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4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菊芳，女，194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维芳，女，195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园芳，女，195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元，男，195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锡明，浙江左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仕元，男，196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乐英，女，196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审第三人：张思敏，女，199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继红。 上诉人王菊芳、王维芳、王园芳、王洪元因与被上诉人王仕元、张乐英，原审第三人张思敏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20）浙0681民初5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王菊芳、王维芳、王园芳、王洪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错把案涉“分居协议”定性为分家协议，严重违反本案事实，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对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共同出资翻建行为认为是“资助”行为错误。三、一审对上诉人母亲在“分居协议”以后作为在册人口登记的事实只字不提，对上诉人母亲去世后发生的遗产继承事实也视而不见，农村房屋所有权人的确定不能仅仅根据户主的登记信息来剥夺其他家庭成员的所有权。四、一审把仅仅只有签订“分居协议”各方知情的事实说成了“上述当事人表示参与了协商或事后知情并对协议内容并无异议”。且知情不等同于放弃，上诉人没有明确放弃对父亲、母亲的继承权，一审法院无权取缔上诉人的继承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评判和推理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仕元辩称，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案涉房屋建造过程中，各上诉人都出资的；案涉“分居协议”不是“分家协议”。综上，请求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张乐英及原审第三人张思敏辩称，一、一审将案涉“分居协议”认定为分家协议是符合事实真相的。该“分居协议”是被上诉人王仕元在另案张思敏诉王仕元物权确权案件中作为抗辩依据提交的，其主张案讼争房屋系其从父母处析产所得。从实际情况来看，王仕元父母处的房屋已经分家分割给两兄弟，并且都已经进行了产权登记，而且各自还进行了翻建。如果只是暂时分居的话，则不可能进行各自产权登记并各自翻建房屋。二、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表示出资行为属于资助，并且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也能对此予以证明，同时上诉人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出资行为系约定为共同建造行为。三、上诉人称在办理产权证时在册户口登记有母亲的名字，从而确认母亲有一定的份额，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从讼争房屋在产权登记时的申请、审批、调查情况来看，很明显是对老房屋的确权，而不是新的审批行为，户内人员只是表示当时产权登记时家庭人口的情况，并不是以该户内人口去审批所得，且该审批表中明确载明住宅属王仕元所有。四、上诉人对于“分居协议”的签订在一审时是明确表态是知情的，有些是参与的，都没有异议，并且还据此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在讼争房屋翻建和产权登记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上诉人都没有提出异议，而恰恰在张思敏诉王仕元物权纠纷一案后，坚称没有进行过分割，其目的昭然若揭。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王菊芳、王维芳、王园芳、王洪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于2003年9月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原诸暨市直埠镇霞巨村的二间三层楼房屋（土地证书为2-1993-008-00797，地号为20-10-0176，土地使用权面积61.23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61.23平方米）归第三人张思敏的约定无效；2.依法确认原告对上述房屋享有共有权和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诸暨市××镇××村××层楼房屋（土地证书号为2-1993-008-00797，地号为20-10-0176，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1.23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61.23平方米）原登记在王文孝名下，后析产于王校均名下，1993年6月登记在王仕元名下。另，1990年4月地籍调查表和1993年4月土地登记审批表明确相应家庭人口为2人。1988年5月13日，经原告王菊芳、王维芳、王洪元、王园芳与被告王仕元的舅舅孙某主持，形成分居协议书一份，其中对本案讼争房屋相关事宜约定如下：东面两间由洪元居住，西面一间旁屋基一间由仕元居住（母亲居住在仕元处）。1993年-1994年间，王洪元和王仕元一起翻建了上述协议中房屋及屋基，共建成四间楼房，东面两间归王洪元，西面两间归王仕元，母亲孙亚爱与王仕元共同居住（父亲王校均早亡）。后王仕元与张乐英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前述西面两间楼房归双方女儿张思敏所有。另查明，王文孝与王校均系父子关系。王校均与孙亚爱生育三女二子：王菊芳、王维芳、王洪元、王园芳、王仕元。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由四原告及被告王仕元的舅父孙某主持形成的分居协议书对讼争房屋权属表述为“由谁居住”，而原告也据此认为该协议并未对房屋权属作出处置，并非分家协议而是“分居协议”，但根据审理查明自此以后本案当事人再未就讼争房屋进行“分家析产”，而且在1993年-1994年间对房屋进行翻建后，所建成的四间楼房也确实按“分居协议书”所约定的原则进行分配，继而在1993年予以权属登记时也予以分别登记，讼争的西面两间均登记在王仕元名下，可见分居协议书中关于西面两间房屋由王仕元居住的约定应视为分家析产归王仕元所有。四原告及被告王仕元在本案中坚称房屋未作分割系出于本案诉讼目的，不符合客观事实，该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方还主张1993年登记确权时讼争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人口为原告母亲和被告王仕元两人，故母亲孙亚爱对房屋也享有所有权，而四原告可继承该所有权。该院认为，据审理查明诉争房屋原系四原告和被告王仕元之父母王校均、孙亚爱所有，王校均亡故后由其配偶孙亚爱及子女继承并按份共有，本案讼争房屋在四原告和被告王仕元的舅父的主持下进行了分割，虽然协议上仅有舅父孙某签字确认，但上述当事人表示参与了协议的协商或事后知情并且对协议内容并无异议，协议内容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该协议合法有效，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的规定，对于本案当事人而言讼争房屋的权属关系应以该协议书约定内容为准。分居协议书中约定母亲孙亚爱“居住在仕元处”，也不应理解为讼争房屋分家析产给被告王仕元和其母亲共有，否则与一般农村习俗不符。按一般农村习俗，农村家庭子女成年或结婚后会由长辈主持分家，将父母的房屋分割给各个子女，而不会存在将部分房产分割给父母与某子女共有的情况。故“居住在仕元处”仅应按字面理解，无法推断该分居协议书确定讼争房屋由王仕元与其母亲共有的情况。原告还认为，讼争房屋系由四原告共同出资建造，故四原告因此享有所有权。该院认为，如四原告自称和证人证言，四原告出资即使属实，也系“资助”王仕元建房的行为，出资时并未约定四原告因出资而享有房屋的所有权，而且该主张也与分居协议书中对房屋的分割不符，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综上，四原告对讼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被告王仕元与被告张乐英在离婚协议中对讼争房屋的处分与四原告无关，其无权主张该处分无法律效力，对讼争房屋也不享有共有权，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菊芳、王维芳、王洪元、王园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王菊芳、王维芳、王洪元、王园芳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当时签订《分居协议书》在场的有四人，包括王洪元、王仕元、孙某及上诉人的母亲孙亚爱，当时签该协议的真实意思是确定王洪元、王仕元暂时居住的房屋。在签协议之前，王洪元居住在东面两间，王仕元和母亲孙亚爱居住在西边一间。 上诉人经质证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王仕元对证人证言无实质性异议。被上诉人张乐英及原审第三人张思敏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因为各方此前的居住情况已经与《分居协议书》一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予以约定，从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同时确定了对母亲的赡养问题，故协议的性质应定性为分家协议。 本院认证认为，根据证人孙某的证言，在签订《分居协议书》之前，实际居住情况就是与《分居协议书》一致。故没有必要就暂时居住情况予以约定，且从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同时确定了财产的分割及对母亲孙亚爱的赡养问题，结合两兄弟签订协议后嗣后翻建并分别进行房屋产权登记的事实，案涉《分居协议书》应该理解为分家协议，不采信证人关于案涉《分居协议书》仅明确兄弟二人暂时居住地方的陈述。 被上诉人王仕元、张乐英及原审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关于案涉《分居协议书》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该《分居协议书》应理解为分家析产协议。其一，本案中，《分居协议书》载明“东面两间有洪元居住。西面一间，旁屋基一间及老屋一间有士元居住”，虽从文义理解该协议仅明确了双方暂时居住的房屋，但是根据证人孙某证言，王洪元及王仕元此前的居住情况就与该协议书一致，双方对此进行特别约定并无必要。其二，该《分居协议书》同时约定“八仙桌一张，碗厨一口给士元”“每人每月给母亲生活费用拾元，给口粮350斤，西药费两人负担”等内容，故该《分居协议书》实际就母亲孙亚爱的赡养问题及财产分割问题一并作出了约定，再结合执笔人孙某系王洪元、王仕元舅舅，结合农村由舅舅主持分家的传统习惯，该《分居协议书》理解为分家析产协议更符合实际。其三，王洪元、王仕元嗣后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并实际按照《分居协议书》约定的分配原则分别进行了产权登记。其四，王仕元在另案中也主张讼争房屋系其分家析产所得，其在本院二审中陈述该《分居协议书》仅确定兄弟二人居住房屋的问题也与此前的陈述相悖，有违诚信。故综合合同条款、合同的目的、农村习惯及诚信原则，分居协议书中关于西面两间房屋由王仕元居住的约定应视为分家析产归王仕元所有，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认同。如前所述，本案的《分家协议书》不仅有对房屋及其他财产的分割，也有对母亲赡养问题的安排，虽然该《分居协议书》上仅由舅父孙某一人签字确认，但母亲孙亚爱当时在场，上诉人在一审中表示参与了协议的协商或事后知情，且至本案诉讼前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各上诉人均认可该分家析产协议，认可对各方权利义务的安排，该协议对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王仕元均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称其并未放弃对讼争房屋中可继承的份额，该上诉人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四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翻建“出资”问题，本院认为，即使出资属实，也系资助王仕元建房的行为，且上诉人在出资时并未与被上诉人王仕元约定，因出资而享有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故出资事实并不影响案涉房屋的物权归属，不能据此主张对讼争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菊芳、王维芳、王园芳、王洪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王菊芳、王维芳、王园芳、王洪元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启龙 审判员  梅 云 审判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