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4民初28255号原告：郭恒伟，男，1977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旭娜，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观琼，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黄昌林，男，1988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原告郭恒伟诉被告黄昌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罗永娟独任审判，于2020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恒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旭娜、吕观琼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昌林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恒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16725元及利息（利息以货款11672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系经营批发服装的个体工商户，在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184号红棉国际服装城5楼5320-5321档经营批发服装，被告从2018年3月份开始在原告处进货购买服装。2018年3月7日，被告到原告经营地址采购服装并当场支付货款13000元，3月9日，被告再次到原告处采购服装并当场支付货款31825元，之后原被告双方形成进货通过微信下单邮寄的方式，对账和货款支付通过微信转账和银行转账方式的交易习惯。因前几次被告付款及时，原告对被告产生信任，所以双方的交易形式是先微信下单，后通过微信对账支付货款。前期，双方一直合作愉快，但后期，被告出现收货后拖欠货款的情况。从2018年3月份至2018年12月份，原告共向被告发货30次，2018年12月10日，经结算，被告共欠原告货款116725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货款，但被告至今未付。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原告向被告供应服装，被告应及时支付货款。因此原告特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法裁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黄昌林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郭恒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被告黄昌林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依法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为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红棉国际服装城**5320，经营范围为批发业。原告称，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是批发服装，名称为新瀚力；从2018年3月7日其与被告开始交易，直至2018年12月9日被告向原告下最后一次订购单，到2019年1月26日实际发生最后一笔退货；双方的交易情况：前期，被告到原告档口拿货并当场支付货款；后被告通过微信下单，原告根据被告的下单情况自行填写采购服装明细单，原告再将货物通过物流运输的方式邮寄至被告的经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江路96号新杭派3楼301（大牛牛），被告收货后如有退货，经电话或微信沟通后退回给原告，原告在核算应付货款时自动扣减退货的金额，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共订购326109元的货物，退货金额为110759元，分5次共支付98625元，尚欠116725元，被告已将2018年3月7日至2018年5月8日的货款结清，尚欠的是2018年9月30日后的货款。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原告提交了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招商银行刷卡小票凭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对账单、部分发货物流单、采购服装明细表（无被告的签名确认）、原告自行统计的订购明细表、退货明细表以及支付货款明细表。其中：1.招商银行刷卡小票显示2018年3月7日，向红棉国际时装城个体（郭恒伟）支付13000元，持卡人签有杭州黄昌林的字样；2018年3月9日，向红棉国际时装城个体（郭恒伟）支付31825元，持卡人签有黄昌林的字样。2.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显示2018年5月8日，付款方（微信号×××，姓名黄昌林）向收款方（微信号×××,姓名郭恒豪）转账2600元。原告称，付款方为被告的微信号，收款方为原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微信号。对于上述微信号人员的真实身份，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中予以记载，微信号×××的人员为黄昌林，而微信号为×××的人员虽为郭恒豪而非原告郭恒伟，但该微信号的原始电子载体由原告持有，且在原告自行填写的采购服装明细单中，郭恒豪亦为联系人，原告解释称该微信号实际为其个体工商户对外的微信号亦为合理，本院予以采信。3.微信聊天记录，一方昵称为新瀚力红棉123（微信号×××），另一方昵称为幽默的灵魂（微信号×××），即为上述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的双方。2018年3月19日以来，原告向被告发送过部分服装的样式、对账单、物流信息、采购服装明细表（记载补货商品的明细）等信息。2018年5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一张银行转账记录的截图，显示黄昌林向钟锡焕转账21200元；原告回复：“好的、收到了黄哥。”并向被告发送了一张对账单，显示订单金额小计93713元，3月7日收款44825元，应收款合计48888元，退货小计24432元，5月8日汇款21200元，余款未收3256元；被告发送一张对账单，显示3月7日收款47430元，并回复：“你看下3.7一共付了你47430，然后你现在发给我的是44825，你现在打单过来的一些价格有些是没有减1的，你核对一下。”原告：“你查下3月7号订单13000、3月9日31825就付过这两笔之前，上次是财务算错了。”被告：“我核对一下，没事的，真差你的会给你的，反正第一次去上货，你开了多少，都付清的，底单放家里，我回去看下就行。”原告：“我拍给你看下”，原告随即向被告发送一张2018年3月7日原告自行填写的采购服装明细单；被告向原告微信转账支付2600元，并称：“这个是47430减44825，剩下的应该就是衣服上的差价问题了，你仔细核一下应该没问题了。”2018年12月6日，原告：“钱帮我转没有？”被告：“马上”，随即被告发送一张转账记录的截图，显示向郭恒伟汇出30000元；原告：“这样你下次什么时候再帮忙安排一下？”被告：“下个月5号前。”原告：“这个月再安排点了，我厂里现在真不好搞。”2019年1月3日，原告：“黄哥，账让你老婆对一下，她微信不回，账对好没？”被告：“你账单发给她没有？这两天她不在店里，你把账单发给她，她发给我。”原告：“我直接发给你”，随即原告发送两份对照对账单（按订单），第一张对账单显示从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2月10日的交易明细，销售金额202816元，退货金额56257元，付款金额30000元（2018-12-6），期末欠款116559元；第二张对账单显示2018年10月4日、2018年10月6日的两次交易明细，销售金额30490元，退货金额0元，付款金额0元，期末欠款30490元。2019年1月5日，被告：“其他都是对的，就是10月20日有一单8775退过去你没给我退，还有上次退货过去有些你给我返回来的差价你没给我减掉。”原告：“10-20退什么回来？”被告发送一张截图，显示2018秋冬新瀚力，退货金额共计8775元。原告：“这个我这边没单，你那边查一下，给你返回去的那些开单直接就是减价的了，都减掉20开单了，单价原告都是80多。”“你那边金额是多少？”原告在向被告发送一张对账单截图，显示期末金额为114655元，并称：“看得清吗？这是财务那边做的帐。”被告向原告发送了一张截图，记录：“30490、105880。”“应该就是一单10月20号的877没有对上”原告：“我这边没有收到那单货啊、有收到我这边都有做账、退货你要发单子出来、但是货我没收到啊。”被告：“我问下，你那边也查下、里面都有单子的啊。”随后，原告多此问被告退货有无查到以及催促被告付款，被告均未予回复。2019年11月20日，原告：“你好老板，你这边还欠我们十几万的货款有没有想怎么解决、如果不给我们回复，我这边一定走法律程序起诉你。”4．广州市飞迅（佰保）物流托运单，显示：到达地杭州，单位（姓名）黄昌林，地址新杭派**301大牛牛。原告称，在2019年1月3日向被告发送对账单后，被告于2019年1月26日另行向原告退回两次货物，退货金额为30324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对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虽原被告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原被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招商银行刷卡小票凭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对账单、部分发货物流单、采购服装明细表（无被告的签名确认）、原告自行统计的订购明细表、退货明细表以及支付货款明细表等证据证明其主张。而分析上述证据：首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和招商银行刷卡小票凭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对账单、发货物流单等相互之间可证明原被告双方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的转账记录与微信聊天记录中对账单记载的转账时间、金额相吻合。然而原告自行制作的采购服装明细表、订购明细表、退货明细表以及支付货款明细表均无被告的确认，不能直接证明原告的主张，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关于欠款的事实，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于2019年1月3日向被告发送了两张对账单，统计被告欠款金额分别为30490元和116559元，于2019年1月5日又发送了一张对账单显示欠款金额为114655元；随即被告于2019年1月5日回复“其他都是对的”，仅对10月20日金额共计8775元的退货提出异议，并表示其统计的欠款金额分别为30490元和105880元。可见，被告对第一笔30490元的欠款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第二笔欠款，原告向被告发送的账单的金额先为116559元，后又变更为114655元，在被告基本认可114655元的情况下，原告并无提出异议，双方争议的差额仅为被告自认为金额为8775元的退货。但对于该笔退货，原告予以否认，并让被告查实，被告此后亦一直未予以理会，更无提交证据证明该笔退货的发生，故对于该笔款项，不应予以扣减。对第二笔欠款，本院认定为114655元。则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的欠款金额共计为30490元+114655元=145145元。再次，原告自认在上述对账后，被告于2019年1月26日向其退货30324元，故该款项应予以扣减。上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的主张。现被告未到庭参与诉讼，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据此，可认定被告尚欠原告30490元+114655元-30324元=114821元的款项，而被告未到庭证明其支付过欠款。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尚欠的货款114821元和资金占用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鉴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在2019年11月20日已向被告催款，故本院认定资金占用的利息应以114821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黄昌林向原告郭恒伟支付114831元及利息（以114831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二、驳回原告郭恒伟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634元，由原告郭恒伟负担43元，被告黄昌林负担259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罗永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