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1140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帆，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国斌，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立，广东晟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文华，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海宇，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再审申请人杨帆因与被申请人陈文华、刘海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民终2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帆提出再审请求：1、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2680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及再审案件受理费均由陈文华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二审判决认定陈文华、刘海宇的《离婚协议书》真实、合法，且陈文华享有涉案房产的权益可以排除执行，是错误的。二审判决认为陈文华、刘海宇的《离婚协议书》真实、合法，理由之一在于双方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各得的财产不存在差距过大的情形，“陈文华提交的广州市禾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禾田公司）2014年的财务报表看，归刘海宇所有的禾田公司的股权当时具有相当的价值”。而所谓的禾田公司2014年的财务报表实际上仅仅是《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等电子表格打印件，上面并无禾田公司盖章确认，也无任何第三方审计机构盖章。换而言之，所谓财务报表完全可能是提交人自行单方制作，根本不符合法定的证据要件，根本不能称之为“客观证据”。然而，二审法院却援引此财务报表并断定“归刘海宇所有的禾田公司的股权当时具有相当的价值”。二审判决早已查明，刘海宇在禾田公司的股权系向杨帆借款八百万元投入禾田公司方取得，且刘海宇对杨帆的前述借款债务已由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为刘海宇个人债务。换言之，尽管刘海宇依据《离婚协议书》取得了禾田公司的股权，即使该股权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刘海宇个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当的债务”，因此，刘海宇依据《离婚协议书》客观上并未取得多少财产权益。相比《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和车辆归陈文华所有，陈文华实际取得的财产权益远远大于刘海宇所得财产权益。二审判决认为“双方各得的财产不存在差距过大的情形”，缺乏事实依据，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事实上，陈文华、刘海宇2014年9月29日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约定“镜湖西街901房归女方所有，汽车一辆归女方所有……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债务由刘海宇负责偿还，离婚后产生的债务由各自承担”，尽管刘海宇对杨帆的债务已被确认为刘海宇个人债务，然而，该债务形成于陈文华与刘海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刘海宇尚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双方约定涉案房产归属陈文华一方所有，对第三方债权人的权益造成了不利影响，故有关房产归属的约定对债权人不应具有约束力。该离婚协议有关财产分割的约定的确具有约束力，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条款约定仅仅只对协议的当事方二人具有约束力。同时，该协议并不具有导致房产产权变动的物权效力。涉案房产真正有效的权属状况应该并且只能是以登记的状况为准。但二审法院却并未正确区分《离婚协议》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仅仅因《离婚协议》内部效力真实、合法，就当然认为陈文华依据《离婚如议》能够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是错误的。（二）二审判决并未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审查，判决逻辑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二审判决明确载明其法律依据为前述第二十四条规定，然而，其事实上的论证逻辑和第二十四条规定大相径庭。二审判决认为，因《离婚协议书》记载涉案房产归陈文华所有，故其在论证了《离婚》协议书真实、合法，陈文华一直在涉案房产居住且对房产未能过户并无过错后，就认定陈文华依据《离婚协议书》享有的涉案房产的权益，可以排除执行。对此，杨帆认为，二审判决的论证并无法律依据且逻辑混乱，具体在于：1、陈文华是否在涉案房产居住以及其对房产未能过户有无过错，与《离婚协议》是否真实合法，并无半点关系。《离婚协议》仅仅是对涉案房产的归属作了约定，该条款是否真实、合法，只需要考虑协议本身的达成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等可能导致合同违法、无效的情形，至于陈文华是否在涉案房产居住以及房产是否过户等问题，与离婚协议条款是否有效并无关系，与相关协议条款的履行也无关联，离婚协议并未具体约定房产的过户、实际使用等。反之，从上述第二十八条规定可以看出，二审判决的论证事实上是参照第二十八条规定来进行的，第二十八条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需要考察合同签订、是否实际占有、价款支付情况以及过户登记无过错等四点条件来判断案外人的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然而，第二十八条适用的前提是“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而本案的案外人陈文华并非是买受人，其对涉案房产取得权利并非基于买卖合同，而是离婚协议。二审判决书参照第二十条规定的逻辑来对陈文华提起案外人异议的权利基础进行判决，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另外，二审判决认为陈文华对房产未能办理过户并无过错，也属颠倒事实。二审判决已查明，涉案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签署抵押合同，均系陈文华、刘海宇共同办理，二人自愿以涉案房产为他人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后因借款人未能清偿借款故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一直未能涂销。尽管抵押人陈文华、刘海宇对于抵押登记不能涂销不具有直接责任，但二人自愿签署涉案房产抵押合同的行为，足以表明二人自愿承担抵押登记可能无法涂销而导致的相应法律后果，其中就包括房产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因此，涉案房产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根本原因就在于陈文华、刘海宇将房产作了抵押担保，陈文华、刘海宇对涉案房产无法办理过户具有重大的根本性过错。2、根据上述第二十五条规定，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据此，在涉案房产至今仍登记在陈文华、刘海宇二人名下的情况下，陈文华虽然是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但其并非是唯一所有权人，刘海宇依法也是涉案房产的共同共有人。二审判决仅仅凭借一份《离婚协议书》就断定陈文华对涉案房产的权益足以排除执行，显然违反了前述第二十五条规定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二审判决事实上等同于仅仅依据离婚协议书来认定涉案房产的权属，这无异于违反了“物权效力优先于债务效力”的基本法律认知，认定债权效力可以对抗物权效力。根据二审判决前述毫无法律依据的错误逻辑，现实社会根本不需要不动产登记簿，也不需要房屋管理部门，房产的权属完全根据房产处置协议来判断，这显然是极其可笑的。同时，二审判决的审判逻辑对债权人而言极为不公，也极大地鼓励了所有夫妻可通过签署离婚协议来彻底逃避债务--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一方名义大肆借款，将款项挥霍一空后则双方立即签署离婚协议，约定将所有财产归未举债一方所有，所有债务归举债一方所有。届时，债权人即使通过诉讼程序执行查封了举债一方名下的房产等，也无法依法执行，仅仅因为离婚协议约定了财产归属于未举债一方所有。这样的断案逻辑，姑且不论是否具有法律依据，仅仅从社会公平、合理角度而言，也完全站不住脚。（三）刘海宇系涉案房产的合法产权人，人民法院查封刘海宇对涉案房产的房产份额，合法有效，应予以维持。陈文华要求停止对涉案房产酌执行，无任何依据，依法应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涉案房产至今登记在刘海字与陈文华两人的名下，属两人的共有财产。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刘海宇是涉案房产的合法产权人之一。陈文华、刘海宇离婚协议并不具有导致房产产权变动的物权效力，涉案房产真正有效的权属状况应该并且只能是以登记的状况为准。执行法院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涉案房产中属于被执行人刘海宇的产权份额，合法合情合理，应予以维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再审申请人杨帆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再审审查焦点问题是陈文华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进行处理的裁判依据。但在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中，对异议人的执行异议的审理，不仅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即使异议人不能满足上述规定的相关条件，也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案外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异议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涉案房产原为刘海宇与陈文华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两人于2014年9月29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国陈文华所有，该《离婚协议书》在民政部门备案。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涉案房产发生了变动。该变动是否能够排除本案的强制执行，前提是不得损害本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涉案房产变动协议即上述《离婚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对价、履行等因素来综合确定是否损害了本案债权人杨帆的合法权益。虽然杨帆与刘海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签订《离婚协议书》之前，但考虑到该《离婚协议书》中也约定了将另一套已出售的房产、禾田公司的股权归刘海宇所有，而且根据陈文华提交的禾田公司当年财务报表看，归刘海宇所有的禾田公司股权具有相当的价值，故刘海宇与陈文华分割共同财产中不存在差距过大的情形，并无杨帆所主张的刘海宇与陈文华将所有共同财产约定归于陈文华一方所有的情形。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刘海宇与陈文华依照《离婚协议书》分割共同财产后，损害了刘海宇的偿债能力，也无法证明刘海宇与陈文华为了逃避债务而签订《离婚协议书》。再结合已有生效判决确认本案债务属于刘海宇的个人债务，与陈文华无关，涉案房产一直由陈文华居住使用，而且因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致使陈文华无法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直至2019年2月1日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禾田公司协助刘海宇与陈文华到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涂销抵押登记手续才具备了过户至陈文华名下条件等情形。本案应当认定刘海宇与陈文华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约定涉案房产归陈文华所有并未损害杨帆的合法权益，陈文华依据《离婚协议书》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二审判决综合本案案情，作出不得执行涉案房产的裁判，依据充分，说理清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杨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帆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熊 忭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黄凯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