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82民初8107号原告：戴建科，男，1970年6月9日生，汉族，医师，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江苏景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邳州市东大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新城区建设北路与海河路交汇处。法定代表人：刘井池，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成，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戴建科与被告邳州市东大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大医院）合同纠纷（立案案由为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于2020年10月14日、10月24日、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建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被告东大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成、王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建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净资产返还说明》约定，向原告返还20万元净资产；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05年4月16日，原邳州市东方医院（以下简称东方医院）成立。2010年1月8日，原东方医院和案外人江苏法莱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莱特公司；后更名为江苏洪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洪晟公司）协商决定，由东方医院合伙人与法莱特公司共同参股设立被告东大医院，被告对原东方医院的全部资产进行收购，收购款以被告向原告东方医院合伙人返还净资产的方式支付。2011年9月19日，被告公司成立，成立之后按照约定收购了原东方医院的全部资产，并自2012年7月至2013年10月期间，陆续按照约定向东方医院原合伙人每人返还了49万元，目前，被告仍欠每人20万元未付。原告作为东方医院的合伙人之一，对被告享有债权。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大医院辩称：1.东大医院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签订任何合同，也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3.东方医院已经向原告支付了远超20万元的货币资金或相关权益（指东大医院的股权）。4.原告所称的与东大医院签订收购资产的无名合同，根本不存在，原告应提供由东大医院向东方医院合伙人支付净资产的方式来履行义务的相关条款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戴建科主张系基于和被告之间建立的无名合同主张权利，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净资产返还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东方医院原合伙人与案外人法莱特公司共同参股建立东大医院，东大医院承诺向东方医院原合伙人返还净资产69万元。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返还说明东方医院的院长花学修、法定代表人刘井池、领款人许旭所写，是东方医院人员对其发放款项的说明，与被告无关。2、《东方医院股东净资产返还》（表）复印件一份、《老股东净资产返还》（表）复印件八张，证明东大医院按照双方的约定向原告等东方医院合伙人支付收购款，自2012年7月12日至今，每人支付了49万元，尚欠20万元。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在履行融资租赁协议时，有部分款项是受东方医院的指派而支付给东方医院的合伙人，并不代表东大医院负有合同上向东方医院合伙人支付款项的义务，此代为支付的行为，仅仅是配合东方医院。3、催款函及邮件交寄单各一份，证明原告于诉讼前的2020年6月24日向被告寄送了催款函，要求被告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20万元，被告收到催款函后也主动联系了原告，但未支付。被告质证认为催款函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4、（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办理过程中于2015年7月3日和2015年10月13日所形成的庭审笔录各一份、（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东大医院自认与东方医院原合伙人达成了合作办医的意思表示，且自认支付了部分净资产返还款。通过其自认，能够证明被告尚欠20万元净资产返还款。该净资产返还款的性质，就是支付东方医院融资租赁的费用，实际是因为东方医院系民办非营利企业性质，无法直接收购，才的采用了融资租赁的方式变向收购。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所载明的内容均没有明确东大医院有义务以返还净资产的方法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在实践中以返还净资产的方法支付部分款项仅仅是因为受东方医院的委托代为向其债务人支付，不构成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5、2015年3月7日被告出具给其公司股东的公开信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公开信明确陈述了被告因东方医院性质特殊，以支付净资产的方式支付了（融资租赁）合同的对价。被告质证认为，公开信同样表明以净资产返还方式支付部分款项是受东方医院的委托向相关人员支付，而不是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义务，且融资租赁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该证据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任何关联。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东大医院设立时，出资人潘志韬投资款的进账单二份，证明东大医院设立时，东方医院以出资人潘志韬的名义向东大医院支付了投资款1470万元。2、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2014年东大医院的股东潘志韬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潘志韬将其持有的东大医院股权分别向原告等三十多人每人转让了374210元，原告并未向潘志韬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但东大医院的股东权益已计入原告名下。3、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等人与各自的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原告持有的东大医院全部股权以1009210元转让给受让方，原告已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了增值的收益大约160万元。4、财务凭证一组，证明原告已经实际领取了被告所举证据3中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金额远超《净资产返还说明》所载明的尚欠20万元。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四组证据综合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四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仅凭被告的举证无法证明东方医院委托潘志韬向东大医院投资，只能证明潘志韬本人的投资；潘志韬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其和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欠款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原告受让潘志韬的股份后，就成为被告的合法股东，并有权转让股权，且应该是受让人向原告支付对价，而不是东大医院返还的对价。原告为反驳被告的抗辩主张及进一步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江苏淮海会计师事务所于2011年9月16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复印件一份、2014年5月8日被告东大医院的股东会决议（之一）复印件一份，证明案外人潘志韬代持了原告在东大医院的374210元的股份，还代持了案外人洪晟公司的股权，潘志韬是实缴出资，且资金全部来源于东方医院，性质就是本案的净资产返还款。2、2014年5月8日被告东大医院的股东会决议（之二）复印件一份，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在2014年5月依法向被告以货币形式每人增资63500元，出资合法有效。3、被告东大医院的章程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曾是被告的合法股东，有权对股权进行处分，转让款即便高于实际出资，也是股权的增值，与被告无关；且潘志韬代原告出资的时间是2011年9月16日，本案的《净资产返还说明》是2013年，如按照被告的陈述潘志韬的出资是东方医院的资产返还款，则被告就无必要再向原告出具返还说明，更没有理由从2012年开始陆续向原告等人偿还49万元返还款。被告以股权投资款混淆本案的欠款，没有根据。被告对上述三组证据综合质证后，对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股东会的两份决议和公司章程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股东会决议所提到的635000元中，原告实际增资是40万元，另外235000元是东大医院以支付东方医院净资产的方式向原告名下存入了235000元作为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被告为进一步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活期存款账户明细查询表一份；2、银行存款凭证复印件九张；3、东大医院个人股东出资明细表（截至2014年底）一张；4、侯某,4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东大医院通过侯某,4的银行卡支取了九笔现金合计8995000元，用于代包括原告在内的43名自然人股东支付2014年东大医院的增资款，其中代原告支付了235000元作为对原告（东方医院合伙人）净资产的返还。5、东方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一份；6、东方医院章程复印件一份。证明东方医院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不得分配单位盈利，终止时也不得分配剩余财产，依据章程规定，合伙人投入的开办资产，退伙时不能返还，生育财产应按法律规定处理。7、证人侯某,4的出庭证言，证明东大医院已通过侯某,4的银行账户向原告支付了2014年东大医院的增资扩股235000元。侯某,4出庭陈述“东大医院增资扩股，钱是我经手办理的，东大医院的领导说要增资扩股，需要把钱打到公司的公户上，是2014年4月份的时候……”等内容。原告对上述七组证据质证后认为：无法核实证据1的真实性，即便真实也只能证明侯某,4九次从银行取现，无法证明现金用途；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只能证明花学修等人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东大医院出资，无法证实被告的观点；证据3系被告单方制作，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此属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即便内容属实，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反而能够证实原告出资的出资是合法的，侯某,4陈述的增资款并不是本案争议的净资产返还款；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对证据7侯某,4的证言，因侯某,4是东大医院的工作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其证词不应得到认可。对上述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均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交的催款函，本院仅对该催款函在形式上存在这一事实予以确认，其内容上仍属于原告的诉讼主张。对原告提交的江苏淮海会计师事务验资报告复印件，因无法核实来源和原件，本院对该复印件的证据能力不予确认。被告提交的来源于金融机构的活期存款账户明细查询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东大医院个人股东出资明细表，因系被告单方制作，对其证据能力，本院不予确认。对证人侯某,4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言，因侯某,4在2020年10月24日庭审中对于其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20年10月23日的情况说明的形成时间陈述不清，本院对侯某,4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和证言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诉讼中，由于原、被告双方多次提及东方医院与东大医院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本院自关联案件中调取了该合同复印件，原、被告双方经核对后，对该合同复印件内容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戴建科与刘井池、花学修等35名合伙人，于2005年4月16日通过东方医院章程，每人出资20万元，共同创立东方医院（民办非营利性医院机构，于2009年8月1日由邳州市卫生局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于2011年4月10日由邳州市民政局颁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2015年7月31日前的登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刘井池。）2011年8月10日，东方医院与东大医院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主要内容为：“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本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为东方医院现有包括固定资产，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东方医院向东大医院交付上述租赁物。东大医院接收上述租赁物后，将以东大医院的名义从事东方医院原有的经营活动，租赁期限自2012年2月1日至2015年2月1日。租金总额为5773267元，分三次支付，其中2012年12月31日支付2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支付200万元、2014年12月31日支付剩余1773267元。在合同期内，租赁物所有权属于东方医院，东大医院除非征得东方医院书面同意，不得转让、转租、抵押租赁物或者将其投资给第三者，也不得将租赁物迁离《租金概算表》中记载的场所或允许第三人使用。在合同期内，租赁物使用权属于东大医院，东大医院在未取得医疗经营资格证书之前，将借用东方医院的医疗经营资格证书进行经营活动，东方医院应无偿提供。租赁利率为年利率6.65%。东大医院付清全部租金及其他款项后，由东方医院出具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证明书，租赁物的所有权转归东大医院所有。”合同尾部由刘井池签名并加盖东方医院印章，戚玉珍签名并加盖东大医院印章。东大医院于2011年9月19日经工商登记设立，设立时的股东为潘志韬、法莱特公司。2014年5月8日，东大医院股东会决议，潘志韬将拥有的1470万元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其中转让给原告374210元）。当日，潘志韬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前述股权转让给原告。诉讼中，原告自认可潘志韬作为东大医院股东时替原告等人代持股份。2013年3月25日，刘井池、花学修、许旭签名出具《净资产返还说明》一份，内容为：“东方医院合伙人和南京法莱特有限公司共同参股建立东大医院，东大医院返还东方医院原合伙人净资产每人69万元，已返还25万元，尚有44万元未返还。原东方医院合伙人、现东大医院股东许旭因本人及家庭原因提出辞职离开东大医院，并作股权转让。故一次性返还许旭净资产44万元。”在《净资产返还说明》出具前和出具后的2012年7月、2012年9月、2012年10月、2012年12月、2013年4月、2013年6月、2013年8月、2013年10月，东方医院原合伙人在《老股东净资产返还》（表）上签名或者由其他合伙人代签，刘井池、花学修均于每次支付款项时在表格底部签名确认。原告领取了49万元。2015年3月16日，东方医院以前述“租赁合同”无效为由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并要求东大医院返还相应财产，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东方医院的诉讼请求。（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裁定驳回了东方医院的起诉。）2016年12月15日，原告将所持东大医院1009210元的股权，以166万元价格转让给案外人蔡武。诉讼中，本院要求原告明确据以证明和被告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证据是哪些，原告答称依据的是《净资产返还说明》、（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中被告的陈述、被告向东大医院股东的公开信。并指出（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2015年7月3日证据交换笔录第七页的证据目录6-2中，被告自认东方医院的合伙人达成合作办医的；第九页证据八、九、十中，被告自认自2012年7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分八次返还。（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10月13日第八页被告自己陈述“如果没有支付，你们可以起诉我……”，第九页第五行被告自认向原告支付净资产返还款的来源来自东大医院有限公司而并非被告所谓的受东方医院授权。公开信第一页的最后一行到第二页第一行东大医院自认因国家对特别机构资产的限制，因此以净资产返还的方式支付对价，该净资产返还对应的就是净资产返还说明。上述原告提及的笔录及公开信的相关内容，分别为：1、（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2015年7月3日证据交换笔录第七页，东大医院所举第六组证据的第二项证明对象“邳州市东方医院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邳州与答辩人合作办医，经过内部讨论和决策程序，其对外签订《租赁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2、（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2015年7月3日证据交换笔录第九页，东大医院所举第七、八、九组证据的第二项证明对象“在花学修院长的主持下，自2012年7月至2013年10月，分八次向邳州市东方医院创办人发放了净资产返还款/退伙费，共计1621万元。”3、（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2015年10月13日开庭笔录第八页，东大医院的诉讼代理人在回答东方医院的诉讼代理人提问“被告认为和东方医院之间存在租赁关系，有没有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时，回答“如果我们没有支付租金，你可以提起诉请，我们支付租金的方法是向合伙人以返还净资产的方式支付。”4、（2015）徐商初字第00130号案件2015年10月13日开庭笔录第九页，东大医院的诉讼代理人在回答东方医院的诉讼代理人提问“该笔净资产返还的资金来源于东大医院还是东大医院有限公司”时，回答“东大医院有限公司。”5、2015年3月7日被告东大医院出具给其公司股东的公开信中“根据租赁协议，东大医院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出于国家对特别机构的资产有特别管理规定的原因，以支付净资产返还款的方式支付了租赁合同的对价……”。诉讼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花学修、刘井池在出具《净资产返还说明》时是代表被告东大医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存在诸多争议，但基于诉辩主张而产生的核心争议，则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合同关系。只有合同成立且有效的情况下，原告才有权要求被告基于合同履行义务，为此，原告应提交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按照法律规定，合同的订立，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原告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合同在何时以何种形式产生、约定了什么内容，也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在原、被告之间发生过磋商、达成了合意。原告据以主张双方间存在合同关系的证据，主要是被告在关联诉讼案件中所举的证据、庭审陈述和被告对其自己股东的公开信等，原告以此主张被告已经认可了承诺向原告返还69万元、已返还49万元、尚欠20万元的事实。但通观这些证据材料，被告东大医院的回答、陈述或观点，从语境和内容上均是对东方医院与东大医院的租赁合同纠纷的回应，并无自认与原告订立了相关合同且尚欠原告20万元之文意。而《净资产返还说明》、《老股东净资产返还》（表）等材料本身无被告东大医院的单位盖章，在被告提出出具人并非代表被告东大医院而系代表东方医院后，原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花学修、刘井池等人在出具这些材料时代表且有权代表被告东大医院；且该材料是东大医院在抗辩东方医院主张“租赁合同”无效时所举证，内容上并无原、被告之间有合同约定的记载，所记载的付款情况从逻辑上也无法倒推出原、被告之间当然存在合同这一结果。原告提供的证据，从整体上，对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言，并未达到高度可能性这一证明要求。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和被告存在合同关系，证据不充足，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戴建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计2150元，由原告戴建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曹卫祥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刘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