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52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家武，男，197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海波，北京东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芜湖市兴众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峨桥路三华山安置小区。 法定代表人：柯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洁，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迪杰，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琰嵬，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蒙古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阮建祺，男，197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春骅，女，1978年4月11日出生，蒙古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佩荣，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辉，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施达升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汇景大道**自编**102。 法定代表人：刘琰嵬，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胡家武因与被申请人芜湖市兴众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众公司）及二审上诉人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施达升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达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终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胡家武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虽然刘琰嵬、刘春骅、胡家武、阮建祺各自的股权比例在《索立牢（芜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投资协议》）中作出约定，但系刘琰嵬科技团队内部约定，不能作为认定对外承担责任方式的依据”，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缺乏证据证明。1.《股权投资协议》“第二条注资方案”第2.2条明确了该协议签署时目标公司索立牢（芜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立牢公司）的股东出资及股权比例。该条款中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兴众公司均作为股东名列其上，且股权比例分配明确。该股权比例在《股权投资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中多次出现，应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比例设置，应是包含兴众公司在内的签约各方的共同协议安排，并非刘琰嵬科技团队的内部约定。即使是内部约定，也应是包含兴众公司在内的签约各方的共同的内部约定。2.兴众公司的股东身份已经签约各方在案涉协议中明确确认。目标公司成立后，兴众公司的股东身份再次经工商部门登记确认。故在目标公司成立后，兴众公司无论因何种原因退出，均应按照案涉协议约定的退出方式退出，即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创业股权奖励”第4.4条约定的由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回购股权。兴众公司仅能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约定的退出方式退出，其他股东均应按照股权比例承担责任。综上，对于兴众公司而言，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等在案涉协议中列明的股权比例，并非内部约定，以此承担责任具有协议依据。并且，兴众公司在股权比例问题上不能置身事外，对自己有利的认可，不利的则不认可。据此，原判决此项认定，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有违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判决将“刘琰嵬科技团队”等同于公司股东，并将其归于“其他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且与客观证据不符，也缺乏证据证明。1.从主体身份上看，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刘琰嵬科技团队”并非索立牢公司的股东，也不持有索立牢公司任何比例的股权。原判决将“刘琰嵬科技团队”等同为“公司股东”予以认定，并将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等四人所持股权比例简单相加，认定其占20%的持股比例，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与现有证据互相矛盾。2.从案涉协议的主体设置上看，“刘琰嵬科技团队”只是案涉协议中的一个含糊、非正式的称谓，并不是一个法定的公司、合伙企业，也不具备其他任何组织形式。“刘琰嵬科技团队”仅仅是作为一个统称，实际上其在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均由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等四方来享有和履行。该种主体设置也与协议中的各方股权比例安排相对应，甲方应等同于甲方1或甲方2、甲方3、甲方4，而不是甲方等同于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故，实质的签约主体应为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乙方、丙方等六方，协议项下的实体权利义务也应由该六方单独享有和履行。3.在“刘琰嵬科技团队”并非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原判决将其归为“其他股东”，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从案涉协议看，“刘琰嵬科技团队”主要包含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等四方主体。而《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约定的“其他股东”，是相对于兴众公司而言的其他股东。基于该协议第2.2条的股东及股权比例安排，该协议对“其他股东”的具体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指施达升公司、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等五方股东。4.原判决将“其他股东”简单等同于协议“甲方”和“乙方”，否认了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等四方的独立股东身份和独立签约主体地位，表面看似范围一致，但该种表述和认定并不严谨，也不符合各方约定，完全否认了胡家武作为真实签约人的身份。（三）案涉协议对兴众公司的退出路径、责任主体、责任承担等均有明确约定，原审判决对此也已予以确认，但判决结果却明显超出协议约定，且违背因果关系，缺乏逻辑。1.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对兴众公司股权退出路径、责任主体、责任承担等均有明确约定。（1）退出路径：即原则上其他股东按照所持的股权比例收购，股东协商确定股权收购比例的除外。《补充协议》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又先后两次强调适用《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退出股权，即兴众公司有权参照《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创业股权退出条款选择股权退出。（2）责任主体：“其他股东”，即除兴众公司外的其他股东，指向明确，不具有任何歧义，就是指施达升公司、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等五方股东。（3）责任承担：“其他股东”应当按照其所持的股权比例承担责任，而不是承担连带或共同责任。2.从案涉投资协议的签署、注册资本的缴纳，再到索立牢公司的成立，以及对兴众公司的股权收购等诸多案涉协议的约定及义务看，各签约主体的身份均应理解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均从股东的角度享有协议项下的权利并履行义务。在股权回购问题上，《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明确回购义务主体是“其他股东”，简单明确直接，不具有任何歧义。该协议安排是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其字面意思和文义内容。3.原判决在责任分配问题上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原判决对应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第4.4条约定承担责任予以肯定，实际上也据此作出按照股权比例承担责任的判定，但在该判定结果上并未贯彻到底，仅仅判决施达升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承担责任，而在其他股东的责任分配问题上错误认定“其他股东”含义，主观判断”刘琰嵬科技团队”应作为股东认定，否认胡家武的股东身份，致使得出错误的结果。（四）兴众公司自身在签订和履行案涉协议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对本案纠纷的形成有直接关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兴众公司在引进项目、签署协议、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和失职行为。1.在合作前期，作为地方合作方，并未对引进的投资者即刘琰嵬的履约能力和资信情况进行充分尽职调查。2.在合作过程中，兴众公司存在诸多严重失职行为，直接构成对投资协议多处违约。首先，《股权投资协议》“第三条出资款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第3.7条约定，“本协议3.1条所指账户为目标公司与丙方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共管账户中资金需甲方按月度做预算提请使用，丙方对该账户资金使用情况具有审核权”。《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目标公司各股东承诺出资同时到位，并汇入以下指定账户（指共管账户），丙方出资款视其他股东资金到位情况同比例到位，各股东认缴资本自目标公司登记注册成立日34个月内实缴到位。”作为投资协议确定的共管账户资金监管方，兴众公司未尽到应有的资金监管责任，出资时间也未严格落实《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兴众公司默许、放任刘琰嵬在索立牢公司的监管账户和基本账户之间多次频繁转入、转出巨额资金，尤其是放任刘琰嵬将500万元空转12次，用以缴纳施达升公司的6000万元注册资本，且放任刘琰嵬将兴众公司实缴至该监管账户内的2000万元以及胡家武实缴的300万元投资资金违规划转。对此，兴众公司完全有权依据《股权投资协议》“第十条违约责任”第10.2条的约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直至终止协议，但兴众公司并未予以重视，也未出面阻止。再者，《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了兴众公司的诸多权利，用以保障兴众公司投资权益，如有权向索立牢公司委派董事、财务人员、对股东会决议的一票否决权、对董事会决议的一票否决权、对特殊决策事项的一票否决权等。但兴众公司并未依约行使这些权利保护自身利益，以致遭受损失。《股权投资协议》“第六条各方声明、保证及承诺”第6.2（4）条约定，“丙方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期间，如目标公司因实施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批准的特别决议事项导致目标公司损失的，目标公司控股股东负责向目标公司全额赔偿损失。”兴众公司所称投资损失，实际应是索立牢公司的经营损失。公司经营损失并不等同于股东投资损失。损失的起因是索立牢公司和施达升公司之间的设备购买关联交易，索立牢公司在未经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表决通过的情况下，违规向施达升公司进行重大设备采购并进行违规资金划转，兴众公司作为索立牢公司的董事方、资金监管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五）胡家武作为名义股东，从未直接参与过索立牢公司的设立和运营管理事宜，也从未与兴众公司当时的管理层有过见面或联系。刘琰嵬代表施达升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开展项目合作。兴众公司其实并不在意团队成员组成，“刘琰嵬科技团队”的安排，是兴众公司试图对刘琰嵬信誉进行个人连带担保的隐藏设置。本案关键是刘琰嵬，兴众公司和胡家武均是受害者。在刘琰嵬长期避居美国的情况下，客观违约已成事实，《补充协议》第十一条关于施达升公司迁址安徽省芜湖市的约定，已经不能实际履行。恰是胡家武方面的合作伙伴也是同为施达升公司投资人的任伟，先后两次去芜湖向当时的兴众公司负责人举报施达升公司有关问题，引发后续诉讼纠纷。胡家武对兴众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理解，原则上同意按照所持股权比例承担回购责任，但兴众公司也应严格在法律框架内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内容执行，而不能人为肆意扩大。综上所述，胡家武认为原判决事实认定存在诸多错误，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 兴众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不论从《股权投资协议》甲、乙、丙三方签订主体还是从《股权投资协议》的内容来看，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四方都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第一，从合同订立主体看，《股权投资协议》明确合同签订方为三方而非胡家武所认为的六方，三方分别为丙方兴众公司，乙方施达升公司以及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四人仅以“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的表述分列在“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项下，并非胡家武所称的“独立的主体”。第二，从《股权投资协议》文义表述看，如《股权投资协议》“第三条出资款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第3.7条、“第六条各方声明、保证及承诺”、“第十条违约责任”第10.3条、“第十三条通知与送达”，都可以确定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非作为独立的个体出现在《股权投资协议》中。第三，从《股权投资协议》签订目的看，《股权投资协议》创业奖励条款均是为刘琰嵬科技团队设置，所有的奖励均是针对刘琰嵬科技团队，从未将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四人割裂对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应由刘琰嵬科技团队共同对兴众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最后，《股权投资协议》“第一条释义”中对“科技团队”的释义中特别标注了“包括刘琰嵬等核心成员”。在《股权投资协议》签订时及前期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四人与政府相关部门及兴众公司进行协商、谈判时，所有出现的科技人员即为本案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四人，其四人代表一个整体。（二）兴众公司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要求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返还投资款是《股权投资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四人仅承担5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上保护了其四人的权利。胡家武要求按照股权比例承担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及索立牢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第一，索立牢公司未办理出资的工商登记手续。第二，《股权投资协议》第六条关于甲方、乙方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均未实现。第三，《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各股东认缴资本自目标公司登记注册成立34个月内实缴到位，至今除兴众公司实缴2000万元注册资本外，其他股东均未实缴资本到账。施达升公司以及甲方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四人的出资是以空转的方式完成的。第四，刘琰嵬未完成《补充协议》第十一条约定的迁址义务。该行为不仅构成违约，也违背了兴众公司及政府部门希望通过引进科技人才团队、高新技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始目的。第五，《补充协议》第十二条约定的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应当在2018年12月31日前将涉及项目产品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变更至索立牢公司名下的义务，也未履行。兴众公司有理由相信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与兴众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兴众公司的投资款。（四）兴众公司作为索立牢公司的股东，本身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鼓励科技团队创新，鼓励公司做大做强，兴众公司最终会将股份以奖励的形式转让给投资协议甲方和乙方，兴众公司没有过错。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法院驳回胡家武的再审申请。 刘春骅提交意见称，（一）同意胡家武《再审申请书》的第一点意见，同时补充以下意见。1.原判决认定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签订主体的甲方为“刘琰嵬科技团队”，认定事实错误。第一，《股权投资协议》的首部将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分别列明，甲方1、甲方2、甲方3、甲方4是各自独立的主体，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刘琰嵬科技团队”。第二，从《股权投资协议》第一条对“科技团队”的释义看，《股权投资协议》中列明的甲方1刘琰嵬、甲方2胡家武、甲方3阮建祺、甲方4刘春骅仅仅是释义中的“核心成员”，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就是“刘琰嵬科技团队”。第三，“刘琰嵬科技团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合伙企业，也不是在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之间形成的个人合伙。因此，“刘琰嵬科技团队”不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第四，从《股权投资协议》的内容看，“刘琰嵬科技团队”仅是一个统称，在涉及具体的民事权利行使、义务承担时，《股权投资协议》均表述为“其他股东”或“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具体是指除兴众公司外的索立牢公司的其他股东。除兴众公司外，还有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等四位自然人股东及施达升公司一位法人股东。第五，原判决认为股权比例的约定是“刘琰嵬科技团队”这一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主体的内部约定，认定事实错误。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各自在《股权投资协议》中明确的股权比例以及在市场监督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比例是包括兴众公司在内的签约主体的共同约定。2.原判决认定“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应当共同承担回购义务”，认定事实错误。在本案中，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需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需要承担责任，也应当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按照持股比例承担”。（二）兴众公司在二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是解除合同，要求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及施达升公司返还出资款。原判决判令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及施达升公司承担回购责任，超出了兴众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兴众公司的诉讼请求。（三）原判决认定的“芜湖兴众公司虽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并不影响其要求退出投资的权利”，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胡家武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签订主体为三方，即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乙方施达升公司，丙方兴众公司。《股权投资协议》对“科技团队”的解释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一流水平科技成果，落户芜湖创业的人才团队。包括刘琰嵬等核心成员。”上述约定说明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是以刘琰嵬科技团队名义而非以各自独立主体名义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索立牢公司的股东除丙方兴众公司外，并非仅为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还有乙方施达升公司，故《股权投资协议》中表述的“其他股东”应为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和乙方施达升公司。《股权投资协议》关于共管账户中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办理出资和工商登记手续、投资资金的退还、创业奖励的设置和奖励均是针对刘琰嵬科技团队，未将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分开对待。此外，从合同目的和交易习惯看，刘琰嵬科技团队作为合作方，优势是其所掌握的技术和技术研发能力，无论是其对已经掌握技术的运用还是其具备的技术研发能力都依赖于整个团队，尤其是团队核心成员。虽然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各自的股权比例在《股权投资协议》中作出约定，原判决认定该约定系刘琰嵬科技团队内部约定，不能作为认定对外承担责任方式的依据，判决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作为刘琰嵬科技团队成员共同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并承担相应违约金责任，并无不当。由于兴众公司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判决判令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有事实依据。 综上，胡家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胡家武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万会峰 审判员  谢 勇 审判员  沈 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郭培培 书记员张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