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4民终4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宋枫，男，196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辽宁省葫芦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龙，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鹏飞，内蒙古赤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郝文全，男，195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内蒙古自治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杨国强，男，1957年9月28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内蒙古自治区。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广利，内蒙古紫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枫因与被上诉人郝文全、杨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20）内0426民初1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枫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驳回被上诉人无理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认证及认定事实上均存在错误之处，判决结果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一审判决对于借款100000元本金的利息计算存在严重错误。根据2002年6月28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足以说明双方在2002年1月29日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书已经作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书》对于原借款利息已经进行了结算，包括合法保护的2%部分及不受法律保护的3%部分连同修车款18000元一并计入欠款总数，形成新的债务。此外，补充协议并没有重新约定月息。一审判决以作废的协议书，按照月息2%计算利息显然没有事实依据。故一审认定证据及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以16万元的价格出售抵押铲车是否有效，能否对抗上诉人。纵观本案的证据，上诉人认为：第一，2002年6月28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所确定的30万元售价是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代售铲车最低价格。若非双方共同再次确定售价，被上诉人是不能低价出售的，否则被上诉人就要承担补齐价款的责任。第二，一审判决曲解了全权代理和特别授权的法律性质，以二被上诉人系自然人就从法律上改变全权代理与特别授权的解释，显然不能成立。第三，更重要的是一审以被上诉人出售铲车的价款16万元系当时的市场价值进行判决，明显低估了铲车当时的价值，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来确定该16万元就是市场价值。可以说自2002年6月28日至2003年1月25日被上诉人所谓的出售时间两年多期间，铲车不可能减值一半。实际上当时补充协议中所确定的30万元售价就已经远远低于铲车的实际价值，只是由于该车辆由被上诉人强行控制没有办法才进行抵押担保并低价出售的。第四，被上诉人提供的铲车出售协议，上诉人根本不知情，完全是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而炮制的虚假协议。试想，这样的巨额机械出售又涉及债务抵顶的问题，如果是合理合法的出售不可能没有卖方签字，也不可能不当时征求上诉人的书面意见。然而这样一个无法查明事实真相的虚假协议，竟然成为一审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一审的判决论理堂而皇之的进行了没有法律依据的解释，令上诉人根本不能认同。故本案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出售铲车的价款为16万元并与上诉人抵顶债务，属于严重的认证错误和认定事实不当，二审应予纠正。第三，本案中，被上诉人强行控制了上诉人价值50万元左右的铲车，以拖欠的少量债务人为扣留铲车进行抵押。从双方2004年5月26日的协议可以看出，上诉人如果不支付20万元的款项就不能赎回铲车。由于上诉人短期无法筹集巨额款项，导致无法赎回车辆。这说明该铲车根本不是合法的抵押，而是二被上诉人强行扣留，关于委托出售一事，也不是上诉人自愿委托的，而是迫于二被上诉人控制车辆的事实，不得不任由被上诉人强行出售。基于上述重要事实，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十多年来一直控制车辆，既不诉诸法院行使抵押权，也不提起诉讼主张债权，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不但以虚假的出售协议非法低价处分属于上诉人的财产，还持续的计算利息以获得十多年来高额的利息回报。而作为上诉人一方面损失了几乎一半的价款，还要承受十多万元的虚假利息，可谓雪上加霜。一审对于这一不公平的认定置若罔闻，可见一审判决根本谈不上公正合理，更谈不上客观合法。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驳回被上诉人无理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被上诉人郝文全、杨国强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的借款金额及利息正确。2002年1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5%，约定借款期限为5个月，其以一辆装载机作为抵押。但是上诉人抵押的装载机机件损坏严重，已经接近报废，上诉人让二被上诉人为其垫付资金维修以便出卖。车辆经过维修后，被上诉人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对外销售，但是几个月下来，来看车的人认为车况不好且价格极高，导致无人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要求其立即还款并自行处理车辆。而上诉人自己却出卖不了车辆，无法变现，于是双方又签署了一份《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系宋枫执笔书写，内容为：“一、双方于2002年1月关于KLD95-ZⅡ型铲车抵押协议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宣布作废；二、甲方欠乙方本息合计143000元，其中借款100000元，利息25000元，郝文全付修车费18000元，还有一部分饭费、车费待算；三、甲方将自有的KLD95-ZⅡ型铲车全权委托郝文全先生代为出售(定价30万元)，铲车出售后扣除甲方欠款及利息、饭费、杂费等，余额返还给甲方，期限二个月”。从以上协议的内容可以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的抵押合同。主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及利息至今没有解除、作废，仍然有效。《补充协议书》中的25000元的利息是对2002年1月29日至2002年6月28日这五个月的利息进行阶段性的核算，是原主债务上孳息以及确认，并非新的债务。在2002年6月28日，上诉人未还款，被上诉人未出借资金，借款合同也未解除，双方之间也未发生新的借款事实，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形成新的债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此为其一；其二，《补充协议》中约定“抵押协议至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宣布作废”是指双方对抵押等相关条款的变更。且该协议包括了上诉人所欠的维修费、饭费等新的债务，增加了债务种类及范围，并非形成新的债务，故上诉人的理由不成立。二、上诉人对车辆的处分进行了充分的授权。在《补充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为宋枫的车辆继续寻找买家，但是很多人来考察车辆发现日本车买不到配件存在无法解决漏油等质量问题以及认为价格高问题，因而在二个月期限(2002年8月28日)届满后无人购买。在此期间，上诉人为了生活又从被上诉人处陆续借款和发生费用。经多次联系协商，上诉人于2003年1月25日重新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被上诉人根据市场行情和车辆状况的实际价值出售或者出租。《委托书》的内容为：“我自有的KLD95-ZⅡ型装载机一部，在以下情况下可委托郝文全、杨国强二人全权处理。出售或出租用于偿还所有欠款，费用、修车款、利息等。一、如果我在2003年2月末以前不能偿还部分欠款(不低于30%)；二、如果我在2003年4月中旬以前不能偿还全部欠款。发生以上二种情况之一者，该委托书生效”。在委托书约定的期限到期后，上诉人未能还2月末应还的30%欠款，在4月中旬以前也未还全部欠款，该委托书生效。此后被上诉人继续寻找买家及承租方。期间上诉人来电同意以15万元的价格出售案涉装载机。2005年1月22日，经上诉人同意，二被上诉人将车辆出卖给赤峰松山区的周某，确定价款16万元。以此款偿还了被上诉人部分欠款本金及利息。此后被上诉人多次与上诉人联系，申请未偿还余欠本息。2006年8月以后，申请人失去了联系。2008年8月初，经托人打探宋枫的消息，得知宋枫仍然在赤峰市红山区岳母家居住，在北京市也临时居住。2008年8月6日至19日，被上诉人一行三人在北京找到了宋枫，双方就债权债务以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两笔借款进行了对账，经多次协商，宋枫承诺给付部分清单上的欠款本息和被上诉人个人的两笔借款本息(共计16万元，答应先付10万元)。并承诺由其出资并由其妻子陪同被上诉人一行人在北京游玩。可宋枫在第二天违反承诺，关闭手机切断与被上诉人的联系。以上是被上诉人和杨国强受委托代买装载机偿还债务的基本事实及证据。从2003年1月25日委托书中有“出租”和委托书的生效条件内容，该委托是新的委托，与《补充协议书》中的委托代理是两个内容不同的委托。该委托书中剔除了定价30万元的条款，确认被上诉人“全权处理”的代理权限。即这里的“全权处理”是对装载机的出售具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定价权。被上诉人最终以16万元的价格出售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和车辆的实际价值，没有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假定被上诉人超越了代理权，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民通意见》第六十六条以及《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与第三方签订的出售合同约束上诉人，上诉人在知道装载机出卖后始终没有作否认表示，属于默示。三、上诉人丧失诚信原则进行虚假陈述。上诉人在2002年自称是辽宁省葫芦岛市对外商贸实业公司驻赤峰市的总代理，该公司以要在赤峰地区投资办实业包括引起资金寻找合作伙伴等等，但经查该公司并不存在。实际上上诉人当时身无分文，其用车辆抵押实为骗取资金而已。在乌敦套海镇的吃住全部在被上诉人郝文全开办的饭店赊账，平时的花费是打着各种名义向郝文全借款。其与浙江省的人员陈志款共同游说郝文全开办公司，费用实际上是被上诉人支付。陈志款打给公司的名义借款5万元后不辞而别，上诉人和陈志款承诺的出资不能兑现。在2003年至200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上诉人经常更换手机号，只能是上诉人联系被上诉人，被上诉人经常联系不到上诉人。上诉人有时称有领导200万元美元的投资，但是没有下文。在2005年1月，在处理完装载机后双方在赤峰市见过一次面，其自称是人民日报社任国际战略合作部主任。在2005年10月，上诉人让郝文全来北京见面声称农业部给赤峰市一个2000万元的秸秆处理环保项目，让郝文全负责，2008年8月经郝文全托人查找见到了上诉人，上诉人承诺偿还郝文全个人借款以及2003年1月清单上的尾欠款16万元，先偿付10万元，但是第二天又失去联系。迫使被上诉人一度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上诉人却称在2008年8月上诉人称郝文全是去北京找他借款10万元，将其承诺先行偿还10万元借款篡改成向他借款。以上事实有上诉人在一审法庭上的陈述、上诉人申请再审郝文全借贷案的听证笔录、郝文全与上诉人在2003年至2004年间通话记录记事本的原始记载、上诉人与郝文全的电话录音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处理装载机事务中进行虚假陈述。同时也形成了证据锁链证实上诉人委托出卖车辆时同意多退少补，也就是不按30万元定价出售。也清晰的证明上诉人在2005年1月22日以及此后知道装载机出卖的事实和其没有否认作出反对表示的事实。另外，从上诉人在原审时的陈述以及证据上看，虽然有委托代理，但上诉人自己是可以处理车辆的，可是从2002年1月至2005年1月，上诉人也联系出卖却始终没有出卖，更没有以30万元的价格出卖。其也没有出租车辆、自己也没有使用车辆。实际上其车辆无处存放，也只能存放在郝文全处作为延缓偿还被上诉人钱款的借口。其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强行控制车辆完全是虚假陈述。按照上诉人所述其不知道车辆出卖，那么在2005年1月22日以后至2020年4月上诉人申请再审民间借贷案的十五年时间里，上诉人对装载机为什么不主张权利？为什么不主动以30万元出卖？是自认为以车辆抵顶全部债务了？还是躲避双方核对欠款？对此上诉人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郝文全、杨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宋枫偿还借款本金575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本金57500.00元自2005年1月23日按照月利率2%计算给付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宋枫给付修车费4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本金4000.00元自2005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给付利息），撤回原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借款及其他费用合计95030.00元中的91030.00元，上述款项另行主张；3、宋枫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宋枫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郝文全、杨国强给付KLD95-2Ⅱ型铲车价款182000.00元，并自2002年6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郝文全、杨国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1月29日，宋枫与郝文全、杨国强签订了协议书，协议约定宋枫以其所有的KLD95-ZⅡ型铲车抵押向郝文全、杨国强借款100000.00元，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5%计算，借款期限为5个月。此后郝文全、杨国强对该铲车进行了修理。2002年6月28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于2002年1月关于以铲车抵押借款的协议书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作废，同时约定宋枫欠郝文全、杨国强欠款本息合计143000.00元，包括借款本金100000.00元，利息25000.00元，郝文全支付的修车费用18000.00元，还有部分饭费和杂费待算。并委托郝文全代为出售铲车，定价300000.00元，期限为2个月。后因铲车未能出售，借款也未偿还，宋枫于2003年1月25日为郝文全、杨国强重新出具了委托书，约定两种条件（第一，如宋枫于2003年2月末以前不能偿还不低于30%的欠款；第二，如宋枫于2003年4月中旬前不能偿还全部欠款）任一条件发生的前提下，该委托生效，郝文全、杨国强可以全权处理，出售或出租用于偿还宋枫欠郝文全、杨国强的借款、费用、修车费和利息等。后宋枫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修车费和其他费用。期间于2002年11月19日，宋枫与案外人王某1签订了修车协议，约定自当日开始拆卸修理涉案铲车，修理费用合计为4000.00元，郝文全、杨国强在协议书中做见证。后王某22003年1月28日为郝文全、杨国强出具了一枚4000.00元的收据。2004年5月26日，郝文全与宋枫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郝文全借给宋枫人民币45000.00元，借款利率按照月利率3%计算，同时在合同后注明：若2004年7月26日以前宋枫以200000.00元的价格将装载机提走，本借款只兑付20000.00元，另25000.00元含在装载机200000.00元的货款之内，不须另行偿还；若装载机在两个月内不能提走，本借款条生效，如数偿还。后在2004年7月26日以前，宋枫未按注明约定的内容提走装载机。后郝文全于2011年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2011年8月12日出具(2011)翁民初字第214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宋枫偿还借款本金47000.00元及利息（其中包含另2000.00元借款）。案件生效后经郝文全申请，进入执行阶段，后宋枫于2020年提起再审申请，请求对该案进行再审并驳回郝文全的诉讼请求。法院立案庭于2020年4月29日就该申请召开了（2020）内0426民申1号听证会，并制作了相关笔录。另查明，2005年1月22日，郝文全、杨国强将该铲车卖给案外人周某，确定价款为160000.00元（其中给付100000.00元现金，以翻斗车抵顶6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本诉系民间借贷纠纷，反诉系不当得利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有：1、郝文全、杨国强陈述的将宋枫所有的铲车作价160000.00元出售的事实是否存在；如存在，该价款是否在宋枫的授权范围内；如实际出售的价款非160000.00元，该铲车的价款如何确定；2、郝文全、杨国强主张的该100000.00元借款的利息和2002年6月28日以后的修车费、饭费、借款及杂费等事实是否存在，上述款项应否由宋枫支付。第一，根据郝文全、杨国强提交的其与案外人周某签订的车辆兑换买卖合同和收车收据，可以认定郝文全、杨国强以160000.00元的价格将宋枫所有的涉案铲车出售的事实存在，宋枫虽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交相关证明郝文全、杨国强与周某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宋枫合法权益的证据，该抗辩及质证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同时根据郝文全、杨国强提交的录音中的相关内容及双方2002年1月2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第三条约定的“甲方（即被告）作为抵押物的车辆现车况一般，由甲方修理后需保证车况良好···”等内容，可以认定涉案铲车的车况，在宋枫未提交相关证明涉案铲车时价的相关证据之前，郝文全、杨国强以160000.00元的价格出售用以抵顶借款及其他款项并无不当。宋枫虽提出双方2002年6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铲车定价300000.00元，但该补充协议约定了期限为二个月，特别是宋枫于2003年1月25日重新为郝文全、杨国强就涉案铲车的出售出具了新的委托书，载明双方发生约定的两种情形之一时该委托生效，郝文全、杨国强可“全权处理”，“出售或出租用于偿还所有欠款、费用、修车款、利息等”，宋枫虽提出“全权委托”非“特别授权”，郝文全、杨国强无权定价出售，但对该委托书整体用词的所反映的意思表示进行文义解释，特别是不能要求作为自然人的郝文全、杨国强在距离现在17年前的2003年即可明确区分“全权委托”和“特别授权”的区别，故郝文全、杨国强在获得宋枫委托后，尤其是在双方约定了当宋枫不能按时偿还借款郝文全、杨国强可全权处理该铲车的情况下，按照车况及市场进行定价出售并无不妥，宋枫的相关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宋枫的相关反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第二，郝文全、杨国强主张的100000.00元借款及截止到2002年6月28日前支出的修车费18000.00元宋枫予以认可，法院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郝文全、杨国强主张该100000.00元借款在2002年6月28日前的利息25000.00元并自此后按照月利率3%计算利息截止到出售铲车的2005年1月22日，之后按未偿还的剩余本金57500.00元自2005年1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2002年1月29日的协议书中约定利息按照月利率5%计算，该约定超出法律保护范围且宋枫提出异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六条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相关规定，应调整为月利率2%进行计算较为合理，故郝文全、杨国强关于该100000.00元借款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以1000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02年1月29日起2005年1月22日的利息，数额为72000.00元；郝文全、杨国强关于主张18000.00元修车费按照月利率2%计算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约定该款项的利息及还款日期，郝文全、杨国强亦未提交关于向其主张此款具体日期的证据，故应自起诉之日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同时在2002年11月19日，宋枫与案外人王某2签订了修车协议，约定修理涉案铲车，并约定修理费用为4000.00元，此款根据郝文全、杨国强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系郝文全、杨国强支出，而无论根据2002年1月29日的协议书还是2002年6月28日的协议及2003年1月25日的委托书，均能认定此款应由宋枫承担，宋枫虽对此款不予认可，但法院在证据认定部分已经论述，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郝文全、杨国强关于该4000.00元修车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郝文全、杨国强关于该4000.00元修车费自2005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约定逾期还款之日，应以郝文全、杨国强向宋枫主张给付此款之日开始计算，但郝文全、杨国强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于2005年1月1日向宋枫主张此款权利，故应自起诉之日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及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按照年利率6%计算；此外，因郝文全、杨国强撤回关于91030.00元借款及相关费用的诉讼请求，该部分诉求法院不再查证。宋枫应偿还和给付款项有：借款本金100000.00元及利息；修车费18000.00元及利息；修车费4000.00元及利息。宋枫在2003年1月25日的委托书中授权郝文全、杨国强出售或租赁铲车，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欠款、费用、修车费、利息等，该委托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出售铲车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双方没有约定时，应按照下列顺序抵充：①借款本金100000.00元自2002年1月29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2005年1月22日的利息，数额为72000.00元；②借款本金100000.00元中的88000.00元本金。故宋枫应偿还：①以铲车出售价款抵顶后剩余借款本金12000.00元和自2005年1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②修理费2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本金22000.00元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一、宋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郝文全、杨国强借款本金1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本金12000.00元自2005年1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修理费22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22000.00元自2020年5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郝文全、杨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宋枫的反诉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铲车以16万元价格出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涉案借款利息的计算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针对争议焦点一、铲车以16万元价格出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郝文全、杨国强一审时提交其与案外人周某签订的车辆兑换买卖合同和收车收据，可以认定郝文全、杨国强以160000元的价格将宋枫所有的涉案铲车出售的事实，根据郝文全、杨国强提交的录音中的相关内容及双方于2002年1月2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第三条约定内容，可以认定郝文全、杨国强以160000元的价格出售涉案铲车用以抵顶借款及其他款项并无不当，且宋枫于2003年1月25日为郝文全、杨国强就涉案铲车的出售出具了新的委托书，载明双方发生约定的两种情形之一时该委托生效，郝文全、杨国强可“全权处理”，“出售或出租用于偿还所有欠款、费用、修车款、利息等”，郝文全、杨国强在获得宋枫委托后，尤其是在双方约定了当宋枫不能按时偿还借款郝文全、杨国强可全权处理该铲车的情况下，按照车况及市场进行定价出售并无不妥，上诉人宋枫的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涉案借款利息的计算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郝文全、杨国强主张涉案100000元借款在2002年6月28日前的利息25000元并自此后按照月利率3%计算利息截止到出售铲车之时，即2005年1月22日，之后按本金57500元自2005年1月23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上诉人宋枫上诉称双方于2002年6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对于原借款利息已经进行了结算，双方形成新的债务，且没有重新约定月息，就此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书中约定的利息25000元是对2002年1月29日至2002年6月28日期间利息的计算，该补充协议书仅是对原协议书内容的补充，并非双方形成的新的债务，且从补充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仅约定抵押协议作废，并未约定原协议书作废，故原协议书继续有效，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应继续履行。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78元，由上诉人宋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国利审判员 周振卿审判员 张淑丽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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