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983民再12号原审原告：尹海英，男，197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肥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振，肥城市王瓜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肥城市泰临路**。法定代表人：刘贺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云，女，198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肥城市。系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华，山东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尹海英与原审被告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城农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8）鲁0983民初404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鲁0983民监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尹海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振、原审被告肥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云、王新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海英再审中提出再审请求：请求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2018)鲁0983民初4046号案，判决被申请人赔付再审申请人68000元；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原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依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信用社坚持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入股自愿原则，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劳动者和集体经济组织均可入股。信用社的个人股、团体股，每股金额大小由中国农业银行省级分行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管理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对1993年以前的股金，仍可执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和保息分红规定，并实行专户管理。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取消股金保息分红政策，实行按股分红的改革意见。据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股金经历了由“退股自由”“保息分红”向“分红”的政策转型。刘静自1985年12月起在肥城农信社工作，其在公安机关供述的长期使用股金证从事揽储业务，并把拉到的存款交至信用社，与上述特定历史时期内农村合作信用社的股金政策基本一致，在该政策下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已形成交易习惯。再审申请人相信刘静可以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存款利率高于普通存款具有一定合理性，且肥城农商行未在当地广泛张贴公告公示原股金证作废，因此再审申请人无从了解该股金证作废的情况，通过刘静储蓄并无不当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肥城农信社在对其原所属人员及股金证的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涉案股金证，并以此凭证向再审申请人吸收存款，是造成再审申请人损失的主要原因，其应对存款本金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019年5月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民再290号民事判决，改判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就刘静通过股金证向储户袁玉金揽储给储户袁玉金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付责任。该判决书为(2018)鲁0983民初404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再审申请人新取得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的责任划分。综上所述，申请人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依法提请再审，请求法院依法纠正错误判决，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肥城农商行再审辩称，同原审答辩意见，认可原审判决。尹海英原审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付原告68000元并支付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院原审认定案件事实：刘静自1985年12月在肥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肥城农信社）工作，2000年在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任职，2006年该储蓄所撤销，刘静至肥城农信社老城镇信用社工作，2014年5月11日，刘静主动辞职，2014年5月23日肥城农信社党委会决定同意刘静辞职，并与其解除劳动关系。2012年3月至2014年3月，刘静手持其原在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加盖橡胶厂储蓄所印章的手写山东农村信用社社员股金证，故意隐瞒该股金证已不能使用的事实，向尹海英揽储68000元，取得款项后，刘静并未将上述款项交由肥城农信社入账。后刘静以将手写股金证换成机打股金证为由，从尹海英处骗回股金证，并由尹海英手抄存款记录一份。2015年7月，刘静因诈骗原告尹海英等被害人，由肥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我院经审理已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刘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5万元，责令刘静退赔239.2896万元违法所得。原告尹海英于2018年8月13日诉来本院，要求被告肥城农商行承担赔偿责任。另查明，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财务会计部）于2009年11月12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股金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第一条规定：“县级联社应集中统一管理股金，并指定相关部门专人负责，不得将管理权限下放至基层网点”。第四条规定：“严格按照规定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二次销号监督，严禁在空白股金证上预先加盖公章”。肥城农信于2008年已经将股金证交由营业部凭证管理员统一管理，股金业务均由客户本人到柜台办理，使用股金证时，由经办柜员向凭证管理员发起领用申请，凭证管理员向其调拨后再使用，刘静从未领取过股金证。再查明，2016年5月13日，山东银监局通过鲁银监准（2016）160号文件批复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同时肥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院原审认为，刘静故意隐瞒其在肥城农信社橡胶厂储蓄所工作期间领取的手写股金证已不能使用、持有该股金证编造高息揽储存入肥城农信社的理由，骗取尹海英案涉款项68000元，上述事实已为肥城市人民法院（2015）肥刑初字第337号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本院予以认定。股金证作为农村信用社对认缴股金社员签发的记载股金的证明，是社员所有权凭证和利益分配的依据，肥城农信社理应严格管理，但其未举证证实对股金证使用情况进行了严格管理，亦没有妥善保管已经作废但加盖其真实公章的股金证。事发时，刘静作为肥城农信社在职工作人员，持有已不能使用的股金证，非法对外高息揽储，给尹海英造成了经济损失，而尹海英之所以将案涉款项交付刘静，与之前双方已多次从事股金证存取的事实和刘静所具有的肥城农信社工作人员身份密切相关。肥城农信社在管理上存在的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涉案股金证，并以其为凭证向尹海英吸收存款，这种过错是刘静诈骗得逞的主要原因，肥城农信社应对刘静给尹海英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另高息揽储并非肥城农信社的业务范围，刘静向尹海英允诺的利率明显超出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刘静高息揽储的行为，超出了肥城农信社的业务范围，对此，一般理性人应是明知的。但尹海英为追求高息，对面临的风险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进一步促成了刘静诈骗结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可适当减轻肥城农信社的赔偿责任，本院酌定肥城农信社对原告尹海英之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对其自身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山东银监局相关文件已批复肥城农信社终止时，其债权债务由肥城农商行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肥城农商行承担责任，依法应予以支持。刘静虽已因其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判决书也已责令追赃，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所涉事实并不完全相同，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存在时，受害人就其未能追回的损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故对被告辩称该案不是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尹海英损失47600元；二、驳回原告尹海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0元，由被告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95元，由原告尹海英负担255元。本案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尹海英主张的损失应如何负担。原肥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肥城农信社）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依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第二条的规定，信用社坚持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实行入股自愿原则，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劳动者和集体经济组织均可入股。信用社的个人股、团体股，每股金额大小由中国农业银行省级分行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管理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对1993年以前的股金，仍可执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和保息分红规定，并实行专户管理。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取消股金保息分红政策，实行按股分红的改革意见。据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股金经历了由“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息分红”向“按股分红”的政策转型。本案中，刘静自1985年12月起在肥城农信社工作，其在公安机关供述的长期使用股金证从事揽储业务，并把拉到的存款交至信用社，与上述特定历史时期内农村合作信用社的股金政策基本一致，在该政策下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已形成交易习惯。尹海英相信刘静可以使用股金证进行揽储、存款利率高于普通存款具有一定合理性，且肥城农商行未举证证明其已在当地广泛张贴公告公示原股金证作废，尹海英难以通过股金证上的印章发现刘静实施的是诈骗行为，故无证据证明尹海英对此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刘静在公安机关对涉案股金证的供述与尹海英等对该股金证的描述基本一致，肥城农商行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充分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刘静涉嫌诈骗犯罪一案的生效刑事裁判判令刘静退赔违法所得，肥城农商行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尹海英已获退赔，尹海英已否认收到退赔款，故应认定尹海英的损失包括本金68000元及相应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肥城农信社在对其原所属人员及股金证的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致使刘静取得涉案股金证，并以此凭证向尹海英吸收存款，是造成尹海英损失的主要原因，其应对68000元本金承担赔偿责任。故尹海英要求肥城农商行赔付68000元本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对尹海英损失的责任划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983民初404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维持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983民初404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三、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尹海英损失68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山东肥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不得有转移、隐匿、毁损财产及高消费等妨害或逃避执行的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本案执行立案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对相关当事人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审 判 长  解 霞人民陪审员  尹鲁江人民陪审员  杨 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