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旭东，男，1984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茵，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工业区通业路******。诉讼代表人：王云飞，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历，女，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成员。上诉人杨旭东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与德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5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旭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与德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人民币211,464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杨旭东未在离职通知单中载明离职原因、与徐某的微信聊天中亦未以与德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为由离职,对杨旭东要求与德公司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不予支持,属枉顾事实。第一，2019年8月19日(彼时与德公司已经拖欠全体员工薪资半年之久,大量员工离职,公司已不能正常运营),杨旭东从已离职同事桌上散落的资料中找到了与德公司制作使用的员工离职通知单文本,自行填写了姓名、工号和日期三项内容，员工离职通知单栏目内容中没有“离职理由”一栏,杨旭东即使想表达离职原因,无从表达也无处表达。第二，杨旭东2019年8月20日在发送给与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的微信中明确表述“同时迫于生活压力,解决生存的问题,经过慎重的考虑,还是决定离开培养我的地方”，若不是与德公司欠薪达6个月之久,年工资收入超30万的杨旭东又怎会面临“迫于生活压力,解决生存的问题”这一状况,而徐某“实在抱歉”的表述也正是基于其对公司长期欠薪导致员工生活窘迫、纷纷离职所表达的歉意。杨旭东为与德公司服务将近10年,对与德公司有着深厚的感情,以杨旭东的文化修为和个人涵养来说也无法直白表述,只能婉转的对徐某表达出因欠薪而离职的意愿，中文的表述方式千变万化,无法拘泥于单一形式。《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中也并没有对员工辞职理由的表述用语予以明确规定,杨旭东认为其2019年8月20日发送给徐某的微信内容中已经明确表示了因长期欠薪而离职的理由,而徐某的回复也正是基于同样的事实,双方的互动完全符合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情形的形式要件。故请求依法改判。与德公司辩称：不同意杨旭东的上诉请求，与德公司因涉刑事案件，财务账册及相关资料早已被扣押，与德公司对杨旭东的离职原因没有办法核实，与德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按照正常的流程办理完离职手续，唯独杨旭东没有办理完毕，杨旭东离职时还欠公司借款没有还清。杨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与德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11,464元及2019年8月20日至12月25日的延误退工损失10,41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日，杨旭东、与德公司、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杨旭东于2010年10月20日入职A公司，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现因A公司机构调整，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A公司与杨旭东之间的劳动关系；杨旭东同意与与德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及签订劳动合同，杨旭东在A公司的工作年限转入与德公司连续计算；该协议另有其他约定。2015年9月9日，与德公司与杨旭东签订劳动合同书，载明：合同期限为2015年9月9日至2020年9月8日，每月工资13,000元，每月15日以货币形式支付杨旭东上月工资。2019年8月19日，杨旭东填写员工离职通知单，载明杨旭东已确定的离职时间为2019年8月19日。2019年12月10日，杨旭东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与德公司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11,464元；2.2019年8月20日至11月19日延误退工的经济损失7,44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14日作出裁决：一、与德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杨旭东2019年9月4日至11月19日延误退工的经济损失4,598元；二、对杨旭东的其他请求均不予支持。杨旭东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2019年12月25日，与德公司为杨旭东办理了退工备案登记手续。2020年6月15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0）沪03破130号民事裁定书，受理D有限公司对与德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审另查明，杨旭东提供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2月13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12,082.32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2月13日张国俊向杨旭东转账7,230元，客户摘要为“一月份津贴RYTB”（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1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3月15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11,939.82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3月15日张某向杨旭东转账7,125元，客户摘要为“二月份津贴RYTB”（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2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4月16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8,852.09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4月16日何某1向杨旭东转账7,245元，客户摘要为“RXTY”（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3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5月15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5,928.41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5月15日何某1向杨旭东转账7,200元，客户摘要为“RXTY”（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4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6月15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12,726.80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6月15日何某2向杨旭东转账7,230元，客户摘要为“RXTY”（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5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7月16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12,803.67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7月16日杨某向杨旭东转账6,900元，客户摘要为“ICRR”（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6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8月22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17,970.80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8月28日上海B有限公司向杨旭东转账7,415元，客户摘要为“网上代发代扣AGSH”（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7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10月24日上海B有限公司向杨旭东转账15,282.82元、10,738.55元、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8年11月8日上海B有限公司向杨旭东转账14,984.10元，客户摘要为“网上代发代扣AGSH”（杨旭东称该三笔转账为2018年8月、9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11月15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11,250.29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9年1月10日上海B有限公司向杨旭东转账7,984元，客户摘要为“网上代发代扣AGSH”（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8年10月工资）；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8年12月21日尾号为2799的账号向杨旭东转账12,516.71元，交易方式为“代发工资”（杨旭东称该笔转账为2018年11月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9年2月3日上海B有限公司向杨旭东转账12,787.49元，客户摘要为“网上代发代扣AGPY”（杨旭东称该笔转账为2018年12月工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工资/收入明细显示南昌C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6日、5月8日向杨旭东转账6,284.62元、7,764.62元，交易地点/附言显示为1月工资（杨旭东称该两笔转账为2019年1月工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9年6月4日上海B有限公司向杨旭东转账11,926.91元，客户摘要为“网上代发代扣AGPY”（杨旭东称该笔转账为2019年2月工资）。一审再查明，杨旭东提供的还款协议载明：杨旭东于2018年4月借与德公司（原上海B有限公司）款项300,000元，截至2019年7月累计还款133,333.33元，欠款166,666.67元。与德公司欠个人未付薪资89,160.32元、欠个人未付报销18,173.90元。经双方协商后，欠款互抵，杨旭东实际欠与德公司59,332.45元，该协议另有其他内容。落款处有杨旭东的签字，落款日期为2019年9月3日，还款协议内容上加盖有与德公司印章。一审还查明，杨旭东提供的手机银行截屏显示2018年6月15日杨旭东向与德公司转账8,333.30元，2018年7月16日杨旭东向与德公司转账8,333.30元（摘要为还款），2018年8月22日杨旭东向与德公司转账8,333.30元。一审庭审中，杨旭东提供其与微信号XX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2019年8月20日杨旭东向该微信号发送消息：“铁总，晚上好，很抱歉现在打扰您。最近半年我也想办法能做点什么，能帮铁总您分担一点点，也一直没找到着力点……同时迫于生活压力，解决生存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离开培养我的地方。感谢铁总对我的栽培，我会铭记于心，以上还请谅解，抱歉”，微信号XX回复：“好的，实在抱歉！”杨旭东称该微信号即为与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的微信号。一审法院认为，杨旭东于2019年8月20日向微信号XX发送消息称对方为“铁总”并提及离职，该微信号予以回复，故一审法院采纳杨旭东的意见，认定该微信号即为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的微信号。根据已查明事实，杨旭东于2019年8月19日离职，其在员工离职通知单中并未载明离职原因，次日其与与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的微信聊天中亦未以与德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为由离职，故杨旭东要求与德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相关规定，与德公司应在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后十五日内为杨旭东办理退工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8月19日解除，与德公司直至2019年12月25日才为杨旭东办理退工备案登记手续，确已影响到杨旭东办理失业登记手续，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杨旭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的经济损失，故与德公司应当按照失业保险金标准向杨旭东支付2019年9月4日至12月24日延误退工的经济损失6,668.66元。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于2020年8月6日判决：一、确认杨旭东对上海与德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享有2019年9月4日至12月24日延误退工的经济损失债权6,668.66元；二、驳回杨旭东其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杨旭东陈述，其第一次提出离职是在2019年8月20日晚向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出，离职的理由就是“迫于生活压力解决生存问题”，其在与徐某的沟通中不想撕破脸面，说直接的欠薪，没有说的那么明白，只是说大家还是好聚好散。二审另查明，杨旭东提供的其与徐某（微信号XX）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还载明，2019年8月21日杨旭东向该微信号发送消息：“铁总，下图是今天财务对我应收应付的结算，理论上还欠公司6.4+万，还请铁总帮忙看下，能否一笔勾销，谢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符合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本案中，杨旭东称其以与德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于2019年8月20日向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微信提出辞职，但根据一审已查明事实，杨旭东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并不能直接反映杨旭东系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辞职，二审中杨旭东亦自述在与徐某的微信沟通中没有直接说欠薪，再结合杨旭东2019年8月21日向徐某所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以及离职时所签署的还款协议中所反映的杨旭东提出辞职时尚倒欠公司款项之事实综合考量，杨旭东主张以与德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旭东要求与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旭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钟嫣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