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4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菊弟，女，1953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佳维（系王菊弟之女），1981年1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靖路**。负责人：祝海红，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潇歌，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浦东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浦东新区花山路****div>法定代表人：刘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寒笑，上海程惠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巍然，上海程惠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邬雅玲，女，1934年8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系邬雅玲之子），1955年1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卫东，男，1955年1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王菊弟与被上诉人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行镇政府）、上海市浦东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征收所）、邬雅玲、王卫东互易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4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菊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3月11日，高行镇政府、第三征收所、邬雅玲签署了《安置协议》，与事实不符，该协议根本不存在。理由如下：（1）2018年3月12日，上午高行镇镇XX办冯某主任和上诉人前往动迁基地，该基地经办人李某对上诉人谴责征收组所在2018年2月13日隐瞒上诉人并伙同王卫东骗邬雅玲签约的行为未进行任何反驳、予以默认，也根本未讲在前一天，邬雅玲和王卫东又签署过新的安置协议。当时李某还告诉冯某“两套安置房是王卫东和邬雅玲一套，王菊弟一套。其中王菊弟挑房屋面积稍大一点。据此，可以证明2018年3月12日的时候，安置协议仍然是邬雅玲在2018年2月13日被蒙骗的情况下所签下的两套一室一厅的期房。（2）2018年3月16日，高行基地朱某因4天前，在动迁基地殴打上诉人，高行警署对其做了询问笔录。该笔录中，朱某称“王菊弟的母亲是邬雅玲……，根据政策，我们已于其母亲邬雅玲签约，邬雅玲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朱某对于上诉人家庭动迁情况一清二楚，也是他主动约上诉人2018年2月12日到动迁基地面谈，并承诺给上诉人一套产权归上诉人所有的一室一厅现房及所有费用的50%。但在第二天即2018年2月13日上午他们就伙同王卫东采取欺骗、恐吓的方式，逼邬雅玲签下了两套一室一厅期房的安置协议。因此朱某在笔录中的陈述完全可证明截止到2018年3月16日，一审认定的安置协议尚未被炮制出来，根本不存在。（3）2018年4月20日，高行镇动迁办工作人员朱先生来电，证实上诉人家庭的《安置协议》已变成王卫东依据2018年3月2日的委托书、由其一人于2018年2月13日所签订，且安置的系两套一室一厅的期房。而3月11日的安置协议中，安置的两套期房中有一套是两室一厅，与镇动迁办人员该通话内容不符。（4）2018年5月4日，上诉人的女儿电话联系第三征收所，质疑为何《安置协议》签约人从邬雅玲变成了王卫东。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叶先生称，动迁基地一直找理由未按规定向第三征收所上交《安置协议》，并将基地的两份报告内容念给上诉人的女儿听。第一份是动迁基地2018年3月8日出具的书面报告，上面显示由邬雅玲2018年2月13日签署，与邬雅玲被骗签约的实际情况相符；第二份是动迁基地2018年3月21日出具的书面报告，上面显示2018年2月12日承租人邬雅玲在儿子的陪护下亲自签字，并无“王卫东共同签约”之说。据此可知2018年3月8日动迁基地在出具了第一份报告后，就开始篡改签约日期（把邬雅玲的签约日期提前一天到2月12日，他们和王卫东串通的目的是让王卫东冒名顶替，炮制出王卫东2月13日签约的协议即高行镇动迁办收到的该份伪造协议）。但在2018年3月21日动迁基地出具第二份报告时，所谓3月11日邬雅玲、王卫东共同作为乙方签约的安置协议还未形成。（5）2018年3月25日，征收组经办人李某与上诉人通电话时，称“邬雅玲在2018年2月12日签约”证明截止到2018年3月25日，3月11日邬雅玲、王卫东共同作为乙方签约的协议尚未形成，该协议系事后伪造。（6）2018年3月29日，上诉人在高行居委会大门口遇到动迁经办人李某，他确认上诉人家庭的《安置协议》是邬雅玲在2018年2月13日签订。而他之前把签约日期错说成2月12日，是因为“事情太多”。由此可见，在2018年3月29日一审认定的安置协议还未出现，完全就不存在。（7）第三征收所在2019年8月29日向法庭递交了证据，但在2020年6月18日开庭时撤回。上诉人收到该套证据后仔细阅读后，发现其中破绽百出:第三征收所提供的《安置协议》是邬雅玲在2018年2月13日签约的两套位于曹路的一室一厅期房。同时提供的《结算单》也是两套一室一厅，与2月13日协议相吻合。第三征收所的证据材料中根本没有3月11日的安置协议或与其相关的任何其他材料。因此，2019年8月29日第三征收所认可的依然是2018年2月13日邬雅玲签约的这一份协议。第三征收所提供的是2月13日的相关协议、结算单，这更能说明3月11日协议并不存在。（8）被上诉人并未按3月11日安置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实际履行。按该协议，乙方应将原协议中一套面积为54.07平方米一室一厅换成了76.75平方米两室一厅，因此房屋产权调换差价为482,797.10元，故乙方非但拿不到补贴奖励的钱款，另外还需向甲方支付剩余差价，但王卫东在2020年6月18日开庭时称，其已在2020年1月8日陪同邬雅玲至动迁公司拿到了第一期过渡费27,000元，存在邬雅玲名下。该陈述内容有悖于3月11日安置协议的约定。如果该协议真实有效，邬雅玲理应支付差价，根本不存在收到所谓的过渡费。而且该地块同期被拆迁安置期房的人员，早在2018年就已经开始领取过渡费，第三征收所即便真的要向上诉人家庭发放过渡费，又岂会“延迟”两年之久。综上，第三征收所、高行镇？？？府与邬雅玲、王卫东2018年3月11日签署的安置协议根本不存在，系事后伪造。邬雅玲对于“领取过渡费”的意思一无所知、也不认可，否则其也不会连续三次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说自己要现房。2.上海市浦东新区XX街XX弄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建筑面积究竟是第三征收所开出的《退房单》上显示的52.98平方米，还是《安置协议》上显示的41.904平方米，一审法院未就此作出认定。上诉人曾多次向高行镇政府请求确认系争房屋实际建筑面积，但一直未收到回复。因此，鉴于协议中房屋确切的建筑面积存在争议，其作出的安置价格也不应确认。3.一审法院认定王卫东在2018年3月11日办理了空房移交，确认系争房屋被视为空房，房屋内所有物品都被视为无主之物，由拆房人一并处理。该事实认定错误。所谓的空房移交材料都是事后伪造，且2018年3月11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空房移交”一事。理由如下:（1）2018年3月12日，上诉人在当天上下午都去过动迁基地。上午上诉人与高行镇XX办冯某主任一起前往，遇到经办人李某。下午是依约在基地等冯主任继续处理问题。后冯主任因病未来。期间，上诉人遇到了经办人李某和赵某，并进行了交谈。倘若王卫东真在前一天即2018年3月11日和动迁组办理了空房移交手续，李某和赵某作为该户的经办人理应及时告知上诉人。但无论是3月12日上午还是下午，经办人对于此事只字未提。据此可以推定，当时根本未办理过空房移交手续。所谓的《空房移交单》也是伪造的，而且当天下午上诉人还向李某投诉前一天深夜家中被拉掉电闸一事。如果当时确已办理过空房移交手续，李某就该“理直气壮”地告诉上诉人这已是空房了，而不是仅仅说“你自己把闸刀推上去好了”。（2）上诉人和邬雅玲的所有财物都在系争房屋内，虽然邬雅玲已被王卫东带走藏匿，但上诉人仍在该处居住。2018年3月11日上诉人都在家，没有任何人上门来查看确认该房屋是否腾空。王卫东和第三征收所无权在上诉人仍居住在该房屋的情况下，擅自认定“房屋内所有物品都被视为无主之物”。该认定严重地侵犯了上诉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况且，倘若王卫东真的已经在2018年3月11日办理了空房移交手续，就不可能还在2018年3月29日和王某2一同进入系争房屋取走大量财物。4.“签约拿期房”并非承租人邬雅玲的真实意思表示，邬雅玲自始至终都想要安置现房，且其亦不知晓在她签署了2月13日安置协议后，还有其他的协议。（1）2018年2月13日，第三征收所和王卫东满着上诉人，由王卫东带着邬雅玲到动迁基地，以上诉人已经签约，且其不签就停电停水等理由对邬雅玲进行威胁、欺骗及恐吓。因此，邬雅玲当天完全是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了该份协议。而且她对于自己签署的协议之后又被换成了其他房源，且签约人又增加了王卫东的名字、签约日期变为“2018年3月11日”等情况一概不知。（2）2019年6月12日、2019年8月29日、2020年6月18日，邬雅玲在三次庭审中都明确表示其一直要求安置现房，且邬雅玲并未说过“没有现房就按照协议执行”的内容。（3）一审法院认定“邬雅玲最终因子女矛盾问题决定拿期房”纯属主观臆测，与事实不符。邬雅玲在2018年2月28日独自冒雨前往动迁组，要求拿一套三室一厅的现房，与上诉人共同居住，并在征收组当场打电话将该决定告诉了上诉人。但之后，被征收组李某以“你要和儿子商量”为由劝回家。次日，邬雅玲即被王卫东带走，至今不知去向。紧接着，2018年3月2日，就出现了一份邬雅玲新写的“委托书”，全权委托王卫东处理动迁事宜。因此，并非邬雅玲“决定拿期房”，而是王卫东不想让邬雅玲和上诉人拿到现房。邬雅玲年事已高、上诉人罹患XX长达26年且有严重的心脏病。王卫东企图拖延获取房屋及办理产权手续的时间以达到其侵吞所有征收利益的目的。二、一审程序存在错误。一审审理中，经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庭共计三次:第一次为2019年6月12日，原定于当天的开庭由于第三征收所未到庭而转为庭前谈话；第二次为2019年8月29日，所有当事人均到场并进行了开庭审理，此时审判程序已从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本次开庭不仅仅是判决书上所称的“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而是正式的庭审，但在该庭审中，仅有审判长一人在场，其他两名合议庭成员全程未出现。三、关于《安置协议》上“邬雅玲”签字及司法鉴定未缴费的情况：1.邬雅玲在2019年6月12日庭前谈话时，对于被询问“2019年3月11日协议是否为其本人所签”时，其明确回答“不是我签的”。当时王卫东在一边竭力诱导邬雅玲，并把邬雅玲的次女王某2一并卷入，称王某2是邬雅玲签署该协议的目击者。但根据王某2的陈述，其虽曾看到过邬雅玲签名、但完全不知道签署的是何文件，对于所签文件内容更是毫不知情。王卫东当时也未告知两人签的是什么文件，且王某22018年3月11日也根本没有和王卫东一起去高行镇取协议，然后再到邬雅玲的居住地。因此，王卫东关于“该协议是2018年3月11日，其与王某2拿了协议到邬雅玲住处让邬雅玲本人签字”的说法根本不成立。2.在邬雅玲作出了否认签字的意思表示后，一审法官告知她，如果不承认系其本人所签，可以进行司法鉴定，但邬雅玲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于是年近九旬的邬雅玲心理负担增大，才迟疑地认可该协议上的签字“好像是我的”，因此，笔录中就出现了邬雅玲说“字是我签的”。3.在2019年8月29日庭审即将结束时，上诉人提出对协议上“邬雅玲”的签名真伪及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当天对方携带的是《安置协议》的复印件而非原件，而法官也要求对方之后提供原件。因此，当上诉人事后收到鉴定单位的付费通知短信后，就在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一审法官，但未果。所以上诉人亲自前往法院，询问是否已经收到安置协议的原件，并希望在法院安排下亲自前往鉴定单位确认一下鉴定材料，并缴纳费用。相关书面申请已在2019年10月21日递交给法官，但迟迟未得到确认，以至于超过规定缴款期限。上诉人对于鉴定的要求从未发生过改变，未能缴费实属客观原因导致。被上诉人高行镇政府辩称，不同意王菊弟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第三征收所辩称，不同意王菊弟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邬雅玲、王卫东共同辩称，不同意王菊弟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菊弟的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高行镇政府、第三征收所、邬雅玲、王卫东签署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无效；2.请求判令由高行镇政府、第三征收所、邬雅玲、王卫东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系争房屋的《上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上记载的承租人为邬雅玲。签发时间为1998年9月4日的户口簿上记载：户主为邬雅玲，1979年5月4日从XX街XX弄XX号迁入；邬雅玲的丈夫王某1，1993年10月26？？从XX路XX弄XX号XX室迁入，于2014年12月3日报死亡；女儿王菊弟1993年10月26日从XX路XX弄XX号XX室迁入；儿子王卫东，于2015年1月12日从XX镇XX街（一审笔误为XX街）XX弄XX号迁入。2018年3月11日，邬雅玲作为被拆迁人与作为拆迁人的高行镇政府、高行镇政府代理人第三征收所签订了《安置协议》，约定：邬雅玲承租系争房屋，建筑面积为41.904平方米；采用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同意与高行镇政府按房地产市场价结算调换房屋的差价；高行镇政府安置邬雅玲的房屋为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幢XX号XX室76.75平方米和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幢XX号XX室55.02平方米。王卫东作为邬雅玲的委托代理人也在《安置协议》尾部乙方一栏上签字。同日，王卫东与置换小组经办人、负责人及拆房队的工作人员签订《上海市浦东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协议置换居民空房移交确认单》，确认系争房屋被视为空房，房屋内剩余物品都被视为无主之物，由拆房人一并处理。后系争房屋实际并未被拆除。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根据王菊弟的申请对出具日期为2018年3月11日的《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尾部“邬雅玲”笔迹真实性及形成时间移送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1月19日出具函件给一审法院，告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因未收到鉴定费用，故作退卷处理。2016年7月20日，高行镇政府与第三征收所共同出具的《口径》第十二条第（三）款“关于补偿协议的主体”规定：高行镇政府与被协议置换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应按照本补偿方案签订补偿协议。一审法院认为，系争房屋的承租人邬雅玲虽然想拿现房，但最终因子女矛盾问题决定拿期房，并与高行镇政府达成《安置协议》，王卫东作为邬雅玲的委托代理人也在《安置协议》上签字。本案系在没有取得正式征收手续的情况下，由高行镇政府参照相关征收补偿的规定及《口径》，与房屋承租人邬雅玲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置换。该《安置协议》是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依法有效，双方应严格按约履行。王菊弟申请对《安置协议》尾部邬雅玲签字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在移送进行司法鉴定过程中未缴纳鉴定费致使未能完成司法鉴定，应由王菊弟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王菊弟未举证证明《安置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故王菊弟要求确认《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王菊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菊弟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材料。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XX街XX号XX室《上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记载，租赁户名邬雅玲，独用租赁部位：卧室使用面积21.6㎡、厨房使用面积4㎡，公用租赁部位：倒便池。本案一审审理中，邬雅玲本人参加了2019年6月12日的谈话、2019年8月29日的证据交换以及2020年6月18日开庭审理。2019年6月12日谈话时，邬雅玲表示2018年3月11日其未去过高行镇政府签约，亦否认在协议上签过字。但邬雅玲对于王卫东和王某2关于该协议系由其二人带至母亲邬雅玲住处交由其所签署的陈述内容并未予以否认，在一审法官要求其辨识协议上的签字后，邬雅玲确认协议上的字系其本人所签。在2020年6月18日庭审中，邬雅玲本人明确表示，补偿安置协议系其本人签字，如果有现房的话还是要现房，没有现房就按照协议执行。二审中，针对上诉人王菊弟所称先后签署过数份安置协议的问题。被上诉人王卫东表示，针对此次安置，双方仅签署过2018年3月11日的安置协议，王菊弟所称的其他协议均系协商。被上诉人高行镇政府表示，2018年3月11日的安置协议上有其加盖的公章，其予以认可。被上诉人第三征收所表示，其他协议其并不清楚，签约过程中邬雅玲一直在变化，第三征收所确认高行镇政府盖章的2018年3月11日的安置协议。关于邬雅玲为何委托王卫东签署协议，王卫东在二审中向本院陈述：“王菊弟在2月份对母亲说你敢去签字我劈死你，王菊弟的意思是她是承租人，她要去动迁单位多争取利益。但是楼上楼下都搬走了，母亲一个人住在里面，生命有危险的。那次我去，她说上诉人跟她说要劈死她，儿子你看怎么办？我就跟母亲说让她走。我问差价换房的事，说交房时我实际要贴进去40多万元，才能有一个小套和中套。母亲说也好，这样的话中套跟我住，小套给王菊弟，所以我和母亲一起去签了3月11日的安置协议。当时母亲已经住在养老院，是我和妹妹拿到养老院让母亲签好字送到征收所的。动迁单位不是考虑人口的，是数砖头的。一审开庭的时候我母亲每一次都参加的，王菊弟说法院让老人来，有其自己的目的和利益。所以这次我跟母亲说来不来让她自己决定。我母亲自己选择不来的。我认为这个协议是跟我母亲签的，我是作为我母亲的委托人签字的。”关于系争房屋建筑面积，二审中高行镇政府出具书面说明：1.根据高行镇政府在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2《上海市租用居住公房凭证》记载，XX街XX号XX室的承租人为邬雅玲，独用租赁部位的使用面积为卧室21.6㎡，公用租赁部位为倒便池，由此确定该房屋类型为新工房非成套。按照高行镇政府一审时提交的证据3《高行旧集镇“城中村”老集镇区块改造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协议置换补偿操作口径》第四条被协议置换房屋类型和建筑面积的认定办法第三款：“（三）……承租的公有居住房屋，以租用公房凭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租用公房凭证记载的是居住面积的，按下表所列的换算系数计算建筑面积……”房屋类型中新工房（不成套、无电梯）的换算系数为1.94。因此该系争房屋的补偿面积为21.6X1.94=41.904㎡，即补偿安置协议记载的建筑面积。操作口径同时规定关于建筑面积、居住面积都按公房租赁凭证上的记载。退房单记载与公房租赁凭证不一致的，应当以公房租赁凭证为准。2.根据补偿安置协议的第五条，系争房屋补偿款的计算公式为“40714.0X41.904X0.8+40714.0X0.3X41.904+40714.0X15”，共计2,487,397.4元。其中，40,714.0元/平方米为该地区已购公房上市交易平均市场单价，该价格高于补偿安置协议中系争房屋的评估单价38,283.0元/平方米，根据规定，按该地区已购公房上市交易平均市场单价计算。从该计算公式可见，系争房屋的补偿完全按面积计算，不涉及与安置人口相关的要素。3.《高行旧集镇“城中村”老集镇区块改造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协议置换补偿操作口径》第七条第二款第五点规定了安置房选房标准“产权调换房屋购买总面积一般不得超过该户被协议置换居住房屋货币补偿总额，遵循就近靠档原则，套室范围内超面积5㎡内（含5㎡）按安置价购买，5㎡-10㎡内（含10㎡）按市场优惠价购买，10㎡-15㎡内（含15㎡）按市场价购买，15㎡以上不予购买。……”根据前述规定，系争房屋的货币补偿总额就近靠档可选择购置两套一室一厅房源或一套两室一厅和一套一室一厅房源，此情况下该户将超部分面积购房。口径中另规定“被协议置换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按上述标准选择2套及2套以上安置房源的，其中一室一厅房源只可选择一套。”结合这两条规定，从最有利于该户的情况出发，确定安置房屋为一套两室一厅和一套一室一厅房源。二审中，第三征收所向本院出具书面说明：根据该基地安置口径第四条第三款，承租人公有居住房屋以租赁凭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记载的是居住面积的，按有关换算系数计算建筑面积，其中非成套公有住房换算系数为1.94。因本案系争房屋的租赁？？证上记载的居住面积为21.6平方米（独用卧室面积为21.6平方米，厨房面积不计算为居住面积），故该户的建筑面积经换算为21.6X1.94=41.904平方米。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署期为2018年3月11日的《安置协议》是否客观存在，是否系签约人被上诉人邬雅玲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王菊弟主张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系伪造，其主要理由系此次协议置换补偿过程中先后有过多份协议，邬雅玲本人仅承认2月时签署过安置内容为两套一室一厅期房的《安置协议》，而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则安置了一套两室一厅期房和一套一室一厅期房，且邬雅玲被儿子被上诉人王卫东隐匿，导致王菊弟无法与母亲邬雅玲沟通，失去了该户原本可以安置现房的机会，故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并非邬雅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邬雅玲系涉案协议置换房屋的公房承租人，系本次协议置换补偿的签约主体。在本案一审审理中邬雅玲本人均到场，虽然邬雅玲表示其一直想要安置现房，但在庭审中也认可若没有现房安置就同意按照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履行，故邬雅玲本人对于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是认可的。虽然邬雅玲在一审第一次谈话时确实谈及2018年3月11日其未曾去过动迁基地签约，但也确认该协议上“邬雅玲”的签字确实系其所签。结合邬雅玲的儿子王卫东及女儿王某2的陈述，该协议系其二人拿至邬雅玲当时的住所交由其签署，邬雅玲对此亦未予否认，且在时隔一年之后的庭审中，邬雅玲再次明确该协议上的签字系其所签署。故一审认定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系邬雅玲所签署，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当属正确。即便协议实际签署时间与载明的时间不一致，亦不影响该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关于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记载的被置换公房的建筑面积41.904平方米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王菊弟上诉主张系争房屋的《退房单》显示房屋建筑面积为52.98平方米，故该安置协议存在少安置的情形。对此，高行镇政府及第三征收所均作出说明。根据此次协议置换补偿的操作口径，承租的公有居住房屋，以租用公房凭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租用公房凭证记载的是居住面积的，按换算系数1.94计算建筑面积。因此，根据该户租赁凭证记载的居住使用面积即卧室面积21.6㎡，3月11日《安置协议》记载的被置换公房经换算后的建筑面积为41.904㎡，符合上述补偿操作口径的规定。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高行镇政府与房屋承租人邬雅玲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协议置换，双方所签订的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当属有效，本院予以认同。王菊弟要求确认2018年3月11日《安置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程序适当，查明事实清楚无误，所作判决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王菊弟关于一审程序错误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王菊弟负担。审判长 毛 焱审判员 蒋庆琨审判员 钱文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熊 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