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鲁1092行初18号 原告杨阳,女，199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蓉日，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丹，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1000004359395B），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埠路**。 法定代表人于光福，局长。 出庭负责人王志强，副局长。 出庭负责人潘涛，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艳娜，系威海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系威海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民警。 第三人卫薇女，198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告杨阳因要求确认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威公经技（皇冠）行罚决字[2019]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丹，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出庭负责人王志强、潘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艳娜、李岩，第三人卫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威公经技（皇冠）行罚决字[2019]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9年11月9日20时许，在威海经区××楼××单元××室杨阳同舍友卫薇因租住的房间马桶盖损坏的问题发生争吵，后卫薇将杨阳脸部抓伤，杨阳踹卫薇腹部一脚致使卫薇流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杨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杨阳诉称：2019年11月9日，原告于威海经区××楼××单元××室与合租室友卫薇因琐事发生争吵，后卫薇冲至原告屋内将原告按倒在床上并殴打原告，吕某（卫薇丈夫）在原告脸部被抓伤后上前将卫薇拉开，原告遂报警。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已于2019年12月25日至2020年1月3日执行完毕。首先，被告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被告仅依据双方的询问笔录及吕某的证言认定原告殴打他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吕某作为卫薇的丈夫，其证言并不可信，且卫薇冲进原告屋内并动手殴打原告在先，根据《刑法》第二十条规定原告为躲避殴打的行为系正当防卫，再者吕某听到争吵后到现场直至卫薇将原告脸部挠破后才出手制止，原告不可能在卫薇丈夫在场的前提下踢踹其妻子的腹部。此外，被告认定原告踹卫薇腹部没有对应伤情的司法鉴定结果，事隔一个月后卫薇方才人工流产，被告在没有其他证据、事实不清前提下认定原告致使卫薇流产不仅不符合常理，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其次，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严重违法。被告未向原告宣告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与依据，且行政处罚决定书也并未依法向原告送达。被告利用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并采用手部遮挡的方式促使原告在一堆未阅览的纸质材料上签字，使得原告在未看到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被直接移送拘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按照法律规定向原告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综上诉述，被告适用《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三条处罚错误；该处罚决定不能成立。故请求确认被告所作的威公经技（皇冠）行罚决字[2019]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11月10日原告通过手机自拍的面部伤情照片两张，证明其面部被卫薇刮伤多处。 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辩称，一、本案认定杨阳殴打孕妇卫薇的行为证据确实充分。关于杨阳明知卫薇系孕妇的事实，杨阳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我（杨阳）说：‘你知道自己是孕妇，还这么吵吵，对孩子不好’”，可以认定杨阳与卫薇发生殴打行为之前，杨阳即已明知卫薇系孕妇。关于杨阳殴打卫薇的事实，卫薇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我们在她屋里吵吵起来了，我推了她肩膀一下，她过来撕扯我，我也撕扯她，接着我们互相挠对方的脸，她揪着我的头发，把我眼镜打掉了，我就又推了她一下，把她推倒在床上了，我去按着她的脸，这过程中，那名女室友一直用脚踢我肚子，踢了好几下，之后吕某过来把我拉开了，那名女室友还上前撕扯我，我也撕扯她，吕某当时把我护在身后，劝我们都停手，我们都停手后我就感觉肚子疼，那名女室友打电话报了警。”吕某的询问笔录中记载“看到我对象下楼后我立马也冲下楼，看到我对象卫薇跟那名舍友撕扯在那名舍友的床上，我在楼梯口看到那名舍友用脚踢踹我对象小肚子附近位置，我赶紧跑进屋里，看到我对象跟那名舍友的脸上都有血痕，应该是她们刚才挠的，我就把他俩拉开，扶着我对象卫薇出来，我对象跟我说她肚子疼。”杨阳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她就上床上用右手按着我的右腋窝的位置，不让我起来，又拿左手朝我左脸上挠了几下，我也用手朝薇薇（音）的右肩膀推了几下，但是没推动，我又朝她身上踢了一脚，应该是踢的她大腿根的位置。”本案证人吕某虽为卫薇丈夫，证言效力有所减弱，但吕某、卫薇关于杨阳殴打行为的描述一致，且与杨阳询问笔录中其对卫薇的殴打方式和击打部位描述吻合，可以认定杨阳在明知卫薇系孕妇的情况下还对卫薇进行踢踹的殴打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对杨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二、杨阳殴打卫薇的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本案结合双方询问笔录虽然可以认定在案发时卫薇也存在殴打杨阳的违法行为，但卫薇在殴打时并未持工具，其对杨阳所造成的伤害后果也极其轻微。而杨阳在明知卫薇为孕妇的情况下，仍采取踢踹的动作对卫薇进行伤害，并且最终导致卫薇外伤流产的这一严重后果，可见杨阳伤害行为的方式和后果与卫薇并不对等，远远超出正当防卫所能涵盖的范围，不满足正当防卫中“必要限度”这一构成要件，因此杨阳不构成正当防卫；三、杨阳的伤害行为导致卫薇流产，但这一情节并不影响我局对杨阳进行处罚。杨阳、卫薇、吕某的询问笔录均体现，2019年11月9日案发当日，杨阳与卫薇发生互殴行为之后，卫薇即感觉肚子疼痛并前往医院检查。《鉴定书》摘录的卫薇病历记载2019年11月10日卫薇住院治疗，诊断为先兆流产，2019年12月2日卫薇治疗未果，进行人工流产手术。我局办案部门在侦查期间时刻关注卫薇伤情进展，经法医初步鉴定，明确卫薇因外伤致流产的这一事实，2020年3月6日，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开具的《鉴定书》结论中记载“外伤后卫薇出现先兆流产，三周后出现稽留流产，并行人工流产术。”可以印证杨阳的伤害行为致使卫薇流产这一事实。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局对杨阳进行的行政处罚系依据杨阳殴打孕妇卫薇这一基本事实而作出，至于最终是否引起卫薇流产，仅作为本案的一个情节，并不影响我局对杨阳殴打孕妇卫薇的事实的认定，因此不影响本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关于殴打孕妇行为的处罚条款，进而更不影响我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四、我局办理本案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未进行处罚前告知等程序违法问题。我局在对杨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对杨阳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明确记载所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杨阳相关内容，文书内记载：“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杨阳在文书空白处书写“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并签字、注明被告知时间。杨阳诉称其是在办案民警用手部遮挡文字内容的情况下签署《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此种说辞不仅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依据,且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杨阳请求撤销威公经技（皇冠）行罚决字[2019]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错误，于法无据，请求驳回杨阳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受案登记表；证据二、受案回执；证据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四、行政处理审批表；证据五、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六、拘留回执；证据七、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据八、送达回执；证据九、罚款收据；证据十、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据十一、传唤证；证据十二、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据十三、到案经过；证据十四、询问笔录；证据十五、鉴定文书；证据十六、尿检照片；证据十七、吸毒现场检测报告书；证据十八、户籍证明；证据十九、违法犯罪经历审查说明；证据二十、综合材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 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对杨阳、卫薇行政处罚仅依据询问笔录及鉴定书，卫薇的询问笔录是在2019年12月18日记录，吕某的询问笔录是在2019年12月4日记录，距离事发接近一个月，且吕某系卫薇的丈夫，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吕某的证言不能采信；鉴定书与被告作出处罚决定的结论没有关联性，鉴定书记载的鉴定意见为卫薇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其论证的过程依据为卫薇的诊疗记录，即最终是通过人工流产术直接导致流产，该鉴定意见并没有体现系杨阳的行为造成卫薇损伤的因果关系论证；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质证意见同诉称意见，认为被告应提供其告知行政处罚时的执法录像，来证实其在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时的程序合法及被告应告知原告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与依据。对适用法律有异议，认为原告虽然与卫薇有肢体上的冲突，但是其行为符合《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应阻却其违法性，被告适用该款项对原告作出处罚不合法。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能够证明原告杨阳踢踹第三人卫薇致卫薇流产的事实及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对原告杨阳进行行政处罚履行了立案、调查、处罚前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等程序；原告提交的照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合法，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互殴过程中所受的伤害程度。 根据以上确认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无争议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2019年11月9日20时许，在威海经区××楼××单元××室杨阳同舍友卫薇因租住的房间马桶盖损坏的问题发生争吵，后卫薇将杨阳脸部抓伤，杨阳踹卫薇腹部一脚致使卫薇流产。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威公经技（皇冠）行罚决字[2019]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杨阳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同日作出威公经技（皇冠）行罚决字[2019]74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卫薇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对杨阳的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杨阳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引本案之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作为公安机关，具有对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定职责。 本案中，针对原告的起诉理由，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原告主张其行为是正当防卫，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的打架纠纷发生在合租房内，双方互有辱骂和打架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 二、关于原告诉称被告认定杨阳的行为导致卫薇流产事实不清，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中规定的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并不以被侵害人达到特定受伤程度为前提条件，也即被侵害人的受伤程度如何，不影响对违法行为人实施殴打他人的事实能否成立的认定。第二，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出具的（威环）公（刑）鉴（损伤）字【2020】27号《鉴定书》论证部分记载“依据卫薇威海市妇女儿童医院病历记载、血HCG、B超、手术记录及法医检验，外伤后卫薇出现先兆流产，三周后出现稽留流产，并行人工流产术。依据2013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5.8.5e)之规定，卫薇所受损伤构成轻微伤”，根据上述论证，本院认为足以认定杨阳的行为导致卫薇流产。 三、关于原告对行政处罚告知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在向杨阳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时，询问了杨阳“对上述告知事项，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告知笔录中原告书写“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并签名捺印；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被处罚人”处亦有杨阳签名捺印。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处罚前告知及送达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 四、关于原告在与本案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陈述其在被解除拘留后即发现自己已经怀孕，根据有关规定被告不应对原告行政拘留。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询问时，应当告知被询问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和故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应负的法律责任”，则公安机关在询问行政案件的被侵害人、违法嫌疑人和证人时，应告知被询问人有如实陈述和提供证据的义务，如作虚假陈述、故意作伪证或隐匿证据等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出示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也已签名捺印确认，但原告从未陈述自己怀孕的事实，且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也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在接到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查处，在查处过程中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权利义务告知、处罚审批、处罚告知、作出决定、决定送达的程序，本案被告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威海市公安局经区分局认定原告对第三人实施踢踹的违法行为，有双方陈述、证人陈述、鉴定文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第三人系孕妇，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法定处罚幅度内最低限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处罚适当。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苗丽华 人民陪审员  邵茂枝 人民陪审员  梁廷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彦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