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6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路大道。法定代表人：农刚，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进，男，汉族，1989年6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赫章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祖华，男，汉族，1968年4月21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正艳，女，白族，1985年4月3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桢耀，贵州尚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文海，男，蒙古族，1986年7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祖华、谢正艳、余文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民初7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民初7535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余文海事故发生时肇事逃逸，属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免赔范围，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属认定错误，适法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保险人对上诉人提供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证据的等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仅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充分证明了保险人从投保到保单签订，从保险费交纳到免责条款提示和明确说明，保险人已经尽到合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符合《最高院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的规定。综上，保险法、最高院保险法司法解释、保险条款已经对被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均作了明确规定，然，一审法院置法律规定不顾，仅凭审判人员个人的主观判断，过度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严重有悖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本意。保险行业的健康和良性发展，与构建社会和谐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系推动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因素，尤其在我国，保险事业起步晚，亟需大力扶持和善待，不能将其视为任由宰割的“肥肉”，尤其在审判实践中，更需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进行认定。按照一审法院判决逻辑，对肇事逃逸行为不但不予打击和否定，变相放纵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与制裁，从而加大交通秩序治理成本，更有悖于法律的教育和评价功能。一审判决应予撤销！二、投保车辆驾驶人余文海在本次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一审法院判决承担9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根据《贵州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按照下列规定承担：（一）主要责任承担80％；（二）同等责任承担60％；（三）次要责任承担40％；”本案中，投保车辆贵Ｆ×××**号车驾驶人余文海在本次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只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然，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90%的赔偿责任，应予纠正。三、上诉人对本案“诉讼费”依法定和约定不予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十条规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四）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因此，上诉人对“诉讼费”不予赔付是建立在合同约定的基础上，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受法支持和保护。同时，对引起本案诉讼的发生，作为保险人的上诉人，对此并无任何过错，故而，上诉人对本案诉讼费不应承担具有合法依据。请求二审依法处理。被上诉人陈祖华、谢正艳、余文海二审答辩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予以驳回。原审原告陈祖华、谢正艳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上述被告赔偿各项损失747321.96元；二、判决被告将贵Ｆ×××**号小型轿车保险限额内上述赔偿款直接支付给原告。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2日，余文海驾驶贵Ｆ×××**号小型轿车从六龙镇途经杭瑞高速往毕节方向行驶，10时36分许行驶到杭瑞高速公路（上行线）176公里加300米处（尖山1号隧道内）时，碰撞高速隧道内行走的行人陈军。事故发生后，贵Ｆ×××**号小型轿车驾驶人余文海驾车逃离现场，后余文海于2020年4月12日11时21分许主动投案。此次事故造成陈军当场死亡，贵Ｆ×××**号小型轿车受损。经毕节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直属一大队责任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负主要责任。因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故请求人民法院按前述诉请判决。另查明贵Ｆ×××**号小型轿车投保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投有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50万元。原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1、余文海的驾车逃离现场行为怎么认定?2、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辩称的肇事逃逸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其已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提示与告知义务，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是否应予支持？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本案客观事实情况来看，余文海在隧道发生交通事故后驶离现场到第二个服务区才停车报警，其具有明显的过错，也可理解为其对现场的处理不当；其次，余文海客观上未在保险合同上签字，就更不能认定余文海已经知晓了免责条款的内容，也不能认定保险公司履行了保险人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保险合同不能对抗受害者。《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公布的赔偿数据，原告的损失计算为：1、死亡赔偿金计算为688080.00元；2、丧葬费计算为39158.00元；3、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酌情支持30000.00元。原告请求支持办理丧事人员误工费无证据证明，对此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前所述，原告的损失合计人民币：757238.00元。前述损失先扣除交强险122.000.00元，剩余635238.00元在商业险按责任比例承担，余文海在隧道内发生交通事故驶离现场，且承担主要责任，故应由余文海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571714.20元（635238.00×90%），因该两项赔偿超过了其投保的限额，故不足部分由余文海继续赔偿。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在贵Ｆ×××**号小型轿车的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付原告陈祖华、谢正艳因陈军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共计622000.00元。二、余文海赔偿陈祖华、谢正艳71714.20元。三、驳回陈祖华、谢正艳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赔偿款项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65.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承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无新的事实、证据。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余文海事故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肇事逃逸？上诉人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判判决余文海在本次事故中负主要责任，承担90%的赔偿责任是否正确？三、原判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是否正确？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经查，上诉人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机动车保险报案记录》等书证上均无投保人余文海的签名，余文海在二审庭审时陈述其在4S店购车时只收到保险单，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余文海收到保险条款的事实。因此，余文海对于商业险免责条款完全不知晓。故无法证明上诉人对其免责条款已尽到了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之规定，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已尽到了提示义务，故该免责条款不生效。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余文海肇事逃逸，属于其商业险中约定的免赔事项，原判判决其赔偿不当，其在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免赔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上诉人提出原判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情节认定余文海承担90%的主要责任不当，不符合《贵州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按照下列规定承担：（一）主要责任承担80％。”的上诉理由，因原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情节判决上诉人承担本案90%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其只应承担本案80%责任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关于诉讼费的承担是由诉讼费管理办法予以确定的，交强险保险条款的约定不能对抗该法规规定，故上诉人提出其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洪审判员  张雄审判员  殷勇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谭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