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9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国锋，男，汉族，1982年7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西平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乐通联合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文心五路海岸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8827294XB。法定代表人：郑国锋。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伟，广西同望（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香港立诚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观塘鸿图道**宏光工业大厦13字楼**/div>代表人：王继波，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嘉，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雄，广东瀛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国锋、深圳市乐通联合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通公司）与被上诉人香港立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国锋、乐通公司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致使乐通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郑国锋未收到起诉材料及传票,导致乐通公司缺席庭审,乐通公司的诉讼权利受到损害。（一）一审法院给乐通公司送达诉讼文书时,并未向乐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国锋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以邮寄方式送达未尽责,不符合相关规定。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国锋的身份证地址有效,一直有成年家属居住,常年有人可接收邮件,不存在无人接收邮件的情况。本案的一审判决书就是寄到郑国锋的身份证地址,郑国锋的成年家属已经签收本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完全可以证明郑国锋的身份证地址的有效性。郑国锋的身份证地址为独栋独户天地楼,不是小区商品房,不存在代为接收或拒签邮件的情况。虽说郑国锋的身份证地址有效并一直有成年家属居住,但总会出现家里没人的情况（比如出门买菜、正常上班、外出旅游等）,一审法院并未穷尽合理送达方式（比如使用门口张贴、询问邻居、委托当地法院送达等）进行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法释（2004）13号）第六条规定：“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的,应当在规定的日期内将回执退回人民法院。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在五日内投送三次以上未能送达,通过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又无法告知受送达人的,应当将邮件在规定的日期内退回人民法院,并说明退回的理由。”一审法院并无证据证明郑国锋身份证地址的当地邮政机构按照原告提供的送达地址（必须为郑国锋的身份证地址）在五日内投送三次以上未能送达并且通过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即应穷尽合理送达方式,如在门口张贴告知等方式）又无法告知受送达人的情形,以此可见,本案一审法院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方式并不符合上述规定。（三）一审法院以电话方式送达未尽责,不符合相关规定。立诚公司起诉时,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国锋的手机号码尚在使用中。郑国锋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后,立即联系一审法院问为何不以邮寄或电话送达,一审法院称寄过快递无人签收,打过郑国锋的手机,但郑国锋的手机关机,未能打通电话,一审法院也未发送短信通知郑国锋涉诉情况及开庭时间。郑国锋并无义务24小时开机,如遇手机没电、乘坐飞机、睡觉等情况,关机打不通手机也是十分正常的,然而,一审法院在明知郑国锋的手机号码尚在使用,只是关机但尚未销号停用的情况下,并未在不同时段多次给郑国锋打电话告知诉讼事宜。一审法院甚至连短信都没发给郑国锋,导致郑国锋无法在开机时收到涉诉短信以知晓其被诉情况。（四）一审法院以短信、微信、电子邮箱等电子通讯方式送达未尽责,不符合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19号）（以下简称《送达意见》）第十一条规定：“采用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传真发送和接收号码、电子邮件发送和接收邮箱、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打印传真发送确认单、电子邮件发送成功网页,存卷备查。”第十二条规定:“采用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的,送达人员应记录收发手机号码、发送时间、送达诉讼文书名称,并将短信、微信等送达内容拍摄照片,存卷备查。”郑国锋的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电子通讯方式都是一直在使用并且保持通畅,而一审法院并未使用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电子通讯方式送达本案的诉讼文书,由此可见,一审法院以短信、微信、电子邮箱等电子通讯方式送达未尽责,不符合相关规定。（五）一审法院滥用公告送达,不符合相关规定。《送达意见》第十五条规定：“要严格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的规定,加强对公告送达的管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根据《民事诉讼法》和《送达意见》的规定,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穷尽直接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通讯方式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都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在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国锋身份证地址有效、手机号尚在使用、法定的电子通讯方式都畅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穷尽通常的法定的送达方式对郑国锋进行送达,甚至都没有进行直接送达和委托送达,就对乐通公司进行公告送达,所以该公告送达是违反法定程序的,是无效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明。（一）乐通公司未与立诚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立诚公司主张的与乐通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关系并不存在,乐通公司未与立城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也没收到立城公司转入乐通公司的货款,也没有通过乐通公司向立诚公司发货。即乐通公司和立诚公司之间既没有买卖合同,也没有实际的买卖行为,乐通公司和立诚公司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二）判决中的货物（显示屏）并无质量问题。虽乐通公司和立诚公司并未存在合同关系,但乐通公司和郑国锋了解到,立诚公司所称的显示屏的质量问题并不是显示屏本身真的出现质量问题,而是立诚公司将其使用于不匹配的设备,显示屏与设备不匹配出现了不兼容现象。且立诚公司并未提交显示屏有质量问题的质量检验报告或司法鉴定报告。乐通公司和郑国锋对立诚公司的此主张是不予认可的。（三）乐通公司并未与立诚公司签订《承诺书》,一审判決中所记载的《承诺书》内容也并不真实,乐通公司并未向立诚公司出售货物,也没收到立诚公司的货款,故不存在一审判决中所称的货物质量问题,也不存在退货还款的问题。（四）自从立诚公司向乐通公司主张货物有质量问题,要求乐通公司退货还款被拒后,立诚公司就派人骚扰乐通公司和乐通公司的股东,扰乱乐通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影响股东的正常生活,故乐通公司和郑国锋所签订的与本案有关的书面文件都是非自愿的。（五）立诚公司提交的关键证据《协议书》并无原件。一审法院既未要求原件持有人提供证据原件,也未查实该证据原件的真实性,也没有得到《协议书》中的立诚公司以外的其他当事人的认可,竟径行采信一个真伪不明、未经质证的关键证据,此为重大的认定事实的错误。乐通公司和郑国锋对此证据不予认可。（六）一审判决称乐通公司的股东除了郑国锋以外均已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但根据一审判决中记载的各股东的付款时间中,很大一部分款项的付款时间是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完全不能证明乐通公司股东与立诚公司代表人王继波之间的资金往来就是乐通公司的股东履行《协议书》的付款义务。（七）根据立诚公司的主张,本案的权利义务为乐通公司与立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应为乐通公司与立诚公司,但最后承担还款义务的却是乐通公司的股东,在立诚公司没有证明乐通公司与股东的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不应揭开公司面纱而直接要求乐通公司的股东承担还款义务。三、立诚公司提交证据的部分质证意见。（一）证据1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交易事实。证据1中并没有显示乐通公司的有效信息,也并非乐通公司出具的,没有乐通公司任何签名和盖章,反而在送货单的收货人、地址、联系人、电话等收货人信息中全部都是立诚公司的信息,故立诚公司主张证据1证明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交易事实完全不能成立。（二）证据2和证据3中有瑕疵：两份证据中的账户不是乐通公司的账户,乐通公司也没收到立诚公司的任何款项；立诚公司没有乐通公司指示付款的证据,无证据证明是乐通公司指示收款和指定收款账户。（三）纵观证据1、2、3,立诚公司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乐通公司与立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交易事实。郑国锋和乐通公司对证据1、2、3都不予认可。（四）证据4中的显示屏出产公司和型号都与证据1、5中的公司和型号都完全不同,无法确定有真实交易及确定的交易标的。承诺书中所称的显示屏质量问题,立诚公司并未提交权威机构出具的质量检验报告或是司法鉴定报告予以证明,郑国锋和乐通公司对显示屏存在质量问题的说法不予认可。本承诺书是乐通公司在立诚公司派人骚扰之下被逼无奈签署的,非自愿签署,郑国锋和乐通公司都对本证据的内容及效力不予认可。（五）证据5有重大瑕疵,质证意见与证据4一致,郑国锋和乐通公司都对本证据的内容及效力不予认可,并补充以下质证意见：1、立诚公司主张其与乐通公司是委托关系,但未见有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乐通公司也未收到立诚公司的货款和委托费用,乐通公司也不认可两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2、证据5中称立诚公司委托员工王继波全权处理此项业务,并未附有立诚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未知具体授权委托期限和授权内容。3、立诚公司和乐通公司的纠纷,应当由双方公司作为债权债务主体,而非公司股东作为债权债务主体,在没有证明乐通公司的财产与其股东财产混同的情况下,不应揭开公司面纱直接向公司股东追索债务。4、如是公司之间的交易,应当为交易公司之间的公对公账户转账支付货款,而非转到公司员工个人账户。5、证据5并无原件,无法核实真伪,此为关键证据,仅凭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6、证据据6、7及补充证据,未核实原件,也与郑国锋和乐通公司无关,郑国锋和乐通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四、根据一审庭审笔录发表的部分辩论意见。（一）乐通公司并未收到立诚公司发来的货款,也没收到立诚公司退回的货物,故不应承担退款责任。（二）立诚公司要求乐通公司及股东承担的金额从46万美元变更到473800美元,称其因为有损失,但又未能提供有损失的证据,对于该主张郑国锋和乐通公司都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立诚公司答辩称：一、立诚公司与乐通公司存在真实有效合同关系，双方通过签订《承诺书》以及协议的方式确认了乐通公司与郑国锋应承担的付款义务。1.2016年4月18日，立诚公司通过乐通公司向鄂尔多斯市光有限公司购买显示屏，总价款为美金60万元，双方就此事项达成一致。2.2016年4月20日，立诚公司即向鄂尔多斯市广电有限公司通过外汇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货物美金60万元。3.2016年8月4日，立诚公司与乐通公司双方签订《承诺书》，双方确认产品出现静电、触摸不灵等质量问题，乐通公司应于2016年9月19日前向立诚公司退回全部货款美金60万元，乐通公司用现有问题货物抵14万美金，剩余46万美金退回给立诚公司。、4.2017年1月18日，立诚公司与乐通公司以及乐通公司的四名股东郑国锋、李方武、周习文、袁冷民（授权鞠华武代签代付款）签订《协议书》，确认乐通公司应负责立诚公司由于产品品质不良的损失，经核算为折合为人民币300万元，并且乐通公司的4名股东按照其持股比例分摊上述损失，其中，股东郑国锋承担30万元，李方武承担损失105万元，袁冷民承担损失105万元，周习文承担损失60万元。二、本案的协议书原件已经被案外人鞠华武收走，并且鞠华武于《协议书》上签名确认“原件已收”。同时，立诚公司已经提交了鞠华武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证据证明上述事实，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核实。1.在本案中，乐通公司股东李方武、周习文以及袁冷民已经严格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完毕付款义务，郑国锋也已经向立诚公司支付了1万元，部分履行了付款义务，仍拖欠立诚公司29万元。2.结合上述事实，若是真如上诉人所言，《协议书》为虚假的，乐通公司股东李方武、周习文、袁冷民以及郑国锋又怎么会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上诉人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立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人民币290000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6年9月1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两被告承担原告实现权利而支出的律师费1万元；4.判令二被告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乐通公司于2014年2月14日在深圳注册成立，郑国锋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分别为周习文（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比例20%）、袁冷民（出资175万元、出资比例35%）、李方武（出资额175万元、出资比例35%）、郑国锋（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10%）。2016年8月4日，立诚公司与乐通公司签订一份《承诺书》，约定立诚公司通过被告向鄂尔多斯市源盛光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源盛光电公司）购买型号为ＢＳ398ＤＶＥ-Ｎ40-6Ｑ00显示屏，购买数量共50000片，单价12美元，总金额600000美元，乐通公司向立诚公司承诺，如果货有质量问题（静电、触摸不灵等），乐通公司承诺立诚公司向源盛光电公司按原总金额退回该批货。目前由于产品出现静电、触摸不灵等质量问题，乐通公司应完成对立诚公司的承诺要求源盛光电公司退货，并且在2016年9月19日前必须退回立诚公司之前所付全款即总金额600000美元到立诚公司香港渣打银行账户，账户名称：ＬＩＣＨＥＮＧＴＲＡＤＥＣＯ.ＬＩＭＩＴＥＤ，账号41×××68，ＳＷＩＦＴＣＯＤＥ:ＳＣＢＬＨＫＨＨ。如果立诚公司未能按时间收到全部货款，即乐通公司未能完成承诺，则乐通公司有责任向立诚公司在2016年9月19日前付清拖欠退货的全部货款。备注：由于显示屏确实出现问题而乐通公司未能找源盛光电公司退回该批货品，现经协商解决方案如下：乐通公司用现有问题（50000片）货物抵140000美元，剩下460000美元货款退回给立诚公司，并于2016年9月19日前打入立诚公司香港账户，账户名称：ＬＩＣＨＥＮＧＴＲＡＤＥＣＯ.ＬＩＭＩＴＡＯ，账号41×××68，ＳＷＩＦＴＣＯＤＥ:ＳＣＢＬＨＫＨＨ。立诚公司提交一份送货单、电汇申请表主张立诚公司委托被告向源盛光电公司购买一批显示屏，货款总计600000美元；2016年4月20日，立诚公司按照乐通公司的指示，向乐通公司指定的账户汇款600000美元。立诚公司提交2017年1月18日的《协议书》复印件主张，因产品质量问题，双方在2016年8月4日签订承诺书，乐通公司未能按照约定还款，导致立诚公司的损失扩大，双方约定将立诚公司的损失46万美元增加为473800美元，折算人民币300万元；由乐通公司的四名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承担；2017年1月18日，双方在乐通公司的住所地签订了上述协议书，其他股东均在协议书签名，股东袁冷民的委托代理人鞠华武提供了授权委托书代其在该协议上签名；因为之前乐通公司已经还了部分款项，鞠华武在该协议书上出具了还款计划，并将要求该协议书原件收回，立诚公司基于信任就将该协议书原件交给了鞠华武；除了郑国锋外，其他股东均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款项；郑国锋仅于2017年1月21日支付1万元，余款29万元至今未付立诚公司，立诚公司遂诉至法院。立诚公司提交的上述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因立诚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委托乐通公司向源盛光电公司采购型号为ＢＳ040ＡＯＥ-Ｅ40-6Ｑ0050Ｋｐｃｓ,因出现品质问题，经双方友好协商，乐通公司同意承担品质不良损失，经核算为473800美元，折合人民币3000000元。（见附件协议），经被告股东协商，按照乐通公司股权分摊损失，各股东按股权架构分摊金额比例如下：Ａ、李方武持股35%，折算金额为人民币1050000元；Ｂ、袁冷民持股35%，折算金额为人民币1050000元；Ｃ、周习文持股20%，折算金额为人民币600000元；Ｄ、郑国锋持股10%，折算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立诚公司授权公司员工王继波全权处理此项事务，按照双方协议，乐通公司各股东付款完成后，双方再不予追究对方公司及各股东责任。立诚公司授权收款账号：开户姓名：王继波，开户银行：平安银行中电支行，开户账户：62×××35，开户银行：招商银行中电支行，开户账户：41×××22。乐通公司加盖公章，股东李方武、郑国锋、周习文均在该该协议书上签名，鞠华武代袁冷民在该协议上签名，立诚公司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公章，董事王继波签名。2017年1月19日，鞠华武在《协议书》中手写了袁冷民付款计划：1.2017年1月21日前付人民币100000元；2.2017年3月15日前付人民币500000元；3.2017年5月15日前付人民币450000元，付款方式由鞠华武转账给王继波。同日，鞠华武在该协议书复印件上手写注明，原件已收。立诚公司另提交的平安银行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显示：2016年12月21日、2017年1月4日、2017年1月11日、2017年1月22日、2017年4月13日、2017年5月21日，李方武分别转款40万元、15万元、20万元、15万元、5万元、10万元，合计人民币105万元进入王继波的上述平安银行中电支行账户内。2017年1月21日，郑国锋转款人民币10000元进入王继波的上述平安银行中电支行账户内。2016年12月30日，周习武转账人民币600000元进入王继波的上述招商银行中电支行账户内。2017年1月22日、2017年3月21日、2017年5月16日，鞠华武分别转款15万元、50万元、45万元，合计人民币105万元进入王继波的上述平安银行中电支行账户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诚公司为香港公司，本案为涉港合同纠纷案件，双方未约定本案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被告的住所地在我国内地，涉案所涉交易发生在我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合同准据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立诚公司与乐通公司在2016年8月4日所签订的《承诺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约定因为乐通公司未能让案外人源盛光电公司退回涉案货品；乐通公司应将抵扣货物后的剩余货款46万元美元在2016年9月19日前支付被告。立诚公司提交2017年1月18日的协议书主张乐通公司未能按照上述承诺书约定还款，双方约定将乐通公司应承担的损失增加至473800美元；应由乐通公司的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担损失；除了郑国锋外，其他股东均已履行了付款义务；立诚公司虽未提交该协议书原件，但立诚公司提交了乐通公司的股东袁冷民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代理人鞠华武在该协议书上注明收回原件；该授权委托书与该协议书以及银行转账凭证以及2016年8月4日的承诺书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述协议书是立诚公司与各被告以及乐通公司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乐通公司的各股东的出资比例与协议书约定相符，乐通公司的股东袁冷民、周习文、李方武均已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款项均是支付至协议书所约定的收款账户内；而另一股东即公司法定代表人即郑国锋也在协议签订后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上述协议书对各方当事人均约束力。双方在上述协议书中并未约定付款期限，立诚公司可随时主张权利；乐通公司、郑国锋均未举证证明其已按照约定履行了足额的付款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乐通公司、郑国锋支付剩余未付款项人民币29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立诚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年3月7日开始计算。立诚公司自愿撤回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属于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乐通公司、郑国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立诚公司香港立诚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欠款人民币29万元及逾期利息（以人民币29万元为本金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3月7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立诚公司香港立诚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16元、公告费500元，合计6416元，由立诚公司负担316元，由乐通公司、郑国锋负担6100元（上述款项已由立诚公司预先缴纳，一审法院不作退回；乐通公司、郑国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负担之数迳付立诚公司）。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为准据法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郑国锋、乐通公司主张一审送达程序违法，本院认为，郑国锋系乐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按照郑国锋的身份证住址及乐通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向郑国锋、乐通公司进行了送达，在无法送达之后，又进行了公告送达，一审法院已穷尽各种送达途径，郑国锋、乐通公司称未收到任何案件文书，但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又提出了上诉，明显与其主张相悖，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支持。郑国锋、乐通公司否认一审查明的事实，但在本院二审期间，郑国锋、乐通公司核对了立诚公司一审提交证据的原件，并未否认曾出具《承诺书》及于2017年1月21日向力诚公司支付1万元，其主张被胁迫出具该《承诺书》及支付前述款项，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立诚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已作详尽分析，本院不再赘述，立诚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乐通公司出具《承诺书》同意向立诚公司退款，乐通公司的各股东自愿出具《协议书》按照出资比例向力诚公司承担退款责任，除郑国锋之外的乐通公司股东已按照《协议书》向乐通公司支付款项，郑国锋仅支付1万元，故乐通公司、郑国锋应支付其余款项。综上，郑国锋、乐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00元，由上诉人郑国锋、乐通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乐 乐审判员 李   原审判员 许 海 锚二〇二〇年十一月××日书记员 吴佳（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