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37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吉平，男，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山东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振兰，女，1955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山东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青，女，198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雨，山东中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莹，男，198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宁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绪鹏，山东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吉平、付振兰因与被上诉人徐青及原审第三人徐莹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891民初4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吉平、付振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徐青的诉讼请求，改判双方之间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无效，并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一、徐青一审中提交的《房产协议证明》系徐青单方伪造的伪证，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该《房产协议证明》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系徐青私自撕开另行伪造粘贴的，中间的字距行距完全不一致，不符合打印文字的编排规则和常理。下半部分的签名与上半部分的内容是经过徐青剪贴的，无法证明该协议内容与下半部分徐吉平、付振兰签名协议是同一内容，不具有真实性，系徐青单方伪造的伪证，根据法律规定单方伪造篡改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徐青单方伪造的该《房产协议证明》打印的内容均不是事实，也不是徐吉平、付振兰的真实意思表示，签名也是被欺骗的情况下签字。1、涉案宅基地及房屋均是徐吉平、付振兰家庭以户为单位享有使用权、所有权、收益权、处置权等相关权利，而且宅基地证的使用权人为徐吉平，而不是徐青的宅基地，徐青至今也没有提供宅基地使用权证书来证明，所以《房产协议证明》中打印的“有本村村民徐青的宅基地”的内容不是事实。2、根据济宁市高新区东城拆迁有限公司文件济东城拆字2010（06）号洸河新苑住宅小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四条1-4款规定“凡具有合法有效证件，以宅基地上建设的房屋北屋按每间进行补偿---”所以徐青没有宅基地证当然不存在其打印的“应有徐青1**平方米的回迁房”内容的事实。3、根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NO：267号中，被拆迁人系徐吉平，与徐青无关，进一步印证了徐青单方伪造的该《房产协议证明》上半部分打印的“有本村村民徐青的宅基地、应有徐青1**平方米的回迁房”等等内容均不是事实，上半部分内容系徐青单方伪造的伪证。4、本案事实是：在徐青的花言巧语欺骗下，作为父母的徐吉平、付振兰当时也曾答应赠与给徐青套房产，但是徐青的承诺是在尽到赡养义务后作为遗产才能交付徐青，在此前提下赠与才能有效。虽然2016年2月17日徐吉平、付振兰予以签字，但是本协议的上半部分内容系徐青单方伪造的，不是双方当时协议约定的内容，更不是当时徐吉平、付振兰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不具有证据效力，为无效协议。三、该伪造的《房产协议证明》侵害了第三人利益，无权处分了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协议。1、《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1款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2、《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所以宅基地以户的名义取得，属家庭共有，并主要根据家庭成员数确定使用面积。该户内所有人均共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本案中均共同为拆迁补偿的利益享有权利人。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如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原则上认定无效。本案中户籍中登记人数为8人，分别是徐吉平、付振兰、徐莹、徐青、李小换、徐福智、徐嘉彤、张嘉兴。该《房产协议证明》的签订人徐吉平、付振兰、徐青侵害了第三人利益，无权处置了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协议。四、该《房产协议证明》性质上系房产赠与合同，徐青没有履行当时约定的进行赡养的合同义务，严重侵害徐吉平、付振兰的合法权益；同时房产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在没有履行完毕前房屋所有权事实上并未发生转移，赠与人可以依法撤销对于受赠人的房屋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本案中徐青在本案起诉后一直没有履行进行赡养的义务，严重侵害徐吉平、付振兰的合法权益；同时该房产赠与合同徐青与徐吉平、付振兰之间没有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也没有交付履行完毕，故房屋所有权事实上并未发生转移，赠与人可以依法撤销对于受赠人的房屋赠与。现徐吉平、付振兰要求依法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综上，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徐青的诉讼请求，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徐青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房产协议证明》合法有效。1、协议是双方经过充分自愿协商签订，其内容客观真实，且有村委会监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2、徐吉平、付振兰一审庭审时对协议原件均进行了认真核实，二人对协议原件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协议并无任何篡改，现徐吉平、付振兰否认协议的真实性，违反了禁止反言原则。3、协议并没有侵害徐莹的利益，徐莹在家庭析产中获得了最大权益。本案当事人是一家人，家庭中原有两处宅基地，徐吉平、付振兰名下宅基地拆迁后获得5号楼1单元13楼西户、2号楼3单元403室(争议房屋)、2号楼3单元2703室(争议房屋)以及240680元现金补偿；另一处宅基地拆迁后获得2号楼2单元402室、2号楼2单元2703室、2号楼3单元1602室及6万多元现金补偿。房屋交付后，徐莹分得5号楼1单元13楼西户、2号楼2单元2703室以及2号楼3单元1602室，另外30多万中的现金也绝大多数由徐莹获得，徐青没有获得一分钱。可见，徐莹在家庭析产中获得最多的利益，其权益并未受到侵害。二、协议不具备解除条件。合同解除需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本案既无法定解除的情形，也无约定解除的情形，徐青该项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协议并非房产赠与合同，实为家庭析产协议。1、首先，赠与合同前提是赠与人对财产有所有权，而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的原因是因为徐青享有宅基地，因此可以获得拆迁安置房屋，徐青获得的拆迁安置房屋并非徐吉平、付振兰的财产，况且协议中徐青支付给徐吉平、付振兰16万元的约定也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不相符。2、徐莹一直居住的5号楼1单元13楼西户系徐吉平、付振兰名下宅基地拆迁后获得的安置房屋，徐吉平、付振兰居住的2号楼2单元402室系以徐莹名义获得拆迁的安置房屋，且两处宅基地获得的现金补偿也绝大部分归徐莹所有，徐吉平、付振兰与徐莹互换拆迁安置房屋及徐莹获得两处宅基地大部分现金补偿的事实也印证了协议家庭成员析产的性质。四、拆迁房屋交付后，徐吉平、付振兰分得2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徐青分得涉案两套房屋(另需给付16万元)，徐莹分得5号楼1单元13楼西户、2号楼2单元2703室以及2号楼3单元1602室房屋及大部分现金补偿款。本来三家相安无事，但之后徐莹陆续将其分得的2号楼2单元2703室以及2号楼3单元1602室房屋出售，徐吉平、付振兰从此开始向徐青要房子，之后，徐吉平、付振兰将自己居住的2号楼2单元402室房屋交给徐莹对外出租，自己反而在外租房居住。综上，本案的缘起皆是因为徐吉平、付振兰过分重男轻女导致，故请二审法庭能够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徐青合法权益。徐莹述称，一、徐青一审中提交的《房产协议证明》系其单方伪造篡改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并且徐吉平、付振兰签名也是在被欺骗情形下所签，不是二人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据不具备证据效力,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涉案宅基地及房屋均是徐吉平、付振兰家庭以户为单位享有使用权、所有权、收益权、处置权等相关权利,而且宅基地证的使用权人为徐吉平，而不是徐青的宅基地。1、根据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9条、《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1款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宅基地以户的名义取得,属家庭共有,并主要根据家庭成员人数确定使用面积。该户内所有人均共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本案中均共同为拆迁补偿的利益享有权利人。2、本案中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侵害了徐莹及其家庭成员李小换、徐福智、徐嘉彤、徐福政的利益，无权处置了上述人员的合法财产权益。《房产协议证明》系无效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三、本案中徐青未履行赡养徐吉平、付振兰的法定义务,对徐吉平、付振兰有虐待行为，严重侵害徐吉平、付振兰的合法权益。况且该房产赠与协议徐青与徐吉平、付振兰之间没有按照《物权法》规定进行房屋产权的变更登记,也没有交付履行完毕,故房屋所有权事实上并未发生转移,徐吉平、付振兰可以依法撤销对于徐青的房屋的赠与。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徐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2016年2月17日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有效。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系二被告之女，第三人徐莹系二被告之子，均是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江庄村村民。2010年江庄村拆迁，家中两套宅基地被纳入拆迁范围，被告徐吉平、第三人徐莹作为被拆迁人办理拆迁房屋算账手续，与拆迁人于2010年8月份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获得6套拆迁安置房屋和部分现金补偿。房屋交付后，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2月17日签订《房产协议证明》，约定洸河新苑2号楼3单元403户和洸河新苑2号楼3单元2703户房屋归原告所有，两套房屋共计174平米；原告把超过132平米以外的42平米房产按2016年2月份市面价格，在房产证办理完毕后，一次性支付给被告徐吉平16万元，被告徐吉平应无条件配合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证明等一系列手续；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处房产就归原告所有。现涉案两处房产均实际由原告占有和使用。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双方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原、被告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该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均在同一户口簿，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中对房屋的分割原因、过程及归属约定明确，且有村委会作为监督方参与，应视为家庭析产的结果，在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后，二被告将在自己名下拆迁协议中的涉案房屋通过《房产协议证明》的方式约定交付原告居住使用，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辩称该协议系由二被告对原告的赠予，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原告徐青要求确认《房产协议证明》有效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二被告辩称《房产协议证明》是其家中发生难以承受的变故，精神混沌的状态下签订，此协议仅为被告作为父母对女儿的赠予，因房产没有过户，所有权仍为被告，现被告撤回得原告的赠予，被告提供的证据既不能反驳原告的主张，也与协议内容不符，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徐青与被告徐吉平、付振兰2016年2月17日签订的《房产协议证明》为有效协议。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徐吉平、付振兰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协议是徐吉平、付振兰与徐青在会人员的监督下签订的，协议内容明确载明“有本村村民徐青的宅基地，所以拆迁分房应有徐青1**平方米的回迁房，另加村里补贴徐青母子两人每人6平方米房产，共计132平方米，在拆迁办理房屋算账手续时一并算在徐青的父亲徐吉平名下”，双方已对徐青应分得回迁房的事实予以明确，徐吉平、付振兰主张所涉房屋是对徐青的赠与，明显与协议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徐吉平、付振兰主张系受到徐青的欺骗签订的该协议，该协议是在人员的监督证明下由双方达成的，会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加盖村委会印章并有村委参与人员签字，故徐吉平、付振兰主张签订该协议系受到徐青的欺骗，本院不予采信。徐吉平、付振兰上诉主张该协议书系徐青伪造，对被撕成两半的房产协议证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一审庭审中徐吉平、付振兰已认可其在协议上的签字，并未提出其他异议，二审中又主张该协议系伪造，经本院释明后，徐吉平、付振兰未在限定期间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视为放弃，对徐吉平、付振兰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徐吉平、付振兰主张涉案协议侵害了第三人的利益，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确认涉案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徐吉平、付振兰上诉要求与徐青解除涉案协议，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吉平、付振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徐吉平、付振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