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2072民初8448号原告：刘运枚，女，197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民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以超，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麦键芳，北京市京师（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市恒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麦桂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崇岳，广东南鹏展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惠霞，广东南鹏展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运枚与被告中山市恒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璟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运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以超，被告恒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崇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运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恒璟公司支付刘运枚1.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医疗期工资27000元；2.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医疗期补助费27000元；3.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0000元。以上合计84000元。事实和理由：2008年9月，刘运枚入职中山市恒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恒成公司）任职普工，后原恒成公司注销，刘运枚的劳动关系转移至恒璟公司处，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2019年6月28日，刘运枚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诊断为乳腺癌，刘运枚向恒璟公司请假获批后，于2019年7月3日到湖南住院治疗。治疗期间，刘运枚以微信方式向恒璟公司人事请假并获同意。2019年9月7日，刘运枚回恒璟公司处上班，要求恒璟公司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工资并协助办理相关社保手续，但恒璟公司以此要求刘运枚填写辞职申请，刘运枚未尽快拿到上述工资及办理相关社保手续，迫于无奈听从恒璟公司要求填写辞职申请，并倒签申请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恒璟公司在刘运枚患病医疗期间，以胁迫方式违法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刘运枚申请劳动仲裁，不符劳动仲裁裁决，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诉。恒璟公司辩称，1.刘运枚已于2019年6月28日以“有事个人原因”为由辞职，并于当日正式离职，有刘运枚签名并填写“员工辞职申请表”、“离厂证明书”可证实。2019年7月3日，刘运枚才生病住院，此时刘运枚已离职5天之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运枚生病住院后怕因无社保导致医药费无法报销，遂要求恒璟公司继续为其购买社保，为此，双方于2019年9月7日签署“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再次确认双方已于2019年6月28日解除劳动关系，刘运枚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恒璟公司支付因疾病产生的福利待遇即医疗期待遇，且协议约定恒璟公司继续为刘运枚购买社保，购买社保款项全部由刘运枚支付，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运枚不得以在恒璟公司处购买社保为由要求恒璟公司承担疾病、工伤等社保福利待遇。刘运枚患病前已离职，且双方已约定刘运枚不得要求恒璟公司支付医疗期待遇，故刘运枚丧失了享受医疗期待遇的资格。2.即使刘运枚可享受医疗期待遇，刘运枚2016年4月入职恒璟公司处，至其2019年6月28日离职，仅在恒璟公司处工作3年多，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刘运枚至多享有3个月医疗期。依照《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医疗期工资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仲裁裁决认定刘运枚离职日期2019年9月7日，刘运枚也仅可享受2个多月的医疗期待遇。原恒成公司与恒璟公司股东、管理人员、住所地均不同，是不同企业，恒璟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开始经营，原恒成公司2017年3月15日才注销，两公司并非同一，刘运枚在原恒成公司的工龄与恒璟公司无关，不能计算为在恒璟公司处工作的工龄。3.刘运枚主张医疗期补助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4.刘运枚自行离职，并非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刘运枚主张经济补偿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刘运枚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抗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恒璟公司系于2016年4月28日登记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金属制品、门锁、五金电器配件。法定代表人麦桂英，投资者为麦桂英、欧艳霞。刘运枚系恒璟公司的员工，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恒璟公司已为刘运枚参加2016年12月至2020年3月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原恒成公司2012年4月至2016年11月为刘运枚参加社会保险。2020年4月29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刘运枚的劳动仲裁申请，刘运枚请求裁决恒璟公司支付其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医疗期工资27000元、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医疗期补助费27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0000元。2020年6月9日，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20]2342号仲裁裁决，终局裁决：一、恒璟公司于裁决生效后即支付刘运枚医疗期工资3194.85元；二、驳回刘运枚其余仲裁请求。刘运枚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诉至本院。恒璟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另查，原恒成公司系2003年9月2日登记成立的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3月15日注销，住所地为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工业区*****，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金属制品、五金电器配件、锁（不含电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定代表人胡发标，投资者为胡发标、麦树发。刘运枚主张恒璟公司曾用名为原恒成公司，两公司具有承继关系，刘运枚劳动关系应从在原恒成公司工作时计算。刘运枚为此提交锁具产品图片及导航地图网页截图、参保证明，其中，锁具产品图片标明“恒璟五金（原恒成）”，厂商简介注明“Y&T中山市恒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原中山市恒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山市小榄镇，20多年的锁具及门控五金生产经验……”；导航地图显示“中山市恒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地址为“小榄镇小榄工业区怡丰三工业村2-3座泰隆西路4号”，公司信息注明“中山市恒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参保证明显示，原恒成公司为刘运枚参加了2012年4月至2016年11月社会保险，恒璟公司为刘运枚参加了2016年12月至2020年3月社会保险。恒璟公司认为网上打印截图的来源不明，不能证明刘运枚入职时间，而恒璟公司于2016年才成立，刘运枚不可能2012年就入职恒璟公司工作，原恒成公司与恒璟公司是不同的经营主体，不同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仅经营地址在同一栋楼而已；恒璟公司确认参保证明的真实性，但认为恒璟公司2016年12月才开始为刘运枚购买社保，原恒成公司2017年仍在经营，可印证两公司并非同一。刘运枚提交医院出院记录、出院病人疾病证明书拟证明刘运枚患有重大疾病乳腺癌、需要长期治疗。其中，出院记录显示刘运枚于2019年7月3日至7月26日在长沙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23天，入院诊断为：左乳腺肿块性质待查，行左乳癌改良根治术，术后予抗肿瘤、升免疫力等对症治疗，出院诊断医嘱有“回当地医院化疗”等内容；刘运枚2019年7月29日至8月3日、2020年5月8日至5月11日分别在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左乳非特殊型浸润性癌术后。恒璟公司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称刘运枚仲裁阶段才提交上述材料，恒璟公司此前并不知情刘运枚生病住院，且刘运枚是在2019年6月28日离职后5天才住院的，与恒璟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刘运枚提交与恒璟公司人事主管胡银清（微信号“恒璟阿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刘运枚患病后即向恒璟公司请假，直至2019年9月仍有请假记录，员工辞职申请表上填写的辞职日期不真实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刘运枚于2019年7月5日告知“珠，我在老家住院了，我请假只请到8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7月6日刘运枚说“阿珠我这个月不能来上班，要不要我老公亲自到你那里去请假”，7月20日，胡银清问“阿枚现在怎样了”，刘运枚回复“阿珠现在还在医院，做完手术还住三天，暂时这几个月不能做事。”胡银清回复“那好吧，好好休息好再回来上班吧。”8月5日刘运枚称“阿珠我七月份工资还在我木箱子里，计时好像一天或是二天没写，还有装的开关筒没写，多少要问小黄，还有103个多功能锁体，麻烦你帮我写一下”，胡银清回复“好”，8月8日“阿珠我还在老家，钱先放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班，这次的伤太重了，要是不能上班钱放在那里请老板娘帮我交社保钱”，9月3日“阿珠（我）到广东来了，医生说一年以后才能上班，……不知道老板娘帮忙继续帮我买社保可以不，我每个月按时打钱过去”，刘运枚还询问恒璟公司社保医保报销医疗费的相关情况，胡银清回复要问会计了解，并就继续缴纳社保费的问题将老板娘电话号码给刘运枚。恒璟公司称公司不设人事部门，“恒璟阿珠”为恒璟公司办公室文员胡银清，并非代表恒璟公司于刘运枚办理购买社保、离职手续的人员，故并不清楚刘运枚已离职，且聊天记录反映刘运枚承认其自己承担社保费用，可见双方仅存在代为购买社保的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恒璟公司提交员工辞职申请表、离厂证明书、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拟证明刘运枚于2019年6月28日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辞职，当日离开恒璟公司，双方劳动关系自该日解除，此后恒璟公司仅应刘运枚要求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上明确约定刘运枚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恒璟公司支付任何相关待遇。其中，员工辞职申请表反映刘运枚手写辞职原因为“有事个人原因”，刘运枚在辞职人签字处签名，公司意见主管意见处签名“胡银清2019.6.28”；离厂证明书一式两份，显示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离厂事由“个人原因”，人事审批“胡银清”，备注“6月份、5月份工资由本人收款一次收完”，离厂人员签名“刘运枚”。“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显示刘运枚、恒璟公司于2019年9月7日签订，载明：乙方（刘运枚）系甲方（恒璟公司）员工，乙方因个人原因在2019年6月28日与甲方解除了劳动关系。应乙方要求，甲方代为乙方购买一段时期的社保，未免日后产生争议，双方经平等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同意在2019年7月至2021年6月期间以工资为标准（如政府部门规定的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低于该数额的，自动调整为社保最低缴费基数），代为乙方购买社保；2.按现行标准，社保部门收取的社保费用（含单位及个人应缴纳部分）为每月806元，乙方承诺均由乙方自行负担……；6.鉴于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乙方承诺，乙方不得以甲方为其购买社保为由，而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要求甲方支付或承担乙方的疾病、工伤等社保福利待遇，不得要求甲方给予经济补偿、经济赔偿、支付劳动报酬、双倍工资或其他补偿赔偿，等等。刘运枚签名按捺指印，恒璟公司盖公章。刘运枚不确认“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的合法性，认为是恒璟公司利用其强势地位导致刘运枚无奈签订，并非刘运枚真实意思表示，如刘运枚不签订协议则拒绝为刘运枚购买社保导致刘运枚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不确认员工辞职申请表、离厂证明书的合法性，称该两份证明形成时间为2019年9月7日，并非2019年6月28日，若刘运枚拒绝，则恒璟公司拒绝为刘运枚购买社保且拒绝发放5月、6月工资，刘运枚出于其身患重病、急需治疗费用才无奈签名。恒璟公司提交劳动合同拟证实刘运枚带薪假期工资以刘运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基准、按照法律规定计发，刘运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不低于1710元/月，且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刘运枚确认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但认为双方没有约定病假期工资，劳动合同条款仅约定了工资下限，并非约定刘运枚的实际工资，刘运枚实际工资3000元/月，故病假工资也应为3000元/月。庭审中，刘运枚主张刘运枚平均工资3000元/月，工资以现金发放，刘运枚需在工资条上签字确认；刘运枚实际入职恒璟公司时间为2008年9月，恒璟公司2012年才为刘运枚购买社保，根据医疗期相应规定，结合刘运枚患乳腺癌属于重病且长期需要治疗的情况，刘运枚可享受9个月的医疗期，而医疗期应按照刘运枚实际工资3000元/月计算9个月；刘运枚主张因其患重病需增加医疗补助费，按3000元/月计算9个月，但未于庭后限定时间内提交相关依据；刘运枚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按照3000元/月计算10个月，又主张因刘运枚尚在医疗期内，双方尚未解除劳动关系。恒璟公司确认刘运枚主张的工资数额，认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19年6月28日。本院认为，刘运枚不确认员工辞职申请表、离厂证明书、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的合法性，但并未否认上述文件的内容及其签名的真实性，刘运枚也无举证证明其书写、签名上述文件时存在受胁迫的情形，故本院认定上述文件内容系刘运枚真实意思表示，对员工辞职申请表、离厂证明书、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查，上述三份证据反映刘运枚因个人原因于2019年6月28日辞职，并已于当日办理完毕离厂及工资结算手续，故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6月28日刘运枚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而于当日解除。据此，刘运枚主张恒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对刘运枚工作年限问题在本案中不予审查与计算。至于刘运枚称其此后仍有向恒璟公司请假、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6月28日尚未解除的意见，经查，刘运枚与恒璟公司工作人员胡银清的聊天记录主要反映刘运枚告知恒璟公司暂时未能回去上班、要求恒璟公司用刘运枚留在恒璟公司处的工资继续帮刘运枚购买社保等事宜，与代为购买社保协议书反映的内容相符，而无其他证据反映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续，故对刘运枚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刘运枚诉求恒璟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又主张刘运枚医疗期未满与恒璟公司劳动关系尚未解除，其意见前后矛盾，本院均不予采纳。据上列认定，刘运枚于2019年6月28日以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并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双方已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刘运枚主张恒璟公司支付其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医疗期工资2700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刘运枚主张恒璟公司支付其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医疗期补助费27000元，本院也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运枚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已由原告刘运枚预交），由原告刘运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司 薇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梁壁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