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6行初102号原告赵先娇，女，197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法定代表人王建军，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出庭负责人王光杰，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卓以双，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干部，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湖北三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第三人张兴元，男，195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伟，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告赵先娇因认为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房屋违建查处职责一案，于2020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先娇，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的出庭负责人王光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卓以双和曾勇，第三人张兴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先娇诉称，2017年本人曾就张兴元违建向行政部门投诉无果提起过诉讼，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本人未做继承公证不具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现本人已做继承公证，是赵世贤合法唯一的继承人。2019年6月22日本人携带投诉材料亲自前往襄阳市樊城区政府递交材料不受。2019年6月23日本人通过邮局向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投递拒收。现依据相关法律再次提起诉讼。张兴元在借我家房屋期间申请拆旧建新，旧房未拆除却把我家的厕所和围墙拆除了；非断如此还在我家宅基地上建了一个厨房和一栋三层楼。据张兴元法院存档答辩状中自诉他的这个违法的三层楼和厨房建设时间发生在2011年，该栋楼房即是侵占我家宅基地，又属违建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襄阳市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违法建设依法界定及查处的实施意见》以及《襄阳市防控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之相关规定，被告是查处第三人所在地违建的责任主体，张兴元的这栋楼房属于违法建筑，应予拆除。张兴元一家三口户口在竹条村**，原有宅基地面积116.75平米已经超出人均面积33平米的标准，又抢占我家的80.8平米，现有面积达到307平米。除了第一栋两层楼，又盖了第二栋三层楼和一个厨房，实属一户两宅。本人在2016年申请安装自来水，张兴元的这栋三层楼阻碍了自来水安装通道，至今我家都没能装上自来水；另外，由于张兴元的这栋楼房是拆除我家厕所在我家宅基地上所建，致使我家至今没有厕所，原本前后通透的房屋让他给堵了后门，造成现有我家房屋三面高楼矗立，前后不通风，严重影响到本人的正常生活。综上，请求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张兴元无批建手续的三层楼及厨房履行查处职责；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辩称，一是赵先娇一案多诉，滥用诉权，原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起诉。赵先娇与第三人张兴元纠纷一事，赵先娇先后多次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向樊城区人民法院、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均败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行终631号行政裁定书，认定了“赵先娇的爷爷赵世贤的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其所在农村集体，使用权属于赵世贤作为户主的家庭成员共有，在赵世贤去世后，赵先娇作为城镇户籍的居民，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不享有继承权，赵先娇的母亲尚健在，不符合代位继承的条件，赵先娇主张对赵世贤的房屋享有继承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事实，故赵先娇并不是适格原告，裁定驳回赵先娇的行政诉讼。现赵先娇又再次以同一理由提出了以办有继承公证，是赵世贤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答辩人认为仍无法律依据。赵先娇诉称其系赵世贤唯一合法继承人，与省高院的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不符，即赵先娇不符合代位继承的条件，表明赵世贤的遗产有他人继承，赵世贤的财产所有权归他人所有。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规定，赵先娇一案多诉，滥用诉权，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二是答辩人没有宅基地的管理和处罚职权，被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赵先娇起诉。根据《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建筑法》的规定，答辩人没有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建筑管理和处罚职权，被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赵先娇起诉。三是赵先娇起诉超过起诉期间，应依法驳回赵先娇起诉。赵先娇诉称“2019年6月23日本人通过邮局向答辩人投递拒收”，从2019年6月23日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一年以上。根据《行政诉讼法》4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而赵先娇却在2020年7月10日提起诉讼，显然超过起诉期间，应裁定驳回起诉。因此，赵先娇诉讼主体不适格，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应裁定驳回赵先娇的起诉。第三人张兴元辩称，一是原告所述张兴元违建及张兴元侵占其宅基地不属实。1.张兴元是世代居住在牛××镇××村××组的农民，1988年张兴元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有2间2层房屋及后面的厨房和杂物间，因张兴元的三个孩子逐渐长大，原有房屋明显不够住，按照农村的习俗，为了两个儿子将来结婚有地方居住，张兴元在向村委会汇报以后，2010年将自己的厨房和杂物间拆旧盖新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是为了维护基本的居住权利，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违法建筑。赵世贤的厨房是我家和他家的分界线，赵世贤的那间厨房现在仍然还在。双方宅基地的东西方向是以赵世贤的小厨房最西边的地脚为界，南北方向以赵世贤的主房最北边的地脚为界。张兴元没有侵占赵世贤的宅基地。2.张兴元的房屋是在2011年2月盖好并使用的，原告在诉状中引用的《襄阳市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违法建设依法界定及查处的实施意见》及《襄阳市防控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均是在张兴元房屋盖好以后发布的。3.关于原告所述的安装自来水的事情，樊城区法院一审已经驳回了原告赵先娇的诉讼请求，目前二审已经开庭，正在等待二审判决。二是原告自2016年起多次在法院起诉张兴元，最高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樊城区人民法院的行政文书均认定原告赵先娇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原告赵先娇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提起诉讼，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依法维护答辩人张兴元的合法权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告赵先娇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身份证复印件、赵世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公证书、张兴元地籍调查表、张兴元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张兴元是邻居且有利害关系。第二组证据：张兴元的户籍证明。拟证明张兴元只有三口人户籍在竹条村**，原宅基地面积已经超出了人均33平米的标准。第三组证据：邮寄交寄单，湖北省人民政府网投诉张兴元违建的截图。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投诉过第三人违建的事情。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行终631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赵先姣不具有代位继承权，赵世贤去世后，应由有权继承的人进行继承，财产归有权继承人共有，并不是赵世贤的财产，赵先姣仍以其系赵世贤财产唯一合法继承人的理由仍然不成立，赵先姣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案多诉，滥用诉权。证据2.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6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行终122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赵先姣就其土地事宜先后与张兴元进行过三次民事诉讼，与樊城区牛首镇政府、张兴元多次进行行政诉讼，赵先姣诉樊城区牛首镇政府履行职责一案，经一审、二审裁定均驳回其起诉，赵先姣一案多诉，滥用诉权，应驳回其起诉。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第三人张兴元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1087号行政裁定书。证据2.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6行终192号行政裁定书。证据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20）鄂0606行初134号行政裁定书。三份证据拟证明原告赵先姣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经庭审质证，被告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公证书的合法性有异议，本案诉争的赵世贤的宅基地在竹条村八组，而不是竹条社区，盖公章应该是村委会的公章，而不是竹条社区的，另外公证书中“朱照龙、马玉华于1953年同时送养给他人”的表述证明没有依据，证明目的也有异议。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组证据中的邮寄交寄单无法证明原告邮寄的内容，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张兴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赵先娇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三份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已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且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张兴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原告赵先娇对第三人张兴元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三份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些证据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被告对第三人张兴元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相互不持异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并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综合审查认定。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于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2020年6月28日，原告赵先娇通过EMS向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邮寄了一份材料，邮件交寄单上载明的内件品名及数量为“1.张兴元违建投诉信1份，2赵先娇身份证复印件1份，3.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1份，4.赵先娇继承公证书1份……”。2020年7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称，“张兴元在借我家房屋期间申请拆旧建新，旧房未拆除却把我家的厕所和围墙拆除了，还在我家宅基地上建了一个厨房和一栋三层楼。据张兴元法院存档答辩状中自诉这个违法的三层楼和厨房建设时间发生在2011年，该栋楼房即是侵占我家宅基地，又属违建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襄阳市查处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违法建设依法界定及查处的实施意见》以及《襄阳市防控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之相关规定，被告是查处第三人所在地违建的责任主体，张兴元的这栋楼房属于违法建筑，应予拆除。张兴元一家三口户口在竹条村**，原有宅基地面积116.75平米已经超出人均面积33平米的标准，又抢占我家的80.8平米，现有面积达到307平米。除了第一栋两层楼，又盖了第二栋三层楼和一个厨房，实属一户两宅。本人在2016年申请安装自来水，张兴元的这栋三层楼阻碍了自来水安装通道，至今我家都没能装上自来水；另外，由于张兴元的这栋楼房是拆除我家厕所在我家宅基地上所建，致使我家至今没有厕所，原本前后通透的房屋让他给堵了后门，造成现有我家房屋三面高楼矗立，前后不通风，严重影响到本人的正常生活”。原告认为被告拒收，遂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张兴元无批建手续的三层楼及厨房履行查处职责。本院认为，本案为履责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樊城区人民政府是否具有查处原告赵天娇诉称的违建行为的职责。本案中，原告赵先娇于2020年6月28日通过EMS向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邮寄了一份材料，邮件交寄单上载明的内件品名及数量为“1.张兴元违建投诉信1份，2赵先娇身份证复印件1份，3.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1份，4.赵先娇继承公证书1份……”。因未收到被告的答复，原告遂于2020年7月10日向本院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张兴元无批建手续的三层楼及厨房履行查处职责。《襄阳市防控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章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查处违建工作中的职责进行了分工，县级人民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是本辖区和管理范围内防控和查处违法建设工作的责任主体，全面组织领导辖区和管理范围内违法建设的防控和查处工作；城乡规划部门负责对违法建设进行认定，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庭审过程中，被告陈述原告投诉的违章建筑类型的查处职责之前是由住建局下属的监察中队行使，现在由农业农村局行使。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投诉的情形，即其是为维护自身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但是原告提供的法律依据以及证据，结合被告的陈述，并不能证明被告负有直接查处原告所诉的违建行为的职责，故该种情形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原告无权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赵先娇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不予收取。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曾建彬审判员  梁慧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冯海洋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