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56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海英，女，1979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彧，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旭东，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振宇，男，1987年4月20日，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男，1977年3月13日，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永峰，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一峰，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海英因与被上诉人杨振宇、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3民初2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海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彧、张旭东，被上诉人杨振宇、李伟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柯一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海英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03民初2569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振宇、李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伟、扬振宇系共同出借人，李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讼争的《借款协议书》系上诉人郑海英与被上诉人杨振宇所签订，被上诉人李伟既非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合同约定的上诉人郑海英需向其履行义务的第三人，即使如李伟所述本案借款系由其与杨振宇共同出资，被上诉人李伟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也仅为第三人而非共同原告。2.退一步而言，若依照一审判决关于“…郑海英尚欠李伟借款本金200万元”的认定，则被上诉人杨振宇并未依照《借款协议书》的约定向上诉人郑海英出借款项，其对上诉人郑海英的提出的诉讼请求亦不应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李伟、扬振宇系共同出借人，可以作为本的共同原告”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可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杨振宇、李伟确有出借借款给郑海英…，郑海英尚欠李伟借款本金200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据不足。1.本案中针对被上诉人关于案涉借款200万元系对双方以往借款的结算所得金额的主张，在两被上诉人仅抽取其汇付给上诉人郑海英的银行流水194.6万元（且其中的1万元被上诉人当庭确认系人情往来而非借款）用于证明其诉讼主张后，上诉人郑海英已经举出双方之间的全部银行往来记录，证实了不仅上诉人郑海英没有欠付被上诉人200万元，反而是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郑海英100多万元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郑海英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明显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七条关于诉讼证据认定的相关规定。2.两被上诉人关于借款（结算）金额200万元如何形成存在多种截然不同、自相矛盾的陈述，根本不符合可以以高度盖然性进行认定的标准。两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及庭审时陈述，本案讼争的两百万元借款的形成原因是：“自2011年开始，被告多次与两原告借钱周转。后因原被告双方账目较多，沉淀至2017年4月1日，原告1（杨振宇）与被告双方对于之前被告所签原告的债务进行梳理，并由原告1（杨振宇）于被告一致认可郑海英欠两原告人民币200万元整。”并举证了2014至2016年间向上诉人转账8笔共计194.6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但在2020年6月8日进行的第二次庭审时，被上诉人李伟提交的《补充证据清单》及当庭陈述中，对本案讼争借款本金200万元的形成过程又变为了：“原告向郑岩峰汇款数额巨大，其中部分汇款系出借给被告郑海英.....被告郑海英所确认的200万元借款系原告通过郑岩峰的账户向被告出借”。在第二次庭审中，当上诉人郑海英指出被上诉人李伟所主张的2014至2016年间向上诉人郑海英转账8笔汇款中，2014年10月26日的那笔1万元是其赠与上诉人郑海英购买手机的款项，被上诉人李伟对此予以了否认，但又确认该款是赠与案外人郑岩峰结婚的礼金，其实际转给上诉人郑海英193.6万元。综上，两被上诉人对于本案讼争的200万元借款（结算款）的形成过程的陈述存在明显自相矛盾的情形，不可能达到“高度盖然”的证明标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郑海英和两被上诉人所主张举证证明的事实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证据认定标准，导致了对本案重要事实的认定错误。 杨振宇、李伟辩称，一、被上诉人杨振宇、李伟系本共同原告系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且符合法律规定。首先，在本案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郑海英当庭自认签订本案《借款协议书》的地点位于被上诉人李伟的工厂场地内，且被上诉人杨振宇、李伟均在场。因此上诉人郑海英否认该笔款项与李伟有关明显前后矛盾。其次，上诉人郑海英曾向一审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在该管辖权异议申请中上诉人郑海英亦自认本案的实际出借人为李伟。二、上诉人郑海英已于一审中多次提及并确认被上诉人李伟确系有出借款项给郑海英，且本案《借款协议书》、《借条》、《收条》等均为上诉人郑海英书写，因此本案一审法院认定事清楚，应予维持。首先，在本案原审中，上诉人郑海英已认可双方存在债务纠纷，且其称二被上诉人反欠上诉人郑海英一百余万元。但被上诉人已提供由上诉人郑海英书写的《借款协议书》、《借条》、《收条》等，其签订时间系2017年。加之在一审中上诉人郑海英于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自认“本案实际出借人为李伟”可以作证存在上诉人郑海英向二被上诉人长期借款并沉淀款项至双方确认《借款协议书》的事实。其次，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李伟亦提供通话聊天录音用于证明上诉人郑海英尚欠被上诉人200万元，通话录音中五次提及200万元欠款这一数字，且上诉人郑海英亦承认自己“无能力还款”。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所出示的证据均可证明上诉人郑海英向两被上诉人借款200万元的事实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郑海英的上诉无事实依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杨振宇、李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郑海英偿还杨振宇、李伟借款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郑海英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日，郑海英（甲方）与杨振宇（乙方）签订一份《借款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因个人需求向乙方借款，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借款协议：一、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上述借款在签订本协议当日，甲方出具借条、收条。借款期限为二十四个月：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二、甲方同意以本人拥有所有权的物业、产业、股份及所有资产提供抵押担保。三、若甲方还款时间逾期，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向乙方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若借款人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归还上述借款及支付利息、代办手续费、资金监管费后，则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若任何一方违约，则甲乙双方均同意一致到乙方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五、此借款协议书一式壹份，由乙方持有。”合同落款处，郑海英、杨振宇分别签名捺印。同日，郑海英向杨振宇出具《借条》和《收条》作为该借款协议附件，并确认收到杨振宇借款人民币2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杨振宇与郑海英签订了《借款协议书》，郑海英还向杨振宇同时出具了《借条》和《收条》，由此应当确认双方有民间借贷的合意。杨振宇、李伟主张系二人共同出借款项给郑海英，而郑海英提出了《借款协议书》是由郑海英与杨振宇签订、李伟不是《借款协议书》的当事人的抗辩意见。但是，郑海英在本案庭审之前曾向本院提交一份《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其中提及“本案实际出借人为原告李伟……申请人认为李伟才是《借款协议书》上的乙方，之后也都是原告李伟向申请人催讨款项……因此，申请人认为，原告李伟才是《借款协议书》中的乙方……”郑海英的该陈述已构成自认，本院对于其庭审中提出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结合案涉的《借款协议书》、郑海英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所作的陈述，以及郑海英庭审中确认的《借款协议书》是杨振宇、李伟、郑海英三人均在场时签署的相关情况，本院认定李伟、杨振宇系共同出借人，李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以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对于案涉的20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支付给郑海英的问题，本院分析认为：首先，杨振宇主张案涉借款是对以往借贷债务经结算后，由郑海英书面确认尚欠借款200万元未偿还，为此，杨振宇、李伟还提供了相关的款项支付记录，由郑海英签字的《借款协议书》、《借条》和《收条》等作为证据。郑海英向杨振宇出具《收条》表明其已自行确认了结算款。郑海英当庭陈述其考虑到利息过高，因而在签署《借款协议书》之后又决定不向杨振宇借款，并通知杨振宇不向其支付借款等，但该陈述并无相关证据印证。案涉债务数额高达200万元，郑海英未收款却出具《收条》，决定不借该款却未及时收回债权凭据的原件，与常理不符。其次，郑海英主张其并未拖欠案涉款项，但其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又自认“本案实际出借人为原告李伟，案涉款项均是申请人与李伟之间发生的……李伟才是《借款协议书》中的乙方”，该陈述与其庭审所述的考虑利息过高，并未实际收到借款等情况存在矛盾。第三，根据李伟提供的其与郑海英的录音，在李伟向郑海英催讨款项时，郑海英只是反复表示自己无能力还款，却并未否认其对李伟存在债务，更未提及李伟尚欠其一百多万元等，因此郑海英陈述其并未拖欠李伟款项，本院难以采信。第四，郑海英抗辩李伟向其转账的款项均系李伟向其归还之前的借款，且郑海英表示李伟尚欠其100多万元借款未清偿，但郑海英并未就李伟的借款时间和金额以及相关的利率、还本付息情况等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未提供李伟“未清偿”部分的债权凭据。郑海英虽提供其转款给李伟的诸多流水，但流水中的款项性质并不明确。郑海英若享有100多万元的债权却不持有债权凭据，在未收回出借款项的情况下，又向对方出具200万元的《借条》、《收条》，显然也不合常理。综上，结合郑海英出具的《借款协议书》、《借条》、《收条》、郑海英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以及李伟与郑海英的通话录音等，本案应可高度盖然性地认定杨振宇、李伟确有出借借款给郑海英，双方已于2017年4月1日结算了借贷债务的数额，郑海英尚欠李伟借款本金200万元。郑海英未举证证明其在出具借据之后已偿还案涉借款，故本院对于杨振宇、李伟提出的要求郑海英偿还借款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郑海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振宇、李伟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郑海英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全部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涉案的《借款协议书》、《借条》、《收条》可以证明上诉人郑海英与被上诉人杨振宇就本案借款形成民间借贷的合意。上诉人郑海英上诉称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被上诉人杨振宇与李伟系本案共同原告，但根据上诉人郑海英提交的本案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上自认本案实际出借人系被上诉人李伟，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被上诉人杨振宇与李伟系共同出借人，可以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并无不当。关于涉案借款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被上诉人杨振宇、李伟已提供向上诉人郑海英转账支付款项的记录，结合被上诉人李伟与上诉人郑海英的对话录音显示上诉人郑海英并未否认借款，仅是表示无能力还款，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郑海英出借借款，涉案的《借款协议书》、《借条》是双方经过结算后由上诉人郑海英出具的。综上所述，郑海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郑海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乐影 审 判 员 刘 瑜 审 判 员 吕德快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林 婧 书 记 员 黄晓辰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