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再318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代木。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珀溯，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婕，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毛良模。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淑渝。 申诉人刘代木因与被申诉人毛良模、周淑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民监〔2017〕26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抗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提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李萍、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出庭履行职务。刘代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珀溯到庭参加诉讼，毛良模、周淑渝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8月30日，毛良模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刘代木、周淑渝共同向毛良模赔偿违约造成的损失5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代木、周淑渝承担。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从2006年10月起，毛良模、案外人重庆市绿满家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向刘代木、周淑渝借款，双方签订有多份借款协议。2008年8月19日，以刘代木、周淑渝为甲方、毛良模为乙方，双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2007年11月2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因在2008年5月2日到期应还款，乙方因资金困难不能到期还款，双方就还款时间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本还款协议，本协议总金额2533万元。一、还款时间：1、2008年8月25日还款20万元整。2、2008年9月30日还款2513万元整。二、在2008年9月30日若还款不能到位，则须保证在9月30日前不低于还款380万元，余额另行协商还款协议。三、为保证本协议的顺利执行，毛良模同意将内蒙古多伦县17万亩土地60%的土地证由刘代木出具承诺书，按承诺书抵押在刘代木处，本协议执行完毕后自动撤除抵押关系。在还款期内，毛良模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承诺书，不得擅自处置任何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还款协议相关的抵押物。” 2008年8月29日，刘代木与毛良模又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了具体的还款金额及时间。该协议第三条约定：“为保证本协议的顺利执行，毛良模同意将内蒙古多伦县17万亩土地60%左右的10个土地证经双方验证、封存抵押保管在刘代木处，刘代木未经毛良模同意不得开封或出示给他人观看，更不能遗失，若有以上行为由刘代木承担全部责任。”第四条约定：“根据毛良模要求，刘代木必须同意将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若因此造成损失或失去商机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刘代木承担。” 同日，刘代木出具《收条》，载明：“根据2008年8月29日刘代木与毛良模签订的还款协议，现收到内蒙古瑞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公司）土地证10个。” 2012年2月24日，以毛良模为甲方、重庆喜地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地来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农牧项目合作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鉴于1、甲方实际投资控制的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毛良模）在内蒙古多伦县拥有17万亩出让土地使用权（共计17个土地证），正在致力于肉牛繁养基地和生态农牧旅游观光项目的开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2、甲方因欠刘代木、周淑渝借款未还，瑞达公司的部分土地（共10个土地证）担保抵押在刘代木手中，且刘代木、周淑渝已经申请法院对瑞达公司名下的全部土地进行了查封，故需尽快偿还刘代木、周淑渝债务，解除目前土地使用权障碍……第一条投资合作方式：1、甲方负责提供瑞达公司名下的17万亩土地的使用权,并承担瑞达公司项目前期所发生的全部费用，乙方负责投资启动瑞达公司项目的后期建设和运营经费…第二条股权转让及股权结构：1、甲方负责将瑞达公司名下的55%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款项作价1.2亿元。甲方获取该转让款后应当优先用于偿还刘代木、周淑渝的债务，负责解除瑞达公司土地上的司法查封……第四条合作进程安排：1、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向甲方支付合作保证金500万元，甲方收到该保证金后应当立即支付瑞达公司名下7个土地证给乙方，并保证30日内取回扣留在刘代木处的瑞达公司另外10个土地证给乙方，乙方收到瑞达公司全部17个土地权证后7日内支付6000万元给甲方，该款打入甲乙双方的共管账户,专款优先用于偿还刘代木、周淑渝的债务……第六条违约责任：1、甲方必须确保在乙方支付首笔500万元合作保证金后30日内向乙方出示并交付瑞达公司享有内蒙古多伦县17万亩土地的全部土地使用权（共计17个权证），否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双倍返还乙方交付的保证金……” 同日，喜地来公司通过股东陈某培账户转入毛良模女儿毛某娜账户500万元。 2012年2月29日（一审法院笔误为“2010年8月29日”），喜地来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毛良模交付的瑞达公司土地证7个。 2012年6月10日,喜地来公司向毛良模出具委托付款书，委托毛良模将500万元保证金及500万元违约金汇入郭某乐在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开立的账户。2012年6月4日，毛某娜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400万元；2012年6月5日，毛某娜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200万元；2012年6月15日,毛某娜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400万元。2012年6月18日,喜地来公司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毛良模退回2012年2月20日所签订《框架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500万元及违约补偿款人民币500万元。 另查明，毛良模与刘代木、周淑渝的借贷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渝五中法民初字第512号、第513号民事判决书，分别判决毛良模返还刘代木、周淑渝借款2513万元和毛良模偿还刘代木借款本金198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渝高法民终字第82号、第83号民事判决书，二审维持了上述判决。 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渝五中法民初字第198号民事调解书。当事人一致同意，毛良模、毛某玉等偿还刘代木19275300元。2013年初双方的借贷纠纷执行完毕后，刘代木将上述土地权证交还毛良模。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代木、周淑渝是否违约以及是否应承担违约损失赔偿责任。 刘代木、周淑渝与毛良模2008年8月1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及毛良模与刘代木2008年8月29日的《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故该两份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虽然周淑渝在2008年8月19日的《还款协议》上签字，但该份协议仅约定毛良模将土地证抵押至刘代木处，在刘代木与毛良模签订的2008年8月29日的《还款协议》上没有周淑渝的签字，也没有周淑渝授权刘代木处理土地权证相关事项的委托，且土地证也由刘代木收取。在周淑渝既未收取毛良模土地证，也无协议约定其应归还的情况下，周淑渝并非承担归还土地权证义务的主体。毛良模要求周淑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毛良模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关于刘代木是否应向毛良模承担500万违约损失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刘代木与毛良模于2008年8月29日签订的《还款协议》第四条约定，根据毛良模要求，刘代木必须同意毛良模将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若因此造成损失或失去商机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刘代木承担。按协议约定，刘代木同意将土地证用于谈判、举证的要件之一是“根据毛良模的要求”。刘代木称其不知毛良模请求返还土地证一事，而毛良模对其曾向刘代木要求返还土地证的事未予举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毛良模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 其二，根据《还款协议》第四条约定，刘代木承诺同意毛良模将上述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但同时约定，不能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分析上述合同文书，刘代木在毛良模有谈判需要时有向第三方举示义务，即证明毛良模有土地证，而非把土地证直接交予第三方用于融资的义务，因为此时毛良模尚欠刘代木数千万元债务。在毛良模没有履行完毕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向毛良模交付土地证以便第三方融资与刘代木本身的抵押权相悖。同时，在毛良模与喜地来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中，毛良模向喜地来公司承诺在收到对方交付的500万元保证金后30日内取回扣押在刘代木处的另外10个土地证。毛良模作出此承诺并未征得刘代木同意和承诺。双方合同并未约定刘代木应当因毛良模融资需要向毛良模交付10个土地证，毛良模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刘代木向其作出了交付房地产权证的承诺。 第三，毛某娜转账至郭某乐的1000万元没有载明款项性质系违约金或保证金，故毛良模向该院提供的银行转账凭据尚不足以证明系喜地来公司和毛良模之间支付或委托支付的保证金及违约金。而喜地来公司的股东之一陈某培和毛良模、毛某娜及郭某乐均系重庆市牧牛源牛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故仅凭毛良模提供的股东之间的银行转账往来凭据和喜地来公司的证明仍不足以证明毛良模实际向喜地来公司支付了500万元违约金。 综上，毛良模既未举证证明刘代木存在违约行为，也未对损失举证证明。即使毛良模因未交付土地证而向喜地来公司支付了违约金，毛良模也未举证证明该损失系刘代木的违约行为造成。故毛良模要求刘代木承担500万元违约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毛良模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毛良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代木、周淑渝承担。 刘代木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予以维持。 周淑渝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审判决认定周淑渝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刘代木、周淑渝与毛良模等民间借贷纠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512号、第00513号民事判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岀(2012)渝高法民终字第00082号、第00083号民事判决，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并进行了改判。除上述事实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刘代木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毛良模是否存在违约损失500万元；3、周淑渝应否对毛良模的违约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刘代木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可以认定刘代木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按约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主要事实及理由：1、毛良模和刘代木在2008年8月29日的《还款协议》中约定：“为保证本协议的顺利执行，毛良模同意将内蒙古多伦县17万亩土地60%左右的10个土地证经双方验证、封存抵押保管在刘代木处……根据毛良模要求，刘代木必须同意将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若因此造成损失或失去商机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刘代木承担。”2、根据周淑渝在一、二审答辩陈述的意见，毛良模在与喜地来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就拿证融资的相关事宜与刘代木、周淑渝进行过协商，并征得了双方的同意。后来在履行协议过程中需要拿回土地证时，毛良模电话通知了刘代木、周淑渝，提出了拿证融资的要求。但由于刘代木坚持不同意提供土地证，致使毛良模没有完成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提供土地证的义务。 关于毛良模是否存在违约损失500万元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毛良模女儿毛某娜于2012年6月4日至6月15日期间分三次转入郭某乐账户共计1000万元，该款项应当系毛良模双倍返还喜地来公司交付的保证金500万元，毛良模因此存在违约损失500万元。主要事实及理由：1、毛良模与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2月24日签订的《框架协议》第六条违约责任中明确约定，毛良模必须确保在喜地来公司支付首笔500万元合作保证金后30日内，向喜地来公司出示并交付瑞达公司享有内蒙古多伦县17万亩土地的全部土地使用权（共计17个权证），否则喜地来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毛良模应双倍返还喜地来公司交付的保证金。2、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2月24日当天通过其公司股东陈某培的账户转入毛某娜账户500万元保证金，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争议。3、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6月1日出具委托付款书，要求毛良模将退还的500万元保证金和支付的500万元违约金共计1000万元付至郭某乐的银行账户。4、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岀具收条，载明已收到毛良模退还的保证金500万元和支付的违约金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 关于周淑渝是否应当为毛良模的违约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周淑渝并非2008年8月29日《还款协议》的当事人，不应当为毛良模的违约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要事实及理由：1、周淑渝没有在2008年8月29日的《还款协议》上签字，没有证据证明其授权刘代木签字，其在答辩意见中也否认与毛良模签订该协议。因此，不能认定周淑渝应当受该协议约束。2、虽然周淑渝在2008年8月19日的《还款协议》上签字，但该协议仅约定毛良模将土地证抵押在刘代木处，各方并未在该协议中约定相应的违约条款。而土地证保管人刘代木就证件保管事宜单独与毛良模签订了2008年8月29日的《还款协议》，详细约定了土地证保管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并在签订协议当天即出具了收取10个土地证的收条。现刘代木违反该协议约定，没有按约将证件提供给毛良模进行商业谈判，则应当按约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毛良模因刘代木的违约行为，造成其对喜地来公司赔偿违约金500万元。刘代木应当对毛良模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694号民事判决；二、由刘代木赔偿毛良模损失500万元，此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毛良模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代木不服二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一致。 重庆市高级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代木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毛良模是否存在违约损失500万元。一、刘代木是否存在违约。毛良模和刘代木在2008年8月29日的《还款协议》中约定“为保证本协议顺利执行，毛良模同意将内蒙古多伦县17万亩土地60%左右的10个土地证经双方验证，封存抵押保管在刘代木处……根据毛良模要求，刘代木必须同意将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若因此造成损失或失去商机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刘代木承担。”此约定明确了刘代木根据毛良模要求，刘代木必须同意将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若因此造成损失或失去商机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刘代木承担。周淑渝的答辩意见或情况说明证明了毛良模在与喜地来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就拿证融资的相关事宜与刘代木、周淑渝进行过协商，并征得了双方的同意。刘代木虽然提供了相关的判决书证明其与周淑渝存在利害关系，但达不到否定周淑渝一审的陈述及二审的答辩意见证明的事实。故，由于刘代木坚持不同意提供土地证，致使毛良模没有完成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提供土地证的义务，刘代木存在违约行为。二、毛良模是否存在违约损失500万元。毛良模与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2月24日签订的《框架协议》第六条违约责任中明确约定，毛良模必须确保在喜地来公司支付首笔500万元合作保证金后30日内，向喜地来公司出示并交付瑞达公司享有内蒙古多伦县17万亩土地的全部土地使用权证（共计17个权证），否则喜地来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毛良模应双倍返还喜地来公司交付的保证金。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6月1日出具委托付款书，要求毛良模将退还的500万元保证金和支付的500万元违约金共计1000万元付至郭某乐的银行账户。毛良模女儿毛某娜于2012年6月4日至6月15日期间分三次转入郭某乐账户共计1000万元。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出具收条，载明已收到毛良模退还的保证金500万元和支付的违约金500万元，共计1000万元，毛良模因此存在违约损失500万元。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6日作出再审判决：维持（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 刘代木仍不服再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查明，2008年8月29日，刘代木与毛良模签订的《还款协议》第五条载明：“本协议执行完毕后自动撤除抵押关系。在还款期内，毛良模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承诺书，不得擅自处置任何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本还款协议相关的抵押物，在还款期间若无刘代木签字不能转让、不转移、不抵押、不赠送等。若有上述行为发生均视为无效行为，并且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以上事项的各种相关文件，若无刘代木签字同意为无效法律文书。” 2008年8月29日，瑞达公司向刘代木出具《承诺书》，载明：为确保出借人刘代木与借款人毛良模的借款合同的履行（本人已熟知合同相关条款），瑞达公司同意以内蒙古多伦县10.2万亩土地及收益作为毛良模与刘代木2007年1月4日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及2008年8月29日还款协议的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在还款期间，瑞达公司保证不转移、不转让、不抵押、不破损、不赠送等，若有上述行为发生均视为无效行为，并且此期间所发生的各种相关文件，若无刘代木的签字同意均为无效法律文书。所有内容及所提供附件均真实有效。毛良模在承诺书上签字，加盖瑞达公司印章。 2013年1月24日，刘代木、周淑渝为甲方，毛良模等人为乙方，重庆喜地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丙方，签订了《执行和解补充协议书》，以解决刘代木、周淑渝与毛良模之间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 毛良模、毛某娜、陈某培、颜某杰、郭某乐均是牧牛源公司股东。牧牛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记载，截止2012年10月25日，陈某培、颜某杰各占4.56%的股份；郭某乐投入600万元，占0.5%的股份。陈某培、颜某杰均系喜地来公司的股东，分别持该公司股份42.5%。 另查明，案涉500万元资金及相关账户资金往来情况。2012年2月24日，陈某培向毛某娜账户转入500万元。当日，毛某娜将500万元转入牧牛源公司。自2012年2月24日至2012年6月25日，陈某培与毛某娜建设银行62×××57账户之间频繁发生大额资金往来，其中：陈某培向毛某娜转款13次，金额高达45110267元；毛某娜向陈某培转款14215000元。另，在此期间，毛某娜与喜地来公司法定代表人颜某杰之间也互有资金往来，金额为680万元。毛良模女儿毛某娜于2012年6月4日至6月15日期间分三次转入郭某乐账户共计1000万元。其中，2012年6月4日，由毛某娜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400万元；2012年6月5日，由毛某娜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200万元，该两部分款项共计600万元。该600万元，于2012年6月5日由郭某乐账户转入牧牛源公司在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23账号内，显示为郭某乐对牧牛源公司的投资款；2012年6月15日，毛某娜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400万元，该笔款项于当日转入毛良模投资的多伦绿满家生态养殖有限公司05288101040004722账户，该账户又在当日分两个200万元转回毛丽娜账户400万元。 洪某阳6227001832900284488账户于2012年6月4日分8笔打入毛丽娜账户4800万元。同日，该部分款项由毛丽娜账户先后分6笔转出到陈某婷（牧牛源股东）账户2700万元；先后分3笔转出到李某捷（牧牛源股东）账户1430万元；转出到郭某乐账户400万元。2012年6月5日转出到郭某乐账户200万元。转到郭某乐账户的600万元，即为本案涉及的1000万元款项的组成部分，郭某乐于6月5日全部转出。重庆士申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6月8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士申会验［2012］174号）载明：陈某婷2012年6月5日向牧牛源公司在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23账号内缴存2970万元投资款；李某捷2012年6月5日向牧牛源公司在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23账号内缴存1430万元投资款；郭某乐2012年6月5日向牧牛源公司在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23账号内缴存600万元投资款。缴存款项与毛某娜2012年6月4日、6月5日转入三人账户的资金基本吻合，其中与转入李某捷、郭某乐账户的资金完全吻合。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定的其他事实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再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以及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向本院提出抗诉。 一、再审判决认定，“周淑渝的答辩意见或情况说明证明了毛良模在与喜地来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就拿证融资的相关事宜与刘代木、周淑渝进行过协商，并征得了双方的同意。”再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周淑渝并非《还款协议》当事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刘代木依据2008年8月29日与毛良模签订的《还款协议》收取案涉10个土地证，并出具收据。周淑渝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不是该协议的主体一方，且其明确主张与该协议无关。所以，周淑渝在本案的答辩意见或情况说明性质上属证人证言，即便其表示自己同意交还土地证给毛良模，也不构成当事人自认。就其证言内容而言，周淑渝在一审庭审中答辩称毛良模在与喜地来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告诉了刘代木，刘代木又告诉了周淑渝，并未明确刘代木是否同意将土地证交给毛良模用来融资。周淑渝在本案二审中的答辩意见、情况说明中称，她与刘代木在毛良模将土地证交给刘代木用以担保之前曾答应毛良模，随时用就随时把证提交给他。毛良模在与喜地来公司签订《框架协议》时周淑渝同意还证融资，刘代木也向周淑渝表达过同意的意思，后来又反悔了。对于这一事实，仅有周淑渝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与还款协议约定明显冲突。而且，由于刘代木与周淑渝是另案诉讼的相对方，在本案中又因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周淑渝所称刘代木同意还证融资，与还款协议的约定存在明显冲突。根据2008年8月29日《还款协议》以及瑞达公司《承诺书》，刘代木收取毛良模10个土地证，其主要目的就是担保债权实现。结合刘代木收取10个土地证用以担保债权的目的，综合分析上述条文，《还款协议》第四条有关“刘代木同意毛良模将上述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的约定，其语义清楚明确，即：刘代木在毛良模有谈判需要时有向第三方举示义务，以证明毛良模有土地证，而非把土地证直接交予第三方用于毛良模融资。但是根据毛良模与喜地来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毛良模应限期取回在刘代木处的10个土地证交付给喜地来公司，而不仅仅是向第三方举示。在毛良模没有履行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向毛良模交付土地证与《还款协议》《承诺书》约定明显冲突，也与刘代木以10个土地证作为债权担保的合同目的相悖。再审判决依据《还款协议》第四条认定，“此约定明确了刘代木根据毛良模要求，刘代木必须同意将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若因此造成损失或失去商机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刘代木承担。”显与合同当事人缔约目的不符，有悖《还款协议》《承诺书》之本义，与毛良模准备将10个土地证收回交给喜地来公司的案件事实不符，系适用法律错误。刘代木与毛良模签订《还款协议》并收取10个土地证，除增加自身负担外并无其他意义，因为只要毛良模有要求，刘代木就必须将土地证交给他，否则就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再审裁判逻辑，显与常理相悖。 （三）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毛良模承诺在收到喜地来公司交付的500万元保证金后30日内取回放在刘代木处的10个土地证。土地权证移交涉及借款抵押是否消灭。依据《还款协议》第五条约定以及瑞达公司《承诺书》记载，毛良模应征得刘代木签字同意，或者协商变更上述约定。前已述及，毛良模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征得刘代木签字同意，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已协商变更上述约定。毛良模提出的以电话方式通知的主张，既不合常理，又缺乏证据支持。 二、再审判决认定，“毛良模存在违约损失5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毛良模、毛某娜、颜某杰、陈某培及郭某乐同为牧牛源公司股东，颜某杰、陈某培又同为喜地来公司大股东，各持股42.5%，颜某杰为法定代表人。上述人员共同投资多个项目，经济关系密切，资金往来频繁，且数额巨大。目前，上述各方仍有项目合作，仅凭现有的证据难以认定毛良模支付了500万元违约金，案涉《框架协议》存在诸多可能性，尚不足以依此作出500万元为违约赔偿款的判断。 （一）由于毛良模、毛某娜、陈某培与颜某杰同为牧牛源公司股东，经济关系密切，资金往来频繁，从资金往来凭证看，不足以证明毛某娜向陈某培的转账系毛良模向喜地来公司交付的500万元的保证金。2012年2月24日，陈某培向毛某娜账户转入500万。当日，毛某娜将500万转入牧牛源公司。而且，从2012年2月24日至2012年6月25日，陈某培与毛某娜建设银行62×××57账户之间频繁发生高额资金往来，其中陈某培向毛某娜转款13次，金额高达45110267元，毛某娜向陈某培转款14215000元。 （二）从案涉1000万元资金的流转情况看，毛良模女儿转入郭某乐账户的1000万元，均未载明款项性质系违约金或保证金。且该部分资金经过流转又流回到毛某娜账户400万元，流回到牧牛源公司账户600万元。 （三）从牧牛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资金流转看，毛某娜转入郭某乐账户的1000万元资金主要目的应该是缴存牧牛源公司新增注资款。洪某阳6227001832900284488账户于2012年6月4日分8笔打入毛某娜账户4800万元，同日，先后分6笔转出到陈某婷（牧牛源股东）账户2700万元，先后分3笔转出到李某捷（牧牛源股东）账户1430万元，转出到郭某乐账户400万元，6月5日转出到郭某乐账户200万元（该600万元即毛某娜转入郭某乐账户1000万元的一部分）。根据重庆士申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6月8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上述缴存款项与毛某娜2012年6月4日、6月5日转入三人账户的资金基本吻合，其中与转入李某捷、郭某乐账户的资金完全吻合。可见，上述款项由洪某阳账户转入毛某娜账户，又转到陈某婷、李某捷、郭某乐账户，缴存牧牛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验资的目的比较明显。 （四）涉案土地使用权已于2008年12月予以查封，是否交付土地证都无法改变土地被查封的事实。按照《框架协议》约定，毛良模保证在收到500万元保证金30日内取回扣留在刘代木处的另外10个土地证给喜地来公司。按照《框架协议》约定，喜地来公司投资金额高达1.2亿，在明确知晓土地使用权已被司法查封的情形下，仅因毛良模未能提供土地证就终止合作，不合常理。而2013年1月24日，刘代木、周淑渝为甲方，毛良模等人为乙方，喜地来公司为丙方，签订了《执行和解补充协议书》，表明喜地来公司与毛良模仍存在密切合作。 刘代木同意上述抗诉意见。另补充意见称：（一）本案有疑点可以证明毛良模虚构合同事实而进行诉讼，二审及再审法院未查明存在失职。（二）周淑渝证言不可信，同时周淑渝作为同案被告却不承担任何责任是明显的矛盾，其为毛良模做伪证而得到毛良模认可的证词正是其相互勾结的证据。（三）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6月1日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和于2012年6月18日出具1000万元的收条以及《框架协议》的落款时间是倒签的。 毛良模、周淑渝均未出庭。本院再审开庭前，毛良模提交书面答辩称，其关联公司正在进行债务重整，双方协商达成《债权转让协议》，此案已协商解决，请求撤销对案件审理。刘代木认可《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协议约定无论本案抗诉再审的结果如何，都要继续推进再审程序；该协议也未得到实际履行。 本院再审确认原审查明事实及抗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另查明，毛良模交付给刘代木的10个土地证所涉土地并未进行抵押登记。 还查明，2013年12月6日，周淑渝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在刘代木对毛良模的200万元债权中享有70%的权益，毛良模作为案件第三人称200万元借款实际是利息，周淑渝应当享有200万元债权的70%权益。 再查明，2020年9月2日，刘代木为甲方、周许为乙方、毛良模等为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对丙方有关案件的债权共计约2248500元，折价转让给乙方，乙方支付甲方1000万元，分三期支付：2020年10月30日支付300万元，2021年6月30日支付300万，2021年12月31日支付400万元等。其中第三条约定：毛良模与甲方合同一案，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由甲方承担损失赔偿500万元，已包含在这次债务解决的金额中，已申请执行的金额在这次债务转让中进行了抵减；甲方对此案判决不服已提起抗诉现已进入再审程序。此案无论是否撤销结果如何，甲方不再要求丙方执行回转，并且甲方不得再做出任何追偿。第七条约定：上述协议约定条款任意一项未履行，本协议无效，甲方有权对上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调解书恢复执行。至本案开庭，上述协议尚未得到实际履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刘代木是否存在应赔偿毛良模损失的违约行为；二是毛良模是否已经实际支付了500万元的违约金。 一、关于刘代木是否存在应赔偿毛良模损失的违约行为 2008年8月29日，刘代木与毛良模签订的《还款协议》第四条载明：“根据毛良模要求，刘代木必须同意将土地证用于项目的谈判、举证，只要不用于刘代木债务以外的抵押，其他一切事项均可。若因此造成损失或失去商机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刘代木承担。”第五条载明：“本协议执行完毕后自动撤除抵押关系。在还款期内，毛良模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承诺书，不得擅自处置任何与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及本还款协议相关的抵押物，在还款期间若无刘代木签字不能转让、不转移、不抵押、不赠送等。若有上述行为发生均视为无效行为，并且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以上事项的各种相关文件，若无刘代木签字同意为无效法律文书。”其中第五条内容与瑞达公司《承诺书》内容相符。从上述约定内容文义分析，在还款期内，刘代木有权实际控制保管10个土地证，毛良模无权要求刘代木交还土地证，但在毛良模有谈判需要时，刘代木必须配合毛良模向他人出具，以证明毛良模拥有土地使用权。从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看，刘代木控制土地证是其债权担保的一种方式，失去土地证的控制就有可能损害其债权的实现。应当说，这样的理解符合双方签订两份《还款协议》共同的认知和真实意思表示。而《框架协议》约定：毛良模保证30日内取回10个土地证交给喜地来公司。但这一约定与2008年8月29日《还款协议》第五条及瑞达公司《承诺书》内容相悖，刘代木有权拒绝交出土地证。原审仅以《还款协议》第四条为依据，认定刘代木不同意提供土地证存在违约行为，脱离了该协议的第五条约定和《承诺书》内容，未对双方约定作出正确的解读，本院予以纠正。 另外，周淑渝在一、二审中陈述的毛良模与刘代木商谈“取证融资”的相关事实，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周淑渝在2008年8月19日《还款协议》所涉的债权债务另案诉讼中与刘代木形成了利益相对方，毛良模作为第三人作出了对周淑渝有利的陈述。故原审依据周淑渝的陈述认定刘代木违约，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况且，如上所述，即使毛良模提出过取回土地证，刘代木予以拒绝，也不能认定刘代木违约。 二、毛良模是否已经实际支付了500万元违约金 原审以《框架协议》有关违约责任的约定、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6月1日出具的委托付款书、毛某娜向郭介东账户的三次转账记录以及喜地来公司于2012年6月18日出具的收条为依据，认定毛良模已向喜地来公司退还了500万元保证金，并支付了500万元违约金。但基于以下事实，原审上述认定依据并不充分。一是毛良模及其女毛某娜与颜某杰、陈某培、郭某乐均为牧牛源公司股东，颜某杰、陈某培又同为喜地来公司占股42.5%的大股东，颜某杰为法定代表人。上述人员共同投资多个项目，有多笔大额资金往来，但没有哪笔有明确证据是属于《框架协议》500万元保证金和500万元违约金，原审认定的三笔转款无论金额还是用途均未直接指向上述保证金和违约金。二是原审认定的三笔转款有着进一步流向或其他用途。2012年6月4日、6月5日毛某娜分别由其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的400万元、200万元，由郭某乐作为其出资款入股牧牛源公司。且根据《验资报告》（士申会验[2012]174号）郭某乐出资的6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金为75万元，多缴的525万元，作为公司资本公积，这一情况较为特殊。第三笔转款即6月15日由毛某娜账户转入郭某乐账户的400万元，当天便转入毛良模投资的多伦绿满家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账户，又在当天分两个200万元转回至毛某娜账户。三是从《框架协议》内容以及毛良模与喜地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的关系看，喜地来公司明知瑞达公司的10个土地证抵押在刘代木处，也明知共17个土地证所涉土地已经被司法查封，且《框架协议》约定的投资金额达1.2亿元，仅因毛良模未提供土地证，未经磋商直接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与一般商业交易不符。四是毛良模与刘代木、周淑渝之间有过多个诉讼，特别是双方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渝高法民终字第00082号和00083号民事判决所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内容看，双方对如何偿还借款及解除包括案涉抵押的10个土地证查封事宜进行协商，但并未提及500万元违约金问题。综上，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及其分配规则，毛良模应对其主张的500万元违约金已支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据以认定的证据尚未使上述事实的存在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该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因此，毛良模应当对待证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认定毛良模未实际支付500万元违约金。 综上，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刘代木的再审请求应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渝高法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和（2014）渝高法民终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3）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694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800元，由毛良模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毛良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朝辉 审判员  贾劲松 审判员  张代恩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牛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