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8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男，汉族，1987年12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溪，广东阿尔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汉族，1989年12月28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振濠，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松，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某为与被上诉人张某同居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49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徐某自2019年12月起每月十五日前向张某支付女儿徐某2抚养费5000元至徐某2年满十八周岁时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同居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同居协议》合法有效存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结婚登记前所进行的同居行为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徐某与张某在此基础上签订的《同居协议》亦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同居协议》合法有效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因《同居协议》无效，张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二审法院应予改判。二、一审法院认定徐某为高收入人士并判令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2万元，标准过高，应当予以改判。首先，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庭并未对徐某的实际收入情况进行详细调查，仅以张某提供的微信截图即认定徐某属于高收入人士，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徐某并没有固定收入，其从事投资业务，收入非常不稳定，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股权投资市场环境急剧下滑，徐某所投资项目接连发生严重亏损。一审法院在没有调查徐某实际收入的情况下直接判令徐某每月2万元抚养费，已经远远超出徐某的实际支付能力。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意见》，法院应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抚育费。在深圳法院的案例中，一般抚养费均在5000元以下，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徐某抚养费每月5000元。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一、涉案的同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在现今社会中婚前同居普遍存在，双方的婚前同居行为以及《同居协议》并未违反公序良俗，双方在张某怀孕后仍然处于同居状态，也是由于徐某不愿步入婚姻，这一点双方在协议中也予以确认。二、一审法院认定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2万元，是有事实依据的。徐某在与张某交往过程中主动提出自己月收入8万元，而且在张某怀孕后主动提出愿意承担高额的抚养费。张某之所以在同居期间愿意生育，除了出于自己对小孩的疼爱，也是由于徐某的保证，而徐某称自己并非高收入人士，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明显在躲避自己身为父亲的抚养责任。三、张某没有隐瞒收到款项的情况，相关的收款事实在一审庭审调查中已调查清楚，与事实相符。对徐某的上诉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张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某履行《同居协议》第1条规定的合同义务，给付张某拖欠的妊娠生产费用74000元（共25万元，已经支付17.6万元）；2.判令徐某履行《同居协议》第2条规定的合同义务，给付张某拖欠的生活费54537元（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11月9日，每月按2万元计算，11月10日至11月19日的生活费为7000元，共计107000元，已支付52463元）；3.判令徐某履行《同居协议》第2条规定的合同义务，胎儿生产后每月给付张某生活费35000元，暂计至2019年12月19日，生活费为35000元；4.判令徐某支付张某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8000元，以上合计171537元。5.判令徐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称与徐某为恋爱关系，双方恋爱一年多，不止一次发生关系，但未长时间同居，只是偶尔在一起。徐某则称与张某不是恋爱关系，双方只发生过一次性关系。2019年6月24日，张某经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诊断已怀孕，胎儿大小相当于16周4天。徐某2（女，又名张某2）于2019年11月20日出生，出生医学证明上记载的母亲姓名为张某，父亲姓名为徐某。原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广东华曦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对双方当事人与张某2之间是否存在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支持徐某与张某为张某2的生物学父母亲。2019年6月10日，双方签订《同居协议》，主要内容为：男方徐某与女方张某2018年相识相爱，女方于2019年4月查出怀孕，因男方不愿步入婚姻，双方决定保持现状，共同抚育孩子成长。为了双方和孩子的美好未来，现双方就未来生活安排作出如下约定：1.女方怀孕和生产期间，男方应当予以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并承担女方赴香港剖腹产和月子中心坐月子的费用共计250000元，如无法在香港生产，这笔费用将用于女方国内生产、孩子出生用品购置费、月子中心、产后修复等。生产的医院和坐月子的机构由女方选择和决定，这笔费用首期在2019年7月10日前先付10万，2019年10月15日前付15万转至女方指定银行账户上。2、双方保持目前生活状态，女方怀孕生产后，孩子由女方抚养，孩子出生证、上户口暂时随男方，待女方落好深圳户口男方将负责把孩子户口转移到女方同户口本上。双方都应当对孩子倾注关爱和精力。为了孩子更好地成长，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怀孕期间男方每月承担孩子生活费2万至4万元，生产后每月承担孩子的生活费3.5万至7万元，于每月25日之前务必将上述生活费准时支付至女方指定的银行账户。3、抚养方将精心照料孩子成长，为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做出最佳安排，男方同意根据孩子的实际医疗费、教育支出承担全部费用。张某称，协议约定孩子出生后的生活费仅是生活开支，不包括医疗和教育费用。徐某则称该协议系张某强迫徐某签订的，应予以撤销。2019年6月17日-2019年12月18日，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或银行转账等方式，向张某或张某指定第三人支付款项共计316210元，张某称其中17.6万元为生产费用，其余为徐某支付给其和小孩的生活费。2019年6月10日前，徐某通过微信、支付宝或银行转账等方式向张某共计转账35602元，徐某称上述款项也是履行《同居协议》的款项，张某不予认可，认为上述款项与本案无关。张某提交了其与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5月28日，徐某对《同居协议》进行修改后发送给张某，张某完善后，徐某又进行了最终确认。2019年5月9日，徐某向张某自述其月收入为8万元左右。徐某称其从事投资业务，无固定收入来源，之前约定这么高的费用是因为以前经济好，现在经济不好，就没有那么强的经济能力。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为恋爱同居关系，双方在张某怀孕后就张某妊娠期间的生活费用、生产及产后恢复费用、小孩出生后的抚养费用等问题自愿达成《同居协议》，从张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同居协议》是双方充分协商后确定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徐某称该协议是被张某胁迫签订的无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根据《同居协议》约定，徐某应于2019年10月15日前支付张某生产及产后修复等费用共计25万元；截至小孩出生前，徐某应支付张某妊娠期间生活费106667元（20000元×5+20000元/3），以上共计356667元。徐某在2019年6月10日前向张某支付35602元，因系协议签订前支付，且张某于2019年4月即已查出怀孕，而张某并未向徐某主张自2019年4月起的相关费用，故上述35062元不能视为徐某履行协议的费用，徐某实际支付金额为316210元，尚欠生产及产后修复费用40457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超出该金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小孩抚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徐某曾自述其月收入约为8万元，属于高收入人士。作为高收入人士，理应为子女提供更为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但双方约定每月3.5万-7万元过高，酌情调整为每月2万元。因每月2万元的抚养费标准相对深圳的生活水平而言已属较高，故该费用应包括子女日常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张某主张《同居协议》约定的金额仅为生活费，不包括教育费和医疗费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如小孩今后产生重大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张某可与徐某协商解决或另行起诉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徐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某支付生产及产后修复费用40457元。二、徐某自2019年12月起每月十五日前向张某支付女儿徐某2（张某2）抚养费20000元至徐某2（张某2）年满十八周岁时止（对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尚拖欠的抚养费，徐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已由张某预交），由张某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同居协议》的效力判断和履行情况认定。该协议虽然名为“同居协议”，但协议内容是对张某的生产费用和孩子出生后的抚养费用的安排合意，即徐彬植在协议中负担的支付标的物是张某的生产费用和孩子抚养费，并非是徐彬植为维系同居关系而向张某支付的费用。后者属于典型的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应被评价为无效的协议，但前者系为分担女方生育支出和维系子女生存利益的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徐彬植主张涉案《同居协议》违反公序良俗，系将上述两种协议的法律性质混淆，法律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徐彬植还主张其目前创收能力减弱，无力承担以上费用，这与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自述的每月8万元相矛盾。即使其二审陈述属实，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法律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其在创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仍然签署该《同居协议》，属于其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徐某二审时称此举是为了安抚张某，严重违反常理，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同居协议》的履行情况，徐某作为协议约定的履行付款义务一方，应当提交证据证实其在本案诉讼前的实际付款情况。其在一审时提交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主张其向张某支付306895元，张某自认除上述款项外，徐某还向育儿阿姨等支付了共计73000元，视为其自行处分权利。原审法院扣除《同居协议》签署前的已支付款项后，对上述款项均予确认，是正确的。徐某二审时主张部分款项计算错误，均是张某自认的部分，而该部分本属于徐某举证的范畴。在徐某并未对此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其要求增加张某的举证义务，属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识错误，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杰晖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陈**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周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