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5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奎阁园区石滨路**。 法定代表人：沈鑫，执行董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博，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雅君，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子东，男，198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雄伟，四川天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希友，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上诉人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建工）因与被上诉人李子东、杨希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邛崃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3民初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龚耘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南建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李子东对西南建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子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事实不清，对主要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实际施工人李军参加诉讼，导致原判决事实不清。“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李军。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也是李军与李子东在实际进行，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实际归属于李军与李子东，本案原被告应为李子东与李军双方。原审法院此前审理过多起涉及李军在“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工程”的纠纷，李军在此前法院审理中明确承认系青华、黄庙社区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而本案中原审法院未予审查，进而认定分包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是西南建工与李子东，该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二、西南建工与李子东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西南建工从未与李子东签订《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安置点项目外墙砖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案涉合同落款处虽加盖有“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但该公章并非西南建工的，西南建工与李子东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案涉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实际施工人是李军，西南建工未曾参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李子东应向李军主张权利，与西南建工无关。2.原审法院认定杨希友有权代表西南建工与李子东签署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李军并非案涉项目负责人，与西南建工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指派杨希友从事项目经理不属于职务行为。李军提交的《劳动合同》不真实、不合法。其一，李军系在职人民教师，属于学校事业单位人员，不具有签订劳动合同主体资格。其二，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当时的名称叫广安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12年底才变更为西南建工，公司印章也是在变更之后才雕刻的，所以以西南建工名义签署的劳动合同明显系虚假的；其三，西南建工也未向李军发放过工资报酬，李军在西南建工单位也无任何岗位职务。李军也没有西南建工授权，其擅自指派杨希友作为项目经理系个人行为，与西南建工无关。3.杨希友在施工合同中的签字系个人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杨希友与西南建工之间无合法的人事或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关系，且未有西南建工明确授权。其在西南建工不知情的情形下伪造公司印章对外订立合同，其中没有使李子东足以相信第三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杨希友的行为不是职务代理行为，西南建工对该工程款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即便合同关系成立，李子东亦未与西南建工进行任何结算，原审法院直接确认金额为62307元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李子东要求西南建工支付剩余工程款62307元的计价依据是其自行拟订的相关资料。首先从形式上不符合结算的表征，其次内容上无论从实际项目工程量的核算还是工程总价款的核算都存在巨大差异。结合李子东提交的《付款明细》，无法从上述证据中看出与其诉求的工程款之间的关联。实际上，西南建工与李子东之间未曾就涉案工程的工程量进行结算，原审法院仅依据李子东的请求即认定西南建工欠付的金额为62307元违背了案件事实。四、李子东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題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本案中李子东对其所主张的权利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主张现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据此，李子东的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其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李子东辩称，一、李子东与西南建工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8783号、（2018）川01民终18786号、（2020）川01民终2421号等20多份生效判决书查明和确认的内容，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和李军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西南建工聘请李军在其成都分公司从事负责人工作岗位，并授权李军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成都市分公司负责该公司的管理。2014年5月1日西南建工作为甲方与乙方李裕明、王世祥、张显明签订《青华社区项目合作协议书》，李军代表甲方西南建工签字并加盖西南建工印章，同时，西南建工将其公司印章交由李军保管，可以进一步说明李军具有西南建工公司的合法授权故案涉工程李军有权代表的西南建工，故李军涉及的案涉工程项目为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西南建工。所以案涉项目中李军不是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就是西南建工。并且李军早已不是人民教师，很早就离职了。2.杨希友被西南建工工作人员李军和邓春华聘请为案涉工程项目的执行经理，有李军案涉其他同类案件中的陈述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8783号、（2018）川01民终18786号、（2018）川01民终18787号、（2020）川01民终2421号等20多份生效判决书查明和确认的事实为证。因此，杨希友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杨希友有权代表西南建工与李子东签订《施工合同》。3.广安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什么时候变更为西南建工与案涉工程公章的真假并无必然关联。4.杨希友代表西南建工参加临济镇人民政府组织的协调会、代表西南建工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用电移交协议、报价表、签到表。也在××镇××出具的《委托书》及《民工工资付款明细表》中也有签字。说明杨希友是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西南建工。5.西南建工承建了邛崃市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重建农民新居项目工程建设，在工程所在地设立了工程项目部，工程所在地公示牌上面明确承建单位就是西南建工，公示牌内的工作人员就有第三人杨希友，职务为执行经理。杨希友作为西南建工的代表人与李子东签订的《施工合同》是在该工程所在地的项目部所签订，签订时杨希友是戴着工作牌的，职务是执行经理，工作牌杨希友已经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提交。6.2017年1月25日，西南建工向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出具委托书，委托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将100万元代为支付青华项目部分民工工资明细表，第7项载明20000元，有杨希友、李军签字，加盖了西南建工印章。说明西南建工认可杨希友代表西南建工与李子东签订合同的行为，并同意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7.2017年3月13日，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受西南建工委托向李子东的农商银行账户转账20000元，说明西南建工认可杨希友代西南建工与李子东签订案涉合同，并履行了合同项下部分义务。二、原审法院认定西南建工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的盖章构成对债务的确认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李子东提交由西南建工工作人员包启锦、李盼、杨荣确认的西南建工工程量确认载明：外墙贴砖工程量13918.68米，说明西南建工与李子东签订了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及完成的工程量，根据合同约定单价38元每平方米。工程款为528909.84元，而李子东起诉的金额远远低于总工程款528909.84元，在一审庭审中，杨希友认可金额和李子东起诉的金额一致，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三、本案诉讼时效并未经过。2017年3月13日，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受西南建工委托向李子东农商银行转账20000元的行为说明西南建工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李子东是2020年1月向邛崃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并未经过。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希友辩称，李子东在项目部做外墙砖施工是事实，李子东诉请的剩余工程款数额应为62307元。西南建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子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西南建工支付李子东工程款62307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从2015年5月1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与李军签订《劳动合同》，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职务为成都分公司负责人。西南建工作为甲方与李军于2013年、2014年分别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约定根据年度工作要求，西南建工授权李军作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2014年4月，西南建工中标承建了邛崃市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李军指派杨希友在案涉青华社区项目上从事项目执行经理工作，案涉项目启动后杨希友一直在项目上进行管理，并代表西南建工在邛崃市××镇××参加相关会议，协调项目上的相关事宜。 2014年9月10日，杨希友以青华社区建设项目部的名义与李子东签订了《施工合同》约定：包工不包料；按实际贴面积承包价为38元/平方米；按每月工程完成量的70%支付进度款，工程完工后付到总工程款的85%，余15%工程款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支付。 2015年2月5日，植茂银、李盼、包启锦、杨荣、李子东签字的“工程量确认单”载明：外墙贴转工程量13918.68平方米。 西南建工于2017年1月25日向临济镇政府出具《委托书》中载明：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外墙风貌部分，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8日正式进场，2015年2月11日工程已全面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临济镇政府申请100万元，委托临济镇政府将100万元代为支付该项目部分民工工资并附民工工资代为支付明细。明细表中载明：7李子东代付金额20000元。 2017年3月13日，临济镇政府向李子东农商银行账户转款2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采信如下证据：《施工合同》、临济财政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农商银行交易明细、通讯录、借款申请及委托书(附明细表)、工程量确认书、（2018）川01民终18786、18787号、18783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西南建工与李子东之间是否成立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2.西南建工是否差欠李子东工程款，具体金额如何认定；3.李子东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4.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依次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西南建工系案涉工程的总包单位，虽然其否认与李军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878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西南建工与李军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西南建工与李军先后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西南建工授权以李军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西南建工提交的《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书》系西南建工与李军之间关于总公司与分公司经营管理关系的内部约定，不能推翻对外李军能代表西南建工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杨希友系李军报请西南建工同意后到案涉项目负责，杨希友在青华项目的行为系代表西南建工的行为。西南建工向临济镇政府提交的《委托书》所附明细表中有“李子东代付金额20000元”的记载，临济镇政府按照西南建工的委托向李子东付款20000元，上述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西南建工与李子东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李子东属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案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案涉合同虽无效，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不影响李子东要求给付工程款的权利。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工程量确认书》载明的工程量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单价，可以计算出工程款总额为528909.84元。在西南建工未举证证明付款情况下，白强认可杨希友陈述的现在欠付的数额，该数额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实际欠付工程款的数额。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政府于2017年3月13日向李子东支付工程款，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之规定，李子东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3月14日重新计算，至李子东于2020年1月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西南建工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11日竣工验收合格，结合双方合同的约定，西南建工至迟应当自2015年5月12日向李子东计付欠付工程款利息。至于计算基数的问题，李子东主张以最终欠付的数额作为基数，而该数额少于2015年5月12日欠付的数额，李子东行使了对实体权利的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上述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西南建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子东工程款62307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6230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5月1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62307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3元，由西南建工负担。 二审中，李子东提交以下新证据：（2020）川01民终242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李军的身份是西南建工成都分公司的负责人，杨希友的身份是西南建工在案涉项目的执行经理，该二人的行为能够对外代表西南建工。经质证，西南建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力，认为仅作为可参考的判例，但不属于证据范畴。杨希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各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西南建工与李子东之间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本案是否需追加李军参加诉讼；2.西南建工是否差欠李子东工程款，具体金额如何认定。3.李子君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878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西南建工与李军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西南建工与李军先后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西南建工授权李军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西南建工以上述劳动合同系李军使用虚假印章所签订、未向其支付过劳动报酬为由，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主张，与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杨希友系李军报请西南建工同意后到案涉项目负责，该事实有西南建工加盖印章、并有杨希友签字的《委托书》印证。此外，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13日，以代发工资形式向李子东转款支付劳务费，西南建工亦不能合理解释其与李子东存在其他法律关系，需要向其支付款项。因此，上述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杨希友系代表西南建工与李子东签订案涉《施工合同》，即使该合同因李子东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不影响本院认定合同相对方为李子东与西南建工，本案也不需追加李军参加诉讼。因李子东不具备施工案涉工程的专业资质，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从西南建工向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委托书》内容来看，西南建工在该《委托书》上自认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11日全面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则李子东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向西南建工主张工程款。虽然西南建工否认与李子东进行过结算，但根据杨希友与李子东签订的《施工合同》第三条“计价与付款”中关于“按实际贴面积，承包价为38元/米，价款按照甲乙双方认可的有效工程量结算单为依据进行结算”的约定，结合2015年2月5日由植茂银、李盼、包启锦、杨荣、李子东等人签字确认的“工程量确认单”，其中载明外墙贴转工程量13918.68平方米，杨希友对该工程量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子东完成的工程总价款为528909.84元，并无不当。在西南建工未举证证明已付款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李子东自认的已收款数额，认定西南建工尚欠李子东62307元，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认定西南建工应承担的逾期付款利息，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施工合同》第三条“计价与付款”中约定：“……3.支付方式为：按每月工程完成量的70%支付进度款，工程完工后支付到总工程款的85%，余15%工程款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支付。”二审中，各方均认可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11日竣工验收合格的事实。西南建工上诉认为案涉剩余工程款应于工程竣工之日起起算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子东认为剩余工程款最迟应于2015年5月11日付清的主张，符合双方约定，剩余未付工程款的诉讼时效亦应自此起算。庭审已查明，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政府于2017年3月13日向李子东支付工程款，该付款行为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李子东主张剩余工程款诉请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3月14日重新计算，至李子东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西南建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8元，由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龚 耘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