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19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CGMS.A.），住所地：法兰西共和国马赛13002邮区阿佳克码头4号（4,Quaid’Arenc-13002Marseille,France）。代表人：马提亚斯.贝斯纳（ＭａｔｈｉａｓＢｅｓｎａｒ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北京市竞天公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睿哲，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洋（国际）船务有限公司（NANYANGINTERNATIONALSHIPPINGLIMITED）。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皇后大道中340号华秦国际大厦13楼1301-04室。代表人：蔡敏，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玲，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中外运东江仓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江大道66、68号。法定代表人：张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亭武，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法国达飞海运集团（以下简称达飞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南洋（国际）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洋公司）、广东中外运东江仓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5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达飞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彭睿哲及南洋公司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帆、中外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亭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达飞集团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南洋公司、中外运公司对达飞集团支出的300,000元及其利息承担赔偿责任。2．南洋公司、中外运公司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南洋公司将货物交付给中外运公司视为完成货物交付义务，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错误。南洋公司作为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应该是从装运港接受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交付的对象是其提单记载的收货人。1.承运人对集装箱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法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明确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且不允许承运人对其责任期间进行缩短。2.南洋公司签发的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并非达飞集团或中外运公司；货物卸载并交付中外运公司时，南洋公司并未完成运输合同义务。达飞集团和中外运公司不是收货人和通知方，南洋公司作为运输合同下的承运人有义务按照提单约定将货物交付给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因此，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应该包括交付行为。南洋公司虽然系达飞集团委托部分区段承运人，但南洋公司仍应该根据提单约定向收货人交付货物，从而完成整个运输。3.中外运公司接受南洋公司委托装卸保管货物，是南洋公司的代理人。中外运公司在庭审及答辩状中均明确表示其接受南洋公司的委托，装卸存储保管相关货物，与南洋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表明中外运公司接受南洋公司负责保管涉案货物。南洋公司根据二程提单负有向提单记载的收货人交付货物的义务，南洋公司才会委托中外运公司保管货物，从而完成其在运输合同下的义务。中外运公司接受南洋公司码头的委托与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相互印证，证明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在货物交付给提单记载收货人时才能终止。中外运公司作为南洋公司的代理人并非达飞集团的代理人，南洋公司将货物卸载在中外运公司码头的行为只能表明货物交付属于运输合同的一个环节，不能证明南洋公司已经完成货物交付义务。（二）根据现有证据和庭审调查事实，涉案集装箱在南洋公司、中外运公司责任期间内铅封发生变化，货物发生短少；一审判决仅凭一份措辞不明确的公估报告，认定涉案货物交付时铅封完整、货物没有发生短少，对于其他证据未作认定，导致查明事实不明，认定事实错误。1.各方当事人对涉案集装箱铅封变化的事实并无异议，只是对于铅封变动的时间和地点有较大分歧。铅封丢失必然是在达飞集团将涉案货物交付南洋公司运输时至海关查验期间，该期间依然属于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2.公估报告中的调查事实表明，集装箱铅封号在中外运公司堆场内已经发生变化，货物发生丢失。3.集装箱温度在货物堆存中外运公司期间变化异常。根据达飞集团提供的集装箱温度变化数据表显示，涉案集装箱设定冷藏温度为-200，但在10月30日04时至11时箱内温度发生急剧变化，箱内温度从-200上升到00随后又降低到-200左右。虽然涉案集装箱采取轮候插电供电，但根据达飞集团提供的集装箱温度数据表表明，即使在停止供电期间，集装箱内温度一般也可以保持-110左右。集装箱温度如此异常上升并且早于海关开箱检测时间，因此结合铅封变化、过磅重量短少和拆箱检验事实，可合理推断涉案集装箱于10月30日4时至11时期间被人为打开，导致货物灭失，该区间属于南洋公司和中外运公司的责任期间。4.涉案货物在南洋公司责任期间内发生货物短少。二程提单与全程提单中载明的集装箱数量、集装箱号、铅封号和货物名称均是一致的，货物总数量和重量均是一致。达飞集团在广州南沙港将涉案货物交付给南洋公司，南洋公司在接受货物时未对铅封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将原铅封号记载在其签发的二程提单上，应该视为达飞集团已经将货物完整交付南洋公司，亦可以证明涉案货物在交付南洋公司时与达飞集团从国外发货人接收时一致。虽然提单上并没有记载涉案集装箱的重量，但是并不影响南洋公司作为承运人对集装箱的妥善保管义务。现有证据已经充分证明涉案集装箱铅封发生变化，货物发生短少，南洋公司作为承运人当然需要向达飞集团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中外运公司不是适格被告，否认中外运公司责任错误。1.一审诉讼过程中，达飞集团从没主张以运输合同起诉中外运公司。达飞集团对于南洋公司和中外运公司的起诉理由不同，对南洋公司是基于运输合同关系，而对中外运公司是基于保管合同关系。2.中外运公司是涉案货物的实际保管人，与收货人存在事实上保管合同关系。达飞集团对收货人进行赔偿后，已取得货方的所有权益，包括向其他相关责任追偿的权利，因此达飞集团有权基于保管合同起诉中外运公司。3.如果按照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南洋公司责任期间在将货物卸载在中外运码头时终止，就意味着南洋公司将涉案货物交付中外运公司码头保管是接受达飞集团的委托。达飞集团通过该委托与中外运公司存在货物保管合同关系，达飞集团基于此也有权利向中外运公司提出索赔。因此，中外运公司是适格被告。4.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如果涉案集装箱铅封在南洋公司卸载在中外运公司码头时完整，那么铅封变化、货物短少必然发生在中外运公司的保管期间内。因此，中外运公司作为货物保管人，违反妥善保管货物的义务，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南洋公司答辩称，（一）达飞集团与南洋公司之间关于货物交接方式的约定属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该约定不存在任何无效的法定情形，应予恪守。1.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字面解释，对承运人就集装箱货物责任期间的审理和认定应当同时考虑两个限定条件：一为“（承运人）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二为“货物（须）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换言之，承运人对于集装箱货物的责任期间不应单纯地按照“接收——交付”的时间标准进行“一刀切”式地机械划分，还需结合货物是否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事实条件予以综合认定。2.就合同约定内容而言，南洋公司签发的涉案二程运输（南沙新港码头——黄埔中外运东江仓码头）提单明确记载了涉案货物系采用整箱货运输方式，运输交付条款为“ＴＡＣＫＬＥ／ＴＡＣＫＬＥ”（即吊钩至吊钩交接）。南洋公司与达飞集团已经对货物的交接方式做出了“舱底吊钩下交接”的明确约定，此系南洋公司和达飞集团的真实意思表示。3．南洋公司与达飞集团之间的关系仅为委托关系，南洋公司接受达飞集团的委托，完成其全程运输中南沙港至黄埔港区的运输。并且，实际上涉案货物的收货人也是凭达飞集团的大船提单办理提货。鉴此，二程提单关于“ＴＡＣＫＬＥ／ＴＡＣＫＬＥ”的记载应视为区段承运人与全程承运人之间就货物交付和责任划分事项进行的内部约定，该约定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合法有效。（二）一审法院认为南洋公司在黄埔港东江仓码头向中外运公司交付集装箱时即完成了涉案货物的良好交付义务，该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南洋公司在黄埔港东江仓码头交付涉案集装箱时铅封完好。结合二程提单、《集装箱作业情况查询》可知，涉案集装箱从2014年10月29日在南沙港转驳并装上二程船“建功868”轮时至10月30日在海关查验开箱之前，集装箱的铅封号均一直保持二程提单记载的“Ａ0172741”的铅封号码，足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的铅封在南洋公司运输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变动。《公估报告》不足以证明铅封在运输途中被修改。因此，应当推定并认定南洋公司在交付集装箱货物时铅封完好，至于铅封是否在中外运公司保管期间被擅动和修改，不属于南洋公司责任期间，与南洋公司无关。2．中外运公司受达飞集团委托在目的港负责代其接收和保管涉案集装箱和货物，因此在达飞集团与南洋公司的运输合同项下，南洋公司应当将集装箱和货物交付中外运公司。涉案集装箱在黄埔港东江仓码头的卸载、接收和保管均是由达飞集团直接委托中外运公司具体实施，涉案集装箱到达黄埔港东江仓码头之后南洋公司按照达飞集团的指示与黄埔港东江仓码头办理集装箱的交接手续并代达飞集团向码头确认达飞集团应向中外运公司支付的卸船费。南洋公司在二程运输中，仅向达飞集团收取该二程运输区段的运费，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费用。此事实进一步与二程提单记载的“ＴＡＣＫＬＥ／ＴＡＣＫＬＥ”条款形成印证，辅以证明南洋公司仅负责涉案集装箱和货物从南沙港吊至船上时起至在黄埔港东江仓码头吊离船时止这一期间的运输和保管。至于达飞集团关于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需延续至其向二程提单记载的收货人交付时止的诉称，明显与二者之间已达成的以“ＴＡＣＫＬＥ／ＴＡＣＫＬＥ”条款作为货物交付和责任划分事项的约定相悖。因此，根据南洋公司与达飞集团达成的“ＴＡＣＫＬＥ／ＴＡＣＫＬＥ”运输交付条款的约定，涉案集装箱和货物在黄埔港东江仓码头吊离船时南洋公司即完成了二程提单所约定交付货物义务。（三）一审法院认为达飞集团不能证明涉案货物在南沙港交付南洋公司时与其所称的国外装货港所接收的货物一致，进而认定达飞集团不能证明其所称短量发生在南洋公司承运期间，该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1．南洋公司在南沙港接收集装箱时仅能按照集装箱表面状况进行接收，对集装箱所载货物的具体品名、件数和数量无法核实。二程提单并未就涉案集装箱的载货件数和数量进行任何记载和备注，因此，达飞集团不能证明其将涉案集装箱交付南洋公司时，箱内货物件数为“1153件”、数量为“28157公斤”。同时，提单上还记载了“由发货人装箱、清点和铅封”，可以认定南洋公司在南沙港接收涉案集装箱时，对其内装载货物的种类、件数和数量是不知且不负有任何保证义务和责任。2.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涉案集装箱和货物在南洋公司运输期间未出现任何开箱、掏箱、倒箱等情形。达飞集团依照一份所谓的“集装箱内温度数据表”证明涉案集装箱在南洋公司运输期间被打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3.在达飞集团不能证明其所交付南洋公司的货物与其所称从国外装货港接收的货物种类、件数、数量一致的情况下，不能以所谓的货物在黄埔埔东江仓码头过磅称重结果推导，甚至认定所称短量发生在南洋公司的承运期间。（四）达飞集团未能举证证明其因该货物短少事故遭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达飞集团提起本案索赔的依据为其因所称涉案集装箱内货物发生短少事故与收货人大连博远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和解金额仅是达飞集团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其是否能代表因所称货物短少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及其是否具有合理性没有依据。2.达飞集团上述对自身权利的处分行为的效力不应当及于达飞集团以外的任何第三人，达飞集团仍应当就其所称涉案集装箱内货物发生短少事故给其造成的损失的具体数额和构成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外运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案由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外运公司不是运输合同的相对人，也与达飞集团之间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中外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达飞集团要求中外运公司承担运输合同中的赔偿责任，没有合同与事实依据。（二）达飞集团对其主张的事实和损失应当负有举证责任。达飞集团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集装箱铅封发生了变化，货物发生了短少。根据达飞集团及大连博远公司委托的公估公司调查，即便发生货物短少，也不可能多出提单或者装箱单没有记载的36箱冷冻鱼和一个混合装着各类鱼的箱子。达飞集团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提单记载的铅封与交货地发现的铅封不一致。达飞集团还应举证证明其在交货给南洋公司时铅封状况及货物重量。综上，请求驳回达飞集团的上诉，维持原判。达飞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洋公司、中外运公司承担达飞集团因赔付货物短量而给达飞集团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30万元及其利息，从2016年11月14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南洋公司、中外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30日，达飞集团接受委托作为全程承运人承运了11个集装箱货物（海产品）从几内亚科纳克里港运至广州黄埔港。达飞集团签发了编号为GN1250108的记名提单，大连博远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博远公司）为记名提单收货人。提单记载了11个集装箱的号码和封条，每个集装箱装货的件数和毛重，其中编号为TRIU8421903的集装箱显示装货1153件，毛重28,157千克，铅封号为A0172741。11个集装箱共计312,538公斤，同时注明上述货物是由托运人申报，承运人不负责任。2014年10月28日，涉案货物运抵广州南沙，南洋公司接受达飞集团的委托作为二程承运人承担从南沙到黄埔港的运输，南洋公司签发的二程提单记载达飞广州分公司为托运人，大连博远公司为通知方，提单记载的11个集装箱的号码和封条与达飞集团签发的全程提单记载的一致，其中TRIU8421903集装箱的铅封号为A0172741，但提单上只记载11个集装箱总共12,369纸箱合计319,959.40公斤，没有详细载明每个集装箱装载货物的件数和重量。提单上同时记载由托运人装箱、计数和封箱。2014年10月29日，涉案货物运抵中外运公司经营的东江仓码头堆场,中外运公司操作中心出具的集装箱作业情况查询单显示，集装箱TRIU8421903进场时的铅封号为A0172741。集装箱残损单批注该集装箱“左上深凹、左右两侧多处凹”。达飞集团提供的黄埔海关进出口货物过磅称重单记载，TRIU8421903集装箱于2014年10月30日过磅称重，显示集装箱车车重13,580公斤，箱重4600公斤，毛重35,700公斤，净重17,520公斤。大连博远公司以TRIU8421903集装箱存在货物短少，起诉达飞集团,要求赔偿其损失人民币354,352元及其利息等。该案在诉讼中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达飞集团与大连博远公司于2016年11月14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由达飞集团支付大连博远公司人民币30万元，包括大连博远公司所主张的所有损失、诉讼费、利息以及其他所有费用和支出，作为该案的全部和最终的解决方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14.50元，由达飞集团负担。达飞集团作出赔偿后，以南洋公司和中外运公司对货物损失应承担责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为证明ＴＲＩＵ8421903集装箱是在南洋公司、中外运公司掌管期间发生的货物短少，达飞集团委托了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进行检验，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记载了检验的事实经过：2014年10月31日下午，我们收到达飞发送的一封邮件，指示我们指派一名具备检验能力的检验人员前往广州市天烨冷冻仓储就题述集装箱的货差问题进行联合检验。收到指示后，检验人员当即与收货人的报关代理人梁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得知题述集装箱2014年10月30日在黄埔区江仓码头进行检验时发现约10000千克货差。据梁先生称，就题述集装箱及其内部货物的联合检验被安排在2014年11月3日上午9时在广州市天烨冷冻仓储进行。检验人员于该日0910时抵达，自上午10时至1240时期间，对题述集装箱及内部货物进行了联合检验。在场的人员包括收货人的代理人蔡先生；收货人的报关代理人梁先生以及检验人员。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从梁先生处了解到，题述集装箱于2014年10月30日在黄埔区江仓码头接受了当地海关的检查。根据当天在东江仓码头的称重，集装箱内部货物的毛重为18520千克，但提单上载明的毛重却为28157千克，这意味着货物短量减少了约9637千克。打开集装箱箱门前，发现集装箱的铅封编号曾被修改，原来的铅封编号Ａ0172741丢失；锁于集装箱右门的左把手上的是一个被修改的编号难以识别的铅封。打开箱门后，发现约一半的货物丢失。随后，关上箱门，当地海关重新换了铅封，编号为929633。另外，梁先生声称题述集装箱在中国南沙港和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巴生港）两个港口转运时曾进行了卸货／装运操作。但梁先生无法确认卸货／装运操作的时间及集装箱在上述两个港口停留的时间。梁先生的同事陈小姐向检验人员展示了修改后的铅封。经检验，修改后的铅封属于马士基铅封，我们怀疑它是使用银色的涂料在铅封表面的。铅封编号貌似是ＭＲＳＬ0030559。2014年11月3日上午10时左右，题述集装箱由编号为粤Ａ×××××的拖车送达广州市天烨冷冻仓储。送达时，箱门妥善关闭，而新的铅封编号929633完好无损。打开箱门时，检验人员发现货物并未装满，仅装了大约一半。另外，所有的货物都装在纸箱中，而所有的纸箱都大小一致。货物的名称都用中文写在纸箱上。但是，集装箱内不同的货物混合在一起。拆箱操作从2014年11月3日上午1020时左右开始，并于当天上午1200时左右结束。掏箱完成后，集装箱内的货物被转移到冷冻仓库进行分拣，并根据各自所属的种类／类型放入相应的托盘。拆箱操作过程中，检验人员随机打开了部分纸箱对货物进行检验，发现纸箱内的货物与写在纸箱上的货物名称匹配。拆箱操作完成后，检验人员检查了题述集装箱的外观，发现集装箱结构状况良好。货物分拣完成后，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检验人员检查了被分拣的货物，并依据货物的种类对其数量进行统计。我们发现，货物基本是根据纸箱上的名称进行分拣的。蔡先生声称每箱乌鱼的净重为30千克，而其他货物每箱的净重为22千克。随后，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我们的检验人员抽取其中两箱货物进行称重，发现货物的重量与蔡先生所述一致。根据现场的联合检验，从集装箱共掏出702箱货物，这意味着451箱货物（1153-702）丢失。但是，与现有的装箱单对比，多出了36箱冷冻瓜昌客鱼（ＧＵＡＣＨＡＮＣＨＥ）和1个混合装着各类鱼的箱子。赵先生声称这可能是装运错误。另外，一个纸箱的重量是1千克。因此，集装箱内剩余的货物的毛重为18486千克（17784千克＋702箱×1千克／箱）。这个计算结果与2014年10月30日在黄埔区江仓码头称重时的结果基本一致。该检验报告的结论是，根据我们的检验，虽然据称集装箱的铅封在运输途中被修改且有451箱货物丢失，但是由于缺乏材料文件，我们无法确认铅封修改的日期、地点，铅封是否被修改以及货物是否被窃/丢失。一审法院认为，达飞集团为国外法人，涉案货物从几内亚科纳克里港运至广州黄埔港，本案为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双方在诉讼中明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达飞集团作为全程承运人，履行涉案货物从几内亚科纳克里港运至广州黄埔港的运输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达飞集团对其承运期间发生的集装箱TRIU8421903发生货物短少，在其作出赔偿后有权作为达飞集团向有关责任人提出索赔。本案中，达飞集团主张南洋公司作为二程承运人在其掌管货物期间发生货物短少，据此要求南洋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达飞集团对此负有举证责任,首先证明货物在南沙港交付二程承运人南洋公司时与达飞集团在国外装货港接收的货物是一致的。从现有证据看，货物在南沙港转驳时，南洋公司接收货物后签发的提单只记载11个集装箱货物的总重量，并没有具体记载每个集装箱货物的重量，而达飞集团签发的全程提单记载货物在装货港由托运人装箱、计数和封箱，并记载每个集装箱的重量。南洋公司在南沙港转运时仅以集装箱外表状况进行接收,对集装箱箱内货物件数和数量无法核实。货物运抵中外运公司码头后，该公司出具的货物交接单上并没有关于集装箱铅封破损的记录。因此，南洋公司在黄埔港交付货物时，只要做到集装箱箱体外表状况良好，铅封完整，即完成货物的交付义务。达飞集团无权以全程提单记载的集装箱TRIU8421903的装载重量约束南洋公司。达飞集团在诉讼过程中明确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达飞集团与南洋公司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与中外运公司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达飞集团在本案中起诉中外运公司，缺乏依据，中外运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达飞集团主张货物短少发生在南洋公司掌管货物期间或中外运公司保管货物期间，为此提供广州海正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证据加以证明，但从评估报告记载的查看经过和结论来看，评估报告最终认为“无法确认铅封修改的日期、地点，铅封是否被修改以及货物是否被窃/丢失”。因此，达飞集团关于本案货物发生短少发生在南洋公司掌管货物期间或中外运公司保管货物期间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达飞集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53元，由达飞集团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达飞集团二审提交了收货人大连博远公司出具的《事实陈述》及其附件，以证明涉案集装箱运至中外运公司码头存储时铅封已丢失，达飞集团向大连博远公司支付了赔偿款。南洋公司、中外运公司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事实陈述》及其附件所反映的事实已由一审判决所查明，至于是否能证明涉案集装箱铅封丢失及其重量短少均发生在中外运公司码头存储期间，应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南洋公司二审提交了南洋公司与中外运公司之间2020年9月8日的两封电子邮件，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的卸船费由达飞集团支付，中外运公司受达飞集团委托存储、保管涉案集装箱，涉案集装箱在存储期间不在南洋公司掌管之下。达飞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不予认可。中外运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达飞集团、中外运公司均认可涉案集装箱的卸船费由达飞集团支付给中外运公司，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但涉案集装箱是否因此不在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应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予以认定。中外运公司二审提交了码头装卸协议，以证明其与南洋公司之间存在港口作业合同关系。达飞集团、南洋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因达飞集团为法兰西共和国注册成立的法人，故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实体争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货物短少是否发生在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及南洋公司是否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二、中外运公司是否应对涉案货物短少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关于涉案货物短少是否发生在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及南洋公司是否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达飞集团作为承运人将涉案货物从几内亚科纳克里港运至广州黄埔港。达飞集团又委托南洋公司将涉案货物从广州南沙运至黄埔港，南洋公司为此签发了二程提单，该提单记载了达飞广州分公司为托运人，通知人为大连博远公司。达飞集团与南洋公司对达飞集团与南洋公司之间就涉案货物从广州南沙至黄埔港二程区段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并无异议，达飞集团为该区段的托运人，南洋公司为承运人。南洋公司签发的二程提单记载了“钩到钩”条款。但依据中外运公司提交的码头装卸协议记载，南洋公司委托中外运公司从事码头装卸货物及货物集港等码头业务。就涉案货物而言，南洋公司运至黄埔港后，由中外运公司依照上述协议约定负责卸船并运至码头仓库仓储。此时，涉案货物实际仍处于南洋公司掌管之下。南洋公司辩称，因达飞集团向中外运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的卸船费，故中外运公司是受达飞集团委托将涉案货物卸船并运至码头仓库存储。中外运公司对此并不认可，且达飞集团仅是支付卸船费而不包括仓储费，达飞集团支付卸船费并不影响中外运公司与南洋公司所存在的合同关系。因此，南洋公司的上述主张不成立。因涉案货物卸下船后仍在南洋公司掌管之下，该事实实质变更了二程提单所记载的“钩至钩”条款，即变更了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将其责任期间延长至南洋公司将涉案货物交付给收货人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本案中，涉案货物运抵中外运公司东江仓码头堆场后接受海关开箱检查之时，集装箱铅封发生丢失。就集装箱运输而言，其铅封丢失即意味着集装箱存在已被打开的可能。结合涉案重量少于全程提单记载的重量，可认定南洋公司在将涉案集装箱交付之前，涉案集装箱并非处于完好状态，南洋公司未完成货物交付义务。达飞集团与大连博远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亦进一步证明涉案货物的重量在交付之前已发生短少。因涉案货物在南洋公司责任期间内发生货损，依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南洋公司应就涉案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达飞集团关于涉案货物短少发生在南洋公司的责任期间及南洋公司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支持。涉案货物发生货损，其收货人大连博远公司诉请达飞集团赔偿涉案货物损失人民币354,352元及其利息。达飞集团与大连博远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达飞集团向大连博远公司赔偿了损失人民币300,000元，达飞集团实际支付了该款项。达飞集团为证明涉案货物损失提交了检验报告、装箱单、形式发票、鱼货市场价格表等证据。上述证据显示涉案货物损失的价值高于达飞集团赔偿大连博远公司的人民币300,000元。故达飞集团于本案中诉请南洋公司赔偿人民币300,000元具有合理依据，南洋公司应就涉案货物损失赔偿达飞集团人民币300,000元。同时，达飞集团于2016年11月4日向大连博远公司支付了人民币300,000元，因此，南洋公司应向达飞集团支付自2016年11月14日起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上述利息应以此为节点分段计算。即利息以人民币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即南洋公司向达飞集团赔偿人民币3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人民币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焦点二，中外运公司是否应对涉案货物短少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达飞集团以与中外运公司存在保管合同为由诉请中外运公司赔偿涉案货物损失，但中外运公司与达飞集团并不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其保管涉案货物是基于与南洋公司之间合同关系。故达飞集团诉请中外运公司赔偿涉案货物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达飞集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514号民事判决；二、南洋（国际）船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法国达飞海运集团损失人民币3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人民币3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法国达飞海运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53元，由南洋（国际）船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53元，由南洋（国际）船务有限公司负担。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已向本院缴纳人民币5853元，由本院向其予以清退。南洋（国际）船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本院缴纳人民币58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饶 清审判员 莫 菲审判员 李民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