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23民终2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海泉，男，1968年3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仁寿县，现住贵州省兴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飞，贵州天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朋祥，男，1957年8月13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兴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贵州雄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科永，贵州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应清，男，1987年5月13日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仁寿县，现住贵州省兴仁市。上诉人张海泉因与被上诉人余朋祥、刘应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2322民初3642号民事判决，余朋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作出（2020）黔23民终22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重审。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重审作出（2020）黔2322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张海泉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海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2020）黔2322民初1609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余朋祥承担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构成担保法律关系属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构成担保也就是保证担保法律关系，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对保证法律关系的定义：“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即保证法律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存在关于保证担保的明确约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朋祥并没有签订过任何关于保证担保的合同或协议，也没有单方向被上诉人余朋祥出具过任何保证书，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朋祥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于保证的约定，故在法定的保证法律关系成立必须具备的条件（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缺失的情况下，依法不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朋祥在本案中构成保证担保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仅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于2016年11月10日在兴仁县屯脚镇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朋祥之间构成担保法律关系属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首先，本案中《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及法律约束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性质为民事合同，依法应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范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相对性的规定，合同仅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非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无需承担责任，也不可能享有权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于2016年11月10日在兴仁县屯脚镇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明确的协议当事人只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并没有被上诉人余朋祥，故被上诉人余朋祥依法不应对该协议享有任何权利，包括担保权利或基于该协议产生的诉权，一审判决任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基于该《人民调解协议》构成担保法律关系显然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关于该《人民调解协议》中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余朋祥支付150000元的实际法律性质。如前所述，该《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本质为民事合同，就该民事合同确定的民事法律关系而言，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为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调解协议第1条约定上诉人“替刘应清、余金凤偿还借款人民币850000元”；第2条约定了该850000元的中的150000元的支付方式即直接支付给合同外第三人余朋祥，调解协议末尾当事人签字捺印处也仅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的签字捺印，被上诉人余朋祥并未成为该合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即便其在协议签订时在现场且知晓仍不能改变其属于合同外第三人这一事实，故该调解协议中约定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余朋祥直接支付150000元的约定的法律本质实际上是一个向合同外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约定，并非担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即便未按照调解协议约定向合同外第三人余朋祥支付150000元，也仅应向调解协议中的权利主体即债权人刘应清、余金凤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应向协议签订时的在场人即合同外第三人余朋祥承担责任，故被上诉人余朋祥无权就该《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其在本案中将上诉人列为被告提起诉讼本就属诉讼对象错误，一审判决任意突破合同相对性，将该《人民调解协议》向合同外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约定错误理解为担保法律关系显然属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第三，关于该《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已变更及履行。如前所述，《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本质为民事合同，受合同法调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于2016年11月10日在兴仁县屯脚镇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就“2013年张海泉在兴仁县，由刘应清从事施工建设，余金凤从事会记，过程中．．．．．．”事宜达成协议，2017年6月26日又就同一事宜在兴仁县司法局的组织下达成协议并签订《共商协议书》，且金额由原来的1125600元增加为2200000元，支付方式也由原来的用现金支付变更为用商品房折抵。《共商协议书》的内容已经完全覆盖原来的《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即《共商协议书》系《人民调解协议》的补充协议，已经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了变更约定，上诉人也已经按照《共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不论本案中的《人民调解协议》已经由协议当事人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协商一致后变更并履行完毕，即便未变更或履行，有权依据该《共商协议书》或《人民调解协议》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也仅有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被上诉人余朋祥不是《共商协议书》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无权据《人民调解协议》向上诉人主张任何权利，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已经向刘应清、余金凤完全履行义务的情况下错误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余朋祥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对上诉人显失公正。并且，如果刘应清、余金凤与上诉人就《人民调解协议》及《共商协议书》的变更及履行存在异议也可另案提起诉讼，不应属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应清及案外人余金凤于2016年11月10日在兴仁县屯脚镇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余朋祥之间构成担保法律关系属认定案件基本事实错误，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余朋祥承担责任。余朋祥二审辩称，答辩人反复、仔细研究了被答辩人张海泉的上诉状，整个上诉状的理由就是三个：一是答辩人不是屯脚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的主体，不受该《人民调解协议》的约束，也不享有该《人民调解协议》的任何权益；二是该《人民调解协议》中约定的直接支付给答辩人的15万元的实际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主张若其不向答辩人履行债务，追究其违约责任的不是答辩人，而是向协议中的权利主体，也即是刘应清与案外人余金凤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向答辩人承担民事责任，其实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理解；三是关于屯脚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已经变更及履行，也是被所谓的《共商协议》变更了，且其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无需再次履行。针对被答辩人的上述三个观点，答辩人将从事实与法律两个大的方面逐一进行答辩。一、在事实方面的答辩如下：首先，2016年11月10日在原兴仁县屯脚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任何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无需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只需答辩人认可即可。该《人民调解协议》是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张海泉的其他债权人杨应专、杨应觉等若干人找被答辩人张海泉及其家人刘应清等人要求其偿还答辩人及其杨应专、杨应觉等人的借款时，多方发生争执后，经报警被公安机关安排到兴仁县屯脚司法所进行调解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且该《人民调解协议》已经被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232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依法判决确认为有效协议。虽然答辩人未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但该《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损害答辩人余朋祥的任何利益，无需答辩人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字。且达成协议后，答辩人在2016年的年底多次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详见一审答辩人提交的《情况说明》，答辩人要求其偿还答辩人的借款，多次索要无果后，便积极向一审法院起诉行使其权利，充分体现了答辩人余朋祥对该《调解协议》进行了明示追认。其次，该《人民调解协议》是在答辩人等人的强烈要求之下签订的，协议内容已经充分体现了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就是该协议的主体。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答辩人与案外人杨应专、杨应觉等人找到被答辩人张海泉索要债务并强烈督促之下才达成的协议，是答辩人等人卸了被答辩人张海泉的车辆轮胎，要求被答辩人张海泉偿还借款，张海泉报警后，根据警方的安排，才有屯脚司法所组织调解的，如果没有答辩人，该《人民调解书》就不可能形成，所以调解书的形成不仅是答辩人强烈要求形成的，且根据答辩人的要求，在该协议书中还单独专门约定了由被答辩人单独担保偿还答辩人15万元的条款。第三，该《人民调解协议》中单独罗列条款偿还答辩人的15万元，明确具体的还款日期，是答辩人提出来的，答辩人要求一次性偿还清，而被答辩人却声称困难，要求分期，几经协商后才达成的分期给付条款，且是在短期内分期偿还完毕，这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张海泉之间的合意，是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在《人民调解协议》上没有罗列答辩人名字，是居于派出所干警与司法所调解人员的安排以及得到被答辩人张海泉与刘应清的同意的情况之下才形成的，是在得到被答辩人张海泉与刘应清等人的许诺之后才在调解室隔壁房间等待的，核心就是要求被答辩人张海泉偿还答辩人的借款即可。在2016年11月9日晚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张海泉的其他债权人杨应专、杨应觉等若干人找到被答辩人张海泉及其家人刘应清等人，要求其偿还答辩人及其杨应专、杨应觉等人的借款，经2016年11月10日凌晨2点左右汇总结算，二被答辩人前前后后向答辩人借款尚有287000元未偿还，经三方协商，由被答辩人刘应清根据汇总结算结果重新出具借条，借款人为一审被告刘应清，被答辩人张海泉与其创设的兴仁县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该笔借款承担担保偿还责任，并于2017年1月10日之前一次性还清，但刚刚书写好借条，刘应清签字按捺指印之后，叫被答辩人张海泉与其创设的兴仁县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字盖章时，被答辩人张海泉突然假装昏死，就未签成字，其创办的鸿运房开也没有盖成章，见状立即报警，报警之后根据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安排就到屯脚司法所进行调解。派出所的干警与司法所的调解人员考虑到人员众多，不准答辩人及其其他人员参加调解，因为人员太多无法调解，叫大家在调解室隔壁房间安心等待，调解结果会告知大家，大家认为可以就行了，所以就只有张海泉、刘应清与案外人余金凤参与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拿出来给答辩人等人看后，张海泉愿意替代刘应清与余金凤偿还答辩人及其杨应专、杨应觉等人的债务85万元，且单独形成第2条约定，由张海泉分期偿还答辩人15万元，分别于2016年11月11日偿还2万元，2016年11月25日偿还13万元。协议中单独罗列，明确具体的还款日期，是答辩人提出来的，答辩人要求一次性偿还清，而被答辩人却声称困难，要求分期，几经协商后才达成的分期给付条款，且是在短期内分期偿还完毕。第四，关于《人民调解协议》的签订，答辩人不但积极参与，而且调解结果经过答辩人同意后，张海泉及其刘应清等人才签字的，有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232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佐证。同时，在再审一审中，庭审调查阶段张海泉也自认在调解时，答辩人余朋祥也在现场的庭审笔录可以佐证。二、在法律方面的答辩如下：（一）被答辩人辩称答辩人不是《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主体，不受该《人民调解协议》的约束，也不享有该《人民调解协议》的任何权益，所谓的合同相对方，这是被答辩人对法律的误解，或者是故意断章取义，扭曲法律本意，理由如下：首先，《人民调解协议》中被答辩人张海泉承诺偿还答辩人15万元的借款，答辩人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是被许诺的相对方“余朋祥”向许诺人张海泉主张权利，而不是余朋祥的家人或者其他人员向被答辩人主张权利，是完全符合所谓的合同的相对性，被答辩人的理解有误。其次，《人民调解协议》是一个典型性的担保合同，答辩人认可它就是一个合同，受我国《合同法》的调整，而根据合同成立是否需要实际交付实物，合同可以分为“诺诚合同”，与“实践合同”，诺诚合同又称为不要物合同，是指不以交付标的物为成立要件，仅仅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便可以成立的合同，被答辩人承诺担保给付答辩人15万元本身就是一个承诺，就是一个保证。借款人向出借人书写的“借条”，也无需出借人在“借条”上签字认可，接受“借条”即可成立借款合同；同理，被答辩人张海泉在《人民调解协议》上承诺担保分期给付答辩人15万元，答辩人无需在该《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当天就接受了这份《人民调解协议》，并在约定的时间截点多次向被答辩人张海泉索要借款，等待宽限期后仍然未给付的情况之下，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所以被答辩人的主张合同相对方及其答辩人没有在《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就不能主张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类似保证合同的诺诚合同还有“赠与合同（不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借款合同”及其“悬赏合同”也即是悬赏广告等等，无需合同相对方签字确认，仅仅需要合同相对方认可接受即可，也即是仅仅需要被赠与人等接受赠与人的赠与承诺即可。同样，“借款合同”中的“借条”，只要借款人书写好借条即可，无需出借人在借条上签字。再如“悬赏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更为宽广，无论任何人，只要符合具备悬赏广告的条件，悬赏承诺人就无条件履行合同，交付悬赏金。第四，《人民调解协议》对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来说，还是一个典型性的“单务合同”，根据当事人双方是否互负给付义务，合同还可以分为“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单务合同仅仅需要负有给付义务一方的承诺即可，不需要没有负有给付义务一方的签署确认均可构成合同，没有负给付义务一方无需签字确认，接受即可。（二）关于被答辩人主张的该《人民调解协议》中约定的直接支付给答辩人的15万元的实际法律关系，被答辩人主张若其不向答辩人履行债务，追究其违约责任的不是答辩人，而是向协议中的权利主体，也即是向刘应清与案外人余金凤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是向答辩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理解问题，答辩人的答辩人意见如下：首先，被答辩人张海泉没有弄清楚谁才是本案的债权人，导致其断章取义，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刘应清并不是张海泉的债权人，张海泉也不是刘应清的债务人，相反，答辩人才是刘应清与张海泉的共同债权人，刘应清与张海泉都是答辩人的债务人，所以作为债权人的答辩人当然享有要求被答辩人张海泉履行义务的请求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不但没有否定第三人的履行请求权，且其文义可以容纳该第三人权利；通过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法解释，可以且应该肯定第三人享有请求权。仅依当事人的合意便可成立第三人权利，第三人表示受益意思只发生使该权利确定的效果，否则就失去了该条法律规定的意义了，所以答辩人作为债权人向被答辩人张海泉主张权利没有违反该条法律的规定。（三）针对被答辩人主张关于屯脚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已经变更及履行，也即是被所谓的《共商协议》变更了，且其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无需再次履行的答辩意见如下：首先，答辩人自从2016年11月10日在屯脚司法所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并收到该《人民调解协议》后，再也没么接到任何调解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调解协议过，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才见被答辩人在法庭上出示所谓的《共商协议》，答辩人对该《共商协议》不知情，整个《共商协议》中，不但没有答辩人的签字认可，就是整个内容上，也没有答辩人的名字，答辩人认为对答辩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其次，答辩人看了该《共商协议》，它是在兴仁市司法局专业人士组织下进行调解制作的，司法局的《共商协议》的调解标的（也即是调解的内容）与屯脚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协议》调解的标的不是同一标的，不具有任何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第三，《共商协议》没有任何条款否定《人民调解协议》的任何条款，也没有备注《人民调解协议》自动失效或者自动作废之类的约定。因此，《共商协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系，不能作为评判本案的法律依据，如果被答辩人认为《共商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有任何关系，可以另案主张其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平合理，恳请贵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第一款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刘应清二审未作答辩。余朋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张海泉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被告刘应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7，000元，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2．请求判决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的借款利息，也即是以28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6年11月15日起计算至清偿日止；3．请求判决二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应清系余朋祥前女婿，系张海泉继子。2013年年底被告张海泉与妻子黄小平在兴仁市（原兴仁县）屯脚镇开发楼盘，成立兴仁县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是开发商品房。工程施工过程中，由被告余金凤负责财务，向其亲戚借款并赊购材料。工程结束后，原告与其他债权人到原告处要求原告偿还借款。双方经结算由刘应清于2016年11月10日（落款时间误写成10月10日）出具借条一份给原告。借条载明：今我刘应清因承包屯脚鸿运小区工程向余朋祥借到现金人民币贰拾捌万柒仟元整（￥287，000元），此款由兴仁县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张海泉担保归还，必须于2017年1月10日之前归还，否则将用担保人名下的所有财产来清偿此笔债务。欠款人：刘应清；担保人：兴仁县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应清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偿还本金。另查明，该借条是由案外人刘应清前妻余金凤书写，余金凤系余朋祥女儿，刘应清签字按手印后拿给余朋祥收执。借条中的担保人兴仁县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海泉也系余金凤书写，担保人兴仁县鸿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张海泉也未在借条中签字按手印。双方为此发生争执并报警，2016年11月10日，经屯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刘应清、余金凤与张海泉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1、张海泉自愿替刘应清、余金凤担保偿还借款及欠款850，000元整，其余275，600元整由刘应清、余金凤自行承担偿还。2、在2016年11月11日张海泉担保支付余朋祥20，000元，2016年11月25日张海泉担保支付余朋祥130，000元，其余的700，000元，张海泉于2017年4月20日担保支付余金凤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调解时原告在场且知悉协议内容，但未列为协议当事人也未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字后，刘应清与张海泉均未偿还原告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刘应清向余朋祥借款287，000元，双方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余朋祥与刘应清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发生的借贷关系，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余朋祥的债权应受法律保护。因刘应清未按照借条中约定的还款期限向余朋祥偿还借款本金，已构成违约，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屯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对原告是否产生法律效力。2、协议签订后原告是否向被告张海泉主张过权利。3、二被告是否负连带责任。一审法院（2017）黔232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张海泉与余金凤、刘应清经兴仁县屯脚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情形，已经被认定为有效。关于本金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之规定，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为287，000元，刘应清认可收到余朋祥的借款本金，借款后，刘应清未偿还本金，故本金认定为287，000元。关于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与刘应清签订借条中未约定利息，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期为2017年1月10日，故余朋祥请求的逾期利息应从2017年1月11日起，以所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张海泉在调解协议书中承诺在2016年11月11日担保支付余朋祥20，000元，在2016年11月25日担保支付130，000元，其余的700，000元于2017年4月20日担保支付完余金凤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从该调解协议的内容来看，张海泉自愿对余朋祥的150，000元进行担保，而对于剩余的700，000元该协议已经明确支付给余金凤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因担保是诺成合同，协议虽无余朋祥签字，但余朋祥在场知悉担保内容且事后也予以认可。故张海泉的自愿担保行为依然对其具有约束力，因此张海泉应该对刘应清向余朋祥借贷的150，000元承担担保责任，而对于剩余的137，000元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海泉应该承担担保责任。综上，被告刘应清应该向原告余朋祥偿还借款287，000元及利息，被告张海泉应该对其中的150，000元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刘应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余朋祥借款本金287，000元，并从2017年1月11日起，以所欠借款金额28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原告余朋祥支付利息，直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张海泉对上述借款中的15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原告余朋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00元，由被告刘应清、张海泉共同负担2，912元，刘应清单独负担2，688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海泉在本案中是否应向被上诉人刘应清尚欠余朋祥欠款中的15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刘应清尚欠余朋祥借款本金数额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中围绕张海泉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二审争议焦点。张海泉上诉主张在本案中不应向被上诉人刘应清尚欠余朋祥欠款中的15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主要理由是2016年11月10日在兴仁县屯脚镇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中，余朋祥未作为当事人参与调解并签署调解协议，该《人民调解协议》本质上是向合同外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约定，属于合同性质，而不能构成担保。同时，2017年6月26日就同一事宜在兴仁县司法局的组织下达成协议并签订《共商协议书》，金额由原来的1，125，600元增加为2，200，000元，支付方式也由原来的用现金支付变更为用商品房折抵，《共商协议书》的内容已经完全覆盖原来的《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且已按照《共商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经审查张海泉上诉理由认为，本案中张海泉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应从保证的性质结合本案客观事实进行分析。保证人，是指在保证关系中承担保证债务的人，债权人是指在保证关系中享有保证债权的人。保证人是义务主体，债权人是权利主体。本案中，虽然余朋祥未在2016年11月10日兴仁县屯脚镇司法所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中签字，但该协议经兴仁市人民法院（2017）黔2322民初743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协议中第2条已经明确张海泉就余朋祥债权中就150，000元直接向余朋祥承担保证责任，张海泉作为当事人在该调解协议中签字，已实际作出了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该《人民调解协议》签订时，余朋祥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其在调解现场，对协议内容明确知悉并予以认可，根据担保合同为诺成合同的性质，在担保人明确以书面形式作出担保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应视为余朋祥接受张海泉就刘应清尚欠余朋祥债务中承担150，000元保证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本案中保证关系成立并无不当。对于张海泉所提2017年6月26日签订《共商协议书》已替代2016年11月10日《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故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该《共商协议书》系张海泉、黄小平、刘应清作为当事人，就债权债务进行协商，该协议中并未明确变更或撤销张海泉就2016年11月10日《人民调解协议》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不能以此作为不承担担保责任的抗辩理由，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张海泉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00元，由上诉人张海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鹏审判员 杨 林审判员 张基柱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