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120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江**小区双子星国际商务大厦****A2101、A2102、A2106、A2110，****A2201、A2210，****A2301、A2306，**首层B0103、B01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895996733K。法定代表人：郭伟超。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伟，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重黎，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男，汉族，1981年9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峰，广东创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富山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东港印象家园****1401信用代码：914403007504535273。法定代表人：侯军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南方大厦********信用代码91440300892305861T。法定代表人：李振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勇，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婵娟，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惠州分公司）、刘建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富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山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深圳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8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保惠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刘建和富山公司连带赔偿人保惠州分公司1079652.09元，人保深圳分公司对前述赔款再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刘建、富山公司、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受损货物属于人保深圳分公司与富山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保险标的。刘建挂靠在被挂靠人富山公司名下从事货运经营的行为应当视为富山公司货运经营行为。刘建不能成为货运经营主体，只有富山公司才能成为货运经营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申请从事货运经营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并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以，从货运经营的主体必须是经工商登记的工商主体，个人不能从事货运经营，并且货运经营主体需取得道路运输的行政许可。刘建作为自然人不是货运经营的主体，也不能成为货运经营的主体。又因为承运粤Ｂ×××**号牵引车和粤Ｂ×××**号车的登记车主和货运经营的登记主体是富山公司，刘建的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登记主体也是富山公司，故此，刘建本次运输行为应视为富山公司的运输行为。其次，刘建及其驾驶的粤Ｂ×××**号牵引车和粤Ｂ×××**号车，是富山公司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根据上述规定，作为取得驾驶资格的刘建和粤Ｂ×××**号牵引车和粤Ｂ×××**号车是富山公司申请获得货运经营行政许可的前提条件。所以，刘建及其驾驶的粵ＢＥＷ156号牵引车和粵ＢＦＶ57挂号车应属富山公司货运经营的组成部分，故刘建的货运经营行为应当视为富山公司的行为。再次，富山公司让刘建挂靠从事货运经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应当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并且富山公司实际从刘建的挂靠行为中获利。另外，如果刘建没有挂靠富山公司从事货运经营，深圳市大广发物流有限公司也不可能委托刘建承运货物。所以，刘建的挂靠行为，实际上是富山公司对刘建从事货运经营行为所产生法律责任的背书，刘建货运经营行为均应视为富山公司的货运经营行为。若将刘建等挂靠在富山公司从事货运经营的行为排除在《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外，违背了双方订立合同的本意。根据《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约定，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范围包含了富山公司安排的运输行为。刘建与富山公司签订的《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第九条约定，由富山公司为刘建的运输活动统一购买案涉保险。在公路货物运输行业中，由被挂靠的公司统一为挂靠人购买保险是行业内的通行做法，挂靠人的货运经营行为视为被挂靠公司的行为是行业内的共识。并且，在公路货物运输行业中，物流公司通常很少有自有货车，物流公司都是通过收取挂靠人管理费的方式经营。在案涉保险中，富山公司投保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额高达2.5亿元，如果富山公司所投保的仅仅是自有货车的运输活动，富山公司没有必要投保这么高的保额。一审判决认定将挂靠人的货运经营行为排除在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保险责任范围之外，不符合行业交易习惯，也违背了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本意。故一审判决认定刘建运输的案涉货物不属于《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保险标的错误，案涉受损货物应属于《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保险标的。二、富山公司对刘建货运经营行为造成案涉货物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在案涉保险的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的，关于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仅适用侵权责任法律关系的理解有误。上述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现有法律下，对于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对挂靠关系以外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形式的意见，且该意见也未限定仅适用于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另外，在其他法律关系适用该规定也符合该规定对挂靠关系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方式的应有之意。因此，在本案中也应当参照适用该规定，故富山公司与刘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的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在富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人保深圳分公司也应当对富山公司所承担连带责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刘建与富山公司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刘建委托富山公司就其运输行为投保保险的委托关系，刘建实际上为《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被保险人。根据《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第九条车辆保险9.1条的约定富山公司与刘建之间达成了刘建委托富山公司投保案涉保险的合意。富山公司实际已经向刘建收取了案涉保险的保险费，并向人保深圳分公司投保保险。因此，应当认定刘建与富山公司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刘建委托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订立《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故刘建为《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的被保险人。所以，刘建承运案的案涉货物属于《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约定的保险标的，人保深圳分公司应承担案涉货物损失的保险金赔偿责任。富山公司有代理刘建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的合同义务。从富山公司与刘建订立的《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的内容来看，富山公司在该合同中的主要义务是为刘建以及粤Ｂ×××**号车和粤Ｂ×××**号车的证照、保险、驾驶员的社保、税费等方面提供管理和代办服务。特别是《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第九条车辆保险9.1条的约定，已经明确约定由富山公司统一为刘建的运输活动投保保险。所以，富山公司有义务为刘建从事货运经营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富山公司有代理刘建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的权利。刘建的《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运输车辆粤Ｂ×××**号车和粤Ｂ×××**号车的《道路运输证》、《行驶证》均登记在富山公司名下，且根据《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富山公司对刘建从事道路运输活动和粤Ｂ×××**号车和粤Ｂ×××**号车的证照和保险有监督管理的权利。所以，富山公司有权利和资格代理刘建与保险公司订立相应的保险合同。刘建答辩称：同意人保惠州分公司上诉理由，应当由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人保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一、涉案货物不是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公司之间保险协议约定的保险标的。在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是属于货物预约保险，协议后附了“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故该保险是货物运输保险，不是责任险。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保险标的范围是：“在协议期限内，属于保险条款列明的保险标的范围，由甲方承运的商品、原材料等货物”。协议中明确约定只有甲方（富山公司）承运的商品才属于保险标的，而本案中的货物是由刘建承运，并不是富山公司承运，故涉案货物不是保险协议约定的保险标的。该保险协议只是框架性协议，是否属于保险范围内，根据协议第七条的约定，被保险人需在每个月15日前申报上个月的实际运量，保费多退少补。因此，只有申报了货物，才属于保险货物。但是，到现在为止，人保深圳分公司并没有接到富山公司就涉案货物的申报资料，因此，即使该货物属于保险标的，由于没有申报，也不属于承保范围之内。一审中已经查明刘建是挂靠在富山公司的，而与人保惠州分公司的被保险人大广发物流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的是刘建，并不是富山公司。故本案当中，刘建是承运人。人保惠州分公司只能向刘建追偿。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应该依据保险协议的约定，至于被保险人与第三方签订的合同如何约定，并不能改变保险协议中约定的内容。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明确的承保范围只是被保险人承运的货物，故本案货物不在承保范围内。二、人保深圳分公司的被保险人（富山公司）与人保惠州分公司的被保险人（大广发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与刘建承担连带责任。依据所查明的事实，刘建是本案的承运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规定的要求车辆挂靠人与被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是侵权关系，而非合同。本案中人保惠州分公司是依据合同关系进行追偿，故富山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刘建并不是保险协议上的被保险人。在保险协议中明确约定被保险人为富山公司及货主，并不包括富山公司的挂靠司机（刘建）。而且在保险协议中明确了保险标的是富山公司承运的货物。故即使富山公司代刘建投保，保险合同在没有得到人保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情况下，并不当然生效。况且本案中的货物从未向人保深圳分公司申报过。故刘建不是保险协议上的被保险人。四、人保惠州分公司并未合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根据人保惠州分公司提供的证据，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是货物运输险，也就是说其被保险人应该是货物的权利人，在本案中权利人是业成光电（深圳）有限公司（下称业成光电公司）。涉案运输第一承运人是准时达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准时达公司），第二承运人是深圳市富泰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下称富泰通公司），第三承运人是深圳市大广发物流有限公司（下称大广发公司），第四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刘建，刘建挂靠在富山公司。与业成光电公司有合同关系的是准时达公司，但在本案当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准时迖公司已经向业成光电公司进行了相应的赔偿，而现有的证据仅有一份业成光电公司扣除富泰通公司运费的一份说明，在双方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这份说明显然是非法的，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人保惠州分公司并未取得合法的代位求偿权。五、即使人保深圳分公司的被保险人对此案事故应该承担责任，但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不是责任险，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涉案货物属于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货物，但人保深圳分公司在本案当中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应该是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是责任险，但本案中人保深圳分公司承保的也是货物运输险，并不是责任险，不符合保险法第65条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故人保深圳分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六、即使人保深圳分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在人保深圳分公司与人保惠州分公司都是承保货物运输险的情况下，也应各自承担50%的损失金额。刘建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三、判决人保惠州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富山公司不是案涉运输合同主体，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1.富山公司是车辆粤Ｂ×××**、粤Ｂ×××**车辆的所有人，也是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主体，刘建与富山公司之间签订《合作经营合同》是双方之间的内部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粤Ｂ×××**、粤Ｂ×××**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约定由刘建和富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富山公司并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的运输主体，亦未在合同落款处签章确定，明显是事实认定不清。粤Ｂ×××**、粤Ｂ×××**车辆系从事道路交通运输业务，该车辆长期在外地运输货物，如每次签订货物运输合同都需要富山公司在合同落款处签章确定，明显不符合道路交通运输行业的现实情况。货物运输有现实的急迫性，运输合同签订后，承运人就要及时把货物送到目的地。一审法院机械地认定富山公司未在合同落款处签章确定，并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的运输主体，一味地要求在外运输的车辆在签订运输合同都要公司盖章确认，明显不符合道路交通运输行业的现实情况。3.一审法院认定人保深圳分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明显是事实认定错误。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签订《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富山公司系车辆粤Ｂ×××**、粤Ｂ×××**车辆的所有人，该车辆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所有损失，均应当由人保深圳分公司按照双方签订《国内货物运输保险议书》承担赔偿责任。人保惠州分公司答辩称：本案事故的损失应当由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因为在事实上，刘建与富山公司形成了委托富山公司向人保深圳分公司投保案涉保险的事实，刘建的运输行为属于人保深圳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内，且本案不存在免责事由，所以人保深圳分公司依法应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人保深圳分公司答辩称：与前述答辩意见一致。人保惠州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保深圳分公司在其承保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限额内赔偿人保惠州分公司人民币1079652.09元，刘建、富山公司对上述赔偿金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刘建、富山公司、人保深圳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案涉事故发生及损失情况。一审法院查明的案涉事故发生经过、事故责任认定、案涉货物损失定损过程、定损金额、理算金额人保深圳分公司就案涉货损的理赔情况以及大广发公司就案涉货损享有的请求权已转让至人保惠州分公司等事实，与人保惠州分公司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一致。此外，信诚公估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载明：“14.0事故责任方及代位追偿……本次事故责任为刘建、张浩杰、富山公司、五河县永信汽车有限公司，由于张浩杰已经死亡，不存在向其代位追偿的可能，本次事故存在向刘建、富山公司代位追偿的可能”。另查明案涉货损的索赔及赔偿情况如下：2018年8月3日，业成光电公司向富泰通公司发出《运输货物损坏通知及索赔函》，该函件载明：“贵司受我司委托承运的……在贵司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该批货物受损……经双方协议，我司拟向贵司求偿人民币1177121.89元……请贵司与2018年8月15日前将上述款项汇入我司账户”。2018年8月29日，富泰通公司向大广发公司发出《索赔函》，该函件载明：“贵司受我司委托承运业成的……在贵司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该批货物受损……折合人民币1177121.89元，现向贵司发出索赔通知，请贵司收到索赔函七个工作日内赔付”。大广发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3日的《索赔函》载明：“富山公司：我司于2018年4月30日委托贵司名下车辆（粤Ｂ×××**／粤Ｂ×××**，司机刘建）承运深圳发往成都一批货物……承运车辆于2018年5月2日早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货物受损……本公司酌情降低索赔金额人民币10万元，货损索赔金额为人民币1177121.89元，施救费、差旅费、退回检测及补货运费合计人民币38062元，总合计1215183.89元，现向贵司发出索赔通知，请收到索赔函后7个工作日内赔付”；大广发公司出具的另一份落款日期同为2018年8月13日的《索赔函》载明：“刘建：我司于2018年4月30日委托您（车牌：粤Ｂ×××**／粤Ｂ×××**，车辆所有人：富山公司）承运深圳发往成都一批货物……承运车辆于2018年5月2日早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货物受损……本公司酌情降低索赔金额人民币10万元，货损索赔金额为人民币1177121.89元，施救费、差旅费、退回检测及补货运费合计人民币38062元，总合计1215183.89元，现向您发出索赔通知，请收到索赔函后7个工作日内赔付”。刘建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确认其已收到大广发公司出具的《索赔函》。2018年11月19日，富泰通公司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贵司（大广发公司）受我司（富泰通公司）委托承运业成的……贵司承运期间在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该批货物受损。经检测后……折合人民币1177121.89元，双方协商同意通过抵扣贵司服务费方式进行和解，现我司确认已完成抵扣，抵扣明细见附件清单，特此证明”。2019年1月17日，业成光电公司出具《扣款证明》，该证明载明：“贵司（富泰通公司）受我司（业成光电公司）委托承运……贵司承运期间在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该批货物受损……折合人民币1177121.89元，双方协商同意通过抵扣贵司服务费方式进行和解，现我司确认已完成抵扣，抵扣明细详见附件列表，特此证明”。二、案涉运输合同关系情况。1.刘建与大广发公司的运输合同关系情况。2017年8月4日，作为承运方的刘建与作为托运方的大广发公司签订《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书》，约定：“大广发公司将深圳／广州、重庆／成都公路整车、零担运输业务交给刘建承运，刘建负责将货物交给大广发公司指定的收货人，承运车牌为粤Ｂ×××**号及粤Ｂ×××**号……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3日……运费标准案双方签署的价格表执行，刘建须凭与大广发公司签订的委托货运合同原件、当次运输的签收单原件及大广发公司指定的有效的运输专用发票向大广发公司结算运费，支付方式为中石化加油卡和现金，案运输报价表执行”。2018年4月30日，刘建与大广发公司签订《委托货运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司机姓名为刘建、车牌号为粤Ｂ×××**号），将货物由深圳-重庆运往成都。乙方接到甲方委托的货物后，应准时将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运输途中，若发生不可抗力的意外事故，乙方应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及时与当地交通部门联系，积极需求解决方案，并有义务协助甲方向保险公司申报索赔等工作。除不可抗力外，其他一切原因（如乙方原因、货物被雨淋等）造成的货损、货差等损失，均由乙方负责按原价赔偿，且应在一个月内理赔完毕……此车出发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19时，要求36小时内到达……本合同所指的损失，不仅包括货物灭失、损坏等损失，还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维权而支付的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保全费、诉讼费等一切直接和间接的费用”，该合同的甲方（托运方）处为打印的“大广发公司”字样，乙方（承运方）处为手写的“富山公司”字样，大广发公司在合同“甲方”落款处签字并加盖公章，刘建在合同“乙方”落款处签字，富山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一审庭审中，富山公司称其知晓刘建与大广发公司签订《委托货运合同》，但其从未参与合同的履行，且主张因物流行业现不景气，为降低运费，大广发公司此前曾绕过富山公司直接与刘建结算运费，其就此情况曾向大广发公司提出异议但未获回应。刘建于一审庭审后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确认，其与大广发公司系绕过富山公司直接签订《委托货运合同》，因行驶证上登记的车主为富山公司，因此在合同乙方处手写“富山公司”的字样，案涉《委托货运合同》签署时，因大广发公司未提供案涉货物的货值，其未向富山公司申报该趟货物的价值，为降低运费，其与大广发公司就货物运输的结算过程，富山公司从未参与。2.大广发公司与其他企业的运输合同关系情况。人保惠州分公司提交的《富泰通（Ｚ.Ｓ.Ｄ）路运货物承接单》载明：2018年4月30日，业成光电公司委托准时达管理公司将案涉货物从深圳市运往成都市，运输车辆车牌号为粤Ｂ×××**号，运输司机为刘建。富泰通公司与大广发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约》约定：“大广发公司为富泰通公司提供货物及各类设备、设施（以下统称货物）的运输、报关、报检、仓储、搬迁（含包装及拆箱、移位、吊装等）、事务代办、货站交接等服务……本合约有效期限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若双方于本合约到期前一个月均未作不续约之意思表示，则本合约自动延展一年，富泰通公司于有效期内向大广发公司发出的委托从而形成的全部服务项目（含履行其积攒或者履行开始的时间超出有效期的服务）均受本约约束……第三人接受转托承担部分或全部服务时，大广发公司应保证第三人遵守本约中大广发公司的各项义务……如在运输过程中出现货损，大关发公司及第三人应及时响应处理，并足额赔偿……富泰通公司之关系企业（详见‘附件一’，该‘附件一’企业列表中包括准时达公司和准时达管理公司）有权依据本合约委托大广发公司提供物流服务，大广发公司承诺富泰通公司之关系企业与大广发公司的交易亦可适用本合约……”3.其他合同关系情况。业成光电公司与准时达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物流服务合同》约定：“准时达公司为业成光电公司提供如下服务：（1）货物的运输、报关、仓促、货站交接等服务，（2）其他应业成光电公司要求并与准时达公司协商后，双方同意服务收费标准的服务事项，（3）与上述服务事项相关的讯息、文件及单据。准时达公司应依本合同规定提供服务，每次服务涉及之服务表弟名称、数量、规格、价款、运输路线、运送路线、运送时效、交货地点及制定收货人或发货人等依业成光电公司确认之出货单……本合同有效期为1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准时达公司与富泰通公司签订的《委托服务费用结算协议》约定：“富泰通公司向准时达公司提供的服务内容为：1.业务流程管理技术服务：富泰通公司依据准时达公司的业务需要，协助理顺业务的运作方案、报价、接单、调度、异常处理的流程及相关工作，使业务能顺利运行；2.物流信息管理服务：富泰通公司依据准时达公司的实际业务，及时地提供物流业务的相关信息服务，以协助准时达公司管理之需；3.操作中心服务：富泰通公司依据准时达公司的业务需要，提供当地的调度操作及异常处理操作服务。本协议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本协议届满后，如双方对此合作模式没有提出书面的异议，本合约自动续约一年……”。富泰通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出具的《关联企业关系证明》载明：“准时达管理公司持有富泰通公司的100%的股份，是富泰通公司的母公司。准时达管理公司持有准时达公司100%的股份，系准时达公司的母公司。鉴于此，准时达公司与富泰通公司均为准时达管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者之间均为关联企业关系。”三、案涉保险合同关系情况。1.大广发公司与人保惠州分公司保险合同关系情况。2018年4月16日，大广发公司与人保惠州分公司签订《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书》，约定：“在协议期限内，凡大广发公司承运的所有货物（保险条款列明保险标的的范围，包括案涉货物）……运输方式包括公路运输……运输路线包括国内：从收货到交货全过程……运输工具包括全封闭式卡车、半封闭式卡车、平板车……责任限额：1.每次意外事故或同一原因引起的连续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每一运输工具运载货物的损失以人民币1000万元为限；2.如保险标的条件超出约定的范围，大广发公司应于货物启运前书面通知人保惠州分公司，除非经人保惠州分公司书面同意，人保惠州分公司不承担超额部分的任何保险责任……申报规定：被保险人保证向本公司申报所有符合本保单/报价的货物，并需根据本保险条款于每个月15日申报前一个月的全部出货详情，以便前一个月货物保险统计……未按上述规定之申报，不在本保单承保范围内……本协议被保险人包括实际货主，实际货主以发货清单中列明的发货方为准……协议期限自2018年4月18日0时至2019年4月17日24时止”。2018年5月14日，大广发公司向人保惠州分公司发送2018年4月的运输业务的申报清单，该清单中包括案涉货物的申报。2.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保险合同关系情况。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载明：“经双方协商一致，人保深圳分公司对富山公司国内运输货物采用预约方式予以承保……被保险人为富山公司及货主……保险标的：在协议期限内，属于保险条款列明的保险标的范围，由富山公司承运的商品、原材料等货物，均属于预约保险范围（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富山公司不能随意选择投保……此协议所适用的保险条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附后），按运输方式和货物种类不同分别适用……运输方式包括公路……协议期限自2017年8月11日0时起至2018年8月10日24时止……保险金额：年预计保额为人民币2亿5千万元……保险费：本协议向下富山公司应支付给人保深圳分公司的总保险费预计数为人民币10万元，本协议期满时，保险费按协议期限内实际的年运量予以调整，本协议项下最低保险费不低于预计保险费的100%，即人民币10万元。申报条款：被保险人需在每个月15日前申报上个月的实际运量，保费在保单结束时进行结算，多补少不退，本协议最终结算应于协议期满后一个月内完成……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50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如果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已事先就承运人、运输工具、运输包装等约定具体标准，在未征得人保深圳分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富山公司不得随意降低标准，否则，发生保险事故，人保深圳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富山公司有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承运人，双方签订本协议时，富山公司应向人保深圳分公司提供承运人的资质证明文件，运输工具资料以及与其签订的运输契约，以便人保深圳分公司选择恰当的承保方案……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600万元，本协议年度内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屏、液晶平板类货物属于普通货物，不归类于易碎品，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10000元或核定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所附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载明：“保险标的范围：凡在国内经公路运输的货物均可为本保险之标的……由于下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货物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依照本条款约定负责赔偿：（二）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倾覆……”富山公司于一审庭审时主张其从未向人保深圳分公司申报货物运量；刘建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确认其与大广发公司合作初期曾要求大广发公司提供货物价值并向富山公司申报，但合作后期大广发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货物信息，其亦未能将货物信息向富山公司提供。四、刘建与富山公司的关系情况。2017年7月24日，刘建与富山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由刘建投资购买本合同项下的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并与富山公司合作经营道路集装箱运输业务……车辆车牌号码：粤Ｂ×××**、粤Ｂ×××**……合同期限自2017年7月24日起（未载明合同期限截止日期）……刘建按800元／月的标准向富山公司支付经营管理费用……本合同项下车辆所有权归刘建所有（还清该车辆所有款项后）……刘建自主经营本合同项下车辆，享有营运收益并承担营运成本……富山公司为本合同项下车辆统一购买以下保险，费用由刘建支付：（7）其他：见保险单ＰＹＡＥ20174403000000268……非因富山公司原因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刘建自行承担”。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刘建确认其与富山公司仅存在挂靠关系，其通过向朋友借钱以全款购车的方式购置案涉车辆。诉讼过程中，富山公司与刘建均确认因刘建无法以个人名义购买案涉车辆的保险，刘建以公司的名义向人保深圳分公司购买保险；人保惠州分公司主张刘建与富山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以及该富山公司、人保深圳分公司的陈述已证实刘建委托富山公司向人保深圳分公司购买案涉保险的事实，刘建为实际投保人，即使刘建非投保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刘建与富山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人保深圳分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各方当事人对案件案涉货物损失的价值以及人保惠州分公司已赔付的保险金额均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案件争议焦点为：一、人保惠州分公司是否已取得代位求偿权；二、案涉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应如何确定；三、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否对案涉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据已查明之事实，人保惠州分公司已实际向大广发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且大广发公司已出具《权益转让书》，确认其已向人保惠州分公司转让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七条之规定，人保惠州分公司自向大广发公司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即可代位行使大广发公司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至于人保深圳分公司有关大广发公司与业成光电公司、准时达公司、准时达管理公司以及富泰通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前述各公司之间赔付事宜的抗辩，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人保惠州分公司明确其代位求偿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关系，该案实际承运人确因未将案涉货物完好运送至约定地点并造成货物受损而构成违约，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有关案涉运输合同承运方主体的争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首先，富山公司并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的合同主体，亦未在合同落款处签章确认，虽然《委托货运合同》的承运方处有手写的“富山公司”字样，但富山公司并未在《委托货运合同》落款处签章确认，刘建亦确认该手写字样系因行驶证登记车主为富山公司而在该合同承运方处手写“富山公司”字样；其次，刘建与富山公司均确认富山公司未参与案涉货物的运输以及运费结算，即富山公司并未参与运输合同的履行，刘建亦明确未让富山公司参与合同履行的原因为降低案涉货物的运费，可见，富山公司未从案涉运输合同中获得合同利益；最后，刘建与富山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与《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以及《委托货运合同》相互独立，《合作经营合同》的约定对《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以及《委托货运合同》不发生相应的合同效力，况且《合作经营合同》明确约定刘建系案涉车辆的实际车主，其自主运营案涉车辆并承担车辆运营的盈亏；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富山公司并非案涉运输合同的主体，人保惠州分公司的相关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建未依照合同约定将案涉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并造成货物受损，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关于焦点三，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及所附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明确载明保险标的为“国内经公路运输的货物”，而非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而案涉运输合同承运方为刘建，该案发生货损的物品不属于《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及所附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载明的保险标的，案涉货物损失不属于人保深圳分公司的赔偿责任范围。人保惠州分公司有关刘建委托富山公司投保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合作经营合同》中列明《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由富山公司购买，相关保险费用由刘建支付，但并未约定刘建与富山公司就保险购买形成的委托关系，人保惠州分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人保惠州分公司有关富山公司因其与刘建存在挂靠关系而要求富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其主张的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该规定适用于确定侵权责任的情形，人保惠州分公司已明确其主张追偿权依据的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关系，因此人保惠州分公司应向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即刘建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人保惠州分公司支付赔偿款1079652.09元；二、驳回人保惠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58.43元，由刘建负担，刘建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人保惠州分公司。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车辆挂靠协议、车辆挂靠明细作为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根据上诉人刘建、人保惠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富山公司是否系案涉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其二，人保深圳分公司应否对案涉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富山公司并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亦未在合同落款处签章确认。刘建与大广发公司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委托货运合同》，该合同的乙方（承运方）处为手写的“富山公司”字样，刘建自认该手写字样系其因行驶证登记车主为富山公司，绕过富山公司而直接自行手写，且富山公司并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确认。富山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案涉运输合同的履行，亦未从中获取到合同利益。对于刘建与富山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系独立于《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书》《委托货运合同》的合同，该合同约定不对上述合同发生相应的合同效力。一审据此认定富山公司并非案涉运输合同的主体，并无不妥。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富山公司作为甲方与人保深圳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协议书》中对于保险标的载明“一、保险标的在协议期限内，属于保险条款列明的保险标的范围，由甲方承运的商品、原材料等货物，均属于预约保险范围（本协议另有约定除外），甲方不能随意选择投保。”；对于保险费的申报条款载明“被保险人需在每个月15日前申报上个月的实际运量，保费在保单结束时进行结算，多补少不退，本协议最终结算应于协议期满后一个月内完成。”；对于安全运输载明“如甲方有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承运人，双方签订本协议时，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承运人的资质证明文件，运输工具资料以及与其签订的运输契约，以便乙方选择恰当的承保方案。”。上述约定均系富山公司与人保深圳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保险标的应为货物，而非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人保惠州分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大广发公司已就案涉货物价值向富山公司申报，故案涉货物损失不属于人保深圳分公司的赔偿责任范围。至于人保惠州分公司基于富山公司与刘建存在挂靠关系而要求富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人保惠州分公司已明确其主张追偿权依据的法律关系为运输合同关系，连带责任承担依据的法律关系为侵权关系，在本案中并不具有适用的余地。综上，刘建、人保惠州分公司的上诉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33.72元，由上诉人刘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尚彦卿审判员 费 晓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童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