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1民终15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华蓥市渠水路**。法定代表人：匡建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鹿聃，吉林实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朝阳区南湖新村中街**。法定代表人：范东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星，吉林策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宝建，吉林策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公司）、长春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3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星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信诚公司偿还星星公司借款本金1421307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签证确认之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2.上诉费由信诚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信诚公司在九张签证单盖章的行为证明其具有到期支付款项的意思表示，信诚公司出具的签证单及制作签证单时明确表示按照双方签订的《建筑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即当月月末以工程款形式偿还借款，因此上述款项在制作签证单时已经约定了还款期限，信诚公司到期未能还款，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信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利息的判决不合法，但是假如借贷法律关系成立，一审法院对利息的判决是合法的，因此应当驳回星星公司的上诉。信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星星公司的诉讼请求；3.星星公司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信诚公司与星星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信诚公司与星星公司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借款合意，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出借的事实。在本案一审当中星星公司所主张的费用1421307元没有任何借款手续来支撑借款合意，星星公司所依据的证据是经济签证，该经济签证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终民585号民事判决中星星公司自认工程量并没有发生，而是借款行为,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刘跃的证人证言显示的10笔借款，没有一笔具有支付凭证，更没有任何一笔收款凭证。依据法律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有证据证明同时存在借贷合意和出借事实，方能认定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通过本案一审可以看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这二个构成要件。所谓的经济签证既不构成担保，也不能证明借款真实发生。用经济签证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既不符合行业惯例，更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星星公司主张将钱款交付给刘跃，也没有任何依据存在，信诚公司从未授权给刘跃向星星公司进行借款和收取款项。事实上,可以肯定的说信诚公司也从未收到过1421307元。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即使存在借贷关系,也是本案星星公司同刘跃之间的借贷关系,因为收款人为刘跃，并非本案信诚公司。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的员工不可以对外进行借贷，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公司员工的借款必须由公司来进行偿还。星星公司在一审当中提供的对于刘跃证人证言的公证书，法院不应当采纳，不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刘跃本人没有出庭接受信诚公司和法院的询问，且其不出庭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公证处唯一公证证明的是该份证人证言系刘跃本人签字,不能公证证明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刘跃的证人证言当中漏洞百出，首先其在证人证言中说明“以上10笔款合计1393000元”，但是经过仔细核对,其在证人证言中阐明的借款共计11笔,总金额系1303000元，笔数不对，总金额更不对，其提供的证人证言本身就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矛盾无法排除、难以自圆其说的证人证言更不能当做证据使用。星星公司在诉状中声称,信诚公司分9次向星星公司借款现金1421307元，故出具了9份签证单,而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的实际数额是139万，星星公司阐述收其中差额是双方约定的税金,借贷关系约定税金本身就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假使存在所谓的税金，那么1421307-1393000=28307，28307/1393000=0.02，事实上营改增之前的工程上的税率，根本就没有2%税率的税制。因此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讲，都难以自圆其说，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对经公证的刘跃询问笔录细节不予采信，但又认为笔录中陈述的借款总金额1393000元同9份签证单确认的数额一致，这一认定同事实不符，因为9张签证单总金额为1421307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421307元中借款本金金额，法院就认定1421307元为借款且本金为1393000元是非常不客观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得出或计算出1393000元的数字，毕竟刘跃的询问笔录中得出总金额为人民币1303000，足足差了9万元。一审中刘跃陈述其中一笔8万元的借款为范存玉向刘跃的借款，即使该事实真实存在，也是范存玉同刘跃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星星公司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并且上述事实仅仅是刘跃的个人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另外星星公司出具的一份范存玉出具人民币8万元的收条，仅能证明范存玉收到过8万元，不能说此8万元就一定是借款。因此，该收条同本案争议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星星公司辩称，原审判决第一项正确，应予维持。虽然双方之间没有借款合同，但是本案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案涉的九张技术签证所载工程量没有实际发生，签证单上有信诚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加盖了信诚公司工程技术部印章及公章，信诚公司也认可签证单是计算工程款的依据之一，说明信诚公司对于星星公司有到期支付款项的意思表示。加之证人刘跃依法出庭作证，其所述的借款经过及借款总额前后一致，与上述签证单记载总额相吻合，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本案的借款总额是信诚公司确定的，按照本金139.30万元如何计算税金、费用，计算哪些税金和费用完全由信诚公司决定，信诚公司自行计算上述税费后未星星公司出具上述签证单，所以无需星星公司对税费的计算方式进行解释说明。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信诚公司立即归还以经济签证形式的借款本金1421307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签证之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及交通费由信诚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至2007年间，信诚公司将南湖学府经典一期工程及二期工程发包给星星公司施工，后双方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至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长民再字第65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共同上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民终58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中，星星公司向信诚公司主张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并举证签证单等证据为凭。在星星公司举证的签证单中有9张签证单（金额共计1421307元），均经过信诚公司盖章确认，但星星公司在（2017）吉民终58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自认以上9张签证单所记载的工程量并未实际发生，而是以经济签证形式确认信诚公司向星星公司借款本金1393000元（计算税金后金额共计1421307元）。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民终585号民事判决据此认定原告主张以上9张签证单所记载的权利系基于借款关系，不应在该案中一并处理，星星公司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故星星公司为主张9张签证单所记载的款项，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信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在本案中，星星公司主张其与信诚公司存在借款关系的9份签证单形成日期均为自2006年8月15日起，至2007年10月25日止，在签证内容的下方均载明：“情况属实工程部：胡振宇”，并签署日期。9份签证单在建设单位处均加盖了信诚公司工程技术部印章，在施工单位处有星星公司的盖章确认及代表签名。其中，记载金额为623355元的一张签证单上虽无监理单位的盖章确认，但建设单位处有江大波的签名，而其他八张签证单上均有监理公司北京中建恒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2008年1月18日，信诚公司在上述9份签证单建设单位处均再次统一加盖信诚公司公章，并在建设单位处载明“只确认工程量王世杰20081／18”。信诚公司在其质证意见中认为以上9份签证单的真实性无法判断，9份签证单与其公司保存的不一致。但信诚公司并未就签证单上加盖的信诚公司公章及代表信诚公司签字人员的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其所述的不一致的签证单。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签证单的真实性。星星公司举证的9份签证单上均有信诚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确认，并加盖了信诚公司工程技术部印章及公章。虽然信诚公司在质证意见中并未对9份签证单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但信诚公司未对签证单上加盖的信诚公司公章及代表信诚公司签字人员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没有提供与上述签证单不一致的签证单。故原审法院对9份签证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信诚公司认可“签证单是计算工程款的依据之一”（详见第二次庭审笔录第7页第15行），说明信诚公司认可持有签证单即有权向其公司主张相应付款。由此可见，信诚公司在9张签证单盖章的行为，能够证明信诚公司对持单人星星公司具有到期支付款项的意思表示。故现星星公司以9张签证单为依据向信诚公司主张所载款项，应得到支持。二、关于刘跃的证人证言的认定。1．关于刘跃的身份。信诚公司在对星星公司举证的借据的质证意见中主张刘跃并非信诚公司的总经理，且信诚公司并未授权刘跃向外借钱。但在星星公司举证的2008年至2009年间的工程进度及产值结点申请单中，建设单位意见审批人处有刘跃签名，该份证据表明刘跃曾在信诚公司担任管理层领导职务，故原审法院对信诚公司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2．关于经公证书公证的对刘跃的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为经公证书公证的对刘跃的询问笔录的细节不准确，故原审法院对该份询问笔录的细节不予采信。但在该份询问笔录中，刘跃承认信诚公司存在向星星公司的借款事实，且陈述借款本金的总额为1393000元，此数额与原告主张9份签证单确认的借款本金金额一致。3．关于刘跃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刘跃在出庭作证时，能够描述信诚公司向星星公司的借款细节，其陈述信诚公司为星星公司出具签证，并为确认借款关系由信诚公司集体开会，监理公司参加，并加盖公章予以确认。这与星星公司举证的9份签证单上有8张有监理公司的盖章确认，并且信诚公司在同一天在9份签证单上再次加盖公章确认吻合。刘跃陈述其中一笔借款为范存玉向刘跃借80000元，最后通过签证形式转为向星星公司的借款。在星星公司举证的收条中亦有范存玉出具的80000元收条一份，与之对应。虽然刘跃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与其在经公证的询问笔录中所做陈述有所出入，但人的记忆对事件发生的具体细节产生模糊、有所偏差乃是人之常情，而刘跃所述的借款经过及借款总额前后可以达一致，与星星公司举证的签证单记载总额亦相吻合。虽然信诚公司以刘跃与其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为由主张其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关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刘跃的陈述亦可以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本案刘跃的证人证言与星星公司提供的签证单、收条、星星公司陈述等证据吻合，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故原审法院对刘跃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三、关于四枚借据及一份收条的认定。星星公司举证的四枚借据上均有刘跃的签名，而收条上有信诚公司董事长范存玉的签名，虽然借据及收条与签证的时间及金额并不能一一对应，但可以证明信诚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与董事长曾经与星星公司发生过借款关系。刘跃在证人证言中所述，“范存玉和我说用钱着急，公司盖章不方便，如果做签证了就不用我签字了”及“拿点小钱就没有账了，下次再借就统一给开”，解释了借据署名为刘跃本人以及借据数额与签证数额不对应的原因。而信诚公司又为星星公司出具了经过其加盖公章确认的签证，是信诚公司向星星公司做出的给付的意思表示。故借据及收条对签证单证据起到了补充证明的作用，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虽然双方之间并未签订借款合同，但星星公司举证的9份签证单、证人证言、借据及收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信诚公司与星星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以及《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信诚公司以签证单形式向星星公司确认借款关系存在的事实，并向星星公司做出给付的意思表示，信诚公司理应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向星星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由于9份签证仅记载给付数额，而并未明确给付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星星公司可以随时要求信诚公司还款。故星星公司主张信诚公司承担9份签证单所记载款项的还款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星星公司所举的证人证言承认双方之间约定没有利息，可以计算税金，该证人证言可以视作星星公司对双方约定没有利息的自认，且星星公司也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推翻该证人证言。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关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星星公司主张信诚公司承担自签证之日起至全部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星星公司在诉讼请求中关于交通费及律师费的主张，星星公司既未在事实及理由中进行说明，也未在庭审过程中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星星公司关于交通费及律师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信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星星公司借款1421307元；二、驳回星星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92元及保全费5000元，共计22592元，由信诚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二审时，星星公司称本案借款都是从银行提取现金后，将现金交给信诚公司工作人员，但是取款凭证都找不到了。刘跃曾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信诚公司向其支付2006年至2009年的工资、奖金等费用总计700余万元，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0104民初163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跃的诉讼请求，刘跃不服上诉至我院，我院作出（2017）吉01民终243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原审判决。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需有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要件。星星公司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提交九张技术签证、借据、收据及收条等证据。该九张技术签证虽然加盖了信诚公司公章，但未载明任何与借款有关的内容。星星公司称签证中有监理公司盖章，故借贷关系是真实的，但是监理公司的职责系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不能因加盖了监理公司的公章即认定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存在借贷关系。同时，星星公司提交的借据、收据及收条中仅有刘跃等人签字，未加盖信诚公司公章，星星公司又未能举证证明刘跃等人系经过信诚公司的授权接收案涉款项。而且，星星公司称出借的款项系银行提款后，将现金交给信诚公司的工作人员刘跃等人，但是未能提交其从银行取款的凭证。此外，刘跃出庭作证的陈述与其在经公证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存在多处不一致的情况，刘跃与信诚公司曾有诉讼，与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对刘跃的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的陈述均不应予以采信。除刘跃等人签字的借据、收条外，星星公司还举证了一份信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范存玉出具8万元的收条，但是该收条未体现任何与借款有关的内容，因信诚公司与星星公司尚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不能依据范存玉出具的收条认定星星公司与信诚公司存在数额为8万元的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星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信诚公司存在借贷的事实，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信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吉0104民初356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592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920元（长春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预交17592元、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预交12328元），共计52512元，由上诉人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芳芳审判员  刘晓希审判员  梁 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周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