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甘71民终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某，住江苏省扬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某，甘肃融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河区支公司。负责人：陈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柳某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河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兰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甘7101民初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柳某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作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保险利益，对案涉车辆具有保险利益请求权，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实际管理/使用案涉车辆，对案涉车辆不具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保险利益为由，认定上诉人不享有保险利益请求权，违背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上诉人是本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孙某的小姨，因孙某钱不凑手，上诉人替孙某购买了案涉车辆的商业险，被上诉人明知实际车主为孙某，却收取了柳某43246.40元的高额保险费，但由于其内部保险实名制的要求，直接向孙某出具了被保险人为上诉人柳某的商业保单，并将上诉人与案涉车辆的关系自定为“管理/使用”。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却辩称上诉人柳某不具有涉案车辆的保险利益，完全违背了保险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保险理赔。(二）上诉人提交大量证据证明孙某为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但一审法院仍然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受让流转的过程，原审法院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孙某的银行卡转账截屏及银行流水(附言明确标注为支付案涉车辆的购车款）等证据，证明孙某购买案涉车辆的交易明细，提交了原车主白某《个人消费借款合同》、《个人消费借款抵押合同》、《个人消费借款保证合同》、（2016)豫0303民初3579号民事判决书、（2018)豫0303执847号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执行款收据，证明孙某作为善意第三人从前手处取得案涉车辆的相关材料，上诉证据均能够相互印证孙策系案涉车辆实际所有权人的事实，且孙策作为上诉人申请出庭的证人出庭时，在庭审中授权将案涉车辆的保利益转移给上诉人，并同意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保险赔偿。原审法院刻意回避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对相关证据不予确认，判决全文均以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准，做出了违背事实、损害公正的错误判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原审法院以案涉车辆存在多次查封，保险利益归属不明为由，驳回原告的诉求，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依此规定，保险利益也归于受让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的批复》规定：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经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的营运，也不能从该车的营运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结合本案事实，正是由于案涉车辆为连环购车，孙某无法与原车主白某办理过户手续，所以案涉车辆登记在白某名下，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案涉车辆交付至孙策时，案涉车辆的物权归孙某所有，因白某个人涉诉导致其名下财产被查封，并不影响被上诉人承担保险理赔的责任。原审法院以案涉车辆为查封车辆保险利益归属不明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求，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将案涉车辆管理/使用的变动情况向被上诉人告知为由，认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根本未结合本案事实居中裁判，完全是以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裁判依据系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孙某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的投保事宜一直是由孙某与被上诉人驻兰州保时捷中心的续保人员洽谈，由于孙某当时钱不凑手，且被上诉人提出支付保险费需实名制，孙某才将上诉人柳某的身份证发给被上诉人投保，被上诉人为了“成功出单”，单方将上诉人与案涉车辆的关系确认为管理/使用。那么被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在出险时就应当预见实际车主是与之商讨购买保险事宜的孙某，并非被保险人柳某，孙某将车辆默许给朋友马某驾驶的行为，不构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原审法院不顾本案基本事实，以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裁判依据，其判决已经失去公正性。综上，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完全是以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准，根本没有发挥审判机关居中裁判的司法作用。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人寿财险公司答辩称：一、柳某虽然为保单列明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但经查证事故发生时其对案涉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其当然不享有受领保险金的实体性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准确无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一审庭审以及上诉过程中，柳某均诉称其只是基于保险行业投保人实名制缴费要求被列为保单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其不是车辆的所有权人，这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认事实。既然柳某不享有对车辆的合法所有权，又不是案涉车辆的合法占有、使用人，则柳某当然不具有对案涉车辆的保险利益。柳某同时又声称车辆实际所有权人为孙某的陈述无证据证明，孙某亦不是案涉车辆的保险利益权益人。本案所涉纠纷，第一次以孙某为原告诉讼以及第二次以柳某为原告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孙某还是柳某，均并不能举出行之有效的证据证明孙某是案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提交的证据无法反映车辆的来源、流转事实、权属关系，不能证明孙某是以市场价善意取得车辆。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无误。二、孙某在案涉车辆抵押、查封期间占有车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映其以市场价善意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不能证明其对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侵害其利益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首先，从柳某提交的个人消费借款抵押合同可知，案涉汽车消费抵押借款金额为1128000元，本案保险金额为1750000元，即车辆原购置价格应当在1128000元以上，但孙策提供的用于购车的付款凭证只有327500元，且其中付给吴某的50000元完全不能反映与案涉车辆的关联性。因此，孙某提供的支付购车款的凭证低于市场价格30%的范围，明显不属于善意占有案涉车辆。其次，孙某向任某、吴某转账327500元的时间为2019年7月19日，柳某主张孙某基于购买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但是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注册登记查询单、查封登记查询单、抵押登记查询单可知，×××车辆所有权人为白某，2013年4月11日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自2014年11月24日起至2020年4月16日期间，存在26次查封，处于持续查封状态。从查封记录可知，案涉车辆的查封多为保全查封、执行查封、恢复执行查封。即在孙某占有车辆前，已存在案涉车辆的执行权利人，孙某在查封期间非善意占有案涉车辆，侵害了执行申请人的财产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6条规定，孙某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车辆，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解除占有或排除妨碍，即孙某最终并不能获得案涉车辆或车辆价款，车辆价款的合法权利人应当为查封车辆的执行申请人。第三，孙某占有车辆并非支付相应的对价，但其以1750000元的保险金额投保，并按1750000元车辆损失主张保险金超出其实际损失，违反财产保险中的“损失填补原则”。第四，柳某主张基于孙某转让保险车辆的保险利益取得请求赔偿保险金的权利，但如前所述，孙某非善意占有案涉车辆，不是案涉车辆或车辆价款的合法权利人，孙某与保险车辆没有法律上认可的保险利益，已生效的（2020）甘7101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已依法确认了孙某与保险车辆没有保险利益的事实，故孙某无权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因此，柳某主张从孙某处受让保险车辆的保险金请求权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其认为一审法院严重侵害其利益于法无据。三、案涉车辆存在多次查封，查封车辆的执行权利人为不确定的数人，孙某与柳某均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无权主张赔偿保险金。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利益归属不明，最终以证据不足驳回柳某的诉请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律规则的理解和适用，不应被片面化。上诉人依据《物权法》第23条规定主张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该条规定同时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6条规定即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基于查封否定了案涉车辆因交付而转移所有权的规则。上诉人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存在偏颇。《侵权责任法》第5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请示》的原理，只是基于侵权关系中的“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将事故责任归于实际侵权主体。对该法律规则的理解，应当以车辆合法流转、不侵害第三人权益为前提，本案所涉情形与该规则所要彰显的立法精神并非同一范畴。上诉人据此主张因转让而获得车辆所有权于法相悖。本案中，车辆所有人白某因涉诉导致案涉车辆被执行查封，案涉车辆权利应当归属于执行申请人，孙某在查封期间非善意地占有查封车辆，侵害了执行申请人的权利。依据“不能基于非法行为获利”的原则，孙某无权请求赔偿保险金。而案涉车辆的执行申请人从本案来看并不明确，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利益归属不明并无不当。而针对个案的审理，案涉车辆的执行申请人并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规定，驳回柳某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四、保险期间内，保险车辆的管理/使用人由柳某变为孙某再变为刚取得驾驶证的马某长期、持续使用，并由此直接导致案涉事故，一审判决认定柳某未告知保险公司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况，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前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前所述，孙策、柳某均对被保险人柳某与保险车辆为保管/使用关系未提出异议，未要求保险人批改变更，而柳某作为被保险人并未告知保险公司车辆实际由孙某占有，即使保险人预见到车辆实际由孙某使用管理，但对占有使用人变更为马某的情况保险人是无法预见的。从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事故发生在高速路口，而将车辆交由刚取得驾驶资格尚在实习期的马某独自在高速路上行驶明显导致危险程度增加。故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9条、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4条的规定认定，被保险人未告知保险人保险标的使用管理人的变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规定,认定上诉人柳某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与保险车辆具有保险利益，未举证证明实际产生现场施救费、拖车费、停车费、路产损失费等损失，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合法有据，适用法律正确，柳某的上诉人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柳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人寿财险公司支付车辆损失1750000元；2.判令人寿财险公司退还2019年11月8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的保险费30449元；3.判令人寿财险公司承担现场施救费及拖车费600元、停车费2860元（2019年11月11日至2020年4月2日）、路产损失费等。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7月21日，柳某就×××小型客车在人寿财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责任限额为175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7月22日至2020年7月21日。柳某向人寿财险公司交纳保费43246.4元。保险合同特别约定：2.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与车辆行驶证所载车主不一致，被保险人为柳某，车辆行驶证所载车主为白某；被保险人与保险车辆的关系是：管理/使用。重要提示处载明，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送他人的，应通知保险人。2019年11月7日19时18分，马某驾驶×××小型客车，沿六东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六东公路与国道227线29公里+690米处交叉路口时，与道路西侧钢制波形防护栏相撞后驶下路基，造成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经民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马某负全部责任。民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载“2019年11月7日20时50分到达事故现场，×××号小型客车已被119消防车扑灭，车辆大部分已烧完。”孙某自2019年7月20日取得×××小型客车。2019年9月，经孙某同意，马某基于其与孙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小型客车开走使用。被保险人柳某未将上述车辆使用/管理变动情形向人寿财险公司进行告知。（四）×××小型客车机动车所有权人为白某，2013年4月11日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小型客车于2014年11月24日经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查封；2014年11月25日经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查封；2015年1月20日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2015年2月9日经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查封；2015年6月3日被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查封；2015年11月23日，经尹川县人民法院（2014）尹法执字第748-5号续封；2016年3月29日经西工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3民初938号查封；2016年9月27日经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3号民初3579号查封，经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号执847号解封；2016年10月19日，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3执199号查封；2017年3月6日，经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5财保25号查封；2017年3月14日，经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2017）豫0329执字第413-1号查封；2017年5月3日，经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2017）000010号查封；2017年5月25日，经太原市小店分局移交小店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5第701号查封；2017年6月2日经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6）豫0311执1005号查封；2017年11月3日，经洛阳市瀍河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4执561号查封；2018年4月19日，经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4执245号续封；2018年9月5日，经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执847号续封；2018年10月15日，经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执1920号查封；2018年11月7日，经河南省伊川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9执1548号查封；2018年12月18日，经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2018）豫0322执1082号查封；2019年3月4日，经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执898号续封；2019年5月13日，经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5执701号查封；2019年7月12日，经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2019）豫0322执348-1号查封；2019年10月25日，经河南省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4执551号查封；2020年1月21日，经个人申请锁定；2020年4月16日，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4执恢104号查封。原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柳某是否对本案所涉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与车辆行驶证所载车主不一致，被保险人为柳某，车辆行驶证所载车主为白某；被保险人与保险车辆的关系是：管理/使用”。综合当事人陈述及本案相关证据，×××小型客车长期、持续为孙某使用。事故发生时，马某基于与孙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小型客车开走使用。被保险人柳某亦未将上述车辆使用/管理变动情形向人寿财险公司进行告知，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故案涉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柳某未实际管理/使用×××小型客车，其对保险车辆不具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保险利益，不享有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权利。另，×××小型客车机动车所有人系白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小型客车受让流转过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对×××小型客车享有抵押权，2014年11月24日至2020年4月16日，×××小型客车多次被查封，该保险车辆的保险利益处于归属不明状态。柳某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现场施救费、拖车费、停车费、路产损失费等损失已实际产生。综上，柳某要求人寿财险公司向其支付车辆损失1750000元、现场施救费、拖车费、停车费、路产损失费等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柳某请求人寿财险公司向其退还2019年11月8日至2020年7月21日期间的保险费30449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应当降低保险费，并按日计算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一）据以确定保险费率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明显减少的；（二）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明显减少的。本案中，根据民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记载，案涉车辆大部分已烧完，属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明显减少情形，人寿财险公司应当向柳某退还相应的保险费，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对于柳某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河区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柳某退还保险费30449元；二、驳回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柳某是否对本案所涉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本案中，柳某虽然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但其既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也不是涉案车辆的实际管理人或使用人，保险事故发生时，柳某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不得向人寿财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其次，涉案车辆目前仍登记在白建武名下，且2014年11月24日至2020年4月16日，涉案车辆多次被多个法院查封，该保险车辆的所有权处于归属不明状态，孙某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而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没有证据支持，故孙某亦无权将涉案车辆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柳某。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856元，由上诉人柳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蒋 力审判员 傅 泳审判员 范赣鑫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李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