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6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庆志，男，汉族。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力军，男，汉族。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黎华，黑龙江泰封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菁华，黑龙江司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立波，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德春，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忠文，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民，黑龙江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庆志、上诉人刘力军与被上诉人龚立波、被上诉人陈德春、被上诉人何忠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庆志及其与刘力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黎华、被上诉人龚立波、被上诉人何忠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树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庆志、刘力军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黑0622民初3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龚立波、何忠文、陈德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性质均应为出租合同。案涉合同都是在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前签订的，法不溯及既往，因此应适用在此之前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土地承包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是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土地承包合同不得违反法律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土地承包合同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转入方必须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如果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必须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同意，转入方不得改变土地的使用用途，转入方必须是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转让问题协商一致后，签订书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的转让合同本质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先后签订了三个转让协议。从2011年7月16日、2014年12月1日的协议内容主要条款看，都约定每年租金具体履行期限，并且都约定了如果龚立波每年不按期交纳租金，杨庆志和刘力军都有权将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收回，并转包给他人的表述，可见，杨庆志和刘力军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转让”意思。2011年7月16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补充的第八条是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达成的合意，这种合意改变了合同的性质，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有效的合同。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协议由原来的转让协议变更为出租协议，该变更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法应予以保护。对于2011年9月16日的协议，因其内容并不符合客观事实，龚立波存在虚拟合同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该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认定无效。龚立波实施的转让案涉土地经营权行为违反了杨庆志和刘力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合同欺诈行为，不应予以保护。2011年9月16日，龚立波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了取得银行贷款，在未经杨庆志和刘力军允许的情况下，以申请贷款名义骗取了杨庆志和刘力军与村委会签订的《芦苇承包协议》等手续，却暗地里将案涉的地块转给龚立波自己，后又转让给陈德春，后者又转给何忠文。2019年11月，何忠文拿着其与陈德春的转让协议时杨庆志和刘力军才知道被龚立波欺骗。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龚立波拿着骗取的手续到村委会进行转让变更行为的合法性，其本质违背了土地转让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违背了协议当事人之间的真实的意思表示。龚立波在村委会办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尽管村委会予以同意，但在办理程序上存在违法，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一条，转让协议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综上，虽然协议名称写的是“转让合同”，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的合同约定更符合出租的法律规定和构成要件，而经村委会同意的协议并非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龚立波因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不能取得案涉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权，其取得的只能是出租权。二、陈德春与何忠文因违反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土地的转让权和承租权，前述协议不发生转让的效果，龚立波与陈德春，及陈德春与何忠文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也应认定无效。陈德春与何忠文在龚立波处取得苇塘的使用权，而龚立波无权将该苇塘转租，除其经过杨庆志和刘力军的同意。杨庆志和刘力军作为本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产生的优先权权利，该权利可以对抗第三人，具有物权绝对性的特点。龚立波不顾该优先权，而擅自将土地流转给第三人，杨庆志和刘力军有权申请确认该项交易无效，从而行使自己的优先权。龚立波、陈德春与何忠文都不属于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按照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同时应具备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原则。从陈德春与何忠文身份信息看是否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尚不明确，没有稳定的农民职业或相关的农业种植经验，不符合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或者转让主体资格的规定。村委会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盖章也只是备案行为，这也是一审中各当事人承认的事实。特别是在村委会备案或同意过程中缺少公示公告程序，杨庆志和刘力军不知情，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广大村民更不知情，损害了村民在同等条件下享有的优先权。三、因龚立波严重违约，杨庆志和刘力军有权依照合同约定解除原出租合同。2016年至今的租金16万元一直没有给付，已产生约定的解除协议事由。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准物权，错误地将案涉土地的合同纠纷认定为是债权关系，无视土地承包经营权尚未转让的事实，导致债权和物权的划分不准确，法律适用存在不当。一审法院认定对价属于龚立波处分权利，但其处分权利损害了杨庆志和刘力军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应根据市场价格等确认合理对价。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撤销（2020）黑0622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维护合法权益。龚立波辩称，同意上诉意见，我承认我欠杨庆志的钱，我也承认我欠何忠文的钱，但是我不承认欠陈德春的钱，因为我跟陈德春的钱已经给付完毕了，案涉土地是我从杨庆志和刘力军手里承包过来的。我欠承包费没有给齐是事实，具体的欠了多少我不清楚了，家里有账，但是我现在手里没有账。关于案涉土地的承包权及所有权，我认可法院的判决。何忠文辩称，一、2011年9月16日，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是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性质的，不属于土地出租。协议的标题用的是转让协议书而不是土地出租协议书。该协议书中的第四条约定，杨庆志和刘力军将原来与村里签订的承包合同原件一并交给龚立波，杨庆志和刘力军将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一并转移给龚立波，从这一条款上看该合同的性质属于转让。合同转让后，杨庆志和刘力军与村委会的原合同权利义务终止，龚立波与村委会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从这一法律规定看，杨庆志和刘力军就丧失了合同的解除权，不再属于合同的当事人，所以杨庆志和刘力军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请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在一审中杨庆志和刘力军出示的与龚立波另外形成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没有在村委会及乡政府备案，所以该合同是否真实，无法查证。龚立波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了受让后的土地权利，在经营长达五年之后将该土地以708,000元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陈德春，陈德春于2018年将该土地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忠文并且将该资源产生的数份合同的原件同时全部交给何忠文，何忠文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分两次支付了80万元全款，何忠文获得了该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龚立波在转让给陈德春的合同以及杨庆志和刘力军转让给龚立波的合同均经过村委会同意转让，所以作为何忠文在受让该土地的合同中已经尽到了严格的审查注意义务，审查了该资源所有流转合同的原件，也审查了该合同在村委会及乡政府的备案情况，经村委会同意后，才花了巨额资金受让了该土地，所以从整个案件事实上看，何忠文是善意的受让人，其权利应当得到保护，至于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就土地转让费是否全额支付，与何忠文无关，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是因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应以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存在未全额支付承包费而收回土地损害何忠文受让土地的利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杨庆志和刘力军的上诉请求。杨庆志、刘力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其与龚立波之间的苇塘转包协议，并要求龚立波给付自2016年至2019年16万元承包费；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龚立波与陈德春、陈德春与何忠文、何忠文与龚立波签订的苇塘转让（包）协议均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龚立波、陈德春及何忠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肇源县和平乡华原村村民委员会（简称华原村）两委会研究决定，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将安肇新河南侧原王宪章承包芦苇续包给乙方杨庆志、刘力军。华原村（甲方）与杨庆志、刘力军（乙方）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芦苇承包合同》，合同中加盖华原村印章，时任村委会主任董彬和杨庆志、刘力军分别签名，在鉴证单位处加盖肇源县和平乡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印章。合同约定：一、资源坐落位置：南至芦苇沟南侧以芦苇边界为界，村拉梨技为准，北至一、二号鱼池坝南侧坝角下为界，东至二号鱼池东南角沟边为界，西至一号越冬池西侧为界。二、承包期限24年，自2014年11月25日开始至2038年11月24日终止。三、交款方式：甲方每年向乙方收取承包费0.5万元，24年总计12万元。四、双方责任义务：1.乙方在承包期内养鱼育苇；2.在承包期内，上级部门收缴的税费由乙方负责；3.在承包期内，如遇征用或油田开发占地，所给付的补偿费按国家规定执行；4.合同期满后，乙方将地面建筑无偿拆除，工程投入无偿归甲方所有；5.此合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鉴证单位各执一份；6.本合同自签订之日生效。合同所附坐标图上加盖鉴证单位和华原村印章，李海、董彬签名。2011年7月16日，杨庆志、刘力军（甲方）与龚立波（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自己由徐成达处转来所承包和平乡华原村北部废弃草原（庭审时，杨庆志、刘力军承认该资源与案涉资源系同一资源，是苇塘非草原。）的沟泡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双方协商规定（应为约定）如下：一、甲方将自己所承包华原村北部废弃草原及沟泡经营权转让给乙方，时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38年3月1日止。二、转让金额每年4.3万元，总计111.8万元。三、交款方式：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向甲方交付4万元，于2011年11月1日前交5万元，以后每年交5万元，于下一年春节前交完，直到2032年交清全部承包费。四、乙方交款后由甲方出具收款凭证，同时甲方将原来徐达成与华原村承包合同的复印件及甲方与徐达成所签订转让协议的原件一并交给乙方，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也一并转给乙方。在每次交款的过程中，如甲方二人不能同时到场，乙方只要把承包费交给给付二人其中一人，即视为甲方二人同时收款，所出具的收款凭证有效。五、如果国家征用土地所得补偿归甲方所有，甲方退还乙方所占面积的承包费。六、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随意违约，因一方违约给对方带来的损失由违约方负责。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在杨庆志、刘力军持有的转让协议书中，由龚立波书写第八项，如乙方在春节前不能交款，甲方有权发包给别人。在和平乡政府备案的转让协议书中没有该项书写内容。2011年9月16日，杨庆志、刘力军（甲方）与龚立波（乙方）就案涉资源再次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将所承包的和平乡华原村北部芦苇地块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乙方，时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38年11月24日止。二、转让金额：每年4.3万元，总计111.8万元。三、交款方式：合同签订之日，乙方将承包费向甲方一次付清。四、乙方价款后由甲方出具收款凭证，同时甲方将原来与村签订承包合同的原件一并交给乙方，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也一并转给乙方。五、如国家征用土地所得补偿归甲方所有，甲方退还乙方所占面积的承包费。六、协议一经签订双方不得随意违约，因一方违约给对方带来的损失由违约方负责。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2014年12月1日，龚立波与杨庆志、刘力军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龚立波购买杨庆志、刘力军承包的华原村安肇新河南侧芦苇地的承包费，由于其它原因，没有将承包费全部付清，经甲、乙双方协议同意，龚立波所欠承包费共计92.8万元，从2015年开始每年春节前给付5万元……直到2032年全部交清，如交不到，甲方有权转让他人，其它条款按原协议执行。2011年9月16日，华原村出具的证明：“杨庆志和刘力军承包安肇新河南侧，原王宪章承包的废弃苇塘、沟泡的经营权，经杨庆志和刘力军与龚立波协商同意，将此地块转让给龚立波经营，双方已协商同意，签有转让协议书，村里表示同意。”2012年3月1日，华原村出具的证明：为了响应县、乡两级政府大力开发水田的号召，村里决定在安肇新河两侧搞万亩水田开发，将原有的废弃苇塘、沟泡等地块，全部由承包者开发成水田，此决定已经经过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2016年7月25日，龚立波（甲方）与陈德春（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一、甲方自愿将自己承包的位于和平乡华原村北部芦苇地块共计653,415平方米转让给乙方，土地四至（同上）。二、转让期限为22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38年11月24日止。三、转让费70.8万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时已将一次性交给甲方，甲方收到款后为乙方出具收条。四、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将华原村与杨庆志、刘力军签订的《芦苇承包合同》、图纸、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等所有原件均交给乙方。五、本协议签订前该芦苇地块已变更为稻田地，本协议签订后，乙方继续种植经验水田。六、该地块在承包期内的所有承包费、税费均由甲方负责交纳，乙方只负责将转让费用交给甲方，其余费用一概不负责。七、甲方保证该地块无抵押、无扣押，无其它经济纠纷，且甲方有权转让给乙方；甲方保证该地块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处分行为，如果有也是无效行为。八、乙方受让地块后，有权转让、转包或者出租给他人。九、如国家或有关部门对该地块进行征占，所得补偿款均归乙方所有。十、违约责任：如果乙方未能如期给付转让费用，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将土地另行发包给他人；如果甲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一条款，导致乙方不能如期经营土地，甲方应将转让费用全额退还给乙方，并按照乙方的实际经济损失给予赔偿。十一、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共同到村委会作备案登记。十二、本协议甲、乙双方自愿达成，双方共同遵守，不得违约，否则承担法律责任。十三、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执，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由肇东市人民法院管辖。十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村委会备案一份。龚立波、陈德春分别签名捺印、加盖华原村印章，董彬签署：“同意转让”并签名。本协议签订前一日，龚立波为陈德春出具70.8万元的收据，注明：与陈德春土地转让现金款。2018年3月31日，陈德春（甲方）与何忠文（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期限为21年，自2018年3月25日起至2038年11月24日止；转让费80万元。其他条款同龚立波与陈德春于2016年7月25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条款一致。陈德春、何忠文分别签名捺印，村委会见证处刘宏伟签名、何忠文分别于同年4月3日、4日，通过建设银行转给陈德春人民币各40万元，分别为何忠文出具2份40万元的收条。另查明，龚立波在与杨庆志、刘力军签订转让协议书时，向杨庆志、刘力军交付定金4万元，以后给付承包费至2015年年末，计20万元，合计24万元。龚立波经营案涉资源过程中，先后将案涉苇塘、沟泡进行改造成水田700余亩，尚有小部分资源未改造。杨庆志，刘力军对案涉资源并未进行改造。在后续的就案涉资源转让过程中，将杨庆志、刘力军与华原村签订《芦苇承包合同》、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的《转让协议书》、龚立波与陈德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原件向和平乡人民政府提交并备案，备案的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的《转让协议》中没有第八项书写的内容，即：“如乙方在春节前不能交款，甲方有权发包给别人。”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于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没有向和平乡人民政府提交备案。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芦苇承包合同》及附图、《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华原村证明、收款收据、银行客户汇款回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农村土地承包人依法将其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人承包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就达成的农村土地承包人将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他人的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2018年12月29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本案中，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于2011年9月16日签订的书面转让协议书，采用的是“转让”概念。同日华原村出具的证明记载该村表示同意。上述情形符合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关于转让的情形。因此，本案案由应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而杨庆志、刘力军主张案涉合同是出租合同，非转让合同援引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营管理办法》是农业部于2005年1月7日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5年3月1日起施行，该管理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其效力不及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且该管理办法早于上述两部法律施行，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所以杨庆志、刘力军关于出租合同的观点错误，不予采纳。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转让协议书的同时，将其与华原村签订的《芦苇承包协议》原件交给龚立波，且经华原村同意并在和平乡人民政府备案。足以使第三人相信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的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杨庆志、刘力军称，按照龚立波陈述，已投入200万元，何忠文仅以80万元的价格转入，缺乏合理对价。因转让价款属于龚立波的处分权利，所以，不予认可杨庆志、刘力军的此项观点。杨庆志、刘力军认为应解除其与龚立波的协议。引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因案涉资源系苇塘、沟泡，属于可以开垦利用的资源，非国家禁止开垦为农田的资源，且该资源改造成水田，有利于农业生产和收益。众所周知，芦苇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非农业作物。芦苇的价格不稳定，其经济价值不及水稻的价值。杨庆志、刘力军认为案涉土地适合“芦苇经济作物”生长的观点错误。况且，杨庆志、刘力军没有证据证明芦苇的价格或收益高于水稻的价格或收益。龚立波经华原村同意，将部分案涉资源改造成水田，并未损坏集体或他人利益，也不属于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或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等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而刘立军、杨庆志在龚立波过程中，对案涉资源进行改造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龚立波对案涉资源改造成水田的认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一种准物权，而依据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的约定，龚立波欠杨庆志、刘力军自2016年之后的承包费，属于债权。根据物权大于债权的原理，杨庆志、刘力军有权向龚立波主张债权，杨庆志、刘力军请求龚立波给付2016年至2019年承包费16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保护。虽然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有龚立波不交承包费，杨庆志、刘力军另包他人的约定。但在和平乡人民政府备案的合同文本中没有该项内容。杨庆志、刘力军的此项理由不足以对抗善意取得案涉资源承包经营权的第三人。杨庆志、刘力军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转让合同存在法定无效以及法定应撤销或者变更情形，杨庆志、刘力军以12万元的价格承包案涉资源，转让给龚立波后已取得承包费24万元，其利益并未遭受损害。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订立的转让合同、龚立波与陈德春订立的转让合同、陈德春与何忠文订立的转让合同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亦不存在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综上所述，杨庆志、刘力军主张解除其与龚立波之间转让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确认后续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无证据证实，依法应予驳回；依法支持杨庆志、刘力军请求龚立波给付承包费16万元的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判决:一、龚立波给付杨庆志、刘力军土地承包费16万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杨庆志、刘力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3500元，由龚立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庆志、刘力军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原件在龚立波处）。欲证明：一、龚立波、何忠文、陈德春三人之间所形成的所谓的土地转让协议意思表示不真实，该协议本质上属于抵押贷款协议，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土地转让协议；二、龚立波、何忠文、陈德春三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杨庆志和刘力军利益的情形，还存在以合法的形式实现非法的目的的行为。龚立波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案涉土地价格不止80万元，案涉土地我没有卖给何忠文，何忠文经营土地，然后给我钱，案涉土地还是我的，所以才有所谓的抵押的情况。何忠文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案涉土地当时我拿出了80万元把案涉土地的转让合同转到了我的名下，等龚立波把80万元还给我时，我再把案涉土地的转让合同转还给龚立波，所以当时龚立波才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当时村里给出了证明，案涉土地作价80万元。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土地已经发生转让，龚立波才有相应的处分权以及龚立波所陈述的抵押权，通过何忠文代龚立波偿还了龚立波欠陈德春的本金及利息，何忠文以转让的形式取得了案涉资源的承包经营权，但该情况说明是附有条件，将来龚立波偿还了何忠文代替其还款的80万元，那么案涉土地可以再通过流转的形式转回给龚立波，所以该证据并不能否认土地转让的事实存在，但如何转让跟杨庆志、刘力军没有关系。龚立波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情况说明的复印件一份（提交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欲证明：我与陈德春已经解除债务关系了，在何忠文经营案涉土地期间的收入应当归我所有，用来还80万元的欠款。杨庆志、刘力军质证称，该证据能够证明情况说明是龚立波和何忠文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实质上是一种抵押担保关系，龚立波将案涉土地抵押给何忠文，待到龚立波将80万元的债务全部清偿给何忠文后，这种抵押关系解除，因此该份情况说明证明了龚立波与何忠文以及陈德春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本质上是一个抵押担保协议，担保龚立波债务的清偿，而龚立波当时给陈德春和何忠文出具的有关手续是转让协议（2011年9月)，该份协议并不是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该结合双方之间的三个协议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协议并非是转让协议，而是出租协议，因此龚立波存在隐瞒事实真相，恶意与陈德春、何忠文相互串通，损害杨庆志、刘力军利益的情形。该证据也证明了2015年7月25日用案涉土地向陈德春抵押借款708,000元，龚立波与陈德春之间应是借贷抵押关系。何忠文质证称，同杨庆志、刘力军提交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该证据不能认定是抵押，按照物权法规定，抵押权的设定应当经土地所有权单位登记，确认抵押权，案涉资源没有在和平乡经营站进行抵押登记，所以不产生抵押权的设定，而从双方签订的合同的履行情况及村委会签字盖章同意转让的事实能够认定，何忠文依法受让案涉土地。本院认为，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何忠文与龚立波之间签订的情况说明，证据内容相同，在内容上涉及陈德春的事项，陈德春并未出庭陈述意见，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二审中，陈德春、何忠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因案涉土地流转发生的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何认定；2.杨庆志、刘力军能否解除与龚立波之间的合同关系；3.龚立波与陈德春、陈德春与何忠文之间签订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关于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的合同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三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2018年12月29日修改的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前后修订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与转包（转租）的主要区分在于履行合同的双方主体不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由受让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而农村土地转包，仅是流转的土地经营权，承包权并不随之流转，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并不发生变化。本案中，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的案涉协议名称虽为《转让协议书》，合同内容中虽有“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约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应当按照案涉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该协议的真实意思。本案中，龚立波与杨庆志、刘力军在协议中约定每年费用43,000元，龚立波先向杨庆志、刘力军支付承包费24万元后，又与杨庆志、刘力军签订补充协议自2015年开始每年春节前向杨庆志、刘力军支付5万元承包费，且案涉《转让协议书》约定，如国家征用土地所得补偿归杨庆志、刘力军所有，退还龚立波所占面积的承包费。因此，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的协议的主要义务履行主体双方为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杨庆志、刘力军保留了案涉土地被征用后获得补偿的权利，且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华原村仅是对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对案涉土地的处分行为予以同意，龚立波举示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华原村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或形成了龚立波向华原村交付承包费，华原村赋予龚立波土地承包权的事实承包关系。因此，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应当形成的是案涉土地经营权转包（转租）的流转关系，并非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关系，本案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转租）合同纠纷。关于杨庆志、刘力军能否解除与龚立波之间的合同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之间的于2011年7月16日、2011年9月16日、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三份协议中均对案涉《转让协议》解除问题未作约定，龚立波在本案一审、二审诉讼中，均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且龚立波自2016年后连续多年未向杨庆志、刘力军给付费用。因此，基于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双方在诉讼中的陈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杨庆志、刘力军均可解除与龚立波之间涉及案涉土地转包（转租）的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关于龚立波与陈德春、陈德春与何忠文之间签订的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龚立波与陈德春订立案涉转让合同、陈德春与何忠文订立案涉转让合同的时间均在龚立波与杨庆志、刘力军签订协议中约定的履行期限内，以上协议签订时龚立波对案涉土地享有合法的经营权，且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签订的协议中并未约定禁止龚立波对案涉土地进行流转，龚立波与陈德春已对双方流转情况予以合理说明，何忠文已提供汇款凭证等证据证明其全额向陈德春缴纳了80万元承包费用，华原村对以上流转行为亦予以认可。因此，以上协议的签订与履行均不违反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前的相应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关于杨庆志、刘力军提出龚立波与何忠文之间为抵押关系的主张，本案中，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二审中提供的情况说明为龚立波与何忠文签订的协议，陈德春并未在该情况说明上签字确认，且该情况说明出具的时间早于陈德春与何忠文签订转让协议的时间。因此，龚立波与何忠文签订的情况说明不能否认陈德春与何忠文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效力，对于杨庆志、刘力军提出的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杨庆志、刘力军对其提出的龚立波虚拟合同骗取贷款，龚立波、陈德春、何忠文之间流转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不具有善意等主张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驳回杨庆志、刘力军关于确认案涉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并不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庆志、刘力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龚立波给付杨庆志、刘力军土地承包费16万元，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履行；二、撤销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20）黑0622民初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解除杨庆志、刘力军与龚立波于2011年7月16日、2011年9月16日、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二份及《补充协议》一份；四、驳回杨庆志、刘力军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龚立波负担3000元，由杨庆志、刘力军负担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龚立波负担3000元，由杨庆志、刘力军负担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铁峰审判员  杨社娟审判员  赵 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邢智超书记员王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