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07民初2728号原告：吴惠娟，女，197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正元、钱晓燕，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州宾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太阳路**。法定代表人：StefanTheodorusHendrikusJohannesVanHerpen,CEO。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峰、徐云峰，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惠娟与被告苏州宾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25日、9月21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惠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正元、钱晓燕，被告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一峰（第一次到庭）、徐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惠娟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未结算工资待遇45000元；2、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362057.8元（27850.6元×6.5×2）；3、被告支付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7252.38元(自2019年8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合计5个月)。审理中，原告吴惠娟明确放弃第1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自2013年8月1日起入职被告处，职务是销售顾问。双方三年一签劳动合同，第二份三年期合同期限届满之日是2019年7月31日，应当在2019年8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直到2020年1月1日才签订。2020年1月17日，被告作出《员工纪律处罚通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被告的现任总经理李亮先生要求原告认可并当面签收《员工纪律处罚通知》的回执单遭拒后，被告向原告服务维护的客户群发微信“【宾利苏州】致尊敬的宾利车主您好：我司销售顾问吴惠娟，已于2020年1月17日正式与我司解除劳动关系，自即日起，吴惠娟不再负责我司的销售业务!有任何需要请联系公司总机0512-88888666，非常感谢!”。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但客观上因公司销售业绩减少而损害公司利益，而且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另外，被告在《员工纪律处罚通知》中以捏造的事实污蔑原告“侵占、盗用、滥用或损害公司、客户或同事的资产财物”，已经侵犯了原告的名誉，原告将依法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被告宾捷汽车销售公司辩称，1、原告工资已经结清，被告不存在未付原告劳动报酬的事实。2、原告通过签约方式知悉被告经民主程序制定的员工手册及规章制度，相关制度对原告具有约束力。在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存在多种严重违纪行为，被告知晓后经调查核实并依法经报备工会后，依法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关系。3、被告与原告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书，不存在应向原告支付另一倍工资的违法情形。4、原告的严重违纪和违法行为对被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声誉和经济损失，被告保留追究原告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权利。经审理查明，吴惠娟自2013年8月1日进入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工作，双方陆续签订多份书面劳动合同。2019年12月25日，吴惠娟在《劳动员工合同续签确认表》签名明确接受续签合同。2020年1月1日，吴惠娟与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0年1月7日，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出具《员工纪律处罚通知》，认为吴惠娟存在违纪行为，详情为：“2019年12月30日客户石磊峰及其律师来店投诉销售顾问吴惠娟提供给他的销售合同非原件，首页被更换，导致拟成交价与实际不符，要求退车。公司通过调查发现吴惠娟试图通过伪造销售合同，从中侵占公司利益，导致公司损失伍万元。在调查处理期间，吴惠娟要求第三方配合做伪证，试图隐满事实，以逃避公司处罚”，以吴惠娟违反《员工手册(2018版)》第十三章第六十五条解除劳动合同第1条、第22条为由，决定解除与吴惠娟之间的劳动合同。2019年1月19日，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向吴惠娟邮寄《员工纪律处罚通知》，并向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工会寄送《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告知单》。吴惠娟于2020年1月20日收到《员工纪律处罚通知》。双方一致确认，吴惠娟与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20年1月2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吴惠娟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7850.6元。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的《员工手册（2018版）》第六十五条“解除劳动合同”载明：“下列行为之一视为严重违纪，公司有权致解除劳动合同……1、侵占、盗用、滥用或损害公司、客户或同事的资产财物，造成经济损失超过5000元(包含5000元)的行为；或严重失职或故意，造成公司损失超过5000元(包含5000元)的行为……22、不诚实及欺骗行为，包括伪造凭证、签字、报告、篡改文件或记录，盗用公章等……”。吴惠娟于2018年1月25日签收《员工手册（2018版）》。又查，吴惠娟为本案诉争事项向苏州市相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20年5月9日作出相劳人仲案字[2020]第192号仲裁决定书，以该案已超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时限，宾捷汽车销售公司不同意该委继续审理为由，决定终结本案的审理。吴惠娟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再查，案外人石磊峰以田红旭名义与奚茂群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常州亚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销售代购合同》，约定购买车型为添越，成交价格323万元，具体配置一栏载明“贷150万元，手续费共1%，XP，35650元，代购费5000元”，田红旭须付定金15万元。之后，石磊峰、奚茂群于2019年6月2日至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看车，吴惠娟、蔡沁莹予以接待。当日，石磊峰向宾捷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定金5万元，用于定购添越车辆一辆。2019年6月3日，石磊峰向吴惠娟确认后排显示器价格，吴惠娟予以回复；石磊峰又提出要加内饰，吴惠娟表示“昨天谈的优惠完含消费税车价是320万，现在+上木饰车辆含税价是323万”；应石磊峰要求，吴惠娟发送了一张价款为323万元的销售合同首页照片，并与石磊峰确认是否邮寄合同，石磊峰予以同意，并按吴惠娟求提供邮寄地址，吴惠娟告知“快递单号我让同事小蔡发给您了。合同您那边签完字就寄回给我们，把定金补齐20万就行。定金到账后我这边就能申请盖章”。同日，蔡沁莹告知石磊峰“368294843006合同给您寄过来了”，并告知“剩余定金15万您打款到我们公司账号，打好了跟我说一下”。6月5日，石磊峰告知蔡沁莹已经将合同寄回。6月6日，蔡沁莹称收到合同。2020年6月11日，石磊峰告知吴惠娟定金由奚茂群明天跟吴惠娟交接，随后又提出要换浅色木头看效果。6月12日，石磊峰看过效果图后，提出木饰不用选配的，吴惠娟回复“原来选装的木饰去掉，合同价原来是323万元，去掉木饰现合同价是320万元”、“这个价格跟您确认一下，请您知悉”、“下了订单就不能改了”，石磊峰回复“好的”。2019年12月12日，吴惠娟再次与石磊峰联系，询问什么时候过来提车，石磊峰未回复。2020年12月30日，石磊峰至宾捷汽车销售公司要求退车，宾捷汽车销售公司予以同意。石磊峰在退车确认书上签字，退车理由载明“因客户发现《汽车销售合同》因销售人员（名称：吴惠娟）原因，首页价格被更换，导致拟成交价与实际不符，双方丧失合作的意愿”。2020年1月3日，吴惠娟至无锡找到石磊峰，奚茂群、张某,4一同在场，吴惠娟提出要石磊峰、田红旭重新出具退车确认书。当日经协商后，石磊峰、田红旭一方同意出具新的退车确认书，奚茂群将15万元退给了石磊峰。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入职登记表、录用信、职位描述、《劳动员工合同续签确认表》、《劳动合同》、《员工纪律处罚通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告知单》、邮寄凭证、薪资单、《员工手册（2018版）》、签收单、仲裁决定书、微信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附卷佐证。吴惠娟主张，案涉车辆的购车价格有一个自323万元至320万元再至315万元的清晰的变化过程。最终价格315万元，定金15万元，经过公司领导审批，按照流程制作合同。石磊峰以存在阴阳合同为由提出退车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即使车价变更过程中存在信息不通畅的问题，也是因为通过中间商进行交易的模式本身造成，吴惠娟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没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失职行为，也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支付经济赔偿金362057.8元。为证明其主张，吴惠娟另举证：证据1、汽车销售合同复印件、照片打印件，拟证明案涉合同及车辆的销售顾问是蔡沁莹，而非吴惠娟。吴惠娟仅仅是本着为公司签单的目的，帮助新人蔡沁莹（2018年6月份入职）同客户去谈价格，但最后合同的制作、签订、盖章、邮寄均是蔡沁莹，最终的业绩提成也归蔡沁莹所有。证据2、视频一段，拟证明田红旭的合同于2019年6月3日10时57分创建，于2019年6月13日11时54分修改，说明此期间仍处于商谈车价期间，只是根据惯例以定金当日为合同落款日期，且合同文档是存放在蔡沁莹的工作文档中。证据3、照片打印件，拟证明奚茂群于2019年6月13日代田红旭即石磊峰支付定金10万元，吴惠娟事前并不清楚石磊峰实际支付奚茂群的金额。证据4、证人张某,4与奚茂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拟证明张某,4将证言发送给奚茂群，并称“这是和宾利沟通的证言，提到了你们。他们提交的证据里面也说到你们，因为案件处理的是吴劳动合同的事情，问题不大。提前和你打个招呼”，说明证言存在串供，不应被采纳。石磊峰及其律师张某,4为达到退车目的，宾捷汽车销售公司为达到解除与吴惠娟的劳动关系的目的，相互勾结而故意为之。证据5、视频、证人证言，拟证明吴惠娟曾与奚茂群进行对质，奚茂群认可所谓5万元差额和吴惠娟等人分掉的说法，是为了搪塞石磊峰，并非事实。证据6、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拟证明公司考勤与实际出勤不一致，纪律处罚通知上载明的书面警告处罚并无事实依据。证据7、照片，拟证明因为石磊峰资金出现问题，想要退车，奚茂群于2019年9月22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宾利车的图片信息，是帮助石磊峰转售。证据8、奚茂群的证人证言。奚茂群到庭陈述：“我是做汽车销售的，是常州亚贸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不做代理的，是帮有意向的购车用户找车、购车。我曾在2018年以顾客的名义到苏州来订了一辆车，我来拿车时由吴惠娟负责交车，我和吴惠娟因此认识。石磊峰是我关系比较好的客户。石磊峰在2019年4、5月份向我提出想要购车。6月2日，石磊峰打电话给我，让我带他去苏州的4S店看一下车，并希望年前可以拿到。我此前和吴惠娟联系过，吴惠娟说石磊峰要求的配置可以年前拿到的。看车当天支付定金5万元，是为了锁定车辆配额。为了方便办理手续，我将石磊峰微信给了吴惠娟。车辆价款是我先与石磊峰确认，这个价格是包括金融费用、装潢费用、代购费用等在内的，石磊峰是明知这个金额和4S店的金额有相差约10万元的。我和石磊峰、田红旭签订过汽车销售代购合同，约定成交价323万元，这个价格包含了贷款的垫资费用及隐形车衣费用3.56万元、代购费5000元，不包含购置税及车险。至于4S店的销售价格是我与吴惠娟协商。石磊峰支付我15万元后，我询问吴惠娟最低价格，吴惠娟说315万元，大概是签订合同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4S店的定金也是我与吴惠娟时候谈的，我只同意支付15万元，包括石磊峰已经支付的5万元。我没有告诉吴惠娟我和石磊峰之间谈的价格，她是不知道的这个价格的。吴惠娟和石磊峰不能直接商谈价格的，否则要我干嘛，我和吴惠娟说过不要和石磊峰谈价格的。2019年9月，石磊峰因为没钱，和我说要退车。我问过吴惠娟，吴惠娟说定制车不能退，我就在网上搜了宾利车的图片，发了朋友圈想要看看能不能转卖。我和吴惠娟之间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给过她这个车辆的好处费。录音我是不知情的，当时为了搪塞石磊峰才这么说的。石磊峰收到几份合同我不知道，合同应该是寄给石磊峰的，合同价款是315万元。我知道后来石磊峰换配置降到320万元，我和石磊峰说过我们之间的价格还是按照323万元，石磊峰是同意的”。经质证，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吴惠娟在其公司工作多年，是资深的销售顾问，蔡沁莹是新入职员工。根据其公司制度，依据客户初次来电情况确定蔡沁莹为该单的销售顾问。但是，该单实际是由吴惠娟联络并负责签单，蔡沁莹仅仅处理合同寄送等一般性事务，购车价格、配置等事宜是吴惠娟负责。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视频中的工作电脑并非蔡沁莹专用电脑，所有销售人员都可以使用。该文档是在6月13日进行了修改，对选装木饰进行了调整，总金额发生了变化，与吴惠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能够印证。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其公司实际收取定金合计15万元，而非20万元。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奚茂群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其公司考勤制度规范。对证据7不予认可，车辆信息不完全匹配。对证据8不予认可。宾捷汽车销售公司认为，亚茂公司并非其公司指定的代理商。车价洽谈的整个过程都是由吴惠娟出面，吴惠娟与石磊峰沟通确认车辆配置及价格，最终向奚茂群表示同意车价为315万元，奚茂群此前陈述中有表示差额5万元是要与吴惠娟等人分配。结合上述情况，可以认为吴惠娟自始至终参与了石磊峰定制宾利车的整个过程，阴阳合同的出现是吴惠娟为自身利益而故意为之。石磊峰在发现该情况后要求退车，导致其公司名誉及经济损失。其公司解除与吴惠娟的劳动合同关系合法，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为证明其抗辩，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另举证：证据1、纪律处罚通知、情况说明、录音，拟证明吴惠娟因迟到或早退被二次处以书面警告，同时在案涉车辆销售中存在违纪行为。证据2、考勤记录，拟证明吴惠娟违反公司考勤规定，于2020年1月3日私自至常州与奚茂群会谈。证据3、证人证言、录音、视频，拟证明石磊峰车辆定购事宜是由吴惠娟负责跟进洽谈，因吴惠娟违法违纪行为，导致石磊峰投诉并退车。证据4、汽车销售合同复印件（首页两张）、退车确认书复印件，拟证明吴惠娟制作了不同成交价的两份合同，导致客户退车。证据5、张某,4的证人证言。张某,4到庭陈述：“我是石磊峰所在单位的法律顾问，没有参与汽车销售合同的磋商和签订过程，参与了退车的过程。石磊峰在2019年12月23日找到我，说他以妻子田红旭名义购买了一辆宾利车，就购车事宜一直是通过与吴惠娟沟通的。吴惠娟在微信中确认最后车价为320万元，他在收到邮寄来的汽车销售合同后让妻子签名并发给了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石磊峰还说购车前先去常州亚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亚茂公司）签订了一份代购协议，蔡沁莹与石磊峰约好时间，石磊峰和亚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奚茂群一起去的宾捷汽车销售公司。根据石磊峰陈述的购买经过及出示的微信记录，我认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退车，因此联系了汽车销售合同上的蔡沁莹，要求蔡沁莹将合同原件邮寄过来。石磊峰说该合同的成交价款是315万元，与他之前签字时的合同的成交价款323万元不一致。因该交易存在瑕疵，我和石磊峰至宾捷汽车销售公司要求退车，总经理李亮接待后，叫蔡沁莹一起参与。经过协商，李亮同意退车，但明确退款要原路退回。我当时基于对后期处理过程中的情况，基于自己的判断，在退车协议提及因吴惠娟原因，这么写的目的也是强调系宾捷汽车销售公司一方责任，有利于成功退车。石磊峰支付的定金20万元中，5万元是支付给宾捷汽车销售公司，15万元是支付给亚茂公司的，因此，我和石磊峰又去找奚茂群要求退款。我到亚茂公司时，吴惠娟也在现场，吴惠娟将我此前写的一份退车单给了我，说不能这么写，我们目的是退车，因此就重新写了一份退车单，由石磊峰签名。吴惠娟又提出要田红旭签字，之后是石磊峰和吴惠娟商量的，我就没再参与。最后，奚茂群和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各将15万元、5万元退给了石磊峰。在我与奚茂群的微信聊天中，我确实曾将我的证言发给过他，目的是不想与奚茂群发生利益冲突，因为他今后也有可能成为我的客户”。证据6、蔡沁莹的证人证言。蔡沁莹到庭陈述：“石磊峰于2019年5月14日致电公司前台，根据公司规定，当天电话过来的客户是我的客户，因此，我添加了石磊峰的微信。6月2日，石磊峰说要与朋友来看车。我开车赶到公司，吴惠娟也在公司，我们讨论发现我和吴惠娟约的是同一批客户。吴惠娟约的是经销商，经销商把石磊峰带来的。当天是由吴惠娟接待，石磊峰刷了5万元定金。他们走了之后，吴惠娟说照顾我是新人，加上公司规定谁先接待的客户就算谁的，因此这一单就挂在我名下，我只需要处理文件收发的事情。后来我关于订单就没有和石磊峰怎么聊了，也从未和石磊峰商谈过车辆价款或者定金金额，购车的具体细节事宜是由吴惠娟与石磊峰沟通的。6月3日，吴惠娟安排我把合同寄给石磊峰，我给石磊峰发了微信，告知顺丰单号。邮寄的合同上价款为323万元，定金是20万元，公司还未盖章。我还告知石磊峰要把剩余15万元定金打到公司，合同才能生效，让石磊峰把合同交妻子签字后寄回。6月5日，我收到石磊峰邮寄的合同后将合同交给了吴惠娟。6月13日，公司财务给我发了一份奚茂群的打款凭证，询问是哪一个客户的打款，我将该凭证发到了群里询问，吴惠娟在群里回复说是石磊峰的定金。吴惠娟把有销售经理签字的合同给我，销售经理叫殷国庆，吴惠娟让我将合同交总经理盖章，我就去了，这份合同我没有看。公司盖章流程走完，合同放在总部存档。12月17日，石磊峰联系我说没有收到合同，我就按他要求将合同寄给了他。石磊峰说当时签订的合同价款是320万元，定金是20万元，与这份合同不一致。12月30日，石磊峰和他的法务就到公司了解情况”。证据7、石磊峰的证人证言。石磊峰到庭陈述：“我拨打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的座机电话，称有购车意向。蔡沁莹回电，要我去现场面谈。我与朋友奚茂群说我要换车，奚茂群说通过他可以便宜很多。因此，奚茂群和我一起去了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吴惠娟接待了我们。到了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后，奚茂群说吴惠娟是他朋友，让吴惠娟和我联系，不要和蔡沁莹联系。当天直接和吴惠娟当面沟通，确定订车，车价323万元，支付了5万元定金。去除内饰项目后，车价为320万元，我又交了15万定金。关于购车的诉求包括价格配置等都是与吴惠娟谈的。隔了一段时间，我收到车价为320万元的空白合同，我把签字后的合同寄给了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再过了几个月，我没有收到合同。订车后三个月左右，我身边朋友都说买贵了，我有想过退车，也和奚茂群提起过，他没有给我明确答复，就没有实际去退车，我也没有和吴惠娟、蔡沁莹提出过退车。我后来问蔡沁莹要了合同，拿到合同才发现该合同车价为315万元，和我签订的合同不一致，但签字是对的。此前我从来不知道车价是315万元。我问奚茂群怎么回事，他说我就是签的这份合同，车价是315万元。我将320万元合同照片发给奚茂群，奚茂群说不要让他为难，他们之间是有合作关系的，以后还要做这个生意。收到315万元的合同之后，有人和我说过车价按照320万元支付，具体是谁我不记得了。因为车价不一致，我在2019年12月底直接找到宾捷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以合同被动了手脚为由要求退车，定金20万元也退给我了。这辆车是我打算登记在我妻子田红旭名下的，我和奚茂群在去宾捷汽车销售公司之前，我以妻子名义和奚茂群名下的亚茂公司签订过代购合同，约定总价323万元，奚茂群说车子到了以后他赚贷款手续费、XP车衣费用、代购费5000元，具体贷款金额没有确定，暂定150万元，至于车贷、定金之外的款项怎么付也没有确定。我认为具体价格是我和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确定，与奚茂群无关，至于代购费、装潢这些应当是我提车后再支付奚茂群的，不是包含在车价323万元里面的”。经质证，吴惠娟对证据1中签字的处罚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处罚事实依据不存在，未签字的处罚通知不予认可。对证据2，吴惠娟称当日是去找石磊峰对质，汇报过的。对证据3，对2020年1月3日石磊峰、奚茂群与吴惠娟录音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视频真实性无异议，但形式应当为证人证言，由石磊峰出庭作证。录音中可以听出，吴惠娟不知道石磊峰给了20万元定金，张某,4也认可不清楚事情实际情况，他们的目的就是退车退定金；而且，该录音不排除是石磊峰为退车而预谋录制的。对于石磊峰和奚茂群的录音，无原始载体，不予认可。对证据4中315万元的汽车销售合同无异议，对323万元的首页不予认可，退车确认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也与事实不符。对证据5不予认可，张某,4最开始陈述事实时不是脱稿陈述，证言是与李亮、石磊峰串通后的结果，不具有真实性；张某,4也并非合同当事人，没有参与合同订立过程，仅参与退车事宜，很多内容是听闻的情况，而且是为了退车目的所为，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应当被采纳。对证据6不予认可，蔡沁莹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证言真实性不认可；合同没有邮寄给石磊峰属于蔡沁莹失职，吴惠娟没有隐瞒合同价款的动机和行为；蔡沁莹在车辆订购到交车这段期间不与石磊峰联系，也明显不符合常理，蔡沁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排除是经过删减的，而且有部分是语音聊天，内容未完全展示。对证据7不予认可，石磊峰明知田红旭与亚茂公司的合同约定价款的具体组成，但相关陈述与合同约定内容相反，证言不真实；石磊峰说订车三个月左右向奚茂群提出退车，与奚茂群微信朋友圈所发车辆转让的时间相符，说明石磊峰已经确定要退车，只是奚茂群不予同意，吴惠娟出于维护公司利益，按照合同约定也予以拒绝；石磊峰未陈述他与蔡沁莹、李亮就退车事宜进行的多次长时间沟通；石磊峰称签订过金额为320万元的合同，但未提供依据；按照石磊峰陈述，其签订的代购合同与购车合同相差3万元，明显与代购费、贷款费、装潢费的总额不符；石磊峰已经和奚茂群提出退车，却说在9月至12月期间与蔡沁莹从未沟通退车事宜，明显不合常理；石磊峰称在9月提出退车，但退车势必要返还价款，不可能此时还不清楚车价为315万元。对于车价商谈及合同签订过程，吴惠娟称，购车事宜大部分是由我与石磊峰商谈的，但蔡沁莹与石磊峰也有微信联系；我从未与石磊峰确定过车辆价款315万元、定金15万元，最后一次和石磊峰确认价款的时间不记得了；我没有邮寄过合同，6月初邮寄给石磊峰的合同我是看过的，价款是323万元，定金不记得了，按照我与石磊峰的微信记录，定金应该是20万元；车价从323万元谈到320万元再谈到315万元，没有涉及任何优惠，只是一个报价；奚茂群付定金的时候又谈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蔡沁莹、奚茂群和石磊峰讲的，我没有说；我和石磊峰谈的价格只是一个过程，不是最终价格，是石磊峰委托奚茂群来谈的最终价格，并支付的定金；最终价格是在6月13日中午敲定的，金额为315万元，是有领导签字的，我之前提供的价格申请，有盖章的；我是和奚茂群沟通的，因为最后定金是奚茂群支付的，这个价格是我和销售经理殷国庆确认的，确认时间不记得了；我没有对石磊峰说过最终价款315万元、定金15万元，后来是蔡沁莹跟进的，我和石磊峰最终洽谈的价格是320万元、定金20万元；蔡沁莹在6月3日将初步的合同即323万元的合同（公司还未盖章）邮寄给石磊峰，由石磊峰交田红旭签名后寄回。吴惠娟另陈述，宾捷汽车销售公司是宾利的一级代理，由厂家直接发货，只销售宾利车；亚茂公司属于中间商，可以销售各种品牌车辆，但没有向厂家拿货的资格，只能从4S店拿货销售；实际操作中，就有像亚茂公司这种直接带客户来公司购车并从中赚取差价的情况；亚茂公司这种中间商是我们主要的客户来源，我们对中间商与客户之间怎么谈并不过问；除了案涉车辆，奚茂群还曾与销售经理殷国庆做过一辆车的生意，当时该车辆由吴惠娟代交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宾捷汽车销售公司解除与吴惠娟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关于是否存在“阴阳合同”，本院作分析如下：石磊峰在2019年6月2日支付定金5万元，汽车销售合同于6月3日寄出，石磊峰收到后交田红旭签名，并于2019年6月5日将汽车销售合同寄回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宾捷汽车销售公司于2019年6月6日收到该合同；从吴惠娟与石磊峰的聊天记录可知，2019年6月6日，吴惠娟与石磊峰确定的购车价格仍为323万元，定金20万元；2019年6月11日，石磊峰告知吴惠娟由奚茂群次日交接定金；2019年6月12日，因石磊峰更换木饰，吴惠娟告知合同价格变更为320万元；根据吴惠娟的陈述，在奚茂群于2019年6月13日至宾捷汽车销售公司支付定金时，双方最终商定购车价款为315万元。通过以上时间节点可以认定，石磊峰收到并交田红旭签名后寄回的汽车销售合同的合同价款应当为323万元，不可能是315万元。根据各方陈述，可以认定田红旭此后未再与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签订其他的汽车销售合同，但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留存的却是田红旭签名的价款为315万元的汽车销售合同，同时，根据本院对汽车销售合同查验发现，合同左上角有订书针遗留针孔，且合同价款页、定金价款页遗留的订书针较其他页少两个孔，说明确实存在该两页被替换后再予装订的痕迹，因此，石磊峰认为寄回的汽车销售合同被擅自更改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的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现主张合同被更改是因吴惠娟为个人利益私自调换导致，但其公司未能提供充分依据证明是由吴惠娟亲自调换了汽车销售合同，也未能提供充分依据证明吴惠娟在本次车辆销售过程中确实收取了非法利益，故本院不予认定。但是，在案涉车辆的销售过程中，吴惠娟确实存在不当行为，具体如下：其一，吴惠娟作为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应代表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直接向消费者提供购车咨询服务，直接与消费者或消费者指定人员洽谈购车事宜，并如实告知完整真实的交易信息，这是其工作职责，更是其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规范。吴惠娟明知奚茂群从事汽车销售行业，奚茂群带领石磊峰前来购车极有可能是为了经济利益，吴惠娟在未取得石磊峰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与奚茂群直接确定最终合同价款，并按照奚茂群的要求向石磊峰一方隐瞒，明显有违职业操守，极易引起石磊峰一方对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的形象和信誉的质疑。其二，无论是323万元、320万元抑或最终的315万元，都是由吴惠娟直接参与商定。吴惠娟明知2019年6月3日向石磊峰邮寄的汽车销售合同载明的合同价款为323万元。无论是从诚实守信的原则出发，还是从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出发，在合同价款变更后，吴惠娟都应当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及相应工作职责，督促石磊峰一方重新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由于石磊峰一方并未就变更后的价款重新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原先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存在被擅自更换的情况，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对宾捷汽车销售公司的形象及商誉会造成不良影响，可能导致其企业竞争力下降，宾捷汽车销售公司选择同意解除汽车销售合同亦属合理。吴惠娟主张合同解除对于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并未产生实际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吴惠娟未能遵守职业操守和职业规范，怠于履行应尽义务，是引发本次车辆销售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结合宾捷汽车销售公司提供的员工手册、行为准则、签收材料，及其公司在本案起诉前已向工会报备解除合同等事宜，本院认定宾捷汽车销售公司解除与吴惠娟的劳动关系合法，无需向吴惠娟支付经济赔偿金。吴惠娟全程参与并主要负责了案涉车辆销售合同的订立事宜，现以该订单不是自己的提成订单为由要求免除责任，明显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支持。2019年12月25日，吴惠娟在《劳动员工合同续签确认表》明确接受续签合同，吴惠娟与宾捷汽车销售公司于2020年1月1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吴惠娟现未提供任何依据证明此前是因宾捷汽车销售公司原因导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吴惠娟主张的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惠娟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吴惠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员 乔宁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唐若娴书 记 员 杨 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