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0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系原告刘某之妻），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住山西省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系被上诉人张某之子），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太原市，住山西省太原市。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19）晋0110民初8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被上诉人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晋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晋0110民初879号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合理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晋源区法院对《更名协议》上的“完全转与”理解错误。上诉人在2013年3月10日购买了案外人王田会位于太原市晋源区西峪东街《丽都美墅》小区六幢一单元402号房9号地下室，当天在山西翰林房地产开发公司，三方签订了《更名协议》，并交纳了更名费一万元。在《更名协议》中明确约定：今后《房屋买卖合同书》中规定的买房人权利、义务完全转与乙方即上诉人。（“完全转与乙方"的实际指向是指房屋和地下室等）。但晋源区法院在判决书中称：“《更名协议》是对住宅的更名，并不包含地下室的转让与更名”。在《房屋买卖合同书》中，第一条买受人所购房屋的基本情况和第二条计价方式与价款（有购房收据和购买地下室收据），都明确写明房屋与地下室是整体，不可分割。“更名协议”中完全转与乙方（即上诉人）是包含地下室的，如果没地下室上诉人怎么会有《地下室原始收据》呢。谁有地下室收据，地下室就是谁的。他人抢占就犯法。晋源区法院对地下室的更名存在认知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侵占上诉人402号房9号地下室是违法行为，请求二审法院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判令被上诉人归还原告的地下室，并停止侵权。二、晋源区法院不重证据，只信王田会的证言。上诉人在庭审中证据合法，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①《房屋买卖合同书》、②开发商出具的由三方签字的《更名协议》、③购买《地下室的原始收据》等，但晋源区法院在判决书中称：“原告未向法院提交确切的证据证实其向王田会购买地下室……”晋源区法院明明收了原告的七张证据，却说上诉人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上诉人的每个证据都充分证明购买了402号房9号地下室。因为上诉人有地下室原始收据，铁的证据证明地下室是上诉人的，不容质疑。被上诉人应该归还，还法律一个公道。判决书中多次提到案外人王田会的证言：“认可将地下室以2万元价格卖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有购买地下室的手续吗。）”。案外人王田会在谋取不义之财，是诈骗。但晋源区法院相信诈骗人的话，使被上诉人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在法庭上所出具的证据与购买了地下室无关）还能胜诉。上诉人认为晋源区法院不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明显是在偏袒被上诉人，并未履行法律义务。三、被上诉人与王田会私下买卖地下室不合法。被告人称“402号房九号地下室是王田会以两万元的价格卖给他的”。作为房屋的配套地下室，是不允许单独买卖的，《房屋买卖合同书》中确认房屋和地下室是整体。被上诉人和王田会他们心里清楚，但为了双方的利益，怀着侥幸心里私下交易6幢一单元402号房9号地下室。被上诉人未走合法渠道和程序、又无任何手续与凭证证实购买了地下室是不合法，不受法律保护的。案外人王田会获2万元纯属不当得利。晋源区法院在判决中，定性不当，充当了非法交易的保护伞。四、被上诉人出具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与地下室无关联。根据（2017）晋01民终813判决，要求山西翰林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上诉人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地下室因不能单独办理产权证，所以判决书中未提地下室办证之事。可是晋源区法院却在毫无关联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上大作文章，歪曲事实、认定案外人王田会未将9号地下室卖给原告的错误定性，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极端错误的。五、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是不能作为重要证据的。在本案庭审中，晋源区法院仅凭案外人王田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和庭审时的通话记录，就草率判案，枉下结论。从开庭到寄发给上诉人判决书，仅用了不到两个工作日，晋源区法院对王田会证人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是否有过调查。但晋源区法院只听信“证人”证言，不重上诉人的所有证据，枉法判案，请二审法院明察。本案更重要的一点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王田会既是老乡，又是亲戚，又鉴于本案买卖地下室有利益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证人与一方当事人不能有利害关系”，否则法院一般不能作为重要证据采信的原则来审理本案。对于被上诉人和证人王田会联手合谋作伪证，进行合同诈骗的卑鄙行为，法律应给予严厉打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及其不公正的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还上诉人一个公道。张某辩称，一、一审晋源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所称纯属故意捏造、歪曲事实，编造理由。1、上诉人称，晋源区法院对《更名协议》上的“完全转与”理解错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上诉人称与原卖房人王田会及开发商瀚林公司签订的《更名协议》明确规定：“今后《房屋买卖合同》中规定的买房人权利、义务完全转与乙方(即上诉人)”。房屋和地下室是整体，不可分割，《更名协议》中的“完全转与”就是把房屋和地下室都转与给了上诉人。第一、《更名协议》中规定的“完全转与”，只是对丽都美墅小区6幢1单元402室的转让与更名，并不包含对9号地下室的转让与更名。这一点可直接从原卖房人王田会与上诉人之女刘扬《房屋买卖合同》第一条和第二条以及上诉人刘某之妻潘某签字证明“仅此房屋的买卖价格为总价四十三万元，不包含地下室”明确得到证实。第二、《更名协议》中规定的“完全转与”是权利和义务，上诉人只强调权利，那么基本义务呢？房钱和地下室都付清价款了吗？第三、上诉人称，房屋和地下室是整体，不可分割，转让房屋就包含地下室，完全不符合事实。开发商卖房、卖地下室、卖车位都是独立的，都有独立的价格。买房人可以自由选择买与不买，不是买房就自然拥有了地下室，要付钱另外购买。第四、上诉人称“谁有地下室收据，地下室就是谁的!”但故意不说清楚，收据的来源以及地下室收据上的名字是谁的？上诉人明知道地下室收据是原卖房人王田会为了配合其办理房产过户而借用给上诉人用的，而且还给王田会写了“原协议总价四十三万元，不包含地下室，为办理产权过户，交对方买方”的证明。现在上诉人却以持有王田会购买地下室收据为由，声称“谁有地下室收据，地下室就是谁的”，难道说捡到个房产证，就说该房屋是自己的？情理不通，于法难容。2、上诉人称“晋源区法院不重证据，只信王田会的证言”纯属凭空妄言。上诉人及答辩人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的所有证据，法庭都依法一一当庭进行了调查和质证，主审法官为了查清答辩人提交证据的来源和真实性，还当庭与证人王田会进行了电话录音查证落实。而从上诉人提交的所有证据除了证明是王田会购买了房屋和地下室以外，丝毫没有上诉人购买地下室、交清价款以及交付使用的任何证据。上诉人违背事实，凭空妄言，动机不纯。3、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王田会私下买卖地下室不合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律对不动产和机动车的买卖有特殊的法律规定，但对地下室和车位等并没有规定不允许私下买卖，也没有规定特殊的法律程序。上诉人明知自己没有购买地下室，至今连房钱都没有付清，虽然走了一些法律规定的程序，但实体上并没有完全拥有该房屋的所有权，更不要说没有付钱的地下室了。上诉人所称晋源区法院充当非法交易的保护伞，不仅是危言耸听，而且是藐视法律的一种不法行为。4、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出具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与地下室无关联”，又是信口雌黄。首先，这份二审中级法院判决书，不是答辩人先向法庭提交的，而是一审作为原告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其次，只是在质证过程中答辩人提出这份判决书也正好明确了刘某只购买了房屋，没有地下室，正好可以作为证明上诉人没有购买地下室的证据。5、上诉人称：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是不能作为重要证据的。又称：晋源区法院草率判案，枉下结论，从开庭到寄发给上诉人判决书，仅用了不到两个工作日。还强调：更重要的一点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王田会既是老乡，又是亲戚，又鉴于本案买卖地下室有利益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证人与一方当事人不能有利害关系”。上诉人不仅信口胡言，而且还滥用法律，意图钻法律的空子。本案事实清楚、情节简单，晋源区人民法院一审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当庭宣判都符合法律程序，更不要说两三个工作日了。何来的草率结论？答辩人祖籍山西运城，王田会据了解是山西晋城人氏，而且答辩人整个家族都没有晋城的亲戚。上诉人却信口胡言老乡、亲戚，意欲如何？另外上诉人之女刘扬购买了王田会的房屋，答辩人丈夫杨学良购买了王田会的地下室，上诉人刘某、答辩人张某与卖房人王田会三者才建立了现在平等的法律关系。如果王田会的证言都不能作为重要证据，上诉人与答辩人何来买卖行为，上诉人与答辩人素不相识，又如何能产生纠纷？所以说王田会在本案中作为诉争标的的卖方，其证人证言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证据。上诉人之所以不想让王田会介入本案，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欠王田会的房钱，更因为只有王田会才能说清本案前前后后所有事实，揭穿上诉人恶意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行为。二、本案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是已经升上为刑事案件。上诉人在明知自己没有购买本案诉争地下室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信口胡言、凭空妄言，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滥用公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意图钻法律的空子，其动机都是以非法占有上诉人的财产为目的，而且涉案金额较大，已经涉嫌诈骗罪。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请求二审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将此案移交刑事法庭审理。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山西省太原市××区地下室。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2月8日，案外人王田会（身份证号×××）与山西瀚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林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王田会向瀚林公司购买山西省太原市××区第402号房9号地下室，并付清购房款。后案外人王田会将本案诉争住宅（不含地下室）以43万元价格出卖给原告，并与原告于2013年3月10日签订《更名协议》，将本案诉争住宅由王田会更名为原告，瀚林公司在该协议落款加盖公章确认，同日，原告交纳瀚林公司1万元更名费。2018年8月6日，原告为本案诉争住宅（不含地下室）办理晋（2018）太原市不动产权第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王田会将9号地下室以2万元的价格出卖给杨学良（被告张某之夫，已去世）。2017年6月7日，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1民终813号民事判决书就王田会与瀚林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内容进行了查明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房屋买卖合同书》系案外人即本案诉争房屋原所有人王田会与瀚林公司对山西省太原市××区第402号房和9号地下室的约定，而《更名协议》中约定“今后《房屋买卖合同书》中规定的买房人权利、义务完全转与乙方（即原告）”，故原告认为，二者约定等同，“更名”既包括对住宅的更名，亦包括对地下室的更名。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观点系偷换概念，理解错误，《更名协议》明确是对本案诉争“住宅”一套的转让与更名，并不包含对地下室的转让与更名。不动产的转让应有合同、付款凭证、交付使用等基础证据支撑，而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充分确切的证据证实其向王田会购买地下室、交清价款及交付使用等事实，且王田会对此亦不认可，却认可其已将地下室以2万元价格出卖给被告张某之夫。此外，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1民终813号民事判决书也仅就王田会与瀚林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内容进行了查明认定，并未认定王田会将9号地下室出卖给原告。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地下室与其地上建筑部分在功能和使用方式上可以完全独立，日常生活中对地下室的使用不会利用和影响到地上建筑部分。此时地下室与地上建筑部分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物权客体，权利人可以对它分别行使权利。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对案涉地下室拥有权利主要的依据是其与原房主王田会所签订的《更名协议》以及其所持有地下室交款收据等。但《更名协议》虽约定：“今后《房屋买卖合同书》中规定的买房人权利、义务完全转与乙方（刘某）……。”但并未明确约定欲售房屋包括地下室，上诉人所称的“完全转与”应仅限于针对案涉房屋的权利义务，且原房主王田会也明确表示该协议中不包括对地下室的转让与更名，其认可已将案涉地下室出卖给被上诉人的丈夫。地下室缴费收据只能证明原房主王田会从开发商处购买了地下室，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对地下室拥有权利。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也未补强证据。故上诉人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段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