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113民初5010号原告：刘某，男，200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法定代理人：黄仕梅，女，197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松，重庆迪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新，重庆迪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立达，男，197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被告：王巧媛，女，1978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乡市。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峰，重庆继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与被告杨立达、王巧媛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唐钦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并于2018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较为复杂，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8年8月23日、2018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子尚未审结，本案于2019年1月25日中止审理，于2020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黄仕梅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松、李林新，被告杨立达及王巧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5年12月7日，被告王巧媛代理刘巍与被告杨立达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杨立达将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房屋返还给原告刘某；3、判令被告杨立达协助原告刘某将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房屋权利人变更登记为原告刘某名下；4、被告杨立达、王巧媛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审理中，原告增加下列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杨立达支付原告刘某房屋使用费43500元（从2015年12月7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5月6日止，共计29个月，每月按1500元计算，最终计算至被告杨立达搬离房屋之日止）；2、被告杨立达、王巧媛负担本案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3220元。事实与理由：位于重庆市巴**房屋的权利人为刘巍（于2015年11月11日死亡）。刘巍的继承人为其子原告刘某和其父刘惠仁（2017年5月18日死亡）。2015年12月7日，被告王巧媛持虚假的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2014）渝渡证字第2652号《公证书》，代理刘巍与被告杨立达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并将讼争房屋权利人转移登记到被告杨立达名下。原告认为，自己为刘巍唯一继承人。被告王巧媛以虚假的《公证书》代理刘巍将讼争房屋出售给被告杨立达并协助将讼争房屋权利人转移登记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被告杨立达为恶意第三人。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刘某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起诉来院。被告杨立达、王巧媛辩称，该房屋为刘巍去世后，由其父亲刘惠仁继承其房屋之后转卖给二被告，二被告合法取得该房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出的第一个诉讼请求为确认之诉，第二、三、四是侵权之诉，不能作为同一个案由起诉；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是由刘巍的父亲刘惠仁委托王巧媛代为出售，与本案原告无关；原告的第三个诉讼请求在实际上无操作性，未成年人无法设为独立的产权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某系刘巍与黄仕梅的婚生独子。刘巍与黄仕梅于2002年5月15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9月6日登记离婚，原告刘某当时由黄仕梅抚养。2014年5月20日，通过诉讼调解方式，原告刘某变更为由刘巍抚养。刘巍于2015年11月11日死亡之后，原告由黄仕梅接去抚养。刘惠仁为刘巍之父，高远秋为刘巍之继母。2013年6月，刘惠仁将其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房屋（建筑面积132.2平方米）无偿过户到刘巍名下。2017年5月18日，刘惠仁死亡。2015年11月9日，刘巍立下书面《遗嘱书》，载明：“立遗嘱人于2013年7月4日取得了位于巴南区房屋”，“上述房屋委托立遗嘱人的父亲刘惠仁和继母高远秋两人代为出售，其中40万元人民币归立遗嘱人的儿子刘某所有并作为刘某的教育基金，其余款项归还立遗嘱人的父亲刘惠仁和继母高远秋两人作为养老补贴”。原告向本院另行起诉，提出诉讼请求：确认2015年11月9日以刘巍名义所立的《遗嘱书》无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8）渝0113民初788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原告将此案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作出（2020）渝05民终48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二项载明：刘巍于2015年11月9日所立的《遗嘱书》无效。2015年12月2日，刘惠仁与高远秋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杨立达、王巧媛俩夫妇的购房款肆拾万元整”。2015年12月7日，被告王巧媛持伪造的（2014）渝渡证字第2652号《公证书》与被告杨立达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该《公证书》的内容为《委托书》一份，载明：刘巍为委托人，被告王巧媛为受托人，刘巍将坐落于重庆市巴**房屋委托王巧媛为代理人，并以刘巍的名义全权办理该房屋出售事项，具体包括：代为签订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并收取售房款；代为办理该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等事项。该《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载明，被告王巧媛作为房屋出卖人刘巍的代理人，代理刘巍向房屋购买人杨立达出售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房屋，房屋产权证号为XXXXXX，房屋总成交价为54万元。之后,被告杨立达将该房屋从刘巍名下过户到自己名下。现该房屋登记产权人显示为被告杨立达。庭审中，被告自认售房款当时在合同上写明为54万，但实际上仅支付40万，剩余14万目前未支付。另查明，被告王巧媛与被告杨立达系夫妻关系。上述事实，有原告举示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卡户口页、离婚证、居民户口簿全户人口增减记载、死亡注销户口证明、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卡、《公证书》、《委托书》、《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关于协助符合公证文书真实性的函》、《协助调查回函》、（2016）渝0113民初9393号《民事判决书》、（2018）渝0113民初7887号《民事判决书》、（2020）渝05民终4857号《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三页、（2018）渝0113执保27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被告举示了《遗嘱书》、《收据及购房事宜的说明》、《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为凭，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综合当事人诉辩称、举证质证及庭审情况，本院归纳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焦点1、原告是否为适格原告。被告称，本案争议房屋是被告从刘巍处购买，与本案原告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房产原系刘巍之父刘惠仁所有。之后，刘惠仁将该房屋转让给刘巍。刘巍为该争议房屋的合法产权人，刘巍死亡之后，房屋为刘巍的遗产。原告刘某为刘巍婚生子，系刘巍合法继承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原告刘某虽不为合同的相对方，但其主张该房屋买卖合同系被告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焦点2、本案所涉《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因刘惠仁与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导致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举示的证据应证明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故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结合当事人举示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首先，合同签订主体为被告杨立达（买家）及被告王巧媛作为卖家刘巍的代理人。被告王巧媛作为刘巍代理人的依据为经公证的《委托书》。但，该《委托书》经2017年12月12日已经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镇证实为“申请当事人、公正事项及公正内容均不一致”，故该《委托书》及《公证书》均系伪造。被告王巧媛不享有代理刘巍从事《委托书》中约定出售争议房屋的权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被代理人刘巍已于2015年死亡，事实上无法对被告王巧媛的代理行为进行追认。因此，被告王巧媛所实施的代理出售刘巍名下的争议房产的行为系无权处分。其次，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的依据是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原告应举证证明作为争议房屋卖方的被告王巧媛与作为卖方的被告杨立达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并对原告利益造成损害的事实。第一，原告对二被告之间的“恶意”，举示了系伪造的《公证书》及《委托书》，证明了刘巍实际并未委托授权被告王巧媛从事出售房屋的事实。此外，原告还举示了（2020）渝05民终48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二项载明：刘巍于2015年11月9日所立的《遗嘱书》无效。《遗嘱书》中所载明的委托刘惠仁及高远秋代为出售该争议房屋的内容也归于无效。由此，可以得出，刘巍并无委托他人代为出售争议房屋的意思表示。被告又辩称，该诉争房屋为刘巍去世后，由其父亲刘惠仁继承其房屋之后转卖给二被告。因《遗嘱书》已由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无效，故刘巍之遗产分配应依照法定继承进行。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无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二，被告杨立达作为房屋买受人，合同载明房屋售价为54万，但被告杨立达实际仅支付40万，且该40万并未实际支付给刘巍的继承人，而是由高远秋进行保管。审理中，被告自认40万的购房价确低于市场价格，原因在于被告杨立达与刘巍系亲戚，刘巍同意以40万的价格出售房屋作为被告杨立达多年照顾的补偿。然而，被告举示证明证明刘巍同意以40万的价格出售争议房屋的证据，即本案的《遗嘱书》、《委托书》及《公证书》都无法达到被告的该证明目的。另，本案所涉《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而刘惠仁与高远秋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15年12月2日。此种房屋交易方式不符合先协商出售价款签订合同，后交付交款的一般交易规则。综上，被告王巧媛通过使用虚假的《委托书》、《公证书》，代理刘巍出售其名下的争议房屋，系无权处分。该无权处分行为，并未得到被代理人刘巍的追认，被代理人刘巍实际上也无法进行追认。在无代理权的情况下，被告王巧媛虚构刘巍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与被告杨立达签订《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将争议房屋出售给被告杨立达。原告举示的证据，能够达到证明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故，本院认定存在。因此，本案所涉《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焦点3、在该《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确定无效情况下，原告能否要求将争议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对被告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分别为确认之诉和侵权之诉，不能作为一个案由起诉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房屋系刘巍之遗产。刘巍死亡时，其母亲已经死亡，其父刘惠仁，其继母为高远秋，但其并未与高远秋形成扶养关系，其与妻子黄仕梅已经离婚，共同育有一子刘某。而刘惠仁与高远秋共有子女三人，儿子刘巍、刘骥及继子刘高克，其中刘惠仁与继子刘高克形成扶养关系。故，刘巍的合法继承人不仅为原告刘某一人。原告诉请被告杨立达返还该争议房屋，配合过户登记至其名下，并向其支付房屋使用费等，由于该房屋的最终合法产权所有人并不确定，且确定刘巍遗产如何分配的问题无法在本案中一并解决，故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以另行起诉。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巧媛与被告杨立达于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重庆市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2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3220元，由被告王巧媛、杨立达负担（此款原告已先行垫付，被告王巧媛、杨立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又不提交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上诉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唐 钦人民陪审员  刘思碧人民陪审员  杨长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徐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