疑。第二，关于100万元现金的交付细节问题，胡志光明确陈述该现金是其帮周刚诚电话预约银行支取，100万现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装在喻平的挎包、另一部分二三十万现金是用一个袋子装，且胡志光亲自把袋子帮忙放在喻平车上；证人周某陈述，周刚诚出借给喻平的100万元人民币现金是喻平装在自带的一个挎包里的，且喻平未开车；周刚诚书面意见陈述该100万现金是其自己预约银行。由此，胡志光、周某、周刚诚的陈述明显矛盾，对此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马玉林仅依据借条、取款凭证和证人证言，尚不足以使法官对大额现金交付的存在形成内心确认，故马玉林的举证证明责任尚未完成。综上，纵观全案，本院认为，综合对全案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本案2013年5月20日借条载明的内容与正常民间借贷交易惯例不符。在借款人喻平已死亡，其继承人郝某、喻某1、喻某2不予认可借条真实性且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合理的情形下，出借人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等多种形式。虽马玉林为履行举证证明责任向二审法院补充提交了相应书证和证人证言,但对借条的形成过程、现金交付细节等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主要事实，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从而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本院难以认定周刚诚交付现金100万元人民币给喻平的事实。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第五条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周刚诚与喻平之间的借款合同欠缺交付要件,未能生效,马玉林作为涉案债权的受让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马玉林所提要求郝某、喻某1、喻某2、喻民共同返还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马玉林未详细说明款项交付过程、未提交完整的款项交付证据、本案借条系在借款人尚欠出借人大量债务且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出具，不予确认案涉债权转让之基础事实即喻平与周刚诚、胡志光的借款事实真实发生，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马玉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马玉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秦 娟审判员 雷 蕾审判员 何陆坤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喻琪书记员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