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391知民初339号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786734742N。法定代表人:田明,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凯,河南中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冰,河南中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淅川丹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淅川县渠首大道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32639570700X6。经营者：岳丽。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州,男,1969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工作人员。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淅川丹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凯、杜冰,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忠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侵权的作品;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原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6195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中国之星》、2018《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一季》、《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二季》等电视节目的著作权人,且对上述节目进行了版权登记。这些电视节目具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许可,以经营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的点播设备中收录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天地在我心》等作品，并通过其点播系统放映设备公开播放。被告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被告辩称，一、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和浙江广电集团是2018《中国好声音》的共同权利人。浙江广电集团并未放弃对2018《中国好声音》整体节目享有的实体权利。若原告对2018《中国好声音》整体节目主张权利,应依据北京市高院出台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14条规定，对于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能够查清权利人基本情况,应当以全部权利人作为共同原告。因此应当追加浙江广电集团为本案共同原告或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原告所提交的《中国好歌曲》等作品登记证为每一整期节目的作品登记,并非涉案歌曲的作品登记,原告并非涉案歌曲的著作权人。《中国好歌曲》每一期节目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多镜头的切换连接等内容,以此来反映制作者的创作意图,此作品是由多个录像素材经过后期剪辑拼接制作而成的。原告所主张保护的每首单独歌曲画面仅仅是整部作品的片段,只是作品中的一个录像素材,不能完整反映制作者的创作意图,同时,该片段也与MV不同,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显然每首歌曲并不构成一个单独的作品,故原告不享有其所主张保护的歌曲的著作权,原告不具有诉讼资格。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及第四款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本案原告提供的取证光盘作为电子数据,其中关于涉案歌曲的点播情况,点播过程,原告提交的证据里没有涉及到相关内容的画面,所以并不足以证明歌曲来自于被告的曲库,不能排除原告取证时,原告从VOD曲库云端下载,或者通过卡拉OK通用的K米等APP软件从外网同步到被告的包房播放器导入曲库内，然后点播的合理怀疑。原告保全证据的方式是时间戳保全,公信力不足,在原告未提供补充证据进一步证明涉案歌曲确实来自被告曲库的情况下,不足以认定侵权事实。四、1.被告对卡拉OK行业存在的事实作出以下描述:本案中存在以下众所周知的事实,社会在快速发展,卡拉OK行业目前也进入了网络时代,从本地存储固定的曲库变更为实时更新的云端曲库,云端曲库并不是一对一的定制曲库,而是一个云端曲库对应全国使用者,被告是其中一个,即便被告知道云端曲库中有未获得授权的歌曲,被告也无法要求供应商从云端曲库删除,被告对于曲库内歌曲没有选择权、处分权是不争的事实。2.此背景下被告对应尽的义务发表如下意见:《著作权法》是一部平衡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部门法,法律规定了作品使用者使用作品应当获得权利人许可并付费,同样设定了权利的限制法条,某些情况下可以不经许可使用作品的情形,本案中被告所在的卡拉OK行业在面对无法选择的海量歌曲和海量的权利人时,属于权利的弱者,向集体管理组织缴费是其法定的注意义务,在向集体管理组织缴费后,不需要每天审查云端曲库每天更新了哪些歌曲,是否是音集协的歌曲,如果法庭认为此时被告还需要承担其他权利人的侵权赔偿责任,未免不合理的加重了被告的审查义务和经济负担。3.被告已经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按照包房数缴纳了整体曲库的版权使用费,表明原告尊重权利人,已尽到合理的义务,并且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音集协为权利人每年分配使用费,并为包括在原告在内的非会员权利人预留有一定的金额,原告的经济主张可以找音集协获得救济,所以被告不需要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五、被告认为法庭应当依据《著作权法》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按照涉案歌曲在曲库中的比重或者按照音集协的分配方案计算赔偿数额,而不应当酌定赔偿数额。国家版权局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所公告实施的《卡拉0K经营行业使用费标准》对卡拉OK行业所有产业主体均适用,包括权利人。因此,在卡拉OK领域发生的侵权纠纷如果涉及到侵权损害赔偿,有具体数据的,可以依据该数据通过使用费标准计算出损失或者获利。如果不能证明损失或者获利的,则应以使用标准作为酌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依法酌定具体的赔偿金额。六、通过本次案件得知,原告起诉的经营者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在全国起诉的场所更是多达上千个,原告放任供应商往云端曲库增加歌曲,从而大批量起诉使用者的行为,已经超出合理的商业范畴,并且原告通过大批量的诉讼案件获得的经济赔偿早已超出歌曲的本身价值,结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知识产权案件损害赔偿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裁判标准》“7.10【批量维权的酌减情形】”,再加上基于利益的商业诉讼越来越多,经营者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望法庭酌情判决,通过倡导集体管理组织解决曲库版权使用问题,推动集体管理制度的适用,引导卡拉OK行业健康发展。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14日,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8-F-00544757的《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中国新歌声》第二季,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和著作权人均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创作完成时间:2017年10月8日,首次公映时间:2017年10月8日。2019年3月15日,登记号为国作登字-2019-I-00746659的《作品登记证书》载明,作品名称:2018《中国好声音》,作品类别: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和著作权人均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创作完成时间:2018年10月7日,首次发表时间:2018年10月12日。原告提交的《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的公开出版物DVD光盘的外包装版权声明显示上述作品的著作权人为原告。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涉案歌曲《天地在我心》等收录在上述公开出版物中。2017年8月22日、2018年10月20日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分别向原告出具授权书,就双方共同享有的《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综艺节目相关著作权明确说明并授权如下:1、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确认原告独占性使用及许可他人使用上述节目曲目KTV的权利;2、原告有权以原告的名义代表所有共有权利人授权许可第三方使用上述节目曲目KTV;3、当上述许可的相关内容遭受侵害时,原告有权单独以原告的名义对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动,亦有权授权他人对有关侵权行为采取维权法律行动。原告提交了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认证的取证照片和视频文件,并提供对应文件的《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经查验,原告提交的上述照片和视频均通过时间戳证书验证上述照片和视频文件证明取证人员2019年12月26日进入被告经营场所,通过KTV点播系统点播涉案歌曲并进行放映。取证人员还取得了被告的消费票据。经过比对,被告经营场所播放的涉案歌曲《天地在我心》等177首曲目与原告提供的公开出版物DVD光盘中的词、曲、演唱者、画面等方面基本一致。另查明,被告成立于2014年8月27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岳丽,经营范围文化艺术表演策划；舞台造型策划；企业形象策划；演艺演出；歌舞娱乐；KTV。2020年7月29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作为甲方,被告作为乙方,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协议。相关协议内容主要有:1.甲方许可乙方在约定的方式和场所内,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甲方管理的音像作品;2.乙方应当按照约定及时足额交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无瑕疵的履行相应义务后,因使用音像制品遇到的著作权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3.乙方向甲方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许可使用的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对涉案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能否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2.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著作权;3.若构成侵权,被告应如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对争议焦点分别作如下评述:一、关于原告对涉案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能否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问题。《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电视节目由多期节目组合而成,每一期的内容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听歌时的表现、导师与歌手见面的形式、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乐队的演奏等内容,是将歌手的表演画面、音乐等元素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的独创性表达,应认定每期节目均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以类似摄制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登记证书,可以作为其享有著作权的证据。”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提交了《作品登记证书》及公开出版物,可以认定原告享有《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的著作权,且《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在另一著作权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原告有权作为原告向未经许可使用涉案作品的侵权使用者主张权利。被告辩称应当追加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为本案当事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是否侵犯著作权的问题。被告在其经营场所内通过点播系统放映设备公开播放了涉案歌曲《天地在我心》等177首曲目,上述歌曲与原告提供的公开出版物DVD光盘中的词曲、演唱者、画面等方面基本一致,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享有的复制权、放映权。被告抗辩涉案歌曲不是独立的作品,不构成对《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作品著作权的侵犯。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天地在我心》等歌曲剪辑于《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被告使用《天地在我心》等歌曲的行为,事实上是使用《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的部分片段,其行为同样侵害上述作品的著作权。另外,被告还主张《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系汇编作品,原告不能以其中收编的每一首歌曲的权利人来主张权利,原告未举证证明已取得原音乐作品著作权人许可,故其诉请不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的规定，本案作品的创作过程不符合汇编作品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汇编作品,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三、关于被告应如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属于侵权行为,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内通过点播系统放映设备公开播放涉案歌曲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复制权、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本案中,鉴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及被告的违法所得,本案适用法定赔偿。综合考虑涉案作品权利性质、涉案作品的知名度、被告的经营规模及其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主观过错程度及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又考虑到被告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签订了相关著作权许可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与此同时考虑到新冠疫情对市场经营主体造成的影响,故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708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杈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南阳淅川丹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并从曲库中删除涉案歌曲《天地在我心》等177首曲目(详见附件涉案歌曲清单)；二、南阳淅川丹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共计708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48元，减半收取724元，由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00元,被告南阳淅川丹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雷 川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杨雪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