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20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庆欢，男，1985年2月16日生，汉族，现住昆明市官渡区，户籍地：云南省宣威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母凤英，女，1990年3月15日生，汉族，现住昆明市官渡区，户籍地：云南省宣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欣，云南凌云律师事务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彬，男，1964年2月2日生，汉族，住蒙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永清、魏丽，均系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陶庆欢、母凤英因与被上诉人郑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3民初2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陶庆欢、母凤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生意合作、无直接经济往来、本案借款是18万元支票兑现款错误。呈贡法院（2020）云0114民初4067号民事调解书证实，卫泰公司向昀锋公司供的钢材款共计1455835元，已付1056500元，余款基于调解双方达成还付393000元的调解协议。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生意合作有直接经济往来，18万元是被上诉人支付的钢材款，与本案借款无关。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郑彬答辩：因我将工程包给段华富干，段华富私刻我项目部公章与上诉人的卫泰公司签订购买钢材合同，段华富因尚欠卫泰公司钢材款工地被上诉人堵，无奈下我答应尚欠款由我昀锋公司担保，条件是卫泰公司继续供钢材，尚欠钢材款经段华富出具委托给我，我答应支付。故从2017年7月24日后付的钢材款，都是我支付。本案款是2017年7月25日我将29万元钢材款转付母凤英后，即从蒙自上昆明看病人急需钱，在昆明向昀锋公司开18万元支票找上诉人承兑现金。上诉人只能以钢材款名义，要扣14%税，我答应后上诉人当时转款2万、次日扣100元手续费后转款134700元给我。原判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要求维持。陶庆欢、母凤英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54700元及利息（暂定：以1547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7月26日计算至今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陶庆欢系卫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原告母凤英系夫妻关系，被告郑彬系蒙自市大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系昀峰公司下辖项目“蒙自现代林业产业园2号路工程”项目部负责人。2017年7月25日，因被告郑彬急需用钱，向昀峰公司借款180000元，昀峰公司开具金额为180000元的转账支票（票据号码：402××××7647）给被告郑彬，被告郑彬出具《借条》一份交昀峰公司收执，该《借条》载明：“今借到云南昀峰建筑有限公司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正（180000元），此款用于蒙自工业园区道路项目，该款从蒙自工业园区道路项目款中扣出。”因该支票需对公账号才能支取，被告郑彬找到原告陶庆欢兑现，2017年7月25日，原告母凤英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牛街庄支行的账户向郑彬转账20000元，2017年7月26日，该支票在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盟信用社兑现，交易流水载明：付款人云南昀峰建筑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为昆明卫泰经贸有限公司，金额180000元，附言为钢材款。同日，母凤英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牛街庄支行的账户转账134700元给郑彬，两次转款共计154700元。另查明，原告陶庆欢、母凤英及卫泰公司与被告郑彬无其他经济往来、生意合作关系，云南昀峰公司与原告个人以及卫泰公司也无直接经济往来、生意合作，原告陶庆欢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卫泰公司与段华富之间存在钢材贸易往来。2019年7月16日，卫泰公司作为原告，云南昀峰公司、大通公司、段华富、郑彬为被告，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2020年3月20日，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云0114民初4067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由段华富支付卫泰公司货款393000元，大通公司、郑彬、昀峰公司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陶庆欢、母凤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郑彬归还借款154700元及利息，仅提交了原告母凤英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牛街庄支行的账户向郑彬转账154700元的凭证加以证实，被告郑彬提交证据抗辩该款项系原告帮其兑现转账支票的款项，现原告未就原、被告之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提交证据加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154700元的请求，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郑彬的辩解予以采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陶庆欢、母凤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7元，由原告陶庆欢、母凤英负担。二审中，经征询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的意见。上诉人认为：1、原判认定郑彬向昀锋公司借18万元支票付钢材款多余，因该事实与本案无关。2、原判“另查明”部分事实矛盾且错误。郑彬与上诉人有生意合作，且有直接经济往来。为此，提交2017年11月5日《担保合同》及农行交易明细，其中2017年7月25日郑彬转款29万元给母凤英。证明郑彬与上诉人有生意合作且有直接经济往来。此外，上诉人对原判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对原判查明事实无异议，针对上诉人所提异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1、支票承兑的18万元是付钢材款还是借款，是本案争议问题，与处理本案有关，原判采信认定正确。2、《担保合同》属实，正因有此担保，我才按段华富委托付上诉人五笔款，29万元也是这样付的，农行流水不是新证据，一审就提供过，段华富一审出庭作证已经说清楚了。这些证据恰恰证明我与上诉人无生意无经济往来。综合当事人所提异议及举证、质证意见，二审审查认证为：1、认定18万的由来及承兑情况与本案实体处理相关，原判采信认定正确，二审予以支持。上诉人该事实与本案无关的主张二审不予采纳。2、在案相关证据证明段华富向上诉人购买钢材后，因段华富未付清钢材款，郑彬及其公司对段华富未付钢材款担保，郑彬于2017年7月25日至2019年1月28日五次转款给上诉人。故原判“另查明”部分认定郑彬与上诉人无直接经济往来、生意合作并无不当，二审予以支持。综上二审认证，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相同，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针对18万元是付钢材款还是郑彬借款的争议焦点。二审评判为，一、本案无借条，被上诉人主张支票承兑完成了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是借款未完成举证义务。二、上诉人在段华富和担保人郑彬等尚欠卫泰公司钢材款，向呈贡区人民法院起诉时称，供应钢材款共计1455835元，被告昀锋公司仅支付部分货款，剩余779334.18元一直拖欠，段华富于2017年11月20日出具两份欠条给原告，确认其欠付原告钢材款共计779334.18元，上述欠条出具后，被告段华富分别支付了部分货款但仍未支付完毕。为此诉请支付货款499334.18元（庭审中变更货款金额为400000元）。这属上诉人起诉尚欠钢材款时的自认。而上诉人在本案上诉状中称已付钢材款1056500元，是用段华富在上诉人起诉段华富欠钢材款案时，段华富提交《支付陶庆欢钢材款明细表》载明共付款876500元，加本案18万元争议款得来。18万元款发生于2017年7月25日，如果真是付钢材款，上诉人2019年3月向呈贡区人民法院起诉尚欠钢材款案时，更应主张18万元是付钢材款符合常理，但上诉人未主张；段华富在该案抗辩已付款时，也未主张18万元是付钢材款。故上诉人在本案中才主张18万元是付钢材款，不是借款明显违背常理，不符合生活事理常识。一审不予采信是借款，依据在案证据一审判定就是承兑支票款正确，二审予以支持。上诉人本案是借款，不是承兑支票款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94元，由上诉人陶庆欢、母凤英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魏 伟审判员 何玉琼审判员 陆 斌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钱则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