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1102民初4073号 原告：栾某，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 委托代理人：王福增，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某，男，195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与原告系表兄弟关系。 被告：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大庆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26720892553。 法定代表人：丁国志，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衡水市经济开发区路北新区振华新路以东新区五路以北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1001098045398。 法定代表人：魏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菲菲，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书嘉，河北凌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栾某与被告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胶管公司）、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5日受理后，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冀1102民初6119号民事判决，原告栾某对该判决不服，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冀11民终8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冀1102民初6119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栾某的委托代理人王福增、李某、被告胶管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国志、被告电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书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栾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45.1万元、利息7.4万元，（利息计算至起诉，此后利息另行计算至付清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1年4月1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10万元，2012年3月23日被告向原告借款25万元，双方约定年息10%，期限一年。原告履行出借义务后，被告在《存折》上予以注明，期限届满后，被告支付部分利息或不支付利息，继续向原告借款，对此《存折》上均有清晰记录。2011年4月12日的10万元，到2017年4月12日，为本金12.1万元、至起诉时的利息1.9万元。2012年3月23日的25万元，到2017年3月23日，为本金33万元、至起诉时的利息5.5万元。以上本金共计45.1万元、利息共计7.4万元。 被告胶管公司辩称，同原审答辩即对借款金额没有异议，是财务签字，利息是按照10%算的，因为公司经营问题处于停产状态，暂时不具备偿还能力。 被告电机公司辩称：一、电机公司和胶管公司不存在举债合意，不属于共同借款人。首先，电机公司和胶管公司从未形成过举债合意，在本案的多次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电机公司与胶管公司共同借款的事实存在。原告一再强调其是在主张共同借款的基础上主张公司混同，但是显然是在一味强调公司混同的基础上针对共同借款问题避重就轻。案涉债权凭证上加盖的是胶管公司的公章，存款处签字的陈某、戴某、陈某1等人当时均系胶管公司财务人员，该债权凭证直接证明胶管公司系借款人，原告仅仅依据一个印有电机公司的封皮就主张电机公司系共同借款人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本案二审时原告曾称电机公司为债务加入，这与原告主张的共同借款本质上就存在前后说法不一致的情形，共同借款应是在举债时就有共同合意，债务加入应是在不改变原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第三人自愿承担债务而加入到债权债务关系中，原告如果主张电机公司为债务加入，请举证证明电机公司自愿承担债务的相关证据。其次，从借款的事实层面讲，胶管公司单独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议。胶管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其对于借款关系的陈述极为重要。在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王某诉猛牛公司、电机公司一案中，胶管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国志称：当时与煤矿打交道，胶管公司资金紧张、张贴了通知，盖没盖章记不清了，对本厂职工自愿。这钱放在胶管公司帐上了。需要提请法庭注意一个细节，刘某诉胶管公司、电机公司一案的开庭审理时间是2018年12月11日，在开庭审理中丁国志如实陈述了借款过程以及两公司为独立法人的事实，但是电机公司诉丁国志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立案时间为2019年3月5日，在此时间之后的历次庭审中丁国志对于借款关系和公司是否混同，陈述发生及其不利于电机公司的陈述，所以在刘某案中的真实的陈述情况对于审理本案尤为重要。 二、电机公司和胶管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况，公司股东不存在混同情形，从三个时间点的公司股权架构可以看出股东并不存在混同情况。首先，两公司成立时的股权架构横向比较结果，1996年11月4日，河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河北省计划委员会、河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发《同意改建猛牛集团的批复》【冀经贸企1996-478号】，该批复称：“同意以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企业组建河北猛牛集团”。1996年12月1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股份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同意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规范和重新登记的批复》【冀股办1996-103号】，该批复称：“公司重新登记的股本总额为3810万元，其中国家股1943.1万元，职工个人股1866.9万元”，通过原一审提交的《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次大会会议记录》可以证明，电机公司在重新登记后衡水市电机厂、衡水市国资局作为国有股份持有主体，持股1943.1万元，股权占比51%；职工个人股涉及1458人，由衡水市电机厂工会作为持股主体，持股1866.9万元，股权占比49%。这是电机公司设立时的股权架构。1999年1月5日，衡水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司下发《关于授权猛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经营猛牛集团国有资产的批复》【1999衡国资委办字第1号】，该批复称：“同意将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市电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移交猛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至此河北猛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了电机公司的控股股东。2001年3与22日，河北省人民政府股份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同意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权结构的批复》【冀股办2001-27号】，该批复称：同意河北猛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持股权至80%，职工持股20%。2008年3月6日，衡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下发《衡水市国资委关于对河北猛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企业改制国有资产退出等相关问题的说明》，该说明证明电机公司已经完成了改制，国有资产全部退出。根据《2005年2月2日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公司共有76名自然人股东，改制之后的股权架构显示部分股东的持股比例为：丁国志持有1.5%、周某持股3%、李某1持股0.3%、陈某持股0.3%，上述四人合计持股5.1%。依据胶管公司的《公司设立档案》显示，胶管公司的设立时间为2008年3月6日，依据《公司章程》显示猛牛公司由15名自然人股东发起设立，与电机公司重合的股东仅有上述丁国志、周某、李某1、陈某四人，该四人分别持股31%、15%、8.5%、6%，四人累计持股60.5%。如果两公司为关联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时的股权架构上尤为突出，即两个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一致，但是回归到本案，电机公司历史悠远，由国企改制而来，成立时间远远早于胶管公司。由此来看，分析本案两公司是否存在混同情况的重要时间节点即为胶管公司成立时横向比较两公司股权架构，通过逐一对比当时两公司股东不难发现，在胶管公司成立时其15名股东中仅有4名股东与同时期电机公司76名股东中的4名股东一致，且该四人均非两公司的控股股东。由此可见，丁国志、周某、李某1、陈某四人在胶管公司的持股应属个人投资，与两公司混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在历次庭审中原告主张电机公司股东吕某为胶管公司董事长从而类推两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无论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公司的控制权只能体现在股权表决权上，吕某并非胶管公司股东，仅能行使其职务权利，如果仅因为一个自然人在两个公司的职务问题就上升到关联公司的高度，这显然不妥当。其次，胶管公司举债期间与电机公司同期股权架构横向比较结果。根据原一审查明情况，胶管公司向原告的举债期间为2011年至2017年期间，在原一审提交的胶管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在举债期间胶管公司的股权架构并未调整，与设立时一致。在上述期间内，电机公司股东发生过调整，但未出现与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与胶管公司混同的情况。举债期间的两公司的股权架构横向比较的意义是如果两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混同则不会形成举债合意，不会形成滥用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基本事实。回归到本案，在举债期间，两公司之间股权不存在足以影响公司决策的交叉情形，不能形成两公司混同的基本前提。最后，起诉时两公司股权架构的横向比较结果。2018年11月14日为原告提交诉状之日，在原一审提交的胶管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该时间点胶管公司的股权架构与设立时一致；根据工商信息查询结果，衡水腾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电机公司99.55%股份、李某2持有0.27%、杨某持有0.18%。从电机公司改制后至原告起诉时，电机公司历经多次股权架构调整，与胶管公司存在股权交叉的四名股东相继退出，至起诉之日两公司不存在任何的股权交叉，自然不存在诉讼公司混同的基础。公司员工不存在混同情形，胶管公司自成立以来，员工的社会保险均由电机公司代缴，双方于2008年5月15日签订的《胶管项目转让协议》中第2条明确约定：“乙方整体接管胶管项目现有人员，各类保险暂时由甲方代收代缴办理，乙方保险费用由乙方按月向甲方缴纳。”，因为电机公司为胶管公司的员工缴纳保险需要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才会出现原告误认为两公司员工存在混同的情况，胶管公司的员工与电机公司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缴纳社保以及签订劳动合同并不能作为判断两公司员工是否存在混同的依据。依据衡水惠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往来》显示：2008年6月至2017年3月期间，电机公司代收代缴办理猛牛胶管公司职工的保险费用均计入“应收账款-猛牛胶管公司”明细，未计入经营成本。猛牛公司计入“应付账款-电机公司”、“管理费用或生产成本”，从上述会计科目可以还原出电机公司为猛牛公司代缴代办的事实，如果存在人员混同，所支出的费用必然为电机公司的成本，不可能电机公司计入应收账款，所以原告所主张的人员混同的情况并不存在。 三、公司财务不存在混同情形，《审计报告》中虽然体现出胶管公司在公司账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均不能指向两公司财务存在混同的情况。针对财务是否混同的问题，应当着眼于两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审计报告》体现，电机公司对胶管公司的应收债权最终以350万元价格转让给丁国志，如果两公司存在混同，在胶管公司出现经营不善难以偿还相关资金的情况下，那这仅仅是公司内部财务账面处理的问题，直接在公司内部做相应的财务处理即可，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来解决，从此事实来看，更加印证两公司财务的独立性。 四、公司业务不存在混同情况，首先，根据《审计报告》显示，胶管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对外销售占销售总额的60.04%，以电机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占销售总额的39.96%，两种销售方式的比例上可以明显看出，胶管公司并不是只能通过电机公司对外销售产品，其不通过电机公司对外销售公司也能正常运转。其次，根据《审计报告》显示，胶管公司用电机公司承接的业务中，胶管公司统计销售金额后向电机公司开具销售发票，由电机公司对外向客户开具同等金额的发票。如果两个公司存在业务混同情形，应当由电机公司直接采购原材料，直接由电机公司向客户开具发票，但是本案却是胶管公司向电机公司开具销售发票，而后再由电机公司向客户开具发票。从这个发票的逻辑上其实是还原出了电机公司向胶管公司采购成品的事实，而不是两个公司混同的事实。如果两个公司为混同，这样的开票行为无疑增加了税务成本，显然与客观事实相悖。 最后，根据审计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7年期间电机公司胶管收入占销售总收入的0.66%，如此低微的销售占比，根本不存在产生业务混同的基本前提。两公司产生混同的基本前提是能因为混同行为受益，对于根本不会在业务上产生利益的情况自然也谈不上业务的混同。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胶管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分别于2011年4月12日向原告借款10万元，于2012年3月23日向原告借款25万元，并约定年利息10%，借款期限为一年，被告胶管公司为原告出具了账号为：D0014及账号为：D030的内部存折两本。借款到期后，原告将本息支取后再进行续存，截止到2017年4月12日，账号为：D0014的内部存折记载借款本金为12.1万元，截止到2017年3月23日，账号为D030的内部存折记载借款本金为33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被告电机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申请法院委托对被告胶管公司、电机公司的财务往来账目进行司法审计，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衡水惠元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衡水惠元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分别于2020年3月27日、2020年7月27日作出衡惠元审字（2020）第002号审计报告书及衡惠元审字（2020）第002-01号补充审计报告书，其中（2020）第002-01号补充审计报告书中载明：“二、财务设置及财务核算：1、电机公司和胶管公司均单独设立了财务账薄，用以核算其公司业务，反映其各自的资产状况、经营情况及现金流量情况等；2、电机公司和胶管公司账册分别设立了“应收账款--内销--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应付账款--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科目，用以核算两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各自独立核算……；4、两公司账面对应往来科目均未见记载、未见收支的财务事项……。五、财务、股东、管理层、业务员、职工等人员设置：1、两公司财务人员工资未见重复列支；2、2008年3月成立的胶管公司，15名股东工资未见重复列支；3、初始职工全部为原电机公司胶管车间管理层、业务员、职工，其工资在胶管公司成立的第二个月份，电机公司代付2008年4月职工工资92378.12元，后全部在交管公司列支，未见重复在电机公司支出；其社险暂由电机公司代缴记账应收，但胶管公司一直未开账户。4、胶管公司自2008年3月成立至2012年6月7日期间，由电机公司法人吕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经抽查胶管公司记账凭证，该期间的费用报销单、付款审批等原始凭证，未见其签字审批执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同时在工资发放表单中也未见其（名字）签收工资的情况。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审计报告及审计鉴证咨询服务费发票均无异议。 另查明，被告电机公司于1993年2月28日成立，被告胶管公司于2008年3月6日成立，系两个独立的法人。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提交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原告将自有款项出借给被告胶管公司，原告与被告胶管公司之间实质为借贷关系，应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原告要求被告胶管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5.1万元，并按年利率10%支付利息，被告胶管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原告主张的利息未超出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胶管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电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庭审中，原告称原告系被告电机公司职工，因单位内部集资，原告分别于2011年4月12日、2012年3月23日借给单位10万元、25万元，当时收款人是电机公司的财务人员，电机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存折》，《存折》封面上注明是电机公司，后原告发现还加盖了被告胶管公司的印章，因电机公司与胶管公司之间存在股东在两公司之间互相参股、两公司的经营地址相同、经营范围相同、相关业务人员及财务人员相同、两家公司共同使用一个生产许可证件、及排污许可证等情形，故两被告公司之间的行为属于公司混同行为，电机公司承担责任。被告电机公司辩称，其与原告不存在借贷关系，且与被告猛牛公司均系独立的法人，不同意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胶管公司与被告电机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四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3］24号）》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判断公司法人人格混同通常适用三个标准，即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产混同。对于不存在持股关系的关联公司，认定人格混同、要求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需证实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且这种混同状态给债权人带来债务主体辨认上的困难，使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最终危害到债权人的利益。又根据衡惠元审字（2020）第002号审计报告书及衡惠元审字（2020）第002-01号补充审计报告书，且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审计报告均无异议。从审计报告结果看，二被告之间在人员、业务、财产方面无法体现存在混同情形，原告及被告胶管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故原告主张被告电机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不予支持。被告电机公司辩称二被告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予以采纳。关于审计鉴证咨询服务费共计8万元的负担问题。本案与（2019）冀1102民初4470号案件共产生审计鉴证咨询服务费8万元，原被告均对审计鉴证咨询服务费发票均无异议，故本案与（2019）冀1102民初4470号案件各承担审计鉴证咨询服务费4万元。服务费8万元已由被告电机公司预交，结合本案案情，由原告栾某、被告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各承担2万元，并分别给付被告电机公司。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栾某借款本金45.1万元及利息（其中以12.1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3日起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以33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10%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二、原告栾某、被告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分别给付被告衡水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鉴证咨询服务费2万元； 三、驳回原告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被告衡水猛牛胶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华英 人民陪审员  乔贵钦 人民陪审员  申彦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姚丽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