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民终79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培发，男，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永樟，男，1960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宜生，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储国芳，男，196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国友，男，1961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建德市。 上诉人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为与被上诉人吴国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20）浙0182民初1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储国芳向本院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汤培发、胡永樟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国友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吴国友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汤培发、胡永樟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定错误。在一审时，汤培发、胡永樟提交了2020年1月14日签订的形式为“收条”实质是协议书的打印件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用来证明双方对委托关系的权利义务己经终结。该“收条”虽是打印件，但吴国友在一审质证时，当庭承认“收条”右下角的名字是其本人签的，只不过说他签字时“收条”上“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的文字是没有的，是上诉人一方事后添加的。从吴国友的质证意见可以看出吴国友对“收条”的真实性是没有异议的，只是不认可“收条”上“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的内容。然而，一审判决书却书写成“原告质证后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按一审判决书的意思是吴国友对该证据的全部真实性不认可。这显然与吴国友的当庭质证意见不相符。既然吴国友对签名的真实性认可，那么就不能否定“收条”的真实性，也无须要求上诉人提交原件核对，而是应对“收条”上“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是事后添加的意见按照证据规则进行分析。一审法院却单凭上诉人不能提交原件核对，就认可了吴国友的抗辩意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观点错误。首先，上诉人的该份证据，虽然名称是“收条”，但并非是单纯收条，其实是一份协议书，签协议书的本意就是对双方的委托关系进行权利义务约定，“收条”上“乙方支付报酬人民币4800元”及“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的表述，正是构成了协议书完整的内容。如欠缺“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就完全没有必要用“甲方”“乙方”表述。因此，“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内容根本不可能是事后添加的。其次，从“收条”上的数额及案外人邵建伟的证言也能佐证“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也不可能是事后添加的。“收条”记载支付给吴国友的报酬4800元分别由汤培发1400元、胡永樟2000元、储国芳1400元组成，支付的数额是按上诉人一方收到补助款约5%的比例计算而来的。该事实与邵建伟的陈述相符。从该事实完全可得出，汤培发、胡永樟一方与吴国友协商同意按5%的比例支付酬劳、委托协议终止的意思。吴国友收到补助款后主动与汤培发、胡永樟等协商报酬如何支付，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对双方的委托关系进行了结，不书写“终止作废，互不干涉”怎么能了结？再次，既然吴国友对“收条”签字的真实性是认可的，仅仅认为“收条”上“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是事后添加的，那么，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规定，吴国友应该拿出证据来证明，但是其至始至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一方（包括案外人邵建伟）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约定，吴国友收取“他人”欠款后按总款40%的比例收取报酬的条件是吴国友收到款项后即。只有吴国友收到补偿款，即钱是由吴国友收取的，吴国友才能按总款40%的比例收取报酬。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因为当时吴国友称补偿款只有他出面才能拿到手，没有他出面拿不到，而且他可以代收补偿款。因此，如此约定其实是吴国友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吴国友也的确带上诉人等到社保部门办理手续。上诉人也收到补差款。只不过钱是由社保部门直接支付到上诉人的工资卡内的，是上诉人应该得到的待遇，不是“他人的欠款”，也并非只能由被上诉人出面才能得到，被上诉人也无权收取补偿款。就以上事实而论，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情形，因为上诉人钱都已经收到了，还有什么事务没有完成？以上事实，只能认定被上诉人收取报酬的条件没有成立。然而，一审法院却认为，被上诉人未收取各上诉人的款项，是属不可归责于被上诉人的原因，适用了《合同法》405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按25%的比例支付报酬。退一步讲，即便可认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原因委托事务不能完成”，但上诉人己经支付给被上诉人4800元报酬，数额己经不低了，支付的报酬也己经是“相应了”。因为上诉人收取的款项本来是应该享有的待遇，迟早是能得到的，被上诉人只是向上诉人提供了信息，又陪同去过社保部门的两趟，没有其他作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吴国友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国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各自支付吴国友劳务报酬10800元、14400元、108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吴国友与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均系伤残退役军人。2019年10月15日，吴国友与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及案外人邵建伟约定，由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及案外人邵建伟共同委托吴国友帮助追索病退改公伤退之间的待遇差额，吴国友收到相应款项后，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及邵建伟应按收到款项的40%支付吴国友报酬。合同签订后，吴国友多次带领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及案外人邵建伟到人力社保部门询问办理病退改公伤退补差事宜。后建德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将待遇差额分别发放到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及案外人邵建伟名下账户上，补发差额款分别为汤培发40177.75元、胡永樟51405.88元、储国芳38449.18元。后因社保部门对退休工资计算有误，又扣发了汤培发10896.6元、胡永樟7954.32元、储国芳8991.84元。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实际补发金额分别为：汤培发29281.15元、胡永樟43451.56元、储国芳29457.34元。2020年1月14日，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分别支付吴国友1400元、2000元、1400元，共计4800元。另查明，案外人邵建伟实发款项11000.10元，其向吴国友支付了报酬款4000元。经吴国友多次催讨，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拒不支付剩余报酬款项，故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吴国友与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之间所订立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合法有效。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焦点一，案涉委托事务是否完成即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是否应向吴国友支付报酬的问题。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为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委托吴国友代本人完成追索病退改公伤退待遇补差事项，吴国友履行了提供信息服务，并带领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到人力社保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因款项发放内部规定，人力社保部门将补差款直接发放至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账户中，虽吴国友未完成收取补差款后再交付给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的全部受托事项，但该事项系不可归责于吴国友的事由导致，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仍应支付相应的报酬。焦点二，计算报酬款的基数如何认定及支付的比例问题。依据双方协议约定，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委托吴国友去收取他人“欠款”，欠款因属综合结算后的款项，故应当按照社保部门实际补发给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的金额为计算报酬的基数。关于报酬支付比例问题，考虑到吴国友提供了相应信息并付出相应的劳动，酌定将报酬支付比例调整为按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实收款项的25%计算，扣除已支付的款项，汤培发应另行支付吴国友报酬款5920.29元（29281.15元×25%-1400元），胡永樟应另行支付吴国友报酬款8250元[41000元（吴国友主张的基数低于胡永樟实发数额，以吴国友主张为准）×25%-2000元）]，储国芳应另行支付吴国友报酬款5964.34元（29457.34元×25%-1400元）。综上，对吴国友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汤培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吴国友报酬款5920.29元；胡永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吴国友报酬款8250元；储国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吴国友报酬款5964.34元。二、驳回吴国友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0元，由吴国友负担154元，由汤培发负担58元，由胡永樟负担80元，由储国芳负担58元。 二审期间，汤培发、胡永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二审期间，吴国友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收条”的真实性及委托协议是否于2020年1月14日终止，二是委托事项是否完成及报酬如何确定。 关于焦点一，一审期间，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条照片打印件一份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于2020年1月14日支付吴国友4800元酬劳款后，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终止，双方不存在纠纷的事实及该份收条书面标注时间与微信转发时间一致的事实。吴国友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收条中“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系储国芳事后添加。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诉争双方就“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是否系储国芳事后添加的内容有争议，因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无法提供收条原件予以核对，无法排除事后添加的合理怀疑，而微信截屏亦仅能证明收条的形成时间，故对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主张的委托协议已终止的事实不予确认，因吴国友在一审庭审中对收到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支付的4800元报酬款予以认可，一审判决对该项事实予以确认。现汤培发、胡永樟、储国芳提出吴国友一审中对“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显然与事实不符。汤培发、胡永樟还提出，吴国友应承担“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系事后添加的举证责任，经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证据原件或者原物。汤培发、胡永樟等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条照片打印件一份，但未能提供原件，并未完成本方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汤培发、胡永樟提出由吴国友承担对“至此双方委托协议终止作废，互不干涉”系事后添加的事实的举证义务，混淆了双方的举证责任。故汤培发、胡永樟虽提出委托协议于2020年1月14日终止的主张，但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案涉委托事务是否完成，汤培发、胡永樟是否应支付吴国友报酬及支付报酬的数额。本案所涉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为汤培发、胡永樟等委托吴国友代本人完成追索病退改公伤退待遇补差事项，吴国友履行了提供信息服务，并带领汤培发、胡永樟等到人力社保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因款项发放内部规定，人力社保部门将补差款直接发放至汤培发、胡永樟等的账户中，虽吴国友未完成收取补差款后再交付给的全部受托事项，但该事项显系不可归责于吴国友的事由导致，汤培发、胡永樟仍应支付相应的报酬。依据协议约定，汤培发、胡永樟委托吴国友去收取他人“欠款”，欠款因属综合结算后的款项，故应当按照社保部门实际补发给汤培发、胡永樟的金额为计算报酬的基数，原判酌定将报酬支付比例调整为按汤培发、胡永樟实收款项的25%计算，亦无不当。 综上，汤培发、胡永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元，由汤培发负担50元，胡永樟负担50元，储国芳负担25元。汤培发、胡永樟自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茂 鑫 审判员 王杨沁如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陈 钦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