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12民初234号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附**臣功新天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21459000XG。法定代表人：韩迪，该银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0210367896。委托诉讼代理人：成道喜，北京市中银（贵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执业证号2301191111837。被告：王琳，男，199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霆，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710961729。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凤凰大厦******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33373685993。法定代表人：周建贵。被告：周建贵，男，196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被告：史彬，女，196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于世英，女，194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当农商行）与被告王琳、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乌当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毅、成道喜，被告王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乌当农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王琳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797046.56元、利息17545元、罚息683533.90元、复利124142.84元，共计人民币2622268.30元（暂算至2019年12月19日，以后应付利罚息、复利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之日）；2．判决被告王琳立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3．判决被告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决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查询费、执行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等费用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27日，被告王琳与原告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编号：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75号），约定：被告王琳向原告借款2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6年7月27日至2017年7月24日，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固定月利率7.975‰，按季结息到期还本，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若被告王琳不能按期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王琳项下贷款逾期，罚息利率为在本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出现违约事件，贷款银行有权按贷款本金的5‰向借贷人收取违约金；发生争议的，向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因被告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被告应当承担原告为此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告费、催告费、执行费、鉴定费、评估费、律师费、查询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7月27日向王琳发放了贷款2000000元。同日，被告鸿图兴和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筑乌农信野鸭社最保字第20150080号），约定：鸿图兴和公司自愿为债务人前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违约金、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10月15日，被告鸿图兴和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自愿对前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股东会成员也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参与股东会并签字确认的被告有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前述合同签订之后，原告向被告王琳发放了贷款，但被告王琳未依约向原告偿还借款。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王琳签订的前述合同成立且生效，被告王琳应按约及时偿还所欠债务。因被告王琳未按照约定偿还所欠债务，被告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对王琳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琳辩称，1．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字是王琳本人所签，但是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先刑后民；2．对于原告诉请中的违约金、罚息等，因为是依据合同约定计算，我方无异议。被告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25日，鸿图兴和公司与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野鸭信用社（以下简称野鸭信用社）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鸿图兴和公司自愿为债务人王琳自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期间在债权人野鸭信用社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信用社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余额2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在该期间内的任一时点和最高余额内，债务人可申请循环使用上述信贷资金、银行信用，每笔业务的起始日、到期日、利率及金额以主合同的借款凭证或相关债权凭证为准，且野鸭信用社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无须逐笔办理保证担保手续；鸿图兴和公司为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王琳在前述期间内的任一时点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不论次数和每次的金额，也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是否超过前述期间。合同还约定，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以及该信用社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在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期间内，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王琳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为本合同的主合同；鸿图兴和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内野鸭信用社对债务人王琳的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野鸭信用社与债务人王琳就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或延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或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保证期间，野鸭信用社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该信用社有权要求鸿图兴和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年10月15日，鸿图兴和公司股东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作出《股东会决议》，主要约定同意鸿图兴和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太慈桥汽车配件城商户向野鸭信用社借款购买汽车配件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三亿元，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同时为汽配城的商户向野鸭信用社借款购买汽车配件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作为股东在股东签字处签名捺印，周建贵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落款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处签名，并在申请人（公章）处加盖了公司公章。另查明，2016年7月27日，汽配城商户王琳作为借款人与野鸭信用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筑乌农商野鸭个贷字第20160075号），约定王琳向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借款2000000元用于购买汽车配件，借款期限为12个月，即2016年7月27日至2017年7月24日，实际放款日和到期日以借款借据为准，贷款月利率为7.975‰。合同还约定，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在合同载明利率基础上加收50%，如王琳不能按时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合同项下的贷款按季结息，到期还本，结息日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如借款本金最后一次偿还日不在结息日，则未付利息应利随本清；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对于王琳的违约责任，合同约定，王琳出现了未完全适当地遵守或履行合同项下的任何承诺、保证、义务或责任及未按期归还债务本息等违约情形，野鸭信用社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停止贷款资金的发放和支付，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王琳立即偿还合同项下的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金、利息及费用，借款到期前，对王琳未按时还清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和结息方式计收复利，借款逾期后，对王琳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和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借款逾期是指王琳未按期清偿或者超过合同约定的分次还款计划期限归还借款的行为），并要求王琳按借款本金的5‰支付违约金。同日，鸿图兴和公司作为出质人与质权人野鸭信用社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编号：筑乌农商野鸭保质字第20160075号），约定鸿图兴和公司以在野鸭信用社的保证金账户中的保证金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包括债权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包括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质物保管费、野鸭信用社垫付的有关费用及该信用社实现债权的费用和质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当王琳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无论野鸭信用社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该信用社有权要求鸿图兴和公司在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合同还约定，质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两年止；鸿图兴和公司保证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将200000元保证金存入其在野鸭信用社的保证金专户，并于2016年7月27日前将质押保证金移交野鸭信用社占有。对于质权的实现，双方约定，当出现主合同项下全部或部分债务本金或者利息履行期限届满后野鸭信用社未受清偿等情形，野鸭信用社有权扣划质押款项实现担保物权。之后，鸿图兴和公司向其在金阳分社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中存入了保证金200000元。还查明，2016年7月27日，野鸭信用社向王琳发放了贷款2000000元，王琳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借据中签名并捺印，借款借据载明借款日期为2016年7月27日，到期日为2017年7月24日，借款年利率为7.975‰，还款计划为按季结息、按期还本。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王琳未按约定还款，其仅于2016年9月30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支付野鸭信用社利息175182.47元，借款期限届满后，王琳仍未将贷款本息结清。2019年5月27日，野鸭信用社将鸿图兴和公司交纳的保证金及相应利息202953.44元作为借款本金扣划。截至2019年12月19日，王琳尚有借款本金1797046.56元、借期内利息17545元及复利124142.84元、罚息683533.90元未支付给野鸭信用社，同时，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亦未按约定履行保证责任。在王琳未还款的情况下，乌当农商行于2019年7月3日向鸿图兴和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第1次）》，要求借款人王琳在接到该通知书3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清偿所欠借款本息，并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同日，鸿图兴和公司的股东史彬签收了该催收通知书。诉讼过程中，王琳向本院提交了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立案通知书》，该分局认为鸿图兴和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符合立案标准，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2020年8月7日，王琳收到该份《立案通知书》。最后查明，2015年9月23日，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经核准后，将名称变更为贵州贵阳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5日，贵州贵阳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又将名称变更为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市乌当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野鸭信用社亦相应将名称变更为乌当农商行野鸭支行。本院认为，野鸭支行是乌当农商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的规定，野鸭支行从事商业贷款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其上级法人单位乌当农商行承担；基于民法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乌当农商行承担了其分支机构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应享有野鸭支行从事民事活动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因此，乌当农商行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案涉贷款债权，主体资格适格。本案中，乌当农商行与王琳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鸿图兴和公司与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等均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乌当农商行已按约向王琳发放了贷款2000000元，王琳理应按照约定期限向乌当农商行付息还本，但借款后，王琳未能按约定期限支付全部利息，也未按照还款计划归还借款本金，且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至今仍未将借款本息结清，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本案中，鸿图兴和公司交纳了质押保证金2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乌当农商行对鸿图兴和公司用于出质担保的200000元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其在王琳逾期还款的情况下将该公司交纳的质押保证金及相应利息作为本金予以扣划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因王琳逾期还款已经构成违约，而质押保证金及相应利息作为部分借款本金扣划后，王琳尚有借款本金1797046.56元未归还给乌当农商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诉请王琳偿还借款本金1797046.56元于法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乌当农商行诉请王琳支付利息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诉请王琳支付借款利息于法有据，其该项请求，本院应予支持。对于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逾期偿还借款，除了要支付借款期限内应付而未付的利息之外，还应当支付复利及逾期罚息，但复利的计算基数为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对于本案罚息利率，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逾期后，罚息月利率为在合同约定利率7.975‰基础上加收50%，该上浮比例符合前述规定，故罚息月利率为11.9625‰[即7.975‰×（1+50%）]，该计算标准未超过《个人借款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本院予以采纳。审理中，本院已查明截至2019年12月19日，王琳除借款本金1797046.56元未归还外，尚有借期内利息17545元及复利124142.84元、罚息683533.90元未支付，因双方对利息、复利、罚息的支付和计算标准有明确约定，且王琳对此不持异议，故乌当农商行诉请王琳支付借期内利息17545元、复利124142.84元及截至该日的罚息683533.90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2019年12月20日起的罚息，则应以借款本金1797046.56元为计算基数，按罚息月利率11.9625‰为标准计算至该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对于复利，因乌当农商行与王琳之间并未明确约定罚息纳入复利的计算范围，故2019年12月20日起的复利应以借期内的欠息17545元为计算基数，按罚息月利率11.9625‰为标准计算至该欠息清偿完毕之日止。对于乌当农商行诉请王琳支付违约金10000元的请求。因本案系因王琳未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本付息所致，其行为已经违约，而《个人借款合同》中对王琳支付违约金的情形及支付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其应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支付标准向乌当农商行支付违约金。因借款金额为2000000元，王琳应支付的违约金为2000000×5‰=1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乌当农商行诉请王琳支付违约金1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鸿图兴和公司与乌当农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王琳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7年7月24日期间在乌当农商行办理的贷款业务而与该银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最高余额2000000元提供保证担保。虽然《个人借款合同》晚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但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且从业务类型、金额等方面看，均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因此，王琳的案涉债务本息、违约金等属于鸿图兴和公司与乌当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范围。根据该合同约定，鸿图兴和公司的保证期间按乌当农商行与王琳的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签订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两年止，而根据借款借据载明，案涉借款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7月27日至2017年7月24日，鸿图兴和公司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7月3日，乌当农商行发出《逾期贷款（垫款）催收通知书（第1次）》，要求借款人王琳清偿所欠借款本息，并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同日，鸿图兴和公司的股东史彬签收了该催收通知书。本院认为，乌当农商行提起本次诉讼时超过了鸿图兴和公司的保证期间，但在该公司的保证期间届满前，乌当农商行已向该公司主张权利，虽然催收通知书是公司股东史彬签收，但结合鸿图兴和公司提交给乌当农商行的《股东会决议》，史彬签字同意为汽配城的商户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金额为三亿元，乌当农商行有理由相信史彬有代表公司签收催收通知书的权利，加之史彬亦系担保金额为三亿元的债务的保证人，而该通知书亦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故史彬代收催收通知书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及于鸿图兴和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期间在乌当农商行主张权利之日即丧失作用，保证期间转换为保证之债的诉讼时效，从乌当农商行向保证人鸿图兴和公司主张权利时（即2019年7月3日）起计算，故乌当农商行提起本次诉讼尚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之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鸿图兴和公司应对王琳的案涉债务本息、违约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鸿图兴和公司除了与乌当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外，在该公司提交给乌当农商行的《股东会决议》中还载明该公司同意为汽配城的商户提供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金额为三亿元，且股东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亦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股东会决议》已经提交给乌当农商行，乌当农商行接受且未提出异议，因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同意为汽配城商户王琳的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股东会决议》没有对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的保证承诺附有以签订《保证合同》为生效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在《股东会决议》中作出的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诺的内容具有担保性质，即使担保关系双方当事人未单独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只要当事人在有效载体上作出愿意为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担保关系即已成立，故依据《股东会决议》，应认定乌当农商行与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已经达成合意，双方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为汽配城商户贷款的担保金额为三亿元，王琳的案涉债务发生在《股东会决议》签订之后，属于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的担保范围，而《股东会决议》中仅对担保金额的上限进行了限制，并未对保证期间进行约定，此系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为了乌当农商行的资金安全，同时加大担保力度而进行的约定，应从其自愿,故应认定汽配城商户无论何时与乌当农商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债务金额累计未超过三亿元，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均应在三亿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因乌当农商行已对保证人鸿图兴和公司进行催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催收效果亦及于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因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基于上述《股东会决议》承担了超过该决议约定的三亿元的保证责任范围，而无论是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还是根据《股东会决议》，鸿图兴和公司均应对王琳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均应对王琳的案涉债务本息、违约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乌当农商行诉请的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财产查询费、执行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等费用。因本案中除了案件受理费之外，并未产生其余费用，故对于乌当农商行诉请的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付的保全费、公告费、财产查询费、执行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等费用，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的问题。本案中，乌当农商行基于其与王琳签订的借款合同向王琳主张相应合同权利，王琳提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先刑后民。而就本案来看，乌当农商行的贷款过程以及贷款发放的事实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债务人王琳在取得银行贷款之后其使用资金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根据王琳提交的《立案告知书》，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人与王琳并非系同一主体，其所称案件目前尚未形成任何定案结论，公安机关并未对王琳立案侦查，即使其为有关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也并不影响乌当农商行寻求民事救济的权利。同时，《立案告知书》载明鸿图兴和公司涉嫌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非骗取贷款或者贷款诈骗，贷款发放之后在用途上出现的问题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故本院对王琳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被告鸿图兴和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1797046.56元，并支付利息、复利、罚息（截至2019年12月19日的借期内欠息为17545元、复利为124142.84元、罚息为683533.90元；其后的罚息以借款本金1797046.56元为计算基数并以月利率11.9625‰为标准计算支付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复利以借期内的欠息17545元为计算基数并以月利率11.9625‰为标准计算至该欠息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王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10000元；三、被告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58元，由被告王琳、贵州鸿图兴和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建贵、史彬、于世英连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国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法官助理毛宇迪书记员王礼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