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再4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卢蔚，女，1975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山东鑫士铭（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负责人：徐宁，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敬，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中润大道**内**法定代表人：陈亮，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卢蔚因与被申请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以下简称人民路支行）、二审被上诉人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鲁06民终825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2020）鲁民申36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卢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被申请人人民路支行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敬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双悦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卢蔚再审请求：1、撤销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终82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依法改判被申请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诉讼费等相关费用均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王国强是职务行为。二审法院认定王国强的越权行为后果不能归属于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承担，卢蔚不是善意相对人属于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错误。2015年4月23日，王国强时任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的行长，以该行名义在2015年4月23日的《借条》上承诺：我行为共同借还款人，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并有行长王国强本人签字。由此可见，王国强是以行长的名义对其进行承诺的，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分局2016年10月28日上午9时的谈话笔录中王国强“主要是帮客户考虑一下，也怕给行里造成损失，影响考核指标，就找原告联系了300万元过桥资金”、“当时对方要求盖行里章”等陈述，再结合人民路支行确实没有刻制行政公章的事实，以及该笔借款的用途是用于偿还淄博双悦公司在被申请人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借款，以上均能表明行长王国强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该由被申请人承担。（二）二审法院不能参考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判决对申请人该二审案件进行判决。二审法院还根据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判决书推定申请人卢蔚主观上知道王国强的行为超出了银行行长的权限，这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个案件事实和证据不同，在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案件，原告卢蔚没有足够证据能表明王国强以单位名义作出了共同还款承诺，故仅把王国强个人作为共同被告。而在本案中，申请人卢蔚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分局的对王国强的谈话笔录，在谈话笔录中王国强陈述“主要是帮客户考虑一下，也怕给行里造成损失，影响考核指标，就找原告联系了300万元过桥资金”、“当时对方要求盖行里章”等，据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王国强该行为是以银行名义作出的职务行为，在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案件，当时并没有该份谈话笔录，申请人证据不足，迫于无奈，申请人才在上述案件中把王国强个人列为被告。两个案件事实和证据不同，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二审法院该认定也违背了禁止类比的原则。（三）被申请人为原审被告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出具共同还款的承诺，是申请人向原审被告出具借款的根本原因，被申请人也是该借款的利害关系人、最大受益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案借款的起因是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行长王国强联系到申请人卢蔚，与其商议，为了银行的业绩考核，以银行作为共同借款人和共同还款人，请求申请人卢蔚将款项出借给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是出于对银行信用的巨大信赖，申请人才将款项出借给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实际上在申请人的认知里，该款项就是出借给了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和被申请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根源是为了偿还原审被告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在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的承兑汇票款，而该笔借款也确实用于偿还了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和被申请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的承兑汇票款。银行是该笔借款最紧密的利害关系人和最大的受益人。人民路支行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王国强的越权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法律特征，其签字仅代表其个人，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与被申请人无关，对此民法总则、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越权行为的性质和后果均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对此也有明确裁判意见。对于王国强的越权行为，申请人作为职业放贷人对此是明知的，其对王国强的越权行为负有审查义务，未尽到审查义务，表明申请人的行为不能构成善意。对于类案淄博市法院已有生效裁判，二审判决依据生效裁判作出本案终审判决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卢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双悦公司、被告人民路支行返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1626000元（自2015年4月23日至2017年7月18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17年7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仍按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利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一审法院审查认证的证据，一审法院确认如下事实：王国强于2013年10月23日至2015年7月10日任被告人民路支行的行长。2015年4月23日，被告双悦公司在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中载明：今借到人民币大写叁佰万元正，小写3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4月23日，首日收取四天保证金（注以上款项按照实际到帐日按实结算）；以上款项转入指定帐户：全称为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帐号80×××49，开户行齐商银行新光支行；借款人签字“王新建”，身份证号码，在右侧空白处手写“利息按日千分之壹点捌计，首次付四天利息、其于利息提前一天支付”字样，上面加盖有被告双悦公司的公章；手机号码133××××****，家庭住址荷塘月色Ｂ7-6；借款单位盖章和法人章处加盖了被告双悦公司公章和“蒋皓”小方章，并在右侧空白处手写了“经办人陈亮370302198902172936、186××××****”字样；在该借条下方打印有“我行为以上借款共同还款人，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行长签字：”字样，在行长签字处由王国强签字并捺印。该借条出具的当日，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按原告要求，将3000000元转入被告双悦公司的银行账户内。被告双悦公司取得3000000元借款后，用于归还了被告双悦公司在被告人民路支行的承兑汇票款。约定的还款期至又逾期后，被告双悦公司分文未还。2015年5月7日，被告双悦公司向原告出具了保证书一份，内容为“卢蔚女士：今年4月23日我公司委派王新建协商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共同向您借款叁佰万元，您已委托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将借款如数汇入我公司账户。因过桥业务缓慢造成我单位不能及时还款给您。现我单位向您保证，一定加快推进过桥业务，确保7月30日还清本息。否则愿意缴纳借款本息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并同意在您居住地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对我单位诉讼。”该保证书约定的还款期至又逾期后，被告双悦公司仍未能按约还款。2016年8月，原告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监管分局淄博分局反映被告人民路支行借款不归还问题。2016年9月2日，该分局向原告出具了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一份。2016年10月3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分局向原告出具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具体内容如下“您于2016年8月1日反映去年（2015年）4月，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行长王国强向您借款3000000元，为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还旧借新做过桥资金，承诺15天还款。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为共同借款人，行长王国强代表人民路支行在借条上签字。到2015年底该笔资金仍未偿还，我们于2016年8月19日收到来信，9月2日受理，并发出受理通知书。1、经调查，您反映的王国强联系过桥资金并作为人民路支行行长在借条上签字的情况属实，借条也显示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为以上借款的共同还款人，但借条上未加盖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公章；2、我分局将督促齐商银行加强员工行为管理，牢固树立合规经营意识。同时将责令齐商银行按照内部规定对王国强进行责任追究；3、对该笔借款纠纷，建议您通过司法行径解决。”。诉讼中的2017年8月7日，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花园支行（以下简称世纪花园支行）以被告人民路支行受其管辖且没有公章为由代被告人民路支行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2017）鲁0602民初77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人民路支行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人民路支行不服裁定，上诉至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22日，世纪花园支行出具了《关于（2017）鲁0602民初7760号案件主体资格事项的说明》一份并提供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月25日下发齐银发[2015]14号《关于齐商银行支行部分机构调整的通知》通知一份，其中《说明》内容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支行主体级别管辖问题属于银行内部自行调整事项，人民路支行属于其行的一个经营网点，其管理事宜由其行自行决定。故其行根据内部管理的规定由世纪花园支行作为应诉主体参与此案的诉讼事宜。《通知》内容为：人民路支行由共青团支行管辖调整为世纪花园支行管辖。2018年6月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6民辖终1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庭审中，被告双悦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予到庭。被告人民路支行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8年7月16日，世纪花园支行再次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关于（2017）鲁0602民初7760号案件主体资格事项的说明》一份，内容为：人民路支行是隶属于世纪花园支行管辖的经营网点，人民路支行在淄博市张店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刻制了“业务公章”，但未刻制“行政公章”。“业务公章”的使用范围为“按营业机构配备，由网点业务主管人员保管。用于对外签发的重要单证、有价单证和其他业务中涉及的重要凭证、协议、报表等”。人民路支行对外的相关等事项，均由世纪花园支行予以代理。证明被告人民路支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且世纪花园支行有权代其进行参加诉讼。原告对上述《说明》及《通知》没有异议。2、原告涉诉讼和执行案件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共32份，证明原告多次从事过桥资金业务，且涉及多起诉讼案件，其对银行的经营范围是明知的。故原告不是善意相对人，王国强的签字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是否知道被告人民路支行的经营范围不影响被告人民路支行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按原告调查取证申请，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分局调取了该局于2016年10月28日上午9时对王国强的谈话记录一份，内容大致为：被告双悦公司从2012年开始在人民路支行做业务，一直延续下来，业务一直正常。该笔业务2014年10月23日办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7500000元，其中3000000元敞口保证金4500000元，2015年4月23日到期害怕产生垫付，主要是考虑帮客户一下，也怕给行里造成损失，影响考核指标，就找原告联系了3000000元过桥资金。借条是本人签字，当时对方要求盖行里章，但是最后没有盖章。原告与被告人民路支行对该证据没有异议。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借条、保证书、银行对账单、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谈话笔录等为证，还有原告与被告人民路支行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均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核认证，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借条本身的意义就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也有防止反悔、避免长时间后举证困难的意义。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双悦公司、被告人民路支行归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提供了2015年4月23日加盖有被告双悦公司公章以及时任被告人民路支行行长王国强签字的借条为证，被告人民路支行对该借条中王国强的签字没有异议，但认为王国强的签字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不能代表被告人民路支行的行为，并以本案已过法定申诉时效为由抗辩。故本案的争执焦点有二：一、王国强在借条中签字的行为是否代表了人民路支行、是其履行职务活动的行为，被告人民路支行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本案是否已超法定诉讼时效。针对争执焦点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王国强在2015年4月23日任被告人民路支行的行长，在借条中王国强在打印有“我行为以上借款共同还款人，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行长签字处签了字，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分局2016年10月28日上午9时对王国强的谈话记录中王国强“主要是考虑帮客户一下，也怕给行里造成损失，影响考核指标，就找原告联系了3000000元过桥资金”、“当时对方要求盖行里章”等陈述，再结合被告人民路支行没有刻制行政公章的事实，以及该笔3000000元借款的用途是用于偿还被告双悦公司在被告人民路支行借款等情况，可认定王国强在2015年4月23日借条中签字的行为是代表被告人民路支行履行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人民路支行承担。故被告人民路支行与被告双悦公司应为本案涉案借款3000000元的共同借款人，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被告人民路支行的此项抗辩理由，于法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针对争执焦点二、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时起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与被告人民路支行、被告双悦公司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借条中并未约定还款时间，且被告双悦公司又于2015年5月7日书面向原告承诺于2015年7月30日前还款，原告于2017年7月26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两被告归还借款本息，未过法定诉讼时效。即使按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监管分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记载“承诺15天还款”、即被告人民路支行主张的“原告自认”，本案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按15天计算为2015年5月8日，因原告已于2016年8月已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监管分局反映情况、请求督促被告人民路支行还款，故原告于2017年7月26日诉至一审法院，亦未过法定诉讼时效。被告人民路支行的此项抗辩理由，于法相悖，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于2015年4月23日将借款3000000元转入被告双悦公司的事实清楚，因原告与两被告在借条中约定的利率为“按日千分之壹点捌计”，后被告双悦公司又向原告承诺“于2015年7月30日还清借款本息、逾期支付借款本息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和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原告与两被告约定的利息、违约金标准已超过年利率24%，故自2015年4月23日后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计算。现原告请求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按自2015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人民路支行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被告双悦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鉴于本案事实清楚，依法可予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7）鲁0602民初7760号民事判决：被告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被告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卢蔚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利息1626000元（自2015年4月23日至2017年7月18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同时自2017年7月1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仍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给原告。案件受理费43808元，由被告双悦公司、被告齐商银行负担。上诉人人民路支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非涉案民间借贷的共同借款人，借条未加盖上诉人公章，并且上诉人作为金融机构，不可能向自然人借款，王国强的签字行为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志。被上诉人明知王国强超越权限，其并非善意相对人，其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表，上诉人不应对其个人行为承担责任。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卢蔚答辩称，王国强作为人民路支行的行长，在职权范围内以人民路支行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人民路支行发生效力。本案借款是因为双悦公司不能偿还人民路支行的贷款，王国强为了银行不产生损失，找被上诉人提供过桥资金，被上诉人要求人民路支行作为共同还款人才提供资金。并且王国强也承认被上诉人曾要求其加盖公章。而客观上人民路支行没有公章，其业务专章系内部办理业务使用，现上诉人以借款协议没有公章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不成立。借款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上诉人主张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外，二审补充查明：1、2015年5月12日石伟、淄博世纪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向本案被上诉人卢蔚借款200万元，期限20天，石伟、淄博世纪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为卢蔚出具借条一张。王国强在借条上签字，承诺以上借款由其所在的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作为共同还款人。因该款一直未偿还。卢蔚作为原告以石伟、淄博世纪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及王国强为被告诉至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判决，认为“王国强自行承诺由其所在单位作为共同还款人，于法无据，其应当对自己的承诺承担个人责任，与其他被告共同承担还款义务”。该判决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2、被上诉人卢蔚担任淄博民丰置业有限公司、淄博天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淄博明湖经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担任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从人民法院司法裁判文书网上查询，以卢蔚本人及其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十起，金额二千余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王国强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人民路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从借条内容来看，出借人是卢蔚，借款人是双悦公司，人民路支行并不是借款人。王国强承诺“我行为以上借款共同还款人，齐商银行人民路支行”，系一种债的加入行为，即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虽然双悦公司向卢蔚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偿还其在人民路支行的承兑汇票款，王国强促成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目的系为减少银行的坏账，该行为系其作为银行行长履行的职务行为。但王国强承诺银行加入到双悦公司与卢蔚之间的债务关系当中，与债务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则严重损害了银行的利益，该行为虽与前面的职务行为相关联，但却明显超出了行长的职权范围，其行为需要得到银行的授权或许可方可。因王国强本身兼具自然人与银行行长的双重身份，故王国强所作承诺不能当然视为职务行为。况且在人民路支行有业务专章，并且业务专章王国强作为行长可掌控的情况下，该借款协议并未加盖公章，也说明王国强的承诺未得该行的许可或追认，故王国强的行为属于超越其职权的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故王国强的超越授权行为的效力如何，取决于相对人即卢蔚的主观认识是否知道王国强越权的事实，从而决定王国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被上诉人卢蔚及其开办公司对外大量出借借款，故相比一般人而言卢蔚对于银行的业务范围及银行行长的权限范围，应当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对于商业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能否替本行的债务人偿还债务，卢蔚应当很清楚。并且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判决所涉借款事实及借条内容与本案完全一致，该案借款事实发生的时间与本案借款时间相隔不足一个月，该案中卢蔚是以王国强个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并且该生效判决也认定王国强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故该生效判决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卢蔚主观上也认为王国强的承诺超出了银行行长的权限属个人行为。所以上述事实证明，卢蔚作为相对人并未对王国强以行长身份作出的承诺产生合理信赖，其本人知道王国强作出的人民路支行承担还款责任的承诺超越了行长的权限，故卢蔚不属于善意相对人，王国强越权行为的后果不能归属由人民路支行承担。另外，卢蔚与双悦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利息为日千分之一点八即年利率65%，远远高于国家规定的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24%的上限。该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同时卢蔚欲获得高收益，也必然应当承担高风险。双悦公司因银行信誉降低导致无法再从人民路支行获得贷款以偿还卢蔚的借款，对此人民路支行并无过错，也不存在欺骗卢蔚的情形。卢蔚请求人民路支行与双悦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于2019年5月6日作出（2019）鲁06民终82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7）鲁0602民初7760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卢蔚借款本金300万元，并自2015年4月23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驳回被上诉人卢蔚对上诉人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路支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808元，由原审被告淄博双悦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3808元，由被上诉人卢蔚承担。上述判决生效后，卢蔚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原审在案的现有证据，案外人王国强在涉案借条上签署共同偿还案涉借款的承诺时，是被申请人人民路支行的行长，具有明显的身份和职务表征，承诺系王国强以人民路支行的名义作出，作出承诺的目的是为了双悦公司取得卢蔚的借款或过桥资金后用于清偿人民路支行的承兑汇票款，保证人民路支行的资金安全。虽然按照金融机构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定，王国强作为行长承诺与借款人共同还款属于越权代表行为，但王国强为了能收回人民路支行的到期债权，在明知逾越职权的情形下，依然出具承诺，也是为了保障人民路支行自身债权利益的实现，故二审判决认定王国强作出还款承诺的行为与职务行为无关欠妥。此外，二审判决认定王国强以人民路支行名义作出承诺的行为构成债务加入，但裁决结果与《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23条的规定不符，亦需通过再审准确界定人民路支行是否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责任。遂于2020年2月18日作出（2020）鲁民申36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中，被申请人人民路支行提交以下证据：1、自（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案件卷宗中调取的2015年11月3日民事起诉状、2016年4月27日追加被告申请、2015年5月12日借条、2015年12月8日法庭审理笔录（第二次），结合（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民事判决，证明申请人卢蔚起诉石伟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借条与本案借条形式和内容几乎完成一致，也是由王国强个人在“行长签字”处签名，承诺银行成为共同还款人，两份借条签订的时间相差不足一个月，能够证明王国强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仅代表其个人，不构成职务行为。在该案中，卢蔚以王国强负有连带还款责任为由，申请追加王国强个人为被告。庭审中，王国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我与卢蔚系朋友关系，我不是共同借款人，只是介绍人，签字是我的疏忽，我是担保人。”以上均能够证明卢蔚知晓王国强个人签字承诺共同还款的行为不代表齐商银行，不构成职务行为，而是个人行为。申请人卢蔚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两案借条内容、格式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形式上无法得出与案涉借条相一致的结论意见。从该起诉状中无法得出与案涉借款相一致的事实，更不存在卢蔚知晓王国强个人签字承诺共同还款行为不代表人民路支行不构成职务行为的意思表示。该案中因卢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王国强系职务行为，所以在起诉时并没将人民路支行列为共同被告，所以该生效裁判文书中没有判令人民路支行承担相应责任是按照不告不理，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查，他与本案的当事人证据、法律适用不相同。在该案中，卢蔚有且仅有书面的借条一份，并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实系人民路支行共同借款，所以说该裁判结果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参考。2、交通银行补发入账申请书、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2019年4月8日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调查笔录，证明卢蔚发放案涉借款款项的来源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是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贷款1000万元、套取信贷资金后再行向借款人发放，属于转贷行为，高利转贷合同无效。申请人卢蔚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交通银行补发入账申请书恰恰证明了卢蔚已经完成了付款义务。对于2019年4月8日烟台中院二审调查笔录的内容，因与人民路支行提交的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恰恰证明卢蔚非该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具有关联关系。庭审中，卢蔚还提交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与淄博昭鑫经贸有限公司工业品买卖合同、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借款凭证、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将款项划转至淄博昭鑫经贸有限公司的结算业务申请书。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信用报告中所涉及到的银行贷款，已于2015年3月31日由交通银行根据指令直接划转至合同相对方淄博昭鑫经贸有限公司的账户内，不存在人民路支行所说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行向淄博双悦公司发放的情形。对此，人民路支行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以及裁判文书网的查询，可以证实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与淄博昭鑫经贸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相应的股东之中均由陈晓菲担任股东，因此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与关联公司之间工业品买卖合同受托支付的形式，将款项支取，随后又发放案涉借款，构成高利转贷。根据交通银行借款凭证，也可以印证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在存在银行贷款未还清的情况下发放本案借款合同无效。而且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借贷利率仅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而本案中卢蔚通过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发放借款利息为日1.8‰，违约金为日1‰，利率高达102%，足以印证卢蔚牟取高额利益，放取高利贷的事实。此外在原审中，卢蔚称是因为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对其有欠款，才直接由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款项给双悦公司，但是卢蔚却一直没有提交其与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转账记录、还款记录等证明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证据，而且对于款项的发放、卢蔚的身份、职务、收入的来源等等，前后多次陈述不一致，足以证实卢蔚的主张不能成立。3、卢蔚实际控制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涉诉讼和执行案件统计表及裁判文书、卢蔚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证明：1、卢蔚自己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和财务人员，涉及诉讼和执行的案件高达数十起，卢蔚个人账户经常有大额资金往来，卢蔚并非一般的债权人，而是职业放贷人，其专门提供过桥资金赚取高额利息，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和营业性，案涉民间借贷合同无效。2、卢蔚具备丰富的借贷经验，明知银行无向个人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的经营范围、明知公司对外担保需加盖公章并提供决议，明知二级支行行长无权限、王国强个人越权签字的情形，不属于善意相对人，王国强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齐商银行无需担责。申请人卢蔚质证称，对卢蔚实际控制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不予认可，其提供的相关企业公示信用报告无法得出是卢蔚实际控制的相关结论，同时相应的企业信用报告中显示的信息内容与案涉借款不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涉诉或是否进入执行程序也不应当作为本案审查的案件事实内容。对于其想证明卢蔚所涉及诉讼和执行案件的数量不予认可。对于其提供的人民路支行卢蔚活期存款账户交易明细真实性、合法性都不予认可，因为该证据并未在原审中通过法院予以调取，也没有说明其合法的来源信息，且卢蔚是否向其他人进行转账并不能证明系借贷或者是其他过桥资金的事实。从其列举的案件统计表中无法得出卢蔚是职业放贷人，专门从事过桥资金赚取高额利息的结论。根据其提供的涉诉执行案件统计表，从案号可以看出年限横跨了从2015年到2020年五年的期间，所涉列的案件名称不仅包含了卢蔚本人还有不相关的其他公司，案由也不仅包含了民间借贷纠纷还有财产损害赔偿、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对于案件的程序不仅涵盖了一审、二审、执行多数判决内容所涉案件名称因程序的不同又多次在该表中予以赘列，该涉诉和执行案件统计表不能够证实卢蔚系职业放贷人。再审中，卢蔚提交其委托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财产起始运作的一份通知书，万家基金卢蔚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及2015年2月11日卢蔚交通银行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银行存款余额34318711.96元。该组证据可以证实卢蔚自有资金充实，不存在需要通过银行资金高利转贷的情况。人民路支行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系复印件不予认可。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相应的资管计划是2013年11月份进行，与本案2015年4月23日相隔两年时间，因此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卢蔚具备自有资金和出借能力，因此卢蔚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再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二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有二：一是卢蔚向淄博双悦公司出借款项的行为是否属于高利转贷行为；二是王国强在借条中签字系代表人民路支行的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关于焦点一。本案中，人民路支行提交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证明卢蔚发放案涉借款款项的来源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是通过其实际控制的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贷款1000万元、套取信贷资金后再行向双悦公司发放，属于转贷行为，高利转贷合同无效。但山东创洁生化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只能证明该公司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人民路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该1000万元就是卢蔚借给双悦公司的款项，且卢蔚提交证据证明信用报告中所涉及到的银行贷款已于2015年3月31日由交通银行根据指令直接划转至合同相对方淄博昭鑫经贸有限公司的账户内。故本院认为卢蔚不存在人民路支行所说的套取信贷资金后再行向双悦公司发放的情形，人民路支行主张卢蔚系高利转贷，借款合同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虽然双悦公司向卢蔚借款的目的是为了偿还其在人民路支行的承兑汇票款，王国强促成双方达成借款合意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银行的坏账，但王国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银行的利益，该行为明显超出了行长的职权范围，且未得到人民路支行的许可或追认，故二审判决认定王国强的行为属于超越其职权的个人行为是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故王国强超越授权行为的效力如何，取决于卢蔚是否知道王国强越权的事实。再审中，卢蔚主张之所以在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案件中以王国强个人作为被告起诉，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淄博分局的对王国强的谈话笔录，证据不足，迫于无奈。但本案卢蔚以人民路支行为被告起诉时，也未取得该谈话笔录，该谈话笔录系一审法院审理中调取。故卢蔚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依据卢蔚及其相关企业对外大量出借款项，与一般人相比对于银行业务范围及银行行长的权限范围具有更高的认知水平；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5)新民初字第1176号案件中卢蔚以王国强个人作为被告起诉，该生效判决亦认定王国强对其承诺应承担个人责任等事实，认定卢蔚明知王国强作出的人民路支行承担还款责任的承诺超越了行长的权限，卢蔚不属于善意相对人，王国强越权的后果不应由人民路支行承担是正确的。卢蔚请求人民路支行与双悦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卢蔚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鲁06民终82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吉昌审判员  王汝娟审判员  张婷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