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4294号原告：付蓉，女，1957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朋，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可心，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慧忠里**。负责人：张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霞，女，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宇，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蓉与被告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分别于2020年5月20日、2020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付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术朋、崔可心，被告公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霞、董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丢失档案所造成的养老金损失243505元（以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自2007年1月11日原告退休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可以办理发放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1日金额为243505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丢失档案所造成的医疗保险损失37704元（以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自1999年11月30日计算至实际死亡之日止，按缴费基数2%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1日）；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丢失档案造成的精神损失费100000元；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处理此事花费的交通费2000元、律师费20000元；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社保（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等）相关手续。事实和理由：1979年1月20日，原告到北京市第一公共汽车公司工作，任固定工。1999年11月30日，原告的劳动合同到期，应公司要求，原告买断工龄并不再继续工作。2007年，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到有关部门办理退休手续，但被告知需要提交人事档案材料才能办理。我国自1995年开始建立并实施统账结合（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自此，个人的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分别依法按比例缴纳。若在1995年之前参加工作，虽然单位和个人都未曾缴过任何费用，但国家认可，称之为“视同缴费年限”。鉴于原告的个人档案记录无法找到，视同缴费的这部分工龄无法证明。原告无法办理退休手续，工龄大大缩水，可能领取的退休金将大大减少。医疗保险与之类似。后原告多次奔走于公司、社保、人才等机构，无奈均无功而返。现原告已出现身体不适，且无人照料，推断年老无收入其生活将极为困苦。基于被告档案问题，现原告已十余年未能领取养老金。原告只得找公司要档案，发现公司改制现已变更为被告。后原告找到被告，被告称通过系统查询显示原告的档案已经转移到东城区人才中心。2019年11月11日，原告到东城区人才中心调取档案，被告知无法查询到原告的档案移送记录和档案信息。原告原为被告的员工，因被告的失职造成原告档案丢失，多年来原告无法参加社保，亦无法享受相关福利待遇，经济上遭受了巨大损失，根据[2004]民立他字第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档案被原单位丢失后当事人起诉原用人单位补办人事档案并赔偿经济损失是否受理的复函》之规定“保存档案的企事业单位，违反关于妥善保存档案的法律规定，丢失他人档案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档案关系人起诉请求补办档案、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1999年买断工龄的时候，原告领完了单位给的22000元，本来是想去领档案，想把档案存在朝阳职介，但是被告负责人告诉原告说所有人都是要钱不要档案，也没有说怎么安排，就问原告把档案放哪儿，原告说就放职介吧，拿了一个本，让原告签字，原告没领档案，就没签字，过了几天，原告问办公室管理档案人员原告的档案存哪儿了，他就拿本让原告看，说给原告放在东城职介了，让原告签字，原告没签字就走了，原告过了十几天去朝阳职介查没有原告的档案，原告去了东城职介，查到了原告的名字，原告就放心了，后来就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了，直到2006年年底11月左右原告要去办理退休手续，东城区人才服务中心告诉原告，旧库里有原告的档案，没有转到新库里来，和原告说让原告拿档案去一楼办理手续，没有档案，办理不了退休手续。原告一直去找被告，被告答复原告说买断了工龄，就和他们没关系了。原告总想着被告单位换了新人，就能给原告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之前没有起诉，但后续此事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公交公司辩称：1.被告认为本案是虚假诉讼，档案原告已经自己提走了，现在还告被告档案丢失，这是诈骗行为。2.案件已经过了诉讼时效，1999年原告就选择了待岗，她自己选择朝阳区职介或者东城职介进行存档，她拿着东城职介的介绍信，被告就把档案给了她本人，这种情况，他可以自己提档，转过去存。自己去办手续，当时被告有专门负责人事档案的人员，她提走后给被告签了一个档案材料转递通知单存根，存根被告保存着。不管原告知道档案丢失是1999年还是2006年，诉讼时效都过了，起诉之前也没有找过被告，只是在2019年10月30日找被告说要查存根，假装摔倒，把存根撕走了。后来被告报警了，还做了笔录。3.原告说自己没有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应该需要出证明，不能她自己说法院就认定。4.原告陈述的东城职介旧库里有档案，新库里没有档案，不符合逻辑，与被告无关。原告说了自己1999年查了档有她的名字，后来去又没有了，这是矛盾的。5.原告要求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损失，缺乏依据，被告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劳动合同，证明1979年1月20日至1999年11月30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在被告处任固定工。证据二、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出生于1957年1月11日，于2007年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证据三、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复印件；证据四、东城区人才中心提供材料，证据三、证据四共同用以证明2019年11月11日，原告委托律师到东城区人才中心调取档案，被告知无法查询到原告的档案移送记录和档案信息。证据五、人社局2018年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打印件，证明2018年北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4258元。证据六、社保查询的打印记录，证明被告最早代交社保的期限是1995年，一直缴纳到1999年。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公章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由于劳动合同中的“付荣”与本案原告的付蓉有出入，其无法确认是否是同一个人，无法证明劳动合同之前的劳动关系，认可1994年12月1日至1999年11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条件，由社保局来认定。对证据三、证据四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五不予认可。对证据六真实性认可。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宋某的证人证言：“我是被告公司的档案管理人员，2019年10月30日上午9点40分至10点之间，一男一女两人来到档案室，女的自称是付蓉，说自己曾经是我单位的员工，过来是要查询她档案的去向，我查了一下电脑，然后又翻了纸质的存根，查询到了档案材料转递通知单存根，单子显示档案转出地是东城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时间是1999年12月15日，经办人签字是付蓉自己的名字。我告知了原告，她说她要确定是不是她本人签的，我就把本儿递给了她，跟她一起来的男的，就一直问我问题，我就回到了电脑边查询有没有重名，我视线暂时离开了她，我查电脑的时候，她就拿着本摔倒了，男的问她怎么了，她旁边有个桌子，挡住了她，我不知道她倒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她就自己起来了，把本儿合上还给了我，这个时候，男的还在问我问题，问能不能开证明，证明档案转递，我说证明不能开，但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存根复印件，这时候付蓉就非常着急的要走，在门口叫那个男的，然后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打开本儿，翻到他们刚刚查看那页，就怎么也找不到存根了，还有一个撕掉的边。我发现东西没了，才意识到是她撕走了，我追了出去，到办公楼门口，发现他们不见了。我回到办公室，翻座机的来电记录，因为他们来之前问过我地址，我就翻到了那个电话，回拨过去，电话通着，但没有人接。我又赶紧把这个事向领导汇报了，领导也打了他们电话，也是没人接，领导让我给他们发短信，我就用自己的手机给他们发了短信，这是我的手机，打开让法庭看看，电话是133XX******，时间是2019年10月30日10：16，内容是‘请付蓉立即将刚刚从我档案室拿走的档案转递通知单存根送回，否则我单位立即报警，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对方没有回短信，第二天上午8点35分，我又打了电话，还是没接，我们收到法院传票后，在12月17日到东小口派出所报警，警察给我做了询问笔录，警察也给他们那个手机号打了电话，接通后，对方说不是付蓉，他也联系不上付蓉，后来也没有进行后续调查，因为我们报警时间太晚了。”被告提交该证据用以证明档案转递当时是有存根的，2019年10月30日原告自己撕走了存根，当时是假装摔倒，被告没有发现她拿走了，后来才发现。就打电话找她要，她不接电话，不回信息，被告接到了起诉书之后，才报的警。是宋某发的短信。原告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人是被告的员工，二者有利害关系，证人事实描述不清楚，有矛盾，另外，即使真如被告所言，与本案也没有关系。原告认可当时去了被告的档案室，也见到了证人，但是并没有做她说的事情，原告看到了存根，确实写着“东城职介”，存根上没有原告签字，原告确实是和亲戚一起去的，亲戚是否收到证人发来的短信，原告不清楚，原告认为如果真干了这事，原告根本走不出来，被告当时没有报警，谁知道原告走了之后，被告做了什么。证据二、人事档案转递通知单；证据三、手机短信；证据四、报案信；证据五、档案室照片；证据六、报警笔录，证据二至证据六共同用以证明原告自行将档案转递回执撕走的事实。证据七、原告的录取审批表，证明原告的工作情况，原告入职的单位发生过分离和合并，被告认可原告1978年入职的事实。原告对证据二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证据三是单方发的短信，收件人和发件人不详，亦不认可，证据四、证据五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六报警笔录真实性认可，原告确实报过案，内容不认可，是在起诉之后报案，是给原告施压，让原告撤诉。原告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无异议，并称其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本院认为，虽然该证据中“付荣”与原告名字存在出入，但鉴于原告持有该证据原件，被告认可公章的真实性，且并无证据表明被告处另有名为“付荣”的劳动者，此种情况下，本院对原告的该证据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三至证据五，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双方争议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宋某的证人证言，因原告认可其当日去被告处查询档案的事实，故本院对该部分证言予以确认；对于证人所述档案存根被原告撕走的事实，因证人系被告员工，且无证据予以佐证，在原告对此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部分证言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五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提交的职工录取审批表上载明，1978年12月25日，付蓉被北京市公共交通局录取。1994年11月23日，原告与北京市第一公共汽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其中约定合同期限为五年，自1994年12月1日起至1999年11月30日止，并对生产、工作条件，劳动报酬、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附件为《续定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变更书》《岗位协议书》《专项协议书》，《劳动合同变更书》载明1998年6月18日单位法人代表和单位名称变更，并加盖了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的公章，1999年8月26日付蓉与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签订了岗位协议书。双方均认可付蓉1978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公共交通局录取，后进入该单位工作，并认可付蓉在1999年买断工龄后离开单位，此后单位发生分离和合并，被告对付蓉入职时间和工龄予以认可。2019年10月30日原告与其家属一同前往被告档案室查询档案材料，证人宋某进行了接待。同日上午10时16分，宋某向号码为133XXXX****的电话发送短信：“请付蓉立即将刚刚从我档案室拿走的档案转递通知单存根送回，否则我单位立即报警，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经核实，该号码为付蓉同行的亲属电话。2019年12月17日，被告向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报案称付蓉撕走其档案存根，涉嫌诈骗。被告称因其报案太晚，公安机关并未立案。原告提交的社保查询的打印记录显示，其社会保险自1995年起开始缴费，直至1999年11月，单位简称为“一客运”。2019年11月19日，原告向西城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西城区仲裁委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为由，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此外，付蓉在庭审中称：“在1999年买断工龄的时候，我领完了单位给的22000元，本来是想去领档案，想把档案存在朝阳职介，但是对方负责人告诉我说所有人都是要钱不要档案，也没有说怎么安排，就问我把档案放哪儿，我说就放职介吧，拿了一个本，让我签字，我没领档案，就没签字，过了几天，我问办公室管理档案人员，问我的档案存哪儿了，他就拿本让我看，说给我放在东城职介了，让我签字，我没签字就走了，我过了十几天去朝阳职介查没有我的档案，我去了东城职介，查到了我的名字，我就放心了，后来就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了，直到2006年年底11月左右我要去办理退休手续，东城区人才服务中心告诉我，旧库里有我的档案，没有转到新库里来，和我说让我拿档案去一楼办理手续，没有档案，办理不了退休手续。我一直去找被告，他们答复我说买断了工龄，就和他们没关系了，说档案在东城职介。我总想着单位换了新人，就能给我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没有起诉。”对此，本院向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调查原告的档案情况，该中心回函称：“经查，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未发现付蓉的档案，中心档案库房无‘旧库’‘新库’之分。”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自1978年12月25日入职北京市公共交通局，后单位发生分离和合并，用人单位主体变更为本案原告，被告亦认可付蓉入职时间和工作年限，付蓉的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原告认为被告保管不善造成档案丢失，被告认为原告已经自行将档案转走并撕走档案转递通知单，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原告的档案已经转递至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被告作为用人单位，负有保管原告档案的义务，被告称原告离职前自行将档案转走，并于2019年10月撕走档案转递通知单，其应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曾就档案事宜前往单位进行查询，被告发送了短信并在本案立案后进行了报案。但仅凭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拿走了载有原告签字的档案转递通知单，亦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将档案交给原告或者转递至其他单位，此种情况下，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用人单位迟延转档或将档案丢失，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劳动者因其档案丢失而向用人单位主张赔偿损失的，劳动仲裁委或人民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受损情况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关于付蓉档案丢失的问题，被告作为付蓉的用人单位，对付蓉的档案负有妥善保管并依法移转的法定义务，被告疏于履行义务，致付蓉的档案丢失，其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养老金损失、医疗保险损失金额过高。本院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和付蓉的受损情况等因素，酌定被告赔偿原告档案丢失损失6万元。对于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认为，因档案丢失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是持续存在的，且无证据证明付蓉确应知道权利受到侵害而怠于主张权利，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此外，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交通费、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社保相关手续，本院认为，该项请求未经仲裁前置，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赔偿原告付蓉损失六万元；二、驳回原告付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付蓉负担5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客运分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黄秋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高 天书 记 员 周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