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9民初5878号原告：孙某（曾用名：孙某1），男，1963年10月30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丽，河北新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北京慧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某2，男，1956年9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孙某3，女，1949年10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兼孙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4，女，1962年3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孙某5，女，1953年11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孙某6，男，1982年11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原告孙某与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第三人孙某6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江丽、刘洋，被告孙某2、第三人孙某6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孙某3、孙某4、孙某5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依法判令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四至：东至孙某2、西至时某、南至主道、北至道）内的北房四间、随带小南棚三间归孙某所有；二、要求依法分割孙某7遗留的存款10万元。事实和理由：我和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系兄弟姐妹，我们的父亲孙某7于2019年12月28日去世，母亲张某于2000年9月22日去世。我们母亲去世前未留有遗嘱，父亲去世前留有分家单和遗嘱，均同意××号院北房四间、随带小南棚三间归我所有。1984年，因我结婚成家，由孙某7申请批建××村××××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及××号院，其中××号院现有北房四间、小南棚三间，××号院现有北房四间、南房四间和小东棚一间。全部北房八间及小东棚一间是1984年父母及我出资出力所盖，由于我自结婚后一家一直居住在××号院，故我在1996年又自行出资出力盖小南棚三间，2011年全家进行分家析产后新盖四间南房。我父亲去世后，孙某2就不让我正常出入此院，双方曾因此事报警，现孙某2依然以种种理由阻止我进入此院，我无奈向贵院提起诉讼。另外，我父亲去世之前，大概2019年11月份和我说，有10万元钱在孙某2那，我要求依法分割。另外，我要求查询孙某7名下的其它存款并依法继承。孙某2辩称，我要求不同意孙某的诉讼请求，我要求依法继承××号院内房屋及院落。理由如下：1、我是1974年参加工作，在××特区，现已退休。1984年，我们父亲孙某7和母亲张某在延庆区××镇××村××××号院和××号院共建八间北房，同年又在××号院建三间南棚。我参加工作十年，除了每月的饭费，全都把剩余的资金交给父亲建房所用。2012年2月3日正式动工复建××号院南房四间，于2013年4月19日完工，同年又新建东棚一间，并非孙某所说全家在××号院建四间南房及东棚一间。2、孙某遗弃老人，36年来，孙某有赡养能力和赡养条件，但未尽赡养义务，对待二老的日常生活费用、生活用水、住院费用，从来不过问，和陌生人没什么区别。3、孙某虐待父母，前后两次砸老人窗户，第一次是1995年，当时我母亲年事已高，身体有多种疾病，由于受到惊吓和生气，身体日渐虚弱。第二次是2014年9月24日，快进入冬季的时候，我们爷俩只能用塑料布遮挡窗户，室内的温度只有5度6度，由于我父亲患有哮喘，怕着凉，咳嗽更加严重，孙某就连老人用的火炉烧水壶都砸坏，孙某却一走了之，导致我父亲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病情加重，于2019年12月28日离世，老人病逝后，孙某都没到场看一眼，他没有资格继承老人遗产。4、我父亲生前已与我签订协议，由我负担父母的日常生活、医药住院费用，并由我养老送终。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据老人生前遗愿和继承法的规定，由我依法继承××号院北房四间及院内南棚及其它设施。另外，我父亲给的10万元存款是老人给我赡养老人的，2000年给了6万元，后来又给了4万元。孙某3、孙某4、孙某5未答辩，但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第三人孙某6述称，1、我奶奶去世后，据我爷爷陈述，爷爷奶奶口头约定不论二人谁先去世，另一人全权处理身后事务含财产。2、早年我爷爷因为孙某不赡养老人问题起诉过孙某。3、八间北房都是我爷爷名下的财产，当年是我父亲孙某2和孙某出资盖房，确实是孙某出力较多，但是我们家出钱。因为我父亲在××上班，我母亲单位在延庆县城给分了房，我们家就在县城居住，我们盖好了房让我爷爷他们居住。4、虽然孙某和他妻子户口落在××号院，但不能代表房子归他。5、分家单上没有全家人签字，不生效。老人后期通过遗嘱将××号院东侧四间房屋给了我。孙某没有赡养老人，老人意愿是将××号院的四间房屋全部给我父亲孙某2。6、我爷爷给我父亲的遗嘱，我爷爷在世时一直在我爷爷手中，只是孙某没问过遗嘱的问题。7、我爷爷、我父亲孙某2和我不是专业法律人士，对于××号院写的是遗赠抚养协议，但他最初的意思是想把××号院全部给我父亲。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孙某7与被继承人张某生育两子三女，即长子孙某2、次子孙某、长女孙某3、次女孙某5和三女孙某4。孙某6系孙某2之子，孙某2与孙某6均非北京市延庆区××镇××村村民。1984年，孙某7、张某在长子孙某2和次子孙某的帮助下在今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和××号宅院内共建北房八间（××号居东、××号居西，每院各四间北房）。随后××号院和××号院内各建起小南棚三间。1995年，××号和××号院共同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全部登记证孙某7名下。1999年，上述八间北房取得《延庆县房屋所有证》，产权编号为××，并登记在孙某7名下。2000年9月22日，张某去世，张某的父母均先于张某去世。2011年7月1日，在孙某2和孙某在场的情况下，孙某7主持对××号院和××号院进行分家，将××号院北房四间和小南棚三间分给孙某2，将××号院内的四间北房和三间小南棚分给孙某（孙某1），并分别制作《分单》各一份，孙某7在《分单》上签字确认，孙某2和孙某未签字，但均未提出异议。2012年8月1日，孙某7在××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立下《遗嘱》一份，《遗嘱》主要内容为：孙某7决定在其百年之后，××号院内的北房四间、小南棚三间、院落以及属于其所有的生活用品由孙某（孙某1）继承。该《遗嘱》显示有孙某7的签名，日期为2012年8月1日，代书人为吴某、证明人为黄某、陈某。2013年4月，孙某2将××号院内的三间小南棚拆除建成南房四间，并新建东房两间。2013年9月24日，孙某7在××镇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立下《遗嘱》一份，《遗嘱》主要内容为：孙某7决定在其百年之后，××号院内的前排四间房屋、后排四间房屋、东房两间及生活用品由孙子孙某6继承。该《遗嘱》显示有孙某7的签名，日期为2013年9月24日，代书人为吴某、证明人为陈某、王某。2018年6月2日，孙某7在吴某2代书、古某见证下，与孙某2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因次子孙某一直未对孙某7尽赡养义务，为保障孙某7老有所养，孙某7自愿将其名下的××号院房屋赠与给长子孙某2。孙某2自愿接受上述赠与，并负责孙某7有生之年生活等各方面的照顾，对孙某7养老送终。2019年12月28日，孙某7去世，孙某7的父母均先于孙某7去世。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孙某3、孙某4、孙某5均明确表示对父母的遗产放弃继承，并表示尊重孙某7对××号院和××号院房屋的处理安排。另查，截至2019年12月29日，孙某7名下账户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内尚有余额47.02元；而孙某7于生前曾将10万元存款交由孙某2管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三：一是孙某7于2011年7月1日主持对××号院和××号院所进行的分家行为是否有效；二是孙某7分别于2012年8月1日和2013年9月24日所立的《遗嘱》，以及于2018年6月2日与孙某2所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三是孙某7交由孙某2保管的10万元存款如何认定和处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争议焦点一：即孙某7于2011年7月1日主持对××号院和××号院的“分家行为”是否有效。我国《继承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孙某7和张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号院和××号院内各建北房四间和南棚三小间。2000年张某去世，上述房屋在析出孙某7的1/2份额后，剩下的1/2份额转化为张某的遗产，在没有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的情况下，张某的该1/2份额则处于孙某7、孙某2、孙某、孙某3、孙某4、孙某5共同共有状态。我国《物权法》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虽然2011年7月1日，孙某7主持对上述房屋进行分割未征得孙某3、孙某4、孙某5的同意，但本案审理过程中，孙某3、孙某4、孙某5明确表示放弃父母遗产，尊重父亲孙某7对房屋的处理意见，即视为对上述分割行为效力的追认。而另外两位共有人孙某和孙某2虽未在《分单》上签字确认，但亦未提出异议，且在庭审中或认可、或表示当时尊重孙某7的分割处理方案，亦可佐证“分家”当时系真实意思表示。故孙某7于2011年7月1日主持对××号院和××号院内房屋进行的所谓“分家”即房屋分割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其在分割方案中将自己的房屋份额全部赠给孙某2、孙某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院认定孙某7于2011年7月1日主持对××号院和××号院所进行的“分家行为”合法有效。对于争议焦点二：即孙某7分别于2012年8月1日和2013年9月24日所立的《遗嘱》，以及于2018年6月2日与孙某2所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公民可以与抚养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抚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孙某6之父孙某2尚在，作为孙某7的孙子，孙某6不属于孙某7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故孙某7于2013年9月24日所立的《遗嘱》根据其内容和性质应认定为遗赠。相反，孙某2作为孙某7之子，其不符合“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条件要求，其二人不具备成为遗赠抚养协议的双方主体资格。故孙某7于2018年6月2日与孙某2所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将××号院的房产赠与给孙某2，该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赠与合同。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即拥有该房屋所在宅基地的使用权。而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即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获得属于该集体的宅基地的使用权，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赠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上的房屋，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孙某2、孙某6均非北京市延庆区××镇××村村民，故其无权通过接受遗赠或赠与的方式获得孙某7位于××村××号和××号院内的房产。另，我国《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处分的权利。即无论是遗嘱、赠与或遗赠抚养协议，立遗嘱人或赠与人所处分的必须是个人的合法财产。如前文所述，孙某7、孙某2、孙某已于2011年7月1日通过“分家”方式将××号和××号院内的房屋分割完毕，即××号院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孙某2，××号院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孙某。故孙某7分别于2012年8月1日和2013年9月24日所立的《遗嘱》，以及于2018年6月2日与孙某2所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均无效。综上，××号院和××号院内的房屋已于2011年7月1日分割处理完毕，其中××号院内的房屋（北房四间和小南棚三间）的所有权已归属孙某，不属于孙某7的遗产。而宅院是房屋和宅基地的综合体，宅基地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个人及家庭在取得农村房屋所有权的同时，可以同时获得房屋所在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无权取得宅基地的所有权，更不存在继承宅基地一说。所以，对于孙某2要求依法继承××号院房屋及宅院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孙某要求××号院的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三：即孙某7交由孙某2保管的10万元存款该如何认定和处理。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未处分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孙某7将10万元存款交由孙某2保管，但未明确表示将该存款赠与孙某2或用于自己的养老，且孙某2作为孙某7之子，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照顾老人并负担其日常生活开支是其应尽责任，并不能作为其挪用或将老人存款占为己有的理由，故在孙某7去世后，该存款即转化为孙某7的个人遗产。我国《继承法》还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孙某7生前的录像所述，以及孙某7生前欲将××号房产赠与孙某2等事实可认定，孙某7一直由孙某2进行赡养照顾，孙某未对孙某7尽到赡养义务。鉴于此，本院认为从公平角度考虑该10万元存款由孙某2一人继承为宜。对于孙某7名下账户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内的余额47.02元及其利息，本院参照前述10万元存款的处理理由和方式，认为应由孙某2继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北京市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院内的**四间、小南棚三间归孙某所有；二、孙某7遗留的交由孙某2保管的100000元存款由孙某2继承；三、孙某7名下账户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折内的余额47.02元及其利息由孙某2继承；四、驳回孙某、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孙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张 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传生书 记 员  苏晓华-1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