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69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民，男，196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江国，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卓，女，199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路××号××栋××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伦翠，女，197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桂彬，湖南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琳，湖南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民、任卓因与被上诉人龚伦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11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民、任卓上诉请求：1、撤销（2019）湘0105民初1129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由龚伦翠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1、以部分银行流水（隐匿部分银行流水）作为“房款资金支付数据”，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在任民、任卓提供的任卓、周敏、任民及张明（任卓丈夫）转款的银行流水记录，以及由人民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中，除建设银行的流水数据外，还有由任民、任卓提供并经质证的中信银行的流水数据。但是，一审法院确认任卓付给周敏（任民）的款项是2188900元，周敏转入（任卓）的款项是1989907元仅仅是建行的流水。一审遗漏中信银行任卓及张明转款给周敏100多万元的事实。2、将周敏名下房屋出售给任某的房产价格认定错误。在举证时，因有任某的经济往来出现，任民举证并质证了2018年10月15日周敏名下湘雅路望江公寓房屋出售给任某的证据，和以此转让关联的证据如在2018年之前任民向任某借款的证据，证实周敏将该房产转让给任某的房款对价是抵借款。在证据“税票”明明标示该转让房产计税价格为961300元，而一审判决写成755718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1、龚伦翠主张债权的证据证实，任民是在2014年7月28日开始与龚伦翠发生借贷关系的，那么，在2014年7月28日任民与龚伦翠才是法律意义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也才能适用《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即在2014年7月28日以后任民的放弃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才是龚伦翠可以申请撤销的行为。而在判决书认定“任卓2012年6月26日以1743912元购买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栋××房”作为审查（学生无收入购房）认定并“撤销判决”的依据是错误的。2、在任卓有足以支持付给周敏（任民）购房款的证据后，一审法官要求购房人提供银行流水支付的120余万元的合法资金来源的观点与法律规定相悖且违背常理。常识告诉人们，公民个人银行的存款就是合法的凭据，公民也没有义务出示和提供其银行账户上资金数额的合法来源证据，法律也无此规定。令人诧异的是，在一审判决书有“其经济收入是否还能支付120余万元的购房款”的用语和作为判决之依据。任民、任卓认为，一审上述认定存在两大疑点：其一、在判决书一审认定银行（周敏）收款为2188900元，周敏转任卓为1989907元，差额不足20万元。（虽然证据证实，任卓与周敏有转出也有转入，但收入减支出后，任卓转入周敏款项净额还有100多万元购房款），一审法院在此才突然“冒出120万元”，让人不解。其二、款在公民账上，就证明该款是合法的（除非有证据证实该款来源非法）。证据证实，购房人任卓通过其账户已经转给周敏120万元购房款，没有反证否定120万元是购房款的情形下，不管是法律规定还是常识，任何人无理由要求任卓提供“合法来源”的证据，且作为一审法官，居然要求提供“来源证据”，让人不解。三、由于一审法官审理此案存在上述有悖常理和有悖法律基本常识的观点和行为，任民、任卓对一审法官的“审理”行为存疑。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重大错误，特依法上诉。龚伦翠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状中提到的以偏概全的错误不存在，实际情况是任民、任卓与周敏之间往来频率超高，金额巨大，往来反复等反常特征。二、关于房产价格认定错误的问题。我不确定数字是否有误，如果有误也应当认定为笔误，该房屋价格的误差与判决的理由没有任何关系。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我方没有要求法院撤销2018年之前的行为。任民、任卓主张名为赠与实为买卖，包含两个否定，第一否定任民、任卓之间签订的赠与协议，第二否定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对外具有公示效力的赠与登记，任民、任卓所主张的否定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款项的对应性、款项性质的一致性及款项来源。一审法院据此要求任民、任卓提供款项来源证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龚伦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任民、任卓之间关于中山路589号开福万达广场C区2号写字楼4708号房屋的赠与合同，并将房屋恢复到任民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任民、任卓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民、任卓系父女关系。龚伦翠与任民系朋友关系，任民曾多次向龚伦翠借款。任民于2016年4月10日向龚伦翠出具欠条一份，明确尚欠龚伦翠人民币1200000元整，并承诺2016年7月11日前还清，最迟2016年9月30日前付清。因任民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龚伦翠于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任民及其妻子周敏偿还上述债务（案号为2019湘01**民初10632号）。2019年11月4日，龚伦翠发现中山路589号开福万达广场Ｃ区2号写字楼4708号房屋为任民所有，随即申请了财产保全。但一审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发现任民已于2019年11月1日通过赠与的方式将上述房屋过户至任卓名下。任民、任卓主张上述房屋虽名为赠与，实际为买卖，并提供了有关银行流水。龚伦翠对此不予认可，并提出应提供完整的银行流水及任卓的购房资金来源。经龚伦翠申请，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任卓名下中信银行北京高碑店支行账号6217********于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的银行流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账号6217********的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的银行流水以及任民、任卓和周敏（即任卓之母、任民之妻）名下房产信息。经审查任卓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账号6217********的银行流水显示其转入周敏2188900元，周敏转入1989907元，2017年6月1日舒文斌转入380000元，注明为房款。而舒文斌于2017年6月1日与周敏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周敏将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花园××栋××号××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舒文斌，该房屋于2017年7月18日过户至舒文斌名下。任卓名下中信银行北京高碑店支行账号6217********的银行流水显示任某共计转入343000元。任某于2018年10月8日与周敏签订长沙市不动产（二手房）买卖合同，周敏将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公寓××路××号××栋××1单元502不动产以755718元的价格出售给任某，该房屋于2018年10月15日过户至任某名下。一审法院另查明，任卓于2015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2017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在一家公司任职。任卓名下有两套房屋，分别为：2012年6月26日以1743912元的价格购买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栋××号房。2019年11月1日任民通过赠与的方式将其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广场××号××楼××号房屋过户至任卓名下。另任民在龚伦翠询问时明确表示其与周敏夫妻俩从2017年开始没有对任卓进行过大额的赠与。一审法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任民在龚伦翠起诉其与周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案号为2019湘01**民初10632号），将其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广场××号××楼××号房屋通过赠与的方式过户至任卓名下，对龚伦翠造成了损害。故对龚伦翠要求撤销任民、任卓之间关于中山路589号开福万达广场Ｃ区2号写字楼4708号房屋的赠与合同，并将房屋恢复到任民名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任民、任卓辩称虽然是赠与形式，但赠与是出于节省税收成本，实际上是买卖形式。经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任卓与其母亲周敏的账户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周敏出售房屋的购房款（舒文斌380000元）均转入任卓账户。同时考虑到任卓2017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才参加工作，而其于2012年6月26日就以1743912元的价格购买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栋××号房，其经济收入是否还能支付任民120余万的购房款？经一审法院释明，任民、任卓仍未提供任卓的经济收入来源证据。故对任民、任卓的上述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撤销任民、任卓于2019年11月1日签订的关于中山路589号开福万达广场Ｃ区2号写字楼4708号房屋的《赠与协议》，并将上述房屋恢复登记至任民名下。本案受理费8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0元，由任民、任卓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龚伦翠未提交新证据。任民、任卓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1、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周敏、任民共计收到任卓、张明款项共计人民币3581635.04元；2、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任卓和张明收到周敏款项共计人民币2104396.04元；3、上述收付相抵后，周敏、任民收到（净额）任卓（张明）款项（购房款）1477239.04元；4、任卓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合法）资金收入款项共计人民币1292973.12元；5、张明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合法）资金收入人民币1335643.66元（其中婚前、恋爱阶段资金收入共计人民币541388.13元；婚后资金收入共计人民币794255.53元）；6、任卓、张明（合法）资金收入（2017年-2019年）共计人民币2628616.78元，其中任卓婚前婚后（合法）个人资金收入和张明婚后（合法）资金收入共计人民币2087228.65元；7、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任卓房屋租金收入款项共计人民币459951.04元，其中419001.04元由周敏代收，并收租金款当天累计支付任卓建行租金款项人民币298000元，支付张明款项共计人民币46000元，2017年6月1日前有租金款项人民币70000元未支付任卓；8、户名为任卓的信用卡在2017年4-5月在长沙刷卡消费支出款项人民币195171.30元（因任卓该时间段在北京居住，证明此款是任卓父母消费）；9、任某2019年度转款给任卓共计人民币343000元，与任民、周敏无关联；10、2017年-2019年三年内张明北京银行转周敏款项共计人民币125000元。证据二、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凭证，拟证明：1、任民代理任卓租赁（湘江世纪城富湾国际5栋3702号房）业务；2、任民代收任卓租金人民币145000元（不含抵扣代付中介费人民币5000元）。证据三、企业信息报告，拟证明：付款人胡奇峰与张明存在业务关系。证据四、（借贷案件）诉状、判决书，拟证明：龚伦翠主张的债权债务发生时间在2014年5月之后，与任卓2012年购买的湘江世纪城房产无关。证据五、购房合同及票据，拟证明任卓购湘江世纪城房屋在2012年度，不再本案所涉债权债务期间。任民、任卓还申请证人任某出庭作证。龚伦翠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审计报告所依据的资料有一部分在一审中并没有出现，整体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审计报告有任民个人委托并且是在一审判决之后自行委托，不具有合法性，该审计报告并不能证明任民、任卓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同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证据三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四、证据五没有异议；关于证人证言，任民、任卓在一审中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内容完全不真实，任民作为任卓父亲目前还欠证人几十万，为什么还会借款给刚刚毕业的任卓，这不符合常理，证人证言与任卓在一审的陈述也不一致，欠条落款时间是在我方起诉之后，不代表事情发生时的原始意思表示，故证人证言是虚假陈述，不应当采信。本院认为，任民、任卓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一系当事人单方面委托审计，且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任民、任卓在二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亦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在龚伦翠起诉任民、周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任民将其名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路××号××广场××号××楼××号房屋通过赠与的方式过户至任卓名下，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且对龚伦翠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一审法院对龚伦翠要求撤销任民、任卓之间关于上述房屋的赠与合同并将房屋恢复到任民名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正确，并无不当。任民、任卓称双方之间虽然是赠与形式，但赠与是出于节省税收成本，实际上是任民将房屋卖给任卓，但是，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分析，不足以证明任民、任卓的上述主张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任民、任卓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对任民、任卓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任民、任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任民、任卓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熊 伟审判员  刘朝晖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徐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