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9民终1260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胡杨科，男，200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胡波涛（胡杨科之父），1973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杨自英（胡杨科之母），1975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三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红波，湖北熠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虹，女，汉族，1977年3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孝感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阳海，汉族，1973年12月23日出生，住址同上，系刘虹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青，孝感市孝南区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因与被上诉人刘虹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20）鄂0902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20）鄂0902民初142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刘虹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清，认定胡杨科承担侵权责任证据不足。通过一审庭审及刘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刘虹并无直接的证据证明胡杨科就是侵权人，一审仅凭胡杨科的一份《自述经过》认定胡杨科侵权的事实证据不足，胡杨科在本案纠纷发生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书写的《自述经过》不属于法律上的“自认”，人民法院不能仅凭这份不具有法律效果的《自述经过》就认定胡杨科侵权的事实，而应由刘虹举证其伤情系胡杨科造成。二、一审程序违法。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在一审庭审答辩时明确提出对刘虹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且要求重新鉴定，对此一审依法应当告知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并给子提出重新鉴定的期限，而一审却没有告知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这一程序规定，进而剥夺了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的权利，一审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胡杨科承担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胡杨科在本案产生纠纷之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即便胡杨科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依法也应由其监护人即本案的第三人胡波涛、杨自英承担，而一审直接判决胡杨科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律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四、刘虹主张的误工费依法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刘虹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车辆维修的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上载明的负责人是刘虹的丈夫，性质为个体经营户。而刘虹既没有提交收入证明，也没有提交完税证明，更没有提供其具有汽车维修方面的资质证明等。所以刘虹主张误工费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支持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的上诉请求。刘虹答辩称：一、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上诉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胡杨科承担侵权责任证据不足……”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的该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等方面认定。胡杨科年满十七周岁，且系正在就读高三的学生，其在事发生后向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槐荫派出所提交的《自述经过》认可其在打篮球时不慎将刘虹撞伤，该《自述经过》是其亲身经历、感知的事实，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结合刘虹受伤时，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胡波涛将刘虹送往医院救治并支付部分医疗费的事实，足以认定刘虹受伤系胡杨科撞伤的这一客观事实。二、一审程序合法。本案所涉《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当庭举证、质证，该鉴定意见系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及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员作出，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没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且没有书面申请鉴定，也未交纳鉴定费，因此，该鉴定意见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符合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裁判法律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本案中，一审法院依据该规定判决由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完全符合该法条规定，胡杨科上诉称其不应直接判由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显然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四、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称“刘虹主张的误工费不应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上诉理由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精神，结合本案客观实际，刘虹与周阳海系夫妻关系，事故发生前，刘虹与周阳海共同开办孝感市开发区阳海汽车服务中心，夫妻双方共同从事汽车修理经营，该服务中心虽登记为周阳海，但该中心确系夫妻双方共同经营。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参照受法院所在地修理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刘虹误工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关于不应支付刘虹误工费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不予支持。本案造成刘虹损伤的根本原因在胡杨科，其本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按同等责任确定赔偿责任对刘虹而言显属不公，刘虹本应提出上诉。但刘虹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为便于本案的早日处理，因此未提出上诉。但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恶意提起上诉的行为令人痛心、愤怒。在此，刘虹保留进一步追究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责任的权利。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刘虹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向刘虹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共计79707.55元；2.本案诉讼费由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承担。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26日18时许，胡杨科在孝感市开发区春尚小区二期篮球场打球时，不慎将在一旁观看的刘虹撞伤。当晚，胡波涛将刘虹送至孝感市中心医院治疗。刘虹住院13天产生医疗费25017.55元，其中胡波涛垫付4000元，出院后支付门诊检查费179.5元。2020年4月2日，孝感明镜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刘虹的损伤作出鉴定结论为：1.左肱骨外科颈骨折，其损伤未达到致残等级；2.自受伤之日起，其误工期210天，护理期90天，营养期90天；3.后续治疗费17000元。刘虹支付鉴定费1200元。本次事故发生后，刘虹丈夫周阳海于当晚向110报警。胡杨科在2019年11月10日向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槐荫派出所提交的《自述经过》中称：“此时她仍不知退让，甚至身体往前倾，故意与本人接触，又因其站不稳，我又向下降落，与其发生碰撞……”。一审认为，根据刘虹的病历、司法鉴定意见及胡杨科在《自述经过》的陈述等证据，能够认定刘虹受胡杨科撞击致伤的事实，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虹没有预见到站在篮球场附近可能发生的危险，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依法应减轻胡杨科的责任。结合事故的成因和当事人的过错，同时考虑双方行为能力的差异，一审确定胡杨科对刘虹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50%的责任。本次事故发生时胡杨科未满18周岁，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胡波涛、杨自英作为胡杨科的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刘虹夫妇从事车辆维护工作，其主张按照修理业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计算误工费合理，一审予以支持。刘虹主张交通费1170元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不予支持。一审确认刘虹的损失有：医疗费25197.05元（25017.55元、179.5元）、后期治疗费17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50元/天×13天）、误工费22379元（38897元/年÷365天×210天）、护理费9591元（38897元/年÷365天×90天）、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鉴定费1200元，合计78717.05元。因此，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应赔偿刘虹损失78717.05元的50%即39358.5元，扣除垫付的4000元，还应支付35358.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遂判决：一、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刘虹赔偿款35358.5元；二、驳回刘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7元，减半收取298.5元，由刘虹负担149.25元，由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负担149.25元。二审中，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未提交新证据；刘虹提交证据如下：刘虹的丈夫周阳海的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证书。证明目的：刘虹和其丈夫周阳海开办汽车修理厂，其具有相应的资格。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针对刘虹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1.对刘虹提交证据认为与本案刘虹的伤情无关联性。2.职业资格证书中载明的名字为“周阳榜”，与刘虹的丈夫“周阳海”不是同一人。3.职业证书的年限是2003年和1999年，现在是否还具有资质，无法核实。综上，刘虹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刘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能继续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涉及赔偿费用的计算，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经查一审案卷第83页“审：被告答辩。被告、第三人：……3.鉴定相关的标准对于误工护理时间过长及后期治疗费过高，对法医鉴定所的鉴定有异议”。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焦点：1.认定胡杨科承担侵权责任证据是否充分；2.一审程序是否合法；3.一审判决胡杨科承担赔偿责任是否适用法律错误。4.刘虹主张的误工费是否应予支持。健康权纠纷是指因公民的人体机能完善性的破坏和功能发挥受到侵害而引起的纠纷。胡杨科在篮球场打球时，不慎将一旁观看的刘虹撞伤，因此发生的纠纷，符合健康权纠纷的法律特征，一审定性准确。一、认定胡杨科承担侵权责任证据充分。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认为：“一审刘虹无直接的证据证明胡杨科侵权，仅凭胡杨科的一份《自述经过》认定胡杨科侵权的事实证据不足”“胡杨科在本案纠纷发生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书写的《自述经过》不属于法律上的‘自认’”；刘虹认为：“胡杨科年满十七周岁，且系正在就读高三的学生，其在事发生后向孝感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槐荫派出所提交的《自述经过》认可其在打篮球时不慎将刘虹撞伤，该《自述经过》是其亲身经历、感知的事实，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可以认定刘虹受伤系胡杨科撞伤的这一客观事实。”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未成年人进行的民事活动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状况相适应，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为等方面认定。胡杨科年满十七周岁,且系在读高三学生，可以认定胡杨科《自述经过》具有证明力。胡杨科在《自述经过》的陈述，能够认定刘虹受胡杨科撞击致伤的事实，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一审程序合法。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认为：“一审庭审答辩时明确提出对刘虹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且要求重新鉴定”“对此一审依法应当告知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并给予提出重新鉴定的期限，一审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仅对法医鉴定所的鉴定有异议，并未进一步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本案所涉《司法鉴定意见书》系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及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员作出，且已经当庭举证、质证，一审采信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并无不当，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三、一审判决胡杨科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主张：“胡杨科在本案产生纠纷之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即便胡杨科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依法也应由其监护人即本案的第三人胡波涛、杨自英承担，而一审直接判决胡杨科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律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并没有举证证明胡杨科没有财产，因此，一审判决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四、刘虹主张的误工费依法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事故发生前，刘虹与周阳海夫妇共同开办孝感市开发区阳海汽车服务中心，夫妻双方共同从事汽车修理经营。一审法院参照受法院所在地修理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刘虹误工费，符合上述规定。因此，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7元，由胡杨科、胡波涛、杨自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张杨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董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