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再2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恒大地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棠路2号恒大·海口湾一期项目8号楼一楼A（南侧）。 法定代表人：郭家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忠，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坚松，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孙长华。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志亮。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喜春。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葛延海。 四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明，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万宁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通往神州半岛公路南侧（海圮村路口东侧南段）恒大双海湾项目营销中心****。 法定代表人：彭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珠，该公司法务。 再审申请人恒大地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孙长华、王志亮、张喜春、葛延海（以下简称孙长华等四人）及一审被告万宁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终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63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恒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忠、陆坚松，孙长华等四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明，华宇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琼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长华等四人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判令解除孙长华等四人与恒大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第（1）目关于“三户待拆迁农民自建房须由甲方负责拆迁”的约定、第三条第9款关于“项目公司80%股权转至乙方名下之日起2个月内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的约定和第四条第2款第（1）项关于“以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作为第二期款项付款条件”的约定（以下简称“诉争约定”）；2.判令恒大公司和华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二期款项人民币6000万元；3.判令恒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因逾期支付第一期款项所产生的违约金3798475.6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恒大公司承担。 恒大公司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孙长华等四人履行合同义务，完成项目地块农民自建房的拆迁工作，履行交地义务；2.判令孙长华等四人向恒大公司支付违约金95307205.8元（暂计算至2018年1月18日，实际计算至孙长华等四人完成拆迁、交地义务之日止）；3.判令孙长华等四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 （一）项目公司及其名下项目基本情况。华宇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30日，原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2014年4月1日变更为注册资本8000万元。本案股权变更前股东为孙长华等四人，其中：孙长华出资3600万元，占注册资本45%；王志亮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25%；张喜春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25%；葛延海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5%。 2012年3月22日，海南省万宁市委、市政府将“万宁东澳国际垂钓休闲度假自由港”项目列为2012年万宁市重点项目，确立项目业主为华宇公司。为落实推进该项目，由万宁市国土局成立征地小组，组织开展并完成项目用地的征地工作（包括调查、谈判、补偿、附着物拆迁、土地平整）。2012年9月28日，万宁市人民政府针对该项目发布公告，决定征收位于万宁市东澳镇加神公路东澳墟通往神州半岛段南侧、海圮村路口东侧地段土地共291.76亩作为建设用地，宗地编号为万让2012-11号地块，土地用途为商服、住宅用地。2013年9月28日，万宁市国土局发布公告，挂牌出让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挂牌出让竞买须知中载明万让2012-11号地块用地的挂牌起始价为24627万元，该起始价包括征收土地补偿和安置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测绘费、评估费。该竞买须知同时提示该宗地范围内存在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括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迁移、拆迁安置工作尚未完成的瑕疵。2013年11月25日，华宇公司以总价24627万元竞得该宗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此后，华宇公司支付了土地交易契税8480226.75元、土地使用税1051916.41元。2014年8月，万宁市政府向华宇公司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33334㎡;住宿餐饮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1175.64㎡。华宇公司同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相关情况。2017年1月17日，孙长华等四人与恒大公司签订了华宇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孙长华等四人向恒大公司转让华宇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条：释义。1.股权转让款：甲方（即孙长华等四人）履行完本协议约定义务，乙方（即恒大公司）取得项目公司（即华宇公司）100%股权并获得项目地块（即前述东澳镇通往神州半岛公路南侧291.76亩土地）的全部权益且无其他义务负担，乙方应支付的款项。第二条：项目公司及项目地块。二、项目地块情况。3.现状及拆迁情况：（1）甲方承诺，项目地块除三户待拆迁农民自建房须由甲方负责拆迁外无其他拆迁物，本协议签订后项目公司和乙方无须支付任何征地拆迁补偿费。第三条：具体操作程序。4.乙方向甲方送达同意本次股权收购的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将第一期款项付至共管账户；第一期款项存入共管账户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负责将项目公司80%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同时项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由乙方指定人员担任。上述80%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且甲方收到乙方第一期款项之日起，由乙方负责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甲方不再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不再享有项目公司的经营收益及利润分配，但乙方在经营管理项目公司过程中甲方应予积极配合及协助；6.项目公司80%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后6个月内，甲方负责将持有的项目公司剩余20%的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项目公司100%股权；8.甲方承诺乙方解付第一期款项后5个工作日内按本协议第一条第4款约定的标准向乙方全部交地，并签订交地确认书；9.项目公司80%股权转至乙方名下之日起2个月内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并承担相关费用且交地给乙方，双方签订交地确认书。第四条：股权转让款支付及股东借款归还。1.总额：乙方应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总额341080214元，且乙方应借款给项目公司用于项目公司偿还债务不超过184087786元，其中对股东借款不超过179860488元及除股东借款外的第三方债务不超过4227298元；2.款项支付：乙方支付甲方的款项必须优先用于项目公司的债务剥离。乙方在借款给项目公司归还完毕全部项目公司对甲方的股东借款及对外负债后，开始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1）项目公司负债（指甲方对项目公司的股东借款和项目公司对外欠款不超过184087786元，该款专项用于偿还甲方对项目公司的股东借款及项目公司除股东借款外的第三方负债）：A第一期款项：乙方向甲方送达同意本次股权收购的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一期款项1亿元，甲方完成本协议第三条第4、5、7、11款义务后2个工作日内解付。该款优先用于偿还股东借款外的第三方负债。B第二期款项：乙方完成本协议第三条第4款义务后2个月内，且完成本协议第三条第8、9款义务后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万元。C第三期款项：第二期款项支付2个月后，乙方支付剩余项目公司负债。（2）股权转让款341080214元：A第四期款项：第三期款项支付后2个月，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第四期款项75912214元。甲方完成本协议第三条第6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解付。B第五期款项：第四期款项解付后3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五期款项1亿元。C第六期款项：第五期款项支付后3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六期款项1亿元。D第七期款项：第六期款项支付后6个月内且甲方完成本协议全部义务且不存在依据本协议约定的扣减事项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款项65168000元。乙方支付每笔款项前，甲方应完成该付款节点前甲方按本协议约定应完成的所有相应义务，否则，乙方付款时间顺延。第六条:乙方权利和义务。2.乙方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金额向甲方履行支付义务，但甲方逾期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乙方的付款义务相应顺延。第七条：违约责任。1.甲方违约：（3）甲方逾期履行义务的，每逾期一日，按照款项总额（含已付至共管账户款项）的千分之二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逾期转股，每逾期一日，按照款项总额（含已付至共管账户款项）的千分之二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果逾期达到30日以上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自乙方发出解约通知之日起五日内，甲方应双倍返还定金及返还其他乙方已付的款项（含已付至共管账户款项及利息），并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甲方逾期履行义务的，乙方的付款义务相应顺延；2.乙方违约：乙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按款项总额（含已付至共管账户款项）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如乙方逾期付款达到30日以上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甲方同时将乙方已付款项返还给乙方。此外，合同还约定了股权转让和移交的具体操作程序、尽职调查工作的要求、员工处理条款、权益归属及风险承担等事项。 （三）协议履行相关情况。2017年2月15日，孙长华等四人将华宇公司80%股权过户至恒大公司名下，并将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管理人员变更为恒大公司指定人员。同日，双方完成了华宇公司证照、印鉴、财务资料、项目地块所涉资料等所有资料及项目土地（除三栋农民自建房）的移交手续。2017年3月1日，恒大公司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一期款项1亿元中的94356230.69元，剩余5643769.31元于2017年3月2日支付。2017年8月16日，孙长华等四人将其持有的华宇公司剩余20%股权变更至恒大公司名下，至此，恒大公司持有华宇公司100%股权。截至起诉之日，孙长华等四人已按协议约定完成了二栋农民自建房的拆迁并向恒大公司交付土地。上述拆迁工作均由政府部门主导推进，目前尚有一栋农民自建房因权利人与政府部门不能就补偿费用达成一致协议而未能拆迁，该自建房位于项目地块的西南边界，约占地2992.716㎡。孙长华等四人将项目地块移交给恒大公司后，恒大公司进行了开发建设，目前已建成部分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股权转让协议》中“诉争约定”应否予以解除；（二）恒大公司及华宇公司应否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万元；（三）恒大公司应否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因逾期支付第一期款项所产生的违约金；（四）孙长华等四人应否向恒大公司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中“诉争约定”应否予以解除的问题。本案项目地块系由万宁市国土局成立征地小组，对集体土地组织实施包括调查、谈判、补偿、附着物拆迁、土地平整等一系列征地工作后，再向孙长华等四人出让的土地。该出让地价包括了征收土地补偿和安置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测绘费、评估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集体土地征收既包括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关征收土地方案批准行为，也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相关组织实施行为。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五条规定，该相关组织实施行为还包括征地公告、征地补偿登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公示和报请批准、补偿标准争议裁决、责令交出土地等一系列行为。因此，本案项目地块的附着物拆迁及责令交出土地依法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第（1）目虽约定三户待拆迁农民自建房须由孙长华等四人负责拆迁，但具体实施中该三户农民自建房的拆迁工作仍由政府部门主导推进，并已完成了二户农民自建房的拆迁。由于尚余一户未能与政府部门就补偿费用达成一致协议，导致政府部门的拆迁工作无法继续，拆迁完毕的期限至今尚无明确的时间表。因孙长华等四人不具备拆迁主体资格和拆迁权力，对于拆迁工作及拆迁工作完成的期限实际上无法控制，因此，该条款约定由孙长华等四人负责拆迁不符合客观实际。此外，孙长华等四人在2017年8月16日完成股权转让义务后，华宇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移交给恒大公司，孙长华等四人不再具有华宇公司股东身份及管理职务，在形式上已与项目土地无任何关系，显然难以以土地使用权人名义进一步推动已停滞的拆迁工作。综合以上，应当认定该约定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在事实上不能履行时，对方也无法再要求履行。因此，上述约定事实上不能履行，恒大公司也无法再要求履行，而双方又无法就此协商达成一致，在此情形下，孙长华等四人请求解除该约定，应予以支持。《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9款、第四条第2款第（1）项中关于2个月内完成全部拆迁及完成全部拆迁后支付第二期款项的约定，系以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第（1）目的相关约定为基础，在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第（1）目的相关约定因事实上不能履行而解除后，第三条第9款、第四条第2款第（1）项的有关约定亦可予以解除。 （二）关于恒大公司及华宇公司应否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万元的问题。本案所涉合同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由孙长华等四人出让股权，恒大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孙长华等四人已完成股权转让义务，恒大公司已实现股权转让目的，控制了华宇公司，并在项目地块上进行了开发建设。在《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1）项关于“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义务后支付第二期款项”的约定得以解除的前提下，孙长华等四人主张立即支付第二期款项，应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应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万元。因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为孙长华等四人和恒大公司，第二期款项虽约定优先用于华宇公司的债务剥离，但该款亦属股权转让款性质，华宇公司并非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人，孙长华等四人诉请华宇公司共同支付第二期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三）关于恒大公司应否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因逾期支付第一期款项所产生的违约金的问题。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1）项约定恒大公司应当在华宇公司80%股权过户至其名下后2日内支付第一期款项1亿元。在实际履行中，孙长华等四人于2017年2月15日将华宇公司80%股权过户至恒大公司名下，并将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等管理人员变更为恒大公司指定人员。同日双方亦完成了华宇公司证照、印鉴、财务资料、项目地块所涉资料等所有资料及项目土地（除三栋农民自建房）的移交手续。至2017年3月1日，恒大公司才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一期款项1亿元中的94356230.69元，剩余5643769.31元于次日支付，已分别逾期11日和12日，构成违约。孙长华等四人起诉主张逾期天数为11日，一审法院予以照准。根据合同关于违约责任“乙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按款项总额（含已付至共管账户款项）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的约定，孙长华等四人以股权转让总额作为恒大公司逾期款项不符合合同约定，恒大公司应按逾期款项1亿元的日千分之二标准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逾期11日的违约金。因孙长华等四人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照准。据此，恒大公司应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违约金723287.67元（100000000元×24%÷365天×11天）。 （四）关于孙长华等四人应否向恒大公司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的问题。恒大公司反诉请求孙长华等四人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其理由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具体操作程序第9款的约定，项目公司80%股权转至其名下之日起2个月内，即2017年4月15日前孙长华等四人应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并交地，故孙长华等四人已构成违约。如前所述，合同第三条第9款关于“项目公司80%股权转至乙方名下之日起2个月内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的约定因孙长华等四人不具备拆迁主体资格和拆迁能力，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之情形，一审法院已依法予以解除，因此，恒大公司主张孙长华等四人逾期交地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请求孙长华等四人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孙长华等四人负责拆迁及完成全部拆迁的约定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之情形，孙长华等四人请求解除，应予以支持。恒大公司已实现股权转让目的并已在项目地块上开发建设，应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二期款项。恒大公司逾期支付第一期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恒大公司反诉请求孙长华等四人完成拆迁工作及交地并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孙长华等四人与恒大公司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3项第（1）目关于“三户待拆迁农民自建房须由甲方负责拆迁”的约定、第三条第9款关于“项目公司80%股权转至乙方名下之日起2个月内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的约定、第四条第2款第（1）项关于“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义务后支付第二期款项”的约定；二、限恒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万元；三、限恒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违约金723287.67元；四、驳回孙长华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恒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0792.38元，由孙长华等四人负担18039.38元，恒大公司负担34275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9168元，由恒大公司负担。 恒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孙长华等四人诉请恒大公司与华宇公司偿还借款，恒大公司反诉诉请合同相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一审判决对前述两项的认定与双方当事人主张均不一致，但未依法释明，违反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同时构成程序违法。1、孙长华等四人请求偿还借款，法院并未释名当事人可以选择变更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恒大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违反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恒大公司主张履行合同行为与一审判决认定的行政职权行为性质、效力不同，但法院同样未依法进行释明就判决，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2、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第22页上部内容。涉案地块已经完成征地手续，并非是政府部门主导推进；尚未完成拆迁补偿的一栋自建房是因孙长华等四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履行拆迁补偿义务导致的，孙长华等四人对房屋权利人的合理诉求不接受、不表态，导致拆迁未完成。（2）一审法院将孙长华等四人交地义务理解为拆迁义务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中对拆迁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孙长华等四人对于土地上存在未拆迁建筑是明知的，而且政府出具方案在2012年，其标准远低于2017年的土地和建筑价值，按照行业惯例，被拆迁户要求的按2017年标准支付拆迁补偿费是正常的。孙长华等四人在明知这些情况的前提下，仍在《股权转让协议》作出由其完成拆迁并交付净地的承诺。3）《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法律关系虽然是股权转让关系，但对恒大公司来说，交付能满足正常开发的净地是股权转让的前提，也是双方合同签订的重要条件。孙长华等四人作出交付净地的承诺并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也不超出其能力范围，其承诺应该是合法有效的。3、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判决错误。（1）一审法院判决恒大公司支付6000万元不当。1）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孙长华等四人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净地交付义务，恒大公司付款时间应当顺延。2）《股权转让协议》对违约金有明确约定，孙长华等四人违反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驳回恒大公司的反诉请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违反公平公正原则。3）《股权转让协议》第2.2.3.1条、第3.9条和第4.2.1条不是解除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是关于“诉请合同继续履行”的裁判规则，不适用于裁判合同部分解除，而且本案也不符合该条规定之情形。孙长华等四人诉请解除部分合同条款,实为合同变更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孙长华等四人履行完成拆迁义务后，恒大公司就会支付二期款，虽存在支付迟延，但终究可以履行完成，不当然导致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4、一审判决解除的逻辑存在矛盾，排除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行业存在不利导向。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综上，恒大公司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二、五项，并依法予以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孙长华等四人承担。 孙长华等四人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恒大公司的上诉状表明其已认可孙长华等四人只是配合政府拆迁，故孙长华等四人负责拆迁及以完成拆迁为付款条件的约定就应当解除。而且，恒大公司上诉的核心是因未完成拆迁，其不应付款。可见，恒大公司对一审判决解除孙长华等四人负责拆迁的约定是认可的。2、恒大公司上诉称孙长华等四人没有支付高额拆迁补偿费导致政府未完成拆迁，其不应付款的主张不成立。（1）拆迁和支付额外拆迁补偿费是不同的合同义务。本案审理的范围是《股权转让协议》中诉争约定是否应当解除，是否应支付额外拆迁补偿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2）孙长华等四人已在出让金中支付了拆迁补偿费，还另行垫付412.6余万元给恒大公司，以配合政府拆迁，恒大公司对此亦予认可，即孙长华等四人已履行该义务。（3）恒大公司至今没有确定未拆迁的自建房是否还需支付以及支付多少额外拆迁补偿费，更没有通知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的数额和时间，孙长华等四人无从支付，不存在拒不支付或逾期支付额外拆迁补偿费的情形，孙长华等四人对此没有过错。（4）即使恒大公司已经通知孙长华等四人支付额外拆迁补偿费，而孙长华等四人未支付，恒大公司也完全可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从“款项中直接扣减额外拆迁补偿费”。3、恒大公司上诉称孙长华等四人有交付净地义务的主张不成立。1）《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约定孙长华等四人需交付净地。2）依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闲置土地处置工作的通知》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各市县要严格执行净地供应制度，对未完成征地拆迁补偿的项目用地，不得办理土地供应手续。”征地拆迁本来就是政府的法定义务，非孙长华等四人的义务。3）孙长华等四人已将股权、公章、土地等所有资料移交给恒大公司，事实上不能履行拆迁义务。（二）一审判决恒大公司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万元，适用法律正确。如前所述，恒大公司已实现股权转让目的，已开发建设项目用地，孙长华等四人有权收回剩余股权转让款。（三）一审判决驳回恒大公司诉请孙长华等四人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且符合公平原则。1、如前所述，孙长华等四人没有拆迁义务，以其逾期拆迁为由主张违约金没有依据。2、拆迁系政府的法定职责，属不能归责于孙长华等四人的原因，不应承担违约责任。3、恒大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因逾期拆迁所遭受的实际损失。4、恒大公司对拆迁未完成存在过错，不正当地促成违约金条件成就，应视为不成就。5、恒大公司主张违约金违反公平原则。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恒大公司已实际占有并控制项目用地和华宇公司，已建成商业街、別墅、商品房等建筑物，其预期收益未受影响。若支持其反诉，孙长华等四人收取的款项总额不仅不足以支付违约金，还需另行出资支付违约金，显失公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恒大公司的上诉请求。 华宇公司述称：（一）孙长华等四人与恒大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剥离华宇公司负债及税务考虑，将转让款拆分为借款和股权转让款进行支付，华宇公司并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方，无须支付6000万元。（二）根据合同严格责任原则，孙长华等四人将自身的违约行为归结为拆迁义务由政府完成不能成立。孙长华等四人对拆迁既有合同约定，又有口头承诺，恒大公司才敢以股权转让协议中超高的违约条件对项目地块进行整体报价。项目地块上民房未拆迁，是孙长华等四人不愿支付相应的拆迁费导致的，应承担逾期交地的违约责任。（三）华宇公司的预期利益受到侵犯。由于孙长华等四人未完成拆迁任务，严重影响了项目的开发进度，侵害了华宇公司的预期利益和现实利益。 二审期间，恒大公司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是王才栾于2018年1月16日向华宇公司出具的《关于东澳国际垂钓项目征地拆迁赔偿款要求报告》，证据二是恒大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向孙长华等四人发送的《告知函》，证据三是自称为恒大公司员工的李开军与孙长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页。对上述三份证据，孙长华等四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因恒大公司未能提供原件，孙长华等四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二，孙长华等四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未收到该《告知函》；对于证据三，孙长华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证据一，恒大公司未能出示原件，对于证据二，恒大公司不能证明已经将该《告知函》送达给孙长华等四人，对于证据三，恒大公司未提交有关李开军身份的证明，也无法确认该聊天记录是否经过编辑、删减，故对上述三份证据依法均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一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二）诉争约定是否存在事实上履行不能、是否应予以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一。恒大公司主张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主要理由包括：一是孙长华等四人本案第二项诉讼请求的诉讼标的是孙长华等四人与华宇公司、恒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该6000万元的性质属于股权转让款，但未依法释明，违反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同时构成程序违法。二是恒大公司主张的民事履约行为与一审判决认定的行政职权行为性质、效力不同，但一审法院同样未依法进行释明，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对此，二审法院认为，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恒大公司应付股权转让款总额为341080214元，同时恒大公司应借款给华宇公司用于偿还债务不超过184087786元（其中对股东借款不超过179860488元及除股东借款外的第三方债务不超过4227298元），即恒大公司应支付的对价款总额为525168000元，对此恒大公司亦予以认可。《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约定恒大公司应支付的对价款总额525168000元分七期支付，其中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应支付的款项用于偿还华宇公司债务。因此，孙长华等四人本案第二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第二期款6000万元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应当由恒大公司代华宇公司偿还的借款，故不属于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该6000万元属于股权转让款性质不当，依法予以纠正。但是，该6000万元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应当由恒大公司支付的交易对价中的一部分，孙长华等四人本案第二项诉讼请求也是请求判令恒大公司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万元，一审法院亦是判决恒大公司限期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二期款6000万元，故一审判决关于该6000万元性质的认定并未影响本案处理结果。其次，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孙长华等四人的本诉请求及恒大公司的反诉请求的依据均为《股权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对双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进行分析评判并未改变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存在需要释明的问题，也不构成程序违法。综上，恒大公司关于本案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孙长华等四人不具有拆迁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集体土地征收既包括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关征收土地方案批准行为，也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相关组织实施行为。该相关组织实施行为包括征地公告、征地补偿登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公示和报请批准、补偿标准争议裁决、责令交出土地等一系列行为。因此，本案项目地块的附着物拆迁及责令交出土地依法应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恒大公司在上诉状中称“拆迁的主体是政府而非孙长华等四人，对于这一事实，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即明确知悉，故《股权转让协议》第3.9条约定拆迁义务，双方所理解的都是应由孙长华等四人协调、沟通以推进政府完成拆迁工作并承担拆迁费用，而非指由孙长华等四人直接完成拆迁。协议中关于孙长华等四人承担拆迁义务的约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孙长华等四人承担额外拆迁补偿费，配合政府完成具体拆迁工作，保证拆迁的顺利进行，以便孙长华等四人能够将净地交付给恒大公司。”可见，恒大公司也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孙长华等四人承担拆迁义务的实际含义是由孙长华等四人承担额外拆迁补偿费，而非直接完成拆迁工作。其次，客观上孙长华等四人无法推动拆迁工作。孙长华等四人己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华宇公司的股权过户给了恒大公司，华宇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移交给恒大公司。并且，孙长华等四人于2017年2月15日也已将华宇公司名下土地交付给了恒大公司，恒大公司已经进行了开发建设。孙长华等四人已经不再具有华宇公司股东身份及管理职务，在形式上已与项目土地无任何关系，显然难以以土地使用权人名义推动拆迁工作。第三，孙长华等四人对其需要支付额外拆迁补偿费用的义务从未否认。事实上，孙长华等四人已经垫付412.6万元给恒大公司用于涉案土地上三栋农民自建房的拆迁补偿，对此恒大公司亦不否认。从已经拆除的两栋民宅的拆迁过程来看，也是由恒大公司协助，政府部门主导推进，孙长华等四人只是以支付额外拆迁补偿费的方式，来保证拆迁的顺利完成。因孙长华等四人没有拆迁义务，客观上也已经无法推动拆迁工作，孙长华等四人对于拆迁工作及拆迁工作完成的期限实际上无法控制，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孙长华等四人承担拆迁义务及以完成拆迁为付款条件的约定应当解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诉争约定”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予以解除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外，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3款第（3）项之约定，对涉案土地上剩余一栋农民自建房的拆迁工作，如产生额外拆迁补偿费用，恒大公司有权从尚未支付的对价款中予以扣除或者向孙长华等四人追偿。孙长华等四人在二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同意如产生额外拆迁补偿费用由恒大公司直接从尚未支付的对价款中予以扣除。因此，判令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诉争约定”，并未给恒大公司造成额外损失。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属实，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适当，应予维持。恒大公司的上诉理由虽部分成立，但不足以影响本案裁判结果，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8336元（恒大公司已预交），由恒大公司负担。 恒大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因孙长华等四人没有拆迁义务，客观上也已经无法推动拆迁工作，孙长华等四人对于拆迁工作及拆迁工作完成的期限实际上无法控制，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孙长华等四人承担拆迁义务及以完成拆迁为付款条件的约定应当解除”系认定事实错误。1.《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条第九款都明确约定孙长华等四人负责拆迁，并交付净地。二审忽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将孙长华等四人“支付额外拆迁费用”的义务曲解为“拆迁义务”，并以其无拆迁义务、客观无法推动拆迁为由解除以完成拆迁为付款条件的约定，认定事实错误。2.孙长华等四人完全能够履行“支付额外拆迁费用”的义务，只要其支付额外拆迁补偿费，拆迁就能完成，按照约定，孙长华等四人承担额外拆迁费用，配合政府完成拆迁，不是以其为主体履行拆迁义务。3.本案应着重审查恒大公司付款条件未成就到底因归责于谁，一、二审法院未查清事实，偏离审查重点，偏袒孙长华等四人，对恒大公司极为不公。（二）（2018）琼96民初7号民事判决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1）项关于‘甲方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义务后支付第二期款项’的约定得以解除的前提下，孙长华等四人主张立即支付第二期款项，本院予以支持”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如前所述，一、二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孙长华等四人承担拆迁义务以及完成拆迁为付款条件的约定应当解除系认定事实错误。2.孙长华等四人明知项目地块需要拆迁，仍作出完成拆迁后支付第二期款项的约定，应当理解为完成全部拆迁义务后，恒大公司支付第二期款项，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遵守。依据查明事实，孙长华四人并未提交额外支付拆迁款给政府并配合政府推动拆迁工作，即未履行约定中的先履行义务，恒大公司有权拒绝支付第二期款项。（三）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存在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孙长华等四人对拆迁的义务约定存在不能履行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予以解除；又判决恒大公司支付60000000元，无视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支付条件，均系适用法律错误。2.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部分条款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立法本意在于对守约方行使违约救济方式的限制，而不是对合同解除权的规定，二审法院依据该条款作出判决不当。且本案中孙长华等四人完全有能力支付额外拆迁补偿款，不存在不能履行的情形。3.孙长华等四人未在约定时间内协助政府完成拆迁工作，应当依约定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驳回恒大公司该诉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并未达成和解，恒大公司付款行为只是为避免强制执行，故本案不符合因达成和解，应当终结审查的情形。综上，恒大公司请求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驳回孙长华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恒大公司的反诉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孙长华等四人负担。 孙长华等四人提交答辩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恒大公司再审申请。（一）当事人已经达成和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完毕，本案应当终结审查。二审判决后，恒大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已经向孙长华转账60523287.67元，并备注“还款还款”。恒大公司的履行行为证明其认可一、二审的判决。故本案已经履行完毕，应当终结审查。（二）二审判决解除“诉争约定”是正确的。1.恒大公司已自认孙长华等四人没有拆迁义务，二审作此认定并无不当。2.恒大公司自认拆迁主体是政府而非孙长华等四人。依据法律规定，拆迁系政府职责。孙长华等四人已经将项目公司分两次过户给恒大公司，事实上不能履行拆迁义务。恒大公司完全控制华宇公司和项目用地，建成房屋，孙长华等四人已经完成了主要义务，在形式上与项目用地、华宇公司无关，无法推动拆迁。而且拆迁依法由政府主导完成，孙长华等四人无法强拆。（三）恒大公司认为二审判决将孙长华等四人“支付额外拆迁费用”的义务曲解为“拆迁义务”，及孙长华等四人“未履行支付额外拆迁费用的义务”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恒大公司在再审期间提交证据1份，即现场照片两张，证明案涉土地上仍有一座鸡舍和5.19亩农田未完成拆迁工作。 孙长华等四人提交了10份新证据，证据1是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详细信息，证明二审判决后恒大公司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了60000000元和违约金523287.67元，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应当终止再审。证据2是恒大公司提交的上诉状和补充上诉状，证明恒大公司在订立合同时认为孙长华等四人没有拆迁义务，只是支付拆迁费，而不是直接完成拆迁工作。证据3、4、5分别为告知函、关于东澳镇国际垂钓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要求报告、证明，共同证明恒大公司自认其可以从任意一笔款项中扣除拆迁费，孙长华等四人不存在违约情形。证据6、7、8是现场照片、恒大双海湾销售宣传资料的项目总规划图、户型图以及现场视频，证明案涉土地已经全部拆迁完毕，恒大公司已建成房屋并开始销售。证据9、10是告知函和关于恒大双海湾（原东澳镇国际垂钓）项目内征收新华村委会海圮村民小组农田界线不清面积争议未领补偿款的农户情况表，证明恒大公司自认其可从任一笔款项中扣除拆迁费，孙长华等四人不存在违约。 经质证，孙长华等四人对恒大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认为无法确认照片拍摄的时间、地、地点孙长华等四人拍摄的现场照片不符，案涉项目目前不存在阻碍拆迁情况。华宇公司对恒大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恒大公司对孙长华等四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恒大公司与孙长华等四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对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孙长华等四人的主张。对于证据3、4、5、9、10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恒大公司是为了减少双方损失才作出垫付行为。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7、8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虽然恒大公司已经取得了项目地块的预售许可证，但因为拆迁工作未完成，恒大公司据现状调整了建设规划，同时因为不满足交付使用的条件，将会造成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 华宇公司对孙长华等四人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恒大公司主动付款仅是履行判决，并非等于认可判决。对孙长华等四人提交的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恒大公司一致。 经认证，恒大公司提交的证据系现场照片，本院通过与孙长华等四人提交的证据6现场照片中第35、36页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两组证据系从不同角度对现场进行拍摄，本院对恒大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对孙长华等四人提交的证据1建设银行交易信息，本院予以采信，该证据能够证明恒大公司履行了二审判决的部分义务，但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证据2系恒大公司的上诉状和补充上诉状，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将在判决说理部分进行说明。证据3、4、5形成于2019年8月19日，而合同约定孙长华等四人应在2017年4月15日前履行合同义务，该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6、7、8系现场照片、恒大公司销售宣传资料、户型图以及现场视频，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仅为项目部分资料，不能证明项目地块的拆迁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证据9、10是告知函和未领补偿款的农户情况表，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孙长华等四人不存在违约情形。 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查明，截至再审开庭审理时，项目地块上的农户自建房已拆除完毕，剩余少量附属设施未清理。二审判决作出后，恒大公司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了60000000元及523287.67元违约金。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诉争约定”应该解除还是继续履行；（二）恒大公司是否应支付第二期款项；（三）恒大公司是否应承担因逾期支付第一期款项所产生的违约金；（四）孙长华等四人是否应向恒大公司支付违约金。 一、“诉争约定”应该解除还是继续履行 本案中恒大公司与孙长华等四人于2017年1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孙长华等四人完成项目地块全部拆迁（含三栋农民自建房），并承担相关费用且交地给恒大公司。该约定系孙长华等四人与恒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对于孙长华等四人拆迁义务的理解，首先应符合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从有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角度进行理解。本案中项目地块的征地拆迁系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的工作职权范围，孙长华等四人无权负责拆迁工作，但在协议双方对此均认可的情况下，孙长华等四人仍作出完成拆迁的承诺，对此，恒大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孙长华等四人的拆迁义务即为“支付额外拆迁费用”的义务，孙长华等四人亦表示愿意承担额外的拆迁费用，故本案中对“拆迁义务”的理解，应当是支付额外拆迁费用、配合政府完成拆迁的义务。截至起诉之日，孙长华等四人已按协议约定完成了两户农民自建房的拆迁，并且截至本案再审开庭审理时，另一户农民自建房也已经拆除，说明“诉争约定”并不存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况，孙长华等四人也不具备行使法定解除权或约定解除权的条件。因此，原审法院解除“诉争约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孙长华等四人应当继续履行“诉争约定”的义务。 二、恒大公司是否应支付第二期款项 根据双方约定，恒大公司支付第二期款项60000000元的前提是孙长华等四人完成拆迁义务，但在本案再审审理过程中，通过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现场照片可知，合同约定的农民自建房拆迁工作已经完成，仅剩少量附属设施未清理完毕，对于项目地块开发影响较小。并且恒大公司在庭审中表示自其发送《告知函》之日起，本案便不存在阻碍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形。原审判令恒大公司支付第二期款项虽缺乏事实依据，但由于再审审理时已无阻碍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形，恒大公司支付条件已经成就，本院予以维持。 三、恒大公司是否应承担因逾期支付第一期款项所产生的违约金 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2款第（1）项约定恒大公司应当在华宇公司80%股权过户至其名下后2日内支付第一期款项1亿元。在实际履行中，孙长华等四人于2017年2月15日将华宇公司80%股权过户至恒大公司名下，至2017年3月1日，恒大公司才向孙长华等四人支付第一期款项1亿元中的94356230.69元，剩余5643769.31元于次日支付，已分别逾期11日和12日，构成违约。孙长华等四人起诉主张逾期天数为11日，按年利率24%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照准，并无不当。恒大公司对此并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对该判项予以维持，亦无不当。 四、孙长华等四人是否应向恒大公司支付违约金 孙长华等四人虽负有支付额外拆迁费用、配合政府完成拆迁的义务，但拆迁工作需要在政府主导下，由孙长华等四人与华宇公司、拆迁户等多方配合协助才可完成，尤其是拆迁补偿费的数额须征得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并非孙长华等四人能够决定。另外，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恒大公司可以先垫付拆迁费用，再在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中扣减，但恒大公司在取得华宇公司的全部股权后，未能积极推进项目地块的拆迁工作并先行垫付拆迁款项，对拆迁工作未能尽快完成亦存在一定责任。同时考虑到未拆除部分位于项目地块的角落，项目系分期分批开发，没有证据证明未及时完成拆迁对项目开发建设造成实质性影响，原判决未支持恒大公司关于孙长华等四人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的主张，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恒大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6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终470号民事判决； 三、撤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6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四、孙长华、王志亮、张喜春、葛延海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 一审案件受理费360792.38元,由孙长华、王志亮、张喜春、葛延海负担18039.38元，由恒大地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负担34275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59168元，由恒大地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18336元（恒大地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恒大地产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显和 审判员  高燕竹 审判员  杨 蕾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李娜 书记员文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