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93民初2210号 原告：余航，男，197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姣，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北一路**枫丹国际******1701、1702、1703，**1801、1802、1803。 法定代表人：何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川，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住所地成都市马家花园路**。 负责人：罗继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嘉，男，系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女，系支行员工。 被告：成都裕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郭家桥南街事处内）。 法定代表人：余卫东。 原告余航与被告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玉公司”）、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湾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沙湾支行”）、成都裕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东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婷婷，被告金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川，被告裕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卫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成都银行沙湾支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余航与金玉公司2015年8月3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5）金玉最高反抵押字（184-1）号的《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2、判令金玉公司协助余航办理成华区欣然一街1号15栋1层105号房屋【权证号：权1890170号】抵押登记涤除手续；3、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全部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22日，裕东公司与成都银行沙湾支行签订了《最高额融资协议》，约定：该融资协议项下融资发生时间为2015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1日，最高融资额度为人民币770万元。沙湾支行与裕东公司分别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编号为H320101160202240的《借款合同（2016年版）》，该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348万元整，借款用途是购货、购买热卷，借款期限为6个月（2016年2月2日-2016年8月1日）；2016年2月3日签订编号为H320101160203241的《借款合同（2016年版）》，该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348万元整，借款用途是购买热卷，借款期限为6个月（2016年2月3日-2016年8月2日）。2015年7月23日，金玉公司与裕东公司签订《融资担保委托合同》，约定金玉公司为裕东公司上述债务向沙湾支行提供最高额担保；同日，原告与金玉公司签订了案涉《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约定原告以其位于成华区欣然一街1号15栋1层105号房屋【权证号：权1890170号】为裕东公司上述贷款向金玉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现金玉公司称已经履行担保人代偿义务，起诉要求余航承担反担保责任。上述情况发生后，原告余航了解到，其与金玉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涉及的裕东公司与沙湾支行的贷款，实际用途并非借款合同约定的用于购货，而是裕东公司用于偿还之前其在沙湾支行的到期贷款。原告认为，三被告隐瞒原告真实贷款用途，导致原告在不知晓贷款真实用途的情况下同意为裕东公司提供反担保，该意思表示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愿，是不真实的，三被告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根据合同法及担保法等的相关规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应予撤销，原告也不应当向被告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被告金玉公司辩称，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均没有限制担保代偿范围为采购贷款，贷款用途是采购货物还是借新还旧不会导致原告余航免除对被告金玉公司的抵押反担保责任。二、三被告不存在串通欺诈导致案涉《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存在应被撤销的情形。三、原告主张金玉公司存在欺诈应撤销《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应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提出，而除斥期间的截止时间应为2017年8月2日和2017年8月3日，原告诉请撤销的期间已经过除斥期间。因此，原告主张三被告存在串通欺诈与事实不符，《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不存在应被撤销的事由，应为有效，原告余航与被告金玉公司应当依约行使各自的权利并承担义务。 被告裕东公司辩称，原告余航在为裕东公司提供反担保前，裕东公司已有经金玉公司担保的未偿还贷款，裕东公司贷款后并未按照约定购买货物而是用于偿还先前贷款，原告提供的反担保确实存在被欺诈的情形。 被告成都银行沙湾支行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原告余航的诉讼请求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依法予以驳回起诉。同时，余航将成都银行沙湾支行列为被告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22日，裕东公司（甲方、委托人）与金玉公司（乙方、受托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5）金玉融保委字（184）号的《融资担保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因向成都银行沙湾支行申请人民币贷款柒佰柒拾万元，特委托乙方为其融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5年7月22日，金玉公司（甲方、保证人）与成都银行沙湾支行（乙方、债权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D32012115072220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确保裕东公司（债务人）与乙方在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自愿为乙方对债务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本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是指自2015年7月22日至2016年7月21日期间因乙方向主合同债务人发放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汇票承兑、押汇、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等各类银行业务。本合同约定保证担保的最高限额为折合人民币柒佰柒拾万元，且独立于其他担保人提供的担保。 2015年8月3日，余航（甲方、抵押人）与金玉公司（乙方、抵押权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5）金玉最高反抵押字（184-1）号的《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主要约定：鉴于裕东公司（以下简称“委托人”或“债务人”）与乙方于2015年7月22日签订了（2015）金玉融保委字（184）号的《融资担保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委托合同”），乙方与成都银行沙湾支行（以下简称“融资机构”）签订了编号为Ｄ32012115072220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本合同旨在保障乙方依主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后能够顺利实现追偿权或者避免因代偿债务而给乙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保障乙方在委托合同项下的各项权利得以实现。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是指因融资机构在主合同的担保的债权发生期间内，连续或循环向债务人发放信贷，而债务人未能按期清偿该等债务，导致乙方根据主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对债务人享有的一系列追偿权债权。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亦包括乙方根据委托合同对债务人享有的其他相关的债权请求权。本合同约定的抵押反担保／担保的最高限额为770万元。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委托合同和主合同，主合同和委托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本合同之效力。甲方承诺对乙方因主合同或者委托合同无效、被撤销而产生的责任仍应承担抵押反担保责任或者担保责任。合同附件《最高额抵押反担保／担保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名称：房产；地理位；地理位置欣然一街1号15栋1层105号；面积81.66㎡；权属证书：成房权证监证字第2××4号；权利人：余航”。编号为“成房他证他权字第1××1号”的他项权证载明：“房屋他项权利人：金玉公司；房屋所有权人：余航；房屋所有权证号：监证2873104；房屋坐落：成华区欣然一街1号15栋1楼105号；他项权利种类：抵押权；登记时间：2015-08-0410:59:00。” 2016年2月2日、2月3日，裕东公司（甲方、借款人）分别与成都银行沙湾支行（乙方、贷款人）签订了两份合同编号为H320101160202240、H320101160203241的《借款合同（2016年版）》，均约定贷款金额为人民币3480000元，贷款期限六个月，并载明合同项下贷款用于购货、购买热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材料、融资担保委托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房屋他项权证、借款合同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等在卷佐证，以上材料经本院审查，具有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款规定中的欺诈，应指合同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的合同双方主体为余航与金玉公司，裕东公司向成都银行沙湾支行贷款的实际用途无论是购买货物还是借新还旧，均与金玉公司与余航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不具有关联性，余航无权以此主张撤销《最高额抵押反担保合同》，故对余航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余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850元，由余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方嘉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