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68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男，198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盛琴，贵州诚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顺红，女，198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盛琴，贵州诚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厦门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07221437325。负责人：罗茂高，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伟，该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该分行员工。原审被告：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北部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203900738501292。法定代表人：王朝强。原审被告：王朝强，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王洪敏，女，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李德斌，男，1977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庹用波，男，197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朱克方，男，197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杨秀刚，男，1962年6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玉，贵州诚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夏海勇，男，1975年2月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付兴波，男，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李德培，男，1976年7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付咏，男，197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马明强，男，197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审被告：蒋德均，男，196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遵义县人，住遵义县。上诉人李东、余顺红因与被上诉人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及原审被告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舟合作社）、王朝强、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付兴波、付咏、李德培、马明强、蒋德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20）黔0303民初2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现已审理终结。李东、余顺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303民初221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并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相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人民法院在判决时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主要表现以下几点：1、被上诉人迟延划扣造成的扩大损失，应该由被上诉人自己承担，不应该由上诉人承担。2、原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滥用金融机构特许权利，加重上诉人的还款金额。3、被上诉人一并主张利息、罚息、复利超过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标准，原审法院偏袒被上诉人，损害上诉人（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加重还款压力。二、原审人民法院在判决时适用法律错误，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3年。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新舟合作社、王朝强、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付兴波、付咏、李德培、马明强、蒋德均二审中未作书面陈述。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李东、余顺红立即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743,503.93元，欠息14,010.00元（借期内欠息按年利率8.1345％计算至2016年11月22日），罚息282,279.33元（罚息按年利率12.202％计算，从2016年11月23日至2019年6月28日），合计欠本欠息1,166,793.26元。从2019年6月29日起以尚欠本金743,503.9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202％支付罚息，以尚欠利息14,01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202％支付复利，逾期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罚息利率按合同约定，在上调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87％后，再上浮50％计算至全部借款本息清偿时止；2、请求判令被告三至被告十五（即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王朝强、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杨秀刚、夏海勇、付兴波、李德培、付咏、马明强、蒋德均）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判令本案产生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一至被告十五承担。一审庭审中，关于利率标准问题，原告主张自2019年8月20日起，由于贷款基准利率不再适用，故之后的罚息利率标准主张固定按照12.202%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26日，被告李东、余顺红与原告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向原告贷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5日，借款用途为购买辣椒，担保方式为保证金质押担保。双方还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2015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新舟合作社签订《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新舟合作社自愿为原告与债务人于2015年10月15日至2020年10月15日期间形成的最高额折合人民币4000万元的债务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2015年11月23日，由于被告未能清偿债务，原告与李东、余顺红又签订一份《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李东、余顺红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11月23日至2016年11月22日，借款用途为用于偿还2014年11月26日《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借款合同》项下贷款100万元。双方约定利率为固定利率，即借款发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84%，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双方约定贷款人将借款划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指定账户。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借款人未案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逾期期间，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罚息利率相应上调。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自次日起对未按时偿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指定账户划款100万元，同日，原告又从该账户划款100万元用于清偿前述尚欠贷款本金。2015年12月29日，各被告与原告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由各被告为包括2015年12月16日的《个人借款合同》在内的37份合同以相互联保的方式向原告提供保证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一栏载明为3310万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贰年。新舟合作社和原告在该合同上以骑缝的方式加盖了各自的印章。2016年11月17日，原告以本案各被告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各被告还本付息，后于2016年12月1日撤诉。2017年4月24日，原告向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经侦大队递交《报案材料》，称前述38份贷款全部逾期，且发现借款人未按照实际用途适用借款，款项被该合作社会长及核心成员王朝强、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集中用于厂房修建项目投入和高息放贷，请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附38户联合基金贷款会员名单（包括各被告在内）及贷款相关情况。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经侦大队于2017年7月13日向原告送达立案告知书，对原告所控告的案件立案侦查。2019年10月14日，遵义市公安局汇川分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该案。2017年6月22日，原告扣划新舟合作社提供质押担保的联合基金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账户中的款项合计156,496.07元，用于清偿被告所欠借款本金，2019年6月28日经公安部门划回资金600万元，用其中的10万元归还被告李东、余顺红借款本金10万元。原告要求各被告清偿剩余借款本息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借款合同期限届满后至2019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未作调整。一审庭审中，被告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李东、余顺红向新舟合作社支付联合基金保证金（贷款本金的20%）以及风险准备金（贷款本金的1%），新舟合作社将每个债务人支付的联合基金保证金（贷款本金的20%）以及风险准备金（贷款本金的1%）转至原告的专户上，属于扣除“砍头息”的行为。且借款到期后，原告未及时从该保证金专户上划款，导致多产生了利息、罚息和复利，该损失是原告造成的，不应由被告承担。原告认为其放贷给债务人，系债务人将联合基金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交到新舟合作社的保证金账户中，不存在砍头息，且不认可存在迟延扣划的问题。被告提供了另一份2015年12月29日各被告与原告签订《保证担保合同》，该合同中，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一栏为空白，其余内容（包括骑缝章在内）与前述《保证担保合同》一致。被告认为原告提供“阴阳合同”，且两份合同除尾页外无保证人签名，而尾页无正文，该合同应属无效。原告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李东、余顺红于2015年11月23日日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原告依约向指定账户足额提供了借款，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李东、余顺红作为债务人应按照合同约定于借款期限届满前向原告足额还本付息。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从本案借款期限届满后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原告于2016年11月17日曾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又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2019年10月14日起重新计算，至本案起诉时，此时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同样尚未届满，故被告提出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及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结合原告的主张和自认，对被告李东、余顺红尚欠借款本金743,503.93元，尚欠借期内的利息为14,01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外，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结合被告2017年6月22日偿还本金156,496.07元，2019年6月28日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的事实，原告主张自2016年11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12.006%计算罚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其中，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以本金100,000.00元为基数计算，2017年6月23日至2019年6月28日以本金843,503.93元为基数计算，起2019年6月29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尚欠本金743,503.93元为基数计算；复利：以尚欠利息14,010.00元为基数。原告主张以借期内尚欠的利息14,0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006%计算复利，至该笔利息付清之日止，同样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也就是说，将不会出现基准利率上浮的情况，故罚息利率和复利利率均固定按照12.006%计算。关于保证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首先，涉案《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有原告与各保证人之间的签字、捺印、印章，订立保证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即便原告提供的一份《保证担保合同》中未填写保证担保的总金额，但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担保的主债务合同，保证担保的主债务指向明确，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且该合同骑缝处有担保人之一新舟合作社加盖印章，可以证明该合同的完整性，被告抗辩该《保证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因保证人提供担保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对于借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也进行了明确约定，故通过各保证人在《保证担保合同》落款处签字捺印的行为，且各被告均为各自主债务合同的借款人，足以认定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新还旧”的事实，各保证人不因主债务为“借新还旧”而免除保证责任。关于保证期间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之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在保证期间内曾经提起过诉讼，要求各被告还本付息，这是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行为，故从原告撤诉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原告又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故诉讼时效中断，2019年10月14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时起重新起算保证合同诉讼时效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被告提出的保证期间以及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已届满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各保证人应当依约承担保证责任。原告主张各保证人对前述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被告提出的“砍头息”和“迟延扣划”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发放贷款时，原告已依约足额提供借款。包括在李东、余顺红在内的新舟合作社社员，将其取得的贷款中的部分款项交由新舟合作社用于向原告提供质押担保，以实现贷款目的，这一行为产生于新舟合作社社员与社员之间，与原告并无直接的法律上的关联，不存在被告所称“砍头息”的问题。另外，新舟合作社向原告提供保证金质押担保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扣划保证金用于清偿债务，这是原告享有的合同权利，并非合同义务，被告抗辩原告迟延扣划导致损失扩大，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被告王洪敏、付兴波、付咏、马明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缺席判决。为此，判决如下：一、被告李东、余顺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743,503.93元、利息14,010.00元，并支付罚息和复利（其中，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6月22日期间，以本金100,000.00元为基数计算，2017年6月23日至2019年6月28日以本金843,503.93元为基数计算，起2019年6月29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尚欠本金743,503.93元为基数计算；复利：以尚欠利息14,01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2.006%从2016年11月23日起计算，至该笔利息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王朝强、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付兴波、付咏、李德培、马明强、蒋德均对上述第一判项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5,300.00元，由被告李东、余顺红、遵义新舟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王朝强、王洪敏、李德斌、庹用波、朱克方、夏海勇、杨秀刚、付兴波、付咏、李德培、马明强、蒋德均共同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之规定，从本案借款期限届满后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曾于2016年11月17日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又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2019年10月14日起重新计算，至本案起诉时，此时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同样尚未届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李东、余顺红所持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利息、罚息如何认定的问题，涉案合同系平等主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计算本案利息及罚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所持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未按照《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在新舟合作社及时扣划保证金，造成损失扩大的问题，《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的是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的权利，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何时履行权利，由其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同时保证人也可以在债务人不积极履行还款义务时，及时履行自身保证义务，防止损失扩大。上诉不能以该条款约定对抗债权人对本案债权的实现，上诉人所持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东、余顺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300元，由李东、余顺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灿灿审判员  施正高审判员  娄 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杨颜竹书记员郑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