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636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岳阳市鸿运造纸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柳林洲镇岳华公路北（君山糖厂内）。 法定代表人：彭运福，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润根，湖南天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聪，湖南天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凌港（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花园街**好景商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飞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皮再新，湖南金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盼，湖南金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岳阳加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七里山加达楼土有限公司南侧）。 法定代表人：陈飞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易季春。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陈飞望。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胡裕春。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岳阳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住所地：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大道西圣鑫城**> 法定代表人：胡裕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岳阳市鸿运造纸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凌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港公司）、岳阳加达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达公司）、易季春、陈飞望、胡裕春、岳阳银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2019）湘民终7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鸿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岳阳中院）（2018）湘06民初19号民事判决、湖南高院（2019）湘民终724号民事判决，驳回凌港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并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资产交接及尾款支付的顺序发生变更，鸿运公司违约在先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有误。2014年7月5日签订的《会议纪要》所述双方已依约完成约定的交接手续，与事实不符。双方在《岳阳加达纺织品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凌港公司在收到600万元时要进行资产交接，完整的交接手续应包括资产的实际交付、权证交付、甚至权证过户，但凌港公司至今从未进行资产的任何交接。该《会议纪要》存在欺诈等法定无效情形。凌港公司于2013年9月擅自处置案涉唯一宿舍楼资产，在签署该《会议纪要》时凌港公司隐瞒了该情况，欺诈要求鸿运公司继续履行协议约定的全部对价款，属于严重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鸿运公司在二审中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二审法院对此并未采纳，系枉法裁判。（二）原审法院认为股权及资产转让总价款为22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本案股权及资产转让真实对价系1280万元，体现在：1.加达公司的注册资本系1285.45万元；2.加达公司财务虚开1000万元收据；3.易季春、凌港公司处分加达公司股权及资产的合同对价；4.凌港公司及任清凡多次表示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真实价格是1280万元。（三）原审法院在案涉协议解除及责任承担方面的适用法律错误。凌港公司作为恶意违约方，至今未进行任何资产交接。凌港公司于2014年7月5日签署《会议纪要》时故意隐瞒了其恶意分割加达公司资产的行为，该纪要因凌港公司的欺诈，法定无效。凌港公司因违约在先亦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享有法定解除权，鸿运公司承担440万元的违约责任显失公平。股权转让前，加达公司属于外资企业，由凌港公司全资所有；案涉协议解除后，加达公司股权不能直接恢复到凌港公司名下。（四）原审法院认为陈飞望与凌港公司达成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超出本案诉讼请求范围。（五）二审中，任清凡、龚文言在另案中涉嫌刑事犯罪且未审结；原审法院未根据“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程序违法。（六）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已于2015年7月21日解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7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向鸿运公司送达凌港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起诉状，即（2015）楼民四初字第208号（以下简称208号）案，但该案已经被岳阳中院（2016）湘06民终417号民事裁定撤销，据此凌港公司请求解除合同的诉求一并被撤销。故该起诉状副本不应视为解除合同的告知书。岳阳中院撤销判决后，又重新审理凌港公司诉鸿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凌港公司主动申请撤诉，岳阳中院（2016）湘06民初60号（以下简称60号）民事裁定准许凌港公司撤诉，凌港公司于2017年撤回了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已于2015年7月21日解除无法律依据。且凌港公司违约在先，无权解除案涉协议。 凌港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原审认定案涉协议因鸿运公司根本违约，自凌港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行使解除权之日起解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和彭运福本人的陈述、任清凡的陈述，原审认定股权及资产转让款为2200万元、鸿运公司已付600万元性质为定金以及凌港公司依约完成了交接手续正确。原审法院认定鸿运公司未在约定期限支付股权及资产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案涉协议已于2015年7月21日起解除，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凌港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案涉宿舍楼所在土地不属于加达公司，彭运福在笔录中也自始未谈到加达公司的资产包括案涉宿舍楼。因鸿运公司自始无履约能力，其屡次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股权及资产转让款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因相关法律修改，不存在加达公司股权不能直接恢复到凌港公司名下的问题。因与案涉股权相关，原审法院仅是在事实查明部分查明了凌港公司与易季春、陈飞望、胡裕春及鸿运公司侵权纠纷案的情况，并未超出本案诉讼请求范围。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因此，本案的审查重点是原审法院关于确认《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及《岳阳加达纺织品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书》）解除的处理意见是否妥当的问题。 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凌港公司持有加达公司100%股权。2010年8月15日，凌港公司授权任清凡办理加达公司股权转让以及处置公司全部资产。2011年10月28日、12月28日，任清凡以加达公司授权代表的名义，先后与鸿运公司签订《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将加达公司100%股权及资产转让给鸿运公司。鸿运公司支付了600万元定金，凌港公司持有的加达公司股权、加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亦变更至鸿运公司指定的易季春名下。鸿运公司支付定金后，于2012年2月23日又与凌港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书》，明确表示加达公司所有的房屋、土地证件不交付鸿运公司（付清所有余款以后交付）。2014年7月5日，任清凡作为傅延辉的授权代表，与鸿运公司签订《会议纪要》确认，双方在约定时间内依约完成了约定的交接手续，并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和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鸿运公司在交接手续、股权转让手续、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完成后应在60日内支付余款1600万元，至今未付分文。由于双方已在案涉《借款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房屋、土地证件“不交付”的内容，且鸿运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协议、纪要是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从合同实际履行看，鸿运公司在支付定金并办理股权和工商变更登记以后，并未以资产未实际移交为由，提出主张或催告对资产进行实际移交。故原审法院据此认为鸿运公司关于上述《会议纪要》因受到欺诈而无效及凌港公司违约在先的主张不能成立，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鸿运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为据，主张不安抗辩权，显然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以及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案涉协议中鸿运公司的主要债务系付款义务。鸿运公司支付的600万元系定金。因此，原审法院认为鸿运公司未在约定期限支付剩余款项，并经凌港公司多次催告，该公司仍未履行，属于迟延履行债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遂支持凌港公司的反诉请求，确认案涉协议解除，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合同一方可以通过通知方式解除合同。提起诉讼是解除权人意思表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解除权人以诉讼方式提出解除合同，系通过人民法院以向对方送达法律文书的方式，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又因起诉状带有解除权行使通知的性质，与前述法律规定中“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内容并无相悖之处，故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状送达对方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无论解除权人采用何种通知方式，只要凌港公司行使解除权这一意思表示到达了对方，符合解除通知的条件，均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另案中，凌港公司系撤回起诉并在本案中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案涉协议解除。显然，凌港公司并未撤回其向鸿运公司提出的确认案涉协议解除的主张。原已送达的起诉状副本所产生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法律效果，并不会因为凌港公司撤回起诉而归于无效；而鸿运公司将“撤回起诉”等同于“撤回通知”同样于法无据。因此，鸿运公司关于208号民事判决已被岳阳中院撤销，岳阳中院60号民事裁定准许凌港公司撤诉，故凌港公司提交的起诉状副本不能视为解除合同告知书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确认案涉协议已于2015年7月21日解除，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 原审法院在鸿运公司迟延履行付款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适用定金罚则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将定金数额调整为440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至于鸿运公司关于应按照加达公司注册资本1285.45万元以及易季春、凌港公司处分加达公司股权及资产时的价格来认定案涉协议转让款实际为1280万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公司股权价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注册资本与股权价值间并无直接对应关系，不能仅以注册资本来衡量股权的实际价值。本案中，《补充协议书》已将《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书》中的股权及资产转让总价款变更为2200万元。此后，凌港公司与鸿运公司的代理人易季春于2012年1月1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凌港公司与鸿运公司于2012年2月23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案涉《会议纪要》等均表明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款为2200万元。原审法院据此认为案涉股权及资产转让款为2200万元，理据充分。又因案涉协议关于股权及资产对价的约定明确、清晰，故鸿运公司主张应参照易季春、凌港公司处分加达公司股权及资产时的价格认定案涉股权及资产的转让对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鸿运公司主张原审超出诉讼请求范围的问题。本案中，《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协议》系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作出评判与认证意见，并无不当。湖南高院（2019）湘民终724号民事判决书中亦载有鸿运公司“对于易季春与陈飞望、凌港公司之间基于涉案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法律上的关联性”的内容。因此，鸿运公司的该项主张，与本案的实际审理情况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合同纠纷，与凌港公司股东龚文言及职工任清凡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无关，不存在“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因此，鸿运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未予中止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鸿运公司申请再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报案附证据目录、关于人民法院调查函的回复、任清凡谈话笔录、所有权信息27份、房地产预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鸿运公司不仅未说明逾期提交证据的理由，且前述证据材料亦无法证明原判决的裁判结果错误，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鸿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岳阳市鸿运造纸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少阳 审判员  黄西武 审判员  高燕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李娜 书记员郭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