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3773号原告：周烨，男，197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任静，女，198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周烨与被告任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双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采购款1273000元，支付剩余还款差额50700元，共计1323700元，并支付利息（以13237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9日起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月利率2分的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19年4月11日，被告通过微信发起2019年4月份京东卡团购，团购价格为京东E卡面值的92折。因双方是朋友关系，且被告从2018年年底就在微信朋友圈进行京东卡团购销售业务，被告曾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所以按双方约定，2019年4月15日原告向被告转帐支付460000元用于购买面值为500000元的京东E卡，被告承诺30天交货，但至今未交货。二、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6月21日，被告通过微信通知原告有携程卡团购业务，团购价格为携程卡面值的92折。按双方约定原告先后分三次向被告支付1334000元用于购买面值为1450000元的携程卡。被告承诺30天交货，但至今未交货。三笔转帐记录如下：第一笔2019年6月12日下午16点39分原告向被告转帐支付920000元整。第二笔2019年6月13日下午13点11分向被告转帐支付92000元整。第三笔2019年6月21日原告向被告丈夫赵强转帐支付322000元整。被告承诺30天交货，但至今未交货。原告多次询问且催促被告交货，被告一直给不出具体的到货时间，后原告提起退款要求，被告承诺退款，且按照京东E卡和携程卡面值总价1910000元的97折即1852700元退款，并于2019年11月9日承诺一个月内（即在2019午12月9日前）完成所有退款。之后被告分多次向原告发起退款，退款明细如下：1.2019年10月24日网银转帐退款100000元；2.2019年10月25日网银转帐退款50000元；3.2019年11月7日网银转帐退款50000元；4.2019年11月15日网银转帐退款50000元；5.2019年11月29日网银转帐退款50000元；6.2019年11月27日微信退款10000元；7.2019年11月26日微信退款40000元；8.2019年11月15日微信退款40000元；9.2019午11月16日微信退款10000元；10.2019年12月12日支付宝退款108000元；11.2019年12月12日微信退款21000元。以上退款合计529000元，但是截至本起诉之日，约定款项还剩下1323700元未退还给原告。被告任静答辩称，一、原告起诉状的案由错误，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并非原告所主张的买卖关系。主要理由：首先，原告在起诉状中声称，被告从2018年底就在朋友圈进行京东卡团购销售业务，这并非事实。事实是被告在2019年1月初才第一次接触京东卡，且仅为自用购买；1月10日，以给朋友分享为初衷，被告把张粟迪在微信上折扣销售京东卡的消息发在邻居微信群中，后被告与包括原告在内的10位邻居及被告的妹妹一起以卡面值88折的价格购买了280000元京东卡。被告在和邻居等一起购买京东卡的过程中并没有获取任何利益，只是代为联络、转款和提交购买详情和收货地址等相关详细信息清单。第二，原告随后多次主动联系被告，主动提议与被告建立合伙关系、合伙进行京东卡以及后来的携程卡买卖。原告多次在微信群聊天以及与被告一对一的微信聊天中，主动提议和鼓动邻居及被告购买远远超出日常自用额度的京东卡。而被告即使在原告多次主动提议和鼓动之下，也依然只是和邻居一起购买了用于日常自用的少量京东卡，并没有通过京东卡获取利益的主观意愿表现。原告多年从事经营电脑等电子及相关商品的采购和销售事业，具有丰富的购销经验和敏锐的商业触角，而且原告也有使用京东卡从京东低价采购进货的经历经验。而被告当时则初次接触京东卡，不了解不熟悉，不知道有哪些出货渠道，不可能已经在销售京东卡。即使在后续的合伙中，也是原告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原告主动提出与被告建立合伙关系。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显示，2019年3月1日，原告主动向被告提议双方建立合伙关系，被告基于对原告的信任，同意双方正式建立合伙关系。原告提出的利润分配方式，被告同意。原告主动估算自己的出资购卡计划，被告没有提出异议。随后，在当月3日和31日，原告与被告两次按照约定合伙向张粟迪购买京东卡，实践着双方达成的合伙关系。而且，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清楚知悉原告是和被告合伙从张粟迪处购卡，而非原告从被告处购卡；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而非原告所声称的买卖关系。第四，案涉的一次京东卡购买和两次携程卡购买均系原告与被告的合伙行为。且被告确实按照原告与被告当时商议的结果向张粟迪提交了合伙购卡订单，确认了收卡方式和地址，并及时转账支付了每次合伙购卡的贷款。原告和被告之间系明确的合伙关系，而非原告所声称的买卖关系。第五，在案涉京东卡携程卡因销售方张粟迪逾期交货而迟迟未收到时，被告及时且完全地向原告披露了其所知晓的所有信息及进展情况，原告亦深入参与了与张粟迪的交涉。在退款交涉进展不顺利时，被告在原告的主导和要求下，与原告一起于2019年12月12日和张粟迪及其上游渠道陈怡共同当面交涉，且原告于当日以被告的名义对张粟迪上游渠道方陈怡报案，现该案正处于诉讼阶段。被告也在原告的主导和指导下对京东卡和携程卡的直接销售方张粟迪发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20)京0115民初5763号，目前该案正等待法院判决结果。从原告与张粟迪直接交涉、原告对张粟迪上游渠道方陈怡报案、原告主导并指导被告对张粟迪提起民事诉讼等的种种事实，均可证明原告明确知悉原告和被告系合伙与张粟迪建立买卖关系，而原告与被告之间系合伙关系，并非买卖关系。二、基于双方之间合伙的真实法律关系，对原告的诉讼请求答辩如下：1.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并非向被告购买京东卡和携程卡，而是与被告合伙向张粟迪购买京东卡和携程卡，所以应该由张粟迪退还原告和被告的合伙购卡贷款，相关利息也应该由张粟迪向原告和被告支付。2.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原告主动提议下建立并实践的合伙关系，故本案的诉讼费应由原告自己承担。三、综上，被告最初只是和关系较好的邻居等一起购买有折扣的京东卡，被告并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利益，反而是无偿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代为联络、提交订单、转款和确定发货事宜。原告有着丰富购销经验和敏锐商业触角，且有过使用京东卡从京东低价进货的经历，看准了折扣京东卡所蕴含的商机，主动联系被告，主动提议与被告建立合伙关系，主动提出利润分配方案并主动承诺出资购卡计划。被告基于对原告的信任接受了原告这一系列提议，同意与原告建立合伙关系，并在此后按照合伙约定多次实践了合伙关系。在原告提议进行的合伙生意中，被告自身已经遭受到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关系也因此陷入困境，如果还要无端承担原告的损失，对被告来说，不仅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是灭顶之灾。原、被告双方应当向实际的责任方即张粟迪进行追责。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原、被告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付款凭证，显示：1.2019年1月15日，任静组建京东卡群，并在群众发布京东卡团购信息。2019年1月11日，周烨向任静支付176000元，团购面值200000元的京东卡。2019年2月28日，周烨收到面值200000元的京东卡。2.2019年2月19日，任静通过微信询问周烨是否需要中石化加油卡，并称“对外是93折，群里92折，和京东卡时一个渠道”。当日，周烨通过支付宝向任静转账支付50600元购买面值55000元的中石化加油卡。因中石化加油卡迟迟未发货。2019年3月29日，任静将50600元退回周烨。3.2019年2月28日，周烨问“发圈了？”；任静回复“嗯，接单中，你不是外人，给你透个底”，随后任静将京东卡团购截图发送周烨。周烨称“透底这段没看明白”，任静回复“加三个点，以前88折给我，现在91折”。2019年3月1日，周烨问“和你商量一下，因卡的发票已开，实际在操作中，京东不再给我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个也是钱，也要算点的，按最好5折算，93+5就到98了，这样风险就高一些，利润空间就很低了”、“我的想法是我这边报的，能不能只给你留一个点，也就是到我手里算92折”；任静回复“我这里2个点就约等于在做过路财神了，第一单我更是一分钱没收，忙乎了两天”、“你这边要多少，我考虑下”、“这个压我太厉害了，我加的本人就很少很少啊”；周烨回复称“量小利高，量大就靠走量”、“我先和你商量好后，保守说每次50到100万以上，上不封顶”、“也不是次次都是这样，折扣大的时候肯定会给你相应的加多”、“这次之所以和你谈，就是我和谈完后，按50万计算，保守的算，运转完成后，你挣一个点，我也差不多就是一个点的空间”；任静回复“好吧，既然周哥开口，就按你说的，也算是给咱俩找条小路”；周烨：“我是把这个事情当作咱俩的合伙生意认真对待”、“我尽量多出钱，你尽量拿到更好的资源”；任静：“那就正式建立合伙关系”。2019年3月4日，周烨向任静转账18.4万元购买面值20万元的京东卡。2019年3月30日，周烨收到面值20万元的京东卡。4.2019年3月28日，周烨问“京东卡今天开？”；任静回复“对，开了”、“我还没喊，回来忙死了，一喊就要各种回微信”、“这次跟吗”。2019年3月31日，周烨向任静支付64.4万元购买面值70万元的京东卡。2019年4月26日，周烨收到面值20万元的京东卡；2019年6月18日，周烨收到面值50万元的京东卡。5.2019年4月10日，任静将京东卡开团信息发送周烨，称“又开团了”；周烨问“折扣有变化没”；任静称“没有”；周烨“我凑点钱，15号转你”。2019年4月15日，周烨支付任静46万元购买面值50万元的京东卡。至今未收到京东卡。6.2019年6月10日，周烨问“今天有消息没？”；任静“我问了，布布说等下午看”、“对了，他们开团在团携程卡”。2019年6月11日，周烨问“这个（携程卡）什么折扣？”；任静回复“喊是92折”。2019年6月12日，任静问“携程卡由出口吗”；周烨回复“先买，应当没问题，我在筹备款”。后周烨向任静及任静配偶转账支付133.4万元购买面值为145万元的携程卡。至今未收到携程卡。另查，2019年12月，任静作为原告起诉张粟迪买卖合同纠纷，要求张粟迪归还欠款2783850元并支付利息。2020年7月20日，本院作出（2020）京0115民初57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一、张粟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任静退还欠款2474925元并支付利息（计算方式：以2474925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起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任静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载明：“2019年4月13日，张粟迪在其微信号布布中发布京东卡开团信息，载明：“今日正式开团，15号周一截止！老顾客不用多问，老折扣，大家自己安排款项和面值分配就行。新朋友来询。”微信中同时发布京东卡4月第1团，团购折扣私聊问我，开团时间4月13日至4月15日，京东卡面值为1000元、2000元、5000元三种，可用于京东自营的所有类别产品，使用期限1000元面值激活后36个月有效，2000/5000元面值永久有效，发货日期为截团后30天发货，发货方式为顺丰包邮+全额保价，力求给大家将风险降至最低。2019年6月10日，原告任静在其与被告张粟迪微信聊天记录中询问携程卡什么折扣，张粟迪回答携程任我行卡，88折，30-35天出卡，一年只团一次，可以订酒店，机票等等，这个发票可以开，因为牵扯到很多人需要公差报销，发票8月底统一开，可以开成差旅费，税点是4，我看了下，携程网的介绍很详细，具体细则也可以问客服，我们团的是任我行卡，用途更广泛。2019年9月20日，任静与张粟迪微信聊天记录任静询问京东卡沟通的怎么样，张粟迪回答京东卡目前沟通下来，后面发卡流程很麻烦，京东领导建议全团换成电子卡，那换成电子卡的话，前面发的实体卡要回收，而电子卡发卡又要等。所以为了避免大家又陷入等卡的怪圈，我们决定自己先垫资把钱给到大家，按照卡面金额的97折给大家兑现，应该是10月份资金可以到位，然后我就直接把你这边的175W面值卡，按照97折兑换成现金，直接转给你……携程卡按97折黄牛收卡折扣给大家退款。任静与张粟迪在微信中对卡面值进行核对，确认任静购买京东卡面值1755000，携程卡面值1970000，未退款金额按97折核算为2913250，按实际转账金额核算为2604325，未发卡总数京东卡为1035000，携程卡1970000。张粟迪为证明其向任静披露卖方信息，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1月10日任静询问这是你们公司主导的团购，还是你个人？张粟迪回答这个不是我们公司主导的，这个也不是我个人主导的，理论上来讲，这个是京东的大电商渠道做的，没有京东大电商资源是没有办法的，一两百万的金额拿到这样的折扣，详细的我可以给你再详细的说一下。2019年4月27日，张粟迪与任静微信聊天记录中，张粟迪说陈怡是渠道朋友的名字，卡是她去取的，快递也是她发的，大家的戴森、华为、小米、苹果，除了品牌直发的，发件人也都是她呀，所以去查购卡人也都是陈怡，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她自己亲自联系品牌，直接对接最上游。2019年12月5日，任静询问12月9号这个时间点，是陈怡承诺给我们的？还是你这边所有的退款？还是所有人的退款？张粟迪回答12.9是陈怡承诺退到80%，我想我可以优先退你们的，那等她退到80%的时候，我应该就可以100%退完你们的，所以我跟你说的，12.9给你全部退完。庭审中，双方对任静已购买及未发货的面值没有异议，对于已退款829400元无争议。按照任静支付的金额及其购买的卡面值计算，京东卡折扣为89.5%，携程卡折扣为88%。”该判决书已生效。经询问，任静称（2020）京0115民初57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第一项张粟迪应退还任静的2474925元中包含本案中周烨所主张的全部未退还款项本金126.5万元。另，经双方确认，任静已退还周烨52.9万元。本院认为，综合周烨与任静多次通过微信团购京东卡、携程卡及中石化加油卡的整个交易过程来看，每次购卡均系由任静发布或推送相关团购信息，周烨将购卡款直接支付任静，任静协调发货的具体事宜，并从中赚取折扣差价作为利润，而周烨在购卡时并未与任静的上家有过直接沟通，故周烨与任静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任静辩称其与周烨之间系合伙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周烨在最后两次向任静支付购买京东卡及携程卡的款项179.4万元后，并未收到相应卡片，故任静应当将所收取的款项退还周烨。扣除任静已退还的52.9万元，尚未退还的金额为126.5万元。对于周烨所主张的超过该数额的本金部分及差额款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周烨未提交证据证明任静曾向其承诺于2019年12月9日前退款，故对其所主张的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任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周烨1265000元；二、驳回周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57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3357元，由周烨负担1284元（已交纳），由任静负担120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杨会芳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