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2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凤凰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温泉大道三段**。 法定代表人：成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江，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崇海，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泽明，男，198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四川德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念，女，198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垫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四川德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凤凰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贺泽明因与被上诉人周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5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凤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5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周念对贺泽明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由贺泽明、周念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已经委托了司法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周念提出重新鉴定，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正)》第四十条中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的四种情形，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同意委托重新鉴定，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故第二次鉴定意见，即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福森特司鉴[2019]文鉴字34-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合法性，一审不应当采用第二次鉴定意见，而应当采用第一次鉴定意见，即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成联[2018]文痕鉴字第2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周念在第二次鉴定所用的比对签名样本系周念本人提供，未经过上诉人质证核查，真实性无法保障，在此基础上作出的鉴定意见的客观性无法保障。2.一审法院以贺泽明自认担保合同上“周念”的签字系贺泽明书写的行为不成立自认，贺泽明与周念之间可能存在共同诈骗行为，二人之间有或有共同利益，贺泽明的自认系对周念的责任之免除，是损害凤凰公司利益的自认。 周念答辩称，1.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鉴定人出庭接受了询问，但是在询问过程中，发现鉴定程序和结论意见违反了证据规定的第2条第3项，鉴定过程中鉴定人没有排除当时在场人员的签字，鉴定材料不符合法律规定，鉴定报告的分析意见和最后结论矛盾，凤凰公司的第一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2.在一审2019年3月29日笔录中，凤凰公司对周念提供的样本签名进行了质证，并不是凤凰公司陈述的没有进行质证；3.在一审2019年6月6日庭审后，一审法院将本案中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没有对诈骗行为立案侦查，凤凰公司所谓贺泽明与周念存在诈骗行为没有依据；案涉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均是无效合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利用自己的地位以虚伪表示以及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签订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也是无效的；贺泽明在一审中没有自认行为，贺泽明陈述的只是案件的客观事实；在第二次鉴定中，被上诉人除了对是否是周念签名书写的担保人进行鉴定外，还对签订时间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是担保合同签订的时间在主合同签订之前，那么从担保合同的形成时间上来看也是无效的。 贺泽明述称意见与周念答辩意见一致。 贺泽明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5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凤凰公司对贺泽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贺泽明系凤凰公司负责销售的员工，工作内容是向公司拿取货物并对外销售，因此贺泽明销售、拿货、运输、对账等行为均系其履行职务的行为；2.《借(欠)款余额核对表》在形式、要求、留存上存在重大瑕疵，不具备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不应采信，同时2017年与2018年《借(欠)款余额核对表》金额不符合客观逻辑，并且对于2018年《借(欠)款余额核对表》中贺泽明作为“客户”提取货物的价款因不能区分“业代”还是“客户”身份而无法准确计算，该金额除了凤凰公司自己提交的数据外没有任何证明材料；3.贺泽明与凤凰公司签署的相关购销合同，凤凰公司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逼迫劳动者提供担保并故意混淆“业代”和“客户”身份将职务行为演变为买卖合同关系，不仅违反了劳动合同法也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案涉《饲料购销合同》及《借（欠）款余款核对表》均应为无效合同。 凤凰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对于凤凰公司与贺泽明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正确。1.关于凤凰公司与贺泽明的法律关系，法律并不禁止单位与自然人之间同时存在劳动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根据双方签订的《饲料购销合同》以及贺泽明从凤凰公司提货的提货单、委托司机来拉货的委托书及贺泽明认可的《借（欠）款余额核对表》等证据综合来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贺泽明所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2.贺泽明主张的《借（欠）款余额核对表》是具有证明力的，该表格记载了贺泽明欠付的金额，并由贺泽明亲自签名确认；3.一审法院对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的金额认定的逻辑，在于一方面贺泽明通过《借（欠）款余额核对表》认可了欠款的金额，另一方面，凤凰公司也通过举示了双方之间详细的款项往来进行了说明，厘清了贺泽明支付款项中支付的个人货款以及代他人向公司清偿的其他款项，二者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能够得出贺泽明欠付凤凰公司款项金额的结论。 周念述称同意贺泽明的上诉请求。 凤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贺泽明向凤凰公司支付货款1663206.68元；2.贺泽明向凤凰公司支付利息，自2016年11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款之日止，以1663206.68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75%计算；3.贺泽明向凤凰公司支付违约金，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以1663206.68元为基数，按日利率2‰计算；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贺泽明承担；5.周念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6日，凤凰公司（甲方）与贺泽明（乙方）签订《饲料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饲料，在乙方按期、足额向甲方还清全部欠款，同时按约定购料的，并且未出现其他违约情形的前提下，甲方可以在乙方清账时予以结付销售折扣（以折扣冲抵货款的方式结付）。若乙方有任何一期欠款未按期、足额支付，或者发生本合同约定的其他违约情形的，销售折扣取消，甲方有权不予结付。为支持乙方发展，在130万元的额度以内，甲方向乙方提供无息借支货款，乙方可以先货后款的方式结付货款，但超过该额度以外的货物，乙方必须以现款现货的方式向甲方结付货款。乙方必须按照以下期限向甲方借支货款：2017年11月30日前结清20万；2017年12月31日前结清50万；2018年1月30日前结清全部货款。若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期、足额向甲方清偿欠付货款，则任何一期逾期付款，都视为乙方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清偿全部欠付货款，并且乙方应当按照欠付货款总额向甲方支付自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支货款之日（即乙方首次向甲方提货之日）起至乙方逾期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该利息与本合同约定的逾期还款违约金互不冲突，可以同时适用。乙方未按约定期限还款，自逾期日起按欠款总额承担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为确保甲方货款安全，乙方以其房产、车辆、养殖场地、养殖产品、房产、车辆做担保，并自愿接受甲方的持续监管。保证人周念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双方另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8年1月30日。同日，凤凰公司（甲方）与周念（乙方）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乙方自愿为债务人贺泽明依照《饲料购销合同》的约定向甲方如期清偿全部欠付货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饲料购销合同》项下债务人贺泽明欠付甲方的全部应付而未付的货款以及利息、违约金和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饲料购销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时，贺泽明（甲方）与凤凰公司（乙方）签订《农业产业化协议书》，约定为保证乙方资金安全和双方持续共赢发展，甲方同意以本合同约定的担保物和担保方式为《饲料购销合同》项下甲方相关义务提供担保。甲方提供的担保物为房产（商品房一套，所有权人为周念）、车辆（奔驰渝ＢＦ××××一辆，所有权人为贺泽明）。担保范围为货款本金、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乙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产生的一切费用。担保期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饲料购销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前述担保期间届满后，若甲方仍未向乙方清偿全部债务的，甲方同意无条件延长担保期间至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上述合同签订后，凤凰公司按约向贺泽明供应饲料。由贺泽明2017年签字确认的《借（欠）款余额核对表》，载明：据核算，截止2017年12月12日，贺泽明尚欠凤凰 公司货1669306.68元。贺泽明在表中备注：该核对表为账面欠款并未扣除优扣及促销。后针对贺泽明对2017年欠款金额的异议，凤凰公司再次进行了核算。2018年由贺泽明再次签字确认的《借（欠）款余额核对表》，载明：据核算，截止2018年2月10日，贺泽明尚欠凤凰公司货款1663206.68元。贺泽明未在该表中做任何备注，也未向凤凰公司支付该笔欠款。一审诉讼中，周念申请对《保证担保合同》中周念处签字、捺印是否出自其本人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第一次委托的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事项进行了鉴定，并于2018年9月17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成联〔2018〕文痕鉴字第270号），载明：签订时间“2016年10月26日”《保证担保合同》右下方乙方（签名、盖章、按手印）处“周念”与周念签名样本是出自同一人书写习惯体系的反映，即为同一人书写笔迹；同部位的“周念”押名指印不是周念手指捺印形成。因周念对上述签名系出自其本人的鉴定意见提出了异议，并再次向一审法院申请进行重新鉴定，一审法院第二次委托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鉴定如下事项：1.对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的《保证担保合同》右下方“乙方（签名、盖章、捺手印）：”处的签名笔迹“周念”是否是周念本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2.对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的《保证担保合同》中内容标注时间（即2016年10月26日）的手写数字“2016、10、26”是否存在更改进行变造文件鉴定；3.对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的《保证担保合同》右下方“签订时间：”处的手写数字“2016、10、26”是否存在更改进行变造文件鉴定。2019年4月4日，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福森特司鉴［2019］文鉴字34-1号），载明：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的《保证担保合同》右下方“乙方（签名、盖章、捺手印）：”处的签名笔迹“周念”不是周念本人所写。同日，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福森特司鉴［2019］文鉴字34-2号），载明：1.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的《保证担保合同》中内容标注时间（即2016年10月26日）的手写数字“2016、10、26”中最后两位数字“26”是将原写的“5”改写成“26”；2.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的《保证担保合同》右下方“签订时间：”处的手写数字“2016、10、26”中最后两位数字“26”是将原写的“5”改写成“26”。上述两次鉴定各支付费用18000元、13400元，共计31400元，该费用已由周念垫付。一审法院另查明，凤凰公司自2011年7月至2018年1月止均为贺泽明购买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审庭审中，贺泽明当庭自认《保证担保合同》右下方乙方（签名、盖章、按手印）处“周念”签字系其所写。凤凰公司在一审中当庭陈述，贺泽明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司业务员代公司收取货款，也是公司客户向公司购买货物，一般公司提货单上购货人对应的名称即为公司客户。贺泽明作为业务员代案外人黄启洪、重庆市鑫厚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厚水产）、垫江办分别向公司支付的货款133448.9元、974715元、900000元，与其应向公司支付的个人购货款不具有关联性。贺泽明作为客户向公司提取货物的金额共计2525414.25元，已向公司支付货款总额1106275.6元，尚欠付垫江办转移债权244068.03元，仍欠付公司货款1663206.68元（2525414.25元－1106275.6元＋244068.03元）。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身份信息、《饲料购销合同》《保证担保合同》《农业产业化协议书》《借（欠）款余额核对表》、提货单、委托书、情况说明、库存物资盘点表、垫江办移交补充说明、交易明细、社保缴费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成联［2018］文痕鉴字第2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福森特司鉴［2019］文鉴字34-1、34-2号）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贺泽明与凤凰公司签订的《饲料购销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贺泽明辩称其作为公司员工与凤凰公司签订《饲料购销合同》，系公司以合法形式向劳动者转移收取货款风险的非法目的，应为无效合同。但法律并不禁止劳动者以客户身份与用人单位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贺泽明也无证据证明凤凰公司向具有客户身份的劳动者收取货款具有非法性，对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双方约定先货后款的交易方式，贺泽明以客户身份向凤凰公司提取货物后，其应按约足额向凤凰公司付清全部货款。凤凰公司诉称贺泽明作为客户向公司提取货物金额共计2525414.25元，已支付货款总额1106275.6元，尚欠付垫江办转移债权244068.03元，仍欠付公司货款1663206.68元（2525414.25元－1106275.6元＋244068.03元）。对于凤凰公司自认已经收取贺泽明个人购货款1106275.6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尚欠货款金额，贺泽明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对“借（欠）款余额核对表”予以签字确认，但因其对2017年欠款金额未扣除优扣及促销存在书面异议，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纳。而2018年“借（欠）款余额核对表”显示的欠款金额1663206.68元，与凤凰公司诉讼中再行核算贺泽明欠付金额完全一致，贺泽明对该金额未提出书面异议也予以签字确认。由于两张“借（欠）款余额核对表”前后载明金额差距不大，更能印证贺泽明仍存在欠付凤凰公司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对2018年“借（欠）款余额核对表”载明金额予以采信。贺泽明辩称签字时该核对表上的货款金额处系空白，该金额并非双方对账后确认数据，凤凰公司将垫江办的债权转移给员工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且其已经向凤凰公司超付了全部货款。但贺泽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核对表系凤凰公司伪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受让垫江办的债权系受凤凰公司或他人胁迫，其将代凤凰公司收取的案外人货款与自己欠付凤凰公司货款进行混淆辩称已经超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贺泽明未按时足额付清货款，不满足《饲料购销合同》约定的享受折扣的条件，应按实际货物价格即2018年“借（欠）款余额核对表”载明的金额支付货款，对于凤凰公司要求贺泽明支付货款1669206.68元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贺泽明未按时足额付清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在性质上都属于对守约方的一种补偿方式，且不宜过分高于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本案中，违约金已足以弥补凤凰公司的损失，故对凤凰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凤凰公司要求贺泽明支付违约金，从合同约定的付款日即2018年1月31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的主张，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应按日利率万分之五为宜。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福森特司鉴【2019】文鉴字34-1号）合法有效，其载明：2016年10月26日的《保证担保合同》中右下方“乙方（签名、盖章、捺手印）：”处的签名笔迹“周念”不是周念本人所写。贺泽明在诉讼中也自认“周念”的签字系其所写，凤凰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周念对贺泽明的上述债务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周念与凤凰公司之间并未建立担保合同关系，凤凰公司要求周念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贺泽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凤凰公司支付货款1663206.6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1663206.68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自2018年1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如逾期，上述违约金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贺泽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念支付垫付的鉴定费31400元。三、驳回凤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70元，保全费5000元，由贺泽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贺泽明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段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段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凤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垫江办事处应收账款的《情况说明》不真实、不合法，证人段某证实其作为贺泽明认定的经销商，不认识记载为“段某”名下的下属客户，以及对客户是否欠款、欠款金额也是毫不知情；证据2.垫江县公安局桂溪派出所的《证明》，拟证明凤凰公司提交的垫江办事处应收账款的《情况说明》不具有关联性。因无相关人员身份信息，贺泽明对证据记载内容无法进行核实，垫江县公安局桂溪派出所也无法查询；证据3.垫江县水产站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凤凰公司提交的垫江办事处应收账款的《情况说明》不真实、不合法。经垫江县水产站核实，冯有兵、刘德毛、吴明军、黄彬、刘盛强、冯乔山等六人未获得水域养殖经营资质，不是真实、合法的水域养殖户，不能成为凤凰公司记载的欠款客户。经质证，凤凰公司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证人证言，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据上的合法性、真实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从该证据的内容来看，派出所没有进行查证的原因是因为贺泽明没有提供身份证号码，并且同名同姓的人太多，而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客户不能进行查询；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单位出具的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该证据并没有单位负责人、经办人的签名，即使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从内容来看，只能说明其中记载的6人没有办理过养殖证，但不能证明该6人没有向凤凰公司或者向凤凰公司的经销商购买过饲料，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周念质证认为对贺泽明举示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从证据形式上属于证人证言，但其未出庭作证，欠缺合法的证据形式，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派出所认为“因无身份证号码，且同名较多，并无法提供更多信息，公安机关无法查证”，不能证明垫江办事处应收账款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内容不真实，不能达到贺泽明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从证据形式上来看存在瑕疵，即使真实，冯有兵等六人是否拥有水域滩涂养殖证与其是否购买饲料不具有必然关联性，不能达到贺泽明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凤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重新鉴定申请书，要求对凤凰公司与周念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中“乙方（签名、盖章、捺手印）”处“周念”签名是否由其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一审法院委托第一次鉴定后，周念认为第一次的鉴定报告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并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在此过程中周念称从未见过该鉴定人员，没有一个鉴定人员完整地看周念写完比对样本，且鉴定人也当庭陈述不能确定鉴定的内容是不是周念所写，因此，一审法院未采信第一次鉴定结论而重新委托鉴定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第二次鉴定送检的比对样本在2019年3月29日一审法院组织了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非如凤凰公司所述未经质证；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虽然凤凰公司对第二次鉴定时周念提供的比对样本有异议，但凤凰公司对周念到现场提取的签名比对样本没有异议，且凤凰公司未举证证明第二次鉴定意见存在上述应当重新鉴定之情形。故，本院对凤凰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同意。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饲料购销合同》及《借（欠）款余款核对表》的效力；二、案涉货款是否已经结清；三、周念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现逐一评述如下： 关于案涉《饲料购销合同》及《借（欠）款余款核对表》的效力。首先，贺泽明上诉认为案涉《饲料购销合同》《农业产业化协议书》系贺泽明作为凤凰公司的业务代表从事货物销售的约定，其销售、拿货、运输、对账等行为均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若如贺泽明所述其仅为业务代表并履行职务行为，则贺泽明无需为履行案涉《饲料购销合同》向凤凰公司承诺以其房产、车辆提供担保。结合凤凰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45份提货单记载的内容来看，提货单上“业务员”及“购货人”处均为“贺泽明”，以及贺泽明与凤凰公司结算货款并签署《借（欠）款余款核对表》时，贺泽明在“客户签名”及“业务员签名”处均署名，均能够与案涉《饲料购销合同》相互印证，案涉《饲料购销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其次，2018年2月10日的《借（欠）款余款核对表》上贺泽明作为客户签名确认尚欠凤凰公司货款1663206.68元，核对表上明确约定该表系双方合同的组成部分，对贺泽明具有约束力。综上，一审认定贺泽明与凤凰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贺泽明上诉主张其与凤凰公司之间仅为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案涉货款是否已经结清。首先，根据凤凰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提货单、垫江办事处应收账款明细的《情况说明》、库存物资盘点表、垫江办事处移交补充说明、2016年11月30日客户欠款明细表、垫江办结算明细表、垫江办缴款单、黄启洪饲料购销合同、欠条、黄启洪应付货款明细表、黄启洪缴款凭证、鑫厚水产饲料购销合同及《借（欠）款余款核对表》、鑫厚水产缴款凭证、鑫厚水产应付货款明细表等证据来看，能够确认贺泽明向凤凰公司提取货物的金额为2525414.25元。贺泽明对从凤凰公司提取货物金额共计2525414.25元也并无异议。其次，一审法院根据垫江办事处移交补充说明、2016年11月30日客户欠款明细表、垫江办结算明细表以及贺泽明签名确认的《借（欠）款余款核对表》认定垫江办事处欠付凤凰公司的货款244068.03元由贺泽明支付亦具有事实依据。再次，贺泽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贺泽明向凤凰公司已支付的货款中包含其作为业务员代案外人黄启洪、鑫厚水产、垫江办分别应付凤凰公司的货款133448.9元、974715元、900000元错误，上述款项应作为贺泽明个人支付的货款抵充欠付凤凰公司的货款。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凤凰公司举示的《凤凰饲料缴款单》对应每笔货款支付的备注信息，能够确认上述款项并非贺泽明支付其个人购货款，一审法院未将上述款项抵充贺泽明个人欠付货款具有事实依据，相反，贺泽明主张上述款项应用于抵充其个人欠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故，贺泽明上诉欠付货款已结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周念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案涉《保证担保合同》上并非周念本人签名，凤凰公司主张周念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凤凰公司、贺泽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43140元，由成都凤凰饲料有限公司负担21570元，由贺泽明负担215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谢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