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6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永芬，女，195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杰胜，贵州衡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大方镇中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1709554078C。法定代表人：李恩源，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杨立军，贵州省大方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元喜，男，197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上诉人郑永芬因与被上诉人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1民初1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永芬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0）黔0521民初144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2、本案第一审、第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从1984年颁发承包使用证以及包干到户合同书看出郑永芬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系郑永芬承包地。从1993年征用土地协议、新明路未开通前平面图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书中看出1993年土管局征用给司法局使用的土地东抵人行小路，南抵，西抵西大街规划线，北抵郑永芬家土地，面积1194.095平方米；结合平面图明显看出征用的土地为蒋国旗、郑陆宣、胡秀珍三户土地，一是该三户的土地总面积为1316.02平方米，已经超过了土管局征用面积，二是北抵郑永芬家土地说明只是抵，并不包含；从1998年大方镇蔬菜村延长承包合同书以及农业税完税证中看出涉案土地在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时（也就是土管局在1993年征用土地以后）郑永芬仍然承包涉案土地并缴纳了相应农业税，至于涉案土地四至栏中“司法局征用”的注明并非司法局征用的意思，而是四至界限抵司法局征用的土地，因为“司法局征用”并不是填写在备注栏而是填写在四至栏。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土地征用协议”显示征用给司法局使用的土地东抵人行小路，南抵，西抵西大街规划线，北抵（“抵”说明不包括）郑永芬家土地，面积1194.095平方米；而“征地协议附件”却显示蒋国旗、郑（六）陆宣、郑永芬三户土地，面积1194.095平方米；由此可见，“征地协议附件”不但与“土地征用协议”相互矛盾，而且与之前的裁判文书均认定所征用的土地为蒋国旗、郑（六）陆宣、胡珍秀三户土地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土地征用协议附件”是把胡珍秀的名字偷换成郑永芬的；由以上事实完全可以看出郑永芬的土地从未被征收过。二、一审认定事实与之前生效文书认定的事实相互矛盾（2005）黔方民初字第249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06）黔毕民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4页）；进一步认定土管局征用给司法局使用的土地为蒋国旗、郑（六）陆宣、胡秀珍三户土地，并不包括郑永芬的土地；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答辩中也称该判决认定事实是清楚的，（2016）黔0521民初3057号民事裁定书也对郑永芬承包涉案土地的事实予以认定，仅仅是以确权由政府处理为由而驳回郑永芬的起诉。三、被上诉人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已被征用。如果涉案被征用，那么肯定有相应征用协议，并支付相应补偿款，但建宏公司并未提供征用协议、支付补偿款的相应凭证；既然征用的是蒋国旗、郑陆宣、胡秀珍三户的土地，且征用土地面积1194.095平方米；那么三户的土地总面积为1316.02平方米，都已经超过了所征用的面积了，怎么还会有可能包括郑永芬的土地呢；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蒋国旗、郑陆宣、郑永芬三户的土地平面图，这张图口郑永芬的地块与郑陆宣的相邻，那么胡秀珍的土地实际上是虚假的把胡秀珍的名字偷换为郑永芬的名字。四、一审程序违法一审中，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相关的证据，但并未在庭上出示，事后也没有通知当事人进行质证；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侵权纠纷，前提是权属清楚，但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任何涉案土地的权属证书证明涉案土地系被上诉人所有的事实，查明的涉案土地面积也不一致；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被上诉人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审中答辩称：1、1993年12月24日大方县国土局与大方县大方镇蔬菜村委会签订了土地征用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征地补偿款项由村委发放给农户，案涉土地在该协议附件当中显示已被征用，2001年大方县司法局作为转让方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书，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转移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于同年底将案涉土地原貌改变为平坝，管理使用至今。2、2006年7月至9月期间大方县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郑永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上诉人郑永芬作为被执行的在场证人先后两次在执行调查笔录中明确案涉土地已被实际征用，但要求给予补偿，且未对案涉土地行使管理权，2016年10月上诉人以侵权之诉状告被上诉人，后被大方法院驳回起诉；2017年上诉人侵占案涉土地引发本案，说明从1993年12月之后至2017年本案之前，上诉人未对本案涉案土地行使过权利。3、上诉人既然在2006年7月至9月郑永忠执行案中参与了执行活动，就应该会知道相应的事实，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与事实不相吻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停止对原告已征用的新民大道西大街开口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侵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7月4日，郑永芬与大方县新庄公社蔬菜大队三生产队签订包干到户合同书，取得争议之地的承包经营权，承包地面积为6分54厘（0.654亩）。1993年12月24日，原大方县土地管理局作为甲方与大方县大方镇蔬菜村民委员会作为乙方签订《征用土地协议》，该协议载明以下主要内容：“根据建设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国发（84）23号和县人民政府方府发（1992）40号文件之规定，县人民政府委托大方县土地管理局对大方县大方镇蔬菜村民委员会下列四至范围内集体土地实行统一征为国有，划拨给司法局使用。一、征用范围及数额：东抵人行小路，南距至，西抵西大街规划线，北抵郑永芬家土，面积为1194.095平方米。二、征地费用及有关补偿标准：耕地按19.50元／平方米补偿，计23284.45元。三、本协议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大方县土地管理局在三日内将上列款项一次付给乙方，乙方负责作好安置工作或将款项发放农户。四、所征地上报批准后，所有权属国家，由甲方按规定划拨或出让给用地方使用，乙方不得阻挠。”征地协议的附件显示，被征地农户为郑永芬征地面积598.08平方米、蒋国旗征地面积172.215平方米、郑六宣征地面积423.80平方米，合计：1194.095平方米。1993年10月11日，原大方县城镇规划办公室核发了方城规字第34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并附《建设项目选址审批单》，同意大方县司法局的选址申请，规划用地规模1189.5平方米，同日核发了9203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单位为大方县司法局，用地位置为大方县大方镇西大街独木桥南侧，用地面积为1189.5平方米，并在附图中载明相邻的四至范围即东邻小路、西邻西大街、南邻至老城路、北邻指挥部征地。1994年原大方县土地管理局核发了［1994］方地批字第9400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载明：用地单位为大方县司法局，批准用地面积为1150.4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建办公楼，四至为东人行小路，南距至，西西大街规划线，北郑永芬家土，附件《大方县司法局综合大楼用地平面图》上显示征地范围包括郑永芬、蒋国旗、郑六宣的土地。2001年，因大方县政府规划开发新民路，大方县司法局作为转让方与大方建宏公司作为受让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载明：“大方县司法局修建司法综合大楼，经法定审批程序审批，获得大方县大方镇西大街独木桥南侧东至人行小路，南至，西至西大街规划线外，北至郑永芬家土，计壹仟壹佰伍拾点肆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根据政府领导的安排，服从大局，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给受让方作新民路开发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变更手续，概由受让方依法自行办理，转出方将该宗地的规划及用地手续全部移交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一次性补偿转出方征地补偿费、办理规划用地手续的所有费用陆万伍仟元整人民币。”2001年10月8日，大方建宏公司将65000.00元土地补偿费支付给大方县司法局。2001年，大方建宏公司将大方县司法局转让的该地进行平整为平坝。2009年12月31日，大方县国土资源局向大方建宏公司核发大方县方国土资［2009］出让单字第0205号《建设用地批准书》，批准用地面积为3765.00平方米，四至为：东抵新民路规划红线，南抵西大街与人民路连接线，西抵西大街规划控制红线，北抵新民路规划红线。2010年2月21日，大方县国土资源局与大方建宏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大方建宏公司取得位于大方××××7687.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补缴了922500.00元土地价款。另，本案在原一审和本次审理中经现场勘验查明，双方争议之地四至界限为：东抵潘余龙、潘和余临时住房，南抵新民路空坝（人行毛路），西抵西大街天桥小路（人行步道），北抵西大街进潘和余家人行道，面积约为518平方米。本案在原一审时本院从大方县档案局调取蔬菜村三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档案，该档案中有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郑永芬与大方县大方镇蔬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大方镇蔬菜村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载明姓名为郑永芬，土地承包明细登记表载明地块名称为潘中明门口，面积为0.654亩，四至栏标注为司法局征用。另查明，2005年12月12日，大方建宏公司以郑永忠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责令被告郑永忠停止对其已征用的新民大道西大街开口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侵权，本院作出（2005）黔方民初字第2493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郑永忠立即停止对争议之地的侵害，排除妨碍。郑永忠不服该判决上诉，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黔毕民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郑永忠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大方建宏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多次与郑永忠及其家属郑永芬、蒋忠兰等做思想工作，要求劝导郑永忠自动履行义务，2006年7月3日，我院执行员范文斌、彭彬在调查中，形成的《执行调查笔录》中载明郑永芬、蒋忠兰的一段陈述内容为：“这块地是我家几姊妹共有的，只是郑永忠在里面停车求点生活，土地是我们大家的，原来司法局征用，我们只领了点青苗补偿费，没有领得土地补偿费，司法局当时答应给我们，他们来修建时，再给我家解决门面问题，一直等他们修建，我们也一直交农业税费，后来，司法局将土地转给建宏房地产公司，我们也没有任何安置。”2006年7月21日在做工作无果的情况下，我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拆除执行现场土地上的围墙和通知现场内停放的车辆开出，搬出暂住棚内的物品。2006年9月8日，我院执行员范文斌、彭彬再次通知大方建宏公司、郑永忠、郑永芬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进行协商，形成的《执行笔录》中载明郑永芬的一段陈述内容为：“我们的意见是我的土地是在哪里就在那里上下附近安置，农贸市场安置铺面我家不要，我家是八个人的承包地，我们现在只要四个铺面、四套住房安置，门面我们不付钱，面积要求36个平方左右，住房我们按建筑造价付款。”再查明，2016年10月11日，郑永芬以大方建宏公司为被告向本院起诉，要求大方建宏公司停止侵害恢复原告承包地，并赔偿占地以来的全部损失，本院以（2016）黔0521民初3057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郑永芬的起诉。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被告郑永芬的承包地是否已经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原告大方建宏公司是否享有土地使用权。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案中大方建宏公司的诉讼主张是请求郑永芬停止对其已征用的新民大道西大街开口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侵权，该诉讼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必须建立在争议之地是否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大方建宏公司是否依照法定程序取得争议之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之上。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大方建宏公司通过与大方县司法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后，依照规划许可和法定登记程序，取得大方县司法局原拟征地修建综合大楼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原、被告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告郑永芬的承包地是否包括在大方县司法局征地的范围之内。被告认为，综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大方县司法局原所征收的土地不管从面积上，还是从四至上均能看出郑永芬的土地不在征收范围内。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为支持各自的诉辩主张所提交的证据在涉案征地的四至范围和面积表述上的确存在较大的差异，原告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书》和大方县单［1994］方地批字第9400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载明的四至范围和面积为：“大方镇西大街独木桥南侧东至人行小路，南至，西至西大街规划线外，北至郑永芬家土，面积1150.40平方米”。原告提交的编号为方城规字第34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编号9203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四至范围和面积为：“东至小路、南至老城路、西至西大街、北至指挥部征地，面积1189.50平方米”。被告提交的《征用土地协议》载明四至范围和面积为：“东抵人行小路、南距至、西××西大街规划线、北抵郑永芬家土，面积为1194.095平方米”，在上列证据中，关于征地面积上的差异问题，由于征用土地的原始地貌系高坡而非平整的土地，按照当时的测量技术，有关规划和征地部门在测量时存在一定的误差符合常理，故本院对被告抗辩的征地面积表述不符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征地范围是否包括郑永芬的土地问题，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土地在东、南、西三方的表述并无争议，仅对北方的表述有争议，从原告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书》、大方县单［1994］方地批字第9400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和被告提交的《征用土地协议》载明的四至范围，从通常的文义理解分析，“抵”和“至”应为“不包括在内”的文义。但结合全案有效证据和相关事实分析，原告提交的编号9203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四至范围、大方县司法局综合大楼用地平面图、司法局用地征用土地补偿表、《大方镇蔬菜村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书》、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蔬菜村民委员会证明、大方县新民小区用地红线图、大方县方国土资（2009）出让单字第0205号《建设用地批准书》、（2005）黔方民初字第2493号民事判决书、（2006）黔毕民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06）黔方法执字第168号执行案卷中执行笔录载明的有关郑永芬的陈述及本院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相较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占据优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涉案土地已经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在大方××公司开发××小区的规划红线和审批的用地范围之内，由大方建宏公司依照合同和法定登记程序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郑永芬停止对其已征用的新民大道西大街开口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侵权，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郑永芬抗辩原告所主张涉案土地系郑永芬的承包地，该土地从未被征收，一直由被告占有使用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郑永芬立即停止对原告大方县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新民大道西大街开口处（东抵潘和余家临时住房，南抵新民路人行毛路空坝，西抵西大街天桥下人行步道，北抵西大街进潘和余家人行小道）面积约为51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侵害。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郑永芬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属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土地是否被征收，上诉人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是否应予以支持。经查，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土地在东、南、西三方的表述并无争议，仅对北方的表述有争议，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移协议书》、大方县单［1994］方地批字第9400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和上诉人提交的《征用土地协议》载明的四至范围，虽然北抵上诉人地，但结合被上诉人提交的编号92030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四至范围、大方县司法局综合大楼用地平面图、司法局用地征用土地补偿表、《大方镇蔬菜村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书》、均可以证明包括案涉地块。征收土地及发放土地补偿款工作均由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蔬菜村民委员会进行，而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蔬菜村民委员会2018年6月18日已经出具《证明》，证实：原胡秀珍和郑永芬承包地，因修西大街时（司法局已全部征用完），而且胡秀珍已领款。大方县新民小区用地红线图、大方县方国土资（2009）出让单字第0205号《建设用地批准书》、（2005）黔方民初字第2493号民事判决书、（2006）黔毕民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06）黔方法执字第168号执行案卷中执行笔录载明的有关郑永芬的陈述及本院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案涉土地已经被征收，上诉人不在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在大方××公司开发××小区的规划红线和审批的用地范围之内，由大方建宏公司依照合同和法定登记程序获得土地使用权。请求排除妨害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因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郑永芬与大方县大方镇蔬菜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大方镇蔬菜村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载明姓名为郑永芬，土地承包明细登记表载明地块名称为潘中明门口，面积为0.654亩，四至栏标注为“司法局征用”，（2006）黔毕民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06）黔方法执字第168号执行案卷中执行笔录载明的有关郑永芬的陈述中明确认可案涉土地被征用，且在2001年被上诉人平整土地时也未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上诉人以土地未被征收，未领取补偿款为由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郑永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朱 莉审判员 曹建军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