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2民初9566号原告：刘江，男，196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鹏，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北路麦子店副食店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68413729B。投资人：杨振。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柱，北京上泽广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达，北京上泽广霁（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振，男，198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柱，北京上泽广霁（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达，北京上泽广霁（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江与被告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以下简称百鸟园俱乐部）、被告杨振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江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鹏，百鸟园俱乐部与杨振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刘江为百鸟园俱乐部的实际投资人；2.百鸟园俱乐部与杨振协助刘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百鸟园俱乐部投资人由杨振变更为刘江；3.本案诉讼费用由百鸟园俱乐部、杨振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刘江系杨振的姑父。2018年11月份，刘江准备经营赛鸽俱乐部，与案外人张国斌协商收购了张国斌担任投资人的个人独资企业百鸟园俱乐部。考虑到刘江与杨振的亲属关系，刘江将百鸟园俱乐部的投资人登记为杨振。为了明确百鸟园俱乐部的出资，刘江的所有投资均由杨振签字确认，刘江共计投资809374元。2019年11月份，杨振在未告知刘江的情况下将百鸟园俱乐部的全部资产转移。百鸟园俱乐部与杨振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刘江的诉讼请求。刘江称其于2018年11月份全资购买了百鸟园俱乐部，但是杨振购买百鸟园俱乐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杨振于2019年4月22日从刘江处借款用于支付转让款，刘江提交的《俱乐部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故刘江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的收购时间与事实不符。刘江在2018年就拥有赛鸽俱乐部，名称为北京弘鹏赛鸽俱乐部（以下简称弘鹏俱乐部），故刘江并无必要再投资百鸟园俱乐部。由于刘江系杨振的姑父，杨振曾就职于刘江的建筑公司，从建筑公司离职后刘江告诉杨振其经营的弘鹏俱乐部效益不错，建议杨振投资赛鸽俱乐部，并表示同意出借款项给杨振用于支付赛鸽俱乐部的前期费用，如果杨振经营赛鸽俱乐部盈利便返还刘江借款，如果亏损无需返还刘江借款。在此种情况下，杨振从张国斌手中受让了百鸟园俱乐部，前期投资的3.3万元来源于刘江的借款。后来杨振参加赛鸽比赛获奖，举办方使用一辆货车折抵了4万元的奖金并登记在百鸟园俱乐部名下，但该车辆实际由弘鹏俱乐部使用，故杨振并未偿还刘江上述借款。如果刘江同意接收该车辆，杨振同意以车辆折抵3.3万元借款；如果刘江不同意接收该车辆，可以将车辆返还杨振，杨振返还刘江3.3万元借款。杨振收购百鸟园俱乐部后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且实际负责百鸟园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杨振先后投入23万元。刘江自始至终没有参与百鸟园俱乐部的经营管理，亦未向百鸟园俱乐部的后续经营投入任何资金。刘江出资购买两辆货车，但由于弘鹏俱乐部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故将两辆货车登记在百鸟园俱乐部名下，百鸟园俱乐部并未实际使用上述车辆。现百鸟园俱乐部同意协助刘江办理车辆的过户手续。刘江要求杨振协助其经营弘鹏俱乐部，故杨振从刘江处借支现金10万元左右用于弘鹏俱乐部的经营。杨振的支出均单独开具发票、记账并向刘江汇报，故不存在民事起诉状中所述的投资80余万元的事实。综上，刘江与杨振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就百鸟园俱乐部不存在出资资人权益确认纠纷，刘江没有参与百鸟园俱乐部的投资、经营和管理，便不享有百鸟园俱乐部的任何权利，故请求驳回刘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百鸟园俱乐部的工商档案材料显示：百鸟园俱乐部于2007年10月26日注册成立，为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本为1万元，经营范围为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不含棋牌）；经济贸易咨询；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日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文具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材；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普通货运，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北路麦子店副食店西侧，投资人为张国斌。2019年4月10日，张国斌（转让方）与杨振（受让方）签订《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内容为：“根据新旧投资人协商，张国斌与杨振就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达成转让协议：1.张国斌愿意将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转让给杨振；2.杨振愿意接收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3.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不再享有投资人的权利和承担投资人的义务，受让方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同日，百鸟园俱乐部投资人由张国斌变更为杨振。刘江系杨振的姑父。刘江向本院提交转让协议一份，显示2019年3月18日，张国斌（转让方、甲方）与刘江（受让方、乙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系百鸟园俱乐部的投资人，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俱乐部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双方同意甲方以3.1万元的价格将俱乐部的所有资产转让给乙方；上述款项乙方在签订本协议后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方收到款项后按乙方要求将俱乐部过户；甲方保证转让的俱乐部资产不存在任何瑕疵，本协议签订并履行后，甲方对俱乐部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刘江认为其从张国斌处受让百鸟园俱乐部的全部资产，并委托杨振担任百鸟园俱乐部的投资人以及管理、经营百鸟园俱乐部，刘江为百鸟园俱乐部的实际投资人。刘江为了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支出凭单28张，其中2018年11月2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鸽子俱乐部启动资金款100000元（现金），注2018年11月1日-2019年4月30日梁硕半年租金10万正给杨振”，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2月27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鸽子俱乐部启动资金款100000元（现金刘江）（张凯还刘江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3月6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鸽子俱乐部款50000元（现金刘江）（张凯还刘江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支出凭单下方手写：“注：只记成本账，记杨振账”；2019年3月3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鸽子俱乐部款20000元（刘江现金张凯还刘江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支出凭单下方手写：“注：只记成本账，记杨振账”；2019年4月19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鸽子俱乐部购车款计167220元（刘江8492卡）”，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支出凭单下方手写：“注：记成本账，记杨振账”；2019年4月22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百鸟园营业执照款31000元（刘江8492卡）”，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支出凭单下方手写：“注：记成本账，杨振鸽子俱乐部”；2019年4月25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营业执照开户300元、货车做燃油评估报告80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5月10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百鸟园营业执照开户费100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5月20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训放车导流罩一个800元整（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5月23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买训放笼一个费用（订金）1600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6月14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俱乐部训放鸽子车订金款2000元（4.2米车订金）（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6月30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买4.2米货车一台费用共计114900元（刘江8492卡）”，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7月23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泽富二号库改造零工款100000元，杨振俱乐部零工款18000元（有明细单）（刘江8492卡）（2月-5月结齐）”，领款人处有杨泽富的签字，支出凭单下方手写：“只记成本账，杨振”；2019年7月29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俱乐部训放车加油卡充值每车5000元，共计10000元正（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7月31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李小强报销杨振俱乐部药柜款515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李小强的签字；2019年8月21日的一张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买训放笼费用2300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尹洪军的签字；2019年8月21日的另外一张支出凭单载明：“即付训放笼运费160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3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300公里比赛亏损费用8158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17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杨振俱乐部药款79334元（刘江8530卡）”，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20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做广告灯箱一个费用58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19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购鸽粮费用共计12878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24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维修洗车机及加长管费用530元，粮食屋打眼做通风200元，共计73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26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进货散粮费用12745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27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八里桥进货散粮235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9月30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工人工资6973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10月7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鸽笼、笼门费用1900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2019年10月9日的支出凭单载明：“即付俱乐部药店进货中药费用4375元（现金）”，领款人处有杨振的签字。刘江称上述支出凭单涉及的费用共计809374元，均由刘江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支出，证明百鸟园俱乐部系刘江收购，经营期间所有的费用均由刘江负责支出；梁硕承租了刘江的厂房应给付刘江租金，张凯欠刘江款项，故支出凭单中涉及梁硕和张凯的部分时将梁硕交纳的租金和张凯偿还的现金直接支付给杨振；支出凭单中记载的“记成本账”指的是记支出，“记杨振账”指的是因经营百鸟园俱乐部杨振支取的款项。杨振对于刘江提交的支出凭单的真实性认可，对于2019年4月22日、2019年4月25日、2019年5月10日的三张支出凭单关联性认可，与百鸟园俱乐部营业执照有关；2018年11月21的支出凭单从时间上看当时弘鹏俱乐部刚成立，该支出凭单涉及的资金全部用于弘鹏俱乐部的经营，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2019年2月27日、2019年3月6日的支出凭单发生在杨振收购百鸟园俱乐部之前，上述支出凭单涉及的款项与百鸟园无关；2019年4月19日的支出凭单涉及的款项167220元用于弘鹏俱乐部购买训放车（车牌号为×××），该车辆虽然登记在百鸟园俱乐部名下，但实际由弘鹏俱乐部占有和使用；2019年7月29日、2019年8月23日的支出凭单所涉及的款项用于弘鹏俱乐部训放车支付保险费和加油；2019年4月22日、2019年4月25日、2019年5月10日的支出凭单所涉及的款项其中32300元系刘江出借给杨振用于收购百鸟园俱乐部，另外800元系弘鹏俱乐部购买新货车支付的燃油评估费用，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2019年5月20日、2019年9月20日、2019年9月24日的支出凭单所涉及的款项均用于弘鹏俱乐部训放车安装导流罩、广告灯箱、洗车机维修等，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2019年5月23日的支出凭单涉及的款项用于弘鹏俱乐部训放车定作训放笼，2019年8月21日的两张支出凭单涉及的款项其中2.3万元为尹洪军为弘鹏俱乐部购买训放车定作的训放笼，另外1600元为运输尹洪军定作训放笼产生的运费，均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2019年6月14日、2019年6月30日的支出凭单涉及的费用用于为弘鹏俱乐部购买训放车（车牌号为×××），虽然登记在百鸟园俱乐部名下，但实际由弘鹏俱乐部占用、使用；2019年7月23日支出凭单的领款人为杨泽富，与杨振无关，其中记载的“杨振俱乐部零工款18000元”指的是杨振管理的弘鹏俱乐部的日常用工支出，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2019年7月31日、2019年9月17日、2019年10月9日支出凭单涉及的款项用于弘鹏俱乐部鸽子用药，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2019年9月3日、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7日支出凭单涉及的费用用于支付弘鹏俱乐部举办比赛亏损的费用、人工费以及鸽笼款，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2019年9月19日、2019年9月26日、2019年9月27日支出凭单涉及费用为杨振为弘鹏俱乐部购买的鸽粮，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同时，杨振对于刘江提交的转让协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转让协议为刘江为本次诉讼与张国斌补签，转让协议载明的签署时间为2019年3月18日，但杨振与张国斌在工商管理机关备案的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且已经履行完毕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即使刘江提交的转让协议真实存在，由于刘江与张国斌并未实际履行，百鸟园俱乐部的实际投资人为杨振。杨振为了证明其系百鸟园俱乐部的投资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变更登记申请表及2019年4月10日的协议书，系杨振从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证明张国斌与杨振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张国斌将百鸟园俱乐部转让给杨振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据，其中《房屋租赁合同》系石国新与百鸟园俱乐部签订，约定石国新将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北辛庄村西一排XX号的房屋出租给百鸟园俱乐部，租期自2019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30日，每年租金为3.6万元。房屋用途为办公及销售鸽粮、鸽药、信鸽用品、组织文化活动。收据载明的出具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内容为“今收到杨振（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房屋租金叁万陆仟元整”，收款人处签有“石国新”的字样。杨振提交上述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6月25日与石国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杨振承租石国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房屋用于百鸟园俱乐部经营，并按约定支付房屋租金。3.百鸟园俱乐部营业执照，证明杨振于2019年8月9日将百鸟园俱乐部的经营范围增加“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等内容。4.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及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杨振于2019年8月22日为百鸟园俱乐部办理了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5.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两份，证明百鸟园俱乐部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于2019年2月10日到期，杨振重新为百鸟园俱乐部办理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6.《赛鸽棚施工合同》，系百鸟园俱乐部与李振秋于2019年10月10日签订，约定李振秋为百鸟园俱乐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场地建设100平房米的赛鸽俱乐部，工程款共计12万元。证明杨振于2019年10月10日委托李振秋建设100平方米的钢结构赛鸽棚，杨振已经给付工程款8.2万元。7.百鸟园俱乐部2019年9月份至2020年5月份现金支出明细表及相应票据，证明杨振接手百鸟园俱乐部之后支出经营成本共计236218.24元。8.弘鹏俱乐部简介网页打印件及经营场地照片，证明弘鹏俱乐部系刘江于2018年出资成立，但并未领取营业执照，经营地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合美渔都院内。9.车牌号为×××的车辆照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GPS定位照片打印件以及车牌号为×××的车辆照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GPS定位照片打印件，证明上述两辆货车系刘江出资购买并用于弘鹏俱乐部日常经营，由于弘鹏俱乐部并未办理营业执照，故刘江提出将车辆登记在百鸟园俱乐部名下。10.弘鹏俱乐部2019年2至3月份支出报表及相应票据，证明刘江委托杨振负责弘鹏俱乐部的日常经营，期间杨振从刘江处领取款项10万元并全部用于弘鹏俱乐部的日常经营。11.抵账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照片，其中抵账证明内容为：“北京天海鹏程职业赛鸽俱乐部欠我俱乐部会员杨振（身份证×××）参赛鸽入奖奖金40000元整（肆万元整）。因俱乐部资金紧张现将名下财产训放货车及训放笼一并抵给杨振作为赛鸽四万元奖金，训放货车基本信息：行驶本挂靠单位：北京泰丰肉鸽有限责任公司，社会统一代码XXX，机动车号牌：×××。发动机型号：XXX。特此证明”。抵账证明下方北京海天鹏程职业赛鸽俱乐部负责人处有邱永顺的签字。杨振提交上述证据证明杨振参加赛鸽获得奖金4万元，由于举办者资金紧张故使用一辆货车折抵奖金4万元，目前该车辆登记在百鸟园俱乐部名下。12.照片、长子营镇村级房屋修葺证明，证明杨振从刘江处支取的款项用于货车顶棚、鸽粮、鸽药、鸽笼等相关支出，与百鸟园俱乐部无关，百鸟园俱乐部从石国新处租赁房屋建设钢结构赛鸽棚时村委会出具了证明。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百鸟园俱乐部提交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表及2019年4月10日协议书真实性认可，但对于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刘江从张国斌处受让百鸟园俱乐部之后委托张国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4月10日协议书上的签字并非张国斌和杨振本人书写，该协议书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出具；对于杨振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于该组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刘江称其找到石国新进行确认，石国新称实际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和收取租金的事实，故石国新在《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据复印件上分别书写“此合同不属实。石国新，2020.6.20”、“此收据不属实。石国新，2020.6.20”。刘江向本院提交了石国新书写上述内容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据。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百鸟园俱乐部营业执照、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真实性认可，百鸟园俱乐部经营范围增加、办理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重新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费用均由刘江支出。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赛鸽棚施工合同》真实性不认可，百鸟园俱乐部实际经营地点在通州区张家湾镇合美渔都院内，亦不存在建设钢结构工程的事实。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百鸟园俱乐部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现金支出明细表及相应票据真实性不认可，经刘江向票据中的签字人员了解，所有票据系杨振为了做账使用，根据刘江提交的支出凭单可以看出百鸟园俱乐部所有的支出资金来源均为杨振从刘江处领取现金或从刘江银行卡转账。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弘鹏俱乐部简介网页打印件及经营场地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并表示最初刘江委托杨振设立赛鸽俱乐部，杨振取名为弘鹏俱乐部，但没有办理成功营业执照，故刘江从张国斌处收购百鸟园俱乐部，弘鹏俱乐部自成立开始即由杨振负责经营，赛鸽俱乐部挂牌为弘鹏，实际为百鸟园俱乐部，但参加比赛时仍以弘鹏俱乐部的名义进行。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车牌号为×××的车辆照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GPS定位照片打印件以及车牌号为×××的车辆照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GPS定位照片打印件真实性认可，并表示上述两辆货车由刘江实际出资，并用于百鸟园俱乐部的经营。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弘鹏俱乐部2019年2月至3月支出报表及票据的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系杨振单方制作；对于杨振提交的抵账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照片真实性认可，该车辆系刘江购买用于百鸟园俱乐部，后来因车辆不能过户，刘江放弃了车辆，现在车辆已经不属于百鸟园俱乐部，至于杨振和邱永顺之间是否存在抵账协议刘江并不清楚，亦与本案无关。刘江对于杨振提交的照片真实性认可，系赛鸽比赛时放飞地的照片以及百鸟园当时经营的照片，对于长子营镇村级房屋修葺证明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杨振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6月25日租赁石国新的房屋用于经营百鸟园俱乐部，但刘江与石国新核实后石国新出具了书面说明，证明杨振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及收据为虚假，故杨振提交长子营镇村级房屋修葺证明以证明百鸟园在大兴区长子营镇经营刘江不予认可，百鸟园俱乐部在刘江收购后一直在通州区张家湾镇合美渔都经营。刘江称：刘江经李维瀚介绍认识张国斌，其与张国斌已经认识多年，因为双方均经营赛鸽业务，故在2019年3月18日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双方已经认识；之前刘江参加赛鸽比赛并没有自己的俱乐部，后来刘江自己想设立一个赛鸽俱乐部，故刘江于2018年11月份设立了弘鹏俱乐部；百鸟园俱乐部转让事宜系张国斌与刘江进行协商，自2019年2月份开始进行商谈，张国斌到过合美渔都至少三次；2019年3月18日，张国斌与刘江在合美渔都签订了转让协议，当时除了张国斌与刘江，还有李维瀚在场；在2019年3月18日签订转让协议之前百鸟园俱乐部已经不再经营，转让协议约定的3.1万元实际为购买营业执照的费用，当时百鸟园俱乐部已经没有任何资产，刘江通过其尾号8492的银行账户向张国斌转账3.1万元，张国斌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刘江以弘鹏俱乐部的名义对外经营，2019年4月份百鸟园俱乐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弘鹏俱乐部开始使用百鸟园俱乐部的营业执照，由于“弘鹏”系刘江找人算过之后起的名字，故赛鸽俱乐部挂牌的名称还是弘鹏俱乐部；百鸟园俱乐部受让之前以及之后均由刘江委托杨振负责经营，所有的支出均由刘江负责，百鸟园俱乐部没有正式的财务账册，杨振领钱有记录，刘江的建筑公司会计负责记账，百鸟园俱乐部的支出单独记账，但没有制作账册；由于刘江与杨振存在亲属关系，出于信任刘江受让百鸟园俱乐部后将百鸟园俱乐部的投资人登记为杨振，基于亲属关系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百鸟园俱乐部由刘江进行决策。杨振称：其于2018年底自刘江的建筑公司离职后想做事，当时刘江成立了弘鹏俱乐部，故从弘鹏俱乐部设立起杨振即开始帮助刘江经营弘鹏俱乐部，刘江建议杨振自己经营俱乐部，当时杨振也收购一家赛鸽俱乐部，刘江提出出借款项给杨振，如果杨振经营赛鸽俱乐部盈利就返还刘江的借款，如果不盈利就不用偿还刘江借款；2019年3月份，杨振经刘江的朋友“李wei汗”介绍认识了张国斌，wei具体怎么写杨振并不清楚；2019年3月份，杨振与张国斌在弘鹏俱乐部第一次见面，当时除了张国斌和杨振之外，还有“李wei汗”及几个工人在场，刘江并不在场，杨振与张国斌见过两三次面、协商两三次即将收购百鸟园俱乐部事宜谈妥；当时百鸟园俱乐部已经不再经营，除了营业执照之外百鸟园俱乐部已经没有其他资产，杨振收购百鸟园俱乐部共计支出3.1万元；除了2019年4月10日协议书之外，杨振与张国斌并未签订其他协议书，工商变更登记由代办公司代为办理，转让协议受让方处杨振的签字为杨振本人书写，张国斌在该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后交给代办公司，代办公司又找到杨振签字；杨振自2019年9月份开始经营赛鸽俱乐部，经营地点有两处，一处在大兴区长子营镇北辛庄村，另一处位于通州区富豪村721号，两处都有工人，自2019年9月份至今一直处于上述经营状态；赛鸽俱乐部有固定员工2人，临时工2人，由杨振负责经营，负责记账，百鸟园俱乐部从收购完毕至今一直由杨振委托的记账公司代为记账，账册在记账公司；百鸟园俱乐部主要经营赛鸽、艺术品，杨振从开始经营百鸟园俱乐部至今投入23万余元，包括钢结构施工款8.2万元、房租3.6万元以及自2019年11月30日至2020年5月30日的员工工资及其他费用；2019年9至11月份之所以没有工资支出，是因为百鸟园俱乐部的业务还不多，没有雇佣员工，支出凭单并不规范并未装订成账册，工资、房租通过现金方式支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李维瀚、张国斌以及石国新就相关事实进行了询问。李维瀚称其于2000年初通过赛鸽认识张国斌，于2017年通过赛鸽认识刘江，李维瀚通过刘江认识的杨振，在刘江的办公地点见过杨振；李维瀚为百鸟园俱乐部转让的中间介绍人，张国斌的住处与李维瀚距离较近，城区没有地方可以养殖赛鸽，刘江和张国斌的赛鸽都在李维瀚处养殖，张国斌欲将百鸟园俱乐部进行转让，刘江欲成立赛鸽俱乐部但办理营业执照比较困难，故李维瀚向刘江提出直接收购百鸟园俱乐部；张国斌与刘江商谈收购事宜时李维瀚在场，张国斌与刘江签订了2019年3月18日转让协议；李维瀚不清楚刘江的弘鹏俱乐部，刘江受让百鸟园俱乐部后将杨振登记为投资人李维瀚并不清楚，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后李维瀚才知晓，刘江受让百鸟园俱乐部后在合美渔都实际经营，百鸟园俱乐部的工商登记变更李维瀚并未经手，转让价款系李维瀚帮忙商谈，张国斌开始要价3.5万元，李维瀚表示都是朋友故最终以3万元成交；刘江系杨振的姑父，但具体情况李维瀚并不清楚。张国斌称其于2007年10月26日注册成立百鸟园俱乐部，张国斌为唯一投资人，主要经营项目为赛鸽驯养、比赛，百鸟园俱乐部在转让之前一直实际经营；张国斌与刘江于2018年经朋友李维瀚介绍认识，认识时刘江也经营赛鸽，张国斌并不认识杨振；百鸟园俱乐部注册地和经营地均位于北京城区，由于拆迁驯养赛鸽的人逐渐减少，张国斌不想再经营赛鸽俱乐部，在聊天时张国斌表达出不想继续经营的意愿，刘江表示愿意进行受让，双方从2019年2月份开始洽谈，洽谈两三次后签订了2019年3月18日转让协议，当时只有张国斌、刘江和李维瀚在场；由于双方系朋友关系，故价款商定为3万元，转让的资产除了营业执照之外还有一辆货车，刘江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张国斌3.1万元转让款；工商变更登记委托代办公司代为办理，工商登记材料中张国斌的签字为代办公司代为签署，刘江表示将投资人变更为杨振，张国斌并不清楚杨振的身份，刘江将杨振的身份信息告知张国斌，刘江并未告知张国斌其与杨振的关系，张国斌亦未进行询问，张国斌在刘江的办公地点见过杨振一次；张国斌并不清楚刘江的弘鹏俱乐部，张国斌并未与杨振签订过转让协议，亦未与杨振协商过转让事宜，张国斌并未将百鸟园俱乐部转让给杨振。本院电话联系石国新，石国新称其认识刘江与杨振，杨振向石国新表示想驯养赛鸽，由于石国新使用杨振名下的车牌号，故石国新提出将登记在其父亲石介元名下的大兴区长子营镇北辛庄村西一排59号的房屋给杨振使用，双方约定杨振可以在现有房屋顶上加盖一层用于驯养赛鸽，杨振每年给付石国新2万元；杨振在本案中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处为石国新签字，但杨振告知石国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与收据是为了做账使用，石国新并未收到过杨振交纳的租金3.6万元；石国新在《房屋租合同》及收据上书写“此合同不属实”“此收据不属实”是因为《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期和租金与事实不符，其与杨振协商房屋租赁事宜是2019年9至10月份，年租金口头协商为2万元，双方并未协商租赁期限；2019年12月份石国新向村委会申请审批建设鸽舍，审批通过后杨振开始出资建鸽舍，2020年春节后杨振开始在此处养殖赛鸽，杨振在大兴区在长子营镇北辛庄村59号房屋养殖赛鸽并未挂牌。针对李维瀚、张国斌及石国新的陈述，刘江表示认可。杨振认为张国斌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刘江为村委会书记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容易对张国斌的证言产生影响；张国斌表示其对于将百鸟园俱乐部转让给杨振一事知情，杨振和刘江之间的关系张国斌并不清楚，张国斌亦不清楚杨振代刘江持有百鸟园俱乐部的出资，故杨振认为代持需要依照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国斌称其并不知晓刘江经营弘鹏俱乐部系虚假陈述，张国斌、李维瀚、刘江、杨振都从事赛鸽经营，张国斌不可能对此不知情。杨振称李维瀚与刘江系朋友关系，二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对于李维瀚的陈述均不认可；李维瀚称其对于刘江经营弘鹏俱乐部不知情属于虚假陈述，张国斌、李维瀚、刘江、杨振都从事赛鸽经营，李维瀚不可能对此不知情；弘鹏俱乐部在网上有简介，系刘江出资承办，地址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合美渔都院内，杨振提交的证据显示合美渔都挂有弘鹏俱乐部的牌子，装载赛鸽参加比赛的货车后方明确贴有弘鹏俱乐部的字样，故李维瀚不可能不知道刘江经营弘鹏俱乐部。杨振称石国新的证人证言具有不确定性，之前石国新在《房屋租赁合同》和收据上签字，现在又签字称不属实，法院应当采纳书面证据。上述事实，有刘江向本院提交的支出凭单、《俱乐部转让协议》，杨振及百鸟园俱乐部向本院提交的工商档案材料、营业执照、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弘鹏俱乐部简介网页打印件、照片和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我国物权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投资人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本案中，百鸟园俱乐部系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的唯一投资人为杨振。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确定百鸟园俱乐部的实际投资人。首先从百鸟园俱乐部受让的过程来看，杨振称其通过刘江的朋友“李wei汗”介绍认识张国斌并与张国斌就百鸟园俱乐部转让事宜进行商谈，但杨振明确表示不清楚“李wei汗”具体如何书写，此种情况与常理不符。经本院向张国斌进行询问，张国斌明确表示并不认识杨振，亦未与杨振就百鸟园俱乐部转让事宜进行商谈，其并无将百鸟园俱乐部转让给杨振的意思表示，之所以将投资人变更成杨振是应刘江的要求。其次从百鸟园俱乐部转让款的支付来看。刘江与杨振均认可转让款为3.1万元，通过刘江的银行账户转至张国斌的银行账户。张国斌认可该款项系刘江受让百鸟园俱乐部支付的对价。杨振称其向刘江借款3.1万元用于给付张国斌转让款，刘江表示如果杨振经营赛鸽俱乐部盈利就返还该借款，如果亏损无需返还。但杨振与刘江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协议，在刘江否认该款项系借款的情况下，杨振对于其上述陈述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案难以据此认定刘江与杨振之间就支付给张国斌的3.1万元存在借贷的合意，应认定刘江向张国斌给付了转让款。再次从百鸟园俱乐部的经营情况来看。刘江与杨振均认可百鸟园俱乐部实际由杨振负责经营，但根据双方提交的支出凭单及票据可以看出百鸟园俱乐部的支出基本由刘江出资，杨振在刘江提交的支出凭单中对每一笔支出均签字确认。杨振称刘江提交的支出凭单中大部分为弘鹏俱乐部的支出，并不属于百鸟园俱乐部的支出，但杨振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百鸟园俱乐部的支出由其负责，其所述的房屋租金、工人工资等均系现金支付，且石国新明确否认收到过杨振交纳的租金。杨振在庭审中陈述称其自2019年9月份开始在大兴区长子营镇北辛庄村养殖赛鸽，但石国新称其与杨振在2019年9、10月份才开始商谈租赁事宜，2019年12月份石国新向村委会申请建设鸽舍审批，2020年春节后才开始养殖鸽子，杨振提交的其与李振秋签订的《赛鸽棚施工合同》约定李振秋在大兴区长子营镇北辛庄村建设100平米的钢结构赛鸽棚，开工时间为2019年10月15日，竣工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杨振的陈述与其提交证据、石国新的陈述均存在矛盾之处。另一方面，杨振称百鸟园俱乐部自收购之后一直委托记账公司记账，账册保存在记账公司处，后又表示支出凭单制作并不规范，没有装订成册，杨振关于支出凭单的陈述前后矛盾。综上，本院认为杨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百鸟园俱乐部的运营资金来源于杨振。最后从各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陈述来看。杨振在并不清楚“李wei汗”具体如何书写的情况经其介绍向原来并不认识的张国斌收购百鸟园俱乐部，2019年4月10日协议书签订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杨振自2019年9月份开始同时在大兴区长子营镇和通州区宋庄镇养殖赛鸽，杨振的陈述与李维瀚、张国斌、石国新的陈述并不一致，其提交的证据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杨振称刘江已经经营弘鹏俱乐部没有必要收购百鸟园俱乐部，对此本院认为刘江经营的弘鹏俱乐部并无营业执照，其收购百鸟园俱乐部以百鸟园俱乐部的名义经营弘鹏俱乐部并非没有必要。综上，从百鸟园俱乐部转让的过程、转让资金的支付、百鸟园俱乐部的经营等方面进行分析后，本院认为虽然杨振为百鸟园俱乐部工商信息登记的投资人，平时亦负责百鸟园俱乐部的日常经营，但百鸟园俱乐部的出资（即转让款）系刘江支付，百鸟园俱乐部的日常支出资金来源为刘江，结合李维瀚、张国斌以及石国新的陈述，刘江关于百鸟园俱乐部收购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更符合常理，能够证明其为百鸟园俱乐部的实际投资人，杨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张国斌之间存在转让百鸟园俱乐部的合意，亦不足以证明其为百鸟园俱乐部的实际投资人。故应确认刘江系百鸟园俱乐部的实际投资人，百鸟园俱乐部与杨振应协助刘江办理投资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刘江为被告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的唯一投资人；二、被告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被告杨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协助原告刘江办理将被告北京百鸟园俱乐部的投资人由被告杨振变更为原告刘江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北京百鸟园赛鸽俱乐部、被告杨振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相应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于素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法官助理 蔡 爽书 记 员 王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