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再25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宁波市镇海华胜工具厂，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工业区（东开路**）。 主要负责人：周东洪，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赞，浙江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东洪，男，1971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赞，浙江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厦门邦太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象屿路**厦门国际航运中心******D/div> 法定代表人：胡建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成章，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东，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梓兰特线（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住所地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星路**建业楼****v> 法定代表人：吴雄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成章，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东，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吴雄生，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成章，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东，福建尚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宁波市镇海华胜工具厂（以下简称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因与被申请人厦门邦太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太特公司）、一审第三人梓兰特线（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兰特线公司）、吴雄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42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2020）闽民申115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赞，被申请人邦太特公司、一审第三人梓兰特线公司、吴雄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成章、许志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422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邦太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对吴雄生的付款应视为对邦太特公司的付款，吴雄生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该由邦太特公司承担。1.本案合同签磋商阶段均由吴雄生代表邦太特公司进行商务洽谈，来来往往多次。2.本案合同的签订全部是由吴雄生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联系，合同的盖章、转交全部是由吴雄生负责。3.案涉合同上邦太特公司代表人处系吴雄生签字，吴雄生当然具有代表权。4.合同中并没有邦太特公司的收款账号，收款账号全部是由邦太特公司的业务代表提供。5.该份合同除了吴雄生并没有其他任何邦太特公司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联系过。6.合同的履行，发货、物流到货等与合同相关的一切履行事宜，均是由吴雄生安排并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联系。7.作为商务常识，谁送货，款交给谁是非常正常的，更何况本案中合同全部是吴雄生一手操办的，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按照吴雄生提供账号付款，无可厚非。8.从签订合同到2017年7月22号预付款催款，及至2017年11月6号双方微信上吴雄生发来的对账单均是吴雄生联系核对。在合同中没有邦太特公司账号的前提下，在没有任何其他工作人员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联系的前提下，且合同签署与发货全部是吴雄生一手操办，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按照吴雄生的指示将款支付给吴雄生具有合理性，吴雄生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特征。9.邦太特公司的大股东（汪筱兰），跟吴雄生为夫妻关系，吴雄生代表邦太特公司收款符合常理，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有理由认为其可以代表邦太特公司收款。（二）案涉争议款项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本案的货款。本案所涉《设备买卖合同》的履行过程可通过微信记录予以确定。合同于2017年7月4日拟定；2017年7月22日吴雄生代表邦太特公司向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催要预付款（因需送货上门，且合同约定装车前要先付预付款）；7月26日吴雄生找车子装货物；7月29日晚装车前双方通过微信发照片以确定货物装运；7月30日晚上货物运到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处；7月31日早上卸货；7月31日华胜工具厂、周东洪通过王春萍汇款30万元给吴雄生，并且把付款单拍照给吴雄生，吴雄生当即确认收到，期间根本没有讲过这笔款中的一部分是提成款还是梓兰特线公司的技术服务合同款。假如这30万元不是案涉合同的预付款，邦太特公司又如何会把货物卸下还不向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催款呢？另外，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与吴雄生之间并无提成款；且梓兰特线公司的三份合同，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已无付款义务。在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无其他支付义务的前提下，存有争议的46万元应当作为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与邦太特公司之间的货款。（三）案涉货物的数量显然不符合双方的约定，邦太特公司未完成自身的交付义务。双方虽未就压延机（旧）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的功能进行约定，但通过常理可知，二手设备再老旧，至少也应当满足可启动的基本功能。在一审、二审的庭审中，邦太特公司及吴雄生明确表示，每台压延机的电机数量至少在5台以上，3台压延机的电机至少有15台。但邦太特公司交付的货物及提供的证据，电机数量完全达不到15台的要求。另外，每台压延机需要一台电控柜进行控制（类似于开关），但是邦太特公司所交付的货物中只有1台电控柜，如何通过1台电控柜来控制3台压延机呢？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购买的虽然是旧设备，但绝非废品。（四）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合同无约定的情况下，提出质量问题的期限应当为2年。现2年未过，邦太特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其交付的货物无质量问题。另外，邦太特公司的陈述作为自认，也是证据的一种，前文所述的质量问题已显而易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无需另外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邦太特公司辩称，邦太特公司已经依约履行完毕交货义务；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的款项，并未注明用途，该款项已经在梓兰特线公司诉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买卖合同一案[一审案号：（2018）闽0213民初3339号、二审案号：（2019）闽02民终868号，以下简称868号案件]中抵充，故应当认定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在案涉合同项下没有支付货款。具体如下：（一）《设备采购合同》是双方合法签订的，邦太特公司已经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货义务。2017年7月，邦太特公司与华胜工具厂就三台旧压延机及相应附属设备、工具买卖签订了《设备买卖合同》（编号：ht20170704-01）。该三台旧设备原系邦太特公司购置，拟进行改装自用，但因资金问题，邦太特公司便将其出售给与吴雄生存在密切合作关系的华胜工具厂。该压延机虽为旧设备，但为日本所生产，具备改造的价值，目前国内同类新设备单价在数百万元，进口的类似设备，价值可超过千万元，合同约定的价款是合理的，也是华胜工具厂认可的。依照合同约定，邦太特公司应在收到30万元货款后，依照华胜工具厂的车辆安排发货。因华胜工具厂与吴雄生双方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关系，在7月29日，华胜工具厂员工沈媛媛微信告知上门提货的车辆信息后，邦太特公司即组织员工装车交货。交货当天，有邦太特公司员工胡建强在现场负责协助司机装货，送货单分别由胡建强与华胜工具厂指派的司机共同签署确认。虽然华胜工具厂不认可送货单的真实性，但在华胜工具厂员工沈媛媛提供司机电话后，邦太特公司的代表人吴雄生立即通过微信截图发送给周东洪确认，周东洪并未提出异议；在吴雄生转发现场装车照片、司机信息、送货单等到周东洪微信上时，其同样没有提出异议。原审庭审中，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抗辩称只收到二台旧设备，一方面，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另一方面，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没有就收到的设备提出任何异议，其抗辩明显无法成立。反之，邦太特公司接收到华胜工具厂提供的司机电话，交货现场照片、送货单等信息均第一时间交周东洪确认，周东洪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该数份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邦太特公司所交付的压延机是三台，还包括合同约定的附属设备、工具，邦太特公司的交付行为符合合同约定。（二）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一审中所主张已经支付的53万元款项，属于支付给吴雄生的款项，且已经由吴雄生依法抵充，并非本合同项下的货款。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提供的三份转款记录可以看出，款项的接收人均为吴雄生个人，没有体现与邦太特公司存在任何关联性。在868号案件中，梓兰特线公司陈述款项的计算方式为：在吴雄生及梓兰特线公司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的全部经济往来中，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含王春萍）共计向梓兰特线公司和吴雄生支付的款项为119万元，其中，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委托吴雄生个人代为销售设备的提成共计21万元，梓兰特线公司与华胜工具厂的两份技术合同项下费用共计20万元，据此，梓兰特线公司认可收到的合同价款为78万元，该案合同总价款为128万元，故梓兰特线公司主张未收到的货款是50万元，并获得翔安区法院以及厦门中院的支持，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已经支付完毕该50万元欠款，且未就判决提出异议，没有申请再审。本案一审中，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的三笔53万元款项，已经由吴雄生和梓兰特线公司依照《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将收到的款项进行冲抵，此举于法不悖，且另案中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对前述抵充方式没有提出异议。（三）本案中，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吴雄生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与邦太特公司之间发生设备转让，主要是基于吴雄生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但邦太特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吴雄生仅是签约代表，邦太特公司并未向其授权代收设备款项，实际上在原审判决生效前，邦太特公司也没有收到任何款项，更没有向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开具发票。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吴雄生“提供账号及收款”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不能成立：1.业务代表一般并不包含代收款，款项应当进入邦太特公司公账。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邦太特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收款和开具发票需依照法律规定操作，这一点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也是十分清楚的，在原审判决生效之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更是清楚需要邦太特公司提供收款账户、开具发票。2.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与邦太特公司双方仅存在这一项交易，根本不存在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的交易习惯；而邦太特公司主张的商务常识、交易习惯是存在的。3.本案中，合同中没有约定邦太特公司收款账户，邦太特公司、吴雄生都没有提供过邦太特公司的账户，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吴雄生“提供收款账户及收款”代表邦太特公司，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4.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是吴雄生送货上门等，都是虚假陈述。本案中，是华胜工具厂自行派车上门提货，并由邦太特公司员工与华胜工具厂委派的司机装货，吴雄生并不在场，不存在由其组织交货的情形。5.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提出的对账，二审中已经查明，并没有经过邦太特公司的确认，实际上款项的支付也不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履行。6.另案中吴雄生、梓兰特线公司主张款项抵充，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从未提出异议，没有申请再审，并已经依照生效判决履行，其抵充方式不仅没有损害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及邦太特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因本案原审认定的违约金标准较低，事实上减少了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的违约成本。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提供的证据，除了原审判决以及868号案件判决生效后的支付凭证以外，都不是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吴雄生主张的款项抵充方式，不能改变本案中邦太特公司没有委托吴雄生代收款，且实际没有在原审判决生效前收到款项的事实。综上，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提出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梓兰特线公司、吴雄生共同述称，同意邦太特公司的答辩意见。已生效的868号案件民事判决中，梓兰特线公司主张的款项抵充数额与本案一致，且该案已经执行完毕，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也未申请再审。 邦太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立即向邦太特公司支付款项100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2.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承担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合同名称：编号ht20170704-01《设备买卖合同》； 二、签订日期：2017年7月27日； 三、标的物：压延机（旧）3台，其他设备及工具1批； 四、总价款：100万元； 五、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支付定金：货款30万元，邦太特公司收到预付款后，依华胜工具厂车辆安排发货；2.华胜工具厂应于2017年9月30日前再支付货款40万元；3.余款30万元应在2018年1月1日前支付； 六、交货期限：邦太特公司收到定金后3日内，待华胜工具厂派货车上门提货； 七、违约责任：1.邦太特公司未按时装车，按定金5倍赔偿；2.华胜工具厂收到货后，未按规定时间支付款项，按5倍已付货款赔偿； 八、其他： 1.华胜工具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系周东洪； 2.邦太特公司负责本案合同事务的人员为吴雄生，其同时也是梓兰特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3.梓兰特线公司与华胜工具厂之间存在业务关系。2017年5月17日，双方签订编号HT20170517-01《技术服务合同》，约定梓兰特线公司为华胜工具厂提供钢铁线材电解磷化技术服务，服务费用合计12万元。2017年8月22日，华胜工具厂与梓兰特线公司签订编号ZL20170822《设备采购合同》，约定华胜工具厂向梓兰特线公司采购高精密金属异形线冷轧机两台，价款合计128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2天内预付30万元，2017年9月15日前付20万元，2017年10月前付40万元，2017年11月前付清余款38万元。2018年8月13日，梓兰特线公司向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起诉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要求二人立即支付编号ZL20170822《设备采购合同》项下未付货款50万元。该案审理中，梓兰特线公司确认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已付合同货款78万元。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先是确认已付货款78万元，后又变更为确认已付货款57万元。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1日作出（2018）闽0213民初3339号民事判决，认定已付货款为78万元，据此判决华胜工具厂支付梓兰特线公司货款5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保全费，周东洪对华胜工具厂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邦太特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申请对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名下价值1252666.67元的财产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裁定冻结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名下银行存款1252666.67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的财产，并于2018年9月19日查封周东洪名下位于浙江省宁波××镇××街道××路××号××室房产。邦太特公司已缴纳保全申请费5000元。 一审法院对事实争议分析认定如下： 一、交付设备数量争议 邦太特公司的主张及证据：邦太特公司主张，已按照约定向华胜工具厂交付货物。证据：1.吴雄生与华胜工具厂员工沈媛媛的微信聊天记录；2.邦太特公司内部微信聊天记录；3.照片（交货现场状况、提货车辆信息、司机身份信息及送货单）；4.送货单3张；5.吴雄生与周东洪的微信聊天记录；6.吴雄生与周东洪的通话录音。 华胜工具厂及周东洪的抗辩意见：华胜工具厂至今仅收到2台压延机，剩余1台压延机及合同附件所列的配件均未交付。对邦太特公司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邦太特公司已交付全部货物。 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邦太特公司上述证据均有原件，其中证据2至证据5在时间和内容上是连贯的并可以相互印证，共同证明2017年7月29日，邦太特公司将合同项下货物装车交付承运，并立即通知华胜工具厂。按照约定，由华胜工具厂派车上门提货。因此，邦太特公司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应视为向华胜工具厂履行交货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并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华胜工具厂并无证据证明已在收到货物的合理期间内通知邦太特公司交货数量不符合约定。从起诉前吴雄生与周东洪的通话录音内容来看，周东洪确认收到合同项下货物，并未对交货数量提出异议。庭审中，吴雄生对照片及送货单中体现的货物与合同货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作出合理的说明。综合以上证据及事实，足以认定邦太特公司已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交付给华胜工具厂，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尚欠货款争议 华胜工具厂及周东洪的主张及证据：已支付货款53万元，分别为2017年7月31日王春萍转账给吴雄生的30万元，2017年10月14日周东洪转账给吴雄生的15万元以及2017年10月30日周东洪转账给吴雄生的8万元。证据：3张转账凭证。 邦太特公司的抗辩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述3笔款项中21万元系支付给吴雄生的设备提成款，11万元系支付梓兰特线公司编号HT20170517-01《技术服务合同》的款项，另21万元系支付梓兰特线公司编号ZL20170822《设备采购合同》货款，已计入（2018）闽0213民初3339号案中确认的已付款78万元中，上述款项与本案讼争合同无关联性。 一审法院认定及理由：上述3笔款项均系支付至吴雄生个人银行账户。原被告签订的编号ht20170704-01《设备买卖合同》并未对收款账户作出约定。经查明，本案合同签订及履行期间，华胜工具厂与吴雄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梓兰特线公司之间也存在合同关系，吴雄生、梓兰特线公司均到庭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其中21万元已经另案判决认定，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并无其他证据足以反驳，仅凭吴雄生系合同签约人及业务负责人，不足以证明上述53万元系支付本案讼争合同货款。华胜工具厂与吴雄生、梓兰特线公司对上述付款如有争议，可另案解决。承上，一审法院对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主张的已付款事实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邦太特公司已履行交货义务，华胜工具厂应支付约定价款。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已届满，邦太特公司要求华胜工具厂支付货款100万元，依据充分，应予支持。按照合同约定，华胜工具厂逾期付款的，按5倍已付货款赔偿。由于华胜工具厂未支付货款，因此对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酌情按照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上加收30%计算。按照合同约定，第1笔30万元应在发货前支付。由于是华胜工具厂安排车辆上门提货，其应当在提货前支付该笔货款。根据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确定该笔货款付款期限为2017年7月29日，并据此计算该笔货款的利息损失。对其他货款的利息损失，从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算。财产保全费属于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债务人华胜工具厂承担。华胜工具厂系个人独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周东洪作为投资人，应对华胜工具厂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华胜工具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邦太特公司支付货款100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其中30万元从2017年7月30日起算，40万元从2017年10月1日起算，另30万元于2018年1月2日起算，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收30%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二、华胜工具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邦太特公司支付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三、周东洪对华胜工具厂的财产不足清偿上述债务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邦太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05元，由邦太特公司负担2498元，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连带负担13507元。 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邦太特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 华胜工具厂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清单（华胜工具厂单方制作），拟证明邦太特公司所述款项的交付及款项付款用途与事实不符；证据2付款凭证，拟证明周东洪的姐妹周爱芬于2016年12月29日汇款至吴雄生账户的5万元用于支付华胜工具厂与梓兰特线公司之间《技术服务合同》的款项。证据3周东洪与吴雄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对账单，拟证明邦太特公司的代表吴雄生向周东洪发送了对账单，载明邦太特公司收到了相应的款项，其中第三笔10月30日实际支付的是8万元，但是对账单显示5.2万元。吴雄生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所列收款时间及金额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有收到清单所列款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有收到周爱芬支付的5万元，但该款是技术服务合同项下补贴给吴雄生的款项；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对账单是自己私人发给周东洪的，当时共发送三份对账单，对方提交的微信记录仅截取了其中一份，另外两份是华胜工具厂与梓兰特线公司往来的对账单，这些对账单对方并未确认，且自己只是代表邦太特公司签合同，没有代收款项的权限。邦太特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不予认可，该份清单是华胜工具厂单方制作，且其中所载款项用途与生效判决确认的款项用途存在冲突；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对账单并未经过邦太特公司确认，周东洪也没有对对账单进行确认，且邦太特公司未授权吴雄生收取或确认款项，其仅是合同签约代表。同时对方仅举证对其有利的证据，根据吴雄生的举证共有三份对账单，邦太特公司对梓兰特线公司按照自己的方式对款项进行冲抵没有意见，邦太特公司确实从未收到任何有关案涉合同项下的款项。梓兰特线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所列支付金额予以确认，但支付顺序已经另案生效判决确认；对证据2质证意见同吴雄生的陈述；对证据3的意见与邦太特公司意见一致。 吴雄生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吴雄生与周东洪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有三份对账单；证据2吴雄生与周东洪在2016年12月15日的聊天记录，涉及5万元补贴款。华胜工具厂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吴雄生确实发送给周东洪三份对账单，华胜工具厂对三份对账单都没有回复，因为吴雄生把其中的8万元款项改为5.2万元，且对账单还涉及佣金，但华胜工具厂认为双方并不存在佣金，吴雄生发送对账单是代表邦太特公司的职务行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吴雄生陈述合同余款还有5万，就是华胜工具厂举证汇款的5万元。邦太特公司、梓兰特线公司对吴雄生所举证据均无异议。 二审法院对上述华胜工具厂举证的证据1清单中所列支付给吴雄生的款项金额及付款时间予以确认，对证据2、证据3及吴雄生举证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除外），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另查明：二审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就前述（2018）闽0213民初3339号案作出二审判决（已生效）[案号：（2019）闽02民终868号案]，生效判决认定华胜工具厂已向梓兰特线公司支付2017年8月22日《设备采购合同》项下款项78万元。 2016年，梓兰特线公司与华胜工具厂还签有一份《技术服务合同》。 本案讼争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有邦太特公司印章，吴雄生并在“代表人”处签名。 各方当事人共同确认吴雄生、梓兰特线公司合计收到华胜工具厂支付的款项合计124万元，其中分次支付给吴雄生合计67万元、分次支付给梓兰特线公司合计57万元。 2017年11月6日，吴雄生通过微信发送给周东洪三份对账单，其中抬头为“邦太特与华胜对账单20171106”的对账单载明本案合同项下实际付款50.2万元，总欠款49.8万元，抬头为“梓兰与华胜对账单20171106”的对账单载明“ht20170822”号合同实际付款20万元，总欠款108万元，抬头为“梓兰与华胜砂带佣金对账单20171106”的对账单载有相关佣金金额。周东洪在微信中未对此三份对账单表示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及案件事实，本案在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有二：一、讼争合同项下华胜工具厂是否已支付部分货款；二、是否存在邦太特公司交货数量及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对于焦点问题，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讼争合同项下华胜工具厂是否已支付部分货款 因吴雄生代表邦太特公司签订讼争合同的同时，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梓兰特线公司也与华胜工具厂存在其他合同关系，因此，对于吴雄生所收款项的性质应当结合梓兰特线公司与华胜工具厂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认定。各方对吴雄生、梓兰特线公司合计收到华胜工具厂款项124万元无争议，扣除已生效的（2019）闽02民终868号案判决认定的梓兰特线公司合计收到华胜工具厂支付的该案《设备采购合同》项下款项78万元，余款仅为46万元，少于华胜工具厂在本案中主张的其已就本案讼争合同支付的53万元。显然，华胜工具厂关于案涉合同已付货款53万元的主张与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悖，该项主张应不予采信。对于46万元余款的性质，在梓兰特线公司与华胜工具厂还存在尚未结算的合同关系之情形下，华胜工具厂应就自己主张的该46万元款项系用于支付本案讼争合同款项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分析华胜工具厂举证的吴雄生与周东洪的微信中发送的对账单可见，吴雄生实际发送的是三份对账单而非单独仅对案涉合同发送一份对账单，华胜工具厂因对吴雄生发送的对账单中的部分款项及佣金有异议而最终未予确认吴雄生发送的对账单，显然，双方对于吴雄生发送的对账单所载内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应认定，华胜工具厂举证的对账单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已付款项性质，对其关于所付124万元款项中包括本案讼争合同项下款项53万元的主张应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华胜工具厂就讼争合同未支付任何款项，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鉴于吴雄生并未否认自己及梓兰特线公司实际收到华胜工具厂主张的已付款项124万元，因此，在本案未采信华胜工具厂关于已付款项包括本案讼争合同项下货款的情况下，对于扣除生效裁判确认的78万元款项指向的具体合同外所余46万元，华胜工具厂可在后续与吴雄生及梓兰特线公司就其他合同或经济往来结算时主张予以扣除或进行追索。 二、关于是否存在邦太特公司交货数量及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 华胜工具厂对于邦太特公司有交货行为不持异议，但其在诉讼中就交货的数量及质量提出异议。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案涉合同标的物为机器设备，显然，对于交货数量在交货现场即可知悉交货数量，因此，在实际交货时间已达一年多以后的本案诉讼期间华胜工具厂才就交货数量提出异议，其提出异议的时间显然已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合理期间”，对其关于货物数量的异议主张应不予采信。关于是否存在货物质量问题，华胜工具厂并未举证证明在邦太特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其曾就货物质量提出异议，加之双方交易的是二手设备，合同中亦未就设备应达到何种程度的使用功能作出约定，在此情形下，应认定，华胜工具厂关于货物质量存在问题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且质量异议主张也已超出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间”，对其该项质量异议主张应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关于华胜工具厂尚欠邦太特公司支付合同项下货款100万元的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亦无不当，应予维持。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74元，由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共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 再审期间，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提交了3件证据。1.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5993号民事判决书，该份证据证明华胜工具厂与梓兰特线公司2017年5月17日签订《技术服务合同》，华胜工具厂向吴雄生支付预付款6万元，因梓兰特线公司未完成交付图纸之外的其他工作，二审法院判决梓兰特线公司返还华胜工具厂5万元。2.华胜工具厂与吴雄生相关公司所涉合同及资金往来明细表；3.付款凭证，该2份证据证明原审认定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已付货款金额有误。邦太特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邦太特公司已申请再审。2.证据2、3资金往来明细表及付款凭证中，2019年11月25日的100万元是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履行原审生效判决支付的款项，2019年8月22日的50万元是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履行868号案件生效判决支付的款项，均与原审认定事实无关。梓兰特线公司、吴雄生的质证意见与邦太特公司一致。邦太特公司提交了一组微信记录，证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在与案外人及吴雄生的沟通中已经明确其所购买的是拟用于改造的旧设备；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派车上门提货而非吴雄生组织送货上门；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确认存在应支付吴雄生的业务费用。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质证认为，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微信记录仅可以看出双方曾讨论佣金问题，但至今仍未达成合意。梓兰特线公司、吴雄生对邦太特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梓兰特线公司提交了5件证据。1.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868号民事判决书；2.生效证明，该2份证据证明868号案件判决已生效，该案中梓兰特线公司主张的款项抵充数额与本案一致，且该案已经执行完毕，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也未申请再审。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5993号民事判决书；4.招商银行付款回单，该2份证据证明梓兰特线公司已根据该案判决向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返还5万元服务费用。5.微信记录，证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确认存在应支付给吴雄生的业务佣金，双方口头约定按10%计算。华胜工具厂、周东洪质证认为，对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5不能证明双方对佣金金额、比例、支付方式达成一致意见。邦太特公司、吴雄生对梓兰特线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吴雄生未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当事人再审提交的证据，相对方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分析认定。 对一审、二审认定的事实（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除外），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另查明，梓兰特线公司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5993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2020）闽民申3284号民事裁定，驳回梓兰特线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1.华胜工具厂是否已支付案涉合同项下部分货款；2.华胜工具厂就邦太特公司交货数量和质量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 本院再审认为，一、在案证据表明，吴雄生既代理邦太特公司与华胜工具厂发生买卖合同业务关系，又作为梓兰特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华胜工具厂发生买卖合同等业务关系。因相关合同未对收款账户和收款方式作出约定，华胜工具厂将款项支付给吴雄生，既可能是支付邦太特公司的货款，也可能是支付梓兰特线公司的合同款项。在各方当事人对款项性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综合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加以认定。案涉合同于2017年7月27日签订，合同约定华胜工具厂在合同签订后支付定金货款30万元，邦太特公司收到预付款后安排发货。实际履行情况是2017年7月29日邦太特公司将货物装车交付承运，7月31日到货，当日华胜工具厂通过王春萍汇款30万元给吴雄生。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看，装车、发货、请款、到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且吴雄生2017年11月6日通过微信发送给周东洪的对账单亦将该30万元列入邦太特公司项下，并注明“定金”。据此，可以认定该30万元系华胜工具厂支付案涉合同的货款。邦太特公司与吴雄生主张，该30万元系支付其他合同款项以及设备提成款。经查，根据华胜工具厂与梓兰特线公司2016年3月28日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华胜工具厂应付服务费8万元，华胜工具厂已于2016年3月25日支付吴雄生3万元、2016年12月29日支付吴雄生5万元（吴雄生称该5万元系补贴，但未获华胜工具厂认可）。根据华胜工具厂与梓兰特线公司2017年5月17日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华胜工具厂应付服务费12万元，华胜工具厂已于2017年6月17日支付吴雄生6万元，另6万元按照合同约定应在7个月内支付，即2017年7月31日该6万元尚未到支付期限，且（2019）闽02民终5993号民事判决认定，梓兰特线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完成交付图纸之外的其他工作，判决梓兰特线公司返还华胜工具厂5万元。华胜工具厂虽承认与吴雄生存在提成款的约定，但表示双方至今未确定提成款的具体金额，而吴雄生对其主张的21万元设备提成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邦太特公司与吴雄生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868号案件生效判决认定，华胜工具厂已支付其与梓兰特线公司2017年8月22日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项下合同价款78万元。从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提交的资金往来明细表上看，华胜工具厂与梓兰特线公司签订该《设备采购合同》后，华胜工具厂向梓兰特线公司账户转入4笔合计57万元，周东洪向吴雄生支付2笔合计23万元，上述款项共计80万元，已超出868号案件生效判决认定的78万元。且本院在再审审查询问各方当事人时，华胜工具厂、周东洪与邦太特公司、梓兰特线公司、吴雄生均确认868号案件生效判决与华胜工具厂2017年7月31日支付给吴雄生的30万元没有关联。因此，将该30万元认定为案涉合同货款，与868号案件生效判决并不矛盾。邦太特公司、梓兰特线公司、吴雄生主张该30万元已在868号案件中用于抵扣，华胜工具厂、周东洪未支付案涉合同项下任何货款，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一审、二审此节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在扣除华胜工具厂就案涉合同已经支付的30万元货款后，华胜工具厂应当向邦太特公司支付70万元货款，并按一审法院确定的利息标准支付利息。 二、华胜工具厂自认于2017年7月31日收到案涉合同项下的货物，但主张货物存在数量不足及设备不能启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案涉合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依据上述规定，华胜工具厂作为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邦太特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具体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种类、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华胜工具厂对案涉合同项下的货物数量，在接收货物时即可清点；而设备能否启动，亦非隐蔽瑕疵，华胜工具厂在短时间即可发现。华胜工具厂于本案诉讼期间才就交货数量质量提出异议，已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合理期间”。一审、二审对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就邦太特公司交货数量和质量提出的异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华胜工具厂、周东洪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4221号民事判决和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6民初8377号民事判决； 二、宁波市镇海华胜工具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邦太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0万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其中40万元至2017年10月1日起算，30万元至2018年1月2日起算，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收30%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收30%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宁波市镇海华胜工具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邦太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本案财产保全费5000元； 四、周东洪对宁波市镇海华胜工具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厦门邦太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074元，由厦门邦太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626元，宁波市镇海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共同负担104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74元，由厦门邦太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626元，宁波市镇海华胜工具厂、周东洪共同负担104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东 审 判 员  朱宏海 代理审判员  李秀英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