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105民初75961号原告：顾某，女，193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俊（顾某之子），男，195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随州市工商管理局退休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芬，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女，195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顾某（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李某（以下简称姓名）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顾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俊、刘芬，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顾某生父顾学颉1999年1月所书写的《授权继承人证明书》无效；2.请求确认顾某生父顾学颉1999年7月1日所签名的代书遗嘱无效；3.请求确认顾某与李某于1999年10月6日所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无效；4.请求确认李某与顾某生父顾学颉、继母黎靖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5.请求确认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2楼2门201号房屋归顾某所有；6.请求判令李某将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2楼2门201号房屋腾退，并将房屋过户至顾某名下；7.请求判令禁止李某私自在顾学颉、黎靖墓碑上以养女身份署名或留名。事实和理由：顾某系顾学颉亲生女儿，且系唯一子女，顾学颉于1999年9月26日去世。李某原来是顾学颉的邻居，不知何故上世纪九十年代户口落入顾学颉家里。一、《授权继承人证明书》无效。1.如果把该证明书认定为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李某应当是顾学颉养女，但是子女本身就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不需要签协议证明，作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的子女不能与父母签订这种遗赠抚养协议，否则违反我国的公序良俗。2.如果把该证明书认定为附条件或者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则需要双方签字，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受赠人没有接受的意思，则合同不能成立。该证明书没有李某亲笔签字认可，合同无效。3.如果把该证明书认为附义务的遗赠，则该证明书是附抚养义务的赠与合同，按照规定要求赠与人在合同签订后即将财产交付受赠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财产已经于1999年1、2月份交给受赠人。4.如果把该证明书认定为遗嘱，那么证明书上没有落款日期，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故无效。5.如果把该证明书认定为附义务的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受赠人必须履行养老送终的赡养义务，而李某明显没有，从形式上看该证明书更像一份草稿，只是由于去世流入他人之手。二、顾学颉1999年7月1日签名的代书遗嘱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公证机关对遗嘱公证的行为仅仅是对有效遗嘱的见证，本身并不能赋予遗嘱的效力，只有有效的遗嘱，经过公证后才具有更高的效力。如果遗嘱本身无效，即使公证也是无效的。本案中，顾学颉所立公证遗嘱就是1999年7月1日所签名字的遗嘱内容和签字笔迹明显不是一人书写，故该遗嘱应为代书遗嘱。但是该遗嘱既无代书人签名，又无见证人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遗嘱上遗嘱执行人是王平，但是没有显示王平的性别、出生日期、住址、联系方式等，该公证程序既有瑕疵，遗嘱也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故属于无效遗嘱。三、1999年10月6日签署的遗产继承协议书无效。因为在签订该协议书时李某仅出具了《授权继承人证明书》和1992年7月2日顾学颉和黎靖的书信，并未出示任何遗嘱公证书，故以上协议无效。鉴于以上协议均无效，且我是顾学颉唯一血脉，理应获得顾学颉名下所有资产，为还原历史、还原真相，向贵院提起诉讼，愿判如所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2011年5月4日本院作出（2011）朝民初字第05796号民事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记载：顾某系顾学颉与前妻所生之女。李某原系顾学颉、黎靖夫妇邻居之女。1991年12月，李某的户籍由其父母家迁出，落入顾学颉、黎靖夫妇所在户籍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2门**，在户籍户籍登记中记载李某系顾学颉之女。颉、黎靖夫妇去世前几年，李某一直与其二人共同生活，照顾二人，且对外称本人为顾学颉、黎靖夫妇的养女。1999年1月，顾学颉出具一份自书的《授权继承人证明书》，该证明书记载：李某作为顾学颉的继女和继承人，愿意照顾顾学颉的日常生活、医疗卫生及子女应尽的一切义务，并有权继承顾学颉的国家规定的一切有关权利和义务。1999年7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对顾学颉于1999年7月1日出具的《遗嘱》予以公证，该遗嘱记载：顾学颉在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2号楼2单元201号私有房产在其去世后，由李某一人继承。1998年12月18日黎靖去世。1999年9月26日顾学颉去世。1999年10月6日，顾某、李某及顾国（黎靖的侄子）三人签订一份《遗产继承协议书》，内容是：顾学颉、黎靖曾于1992年7月2日立遗嘱一份。黎靖去世后，顾学颉又于1999年1月写《授权继承人证明书》一份，其遗嘱和授权继承人李某愿同其他亲属共同继承财产；著作权（顾学颉已出版作品版权）由顾某继承；房产（团结湖北里2号楼2单元201室）由李某继承；其余字画三幅、剩余的4万余元存款以及已出版的著作手稿等也在顾某、李某和顾国之间作出了划分。本院在该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楼****房屋系顾学颉与黎靖的夫妻共同财产，顾学颉于1999年7月1日自书的《遗嘱》，系其生前为处分其个人财产而立下的遗嘱，其中对上述房屋中其所占份额的处理，合法有效，对上述房屋中黎靖所占份额的处分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属无效。顾某与李某、顾国三人于1999年10月6日签订了《遗产继承协议书》，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遗产继承协议书》将顾学颉和黎靖夫妇的财产做了分割处理，该协议书明确约定位于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2号楼2单元201号房屋由李某继承。因此，虽然顾学颉于1999年7月1日自书的《遗嘱》存在部分无效的情形，但是依据上述《遗产继承协议书》，李某应当继承位于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2号楼2单元201号房屋。现顾某主张继承位于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2号楼2单元201号房屋四分之一的产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顾学颉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所立《遗嘱》中处分黎靖财产的部分无效。二、驳回原告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2011）朝民初字第05796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书现已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判断当事人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应当从案件的当事人、案件的法律关系、案件的事实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等方面是否同一进行综合考量。本案前诉案件（2011）朝民初字第05796号与本案具有相同事实，即顾学颉于1999年1月写《授权继承人证明书》；1999年7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公证处对顾学颉于1999年7月1日出具的《遗嘱》予以公证；顾某与李某、顾国三人于1999年10月6日签订了《遗产继承协议书》。关于本案与前诉案件的诉讼标的是否相同的问题。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或者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以诉讼的形式要求人民法院对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通过审理，作出裁判，并受裁判的约束，这种需要裁判的争议民事法律关系就是该案的诉讼标的。本案中，顾某虽提出确认《授权继承人证明书》和《遗嘱》效力的诉讼请求，但本案与前诉案件基于相同事实，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仍为财产继承法律关系，因此与前诉案件的诉讼标的相同。前诉案件判决的前提和基础是确认《授权继承人证明书》《遗嘱》以及《遗产继承协议书》的效力，前诉案件中隐含了本案确认之诉的内容，属于后诉的请求实质上否定了前诉案件裁判结果的情形。故，因本案与前诉案件具有相同的事实、相同的当事人及相同的诉讼标的，并且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故顾某提起本案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本案中，顾某认为生效判决存在错误，应当依法通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审理。顾某在本案中提出的第四项至第七项诉讼请求，分属于不同法律关系，请求权基础不同，不应在继承纠纷中一并主张，经本案释明，顾某坚持起诉，本院依法对上述起诉一并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顾某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汪 洋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吴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