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闽民申411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康美花，女，197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茜，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捷，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廖茂清，男，197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顺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 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赵久军，男，1966年10月3日出生，苗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再审申请人康美花因与被申请人廖茂清及二审上诉人赵久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7民终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康美花申请再审称，（一）一审指定举证期限混乱，二审法院未予纠正属程序违法。一审开庭时间为2019年9月27日、2019年11月7日、2019年12月2日，廖茂清于一审期间共计提交了三次证据，分别为立案和第一二次开庭审理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廖茂清一审阶段两次开庭均当庭补充提交证据，且逾期提交的证据形成时间均在一审立案之前，均不属于新证据，其提交证据时间已经明显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却两次接受廖茂清的举证，并且二审法院未予以纠正，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未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认证，并且遗漏康美花提交的关键证据，属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事裁判文书制作工作的通知》第3条规定：“要对诉讼证据的采信与否进行说明”，判决应列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对双方提交证据的认证，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当以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采信情况作为认定基础，因此对双方提交证据的认证是判决书的必备内容。本案中，在廖茂清证据突袭、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况下，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中，一审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问题在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重新分配举证责任，并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并不违反规定”，认定廖茂清逾期提供的证据是对原证据瑕疵的补充，目的在于对无法查清后期借款是否为双方当事人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但在康美花提交了充分的反驳证据，证明康美花已经全部归还《结算单》项下的款项，一二审判决均未对康美花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显属程序违法。综上，原审判决均未对康美花一审提交的关键证据进行质证、认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的再审条件。（三）一审判决超出廖茂清起诉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判非所请，显属程序违法。廖茂清的起诉请求是：康美花、赵久军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72万元及利息（按月利率1.5%从2014年12月31日计算到起诉之日共计利息120万元）。事实和理由是：2014年12月31日，康美花以做生意急需周转金为由，向廖茂清借款172万元，约定一年还款，月利率1,5%，并出具两张借条给廖茂清。因此，廖茂清诉请返还的系生意周转借款，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为2014年12月31日两份《借款（担保）合同》。然而，案涉合同项下的借款91万元和81万元，不能与廖茂清提供的银行流水和《结算单》体现的数额对应，不能证明因案涉合同所产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因《结算单》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关联性。两者是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事实所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关系，案涉合同亦未约定合同借款即为结算转借款，因此案涉合同项下的出借行为与康美花和廖茂清之间的结算行为不是同一法律行为，不能等同，康美花和廖茂清之间的结算行为不是廖茂清履行出借义务的行为。廖茂清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为双方当事人的借款合同法律事实而非双方的结算事实，一审判决错误地对双方当事人之前的经济往来结算行为进行审查，并且据此作出判决，判非所请、显属程序违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四）案涉两份《借款（担保）合同》依法未生效，原审判决显属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合同应为实践性合同，只有出借人实际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后，出借人与借款人才形成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案涉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为91万元和81万元，共计172万元，与廖茂清提交的银行流水及2013年《结算单》、2014年《结算单》（以下简称两份《结算单》）均无法形成对应关系，依法应认定廖茂清未履行案涉合同约定的出借义务，案涉合同应依法被确定为未发生法律效力，原审判决却认定案涉合同依法生效，属适用法律错误。（五）一审判决未认定廖茂清主张的借款金额存在重大错误，显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根据廖茂清一审提交的银行流水单与证据目录第五页可知，廖茂清主张向康美花提供的款项为30笔，总计348.69万元，但该主张存在重大错误：1.廖茂清主张的2010年7月4日转给赵久军的21万元，与本案借款纠纷以及《借款（担保）合同》均无关，而第三人赵久军在本案中系保证人而非借款人，该笔银行流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既不能与《借款（担保）合同》一一对应，也不能与《结算单》（2010年12月30日）一一对应，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2.2010年7月21日与8月18日转支的两笔20万元并未体现收款人，无法证明康美花向廖茂清转账，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3.廖茂清于2014年3月11日、2014年3月23日转账给蔡某的5000元和3万元，与本案借款纠纷无关。蔡某并非本案借款纠纷的当事人，该笔银行流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并且，廖茂清未提交证据证明质证人委托蔡某收款，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4.2011年4月27日的17万元、2012年6月9日的10万元、2012年6月11日的23.09万元为双方生意往来款，并非借款性质，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5.2013年2月18日3万元、3月22日35万元、4月7日10万元、4月16日10万元为廖茂清委托康美花支付购买×××湾××室的购房定金、购房款和地产商配套的车位，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6.2013年12月14日20万元、2014年1月1日4万元是康美花还款的款项，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7.2014年3月12日的5000元，是蔡某转账给廖茂清的，与本案无关，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8.2007年7月31日8万元、2008年1月15日3万元、2008年3月1日2.5万元、2009年1月13日30万元、2009年3月7日5万元、2009年12月22日10万元，根据廖茂清提交的《结算单》（2010年12月30日）以及廖茂清在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康美花与廖茂清在2010年12月30日已就截止至2010年12月30日之前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算。并且，上述凭证仅体现款项存入账户，无法体现存款人，无法证明系廖茂清向康美花提供借款，应在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综上，经扣除不属于借款的金额后，廖茂清仅向康美花提供了93.1万元借款。从2009年至2014年，康美花向廖茂清还款总计300.0199万元，已完全覆盖了廖茂清提供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从廖茂清提供的银行流水可以体现，康美花与廖茂清之间存在长期款项往来，并无直接履行《借款（担保）合同》中172万元借款的行为，同时根据银行流水反映的其已还款项，也与《结算单》（2014年12月31日）的内容不符，更与《借款（担保）合同》中172万元借款本金不符。且不论《借款（担保）合同》中借款本金、银行流水反映金额和相关《结算单》中的金额三者之间是否相符，廖茂清所提交的银行流水和相关《结算单》均发生于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签订之前，其反映的金额均与案涉《借款（担保）合同》无关，无法通过廖茂清所提交的银行流水和相关《结算单》佐证廖茂清在案涉《借款（担保）合同》签订之后存在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的行为，因此廖茂清所主张的借款金额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廖茂清并未实际提供172万元借款给康美花。（六）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借款为双方之前经济往来结算款，无须通过转账或现金支付的方式履行，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不但与本案事实相悖，更与一审判决依据相矛盾，属法律适用错误，理由如下：1.本案系廖茂清依据两份《借款（担保）合同》提起的借款纠纷，廖茂清的请求权基础不是《结算单》，而是案涉合同，《结算单》与本案借款纠纷无关。且案涉合同明确表述了合同项下借款的借款性质为生意周转款，没有任何表述案涉合同系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如前所述，康美花基于之前的经济往来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因康美花的清偿行为而消灭。本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案涉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与双方当事人之前的经济往来不具有关联性。2.一审判决着重审查了廖茂清一审提交的《结算单》以及转款凭证，并将审理情况作为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并据此分析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是，如果上述法律适用是正确的，则一审判决根本就无需对廖茂清提交的《结算单》以及转款凭证进行查证与认定。因此，一审判决查证的事实、审理的行为与其法律适用自相矛盾，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七）一审判决认定廖茂清出借案涉借款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2015年12月发布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实施中需注意83个问题》中的司法政策，廖茂清并无直接的证据证明其已出借172万元“借款”的事实，其补充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号为9559××××7315、6228××××6912、6228××××7514的银行流水单无法与172万元“借款”一一对应，也不能与其提交的2014年《结算单》中的数额一一对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廖茂清依法应承担无法证明实际出借172万元借款的不利后果。然而，在廖茂清缺乏证据证明借款事实成立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借款事实成立，属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综上，康美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康美花主张一审举证期限混乱，法院允许廖茂清多次超出举证期限举证，属程序违法。但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康美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原告提供流水单我们可以对账”“原告如果认为是结算凭证，那么要提供银行流水给我们”等，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一审法院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等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为查明案情确定举证期限符合法律规定。康美花主张一审法院未对其提交的证据组织质证并进行认证属程序违法，但康美花未明确法院遗漏组织质证的具体证据，且根据一审第三次庭审笔录记载，康美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了举证并由其他当事人质证。康美花主张原判判非所请，判决的事实根据与廖茂清的主张不同，属程序违法。但廖茂清对康美花的起诉请求是判令康美花偿还借款本金172万元及相应利息，一二审判决则是判令康美花偿还借款本金167.2125万元及利息，判决均未超出廖茂清的诉请范围。至于廖茂清起诉事由与诉讼请求属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判依据廖茂清起诉主张、康美花的抗辩主张并结合法庭调查情况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进而所作的判决，与廖茂清起诉时的最初主张不完全一致符合客观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康美花的上述主张均不能成立。 康美花主张案涉《借款（担保）合同》未实际履行，所指款项与案涉《结算单》所指款项并非同笔借款，是不同时间基于不同事实所产生的不同法律关系，原判认定本案借款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错误。康美花于2014年12月31日在案涉两份《借款（担保）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名并捺指印，确认分别借款91万元和81万元，合计172万元。康美花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案涉《结算单》由其亲笔书写结算过程并签名。《结算单》体现的借款金额、利息及多次结算时间能够得到廖茂清提交的银行账户流水体现的双方款项往来情况的印证。《结算单》载明2014年12月31日实际欠款171万元与《借款（担保）合同》体现的借款金额基本相符，原判认定《借款（担保）合同》与《结算单》所指款项为同笔借款有事实依据。同时根据廖茂清在庭审中的自认和《结算单》所载，双方结算过程中存在将欠息计入本金的情况，原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认定康美花已偿还及尚欠借款本息数额，已经考虑了法律对高利息限制的相关规定，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综上，康美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康美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林峥峥 审判员  胡伟荣 审判员  高晓嵘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陈建珍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