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13836号原告：郭秀兰，女，195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原告：张月美，女，198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原告：张书见，男，198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原告：张月丽，女，198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上列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封高，上海友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象山精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法定代表人：徐中中，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书峰，上海恒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秀兰、张月美、张书见、张月丽诉被告象山精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秀兰、张月美、张书见、张月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封高、被告象山精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书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秀兰、张月美、张书见、张月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张秀才(已故)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0日停工留薪期工资人民币(币种下同)56,160元；2、张秀才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0日住院期间及停工留薪期护理费76,63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郭秀兰系死者张秀才配偶，张月美、张书见、张月丽均是张秀才子女。张秀才于2015年5月8日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5年5月8日起至约定的工作内容完成止，工作岗位为水电安装，工作地点为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生态居住区D1-1地块，劳动报酬为180元/日。张秀才在被告处工作时，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2016年3月31日，张秀才在工地上下楼梯时不慎摔落，导致头部受伤，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诊断，结果为头部外伤(颅内多发挫伤)，脑挫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2016年8月15日，张秀才因此次事故遭受的伤害被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7年4月17日，张秀才伤情被鉴定为因工致残程度二级，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2017年9月24日，张秀才入院治疗，于2017年9月28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张秀才在2016年3月31日受伤后，持续住院治疗，由原告张书见护理，被告未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期间及停工留薪期间的护理费。张书见等人自张秀才受伤直至提起仲裁，一直陆续向被告讨要过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但被告的说法是先办理社保理赔，等社保理赔办下来之后再谈其他的。但后来，原告方将社保理赔材料交给被告盖章时，被告未按照之前的约定在材料上盖章，也未将材料返还原告。因此，原告方一直无法向工伤保险基金申领丧葬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原告不服仲裁裁决，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象山精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时效。被告在张秀才住院期间支付了巨额医疗费，出院后又支付了巨额康复费，另支付了其他各类费用。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郭秀兰系张秀才之妻，张月美、张月丽系张秀才之女，张书见系张秀才之子。张秀才于2015年5月8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180元/日，岗位为水电安装。2016年3月31日，张秀才在工作时受伤。2016年8月5日，张秀才因此次事故遭受的伤害被认定为工伤。2017年4月7日，其伤情被鉴定为因工致残程度二级，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张秀才于2017年9月28日死亡。另查明，四原告于2019年12月31日向上海市青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青浦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张秀才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0日停工留薪期工资56,160元及张秀才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0日住院期间及停工留薪期护理费76,635元。青浦仲裁委经审理，以原告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对其请求均不予支持。四原告不服，遂诉诸本院。以上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证明、认定工伤决定书、鉴定结论书、劳动合同、仲裁庭审笔录及裁决书等证据予以佐证，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四原告主张：张秀才受伤部位是脑部，受伤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态，工伤鉴定结论书中也载明其癫痫发作大于等于4次，故应该适用时效中止的相关规定，从其死亡开始起算仲裁时效。本案存在多次时效中断的情形，从社保受理回执上可以看出原告多次办理社保理赔手续，多次向被告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及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是非常明显的工伤待遇项目，原告一定是明确向被告主张过的。导致时效中断的时间点分别为2017年4月24日、2017年12月27日、2018年6月、2018年10月、2019年1月15日、2019年11月20日。本案的发生具有特殊性，因被告态度坚决不配合原告办理，不支付工伤待遇，原告法律意识欠缺，所以拖了很久。根据相关规定，停工留薪期满后工伤人员死亡的，相关权利人有权主张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补助费，所以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协助办理相关理赔手续，包括加盖公章，补充材料。从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被告一直不予配合，是因为被告的恶意拖延行为才导致原告不能尽快办理理赔手续。四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急性硬膜下出血，证明张秀才因与所受工伤相同的原因去世。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张秀才死亡的直接原因，至于为何会发生这种状况，是否是因工伤原因是无法证明的。据被告了解，张秀才是因个人原因去世的。张秀才当时已经出院且经过鉴定，伤情已经稳定，故其死亡不是工伤原因导致的。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出院小结、上海安泰医院出院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一一医院出院小结、上海市养志康复医院出院记录，证明张秀才住院治疗期间为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4月21日。2016年4月15日安泰医院的出院记录中显示原告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因此其无法行使权利。养志康复医院的出院小结中也显示原告理解能力明显减退，记忆力严重障碍。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出院记录显示患者已经达到出院目标，结果已经是恢复良好，因此被告认为张秀才死亡与工伤没有因果关系。3、护理费发票三张，证明张秀才住院治疗期间支付了护理费，涉及期间和金额分别为2016年6月23日至2016年7月31日2,535元，2016年8月18日至2016年8月31日910元，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1,950元。上述期间内，张秀才由原告雇佣的护工护理。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无相应的合同予以印证，且未提供护理人员的姓名和护理资质等信息。4、误工及收入损失情况证明，载明原告张书见收入为6,760元/月，因其父亲张秀才于2016年3月31日受伤需要护理，自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25日未上班工作，单位停发工资。证明原告张书见的工作收入情况及作为护理人员的护理费用。护理期间为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0日期间扣除由护工护理的期间。张书见的月工资为6,760元，每月工作26天。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符合收入证明的形式要求，没有经办人签名，落款处可以看出是先盖章再形成手写文字。若其月收入为6,760元，应该缴纳个税，但原告没有提供纳税证明。另，原告也未提供张书见与所在单位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费缴纳记录等材料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5、工伤人员工伤伤残待遇申领受理情况回执(2017年4月24日、2017年6月29日、2017年10月12日)工伤保险医疗待遇申领受理情况回执(2017年6月20日)、工伤保险待遇终止受理情况回执(2017年12月27日)、追加工亡职工供养亲属受理情况回执(2017年12月27日)、工伤(工亡)人员待遇核定表、上海市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核定表、经办人陈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张秀才相关工伤保险待遇申领办理情况，相关的申请材料需要被告盖章，故原告方一直与被告存在联系。陈某是原告方朋友，也是本案证人，受被告委托代办张秀才工伤待遇申领事宜，陈某身份证复印件上有被告盖章，可见其经办张秀才工伤待遇申领事宜是经被告认可的。原告方一直向被告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但被告一直答复要求先办理工伤保险理赔后再给付其他费用。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级承包商，被告是分包商，当时由浙江建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按项目参保的方式为张秀才参加了工伤保险。被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受理回执上仅加盖了印章，但没有被告处相关工作人员签名。如果公司确实委托陈某经办，原告应出具授权委托书予以证明。材料中反映的用人单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6、潘金荣与被告处工作人员许周博微信聊天记录，潘金荣是代表原告方与被告沟通工伤保险理赔事宜及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的人员。2017年5月6日，潘金荣讲“许工人社局在催了”，对方问“工资性收入凭证有没有样式？”潘金荣回答“没有，张秀才签名领工资的凭证即可”；2019年1月15日，潘金荣讲“许工，关于张秀才社保后续赔偿事宜，要跟你沟通。”证明原告方一直与被告协商沟通工伤待遇事宜直至2019年3月。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没有证据证明许周博的身份。从内容上看，2017年聊天记录并不涉及工伤赔偿问题。2019年1月15日已经超过时效，且其要求的是社保后续赔偿，而不是本案涉及的诉讼请求，对方也未予回复。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证人系原告方亲戚的朋友，张秀才受伤后，其亲戚找到证人，希望证人帮忙办理张秀才工伤保险理赔和工资、医疗费、护理费等事宜。被告向证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证人代办张秀才工伤理赔事宜。原告提供的受理情况回执上单位经办人员签名即为证人所签。因为张秀才是按项目参保，办理理赔手续非常繁琐，直至2017年10月张秀才死亡之后才理赔下来。证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公章是被告加盖的。2017年4月24日至2017年12月27日期间，需要盖章的理赔材料是证人去找公司加盖的。证人在为张秀才办理工伤保险理赔过程中，向被告主张过张秀才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但被告要求先把理赔办完以后再予处理。2017年12月27日的受理回执上要求补充材料，并要求加盖公章，证人为此去找过被告，但被告至今未加盖公章。证人一直与被告工作人员电话联系，2018年1月也曾去过公司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2018年10月，证人最后一次去公司提交了办理供养亲属抚恤金的相关材料，被告工作人员口头答应一周后将盖章材料快递给证人，但一直未兑现。2019年2月，证人又和被告工作人员联系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但对方回复人在外地，待回上海后再说，之后证人未再和被告方联系过。原告方没有支付过证人报酬。证人原为上海车欲俱乐部内勤，主要从事人事工作，2018年离职，在办理张秀才工伤保险理赔的时候认识了潘金荣，后经潘金荣介绍，证人进入了上海友义律师事务所工作，证人现仍在该所工作。被告办公地址门口标志为“象山精工”四个字。原告认可证人证言。被告不认可证人证言。证人系原告亲戚朋友，且在原告代理人所在律师事务所上班，与原告方及其代理人存在利害关系，其所作证言不能作为证据被采信。证人对被告办公地址场景的描述也与事实不一致。被告门口的标志为“浙江建安”，而非“象山精工”，故证人所谓去过被告办公地址不是事实。审理中，被告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时效，原告所述的时效中断时间节点无相应证据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均无法直接证明原告方向被告主张过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证人与原告及其代理人存在利害关系。被告不存在拒绝盖章的行为，张秀才之前的工伤理赔款项均已全部到账。张秀才去世后，原告方并未要求被告在有关材料上加盖公章。即使原告要求被告在相关材料上加盖公章，也应该确认张秀才是因为工伤死亡，而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是因为工伤死亡，也无死亡前的就医记录。据被告了解，张秀才的死亡与工伤并无关系。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张秀才生前所受伤情经鉴定为因工致残程度二级，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行为能力受到严重影响，难以主张本案所涉请求符合常理。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张秀才死亡之日，即2017年9月28日起计算。原告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因其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而中断，为此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受理情况回执，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予以证明。即便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以及双方人员身份予以确认，并且认可潘金荣确系受原告方委托向被告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及护理费，但该主张发生在2019年1月15日，距离张秀才去世超过一年，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不可能再产生导致时效中断的效果。受理情况回执显示的最晚日期为2017年12月27日，即便导致诉讼时效中断，但距离原告方于2019年12月31日申请仲裁亦已超过1年。证人系原告方亲戚的朋友，且和原告代理律师在同一单位工作，与原告及其代理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其所作证言不予采信。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的时效抗辩予以采纳，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秀兰、张月美、张书见、张月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郭秀兰、张月美、张书见、张月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刘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