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7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国泰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前哨路******。法定代表人：包建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楷人，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堂钦，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全惠贸易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港沿公路******（上海港沿经济小区）div>法定代表人：徐惠芳，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方德信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港沿公路******（上海港沿经济小区）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吴昌玲，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鸿得渠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创新路1，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创新路******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唐佩华，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久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东路60，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华夏东路**='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张振宇，执行董事。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清，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国泰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全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惠公司）、上海方德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德信公司）、上海鸿得渠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得渠公司）、上海久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顺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7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国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2014年4月20日的《确认书》中明确国泰公司在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全部清偿(但不包括账面结余资金、账面二套房产及转让前的租金收入分成)，但即使国泰公司明知A公司存在账面资金和房产，也不影响国泰公司在A公司中的再次分配，且《确认书》中明确约定“但不包括”的字样。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权转让之前虽然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代表其已经放弃了国泰公司在A公司的利益。国泰公司作为正常的公司法人，没有放弃应有的利益，明不明知账面资金和房产并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国泰公司已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存在隐瞒资产的情况，尤其是审计约定书、审计报告，可以证明2014年4月A公司已委托审计，经审计，账面仍有未分配资金1,300万元及房产两套。正是因为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隐瞒资产，才会发生4月20日股东会决议后的公司审计，因此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隐瞒资产，侵犯了国泰公司合法的权益；(三)国泰公司仍然享有A公司的股东权益。即使2014年4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国泰公司在股权转让后不再享有A公司的股东权益，但当国泰公司知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依然有权起诉至人民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国泰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6月23日A公司股东会决议，以证明A公司2014年4月的权益仍应由老股东享有。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国泰公司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本案应适用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决。三、一审法院程序存在瑕疵。A公司是国泰公司与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系争的财产的标的公司，与国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应当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然一审法院未追加；应当对系争房产予以调查，通过对房产的调查，可以间接证明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隐瞒国泰公司，对系争房产进行处置；未归纳争议焦点。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共同辩称，国泰公司主张赔偿损失，但银行存款和房屋是A公司的资产，国泰公司如果是股东也只能分配利润而非资产，且国泰公司已经经股东会确认不再享有股东权益。国泰公司主张赔偿应当是侵权责任，但本案中无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过错。本案中《确认书》在前《股权转让分配清单》在后，《确认书》已经作废。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之前标的公司的债务由原股东承担，之后的根据原因承担。实际上，四名股东将股权转让款及补偿金支付国泰公司后，未再要求国泰公司对债务承担责任。国泰公司在股权转让后，不再承担A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国泰公司都是明知的，不存在其他股东隐瞒的情况，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国泰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赔偿因故意隐瞒公司未分配资产而造成的国泰公司转让股权损失，其中账面资金分成5,005,000元、2套房屋折价分成4,512,200元(房屋面积293平米，按照每平米4万计算，38.5%的权益)，共计9,517,200元；2.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国泰公司及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原为A公司股东，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原为A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2月28日，国泰公司及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甲方）与案外人XX集团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乙方）签署《上海A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乙方拟在A公司拥有的浦东新区XX镇XX村XX丘围垦土地以及浦东新区龚路镇2,000丘围垦土地上建造码头及物流基地，故甲方按协议约定将A公司75%股权转让给乙方，第一期合作款到位后先转让51%股权，第二期合作款到位后再转让24%股权，合作款计算方式为目标地块土地面积乘以每亩45万元。2014年4月18日，国泰公司、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出让方）及Z公司（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全惠公司以56万元出让A公司7%股权给Z公司，国泰公司以280万元出让A公司35%股权给Z公司，方德信公司以48万元出让A公司6%股权给Z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分别以12万元出让A公司1.5%股权给Z公司。2014年4月24日，A公司就上述股权变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同时，A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包建国（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某。另，2014年4月20日，国泰公司、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签订《确认书》一份，载明：经股东讨论一致确认同意国泰公司在A公司38.5%股权全部转让给其他股东，除转让款外，A公司再补偿4,000万元给国泰公司，转让股权款38,978.5万元加上4,000万元等于42,978.5万元，转让完成并支付转让款后，国泰公司在A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全部清偿（但不包括账面结余资金、账面二套房产及转让前的租金收入分成），在包建国担任A公司董事长期间，如其本人有对外发生经济活动而影响A公司利益的均由包建国承担一切责任。同日，国泰公司、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又形成《股权转让款分配清单》一份，载明：51%股权对应的土地款为54,203.73万元，该款中需扣除相关费用（包括补偿国泰公司2,040万元），国泰公司在收到的转让款中补偿300万元给鸿得渠公司，其他股东在4%股权款中补偿国泰公司1,960万元，补偿鸿得渠公司300万元，各股东分配如下：国泰公司42,323.6万元、全惠公司5,367.68万元、方德信公司5,869.34万元、鸿得渠公司2,247.02万元、久顺公司1,647.02万元。同日，A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由国泰公司及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签章，决议内容如下：1.同意国泰公司持有的A公司38.5%股权（含全惠公司代持2.5%，方德信公司代持1%）全部转让给Z公司；2.其他股东共同向Z公司转让12.5%股权；3.股权转让款相应分配如下：国泰公司分配42,323.65万元、全惠公司分配5,367.68万元、方德信公司分配5,869.34万元、鸿得渠公司分配2,247.02万元、久顺公司分配1,647.02万元；4.国泰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后不再享有A公司的股东权益；5.包建国担任A公司董事长期间，如其本人有对外发生经济活动如对外担保而影响A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均由包建国承担一切责任；6.公司于同日签署的《确认书》作废。2014年4月29日，国泰公司及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共同签署《款项分配确认书》一份，该确认书载明系出具给上海市浦东公证处，确认国泰公司的分配金额42,323万元、全惠公司分配金额5,367万元、久顺公司分配金额1,647万元、方德信公司分配金额5,869万元、鸿得渠公司分配金额24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从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以及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理由来看，国泰公司主张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存在隐瞒公司财产情况导致其损失，但从2014年4月20日的《确认书》内容来看，国泰公司至少在当时明知账面资金和房产的情况，不存在审计后才知道该些情况的问题，况且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之前担任A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A公司的情况应当是知晓的，因此，国泰公司所主张的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隐瞒事实一说，缺乏最起码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据此主张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进行赔偿，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国泰公司提供的审计约定书、审计报告，并无法证明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存在隐瞒行为，因此对该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国泰公司另申请调查系争房产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无论房产是否存在，均不能证明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存在隐瞒，因此，国泰公司的该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国泰公司另提供2014年6月的股东会决议，一审法院注意到，国泰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是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隐瞒事实导致国泰公司出让股权对价降低，但隐瞒一说并无证据，该份股东会决议内容亦与此无关，因此，对该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另注意到，在2014年4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中已经明确同日的《确认书》作废，而国泰公司还以《确认书》作为其主张的主要依据，一审法院对此显然是难以支持的。同份股东会决议中还载明国泰公司在股权转让后不再享有A公司的股东权益，因此，国泰公司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又以股东身份主张相关权利，缺乏依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8,420元，由国泰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国泰公司确认其是依据公司法第四条、第二十条的内容请求股东损害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隐瞒公司未分配资产、损害了A公司原股东国泰公司的利益，在此情形下，国泰公司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国泰公司已经通过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与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款分配清单》对其在A公司的股权转让过程中的股权取得了相应的对价。国泰公司认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存在隐瞒公司资产、损害其利益的情形，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虽其提交审计报告证明A公司账面存在未分配资产及房产两套，但该事实在其2014年4月20日签署的确认书中对上述资产本身就是有所体现的，也即，国泰公司在签署《股权转让款分配清单》及股东会决议时对上述资产的存在都是知晓的，然其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表明《确认书》作废，且不再享有A公司的股东权益，该行为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和放弃。国泰公司又于本案中主张，并认为全惠公司、方德信公司、鸿得渠公司、久顺公司存在隐瞒，缺乏事实依据，且有违诚信。正基于此，一审法院对国泰公司申请追加A公司为第三人、要求对系争房产调查的请求均未予准许，并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上诉人国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420元，由上诉人上海国泰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英审判员 顾恩廉审判员 杨 苏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钱 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