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民再2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齐某，女，196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婷，北京厚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阎某，女，1963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展鹏飞，山西赵煌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齐某因与被申请人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6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晋民申51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婷、被申请人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展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齐某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661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在原审中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二审判决关于“2010年11月11日的借条350万元，与2010年11月11日、12日发生银行转账流水相对应”的认定错误，本案根本不存在“2010年11月11日、12日发生的银行转账流水”的情况，350万元的借条没有银行流水可以对应。2.二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视为上诉人阎某放弃45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但一审判决根本没有关于“视为上诉人阎某放弃450万元”的认定或表述。一审判决认定是：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从2010年至2016年双方一直有经济往来，双方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发生过大量的资金往来（至2016年元月28日之前已经给阎某打款877.9万元）。此后被告给原告出具650万元的借条，原告要求被告按借条还款。2016年元月28日，经过双方协商，约定由被告给原告出具证明，支付原告200万元，原告给被告出具收条，并将原始借条归还被告。可视为原、被告双方已就借条中约定的650万元债权债务处理完毕。（2010年元月28日齐某依约又给阎某打了200万元，以上共计打款1097.9万元）。现原告再以借条、证明为据，要求被告还款，与证明中的约定不符。被告齐某已经按照该证明履行付款义务，原、被告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一审查清了事实，被申请人对一审法院查清的事实没有异议，被申请人在“证明”中明确约定“还阎某200万元整，阎某把齐某打给她的原始借条归还齐某，日后如果齐某有能力了会给阎某一些补偿。”当天齐某依约又给阎某打了200万元。至此齐某共计给阎某打了1987.9万元，双方债务已经消灭。（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本案债权债务关系依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已经消灭，故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错误。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内容。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被申请人阎某辩称，（一）原一、二审法院和双方当事人均认定和认可的事实是，对于2010年9月10日和2010年11月11日两次借款共计人民币650万元的事实，齐某和阎某均予认可，武利生、李玮等5人可以见证。故齐某与阎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二）阎某与齐某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应当依照现有证据认定。齐某称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投资合作关系，因投资被骗，阎某要求齐某出具650万元的借条，此后双方已经协商了结。阎某不予认可，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作投资关系；而阎某主张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有齐某所写的“借条”为据，故二审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是正确的。（三）案涉齐某、阎某及5名见证人所签“证明”，应认定为传来证据，该证据不能对抗已客观存在的齐某所写的650万元的“借条”这一原始、直接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三款“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的证明力”，以及第四款：“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的规定，该“证明”除重复证明齐某本人向阎某借款650万元的事实客观、真实存在外，其余齐某向阎某还款200万元、阎某将原始借条归还齐某及日后齐某有能力了会给阎某一些补偿，均属于未发生、又不能预知的民事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在2016年元月28日的“证明”说明，齐某还阎某200万元以后，齐某自己找来的武利生等五位证人对阎某所剩余的450万元的债权是否放弃权利并未做出详尽证明。恰恰说明阎某对剩余450万元并未作出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而是要坚决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该“证明”属于间接、传来证据，其证明力远远小于齐某所写两张“借条”的原始证据的证明力。据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四）齐某从未否认其所写的两份“借条”，且在“证明”中还主动同意偿还阎某200万元，以上足以明确齐某还欠阎某450万元未予偿还。双方之间的“证明”并不能证明阎某有免除450万元本金的意思表示，二审法院不予认可是正确的。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齐某向原告阎某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支付从2013年1月1日至本金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月利率按2%计算）；2.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齐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阎某与被告齐某从2010年至2016年期间一直有经济往来，双方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发生过大量的资金往来。此后，被告给原告出具借款金额分别为300万元、350万元共计650万元的两份借条。原告陈述，原告于2010年3月通过银行转账借款给被告300万元，2010年11月通过银行转账借给被告350万元。后因被告未还款，被告于2010年11月11日给原告出具借条两张，日期分别为2010年9月10日、2010年11月11日。3月份的借款出具日期为2010年9月10日，因为借款利息至2010年9月10日前已经全部结清，为方便计算，借条出具时间就写成2010年9月10日。被告对此不认可，主张2010年收到的300万元出具借条是为了双方处理投资粮油生意的纠纷。2016年元月28日，经原、被告双方协商被告齐某给原告出具证明，双方约定：“兹证明由于2010年9月10日向阎某借现金叁佰万元整；2010年11月11日向阎某借现金叁佰伍拾万元整，两笔共计人民币陆佰伍拾万元整。齐某于2016年元月28日在云路街第二客厅在双方协商下，还阎某本金贰佰万元整，阎某把齐某打给她的原始借条归还齐某，日后如果齐某有能力了，会给阎某一些补偿。”同日，被告齐某通过银行转账向原告阎某支付200万元。被告方的证人武利生、王桂花陈述，2016年元月28日，因原告向被告要账，原、被告协商由被告支付原告200万元了结此事。之后，被告给原告出具证明，原告给被告出具200万元收条，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200万元。2019年2月13日，原告诉至法院以被告齐某向原告分别出具的300万元、350万元的借条为据，称被告向原告借款现金650万元，已还款200万元，要求被告偿还剩余借款450万元并支付利息。被告主张上述款项系原、被告合伙做生意期间原告的投资款，因做生意被骗，原告要求被告出具了650万元的借条，此后双方已协商了结此事。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从2010年至2016年双方一直有经济往来，双方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发生过大量的资金往来。此后被告给原告出具650万元的借条，原告要求被告按借条还款。2016年元月28日，经过双方协商，约定由被告给原告出具证明，支付原告200万元，原告给被告出具收条，并将原始借条归还被告。可视为原、被告双方已就借条中约定的650万元债权债务处理完毕。现原告再以借条、证明为据，要求被告还款，与证明中的约定不符。被告齐某已经按照该证明履行付款义务，原、被告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阎某的诉讼请求。阎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院（2019）晋018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及支付从2013年1月1日至本金全部还清之日的利息（月利率按2％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法院查明，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10日的借条金额300万元包含在与2010年3月24日上诉人阎某的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的500万元中。2010年11月11日的借条350万元，与2010年11月11日、12日发生的银行转账流水相对应。结合上述两张欠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于2016年元月28日共同签署的证明与证人阴某陈述相符，对证人阴某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属传来证据，本案事实发生并非本人亲自所见，不予采信。另查明被上诉人齐某2016年元月28日支付上诉人阎某200万元之后，再无还款的证据。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二：1、借款事实是否存在；2、债务是否已经消灭。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两张借条的内容是借款300万元和350万元，有被上诉人在借款人处签名，均真实反映借款事实和性质，银行流水记录、银行取款业务回单能够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证人阴爱英的证言能够间接证明借款事实的发生。2016年元月28日双方签署的“证明”真实反映了双方对借款和还款的结算即借款本金300万元和350万元，最后一笔200万元支付的同时阎某出具了收条，收条中表述之前双方银行存款凭证全部作废，说明双方对于借款还款的本金、利息已经结算清楚。双方签署的“证明”并不能证明上诉人阎某有免除450万元本金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视为上诉人阎某放弃450万元本金没有事实依据。债务的免除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方可为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上诉人齐某认为双方签署的“证明”为债务的免除，本院不予认可。由该“证明”可知上诉人阎某放弃了此前被上诉人齐某未还清之利息。当事人双方虽然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但是不能反映属于投资事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投资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主张借款是属于投资行为无事实依据。根据双方签署的“证明”可知，此后双方再未约定利息，上诉人阎某要求被上诉人偿还利息的请求，二审法院仅支持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院（2019）晋018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齐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上诉人阎某45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上诉人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再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案涉“证明”的性质、效力问题及案涉“证明”是否构成债务免除的问题。案涉“证明”虽名为证明，但其为阎某与齐某之间的合意，符合民事合同的要件，应为双方之间解决债权债务纠纷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双方采取了书面形式，故双方之间的协议应认定为已经成立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阎某与齐某均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均应有理性判断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即案涉“证明”依法对齐某及阎某产生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再审中，双方均称系受对方胁迫签订的案涉“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之规定，因双方均无充足证据证明受到胁迫且该胁迫达到足以产生“违背真实意思”的效果，且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撤销案涉“证明”，故应认定案涉“证明”合法有效。关于双方争议的案涉“证明”中“齐某于2016年元月28日在云路街第二客厅在双方协商下，还阎某本金贰佰万元整，阎某把齐某打给她的原始借条归还齐某，日后如果齐某有能力了，会给阎某一些补偿。”的约定内容，齐某主张属于债务免除的约定，阎某认为因其中没有明确约定免除剩余450万元债务的约定，故不应认定450万元债务已经明确免除。双方系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产生争议，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确定合同条款真实意思。其一、根据“日后齐某有能力了”这一语句判断，双方对于签订“证明”之时，齐某已不具备全部清偿能力是有共同认知的，此为协议签订的背景，也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相关内容相对应；其二，“证明”前部已载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为650万元，按约定齐某再支付200万元，则其剩余债务范围为450万元即已属明确；其三，“证明”中约定由齐某再支付阎某200万元，阎某把齐某打给她的原始借条归还齐某的具体含义问题。对于作为双方之间债权凭债务证明的原始借条，是双方权利义务存在的重要证据和权利凭证，除非双方有消灭原债权债务的意思表示或者就剩余欠款另行达成协议，否则债权人将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归还债务人不符合常理，故应认定双方之间有消灭债务的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一审中，齐某申请证人武某、王某出庭作证，两证人均表示当场听到双方有明确协商了结纠纷的意思表示，也可佐证上述认定。其四，齐某给阎某已支付的款项数额，已超过双方认可的650万元债务数额的情况，结合双方以“证明”作为协议名称，判断该“证明”作为对双方之间了结债权债务关系意思表示的证明书证的盖然性更大。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证明”中的上述约定属于双方之间债务免除的约定，且该约定明确具体，依法产生双方之间债务免除的法律效果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该条规定明确债务免除行为是单方、无偿、无因、不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债务免除只需债权人作出意思表示，债务人表示接受即产生债务消灭的效果，债权人作出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不得撤回。具体到本案，阎某在案涉“证明”中作出了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双方签署案涉“证明”时即已产生债务消灭的效果。另，返还原始借条为案涉“证明”约定的阎某的合同义务，并非合同生效条件，且阎某仍持有借条亦不影响本案债务免除的成立。阎某作为债权人，其作出债务免除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不得撤回，现其依据“借条”和“证明”主张双方之间仍存在45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二审法院认定案涉“证明”不能产生债务免除的法律后果，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661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山西省古交市人民法院（2019）晋018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85600元，由被申请人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 泽审判员 魏世军审判员 马云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郭春林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