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0）晋行终8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1，住长治市潞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崔某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定代表人郝某。上诉人崔某1因诉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长治市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拆除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5行初4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崔某1系长治市潞州区居民，其拥有长治市城区天晚集路太行粮食机械厂小区一号楼5单元5101户房屋一套。2018年8月23日，长治市城区人民政府作出《天晚集片区棚户区改造第一期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该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8年9月11日，原告崔某1与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长治市天晚集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长治市天晚集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实物安置）》。该协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附属物补偿、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偿、临时建筑补偿及相应签约奖励、交房奖励等共计货币补偿194523.20元，安置补偿面积81.49平米。乙方在签订协议30日内完成搬迁并交回房屋，自交回房屋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房奖贰万元，否则取消交房奖。被征收人崔某1除交房奖励款没有领到外，其余款项原告已全部领取。2019年8月3日，涉案房屋5平米阳台及10平米自建房被拆除，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另案处理）。2020年4月6日，涉案房屋被拆除，原告崔某1以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长治市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强拆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诉讼在案。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崔某1作为长治市城区天晚集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被征收户，其所属的涉案房屋，已经与政府签订《长治市天晚集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长治市天晚集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实物安置）》。对涉案房屋补偿款，除因未按时交房未领到交房奖励款外，其余款项原告已全部领取，对涉案房屋实物安置中，对原告安置了相关面积的房屋补偿，并对其临时建筑及附属物给予了货币补偿，还给予其政策性补助，相关补偿明细有原告崔某1的签名与按印。涉案被征收的房屋及附属物，随着征收补偿协议的履行，被征收人对涉案房屋相关的权益，也通过补偿得到救济，其对被征收的房屋及附属物不再存在和享有权属利益，本案原告诉请确认被告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长治市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拆原告涉案房屋违法，已经不具有诉的利益，其诉求不能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八）项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原告崔某1的起诉。崔某1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虽上诉人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但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不代表上诉人失去了起诉强拆违法的主体资格，上诉人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1）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与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不冲突，为独立的行政行为，上诉人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签订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同时上诉人意识到双方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法保障上诉人的生活水平，遂拒绝搬迁。后因被上诉人长治市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起诉，上诉人无奈腾空出房屋，但双方仍旧就补偿事宜存在争议。上诉人认为，虽然双方签订了协议，但房屋征收补偿系不同于行政强拆的行政行为，行政补偿与行政强制行为互相独立，上诉人有权提起诉讼。(2）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领取补偿款后仍具备起诉征收过程中其他行政行为的上诉人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行申1145号行政裁定指导思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实践中，整个征收补偿过程约略可划分为征收行为、补偿行为和强制或非强制实施行为，其中补偿行为是征收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实施行为的前提条件。由于征收行为、补偿行为与实施行为的分离，被征收人既可能认为上述三个阶段的行政行为均不合法，也可能仅认为征收过程中的某一行政行为不合法，因而提起行政诉讼。为了更好地推进征收补偿依法、有序、平稳进行，应当允许被征收人在对征收行为合法性保留异议权利的前提下，先行鼓励和引导其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方式先行解决补偿问题，以减少纠纷。但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如坚持认为征收行为违法，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对征收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不能认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领取相应补偿费用后，被征收人即丧失相应起诉人主体资格，无权提起相关行政诉讼；除非补偿安置协议对被征收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并取得相应之补偿已经进行了明确约定。”可知，上诉人虽然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但签订协议的行为并不影响上诉人针对二被上诉人做出的后续行政强制行为提起诉讼，上诉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二）上诉人虽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但该协议的补偿数额远低于房屋实际价值，违背征收拆迁的有关法律规定，无法保障上诉人的生活水平不降低。(1）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长治市政府发布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补偿通知》之规定，上诉人签订的协议无法保障上诉人的生活水平，未按照房屋实际情况进行补偿。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二十三条、《山西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长治市政府发布城市规划区房屋征收、补偿通知》第三款第二项“（二）房屋补偿3．住宅房自行改为营业房，有合法经营手续的，按该住宅房的实际经营面积，再给予每平方米500元的经营性补助。”之规定，涉案被拆迁房屋一直由上诉人父亲合法经营烟草专卖商铺，且一直按照商铺标准缴纳税款。被上诉人于协议签订时，应当按照商铺补偿标准就上诉人的经营性房屋进行补偿，同时应有停产停业损失费的补偿。被上诉人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未就上诉人的营业用房约定补偿，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将失去主要生活来源，仅靠合同约定内的征收补偿款，无法保障上诉人原有生活水准，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后，被上诉人未完全履行合同项下义务，且因被上诉人违约，致使上诉人未主动搬迁。在被上诉人明确违约、双方签订的合同未完全履行的情况下，上诉人与涉案房屋仍有利害关系，有权就二被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诉讼。2018年9月11日签订补偿协议当天，政府工作人员承诺给上诉人父亲办理低保、回购商铺烟酒，并签有书面承诺书，同时被上诉人于一审庭审中也就该承诺予以认可，因此可将该承诺书视为补偿协议的一部分，被上诉人有履行承诺书内容的义务，且应做到依法行政、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根据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9月11日签订协议当天的录音录像，因上诉人父亲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前一直经营该商铺，无任何其他经济来源，遂在达成协议书的磋商过程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诺，除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内容，再为上诉人的父母办理低保，将商铺剩余香烟全部回购，并签有书面承诺书，基于对政府的信赖，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但截止目前被上诉人仍有11658元的酒，约8万余元的烟未回购。同时，就合同本身，约定的货币应支付数额为194523.2元，但实际被上诉人仅支付了174523.2元，余下2万，被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不予支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于合同签订过程中针对合同内容作出的约定以及针对合同达成目的的约定，应视为合同内容中的一部分。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协商的烟酒回购、低保也是合同内容之一，被上诉人在合同规定未完全履行、合同款项未完全支付的情况下，上诉人就涉案房屋仍旧具有关联关系，有权就房屋被强制拆除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三）二被上诉人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实体及程序均违法。(1）二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房屋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具有强制性。2020年4月6日房屋强拆当日，上诉人父亲崔马华赶到强拆现场，将涉案房屋补偿存在争议的事项告知施工方以及警察，恳请解决补偿问题之后再强拆房屋，为了确保施工进度继续强拆，更甚有关人员将崔马华强行带离施工现场，给上诉人及其父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2）二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6日作出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据《中华人民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第三十六条“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二）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五）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在催告期间，对有证据证明有转移或者隐匿财物迹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立即强制执行决定。”第三十八条“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之规定，可知在作出行政强制决定前，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在该书面的决定书上记明事实理由以及法律依据、告知行为相对人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并在期间有效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在强制执行决定作出后，正式实施行为前，再次进行书面催告。本案被上诉人未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催告、作出强拆决定，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就直接于2020年4月6日起将上诉人房屋强制拆除，极大的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强拆程序违法。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在错误的认定上述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错误的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二审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2020）晋05行初45号行政裁定，发回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崔某1作为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其已经与长治市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长治市天晚集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领取了征收补偿款，腾空并搬离了涉案房屋。据此，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此时崔某1已经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与涉案房屋的拆除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审裁定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耿转成审判员 刘 群审判员 彭志祥二○二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志军书记员 李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