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65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委托代理人:薛某,山西祥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某,北京市蒲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皇甫某,北京市蒲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某、原某、韩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3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7民初3560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中不涉及上诉人连带责任。本案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的权利义务相对方即买卖双方为韩某与张某、原某,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该事实。无论韩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都不能突破合同相对应原则,本案的纠纷不涉及上诉人。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是《买卖合同》中第六项,该项约定“则甲方退还乙方全部房款,......丙方承担连带责任”,则运用的法理是代理权,一审法院认为曲卫国为当时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视为职务行为,上诉人对此不认可,原因如下:1、上诉人为一家注册资本5000万的独立法人企业,并已经全部完成实缴,公司的大股东并不是曲卫国,上诉人作为太原市小店区第一批村改居政策的开发企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公众认知度,其公司行为包括房屋买卖行为均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每一份合同都严格执行加盖公章制度,该份协议仅仅是曲卫国个人签字,并不能认为是职务行为,更不能可能显示为合同落款身份“中介人”。所以不能显示曲卫国所履行的是职务行为。第二，在买卖合同上，丙方中介人落款是曲卫国个人的签名，没有加盖上诉人公章，因此本案实际上应当查明曲卫国的签字是否是曲卫国在履行职务的行为，而被上诉人更是要举证证明曲卫国的签字是在履行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而不是曲卫国的私下行为。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对此没有任何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曲卫国为职务行为，而让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存在较大的主观臆断，违背这个证据原则。第二点，本案实际上存在一个重大的经济犯罪问题，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中涉及一份房屋购销协议记载的买卖双方主体是上诉人与韩某。上诉人在该涉案工程的二期部分中均已向总包方海南中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付清全部工程款项，所以不存在欠款的行为。而在2015年的5月13日，因曲卫国遗失的公章名章特登报说明，并后在5月14日的时候刻制了新章，此房屋购销协议中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的8月，且当时曲卫国也不是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协议是一个无效协议，甚至有可能存在经济犯罪的可能。上诉人在类似案件中在小店区人民法院的应诉中发现过了极其类似的公章合同诈骗案，均已移送至小店的经侦大队及刑侦大队。综上，上诉人认为该案的有可能会涉及到一定的经济犯罪的可能性。为了维护各方的法律权利，应当裁定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即使按照民民事诉讼法和民法的规则来讲，那么也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的原则，由韩某承担法定责任。韩某与上诉人之间如果存在纠纷，也应当是他案处理的一个问题，一审法院直接就裁定由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张某和原某辩称，第一点我们认为一审的判决内容公正合法，判决结果正确。所以希望法庭能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二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第一，上诉人说曲卫国不是在这个合同上的签字不是职务行为。但是我们注意到曲卫国签字的这份合同上所要处理的财产是公司的财产。而这时曲卫国又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处理该份财产是与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其是职务行为，完全正确。第二点，关于是否构成经济犯罪的问题，上诉人说得非常清楚，是之前的案件中发现及其类似的公章、合同诈骗，那么本案所争议的主要的依据房屋买卖合同上只有曲卫国的签字，没有公章那一说，这是是否是真假或者是否丢失，与本案没有关系，所以以这个理由来否定一审判决，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综合以上两点，被上诉人认为一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故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韩某辩称，曲卫国原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变更为李涛，变更后公司也未告知曲卫国，仍然以法定代表人的生活进行活动。我们有理由认为曲卫国人仍然是代表开发公司，所以曲卫国的行为为表见代理，上诉人应承担相关责任。张某、原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返还购房款70万元；2、二被告支付利息106321元。事实及理由：2017年1月，原、被告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韩某将其购买的华浩公司开发的，位于太原市××区的水木云小区约500平米的底商（下称底商）转卖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全额支付了购房款70万元，但因该房系“小产权房”，被告未办理房屋销售许可证，导致原告无法实现住房的需求，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韩某将其购买的华浩公司开发的底商以70万元的价格卖给原告，并约定如果因韩某或者华浩公司原因，导致原告无法行使所有权，韩某退还原告全部房款，并赔偿损失，华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开发商华浩公司未加盖公章，而是由其法定代表人曲卫国签订。合同签订后，原告于同年1月18日，按照韩某指定的收款人分几次支付房款70万元。后因华浩公司一直未办理房屋预售许可证，房屋未交付原告实际使用。另查明，2015年8月31日，华浩公司与韩某签订《购销协议》，华浩公司将底商以1060000元卖给韩某。2015年5月13日，华浩公司在《山西晚报》上刊登公章丢失声明，5月14日，刻制新章。2017年曲卫国与华浩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李涛系夫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建设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规定，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证制度。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本案中，华浩公司法定代表人曲卫国在《买卖合同》中的签字应视为职务行为，该《合同》虽然因华浩公司违反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在无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出售房屋而无效，但其中有关解决争议的条款仍然有效。因原告明知韩某并未实际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仍购买其房屋，本身具有过错。故无效合同而导致的损失应由双方各自承担。原告主张返还本金的请求应予支持，主张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华浩内部更换法定代表人及丢失公章重新刻制的行为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华浩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韩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返还给原告张某、原某购房款700000元；二、被告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张某、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32元，由原告张某、原某负担632元，由被告韩某负担2700元，由被告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600元。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述称曲卫国在2015年5月12日-2017年9月30日是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31日因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韩某工程款等债务，曲卫国遂代表公司与韩某签订《购销协议》，将华浩公司底商以1060000元抵债给韩某。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曲卫国系代表开发商（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韩某、张某、原某共同签订《买卖合同》，且帮助韩某处置案涉房屋，均是为了解决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韩某工程款等债务问题，在《买卖合同》上虽未加盖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但曲卫国作为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曲卫国在《买卖合同》中的签字应视为职务行为并无不当。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对曲卫国使用的公章存在异议等问题系公司内部问题，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山西华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863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军红审判员 安源生审判员 李铁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武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