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晋民再19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上海理业金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国斌，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金怡，山西华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怀仁县金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东，山西宝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邹城市苏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住江苏省兴化市。   再审申请人上海理业金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怀仁县金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仁金源公司）及一审被告邹城市苏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邹城苏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9）晋民申12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20年8月3日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国斌、齐金怡，怀仁金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东，邹城苏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当庭对周某的代理身份提出异议，周某提交了其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二项规定，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可以被委托为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周某提交的劳动合同证明其与邹城苏泰公司具有合法的劳动人事关系，可作为邹城苏泰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反诉请求，驳回怀仁金源公司的诉讼请求；3、由怀仁金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格式合同中约定交货方式为“平仓交货”，原判决将此约定认定为“秦皇岛港口船上交货”，进而认定案涉煤炭还未交货，缺乏证据证明。交货方式的约定属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范畴，不是司法判断的范畴，船上交货还是港口仓库交货应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判断。本案中，无论是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一列一结算，到站柳南”，还是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秦皇岛港场地交货”，均说明涉案货物的交货方式及地点是秦皇岛港口港内，并未涉及船上交货。怀仁金源公司按照邹城苏泰公司的指示，直接在秦皇岛港口场地仓库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交付货物后便及时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出具货物所有权转移证明也可作为印证。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   怀仁金源公司依据其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认为邹城苏泰公司未依约向其支付货款，进而要求解除合同。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并非前述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受前述合同的约束，怀仁金源公司诉请解除《煤炭买卖合同》的效力也不及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此，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即便有利害关系，也是第三人而非被告。此外，同一诉讼中，怀仁金源公司分别依据合同、侵权主张邹城苏泰公司、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二）怀仁金源公司已将货权转移至邹城苏泰公司名下。   1、根据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涉案煤炭的交货方式为特定仓库交货，而非秦皇岛港口船上平仓交货，涉案煤炭的货权已转移至邹城苏泰公司名下。首先，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货物到站地为货运铁路车站柳村南站，而非特定港口，且三份合同明确约定了交货日期，与邹城苏泰公司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相吻合。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不可能预料到下一买家何时装船，足以证明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货物在特定仓库交货而非港口。其次，合同并未将交货方式约定为指定港口船上平仓交货，将“平仓交货”扩大解释为“秦皇岛港口船上平仓交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最后，合同第五条“一列一结算，甲方收到乙方的货权，甲方支付货品数量对应的80%货款，待装船完毕后以最终水尺数量结算，甲方结清剩余货款”是关于“付款方式及结算期限”的约定，与交货方式无关。双方约定邹城苏泰公司收到货权支付80%货款，待装船完毕结清尾款，说明涉案煤炭货权的转移与装船无关，并非怀仁金源公司主张的“船上交货”。怀仁金源公司转移货权在先，邹城苏泰公司支付80%货款在后，如果涉案煤炭的所有权还未转移，怀仁金源公司根本无权要求邹城苏泰公司支付货款，更不存在邹城苏泰公司违约导致怀仁金源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2、怀仁金源公司将42877吨煤割裂开来，认为29561吨煤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剩余13000吨煤的所有权未转移，明显自相矛盾。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电力）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将42877吨煤卖给珠江电力，其中29561吨煤已实际交付。本案再审审查过程中，怀仁金源公司明确认可该部分煤已经发生了货权转移，仅有涉案的13000吨煤的货权未转移，所有权人还是怀仁金源公司。原判决将同一货物分割成两个部分，认为所有权转移方式不同，显然逻辑不通。   （三）邹城苏泰公司已将货权转移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名下，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系涉案13000吨煤的所有权人。   1、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邹城苏泰公司的主合同义务是转移煤炭所有权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主合同义务是支付相应货款，应当认定双方之间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两份《补充协议》并未实质改变合同内容。尽管三份协议中存在部分融资性条款，但《煤炭购销合同》中的融资性条款及两份《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最终煤炭由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销售给珠江电力，属于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内容。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反复强调合同约定的内容，但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绝口不提，其陈述的内容非常片面，并非客观事实。因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周某刑事案件的报案人，周某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存在成见，所发表的意见明显站在怀仁金源公司一方。   2、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交易关系中，往往存在“自买自卖”“无真实货物或真实货物流转”等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基本特征的情形。本案既有真实货物也有煤炭转运转卖等真实买卖合同，货物流转的最终需求方是珠江电力，不是邹城苏泰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因此，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   3、涉案煤炭的所有权转移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这一事实已得到各方当事人确认。第一，邹城苏泰公司出具的四份《货权转移证明》明确将委托怀仁金源公司发运的、存放于秦皇岛港第六分公司的煤炭的货权转移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第二，怀仁金源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签订有《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处置函中双方共同确认怀仁金源公司运输的涉案煤炭的收货单位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货物所有权归属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第三，怀仁金源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签订有《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内贸变更申请表》，申请表中怀仁金源公司同意将寄仓的涉案煤炭变更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名下，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确认，申请表的条款中明确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拥有涉案煤炭的所有权。自此，货物风险、盘点盈亏、港口费用均由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实际承担，怀仁金源公司称仓库是“我公司仓库”“港口费用最终由邹城苏泰公司承担”均与事实不符；第四，2017年11月6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邹城苏泰公司、绥中富燃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绥中富燃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明确42877吨煤的所有权归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第五，一审法院查封涉案煤炭的公告、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提请法院解封的函件均明确涉案煤炭在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名下。   4、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实际控制涉案煤炭。涉案煤炭的仓储方仅能根据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指令处分煤炭，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和处分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将29561吨煤实际出售并交付给珠江电力，若非一审法院查封13000吨煤，这部分煤也已经交付给了珠江电力。此外，邹城苏泰公司伪造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指定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才能将涉案煤炭转卖给绥中富燃公司，该行为也可印证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涉案煤炭的所有权人。怀仁金源公司、邹城苏泰公司称“货物的走向决定权不在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仅是邹城苏泰公司的代理人”严重失实。   （四）原判决关于“解除三份未收到货款部分的货物13000吨《煤炭买卖合同》”的判决系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邹城苏泰公司已向怀仁金源公司支付了大部分货款，即使邹城苏泰公司逾期支付部分货款，也仅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判决以怀仁金源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判决解除合同，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原判决并未明确“三份未收到货款部分的货物13000吨《煤炭买卖合同》”到底对应三份合同中的哪份。截至目前，怀仁金源公司仍未明确该13000吨数字的计算依据，因此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基于与邹城苏泰公司的买卖合同取得涉案13000吨煤的所有权，且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并非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煤炭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即便邹城苏泰公司构成违约，怀仁金源公司诉请解除《煤炭买卖合同》的效力也不及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煤炭买卖合同》是否解除并不影响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对涉案煤炭的所有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负有返还义务。   三、关于反诉部分。   怀仁金源公司申请对13000吨煤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进行了查封，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有权要求怀仁金源公司进行赔偿。具体数额如下：   （一）13000吨煤货物价值的损失。13000吨煤被查封时，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将该煤炭出卖给珠江电力，正在装船期间。按照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珠江电力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涉案煤炭的单价是595元/吨，13000吨煤被查封时的价值为7735000元。   （二）利息损失。13000吨煤自2017年12月12日被查封之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7735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三）运输船舶的运费损失。煤炭被查封导致运输船舶无法按计划装运，按照当时船舶市场运价单价74元/吨计算，船舶运费损失为962000元。   （四）堆存费损失。1、根据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函件，13000吨煤截至2018年4月4日止已产生堆存费用308931.2元；2、自2018年4月5日至13000吨煤实际退仓时止的堆存费用。   （五）律师费损失。因煤炭被查封，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被迫维权委托律师代理本案，约定律师代理费为256000元，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22万元。   （六）差旅费等损失。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参加本案诉讼，需支出差旅费10万元。   怀仁金源公司答辩称，本案的审理应以各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过程综合进行分析评判。   一、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实际是代表邹城苏泰公司将货物装船、交付给邹城苏泰公司指定的下游客户，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是真正的买方，不承担任何风险只享受固定回报，系典型的资金拆借行为，应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双方之间不可能发生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理由如下：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第二份《补充协议》约定：1、下游采购商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秦皇岛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为邹城苏泰公司所指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是真正的买方。2、如果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提货或付款，则邹城苏泰公司在收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书面或邮件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退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付的全部款项及承担的其他费用（包括已付款项的资金利息、年化利率为24%、物流费用等）。该约定表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赚取的是固定利息（年化利率24%），对货物的价格不承担风险。3、双方的结算方式为：最终结算金额=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下游采购商最终结算的金额－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预付款收益（预付款收益按年化收益率15.6%计算）－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费用。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费用：税率17%，包括但不限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运费、港杂费、港建费、滞港费、检验费等。双方还约定，下游采购商不是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时，邹城苏泰公司立即退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有款项及承担的费用和资金收益（资金收益按照年化利率24%计算）。即，无论下游公司的采购价是多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均有15.6%的年化收益，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下游公司的交易实际上是代邹城苏泰公司进行的。4、自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全款或预付款后至向下游采购商转移货权之前，市场波动时，邹城苏泰公司需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或追加保证金。进一步说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不承担任何风险，“旱涝保收”。   买卖合同是双务合同，买方支付货款，卖方交付货物，货物价值在交易时应当予以确定，货物的价格风险不由卖方承担。而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无论下游公司接收货物的价格是多少，均可以收到年化利率24%的收益，不符合买卖合同的要件。   二、本案货物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   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平仓交货，交货数量以水尺为准，待装船完毕后以最终水尺数量结算。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货物上船前所有权归怀仁金源公司，上船后归邹城苏泰公司。货物上船之前的所有行为，包括办理《货权转移证明》《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等，都是为了平仓交货服务，为了货物能够上船交付给邹城苏泰公司指定的下游公司，并非为了将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   平仓交货是煤炭港口交货作业的专业术语，是指煤炭在港口装船才履行完毕交货义务。如果货物所有权在港口仓库即发生转移，则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合同中就没必要约定“交货数量以水尺为准”。双方约定货物数量以水尺为准，说明怀仁金源公司所供应的货物数量在装船前尚不确定。作为标的物的煤炭数量尚未确定就不能确定标的物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怀仁金源公司的标的物13000吨煤的所有权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过转移。   三、关于2017年11月6日三方协议的效力问题。   2017年11月6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邹城苏泰公司、绥中富燃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系“分赃协议”，是无效协议，是周某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迫不得已签订的，属于乘人之危，且三方协议处分煤炭的价格明显低于当天的市场价值（当天的市场价格为621元/吨，实际处分的价格为326元/吨），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主张三方协议取代了两份《补充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三方协议约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继续按原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合同履约”，而原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三方协议又恢复到原点，还是借贷关系。三方协议约定“邹城苏泰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之间未结的货款，由邹城苏泰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另行协商解决，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绥中富燃公司无关”，表明三方对于货物由怀仁金源公司供应的事实是知情的，三方存在恶意处分怀仁金源公司财产的故意，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存在善意取得的情形。   2、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邹城苏泰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取得货物所有权，三方签署的分赃协议不具有合法处分的基础。无论三方如何约定都不能否认之前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合同中约定的平仓交货，三方协议是无效协议。   3、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依据三方协议，推定货物回归其所有的观点属于本末倒置。三方协议的签署时间在后，《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货权转移证明》《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等各类文件的签署时间在前。逻辑应该是：基于各类文件的签署目的是将货物上船出售给下游公司，三方没有取得货物的所有权，没有处分该货物的基础和权利，而非基于三方协议推定货物所有权又回归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   四、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出的各项费用问题。   根据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的约定，这些费用最终由邹城苏泰公司承担，即使实际发生也不应当推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取得了货物所有权。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资金拆借，交纳各项费用是基于该事实发生的，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具有取得货物所有权的基础。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在明知货物已经被法院查封的情况下，仍然交纳所谓的费用，试图利用交费的形式证明其对货物享有所有权，以达到既成事实强占货物之目的，其行为存在恶意。   五、关于合同独立性、关联性的问题以及所谓的侵权关系与违约关系的问题。   首先，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的合同、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的合同虽然由各自分别签订，但二者具有关联性，是基于共同目的--平仓交货和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的资金拆借关系，由三方分别签署了《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货权转移证明》《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等各类文件。据此，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认为货物所有权已经转移，怀仁金源公司认为所有权自始至终没有转移，双方发生分歧和争议。同时，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依据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各个合同依法提出了反诉。因此，案件具有不可分性。   其次，侵权之诉与违约之诉的竞合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有规定，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甲和乙之间，是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合同，如运输合同里发生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的侵权案件。本案不是基于同一个合同也不是基于同一个事实而发生的争议，是基于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所发生的纠纷，三方的行为基于同一批货物，存在关联性，人民法院有权利进行审理。   六、合同解除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可依据其与邹城苏泰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及三方协议等，另行向邹城苏泰公司主张权利。   总之，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属于无效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不发生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原判决结果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邹城苏泰公司发表意见称，其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之间系借贷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邹城苏泰公司将煤炭货权转移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为了借款，转移货权是港口正常的交易流程。货权转移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无权处置煤炭，仍是由邹城苏泰公司负责装船，装船后才能确定煤炭的数量。前期邹城苏泰公司已向怀仁金源公司支付煤炭的预付款，装船之后双方进行结算，怀仁金源公司给邹城苏泰公司发票，邹城苏泰公司支付怀仁金源公司尾款，煤炭装船前的货权是怀仁金源公司的，装船后的货权是邹城苏泰公司的。邹城苏泰公司的周某是在看守所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绥中富燃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让周某签字时协议的内容已经被提前打印好，协议涉及的煤炭当时价值2900万元，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让周某签字的价值仅2000万元，称签了字就放了周某，周某签字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怀仁金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本诉请求：1、依法解除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2、判决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连带返还13000吨煤；3、诉讼费用由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承担。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13000吨煤的货物价值损失7735000元（按被查封前已签约的单价每吨595元计）；2、判决怀仁金源公司按13000吨煤的货物价值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自2017年12月12日被查封之日起至2018年4月11日反诉之日止的利息损失111542.94元；3、判决怀仁金源公司按13000吨煤的货物价值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时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4、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13000吨煤无法按计划装运的船舶运费损失962000元；5、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13000吨煤被查封而增加的截止2018年4月4日港口仓储堆存费用308931.2元；6、判决怀仁金源公司承担自2018年4月5日起至上述13000吨煤实际退仓时止的堆存费用；7、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代理费256000元；8、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差旅费100000元；9、判决怀仁金源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约及履约情况：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6月21日，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分别签订三份《煤炭买卖合同》。6月9日的合同约定标的物数量33600吨，交货价格为500元/吨（含税）；6月16日的合同约定标的物数量8400吨，交货价格为545元/吨（含税）；6月21日的合同约定标的物数量16800吨，交货价格为555元/吨（含税）。三份合同均约定交货方式为平仓交货，交货数量以水尺为准，质量为收到基低位发热量以5000KCal/KG为基准，合同签订后一列一结算，邹城苏泰公司收到怀仁金源公司的货权后支付货品数量对应80%的货款，待装船完毕后以最终水尺数量结清剩余货款，怀仁金源公司已知晓邹城苏泰公司采购此批货物用于销售给第三方。2017年6月13日前，怀仁金源公司在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已有存煤9456吨；6月13日，怀仁金源公司运输至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煤炭8363吨；6月15日，运输至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煤炭8372吨；6月21日，运输至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煤炭8356吨；6月22日，运输至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煤炭8330吨，共计42877吨。货款总额为21864735元（33600×500元/吨＝16800000元，8400吨×545元/吨＝4578000元，877吨×555元/吨＝486735元）。怀仁金源公司转移货权后应收到80%货款17491788元（21864735元×80%＝17491788元）。邹城苏泰公司实际支付怀仁金源公司货款14000000元，占货款总额的64%，未达到合同约定的80%。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约及履约情况：2017年6月12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2017年6月份购销煤炭数量10万吨，可分批次供货，最终数量以实际供货数量为准。合同价格为场地交货含税合同价，暂定465元/吨，最终价格以单船买卖合同为准。交货地点秦皇岛，交货方式港口场地交货。煤炭进入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港口专场地后，邹城苏泰公司转移货权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明确该批货物的货权归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有。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销售煤炭，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若邹城苏泰公司自行销售，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以场地过户的形式将所到煤炭的货物所有权转让给邹城苏泰公司，邹城苏泰公司支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1.20元/吨场地中转服务费，场地过户以前港口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邹城苏泰公司支付。数量以单船买卖合同的交割模式确定（场地交货，以交货港轨道衡为准；平仓交货，以第三方水尺为准）。邹城苏泰公司在秦皇岛港将货权转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按照货权转移证明的数量及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华电集团的场地交货合同价格为结算依据预结算80%的货款（8400吨一列一付款）。华电集团全额回款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出结算单并收到全额增值税发票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邹城苏泰公司剩余尾款。   2017年6月12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下游采购商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销售煤炭主要是为协助邹城苏泰公司拓展国内市场，该下游采购商为邹城苏泰公司所指定，邹城苏泰公司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承诺对所有煤炭的质量及数量等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质量及数量的检验标准及价格奖惩方式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下游的合同条款约定为准。邹城苏泰公司在秦皇岛港将货权转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按照货权转移证明的数量、与华电集团的场地交货合同价格为结算依据预结算（8400吨一列一付款），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供货款的80%。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全额回款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扣除资金成本、收益及支付的相关费用后，与邹城苏泰公司出结算单并收到全额增值税发票后，支付邹城苏泰公司剩余尾款并一票结算（邹城苏泰公司补齐17%增值税）。邹城苏泰公司同时承诺，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下游采购商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提货或付款，邹城苏泰公司将在收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书面或邮件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退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付的全部款项及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承担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已付款项的资金利息按年化利率24%计算、物流费等）。双方最终结算方式为：最终结算金额＝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下游采购商最终结算的金额－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预付款收益－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费用（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预付款收益按年化收益率15%计算；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费用：税率调整为17%，包括但不限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运费、港杂费、港建费、滞港费、检验费等）。自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全款或预付款后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下游采购商转移货权之前，此期间内，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拥有在市场波动时要求邹城苏泰公司支付或追加保证金的权利，煤炭价格每下行10%（以双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之日的CCI价格指数为起始基数），邹城苏泰公司自收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书面或邮件通知之日起的1个工作日内按下行比例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或追加保证金。若邹城苏泰公司无法在约定时间内支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相应金额的保证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有权自行处理煤炭，且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再承担对邹城苏泰公司支付余款的责任。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处理该批煤炭所得货款不足以弥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的货款、承担的费用及应收的资金成本，则邹城苏泰公司必须在收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书面或邮件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另行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不足的款项。邹城苏泰公司保证，无论出现任何情况，自合同签订生效后，邹城苏泰公司发运第一列煤炭起每满15天必须交付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5万吨的煤炭，直至6月30日前交付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有煤炭。下游必须为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不得随意变更。若邹城苏泰公司违反上述任一保证，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有权选择下列三者之一处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有权自行销售煤炭且不再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有权要求邹城苏泰公司立即归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款项、承担的费用及资金收益（资金收益按照年化利率24%计算）；若超过交货期限，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下游同意继续履行合同，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收取邹城苏泰公司的资金收益由原来的年化15%调整为年化24%（自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第一笔费用开始计算）。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处理，如果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下游承担了任何的责任，该责任均由邹城苏泰公司承担。如邹城苏泰公司未按照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则邹城苏泰公司应当按照煤炭购销合同标的金额的20%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损失的，由邹城苏泰公司另行赔偿。如因此导致诉讼发生的，邹城苏泰公司承担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相关费用。补充协议作为煤炭购销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若补充协议内容与煤炭购销合同内容有冲突，以补充协议为准。补充协议未涉及的内容，适用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   2017年6月27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与第一份《补充协议》的内容基本相同，仅明确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预结算依据的场地交货含税合同价为465元/吨，预结算时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的供货款由80%变更为50%，最终结算方式中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预付款年化收益率由15%变更为15.6%。   三方协议签订情况：2017年6月28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发现在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公司煤场4-4、4-2垛位的货物42877吨煤被邹城苏泰公司转给绥中富燃公司后于2017年6月2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11月6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绥中富燃公司、邹城苏泰公司协商，就邹城苏泰公司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煤炭卖给绥中富燃公司的民事争议达成解决协议。三公司约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继续按原与邹城苏泰公司的合同履约，将未付的尾款680万元支付给邹城苏泰公司，考虑到时间、煤炭价格等因素，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愿多付70万元，合计支付750万元。邹城苏泰公司账户现有600万元，周某实际控制的山西圣源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账户有49.9万元，加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以上支付的750万元，共计1399.9万元，用于退还绥中富燃公司在2017年6月27日付给邹城苏泰公司关联的山西圣源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购煤的预付款14000000元。秦皇岛港公安局查封的42877吨煤的货权恢复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账号，即该煤炭的所有权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有。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邹城苏泰公司、绥中富燃公司三方共同申请秦皇岛港公安局解除查封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六公司4-4垛、4-2垛的共计42877吨煤，以及邹城苏泰公司、周某实际控制的山西圣源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账户，以便于刑事案件之外的民事自行和解。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同时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民事诉讼并解封煤炭，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撤诉工作。协议签订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再追究邹城苏泰公司其他民事责任，煤炭处理中涉及的发票、税票等由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解决。邹城苏泰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之间未结的货款，由邹城苏泰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另行协商解决，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绥中富燃公司无关。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付款情况：2017年6月16日邹城苏泰公司收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6628668元，2017年6月19日收到3114384元，2017年6月28日收到3879495元，2017年11月13日收到7500000元，邹城苏泰公司合计收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的21122547元。   货权凭证的变更情况：2017年6月15日、6月16日、6月22日，邹城苏泰公司共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发出四份《货权转移证明》，表示愿意将其从怀仁金源公司购买的金源1号42877吨煤的货权转移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2017年6月15日，怀仁金源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签订《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双方共同确认：自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怀仁金源公司通过宋家庄站运输到秦皇岛柳村南进六公司场地3列金源1号煤炭，收货单位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货物所有权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煤炭进港后过衡吨，盘点盈亏吨计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账，港口业务由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办理，全部费用由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承付；2017年6月15日、6月22日，怀仁金源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签订两份《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怀仁金源公司同意将在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六公司存放的金源1号煤炭17819吨、8356吨变更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特约事项中约定，欠费过户，场地盈亏吨由原作业委托人（怀仁金源公司）承担，过户前堆存费由原作业委托人承担，过户后堆存费由新作业委托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承担。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珠江电力签约及履约情况：2017年11月28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珠江电力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约定，货物数量约1.8万吨＋/－10%，含税平仓基准价595元/吨，平仓交货，煤炭装船完毕后珠江电力凭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出具的货权转移证明原件，按港口检测的实装数及595元/吨支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70%的煤款，珠江电力在收到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合法发票前提下，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额余款。2017年12月13日，珠江电力安排广州发展3轮126航次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港务分公司拉走煤炭29561吨。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出费用情况：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了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装运的29561吨煤的堆存保管费35473元。2018年4月11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本案与广东腾翔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256000元。2018年4月12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代理费2万元。   诉前财产保全情况：因怀仁金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2日查封了存放在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港务分公司4-2垛位、4-4垛位存煤13000吨。截止2018年4月4日，产生堆存费用308931.2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煤炭买卖合同引起的纠纷，主要争议焦点为：1、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定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方式是什么；2、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3、查封的13000吨煤的所有权人是谁；4、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否属于本诉的适格被告；5、怀仁金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6、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定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方式问题。怀仁金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是在秦皇岛港船上平仓交货。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认为，怀仁金源公司已将货物运送到秦皇岛港口仓库，货物数量明确，在仓库完成了平仓交货。一审法院认为，平仓交货是煤炭的港口交货方式之一，一般来说，平仓交货的前面会有港口名称，由于本案合同中未写明港口名称导致产生争议。怀仁金源公司将货物运送到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时港口对货物数量进行了称重，确定货物数量为42877吨。如果在港口仓库进行平仓交货，那么货物数量已经确定，货物已经在港口仓库完成平仓，交货条件已经具备，直接完成交货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在合同中另一条款约定“交货数量以水尺为准”了。显然，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理解不符合订立合同的目的，是片面的，不予采信。怀仁金源公司的理解符合合同内容的完整性，符合港口煤炭交易的一般做法，应当认定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定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方式是“秦皇岛港口船上平仓交货”。实际履行中，怀仁金源公司将货物运送到秦皇岛港六公司，邹城苏泰公司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出具了《货权转移证明》，邹城苏泰公司愿意将货权转移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怀仁金源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签订了《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将货物所有权转移给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   关于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之间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问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认为，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之间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后来两份《补充协议》没有履行。怀仁金源公司认为，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之间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之间订立的《煤炭购销合同》符合买卖合同关系法律要件，属于买卖合同。但是，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又分别于当日和该月27日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约定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处理该批煤炭所得货款不足以弥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的货款、承担的费用及应收的资金成本，则由邹城苏泰公司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不足的款项，任何市场价格变化产生的风险均由邹城苏泰公司承担。由此可见，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以其实际付款金额作为基数，按照年化收益率15.6%计算固定收益，在补充协议中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只享受固定回报，属于典型的资金拆借行为。补充协议变更了原先存在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性质，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形成资金拆借法律关系。   关于查封的13000吨煤的货物所有权人是谁的问题。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实际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经邹城苏泰公司委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签订了《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煤炭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及《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尽管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实际上从怀仁金源公司接收了货物，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约定了货物所有权归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有，但是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自愿协商达成的补充协议变更了双方原先存在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形成资金拆借法律关系，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没有买卖合同法律依据，不能取得货物的所有权。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交货方式是“秦皇岛港船上平仓交货”，邹城苏泰公司在收到货权后应付80%的货款，但实际只支付了64%的货款，未付款部分的13000吨煤仍然在港口仓库寄存，没有装船，没有交付，这些货物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怀仁金源公司。   关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否属于本诉适格被告的问题。怀仁金源公司要求依法解除其与邹城苏泰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返还13000吨煤，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主张这13000吨煤的所有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存在货物所有权之争，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属于本诉的适格被告。   关于怀仁金源公司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邹城苏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足额履行给付货款义务，构成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怀仁金源公司要求解除与邹城苏泰公司未付款部分13000吨煤的买卖合同，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   关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反诉请求是建立在13000吨煤归其所有的基础上的。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在《补充协议》中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只享受固定回报，属于典型的资金拆借行为，与邹城苏泰公司形成资金拆借法律关系。《补充协议》变更了此前双方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自协议签订后，双方就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了。因此，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反诉请求无买卖合同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未取得13000吨煤的所有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主张与邹城苏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是邹城苏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怀仁金源公司足额支付货款，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怀仁金源公司要求依法解除买卖合同。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变更了双方原先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形成资金拆借关系，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没有买卖合同依据，依法不能取得13000吨货物的所有权。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之间的13000吨煤买卖合同解除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应当将接管的13000吨煤依法返还给怀仁金源公司。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反诉请求应当是建立在其与邹城苏泰能源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基础上的，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与邹城苏泰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依法不能取得13000吨煤的所有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反诉请求无买卖合同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一、解除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2017年6月9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三份未收到货款部分的货物13000吨《煤炭买卖合同》；二、邹城苏泰公司、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返还怀仁金源公司13000吨金源1号煤炭；三、驳回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驳回怀仁金源公司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13000吨煤的货物价值损失7735000元；4、判决怀仁金源公司按13000吨煤的货物价值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自被查封之日起至提出反诉之日止的利息损失111542.94元；5、判决怀仁金源公司按13000吨煤的货物损失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时止的利息损失；6、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13000吨煤无法按计划装运的船舶运费损失962000元；7、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13000吨煤被查封而增加的截止2018年4月4日港口仓储堆存费用308931.20元；8、判决怀仁金源公司承担自2018年4月5日起至上述13000吨煤实际退仓时的堆存费用；9、判决怀仁金源公司赔偿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256000及因本案增加的旅差费100000元。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就未付货款部分合同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及双方约定的交货方式；2、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的法律性质，涉案13000吨煤的所有权是否已转移及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焦点一，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平仓交货，邹城苏泰公司收到怀仁金源公司的货权后支付对应的80%的货款，待装船完毕后以最终水尺数量结清剩余货款等。合同签订后，怀仁金源公司按约运送至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煤炭共计42877吨，但邹城苏泰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未达合同约定的80%，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且其在之后亦未足额支付货款，致使怀仁金源公司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未履行部分的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故一审判决解除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的三份合同中未付款部分13000吨煤的买卖合同并无不当。煤炭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方式系平仓交货，同时约定装船完毕交货数量以水尺为准。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怀仁金源公司将货物运送至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时对货物进行称重，并确定了货物数量，在该港口仓库完成平仓，但结合本案的证据，可以认定双方的交货方式为秦皇岛港口船上平仓交货。   关于焦点二，1、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订立了《煤炭购销合同》，并于签订合同当日和该月27日又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向下游采购商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销售煤炭是为邹城苏泰公司拓展国内市场，该下游采购商为邹城苏泰公司指定。协议还约定，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处理该批煤炭所得货款不足以弥补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的货款、承担的费用及应收的资金成本，则由邹城苏泰公司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支付不足的款项，任何市场价格变化产生的风险均由邹城苏泰公司承担。根据煤炭交易市场习惯，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购买煤炭后，销售给谁、销往何处无需由出卖方指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以其实际付款金额作为基数，按照年化收益率15.6%计算固定收益，只收取固定收益，未约定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即不承担任何买卖风险。结合交易惯例及本案现有证据综合分析判断，双方属于资金拆借行为，并未实际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实际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经邹城苏泰公司委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虽接收了货物，办理了货物所有权转移的相关手续，但补充协议变更了双方煤炭购销合同的部分内容，双方未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邹城苏泰公司和绥中富燃公司达成的三方协议约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继续按原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合同履行。且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陈述补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被三方协议取代，而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并未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涉案13000吨煤未装船、未交付，在港口仓库寄存，怀仁金源公司亦未收到该货款。基于上述理由，涉案13000吨煤的所有权并未转移，仍归怀仁金源公司。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主张取得涉案货物所有权并要求怀仁金源公司赔偿各项损失之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1、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在一审提起管辖权异议后，被（2018）晋06民辖终5号民事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2、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在一审庭审后提交的证据在一审判决中有记载。故一审程序并不违法。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12月12日，一审法院根据怀仁金源公司的申请，查封了存放在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港务分公司的煤炭13000吨。2018年4月11日，一审法院根据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为避免安全风险，裁定对查封的13000吨煤进行拍卖。2018年4月25日，一审法院委托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动力煤市场价格走势及价格折算方式，山西汾渭能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其2018年4月25日发布的CCI5000指数515元/吨（含税），按照每卡价值折算4800FOB秦皇岛价格=CCI5000指数/5000×4800，即诉争煤炭每吨参考价格为494元/吨（含税）。诉争13000吨煤以保留价494元/吨，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流拍一次后，第二次拍卖保留价为484元/吨。2018年6月8日，怀仁金源公司以6292000元的最高价竞得，价款提存在一审法院保管。原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已将6292000元发放给怀仁金源公司。2017年12月12日诉争13000吨煤被查封当日，中国煤炭资源网上汾渭能源发布的CCI5000指数为621元/吨（含税），折算的4800FOB秦皇岛价格为596元/吨（含税）。2018年6月8日，CCI5000指数为615元/吨（含税），折算的4800FOB秦皇岛价格为590.4元/吨（含税）。2017年6月9日，CCI5000指数为500元/吨（含税），4800FOB秦皇岛价格为480元/吨（含税），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合同价为500元/吨（含税）；2017年6月16日，CCI5000指数为518元/吨（含税），4800FOB秦皇岛价格为497元/吨（含税），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合同价为545元/吨（含税）；2017年6月21日，CCI5000指数为537元/吨（含税），4800FOB秦皇岛价格为516元/吨（含税），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合同价为555元/吨（含税）。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怀仁金源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返还13000吨煤；二、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否有权提起反诉；三、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怀仁金源公司赔偿因保全造成的损失。   关于焦点一，怀仁金源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返还13000吨煤。   首先，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邹城苏泰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在2017年6月9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约定邹城苏泰公司向怀仁金源公司购买煤炭的单价为500元/吨（含税），之后的两份合同单价分别为545元/吨（含税）、555元/吨（含税），而邹城苏泰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在2017年6月12日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中约定邹城苏泰公司出售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煤炭的单价为465元/吨（含税），邹城苏泰公司明知且故意高买低卖，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双方的交易有违买卖关系常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虽主张怀仁金源公司提交的两份《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但两份《补充协议》与《煤炭购销合同》均明确约定，《补充协议》是《煤炭购销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补充协议》与《煤炭购销合同》内容冲突时以《补充协议》为准，且《补充协议》中的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正是《煤炭购销合同》中邹城苏泰公司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指定的下游采购商。《煤炭购销合同》与两份《补充协议》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均可作为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主张三方协议签订后，对《煤炭购销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的条款进行了变更，但在其提交的三方协议中载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继续按原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合同履约，并未对《煤炭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条款进行变更，并未改变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两份《补充协议》显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约定，若邹城苏泰公司及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均正常履约，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除收取结算差价外，按年化收益率15.6%向邹城苏泰公司收取已付款项的固定收益；若邹城苏泰公司正常履约，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违约，上海理业金服公司除向邹城苏泰公司收回已付款项及费用外，按年化收益率24%向邹城苏泰公司收取利息；若邹城苏泰公司违约，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有权自行售煤且不再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任何款项，或要求邹城苏泰公司退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付款项及费用并按年化收益率24%支付利息，或继续履行合同并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付款项的年化收益率由15.6%调整为24%；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售煤所得货款不足以弥补其向邹城苏泰公司已付款项及费用时，由邹城苏泰公司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补足款项；煤炭市场价格波动时，邹城苏泰公司需向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追加保证金。上述约定可证明，无论邹城苏泰公司或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是否违约，也无论煤炭市场价格是否波动，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均不承担任何交易风险，只收取固定收益，符合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特征。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认为其与邹城苏泰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   其次，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关于“平仓交货”的约定是否是对货权转移时间的约定。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一列一结算，邹城苏泰公司收到怀仁金源公司的货权，邹城苏泰公司支付货品数量对应80%的货款，待装船完毕后以最终水尺数量结算，邹城苏泰公司结清剩余货款”。若“平仓交货”后货权才转移至邹城苏泰公司，则合同中邹城苏泰公司收到货权支付80%的货款与收到货权结清余款的内容相互矛盾。此外，怀仁金源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签订的《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及《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也可证明，合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发运到秦皇岛港的42877吨煤尚未装船，怀仁金源公司已根据邹城苏泰公司的指示将货权变更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名下，邹城苏泰公司也已向怀仁金源公司支付1400万元货款。因此“平仓交货”仅是双方为确定最终结算数量所作的约定，与货权转移无关。   第三，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否有权占有诉争的13000吨煤。让与担保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将标的物转移给他人，于债务不履行时，该他人可就标的物受偿的一种非典型性担保。担保人转移担保物的所有权后仍可处分担保物，但担保权人对处分担保物的价款有优先受偿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煤炭购销合同》中约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将合同项下煤炭销售给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邹城苏泰公司对此知悉并认可。煤炭进入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港口专场地后，邹城苏泰公司将货权转移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明确该批货物的货权归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所有。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售出煤炭并在华电集团秦皇岛分公司全额回款之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扣除约定的收益及相关费用才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尾款及结算。上述约定可证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控制出借款项所购煤炭的所有权及售出煤炭的收款权，待收回借款本金及利息后，余款再返还给邹城苏泰公司，实质是邹城苏泰公司指定煤炭的买方后，将煤炭所有权及售出煤炭的收款权让渡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作为借款担保，邹城苏泰公司出售煤炭后的价款优先偿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借款，此种交易模式符合让与担保的特征。双方虚假的买卖合同关系虽无效，但隐藏的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双方关于让与担保的约定有效。物权法虽然对该种担保方式未进行规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邹城苏泰公司出具的四份《货权转移证明》、怀仁金源公司与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共同向秦皇岛港生产业务部出具的《进港煤炭货物处置确认函》及《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内贸煤炭变更申请表》，均可证明怀仁金源公司按照邹城苏泰公司的指示，已将包括诉争13000吨煤在内的42877吨煤交付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并将货权变更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名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关于动产质押的规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已完成了担保物权的公示，取得了诉争13000吨煤的担保物权，对该13000吨煤的占有系有权占有。即使怀仁金源公司解除与邹城苏泰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怀仁金源公司对13000吨煤享有的也仅是债权，根据同一标的物上同时存在的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担保物权优先于怀仁金源公司的债权，故怀仁金源公司要求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返还该13000吨煤的主张于法无据。   第四，邹城苏泰公司违约时，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能否自行销售用于担保的煤并不再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在《补充协议》中约定邹城苏泰公司违约时，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有权自行售煤并不再向邹城苏泰公司支付任何款项的条款违反禁止流质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应当转化为清算型担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如邹城苏泰公司有不能偿还借款本息等违约行为，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可就邹城苏泰公司用于担保的煤实现担保物权，可根据双方的约定自行售煤，但煤的所有权仍属于邹城苏泰公司，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仅有优先受偿权，扣除约定的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后应将余款退还邹城苏泰公司。   第五，怀仁金源公司能否解除与邹城苏泰公司的煤炭买卖合同及合同解除后双方债权债务的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怀仁金源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共涉及58800吨煤，怀仁金源公司已交付42877吨，邹城苏泰公司应付货款21864735元，已付14000000元，已付货款占应付货款的64%，未达到合同约定应付的80%，且邹城苏泰公司已无力支付剩余货款，怀仁金源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双方的合同应予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怀仁金源公司未交付的15923吨煤终止履行，邹城苏泰公司未支付货款的13000吨煤，怀仁金源公司有权要求邹城苏泰公司返还或赔偿损失。怀仁金源起诉仅要求返还13000吨煤，未要求赔偿损失。因13000吨煤的货权已变更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名下，且本案审理期间一审法院根据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及怀仁金源公司的申请，已依法对保全的13000吨煤进行了拍卖，原审判决邹城苏泰公司向怀仁金源公司返还13000吨煤，邹城苏泰公司实际已无法履行。13000吨煤转化为拍卖所得价款6292000元提存，邹城苏泰公司应向怀仁金源公司返还6292000元。一审判决第一项解除三份合同中怀仁金源公司未收到货款的13000吨的部分，仅解除了怀仁金源公司已交付的42877吨中的13000吨，未解除怀仁金源公司未交付的15923吨，导致该部分合同仍有效存在，但怀仁金源公司及邹城苏泰公司对该判项均未提起上诉也未申请再审，本院对该问题不予审理。   关于第二个焦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否有权提起反诉。怀仁金源公司基于与邹城苏泰公司的买卖合同起诉邹城苏泰公司及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要求二公司连带返还13000吨煤，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与邹城苏泰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独立于邹城苏泰公司与怀仁金源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审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列为被告并判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承担返还责任不当。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主张对诉争标的物有独立请求权，有权占有处分诉争标的物，本应对一审法院的保全措施提出执行异议，或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诉讼，但上海理业金服公司作为被告以反诉的方式要求怀仁金源公司赔偿因保全造成的损失，诉讼主体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鉴于本案已进入再审程序，且标的物已执行完毕，为便于当事人诉讼，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本院在本案中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并进行审理。   关于第三个焦点，上海理业金服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怀仁金源公司赔偿因保全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诉争13000吨煤的货权虽已变更至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名下，但作为让与担保物，实际所有权人仍是邹城苏泰公司，怀仁金源公司作为邹城苏泰公司的债权人，有权向一审法院申请保全邹城苏泰公司的财产，并未侵犯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担保物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要求怀仁金源公司赔偿因保全造成的各项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基于担保物权，可就该13000吨煤拍卖后的价款直接向一审法院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因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对邹城苏泰公司的债权尚未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在参与分配程序中，如怀仁金源公司或邹城苏泰公司对13000吨煤的担保范围存在异议，可通过分配方案异议、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程序予以救济。   综上，上海理业金服公司对诉争的13000吨煤享有担保物权，怀仁金源公司无权要求上海理业金服公司返还。上海理业金服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五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6民终77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山西省怀仁县人民法院（2018）晋0624民初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变更山西省怀仁县人民法院（2018）晋0624民初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邹城苏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怀仁县金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6292000元；   四、变更山西省怀仁县人民法院（2018）晋0624民初5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海理业金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对邹城苏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范围内对拍卖13000吨金源1号煤的所得价款6292000元有优先受偿权；   五、驳回怀仁县金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及上海理业金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支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7300元，减半收取28650元，由邹城市苏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8114元，减半收取39057元，由怀仁县金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负担27340元，上海理业金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717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邹城市苏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057元，由怀仁县金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负担27340元，上海理业金服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7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庆华   审判员 张 林   审判员 王怀师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