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55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一夫，男，196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平，四川和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红，北京环球（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 法定代表人：苏忠海，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忠海，男，1973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文，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被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宇，广东尚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一夫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公司）、苏忠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2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一夫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川0191民初269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孙一夫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倍特公司、苏忠海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解除聘用合同》事实上不具备履行的现实基础，属于重大错误。一审法院已查明倍特公司、苏忠海承认成都弘睿泰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睿泰合伙企业）为倍特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持股平台，该持股平台受弘睿泰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忠海实际控制。弘睿泰合伙企业的注销系倍特公司、苏忠海为了逃避合同的履行而恶意注销。《解除聘用合同》的目的是孙一夫以300万元价款及履行一年竞业限制义务为对价，最终持有倍特公司0.6%的股权，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仅是倍特公司、苏忠海为了倍特公司上市前方便股改的临时安排。弘睿泰合伙企业是否注销并不影响倍特公司、苏忠海继续履行股权激励约定，且倍特公司、苏忠海在弘睿泰合伙企业已注销的情况下仍对另三名高管兑现了与孙一夫相同的股权激励政策。因此，一审法院轻易认定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支持恶意违约方，属重大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苏忠海不是倍特公司的股东，忽略了苏忠海是倍特公司、四川方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实际控股股东的身份，径直认定倍特公司、苏忠海将案涉股权授予孙一夫属于无权处分，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倍特公司在《解除聘用合同》上盖章是在执行股东的决定，无需再次经过方向公司追认，即可发生效力；且苏忠海多次表示愿意将案涉股权授予孙一夫，基于苏忠海的身份，应当认定苏忠海的意思表示系以方向公司作出。故，倍特公司、苏忠海将案涉股权授予孙一夫属于有权处分。三、一审法院关于孙一夫诉请将案涉股权过户至其名下，无合同依据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孙一夫的上述诉请具有合同依据，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倍特公司辩称，一、根据约定，案涉《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是附条件的意向性条款，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生效。即需要经弘睿泰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同意孙一夫入伙、需要在倍特公司股改前取得倍特公司的股东同意且形成决议后以弘睿泰合伙企业名义入股、需要在合同签订后10日内将300万元款项支付至弘睿泰合伙企业账户。上述三个条件均未成就，且当初约定的条件已不具备现实基础，孙一夫的诉请不应获得支持。二、其他人实现股权激励与孙一夫能否获得倍特公司股份性质不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存在可比性。孙一夫以其他人已实现股权激励，从而主张其应获得案涉股权，存在逻辑错误。三、无论倍特公司还是苏忠海，都不能当然地代表倍特公司的股东。孙一夫关于倍特公司或苏忠海能够代表倍特公司股东方向公司作出授予股权的决定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四、孙一夫声称“倍特公司的股权激励政策已经存在并贯彻实施”，与事实不符。弘睿泰合伙企业的注销客观上说明股权激励平台准备并不成熟，且最终也未得到倍特公司股东的同意，故股权激励计划客观上已终止。五、孙一夫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首先，孙一夫在一审中的诉请一与诉请二相互矛盾。其次，倍特公司或苏忠海并不负有将案涉股权直接过户至孙一夫名下的义务，且倍特公司的股东已明确表示不予同意。 苏忠海辩称，一、《解除聘用合同》事实上不具备履行的现实基础，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并非孙一夫上诉称的重大错误。首先，弘睿泰合伙企业已注销，《解除聘用合同》事实上不具备履行的现实基础，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其次，孙一夫在本案之前已就案涉股权提起过诉讼，并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孙一夫再次就同一事实起诉，属恶意诉讼。并且，孙一夫诉称苏忠海恶意注销弘睿泰合伙企业，毫无事实依据。二、孙一夫诉请将案涉股权直接过户至其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合同约定的是“间接持股”，而非“直接持股”。其次，孙一夫主张苏忠海在《解除聘用合同》上签字即是代表方向公司，与事实不符。苏忠海不能也无权代表方向公司处分倍特公司股份。三、苏忠海在《解除聘用合同》等文件上签字，系为倍特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并未以其他身份向孙一夫作出任何承诺。 孙一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倍特公司、苏忠海继续履行《解除聘用合同》；2．判令倍特公司、苏忠海将倍特公司0.6%股权变更登记至孙一夫名下，办理变更登记的税费由倍特公司、苏忠海负担。诉讼过程中，经孙一夫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具体内容为继续履行《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倍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忠海与孙一夫协商孙一夫入职事宜，签署入职文件一份。包括股权激励、薪酬、职位、组织架构、经营指标和上岗时间等内容。其中，股权激励部分约定，服务企业至少五年，满一年后方可持股（2016年11月以后），构成公司奖励50%，自己承担50%（以净资产6亿元计，持1%股份，600万元价值），其他参照合伙人规则。 2015年12月25日，倍特公司与孙一夫签订《聘用合同》，双方约定：聘用孙一夫担任副总经理兼任销售事业Ⅱ部总经理，聘用期限5年，从2015年11月1日起算；2016年度实现销售回款保底额为1亿元，对应年终绩效奖中位额度为54万元，以后年度的指标在前一年底由倍特公司下达。合同第六条约定：倍特公司承诺，在孙一夫履职满一年（工作突出可提前），符合公司关于股权激励的要求时，孙一夫可持股且获得1%的股份，股份价格按照公司净资产6亿元计算，应付价款为600万元，其中公司负担50%作为奖励，孙一夫承担50%，申请持股的程序及孙一夫的权利义务按照合伙人管理办法执行。该合同落款处，倍特公司加盖公章，苏忠海签字。 2016年6月28日，倍特公司与孙一夫签订《解除聘用合同》，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于2016年5月31日解除聘用合同，双方的劳动义务终止；倍特公司支付孙一夫薪资、奖金及经济补偿金等全部费用共计50万元，孙一夫确认解除聘用合同之日前的报酬（含薪资、奖金等）已结清，孙一夫不再因为原聘用合同的履行、解除，向倍特公司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补偿或赔偿；孙一夫同意以300万元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以其持股股改前拟上市公司倍特公司0.6%的股份，价款孙一夫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弘睿泰合伙企业支付，孙一夫确认逾期未支付款项，则视为放弃取得股份，无须再另行通知倍特公司（合同第三条）；聘用合同解除后，孙一夫仍负有保守所知悉的倍特公司商业秘密（包括本合同内容）的义务，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孙一夫离职一年内应遵守竞业限制。如因孙一夫原因造成倍特公司商业秘密泄露，孙一夫应向倍特公司支付违约金700万元。该合同落款处，倍特公司加盖公章，苏忠海签字。 当日，苏忠海与孙一夫协商过程中提及“公司本来持股平台就是德睿勤，所有的人都在德睿勤合伙企业”“我马上通知董事会，打电话，打完以后，让律师改过来，就把协议签了，好吧”“我是给了你钱，要不我要你竞业限制？我给你的股份不是钱？不对你竞业限制？”“这个违约金应该是700万，为什么是700万呢？700万怎么算的，告诉你，送了股份300万，加补偿50万，共350万，违约金是翻倍700万，把依据告诉你”等内容。 2016年7月5日、7月7日，孙一夫给苏忠海发短信，称已准备好300万元出资款，要求将指定的银行账号信息通知孙一夫，苏忠海未予回复。2016年7月7日，孙一夫与倍特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陈友龙”通电话，询问账号信息，“陈友龙”回复只有老板同意才行。 2016年7月7日，方向公司作出《关于不同意孙一夫认购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通知》，主要内容为：关于倍特公司提交的孙一夫认购股权的报告，公司已收悉，经研究决定，公司不同意孙一夫认购倍特公司股权。理由如下：经向倍特公司人事部门了解，孙一夫在任职期间，工作业绩未达要求，决策失误并造成损失，综合评定为不称职、不合格。公司认为这样的人员不适合、也不应当成为持股员工；员工持股是对业绩突出员工的激励，而孙一夫已与倍特公司解除聘用合同，已不是倍特公司员工。公司认为孙一夫认购股权不符合员工持股与公司共同发展的企业宗旨；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增资、质押等涉及股权的决定，是股东享有的权利。倍特公司股权属于公司的对外投资，有关股权转让、增资等均应由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倍特公司与孙一夫签订的有关股权认购的约定条款，对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 2017年7月14日，方向公司出具《关于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与孙一夫约定股权认购事项的函》，主要内容如下：倍特公司与孙一夫在《聘用合同》及《解除聘用合同》中达成新增资本认购的约定，均属无效，因为方向公司才是倍特公司的投资股东，有关倍特公司的股权属于方向公司对外投资的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关股权转让或新增资本的决定，只能由股东作出。故，倍特公司和孙一夫所签合同中的关于股权认购的约定条款，损害了方向公司的合法权益，当属无效，请予纠正。 2017年6月，孙一夫以股权转让纠纷起诉倍特公司，弘睿泰合伙企业作为第三人。孙一夫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孙一夫有权以300万元投资取得倍特公司0.6%的股份；判令孙一夫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投资）入伙价款300万元支付至倍特公司指定的弘睿泰合伙企业；判令弘睿泰合伙企业在收到300万元入伙价款后30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诉讼过程中，因弘睿泰合伙企业不愿意接受委托收款，孙一夫变更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孙一夫在判决生效十日以内将300万元价款支付给倍特公司；判令倍特公司在收到孙一夫300万元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孙一夫的诉讼请求，孙一夫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作出（2017）川01民终1413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孙一夫提起诉讼的诉讼标的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孙一夫的起诉。 诉讼过程中，倍特公司、苏忠海认可弘睿泰合伙企业系倍特公司准备实施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但认为《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只是附条件的意向性约定，需满足弘睿泰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同意入伙，以及倍特公司股东同意该两项前提条件才能实施。 另查明：1．倍特公司成立于1995年10月，现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苏忠海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方向公司自2013年1月至2018年9月为倍特公司的唯一股东。后倍特公司陆续新增其他股东，现方向公司持股比例为77.7182%。 2．方向公司成立于1981年8月，曾用名四川方向药业有限公司。2010年12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苏忠海；2011年12月，股东由成都镇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泰公司）、吴亚丽、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变更为镇泰公司（持股比例73.1%）、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持股比例26.9%）；2015年9月，法定代表人由苏忠海变更为张俊涛；2018年4月，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退出，股东变更为镇泰公司100%持股；2019年11月，法定代表人再次变更，刘争光为现任法定代表人；2020年1月，方向公司增资216.48万元，由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分别出资72.16万元，股东变更为镇泰公司（持股比例97%）与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3名自然人各持股1%。 3．镇泰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法定代表人苏忠海。2020年5月，股东由苏忠海和吴亚丽（各持股50%）变更为苏忠海一人，吴亚丽与苏忠海妻子为亲属关系。 4．弘睿泰合伙企业为2015年10月登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忠海。设立时有合伙人7名，2016年3月退出1人，合伙人变更为苏忠海、陈丽红、陈友龙、顾桂秋、侯曙光、李英富6人；2019年4月25日，合伙人变更为苏忠海、陈丽红、顾桂秋、侯曙光4人，苏忠海认缴出资5000万元，其他3人各认缴出资500万元；2019年9月11日，弘睿泰合伙企业核准注销。弘睿泰合伙企业2016年3月24日的《合伙协议》约定，本企业有新合伙人入伙时，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 5.2020年6月30日，倍特公司发布《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其中载明，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苏忠海直接持有镇泰公司100%的股权，镇泰公司直接持有方向公司97%的股权，方向公司直接持有倍特公司77.72%股权，因此，苏忠海间接持有公司75.3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苏忠海之配偶吴亚伟直接持有公司4.10%的股份，故苏忠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79.49%的股份；倍特公司通过其控股股东方向公司对三名倍特公司员工实施股权激励；2019年12月，方向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决议，同意其注册资本由7000万元增加至7216.48万元，由陈丽红、侯曙光、顾桂秋分别认缴72.16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陈丽红为倍特公司副总经理，侯曙光为核心技术人员之一，顾桂秋为工程项目总监，三人直接持有方向公司股份比例均为1%，间接持有倍特公司股份比例0.78%；方向公司作为倍特公司控股股东，苏忠海作为倍特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该招股说明书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签署了声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1．孙一夫提起本案诉讼是否与（2017）川01民终14135号案件构成实质相同，是否符合起诉条件；2．孙一夫请求继续按照《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合同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在弘睿泰合伙企业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孙一夫主张由倍特公司、苏忠海将倍特公司0.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就争议焦点一，孙一夫在（2017）川01民终14135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其有权以300万元投资取得倍特公司0.6%的股份；判令其将300万元价款支付给倍特公司，倍特公司收到款项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案虽与前案源于同一纠纷，但两案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前案以诉讼标的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为由驳回起诉，孙一夫就案涉纠纷仍然享有诉权。现孙一夫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具体、明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故对倍特公司、苏忠海主张比照前案生效裁定驳回起诉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就争议焦点二，孙一夫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继续按照《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合同。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孙一夫同意以300万元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以其持股股改前拟上市公司倍特公司0.6%的股份。对此，暂且不论孙一夫是否满足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的条件，该合伙企业已于2019年9月注销，事实上不具备按照原合同约定向弘睿泰合伙企业入伙的现实基础，故对孙一夫要求继续按照《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约定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就争议焦点三，孙一夫认为《解除聘用合同》第三条的终极目的是由孙一夫取得倍特公司0.6%的股权，因此，在弘睿泰合伙企业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应由倍特公司、苏忠海将倍特公司0.6%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其名下。 一方面，《解除聘用合同》并未约定倍特公司或者苏忠海负有将倍特公司股权直接过户至孙一夫名下的合同义务。《解除聘用合同》所约定的股权激励方式为孙一夫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再由弘睿泰合伙企业持股股改前的倍特公司股份，从而达到孙一夫间接持股的效果。现孙一夫径行要求将0.6%的倍特公司股权登记至其名下，没有合同依据。 另一方面，苏忠海虽为倍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并非倍特公司的股东。《解除聘用合同》签订时，倍特公司的股东为方向公司，无论是通过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还是其他方式取得倍特公司的股权，均需方向公司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方向公司并非《解除聘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且在签订《解除聘用合同》后明确作出不同意孙一夫认购倍特公司股权的表态。而目前，倍特公司的股权结构已发生变化，包括方向公司在内现有多名股东，孙一夫虽要求倍特公司、苏忠海将倍特公司0.6%股权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但未明确具体方式，亦未取得现有股东的同意。综上，孙一夫主张倍特公司、苏忠海直接将倍特公司0.6%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苏忠海在孙一夫入职前与其签订入职条件，同时在《聘用合同》和《解除聘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综合本案事实来看，孙一夫系与倍特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倍特公司为合同相对方。苏忠海的相关行为未超出孙一夫与倍特公司建立、履行、解除劳动关系的范畴，系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关法律后果应由倍特公司承担。在一审法院未支持孙一夫针对倍特公司相关诉请的基础上，对此不再赘述。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一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由原告孙一夫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在弘睿泰合伙企业已经注销的情况下，孙一夫要求倍特公司、苏忠海将倍特公司0.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首先，从《解除聘用合同》约定内容来看，明确约定孙一夫以300万元入伙弘睿泰合伙企业，以其持股股改前拟上市公司倍特公司0.6%的股份，并未约定倍特公司或苏忠海负有将倍特公司0.6%的股权直接过户至孙一夫名下的合同义务，孙一夫关于要求倍特公司、苏忠海将倍特公司0.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请缺乏合同依据。 其次，倍特公司的股权依法由其股东享有，其与股东不能等同，无权代表股东作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同理，苏忠海在签订《解除聘用合同》时，亦不是倍特公司的股东，无权代表股东作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在倍特公司的股东明确不同意孙一夫受让倍特公司0.6%的股权的情况下，孙一夫关于要求倍特公司、苏忠海将倍特公司0.6%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请缺乏法律依据。 至于倍特公司、苏忠海是否恶意注销弘睿泰合伙企业，以及《解除聘用合同》中约定的持股目的不能实现，倍特公司、苏忠海应如何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孙一夫可另案解决。 综上所述，孙一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孙一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毛 星 审判员 苏 展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明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