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02民初3010号 原告：余国卿，男，汉族，1974年2月28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付清，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燚，男，土家族，1979年4月11日出生，住吉林省长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明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斗西路**福商大厦**04店面V33间。 法定代表人：郑礼洪。 第三人：孙晓晶，女，汉族，1979年10月8日出生，住吉林省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北京尚公（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吕明亮，男，汉族，1978年9月22日出生，住吉林省榆树市。 原告余国卿与被告黄燚、福州明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了公司”）、第三人孙晓晶、吕明亮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国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付清、被告黄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被告明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礼洪到庭参加诉讼。随后的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追加孙晓晶、吕明亮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余国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付清、被告黄燚、被告黄燚和第三人孙晓晶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被告明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礼洪、第三人吕明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国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余国卿与黄燚、明了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签订的《新加入股东投资入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入股协议》”）；2．判令黄燚、明了公司共同返还余国卿入股金人民币228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人民币23420元（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228000元为基数，2019年8月20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4.75%，利息为17802元；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7年9月21日起计算至黄燚、明了公司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暂时计算至2020年3月20日为5618元）。3．由黄燚、明了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21日，余国卿与黄燚、明了公司签订《入股协议》，约定余国卿出资人民币228000元入股明了公司，占公司原始股权比例为6%，余国卿支付入股款后，成为公司正式股东，公司成立董事会（暂由公司股东组成）和全权代表公司的执行机构，并确认由黄燚担任公司首轮执行总裁，负责公司全面的团队组建、研发、运营等相关活动。协议签订后，余国卿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于2017年9月21日分5笔向黄燚（账号：6222××××7578）转公司入股金228000元。余国卿按照三方签订的《入股协议》完全履行了约定的出资义务，但黄燚既没有把余国卿的入股金转到公司账号，公司也没有按照协议规定的60日内到工商进行股权变更，协议目的完全无法实现，黄燚利用原告余国卿的信任和协议规定的公司职务便利，私自将入股金占用至今，已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完全违背了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余国卿曾多次要求黄燚及明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但其都置之不理。因黄燚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余国卿、郑礼洪、吕明亮担心继续受骗，故而签订《明了部分股东关于如何退出的建议》并发给黄燚，该建议不能证明余国卿是明了公司的法律意义上的股东，明了公司法定代表人郑礼洪也不认可余国卿是明了公司的股东，故余国卿出资目的无法实现，遂起诉。 黄燚辩称，一、本案余国卿主张解除的《入股协议》兼具股权转让与投资双重性质，更侧重于投资性质，只要余国卿投入的入股金用于发展明了公司经营的小觅产品项目，且小觅产品项目已经开展工作且运营，上述协议主要义务即已履行，不存在法定解除的事由。从现有证据材料来看，明了公司使用的日常账户为黄燚账户，款汇入黄燚账户，也是经余国卿在内的股东认可的。事实上已经变更了《入股协议》关于价款支付给公司基本户的事实。二、余国卿主张没有按照《入股协议》在工商登记机关作股东变更事宜，但事实上余国卿已经具备股东资格，仅是在工商未变更登记而已。因为在整个公司运作的两年半时间过程中，原告均作为股东身份参与建议、推广和策划等工作事宜。且根据2018年4月19日包括余国卿在内的股东签署的《合伙投资协议》，余国卿也是其中股东之一，加之原来投资的228000元和后来追加的67536元，正好为该《合伙投资协议》中余国卿的投入资金295536元，占股比6%。三、黄燚作为明了公司的执行总裁，所有明了公司的支出均是股东按照占股比例支付给黄燚账户后，黄燚再做支出，黄燚并未将投资款据为己有，对余国卿也没有偿付义务。对明了公司对外支出费用，工资的支付明细和费用支出明细，及明了公司的利润损益表均可反映。如果按照《合伙投资协议》，黄燚可以据此追究包括余国卿在内的股东欠缴的投资款事宜。四、2017年签署的《入股协议》，已经实际履行近3年。后期黄燚要求将余国卿股东资格到工商变更，但余国卿则称不变更也无影响。所以上述《入股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且存续近3年，不存在解除合同的事由，也超出了解除合同的合理区间。五、明了公司目前没有盈利，一直处于亏损投资状态，余国卿已经与黄燚协商退出事宜，所以并非黄燚和明了公司违约，而是余国卿违反《入股协议》约定不准备再继续投入。况且从工商信息来看，公司目前处于注销状态，股东应该走清算程序来处理债权债务及投资款问题。 明了公司辩称，案涉三方签订的《入股协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使余国卿成为明了公司的原始股东。余国卿加入的款项应进入公司的基本户，其余股东股权比例下降2%。协议书规定余国卿款项7日内进入明了公司基本户，60日内明了公司要做工商变更，使余国卿成为明了公司的原始股东。黄燚作为公司的执行董事，余国卿可能是出于对黄燚的信赖，将款项转入黄燚的账户，但是我方不知道黄燚为何一直没有将款项转入明了公司的基本户，导致明了公司无法进行工商变更，导致余国卿不能成为明了公司的股东，《入股协议》无法履行的责任是黄燚个人的责任。 吕明亮的意见同明了公司意见一致。 孙晓晶的意见同黄燚意见一致。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黄燚提交证据6的标识小觅影像资料说明、证据7的明了公司花销明细和员工工资明细、发股东的财务报表原始文件创建时间录像，均系黄燚单方制作，其中与证据4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内容相符的部分文件，本院予以采纳外，其余文件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余国卿、明了公司、吕明亮对其真实性有异议，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7年9月21日，明了公司作为甲方与余国卿作为乙方签订《入股协议》，约定余国卿入股明了公司事宜。《入股协议》第一条“甲方公司核心业务介绍”约定：“甲方福州明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专门针对标识行业打造垂直S2b2C互联网平台，……”《入股协议》第三条“公司股本构成及入股金额”约定：“3.1、公司业务从2015年6月开始发展至今，直接资金投入为3250000元（截止第一次合作意向时间4月份是2850000元），注册股东为郑礼洪、吕明亮、黄燚，均未货币出资，持股比例为28%、28%、29%；预留给未来公司团队15%。3.2、经双方协商，乙方现金方式出资，出资额228000元人民币（每股价格计算方法为：3250000元/注册股东所占比例85，去零取整为38000元每股），占公司原始股权比例为6%；公司增资后，原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各同比下降2%，新比例如下：郑礼洪26%、吕明亮26%、黄燚27%；考虑到公司发展，预留给团队的15%不变。3.3、因甲方公司的业务还在不断完善运营中，后期的相关费用的支出会涉及到各股东继续追加投入资金，经双方约定：3.3.1、各股东按股权比例增资3.3.2、综合评估：暂约定后续运营时间为2017年4月-2018年4月为期12个月，每月的经营费用控制在100000元-180000元内，即后续经营费用总预算为1200000-2160000元，新加入股东余国卿，从2017年11月份开始同比例按实际每月预算进行增资（原因是公司股权结构需要进行调整）。”《入股协议》第四条“本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4.3、本协议签订后成立后，乙方应当在7天内支付入股款到甲方公司基本户。入股款支付后60日内（原因是公司股权结构需要调整，待调整方案确定后，一同到工商进行股权变更，但该协议从签署之日起立即生效），甲乙双方应当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事宜，重新签订公司的股权协议，……”《入股协议》第五条“公司扩股后，需要明确的事项”约定：“乙方支付入股款后，成为公司正式股东，公司成立董事会（暂由公司股东组成）和全权代表公司的执行机构，双方确认由黄燚担任公司首轮执行总裁，负责公司全面的团队组建、研发、营运等相关经营活动。” 2017年9月21日，余国卿分5笔向黄燚账户（账号：6222××××7578）转款228000元。2018年1月12日，余国卿分2笔向黄燚上述账户转款67536元。 明了公司系标识小觅商标的注册人，其商标注册有效期至2028年8月27日。明了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显示其股东为郑礼洪、吕明亮、孙晓晶三人，法定代表人为郑礼洪，公司登记状态为存续。 另查，2017年9月21日，郑礼洪将余国卿、吕明亮、黄燚拉入名为“标识小觅创始人（1）”的微信聊天群，根据群内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21日至2019年间，各方就标识小觅项目的具体运营事务在群内进行交流。其中2017年12月16日、2018年1月2日、2018年11月14日黄燚在群聊中发布的相应月份的明了公司资金流量报表中，在尾部均记载“内部资金卡账户是黄燚的个人账户：6222××××7578”。2017年12月20日，黄燚发布在群内的“标识小觅（明了网络）资本结构…0171220”的表格中显示余国卿为明了公司持股6%的股东。此外，黄燚亦定期在群内发布工资表。以上文件，其余三人均有确认收到。2018年1月30日，黄燚在群聊中提议进行明了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余国卿表示可等年后再进行。 2019年7月24日，余国卿通过微信向黄燚发送“明了部分股东关于如何退出的建议”，内容记载“因为各种原因，明了网络股份公司内部股东间的纠纷较多，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为使公司正常经营，特别是广告标识小觅的正常推广，限公司股东吕明亮、郑礼洪、余国卿三个人特向公司大股东黄燚＜法人股东孙晓晶的丈夫＞提出股权收购事宜，建议由黄燚老师讲我们三人的所有股权一次性收购（全部），我们三人从此以后正式退出明了公司并不再参与广告标识小觅的任何经营活动。具体情况可详聊。”郑礼洪、吕明亮、余国卿在落款发起人出签名捺印。 本院认为，案涉《入股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入股协议》的约定以及明了公司的资本结构等材料体现，余国卿的入股款支付对象为明了公司，而非其他股东，故案涉协议对应的法律关系并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余国卿的出资实际使得明了公司的资本得到增加，故该行为应当是对公司新增资本的认购行为，黄燚辩称明了公司未增加注册资本，余国卿出资行为并非对公司的增资。根据公示信息，明了公司注册资本在余国卿注资后确无变更，但公司登记信息并不能完全反映公司内部的真实情况，且公司的注册资本并非公司资本的唯一表现形式，在会计凭证上，公司资本还可能以资本公积等形式存在，故黄燚上述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新增资本认购纠纷。 关于余国卿是否已取得明了公司股东资格，余国卿主张明了公司工商登记未进行变更，致其股东资格不能取得，但公司的登记属于公示行为，其主要是产生对外的公示效力，目前的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故不得仅凭公司的登记信息来确定股东资格的取得与否，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当综合其出资义务的履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度、股东身份是否为其他股东所认可等实质方面进行审查。本案中，就出资而言，余国卿将出资款打入黄燚的账户，该账户虽不是明了公司名下账户，但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该账户已作为明了公司经营所使用的资金账户用于支付工资、报销款等，故应当确认余国卿已实际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郑礼洪、吕明亮主张余国卿的出资未能进入公司名下基本户，故不应当认定其出资到位，但郑礼洪、吕明亮对余国卿的入股款进入黄燚名下账户的情况是知晓的，而其二人均未提出异议，且其二人除最初出资各20万元款项系转入明了公司基本户而后转入黄燚名下账户外，其余出资款亦是直接转入黄燚名下同一账户，故其二人以余国卿的出资未进入明了公司名下账户为由否认余国卿已出资到位，不能成立；就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而言，在余国卿转款之后，郑礼洪、吕明亮、余国卿、黄燚即组建了名为“标识小觅创始人（1）”的微信聊天群，根据聊天记录，可以体现余国卿已实际参与了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而就其股东资格是否为其他股东所认可而言，根据群聊中的相关文件，包括“明了部分股东关于如何退出的建议”，加之孙晓晶的确认，可证明余国卿股东身份已得到明了公司所有股东的认可。综上，余国卿虽然在工商登记信息中未体现为股东，但其已实际取得了明了公司的股东资格，余国卿有权要求明了公司向登记部门申请变更关于股东信息的登记。因余国卿已为明了公司股东且已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其关于《入股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据此，余国卿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余国卿主张返还入股款的基础为案涉《入股协议》的解除，在该诉请不能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其关于返还入股款的诉请，亦不能得到支持。 关于余国卿主张的黄燚对公司财产的侵占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院不做审查，其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余国卿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71元，由余国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卓垚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郑心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