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终97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宁乡市阳光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宁乡市花明楼镇花炭中路。负责人：黄正德，该服务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明月，宁乡市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慧安，广东君言（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贺国芝，男，195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乡市××茶亭××村茶亭组××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华，宁乡市玉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云峰，男，198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宁乡市××茶亭××村茶亭组××号。上诉人宁乡市阳光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阳光法律服务所”）与上诉人贺国芝及被上诉人贺云峰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2020）湘0124民初36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法律服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贺国芝、贺云峰支付阳光法律服务所代理费108000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贺国芝、贺云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代理合同》失效时间为2010年11月25日，于事实相悖。涉案《委托代理合同》在（1998）宁民初字第742号民事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的2010年5月25日签订。该合同系执行委托合同，而非审理委托合同。双方约定为风险代理，根据交易惯例，阳光法律服务所的代理权期限应为全部执行完毕止，该合同第八条虽然约定的最长有效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但注明的是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或者息诉。综上，涉案合同系用于执行阶段，故涉案合同第八条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代理费为贺国芝所得执行款的30％，系适用法律有误。《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风险办案，此案由贺国芝收柒万元，其余作为法律服务费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酌情认定系适用法律有错误。三、贺云峰应是本案被告。在本案中都是贺云峰以父亲贺国芝的名义配合阳光法律服务所工作、活动。比如代替父亲签多份授权委托书。在本案债务转移中，都是贺国芝委托贺云峰与阳光法律服务所发生往来，包括债权转让书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上的盖章及10000元代理费的支付等。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追加贺云峰为本案第二被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贺国芝辩称：1、2010年5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最长时间不超过6个月，该合同于2010年11月25日已经失效，失效后双方未形成任何委托代理关系；2、贺云峰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系；3、相关案卷中找不到任何有关阳光法律服务所的委托手续，阳光法律服务所也没从事过任何与执行案件有关的事情。贺国芝在2013年6月后就没有继续委托阳光法律服务所从事与案件有关的事情。贺云峰辩称，其不是执行案件当事人，不清楚相关情况，也没有委托阳光法律服务所从事法律事务。贺国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贺国芝不支付阳光法律服务所代理费108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0年11月25日失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却又认定存在事实上的代理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至2013年9月13日，阳光法律服务所在履行代理合同中确实做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服务工作。对此，贺国芝在2013年9月26日已支付了阳光法律服务所代理费10000元。此后，双方再无委托代理事务的往来。2016年12月10日，阳光法律服务所找到贺云峰以贺国芝名义签订《授权委托书》，该行为并未得到贺国芝授权，也没有被追认，此为无效代理行为。事实上，自2013年9月26日开始至2019年2月18日，在长达6年时间里，阳光法律服务所与贺国芝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代理关系，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所有法律文书中，也均未载明阳光法律服务所作为代理人的代理情况。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贺国芝的上诉请求。阳光法律服务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委托代理合同》失效时间为2010年11月25日，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代理费为贺国芝所得执行款的30％，系适用法律有误。阳光法律服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贺国芝、贺云峰支付代理费108000元；2、贺国芝、贺云峰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7月6日，宁乡市人民法院作出（1998）宁民初字第7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宁乡县喻家坳乡人民政府偿付宁乡县檀树湾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88755.96元，赔偿经济损失39940.18元。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期间宁乡县檀树湾建筑工程公司先后变更为“湖南长沙双檀建筑工程公司”、“湖南双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但由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该执行案件被中止执行，后虽经恢复执行，但仍然未执行到位。在此期间，曾明月曾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参与了案件执行，并多次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机关反映案件情况，要求督促案件执行。2010年5月25日，湖南省宁乡县阳光法律服务所（该所于2018年9月25日更名为宁乡市阳光法律服务所）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贺国芝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主要约定：“贺国芝因与喻家坳乡政府欠款甲方一案，委托乙方的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或非诉讼代理。…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法律工作者曾明月作为甲方与喻家坳乡政府欠款纠纷案执行程序的委托代理人。…五、甲方委托乙方的权限由甲方另行授权。六、根据湘价服［2001］35号文件《湖南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湖南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第六条第四款之规定，经双方协商，甲方愿意向乙方缴纳代理费。风险办案，此案由贺国芝收柒万元，其余作法律服务费用。…八、本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止（判决、调解、案外和解及撤销诉讼或者息诉）。最长有效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因人民法院延期审理的案件除外”。后因该案上述申请执行人将债权转让给贺国芝，贺国芝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人。2010年6月20日，贺云峰代替其父贺国芝在委托人一栏签名“贺国芝”向曾明月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曾明月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代理案件执行。贺国芝事后表示：“签了也就签了”。2010年11月11日，一审法院作出（1999）宁法恢执字第26-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贺国芝为湖南双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宁乡县喻家坳乡人民政府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2010年12月1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长中民执字第016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贺国芝与宁乡县喻家坳乡人民政府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指定至望城县人民法院执行。望城县法院受理该案后，曾多次进行执行。2013年9月13日，曾明月作为贺国芝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参与执行和解协商，并在《执行和解笔录》上签名。2013年9月26日，喻家坳乡政府支付案款20000元，贺国芝支付给代理人曾明月10000元作为案件代理费。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曾明月就该执行案件曾到湖南省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访，并取得了上级法院的批示。2016年12月10日，贺云峰再次代替贺国芝向望城区人民法院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曾明月为贺国芝的特别授权人处理与喻家坳乡政府的执行案件。对于该份《授权委托书》，贺国芝在庭审中表示不予认可，但其并未向望城区法院书面撤销对曾明月的授权。在望城区××乡××的多本恢复执行案卷中，曾明月均直接在《恢复执行申请书》中的申请执行人处代签“贺国芝”。虽然曾明月向望城区法院提交了贺云峰2010年6月20日代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但该院就案件终结执行的裁定书中并未载明申请执行人的代理情况。2019年2月18日，贺国芝就上述执行案件领取了喻家坳乡政府支付的案款168000元，并出具了收条。2019年2月22日，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112执恢45号《执行结案通知书》，载明申请执行人贺国芝与被执行人宁乡县喻家坳乡人民政府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后阳光法律服务所多次找贺国芝催要案件代理费未果，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贺国芝是否还应支付阳光法律服务所代理费；如需支付，应支付代理费的数额；贺云峰应否承担责任。一、关于贺国芝是否还应支付阳光法律服务所代理费的问题。法律服务收费应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阳光法律服务所与贺国芝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按照协议约定指派了法律工作者曾明月为被告提供了法律服务，并以贺国芝代理人身份多次参与执行及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贺国芝辩称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合同“最长有效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故该合同已于2010年11月25日失效。且双方之后并未再另行签订合同，故不应再另行支付代理费。本案双方对《委托代理合同》第八条关于时效的约定“最长有效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因人民法院延期审理的案件除外。”的理解确实存在争议。但该合同文本系阳光法律服务所方提供的格式合同，故依法应作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一方的理解，且合同所涉案件为执行案件，不存在延期审理的情形。故应认定该《委托代理合同》的最长有效期限为6个月，已于2010年11月25日失效。但该《委托代理合同》失效后，曾明月仍多次代理贺国芝参与涉案执行案件的执行和解及向有关部门上访反映情况等。对于这一情况贺国芝均明知并支付了曾明月代理费10000元。故阳光法律服务所与贺国芝之间虽未另行签订诉讼代理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贺云峰于2016年12月10日代其父贺国芝向曾明月出具《授权委托书》。对于该授权，贺国芝虽然在庭审中表示不予认可，但其并未向涉案执行案件所在的望城区法院书面撤回对曾明月的授权，而是接受曾明月所从事的代理活动所带来的权益。故对于贺国芝辩称2013年9月20日以后的后续执行事务与阳光法律服务所无关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涉案执行案件已执行兑现，阳光法律服务所已完成了代理事务，贺国芝应当支付代理费。对于阳光法律服务所要求贺国芝支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二、关于代理费的数额。本案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特别约定本案系“风险办案，此案由贺国芝收柒万元，其余作法律服务费用”。但该合同因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时限而失效，现阳光法律服务所与贺国芝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就代理费没有进行明确约定。结合阳光法律服务所委派法律工作者曾明月就案涉执行案件所付出的劳动和案件执行难度，结合湖南省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贺国芝按照所得执行案款的30％作为委托诉讼代理费支付给阳光法律服务所，即56400元（188000元×30％）。扣除贺国芝已支付的10000元，贺国芝还应支付给阳光法律服务所46400元。三、贺云峰不是案涉执行案件当事人，也未以自己的名义委托阳光法律服务所从事法律工作。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阳光法律服务所要求贺云峰共同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判决：一、贺国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阳光法律服务所代理费46400元；二、驳回阳光法律服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0元，减半收取1230元，由贺国芝负担528元，由阳光法律服务所负担702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阳光法律服务所与贺国芝于2010年5月25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合同有效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最长有效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因人民法院延期审理的案件除外。”因执行案件不存在延期审理的情形，故该合同应于2010年11月25日失效，《委托代理合同》中有关代理费的约定条款也应当然失效。此后，双方并未另行续签诉讼代理合同，但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仍委派法律工作者曾明月从事案涉执行案件代理行为，贺国芝也于2013年9月26日支付案件代理费10000元，且在知道贺云峰为其代签相关《授权委托书》后并未向案涉执行法院书面撤回对曾明月的授权。因此，可以认定阳光法律服务所与贺国芝形成了事实上的诉讼代理合同关系。现案涉执行案件已执行完毕，贺国芝理应支付相应代理费。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贺国芝应支付阳光法律服务所代理费并无不当。因阳光法律服务所与贺国芝并未对代理费重新约定，原审法院结合阳光法律服务所委派法律工作者曾明月就案涉执行案件所付出的劳动和案件执行难度，参照湖南省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的相关规定，酌情认定贺国芝按照所得执行案款的30％作为委托诉讼代理费支付给阳光法律服务所，并无不妥。贺云峰非《委托代理合同》当事人，阳光法律服务所要求由其承担代理费，于法无据。综上所述，阳光法律服务所、贺国芝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2460元，由宁乡市阳光法律服务所负担1230元；贺国芝负担12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孟庚秋审判员  邓 安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刘聪书记员刘聪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