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192民初2085号原告：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大同巷****名义层第**部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09346789T。法定代表人：甄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龙，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田，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岳工业园（安岳县石桥铺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21767296396R。法定代表人：谢红，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云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谢红，女，1963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云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邹睿，男，198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云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杨榆，女，198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云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邹舟，男，1987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云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卿竹，女，198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云宇，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原告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棉麻集团）与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双龙公司）、谢红、杨榆、赵卿竹、邹睿、邹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棉麻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龙、谷田，被告邹睿及被告四川双龙公司、谢红、杨榆、赵卿竹、邹睿、邹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袁云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棉麻集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告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5498394.10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经营收益1024842.69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6523236.79为基数，自2019年4月1日起至货款结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2.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全部由被告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承担。3.判决被告谢红、被告邹睿、被告杨榆、被告邹舟、被告赵卿竹在8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四川双龙公司、被告谢红、被告邹睿、被告杨榆、被告邹舟、被告赵卿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载明：原告自2015年起陆续销售棉花给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截至2018年8月31日，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拖欠原告棉花货款5498394.1元，经营收益558801.13元，合计6057195.23元；被告谢红、被告邹睿、被告杨榆、被告邹舟、被告赵卿竹自愿为“主合同及对账函”确认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最高债权为80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原告向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发出《对账函》称：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拖欠原告棉花货款5498394.10元、经营收益826900.5元。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在“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2019年3月31日，原告向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发出《对账函》称：截止2019年3月31日，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拖欠原告棉花货款5498394.10元、经营收益1024842.69元。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在“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四川双龙公司仍拖欠原告货款本金5498394.10元、经营收益1024842.69元以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原告认为，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未如约支付拖欠款项构成违约，被告谢红、被告邹睿、被告杨榆、被告邹舟、被告赵卿竹应按约履行相应的担保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原告特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敬请贵院依法判决。被告四川双龙公司、谢红、杨榆、赵卿竹、邹睿、邹舟辩称，1.双方的法律关系不应该受到双方签订的协议和合同形式来确定，应该以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来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合作销售的意思，是以贸易为表象的融资借贷关系。双方的合作模式为重庆棉麻集团向四川双龙公司预付货款，四川双龙公司根据客户需求通知重庆棉麻集团完善合同，再由双方进行资金结算，重庆棉麻集团按照每吨固定价格提取代理费。但是要求重庆棉麻集团预付给四川双龙公司的货款每月要进行两次以上的周转，销售收入以及销售量都要达到预付货款的2倍以上。否则，重庆棉麻集团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预付款。同时要求承担违约金。客观上，重庆棉麻集团向四川双龙公司预付货款后再与四川双龙公司的关联公司签订除价款外其他要素完全相同的背靠背合同，各方之间形成了标的相同的封闭式循环买卖，从交易流程上货物从四川双龙公司售出，经过重庆棉麻集团流向重庆昕睿鑫公司，而四川双龙公司和重庆昕睿鑫公司为关联公司，对同一标的物即是出卖人又是买受人，各买卖主体之间并没有真实发货，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在整个过程中重庆棉麻集团不参与货物的实际销售和运输，只负责结算代理费，且所有的亏损和售后风险均由四川双龙公司公司承担。这种交易行为有违一般的买卖合同，不符合正常的商用惯例。而且，在整个交易中只有款项流转，重庆棉麻集团在每次交易中已获得资金占用费的方式获取利润，对货物的关注程度远远小于对自身收益和资金保障的关注，甚至通过对账函的方式对双方所欠的本金及利息进行确认，从而达到赚取利息的目的。2.重庆棉麻集团没有从事金融业务的资质，向四川双龙公司公司出借资金获取利息已经违反金融法规秩序，因此，上述交易是无效的。双方是虚伪的意思表示签订的销售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6条应该认定为无效，同时重庆棉麻集团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的资质，长期向四川双龙公司公司提供借款并从中获取利益，并非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收益所需要的临时资金拆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各公司之间成立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都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在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原告以此主张资金占用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没有合同以及法律依据。3.因为主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依据主合同签订的保证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4.原告将本金和收益的总额进行后续计算资金占用利息的本金，而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没有合同约定，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无论双方的买卖关系是否有效，原告主张付款的依据仅仅是对账函和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主合同。因此，对双方债务的真实性存疑，不能够仅依照保证合同在无主合同的情形下要求承担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承担保证责任。原告重庆棉麻集团围绕诉讼请求举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拟证明：截至2018年8月31日，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拖欠原告棉花货款5498394.1元，经营收益558801.13元，合计6057195.23元；被告谢红、被告谢红、被告邹睿、被告杨榆、被告邹舟、被告赵卿竹自愿为“主合同及对账函”确认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最高债权为800万元。第二组证据：《对账函》两份（2018年12与31日、2019年3月31日）。拟证明：2018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对账确认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拖欠原告棉花货款5498394.10元、经营收益826900.5元；2019年3月31日，原告与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对账确认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拖欠原告棉花货款5498394.10元、经营收益1024842.69元。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在两份《对账函》“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确认。第三组证据：十三份《棉花购销合同》。1.《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00320151019）、《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2.《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00320151110）、《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3.《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00320151126）、《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4.《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00320160118）、《补充协议》、《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5.《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3销（棉）-03）、《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6.《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4销（棉）-01）、《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收货确认书》；7.《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4销（棉）-02）、《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收货确认书》;8.《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5销（棉）-02）、《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收货确认书》；9.《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5销（棉）-03）、《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10.《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5销（棉）-01）、《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收货确认书》；11.《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9销（棉）-01）、3份《收货确认书》；12.《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9销（棉）-01）、《收货确认书》；13.《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10销（棉）-01）、《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3份《收货确认书》。拟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原告与各被告对账确认的债权金额的来源，该金额系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向原告采购棉花，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拖欠原告的采购棉花的货款金额。第四组证据：1.五份《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商品棉出库提货单》;2.两份《购销合同》；3.六份《过称码单》；4.两份《兵棉阿克苏储运经销站汽车出库单》；5.八份《出疆棉公路运输申请表》、关于印发《出疆棉运费补贴操作细则》；6.十组《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资金使用审批表》、《兴业银行汇款回单》、部分《公路运输协议》、重量单、《发票》；7.八份《货物运输协议书》；8.两份《提货通知单》；9.三份《新疆棉公路出疆现场核查通知书（内地）》。拟证明：第1-4份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四川双龙公司出售的棉花部分系从新疆购进。《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商品棉出库提货单》、《购销合同》均有棉花批次号可与上述《棉花购销合同》对应。第5份证据证明原告从新疆采购出售给被告四川双龙公司的棉花，运输时曾申请棉花出疆公路运输申请。《出疆棉公路运输申请表》上均有棉花批次号可与上述《棉花购销合同》对应。第6-9份证据证明原告曾委托第三方运输棉花，并支付相应的运费。《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资金使用审批表》、《提货通知单》、《新疆棉公路出疆现场核查通知书（内地）》上均有棉花批次号可与上述《棉花购销合同》对应。第四组证据综合证明：原告与被告四川双龙公司买卖的真实性。经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和合法性不认可。该保证合同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同时该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担保的主债务也不明确，且从合同只具有从属性，必须依附于主合同而存在，因主合同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是无效的合同，所以从合同也是无效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因为该组证据只是形式上的买卖关系，其本质还是借款行为。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具有原件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由于只具有复印件形式因为不符合证据规则，所以三性不认可。第三组证据中的第1份证据，约定合同重量78吨，而出货单重量只有35.9吨；合同约定件数为372件，出货单上只有158件，未发货金额488240元；第4份证据，合同约定重量84.58吨，而出货单重量只有42.08吨；合同约定件数372件，出货单186件，未发货金额578000元；第6、7、8、9份证据中提货地为德阳86信箱的是四川双龙公司自行与四川棉麻集团联系的货物，不是重庆棉麻集团，该购销合同只是帮其完成手续。第10份证据是四川双龙公司时任经理刘懿影在敦煌自行联系的货物。第11、12份证据的货物是四川双龙公司自行联系的货物，且第11、12份证据中并无出货单，故不能看出5484117.5元的货物是否真实发货。即使有收货确认书也只能证明双方只是为了完善形式上的买卖合同而出具的。因此该组证据中有共计655万余元的货物看不出有真实的交易。对于第四组证据的具有原件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由于只具有复印件形式因为不符合证据规则，所以三性不认可。对于第1份证据《商品棉出库提货单》对应的批号为65286163028所涉709152元的棉花并未看到出货单，并不能看出全部有真实的交易。对于第2份证据2015年11月9日第一份《购销合同》中显示的批次为65213151025、65213151048、65213151051、65213151053共计2206976元的货物没有真实的发货记录。2015年12月24日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因为是复印件所以不认可三性。第2份证据《购销合同》没有出库单，棉花加工厂是重庆棉麻集团自己承包的，现在该加工厂已经被重庆棉麻集团收购了。而且该份合同正好与我们在第一次庭审中举示的《籽棉收购加工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事项吻合，更加印证双方本质是借贷关系。对于第3份证据的六份过称码单，三性均不认可，无法看出是与四川双龙公司有关。对于第4份证据的汽车出库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但该出库单只显示了第三组证据中第1份、2份、3份、5份棉花购销合同有完成运输，其余的货物看不出有真实的交易行为。对于第5份证据的《运输申请表》《补贴操作细则》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只能看出完成了第三组证据中第1、2份合同约定批次的运输，除此之外的看不出有真实的交易，且仅以操作细则不能看出双方有交易。对于第7份证据的货物运输协议的三份复印件的业主是四川双龙公司的员工（刘懿影）联系的。在甲方签字“刘总”就是其刘懿影，电话号码就是其本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五份原件大部分没有写货主，电话都是四川双龙公司员工的电话，该证据显示没有真实交易。被告围绕答辩理由举示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产品销售委托代理协议书》。拟证明：重庆棉麻集团向四川双龙公司合作期间，由重庆棉麻集团向四川双龙公司预付款900万，且重庆棉麻集团只能向四川双龙公司指定的客户销售所代理的品牌，而这些特定客户是：重庆昕睿鑫公司、四川汇聚源纺织公司等关联公司。第二组证据：1.《籽棉收购加工合作协议书》编号：CM-CK-1601合（棉）-01。拟证明：2016年1月11日重庆棉麻集团与四川双龙公司签订合同协议，约定双方收购加工皮棉，收购加工皮棉货权为重庆棉麻集团所有。重庆棉麻集团负责提供籽棉收购资金，并在全部皮棉销售完成后进行汇算，有盈利的按照重庆棉麻集团和四川双龙公司三七分成，如亏损则由四川双龙公司全部承担亏损。2.四川双龙公司贷款利息核算表（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7月28日，重庆棉麻集团就四川双龙公司自2016年1月14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的贷款本金、利息进行核算。拟证明：重庆棉麻集团与四川双龙公司合作期限只享有收益，不负担亏损，甚至在销售亏损的情况下还要负责赔偿亏损。这种不平等的合作条款是不符合常规的商业合作模式，结合合作期间双方的贷款利息核算，充分证实双方之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实质上仍是贸易方式实现企业之间的融资借贷。第三组证据.1.四川双龙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自2004年12月2日成立以来，股东均为四川省安岳县双龙塑料厂、谢红、邹睿、邹舟。2.四川汇聚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该公司于2012年11月16日成立，四川双龙公司为发起设立股东，且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一直持有四川汇聚源公司的股份。3.重庆昕睿鑫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公司自2016年成立以来仅有一名自然人股东杨榆。4.谢红、邹舟、邹睿常住人口登记卡、邹睿与杨榆结婚证，拟证明：谢红与邹舟、邹睿系母子关系，邹睿与杨榆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1年8月11日登记结婚。第三组证据共同证明：四川双龙公司、四川汇聚源公司、重庆昕睿鑫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均为直系亲属，因此三公司为关联公司。5.2018年1月25日对账函2份。拟证明：该对账函与原告举示的2018年12月31日、2019年3月31日的对账函本金无变化，一直是以对账方式固定计收利息，因此双方实质上是借贷关系，证明四川双龙公司与重庆昕睿鑫公司为关联关系。经质证，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合同内容看该合同只是双方的代理销售协议，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是不同的合作模式和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同时，该组证据恰好证明双方是真实的业务合同关系而不是所谓的借贷业务。一方面关联公司是专业的法律概念，四川双龙公司公司和昕睿鑫公司各自股权结构不同，系不同的企业法人，并非关联公司概念。另一方面，依照被告的逻辑，该合同中载明的特定客户单位即是为关联公司从而推出重庆昕睿鑫公司为关联公司，双方之间开展的业务则为资金借贷业务，那么包括四川乐至等10余家公司均为四川双龙公司的关联公司，且均开展的是资金借贷业务，明显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逻辑。合同载明的内容是预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确定销售价格等用语均足以佐证双方的真实意思并非借贷业务。原告对第二组的第1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从协议书载明内容看该协议是原告与被告间关于棉花收购加工的合作协议，区别于双方案涉购销合同法律性质，与本案无关，且恰好证明双方开展的是真实的业务合作而不是借贷业务。至于合作的内容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划分是各方基于各自不同的实力进行商业博弈谈判的结果，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被告说的融资借贷业务。对第二组的第2份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因为不是原件，与本案无关。核算表内容看针对的是阿瓦提加工合作协议的结算，与本案无关。原告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首先，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四川双龙公司、四川汇聚源公司、重庆昕睿鑫公司为关联公司。被告四川双龙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四川双龙公司对汇聚源公司持股不到50%，四川双龙公司并非四川汇聚源公司的绝对控股公司，其次，根据公司法以及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以及税收增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可知，四川双龙公司与四川汇聚源公司既不满足相互持股达25%，也不满足共同对第三方持股达到25%以上，难以构成法律规定的关联公司的关系，该组证据仅能表示上述3个公司存在股东之间的关联；即使法院最终认定上述3个公司构成关联公司，但是上述3公司是否关联与本案无关，并不能否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最后，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两份《对账函》不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反而证明原告与四川双龙公司、昕睿鑫公司之间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综合原告与被告分别举示的多份《对账函》可知，因四川双龙公司、重庆昕睿鑫公司一直拖欠原告货款，原告与其曾多次就拖欠货款事宜进行对账，以达到原告催促四川双龙公司、重庆昕睿鑫公司支付货款的作用。另一方面，仅依据被告提供的《对账函》为同一人签字上并不足以证明四川双龙公司与重庆昕睿鑫公司为关联公司。首先，虽原告手中并无此两份四川双龙公司加盖公章、邹馨签字的《对账函》，但据代理人从公司员工处得知，原告曾多次要求四川双龙公司、重庆昕睿鑫公司对账，该两份《对账函》上原告公章也应系原告公章加盖，所以原告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其次，被告举示该两份《对账函》根本不能达到四川双龙公司与重庆昕睿鑫公司为关联公司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被告需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完成其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退一万步讲，即便被告能够证明两公司为关联公司，也与本案无关联，不能因此否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根据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对于原告举示的第一、二、五组证据，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形式上具有合法性，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原告举示的第三组具有原件形式的下列证据，本院予以认可：1.《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00320151019）；4.《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00320160118）、《补充协议》、《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5.《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3销（棉）-03）、《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6.《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4销（棉）-01）、《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收货确认书》；7.《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4销（棉）-02）、《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出货单》、《收货确认书》;8.《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5销（棉）-02）、《收货确认书》;9.《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5销（棉）-03）;10.《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5销（棉）-01）、《收货确认书》;11.《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9销（棉）-01）、3份《收货确认书》;12.《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09销（棉）-01）;13.《棉花购销合同》（合同号：CM-CK-1610销（棉）-01）、3份《收货确认书》。对于其他复印件形式的证据，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可。对于原告举示的第四组中具有原件形式的下列证据：3.六份《过称码单》；4.两份《兵棉阿克苏储运经销站汽车出库单》；5.八份《出疆棉公路运输申请表》；6.十组《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资金使用审批表》、《兴业银行汇款回单》以及部分《公路运输协议》及重量单、《发票》；7.五份《货物运输协议书》；8.两份《提货通知单》；9.三份《新疆棉公路出疆现场核查通知书（内地）》，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复印件形式的证据，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可。对于被告举示的第一组证据，涉及的是再生涤纶短纤维，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被告举示的第二组的第1份证据，涉及的原被告间关于棉花收购加工的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被告举示的第二组的第2份证据，由于是复印件形式，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形式上具有合法性，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可。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到2016年，重庆棉麻集团（供方）和四川双龙公司（需方）签订了十一份《棉花购销合同》，货物为细绒棉，合同均约定了产地、批次、件数、重量、单价、质量标准、货款支付及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违约责任均为需方逾期支付货款的，应按欠付货款总额千分之五每日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双方在出货单和收货确认书上签章表示四川双龙公司已收到合同项下货物。重庆棉麻集团在庭审中陈述由于双方交易频繁，仅向法院提供上述十一份具有原件形式的合同以及合同项下的出货单和收货确认书。重庆棉麻集团向四川双龙公司供货的细绒棉部分批次是从新疆地区采购，重庆棉麻集团进行了出疆棉公路运输申请，委托了第三方运输棉花并支付了相应运费。2018年8月31日，重庆棉麻集团（甲方、债权人）和四川双龙实业集团（乙方、债务人）、谢红（丙方）、邹睿（丁方）、杨榆（戊方）、邹舟（己方）、赵卿竹（庚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一、2018年8月31日经双方对账确认，截至2018年8月31日，乙方欠甲方棉花货款5498394.1元，经营收益558801.13元，合计6057195.23元。二、主要内容：1.担保的债权：本合同为主合同及对账函的担保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为800万元。2.担保方式：丙方、丁方、戊方、己方、庚方提供的担保为连带保证担保责任。3.担保期间：本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止。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货款、经营收益、违约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2018年12月31日，重庆棉麻集团和四川双龙公司签订《对账函》，一致确认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四川双龙公司拖欠重庆棉麻集团货款5498394.1元及经营收益826900.5元。2019年3月31日，重庆棉麻集团和四川双龙公司签订《对账函》，一致确认截至2019年3月31日，四川双龙公司拖欠重庆棉麻集团货款5498394.1元及经营收益1024842.69元。另查明，四川双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谢红，股东为谢红、邹舟、邹睿、四川省安岳县双龙塑料厂；四川汇聚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谢红，股东为四川双龙公司、四川华隆旺纺织有限公司、黄洋兴；重庆昕睿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杨榆；谢红与邹舟、邹睿系母子关系，邹睿与杨榆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关于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及合同效力问题。（二）四川双龙公司是否应该向重庆棉麻集团返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的问题。（三）关于担保责任的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及合同效力问题。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特征。一是涉案的十一份《棉花购销合同》约定了买卖标的物的品名及型号、规格、数量、平均单价、质量标准、交货时间地点、付款及结算方式、质保期、违约责任等内容。二是重庆棉麻集团已向四川双龙公司交付了《棉花购销合同》项下货物。三是重庆棉麻集团和四川双龙公司多次进行对账，《对账函》等均载明性质为“货款”，四川双龙公司在上述合同签章确认，可见对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支付货款的事实无异议。四是本案标的物为棉花、化纤产品等，与重庆棉麻集团的经营范围相符合。从证据举证完成标准看。重庆棉麻集团已履行交货义务，但四川双龙公司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买卖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不足以否定《棉花购销合同》及其相关协议的买卖合同关系性质。重庆棉麻集团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与四川双龙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而四川双龙公司关于本案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本院认定重庆棉麻集团与四川双龙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等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四川双龙公司是否应该向重庆棉麻集团返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约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棉花购销合同》签订后，重庆棉麻集团按约履行了供货义务，四川双龙公司未按时足额履行付款义务，双方于2019年3月31日对账确认，四川双龙公司拖欠重庆棉麻集团货款5498394.1元及经营收益1024842.69元，故四川双龙公司应向重庆棉麻集团支付棉花货款5498394.1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经营收益1024842.69元。《棉花购销合同》约定，逾期支付货款的，每延迟一日应向供方支付所欠货款总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结清货款。现重庆棉麻集团主张以6523236.7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自2019年4月1日起至货款结清之日止的违约金，其中，以四川双龙公司尚欠货款本金5498394.1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的诉请，系重庆棉麻集团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有利于被告，本院予以支持；其中，以四川双龙公司尚欠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经营收益1024842.69元为基数计算违约金的诉请，属于对违约金计算复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担保责任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在本案中，双方将最高额保证合同设立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纳入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内，系双方意思自治，本院予以认可。故，重庆棉麻集团与四川双龙公司、谢红、邹睿、杨榆、邹舟、赵卿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谢红、邹睿、杨榆、邹舟、赵卿竹自愿为四川双龙公司与重庆棉麻集团签订“主合同及对账函”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货款、经营收益、违约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担保最高债权为8000000元。保证合同具有从属性，其担保范围不能超过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案主合同未对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约定，故保证人不应对该项费用承担保证责任。故，被告谢红、邹睿、杨榆、邹舟、赵卿竹应在8000000元范围内，对四川双龙公司对重庆棉麻集团所欠主合同项下货款、经营收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货款5498394.1元及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经营收益1024842.69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自2019年4月1日起2019年8月19日，以5498394.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期至付清之日止，以5498394.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准利率上浮30%的标准计算）；被告谢红、邹睿、杨榆、邹舟、赵卿竹对被告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承担的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在800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重庆市棉麻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462.66元，由被告四川双龙实业有限公司、谢红、邹睿、杨榆、邹舟、赵卿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青青人民陪审员  周 洪人民陪审员  曾纪钢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 助理  刘俊杰书 记 员  林华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