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豫1727行初31号原告：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农牧场。法定代表人：姜红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澎涛，河南沐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汝南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汝南县天中大道**。法定代表人：韩贺东，局长。出庭行政负责人：马凤，汝南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副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河南安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汝南县汝正路东侧法定代表人：唐长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汝南县汝宁街道法律服务所律师。原告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汝南县农业农村局行政许可一案，原告于2020年07月0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08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孙澎涛、被告汝南县农业农村局出庭行政负责人马凤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岩、第三人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10日,汝南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许可证编号：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中的序号11的“濮花28号”花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行政行为。原告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称，“濮花28号”是由濮阳市农业科学院选育、并于2013年通过国家鉴定、2016年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2017年通过国家新品种保护登记的花生新品种，品种权号为CNA20130459.7。2019年1月14日，濮阳市农业科学院与原告签订濮花28号花生新品种生产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为除濮阳区域外“濮花28号”的生产、经营、包装权人，并全权负责品牌宣传和维权打假。并在协议中注明了在此之前授权的公司和期限，且已授权的公司并非第三人，也就是说，品种权人从未向第三人授权过“濮花28号”的生产经营权。2019年5月份，原告工作人员发现薛攀在淮阳县白楼镇创丰种业中心销售有“濮花28号”花生种，经过调查发现薛攀销售的“濮花28号”花生种子是从第三人处购进。鉴于濮阳市农业科学院从未将“濮花**”花生种的任何权利授权给第三人，原告于2019年起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薛攀和第三人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在2020年4月份，庭审时，第三人提供了被告颁发的编号为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中序号11为“濮花28号”花生种子，生产经营期限至品种终止使用。原告遂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调查令，前往被告处调取“濮花28号”花生种子的申请材料，但被告以种种理由阻拦。由于编号为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中的序号11“濮花28号”花生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没有经法定程序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原告阐明需先提出行政诉讼。原告不得已先行撤诉。根据《种子法》第三十二条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应当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复印件及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即品种权人书面授权系办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前置程序。被告在第三人没有“濮花28号”的授权许可的情况下违法为其办理生产经营许可证，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一、依法确认被告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编号为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中的序号11的“濮花28号”花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行政行为违法，并撤销该证中“濮花28号”花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二、本案诉讼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9年2月18日扶沟县农牧局作出的编号为CD（豫周扶）农种许字（2019）第0001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2、2020年5月8日扶沟县农业农村局作出的编号为CD（豫周扶）农种许字（2019）第0001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3、2017年3月1日濮阳市农业科学院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20178506号；4、2013年8月1日濮阳市农业科学院作出的农作物品种鉴定证书；5、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6、濮花28号花生新品种生产经营权转让协议；7、2019年1月14日授权书；8、2018年12月10日汝南县农业畜牧局作出的编号为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9、公证书；10、工作记录；11、照片复印件8张；11、微信截图一张；12、种子信息二维码网址查询一张；13、微信付款图一张；14、照片3张；15、微信聊天记录2张；16、照片4张；17、微信聊天记录4张；18、授权书；19、出货单两张及票据一张；20、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知民初1550号民事裁定书及调查令一份；21、照片复印件5张。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的法律利害关系，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被告汝南县农业农村局辩称，一、原告不具有合法的原告主体资格。汝南县农村农业局负责汝南县辖区内种业经营者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受理、审核、核发和监管工作。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作为在汝南县辖区内依法登记的种业经营者，2017年其向被告申请生产经营许可证，被告经审查后于2018年12月10日依法为其颁发了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中包括“濮花28”。依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原告是2019年1月14日与濮阳农科院签订“濮花28”的生产销售协议，而第三人申请办证的日期更在这之前，被告在给第三人颁证时，原告并未取得“濮花28”的授权。被告当时的颁证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十款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颁证以后，因案外人的新授权导致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产生纠纷，不属于被告能控制和必须明知的范围，亦无法律法规强制要求被告必须明知是否有新的授权，法律不强人所难。被告所进行的只能是形式审查，客观上也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查。2020年4月24日，依第三人的申请，被告已经依法注销了第三人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中“濮花28”的经营许可。被告认为在2019年1月14日前原告并未取得相关授权，并非合法权利人，就算有异议，也应当是濮阳农科院来主张。被告在颁证时对原告权利不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二、本案原告不具有合法的授权。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现一次性独家授权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江西省、山东省等区域内该品种的种子生产、经营权和包装权（濮阳区域除外），并全权负责品种宣传和维权打假，期限为直到该品种退出市场为止。”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所谓的全权授权，在没有具体明确的授权项目时，视为授权不明或一般授权。根据上述授权，除生产、经营和包装外，原告还可以负责的项目包括品种宣传和维权打假，而所谓的维权打假从语义解释来看，仅能解释为打假，所谓的维权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授权。原告因政府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在上述授权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即案外人濮阳农科院并未授权原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提起行政诉讼。且原告的授权和第三人的授权发生冲突时，原告可以向濮阳农科院和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在原告舍近求远，在未查明濮阳农科院是否有多头授权的情况下，贸然起诉被告，实在是舍本逐末。本案的矛盾源头在濮阳农科院，并不在被告，也不在第三人。三、本案中答辩人的颁证程序合法有效。第三人在申请时，依据《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八条的相关规定，提交了各项材料，答辩人依法进行了审查，在审查合格的基础上为其办理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上均无任何违法行为。颁证时，并无侵犯原告的任何权益。综上，原告并非2019年1月14日前的合法权利人，被告2018年的颁证行为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原告的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的颁证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起诉。被告汝南县农业农村局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汝南县种子管理站-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一份；2、证书查询截图；3、2019年11月4日编号：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3张（注销后的）；4、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的申请材料：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申请表、濮花28号花生品种生产经营许可撤销申请书；5、注销证明；6、单位证明；7、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8、《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法规。第三人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述称，一、原告不是行政相对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017年经第三人申请，本案被告经审查后，于2018年12月10日依法为其颁发了CD(豫驻汝)农种子(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中包括“濮花28”。本案中，依据原告人提交的证据，原告是2019年1月14日与濮阳农科院签订“濮花28”的生产销售协议，而第三人申请办证的日期还在2018年12月10日之前，被告给第三人办证时，原告人并未取得“濮花28”的授权。由此可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照该规定，濮阳农科院才是行政相对人，原告不是行政相对人，被告和第三人与濮阳农科院发生的业务关系与原告没有直接关系，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中被告给第三人的办证程序合法有效，且第三人的经营行为并未对原告构成侵权，第三人于2015年开始与濮阳农科院进行合作，2016年、2017年示范推广“濮花28号”花生种子。2018年，第三人向被告提供办证的所有材料后，被告经审查，于2018年12月10日给第三人颁发“濮花28号”生产经营许可证，其办证程序是合法且有效的。另外，2020年4月，该生产经营许可证经第三人申请，被告已经将该证注销。由于被告给第三人办证时，原告并未取得“濮花28”的授权，原告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注销要件出现时，并不否定注销前该“濮花28号”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性及合法性。三、虽然原告于2019年1月14日取得了“濮花28号”生产经营权，但是因为花生种子是上年生产下年才能销售，所以，原告2019年1月份获得授权，只能在2020年销售，而第三人2019年就没有再生产该品种，又于2020年4月“濮花28号”生产经营权被被告注销，没有给原告造成侵权。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起诉状及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16知民初368号民事裁定一份；2、起诉状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知民初1550号民事裁定一份；3、2019年11月4日编号：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4张（变更后的）；4、2018年12月10日汝南县农业畜牧局作出的编号为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5、企业基本信息查询单。证明目的：原告说第三人有损失是不当的，被告的办证和第三人的申请是合法有效的。经庭审质证，根据证据中相互印证的事实，确认本案的事实如下：2016年7月25日，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取得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的品种名称：“濮花28号”、审定编号：豫审花2016003（育种者：荆建国、聂红民、陈翠霞、李振华、李洁等）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在此期间，第三人与濮阳市农业科学院进行合作、示范推广“濮花28号”花生种子。2018年12月10日,被告汝南县农业农村局（原汝南县农业畜牧局）依据第三人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作出了许可证编号：CD（豫驻汝）农种许字（2017）第0002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中包含序号11花生品种名称：“濮花28号”，品种审定（登记）编号为：豫审花2016003的花生种子生产经营行政许可行为。2020年4月24日，第三人以此品种生产经营权已过期为由申请撤销该花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2020年4月28日，被告将该花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在国家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系统注销。另查明，2017年3月1日，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取得原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品种名称：“濮花28号”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培育人：荆建国）。2018年7月21日，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取得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品种名称：“濮花28号”、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410207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育种者：濮阳市农业科学院）。2019年1月14日，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与原告签订“濮花28号”花生新品种生产经营权转让协议，授权转让原告为河南省等区域内（濮阳区域除外）“濮花28号”的生产、经营、包装权，全权实施该品种的种源扩繁、种子生产包装与销售、品种宣传和维权打假等事宜。2019年2月18日，周口市扶沟县农牧局作出了许可证编号：CD（豫周扶）农种许字（2019）第0001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中包含序号4花生品种名称：“濮花28号”，品种审定（登记）编号为：GPD花生（2018）410207的花生种子生产经营行政许可行为。2019年5月份，原告发现案外人薛攀在淮阳县白楼镇创丰种业中心销售有“濮花28号”花生种，经过调查薛攀销售的“濮花28号”花生种子是从第三人处购进。2019年10月28日，原告以薛攀、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名称权起诉至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20日原告撤诉。2019年12月5日，原告以薛攀、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起诉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27日原告撤诉。2020年5月8日，扶沟县农业农村局作出许可证编号：CD（豫周扶）农种许字（2019）第0001号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包含上述原许可内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规定，本案争议焦点为：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首先，本案被诉行政许可行为的相对人是第三人河南省三九种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作为“濮花**”品种权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有利害关系。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濮花28号”生产经营使用权是基于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的协议转让取得，但该权利的取得是在被告作出行政许可行为之后，与被诉行政许可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濮花28号”中产生的纠纷，应当依据其与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的生产经营使用权转让协议，向案外人濮阳市农业科学院主张权利。其次，本案花生品种名称“濮花28号”：1、行政许可作出的时间点不同：被告许可第三人生产经营是2018年12月10日；周口市扶沟县农牧局许可原告生产经营是2019年2月18日。即第三人被许可生产经营在前，原告被许可生产经营在后。2、行政许可依据不同：被告作出行政许可第三人生产经营的依据是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的品种名称：“濮花28号”、审定编号：豫审花2016003河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周口市扶沟县农牧局作出行政许可原告生产经营的依据是国家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品种名称：“濮花28号”、登记编号：GPD花生（2018）410207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育种者：濮阳市农业科学院）。亦证明了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诉行政许可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告的起诉，本院应予裁定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河南省民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乔玉峰审 判 员  郭红宾人民陪审员  冯红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书 记 员  丁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