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0116行初109号原告肖俊芳，女，198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红旗路派出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街东围堤道与红旗路交口。法定代表人胡秀杰，所长。出庭负责人程汝海，副所长。委托代理人吴长浩，该所民警。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法定代表人张健，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春虎。第三人孙泽新，男，196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刘宏立，天津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立新，天津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肖俊芳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红旗路派出所（以下简称红旗路派出所）、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以下简称滨海新区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20年3月13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于2020年3月20日立案后，于2020年3月24日分别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孙泽新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7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俊芳，被告红旗路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程汝海、委托代理人吴长浩，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春虎，第三人孙泽新的委托代理人刘宏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津滨公（红）行终止决字[2020]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具体内容为：因肖俊芳报称被打一案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终止调查。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20年3月3日作出津公复决[202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原告肖俊芳诉称，2019年12月30日，原告因房屋拆除问题到大港油田市政服务公司经理孙泽新住处滨海新区海滨街心港假日苑93号楼1门3楼进行理论，然孙泽新态度恶劣，明知原告已经怀孕，还用手指着原告，时不时拍打扒拉原告肩膀，致使原告倒地受伤。被告红旗路派出所民警出警并拨打120将原告送至医院。经天津市海滨人民医院诊断，原告伤情为左髋部软组织损伤，并伴有腹部疼痛，差点引起先兆早产。原告认为，孙泽新的行为导致原告受伤，属于严重违法行为，被告红旗路派出所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并处罚，但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21日出具津滨公（红）行终止决字[2020]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终止调查。原告不服，向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20年3月3日，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津公复决字[202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原告认为二被告认定事实不清，作出的行政决定错误，为维护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作出的津公复决字[202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决撤销被告红旗路派出所作出的津滨公（红）行终止决字[2020]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肖俊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2019年12月30日证人蒋某录制的视频光盘，同被告事实类证据八，内容为2019年12月30日晚19时至20时左右，原告与第三人在第三人家门口理论，录像第20分钟左右，第三人碰了原告，原告倒地，证明当天确实没有人殴打原告，原告是待产的孕妇，与普通人体质不同，第三人态度恶劣地指着原告，说话时总是扒拉原告，后来原告倒地；证据二、2020年1月2日原告与第三人当面理论时的录音光盘，证明当日原告找第三人要求其承担住院费用，第三人承认扒拉原告；证据三、证人蒋某的证言，内容为：2019年12月30日晚19点多原告到第三人住处找第三人理论原告房屋拆迁的事情，当时原告处于待产状态，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所以证人陪同原告一起去。第三人指着原告说话态度很恶劣，还多次扒拉原告肩膀，当时原告就有些不舒服，过了一会警察来了，第三人仍扒拉原告，后来又来了两个市政公司的人，第三人一边说话一边扒拉原告肩膀，后原告被扒拉倒地晕了。2020年1月2日下午17点多原告到第三人单位找第三人要求垫付医药费，第三人自己承认扒拉原告。被告红旗路派出所辩称，2020年12月30日肖俊芳报警后，民警依法对孙泽新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对相关证人及案件视听资料进行调取，认真调查分析，并查明了孙泽新无违法事实。以上事实有孙泽新的陈述和申辩、肖俊芳的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被告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2月21日对该案作出津滨公（红）行终止决字[2020]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综上，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且综合考虑案件的起因、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等情况，被告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无不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红旗路派出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红旗路派出所于2019年12月31日制作的津滨公（红）受案字[2019]10062号《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据二、红旗路派出所于2019年12月31日制作的《案件来源》及2020年1月15日制作的《抓获经过》；证据三、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20年1月24日制作的津滨公（红）审字[2020]1311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据四、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1月15日制作的津滨公（红）审字[2020]26号《传唤审批表》、津滨公（红）行传字[2020]3号《传唤证》及《传唤通知家属记录》；证据五、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12日制作的津滨公（红）审字[2020]1853号《调取证据审批表》、津滨公（红）调证字[2020]173号《调取证据通知书》及《调取证据清单》；证据六、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21日制作的津滨公（红）审字[2020]156号《终止案件调查审批表》及津滨公（红）行终止决字[2020]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红旗路派出所于2019年12月30日对肖俊芳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二、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1月15日对孙泽新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三、红旗路派出所于2019年12月31日对蒋某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四、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1月6日对安立军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五、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1月7日对罗鹏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六、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1月7日对郭津平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七、红旗路派出所出警民警提供的执法记录仪视听资料，主要内容为2019年12月30日20时06分红旗路派出所民警出警到达现场后，在劝解过程中，20时11分第三人轻拍了原告两下，原告倒地，20时19分民警拨打120，20时31分120急救车到达后将原告送到医院；证据八、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12日在蒋某处调取的视听资料，同原告证据一，主要内容为原告与蒋某到达事发地点后，蒋某在录像，第三人出来与原告理论，在录像的20分钟左右时第三人碰了原告，原告倒地。证据八的内容包括民警到达之前的理论过程，民警到达之后的内容与证据七是一致的，只是不同角度的拍摄。二、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原告对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不服，于2020年2月25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同日，被告依法受理后向红旗路派出所作出并送达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要求其提交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2020年2月28日，红旗路派出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2020年3月3日，被告经审查作出维持上述《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复议决定，并于2020年3月6日邮寄送达原告。综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于2020年2月25日向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三、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据四、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28日向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五、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20年3月3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六、送达回执。第三人孙泽新述称，2019年12月30日原告因拆迁问题找到第三人家中与其进行理论，在第三人向原告进行解释过程中第三人并未对原告实施推搡或扒拉行为，原告倒地系因体力不支所致，与第三人无关。被告红旗路派出所作出的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是在民警依法对第三人进行询问、听取原告的陈述并对相关证人进行询问，同时审查了案件的视频资料所作出的决定，该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孙泽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二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录音系案发后录制，与本案无关；被告红旗路派出所对证据三不认可，证人陈述第三人多次扒拉原告与录像显示不一致；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对证据三不认可，证人蒋某与原告系表姐妹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且在录像中无法体现证人陈述的原告身体不适的情况；第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及原告陈述第三人未殴打原告的证明目的无异议，不认可其他证明目的，从该证据中可以看出第三人因为考虑到原告的身体还特意搬出凳子让原告坐，且第三人并未扒拉或者推搡原告，而是在安抚原告，整个交流过程中第三人没有过激语言；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该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有扒拉原告的行为；对证据三不认可，证人与原告存在亲属关系，且证人证言与视频内容不一致。本院对证据一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录音系事发后录制，内容无法体现第三人是否扒拉原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三证人证言与证据一的视频内容不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定。对于被告红旗路派出所提交的程序类与事实类证据，原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上述证据系被告在治安处罚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能够互相印证，具备客观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第三人，事发期间市政服务公司负责收回李园小区北侧国有土地的工作，需要对该片土地上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原告位于李园小区北侧房屋在拆除范围内。2019年12月30日19时许，原告在其表姐蒋某的陪同下，到第三人位于滨海新区××街××号楼××号的住处找第三人理论。第三人开门后，双方在楼道交谈。期间，第三人报警并电话通知其单位第二管理中心科长安立军，告知其原告正在理论拆违的事情，让安立军过去劝劝。安立军联系单位安全科科长郭津平、维稳办主任罗鹏，于20时左右一同到第三人家的楼道，共同劝说原告，向原告解释政策。20时06分，红旗路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20时11分，在原告与第三人交谈过程中，第三人为劝解原告，轻拍原告肩膀，后原告倒地。20时19分，红旗路派出所民警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急救车于20时31分到达并将原告送至医院。经海滨人民医院诊断，原告伤情为左髋部软组织损伤。原告于当日22时19分报警，称其于当日20时许在心港假日苑93号楼1单元3楼楼道内与孙泽新理论时被孙泽新推倒。被告红旗路派出所于次日受理该案，后履行了传唤询问、调取证据等调查程序。因案件复杂，经滨海新区公安局批准，被告于2020年1月24日决定延长本案办案期限三十日。2020年2月21日被告红旗路派出所作出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为肖俊芳报称被打一案没有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终止调查。被告于当日将该《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送达第三人，并电话通知原告领取，原告因身体原因委托蒋某代为领取。原告不服上述决定，于2020年2月25日向滨海新区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滨海新区公安局于当日依法受理，并向红旗路派出所作出《答复通知书》。红旗路派出所于2020年2月28日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意见》。经对红旗路派出所提交的答复意见及证据材料审查后，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20年3月3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20年3月6日向原告邮寄了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于次日签收。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告红旗路派出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告红旗路派出所于2019年12月31日受理涉案治安案件后，因案件复杂于2020年1月24日决定延长办案期限30日，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履行了立案、调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送达等程序，未超过延期后的办案期限，其行政程序合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本案中，原告到第三人住处理论房屋拆除事宜，第三人报警后红旗路派出所出警，与原告一同前往的蒋某亦全程用手机拍摄，原告倒地过程由红旗路派出所出警民警的执法记录仪及蒋某手机拍摄记录。通过被告红旗派出所提供的《询问笔录》及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蒋某手机录制的视频等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在交谈时，第三人在对原告劝解时有轻拍原告肩膀的行为，但并无殴打原告的行为。被告依据上述规定作出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决定终止调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主张其作为一个快生产的孕妇，体质与普通人不同，第三人在与其理论时态度恶劣，手指原告，多次扒拉原告致其倒地。本院认为，通过事发当日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出第三人在与原告交谈时，考虑到原告身体的特殊性，特意搬来凳子让原告坐，且在交谈过程中不存在态度恶劣、多次扒拉原告的情形。原告作为一个怀孕8个多月的孕妇，理应考虑到自身的身体情况，在理论过程中未能调整自己的情绪，后因情绪激动，体力不支倒地，该结果并非第三人轻拍其肩膀所致，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滨海新区公安局于2020年2月25日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于2020年3月3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20年3月6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于次日签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六十日办案期限，其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被诉《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俊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肖俊芳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元人民陪审员  王文丽人民陪审员  赵克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刘 维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