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46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贺海亮，男，197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震彬，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吴世春，男，197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林，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海亮因与上诉人吴世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4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海亮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川0114民初46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撤销“贺海亮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吴世春损失60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油漆房、底漆房、打磨房、烘干房是吴世春安排证人甘某予以拆除，由吴世春支付拆除费用1500元。证人甘某刚开始出庭作证时多次陈述是徐某（贺海亮的朋友）安排甘某拆除了案涉房屋，吴世春也坚决主张是贺海亮安排甘某拆除了案涉房屋。在经过上诉人代理人就甘某证言的疑点进行提问、求证以及审判法官的提问，最终甘某当庭承认是吴世春安排其拆除房屋并由吴世春支付了1500元拆除费用。通过甘某的前后截然相反的证言，足以认定吴世春与甘某存在恶意串通做伪证的行为。二、吴世春拆除房屋与贺海亮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贺海亮没有任何过错，所以不应当承担房屋修复的任何费用。1.一审认为吴世春拆除房屋是为了贺海亮更好的使用租赁场地的推定是不符合逻辑的。贺海亮作为承租人肯定是需要选择自己能够正常使用的厂房，如果吴世春的厂房不能满足贺海亮的需求，吴世春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吴世春可以选择不出租给贺海亮，也可以选择对租赁物适当的改善后出租。2.一审认为吴世春是为了租赁合同上约定的240万租金的预期收益，所以才拆除了上述房屋；现在240万的收益无法实现，所以修复上述房屋的责任应当由贺海亮分担一部分。租赁合同之所以不能履行的原因是吴世春的厂房不具备相关证照所以不能用于生产，因此租赁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全部在吴世春一方，贺海亮毫无过错，却将责任分担给贺海亮，显然是与事实不符、与法律相悖。三、关于吴世春主张的房屋修复工程款，有合理怀疑吴世春是与巫某恶意串通，虚构事实。1.吴世春提供修复费的20张发票，每张金额9965.25元，合计工程款199305元。该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完全一致，不符合常理，工程合同通常情况结算金额与合同金额会有一定的差别2.工程款没有相应的支付凭证；如此大的金额，按常理不会把现金取出来在交给对方，同时吴世春也没有证明现金的来源，根据吴世春提供的银行卡流水证明当时其银行存款余额几乎为零。3.吴世春提交的2019年10月1日签署的《关于代为履行费用的告知函、关于依法解除合同的通知函》，函中记载：“车间恢复原状的总造价为199305元（具体以发票金额为准）”。证明吴世春也认为实际造价与预算造价是有差别的，所以最终以发票为准。4.吴世春要求贺海亮在2019年10月15日前作出回复。吴世春还不确定是由谁来完成修复工程，就在2019年9月24日由案外人吴龙飞向巫某转款的50000元，吴世春与巫某还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按常理不可能先向巫某支付定金，因此吴世春与巫某存在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吴世春主张2019年9月24日转款的50000元是定金，而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是在2019年9月29日下午两点，当时吴世春没有提交该证据。吴世春提交的2019年10月1日签署《通知函》己经记载造价为199305元，2019年1月16日《委托恢复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恰好也是199305元，很难相信在没有任何预算能将工程造价预算到分毫不差的地步。吴世春主张支付定金、税款等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者微信支付，但支付工程款全部是现金，吴世春是故意掩藏实际支付工程款的金额。成都吉鑫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鑫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漆利霞以及证人巫某均是新都区新繁镇同心村5社的村民，与吴世春所在村挨着很近，证人巫某出庭也承认与吴世春早就认识。所以有合理怀疑吴世春是与证人巫某恶意串通，虚构199305元的修复费用。不可否认，吴世春修复上述房屋必然会产生相关费用，但吴世春主张的199305元存在较大的虚假成分，恶意夸大修复费用。四、吴世春拆除并修复上述房屋均系其个人行为，与贺海亮无关；贺海亮对此没有丝毫过错，所以贺海亮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贺海亮承担30%的修复费用没有事实基础，也于法无据。 吴世春辩称，一、不认可贺海亮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判决6万元过少，不足以弥补吴世春的实际损失，对此吴世春已经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予以改判向吴世春支付造价损失209270.25元。二、对贺海亮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部分不予认可，因为证人甘某没有和吴世春串通，而是吴世春和贺海亮以及其代理人徐某有协商过，先把环保漆房拆掉。拆除之后，贺海亮的委托代理人徐某找到甘某，甘某负责搭建。拆除和搭建是同一人，如果要串通，应该是吴世春和贺海亮，而不是与证人甘某串通。如果吴世春再次出租厂房，就要重新恢复，才能出租，否则就导致吴世春的租金损失。 吴世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465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吴世春无须向贺海亮退还16万元本息。2.请求撤销：（2019）川0114民初465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并改判：（1）确认贺海亮与吴世春于2018年5月15日签订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于2019年10月4日之日起已经解除。（2）贺海亮向吴世春支付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相应租金（或占有使用费）共计433333.33元（计算方法：40万／年，再加上33333.33元／月，即等于433333.33元）。3.请求变更成都市新都区（2019）川0114民初46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改判：贺海亮向吴世春赔偿为恢复原状所支付的实际造价费用的损失209270.25元（计算方法：工程造价款199305元＋税费9965.25元＝209270.25元）,而不只是赔6万。4.本案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均由贺海亮全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严重错误且颠倒，导致本案实体处理也错误，故应予纠正。无论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还是单方行使法定解除权而解除合同，均须以明示方式提出，而不是以默示或推定方式作出，因此，一审法院以推定方式作出视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观点和结论既错误、也不能成立，且严重违背了吴世春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1.本案中，贺海亮主张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为由要求退还16万元，但贺海亮作为原告，依法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书》的这一关键证据，且吴世春对贺海亮提出的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亦不予确认，故贺海亮以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为由要求退还16万元的主张于法无据、于理不合，该主张不能成立,且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并不适用被告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定情形，故贺海亮据此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而导致败诉的不利后果。2.贺海亮已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10万元。此外押金35000元依照双方签订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第三条第1项约定，第四条第8.3项、第9项的约定，该押金无须退还。虽然吴世春出具了24万元收据，但贺海亮实际转账金额为235000元，应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3.一审法院判决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于法无据，吴世春无须退还16万，也无须支付利息。即便要支付，也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故其主张并判决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是没有任何依据。4.本案由于贺海亮并没有提交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协议，且吴世春一开始都是积极地反诉主张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由此可以认定吴世春并无协商解除合同的合意和意思表示。依照双方签订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第四条第12项巳经明确约定：合同一经签订，双方都不得提前解除。至于贺海亮主张吴世春已经退还了部分租金，即视为吴世春同意解除合同的事实，该观点依法不能成立，首先，吴世春并没有全部退还租金及押金，其次，吴世春先后累计巳退还了10万元，恰恰证实了吴世春将该款先退还给贺海亮以缓解贺海亮的资金周转压力，但据此并不代表同意解除合同，吴世春对此也不予以确认。最后，吴世春不予以确认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之下，贺海亮应当继续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贺海亮并没有进一步举证证实其主张，故贺海亮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5.吴世春认为，贺海亮无权要求其退还剩余租金以及押金，且也不符合双方签订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条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案，虽然贺海亮持有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第1页最下一段载明的内容：“在租赁期间，由于第三方原因导致不能生产，要求另择地址生产，多余房租及押金，吴世春必须无条件退还给贺海亮，后经法院委托鉴定，该处吴世春签名是其所签，但吴世春对此仍不予确认，并已向法院提交了相反的鉴定意见并已申请了重新鉴定。即便上述内容是真实的情况之下，贺海亮对此也并没有举证证明上述情形的客观存在。因此，贺海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6.贺海亮一开始是以吴世春的出租厂房未完成环评、消防、排污许可证等原因，不能用于生产家具为由主张退还租金。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第四条第2项约定贺海亮必须按照政府的有关规定自行申领相关的证照。且贺海亮在2018年5月15日签订合同以前，已全面且充分了解涉案厂房物业。在2018年5月15日签订合同之后，吴世春还给予了贺海亮15天的犹豫期。因此，并不构成贺海亮要求退租的理由。二、本案，由于双方签订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并未解除，且该合同期限尚未届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贺海亮除了已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的租金10万元，还应当继续支付2018年9月Ｉ日以后的租金；但贺海亮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2018年9月1日以后的租金，已构成违约。由于贺海亮欠付租金，后吴世春于2019年10月1日解除合同并向贺海亮履行了通知义务。三、关于贺海亮向吴世春赔偿为恢复案涉厂房内的面漆房、底漆房、凉干房、打磨房车间所支付的实际造价费用的损失209270.25元。如上所述，本案中贺海亮作为违约方和过错方，应当承担100%的全部责任，故一审认定贺海亮只承担30%的过错违约责任错误。1.根据双方申请的证人徐某以及甘某的证言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当时在2018年6月5日拆除全新的环保漆房时，吴世春以及贺海亮的委托代理人徐某都在涉案厂房拆除现场，据此可以认定是双方协商同意拆除该环保漆房的事实，且在甘某拆除该环保漆房之后，安装并搭建上、下二层楼。为此，徐某于2018年7月13日向甘某微信转账了1500元的工钱。后来，由于贺海亮与吴世春发生争议而引发了纠纷，导致了甘某也没有拿到拆除的工钱，于是甘某就找了吴世春，吴世春当时并不同意向甘某支付，后来考虑到是同乡关系，才于2018年6月13日，向甘某微信转账了1900元。上述两次转账都是发生在拆除全新的环保漆房之后。2.由于贺海亮违约在先，在合同6年期限还没有届满的情况之下，贺海亮又于2018年7月15日与殷从根签订了新的《房屋租赁合同》，现在贺海亮不承租、也不支付租金，给吴世春造成了实际损失，也导致其因没有环保漆房而无法再出租出去，因此，贺海亮应当为吴世春恢复原状。此外，吴世春在恢复原状和工程建造之前，均已已先后两次向贺海亮制发了《关于恢复原状和要求支付租金或占有使用费的通知函》，贺海亮分别于2019年8月27日、2019年10月4日签收。通知函明确要求贺海亮限期在2019年9月10日前对涉案环保漆房进行恢复原状，如其拒绝恢复原状，则由吴世春委托第三人代贺海亮履行，由此所产生的实际费用均由贺海亮全部承担。由于其拒绝履行恢复原状的义务，吴世春在进行了书面的催告之后，才委托了第三方吉鑫豪公司对涉案厂房内的环保漆房进行了重建并实际支付了该工程造价款199305元、税金9965.25元，该费用应由贺海亮全部承担。四、吴世春已依约交付该房后，贺海亮在吴世春书面催告通知后，其仍然拒不支付该租金的情况之下，吴世春有权依法单方行使案涉合同的法定解除的权利。贺海亮在收到《关于恢复原状和要求支付租金或占有使用费的通知函》之后，拒绝向吴世春支付租金或占有使用费。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和根本违约，为此，吴世春有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1款第3项规定，自2019年10月1日之日起，立即与贺海亮解除双方签订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五、依照双方签订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第三条第2项约定，吴世春于2018年5月15日向贺海亮交付了钥匙后，贺海亮即于次日委托其妻子潘敏向吴世春转账了200000元租金和35000元押金。根据合同约定，吴世春只提供协助以及提供完好的厂房及供电供水设施、设备。因此，有无《排污许可证》并不影响吴世春将涉案厂房出租给贺海亮，也不构成贺海亮要求主张退还租金及押金的理由和依据，更何况，吴世春还持有该《排污许可证》。此外，根据贺海亮提交的2018年7月15日与殷从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相比其与吴世春约定的房租要便宜，照此计算，一年可以为贺海亮便宜并节省了64000元／年。是否生产经营，与是否支付租金，两者之间并不是等同关系，也不具有关联性。贺海亮既然已经签订了合同并已支付了租金和押金，即双方当事人均已实际履行该合同的情况之下，即使贺海亮将厂房空着没有用于生产经营，其也应当向吴世春支付该租金或占有使用费。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本案贺海亮并没有对吴世春制发的《关于依法解除合同的通知函》提起合同效力异议之诉的情况之下，据此应当依法认定案涉合同已于2019年10月4日解除。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吴世春已经向贺海亮履行了交房义务，也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其他各项的全部义务，据此，吴世春要求贺海亮支付在解除合同以前的租金并无不当。另再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中也已经明确约定了租金为40万元／年，提前1-2个月交清，但贺海亮至今仍然拖欠，故吴世春有权依照该合同约定要求贺海亮支付被拖欠期间相应租金433333.33元。至于，贺海亮当一审庭提交的四个小视频，其中有三个是不完整的视频，无法证实具体的拍摄地点和准确的拍摄位置，从而无法识别是否为吴世春的厂房。最后一个视频是完整的，但贺海亮无法证明该视频的拍摄的日期是在2019年9月29日，吴世春认为是在2019年10月1日解除合同以后，正在重建环保漆房的这段时间拍摄的。根据该完整的视频所形成的对应画面，恰恰印证了吴世春已委托了吉鑫豪公司为贺海亮正在重新修建环保油漆房的事实，但并不能证明吴世春已将该房对外出租。据此，贺海亮应向吴世春支付2019年10月1日解除合同以前，即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相应租金433333.33元。 贺海亮辩称，一审认定合同解除、退还租金是正确的，对关于吴世春恢复相关油漆房等费用应当由贺海亮承担30%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关于油漆房拆除，吴世春与证人甘某恶意串通，在庭上做伪证，一审中通过贺海亮的质问以及法院的调查，甘某最后推翻了之前的伪证，甘某最后证实油漆房的拆迁是由吴世春自行拆迁，与贺海亮无关。而且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的目的是贺海亮生产家具，因吴世春的厂房无法办理环评手续以及排污许可等证件，导致当地村委会以及相关部门明确告知不能进行生产，在此情况下，吴世春与贺海亮达成口头协议解除合同，退还租金，但鉴于当时吴世春资金紧张，只是陆陆续续退还了8万元，贺海亮多次要求其退还，双方因此发生争执而报警。警察出警处理，退还部分租金的行为以及把案涉厂房转租给他人的行为足以证明双方达成了解除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吴世春应当退还剩余租金，正如吴世春代理人陈述，贺海亮根本没有正式进入这个厂房，没有生产一天，虽然吴世春主张拆除厂房与将厂房租赁给贺海亮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导致和合同解除的原因或责任不在于贺海亮，而在于吴世春无法办理相关的证件，所以，贺海亮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恢复其修建成本。如果吴世春的厂房能够满足贺海亮的生产，贺海亮是完全可以租赁该厂房，而不用另外再租房。 贺海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吴世春退还房租160000元，并赔偿以1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从2018年5月16日起至退还之日止期间的资金利息。 吴世春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确认《标准厂房租赁合同》于2019年10月1日解除；2.贺海亮支付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433333.33元；3.贺海亮立即赔付吴世春为恢复位于新都区××镇××村××组××号厂房内的车间（含面漆房、底漆房、烘干房、打磨房）原状所支付的费用209270.25元（工程造价199305元＋税费9965.25元）。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5日，吴世春（出租方，甲方）与贺海亮（承租方，乙方）签订《标准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自建位于新都区××镇××村××组××号厂房出租给乙方使用，建筑面积约3000㎡，租赁期限为2018年6月1日至2024年6月1日，租金：证件未齐前为9元／㎡，证件齐后400000元／年，房租提前1-2个月付清，第一次租金应于甲方交付厂房时支付。合同第四条载明：“……2.乙方必须按照政府的有关规定，自行申领相关的证照，并缴纳相关的费用。甲方只提供协助，不作任何保证其能否领取到相关的证照。3.甲方提供完好的厂房及供电水设施、设备。”附加条款载明：“租赁期间，在手续未齐全的情况下，政府要求停工时间超过1个月以上，停工期间乙方不能算租金，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因承租方问题，政府要求停工，一切责任乙方自行承担。”在合同首页下方手写：“在租赁期间，由于第三方原因导致不能生产，要求另择地址生产，多余房租及押金，甲方必须无条件退给乙方。”在该手写处下方有吴世春的签名。2018年5月12日，贺海亮向陆长勇（系贺海亮承租案涉厂房前的承租人）微信转账5000元。2018年5月16日，贺海亮以其妻子潘敏的银行账户向吴世春转款235000元，同日，吴世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租金240000元。之后，因案涉厂房未完善相关手续，不能用于生产，双方就租金退还问题发生争议，遂引发纠纷。 一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一、证人甘某陈述吴世春联系其拆除厂房，并支付工钱1500元；徐某联系其搭楼层，并支付工钱1500元。二、吴世春向贺海亮转款80000元，分别于2018年6月27日微信转款10000元，于2018年6月28日微信转款10000元、银行转款20000元，于2018年6月29日银行转款40000元。庭审中，贺海亮确认已收到吴世春转款80000元。三、2018年9月18日，贺海亮、吴世春、陆长勇因租金问题发生纠纷，贺海亮向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新繁派出所报案，接（报）处警登记表中处警情况载明：“到达现场，经询问三方，系租用厂房合同纠纷。现吴世春分别欠贺、陆各14万元（壹拾肆万元）预交房租未退还，建议三方协商解决或走司法途径解决。”四、殷从根与贺海亮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殷从根将其房屋出租给贺海亮使用，租期为2018年7月15日至2023年7月14日，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贺海亮应于2018年7月15日支付第一年半年房租168000元。五、2019年10月16日，吴世春与吉鑫豪公司签订《委托恢复原状的合同书》，约定吴世春将位于新都区××镇××村××组××号厂房内的（面漆房、底漆房、烘干房、打磨房）车间交付吉鑫豪公司进行重建并恢复原状，工程造价为199305元（不含税，税费9965.25元由吴世春向吉鑫豪公司另行支付）。2019年12月11日，吉鑫豪公司确认吴世春已结清工程造价款199305元，并出具《结清证明》。一审庭审中，吉鑫豪公司的巫某出庭作证，证实修建和收款情况。六、由于吴世春对《标准厂房租赁合同》首页下方手写文字处“吴世春”签名字样有异议。2019年4月25日，吴世春申请对该签名字样进行笔迹鉴定。经摇号选取了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2019年7月30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签约日期为‘2018年5月15日’的《标准厂房租赁合同》中第一页最后一段落款‘吴世春’签名是吴世春本人所书写。”七、吴世春为主张恢复案涉厂房原状的具体造价金额，于2019年4月25日申请对案涉厂房内的车间（油漆房、底漆房、打磨房、烘干房）的造价进行评估鉴定。经摇号选取了四川大公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在向双方收取鉴定材料过程中，吴世春口头回复放弃鉴定。2019年9月17日，鉴定机构向本院出具《终止鉴定函》。八、目前，吴世春已将案涉租赁厂房重新出租他人。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吴世春单方委托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吴世春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存在以下情形：①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②鉴定程序严重违法；③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④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在未经本院许可进行重新鉴定，吴世春单方委托所作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贺海亮与吴世春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成立的合同，应受国家的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合同的解除是双方协商解除，还是一方严重违约而解除合同；2.拆除厂房的损失应由谁承担。针对争议焦点认定如下： 1.关于合同的解除问题。2018年6月27日至6月29日，吴世春四次向贺海亮转款共计8万元，对于转款行为，吴世春主张“因贺海亮资金周转困难，吴世春先把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租金返还给贺海亮周转，待2018年9月1日贺海亮再补交退还的100000元。”根据吴世春的申请，一审法院查询了潘敏（贺海亮的妻子）从2018年5月1日至7月31日在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经查询，在此期间，潘敏的工商银行账户余额最高为105868.62元，截止2018年7月31日，该账户余额为105594.97元；在此期间，潘敏的农业银行账户余额最高为266061.82元，截止2018年7月31日，该账户余额为126729元。因此，吴世春主张贺海亮资金周转困难的事实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该规定，吴世春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从2018年9月18日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的记载内容，清楚反映了“吴世春欠贺海亮预交租金未退还”这一事实。因此，对于吴世春退还租金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双方已协商达成解除租赁合同的合意，合同已于2018年6月27日解除。吴世春主张贺海亮严重违约而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故吴世春要求贺海亮支付2018年9月1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租金，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拆除厂房的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吴世春主张贺海亮擅自拆除了厂房（包括油漆房、底漆房、打磨房、烘干房），其提交了由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蟇水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的《情况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情况说明》没有村委会主任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规定，故对此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吴世春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甘某陈述“吴世春联系其拆除厂房，并支付工钱1500元。”根据甘某的证言，可以认“拆除厂房是吴世春指使，并不是贺海亮”这一事实。但是，当时吴世春拆除厂房，是为了让贺海亮更方便使用租赁场地，从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看，期限是6年，每年租金40万元，6年租金240万元，吴世春基于对租金的预期收益，是会配合贺海亮的要求。并且，甘某也证实“徐某联系其搭楼层，并支付工钱1500元”。徐某出庭作证，陈述是贺海亮委托其请人搭建角楼。因此，不能排除拆除厂房与贺海亮完全无关。租赁合同解除后，对于拆除厂房的损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由贺海亮承担30%的损失，参考吴世春重建恢复厂房的情况，酌定由贺海亮赔偿吴世春损失60000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偿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后，吴世春应退还贺海亮已收取的租金。对于收取的租金，吴世春于2018年5月16日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了房租24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一审庭审中，贺海亮确认已收到吴世春转款80000元，故吴世春还应退还贺海亮租金160000元。对于贺海亮主张退还租金金额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至于吴世春主张已退还的租金是100000元，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吴世春主张的金额，一审法院不予认可。贺海亮要求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8年5月16日起至退还之日止期间的资金利息，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吴世春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退还贺海亮房租160000元及利息（以16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5月1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贺海亮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吴世春损失60000元；三、驳回贺海亮本诉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吴世春反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50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贺海亮负担150元，吴世春负担19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83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吴世春负担4608元，贺海亮负担475元。 二审审理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另查明，吴世春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和转账凭证载明，案涉房屋在交付给贺海亮承租使用之后，贺海亮在2018年6月5日对吴世春的油漆房、底漆房、打磨房、烘干房全部拆除。吴世春于同月13日向甘某转账1900元。 吴世春二审陈述自己后来向贺海亮转款是因为如有关证件办不下来，贺海亮承担的压力太大。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上诉和答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合同是否应认定已协商解除，吴世春要求支付至2019年10月4日租金的请求是否成立，贺海亮要求退还租金的请求是否成立；二是谁安排甘某拆除部分房屋设施，贺海亮是否应承担房屋恢复费用。现结合事实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应认定已协商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诉讼主张举证加以证明。本案贺海亮为证明案涉合同双方曾协商解除的事实，举示了2018年6月27日至6月29日的多次转账记录，吴世春一审抗辩称是贺海亮的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而且这一抗辩与二审其自述的主动缓解贺海亮因证件办不下来的资金压力相矛盾，故该协议不应认定为贺海亮向吴世春的借款。同时，贺海亮一审提交的报警记录证明，双方于同年9月18日因退还租金问题发生纠纷进一步印证了之前双方曾达成解除合同协议的事实。因此，本案应认定2018年6月27日双方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合同已于该日解除正确，贺海亮要求吴世春退还已付租金的诉讼请求成立。吴世春认为案涉合同未解除，应确认于2019年10月4日解除并应由贺海亮支付至该日的租金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对于应退还的租金金额，因案涉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于2018年6月1日起算，贺海亮应于厂房交付之日支付第一次租金，而贺海亮于合同签订次日同年5月16日即交纳租金235000元，其朋友徐某也代表其委托甘某在案涉厂房内搭建了临时设施，本案应认定案涉房屋已交付贺海亮使用，贺海亮应支付同年6月1日至6月27日合同解除前的租金。由于双方约定未办理环保等手续时的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9元，故截止解除之日贺海亮应支付这一期间的租金3000×9×27／30≈24300元，与吴世春未退还16万元抵扣后还应退还的135700元。因此，吴世春上诉请求中不应退还贺海亮预交上述阶段租金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按房屋未实际交付判令吴世春返还尚未返还的全部租金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同时，因吴世春于2018年6月27日合同解除之日才有退还租金的义务，其应支付利息的起算日期为2018年6月27日，故一审法院判令其于同年5月16日贺海亮交款之日支付利息错误，本院一并予以纠正。 二、关于甘某由谁安排拆除部分房屋设施，贺海亮是否应承担房屋恢复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一审中甘某根据吴世春的申请到庭作证，陈述当时由吴世春联系拆除厂房设施并支付工钱，吴世春辩称因贺海亮不认识甘某，由其联系拆除与其本人实际支付拆除报酬的事实不符，也不符合吴世春与贺海亮系合同相对方、出租人通常不会代承租人支付款项的生活常理，因此本案应认定甘某系根据吴世春的安排拆除的部分房屋设施。第二，根据吴世春主张相关损失系恢复原状所产生的费用看，其实际是要求贺海亮承担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的后果。但从一审吴世春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及其向甘某支付拆除费用的时间看，案涉厂房系吴世春向贺海亮交付后，自己委托甘某拆除了原有的油漆房。因该拆除行为系吴世春在合同履行中对自有设施的拆除，已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交付内容，故其事后恢复该油漆房的费用不应由贺海亮承担。一审判决认定贺海亮承担部分恢复设施费用与案涉房屋已交付使用后由吴世春自行拆除相关设施的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吴世春关于不应退还租金、贺海亮应赔偿全部房屋改造损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贺海亮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认定贺海亮赔偿吴世春为合同履行投入的房屋改造损失，以及吴世春退还全部租金存在错误，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4民初4658号民事判决； 二、吴世春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贺海亮房租135700元及利息（以1357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年6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贺海亮本诉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吴世春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贺海亮负担307元，吴世春负担174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83元由吴世春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2526元，由吴世春负担12000，由贺海亮负担52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张引千 审判员  张卫敏 审判员  何广智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刘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