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1民初6464号 原告：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中航国际广场**707。 负责人：陈晓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磊，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倩，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云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尚锦路**。 法定代表人：黄雲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全明，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兴远律所）与被告成都云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祖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兴远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磊、刘晓倩，被告云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全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兴远律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费150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5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LPR为计算标准，从2020年5月29日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算为5万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费用1395元，均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针对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四川华信惠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二者与被告、成都市武侯区桂溪房地产开发公司、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人股权转让纠纷所作出的（2018）川民初28号、（2018）川民初29号两案一审判决，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事。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27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9）兴远民代字第20号】，合同约定被告决定委托原告向其提供前述两案二审阶段的诉讼代理服务，原告接受此委托；同时，该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代理费暂共计200万元，被告在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基础代理费50万元，若案涉二审最终胜诉（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则在二审胜诉之日起7日内支付风险代理费150万元。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其应尽的合同义务，向被告就案涉纠纷提供了全过程二审诉讼代理法律服务（如指派律师第一时间梳理、分析争议焦点，撰写各类诉讼法律文书，积极参与二审法院先后组织的八次庭审等）。经原告悉心的诉讼代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驳回案涉上诉，维持原判的两案终审判决【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807号、（2019）最高法民终808号】，案涉二审官司均以被告完全胜诉而告终。值得强调的是，涉案纠纷诉争标的的金额特别巨大，高达二十多亿元（仅二审法院收取的上诉案件受理费就合计达上千万元），案情疑难复杂，原告为依法维护被告的诉争权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最终亦是经原告的诉讼代理工作，案件取得了一个完美的代理结果，为被告赢得了巨大的财产权益。二审判决作出后，被告本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之约定，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风险代理费，但截止本案起诉之日，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怠为履行其应尽的付款义务，并且已明确告知原告“现其无能力支付代理费，待日后公司转让有关投资股份后，再行商谈费用支付事宜”。故原告起诉至法院。 被告云祖公司辩称，一、因原告未按其承诺的期限及时取得所代理案件的终审判决书，故被告与原告就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用的支付产生了争议。2019年3月份，原告经由他人介绍与被告洽谈案件的委托代理事宜，因被告当时急于处理案涉相关股权，故对原告的代理律师提出要求，须在最长6个月的期限内拿到终审判决书，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协商，也在代理合同中对此内容进行了书面讨论。在最终签署委托代理合同时，尽管在合同中相关条文上没有填写具体的日期，但原告代理律师口头承诺在2019年底前会拿到终审判决书，并以此作为收到后续律师费的条件。但是，该案到了2020年5月29日被告才收到法院的终审判决书，比原告口头承诺的时间晚了半年。原告代理律师与被告方的负责人就后续律师费的具体支付金额和支付期限也进行了多次沟通，但未能协商一致。二、因上述具体的代理费金额和支付期限一直未协商好，且原告也未按委托合同的约定向被告提前提供增值税发票，故又致争议升级，引发本案诉讼。三、原告以所主张的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诉请没有合同依据，应不予支持。如本案调解不成，则请贵院依法判决。四、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保函费用，本身来说是商业费用，这个不是必须发生的费用，所以要求被告承担该费用缺乏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27日，云祖公司与兴远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主要约定：云祖公司因与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堂公司）、四川华信惠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惠康公司）、成都市武侯区桂溪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桂溪公司）、浙江灵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公司）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两案[一审案号为（2018）川民初28、29号，具体案由以法院确定案由为准]，现委托兴远律所代理本案。兴远律所接受云祖公司委托，指派唐进律师为该两案的代理人，代理事项为两案的二审诉讼。本合同项下代理费2000000元，合同签订后2019年3月30日前支付500000元，两案二审胜诉（注：特指最高院维持原判）后七日内支付1500000元。兴远律所收取代理费前应向云祖公司提供其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该合同第1.4条“如果乙方未能在2019年月日前取得（指正式签收）最高院的二审胜诉判决书，则后续的代理费的支付金额及其支付方式甲方与乙方决定按以下方式执行”被划去。 另查明，2018年11月2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反诉被告）云祖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同济堂公司、被告华信惠康公司、第三人（反诉被告）桂溪公司、樊增明、黄迪虎、第三人灵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川民初28号]以及原告（反诉被告）桂溪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同济堂公司、被告华信惠康公司、第三人（反诉被告）云祖公司、樊增明、黄迪虎、第三人灵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川民初29号]作出一审判决。宣判后，同济堂公司、华信惠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多次传唤云祖公司参加庭前会议，并于2019年8月20日开庭审理，兴远律所指派唐进、杨洋律师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前述两案作出终审判决，均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兴远律所于2020年5月29日收到前述判决。 兴远律所分别于2020年8月7日、8月17日以云祖公司为购买方开具了共计15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发票。2020年9月15日，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庭前会议，原告向被告交付发票，但被告仍未配合受领。 再查明，原告为对被告财产申请保全提供担保，购买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为此支出了保险费1395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委托代理合同》、传票、民事判决书、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单》、成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1、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违反公序良俗，合法有效。 2、原告指派唐进、杨洋律师担任被告与同济堂公司、华信惠康公司、桂溪公司、樊增明、黄迪虎、灵康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两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庭前会议、庭审，最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原告取得了合同约定的最高院的二审胜诉判决书，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 3、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被告应于二审胜诉后七日内支付剩余150万元代理费，且原告应先向被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现两项条件均已满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150万元代理费。被告辩称双方就履行期限进行了约定且作为后续代理费的支付条件，因《委托代理合同》对此并未有明确记载，且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该约定成立，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4、被告未按约向原告支付代理费，还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对起算时间，因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在开具发票后即向被告进行了交付，故本院确定资金占用利息自2020年9月15日起算。 关于原告主张的保险费1395元，系因被告未按约支付代理费原告依法提起诉讼并保全被告财产提供担保而支出，属于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及原告维权的合理开支，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云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150万元及此款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9月15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保险费1395元； 二、驳回原告四川兴远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40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成都云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曾洁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