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17行初53号原告李仲友，男，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委托代理人陈福文，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北街**。法定代表人张宗山，政委。出庭负责人张敬雨，副支队长。委托代理人王鹏，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晓林，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工作人员。第三人熊仕良，男，1956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原告李仲友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以下简称平谷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熊仕良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仲友及委托代理人陈福文，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副支队长张敬雨及委托代理人王鹏、张晓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熊仕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平谷交通支队于2020年5月3日作出京公交决字[2020]第111700-28001257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交管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现查明李仲友于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在城关地区其他道路起点至终点段实施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情节较轻，以上事实有交通违法行为人李仲友的陈述和申辩、鉴定、检测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给予李仲友罚款1800元的处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李仲友警告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给予：罚款1800元。原告李仲友诉称，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在北京市平谷区×××路与××街交叉口,原告驾驶黑色本田轿车(车牌号×××)由北向南直行,熊仕良驾驶自行车由北向东行驶,两车相碰,自行车碰到轿车右侧车身,致右侧反光镜损坏,发生事故后原告立即停车并下车,熊仕良将自行车挪到路西边,原告见熊仕良手上有轻微擦伤无开放出血伤口,主动询问伤情并提出留联系方式,对方未予以回应。随后,原告主动告诉熊仕良自己是×××医院的医生,有事可以到工作单位找。熊仕良说:“你走吧”。原告查看车辆损坏情况后,不忍追究对方事故责任,并再次告知熊仕良自己真实工作单位,主动要求熊仕良如有特别情况随时就医,并可随时到原告工作单位联系原告。熊仕良再次说:“你走吧”。经原告初步查看熊仕良仅有轻微擦伤,排除手部骨折可能,认为无大碍,且本次事故主要责任人明显应为熊仕良,因原告认为没必要追究熊仕良事故责任,且熊仕良无大碍,认为此事双方已达成一致简单解决,后驾车驶离到×××医院上班。2020年4月16日,车主陈某某电话询问原告近期是否发生交通事故,电话里原告称发生了轻微事故已经解决,原告当即拨打122询问相关情况,询问得知在原告驶离后熊仕良报案称原告肇事逃逸,原告得知此事后,立即前往交通队说明相关情况,后原告通过交通队主动联系熊仕良,第一次通话,熊仕良在电话里承认原告说了是×××医院的医生,并承认当时说让原告走,但辩称“我说让你走,我当时就去锁车了,还说了下半句带我去医院,”熊仕良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当时发现手有问题后着急把人想坏了,认为原告留的工作单位不是真的,也没有到单位找。2020年5月3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被诉交管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载明决定给予罚款1800元和警告的处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存疑,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认定书中逃逸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交通事故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无证据证实原告具有逃避责任的主观犯意,发生事故后原告及时下车与对方反复交涉询问,并留下单位及职业,在对方两次提出允许离开后正常驶离,明显无主观逃避责任犯意。原告无逃避责任动机,原告驾驶车辆手续保险齐全,且明显为对方主要责任，得知对方可能反悔后主动拨打122询问是否有相关报警,并积极配合询问调查。交警出具责任认定后,交警展示证据,只有碰撞的录像,未提供双方在路边交涉的录像,未做到全面查证事实,认定草率,且有故意隐瞒对原告有利证据的嫌疑。其次,被告认定逃逸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此条款为事故处理规范,非认定逃逸法律依据。不能以违反此条规范就认定逃逸,应从主客观结合相关证据综合认定。“逃逸”需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逃逸行为是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与逃跑客观行为的有机结合,二者的有机统一才构成《解释》规定的逃逸情形。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绝不等同于肇事后单纯客观地离开现场行为。对于行为人逃跑行为是否出于逃避法律追究主观目的的认定,应该从当时环境和其客观行为出发进行分析。再次,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被告作出处罚决定书之前,应告知原告具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原告向被告说明事故发生当天与熊仕良沟通交流的情况,被告未进行详细调查便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没有告知原告有陈述申辩权，严重剥夺了原告的法定权利。最后，认定书中事故责任认定不清。事故本身是起因,也是认定逃逸动机的依据,此处罚决定书未明确碰撞事故本身的责任划分,而是简单罗列双方均有原因,以逃逸为由认定原告负主要责任,颠倒事实。处罚决定书应先明确本次事故中双方的主次责任,然后再列明是否构成逃逸,最终确定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1．撤销被诉交管处罚决定；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李仲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与熊仕良电话录音，录音里承认了现场对李仲友说过“走”，证明熊仕良在发生事故后让李仲友走；2．与交警对话录音，证明交警王宾承认李仲友没有主观逃跑的动机，没有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且交警承认熊仕良现场没有提供李仲友的单位地址；3．与第二报案人通话录音，证明熊仕良的家人隐瞒了报案的关键事实；4．百迪宾馆监控录像，内容显示事发后熊仕良身体状况不属于危重，伤情较轻，李仲友与熊仕良在事发后有交流过程，双方交谈超过5分钟，交流后李仲友离开现场，李仲友离开时熊仕良没有阻拦，交警到现场与熊仕良交流，证明双方发生事故后进行充分协商，熊仕良让李仲友走后，李仲友才离开；5．熊仕良在渔阳派出所的笔录，证明交通队现场记录当事人不在现场，没有让当事人签字，是后来补充的，没有做现场真实记录，交警执法不规范。被告平谷交通支队辩称，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认定的事实为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在北京市平谷区×××路与××街交叉口(城关地区其他道路起点段至终点段),熊仕良驾驶自行车由北向东左转行驶时,适有李仲友驾驶黑色本田牌小型轿车(车牌号×××)由北向南驶来,两车接触均损坏,熊仕良受伤,事故后,李仲友驾车逃逸。4月16日,李仲友主动投案。事发后,平谷交通支队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工作,查证的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交通事故证据及适用法律。熊仕良驾驶自行车未按规定让行,有询问笔录、监控录像为证,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的规定。李仲友驾驶小型轿车上道路行驶时未确保安全,有现场勘查、询问笔录为证,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李仲友驾驶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有现场勘查、询问笔录、监控录像为证,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的规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的规定,确定:李仲友为主要责任,熊仕良为次要责任。2020年5月6日,李仲友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北京市交管局）提交了对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申请。2020年5月13日,北京市交管局做出了复核结论,认定被告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程序合法，维持了被告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因李仲友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1800元的处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12分。原告认为被告认定其逃逸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认定逃逸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经调查核实后确认事故另一方当事人熊仕良在现场未说过让原告走的话。事故发生后,原告没有抢救受伤人员和保护现场,也没有主动报警,以上事实有勘查笔录、当事人的询问笔录、122报警台事故电话记录等证据证明。被告在作出处罚前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制作了告知笔录,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作出复核结论。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对李仲友作出的被诉交管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故请平谷区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第11011720200413001号《受案登记表》，证明2020年4月13日7时04分，被告受理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的案件，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熊仕良驾驶自行车在平谷区×××路与××街交叉口由北向东左转弯行驶时，被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黑色小客车刮倒，小客车逃逸的案件；2．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明2020年4月13日7时45分至8时15分，被告民警对熊仕良的交通事故进行了现场勘查；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证明2020年4月13日7时45分，被告对熊仕良交通事故绘制现场图；4．第111700310019136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2020年4月16日，被告依法扣留李仲友驾驶的车号为“×××”的小型轿车；5．编号111700810019136返还物品凭证，证明2020年5月3日，被告返还李仲友的小型轿车；6．扣留拖移车辆存放费用告知书，证明2020年5月3日，被告对李仲友被扣留的“×××”小型轿车未收取停车费用；7．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证明李仲友驾驶的×××小客车信息；8．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证明李仲友有驾驶资格；9．熊仕良人员基本信息，证明熊仕良身份、住址；10．李仲友人员基本信息，证明李仲友身份、住址；11．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李仲友有驾驶资格；12．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明李仲友驾驶的×××小客车信息；13．2020年4月17日、4月25日，熊仕良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民警对熊仕良进行询问，熊仕良称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左右，在园田队路口被小客车刮倒，小客车驾驶人下车查看情况，之后熊仕良报警，熊仕良左手大拇指受伤，腰、腿受伤，小客车驾驶人未经熊仕良同意的情况下驾车驶离；14．2020年4月16日李仲友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民警对李仲友进行询问，李仲友称2020年4月13日7时许，在园田队路口驾驶小客车由北向南行使，当时信号灯为绿灯，撞上一辆自行车后下车询问情况，并告诉对方自己是马坊医院的大夫和电话号码，后驾车驶离现场；15．北京市平谷区医院诊断书，证明熊仕良左手拇指肌腱闭合性断裂、双手皮肤挫伤情况，4月13日住院治疗情况；16．京公（平）交认字[2020]第110117202004130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交通事故证据及适用法律，交通事故成因及最后的责任认定；17．京公（交管）行受字[2020]第111700310019136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受理了李仲友交通肇事逃逸案；18．京公（交管）审字[2020]第111700310019136号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京公交决字[2020]第111700-28001257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第2020003号更正通知书，证明2020年5月3日，被告在对李仲友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向其作了告知，其提出申辩后，被告依法对其申辩进行了复核，因其申辩不成立，被告经审批依法对其作出了罚款1800元行政处罚决定，本违法行为记十二分。被告对行政处罚决定中违法时间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更正；19．呈请扣留车辆报告书、呈请发还车辆报告书，证明被告因办案需要，对李仲友的小型客车扣留和发还；20．呈请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报告书、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020]第111700871000807号办理注销最高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证明2020年5月3日，被告因李仲友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计分达12分，扣留李仲友的驾驶证并通知其在三十日内到车辆管理所参加满分学习考试后办理换证业务；21．送字（2020）第049、050、061号送达回证，证明被告给李仲友、熊仕良送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给李仲友送达了更正通知书；22．京公交复受字[2020]第000053号道路交通事故复核受理通知书、京公交复字结论[2020]第000053号北京市交管局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证明北京市交管局将李仲友对被告作出的事故认定的复核申请分别通知李仲友和熊仕良。2020年5月13日，北京市交管局对被告作出的事故认定作出了维持的决定；2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电子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电子保单、2021强制保险标志，证明车牌号“×××”小型客车有强制险和商业保险；24．案件编号为20200413000265号和20200413000326号122报警台事故电话记录表，证明熊仕良在事故后两次报警称发生事故有小客车逃逸；25．案件编号为20200416004836号122报警台反映电话记录表，证明2020年4月16日李仲友打电话报警称自己开车发生事故；26．交通事故照片，证明2020年4月13日熊仕良、李仲友发生事故地点及自行车、小客车损坏情况；27．事故现场监控录像光盘，证明李仲友、熊仕良发生交通事故，李仲友下车查看情况，后驾车驶离情况；28．张庆宝、王宾、施银浩、张佳庆人民警察证复印件，证明张庆宝、王宾、施银浩、张佳庆有执法办案资格。《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北京市实施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系被告行使职权的依据。第三人熊仕良没有诉讼意见。第三人熊仕良没有证据提交。经庭审质证，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对原告李仲友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系李仲友与熊仕良联系时形成的录音，只能证实二人后期的交涉情况，且熊仕良否认事故发生主动让李仲友离开；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来源不清，录像不清晰，无声音，无法证明熊仕良让李仲友离开；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关联性，现场图为方位图，是原告已经逃逸，熊仕良的车辆也已经挪离原位，熊仕良走以后，民警又去现场画的，故不存在车辆情况，被告无执法不规范的情况。原告李仲友对被告平谷交通支队提供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2，不认可真实性，事故发生时受伤人员仍在现场；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客观性；不认可不合法，事故当天交警没有记录现场询问熊仕良的情况；对证据3，不认可合法性，没有记录车辆的位置、车辆信息、人员信息；对证据4，不认可其合法性，送达强制措施凭证时没有2名以上执法人员在场，没有对原告有无异议进行记载；对证据5-12，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持异议；对证据13，不认可2020年4月17日、4月25日被告对熊仕良的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熊仕良的供述单独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交的证据里没有证据佐证熊仕良的供述；对证据14，不认可2020年4月16日被告对李仲友的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原告认为李仲友在南北方向快车道上正常行使，是熊仕良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未让直行造成的交通事故；对证据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7-1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处罚告知书的合法性不认可，原告表示要陈述和申辩，复核机关没有公章，没有复核人员签字；对证据19，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0，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24-25：不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26，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27，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监控录像中不包含李仲友和熊仕良之间交流的视频和声音；对证据28，不认可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原告没有收到该证据，我方收到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项内容，根据《行政强制法》第17条的规定，强制措施必须由具备执法资格的人作出，但是，现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员具备执法资格。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了2020年4月13日6时被告调查李仲友案件的现场执法记录录像。原告认为该执法记录录像未加盖公章，未记载提取时间、提取地点、办案民警等内容，执法录像不完整，没有确定报案人员信息和事情经过的关键内容，该证据有被剪辑的嫌疑，交警没有在出警的第一时间与熊仕良进行调查，无法还原当时的案情；熊仕良在笔录中称将原告驾驶车辆左侧反光镜损坏，实际上原告的反光镜是右侧损坏，也能证明交警没有仔细调查；百迪宾馆的视频是渔阳派出所调取，原告在诉讼中通过法院获取的，说明该证据真实可靠，第三人事故发生后意识清醒，交警到现场后没有在第一时间与第三人做笔录，第三人之子到交通队后也没做笔录，并且现场勘查笔录中记载当事人没有在现场与录像中和熊仕良在派出所陈述交警走后才离开现场的事实不符。被告认为执法记录是公安机关内部记录执法过程的，法律没有规定必须入卷，并且122报警记录中都有报案人员信息以及事情经过的记载，第三人大拇指受伤急需到医院治疗，所以没有做笔录，对于现场笔录和现场图的问题出警民警确实是出现场后又返回后作出的，当时民警可能是去处理其他问题，现场图中的见证人是辅警，是在场见证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但仅凭录音无法证明原告所述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3，原告是否构成逃逸或第三人是否有隐瞒案件事实的故意，应结合在案事故证据综合考虑，仅凭录音无法证明原告所述的该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真实，可以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的现场情况，但不能证明第三人熊仕良同意原告离开；证据5虽然第三人的陈述与现场勘验笔录不一致，但该证据不能证明现场勘验笔录是第三人在现场时所作，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平谷交通支队证据20中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系被诉行政行为主要内容，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证据均系被告平谷交通支队执法过程中收集、形成，能够证明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在接警后调查、收集证据、作出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送达的执法过程，本院均予以采纳；关于被告提交的证据28，原告当庭陈述未收到该证据，但本院依据法定程序已向原告送达并再次当庭向原告出示该证据，原告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亦包括对该项证据的质证意见，故对原告的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依原告申请调取的证据真实，可以证明被告出警情况，但不能证明第三人让原告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及被告程序违法。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李仲友驾驶黑色本田牌小型轿车（车牌号×××），在北京市平谷区×××路由北向南行驶，途经×××路与××街交叉口时，适有熊仕良驾驶自行车由北向东驶来，两车接触均损坏，熊仕良受伤，发生事故后李仲友下车与熊仕良沟通，告知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后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熊仕良报警，被告平谷交通支队当日对案件予以受理，进行了现场勘查，提取了事故现场照片和监控录像，对熊仕良和李仲友进行了调查询问。2020年4月29日，被告平谷交通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仲友构成交通事故逃逸。李仲友申请复核，2020年5月13日，北京市交管局作出维持平谷交通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复核结论。2020年5月3日，被告针对李仲友交通肇事逃逸制作受案登记表，经审批后，被告将拟对李仲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对李仲友进行了告知。李仲友对被告的处罚提出陈述和申辩，当日，被告认为李仲友提出的异议不成立，对李仲友作出被诉交管处罚决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给予李仲友罚款1800元的处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李仲友警告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给予：罚款1800元。同日，经审批被告作出编号为111700380005253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其采取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对上述送达材料进行了签收。原告对被诉交管处罚决定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强制措施均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分别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处罚决定。根据上述法律及规章的规定，平谷交通支队作为平谷区交通管理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实施警告及罚款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关于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事实是否成立是本次诉讼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交通事故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原告在与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在第三人受伤的情况下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符合交通事故逃逸的规定。原告主张其不构成逃逸的两点理由:一是发生事故后，原告与第三人协商时，第三人两次明确告知原告可以离开；二是事故发生后原告告知了第三人自己的单位及职业。对于原告所持第一点异议，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熊仕良在事故发生后允许原告驶离现场，对此第三人亦予以否认，因此本院对于原告主张的第三人同意原告离开事故现场的理由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所持第二点异议，本院认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在事故造成第三人人身受伤的情况下，原告有救治受伤人员并向执勤的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的义务；在未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况下，撤离现场亦需要明确记录交通事故的时间、、地点对方当事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机动车牌号、驾驶证号、保险凭证号、碰撞部位，并共同签名后撤离。原告与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在第三人受伤的情况下应该履行救治并向执勤的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的义务，即使原告主张第三人并无明显外伤，原告亦应在与第三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至少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的义务后撤离现场。因此，李仲友的告知并不充分，根据该告知信息，不能保证第三人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能够找到李仲友本人，不能排除其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故意,故李仲友关于其不构成逃逸的辩解不能成立。因此，2020年4月13日6时55分，原告驾驶黑色本田牌小型轿车（车牌号×××）与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驶离事故现场的情况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情形，故平谷交通支队根据上述法律并参照规章规定，决定给予原告1800元罚款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基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上述法条并未规定需给予原告警告处罚。因此被告依据上述条款给予原告警告处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平谷交通支队在作出被诉交管处罚决定前，向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被诉交管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在原告进行陈述和申辩后，依法对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进行复核，之后作出被诉交管处罚决定，依法履行了送达程序，被告平谷交通支队的执法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平谷交通支队作出的被诉交管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于二〇二〇年五月三日对原告李仲友作出的京公交决字[2020]第111700-2800125780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富菊审 判 员  查金枝人民陪审员  王玉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 助理  王泽硕书 记 员  李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