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44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诺特斯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陈光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慧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喜达兴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林喜团。再审申请人深圳市诺特斯供应链有限公司（下称诺特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深圳市喜达兴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喜达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6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诺特斯公司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16925号民事判决及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9199号民事判决；2、驳回喜达兴公司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喜达兴公司负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原判决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系进出口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购销合作协议》和《出口合作协议》，其内容均约定由诺特斯公司代理喜达兴公司办理货物出口手续，即：①由喜达兴公司自行组织货源和境外买家，并提供报关单、海运提单等出口报关单证原件；②诺特斯公司提供出口代理和结算服务，并以诺特斯公司的名义出口；③为配合以诺特斯公司名义出口的需要，喜达兴公司与诺特斯公司需另行签订《购销合同》，喜达兴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形成双方表面形式上的购销关系；④在诺特斯公司收到境外支付的货款和税务机关的出口退税款后，结付给喜达兴公司；⑤诺特斯公司收取相关代理服务费用；⑥在上述协议项下行为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境外客户索赔风险、运输风险、海关监管风险、退税风险等概由喜达兴公司承担。并且，根据深圳市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出具的《关于供应链服务行为中出口退税业务流程及性质的说明》，“供应链服务行业的出口退税流程中，供应链服务企业与工厂签订所谓的购销合同仅是为了形式上能以供应链服务企业名义出口货物，办理出口退税手续……双方之间并非有实质买卖关系存在。”基于上述协议内容及证据，双方所签订的《购销合同》仅仅是双方为完成出口代理（以诺特斯公司名义出口）所必需的一个形式性要件，双方之间并未形成真实的买卖关系。（二）原审判决未予喜达兴公司违约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因诺特斯公司60份报关单上的货物品名、目的地与船运单据上的数据不一致。深圳市国税局稽查局于2018年4月3日作出深国税稽处[2018]58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追缴了诺特斯公司的已退税款5497833.22元，并对诺特斯公司罚款1万元（深国税稽罚[2018]679号）。二审法院对涉案的60份报关单与提单进行了调取。经我方比对，发生问题的60份报关单中，有21份单证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与喜达兴公司开具给诺特斯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载明的货物、数量一一对应，高度一致，结合本案的进出口代理合同法律关系特征，可以认定，该21份单证系喜达兴公司提供。而上述21份单证中，存在报关单与真实的海运提单，或存在所载明的货物完全不符，或存在所载明的货物、目的国均不符的情形。该21份但单证所涉及的出口退税款额总计为人民币1898883.58元。根据双方《出口合作协议》第5.1条约定，喜达兴公司负责将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和国家退税政策规定须提交的报关单原件、海运提单、载货清单等资料交给诺特斯公司，且须对提供给诺特斯公司的退税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全部责任，如因退税资料引起的全部责任和纠纷，均由其负责，与诺特斯公司无关。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可以判断，在21份单证项下，诺特斯公司办理出口退税所需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系喜达兴公司出具并提供给诺特斯公司。且诺特斯公司已将该21份单证所涉及的退税款人民币1898883.58元垫付给了喜达兴公司。基于报关单信息虚假、单证不符，税务部门向诺特斯公司追缴21份单证项下退税款人民币1898883.58元并对诺特斯公司罚款人民币10000元，构成诺特斯公司实际损失。根据双方《出口合作协议》第12.1条约定，喜达兴公司不按协议履行其义务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应当偿付诺特斯公司为其垫付的费用、税金及利息，支付约定的手续费和所涉及货值10%的违约金。据此，喜达兴公司应当向诺特斯公司返还垫付的、且被税务部门追缴的21份单证项下的退税款人民币1898883.58元、赔偿诺特斯公司因此所受到的罚款损失人民币10000元，喜达兴公司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喜达兴公司支付利息、违约金。喜达兴公司书面答辩称：（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在诺特斯公司的《再审申请书》中，仅仅罗列出《购销合作协议》《出口合作协议》中对其有利的条款，并自行编制所谓的流程图，结合一份毫无证明力的行业说明，根本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更加不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理由如下：1、假设如诺特斯公司所述，喜达兴公司自行组织货源和境外买家。那么，喜达兴公司必然要向诺特斯公司提供其与境外买家的买卖合同，否则诺特斯公司对所出口货物的收货地址、货物数量及规格、应收货款金额、付款义务人等交易细节全然不知，根本无法实际履行合同。而境外的买家，又有何依据向诺特斯公司支付货款？2、事实上，在跨国交易和结算时，境外买家必然比国内交易更为谨慎。其付款之前，必然要求收款方提供完整的书面合同、合法有效的票据等资料。现诺特斯公司既然已收到来之境外买家支付的货款，证明其必然与境外买家达成了某种书面约定。而这种约定，极有可能就是诺特斯公司与境外买家所签署的买卖合同。3、诺特斯公司由始自终无法提供任何与喜达兴公司有关的《报关单》、《海运提单》等证据，或者其他足以证明喜达兴公司参与了跨国交易的证据，又或者其他证明双方实际履行了《出口合作协议》的证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二审法院都应其要求，调取了相关资料，再次证明与喜达兴公司无关。因此，理应由诺特斯公司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4、诺特斯公司声称喜达兴公司向其支付了所谓的“代理服务费”，但并未提供任何银行收款记录、增值税发票等证据；而其主张向喜达兴公司垫付了所谓的“退税款”，至今仍未能提供任何银行付款记录。在上述《再审申请书》中，其又一次企图绕开此问题，混淆合议庭的视线。事实上，喜达兴公司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代理费用，也未曾收到过其支付的任何退税款。5、就涉案《关于供应链服务行为中出口退税业务流程及性质的说明》而言。首先，该证据系由诺特斯公司单方提供，并非法院依法调查所得，其客观真实性存疑；其次，该证据所述内容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有违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再者，该证据仅陈述行业中可能存在的个别现象，并非直指本案告双方，也无法证明本案的真实情况，不符合证据关联性的要求。因此，该证据根本不符合民事证据的法律要素，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后，诺特斯公司自行编制的所谓流程图，与正规的出口代理公司规范的操作流程有明显的差别，仅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已缺失。由此可见，双方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出口合作协议》。因此，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清楚，理据充分。（二）诺特斯公司的再审理由全部是推理，并未提供任何足以推翻生效判决的新证据，且其逻辑混乱，推理过程更存在重大的、明显的断层。在该《再审申请书》中，诺特斯公司竟然以“报关单与增值税发票所载明的货物和数量高度一致”为推理依据，以此推断出该21份报关单系喜达兴公司所提供。针对诺特斯公司的荒谬推理，答辩如下：1、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喜达兴公司将涉案货物出售给诺特斯公司后，诺特斯公司均予以验收合格并签收确认。事后，诺特斯公司自行委托国际货运公司，将该批次的货物办理出口手续并制作出口报关单，货物的打包、装箱、验收均为其单方行为，喜达兴公司并未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报关单与增值税发票所载明的货物和数量别说是高度一致，即便是完全一致，也属理所当然之事。2、涉案60份有问题的报关单，仅有21份存在高度一致的情况。那么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应当是：诺特斯公司自身根本就存在诸多单证不符的违法行为。其以配合工作为由，诱骗喜达兴公司签署《购销合作协议》和《出口合作协议》，便是为了防范自身的法律风险。现诺特斯公司的违法行为被查获，便企图将此前与其合作的企业拉下水，以达到其转嫁损失的目的。因此，诺特斯公司的天马行空的推理逻辑，实质是以“莫须有”的方式，要求喜达兴公司替其损失承担责任。（三）诺特斯公司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法律和证据依据，应当予以驳回。首先，且不谈诺特斯公司混淆本案双方的诉讼地位，以及在再审请求中要求驳回喜达兴公司诉讼请求的事实错误。其申请再审的理由，与本案一审、二审阶段的主张完全一致，即便再次引用二审判决的裁判依据（本院认为的部分），都足以推翻其再审的理由。其次，在本案的各个诉讼阶段，喜达兴公司均积极应诉抗辩，充分相信人民法院必将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判结果，故根本未考虑过变更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反观诺特斯公司，其在诉讼过程中再次变更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显然，其想隐瞒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将自己保护起来，再通过滥用诉权的方式恶意造成喜达兴公司的诉累。再者，诺特斯公司作为原告方，应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法律事实存在，而不应以逻辑混乱的推理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二审法院依法采取证据优势的裁判方式来认定本案的事实完全正确。其驳回上诉的依据和理由简明扼要，理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并无任何问题。最后，二审法院驳回诺特斯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是因为其证据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其主张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即喜达兴公司既没有收到过诺特斯公司支付的退税款，也没有向诺特斯公司提供过任何出口报关单、海运提单，双方更从来没有履行过《出口合作协议》中的相关约定。正是因为缺乏事实的依据，才导致诺特斯公司根本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正是因为诺特斯公司捏造事实，滥用诉权的恶劣行径，喜达兴公司在一、二审阶段才多次拒绝其提出的调解意愿。综上，诺特斯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相关规定，恳请依法驳回诺特斯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诺特斯公司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焦点问题是如何确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及喜达兴公司是否应当向诺特斯公司返还涉案税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诺特斯公司主张其与喜达兴公司之间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并提供《购销合作协议》《出口合作协议》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其主张。喜达兴公司抗辩称其与诺特斯公司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购销合同》《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材料拟证明其主张。但诺特斯公司未能提供喜达兴公司与境外卖家的买卖合同，也未能提供喜达兴公司参与了涉案货物外贸合同的交易、处理涉案货物进出口的相关证据，不符合进出口代理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另外，诺特斯公司向喜达兴公司支付的款项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中含有“代理服务费”。因此，诺特斯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喜达兴公司之间为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而根据喜达兴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送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喜达兴公司就每笔货物均签订《购销合同》，并将相关货物送至诺特斯公司指定地点，诺特斯公司也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所涉货款金额向喜达兴公司支付了贷款，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显然喜达兴公司提供的证据更有优势，故本院对喜达兴公司的主张予以支持，即本案中喜达兴公司与诺特斯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关系。二审判决认定诺特斯公司举证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另查，涉案《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喜达兴公司委托诺特斯公司代理办理出口货物的相关手续，诺特斯公司提供相应货物之供应链服务；喜达兴公司委托诺特斯公司代理出口的货物为五金塑胶件、充电器、电源适配器、鼠标、键盘等电子产品，数量、规格型号、包装、价格等信息由喜达兴公司出具书面的签字盖章的《出口货物确认单》和实际出口货物信息的图片给诺特斯公司，诺特斯公司根据喜达兴公司《出口货物确认单》和实际出口货物信息的图片的信息安排出口手续。图片包括《出口货物确认单》中涉及货物的品牌、型号的实物标签和外箱标签，以方便诺特斯公司确认出口货物信息；除本合同的特别约定以外，因本协议项下的出口合作行为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全部由喜达兴公司承担，但因诺特斯公司原因造成喜达兴公司损失的，诺特斯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由喜达兴公司负责运输《出口货物确认单》中确定的货物到指定的港口或境外地点；诺特斯公司根据喜达兴公司签字盖章的《出口货物确认单》的信息及时准备出口报关的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在该过程中喜达兴公司必须配合诺特斯公司提供相关的资料；若因喜达兴公司原因导致保关时虚报、错报、漏报、单证不符、单货不符等引起的扣关、罚款及其他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喜达兴公司承担，与诺特斯公司无关；……从上述约定中可见，喜达兴公司的义务包括确定货物品名、目的地的《出口货物确认单》，并签字盖章确认后以书面的形式向诺特斯公司出具。本案中，诺特斯公司主张喜达兴公司提供的出口报关单上的货物品、目的地等数据与船运单据的数据不一致，导致诺特斯公司被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追缴其单证不符货物涉及的已退款，请求喜达兴公司返还上述诺特斯公司已支付的税款。但诺特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喜达兴公司已向其出具过《出口货物确认单》及实际出口货物信息图片，也就无法证明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应认定单证不符，即货物品名、目的地等数据与船运单据的数据不一致，属于喜达兴公司出具的资料所导致。故诺特斯公司请求喜达兴公司返还涉案税款，缺乏事实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诺特斯公司应当自行承担单证不符的法律后果，依据充分。综上所述，诺特斯公司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深圳市诺特斯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