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4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路西二段******。 法定代表人：刘飞，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庆庆，北京隆安（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div> 法定代表人：曾帝，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邦禄，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国伟，男，198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华开，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生堂公司）、刘国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9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启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999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三生堂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三生堂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证人张某系挂靠于启源公司，作为业务代表负责黄芪颗粒的采购、销售、付款、回款工作，刘国伟挂靠于三生堂公司，作为业务代表负责黄芪颗粒的销售、回款工作。2018年1月1日，张某与刘国伟分别代表各自公司就黄芪颗粒销售事宜协商一致，以启源公司、三生堂公司名义签订了《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三生堂公司陆续向启源公司供货，张某则代表启源公司陆续以微信及银行转账方式向三生堂公司代表刘国伟及其指定人员张菊蓉付清了货款共计人民币384630元，其中2000元为物料费。三生堂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出具《收据》（编号为：0104154），明确载明“收到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2018年黄芪颗粒货款金额349790元，经手人：陈佳”并加盖了“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编码：5101065096194）”，该收据系由刘国伟邮寄给张某，再由张某转交给启源公司，据张某解释该收据金额与实际付款金额384630元不一致系三生堂公司财务计算失误，启源公司未再深究。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张某向刘国伟、张菊蓉的转账支付构成对三生堂公司的有效支付，一审法院认定付款事实又否认构成有效支付实属自相矛盾。（一）经查询“四川省印章查询平台”，输入编号为：5101065096194后查询到信息为：“印章编码：5101065096194，印章类型：财务专用章，备案时间：2015-09-02，单位名称：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故该《收据》真实有效。三生堂公司及其代理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印章”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二）刘国伟代表三生堂公司收款符合交易习惯、符合常理。首先，启源公司与三生堂公司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只有刘国伟一人代表三生堂公司一直与启源公司联系，从未有其他人加入；其次，根据证人张某、林某的证言，刘国伟代表三生堂公司对外开展业务、收款等事宜均没有出具相关委托手续，与其他公司合作亦如此；再者，张某、林某在业务合作中均与刘国伟发生过对私转账的情况；最后，根据张某最新提供的微信截图，刘国伟代理三生堂公司负责黄芪颗粒四川1部业务，在“好好黄芪省总扩大交流群”内代表三生堂公司向其上级代理“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三生堂公司的付款凭证，即刘国伟有代理三生堂公司进行收付款的权限。截至本案一审诉讼前，三生堂公司从未以任何形式就所谓的“未付货款”向启源公司提出过结算或支付的要求，完全不符合常理及商业惯例。根据《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约定，双方货款结算方式是“月结”。按照三生堂公司的主张，其截至本案一审诉讼之前即已经近一年时间均没有结算，且在启源公司逾期付款的情况下，其也依然持续供货；此外在此之前启源公司从未收到过三生堂公司要求结算支付的任何请求，这一切显然不符合情理和商业惯例。三、无论三生堂公司是否已实际收到货款，其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即便法院支持其违约金诉请，也应根据该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现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为基础来计算逾期付款损失。 三生堂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启源公司的上诉请求。三生堂公司从未使用过编号为5101065096194该印章，也没有出具过该收据。刘国伟是否收款与本案没有关系，三生堂公司和启源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所有款项必须支付到公司账户，即使刘国伟收款，也是无效的。 刘国伟辩称：作为一审第三人，一审未判决刘国伟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启源公司将刘国伟列为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当，刘国伟不是适格的被上诉人，应当驳回启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三生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启源公司向三生堂公司支付货款382,460元；二、判令启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三生堂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9年8月1日为81,081.52元(382,460元×0.001×212天）;三、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启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启源公司（甲方，买方）与三生堂公司（乙方，卖方）签订《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约定三生堂公司向启源公司供应相应货物。销售合同中约定了质量要求、验收标准、交货及验收方式、送货方式，还约定付款方式为电汇，结算方式为月结，并约定若启源公司逾期付款的，需根据应付款额按日向乙方承担1‰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销售合同尾部甲方处盖有启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乙方处盖有三生堂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合同签订后，三生堂公司于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11月2日期间共计向启源公司供应黄芪颗粒、黄芪颗粒（无蔗糖）共计382460元，并向启源公司开具了相同数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生堂公司所提交的销售出库复核单客户单位均为启源公司。一审庭审中，启源公司对其与三生堂公司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及三生堂公司向启源公司供货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对三生堂公司主张的拖欠货款有异议，提出启源公司已将货款全部支付给了挂靠三生堂公司的刘国伟，货款已支付完毕。为此，启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委托代理人张某向刘国伟、张菊蓉转账的微信账单、银行流水，微信账单、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张某向刘国伟、张菊蓉共计转账384630元，其中向刘国伟转账364930元，向张菊蓉转账19700元。关于刘国伟的身份，启源公司陈述刘国伟系以黄芪颗粒四川总代理的名义挂靠三生堂公司，代表三生堂公司经营管理黄芪颗粒在四川省内的交易，并组建了四川1部管理群，作为群内负责人对包括张某在内的交易对象催收货款。对此，三生堂公司不予认可，认为刘国伟与本案无关，刘国伟与公司无挂靠关系，公司是直接对外发展业务。 一审庭审中，启源公司陈述：张某系公司员工，只负责黄芪颗粒的出售和回款。公司外部采购黄芪颗粒后，再内部承包给张某，公司收取张某一部分费用。很多货款都是张某自己支付，收据由张某向公司提供。刘国伟没有向公司出具身份手续，启源公司从不认识三生堂公司的人，资料都是互相邮寄，通过电话建立合作关系，启源公司也未见过刘国伟，只有张某与刘国伟联系。2018年以前，启源公司通过对公账户向三生堂公司付款；2018年付款方式发生变化，启源公司未向三生堂公司核实，只是要求三生堂公司出具收据。启源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收据一份，并申请了证人张某、林某出庭作证。1.微信聊天截图显示：微信名备注为“刘国伟”向四川1部管理群成员发布信息“三生堂还有部分欠款的地总，请务必在20号以前清零，张菊蓉跟进好”，林某亦向刘国伟个人微信转账，且刘国伟要求林某与张菊蓉联系。张某在与微信名备注为“朱明东”的沟通中谈及自己与刘国伟发生矛盾。2.证人张某陈述：其系启源公司员工，负责黄芪颗粒的采购，2018年因个人原因停缴社保。2017年1月认识刘国伟，刘国伟系黄芪颗粒的省代理，朱明东系黄芪颗粒的全国总代理，林某系简阳的代理商。自己代表启源公司与三生堂公司就黄芪颗粒交易期间，只与刘国伟联系过，没有与三生堂公司其他人联系过。启源公司与三生堂公司2017年的交易均是对公转账，2018年刘国伟叫自己直接将款项支付给他。后因与刘国伟发生了分歧，所以刘国伟将自己移出黄芪颗粒四川1部管理群。张菊蓉帮助刘国伟管理后勤。自己采购货物都是与刘国伟、张菊蓉联系，自己转款后，刘国伟和张菊蓉就发货，只是税票、出库单需要通过三生堂公司。采购期间，刘国伟、张菊蓉没有向启源公司出具身份手续或证明。自己将刘国伟要求对私转账的情况告诉了启源公司，公司要求三生堂公司出具收据，后来刘国伟、张菊蓉将现金收据邮寄给自己后，自己再交给启源公司。3.证人林某陈述：自己与刘国伟系合作关系，刘国伟是百利药业黄芪颗粒的省代理，自己是黄芪颗粒的下级代理商，负责简阳区域。刘国伟曾以三生堂公司、百利公司的名义对外发生业务，自己以四川德通医药公司的名义经营黄芪颗粒，亦曾通过该公司进行对公转账。自己知道启源公司与刘国伟有合作关系，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林某当庭出示了其向刘国伟微信转账的记录，微信备注名“刘国伟”电话为189××××0121。4.收据显示入账日期为2019年4月9日，内容为“收到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2018年黄芪颗粒货款金额349790元”。该收据上盖有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5101065006194）。庭审中，三生堂公司称从未使用过该份收据上的印章，并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后三生堂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从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提取的财务专用章，该印章的审批时间为2016年4月6日，编码为5101065137339，与前述收据上财务专用章的编号明显不同。为此，三生堂公司认为其无鉴定必要，遂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了鉴定申请。 另，三生堂公司、启源公司对2018年以前的交易均为对公转账无异议。一审法院追加刘国伟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后，拨打189××××0121，对方回复其系刘国伟，但得知本案一审开庭事宜后，刘国伟即称其与本案无关并挂断电话，后未再接听电话。诉讼过程中，三生堂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诉讼保全，并预交了诉讼保全申请费2870元。庭审中，三生堂公司明确律师费尚未产生，故主张保全费、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三生堂公司与启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三生堂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出库单复核单，一审法院能够认定三生堂公司向启源公司供货38246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启源公司认可的代理人张某向刘国伟、张菊蓉的对私转账是否构成对三生堂公司的有效支付。首先，本案中，三生堂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明确了买卖合同的双方为启源公司与三生堂公司，亦约定了付款的方式为电汇。虽然启源公司主张其已就案涉货款支付完毕，其提交的张某向刘国伟、张菊蓉的转款记录亦显示出转账金额、转账期间与三生堂公司的供货金额、供货期间能够大致吻合，但是启源公司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2018年的交易中刘国伟能够代表三生堂公司收取货款。在双方有对公转账的交易习惯情况下，在未向三生堂公司核实刘国伟是否具有代表公司收取货款的授权且刘国伟未出示任何代表其身份及权限的手续情况下，启源公司即向刘国伟对私转账，放任了交易风险，应承担该风险带来的不利后果。其次，虽然启源公司提交了一份盖有三生堂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但是一方面该收据上载明的货款金额与启源公司主张的已付金额不符，另一方面该印章与三生堂公司提交的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财务专用章不符，在启源公司无证据证明三生堂公司有收据上所盖印章或在它处使用过收据上所盖印章的情况下，启源公司主张收据系由三生堂公司出具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启源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向刘国伟、张菊蓉的对私转账即构成对三生堂公司的有效支付，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启源公司尚应向三生堂公司支付货款382460元。关于启源公司的损失，其可另行主张。 关于三生堂公司要求启源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问题，虽然销售合同约定月结，但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而案涉货款系长期累积的结果，三生堂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在起诉之前已向启源公司主张过权利，但启源公司至今未付清货款势必造成三生堂公司的资金利息损失，三生堂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实质为其资金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三生堂公司关于违约金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应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2日起算。销售合同约定逾期付款需根据应付款额按日承担1‰的违约金，启源公司现主张违约金约定过高，且三生堂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资金利息损失达到了按照每日1‰计算的程度，故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调减，违约金应以382,4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8月12日起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82,460元并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应以382,46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8月12日起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52元，保全申请费2,870元由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260元，已由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预付。 二审中，三生堂公司、刘国伟均未提交证据。启源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三生堂公司出具的《收据》及四川省印章查询平台查询截图。证据内容为：从四川省印章查询平台查证，编号为5101065096194的印章系三生堂公司所拥有的财务专用章，拟证明盖有该印章的《收据》真实有效。证据2：微信截图，证据内容为：刘国伟代理三生堂公司负责黄芪颗粒四川1部业务，在“好好黄芪省总扩大交流群”内代表三生堂公司向其上级代理商“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三生堂公司的付款凭证，拟证明刘国伟有权代理三生堂公司收付货款。证据3：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出具的编号为5101065096194的“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备案印模。证据内容为：三生堂公司自2015年9月2日起备案使用过编号为5101065096194的财务专用章；该财务专用章的编号、图文内容、字体、排列等均与《收据》上所加盖的印章一致，拟证明三生堂公司已经收到启源公司支付的2018年货款事实。证据4：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刘国伟、张菊蓉），证据内容：2016年5月-2019年5月期间，刘国伟任职于三生堂公司，三生堂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保；2017年5月-2019年12月期间，张菊蓉任职于三生堂公司，三生堂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保；拟证明本案启源公司与三生堂公司在2018年合作期间，刘国伟、张菊蓉作为三生堂公司员工，其代表三生堂公司与启源公司进行业务合作、收取货款等行为均是三生堂公司意思表示，无论该等行为是否经授权，对于善意第三人启源公司而言均已构成表见代理，三生堂公司作为被代理人依法应承担已收取货款的法律后果。证据5：一审案卷中证人林某提供的微信截图、一审中三生堂公司自身提供的《销售出库复核单》。证据内容：刘国伟、张菊蓉对外以三生堂公司名义进行黄芪颗粒的业务合作、货款催收的事实；三生堂公司出具的2018年8月3日-2018年11月2日的《销售出库复核单》上业务员及制单员名字均为“张菊蓉”，拟证明刘国伟、张菊蓉是三生堂公司黄芪颗粒业务负责人的事实。证据6：2019年10月23日庭审笔录第11页，2020年3月13日庭审笔录第6页。证据内容：三生堂公司及其代理人在一审时否认编号为5101065096194的财务专用章的存在，主张“公司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枚印章”、“从未使用过收据上的印章”等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虚假陈述，否认刘国伟与三生堂公司的关系。拟证明三生堂公司故意虚假陈述。 三生堂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中的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三生堂公司从来没有出具过该收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印章于2016年4月5日缴销，在案涉期间没有使用过该印章，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4，因不是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张菊蓉是业务员的情况无异议，对张菊蓉在制单上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刘国伟就负责黄芪颗粒业务，刘国伟从来没有在制单上签字，不能以张菊蓉的签字证明刘国伟也在制单上签了字。即使有张菊蓉的签字，不能说张菊蓉收款就必然是三生堂公司的收款，双方明确约定所有款项必须支付到公司账户，其他所有的收款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刘国伟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证据3的质证意见与三生堂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2，启源公司未提供原件，因此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启源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4，成都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刘国伟、张菊蓉）的真实性不清楚，即使有这一社保缴费记录，也不能证明刘国伟的收款就代表三生堂公司的收款，刘国伟的收款行为没有代表三生堂公司收款的唯一性，因为存在私人之间的往来，不能达到启源公司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5，一审案卷中证人林某提供的微信截图、一审中三生堂公司自身提供的《销售出库复核单》，对林某提供的微信截图，启源公司没有提供原件，对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启源公司的证明目的。《销售出库复核单》仅有张菊蓉的签字，因此，不能把张菊蓉与刘国伟混同，不能达到启源公司拟证明刘国伟也参与其中的证明目的。证据6：2019年10月23日庭审笔录第11页，2020年3月13日庭审笔录第6页，是一审的庭审笔录，以庭审记录为准，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达不到启源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审查认为，因5101065006194财务专用章已经缴销，本院对《收据》上加盖的5101065006194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核实，故本院对《收据》不予采纳。除《收据》外，本院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查明以下事实，刘国伟、张菊蓉在案涉药品买卖期间系三生堂公司员工。三生堂公司曾经使用编号为5101065006194财务专用章，该印章于2016年4月5日缴销。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某对刘国伟、张菊蓉的付款不能直接认定为启源公司支付三生堂公司的货款。首先，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刘国伟作为三生堂公司员工接收启源公司员工张某支付的款项，未经三生堂公司追认。其次，对于启源公司关于日期为2019年4月9日、盖有四川三生堂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5101065006194）的收据足以证明三生堂公司追认收到了案涉货款的上诉理由，对此本院认为，因该印章于2016年4月5日缴销，且启源公司亦称该收据来源于刘国伟，而刘国伟并无三生堂公司负责收取货款的授权手续，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收据》系三生堂公司的意思表示。其三，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在买卖合同中，支付货款是买受人的主要义务，买受人有义务对货款的支付方式、收款人等进行审查。本案合同当事人为启源公司与三生堂公司，并非张某与刘国伟，买受人启源公司与出卖人三生堂公司在2018年签订案涉合同前，均系对三生堂公司账户支付货款。在案涉合同未作新的约定情况下，即使刘国伟要求启源公司向其私人账户转款，因刘国伟并无接收货款授权手续，其行为明显违反双方的惯常做法。即使张某支付给刘国伟的款项为案涉货款，在未经三生堂公司确认的情况下，启源公司放任员工张某自行向三生堂公司员工刘国伟私人账户支付货款，存在过失。其四，本案系连续买卖，时间跨度较长，案涉货款金额较大，启源公司未及时请求三生堂公司对货款的接受方式追认。因此，启源公司关于张某对刘国伟、张菊蓉的付款系启源公司对三生堂公司货款的支付，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一审法院关于启源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启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37元，由上诉人四川启源药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唐欣欣 审判员  董荣昌 审判员  仇 静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