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49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琴台路**。 法定代表人：翟跃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丹，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四川安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线缆桥架厂，住，住所地：安徽省天长市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南经三路东/div> 法定代表人：闵金礼，职务不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彤，四川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珍中，男，196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天长市，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建工）因与被上诉人安徽线缆桥架厂（以下简称安徽线缆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成都建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成都建工的诉讼请求，并由安徽线缆厂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主要事实和理由：成都建工与安徽线缆厂已经就诉争货款的付款达成了新的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新协议的付款时间届满前，安徽线缆厂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致使成都建工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违约金，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成都建工有权暂停支付相应款项。一审法院在安徽线缆厂存在违约的情况下，认定成都建工应继续按照新协议约定时间付款否则就应承担违约，存在不当。 安徽线缆厂答辩称：安徽线缆厂与成都建工签订案涉买卖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成都建工一直拖欠剩余的204万尾款。安徽线缆厂屡次催收无果后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安徽线缆厂对货款本金进行调减并同意成都建工分期付款，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在约定的最后付款期前一天，成都建工与安徽线缆厂前销售员陈超发短信，然后就主张与陈超达成了延期付款协议变更了调解书确定的付款期限，该协议对安徽线缆厂不具有约束力。陈超是安徽线缆厂前业务员，其参与了案涉买卖合同签订及部分履行工作，其身份是安徽线缆厂辅助人而非代理人。案涉买卖合同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安徽线缆厂是委托姜周和姜彤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处理相关事宜。陈超并没有合法授权，无权代表安徽线缆厂处理相关事宜。在本案调解过程中，成都建工短信指导陈超“签字盖章前需要贵司及律师确认”，充分说明成都建工知道陈超的意思表示不能代表安徽线缆厂，协议是需安徽线缆厂及代理律师的确认及盖章才能生效。调解协议的签订和变更都是需要明确授权，并无所谓“表见代理”。成都建工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滥用诉权，给安徽线缆厂造成了经济损失，损害了安徽线缆厂合法权益。请求驳回上诉。 成都建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安徽线缆厂退还多收取的款项523960元，并由安徽线缆厂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6日，安徽线缆厂（供方）与成都建工（需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由供方为兴山县峡口镇杨道河20ＭＷ农业互补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供应光伏支架，同时还约定供方供货联系人、委托代理人为陈超，电话号码为×××88。 双方因货款支付问题发生争议，安徽线缆厂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起诉。2019年1月31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05民初1392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安徽线缆厂于2019年2月12日前向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成都建工的全部保全措施。成都建工待解除保全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70万元，于2019年3月31日前支付货款52万元，于2019年5月31日前付清剩余货款52万元；二、若成都建工按期履行完毕上述给付义务，则安徽线缆厂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届时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结；三、若成都建工未能按期履行上述任意一期款项，则成都建工应于逾期之日支付剩余货款本金（货款总额为204万元扣减已付货款）及利息（自2018年6月6日起，以货款总额为204万元扣减已付货款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于逾期之日起另行支付安徽线缆实现债权的费用16560元。 上述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安徽线缆厂因成都建工未按期限履行给付货款义务，于2019年6月4日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9月23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向安徽线缆厂、成都建工作出《结案通知书》，载明“本院通过法院网络查控系统扣划成都建工的银行存款1043960元（其中货款本金820000元、支付利息计算至2019年6月5日合计196800元、实现债权的费用16560元、执行费10600元）。现已履行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13921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本案已执行完毕。”。该笔款项划扣至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后，安徽线缆厂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收款收据》并提供收款账号。 成都建工以其与安徽线缆厂达成了口头协议、协商变更了最后一笔货款支付时间为由提出执行异议。2020年1月16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105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成都建工的执行异议请求。成都建工不服该裁定，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20年6月16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01执复15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成都建工的复议申请，维持原执行裁定。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审理中，成都建工提交了短信截图，主要内容为：成都建工员工朱伟向陈超（通讯录名称为“安徽桥架陈总”，电话号码：×××88）发送短信，主要内容如下：朱伟：“关于支架合同的吊接协议，签字盖章前需要贵司及律师确认，待确认无误后再发给我司确认，最终无问题后双方再签字盖章”。陈超回复：“好，谢谢”。2019年5月30日，朱伟：“关于之前我们合作的兴山光伏材料采购合同，按照之前我们友好沟通的调解协议，最后一笔尾款52万元应于2019年5月31日前支付，因成都建工月底保账，这笔款项就只能等到下个月端午节后付出去，6月10号左右，特跟您沟通一下，还请理解，谢谢！”。陈超回复：“好吧，谢谢你！”。该证据拟证明在民事调解书约定的付款时间内，成都建工向安徽线缆厂委托代理人陈超发送短信，双方通过短信方式对最后一笔付款义务的支付时间达成了新的约定，安徽线缆厂同意成都建工将最后一笔货款52万元的付款时间从2019年5月31日延迟至2019年6月10日，该约定系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经质证，安徽线缆厂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短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陈超并没有合法授权，其于2017年已离开公司，不排除陈超与成都建工相互勾结的可能。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成都建工认为其与安徽线缆厂达成了口头协议，对生效民事调解书约定的履行期限进行了变更，安徽线缆厂认为其短信沟通的相对方不是生效民事调解书所涉争议中的己方委托诉讼代理人，无权代安徽线缆作出同意延期付款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陈超系《购销合同》约定的安徽电缆一方委托代理人，即安徽电缆厂曾有授予陈超代理权的意思表示，且成都建工工作人员曾就（2018）川0105民初13921号案件调解事宜与陈超进行过短信沟通，对于成都建工协商延期付款的短信，陈超亦给予了肯定性的回复。综上，成都建工有理由相信陈超对案涉争议有代理权，陈超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同意延期付款的短信应视为成都建工与安徽线缆厂于民事调解书进入执行程序之前达成的新的和解协议，该协议对双方产生民事合同的约束力。但双方达成新的和解协议后，成都建工并未按协议约定在2019年6月10日履行支付货款义务。成都建工主张由于安徽线缆厂申请强制执行导致其无法按时履行付款义务，该理由并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安徽线缆厂以原民事调解书为依据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对成都建工主张安徽线缆厂退还因申请强制执行多收取的款项52396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成都建工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二审中，成都建工未提交新的证据。安徽线缆厂提交如下证据：署名为“陈超”、落款日为2020年10月26日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就付款期限的变更，陈超仅是答应成都建工帮忙向领导汇报，但安徽线缆厂并未同意。经质证，成都建工认为，该证人未出庭接受双方询问，陈超与安徽线缆厂员工，存在双方串通可能。从内容上看陈超陈述内容并无相应书面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不能达到安徽线缆厂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系案外人出具，出具人并未到庭，因此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故对前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在二审中，成都建工、安徽线缆厂均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成都建工陈述其与安徽线缆厂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出具书面《民事调解书》，主张而后成都建工与安徽线缆厂代表陈超通过短信方式对《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付款时间进行变更，双方重新达成了新的协议，确定了新的付款时间。安徽线缆厂对成都建工的前述主张不予认可，主张陈超并无权代表安徽线缆厂变更付款时间。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陈超并非安徽线缆厂的法定代表人，成都建工也未举证证实安徽线缆厂曾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陈超可以变更案涉《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其次，就案涉买卖关系，成都建工与安徽线缆厂签订了书面《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陈超虽在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但该合同并非仅有陈超签字，合同上还有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同时加盖了双方公司的印章。且该合同中明确确定陈超是安徽线缆厂指定的供货联系人，合同中并无任何陈超可对外签署协议等内容；第三，案涉《民事调解书》明确载明安徽线缆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姜周和姜彤而并非陈超。从成都建工所提交的短信截图看，在此前双方签署调解协议时，成都建工在发给陈超的短信中明确表述了调解协议在双方确认无误后还要签字盖章。那么成都建工现主张仅凭陈超一个短信回复，就让成都建工足以认为其与安徽线缆厂达成了变更双方之前约定的新协议，其理由显然不能成立。第四，成都建工也未举证证实安徽线缆厂事后对陈超的前述行为予以追认。综上，成都建工所举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因此应由成都建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成都建工与陈超所达成的案涉协议，对安徽线缆厂不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陈超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对安徽线缆厂具有约束力存在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成都建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有误，但最终判决结论正确，因此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36元，由上诉人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仇 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杨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