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京0113行初185号原告于新刚，男，195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居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代理人赵春生，北京金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组织机构代码1111011000009342X。法定代表人王雪，镇长。出庭负责人蔺庭海，副镇长。委托代理人洪学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志鹏，北京市允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新刚不服被告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人民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于新刚诉称：2002年6月1日，原告与顺义区南法信镇东海洪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海洪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东海洪村委员会将东海洪村委会北养殖小区土地6亩租给原告用于养殖业。原告于2003年开始投资建设，于2004年建设完成养殖设施（包括案涉建筑物等）并用于养殖鸡、鸭、鹅、狗、观赏鱼等。2010年国家实施环境整治，，地方政府禁止原告继续养殖原告被迫卖掉了养殖的鸡、鸭、鹅、狗等，除了正在养殖观赏鱼的鱼塘外，其它用于养殖的案涉建筑物等设施因此而闲置。2020年4月18日，被告针对涉案房屋分别作出了（2020）第4184号、第4185号《强制拆除决定书》，二份《强制拆除决定书》均告知原告“本行政机关决定于2020年4月22日8时对上述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拆除……”。2020年4月22日上午，被告组织人员违法、暴力拆除了原告用于养殖畜禽的房屋、正在养殖观赏鱼的鱼塘及其它地上附着物等设施，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于2020年4月22日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明显违法，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建筑物系养殖设施，被告以违法建设为由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明显违法、错误。1．依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第十九条、《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可知，养殖小区用地按农业用地管理，农业设施用地中涉及畜禽舍（含场区内通道）、简易的生产看护房用地等生产设施用地、管理和生活用房用地、仓库用地、硬化晾晒场、生物质肥料生产场地等附属设施用地。而原告承包案涉土地是为了用于养殖（鸡、鸭、鹅、狗、观赏鱼等），投资建设的案涉建筑物用于养殖畜禽至2010年，观赏鱼一直养殖至今，案涉建筑物应归类为上述规定中的生产设施或附属设施。故此，被告将案涉建筑物认定为违法建设明显违法、错误，应予确认其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2．涉案建筑（房屋）属于农业设施用地中的生产设施或附属设施，属于农用地范畴，不需办理规划许可审批，不适用规划许可证制度。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相关主管部门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因此，被告以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认定涉案建筑为违法建设明显错误，于法无据。退一步讲，即便是需补办相应的农业设施建设审批手续，也应按照《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补办，而不应适用《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二、被告实施强制拆除的目的非法，系以拆违代替拆迁，与公平、正当、合理性行政原则相悖。涉案建筑（房屋）等设施始建于2003年，系原告响应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养殖业的政策而投资建设，建成后的案涉建筑物的用途是用于发展养殖业，从建成投入使用至今已有十七年之久，此前，任何部门未对涉案建筑物等设施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现今，涉案地块因政府建设、项目投资需要而进行拆迁，被告实施强制拆除的目的很明确，即以拆违代替拆迁，拒绝给予房屋所有权人任何补偿，以期实现地方财政、经济利益最大化。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的用意、目的与城乡规划法律法规赋予其正当行使“责令强制拆除”职权行为的宗旨明显不符，是滥用职权的具体体现。三、被告依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认定涉案建筑物为违法建设，属适用法律错误。《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本规定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的规定，被告适用2009年10月之后施行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等规定对始建于2003年的涉案建筑物认定为违法建设，明显违反“法律法规不溯及既往”的规定。四、被告实施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35条、第36条、第44条等规定。五、被告对农业用地没有管理和相应拆除的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二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规划许可是对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所实施的许可。基于此，被告依据该法第六十五条的管理职权，针对的也仅仅是建设用地，不涉及农村农业用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75条、77条、78条的规定，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建房的，应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按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或治理，故被告没有相应的审查依据和法律依据。六、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原告是于2004年建设涉案建筑用于发展养殖业，是招商引资，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是基于的对政府的信任而进行的投资，并做出了贡献。2004年投资建成签订的是养殖合同，任何一级政府或政府部门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所以涉案建筑认定为违法建设缺乏合理性。综上，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鱼塘及其它地上附着物的行政行为明显违法，且已经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故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于2020年4月22日实施强制拆除原告房屋、鱼塘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方玉山、李宗义承包合同范围内的所有地上物）的行政行为违法；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审理查明：2002年6月1日，李宗义与东海洪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2003年12月30日，方玉山与东海洪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2002年6月1日，原告与东海洪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称：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地块包含方玉山、李宗义《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的地块；方玉山、李宗义将承包地交给东海洪村委会后，原告于2004年初与东海洪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原告承包时方玉山地块上没有建筑物，李宗义地块上有几间棚子，原告拆除后，于2004年2月至2004年8月期间在上述地块上建设3327平方米建筑物。2019年7月26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向被告出具京规顺执函[2019]第1200号《关于李宗义、于新刚建设建筑规划审批情况的函》以及京规顺执函[2019]第1201号《关于于新刚、方玉山建设建筑规划审批情况的函》。2020年2月20日，被告对原告、方玉山作出（2020）第022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对原告、李宗义作出（2020）第02202号《限期拆除决定书》。2020年4月8日，被告对原告、方玉山作出《催告通知书》，对原告、李宗义作出《催告通知书》。2020年4月18日，被告对原告、方玉山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及《强制拆除公告》，对原告、李宗义作出《强制拆除决定书》及《强制拆除公告》。2020年4月22日，被告将方玉山承包地块上的建筑物予以拆除，同日，被告将李宗义承包地块上的建筑物予以拆除。本院认为：“一案一诉”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基本原则。本案中，虽然被告实施的拆除行为发生在同一天，但由于上述拆除行为涉及不同的地块、不同的承包人，两块地上的建设情况不完全相同，被告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亦分别针对两个地块对不同的相对人作出了《限期拆除决定书》《催告通知书》《强制拆除决定书》《强制拆除公告》等材料，因此，原告在一个案件中同时针对两个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经本院释明，原告仍拒绝明确其诉讼请求，因此，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于新刚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琳琳人民陪审员  张宝玉人民陪审员  高 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郑方圆书 记 员  张 汀书 记 员  强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