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6民再3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洪仙，女，1972年6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跃，贵州筑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和平镇解放北路**。负责人：杨菲，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鑫，贵州公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勇飞，贵州公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白贤全，男，1974年8月2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酉阳县。再审申请人杨洪仙因与被申请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分公司（以下简称沿河邮政公司）、原审被告白贤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8）黔06民终1623号民事判决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杨洪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跃，被申请人沿河邮政公司的负责人杨菲、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勇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白贤全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洪仙再审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杨洪仙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讼前，当杨洪仙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陈永萍”系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一是邮政业务包含了储蓄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邮政业务包含邮政储蓄。也没有对存款人作任何限制，且“中国邮政”的营业场所当然包含了该条款规定的业务。二是沿河邮政公司未在本案案发地的“中国邮政”营业场所作出任何提示，提示“陈永萍”负责的案发地不具有存款功能。鉴于“中国邮政”包含的业务类别中包括储蓄，本案案发地包括办公地点、配备的办公用品、汇兑票据、邮戳等邮政设施与邮政专用品，专属于邮政营业场所应当具有储蓄功能。三是沿河邮政公司未在案发地的“中国邮政”指示其与陈永萍之间的真实关系，直到案发沿河邮政公司向法院提交《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后，才知道沿河邮政公司与陈永萍之间的真实关系。四是本案存款事实发生在沿河邮政公司设置的位于客田镇“中国邮政”的营业场内。本案中，沿河邮政公司在其经营场所未作出不具有存款功能的提示，也未作出在其营业场所提供邮政服务人员不是其工作人员的提示，故陈永萍的行为理应视为职务行为，责任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二、基于委托代理关系，陈永萍的行为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一是签订“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时，陈永萍使用“陈永平”，沿河邮政公司未核实或默许，故应对陈永萍使用假名所为的行为承担责任。二是沿河邮政公司对客田镇“中国邮政”的违规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三是沿河邮政公司公开携带陈永萍在客田镇范围内揽储。四是陈永萍身份混同。陈永萍受托办理邮政业务，同时在民众角度，其又是沿河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沿河邮政公司未告知其与陈永萍的真实关系，因此沿河邮政公司不能以其与陈永萍之间的委托关系对抗善意的邮政业务相对人。五是陈永萍开展的邮政汇兑业务与存取款业务混同。故沿河邮政公司应对杨洪仙的存款承担偿还责任。沿河邮政公司答辩称，一、沿河邮政公司与杨洪仙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一是杨洪仙提交的陈永萍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白条，不属于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的凭证，其所书写内容也明显与银行卡、存折等相关存款业务凭证填写规范不符。且杨洪仙之前在客田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办理过相关业务，知晓存款凭证与其手中白条的区别。二是储蓄存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沿河邮政公司自始至终均未收到杨洪仙任何款项，双方之间根本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同时根据杨洪仙提交的“白条收据”，实际收款人及3500元利息的支付人均是陈永萍个人，与沿河邮政公司无关。三是沿河邮政公司未授权陈永萍在客田邮政代办点办理存款业务。任何银行金融机构存款网点的设立必须取得许可，由有关部门发放经营证照依法挂牌后方可经营。沿河邮政公司在客田不仅没有设立存款网点，也没有挂牌“邮政储蓄”字样。更未张贴任何与存款业务相关宣传资料，宣传客田邮政代办点具备办理存款业务内容，更没有配备任何与存款业务相关的印章及其设备。所以，沿河邮政与杨洪仙没有储蓄合同关系。二、本案陈永萍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是沿河邮政与陈永萍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陈永萍不是沿河邮政公司的员工。沿河邮政公司也未授权陈永萍办理存款业务。陈永萍也未以沿河邮政公司的名义办理业务，案涉白条系陈永萍以自己个人名义出具。二是虽然案涉白条上有沿河邮政公司的邮戳，但是该邮戳是邮政公司寄发快递、信件邮寄日期的记载，并非用于存款业务印戳。三是表见代理的另一特征是行为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杨洪仙对银行金融机构填写存单凭证负有注意、审查、识别等基本义务。且杨洪仙之前在当地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办理过存款业务，但其仍愿意收持由陈永萍个人出具白条收据，同时其主张的利率也高于同期其他金融机构储蓄存款利率，体现杨洪仙主观上是为获取高额利息而非获取正常银行存款利息。故陈永萍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原判以沿河邮政公司疏于管理存在过错，判决其承担50%赔偿责任明显错误。沿河邮政公司对陈永萍的监管只能在其授权范围内。陈永萍吸收他人存款出具“白条”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陈永萍与他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在沿河邮政公司的监管范围内。沿河邮政公司对其案涉行为无任何监管权限与责任。一审法院违背该事实判决沿河邮政公司承担50%的责任对沿河邮政公司不公。综上，请依法驳回杨洪仙的一审诉讼请求。杨洪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沿河邮政公司、白贤全赔偿杨洪仙存款20,000元，并支付银行同期利息，利息从2014年2月27日起计算至兑现之日止；2.诉讼费由沿河邮政公司、白贤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沿河邮政公司（原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邮政局）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设立邮政代办点，该代办点由沿河邮政公司洪渡邮政支局管理。从2005年开始，沿河邮政公司委托陈永萍一人在客田镇邮政代办点从事邮政代办业务。在此期间陈永萍（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用名“陈永平”与沿河邮政公司签订了《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沿河邮政公司委托陈永萍代办客田镇范围内的邮政业务，委托代办的邮政业务中，有“开发兑付汇票、邮政送款义务、邮政企业代理的电子商务业务、其他邮政业务”等业务。协议还约定沿河邮政公司按陈永萍代办邮政业务的一定比例向陈永萍支付代办费，如代收寄汇票按汇费收入的5%支付、代兑付汇票按每张1%元支付等。双方约定协议性质是民事委托代理关系，双方不存在法定劳动关系。陈永萍的生活待遇及各项保险事项由其自己负责。为了便于办理邮政业务，陈永萍雕刻了个人私章，印章上的名字为“陈永平”。沿河邮政公司为客田代办点配备终端设备读卡器用于办理邮政汇兑业务，读卡器能将邮政银行卡或存折内的资金下账转出、取款，也可以为客户办理入账汇存，为当地群众办理养老保险汇存等业务，入账汇存及取款后给客户的依据为“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陈永萍为开展代办业务向沿河邮政公司预交了8万元汇兑业务保证限额周转金，陈永萍可以在每单8万元范围内进行兑付，如兑付的款项超过8万元的情况下，陈永萍可用收到的汇款进行兑付，在兑付的过程中陈永萍可以对客户进行下账操作，陈永萍兑付后凭汇款存根到洪渡邮政支局结算账务，但下账后是否已兑付，沿河邮政公司未进行监管。另外，陈永萍在开展客田镇代办邮政业务期间，与洪渡邮政支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客田镇辖区内向当地群众作过揽储宣传。2014年快过春节时，杨洪仙到客田邮政取钱70000元、信用社取30000元，共计100000元存在客田邮政代办点陈永萍处，利息为3厘5，陈永萍给杨洪仙一张100000元收条，之后，杨洪仙分五次取款70000元，并得过3500元利息，余下30000元，陈永萍于2014年2月28日向杨洪仙出具了一张手写白条“收据”，载明“今收到杨洪仙存款人民币叁万元整”。收款人一栏盖有“陈永平”的私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28日，并加盖了邮戳。杨洪仙于2016年3月26日到客田邮政代办点取款10000元，收据上注明“-10000元”取于2016.03.26，余20000元。陈永萍于2016年4月12日死亡。杨洪仙等42人在客田邮政代办点陈永萍处办理的“存款”得不到兑现，向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反映情况，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陈永萍已经死亡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杨洪仙等42人于2016年10月8日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沿河邮政公司客田代办点代办员陈永萍,长期一人从事邮政代办业务,特别是邮政汇兑业务,即通过终端设备读卡器办理邮政银行卡或存折内的资金下账转出取款、入账汇存业务，办理后给客户的依据为“邮政储蓄银行汇款收据”。陈永萍利用工作职务之便，以高额利息为诱惑，违规吸收杨洪仙的存款20,000元，并出具个人白条收据，实为个人吸收存款的行为，是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杨洪仙与沿河邮政公司之间不构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但沿河邮政公司对陈永萍的代办行为疏于管理，办理邮政汇兑业务未做到账务分开、资金分开、人员分开、专人专管，实行一人双岗，监管不严，特别是对其兑付下账、收汇入账未进行严格监控管理，带其参与邮政储蓄银行揽储宣传，在其兑付金额不足交纳保证金80,000元限额周转情况下，任其下账或动用汇款，让善意的杨洪仙和当地群众相信陈永萍有代理权，为陈永萍吸收杨洪仙及他人存款提供了一定便利条件，沿河邮政公司有疏于管理之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沿河邮政公司应当对杨洪仙的损失进行赔偿，但杨洪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具备基本的储蓄知识，明知其当地有合法的储蓄机构（信用社），也应当知道陈永萍出具白条收据与正规存单的区别，而经不起高额利息诱惑形成个人存款，其本人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之规定，杨洪仙自身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过错程度，确定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杨洪仙与陈永萍之间的存款行为属无效的民事行为，对其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沿河邮政公司提出的陈永萍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沿河邮政公司无关，不应担责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本案中，杨洪仙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白贤全与其存款损失有因果关系，也不能证明陈永萍所负债务为生前与白贤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故对杨洪仙主张白贤全共同承担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沿河邮政公司疏于对客田代办点代办员陈永萍管理，致陈永萍利用职务之便和管理漏洞，个人违规吸收杨洪仙及他人存款，陈永萍死亡后造成杨洪仙20,000元资金损失，沿河邮政公司应赔偿杨洪仙的损失10,000元（20,000元×50%）。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杨洪仙存款损失10,000元；二、驳回杨洪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分公司负担。杨洪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洪仙的一审诉求，即在一审判决金额之外，改判沿河邮政公司再赔偿杨洪仙10,0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沿河邮政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十四条规定，邮政业务包含储蓄业务，若无对公众的特别告知，“中国邮政”的营业场所当然包含邮政储蓄业务。2.本案中的客田邮政代办点属于邮政营业场所，沿河邮政公司为该代办点配备了办公用品、汇兑票据、邮戳等邮政设施和邮政专用品，陈永萍实施的行为系履行邮政营业场所的业务，责任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3.“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并未禁止陈永萍开展储蓄业务，客田代办点也未明示营业范围，沿河邮政公司未核实陈永萍使用假名，默许其用“陈永平”的名义开展工作，公开携带陈永萍在客田镇范围内揽储，对客田代办点的违规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未告知民众其与陈永萍的真正关系，民众有理由相信陈永萍是沿河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因而不能以其与陈永萍的委托代理关系对抗善意的邮政业务相对人，且客田代办点汇兑业务与存取款业务混同，让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民众无从区分汇兑业务与存取款业务，同时当地的政府部门客田社保中心也将现金交付到客田代办点办理业务，更让民众认为客田代办点可以存钱同。另外，本次纠纷中，与杨洪仙具备相同情形的多达四十多人，其中一人还是邮政退休职工，足以说明沿河邮政公司赋予了客田代办点储蓄功能。4.陈永萍出具所谓“白条”的行为，属于履行客田代办点邮政业务时收款不入账，其责任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5.从委托代理关系而言，即使沿河邮政公司没有授权陈永萍开展储蓄业务，但杨洪仙有理由相信陈永萍有代理权，陈永萍的行为也应当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6.一审判决认定杨洪仙存在过错，缺乏充分的证据。杨洪仙到客田代办点存款，系基于沿河邮政公司的揽储宣传，而非受所谓高额利息引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永萍向他人发出过高额利息许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永萍的行为属于个人违法犯罪的行为，不能简单以当地还有另一家储蓄机构而认定杨洪仙存在过错。综上，结合客田代办点的成立时间、固定的营业场所、“中国邮政”的标识、公开揽储的宣传、“中国邮政”在客田辖区的唯一性、对邮政设施及邮政专用品的使用等情况，陈永萍的行为是在履行客田代办点的职务，责任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即使从代理角度考虑，因杨洪仙有理由相信陈永萍是代表沿河邮政公司，并无过错，其责任也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沿河邮政公司未作二审答辩。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洪仙与沿河邮政公司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杨洪仙在一审中主张陈永萍生前为其办理的储蓄存款业务系代表沿河邮政公司的代理行为，与沿河邮政公司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杨洪仙上诉主张陈永萍为其办理存款的行为系履行客田代办点的职务行为，责任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杨洪仙的该主张能否成立，关键在于本案中陈永萍的行为能否代表沿河邮政公司，即陈永萍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代理，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职务代理的构成必须满足：其一，代理人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其二，代理人实施的必须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其三，必须以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永萍不是沿河邮政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代办邮政业务系基于其与沿河邮政公司签订的《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其向杨洪仙出具的收据亦是以其个人名义出具，故陈永萍向杨洪仙出具收据的行为明显不构成职务代理行为。杨洪仙上诉主张陈永萍为其办理存款的行为系履行客田代办点的职务行为，责任应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1.行为人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2.相对人依据一定事实，有理由相信或认为行为人具有代理权；3.相对人主观为善意、无过失；4.无权代理人的行为须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发〔2009〕40号）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二是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杨洪仙持有的凭条《收据》仅有收款人陈永萍的签章，未显示跟沿河邮政公司有关的任何与存款相关的信息。杨洪仙持有的《收据》从表象上看，不符合存单的一般特征，从记载的内容上看，没有其向沿河邮政公司营业网点存款的任何相关信息，不符合储蓄存款合同的一般条件。在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方面，一是杨洪仙轻信将钱存在陈永萍处就是存在邮政公司，未对陈永萍经营的客田镇邮政代办点是否具有存取款业务、陈永萍能否代为办理存取款尽合理的审查义务；二是杨洪仙对陈永萍出具的不符常规的“存款”《收据》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众所周知，个人办理存款业务的程序，是由金融机构出具存款凭条，凭条记载客户存款金额等信息，客户个人确认无误后签字，由金融机构收回，金融机构再将存单、存折或银行卡及凭据交付客户。杨洪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款应填写存款凭条，由金融机构交付存单或存折等凭证，杨洪仙对陈永萍出具的未载有任何与沿河邮政公司相关的存款信息，明显不符常规的《收据》，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陈永萍既未以沿河邮政公司的名义向杨洪仙出具《收据》，杨洪仙又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故本案中陈永萍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4）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本案中，杨洪仙系依据《收据》作为存款凭据提起诉讼，按上述规定，应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经审理查明，杨洪仙所持凭据与沿河邮政公司间存款关系不具有真实性，双方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杨洪仙依据陈永萍以其个人名义出具的《收据》，上诉主张由沿河邮政公司赔偿《收据》上载明的款项2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基于沿河邮政公司疏于管理，存在过错，确定由沿河邮政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另，二审中，杨洪仙向本院申请调取陈永萍与沿河邮政公司之间的结算票据及陈永萍的工资发放记录，用以查明沿河邮政公司是否收到其“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杨洪仙申请调取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也不能证明沿河邮政公司收到其主张的款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无调查收集的必要，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杨洪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杨洪仙负担。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是杨洪仙与沿河邮政公司是否成立合法的储蓄合同关系。二是沿河邮政公司是否就对陈永萍收取的杨洪仙的“存款”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如有责任，承担多少责任。关于焦点一，杨洪仙与沿河邮政公司之间是否依法成立储蓄合同关系的关键在于陈永萍的收款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一是本案中，陈永萍不是沿河邮政公司的在编员工，且根据《委代办邮政业务协议》约定，陈永萍无权代理邮政储蓄业务，故陈永萍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二是陈永萍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认定行为是否购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从陈永萍的行为看，其权利外观上存在缺陷，一是陈永萍出具的是白条，不是邮政储蓄应有的存单、存折、邮政储蓄卡；二是该白条上没有邮政储蓄银行的公章（邮戳代表邮寄信件及汇兑）；三是陈永萍非沿河邮政公司的员工。即陈永萍作为一名邮政业务的代办员是否能够代办储蓄业务从其外观上不具有足以让人相信的权利外部特征。从杨洪仙是否属善意及有无过失来看，一是从杨洪仙提交的“存单”看，系陈永萍出具的是“收条”。该收条上仅载明“今收到杨洪仙存款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00收款人：陈永平（印章）2014.02.28”，该收条上既无利率的约定，也无存期的约定，不符合存单的外部特征。作为存款人，其存款是活期还是定期，是零存还是整存整取，以及存款期间的长短，都直接关系到利率的高低。而该“存单”上，均没有这些信息，说明杨洪仙的存款的真实意思存疑。二是该收条上盖有2016年2月28日的邮戳，还载有“-10000元余20000元，取于2016.03.26日”的文字。即杨洪仙将该款存于陈永萍处两年都没有要求换取沿河邮政公司的存单，也不符合常理，即杨洪仙对自己的存取款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因此，陈永萍打白条收到杨洪仙存款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即杨洪仙与沿河邮政公司之间未形成储蓄合同关系，故对杨洪仙的该主张依法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沿河邮政公司疏于对陈永萍的监督管理，对本案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原一、二审判决沿河邮政公司承担50%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洪仙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6民终162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静审判员 代静云审判员 罗依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向俊书记员罗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