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35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奎阁园区石滨路**。 法定代表人：沈鑫，执行董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博，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雅君，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代彬，男，1975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雄伟，四川天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智军，男，197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雄伟，四川天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希友，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军，男，1970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邛崃市。 上诉人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建工）因与被上诉人杨代彬、黄智军、李军、杨希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邛崃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3民初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龚耘适用独任制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南建工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杨代彬、黄智军对西南建工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代彬、黄智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西南建工从未与杨代彬、黄智军签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杨代彬、黄智军未提供任何书面合同，不能证明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之间存在分包合同关系。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案涉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实际施工人是李军，西南建工未曾参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杨代彬、黄智军应向李军主张权利，与西南建工无关。2.原审法院认定杨希友有权代表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签署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一方面，李军并非案涉项目负责人，与西南建工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其指派杨希友从事项目经理不属于职务行为。李军提交的《劳动合同》不真实、不合法。其一，李军系在职人民教师，属于学校事业单位人员，不具有签订劳动合同主体资格。其二，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当时的名称叫广安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12年底才变更为西南建工，公司印章也是在变更之后才雕刻的，所以以西南建工名义签署的劳动合同明显系虚假的；其三，西南建工也未向李军发放过工资报酬，李军在西南建工单位也无任何岗位职务。李军并非西南建工的员工，也没有西南建工授权，其擅自指派杨希友作为项目经理系个人行为，与西南建工无关。另一方面，杨希友在施工合同中的签字系个人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杨希友与西南建工之间无合法的人事或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关系，且未有西南建工明确授权。其在西南建工不知情的情形下伪造公司印章对外订立合同，其中没有使杨代彬、黄智军足以相信第三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杨希友的行为不是职务代理行为，西南建工对该工程款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认为西南建工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的盖章构成了对债务的确认及对杨希友行为的追认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即便一审法院认定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合同关系成立，杨代彬、黄智军亦未与西南建工进行任何结算，原审直接确认金额为43000元无法律及事实依据。首先，杨代彬、黄智军要求西南建工支付剩余工程款43000元的计价依据是其自行拟订的相关资料及杨希友的口头陈述，没有西南建工的盖章或有权代理人的签字，该组材料不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其次，杨代彬、黄智军提交的结算单据无法看出其与诉求的工程款之间的关联性。最后，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与杨代彬、黄智军提供的结材料存在较大的时间差和款项不一致的情况。原审法院仅依据杨代彬、黄智军的请求及杨希友的口头陈述即认定西南建工欠付的金额为43000元违背了案件事实。三、杨代彬、黄智军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本案项目工程已经于2015年2月11日竣工验收，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杨代彬、黄智军的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其起诉已超诉讼时效。 杨代彬、黄智军辩称，一、杨代彬、黄智军与西南建工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根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8783号、（2018）川01民终18786号、（2020）川01民终2421号等20多份生效判决书查明和确认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和李军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西南建工聘请李军在其成都分公司从事负责人工作岗位，并授权李军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成都市分公司负责该公司的管理。2014年5月1日西南建工作为甲方与乙方李裕明、王世祥、张显明签订《青华社区项目合作协议书》，李军代表甲方西南建工签字并加盖西南建工印章，同时，西南建工将其公司印章交由李军保管，可以进一步说明李军具有西南建工公司的合法授权故案涉工程李军有权代表的西南建工，故李军涉及的案涉工程项目为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西南建工。所以案涉项目中李军不是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就是西南建工。并且李军早已不是人民教师，很早就离职了。2.杨希友被西南建工工作人员李军和邓春华聘请为案涉工程项目的执行经理，有李军案涉其他同类案件中的陈述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民终18783号、（2018）川01民终18786号、（2018）川01民终18787号、（2020）川01民终2421号等20多份生效判决书查明和确认的事实为证。因此，杨希友是职务行为。杨希友有权代表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签订《青华社区项目部分栏杆分包合同》。3.广安宏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什么时候变更为西南建工与案涉工程公章的真假并无必然关联。4.杨希友代表西南建工参加临济镇人民政府组织的协调会、代表西南建工与他人签订购销合同、用电移交协议、报价表、签到表，也在××镇××出具的《委托书》及《民工工资付款明细表》中也有签字。5.西南建工承建了邛崃市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重建农民新居项目工程建设，在工程所在地设立了工程项目部，工程所在地公示牌上面明确承建单位就是西南建工，公示牌内的工作人员，就有第三人杨希友，职务为执行经理。杨希友作为西南建工的代表人与杨代彬、黄智军达成的《青华社区项目部分栏杆分包合同》是在该工程所在地，杨希友是戴着工作牌的，职务是执行经理，工作牌杨希友已经在法庭当庭提交，也能说明杨希友是职务行为，能够代表西南建工。6.2017年3月13日，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受西南建工委托向杨代彬、黄智军的农商银行账户转账16000元，说明西南建工认可杨希友代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签订案涉合同，并履行了合同项下部分义务。二、原审法院认定西南建工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的盖章构成对债务的确认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从该《民工工资分配方案》的内容看，西南建承建的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由于新增加工程且未审计出原因导致拖欠民工工资7313522元，具体如下：......杆栏班组杨代彬、黄智军等9人144200元，2016年1月26日。从上面的内容看，是杨代彬、黄智军班组的9名民工，西南建工在该申请上就至少附有这9名民工的花名册，这说明截止2016年1月26日西南建工尚欠杨代彬、黄智军的工程款144200元。2.从杨代彬、黄智军提交由西南建工工作人员包启锦、李盼、杨代彬确认的“进度款申请表”载明：工程款总额144283元，与××镇××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载明：栏杆班组杨代彬等9人144200元相吻合，而杨代彬、黄智军诉请的43200元远低于工程量金额和西南建工2016年1月26日确认的欠款数额，西南建工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多少数额，杨希友对欠付的金额也表示认可。三、本案诉讼时效并未经过。2017年3月13日，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受西南建工委托向杨代彬、黄智军农商银行转账16000元的行为说明西南建工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杨代彬、黄智军是2020年1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并未经过。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希友辩称，杨代彬、黄智军在案涉项目上做栏杆施工是事实，尚欠工程款数额为43000元。西南建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代彬、黄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西南建工支付杨代彬、黄智军工程款432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从2015年4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0月1日，西南建工与李军签订《劳动合同》，载明劳动合同期限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4年10月1日，职务为成都分公司负责人。西南建工作为甲方与李军于2013年、2014年分别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约定根据年度工作要求，西南建工授权李军作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2014年4月，西南建工中标承建了邛崃市临济镇青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农民新居建设项目。李军指派杨希友在案涉青华社区项目上从事项目执行经理工作，案涉项目启动后杨希友一直在项目上进行管理，并代表西南建工在邛崃市××镇××参加相关会议，协调项目上的相关事宜。杨代彬与黄智军合伙，二人与杨希友洽谈了青华社区项目部分栏杆的施工。杨代彬、黄智军对其分包的部分栏杆工程进行了施工。 2015年4月11日，杨代彬与李盼签字的“进度款申请表”载明：高度40厘米合计1234.5米，高度1.1厘米合计91.31米，总工程款为144283元。 2016年1月26日，西南建工向临济镇政府提出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载明：栏杆班组杨代彬等9人14.42万元。 2017年1月26日，临济镇政府向黄智军农商银行账户转款1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采信如下证据：《进度款申请表》《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临济镇财政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账户交易明细、（2018）川01民终18786号、18783、18787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之间是否成立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2.西南建工是否差欠杨代彬、黄智军工程款，具体金额如何认定；3.杨代彬、黄智军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4.是否应当支付利息。一审法院对此依次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西南建工系案涉工程的总包单位，虽然其否认与李军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878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西南建工与李军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西南建工与李军先后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西南建工授权以李军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西南建工提交的《分公司承包经营协议书》系西南建工与李军之间关于总公司与分公司经营管理关系的内部约定，不能推翻对外李军能代表西南建工履行职务行为的事实。李军到庭证实，杨希友系其报请西南建工同意后到案涉项目负责，杨希友在青华项目的行为系代表西南建工的行为。西南建工向临济镇政府提交的《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亦有“栏杆班组杨代彬等9人14.42万元”的记载，临济镇政府按照西南建工的委托向黄智军转款16000元，杨代彬与黄智军系合伙人，因此，上述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杨代彬、黄智军属不具备施工资质的自然人，案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案涉合同虽无效，但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不影响杨代彬、黄智军要求给付工程款的权利。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进度款申请表》以及《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中已确认西南建工截至2016年1月26日欠付的工程款为144200元。在西南建工未举证证明付款情况下，杨代彬、黄智军认可杨希友的陈述已付款101200元，则一审法院确认现在欠付的工程款为43000元。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政府于2017年1月26日向黄智军支付工程款，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之规定，杨代彬、黄智军工程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1月27日重新计算，至杨代彬、黄智军于2020年1月提起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西南建工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则西南建工应当自2015年4月12日向杨代彬、黄智军计付欠付工程款利息。至于计算基数的问题，杨代彬、黄智军主张以最终欠付的数额作为基数，而该数额少于2015年4月11日欠付的数额，杨代彬、黄智军行使了对实体权利的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据此，依照上述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西南建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杨代彬、黄智军工程款43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43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4月12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43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二、驳回杨代彬、黄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0元，由西南建工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1.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之间是否建立了合同关系；2.西南建工是否差欠杨代彬、黄智军工程款，具体金额如何认定。3.杨代彬、黄智军的诉请是否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已经生效的（2018）川01民终1878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查明，西南建工与李军于2011年10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且西南建工与李军先后签订了《2013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2014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西南建工授权以李军为成都分公司第一责任人，负责该公司的管理。西南建工以上述劳动合同系李军使用虚假印章所签订、未向其支付过劳动报酬为由，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主张，与该生效判决认定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杨希友系李军报请西南建工同意后到案涉项目负责，该事实有西南建工加盖印章、并有杨希友签字的《委托书》印证。此外，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26日以代发工资形式向杨代彬、黄智军转款支付劳务费，西南建工亦不能合理解释其与杨代彬、黄智军存在其他法律关系，需要向其支付款项。而西南建工2016年1月26日向临济镇人民政府提交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中亦有“栏杆班组杨代彬等9人14.42万元”，后又实际委托支付16000元，西南建工并不能举证证明该记载中的杨代彬、黄智军另有其人。因此，上述证据和事实能够证明杨希友系代表西南建工与杨代彬、黄智军签订案涉《施工合同》，即使该合同因杨代彬、黄智军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不影响本院认定合同相对方为杨代彬、黄智军与西南建工。因杨代彬、黄智军不具备施工案涉工程的专业资质，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无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从西南建工向邛崃市临济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委托书》内容来看，西南建工在该《委托书》上自认案涉工程于2015年2月11日全面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则杨代彬、黄智军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向西南建工主张工程款。虽然西南建工否认与杨代彬、黄智军进行过结算，但××镇××提交的《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中明确载明其差欠杨代彬、黄智军班组14.42万元，其虽辩称《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上的西南建工印章不真实，但未举证证明，且即使《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上的西南建工印章不真实，因西南建工的法定代表人沈鑫亦在该分配方案上签字，故《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仍然可以约束西南建工。西南建工对其在《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之后向杨代彬、黄智军的付款情况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杨代彬、黄智军自认的已收款数额认定西南建工尚欠工程款43000元未付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时，杨代彬、黄智军提交的《进度款申请表》与西南建工向临济镇政府提出的《申请》（民工工资分配方案）中记载的应付款，数额相同，且《进度款申请表》于2015年4月11日作出，是在工程竣工验收之后，故，杨代彬、黄智军主张自在《进度款申请表》出具时西南建工即应支付尚欠工程款，逾期付款则应自次日起承担利息支付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西南建工上诉认为案涉剩余工程款应于工程竣工之日起即2015年2月11日起算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焦点二的论述，即便以《进度款申请表》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但根据西南建工曾委托临济镇政府于2017年1月26日向杨代彬、黄智军支付工程款的事实，该付款行为亦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杨代彬、黄智军主张剩余工程款诉请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1月27日重新计算，至杨代彬、黄智军于2020年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之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西南建工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5元，由西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龚 耘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