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赣行终4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仁，男，198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余市渝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余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新余市仙来中大道**。法定代表人犹?，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黄韶勇，该市行政复议与应诉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卫民，该市司法局副局长。原审第三人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住，住所地新余市渝水区城南抱石大道**/div>法定代表人邹家洪，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纪墨晗，该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彭世伟，江西姚建（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红仁因诉新余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余市政府）征收补偿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赣71行初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赣国土资函［2006］1045号《关于新余市2006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0］1346号《关于新余市2010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2］1213号《关于新余市2012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三份批复下发后，新余市相关部门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行政辖区内的自然村，具体包括：堆上村小组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新村村小组，宁家村小组一队、二队，茶山口村小组上屋队、下屋队，堆上村民委员会行政办公楼等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发放给各村集体组织，并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进行房屋安置。王红仁父亲王何清与哥哥王红海均符合房屋安置条件，于2008年至2009年在茶山新城安置了四套房屋。但对案涉房屋未进行拆除和搬迁补偿，仍由其父亲管理和使用。2018年，案涉房屋补偿方案下发后，渝水区政府同意给予王红仁安置补偿。2018年9月12日，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渝水区政府）为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完善城市功能，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作出《渝水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北办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并附《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对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迁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进行补偿，并制定了具体的补偿项目和标准。王红仁不服渝水区政府作出的上述《征收决定》，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经该院审理裁定驳回起诉。2019年7月5日王红仁就《征收决定》中所附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向渝水区政府申请协调，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王红仁向新余市政府申请行政裁决，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其予以补偿。新余市政府受理王红仁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举行了听证，并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论，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余府裁字〔2019〕43号《行政裁决书》，驳回了王红仁提出的行政裁决请求。王红仁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一审法院（2019）赣71行终409号生效裁定书认定，案涉《征收决定》仅是对上述三份江西省征地批复中涉及房屋等地上附着物部分的重复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具体组织实施征地批复的性质。再查明，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下发后，截止到2020年6月11日，已有80%以上被征收户按照该《房屋补偿方案》的规定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新余市政府针对王红仁提出的裁决申请作出的案涉行政裁决书是否合法。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依法做好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行政复议工作的通知》（国法［2011］35号）的规定，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有关市、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通过复议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裁决。本案中，王红仁对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争议，经与渝水区政府协调，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红仁向新余市政府申请行政裁决，新余市政府受理申请后，依法履行了听证及权利义务告知、举行了听证，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讨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案涉行政裁决书并进行了送达，其行政程序合法。但渝水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及其证明目的能够证明其是认可王红仁符合补偿条件，系补偿对象，具备提起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故，新余市政府关于王红仁不具备提起行政裁决的主体资格认定不当，予以指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该规定的适用条件是：集体土地征收时，未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时隔多年后又对原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征收时，被征收房屋所在土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本案中，经江西省人民政府三次征地批复后，新余市相关部门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办堆上管理处堆上二、三、四村小组、茶山口上屋村小组等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并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进行了房屋安置。王红仁父亲王何清与哥哥王红海均符合房屋安置条件，于2008年至2009年在茶山新城安置了四套房屋。但对案涉房屋未进行拆除和搬迁补偿，仍由其父亲管理和使用。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下发后，区政府同意给予王红仁安置补偿。另外，渝水区政府作出的案涉《征收决定》仅是对上述三份江西省征地批复中涉及房屋等地上附着物部分的重复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具体组织实施征地批复的性质。因此，案涉集体土地征收与案涉房屋征收是同步进行的，并且采取提供安置房的方式对王红仁进行了安置补偿。王红仁主张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适用条件，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补偿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地补偿，并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本案中，渝水区政府2018年制定的《房屋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该方案对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迁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进行货币补偿，并制定了具体的补偿项目和标准。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保障了王红仁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财产权益。该方案下发后，80%以上被征收户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综上，王红仁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新余市政府以案涉土地多年前已被征收，房屋也早已安置，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为由，作出驳回王红仁的行政裁决申请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红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王红仁已预交），由王红仁负担。上诉人王红仁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为：一、本案涉及的房屋征收过程作为土地上附着物的征收，实质上牵涉到土地征收是否合法合规。一审判决未对土地征收程序进行合法合规性审查，对房屋征收的最根本性的依据没有认定清楚。土地征收及房屋征收的程序存在违法。案涉土地的征收批复时间为2010年，而安置补偿的时间是2007年、2009年，这种程序颠倒错误，一审并未查明。被上诉人有意回避房屋征收协议书签订过程中的程序合法性的问题。对上诉人父亲在协议签订过程中受到的人身威胁，被上诉人视若罔闻，不管不顾不调查。上诉人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乙方是王何清、王红仁、王红海三人，原审第三人却只在王何清一人出场且没有王红仁、王红海的授权委托书的条件下签字，该行为不合法，被上诉人却予以认可。二、被上诉人自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针对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未对地上房屋进行安置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及该规定本身，并没有作出被上诉人所理解的解释。被上诉人坚持认为原审第三人2018年9月12日作出的渝府字〔2018〕75号《征收决定》是对土地征收决定的重复，且没有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原审第三人是先征地后征收房屋，两个征收行为确实独立存在且先后相隔10年。房屋作为地上附着物是土地行政征收行为的一部分，但是在实际中确实存在先实施土地征收后实施房屋征收，被上诉人的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前提条件相冲突，该条规定的前提就是承认先征地后征收房屋对房屋所有权人产生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被上诉人的认定在逻辑上存在错误。三、被上诉人一直坚持认为已经有80%的村民签订房屋征收协议，其余村民也有义务接受现有条件签订征收协议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地上附着物的房屋是村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所有人并无因其他人的行为放弃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义务，被上诉人无权强迫上诉人放弃自己的合法私有财产。被上诉人新余市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为：一、案涉土地已于多年前被征收，上诉人也在多年前被安置，上诉人申请行政裁决无事实依据。案涉土地在2007年至2012年分别由国土部门分多次进行征收，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已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村民房屋进行了安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是针对“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下作出的规定，并不适用本案。因为上诉人已在若干年前根据家里人口进行了安置，时隔十余年后，上诉人再以行政裁决或行政诉讼途径来否定当年的土地征收行为和安置行为，显然不当。事实上，原审第三人在案涉地块的征收补偿工作中，充分保障了村民的居住权、财产权等各项权益，充分尊重了村民意愿，得到了大部分村民的认可和拥护。二、答辩人针对上诉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裁决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陈述申辩权利，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三、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其已不具备村民资格，不具备维护合法权益的基础。原审第三人渝水区政府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为：案涉房屋已由上诉人的父亲王何清作为户主与渝水区城北街道办堆上管理处房屋征收项目指挥部依据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的规定签订了《堆上管理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且渝水区城北街道办堆上管理处房屋征收项目指挥部并已依约履行完毕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将协议书约定的房屋补偿费等如数支付给了上诉人的父亲王何清。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使用权人登记为上诉人的父亲王何清。在已签订的《堆上管理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中，“乙方”载明的为“王何清、王红海、王红仁”，案涉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人王何清完全有权利代表“王何清、王红海、王红仁”户与指挥部签订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其签署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对该户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具有约束力，法律效力及于所有家庭成员，所有家庭成员均应依约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不得随意推翻协议书之内容。新余市相关部门根据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赣国土资函［2006］1045号《关于新余市2006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0］1346号《关于新余市2010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赣国土资核［2012］1213号《关于新余市2012年度第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分别于2007年至2012年分批次对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的堆上村小组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新村村小组、宁家村小组一队、二队、茶山口村小组上屋队、下屋队等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款已发放给各村集体组织后由各村集体组织发放到村民个人，并对征收范围内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被征收人进行了房屋安置。上诉人父亲王何清、当时符合安置条件的上诉人的兄长王红海均在茶山新城各安置了两套房屋。补偿安置后，上诉人的案涉房屋本应依法予以拆除，因征收的集体土地系用于收储或其他种种原因未予以拆除，仍由上诉人管理和使用。为完善城市功能，进一步改善居住环境，加快城市棚户区改造工作，原审第三人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渝府字［2018］75号《征收决定》并附《房屋补偿方案》，明确安置对象为征收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但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上诉人符合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规定的安置户的条件，已确定其为安置户。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并对已享受安置房但未拆除的房屋及其附着物仍按规定的标准进行货币补偿，案涉《征收决定》和《房屋补偿方案》保障了上诉人的居住权利和财产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全部向本院随案移送，本院经查证核实，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2007年9月1日，新余市政府向原新余市房产管理局作出余府字〔2007〕38号《关于同意实施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的批复》，同意该局呈报的《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村民房屋拆迁安置方案》（以下简称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并要求尽快组织实施。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对渝水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堆上村委村民房屋安置地点、安置对象、安置房屋面积、安置房屋费用计算以及房屋安置条件等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一、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审查对象是新余市政府针对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中确定的集体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是否合法所作的裁决行为，所争议的焦点问题即为新余市政府裁决维持该房屋补偿标准是否正确。根据本案事实，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与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均是针对位于同一征地范围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符合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已获得了房屋安置，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则对已进行了房屋安置但未拆除的房屋及其附着物确定了相应的补偿标准。即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与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是针对同一征地范围的同一征收行为的安置补偿。本案中，渝水区政府在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明确了安置对象为征收范围内符合安置条件所确定的安置户（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因2007年《房屋安置方案》已对符合安置条件的拆迁户进行了房屋安置，故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中明确“之前因其它拆迁项目已给予安置的，本次不予安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据此，凡是经查证属实征迁范围内房屋之前已因其它拆迁项目给予房屋安置的，则在2018年房屋拆迁中不应再次给予房屋安置。至于征迁范围内的具体农房如何进行安置，由行政机关依法依规执行。关于上诉人主张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确定的房屋补偿标准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问题。该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条文表述已很明确，适用该规定需同时满足“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和“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两个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本案中，上诉人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于2007年至2012年被征收，虽此时未对该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除，但对符合房屋安置条件的集体土地上拆迁户均进行了房屋安置。2018年9月30日，渝水区政府发布案涉《征收决定》时，虽案涉房屋坐落在已被征收的土地上，但上诉人主张的案涉房屋在2008年至2009年已对案涉房屋所有权人进行了房屋安置，不属于“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因此，2018年《房屋补偿方案》中确定的房屋补偿标准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诉人主张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安置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如上诉人认为其对案涉房屋具有相关权益，其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予以主张。新余市政府作出案涉行政裁决驳回上诉人提出的行政裁决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红仁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古豪莉审判员  王丽君审判员  方石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依沫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涉及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土地权利人可以请求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补偿的。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