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渝0112民初16186号 原告：重庆昕悦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经开园金渝大道**名车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03FQX07。 法定代表人：刘超，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北京市鑫诺（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颖，北京市鑫诺（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重庆锋速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桐路2号旭辉·新里城57幢28-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5180786T。 法定代表人：任孝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乾隆，重庆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昕悦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锋速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黄卫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昕悦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屈颖，被告重庆锋速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乾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上牌协议》；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车辆购置税123849.57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123849.57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26日起按LPR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上牌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上牌服务。2019年9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代收款委托书》，被告委托唐伟作为委托代理人，并载明了授权范围为代收款。自2020年1月16日起，原告委托第三人向被告指定的银行账户中陆续转入因办理新车注册登记所必须缴纳的购置税，但被告收到购置税后并未向税务机关代缴税费。经原告催告后，被告既未向税务机关代缴税费，也未向原告返还款项，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重庆锋速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辩称，同意解除协议；委托上牌协议并未约定被告为原告代为缴纳购置税，代收款委托书是唐伟伪造被告公司印章私自出具的，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请。 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3日，以原告为委托方（甲方），被告为受托方（乙方）签订《委托上牌协议》，约定：甲方提供车况良好且有交强险的车辆给乙方上牌或过户，乙方按约向甲方提供车管所上牌或过户服务；费用及结算标准为：1、车辆上户280元/台（含灭火器急救包抵押登记及购置税免税证明打印），2、旧车过户350元/台，3、车辆临时牌照收取10元工本费，4、以上报价均为含3%增值税专用发票，5、费用结算方式：临时牌照结算为月结，上户过户结算为周结（月上户过户量少于10台时可月结）。双方另约定了办理手续时的车辆驾驶、接车、上户和过户等。合同尾部加盖了原被告印章，乙方经办人栏处有唐伟字样签名。 2019年3月1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代收款委托书》，载明授权唐伟代表被告与原告交易来往的代收款工作，整个代收款过程中唐伟的一切行为均代表被告，由此引起的纠纷和责任由被告承担。 2020年1月16日至2020年4月27日，原告让其员工黄佳莉向案外人唐伟转账20笔，金额共计123849.57元，分别注明周平购置税、蒋长伟购置税、夏旭东购置税等19人购置税。唐伟出具了明细清单，载明收到购买周平、蒋长伟、夏旭东等19人购置税金额共计123849.57元，尚未购买购置税。 2020年5月18日，原告委托重庆恩德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邮寄了律师函，载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购置税等款项，但至今尚有19辆车因未缴纳购置税导致未能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要求被告在收到函件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税务机关缴纳购置税并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如无法完成，则立即向原告返还购置税123849.57元。该邮件的查询单显示2020年5月19日被他人代收。 庭审中，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黄佳莉发表证人证言称，其系原告销售内勤，原告用备用金委托其转款给唐伟50余万元，2020年至少有50笔，唐伟有约20笔未向税务机关缴纳，遂再请款备用金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委托第三方代缴客户购置税是唐伟与我们对接。 庭审中，原告陈述，转款给唐伟系为了方便消费者办理车辆登记，消费者向原告支付了相应的税款，从2019年1月原被告建立合作关系后，原告将相应税款支付给被告，由被告代缴，一直持续到2019年3月。3月后，I5车型无法通过网上申报购置税，故原告仍一直将该车型的购置税支付给被告，由被告代缴，已形成惯例。2019年3月12日，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委托书，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代收款委托书》，载明了收款事项和收款银行账户。2019年3月至2019年年底，被告收到原告支付的购置税后向税务机关进行了缴纳，被告并未向税务机关缴纳2020年1月到4月期间I5车型的购置税。被告陈述，唐伟和被告系同行，唐伟没有公司，为了方便办理业务，便借了被告公章在《委托上牌协议》上盖章，《代收款委托书》加盖的被告字样印章系伪造。对唐伟代收原告转交的购置税的行为，被告不予追认。 以上事实，有《委托上牌协议》、《代收款委托书》、转账凭证、明细清单、参保人员明细、劳动合同、律师函、EMS单客户联、EMS物流跟踪记录、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为据，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就代缴车辆购置税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原告举示了2018年1月3日双方签订的《委托上牌协议》，但合同内容系原告委托被告为车辆办理上牌或过户，收取费用也仅是新车上户、旧车过户和临时牌照的费用，并未约定代缴车辆购置税。原告又举示了时隔一年多后即2019年3月12日的《代收款委托书》，被告抗辩系唐伟伪造被告印章私自出具，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纳该抗辩意见，推定为被告出具该委托书。《代收款委托书》上载明授权唐伟在原被告的交易往来中代表原告进行收款，就此，本院认为，车辆购置税的缴纳主体系购车的消费者，收取主体系税务机关，《代收款委托书》授权唐伟代表被告与原告交易来往的代收款工作，未明确代收款的具体事宜，而《委托上牌协议》中明确了被告收取原告费用的范围和标准，被告显然不能作为车辆购置税的收取主体，代收车辆购置税超出了被告与原告“交易来往”的常规范围。原告举示的其他证据不能显示原告支付给唐伟的代缴购置税款项123849.57元与被告的关系，证人黄佳莉系原告员工，其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综合原告举示的证据，本院认为就唐伟有权代表被告收取原告支付的代缴购置税款项123849.57元，原告未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且被告当庭表示对唐伟的行为不予认可，不予追认。而原告作为商事主体，凭《代收款委托书》即认为唐伟有权代表被告收取超出双方常规交易来往范围的购置税款项，系未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不能构成“善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本院认为，原告待证的原被告就代缴车辆购置税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这一事实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就原告提出的解除《委托上牌协议》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当庭同意，双方就此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故本院依法确认该协议已于2020年8月26日解除，对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重庆昕悦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重庆锋速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签订的《委托上牌协议》已于2020年8月26日解除； 二、驳回原告重庆昕悦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77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388.5元，由原告重庆昕悦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 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朱益儋 书 记 员  谭建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