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0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百花西路**。 主要负责人：王青，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檀红亮，河北佳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涞水县永乐养殖厂，住，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九龙镇北龙门村/div> 经营者：赵广乐。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辉，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因与被上诉人涞水县永乐养殖厂（以下简称永乐养殖厂）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3民初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财险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3民初925号民事判决，改判赔偿被上诉人保险金756097.02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在投保单中投保保险标的项目显示虹鳟306300尾，中华鲟133500尾，合计439800尾。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涞水县永乐养殖场一、二号场》清单中列明中华鲟306300尾，虹鳟133500尾，合计439800尾。无论以哪种鱼品种计算，其渔场的养殖规格已经确定，即全部渔场仅承保了20克鱼9000尾，若以投保单为准，则投保20克鱼9000尾为中华鲟，被上诉人损失的52515尾虹鳟均不在投保范围。2.庭审中上诉人认可在承保时对被上诉人填制的《涞水县永乐养殖场一、二号场》保险鱼类未进行实际称重，但并不代表系估算，被上诉人自行填制的《涞水县永乐养殖场一、二号场》清单，系其自认的鱼类保险数量、规格等，且其表达意思未写明20克，系估值等。一审法院径行认定，显属认定事实错误。3.本案的理赔应以被上诉人投保范围内鱼类的实际损失为准。上诉人提供的《保险条款》是合同约定，该条款第22条约定了不同养殖期的最高赔偿标准，未约定保险价值的，应以实际损失为赔偿计算标准。《保险条款》即是对实际损失的细化，即使被上诉人不认可保险条款对实际损失价值的认定，其应通过财产评估确定损失数额。被上诉人的财产损失中，虹鳟鱼死亡数量应扣减非保险标的范围内的不足30克的51937尾，本案投保日为2018年8月9日，至保险事发已近一年，根据虹鳟鱼的生长周期，一年已近成鱼，所以51937尾虹鳟鱼属后期投放，不属保险标的范围，不应理赔。 被上诉人永乐养殖厂辩称，1.保险单中列明的虹鳟鱼投保数量为306300尾，上诉人提交的涞水县永乐养殖厂一、二号场清单中列明的虹鳟鱼约130000尾。我方认为应当以正式签署的保险单为准。且案涉死亡的虹鳟鱼及中华鲟两种鱼的数量均少于投保尾数，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投放过新的鱼苗。2.一审中上诉人承认填写投保清单时未实际进行称重，足以证明有关投保虹鳟鱼的重量数据并不准确，不应以此来核定投保尾数，应该以保险单载明的全部数量为准。3.免责条款因上诉人未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该条款应归于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清楚。4.按照《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如发生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因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出示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按照通常理解应当理解为发生保险事故时每尾应赔付的金额为保险单中列明的18元。投保时上诉人并未区分大小鱼收取保费，而是按照统一标准收取保费，所以在理赔时也不应该区分大小鱼，应该采用统一标准即每尾18元。上诉人提交的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第七条载明保险鱼类每尾参保金额参照养殖期内所发生的物化成本，包括种鱼的成本、消毒清塘的成本、药剂成本、饲料成本的一定比例。18元的金额是双方认可的，并记载在合同中的物化成本，影响虹鳟鱼生长速度的因素很多，死亡虹鳟鱼的重量较轻属于正常情况，但虹鳟鱼的生长周期也历时一年，对这些鱼的物化投入并不少于其它重量稍重的虹鳟鱼的金额，所以应当按照保单约定的18元进行赔付，符合被上诉人投保的初衷、合同目的及《合同法》公平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永乐养殖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人保财险向永乐养殖厂赔付人民币1933206.3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财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涞水县农业局与人保财险签署《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工作协议》，涞水县农业局作为甲方，人保财险作为乙方，约定为了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助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双方开办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业务，甲方提供资本收益平台企业客户信息，协助乙方做好相关农业保险的承保业务，并于收到入账凭据后七个工作日内落实补贴保费全部打入乙方对公账户工作；乙方做好资本收益平台各险种的风险管理，定期向甲方汇报平台保险的承保情况、理赔状况，认真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相关农业保险工作协议》中，涞水县农业局和人保财险还就合作范围、参保险种、保费补贴标准、保障制度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在第四条合作范围约定：“（二）参保险种：1.地方财政补贴性保险：主要包括肉兔、肉羊、蔬菜（瓜果）、食用菌等品种的自然灾害和成本损失保险；2.省级财政补贴性保险：设施大棚保险；3.商业性保险：果品种植、长毛兔成本价格、鱼类养殖保险；4.根据甲方资本收益平台涉及保障的需求，及时纳入其它保险产品……（五）保障制度：以保障农民灾后恢复生产为目的，保障水平原则上按照种植业保障物化成本和养殖业保障生产成本。所有保障范围和赔偿标准以保监部门颁布的条款为准。”协议最后由涞水县农业局和人保财险盖章。2018年8月8日，永乐养殖厂与人保财险签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养殖业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投保单》写明保险标的为虹鳟306300尾、单位保险金额18元、保险金额为55134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5%、保险费385938元，中华鲟133500尾、单位保险金额18元、保险金额为2403000元、每次事故免赔率5%、保险费168210元，上述总计保险费554148元、总保险金额为7916400元，补贴或交付比例为县财政100%，保险期间365天，自2018年8月10日零时起至2019年8月9日二十四时止。《投保单》最后的“担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本保险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自愿投保本保险。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投保人签名/签章”。但是在“投保人签名/签章”处无永乐养殖厂的签章或签名。同日，人保财险还向永乐养殖厂进行了投保提示，出示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提示（2018版）》（以下简称《投保提示》），提示表中列举了河北省财政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种，但是未列明鱼类养殖补贴险种。永乐养殖厂在《投保提示》上签章。2018年8月9日，人保财险出具了《鱼类养殖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其中保险标的、保险数量、单位保险金额、每次事故免赔率、保险费以及总保险费、总保险金额、保险期间与《投保单》一致，但是保险费构成中“补贴或交付比例”变为农户100%。人保财险在签订《投保单》《保险单》前，双方还于2018年8月2日形成了《资产收益平台鱼类养殖场调查表》，记载了永乐养殖厂联系人、标的名称、品种、生长周期、每尾重量、保额等，其中虹鳟鱼重量为0.75公斤/尾，306300尾，生长周期12个月，饲养成本/人工/场地为24元/公斤，保额为18元/尾，保费1.26元/尾，总保费385938元；中华鲟鱼，重量为0.75公斤/尾，133500尾，生长周期12个月，饲养成本/人工/场地为24元/公斤，保额为18元/尾，保费1.26元/尾，总保费168210元。上述共计保费554148元。双方还制作了一号场、二号场鱼类品种、规格、数量、承保数量清单（表格），其中虹鳟鱼的规格分为20克、30克、50克、100克、500克以及成鱼6种，中华鲟的规格分为50克、100克、250克、500克、600克和成鱼6种。但人保财险庭审中陈述投保时未对上述一号场、二号场中的中华鲟鱼、虹鳟鱼进行实际重量的称重。且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于同日出具的《证明》中记载的鲟鱼年出栏量为306300尾、虹鳟鱼年出栏量为133500尾。2019年7月28日至2019年8月8日，永乐养殖厂的虹鳟鱼、鲟鱼因患细菌性败血病大量死亡。报案后经涞水县农业农村局、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等现场勘察、统计，共无害化处理鲟鱼26724.8斤60538尾，处理虹鳟鱼3067.5斤52515尾，并经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进行无害化处理后由涞水县农业农村局、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共同出具了无害化处理证明。人保财险庭审中提供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以下简称《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第七条规定：“保险鱼类的每尾保险金额参照鱼类养殖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鱼成本、消毒清塘成本、药剂成本、饲料成本的一定比例，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金额=每尾保险金额×保险数量，保险数量以保险单载明为准。”第二十二条约定：保险鱼类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死亡，保险人按不同养殖期计算赔偿金额，赔偿金额=不同养殖期最高赔偿标准×损失数量×（1-绝对免赔率），其中苗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40%，幼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60%，育成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80%，成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100%。第二十四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若保险鱼类每尾保险金额低于或等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每尾保险金额为赔偿计算标准；若保险鱼类每尾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以出险时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永乐养殖厂与人保财险通过涞水县农业局（现改称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开办的资本收益平台，签订了《鱼类养殖保险保险单》，双方达成的保险合意，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人保财险签发的保险单载明了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双方形成财产保险合同关系，该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永乐养殖厂通过原涞水县农业局落实补贴保费的方式缴纳了保险费后，人保财险应当按照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履行支付保险金的义务。本案中的《投保单》、《保险单》属于格式合同，《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其中《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规定的赔偿金额分不同养殖期，按照最高赔偿标准的百分比计算，即苗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40%，幼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60%，育成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80%，成鱼期最高赔偿标准为每尾保险金额×100%，属于减轻责任，应视为免责性条款，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这里所规定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以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结合本案中，人保财险在与永乐养殖厂订立鱼类养殖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向永乐养殖厂出具的《投保提示》没有鱼类养殖补贴险种以及相关保险责任、起赔线等说明，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向永乐养殖厂出示了《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在合同签订时只是简单填写了《投保单》、《保险单》，其中《投保单》最后的“投保人声明”部分在“投保人签名/签章”处无永乐养殖厂的签章。以上足以说明，人保财险在负有向投保人履行说明合同内容的义务特别是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义务的情况下，未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包括没有说明依照不同养殖期赔偿不同金额保险金的内容，故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无效。因人保财险没有证据证实对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永乐养殖厂要求人保财险按照《保险单》约定赔付保险金的主张有理有据，应予以支持。永乐养殖厂诉请按照《保险单》的内容，即以尾为单位，按照每尾保险金额18元赔偿保险金的主张，能否支持应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本案中，因人保财险未提供证据证实向永乐养殖厂出示了《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根据《保险单》记载内容，应理解成发生保险事故每尾赔付保险金额为18元。且在人保财险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依据《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按照保险法规定对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条款向永乐养殖厂“进行提示以及明确说明”的情况下，人保财险却将《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中的分不同养殖期（按照每尾最高赔偿标准按照百分比分别计算）计算赔偿金额的条款来对抗永乐养殖厂的索赔，有悖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亦不符合合同法规定。其次，保险事故发生后，双方在涞水县农业农村局、涞水县动物防疫监督站九龙分站的在场监督下进行的现场勘察统计和无害化处理，统计的死亡虹鳟鱼尾数、死亡中华鲟尾数均少于投保时的统计尾数。人保财险辩解称其中部分虹鳟鱼均重低于投放时最低均重，但是庭审中承认在投保时填制的永乐养殖厂一号场、二号场的保险鱼类未进行实际称重，属于估算，且对《保险单》上记载的投保的虹鳟鱼数量与填制的永乐养殖厂一号场、二号场虹鳟鱼尾数（133500尾）不一致原因无法说明，人保财险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永乐养殖厂进行后期新鱼苗投放，综上应认定死亡虹鳟鱼、中华鲟鱼的尾数为合理数据，且为投保的保险鱼类，故一审法院对人保财险的辩解不予采信。再次，关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价值问题。按照人保财险提供的《商业性鱼类养殖保险条款》第七条规定，保险鱼类的每尾保险金额参照鱼类养殖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鱼成本、消毒清塘成本、药剂成本、饲料成本的一定比例，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直接物化成本指为生产产品而直接付出的物化成本，本案投保人即永乐养殖厂与保险人即人保财险约定的保险金额为18元/尾，应理解为保险期间内也即一年内的每尾鱼的直接物化成本经协商确定按照比例计算为18元，且不包括人工成本，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在2019年7月28日以后，距离2018年8月2日投保近一年，永乐养殖厂要求按照每尾的保险金额，也即按照直接物化成本进行赔付，符合保险法关于损害补偿原则的规定，也符合永乐养殖厂按照《保险单》条款字面内容的理解，故永乐养殖厂要求人保财险按照每尾的保险金额计算赔偿金，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以支持为宜。同时，人保财险填写《投保单》、《保险单》时，没有约定保险价值，只记载了保险标的单位为“尾”，也未区分鱼的大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中投保鱼类的保险金额为参照鱼类养殖期内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而人保财险辩称从任何角度不能得出20克鱼得到18元价格的赔偿，显系与设立保险时的原意以及追求的保险利益相违背，永乐养殖厂要求按照每尾18元计算赔偿保险金的主张合法有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最后，本案中永乐养殖厂的投保系涞水县农业农村局将永乐养殖厂作为涞水县资本收益平台企业，通过平台的经营，助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人保财险无证据证明永乐养殖厂存在后期投放鱼苗的情况下，应推断永乐养殖厂在经营期间发生成本的投入，人保财险在永乐养殖厂发生保险事故后，永乐养殖厂要求按照直接物化成本赔偿损失，人保财险应当积极并最大限度履行保险金赔付义务，以便救灾助农，这也符合人保财险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初衷。人保财险在其无相关证据支持其答辩意见的情况下，应按照《保险单》相关内容规定予以赔付。综上，人保财险应当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永乐养殖厂赔偿保险金的金额为：（中华鲟60538尾+虹鳟鱼52515尾）×18元/尾×（1-5%）=1933206.30元，故永乐养殖厂请求判令赔付保险金1933206.3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调解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赔付原告涞水县永乐养殖厂保险金1933206.3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198.86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所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投保的两种鱼的数量，双方在二审庭审中均表示以保单记载为准，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涞水县永乐养殖场一、二号场》记载的鱼的规格，上诉人在一审中认可投保时并未对鱼进行称重，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表记载的鱼的重量为估重并无不当。上诉人依据该表主张仅承保了20克鱼9000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主张51937条虹鳟鱼为后期投放，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标准，上诉人主张应按保险条款的约定以养殖周期及养殖成本综合计算实际损失，但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将保险条款向被上诉人进行了出示和说明，并送达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此亦不予认可。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的保险金额为18元/尾，并未区分鱼的大小，且本案保险事故发生时距离投保已有近一年时间，被上诉人支出了相应的养殖成本，故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按照18元/尾的标准进行赔付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财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393.9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琦 审 判 员 孟庆池审判员盛莉婷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董   淑   芳 书 记 员 田   益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