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8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华泰建筑材料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少陵路**。 法定代表人：郭子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夏，重庆坤源衡泰（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横丁字街**1-1/div> 法定代表人：荣者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国，四川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明烈，男，196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上诉人成都市华泰建筑材料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幕公司）、原审第三人王明烈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1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7民初11050号民事判决，改判天幕公司支付华泰公司租金380000元及违约金（从2018年10月7日起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租金全部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5日为40090元）；2.一、二审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天幕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王明烈以天幕公司名义与华泰公司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系认定事实不清。一、王明烈持有项目章和授权委托书的行为符合代理权授予的外观，构成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双方签订案涉合同之时，王明烈持有天幕公司的项目章和一份加盖天幕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根据该授权委托书内容，王明烈有权代表天幕公司处理呈祥总部基地工程的一切事宜，案涉合同正是与呈祥总部基地工程有关，因此，华泰公司有理由相信王明烈有权代表天幕公司签订合同，且有理由认为项目章具备公章效力。同时，王明烈与华泰公司签订的案涉合同首部与尾部均有王明烈签字、捺印，并加盖“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呈祥基地项目部”印章，此两处印章也能证明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为华泰公司与天幕公司。二、华泰公司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构成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案涉工地的幕墙工程由天幕公司承接，王明烈为施工管理现场负责人，其除代表天幕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合同外，还与施工方和多家材料商签订合同，本案一审调查中，天幕公司承认向王明烈出具过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在已有授权委托书的前提下，即便华泰公司是从事经常性商事活动的商人，也无须再履行额外的注意义务。华泰公司基于对该委托书的信赖，足以相信王明烈有权代表天幕公司签订案涉合同。三、华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令申请书，调取相关委托书，一审法院未作回复。华泰公司在一审中通过向案涉工程所在的龙潭总部基地管委会了解，其保存有该份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原件在案涉工程施工方四川泰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发公司）处，泰发公司明确只有有法院的调查令即可调取。华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令申请书，截止判决之日，一审法院未出具调查令，但在判决中却以华泰公司举证不能驳回了华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另即便华泰公司未提交该份授权委托书，但在一审庭审中，天幕公司认可该份资料确实存在，一审未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对华泰公司极不公平。四、合同履行中，不能以实际付款方否认合同的相对主体，实际履行中，代付情况时有发生。结算单上王明烈的签字符合案涉合同第五条15款“承包人代表姓名：王明烈，负责签订有效结算单”约定，故亦不能以结算单仅有王明烈签字否认天幕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综上，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王明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天幕公司应对租金及违约金承担支付责任。 天幕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案涉工程是王明烈承包的。二、华泰公司所谓的项目章，一审王明烈已陈述是其私刻，天幕公司并未授权王明烈制作该章。华泰公司作为长期从事建筑设备租赁的企业，应当清楚项目章和公章的区别，更应该尽到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查看相关文书。但华泰公司在签订案涉合同的过程中，没有核实王明烈是否具有授权，而是在诉讼过程中得知王明烈在涉案工程中可能有授权，故其本身存在过错。三、华泰公司主观上并不是善意的。起诉前，华泰公司未找天幕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所有的租金也均是由业主单位支付，天幕公司未出具过任何委托成都市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呈祥公司）付款的凭证，事实上，华泰公司的租金是呈祥公司根据王明烈的委托支付，华泰公司在呈祥公司支付款项后，向呈祥公司开具了发票。根据上述事实，华泰公司自始至终均认可王明烈与呈祥公司为合同的相对方，如果其认为天幕公司是合同相对方，那么在呈祥公司支付款项时，应该有天幕公司的授权或者委托才会将款项支付给华泰公司。因此华泰公司主观上并不是善意的。四、经向王明烈了解，华泰公司在与王明烈签订合同时，就已经明知呈祥总部基地是呈祥公司直接包给王明烈施工，天幕公司、泰发公司均没有参与项目施工，仅用于备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明烈陈述，一、对于其欠华泰公司380000元租金无异议，双方办理了结算。但其正在与呈祥公司诉讼，没有能力支付前述款项。二、所有已付款均是其委托呈祥公司支付，华泰公司要求天幕公司支付租金没有道理。 华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天幕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租金380000元；2.判决天幕公司向华泰公司支付违约金（从2018年10月7日起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租金全部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5月5日为4009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日，呈祥公司（甲方）与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明烈（乙方）签订合同，呈祥公司将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部分委托给乙方施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都进行了约定。合同尾部乙方签章处有王明烈签字。 2018年6月1日，呈祥公司与王明烈就上述项目形成签证汇总表，该汇总表上均有王明烈签字确认。 2017年9月1日，“甲方王明烈”与“乙方华泰公司”签订《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约定甲方租赁乙方吊篮用于呈 祥总部基地项目，双方对于吊篮租金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都进行了约定。合同首部加盖有“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呈祥总部基地项目部”印章，且合同尾部甲方落款处有王明烈签字及捺印，并加盖有“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呈祥总部基地项目部”印章。 2018年10月6日，“甲方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王明烈）”与“乙方成都市华泰建筑材料租赁有限公司”就呈祥总部基地工程吊篮租赁形成结算表，结算表载明截止2018年8月31日吊篮租赁费及其他费用共计912459元，已付500000元，未付412458元。该结算表上王明烈手书备注“确认总价为捌拾捌万元整，加开伍拾万元整发票，不付钱”。结算表尾部甲方落款处有王明烈签字。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华泰公司称签订案涉租赁合同时，王明烈出示过天幕公司授权王明烈办理案涉项目一切事宜的授权委托书，故案涉合同义务应由天幕公司承担。对此天幕公司称其并未对案涉租赁向王明烈出具授权委托书，曾就泰发公司与天幕公司签订合同向王明烈出具过委托书，且合同签订后也没有履行。 一审另查明，华泰公司已收到的案涉租赁款项是呈祥公司业主方直接支付给华泰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明烈以天幕公司的名义与华泰公司签订《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从合同签订上看，《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首部“甲方（承租方）”和尾部“甲方”的签字人是王明烈，虽然两处均加盖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呈祥总部基地项目部印章，但项目章不同于公司公章，并不当然具备代表公司意志的对外公示效力，相对方还需审查持章人和代理人的授权。本案中，华泰公司提到存在一份加盖天幕公司公章内容为委托王明烈“处理呈祥总部基地工程一切事宜”的授权委托书，华泰公司称未就租赁事项向王明烈出具过任何授权，华泰公司不能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称的授权委托书存在，应当承担证明不力的后果。 王明烈不具有天幕公司的授权，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需要审查两个核心构成要件：一是客观要件，即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二是主观要件，即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其中，对于主观要件的判断，需要考察形成客观表象的形式要素是否有瑕疵及相对人自身的经验。如果客观表象形式要素具有重大瑕疵而相对人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就不能认定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如果相对人为从事经常性商事活动的商人，对于其注意义务的标准，一般应当高于普通的民事主体。本案中，王明烈借用天幕公司资质承接成都市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包的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对工程施工有管理权，同时王明烈又持有天幕公司项目章。但华泰公司作为专业的建筑设备租赁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审查王明烈与天幕公司的关系和签订租赁合同的授权。从现有证据看，王明烈并非天幕公司的员工，签订租赁合同并非职务行为，王明烈也不持有天幕公司签订案涉租赁合同的授权。合同履行过程中，租金的支付主体是呈祥公司业主方，结算单上也仅有王明烈个人签字，天幕公司从未实际参与本案租赁事宜。 综上，王明烈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天幕公司在本案中明确表示不愿意追认，而华泰公司未能证明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不能认定表见代理。故，华泰公司诉请天幕公司支付租金及违约金，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华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601元，由华泰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天幕公司和王明烈未提交新证据。华泰公司提交了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6561号民事判决，拟证明：1.天幕公司是案涉项目外墙装饰工程的分包方，王明烈一直在现场施工，其与天幕公司构成挂靠关系；2.王明烈与泰发公司呈祥总部基地签订的补充协议和备忘录，仅有王明烈的签字，未加盖天幕公司的印章，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该补充协议和备忘录在泰发公司与天幕公司之间产生法律效力。本案华泰公司与天幕公司在同一天签订的吊篮租赁协议，除王明烈签字外，合同还加盖了天幕公司项目章，该协议也应在华泰公司与天幕公司之间产生法律效力；3.王明烈提到2017年10月找的天幕公司与事实不符，2015年6月28日，泰发公司与天幕公司就签订了相关专业分包合同。综上，该判决书认定事实能证明王明烈与天幕公司系挂靠关系，且能够代表天幕公司对外处理案涉项目事宜。 天幕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清楚该判决是否已生效，即便已生效，也不能达到华泰公司的证明目的。1.王明烈陈述的很清楚，天幕公司与泰发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实际履行的是王明烈与呈祥公司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2.天幕公司与泰发公司在整个工程中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所有的工程款均是由呈祥公司根据王明烈的委托支付给工人和材料商；3.该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是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对法律的适用和理解，并不能作为王明烈与天幕公司具有某种法律关系的依据；4.该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对于补充协议的签订和款项的支付相关事实存在遗漏。 王明烈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跟天幕公司、泰发公司之间无直接利益往来，所有的资金都是经过呈祥公司，发票也是开的呈祥公司。 本院经审查认为，天幕公司与王明烈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天幕公司作为（2019）川0108民初6561号案件的被告，在本案二审庭审中陈述其至今未收到该案的上诉状，故对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判决系基于该案查明事实综合认定王明烈能够代表天幕公司与泰发公司签订合同，因该案与本案事实并不相同，故不能据此认定本案王明烈也能够代表天幕公司与华泰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故该证据不能达成华泰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华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调查令申请书，申请出具调查令，协助其调取存放于泰发公司处关于天幕公司授权王明烈关于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项目的授权委托书，本院于2020年10月22日出具了调查令，2020年10月26日收到泰发公司加盖公章的调查令回执，载明“不能提供调查令所要求的材料，原因：存放于我公司处关于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授权王明烈关于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已遗失”。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明烈以天幕公司名义与华泰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本院评述如下： 首先，《高处作业吊篮租赁合同》首部“甲方（承租方）”和尾部“甲方”的签字人是王明烈，虽然两处均加盖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呈祥总部基地项目部印章，但项目章不同于公司公章，并不当然具备代表公司意志的对外公示效力，相对方还需审查持章人是否具有签订案涉合同的授权。本案中，华泰公司一、二审均表示在签订案涉合同时王明烈向其出示过一份加盖天幕公司公章、内容为委托王明烈“处理呈祥总部基地工程一切事宜”的授权委托书，其基于该授权委托书和王明烈持有项目章的事实相信王明烈能够代表天幕公司。华泰公司为证明确实存在该份授权委托书，向本院申请调查令，本院向其出具了调查令，但调查结果为该授权委托书已遗失，故仅能证明天幕公司确向泰发公司出具过对王明烈的授权委托书，天幕公司在一、二审中对此亦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该授权委托书载明有华泰公司陈述的“委托王明烈处理呈祥总部基地工程一切事宜”的内容。故华泰公司举证不足以证明王明烈取得天幕公司就案涉租赁事宜的授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次，案涉租金均是由呈祥公司支付，结算单上也仅有王明烈个人签字，无证据证明天幕公司以其实际行为对王明烈的无权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综上，一审认定王明烈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华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01元，由成都市华泰建筑材料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笛 审 判 员  夏 伟 审 判 员  李 玲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  高 凌 书 记 员  李海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