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传伟，男，197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铜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江，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金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海岸金城商住楼******。 法定代表人：徐立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江，广东东方星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升宣，男，195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洪伟，男，1957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江，广东东方星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于道平，男，1962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 原审第三人：符皓光，男，1954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原审第三人：林书顺（与林天海为同一人），男，195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上诉人罗传伟、海南金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缘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升宣、徐洪伟及原审第三人于道平、符皓光、林书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2018）琼民撤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不开庭并组织互联网在线询问，上诉人罗传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江，上诉人金缘公司与被上诉人徐洪伟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江于线上接受本院询问并陈述了意见。经本院依法通知、传唤，被上诉人刘升宣没有接受连线。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传伟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高院（2018）琼民撤7号民事裁定；2.指令海南高院审理本案；3.由刘升宣、金缘公司及徐洪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用；4.撤销海南高院（2017）琼民终3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海南高院369号民事判决，所涉案件简称原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1.海南高院369号民事判决内容错误，损害罗传伟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原案法院毫无根据地认定了“股权转让实际发生在刘升宣与金缘公司之间，与罗传伟等人无关”，即等同于认定罗传伟等人是挂名股东，是替金缘公司持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认定是错误的。罗传伟、符皓光、林书顺（以下简称罗传伟等三人）是海南昊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绅公司）的真实出资股东，有原始出资的银行付款凭证、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为证。人民法院作出上述认定违反法律规定，无异于直接剥夺了罗传伟等三人的财产。2010年8月28日形成的《海南昊绅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是由罗传伟等三人参与签订的，而2014年4月25日的《关于“昊绅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未经罗传伟等三人授权金缘公司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该《解除协议》第六条第三款关于“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各股东或授权人签字按手印或盖章后生效”的约定，一直没有生效。原案法院认定该《解除协议》是已生效的有效协议，并以此作出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解除协议》虽然没有直接为罗传伟等三人设定义务，表面上没有侵害罗传伟等三人的利益，但实质上严重侵害了罗传伟等三人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协议》中断履行后，继续履行或解除、解除条件是什么以及由谁来承担违约责任等，作为案涉股权转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罗传伟对此有参与决定的权利，这是金缘公司无权替代的。虽然罗传伟有权要求金缘公司就其与刘升宣串通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但有些权利和损失却是无法实现的。2.罗传伟与原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海南高院（2018）琼民撤7号民事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原案是建立在错误认定《解除协议》以及此后形成的《关于终止2014年4月25日签订关于〈“海南昊绅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的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已生效、有效基础上的，其判决结果必然损害，至少是影响了罗传伟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曲解了法律关于第三人的规定，错误地认为“只要《解除协议》《终止协议》和海南高院369号民事判决没有提到罗传伟，没有让罗传伟承担责任，就与罗传伟无关，就不涉及罗传伟的利益”。一审法院不顾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断章取义作出推断，违反了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一方面将于道平、符皓光、林书顺认定为第三人，另一方面又认定罗传伟不是第三人，互相矛盾。据此，罗传伟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应予支持。 金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高院（2018）琼民撤7号民事裁定；2.本案发回海南高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罗传伟等三人是昊绅公司设立时的原始出资股东，相关裁判结果直接剥夺了他们的股权及财产权等相关权利。昊绅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材料载明，罗传伟等三人是昊绅公司的创设发起人，参加签署了昊绅公司章程，向昊绅公司投入了经过验资的注册资本金，是昊绅公司的股东，持有昊绅公司的股权。而原案否定了他们的股东资格，认定他们在昊绅公司没有股权，剥夺了他们的股东财产。原案中，在罗传伟等三人没有参加该案诉讼的情况下，在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出资是金缘公司出资，他们是替金缘公司代持股权这些基本证据的情况下，原案法院仅凭主观臆断就作此认定，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二）本案中，人民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双方实际当事人就是刘升宣与金缘公司，《解除协议》没有为罗传伟、符皓光设定义务，与事实严重不符。金缘公司是昊绅公司的大股东，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其收取全部股权转让款是正常的，而约定转让方内部股权款的分配与受让方无关，恰好说明转让方内部存在股权转让款分配问题，反映了包括罗传伟等三人在内的股东都是昊绅公司的真实股东。而《解除协议》约定由金缘公司将1亿元退给刘升宣，该协议是金缘公司背着罗传伟等三人私下与刘升宣签订的，金缘公司自愿将此前收取的刘升宣代于道平支付的1亿元股权转让款退给刘升宣，这是金缘公司的过错，与罗传伟等三人无关。无法以此说明金缘公司能够代表罗传伟等三人。《解除协议》属于协议解除，解除的后果还涉及符皓光名下8%的股权处分，如果罗传伟等三人参加该《解除协议》的条款协商，那么他们有可能不同意解除，要求继续履行；或者同意解除，但《股权转让合同》受让方于道平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这些都是金缘公司无法替代决定的。本案名为转让昊绅公司股权，但实际上转让的是昊绅公司名下的“新侨水庄”土地项目，该项目一直处于停建状态。罗传伟等三人参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及于道平的履行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故其等待项目正式建设后再主张权利是正常的；罗传伟等三人也没有长达七年从不过问；且其不知道刘升宣，更不知金缘公司与刘升宣签订了《解除协议》。（三）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解除协议》没有生效；即使生效，也是无效合同。《股权转让协议》是由罗传伟等三人参加签订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解除协议》需要罗传伟等三人参加签订才符合基本常识，才能生效。因《股权转让协议》涉及昊绅公司土地资产的转让，所以于道平才要求昊绅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上以保证人的名义加盖了公章。《解除协议》同样涉及昊绅公司土地项目的退还问题，昊绅公司不参与签订，合同自然不能生效。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取得原《股权转让协议》所有签约主体，包括罗传伟等三人的同意，该转让行为才有效。在《解除协议》签订时，《股权转让协议》只履行了一部分。一审法院将《股权转让协议》曲解为一份已经全部得到履行的协议，且《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所有昊绅公司的股东都已经没有股权，从而认为《解除协议》是一份新的协议，与昊绅公司原股东无关，造成错误裁判。金缘公司承认、陈述了刘升宣本身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签约人，罗传伟等三人对签订《解除协议》及刘升宣利用《解除协议》将符皓光的8%的股权过户给他人均不知情。原案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恶意串通，是错误的。（四）原案裁判结果严重错误，损害了罗传伟的合法民事权益。原案处理结果与罗传伟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即罗传伟与原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据此，罗传伟有权提起撤销之诉，其请求应予支持。 徐洪伟称其答辩意见与金缘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刘升宣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于道平、符皓光、林书顺未提交书面意见。 罗传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海南高院369号民事判决及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0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2.确认《解除协议》及《终止协议》为无效合同；3.一审案件受理费279800元由刘升宣、金缘公司及徐洪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对生效裁判提起的诉讼，鉴于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法律稳定性，在原告主体适格性问题上，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即提起撤销之诉的原告必须是生效裁判案件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符合该款规定的其他条件。本案中，罗传伟请求撤销海南高院369号民事判决。首先，刘升宣在原案中请求解除与徐洪伟签订《终止协议》，依据与金缘公司、徐洪伟签订的《解除协议》偿还投资款及支付违约金，上述两份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刘升宣、金缘公司和徐洪伟。罗传伟未在上述两份协议上签名，不是两份协议的合同当事人，协议中也并未设定罗传伟的义务。《解除协议》《终止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并未影响罗传伟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应享有的权益。根据《股权转让合同》中关于“受让方将股权款支付到转让方共同指定的任意一方的名下，转让方内部股权款的分配与受让方无关”的约定，在受让方将股权款10000万元支付给金缘公司，罗传伟将昊绅公司3.2%的股权于2010年10月9日过户至受让方指定人的名下后，罗传伟股权款的分配与受让方无关，如罗传伟认为其权利受损害可依约向金缘公司主张权利。其次，海南高院369号民事判决解除《终止协议》，由金缘公司偿还投资款及支付违约金给刘升宣，并未判决罗传伟承担偿还投资款或支付违约金等义务。该处理结果亦未涉及或损害罗传伟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权益，与罗传伟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罗传伟不是原案的适格第三人，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2020年1月6日，海南高院作出（2018）琼民撤7号民事裁定：驳回罗传伟的起诉。罗传伟预交的案件受理费279800元予以退还。 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而非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原案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予再审的情形，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根据审执分立原则，本院亦无法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处理原案执行是否应予中止的问题。故罗传伟于本案中提交原案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新证据并称应作为本案裁判重要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而其关于“裁定中止对原案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向该案执行法院提出。因此，本案的审理重点是罗传伟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是指对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原案中，刘升宣诉请解除《终止协议》，金缘公司、徐洪伟返还3500万元股权投资款及违约金。原案所涉《终止协议》《解除协议》的合同相对方系刘升宣、金缘公司和徐洪伟，罗传伟不是上述两份协议的当事人且未签字，两份协议中并未设定罗传伟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一般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通常只在签订合同的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故两份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不影响罗传伟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向金缘公司主张权利。因此，罗传伟对原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不享有独立请求权。而罗传伟、金缘公司如因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产生争议、或者金缘公司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等，显属其他法律关系。罗传伟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案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使原案处理结果在事实上对罗传伟的利益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且其是否参与原案审理，对查明另案基本事实无意义，故罗传伟亦不属原案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至于金缘公司主张原案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其与刘升宣存在恶意串通等问题，因金缘公司系原案当事人，且该公司已在原案中主张权利，故本院不予理涉。对金缘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中与罗传伟相同的部分，本院不再重复评判。 综上，罗传伟、金缘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 蕾 审判员 刘少阳 审判员 高燕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申晗 书记员张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