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32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学府路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90933183。法定代表人：刘英明，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婷，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劲草，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行亦，男，汉族，1964年3月9日出生，住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竹桢，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玉娟，女，汉族，1965年10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原审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南大道**大冲商务中心****楼（**）**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9160XU。法定代表人：肖行亦。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因与被上诉人肖行亦、叶玉娟、原审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菱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7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浙商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肖行亦、叶玉娟对一审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肖行亦、叶玉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浙商银行主张债权的发生不在担保有效期间，是对债权的性质和债权产生时间的错误理解。事实上，浙商银行对于主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时已经设定产生。2018年12月26日，浙商银行向票据持票人兑付款项，并非是一个针对主债务人索菱公司新的债权的产生，而是2018年6月26日已经产生的担保债权所对应的保证对外付款义务的履行，该款项并非支付给索菱公司，而是支付给了票据的最后一手持票权利人。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银行承兑汇票是商业汇票的一种，指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签发，向开户银行申请并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保证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本质上是由银行提供担保的票据，银行的承兑行为是保证票据付款的票据担保行为，被担保的债务人是出票人。本案中，出票人索菱公司向浙商银行申请开立承兑汇票，在浙商银行与索菱公司签订承兑协议并交付票据时（2018年6月26日），浙商银行对外的承兑义务已经产生，该票据已经由索菱公司对外使用，索菱公司以及浙商银行到期应当无条件向票据最终持票人付款的债务即同时设定，而同时索菱公司就浙商银行的担保行为承担最终责任的债务亦同时产生。二、银行承兑汇票的实际承兑超过授信期间是常态。一般而言，银行给予客户一定的授信期间，在授信期间内发生的业务均应纳入最高额保证的期间范围。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电子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自出票日起至到期日，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在授信期间及一定额度内，客户可随时向银行申请开立期间不超过一年的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的到期日超出授信额度期间是同业常态（业务到期日期晚于授信日期在业内也是常态），也是基于此，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有明确约定合同约定主债务期间仅指业务发生时间。如果依照原审法院的判决，那几乎所有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都会脱保，这并不符合法律和合同规定及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肖行亦答辩称：一、本案并非票据纠纷，而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产生的保证责任并非票据责任，而是依据《担保法》确认的担保法律关系。二、即使是根据浙商银行所主张《票据法》的规定，结合《票据法》及司法解释，正如浙商银行所述，银行的承兑行为是保证票据付款的票据担保行为，被担保的债务人是出票人即索菱公司，但债权人是持票人，并不是银行，浙商银行的承兑义务是对于持票人的承兑义务，而不是对出票人索菱公司，索菱公司对于持票人才存在付款义务，该付款义务在出票时已经设立，并不应银行的承兑而发生任何改变。对于银行提供的承兑服务，我们也支付了相应的手续费用，银行和出票人在其垫款之前的义务及权利仅此而已。也就是说，在票据行为中，银行并非索菱公司的债权人，在其垫付票款之前银行与索菱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在垫款之前债权并未产生。三、回归到合同本身，《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并没有索菱公司所主张的所担保的债权之间指业务发生期间的合同约定，在该合同明确约定的是担保的主债权为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1月27日止，第13.5条其他事项中也明确约定了债务的最高余额仅指本金，上述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复利也属于被担保的债权，在银行垫款之前根本没有债务本金的发生，浙商银行所主张的基于承兑义务所产生的债权根本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浙商银行于2018年12月26日垫款，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第6条第2款之规定，承兑人所垫付票款质子付款之日起转做申请人逾期贷款，也就是说在2018年12月28日银行才对索菱公司产生债权，该债权已经超出了对于肖行亦所约定的担保范围，肖行亦不承担连带责任。四、浙商银行提及的实际承兑超过授信期间是常态，并非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合同的规定，不应予以采信。肖行亦不存在任何恶意抗辩的行为，反而是银行借优势地位亦在“绑架”弱势客户，损害弱势客户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商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索菱公司偿还浙商银行垫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款本金1058271.02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从2018年12月26日起计至债务本金完全清偿时止）；2.肖行亦、叶玉娟对索菱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索菱公司、肖行亦、叶玉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浙商银行与索菱公司签订系列协议，约定浙商银行为索菱公司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其中，双方于2018年6月26日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池融资业务专用电子合同）》约定浙商银行为索菱公司提供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其中第六条2约定，承兑人（浙商银行）所垫付票款自付款之日起转作申请人（索菱公司）逾期贷款，并按日万分之五计收逾期利息，不需要通知申请人和另签借款合同。承兑人有权在申请人开立的任何账户中直接扣收票款及相应的逾期利息。2017年12月21日，浙商银行（债权人）与肖行亦、叶玉娟（保证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肖行亦、叶玉娟为索菱公司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其中第二条约定：“（一）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见13.2止（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大写）见13.3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上述期间仅指债务发生时间。外币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卖出价折算……（三）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发放贷款和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第十三条13.2约定：“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7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7日止”，13.5约定：“……保证人知悉，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部分融资合同采用的是资产池业务专用电子合同，该专用电子合同虽仅引用了编号为（33100000)浙商资产池质字（2017)第19612号的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但保证人再次确认：上述资产池业务专用电子合同项下形成的债务仍属于本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另查，浙商银行与索菱公司签订的其他系列协议的签订时间及约定内容、涉案14张票据的出票情况、承兑情况、索菱公司清偿垫付款的情况均与浙商银行起诉陈述的事实一致。再查，涉案14张票据的出票日期均为2018年6月26日。浙商银行在庭审中确认，其在本案所主张的垫付款本金1058271.02元的垫付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一审法院认为：浙商银行与索菱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池融资业务专用电子合同）》等系列协议，以及浙商银行与肖行亦、叶玉娟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存在内容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法定无效情形，合法有效。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已依约履行了涉案汇票的承兑义务，索菱公司在清偿部分垫付款后，尚有1058271.02元未清偿，其应予以清偿。浙商银行垫付该1058271.02元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根据涉案《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池融资业务专用电子合同）》第六条2的约定，自该日起，索菱公司即应按日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故浙商银行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索菱公司也未对此提出抗辩，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浙商银行享有的上述债权是否在肖行亦、叶玉娟保证担保范围内。第一，关于涉案主债权产生时间。浙商银行在本案中主张的主债权为垫付票款及利息。虽涉案票据的出票时间为2018年6月26日，但浙商银行系在实际垫付款后，方享有要求索菱公司向其支付垫付款及利息的权利。浙商银行确认本案所涉的垫付款发生在2018年12月26日，此亦与汇票交易信息显示时间一致。故涉案主债权的产生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第二，关于肖行亦、叶玉娟担保的债权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浙商银行与肖行亦、叶玉娟通过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范围。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其中部分特定内容外，其余均属浙商银行提供的格式条款。浙商银行主张该合同第二条第（三）项及第13.5的约定应理解为保证人承诺对全部主债权提供担保，而无需再另行办理担保手续。对于应如何理解该合同约定的担保主债权范围，一审法院评析如下：首先，该合同第13.2中明确约定“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2017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7日止”。双方对于该时间范围的约定，并不属于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设定，且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其属于非格式条款。其余格式条款和该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以该非格式条款约定为准。从该条款文意即可见，保证人担保范围为产生于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1月27日期间的主债权。其次，该合同第二条第（三）项约定“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最高余额内，债权人发放贷款和提供其他银行信用时无须逐笔办理担保手续”。从该条款文意即可见，“无需逐笔办理担保手续”系针对该合同约定期限内（即2017年12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7日止）未超过最高余额部分的债权，并不包括该合同期限以外的主债权。再次，该合同第13.5约定“保证人知悉，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部分融资合同采用的是资产池业务专用电子合同，该专用电子合同虽仅引用了编号为（33100000)浙商资产池质字（2017)第19612号的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但保证人再次确认：上述资产池业务专用电子合同项下形成的债务仍属于本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从该条款文意理解，该条款系针对担保范围是否包括电子合同的问题，而非针对债权产生时间问题。并且，第13.2条中已就主债权产生时间作出明确约定，如双方缔约时的真实意思是保证人对所有主债权均承担保证责任，则双方并无约定第13.2条之必要。据此，《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应理解为产生于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1月27日期间的主债权。涉案主债权产生于2018年12月26日，不属于两保证人担保的债权范围。故浙商银行请求肖行亦、叶玉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付款本金1058271.02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1058271.0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6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51.22元，保全费5000元，由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主债权的产生时间是否在肖行亦、叶玉娟担保的债权期间内。一审法院认为在浙商银行实际垫付后方享有要求索菱公司向其支付垫付款及利息的权利，故涉案主债权的产生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但是浙商银行垫付款项的义务并非在实际支付垫付款时发生。索菱公司在浙商银行给予的授信期间及授信额度内，向其申请开立期间不超过一年的银行承兑汇票，浙商银行与索菱公司签订承兑协议并交付票据时，浙商银行对外承兑义务已经产生。该票据一经索菱公司对外使用，索菱公司以及浙商银行到期应当无条件向票据最终持票人付款的债务即同时设定。因此，浙商银行开具涉案承兑汇票的时间，即2018年6月26日就是案涉主债权的产生时间。一审法院认定肖行亦、叶玉娟的担保范围为2017年12月21日至2018年11月27日期间的主债权，说理清楚，本院予以认同。案涉主债权发生时间在肖行亦、叶玉娟担保的债权期间范围内，故两保证人应对案涉主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浙商银行的上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758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758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被上诉人肖行亦、叶玉娟应就原审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肖行亦、叶玉娟代偿后，有权向原审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51.22元，保全费5000元，由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肖行亦、叶玉娟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2.44元，由被上诉人肖行亦、叶玉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茹审判员 付璐奇审判员 尚彦卿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杨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