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5民终67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宗琴，女，195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杰，贵州锐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令，贵州锐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仕学，女，194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玉蓉，女，197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系宋仕学之女。上诉人张宗琴因与被上诉人宋仕学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民初7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宗琴提出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并判决上诉人排除妨碍明显不能成立。上诉人张宗琴一家在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已经承包得涉案“大沙田”和“沟边”承包地，上诉人一家承包人口包括:上诉人张宗琴、其同胞姊妹张宗凤、母亲宋素贞及其长子丁昭林4人的承包地，且上诉人至今仍对涉案承包地进行管理使用，并非一审认定的1984年土地分配时享有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审认为因上诉人农转非将户籍迁出长春村，在该村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包中没有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而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承包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为被上诉人一直作为长春村村民，其在该村多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中均享有部分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作为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不能证明承包证上的“沙田”和被上诉人诉请的“大沙田”属于同一地块，根据现场勘验的笔录，“大沙田”的地理位置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四至界限均不吻合，其中现场勘验“大沙田”的西抵张章家地，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沙田”西抵张永飞家地，从四至界限来看二块地块均不属于同一地块。本案被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明涉案争议土地其享有承包经营的权利，在无事实依据的前提下直接判决认定“大沙田”由被上诉人承包经营管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涉案土地权属不清。且从整个庭审举证和质证来看均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侵权行为，在涉案土地权属不清且侵权事实不成立的情形下判决上诉人排除妨害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并判决上诉人排除妨碍明显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人张宗琴一家在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已经承包得涉案“大沙田”和“沟边”承包地，上诉人一家承包人口包括:上诉人张宗琴、其同胞姊妹张宗凤、母亲宋素贞及其长子丁昭林4人的承包地，且上诉人至今仍对涉案承包地进行管理使用。上诉人在1982年已经合法承包得涉案承包地，并按农业承包合同延长承包土地经营权。因此，上诉人对涉案土地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三、一审程序违法，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故一审应当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一审既然已经认定:“被上诉人宋仕学耕种涉案的二块土地,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记載中对“沟边”的土地没有记载,对“大沙田”的土地名称和四至界限记载有错误，……”且村委对涉案土地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重新发包，被上诉人的承包证上也没有记载涉案地块名称、四至界线和面积，由此说明，被上诉人并非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涉案土地权属不清，应当属于人民政府管辖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对其权属的确认，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故一审应当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待涉案承包地权属清晰后，再另行起诉。被上诉人宋仕学二审中答辩称：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及理由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上诉人自从1985年全家（本人及子女）农转非户口迁往贵阳后，村委1987年把上诉人等4人的土地承包给了宋仕学，宋仕学从1987年管理耕种至今。上诉人至今对涉案承包地进行管理使用的说法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有涉案土地相邻的农户吴学秀（张章之妻）、陈学义、张以宣（当时是本村三组组长，上诉人农转非上交土地的经办人）作证；一审是根据相关证据和法律条款来判定的，七星关区档案馆没有上诉人二轮土地承包信息，因为土地转包给了被上诉人，只有被上诉人的信息，村委只有被上诉人上交9人（被上诉人母子5人及承包上诉人家4人）农业税的信息，而没有上诉人上交农业税的任何信息，户籍早已迁出，没有户籍，没有承担该集体的纳税义务，当然没信息，没土地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已表明，两人所争之地是同一块地，这块地四界清楚，在耕种过程中从未与周围人家发生过纠纷，被上诉人耕种了33年的事实，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明对涉案土地享有经营承包权，被上诉人有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998年上缴9个人农业税的清册，1988年与村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共毕节县委文件、七星关区档案馆二轮承包资料、七星关区长春堡镇人民政府文件、被上诉人上农业税的单据、涉农补贴的存折、被上诉人与村委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等，这次再加上相邻土地农户三人的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土地经营管理权属于被上诉人宋仕学的。上诉人不是农户进城落户，而是因为当时其前夫在贵阳工作，于1985年举家农转非迁往贵阳，当时是享受国家商品粮待遇的，根据当时的文件精神，上诉人把土地交回了村委，其交土地的手续是当时任三组村民组长的张以宣经办的。而且上诉人的户口是因离婚2005年迁回毕节的，是非农人口。根据《中共毕节县纪委文件》（毕纪发（86）06号、毕县府（86）22号文件之对农转非人员土地的相关精神之四：县、区、乡（镇）各级干部、职工家属凡已批准农转非的，必须于四月底前将全部责任田地以及荒芜弃耕的耕地、自留地交给集体；之五：所有农转非户的全部责任田地以及荒芜、弃耕的耕地、自留地必须于四月底前全部交给集体，如逾期不交者，属本县内的乡镇人民政府统一造据清册报区公所，由区公所报县公安局改为非转农；属于迁往外县的户或人的责任田地以及荒芜、弃耕的耕地、自留地由原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督促村民组强行收回；之六：从本年四月份后再办农转非手续的，必须将全部责任田地以及荒芜、弃耕的耕地、自留地交给集体，并出示村民组证明，经核实审查者，乡（镇）人民政府才给办户籍迁移手续。又根据1988年毕节县人民政府印制的《耕地承包经营合同》之十三条：承包方全户农转非、迁移或死亡，合同依法解除，发包方收回耕地，另行发包。根据上述文件精神，上诉人已不属于长春这个集体的村民，而被上诉人宋仕学一家一直在这个集体居住。上诉人在当时的法律政策下转为非农业人口，既享受国家商品粮待遇，又不用交国家农业税。上诉人也无在该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的资格。“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对‘沟边’没有记载”，承包土地分包干地、自留地。当时村干部受文化程度影响，有的写在土地本上，有的没有，但任何一家农转非户收回承包土地都是全部土地都要收回，包括包干地、自留地，并不仅限于承包证上的土地。“沟边”是自留地，所以没有记载，这但掩盖不了宋仕学种了33年的事实。1987年，以村支书张时栋为代表的村委是按照法定程序发包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也依法上交农业税。现在依法享有涉农补贴，其他村民也会有意见，但被上诉人从1987年耕种至今。被上诉人于2019年5月就到长春反映，要求政府解决。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镇政府包村干部胡思甜怡、村干部张景瑜等召开了村民大会，经大会表决，一致认为土地一直是被上诉人宋仕学管理耕种，上诉人农转非吃商品粮，没有资格要土地。由此，下发了《七星关区长春堡镇人民政府文件》（七星长府处字（2019）22号）之处理告知书，引文如下：“证明1988年村委会再次向你户发包土地经营权”。“经调查了解，你户向村委会承包经营的土地，一直由你户使用和管理，”“关于你大姑子（张宗琴）、二姑子（张宗凤）要求你户归还他们土地经营权的的问题，你本人及子女均表示不愿协商和调解，如他们坚持她们的主张，可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解决。”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地里搞破坏，妨碍被上诉人耕种管理土地的权利。被上诉人宋仕学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管理权的侵害，排除妨碍，保护原告正常耕种位于长春大沙田和沟边的土地的权利。2、赔偿原告年前种在大沙田而被被告拔掉的早洋芋损失，折合人民币1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被告张宗琴系原告宋仕学之大姑子，被告张宗琴原系毕节市七星关区村民，后因农转非将户籍迁出长春村，张宗琴1984年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时在长春村享有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该村之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包中没有被告张宗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原告宋仕学一直作为长春村村民在长春村居住，其在该村多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中均享有部分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所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位于七星关区小地名为“沟边”（西北方抵石梗、东北方向抵吴学秀和宋邦秀家地、东南方向抵串户路、西南方向抵张道吉、张继先和罗才琴家地）和“大沙田”（东抵七组、南抵七组、西抵张章家地、北抵张以宣家地）二块，原告宋仕学和被告张宗琴对二块土地的位置和四至界限均无争议，该二块土地一直由原告宋仕学自1987年耕种至今。因被告张宗琴对原告宋仕学耕种本案涉案土地构成妨害，原告宋仕学诉至我院。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和第十六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对象为本组织内成员，被告张宗琴经农转非后将户籍迁出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村后不再是该村的村民，不能在该村享有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所争议的由原告宋仕学已连续耕种超过二十年的小地名为“沟边”和“大沙田”的二块土地，七星关区长春村村民委员会和该村的其它组织成员对原告宋仕学连续耕种土地的行为没有异议，虽然由七星关区长春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告宋仕学发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记载中对“沟边”的土地没有记载，对“大沙田”的土地名称和四至界限记载有错误，但原告宋仕学已实际使用和管理该二块土地超过二十年，被告张宗琴作为非长春村村民委员会成员在该村不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不能对原告管理使用“沟边”和“大沙田”二块土地进行妨害，对原告请求排除妨害的诉请予以支持，原告宋仕学请求赔偿因被告张宗琴破坏其耕种的早洋芋的损失1500元，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具体的数额和实际损失的构成，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原告宋仕学的该项诉请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排除被告张宗琴对原告宋仕学已连续耕种超过二十年的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地名为“沟边”（西北方抵石梗、东北方向抵吴学秀和宋邦秀家地、东南方向抵串户路、西南方向抵张道吉、张继先和罗才琴家地）和“大沙田”（东抵七组、南抵七组、西抵张章家地、北抵张以宣家地）二块土地使用权的妨害；二、驳回原告宋仕学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张宗琴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张宗琴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农转非名单》，1990年统计的1990年-1984年的农转非名单。拟证明：张忠琴不属于农转非人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农户非名单是毕节的农转非人员，当时张忠琴没有工作，是因为他的丈夫在贵阳，所以张忠琴的户口是签去贵阳，并不在该份名单中，张忠琴是1985年签去贵阳的，2005年迁回毕节的，如果是从长春镇迁出去的上面就会有长春镇长春村迁回的字样。第二组证据，张忠琴的第一代身份证和户口本。拟证明张忠琴的户口是2005年从长春镇迁到七星关区。1989年12月31日上诉人所办的身份证和户口本能够证明在1994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张忠琴仍然属于长春村经济组织体人员，享有农村土地承包地。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一代身份证已经过期，不能证明什么，户口本当时是两个户口本，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比较混乱，张忠琴的户口确实是迁去过贵阳的。第三组证据：1984年《核发土地使用证登记清册》。拟证明：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上诉人承包得涉案土地，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上诉人的土地是还在的。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我们认可，因为上诉人是1985年迁走的。但是当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规定是针对非农转非人员。第四组证据：1983年-1990年的农业税清册。拟证明张忠琴缴纳了涉案土地的农业税，涉案土地属于张忠琴所有。被上诉人质证意见：1983年之前确实是上诉人交的，但是1988年以后就没有在之前的名字，宋素珍的土地是由宋仕学耕种，也是由宋仕学交税。第五组证据：《承诺书》、《指界通知书》2016年6月23日长春镇人民政府通知张忠琴向涉案土地进行指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承诺书不能作为证据，因为当时是在张忠琴跑到村里面去说土地是他的，然后村里面年轻的工作人员不知情写的，指界通知书是虚假的，因为长春村三组的村民没有任何人有指界通知书。被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征地补贴表》公示表，证明张忠琴并不是长春的村民，在长春也没有土地。上诉人质证意见：因为当时特殊原因没有去办理。对关联性持异议，该组证据无法显示上面的农业补贴与涉案的沟边和大沙田土地存在关联性。第二组证据：《1989年征粮名单》，拟证明张忠琴的名字并没有在上面，张忠琴并没有土地。上诉人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与我们交的农业税花名册能印证，张忠琴户户主是张忠琴，有宋树珍等四人，宋树珍在1989年仍然缴纳了农业税。第三组证据：《处理意见的补充说明》。拟证明政府处理过本案的土地争议。上诉人质证意见：不知道，没有通知过我处理。对补充说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持异议，该补充说明上记载的内容为宋仕学单方陈述，且长春镇政府也在补充说明中告知张忠琴与宋仕学就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建议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那么说明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不属于一审法院受理的范围内。本院认证如下：上诉人提交的《农转非名单》，无具体的时间段，无上诉人张宗琴的姓名，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其双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可以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张忠琴的户口2005年从长春堡镇长春迁到七星关区，登记为非农户口。其余的事实属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土地权属于是否清楚，被上诉人宋仕学是否取得案涉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请求停止侵权是否应予以支持。经查，案涉土地分别为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地名为“沟边”（西北方抵石梗、东北方向抵吴学秀和宋邦秀家地、东南方向抵串户路、西南方向抵张道吉、张继先和罗才琴家地）和“大沙田”又叫“沙田”（东抵七组、南抵七组、西抵张章家地、北抵张以宣家地），第一轮承包时为上诉人户宋素贞、张宗风、张宗琴、丁昭林共4人的承包地，上诉人张宗琴及其子已经农转非迁出本村，属于非农户口，张宗凤1983年在公社转正为国家正式干部，1984年结婚调入水钢至退休，宋素贞于1996年去世。被上诉人宋仕学与上诉人张宗琴是姑嫂关系，案涉土地两宗土地自1987年由被上诉人户一直耕种管理，第二轮承包时村委会将“沙田”（东抵七组、南抵七组、西抵张章家地、北抵张以宣家地）登记给了被上诉人户，被上诉人户原五个人土地及上诉人户原四个人土地，共计九个人的土地由被上诉人户耕种管理并缴纳农业税和领取补助，被上诉人户已经通过第二轮土地承包取得了案涉“沙田”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被上诉人请求对“沙田”土地停止侵权应予以支持。因被上诉人宋仕学请求赔偿因上诉人张宗琴破坏其耕种的早洋芋的损失1500元，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具体的数额和实际损失的构成，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判对被上诉人宋仕学的该项诉请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案涉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村委会另行将案涉“沙田”土地进行重新发包，土地承包关系已经发生改变，上诉人无证据证实村委会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继续将案涉“沙田”土地发包给上诉人耕种管理，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被上诉人对案涉“沟边”地块，请求排除妨害是否应予以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规定，对案涉“沟边”地块，第一轮承包时由上诉人户承包，但上诉人现将户口迁出本村，也未提供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承包合同。被上诉人户对案涉土地进行耕种管理，缴纳农业税和享受农业补助，但被上诉人户并未提供承包合同，也未登记给在被上诉人第二轮承包证上，长春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告知书》及村委会出具的《补充说明》均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故案涉“沟边”地块存在权属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之规定，对案涉“沟边”地块土地存在权属争议，被上诉人主张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应待土地权属处理清楚后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故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20）黔0502民初7074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张宗琴停止对被上诉人宋仕学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小地名为“沙田”（东抵七组、南抵七组、西抵张章家地、北抵张以宣家地）的土地使用权的侵害；三、驳回被上诉人宋仕学的其它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张宗琴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宋仕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诉人张宗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莉审判员 曹建军审判员 吴 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