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民终8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朗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文枢东路****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丁锋，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旭博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建邺路****iv> 法定代表人：陈洪前，该公司总经理。 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峰，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皖新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北京路** 法定代表人：汤跃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艺茹，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广涛，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合肥皖新朗诗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杭埠路与玉兰大道交口东南角皖新朗诗麓院售楼部**** 法定代表人：屠传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炎龙，该公司财务总监。 上诉人南京朗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铭公司）、南京旭博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博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皖新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合肥皖新朗诗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初1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峰，被上诉人皖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艺茹、吕广涛，原审第三人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屠传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炎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皖新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为《关于合肥市高新区BB-5-1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签署时朗铭公司确认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股东借款债权，且皖新公司和文化公司皆未确认皖新公司的股东借款转让给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认定皖新公司仍享有对文化公司股东借款债权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协议书》和《还款合同》的签署方是国元信托、皖新公司和文化公司，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并非协议签署方，无从知晓协议的内容。朗铭公司在不知晓股东借款已转让情况下，仅能凭借皖新公司和文化公司的介绍和提供的材料进行确认，该等确认并不代表与真实的事实相符或朗铭公司对股东借款债权转让事宜的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自通知债务人起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故自《协议书》和《还款合同》签署之日起，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股东借款债权已经归国元信托所享有，皖新公司与文化公司自行确认股东借款债权的权利主体仍为皖新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判决认为国元信托并未向文化公司主张过权利，且皖新公司陆续向国元信托还款，故《协议书》《还款合同》未对《合作协议》产生影响，皖新公司仍享有对文化公司股东借款债权的理由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元信托受让皖新公司的股东借款债权变为文化公司的债权人，不能因国元信托不向文化公司主张权利，文化公司就不是其债务人。根据《协议书》《还款合同》约定，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欠国元信托的债务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皖新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向国元信托归还款项，国元信托按时收到款项，当然无需向另一债务人文化公司主张权利。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文化公司是国元信托的债务人，并进而认定股东借款债权仍由皖新公司享有。皖新公司是否仍享有股东借款债权，要以《协议书》《还款合同》的约定进行判断，而不是以《协议书》《还款合同》是否给《合作协议》造成影响进行判断。三、原审判决认为皖新公司从文化公司处转走的235182438.07元款项，是按照《合作协议》约定替换其投入给文化公司的股东借款，故不能认定对文化公司产生影响错误。皖新公司在将股东借款债权转让给国元信托后，其对文化公司不享有任何债权，置换股东借款的前提根本不存在。在此情况下，皖新公司仍从文化公司处转移款项，明显侵占了文化公司的资产，对第三人产生了影响。四、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土地抵押给国元信托与本案争议的违约事项无关错误。案涉抵押是对文化公司欠国元信托债务提供担保，而国元信托的债权系受让于皖新公司的股东借款。原审判决认定了土地抵押的事实，但又认为股东借款没有实际转让，明显不符合事实。五、皖新公司违反《合作协议》约定未向文化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且给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和文化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应当得到全部支持。皖新公司将对文化公司的股东借款债权转让给国元信托，其在签署《合作协议》前已经不再是出借人及债权人，且之后也未提供股东借款，故皖新公司在签署《合作协议》前后均未提供过股东借款，明显违反协议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双方向文化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没有任何担保措施，且在文化公司未来如果需要资金，可以用土地抵押向第三方（主要为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故正常情况下文化公司至少可以获得三笔借款，现仅有国元信托作为其他方和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提供借款，而皖新公司未提供股东借款，给文化公司造成了资金紧张，侵害其合法权益。此外，如果皖新公司按约提供股东借款，加上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可以足额支持文化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文化公司亦可以用土地抵押担保从其他方获得第三笔借款用以置换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和皖新公司提供的借款，如此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至少可以提前获偿一部分股东借款，减少资金成本损失，故皖新公司的行为亦给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造成损失。综上，皖新公司未按持股比例向文化公司提供借款，违反《合作协议》约定，应当向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皖新公司辩称：一、皖新公司已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了股东借款义务。1、朗铭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确认皖新公司完全履约的事实。《合作协议》第二条确定双方持股比例，第三条明确截止协议签署日，就文化公司前期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皖新公司已承担910240938（901742915+8498023）元、朗铭公司已承担390103259（386461249+3642010）元，根据股权比例及对等投入原则，朗铭公司应承担的前期资金为637168656元，双方同意朗铭公司应承担的土地出让金与实际承担的差额，应另行向文化公司提供借款并替换皖新公司超出持股比例投入的资金，同时向皖新公司支付超出持股比例投资资金的对应利息。朗铭公司后于2017年6月9日将应承担的股东借款与实际承担之间的差额235182438.07元付至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当日偿还（替换）给皖新公司。2、2017年12月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与上海中城乾念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城基金”）、文化公司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中，再次确认文化公司向皖新公司提供借款66865万元，并确认文化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作为抵押物权属凭证抵押给金融机构的事实。3、双方股东按约汇款，即完成《合作协议》约定的借款义务，随即转化为文化公司与两股东之间的借款关系，文化公司每年底在确认当年借款余额的基础上与两股东分别签订借款协议。二、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享有的债权持续存在，其融资行为对文化公司不产生任何影响。1、合作双方均有权以自己的资产为杠杆进行融资。案涉事实反映，旭博辉公司充分利用此项功能向中城基金融资，皖新公司也有权以自己的债权资产向国元信托融资。2、皖新公司与国元信托之间实质是信托融资关系，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债权转让。金融机构设计的债权转让交易形式，实质是信托融资，借款主体和还本付息主体均为皖新公司，由其母公司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土地证抵押作为增信方式，与文化公司没有实质性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七部分明确，对信托公司开展的融资活动，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其效力，并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第71条还规定，此类融资属于让与担保，金融机构对形式上转让的标的债权不享有资产所有权。3、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享有的债权持续存在。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文化公司2017、2018、2019年度《审计报告》均明确反映，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享有的股东借款余额，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持续存在。国元信托融资放款的对象是皖新公司，本息还款主体也是皖新公司，最终的结清证明也是向皖新公司出具的，国元信托从未向文化公司主张过债权。4、融资行为对文化公司不产生任何影响。皖新公司从开始信托融资到还本付息终结，没有从文化公司抽走借款，没有导致文化公司的债务加速到期，更谈不上对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造成权益损害。三、皖新公司没有违约行为，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无权要求皖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合作协议》第七条第二款中的“违约方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对应的违约行为是“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提供股东借款或出资的”，除此以外没有约定其它违约责任条款，本案显然不属于此类情形。原审判决认定“债权转让与皖新公司向文化公司出借资金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将债权人转让债权等同于其未向债务人履行过出借义务”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化公司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皖新公司向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支付违约金265791376元；2、皖新公司赔偿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律师费100万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皖新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9日，皖新公司竞得合肥市高新区地块编号为BB-5-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6年7月19日，皖新公司持股100%投资设立文化公司，作为该地块建设的项目公司。为开发建设BB-5-1号地块，皖新公司作为甲方、朗铭公司作为乙方、文化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署一份《合肥高新区BB-5-1号地块出让金支付协议书》（以下简称《支付协议书》），载明：甲方于2016年6月29日竞得合肥高新区BB-5-1号地块，目前，甲方就上述地块已成立项目公司，即丙方。现甲方、乙方有意按“同股同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共同合作开发该地块。甲方拟持有丙方70%的股权，乙方拟持有丙方30%的股权，且委托乙方及/或其关联公司提供该项目全过程委托开发管理服务。乙方出于自身经营需要，可以朗铭公司及/或其关联公司持股。第五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就该地块的前期合作事宜，尽快签订《合作协议》。《支付协议书》签订后，皖新公司、朗铭公司、文化公司分别作为甲、乙、丙三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甲方按照51%，乙方按照49%的权益比例合作，共同对BB-5-1进行房地产开发。第二条“合作安排”约定，乙方通过增资方式认缴项目公司2450万元的新增注册资金，持股比例41%；甲方同意乙方出于自身经营需要，可由其及其关联公司单独或共同对项目公司进行增资。第三条“土地出让金的缴纳”部分，1.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项目公司已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时点缴清了标的地块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合计128820.4164万元，其中甲方共承担90174.2915万元，乙方共承担38646.1249万元。为满足项目公司前期经营的资金需要，甲乙双方已同步向项目公司提供了除上述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外的部分借款，其中甲方承担849.8023万元，乙方承担364.201万元。根据甲方51%、乙方49%的股权比例及对等投入原则，乙方应承担的土地出让金及相关费用及前期资金为63716.8656万元。甲方、乙方同意，就乙方应承担的土地出让金与乙方实际承担的土地出让金间的差额，乙方应另行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并替换甲方超出持股比例投入的资金，同时向甲方支付超出持股比例投入资金的对应利息，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签订后30天内。第四条“股东借款安排”部分，1.标的项目运营所需资金峰值预算约为138000万元，具体以项目公司实际经营需求为准……甲乙双方按51%：49%的比例承担对标的项目的资金投入。2.除项目公司的注册资金外，甲方已支付的竞买保证金8000万元、甲方和乙方向项目公司提供的借款均确认为股东借款。3.项目后续开发资金首先由项目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发贷款解决。如尚不具备银行贷款条件……项目公司应提前30个工作日向双方各方提交请款要求，明确所需金额及到账时间，双方各方应按持股比例按时对等投入股东借款。6.项目公司应在各笔股东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偿还各笔股东借款。除非经各方另行协商一致，项目公司不得提前还款。第七条“违约及赔偿”部分，1.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行为而使守约方遭致或支付的全部损失、债务，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和开支。2.如甲方、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提供股东借款或出资的，每迟延一日，违约方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2016年8月11日至2017年6月9日，朗铭公司陆续向文化公司出借款项计642435697元，其中6月9日转入235182438.07元。2017年12月12日，朗铭公司将其对文化公司借款及利息转让于旭博辉公司。此后，旭博辉公司又将其所持文化公司债权本金62932万元转让于中城基金。2019年7月17日，中城基金将受让于旭博辉公司的债权再次转让回旭博辉公司。 2017年6月9日，朗铭公司向文化公司支付增资款2450万元。同年6月30日，文化公司注册资本由255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公司股权比例由皖新公司独资变更为皖新公司持股51%、旭博辉公司持股49%。2017年12月20日，文化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皖新公司持股51%、旭博辉公司持股1%、中城基金持股48%。2019年7月16日，中城基金对文化公司的持股再次变更至旭博辉公司名下，文化公司的股权结构再次变更为皖新公司持股51%、旭博辉公司持股49%。 自2016年6月27日始，皖新公司陆续为标的项目向文化公司汇入资金。除交纳项目土地出让金8000万元外，2016年6月27日汇入5450万元，8月10日汇入100万元，8月11日汇入1亿元，8月11日汇入4200万元，8月11日汇入9999.9万元，8月11日汇入10710.1万元，10月21日汇入46139万元，10月21日汇入2000万元，2017年3月4日汇入1785万元。2017年6月9日，文化公司向皖新公司转入235182438.07元。至2017年6月9日，皖新公司向文化公司借款合计为668657561.93元。 2016年10月18日，国元信托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文化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GYDY01（还款）2016第011号-05A]《还款合同》（以下简称《05A还款合同》），约定：鉴于债权人根据其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债权重组协议》，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债务人同意依约定清偿上述债务。债务金额为42800万元整。债务期限为36个月，自2016年10月18日至2019年10月17日。债务分别由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文化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皖新公司签订协议书担保还款本息差额补足、远期回购。同日，皖新公司为甲方、国元信托为乙方、文化公司为丙方签订一份编号为【GYDY01（协议）2016第011号-03A】《协议书》（以下简称《03A协议书》），约定乙方代表[国元信托-兴盛3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单一信托”)受让甲方对丙方所持有的债权，并以单一信托项下的信托资金支付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肆亿贰仟捌佰万]元整(小写)RMB[428000000]元整。基于编号为[GYDY01（重组）2016第011号-04A]的《债权重组协议》及编号为[GYDY01（还款）2016第011号-05A]的《还款合同》的约定，丙方需按时足额向新债权人乙方偿还债务本息款项，即乙方对丙方持有相应债权。甲方愿意按照协议约定，对乙方按时足额收回《债权重组协议》《还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息项承担补足义务和债权受让义务。2016年11月2日，国元信托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文化公司签订编号为[GYDY01（还款）2016第011号-05B]《还款合同》(以下简称《05B还款合同》)，除债务期限自2016年11月2日至2019年11月1日外，其他内容与《05A还款合同》基本相同。同日，皖新公司、国元信托、文化公司签订一份与《03A协议书》内容基本一致的编号为【GYDY01（协议）2016第011号-03B】《协议书》（以下简称《03B协议书》），约定国元信托以相同的方式向皖新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人民币[肆亿贰仟捌佰万]元整(小写)RMB[428000000]元整，文化公司按时足额偿还对国元信托的债务，皖新公司负有补足义务。此后，文化公司与国元信托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合肥市高新区BB-5-1号地块土地使用权为文化公司上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1月22日，该抵押权设定。 2016年12月20日至2019年8月14日，皖新公司以季为单位陆续向国元信托支付“单一信托”项目款项，本金合计85600万元，利息合计127798222.22元。2019年9月5日，国元信托向皖新公司、文化公司出具一份《结清证明》，载明：“我司‘国元信托兴盛3号信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编号GYDY01（还款）2016第011号-05A和GYDY01（还款）2016第011号-05B的《还款合同》项下8.56亿元债务已获皖新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部偿还，该笔债务已于2019年8月14日结清。”2019年8月27日，上述地块抵押权注销。 文化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国元信托从未向其主张过债权，皖新公司始终为其股东借款主体，未发生过任何变更。至本案第二次庭审时，皖新公司、文化公司、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均认可，文化公司对皖新公司股东借款负债余额总计731657561.93元，对旭博辉公司股东借款负债余额总计642435696.76元。 为本案诉讼，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聘请律师合同》，并于同年5月13日支付该所律师服务费10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支付协议书》《合作协议》等均为签约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朗铭公司主张皖新公司将其对文化公司的股东借款转让于第三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皖新公司则认为其对文化公司的借款并未转让，无违约行为，且即便对皖新公司是否向文化公司履行借款义务有异议，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亦无权代表文化公司主张不属于自己的实体权利。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股东借款是否转让于国元信托，其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应否向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对此，分析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系仅针对皖新公司违约行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皖新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应结合案涉合同约定及其行为是否违反约定进行认定。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主张皖新公司违约的主要依据为《合作协议》关于股东借款的约定，认为其行为构成违约。《合作协议》第七条2.约定：“如甲方、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提供股东借款或出资的，每迟延一日，违约方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从条款的文义看，该条约定的对象为甲乙双方即皖新公司与朗铭公司，确定双方需向丙方即文化公司按约支付借款的义务，若一方不依约履行，则需向守约一方承担责任。换言之，该条款为履行向第三人义务设定的违约条款，约束则为条款中的甲乙双方。因此，皖新公司认为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无权依据该条款向其主张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有权据此提起本案的诉讼主张。 《合作协议》第七条2.约定的违约事实为“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提供股东借款或出资”。结合《合作协议》第三条1.第四条3.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在签订《合作协议》时，皖新公司向文化公司提供的资金已超出按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承担的份额，此时皖新公司就协议约定的借款已完成。对该部分事实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并无异议，但其主张皖新公司的上述借款转让给国元信托，应视为其未依约向文化公司出借款项，构成违约。该院认为《合作协议》约定股东应按出资比例向文化公司承担资金投入，并在第四条6.约定“除非经各方另行协商一致，项目公司不得提前还款”。该约定系保证文化公司有资金投入的前提下，对其还款亦予以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股东提前抽回资金。本案中，皖新公司与国元信托于2016年10月、2016年11月签订《协议书》，约定国元信托受让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债权，并以单一信托项下的信托资金支付债权转让款计85600万元。同时，文化公司与国元信托签订《还款合同》,约定文化公司承担还款协议。从上述两份合同的文义内容看，皖新公司将对文化公司股东借款进行了转让，由文化公司对受让方国元信托承担还款责任。然从《协议书》《还款合同》与《合作协议》的签订先后看，《协议书》《还款合同》签订于2016年10月、11月间，《合作协议》虽无具体落款时间，但双方当事人均当庭陈述为2017年3月间，即《合作协议》签订在后，即《合作协议》签订时，《协议书》《还款合同》已然存在。《合作协议》中，皖新公司、文化公司、朗铭公司共同确认朗铭公司、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投入资金，其中，确认皖新公司前期投入为90174.2915万元，超出皖新公司按出资比例应承担的借款数额，并约定由朗铭公司就皖新公司该超出部分另行向文化公司提供借款予以替换。由此可见，在《合作协议》签订时，文化公司、皖新公司均未确认皖新公司将其对文化公司的债权转让于国元信托。此为一。从《协议书》《还款合同》的履行过程看。协议签订后，国元信托并未向文化公司主张过权利，文化公司亦从未向国元信托偿还过债务，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债权持续存在于皖新公司名下，并未发生过改变。自2016年12月20日起，皖新公司即陆续向国元信托归还款项，直到偿清全部本息。期间，文化公司对皖新公司的负债未因此产生变化。据此，可以认定《协议书》《还款合同》未对《合作协议》的履行产生影响，亦未影响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债权，皖新公司始终持有对文化公司的债权，该债权未实际发生过转让。况且，债权转让与皖新公司向文化公司出借资金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将债权人转让债权等同于其未向债务人履行过出借义务。此为二。2017年6月9日，文化公司向皖新公司转入235182438.07元，朗铭公司认为该款的转出可以认定皖新公司向国元信托支付的资金有上述款项来自于文化公司，皖新公司与国元信托债权转让对文化公司产生了影响。如前所述，《合作协议》中，经过朗铭公司、皖新公司、文化公司三方确认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投入超出其应承担的份额，而朗铭公司的投入则少于其承担的份额，并约定由朗铭公司补足替换的条款。文化公司于2017年6月9日向皖新公司转入的235182438.07元，正是朗铭公司于当天转入文化公司的钱款。此款项与朗铭公司应补足替换出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的借款数额基本相符，应为朗铭公司、文化公司履行《合作协议》的行为，属于皖新公司应收款项，与朗铭公司主张的皖新公司将文化公司债权转让于国元信托无涉。至于皖新公司收入该款后如何支付，系皖新公司的权利，不能将其认定为债权转让对文化公司产生了影响。此为三。至于案涉土地的不动产抵押。该抵押为《还款合同》的担保之一，因皖新公司如期归还国元信托的钱款，抵押物并未转移，抵押权业已于2019年8月27日注销，文化公司仍享有该地块土地使用权，且各方当事人并未在《合作协议》中就文化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事项作出特别约定，不能构成合同主体违约的事由。据此，《协议书》《还款合同》等签订及履行不构成皖新公司违反《合作协议》约定的事由，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就此要求皖新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及律师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主张皖新公司将对文化公司的债权转让与国元信托，未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借款义务构成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7575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80756元，由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朗铭公司曾委派马迅于2016年7月起担任文化公司经理，负责文化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及公章保管。2017年1月19日，文化公司财务部曹炎龙申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归还日期载明不予归还，马迅签字同意。2016年至2018年，皖新公司与文化公司每年签订内部借款协议，且文化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审计报告及2019年内部管理专项审计报告均载明皖新公司是其债权人。 本院认为，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主张皖新公司未按股权比例向文化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皖新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时已完成股东借款出借，并获得朗铭公司的确认。皖新公司全资设立文化公司，并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前已向文化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案涉《合作协议》亦明确，皖新公司向文化公司提供的资金已超过其按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承担的份额，并约定朗铭公司另行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并替换皖新公司超出持股比例投入的资金。2017年6月9日，朗铭公司向文化公司转入235182438.07元，随即文化公司将该款项转给皖新公司，朗铭公司、皖新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替换了皖新公司多投入资金235182438.07元。其次，案涉债权转让实为融资担保，皖新公司对文化公司享有的债权并未实际转让。在《合作协议》签订以前，皖新公司已向国元信托融资8.56亿元，同时将其对文化公司享有的8.56亿元债权转让于国元信托。形式上皖新公司将8.56亿元债权转让给国元信托，但从债权转让后，均由皖新公司向国元信托还款付息，国元信托未向文化公司主张过债权，且文化公司每年与皖新公司签订内部借款合同，并在审计报告中明确债权人仍为皖新公司等事实来看，该债权转让行为实际是皖新公司基于融资需要而向国元信托提供的担保，并非真正地将其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国元信托，故不应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导致皖新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减少。第三，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对皖新公司以股东借款向外融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且未提出异议。皖新公司向国元信托融资发生在马迅担任公司经理之后、《合作协议》签订之前，抵押所需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亦是通过马迅签字同意的，且朗铭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其在入股文化公司时应当对标的公司财务及土地状况进行尽职调查，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称对皖新公司融资行为不知情，不符合常理。第四，皖新公司债权融资行为不违反《合作协议》的约定，也不影响双方向文化公司提供借款的目的。《合作协议》约定皖新公司和朗铭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向文化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但并没有禁止双方以股东借款债权对外融资。且双方提供股东借款的目的是为保证文化公司开发所需资金，因皖新公司已实际履行出借义务，故即便皖新公司将部分债权真实的转让于国元信托，也不会导致文化公司已获得的融资款减少，其融资目的已经实现。 综上所述，朗铭公司、旭博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5756元，由南京朗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旭博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听波 审判员  卢玉和 审判员  方 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孙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