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14284号原告：薛勇，男，197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立伟，上海市百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良鉴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瞿鉴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福云，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全镜霖，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勇诉被告上海良鉴旅行社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使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于2020年7月16日、2020年11月5日、2020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立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福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薛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97,286.2元，计算方式：成本156,354元＋余票金额62,876元＋(利润40,854元-房租10,000元)×30%＋预付房租20,000元＋购票款48,800元-被告已支付的2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原告垫资向渠道商购买旅游车票、门票后，交给被告承租的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南京路店、外滩店进行销售，销售所得进入被告的账户。经营性成本除了票款外，还包括房租一年20,000元、门店员工销售门票的提成每张3元至5元，利润按3：7分配。因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成本和利润，双方终止了合作。2019年4月至2019年6月，原告共支出已出售旅游票的购票成本156,354元，已售票部分的利润为40,854元。合作结束后，在被告处还有余票若干，余票的购票成本为62,876元。原告催讨成本和利润未果，遂涉讼。被告上海良鉴旅行社有限公司辩称，《合作协议》确系双方签署，双方合伙的模式为原告借用被告的资格向渠道商购买门票后，将门票交与被告承租的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的南京路店、外滩店进行销售，扣除成本后，双方根据协议分配利润。合伙期间，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向渠道商购得旅游门票、车票后，私自截留一部分直接出售给游客，已构成违约，被告提前解除了双方的合伙，双方的合伙期间为2019年4月至6月。被告确认原告主张的南京路店、外滩店的购票成本和利润，但余票已被原告取走，原告不能再行向被告主张余票的购票成本。另外，在原告处还有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赠送的面值4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20张、面值5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20张。被告向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支付了房租20,000元，鉴于双方合伙了5个月，同意10,000元作为成本从利润中扣除。另外，被告支付了3个月会计工资，每月4,000元；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员工顾莉莉、郑艳军3个月的工资，每月各1,500元。上述费用应计入成本后再分配利润。鉴于被告已支付原告200,000元，且双方于2019年12月14日结过账，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以及当事人对真实性无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2019年1月20日，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与被告的关联公司上海良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联合服务合同》，将南京东路步行街XXX号亭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内设立的票务售票平台服务项目的一个服务平台接待位置提供给上海良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用于办理业务，年使用费为2万元。上述事实，有被告提供的《联合服务合同》为证。2、2019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提供旅游产品及景点门票，被告提供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地点经营原告代理的产品；合作期限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场地内经营所得去除经营性成本，双方按3：7分配，原告占利润的30％，被告占利润的70％；购票成本由原告承担，被告旅游网站APP上的客户资金需要一周或半个月结算给原告周转。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为证。3、原告出资购得景点门票等后，在被告提供的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南京路店、外滩店进行销售。南京路店的销售人员为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郑艳军，外滩店的销售人员为该中心的工作人员顾莉莉。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为证。4、2019年5月1日，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的员工郑艳军(微信名“天漄”)发微信给原告，内容：“4月份巴士95×100＝9,500，余205；星空6×68＝408，余24；杜莎53×190＝10,070，余7；上海中心3×180＝480，余17；水族馆2×160＝320，余19；隧道＋水族馆1×218＝218；隧道＋东珠7×238＝1,666；隧道＋猎奇＋3D7×80＝560＋1儿童＝600＋160＝760；游船14×120＝1,680；隧道实体票余10张；水族馆儿童余5张。25,012元”。2019年5月31日，郑艳军发微信给原告，内容：“5月份入票如下巴士210×100＝21,000，剩余95；杜莎53×190＝10,070，剩余194；星空剩余24；水族馆(成人)12，剩余7；水族馆(儿童)4，剩余1；上海中心7，剩余4；申城巴士32；东珠+水族馆7大、2小＝2,486；东珠+2联7大、1小＝1,786；上海中心＋2联2×238＝476；隧道三联8×80＝640；游船6×120＝720；申城32×30＝960；水族馆(儿童)2×110＝220；水族馆(成人)5×160＝800；上海中心5×180＝900。40,058元”。2019年7月1日，郑艳军发微信给原告，内容：“6月份巴士295－149＝146×100＝14,600元，余149张；杜莎194－74＝120×190＝22,800元，余74张；星空24－16＝8×68＝544元，余16张；上海中心3×180＝540元，余7张；东珠15大、2小＝2,960元；水族馆24×160＝3,840元，余10张；水儿童4×110＝440元，余2张；申城30元×54＝1,620、40元×17＝680元；春秋40元：100－26＝74×40＝2,960元，余26张；50元：100－94＝6×50＝300元，余94张；80元：100－94＝6×80＝480元，余94张；100元：100－98＝2×100＝200元，余98张；隧道三联7×80元＝560元；东珠＋水族馆15大、1小×298＝4,470＋205＝4,565元；隧道＋猎奇＋水族馆8大、2小×218＝1,744＋220＝1,964元；东珠＋隧道＋猎奇16×238＝3,808－126－20＝3,662元；隧道＋猎奇＋上海中心4×238＝952元；游船3×120＝360元。64,027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屏为证。5、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瞿鉴清发微信给原告，内容：“3/21－4/25售出：BigBus观光巴士×87张；上海中心×37张；海洋水族馆×10张；申城观光×18张；联票①观光隧道＋环球猎奇馆＋3D魔幻馆×6张；联票④观光隧道＋环球猎奇馆＋东方明珠×10张。结余：BigBus观光巴士13＋100＝113张；上海中心23张；星空艺术50张；申城观光32＋50＝82张；海洋水族馆(成人)20张；海洋水族馆(儿童)5张”。瞿鉴清发微信给原告，内容：“5/1－5/31BigBus62张×100＝6,200；上海中心10张×180＝1,800；申城观光巴士29张×30＝870；海洋水族馆(成人)2张×160＝320；观光隧道单程44张×50＝2,200；联票④观光隧道＋环球猎奇馆＋东方明珠12张×238＝2,856；联票⑤观光隧道＋环球猎奇馆＋上海中心3×238＝714。总计14,960”。瞿鉴清发微信给原告，内容：“6/1－6/30BigBus44张×100＝4,400；申城观光10张×30＝300；都市观光(40)16×40＝640；都市观光(80)12×80＝960；上海中心22张×180＝3,960；隧(单)381张×50＝19,050；东方明珠50张×190＝9,500。总计38,810”。2019年12月14日，瞿鉴清发微信给原告，内容：“一号亭：上海中心10×145＝1,450、巴士(水)149×65＝9,685、申城17×16＝272、水族成人20×145＝2,900、水族儿童3×100＝300、杜莎74×160＝11,840，共23,547元！陈**广场上海中心10×145＝1,450，巴士(水)200×65＝13,000，共14,450元！另加春秋48,800、42,000、46,037，加租金20,000，借10,000，共计204,834元(票款是滚动使用，不是总款出资)。原告道“204,834是应付我的金额？”瞿鉴清道“对，不是已经付了20万了”。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屏为证。6、2019年6月23日，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的员工朱晓君(微信名小夏米)发微信给原告，内容：“今天给的车票40元200张(34结算)，50元200张(44结算)，80隧道200张(60结算)，100金茂联票200张(75结算)，隧道实体票200张(30结算)，费用(34＋44=60+75+30)×200＝48,600元，再赠送40元车票20张，50元车票20张”。原告道“有鉴收凭证的话麻烦发一下”。朱晓君发了一张手写的图片，内容为：“今收到都市观光车票，40元车票200张、50元车票200张、80元隧道联票200张、100元金茂联票200张、观光隧道实体票200张。签收：瞿鉴清”。2019年7月2日，朱晓君发微信给原告“200张明珠票怎么给你，200张东珠＋200张隧道，220张40元车票6,800，一共就是48,800元”。“票子已经在小郑这里了”。原告答“好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屏为证。7、2019年2月2日，原告用微信转账给瞿鉴清20,0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微信截屏为证。8、瞿鉴清支付原告200,000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为证。9、2019年7月2日，原告支付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48,8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付款凭证为证。10、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号为XXXXXXXXXXX********的对账单记载：2019年5月29日，被告分2笔向钱淑君转账各2,000元，摘要栏均记载为“货款”。同日，钱淑君转回被告账户2,000元，摘要栏记载为“退款”。2019年6月9日，被告分2笔向钱淑君转账各2,000元，摘要栏均记载为“货款”。同日，钱淑君转回被告账户2,000元。上述事实，有被告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为证。11、审理中，原、被告确认原告共支出已出售旅游票的购票成本156,354元，已售票部分的利润为40,854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为证。根据原、被告的诉辩称及其提供的证据，本案存在下列争议焦点：1、关于余票。原告认为，在被告处尚有余票：(1)南东店。面值为4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26张，成本价34元；面值为5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94张，成本价44元；面值为8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94张，成本价60元；面值为10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98张，成本价75元；面值为100元的巴士车票149张，成本价65元；面值为190元的杜莎夫人蜡像馆门票74张，成本价160元；面值为68元的星空门票16张，成本价40元；面值为180元的上海中心门票7张，成本价145元；面值为160元的水族馆成人门票10张，成本价145元；面值为110元的水族馆儿童门票2张，成本价100元。(2)外滩店。面值为4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84张，成本价34元；面值为5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88张，成本价44元；面值为8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100张，成本价60元；面值为10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100张，成本价75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余票款62,876元。原告为了佐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2019年7月1日郑艳军发给原告的微信、瞿鉴清发给原告的微信、朱晓君发给原告的微信。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余票的数量、成本价无异议。但认为上述余票已为原告取走。为此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证明》(内容为“2019年6月30日，良鉴旅行社跟薛勇已结账合作协议，余票全部被薛勇取走，因为薛勇拿票过来没有手续，所以，他拿走余票的时候也没有手续。特此证明。顾莉莉2020.10.30”)。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明》从证据的类型上属于证人证言，根据证据规则，对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的，证人应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证。因顾莉莉未按规定到庭接受质证，本院认定原告的异议成立，被告提供的《证明》为非有效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鉴于被告对其提出的余票已为原告取走主张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经核对，余票票款实为63,068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余票票款62,876元，且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余票的数量、成本价无异议，本院认定被告应以成本价支付原告余票票款62,876元。2、关于租金。原告主张，南京路店、外滩店的年租金各10,000元，原告已支付了被告租金20,000元，租金应该计入成本，原告愿意负担10,000元，被告应返还原告10,000元。为了佐证己方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了2019年2月2日原告、瞿鉴清之间的微信记录截屏。被告主张，被告已向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支付了2万元，同意原告提出的该款中的10,000元计入成本。本院认为，双方对租金10,000元计入成本无异议，根据原告提供的2019年2月2日其与瞿鉴清的微信记录可见，2019年2月2日，原告用微信向瞿鉴清转账支付租金20,000元，瞿鉴清已收款。据此，被告应返还原告20,000元。3、关于工资。原告主张，郑艳军、顾莉莉系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的员工，分别在南京路店、外滩店销售旅游车票和门票，销售一张票收取3元至5元的提成，原、被告无需向郑艳军、顾莉莉支付工资。原、被告没有聘请过会计，如果有会计记账，原、被告就不会发生纠纷。被告主张，被告支付的3个月会计工资，每月4,000元以及顾莉莉、郑艳军3个月的工资，每月各1,500元，应计入成本。为了佐证己方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了被告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客户存款对账单本院认为，原、被告在《合作协议》中未约定会计的工资应计入经营性成本，也未约定双方的合伙需要聘请会计。从原、被告合伙的事宜看，也无需聘请专业的财会人员。被告仅向本院提供了向钱淑君转账的凭证，未提供钱淑君系其单位财会人员的身份证明和转账金额系工资的证据,所以，被告要求将向钱淑君的转账金额计入合伙成本，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顾莉莉、郑艳军系上海市黄浦区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的员工，本院已将提成和租金计入成本，被告主张其向顾莉莉、郑艳军支付工资，但未向本院提供给付凭证及支付工资的恰当性证据，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4、关于赠票。原告主张，2019年6月23日向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员工朱晓君领取旅游票的是瞿鉴清，如果有赠票，领取赠票的人也应为瞿鉴清，而不是原告。被告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中瞿鉴清出具的收条，收条中未涉及赠票事宜，所以，赠票应为原告收取。本院认为，鉴于原、被告均未对赠票在对方处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赠票问题不予处理，原、被告可待取得证据后，再行向对方主张。5、关于48800元的车票、门票。原告主张，2019年7月2日，原告向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支付了东方明珠门票200张、隧道观光门票200张、面值4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220张的票款共计48800元，被告收到了上述门票、车票。为了证明己方主张，原告提供了支付凭证、2019年7月2日朱晓君与原告之间的微信往来截屏、2019年12月14日瞿鉴清与原告之间的微信往来截屏。被告主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收到了上述门票、车票。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支付凭证证明2019年7月2日原告向蜻蜓观光巴士有限公司支付了48800元。2019年7月2日朱晓君与原告之间的微信往来截屏证明东方明珠门票200张、隧道观光门票200张、面值40元的都市观光车票220张的票款共计48800元，上述门票、车票均在郑艳军处。瞿鉴清在2019年12月14日发给原告的微信中自认该笔款项应结算给原告，所以，本院认定，被告主张其未收到上述门票、车票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收到上述门票、车票。鉴于2019年7月2日，原、被告已终止了合伙，合伙终止后，被告应将原告购买上述门票、车票的成本支付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购票款488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6、关于结算。被告认为，2019年12月14日,原告确认了瞿鉴清用微信发给原告的对账单，证明原、被告对合伙事宜的结算已形成一致意见。原告认为，根据微信内容无法得出双方已结算完毕的结论。本院认为，根据微信截屏的记载，瞿鉴清自行将结算结论发送给原告后，原告并未对瞿鉴清的结算结果表示认可，本院对被告提出的双方已就合伙账目形成合意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应支付原告的钱款为：购票成本156,354元＋(已售票部分的利润40,854元－房租10,000元)×30％＋余票票款62,876元＋原告垫付的房租20,000元＋购票款48,800元－被告已支付的款项200,000元＝97,286.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良鉴旅行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薛勇97,286.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32.16元，由被告上海良鉴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赵冰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卫奕莎书 记 员 叶 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