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行申1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某，住山西省平遥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省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负责人冯某，职务。张某因诉山西省中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1行终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张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2019年7月25号21时10分许，再审申请人驾驶的×××、×××号重型半挂车，正常行驶到省道340线69KM处（离中阳县城区红绿灯路口最多200米）时，可能是红绿灯的原因，有堵车情况，再审申请人驾车排队缓慢通行，遇行人（任毓明）横过公路时，采取了停车让行的正当避让措施，但是由于他横过公路后，突然折返，再审申请人采取了紧急刹车的正当避让措施（有13米的两排刹车痕迹），还是造成了交通事故。被申请人提供给再审申请人的事故现场图，可以明确的看出，路左边是中央隔离栏杆，事故发生的地方，己经过了那个隔离栏杆缺口（该处是供机动车辆调头的，因为机动车既不可能走过街天桥，更不可能逆行走红绿灯处斑马线），往南200米有供行人通行的过街天桥，往北200米是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并且有供行人通行的斑马线，如果这个地方可以供行人通行，那么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在附近修的过街天桥，设置的红绿灯，以及供行人通行的斑马线，就没有任何的用处了，岂不成了浪费钱财之举，并且事发路段有警示灯，日夜闪烁，既是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更是提醒行人，不可违法横穿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或者过街天桥，可见事故发生处是绝对禁止行人通行的地方，再审申请人就是减速慢行通过该路段的，完全是由于行人违法横穿公路，才造成了事故，但是发生事故时，再审申请人已经采取了合理的避让措施。2019年8月12日，被申请人认定再审申请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了第1411291201900001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申请人于2019年8月16日，给再审申请人一份编号为141129690006150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却又认定再审申请人于上述时间，在事发地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于2019年8月20日，按被申请人的要求去接受处罚，提交了书面的“行政处罚的事实陈述与申辩意见”，但是被申请人没有进行复核，就错误的认定再审申请人“于上述时间，在事发地点，实施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的违法行为（代码1358)”，错误的作出了“晋J公交决字【2019】第141129-20002426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再审申请人在上面写上了有异议等内容。再审申请人于上述时间，在事发地点，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不应当受到处罚。再审申请人不服上述处罚，向山西省吕梁市离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晋11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晋J公交决字[2019】第141129-20002426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不服该判决，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20）晋11行终4号行政判决书，只是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晋J公交决字【2019]第141129-20002426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以及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从一审直到二审判决，只提交了一份“道路交通行政处罚案卷”作为证据，该案卷（询问笔录、受案登记表、陈述与申辩意见等）里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再审申请人有“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让”违法行为的证据，只是一份被申请人内部请示审批的程序性材料而己，故而可以认定被申请人没有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该处罚属于典型的，作出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案件，既然主要证据不足，那么处罚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必然错误，一审法院却错误的作出了判决，再审申请人上诉后，二审法院只是刻意避重就轻的以程序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以及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时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二）项的规定，属于判决、裁定时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二、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再审申请人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特别授权委托冀金鹏为代理人，并且再审申请人所在的××县民委员会出具了推荐函，推荐冀金鹏为再审申请人代理该案，但是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庭后判决中却认为，对冀金鹏的代理资格不予认可，合议庭对该案中冀金鹏在开庭时的答辩、质证等意见，以及庭后提交的代理词没有采纳，直接导致了案件被错误判决。再审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玉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明确的看出，有权推荐推荐公民为代理人的组织有三种，分别是：当事人所在的社区、当事人所在的单位、有关社会团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被推荐的公民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可以明确看出，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才有此规定。对当事人所在的社区及当事人所在的单位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规定，而村民委员会与社区是同一性质的组织。所以，当事人所在的社区（村委会）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而被推荐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了，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了。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时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冀金鹏的代理资格不予认可，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三、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于2019年9月5日向山西省吕梁市离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为“一、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晋J公交决字【2019】第141129-20002426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依法确认被告处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的行政诉讼，该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晋11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晋J公交决字【2019]第141129-20002426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不服该判决，在法定期限内，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为“一、撤销（2019）晋1102行初50号行政判决书，并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晋J公交决字【2019]第141129-20002426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处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三、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的行政诉讼，该院于2020年4月26日作出（2020）晋11行终4号行政判决书，只是刻意避重就轻的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晋J公交决字【2019】第141129-20002426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撤销了一审判决，以及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再审申请人，从一审到二审，每次都在诉讼请求中提出“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处罚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错误的判决被申请人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却是刻意遗漏再审申请人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只是避重就轻的仅以程序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以及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时没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玉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八条（五）、（九）项的规定，属于判决、裁定时遗漏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四）、（五）、（六）项的规定，请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判决已经对一审判决内容进行了纠正，本案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是否对申请人造成了经济损失，申请人虽在一审中提出了赔偿的请求，但对其赔偿要求并未提出明确数额和依据，故对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耿转成审判员 刘 群审判员 彭志祥二○二0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