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晋01民终48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山西新学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阴某。上诉人周某、王某因与被上诉人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古交市人民法院（2020）晋018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王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阴某的原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阴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周某欠条上的债务已经清偿完毕，阴某无权重复追偿。2009年8月至11月间,古交市台城煤焦有限公司(原台城煤矿)在兼并重组过程中,陆续拖欠古交市镇城底镇电管站电费累计198713.68元。阴某为该电管站站长，其以停电相威胁,与原台城煤矿达成由阴某垫付所欠电费,原台城煤矿每日向阴某交付日千分之三滞纳金的口头协议,原台城煤矿总经理周某曾数次向阴某出具欠条。2010年6月4日原台城煤矿完成兼并重组，电费借款及滞纳金债务没有人承接。2015年8月,阴某将三家兼并重组企业告上法庭，追索电费借款债务。在诉讼期间,阴某担心诉讼目的难以实现，要求周某写一张总欠条。2015年11月11日周某给阴某写下欠条:“今欠到阴世平现金七十万六千元整。”欠款金额包括电费198713.68元,及日千分之三滞纳金的折后金额(滞纳金596.14元/日).阴某在借款主体终止,找不到还款主体的情况下,要求该借款经办人周某就欠款本息打欠条。该欠条没有写明电费欠款及滞纳金事出有因,阴某是国有企业从事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赚取用户日千分之三滞纳金(合月息九厘,年息100.8%)，涉嫌违法违纪。在欠条中注明欠款事由等于留下阴某违法违纪证据，阴某不让。2016年10月28日，法院判决相关企业支付阴某198713.68元,驳回阴某其他诉讼请求。周某欠条债务已经清偿完毕，阴某无权重复追偿。二、阴某在原台城煤矿借款以外,与周某没有发生70.6万元借款行为,其也未向法院提供70.6万元借贷事实实际发生的证据,诉讼请求不应支持被上诉人阴某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在2009年到2010年间，被告周某常说手头资金短缺，向我提出多次借款请求，我给被告提供了多次借款。”在2009年至2010年间，上诉人周某与被上诉人阴某只发生过一项经济往来，即阴某经周某之手,借给原台城煤矿198713.68元。阴某是工薪族，没有在198713.68元借款未收回的情况下,再出借70.6万元人民币的经济能力和资金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上诉人一审对阴某进行了详细询问,包括借款事由、款项交付、借款次数、资金来源、还款日期等。阴某一概回答记不清了(见一审庭审录像)。阴某在原台城煤矿电费借款以外,与周某没有发生70.6万元借款行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70.6万元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发生,相关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三、一审判决没有按相关规定搜集、审查70.6万元借贷事实是否实际发生的证据，认定当事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少证据。一审判决称,“从该欠条欠‘现金’的内容分析，可认定双方系以现金交易方式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只有民间借贷才能形成欠‘现金’情形，同时也符合2009年至2010年古交当地以现金方式进行借贷的交易习惯。”该分析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今欠到阴世平现金70.6万元,与今欠到阴世平人民币70.6万元是同义语。这两种表达可以成为经常使用的习惯作法,即交易习惯。但采取哪一方式进行表述,其性质只是欠条，不是借贷事实实际发生的证据，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周某一审提出欠条债务已经清偿,主张在此之外与被上诉人阴某未发生借贷行为。一审法院没有搜集、审查阴某70.6万元款项交付，借贷事实实际发生的证据。所作认定缺少法律要求的证据。四、周某付给阴某的6000元不属于欠条债务范围。被上诉人阴某在起诉状诉称:“周某于2019年临近春节和2020年临近春节分别支付了我3000元,共计6000元。”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周某向原告阴某借款706000元,归还6000元”。该6000元不属于欠条债务范围。阴某曾于2009年借用原台城煤矿“奇瑞”轿车,个人垫付该车的审车和保险费用3000元,台城煤矿整合完成后,该车被台城煤矿收回且阴某垫付的费用一直未能给付。2019年周某付给阴某3000元，是由张文俊付款(奇瑞车在其名下)并经周某付给阴某。周某在起诉提出煤矿前,曾承诺给阴某承担垫付电费诉讼案件的律师费,阴某一直向周某追索该款,2020年周某付给阴某3000元。上述6000元不属于欠条债务范围。五、一审法院判决王某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本案欠条是周某打的,王某是周某妻子,没有在欠条签字,也不是还款担保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原告民事起诉状,阴某没有提出周某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欠款债务的事实,并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判决王某对争议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适用上述法律的事实依据。综上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周某在一审提出欠条债务已经清偿,欠条中没有写明电费借款及滞纳金有合理解释,在此之外其与被上诉人阴某没有发生70.6万元借贷事实的抗辩。一审判决以欠条中没有写明条款事由，认定阴某在电费借款以外，同期另行借给周某70.6万元人民币,该认定没有资金来源、款项交接、借贷事实实际发生的证据,周某对此否认。判决周某向阴某偿还70.6万元,王某承担连带责任，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阴某的原审诉讼请求。阴某辩称，一、被上诉人周忠福多次向我借款706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之间的欠条是真实合法的。706000元均是本金，并且是借款不是电费。二、被上诉人王某作为周某的妻子应承担连带责任。阴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某、王某连带偿还原告欠款70万元；2．诉讼费由周某、王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台城煤矿原是付乃顺实际经营的煤矿。2009年8月-11月期间，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台城矿签署了《兼并重组资产转让及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由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付乃顺成立合资公司，再由合资公司收购了台城煤矿100％的资产。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任张文亮为该合资公司的矿长负责经营该煤矿，付乃顺也委派周某为该矿总经理。2009年10月至11月份，因煤矿整合资金不到位，该煤矿共欠电费198713．68元。当时阴某是镇城底电管站的站长。阴某向周某索要电费时告知周某，如不缴费将按规定停电。周某请示张文亮后，张文亮指示由周某协调先由阴某垫付，并承诺支付阴某千分之三的滞纳金。为此阴某就将198713．68元电费代缴。2010年1月，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电力”）、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业集团”）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华润电力”与“金业集团”成立一家新合资公司即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接管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金业集团名下10个单位及包括台城煤矿在内的18个煤矿项目的一切权利义务。2016年阴某就该电费提起诉讼要求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台城煤矿归还已代缴的电费。2016年10月28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晋01民终2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台城煤矿归还阴某代缴的电费198713．68元。该款已执行完毕。2、2015年11月11日，周某向阴某出具欠条一份。该欠条的内容为：“今欠到阴世平现金大写柒拾万零陆仟元整，以前的条据一概无效”。阴某称：“该款系周某因资金短缺于2009年至2010年二年间多次向阴某借款共计706000元，有时打借条，有时不打，直至2015年11月11日，周某打了一个总条，并注明以前的条据一概无效。因阴某每次都是给付现金，故周某在欠条中注明为现金”。周某称：“该借条中的欠款系台城煤矿所欠原告电费198713．68元及2009年至2015年日千分之三利息的总和，周某作为该矿总经理为配合阴某向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台城煤矿要电费而出具的虚假欠条，实质上并不欠阴某”。3、2015年11月11日阴某给闫安俊写下“今欠到闫安俊现金壹拾捌万贰仟捌佰元整”，给闫陆旺写下：“今欠到闫陆旺现金壹拾伍万壹仟陆佰元整”两张欠条。2019年8月29日，阴某将以上三份欠条发到了周某的微信向周某索要欠款。4、周某与王某是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周某于2015年11月11日向阴某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今欠到阴世平现金大写柒拾万零陆仟元整，以前的条据一概无效”的事实，周某予以认可。从该欠条欠“现金”的内容来分析，可认定双方系以现金交易方式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只有民间借贷才能形成欠“现金”的情形，同时也符合2009年至2010年古交当地以现金方式进行借贷的交易习惯。另外，从“以前条据一概作废”可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形成于2015年11月11日之前且借贷行为存在多次。从常理上讲，借贷关系完成后，就自然形成了欠款，这就是周某向阴某出具“欠条”而非“借条”的原因。周某关于“该欠条系为了配合阴某向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台城煤矿索要电费而出具的虚假欠条，该欠条中的欠款706000元系台城煤矿欠阴某198713．68元电费并加上周某承诺的从2009年11月份起至2015年11月11日按日千分之三滞纳金的总和，且电费是由阴某与闫安俊与闫陆旺共同垫付”的抗辩理由存在以下漏洞：一、周某作为台城煤矿的总经理，以其综合能力不会因煤矿所欠电费而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欠条，且该欠条只注明“现金”而未注明该欠款是由电费及滞纳金组成，根本达不到配合阴某向台城煤矿索要欠款的目的。同时，阴某向台城煤矿索要电费的诉讼中未以该欠条作为证据提供的情形进一步证明周某所述不实。二、198713．68元从2009年11月份起至2015年11月11日按日千分之三计算应为1305548元，再加上电费本金198713．68元已达到1504261元，与周某出具欠条中的706000元完全不符。即使按（2016）晋01民终265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年千分之三计算却只有202289元，与706000元也不符。三、阴某向闫安俊与闫陆旺出具的欠款金额已达到33万余元，而电费只有19万余元，阴某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人，绝不会故意作出没利润却要损失14万余元的事情。综上所述，周某的抗辩理由漏洞百出，不符合逻辑，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周某向阴某借款706000元，归还6000元，尚有700000元未还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周某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及时偿还阴某借款700000元，如无能力支付可与阴某进行协商，不要总想找各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理由拒绝支付，损害阴某的合法权益；王某作为周某的配偶应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周某与王某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偿还阴某借款7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2800元，保全费4120元，由周某和王某连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周某、王某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2019年4月16日山西神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金额为20000元的收据,用以证明2016年周某代阴某缴纳律师费20000元。证据二：（2019）晋0181民初47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山西神角律师事务所向被告阴某索要3万元的代理费，因为周某代阴某交了20000元的律师费，所以阴某撤诉了。以上两份证据证明周某给阴某出具欠条、垫付律师费，是为了帮阴某要197800的电费。被上诉人阴某的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上诉人周某出2万元是因为我替他垫付了电费，关于神角律师事务所索要代理费的案子，周某出了2万元，我出了1万多元，电费和借款两回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故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需要作出合理说明。本案中，关于借款未实际发生，上诉人周某、王某在一审法院作出的说明是“该欠条系为了配合阴某向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台城煤矿索要电费而出具的虚假欠条，该欠条中的欠款706000元系台城煤矿欠阴某198713．68元电费并加上周某承诺的从2009年11月份起至2015年11月11日按日千分之三滞纳金的总和，且电费是由阴某与闫安俊与闫陆旺共同垫付”。该抗辩经一审法院分析评判，认为存在三点漏洞，故并不构成合理说明，该抗辩不成立。二审中，上诉人周某、王某提交的律师费收据及民事裁定书，亦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已实际发生，故无法推翻一审认定，本院对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另外，关于被上诉人周某、王某应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一审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周某、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周某、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申延艳审判员 王丰毅审判员 段雪丽 二O二O年十一月三日书记员 李梦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