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3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住所地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西祁家山村。负责人：冯建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晓光，山西税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珍珍，山西税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南内环街**盛伟大厦**。法定代表人：冯建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晓光，山西税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珍珍，山西税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太榆路山西太榆国际汽配城内5-1019div>法定代表人：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民，山西瑞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晓光、张珍珍，被上诉人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德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等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款抵扣资料”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供货总额”的依据,不仅适用法律错误而且认定事实错误,属于故意枉法裁判。一、一审判决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涉案业务往来长达8年之久,而且被上诉人还涉及与上诉人企业集团其他公司的业务交叉,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情形复杂,有的是因涉案业务往来开具,也有为了财务目的开具,还有因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个别高管内外勾结串通“虚增供货金额”开具等多种原因,因此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准确核定被上诉人的实际供货金额。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自己提供的“送货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这2组证据,在日期、单价、总价等内容很难看出之间的任何联系和勾稽关系,彼此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必须指出的是,该2组证据的各自供货总额差异巨大,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总计金额为2,533,417.66元,送货单总计金额为1,196,783.98元,两者相差130多万元。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款抵扣资料作为证明其实际已经履行交货义务”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曾多次表示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二、因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导致“供货总额”事实认定错误,进而导致“欠款余额”认定错误。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总共向法庭提供的49张“送货单”,在不考虑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所涉货物是否已经全部交付上诉人,也不考虑与本案轮胎无关的货物金额应当减除等情况,单从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总金额来看,其至多仅能够证明的“供货总额”为1,196,783.98元。这一金额与被上诉人诉称的其已经履行了2,533,417.66元轮胎供货的说法相差了130多万元。对于这130万元如此巨大金额的涉案轮胎是如何交付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也就是说,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虚增认定被上诉人供货金额高达130余万元。2、欠付货款余额=被上诉人实际交付上诉人的“供货总额”-上诉人实际支付被上诉人的“付款总额”。因此,涉案业务只有在查明“供货总额”和“付款总额”两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准确核定“欠款余额”。如上所述,由于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虚增认定被上诉人供货金额高达130余万元,因此关于“欠款余额”的认定必然是错误的。三、根据一审证据显示,上诉人付款总额超出被上诉人能够证明的供货总额“52万元”之多,上诉人不拖欠被上诉人涉案货款,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货款的付款证据,共计6笔,金额共计1,722,278.65元。这一金额被上诉人当庭表示全部认可。2、从被上诉人提供的49张送货单来看,其能够证明的“供货总额”最大数是1,196,783.98元(这一金额未减除不应计入涉案款项与本案轮胎无关的货物金额418,739元,减除后的供货总额为778,044.98元)。3、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一审证据分析,上诉人已经支付的“付款总额”为1,722,278.65元,远大于被上诉人送货单显示的“供货总额”的最大数1,196,783.98元,超出52万元之多。因此,根据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不拖欠被上诉人涉案货款。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对其诉请的待证事实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在上诉人对欠款金额有异议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不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四、通过检索司法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地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均持有一致的裁判观点,即在“增值税发票和抵扣资料清单”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出卖人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的证据,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为维护正当合法权益,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加大审判力度,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撤销一审错误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非买卖行为的复杂情形不存在。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主张被上诉人给其开具非买卖行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复杂,其一,为财务目的而开具;其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高管勾结串通虚增供货而开具。被上诉人认为,这是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为了赖账而捏造的两种情形,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哪些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为财务目的而开具,哪些增值税专川发票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高管勾结串通为虚增供货而开具,这两种非买卖交易行为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上诉人自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高达130多万元,税率为17%,虚开税款数额高达22多万元。另外,如果双方之间没有真实买卖交易,答辩人为财务目的或为虚增供货,而给答辩人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诉人从国税局获得了开票金额16%的抵扣税款利益,而答辩人则要交纳开票金额17%的税款,显然是不可能的!二、上诉人石灰石矿主张国税总局山西税务局出具的石灰石矿已抵扣税款信息为税款抵扣资料的理由不成立。被上诉人提供给了上诉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而上诉人已到国税局认证并抵扣税款,则证明上诉人接受了答辩人的货物,从国税局获得了发票金额16%的抵扣税款利益,而被上诉人则要交纳税款17%。如果上诉人没有接受被上诉人的货物,却持有被上诉人给其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及税款抵扣资料,到国税局办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并抵扣税款,上诉人就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国税总局山西税务局出具的上诉人石灰石矿已认证并抵扣税款信息,恰恰证明了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收取了被上诉人供货2533681.68元。三、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对4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2533681.68元)认证并抵扣税款的事实,证明上诉人至少收取了被上诉人的供货2533681.68元。国税总局山西税务局出具的上诉人石灰石矿已抵扣税款信息,证明上诉人石灰石矿既收取了被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向山西省国税局抵扣了税款,该事实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石灰石矿履行了交货2533681.68元的义务。四、2015年8月29日至2018年10月12日,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货款719437.85元。双方的买卖交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0年12月6日至2015年8月28日,第二个阶段为2015年8月29日至2018年10月12日终止。在第一个阶段,即2010年12月6日至2015年8月28日期间,答辩人累计供货1826766.05元,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山西省六建公司在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抵债协议》证明:(1)从2010年12月6日至2015年8月27日,上诉人已累计支付货款1122695.30元;(2)至2015年8月28日,上诉人除已支付被上诉人货款1122695.30元之外,至少仍欠被上诉人货款599583.40元,那么,至2015年8月28日止,上诉人已累计支付被上诉人货款1722278.70元,至少收到答辩人货物1722278.70元。上诉人自认至2015年8月11日，仍欠答辩人771881.38元，2015年8月28日抵债599583.40元，仍欠货款172297.98元。在第二个阶段,从2015年8月29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被上诉人累计供货719437.85元,这部分供货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已抵扣税款信息齐全,但上诉人石灰石矿至今分文未付。五、上诉人石灰石矿累计欠被上诉人货款至少811403.03元。(1)答辩人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9张)的供货2541377.66元,上诉人认证并抵扣税款(47张发票)的货款计2533681.68元。(2)上诉人石灰石矿自认收取了被上诉人供货2533681.68元。(3)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主张货款811403.03元。现被上诉人自愿放弃上诉人未认证未抵扣税款的两张发票货款计7695.98元、未开发票的货款1033.22元,被上诉人仅主张上诉人已认证并抵扣税款的47张发票的供货2533681.68元,扣除已付货款1722278.65元,上诉人尚欠货款811403.03元。被上诉人之所以放弃8729.2元货款,是因为被上诉人不屑与无诚信的上诉人消耗时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款820132.23元、利息损失48938元(从2018年10月13日计算至2020年1月12日),两项合计869070.23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820132.23元为本金,年利率4.75%,从2020年1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原告在一审法院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货款992563元、利息损失58933元(从2018年10月13日计算至2020年1月12日),两项合计1051496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992563元为本金,年利率4.75%,从2020年1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担保费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6日至2018年10月12日期间，原告与被告智海西祁家山矿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由原告向被告智海西祁家山矿供应轮胎。从2011年6月29日至2018年11月28日期间，原告以“轮胎等”为货物名称，开具给被告智海西祁家山矿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9份，发票总金额为2541378元，被告已将上述发票中的47份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发票总金额为2533682元。双方均认可被告从2011年9月8日至2015年8月28日共向原告支付货款1722279元。庭审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金额变更为811403元，原告为证明向被告供货的事实还提供了从2012年至至2018年期间的49份送货单，并称49份送货单包括2015年之前的部分送货单和2016年之后的全部送货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智海西祁家山矿从2011年至2018年期间存在买卖轮胎的交易行为，且原、被告均予以认可，故二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向被告智海西祁家山矿的供货金额即双方交易总额如何认定。首先，关于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是由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保障实施的由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既作为纳税人反应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交易凭证、证明,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各方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进账和对应的付款所存在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应当明知,并在相关经营合作模式中当然地固定了其各自的法律及其责任所在。当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数量、价格等发生争议的,有合同、付款依据等相应实际履行的证据的情形下,经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记载内容对此有推定力。否认的一方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反驳。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已付货款金额均无异议,且原告也提供了送货单及对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的相关证据,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被告对认证、抵扣的原因也未做任何解释,也未就金额问题向原告提出异议,故本院以被告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的发票额计付实际往来发生额,以发票额2533682元为双方往来总金额,被告智海祁家山矿有全额付款之责,现被告智海祁家山矿仅付货款1722279元,被告智海祁家山矿应付原告货款为811403元。被告智海西祁家山矿作为被告智海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故应由被告智海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关于利息,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付款时间作出约定,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对货款违约责任有具体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货款811403元。二、驳回原告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131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658元，由原告山西元昊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473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相应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税额的依据，其不仅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而且是兼记销售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税额的合法证明。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票和抵扣应以真实的交易行为为基础，也就是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和抵扣对于证明买卖行为的真实存在及出卖人实际履行了交付标的物义务等事实天然具备一定证明力。买受人在予以否认出卖人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履行交付义务时理应对其接受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包括明确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是否存在相对应的真实交易及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接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抵扣的事由，而不能任由买受人简单地直接否认就断然否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款抵扣资料的证明力。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应轮胎等货物。双方当事人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已形成了由被上诉人先供货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由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付款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以“轮胎等”为货物名称，开具给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9份，发票总金额为2541378元，上诉人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已将上述发票中的47份在税务部门认证抵扣，发票总金额为2533682元。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收到货款1722279元。上诉人虽提出被上诉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情形复杂,有的是因涉案业务往来开具,也有为了财务目的开具,还有因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公司个别高管内外勾结串通“虚增供货金额”开具等多种原因的意见，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更未能指出哪些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上述情况。故对上诉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款抵扣资料综合认定上诉人对已抵扣的4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总金额为2533682元具有付款义务，核减双方均认可的上诉人已付货款1722279元，上诉人还应付被上诉人货款811403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62元，由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西祁家山石灰石矿、智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