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1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长贵，男，195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中，上海市海之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龙妹，女，195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陶云，女，1975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伟中，上海市海之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军，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楼**。法定代理人：叶卫东，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吉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div>法定代表人：郁建华，执行董事。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炜，上海吉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长喜，男，1961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居长骏，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朱金巧，女，195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陶兰英，女，1964年4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第三人：张国清，男，1961年5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上诉人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公司）、上海吉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兴公司）、陶长喜、原审第三人朱金巧、陶兰英、张国清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陶长贵、杨龙妹、陶云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对上海市浦东新区XX村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转产事实直到2017年就系争房屋诉至一审法院后才知情；二、系争房屋系公房，不存在所有权问题，陶长贵与陶长喜签署的《证明》仅对系争房屋由谁居住和使用达成约定；三、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对陶长喜购买系争房屋不知情，《职工家庭购买共有住房协议》上同住成年人处的签名均属伪造；四、基于证人王某与陶长喜的亲属关系，证人王某的证言可信度较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被上诉人陶长喜坚持一审辩称意见，不同意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申达公司与吉兴公司辩称，申达公司与吉兴公司是按照合法的流程进行的，相关手续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原审第三人朱金巧、陶兰英、张国清未发表答辩意见。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吉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陶长喜签订的上海市浦东新区XX村XX号XX室房屋的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二、诉讼费由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吉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陶长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长贵与杨龙妹系夫妻，陶云系陶长贵与杨龙妹之女。陶长喜与陶长贵系兄弟关系。陶长喜、朱金巧系夫妻，婚育一女名陶某。吕某系陶长贵与陶长喜、陶兰英的母亲，于2014年9月去世。1986年6月18日，上海市XX公司签发上海市住房调配通知单，载明：系争房屋租赁户名为陶长贵、吕某，家庭主要成员为杨龙妹、陶长喜、朱金巧、陶云（当时尚未成年）；陶长贵、杨龙妹、陶长喜、朱金巧均为上海市XX公司员工，吕某为上海市XX公司退休员工；调配原因为“属退休无房户，经研究同意分配”。1986年7月24日，吕某、陶长喜、陶长贵、杨龙妹等人户籍迁入系争房屋。1989年，系争房屋进行同号分户，陶长贵、杨龙妹、陶云与吕某同户，陶长喜与朱金巧同户，1989年陶某出生后与陶长喜、朱金巧同户。1999年1月，陶兰英、张国清（当时系陶兰英之夫）、张某（1989年1月26日出生，系陶兰英之子）户籍迁入系争房屋。2015年9月，张睿洋（陶兰英之孙）因出生报户籍入系争房屋。陶长贵于1999年购买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芳华路房屋），并于2000年8月取得芳华路房屋所有权。2000年1月，陶长贵、陶长喜、王某签署《证明》两份，由陶长贵、陶长喜分别持有。陶长贵持有的《证明》内容为：“关于XX路XX村XX号XX室，现从2000年元月归陶长喜。今后如拆迁，按户口簿来分。陶长喜分多少，我陶长贵不干扰。如我陶长贵要房子，就把陶长喜的钱归还。如不（此处漏写‘要’）房子，就去市场上去卖。价格以后面（此处漏写‘谈’）。另外，关于户口簿的问题，等到我花木的产权证下来以后，我把所有人员带走，跟你毫无关系。总价（16,000元）（人民币，下同）。房子的钱分二次付完。”陶长喜持有的《证明》内容为：“关于XX路XX村XX号XX室，现从2000年元月归陶长喜。今后如拆迁，按户口簿来分。陶长喜分多少，我不干扰。如有我的话，如我陶长贵要房子，就把陶长喜的钱还给他。如不要房子，就拿到市场去卖。价格以后再谈。另外，关于户口簿，等到我花木的产权证下来以后迁走，我把所有的人员全部带走，跟你毫无关系。总价（16,000元）。房子的钱分二次给完。”2000年4月7日，陶长喜就系争房屋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房屋承租人或受配人姓名为吕某，经与本户同住成年人协商一致，同意购买上述房屋。上述所购房屋的房地产权利确定为陶长喜所有。经约定的所有权人同意，委托吕某代为办理购买公有住房一切手续。”陶长喜在上述协议尾部的“承租人或受配人”一栏内签章，该协议尾部的“同住成年人”签章栏中分别有“吕某”、“朱金巧”、“陶长贵”、“杨龙妹”、“陶云”、“陶兰英”、“张国清”字样的签名和印章。一审审理中，陶长贵、杨龙妹、陶云、陶长喜、朱金巧均确认，此时在册户籍共10人，分别是陶长贵、杨龙妹、陶云、陶长喜、朱金巧、吕某、陶兰英、张国清、陶某（未成年）、张某（未成年）。在32836案件审理中，陶长贵、朱金巧表示，该协议书上的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签名均系吕某代签、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印章系吕某要求陶长喜刻章后加盖在协议书上。2000年5月18日，陶长喜与上海XX总公司（代理人：上海吉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约定陶长喜以15,483元购买系争房屋。2000年，系争房屋被购买为产权房，权利人登记为陶长喜。此后，陶长喜将系争房屋出售给陶兰英。2016年9月6日，陶兰英将系争房屋卖给陶长喜和朱金巧，系争房屋产权遂登记为陶长喜、朱金巧共有。2015年8月31日，上海XX总公司注销工商登记。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系其歇业保结单位。2017年4月7日，上海XX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代理人和房屋拆迁实施单位），陶长喜、朱金巧（作为合同乙方和被拆迁人），三方签订《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所有的房屋建筑面积47平方米，乙方选择按货币补偿金额同等价值的产权房屋调换的补偿安置方式，并同意与甲方按房地产市场价结算调换房屋的差价，甲方应补偿乙方货币补偿款计4,537,897元（其中评估价格3,490,690元、价格补贴1,047,207元）、补贴奖励合计1,021,646.40元（含搬迁费1,0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650元、协议置换奖励费20,000元、装饰装修费82,917元、自行购房补贴907,579.40元、装修临时过渡费7,500元），以上共计5,559,543.40元。陶长喜、朱金巧领取上述动迁补偿款。《江浦路越江隧道新建工程（浦东段）项目国有土地上居住房屋征收补偿口径》载明：被征收人以房地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为准；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金额=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单价×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价格补贴，价格补贴=评估均价74,270元/平方米×补贴系数0.3×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奖励费，在规定的签约期内，按期签约、搬迁的，每户给予5万元奖励费（按合法有效产权户计算）；搬迁费按被征收房屋的有证建筑面积12元/平方米计算，每户低于1,000元的，按1,000元发放；现房安置或货币补偿安置的，一次性照顾3个月装修临时安置费（按过渡费标准计）。2017年10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XX街道XX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称：陶长喜、朱金巧、陶某三人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17年12月，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提起（2017）沪0115民初96428号案件，要求确认陶长喜、朱金巧与就系争房屋签订的涉案公有住房买卖合同无效，将系争房屋恢复为公房承租状态。2018年3月，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撤回该案诉讼。（二）2018年5月3日，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提起32836案件，要求判令将系争房屋征收款中的779,771.70元归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所有。在32836案件审理中，证人王某（系朱金巧妹夫）、张某（系陶兰英之子）分别出庭作证。证人王某称：其与陶长贵、陶长喜系同事，陶长贵同意将系争房屋给陶长喜，要求陶长喜补贴25,000元至30,000元，后在证人协调下将补贴金额协商至16,000元，分两期支付；《证明》是在陶长喜家中出具的，当时陶长贵、陶长喜、朱金巧及证人在场，由证人作为见证人签名，除签字外内容均由陶长贵书写；当时陶长贵表示其全家要搬出系争房屋，房屋归陶长喜全家所有，由陶长喜给付陶长贵补偿款16,000元；关于《证明》上所称的拆迁事宜，陶长贵和陶长喜当时没有谈过，证人对该事项不清楚；补偿款的第一期6,000元在签署《证明》时进行了支付，第二期10,000元系在协议签署后在陶长喜家中进行了支付，也由证人见证，其中的2,000元系陶长喜向证人借款后支付的，两次支付陶长贵均未出具收条。证人张某称：其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居住在系争房屋内，当时陶长喜、朱金巧及陶某、吕某也居住在系争房屋内，杨龙妹及陶云也居住在系争房屋内，杨龙妹与陶云的居住情况不太固定，一般一个月住十几天，但每个月都有居住。2018年8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沪0115民初32836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证人王某的证言及2000年5月陶长喜签订系争房屋公房买卖合同等事实，2000年1月陶长贵与陶长喜所签署的《证明》，系双方协商确认陶长贵以16,000元的价款将系争房屋权利转让给陶长喜，陶长贵作为杨龙妹的丈夫以及陶云的父亲，应系代表杨龙妹和陶云在该《证明》上签字。故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本案中主张系争房屋的动迁利益，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杨龙妹和陶云诉称，其自系争房屋受配后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内，直至2016年5月知晓房屋即将动迁时止，陶长贵诉称自房屋受配后直至1998年期间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内，如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上述主张属实，则杨龙妹和陶云在2000年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后居住在系争房屋内达十六年之久，依据日常经验法则，杨龙妹和陶云对陶长喜将系争房屋购买为产权房应属明知或应知；且即便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吕某去世前一直认为系争房屋为公房，在2014年原房屋承租人吕某去世后，陶长贵、杨龙妹、陶云也应向陶长喜、朱金巧或原公房租赁单位主张房屋承租人变更事宜，此时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理应知晓系争房屋权属变更情况，而非按其诉称的直至2017年底提起诉讼后才得知系争房屋已被陶长喜购买为产权房。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陶长贵、杨龙妹、陶云主张直至提起诉讼后通过申请法院调查令才得知系争房屋在2000年被陶长喜购买为产权房之陈述，有违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对系争房屋的产权状态从未提出异议，现又要求确认系争房屋买卖合同未得到其同意以及其对系争房屋存在动迁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虽然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户籍在系争房屋内，但从系争房屋动迁政策及动迁款组成情况来看，并无证据证明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对系争房屋动迁款项存在权利。故对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法判决如下：驳回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诉讼请求。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沪01民终138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2019年1月3日，陶长贵、杨龙妹、陶云以上述事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支持诉请如前。一审审理中，陶长贵、杨龙妹、陶云认为，其是系争房屋原始受配人，符合同住人条件，具备购房资格，两份2000年1月《证明》，只是解决双方居住问题，没有约定说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同意陶长喜购买产权，不代表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放弃系争房屋权益，陶长贵未收到所谓陶长喜支付的16,000元，陶长喜无权代表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涉案《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签名；当时陶兰英、张国清是夫妻、户籍在册，本案中陶兰英、张国清未到庭确认在涉案《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上的签名、盖章是否真实或经陶兰英、张国清授权陶长喜办理，而陶长喜就该协议上的签名、印章形成的说法与前案陈述不一，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直到2017年5月由陶长贵至动迁部门询问，才知悉系争房屋已由陶长喜领取了动迁款，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直到此时才知权益受害，又通过诉讼才取得相应动迁资料，故涉案《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是陶长喜炮制，相应的《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应当无效。陶长贵、朱金巧则坚持答辩观点，认为涉案两份《证明》已经明确陶长贵代表自己一家三口，承诺以收取陶长喜16,000元为代价，放弃系争房屋的产权，陶长贵一家实际居住他处，在购房时不属于同住人身份，也不具备购房资格。另外，在32836案件中，一审法院已经对购房人资格、两份《证明》的效力、《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与买房手续问题作出详尽分析，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观点均被法院驳斥，本案应驳回其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32836案件中，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在案证据，根据涉案两份2000年1月《证明》的内容、陶长喜于2000年已购买系争房屋产权、系争房屋原承租人吕某2014年去世后双方亦未办理系争房屋相关公房租赁手续等事实并结合该案中的证人证言，认定该两份《证明》系双方协商确认陶长贵并代表杨龙妹、陶云，同意以16,000元的价格将系争房屋权利转让给陶长喜；就陶长贵、杨龙妹、陶云主张2017年底通过诉讼才知晓系争房屋由陶长喜于2000年购买产权之观点，有违常理，不予采纳的分析，详尽有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同且不再赘述。即便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否认该两份《证明》的效力，坚持认为其在吕某去世前一直以为系争房屋是公有住房、其从未知悉或授权他人签署《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亦不知道系争房屋购买产权一事，既然陶长贵、杨龙妹、陶云自认是系争房屋原始受配人、享有房屋权益，而且自述逢年过节去探望吕某，双方仍有联系，那么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2014年原房屋承租人吕某去世后，也应向陶长喜夫妻或者原公房租赁单位主张房屋承租人变更事宜，此时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理应知晓系争房屋权属变更情况，而非按其诉称的直至2017年才知系争房屋在2000年被陶长喜购买为产权房。此外，从时间上看，涉案两份《证明》形成于2000年1月、《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形成于2000年4月、《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签订于2000年5月，三者发生时间较为接近。陶长贵辩称“在办理购房手续前曾经口头通知，而陶长贵回复称该房屋与其无关，随陶长喜处理”，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对此观点不予认可。虽然一审审理中双方均未就此节争议进一步举证，但一审法院综合各方现有书证并结合前案分析，认为当时陶长贵与陶长喜系兄弟，不排除双方就购房事宜口头联系的可能性，在陶长贵已经出具《证明》承诺放弃系争房屋产权的背景下，陶长贵的上述辩称更加可信。即使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2000年系争房屋购买过程中，确未收到陶长喜的通知，但从2000年两份《证明》形成，到陶长贵、杨龙妹、陶云20**年第一次起诉，期间上海市房屋价格不断飞涨，不论系争房屋的性质是产权房或公有住房，房屋作为家庭的一项重要资产，一般人应该会高度关注自已的房产权益，如有侵害事实发生，必然会采取维权措施以保护自己。假如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始终认为系争房屋是公有住房且自己是房屋权利人之一，那么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吕某去世后就会主动关注房屋的后续承租人问题，以保障自己利益。但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从未对系争房屋的产权状态提出异议，这显然与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在前案及本案中表现出的对系争房屋权益的高度重视态度不符。因此，综合之前的分析，陶长贵、杨龙妹、陶云主张直至提起诉讼后通过申请法院调查令才得知系争房屋在2000年被陶长喜购买为产权房之陈述，有违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所称系争房屋买卖涉及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书》未得陶长贵、杨龙妹、陶云同意或认可之观点，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陶长贵、杨龙妹、陶云要求确认涉案《上海市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陶美英、张国清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法律后果由其自负。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2元，由陶长贵、杨龙妹、陶云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经人民法院多次审理、认定及判决。本案中，陶长贵、杨龙妹、陶云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对系争房屋转产不知情、《证明》不代表陶长贵等放弃权利、签名存在伪造、王某连襟身份的证人证言不足采信等等，这些理由在（2018）沪0115民初32836号案件、（2018）沪01民终13843号案件中均已经提出，均未被一审法院、本院所采信。现陶长贵、杨龙妹、陶云重复提出该理由，并不能佐证、支持陶长贵等提出的涉案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已经结合在案证据，作了详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故一审法院驳回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陶长贵、杨龙妹、陶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2元，由上诉人陶长贵、杨龙妹、陶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蒋辉霞审判员 翟从海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林佳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