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93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田建光（YOSHIDATATSUHIR0），男，日本国国籍，1968年5月21日生，住日本国大阪市福岛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吉田千惠(YOSHIDACHIE)，女，日本国国籍，1971年1月15日生，住日本国大阪市此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吉田美里（YOSHIDAMISAT0），女，日本国国籍，1973年11月13日生，住NewZea1and。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艳，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兴玉，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刚琴，女，1976年3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冰霜，四川丰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刚美，女，1981年8月2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超颖，四川丰宜（屏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以下简称吉田建光等三人)因与被上诉人周刚琴、周刚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5民初86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田建光等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吉某1与周刚美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吉某1与周刚美的姐姐就上海市长宁区XX道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涉讼房屋）签订《上海市房地产出售合同》违背公序良俗;2.周刚琴与吉某1素不相识，且无上海市购房资格，为配合周刚美实现恶意串通目的，虚构劳动关系旨在规避上海市房屋限购政策，故周刚琴购买涉讼房屋的意思表示不真实；3.（1）2013年吉某1、周刚琴、周刚美三人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办理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公证手续时，均明知该房屋存在共有人，但故意隐瞒，欺骗了公证机关；（2）周刚琴从未向吉某1支付过任何房款、双方从未办理过交房手续，而周刚琴、周刚美实际也无付款能力；（3）吉某1与周刚琴、周刚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落款时间系倒签；（4）涉讼房屋在2013年时的正常价格为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600万元以上,而本案所涉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价款仅为240万元,远低于市场价,不合常理；（5）吉某1在本案一审中自认涉案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其与周刚琴、周刚美三人之间恶意串通的结果，损害了涉讼房屋共有人吉某2的合法权益；综合上述五点，吉某1与周刚琴、周刚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涉讼房屋共有人吉某2合法权益的情形，三上诉人系吉某2的法定继承人，主张上述合同和协议无效，法院应予支持；4.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5491号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14249号两案中周刚琴代理律师所持“周刚琴”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均非周刚琴本人所签，故代理行为属无权代理，因此上述两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均违反法律规定，且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已全面否定了上述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2017）沪01民终14249号案推定“吉某2对被告吉某1出售涉诉房屋系知情且认可”有误，故上述两份已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应在本案中引用。周刚琴辩称，1.其与吉某1与2013年11月5日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之前已有诉讼，经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确认了该合同的有效性，还确认了周刚琴已向吉某1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对涉讼房屋享有实际所有权；2.吉某1售房行为，构成家事代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效力及于吉某2；房屋买卖在先，继承在后，吉田建光等三人与吉某1内部达成的家庭协议不能对抗外部买卖法律关系；3.在吉某1诉周刚琴解除《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案中，吉田建光等三人作为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均明确认可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有效性，要求解除该合同，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审查，法院没有支持吉某1及吉田建光等三人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请求，吉田建光等三人又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重复起诉行为，法院本就不应受理，其上诉请求也应当被驳回。据此，其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刚美答辩称，1.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诉讼参与人应为《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签约双方，其并非合同签约一方，与合同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非本案适格第三人，不应参与本案诉讼活动；2.在吉某1诉周刚琴解除《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一案中，吉田建光等三人作为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均明确认可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有效性，要求解除该合同，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审查，法院没有支持吉某1及吉田建光等三人要求解除该合同的请求，吉田建光等三人又提起本案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重复起诉行为，法院本就不应受理，其上诉请求也应当被驳回;3.吉田建光等三人的上诉状充斥着对其带有歧视和人身攻击的内容，在双方之前的诉讼活动中也曾出现，吉田建光等三人企图通过毫无根据的混淆视听来达到侵占涉讼房屋的目的，请求法院予以训诫和处罚。据此，其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吉田建光等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吉某1与周刚琴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某1与吉某2于1966年7月结婚，婚后生育一子二女，即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吉某2于2014年10月死亡。周刚琴与周刚美系姐妹。1996年，涉讼房屋产权登记至吉某1一人名下。2013年9月11日，吉某1出具收据一份，其中记载，今收到周刚琴购买涉讼房屋而支付的定金10万元。2013年11月5日，周刚琴出具委托书一份，其中记载，委托人为周刚琴，受托人为周刚美；委托人特委托受托人为代理人，代为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代为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代为支付房价款、代为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委托期限自2013年11月5日至2015年11月4日。同日，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上述委托书签名予以公证。2013年11月5日，吉某1作为甲方，周刚美作为周刚琴（乙方）的代理人，就涉讼房屋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记载，卖售人（甲方）为吉某1，买受人（乙方）为周刚琴；转让价款为240万元；双方在2014年12月31日前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甲方收到全部房款后，双方办理交房手续；在签订本合同前，乙方已经支付给甲方10万元作为购房定金；签订本合同当日，乙方支付给甲方首期房款计90万元；乙方贷款140万元，承诺在交易过户前办妥贷款手续，不足部分，过户当日现金补足。同日，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上述合同予以公证。2013年11月5日，周刚琴名下银行账户汇入吉某1名下银行账户5万元。2013年11月5日，吉某1出具收据一份，其中记载，今收到周刚琴购买涉讼房屋而支付的首付款100万元（含已付定金10万元）。2015年4月29日，吉某1出具收据一份，其中记载，今收到周刚美买房款20万元。2015年4月30日，吉某1出具委托书一份，其中记载，委托人为吉某1，受托人为周刚美；委托人因无法亲自办理出售涉讼房屋的相关事宜，特委托受托人为委托人的代理人，代为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代为收取房价款（指定收款账户：Y，中国银行，XXXXXXXXXXXXXXX2543）、代为开具收款收据、代为交房。同日，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上述委托书签名予以公证。2016年6月7日，吉某1另出具委托书一份，其中记载，委托人为吉某1，授托人为周刚美；委托人名下拥有涉讼房屋产权，委托周刚美办理下列事项：一、本物业房地产权证之挂失补证事宜；二、出售本物业事宜：代为收取房款，包括代为收取买方银行贷款，并在银行开设授托人名义的账户；代为办理房产交易过户，转让登记等相关手续；代为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签署相关文件。同月，该委托书经日本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日本国大阪总领事馆认证。2016年12月23日，周刚琴名下银行账户汇入周刚美名下银行账户120万元。同日，周刚美出具收据一份，其中记载，今收到周刚琴购买涉讼房屋而支付的购房余款120万元。2020年4月24日，周刚美将120万元汇至一审法院专用账户，表示将周刚美代吉某1向周刚琴收取的房价款120万元交一审法院代管。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3月13日，一审法院受理吉某1诉周刚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沪0105民初5491号），审理中，一审法院追加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作为周刚美参加诉讼。审理中，吉某1对其与周刚琴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效力不持异议，认为涉讼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吉某2死亡后，涉讼房屋为吉某1与三子女共有，三子女明确表示不会协助履行合同，合同实际无法履行，请求判令解除吉某1与周刚琴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表示不同意吉某1将涉讼房屋出售给周刚琴，同意吉某1的诉讼请求。2017年9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解除吉某1与周刚琴于2013年11月5日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周刚琴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2月2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一、撤销一审法院（2017）沪0105民初54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吉某1的诉讼请求。吉某1、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12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吉某1、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的再审申请。一审审理中，周刚琴提供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1日的《补充协议》。该协议记载，甲方为吉某1，乙方为周刚琴，内容为：“一、《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签订前，乙方已向甲方支付购房定金人民币10万元（已转为购房款）；《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签订之日，乙方用周刚美对甲方享有的人民币90万元的债权冲抵乙方应付给甲方的购房款，2015年4月29日，乙方请周刚美代付人民币20万元。二、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尚欠甲方购房款人民币120万元。现甲方同意乙方在2016年12月30日前付清购房款。三、鉴于乙方按上海市政府出台的房屋限购政策暂不具备购房资格，甲方同意将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时间调整为2019年10月底前。与此同时，甲方同意放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该协议落款有“吉某1”及“周刚琴”签名。吉某1在审理中称，该协议系周刚美在2016年拟定，吉某1按周刚美要求在该协议书上签名，于2016年8月寄给周刚美；将过户时间调整至2019年10月底前，并不符合2015年施行的限购政策，反而符合2016年3月起施行的限购政策。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认同吉某1对上述补充协议形成时间的表述。一审法院认为，吉某1作为出售方，周刚琴作为买受方，就涉讼房屋买卖订立合同，并经公证，此属双方当事人对外所作明确一致意思表示。至于引起效果意思的动机，其本身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不是意思表示的构成要素。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凭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转让价格以及吉某1的自述，不足以否定上述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至于周刚琴是否具有购房资格，合同是否按约履行，合同债务是否免除，以及周刚美先后为双方代理，亦不足以否定合同效力。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在法律上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周刚琴基于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的信赖，与吉某1订立合同，于法无悖。即使涉讼房屋属吉某1与吉某2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原则，合同效力不以出卖人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有效要件。吉某2死亡后，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虽可继承吉某2的遗产，但并未成为涉讼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以吉某1与周刚琴及周刚美恶意串通，意思表示不真实，损害吉某2及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的合法权益为由，主张涉讼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对吉田建光、吉田千惠、吉田美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吉田建光（YOSHIDATATSUHIR0）、吉田千惠(YOSHIDACHIE)、吉田美里（YOSHIDAMISAT0）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吉田建光（YOSHIDATATSUHIR0）、吉田千惠(YOSHIDACHIE)、吉田美里（YOSHIDAMISAT0）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吉某1与周刚琴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意思表示明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经公证签约，吉田建光等三人主张购房非周刚琴真实意思表示，缺乏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吉某1虽主张《补充协议》实际签订时间非落款的2015年5月1日、而是2016年签订，但并未否认该协议及其签名的真实性，即使如其所言实际签订于2016年，并不影响约定的真实合法及有效性。吉某1分别于2013年9月11日、2013年11月5日、2015年4月29日出具收据，三份收据合计收到购房款120万元；周刚美受吉某1委托，代为办理涉讼房屋房地产转移登记、代为收取房款，2016年12月23日，周刚美名下银行账户收到周刚琴汇入的120万元，周刚美于当日出具相应收据，吉田建光等三人并无确凿证据推翻上述收据，故三上诉人以周刚琴从未向吉某1支付过任何房款为由主张《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另主张《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售价过低,缺乏相应依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至于吉某1在一审中的自述,因其之前曾诉讼要求解除该《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而未获支持，故三上诉人以吉某1陈述作为吉某1与周刚琴、周刚美存在恶意串通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三上诉人主张吉某1与周刚琴、周刚美恶意串通签订涉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损害了吉某2的合法权益，缺乏证据，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另称吉某1与周刚琴签订的涉案《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损害了吉某2的合法权益，同样缺乏确凿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三上诉人还主张一审法院（2017）沪0105民初5491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沪01民终14249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均违反法律规定，且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已全面否定了上述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2017）沪01民终14249号案推定“吉某2对被告吉某1出售涉诉房屋系知情且认可”有误，故上述两份已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应在本案中引用。对此本院认为，上述一审法院及本院判决均已生效，三上诉人和吉某1有关再审申请亦被驳回，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事实予以采纳，而本案一审判决实际也并未引用三上诉人所称内容，故三上诉人以此作为上诉理由，与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不符，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000元，由上诉人吉田建光（YOSHIDATATSUHIR0）、吉田千惠(YOSHIDACHIE)、吉田美里（YOSHIDAMISAT0）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斯空审判员  毛慧芬审判员  郑卫青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周 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