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内04民再22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西桥镇恩州村（原水泥厂院）。公司负责人：孙若颖，公司监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和平，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党政综合楼。法定代表人：徐晓东，该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新宇，内蒙古三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浩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扶贫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内04民终1543号民事判决，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7日作出（2020）内民申181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3日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和平，被申请人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新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浩源公司再审请求：一、撤销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4民终1543号民事判决和喀喇沁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8民初394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二、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2017年9月19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对实施财政扶贫资金资产收益性扶贫项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申请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收益金汇入被申请人账户。其后，喀喇沁旗人民政府明确财政扶贫资金由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被申请人只是监管单位。依据喀喇沁旗人民政府文件，2019年1月8日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重新签订了《合同》，合同中对财政资金资产收益扶贫项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详细约定，明确了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申请人依约向投资管理公司履行义务，将收益金汇入投资管理公司账户。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重新签订的《合同》履行至今。2017年9月19日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签订的《合同》不再履行。被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均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资管理公司由赤峰市兴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所以，被申请人、申请人签订的《合同》与投资管理公司、申请人签订的《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并不存在此合同是彼合同的修改和补充。自2019年1月8日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履行《合同》至今，投资管理公司现在仍然存续。因此，因财政资金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发生纠纷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是适格的诉讼当事人，被申请人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这一案件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2、一审（2019）内0428民初3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的第一项：“解除原告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与被告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但庭审中本案被申请人提交的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合同双方主体是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二审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诉讼主体争议较大且一再强调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合同双方主体是申请人与投资管理公司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一审判决。可见，一、二审审判人员故意对应当采信的证据不予采信，枉法裁判。3、一、二审判决超出审理范围。本案诉讼双方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但判决中却判决解除申请人与案外人投资管理公司于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一、二审判决超出了审理范围，如此判决体现了审判人员不负责任的审判态度。4、一、二审法院既然认定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是对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合同》的修改和补充，那么，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合同》就是主合同，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就是补充合同。一、二审法院判决只解除了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合同》效力犹存，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合同期限是5年，即2017年9月至2022年8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应继续履行。但一、二审法院却同时判决申请人、被申请人互为返还。判决项互不支持，出现矛盾，判决严重的违反了基本的法律逻辑。扶贫办答辩称，2017年9月19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了《合同》约定：答辩人将喀喇沁旗建档立卡贫困户563户1314人的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资金9198000元，投入到被答辩人实施资产性收益扶贫项目，被答辩人根据答辩人投资额度的10%给贫困户进行收益分配，投资期限5年，即2017年9月至2022年8月。双方同时签订了《资产收益抵押合同》约定：被答辩人用浩源公司、赤峰田河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宋志民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财产。2019年1月8日答辩人为了搭建异地扶贫搬迁融资平台、顺利承接上级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拓宽融资渠道，以投资管理公司名义与被答辩人补签了《合同》，将2017年9月19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合同》约定的答辩人投资额度的10%给贫困户进行收益分配，变更为投资额度的7%给贫困户进行收益分配，相应的投资期限5年变更为3年，即：2019年9月至2022年8月。由于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意外死亡，被答辩人有丧失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形，加之被答辩人将抵押给答辩人的浩源公司房地产重复抵押给西桥信用社；此后，答辩人又发现宋志民将抵押合同中的西桥村的自有的房屋抵押给喀喇沁旗中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针对这些问题，答辩人第一时间通知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宋志民进行整改，没想到的是，宋志民于2019年9月31日意外死亡。鉴于浩源公司重复抵押违约在先、宋志民意外死亡、加之浩源公司被案外人起诉等相关事实，答辩人于2019年10月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解除双方于2017年9月19日、2019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由被答辩人返还精准扶贫发展资金9198000元。一、二审法院支持了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一、答辩人诉讼主体适格。答辩人二审提交的5组证据证明了投资管理公司隶属于扶贫办管理，相关工作人员在扶贫办内部抽调和聘任，目的是搭建易地扶贫搬迁融资平台、顺利承接上级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拓宽融资渠道。投资管理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兴能投资公司，兴能集团为旗县区政府相关项目提供融资担保，承担贷款和转贷职能，旗县区子公司资产保值、增值重大事项、国有资本收益收取仍由旗县区政府管理。喀喇沁旗政府决定扶贫办负责投资管理公司的业务管理、资产管理、资产保值、增值、债权债务，国有资本收取及其他重大事项。这些证据完全能够证实投资管理公司履行的相关权利义务已转至答辩人，答辩人的诉讼主体适格。由答辩人对财政资金资产收益进行资产管理、提起诉讼没有不妥之处，且不损害被答辩人的合法权利。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须终止履行。一、二审判决解除了2019年1月8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投资期限为3年，判决合同解除后，则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这并不意味着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合同》效力犹存，双方应继续履行，如此认定，实属牵强附会。三、答辩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判决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宋志民，系一人独资企业，宋志民意外死亡，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合同》的履行会带来不便，如合同继续履行，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人合性比较重要，换一个其他人或者换成法定继承人承继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的履行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合同的实现会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答辩人将抵押财产浩源公司的房屋及法定代表人自有的房屋分别抵押给喀喇沁旗农村信用联社西桥信用社，并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经登记宋志民自有房屋抵押给喀喇沁旗中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可见，被答辩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已经有风险出现隐瞒了重要事实，被答辩人有不实的行为，不实内容存在，就会导致答辩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及在上诉理由中，一再明确强调，被答辩人对合同的履行提供足够资产进行抵押不是事实。第一，被答辩人违约了；第二，被答辩人隐瞒了重要事实，且被答辩人的财产已被案外人多次查封；第三，导致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见，一、二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申诉请求。扶贫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双方于2017年9月19日、2019年1月8日签订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2、由浩源公司返还精准扶贫发展资金9198000元；3、依法确认扶贫办在上述债权范围内有权以被告抵押的房地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4、浩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及其它全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扶贫办与浩源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签订了《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扶贫办为甲方，浩源公司为乙方。合同主要内容“第二条资产性收益方式，甲方将喀喇沁旗建档立卡贫困户563户1314人的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资金：玖佰壹拾玖万捌仟元整（￥：9198000元），投入到乙方实施资产性收益扶贫项目，乙方根据甲方的投资额度，每年按照投资额度的10%给贫困户进行收益分配。项目资金到账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年收益资金的50%，以后每满六个月向甲方支付年收益资金的50%。第三条资产收益项目实施期限，投资期限为5年，即2017年9月至2022年8月”。同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均作了规定。当日扶贫办按合同约定将精准扶贫发展基金9198000元汇给浩源公司，浩源公司当日将2017年9月19日至2018年8月资产性收益919800元汇回给原告扶贫办。同日，扶贫办和浩源公司还签订了《资产收益抵押合同》，合同附件显示“抵押财产清单：浩源粮食商贸公司房产1578.69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6283.8平方米；田河农业责任公司房产1531.4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19606.1平方米；浩源公司法人宋志民名下房产1027平方米。”此抵押合同未办理抵押登记。2018年9月5日和2018年9月11日浩源公司分两次将资产收益919800元汇给扶贫办。2019年1月8日，扶贫办、浩源公司对2017年9月19日签订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进行了修改，重新签订了《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合同主要内容“第二条资产性收益方式，甲方将喀喇沁旗财政扶贫资金：玖佰壹拾玖万捌仟元整（￥9198000元），投入到乙方实施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乙方根据甲方的投资额度，每年按7%向甲方缴纳资产收益金：陆拾肆万叁千捌佰陆拾元整（￥643860元）。乙方在每年8月30日前向甲方缴纳下一年度的收益金。第三条资产收益项目实施期限，投资期限为3年，即2019年9月至2022年8月”。2019年8月30日浩源公司将资产性收益643860元汇给扶贫办。另查明，浩源公司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宋志民，宋志民于2019年9月30日去世。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与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月8日签订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二、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返还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财政扶贫项目资金9198000元。三、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返还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收益资金643860元。以上二、三项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四、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资金收益以919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9日起按年利率7%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五、驳回扶贫办的其他诉讼请求。浩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为合同的履行提供了足够的资产进行抵押，上诉人已经营多年，且经营状态良好，有稳定的客户群体，上诉人每年也依约支付了收益资金，因此不能仅因原股东宋志民去世作为解除《资金收益扶贫项目合同》的依据，该依据并非法定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2、2017年9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资金收益扶贫项目合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9198000元，但于当日上诉人即按被上诉人的要求返还了919800元，即上诉人实际收到了被上诉人8278200元的财政扶贫项目资金，故后期收益金数额的计算应以8278200元作为基数，不应按收益金的收益比例支付利息。3、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2019年1月8日，上诉人签订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甲方喀喇沁旗扶贫开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乙方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被上诉人并未作为此合同的相对方出现，上诉人将受益金通过转账的形式，支付给了喀喇沁旗扶贫开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被上诉人的账户。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并不存在对被上诉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2017年9月1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后当事人于2019年1月8日，对原《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内容进行了修改，签订了《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合同当事人未约定解除2017年签订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2019年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系对2017年合同的补充，且订立合同时，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系喀喇沁旗扶贫开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管机构，负责该公司的业务管理，资产管理，资产保值等重大事项。故一审认定喀喇沁旗扶贫开发办公室为本案主体并无不当。上诉人作为自然人独资企业，其股东宋志民去世后，导致公司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扶贫项目基金符合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扶贫项目资金数额问题，上诉人主张应为8278200元，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应当在不能举证范围内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上诉人喀喇沁旗浩源粮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扶贫办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对此，浩源公司主张扶贫办与浩源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喀喇沁旗扶贫开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管理公司）与浩源公司签订的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并不存在此合同是彼合同的修改和补充。扶贫办主张投资管理公司隶属于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在扶贫办内部抽调和聘任，喀喇沁旗政府决定扶贫办负责投资管理公司的业务管理、资产管理、资产保值、增值、债权债务、国有资本收取及其他重大事项，投资管理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已转至扶贫办，扶贫办的诉讼主体适格。本院认为，本案一、二审解除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合同》系投资管理公司与浩源公司于2019年1月8日签订，投资管理公司与扶贫办是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法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扶贫办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依据不足。第二个争议焦点为案涉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包括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本案案涉合同双方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扶贫办以浩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死亡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亦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不可抗力、不履行、延迟履行、有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20）内04民终1543号民事判决及喀喇沁旗人民法院（2019）内0428民初394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喀喇沁旗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乌 江审判员 高海霞审判员 徐景娥 二○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闫丽杰书记员 赵健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