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92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兴，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怡，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远洪，男，1965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伦平，都江堰市高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婧怡，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立新，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审第三人：宋君，女，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上诉人袁兴因与被上诉人朱远洪、原审第三人周立新、宋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1民初2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远洪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朱远洪已经取得四川兴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丰公司）股东身份；2.朱远洪转账给兴丰公司的100万元是投资款，袁兴没有向朱远洪返还投资款的义务；3.四川兴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约定股权转让金额，朱远洪未向袁兴支付股权转让款，袁兴也未委托兴丰公司收取过股权转让款；4.一审判决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生效要件认定错误，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解除合同，属事实及法律适用错误；5.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诉讼时效。 朱远洪辩称，1.对于朱远洪是否成为兴丰公司股东及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成立且生效，袁兴前后陈述矛盾；2.本案系袁兴与朱远洪之间的股权转让，朱远洪按照袁兴提供的兴丰公司账户信息支付的1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而非投资款；3.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股权转让款应由袁兴返还；4.朱远洪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周立新、宋君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朱远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朱远洪与袁兴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袁兴向朱远洪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3.袁兴向朱远洪支付违约金20万元，并从2014年5月29日起以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兴丰公司于2014年4月4日成立，主营农业技术研发等。股东为袁兴、周立新、宋君，分别占股66.66%、16.6575%、16.67%，其中周立新为法定代表人、宋君为监事，注册资本800万元。2014年4月15日，兴丰公司召开股东会，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周立新、宋君、袁兴、朱远洪。本次会议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与会股东一致同意股东袁兴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2.5%的股份转让给新股东朱远洪所有。二、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三、会议一致通过明确公司《股东名册》，向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上述法律文件作为本公司章程修正案等变更登记的依据，并及时完成本公司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4年4月18日，袁兴与朱远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条股权转让方案1.2014年4月经目标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袁兴将其持有的该公司12.5%的股份转让给朱远洪所有，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日内，朱远洪一次性将其股权转让款（即股本金）支付至袁兴的个人账户；2.本次股权转让后的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袁兴股权比例54.16%，朱远洪股权比例12.5%，周立新、宋君股权比例不变、均为16.67%；3.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由袁兴、朱远洪、周立新、宋君组成，修改原公司章程、重组公司；4.双方确认，本协议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前目标公司债务（及原有债务）均由股权转让前的股东承担。……第五条声明、保证和承诺……4.袁兴承诺在协议签订后14日内会同目标公司按照《股东会决议》完成向有关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申报一切必备手续，使朱远洪的股东地位正式确立。……第八条违约责任本协议一经签订，协议双方应严格遵守。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分别按本股权转让价款的20%承担违约责任。……第九条争议解决……本协议书于协议双方签字、目标公司盖章后且朱远洪股权转让款到账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叁份，各方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兴丰公司在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尾部加盖公司公章。朱远洪分别于2014年5月22日、5月29日向兴丰公司账户（账号为2318××××7544）转账100万元，并在“摘要”处注明为“入股”。2017年、2019年，朱远洪均通过短信方式与袁兴取得联系并询问袁兴关于兴丰公司的相关事宜，袁兴亦作出相应解释。2018年1月18日，巴中市巴州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向兴丰公司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同意其注销税务登记。2019年1月9日，袁兴、宋君、周立新在行政机关签署《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现向登记机关申请四川兴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简易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算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兴丰公司亦在前述《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加盖公司公章。简易注销公告期为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2月23日。2019年3月1日，周立新作为兴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行政机关填写《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表明注销原因系股东决定、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结算，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兴丰公司亦加盖公司公章确认。同年3月4日，兴丰公司被行政机关准许注销。朱远洪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如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则仅要求袁兴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还是清算责任纠纷；2.朱远洪与袁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解除；3.朱远洪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4.案涉100万元股本金是否应由袁兴个人承担退还责任。 关于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首先，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而清算责任纠纷是指清算组成员在清算期间，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本案系朱远洪在根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内容向兴丰公司转入100万元股本金后，至兴丰公司注销之时，袁兴尚未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将其在兴丰公司持有的12.5%股份转让给朱远洪并完成相关变更登记而引发。袁兴辩称朱远洪并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将100万元打入其个人账户，而是擅自转入兴丰公司账户，以此否认朱远洪已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支付股本金的义务。但从在案的兴丰公司银行账户流水明细看，朱远洪仅与兴丰公司发生两次交易行为，共计转账100万元，且均在“摘要”处注明转账用途为“入股”，结合袁兴本人亦陈述朱远洪确向其询问过公司账户账号，故应当认定朱远洪已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支付100万元股本金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袁兴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持有的兴丰公司12.5%转让给朱远洪，使其成为兴丰公司的股东之一。但直至兴丰公司注销之时袁兴尚未履行前述义务，由此导致双方产生纠纷，符合股权转让纠纷的法律特征。其次，清算责任纠纷本质上属侵权纠纷，提出的主体必须是公司或公司债权人，被告须是清算组成员，侵权行为须发生在公司进行清算期间，且要求因清算组成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造成其损失方可，本案既非发生在兴丰公司清算期间，朱远洪亦非兴丰公司债权人，故其并不符合清算责任纠纷提起的条件。 关于朱远洪与袁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以及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为有效。如前所述，朱远洪已完成《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支付100万元股本金的义务，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袁兴亦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将自己持有的12.5%兴丰公司股份转让朱远洪并在行政机关作相关的变更登记，以确立朱远洪的股东身份，但兴丰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已于2019年3月4日被注销，朱远洪想继续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属客观不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应予解除。 关于朱远洪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本案中，袁兴以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五条第四款的约定，朱远洪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届满后向其主张相关权利，认为其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并且应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计算。朱远洪请求袁兴退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系行使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双方约定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14日内（2014年5月2日前）要确定朱远洪的股东地位，上述时间届满后，袁兴确实未按约定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但此时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解除且兴丰公司尚未注销的情况下，朱远洪除享有要求袁兴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退还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外，亦享有要求袁兴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权利，而此时的朱远洪并不知晓亦不能合理预见到兴丰公司会注销，亦不能推断其已知晓或应当知晓自己请求袁兴退还100万元股本金的权利已受侵害。而直至兴丰公司注销（2019年3月）时，朱远洪要求袁兴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属客观不能，其仅能请求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要求袁兴退还100万元股本金，故朱远洪该项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兴丰公司注销时起算，加之袁兴的违约行为一直在持续中，截至朱远洪起诉时尚未超过诉讼时效，袁兴应当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后退还朱远洪股权转让款100万元。 关于案涉100万元股本金是否应由袁兴个人承担退还责任。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已认定案涉100万元为朱远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袁兴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且朱远洪明确在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的情况下，仅需袁兴承担相应责任，故应由袁兴一人承担退还责任。 关于违约金及资金占用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之规定，双方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应向守约方按本股权转让价款的20%承担违约责任”。朱远洪已按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袁兴并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应向朱远洪承担违约责任。资金占用利息与违约金同属补偿性质，不宜重复支持，加之在一审庭审中经法院释明，朱远洪仅要求袁兴承担违约金部分的责任，故一审法院对朱远洪要求袁兴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之规定，本案中，虽袁兴请求调减违约金金额，但结合朱远洪与袁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五条的约定，袁兴须在2014年5月2日之前完成相应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但截至目前袁兴尚未完成前述义务，且基于兴丰公司已注销、其亦不可能再履行该项义务，袁兴的违约行为持续长达近五年时间，而对于朱远洪而言，虽其在庭审中并未出示证明自己损失的证据，但袁兴违约期间案涉100万元所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应属于朱远洪的损失，即便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万元违约金并未超过其损失的百分之三十，不属于过分高于损失，故一审法院对违约金金额不予调减。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1.解除朱远洪与袁兴于2014年4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袁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远洪退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3.袁兴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远洪支付违约金20万元；4.驳回朱远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7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700元，由朱远洪负担700元，袁兴负担20000元。 二审中，袁兴未提交新的证据。朱远洪提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附件《出资证明书》一份，拟证明双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100万元、股权转让比例为12.5%，约定将款项支付到公司账户是对原约定支付到个人账户的变更。对朱远洪提交的《出资证明书》，袁兴质证认为，真实性待核实，反而证明朱远洪已成为兴丰公司股东并经过兴丰公司确认、朱远洪的100万元是投资款。经本院审查，对朱远洪提交的《出资证明书》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因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另查明，朱远洪在一、二审期间均否认参加了兴丰公司2014年4月15日的股东会，该次股东会决议上没有朱远洪的签名，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朱远洪出席了该次股东会。除此之外，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股东出资；2.朱远洪是否取得兴丰公司股东身份；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朱远洪与袁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相应义务。在案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资证明书》，结合兴丰公司其余两名股东即第三人周立新、宋君在一审中的陈述，能够证实系袁兴将其持有的兴丰公司股权中的12.5%以100万元转让给朱远洪。朱远洪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书》转款后，兴丰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无变化，亦未履行增资程序，袁兴、周立新、宋君均认可各股东的持股比例除袁兴减少12.5%外，周立新、宋君的持股比例并无变化。综上，本案法律关系应为股权转让而非股东出资，对袁兴主张本案系股东出资纠纷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袁兴主张朱远洪已实际成为兴丰公司股东，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朱远洪对此予以否认。本院认为，朱远洪支付股权转让款后，袁兴并未依约在工商部门将朱远洪登记为兴丰公司股东、公司章程亦未修正、朱远洪也未参与公司注销，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朱远洪作为兴丰公司的股东享有并履行了相应的权利义务。二审中，袁兴主张朱远洪已作为兴丰公司股东被登记在股东名册，应本院要求，袁兴未能提供兴丰公司股东名册。综上，朱远洪并未实际取得兴丰公司的股东身份，对袁兴所提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三、袁兴的违约行为一直持续，自兴丰公司于2019年3月注销时起，朱远洪才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故朱远洪起诉本案的时间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袁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700元，由袁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史 洁 审判员 陈 曦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