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0民初15738号原告：黄远鸣，女，197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颖，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沙衍锫，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亮，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忽永翔，男。被告：香港上海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LEMBYEANNECHARLOTTE(夏洛特)。原告黄远鸣与被告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人力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于2020年9月18日依法追加香港上海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为被告参加诉讼，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远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颖、被告中企人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亮及忽永翔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远鸣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但在审理中数次变更诉请，先后要求中企人力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000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8,000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000元，又增加诉请要求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承担连带之责。事实和理由：原告虽于2019年10月15日向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申请辞职，但次月1日即撤回请求，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虽于当日回复不同意，但系于该月15日才向中企人力公司发送原告离职通知，故原告的辞职申请已予撤回、没有生效，相反，中企人力公司无故单方办理退工，此系违法解除。原告基于不服仲裁提起诉讼，仲裁裁决之后虽曾与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签订补缴金及补偿协议，但其一，形式上看系与该代表处一方签订，但实质中企人力公司一并参与，亦于嗣后实际履行补缴金义务，其二，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明显不愿按约履行，故原告不以协议为准主张诉请，坚持向中企人力公司主张违法解除，但数额参考上述协议。被告中企人力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以个人原因为由向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辞职，明确最后工作至2019年11月15日，被告在收到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的明确通知后，按规定办理原告的离职手续，没有违法解除一说。仲裁裁决之后，原告与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又生社保争议，为此被告受该代表处授权与原告协商，协议内容反映的是其双方意愿，与己无关。被告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未到庭应诉、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中企人力公司与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签有《派遣合同》，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并按月转账支付中企人力公司服务费等费用。原告与中企人力公司数次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期至2020年10月31日。《劳动合同》并约定，原告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应至少提前30天通知中企人力公司或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中企人力公司经确认后办理离职手续。原告自2014年11月1日起在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从事业务员工作。2019年10月15日，原告向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负责人夏洛特发送邮件，言明因个人原因辞职、最后工作至11月15日。后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派员与原告作工作交接。当月底，经重新招聘原告岗位由他人接替。2019年11月1日，原告向夏洛特发送邮件要求撤回辞职申请。当日，夏洛特回复邮件称“...刚和郑璐联系...抱歉无法接受撤回申请...基于你告知将于11月15日离职...郑璐已雇用了替代你的员工...”自2019年11月14日起，原告未再至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上班。2019年11月15日，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向中企人力公司出具《离职通知书》，言明原告辞职故离职。2019年11月19日，中企人力公司开具《退工证明》，明确2019年11月15日解除与原告的合同。2.2020年1月3日，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原告的申请，原告要求中企人力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000元，并要求香港贸易上海办事处承担连带责任。仲裁期间，代表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参加审理的员工名郑璐。2020年5月8日，仲裁委出具杨劳人仲(2020)办字第11号裁决书，不支持原告请求。原告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20年5月22日具状起诉来院，诉状列明被告是中企人力公司，未起诉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诉请要求中企人力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000元。本院受理立案(2020)沪0110诉前调7838号案件。2020年7月21日，经中企人力公司通知原告至该公司，中企人力公司派员与原告协商，郑璐虽未在场但同时坐在另一办公室，后中企人力公司将拟定并打印的协议分别交原告及郑璐阅看，二人分别签字、加盖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印章。《协议书》主要内容：按每年税前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为准为原告补缴派遣至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期间的社保与公积金，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承担相应补缴费用；原告月均工资分别是2014年4000元、2015年4250元、2016年4533元、2017年5533元、2018年6017元、2019年5800元；如实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监察大队申报原告薪资及补缴事宜；在监察结案并补缴完毕且再无任何针对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或中企人力公司的仲裁、诉讼、监察争议的情况下，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同意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58,000元作为一次性生活补助，原告于付款前向法院撤回就杨劳人仲(2020)办字第11号裁决书的起诉，否则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有权不付上述生活补助，还可要求原告承担责任及费用；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原告与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及中企人力公司再无任何纠纷。嗣后，如上所述的补缴社保一事得以完成，但原告未撤回起诉、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未支付58,000元。2020年9月2日，(2020)沪0110诉前调7838号转立案，即本案。2020年9月15日，本院组织原告与中企人力公司作庭前证据交换。期间，原告一方面主张中企人力公司系违法解除，一方面要求中企人力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又称数额参考上述《协议书》计58,000元。因涉及原、被告劳务派遣关系，故本院依法追加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为被告参加诉讼。经传唤，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未到庭，但仲裁审理期间的委托代理人郑璐持加盖印章的该代表处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来院。郑璐称：原与中企人力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自2009年起在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上班，受疫情影响于2020年7月离职，与中企人力公司签订了解除协议。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原在威海路的办公处现已停止租赁，该代表处目前不再经营。中企人力公司告知本案正处法院审理期间，经快递员通知自己签收了副本、传票等，后以短消息方式告知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负责人夏洛特，但夏洛特未向本人作出委托，因知道案情故到达法庭。在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工作期间，均系夏洛特管理本人及原告等共计7位派遣员工，夏洛特委托本人或现金或借用本人账户转账发放员工工资。2019年10月15日自己假期结束回去上班时，发现就样品提供及出货方面原告存在工作差错，指出后原告予以承认，当晚原告向夏洛特发送邮件称因个人原因辞职，夏洛特当即向本人转发邮件，后自己着手重新招聘，一周后找到新人，一天之内与原告完成工作交接，此后原告虽至公司但不再工作。2019年11月1日原告又向夏洛特发邮件称不想辞职了，但夏洛特回复称无法反悔，2019年11月14日之后原告再未至公司。仲裁裁决之后，在中企人力公司的办公室，中企人力公司派员与原告协商并达成协议，自己在另一间办公室没有参加协商，本人看过协议后告知夏洛特，夏洛特授权自己在协议上加盖印章。因无力支付，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至今未付协议约定的补偿，今后亦无力支付。庭审中原告又变诉请，要求中企人力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000元，并增加要求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承担连带之责。如上所述，自仲裁至诉前证据交换至开庭审理，原告一方面主张中企人力公司违法解除，一方面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方面向中企人力公司主张诉请，一方面又称数额参考与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达成协议的58,000元，又增加连带主张。就此，本院分别于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中两次向其释明，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性质与后果、就补偿金与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充分释明，并询问是否向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主张《协议书》约定的58,000元。但原告坚持主张，确认诉请是：要求中企人力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000元、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对此承担连带之责。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自己的主张列举证据。经查明可以确认原告系因辞职而离职，具体经过包括，原告向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负责人发送邮件言明辞职、再工作一个月，夏洛特收到申请遂派员与原告交接工作，原告岗位经招聘有新员工接替，原告要求撤回辞职申请，夏洛特回复拒绝，自辞职满一个月后原告未再上班，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通知中企人力公司原告辞职，中企人力公司办理退工。如上劳动关系解除过程未见有违法律之处，原告、中企人力公司、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的履行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事项，亦与通常情况相符。原告主张中企人力公司违法解除，没有事实依据，须言明，辞职申请或可在到达之前撤回，或可在到达之后经对方同意而撤销，然原告的辞职申请经到达并实际履行而发生辞职效力，其关于不想辞职的请求亦未得同意，故原告关于辞职已撤回、未生效力一说不成立，关于违法解除的诉请不成立。原告于仲裁期间对香港贸易上海代表处有连带请求，未得裁决支持，于十五日内就裁决提起的诉讼不包括连带诉请，现于庭审中增加显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间，故仲裁不支持连带请求的裁决已生效，本案就此不应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原告黄远鸣要求被告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000元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黄远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芩菲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吴佩雯书 记 员 沈奕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