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最高法民终11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交通大道**。 法定代表人：李四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克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亚文，广东天穗（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三工置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长江路**/div> 法定代表人：朱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雅琴，青海诺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海三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青民初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远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克冰、董亚文，被上诉人三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芳、李雅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远大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远大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三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已付工程款数额认定错误。（一）一审对3180万元认定为已付工程款没有任何依据，且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该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渠道与正常的工程款支付不同，与支付工程款没有任何关联，该款项的支付是为了配合三工公司“一笔钱反复转账形成银行流水”的违法行为。该款项从三工公司账户转出后短时间内又转回三工公司账户，转账流水均形成闭环回流，转账流水产生的相应债权债务已抵销。2.该款项支付时工程尚未招投标，此时远大公司刚进场施工，未到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款支付节点。3.上诉人与三工公司的财务人员温志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互不相识，如非配合三工公司形成银行流水，不可能将巨额款项支付给温志苏。对此，上诉人二审申请追加温志苏为第三人，并申请法院强制三工公司提交温志苏相关证据材料。（二）上诉人从未向杨某、左明富等人出具委托书，施工合同明确约定三工公司应当将工程款支付至承包人账户，一审以杨某、左明富的身份，认定向其两人支付的第八笔（80万元）、第九笔（100万元）、第十笔（10万元）、第十一笔（8345元）、第十二笔（10万元）、第十三笔（45万元）、第十四笔（20万元）、第十五笔（4万元）、第十六笔（10万元）、第十七笔（200万元）款项为已付工程款错误。第十七笔款项仅有左明富书写的收条、海西家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禾公司）的记账凭证，无转款凭证印证。（三）一审判决将第十八笔工程款6399262元中的3326263元认定为案涉工程的农民工工资没有依据。杨某、左明富等人以林州二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州二建公司）名义施工海西大酒店巴音河小镇步行街项目，该款项系巴音河小镇步行街项目工程款，与远大公司无关。案涉工程在2014年7月18日主体封顶，巴音河小镇步行街项目于当日开工，应当按照时间及项目所需工种区分工程款支付，而非按照证据“抬头”认定款项性质。综上，三工公司应付工程款为15790308.67元。二、应依法支持远大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利息和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三工公司于2015年9月单方将上诉人清退出场，过错明显，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照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工程款利息。三工公司接受案涉工程后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施工，说明工程质量合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应当从判决解除合同或确认合同无效之日起算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故应支持远大公司的优先受偿权。 三工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对已付工程款的认定正确。（一）一审判决认定3180万元系工程款正确。1.3180万元转账均是由三工公司账户直接支付至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账户，付款用途为“工程款”。虽然案涉工程招投标时间为2014年3月24日，但双方均认可实际履行的是5200万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工程于2013年5月1日开工，2014年6月30日竣工。案涉工程在招投标前已开工，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负责人杨某亦认可该事实，2013年7月支付3180万元工程款，既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也符合常理。2.远大公司无证据证明双方就贷款增信曾达成一致，远大公司称“3180万元工程款属于配合三工公司贷款增信”无事实依据。远大公司在收到该款项后的支付行为，其交易主体和款项性质均已发生变化，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3.远大公司认为3180万元工程款流水形成“闭环回流”与事实不符，该款项并非如远大公司所说一一对应回流至三工公司。2013年7月15日至22日三工公司账户一共收到3740万元并非3180万元，该3740万元系三工公司股东杨克慢的投资款，三工公司已将该款项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二）一审判决对第八笔至第十七笔工程款认定为已付工程款正确。本案一、二审期间，远大公司始终认可杨某系项目负责人，远大公司对杨某借支工程款等行为已盖章认可。案涉工程投标保证金系左明富实际缴纳，远大公司认可左明富为实际施工人、现场负责人，杨某也曾授权左明富收取农民工工资。（三）一审判决对于第十八笔农民工工资中的部分款项认定为已付工程款正确。付款行为发生于2015年8月之前，远大公司退场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该付款均是远大公司施工期间产生的农民工工资，该付款均有左明富签字确认。二、远大公司关于工程款利息及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一）三工公司未欠付工程款，不应承担工程款利息，远大公司也不应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二）即便欠付工程款事实成立，远大公司主张的工程款利息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亦不能支持。1.案涉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远大公司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对于合同价款之外的利息损失，应当由远大公司自行承担。2.案涉工程既未竣工也未验收合格，远大公司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应支持。双方均认可远大公司退场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该时间为交付未完工程的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远大公司应当自2015年9月10日起在六个月内主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起诉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远大公司的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远大公司、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一、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双方于2013年5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请求依法判决三工公司支付工程款23841686.32元，赔偿远大公司经济（违约金、利息、窝工、财产等）损失6380000元，共计30221686.32元；三、请求依法判决远大公司在建设工程范围内优先受偿；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5月1日，家禾公司与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海西国际大酒店”，工程内容为“设计施工图纸中的内容及中标预算价”，资金来源为“自筹”，工程承包范围为“设计施工图纸中的主体结构工程、填充砌体内墙抹灰分项工程及水、电、暖、通风，消防分部工程内地预埋件及预留洞分项工程、预留出墙1.5米”。开工日期为2013年5月1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工程质量为合格。合同价款为发包人及承包人双方协商一致后按工程总造价暂定工程造价5200万元。专用条款部分47条补充条款中对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量后造价调整依据进行约定“投标报价中已有综合单价不变；新增分项工程综合单价的构成按以下条款计价，1.计价依据按照《2004年青海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配套计算规则。2.取费依据按照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青海省财政厅文件编号青建工(2009）543号文件关于《青海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的通知中定额计价法计价程序计算；类别按《青海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中相关规定执行。定额机械调整系数按青建工(2011)381号文件执行。定额人工降效系数、机械降效系数，执行(2011)914号文件及执行施工同期政府出台的相关配套文件。3.材差调整依据须按实际施工工期内《青海省工程造价管理信息海西地区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格》的平均值为计算依据，没有的按《西宁建筑市场信息海西地区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格》执行，该指导价格没有的，由甲乙双方参照市场价协商定价”。47条补充条款对工程款结算约定为，1.本工程按青海省建筑定额方式结算[青建工(2004)34号，青建工(2004)229号文件]；2.按现行指导价，二类取费不下浮。 2013年6月，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进场组织施工。2014年3月24日，远大公司收到家禾公司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标项目为海西国际大酒店建设工程，中标价48902915.29元，中标工期自2014年4月开工，同年12月竣工，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青民初56号民事判决经当事人提出上诉后，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确认如下事实：2013年5月1日，家禾公司与远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范围为主体结构工程、填充砌体内墙抹灰分项工程及水、电、暖、通风，消防分部工程内地预埋件及预留洞分项工程、预留出墙1.5米。工期为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合同价款暂定为9520万元。 2014年7月18日，案涉工程主体封顶。2015年4月10日，家禾公司更名为三工公司。2015年9月10日，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被清场。同年11月30日，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项目经理左明富向德令哈市公安局报案，称家禾公司强行清场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同日该案被受理。清场时，双方未对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已完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结算。一审诉讼中2019年8月13日，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被注销，本案一审原告仅为远大公司。 本案诉讼中，经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远大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13日委托青海五联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联公司）对海西国际大酒店及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量 及工程价款进行鉴定，五联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海西国际大酒店工程（模板工程按复合木模板计入造价）分别按一类取费和二类取费计算了工程造价，（1）按一类取费工程造价为39676818.56元；（2）按二类取费工程造价为38694612.51元。2.海西国际大酒店工程（模板工程按竹胶模板计入造价）分别按一类取费和二类取费计算了工程造价，（1）按一类取费工程造价为40729469.39元；（2）按二类取费工程造价为39736638.49元。3.海西国际大酒店编号001工程签证单工程造价为1461810.22元。4.海西国际大酒店编号005工程签证单第13项工程造价为515000元。5.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造价为438900.94元。截至本案起诉前，三工公司已向远大公司支付工程款65439443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远大公司要求三工公司给付工程款21645180.55元及相应利息请求能否成立；二是远大公司要求三工公司在其在建工程拍卖折价价款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能否成立。 一、关于远大公司要求三工公司给付工程款21645180.55元及利息的请求能否成立问题。 远大公司认为，案涉工程应按照合同价款为9520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一类取费标准作为工程总造价依据，工程总造价应认定为42681680.55元。造价鉴定中模板工程应当以竹胶模板的造价确定相应工程造价，三工公司已付款应认定为2370万元。故远大公司主张三工公司未付工程款为18981680.55元，并以该款为基础从2015年9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计算利息。三工公司认为，案涉工程中模板工程应按复合木模板二类取费计算相应造价，001号、005号工程签证单工程造价及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造价不应纳入工程造价，商砼材料款900余万元应从应付款中扣除，三工公司已支付工程款为83949457元属于超付工程款，故请求驳回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就该争议焦点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认定： （一）案涉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当事人实际履行合同的确认问题。 远大公司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9520万元合同并非5200万元合同，主张解除该两份合同。三工公司认可5200万元和9520万元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是真实有效的，但认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5200万元合同。一审法院认为已生效的(2016)青民初56号民事判决查明了家禾公司与远大公司曾签订过9520万元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另，本案远大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到“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为5200万元”，且提交了5200万元的合同作为其主张依据，三工公司亦认可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是该份合同，基于此，一审判决认为9520万元的合同与5200万元的合同均真实存在。结合案涉工程的实际情况，远大公司与三工公司是先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进场施工，三工公司作为发包方补办了招投标手续，并向远大公司补发了《中标通知书》。案涉工程系大型酒店，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及公众安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价款为9520万元和5200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就远大公司提出的第一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解除案涉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根据法律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无需解除。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再做出评判。 关于本案实际履行合同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远大公司在起诉状中已注明双方当事人履行的是5200万元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自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使在庭审过程中，远大公司提交了9520万元合同的完整版作为其主张依据，但经审查(2016)青民初56号案件中9520万元合同仅有4页，内容中无工程价款取费标准的约定，同时远大公司提交的9520万元完整版合同内容并不连贯。另本案中签订时间靠后的《中标通知书》载明的中标价为48902915.29元，该中标价与三工公司主张的合同价款为5200万元更接近，亦符合常理。故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应为合同价款为5200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二）关于案涉工程总工程价款如何认定的问题。 1.关于案涉模板工程造价如何确定的问题。 远大公司主张，案涉工程在模板工程方面采用的是竹胶模板，应按竹胶模板的造价计算工程款。其在五联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书》后再次提出上述主张，并提交了《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原件一份、《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一酒店施工组织设计》一册，拟证明案涉工程采用的是竹胶模板。三工公司认为案涉工程由上海金桥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施工期间所用材料是复合木模板，对此事实三工公司提交了《四方协议》《金桥公司施工的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已完工程的工程量及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报告》等证据。远大公司质证认为，对《四方协议》不知情，对上述司法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四方协议》的真实性在(2016)青民初56号民事判决中已经查明，该协议载明，因金桥公司、麻克义不能继续施工，完成的工程量清单及附属设施和剩余材料交付给家禾公司、胡学文，剩余材料包括钢筋、混凝土、模板等。上述鉴定报告系经一审法院委托、对金桥公司在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中已完工程量及工程造价进行的鉴定，在工程量计算依据一栏中载明，经2014年4月17日、2014年5月29日，鉴定机构两次与双方当事人踏勘现场，并形成《现场勘验记录》及金桥公司移交给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部的《钢筋明细表》、由金桥公司提供的《木方模板出货明细表》为计算依据，以及计价的相关规定、方式、方法进行计算。该鉴定报告中未涉及竹胶模板，该鉴定报告可印证金桥公司退场后遗留并移交给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部的模板是木模板。同时，根据案涉工程鉴定报告的记载，2018年7月31日，双方踏勘现场时共同在材料堆场看到一批复合木模板。综上，三工公司提交的该组证据与案涉工程中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相互印证，证明现场遗留的模板是复合木模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未能举出反驳证据证明案涉工程采用了竹胶模板，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确认对案涉工程造价应按复合木模板取费。 2.关于案涉工程造价如何确定取费标准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结算建设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是5200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的规定，5200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取费标准是“按现行指导价二类取费不下浮”。故对案涉工程已完工造价按二类取费不下浮取费，予以确认。 3.关于案涉工程的鉴定是否遗漏楼梯加固部分的工程造价、地下、地下室地基造价和公共租赁配套用房的满堂基础造价鉴定问题div> 就案涉工程是否遗漏造价鉴定问题，一审法院致函鉴定机构要求其予以说明，鉴定机构于2020年1月12日出具《关于对2020年1月10日提供鉴定材料回复意见》称，由于远大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资料不足，无法对楼梯加固的工程量进行计算，亦不能证明该公司就地下室基础造价和公共租赁配套用房的土方外运（满堂基础）进行了实际施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回复意见进行了质证，三工公司表示无异议，远大公司表示对遗漏上述工程项目的造价主张不再坚持。故对远大公司的此项主张不再审理。 4.关于林州二建公司是否参与案涉工程施工问题。 本案一审审理期间，远大公司与三工公司确认以下事实：远大公司就德令哈市巴音河小镇步行街l号、2号商铺工程项目未进行施工，该项目由林州二建公司施工，林州二建公司的负责人为刘海江。2020年3月13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账过程中远大公司首次提出，林州二建公司参与了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的施工，并提交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予以证明，但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刘海江是林州二建公司青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远大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远大公司所主张的林州二建公司参与了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的施工的事实不予认可。 5.关于001号、005号工程签证单相应工程造价及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造价是否应计入工程总造价问题。 001号签证单的内容是案涉工程中圆形部分、左上角及右上角部分、其他部分三个项目中存在需要修复、加固的相应增项内容，并附有相应工量清单，其中还有对由金桥公司完成工程量的修复。005号签证单的内容是案涉工程中施工楼梯时的误工费、处理方案的费用、人工倒运混凝土的费用等。案涉工程的鉴定意见在工程价款计算说明部分载明001号、005号工程签证单均按签证单金额列示，因005号工程签证单第4项无具体附图，无法鉴定，故005号工程签证单造价中不包括第4项费用，鉴定机构对不能计入造价的部分项目已做剔除。就此问题，一审法院向鉴定机构调查，鉴定人称两份签证单不存在内容重复的情况。另外，两份签证单虽为复印件，但从形式要件看，其均得到监理公司工程师和建设方项目经理的认可并签名，亦加盖监理公司、建设单位的公章，对两份签证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一审法院亦组织鉴定机构就上述问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答疑，三工公司未能举示反驳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三工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一审判决确认对案涉工程造价中001号、005号工程签证单的造价应计入应付款总额。 三工公司认为根据鉴定报告的记载，现场勘验未见工程实体，故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造价不应计入工程造价。对此，远大公司提交了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的《地基验槽记录》《基槽验收会议纪要》《签到表》以及王春杰出具的《说明》，就此证据的真实性来看，《地基验槽记录》有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出具的同意验收的意见，并由相关负责人签字。《基槽验收会议纪要》及《签到表》载明，2013年9月3日，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均派员参加此次会议，该纪要虽无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签署意见，对该组鉴定材料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的基槽已完成并申请验收，即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已投建但未完工就被拆除，并有王春杰的说明“因规划设计变更，原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承建的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配套的员工宿舍楼不再建设，已施工基础部分同意拆除，拆除费用另行商定”予以佐证。同时，鉴定机构在案涉工程《鉴定意见书》的工程量计算说明中载明，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因已拆除，现场勘验未见工程实体。本鉴定计算的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量范围为土方开挖、基础垫层混凝土及模板、基础模板、至正负零米的钢筋绑扎。故三工公司的此项主张不能成立。001号、005号工程签证单工程造价及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工程造价应纳入应付款总额。 综上所述，案涉工程的应付款造价为复合木模板二类取费造价38694612.51元、001号签证造价1461810.22元、005号签证造价515000元及公共租赁房和配套用房造价438900.94元的总和，即41110323.67元。加上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并不在设计图纸内容中且已完成的围墙工程款44835元，共计41155158.67元。 （三）关于案涉工程已付款如何认定问题。 1.三工公司就案涉工程已付款举示2-7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以下已付款金额共计25364835元无异议，一审予以确认。第一笔：2013年5月31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30万元；第二笔：2013年6月14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的杨某借款50万元；第三笔：2013年7月8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围墙工程款44835元。该围墙不在案涉工程的图纸设计中，系临时增加的工程项目，其造价不包含在案涉工程的鉴定意见中，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第四笔：2013年8月28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60万元；第五笔：2013年9月3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50万元。该笔款项与同天杨某收到50万元代发农民工工资并书写《收据》是同一笔款项，属三工公司重复举证，故仅确认一笔收款，远大公司对此无异议；第六笔：2013年9月13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20万元；第七笔：2013年9月22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27万元；第八笔：2013年9月26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50万元；第九笔：2013年10月12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50万元；第十笔：2013年10月14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20万元；第十一笔：2013年10月31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15万元；第十二笔：2013年11月5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左明富工程投标保证金10万元，左明富书写《收据》；第十三笔：2014年3月20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500万元；第十四笔：2014年4月29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500万元；第十五笔：2014年8月14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青海分公司工程款200万元；第十六笔：2014年8月28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200万元；第十七笔：2014年9月17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200万元；第十八笔：2015年4月27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200万元；第十九笔：2015年5月29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50万元；第二十笔：2015年6月23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300万元。 2.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就三工公司举示2-7组已付款证据中的其余款项均不认可。这些款项中，多次涉及左明富、杨某、温志苏三人，三人的身份对确定已付款能否成立较为关键，先对三人的身份进行分析论证。 对于左明富、杨某的身份认定。首先，根据《报案材料》《受 案回执》记载，报案人为左明富、杨某，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人罗云的证言记载，左明富、杨某为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其次，本案中多张银行往来凭证中均显示左明富、杨某系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的收取人，远大公司虽对左明富、杨某个人账户的转账不予认可，称其未对二人进行授权，但在上述已确认的已付款第二笔、第五笔及第十二笔中又认可该二人代收案涉工程的农民工工资及工程投标保证金。再次，左明富在收取工程投标保证金的《收据》中自书“收款单位是湖北远大建设集团公司左明富”。最后，本案杨某出具委托书委托付勇、左明富共同签字支付农民工工资。结合上述证据足以认定左明富、杨某系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二人收到三工公司转付的款项应视为代收工程款行为，且三工公司对该二人的身份不持异议，认为二人均能代表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接收工程款。故一审确认此二人的身份是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 对于温志苏的身份认定。证明案涉工程已付款的2-7组证据均系三工公司出具，其中有多份《报销凭证粘贴单》右下角报销人一栏多次出现温志苏的手写体签名，在报销原因一栏有手写体报销款项原因，在该单据的右上角有领导审批一栏。比如，在2013年10月29日的《报销凭证粘贴单》中，报销人一栏载明了“温志苏”的手写体签名，报销原因一栏手写载明“付湖北远大工程款（左明富中行卡）”，在领导审批一栏载明手写“同意支付杨克栋”，其后有手写体书写的“2013年10月29日”。该单据后附有左明富于次日书写的借到10万元《借据》一张，借款用途为“转杨某青海银行卡（付工人工资）”，还附有《青海银行进账单》一张，载明2013年10月29日家禾公司给杨某个人账号转账10万元，款项性质为工程款，同时还附有加盖家禾公司公章的《青海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该存根载明收款人杨某、金额10万元，用途为工程款。对类似票据，三工公司自认杨克栋系该公司财务审批主管，但主张温志苏系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的员工，其以报销人的身份借支工程款。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却提出相反主张，认为温志苏是三工公司的会计或财务人员，履行财务人员的报销手续。一审法院对该类证据分析认证如下：首先，上述证据均系三工公司提交，来源于公司账目，系三工公司单方制作；其次，上述证据显示了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借支工程款的流程，即先由三工公司内部人员填写报销事由或原因，及报销金额等，并在报销人一栏填写经手人的名字后提交负责财务审批的主管签字，主管签字审批后即于次日转账，收款人收到款项后书写等额的《借据》，完成款项的报销手续。该流程自然流畅，符合单位内部报销经费的客观流程；最后，根据民事证据的举证分配原则，一审法院向三工公司释明，三工公司主张温志苏是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的员工，其需提交反驳证据予以证明，三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远大公司关于温志苏是三工公司工作人员的主张符合客观规律，依法成立，故依法确认温志苏的身份是三工公司的工作人员。 三工公司向远大公司分四笔转账共计3180万元。第一笔，2013年7月15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450万元。第二笔，2013年7月16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1050万元。第三笔，2013年7月18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980万元。第四笔，2013年7月19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程款700万元。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认为该四笔转账最后又回流到三工公司，未实际入账，对四笔转账均不认可。 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上述款项的资金流向。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调取两份《银行流水明细单》，一份内容为三工公司的子账号10×××12的银行流水，一份内容为温志苏的主账号10×××61和子账号10×××72的银行流水，三工公司对上述两份银行流水及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提交的两份《新线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显示，2013年7月15日，第一笔450万元系从三工公司的账户转至远大公司的账户，又从远大公司的账户转至温志苏的账户，再从温志苏的账户转至10×××60的无名账户（以下简称7460账户），最后从该无名账户转回三工公司的账户，所有转账行为均发生于当天的不同时段。2013年7月16日，第二笔1050万元系从三工公司的账户转至远大公司的账户，又从远大公司的账户转至温志苏的账户，2013年7月22日温志苏再将其中的1000万元转至7460账户，最后从该无名账户转回三工公司的账户。2013年7月18日，第三笔980万元系从温志苏的账户转至7460账户，又从7460账户转至三工公司的账户，再从三工公司的账户转至远大公司的账户，最后从远大公司的账户转回温志苏的账户，所有转账行为均发生于当天的不同时段。2013年7月19日，第四笔700万元系从温志苏的账户转至7460账户，又从7460账户转至三工公司的账户，再从三工公司的账户转至远大公司的账户，最后从远大公司的账户转回温志苏的账户，所有转账行为均发生于当天的不同时段。远大公司和三工公司对该四笔工程款的转账流转过程均认可。鉴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远大公司和三工公司对2013年7月16日至2013年7月22日之间的四笔工程款共计3180万元均已转入了远大公司账户的事实无异议，对该四笔转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远大公司收到三工公司已付工程款后再次转出的行为，系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再审理。据此，该3180万元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 第五笔：2013年12月24日，家禾公司支付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土建工程款600万元，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对该笔款项不认可，理由是未收到该款。对该笔款项三工公司仅提交了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西州分行的《账户交易明细》，未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一审法院依职权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分行调取了三工公司从2013年6月3日开户至2020年4月2日之间的《账户交易明细》，该明细显示，在2013年6月3日开户至2020年4月2日之间，三工公司仅在2013年12月24日向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汇出600万元，并于当日冲正。该600万元并未实际进入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账户，而是回流到三工公司的账户。据此，对三工公司主张的该600万元已付款不予认定。 第六笔：2013年6月27日，家禾公司支付给万道华彩钢款65000元，三工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已将该笔款项从已付款证据中剔除，故对此不再认证。 第七笔：2013年8月6日，家禾公司支付给温志苏5000**元，代发农民工工资。第八笔：2013年11月22日，家禾公司支付给温志苏8000**元，代发农民工工资。第九笔：2013年11月22日，家禾公司支付给温志苏10000**元，代发农民工工资。其中第八笔、第九笔不仅有家禾公司给温志苏的《青海银行进账单》证明，还有左明富书写的《收据》，两者金额吻合可相互印证，证明左明富共计收到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的180万元工程款，对此予以确认。第七笔仅有家禾公司转账给温志苏的《青海银行进账单》，并无左明富书写的《收据》为证，不能证明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实际收到该笔款项，故对第七笔转账不予认定。 第十笔：2013年10月30日，家禾公司支付给杨某100000元，代发农民工工资。该笔款项有左明富书写的《借据》、家禾公司转账给杨某的《青海银行进账单》，家禾公司出具的《青海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证据能相互印证，且金额吻合，故对第十笔转账予以确认。 第十一笔：2013年10月25日，左明富收到8345元现金，系代远大公司支付电费。该笔款项有左明富书写的《借据》以及《青海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该发票客户名称为家禾公司，两份证据能相互印证且金额吻合，故对第十一笔转账予以确认。 第十二笔：2013年10月29日，家禾公司支付给左明富100000元，付农民工工资。第十三笔：2013年9月30日，温志苏转账给左明富450000元，付农民工工资。第十四笔：2013年10月6日，温志苏转账给左明富200000元，付钢材款。第十五笔：2013年10月19日，温志苏转账给左明富40000元，付农民工工资。第十六笔：2013年10月16日，温志苏转账给左明富100000元，付商砼款。本组证据的五笔转账，均有相应的银行凭证，且银行凭证与左明富书写的《借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对第十二笔、第十三笔、第十四笔、第十五笔、第十六笔转账均予以确认。 第十七笔：2014年1月26日，左明富收到家禾公司支付的2000000元农民工工资。该笔款项有左明富书写的《收条》，与家禾公司的《记账凭证》能够相互印证，故对第十七笔转账予以确认。 第十八笔：三工公司主张该笔已付款系其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通过青海省德令哈市劳动维权服务中心发放，金额为6399262元。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认为，该笔款项为巴音河小镇施工项目应付的农民工工资，与案涉工程无关，故不认可。三工公司对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一是《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二份，金额共计6399262元；二是三工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该公司委托李明营、李生泉办理德令哈市劳动维权服务中心发放海西国际大酒店和巴音河小镇商业步行街1、2号楼农民工工资6399262元的相关事宜；三是杨某出具的《委托书》，该委托书记载，委托付勇、左明富共同签字支付农民工工资；同时还提交了农民工工资表42张。经查，42张农民工工资表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标注有海西国际大酒店农民工工资发放表，一种是对工程项目未进行标注及标注内容为1号楼或2号楼。该组证据显示6399262元系海西国际大酒店和巴音河小镇商业步行街1、2号楼两个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巴音河小镇商业步行街ｌ、2号楼的农民工工资理应剔除，经核实，用于发放海西国际大酒店的农民工工资是3326263元，均经李明营、李生泉、付勇、左明富等人审批同意发放，应予认定，故对第十八笔确认发放的农民工工资为3326263元。 第十九笔：2016年12月8日，三工公司垫付加气块砖的材料费500000元，2020年3月4日，三工公司将该组证据撤回，对该笔款项不再主张，故不再认证。 第二十笔：2015年10月19日，三工公司垫付混凝土款1200000元。该笔款项仅有《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一份，系家禾公司支付给德令哈诚睿科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混凝土款。对此，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不认可。根据民事证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要求三工公司证明该笔材料款与案涉工程的关联性，其未能举证证明，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述混凝土用于案涉工程，故对该笔转账不予确认。 第二十一笔：该笔款项由七笔组成，系从2013年6月5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三工公司分七次转账给海西金海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商砼款，共计7887015元。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对此不认可。经查，上述转账中仅有2013年11月15日的《电汇凭证》在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中标注“垫付湖北远大商砼支出”，有左明富书写的《借据》印证，金额为150000元。剩下的六笔款项仅有转账凭证，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并不认可，且无证据证明其与案涉工程的关联性。故对三工公司主张的第二十一笔款项仅确认150000元。 综上所述，三工公司举证拟证明已付款为85014457元，经逐笔认证，案涉工程的已付款为65439443元，前述已认定应付款为41155158.67元，故三工公司不再欠付远大公司工程款。 （四）关于案涉工程未付款利息如何认定问题。 根据前述认定，三工公司已全部付清案涉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情况，故远大公司的该项诉讼缺乏请求权基础，不能成立。 二、关于远大公司要求三工公司在其在建工程拍卖折价价款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能否成立问题。 因三工公司已全部付清案涉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远大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远大公司主张由三工公司支付工程款及承担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其主张在已完工程折价拍卖价款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予以驳回。远大公司在审理期间请求撤回关于三工公司赔偿经济损失6380000元的主张，一审法院按此金额收取的案件受理费，因远大公司减少诉讼请求予以退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远大公司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92908.43元，因远大公司减少诉求，核减后案件受理费实际为136448.43元，由远大公司负担136448.43元。工程造价鉴定费300000元，由远大公司负担150000元，由三工公司负担150000元。退还远大公司案件受理费56460元。 远大公司在二审中针对3180万元的认定问题，提交了如下申请：1.《追加第三人申请》，远大公司申请追加温志苏为本案第三人，其称温志苏为三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及受托人，长期代表三工公司支付工程款。3180万元工程款的支付系温志苏与杨某配合形成转账流水，用于三工公司申请贷款，该款项通过温志苏账户最终又转回三工公司账户，必须追加温志苏才能查清案件事实。2.《责令三工公司提交证据申请》《调查取证申请》。远大公司请求法院责令三工公司提交以下证据：7460账户开户信息及该账户从2013年6月至8月的银行流水、三工公司于2013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分行申请贷款的资料、温志苏的身份信息及温志苏与本案工程有关账户的转账流水、第十七笔工程款200万元的转账支付凭证，并申请法院调取前两份证据。3.《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证人杨某出庭。 三工公司对远大公司提交的《责令三工公司提交证据申请》认为，该申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已经查明7460账户为无名账户，该账户并非三工公司账户，三工公司无法提交该账户信息。三工公司并不持有贷款资料，贷款资料与本案无关联。三工公司并不掌握温志苏的相关信息。三工公司就200万元农民工工资已经完成举证责任。 远大公司二审提交了远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亚文律师于2020年8月2日对杨某的《询问笔录》，证明三工公司向远大公司转账的3180万元是为了配合三工公司增信而形成流水，并非支付工程款。杨某二审作为证人在庭审中称：“案涉工程是我承包并挂靠远大公司施工，我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我和时任三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克慢系朋友，杨克慢找到我，称三工公司要在银行申请贷款，但账户流水不够，因此发生了本案3180万元的转账。款项转入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账户后我立即转给温志苏，温志苏系杨克慢的亲戚，是三工公司的会计。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账户当时由我实际控制。在2013年7月份三工公司欠工程款，但具体数额我记不清楚”。 三工公司对杨某证言的质证意见为：杨某是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的负责人，因本案诉讼中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注销，判决中没有体现该分公司，杨某实际是远大公司的地位，不能作为证人。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杨某的证言是对转款过程的描述，无其他证据印证其陈述的内容。 三工公司二审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证明远大公司所称的3180万元回流到三工公司账户不属实，该款项是2013年7月家禾公司股东杨克慢向家禾公司支付的投资款，数额为3740万元，家禾公司已将该款项全部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3740万元投资款与案涉工程款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第二组，（2017）青2802民初95号民事裁定书、（2017）青2802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杨某系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负责人，其证言属于远大公司的单方陈述。 远大公司对三工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所谓的投资款与本案无关，没有涉及到本案3180万元转账的相关账户。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在项目开始之前，杨某和远大公司没有关系，之后因为案涉项目才挂靠远大公司。杨某已明确其是实际施工人，负责参与项目。 对于远大公司申请追加温志苏为第三人、责令三工公司提交证据、申请法院调查取证问题，综合本案事实，本院将在论理部分论述。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远大公司提交的对杨某的《询问笔录》内容实质是杨某的证人证言，法律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因此该笔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本院不予认定。本案二审中，杨某已出庭作证，应当以杨某出庭证言作为本案证据。杨某出庭证言证明案涉工程是由其作为实际施工人挂靠远大公司施工，杨某是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杨某称3180万元是由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账户转入温志苏账户，该陈述与一审查明的3180万元的转账情况相符。对于杨某所称的款项转出原因，因杨某系挂靠远大公司施工，杨某与远大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所以对于杨某所陈述的3180万元转出原因，本院不予认可。对三工公司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此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于三工公司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结合杨某的证言以及远大公司的陈述能证明杨某系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的负责人。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审判决对已付工程款的认定是否错误，具体包括3180万元转账、第八笔到第十七笔付款、第十八笔付款中的3326263元是否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二是如本案中三工公司应向远大公司支付工程款，对工程款利息及优先受偿权的认定问题。 一、已付工程款认定问题 （一）案涉3180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 首先，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5月1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远大公司2013年6月进场施工，2014年7月18日主体工程封顶。在2013年7月15日该3180万元转账之前，三工公司共计支付工程款844835元，对此三工公司无异议。双方实际履行的是5200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工程总价款为5200万元。杨某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项目负责人，其在二审出庭时称，2013年7月15日三工公司欠付工程款。结合远大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提交的“关于对海西大酒店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司法鉴定的详细情况说明”所记载的2013年8月25日远大公司完成工程量情况，3180万元款项转账之前，三工公司欠付远大公司工程款。 其次，3180万元转账与三工公司向远大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账户和方式相同。三工公司于2013年5月31日向远大公司支付30万元、2013年6月14日支付50万元、2013年7月8日支付44835元，转账中备注“工程款”，3180万元转出和转入账户与上述款项的转出、转入账户相同，而且3180万元转款每笔转账摘要中均备注“工程款”。在3180万元转账之后，双方仍用上述账户支付工程款。 再次，远大公司称其是按照三工公司的指示将款项转出，目的是为了三工公司申请贷款增信。对此，远大公司申请法院责令三工公司提交或依职权调取三工公司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分行申请贷款的资料。本院认为，即使三工公司已向银行贷款，仅凭贷款资料也无法证明或者推定3180万元转账系为申请贷款增信所为。因此，远大公司申请调取贷款相关资料无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对远大公司申请调取该证据不予准许。远大公司称转款系为了三工公司贷款增信，但并未有证据证明各方对此达成合意。 最后，双方之间存在工程施工关系，在远大公司无证据反驳该款项性质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款项是三工公司向远大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远大公司在收到3180万元后，款项由远大公司支配，远大公司将款项转给温志苏，是远大公司对款项的处分行为，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温志苏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远大公司申请追加温志苏为第三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远大公司申请调取7460账户的信息及流水，不影响该笔款项的认定，本院亦不予准许。 综上，远大公司关于该款项并非已付工程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180万元应当认定为三工公司向远大公司支付的工程款。 （二）第八笔到第十七笔付款是否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 除第十笔款项外，此部分其他款项均系三工公司向左明富支付。对于第十笔款项的认定问题，该笔款项由家禾公司转账给杨某，备注为工程款，而且远大公司认可杨某挂靠其公司承包案涉工程。该笔款项有左明富向家禾公司出具的借据，注明借款用途为“转杨某青海银行卡付人工工资”。结合借据及进账单的备注情况，一审将此笔款项认定为已付工程款正确。 远大公司申请法院责令三工公司提交第十七笔工程款200万元的转账支付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规定，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可申请法院责令对方提交证据，该笔款项支付的举证责任属于三工公司，远大公司不是该笔款项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因此，对于远大公司的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对于该笔工程款的支付，三工公司提交的左明富书写的收条及家禾公司的记账凭证，能够证明三工公司已经向左明富支付了该笔款项，一审将此认定为已付工程款正确。 对于三工公司向左明富支付款项是否应当认定为本案已付工程款问题。远大公司对2013年11月15日左明富从三工公司收到10万元工程投标保证金没有异议，该收据上记载收款单位为远大公司左明富。再者，2015年8月8日杨某委托左明富与他人一起签字支付农民工工资。2015年11月30日德令哈市公安局的报案材料中显示，报案人为左明富、杨某，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工人罗云证言中记载左明富为远大公司青海分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三工公司支付给左明富的款项中，左明富出具了相应的借据或者收条，所体现的用途均为工程所用，结合左明富与案涉工程的关系以及其与远大公司的关系，一审判决将三工公司支付给左明富的款项认定为本案已付工程款，认定正确。 （三）第十八笔付款中的3326263元是否应认定为已付工程款。 因欠付农民工工资，三工公司通过青海省德令哈市劳动维权服务中心垫付农民工工资。三工公司提交了其向德令哈市劳动维权服务中心转账6399262元的转账凭证及农民工工资实发表。远大公司认为该笔款项中包含了三工公司巴音河小镇项目的农民工工资，巴音河小镇项目并非远大公司施工，故远大公司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该笔款项中的已付工程款数额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本案鉴定过程中，根据远大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提交的“关于对海西大酒店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司法鉴定的详细情况说明”中的记载内容，2014年7月18日，海西国际大酒店项目主体封顶。2015年9月海西国际大酒店一期全部主体工程完工。因此，远大公司在2014年7月18日之后仍在施工。远大公司上诉主张按照2014年7月18日作为分界点区分案涉工程的农民工工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中向马雪琴支付的10万元，三工公司提交的马雪琴出具的收条中记载“收到三工集团垫付巴音河小镇工程农民工工资”，故该笔款项不应当认定为本案农民工工资。对记载有“农民工工资”但未显示系海西国际大酒店农民工工资的共计2937379元，因三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款项的支付与案涉工程的关联性，故此部分款项不应认定为本案已付工程款。远大公司就巴音河小镇步行街l号、2号商铺的工程项目未进行施工，对1#、2#楼木工的农民工工资共计621620元不应认定为本案已付工程款。经计算，此部分中案涉工程的农民工工资应为2740263元，一审认定为3326263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减去一审认定错误部分，三工公司已付工程款为64853443元，仍超付工程款。因此，一审虽对已付工程款数额认定错误，但并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 二、工程款利息及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认定问题。 因三工公司已付清本案的工程款，远大公司主张工程款利息及优先受偿权已无事实基础，远大公司关于工程款利息及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虽对已付款项数额认定有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远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6448.43元，由湖北远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纪忠 审判员  曾宏伟 审判员  夏建勇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赵静 书记员王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