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27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青州德信物产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州市尧王山西路**中都财富广场**楼****。法定代表人：于文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同，山东康桥（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婷婷，山东康桥（临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荣格重工船务有限公司（GLORYHEAVYLIFTSHIPPING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环永乐街**南和行大厦**Room1905,NamWoHongBuilding,148WingLokStreet,SheungWan,HongKong)。代表人：马振涛，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垒，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强，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申翊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法定代表人：徐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炳峰，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通州路**，住所地上海市通州路****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岳兆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垒，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辽宁伯宁（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青岛瑞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东海西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东海西路****楼**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王宁，该公司总经理。一审第三人：天津润昆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实验区空港经济区）国际，，住所地天津自贸实验区空港经济区）国际物流区第三大街****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周建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井庆仪，天津欧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青州德信物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荣格重工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格公司）、上海申翊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翊公司）、上海恒鑫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公司），一审第三人青岛瑞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公司）、天津润昆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7）津72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德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玉同、丁婷婷，被上诉人荣格公司、恒鑫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垒，被上诉人申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炳峰，一审第三人瑞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宁，一审第三人润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建军和委托诉讼代理人井庆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德信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德信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荣格公司、申翊公司、恒鑫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已经认可荣格公司为承运人，与德信公司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德信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恒鑫公司是荣格公司的代理，恒鑫公司的一切行为均代表荣格公司，荣格公司负有在天津港装载全部货物的义务。涉案9件货物均计划在天津港装载出运，其中最大件货物重量为55吨（即讼争货物），德信公司事先已将货物件数、重量等告知恒鑫公司、荣格公司，德信公司不存在过错。德信公司对货物标注了吊点，并配合出具了“不用横梁吊装保函”，但讼争货物未在天津港装载到船上。因此，涉案提单虽记载装货港为天津港和上海港，但系因荣格公司未完成在天津港将全部货物装载的义务，导致不得不在上海港再行装载讼争货物，致使德信公司产生了额外费用，该费用应当由荣格公司、申翊公司、恒鑫公司承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讼争货物未能在天津港装载到船上，德信公司并未通过协议的方式免除荣格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荣格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荣格公司的身份是实际承运人，仅需履行承运人义务。（二）讼争货物在天津港未能装船的真实原因第一是讼争货物吊点标记不准确，第二是天津港作为作业码头出于安全原因，没有让货物装船。（三）就本案争议，荣格公司、德信公司及恒鑫公司的委托人ErikaShippingPTELTD（以下简称Erika公司），以及润昆公司已经通过协议方式达成和解。（四）即便讼争货物不存在吊点的问题，或者各方未达成和解，德信公司也应依据航次租船合同向瑞泰公司进行追偿。（五）德信公司的损失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恒鑫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恒鑫公司身份是案外人Erika公司在国内的代理，其代理后果应由Erika公司承担。（二）恒鑫公司与德信公司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申翊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申翊公司仅根据船东的授权签发了提单，其他事不知情。瑞泰公司述称：同意德信公司的上诉意见。事实与理由：（一）瑞泰公司没有接到天津港的通知，也没有接到不能装货的通知，而仅接到恒鑫公司的通知。（二）瑞泰公司积极配合德信公司和恒鑫公司妥善处理涉案事宜，相关费用有发票和付款水单。（三）承运人未尽承运义务，无视国际贸易合同，未积极配合解决涉案事宜。在接受箱单时，恒鑫公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却在装货前提出一系列理由，特别是以货物不能起吊为理由，瑞泰公司不予认可。润昆公司述称：同意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润昆公司的意见与一审法院答辩意见一致，润昆公司在办理涉案货物出运业务中没有过错，且德信公司并未要求润昆公司承担责任。德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荣格公司、申翊公司、恒鑫公司共同赔偿损失35000美元（按照2017年8月22日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折合238000元人民币）；2.诉讼费用由荣格公司、申翊公司、恒鑫公司承担。后德信公司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增加为：判令荣格公司、申翊公司、恒鑫公司赔偿损失35000美元（按照2017年8月22日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折合238000元人民币）及运输费、人工费等费用损失90789元人民币，共计328789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格公司系“Ｈ××××”轮所有人。2016年1月1日，荣格公司与Ｅｒｉｋａ公司签订了一份《期租合同》，约定荣格公司将“Ｈ××××”轮自2016年1月1日期租给Ｅｒｉｋａ公司。《期租合同》第8条规定：“船长应使船舶在航次中尽最大努力速遣，并会同船员及使用小艇而提供习惯性协助。船长（虽由出租人任命）在有关船舶使用方面应服从承租人的书面指示和书面命令。承租人在船长监督下装载、卸载、垫舱、撤垫、积载货物、平舱、绑扎、解绑、固定、解固、理货、卸货，并承担费用和风险。船长应严格按照大副收据签发提单，见第56条。”2016年6月29日，德信公司与瑞泰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船协议》，协议载明：德信公司为租船人，瑞泰公司为承运人，由瑞泰公司将总体积803.83立方米，总重量176.74吨的货物由天津港运至孟加拉国吉大港，其中一个重件货尺寸为18.55×3.35×3.25（单位为米），总重量55吨。受载日期为2016年6月25日至7月5日。协议签订后，瑞泰公司委托润昆公司办理订舱及涉案货物在天津港的报关报检等货运代理业务。2016年6月29日，润昆公司以其关联公司润昆航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昆香港公司）的名义与瑞泰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船协议》，约定由“ＴＩＭＵ”轮或替代船舶承运涉案货物。同日，润昆香港公司与Ｅｒｉｋａ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船协议》，约定由“ＴＩＭＵ”轮或替代船舶承运涉案货物。两份租船协议中对货物记载与德信公司和瑞泰公司签订的《租船协议》中记载的货物形状及重量一致。7月初，润昆公司向瑞泰公司发送了一份《送货通知》，其中载明“船名／航次：Ｈ××××Ｖ.Ｋ1666Ｅ;提单号：202；船舶预计2016年7月20日到港，请于2016年7月18日到港。”在所附装船清单中，共记载9件货物，最大件货物记载为18.55×3.35×3.25（单位为米），201.96立方米，总重量54.80吨。2016年7月26日，涉案9件货物中的8件已全部使用“Ｈ××××”轮船吊装载于船上，剩余的一件为讼争货物。润昆公司与恒鑫公司就讼争货物装船问题于7月26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双方电子邮件中显示：“恒鑫公司要求德信公司将讼争货物的重心告诉船长并要求润昆公司出具不用横梁吊装保函。如果早出具保函的话，还可以叫码头的人装。”润昆公司将货物重心及时告知了船长，同时，瑞泰公司根据润昆公司指示，按照恒鑫公司要求出具了“不用横梁吊装保函”，并将该保函交付给润昆公司，润昆香港公司在该保函上亦加盖了公章，并交付给恒鑫公司。但讼争货物并未在天津港装载于“Ｈ××××”轮上，恒鑫公司向润昆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中显示：“这个货，客户吊点设计和重量报的都不对，必须要横梁吊。码头也说了，必须要横梁吊，否则非常危险。码头没有配合装载，讼争货物未能装船。”“Ｈ××××”轮驶往上海港继续装载其他货物。经德信公司、瑞泰公司、润昆公司、恒鑫公司沟通，各方同意将讼争货物拆分为3件，然后由上海港装船，与其他8件货物一同出运。讼争货物在天津港办理了退运手续后，运回德信公司所在地山东省青州市，德信公司委托瑞泰公司办理了讼争货物的拆分工作，将该讼争货物由1件拆分为3件。2016年8月2日，德信公司委托瑞泰公司将讼争货物运抵上海港并装船，“Ｈ××××”轮于7月28日已将上海港待装货物装载完毕，至8月2日将讼争货物装船后离港。等待装载讼争货物期间，恒鑫公司要求润昆公司支付滞期费，经恒鑫公司与瑞泰公司协商，瑞泰公司向恒鑫公司支付了35000美元。2016年8月12日，瑞泰公司向恒鑫公司支付了海运费481102.92元人民币。恒鑫公司向瑞泰公司开具了发票。恒鑫公司已确认将滞期费及海运费支付给了Ｅｒｉｋａ公司。德信公司于2016年8月9日向瑞泰公司支付运输费、代理费等共计90789元人民币。2019年3月5日，德信公司将35000美元的滞期费按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向瑞泰公司支付238000元人民币。另查明，涉案货物装船前，恒鑫公司委托中理检验有限公司在天津港对涉案货物进行了检验，对于涉案货物数量、尺寸、重量、体积等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理货报告，理货报告载明：货物数量9件，最大件货物重量为55吨。2016年8月3日，申翊公司签发了涉案提单，提单正面载明：承运人为荣格公司，托运人为德信公司，装货港：天津、上海。该提单右下角注明该提单系申翊公司代荣格公司签发。“Ｈ××××”轮自带船吊安全载荷为60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本案中，荣格公司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故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各方当事人当庭明确表示适用我国内地法律，故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进行审理。关于荣格公司、恒鑫公司、申翊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在荣格公司向德信公司签发的涉案提单中，德信公司被记载为托运人，荣格公司被记载为承运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德信公司与荣格公司之间具有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德信公司为托运人，荣格公司为承运人。在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应当依据提单的记载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中关于承运人和托运人的相关规定。德信公司作为托运人可以向作为承运人的荣格公司主张相应的权利，荣格公司亦可以依据提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中关于承运人和托运人的相关规定进行抗辩。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讼争货物未能在天津港装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可就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在装船前和卸船后所承担责任达成相关的协议。因此，就非集装箱货物装载问题，承运人和托运人可另行达成相关协议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否则，对于装载义务的判定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进行确定，即承运人负有对货物装载的义务。但在提单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提单是判断承运人应当装载货物数量的主要依据，即除非承运人和托运人双方还另有其他约定，否则承运人只对提单记载的相应数量的货物负有装船义务。本案中，涉案提单载明货物数量为11件，因此，荣格公司对于涉案全部货物负有装载义务，但提单显示货物的装货港为天津港和上海港，事实上荣格公司在天津港装载了8件货物，在上海港装载3件货物。故，荣格公司负有在天津港装载8件货物的义务，在上海港负有装载3件货物的义务。此时，德信公司若要求荣格公司承担未能在天津港装载讼争货物的违约责任，应当提交相应证据来证明荣格公司负有相应义务。本案中，关于讼争货物在天津港装载的问题，瑞泰公司及润昆香港公司根据恒鑫公司指示出具了“不用横梁吊装保函”，则该保函能否视为荣格公司已同意在天津港装载讼争货物。恒鑫公司庭审中明确其代表Erika公司，系根据Erika公司指示通知托运人出具保函，德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亦未能证明恒鑫公司要求出具保函的行为系代表荣格公司，故该保函系向Erika公司出具。因此，该保函不能证明荣格公司向德信公司作出了同意在天津港装载讼争货物的意思表示。综上，德信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荣格公司负有在天津港装载讼争货物的义务，德信公司无权要求荣格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如前文所述，恒鑫公司庭审中明确其代表Erika公司联系涉案货物运输事宜，德信公司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恒鑫公司在涉案货物运输中亦是荣格公司的代理人。申翊公司虽是代荣格公司签发提单的代理人，但其在签发提单过程中不存在过错。综上，德信公司以恒鑫公司、申翊公司为荣格公司的代理人，要求二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荣格公司、恒鑫公司、申翊公司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德信公司损失的具体金额及德信公司增加的部分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不再予以评判。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驳回德信公司对荣格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德信公司对恒鑫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德信公司对申翊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7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德信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荣格公司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法人，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该规定。鉴于本案的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辩论终结前均已明示选择内地法律，故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荣格公司、恒鑫公司、申翊公司应否共同承担德信公司所诉损失的赔偿责任。本案中，申翊公司作为荣格公司授权的签单代理人，代表荣格公司签发涉案提单，载明承运人为荣格公司，托运人为德信公司，荣格公司与德信公司之间具有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德信公司主张荣格公司未能在天津港将全部9件货物装载到船上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荣格公司的装船义务应依据其签发的提单记载或依据与托运人之间的其他约定。首先，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涉案提单明确记载了“货物数量为11件，装货港为天津、上海”，而涉案货物实际装船情况为在天津港装货8件，在上海港装货3件，符合提单约定。其次，德信公司与瑞泰公司、瑞泰公司与润昆公司、润昆香港公司与Erika公司所签订的三份次第《租船协议》中的内容，均不能构成对荣格公司的拘束力。而恒鑫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承认其代表Erika公司，恒鑫公司系根据Erika公司指示要求托运人出具“不用横梁吊装保函”，德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恒鑫公司系荣格公司的代理人，故恒鑫公司要求出具保函的行为对荣格公司不发生效力。综上，德信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就在天津港将全部货物装载到船上与荣格公司达成合意，德信公司要求荣格公司承担额外费用的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德信公司不能证明恒鑫公司系荣格公司的代理人，而申翊公司作为荣格公司的签单代理人，其为荣格公司代签提单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故德信公司以恒鑫公司、申翊公司作为荣格公司的代理人为由要求两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德信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32元，由上诉人青州德信物产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彤审判员 赵清泉审判员 李 超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孙超书记员闫玮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