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82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37年8月28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兴，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剑宏，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汉族，1954年3月28日生，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61年10月15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女，1928年3月6日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高某2、高某3、周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清，广东恒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1与上诉人高某2、高某3、周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21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确认高某1对其原祖屋园因旧改拆迁所获得的补偿权益享有50%的法定继承份额，高某2、高某3、周某应向高某1支付补偿款2158400元。2.高某2、高某3、周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高某1去港后一直有寄钱赡养母亲邱某，已尽赡养义务。因高某1去港前已与前妻周某离婚，故其在香港再婚并生育有其他孩子。改革开放后，高某1亦多次携香港出生的子女回国探亲，看望母亲邱某，并给予钱物。对于高某1多次携子女回国探亲的事实，高某2、高某3、周某在庭审中并不否认。二、高某2、高某3、周某对邱某的赡养应视为一人，仅可分得一份遗产。高某2、高某3是周某的子女，是邱某的孙子和孙女，两人随母亲周某长期生活，而邱某自己长期居住在祖屋中。即便周某、高某2、高某3对邱某有照顾赡养，也应当视为一人取得继承权，不应视为三人都取得继承权。三、高某1同意让出祖屋50%的继承权，已充分考虑高某2、高某3、周某的利益，但高某2、高某3、周某要求全部剥夺高某1的对祖屋的权利，完全不合情理。一审判决仅判决高某1取得祖屋10%的继承权，不仅有违法律的规定，也完全不符合情理。上诉人高某2、高某3、周某上诉请求：1.驳回高某1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争房屋不是法律规定的遗产，高某1不存在法定继承的权利。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龙岗分局查询并复函：“……未查到有关争议房屋的相关档案资料……”，充分证明诉争房屋不存在登记信息，也不能认定诉争房屋权利人就是被继承人邱某生前合法财产。高某1请求确认“祖屋”归其所有，全部被（2014）1242号国土资源管理局复函、（2013）深龙法行初字第40号、（2014）深中法行终字第24号行政裁定书，（2014）深龙法行初字第251号、（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50号行政判决书等生效的法律文书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高某1不能提供要求继承的“原祖屋”合法来源、相关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于195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房屋产权登记发证工作。《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故权利证书才是证明合法财产的唯一凭证。并且，深圳自2000年开始实行土地国有化，取消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原村民居住的房屋属于“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并进行了登记，权利人为高某2、高某3、周某共同共有。再者，高某1没有对“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即其所称的原祖屋）进行过占有、使用，没有证据证明对房屋的兴建，房屋的维护、维修、修缮出资、出力。诉争房屋自建国以来，所有的书面文字记载的权利人均为高某2、周某、高某3共同共有，我方提交的二份证人证言均经法庭出庭、质证，并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所谓“祖屋”早已不复存在，高某2、高某3、周某在原“祖屋”的宅基地原址对房屋进行占有、使用，修缮、维护，对房屋进行修建出资出力，是房屋的权利人。二、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高某1依法丧失了胜诉权。即使按照原审判决认定，高某1享有对“原祖屋”享有继承权，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1984年2月，高某1的母亲邱某去逝，141（1）、129号房屋即由高某2、高某3、周某占有、使用。根据《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的规定，高某1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继承权”受到了侵害，没有提出过诉讼，不存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1.1958年高某2、高某3、周某与邱某共同居住“原祖屋”。1984年2月邱某死亡后，高某2、周某、高某3即占有，高某1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继承权”受到了侵害，但其明知“原祖屋”在当时市场价值不足200元，以自己的实际行为放弃了“继承权”；2.2004年，141（1）、129号“原祖屋”被列入旧改范围时，公示“祖屋”的权利人是高某2、周某、高某3共有。高某1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3.2007年11月29日，高某2与开发商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原祖屋”权利人为高某2、周某、高某3共同共有的“祖屋”列入到被拆迁入高某2为财产权利人。同年12月房屋被拆除。4.2010年7月9日龙岗区旧城改造办公室《龙岗街道南联吓岗村旧改项目实施主体公示》再次将高某2作为“祖屋”的权利人。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计算诉讼时效，知道其“继承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规定，期间没有发生中止、中断诉讼时效的情形，高某1最早于2013年5月向深玑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龙岗分局提出《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已经距继承开始时间历时近30年，距2004年《南联吓岗村旧改项目》拆迁公示已历时近10年，距2007年11月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同年12月拆除房屋已历时近5年，距2010年7月龙岗区旧城改造办公室《龙岗街道南联吓岗村旧改项目实施主体公示》历时近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超过了继承诉讼时效二年规定，丧失了胜诉权，高某1知道或应当知道继承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已经超过了20年，依法不得再提起诉讼。三、原审法院判决严重违反法律程序。没有对高某2、高某3、周某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进行审理。政府国土资源和房地产职能部门已经确认“……未查到有关争议房屋的相关档案资料……”，不能确认邱某的“祖屋”合法存在，（2017）粤0307民初字21589号民事判决以法院的审判权取代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权，认定“祖屋为56.8平方米”，“是被继承人邱某的遗产”。综上所述，因被继承人无可被继承的合法财产，不存在继承标的物，不发生法定继承的法律事件，即使有继承的相关权益存在，高某1主张权利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丧失了胜诉权。从继承开始时计算，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依法不得再提起诉讼。高某1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高某1对其原祖屋即旧改文件中登记编号为129、141（1）和143（3）的房屋（总建筑面积为56.80平方米，现已被拆除）因旧改拆迁所获得的补偿权益（即对应面积为113.6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享有全部的法定继承份额；2.高某2、高某3、周某向高某1返还因争议房屋旧改拆迁而获得的补偿权益（即对应面积为113.6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3.高某2、高某3、周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某1原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南联社区吓岗一村的村民，于1957年移居香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高某1与周某原系夫妻关系，1960年与周某离婚，在香港家庭。高某2、高某3系高某1、周某的婚生子女。被继承人邱某是高某1的母亲，是高某2、高某3的祖母，于1984年去世。周某离婚后与高某1的母亲邱某以及高某2、高某3仍共同生活在吓岗一村。邱某去世时未留遗嘱。高某2称自己出生后就跟邱某、周某一起生活，居住在141老房子里，高某1于1957年去了香港，从未寄过生活费，长达24年没有回乡看望过家人。邱某去世前一年，因为家里房子不够住，邱某就住在143房子里，后来邱某身体不行了，就将她接回141房子。高某2、高某3、周某提交由南联社区吓岗一居民小组出具的《证明》：邱某去世之前一直由周某、高某2、高某3照顾赡养。高某1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称该证据是案外人单方制作，其对邱某的赡养情况并不可能如此地了解。高某1称邱某生前是一人独居在其中一间祖屋，并没有跟高某2、高某3、周某任何一方共同居住。高某1对邱某的居住情况没有提交证据，但陈述1957年逃港后不敢回来，并已在香港另外组建家庭。高某2、高某3、周某称高某1虽为独子，但由于周某于1960年离婚后与高某2、高某3共同对邱某履行了赡养义务，周某与邱某形成了养子女关系。高某1主张的祖屋位于龙岗区，登记编号129、141（1）和143（3），已于2007年11月29日由高某2作为乙方和拆迁人深圳市满京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明细》，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拥有下列物业：祖屋56.8平方米（和周某、高某3共有）、住宅169.31平方米。祖屋按1：2的比例回迁商品住宅113.6平方米；住宅169.31平方米按1:1的比例回迁商品住宅169.31平方米；拆迁费合计4900.2元。高某2确认129、141房子在拆迁补偿协议中置换了80平方米的房子，包括编号133的住宅，置换了3套房子，每一套100多平方米，分别是满京华喜悦里8栋1602、2002、2202，周某、高某3均放弃了分配房产，三套房子的所有权都归自己，1602房产证办理在自己名下，另外二套正在办理在自己儿子、女儿名下，三套房子还是空置，没有装修。高某2、高某3、周某陈述129是闲杂房，面积12.37平方米；141是邱某生前和高某2、高某3、周某居住的房子，40多平方米；143是叔叔的房子，一起重建修复后由邱某居住。高某2确认上述房子从自己出生到拆迁60多年，都是由其居住、维护，从1957年至2008年因刮台风，修理不低于80次，在原来的地基上修建，没有扩大，也没有办理产权证，确认在2007年拆迁时未告知高某1，因为七十年代写信给高某1让他寄钱修房子，一直渺无音讯。高某2、高某3、周某提交龙岗街道南联吓岗一村居民小组《证明》，证明龙岗区旧城改造地段，房屋登记业主高某2，房屋编号为129、141共两间祖屋，土砖墙、木条结构，房龄二百余年。1957年高某1去香港至2008年51年，两间祖屋每年维修一至二次，维修近百次，每次都是周某、高某2、高某3出钱出力维修，拆迁前一直由他们居住。高某1称争议房屋系高家祖屋，且高某1系独子，自高某1双亲去世之后，争议房屋依法应由高某1独自继承取得，即高某1应为争议房屋的合法继承人，且依法应享有全部的继承份额。双方之前进行过的诉讼有：1.（2015）深龙法民三初字第1628号判决书，高某1因侵权责任纠纷向高某2、高某3、周某主张权利，主张判令高某2、高某3、周某因祖屋旧改获得的补偿权益为侵权，以及主张高某2、高某3、周某向高某1返还因争议房屋获得的补偿（包括补偿过渡租金和回迁安置房对应的面积补偿款）。原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判决，认为即便涉案三处房产属于祖屋，高某1没有证据证明是其出资建造，故涉案房产权属应按分家析产及继承纠纷处理。高某1因涉案房产拆迁所得补偿，亦应按分家析产及继承纠纷确定其份额后另寻法律途径解决。高某1因侵权纠纷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作出驳回高某1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该判决已生效。2.（2013）深龙法行初字第40号、行政裁定书（2014）深中法行终字第24号、国土资源管理局复函［2014］1242号、行政判决书（2014）深龙法行初字第251号、行政判决书（2015）深中法行终字第50号载明，高某1要求确认诉争房产归其所有被驳回，且诉争房产没有房屋登记的档案资料，高某1再次要求确认其为诉争房屋所有权人也均被驳回。高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称不能否认涉案房屋是高某1祖屋这一事实。高某1主张置换房屋的每平方米现值38000元定价。高某2、高某3、周某表示同意。高某2、高某3、周某提交龙岗区龙岗街道满京华喜悦里8栋1602房《房产证》，载明权利人高某2，建筑面积143.11平方米，登记价2531719元。高某2陈述补偿的另外两套房子尚未办理产权登记。高某1同意对涉案房子分家析产，主张享有二分之一的份额，另一份由高某2、高某3、周某享有；高某2、高某3、周某不同意，称祖屋已经灭失，只是宅基地，地上附作物已不存在。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港继承案件。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被继承人没有立下遗嘱，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1.高某1主张的遗产是否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2.遗产的分配如何处分。高某1主张的遗产位于龙岗区登记编号129、141（1）和143（3）的房屋，已于2007年11月29日由高某2作为乙方和拆迁人深圳市满京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明细》，载明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拥有的物业包括祖屋56.8平方米（高某2和周某、高某3共有）、住宅169.31平方米。祖屋按1：2的比例回迁商品住宅113.6平方米；住宅169.31平方米按1:1的比例回迁商品住宅169.31平方米；拆迁费合计4900.2元。且被告确认129、141房子在拆迁补偿协议中置换了80平方米的房子，包括编号133的住宅，置换了3套房子，每一套100平方米，分别是满京华喜悦里8栋1602、2002、2202。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祖屋为56.8平方米，已按1:2比例补偿了商品房面积113.6平方米，在置换的满京华喜悦里8栋1602、2002、2202三套房子中，其中有113.6平方米是属于祖屋。上述祖屋是否属于邱某的遗产，129、141两间祖屋何时建造已无法考证，但从双方的陈述可以认定1957年高某1去香港时祖屋已存在，故可以确认129、141两间祖屋56.8平方米是邱某的遗产，高某1作为邱某的儿子是本案的继承人，周某作为邱某的儿媳妇，虽然1960年与高某1离婚，但在高某11957年去了香港后一直带着一对儿女即高某2、高某3和邱某一起生活，在高某1离开深圳到香港定居的五十多年时间里，高某1因为历史原因或个人原因，无法在邱某身边尽到赡养义务。可以认定周某、高某2、高某3对邱某尽了全部的赡养义务，特别是周某离婚后一个人挑起养儿育女的重担，还一直留在邱某身边，代替高某1给邱某养老送终，依照《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以适当多分。此外，涉案祖屋在五十年间经过无数次修缮，周某、高某2、高某3陈述均由其三人出资，且村委也有出具证明，该陈述可以采信。据此，可按上述129、141两间祖屋56.8平方米屋补偿的商品房面积113.6平方米作为遗产分割，由周某继承50%为56.8平方米，高某2、高某3各继承20%考虑补偿的房子已登记在高某2及其子女名下，周某、高某3均放弃了分配房产，且在本案中未提出主张分割遗产，由高某2对高某1作出补偿。据此，按高某1分得的10%的份额建筑面积11.36平方米，以及双方约定的每平方米单价为38000元计算。由高某2补偿高某1431680元（11.36平方米×38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高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高某1祖屋补偿款431680元。二、驳回高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高某1承担13034元、高某2承担5266元。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2.高某1二审时主张其于2013年才知道涉案祖屋被拆迁、拆迁后的建成房产登记于高某2名下的事实，这是居住在香港村民告知其本人的。高某2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其在2007年11月与开发商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高某1自己回到大陆，让高某1弟弟带着到开发商处了解拆迁情况，该事实是高某1的弟弟即高某2的叔叔告诉高某2的。3.高某2二审时确认原129、141（1）房产拆迁后建成的房产均已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登记于其本人及其子女名下。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高某1对于登记于高某2及其子女名下房产的权利主张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邱某去世时，其实际居住于的原129和141（1）房产内，该房产因历史原因没有完备的产权登记手续，但邱某长期居住于此，该房产在拆迁时亦确定权利人是邱某的孙子高某2，根据以上事实，该房产属于高家祖屋具有高度盖然性，故原129和141（1）房产属于邱某的遗产。高某2等人主张该房产并非遗产，事实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上述房产于2007年进行拆迁，按当时的拆迁政策建成为目前的涉案房产，故目前房产是邱某遗产的财产转换形态。高某1作为邱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就该房产主张继承权利。原129和141（1）房产在办理拆迁补偿手续时已确定权利人是高某2。此时邱某已经去世多年，未留遗嘱；高某2亦无有效证据证实其作为权利人签署拆迁补偿协议经过了高某1的同意和认可，故高某2构成对高某1继承权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据此，高某1应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高某2侵犯其继承权之日起三年内主张权利。根据高某1首次主张权利的（2013）深龙发行初字第40号行政判决书，其提起该行政诉讼的日期为2013年8月14日。而根据龙岗区城市更新网的网页截图，龙岗区城中村（旧村）改造办公室于2010年7月9日即发布涉案房产旧改项目改造实施主体公示，将高某2确定为原129和141（1）房产的权利人，同时规定了15日的公示异议期。该公示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向全社会发布，故应推定高某1自此时起应当知晓上述侵权事实。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高某1应在2013年7月9日前通过起诉或者仲裁方式主张权利。但高某1是在2013年8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对象是相关行政机关，并非是向高某2主张民事侵权。即使按其首次提起行政诉讼之日起计算，其主张民事权利亦已超过法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且从常理分析，拆迁房产及重建活动持续五年之久，高某1在大陆尚有其他亲属，其对祖屋这一唯一的重大财产形态变动完全没有知觉，亦不符合常理。高某2二审时亦主张高某1在高某2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时即由高某1弟弟带着去开发商处了解拆迁情况，亦可佐证上述合理性推断。综上，高某1主张继承上述房产，已过诉讼时效。高某2等三人在一审时即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原审判决对此并未审查，即对该房产进行析分，显属不当。对于高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7民初215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高某1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0元，均由上诉人高某1负担；上诉人高某1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上诉人高某2、高某3、周某二审案件受理费垫付款18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杰晖审判员  谢 佳审判员  陈**峰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周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