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5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芳，女，195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为，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蜀锦路**。 负责人：郭杨。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励飞，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法定代表人：刘炳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俊英，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永桂，女，194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永秀，女，1958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永成，男，194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永富，男，195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永福，男，196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上诉人张永芳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国投公司）、张永桂、张永秀、张永成、张永富、张永福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7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永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支持张永芳的上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张永桂、张永秀、张永成、张永富、张永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张永芳1986年的拆迁安置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事实认定错误。1.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张永芳父亲张绍荣签订的《拆迁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兼分期付款保证书）》和《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张永芳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应当按其签订的协议诚实履行其相应的义务的诉请时效应当从张永芳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张权利要求之日起算。针对张永芳父亲一套房产，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张永芳的父亲在1986年8月1日当天，签订了4份《拆迁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分别为62平方米、17.55平方米、15.75平方米和108.43平方米）和1份《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108.43平方米），同日还签订1份《补充条款》，后在1987年2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述的协议中，除了1986年8月1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和1987年2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针对苗木的移栽，移栽苗木的土地建设及交换使用情况，以及张绍荣移交原有的0.205亩土地使用权有明确的时间约定外，上述的5份协议包含4份《拆迁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分别为62平方米、17.55平方米、15.75平方米和108.43平方米）和1份《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108.43平方米）均没有约定合同的履行期限。而时至今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履行了其中3份（拆迁面积分别为62平方米、17.55平方米、15.75平方米），未诚实履行第4份《拆迁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为108.43平方米）和《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为108.43平方米）约定的交房及办理相应产权证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张永芳现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诚实履行《拆迁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为108.43平方米）、《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拆迁面积为108.43平方米），约定的相应义务其诉讼时效应当从张永芳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并未如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2.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张永芳作为张绍荣的继承人，在2020年3月13日才完全知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张绍荣的合同签订情况，才基本查清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上述欺骗行为和不诚实履约的行为。现张永芳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如实履行其相应的义务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张永芳知道之日起计算。3.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占用张绍荣原拥有地号为4731号、面积为0.205亩的土地，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专属指定金家坝26号公共用地60平方米用于张绍荣移栽并种植苗木，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指定的金家坝26号公共用地60平方米因拆迁不能继续使用；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张永芳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归还张绍荣所有的0.205亩土地的诉请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本案拆迁相关协议的经办人均系周季高，从周季高分别于1986年8月1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和1987年2月2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可知，用金家坝26号属于公共用地60平方米的土地移栽张绍荣原种植在地号为4731号土地上的苗木，仅对花木移栽损失及劳务费赔偿1300元。对原归属于张绍荣拥有的0.205亩土地使用权，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既没有办理任何的拆迁征用手续，也没有给付相应的拆迁补偿。现金家坝26号公共用地60平方米的土地属于拆迁范围，不能继续种植苗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应当归还张绍荣的0.205亩土地使用权，若不能归还，则应当予以计价赔偿。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规定，张永芳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返还原归属于张绍荣的土地0.205亩的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4.无论是本案立案的开庭审理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陈述，还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针对张永芳多次的信访答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均认为已完全按签订的拆迁交换协议，履行了相应的义务。而事实是不仅在签订拆迁协议中存在欺骗行为，同一天对张绍荣的一套房产签订6份相关协议和补充条款；而实际只履行了其中的3份《拆迁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兼分期付款保证书）》、未履行第4份《拆迁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兼分期付款保证书）》和《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兼分期付款保证书）》。同时，对于张绍荣所有地号为4731号、面积0.205亩土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认为其系房产下的地基，而实际上为单独购买拥有独立的地号和图纸的土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名义上用公共用地来交换张绍荣用于种植苗木的30平方米的土地，看似对张绍荣而言是超额交换；而实际上是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用公共用地60平方米交换张绍荣所有的0.205亩土地；且未给任何经济补偿，也未办理任何的征地手续；其行为严重丧失政府机关和拆迁单位应有的最基本的诚信。二、一审对在1986年8月1日张绍荣签订拆迁交换协议前，张绍荣实际拥有的房屋建筑面积及土地面积的情况未予以查清。（1）在1986年8月1日签订拆迁协议前，张绍荣名下的房产系1952年11月4日向李德强购买。为此张绍荣共出资2743400元，其中：出资2077100元、购买住房3间，每间5.235平方丈；出资666300元购买土地0.205亩。土地0.205亩为土地所有权。即房屋和土地分别出资，房屋所在的土地和4731号土地不是同一地块。（2）1978年4月7日，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对1973年以前颁发的私有《土地房屋有权证》查验，换发《成都市房屋产权证》，将土地私有权改为使用权。由此，张绍荣取得成都市房产管理局颁发的成都市房屋产权证（市房权房字第0××4号）。（3）1986年8月1日《补充条款》中约定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占用张绍荣的地号4731号土地，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用金家坝26号公共用地60平方米，来交换张绍荣的0.205亩土地，用金家坝26号属于公共用地60平方米的土地移栽原有的苗木；对原归属于张绍荣拥有的0.205亩土地使用权，未办理任何的拆迁征用手续，也没有给付相应的拆迁补偿。（4）在1986年拆迁前，张绍荣除产权证上登记的底层住房3间，面积58.2平方米／每间、土地0.205亩外，还拥有15.13平方米的偏房、厨房9.7平方米、大门5.3平方米的房产。（5）现金家坝26号土地面积为60平方米的土地及苗木，正是因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1986年拆迁中存在欺骗等不诚实的行为，导致张永芳现种植的苗木及土地在本次的拆迁中未给予补偿。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一审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程序不合法。从本案于2019年10月立案到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2020年5月7日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一直认为本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张绍荣签订的拆迁交换等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并没有针对本案的诉讼时效提出任何异议。而一审法院主动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释明本案诉讼时效事宜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在一审第二次开庭中，张永芳有证人出庭作证，一审判决却未予以表述。第二次开庭后，张永芳向一审法院提交查询得知的原张绍荣所有的0.205亩土地地籍图纸，以证明4731号土地系独立的土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用于交换的种植苗木土地60平方米系公共用地、因拆迁不能继续使用，应当归还4731号土地，而一审法院却对此置之不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等规定，一审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依法支持张永芳的全部上诉请求。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辩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永芳的上诉，维持原判。1.关于张永芳诉请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其保护期限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为20年，此20年的时间是不以受害人是否知晓才开始起算的。本案中，即使依照张永芳所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没有按照张绍荣实际拥有的土地和房屋给予足够的补偿，则作为拆迁对象的张绍荣在1986年8月签订拆迁安置合同的当时，或者放宽标准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交付对应房屋或办理产权登记时（1990年12月），其自身合法权利就已经受到侵害，因此最长诉讼时效应该从那时就开始计算，截至张永芳起诉时诉讼时效已过。2.张永芳所说的地号4731号土地和张永芳一审主张的二（10）字第1259号土地实际上为同一块土地，在张永芳提供的证据第4页可以清晰显示，其面积为0.205亩（136.67平方米），其中已经包含了张绍荣用于栽种花木的花地。在该土地上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认可并拆迁的房屋面积为108.43平方米，这点在张永芳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多处都能够得到印证。同时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已经安置补偿张绍荣的面积共计为141.91平方米，已按照当时适用的《成都市基本建设拆迁安置管理办法》（成府办[1984]87号）第十条之规定，对张绍荣所占有使用的房屋和土地按照拆一赔一的方式予以拆迁补偿，符合当时政策规定。 青国投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张永桂辩称，房子是200多平方米，占地是130多平方米，这是原来的产权中就有的，且原来的产权与现在的产权有同等的效力，第二份产权也来源于第一份产权，是两个套三的房屋，一个门面，种花的土地是置换的，当时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出具了拆迁协议和补充条款，后来张永桂才发现这次拆迁中的漏洞，就去找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但是他们说该土地是国家的土地，但是张永桂有使用权，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张永桂1**多平方米的土地置换成60多平方米张永桂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并且当时还有15个平方米的优惠价张永桂也没有享受到，房屋置换的面积没有给够，张永桂也缴纳了钱款，并且张永桂当时搭建的房屋是机关事务管理局允许的，但现在却被强制拆除了。张永桂的其他意见与张永芳的意见一致。 张永秀的答辩意见与张永芳的上诉意见一致。 张永成、张永富、张永福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张永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交付张永芳建筑面积108.43平方米的房屋或者按市场价格予以补偿，暂计价格2000000元；2.判令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返还张绍荣拥有的地号为长字第4731号、面积为136.67平方米的土地或者按市场价格予以补偿，暂计价格1280000元；3.判令青国投公司对上述第1、2项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青国投公司对金家坝26号院内种植的苗木按市场价格120000元予以赔偿；5.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退还张绍荣多支付的购房款2670.8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2670.8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1986年8月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6.诉讼费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6年8月1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拆迁人与张绍荣作为被拆迁人签订四份《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上述协议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经市规划和拆迁管理部门成房拆决（85）字第134号文件批准拆除金家坝12号附1号，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成府发（84）87号文件之规定，以基本相同建筑面积的房屋同张绍荣进行产权交换进行的约定，其内容主要载明： 第一份协议，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拆除张绍荣××街××号××号私产自住房屋建筑面积是62平方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位于××街××号××单元××楼××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62平方米（不含楼梯间面积）与张绍荣进行产权交换。 第二份协议，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拆除张绍荣××街××号××号私产自住房屋建筑面积是17.55平方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位于××街××号××楼××间）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17.55平方米（不含楼梯间面积）与张绍荣进行产权交换。备注为：铺面17.55平方米，每平方米按350元造价减住宅造价230元，即每平方按120元补差，计价2106元。 第三份协议，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拆除张绍荣××街××号××号私产自住房屋建筑面积是13.75平方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位于××街××号××楼××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62.36平方米（不含楼梯间面积）与张绍荣进行产权交换。因交换的房屋面积大于原建筑面积48.61平方米，由张绍荣按规定的价格补给市机关事务管理局6134.50元。备注为：实缴金额4776.80元，尚差金额1357.70元，作为偏房15.13平方米的经济补偿等。 第四份协议，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拆除张绍荣××街××号××号私产自住房屋建筑面积是108.43平方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位于××街××单元××号××楼××及铺面专间面积17.55平方米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79.55平方米与张绍荣进行产权交换。张绍荣共应补付房屋价款为5971元，张绍荣拟分十期付清。第一次应交款1850元，尚欠款计划在每年8月30日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缴纳。上述协议均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加盖房屋管理处公章，经办人周季高签字，张绍荣本人捺印。 1986年8月1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建设单位与张绍荣作为拆迁户签订《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载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批准，征用拆除张绍荣XX街X号的房屋，建筑面积108.43平方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已将安置给张绍荣的XX街X单元X号（5楼套3）的房屋建筑面积62.36平方米，其中补贴出售33.48平方米，私房28.88平方米，乙方应付房价款5971元。价格计算方法：其中11.57平方米每平方米50元，578.50元；21.91平方米每平方米150元，3286.50元；铺面17.55平方米每平方米按350元造价减除住宅造价230元，即每平方米按120元补差计2106元，以上共计应补5971元。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合同书上加盖房屋管理处公章，经办人周季高签字，张绍荣本人捺印。 1986年8月1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房屋管理经办人周季高与张绍荣签订《补充条款》，约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张绍荣种植的罗汉松、茶花等花木400余株予以一次性赔偿张绍荣花木移栽损失及劳务费共计1300元。对张绍荣现有种花地，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供给张绍荣楼下住宅后边（横金家坝街）建设线与红线之间距离约20平方米，不足部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张绍荣住宅院内自行车棚后补足，交付张绍荣移栽花木，以避免花木损失。 1987年2月24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张绍荣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需立即拆除张绍荣位于××街××号××号的房屋，为让其过渡及花的移栽，由拆迁办公室提供西二道15号穿室套三作过渡用房，花移栽在西华门厕所对面人防工程上，面积60平方米，3月10日前交出现住房屋（在60平方米内自搭棚约15平方米守死）。待今年9月房屋完工交付使用后（花移栽在白露前一周移至安排地点——涉前协议），并搬进新安的二套住房。过渡房屋及栽花地点与安置的铺面双方同时移交。 1986年8月5日，张绍荣缴纳1850元；后又于1987年8月29日缴纳2926.80元。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具《收据》载明，“应交5971元，拆应付4776.80元。（1986年8月5日No.0007320号已交1850元），现应交2926.80元”。 1990年12月5日，张绍荣取得位于西城区××街××号××单元××号，建筑面积62平方米），位于西城区××街××号××单元××号××，面积62.36平方米），位于西城区XX坝****（权**，面积17.55平方米）的房屋产权证。 一审另查明，张绍荣与董金蓉系夫妻，共育有张永桂、张永成、张永芳、张永富、张永秀、张永福等6名子女。张绍荣于2011年7月19日死亡，其妻董金蓉于2002年10月30日死亡。 一审庭审中，张永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青国投公司均确认金家坝街涉及2次拆迁，其中1986年8月1日针对××街××号××号的拆迁主体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而2017年针对金家坝26号院的拆迁主体为青国投公司。张永芳陈述，本次争议的案涉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系基于1986年8月1日的拆迁安置。 一审法院认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成房拆决（85）字第134号文件批准拆除金家坝12号附1号，与作为被拆迁人张绍荣签订的《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拆迁安置住房补贴出售合同书》《补充条款》《补充协议》等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之规定，本案中，被拆迁人张绍荣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于1986年8月1日签订了诉争的《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后张绍荣于1986年8月5日、1987年8月29日根据协议约定缴纳了置换房屋的差价，并于1990年12月5日取得产权交换协议载明的案涉房屋及铺面的产权。截止2011年7月19日张绍荣死亡前，未有证据证明其就诉争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过异议。现张永芳作为张绍荣的继承人，于2019年10月24日向法院递交起诉状，就1986年8月1日张绍荣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向法院起诉，不仅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亦超过了法律规定二十年的最长保护期。据此，张永芳针对1986年的拆迁安置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其主张的苗木赔偿，因非本案诉争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永芳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张永芳负担。 二审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张永桂、张永秀、张永成、张永富、张永福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张永芳提交如下新证据：第一份，4731号土地图纸，拟证明：（1）张绍荣于1952年出资663000元购买0.25亩土地（4731号土地）是独立的土地，单独拥有独立的地基图，并取得了相应的土地房屋所有权证，1978年成都市管理局换证时将土地房屋所有权证变更为房屋产权证，在登记证书上将土地登记为公产，未登记土地的使用面积，这是当时的历史惯例，系登记行为，仅是变更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并未改变张绍荣对土地拥有的使用权。（2）4731号土地与张绍荣所有的房屋占用的土地并非同一地块，在1986年拆迁前该部分土地是独立作为院落和种植苗木使用，张绍荣在该土地上种植各种苗木维持生计。（3）1986年的拆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占用该土地并未依法征用并办理征收手续，而是以金家坝的60平方米土地来交换张绍荣原有的0.25亩。第二份，成都市规划委员会1985年11月15日的金家坝整体规划图，拟证明整个金家坝的规划，对于土地和房屋的真实性张永芳申请法院查明，因为成都市规划委员会仅给了张永芳这样的整体规划图，张永芳无法自行查明。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质证称，张永芳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没有提交原件，即使张永芳提交的证据都是真实的，这也仅是张永芳所主张的唯一的一套房屋即标记4731即0.25亩地址的划定，并不能证明张永芳所称的其有两块土地都应当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予以赔偿的主张。 青国投公司质证称，张永芳提交的证据均系复印件，青国投公司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张永芳提交的证据都有原件也无法达到张永芳的证明目的。 张永桂、张永秀的质证意见与张永芳的举证意见一致。 张永成、张永富、张永福未向本院提交质证意见。 本院将在下文中对上述证据材料是否采信、能否达到张永芳的证明目的进行阐释。 张永芳对一审法院查明协议书的内容“待今年9月房屋完工交付使用后（花移栽……）”有异议，认为协议书中写的是“待今年9月房屋完工交付使用后（花移栽在白露前一周—按前协议）”。张永芳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笔误，应当是“15平方米守花”而非一审载明的“15平方米守死”，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成都市青羊区国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张永桂、张永秀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直接予以确认。对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有四个，现评判如下： 一、关于张永芳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交付房屋或赔偿损失的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 张永芳认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未能依照约定向其父亲交付拆迁108.43平方米房屋而应安置的房屋，因此应当依照约定承担交付房屋或者赔偿损失的责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认为关于表述为拆迁108.43平方米房屋而签署的两份协议，是针对其他三份协议的总结，是因为其他三份协议中涉及的房屋面积中有部分需要由张永芳父亲出钱购买，而载明的108.43平方米是对当时被拆迁房屋现场核实后确定的，这个数据与证载面积不一致，证载面积仅有58.3平方米。 对此本院认为，现张永芳未能举证证明除去××街××号××号面积分别为62平方米、17.55平方米、13.75平方米的房屋外，其父亲另外还有108.43平方米的房屋，因此，张永芳关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另行拆迁了其父亲108.43平方米房屋的主张存疑。从涉及108.43平方米房屋的两份协议内容来看，明确表示了系用××街××单元××号××楼××及铺面专间面积17.55平方米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79.55平方米）和××街××号××楼××的新建楼房（建筑面积62.36平方米）作为安置房屋，而上述安置房屋与其他三份协议中约定的安置房屋一致，安置房屋位置、大小、套数等属于被拆迁人重点关注事项，加之张永芳未能举证证明其父亲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过异议，因此，张永芳关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另行拆迁了其父亲108.43平方米房屋的主张，不符合常理。 综上，张永芳关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还另行拆迁了其父亲108.43平方米房屋的主张，不符合本案查明事实且与常理不符，故本院依法采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涉及108.43平方米的两份协议的解释，即该两份协议仅是对张永芳父亲应补款项进行确认，而非确定还应安置房屋。因此，张永芳关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未履行交付房屋义务要求交付房屋或赔偿损失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张永芳关于青国投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二、关于张永芳能否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返还案涉土地或予以补偿的问题 张永芳认为其父亲之前购买了案涉土地的所有权，后来颁发的房产证中将土地使用权变更为公产，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拆迁时未对案涉土地进行征用或拆迁，因此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应当予以返还或补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认为案涉房屋系修建在案涉土地上，所以当初拆迁时，是对房屋和土地一并进行了安置，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不负有返还案涉土地的义务。 对此本院认为，张永芳并未举证证明依据当时政策被拆迁房屋进行安置后，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还应另行给予补偿，在未予补偿前，土地仍属被拆迁人所有或其父亲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应另行补偿，在未予补偿前，土地使用权仍属张永芳父亲达成一致。同时，从房地一体的角度出发，采取以房换房安置，也应认定对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进行了安置补偿。综上，张永芳认为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未对案涉房屋所在土地进行安置补偿，张永芳等仍享有案涉房屋所在土地权利进行要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返还土地或补偿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张永芳关于青国投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是否应当退还多支付的购房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 对此本院认为，即便张永芳主张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收取了房屋补差款，至本案查明张永芳父亲最后一笔款项缴纳时（1987年8月29日），张永芳父亲应当知道多缴纳了款项，因此，要求返还款项的诉讼时效应从此开始计算，加之张永芳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因此，至1989年8月29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因此，即便存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收取房屋补差款的情况，张永芳要求退还相应款项并支付利息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四、关于张永芳能否以青国投公司侵权而要求赔偿苗木损失的问题 本院认为，本案处理的是因1986年8月1日签订的《拆除私产自住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而产生的合同纠纷，而张永芳主张青国投公司承担责任系基于侵权，且是发生在第二次拆迁过程中的侵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本院对青国投公司是否存在侵权、是否应当赔偿不作审查。 此外，张永芳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但未明确被调查单位或个人信息，且已超过本院二审确定的举证期限，故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张永芳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张永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广智 审判员  赵 韬 审判员  王 果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曹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