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民终7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小鹏，男，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宁发，男，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毛顺兰，男，195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斌，男，1953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平林，男，195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健武，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魏华青，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南平，男，196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敏德，男，197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小英，女，197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健勇，男，1963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以上11上诉人共同诉讼代表人：梁平林、魏华青，信息同上。以上11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睿奇，上海市建纬（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辛明，男，194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斌，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致欣，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杨瑞义，男，195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上诉人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因与被上诉人辛明、原审第三人杨瑞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1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丁小鹏、毛顺兰、李斌、梁平林、魏华青、徐敏德、万健勇及上述11个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睿奇，被上诉人辛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斌、陈致欣，原审第三人杨瑞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上诉请求：1.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1民初44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排除被上诉人辛明对第三人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中的3.89%股权（即200万×3.89%=77，800元）的执行请求；确认第三人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中的3.89%股权属全体上诉人按份共有；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辛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不清。第三人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中的3.89%股权为上诉人共11位股东按份共有。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规定，公司股权的确认，要充分考虑出资人的权益为前提，按照已经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的情况作为认定股权持有的依据，而不能简单机械地适用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资料等。本案中因11位上诉人等投资设立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时未按照实际出资情况登记股东及股权持有比例，故应当结合公司章程、分红记录等材料综合认定股权持有情况。谁实际出资，谁就拥有最终的股权。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从公司设立登记之初第三人杨瑞义的实际出资比例就一直是11.11%（765万元的实际投资款中支付了85万元），且其后到2019年为止公司对杨瑞义都是按照11.11的持股比例进行的分红，其余股东的分红也是按照实际的持股比例计算分发的，记录明确。故从股东实际享有的权利来看，股权的实际持有比例全部股东皆知晓，且公司一直按照上述持股比例认可股东实际身份及股东权利行使，综上杨瑞义代持的3.89%股权应当认定为11位上诉人实际按份共有。二、此案不适用公司法权利外观理论，应当以事实持有情况为依据确认股权持有比例。公司法权利外观理论适用旨在通过物权（权利外观）的公示公信，维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相对人、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二十六条的规定明确了第三人保护范围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就其名下的股权进行交易的相对人或公司的债权人，涉及的是法律关系是处分性法律关系。而本案中，辛明并非基于信赖而与股权名义股东杨瑞义发生交易关系的第三人，也非公司的债权人，双方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属于处分性法律关系，在本案中并没有需要维护的交易安全，故不可适用权利理论。故辛明基于借贷纠纷而对杨瑞义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能优先于实际股权持有人对诉争3.89%股权享有的物权请求权。辛明辩称，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事实，本案系第三人逃避执行挑唆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我每申请执行一项资产，被执行人都提出各种异议来逃避执行，一审中无论是上诉人还是原审第三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他们存在代持的事实。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权是以登记为准，代持事实只是内部关系，对第三人不具有影响力。因此，我申请执行杨瑞义名下的15%的股权，对该股权进行拍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杨瑞义述称，我的股权从和平阳光酒店开业至今，我的分红都是按11%执行的，这是可以查明的。11位上诉人均出庭了，不可能为了我来作伪证。股权登记时我们是疏忽了，并没有按照真实的股权进行登记，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的股权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我的股份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被法院冻结，我名下15%的股权就一直没有动。是我的股权可以执行，不是我的希望法院不要执行，否则会另外产生纠纷。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排除辛明对第三人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中的3.89%股权（即200万×3.89%=77，800元）的执行请求；2、确认第三人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中的3.89%股权属于全体案外异议人按份共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辛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辛明与杨瑞义、谌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年11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赣01民初562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因杨瑞义、谌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9年9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赣01执恢7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的股权。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20）赣01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的异议请求。因对上述裁定不服，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自设立登记以来，多次公示变更投资人（股权），杨瑞义一直系该公司投资人，出资占比均为15%。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显示：至2019年12月4日，该公司投资人杨瑞义，出资额30万、占15%；投资人魏华青，出资额16.1万、占8.05%；投资人丁小鹏，出资额2.62万、占1.31%；投资人张宁发，出资额3.92万、占1.96%；投资人毛顺兰，出资额16.1万、占8.05%；投资人李斌，出资额3.8万、占1.9%；投资人梁平林，出资额39.8万、占19.9%；投资人万健武，出资额21.51万、占10.77%；投资人熊南平，出资额18.98万、占9.49%；投资人徐敏德，出资额8.68万、占4.34%；投资人程小英，出资额6.5万、占3.25%；投资人万健勇，出资额31.96万、占15.98%。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对此，一审法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一，丁小鹏等11人对案涉争议股权是否有合法有效的依据？对此，丁小鹏等11人主张案涉争议的3.89%股权系由杨瑞义代持，但对于代持的依据，丁小鹏等11人并未提供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等予以证实。而对于代持的原因，丁小鹏等11人则主张系因登记的时候内部管理不规范，按粗略情况进行的登记造成的，即对于因登记而导致的错误权利外观的责任在于丁小鹏等11人自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工商登记是对股权情况的公示，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及登记股东之债权人有权信赖工商机关登记的股权情况并据此做出判断。即便存在代持事由，亦仅具有内部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信力，隐名股东在公司对外关系上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和对外公示效力，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其二，丁小鹏等11人对案涉争议3.89%的股权是否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首先，从股权取得方式看，丁小鹏、梁平林、万健勇系公司成立时即成为公司的股东，但对于其是否实际出资，出资金额为多少，丁小鹏等11人并未提交相应的验资报告，亦未提交相应的转款凭证予以证实。而对于除丁小鹏、梁平林、万健勇外的其他人，系通过何种方式取得公司股权，股权支付对价及实际股权比例为多少，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次，从该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显示，杨瑞义自公司成立时，持股比例即为15%，而张宁发、毛顺兰、李斌、万健武、魏华青、徐敏德、程小英、熊南平均系后续取得公司股权，对于后续取得股权的股东，如何在未取得公司股权时将其股权交由杨瑞义代持，代持依据及其实际出资凭证，均无证据予以反应。依据现有证据，暂不能判定丁小鹏等11人对案涉争议股权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其三，丁小鹏等11人是否对案涉争议股权行使股东权利。丁小鹏等11人虽提交了利润分配表证明杨瑞义实际按占股比例11.11%进行的利润分配，但该利润分配表与丁小鹏等11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和转账凭证无法一一对应。2016年4月利润：利润分配表注明的杨瑞义应分利润为55555.5元，银行交易记录未有转给杨瑞义记录，丁小鹏等11人称是谌某代收，但转给谌某金额合计为42054元，与利润分配表数额不符。2016年5月利润：利润分配表注明的杨瑞义应分利润为44444.5元，但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转给杨瑞义的金额为32227元，与利润分配表数额不符。2016年7月利润：利润分配表注明的杨瑞义应分利润为55556元，但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转给杨瑞义的金额为3000元，与利润分配表数额不符。2016年8月利润：利润分配表注明的杨瑞义应分利润为33333元，但银行转账交易中无转账给杨瑞义的记录。2016年10月利润：利润分配表注明的杨瑞义应分利润为44444.5元，但银行交易记录中无转账给杨瑞义的记录。2017年8月之后的利润分配表，均注明是以现金形式支付杨瑞义利润，无实际支付凭证。无法证明第三人杨瑞义是按11.11%的持股比例行使的股东权利。而对于各原告的利润分配，亦无法与利润分配表一一对应。其四，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丁小鹏等11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在丁小鹏等11人提交的出资证明中，载明了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占股比清晰明确，在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后，股权进行过多次变更，丁小鹏等11人本可以根据真实的出资额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但其怠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因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而导致的错误权利外观的责任在于丁小鹏等11人自身。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45元，由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丁小鹏等11人提交了二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谌某出具的《代收杨瑞义分红款项说明》一份（附谌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年4月、5月、7月、8月、10月通过谌某向当时的11位股东按其实际持股比例分红，其中股东杨瑞义一直按照11.11%的实际持股比例从公司分红，谌某按实际持股比例分配完毕其他11位股东分红后，剩余分红金额为杨瑞义应得部分，由谌某留存代收。第二份证据是股东万健勇投资款收据七张，证明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万健勇依据约定股份比例实际缴付出资。辛明质证认为，第一份证据是证人证言，按照证据规则，应当出庭作证，且谌某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所作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对第二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这份投资款收据是没有做入财务账册的，且有些没有盖章，这些不能反映丁小鹏等11人与杨瑞义之间存在代持关系。杨瑞义认为丁小鹏等11人提交的证据均是真实的。本院认为，丁小鹏等11人提交的第一份证据系证人证言，但丁小鹏等11人并未向本院申请证人谌某出庭作证，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份证据系万健勇投资款收据，但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且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没有关联，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不予认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对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中的3.89%股权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材料，丁小鹏等11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杨瑞义之间就案涉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3.89%的股权构成代持关系，也不能够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首先，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与杨瑞义之间就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3.89%的股权是否构成代持关系证据不足。其一，丁小鹏等11人主张案涉的3.89%股权系由杨瑞义代持，但双方之间并无相关的股权代持协议予以证实。根据一审查明的企业信息情况显示，杨瑞义与丁小鹏等11人均为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各自的出资额和股权比例均有明确记载，现丁小鹏等11人又主张对杨瑞义持有的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15%股权中的3.89%享有股权，与工商登记的企业信息并不相符。丁小鹏等11人主张代持的原因系内部管理不规范所致，但未能合理说明并举证证明案涉3.89%的股权未能分配至丁小鹏等11人名下的具体原因，其主张有违常理。其二，丁小鹏等11人对案涉3.89%的股权未举证证明履行了出资义务。从股权取得方式看，丁小鹏、梁平林、万健勇系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原始股东，但对于是否实际出资，出资金额为多少，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转款凭证或验资报告予以证实。而对于张宁发、毛顺兰、李斌、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是通过何种方式取得公司股权，是否支付对价，特别是如何从杨瑞义处取得案涉的3.89%的股权，其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三，丁小鹏等11人对案涉3.89%的股权是否行使股东权利未尽到证明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丁小鹏等11人提交的2016年利润分配表与其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和转账凭证并不能相互对应，2017年8月之后的利润分配表注明是以现金形式支付杨瑞义利润，无实际支付凭证。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杨瑞义是按11.11%的持股比例行使的股东权利，也不足以证明丁小鹏等11人对案涉3.89%的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即享受了该3.89%股权相对应的利润分配。其次，退一步讲，即使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与杨瑞义之间就案涉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3.89%的股权代持关系成立，也不能因此排除对案涉3.89%股权的强制执行。其一，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看，股权代持关系本质上是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从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发，代持协议仅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债权请求权的效力，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对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条款仅是从内部关系上在有限责任公司领域承认了股权代持的法律效力。对于代持协议的外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上述规定可知，就外部关系而言，名义股东是其名义上所持股权的责任承担者，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在名义股东作为被执行人时，同样应当是登记在其名下股权的权利享有者，即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应当作为其责任财产而对外承担责任。实际出资人的身份未经登记的，不能对抗公司或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其二，从信赖利益保护角度看，法定事项一经登记，即产生公信力，登记事项被推定为真实、准确、有效，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受到法律保护，即使登记事项不真实、不准确，与第三人的信赖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可依照登记簿的记载主张权利。只要第三人的信赖合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体现了在商事领域应遵循的外观主义原则。虽然一般而言，外观主义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设置的例外规定，一般适用于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的交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易之外领域适用的绝对排除。尤其是在涉及强制执行程序中对名义权利人所代持的股权进行强制执行时，就更应当注意到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的信赖利益，并着眼于整个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予以考量。一方面，执行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行为时，本身也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因为执行债权人在与被执行人发生交易时，基于对被执行人的总体财产能力进行衡量后与之进行交易，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均是对外承担债务的一般责任财产与总体担保手段。另一方面，即使执行债权形成于股权登记信息公示之前，债权人不是基于股权登记信息与债务人进行交易，在执行阶段，仍存在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由于法律规定明确否定了超标的查封，申请执行人为实现对某项特定财产的查封，必须放弃对其他财产的查封申请，如果对该查封信赖利益不予保护，不仅对申请执行人有失公允，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执行机构的信赖利益。因此，在案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与公示的名义股东不符的情况下，不应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就特定标的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将其扩张到名义股东的执行债权人，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其三，从名义股东的债权人和实际出资人的权责与利益分配上衡量，国家设立公司登记制度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股东、经营状况等信息具有隐蔽性，公众无法知晓，将公司的必要信息通过登记的方式公之于众，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国家鼓励、引导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通过登记信息了解公司股东情况和经营情况，对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代持关系，名义股东的债权人难以知悉，属于其难以预见的风险，不能苛求其尽此查询义务，风险分担上应向保护债权人倾斜，制度以此运行产生的社会成本更小。而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享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即使名义股东代持的股权被法院强制执行，实际出资人依然可以依据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请求名义股东赔偿自己遭受的损失。从风险与利益一致性的角度看，实际出资人选择隐名，固有其商业利益考虑，既然通过代持关系，获得了这种利益，或其他在显名情况下不能或无法获得的利益，则其也必须承担因为此种代持关系所带来的固有风险，承担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利益。其四，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及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角度看，代持关系本身不是一种正常的持股关系，与公司登记制度、社会诚信体系等制度相背离，股东之间恣意创设权利外观，导致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不一致，在给实际出资人提供便利的同时，放任显名股东对外释放资产虚假繁荣信号，给公司的法律关系、登记信息带来混乱，增加社会的整体商业风险和成本，该风险和成本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自行承担。如果侧重承认和保护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从而阻却执行，客观上会产生鼓励通过代持股权方式逃避监管、逃避债务的法律效果，原因在于“代持协议”是一种隐蔽关系，代持双方通常具有特殊的身份或利益关系，很容易通过对即将面临的外部风险的判断选择是否以“代持”规避法律风险。因此，认定实际出资人的权利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有利于实现法律在民商事领域所注重和追求的安全、秩序与效率等价值。因此，着眼于本案来看，即使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与杨瑞义之间就上饶市和平阳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3.89%的股权代持关系成立，也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3.89%股权的强制执行。综上，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9元，由丁小鹏、张宁发、毛顺兰、李斌、梁平林、万健武、魏华青、熊南平、徐敏德、程小英、万健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海鹏审判员  肖童亮审判员  吴玉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王兵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