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22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勇，男，198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四川捷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正俊，男，1970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中志，北京颐合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扬昌，男，197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忠县忠州大道巴王路**。 法定代表人：李宗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小华，重庆开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天安，男，197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忠县。 上诉人黄勇、范正俊因与被上诉人李扬昌、重庆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公司）、向天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6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上诉人范正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中志、被上诉人李扬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波、隆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官小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向天安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勇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664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扬昌对黄勇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李扬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黄勇进入项目部仅仅是从事隆盛公司安排的工作职务行为，并非发包人，也未和范正俊、向天安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一审认定黄勇与范正俊、向天安为共同发包人系错误事实认定。1.黄勇进入项目部仅是从事隆盛公司安排的项目资金协助结算、经手发放以及由隆盛公司授权的项目材料采购事宜，黄勇的各项行为均向隆盛公司及其派驻现场负责人汇报，所以黄勇在案涉工程项目部仅仅从事职业性质的管理工作，其收入来自工作薪资，并非涉案工程的发包人，更未与范正俊、向天安之间就案涉工程进行合伙的合意。黄勇受隆盛公司授权代为采购材料的事实在一审中已经隆盛公司确认，且请款单等也恰能证明黄勇系受隆盛公司授权，法律后果应由隆盛公司承担，黄勇对材料确认、价款等并无决策权；2.一审法院仅以黄勇在《补充协议》中甲方处的签字、请款单和承诺以及到庭各方陈述就认定黄勇系案涉工程实际发包人的合伙人这一事实稍属武断，仅凭以上证据根本无法得出黄勇系案涉工程发包方合伙人这一结论。《补充协议》主要内容是有关付款的比例、时间和付款方式的另行协商，合同中并未就合同主体变更作出特别约定，应视为隆盛公司和李扬昌之间的补充协议。黄勇签字仅是证明协商内容属实，无法证明黄勇即是负责人，此外，该《补充协议》上也有项目经理刘斌签字确认。李扬昌的陈述，先是自认该工程是从范正俊、向天安处承接，且与该二人事先认识，未提及黄勇。其次，李扬昌作为项目工程的外部劳务人员，并不清楚黄勇在项目内部的确切工作职责和定位，不能仅以其个人感官意识认定黄勇为合伙人。黄勇作为资金发放出纳经办人员，所有行为均遵照主管领导、负责人的安排进行，只能认定为职务行为，不能与合伙行为混淆。综上，黄勇仅是项目工作人员，不是发包人，更未与范正俊、向天安之间发生合伙的民事行为，黄勇不应承担责任。 李扬昌辩称，认可黄勇系隆盛公司的工作人员，黄勇、范正俊、向天安均是代表隆盛公司。对于黄勇、向天安、范正俊之间的关系，基于三方均是代表隆盛公司，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李扬昌不清楚，以查明的事实为准。黄勇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但黄勇的上诉请求并不完整，黄勇系代表隆盛公司，一审查清的工程款项应当由隆盛公司承担。 范正俊述称，黄勇的上诉请求成立，其认可黄勇的上诉请求。 隆盛公司述称，首先，黄勇不是隆盛公司工作人员，其未与隆盛公司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其次，隆盛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承诺等证据，若黄勇是隆盛公司工作人员，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做出公司的债务由个人承担的承诺；最后，李扬昌与向天安、范正俊、黄勇于2015年6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上述三人承担支付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黄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向天安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范正俊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6民初664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范正俊不承担支付责任；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李扬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案涉项目的发包方为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汇公司），总包方为隆盛公司，向天安与隆盛公司为合作承包关系，劳务分包人为李扬昌，范正俊与向天安之间是融资关系，黄勇是向天安派驻现场的负责人。向天安与隆盛公司共同承包项目，隆盛公司与发包人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在2014年10月签订《工程施工合同》，随后，隆盛公司将劳务部分分包给李扬昌，并签订《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向天安因个人资金周转向范正俊借资30万元作为其与隆盛公司项目合作履约保证金，为保证借款及收益，范正俊要求监管资金及合同的履行，所以一审认定隆盛公司将工程转包给范正俊、向天安、黄勇，三人再将工程转包给李扬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认定隆盛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范正俊、向天安、黄勇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范正俊、向天安、黄勇与隆盛公司建立了转包关系，再者，双方若是建立工程转包关系，定会签订转包合同或内部分包合同，并对各方权责利进行约定，对工程施工过程中款项拨付、工伤处理进行完整地约定，但是一审法院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同时认定转包仅是口头协议，不符合惯例。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隆盛公司在转包中收取利润，按照工程转包习惯，发包人会在收到每笔工程款时扣除利润后才会将剩余款项支付给承包人，隆盛公司收到工程款后通过四川分公司负责人陈茂林账户转入监管人账户，然后支付材料费、劳务费等。本案中，证据显示向天安现场管理人员为黄勇，隆盛公司现场管理人员为刘斌，实际作为合作的双方向天安和隆盛公司一直在履行合作义务；3.一审认定范正俊与向天安、黄勇之间为共同转承包人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可范正俊与向天安、黄勇是劳务分包共同发包人的依据是隆盛公司的陈述及2015年6月9日签订的协议，是因李扬昌拖延施工，该协议签订只是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而签订的补充协议，同时也是对《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补充完善，协议内容主要约定付款节点，范正俊为保证收回投入资金在上签字并无不当；4.范正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扬昌的相对方应该是隆盛公司和向天安，范正俊与向天安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所以无论案件劳务款是否成立，都与范正俊无关。综上，请求二审判如所请。 李扬昌的答辩意见与其对黄勇的答辩意见一致，认可向天安与隆盛公司之间为合作关系，希望通过本案证据印证。 隆盛公司辩称，范正俊与黄勇、向天安系合伙与隆盛公司形成内部承包关系而非实施本工程，请范正俊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工程是隆盛公司与向天安合伙实施的。范正俊在2016年10月26日向隆盛公司出具委托，指令隆盛公司付混凝土款，并承诺支付款项后，该工程产生的其他经济法律责任由其本人承担，范正俊与向天安、黄勇不是融资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隆盛公司已经付清全部涉案工程款给上述三人之后，不应再承担支付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范正俊的上诉，维持原判。 向天安未发表答辩意见。 黄勇述称，范正俊确为公司高管，黄勇作为工作人员不清楚范正俊与隆盛公司之间的关系。 李扬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隆盛公司支付李扬昌工程款353685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7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向天安、黄勇、范正俊承担连带责任；2.案件诉讼费、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2000元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向天安、黄勇、范正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海汇公司（发包人，甲方）与隆盛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乙方承揽甲方海汇药业桥梁、挡土墙项目，实行包工包料；本合同采取固定总价，合同总金额为5300000元；合同签订后150日内竣工；甲方指派罗刚作为驻场工程师，乙方指派刘斌作为项目经理，指派陈茂林作为技术负责;还约定了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隆盛公司将案涉工程口头转包给范正俊、向天安、黄勇，范正俊向隆盛公司交纳了履约保证金30万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 此后，隆盛公司成立了“重庆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桥梁、挡土墙工程项目部”，刻制了一枚名称为“重庆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桥梁、挡土墙工程项目部（对外签印合同无效）”的印章，系该公司和建设方办理结算内部使用的资料章，项目部经理刘斌将该印章交由向天安保管。向天安、范正俊及黄勇随后组织人员、购买材料入场施工。 李扬昌曾经承包过向天安、范正俊的其它建筑项目。2014年11月20日，向天安以“重庆隆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甲方）与李扬昌（乙方）签订了《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李扬昌，承包范围：桥梁及挡土墙工程的劳务工作（具体内容详见海汇公司与隆盛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所示承包范围内的劳务工作）；承包方式：包人工/机械/周转材料及辅材全部包干；承包单价：包干价146万；付款方式：正门桥、物流桥、基础完成后付合同价款的25%，正门桥、物流桥桥拱板、挡土墙完成后付合同总价的45%，桥梁桥面工程完成后付合同总价的15%，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至合同总价的100%等。合同未约定工期及具体的付款日期。合同尾部甲方一栏有向天安的签名，还加盖了“重庆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桥梁、挡土墙工程项目部（对外签印合同无效）”的印章。此后，李扬昌便组织工人入场施工。 施工中，隆盛公司发现向天安以隆盛公司名义与李扬昌签订了合同，隆盛公司项目经理刘斌便召集向天安、范正俊、黄勇与李扬昌在上述《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第2页下方签订了协议，主要内容为：“经协议，挡土墙、二号桥桥面6月30日以前完工，一号桥在7月25日以前完工，甲方应将所有劳务费付到95%，其余按原合同执行，（付款条件为8月10日以前）。甲乙双方签字生效，为了民工工资发放所有劳务费转到张琼华账上。”甲方一栏有向天安、范正俊、黄勇签名，乙方一栏有李扬昌的签名，在场人一栏有刘斌的签名。 2015年10月，李扬昌完成了施工，经向天安与李扬昌结算，李扬昌除完成了合同约定的承包内容外，还完成了案涉项目的临时设施的搭及道路硬化包干工程、劳务临时用工，并代隆盛公司向保险公司支付了购买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费。2016年1月6日，向天安向李扬昌出具了一份《结算清单》，主要内容：“合同价146万，生活区临设搭建3万，保险18550元，零星小工64135元，合计1572685元。情况属实（以实际扣除为准）”有向天安的签名及捺印。双方未办理工程验收手续。 合同签订后，海汇公司陆续向隆盛公司支付了工程进度款，隆盛公司在收款后，陆续向范正俊转账支付了案涉工程的工程进度款，向黄勇外购混凝土销售商、钢材销售商转账支付了案涉工程的材料款，范正俊、黄勇分别向隆盛公司出具了收条、领款单。隆盛公司还于2016年2月2日向范正俊转账退还了其交纳的案涉项目的履约保证金30万元。隆盛公司还支付了案涉项目的律师费、搬迁费及税金等。 一审另查明，案涉工程完工后，隆盛公司与海汇公司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也办理了工程结算。2017年6月1日，经江苏经纬工程投资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对案涉工程进行造价审核，审定金额为5296626.98元。海汇公司及隆盛公司对此工程造价审定金额均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的基本事实无争议，对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的发包主体、民事责任主体均有争议。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事实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对双方争议焦点及各项诉讼请求评判如下： 一、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的发包主体及民事责任主体。 李扬昌诉称系隆盛公司将案涉工程劳务发包给李扬昌，应由隆盛公司承担向李扬昌支付工程款的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根据一审审理查明事实，签订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的发包方人员为向天安，向天安并非隆盛公司员工，从未向李扬昌出示过隆盛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该合同首部的甲方（发包方）为“重庆隆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并非隆盛公司，合同尾部甲方栏加盖的“重庆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桥梁、挡土墙工程项目部（对外签印合同无效）”的印章，也充分证实了在签订合同时，向天安及李扬昌均明知向天安并不能代表隆盛公司项目部，向天安以隆盛公司项目部名义签订该合同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隆盛公司也否认委托向天安签订此合同，未对其代理行为予以追认。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案涉劳务分包合同对隆盛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李扬昌主张隆盛公司为案涉劳务分包合同发包主体的证据不足，对李扬昌要求隆盛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支付工程欠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的发包主体及民事责任主体。经一审审查，在该合同的尾部，向天安、范正俊、黄勇作为甲方（即发包方）与乙方李扬昌签订了一份协议，隆盛公司项目经理刘斌为在场人，而非合同的签订人，同时，结合隆盛公司和李扬昌的陈述，向天安向李扬昌出具的《结算清单》，隆盛公司向范正俊支付案涉项目工程进度款、退工程履约保证金的收据、银行转账凭证、黄勇负责购买材料的请款单和承诺书等证据，可以充分证实案涉劳务分包合同的实际发包主体为向天安、范正俊、黄勇，与李扬昌结算的是向天安，向李扬昌实际支付工程款是范正俊和黄勇，该合同的民事责任应由向天安、范正俊、黄勇承担。 二、案涉合同的效力及民事责任的承担。 本案中，李扬昌与向天安、范正俊、黄勇均系不具备劳务分包资质的自然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之规定，李扬昌与向天安、范正俊、黄勇签订的《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无效。 李扬昌要求向天安、范正俊、黄勇支付工程款353685元的诉讼请求，请求支付金额有误，应为352685元。根据一审审理查明事实，经向天安与李扬昌2016年1月6日结算，案涉工程总价款为1572685元，范正俊及黄勇已向李扬昌支付了工程款共计122万元，剩余工程款为352685元，目前工程已经建设方验收合格，按案涉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至合同总价的100%。”剩余工程款已达到了约定的支付条件，故依照《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对李扬昌要求向天安、范正俊、黄勇支付工程款352685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李扬昌要求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7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因向天安、范正俊、黄勇在2016年1月6日出具结算单后仅支付部分工程款，剩余工程款352685元一直拖欠未付，给李扬昌实际造成了资金利息损失，依据《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之规定，本案中向天安、范正俊、黄勇应向李扬昌支付利息的标准为：以35268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6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李扬昌要求向天安三人支付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2000元的诉讼请求，因为该费用系李扬昌自行投保产生的保险费，并不是向天安三人的违约行为必然造成的损失，双方也未约定此费用应由向天安三人承担，该诉求缺乏法律依据，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向天安、范正俊、黄勇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扬昌支付工程款352685元及利息（以352685元为基数，从2016年1月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二、驳回李扬昌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黄勇向本院举示：1.2014年11月-2015年6月的工资表；2.增值税预缴税款表；3.（2019）川01民终7632号民事判决书；上述1-3组证据拟共同证明黄勇为隆盛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隆盛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且与范正俊、向天安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 李扬昌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认可其真实性，刘斌系合同中指定的项目经理；证据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黄勇的证明目的不认可，但该证据证明了黄勇系隆盛公司的工作人员，应由隆盛公司承担后果。 隆盛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有刘斌签字的工资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黄勇的证明目的；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黄勇系其工作人员；证据3的三性无异议，达不到黄勇的证明目的。且若黄勇为工作人员，其个人是不可能在协议上作为甲方承担债务。 范正俊质证认为，证据1与其无关；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 隆盛公司向本院举示委托书，拟证明范正俊、黄勇与向天安之间为合伙关系。 黄勇对该委托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 范正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李扬昌表示是否真实由法庭认定。 对黄勇、隆盛公司提交的上述新证据是否采信，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评述。 二审中，黄勇对一审已查明的“合同签订后，隆盛公司将案涉工程口头转包给范正俊、向天安、黄勇”“向天安、范正俊及黄勇随后组织人员、购买材料入场施工”有异议；范正俊对一审已查明的“合同签订后，隆盛公司将案涉工程口头转包给范正俊、向天安、黄勇”“施工中，隆盛公司发现向天安以隆盛公司名义与李扬昌签订了合同，隆盛公司项目经理刘斌便召集向天安、范正俊、黄勇与李扬昌在上述《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第2页下方签订了协议”“隆盛公司在收款后，陆续向范正俊转账支付了案涉工程的工程进度款”有异议；李扬昌对一审查明的“合同签订后，隆盛公司将案涉工程口头转包给范正俊、向天安、黄勇”“施工中，隆盛公司发现向天安以隆盛公司名义与李扬昌签订了合同，隆昌公司项目经理刘斌便召集向天安、范正俊、黄勇与李扬昌在上述《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第2页下方签订了协议”有异议；隆盛公司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黄勇、范正俊是否为李扬昌的合同相对方。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案涉《四川海汇制药厂桥梁及挡土墙工程劳务承包合同》中首部甲方名称为重庆隆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而非本案的隆盛公司，尾部处虽加盖有隆盛公司项目章，但该章上也已明确对外签印合同无效，作为签订协议当事人李扬昌应当知晓该项目章的使用权限不包含签订合同，故仅凭合同中加盖项目章的事实不足以证明隆盛公司为案涉合同的相对方。而本案中向天安也无隆盛公司授权其签订合同的委托书，故一审认定向天安签订合同的行为系无权代理并无不当。二审中，黄勇虽主张其签订合同的行为系履行隆盛公司职务的行为，但本案中并未提交隆盛公司的授权，相反，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在该合同第2页下方处，黄勇、范正俊与向天安作为共同甲方与李扬昌签订补充协议，隆盛公司的项目经理刘斌仅是作为在场人签字确认，该协议已明确约定由甲方支付案涉劳务费，并对支付节点作了确认。二审中，黄勇举示的工资表等证据不足以推翻其作为共同甲方签署案涉补充协议并自愿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本院对黄勇提交的新证据不予采信。同理，范正俊虽主张其与向天安之间仅是融资关系，但对为何在该补充协议中共同作为甲方签字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且与其在补充协议中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符，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与李扬昌建立案涉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向天安、范正俊、黄勇并据此判定该三人承担案涉付款责任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勇、范正俊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12元，公告费560元，由黄勇负担6886元，范正俊负担68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釆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夏伟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