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晋09民终19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男，汉族，1950年7月13日出生，住山西省忻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某，山西天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府区旭来街街道办事处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忻府区旭来街顿村。法定代表人：段某，该村村委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卓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忻府区旭来街街道办事处顿村村民委员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182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府区旭来街街道办事处顿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陈某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此案。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是错误的。根据本案审理的事实可知，上诉人于2003年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互换大棚地合同书，期限至2009年。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对合同约定的互换大棚地进行换回，双方一直保持对互换的土地进行耕种，依法视为对该合同的继续履行。直至2016年3月政府拆迁时，上诉人所经营的大棚部分在拆迁之列，当时征迁时，上诉人在大棚内种植有蔬菜、葱，上述财产归属于上诉人所有。故由被上诉人当时给上诉人下发的通知以及2016年新建、改造道路工程土地征收以及地上附着物确认表一份，证实了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享有所有权，因此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之规定，地上附着物以及青苗补偿费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本案诉讼标的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依据民事诉讼法之起诉条件，上诉人是适格的原告。二、上诉人对互换的大棚以及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在大棚内种植蔬菜并非是侵权行为，而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行为。上诉人在合同到期后，继续经营种植大棚，源于双方对到期后标的物没有提出异议，基于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原互换合同继续有效。因此，上诉人基于合同有权占有该标的物，上诉人在大棚内种植蔬菜是合法的。综上，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依法纠正。被上诉人忻府区旭来街街道办事处顿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给付原告因征迁导致的大棚蔬菜补偿款19400元、大棚生产设施补偿款2226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6年3月26日计算至清偿完毕止。事实与理由：2003年10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互换大棚地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忻府区顿村东北二渠、东北三渠的1.75亩耕地与被告的2亩大棚地互换，互换期限从2003年10月16日起至2009年10月15日止，原告需另行交纳被告承包费4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在互换的大棚地上兴建生产设施并种植蔬菜，合同到期后，因被告一直占用原告耕地，故原告也一直使用大棚地至2016年3月政府拆迁时止。2016年3月2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腾空大棚内个人财产的《通知》，政府随后下发了蔬菜与大棚建筑补偿款，但被告收到补偿款后，拒不给付属于原告的蔬菜补偿款和生产设施补偿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0月16日，原告陈某与被告顿村村委签订《互换大棚地合同书》，约定：“甲方顿村村委会，乙方陈某，双方协商如下：一、乙方互换的大棚两个、互换期为陆年，互换为东北二渠、东北三渠耕地壹亩换种大棚地壹亩。互换期从2003年10月16日至2009年10月15日止。换北二渠耕地1.75亩，另交承包费400元。二、甲方将现有的大棚互换给乙方，所欠的设施由乙方投资，以后一切开支均由乙方负责。三、乙方互换的大棚只允许种植，不允许修建任何建筑物，如有违反土地法规的后果自负。四、甲方只提供水主管道投资，支管道由乙方负责开支。合同期满后，乙方所增设的设施决不允许拆除，并且甲方也不付给乙方任何补偿。”合同签订后，原告在互换的大棚地上兴建生产设施并种植蔬菜。合同到期后，原告承包地一直未收回，由村民马金元进行经营并且种植了树株。原告联系对方收回承包地未果，曾经向被告反映也未果。后原告也一直使用涉诉大棚地种菜至2016年3月政府拆迁时止。2016年3月26日，被告送达原告《通知》，内容为“现通知你户大棚在此次拆迁范围内，大棚内蔬菜等由北片区指挥部清点，你户在大棚内外的个人财产限在2016年3月27日腾空”。被告提供的《2016年新建、改造道路工程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确认表》载明“户名为陈某的顿村大棚内，顶棚面积60米*7米，大棚内菜60米*6米，塑膜草帘0.54亩。”原告在该表下方户主处签名，但是该表下方的村委负责人、乡镇负责人、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财审组负责人、纪检监察负责人、指挥长签名处，相关负责人没有签字或者加盖单位公章。后涉诉两个大棚被拆除征用了其中一个大棚的一部分土地，剩余部分的大棚土地由被告占用。相应的拆迁补偿款也转账到被告账户。2018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约定：“一、承包土地情况：承包东北二渠土地1.23亩、东南二渠1.17亩、西南二渠0.5亩、齐家围土地0.79亩，共计3.69亩。二、承包期限：承包期限：30年：1999年01月0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三、承包土地的用途：农业生产，签订日期：2018年4月20日”。2018年4月25日，原被告签订北一渠大棚及大棚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顿村村委将旧大棚1个承包于乙方陈某，承包期从2018年4月10日至2020年10月15日止，承包费按每个大棚200元计算一包三年，总合款600元。同日，原被告双方还签订另一份北一渠大棚及大棚地承包合同，约定：甲方顿村村委将旧大棚1个承包于乙方陈某，承包期从2018年4月10日至2020年10月15日止，承包费按每个大棚三年1000元计算一包三年，总合款1000元。庭审中，原告主张互换合同到期后，双方一直未提出异议，可视为默认对原互换地的继续履行。在拆迁征用时原告是该座大棚的实际经营人，原告经营的青苗以及自行修缮的大棚顶棚依法取得了补偿的权利，被告应当支付原告蔬菜补偿款和生产设施补偿款；另外2016年确认表上缺少韭菜葱的面积140平方米。对此被告认为，合同到期后，被告没有使用置换的1.75亩土地。涉诉大棚被告没有明示同意继续履行，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默示情形。2016年确认表上注明的附着物只能证明实际存在不能证明合法拥有。本院主持调解未果。此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费用,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涉诉大棚占用的土地应属于被告顿村村委集体所有，原告陈某与被告签订的《互换大棚地合同书》在2009年10月15日到期后，原告联系对方收回承包地未果，后原告一直使用涉诉大棚种菜至2016年3月政府拆迁时止。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曾经明示同意该合同继续履行，且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默示情形，因此原告不再享有涉诉大棚占用土地的经营权；即使原告在合同期内进行了大棚设施建设，按照《互换大棚地合同书》第四条约定“合同期满后，乙方所增设的设施决不允许拆除，并且甲方也不付给乙方任何补偿”，原告也无权主张补偿；原告在涉诉大棚内种植蔬菜系侵权行为，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演变变为合法行为；2016年确认表上注明的附着物只能证明实际存在不能证明原告合法拥有。因此，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故对原告的起诉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60元，退还原告陈某。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否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以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争议土地的实际经营者是上诉人，故上诉人享有主张青苗补偿费的权利，一审法院对此应进行实体审查。综上，一审裁定以“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忻府区人民法院（2020）晋0902民初182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忻府区人民法院审理。审判长  陈爱萍审判员  梁晓峰审判员  梁晓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