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11497号原告：上海游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曹莹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涛，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雷，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上海博物馆，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杨志刚，该馆馆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杨，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游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游帛公司)与被告上海博物馆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游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文涛、刘晓雷、被告上海博物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游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海博物馆向游帛公司支付合同价款41,600元；2.判令上海博物馆向游帛公司支付以41,6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双方当事人合作已久，上海博物馆曾委托游帛公司进行多个项目的设计等。2018年11月，上海博物馆委托游帛公司对上海博物馆2018年“博博会宣传册”进行设计制作，费用总计41,600元，包括排版费用8,600元，2,000册宣传册印刷及运输费用33,000元。2018年11月17日，上海博物馆向游帛公司确认可定稿印刷。2018年11月20日，双方当事人就项目交付进行沟通。2018年11月21日、22日，游帛公司将全部宣传册交付上海博物馆。游帛公司依约履行义务，上海博物馆迄今未依约支付款项，故游帛公司诉至法院。被告上海博物馆认可参加2018年11月23日至2018年11月26日于福州举办的“博博会”，上海博物馆教育部负责制作宣传册。但上海博物馆辩称，不同意游帛公司的诉讼请求。1.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上海博物馆系事业单位，系非营利性单位，费用支出均依靠财政拨款，故对外订立合同及支付款项均需上海博物馆内部按流程审批，工作人员无权自行对外订立合同。2.游帛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所提供宣传册的数量。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工作人员石佳、庄妤均参加“博博会”。石佳确认，游帛公司曾在上海向其交付100本宣传册，另，石佳确认收到游帛公司通过快递运至“博博会”的宣传册，但未核实数量。原告游帛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游帛公司工作人员曹文涛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石佳、庄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设计成品宣传册照片。曹文涛到庭出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及宣传册。被告上海博物馆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与曹文涛当庭出示的微信聊天记录一致。对石佳与曹文涛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因庄妤身体原因，对其与曹文涛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宣传册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上海博物馆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曹文涛与石佳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游帛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结合上海博物馆质证意见，在上海博物馆未对游帛公司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提供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游帛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宣传册真实性予以确认。另，本院对上海博物馆所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亦予确认。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博博会”于2018年11月23日至2018年11月26日于福州举办，上海博物馆参加该博览会，上海博物馆参加该次会议的宣传册系游帛公司设计、印刷完成。游帛公司工作人员曹文涛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石佳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如下：2018年11月15日，曹文涛向石佳发送“上博介绍”PDF文件，并称，“这是内页，可以先校对起来，封面晚上我会做好。”“2,000册要(11月)22号到福州的话，明天必须定稿，不然印厂来不及。”石佳回复，“了解。”此后，石佳告知版式需修改之处。2018年11月16日，曹文涛向石佳发送“上博-博博会封面”PDF文件。石佳回复，“曹老师，可以把信息中心的跨页先发我吗，我让他们先校起来。”“都已经在校对了，今天汇总给您。”曹文涛回复，“这个时间太可怕了，一点都不能耽误。”当日，双方就内容修改持续沟通，内容涉及“2018年博博会上海博物馆展区平面图”，期间，石佳还称将部分内容给“考古部老师看”。2018年11月17日，石佳告知曹文涛应修改和添加的内容，并称，“都可以了，您导一份有封面的吧。给陈老师瞄一眼就好啦！”当日，曹文涛称，“尽快确认，印厂又来催了。”石佳称，“好”，并询问，“曹老师，这个排版加2,000册印刷多少钱？”曹文涛回复，“排版8,600元，印刷加运输(到福州)36,000元。”石佳称，“印刷费挺贵的，以前也是这个价格吗？”曹文涛称，“差不多吧，这是在雅昌印的价格，别的地方我担心时间不靠谱。”石佳回复，“好的，我就是确认一下。因为算下来这样22.30元一本了。”曹文涛称，“平常可以找外面的印厂，会便宜很多，但这次我担心时间和运输，还是雅昌靠谱。”石佳回复“了解了。”此后，曹文涛询问，“能定了吗？”石佳回复，“陈老师联系上了，他觉得总价有点高”，询问是否下调价格。曹文涛称，“纸张换薄一点，封面250克，内页120克，能减掉3,000元”，“这里还包含着运费差不多3,000元至4,000元”。后，石佳回复，“好的，钱没问题了，就剩内容了。”曹文涛回复，“印厂快疯了。”石佳回复，“因为涉及好几个部门，都拖着不给东西，……”，“还好有您。”曹文涛称，“关键这次要留出运输的时间，一点也不敢拖。”当日15点27分，石佳称，“(内容)可以了”，并告知部分修改和删除的内容。后，曹文涛询问，“那就印了啊。”石佳回复，“曹老师，没问题的，可以印了。”2018年11月20日，石佳询问，“册子今天晚上能到100册吗？因为今天晚上有辆车会出发去福州，能到的话可以跟车走。”后，曹文涛回复，“今天拿不到，油墨都还不干，明早8点前送到100本。”同日，庄妤微信询问曹文涛100本宣传册的印制情况，曹文涛答复同上。此后，曹文涛询问福州收货地址和联系人，并称，“后天具体什么时间到还不知道，但明天上午要发出。”庄妤告知收件地址(即展会地址)，收件人为庄妤。案件审理中，双方确认，游帛公司于上海向石佳交付100本宣传册。游帛公司还称，剩余1,900本宣传册系其委托印刷厂在印刷完成后通过快递运至庄妤指定的地点，印刷及快递均系印刷厂完成。2019年12月24日，曹文涛微信询问石佳称，“去年博博会的册子还没走流程，你看看怎么走方便？”次日，石佳回复，“确实没有给过单子，只是微信跟您询过价”，“程序我再找一下！”另，上海博物馆称，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工作内容包括宣讲、举办讲座及对公众的教育活动、讲座的拍摄等。案涉争议发生时，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主任为陈曾路，目前已被免职。本院认为，本案中，上海博物馆确认其参加了2018年11月23日至2018年11月26日于福州举办的“博博会”，还确认上海博物馆教育部负责制作针对该次“博博会”的宣传册，根据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工作人员石佳、庄妤与游帛公司工作人员曹文涛关于宣传册设计、修改、印刷、运输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合上海博物馆所称教育部的工作范围，可认定，对外联系参展宣传册的设计、制作、印刷、运输属于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石佳与曹文涛于2018年11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经过多番对价格的协商以及在石佳向“陈老师”确认后，石佳针对曹文涛的报价最终回复，“好的，钱没问题了，就剩内容了。”根据上述内容，本院认定，双方就宣传册设计以及2,000册宣传册的印制、运输的价格达成一致。上海博物馆教育部工作人员与游帛公司工作人员就宣传册设计、印制、运输价格协商一致的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行为，对上海博物馆发生效力。上海博物馆未举证证明其明确告知游帛公司其内部对于合同订立的审批流程，故其基于教育部工作人员未完成内部审批无权对外订立合同而提出的抗辩不得对抗游帛公司，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尽管石佳于2019年12月25日针对曹文涛关于宣传册流程的询问回复“只是微信跟您询过价”，但结合双方于2018年11月17日的微信聊天内容，本院认定，微信聊天所提及的“审批流程”仅关乎款项对外支付的时间，而与应付金额无关。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宣传册设计、印制、运输形成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约定，在游帛公司依约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上海博物馆应向游帛公司支付41,600元。案件审理中，双方均确认游帛公司于上海向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付100册宣传册。对于游帛公司所称通过快递交付的1,900册宣传册，上海博物馆对数量不予确认。鉴于双方明确约定宣传册数量，而上海博物馆在游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从未就收到宣传册数量与约定不符提出异议，本院对游帛公司上述主张可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游帛公司于“博博会”开幕前依约完成宣传册的设计以及2,000册宣传册的印制，并交付上海博物馆。但考虑到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系基于2,000册宣传册全部由游帛公司运输而达成，而游帛公司实际仅对1,900册的宣传册进行运输，又考虑到游帛公司在微信聊天中明确其报价包含3,000元至4,000元运费，游帛公司未就运费支出另行提供证据，本院酌情将上海博物馆应支付款项扣减200元。至于上海博物馆的付款时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价款支付时间的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就付款时间未达成一致，上海博物馆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就款项支付存在交易习惯，上海博物馆应当在收到宣传册的同时支付相应款项。游帛公司认为上海博物馆应于2019年11月30日前支付款项，其主张的付款时间晚于上海博物馆收到宣传册的时间，此系游帛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与法无悖。综上，上海博物馆应向游帛公司支付款项41,400元。上海博物馆未支付双方合同项下款项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游帛公司关于利息损失的主张与法无悖，本院可予支持，上海博物馆应向游帛公司赔偿以41,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博物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游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付41,400元;二、被告上海博物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游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赔偿以41,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上海游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434元，由原告上海游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4元，被告上海博物馆负担4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邵宁宁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刘 畅书 记 员 刘 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七条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第一百五十八条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一百七十四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