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民终5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山西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   负责人：刘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某2，董事长。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郑某，山西君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某，住乡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晋杰（临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潘某，住乡宁县。   上诉人赵某1因与被上诉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宁农商行）、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10民初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被上诉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郑某，被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原审第三人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某1上诉请求：一、撤销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10民初13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赔偿赵某1600万元并承担利息，李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作为一审原告主张被上诉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乡宁农商行）赔偿票据损失1600万元和利息，经一审审理，部分事实已经查清，上诉人尊重法院查明的事实，但部分事实认定错误，特别是对被上诉人出具有债权凭证的事实，结合多次审理陈述，在当事人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全部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明显不当。一、原判对因票据形成的欠款金额认定错误。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2008年9月25日将面额共计三千二百万的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六张交付城关支行，由当时的副主任潘某出具了收条，加盖了公章，并承诺2008年11月底进账。2009年李某因工作变动，到当时的乡宁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营业部（下简称联社营业部、现改制为第二被告的分支机构）主持工作，于是承诺，该营业部可继续保证上述承兑汇票的兑付或托收，并保证2009年3月20日进账。再加之2008年9月之前城关支行还收到瑞政煤业面额为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未兑现，于是于2009年2月28日出具了收条，收条以联社营业部的名义出具，并加盖了公章，李某签署姓名。事后，除支付300万元外，余款3900万元未予以处理。瑞政煤业于2010年3月诉至法院，被上诉人乡宁农商行和城关支行收到诉状后，派人与瑞政煤业沟通并表示积极处理，为此撤回起诉。至目前被上诉人通过其工作人员李某等陆续以承兑汇票和现金方式偿还2300万元，其余未予以偿付，形成欠款1600万元本金，上诉人予以提起诉讼。本次审理中，法院予以调查取证，证明上述有壹仟万元的承兑被上诉人汇入瑞政公司账户，为此应该还有600万元没有偿还。二、被上诉人李某担任被上诉人乡宁农商行城关支行行长及营业部主任期间从事的民事活动，其责任应该由乡宁农商行承担，李某具有过错的应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乡宁农商行在此前多次诉讼审理中，一直坚称银行承兑汇票是交给了李某个人，且此前诉讼中第三人李某也陈述系个人与瑞政公司从事的借贷交往。但本次经法院调查取证，才发现上述有一千万的承兑汇票系被上诉人乡宁农商行办理托收，还有200万元系瑞政公司背书后，银行转入他人账户。这些基本事实，彻底否定了被上诉人此前的抗辩，说明：李某、潘某在从事正常业务时，其代表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款证明和条据，是代表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和责任应由银行承担。三、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认定错误本案属于发还重审案件，在原多次审理中，以及曾经的上诉开庭中，李某作为此笔业务的直接经手人，作为证人到庭作过证，又作为当事人有过多次陈述，其本来对条据形成和票据涉及的欠款金额并没有任何异议。后在本次开庭中作了歪曲陈述，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原自认事实。一审法院未考虑本案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对举证责任的认定有失偏颇。事实上，对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托收、贴现或其他形式的兑付等金融业务，其专业性较强，银行等金融机构是专门办理上述业务的专业性单位，其负有法定的职责和特殊性的规范要求。而对于一般单位或自然人，其对上述业务的办理程序、要求或规则知识却相对薄弱。因此，对本案而言，上诉人一方听信金融机构负责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承诺，将汇票交由其办理，且有交付凭证，并由金融机构加盖公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对方当事人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金融机构从事业务活动的职务行为。作为上诉人一方对此认识不存在过错。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对李某在营业部担任主任时出具的欠据，因也加盖有单位印章，上诉人对此已经提供欠据原件，至于对应的所谓票据，因时间久远，再加之瑞政公司早在2009年就因国家资源整合被注销，相应的财务账目和票据流通无法予以查证提供，在此情况下，强求上诉人再补充证据，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诉求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辩称，一、本案的实质是李某与赵俊建之间个人行为而非银行业务行为，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票据业务关系。（一）先说为什么是票据放贷的民间借贷关系1、无论是参加诉讼之前形成的《检查》、《保证书》，还是参加诉讼后的历次庭审中，李某对于“其收到3200万元票据是瑞政公司老板赵俊建打电话委托其高息放贷并变现，而不是银行的业务”这一对事件基本性质的陈述没有任何变化，非常稳定，可以采信。2、李某说明了票据的去向和用途：“2008年9月26日，河津市银鑫钢铁厂柴总拿走3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约定月息2分，按月结息，借期至11月底”，并且举证证明了票据借给河津公司。上诉人也认可收到李某给付的票据利息款121万元，这个利息金额与李某陈述的月息两分借期两月计算结果相吻合，可以相互印证。况且，如果不是放贷，凭什么向李某收利息款。3、上诉人提供的条据加盖的印章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正是随着李某的职务变化而变化：李某在城关信用社任职，就盖城关信用社印章；李某在联社营业部任职，就盖联社营业部印章；李某不担任联社营业部主任后，章也就成假章了。这说明上诉人认可的是李某个人而不是任何单位，上诉人给付汇票的对象也只能是李某。4、乡宁农商行两次开展专项调查，特别是第二次调查时案涉汇票已全部到期但未入账，这种情况下瑞政公司和赵俊建还出具书面《证明》称“应托收银行承兑汇票全部到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承兑汇票及其他票据业务交给城关信用社及李某个人”。瑞政公司为何刻意隐瞒。对此的解释只能是瑞政公司完全明知案涉汇票的对外放贷行为与银行业务无任何关联性。5、2010年瑞政公司起诉又撤诉，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但瑞政公司收取了李某80万元诉讼费及律师费等损失补偿。这也进一步说明，3200万元票据是交给李某去放贷。6、赵某1自称“本案所涉及的汇票，并不属于双方开户账户往来业务”。既然上诉人自认本案涉及的票据不属于双方开户账户往来业务，那就只能是与李某个人之间的往来关系，除此之外，找不出其它的业务关系。（二）再说为什么不是办理银行承兑票据兑付或托收业务。1、无论是托收还是兑付，都要依据法律规定履行背书、填写申请书等手续，在柜台办理，但瑞政公司没有履行办理票据业务的任何手续。而且，收条注明2008年11月末进账，但案涉6张票据没有一张是在2008年11月30日之前到期，银行如何能够进账呢。更重要的是，无论兑付还是托收，都是银行向客户收取相应的金融服务费用，然而瑞政公司不仅不用交手续费，反而还能收到利息。这表明，案涉的汇票不是去办理票据业务，也不可能是去办理票据业务。2、上诉人陈述的案件缘由漏洞百出。上诉人此次称是听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承诺将汇票交其办理，对此上诉人有过更加详细的论述，即“2008年9月下旬，因缴纳税款急需现金，寻求乡宁农商行资金支持，因李某承诺可以为其办理票据托收或兑付才将6份3200万元票据交付城关支行”。但实际情况是：上诉人2008年9月仅在答辩人处就有1000余万存款，怎么能说没有现金呢。既然是9月急需现金，收条上又为什么记载11月末才入账。这能是急需吗。3、上诉人所谓“对上述业务的办理程序、要求或规则知识相对薄弱”的说辞也是罔顾事实。首先，本案是以打白条方式交付票据，而银行办业务是不可能打白条的，这是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基本常识，谈不上专业知识，何况收白条的还是瑞政公司的财务人员。更重要的是，瑞政公司前后在答辩人处办理过138笔票据业务，而且在案涉6张汇票打白条之前，瑞政公司就已经在答辩人处办理过正规的票据业务。在这138笔业务中，从未打白条，为什么单单这6张票据要用打白条的方式交付，并反复变换白条内容和印章呢。答案不言而喻，这6张票据不是办理票据业务，而是交给李某放贷、变现。综合前述可知，本案实质是李某与赵俊建之间因利用汇票放贷形成的纠纷，属于民间借贷行为。二、上诉人债权金额为3200万元而非4200万元，上诉人债权已经得到足额清偿。1、赵俊建向李某交付案涉6张共计3200万元的票据有收条、收条背后所附的汇票复印件及李某等人的陈述可以印证，李某与赵某1对此款项也均无争议。2、根据3200万元的六张汇票类推，上诉人所述之前未兑付的1000万元也起码应该有李某出具的收条为证，但上诉人从未出示过类似证据。上诉人在多年诉讼过程中对该1000万元的证据仅有一张金额4200万元的收条和4张合计2500万元的汇票复印件。关于4200万元的收条，其形成时间与上诉人陈述的1000万元汇票的交付时间不相符，金额也不相符。李某称出具4200万元的收条是因当时有求于赵俊建，应赵俊建要求出具，并未核对账目；事实上出具4200万元的收条的时间也正是李某被调查期间，其有求于赵俊建说法可以采信。关于4张票面金额合计2500万元的汇票复印件，这4张汇票上没有记载与瑞政公司相关的信息，上诉人也不能说明其具体指派何人将四张汇票原件于何时何地交给答辩人何人手中，也不能说明这2500万中的1500万元是李某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偿还了的，更加无法证实该四张汇票与乡宁农商行之间是何关联性。因此，上诉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1000万元票据款项的真实性，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上诉人此前自称之所以听信李某承诺而打白条交付汇票是因2008年9月下旬，因缴纳税款急需现金，李某承诺可以为其办理票据托收或兑付。既然瑞政公司账内的业务没有差错，误信李某承诺是因2008年9月才发生的。那么，又从何而来2008年9月之前交付了汇票但没有兑现的情况呢。上诉人对不同事件的描述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关系，必然存在着虚假陈述。所以，上诉人4200万元的陈述不可采信，债权金额应为3200万元。同时，一审已查明，上诉人已收到总计3600万左右的还款。也就是说，上诉人债权已经得到足额清偿。三、答辩人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采取必要的风险管控措施，对该案不应承担还款责任。1、如前所述，上诉人是把3200万元票据交给李某去放贷，而不是交付答辩人托收或兑付，只是担心出现风险企图在李某无力还款时转嫁风险，才要求李某加盖答辩人印章，李某也不惜违法满足了上诉人的非法要求。这是本案牵扯到答辩人的原因所在。2、答辩人与瑞政公司是开户企业与银行间的银企关系，业务往来都应当且必然在双方会计账目中有对应的体现。答辩人每个月都向瑞政公司签发银企账务对账单、余额对账单、对公明细单、询证函等对账资料，经瑞政公司核实签署后答辩人均有存档。答辩人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已经尽到了充分注意义务。3、针对有人举报的李某与瑞政公司之间的违法行为，答辩人两次开展专项调查，瑞政公司相关人员都信誓旦旦证明没有不入账现象，特别是在第二次调查时出具的书面《证明》称“应托收银行承兑汇票全部到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承兑汇票及其他票据业务交给城关信用社及李某个人”还加盖了瑞政公司公章和赵某1铭章。正是由于瑞政公司和赵俊建的包庇、掩盖，才使得答辩人未能发现。即使这样，答辩人还是将李某工作岗位作了调整，已尽到充分注意义务。4、在瑞政公司2010年起诉又撤诉之后，答辩人于2011年再次向瑞政公司发出询证函询证瑞政公司往来账户的余额或其他信息，瑞政公司仍未提及涉案汇票未还金额。如果上诉人认为是答辩人的责任，为何不在询证函上提出。“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共识。本案完全是因为瑞政公司与李某贪图高额利息，合谋违规操作才导致的。答辩人作为山区县域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作为政府持股的独立核算企业法人，理应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恳请人民法院考虑法律的社会价值，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有资产的安全。四、答辩人保留向赵某1和李某追责的权利。1、综合本案，上诉人明知涉案汇票未入账，在银行多次调查中隐瞒真实情况；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又隐瞒涉案票据款项已还完的事实，妄图骗取银行大额财产，属于恶意诉讼。长达七年的诉讼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商誉。答辩人对此保留追责权利。2、上诉人曾向法院举证提交落款时间为“二00九年六月十九日”借条（金额：3900万元），上有乡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印章。该印章经司法鉴定系伪造，也即瑞政公司或赵某1或李某涉嫌伪造答辩人印章，根据《刑法》规定，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答辩人对此保留追责权利。综上，李某与上诉人之间因票据放贷形成的合同纠纷标的额是3200万元，上诉人已经得到足额清偿；答辩人对本案不应担责。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李某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债权为3200万元，对于4200万元收据中的1000万元不予认可是正确的。2008年9月25日，李某委托潘某收取了瑞政公司6张票据为3200万元的承兑汇票，在约定日期无法归还职务又调整后，被迫向瑞政公司出具了4200万元的收据，增加的1000万元，没有做任何说明和注明。2.被上诉人李某认为4200万元中的1000万元不是事实，本案增加李某为当事人，在临汾中院一审中，李某对4200万元的1000万元是不认可的，法院对1000万元也没有进行认定，在二审期间，出于各种压力，只是说此1000万元和本案无关，二审法院以李某自认为由认定4200万元中的1000万元。3.对于数额较大的债权，上诉人从一开始诉讼到本案当中的一审诉讼期间均不能说明这个1000万元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给付过李某1000万元的票据，只是称给过李某1000万元票据没有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李某对本案中上诉人债权的归还情况，在2009年6月，李某通过转账归还了上诉人3000万元。上诉人向法院提起第一次诉讼后，李某分7次归还了2300万元，及80万元的损失和律师费，随后上诉人撤诉。在本案发回重审期间，通过法院向银行机关的调取发现，上诉人主张的6张承兑汇票中，其中有一张1000万元当时已经直接兑付到瑞政公司账户，另外200万元，是三张承兑汇票，李某以现金方式支付到瑞政公司账户。到目前为止，李某已归还上诉人的金额是3800万元，另外还支付了80万元的损失及律师费，另外还支付了121万元的利息。李某归还上诉人的债务远远超出应当归还的数额。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正确的。   原审第三人潘某述称：李某让我给瑞政公司打了两个条，一张是3000万元，一张是200万元，是李某让我写的，当时打条子的时候没有公章，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公章了，从来没有经过我的手，我从来不知道。我没有汇过款，乡宁农商行也没有汇过款，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支持乡宁农商行的请求。   赵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城关支行、乡宁农商行共同赔偿原告赵某1160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和其他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互负连带责任；由城关支行和乡宁农商行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瑞政公司系赵某1父亲赵俊建一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该公司股东为赵俊建一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某1。2008年9月25日，瑞政公司分两次将6份票面金额合计为3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时任城关信用社主任的李某，李某安排潘某出具了两张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银承叁张，金额叁仟万元正,城关信用社潘某2008.9.25，2008年11月末进账”，“今收到承兑汇票叁张，金额贰佰万元正，城关信用社潘某2008.9.25，2008年11月末进账”，该两张收条上均加盖有城关信用社的印章。李某担任联社营业部主任后，于2009年2月28日，以联社营业部的名义又向瑞政公司出具了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乡宁县瑞政煤业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肆仟贰佰万元整，于2009年3月20日前进账．乡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李某”该收条加盖有联社营业部印章，两次收条上均未约定利息。2009年6月19日，李某又以联社营业部名义向瑞政公司出具了借据，内容为：“今借到山西乡宁瑞政煤业有限公司，承兑汇票叁仟玖佰万元（三千九百万元）。分期分批到期给进账。乡宁县联社营业部．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该条据加盖联社营业部印章。2010年3月瑞政公司首次起诉，后又申请撤诉。瑞政公司出具了确认收到李某、潘某等经手还款2380万元的7张收条，该收据由李某持有。之后，原乡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改制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城关信用合作社更名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2013年7月3日，瑞政公司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改制后的城关支行、乡宁农商行，要求二被告共同赔偿剩余承兑汇票款1600万元及利息和其它损失。一审法院作出（2013）临民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之后，乡宁农商行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申请对2009年6月19日的条据进行司法鉴定。经省高级法院委托鉴定，该条据上的公章系扫描打印形成，条据在发回重审期间，赵某1向法庭申请撤回该条据。期间，2015年1月27日瑞政公司办理注销登记，同年2月17日，瑞政公司投资人也是唯一股东赵俊建去世。2015年4月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时依法追加李某、潘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发还重审期间，赵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申请书、诉讼主体变更申请书，申请以原告身份继续参加本案诉讼。李凯章与李某系同―人。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是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李某检查中自认该121万元支付的是票款利息。对瑞政公司收到的2380万元，原告只认可其中的2300万元，另80万元原告认为支付的是诉讼费和律师费。经查，瑞政公司2010年4月15日收条上载明：“……现金五拾万元转款叁拾万元（此捌拾万元为诉讼费及律师费等损失补偿）。”另对2009年2月28日，以联社营业部名义出具并加盖印章金额为4200万元的收条，二被告及第三人李某均持有异议。认为该收条记载金额不真实。对此，原告在诉状和庭审中称2008年9月之前，李某担任主任的城关信用社还收到瑞政公司面额为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未兑现，但仅提供四张面额总计为2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未提供其他相应证据对此予以佐证。第三人李某否认收到该四张银行承兑汇票。瑞政公司开户行是城关信用社。瑞政公司在被告发送其核对的从2008年8月1日至2013年上半年所有银企财务对账单和银企余额对账单均签字盖章后返还给被告，在所有对账单的企业已列账银行未列账栏目中，均显示空白，无任何异议或不符记载。2009年度至2010年度的《对公明细单》载明，瑞政公司在该期间内曾交由被告办理过一百三十余笔（次）承兑汇票业务，其中并无原告所述涉案票据。2010年12月31日，被告向瑞政公司发出《询证函》，瑞政公司收到并签名盖章后送达被告，确认：询证函记载的信息无误，没有信息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2009年2月27日，瑞政公司向省、市联合调查组出具《说明》一份，确认其交由城关信用社办理的承兑汇票已全部入户，没有不入户现象。同年6月19日，瑞政公司又向调查组出具《证明》一份，确认其交由城关信用社托收的银行承兑汇票已全部到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票据业务交给城关信用社或李某本人。瑞政公司于2015年1月22日出具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记载：剩余财产共计223557705.45元由赵某1所有。另查明，在本案3000万元借条中所涉及的三张承兑汇票中，尾号为042（票面金额为1000万）的银行承兑汇票，由被告乡宁农商行进行托收，款项已付至瑞政公司账户。对此原告赵某1认可收到了该1000万元票据款。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乡宁农商行对原告赵某1的主体问题不再持异议。原告方也不要求第三人潘某承担还款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乡宁农商行、城关支行、李某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如应承担，还款责任应如何认定？对本案所涉两张共计3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收据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结合本案查明，原告赵某1在本案起诉前后共计收到2680万元还款，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该两张收据中所涉尾号为042（票面金额为1000万）的银行承兑汇票，由被告乡宁农商行进行托收后，已由被告乡宁农商行将1000万元票据款付至瑞政公司账户，原告赵某1对收到1000万元也予以认可。故对原告赵某1所主张的3200万元的两张收据，原告赵某1已陆续收到总计3600万元左右的还款，远远超出了原告赵某1所主张的3200万元的数额，故原告赵某1认为该3200万元中尚有600万元未归还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对4200万元收据中的1000万元一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本案查明，原告赵某1主张尚有1000万元未予归还，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将该1000万元所涉及的四张银行承兑汇票交给了李某或者乡宁农商行、城关支行，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李某或者乡宁农商行、城关支行归还了该四张票据共计2500万元中的1500万元，且被告乡宁农商行、城关支行、李某均否认收到过该四张银行承兑汇票，原告赵某1对该1000万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不要求第三人潘某承担还款责任，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不表异议。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某1对被告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山西乡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原告赵某1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被上诉人李某在二审中当庭陈述出具4200万元收条过程为“2009年2月28日。打条子的时候没有起诉。当时没有核过账。2009年初有人举报我，上级也要查我，我怕出问题，于是马上联系赵俊建，当时他说出证明可以，但再给我打个条子，你不在城关信用社，因当时有求于他，就打了条子。我说条子怎么是4200万？赵俊建说好像以前还有1000万没有进账，我回去问问会计，如果没有这1000万，我再给你1000万的票据，为了给上级出证明，我就加盖了章，给了他。我当时是支行的主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欠款总额的认定问题。各方对2008年9月25日瑞政公司将6份票面金额合计为32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时任城关信用社主任的李某这一事实均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欠款总额为3200万元。对瑞政公司先后几次收到李某偿还的票据款2600万元及3200万元收据中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的票据款已由被上诉人乡宁农商行付至瑞政公司亦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瑞政公司陆续收到3600万元左右的还款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一方尚欠其1000万元，并提供了赵某1于2009年2月28日李某以联社营业部名义出具并加盖印章金额为4200万元的收条一张及四张票面总额为2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称其中被上诉人尚有1000万元票款尚未偿还。但被上诉人乡宁农商行、城关支行、李某均否认收到该四张票据，且上诉人赵某1对该四张票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其他票款如何支付未能作出合理说明。结合被上诉人李某关于4200万元收据如何形成的陈述及上诉人赵某1对4200万元中1000万元的主张来看，双方对4200万元票款中包含上述3200万元的票款并无异议，有异议的是另外1000万元的票据是否交付。李某出具4200万元收据的时间为2009年2月28日，而瑞政公司向有关针对李某的调查组出具的说明确认其交由城关信用社办理的承兑汇票已全部入户的时间为2009年2月27日。而赵某1主张4200万元包括2008年之前未兑付的票款。由以上几个时间节点及交易习惯来看，李某的陈述更具有高度盖然性，即李某并未真实收到过1000万元的票据，而是基于对方帮忙为其出具说明，应对方的要求出具的收据。另一方面，由于该收据所反映的票据并没有相应的可采信的证据支持，原审法院按照举证责任让赵某1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赵某1上诉称公司被注销相应的财务账目和票据流通无法予以查证，而其在原审起诉状中则陈述“瑞政公司注销前，依法进行清算，由赵某1担任清算组组长，并向工商部门递交清算报告…”其作为清算组组长，有能力完成清算，就应该掌握公司相应的账务。其前后陈述不一，违背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对于被上诉人李某的自认问题，因李某在担任城关支行行长期间存在违规行为，为避免受到上级追究作出的于己不利的陈述与法院查明的事实并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故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赵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上诉人赵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马云跃   审判员 王荣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助理李燕华   书记员 刘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