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24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仲彬，男，1968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光毅，四川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达，男，196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涌，四川宕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珀君（曾用名：刘鹏飞），男，197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涌，四川宕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 法定代表人：张允春，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利，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琳，女。 原审第三人：孙步祥，男，197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 原审第三人：严开琦，男，197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原审第三人：王顺辉，男，197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上诉人陈仲彬、雷达、刘珀君与被上诉人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建设集团）、原审第三人孙步祥、严开琦、王顺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7）川0116民初11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仲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判项；2.判令雷达、刘珀君向陈仲彬支付零星工程款195859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雷达、刘珀君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零星工程不包含在主合同内，其工程款应由雷达、刘珀君二人另行支付。一、案涉零星工程签单已由现场管理人员签字确认，无需雷达、刘珀君再次签字确认。零星工程的现场管理人员系孙步祥的管理人员，而雷达、刘珀君的工程是从孙步祥处承包，作为分包人的孙步祥有权对零星工程监管。即使雷达、刘珀君对零星工程进行签单确认，其所认定的工程最终也应向孙步祥负责。因此，案涉零星工程签单由孙步祥现场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其效果等同于雷达、刘珀君的确认。二、陈仲彬与雷达、刘珀君所签《劳务承包分包》中工程内容不包括零星工程，两份《补充协议》也未涉及零星工程，故应当另行单独计算。2016年5月12日陈仲彬与刘珀君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将刘珀君承包项目中的钢筋工程、模板制安及外架劳务工程、泥工工程、水电安装交由陈仲彬施工，零星工程实行签证，以签证金额计算。陈仲彬于2017年3月15日与刘珀君、2017年9月8日与雷达签订的《补充协议》均不涉及零星工程，零星工程事宜应当按照《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综上，雷达、刘珀君应当按照《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根据签单确认的款项向陈仲彬支付零星工程款。 雷达、刘珀君辩称，陈仲彬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依照2017年9月8日《补充协议》进行裁判，该《补充协议》是离场后签订的，且之后并没有实际履行施工义务，该《补充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不能作为结算工程款的依据。同时，零星工程量的认定应当按照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只有该协议区分了零星工程，2017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没有零星工程，陈仲彬的上诉理由与雷达、刘珀君上诉理由是一致的。 河南建设集团辩称，该部分不涉及河南建设集团，故不发表答辩意见。 雷达、刘珀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判项；2.依法改判由河南建设集团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1.在本案过程中共签订了三个协议，分别是2016年5月12日的《劳务承包合同》、2017年3月15日的《补充协议》以及2017年9月8日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将2017年9月8日的《补充协议》作为裁判依据以及计算工程款的依据是错误的，该《补充协议》是离场后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再次进场施工，但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离场后陈仲彬没有进行任何施工，因此该协议不能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而应当按照2017年3月15日的《补充协议》结算工程款。与此同时，法院应当按照2017年3月15日的《补充协议》的约定，查明砖混结构面积和框架结构面积分别计算，在陈仲彬不能举证上述面积分别是多少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只能按照355元/平米的价格进行结算。陈仲彬配偶出具的《关于垫付5#6#7#号店民工工资的确认》表明雷达、刘珀君不欠陈仲彬劳务款。2.未完工程量的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孙步祥和严开琦，不能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刘珀君，法律不能纵容违约者获利。二、一审法院认定河南建设集团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属于法律适用不当。河南建设集团既是工程的业主单位也是工程的承建单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河南建设集团应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 陈仲彬辩称，1.本案确实签订了多份协议，一审法院采纳的2017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结算的依据，该协议第八条约定“此协议单价为最终执行结算的单价”，可见最终双方是按照此协议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的。同时，两份《补充协议》都是对《劳务承包合同》的补充，没有修改的部分，继续适用原来的约定，零星工程也没有在后面的《补充协议》涉及到，因此应当适用之前的约定即以签单为准。2.孙步祥作为雷达、刘珀君上一级的分包人，其确认的效果应当等同于雷达、刘珀君对该零星工程进行了确认，雷达、刘珀君就不再具有提出异议的理由了。3.陈仲彬认为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是雷达、刘珀君，虽然一审时陈仲彬认为河南建设集团在未付款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相对方雷达、刘珀君承担给付义务是正确的，一审判定无误。 河南建设集团辩称，1.河南建设集团不是案涉项目的发包方，项目中标文件明确业主方是村委会，河南建设公司是投资方和承建方，不适用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规定。且河南建设集团现已投入13000万元的款项足够支付前期完成的全部工程量，也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问题。2.河南建设集团与陈仲彬不存在合同关系，河南建设集团没有向陈仲彬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又根据陈仲彬配偶谢兰英出具的确认书载明，实际完成工程量为17000平米，工程支付比例已达到工程量的100%，付款原因也仅系解决民工矛盾。3.该项目并未终审验收，河南建设集团与业主之间的工程量和工程价款并未结算确定，河南建设集团与分包方之间也未进行结算，根据《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全部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未成就。 陈仲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河南建设集团、刘珀君、雷达共同向陈仲彬支付工程款5565143.8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0日，天府新区合江镇鹿溪村村民委员会、鹿林村村民委员会将“双流县正兴镇与合江镇鹿溪村、鹿林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以每亩36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河南建设集团。 2015年8月17日，河南建设集团与成都天府新区合江街道鹿溪村、鹿林村村民委员会、成都天府新区合江街道办事处签订《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双流县正兴镇与合江镇鹿溪村、鹿林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由河南建设集团承担项目所需的全部投资，包括拆旧建新的补助（补偿）费，拆旧区的复垦费、农民集中居住区内农房建设费、项目区内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建设费、项目工作经费及其他费用，项目由河南建设集团按投建一体方式投资建设。 2016年5月12日，陈仲彬与刘珀君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刘珀君将案涉项目的钢筋工程、模板制安及外架劳务工程、泥工工程、水电安装工程交给陈仲彬进行施工。其中泥工工程范围为工程施工图范围内的所有泥工工程，图纸主体以外零星工程实行签证，以签证金额计算。该合同约定，劳务工程量单价按设计图纸建筑面积计算为355元/平方米；合同工期为2016年6月5日至2016年12月5日。该合同第十四条约定，付款方式为：（1）工程进度款：陈仲彬每月22日前，将当月完工的合格工程量报送刘珀君的施工员核实，经刘珀君工程项目部审核后，于次月15日前，按当月完成审定工程量的70%支付；（2）完工付款：主体工程完成经初验合格且工人退场后，刘珀君拨付至总工程量的90%；（3）结算付款：工程经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综合验收合格，结算经双方确认后1个月内，付至总工程款的100%。 2017年3月15日，陈仲彬与刘珀君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施工单价为综合包干价，陈仲彬全权负责施工中的一切责任和义务。砖混结构355元/平方米（按图收方）主体清水房；框架及筏板基础部分385元/平方米（按图收方）主体清水房；以上单价均不含水电施工。二、因塔吊无法覆盖部分，刘珀君一次性补助陈仲彬120000元，按图决算补清。三、此协议签订后，陈仲彬必须服从项目管理，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影响正常施工，如因陈仲彬原因造成施工中任何责任、进度、质量问题全部由陈仲彬负责，刘珀君不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四、陈仲彬必须服从刘珀君管理，刘珀君有权对陈仲彬不负责任的行为做法予以罚款。五、协议签订后，陈仲彬必须合理组织施工，按上级单位要求完成工期，如因陈仲彬原因造成工期延误，所有责任由陈仲彬负责。六、协议签订后，陈仲彬如不能按上级单位要求增加施工人员，刘珀君有权合理增加施工人员，费用将从陈仲彬施工费中扣出。 此外，陈仲彬与雷达于2017年9月8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载明双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劳务总价按照5#、6#、7#点图纸面积384元/平方米包给陈仲彬，按图纸面积为准。2.项目部其他补偿包括筏板基础、框架、塔吊不能覆盖区域费用，全部补助交给陈仲彬，原所有已签的补助及调价作废。3.项目部进度款结算由雷达结算认可后，按协议比例支付给陈仲彬。4.此次协议确认前期所有债务与雷达无关，全由陈仲彬负责。5.本协议确认2017年9月8日后现场技术管理由陈仲彬负责，直到整个项目全部完成，顺利交房为止，雷达不再请管理人员，如出现质量缺陷、安全事故、进度迟缓与雷达无关，由陈仲彬负全部责任含所有罚款及法律责任。6.本次协议确认盈亏由承包人陈仲彬自行负责，与任何一方无关，如由于亏损带领民工闹事本协议作为证据直接上报公安机关。7.本协议单价不含所有水电。8.此协议单价为最终执行结算单价，安全可参照原刘珀君所签合同一并生效。 2017年9月1日，陈仲彬的配偶谢兰英出具《关于垫付5#6#7#号点民工工资的确认》，载明：“2017年8月31日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府新区正兴镇与合江镇鹿溪村鹿林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鹿林村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工程建新点5#6#7#劳务班组（负责人：雷达、谢兰英、陈仲彬），截止目前为止其实际完成工程量为17000㎡，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向其支付4563600元，工程款支付比例已达到工程量的100%，由于劳务班组未将所付工程款用于发放民工工资，造成民工闹事等社会不良影响。为解决民工矛盾，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立即为该劳务班组垫付民工工资256852元，平息了民工矛盾”。 2017年9月1日，因刘珀君、雷达与孙步祥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纠纷，陈仲彬在未施工完成的情况下撤场，由孙步祥继续组织人员进行施工。 2017年9月8日，陈仲彬作出《承诺书》，载明：“一、本人在此承诺从2017年9月8日起，对合江土地整治项目5、6、7号建新点，结算单价每平方米384元/㎡不含框架、塔机吊不到位及滑板基础项目部给予以上三项费用。二、本人经多方核算，确有合法管理利润，从今起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再次要求上调单价，亏本与任何个人无关，本人承担所有经济及法律责任。三、此项目经由本人负责任内的所有债权债务与任何人无关，由本人承担”。 案涉工程已于2019年6月20日交付使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陈仲彬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在案涉工程施工的5#、6#、7#的钢筋劳务、模板制安劳务、外架劳务及泥工劳务费（含周辅材、机具、内外架管租赁）及零星工程进行鉴定。此后，陈仲彬以其认可施工完成的面积为17000平方米，并按照385元/平方米计价为由，撤回鉴定申请，并主张塔吊租赁费、零星工程部分以其提交的证据为准。 另，河南建设集团与陈才仲、赵秀英、张尚伦、杨欢、尹帮、李树文、白刚、李福全、周凤明、李正元、张显彬、蒋汉文、王兴洪、杜军、廖少清、穆昌文、苏建均、苏文均、刘林容、蒋留成、王忠全、钟志书、高红平、张从文、杨国军、梁加祥等26人，及四川互邦劳务有限公司、孙步祥、雷达、陈仲彬、谢兰英、刘珀君、王顺辉、严开琦劳动合同纠纷26案，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定以上26人系陈仲彬、谢兰英因案涉工程施工聘请的工人，故判决陈仲彬、谢兰英向以上26人支付金额不等的劳务费，河南建设集团对以上劳务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经一审法院强制执行，河南建设集团向以上26人支付劳务费439721.3元，执行费4618元，共计444339.3元。 在案件的庭审过程中，陈仲彬认可案涉工程系陈仲彬与谢兰英共同施工的事实。谢兰英向一审法院表示同意案涉工程款由陈仲彬一人主张。 陈仲彬确认：1.同意其施工的劳务部分按照17000平方米计算，单价为384元/平方米；对塔吊补助和零星工程则以提交的签证资料为准，分别为120000元及179178.73元。2.同意在本案的应付款中扣除河南建设集团向陈才仲等26人支付的劳务费及执行费共计444339.3元。 陈仲彬、河南建设集团、雷达、刘珀君一致确认：河南建设集团将案涉工程交给孙步祥、严开琦合伙进行施工，严开琦、孙步祥将工程交给刘珀君、雷达合伙进行施工；此后，刘珀君、雷达将部分劳务工程交给陈仲彬进行施工。 一审法院认为，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本案中，陈仲彬、刘珀君及雷达均系不具备相应劳务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因此，陈仲彬与刘珀君及雷达所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系无效合同。但因案涉建设工程已交付使用，故陈仲彬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应予支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陈仲彬系自刘珀君、雷达处承包工程，且《劳务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也明确载明陈仲彬的合同相对方为刘珀君、雷达，因此，刘珀君、雷达负有向陈仲彬支付相应劳务费的合同义务。因刘珀君、雷达系合伙施工关系，因此，刘珀君与雷达在施工过程中的行为对二人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陈仲彬实际完成的劳务费金额；二、河南建设集团是否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陈仲彬实际完成的劳务费金额的问题。陈仲彬主张其完成的劳务费应为6843859元，其中包括施工完成的面积为17000平方米部分价款6528000元（17000平方米×384元/平方米）、塔吊补助120000元及零星工程签单195859元。刘珀君、雷达对陈仲彬施工完成的面积为17000平方米不持异议，但认为，因陈仲彬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所有施工，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355元/平方米计算，且还应扣除水电安装25元/平方米。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陈仲彬主张的17000平方米施工部分的价款，根据陈仲彬与雷达于2017年9月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劳务总价按照5#、6#、7#点图纸面积384元/平方米计算，原所有已签的补助及调价作废；本协议单价不含所有水电。由此可见，双方最后约定的劳务单价为384元/平方米，且不含水电部分的施工单价。在认可陈仲彬已完成施工面积17000平方米，且《补充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384元/平方米的单价支付前提为陈仲彬完成所有合同约定施工范围的情况下，刘珀君、雷达以陈仲彬未完成所有合同约定劳务施工为由主张按照陈仲彬与刘珀君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的355元/平方米计算，对此，刘珀君、雷达应当承担证明其主张的举证责任。但刘珀君、雷达在本案中既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陈仲彬已完成的17000平方米劳务存在未施工完成工序，且应当扣减单价的情形；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孙步祥、严开琦与刘珀君、雷达的结算对该部分单价予以相应扣减的客观事实。因此，应当由刘珀君、雷达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384元/平方米的单价并未包含水电施工部分，因此，刘珀君、雷达关于单价扣减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仲彬完成的17000平方米的劳务施工部分应当参照《补充协议》约定的单价384元/平方米进行计算，故该部分劳务价款应为6528000元（17000平方米×384元/平方米）。 对陈仲彬主张的塔吊无法覆盖部分的补助120000元，因该款系针对陈仲彬施工的整项工程的补贴，而陈仲彬在未施工完毕合同约定所有内容的情况下即离场，故结合陈仲彬及刘珀君认可的根据图纸计算的施工面积约21000平方米及陈仲彬实际施工完成的面积17000平方米的情况，应为97142.86元（120000元×17000÷21000）。 对陈仲彬主张的零星工程签证部分，陈仲彬主张以上签证资料上签字人员为项目部管理人员。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孙步祥也认可签证单上签字的部分人员系其管理人员，但陈仲彬的合同相对方为刘珀君、雷达，而以上签证资料除其中2017年1月22日的情况说明复制件有“刘珀君”的签名外，其余资料均无刘珀君、雷达的签名；且陈仲彬在申请鉴定后，又自行撤回鉴定申请，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以上签证资料所涉工程属于合同外应当另行计价部分。故应当由陈仲彬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以上签证资料均形成于2017年9月8日《补充协议》约定调价前，根据该《补充协议》的约定，除筏板基础、框架、塔吊不能覆盖区域费用全部交予陈仲彬外，原所有已签的补助及调价作废。故一审法院对陈仲彬主张的该部分零星用工费用不予支持。 因此，陈仲彬实际完成的劳务费应为6625142.86元（6528000元+97142.86元）。因陈仲彬与刘珀君、雷达均认可陈仲彬已收到劳务费4965000元，故刘珀君、雷达尚欠陈仲彬劳务费1660142.86元。此外，因陈仲彬同意在本案的应付款中扣除河南建设集团向陈才仲等26人支付的劳务费及执行费共计444339.3元，故刘珀君、雷达还应向陈仲彬支付劳务费1215803.56元（1660142.86元-444339.3元）。对以上扣除的444339.3元，可在此后刘珀君、雷达与孙步祥，孙步祥与河南建设集团的结算中予以相应扣减。 二、关于河南建设集团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根据河南建设集团与成都天府新区合江街道鹿溪村、鹿林村村民委员会、成都天府新区合江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约定，河南建设集团并非案涉项目的业主方，因此，陈仲彬要求河南建设集团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珀君、雷达作为陈仲彬的合同相对方，还应向陈仲彬支付劳务费1215803.56元，河南建设集团非案涉工程业主方，不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珀君、雷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仲彬支付劳务费1215803.56元；二、驳回陈仲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709.73元，由陈仲彬负担7661.53元，刘珀君、雷达负担14048.2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陈仲彬不具备相应劳务施工资质，其与刘珀君、雷达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系无效合同。但案涉工程已交付使用，陈仲彬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本院二审争议焦点有三个，现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陈仲彬完成的劳务工程结算标准的确定问题。刘珀君、雷达主张应以2017年3月15日《补充协议》约定“砖混结构355元/平方，框架及伐板基础部分385元/平方”结算。陈仲彬主张应以2017年9月8日《补充协议》约定384元/平方结算。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补充协议》，2017年9月8日《补充协议》形成在后，且形成于陈仲彬撤场之后，并在其中明确“此协议单价为最终执行结算单位”，应认定为双方对陈仲彬完成劳务单价的最终确认。一审判决以2017年9月8日《补充协议》约定结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刘珀君、雷达还主张2017年9月8日《补充协议》签订后刘珀君、陈仲彬未再进场施工，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不应作为结算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该协议约定的“2017年9月8日后现场技术管理由陈仲彬负责……”虽因陈仲彬未再进场施工而不发生约束力，但并不影响双方对此前事项的确认，双方并未约定384元/平方的单价需以陈仲彬继续进场施工为前提。 刘珀君、雷达还主张应由孙步祥、严开琦证明陈仲彬完成的17000平方米工程中还存在墙面搓砂、、地面找平散水等未完成。对此，本院认为，作为陈仲彬的合同相对方，刘珀君、雷达若主张陈仲彬17000平方米工程存在未完部分，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至于刘珀君、雷达与孙步祥、严开琦之间的纠纷，则由其另行解决。 二、关于陈仲彬主张的零星工程款是否应单独计算的问题。首先，陈仲彬与刘珀君、雷达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范围包括钢筋工程、模板制安工程、外架工程、泥工工程、水电工安装工程及其它，而仅泥工工程部分约定“图纸主体以外零星工程实行签证，以签证金额为准”，据此，应理解为仅图纸主体以外的泥工零星工程签证后另行计价。而陈仲彬提交的零星工程签证单中包含有泥工工程以外的其他零星工程。其次，陈仲彬提交的零星工程签证单仅有部分为孙步祥管理人员签字，无刘珀君、雷达的签字，不能证明系双方对于零星工程的确认。第三，如前所述，陈仲彬退场后，双方于2017年9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对单价进行了重新约定，从2017年3月15日《补充协议》约定的“砖混结构355元/平方，框架及伐板基础部分385元/平方”变更为“按照5#、6#、7#点图纸面积384元/平方”，同时约定“项目部其他补偿全部补助交给陈仲彬，原所有已签的补助及高价作废”，因此，在单价增加、原有补助及调价作废且双方未再对零星工程进行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该约定系双方对结算的最终确定。综上，一审判决未支持陈仲彬零星工程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刘珀君、雷达是否应向陈仲彬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河南建设公司是否应当在欠付范围内承担责任的问题。刘珀君、雷达系陈仲彬的合同相对方，一审法院判决刘珀君、雷达承担责任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中的“发包人”应当理解为建设工程的业主，而本案中，河南建设集团并非案涉工程的业主，一审判决不支持陈仲彬要求河南建设集团在欠付范围内承担责任正确，且陈仲彬对此也未提起上诉，本院对刘珀君、雷达的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仲彬、雷达、刘珀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仲彬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762元，由陈仲彬负担。雷达、刘珀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048元，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由雷达、刘珀君各负担702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曾光勇 审判员  尹 英 审判员  曹 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龚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