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黔民申40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伍湘涛，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施秉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梁钧，男，197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施秉县。一审被告：贵州省施秉县新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原施秉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施秉县城关镇云台路。法定代表人：潘军，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伍湘涛因与被申请人梁钧及一审被告贵州省施秉县新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新建房开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26民终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伍湘涛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法院判决新建房开公司对《房屋转让协议》和《公证书》的“合法性具有合理信赖”认定事实错误。无证据证实《房屋转让协议》和《公证书》是否依法订立和依法公证，新建房开公司应梁钧要求重新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其并未按《房屋转让协议》内容约定变更“三十八间房屋”占用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属，而是应梁钧要求用《房屋转让协议》作掩盖，故意将三十八间房屋占用之外的土地权属擅自变更在梁钧名下，二审判决在明知涉案土地上并未全部建房，还预留有“空地”的情况下判决，侵害伍湘涛的合法权益；2.新建房开公司对伍湘涛于1997年1月20日合法取得土地使用范围是知道的，其在梁钧要求的同时应通知伍湘涛及其亲属到场，共同协商解决《房屋转让协议》的内容，而其并未通知伍湘涛等人，擅自将伍湘涛并未转让的房屋占用土地权属和空地权属重复转让在梁钧名下，证实新建房开公司具有主观上的故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3.梁钧、新建房开公司对伍湘涛于1997年9月1日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和该地上的房屋所有权抵押给施秉县工行贷款的事实是知道的，有新建房开公司在1997年8月26日向施秉县工行出具的证明书为证，因此，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在明知案涉土地已抵押且《房屋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是三十八间房的情况下，于1997年6月20日与梁钧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将案涉地300平方米转给梁钧，损害伍湘涛及其亲属、施秉县工商银行的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4.二审判决认定《土地转让协议》日期系书写原因而将“元月”近似为“六月”，不存在“倒签日期的恶意”并无证据证明。伍湘涛在一审中提交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中记载“使用年限：1997年6月20日至年月日”，该申请表所登记日期是根据的《土地转让协议》日期进行登记的，因此，证实梁钧与新建房开公司存在倒签日期的恶意。据此，伍湘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伍湘涛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如下材料作为新证据：1.土地转让土方，拟证明伍湘涛与新建房开公司转让得300平方米土地转让使用权；2.房屋转让协议，拟证明新建房开公司并未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变更土地权属的事实，并故意变更伍湘涛未转让土地的事实；3.证明书，拟证明新建房开公司于1997年8月26日向施秉县工商银行出具证明并明知案涉地已抵押的事实；4.房屋所有权抵押登记证明书，拟证明案涉地已于1997年9月1日抵押给施秉县工商银行；5.（2019）黔26民终142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二审法院裁定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重复转让土地及二审承办法官明知该裁定的事实；6.协议书，拟证明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擅自变更伍湘涛未转让土地的权属；7.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倒签土地转让《协议书》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第三百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四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之规定，本院围绕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了审查。关于新证据是否成立问题。经查，伍湘涛在本院审查期间提供的材料在原审中已经提交，双方当事人已进行质证，该证据不符合民诉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三）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提起诉讼的”规定的情形，不符合新证据的形式要件。故伍湘涛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二审中，伍湘涛主张梁钧与新建房开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要求确认梁钧与新建房开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第一，庭审中伍湘涛认可《房屋转让协议》是其及其父伍俊峰与梁钧及其母王学玲共同签订，该协议约定“经双方签字后到施秉县公证处办理公证生效”，而（2001）施证字第89号《公证书》上有公证员、公证处签章，新建房开公司对案涉《公证书》和《房屋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具有合理信赖，从而应梁钧要求与梁钧重新签订《协议书》符合常理。至于伍湘涛主张新建房开公司将三十八间房屋占用之外的土地权属擅自变更在梁钧名下侵犯其合法权益，从本案看，伍湘涛在原审的诉求是要求确认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对于超出诉讼请求部分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伍湘涛主张新建房开公司并未通知伍湘涛及其亲属即与梁钧签订协议，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因新建房开公司基于合理信赖与梁钧签订协议，其未通知伍湘涛及其亲属，并不能说明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存在恶意串通。伍湘涛主张《房屋转让协议》不是伍俊峰本人签字，是其违法代签，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之规定，伍湘涛的该主张与其在原审中的陈述不一致，且未充分说明理由，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原审认定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并无不当；第二，关于案涉地是否在办理抵押的情况下被转让的问题。经查，新建房开公司出具《证明》，同意伍湘涛就案涉地及地上附作物所有权作为贷款抵押，但伍湘涛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梁钧已知案涉地已办理抵押登记。且梁钧已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8）黔26行初120号行政裁定书已驳回伍湘涛的起诉。另，施秉县工商银行并未就案涉地的转让作为抵押权人提出异议，因此伍湘涛的该项理由并不能说明新建房开公司与梁钧存在恶意串通；第三，关于是否存在倒签日期的恶意问题。2001年10月18日梁钧是持与伍湘涛签订的《转让协议》和《公证书》前来进行变更，新建房开公司基于合理信赖，应梁钧要求将争议地变更到梁钧名下，二审认定双方不存在倒签日期的恶意并无不当。故伍湘涛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经查，本案二审判决并不存在民诉解释第三百九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情形。故伍湘涛的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伍湘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伍湘涛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静审判员  冉飞审判员  周朴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江国秀书记员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