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52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玉忠，男，196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刚，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青娥，女，195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刚，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俊红，男，1970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荣，山西泰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晋萍，女，196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荣，山西泰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因与被上诉人高俊红、王晋萍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1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玉刚，被上诉人高俊红、王晋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春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玉忠、刘青娥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判决;2、请求贵院对本案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高俊红、王晋萍系夫妻关系,四人均为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上诉人张玉忠的母亲郭秀珍在圪僚沟村东北马王有承包地2.1亩,因郭秀珍年事已高,该承包地一直由上诉人夫妇经营、管理,2000年左右,上诉人张玉忠在该承包地种植有葡萄树200余棵。2002年6月2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葡萄园(树)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本村张玉忠现有葡萄树转让给高俊红......树的价格为壹仟元。”协议签订后,考虑到林木的特殊性,该承包地由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继续使用。2020年3月,该承包地被政府依法征收,被上诉人伪造承包地转让协议,领取了案涉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包括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在内,共计3696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葡萄园(树)转让协议》从实际履行情况看,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严重违背证据裁判规则,故意违背案件基本事实作出判决,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葡萄园(树)转让协议》表意明确,政策依据充分。当事人签订的《葡萄园(树)转让协议》载明“兹有本村张玉忠现有葡萄树转让给高俊宏......树的价格为壹仟元。”合同标的明确约定为张玉忠现有的葡萄树,当事人在协议抬头的葡萄园后以括号特意注明(树),表意非常明确。从实际履行情况看,上诉人转让的葡萄树约有200余棵,以总价1000元计算,每课不到5元。在葡萄树已经挂果的情况下,这个价格在当时都是偏低的。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对案涉承包地的实际占有、使用,只是基于履行原合同实际需要,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承包地借用关系。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中提出的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原则,上诉人保留土地承包权,将地上附着物经营权转让给被告,完全符合三权分置的政策导向,在国家政策上的依据是明确的,在法理上也是自洽的。第二、2003年9月万柏林区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农业计税基础数字调查核实工作时,郭秀珍以承包人的身份办理了相关手续。郭秀珍对于上诉人将葡萄树卖于被上诉人一开始就是知情的,同意的,但这种知情、同意仅限于葡萄树,而不及于承包地。郭秀珍以承包地户主的名义在《万柏林区农村税费改革农业计税基础数字调查核实表》上签字、捺印,并领取了户名登记为“郭秀珍”的《山西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该登记行为是郭秀珍主张、行使承包地权利的明确表意行为;该表有村委会公章以及村委会负责人、街道工作人员的签字,表明在2003年即双方签订《葡萄园树转让协议》之后,村委会仍将郭秀珍作为案涉承包地的承包人。第三、当事人的转让协议签订在2002年6月,上诉人缴纳农业税一直到2003年(2004年后国家废除农业税),有《山西省农民负担监督卡》为证。为了证明案涉承包地税费由上诉人实际交纳,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村委会收据》、《山西省农民负担监督卡》两个证据。村委会收据载明上诉人的女儿张丽交纳了98、01、02三年的农业税,共计105元。上诉人交纳02年农业税的时间到底发生在《葡萄园(树)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还是签订之后姑且不论,《山西省农民负担监督卡》载明2003年度上诉人缴纳农业正税、附加税共计12.6元。第四、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能提交包括承包合同、流转协议、村委会证明在内的任何证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该法第四十条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截至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郭秀珍的承包地已经被村委会收回、并重新发包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供任何转让协议或村委会的书面证明以证明其对案涉承包地享有权利。至于双方签订的《葡萄园(树)转让协议》,白纸黑字,表意明确。第五、上诉人张玉忠虽然有将户口短暂迁出的事实,但其作为郭秀珍的继承人,依法继承郭秀珍的承包地,法律依据明确,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东社街道办事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第四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第3项载明“乙方(承包方)死亡,允许继承人继承。”张玉忠有权继承案涉承包地,这是《土地承包法》的明确规定,在东社街道办事处统一拟定的《农村承包合同》中也可以找到明确的依据。至于被继承人是否必须具备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根据“法无禁止即为允许”的一般原则,张玉忠应当具备继承案涉承包地的资格。而且,从《继承法》的规定看,从继承开始,到继承人分割被继承的财产,并无时间限制。被继承人郭秀珍于2010年去世,继承人张玉忠于2012年将户口迁回本村,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张玉忠最晚在2012年可以主张继承案涉承包地,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明确。第六、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行为,可能影响本案的公正审判。在一审中,本案主审法官有以下违法、违纪行为,其行为足以影响案件公正审判,希望引起上级法院足够重视:(1)一审开庭前,原告因无法通过正常途径从第三人圪僚沟村委会处取得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内的证据,原告在2020年5月10日向本案主审法官书面申请调查取证,被拒绝;(2)一审中,原告有明确的书证可以证明郭秀珍承包地的农业税由其缴纳到2003年(2004年以后国家取消农业税),本案审判人员对该证据故意隐匿不用;(3)本案一审判决作出时间是2020年5月27日,但上诉人收到判决的时间是2020年7月2日,时隔1月之久,严重损害当事人期限利益;(4)本案主审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归纳争议焦点、不主动询问当事人、至始至终未询问双方当事人调解意向。高俊红、王晋萍辩称，一、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级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维持。原一审依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质证查明:上诉人张玉忠是王封煤矿的退休职工,上诉人刘青娥2013年4月前户籍所在地是太原市小井峪派出所。至2009年张玉忠的母亲郭秀珍去世的这段时间,二上诉人均非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承包圪僚沟农村集体土地和得到土地补偿安置的资格。同时查明:2002年6月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夫妻与答辩人高俊红、王晋萍夫妻签订了圪僚沟村葡萄地(树)转让协议,买卖转让款1000元。上诉人张玉忠的母亲郭秀珍作为承包人直至2009年去世,没有对其子张玉忠夫妻买卖转让圪僚沟村葡萄地给高俊红、王晋萍一事提出异议,证明承包人郭秀珍完全认可圪僚沟村葡萄地买卖转让的事实。同时查明:答辩人高俊红、王晋萍夫妻是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2002年6月买卖受让圪僚沟村葡萄地后,一直耕种劳作至2018年政府征收。依据太原市万柏林区自然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和圪僚沟村村民委员会《村民土地款分配细则》,征地补偿的范围是农民、圪僚沟村的农民。而土地款分配细则则明确表示退休职工、五保户、死亡人员不发放土地款。答辩人高俊红、王晋萍夫妻是圪僚沟村的农民,耕种的是圪僚沟村集体的土地,分得征地补偿安置款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侵害任何人的利益。上诉人张玉忠是退休职工,在当年没有圪僚沟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所以无权承包土地,更无权得到答辩人夫妻长期耕种土地的补偿款。故答辩人高俊红、王晋萍夫妻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上级人民法院维持原一审判决。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以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来审视当年他们与答辩人高俊红、王晋萍签订的圪僚沟村葡萄地转让的协议,来审视他们直至其母2009年去世都不是圪僚沟村农民没有承包圪僚沟村集体上地的事实,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四条:“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根据法律的规定,当年在圪僚沟村进行土地承包,必须是圪僚沟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所以,当年圪僚沟村葡萄地的承包人是上诉人张玉忠的母亲郭秀珍。2002年6月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夫妻买卖转让郭秀珍承包的葡萄地,郭秀珍明知且认可。而且这是圪僚沟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转让,在当年就已经完成。2009年张玉忠之母郭秀珍去世,农村耕地属于村集体所有不能继承。耕地的归属自然属于圪僚沟村村集体,与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高俊红、王晋萍夫妻自受让圪僚沟村葡萄地后一直耕种劳作至2018年政府征收,完全有权利得到该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夫妻在当年既没有承包圪僚沟村集体土地的资格,又没有进行耕种劳作,现在拿着政府为农民脱贫致富出台的政策文件,来框定当年的承包转让,为自己不劳而获找依据,真可谓是“用心良苦”。然法律尚不朔及既往,更何况是政府的政策。所以,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上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三、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无端滥用诉权,除应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外,还应承担答辩人为此所遭受的损失。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滥用诉权,使答辩人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应对诉讼,造成答辩人高俊红、王晋萍误工损失、名誉损失、精神损失五万元,律师费支出三万六千元。答辩人的这些损失完全应当由上诉人张上忠、刘青娥来承担。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张玉忠、刘青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征地补偿款（含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不含地上附着物补偿）3696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6月20日，原告张玉忠、刘青娥与被告高俊红、王晋萍签订《葡萄园(树)转让协议》，约定“本村张玉忠现有葡萄树转让给高俊宏，以后一切地的费用由高俊宏支付，树的价格为壹仟元。”根据2003年9月10日的万柏林区农村税费改革农业计税基础数字调查核实表记载，上述葡萄园地2.1亩系由原告张玉忠的母亲郭秀珍作为户主进行承包，承包地人口3人。太原市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待遇证明显示，原告张玉忠于2004年12月工伤退休，单位系太原王封煤矿。2010年10月8日，原告张玉忠之女交纳了2002年前的2.1亩葡萄园地的农业税105元。2010年12月，原告张玉忠的母亲郭秀珍去世。2013年4月，原告张玉忠、刘青娥将户籍迁移至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青年路北街****。2018年8月2日，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高俊红签订了圪僚沟村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2020年2月11日，太原市万柏林区自然资源局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0年3月27日，圪僚沟村委会发布《通知》，征地补偿款按176000元／亩支付给被征地村民。2020年4月1日，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高俊红签订了放弃协议及补偿协议，约定高俊红所有被拆迁土地经拆迁人一次性补偿后全部放弃，由拆迁人随时拆除；土地安置费补偿5.1亩共计8976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葡萄园(树)转让协议》从实际履行情况看，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原告张玉忠的母亲郭秀珍作为承包户主，应当知道葡萄园已经转让，但直至去世也未提出异议，可以认定其对该《葡萄园(树)转让协议》予以认可。原告女儿交纳的葡萄园地农业税系转让之前的费用，不能以此推定承包经营权未转让；原告张玉忠曾从太原王封煤矿工伤退休，其当时不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直到2013年原告才将户户籍迁移至太原市万柏林区东社街道圪僚沟村。秀珍2010年12月去世后，直到征地补偿前，原告对葡萄园承包经营权一直未提出主张，从原告生产生活状况、户户口登记变迁、萄园地对原告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出发，不足以认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玉忠、刘青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22元，由原告张玉忠、刘青娥负担。本院二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的案由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葡萄园(树)转让协议》是否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第四十条：“土地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流转合同；……”第十七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02年6月20日签订《葡萄园(树)转让协议》，约定“本村张玉忠现有葡萄树转让给高俊宏，以后一切地的费用由高俊宏支付，树的价格为壹仟元。从字面的意思理解，上诉人仅是将葡萄园中的葡萄树转让给了被上诉人管理种植，其中并未涉及该葡萄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双方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并经发包方同意。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将葡萄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与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表明葡萄园已经被村委会收回重新发包给被上诉人，且上诉人于2012年将户户口迁回本村,成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被上诉人主张其拥的案涉葡萄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见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案涉2.1亩葡萄园地已经被征收，征地补偿款（2.1亩×176000元／亩）369600元也已由被上诉人实际领取，被上诉人应将该征地补偿款369600元返还上诉人。综上所述，张玉忠、刘青娥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9民初1530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高俊红、王晋萍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返还征地补偿款369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清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须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44元（二项费用均由上诉人张玉忠、刘青娥预交）由被上诉人高俊红、王晋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 华审判员 郝利亚审判员 王庆河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段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