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民再32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王亚军，男，汉族，1969年12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利，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佳源，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志强，男，汉族，1963年10月1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珍，女，汉族，1963年1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一审第三人：厦门爱的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岳路******。 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再审申请人王亚军因与被申请人王志强、一审第三人厦门爱的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3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20）闽民申135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王亚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利，王志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桂珍，爱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亚军再审请求：依法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352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重新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以《公司、厂房转让合同》约定“标的物转让之实施以公司股权转让形式进行（法人变更）”，“于2016年3月10日前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厂房转让）”，并约定交接前后爱的公司的债权债务负担，公司股权及厂房交易前后的公司名下的无形资产、部分有形资产的归属，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特征，进而认定《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转让对价包含股权转让的对价是错误的。（一）《公司、厂房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系王亚军向王志强转让诉争厂房及股权而签订的两个并行的合同，该两份合同均真实有效，王志强负有支付前述两份合同项下的厂房转让款及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二）《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其他内容可以证明《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仅系对厂房转让进行了约定，《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不包含公司的股权转让。（三）《股权转让协议》关于签约时间的特别约定也可以证明《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仅系对厂房转让进行了约定、《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不包含公司的股权转让。（四）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虽然另行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遵照履行是错误的。综上，《公司、厂房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506万元不包含公司的股权转让，王志强除支付《公司、厂房转让协议》项下的厂房转让款506万元外，还应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160万元。二、原审法院认定在股权变更后，爱的公司的账户仍由王亚军进行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是错误的推测。三、王亚军仍持有的由王志强于2016年5月9日出具的86万元借据原件以及王志强支付了部份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足以证明可以充分证明《公司、厂房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均真实有效并已经部份实际履行。原判决关于该部分的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且不合常理。四、原判决明显导致不公平的现实结果，由于王亚军基于《股权转让协议》应依法享有的股权转让款请求权未受保护，客观上导致王志强仅凭506万元的厂房转让行为就不仅取得了价值580万元房产的所有权，同时也取得了爱的公司的100%股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能正确认定本案事实，对案涉两份合同的关系认定错误，据此裁判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判重新审理。 王志强辩称，王亚军虚假陈述，捏造事实提起反诉。王亚军虚假陈述《公司、厂房转让协议》只转让厂房不转让股权，但其无法否认该协议约定的是“标的物的转让之实施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进行”及相关执照变更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系用于提交政府部门办理爱的公司营业执照变更手续需要。王亚军虚假陈述称王志强尚欠其股权转让款并向其一再催讨，但无证据证明。王志强原审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付清全部的厂房、股权转让款。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王亚军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王志强立即向王亚军支付厦门市翔安区翔岳路23号301单元厂房转让余款106万元；2、王志强立即向王亚军支付爱的公司股权转让余款77.4万元；3、王志强向王亚军支付前述应付款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83.4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标准，自2016年5月20日起计至付清前述欠款之日止；4、反诉费用由王志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亚军于2004年1月6日成立爱的公司，爱的公司为外国自然人独资公司。此后王亚军以其取得的“磁能环保发光器”、“再生免电池便携式磁能环保发光器”、“超高亮度发光二级管增压驱动装置”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出资作为公司注册资本。截至2009年6月22日，爱的公司实收注册资本为新加坡元224万元，占登记注册资本的100%。 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于2008年12月19日向爱的公司颁发《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厦国土房证第00651214号）载明，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单元通用厂房（建筑面积2662.19平方米，4层钢混结构）权利人为爱的公司，土地使用权类型为有偿使用的工业（自用）土地，批准使用期限自2006年3月31日至2056年3月30日止，备注“该宗地若转让（包括出售、交换和赠与、首先抵押权处置）、出租、抵押，应按（2005）厦地合（火炬通）字17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执行”。 2016年3月8日，王志强与王亚军签订了《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约定甲方为爱的公司，乙方为王志强。甲方为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单元通用厂房的实际所有人，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向乙方转让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单元通用厂房，转让的实施以爱的公司股权转让形式进行（法人变更），甲方向乙方转让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单元通用厂房实收款总计为506万元，并定于2016年3月10日前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厂房转让），付款方式为：本协议签订之日给付定金100万元，2016年3月18日前完成执照送件，送件之日付386万元，余款20万元在甲乙双方认可交易完成时一次性支付，交易完成包含营业执照变更完成，厂房交接完成，交易的所有款项汇入“王亚军，中行厦大支行，621××××5786”；债权债务约定：交接之前甲方拥有的除交易房产意外的所有债权债务以及担保引起的债务、财产（包括应付、应收账款、货款等，以及担保第三方引起的债权债务）由王亚军、陈赪（王亚军配偶）承担，并用其名下的房产思明区××号××单元进行担保，双方确认交易完成后发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该协议第五条规定，公司股权及厂房交易前的无形资产包括商标权、专利权、网站、域名、邮箱等仍归原公司法人代表王亚军所有；第六条规定，闽Ｄ1××××车辆（宝马320ｉ）在股权转让完成后仍归属于王亚军所有，该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均由王亚军、陈赪负责，并用其名下的思明区××号××单元进行担保；乙方付购房款后，双方按出资金额比例分配收到的租金；交付定金后双方不得反悔，乙方反悔，定金100万元归甲方所有，甲方反悔，甲方需退回定金1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王亚军在《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甲方法人代表一栏签字，王志强在乙方一栏签字，此外，还加盖了爱的公司印章。在审理中，王志强、王亚军、爱的公司均确认《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订立主体为王志强、王亚军，厦门爱的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订立主体。 此外，王亚军（甲方）与王志强（乙方）签署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厦门爱的科技有限公司的100%的股权（已全额到资新加坡元224万元）及相应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作价160万元，乙方应于本协议获政府授权部门批准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转让款的50%，待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后的3日内支付其余的转让款。如乙方未依约支付转让款，自超过规定期限第4日起应按每日千分之一标准支付违约金。该协议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报政府授权部门批准后生效。合同第十条还规定“订立协议的时间、地点&、地点&rdquodquo;时间：2016年3月5日”，“地点：;地点翔岳路23号三层301单元”。王亚军在《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法人代表一栏签字，王志强在乙方一栏签字，此外，还加盖了爱的公司印章。 2016年5月12日，王亚军作为爱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变更公司等级的事项包括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外国自然人独资）（留学生创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由“王亚军100%”变更为“王志强100%”、注册资本由“新加坡元224万元”变更为“人民币1065.456万元”、住所由“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园伟业楼N401”变更为“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单元”、执行董事由“王亚军”变更为“王志强”等。2016年5月16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爱的公司变更公司登记，并将变更公司登记材料予以备案，同时颁发营业执照，载明爱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志强，注册资本为1065456元。 前述用于办理变更公司登记备案的材料中，包括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的《厦门爱的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转让方为王亚军（甲方），受让方为王志强（乙方），约定甲方转让所持有的爱的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新加坡元224万元。该协议同样由王亚军、王志强分别在甲乙方栏签字，并在甲方一栏加盖爱的公司的印章。王志强、王亚军均确认该合同系用于工商登记备案的形式合同。 《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签订后，王志强于2016年3月8日向合同指定的王亚军的银行账户（6217××××786开户行：中国银行）转入100万元，2016年3月15日，又向王亚军指定的前述银行账户转入200万元。2016年5月9日，王志强通过配偶张桂珍向王亚军的银行账户（6228××××116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付100万元。同日，王志强及其配偶向王亚军出具借据，确认欠王亚军借款86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5月9日至2016年5月31日。 2016年5月9日，王亚军与王志强配偶张桂珍签署《交接清单（1）》，王亚军将爱的公司的下列资料移交给王志强配偶张桂珍：1．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2．代码证。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原件）。4．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单元厂房房产证（原件）【《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厦国土房证第00××14号）】。 2016年5月18日，王志强向王亚军付款30万元，同日，王志强通过配偶张桂珍向王亚军的银行账户付款16万元。2017年7月1日，王志强通过配偶张桂珍向王亚军付款12万元。2016年10月10日，王志强配偶张桂珍向王亚军付款246000元。以上付款合计826000元。 2016年8月4日，王亚军与王志强配偶张桂珍签署《交接清单（2）》，王亚军将爱的公司的下列资料移交给王志强配偶张桂珍：1．国税、地税企、地税企业登录信息交。2．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空白有效），普通发票3份（空白有效）。3．发票领钩簿二本。4．增值税开票系统电脑和税控金税盘（白色）一套。5．外汇登记证、卡一套。6．国税无纸化办公U盘。7．用友财务软件安装电脑和安装盘。8．用友财务软件加密电码（在电脑里）。9．用友财务软件（2006-2016年账套，在电脑里）。2016年10月10日，王亚军与王志强配偶张桂珍签署《交接清单（3）》，王亚军将爱的公司的下列资料移交给王志强配偶张桂珍：1．公章1个。2．财务章1个。3．发票专用章1个。4．报关专用章1个。5．条形章1个。6．银行开户许可证1张。7．支付密码器1台。8．机构信用证代码。9．条码证1张。10．财政登记证2张（正副本）。1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1张。12．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证书1张。13．贷款卡。14．电子口岸卡。15．营业执照副本1张。16．营业执照IC卡。17．三证合一证明1张。18．备案通知书1张。19．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1张。 另查明，王志强提供录音资料，证明2017年8月28日，因爱的公司所涉税务问题及劳动争议纠纷，王志强与王亚军就上述款项支付责任问题电话沟通进行协商，王亚军在电话中劝王志强撤销相关诉讼，并表示“我出一半，你一半”，“我们劳资一人付一半”，“我们不要开庭，你给他撤掉，我可以答应你，该补给你多少，我可以先象征性地给你打多少过去，然后尾巴我再给你付。现在是我主要没钱，有钱话多一点都没有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王志强与王亚军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何性质。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从合同文意上看，王志强与王亚军所签订的《公司、厂房转让协议》明确约定王志强与王亚军系以股权转让形式达到厂房所有权变更目的。对于合同价款506万元是否已包括股权价值，王亚军主张根据该协议第五条约定，爱的公司股权及无形资产仍归王亚军所有，即应理解为讼争爱的公司股权、无形财产应另行支付对价，《股权转让协议》系用于转让除不动产以外的其他权利并作价160万元。王志强则抗辩该条款仅系对爱的公司无形资产而非股权价值的排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在合同约定存在歧义的情况下，应结合讼争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确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就不动产即讼争厂房价值约定排除，不符合王亚军所称的该协议目的系用于转让爱的公司“不动产以外其他权利”。同时，该协议亦明确约定，该协议应报政府授权部门批准后生效。该约定与《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以股权转让形式达到厂房所有权变更目的相符合。而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所报送相关部门审批的合同实为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厦门爱的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即讼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报政府授权部门批准，未满足该合同所约定的生效条件。其次，在《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中约定爱的公司无形资产以及闽Ｄ1××××车辆（宝马320ｉ）归王亚军所有。如《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意思表示系对于爱的公司厂房外其他权利的作价转让，则上述无形资产及车辆所有权亦应随股权予以转让。而在双方实际履行过程中，王亚军、王志强均确认，闽Ｄ1××××车辆一直由王亚军实际控制使用。根据双方《交接清单》显示，王亚军就爱的公司相关证照、公章、财务系统等资料向王志强进行了详尽交接，但王亚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爱的公司无形资产办理了相关交接手续，即王志强、王亚军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因《股权转让协议》而变更《公司、厂房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此外，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志强应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后的3日内即2016年5月19日前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160万元。王亚军在主张王志强尚欠转让款合计183.40万元的情况下，即于2016年5月9日至2016年10月10日期间与王志强办理了爱的公司交接手续。此后直至2017年8月28日双方因爱的公司劳资纠纷、税务纠纷进行协商过程中，亦从未就讼争股权转让款进行催讨。综上，王亚军的主张与交易惯例不符。王亚军抗辩爱的公司股权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王志强仅以506万元不可能受让爱的公司全部公司资产及股权。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公司、厂房转让协议》已就爱的公司无形资产价值进行了排除，而爱的公司原注册资本新加坡元224万中，王亚军实际以货币出资新加坡元269816.60元，其余部分系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王亚军所提供的房产抵押估价报告、年检报告亦发生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距离王志强、王亚军签订《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相隔数年，且根据在案事实，爱的公司亦存在劳动争议、税务纠纷等情况。其注册资本及资产情况亦不足以完全反映公司真实价值。对于爱的公司讼争股权及相应资产的转让金额，系根据双方自愿协商决定。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志强与王亚军所签订的《公司、厂房转让协议》内容合法，应当认定有效。其中第五条约定，系对于爱的公司无形资产价值而非股权价值的排除，而王志强与王亚军所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其真实目的系为了完成《公司、厂房转让协议》所约定的以股权转让形式达到厂房所有权变更目的。其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160万元已包含在《公司、厂房转让协议》所约定的506万元中。王亚军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主张王志强另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反诉请求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在案查明事实，爱的公司的股权于2016年5月16日变更登记为王志强持有，王志强亦确认于2016年10月1日起实际控制了厦门市翔安区翔岳路23号301单元通用厂房。根据《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约定，王志强应于执照送件之日向王亚军给付款项486万元（含定金100万元），余款20万元在交易完成时一次性支付。爱的公司的股权变更完成日为2016年5月16日，故王志强应当向王亚军给付486万元转让款的期限应当认定为2016年5月16日前。因王志强自认于2016年10月1日实际控制厦门市翔安区××路××号××单元通用厂房，一审法院认定王志强应当向王亚军付清余款20万元的期限至少应当在2016年10月1日。截止2016年5月16日，王志强向王亚军的付款共计400万元，截止2016年10月1日，王志强共向王亚军付款4826000元，王志强抗辩以程辉电器厂向爱的公司转账的18万元及分享爱尔森公司房租5.4万元用以抵扣股权转让款，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王志强尚欠王亚军《公司、厂房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款234000元，其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王志强应给付王亚军转让款234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其中34000元自2016年5月20日起，20万元自2016年10月1日起，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王亚军超出部分的反诉请求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王志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亚军转让款234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按年利率6%标准，其中以34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0日起计算，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均计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王亚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1470元，由王志强负担2555元，王亚军负担8915元。 王亚军、王志强均不服一审判决，王亚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亚军的反诉请求。 王志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亚军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王志强向二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回单，拟证明爱的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后转款给王亚军；2、银行回单，拟证明爱的公司于2016年5月、6月转款给王亚军。王亚军质证认为：对王志强举证的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双方约定这些属于王亚军，包括18万元款项也是属于爱的公司支付给王亚军在转让之前的债权。王志军确认厂房有出租给爱尔森公司，有协商分配5.4万元租金给王志强，但由于购房款没有到位就没有分配。二审法院认定如下：鉴于王亚军对王志强提交银行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二审法院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查明，爱的公司股权变动登记后，直至2016年8月间，爱的公司多次以“借款”等的名义向王亚军转账付款，数额最高30万元，最低200元，2016年10月还曾以“费用报销”为名向王亚军付款11.98元，期间，王亚军亦有多笔款项汇入爱的公司的账户，入账后用于爱的公司的转账支出。2016年7月1日，爱的公司收到程辉电器厂转账18万元。 另查明，王亚军二审中确认与王志强配偶名下的程辉电器厂之前没有业务往来，爱的公司收到18万元并非其经营爱的公司期间的应收款，表示不清楚该笔款项的性质。 二审法院认为，讼争合同名为《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但内容明确约定“标的物转让之实施以公司股权转让形式进行（法人变更）”，“于2016年3月10日前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厂房转让）”，并约定交接前后爱的公司的债权债务负担，公司股权及厂房交易前后的公司名下的无形资产、部分有形资产的归属，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特征，因而可以认定王志强主张《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转让对价包含股权转让的对价是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虽然双方当事人另行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并未实际遵照履行，例如2016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亚军转让股权后，其原享有的与该股权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承担，随股权的转让而转由王志强享有和承担”，这一约定与《公司、厂房转让协议》关于债务、无形资产、有形资产的约定矛盾，也与双方实际履行矛盾。王志强主张前述合同目的均是为提交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审核的形式用途可予以采信。因此，王亚军基于2016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合同》请求王志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王亚军否认一审查明的2016年10月10日的《交接清单》，但未能举证证明其向王志强移交爱的公司银行账户的具体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志强提交的银行回单及流水可以反映股权转让过户后，王亚军与爱的公司还有频繁的转账往来，足以证明王亚军前述期间仍然控制使用了爱的公司的银行账户。程辉电器厂于2016年7月1日向爱的公司银行账户支付的18万元实际为王亚军控制。王志强主张该笔款项系用于支付《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中对价的理由应予以采信。扣除该笔18万元后，王志强欠付的《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对价仅剩5.4万元。二审中王亚军自认双方协商拟分配租金5.4万元，王志强有权以此主张抵扣其欠付的对价，王亚军诉求王志强支付厂房转让余款106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王亚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王志强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结果不当，应予纠正。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32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亚军的反诉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114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0元均由王亚军负担。 再审期间，王亚军认为二审查明的事实中其虽与爱的公司确有款项往来，但并非是爱的公司支付的案涉合同项下的款项。除此之外，当事人对一、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案涉《公司、厂房转让协议》、2016年3月11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履行、是否矛盾的问题。对此，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王志强与王亚军所签订的《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公司、厂房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标的物转让之实施以公司股权转让形式进行（法人变更）”并约定交接前后爱的公司的债权债务负担，公司股权及厂房交易前后公司名下的无形资产、部分有形资产的归属，符合股权转让合同的特征，因而原审认定王志强主张《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转让对价包含股权转让的对价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该协议应报政府授权部门批准后生效。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所报送相关部门审批的合同实为2016年3月14日签订的《厦门爱的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即案涉2016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报政府授权部门批准，未满足该合同所约定的生效条件。退一步说，2016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王亚军转让股权后，其原享有的与该股权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承担，随股权的转让而转由王志强享有和承担”，这一约定与双方《公司、厂房转让协议》关于“爱的公司无形资产以及闽Ｄ1××××车辆（宝马320ｉ）归王亚军所有”约定矛盾，也与双方实际履行过程中，王亚军、王志强均确认闽Ｄ1××××车辆一直由王亚军实际控制使用的事实相矛盾。也就是说，王志强、王亚军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因《股权转让协议》而变更《公司、厂房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对价的约定也并未实际履行。根据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志强应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后的3日内即2016年5月19日前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160万元。王亚军在主张王志强尚欠转让款合计183.4万元的情况下，即于2016年5月9日至2016年10月10日期间与王志强办理了爱的公司交接手续；此后直至2017年8月28日双方因爱的公司劳资纠纷、税务纠纷进行协商过程中，亦从未就讼争股权转让款进行催讨。王亚军该一系列行为与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因此，王志强主张前述合同目的均是为提交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审核的形式用途可予以采信；王亚军基于2016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合同》请求王志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原审查明事实，截止2016年10月1日，王志强共向王亚军付款482.6万元。王亚军虽否认原审查明的2016年10月10日的《交接清单》，但未能举证证明其向王志强移交爱的公司银行账户的具体时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王志强提交的银行回单及流水可以反映股权转让过户后，王亚军与爱的公司还有频繁的转账往来，足以证明王亚军前述期间仍然控制使用了爱的公司的银行账户。程辉电器厂于2016年7月1日向爱的公司银行账户支付的18万元实际为王亚军控制。王志强主张该笔款项系用于支付《公司、厂房转让协议》中对价的理由，应予以采信。扣除该笔18万元后，王志强欠付的《公司、厂房转让协议》的对价仅剩5.4万元。二审中王亚军自认双方协商拟分配租金5.4万元，王志强有权以此主张抵扣其欠付的对价。综上，王志强累计向王亚军付款共计506万元（482.6万元＋18万元＋5.4万元），即双方《公司、厂房转让协议》项下款项业已结清。王亚军诉求王志强支付厂房转让余款106万元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王亚军的再审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2民终3529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反诉受理费114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0元，均由王亚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 源 审 判 员  蔡毅明 审 判 员  林文勋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揭元源 书 记 员  张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