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0621民初4540号 原告：陶华，男，1967年7月26日出生，住海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巍，江苏秉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市曲塘镇人民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21737822906M。 诉讼代表人：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吴宇轩，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华诉被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阀门厂）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巍，被告阀门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宇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陶华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依法确认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有关增加注册资本的“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事实与理由：一、关于被告的股权结构、注册资本演变的概况以及涉案的三次有关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 1、被告公司演变的情况。 2002年6月，海安阀门厂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工商登记的发起人、原始股东为被告陶华及案外人严建淮等10人；登记的注册资本为415万元，其中陶华出资40万元。 2010年12月1日，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记载的时任全体股东陶华、严建淮、贺平、贺増华、邵蓓玲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415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其中陶华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68.01万元。此次増资后，陶华在海安阀门厂工商档案中登记的出资额为212万元。2011年3月17日，吴国祥、贺增华、贺平、邵蓓玲、倪国华、严建淮、陶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纪要，其中载明：海安阀门厂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各股东的实际出资为1000万元（贺增华实际出资900万元、陶华实际出资100万元）；2011年3月15曰，全体股东按实际出资1000万元进行股权转让，转让后股东为吴国祥（股权比例为47%)、贺增华（股权比例为40%)、陶华（股权比例为10%)、倪国华（股权比例为3%);现股东会决定按2000万元的标准补齐注册资本，其中陶华的补资部分由吴国祥、贺增华各负担50%;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内容与本纪要内容不一致的，按本纪要为准等。 2011年3月，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为吴国祥（认缴出资额为94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贺增华（认缴出资额为800万元）、倪国华（认缴出资额为6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贺增华变更为吴国祥。 2012年9月13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相关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后，出资情况登记为吴国祥出资1400万元、吴俊出资400万元、陶华出资200万元。 至此，海安阀门厂形成以吴国祥、吴俊、陶华三个人为股东的局面。 2、涉案的三份股东会决议形成过程。 2013年6月18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至2800万元，新增的800万元由吴国祥出资。2013年7月2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800万元增加至3600万元，新增的800万元分别由吴国祥出资320万元、吴俊出资320万元、陶华出资160万元。对该两次会议，陶华不知情，均未接到参会通知，也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工商登记资料中显示的股东会决议“陶华”签名非本人所签。事后得知,另一股东“吴俊”的签名也非其本人所签。 2014年6月25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吴国祥认缴出资4200万元、吴俊认缴出资120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陶华虽然在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但也未经过由三位股东参加的会议讨论和表决程序，实际上当日并没有正式召开会议，吴国祥也没有告知增资的真实目的，且吴俊也没有出面和签字，所签名为他人代签。 二、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股东会决议”违法，应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1、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两次股东会决议，是用于将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增至3600万元的文件。根据海安市公安局在侦办吴国祥犯罪案件中对相关人员马环宇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所谓的增资都是通过借款调度他人资金来完成验资的，并非是作为股东之一原告陶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另一股东吴俊应当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马环宇直接接受的是曲塘政府负责招商引资工作人员王玉明的委托，增资目的是否是为了完成当地政府名义上的招商引资任务，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并且所有需要用到的资料都是王玉明给他的，陶华在此过程中全程与马环宇无接触也未参与。其次用于增资的800万元资金也是马环宇提供的，通过代为开设临时账户等行为分两次银行流转完成了增资1600万元的验资手续；陶华名下的临时账户也是马环宇去银行开立的;验资全部结束后马环宇就将800万元全部转走。具体过程详见笔录。 另外，这两份股东会决议上面的股东“陶华”、“吴俊”的签名均非本人所签，两人均不知情；形成决议的程序也违法。 上述事实表明，被告在此过程中提供未经所有股东认可的虚假股东会决议，并通过第三方的违法行为帮助来完成虚假的注资，从开始起就只是为了虚增注册资本的目的，采取的手段为体外循环注资验资，相关的行为并不是真正为了企业经营所需而进行增资。事实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是合同或者民事行为无效的法定事由，并且至少有两个股东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此股东会决议当应确认无效。 2、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是从3600万元注册资金增到6000万元的文件，程序、内容都属违法。 如前文所述，3600万元注册资金系虚假增资而来，“毛之不存，皮将焉附”，在虚假的注册资金基础上，再行承诺出资到6000万元，无论股东是什么样的态度和心理状态，均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根据，且股东之一的吴俊也没有签字认可。 再者，根据吴国祥的刑事判决书认定，在2012年6月至2015年11月间，吴国祥利用其担任海安阀门厂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通过虚设往来、虚假报支、重复入账等手段，非法侵吞海安阀门厂资金3419万余元。并且海安阀门厂于2013年底开始搬迁2014年度均处在拆迁的过程中已基本不再生产；当地政府从2013年11月份起分期发放的拆迁款3000余万元也被吴国祥侵占转移不知去向。故在2014年6月25日的当下，正处于吴国祥频繁进行上述犯罪活动的过程中；此时厂被拆迁，政府新安排的搬迁安置地块也是被以“江苏九俊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登记，海安阀门厂己不是土地的权利主体。故海安阀门厂既没有了生产场所，也没有了生产资金和产品销售业务，工人也歇业回家,厂己经被吴国祥掏空准备关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吴国祥却主导将注册资金增至6000万元，完全不是正常的企业投资经营行为，此时企业并没有增加注册资金的需要，可以确定是吴国祥为了防止其大肆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的过早暴露，而作的一种掩盖行为，是其犯罪行为的延伸；也或可以认为这是其准备实施另外违法行为的犯罪预备，无论怎样情况都是出于非法目的。 综上，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海安阀门厂辩称：一、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 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的作出程序虽有瑕疵，但是海安市人民法院在（2019）苏0621民初3084号案件中、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6民终14号案件中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原告陶华、案外人吴国祥、吴俊三名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案涉股东会决议事项，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且本案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在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的前提下，作出程序是否合法与决议内容是否有效并无因果关系，故针对陶华提出的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程序违法问题海安阀门厂不再赘述；二、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八条，阀门厂有权增加注册资本，海安阀门厂股东会也具有对海安阀门厂增加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的职权，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陶华仅因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成立于吴国祥犯罪的主要时间段内，进而主张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该主张并不成立。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与吴国祥所从事的犯罪活动之间并无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海安市人民法院（2018）苏0621民初7136号民事判决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民终2702号民事判决书对此均作出了认定；三、吴俊对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是知晓且认可的；四、陶华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行为，是对案涉三次增资作出的肯定意思表示，陶华为海安阀门厂的发起人之一且至今仍为海安阀门厂股东，其清楚海安阀门厂增资至2000万元的过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陶华在签署案涉14年的股东会决议时必定会注意到该决议的内容：“一、因业务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二、增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根据该决议内容很容易便可知道海安阀门厂此前已经由注册资本2000万元增加至3600万元，出资份额事关股东切身利益，陶华如果对14年增资决议不认可，对此前的增资也不予认可，那么完全可以拒绝在14年增资决议上签字。然而，陶华在14年增资决议上签字且对此后的工商变更登记也没有提出异议。直至海安阀门厂针对陶华等人提起追收未缴出资、追收抽逃出资诉讼时，陶华才对案涉股东会决议提出异议并予以否认，故陶华在14年增资决议上签字的行为是以明示的方式对此前的增资决议予以追认，是对案涉三份决议的认可；五、陶华是否参与操作增资程序，并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有效，增资决议作出在前，实际缴纳认缴的增资款、办理工商登记在后，不能以股东未参与增资决议作出后的具体操作而否认增资决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以增资款的来源以及抽逃后的去向来否认股东具有增资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陶华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2年6月，海安阀门厂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原告陶华为发起人、原始股东，出资40万元。 2010年12月1日，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记载的时任全体股东陶华、严建淮、贺平、贺增华、邵蓓玲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决定将注册资本由415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其中陶华认缴新增注册资本168.01万元。此次增资后，陶华在海安阀门厂工商档案中登记的出资额为212万元。 2011年3月17日，吴国祥、贺增华、贺平、邵蓓玲、倪国华、严建淮、陶华签订一份股权转让纪要，其中载明：海安阀门厂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各股东的实际出资为1000万元（贺增华实际出资900万元、陶华实际出资100万元）；2011年3月15日，全体股东按实际出资1000万元进行股权转让，转让后股东为吴国祥（股权比例为47%）、贺增华（股权比例为40%）、陶华（股权比例为10%）、倪国华（股权比例为3%）；现股东会决定按2000万元的标准补齐注册资本，其中陶华的补资部分由吴国祥、贺增华各负担50%；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内容与本纪要内容不一致的，按本纪要为准等。 2011年3月，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为吴国祥（认缴出资额为94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额为200万元）、贺增华（认缴出资额为800万元）、倪国华（认缴出资额为6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贺增华变更为吴国祥。 2012年9月13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相关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后，出资情况为吴国祥出资1400万元、吴俊出资400万元、陶华出资200万元。 2013年6月18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至2800万元，新增的800万元由吴国祥出资。 2013年7月2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由2800万元增加至3600万元，吴国祥、吴俊、陶华分别出资320万元、320万元、160万元。 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两次增资行为分别在2013年7月2日、7月3日完成，均系由他人（马某某）代办，但增资款在完成验资后即转出，转至海安阀门厂基本账户后又流向吴俊和王斌（海安阀门厂工作人员）账户。吴国祥、吴俊、陶华均在2013年6月25日在建设银行海安曲塘支行开户，开户手续由周军（海安阀门厂工作人员）代办。银行工作人员反映，存档无吴国祥、吴俊、陶华委托手续，但当时如由他人代理开户，应持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方可开户。 2014年6月25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应到会股东3方，实际到会股东3方，代表100%股权，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如下决议：一、因业务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二、增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吴国祥认缴出资4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0%；吴俊认缴出资1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三、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日的章程修正案载明，上述增资的认缴出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前。吴国祥在该章程修正案中签名，并加盖了海安阀门厂的公章。 上述增资均已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另查明，2016年7月6日，吴俊向本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诉讼，诉称：海安阀门厂的股东为吴国祥、吴俊和陶华，注册资本为3600万元，吴俊作为小股东，持有20%的股权，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2016年6月21日，吴俊经查询工商登记档案发现，海安阀门厂于2014年6月30日依据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海安阀门厂的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变更为6000万元，吴俊认缴的出资变更为1200万元。吴俊对此次增资毫不知情，此次股东会的召开未通知吴俊，且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也非吴俊本人所签。为此，请求判决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判令海安阀门厂向工商部门办理撤销2014年6月30日的变更登记。2016年8月15日，吴俊申请撤回起诉，本院审查后作出（2016）苏0621民初391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吴俊撤回起诉。 2016年8月22日，本院作出（2016）苏0621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安阀门厂的破产清算申请。同年9月6日，本院指定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担任海安海安阀门厂管理人。 2018年10月15日，本院立案受理海安阀门厂管理人起诉陶华、吴国祥、吴俊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海安阀门厂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吴国祥立即向原告缴纳出资款1680万元、被告吴俊立即向原告缴纳出资款480万元、被告陶华立即向原告缴纳出资款2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各被告应缴纳的出资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6年8月22日起计算至各被告实际付清该款之日止）。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苏0621民初7136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根据该条规定，股东应当向公司按期足额缴纳其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未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公司继续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本案中，海安阀门厂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2014年6月25日，海安阀门厂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其中吴国祥认缴出资4200万元，吴俊认缴出资1200万元，陶华认缴出资600万元；同时通过章程修正案。该章程修正案显示，各股东认缴出资的时间为2019年6月30日前。现该出资时间虽未届满，但海安阀门厂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关于被告吴国祥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吴国祥作为海安阀门厂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又是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其对增资是明知的，其作为海安阀门厂的股东应当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其辩称的增资只需要办个手续，不需要交钱等意见，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吴俊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吴俊虽然辩称2014年6月25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吴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其对增资事宜不知情。但是，吴国祥系其父亲，其陈述曾与父母同住，并将身份证交给吴国祥，曾带客户参观海安阀门厂，并认可其在海安阀门厂的股东身份，且其虽曾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但起诉时间是在该决议作出后近两年、本院受理海安阀门厂破产清算一案前两个多月，且其已自愿向本院申请撤诉。因此，即便该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非吴俊本人所签，也可以认定吴俊对该决议的内容是知晓和认可的。因此，被告吴俊应当依法承担出资义务。关于被告陶华是否应当履行缴纳出资义务的问题。被告陶华辩称其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系受吴国祥欺骗所为，该股东会决议属于可撤销的决议，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陶华这一抗辩主张。陶华辩称此前两次增资其均不知情，其仅享有海安阀门厂1.11%的股权，仅应按该比例承担缴纳出资款义务等。但是，其对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该股东会决议已明确载明“增加注册资本24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陶华认缴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等内容，故即便此前陶华此前对前两次确实不知情，但其在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的行为亦属于对海安阀门厂此次增资内容的认可，至于其在2014年6月25日前的实际出资是否与工商登记的一致，并不影响其在此次增资中应承担的出资责任。此外，吴国祥涉嫌刑事犯罪，但吴国祥所涉的罪名与本案并无必然关联，本案的审理并不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陶华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原告海安阀门厂要求三被告立即缴纳相应出资，合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三被告应给付自本院受理海安阀门厂破产清算案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通知各被告缴纳相应的出资款，故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依据不足，该起算日期应调整为本院受理本案之日即2018年10月15日。”判决：一、被告吴国祥向原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缴纳认缴的增资款16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6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二、被告吴俊向原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缴纳认缴的增资款4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4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三、被告陶华向原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缴纳认缴的增资款2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6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年利率标准，自2018年10月15日起算至实际给付出资款之日止）。上述一至三项，由各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海安阀门厂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后陶华、吴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上述上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受理原告陶华起诉被告海安阀门厂、第三人吴国祥、吴俊公司决议不成立纠纷一案，陶华起诉要求确认海安阀门厂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次有关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苏0621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认定案涉三份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陶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8月14日，在（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就（2018）苏0621民初7136号的上诉案件作出（2019）苏06民终270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吴国祥所涉刑事犯罪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成立与否无关，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海安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对马环宇的询问笔录（该笔录系复印件，未有任何单位加盖印章），证明海安阀门厂注册资金从2000万增到3600万元均是借助第三方提供的800万元款项，以体外循环虚假验资的方式完成，属于非法目的且非原告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供吴国祥的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吴国祥自2012年6月至2015年11月间非法侵吞海安阀门厂资金三千余万元，已将厂掏空，而形成三份股东会决议的时间均处于其大肆犯罪的过程中。企业并没有增加注册资金的客观需要，此举是为其犯罪行为的表现和犯罪活动的一部分，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另提供海安阀门厂付款明细，证明因海安阀门厂拆迁当地政府于2013年11月份起至2014年9月共计发4放拆迁补偿款3670万元，但该款均被吴国强侵吞转移不知去向。 以上事实，有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书、海安市人民法院（2019）苏0621民初308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6民终14号民事判决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民终2702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未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现本院（2019）苏0621民初308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可以确认案涉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2014年6月25日三份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在此基础上，结合已经生效的（2018）苏0621民初7136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以确认，（2018）苏0621民初7136号民事判决已依法判令该案被告吴国祥、吴俊、陶华三人须按照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履行出资义务，若不生效则不存在所谓的协议履行问题，故由此可认定案涉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是依法成立并有效的。而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中所涉相关内容是以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为基础变更而来，三份股东会决议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承继关系，既然2014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依法成立并有效，那么2013年6月18日、2013年7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当然成立并生效。同时，结合上述生效判决可以认定，案涉三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亦未有证据证明案涉股东会决议违背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案涉股东会已被认定为合法成立，原告陶华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另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询问笔录、刑事判决书、付款明细等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陶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 审判员  何志华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崔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