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4民终39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城区黄河大道10号金融中心A座1-601室。法定代表人：王如刚，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长城，山东君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福利，男，1965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戎秀伟，山东韵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淑芬，女，1961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原审被告：山东富嘉化纤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创业街。法定代表人：孙荣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淄博博山万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福利及原审被告郭淑芬、山东富嘉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禹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1482民初1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郭淑芬之间是转包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关系，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属主体错误。二、上诉人虽向山东富嘉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出具三张收据，但富嘉公司并未将涉案工程款支付给上诉人，而是直接支付给了郭淑芬。三、《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适用于农民工工资支付，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是工程款并非农民工工资，且被上诉人主张其承接了该桥梁工程，可见其并非农民工，一审适用上述条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从未向我单位主张过权利，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适用法律错误。于福利辩称，齐河基业的陈述是虚假陈述，前后矛盾，该工程承包给了郭淑芬，转包价格应当低于齐河基业公司同富嘉公司签订的50万元价格，而齐河基业出具的三张收到条的金额是57万，远远高于50万元价格，不符合转包牟利的目的，转包不成立。齐河基业给予郭淑芬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职务代理行为，齐河基业说没有收到富嘉公司给付的工程款与事实不符，齐河基业已经出具了57万元的收据，却说自己没有收到钱，显然前后矛盾。郭淑芬在收据上签名摁手印，足以说明齐河基业与郭淑芬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职务行为。郭淑芬职务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齐河基业公司来承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齐河基业承包这个工程在没有竣工的情况下曾经出现了中断，中断以后，齐河基业和郭淑芬消失。被上诉人在向有关国家机关主张权利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寻找过程中，后来在富嘉公司重新建设开工的情况下，富嘉公司才提供了郭淑芬存在授权委托书的情况，因此向被告齐河基业公司提起诉讼，综上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郭淑芬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山东富嘉化纤织造有限公司述称，富嘉公司对上诉人上诉的事实理由有异议，上诉人称富嘉公司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郭淑芬与事实不符，富嘉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工程合同支付了工程款，齐河基业公司向富嘉公司出具了盖有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收据上有齐河基业代理人郭淑芬的签字，因此该工程款是富嘉公司向齐河基业公司支付的。于福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郭淑芬、基业公司共同支付原告工程欠款48267元及利息（利息以48267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被告富嘉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15日，郭淑芬出具欠条一份，上面载明“人民币：肆万捌仟贰佰陆拾柒元整、￥48267元，板桥拱桥工程，8月15号付清”。2011年2月22日，富嘉公司（发包人）与基业公司（承包人）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主要为：1.工程名称化纤织造项目桥梁工程，地点为德州禹城高新技术开发区；2.合同价款为50万元。富嘉公司分别于2011年3月4日、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30日向基业公司付款三次，合计574948.86元。基业公司分别出具了三张收据，上面加盖“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且郭淑芬在2011年3月4日的收据上捺手印、在2011年4月9日、2011年5月30日的收据上均签字。禹城市高新区社会治理工作部主任丁守全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2019年10月10日出具《证明》两份，主要内容为：于福利自2012年底起多次到禹城市人民政府、市信访局、高新区社会治理工作部等有关部门，上访上告，要求解决基业公司在富嘉公司工地施工时拖欠其工程款问题。禹城市高新区信访部主任戚希军在2018年1月29日的《证明》上签字确认，并书写“情况属实”。另查明，于福利因涉案欠款问题于2018年1月24日将基业公司、富嘉公司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鲁1482民初442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欠条出具人为郭淑芬，没有加盖基业公司的公章，且基业公司不予认可，故应裁定驳回起诉，待于福利起诉条件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后可另案主张权利，裁定：驳回于福利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工程款的给付主体；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首先，各方对涉案工程即为富嘉公司与基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的工程均无异议，仅是对郭淑芬在涉案工程的角色有异议。于福利与富嘉公司提交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一份，证明郭淑芬系基业公司在涉案工程的授权委托人。而基业公司辩称，其将涉案工程承包后，又转包给了郭淑芬，郭淑芬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次，因郭淑芬向于福利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欠款数额为48267元且载明“板桥拱桥工程”，且经一审法院向欠条出具时在场人员询问，况且作为发包人的富嘉公司明确认可于福利为涉案工程的现场施工人员，虽基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基于其自认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了郭淑芬，其必然对涉案工程的现场施工情况不甚了解，而其又无相反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综合涉案欠条的内容、发包人的陈述等，认定于福利为涉案工程的施工人之一，并对于福利主张的欠款金额48267元予以支持。而于福利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即实际施工人还是郭淑芬雇佣的提供劳务人即农民工，因不能实质影响本案责任主体的认定，一审法院对此暂不予认定。再次，如基业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了郭淑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关于“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的规定，基业公司此种转包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郭淑芬无任何施工资质。在该种情况下，无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第一款关于“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还是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四款关于“工程建设项目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的规定，于福利无论在涉案工程中是何种角色，基业公司均应就涉案款项承担给付责任。第四，如郭淑芬系基业公司在涉案工程的授权委托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关于“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的规定，郭淑芬出具欠条行为的效力及于基业公司，故基业公司亦应就涉案欠款承担给付责任。第五，基于上述分析，无论郭淑芬与基业公司之间是工程转包合同关系，亦或是代理关系，均不影响基业公司应就涉案欠款应承担的给付责任，两种关系的认定仅涉及到郭淑芬的责任承担问题。而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第一款关于“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四款关于“工程建设项目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的规定可知，权利人可以径行直接向转包人或总承包单位主张权利。同时，于福利作为原告，其自认郭淑芬系基业公司在涉案工程的授权委托人，而该种自认实际上是其放弃了对郭淑芬主张权利，但并不影响其直接向基业公司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认定，在本案中由基业公司向于福利给付涉案欠款48267元。而对于基业公司与郭淑芬之间的关系认定及追偿问题，可由基业公司另行起诉主张。第六，关于富嘉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富嘉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其依法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基业公司，故不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还是根据《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关于“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未按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承包企业结清工程款，致使建设工程承包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业主或工程总承包企业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先行垫付的工资数额以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的规定，富嘉公司就涉案欠款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从富嘉公司提交的收据可知，其已就涉案工程向基业公司付款57万余元，付款金额大于《协议书》约定的工程总价款。基业公司对此辩称对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富嘉公司将款项直接支付给了郭淑芬。建设工程中，往往存在多层转包、分包链，发包方将涉案工程款支付给任何一层，均应在发包方所欠工程款额度内予以扣减。现基业公司对富嘉公司就涉案工程付款57万余元不持异议，在已付款金额大于合同约定金额的前提下，富嘉公司已就其已清偿完毕涉案工程款的辩称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此时基业公司、于福利如对此不予认可，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法院向基业公司释明后，基业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明确答复，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于福利关于富嘉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涉案欠条出具日期为2011年7月15日，载明的给付时间为2011年8月15日，于福利对此明确认可。基业公司对此辩称，自2011年8月15日起至于福利起诉之日，于福利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故本案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于福利主张其多次向禹城市人民政府、信访局、高新区社会治理工作部等相关部门信访涉案欠款问题，禹城市高新区社会治理工作部主任丁守全对此出具《证明》一份，认可于福利自2012年起至2017年5月份左右多次向相关部门信访涉案欠款一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本案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至于福利起诉时，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基业公司辩称的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因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鲁1482民初442号民事裁定书，已经明确待于福利起诉条件符合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后可另案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对基业公司的该辩称不予支持。郭淑芬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愿放弃，并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判决：一、被告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于福利48267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48267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7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48267元为计算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于福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6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606元，由被告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是否正确、有无依据；二、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诉讼时效。本院根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对当事人争议焦点问题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是否正确、有无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欠付款项的工程系由山东富嘉化纤织造有限公司发包给上诉人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上诉人对这一事实没有争议。上诉人给郭淑芬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清楚载明“现授权委托郭淑芬为我项目部代理人，代理……代理人在建设工程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上诉人认可该授权委托书是本案工程中出具，其辩称系“应甲方要求出具”。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上诉人出具该授权委托书并盖有公司公章，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能够证明郭淑芬为其代理人的事实。故郭淑芬出具的欠款条，对上诉人有约束力，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与郭淑芬系转包合同关系，但其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主张工程款由山东富嘉化纤织造有限公司直接支付给郭淑芬，但收款收据上盖有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郭淑芬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无法陈述真实情况。即使存在转包合同关系，也是上诉人与郭淑芬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因此对抗被上诉人。如果存在转包的事实，上诉人将涉案工程违法分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造成被上诉人的人工费等费用拖欠数年无法清偿。被上诉人系实际施工的农民工，一审判决适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与郭淑芬之间的关系及承担付款责任后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问题，可由当事人另行主张。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郭淑芬出具结算欠款条后，被上诉人一直通过向职能部反映问题、信访、起诉等多种渠道主张权利，不存在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问题，本案事实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上诉人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7元，由上诉人齐河基业建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 南审判员 王晓丽审判员 马丽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郝洪丽书记员于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