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3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昌华，男，196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法，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宇，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兴港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下南大街****。 法定代表人：翁子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一慧，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子建，男，195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一慧，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昌华与被上诉人四川华兴港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泰公司）、翁子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3民初4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昌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昌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收条》和《结清证明》不能认定是黄昌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黄昌华在签订《收条》和《结清证明》时受到胁迫。1.案涉工程款已逾期5年未支付，存在不支付的可能性。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11日进行结算，根据《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第5项关于“每月工程进度款按月份完成量的70%支付月进度款。工程竣工备案后30天内支付至工程款的85%；工程竣工结算完成经发包人及承包人确认后30天内支付至工程款的95%”的约定，四川华兴（集团）锦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集团）锦兴公司）应在2015年3月11日前支付工程款至95%，剩余5%在质保期两年届满后，即2017年2月11日前支付完毕。但案涉工程款剩余1172349.89元未付，逾期近5年，黄昌华多年讨要未果。2.春节前夕是农民工索要工资的高峰期。因锦兴公司拖欠黄昌华工程款，黄昌华也无力支付案涉工程中农民工的工资。《收条》签订于2020年1月21日，恰逢春节前夕，黄昌华为尽快拿到剩余工程款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也存在担心拖欠农民工工资可能引发群众性事件的心理压力。若锦兴公司能按期支付工程款，则黄昌华无须以放弃18万余元工程款为代价而收取剩余工程款。《结清证明》签订于2020年3月30日，受新冠疫情影响，农民工索要工资更加急迫。3.锦兴公司总经理赖德刚故意避而不见，黄昌华不签订《收条》，将无法收到工程款。迫于尽快收到实际拖欠工程款中的大部分款项以缓解资金压力的状况，黄昌华不得不暂时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签订《收条》。结合当时的特殊背景，以及黄昌华签订《结清证明》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说明情况的事实，能够认定《收条》和《结清证明》并非黄昌华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构成乘人之危。案涉工程竣工已八年，黄昌华在疫情下面对索要8年工资的农民工，签订《收条》属于紧迫需要。一审法院认为黄昌华可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工程款，但司法程序繁杂、漫长，根本无法解决眼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紧迫需要。因此，黄昌华签订《收条》和《结清证明》符合“利用他人危险处境和紧迫需要、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的乘人之危情形。（三）《收条》《结清证明》均不是最终结算。1.锦兴公司的负责人均表示应按实际价款向黄昌华支付工程款。黄昌华在得知工程尾款被扣下18万余元时，一直与锦兴公司的负责人员沟通，要求说明扣除该笔款项的理由。在无法联系到赖德刚的情况下，黄昌华联系了原董事长赖德勇的夫人杨光如，杨光如在2020年1月18日的短信中表示：“你好好把账对清楚，如果属实，该他付的那部分一定会付给你的。”赖海军的短信则载明：“按公司财务记账金额107万……如果有其他出入，你可以走司法程序，多退少补。”2.《收条》载明对余款有疑问可诉讼。《收条》中关于“如对以上结算余额尾款有疑问，可向法院申诉裁决，由赖海军副董事长担保”的内容，正是为明确“因双方对应付价款存在差异，但鉴于无法对账，为了维护黄昌华的合法利益”这一目的。如果账目清楚，或双方均确认一致，则应写明“双方权利义务终结”。而《结清证明》是针对《收条》写的，仅是对《收条》中的金额确认收到，不影响双方对账目应实际办理结算。二、一审法院未查清关键事实。港泰公司、翁子建在一审中当庭自认，确实扣除了185868.87元，该费用系水电费。黄昌华与锦兴公司对账的差异也是该笔水电费。但港泰公司、翁子建未证明扣除水电费的相应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港泰公司、翁子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黄昌华不应承担该笔水电费。本案的争议点其实不在于《收条》是否系受胁迫或乘人之危情况下出具，而是该185868.87元应否由黄昌华承担。《收条》没有载明案涉双方的权利义务清结，而是明确若有疑问可通过诉讼解决。四、一审判决存在漏判的程序错误。一审判决仅对《收条》和《结清证明》应否撤销进行了评判，未对黄昌华主张的剩余工程款及利息的诉请进行评判，没有针对该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进行审查，属于漏判。 港泰公司、翁子建共同辩称，1.《收条》和《结清证明》系黄昌华在自愿情况下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受胁迫出具。一审中，黄昌华虽提交了报警材料，但报警材料内容仅显示涉及民事债权纠纷，未提及港泰公司、翁子建采用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方式迫使黄昌华签署《收条》和《结清证明》，黄昌华上诉主张《收条》和《结清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本案中，不存在民法通则意见第69条规定的胁迫情形，黄昌华述称其因“案涉工程款已逾期5年未支付，存在不支付的可能”、“赖德刚故意避而不见”、“春节前夕是农民工索要工资的高峰期”而陷于心理压力，从而被胁迫签署《收条》和《结清证明》的证明逻辑是荒谬的，不符合法律对胁迫的定义。2.黄昌华在一审中提交的起诉状中载明“黄昌华与锦兴公司对工程款结算总额无异议”，该结算总额是双方对工程各时间节点、进度、结算项目充分认可的结算金额，在《收条》和《结清证明》上，黄昌华也认可就案涉工程其与锦兴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黄昌华上诉认为一审未查明案件相关事实的意见不成立。3.案涉项目是锦兴公司分包给黄昌华施工，港泰公司、翁子建不是分包合同的签约主体。锦兴公司经过合法的注销清算、公告债权等程序，已于2018年12月31日经工商联登记机关核准注销，港泰公司、翁子建作为锦兴公司的股东，无需就锦兴公司与黄昌华签订的合同承担责任。4.黄昌华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系自然之债。在锦兴公司已注销的情况下，黄昌华通过锦兴公司注销前为履行相关债务提存的资金，按照《收条》和《结清证明》收取了相应工程款。黄昌华在收到工程款后，却以被胁迫为由申请撤销《收条》和《结清证明》，此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昌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2020年1月21日签订的《收条》和2020年3月30日签订的《结清证明》；2.判令港泰公司、翁子建连带支付黄昌华工程款185868.87元及资金占用利息100元（以185868.87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案件受理费由港泰公司、翁子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黄昌华与华兴（集团）锦兴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华兴（集团）锦兴公司将案涉华阳半山艾马仕项目一期三标段工程交由黄昌华承包实施。合同中，双方对合同概况、工程合同价款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黄昌华组织实施案涉项目。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竣工并办理结算。黄昌华陈述，除讼争款项外，收到其余工程款项。 2020年1月21日，黄昌华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半山艾马仕第三项目部（黄昌华部）工程公司结算尾款107.91万元等内容。黄昌华在该《收条》上签字捺印。2020年3月30日，黄昌华出具《结清证明》，载明在四川永利锦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利锦兴公司）收到其承包该项目工程尾款107.91万元……与永利锦兴公司针对半山艾马仕项目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等内容。黄昌华在该《结清证明》上签字捺印。同日，黄昌华向派出所报警，称永利锦兴公司欠款20余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8月29日，华兴（集团）锦兴公司更名为永利锦兴公司。2018年12月13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川市监）登记内注核字【2018】第3298号，准予永利锦兴公司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证据：《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收条》、《结清证明》、《接（报）处警登记表》、庭审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收条》《结清证明》是否应予撤销；2.港泰公司、翁子建是否应连带支付黄昌华工程款185868.87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对此，一审法院做如下评述： 本案中，黄昌华在起诉状中主张案涉《收条》和《结清证明》系在被胁迫下签订，应予以撤销。一方面，黄昌华未就被胁迫的方式、事实做合理说明；另一方面，从黄昌华提交的证据看，虽能证明其曾向公安机关报警，但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内容，仅能反映黄昌华索要所谓欠款的事实，未涉及被胁迫的事实。也即，黄昌华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系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案涉《收条》《结清证明》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又主张案涉《收条》和《结清证明》系港泰公司、翁子建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下要求其签订。而乘人之危指利用他人危难处境和紧迫需要，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订立合同。但即便永利锦兴公司在未与黄昌华结清债务之前就已经注销。黄昌华同样可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案涉《收条》《结清证明》语意明确无歧义，黄昌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收条》《结清证明》的涵义及签订后的法律后果。现黄昌华以乘人之危要求解除《收条》《结清证明》，一是与其起诉状中陈述的被胁迫的事实不相符合；二是所陈述的情形不符合乘人之危要件；三是有悖诚实信用原则。综上，黄昌华关于案涉《收条》《结清证明》系在被胁迫、乘人之危下签订的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黄昌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黄昌华关于撤销案涉《收条》《结清证明》的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黄昌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10元，由黄昌华负担。 二审中，黄昌华提交以下新证据： 1.案涉项目自2011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30日的账务账表共8页，拟证明：案涉工程的总造价及黄昌华已领取的款项总额，剩余尾款185868.87元尚未付清，不存在港泰公司、翁子建辩称的185868.87元为代扣代缴水电费的事实； 2.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拟证明：证人尹某系永利锦兴公司在案涉项目的工程部负责人，知晓案涉工程结算的具体情况，清楚《收条》和《结清证明》形成的原因及过程，但黄昌华无法自行联系尹某出庭作证，请求二审法院依职权传唤尹某出庭作证； 3.2020年3月30日，尹某与黄昌华之间的通话记录，拟证明：锦兴公司拒不与黄昌华就案涉工程进行结算对账。 经质证，港泰公司、翁子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认为不应准许黄昌华的证人出庭申请，理由是待证目的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证据3是黄昌华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法庭调查结束后提交，且证据形成于一审庭审终结前但却未在一审庭审中举示，该证据不应采信。 经审查，黄昌华陈述证据1是其自行制作的财务账册，其上无永利锦兴公司或港泰公司、翁子建签字确认，本院认为，该证据系黄昌华单方制作且未经港泰公司、翁子建认可，不能证明案涉双方对财务账册上载明的数据确认一致，本院对此不予采信；证据2系当事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是否准予本院在其后结合争议焦点予以阐述；证据3即便属实，但黄昌华提交该证据的待证目的，即“永利锦兴公司拒绝与黄昌华进行工程结算对账”的事实，与本案中认定《收条》和《结清证明》应否撤销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故该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港泰公司、翁子建明确表示：其答辩意见中第四项理由，即“黄昌华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系自然之债”，意指签署《收条》和《结清证明》时黄昌华主张的185868.87元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并非是对黄昌华在本案中主张185868.87元工程款的诉请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两个，现评判如下： 一、黄昌华诉请撤销《收条》和《结清证明》的主张是否成立。 二审中，黄昌华认为案涉《收条》和《结清证明》应予撤销的事由是：受胁迫出具、乘人之危且显失公平。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关于《收条》和《结清证明》是否系黄昌华受胁迫出具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黄昌华虽然在《结清证明》出具当日向派出所报警，但从《接（报）处警登记表》载明内容看，黄昌华没有提及任何受胁迫的事实。而案涉工程款拖欠五年仍未付清、适逢春节临近农民工索要工资高峰期、永利锦兴公司负责人避而不见等事实，即便客观存在，黄昌华由此产生心理压力的情形下签署《收条》和《结清证明》的行为，亦不足以认定黄昌华受到胁迫，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的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情形。故，黄昌华关于《收条》和《结清证明》是其受到胁迫出具、应予撤销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收条》和《结清证明》是否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情形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黄昌华据以主张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情形的证据，主要是其与永利锦兴公司负责人员之间的短信记录、通话记录以及《接（报）处警登记表》。对此，本院认为，即便永利锦兴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黄昌华基于与永利锦兴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所享有的合法权益仍然依法受到保护，因此永利锦兴公司注销的客观事实，不足以认定致使黄昌华陷入了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收条》和《结清证明》的内容明确无歧义，黄昌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所签文书的内容及相应法律后果应系明知。而《接（报）处警登记表》中黄昌华述称其为案涉项目负责人、永利锦兴公司尚欠其工程款未付清的内容，亦不能反映黄昌华处于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故，黄昌华关于《收条》和《结清证明》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情形而应予撤销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收条》和《结清证明》虽均有尹某作为经办人的签字，但尹某在《结清证明》上备注“2020年1月21日的收条如有疑问，保留申诉权宜同样有效”的内容，并不影响对《结清证明》成立且合法有效的认定，故，黄昌华申请本院传唤尹某到庭以调查核实《收条》和《结清证明》出具过程的事实，该事实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对黄昌华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二、黄昌华要求港泰公司、翁子建支付工程款185868.87元及资金占用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 二审中，黄昌华表示，其关于剩余工程款及利息的诉请，不是以其请求撤销《收条》和《结清证明》的主张成立作为基础；即便法院经审查认为《收条》和《结清证明》不应撤销，其亦有权就剩余工程款及利息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认为，《结清证明》载明：“兹有永利锦兴公司承建了半山艾玛仕项目，我在该项目中作为永利锦兴公司半山艾马仕项目第三项目部的承包人（黄昌华）。今在从永利锦兴公司收到我承包该项目工程尾款107.91万元，该款项在扣除赖海军材料款92619元后，实际支付98.6481万元，至此我承包（半山艾玛仕第三项目部）的工程结算款已全部收取完毕，我与永利锦兴公司针对半山艾玛仕项目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上述事实能够证明：黄昌华与永利锦兴公司之间就案涉工程项目已经确认一致，永利锦兴公司在《结清证明》出具时已向黄昌华付清全部工程款。在此情况下，黄昌华上诉认为《收条》和《结清证明》并非双方最终结算、永利锦兴公司尚欠工程款185868.87元未付清的主张，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黄昌华以工程款尚未付清为由主张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支持。 关于黄昌华上诉所称一审判决遗漏处理其关于剩余工程款及利息诉请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着重于对黄昌华要求撤销《收条》和《结清证明》的诉请应否支持进行评述，进而基于《收条》和《结清证明》不应撤销的认定，对黄昌华关于工程款尚未付清的意见不予采信，并作出驳回黄昌华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黄昌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上诉人黄昌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 伟 审判员 龚 耘 审判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