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9行初97号原告晏存芝，女，1955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杨春香，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法定代表人刘学，镇长。委托代理人李宏，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滕秀梅，北京周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常杰，男，196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徐强，北京群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村第三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村西老店法定代表人赵洪君，主任。委托代理人李瑞海，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村第三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委员。委托代理人王晓芳，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晏存芝诉被告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泉镇政府）撤销拆除协议书一案，于2020年8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同年8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常杰、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村第三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三家店三分社）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晏存芝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春香，被告龙泉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宏、滕秀梅，第三人常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强，第三人三家店三分社的委托代理人李瑞海、王晓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晏存芝诉称，2003年3月原告之夫毕志星与三家店三分社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租期15年，租金16万，租赁地点为养殖场长40米宽50米的一块土地（拆迁时编制的地址为三家店变压器厂284号），该地点于2018年10月由龙泉镇政府拆除地上物违建房屋9间，面积1080.73平方米，给予奖励资金864584元，由常杰全部领走归为己有。当时毕志星在病重期间全部公司事务由助理常杰负责料理，谁知期间常杰篡改租赁协议，在租赁协议乙方处一栏私自添加自己的名字，造成拆除违建时龙泉镇政府直接把奖励资金给予常杰。原告得知拆迁信息后找到村经济合作社，该社证明，租赁协议在乙方处添加常杰的名字是为了收公司水电费方便，别无其他。这就说明依据原始租赁协议，龙泉镇政府拆迁应该针对承包人毕志星，而不是常杰。由于常杰篡改并向拆迁单位提供虚假文件材料，致使龙泉镇政府在拆迁违建时审查失实，造成毕志星的权利受到侵害。虽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是龙泉镇政府，但错误的根源并非是被告，而是第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提起诉讼。希望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允原告之诉求。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撤销龙泉镇政府与第三人常杰在2018年10月18日签订的《拆除协议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经庭前证据交换及质证，原告晏存芝向本院提交并出示如下证据：1、（2010）海民特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晏存芝是毕志星的监护人。2、户口本，证明晏存芝与毕志星是夫妻关系。3、死亡证明，证明毕志星于2016年2月29日死亡。4、发票，证明租赁期间毕志星所交租赁费16万元。5、租赁协议原始版，证明土地承包人是毕志星。6、租赁协议篡改版，证明土地承包人改为常杰。7、经济合作社第三分社证明，证明租赁协议乙方常杰名字的更改只是为方便收公司水电费。8、拆除协议书，证明常杰隐瞒事实真相，造成龙泉镇政府拆迁奖励款被其拿走。9、2018年“百日攻坚”违法建设拆除确认单，证明拆除的面积为1080.73平方米。10、现场核实调查表，证明完整性建筑9间被拆除。11、测绘图照片，证明显示有9个点位。12、常杰的承诺书，证明如果存在法律问题由个人负责，与龙泉镇政府村委会无关。13、晏存芝书写的情况说明；14、王跃、郭某、朱全旺的证明；15、赵洪君的录音。证据13-15证明，毕志星与三家店三分社签订租赁协议，，地上房屋为毕志星所建证人张某在庭前质证中出庭作证，证明2004年至2006年期间，其受雇于毕志星建设了房屋9间。证人郭某在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毕志星是通过其介绍租赁的土地，，地上房屋都是毕志星建设毕志星生病以后，常杰租赁房屋及电机设备，每年给晏存芝6万元租金；房屋被拆除后，常杰给其5万元用于感谢。证人刘某在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其从2011年开始租赁房屋，当时毕志星已经生病了，租金都是给晏存芝；后来房子要拆不让租了，其于2018年5月搬走，不知道房子什么时间拆的。被告龙泉镇政府辩称：一、被告具有拆除违建、签署拆除协议书的主体资格。二、经向三家店村委会调查了解，常杰为三家店村三家店变压器厂**的所有人，三家店村委会及两委成员签署了“2018年百日攻坚违法建设拆除确认单”，被告向常杰确认后，与常杰签订了拆除协议书，拆除前及拆除当日，从未有人向被告提出异议，故常杰具备签署拆除协议的主体资格。三、拆除协议的内容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规定，无任何撤销协议书的法定事由。四、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经庭前证据交换及质证，被告龙泉镇政府向本院提交并出示如下证据：1、现场核实调查表及附图，证明经向三家店村民委员会及常杰调查，三家店变压器厂284号违建的所有人为常杰。2、拆除协议书、承诺书，证明常杰认可三家店变压器厂284号违建的所有人为常杰。3、2018年“百日攻坚”违法建设拆除确认单，证明经三家店村民委员会确认，三家店变压器厂284号违建的所有人为常杰。4、2018年“百日攻坚”违法建设拆除配合奖励确认单、北京农商银行代理业务清单，证明已向常杰支付了配合奖励款864584元。第三人常杰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毕志星与常杰为合伙关系，毕志星去世后常杰接管涉诉房屋，在拆迁款下发后，常杰又给予原告35万元。因此龙泉镇政府与常杰签订的拆迁协议并无不当，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庭前证据交换及质证，第三人常杰向本院提交并出示如下证据：1、证人曹某、徐某、董某的证言，证明毕志星和常杰是合伙关系，对涉诉拆迁房屋常杰又加盖200平方米左右；2010年后毕志星并没实际参与经营。2、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证明拆迁款下发后，常杰给原告汇款35万元，并非分文没给。3、收据，证明常杰历年缴纳的水电费，以此证明涉诉拆迁房屋多年由常杰占有使用。证人曹某在庭审中出庭作证，证明毕志星和常杰是合伙关系，都是其老板；2004年在门头沟弄了一块地建设房屋，毕志星生病后常杰一直在这里干，后来常杰又加盖了2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第三人三家店三分社述称，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且拆除协议没有可撤销的法定事由。经庭前证据交换及质证，第三人三家店三分社向本院提交并出示如下证据：1、租赁协议；2、租赁协议及证明。证据1、2证明协议是与毕志星签的，后来为了方便收取水电费改成了常杰的名字。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8、被告提交证据2中的拆除协议书系本案被诉行政协议，依法不作为证据评价；原告提交的证据13、14、15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提供证据的要求，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常杰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达不到其给付晏存芝35万元的证明目的。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03年3月20日，三家店三分社作为甲方与乙方毕志星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养殖场区长40米宽50米的土地租赁给乙方，租期自2004年3月20日至2019年3月19日止；乙方在原有猪场改造范围内，有权改造围墙、厂房、生活区用房及其他设施，，地上物的产权归乙方所有如遇国家、乡、区政府规划占地，，地上物的补偿款应归乙方所有商业补偿款等经济损失费也应归乙方所有。2018年10月18日，龙泉镇政府作为甲方与乙方常杰签订《拆除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承认位于三家店变压器厂284号的建筑物（构筑物）由其出资建设或管理，属于违法建设。经甲乙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签订如下协议：一、乙方愿意配合全区治理违法建设工作，拆除上述建筑物（构筑物）；二、乙方同意于2018年10月18日前，配合政府完成拆除工作；三、甲方负责拆除、清运上述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后产生的建筑垃圾。同日，常杰签订《承诺书》，主要内容为：1、本人9个点位的违法建设已全部拆除，共拆除面积1080.73平方米；2、土地承包等均不存在法律纠纷，如存在法律纠纷由本人负责，与龙泉镇政府及村委会无关；3、本人在龙泉镇地域内已无违法建设，今后不再建设违法建筑。后上述1080.73平方米的房屋被拆除。2019年3月29日，三家店村委会出具《2018年“百日攻坚”违法建设拆除确认单》，三家店村委会确认意见为：三家店变压器厂284号的违法建设总面积1080.73平方米已全部拆除，同意将资金直接支付给承包人常杰。村两委班子成员6人在确认单上签字并加盖三家店村委会印章。2019年5月13日，龙泉镇政府规划科主管领导在该确认单上签字确认意见：上述违法建设已全部拆除并在市级平台完成销账工作，同意支付拆除配合奖励资金。同日，龙泉镇政府规划科主管领导在《2018“百日攻坚”违法建设拆除配合奖励确认单》上签字确认意见，同意支付拆违奖励资金864584元。2019年7月19日，龙泉镇政府向常杰银行账户打入864584元。2019年8月13日，常杰向晏存芝银行账户打入30万元。另查明，毕志星与晏存芝系夫妻关系。2010年10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海民特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毕志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晏存芝作为毕志星的监护人。2016年2月29日，毕志星死亡。庭审中，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毕志星签订租赁协议中的养殖场区与拆除协议书中载明的“三家店变压器厂284号”为同一地址，对涉案房屋的位置、面积各方均无异议。原告晏存芝主张，涉案房屋全部由毕志星出资建设，常杰只是厂里的员工，日常事务均由常杰负责；毕志星生病后，常杰租赁部分涉案房屋，租金每年6万元，常杰打入其银行账户的30万元为房屋租金。常杰主张其与毕志星为合伙关系，2010年毕志星生病后没有参与经营，其继续经营每年给晏存芝分红6万元；涉案房屋中有200多平方米是其在毕志星生病后加盖；其打入晏存芝账户的30万元为涉案房屋的拆除奖励费。三家店三分社述称，拆违调查时只有常杰在场，多年来都是常杰交纳水电费，毕志星家人一直没出来，找不到毕志星家人，2017年进行拆违工作，毕志星家也没有来人，所以就以常杰为代表完成拆违工作，村委会根据客观情况向龙泉镇政府进行的说明。龙泉镇政府述称，村，村里带着镇里找承包人或建设人，委会两委确认后返回镇里盖章；镇里核实无误后出具确认单并发放资金，龙泉镇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不知道毕志星的情况，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结合各方的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是龙泉镇政府与常杰签订的《拆除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常杰述称在签订拆除协议书时告知了晏存芝，但晏存芝予以否认，并称其于2020年春节后才知道本案被诉的拆除协议书，后向龙泉镇政府申请调取了书面的拆除协议书。本院认为，行政诉讼法设立起诉期限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尽快稳定社会关系，而并非限制甚至剥夺当事人的起诉权利。在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晏存芝知道被诉拆除协议书存在至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一年的情况下，本院采纳晏存芝的主张，故对于被告及第三人认为原告已经超过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拆除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法定事由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认为三家店三分社、常杰存在欺诈行为，导致龙泉镇政府与常杰签订了协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龙泉镇政府是根据三家店村委会的确认对违法建设权利人进行的认定，常杰主张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且在取得房屋拆违奖励费后向晏存芝支付了部分奖励款，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常杰存在欺诈行为。如原告认为其为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涉案房屋的拆违奖励费应全部支付给原告，其可以通过民事途径另行解决。故原告以三家店三分社、常杰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拆除协议书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经本院审查，涉案拆除协议书亦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及其他可撤销情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晏存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晏存芝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冬梅人民陪审员  沈桂生人民陪审员  安瑞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韩明生书 记 员  刘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