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1民再4号抗诉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诉人（原审被告）：姜玲，女，1965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被告刘国平。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张世芝，女，196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言，重庆市万州区新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彭长万，男，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言，重庆市万州区新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原审被告：刘国平，男，196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现三合监狱服刑。原审被告：重庆佩洪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天城）北山大道（钟鼓楼大市场）170号西区4层4-16，注册号500101000057155。法定代表人：刘东方，现三合监狱服刑。申诉人姜玲与被申诉人张世芝、彭长万、原审被告刘国平、重庆佩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洪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万法民初字第06833号民事判决，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申诉。经该院提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渝检二分院民监[2019]50820000014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渝02民抗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杨彦、高铭出庭。申诉人姜玲、被申诉人张世芝与彭长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言、原审被告刘国平、原审被告佩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东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第一，彭长万在2016年7月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案涉借款人系佩洪公司而非刘国平，且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2刑终21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国平、刘东方以佩洪公司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张世芝、彭长万与刘国平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刘国平履行职务，案涉借款不应认定为刘国平与姜玲的夫妻共同债务；案涉款项已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确定退赔主体，已判决由佩洪公司退赔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刘国平、刘东方作为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而共同退赔集资参与人的经济损失，且刘国平所借款项均投入佩洪公司账户，并未用于刘国平与姜玲的共同生产、生活，故原审判决姜玲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不当。申诉人姜玲称：姜玲在佩洪公司负责记账，张世芝、彭长万所称借款金额属实，借条上载明债权人是彭长万，但借款是张世芝打电话给姜玲要求放贷，姜玲收到案涉款项后就打给佩洪公司指定的账户（个人账户）；对原审判决书载明的利息支付情况均认可，但是姜玲从未支付过利息；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本案诉争款项系佩洪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所得，并非刘国平个人借款，因而也并非系被告刘国平和姜玲的夫妻共同债务，且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确定该款项的退赔主体；张世芝、彭长万自认其借款对象是佩洪公司，并非刘国平，因此刘国平的行为应系职务行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姜玲不应承担偿还责任。被申诉人张世芝、彭长万辩称，抗诉机关称借款人是佩洪公司而非刘国平与事实不符，理由是已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经查明彭长万、张世芝是将款项出借给刘国平，且彭长万、张世芝并未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承认案涉款项是向佩洪公司投资，事实是公安机关多次催促彭长万、张世芝等人去了解情况，且公安机关混淆了投资与借贷的概念，因此相关记录与彭长万、张世芝陈述的事实不符；抗诉机关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已确定退赔主体，且借款未用于刘国平、姜玲的共同生产、生活等于法无据，生效民事判决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民事案件并不当然让位于刑事案件，且依据2018年之前的相关司法解释，夫妻一方不能证明另一方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过程中，姜玲并未举证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刘国平个人债务，故原审判决正确。原审被告刘国平述称，张世芝陈述的借款情况、借款金额均属实，借条是刘国平出具的，刘国平是代表佩洪公司，利息也是佩洪公司支付的；刘国平是佩洪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平时业务，案涉借款均用于公司在贵州和苏马荡的项目，刘国平个人并未挪用、消费、挥霍，因此刘国平个人不应该退赔；姜玲在佩洪公司上班，案涉借款是为了公司业务开展，姜玲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原审被告佩洪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东方代表佩洪公司述称，佩洪公司之前是黄建明和刘国平设立的，公司是2014年12月24日从原来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明变更为刘东方，但刘东方和黄建明约定并不管佩洪公司的事，刘东方自己在外做建筑，佩洪公司主要是刘国平负责管理，姜玲在刘东方担任法定代表人之前是负责公司财务，之后不清楚她的职务，因此刘东方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不清楚本案借款的情况，请法院依法判决。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彭长万、张世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刘国平、姜玲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承担资金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5%标准从2015年1月25日起算至本金还清时止；2.判令佩洪投资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本院原审认定事实：原审原告张世芝、彭长万系夫妻关系。2014年2月25日，原审被告刘国平作为借款人向原审原告出具借款凭据，载明：“今借到彭长万人民币：（小写）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整用途项目周转，月利息2.5%，借款期限（12个月）即2014年2月25日起至2015年2月25日止。利息按月支付，利息为后付。（到期支付，按原订利息执行；提前支取，需一个月内预约，月息按1%计算。此款以进帐为准）借款人：刘国平……”。在上述借款凭据上，担保一栏加盖有“重庆佩洪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借条出具后，原审原告张世芝当日从其银行账户内向原审被告姜玲在建设银行××××的账户转账300000元，交付了该笔借款。原审被告自2014年3月25日开始，按月支付利息7500元，2014年12月25前的利息已付清。之后仅在2015年3月10日支付过一个月的利息7500元，原审原告认可系支付的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月24日期间的资金利息。另查明，原审被告刘国平、姜玲原系夫妻，二人于2014年6月25日登记离婚。本院原审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刘国平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彭长万出具借款凭据借款300000元，原告彭长万通过其妻张世芝的银行账户向被告姜玲的银行账户转账交付相应款项，原告彭长万、张世芝系夫妻，其作为共同的债权人，与被告刘国平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刘国平负有清偿涉案全部债务本息之责。被告姜玲与被告刘国平原系夫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诉争债务形成于刘国平与姜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姜玲既不出庭应诉，亦不向本院提交证明刘国平向原告的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生活，或是债权人与刘国平之间有关于债务系刘国平个人债务的约定，故而被告姜玲应当对该笔债务承担共同给付的责任。被告佩洪投资公司自愿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借款凭据中未对保证方式进行约定，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担保责任。且因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也没有约定，故佩洪公司作为保证人应当对涉案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关于利息的给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因此，本案原告张世芝与被告刘国平关于月利率2.5%的约定不符合上述规定，应调整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核算，超出部分冲抵本金。经冲抵后，被告刘国平尚欠原告张世芝借款本金为281732.36元。本院原审判决：一、被告刘国平、姜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彭长万、张世芝借款本金281732.36元及利息，利息以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5年1月25日起算至借款还清时止；二、被告重庆佩洪投资有限公司对上列刘国平、姜玲应履行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彭长万、张世芝的其他诉讼请求。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在案涉借款期间，姜玲在佩洪公司负责财务记账，姜玲与刘国平的儿子刘浩在佩洪公司担任出纳，刘东方的女儿刘佳雯也在佩洪公司做出纳。本案借款30万元系原告转入姜玲个人账户，姜玲称收到该款后均转交公司指定的出纳个人账户。原告的借款利息有由刘佳雯等转账支付的情况。刘国平认可在佩洪公司经营期间未依法遵守公司财务制度，所吸收资金均由个人账户开支进出。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渝02刑终21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国平、刘东方以佩洪公司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资金，且吸收的资金由公司会计做帐，出纳按期支付利息；佩洪公司和刘国平将吸收的资金借给有资金需求的人，收取的利息亦由公司会计做帐，单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国平、刘东方为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截止案发，佩洪公司尚欠吸收存款本金20770.1234万元，支付利息8662.9979万元，支付利息折抵本金后，尚余12107.1255万元未退还637位被害人。该刑事判决附件退赔清单中认定本案借款30万元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数额，且已经责令由刘国平、刘东方以及佩洪公司共同退赔。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8）渝0101执542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在执行刘国平、刘东方、佩洪公司责令退赔一案中，经调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目前该案已经终结执行。本院再审认为，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原本就系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需要通过众多的一般民间借贷关系经过案件的积累才能发生性质的变化，构成刑事犯罪。就单一民事案件而言并不一定是借款人涉嫌犯罪，导致借款行为无效，或者改变借款行为主体。本案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且借款凭据为刘国平个人出具，佩洪公司只是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凭据上盖章，刘国平也并未向原告披露自己的借款行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究竟属于刘国平的借款行为还是代表公司借款行为的问题，由于刘国平经营佩洪公司期间，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已经发生混同，片面强调本案借款主体是公司还是刘国平个人对案件最终处理无实际意义，均应承担偿还责任。2、刑事案件未作出处理或者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当事人依然可能存在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本案中姜玲虽然未承担刑事责任，但通过查明，佩洪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刘国平、姜玲以及儿子刘浩均参与经营，公司所吸收的存款资金未按公司财务制度要求进入公司账户，而刘国平作为公司股东及主要负责人以方便支取为由将所吸纳资金进入刘浩、刘佳雯等个人账户，导致了股东与公司的严重财产混同，刘国平作为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尚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2107.1255万元的财产去向不明，众多受害人未获得退赔，姜玲与刘国平原系夫妻，本案借款也是经姜玲办理，故姜玲应当与刘国平共同承担对原告的偿还责任，故本案民事案件改判无实际意义。3、2017年佩洪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民事判决生效后，因刑事判决认定佩洪公司构成非吸犯罪，从而否定民事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如此则不利于当事人之间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效判决的既判力。4、执行中关于民事判决给付义务与刑事判决退赔责任的衔接问题，二者并不冲突，如果民事判决执行中兑现一定金额后可在刑事判决的给付义务中同时扣减。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原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作出的（2015）万法民初字第06833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 东审判员 骆 勇审判员 沈 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付艳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