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宁0104民初6515号   原告：张建军，男，197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贺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祥，兴庆区凤凰北街法律工作者。   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   法定代表人：金群华，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笑天，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建军与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祥，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笑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建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医疗行为过错致原告人身健康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429983.38元[医疗费160720.2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元/天×117=11700元；住院期间的陪护费122815（住院期间145元/天×117天=16965元，出院后145元/天×24个月=105850元）；误工费145元/天×24个月=105850元；营养费40元/天×24个月=29200元；鉴定费41100元；住宿费1812元；交通费8481.7元；残疾赔偿金34328元/年×20年×50%=343280元；以上共计824958.95元按照40%责任，被告需承担329983.3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本次诉讼总金额为429983.38元]；2.后续治疗费待实际发生后在另行主张；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将主张的鉴定费用减少为338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主因患主动脉夹层（stanfordB型慢性），行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13月。原告就诊被告处行CT示：腹主动脉下段夹层动脉瘤，于2015年11月26日，收入住院。入院后初步诊断为：1.主动脉夹层内修复术后；2.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3.肾移植术后（2015年行肾移植术）。于2015年12月8日，在局麻下行“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左侧髂内动脉栓塞、覆膜血管支架体外开窗，分支血管支架置入）。”术中、术后输血抢救治疗，术后出现无尿，请肾内科会诊考虑“急性肾功能衰竭”，予以血液透析。最后诊断：1.慢性肾衰竭（CKD）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失功。共住院82天，以治疗无望而出院。岀院医嘱：1.定期于肾内科门诊行透析治疗；2.院外继续口服硝苯地平30mg/次；3.定期门诊复查血常规、生化、凝血全套，检测病情变化；4.建议外院寻找合适肾源，条件允许行肾移植治疗。2016年5月5日，原告前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就诊，该院出具证明“患者为行肾移植术前评估入院，患者主动脉、髂总动脉夹层、不适行肾移植术”。原告行CT检査示“腹主动脉下段夹层动脉瘤”，被告在为其实施“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术前未能严格手术的适应征，既往史，有“肾移植一侧肾失功能”，“腹主动脉瘤”治疗原则为防止瘤体破裂亦行手术治疗，但要排除生命重要脏器，如心、肺、肾、脑机能不良而无法耐受手术。因此，被告对原告实施手术应充分告知不良后果及风险评估，应尽到高度注意义务和谨慎义务，明知有手术禁忌，还强行为其手术治疗，最终致术后移植肾功能衰竭（失功能），需终身透析治疗。由于被告的医疗行为不当，给原告人身健康造成了极大损害，对此，应承担全部的民事侵权责任。原告2016年5月19日，向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由于该份鉴定不具有合法性，鉴定程序严重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原告张建军于2018年8月6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兴庆区人民法院经审查，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准许原告张建军撤诉。2018年10月23日，原告提起诉讼，2019年9月4日委托北京法院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2020年2月10日，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对患者张建军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与张建军移植肾术后失去功能的损害后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为次要因果关系。2020年4月16日，委托评定伤残等级及三期，该机构于2020年5月25日出具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张建军肾移植丧失功能前符合五级伤残状态；2.被鉴定人张建军目前肾功能损伤评定为一级伤残；评定其误工期24个月，营养期24个月，护理期每周三次透析日（累及不超过24个月）。因为鉴定意见出具后，原告为了调整诉讼请求，故于2020年6月15日，申请撤诉，兴庆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裁定准许原告张建军撤回起诉。本次起诉是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责任划分以及伤残等级和三期主张各项赔偿，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请。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辩称，一、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患者张建军13个月前主因主动脉夹层就诊被告处，患者自诉于2005年行肾移植术。2014年10月8日被告对患者行降主动脉腔内修复术治疗，患者术后恢复良好。2015年患者CT示腹主动脉下段夹层动脉瘤，后患者为进一步诊治再次就诊被告处。被告根据患者查体、既往病史以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患者为：1.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2.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3.肾移植术后。被告完善相关检查，结合患者心脏彩超、主动脉三维U重建，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病症考虑患者腹主动脉瘤较前直径明显增大，随时有腹主动脉瘤夹层动脉瘤破裂导致死亡的可能，手术指征明确。但患者肾移植术后，术中造影剂使用可能会诱发肾功能异常甚至急性肾功能衰竭，手术风险大。被告基于挽救患者生命，认为手术尽管存在风险，但如不进行手术则患者可能由于腹主动脉瘤破裂导致死亡，权宜轻重，被告认为进行手术是必要的。被告向患者及家属反复交代病情，并告知手术的必要性以及进行手术的风险、可能的不良预后，并说明在患者家属愿意承担手术风险的情况下方可手术。患者家属表示知晓病情并签订手术同意书，并在手术同意书中明确写明“已知晓病情及手术风险，同意手术，谅解术中主动脉破裂、呼吸心跳骤停、术后脊髓血截瘫、心脏血管意外以及主动脉夹层形成等意外情况发生”字样。被告在取得患者家属同意后拟行手术治疗，完善术前相关检查并组织全科进行疑难病例讨论。被告在明确无明显手术禁忌的情况下于2015年12月8日对患者行“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术后患者安返病房，给予水化、促进造影剂排泄、保护肾脏治疗。术后患者当天共排出尿液100m1，出现少尿、呕吐症状，并未再次排尿，经完善相关检查考虑患者急性肾损伤，急请肾内科会诊，考虑患者存在急性肾功能衰竭，但暂无急性透析指征，嘱次日行床旁血液透析。后转入监护室加强治疗，同时肾内科床旁血液透析。患者经40余天血液透析仍无尿。被告组织相关科室讨论，考虑患者肾脏恢复可能性小，目前胸腹主动脉病情稳定，已无特殊治疗可以出院，出院后继续肾内科行透析治疗，等待肾移植。患者于2016年2月16日出院。出院医嘱：1.肾内科门诊行透析治疗；2.院外继续口服硝苯地平控释片和醋酸泼尼松片；3.定期门诊复查血常规、生化常规、凝血全套，监测症情变化；4.建议院外寻找合适肾源，条件允许行肾移植治疗。患者出院后至目前未行肾移植，具体原因不详。被告认为，被告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手术方法得当，告知义务充分，并不存在违反诊疗常规的情形。术后患者出现病情变化，被告给予了及时、积极、全面的对症治疗措施，同样并不存在违反诊疗常规的情形。因此，被告对患者的整个诊疗过程中，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二、患者目前损害结果系患者自身病情发展所致，与被告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原告曾于2016年5月18日就本案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本案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法医学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结论认定原告种植肾功能丧失的根本原因为其自身因素，被告的诊疗行为增加了原告肾功能损害的可能性，认定被告存在过错，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轻微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5%-10%。2018年5月2日，宁夏泰合司法鉴定中心银川分所对原告伤残进行鉴定，鉴定为二级伤残。2018年7月5日，原告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份鉴定意见书不具有合法性，向法院提出复核鉴定申请未果后于2018年8月6日向法院申请撤诉。被告认为，被告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不存在过错，患者目前二级伤残的损害结果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本案患者所患疾病为腹主动脉夹层瘤，是一种临床少见但病死率极高的疾病。被告结合患者心脏彩超、主动脉三维重建诊断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明确，并且目前存在完全破裂死亡风险，具有手术指征。但同时考虑患者肾移植术后，术中造影剂使用可能诱发肾功能异常甚至急性肾功能衰竭，且患者长期使用免疫抑制药物，术后感染风险较大以及多种原因导致手术预后不良甚至死亡，如行手术治疗，需患者家属愿意承担手术风险的情况下方可手术。因此，被告反复向患者家属交代病情、手术的必要性、手术风险及可能的不良预后。患者家属在充分了解患者病情及手术风险后明确表示自愿承担手术各种风险并签署手术同意书。被告在此种情况下决定行手术治疗，并且在术前对手术适应症、手术方式及可能的预后进行了全科讨论，并完善术前检查对患者在手术禁忌、手术耐受等方面进行了评估后为患者行手术治疗。因此，被告对患者行手术治疗已尽到了高度注意义务和谨慎义务。以上通过病历中患者手术同意书、术前疑难病历讨论的内容均可以证实。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以被告对原告手术时间过长，推断被告增加了原告移植肾功能丧失的可能性没有充分的医学依据。被告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原告术后移植肾功能丧失是由于自身移植肾已超期和本次手术并发症所致。本案患者病情复杂以及自身先天血管发育不好导致术中轨道建立困难，但被告以精湛的技术以及顽强的意志，经过耗时12小时的手术最终顺利完成手术，术后患者腹动脉夹层动脉瘤病情好转平稳出院，尽管术后出现移植肾功能丧失的并发症，但被告认为患者术后出现肾功能衰竭并需透析治疗系经被告谨慎诊疗但仍无法完全避免的术后并发症以及患者自身既往病情所致，而非被告的手术治疗存在违反诊疗常规或技术上的失误。任何手术均存在手术风险，虽然被告在术前充分评估、术中高度注意控制造影剂量减少对患者肾功能影响，做到了谨慎诊疗，但只能减少而不能完全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加之本案患者虽然术前肾功能检查正常，但毕竟患者已移植10年的肾相对正常肾脏还是有一定差别，在手术创伤和造影剂的影响情况下，最终出现肾功能衰竭。在此被告深表遗憾，但在功能丧失与生命之间相比，挽救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被告认为被告对患者行手术治疗达到了预期的治疗目的，手术过程并不存在违反诊疗常规和技术上的失误。尽管术后患者出现肾功能衰竭，但并不能说明被告的手术本身存在过错。最后，原告所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出具证明认为患者主动脉、髂总动脉夹层不适行肾移植只能代表该院的意见。被告认为患者仍存在再次移植肾脏的可能，被告也在积极协助患者联系全国相关医疗机构。综上，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同时被告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患者病案齐全，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患者目前的损害结果的发生与被告的医疗行为直接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请。关于原告诉请中医疗费用，本案原告主因腹主动脉瘤住院治疗，其医疗费中主要花费为治疗腹主动脉瘤的花费，在该治疗过程中被告不存在诊疗过错，因此该费用被告不应承担。残疾赔偿金，本案原告因自身病情双侧肾功能丧失，后经移植一侧肾后伤残等级为五级，上述伤残等级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即使目前原告因被告的过错导致移植肾失功，但治疗并未终结，而不应在此时进行伤残鉴定。如原告经相关机构评定原告最终无法再次进行肾移植，才能确定原告最终的伤残等级为一级，否则，在原告再次移植治疗终结后，其伤残等级依旧是五级，被告的诊疗行为并未增加原告的伤残等级，则被告无须承担残疾赔偿金。原告可将移植肾的花费作为后续治疗费另行主张。护理费，原告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用，因原告自身腹主动脉瘤本身术后需护理，该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如因原告术后出现移植肾失功延长住院的护理费用被告认可，原告依据鉴定意见书主张的出院后护理费用被告不认可。本案原告不存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形。生活自理能力范围为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以及自主行动。原告目前伤残并不影响到上述五项范围。因此，对于原告护理费的主张不认可。误工费，被告不认可。首先，2015年11月26日原告因腹主动脉瘤住院治疗，后经被告治疗出院，被告在对原告行腹主动脉瘤的治疗过程没有过错，该时间误工费不应该承担。其次，原告并未向法庭提交劳动能力丧失的相关证据或鉴定，不能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收入减少。对于原告每周三次的血液净化治疗，如原告能够提供相应治疗的病历以及单位出具的相关收入减少的证明，被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酌情按三个月标准予以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本案被告被评定诊疗行为存在次要过错责任，原告主张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明显过高，请法院予以降低调整。住院伙食补助、住宿费、交通费，请法庭参考虑被告的质证意见酌情予以认定。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请，以维护法律公平及被告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本院审查核实，原告向法庭提交的鉴定报告、检查报告单、疾病诊断证明、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住宿发票、火车票、鉴定费发票均符合证据的客观要件，且双方对此予以认可，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中国武警宁夏总队医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票据、北京安贞医院门诊票据、北京朝阳医院门诊票据、西京医院门诊票据，考虑到原告病情确需问诊寻求治疗途径，且票据中载明治疗项目与原告病情相符，故本院对上述票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定额发票无具体时间及购买方名称，无法核实是否系原告治疗期间交通需要产生，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他克莫司胶囊药物发票，该药系免疫抑制剂，适用于原告肾移植术后，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天津出租车发票、住宿费发票，系原告在天津就诊期间产生，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西京医院医疗消费明细不属于发票，无法证明原告支付相应医疗费用，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收费票据，无相应病历佐证，且票据中亦未载明就诊科室，无法确认系原告治疗本案疾病所产生，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前往西安的车票、前往武汉的机票，无相应病历证实该费用系原告为治疗产生，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北京住宿费发票，与原告在北京就诊门诊票据能够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发票、前往上海参加听证机票，因该鉴定意见书被二次鉴定意见推翻，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因患尿毒症于2005年行肾移植术。2014年10月8日，原告在被告处就诊，因主动脉夹层在局麻下行降主动脉腔内修复术。2015年11月26日，原告就诊被告处，入院诊断：1.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2.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3.肾移植术后。2015年12月8日，被告在局麻下为原告行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术中、术后输血抢救治疗，术后出现无尿，请肾内科会诊后考虑急性肾功能衰竭，给予血液透析。原告因此住院治疗35天，出院诊断：1.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后；2.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3.肾移植术后；4.急性肾功能衰竭。2015年12月31日，原告就诊被告处，于2016年2月2日在局麻下行动静脉内瘘成形术，住院治疗47天，出院诊断：1.慢性肾衰竭，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失功；2.胸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3.高血压庭（3级，很高危）；4.肾性贫血。原告先后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门诊就诊，支付医疗费20783.67元。   2016年4月21日，原告就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经检查，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术后，移植肾多发钙化灶，原双肾萎缩。考虑L2水平支架破裂，右侧髂总及髂内动脉夹层，目前不适于行肾移植术。原告在该院住院治疗14天，出院诊断：1.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2.肾性高血压；3.肾性贫血；4.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术后。原告在天津就诊期间产生住宿费158元，交通费533.7元。   后原告又先后在中国武警宁夏总队医院就诊，产生门诊费用6857.32元；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产生门诊医疗费用991.2元；在北京安贞医院就诊，产生门诊费用2481.67元；在北京朝阳医院就诊，产生门诊费用927.36元；在西京医院就诊，产生门诊费用6848.77元。原告购药支付3840元。原告共计产生医疗费42730元。原告在北京治疗期间产生住宿费用1020元。原告前往西安治疗支付交通费1188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经原告申请在诉前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对张建军实施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大小、对张建军肾移植丧失功能前是否存在伤残、对张建军目前肾功能损伤是否构成伤残及三期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京）法源司鉴[2019]医鉴字第7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机构认为，患者符合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病情特点，其病情具有随时因病程进展而危及生命、严重损害脏器功能（包括肾功能）的情况，具有临床治疗干预的医学指征，被认为是不稳定的主动脉夹层或有并发症的主动脉夹层，符合腔内治疗的适应症，因此医院为患者制定腔内治疗方案符合医学原则。患者于2005年行肾脏移植术，本次术前检查患者肾功能指标正常，超声示移植肾未见明显病变，但患者为移植肾状态，在对治疗应激方面会受到一定影响。故医院在医学诊疗工作中，应充分告知患者其移植肾病情在治疗方面的影响，以及加强医学防范措施。在手术同意书方面，未见针对患者移植肾特殊性在治疗方面的相关针对性告知内容，故医院在患者病情的特殊性告知内容方面欠充分。2015年12月7日，医院为患者行局麻下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在术中使用造影剂约200ml，虽然医院给予造影剂剂量未超出规定使用剂量，但结合本案患者自身移植肾特点，该造影剂剂量与术后急性肾损伤有关。此外，反复更换导管及导丝操作可增加小栓子脱落，增加肾小血管微栓塞的风险。术后医院复查肾功能（采集时间：18：38，报告时间：18：57）示肌酐指标进一步升高，在20：30才下达请肾内可会诊医嘱，故医院在对移植肾患者出现术后肾功能障碍的观察、诊治的及时性方面不足。肾内会诊后，定于次日安排床旁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对此，患者为移植肾状态，尽早实施血液净化尽可能改善肾功能，对患者后续身体状况和生活质量具有治疗意义，而当时也存在治疗风险，医院应与患者充分告知，说明治疗利弊，病历中缺乏相应的医患沟通的书面记录，故医院在患者术后早期病情和治疗方案告知方面存在不足。本案患者肾移植术后10年，在医院应用造影剂剂量正常的情况下，术后发生严重肾功能障碍，其自身移植肾状态也是发生急性肾损伤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之一。综上，患者患有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病情，其病程进展具有危及生命、损害脏器功能的风险，具有腔内治疗的医学指征；但其移植肾术后10年，增加相应医学治疗预后不良的风险。医院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术前临床诊断、治疗方案符合医学规范；术前小结和讨论中对患者移植肾对治疗方面的影响有预判，但在手术同意书中未能体现相应的医学告知；术中反复操作未能尽可能减少造影剂应用剂量；术后早期对肾功能的观察、诊疗及时性方面不足；对于2015年12月8日是否及时开展血液净化治疗的告知不足。因此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移植肾术后失去功能具有一定因果关系。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张建军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张建军移植肾术后失去功能后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建议为次要因果关系范围。后原告申请增加对张建军肾移植丧失功能前是否存在伤残、对张建军目前肾功能损伤十分构成伤残及三期进行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2019]医鉴字第750号（补）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张建军肾移植丧失功能前符合五级伤残状态；2.被鉴定人张建军目前肾功能损伤评定为一级伤残；评定其误工期24个月，营养期24个月，护理期每周三次透析日（累计不超过24个月）。原告支付司法鉴定费19200元。   本院认为，专门鉴定机构对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鉴定，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通过鉴定意见及审查病历材料可知，患者符合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病情特点，其病情具有随时因病程进展而危及生命、严重损害脏器功能的情况，医院为患者制定腔内治疗方案符合医学原则。患者于2005年行肾脏移植术，患者为移植肾状态，在对治疗应激方面会受到一定影响，医院在患者病情的特殊性告知内容方面欠充分，在对移植肾患者出现术后肾功能障碍的观察、诊治的及时性方面不足，结合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及患者自身病情发展现状，参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本院酌情认定被告的过错参与度为35%较宜。   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1.医疗费，原告因治疗疾病先后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及其他医院门诊治疗共计产生医疗费42730元，本院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共计住院96天，本院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9600元；3.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中护理期每周三次透析日（累计不超过24个月），考虑原告住院期间亦需陪护照顾，本院酌情确定护理期为720天，原告未举证护理人员收入情况，结合本地区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按照110元/日计算，据此确认护理费为89760元（110元/日×720日）；4.误工费，原告误工期为24个月，因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收入情况，本院参照2019年宁夏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标准确定原告的误工费为104059元（52752元/年÷365天×720日）；5.营养费，原告主张29200元，结合原告病情特点及营养期，本院予以支持；6.鉴定费，原告在本案支出鉴定费用19200元，其此前所作鉴定被本次鉴定推翻，本院亦未采信前次鉴定意见，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前次鉴定费用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7.交通费，根据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考虑到原告治疗需要及前往不同医院治疗的必要性，本院酌定交通费为5000元；8.住宿费，原告在天津、北京就医产生住宿费用1178元，有票据为证，本院予以支持；9.残疾赔偿金，原告肾移植丧失功能前符合五级伤残状态，目前肾功能损伤评定为一级伤残，本院确定原告残疾赔偿金274624元（34328元/年×20年×40%）。根据被告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其应当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为197676.9元[（医疗费4273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600元+护理费79200元+误工费104059元+营养费29200元+鉴定费1920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1178+残疾赔偿金274624元）×35%]。被告对患者张建军的治疗确存在一定过错，原告在此后需不间断透析以保障机体功能，给原告身体及精神造成了一定的痛苦，本院酌情支持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建军各项损失共计197676.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25元，由原告张建军负担662元，由被告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负担56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志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马聪聪   书记员 杨曙英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办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履行告知书   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本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本案申请执行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