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71行终26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超群，女，198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公民身份号码440************40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李展明，职务：教导员。原审第三人：黄伟鹏，男，198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16。上诉人林超群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以下简称长兴派出所），原审第三人黄伟鹏不予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19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8月5日22时20分许，原告林超群与黄结玲在广州市天河区**********发生口角，进而互相殴打。后经法医鉴定，原告与黄结玲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经调查分别对原告与黄结玲予以行政处罚。原告与黄结玲的殴打行为发生后，黄结玲的侄子即第三人黄伟鹏来到现场，第三人到场后用手拉扯了原告的肩膀，欲与原告进行争论，随即被现场人员劝阻并离开。2018年8月6日，长兴派出所民警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期间，原告陈述，当时民警到达现场后，有一名男子（我不认识他，但我能辨认出他来）从人群中冲了出来往我头上盖了一巴掌，希望警方能抓到这个人。因被告未对原告所称的男子作出处理，2019年4月26日，原告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提交诉求信，请求依法处理前述案件发生当晚殴打原告的男子（即第三人黄伟鹏）。2019年5月18日，被告对现场治安员黄某康进行调查询问，黄某康陈述，案发当晚，第三人用手拉了原告的肩膀，并吵了起来，其马上把第三人劝开，并告诉第三人治安员处理，第三人就离开现场。黄某康同时陈述，第三人是黄结玲的侄子，没有殴打原告。同日，被告对现场治安员黄某辉进行调查询问，黄某辉陈述，案发当晚，黄结玲的侄子黄伟鹏走过来用手拉了原告的肩膀一下，把原告拉到巷子中间并质问她为何打他姑姐，原告就和第三人吵了起来，黄某康上前劝开第三人，第三人就离开了。2020年2月3日，被告对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第三人陈述，案发当晚，其得知姑姐黄结玲被打，到现场后看到黄结玲和原告在吵架，于是上前用手搭了一下原告的肩膀并质问原告为什么打黄结玲，当时就被黄某康拉开，随后离开现场。2020年2月10日，被告作出穗公天行罚决字[2020]006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8年8月5日22时许，林超群与黄结玲在广州市天河区************因纠纷发生口角，继而双方互相殴打，双方均有受伤（经鉴定均为轻微伤），黄结玲的侄子黄伟鹏在现场拉了一下林超群的肩膀，并没有动手殴打林超群，也未造成林超群受伤害。2020年2月3日，黄伟鹏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被告认为黄伟鹏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黄伟鹏不予行政处罚。原告不服，诉至该院。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规定：“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二）依法不予处罚的，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本案中，原告与黄结玲发生殴打行为后，第三人到场拉扯了原告的肩膀，欲与原告进行争论，随即被劝阻并离开，该拉扯行为并非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殴打行为，现场治安员与第三人对于第三人殴打原告的事实均不予确认，且现场视频亦无显示第三人有殴打原告的行为。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的前提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第三人殴打原告的事实，因此，被告认定本案违法事实不成立并决定对第三人不予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原告请求撤销本案不予处罚决定并要求被告对第三人予以处罚的主张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案发时间为2018年8月5日，原告在次日的询问笔录中即提出要求追究第三人殴打原告的责任，在未得到回应后，原告于2019年4月再次向公安机关提交追究第三人责任的诉求信，而被告迟至2020年2月10日才作出本案不予处罚决定，已超过前述规定的治安案件办理期限，且在2019年5月的询问笔录中，现场治安员已陈述原告指称的男子为黄结玲的侄子黄伟鹏，并不存在第三人身份不明或下落不明的情况，被告超期对原告的诉求作出处理且无证据证实其存在正当理由。故被告对原告诉求的处理超过法定期限，依法应确认该超期行为违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期限对原告林超群关于追究第三人黄伟鹏责任的请求作出处理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林超群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林超群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确认长兴派出所超过规定期限对黄伟鹏作出处理的行为违法，导致长兴派出所无法寻找目标证人及其他相关证据，从而证明黄伟鹏有殴打我的行为，长兴派出所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法认定黄伟鹏有殴打我的行为。二、一审中，长兴派出所没有同步提供两个证人（黄少康和黄维辉）的询问视频，且两人询问笔录的签署日期为2019年5月18日，属于事后补签，无法反映案发时真实情形，因此该两份证人证言存在瑕疵，应不予认定其所证明的事实。三、本案中共有三名治安员到现场处理，长兴派出所只对其中两名进行查证，并未提供第三名治安员的询问笔录和询问视频，未能全面取证而草率的对黄伟鹏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因此我要求长兴派出所补录第三名治安员的询问笔录和视频，以查明事实真相。四、据长兴派出所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黄伟鹏走过来后，用左手用力击打我的头部，才会导致我突然向前趴去，差点摔倒，可见其力度之大，绝非像长兴派出所和证人陈述的那样，黄伟鹏只是用手拉了我的肩膀。试想，如果只是拉肩膀，应该向后拉，而非导致我向前趴，且拉肩膀的力度也只能导致我挪动或转身，怎么可能是向前猛地趴去，进而造成我伤情加重，流血不止。五、长兴派出所超期未对黄伟鹏作出处理，导致其未能及时和同时调取视频，从而无法确认黄伟鹏究竟是拉我肩膀还是殴打我的头部，因此其草率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违法。六、案发后我及时报警，但长兴派出所未对我被殴打一案另案受理并调查，并未开具报案回执。我报案后，长兴派出所接到报警40多分钟才到现场，违反《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城市公安机关出警时间规定：城市公安机关接到110报警服务台的指令后，5分钟内赶到市区（含县级市）主要街道群众报警求助现场，10分钟内赶到居民楼院内报警求助现场，20分钟内赶到市郊报警求助现场。案发时录像资料显示，现场有大量目击者及围观群众，民警不及时取证，而是时隔九个月后再出具没有找到目击证人的相关说明，故意拖延处理时间导致本案证据流失。我认为其责任心不强，存在行政不作为，有包庇黄伟鹏的嫌疑。七、本案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条规定，调查取证时只有一名民警进行询问，而询问笔录中却有两名民警签名，属于违法行为。综上，长兴派出所因超期处理行为违法，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一审时长兴派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存在瑕疵，现有视频已经能清晰反映黄伟鹏有殴打我的行为，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判令：一、撤销穗公天行罚决字[2020]006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20）粤7101行初1966号《行政判决书》第二项，请求长兴派出所对我在2019年4月26日提交的《诉求信》重新作出处理，并对黄伟鹏作出处罚；三、本案诉讼费由长兴派出所承担。被上诉人长兴派出所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黄伟鹏未向本院提交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查明事实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原审第三人黄伟鹏是否殴打了上诉人以及于被诉不予行政处罚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关于黄伟鹏是否殴打了上诉人。本案中，上诉人与案外人黄结玲相互殴打后，黄伟鹏来到现场，据现场视频显示，黄伟鹏仅用手拉拽了上诉人的肩膀，之后被劝阻离开现场。在场的两位治保队员在接受长兴派出所询问时亦表示见到黄伟鹏仅用手拉了上诉人的肩膀，并未殴打上诉人。上诉人主张上述证人证言作出时间距离案发时已有数月，无法证实案发时的情形。但上述证人证言能够与现场视频内容相互印证，且上诉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黄伟鹏对其实施了殴打，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上诉人认为自己受到殴打，遂拨打110报警，长兴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派员赴现场出警。上诉人认为长兴派出所出警时间违反了《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行政不作为。公安部2002年3月11日发布实施的《公安派出所执法执勤工作规范》第五十五条规定：“公安派出所民警在处理案(事)件时,应当做到:(一)接到出警指令后,在城市5分钟内到达现场,在农村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公安部2003年4月30日发布实施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对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财产安全迫切需要处置的紧急报警、求助和对正在发生的民警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投诉，处警民警接到110报警服务台处警指令后，应当迅速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对其他非紧急报警、求助和投诉，处警民警应当视情尽快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上诉人报警时，已有治保队员在现场维持秩序，且长兴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亦及时赶往现场，并未违反《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关于出警时限的规定。故上诉人关于长兴派出所出警时间违法，属于行政不作为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仅有一名民警对其进行询问，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要求调查取证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两人的规定。对此，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而长兴派出所提交的询问笔录中询问人均为两人，且上诉人亦在询问笔录上进行了签名确认，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案发时间为2018年8月5日，上诉人于次日向长兴派出所表明希望警方追究殴打者的法律责任。因长兴派出所未对其诉求进行处理，上诉人于2019年4月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提交诉求信。长兴派出所于2020年2月10日才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治安案件办理期限，且长兴派出所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超期行为有正当理由，故应确认该超期行为违法。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林超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戈审 判 员  丁 玮审 判 员  易鸣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刘 静书 记 员  张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