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民终2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汇垠泰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塔写字楼第5202房（仅限办公用途）。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汇垠扶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205房（仅限办公用途）。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执行事务合伙人：兴证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平潭兴证赛富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执行事务合伙人：兴证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甘水巷38号102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广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G0050。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君度投资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执行事务合伙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平潭兴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执行事务合伙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卿雄，男，198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朗润致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厢黄旗2号楼2层X06-118室。法定代表人：杜晨光，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敏，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洁鸿，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盈隆广场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76号盈隆广场首层1号商铺。负责人：陈夏虹，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昀，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成，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色桃，男，195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耀国，广东谨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恒翎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涌东路306号之五431房。法定代表人：石恒源。原审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光华八九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仓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C0276。执行事务合伙人：光华八九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原审原告：石家庄泽丰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万达广场5A写字楼00单元0705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北富勤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审原告：何忠孝，男，196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原审原告：颜天锡，男，197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原审原告：吴桥辉，男，197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原审原告：罗相斌，男，197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原审原告：宁波龙马龙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融大厦A幢10层1096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财龙马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北京龙马汇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审原告：宁波龙马鹏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西路68号（鄞州金融大厦A幢10层1095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财龙马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北京龙马汇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华托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上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敏，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洁鸿，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80号12层。法定代表人：陈色桃。上诉人广州汇垠泰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汇垠扶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卿雄、北京朗润致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盈隆广场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陈色桃、广州恒翎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翎公司）、原审原告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光华八九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家庄泽丰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何忠孝、颜天锡、吴桥辉、罗相斌、宁波龙马龙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龙马鹏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及原审第三人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通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初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合法传唤，恒翎公司、迅通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认定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恒翎公司签订的《授信协议》（编号为：21171101）及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迅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为：21171101-1、-2、-3、-4、-5、-6、-7）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陈色桃、恒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1.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违法、违规使用“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与陈色桃恶意串通，利用恒翎公司作为工具，转移迅通公司名下4亿元存款，损害迅通公司利益。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使用图表的形式向一审法院展示了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是如何串通，以看似合法的交易模式“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掩盖其利用恒翎公司作为工具转移迅通公司名下4亿元存款的非法目的，并提交了包括但不限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制作的虚假的银行流水及询证函，以及为两个完全没有股权关系和交易关系的企业办理应具有股权关系的“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2.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操作细则作为涉案《授信协议》所涉业务的操作细则，可以体现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签订案涉《授信协议》之时是否存在恶意，是否合法、合规开展业务。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在庭前质证阶段和正式开庭审理前均请求一审法院责令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交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操作细则，以判断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是否合规、合法签订《授信协议》，是否存在过错，是否与陈色桃存在串通。3.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便认定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的主张，过于草率。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了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制作的《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及《银行询证函》，均足以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明知迅通公司名下存款早已被转移、被用作恒翎公司申请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的保证金的情况下，却仍向中介机构出具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询证函，为的是拖延时间，确保该不合法、不合规交易不会被轻易发现，继续一边每月定期向迅通公司收取高额利息，一边待授信期满若恒翎公司无法偿还借款可以直接扣划迅通公司的存款。（二）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明知迅通公司与恒翎公司并非关联公司的情况下，为迅通公司和恒翎公司办理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并非其自称的善意债权人，不管系贷前、贷中还是贷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都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审查涉案《授信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之时，均只进行表面的形式审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不是善意债权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明知恒翎公司无任何业务、任何偿债能力的情况下仍与其签订授信额度高达4亿元的《授信协议》，足以反映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与恒翎公司签订《授信协议》时不是善意债权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作为一个大型国有银行，在审批任何一笔贷款之时，均应要求贷款人提交相应的资质、财务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恒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情况。恒翎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开展具体业务，从公开途径可以获知，恒翎公司没有员工，没有实际经营地址，其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只是普通的公司员工，恒翎公司是一个空壳公司。单凭恒翎公司自身的条件，无法从审核制度严格的国有银行借出4亿元。可见，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出借这笔4亿元款项之时，没有审查清楚甚至是完全没有审查恒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情况，存在明显过错。可以说，当时就是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故意批出这4亿元的贷款业务，以达到年末银行业绩考核。故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恒翎公司没有偿债能力，却依然出借4亿元，事实上是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为陈色桃转移迅通公司4亿元提供基础、作出铺垫，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不应被认定为善意债权人。2.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明知迅通公司与恒翎公司无股权关系和业务往来，却仍为迅通公司和恒翎公司办理有关集团的贷款业务，亦足以反映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办理涉案贷款业务之时不是善意债权人。从公开途径可以获知，迅通公司和恒翎公司无股权联系，恒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一人股东亦并非迅通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没有证据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主张的“恒翎公司系迅通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企业”，恒翎公司事实上系陈色桃控制的公司，陈色桃系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当时办理涉案贷款业务之时，没有掌握两公司存在业务联系或股权联系的资料。3．集团资金归集业务与贷款业务不完全相关，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利用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力的名义为迅通公司和恒翎公司办理贷款、质押业务。4.原审原告提交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以下简称银保监广东监管局）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向》明确指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不是善意债权人。银保监广东监管局的认定表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之时未尽银行应尽的审查注意义务，应当办理的程序没有办理，存在明显的过错。5．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一边向恒翎公司发放贷款，一边向迅通公司收取利息，该不正常的收款行为表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不是善意债权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甚至完全不关心恒翎公司使用贷款的情况，因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从来都知道恒翎公司不是真正的贷款人。6．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有关恒翎公司由迅通公司实际控制的抗辩不仅有悖于两公司的股权结构，更表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当时明知迅通公司为自我贷款提供担保，在交易之初不是善意。7．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主动出具了有关迅通公司2017年11月16日、2018年2月6日及2019年1月8日的银行流水及2019年2月19日《询证函》，隐瞒迅通公司自有资金已被用作担保资金的事实，不仅不是善意，更加是恶意。（三）得益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供了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陈色桃以空壳公司恒翎公司向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贷款，后再将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的放款转移，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再直接扣划早已被用作质押财产的迅通公司自有资金，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全程知道或应当知道，更隐瞒该情况，与陈色桃共同损害迅通公司的利益。陈色桃从未否认其转移了恒翎公司的借款4亿元，恒翎公司作为一空壳公司，完全受陈色桃控制，故本案的审查关键在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的本意，本案审查重点从来不是两份虚假的股东会决议，而是交易的核心以及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是否明知交易的内幕。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答辩称，（一）原审中诉讼各方均认为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的《户口历史交易明细》及《银行询证函》不真实、不合法，无需再重复认定诉讼各方无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效力。首先，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无法证明向中介机构出具虚假的银行流水和询证函是其某一个股东或是迅通公司高管提供，其应就其证据来源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本案系合同效力纠纷，争议焦点应为涉案合同效力，上述银行询证函（2019年2月18日）出具时间明显后于案涉合同（授信协议签订于2017年11月28日，7份质押合同分别签订于2017年12月7日至当月28日和2018年的1月16日）签订，故不影响本案合同效力认定。再者，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的银监局回复明确无法证明伪造的《户口历史交易明细》及《银行询证函》由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供，可见上述所谓证据与本案毫无关联性。（二）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内部细则不属于法定的强制性法律、法规，非合同效力认定因素。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涉案授信合同及质押合同已履行，质押合同效力系本案争议焦点。依据上述事实，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调查取证材料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一审判决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1.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的所谓的“流水”与“询证函”不具有证明力。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已明确指出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的虚假银行流水及询证函加盖的“柜面业务专用章（06）”系伪造的。从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的伪造文件的时间看，伪造文件产生于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之后，该证据与涉案合同效力没有关联。2.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以迅通公司股东内部的涉刑事由中止民事审判，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声称“初步证实本案相关人员具有挪用资金的嫌疑及银监会有关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办理业务存在违规的认定”，却无法提供刑事案件或关联案件的刑事裁决书确认存在恶意串通，或出示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证据。实际上，公安机关系以迅通公司大股东陈色桃涉嫌挪用公司资金立案。本案无中止审理程序的必要。3.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供的沈桂贤个人的信访函件足以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本次贷款合法有效。原告提交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系广东银保监局对信访个案的单方回复行为，其不属于银行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或管理性规范，不影响涉案合同效力；其次银行监管部门的信访回函并非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为相对人，也未告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更未听取过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的陈述、申辩，故该回函对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无法律效力，亦不影响本案合同效力；况且，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至今未收到该通知。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对已经进入诉讼的案件不得作为信访案件受理，该信访意见本身程序违法。4.已有生效判决证明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已生效进入执行的（2019）粤01民初1410号判决书涉案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陈色桃同意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的答辩意见。广州汇垠泰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汇垠扶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卿雄、北京朗润致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光华八九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家庄泽丰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何忠孝、颜天锡、吴桥辉、罗相斌、宁波龙马龙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龙马鹏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恒翎公司签订的《授信协议》（编号：21171101）无效；2.判令陈色桃利用迅通公司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签订的七份《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2、-3、-4、-5、-6、-7）无效；3.判令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陈色桃、恒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包括受理费以及财产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为迅通公司的股东。2017年11月27日，迅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迅通公司章程之规定，召开股东会，其中应到股东37人，实到20人，0名股东委托其他股东代为行使表决权，17名股东放弃参与股东会及行使表决权。与会人数和表决权数均符合法律及迅通公司章程之规定，该次股东会作出以下决议：同意迅通公司为恒翎公司向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申请人民币4亿元期限1年的法人账户透支提供自有资金作为保证金担保。2017年11月28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恒翎公司（乙方）签订《授信协议》（编号：21171101），约定：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向恒翎公司提供人民币4亿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12个月，即从2017年11月28日起到2018年11月27日止。2017年12月6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迅通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约定：鉴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迅通公司或授信申请人恒翎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1171101的《授信协议》，迅通公司同意在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内，向迅通公司（或授信申请人）提供人民币4亿元的授信额度。为担保迅通公司（或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所欠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的所有债务能得到及时足额偿还，迅通公司愿意以其所有的人民币5千万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设立最高额质押。质押担保范围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迅通公司（或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额度为人民币4亿元），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追讨债权及实现质权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质押期间为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授信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同日，迅通公司通过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96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5千万元。2017年12月14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迅通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2），约定：迅通公司愿意以其所有的人民币7千万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设立最高额质押。其他约定内容与前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约定的内容一致。同日，迅通公司通过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6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7千万元。2017年12月19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迅通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3），约定：迅通公司愿意以其所有的人民币7千万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设立最高额质押。其他约定内容与前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约定的内容一致。同日，迅通公司通过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23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7千万元。2017年12月21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迅通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4），约定：迅通公司愿意以其所有的人民币6千万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设立最高额质押。其他约定内容与前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约定的内容一致。同日，迅通公司通过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37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6千万元。2017年12月25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迅通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5），约定：迅通公司愿意以其所有的人民币6千万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设立最高额质押。其他约定内容与前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约定的内容一致。同日，迅通公司通过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54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6千万元。2017年12月28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迅通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6），约定：迅通公司愿意以其所有的人民币5千万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设立最高额质押。其他约定内容与前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约定的内容一致。2017年12月27日，迅通公司通过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68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5千万元。2018年1月16日，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甲方）与迅通公司（乙方）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7），约定：迅通公司愿意以其所有的人民币4千万元的质押担保范围内设立最高额质押。其他约定内容与前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1171101-1）约定的内容一致。同日，迅通公司通过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71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开户行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账号为12×××05的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4千万元。2018年9月12日，迅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迅通公司章程之规定，召开股东会，其中应到股东40人，实到16人，0名股东委托其他股东代为行使表决权，24名股东放弃参与股东会及行使表决权。与会人数和表决权数均符合法律及迅通公司章程之规定。该会作出以下决议：迅通公司知晓恒翎公司向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申请的人民币4亿元，期限1年的法人账户透支单项授信额度期限在原有期限的基础之上延长1年（即有效期截止2019年11月27日）。迅通公司同意继续为上述法人账户透支单项授信额度提供自有资金作为保证金担保。迅通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迅通公司章程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第七十三条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认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恶意串通制造《授信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转移、侵占迅通公司资金的非法目的，提交了《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询证函》《关于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ＩＰＯ项目对招商银行盈隆支行银行对账单及银行询证函获取情况的说明》、恒翎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迅通公司员工名册、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广州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证人赵某陈述视频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交移送经济犯罪嫌疑线索的申请，认为本案存在伪造印章的犯罪行为，要求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本民事案件继续审理。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一审法院提交《公章鉴定申请书》，请求：1.依法对2017年11月27日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书上申请人之公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2.依法对2018年9月12日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书上申请人之公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1.向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调取该行与恒翎公司签订的《授信协议》（编号：21171101）原件。2.向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调取恒翎公司于该行开立的银行账户（账号：12×××02）自2017年1月1日至今的流水明细。3.向迅通公司调取该公司2017年11月27日股东会决议书原件。4.向迅通公司调取该公司2018年9月12日股东会决议书原件。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赵某、李某出庭作证，但二证人在庭审时并未到庭。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暨要求被告提交书证申请书》，请求：1.责令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供“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关于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操作细则”。2.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调取迅通公司IPO项目的工作底稿，包括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向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有关迅通公司的询证函。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提交中止诉讼申请，认为中国银保监会广东监管局作出《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后，申请信访复查的结果与本案结果直接相关，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员工参与挪用资金罪的共犯资料，故本案应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代表诉讼。各原告为迅通公司的股东,代表迅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虽然各原告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先行书面请求公司管理机构提起诉讼，直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了本案诉讼，但从本案证据来看，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授信协议》的借款期限已经届满，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可以随时对迅通公司提供质押的保证金账户行使质权，如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不及时提起诉讼将会使迅通公司利益受到损害，故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依法进行审理。关于《授信协议》的效力。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恒翎公司之间的《授信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原告认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恒翎公司恶意制造《授信协议》，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转移、侵占迅通公司资金的非法目的，损害了迅通公司的利益，故《授信协议》应为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存在与陈色桃、恒翎公司串通制造《授信协议》，以达到侵害迅通公司利益目的的行为，故对于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认为涉案《授信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迅通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本案中，迅通公司在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签订涉案《最高额质押合同》时，向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交了股东会决议书，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经过审查，与迅通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符合法律及迅通公司章程的规定，已尽到注意义务。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作为债权人，对迅通公司股东会决议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主张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名和签章不实，系迅通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涉案《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效力。故对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提出的对股东会决议中的股东签名和签章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主张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恒翎公司恶意制造《最高额质押合同》，企图以合法形式掩盖转移、侵占迅通公司资金的非法目的，损害了迅通公司的利益，故《最高额质押合同》应为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存在与陈色桃、恒翎公司串通制造《最高额质押合同》，以达到侵害迅通公司利益目的的行为，故对于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认为涉案《最高额质押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最高额质押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举证不足以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迅通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故涉案《最高额质押合同》系属合法有效。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交的移送经济犯罪嫌疑线索的申请，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犯罪嫌疑线索，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关于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已将《授信协议》及恒翎公司名下账户流水作为证据提交，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申请调取的其他证据，并无必要，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及光华公司等八原审原告的中止诉讼的申请事由并非法定的中止诉讼的事由，亦不予准许。恒翎公司、迅通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其诉讼权利，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广州汇垠泰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汇垠扶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光华八九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家庄泽丰茂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黄卿雄、何忠孝、颜天锡、吴桥辉、罗相斌、宁波龙马龙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龙马鹏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朗润致诚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04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46,8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主张陈色桃等人涉嫌挪用资金罪一案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其犯罪事实与本案事实为同一事实，本案应以刑事案件审查结果为准，故本案应中止审理。此外，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之一已向中国银保监会就《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申请复查。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了调查取证暨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交书证申请书，申请责令招商银行盈隆支行提交“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关于C+集团账户虚拟归集业务操作细则”；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调取迅通公司IPO项目的工作底稿，包括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出具的有关迅通公司的询证函。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了公章鉴定申请书，申请对2017年11月27日和2018年9月12日迅通公司两份股东会决议中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公章的一致性进行鉴定。何忠孝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又于2020年10月27日向本院提交了撤回上诉申请书，以无力承担高额上诉费为由申请撤回上诉。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恒翎公司之间的《授信协议》及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迅通公司之间的《最高额质押合同》是否无效。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恒翎公司自愿签订的《授信协议》及与迅通公司自愿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均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恒翎公司及迅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上诉主张，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恒翎公司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转移、侵占迅通公司的资金，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应为无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恒翎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迅通公司的员工，该公司与迅通公司具有关联关系。迅通公司为恒翎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时提交了两份有关同意为恒翎公司提供4亿元质押担保的股东会决议。该两份股东会决议同意的人数及签字人员均符合迅通公司的章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经审查后，与恒翎公司、迅通公司签订《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其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上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公章是否为伪造，不影响对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签订《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善意的认定。即使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主张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的公章属于伪造的，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明知股东会决议上的公章系伪造，仍签订《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申请对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公章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另提交了《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征询函》及银监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广州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等证据，以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恶意串通。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否认《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征询函》的真实性，银监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亦显示，没有证据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提供了《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征询函》。故《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征询函》不能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签订《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时存在恶意。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迅通公司IPO项目的工作底稿，包括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出具的有关迅通公司的询证函等，亦不能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签订《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时存在恶意，本院对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该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而银监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已表明相关信访事项核查结束，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仅认为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未严格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贷款三查”，但并无认定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在签订《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时存在恶意。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亦仅仅反映陈色桃等人挪用资金的问题，未认定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与陈色桃等人恶意串通，参与挪用资金。因此，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交的《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银行征询函》《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立案告知书》等证据不能证明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存在与陈色桃恶意串通，签订《授信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转移、侵占迅通公司资金，损害迅通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关于《授信协议》《最高额质押合同》无效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提出因陈色桃等人涉嫌挪用资金罪一案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及需待中国银保监会就《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复查，本案应中止审理。但如上所述，《立案告知书》仅是表明公安机关对陈色桃等挪用资金行为予以立案，不涉及招商银行盈隆广场支行是否与陈色桃等人恶意串通，参与挪用资金。中国银保监会就《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复查亦不影响本案对《授信协议》及《最高额质押合同》效力的认定。故本案无需以上述刑事案件及中国银保监会的审查结果作为依据，本院对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此外，何忠孝向本院提起上诉，但其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上诉费，且其明确以无力缴纳上诉费为由申请撤回上诉，故本院对其撤回上诉申请，予以准许。综上所述，泰鑫企业等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41,800元，由上诉人广州汇垠泰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汇垠扶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卿雄、北京朗润致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广州汇垠泰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汇垠扶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证赛富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兴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卿雄、北京朗润致诚投资有限公司已向本院缴纳1,946,959.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洪堂审判员  张怡音审判员  李民韬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