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8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新力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查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永琴，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一被告）：戴建华。被上诉人（原审第二被告）：骆子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阳，广东日升（大亚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威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查某1。上诉人惠州新力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戴建华、骆子建及原审第三人惠州市威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3民初3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被上诉人戴建华、骆子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新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支持惠州新力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戴建华、骆子建承担。事实与理由：案涉合同关于被上诉人负有在约定时间内使得项目地块符合约定开发条件的主要义务，是上诉人同意按1.7亿元受让标的股权以及在约定时间内支付1.4亿元（相当于总价款约82.4%）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逾期履行前述主要义务，导致上诉人持续遭受已付价款1.4亿元的资金占用以及开发周期被一再延长的开发损失，被上诉人理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项目地块在签约时已纳入“三旧”改造项目，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同签订后发生了规划调整、以及被上诉人在履约期限内未能完成主要义务与项目地块被纳入专项规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政府专项规划不构成被上诉人免除违约责任的法定或约定事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基于等价有偿原则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安排作出了明确约定，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理应予以遵循，原审判决完全否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以公平原则免除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案涉合同约定，鉴于第三人目标公司拥有惠州市马安镇JD3-01地段的土地使用权（项目地块），在被上诉人承诺在合同签订后5个月内（最迟不超过6个月）取得政府部门地价缴费通知并且使得项目地块符合约定条件的前提下，上诉人按照1.7亿元的价格受让被上诉人持有的目标公司100%股权并且在项目地块尚未符合约定条件前即支付1.4亿元（相当于总价款约82.4%）。由上可见，案涉合同约定的1.7亿元股权转让对价，不是以标的股权在合同签订时所对应的目标公司名下地块现有价值为基础，而是以标的股权在合同签订后约定时间内通过被上诉人履行义务使得目标公司名下地块实现预期价值为基础。因此，项目地块在约定期限内通过被上诉人履行义务使其符合约定的开发条件及预期价值，是上诉人同意按照1.7亿元确定股权转让对价的核心要件，也是促使上诉人同意在项目地块具备预期价值之前向被上诉人支付1.4亿元（约相当于总价款82.4%）的根本原因。鉴此，被上诉人作为负有在约定时间内使得项目地块符合约定条件的主要义务一方，应当预见办理“三旧”供地手续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切风险及不利后果，有义务及时跟进、消除有碍或影响其办理相关手续的一切消极因素，除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外，被上诉人理应承担逾期完成约定义务的违约责任。在案涉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依约在2018年1月19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的大部分款项1.4亿元，但是，在约定的最迟履行期限内（2018年6月6日前），被上诉人没有取得项目地块地价缴费通知，项目地块至今不符合约定的开发条件和预期价值，已构成被上诉人违约，直接导致被上诉人持续占有上诉人支付的巨额资金1.4亿元，项目地块的开发周期被一再延长，上诉人预期的开发利益持续受损，被上诉人理应依约向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在案涉合同有约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以对被上诉人不公平为由完全否定了违约责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法律依据。众所周知，房地产开发属于高风险投资，受市场供求变化、地价、政策影响较大，被上诉人作为房地产公司的投资人以及标的股权的出让人，理应对办理项目地块供地手续的程序、周期及结果有充分预见的认知及能力。如果不对原审判决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将可以通过无限期无偿占用上诉人的巨额资金而获取不当利益，而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承诺而对项目地块在约定时间内具备开发条件所享有的预期利益将被持续蚕食以致全部落空，将造成真正的不公平。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最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8年6月6日）完成主要义务与项目地块被纳入专项规划统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审判决以规划变化是当事人签约时不能预见的事为由免除被上诉人违约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开庭（2020年8月21日）当天提交的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告知书及答复意见，距离案涉合同约定的最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8年6月16日）已经过去两年多，在此期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进行过多次催告，被上诉人未曾向上诉人提交过任何其提交项目地块供地申请的证明文件，也未曾向上诉人提供证明项目地块是因签约后发生规划变化而无法办理供地手续的证据，据此，被上诉人在本案起诉后才向行政主管部门征询供地手续的办理情况，系在构成违约行为之后做出的，不能抗辩免除其在最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8年6月6日）前未能完成主要义务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提交行政主管部门的答复意见，答复内容最多只能表明行政主管部门在2018年和2019年收到被上诉人办理项目地块办理供地手续的请示，没有确认被上诉人在2018年6月1日、2019年3月30日提交办理项目地块供地手续的申请文件，也没有确认在签约后的2017年12月7日至被上诉人最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18年6月6日）前项目地块发生了政府规划变更，据此，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最迟履行期限届满前未能办妥项目地块供地手续的结果与项目地块已被纳入专项规划统筹考虑这一事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项目地块签约时已纳入“三旧”改造项目，被上诉人在案涉合同中明确作出不存在导致影响项目地块价值和开发建设的情况的承诺，也就是说，对项目开发需要符合政府规划，须申请并通过政府的相应审批流程，无论在签约时项目地块上是否已经存在或可能面临因规划调整而无法办理供地手续的风险，也应当属于被上诉人在签约时应当或已经预见的范围。鉴此，即便本案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在最迟履行期限届满前未能办妥项目地块供地手续这一结果与项目地块已被纳入专项规划统筹考虑这一事由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一事由也不属于法定或约定免责事由，被上诉人抗辩免责的理由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至迟应于2018年6月6日前完成目标地块三旧改造流程至办妥补缴地价通知书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自认最早于2018年6月1日向惠州市自然资源局递交项目用地申请，然而一审法院竟认定被上诉人此举为主动履行合同，明显有违合同约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应至迟于2018年6月6日前办理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取得补地价缴费通知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其最早向政府部门提出用地申请也已是2018年6月1日，即使排除其他影响政府出具用地手续因素的存在，也可预见被上诉人是不可能在协议约定的2018年6月6日前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取得补地价缴费通知的义务。被上诉人的证据恰恰证明其并未在双方充分协商、预估的合理的履行期限内积极履行其主要的合同义务，在被上诉人发生迟延履行后，即便发生双方签约时未能预见的情形，也不构成被上诉人据以免责的法定或约定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积极主动履行合同义务，显然是颠倒黑白的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以公平为由免除被上诉人违约责任，属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裁判不公、影响不良，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上诉人新力公司补充意见称：根据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明，一审认为被告是因政府专项规划的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无法履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通过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官方网站显示，本所律师查询到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11月8日就研究起草的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至政府部门出具补地价缴费通知的合同主要义务的时间应于2018年6月6日前完成，而公示信息显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编制的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的时间已是2019年年底，即是案涉地块纳入统筹考虑的情形，发生在合同约定的被上诉人履约期限届满之后，因此，不论政府规划是否属于签约时不可预见的事，均不构成被上诉人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合同主要义务的有效抗辩。关于政府规划是否属于双方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情形，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政府规划不属于双方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情形。与不可抗力事件相比较，政府规划作为政府行为，出现的次数太过频繁，如果把所有政府行为均列为不可抗力，容易导致对不可抗力制度的滥用，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秩序，不利于契约精神，以及公平原则的贯彻。事实上，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合同当事人的订约以及履约行为当中，当事人自协商订立合同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受到政府行为的管理与调控，合同各方是在必须承受政府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缔约和履约的，如果以政府行为作为不可预见的事由请求免责，使得履约行为将失去可预期性。政府规划也是可以预见的，依据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14、15条的规定，决策事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通过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途径，公布决策草案以及说明等材料，明确提出意见的方式和期限。被上诉人提出的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也就是通过网络向公众发布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合同当事人应有时间通过各种途径获知，因此不能对政府行为一概而论，认为不能预见。况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经营主体，对。政府规划应当有超出一般主体的预见能力，预见政府规划，在整个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发生变化，是符合双方的经验法则的，只是本案当中被上诉人提出的政府规划因素，已经是发生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因此被上诉人更加无权以履行期限届满后出现的情况作为其违约免责的抗辩理由。参照惠州中院作出的2020粤13民终7634号判决，该判决的被上诉人是本案上诉人的关联企业，在该案当中也就中级人民法院查明，案涉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出让方应当于签约后一定期限内完成目标地块的红线图留用地指标落实，出让方在该案当中也提出，因政府原因导致用地指标挪作他用，无法履行合约义务的抗辩，但在该案当中，一、二审法院均不采信出让方关于政府原因作为签约时不可预见的违约抗辩事由，因此基于司法裁判的严肃统一性，本案被上诉人以政府规划为由提出抗辩，是基于合同约定不符，也于法律无据的抗辩。被上诉人戴建华、骆子建答辩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答辩人未能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至政府部门出具缴费通知，是由于政府原因将项目地块纳入《惠州市惠城区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下称“专项规划”），而该专项规划还在编制中并按相关程序报批。该事实从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惠市自然资函【2020】1845号《受理告知书》和惠市自然资函【2020】1920号《关于惠城区马安镇原柠xx厂“三旧“改造问题的答复意见》中可以证实。《受理告知书》中明确提到答辩人反映的问题是“涉案项目土地供地手续的进展情况及能否继续办理该旧厂房改造项目后续的供地手续”，而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给的《答复意见》是“收到申请，涉案旧厂房改造项目已纳入专项规划统筹考虑，目前专项规划正加紧编制……”可以说明，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确认收到了威宇公司的申请，为什么收到申请但没有继续办理？是因为项目地块纳入了正在编制的专项规划的原因（无论该专项规划是何时正式公布，在每个文件出台前决策层必有一定的讨论期，这也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因此，可以确认答辩人未能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至政府部门出具缴费通知与项目地块被纳入专项规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在本案起诉后才向行政主管部门征询供地手续的办理情况不能抗辩免除违约责任，明显属混淆逻辑。《答复意见》是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根据客观事实得出的意见，决定答辩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客观事实，至于答辩人何时向行政主管部门征询供地手续与答辩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不具有关联性。被答辩人称答辩人未向其提供项目地块供地申请的证明文件、也未曾向其提供规划变化导致无法办理供地手续的证据，完全不属实，从双方往来的书面函件可知，双方一直就该客观事实存在沟通，被答辩人最早向答辩人发送书面函件是在2019年，距《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办理缴费通知的时间已至少过去半年，按照常理，双方在此半年间不可能不就此事进行沟通。另外，根据答辩人原审提交的证据5《文件移交明细》可知，威宇公司的公章等材料已经于2018年1月22日移交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不可能对提交供地申请的具体情况不知情，被答辩人是上市公司新力集团下面的地方公司，而被答辩人已经100%控股了目标公司威宇公司，任何一份需要加盖威宇公司公章的文件均需要事先取得被答辩人的认可后报新力集团作审批，在提交供地申请加盖威宇公司公章前，双方必然会对提出供地申请的内容、日期等进行反复沟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不低于1个月的沟通期及盖章审批期，该等期限也并非答辩人能够控制的，因此，在2018年6月1日提交供地申请并非答辩人原因导致，相反，被答辩人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答辩人已经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内向相关行政部门提交供地申请，不存在违约。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的《答复意见》是基于《受理告知书》出具的，《受理告知书》已经明确载明答辩人反映的情况是2018年6月1日、2019年3月30日提交的申请，而《答复意见》中并未否认该时间点，《答复意见》中写到的“2018年、2019年收到申请”属于表述问题。如前所述，威宇公司的公章等材料已经于2018年1月22日移交给被答辩人，供地申请必然需要被答辩人及新力集团的认可及审批，何时提交供地申请被答辩人应当是知情的，其并未就此提出相反证据。因此，应当认定答辩人已经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履行期限内向相关行政部门提交供地申请。第三，由于政府原因将项目地块纳入专项规划，是双方签约后发生的，属于政府原因导致“三旧”改造的程序发生了调整，具有不可预见性。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时间是2017年12月6日，但是，在签约后广东省、惠州市相应发布了关于三旧改造的文件，对三旧改造项目的具体实施方式、程序等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其中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于2018年4月4日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据此，惠州市自然资源局于2018年7月19日、2019年8月30日两次发布了关于《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公示，至今，该“三旧”改造的实施办法仍未正式出台。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又于2019年11月8日发布了关于《惠州市惠城区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的公示，虽该专项规划发布的时间在2019年11月8日，但在正式发布前，必然需要与前述相关文件进行衔接并需要经过充分漫长的论证和讨论期间，因此，无论该专项规划是何时开始征求意见或正式发布的，《答复意见》提及的涉案项目地块纳入专项规划中统筹考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政府原因而发生的变化，双方在签约当时是不可预见的，属于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对包括涉案项目地块在内的其他项目同样适用，因此，不可将此归责于答辩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基于以上事实，根据公平原则，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基于以上事实说明，在双方履约过程中，政府将涉案项目土地纳入《惠州市惠城区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导致暂时不能办理供地手续，属于政府原因发生的变化，不能归责于答辩人，且答辩人对此实际上无法控制，不存在过错。纵观本案，答辩人已经在2018年1月17日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被答辩人，已经完成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赋予的主要义务，被答辩人已经实现了股权转让目的，控制了威宇公司，并对项目土地地上建筑物进行拆除等对外经济活动，而答辩人却由于项目土地被纳入专项规划该客观存在的政府原因，至今未能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收回剩余股权转让款，因此，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违约金明显不公平。暂时未能办理供地手续不会导致被答辩人有实际损失，其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再次明确，暂时未能办理供地手续，不能归责于答辩人，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除此外，答辩人也不应当对被答辩人进行任何赔偿或补偿，因为答辩人已经取得了威宇公司全部股权，获得了相应的威宇公司应有的全部权利，并可对外进行经济活动，答辩人有权对公司及其名下资产进行任何处分（包括转让、抵押、担保等），相反，答辩人尚未收回剩余股权转让款。从预期利益的角度，随着土地资源日渐稀缺，土地价值日益凸显，项目地块价值及周边商品房卖价较之签约当时已明显上升较多，并且仍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上诉人也因此得益不少。因此，被答辩人并未有任何实际损失。综上所述，答辩人积极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在约定时间内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供地申请，暂时未能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至政府部门出具缴费通知与项目地块被纳入专项规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政府原因是双方签约当时不可预见的，不可归责于答辩人，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被答辩人也并未因此造成实际损失，因此，恳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戴建华、骆子建补充意见称：本案合同所涉的补缴地价缴费通知至今一直没有取得的直接（唯一）原因系政府新政策的出台和重新制定新的配套实施政策正在编制过程中还未出台的政府制定政策行为（政府行为、国家公权力行为）所致，该政府行为属于答辩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完全与不可抗力的定义吻合），不属于商业风险，同时该政府行为对合同的履行产生实质的影响，直接导致正在履行的合同至今无法全部履行，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应认定为不可抗力，本案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被答辩人未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的实际情况，依法认定全部免除答辩人的不能履行合同的责任，答辩人在本案中无需承担任何民事（违约）责任。本案惠州市自然资源局至今未完成为第三人办理旧厂房改造项目供地手续（出具补缴地价缴费通知）的直接（唯一）原因是惠州市政府正在编制《惠州市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该行为系政府行政行为。本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于2017年12月6日，该协议书签订后的4个多月后（履行期限内），即2018年4月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出台后，惠州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该实施意见编制《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分别于2018年8月、2019年8月30日在惠州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第一次征求意见、第二次征求意见的公示程序。截止至今，该三旧改造实施办法以及改造专项规划均未正式出台。由此可见，答辩人在与被答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当时，该政府文件尚未出台，是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才出台，直接影响本案合同的履行时间和履行结果，答辩人对上述政府出台三旧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政府行为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答辩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履行合同去改变和回避这个客观情况。本案情形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不可抗力的定义，依法应认定为不可抗力。按照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惠市自然资函（2020）1920号《关于惠城区马安镇原柠xx厂“三旧”改造问题的答复意见》称“目前该专项规划正在加紧编制并按相关程序报批，待该专项规划正式印发后，我局将按照专项规划的要求，对包括贵司在内的相关项目进行专题研究，加速推进相关手续办理。”，也证明了不是因答辩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所涉的补缴地价缴费通知一直没有取得，同时，因为并非为答辩人可以预见和可以避免的因素即不属于商业风险因素。本案纠纷正是因为该政府行为直接导致，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的规定，该政府行为应认定为不可抗力；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的规定，同时结合被答辩人未在本案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损失的证据，故应认定被答辩人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损失，在本案中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违约）责任。综上，答辩人请求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认定本案属于不可抗力情形，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无需向被答辩人支付任何违约金，并请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威宇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答辩。原审原告新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3850万元（违约金按被告已收取股权转让款1.4亿元，自2018年6月6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政府出具缴交土地出让价款的通知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12月7日）；2、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12万元、担保费17280元；3、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以上暂合计为38637280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7年12月6日，原告惠州新力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戴建华、骆子建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以股权转让的方式以人民币1.7亿的总对价受让被告戴建华、骆子建持有的惠阳区威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及该公司资产。协议书第五条关于“甲方（指被告）的承诺和保证”第8款约定，“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的五个月内办理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至政府部门出具补地价缴费通知之日止（如甲方在协议签订后五个月内无法完成，甲乙双方同意延期一个月，即在协议签订生效后六个月内完成）。”协议书对违约责任的约定，甲方违反协议第五条第8-10款约定的，乙方有权选择（1）方式处理。（1）方式的内容为“乙方同意继续履行本协议，甲方每日按本协议股权转让价款乙方已付款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被告戴建华、骆子建于2018年1月17日将第三人惠州市威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至原告惠州新力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之后，因被告戴建华、骆子建未能按协议书约定在2018年6月6日之前完成目标地块三旧改造流程，并办妥补缴地价通知书给原告，为此，原告向被告戴建华、骆子建发出《履约催告函》，催促被告戴建华、骆子建尽快履行义务。被告戴建华、骆子建未能履行。2019年8月26日，原告再次向被告戴建华、骆子建发出《履约催告函》，再次催促被告戴建华、骆子建尽快履行义务。被告戴建华、骆子建仍未能履行。2019年12月10日，原告以被告未能在协议书约定的6个月内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至政府部门出具缴费通知的义务为由向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被告戴建华、骆子建提出管辖权异议，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3日作出（2019）粤1302民初19069号民事裁定，驳回了被告戴建华、骆子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被告戴建华、骆子建不服，提起上诉。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1日作出（2020）粤13民辖终36号民事裁定，撤销了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906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另查，原告起诉时称，截至2018年1月19日向被告戴建华的账户汇入转如款项合共1.4亿元。被告戴建华、骆子建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在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被告戴建华、骆子建曾于2018年6月1日、2019年3月30日分别向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了《关于申请办理我司旧厂房改造项目供地手续的请示》和《关于同意办理我司旧厂房改造项目供地手续的请示》，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已经受理，但一直未审批。在被告戴建华、骆子建的催促下，2020年8月4日，惠州市自然资源局答复被告称，贵司所申请的旧厂房改造项目已纳入专项规划中统筹考虑。目前该专项规划正加紧编制并按相关程序报批，待该专项规划正式印发后，将按照专项规划的要求，对包括贵司在内的相关项目进行专题研究，加速推进相关手续办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戴建华、骆子建未能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地块的“三旧”改造报批流程至政府部门出具缴费通知的义务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从本案事实来看，被告戴建华、骆子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主动履行合同，于2018年6月1日、2019年3月30日分别向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提交了《关于申请办理我司旧厂房改造项目供地手续的请示》和《关于同意办理我司旧厂房改造项目供地手续的请示》，其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项目地块“三旧”改造报批流程至政府部门出具缴费通知，并非被告戴建华、骆子建不履行合同，而是项目地块纳入专项规划并且该专项规划政府正在编制并按相关程序报批中。在政府专项规划完成之前是不可能审批包括被告戴建华、骆子建在内的申请的项目的，这也是原被告双方签订协议时不能预见的事。在此情况下，如果将责任归咎于被告，显然对被告不公平。原告诉请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惠州新力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受理费117493元，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新力公司提交证据如下：2020粤广南第23184号公证书，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无权以合同约定履行期限届满后出现的情况，作为其未按约定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抗辩事由。被上诉人戴建华、骆子建质证称：对该公证书三性没有异议。被上诉人也向法庭提供了该项证据，属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可以证明该文件并不是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单独出具的依据。前面有相应的文件指导而出具的，也可以证明涉案项目地块纳入专项规划，统筹考虑市政府政策原因，属于抽象的行政行为，并非针对威宇公司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普遍性，不是签约的时候可以预见的。被上诉人戴建华、骆子建提交证据如下：共五组证据。证据一：2018年4月8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及具体的实施意见，用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在约定的被上诉人履行期限内，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实施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将具备改造条件、近期可能实施改造的“三旧”用地全部纳入规划范围，这属于政府政策原因发生的变化，在签约时不可预见。证据二：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关于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的公示及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证据三：2019年8月30日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关于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示，及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证据二与三用以证明各文件之间具有衔接关系，惠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关于《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的依据之一就是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则是按照《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的要求编制的。因此，虽然《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是在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但实际上在，包括涉案项目地块在内的其他项目在2018年04月08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实施的意见》后，即被纳入专项规划统筹考虑。证据四：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发布的关于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及惠州市惠城区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证据五：关于惠州市惠城区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证据四与五用以证明涉案项目地块纳入专项规划统筹考虑，是政府政策原因，属抽象的行政行为，并非针对威宇公司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普遍性，不是被上诉人能够控制的，也不是签约时能够预见的。上诉人新力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在本案上诉人上诉之前，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在惠州本案的涉案地块是在纳入惠州市惠城中心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以外的任何的抗辩事由。案涉地块在签约时已经是纳入了三旧改造项目，在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中，第二页有明确的陈述，项目地块属于马鞍变电站旁的旧厂房改造项目，因此在签约时项目地块是否已经存在或者可能面临因规划调整而无法办理供地手续风险，都应当属于被上诉人在签约时应当或已经预见的范围。因为项目开发是需要符合政府规划，并且是需要向政府申请相应的审批流程，并无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完成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与其提出的证据一、二、三之间有任何的直接关联关系。对证据四、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案涉地块纳入专项改造计划的时间已经晚于合同约定的被上诉人应当完成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期限。政府规划也不应当被认为是签约当时不能预见的不可抗力因素。本院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2018年4月8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该意见第二（四）条规定“各地应统筹安排新增与存量用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中增加“三旧”改造图层，与省“三旧”改造数据库保持一致，将具备改造条件、近期可能实施改造的“三旧”用地全部纳入规划范围，充分保障建设用地规模。“三旧”用地的规划审核参照新增建设用地的规划审核标准执行。”该实施意见出台后，惠州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该实施意见编制《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分别于2018年8月、2019年8月30日在惠州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征求意见公示程序。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被上诉人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抗辩其因政府行为影响不能履行合同，属于不可抗力，对此，本院认为，政府行为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为一般是指各级行政机关制订的，对不特定的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行政命令以及政策性文件。对这类政府行为，在其效力范围内，任何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不得抗拒。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何时出台、影响程度如何，作为不特定的单位和个人是无法预知、无法避免并且不允许克服的，故抽象行政行为符合不可抗力的客观情况。本案中，双方于2017年12月16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合同履行期间，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于2018年4月8日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将具备改造条件、近期可能实施改造的“三旧”用地全部纳入规划范围，惠州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该实施意见编制《惠州市“三旧”改造实施办法》。上述政府部门为规范“三旧”改造工作制定规范性文件，该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的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相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不得抗拒，并且规范性文件何时出台无法预见，因此，上述政府行为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依据2020年8月4日惠州市自然资源局对被上诉人的答复可知，被上诉人未能完成合同义务是因其所申请的旧厂房改造项目已纳入专项规划中统筹考虑，该专项规划并未完成而导致。故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不能履行合同是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即不可抗力导致的。不可抗力是被上诉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故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不能归责于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的不可抗力发生于2018年4月8日，属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并非被上诉人迟延履行后发生，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迟延履行后才发生不可抗力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件二审受理费117493元由惠州新力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文审 判 员 黄**锋审 判 员 刘艳妹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嘉伊书 记 员 林楚侨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