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7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举，男，196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黑龙江省肇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黑龙江德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杰，男，196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凯飞，黑龙江欲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丽萍，女，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大庆市让胡路区上诉人刘文举、姚杰因与被上诉人李丽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04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文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姚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凯飞及被上诉人李丽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举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04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姚杰和李丽萍继续返还刘文举1,191,761.25元;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姚杰和李丽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投资确认书体现的投资237万元系刘文举与姚杰共同出资是错误的，该款项是刘文举一方出资，该投资确认书是对刘文举投资进行确认，并不是二人共同出资确认。因为刘文举是出资人，姚杰不是出资人，但是他还是在一审法院向宏升实业公司主张工程款的“原告人”，刘文举为了避免姚杰当了原告主张权利后损害刘文举利益，因此，在诉讼期间，刘文举要求姚杰进行对自己的投资进行确认，该投资确认书是姚杰确认刘文举的投资行为。2.王斯鹏系刘文举的姑爷，也是刘文举与姚杰合伙期间的现场负责人，因此刘文举将投资款汇款给王斯鹏以后，由王斯鹏具体负责支付加工款、物资款，这一点与王斯鹏以及证人证实的过程，以及王斯鹏到场家订购物资、支付款项，完全相互印证。3.王斯鹏汇款给姚杰33万元、支付各种款项的行为完全可以证实刘文举才是实际出资人，而姚杰本人不但没有出资，也不能提供他支付汇款的凭证，因此，一审认定刘文举与姚杰之间共同分割姚杰向宏升公司主张的5,378,918.27元，一审判决分割款项甚至低于刘文举的投资款项，明显不公平。二、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1.一审材料完全可以看出，刘文举出资后通过王斯鹏进行财务支出，票据有姚杰签字，有姚杰雇佣的人员签字。但如确系姚杰出资，票据上却无王斯鹏或者刘文举签字。因此这一事实明显证实姚杰事实并没有实际出资的事实，他是利用“关系网”进行的“合伙”。2.一审出庭的证人证实的内容客观真实，姚杰在有“关系网”的前提下，无资金进行投入，是在缺少资金投入的情况之下，辗转认识了刘文举，因此才会出现后续的所谓“合伙”给宏升实业公司进行送货及加工定做产品等行为。3.姚杰在一审称不认识刘文举的行为不是事实，在姚杰起诉宏升公司的另案中，刘文举给姚杰出了部分律师费，刘文举的女儿用自己的房子给姚杰提供的保全担保，刘文举与姚杰在其他单位还有尚未结算的款项，刘文举与姚杰之间还有证人一起在饭店协商由刘文举出资，姚杰出“关系网”进行合伙加工产品，这些客观事实完全可以证实，姚杰与刘文举之间的合作情况，姚杰掩盖事实，侵吞刘文举投资款，占有刘文举应得的合伙利润。4.姚杰在一审法院的执行局已经将宏升公司支付的五百多万元款项全部领取，在此之前，刘文举多次联系姚杰，询问执行款项，刘文举谎称尚未执行，刘文举拿着投资确认书找到法院执行局询问执行款是否到了法院，执行局在已经收到全部执行款的情况下尽然配合姚杰称“尚未执行”，直到执行款被姚杰快速转移走以后，执行局才和刘文举说已执行结案。三、一审法院不应拒绝刘文举申请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请求。刘文举与姚杰之间原本应该是合伙纠纷，合伙纠纷无非是对合伙过程、合伙财产分配发生争议之后，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但是，一审期间，姚杰否认认识刘文举并否认刘文举的实际投资行为，能够看出姚杰从开始就要欺骗刘文举投资，这不仅是民事纠纷，姚杰明显是“以侵害他人财产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信任，做出错误的财产决定，”姚杰涉嫌诈骗罪，因此刘文举多次申请法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但一审法院并未许可。刘文举申请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还原客观事实。另在庭审时补充上诉理由：2015年通过王兴龙认识姚杰，当时刘文举和姚杰、李启会去的龙凤区大连海鲜饭店，当时商谈案涉项目，由刘文举出资，姚杰到宏升公司拿项目，后期有王兴龙、王斯鹏负责现场项目，王兴龙是姚杰的人；另外一审起诉李丽萍的原因是姚杰与李丽萍是夫妻关系，且姚杰与刘文举合伙给宏升公司供货汇款后，李丽萍一直参与其中，执行款项530多万以及逾期利息共计580多万元，扣除姚杰在执行局小额执行款后剩余530多万元全都转入李丽萍名下，姚杰所为系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李丽萍参与其中，因此一审追加李丽萍为一审被告，一审法院没有判决李丽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综上，希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姚杰辩称，刘文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刘文举的上诉。姚杰与刘文举不存在合伙关系，刘文举和王兴龙有5000万元的合作协议，张存福是姚杰的老乡，也是临时记账的人，后来姚杰加工护栏和张存福出现矛盾就不用他记账了，之前的票据他都没有给姚杰都给王兴龙了，王兴龙拿着这些票据参加了另案诉讼，确认书当时王斯鹏把刘文举打给他的钱挪作他用，并没有用于合伙，王斯鹏无法与刘文举交代，后来希望姚杰给他圆谎，因此签订了案涉投资确认书。姚杰认为投资确认书所记载的2014-2015指的是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而在此时姚杰不认识王斯鹏和刘文举，所以姚杰就签了，上面的钱数和王斯鹏的签名都是后加的，姚杰签字时并没有，所以该投资确认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李丽萍辩称，本案和李丽萍没有任何关系，李丽萍不认识刘文举和王斯鹏，因此不应把李丽萍列为一审被告及二审被上诉人，李丽萍不应当承担责任。姚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黑0604民初88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姚杰不向刘文举承担给付义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文举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直接采信了投资确认书的内容，这是错误的。投资确认书表述的案涉业务发生的时间段与刘文举诉讼请求所陈述的时间段严重不符。通过刘文举陈述、刘文举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案涉业务发生于2015年，而投资确认书关于案涉业务发生时间的表述为2014至2015年。一审法院直接采信内容上存在有重大瑕疵的投资确认书是错误的。投资确认书表述的与刘文举所声称的合伙有关联的内容和刘文举诉讼请求严重不符。刘文举在一审中从始至终地认为姚杰没有任何投资，故不存在投资比例的问题，因此2017年形成的确认书上也不应该使用“刘文举和姚杰共同合伙出资”及“执行款到位后按投资比例支付给刘文举”这样的措辞。姚杰在投资确认书上签字时意识不清醒。姚杰从2014年至2015年独立为案外人宏升公司供货，只有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才会在投资确认书上签字。做一个假设：如果姚杰与刘文举在2015年的业务中存在合伙关系，姚杰签字确认时应当只涉及2015年，不可能表述为2014至2015年。若2015年双方合伙关系存在，如果姚杰自愿签字，也只会在业务发生时间2015年的投资确认书上签字，不可能在业务发生时间表述为2014至2015年的投资确认书上签字，在这样的投资确认书上签字将使姚杰2014年的业绩失去一半。因此，只有在姚杰不清醒时才会在刘文举一审举证的投资确认书上签字。对于存在重大瑕疵和重大疑点的投资确认书，直接采信该投资确认书的内容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应当结合案涉业务事实予以认定，但却直接予以认定。一审法院直接采信投资确认书的内容，是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的基础。二、一审法院采信刘文举提交的财务凭证及款项支出明细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对忽略刘文举提交的对其不利的会计账簿的行为亦为错误。一审法院认可刘文举提交的2015年涉案供货过程的财务凭证及款项支出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主观认为大部分财务支出均有姚杰的签字，这是错误的。刘文举提交的2015年涉案供货过程的财务凭证、会计账簿以及2015年支出明细表上缺少刘文举所声称的合伙人的签字，是不应采信的，财务凭证中占总额度绝大部分的原始凭证、会计账簿和2015年支出明细表应当视为刘文举的陈述。财务凭证分为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源自原始凭证。若合伙关系存在，姚杰和刘文举必须在记账凭证上签字确认或者在月度账册上签字确认，但刘文举提交的记账凭证和月度账册没有姚杰的签字。大额支出、巨额支出应当有合伙人双方确认，而刘文举提交的大额、巨额支出上没有姚杰的签字确认，并且缺少证据证明款项转入案涉业务或取现金投入案涉业务。这不是合格的账务凭证，一审法院不应直接采信。对于刘文举提交的会计账簿，其中含有大量对刘文举不利的内容，一审法院却忽略不提。姚杰将在二审中申请对刘文举提交的财务凭证和会计账簿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只看到了原始凭证中姚杰签字单据的数量超过单据总数量的一半以上，没有审查姚杰一审中提出的姚杰签字单据的总额仅为40余万，只占姚杰对案涉业务实际投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姚杰是个体经营者，对与其有关联的许多单据保管不善，绝大多数流失了。单据涉及的款项额度几元到几万元均有。姚杰一审庭后经搜索找到若干尚未流失的其与宏升公司之间的业务单据，以此证明刘文举持有的姚杰签字的单据并非刘文举所主张的财务支出凭据。一审法院将姚杰签字的单据直接认定财务支出是错误的，刘文举在一审中提交财务凭证中没有任何与姚杰报销、领款有关联的凭证，更没有与姚杰签字的大额款项单据相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或现金取款记录。刘文举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刘文举持有的姚杰签字的单据是合伙业务的财务支出。三、一审法院错误地采信了刘文举一审中的证人证言是错误的。张存福出庭时说他有案涉业务10%的股份，试问一个干活的工人怎么可能大比例分成？根据刘文举的主张，姚杰与刘文举的盈余分配比例是50：50；根据王斯鹏的陈述，姚杰与刘文举的盈余分配比例是60：40。事实上，张存福欠姚杰的款项不能偿还，2015年张存福以还债为目的而为姚杰工作。张存福的证言高度存疑，不能采信。鲁某作证时说没有得到过工资，却在鞍前马后地为王斯鹏服务，这是其欲说明其与刘文举没有利害关系的表现；鲁某声称为其指派工作的人，是王斯鹏，有时候王兴龙、张存福也指派其工作，一个协助账务的人员，王兴龙和张存福怎么可能有资格指派他的工作。鲁某的证词不能证明姚杰与刘文举有合伙关系，但可以证明刘文举与王兴龙具有合伙关系。刘文举认可王斯鹏是其在整个业务中的代理人，而王斯鹏与刘文举属于同一个利益体，故王斯鹏的证言等同于刘文举陈述，不能采信。王兴龙与刘文举有合作关系，姚杰与宏升公司的诉讼中，王兴龙持股100%的三通公司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三通公司主张该案案涉款项中有一大部分款项应为三通公司所有，该案一审、二审均不支持三通公司的主张，该案案涉款项亦为本案案涉款项。鉴于王兴龙曾经对案涉款项的主张以及其与刘文举合伙的事实，王兴龙在本案中的证言不应采信。刘文举一审中的四个证人的证言均不应采信，而一审法院采信了证人证言，这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刘文举与姚杰的款项往来，草率定案，这是错误的。2015年11月份（此时间点为刘文举的证人鲁某所确认）案涉业务结束以后，刘文举的女婿王斯鹏对姚杰转款5万元，转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2016年刘文举的女婿王斯鹏对姚杰转款三笔累计28万元。一审法院却认定为诉争业务实施期间内，刘文举向姚杰转款33万元，并因此定案，这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方面的错误，姚杰在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刘文举辩称，姚杰所述不真实，姚杰与刘文举通过他人介绍不但相识还不止一次进行合作做供货买卖，除本案涉及的宏升公司双方合伙以外，还有姚杰在大庆水务公司通过胡经理找刘文举，由刘文举出资，姚杰出面进行供货。刘文举出资将货款分批转至王斯鹏账户以后，由王斯鹏支付各项费用，所以才会出现王斯鹏持有付款票据，并有姚杰等人签字确认，因为王斯鹏是付款人，所以付款票据一定是王斯鹏持有，如果姚杰付款应该由王斯鹏签字确认，票据由姚杰持有。因为双方是合伙关系，各自出资由他方确认，正因为姚杰没有出资，所以2017年2月26日投资确认书由刘文举持有，姚杰也有，但是他不出示是因为他不承认投资确认书273万元是当时手写，而投资确认书的内容完全是与投资及如何结算以及涉案执行息息相关。2017年2月26日期间刘文举并没有姚杰所说的患病，关于时间问题，工程是在2015年，但是该工程项目是在2014年12月末，故投资确认书上记载为2014-2015年。刘文举在一审中所举示的所有出资票据均有原件及姚杰、王兴龙、张存福、王斯鹏签字，所支出的款项与姚杰多笔转款钱数基本对等，有资金来源及去向，有付出款项的确认，有姚杰在宏升公司取得全部货款的证据，因此姚杰应当依据投资确认书确认的款项扣除刘文举出资273万元本钱以后余额利润双方可以平均分配。通过刘文举公司的财务转账可以证明姚杰与刘文举早在2015年不但认识还合伙，也有经济往来。李丽萍辩称，关于姚杰诉宏升公司案件，李丽萍是在2017年9月份陪姚杰去的时候才知道此事。执行款是李丽萍与姚杰去取执行款时，当时让提供工商卡，姚杰没有但李丽萍带了，所以打到李丽萍的卡里。回去后因为姚杰要付尾款，李丽萍就把钱全部还给姚杰了，因此李丽萍不是本案当事人，只是代收款项，故该笔款项应为姚杰个人所有，与他人无关。刘文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姚杰、李丽萍返还投资款2,730,000元及利润2,342,981.69元；2.案件受理费由姚杰、李丽萍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2月26日，姚杰出具投资确认书一份，内容为“2014-2015年刘文举和姚杰共同合伙出资273万元护栏等生产加工，并供货给大庆宏升实业总公司。现该材料款尚未结算正在诉讼过程中，姚杰承诺该案审结执行款到位后，按投资比例支付给刘文举，刘文举收到该款后，此项投资产生的利润分配完毕。以上完全属实”。该投资确认书中“2730000”为案外人王斯鹏手写添加并捺印。庭审中，刘文举陈述，2015年其与姚杰合伙向大庆宏升实业总公司供货，由姚杰负责与宏升公司联系业务，刘文举负责出资，王斯鹏受刘文举委托负责款项支付，投资确认书系其委托王斯鹏与姚杰进行结算。姚杰否认合伙关系存在，否认刘文举出资，对其在投资确认书上的签名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后姚杰以自己的名义就本案争议的供货事宜将大庆宏升实业总公司、大庆三通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黑0604民初54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大庆宏升实业总公司给付姚杰5,072,981.68元、利息220,674.70元，并以5,072,981.68元为基数，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该款2017年1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期间利息。刘文举为此支付律师代理费3万元，该案财产保全的担保人为王斯鹏。判决生效后，2018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扣划了大庆宏升实业总公司账户内存款5,378,918.27元，此款由姚杰的爱人李丽萍以代理人身份领取。一审庭审中，刘文举提交了2015年涉案供货过程的财务凭证及款项支出明细，该财务凭证原件由刘文举持有，且大部分财务支出均有姚杰的签字。庭审中，刘文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依法制作（2019）黑0604民初885号民事裁定书，将姚杰名下的位于万宝1-5-2-301号楼房的产权手续予以查封、将姚杰名下位于时代丽景105号楼S11杨泰科技房屋的产权手续予以查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文举与姚杰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如果存在合伙关系，合伙出资及财产如何分配。关于合伙关系，刘文举在庭审中出具了投资确认书，该确认书由姚杰本人签字确认，从内容可以看出，双方认可存在共同出资、合伙供货的事实，结合财务凭证、证人证言，可以确认刘文举与姚杰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姚杰虽对此予以否认，但对其在投资确认书和财务凭证中的签名以及财务凭证为何由刘文举持有均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亦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姚杰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合伙出资及财产分配，刘文举主张合伙资金273万元均由其出资，但在投资确认书中表述为“共同出资2370000元”，且该出资金额处系由王斯鹏个人手写添加，此外，从刘文举提交的汇款收据可以看出，刘文举系将款项转给王斯鹏，而王斯鹏向姚杰转款的凭证只有33万元，在姚杰否认刘文举出资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刘文举用于合伙事务的出资为273万元，而被告姚杰亦不能证实系其个人全部出资，故在无法确认双方出资情况以及合伙事务的盈利数额情况下，姚杰通过诉讼程序在宏升公司实际取得的款项5,378,918.27元应由刘文举和姚杰平均分配，故姚杰应当给付刘文举2,689,459.14元。因本案合伙关系是刘文举与姚杰之间形成的，与李丽萍无关，故刘文举要求李丽萍承担给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姚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刘文举2,689,459.14元；二、驳回刘文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311元，由姚杰负担25,082元，由刘文举负担22,229元。保全费5,000元，由姚杰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姚杰提交新证据如下：证据一、河北繁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收据复印件一张、说明复印件一份、俞志友出具的收条原件两份、张涛收条复印件两份、苏中门厂收据复印件一份、大庆市泰太门窗厂收据复印件一份、王海燕出具的收据复印件一份、孙生祥出具收据及明细复印件一份、威普集成吊顶批发总汇出具的明细表复印件一份、李秋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以上除河北繁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收据无原件核对、俞至友出具的收条出具原件，其他均出示原件核对）。欲证明：在整个工程中姚杰是出资人，大部分票据丢失，但现有证据足以证实姚杰是出资人，2015年9月姚杰从李秋处购买塑钢窗，货款共计275,000元，并已经全部付清。还能够证明张存福在一审时出具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因为该说明表明在2016年5月1日前姚杰通过李启会付给张存福工资50,000元，姚杰与张存福无经济纠纷。刘文举质证称：一、河北繁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收据不是原件，在二审中出示也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中姚杰也没有提出此项内容，也没有申请法院调取，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姚杰后续取得证据可以另诉主张；二、关于说明，其在二审中出示也不属于新证据，在一审中姚杰也没有提出此项内容。因张存福与姚杰存在长期的雇佣关系，不仅涉及到本案案涉的工程款项，张存福一审出庭期间，姚杰也没有提起该说明，所以与本案没有关系；三、关于2015年12月29日的收条：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新证据；其他收条也没有王斯鹏签字确认，更没有现场管理人签字确认，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李丽萍质证称：对证据全部认可。本院认为，因该份河北繁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收据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刘文举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该组其他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问题将结合全案案情及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证据二、收据原件五张及2020年10月2日快递打印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姚杰从河北繁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购买了1,594,580元的玻璃钢等材料，快递打印单能够证明该收据是新证据。刘文举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确定，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组收据不是在刘文举和姚杰案涉合伙期间产生的，因为收据显示时间是2015年1月13日和5月22日，但是刘文举和姚杰合作是2015年4月份开始，并且案涉合伙所采购的钢管也没有该票据上所显示的这么多钱，总共应为第一次80,000元，第二次336,700元，尾款是109,946元，总计在河北采购花费是上述三笔款项。李丽萍未到庭质证且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问题将结合全案案情及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刘文举及李丽萍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案涉投资确认书是否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2.案涉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3.如存在合伙关系，二人具体出资比例能否得到确认。合伙协议是指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在本案中，刘文举授权王斯鹏与姚杰于2017年2月26日签订了案涉投资确认书，二人均签字确认。1.投资确认书主文第一行的出资数额“2,730,000.00”系王斯鹏手写后捺印确认，但因姚杰对王斯鹏手写该数额并不认可，其次刘文举并无证据证明该数额系二人签字前即已填写完毕，因此该手写数额对合同双方并不产生法律效力；2.姚杰称其认为投资确认书中“2014—2015年”应理解为2014年，但2014年并未发生投资确认书中记载的给大庆宏升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宏升公司）供货事宜，故该投资确认书内容并不真实。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正常书写习惯和行文逻辑，“2014—2015年”应涵盖2014年及2015年，而本案中涉及的给宏升公司供货的事宜主要发生在2015年，且姚杰并无证据证实自己该项主张，刘文举对此亦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故对于姚杰的该项陈述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案涉投资确认书均系王斯鹏及姚杰本人签字认可，且二者并无证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存在受欺诈、胁迫及其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但该协议中的“2,730,000.00”系王斯鹏个人手写添加，且无姚杰在手写处签字或捺印认可，故本院认为，案涉投资确认书除手写“2,730,000.00”部分外的内容均系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打印部分内容合法有效。负责拿项目。但姚杰称二人就本案涉及事宜并不存在合伙关系，给宏升公司供货等事宜均系己方全额投资，与刘文举无关。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1.案涉投资确认书中明确载明了刘文举与姚杰系“共同合伙出资”，用途为“护栏等生产加工，并供货给大庆宏升实业总公司”，该确认书签订时间为2017年2月26日，而姚杰另案起诉宏升公司案件（案号为（2017）黑0604民初83号）第一次审理的起止时间为2017年1月4日至2017年3月28日，与确认书中载明的“现该材料款尚未结算正在诉讼过程中。”的内容相吻合，亦能佐证刘文举和姚杰均知晓并认可另案诉讼中的全过程；2.姚杰称二人不存在合伙，且在二审时提交了若干新证据。但首先二审证据中全部单据系其他单位或个人出具，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单据记载内容用于与宏升公司的案涉供货中或为宏升公司指定收货；其次姚杰在另案中明确自认2015年11月份自己将全部材料送达宏升公司指定地点，但若干单据的出具日期为2015年11月份后。综上姚杰二审时所举证据既不能证明单据所载内容与本案争议的合伙事宜有关，同时结合己方一审证据亦不能证明本案系自己全额出资并不存在内部合伙；3.刘文举一审时提交的除投资确认书外的其他相关证据，亦能佐证刘文举参与了案涉合伙事宜且予以出资。综上，本院认定刘文举与姚杰就本案存在合伙关系。关于二人具体出资比例能否得到确认。姚杰称本案涉及的给宏升公司供货的全部资金均由自关于二人具体出资比例能否得到确认。姚杰称本案涉及的给宏升公司供货的全部资金均由自己所出，但根据上文论述可知，姚杰的该项主张无足够证据支持。刘文举称案涉合伙全部出资款273万元均系自己出资，其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且因投资确认书中明确载明案涉合伙系二人共同出资，刘文举如欲证明自己该项上诉主张，应当承担足够的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刘文举虽在一审时提交了财务凭证以及转账记录等证据，但首先财务凭证所涉时间仅为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并不完全覆盖案涉合伙事宜的起止期间，其次若干财务凭证中并无姚杰亦或其手下员工签字认可，再次除财务凭证记载的款项数额以及通过银行转账给姚杰33万元外，刘文举称另给付姚杰用于合伙事宜的合伙现金约40万元，但该陈述除证人证言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陈述不予认可。综上，投资确认书的签订时间发生在案涉合伙事宜之后，在无其他足够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刘文举和姚杰对于合伙的出资、利润分配等各项事宜的总结确认。但在案涉供货事宜具体出资总额不明、投资比例不明的前提下，刘文举和姚杰均无法证明自己系单独全额出资。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刘文举和姚杰平均分配另案姚杰从宏升公司处执行取得的5,378,918.27元并无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关于李丽萍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因李丽萍并非本案合伙协议的签订人，亦无证据表明李丽萍在合伙过程中参与了合伙或进行投资，故刘文举主张李丽萍对案涉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依据，本院对刘文举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刘文举称应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全案案情及双方举证情况，本案应认定为民事案件，各方当事人应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履行民事责任。依据现有证据，不应将本案移送至公安机关，故刘文举的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认可。综上所述，刘文举和姚杰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文举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5,526元，由刘文举负担，姚杰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8,316元，由姚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广彬审判员  袁力民审判员  范继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刘晓航书记员王晓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