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302民初1811号原告：刘殿生，男，193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喀左县。原告：刘志玲，女，196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喀左县。原告：刘春成，男，199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工程师，住辽宁省喀左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喜平，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中心法援律师。被告:刘伟，男，197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医生，住喀左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烁（系刘伟之子），男，1999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喀左县。被告：刘丽，女，1977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医生，住喀左县。第三人：刘玉复，男，196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喀左县。原告刘殿生、刘志玲、刘春成与被告刘丽、刘伟、第三人刘玉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春成及其与原告刘殿生、刘志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喜平，被告刘丽、被告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烁及第三人刘玉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殿生、刘志玲、刘春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赔偿三原告刘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计1,038,498.5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共同开办诊所。被告欲装修新购买的位于金鼎龙湾的门市房，拆改内部结构，找原告亲属刘某来门市从事拆改劳务。2019年9月7日上午，正当原告亲属刘某在门市内砸拆间壁墙过程时，墙体倒塌砸伤刘某，经喀左县中心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以上事实，有喀左县公安局大城子公安派出所调查材料、喀左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为证，原告请求二被告赔偿刘某死亡赔偿746,840元、丧葬费34,546.50元、精神抚慰224,05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3,060元，合计1,038,498.50元。被告刘丽辩称，刘某的死亡与我无任何关系，我没有过错，不应由我承担赔偿责任，要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第一，刘某不是我找来的，其死亡之前，我俩从未见过面，更谈不到商量拆墙的事。他是开饲料门市的，我也不可能找他来给我拆墙。第二，我是把焊楼梯和拆墙的活包给了刘玉复，并达成了口头承揽协议，商定的价格是3,500元，完事后付款。是刘玉复干的这个活，应由他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刘玉复具有从事干这类活的资质和能力，他是我们当地干这类活的包工头，电焊、改门窗、封阳台、加彩钢瓦、拆墙等这类的杂修活，他承揽了不少，手下还有好几个工人。第四，对于刘某的死亡，刘玉复有过错。刘玉复作为包工头在此次承揽业务中，有能力也有责任尽到组织安全施工的义务，可是他没有尽到。第五，刘某自身也有过错。拆的这个墙没有多大，就是楼房里的卫生间单行砖墙，其本人应具有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和注意义务，仅喀左县楼房装修拆墙的就不在少数，都能顺利拆除。另外，刘某生前和妻子在居住，对刘某的赔偿标准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被告刘伟辩称，此事件中我与刘某、刘玉复等人没有任何的接触，没见过面，更没有找他们干此活。拆墙的事，我妻子和我说过，但我不同意，我说留下卫生间，以后用着方便。故刘某的死亡与我无任何关系，我没有任何过错，不应由我承担赔偿责任，要求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玉复辩称，刘丽房子的装修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与我讲的活，也不是与我讲的钱，一切活的事我都不知道，土建的活我都不知道，我所干的只是电焊、焊接工程，其他工程我都不干，我只是电焊工，只会电焊。原告刘殿生、刘志玲、刘春成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证据：公安局法医司法鉴定书、小城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公安局调查笔录五份；被告刘丽、刘伟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供了证据：录音材料两份（经本院核实光盘内容与庭后提交原始录音载体手机录制内容一致）、刘某开饲料门市的照片、刘某营业执照照片机打件、刘玉复干活的工具气泵照片、刘玉复的门市的照片、刘玉复在其他门市施工的照片、刘玉复砸修门市的营业执照机打件、拆墙的墙体照片、刘某家里的照片、营业执照复印件两份；第三人刘玉复针对其辩解意见向本院提供了证据：证人证言。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殿生与死者刘某系父子关系，原告刘志玲与死者刘某系夫妻关系，死者刘某与原告刘春成系父子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9年9月7日，刘某与案外人刘亮、刘宝志共同在被告刘丽、刘伟共同购买的位于金鼎龙湾的门市干砸墙的活；上午8时许，刘某在砸墙的过程中被砸身亡，事发前刘亮在二楼拆楼梯扶手，事发当时刘亮回家去取工具，刘宝志外出维修工具。2019年9月7日16时28分和16时37分被告刘丽分别对其与第三人刘玉复及案外人刘玉坤的谈话进行录音。其中16时28分的录音被告刘丽提交的书面材料里第9页最后一句话记载为“刘玉复：不是这活我3,500包来的，我2,800包给他们”，手机录音真实内容为“刘玉复：我也不是利益者，这个东西不是说我3,500包来的，我2,800包给他们”。2019年9月8日、9日、10日、11日，喀左县公安局分别对被告刘丽、第三人刘玉复、案外人刘洪余、刘亮、刘宝治（刘宝志）作了关于刘某砸墙身亡事件的询问笔录。其中刘亮在笔录中称案外人刘洪余向其介绍被告刘丽家有个砸墙的活3,500元，他决定干后通知了死者刘某，刘某又通知了刘宝志，他本人并未与被告刘丽谈过砸墙的事宜，门市的钥匙是去刘洪余家中说砸墙的事时刘玉复要给刘亮，但刘亮没拿，说用的时候再拿；刘宝治（刘宝志）在笔录中称砸墙的活是在刘某家中刘某告知他的，活是谁谈的不清楚；案外人刘洪余在笔录中称被告刘丽说她家的门市要砸楼梯和墙，3,500元，已经找别人看了，刘洪余说刘亮也干砸墙的活，刘丽说刘亮干也行，但是工资怎么结算刘洪余并不清楚；被告刘丽在笔录中称活是口头包给第三人刘玉复的；第三人刘玉复在笔录中称其只包了焊楼梯的活，砸墙的活是刘亮他们干的，具体是谁找的不清楚，门市的钥匙是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刘亮在其车上拿走的，但是因为刘亮是其弟弟，其才收下刘丽的钥匙。2019年9月19日，辽宁省喀左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喀左）公（刑技）鉴（法医S）字[2019]93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报告书，鉴定意见为刘某系巨大暴力作用造成腹盆腔广泛损伤致大失血而死亡。本院认为，首先，虽然刘亮、刘宝志及死者刘某在被告刘丽、刘伟的门市砸墙干活的事实存在，但其三人与二被告之间既无口头协商也无书面合同，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公安局调查笔录五份不能证明死者刘某与被告刘丽、刘伟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其次，即使刘亮、刘宝志及死者刘某与被告刘丽、刘伟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三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死者刘某与被告刘丽、刘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同时，在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存在如下情形的，应认定为属于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1）提供劳务一方的工作具有独立性，在完成工作过程中自行提供工具设备，拥有专业技术，不以接受劳务一方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2）提供劳务一方未接受劳务一方的指挥、管理，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3）提供劳务一方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本案中，死者刘某不以被告刘丽的设备、技术为依托而工作，未接受刘丽的指挥、管理，不存在身份上的支配和从属关系，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并非单纯地提供劳务，而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为最终目的，故死者刘某与被告刘丽、刘伟之间即使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也应认定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综上，因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刘丽作为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故被告刘丽、刘伟作为定作人，对死者刘某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另，被告刘丽提供的录音证据不能明确的体现其与第三人刘玉复之间就涉案的砸墙一事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故对被告刘丽提供的录音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刘丽提出的录音证据是否节选进行技术鉴定不予准许；被告刘丽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上述问题。综上，被告刘丽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刘玉复与被告刘丽之间或第三人刘玉复与刘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综上所述，原告刘殿生、刘志玲、刘春成要求被告刘丽、刘伟赔偿刘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1,038,498.5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殿生、刘志玲、刘春成对被告刘丽、刘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46元（原告刘殿生、刘志玲、刘春成预交），由原告刘殿生、刘志玲、刘春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在野人民陪审员  王亚杰人民陪审员  杜 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魏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