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9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菲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定西路****（**楼）**。法定代表人：薛永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钧,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想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临仓街********v>法定代表人：张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艳冰，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肴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中心路11，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中心路******-48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郑磊，执行董事。上诉人上海菲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俐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想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想星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肴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肴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17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菲俐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想星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或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规定，认定想星公司应当对《IGFD采购合约书》（以下简称《采购合约书》）承担合同责任。根据想星公司提交的由肴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前期想星公司系以肴琛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署《采购合约书》，但业务和实际操作仍为想星公司，事后想星公司也同肴琛公司完成了款项交接。可见，想星公司对于向上诉人采购商品所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清楚和接受的，且一审中想星公司也认可其在2017年受《采购合约书》的约束。因此，《采购合约书》对想星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想星公司支付的450,000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和900,000元款项系《采购合约书》项下的定金；二、上诉人与想星公司之间涉案订单业已成立，想星公司无力支付合同剩余价款。首先，想星公司曾提出拟用已付定金冲抵应付合同价款，且双方先前完成的交易也系由相同的经办人操作，可证明案涉交易订单状况。同时，对案涉订单情况，被上诉人虽表示要去核实，但后续并未承认或否认，应视为承认；其次，上诉人陈述事实涉及到“邱某”，关于其的身份信息系来自“天眼查”系统，想星公司认为其仅系合作方，不代表想星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再次，在上诉人与想星公司协商后续采购合约过程中，想星公司对案涉744,443元款项性质为定金并无异议；三、在上诉人与想星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解除前，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返还744,443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无论想星公司支付的450,000元和900,000元的性质是“定金”还是“预付款”，针对的不是单一的一次采购交易，而是基于双方之间业已达成的长期的买卖合同关系。想星公司亦曾多次提及定金，以未使用额度定金冲抵应付合同价款。因此，上诉人占有该款项具备法律基础。在双方未就上述款项返还事宜进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想星公司主张返还款项的法律基础是双方合同关系终止或解除后对该款项按照不当得利处理。然而，想星公司的诉请并不包括解除与上诉人的合同，故一审法院以“双方未就签订书面合同或另行采购商品达成合意”为由,判决上诉人返还系争款项系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想星公司辩称：一、双方之间没有具体合同约定的商业操作模式，实际操作模式是依据上诉人采用的方式进行的；二、2018年被上诉人的采购要求，上诉人从年初到年末一直到2019年都未能完成，所以继续合作的风险很大，同时被上诉人尚有大量预付款留存在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已通过大量的意思表示，包括要求返回款项、提起诉讼、法定代表人到上诉人处进行协商等，明确表示了不能再与上诉人继续合作；三、在上述基础上，双方之间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合作意向，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留存款项有理有据。综上，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肴琛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想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想星公司、菲俐达公司之间的《采购合约书》；2.菲俐达公司返还想星公司款项753,652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菲俐达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过程中,想星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肴琛公司与菲俐达公司之间的《采购合约书》；2.菲俐达公司返还想星公司款项744,443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菲俐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菲俐达公司（甲方）与肴琛公司（乙方）签订《采购合约书》，约定由乙方根据销售进度分批次向甲方采购商品；具体的采购流程为，乙方分批次向甲方提出采购需求，甲方配合乙方制定《采购计划单》，在双方确认后七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采购计划单》采购金额30%作为定金；甲方收到乙方定金七日之内，即开始国外采购商品，并向乙方提供采购商品进度；当乙方收至甲方商品锁定明细的通知邮件后，于24小时内制定《采购商品明细单》，《采购商品明细单》经双方确认无误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至《采购商品明细单》总金额的95%的货款（含已支付定金部分），到账后甲方即按《采购商品明细单》进行采购动作；乙方可在甲方的保税仓内进行货品清点与商品验收工作，无误后须将《采购商品明细单》尾款支付至甲方公司，甲方在收到该款项后，及时进行清关报关流程；因任何一方的责任造成合约事项无法执行，经他方定期15日的期限催告仍未改善或补正时，他方有权解除或终止本合约，并以双方的保证金、定金或其他约定作为赔偿金。2017年7月26日、8月15日，肴琛公司分别向菲俐达公司付款450,000元、718,082元，备注均为“货款”。2017年9月1日，想星公司成立。2017年9月30日、11月10日，想星公司分别向菲俐达公司付款61,741元、49,889元，摘要均为“货款”。2017年12月11日，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付款1,168,082元，摘要为“货款”。2017年12月12日，菲俐达公司向肴琛公司付款1,168,082元，备注为“退款”。一审审理中，各方确认该笔1,168,082元系针对肴琛公司前述向菲俐达公司支付的450,000元、718,082元，此后三方财务关系理清，肴琛公司不再参与。2018年2月6日，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付款900,000元，摘要为“3成货款”。2018年7月16日，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付款401,420元，备注为“菲俐达第一批到货余款”。2018年11月1日，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付款181,835元，摘要为“货款”。一审审理中，想星公司、菲俐达公司确认如下事实：2017年，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采购商品合计1,185,303元，菲俐达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2018年3月12日向想星公司开具全部发票并附货物明细清单，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付款1,279,712元，尚余94,409元；2018年，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采购商品合计833,221元，菲俐达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向想星公司开具部分发票并附货物明细清单，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付款1,483,255元，尚余650,034元；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双方曾就签订书面合同进行协商，但最终未签订合同。此外，想星公司认为2019年1月16日的发票中金额为9,209元的商品并未收到，菲俐达公司认为需根据交货凭证确定，但双方确认该笔金额与本案争议无关。2019年5月29日，肴琛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7月初，想星公司尚在注册设立阶段，为了业务经营之需要，急需采购大批奢侈品，故想星公司投资人来与其协商，因采购方要求必须以公司为主体进行采购，希望以其名义先订立合同；故前期以其名义与菲俐达公司签署了《采购合约书》，但业务履行和实际操作仍为想星公司；其仅代想星公司支付了两笔货款至菲俐达公司银行账户，一笔是2017年7月26日，其汇款给菲俐达公司450,000元货款，另一笔是2017年8月15日其汇款给菲俐达公司718,082元货款；想星公司于2017年9月1日设立之后，即停止通过其进行汇款；2017年12月为了理顺三方的财务关系，想星公司再行向菲俐达公司汇款1,168,082元，菲俐达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将其前期支付的两笔款项450,000元和718,082元共计1,168,082元返还，以冲抵其之前的付款；至此其与菲俐达公司之间已无应收应付权利及义务，关于《采购合约书》所有采购方支付给菲俐达公司的款项均由想星公司实际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想星公司要求解除肴琛公司与菲俐达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书》的诉请，肴琛公司认可系为了想星公司的采购业务签订了合同，除了为想星公司向菲俐达公司支付货款外，未与菲俐达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且肴琛公司与菲俐达公司之间通过三方于2017年底的汇款往来，已结清款项，并同意解除该合同。菲俐达公司亦认可签订合同的相对方为肴琛公司，实际履行合同的相对方为想星公司，并认为想星公司应受该合同的约束。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想星公司确实向菲俐达公司采购商品，但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且双方均认可实际交易过程与上述合约书内容并不一致，菲俐达公司辩称想星公司应受该合约书的约定约束，不予采信。基于菲俐达公司与肴琛公司早已结清了财务往来，且无其他争议，菲俐达公司对此并无异议，考虑到本案中肴琛公司参加诉讼及相关情况，确认该合同于判决之日解除。根据双方在庭审中所作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双方交易过程中的付款模式为，基于预估的2017年采购量约1,500,000元、2018年采购量约3,000,000元，由想星公司分别向菲俐达公司先支付30%即450,000元、900,000元，而后菲俐达公司将想星公司每次采购的货款金额的30%在该预付款项中扣减，剩余70%的货款由想星公司另行支付。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两笔款项的性质。菲俐达公司认为该两笔款项系定金，因想星公司无法另行支付货款，双方的交易未再继续，故不同意返还；想星公司则认为该两笔款项系预付款，双方未约定款项为定金，不存在所担保的主合同或明确的交易金额，付款比例亦与法律规定的定金比例不符，因菲俐达公司无法按照想星公司的需求提供货物，双方未再继续交易，故剩余的款项应予以返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双方未签订合同，未就该两笔款项的性质进行明确约定。且在交易过程中，双方对该两笔款项均有过不同的表述，想星公司在付款时的摘要或备注则为货款。其次，想星公司曾多次要求菲俐达公司返还剩余款项，菲俐达公司亦曾就某次最终未完成的采购意向提出想星公司仅需支付扣减系争款项后的剩余货款的付款方案。再次，虽然双方所称的采购模式在选品范围等方面有部分差异，但是双方均确认，菲俐达公司需根据想星公司最终确认的订单进行采购，而双方之间的交易已结清，菲俐达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想星公司已下订单、菲俐达公司已进行采购而想星公司未结清的货款。综上，现双方未就签订书面合同或另行采购商品达成合意，想星公司诉请要求菲俐达公司将剩余预付款项返还，予法不悖，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上海菲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上海肴琛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IGFD采购合约书》；二、上海菲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海想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744,443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44.43元，由上海菲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菲俐达公司提交证据：2019年3月5日至3月6日期间，上诉人工作人员毛某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2页及从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导出的《IGFD采购合约书》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在经过其法务审核过的合同稿中确认案涉744,443元系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收取的定金。被上诉人想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内容和形式也不认可。聊天内容和合约书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的版本可以对应，但合约书并未经双方签字确认，故内容不能起到证明作用。同时，聊天内容里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Quinta说了在2019年4月15日前要把钱消耗掉，而钱有定金、押金等各种说法。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确认留存在上诉人处的相关款项是定金的说法不能成立。原审第三人肴琛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客观记载内容予以采信，但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需综合本案查明事实予以考量确认，本院将在判决意见中予以阐明。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3月5日，上诉人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发送经上诉人法务修改后的《IGFD-采购合约2019》，但双方并未签署该份协议。本院认为，基于上诉人菲俐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二审的争议焦点即在于：一、原审第三人肴琛公司与菲俐达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书》对被上诉人想星公司是否具有合同约束力，想星公司主张解除该合同是否合法有据；二、菲俐达公司应否返还想星公司744,443元。关于争议焦点一，由想星公司的陈述及其举证的由肴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清晰可见，案涉《采购协议书》系想星公司为了在公司注册成立前开展业务，借用肴琛公司的名义与菲俐达公司订立的合同，且合同实际履行人系想星公司，加之，想星公司在注册成立后，为了理顺三方关系，即将肴琛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1,168,082元直接支付给菲俐达公司，并由菲俐达公司将肴琛公司的代付款予以返还。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肴琛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合同当事人，而想星公司则是实际上的合同当事人。当然，换个角度亦可认为，在上述三方关系理顺后，肴琛公司正式退出合同，而想星公司则承继了肴琛公司在《采购协议书》中的合同权利和义务，成为合同一方主体。想星公司所谓双方之间并无合同约定、其只是按照菲俐达公司采取的操作模式进行交易的说法，不仅与商业经营常理不符，也与上述事实相悖，本院难以采纳。虽然双方在实际交易过程中的操作模式与合同约定存在不一致情形，但此情形只能说明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对操作模式进行了调整，而并不能推翻本院前述结论。况且，从想星公司的诉讼请求变更情况看，其初始也是认为《采购协议书》系由其与菲俐达公司所签，而后则变更诉请认为《采购协议书》系由肴琛公司与菲俐达公司所签，然而，若如想星公司所言，《采购协议书》对其并无合同约束力，那么其主张解除该份合同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想星公司的说法与其主张如此矛盾，令人费解。由上，想星公司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采购合约书》对其显然具有合同约束力。基于此，想星公司起诉要求解除《采购合约书》并无不可，至于该主张能否成立，则首先需要考量该份《采购合约书》的合同性质。从《采购合约书》的记载内容和双方陈述所反映的交易模式看，一方面，《采购合约书》并未约定买卖标的、数量、价款等核心条款，该些条款是需要在具体的每一次采购交易中由双方协商确认；另一方面，《采购合约书》也未明确约定想星公司的采购计划以及必须达到的采购总金额，诚如双方一审所言，案涉45万元、90万元两笔“定金”所分别对应的150万元、300万元采购金额也只是框架金额或预期采购量，并无证据显示双方约定此金额属于想星公司必须达到的采购目标值以及若达不到该采购金额，想星公司需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由此，本院认为，《采购合约书》仅为框架协议性质，尚不具有明确的可执行内容。现想星公司起诉要求解除该合同，并明确表示不再与菲俐达公司合作、不再执行采购业务，于此情形，鉴于法律并无权力强制商事主体进行交易，本院认为，想星公司的主张于法不悖，应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采购协议书》仅为框架协议性质，而其中约定的所谓的“定金”已明确记载系单个具体的《采购计划单》采购金额的30%款项（需要说明的是，该约定比例已违反了我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而非订立或履行本《采购合约书》的定金。因此，想星公司支付给菲俐达公司的45万元、90万元两笔款项，实属框架协议下的意向金或预付款性质。现双方之间既有交易已经结清，而菲俐达公司并未举出确凿证据证明存在想星公司已下订单、菲俐达公司已进行采购而想星公司尚未结清货款的情况，故菲俐达公司理应将结算后的剩余款项返还给想星公司，一审相应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菲俐达公司二审中主张依据定金罚则和合同第4.1条款没收定金，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菲俐达公司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海菲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理由本院已作部分调整，但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44.43元，由上海菲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严佳维审判员 任文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郭纯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