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01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春梅，女，1979年4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金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锋，男，住上海市金山区，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横召村村民委员会推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棱凯，男，1992年11月29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平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振佳，上海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俞春梅因与被上诉人刘棱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4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春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俞春梅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俞春梅向刘棱凯转账支付人民币（币种下同）80万元时，明确注明交易用途为“借款”，刘棱凯的收款银行账单上亦显示收到80万元借款，说明双方均一致确认该笔款项为借款性质，一审判决认定系案外人的工程介绍费与事实不符。俞春梅的80万元款项来源为朋友黄某所汇，并非XX养老院的工程款，与阮某、刘某之间的工程好处费无关。二、刘棱凯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1.关于250万元欠条。阮某写给刘某的250万元欠条，并非真实的借款关系，而是刘某向阮某索取工程项目好处费，此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不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刘棱凯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确定阮某写欠条时俞春梅不在场，亦未签名，不应承担共同责任。2.关于终止协议。此协议是阮某、章某和刘某三人就XX养老院项目合同结算的终止协议，与俞春梅无关。3.关于三名证人的证言。一审中刘棱凯提供的三名证人为刘某、姜某、章某，其中刘某系刘棱凯的父亲，姜某与刘棱凯、刘某系亲戚关系，章某虽表面上系XX养老院项目的承包人，实际上该项目的幕后老板为刘某，章某与刘某系朋友及项目合作伙伴关系，故三名证人均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缺乏证明力。4.关于刘棱凯提供的其父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并未提及本案的80万元是刘棱凯代父亲刘某所收的工程介绍费。对于80万元借款，从一开始刘棱凯、刘某、俞春梅、阮某均是知晓的，转账之前俞春梅通过阮某和刘某确认了银行账户卡号，故刘某询问刘棱凯是否收到借款亦属正常。5.关于刘棱凯提供账户卡号的情况。一审判决书第10页有关俞春梅获得刘棱凯银行卡号过程的表述歪曲了俞春梅的庭审陈述，如果80万元是俞春梅代阮某支付给刘某的工程好处费，则俞春梅之前就有刘某的银行卡号，完全可以直接把介绍费支付给刘某，正是因为该款系俞春梅与刘棱凯之间的借款，才向刘棱凯要了银行卡号，并在用途中注明为借款。综上，请求二审改判。刘棱凯辩称：不同意俞春梅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80万元系工程介绍费，并非借款。俞春梅与阮某系夫妻，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系其夫妻俩的公司，由阮某对外接业务，俞春梅任会计出纳，日常付款由俞春梅负责，故俞春梅明知250万元工程介绍费的存在，其支付的80万元系给刘某的工程介绍费，付款时间2018年1月16日与阮某借条上确认的第一笔200万元的付款时间2018年1月20日相吻合，至于转账备注上的“借款”两字，则是俞春梅自己添加的。二、刘棱凯的银行账号是刘某提供给阮某作为付款账号的，当时阮某欠刘某工程介绍费200万元未付，刘某不可能再向阮某要求借款80万元。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俞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棱凯归还俞春梅借款8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棱凯承担。事实和理由：俞春梅与阮某系夫妻，俞春梅通过丈夫阮某认识了刘棱凯父亲刘某。因刘棱凯说要买房故借款，在阮某办公室刘棱凯写了一个银行卡号放在办公室内，俞春梅看到该银行卡号后于2018年1月16日转账80万元，转账后其本人未与刘棱凯确认过收款情况，是阮某与刘某确认的，因刘某与阮某关系较好，故未写借条，但转账时已明确备注为“借款”。此后，俞春梅多次催讨，刘棱凯分文未还。该80万元与阮某和刘某之间的工程介绍费无关。刘棱凯辩称：俞春梅与阮某是夫妻，阮某与俞春梅对外还款均是由俞春梅负责，本案80万元是阮某、俞春梅夫妻向刘棱凯父亲刘某支付的工程介绍费，并非是刘棱凯向俞春梅的借款。刘棱凯从未向俞春梅借过钱，也根本不认识俞春梅，至法院开庭时才第一次接触俞春梅，双方之间更无任何其他经济来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6日15时34分，俞春梅通过银行转账向刘棱凯的浙江泰隆银行嘉兴平湖新仓支行账户（XXXXXXXXXXX********）转款80万元，在80万元银行转账付款凭证上俞春梅自书备注了“借款”。该80万元转账后，俞春梅并未向刘棱凯确认过，亦未曾与刘棱凯联系催讨过该款，直至起诉。2018年1月16日15时25分，刘棱凯通过微信向其父亲刘某提供了其银行卡账户信息（刘棱凯，浙江泰隆银行嘉兴平湖新仓支行，XXXXXXXXXXXXXXX1318），15时40分，刘棱凯父亲刘某即通过微信询问刘棱凯“收到了吗？”，刘棱凯即向父亲刘某确认收到涉案的80万元。另查明，刘棱凯父亲刘某将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承建的“浦东新区大型民乐社区F08-03地块养老福利院新建项目”（以下简称养老福利院工程）介绍给俞春梅丈夫阮某具体负责施工，阮某以A公司名义与Z公司签订了有关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7年11月29日，阮某向刘棱凯父亲刘某出具了一张借条，该借条载明：今由阮某向刘某借到250万元，到2018年1月20日还款200万元，到2018年4月底还款50万元。该借条上所述250万元为阮某以借款名义向刘棱凯父亲刘某支付的养老福利院工程的介绍费，并非阮某向刘棱凯父亲刘某的借款。俞春梅与阮某于2005年6月16日至2019年3月6日间为夫妻关系。阮某为A公司股东，A公司进行养老福利院工程开具给Z公司发票的开票人均为俞春梅。俞春梅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B公司因养老福利院工程与Z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阮某为B公司履行该合同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一审中刘棱凯提供了以下证人证言：1.章某证言，内容如下：其是Z公司工作人员。2017年下半年，浦东新区有个F08-03养老福利院项目，姜某介绍阮某给刘某管理项目，因刘某把该项目交给阮某来做，其与阮某、刘某签订了《协议书》。2017年11月29日，阮某、刘某、姜某及其在一起谈到工程介绍费，阮某要给刘某250万元工程介绍费，因当时没钱，阮某就给刘某写了一张250万元的借条，其当时在场，阮某和刘某间没有借款关系，阮某是以借条名义向刘某支付工程介绍费。当初《协议书》上有个保证担保，让俞春梅做担保，因该担保上有“本人与阮某的婚姻关系存续与否不影响保证担保的履行”之内容，俞春梅认为不吉利，故在保证担保承诺上没有签字。养老福利院工程是Z公司做，刘某介绍给阮某做，后来阮某做的工程不符合Z公司的要求，所以其与阮某、刘某就签了《终止协议书》，阮某就退场了。刘某介绍给阮某做，阮某相当于项目经理，整个工程就是阮某负责，阮某是以A公司名义对外签合同做工程。阮某要给刘某工程介绍费的事情俞春梅应该知道，阮某接工程时说俞春梅是负责财务的，采购办公用品都是俞春梅签字，其去阮某那边时，俞春梅就坐在财务室。《钢材购销合同》及《活动房材料购销合同》是阮某起草好后拿给其签的，其知道阮某与俞春梅是夫妻，B公司法人是俞春梅其不知道。在阮某负责工程过程中，其在阮某办公室多次看到俞春梅。2.姜某证言，内容如下：阮某与刘某本来不认识，是其介绍认识的。阮某生意做的不怎么好，因刘某承接了养老福利院工程，故其介绍阮某给刘某做工程，刘某就把该养老福利院工程给阮某做了。大概在2017年11月份，阮某、刘某、章某及其在圆顶咖啡6号包厢谈工程介绍费事情，当时谈的工程介绍费是250万元，因阮某没钱付，故写了一张借条给刘某，有个依据。借条上的250万元实际是工程介绍费，并不是借款，写借条时其在场。2018年1月份左右，打钱当天刘某给其打电话说阮某给了他80万元工程介绍费，这80万元是工程介绍费的一部分。阮某与俞春梅是夫妻关系。3.刘某证言，内容如下：姜某介绍其认识了阮某，阮某让其去投标养老福利院工程，前期费用都是阮某负责。后养老福利院工程Z公司中标，本来是由其负责管理此工程项目的，因还有其他工程项目，故其就让阮某负责养老福利院工程。阮某答应给其250万元工程介绍费，因当时阮某没钱，就给其写了一张借条，借条就是向其支付工程介绍费的。写借条时，章某、姜某、阮某都在场。后其一直催阮某给工程介绍费，阮某就汇款给其儿子（刘棱凯）80万元，其儿子的银行卡号是其给阮某的，其都是和阮某联系，未跟俞春梅打过电话，因当时其银行卡没带，就把儿子刘棱凯的银行卡号给了阮某。阮某只给了80万元工程介绍费，后面的工程介绍费没有再支付过。后来其接手工程，阮某就不再做了，其跟阮某间的账结算完毕了，工程介绍费也没有再给。支付涉案80万元时其儿子刘棱凯与阮某不认识，也未向阮某和俞春梅借过钱。《终止协议书》第2条中约定的提取费用包括涉案80万元工程介绍费，其与阮某间结算好之后，包括涉案80万元，其还退了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俞春梅仅凭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刘棱凯80万元的付款凭证主张双方间存在借款关系。其于庭审中述称，此转账的80万元为刘棱凯买房向其的借款，是刘棱凯自己写了一个银行卡号放在其丈夫阮某办公室，其看到写着刘棱凯银行卡号的纸就给刘棱凯转账了，转账凭证上备注的“借款”是与刘棱凯达成合意而写上的，转账后其没有跟刘棱凯确认过，称是其丈夫阮某跟刘棱凯父亲刘某确认的。刘棱凯向其借款后，其没有向刘棱凯催讨过，也未与刘棱凯联系过，因现在其想拿回来钱，故起诉，但俞春梅并未对其庭审中所述的有关借款事宜提供相关证据。反之，刘棱凯对此抗辩称，其没有向俞春梅借过钱，俞春梅陈述虚假，其与俞春梅根本不认识，俞春梅转账涉案80万元是其丈夫阮某以借款名义向其父亲刘某支付的工程介绍费，并非其向俞春梅的借款，俞春梅转账80万元的刘棱凯银行卡账户是其向父亲刘某提供的，其并未向俞春梅提供。为此，刘棱凯提供了有关借条等证据，可印证俞春梅丈夫阮某与刘棱凯父亲刘某间存在着阮某以借款名义应向其父亲刘某支付工程介绍费的事实，且刘棱凯提供的有关微信聊天记录亦证明其于2018年1月16日15时25分（即俞春梅转账给刘棱凯涉案80万元前9分钟）通过微信向其父亲刘某提供了其银行卡账户信息（此银行卡账户即为俞春梅转账涉案80万元的账户），刘棱凯父亲刘某即于15时40分（即俞春梅转账给刘棱凯涉案80万元后6分钟）通过微信询问刘棱凯“收到了吗？”，刘棱凯即向其父亲刘某确认收到涉案80万元（俞春梅于15时34分转账涉案80万元）的事实。综合刘棱凯的抗辩及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以及俞春梅所作的陈述，并结合本案查明的有关事实，俞春梅仅凭其自己备注“借款”的银行转账付款凭证难以证明本案中其与刘棱凯存在涉案80万元的借款关系。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俞春梅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其诉讼请求缺乏相关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俞春梅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900元，由俞春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俞春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证据：1.2018年1月4日B公司250万元的转账回单，收款人户名为刘棱凯，收款账户尾号1318；2.B公司营业执照；3.刘某与刘棱凯之间的微信记录；4.2018年1月16日俞春梅80万元的转账回单；5.关于80万元出借款来源的银行交易清单，以上证据证明250万元的收款账号与涉案80万元相同，即俞春梅在2018年1月4日已经知晓刘棱凯的银行账户，80万元的款项来源为其他自然人而非阮某、俞春梅的公司。第二组证据：1.三方终止协议书；2.刘某已收30万元的证明；3.刘某已收190万元的银行回单，以上证据证明，终止协议书第2条中刘某退还阮某的30万元是指退还2017年11月29日支付的30万元，其余不再追回是指2017年9月26日、27日支付的190万元不再追回，上述款项与涉案80万元无关。第三组证据：1.关于俞春梅从A公司退股、退工的证明；2.A公司的税务信息，以上证据证明俞春梅已于2016年1月18日与A公司终止劳动关系。第四组证据：1.刘某借款的银行回单；2.章某与Z公司的工程项目内部责任考核协议；3.关于俞春梅公司营业收入情况的银行客户回单，以上证据证明俞春梅于2017年7月7日出借给刘某40万元，俞春梅资金充裕，具有出借款项的能力。刘棱凯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之证据1，250万元是退回案外人的放贷款，俞春梅称其2018年1月4日即知晓刘棱凯的账户，该说法与其之前的陈述相矛盾；第二组证据，证据1终止协议书无异议，证据2退还刘某30万元属实，证据3，190万元只有阮某的取款记录，无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其向刘某支付了190万元，且取款时间是2017年9月26日，在250万元借条出具之前，与本案无关。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均与本案无关。本院认定，俞春梅提交的上述证据，刘棱凯对250万元的转账回单、终止协议书、刘某收取30万元的证明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其余证据，部分一审中已经提供、部分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纳。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11月29日章某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如下：“原定280万元的借款，阮某通过Z公司和萃祥公司的咨询合同走账30万元，已作为还款打到刘某账户，剩余250万元出借条。特此证明。”阮某与刘某均在下方签名。2018年6月11日，甲方章某、乙方阮某与担保方刘某签订《终止协议书》，约定解除XX养老院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其中第2条约定，原担保人刘某在乙方处提取的费用，甲方均已认可，本终止协议签订后，刘某再退回30万元给乙方，其余费用乙方不再追回；第3条约定，原乙方出具给担保人刘某的欠条全部作废，乙方予以收回，乙方与刘某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俞春梅仅依据80万元的转账凭证向刘棱凯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刘棱凯抗辩该款系俞春梅代其丈夫阮某支付给刘棱凯父亲刘某的工程介绍费，为此，刘棱凯提供了关于XX福利院工程的协议书、终止协议书、A公司和B公司的工商资料、Z公司与A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Z公司与B公司的钢材购销合同、章某等三名证人的证言等一系列证据。根据刘棱凯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第一，俞春梅丈夫阮某与刘棱凯父亲刘某之间存在一笔工程介绍业务，刘某为阮某介绍了XX福利院工程，阮某承诺支付刘某280万元工程介绍费，该款阮某于2017年11月29日先支付了30万元，其余250万元由阮某以出具借条的形式予以确认，并明确付款期限为2018年1月20日支付200万元、2018年4月底支付50万元。2018年1月16日俞春梅向刘棱凯支付80万元的时间与借条上第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相吻合，且俞春梅与阮某系夫妻，两人共同经营公司，俞春梅负责财务，故俞春梅有代其丈夫阮某向刘某付款的原因及理由。第二，根据2016年1月16日刘棱凯与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一审陈述，可以认定俞春梅系通过阮某获得刘棱凯的账户从而转账80万元的，而阮某则是通过刘某获得刘棱凯账户的，转账当天刘某询问刘棱凯“收到了吗”指的就是涉案的80万元款项。俞春梅一审中主张80万元系刘棱凯买房的借款，其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因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俞春梅提供了2018年1月4日B公司向刘棱凯转账的银行回单，证明其在支付涉案80万元之前即知晓刘棱凯的银行账户。本院认为，此证据不仅不能证明俞春梅关于80万元系借款的主张，反而更印证了刘棱凯关于80万元系俞春梅代阮某支付给刘某的工程介绍费这一抗辩主张的合理性。如果俞春梅与刘棱凯相互认识并有经济往来，且俞春梅事先知晓刘棱凯的银行账号，则在刘棱凯向俞春梅借款80万元时，俞春梅直接向刘棱凯打款即可，无需再通过阮某获取打款的银行账号，而涉案80万元的支付过程却与此相反，俞春梅是通过阮某获取打款账户的，阮某又是通过刘某获取打款账户的，而对刘某所提供的具体账户，阮某、俞春梅事先并不知晓，需视刘某而定，由此说明该笔款项与刘棱凯无关，而与刘某有关。第三，涉案的80万元款项，支付前是刘某与阮某在沟通联系，支付后由阮某与刘某进行确认，而作为收付款的双方，刘棱凯仅将其银行账户给了刘某，俞春梅仅负责转账而已，其余事宜两人概不参与，事后俞春梅也没有向刘棱凯催讨，此种情形，显然与俞春梅所说的80万元系其与刘棱凯之间的借款不相符合，而与刘棱凯主张的系阮某支付给刘某的工程介绍费相符合。第四，根据2018年6月11日章某、阮某、刘某三方签订的《终止协议书》的约定，XX养老院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予以解除，刘某在阮某处提取的费用，在终止协议签订后退回30万元，其余费用阮某不再追回。由此可见，刘某于2018年6月12日向阮某退回30万元系根据《终止协议书》的约定而为，涉案的80万元则作为阮某支付给刘某的工程介绍费不再追回，双方就此结算完毕。综上所述，本院采信刘棱凯的抗辩主张，认定俞春梅支付的涉案80万元款项，系代其丈夫阮某支付给刘棱凯父亲刘某的工程介绍费，并非借款，俞春梅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刘棱凯要求偿还8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俞春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800元，由上诉人俞春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潘春霞审判员  寻增荣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吴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