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5民初13025号原告：廖家香。原告：余东荣。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东标。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华，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负责人：黄矛。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晋燕，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慧彬，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廖家香、余东荣诉被告余东标、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0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家香、余东荣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莉，被告余东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华，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晋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廖家香享有登记在余东标名下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的房屋（房地产权证：深房地产第4000440697，以下简称：涉案房屋）66.6%的产权，并判决余东标协助廖家香办理涉案房屋66.6%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房产登记价值为812520元（人民币，下同）；2、确认余东荣享有登记在余东标名下的涉案房屋16.7%的产权，并判决余东标协助余东荣办理涉案房屋16.7%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房产登记价值为203740元；3、由余东标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廖家香与余景敬系夫妻关系，余东荣、余东标是廖家香与余景敬的婚生子，余景敬于2018年11月11日因病去世。因2008年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局因深圳市南山区×××建设项目需要征收深圳市南头古城经济发展公司和工业公司职工宿舍楼，廖家香与余景敬名下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房产（以下简称：原居住房）在上述征收范围内，廖家香与余景敬因不同意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局的补偿标准，在2011年12月21日前未与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局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是廖家香原居住房所在的小区由于大多数的业主已经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因此原居住房在2009年5月时已经不具备居住条件，在此情形下，廖家香为了解决居住的问题，其与余景敬商量另外购买一套房屋，当时余景敬因原居住房屋的拆迁补偿未与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局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不同意再购买一套房屋。之后，廖家香便与其两个儿子即余东荣、余东标就解决住房问题进行商量，余东荣与余东标同意廖家香再购买一套房屋，随后三人就开始看房，经过中介的推荐和三位当事人的比较，最终确定购买涉案房屋。2009年12月购买涉案房屋时，鉴于廖家香的年纪已经接近70岁，没法以其名义申请银行贷款，遂决定以其子余东荣或余东标的名义进行购买。2009年12月4日，涉案房屋首先以余东荣的名义与原业主林丽华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同日，余东荣与涉案房屋原业主林丽华、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了《资金托管协议》，并支付了涉案房屋定金6万元整，业主林丽华出具收到涉案房屋定金6万元的收款收据。《二手房买卖合同》签订后，由于余东荣名下已有一套经济适用房，按照深圳市的购房政策，余东荣无法再购买商品房，最终决定以余东标的名义购买涉案房屋。由于当时余景敬不同意买房，廖家香、余东荣、余东标三方当事人商量后，决定由余东标先行垫付首付款及以其名义申请银行贷款，由余东荣先行垫付定金、中介费、装修房屋的款项，之后再由廖家香、余景敬偿还余东荣和余东标垫付的款项。之后余东标垫付首付款406000元，并申请银行贷款180万元，2010年3月8日，涉案房屋登记至余东标的名下，2010年3月21日，余东荣与惠州市众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涉案房屋的《装饰工程合同》，涉案房屋于2010年5月底完工，之后由廖家香和余东荣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和家具采购。2010年6月，廖家香、余景敬、余东荣及其女儿搬入涉案房屋，截止至今，廖家香、余东荣一直在该房屋居住。从2010年3月至今，涉案房屋的水电、物业费一直由余景敬支付，余景敬去世后，前述费用一直由余东荣进行支付，余东标从未支付过任何的费用，在余景敬去世前也从未主张过任何的权利。2011年12月21日，廖家香、余景敬与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局就原居住房屋达成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廖家香、余景敬选择产权调换作为拆迁补偿方式，原居住房屋置换了深圳市南山区×××房，并获得了152669元的补偿款。原居住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廖家香对余景敬说，若你仍然不同意购买涉案房屋，你就搬出去住。鉴于涉案房屋已买，并且原居住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签订，余景敬慢慢接受了廖家香购买涉案房屋的决定，并陆陆续续将余东标和余东华垫付的款项进行偿还。根据余景敬留下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记账本可以看出，2011年12月27日，余景敬偿还了余东标10万元，2012年4月3日，余景敬偿还了余东标10万元，2013年1月4日，余景敬偿还了余东标30万元，2013年3月4日，余景敬偿还余东标2万元，2013年4月3日，余景敬偿还了余东标10万元，2013年5月9日，余景敬又提前偿还涉案房屋的贷款100万元，另外，从2013年6月份至2018年11月，余景敬陆陆续续向余东标支付涉案房屋的按揭款50万元左右。余景敬2018年11月11日过世后，鉴于余东标未对廖家香尽赡养义务，且其一直未告知廖家香，涉案房屋的贷款是否已偿还清楚，以及廖家香发现余东标在2017年11月22日向余景敬借款人民币311000元、港币225000元，因此，从2019年1月开始，廖家香未向余东标支付涉案房屋的按揭款，目前，廖家香也不清楚涉案房屋的贷款是否偿还清楚。2012年，余景敬也偿还了余东荣垫付的定金、装修费、中介费23万元。2016年5月25日，廖家香、余景敬和余东荣一家的户口全都迁入涉案房屋，余景敬是户主。2016年9月6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出具关于余景敬的病重通知单，此时廖家香和余景敬认为有必要妥善处理遗产分配事宜，遂询问余东标涉案房屋房贷还剩余多少未还，表示愿意一次性还清银行贷款并要求余东标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但余东标不予回应。2018年11月11日，余景敬因病去世，余景敬去世后，余东标翻脸不认人，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余东荣一家人及廖家香搬出涉案房屋，因此事，2019年4月和9月，余东标其他亲属组织余东荣和余东标进行调解，提议廖家香和余景敬的两套房屋（涉案房屋和原居住房屋拆迁补偿的房屋）由余东荣、余东标分别继承一套，但是余东标因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其认为涉案房屋因归其个人所有，不同意一人一套。2020年3月底，余东标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东荣及其配偶陈剑玲搬离涉案房屋，完全不顾廖家香年岁已高，无人照顾的现实状况，以及涉案房屋系由其父母廖家香、余景敬出资购买的事实。余东标的这种不念亲子之情、手足之情的做法，不仅不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而且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归属于廖家香与余景敬，廖家香与余景敬有权要求余东标协助其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鉴于余景敬于2018年11月11日已过世，余景敬过世时未订立遗嘱，那么，对于应过户至余景敬名下的关于涉案房屋的50%份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3条的规定，涉案房屋的50%的产权应由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廖家香、余东标、余东荣均等继承，那涉案房屋廖家香的份额为66.6%，余东荣和余东标的份额分别为16.7%。鉴于前述情况，现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第二十八条以及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支持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一、2010年3月至今的涉案房产按揭贷款均由余东标承担，2010年3月至2011年12月、2019至今，余景敬与廖家香都未支付“按揭款”，故廖家香并非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人。2010年3月，余东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涉案房产。余东标为此支付了406000元的房产首付款，并向银行贷款180万元。至2011年12月，余东标未接受任何父母的援助，独自承担银行贷款。廖家香、余东荣主张2011年至2018年，余景敬向余东标转账的款项为“实际购房款”以及“按揭款”。2019至今，余景敬去世，廖家香也再未向余东标支付任何“按揭款项”。廖家香在诉状中主张自己虽作为案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竟对案涉房屋的贷款状况一无所知。在借名买房的实践中，实际权利人必须承担购房，还贷的义务并享有实际产权。支付购房款、还贷的义务均是由余东标承担，廖家香对于房贷断供的风险没有任何筹划与准备，对于案涉房产的贷款情况漠不关心，一味主张对于涉案房产的权利，只能认为其意图霸占余东标的房产.二、原告提交的银行单据显示，2014年至2018年余景敬总计向余东标转账329000元，此一款项应为余景敬对于余东标租金损失的补偿。银行单据显示：2014年总计转款8万5千元；2015年总计转款3万5千元；2016年总计转款63000万元；2017年总计转款5万；2018年总计转款24000元；2014年至2018年合计264000元；2011至2018年余景敬总计向余东标转账金额为367000元。银行单据转款中，2014年8月20日（转款5000元）、2014年11月26日（转款3000元）、2015年8月20日（5000元）、2015年11月23日（转款3000元）、2015年12月11日（转款2000元）、2016年5月13日（转款1万元）、2017年7月20日（转款1万元）2018年5月25日（转款8千元）八笔转款均转入76×××48账户，该账户是余东标绑定的物业管理费，水电等杂费的扣款存折账户。这八笔汇入76×××48账户的款项总计46000元，是余景敬、廖家香、余东荣以及余东荣老婆陈剑玲居住于案涉房产中必要的费用。扣除八笔汇入76×××48账户作为水电、管理费、煤气费等杂费的款项，以上2011至2018年余景敬总计向余东标转账金额为321000元。除去余景敬转入76×××48账号作为自用的水电、管理费、煤气费等杂费，2014年-2018年转入余东标账户的款项如下：2014年总计转款77000元；2015年总计转款25000元；2016年总计转款53000元；2017年总计转款40000元；2018年总计转款16000元；2014年至2018年合计211000元。除去余景敬转入76×××48账号作为自用的水电，管理费，煤气费等杂费，2011年-2018年转入余东标账户的款项合计为321000元，深圳市房屋租赁行业协会可以查询到该协会发布的2010年至2017年深圳市房屋指导租金。2012年案涉小区，带电梯楼房指导租金为37元／平方米，案涉房产公允的月租金为4605.76元，公允的年租金为55269.12元。2013、2014年深圳南山区指导租金，案涉小区，带电梯楼房为35元／平方米，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24.48平方米，公允的月租金为4356.8元。案涉房产公允的年租金为52281.6元。2015年依据深圳南山区指导租金，案涉小区带电梯楼房为40元／平方米，案涉房屋公允的月租为4979.2元，公允的年租金为59750.4元。依据2016年、2017年深圳指导租金，案涉小区的电梯房为55元／平方米，公允的月租金为6846.4元。公允的年租金应为82156.8元。2015-2018年余景敬每一年向余东标转账的款项均低于案涉房屋的公允租金。而且余景敬是在取得另一套××房产的情况下，才开始向余东标转账（2011年12月27日）。余景敬与廖家香没有在××实际居住，但保有该房产的租金（余东荣亦取得××的房产，而未实际居住）。余东标出于亲情与孝道的考虑，以低于市场价值的金额向余景敬收取补偿。如果余景敬仅仅向余东标支付低于市场租金的价金，同时享有××的产权与租金，同时实际居住于案涉房产并进一步享有案涉房屋的产权，这将是对余东标最大的不公。（原告提交的证据16的质证意见，详见《转账单据-质证意见》）余东标的二手房还款账号为：00×××95，余景敬只有2017年9月14日、2017年10月16日、2017年12月13日、2018年3月12日四笔转款，是汇入至77×××95账户之内，总计33000元。此一事实显示，余景敬并未认真关注，贷款账户的余额与扣款情况。借名买房情形下，实际购房人会更谨慎地对贷款与结余做出安排。至少，对贷款账户有所注意。三、余景敬与余东标为父子关系，余景敬向余东标所转的大额款项，无法排除赠与的可能。四、原告在诉状中的所主张的内容明显自相矛盾。1、廖家香在诉状中主张，直至2011年12月，廖家香才与余景敬达成购房的合意，2011年12月，案涉房屋即已成为余东标的房产，他人欲取得该房产，只能经余东标同意而转让。廖家香在诉状中声称：“由于当时余景敬不同意买房（诉状第二页）……原居住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后，廖家香对余景敬说，若你仍然不同意购买涉案房屋，你就搬出去住。鉴于涉案房屋已买，并且原居住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签订，余景敬慢慢接受了廖家香购买涉案房屋的决定，并陆陆续续将余东标和余东华垫付的款项进行偿还。（诉状第三页）”依此可知，余景敬与廖家香直至2011年12月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买房）形成合意。在这之前，涉案房产即已为余东标所购得。2010年3月，余东标购买案涉房产的单价为18262元／平,依据历史交易数据，至2011年3月，涉案小区房产的单价即升值为27244元／平。余景敬与廖家香是基于房产升值的巨大利益，才做出购房决定。余景敬与廖家香至2011年12月决定购买案涉房产，应当以2011年12月的市价从市场上购得二手房，或者经余东标的同意以约定的价格将案涉房产转移至余景敬与廖家香名下，而不是伪装成亲情赠与的形式，行霸占他人房产之实。2、依据余景敬手写的账本（证据16），2012年3月5日，余景敬个人的股票资产即已有230万，余景敬与廖家香完全有能力全款购买同类型的房产，并无借名买房必要。借名买房之理由并不成立。廖家香在诉状（第2页）中主张借名买房的理由为：“2009年12月购买涉案房屋时，鉴于廖家香的年纪已经接近70岁，没法以其名义申请银行贷款，遂决定以其子余东荣或余东标的名义进行购买”。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16“余景敬手写的账本”，如果余景敬手写的账目属实，2012年3月9日，余景敬个人的股票资产即已价值230万以上。如果仍然以2010年3月的市价购房，余景敬与廖家香完全有能力全额付清，不需要借他人之名。原告在诉状中主张的借名之理由，完全与事实不符，其明显意欲欺骗法官。五、2010年至今，余东标接受××银行的调派，赴任各个支行，为了尽到亲情与孝道，将案涉房产交于父亲余景敬、母亲廖家香、弟余东荣居住。2010年至2012年6月，余东标在××银行××支行工作，2012年6月至2014年5月，余东标在××银行××支行工作，2012年6月至8月，余东标被调至××支行工作，2012年8月至2014年5月，余东标在××支行工作，2014年5月至2015年3月，余东标在××支行工作，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余东标在××支行工作。因为工作地离案涉房屋距离遥远，余东标始终未实际居住案涉房屋。2019年，余东标向其弟余东荣、其母廖家香提出入住案涉房屋，遭到了两人反对。余东标念及亲情，通过亲戚协商未果，遂提起诉讼要求余东荣从案涉房屋中腾退。综上，余东标有能力且有意愿购买案涉房产，余东标支付了首付并承担案涉房屋的银行贷款。余东标作为银行员工，深知欠款的征信法律风险，自始至终也都是由余东标背负银行贷款。余东标已于2012年3月即已结清二手房买卖的贷款，所以余东标应为案涉房产的真正权利人。余景敬、廖家香、余东荣均未承担房贷，即要求案涉房屋的产权，其实质为霸占余东标的合法财产，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于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被告在第三人处先后办理了两笔贷款，抵押物均为涉案房产，2010年3月第三人向被告发放一笔180万元抵押贷款，抵押物为涉案房产，2012年3月23日该笔贷款已结清，相应的抵押登记予以了注销，2012年3月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并办理涉案房产抵押登记，第三人向被告发放贷款162万元，借款期限240个月，至2032年3月到期，目前借款合同履行正常，至2020年8月19日贷款余额为320207.13元，对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第三人未参与，也不知情，希望人民法院在办理本案过程中依法维护第三人的债权、抵押权。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深圳市南山区的房产（涉案房产），建筑面积124.48方米，于2010年3月8日登记于被告余东标名下。2009年12月4日，原告余东荣（买方、乙方）与案外人林丽华（甲方、卖方）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房产卖予乙方；成交价266.6万元；定金6万元及其他内容。同日，余东荣向林丽华支付6万元定金，林丽华出具了《收款收据》，双方签订了《资金监管协议》。2010年3月15日，被告余东标将涉案房产抵押给第三人；2010年3月19日，被告余东标与第三人签订《个人抵（质）押贷款合同》，被告向其借款180万元。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户口本证明余景敬与廖家香系夫妻，余东荣与余东标系余景敬与廖家香的婚生子，廖家香、余东标、余东荣系余景敬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为证明涉案房屋由余东荣负责装修、家具电器由余东荣购买，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装饰工程合同及预算表、香江家居销售合同及付款凭证、家用电器发票、维修记录、pos签购单等予以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装修并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所有权。为证明涉案房屋的水电费、物业费、煤气费都是余景敬支付，原告向法庭提交中国银行存折予以证明。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根据惯例由租户交纳水电费、物业费，交纳相关费用的事实不能产生所有权的确认。为证明011年12月27日，余景敬偿还余东标10万元；2012年4月3日，余景敬偿还余东标10万元；2013年1月5日，余景敬偿还余东标30万元；2013年3月4日，余景敬偿还余东标2万元；2013年4月3日，余景敬偿还余东标10万元；2013年5月9日，余景敬提前偿还涉案房屋的贷款100万元；2013年8月至2018年12月，余景敬及廖家香共向余东标支付涉案房屋的按揭款50万元左右；根据原告提供的2017年5月22日和2017年6月9日的取款凭证上余景敬的手写内容再一次证明了余景敬向余东标支付的款项系涉案房屋的按揭款，涉案房屋为廖家香与余景敬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余景敬偿还余东荣支付的涉案房屋的定金、装修费、家私家电以及中介费23万元，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余景敬手写的记账本及余景敬名下的75×××38账号的转账及取款回单予以证明。对于记账本，被告认为余景敬手写的记账本,由于系余景敬手写的，余景敬年事已高，意识、记忆可能不清楚，而且手写的笔迹存在篡改的可能，被告认为余景敬的记账应该由银行的转账单据作为基础事实才能确认，单独的记账无法确认，被告对2011年12月27日余景敬向余东标转账10万元予以认可，对于2013年3月4日余景敬向余东标转账2万元予以认可，这两笔转款是由原告提供的证据17可以作证的，被告予以认可；但对于其他的转账被告不予认可，被告没有看到基础性的转账记录，无法确认真实性。记账本中余景敬在很多期中表明的记号是给东标，如果余景敬向被告支付的金钱是真实的，被告认为出于家庭亲情的考虑，存在余景敬对被告赠予的可能；比如2015年6月9日、2015年6月17日、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18日、2015年10月8日，如果余景敬的记载是真实的，上面有标注给东标，出于双方亲情的考虑，被告认为不能排除赠予的可能。2016年2月2日、2016年4月6日、5月9日、2016年6月6日，余景敬都是在记账本上标注取5千元给东标房子按揭，此事实可以确认余景敬已经承认了涉案房产是余东标的房子，上面标注的就是东标的房子，这是余景敬自己写的。2016年8月1日、2016年9月25日都是余景敬给余琪（被告的儿子），出于学杂费、亲情考虑，不能认为是还按揭。对于银行回单，被告认为据其统计，2014年有单据的总计转款85000元，2015年总计转款35000元，2016年总计转账7万元，2017年总计转款5万元，2018年转款24000元；2014年到2018年合计转款264000元，与2011年的10万元转款、2012年的1万元加在一起共374000元。余东标办理房贷还款的指定账户为00×××95，而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只有2017年9月14日、2017年10月16日、2017年12月13日、2016年3月12日的四笔转款对应到余东标偿还贷款的账户，其他的转账单据都是转入余东标其他的账户，如果余景敬是实际的权利人，为何会对实际还款的账户不知情，而且对还款计划也不知情，这是没有尽到应有的谨慎义务；而76×××48的账户是由被告余东标办理的交物业管理费、水电、杂费等扣款的账户；原告提交的单据中有2014年8月20日转账5000元，2014年11月26日转账3000元，2015年8月20日转账5000元，2015年11月23日转账3000元，2015年12月11日转账2000元，2016年5月13日转账1万元，2017年4月20日转账1万元，2018年5月25日转账8000元，这八笔是转入该账户的，总共是46000元，以上费用是余景敬、廖家香与余东荣夫妻居住涉案房产产生的必要费用，如果扣除这46000元，2011年至2018年余景敬转入余东标账户的款项合计为328000元；而且原告在上述的证明目的主张余景敬夫妻总共向被告支付按揭款50万元，几乎是每月5000元，被告需要强调：余景敬与廖家香在2012年12月已经获得了××的产权，而且他们自己不居住，他们居住在余东标的房屋中，而且余景敬向余东标支付的金额一直是5000元，实际上余景敬的记账本到了2016年11月、12月，××的租金已上涨至6500元，这是原告的手写账本可以证明的，被告认为余景敬向被告转账的每月5000元是掺杂着亲情的考量，相当于租金，如果参照深圳市房屋指导租金，涉案房屋的租金大概6846.4元，年公允租金为82156.8元，被告认为余景敬向被告转账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被告已经是出于亲情的考量，而不是按揭款。认可2012年5月9日余景敬向余东标转账100万元，但需要强调：被告已于2012年3月23日已经偿还完所有的房贷，涉案房屋100%权利人是余东标，余景敬向余东标转账了100万元并不是原告主张的借名买房的钱，因为真实的权利人是余东标。为证明余东标向余景敬借款人民币311000元、港币225000元，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借条及转账凭证予以证明。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为证明2012年3月23日被告已结清涉案房产的全部款项，被告向法庭提交了第三人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原告认为被告从未告知原告涉案房屋的贷款已经结清，所以原告在之后长达10年的时间一直在持续偿还贷款，并且被告在2012年4月11日又将涉案房屋抵押给银行，余景敬在2012年5月9日代被告偿还100万元的房款。2012年3月22日，被告余东标与第三人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向第三人借款162万元，并于2012年4月11日就涉案房产进行抵押登记。另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沙头角支行于2013年1月6日变更名称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再查，余景敬于2018年11月11日死亡。本院认为，借名买房是指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借用他人名义购房并以他人名义登记房屋所有权的行为。本案中，原告廖家香主张涉案房产系其与余景敬购买登记于被告名下，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以证实双方已明确约定房屋是借用被告的名义购买，所有权属仍归廖家香及余景敬所有。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告廖家香主张其与余东荣、余东标一起看房，但未决定以谁的名义购买，因余东荣名下已有一套经济适用房，便以余东标名义购买涉案房产，但原告并未提交双方关于“借名买房”或“代持”的书面协议，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余东标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其次，原告主张余景敬原先不同意购买涉案房产，购买涉案房产后才同意，同意后便陆陆续续向余东标支付首付款及按揭款，并提交了余景敬的记账本及银行回单予以证实，被告辩称余景敬支付的款项性质为租金及赠与，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余景敬对涉案房产的出资，基于双方的亲子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为家庭日常生活或一方帮助另一方有资金往来、经济资助应属正常，父母的出资不足以证明廖家香夫妇与被告余东标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但对于子女婚后买房时父母出资的，除书面明确表示赠与外，应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父母可向子女主张偿还。再次，涉案房产虽由余景敬、廖家香夫妇及余东荣一家居住，但子女将其名下的房产供父母及兄弟姐妹居住亦属常情常理。综上，在原告廖家香未能提供借名买房的书面协议或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涉案房产登记在被告名下，二原告要求被告将涉案房产相应份额过户到二原告名下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家香、余东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8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二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陈纯人民陪审员  夏华强人民陪审员  徐步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伍小丽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