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9民终1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莫凤英，女，汉族，1958年10月10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春红，女，汉族，1979年10月3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可任，男，汉族，1982年6月28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子锋，男，汉族，1996年11月2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德政，女，汉族，1996年11月2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子涛，男，汉族，1999年9月29日出生，上述六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坚，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卓明，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菡，女，汉族，1968年12月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立，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诗惠，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高卓，男，汉族，1976年8月30日出生，上诉人莫凤英、曾可任、曾子锋、曾春红、曾子涛、曾德政因与被上诉人黎菡及原审第三人陈高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莫凤英、曾可任、曾子锋、曾春红、曾子涛、曾德政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借条产生于特定关系，事实上是通过借条形式形成的虚构借款。被上诉人黎菡是董伟超的爱人，董伟超2008年5月至2011年8月任长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2011年8月后任长岐镇书记。在此期间，曾玲庆在长岐镇承接建设工程，与董伟超存在事实上的利害关系。1.董伟超担任长岐镇镇长及书记期间，曾玲庆通过其关系承接南安公路工程、大批学校创强建设工程。董伟超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总和刑期三年六个月。董伟超并退缴了全部违法违纪款162万元，详见(2015)茂南法刑初字第287号刑事判决书。董伟超承认接受曾玲庆行贿，曾玲庆也承认行贿，因此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人。2.曾玲庆因病于2015年6月去世后，其家人在整理其遗物中发现了曾玲庆自述材料，曾玲庆明确说到借董伟超的款项27万元，并且说每次还款董伟超均叫其老婆记录，也还了27万元；但在董伟超刑事案件中，双方均确认27万元为行贿款项。由此可以确信，所谓借款实际上是通过借条形式的行贿款项。3.根据董伟超的刑事判决，应当说黎菡经济上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是董伟超2014年7月10日后被羁押时候，既要退缴全部违法违纪款162万元，又要缴纳罚金20万元，还要律师费等巨额费用。当时曾玲庆在世，手上也有工程结算款项，黎菡当时为什么不向曾玲庆要求还款?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黎菡明知这些借条不是真实的借款关系，所以不敢向曾玲庆主张还款。4.曾玲庆去世后，董伟超的亲属李春林、黎华柱也起诉上诉人还款。李春林、黎菡共同起诉上诉人还款251074.57元，案号是(2019)粤0982民初329号，该案上诉人毫不知情；黎华柱时任董伟超司机也是董伟超亲戚，起诉要求上诉人还曾玲庆欠款415000元，案号是(2019)粤0982民初326号。黎华柱仅仅是一个司机，根本没有资金来源，且全部款项和黎菡一样，交付全部没有转账记录。综上所述，上述案件的借条均不是真实的借款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出借349000元给曾玲庆是认定事实错误。1.黎菡根本没有349000元的资金来源。黎菡是化州四中教师，2009年至2012年间，其丈夫董伟超为化州市长岐镇镇长、书记，两人月薪金不足10000元，还要承担家庭生活开支，每月剩余资金有限。根据借条时间，2010年1月1日出借82500元、2010年7月11日出借30000元、2010年12月20日出借20000元，2010年一年内，出借资金合计132500元；2012年2月1日出借50000元、2012年6月29日出借80000元、2012年10月16日出借56500元，2012年一年内，出借资金合计186500元。这两年的出借款项都超出其夫妻双方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因此，认定其出借款项真实是认定事实不清。2.黎菡主张借款交付不合常理。本案394000元款项共7笔，其中2009年一笔，2010年3笔，2012年3笔。这7笔欠款，全部是现金交付。老师的工资收入都是通过银行发放的，双方均有账户，为什么放弃可以作为借贷关系证明的转账不用，全部交付现金?非常不合常理。3.借款金额不合常理。一般借款，都是整数，但本案的借条，如2012年1月1日借条82500元、2012年10月16日借条56500元等非常不合常理。三、对于2010年1月1日金额为82500元涂改借条，要求上诉人就涂改事实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该借条举证的目的，一是证实出借了82500元，二是该借条在诉讼期限内；一审原告对上述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该借条在涂改前，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能获得胜诉权；但涂改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可以获得胜诉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据持有人必须对自己保管的证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有明确证明涂改部份是借款人所涂改，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就涂改事实举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显而易见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黎菡辩称：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与曾玲庆生前的349000元债权债务依法成立，并判决上诉人在曾玲庆遗产限额承担清偿责任事实清楚。1、被上诉人借款给曾玲庆基于双方是亲戚关系，出于对曾玲庆的帮助，只有两笔款项收回1分利息，其余5笔没有利息，借款数额不大，先后跨越4年时间，都系被上诉人亲自向曾玲庆交付的，有曾玲庆的原始收据为证，如果没有借款曾玲庆作为正常的商人，不可能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据。2、被上诉人夫妇都有正常工资收入，亦有石场经营收入，多年积蓄都已出借本案借款给曾玲庆。3、本案借款发生于2015年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规定之前的借贷行为，现金借款多笔数额不大，完全符合2009-2013年的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4、关于董伟超的（2015）茂南法刑初字第287号刑事判决，虽然认定曾玲庆行贿董伟超27万元，但判决书认定27万元是曾玲庆现金行贿，且部分款项在2011、2012年，明显与本案2010年发生的132500元不相联。15万元发生在2013年，与被上诉人2012年出借给曾玲庆186500元不相关，该判决书并没有认定本案曾玲庆向被上诉人所借7笔款项借据属于行贿款转借款借据，所以上诉人主张本案借款是虚构的理由不成立。5、关于2010年1月1日借款金额82500元并不存在时效问题。借据中虽然写有“站定3个月归还”，已经划去，因当时曾玲庆出具借据时将暂错写为“站”，所以划去，双方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再且曾玲庆在此后还向被上诉人借款6笔，包括2010年3月18日续写借据33000元，均无约定还款期限，符合双方借贷无约定期限的交易习惯。6、原审认定各上诉人已经继承曾玲庆生前的债权事实，有中级法院的判决及执行划款依据为凭证，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陈高卓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诉讼意见。黎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六被告共同偿还借款349000元及利息321117.5元(利息从每笔借款之日按月利率1%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30日止，以后至还清款日止的利息另计)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六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黎菡是化州市第四中学的教师，曾玲庆(已故)生前是原告丈夫董伟超的朋友，双方同时也是亲戚关系，曾玲庆的儿子曾可任是原告黎菡的媒人仔。2009年至2012年间，曾玲庆先后向原告借款7笔，共计人民币349000元。具体借款如下：2009年5月19日向原告借款30000元，该笔借款由曾玲庆在2010年3月18日补出具借据给原告收执，借据载明：“今借到黎老师现金叁万元，利息叁仟元，共叁万叁仟元，从2009年5月19日起计息。到时本息一齐归还。借款人：曾玲庆，2010年3月18日”。2010年1月1日向原告借款82500元。并立下借条载明：“今借到黎老师捌万贰仟伍佰元，从2010年1月1日起计息，1%月利息计，站定期三个月，到时本息一齐归还。借款人：曾玲庆2010年元月1日”。其中借条中“站定期三个月”的字样已用线条划掉。2010年7月11日向原告借款30000元，并立下借据载明：“今借到梨老师现金叁万元30000.00元，特立此据。借款人：曾玲庆2010年7月11日”。2010年12月20日向原告借款20000元，并立下借条载明：“今借梨老师现金贰万元(20000.00元)，特立此据。借款人：曾玲庆2010年12月20日”。2012年6月29日向原告借款80000元，并立下借据载明：“今借梨老师现金捌万元(80000.00元)，特此立据。借款人：曾玲庆2012年6月29日”。2012年10月16日向原告借款56500元，并立下借据载明：“今借梨老师现金伍万陆仟伍佰元(56500.00元)，特此立据。借款人：曾玲庆2012年10月16日”。2013年2月1日向原告借款50000元，并立下借条载明：“今借梨老师现金伍万元(50000.00元)，特立此据。借款人：曾玲庆2012年2月1日(2013年)。当原告需资金周转，拟向曾玲庆追还借款时，得知曾玲庆已身故。另查明，莫凤英是曾玲庆的配偶，曾春红、曾可任、曾子锋、曾德政、曾子滔是曾玲庆的子女。曾玲庆的父亲已故，母亲张月芳健在。曾玲庆去世后，张月芳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继续曾玲庆的遗产。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曾子锋、曾德政、曾子滔作为曾玲庆的继承人与梁善成起诉化州市长岐镇政府等六个单位追讨曾玲庆生前与梁善成合伙承包施工化州市长岐镇南安路扩建工程的工程款500多万元[案号为(2016)粤0982民初161号]。该案上诉到茂名中院后，2017年9月20日案经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9民终666号民事判决，判决该案被告共需支付500多万元工程款给梁善成及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后因化州市长岐镇人民政府等义务人不履行生效的(2017)粤09民终666号民事判决主文内容，梁善成、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12月27日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到部分款项返还给梁善成、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梁善成、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就(2017)粤09民终666号南安公路工程款达成分配协议。协议内容为：“由于梁善成与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未能完成南安公路工程成本和利润结算工作，南安公路工程结算工作在第二期工程款到来之前结算，现就第一期工程款经梁善成、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等人协商，同意支付梁善成壹佰陆拾万零玖仟伍佰元整(此款已包括受理费、律师费在内)，同意支付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等贰佰壹拾肆万零伍佰元正(此款包括李亚森工程款伍拾玖万伍仟元正在内)，收到款后三个工作日内由莫凤英支付给李亚森。签名：梁善成曾可任莫凤英曾春红。”曾春红、曾可任委托莫凤英领款。2018年12月28日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支付2140000元到莫凤英名下银行账户(账号：*)，2018年12月29日莫凤英转银行账595000元到李亚森名下银行账户(账号：*)。再查明，莫凤英将领取到的继承工程款的其中150万元转到陈高卓名下银行账户，陈高卓再转回到曾春红名下农业银行(账号：*)，剩余4.5万元在莫凤英名下银行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关于原告是否是适格的主体；2、关于曾春红、曾可任、曾子锋、曾德政、曾子滔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3、关于本案349000元借款是否已实际发生；4、关于本案利息的计算问题；5、关于2010年1月1日借款82500元的借条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6、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梁善成作为本案被告；7、被本院依法冻结的被告曾春红名下的1418489.5元是否是曾玲庆的遗产?关于原告是否是适格的主体。本案的七张借条、借据均由曾玲庆签名出具给黎菡收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根据该法条所阐明的法义，即是借条或借据中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借条、借据的人也可以初步认定为该债务的权利人，除非被告能提出其他合理的事实依据作为抗辩。本案中，原告黎菡持有借条、借据，且黎菡本人的身份也是一名老师，结合曾玲庆的年龄、当今的尊师文化风俗及两人的亲戚关系，其称呼黎菡为黎老师并无不当。而借条中出现“梨老师”或者是错别字的“黎老师”，结合曾玲庆年龄、文化水平等因素，应认定为笔误。虽然借条、借据未明确载明是借黎菡的款，但该借条、借据由黎菡持有，且与黎菡的身份基本吻合。而被告虽然提出了黎菡并非黎老师或梨老师的抗辩，但没有提出相应的事实依据。因此，被告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曾春红、曾可任、曾子锋、曾德政、曾子滔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曾春红、曾可任、曾子锋、曾德政、曾子滔系曾玲庆的子女，在曾玲庆去世后，继承曾玲庆个人合法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本案中，除了曾玲庆的母亲张月芳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曾玲庆的遗产外，未有证据证实曾春红、曾可任、曾子滔、曾德政、曾子锋放弃继承。因此，曾春红、曾可任、曾子滔、曾德政、曾子锋应在各自继承曾玲庆的遗产的份额内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关于本案349000元借款是否已实际发生。被告辩称原告未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款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曾玲庆生前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在其立下借条、借据给黎菡后没有收取到借款，其应当要求原告黎菡将该借据销毁或依法行使撤销权，但其在立借条、借据至其去世前数年里均没有对该张借条提出过异议或行使撤销权，有违常理。其次，双方是朋友兼亲戚关系，从2010年3月18日补立的借据可以知道双方彼此关系往来存在较大的信任度。虽然本案借款为349000元，但该款项并不是一次性出借，而是从2009年至2013年这四年间多次向黎菡所借的，每一笔数额在贰万元到玖万元内不等，黎菡本身作为一名教师，其夫妻双方均有固定工资，具备该款项的出借能力。而且借条、借据上是写着“今借到……”词义上理解为实际取得款项。原告黎菡已向本院提供七张借条、借据，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告虽然辩称本案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但不能合理说明该借据不属于实际借款。因此，被告对该349000元是否实际发生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利息的计算问题。原告黎菡提供了七张借条、借据，其中2010年3月18日补立下的借据载明：“今借到黎老师现金叁万元，利息叁仟元，共叁万叁仟元，从2009年5月19日起计息，到时本息一齐归还”。从借款之日2009年5月19日至2010年3月18日刚好是10个月，利息共3000元，则每个月的利息300元，即该笔借款的利息为月利率1%(300÷30000×100%=1%)。2010年1月1日的82500元借款明确约定利息为月利率1%。因此，对于该两笔借款，原告请求按月利率1%从借款之日起计算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另外，2010年7月11日、2010年12月20日、2012年6月29日、2012年10月16日、2013年2月1日所立的五张借条均没有约定借款期间及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原告可以随时追偿，原告起诉至对于该五笔借款共法院之日起即视为被告逾期。因此，236500元的利息，原告请求从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从起诉之日2019年1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关于2010年1月1日借款82500元的借条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辩称该借条超过了诉讼时效是认为借条上明确约定了“站(暂)定期三个月”，即借款至2010年4月1日到期，而原告没有在2013年3月31日诉讼时效届满前主张权利。该张借条中“站定期三个月”的“站”字应为笔误，可以理解为“暂”，但该“站定期三个月”已被线条划掉。被告主张是原告将借条中“站定期三个月”划去，变造了借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对其该主张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是原告黎菡将“站定期三个月”用线条划掉的。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被告未能对该主张提供证据，故本院对其该辩称观点不予采信，认定2010年1月1日的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因而，该张借条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梁善成作为本案被告。虽然2012年10月16日的借据载明借款56500元是工地用，但是曾玲庆与梁善成均为南安公路扩建工程的合伙人，双方都有出资的义务。而且该借款是载明工地用，而不是给梁善成用，同时借条上也没有梁善成的签名，并非二人的共同借款。因此对于被告申请追加梁善成作为本案被告，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本院依法冻结的被告曾春红农业银行名下的1418489.5元是否是曾玲庆的遗产的问题?被告曾春红辩称第三人陈高卓汇入曾春红的1490000元是陈高卓的归还借款。但该笔款的情况是：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将曾玲庆的工程执行款214万元汇入到被告莫凤英名下的农行账户，莫凤英于2018年12月29日将150万元汇入陈高卓的账户，陈高卓于当天汇款149万元到曾春红的账户。对于上述事实，在本院审理的(2019)粤0982民初329号案(已生效)原告黎菡、李春林诉被告莫凤英、曾可任、曾春红、曾子峰、曾德政、曾子滔及第三人梁善成、董明超、梁洪秀、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被告莫凤英、曾春红对上述的转款行为是想逃避曾玲庆生前的债务事实在庭上予以认可，没有异议。因此被告曾春红辩称第三人陈高卓汇入曾春红的1490000元是陈高卓的归还借款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曾德政、曾子滔、曾子锋(在各自继承曾玲庆的遗产份额内)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349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0000元为本金，从2009年5月19日起按月利率1%计至还以82500元为本金，从2010年1月1日起按月清款日止；利率1%计至还清款日止；以23650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2019年1月22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还清款日止)给原告黎菡；二、驳回原告黎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0.5元，由被告莫凤英、曾春红、曾可任、曾德政、曾子滔、曾子锋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1、（2015）茂南法刑初字第287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董伟超从2010年起与曾玲庆有利害关系，可以推断本案借款可能存在行贿的关系；2、（2019）粤0982民初32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曾玲庆在该案中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可以推断被上诉人没有资金来源；3、（2019）粤0982民初326号起诉状及证据材料，拟证明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1、刑事判决中证人曾某的陈述恰好证明送给董伟超的27万元全部系现金，其中12万元在2011年，明显与2009年、2010年的借款无关，15万元发生于2013年，明显与2012年3笔借款无关。2、329号判决已经生效，该案借款是被上诉人通过信用社借款给曾玲庆生前与梁善成合伙经营施工南安路工程所产生的债务，亦与本案无关。黎华柱的起诉状是黎华柱另行向曾玲庆借款的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述证据都未能证明本案借款不真实，或被上诉人无经济能力。被上诉人黎菡提交如下新证据：1、《合伙协议书》；2、《退股协议书》；3、《企业信用报告》，拟共同证明黎菡在2004年起入股化州市林尘镇茂兰山石场，本案中出借给曾玲庆的款项有大部分系从该石场盈利款项，黎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出借。上诉人质证意见：该石场系吊销企业，无法证明该企业有盈利，亦无法证明企业资金有转到给被上诉人，与本案多次现金借款无关联。经查，该石场于2009年4月17日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经本院审查，除了“2009年至2012年间，曾玲庆先后向原告借款7笔，共计人民币349000元”相关借款事实外，对于其余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的（2015）茂南法刑初字第287号《刑事判决书》当中，认定：2011年2013年期间，董伟超在担任化州市长岐镇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体经营户曾某（曾玲庆）在长岐镇承包工程提供便利，先后3次收受曾某所送款项共计人民币27万元。被上诉人黎菡是董伟超的妻子。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黎菡是否实际交付了7张借据中共计349000元的款项给上诉人的亲属曾玲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一、黎菡称所有借款均是以现金当面交付给曾玲庆。但从曾玲庆出具给黎菡的7张借据来看，7张借据中关于债权人部分均没有写明黎菡的名字，而只是写“黎老师”，且有4张借据还写成错别字“梨老师”；另有1张借条有明显的涂划。即是说，该所有借据都存在瑕疵，部分借据甚至有严重的瑕疵。如是当面交付、且借款金额巨大的情况下，作为债权人不要求债务人对这些瑕疵借据进行修改，而且是对连续7张借据都未提出意见，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二、从黎菡的出借能力上判断。首先，黎菡主张从其入股的茂兰山石场获得收益而具有出借能力。但该石场在2009年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黎菡也无法提供该石场之前的营业状况和缴税情况或者其他证据，证明其从投资该石场中获得利润并从中作为本案出借款。其次，本案7张借据反映出出借时间短、数额较大的特点，黎菡不能说明出借时依其夫妻的正常收入水平如何获取该现金来源，也提供不了出借时相应的取款凭证。因此，本案主张以现金方式出借从资金来源上存疑。第三，按涉案借条所显示借款的出借时间为2009年至2012年期间，在曾玲庆生前的多年时间里，黎菡都未向曾玲庆主张过该借款债权。且上诉人称本案借款实际上是通过借条形式的行贿款项，根据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曾玲庆向黎菡的丈夫董伟超行贿的时间与涉案借条出具的时间大致吻合。再结合前两点论述，本案确实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综上，本案不足以证明黎菡已经实际交付了借据上的349000元借款给曾玲庆，即不能认定借据所反映的借贷事实真实发生。故黎菡仅凭该借据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已经实际交付不正确，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2019）粤0982民初3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黎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5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1元，均由被上诉人黎菡负担（上诉人预交的上诉费10501元，本院予以退还）。限被上诉人黎菡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天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1元。逾期不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琪奕审 判 员 陈春何审 判 员 赖慧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曾维海书 记 员 梁 哲朱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