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5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奎阁园区石滨路**。 法定代表人：沈鑫，执行董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博，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雅君，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强，男，197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雄伟，四川天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希友，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上诉人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建工）因与被上诉人白强、杨希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邛崃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3民初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张卫敏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南建工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白强对西南建工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白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实际施工人李军参加诉讼，导致原判决事实不清。“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李军。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也是李军与白强在实际进行，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实际归属于李军与白强，本案原被告应为白强与李军双方。原审法院此前审理过多起涉及李军在“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工程”的纠纷，李军在此前法院审理中明确承认系青华、黄庙社区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而本案中原审法院未予审查，进而认定分包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是西南建工与白强，该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二、西南建工与白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西南建工从未与白强签订《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项目防水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案涉合同落款处虽加盖有“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但该公章并非西南建工的，西南建工与白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案涉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实际施工人是李军，西南建工未曾参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白强应向李军主张权利，与西南建工无关。2.原审法院认定杨希友有权代表西南建工与白强签署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李军并非案涉项目负责人，与西南建工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指派杨希友从事项目经理不属于职务行为。李军提交的《劳动合同》不真实、不合法。其一，李军系在职人民教师，属于学校事业单位人员，不具有签订劳动合同主体资格。其二，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当时的名称叫广安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12年底才变更为西南建工，公司印章也是在变更之后才雕刻的，所以以“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名义签署的劳动合同明显系虚假的；其三、西南建工也未向李军发放过工资报酬，李军在西南建工单位也无任何岗位职务。李军也没有西南建工授权，其擅自指派杨希友作为项目经理系个人行为，与西南建工无关。3.杨希友在施工合同中的签字系个人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杨希友与西南建工之间无合法的人事或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关系，且未有西南建工明确授权。其在西南建工不知情的情形下伪造公司印章对外订立合同，其中没有使白强足以相信第三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杨希友的行为不是职务代理行为，西南建工对该工程款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即便合同关系成立，白强亦未与西南建工进行任何结算，原审法院直接确认金额为41158元无法律及事实依据。白强要求西南建工支付剩余工程款41158元的计价依据是其自行拟订的相关资料。自行拟订的资料，首先从形式上不符合结算的表征，其次内容上无论从实际项目工程量的核算还是工程总价款的核算都存在巨大差异。结合白强提交的《付款明细》，无法从上述证据中看出与其诉求的工程款之间的关联。实际上，西南建工与白强之间未曾就涉案工程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原审法院仅依据白强的的请求即认定西南建工欠付的金额为41158元违背了案件事实。四、白强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中白强对其所主张的权利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主张现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据此，白强的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其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白强辩称，一、白强与西南建工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8783号、（2018）川01民终18786号、（2020）川01民终2421号等20多份生效判决书查明和确认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和李军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西南建工聘请李军在其成都分公司从事负责人工作岗位，并授权李军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成都市分公司负责该公司的管理。2014年5月1日西南建工作为甲方与乙方李裕明、王世祥、张显明签订《青华社区项目合作协议书》，李军代表甲方西南建工签字并加盖西南建工印章，同时，西南建工将其公司印章交由李军保管，可以进一步说明李军具有西南建工公司的合法授权故案涉工程李军有权代表的西南建工，故李军涉及的案涉工程项目为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西南建工。所以案涉项目中李军不是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就是西南建工。并且李军早已不是人民教师，很早就离职了。2.杨希友被西南建工工作人员李军和邓春华聘请为案涉工程项目的执行经理，有李军案涉其他同类案件中的陈述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8783号、（2018）川01民终18786号、（2018）川01民终18787号、（2020）川01民终2421号等20多份生效判决书查明和确认的事实为证。因此，杨希友是职务行为。杨希友有权代表西南建工与白强签订《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项目防水工程施工合同》。3.广安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什么时候变更为西南建工与案涉工程公章的真假并无必然关联。4.杨希友代表西南建工参加临济镇人民政府组织的协调会、代表西南建工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用电移交协议、报价表、签到表。也在××镇××出具的《委托书》及《民工工资付款明细表》中也有签字。说明杨希友是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西南建工。5.西南建工承建了邛崃市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重建农民新居项目工程建设，在工程所在地设立了工程项目部，工程所在地公式牌上面明确承建单位就是西南建工，公式牌内的工作人员，就有第三人杨希友，职务为执行经理。杨希友作为西南建工的代表人与白强签订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项目防水工程施工合同》是在该工程所在地的项目部所签订，签订时杨希友是戴着工作牌的，职务是执行经理，工作牌杨希友巳经在法庭当庭提交。说明杨希友是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西南建工。6.2017年3月13日，邛崃市××镇××受西南建工委托向白强的农商银行账户转账25000元，说明西南建工认可杨希友代西南建工与白强签订案涉合同，并履行了合同项下部分义务。二、原审法院认定西南建工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的盖章构成对债务的确认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合同签订后，白强认真全面完成协议的内容的所有工作，并与西南建工项目部工作人员杨希友、张茂兴、李盼签字的“进度款申请表”载明：总工程款337897.6元，已付140000元，西南建工写给邛崃市××镇××的《民工工资分配方案》，防水班组白强21.65万元，说明西南建工也对结算的尚欠的白强的数额予以认可，该《民工工资分配方案》加盖了西南建工自己的印章和西南建工的法定代表人沈鑫签字确认。2.西南建工之所以写民工工资是因农民工工资形式支付具有优先支付权，尽快让临济镇人民政府支付所欠西南建工工程款，达到收临济镇人民政府工程款目的。而临济镇收到西南建工的申请经过审核后也向白强以转账的形式代西南建工支付白强的部分工程款，白强向法院也提交的相关的转账交易记录，这些证据能相互印证。3.从该《民工工资分配方案》的内容上看，西南建工承建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由于新增加工程且未审计出结果原因导致拖欠民工工资731.3522万元，具体如下：防水班组白强等8人21.65万元，2016年1月26日。从上面的内容上看，是白强班组的8名民工，则说明白强就是工程的分包人，如果单是8名民工，西南建工在该申请上就至少附有这8名民工的花名册。因此，这点充分说明截止至2016年1月26日西南建工尚欠白强的工程款为21.65万元。4.白强提交由西南建工工作人员杨希友、张茂兴李盼确认的西南建工（进度款申请表），显示总工程款为：337897.6元。2016年1月26日西南建工报给临济镇人民政府数额21.65万元是扣除了已经支付的部分。而一审法院确认的金额41158元也远远低于的完成的工程量金额，也低于西南建工确认的数额，并且西南建工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其实际支付了多少数额。5.西南建工也未向法庭提交案涉防水工程是由谁来完成的证据。三、西南建工提出诉讼时效已经经过的问题，白强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并未经过。2017年3月13日，临济镇人民政府受西南建工委托向白强农商银行账户转账25000元。说明西南建工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白强是2020年1月向邛崃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西南建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杨希友辩称，请求驳回西南建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白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西南建工支付白强工程款41158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从2016年2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与李军签订《劳动合同》，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职务为成都分公司负责人。西南建工作为甲方与李军于2013年、2014年分别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约定根据年度工作要求，西南建工授权李军作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2014年4月，西南建工中标承建了邛崃市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李军指派杨希友在案涉青华社区项目上从事项目执行经理工作，案涉项目启动后杨希友一直在项目上进行管理，并代表西南建工在邛崃市××镇××参加相关会议，协调项目上的相关事宜。 2014年9月10日，杨希友以青华社区建设项目部的名义与白强签订了《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项目防水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双包；承包内容1斜屋面、卷材、单价22元、以实际收方为准，2厨房卫生间、丙纶、单价12元、以实际收方为准，3平屋面、卷材、单价22元、以实际收方为准；保修期5年、质保期1年；每月按已完工程量的5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到97%，余3%质保金。 2015年2月4日，白强、祝玉堂、李盼、杨希友、张茂兴签字的“进度款申请表（附收方单）”载明：总工程款337897.6元，已付140000元，本次申请130000元。 2016年1月26日，××镇××提交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载明：防水班组白祥等8人21.65万元。 西南建工于2017年1月25日向临济镇人民政府出具《委托书》中载明：西南建工承建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外墙风貌部分，西南建工于2014年4月8日正式进场，2015年2月11日工程已全面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西南建工向临济镇政府申请100万元，委托临济镇人民政府将100万元代为支付该项目部分民工工资并附民工工资代为支付明细。明细表中载明:10白强代付金额25000元。 2017年3月13日，临济镇人民政府向白强农商银行账户转款2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西南建工与白强之间是否成立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2.西南建工是否差欠白强工程款，具体金额如何认定；3.白强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4.是否应当支付利息。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西南建工系案涉工程的总包单位，虽然其否认与李军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878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西南建工与李军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西南建工与李军先后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西南建工授权以李军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西南建工提交的《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书》系西南建工与李军之间关于总公司与分公司经营管理关系的内部约定，不能推翻对外李军能代表西南建工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杨希友系李军报请西南建工同意后到案涉项目负责，杨希友在青华项目的行为系代表西南建工的行为。××镇××提交的《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亦有“防水班组白祥等8人21.65万元”、《委托书》所附明细表中有“白强代付金额25000元”的记载，临济镇人民政府按照西南建工的委托向白强付款25000元，上述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西南建工与白强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白强属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案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案涉合同虽无效，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不影响白强要求给付工程款的权利。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进度款申请表》以及《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中已确认西南建工截至2016年1月26日欠付的工程款为216500元。在西南建工未举证证明付款情况下，白强自认欠付的数额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实际欠付工程款的数额。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13日向白强支付工程款，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之规定，白强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3月14日重新计算，至白强于2020年1月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西南建工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11日竣工验收合格，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西南建工至迟应当自2016年2月12日向白强计付欠付工程款利息。至于计算基数的问题，白强主张以最终欠付的数额作为基数，而该数额少于2015年2月12日欠付的数额，白强行使了对实体权利的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上述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西南建工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白强工程款4115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4115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6年2月1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41158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4元，由西南建工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白强不具备施工案涉工程的专业资质，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无效正确。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西南建工与白强之间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本案是否需追加李军参加诉讼；2.西南建工是否差欠白强工程款，具体金额如何认定。本院对此依次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西南建工系案涉工程的总包单位，虽然其否认与李军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本院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878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西南建工与李军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西南建工与李军先后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西南建工授权以李军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西南建工以上述劳动合同系李军使用虚假印章所签订、未向其支付过劳动报酬为由，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杨希友系李军报请西南建工同意后到案涉项目负责，该事实有西南建工加盖印章、并有杨希友签字的《委托书》印证。事实上，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13日和2018年2月12日，多次以代发工资形式向白强、曾建等人转款支付劳务费，西南建工亦不能合理解释，其与白强存在其他法律关系，需要向其支付款项。而西南建工2016年1月26日向临济镇人民政府提交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中亦有“防水班组白祥等8人21.65万元”，后又实际委托支付25000元，西南建工并不能举证证明该记载中的白强另有其人。因此，上述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杨希友系代表西南建工与白强签订案涉施工合同，即使该合同因白强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不影响本院认定合同相对方为白强与西南建工，本案也不需追加李军参加诉讼。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从西南建工向邛崃市××镇××出具的《委托书》内容来看，西南建工在该《委托书》上自认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11日全面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则白强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向西南建工主张工程款。虽然西南建工否认与白强进行过结算，但其于2016年1月26日向临济镇人民政府提交的《民工工资分配方案》明确载明其差欠白强班组21.65万元（实际支付2.5万元），本院予以确认。西南建工在诉讼中辩称《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上的西南建工印章不真实，但未举证证明，且即使《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上的西南建工印章不真实，因西南建工的法定代表人沈鑫亦在该分配方案上签字，故《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仍然可以约束西南建工。西南建工对其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之后向白强的付款情况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根据白强的诉请判决西南建工向其付款41158元，未超出西南建工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中对白强的未付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原审参照案涉合同约定起算资金占用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白强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西南建工对于2016年1月26日明确欠付白强的劳务费，曾委托临济镇政府于2017年3月13日向白强支付工程款，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之规定认定白强请求付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3月14日重新计算，至白强于2020年1月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西南建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8元，由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张卫敏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