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鄂06行初65号原告陈金生，男，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原告王礼香，女，1962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娜，系原告女儿，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法定代表人刘明锋，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代理区长。出庭负责人邓正清，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襄阳市襄州区张湾街道办事处西湾社区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林，湖北法正大（襄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告陈金生、王礼香不服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补偿决定书》，于2020年5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金生、王礼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玲玲、陈小娜，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的出庭负责人邓正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李学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金生、王礼香诉称，其在襄阳市襄州区××办事处西××社区××组有宅基地一处，实际建筑面积为472.38平米（评估单面积为362.88平米，漏评面积为109.5平米）。原告房屋属于襄州区滨江滨河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范围。2012年12月，原告房屋所属地块开始进行征收拆迁，但由于补偿金额过低，原告一直未与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签订拆迁协议。2014年6月，原告房屋被非法拆除。后，原告多年维权未果。截止今日，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一直未对原告进行拆迁补偿安置。2019年11月28日，被告下设的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向原告房屋作出了案涉《补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涉案《补偿决定书》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诸多违法之处。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书》上载明的房屋面积有误，漏量了原告109.5平米的房屋面积；另外，《补偿决定书》对原告的房屋安置与产权置换面积过小，严重降低了原告的生活、居住水平。其二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对原告房屋的补偿应当按照周边房地产的市场价进行补偿，该《补偿决定书》并没有赋予原告选择货币补偿的权利。其三，被告作出的涉案《补偿决定书》没有补偿原告的搬迁费、过渡费、装修费、误工费、地、地上附着物等其他各种补偿，原告房屋系非法拆除，对原告过渡费、其他各种经济损失的补偿应体现对被告的惩戒性。综上，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书》在实体和程序上存在诸多违法之处，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被告下设的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向原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对原告作出《补偿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襄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是答辩人组织实施的征收补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2010年11月5日，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作出了《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襄樊市襄阳区2010年度第17批次建设用地的函》（鄂土资函[2010]1661号），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将襄州区张湾镇西湾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了征地手续，原告的房屋位于该批宗地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将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标准、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等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至少三十日，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答辩人对征收土地方案、补偿标准以及补偿安置方案等进行了公告，依法选定了专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对原告房屋作出评估报告并向原告履行了送达程序。因此，答辩人组织实施的征收补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二是答辩人作出的《补偿决定书》合法有效。因原告认为补偿数额过低，一直未与指挥部签订征迁协议。为此，指挥部、西湾社区干部多次约见原告，为其宣传解释政策，做好思想疏通工作，但均无实质性进展，由于原告迟迟不签订征迁协议，严重影响到片区建设，征收实施单位报请答辩人依法作出了《补偿决定书》。该《补偿决定书》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依法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对原告房屋作出的评估报告等综合因素予以认定，不存在漏评、房屋安置与产权置换面积过小等问题。因此，答辩人作出的《补偿决定书》合法有效。三是原告主张超出《补偿决定书》认定的补偿数额及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襄州区滨江滨河城中村改造项目征迁范围内土地的性质为集体所有，而不属于国有，原告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适用法律错误。《补偿决定书》对原告应当支付的相关费用已全部支持，原告主张超出《补偿决定书》认定的补偿数额部分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告陈金生、王礼香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个人建房用地申请书、个人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拟证明原告在襄阳市襄州区××办事处西××社区××组有宅基地一处；原告系西湾村民，不是外来户。证据2.补偿决定书，拟证明2019年11月18日，被告下设的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作出了案涉《补偿决定书》，且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书》没有补偿原告的搬迁费、过渡费、装修费、误工费、地、地上附着物等其他各项补偿据3.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文件（襄州滨指[2013]1号），拟证明襄州区滨江滨河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责任主体为被告襄州区人民政府，原告系西湾本村村民，不是外来户，不能按照外来户的补偿标准安置政策来对待。证据4.（2014）鄂樊城行初字第00053号一审判决书、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襄阳中行终字第00047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滨江滨河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属于襄州区政府设立的临时机构，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由襄州区人民政府来承担责任。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已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案涉《补偿决定书》对于原告的补偿安置并没有体现出违法拆除的惩戒性。证据5.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拟证明根据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信息公开答复，1998年1月15日市政府批复的《襄阳县城区总体规划》，西湾（后更名为西湾社区）已纳入当时的襄阳县城区规划区范围；2013年1月1日国务院批准的《襄阳市城市总体规划》，已将西湾社区纳入襄阳市中心城区规划范围。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第2款的规定，本案原告对于原告的房屋补偿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标准予以安置补偿。证据6.原告房屋照片，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书》上载明的房屋面积有误，漏量了原告109.5平方米的房屋面积。证据7.襄州区滨江滨河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拟证明同样是襄州区滨江滨河城中村改造项目，距离原告房屋只有一墙之隔，该项目在2014年6月某被征收人签订协议时，是按照1:1.3的政策来对被征收人进行房屋补偿安置的。证据8.周边房地产一手房（融创滨江壹号）销售价、二手房（民发世界城学院派）成交价图片，拟证明2019年11月，当时原告房屋周边房地产市场价为1.1万元每平米。证据9.毁损物品清单，拟证明原告房屋内的物品损失共计1515302元，补偿决定书上对原告房屋物品损失补偿过低。证据10.关于印发《襄阳市襄州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相关补偿标准》的通知（2017年8月28日），拟证明根据襄阳市襄州区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临时过渡费按照每月9元每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搬迁补助费按照10元每平米进行补偿。证据11.原告全家户口本，拟证明原告是西湾村民，不是外来户，原告房屋内应安置人口为6人。证据12.原告维权产生的各种经济损失票据（律师委托合同及发票及其他费用等票据），拟证明原告因房屋被非法强拆多年维权而产生的其他各种经济损失共计30万元。证据13.襄阳市襄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G201914，拟证明在襄州区土地局官网上查询到的原告房屋周边肖湾地块在2019年8月公开拍卖的土地出让价格为每平方米6300.155元，原告是按照3000元价格左右去主张的土地使用权补偿费用。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批准襄樊市襄阳市2010年度第17批次建设用地的函；征收土地方案公告，拟证明被告依法履行的征地手续的相关事实。证据2.评估明细，拟证明原告房屋的评估价款的事实。证据3.拆除原告房屋时的现场照片，拟证明原告房屋拆除前的概况相关事实。证据4.王礼香从指挥部借款30万元的支取清单及凭证，拟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补偿安置费的事实。证据5.补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作出补偿决定合法的事实。证据6.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湖北省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拟证明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复印件，所以无法辨认，但原告在西湾建房是属实的，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房屋的占地面积为100平方米。该证据反映的原告住址是西湾村××组，但是原告的户籍所在地是西湾村××组。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30万元已经包含了搬迁费、过渡费、装修费、误工费等费用。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通过该证据，反而证明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具有政策依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以法庭查明为准。该证据记载的是2013年1月1日批准的《襄阳市城市总体规划》将西湾社区纳入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但是被告针对原告所属片区的征迁是在2010年，因此，对本案不能适用。其次对原告主张适用的《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第2款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的主要是征收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的房屋进行安置补偿，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是原告是因认为被告做出的补偿数额过低，而没有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不能认定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的事实。因此不能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7、证据8、证据9和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且该证据系复印件.对证据10的关联性有异议，补偿标准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应当举出在涉及片区征迁时的户口本核实为准。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没有依据。原告陈金生、王礼香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我们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地，地方政府存在诸多违法之处如没有召开听证会，也没有现场调查等。征收土地方案并不能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存有保障，按照34500元的价格进行土地补偿，这样的补偿标准是严重过低的，我们认为涉案地块在2010年时已经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了，被征收国有之后，就应该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规定的程序来由县市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涉案项目并没有获得襄州区政府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无法律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漏评了原告房屋109.5平方米，涉案评估机构并不是由被评估人协商决定的，所以评估机构并不合法。另外，对原告的房屋大概每平米500到600元的标准对原告房屋进行认定，严重低于周边房屋的市场价，应当参照周边房地产市场价进行评估，该评估明细中并没有包含对原告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装修费用38953元过低，严重低于原告房屋的实际装修费用20万元的标准。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照片过于模糊，无法辨认，但我们认可原告房屋拆除前是存有大量物品的，该组证据反而证明被告在违法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过程中，没有将原告的物品进行清点并搬出，导致原告产生大量的经济损失。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通过被告提交的证据，我们进行了计算，实际支付给原告的费用大概只有21万元，并且这些费用主要是用来对强拆过后治疗医疗所发生的费用以及多年上访中原告被打导致产生的医疗费、住院费、营养费等费用，与本案的房屋安置补偿无关。证据5的质证意见详见起诉状意见。对证据6，法律适用错误。原告认为对原告的房屋补偿安置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的标准履行相关的行政程序，进行相关的补偿。对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相互不持异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并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综合审查认定。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于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2008年11月襄阳市襄州区（原襄樊市襄阳区）张湾办事处西湾改造工程启动（滨江滨河城中村改造项目），后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成立滨江滨河改造项目指挥部。2014年6月18日，滨江滨河改造项目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将原告陈金生和王礼香宅基地上的房屋拆除。原告陈金生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强制拆迁行为违法。2015年1月9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14〕鄂樊城行初字第00053号），判决“确认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拆除原告陈金生房屋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015年11月30日，本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15〕鄂襄阳中行终字第0004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18日被告下设的襄阳市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对原告下发了案涉《补偿决定书》。2020年11月2日，襄阳市襄州区滨江滨河前线指挥部对陈金生、王礼香下达了一份《撤销补偿决定通知书》，决定撤销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补偿决定书》。本院认为，本案为拆迁行政补偿撤销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下设的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向原告陈金生、王礼香作出的《补偿决定书》是否合法和是否应责令被告重新对原告作出《补偿决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征用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对其中的农村村民住宅，应当按照先补偿后搬迁、居住条件有改善的原则，尊重农村村民意愿，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化补偿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并对因征收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等费用予以补偿，保障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和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下设的襄阳市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项目指挥部已于2014年6月18日组织相关部门强制拆除了原告的案涉房屋，其于2019年11月18日才对原告下发案涉《补偿决定书》，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款先补偿后搬迁的程序性规定，程序严重不合法，依法应予撤销。但是，因为被告下设的襄阳市襄州区滨江滨河前线指挥部已于2020年11月2日对陈金生、王礼香下达了一份《撤销补偿决定通知书》，决定撤销2019年11月18日作出的《补偿决定书》，已自行纠正其行政行为，没有可撤销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下设的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于2019年11月18日对原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另外，由于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案涉房屋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的规定主张被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不是通过要求被告重新作出《补偿决定书》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要求责令被告重新对其作出《补偿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下设的襄州区滨江滨河改造前线指挥部对原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杨 瑛审判员  梁慧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冯海洋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