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107行初229号 原告张以陆，男，1955年8月8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原告李明启，男，1962年4月9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上述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韦永效、方金全，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所在地南宁市厢竹大道**。 法定代表人黄文，局长。 委托代理人肖浪兴，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覃清燕，广西全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以陆、李明启不服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以下简称兴宁区林业局）林业行政许可一案，于2020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以陆、李明启及其委托代理人韦永效，被告兴宁区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肖浪兴、覃清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20年6月28日，被告兴宁区林业局对原告张以陆、李明启作出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不予林业许可决定书》，决定不予许可原告的林木采伐申请。 原告张以陆、李明启诉称，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处理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是：一、被告的行政许可程序违法，具体表现在被告未经组织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举证质证程序就直接作出处理决定，而法律规定是先听证后作出决定，现被告是先作出决定后听证，显然违反《行政许可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 二、根据已生效的《山界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昆仑××××六姓坡9队集体山头“均股均利”分配表》及《邕宁县五塘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等证据证实，原告张以陆、李明启种植林木所在的白墓岭权属清楚，属于兴宁区姓坡集体所有，不是像被告在该决定书第一页第一点所称的属广西国有高峰林场国有林地范围。原告如需采伐，则应向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提出采伐申请，不应向案外人广西国有高峰林场提出采伐申请。因此，被告理解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条第一款不当，应予以纠正。 三、根据《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租金收据》及《转租协议书》等证据就可以证实，涉案林地先是由案外人廖翠能合法租赁经营，后转让给原告张以陆、李明启租赁，由原告自行投资经营，故所投资种植的树木归原告所有，原告依法有权申请采伐该树木。以上土地承包合同书、转租协议是经过昆仑××××六姓坡集体开会通过发包，富兴村委、昆仑镇林业站、昆仑镇人民政府、兴宁区农林水利局也审批同意发包的。因此，被告作为林业主管部门以山林权属明确为由审批同意承包租赁种植在先，现又以山林权属不明确为由不同意采伐经营，显然被告不予发放采伐许可的行为有悖信用，违背依法行政理念，严重损害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严重损害作为投资经营者的原告8年多来投资利益，故请求法院依法纠正被告的错误做法。 四、本案所涉及的林木是原告白墓岭林地种植巨尾桉树，面积大约有55亩。经原告精心管护，林木长势良好，到今年已可以采伐。因此，该林木权属清楚明确，是属于原告所有的。在2012年至今长达8年种植管理期间，从未有人提出异议，各方都认可本案所涉及的林木是原告种植经营的，这可以从知情的邻近村民、村委的证明可以得到证实。 五、原告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的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提交《林木采伐申请书》、林木权属证明及伐区调查设计材料，已经符合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法定条件。 六、本案不是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而是林木采伐行政许可。因此，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关于承包林地有纠纷可否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有关问题的复函》（桂林函〔2014〕263号）的规定，本案林木权属清晰，作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应当依法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此外，2017年位于案外人广西高峰林场2林班范围内的上六坡集体在同样种植速生林木后取得了被告采伐许可，按照同人同规，公平合理原则，被告也应该依法核发许可证给两原告采伐林木。 综上所述，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未经依法组织听证，未作详细调查核实情况，没有考虑到原告早已在8年多以前就种植经营至今，投资巨大，现在好不容易投资到树木成材可以砍伐收回投资成本的实际情况，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正确理解适用法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南兴采不予决〔2020〕004号《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2.被告对原告于2020年6月4日的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重新作出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张以陆、李明启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证明被告在2020年6月28日作出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2.《山界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昆仑××××六姓坡9队集体山头“均股均利”分配表》及《邕宁县五塘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张以陆、李明启种植林木所在的白墓岭权属清楚，属于兴宁区姓坡集体所有，不是广西国有高峰林场国有林地范围；3.《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其附件、《土地承包租金收据》、《转租协议书》，证明涉案林地先是由案外人廖翠能合法租赁经营，后转让给原告张以陆、李明启租赁，由原告自行投资经营，故所投资种植的树木归原告所有，原告依法有权申请采伐该树木；4.兴宁区昆仑镇富兴村委会2020年伐区调查设计简易说明书及附件材料，证明原告提交林木采伐资料已经符合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法定条件；5.林木权属证明、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涉案林地是原告种植经营，所种植林木归原告所有，原告依法有权申请砍伐。6.证人廖某证言，证明涉案林木由两原告承包经营。 被告兴宁区林业局辩称，一、被告是否具有涉案林地采伐许可的审批权受制于林地权属归属，被告作出《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于2020年6月4日向被告申请砍伐兴宁区姓坡（管乙林场4林班31.1、32.1小班）林地营造的巨尾桉，原告提交了《兴宁区昆仑镇富兴村委会2020年伐区调查设计简易说明书》、兴林证字（2010）第030809007号《林权证》、1984年11月3日《山界林权证》（证号:Ｎｏ.0008414）、《邕宁县五塘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79）民字第017号］、《调解签到表》及《高峰林场平厂分场6林班林地被占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向被告提交了1987年9月《山界林权证》（证号:Ｎｏ.0002705），被告经审查各方提交的证据，原告提交的1984年11月3日的《山界林权证》（证号:Ｎｏ.0008414），没有附图，2010年4月13日的《林权证》兴林证字（2010）第030809007号是基于1984年11月3日的《山界林权证》（证号:Ｎｏ.0008414）换发，现南宁市自然资源局正在启动纠错机制，针对原告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同时持有涉案土地的《林权证》事宜，拟撤销原告持有的《林权证》兴林证字（2010）第030809007号。原告持有的《邕宁县五塘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79）民字第017号没有附图，无法确认调解书中的地块及林木属于兴宁区集体林地范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持有1987年9月《山界林权证》（证号:Ｎｏ.0002705），有附图，附图有邕宁县人民政府的盖章，双方均持有涉案林地的林权证。因此，林地权属存在争议，原告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林地属于兴宁区集体林地范围，被告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林木采伐许可证按照以下权限核发:（一）中央直属单位、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场内国有林地上的林木采伐，由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被告对涉案林木审批砍伐许可证是否具有审批权受制于林地权属归属，待原告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林权权属确定后才能确定被告是否具有涉案林木的审批权。因此，被告作出《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二、被告作出的《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程序合法，依法不具有撤销的法定情形。原告以《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为由认为被告未进行听证属于程序违法是对法律的误读，《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本案被告作出的是不予许可，《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明确的是作出行政许可前应当告知听证权利，本案也不符合重大利益的条件，因此，被告未存在程序违法，不具备撤销的法定情形。被告在《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中陈述“……可以在接到本决定3日内，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为笔误，存在瑕疵，但该陈述并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 此外，原告未举证证实，被告于2017年给予了高峰林场范围内种植的林木给予了采伐许可；林木采伐审批权属于自治区林业局，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被告无权审批。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请求撒销《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兴宁区林业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林木采伐申请书，2.集体（个人）林木采伐审批表，3.受理申请书、公示及公示照片，4.《兴宁区昆仑镇富兴村委会2020年伐区调查设计简易说明书》，以上证据1-4共同证明原告于2020年6月4日向被告申请砍伐位于兴宁区姓坡（管已林场4林班31.1、32.1小班）林地营造的巨尾桉，被告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公示，程序合法；5.《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6.《林权证》［兴林证字（2010）第030809007号］，7.《山界林权证》（ＮＯ.008414），8.《民事调解书》［（79）民字第017号］，9.《山界林权证》（ＮＯ.002705），以上证据6-9共同证明原告持有的1984年的林权证及民事调解未附图，无法证实拥有涉案林地的权属，2010年的林权证是基于1984年的林权证换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持有涉案林地的林权证，双方对林地的权属存在争议；10.调解签到表及高峰林场平厂分场6林班被占图，证明原告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因林地权属争议未能达成调解协议；11.《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的公司登记信息》，证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主管。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中的1984年《山界林权证》、分配表、调解书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5真实性认为由法院认定；对证据6证人证言中提出的涉案林木是否由原告种植认为由法庭确认，同时认为证人提出的林地无法确认具体的指向，不确定是否属于高峰林场林地。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认定事实不清楚，是违法作出；对证据9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认为本案涉案的是四林班，不是六林班，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认为由法院认定。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10调解内容为富兴村六姓坡与高峰林场平厂分场针对六林班林地的纠纷调解，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及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涉案林地位于南宁市兴宁区小班，小地名为“白墓岭”，四至界址东至山沟（108.74595°Ｅ，22.99068°Ｎ），南至山脊（108.74539°Ｅ，22.98908°Ｎ），西至山脚（108.74292°Ｅ，22.99230°Ｎ），北至山脚（108.74307°Ｅ，22.99254°Ｎ）。2012年4月1日，案外人廖翠能和昆仑××××六姓坡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涉案林地，并种植巨尾桉。2013年5月14日，原告张以陆、李明启和案外人廖翠能签订《关于转租的协议书》，受让了案外人廖翠能作为承租方的权利及涉案林木。 2020年5月26日，原告张以陆、李明启向被告兴宁区林业局提交《林木采伐申请书》，并同时提交了《兴宁区昆仑镇富兴村委会2020年伐区调查设计简易说明书》、兴林证字（2010）第030809007号《林权证》、1984年11月3日《山界林权证》（证号:Ｎｏ.0008414）、《邕宁县五塘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79）民字第017号］等材料，申请采伐上述承包林地的巨尾桉。2020年6月4日，被告对原告的申请予以受理。2020年6月5日，被告对原告的采伐申请进行了公示，并在政务公开栏进行张贴，公示期为2020年6月8日-2020年6月14日。 2020年6月28日，被告作出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不予林业许可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李明启、张以陆先生，经查，你于2020年6月4日向我局申请林木采伐行政许可的材料不符合规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本局决定不予许可，具体理由是：1.你们提交的《兴宁区昆仑镇富兴村委会2020年伐区调查设计简易说明书》（绿城（兴）伐书20141号）中的林业区划为广西国有高峰林场管乙（平厂）林场4林班31-1、32-1小班，属广西国有高峰林场国有林班范围，如需采伐应向广西国有高峰林场提出林木采伐申请。2.你们提交的《签到表》和《高峰林场平厂分场6林班林地被占图》，只能表明昆仑镇调处委员会组织你们和高峰林场到现场进行调解，并没有出具任何调处意见，无法证明该地块属于兴宁区集体林地范围。3.你们提交的《邕宁县五塘人民法庭民事调解书》[（79）民字第017号]没有附图，无法证明该地块及林木属于兴宁区集体林地范围。综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中央直属单位、自治区直属国有林场场内国有林地上的林木采伐，由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因此，我局不同意审批你们的采伐申请许可。原告对被告作出的上述《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则答辩如前。 另查明，原告提交的1984年11月3日的《山界林权证》(证号:No.0008414)、2010年4月13日的《林权证》兴林证字(2010)第030809007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持有的1987年9月《山界林权证》(证号:No.0002705)，均包含有涉案林地。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是否有权作出受理并许可原告涉案林木采伐许可申请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采伐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三条“设区市、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林木采伐管理工作”的规定，被告作为南宁市兴宁区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的林木采伐许可申请进行受理、审核和发放的职权。 关于被告作出不予许可原告林木采伐申请是否合法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关于承包林地有纠纷可否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有关问题的复函》（桂林函〔2014〕263号）规定:“对于在权属存在争议的林地上种植的林木能否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首先要调查确定林地权属存在争议林地上的林木权属是否存在争议。如果林木权属清晰、没有争议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受理林木所有权人林木采伐许可申请时，应当依法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如果林木权属确实存在争议的，就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采伐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予受理林木采伐许可申请，不得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根据上述规定，对于权属有纠纷的林地并非一律不能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对于林木权属清晰的，应当核发采伐许可证。本案中，虽然原告持有的1984年11月3日的《山界林权证》(证号:No.0008414)、2010年4月13日的《林权证》兴林证字(2010)第030809007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持有的1987年9月《山界林权证》(证号:No.0002705)，均包含有涉案林地，可以认定涉案林地权属与高峰林场存在纠纷，但对于涉案林地上种植的林木的权属，原告已提供相关林木权属证明材料主张涉案林木属于原告所有。因此，被告在未调查清楚涉案林木权属是否清晰的情况下，即作出涉案《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关于被告作出涉案不予许可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本案中，被告认为涉案林地存在权属纠纷，被告作出是否准许林木采伐许可申请均会直接涉及到原告与他人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被告应在作出决定前告知原告和利害关系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但本案被告并未向原告告知即作出涉案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程序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2020年6月28日对原告张以陆、李明启作出的南兴林采不予决〔2020〕004号《不予林业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于法定期限内对原告张以陆、李明启提交的《林木采伐申请书》重新进行处理。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宁市兴宁区林业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文珠 人民陪审员  杨永毅 人民陪审员  卢嘉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黎 恒 书 记 员  谢昌林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