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16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南芬，女，汉族，1970年7月23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南芳，女，汉族，1970年9月6日出生，居民，住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南会，女，汉族，1978年6月19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重庆市武隆区巷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南坤，男，汉族，1968年2月6日出生，居民，住重庆市武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代刚，重庆千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因与被上诉人何南坤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2民初5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南芬、何南会及二人与何南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被上诉人何南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代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被上诉人因安葬母亲徐成碧支出的丧葬费，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徐成碧承担赡养义务证据不足，不能以本案当事人与其父亲何知海的赡养纠纷来认定上诉人与徐成碧的赡养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安葬母亲花费36638元于法无据。法律明确规定了丧葬费的标准为6个月的工资。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也提出了2017年重庆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是70889元/年，那么母亲徐成碧的丧葬费应为35444.5元。3.被上诉人主张的母亲丧葬事宜花费的36638元，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在吴明安处买羊、在熊伟处购买副食，请徐均鹏做道场等等，明显是上诉人在借丧葬大操大办。至于其是否真实购买并花费了相应的款项，上诉人不知道，且也未经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请徐均鹏做道场，系其个人行为，也不合法；购买的酒，无法确定酒是经合法生产、销售的。二、一审法院不尊重客观事实，未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且举示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丧葬酒席中收取了礼金，被上诉人隐匿证据，一审法院听信被上诉人陈述，未进行调查核实。三、一审判决由住在“河北省邢合市巨鹿县”的何南芳承担责任，与本案居住于“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的何南芳无关。被上诉人何南坤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与客观事实不符，应当依法予以驳回。何南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分别承担母亲徐成碧的丧葬费9159.5元(共计27478.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南坤与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系同胞兄妹关系，其母亲徐成碧于2017年12月24日去世后，系何南坤组织安葬，期间购买了食材、酒水、祭祀等花去费用36638元。徐成碧去世后，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因安葬徐成碧购买寿衣、花圈、礼炮、雇请锣鼓、乐队等花去费用12850元(不含为其父亲购置的寿衣610元)。诉讼中，何南坤坚持其母亲去世后，虽然办有酒席，但未收取礼金。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提出何南坤收受了礼金，但未能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另查明，何南坤与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曾因父亲何知海的赡养事宜发生纠纷，经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渝0156民初740号民事判决书，强制何南坤、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履行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何南坤与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均系徐成碧子女，依法平等享有被抚养的权利，同时也应平等履行赡养义务。赡养，既包括生养，也包括死葬。徐成碧去世后，何南坤为其安葬事宜花费36638元，以及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为其安葬事宜花费12850元，应属客观事实，也符合善良风俗习惯。对前述费用依法应当由双方四人平均分摊。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对何南坤垫付的费用各自承担9159.5(36638元÷4)元，剔除各自垫付的3212.5(12850元÷4)元后，还应当各自给付何南坤5947(9159.5元-3212.5元)元。诉讼中，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认为何南坤收取了礼金，应当用礼金支付安葬费用，不足部分再平均负担。由于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未能向法庭提交相应的证据，视为举证不力，一审法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各支付何南坤为安葬其母亲徐成碧支出的丧葬费5947元。二、驳回何南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6元，减半收取243元，由何南坤负担120元，由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共同负担12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提交了如下证据：1.上诉人与赵建奎、何南文、何知均等三人的通话录音光盘一张，拟证明母亲徐成碧丧葬酒席中帮助何南坤收取礼金的人是赵建奎、记帐的人是何南文，管理丧葬事宜的是何知均，被上诉人收取了礼金6万多元；2.上诉人申请证人徐成超、徐均鹏出庭作证，拟证明被上诉人在徐成碧丧葬过程中收取了礼金。被上诉人何南坤质证认为，录音是真实的，赵建奎说时间长了记不清楚了，并且陈述被上诉人长期在外面做生意，其母亲去世办的酒席来的人肯定不会是几十个人。对于被上诉人收取礼金的问题何南文、何知均均多次回答记不清了，也没有说明具体的礼金金额。何南文、赵建奎记账是事实，但是没有收礼金，是把收到的花圈、鞭炮等进行记账。后来我就把账本在母亲丧葬过程中烧了。录音证据达不到上诉人分割礼金的目的。对证人徐成超、徐均鹏的证言，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从证人证言中可以得知，何南坤有很多朋友，来参加徐成碧葬礼的人中，何南坤的朋友占多数；证人证实了何南坤办酒席中购买的猪和羊很大，当时猪肉都是十元多一斤，而被上诉人证据中主张的购买的猪单价才八元一斤，说明被上诉人并没有虚报丧葬费支出，但是证人徐成超证言部分不真实，徐成超陈述，每个人都送礼了，事实上并不是每人都送礼了。无论礼金多少，都是何南坤朋友送的礼金，不应该拿出来分。上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证实被上诉人收取了礼金6万多元的事实，对被上诉人请人办道场的事实认可，但是对被上诉人买酒的事实不予认可，证人证实了当地酒席买的酒的价格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价格有出入，证人证言能够达到我方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录音中赵建奎等人，多次明确表示时间长了，无法记清当时的情况，即使谈到何南坤收取礼金，也无法提出准确的金额。故，该份证据证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人证言能够反映案件双方诉争的事实，其中包括何南坤操办葬礼购买猪、羊等花费，特别是徐均鹏对自己出具的证明当庭予以确认，该份证明也得到了出庭上诉人本人的认可；证人证言另一方面同时也证实了何南坤在葬礼中收取了礼金，至于具体金额，无法确定。故，对证人徐成超、徐均鹏的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是否是徐成碧丧葬费用责任承担主体；2.徐成碧丧葬费用的具体金额及其承担。关于争议焦点1。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并且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负担丧葬费也是子女应当履行的赡养义务。徐成碧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母亲，其去世后，本案双方当事人作为徐成碧的子女基于法律规定以及社会善良风俗，均对自己的母亲负有共同安葬的义务。徐成碧的丧葬事宜虽然由被上诉人何南坤一人操办，但相应的费用开支应当由徐成碧的子女共同承担，因此，上诉人主张不承担徐成碧的丧葬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何南芳主张的一审法院判决载明的责任承担主体何南芳不是其本人，自己不是案涉丧葬费的承担主体。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载明的何南芳的身份信息除住址存在个别错别字以外，“何南芳”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与本案当事人何南芳均一致。故，何南芳的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上诉人提出徐成碧的丧葬费用应当按照社会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的标准予以计算，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因为丧葬费用按照社会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的标准计算，系侵权案件中相应的赔付标准和数额，而本案不是侵权纠纷。对于被上诉人何南坤主张的36638元丧葬费支出，上诉人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虽对其中部分支出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否定，故，该费用应当由徐成碧的子女共同承担。关于上诉人主张分割礼金的问题。一是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收取礼金的具体数额以及送礼人与徐成碧及其子女的身份关系，二是礼金的分割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因此，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窗体底端综上所述，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6元，由上诉人何南芬、何南芳、何南会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云中审 判 员 陈胜泉审 判 员 吴 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王宏军书 记 员 蔡世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