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京0115执异330号案外人：谢永军，男，1973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文，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紫微，北京市大道政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执行人：相征，男，195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申请执行人：董冬，女，194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二申请执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之斌，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二申请执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俊，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刘莉红，女，197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晋中市。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相征、董冬与被执行人刘莉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将山西省晋中市XXX室、XXX室房屋及山西省晋中市XXX号土地（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及土地）予以查封。案外人谢永军对此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案外人谢永军称，第一，执行依据所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谢永军不承担还款义务。谢永军与刘莉红已于2018年5月31日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榆次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虽然执行依据所涉股权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于离婚之前，但该等协议所产生的债务并非夫妻债务，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原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谢永军参与其中，所签订的协议没有谢永军的任何意思表示，涉案股权在离婚调解书中也未体现；二是该案数额巨大，已远远超出夫妻日常生活需要，相征、董冬也没有证据证实刘莉红所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三是刘莉红与谢永军早已感情不和，长期两地（北京、山西）分居，各自以自有财产从事经营活动，因此也不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在执行依据案件的审判中，相征、董冬并未主张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生效判决也未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法院执行部门不能对上述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认定，更不能自行创设执行依据。综上，谢永军不承担涉案债务的偿还义务。第二，谢永军系涉案房屋及土地的唯一产权登记人，离婚后取得的排他性物权，依法足以排除执行。涉案房屋及土地均始终登记在谢永军名下，谢永军与刘莉红于2018年5月31日正式离婚，法院民事调解书已明确载明涉案房屋及土地归谢永军所有。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申请执行人相征、董冬称，不同意谢永军的异议请求。第一，执行行为有法律依据。北京高院指导意见明确：“申请执行人以被执行人的配偶实际占有或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书面申请查封、扣押、冻结该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相征、董冬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提交执行共同财产申请书，直接申请刘莉红登记在谢永军名下的夫妻共有财产，后大兴法院依法执行。北京高院指导意见明确：“夫妻离婚后，民事判决对财产已经进行分割的，对判决确认给前配偶的财产不得执行；民事调解书确认或双方协议对财产进行分割的，不得对抗法院对被执行人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应享有份额的执行”。谢永军与刘莉红系通过民事调解书确认财产分割，因此不能对抗法院对抗刘莉红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应享有份额的执行。北京高院指导意见明确：“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针对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整体，可以不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单个财产逐一进行分割。执行被执行人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共有部分，不得超过夫妻共同财产价值总额的一半，但被执行人的配偶同意的除外”。依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财产分割方式有悖平等分配原则，执行标的也未逾夫妻共同财产价值总额的一半。以上，贵院依法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涉案债务产生于婚姻存续期间。相征、董冬与刘莉红签订涉案系列协议期间自2013年4月30日至2015年1月9日，谢永军提交的民事调解书显示作出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即使认定民事调解书是真实有效的（需核实证据），也可以明显看出案涉债务系谢永军与刘莉红婚姻持续期间产生。第三，谢永军对涉案债务产生系知悉的，并参与决策。（一）北京捷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银公司）与涉案债务的联系。本案与捷银公司及相征、董冬、向往三公司（即北京向往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向往科技商务网络有限公司、北京向往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原股权买受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联系紧密。捷银公司自愿为相征、董冬及向往三公司与原股权买受人股权纠纷中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并代相征、董冬及向往三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其中，2014年10月17日，捷银公司向原股权买受人汇款100万元。2015年1月8日，捷银公司向原股权买受人汇款400万元。又，据查询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谢永军作为捷银公司大股东并任执行董事一职，时间上完全覆盖上述担保及代偿行为，可以认定谢永军知悉并参与涉案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二）北京恒达中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与涉案债务的联系。恒达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7日，谢永军任监事，刘莉红任经理。自2014年恒达公司成立至2015年3月13日，向往三公司为恒达公司股东。向往三公司作为恒达公司股东期间，谢永军作为恒达公司监事理应知悉股东重大股权及资金变动情况，因此可以认定谢永军知悉涉案债务。（三）北京景丰鸿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丰公司）与案涉债务的联系。景丰公司曾用名北京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3日，谢永军曾任景丰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公司经理。景丰公司向相征、董冬先后转让股权款2060万元，谢永军作为景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大额转款理应认定知悉。综上，谢永军提出的执行异议基础不成立，事实和理由第一、第三、第四项超越本案审查范围，第二项所依据的民事调解书效力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效力，因此申请人不予认可。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谢永军的异议请求。被执行人刘莉红未到庭，亦未发表书面意见。本院查明，相征、董冬与谢浩钧、刘莉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8）京0115民初211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莉红、谢浩钧支付相征、董冬股权转让款15984100元及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刘莉红、谢浩钧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二中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京02民终109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生效后，相征、董冬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查封涉案房屋及土地，查封时，涉案房屋及土地均登记在谢永军名下。刘莉红与谢永军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3年2月13日登记结婚。后刘莉红因离婚纠纷将谢永军诉至榆次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榆次法院支持调解，刘莉红与谢永军自愿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双方自愿离婚，且原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涉案房屋归谢永军所有，原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涉案土地使用权归谢永军。榆次法院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并于2018年5月31日作出（2018）晋0702民初2505号民事调解书。本院认为，第一，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前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系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债权纠纷，判决、裁决执行标的归属于案外人或者向其交付、返还执行标的的，不予支持。本案中，（2018）晋0702民初2505号民事调解书虽于本院查封涉案房屋前作出，但通过该调解书，谢永军与刘莉红所欲达成的目的实际上是变夫妻共同共有的涉案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为谢永军单独所有。换言之，调解书就该项内容的约定仍是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综上，谢永军依据以转移财产权属为目的的另案民事调解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如前所述，谢永军依据（2018）晋0702民初2505号民事调解书中关于涉案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约定不足以排除执行，因此，涉案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仍为谢永军与刘莉红共同共有。在此种情况下，本院查封涉案房屋及土地并无不当。第三，谢永军关于本案存在明显超标的额查封的主张，不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的审查范围，应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案外人谢永军的异议请求。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审判长 刘 军审判员 张 彬审判员 王 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熊诗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