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22633号原告（被告）：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育新街**。法定代表人：刘长青，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坚，男，该公司人力部副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成，男，该公司分公司经理。被告（原告）：任义飞，197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密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健，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公司）与被告（原告）任义飞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新月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坚，被告（原告）任义飞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被告）新月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不予返还任义飞入职押金10000元。事实和理由：任义飞于2007年9月22日入职我公司，岗位是出租车驾驶员，双方签订多份劳动合同，第一份劳动合同是2007年9月22日至2012年9月30日，该合同于2011年7月18日解除，解除理由是个人原因；第二份合同是2011年7月19日至2019年3月30日，该合同于2016年5月31日解除，解除理由是个人原因；第三份合同是2016年7月1日至2020年11月30日。因任义飞没有缴纳疫情期间补贴核减后的运营任务，我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向任义飞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因任义飞未缴纳2020年2-4月运营任务2185元，社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1209.54元及个人应承担的车辆损失1425元，所以不同意返还其入职押金10000元。如果任义飞将上述三笔款项支付给我公司，我公司同意将押金10000元退回给任义飞，或者从10000元押金中扣除上述三笔款项。被告（原告）任义飞辩称，我的入职时间是2007年2月1日，公司所述岗位、合同签订情况认可，但是2016年5月31日解除的事情，我方不认可，虽然我写的是个人原因解除，但实际上是因为公司换新车，等新车等了1个月。2020年4月29日我方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给公司，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签收。公司于2020年5月6日向我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我方于2020年5月7日签收，我方先提出解除，公司才提出的解除，公司提出解除没有效力。2020年2-4月，我确实没有向公司缴纳运营任务，但我对公司提出的2-4月运营任务的金额不认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运营车辆，疫情期间，我居住的白岩村被封闭，不让车辆进出，无法履行劳动合同，所以我方认为是没有义务交纳运营任务。个人应缴纳社保部分，应是公司从应发工资中扣除，我方不用缴纳。2020年4月30日我将车辆交给公司，公司收取了车辆，当时并没有发现车辆损失，车辆损失是公司主观推测，不同意给付。我入职时向公司缴纳了10000元押金，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在入职时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任何钱款或物品，所以应该退还个人。公司主张的运营任务、个人应缴社保部分、车辆损失可另行起诉，不同意从10000元中扣除。综上，我不同意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原告）任义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1300元；2、判令公司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6600元；3、判令公司支付2007年2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4000元及未缴纳失业保险补偿金2000元。事实与理由：我入职后，公司直到2008年11月才开始缴纳社会保险，自2020年1月份开始拖欠我工资，2020年2月至4月没有发放任何工资。2020年4月29日，我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我认为出租车司机工作比较特殊，应受劳动法保护，是否缴纳承包金和领取岗位补贴、油补没有关系，劳动者收入不能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2020年1月24日至4月23日是疫情一级防控期间，该期间我的居住地封闭，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的。在此情况下，公司应该保证个人最低生活保障，至少应发放部分生活费。另外，公司出具的2-4月领取表中，显示各项补助都有，但公司没有发放，公司已构成拖欠劳动报酬的事实，应向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现我不同意仲裁裁决，诉至法院。针对被告（原告）任义飞的诉讼请求，原告（被告）新月公司辩称，不同意任义飞的诉讼请求。因任义飞没有缴纳运营任务，没有遵守规章制度，所以我方解除劳动合同合法，不同意支付任义飞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该车是双班司机，双班司机运营任务每月8280元，每人4140元，司机应每月10号前将4140元及社保个人缴纳部分存入银行卡内，我公司每月月中将岗位补贴545元及油补425.50元打入司机银行账户，所以个人应缴纳社保部分应由个人缴纳，而不是从工资中扣除。因为任义飞在2-4月没有缴纳运营任务，所以我方没有支付岗位补贴及油补，不同意支付其工资。任义飞主张未缴纳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补偿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所以我方不同意支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9月22日，任义飞与新月公司签订了自当日起至2012年9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任义飞担任新月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2011年7月18日，任义飞申请因个人原因解除与新月公司的劳动合同、运营合同，新月公司予以同意。2011年7月19日双方签订了自当日起至2019年3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新月公司主张任义飞在2016年5月31日因个人原因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就此提交了申请和劳动合同书，其中申请记载，“任义飞因个人原因自愿申请解除与新月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运营合同。”申请下方有任义飞手写签字并按捺指纹，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根据2011年7月19日甲方（新月公司）与乙方（任义飞）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7页劳动合同变更书的记载，“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对本合同做以下变更：乙方申请解除合同，甲方同意”。任义飞在乙方处签字捺印，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31日。任义飞对上述劳动合同书及申请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此次解除与之前解除一样，均是用于更换新车，并不是解除劳动关系，任义飞未就此主张出示相应证据。2016年7月1日，任义飞与新月公司再次签订自当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2017年11月18日新月公司作为甲方，任义奎、任义飞作为乙方，双方共同签订了承包营运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悦动型出租车一台，营运方式为双班，营运期限为2017年11月18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乙方的承包定额为8280元，于每月10日前足额缴纳。乙方向甲方缴纳承包金定额后剩余部分归乙方，甲方每月支付给乙方岗位补贴为1090元。油补按国家规定发放。任义飞主张其于2007年2月1日入职新月公司，并就此提交了2007年2月至2020年2月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根据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记载，新月公司自2007年2月开始为任义飞缴纳工伤保险，2008年11月开始为任义飞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2012年4月开始为任义飞缴纳全部社会保险至2015年12月，2016年新月公司为任义飞缴纳了11个月的社会保险，2017年1月新月公司正常为任义飞缴纳了全部社会保险至2019年12月。新月公司对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任义飞户别系北京市农业家庭户。2020年4月29日，任义飞向新月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提出与新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新月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其中记载解除理由为:“1、违法拖欠2020年1月至4月的岗位补贴和油补,构成拖欠劳动报酬;2、在2020年2月至4月疫情期间没有发放任何工资,作为员工没有任何收入,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公司应保障劳动者的收入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构成拖欠劳动报酬;3、2007年2月1日入职至2012年5月期间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4、北京疫情管控严重,其所居住的社区自2020年1月底开始禁止出租车辆进出,客观上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没有营运收入。北京长期要疫情管控常态化,客流量也大幅下降,无法保障自身正常收入和基本生活,拖欠油补及岗位补贴,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新月公司认可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对解除理由不予认可。称其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以任义飞未缴纳运营任务为由与任义飞解除了劳动合同,并就此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20年5月6日的《解除劳动、运营合同通知》及快递查询截图,任义飞于2020年5月7日签收。上述《解除劳动、运营合同通知》内容为:“任义飞:根据运营合同约定,你应于2020年4月30日缴纳“疫情(2-4月)”补贴核减后的运营任务,但你至今未缴纳。根据运营合同约定及《驾驶员奖惩规定》中“未按营运合同约定日期缴纳运营任务的”规定,现公司决定于2020年4月30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及《运营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请你于2020年5月11日12时之前,来公司办理相关解除劳动、运营合同手续并领取《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同时交回承包车辆(×××),车辆需经检验符合安全技术标准且附件设施齐全有效。如逾期未到,劳动、运营合同自然解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视同已领取。特此通知!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2020年5月6日”。新月公司就此还提交了《驾驶员奖惩规定》，称第19页载有：“3.1违纪解除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况之一，经查实，可不经预告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且不享受任何经济补偿；3.1.33未按营运合同约定日期缴纳运营任务的；”第27页本人已知晓，并严格遵照执行以上相关规定的表格中有任义飞签字。任义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收到解除通知书，但主张签收时间为2020年5月6日，公司解除行为晚于个人解除行为，公司解除行为应为无效。任义飞主张新月公司未支付其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为2020年2月至2020年4月的油补和岗位补贴以及补足北京市最低工资的差额部分。任义飞认可其在2020年2月至4月期间没有运营，没有缴纳承包定额,但称未缴纳的原因是因为其所居住的社区,严格控制车辆外出,造成出租车无法经营不能工作,并就此提交了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东白岩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根据当前严重的肺炎疫情,根据我村村民自治章程,自2020年1月30日开始至国家宣布疫情防控标准降低之日,决定对所有外出的各种车辆及各种外出人员作出规定,如果外出只能居住在外不能再回村内,任义飞:男,系我村村民,身份证号码:×××，需要遵守我村规定。特此证明，东白岩村委会”，证明下方加盖有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东白岩村村民委员会印章，落款日期为2020年5月6日。新月公司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因村委会自治章程给任义飞造成的损失与其公司无关，村委会规定不能对抗国家规定，国家规定给予补贴是少收运营任务不是不收。新月公司就此出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于2020年4月3日下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租汽车行业支持政策的通知》，主张该文件规定，减免司机1月24日至4月30日之间的承包金，双班车按照110元/日的标准减收承包金；对处于运营状态的巡游出租车，每月由政府、企业负担的燃油补贴、岗位补贴全额发放。新月公司称因任义飞未缴纳2020年2月至2020年4月的承包定额,所以其公司无法发放上述期间的油补和岗位补贴。新月公司就此提交了《2020年2-4月下车司机收款明细表》(以下简称收款明细表)和《2020年1-4月下车司机各项补助领取表》(以下简称补助领取表)，新月公司称上述收款明细表为正常情况下任义飞2020年2月至4月期间应缴纳承包金和应获得岗补和油补的明细,其中显示任义飞2020年2月至4月每月应缴纳的承包金为3245元,每月应获得的岗补为545元、每月应获得的企业油补350元,每月应收小计为4140元,期间共计应缴纳的承包金为12420元;上述补助领取表为疫情期间根据相关政策规定任义飞可以获得的各项补助的明细,包括疫情补助(1月440元、2月1595元、3月1705元、4月1650元)、岗补(2月至4月每月545元)、政府油补(1月至4月每月802.5元),共计10235元。任义飞对上述收款明细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疫情期间新月公司应当全部减免承包金;对上述补助领取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表示已收到2020年1月的油补452元。任义飞主张新月公司曾收取其押金10000元,并就此提交了收据一张，载明任义飞于2011年10月24日向新月公司交纳预收款10000元。新月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是称其公司需在扣除任义飞2020年2月至4月的保险个人缴费部分1209.54元、2020年2月至4月的承包定额2185元、车损1425元后，将剩余的5180.46元予以返还。新月公司就此出示了社会保险补缴表，主张2020年2月至4月期间为任义飞缴纳社会保险1209.54元，汽车维修施工单，主张在任义飞上交车辆后，于2020年5月20日修理车辆花费2850元。任义飞对此不予认可。2020年5月6日，任义飞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新月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1300元；2、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7052元（2020年1月油补452元、2020年2月至4月的油补、岗位补贴及不足最低工资的差额部分6600元）；3、2007年2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4000元及未缴纳失业保险补偿金2000元；4、支付入职押金10000元。2020年7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20］第2366号裁决书，裁决如下：1、新月公司向任义飞返还入职押金10000元；2、驳回任义飞的其他仲裁请求。任义飞、新月公司均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本院起诉。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保护。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新月公司向任义飞收取的预收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因此应予以退还。新月公司主张应与任义飞未缴纳的承包定额、社会保险个人部分负担金额、修车损失予以抵扣后再予返还缺乏依据，本院对新月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任义飞要求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营运合同书》的约定，任义飞应在每月10日前向新月公司足额缴纳其应负担的承包定额，足额缴纳承包金定额后剩余部分归任义飞，新月公司每月支付给任义飞岗位补贴545元。根据《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出租汽车行业支持政策的通知》的规定，2020年1月24日至4月30期间，双班车司机按照110元/日的标准减收承包金，对处于运营状态的巡游出租车，每月由政府、企业负担的燃油补贴、岗位补贴全额发放。任义飞认可其在2020年2月至4月期间未出车运营，未交纳承包金，故其要求新月公司支付此期间的燃油补贴和岗位补贴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任义飞主张因其居住地社区严格管控，导致出租车无法运营，应免除其缴纳承包定额的意见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由于出租车行业的特殊性，出租车驾驶员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劳动合同约定的出租汽车公司应支付给出租司机的补贴，二是营运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定额完成后的营运收入，两部分收入之和应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任义飞在2020年2月至4月期间未缴纳承包定额，未出车运营，其要求新月公司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补足此期间的工资差额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对任义飞要求支付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任义飞要求支付2007年2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补偿金和失业保险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根据任义飞提交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新月公司自2007年2月起为任义飞缴纳工伤保险，本院对于任义飞所述的其于2007年2月入职新月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双方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页的记载，任义飞曾于2016年5月31日因个人原因与新月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任义飞虽主张此次解除是用于更换新车，但未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且根据《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新月公司在2016年为任义飞缴纳了11个月的社会保险，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对于任义飞所主张的双方在2016年5月31日解除劳动关系是用于更换新车，而非实际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无法采信。本院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曾于2016年5月31日予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故任义飞最晚应于劳动关系解除后一年内，即2017年5月30日前向新月公司主张此项请求，而任义飞于2020年5月6日才就该项请求申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法定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本院对于任义飞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任义飞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1300元的诉讼请求，任义飞于2020年4月29日向新月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新月公司认可其于4月30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解除通知应自新月公司收到时起发生法律效力，故本院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4月30日解除。新月公司在此之后对任义飞作出的解除行为不能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任义飞主张因新月公司存在拖欠劳动报酬和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要求新月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任义飞所主张的拖欠劳动报酬期间系疫情防控期间，在此期间，出租车行业相关管理部门尚未对出租车承包金减免收取标准出台相应政策和措施，新月公司在此期间亦未按承包合同约定的日期和金额向任义飞收取承包金，在此情况下，新月公司未向任义飞支付劳动报酬并不属于恶意拖欠，不应认定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新月公司在2007年2月起已为任义飞建立社保账户，并自2012年4月起为任义飞缴纳全部社会保险，现任义飞以新月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综上，本院对任义飞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被告）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退还被告（原告）任义飞入职押金（预收款）10000元；二、驳回原告（被告）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原告）任义飞的诉讼请求。如原告（被告）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被告）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原告）任义飞负担5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洪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马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