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皖民申3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合肥景泰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新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出发层****商铺。 法定代表人：陆志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茂平，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朔，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华卓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安泰大街**院**楼****div style="margin: 0.5pt 0cm; 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 法定代表人：陆文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綦晓芳，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合肥景泰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景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北京华卓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卓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8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合肥景泰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合肥景泰公司与北京华卓公司于2014年6月28日形成的《说明》有效错误，实际上该《说明》已被双方2014年7月13日签订的正式《协议》取代，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协议》为准。《说明》中注明经营权移交时间为2014年7月1日起，同时预约双方于7月7日前签订“正式协议”，否则该《说明》无效。《说明》中并无交易价格、付款期限等约定，仅具有预约双方未来签订正式合同的意思表示，属于预约合同。而《协议》对双方经营权转让交易价格、付款期限、交易附加条件即无偿借款1000万元、借款归还期限等作了明确的约定，显然属于《说明》中提及的“正式协议”，该《协议》应为本约性质合同。根据合同法基本原理，本约合同签订后，原预约内容为本约内容所取代而失效。二、二审判决认定合肥景泰公司转付北京华卓公司的1600万元中470万元非本案借款，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协议》约定，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的1600万元款项并非全部是借款，包括600万元经营权转让款和1000万元借款，合肥景泰公司诉讼中从未提及更未主张案涉470万元是借款。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470万元系合肥景泰公司向其偿还特许经营费用及履约保证金，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证据规则审查判断该抗辩主张是否成立。然二审法院置本案基本交易事实不顾，仅以1600万元转款中部分转付款项用途栏注明货款或其他为由，认定其中470万元非借款，忽视交易本身尚有600万元经营权转让款之事实，明显错误。且北京华卓公司主张470万元系合肥景泰公司偿还其特许经营费用及履约保证金，明显不能成立。一是双方签订的《协议》及之后安徽省民航蓝天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实业公司）、北京华卓公司、重庆志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志华公司，合肥景泰公司的母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并无偿还垫付特许经营费及履约保证金470万元的约定，该主张没有合同依据。二是该主张与北京华卓公司在其他法院的诉请自相矛盾。本案成诉后，北京华卓公司以重庆志华公司为被告另案提起诉讼，要求退还代付租金3523064.11元、履约保证金81万元，与本案主张自相矛盾。三、二审判决认定合肥景泰公司转付北京华卓公司的1600万元中30万元非本案借款，亦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2014年6月27日，合肥景泰公司向北京华卓公司支付30万元，加上之前支付的270万元，合计300万元。此款是双方商定的经营权转让预付款，本身也非借款，合肥景泰公司也未主张该笔款项是借款，二审判决认为“合肥景泰公司认为该30万元为本案借款，本院不予支持”纯属臆断。且针对该笔30万元汇款，北京华卓公司认为系陆志华归还陆文华借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陆文华借款给陆志华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二审法院仅以北京华卓公司曾向合肥景泰公司转款500万元，认定北京华卓公司已偿还借款500万元，却故意忽略合肥景泰公司将500万元立即转回北京华卓公司的事实，显属枉法裁判。根据《协议》约定，合肥景泰公司提供借款1000万元给北京华卓公司无偿使用至2018年10月20日。从目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状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分析，北京华卓公司在借款仅使用三个月时间即在2014年12月17日提前偿还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有违常理。且合肥景泰公司收到该款后立即将500万元分批转给陆文华，该资金根本没有在合肥景泰公司账户停留，实际是双方约定好的过账行为，并非北京华卓公司所称前后两笔500万元无关联。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北京华卓公司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说明》及《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正确。双方之间并非单一的借款关系，而是包含机场餐饮特许经营权转让及债权、债务特殊约定处理关系、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经营权价款与北京华卓公司偿还借款债务折抵关系。上述合同关系完整地体现在《说明》及《协议》中，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互为补充，不可分割，并非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替代与变更。2014年6月28日《说明》就商铺经营权转让之外的债权、债务作了特别约定，即2014年7月1日之前的债权、债务归属于北京华卓公司，之后的债权债务归属于合肥景泰公司，在此基础上再签订正式协议。2014年7月13日《协议》对餐饮特许经营权及店铺的转让价款、范围以及合肥景泰公司提供1600万元借款进行了约定，没有对债权债务承担做出任何变更性约定。从《协议》内容看，《协议》对《说明》中经营权转让事宜具有预约与本约的关系，但对于债权、债务处理的约定，则不存在此种关系。二、二审判决认定“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反映，所涉的470万元款项注明为货款或其他，并没有注明系借款，因此合肥景泰公司主张该470万元系涉案借款证据不足”正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其资金流向，不足以证明该款项性质，其就双方借贷关系的成立仅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在北京华卓公司就470万元款项的性质提出抗辩且提供相关证据后，合肥景泰并未对转款性质进一步举证，尚未完成对双方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事实的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470万元款项是用于偿还其为合肥景泰公司垫付的特许经营费用及履约保证金，并提供了《说明》以及与蓝天实业公司签署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该笔债权形成过程以及存在状况。截至2014年7月1日，北京华卓公司已经向蓝天实业公司支付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0日特许经营费3898125元与履约保证金81万元，共计4708125元。根据《说明》关于2014年7月1日之前的债权归属于北京华卓公司的约定，陆志华支付的第1、5、7笔款项（上述三笔款项特别注明用途为货款及其他，与第3、4、6、8笔款项存在区别）共计470万元，实际上是用于偿还北京华卓公司为其垫付的特许经营费用以及履约保证金，并非合肥景泰公司主张的借款。三、二审判决认定“根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反映该30万元明确载明为还款，因此合肥景泰公司认为该30万元为本案借款，本院不予支持”正确。事实上，该30万元转款中备注为“还款”，是陆志华归还陆文华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四、二审判决认定北京华卓公司向合肥景泰公司付款500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正确。北京华卓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7日向合肥景泰公司付款500万元，系提前清偿了借款，合肥景泰公司无权要求北京华卓公司再行返还。虽然合肥景泰公司提供了转账凭证证明其在收到500万元款项后也向北京华卓公司陆续支付500万元，但该款项标注的是“还款”，显然与本案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合肥景泰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再审审查期间，双方另就760万元款项是否与本案相关，北京华卓公司当时资金状况是否改善存在异议，并分别提交了证据。合肥景泰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关于760万元的转账往来明细表；2、北京华卓公司转给合肥景泰公司760万元银行转账流水；3、陆志华转给陆文华的760万元银行转账流水。证明合肥景泰公司收到北京华卓公司760万元后，通过陆志华账户陆续将款项全部转给陆文华，双方关于760万元的往来款与本案无关。北京华卓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系对方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与北京华卓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支付时间及转款数额一致，但仅数额巧合，两者没有关系。证据3非原件，从形式上无法认可其真实性，其中2015年5月20日100万元转账没有银行印鉴，不予认可；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11月11日660万元中400万元系陆志华代为支付烟台机场款项，760万元扣除260万元恰好500万元，即使对方主张过账，双方之间的债务也已清结。 北京华卓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2、汇兑来账凭证（回单）。证明2014年5月29日北京华卓公司与云南钰恒霖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2014年6月12日收到转让款1140万元、2014年8月1日收到转让款2345万元、2014年8月6日收到转让款2680万元，加上之前支付的定金200万元，共回笼资金6365万元，北京华卓公司资产状况已改善，因此提前偿还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合肥景泰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北京华卓公司与第三人是否发生转让股权交易不清楚，即使属实，也说明北京华卓公司在资金紧张情况下转让股权融资，更加说明其当时资金困难。 本院认证意见：因陆文华、陆志华在本院组织听证时均认可760万元系以陆文华名义向银行贷款，陆志华提供抵押担保，双方共同使用，并已经结清，与本案纠纷无关，故对合肥景泰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北京华卓公司提交的证据反映，北京华卓公司于2014年8月6日收到云南钰恒霖投资有限公司6365万元时，合肥景泰公司尚有1100万元款项未转给北京华卓公司，其主张因资金状况已改善提前归还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借款明显不能成立，故对该组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重点为陆志华支付陆文华470万元、30万元及北京华卓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转给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一）关于47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北京华卓公司主张，根据《说明》中关于2014年7月1日前债权债务由其享有承担的约定，合肥景泰公司支付的470万元系偿还其向机场垫付的2014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0日特许经营费用3898125元和履约保证金81万元；合肥景泰公司主张《说明》系预约合同，应以双方之后签订的本约即《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双方约定的600万元转让价款及合肥景泰公司提供1000万元4年免息借款包括北京华卓公司预付的租金及履约保证金，故双方争议的实质是《协议》约定的经营权转让价款是否包括北京华卓公司之前向蓝天实业公司支付的租金及履约保证金。经审查，陆志华转给陆文华1600万元款项中30万元转款凭证备注为“还款”，但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该笔借贷关系；两笔100万元转款凭证备注为“货款”，但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关系，270元标明用途为“转账汇款”（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470万元系偿还特许经营费和履约保证金）；其他转款均未标注用途，上述情形说明陆志华转账备注不严谨，具有随意性。因此，对该470万元转款的性质应当进一步审查，二审法院仅根据转款备注的内容作出认定，有失妥当。 （二）关于3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30万元系偿还陆文华个人借款，陆志华称当时双方协商预付300万元，其在已付270万元情况下，认为还欠30万元，故转款中备注还款。鉴于陆文华在案涉转账中备注具有随意性，合肥景泰公司也没有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二审法院在陆文华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陆志华存在30万元借贷法律关系，也没提交证据证明该30万元款项实际交付给陆志华情况下，仅以转款凭证备注还款，即对该笔款项的性质作出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且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三）关于2014年12月17日50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北京华卓公司主张该500万元系归还合肥景泰公司借款，合肥景泰公司称为走账款，随后合肥景泰公司将该500万元转回给陆文华。经审查，北京华卓公司转款给合肥景泰公司500万元标注为往来款而非还款，且合肥景泰公司收到该500万元后，即于2014年12月19日至12月23日分批转给陆文华500万元。二审法院未对前后两笔500万元转款性质进行审查，仅以合肥景泰公司认可收到该款项，且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系支付其他款项，认定该500万元系归还本案借款，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综上，合肥景泰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指令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审判长  余听波 审判员  卢玉和 审判员  方 慧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孙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