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2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张艳，女，汉族，1985年4月25日出生，户籍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凯佩，上海易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上海易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法定代表人：刘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晨，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珊，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高嘉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春梅，女，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宋张艳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迪信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信公司）、被上诉人上海舒展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展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8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张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改判。（一）关于宋张艳2019年7月工资差额的问题,应由迪信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1.宋张艳关于迪信公司提供的工资单，不管是仲裁阶段还是一审阶段,表述是一致的,一审法院认为说法有差异认定有误。迪信公司提供的工资单是其自行制作,并非每月提供给员工的,迪信公司也表示不向员工发放工资表,其制作的工资单当然与支付给宋张艳的工资数额是一致的,宋张艳确认的只是确实收到了迪信公司提供的工资单上的数额,但不等于迪信公司发放的工资数额是正确的,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宋张艳认为迪信公司未足额发放2019年7月的工资。2.宋张艳已提供了证据证明王某2系宋张艳所在店铺的店长,负责管理考勤等相关事务,迪信公司对其身份也予认可;宋张艳与王某2之间通过微信发送的关于工作方面的内容迪信公司也未予否认,因此宋张艳已提供证据证明公司惯例就是在发放工资之前发送工资条,告知员工的工资金额。宋张艳事后通过公司系统平台获取的工资发放的相关制度也是通过正常途径取得,并未采取不正当手段,且与实际情况相符,该节事实应予以认定。虽然有部分月份的工资条上的数额与实际发放的数额有差异,但差异金额非常小,最多百元左右,为何实际发放的数额与工资条上的金额不一致,不该由宋张艳来解释。对于百元左右的差异,宋张艳放弃向公司提出异议,不等于公司就没有错。而2019年7月的工资差额近2,000元,宋张艳提出了质疑,在迪信公司未给予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宋张艳据此提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也以行动表明了对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的意见。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迪信公司还一口否认,一审法院未就王某2作为实际管理者在微信中发放工资条的事实要求迪信公司作出合理解释,却再次要求宋张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实际发放工资差额问题,显失公平。一审法院不应忽视工资条与工资实际发放金额之间差距大小的区别,仅以原先因为有差额,所以公司发放的实际工资即使不一致也是对的,逻辑上明显错误。该制度的设置要求员工核对工资,是给予员工的权利,如果有差额可以提出异议,员工未提异议是员工的选择,不等于工资公司想怎么发就怎么发。迪信公司未能就王某2发放工资条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未就工资条上的金额与实际发放金额有巨大差距作出合理解释,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关于加班费的问题。1.一审法院再次歪曲宋张艳关于迪信公司提供的考勤表的表述,宋张艳确认有签过字,但存在代签的情况,证人的证词也印证了该情况,宋张艳的说法始终是一致的,该考勤表仅仅是公司内部管理所致,与客观情况明显不符。根据排班表上的每个班次的上班时间明显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而宋张艳的上班时间是完全根据排班表进行的,且与王某2要求严格按照排班表上班的要求及实际操作中的惩戒均相一致；而迪信公司所陈述的关于宋张艳的上班时间及提供的考勤表反映的上班时间与上述情况明显不一致。该排班表是王某2每月通过微信发送,迪信公司对此未作任何解释,如果按宋张艳的说法,排班表没有任何意义,王某2的所谓管理要求都是废话,显然和事实完全矛盾。因此迪信公司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迪信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宋张艳的上班时间不是按照排班表进行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却以假设性的“不排除因实际情况变动而发生调整”等不确实性的理由否认排班表的真实性,反而认可迪信公司提供的有瑕疵的考勤表,明显有偏袒。2.迪信公司以关于加班制度的规定作为抗辩意见不能适用本案,本案并非宋张艳因工作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而需要申请加班,而是根据公司的上班制度,实际工作时间直接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因此迪信公司不能以加班制度作为辩解理由。综上,本案的关键事实在于本案相关的工作考勤、发放工资等管理事项均通过公司实际管理者王某2管理,在迪信公司确认王某2的管理身份的情况下,对其向员工发放的所有工作内容当然应由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在该节事实明确的情况下,还一味的要求宋张艳承担举证责任,对迪信公司的任何说法均与王某2的实际管理内容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仍未要求迪信公司作出合理解释,忽视弱势的员工已穷尽办法提供证据,还要求员工承担不可能承担的举证责任，有违公平、公正。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宋张艳的上诉请求。迪信公司辩称：不同意宋张艳的上诉请求。迪信公司已足额支付宋张艳2019年7月份的工资，并不存在差额。迪信公司也已足额支付了宋张艳加班工资。宋张艳主动解除劳动合同，且解除理由不成立，迪信公司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舒展公司辩称：同迪信公司的答辩意见。宋张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迪信公司支付宋张艳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工资差额1,198元，舒展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2.迪信公司支付宋张艳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期间的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26,748.50元，舒展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3.舒展公司支付宋张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3,400元，迪信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张艳于2014年4月30日与舒展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并被派至迪信公司任营业员。宋张艳与舒展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4月30日至2024年4月29日。宋张艳工资每月由迪信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2019年10月27日，宋张艳通过EMS特快专递方式向迪信公司、舒展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通知解除劳动关系。迪信公司、舒展公司于次日收悉解除通知。一审法院另查明，经相关部门批准，迪信公司的营业员等岗位于2017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2019年12月4日，宋张艳就本案系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庭审中，迪信公司提交考勤报表、工资表等以证明宋张艳出勤及工资情况。宋张艳否认考勤报表中其签字的真实性，但表示不申请司法笔迹鉴定；宋张艳对工资表的真实性及工资栏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认可与其银行交易明细所收到金额一致。该会于同年12月31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7523号仲裁裁决书，由迪信公司支付宋张艳延时加班工资598.62元，对宋张艳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宋张艳不服此裁决而提起本案诉讼。关于诉请1的工资差额，一审庭审中宋张艳陈述，其工资由按照同期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的底薪、提成、工龄奖及节日加班费等组成，每月门店店长王某2会通过微信方式将每名店员的工资条发送至个人。店长以微信发来的2019年7月工资条上显示宋张艳当月实得工资金额应为8,334.95元，但当月其只收到迪信公司转账支付的7,137.19元，故主张其中的差额。宋张艳提交2019年1月至9月期间的工资条、银行交易明细一组以证明其主张。其中显示，宋张艳工资由按照同期最低工资标准计的基本工资、工龄奖150元、业绩奖金、不定期发放的加班工资等项组成，在扣除社保等个人承担部分及个人所得税后，宋张艳上述期间的实得工资金额分别为：12,118.07元、8,269.86元、9,493.18元、11,738.17元、10,864.55元、8,514.04元、8,334.95元、5,693.92元及7,643元；银行交明明细则显示，迪信公司于2019年1月至9月期间转账支付宋张艳工资金额为：12,213.91元、8,269.86元、9,411.54元、11,746.32元、10,864.55元、8,514.04元、7,137.19元、5,693.92元及7,667.63元。迪信公司对上述工资条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公司从不会通过由店长微信的方式向员工发送工资条；宋张艳所交材料显示工资条发送时间早于工资发放时间，不符合常理，且宋张艳提交的工资条金额与通过银行转账实际收到的工资金额并不相符；宋张艳工资由基本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福利津贴及提成组成，其已足额发放宋张艳在职期间工资。迪信公司提交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的宋张艳工资单以证明其主张。其中所显示的工资组成项与迪信公司主张相符，实得金额与宋张艳提交的相应期间银行交易明细相符。宋张艳对该组工资单中的实得金额予以确认，对其组成项目不予认可，并称，其等并不对工资中的提成等进行核对，但惯例就是店长在公司发工资之前通过微信向其发送工资条；除微信收到的工资条之外，其无其他证据可证明2019年7月已领取工资存在差额；仲裁期间其称对迪信公司提交的工资单真实性及其中所载工资栏目真实性均无异议属表述有误。舒展公司对宋张艳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迪信公司，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关于诉请的加班费差额一节，宋张艳陈述，其所在岗位分早、晚及全班3种班次，其中早班有8时至20时及8时30分至20时30分两种，当中吃两次饭，约半小时/餐，晚班为12时30分至21时30分，全班为8时或8时30分至21时30分，根据发在工作微信群里的排班表来上班，有时做六休一，有时做五休二，不打卡，但迟到会罚款，罚款就是指迟到人的要发红包到微信群里。宋张艳提交排班表一组以证明其存在加班。迪信公司对排班表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称，其对宋张艳并无打卡要求，宋张艳工作由店长王某2安排并负责考勤统计，宋张艳等员工有请假等情况亦由店长安排调班。每月的考勤报表均在宋张艳等员工签字确认后由店长交至公司。宋张艳所在岗位实行综合工时制，按照确认的出勤情况，宋张艳并不存在平时延时及休息日加班，而法定节假日出勤的其均已支付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至于确需加班的，需要填写加班申请单，但宋张艳从未申请过加班。迪信公司提交2018年7月、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门店考勤报表、案外人的加班申请单以证明其主张，其中考勤报表中除2019年10月的之外，员工确认栏中均有“宋张艳”签名字样。宋张艳称，被告提交的2018年7月、2018年9月、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期间考勤报表中其姓名非本人所签，其余签名则不能确认是否为本人所签，因为印象里其未签过字，但又认为报表上的签名像是自己的笔迹；宋张艳认可迪信公司确有每月均由员工签字确认出勤情况的制度，但称有时自己在店里忙的时候店长会拿一些材料来要求签字，其也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舒展公司对宋张艳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及举证目的不持异议。一审庭审中，迪信公司陈述，由于宋张艳等门店员工存在违规办套餐、开票串票等严重违反公司规定的行为，其于2019年9月24日对包括宋张艳在内的员工做出劝退处理，然宋张艳却于同年10月27日向其寄出以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的解除通知，而该理由并无依据。迪信公司提交由宋张艳签字的情况说明及违规说明、财务红线制度、劳动合同补充说明、门店财务规范承诺书、处理决定、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组以证明其主张。宋张艳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称，此与其解除理由无关，双方劳动关系是由其以迪信公司未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具体即指迪信公司未足额发放其2019年7月份工资。舒展公司对迪信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一审诉讼中，宋张艳补充提交部分排班表、店长通过微信方式发送予其的2018年9月至同年12月期间工资条、系统公告及视频、微信截图等一组证据，欲证明与其一同就相同争议事项向迪信公司、舒展公司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的原同事王某1于2020年4月21日在工作地点使用工作电脑登录了迪信公司工作系统，调取的系统公告显示该公司有通过微信将工资条事先发给员工的制度，目的是要求员工核对工资数额；且店长王某2要求其等严格按照在工作群中发面的排班表工作，不得擅自调班。迪信公司、舒展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王某1与宋张艳于同时期离职，对所谓2020年4月取得的系统公告证据合法性存疑，且单自系统公告内容来看，发布时间均为2016年左右，与本案无关。一审诉讼中，各方一致确认，宋张艳已收到迪信公司按照仲裁裁决支付的598.62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宋张艳称迪信公司已发放其2019年7月的工资存在差额，理由为迪信公司店长王某2通过微信方式发送予其的当月工资条中显示其实实发工资额为8,334.95元，但当月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只实际收到了7,137.19元。然而，首先，除了2019年7月之外，宋张艳提交的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工资条所显示的实得工资金额与上述期间其通过银行转账已实际领取的工资金额有半数金额不相符，且有高有低，宋张艳对此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其次，按照宋张艳自述，其通过微信方式取得工资条的时间早于迪信公司实际发放其工资时间，目的为要求员工核对工资数额，故，即使迪信公司确曾向其发送工资条，亦并非最终确定金额，而存在调整差错予以更正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宋张艳未能提交其他任何证据佐证其当月工资存在差额，故，一审法院对宋张艳该主张无法采信，对宋张艳该项诉请不予支持。而宋张艳以迪信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且宋张艳自认所指即为迪信公司未足额发放其2019年7月工资，则与前述同理，该理由不能成立，宋张艳要求迪信公司、舒展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亦不予支持。关于宋张艳要求迪信公司支付其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期间的平时延时、休息日加班工资26,748.50元，舒展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宋张艳称其按照店长在微信群内发送的排班表上班，并提交相应期间的排班表以证明其存在加班，迪信公司、舒展公司则对此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排班表系事先的工作计划安排，不排除因实际情况变动而发生调整，并不能如实反映最终的出勤情形。而迪信公司提交相应期间经由门店员工签字确认的考勤报表以证明宋张艳实际出勤时数，宋张艳对其中是否其本人签字一节于仲裁及本案中先后陈述不一致，而宋张艳确认迪信公司确有每月由员工对出勤统计报表进行签字确认的制度，故在宋张艳未能提交反驳证据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迪信公司所提交的考勤报表及其举证目的予以采信。宋张艳所在岗位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工时制，根据考勤报表所显示出勤时间，结合对于其中法定节假日出勤者迪信公司已发放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的事实，无法认定宋张艳于诉请期间工作时间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宋张艳该项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宋张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宋张艳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各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迪信公司补充一节事实，称迪信公司劝退宋张艳的时间是在2019年10月24日，但出具的相关处理决定的落款时间写了2019年9月24日，是笔误。宋张艳、舒展公司对迪信公司补充的该节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在一审法院受理的迪信公司与另一员工王某1的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中，王某1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也曾收到店长通过微信发送的2019年7月工资条，并通过微信询问店长工资相关事项，店长一一作了回应，并让王某1还有问题可进一步询问公司相关人员。在该案中，王某1还申请证人闫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店长每月工资发放之前会通过微信方式向员工发放工资条，供员工核对，员工若有对工资有异议可向迪信公司提出。二审中，宋张艳表示其收到工资条也有异议，因王某1是其组长，故其有问题向王某1反映，王某1再向店长反映，王某1所问的问题实际也是其要问的问题。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关于2019年7月的工资差额，根据另案中王某1与店长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证人证言，店长在每月发放工资之前通过微信方式向员工发送的工资条目的是为了让员工核对，员工若对工资有异议的话可以向迪信公司提出，说明店长所发送的工资条并不必然就是迪信公司最终发放的工资，宋张艳收到店长发给其的2019年7月的工资明细后，就工资所涉相关事项通过王某1向店长进行了询问，店长也一一作了回应，并让王某1还有问题可再进一步询问公司相关人员，但王某1、宋张艳此后并未进一步向迪信公司相关人员询问，在其收到该月工资后，也未就该月工资与店长发送的工资条的差异向迪信公司提出异议，现宋张艳仅凭店长发送的工资条来主张该月工资存在差异，依据并不充分。宋张艳应当举证证明根据迪信公司的提成规定，其2019年7月实际获得的（业绩奖金）确实与其应得的提成存在差额，但宋张艳并未就此进行举证或说明，故本院难以采纳宋张艳所主张的2019年7月工资差额。关于加班工资。双方均认可宋张艳上下班并不实施打卡或指纹考勤的考勤方式，虽然宋张艳提供了排班表，但排班表是预先的工作计划安排，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员工的出勤时间，迪信公司每月均要求宋张艳所在门店报送月度考勤汇总表，并要求员工签字确认，包括宋张艳在内的员工也签字进行了确认，现宋张艳主张考勤汇总表上记载的工时与其实际出勤时间不符，但并未就此举证证明，宋张艳仅以排班表主张其实际出勤时间等同于排班表，依据亦不充分，一审法院未支持宋张艳主张的加班工资，并无不当。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鉴于宋张艳主张的工资差额及加班费工资均不成立，故其以迪信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理由亦无法成立，对其该项诉请本院亦难以支持。综上所述，宋张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宋张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茜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王正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