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4820号原告：黄盛昌，男，1986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日蒸，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柳蓉，广东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迪，男，1989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剑凌，北京市东元（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黄盛昌诉被告刘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盛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日蒸，被告刘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曾剑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盛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57万元，并从2020年2月12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还清全部借款本息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402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标的合计61028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曾向原告多次借款，被告共向原告借款57万元。2020年2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日期为2020年5月12日，月利率为2%。借款到期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一直拖欠不还。被告拒绝还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为切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恳请法院依据事实与法律，判如所请。被告刘迪辩称，一、黄盛昌未依《借款合同》的约定提供借款，《借款合同》尚未生效，黄盛昌无权依据该《借款合同》向刘迪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本案中，黄盛昌从未向刘迪交付《借款合同》载明的57万元借款，因此该《借款合同》系未生效合同。《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20年2月12日，但黄盛昌提交的转账记录均发生在2018年7月5日至2019年10月20日期间，且总计金额为474100元，亦远未达到《借款合同》所载的57万元，显与《借款合同》无关。综上所述，《借款合同》尚未生效，黄盛昌提供的转账记录与《借款合同》无关，黄盛昌无权依据《借款合同》向刘迪主张权利。二、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12月29日期间，刘迪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向黄盛昌还款457740元。双方的多次借款均未约定利息，黄盛昌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与刘迪达成了关于支付利息的合意，因此，刘迪向黄盛昌还款457740元均为借款本金。三、黄盛昌2019年9月30日向刘迪转账的22200元并非黄盛昌出借予刘迪的款项，而系刘迪向钟健威的借款。2019年9月30日，经黄盛昌介绍，刘迪向黄盛昌的朋友钟健威借款7万元。刘迪签订《借条》予钟健威后，黄盛昌向刘迪转账22200元，并称钟健威出借予刘迪其余的款项用于抵扣刘迪之前的欠款。因此，该22200元并非黄盛昌出借予刘迪的款项，且钟健威出借给刘迪的7万元中剩余未支付刘迪的47800元应视为刘迪对黄盛昌的还款。据此计算，刘迪已向黄盛昌还款505540元（457740元+47800元），已超额向黄盛昌的偿付债务（474100元-22200元-505540元=-53640元），无需再向黄盛昌归还任何款项。综上所述，《借款合同》尚未生效，黄盛昌提供的转账记录与《借款合同》无关，黄盛昌无权依据《借款合同》向刘迪主张权利；刘迪已超额向黄盛昌偿付债务，无需再向黄盛昌归还任何款项。望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黄盛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双方因借款认识，被告借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及生意周转，双方另有生意上的合作关系。自2018年7月5日至2019年10月20月期间，原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向被告转账的款项合计474100元，有原告提交的转账记录予以为证。双方共同确认其中2018年12月22日转账1万元、2018年12月24日转账1万元、2018年12月25日转账3400元、2019年9月30日转账22200元，该4笔款项均非被告向原告的借款，除此之外的其他转账款项均为借款。自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12月29日期间，被告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向原告转账的款项合计457740元，有被告提交的《刘迪还款明细表》、黄盛昌微信身份信息、微信还款记录、银行转账还款记录及支付宝还款记录予以证实。被告主张该457740元属于归还本金。对于上述证据，原告质证称：确认上述被告向原告转账的真实性，但不确认关联性，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存在支付利息的约定，该些证据的流水记录中有部分是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有部分是其他用途。2020年2月12日，原告作为出借人与被告作为借款人共同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兹借款人刘迪因生意及家庭资金周转需要，自愿向出借人黄盛昌借款57万元；出借人以现金方式交付所借款项，借款人签名即表示已确认全额收到上述借款；借款日期为2020年2月12日，还款日期为2020年5月12日；借款月利率为2%，每期应还11400元；如借款人逾期还款，除应继续向出借人按以上约定月利率支付利息外，还应另外按月利率2%向出借人支付逾期利息，并应承担出借人主张该债务面向第三人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律师费等费用）；双方如有纠纷，应向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落款处有原、被告的签名及指模。在庭审中，被告称原告于2020年2月12日到其办公室讨债，当时因惧怕原告闹事才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是原告要求签订的，无论如何计算，向原告借款的款项都达不到57万元。原告称借款57万元是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现金交付的款项及代被告向他人赎回被告被扣车辆的赎金组成，合同中的57万元是在双方对之前的借款核算确认后签订的，原告没有暴力胁迫，双方都是很和气的，被告在合同中已确认全额收取借款。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转账记录、《借款合同》、《刘迪还款明细表》、微信名片页、微信还款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支付宝还款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为凭。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对于借款的数额以及还款的数额存在争议。对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的规定，被告虽在《借款合同》中确认全额收到57万元借款，但原告应就其已实际交付借款本金57万元承担举证责任，而根据原告提供自2018年7月5日至2019年10月20月期间的银行、支付宝和微信转账记录，以及剔除双方确认的非借款款项，原告实际向被告交付借款款项为428500元（474100元-1万元-1万元-3400元-22200元）。故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实际交付的借款本金为428500元。原告主张其另通过现金交付和代被告向他人赎回被告被扣车辆的赎金的方式向被告交付借款，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对于原告主张其向被告出借57万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已还款项的数额。被告已提供了自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12月29日期间其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向原告转账的款项，合计457740元。上述转账均发生在前述原告向被告交付借款之后，原告虽称被告上述转账中部分为其他用途，但并未说明款项性质以及作何用途，故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被告向原告的上述转账并非还款的情况下，本院认定上述款项的性质即为被告向原告的还款。对于该还款系偿还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因双方于2020年2月12日才签订《借款合同》，故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该合同中对于利息的约定仅对合同签订后的还款发生效力，对合同签订前被告的还款不应具有约束力，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在2018年8月4日至2019年12月29日期间所还的457740元系偿还的借款本金，该款项数额大于前述认定的借款本金428500元。据此，被告已实际还清了借款款项，故对于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7万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盛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51元，由原告黄盛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徐小卓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汤建成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