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65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女，196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然，山东中评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邹城市太平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83166121603N。法定代表人：高战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广胜，山东法至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昕，山东法至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艳因与被上诉人邹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4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艳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3民初45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主张权利时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是错误的。上诉人退休后，被上诉人于2017年1月5日向上诉人发放了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金4986元，2017年1月5日当日被上诉人没有如实告知上诉人按照规定应发放的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金数额应该为16223.1元，而是仅仅发放4986元，尚欠11237.1元。上诉人对于实际应得的数额为16223.1元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2017年1月5日领取补助时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1月5日计算显然是错误的。上诉人是普通的工人，对于发放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金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不知情是符合常理的，而被上诉人作为企业单位，明知道《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有关规定的通知》(鲁政办发(2010)55号)明确规定了发放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金的相关要求，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在上诉人退休时，将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政策告知上诉人，因此其时效抗辩不应得到支持。2、《关于邓华等人反映企业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未能足额发放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系商务局针对上诉人等人反映被上诉人未能足额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作出的意见书。该意见书对于双方均有拘束力，意见书明确被上诉人2002年-2018年，退休职工260人，按照济宁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应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3753837元，实际仅发放1265807元。邹城市商务局对此处理意见为被上诉人应当按照退休职工退休时间计算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额，补发邓华等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差额。该意见书是邹城市商务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了被上诉人的支付差额义务，被上诉人既没有提出行政复议，也没有提出行政诉讼，应视为被上诉人对于该意见书的认可，因此被上诉人应按照意见书补发上诉人等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差额。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因此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邹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超过一年仲裁时效，认定事实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答辩人是2001年改制的企业，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是2002年公布实施的，改制时主管部门没有预留给改制企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条例实施后能否有能力支付完全在企业本身经营效益好坏。因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间大多集中到2015年以后，据此，根据企业经营和效益，公司职代会于2015年2月2日在第四届职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就《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进行专题讨论并表决形成决议：即退休人员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自2008年起开始执行4986元的发放补助标准（不在随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变动）。此后，公司对符合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的职工（包含原告）均按该标准予以发放。（二）上诉人系《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职代会决议的受益人符合其利益。基于公司生存优先，职代会形成《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的决议，其若不然，公司即因营销环境恶劣而雪上加霜，公司即处于濒临倒闭的困难境地，不仅上诉人不能在岗工作或失业，而且公司无能力缴纳各种劳动保险，更谈不到上诉人能顺利退休，显然，如公司倒闭，受害者不仅是现在在职的职工，也包括作为公司股东的上诉人在内。因此，上诉人系《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职代会决议的受益人。（三）上诉人对职代会《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是明知的《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是公司众多职工代表基于经营环境，市场变化已处于困难境地，职工养老金不能足额缴纳，在岗职工工资仅维持达到最低标准，公司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下所作出。该事实有众多职工代表参会所佐证，客观真实。况且、该决议作出实际执行数年，按此标准领取人员众多，显然作为公司员工及股东的上诉人是知悉职代会该决议的。一审以其领取时间计算时效是正确的。（四）关于商务局处理意见的适用问题。答辩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规定，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察、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邹城市商务局《关于邓华等人反映企业退休职工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未能足额发放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不具拘束力，假如具有行政效力，即上诉人等无需向法院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刘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金11237.1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未对事实进行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焦点是：一、被告《职代会决议》可否作为被告发放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的依据？二、原告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第三款规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度的规章制度，不违法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被告提供的《会议记录》无参会人员的签名，不能证明其《职代会决议》的制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也未举证证明对其《职代会决议》已向劳动者进行了公示或者告知，且其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的一次性养老补助标准也不符合《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因此其《职代会决议》不能作为被告向原告等退休职工发放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的依据。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第三款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施行日期是2008年5月1日，本案应当适用一年时效期间的规定。原告刘艳于2016年7月经批准退休，被告于2017年1月5日向其发放了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金4986元，刘艳在2017年1月5日领取补助时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从2017年1月5日起算。原告提供的《信访群众基本情况登记表》，虽然能够证实刘艳在2019年9月26日和12月10日与其他职工共同到邹城市信访局进行过信访，但是其信访时间距2017年1月5日也已超出了一年仲裁时效期间。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为福利待遇纠纷。原告刘艳作为被告的原企业职工，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了《独生子女优待证》，被告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向刘艳发放一次性养老补助。被告未按照刘艳退休时济宁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0％计发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不当，但刘艳在主张权利时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且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断、中止的法定情形，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刘艳负担。本院审理查明：刘艳原系邹城百货大楼的职工，于2016年7月退休。刘艳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了独生子女证书。邹城百货大楼于2017年1月5日发给刘艳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金4986元。因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养老补助金问题，刘艳与邹城百货大楼公司部分职工曾于2019年9月26日和2019年12月10日向邹城市信访局信访，邹城市信访局转邹城市商务局进行了调查处理。2019年11月12日邹城市商务局做出《关于邓华等人反映企业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未能足额发放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处理意见：您们反映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未能足额发放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信访事项，情况属实。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落实企业退休职工中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有关规定的通知》(鲁政办发(2010)55号)通知要求，百货大楼有限公司应按照退休职工退休时间计算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额，补发邓华等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金差额，政策落实到位。如单位不予落实你们待遇，可向邹城市人民法院依法起诉。”2019年12月16日，邹城百货大楼公司做出《对职工上访关于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问题的答复》：“根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企业退休人员发放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鉴于目前企业的经营和效益情况，经公司研究决定，继续执行2015年2月经职代会讨论通过的《公司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的决定》，不按照济宁市当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基数，发放继续执行企业原发放标准。”2020年7月2日，刘艳以邹城百货大楼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邹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申请事项为：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金。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7月6日做出邹劳人仲案字(2020)第24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刘艳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刘艳不服该不予受理决定，依法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5年2月2日，邹城百货大楼公司做出《职代会决议》载明：“百货大楼有限公司第四届职代会第二次联席会议，于2015年2月2日下午三点半在三楼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领导班子成员、工会委员会成员和工会委员会小组长全体，应到会55人，实到会53人。会议就公司《关于发放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进行了专题讨论。鉴于目前企业经营和效益情况，经公司研究决定，工会委员会成员和工会委员会小组长举手表决：一致通过退休人员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依旧执行公司规定的发放标准，不按照济宁市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基数发放，现行发放标准为2007年开始执行的发放标准4986元，特此决议。”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阶段的焦点问题是：刘艳主张涉案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金差额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一审认定刘艳在退休时，邹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向刘艳发放一次性养老补助金，并认定邹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并未足额向刘艳发放该款项，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起上诉，本院对此予以认定。但是，刘艳在邹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向其发放4986元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金时，就应当知道其并未足额领取到该项补助，即其当时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故本案仲裁时效应从此时起算。截至刘艳提起本案劳动仲裁，已经超过了法定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刘艳主张其曾因此纠纷于2019年9月到邹城市信访局信访，但其主张的信访时间距离其在邹城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处领取4986元的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金亦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因此，一审以刘艳主张涉案独生子女一次性养老补助金差额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驳回其本案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扈 琳审判员 史海洋审判员 张思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刘洪信书记员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