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7民终3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8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女，1963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鹏，浙江红太阳（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195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女，1959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剑龙，义乌市商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某1、朱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王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20）浙0782民初3673号民事判决，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朱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2、王某3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讼争高层公寓安置面积344.34㎡以及拆迁补偿款872702.03元并非遗产，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述财产性质并错误适用了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根据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个人财产，本案被继承人王军于2007年过世，被继承人叶松莲于2013年过世，两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为一审证据中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对应的房产，该处房产现已经灭失，不存在继承问题。（二）一审判决中认定的高层公寓安置面积344.34㎡以及拆迁补偿款872702.03元系通过拆迁安置补偿取得，是2019年12月26日朱某通过与佛堂镇政府签订案涉《集聚安置补偿协议书（期房）》（协议编号：6组21-1，以下简称安置补偿协议）而获得的权益。从时间上来说，将上述财产权益视为遗产也有违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现作为遗产的房屋因拆迁转化为高层公寓安置面积及拆迁补偿款形式，故而认定为遗产”，其中“转化”一词并非法律特有词汇，不论何种权利义务的转化都需要法律赋予，一审法院未对上述权利义务的转化作出解释，一审法院对遗产范围的理解并无法律明文规定，不应随意扩大。二、一审法院对于案涉安置补偿协议的效力未作明确认定，导致判决结果与事实认定自相矛盾，且判决结果不具备执行性。（一）案涉安置补偿协议系朱某与义乌市佛堂镇人民政府签订，从合同相对性来说，朱某作为合同签订主体，依法享受合同权益，承担合同约定义务。一审法院否认了朱某的继承人身份，则案涉安置补偿协议因朱某无处分权而属于无效合同，相应后果为朱某应当返还各项费用共计872702.03元，同时也丧失了享有高层公寓安置面积344.34㎡的权利。但一审法院又将上述财产权利判决由王某2、王某3享有份额，如此判决会因为合同无效问题从而导致判决欠缺了法律基础，带来更多难以化解的纠纷难以化解。（二）高层公寓安置面积344.34㎡是一个期待权益，并非实体财产，如要成为高层公寓需经过抽签以及购买平方补足成套房屋等行为，才能明确成为实体可供分配的财产权益，根本无法执行。其次，如因案涉安置补偿协议无效导致王某1、朱某返还了拆迁补偿款，那么基于一审判决势必加重朱某、王某1的付款义务，且该付款行为也会因为没有法律支撑从而侵害王某1、朱某的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王某1承担义务无法律依据。根据一审认定事实，案涉安置补偿协议系朱某与义乌市佛堂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拆迁补偿款系汇入朱某的账户，王某1从未占有使用上述款项，一审判决王某1承担付款义务欠缺事实基础与法律规定。王某2、王某3辩称：一、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中载明的高层公寓面积以及拆迁安置补偿款均源于王军遗留的二处农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中明确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合法住宅建筑占地面积为基数，按照1：5确定置换权益面积。一审法院将案涉两项权益作为王军遗产处理正确，并没有随意扩大对遗产的解释。二、朱某系作为家庭代表与佛堂镇政府签订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不代表其具有继承人的身份，更不代表其当然取得协议项下所有权益。王某2、王某3已明确追认朱某签订的案涉拆迁协议，王某1作为继承人也予以认可。关于高层公寓的面积。目前只能确认份额。三、王某1对朱义军的这个签字收款行为知情且认可，朱某占有案涉款项系代表王某1的行为。王某1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判决朱某、王某1共同返还并无不当。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2、王某3各享有被继承人王军遗留的两处坐落于义乌市××镇××村××层公寓安置面积40%份额，折合高层安置面积137.736㎡（344.34㎡×40%）；2.判令朱某、王某1向王某2、王某3支付拆迁货币补偿款34.8万元（87万元×4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义乌市××镇××村村民王军（已于××××年××月死亡）与叶松莲（已于2013年11月死亡）夫妇生前育有一子二女，分别为长女王某2、幼女王某3及儿子王某2平（已于2006年死亡）。王某2平生前与朱某育有一女即王某1。王军与叶松莲的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王军生前有两处坐落于义乌市××镇××村的房屋，其中一处用地面积为21.78㎡［义集建（1992）字第83877号］；另一处用地面积为93㎡［义集建（1992）字第85789号］。为加快推进大学城开发建设，顺利完成佛堂镇重点工程建设涉及的集体土地房屋集聚工作，案涉两处房屋纳入集聚安置范围。2019年12月26日，义乌市佛堂镇人民政府（甲方）与朱某（乙方）签订《集聚安置补偿协议书（期房）》（协议编号：6组21-1）一份，载明：乙方房屋共2处，总占地面积114.78㎡，土地使用权证号83877占地面积21.78㎡，土地使用权证号85789占地面积93㎡；可审批权益面积573.9㎡，其中高层公寓344.34㎡，产业用房229.56㎡，产业用房权益面积货币化置换价格1050元／㎡，计？241038元，乙方选择的高层公寓为期房，安置地块为金谷大道和朝阳西路交叉口西侧地块；房屋残值补偿、搬家费、设备设施移装补偿、临时安置费、奖励费等各项费用合计为872702.03元。该款项已打入朱某的银行账户。现王某2、王某3以双方无法就案涉高层公寓安置面积及拆迁补偿款达成一致意见为由，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宅基地上所建房屋拆迁获得的高层公寓安置面积及补偿款是否属于遗产？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案涉两处宅基地上的房屋系王军夫妇生前修建，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作为房屋所有人的王军夫妇相继去世后，所留房屋应作为王军夫妇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现作为遗产的房屋因拆迁转化为高层公寓安置面积及拆迁补偿款形式，故因房屋拆迁获得的高层公寓安置面积344.34㎡及拆迁补偿款872702.03元属于王军夫妇的遗产，由王军夫妇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王某2、王某3、王某2平（已故）继承。因王某2平先于王军夫妇死亡，故由王某2平的晚辈直系血亲即王某1代位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现王某2、王某3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故王某2、王某3要求多分遗产的请求，不予支持。朱某、王某1关于朱某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抗辩，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王某2、王某3合法有据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集聚安置补偿协议书（期房）》（协议编号：6组21-1）确定的高层公寓安置面积344.34㎡，由王某2、王某3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由王某1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二、《集聚安置补偿协议书（期房）》（协议编号：6组21-1）确定的拆迁补偿款872702.03元，由王某2、王某3各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由王某1享有三分之一的份额。由王某1、朱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某2、王某3每人各290900.68元；三、驳回王某2、王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32元，由王某2、王某3负担3556元，由王某1、朱某负担6476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朱某、王某1、王某2、王某3均自认其不属于义乌市××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院认为，一、案涉两处宅基地上的房屋系王军夫妇生前修建，而案涉高层公寓安置面积及拆迁补偿款系基于拆迁该两处房屋而根据建筑面积获得的利益，本质上属于房屋所有权所产生的利益，一审将该利益认定为王军夫妇的遗产，并无不当；二、案涉安置补偿协议书虽由朱某与义乌市佛堂镇人民政府签订，但权利人王某2、王某3、王某1均已追认，朱某、王某1认为若朱某无权继承则该协议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确认王某2、王某3、王某1各占案涉安置补偿协议确定的安置利益的三分之一份额，并无不当；三、王某1、朱某在一审中均认为朱某账户中的款项系其二人合法占有，一审法院判决王某1与朱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理有据。综上，王某1、朱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64元，由王某1、朱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翠丹审 判 员 盛 伟审 判 员 王玲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戴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