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8民初5690号原告：郑炳顺，女，1994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玲，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友生，男，199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汕头市潮阳区。被告：广州盛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荷光路****。法定代表人：杨铿鸿，职务：总经理。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平，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纯，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iv>负责人：邓俊杰，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佳，女，1996年9月30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原告郑炳顺诉被告郑友生、广州盛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健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因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本案裁定转为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旷怡独任审判，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炳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艳玲，被告郑友生和被告盛健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平、黄纯，被告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炳顺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郑友生向原告赔偿损失28759元；2.被告盛健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范围内对被告郑友生的上述赔偿义务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后，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如下：1.被告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进行优先赔偿），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内赔偿原告损失159252.80元（包括医疗费18082.20元、护理费46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误工费20000元、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19247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4424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301728.20元，扣除被告郑友生已支付的22475.40元和交强险赔偿120000元，仍需赔偿159252.80元）；2.被告郑友生、盛健公司对被告保险公司未能向原告赔偿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又当庭申请增加医疗费诉请580.76元，医疗费变更为18662.96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2月15日，被告郑友生驾驶粤Ａ×××**号小轿车沿增城区增江街竹园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行至增××街××路××东59米位置与王东香驾驶的无号牌轻便摩托车（搭载原告）发生碰撞，造成王东香和原告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被告郑友生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王东香、原告均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即被送至增城区人民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及住院治疗，共住院31天，产生医疗费16484.40元，住院期间留陪人一名，出院后医生建议全休三个月，定期复查，加强营养。出院后原告两次门诊治疗，花费医疗费1598元。原告因上述事故造成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但被告郑友生在事故发生后对原告伤情不管不问。事故车辆粤Ａ×××**号小轿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保险公司依法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盛健公司作为事故车辆所有人将车辆交给醉酒的郑友生驾驶，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依法应与郑友生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郑友生和被告盛健公司共同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与驾驶人王东香均有过错，其过错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依法可以减轻答辩人郑友生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被答辩人与王东香的过错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准确，责任划分不公正。被答辩人与王东香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五十一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即未戴安全头盔，搭乘明知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搭乘明知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人员的机动车上路，搭乘轻便摩托车上路。王东香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上路，不违法搭乘被答辩人，则不会发生本次事故，因此被答辩人的过错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应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认定被答辩人与王东香均有责任。答辩人郑友生案发时一直在现场，没有逃逸，《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没有查明郑友生的逃逸行为，但在责任认定时引用逃逸后果的法律规定，认定答辩人郑友生逃逸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不应采信。本案依法应重新划分责任，减轻答辩人郑友生的责任。鉴于王东香存在较大过错，应与答辩人郑友生承担同等责任，被答辩人承担次要责任。二、被答辩人要求的赔偿损失部分费用过高或依据不足，请依法驳回或减免。1.营养费5000元无依据，应予以驳回，且费用明显过高，即使支持也应大幅调低后酌情支持。2.误工费依据不足，请法院核实；被答辩人仅提供了公司证明，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或每月领取工资记录、银行流水，不足以证实被答辩人的主张。3.交通费应当据实以正式票据计算，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证据，主张交通费2000元无依据，应驳回。4.被答辩人工作为文员，九级伤残不影响其文员工作，被答辩人亦仅主张了四个月误工费，故被答辩人的九级伤残除了医疗及康复期间产生误工费外，并不会减少被答辩人的实际收入，在此情况下依法可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减少。5.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不足，无证据证明被扶养人王东香丧失劳动能力，需要被答辩人及其他子女扶养，无证据证明王东香无生活来源。被答辩人仅主张了母亲王东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未主张其父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可见王东香的丈夫有生活来源，王东香不会出现无生活来源的情况，依法不具备要求原告承担扶养生活费的条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份额计算有误，王东香的丈夫郑要华对王东香亦有扶养义务，计算时不应只计算王东香的四个子女，应按5人平均计算。6.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于重复诉请，且过高，应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被答辩人已主张残疾赔偿金，故不可再另行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被答辩人经治疗已康复，对工作生活影响不大，该诉请过高，即便不属于重复请求，亦应大幅减少。被答辩人违法搭乘无牌无证轻便摩托车，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答辩人郑友生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三、答辩人盛健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郑友生借车时并未饮酒，被答辩人亦无证据证明答辩人盛健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郑友生饮酒后，盛健公司仍将车借给郑友生使用，故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法律也没有规定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保险公司答辩称：一、涉案车辆粤Ａ×××**在答辩人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50万元），保险人为答辩人，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二、被告郑友生存在醉酒情形，对除抢救费用之外的其他损失和费用，答辩人不负垫付和追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郑友生送检血液的乙醇含量140.06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约定，驾驶人醉酒驾驶属于保险免责事由，且该免赔条款是根据法律规定设定，已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通过了国务院及保监会的审核，故免责事由合理有效。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只需提示，保险条款已加黑加粗，被保险人应当知晓。法具有指引和教育作用，如本次事故让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会助长社会不良风气，与法治社会精神相违背。三、对被答辩人的各项请求，答辩人核定如下：1.医疗费，仅认可住院发票16484.40元，且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第十九条及《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答辩人仅同意在按照医保标准核定赔偿金额，酌定扣减10%自费药；2.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无异议；3.营养费，核定为31天×20元/天，不超过500元；4.误工费，最长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114天，误工证明无负责人签字确认，无社保缴纳证明、工资银行流水、备案劳动合同等予以佐证，故不予认可；5.交通费，应提供发票据实核定，酌定不超过500元；6.残疾赔偿金应按42066元/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28875元/年计算，被答辩人无证据证明被扶养人王东香既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不认可被扶养人生活费；7.被答辩人在事发时未佩戴安全头盔，且答辩人并非侵权人，故不认可精神损害抚慰金；8.答辩人并非侵权人，根据保险条款约定，鉴定费、诉讼费不属于保险责任。另，郑炳顺在2020年1月14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查封涉案的粤Ａ×××**号车辆，并由担保人郑伟钧提供车辆作为担保。2020年1月15日，本院作出（2020）粤0118财保83号《民事裁定书》，并扣押了盛健公司所有的粤Ａ×××**号小型轿车一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2月15日01时56分许，郑友生饮酒后（经检验血液中乙醇含量140.06mg/100ml）驾驶粤Ａ×××**号小型轿车沿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竹园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王东香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车架号码：20825）搭载郑炳顺沿增江街竹园路由西往东方向同车道在前行驶，至增××街××路××东59米，粤Ａ×××**号小型轿车车头右侧与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车尾发生碰撞，造成王东香和郑炳顺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由郑铭南顶替粤Ａ×××**号小型轿车驾驶员。2020年1月19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第44018312019000088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友生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在同车道行驶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事故发生后由郑铭南顶替粤Ａ×××**号小型轿车驾驶员，其过错行为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王东香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载人上道路行驶，驾车时驾乘人员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其过错行为与事故成因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认定郑友生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王东香无责任，郑炳顺无责任。事发当天，原告郑炳顺被送至广州市增城区人民医院急诊，并住院治疗至2020年1月15日，共住院31天，产生医疗费16484.40元，其伤情经诊断为1.T7、10椎体急性压缩性骨折；2.S3椎体骨折,S2-4椎体骨挫伤；3.S1、2椎体水平骶管囊肿；4.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处理及建议：1.住院时间2019-12-15至2020-01-15，陪人一名；2.全休叁个月，定期复查；3.加强营养。原告在住院期间，请护工陪护，并支付了护理费4650元。2020年2月28日、2020年3月16日，原告前往增城区人民医院门诊复查治疗，并支付医疗费共1597.80元。2020年3月23日，郑炳顺委托广东衡正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程度进行鉴定。2020年4月7日，广东衡正司法鉴定所作出粤衡正[2020]临鉴字第01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被鉴定人郑炳顺第7、10胸椎椎体压缩性骨折（压缩程度均未达1/3），评定为九级伤残。为此，原告支付鉴定费2000元。又查，原告户籍位于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塱头村。原告提交了佛山市顺德区融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实其在该公司担任文员，月工资为5000元，已停发其误工期间全部工资。庭后，原告补充提交了广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实其在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期间的参保情况。各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认为与原告提交的工作收入证明不符，且参保单位与证明出具单位不一致。2020年4月9日，增城区增江街桥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了《亲属关系证明》，证实原告郑炳顺的亲属关系情况如下：郑要华，原告之父，1963年11月13日出生，截至原告事故发生时止已年满56周岁；王东香，原告之母，1962年12月30日出生，截至原告事故发生时止已年满56周岁；郑要华与王东香共生育了郑水娣、郑翠萍、郑炳顺、郑伟均四个子女（均已成年）。庭后，原告补充提交了增城区增江街桥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20年9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证实王东香已达退休年龄，无工作及其他收入来源，配偶郑要华亦无工作及其他收入来源，均需四名子女抚养。对此，被告保险公司无异议，被告郑友生及盛健公司认为该证明是应原告要求出具，故对其可信度存疑，不认可关联性。再查，被告郑友生驾驶的粤Ａ×××**号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为盛健公司。庭审中，被告郑友生与被告盛健公司均陈述，被告盛健公司是于2019年12月14日傍晚将粤Ａ×××**号小型轿车临时出借给郑友生使用，出借时郑友生并无异常。粤Ａ×××**号小型轿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其中责任限额内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50万、含不计免赔），被保险人为郑少玲。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均自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事故发生在两险的保险期间内。被告保险公司抗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规定，醉酒驾驶属于免赔事由，对抢救费用之外的其他损失和费用不负责垫付和追偿。对此，被告保险公司于庭后补充提交了保险期间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止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电子保单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打印件为凭。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两份保单形成于事故发生后，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免责条款应认定无效。被告郑友生及盛健公司质证称投保时保险公司仅向投保人送达了交强险保险单和发票，并未送达有关保险条款，确认保险公司提交的两份电子保单的真实性，但该保单为新保单，与本案无关，不确认两份条款的真实性，且无证明证实条款已备案，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均不应免责。庭后，本次事故的另一名伤者王东香向本院提交了《声明书》，表示其伤情轻微，同意放弃对粤Ａ×××**号小型轿车所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权利主张，申明无需为其预留赔偿份额。庭审中，原告郑炳顺提出增加医疗费的诉请580.76元，变更为18662.96元，并主张被告郑友生已支付其赔偿款22475.40元，该款包含医疗费580.76元在内。被告郑友生表示其支付的赔偿款22475.40元是分多次给付，不清楚是否包含580.76元医疗费在内。原告对于其增加的医疗费580.76元的诉请，至今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被告保险公司应当首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按过错比例承担。本案中，交警部门已对事故发生经过、形成原因及责任划分作出查明和认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被告郑友生和被告盛健公司虽对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但未申请复核，亦未提供证据反驳或推翻。本次事故中，被告郑友生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且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事后找郑铭南顶替驾驶员，存在重大过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案外人王东香确实存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载人上路行驶以及原告与王东香均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但即便案外人王东香与原告不存在上述违法行为，亦无法阻却本次事故的发生或降低减少原告损害发生的可能，故交警部门认定王东香和原告的过错行为与本次事故成因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并认定王东香和原告无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郑友生和盛健公司抗辩要求减轻被告郑友生一方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被告盛健公司虽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但两被告已到庭陈述郑友生系借用盛健公司车辆，借用时郑友生并未饮酒，而原告亦无证据证实被告盛健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郑友生有饮酒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情形，仍将车辆出借给郑友生使用，故现无证据证实被告盛健公司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原告主张被告盛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本院对原告的损失作出如下认定：一、医疗费18082.20元；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门诊病历、住院费用明细清单、X线检查报告单等足以证实原告的医疗费损失为18082.20元，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当庭增加医疗费诉请580.76元，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二、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原告共住院3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3100元（100元/天×31天）。三、营养费1000元；原告主张5000元过高，本院根据原告伤情及医嘱酌定营养费1000元。四、护理费4650元；护理费应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原告住院期间请护工护理，并提交了护理费发票予以证实，本院予以支持。五、交通费1000元；交通费应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原告虽未提供票据证实，考虑到本次交通事故必然导致原告及陪护人员的交通费损失，故本院根据原告的居住地、就医地、就医时间、就医次数等酌定交通费为1000元。六、误工费19000元；误工费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原告因伤致残，误工时间应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即2020年4月6日，共计114天。原告主张在佛山市顺德区融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且月收入为5000元，已提交了工作证明、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庭后亦补充提交了广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予以证实，且工资收入水平与2019年度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521元/年相当，本院予以采信。误工费应为19000元（5000元/月÷30天×114天）。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20011.20元；（一）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原告户籍地属××城区增江街桥东社区，为非农业户籍，且原告已提交证据证实在城镇工作，故原告请求残疾赔偿金按广东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118元/年计算，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伤情被鉴定为九级伤残，赔偿系数应为20%，残疾赔偿金应为192472元（48118元/年×20年×20%）。（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城镇或农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未成年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仅依法承担其应承担的部分。因原告为非农业户籍，且在城镇工作，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照广东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4424元/年计算。原告父亲郑要华、母亲王东香均已年满56周岁，其中王东香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原告亦补充证据证实王东香无其他收入来源，原告主张王东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而原告父亲郑要华尚未达退休年龄，无论有无工作收入，对配偶王东香均负有扶养义务，故被扶养人王东香应由其配偶郑要华与四名子女共同扶养，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7539.20元（34424元/年×20年×20%÷5人）。残疾赔偿金总计220011.20元（192472元+27539.20元）。八、鉴定费2000元；原告已提交鉴定费发票及鉴定意见书为凭，本院予以确认。九、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原告该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上述损失合计288843.40元。（一）原告的上述损失可以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的项目有医疗费18082.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营养费1000元，合计22182.20元，该费用已超出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10000元。（二）原告的上述损失可以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的项目有护理费465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19000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20011.20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266661.20元，已超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向原告直接赔付110000元。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保险公司以被告郑友生醉酒驾驶导致本次交通事故为由主张免赔的抗辩。本院认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以及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就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唯一免赔事由系受害人故意造成本次事故。对致害人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三种情形，保险公司仍负有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抢救费用的垫付义务，现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均是因事故抢救而支出，被告保险公司抗辩在交强险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垫付义务后，有权向被告郑友生追偿。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部分168843.40元（288843.40元-120000元），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尽管被告保险公司抗辩被告郑友生醉酒驾驶违反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赔，但被告保险公司庭后补充提交的保险期间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止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电子保单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打印件，不足以证实被告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已向投保人送达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并就上述免赔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被告盛健公司亦予否认，被告保险公司应自负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对被告保险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被告郑友生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而原告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并未超出商业三者险的保险金额，故被告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直接赔付原告168843.40元。鉴于原告在本案中的全部损失已由被告保险公司承担，被告郑友生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郑友生已向原告赔付的22475.40元可在被告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中抵扣，扣减后，被告保险公司仍需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原告146368元（168843.40元－22475.40元）。对被告保险公司抵扣的22475.40元，被保险人可依据保险法的规定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向保险公司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郑炳顺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2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原告郑炳顺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共计146368元；三、驳回原告郑炳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49元、诉前财产保全费720元，由原告郑炳顺负担案件受理费132元、诉前财产保全费72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261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旷怡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周思珍本判决参考引用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5、《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