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78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平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平邑县浚河路**。法定代表人：杜艳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男，197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平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昌军，山东慎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宁，男，1978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平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山东平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美，被上诉人卓宁之妻，1976年8月16日生，汉族，住平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传良，男，1995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平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晶，女，1990年9月1日生，汉族，住平邑县。上诉人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平邑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卓宁、刘美、董晶、朱传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2019）鲁1326民初2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吴昌军、被上诉人卓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被上诉人刘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朱传良、董晶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邑农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上诉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关于周某代收卓宁款项产生借款合同权利义务消灭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周某在本案中不属于职务代理，卓宁也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依据民法总则第170条规定，周某系上诉人职工，是本案贷款发放的经办人之一，但不是上诉人收回贷款任务的工作人员，收回贷款也不在周某的职权范围内。周某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上诉人名义收取的卓宁款项。卓宁明知应在上诉人业务柜台办理还款却将款项交给周某也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故周某收取卓宁款项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二、卓宁没有完成已经向周某交付现金30万元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卓宁陈述以30万元现金方式向周某交付，但该30万元的现金来源，卓宁一审开庭陈述与（2015）平商初字第642号案、以及在鲁20**鲁Ｑ13**民初2276号案件庭审中，陈述不一致，且卓宁没有做出合理解释。三、一审判决以平邑农商行不申请周某出庭作证为由，认定上诉人承担周某不出庭作证的后果，适用法律错误，周某出庭作证的申请应由被上诉人提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二项的规定,卓宁主张借款关系已经消灭,应对该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卓宁、刘美共同辩称：周某是涉案贷款的经办人，也实际收取了被上诉人归还的30万元贷款本金，结合还款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可以认定卓宁已完成了还款义务，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经消灭，卓宁系善意相对人。因每次开庭的时间距离当时还款的时间距离较长，卓宁作为非专业的法律人士，对还款时的记忆可能存有模糊，但不影响其还款30万元的事实。卓宁也多次提供了周某的证据材料，证实其履行了30万元的还款责任，因此卓宁已完成了举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朱传良、董晶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平邑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卓宁偿还借款300000元，并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及加息、罚息，承担违约责任；2.判令刘美、朱传良、董晶对上述给付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卓宁、刘美、朱传良、董晶承担案件诉讼费、律师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6日，卓宁与平邑农商行下属单位城关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卓宁在规定的期限内一次性可使用额度为300000元的信贷资金，该笔借款的金额、用途、期限、利率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刘美、朱传良、董晶自愿与平邑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卓宁在2014年3月6日至2014年9月5日期间的贷款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数额为300000元，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4年3月6日，卓宁从平邑农商行贷出300000元，该贷款借款凭证上载明的月利率为9.8000‰，到期日为2014年9月5日。卓宁收到借款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履行付息义务，在该笔借款到期后，平邑农商行未收到本金300000元的相关还款。同时查明，案外人周某系平邑农商行职工，担任贷款客户经理职务，系本案贷款的经办人。2014年9月5日，周某给卓宁出具收据一份，主要内容为：今收到卓宁归还贷款本金300000元，如期归还，如出现任何问题与卓宁无关，城关信用社贷款。2019年9月30日，周某又给卓宁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卓宁城关信用社贷款300000元已在还款日交付给周某，钱已收到，信用社欠款由周某支付，和卓宁无任何关系，特此证明。庭审中，卓宁主张在本案贷款到期前，经多方筹借款项，于借款到期日2014年9月5日持现金300000元到城关支行还款，因下午四时许银行解款，无法通过银行柜台还款，便在城关支行将款项交付给贷款经办人周某。卓宁认为将款项交付给周某就等同于向银行还款了，鉴于银行柜台无法出具还款回单，即由周某出具相应收款收据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平邑农商行对此反驳称，周某虽系贷款经办人，但按照合同记载，本案贷款的专门负责人系高凌云，周某并非全程参与本案贷款整个流程，且合同中对还款方式有明确约定，并未有通过经办人还款的相关约定。诉讼过程中，鉴于周某系平邑农商行职工，亦系本案贷款经办人，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告知平邑农商行应通知周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参与法庭调查，但平邑农商行未能通知周某到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能否认定周某已实际代收卓宁的还款，以及周某的代收行为是否产生本案借款合同权利义务消灭的法律后果。周某系平邑农商行职工，亦系本案贷款经办人，对此涉案双方均予以认可。即使按平邑农商行所述涉案贷款还有其他经办人，周某未参与本案贷款的审查、审批、发放等全部过程，周某不具有代收还款的职务权利，但是平邑农商行对内部工作人员周某的职权范围的限制，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卓宁，卓宁应有理由相信贷款经办人周某代收还款的行为后果归属于平邑农商行。卓宁对为何未通过银行柜台还款作出了合理性解释，且周某为其出具的收款收据日期即系借款到期日，周某作出的证明对代收卓宁还款的事实亦予以肯定，卓宁陈述的事实与其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高度一致。另外，虽然卓宁未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方式即银行营业网点或账户扣款进行还款，但是经一审法院对借款合同的形式审查，该借款合同中还款方式的相关条款系订立合同前由银行预先拟定，且为经常性办理贷款事宜重复使用的条款，并非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后所订立，该借款合同共计七页，卓宁仅在最后一页借款人处签字捺印，卓宁称并未注意关于还款方式约定条款的陈述符合常理，平邑农商行亦未提供已尽到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卓宁注意的相关证据，因此该条款约定并不能对卓伟产生限制其还款权利的法律约束力。若周某确收到卓宁归还的贷款本金300000元，其作为银行贷款经办人作出的代收借款人还款行为，其行为后果或应由平邑农商行承担，本案借款合同权利义务或基于该行为导致消灭。综上，周某作为平邑农商行的职工，系本案借款的经办人，鉴于卓宁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的事实，均与周某作出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密切相关，如卓宁陈述的事实准确，或免除卓宁的借款责任以及刘美、朱传良、董晶的保证责任。平邑农商行为进一步支持其诉讼主张，应有义务申请周某出庭作证，但是经法院依法向平邑农商行释明权利后，平邑农商行仍未申请周某出庭作证，故本案中无法认定周某是否已实际代收卓宁的还款，从而更无法认定本案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是否基于周某的代收还款行为导致消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平邑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卓宁不予认可并对其反驳的事实主张提交了证据支持，使本案借款是否已清偿完毕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平邑农商行并未申请本案关键证人周某出庭作证，从而进一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平邑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请其职工、涉案借款的经办人周某出庭作证。周某对卓宁持有的2014年9月5日《收到条》、2019年9月30日《证明》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该《收到条》、《证明》均系其本人书写，但称卓宁“没有给我钱还卓宁在我行的贷款”。周某称其于2014年3月份向卓宁个人借款30万元，借款后又借给两个贷户，目的是替贷户偿还银行借款，并在收到贷户交付的利息后向卓宁支付利息，但法庭调查时，周某称因时间太长，已记不清两个贷户的名字。卓宁对周某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周某亦未提交双方存在个人借款的其他证据。对于周某2019年9月30日向卓宁出具《证明》的原因，周某称“也是没有办法，没有收到钱，他让我打我就打了”，但卓宁向一审法庭提交的视频中显示，周某向卓宁出具该《证明》时，并未受到胁迫等不得已的情形。对于本案之前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时未出庭的原因，周某解释称前几次他不知道，发回重审时因疫情原因没有赶回来。经查，发回重审时，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与平邑农商行《谈话笔录》中，已明确告知其通知周某按时出庭，但2019年11月14日法庭调查时，周某并未出庭。二审审理过程中，卓宁提交上诉人2018年度城关支行党员考核公示一张、2019年1-2月份及第二季度党员收缴核算表两张，证实2018年度周某被考核为思想政治合格，证实周某一直在正常上班。上诉人平邑农商行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与本案无关联。二审中，上诉人平邑农商行认可周某系其单位职工，周某自2015年从事清收工作，期间单位只发给生活费。被上诉人刘美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周某作为上诉人的职工，系本案借款的具体经办人，周某对卓宁持有的《收到条》、《证明》真实性无异议。该《收到条》载明“今收到卓宁归还贷款本金300000元，如期归还，如出现任何问题与卓宁无关，城关信用社贷款。收款人：周某2014年9月5日”。平邑农商行于2015年已就该笔借款提起诉讼，2018年该案二审，但周某作为平邑农商行的职工，于2019年9月30日再次向卓宁出具《证明》，内容为：“卓宁城关信用社贷款300000元已在还款日交付给周某，钱已收到，信用社欠款由周某支付，和卓宁无任何关系，特此证明。周某3713261975020304932019年9月30日”。结合卓宁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视频，显示周某出具该《证明》时并未受到胁迫等不得已的情形，故周某为卓宁出具《收到条》、《证明》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周某二审作证称出具上述材料“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证言，与上述材料载明的内容相悖，亦与上述视频显示的内容相悖，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周某系涉案借款的承办人，且系上诉人的正式职工，上诉人内部的分工和职权限制，不能对抗借款人卓宁，且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系格式合同，结合周某至今仍系上诉人职工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周某的行为即为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并不不当，对于上诉人称周某在本案中不属于职务代理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周某称2014年3月份与卓宁之间发生过30万元的个人借款，借款目的是替两位贷户偿还银行借款，卓宁对此不予认可。法庭调查时，周某未能提供贷户的具体名称，亦未提交其与卓宁存在个人贷款的其他证据，故对周某辩称涉案30万元系其与卓宁于2014年3月份个人借款，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卓宁对其还款已作了相对合理的解释，该解释与周某为其出具的《收到条》、《证明》相互印证，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周某已代替上诉人收取卓宁还款的事实，故对于上诉人称卓宁没有完成已向周某交付现金的举证责任、并非善意相对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卓宁二审提交的证据显示2018年、2019年，周某仍在上诉人处工作，上诉人亦认可周某自2015年后在本单位从事清收工作。在本案2015年一审、之后二审、发回重审过程中，周某均未出庭。本次二审中，周某称“前几次不知道，发回重审时因疫情原因没有赶回来”，但本案第一次开庭时间在2015年，二审法庭调查时间为2018年4月8日，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开庭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1月14日，此时疫情尚未严重到足以影响到其不参加庭审的程度，周某的上述解释与常理及客观事实不符，对此本院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二项的规定，卓宁主张已经偿还完涉及借款，并为此提交周某出具的收到条及证明，卓宁即已完成其举证义务。上诉人否认其已收到卓宁还款，即应提请周某出庭、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支持其诉讼主张。鉴于周某一直在上诉人处工作，故上诉人有义务、有条件让其出庭，以便于查清事实，即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平邑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山东平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晓燕审判员  王信峰审判员  杨海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谢 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