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3民终7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步桥，男，197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郯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继博，临沂河东银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彬，男，1971年11月8日出生，白族，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良，云南星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东鲁一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夏路102号。法定代表人：沈德同，董事长兼总经理。上诉人高步桥因与被上诉人杨文彬及原审被告山东鲁一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392民初2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步桥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392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杨文彬对高步桥的一审诉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文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鲁一公司，不是代理与被代理关系，从而判定上诉人与鲁一公司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高步桥是该案原审被告鲁一公司的员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有的业务往来都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作为鲁一公司云南办事处的负责人，在涉案合同签订的第一时间，即把合同传真给公司，并积极备货，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有行为均是职务行为，依法不应当承担合同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鲁一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构成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是错误的，在涉案合同签订后，上诉人按照鲁一公司的要求，积极备货以履行合同，但被上诉人因当地环保的要求，即凡是无环评资质的该类企业被地方政府明文禁止生产经营，鉴于上述的客观情况及被上诉人确实没法及时办理环评资质前提，被上诉人主动联系上诉人，并提出暂时不要送货或退货，但是鲁一公司此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准备了货源，并且把设备主体运送到了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附近的办事处即下关镇，上诉人供职的鲁一公司为此花费230000余元，但被上诉人数次表示要退货，上诉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单方履行交付的义务，而被上诉人却因迟迟办不下环评手续，无法生产经营，故意不让送货，同时不支付剩余货款，最终导致纠纷的产生。因此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是被上诉人自己的行为导致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上诉人并没有违约不履行合同，更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被上诉人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事由，合法有效，应予遵守。二、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交货方式及地点，向被上诉人交付货物，该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被上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行使单方解除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并要求上诉人返还已付货款145000元，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三、合同解除后，对于被上诉人所支付的购货款145000元，双倍返还的定金20万元，应由上诉人、原审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理由如下：1.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系鲁一公司的员工。因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并非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其向被上诉人出售货物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二、上诉人在大理设有大理市弘盛矿山经营部，在大理市下关镇榆华路46号开设有门市部，可以独立销售矿山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如有人向其购买矿山设备，则要求原审被告向其发货，上诉人在中间赚取利润，因此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并非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具体到本案，因大理与临沂相隔甚远，被上诉人在起诉前并未到过临沂，也未与原审被告有过直接接触，涉案买卖合同的磋商、签订、履行等均通过上诉人进行，货款亦全部由上诉人收取，且上诉人所收货款并未交付给原审被告，故合同解除后，上诉人负有向被上诉人返还所收货款及双倍定金的责任，其中责任不因上诉人在本案中具备何种身份而免除，又因涉案合同系原审被告名义签订，因此原审被告应与上诉人共同承担返还责任。四、上诉权虽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但本案中上诉人为了拖延时间而滥用上诉权的行为，不仅浪费司法资源，同时亦严重损害被上诉人权益。被上诉人为解决此事已先后三次到临沂起诉应诉，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被上诉人已不堪承受。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未予答辩。杨文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除杨文彬与鲁一公司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2.请求判令鲁一公司、高步桥立即返还杨文彬已付购货款245000元；3.请求判令鲁一公司、高步桥立即向杨文彬双倍返还定金20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均由鲁一公司、高步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7日，杨文彬（需方）通过高步桥与鲁一公司（供方）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需方购买供方鄂式破碎机一台，反击式破碎机一台，振动筛一台，给料机一台，总价款504000元。同时备注以下内容：1、主电机配昆明电工厂电机；2、合同签订从付定金之日起三十天内到货；3、质保金一年后付清；4、此价格含全部电机价格；5、供方免费提供技术提供安装。汽车运输货到下关后送到需方所在地，供方负担运费，首付定金10万元，货到下关验收后付全部货款的95%，余5%质保金。鲁一公司在供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高步桥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合同签订后，2016年4月9日，杨文彬按照高步桥的指示将定金1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但鲁一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在收取定金的30日内全部交货。杨文彬催促高步桥交货，并按照高步桥要求于2016年7月3日向其支付75000元，高步桥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杨文斌设备款175000元，壹拾柒万伍仟元整（包括第一次10万，第二次2.5万，第三次5万元）。注：第二次2.5万元为筛子调换价，实为付款2万元，伍仟元不在总货款内。后杨文彬多次向高步桥支付货款，共计支付245000元。2017年8月29日，高步桥又要求杨文彬支付货款70000元，并承诺收款后交货，但此后一直未向杨文彬交付机械设备。高步桥将鲁一公司所发的600X900鄂氏破碎机一台委托案外人大理市可方工程机械经营部代为保管。杨文彬多次与高步桥交涉要求交货未果后，遂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高步桥在大理市从事矿山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业务，并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字号为大理市盛弘矿山设备经营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2、鲁一公司、高步桥是否系承担责任主体。关于焦点1，杨文彬通过高步桥与鲁一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杨文彬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定金及部分货款，鲁一公司、高步桥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付货物的的义务，该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杨文彬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高步桥辩称设备主体已经运到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是杨文彬迟迟不提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从其提供的微信截图可以看出，杨文彬一直要求交付全套设备，因此该辩称理由不成立；其辩称杨文彬因大理市集中整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违法违规行动要求其延期交货，其提供政府文件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故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焦点2，涉案合同虽系杨文彬与鲁一公司签订，但杨文彬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收条、微信截图等证据，能够证明涉案买卖合同的磋商、签订、履行等均通过高步桥进行，货款由高步桥收取，其在庭审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所收货款交付给鲁一公司，从工商登记信息中可以认定高步桥可以销售矿山设备及配件，因此不能认定鲁一公司、高步桥系代理与被代理关系，故合同解除后，高步桥应与鲁一公司共同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杨文彬要求解除合同，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鲁一公司、高步桥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杨文彬交付的定金100000元应双倍返还，货款145000元应予返还。通过庭审查证，能够认定杨文彬共向高步桥交付245000元，其中100000元为定金，其要求返还货款245000元并双倍返还定金200000元，部分成立，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高步桥辩称其为履行合同已经花费23万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鲁一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承担可能产生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杨文彬与山东鲁一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7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二、山东鲁一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高步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杨文彬货款145000元；三、山东鲁一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高步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双倍返还杨文彬定金共计20万元；四、驳回杨文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75元，由山东鲁一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高步桥负担6475元，杨文彬负担1500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五份证据：证据一、高步桥和鲁一公司签订的设立分公司协议书、管理办法，拟证明2011年9月15日，鲁一公司在云南成立销售分公司，并授权高步桥负责分公司的销售业务及经营事宜，对外代表鲁一公司履行职务行为；证据二、鲁一公司给高步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2011年10月1日起鲁一公司授权高步桥负责云南分公司营运事宜，授权范围同时还包括委托签订销售合同、与公司沟通后的特别权限；证据三、鲁一公司出具的2013年1月-2013年11月个人往来明细账，拟证明高步桥2013年工资发放、提成、费用报销等明细，同时也证实高步桥系鲁一公司职工，对外开展业务系职务行为；证据四、鲁一公司出具的高步桥2012年销售业绩，拟证明高步桥负责云南分公司销售工作，系鲁一公司职工；证据五、杨永礼证人证言，拟证明高步桥是鲁一公司职工，负责云南分公司销售营运工作，杨永礼作为鲁一公司销售主管知晓2016.4.7日高步桥代表鲁一公司和杨文彬签订买卖合同，订购设备按时发往云南，因客户不提货云南分公司撤离后该设备已返还公司。以上五组证据同时证明高步桥是鲁一公司云南公司负责人，代表鲁一公司对外履行职务，与鲁一公司是代理和被代理的关系，与杨文彬签订买卖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返还支付责任。被上诉人对证据一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辩称设立分公司协议书系2011年9月15日签订，协议签订后，鲁一公司在云南设立分公司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4月7日，而2016年1月6日，上诉人就在大理市设立了大理市宏盛矿山设备经营部，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可以对外独立批发零售矿山设备，其不再是鲁一公司在云南分公司的负责人；对于管理办法，与本案无关联性，质证意见同上述分公司协议书意见；对证据二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授权书载明的授权期限是11年10月1日到12年9月30日，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早已不再授权期限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个人往来明细账无鲁一公司的公章，其仅能证实2013年上诉人原审被告的员工，但不能证实2016年上诉人依然是原审被告的员工；对证据四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实2012年上诉人在原审被告处的销售业绩情况，并不能证明2016年上诉人依然是原审被告处的工作人员或系原审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查询的上诉人作为个体工商户的工商登记信息，能证实上诉人在2016年已经不是原审被告的员工或负责人，其能独立对外经营。本院认为，证据一至四，载明的时间均在2016年之前，上诉人仅凭上述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五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中载有原审被告公章，原审被告授权上诉人在云南分公司营运有关事宜的期限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代理关系的成立需要代理人有代理权，上诉人主张涉案《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签订系其作为原审被告的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是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本案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4月7日，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其在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有代理权，并不能证实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合同时有代理权，对于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的所有业务往来均系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需要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合同时系原审被告的员工，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销售业绩表、2013年个人往来明细账、2012-2013年客户明细账均无原审被告的盖章，且时间均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无法证实签订涉案合同时上诉人系原审被告的员工。上诉人主张系被上诉人自身原因导致涉案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上诉人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阻止合同的履行，对于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该条法律规定，本院仅围绕上诉人高步桥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本案中原审被告未提起上诉，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步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75元，由上诉人高步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伟审判员  杨建义审判员  崔岩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崔恩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