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6民初31357号原告：袁琳，女，198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现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鑫，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黄国开，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刘芳。原告袁琳与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000元(9,500元×2×2倍)；2、2018年8月15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应休而未休的法定节假日16天加班工资20,976元(9,500元÷21.75×16天×3倍)；3、2018年8月15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休息日78天加班工资68,137元(9,500元÷21.75×78天×2倍)；4、2019年至2020年未休的带薪年休假12天折算工资10,488元(9,500元÷21.75×12天×2倍)；5、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少付的工资差额14,040元(9,500元×2-2月已付2,480元-3月已付2,480元)；6、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未付的工资3,931元(9,500元÷21.75×9天)。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8年8月15日进入被告处工作，担任行政专员。2020年4月9日，被告由其人力资源部主任兼人力行政中心行政部主任柯龙春通过公司使用的钉钉软件通知原告被裁员。被告于2020年3月31日办理了原告的退工，并自2020年2月起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保，自2020年4月停止支付原告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1条，“……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然而，被告从未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被告从未制定过裁员方案，也没有将裁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被告从未支付过任何经济补偿金，被告单方面通知原告裁员，属于裁员程序违法。根据被告财务部主任的要求，原告办理了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的借记卡，用于每月收取被告支付的工资。兴业银行的借记卡由被告以其公司账户发放部分原告工资，平安银行的借记卡由詹江超(被告的)个人银行账户发放另一部分原告工资(每次汇款均备注“工资”)，原告的每月工资固定为9,500元。被告处的所有员工都是按上述方式(即两张银行卡)领取工资。原告自2001年开始工作，至今累计工作已超过10年，社保已缴纳216个月。因此，原告2019年享有的年休假天数为10天。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近2年，于2020年4月9日被通知解除劳动关系，因此，原告2020年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天数为2天。被告在未与原告进行任何口头或书面协商的情况下，甚至都未通知原告，直接单方面按照最低工资2,480元支付原告2020年2月和3月的工资，并且该2月和3月的部分工资是于4月分两次支付的。事后，被告于2020年4月17日(即原告被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要求其他部分员工签署了《疫情期间知情同意书》(原告并未收到该文件，也未签字)，显然，该《疫情期间知情同意书》对原告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被告应按照原告固定工资9,500元向原告支付工资。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服从仲裁裁决。裁员需报劳动局备案，需要相应的程序，在被告通知原告裁员的同时，被告履行向劳动局办理报备的手续，在劳动局不同意被告裁员后，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复工通知，但原告不同意复工，被告没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不愿意复工是原告自己的责任。在签劳动合同时，被告还没有与财务确认过原告的工资，所以工资一栏是空白，对于劳动合同的其他内容尤其是加班问题，被告都已告知原告，双方均协商一致，所以不能说签劳动合同时是空白的合同。对于加班，原告是行政专员，负责考勤和加班，原告的加班被告都已安排了调休。原告的工资不是9,500元，而是5,000元，其余的是工会福利，福利是不需交税的，所以与工资分开发放。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于2017年8月1日制定了《加班与年休假管理制度》，对加班流程作了明确规定；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18年、2019年分别批准了被告《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原告于2018年8月15日入职被告处工作，担任人力资源部行政专员岗位，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8年8月15日至2021年8月15日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第三条第一款载明，医院属特种行业，依法实行综合计时工作制等内容。詹江超是被告的员工，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期间，每月15日左右被告通过兴业银行向原告支付工资5,100余元、詹江超通过平安银行转账给原告3,500余元，转账的备注写明是工资，2020年2月、3月，被告按每月2,480元支付了原告工资。2020年4月9日，被告人力资源部主任兼人力行政中心行政部主任柯龙春通过公司使用的钉钉软件通知原告被裁员。被告为原告办理了于2020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的退工手续。被告在2020年4月17日制作了《疫情期间知情同意书》，要求复工的员工签署同意书，同意书中载明未复工人员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每月2,480元的标准发放工资，时间从2020年2月1日暂至2020年6月30日。2020年4月16日，原告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原告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000元，2、2018年8月15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16,568元，3、2018年8月15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32,700元，4、2018年至2020年应休未休带薪年假20天折算工资17,440元，5、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工资差额21,850元。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23日依法作出静劳人仲(2020)办字第548号裁决书，裁决一、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工资798.16元；二、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020年未休年假折算工资3,310.34元；三、对原告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仲裁委裁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原告与柯龙春的钉钉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原告名下平安银行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詹江超钉钉截图打印件、刘楠与黄国开、柯龙春的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原告自制法定节假日加班天数统计表等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关于印发《加班与年休假管理制度》的通知及附件《加班与年休假管理制度》、加班申报表、《疫情期间知情同意书》、《返岗复工通知书》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争议焦点：1、原、被告的劳动合同是否解除；2、原告入职后的工资标准；3、《疫情期间知情同意书》对于工资发放标准的效力。对于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1、2020年4月9日，被告通过公司使用的钉钉软件通知原告被裁员，并办理了于2020年3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的退工手续。被告认为，在被告通知原告裁员的同时，被告履行向劳动局办理报备的手续，在劳动局不同意被告裁员后，被告向原告发送了复工通知，但原告不同意复工，被告没有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不愿意复工是原告自己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关系的管理一方，在对劳动关系做出处理时应当慎重。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行政部门的规定为员工办理退工手续，就是向社会公示员工从在职者身份恢复为失业者身份，在无劳动者明确辞职的申请之前，用人单位做出该行为就意味着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被告虽未将退工单直接寄给原告，但通过查询劳动行政部门，原告是可以知道被退工的事实。因此，本案中应当认定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实际已经发出，原、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20年4月9日被告通知原告被裁员时确认解除；2、被告确认詹江超名下每月通过平安银行转账给原告费用，但被告认为转账的钱款性质是工会福利费，不是工资。对此，本院认为，詹江超是被告的员工，2019年4月至2020年1月期间，詹江超每月在固定的期限，通过平安银行转账给原告3,500元左右，且转账的备注写明是工资，该款应认定是原告的工资组成部分。被告认为系福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3、被告在2020年4月17日制定《疫情期间知情同意书》并征求员工意见，意见书中虽载明未复工人员月工资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2,480元发放，时间自2020年2月1日暂至2020年6月30日，然被告在2020年4月15日已经发放原告2月份工资2,480元，《疫情期间知情同意书》对于原告2月份的工资发放并不产生效力。综上所述，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工资差额。春节国定假期后，因受疫情影响，被告全面停工停产，但根据相关规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2月份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工资，支付标准按照原告在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经核算原告在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的平均工资实得为8,701.40元，被告已经支付原告2,480元，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2月份工资差额6,221.40元(平均工资8,701.40元-2月份已发2,480元)。3月份因原告并未复工，被告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2,480元发放原告工资，并无不妥之处，原告要求被告支付3月份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劳动合同解除赔偿金。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下，在原告未提出离职申请的前提下，被告通知原告被裁员，并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被告做出该行为系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该以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经核算，原告在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的平均工资实得为8,153.5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实得32,614元(8,153.50元×2×2)；3、本院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于2020年4月9日解除，期间原告并未复工，被告同意按照仲裁委裁决支付原告2020年4月1日至4月9日的工资798.16元，予以准许；4、关于年休假工资。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累计工作年限已满10年，原告每年应当享有法定年休假10天，本案审理中，被告同意按照仲裁委裁决的金额支付原告年休假工资，不同意原告主张的金额，因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已安排原告休年休假或者已经支付原告年休假工资，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年至2020年未休的带薪年休假12天的请求，于法有据，但年休假的工资应当根据原告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年休假折算工资实得8,997元(8,153.50元÷21.75×12×2)；5、关于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被告于2017年8月1日就已制定了《加班与年休假管理制度》，被告对加班流程作了明确规定，原告虽然在2018年8月入职，但被告的规章制度并未改变，且劳动合同中亦注明了相关规定，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在空白的劳动合同中签名，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经过被告安排加班的事实，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8月15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法定节假日16天加班工资及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袁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614元(实得)；二、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袁琳2020年2月份工资差额6,221.40元(实得)；三、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袁琳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9日期间工资798.16元；四、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袁琳2019年、2020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8,997元(实得)；五、驳回原告袁琳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秀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俞晓岚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