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晋行赔终1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住山西省潞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某。   周某因诉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5行赔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多年来，原告未取得被告潞城区政府城乡规划部门的许可，在涉案土地上陆续修筑相关建筑物。2017年，潞城区自然资源局先后向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拆除通知书》，原告逾期未拆除，被告组织相关部门强制拆除涉案建筑物。原告不服，提起确认强拆违法行政诉讼，终审判决确认被告因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强制拆除程序，强拆行为违法。终审判决后，原告提起要求被告赔偿其各项财产损失共计315.198万元并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诉讼在案。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本案原告未取得被告城乡规划部门的许可，在涉案土地上陆续修建建筑物，潞城区自然资源局先后向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拆除通知书》等行政法律文书，原告逾期未拆除，被告组织相关部门强制拆除。针对涉案建筑物本身，应该拆除，不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被告强拆行为没有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已经确认违法，不存在原告财产权益问题。针对原告室内财产如何赔偿问题，合法的财产应予保护，但原告提供的财产损失证据，不足以固定被拆房屋室内财产真实状况，也没有提供购买机器设备及购物票据等财产来源证据，财产损失无法查明，且潞城区政府自然资源局先后多次向其下达了行政法律文书，要求改正违法行为，其应该知道涉案建筑物可能被强拆，如果放置机器设备及重要财产，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应该搬离而未搬离，应该对放任财产损失承担后果责任。其提出的行政赔偿诉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某的赔偿请求。   周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5行赔初5号行政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有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为，潞城区自然资源局曾先后下达多次通知，据此推定上诉人应当知道建筑物可能被强拆，应承担相关财产损失后果，该项认定与客观事实违背，且不符合基本逻辑。1、潞城区自然资源局的违建用地认定，与本案不具有任何关联性。本案中，上诉人建筑物之所以被强拆，与潞城区自然资源局认定违法建筑的程序无任何关联关系。潞城区自然资源局作为土地行政主管机关，其职责是针对本辖区内违法占用土地行为进行查处认定，在其认为应当拆除时，应当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强制拆除，而本案上诉人建筑物之所以被非法强制拆除，是因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上诉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为由实施的直接强拆行为，与潞城区自然资源局的违法建筑认定行为，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机关依据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定作出的完全不同的行政强制行为，而一审法院却将两者混同起来，既是对基本事实认定的混乱，也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2、从基本逻辑上看，强拆行为发生时因上诉人与区自然资源局的违法建筑处罚案件仍在诉讼之中，上诉人也不可能确定案涉建筑物会被行政机关非法强制拆除。2018年11月3日，上诉人的建筑物被被上诉人组织的人员进行了非法强制拆除，但是上诉人与潞城区自然资源局的违法建筑行政处罚纠纷诉讼案件在此时最终判决仍未下达。在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尚未生效的前提下，上诉人缘何得知判决结果？又缘何得知自己建筑物会被口口声声称为依法行政的政府部门非法强制拆除？人民法院的判决显然不符合基本的逻辑。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者承担。依据前述规定，即便上诉人与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案件败诉，对违法建筑物的拆除也应该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被上诉人根本无权依据土地管理法规定进行强拆，上诉人此时根本不会预料到被上诉人会违法强拆。二、一审法院认为，建筑物应当被拆除，不存在应当依法保护的财产权益，该项事实认定违背基本客观事实，且违背当前司法判决主流意见。上诉人认为，违法建设不属于合法的财产权益，行政机关对违法建设的拆除自然不会产生国家赔偿。但建设本身违法并不意味着建筑材料亦随之变成非法财物。建筑材料属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行政机关在对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的过程中，若违反法定程序及采取的手段、方式不适中、不正当，导致建筑材料受到明显不合理、过度毁损的，应当根据建筑材料的合理价值、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的合理损失等因素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通过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照片可以看出，上诉人的建筑物多由可以反复多次使用的钢架结构进行修建，该种建筑材料具有可以反复、多次使用的特点，因此，建筑物本身就具有较大价值。上诉人的上述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裁判案例中已经得到了反复确认，尤其是在（2017）最高法行申3854号案件中，上述观点更是得到了准确描述。虽然我们国家并非判例法国家，但作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以及其中的说理逻辑，显然对于下级法院的裁判具有指导意义，这是保障法律适用统一，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拆房屋内的财产真实情况，因此未对相关财物损失的赔偿进行支持，该项认定违反基本事实和相关法律。根据《行政诉讼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事实需要证明的，由赔偿义务机关负举证责任：（三）因赔偿义务机关过错致使赔偿请求人不能证明的待证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拆除上诉人建筑物时为突然进行，且强拆时已经将上诉人以及家人进行了控制，上诉人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对家中财产进行全面的、详细的取证。被上诉人作为加害方，强拆前没有依法入户调查，没有对房屋及屋内装修情况进行评估；强拆前没有依法告知上诉人其要实施强拆行为，没有告知上诉人立刻将相关财物搬离该处，强拆当天也未依法进行公证和对上诉人物品进行保存、提存，没有与上诉人进行物品交接，强拆方式强硬，直接导致上诉人损失巨大。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上诉人建筑物内物品损失情况的，显然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在法庭上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应当以上诉人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此，上诉人不能证明的待证事实系由被上诉人过错所致。根据对于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应当对于强制执行的财物进行登记造册、查清有关财物状况。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对于建筑物内财产损失无法举证的责任系因被上诉人突然的违法强拆所致，应当由被上诉人进行举证。更何况，在一审庭审期间，一审法院曾询问被上诉人，上诉人财物在何处？而被上诉人表示在街道办进行了存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进行证明，也未告知上诉人可以领取。这就说明被上诉人在强拆上诉人建筑物时，上诉人所主张的财物确实存在，但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财物损坏或灭失。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提出上诉，请求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行政赔偿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为前提，无合法权益损害不能获得行政赔偿。本案上诉人未取得被告城乡规划部门的许可，在涉案土地上陆续修建建筑物，潞城区自然资源局先后向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拆除通知书》等行政法律文书，上诉人逾期未拆除，被上诉人组织相关部门强制拆除。针对涉案建筑物本身应该拆除，不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违章建筑的拆除，虽然程序违法，但上诉人并不存在合法利益的损失。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其室内及其他财产的赔偿因证据不足，本院无法认定，故一审判决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耿转成   审判员 彭志祥   审判员 李克恭     二0二0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吴志军   书记员 李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