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6行初67号原告朱天明，男，195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华，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海祥，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襄阳市长虹路**。法定代表人王建军，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出庭负责人王光杰，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道安，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立红，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告朱天明因要求确认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一案，于2020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天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海祥，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出庭负责人王光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道安、宫立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天明诉称，原告在襄阳市××区炮××街（××大道××号）拥有合法房屋，房屋为三层，均为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91平方米，为经营用房，该房屋系原告建设、所有，并一直由原告出租、经营，经济效益可观。被告称因庞公大桥建设项目需征收原告的上述房屋。2020年4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在原告未与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未得到任何补偿且没有合法强制拆除手续、完全不顾原告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樊城庞公大桥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组织大量人员将原告的屋内物品强行搬走，其后使用挖掘机将原告的上述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该房屋附属物因此损毁殆尽，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因樊城庞公大桥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系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组建成立的临时机构，其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法律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原告认为，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告依法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请求确认被告于2020年4月10日强制拆除原告位于襄阳市××区炮××街（××大道××号）房屋的行为违法，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辩称，原告朱天明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并非适格的原告。根据本案房屋产权人金先明、崔馨荣夫妇提供有襄房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证实其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故被答辩人与《征收补偿决定书》没有利害关系。被答辩人朱天明与金凤英系夫妻关系，金凤英系金先明侄女，因金先明、崔馨荣夫妇长期在南京居住，并未在讼争被征收房屋内居住，朱天明、金凤英是讼争被征收房屋的代为管理人，故金先明在2018年3月就委托金凤英全权处理讼争房屋的征收事宜。而被答辩人朱天明仅以租赁合同、征收估价现场查看表等证据证明其为讼争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金先明、崔馨荣还曾以原告身份于2018年就答辩人做出樊政发（2017）26号《关于庞公大桥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该案中，本案原告朱天明系金先明、崔馨荣的代理人。2020年4月7日金凤英又作为金先明、崔馨荣的代理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领取了补偿款、交付了讼争被征收房屋。所以讼争房屋的所有征迁行为与原告朱天明无关，也没有侵害其合法权益。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并非是适格的原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原告朱天明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朱天明与李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据2.朱天明与王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据3.《征收估价现场查看表》，拟证明2017年5月22日，庞公大桥建设项目的征收实施单位作出《征收估价现场查看表》，明确认定原告是该项目的被征收方。证据4.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樊政发〔2017〕26号《关于庞公大桥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拟证明2017年4月26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作出该征收决定，决定对庞公大桥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构筑物、附属设施实施征收，征收范围为炮铺街（沿江大道—中山后街段）西侧，庞公大桥规划红线范围内，原告的案涉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是该项目的被征收户。证据5.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前的照片三张。证据6.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现场视频光盘。证据7.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后现场照片三张。证据5、6、7共同拟证明原告房屋被拆除前、被拆除现场、被拆除后的现场情况，证明被诉强拆行为给原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证据8.朱天明与金凤英的结婚申请书。证据9.《关于我一处房屋产权转让的声明》。拟证明朱天明与金凤英于1983年结婚，金先明在朱天明与金凤英结婚后，将其在襄樊市樊东区××王××道子××号面积为23.68平方米的二间平房转让给了金凤英，该转让行为发生在朱天明与金凤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上述23.68平方米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证据10.朱天明与阳海全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证据1、2、10共同拟证明自2012年以来，案涉房屋一直由原告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房屋出租合同，也能证明原告是该房屋的产权人。在朱天明与阳海全签订的《房屋出租合同》当中明确载明甲方将炮铺街门面三层小楼90平米（已装修），平方80平米（已装修）出租给乙方。证据11.襄阳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收款凭证，拟证明案涉房屋的开户名是朱天明，也能佐证案涉房屋属于原告所有。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襄房私字第03-00921号》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讼争被征收房屋产权人为金先明，与原告无关。证据2.金凤英向征迁部门出具收条、转款凭证、交房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及金先明的身份证复印件（庭审中给原件质证），拟证明讼争被征收房屋与原告无关，征迁补偿法律关系已履行完毕，不可能被撤销。证据3.行政裁定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与讼争被征收房屋无关。经庭审质证，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4和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它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10、证据1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本案原告。对证据5、证据6、证据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案涉房屋是在房屋的所有权人的代理人与被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主动将案涉房屋交付，本案被告接收后的拆除行为是合法行为。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出具的时间为2012年8月3日，本案被告在2018年3月6日找到金先明时，金先明仍然主张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可见该转让声明并非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转让声明的内容来看，该声明系赠予关系，但双方一直未能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没有法律效力。原告朱天明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房屋是23.68平米砖木结构的房屋，不是本案诉争的房屋。本案诉争的房屋面积为91平方米的三层砖混结构的房屋，该房屋所有权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2中的收条的真实性有异议，收款凭证中的金凤英的签名与收条及房屋已交通知书明显不一致，而且该房屋已交通知书当中验收人处为空白，且上述证据当中并没有本案原告朱天明的签字，即便金凤英的签名是真实的，金凤英也无权处分属于原告合法所有的财产。关于授权委托书，真实性不认可，是被告伪造的，该授权委托书上金先明的签字笔迹与原告提交的转让声明当中金先明本人的签字明显不一致，请法庭特别注意。对证据3的裁定书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金先明以及崔馨荣并非本案诉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被告将金先明、崔馨荣认定为案涉征收项目的被征收人，显然是错误的，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相互不持异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并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其他相关证据材料综合审查认定。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于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4月26日印发了《樊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庞公大桥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决定对炮铺街（中山大道——中山后街段）西侧，庞公大桥建设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征收。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襄房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金先明，坐落于襄阳市凡**××马××道子××号，建筑面积为23.68平方米，位于上述房屋征收范围内。2018年3月6日，金先明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金凤英全权办理案涉房屋的征迁事宜。2012年8月3日，金先明出具了一份《关于我一处房屋产权转让的声明》，该声明表示其决定将其父母留下的位于襄樊市樊东区××王××道子××号的房屋的所有权无偿的转为其侄女金凤英的名下。朱天明与金凤英系夫妻关系。2018年金先明、崔馨荣曾以原告身份向本院起诉被告，要求确认被告向原告下发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违法并撤销，委托代理人为金凤英和朱天明，后金先明、崔馨荣自愿申请撤回起诉，被本院2019年3月18日印发的〔2018〕鄂06行初281号《行政裁定书》准许撤诉。2020年1月6日，被告向金先明作出樊政决〔2020〕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2020年4月10日，金凤英出具了《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庞公大桥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及其他各项补偿款合计人民币900190元。”同日，金凤英向指挥部提交房屋产权证，同意拆除案涉房屋，樊城庞公大桥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组织人员对襄阳市××区炮××街（××大道××号）房屋进行了拆除。庭审过程中，原告回答其所诉的襄阳市××区炮××街（××大道××号）房屋与《襄房私字第03-00921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用地互相重合。2012年4月15日，原告与案外人李虎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将位于樊城区炮××街独栋门面（包括门前长8m宽10m长竹篱小院）房屋出租给李虎；2016年4月15日，原告将该房屋出租给案外人王耀。2017年4月24日，原告将炮铺街门面三层小楼90平方米房屋出租给案外人阳海金。原告朱天明还提交了一份2017年5月22日的《征收估价现场查勘表》以及一份户主为朱天明地址为劳动节社区马家道子的水费收款凭证，欲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朱天明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条例。”本案中，虽然原告朱天明向本院提交了3份《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征收估价现场查勘表》和水费收款凭证，但是这并不能有效证明其为房屋所有权人。而被告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襄房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金先明，坐落于襄阳市凡**××马××道子××号，建筑面积为23.68平方米，原告在庭审中承认其所诉的襄阳市××区炮××街（××大道××号）房屋与《襄房私字第03-00921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用地互相重合。虽然金先明于2012年8月3日出具了一份《关于我一处房屋产权转让的声明》表示其决定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无偿的转为其侄女金凤英的名下，但是2018年金先明、崔馨荣又以原告身份向本院起诉被告，要求确认被告向原告下发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违法并撤销，被本院2019年3月18日印发的〔2018〕鄂06行初281号《行政裁定书》准许撤诉，该行政诉讼的委托代理人为金凤英和朱天明，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金先明以实际诉讼行动变更了自己的转让声明，而且朱先明和金凤英也没有为案涉房屋办理过户手续，案涉房屋的土地依然登记在金先明的名下，故原告认为其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缺乏事实根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保障的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系因房屋征收行政行为引起，朱先明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缺乏诉的利益。同时，金先明于2018年3月6日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金凤英全权办理案涉房屋的征迁事宜，被告在先向金先明作出樊政决〔2020〕4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由金先明的代理人金凤英代收了各项补偿款并向指挥部提交房屋产权证、同意房屋拆除的情况下，由樊城庞公大桥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组织人员对案涉房屋进行拆除的行为并不违法，原告要求确认强拆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也缺乏事实根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天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杰锋审判员  杨 瑛审判员  梁慧星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冯海洋法律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