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7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森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青白江大道**（生旌货运市场****）。 法定代表人：赖良福，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进军，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元林，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礼，男，196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居强，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光明，男，195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居强，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市森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林汽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礼、邓光明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2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森林汽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1.双方存在长期运输业务往来，案涉《成都市森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以下简称《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该《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履行各自义务；2.现因四川阿福瑞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福瑞佳公司）的过错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给森林汽车公司造成了损失，阿福瑞佳公司应承担责任；3.依据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十二条处手写体条款的约定，阿福瑞佳公司应承担的滞留费用为244万元左右，现森林汽车公司仅主张66万元；4.因阿福瑞佳公司未依法清算，清算前未向森林汽车公司告知，未向工商登记机关如实申报债权，阿福瑞佳公司股东王礼、邓光明应承担前述赔偿责任；5.一审法院未对王礼、邓光明提交的证据进行评议，也未对事实进行认定，就认定森林汽车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证明目的。 王礼、邓光明辩称，1.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阿福瑞佳公司与森林汽车公司并无真实合同关系，签订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是因为阿福瑞佳公司需向森林汽车公司购买发票，森林汽车公司需要“冲业绩”；2.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十二条处的手写体是篡改的，该篡改的条款与合同的框架性不一致，与整体不协调，与其他条款存在严重冲突；3.即使双方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森林汽车公司的诉讼请求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阿福瑞佳公司未给森林汽车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4.即使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合法有效，阿福瑞佳公司给森林汽车公司造成了损失，但阿福瑞佳公司已经合法程序进行了清算注销，王礼、邓光明作为阿福瑞佳公司公司的股东，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森林汽车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森林汽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公路货物运输合同》；2.判令王礼、邓光明向森林汽车公司赔偿损失暂计66万元；3.案件受理费由王礼、邓光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阿福瑞佳公司（托运方）与森林汽车公司（承运方）签订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合同约定运输吨位约1万吨。托运方在约定时间向承运方提供月、旬、日货物运输托运计划，承运方根据托运方的托运计划及时调配车辆。 阿福瑞佳公司于2018年注销。邓光明、王礼系原阿福瑞佳公司股东。 一审庭审中，森林汽车公司陈述其主张的赔偿损失66万元，系按照合同约定运输1万吨，每车运输32吨，需312.5辆车。根据双方约定550元/吨/车，森林汽车公司应当取得运费550万元，但其只主张其中66万元。同时，合同还有关于滞留费的约定，滞留费每年每车都接近50万元的费用。能够提供的证明损失的证据系停车费、驾驶员工资等。 一审中森林汽车公司提交了2015年5月、2016年7月的运输合同，货物运输增值税发票等，拟证明森林汽车公司与阿福瑞佳公司有长期业务合作，双方形成合同履行惯例。同时，提交森林汽车公司车辆调度台账、增值税专用发票、社保缴纳证明等，拟证明其损失。对此，王礼、邓光明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说明车辆是为了阿福瑞佳公司专门等在那里。 一审中王礼、邓光明提交了合同复印件、蔡树林手写欠条、阿福瑞佳工商信息等，拟证明合同被篡改，且该合同仅仅是用于帮助森林汽车公司提高业绩，同时，阿福瑞佳公司原股东王礼、邓光明履行完了实际出资义务，清算注销公司也是合法的，王礼、邓光明不需要承担责任。对此，森林汽车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其证据达不到证明目的。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森林汽车公司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需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来看，森林汽车公司应对其损失是否发生以及损失的金额完成举证证明责任。但根据其提供的车辆调度台账、增值税专用发票、社保缴纳证明等证据，并未达到其主张的损失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并未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故对森林汽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森林汽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公告费300元，由森林汽车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森林汽车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1.发货时间为2014年3月25日和2014年4月14日的两张森林汽车公司送货签收单，拟证明：森林汽车公司与阿福瑞佳公司之前签订过运输合同且实际履行，王礼、邓光明关于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目的是为森林汽车公司“冲业绩”不实，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真实合法有效；2.森林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树林与王礼之间的借条1份，拟证明：王礼在一审中所提交的蔡静向王礼转款的证据系蔡树林、蔡静、王礼个人间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 王礼、邓光明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是王礼本人签字，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中已向法院出示了阿福瑞佳公司向森林汽车公司付款，森林汽车公司在扣除了11%管理费后又退款的证据，该送货签收单就是附于购买发票的合同上，反证了双方之间没有真实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蔡静或者森林汽车公司每次打款的时候，都显示的是运费，流程是阿福瑞佳公司用对公账户汇款给森林汽车公司，森林汽车公司扣除11%管理费后通过蔡静或公司账号汇给王礼个人账户，每次写的备注都是运费。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为：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但签收单发货日期都是2014年，不能证明是在履行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本院不予采信；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案涉争议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另查明：阿福瑞佳公司仅有王礼、邓光明两位股东；森林汽车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王礼、邓光明对阿福瑞佳公司出资不实；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中十二条处的手写体“如果十五个工作日没开工运输造成的损失，按每车每天1300元一天计算滞留费”系森林汽车公司法定代表人蔡树林书写；森林汽车公司明确阿福瑞佳公司的违约情形系未向其交付任何货物进行托运；森林汽车公司在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三年履行期内，没有证据证明进行过催告供货或提出结算；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第十一条第4款约定“运费结算周期：6个月”。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森林汽车公司主张阿福瑞佳公司在履行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中存在违约行为，给森林汽车公司造成了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又因阿福瑞佳公司仅有的两位股东王礼、邓光明注销清算时未通知森林汽车公司申报债权，且王礼、邓光明可能存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情形，故在本案中诉请王礼、邓光明赔偿损失。因此森林汽车公司在本案中诉请成立需满足以下要件：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合法有效，阿福瑞佳公司构成违约，森林汽车公司实际发生损失，阿福瑞佳公司应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王礼、邓光明应就阿福瑞佳公司的赔偿责任担责。现评述如下： 关于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王礼、邓光明主张阿福瑞佳公司与森林汽车公司并无真实履行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公路货物运输合同》中存在手写篡改，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尾部加盖了阿福瑞佳公司的印章及王礼本人签名，且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王礼、邓光明主张系为了向森林汽车公司购买发票和帮森林汽车公司“冲业绩”，但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院对其该项陈述不予采信，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整体应属合法有效。王礼、邓光明主张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十二条处的手写体系森林汽车公司单方事后添加，存在篡改，自己并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该手写体系蔡树林单方书写，并无王礼、邓光明或阿福瑞佳公司在其上进行签章，不能证明是双方协商认可后由蔡树林先手写后签章，森林汽车公司也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双方对此达成了的合意，故本院对该段手书内容不予认可。 关于阿福瑞佳公司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第五条约定“运输吨位约1万吨”，该约定系阿福瑞佳公司对托运量的预估，而非保底承诺，合同中并无若不能达到该托运量阿福瑞佳公司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条款，森林汽车公司也未提交足以采信的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保底1万吨的货运量，否则阿福瑞佳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的新的合意，故阿福瑞佳公司并无在合同期内必须向森林汽车公司提供该数量货物的合同义务；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第七条约定“托运方在约定时间向承运方提供月、旬、日货物运输托运计划，承运方根据托运方的托运计划及时调配车辆。”可知若有货物需要托运，双方的履行方式是阿福瑞佳公司先向森林汽车公司提出托运计划，森林汽车公司再根据该计划调配车辆，而非森林汽车公司所述的自己闲置大量车辆和驾驶员长达三年等待阿福瑞佳公司的货物进行托运。故森林汽车公司关于阿福瑞佳公司未交付货物导致自己单方等待产生损失构成违约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 关于森林汽车公司是否实际发生损失，该损失是否应由阿福瑞佳公司承担的问题。森林汽车公司证明其实际发生损失的证据为其自身的会议纪要、调度台账、增值税发票、保险费票据、员工社保花名册、工资支付凭证、工资表、停车费等。对此本院认为，1.上述证据均系森林汽车公司单方制作提供，且并无阿福瑞佳公司的签章，亦无王礼、邓光明的签字确认，不足以作为认定案涉事实的依据，且王礼、邓光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鉴于上述证据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2.即使上述证据真实，该款项亦是森林汽车公司运营中产生的支出，运营支出不等于损失，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森林汽车公司因等待托运发生了损失以及损失的金额；3.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第十一条第4款约定，托运费的结算周期为6个月，森林汽车公司在整整三年的合同期内，在阿福瑞佳公司未向其提供任何货物的情况下，都未进行过催告或要求结算，不合逻辑；4.即使森林汽车公司因闲置运输资源产生了损失，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损失系为履行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而产生；5.即使森林汽车公司产生损失，但森林汽车公司未催告阿福瑞佳公司履约，亦未调配运输资源承担其他运输任务，也存在过错；6.如上所述，森林汽车公司既不能证明自己因履行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发生了损失及损失的金额，也不能证明该损失是阿福瑞佳公司违约造成，故森林汽车公司关于阿福瑞佳公司违约履行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导致自己产生损失的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项“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森林汽车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鉴于森林汽车公司主张阿福瑞佳公司承担损失的合同依据与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森林汽车公司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问题。森林汽车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对王礼、邓光明一审提交的证据进行认定，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已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就该部分证据进行了质证，其未在一审判决中对是否采信予以评述不利于当事人理解裁判结果，确有不妥。于此，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认证予以阐明：王礼、邓光明一审中提交了合同复印件、蔡树林手写欠条、阿福瑞佳工商信息等，拟证明案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系用于帮助森林汽车公司提高业绩且被篡改，王礼、邓光明已履行完毕实际出资义务，清算注销公司合法。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案涉争议无关，不能达到王礼、邓光明的证明目的，且森林汽车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鉴于上述证据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森林汽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由成都市森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晟翔 审判员  聂彪峰 审判员  罗 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罗川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