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5869号原告：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天华一路********。法定代表人：王仕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茂林，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静，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洋，男，198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燕，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医云）与被告杨洋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医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茂林、张伟静、被告杨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成都医云的诉讼请求为：l、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104288.68元人民币。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15年10月5日入职原告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系原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7月27日，经原告公司股东会决议，被告被聘为原告公司的董事。2019年3月30日，被告卸任原告公司副总裁职务，但仍为原告公司的董事，随后，被告便入职与原告公司经营同样业务的北京简医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医方公司），担任经理职务，并且被告还将原告员工一起带到简医方公司工作，更有甚者，被告还将原告的项目转到简医方公司，被告于2019年7月12日通过北京合志简医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志简医中心）持有简医方公司股权，成为简医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149条的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公司的合法利益，给原告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为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杨洋的答辩意见为：第一，被告已经于2019年3月31日卸任了原告的副总裁职务，同时辞去了原告的董事一职，并非如原告所述被告在担任原告董事职务时在其他公司任职。第二，被告现在所任职的简医方公司与原告并非经营同种业务。简医方公司经营的是实体医院的互联网业务，而原告经营的是互联网医院，即以互联网医院为平台给医生提供多点执业，并在互联网医院进行诊疗活动及取得收益，且原告亦是在医联平台的基础上经营互联网医院。第三，原告所称其他员工是被被告带去其他公司的，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第四，在被告已经并非公司董事的情况下，原告无权依据公司法第149条向被告主张权利。如果是依据第148条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应当证明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相关商业机会明确是属于原告的，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况。经审查，本院确认以下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一、杨洋任职、离职情况及成都医云的情况2018年7月27日，杨洋成为成都医云的董事。2018年12月19日，杨洋在《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核心人员承诺书》上签字，该承诺书记载的内容包括：在持有公司任何股权期间、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期间或受雇于公司期间以及交割日起直至其不再在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持有任何权益之日起的两年内或者不再在公司任职之日起的两年内，下述签名者及其各自的关联方不得直接或间接（ⅰ）拥有、管理、控制、投资与公司正在进行或有具体计划进行的业务相同、相类似或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ii）参与拥有、管理、控制、投资竞争业务，或在竞争业务中直接或间接享有任何权益或利益，（iii）担任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的董事、管理层人员、顾问或员工，或以任何其他形式或名义向从事竞争业务的公司或组织提供服务或支持……杨洋从2015年10月在成都医云任职期间，担任的行政职务系市场副总裁。2019年3月29日，在《期权保留协议》中明确了杨洋辞去成都医云副总裁及公司董事职务的内容，杨洋不再承担集团任何责任，在该份协议上成都医云的董事长王仕锐签字、成都医云盖章确认。2019年3月31日，杨洋与成都医云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办理了相关的离职证明。2019年8月6日，成都医云完成杨洋的董事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2019年5月5日，杨洋成为了简医方公司的经理。2019年6月27日，合志简医中心成立，杨洋系合志简医中心的股东及执行事务合伙人。2019年7月12日，合志简医中心成为简医方公司的一人股东。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其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人数为13人。二、涉案相关项目情况2018年11月28日，成都医云与国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18年11月，成都医云与山东省立医院第三医院（以下简称省立三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将整合优势，在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医院信息化建设、CDSS临床诊断支持系统、居民健康医疗大数据以及处方共享领域的建设与合作运营方面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合作事宜，另行签署相关协议。匡明岩作为接收人的工作邮件中包括有对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与省立三院项目进行了整体收益测算，以及省立三院项目尚不具备开工条件，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互联网医院项目的中标单位为医惠科技，以及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项目建设论证方案、相关协议模板等。在成都医云向本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明确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互联网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服务，系医惠科技进行投标并中标，其再转包给成都医云。同时，成都医云主张后续因杨洋的离职和侵权行为导致处方共享平台的运营服务未能最终签署。简医方公司的公众号中发布有关于2019年6月1日简医方公司建设的济南市妇幼保健院5G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三、杨洋在成都医云任职期间的相关情况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杨洋申请的差旅报销单中，有部分差旅报销单显示系因与济南市妇幼保健院沟通互联网项目而产生的相关出差行程。以上事实有成都医云公司章程、《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核心人员承诺书》、报销材料、邮件往来、公证书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成都医云认为，杨洋虽然在2019年3月31日辞去了公司董事职务，但其董事身份仍然存在，直至2019年8月6日杨洋的董事身份才予以卸任（即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故在2019年8月6日前杨洋仍然是成都医云的董事，仍应当履行其作为公司董事的忠实义务。杨洋作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中所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行为（具体包括成都医云的相关商业机会被杨洋后续加入并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成都医云相关人员离职后加入杨洋控制的公司等），基于此，成都医云向杨洋主张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具体包括赔偿涉案项目未来三年的预期收益1079160.91元以及杨洋团队因沟通、交涉涉案项目所产生的差旅费25127.77元，合计1104288.68元）。基于成都医云的上述主张，本院对此作出如下认定：首先，关于杨洋的身份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系指董事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利用其董事职权损害公司利益，即成都医云在本案中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为杨洋在任职董事期间存在利用董事职权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但根据成都医云的举证情况，成都医云并未完成上述举证责任，且成都医云共设有13名董事，杨洋辞去董事职务后，成都医云的董事并未低于法定人数，即杨洋辞职后其未有法定义务再履行董事职责，现成都医云以杨洋虽然辞去董事职务，但工商未发生变更为由，认为杨洋在辞去董事职务后在其他竞争企业中任职或成立与成都医云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的行为系违反了董事的忠实义务，其上述主张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之立法本意。如果成都医云认为杨洋存在竞业禁止的情形，可根据其他法律关系另行主张。其次，成都医云亦未举证证明公司的其他员工陆续离职与杨洋的离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其他人员的离职或后续可能存在的竞业禁止行为，亦不能成为本案中成都医云向杨洋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第三，关于成都医云所主张的损失金额，一部分系对涉案项目测算的未来3年的预期收益，一部分系杨洋及其他人员的差旅及招待费用。对于涉案项目测算的收益，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成都医云所主张的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项目和山东省立三院项目的实际情况为，济南市妇幼保健院项目此前已经中标的单位并非成都医云，成都医云仅是后续存在分包的可能，而山东省立三院项目也亦未正式展开，即成都医云所主张的两个项目仅存在后续开展的可能性，而其在可能性的基础上以单方测算的收益作为主张赔偿的依据，并不合理。对于差旅和招待费用，本院的意见为，基于差旅报销单所反映大部分内容并不能直接反映与涉案项目相关，且在未有证据证明杨洋在其履职期间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上述费用的性质系成都医云的经营活动成本，成都医云在本案中将上述费用作为其损失向杨洋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成都医云以杨洋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行为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既缺乏上述请求权基础需要具备的事实要件，其所主张的损失亦缺乏科学合理的认定。故本院对于成都医云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39元，由原告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文 潇审 判 员  冒智桥审 判 员  苑丹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郭锶渊书 记 员  赵成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