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湘行再38号抗诉机关：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范金国，男，1962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溁湾镇枫林路**。法定代表人：李军龙，支队长。委托代理人：谌慧，女。委托代理人：何涛，女。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沙市公安局。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负责人：唐向阳，局长。委托代理人：谢丽娟。申诉人范金国与被申诉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长沙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市公安局）行政强制及复议一案，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湘0102行初178号行政裁定。范金国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湘01行终274号行政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范金国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9）湘行申666号行政裁定。范金国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382号行政抗诉书，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行终274号行政裁定确有错误为由对本案提出抗诉。本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湘行抗5号行政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胡细罗、鲁胜出庭支持抗诉，范金国，市交警支队委托代理人谌慧、何涛，长沙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谢丽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范金国要求确认市交警支队采取的行政强措施违法。庭审中，范金国自认于2016年12月22日收到了市交警支队打印的编号300641362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故范金国的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限。本案中，范金国于2018年8月20日向本院提起此次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范金国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范金国。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范金国已于2016年12月22日收到了市交警支队打印的编号300641362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但直至2018年8月20日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范金国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裁定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原再审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和再审申请人范金国提交申请再审的相关材料，范金国于2016年12月22日已经知道涉案车辆被扣押的事实，范金国2018年8月提起行政诉讼时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范金国提出被申请人市交警支队实际是2018年6月4日出具正式强制措施凭证的理由不影响本案起诉期限的认定。范金国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裁定：驳回范金国的再审申请。范金国仍不服，向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行终274号行政裁定确有错误，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湘检民（行）监［2019］43000000382号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1.本案中范金国提出了对扣留机动车和扣留机动车驾驶证两项行政强制措施均予以审查的诉讼请求，但原审未予逐一审查或回应，明显存在错误。2.范金国不服市交警支队扣留湘Ｅ3××**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自2018年6月4日开始计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原生效裁定以范金国于2016年12月22日已经知晓行政强制措施内容为由，认定其2018年8月20日（实际为8月17日）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属适用法律错误。3.范金国不服市交警支队作出的30116478号行政强制措施，于2018年8月17日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行终274号行政裁定确有错误。范金国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另补充意见称：1.市交警支队的强制扣押行为和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均违法。2.其合法维权，却被公安机关拘留。3.市交警支队和市公安局应对其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市交警支队答辩称，1.范金国在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未提到扣押驾驶证的行为，原审并未遗漏审理内容。2.范金国已于2016年知晓被诉强制措施，其2018年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起诉期限。3.市交警队补打凭证的行为不是作出新的强制措施，不能以补打凭证的时间来计算起诉期限。原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裁定。市公安局答辩称，该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所作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一审、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裁定。双方当事人在本案原一审、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另查明，2015年6月1日，市交警支队民警制作300641362号《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强制措施凭证》，该凭证载明，“车辆牌号湘Ｅ3××**”，“当事人于2015年6月1日11时30分在云栖路实施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1款的规定，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机动车”，“当事人不在现场”。市交警支队民警制作该凭证后未向湘Ｅ3××**车辆所有权人范金国送达，亦未制作现场笔录并由见证人签名。2015年8月1日，市交警支队在“长沙公安交警”门户网站上发布《公告》，通知滞留车辆驾驶人或者所有人、管理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到相关大队接受处理，车辆明细中有湘Ｅ3××**机动车。2015年11月29日，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关于号牌为湘Ｅ3××**机动车号牌的鉴定结果》，告知市交警支队，湘Ｅ3××**机动车号牌的前后牌不是同一批次号牌，前牌不是该支队核发，系伪造。2016年12月，范金国在祥安停车场发现被扣车辆，于2016年12月22日到长沙市交警支队询问，民警通过公安交通违法处理系统打印430100300641362号强制措施凭证并向范金国送达，该强制措施凭证内容与300641362号强制措施凭证基本一致，但未加盖公章。此后，应范金国要求，市交警支队于2017年5月10日、2018年3月12日、2018年6月4日多次向范金国出具了编号均为430100300641362号、内容一致的强制措施凭证，其中2018年6月4日出具的强制措施凭证上加盖公章。2017年4月13日，市交警支队出具《扣留车辆逾期不接受处理通知书》，要求范金国在收到本通知书后15日内到市交警支队接受处理，该通知以挂号信方式邮寄至隆回县××镇××村××组××号（范金国注册登记车辆时提供的地址），因收件人不在该地址被退回。2018年3月13日，范金国到市交警大队询问车辆情况，市交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对范金国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范金国自认其2016年12月20日知道车辆被交警拖走，并于同月22日到机动大队来过一次，听说使用假牌套牌要拘留就回去了。同日，市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开具《证明》，证明湘Ｅ3××**车辆因涉嫌套牌于2015年6月1日被机动大队暂扣。2018年6月5日，市交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再次对范金国进行询问。询问过程中，市交警支队发现范金国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违法行为，遂于同日作出30112647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凭证内容为：当事人于2018年6月5日16时30分在长沙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实施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行驶证违法行为（代码57022），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1款，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机动车行驶证。请持本凭证在15日内到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接受处理。逾期不处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凭证之日起60日内向长沙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范金国在该凭证上签字“无异议”，并于当日签收该凭证。2018年6月13日，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关于号牌为湘Ｅ3××**机动车行驶证的鉴定结果》，告知市交警支队，该机动车行驶证副证上2013年3月、2014年3月、2015年3月、2016年3月四次检验合格记录签注不是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签注的。范金国对上述编号430100300641362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和编号301126478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均不服，于2018年6月6日向长沙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8月2日，长沙市公安局作出长公复决字［2018］00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8月3日向范金国邮寄送达。复议决定书内容为：“一、确认被申请人交警支队扣押湘Ｅ3××**车辆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违法；二、维持被申请人交警支队301126478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三、驳回申请人范金国的其他复议请求。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岳麓区人民法院或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8月17日，范金国不服上述行政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1.请求确认被告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2.请求确认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违法；3.请求判令二被告返还车辆，并赔偿丢失借据85万元本金和利息5655167元；4.判决二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8127116元。2018年11月6日，范金国在该起诉状诉讼请求第一点手写加上所诉行政强制措施编号为430100300641362和301126478。本次再审过程中，本院向范金国释明，其对两个行政行为提起同一行政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受理原则，询问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明确本案的单一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对另一行政强制措施另案起诉，范金国表示拒绝变更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确定问题；二是范金国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关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确定问题。本案系经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在确定被诉行政行为时，不仅应当分析原告诉讼请求，还应综合考察被诉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长沙市公安局长公复决字［2018］0085号行政复议决定一并审查了市交警支队扣押湘Ｅ3××**车辆和扣押湘Ｅ3××**机动车行驶证两项行政强制措施，且范金国在一审庭审当天在起诉状上明确了其所诉的行政强制措施包括两个（行政强制措施编号为430100300641362和301126478），原审在未向范金国释明的情况下，径自认定本案被诉原行政行为仅为市交警支队对湘Ｅ3××**车辆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确有不当。但是，“一行为一诉”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基本原则。范金国所诉两项行政强制措施虽然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相同、类型相同，但作出时间、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均有不同，致使对二者起诉条件审查和实体审查的范围内容也有较大差异。在一个行政案件中将此两个行政行为同时列为被诉行政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法定起诉条件。故原审未予释明虽有不当，但其确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为市交警支队对湘Ｅ3××**车辆的扣押行为及市公安局相应的复议行为，并对起诉条件进行审核，符合行政诉讼法“一行为一诉”原则。范金国对市交警支队扣押湘Ｅ3××**机动车行驶证的行为不服，可另案诉讼，原审未予审查范金国对该行为的起诉不影响其诉权的行使，范金国就该行政强制措施仍有救济途径。故，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系市交警支队对湘Ｅ3××**车辆的扣押行为及市公安局相应的复议行为。关于范金国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2016年12月22日，范金国到市交警支队询问了解其车辆情况，市交警支队民警为其出具强制措施凭证，应认定为范金国自此时起即已知道了其车辆被市交警支队扣押的行政行为。范金国在市交警队嗣后的调查询问和一审庭审时，多次自认其已于2016年12月22日知晓市交警支队对湘Ｅ3××**车辆的扣押行为。至于市交警支队2016年12月22日开具的凭证上未加盖公章，该加盖公章与否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相关，而非与范金国是否知晓行政行为内容相关，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起算点系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而非知道行政行为违法之日起。原审认定范金国于2016年12月22日已经知晓行政强制措施内容并以该日作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范金国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抗诉机关认为原审未逐一审查或回应范金国对两项强制措施予以审查的诉讼请求存在不当的抗诉理由成立，但因原审裁定处理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行终274号行政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谷国艳审判员  林 芝审判员  李俊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鲁一帆书记员林俊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