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56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执行案外人）：上海昊乘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 法定代表人：诸葛嘉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毓，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兴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申请执行人）：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兴华南街** 法定代表人：王俊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礼，河南法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芳，河南法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上海大乘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路******div style="font-size: 15pt; font-family: 宋体; 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法定代表人：白志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录军，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上海昊乘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昊乘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郑州市正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正岩公司）、一审第三人上海大乘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乘行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民终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上海昊乘公司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请求法院再审本案。主要事实与理由：（一）股权权属的认定应根据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以工商登记文件记载为准。河南坤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坤港公司）是上海昊乘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2014年12月31日，上海昊乘公司将所持有的河南坤港公司60%股权转让给郑州市永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永威公司），其后根据工商登记载明，上海昊乘公司仍持股40%，并于2016年1月11日按持股比例实缴400万元出资款，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实际参与河南坤港公司的管理及案涉“永威南樾”项目的经营、分红等。上海大乘行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及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均认可其对案涉股权已不享有任何权益，原审法院脱离工商登记及实际权属状态，径直将案涉河南坤港公司股权归为上海大乘行公司的执行财产，系认定事实错误。（二）河南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昊海公司）系案涉项目的原始投资人，持有上海昊乘公司50%股权的股东，也是河南坤港公司股权及其收益的最终受益人，并实际以上海昊乘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了案涉项目投资与运营管理。2010年至2011年期间，河南昊海公司向案涉项目原实施方河南豫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豫发公司）转款共计740万元，用于购买案涉项目土地，此后河南坤港公司在收购河南豫发公司所持郑州港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港荣公司）的全部股权时，股权收购资金来源就包括了河南昊海公司最初所投资的740万元。二审法院无视河南坤港公司股权登记及实际权属状态，径直将原本属于上海昊乘公司的股权判归上海大乘行公司，导致上海昊乘公司资产价值全无，掠夺了河南昊海公司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郑州永威公司财务人员李平所出具的《情况介绍》：“项目合作方所对接人为冯亮、会计人员为王颖慧”，以上两人均为河南昊海公司方的工作人员，并非上海大乘行公司的人员。郑州永威公司在案涉项目管理、分红等多个方面均明确承认上海昊乘公司为实际权益人。而反观一审法院对郑州永威公司财务人员李平的《询问笔录》记载，李平仅为郑州永威公司一般财务人员，并非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郑州永威公司；且李平此后已通过《情况说明》自认其是在不了解合作实际股权架构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表示。从案涉项目合作方郑州永威公司的立场来看，在合作管理、协议分红、股权转让等多个方面，均以上海昊乘公司作为相对方，明确承认上海昊乘公司实际享有的权益。（三）2015年10月12日，上海大乘行公司与上海久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久格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大乘行公司以1500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上海昊乘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上海久格公司。上海久格公司已从上海大乘行公司处受让上海昊乘公司股权，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是目前上海昊乘公司持股50%的合法股东，原审判决侵犯了上海久格公司的股东合法权益。（四）上海昊乘公司从未与上海大乘行公司就河南坤港公司股权建立任何形式的代持关系，原审法院根据《合作开发协议》来片面推测，认定上海大乘行公司实际持有河南坤港公司股权，缺乏证据。《合作开发协议》仅为上海大乘行公司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产生处分、变动案涉股权权属的效力，且因该协议表述失实，也并未得以实际履行。2014年11月20日《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付振东虽为上海大乘行公司、上海昊乘公司、河南坤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合作开发协议》中仅以上海大乘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章，没有上海昊乘公司、河南坤港公司的签章，不能产生代表上海昊乘公司、河南坤港公司的效力，不能据此认定上海昊乘公司、河南坤港公司也知悉并认可该协议。《合作开发协议》《港荣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仅在2500万元抵偿款债权部分存在重合，不能以偏概全地认定三份协议内容均相互印证，并将全部协议内容推定为客观真实来认定股权归属。该2500万元债权实际由河南昊海公司投资款、郑州永威公司对上海大乘行公司的借款所构成，上海大乘行公司并没有任何实际投资。综上所述，上海昊乘公司才是河南坤港公司的合法登记股东、案涉永威南樾项目的实际投资人；上海大乘行公司对河南坤港公司及案涉永威南樾项目没有任何实际投资，且已在净获4250万元利益的情况下全面退出。一审法院对上海大乘行公司进行执行时，错误地将原本属于上海昊乘公司的河南坤港公司40%股权及预期收益作为上海大乘行公司的财产予以冻结，严重违法。 郑州正岩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上海大乘行公司为河南坤港公司40%股权的实际投资人，上海昊乘公司系代上海大乘行公司持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上海昊乘公司和上海大乘行公司是否存在代持河南坤港公司股权的关系。对该问题的审查应结合代持股权协议、实际投资和经营等方面，综合认定。 关于代持股权协议。2014年11月20日上海大乘行公司与郑州永威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上海大乘行公司持有河南坤港公司40%的股权，郑州永威公司持有河南坤港公司60%的股权，上海大乘行公司指定其子公司上海昊乘公司为合资公司的持股公司。该《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时任上海大乘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付振东，还同时是上海昊乘公司、河南坤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协议未加盖上海昊乘公司公章，但结合此后合同履行情况，《合作开发协议》是各方践行的基础。上海昊乘公司原审时并未完全否定《合作开发协议》，但称合作各方以实际履行行为变更了部分协议内容，根据举证规则，主张法律关系变更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且《合作开发协议》约定：上海大乘行公司所有河南坤港公司40%股权的转让应当经过郑州永威公司同意，上海昊乘公司未提交其与郑州永威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不足以证明合同主体变更为上海昊乘公司。 关于实际投资和经营情况。河南豫发公司与郑州永威公司签订《郑州港荣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河南豫发公司同意上海大乘行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河南豫发公司的全部债权可以冲抵郑州永威公司应支付的2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即上海大乘行公司向河南豫发公司支付的2500万元投资款冲抵应向河南豫发公司支付的郑州港荣公司股权转让款。根据《合作开发协议》，上海大乘行公司投资合资公司的21892万元有两部分组成，除19392万元由郑州永威公司无息借给上海大乘行公司，其余上海大乘行公司对河南豫发公司享有的2500万元债权视同已投入合资公司。而上海昊乘公司方面则缺乏其对河南坤港公司间接持有永威南樾项目直接投资的证据。上海昊乘公司还主张其是河南坤港公司的实际股东，并提交了其2016年1月11日向河南坤港公司付款400万元的银行凭证，但该款项内容是“拨款”而未被注明“出资”，不足以证明其对河南坤港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 综上，原审判决根据优势证据及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上海大乘行公司系河南坤港公司40%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并无不当，上海昊乘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海昊乘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孔 玲 审判员 李相波 审判员 宁 晟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刘平安 书记员袁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