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民再1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明生，男，1954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师玉香，女，1954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系赵明生之妻。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赵福林，男，196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 二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军，河北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石兆金街**商铺。 法定代表人：王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河北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桥**北外环路肖家营村北 法定代表人：杨桂芝，该公司执行董事。 再审申请人赵明生、赵福林因与被申请人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御公司）、一审第三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鹿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3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冀民申71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赵明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师玉香、吴胜军，再审申请人赵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胜军，被申请人荣御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飞鹿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明生、赵福林申请再审称，（一）冀Ａ×××××号车辆系赵明生、赵福林出资购买，所有权归属赵明生、赵福林，只是为了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线路才将该车辆过户登记在荣御公司名下，但车辆事实上不归其所有，二审法院仅凭《机动车登记证书》来认定车辆所有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0年8月15日，赵明生、赵福林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公司签订《协议书》证实：牌照号冀Ａ×××××号客车系赵明生、赵福林出资购买，因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的需要，赵明生、赵福林才将该车登记在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名下，但车辆实际一直归属赵明生、赵福林。《协议书》约定甲方（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公司）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中分离出来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客运公司（新公司），赵明生、赵福林同意将冀Ａ×××××号车辆以及所运营线路调入新公司经营，代表甲方签字的为“王志峰”。新公司即为2010年12月3日成立的飞鹿公司，飞鹿公司在《协议书》上盖章追认。2、赵明生、赵福林为了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将冀Ａ×××××号车辆过户登记在飞鹿公司名下，以飞鹿公司名义经营，但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仍然归属赵明生、赵福林。该事实在2011年9月27日《关于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整体经营协议》中予以证实。 3、《公证书》证实，飞鹿公司股东会决议将飞鹿公司名下车辆进行分割，杨桂芝负责将冀Ａ×××××号车辆过户其成立的新公司，之后赵明生、赵福林的冀Ａ×××××号车辆就被调入荣御公司，荣御公司是由杨桂芝组建，只是在工商登记中股东登记为王娟。王娟是王志峰和杨桂芝的女儿，荣御公司和飞鹿公司是关联公司。二审判决仅依靠工商登记表象，以赵明生、赵福林无法证实荣御公司是杨桂芝组建、经营为由，否定赵明生、赵福林与荣御公司之间的事实经营关系，属于未能查明案件事实，认定事实错误。4、赵明生、赵福林的冀Ａ×××××号车辆被划分到荣御公司名下经营后，为了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按照有关规定，需要将车辆过户到荣御公司名下。飞鹿公司与荣御公司虽签订了《石家庄市二手车买卖合同》，将车辆以所谓“买卖”的方式过户至荣御公司名下，但事实上荣御公司没有支付费用。车辆过户登记只是一个行政许可行为，不能以此认定所有权。根据客运相关规定，赵明生、赵福林与飞鹿公司、荣御公司的特殊挂靠经营模式，车辆必须过户至公司名下，否则赵明生、赵福林无法承包经营。赵明生、赵福林提交的购车完税发票及打款证据、委托检车证明、车辆历年保单及发票，能够证明车辆是赵明生、赵福林出资购买。车辆的保险和司机、售票员工资都是赵明生、赵福林自己缴纳和发放。如果车辆归荣御公司所有，荣御公司如何证明自己与赵明生、赵福林之间的关系。二审法院只依据荣御公司出具的《机动车登记证书》，认定冀Ａ×××××号车由荣御公司所有，认定事实错误。（二）赵明生、赵福林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赵明生、赵福林和荣御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挂靠关系。赵明生、赵福林提交的廊坊交通运输集团出具的证明、飞鹿公司票款结算单、营收结算单、荣御公司法定代表人与赵明生、赵福林之间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赵明生、赵福林与荣御公司存在事实上的挂靠关系。从荣御公司设立至赵明生、赵福林于2017年7月13日停运，荣御公司与赵明生、赵福林之间一直沿用飞鹿公司客运票款结算单、飞鹿公司营收结算单，荣御公司使用飞鹿公司的结算单据结算费用。另外，冀Ａ×××××号车辆自始至终由赵明生、赵福林控制、使用。（三）因荣御公司原因 导致赵明生、赵福林车辆停运，荣御公司应该赔偿赵明生、赵福林损失。根据廊坊交通运输集团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荣御公司因自身矛盾的原因造成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的冀Ａ×××××号车停运。荣御公司对未结算票款、停运损失承担给付责任。请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判决支持赵明生、赵福林的一审诉讼请求。 荣御公司辩称，（一）赵明生、赵福林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赵明生、赵福林与荣御公司之间不存在挂靠关系。（三）飞鹿公司和荣御公司均是独立法人，各自承担权利义务。（四）冀Ａ×××××号车辆停运原因不应归责为荣御公司。（五）赵明生、赵福林申诉挂靠经营要求将冀Ａ×××××号车辆经营资质转入其个人名下属非法要求。（六）假设赵明生、赵福林是冀Ａ×××××号车辆的实际承包经营权人，荣御公司也不应向其支付费用。（七）荣御公司接受飞鹿公司委托代其向赵明生、赵福林支付2015年前的营运票款，但荣御公司并不是义务主体。 飞鹿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赵明生、赵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荣御公司承担2010年8月5日与赵明生、赵福林签订的《协议书》的义务，具体包括：1、由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为上午石家庄早7时50分，下午廊坊14时）；2、经营到期后，上述车辆过户给赵明生、赵福林，再由赵明生、赵福林出资购买新车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3、期间赵明生、赵福林转让承包经营权，提前告知荣御公司后，荣御公司不得干涉，并积极配合；4、承包经营收入由荣御公司给付赵明生、赵福林；（二）依法判令荣御公司向赵明生、赵福林支付拖欠的承包经营收入共计476864.65元；（三）依法判令荣御公司赔偿赵明生、赵福林的经营损失743615.6元（自2017年7月13日起至2018年7月13日止，以停运前四个月的平均经营收益81716元＊13个月＊0.7）以及自2018年7月14日起至荣御公司支付拖欠的全部经营收入之日止的损失；（四）诉讼费用由荣御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15日，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甲方）与赵明生、赵福林（乙方）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乙方承包经营石家庄运输总公司所属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上午石家庄早7：50，下午廊坊14：00。甲方将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独立出来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客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同意将冀Ａ×××××号车以及所运营线路，调入新公司经营，并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承诺该班车由乙方长期经营。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入股或参与，因冀Ａ×××××号车为乙方购买，经营到期后过户给乙方，再由乙方出资购买新车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在此期间，乙方转让其经营权，提前告知甲方，甲方不得干涉，并积极配合。二、乙方调入新公司后，每月的缴费基数为4500元人民币，当月石家庄站的票提按15%提取，其他费用不再收取。该车的运营成本费用由乙方负责。乙方必须每月按时足额向甲方缴纳以上费用。三、乙方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各项运输规章制度，遵守甲方及新公司的各项管理规定，维护甲方及新公司的企业信誉。乙方应提供给甲方办理新公司所需该车的材料及其他手续。四、该协议为过渡协议，新公司成立后与乙方签订正式的承包经营合同，新合同中涉及以上三条的以本协议为准。 2011年9月27日飞鹿公司与赵明生、高更仁、王兴中等人签订《关于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整体经营协议》，显示冀Ａ×××××号车在飞鹿公司名下经营，由赵明生、赵福林合伙承包经营。道路运输证显示，冀Ａ×××××号车2016年业户名称为荣御公司。机动车行驶证显示，冀Ａ×××××号车2015年所有人为荣御公司。赵明生、赵福林出示票据，经计算，至2017年7月13日停运之前，欠付票款金额为476864元。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6月12日出具证明称2014年前包括冀Ａ×××××四部车因客运公司自身矛盾在该公司滞留款项在荣御公司成立后陆续结算至其帐户。该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出具证明称冀Ａ×××××号班车2017年以前的票款已给荣御公司结清并将票款打入财务账户。另查明，荣御公司2014年向有关管理部门提出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申请中，载明冀Ａ×××××号车属其现有营运客车。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付款主体问题，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载明票款均已打入荣御公司账户，且荣御公司认可冀Ａ×××××号车属该公司现有营运客车，故赵明生、赵福林要求荣御公司支付票款，应予支持。关于赵明生、赵福林主张的停运经营损失，其未举证证明荣御公司剥夺了冀Ａ×××××号车的营运权，《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也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应当向公众提供连续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转让班线运输”，故对赵明生、赵福林主张的停运损失，不予支持。关于荣御公司应否承担2010年8月5日《协议书》义务的问题，赵明生、赵福林主张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为上午石家庄早7时50分，下午廊坊14时），但在荣御公司接收冀Ａ×××××号车后至赵明生、赵福林停运前，赵明生、赵福林一直在承包经营冀Ａ×××××号车，区间、时间、运营线路均未发生变化，故赵明生、赵福林该项主张无需再行确认；关于《协议书》约定的其他义务，赵明生、赵福林并未举证证明荣御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本案亦不处理。 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收入476,864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84元，由原告负担9,628元，由被告负担6,156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 赵明生、赵福林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决荣御公司承担2010年8月5日与赵明生、赵福林签订的协议书的义务，具体包括：1、由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为上午石家庄早7时50分，下午廊坊14时）；2、经营到期后上述车辆过户给赵明生、赵福林，再由赵明生、赵福林出资购买新车继续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客运专线；3、期间赵明生、赵福林转让承包经营权提前告知荣御公司后，荣御公司不得干涉并积极配合；4、承包经营收入由荣御公司给付赵明生、赵福林;（三）判决荣御公司赔偿赵明生、赵福林经营损失743615.6元（自2017年7月13日至2018年7月13日止）以及自2018年7月14日起至荣御公司支付拖欠的经营收入之日止的全部损失;（四）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荣御公司承担。 荣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明生、赵福林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赵明生、赵福林承担。 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明生、赵福林是否与荣御公司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荣御公司是否应当给付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收入和经营损失。 赵明生、赵福林在2010年8月15日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经理王志峰签订协议书，明确由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的石家庄运输总公司所属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调入新公司，并承诺该班车由该二人长期经营。后飞鹿公司加盖其公章对该协议进行了追认。在2011年9月27日赵明生、杨桂芝等6人签订关于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整体经营协议，协议约定冀Ａ×××××号车由赵明生、赵福林合伙承包经营，统一接受飞鹿公司管理。赵明生、赵福林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了公证书一份，证实飞鹿公司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将飞鹿公司名下车辆进行分割，杨桂芝负责将本案所涉冀Ａ×××××号车过户至其成立的新公司。赵明生、赵福林称杨桂芝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组建了荣御公司，冀Ａ×××××号车亦被调入荣御公司经营。但根据荣御公司《企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其公司股东为王娟、王宗强（后变更为贾某），法定代表人为王娟，赵明生、赵福林未提供证据证明荣御公司的设立与杨桂芝有关。同时查明，飞鹿公司至今仍然注册经营，法定代表人是杨桂芝，该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飞鹿公司和杨桂芝有参与组建、经营荣御公司的行为，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不能作为荣御公司向其二人支付票款的依据。尽管冀Ａ×××××号车现属于荣御公司营运客车，但根据荣御公司出具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可以证实，该车于2015年1月12日转移登记在荣御公司名下，获得方式为购买。在赵明生、赵福林与荣御公司没有直接挂靠合同关系，又无法证实荣御公司是杨桂芝组建设立、经营管理的情况下，依据其提交的飞鹿公司的客运结算单，向荣御公司主张权利该院不予支持。赵明生、赵福林可另行向飞鹿公司主张权利。 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60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赵明生、赵福林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7,352元，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赵明生、赵福林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赵明生、赵福林和荣御公司分别提交了五份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赵明生、赵福林提交的新证据为：1、《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关于组建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的请示》。2、《关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变更名称的通知》。3、《石家庄市运输管理处关于成立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的意见》。4、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和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书》以及《石家庄运输总公司过户给石家庄飞鹿客运有限公司的车辆线路明细表》。5、《道路客运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用以证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的名称经批准变更为飞鹿公司。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和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石家庄运输总公司调入飞鹿公司的一部分线路和车辆是无偿调整的，根本不存在买卖关系。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过户到飞鹿公司的车辆明细表中可以证实赵明生、赵福林的案涉车辆被无偿划分到飞鹿公司。说明案涉车辆过户到飞鹿公司的由来，在协议上“王志峰”和飞鹿公司法人“王志丰”是同一人，在飞鹿公司的工商登记中和一审证据中可以证实。赵明生、赵福林和飞鹿公司存在挂靠关系。 荣御公司质证称：1、赵明生、赵福林提交的证据全部为复印件，没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经营主体的变更就是经营权人的变更，从飞鹿公司变更到荣御公司经营权人就已经经过了变更，实际购买车辆花费在协议中也有明确。3、飞鹿公司的法人和荣御公司法人虽然系母女关系，但是是两个自然人，两个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双方没有股权加入，两个公司之间没有关联。4、赵明生、赵福林主张是他们自己购买车辆，实际上都是公司购买，他们的交费实际上是押金，不能证明就是购车费用。 荣御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为： 1、2014年7月1日赵明生签字的《收条》。用以证明2014年7月1日赵明生从王娟处提取现金10万元。 2、2013年6月25日赵明生签字的《预收廊坊票款》。用以证明2013年赵明生预收廊坊票款30万元。 3、2014年7月31日赵明生签字的收取现金的收条。用以证明2014年7月31日赵明生收取廊坊票款2万元现金。 4、《费用报销单》、《销货清单》等及贾某出庭证言。用以证明冀Ａ×××××号车在荣御公司汽车修理厂修车费69660元由荣御公司垫付。 5、荣御公司自制的相关计算数据。用以证明由于赵明生、赵福林经营不善造成亏损，冀Ａ×××××号车的服务费当时只预交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未支付。 经过核算，赵明生、赵福林还应支付荣御公司511,580.4元。 赵明生、赵福林质证称：1、对2014年7月1日十万元收条不予认可，荣御公司明确成立时间是2014年12月25日，而该收条时间是2014年7月1日，既然荣御公司否认与飞鹿公司存在关系，提出是两个独立的经营法人，那么收到王娟现金十万元与荣御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另，收条并不是借条，收条不能用来推定赵明生欠王娟现金。2、2013年6月25日预售廊坊票款和2014年支取现金的证据，当时荣御公司均未成立，荣御公司主张自相矛盾。3、证人贾某是荣御公司的经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作为荣御公司的经理来替荣御公司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其证言不予认可。其所写的案涉车辆费用报销单是虚假伪造的，因为修理单按照常理应当由赵明生、赵福林来签字，而该报销单只有贾某一人签字，并且没有开具法定的修理发票，赵明生、赵福林也根本没有在荣御公司维修过案涉车辆，因此其所谓的费用报销单是虚假的，必要时保留对费用报销单以及文字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来主张证据是否是虚假证据，如果是虚假证据要求追究证人的法律责任。 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新证据认定如下：赵明生、赵福林提交的五份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其不能直接获取原件，且该五份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荣御公司提交的五份证据，赵明生、赵福林不予认可，其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荣御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且如此明确的证据荣御公司在原审中不予提供亦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其提交的五份证据及证人出庭证言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赵明生、赵福林提交的购车完税发票及打款证据、车辆历年保单及发票等，能够证明冀Ａ×××××号车是赵明生、赵福林出资购买及每年交纳车辆保险的事实。冀Ａ×××××号车司机朱志华在本案再审审查阶段亦出庭证明其工资一直由赵明生、赵福林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虽载明冀Ａ×××××号车于2015年1月12日转移登记在荣御公司名下，获得方式为购买，荣御公司亦提交《石家庄市二手车买卖合同》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主张冀Ａ×××××号车系其出资1万元购买所得，但其未提供转账凭证，买卖合同载明的价款亦与发票数额不一致，且与该车辆的实际价值不符。另，赵明生、赵福林在挂靠飞鹿公司期间，《机动车登记证书》亦载明冀Ａ×××××号车于2011年1月17日转移登记在飞鹿公司名下，获得方式为购买，其登记载明的事实与车辆实际所有人不符。故荣御公司主张其是冀Ａ×××××号车的实际所有人证据不足。 赵明生、赵福林在2010年8月15日与石家庄运输总公司华新客运分公司经理王志峰签订《协议书》，明确由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的石家庄运输总公司所属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调入新公司，并承诺该班车由该二人长期经营。后飞鹿公司加盖其公章对该协议进行了追认。2011年9月27日赵明生、杨桂芝等6人签订《关于石家庄至廊坊客运班线整体经营协议》，协议约定冀Ａ×××××号车由赵明生、赵福林合伙承包经营，统一接受飞鹿公司管理。赵明生、赵福林提供的公证书，证实飞鹿公司股东会决议将飞鹿公司名下车辆进行分割，杨桂芝负责将案涉冀Ａ×××××号车过户至其成立的新公司。《机动车登记证书》载明冀Ａ×××××号车于2015年1月12日转移登记在荣御公司名下。上述事实较为完整的反映了冀Ａ×××××号车挂靠经营的全部过程。虽然荣御公司《企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显示其公司股东为王娟、王宗强（后变更为贾某），法定代表人为王娟，但杨桂芝与王娟系母女关系，且荣御公司向赵明生、赵福林支付过多笔票款，并结合上述查明的事实，本院综合认定赵明生、赵福林与荣御公司之间系直接挂靠合同关系。二审认定赵明生、赵福林与荣御公司之间没有直接挂靠合同关系错误，应予纠正。 廊坊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证明票款均已打入荣御公司账户，且荣御公司认可冀Ａ×××××号车属该公司现有营运客车，故赵明生、赵福林要求荣御公司支付票款，应予支持。荣御公司再审中主张飞鹿公司与荣御公司不欠冀Ａ×××××号车经营人的票款，在扣除赵明生、赵福林主张的476864元票款后，赵明生、赵福林应返还飞鹿公司和荣御公司511580.4元，但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至2017年7月13日冀Ａ×××××号车停运之前，荣御公司应支付赵明生、赵福林票款476864元有事实依据，应予维持。 赵明生、赵福林未举证证明荣御公司剥夺了冀Ａ×××××号车的营运权，故一审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对其停运经营损失的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在荣御公司接收冀Ａ×××××号车后至赵明生、赵福林停运前，赵明生、赵福林一直在承包经营冀Ａ×××××号车，区间、时间、运营线路均未发生变化，一审认为赵明生、赵福林承包经营石家庄至廊坊冀Ａ×××××号车（发车时间为上午石家庄早7时50分，下午廊坊14时）的主张无需再行确认正确。赵明生、赵福林并未举证证明荣御公司存在阻碍其行驶《协议书》权利的违约行为，故《协议书》约定的其他义务，一审不予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赵明生、赵福林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民终3444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2民初6047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15,784元，由赵明生、赵福林负担9,628元，由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负担6,156元；保全费5,000元，由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568元，由河北荣御客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永军 审判员  孟 慧 审判员  宋 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蔡静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