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48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来同，男，195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泗水苗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龙，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泗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帅，平邑县临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风华，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利涛，泗水苗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翟来同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泗水县人民法院（2020）鲁0831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翟来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已于2015年12月份到期履行完毕的承包合同，以证明上诉人及安乐庄村委向其多收取15000元承包费的事实，该承包合同与原审被告安乐庄村委在一审时提交的于2016年1月1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不一致，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是否在2016年前拖欠村里的承包费和被上诉人依据已到期合同所主张的理由没有查明，且在一审判决中对此也没有提出和说明，显属认定事实不清；2、我仅收取过被上诉人交纳的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承包费10000元(2017年1月25日收)，从没有额外向被上诉人收取其他现金。被上诉人在2016年1月1日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后，并没有按时交纳承包费，而是在村里多次催要下，其于2016年2月5日向村原文书翟来春交了5000元，于2017年1月25日向我叫了10000元，在被上诉人交清了三年15000元承包费后，村里才给其出具了收款收据，时间补写到了2016年1月1日，即合同签订日期。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收到条中的款项与2016年1月1日的收款是一致的。被上诉人只所以仅能提供“收到条”、“暂收条”的复印件，就是在村委给被上诉人出具收据后，这两张条的原件就收回销毁了。但一审法院对此明显的事实却予以忽视，导致了本案不公正判决；3、虽然被上诉人提供的交款凭证及泉林镇农经站的入账记录的记载时间不一致，但实际被上诉人只是分两次交了15000元的承包费，最后一次的时间是2017年1月25日，这时已到了阴历2016年的年底，我们村委在春节后才在镇农经站入的帐，因该帐不能跨年度，就把该帐下在了2016年12月31日(见记账凭证)，对于涉案证据时间问题，而仅是书写或记录的问题，不能作为我额外向被上诉人收取费用的证明。我对原告一审提交的证据书写时间申请鉴定，但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系复写纸的一面，鉴定部门无法鉴定而终止。据此，我们目前仍在查实有关证据，并向二审法院对能够鉴定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4、从一审被上诉人的陈述来看，其主张的是2016年1月1日即交纳了15000元的三年承包费，其要求返还的是后来原文书翟来春及我额外收取的15000元的承包费，但就本案来看，被上诉人提交的收据等证据内容均载明系“东沟地”承包款，这也说明了2016年1月1日以来，就涉案土地被上诉人多次就该土地交纳承包费，且数额较大，从本案证据来看，被上诉人从2016年1月1日自2017年1月25日，分三次交纳了30000元承包费，时间跨度为1年，可想而知，被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同年度内就同一地块多次交纳承包费，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数额巨大，这对一个普通农村承包户来说，不可能不提异议，可一审法院对此却没有予以审查，仅单凭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收到条、暂收条”复印件认可被上诉人的主张，明显违背事实，系主观臆断。同时，一审法院未考虑客观事实，对一个普通农民应交纳的大额承包费，在村委会或个别人任意收取的情况下，就本案强调一下，所有的单据均系“东沟地承包费”，即立即交纳，也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二、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违法。1、一审法院判决我返还被上诉人15000元的主要依据为：原文书翟来春的2016年2月5日5000元的收到条及2017年1月25日我给被上诉人出具的10000元暂收条，但该两份书证均为复印件，一审我们也已提出异议，虽然该书证的日期为农经站入账日期(2016年2月4日)后，日期问题我在上述已说明，我与原村文书翟来春是在被上诉人在2016年2月5日、2017年1月25日交清15000元承包费后给其补开的收据，在农经站入账是因规避跨年度而提自2016年12月31日(实际在2017年3月份)，实际我与我村委就被上诉人承包的东沟土地就收取了一次15000元的承包费，一审法院在未充分审查的情况下即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复印件，系对证据认定违法；一审时被上诉人又提交了我补写未加盖公章的收据(被上诉人已认可系我后来补写的)，数额也为15000元，如按被上诉人的主张，其实际就涉案土地已交纳35000元的承包费，显然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但一审法院对此确未予以明查，导致了本案不公正判决。三、就本案一审判决结果来看，一审法院认为我与翟来春分两次收取被上诉人的15000元系我个人行为，明显不当。既然一审法院认定两次收取15000元的行为系个人行为，那么我就本案仅收取了10000元，另外5000元系翟来春收取，我在不存在职务行为的情况下，也仅有返还10000元的义务，而不是15000元，就本案的另外5000元我不应返还，对此，一审法院系漏列诉讼主体。四、被上诉人的家庭系普通农村家庭，对其一年内多次交纳30000元以上的承包费，并不是简单的支出，对本案来讲，被上诉人在我就其重复支出承包费有异议的情况下，依法应对该费用的来源及实际交付负有举证义务，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此依然未予以审查，这也使本案未能公正裁决。五、本案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但就判决结果来看，却是我返还被上诉人现金，其明显系不当得利纠纷，就当事人的诉求与结果所适用的法律明显不属一个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两次庭审均未释明，被上诉人也未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因此，就本案显属适用法律不当。六、我在本案中系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判决我个人承担责任系错误的。就本案被上诉人的主张及提供的证据，均明确了我作为支部书记收取的是被上诉人应交纳的“东沟地”承包款，所收取的钱并非我个人使用，并且也已如村帐。我如果不是支部书记，被上诉人也不可能向我交钱，一审时原审被告也认可了我的工作及收取被上诉人的承包费也是我的工作范围，因此，就本案无论结果如何，我均系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综上述，一审法院就本案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现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明察公断，依法支持我的上诉请求。王福龙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判。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述称，本案所涉争议款项属实，与村委会无关，本届村委是2017年年底换届上任，对前期的工作情况并不了解，根据帐面反映，对被上诉人交纳的15000元村委帐目没有记载，对此予以认可。但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2月5日收费票据，其并没有向村委交纳现金，该收款收据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村委会为其补开的收据，一审中对此事实各方均予以认可，对该票据没有有效印章，没有入帐证明，该证据与村委没有任何关系。王福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土地承包费150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1日，原告王福龙与被告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为：“甲方：安乐村委翟来同法定代表人乙方：安乐村王福龙村民经村支两委研究，经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商量，将本次东沟东土地10亩承包给乙方种植甲乙双方协商如下：1、甲方安乐村委将沟东土地10亩承包给乙方王福龙经营（种植）时间从2015年12月30日至2028年12月30日共13年，每亩每年500元，每年共计5000元。每三年一交，先交钱后种地。……5、在承包期内如一方不按第一条规定先交款，甲方可终止合同收回土地，如乙方违反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甲方可对乙方进行罚款，并终止合同收回土地。6、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本合同至签字后生效。7、甲乙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规定，如甲方或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另一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承担法律责任。甲方：泉林镇安乐村民委员会（加盖公章）法人：翟来同乙方：本村村民王福龙见证人：翟来春王保平王龙廷”。2016年1月1日被告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民委员会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客户名称王福龙项目收王福龙承包东沟地10亩，每亩每年500元，交三年的，金额为人民币15000元，合计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填票人翟来春收款人翟来同、翟来春”该收款收据加盖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民委员会公章。2016年2月4日，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向泉林镇农经站缴纳王福龙土地承包款15000元时的入账记录中载明，收王福龙2015年-2018年土地承包款15000元。庭审时，原告举证收到条、暂收条复印件各一份，其中2016年2月5日收到条内容为：“收到条暂收王福龙东沟承包地款5000元（伍仟元正）安乐村委2016年2月5号”，2017年1月25日暂收条内容为：“暂收条暂收王福龙承包地（沟东地）现金10000元壹万元整。注：正式单子过春节补。收款人翟来同2017.1.25日”。后原告以被告额外多收取土地承包款15000元为由诉至本院。2020年3月24日，本院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时被告翟来同当庭提出申请，要求对原告所举书证进行司法鉴定，后翟来同撤回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告王福龙与被告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月1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了承包费数额及缴款方式，被告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向原告出具的2016年1月1日加盖村委公章的收款收据及2016年2月4日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入账记录可以证实，原告依合同约定于2016年1月1日缴纳了2015年至2018年三年的土地承包款15000元。而原告举证的收到条和暂收条复印件的时间分别为2016年2月5日和2017年1月25日，均在2016年2月4日向泉林镇农经站入账之后，且被告翟来同申请证人翟来春出庭作证，也证实15000元系两次收取、时间为2016年底5000元、后期又交给书记10000元，由此可以证明，原告在2016年1月1日缴纳承包费用后，翟来同又分两次向原告收取土地承包费15000元。虽然二被告均称2016年2月5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系原告在2019年4月份要求村委为其补开,但此收款收据上没有任何备注表明系补开,此收款收据上没有加盖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右上角仅有被告翟来同的签名,泉林镇安乐庄村民委员也没有对此收入进行计账,由此可证明该分两次收取的15000元是由被告翟来同收取,应由翟来同返还。被告翟来同若有证据证明该15000元已交付给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翟来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福龙土地承包款15000元；二、驳回原告王福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元，由被告翟来同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向王福龙出具的2016年1月1日加盖村委公章的收款收据及2016年2月4日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入账记录可以证实，王福龙2016年1月1日缴纳了2015年至2018年三年的土地承包款15000元，该交款时间也与双方2016年1月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每三年一交，先交钱后种地”内容一致。王福龙提供的2016年2月5日和2017年1月25日的暂收条和收到条复印件，时间均在2016年2月4日向泉林镇农经站入账之后，翟来同对该两次交款亦认可，即王福龙在2016年1月1日按合同约定缴纳三年承包费后，翟来同又分两次向王福龙收取土地承包费15000元，翟来同收取的该15000元无合同依据，其也无证据证明已将该15000元交付给泗水县泉林镇安乐庄村村民委员会，故一审判决翟来同返还王福龙15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翟来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元，由上诉人翟来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壮男审判员  史宝磊审判员  张 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