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3民终13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贵华，男，汉族，1982年8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丰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绍波，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万荣，男，汉族，1970年1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中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洪，男，汉族，1969年3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习艳、李高飞，重庆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况飞，男，汉族，1982年2月11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小雪，女，汉族，1988年10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玲，重庆法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贵华因与被上诉人杨万荣、王洪、况飞、刘小雪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2019)渝0230民初1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贵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绍波、被上诉人杨万荣、王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习艳、被上诉人况飞、刘小雪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贵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上诉人袁贵华与杨万荣、王洪、刘小雪素不相识，没有收取任何案涉挖机款项，更没有受托购买挖机，没有事实与法律上的关系。2.上诉人与况飞对案涉挖机形成共同共有。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的购买挖机合同足以证明案涉挖机系与况飞共同购买，双方购买挖机并进行维修后，以况飞的名义出租。上诉人在数月没有得到租金的情况下，将挖机拖回重庆是自救行为。一审法院在物权存有争议的情况下，径行认定上诉人不是挖机共有人，且作出上诉人拉走挖机的行为侵害他人权益的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陈述存在委托购买挖机的行为，但是没有有效证据证明，不能推定杨万荣、王洪对挖机享有物权，进而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因鉴定机构的技术水平和鉴定能力导致无法鉴定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严重违返法律规定。一审庭审中杨万荣、王洪并未申请对挖机购买合同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不应主动告知被上诉人况飞是否申请鉴定，然况飞在法院的引导下申请了鉴定。但是本案鉴定事项与本案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并无关联，鉴定申请不应得到支持，请二审法院重新审查是否存在鉴定必要性。如果一审法院准予鉴定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18〕12号）司法解释第1条的规定，本案《工程机械设备转让协议》载明形成时间为2017年8月9日，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已经距离制成时间超过6个月，送检单位应当提供比对样本，否则不符合对外委托鉴定条件。同时，依据该解释第2条规定，送检单位应当提供同时期形成样本或存放的样本，并经庭审质证无异议后方能作为鉴定的样本和检材。一审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现有设施设备及技术条件只能做有损鉴定，但并不排除其他鉴定机构不能做无损鉴定，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另行选择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者按照案涉证据作出事实认定，而不能归责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举示的案涉挖机购买合同原件，被上诉人况飞认为合同中的“袁贵华”签名捺印与“况飞”签名捺印不是在同一时间，为此况飞申请了鉴定，相应的举证责任应由况飞承担。结合杨万荣、况飞曾经伪造案涉挖机购买合同的事实，本案一审法院应当认定由被上诉人况飞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或者由二审法院重新委托机构进行鉴定。4.被上诉人之间涉嫌虚假诉讼。第一，杨万荣曾单独起诉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况飞、刘小雪，陈述其一人委托况飞购买挖机，并转款24万余元；本案中，杨万荣、王洪又作共同原告，主张共同委托况飞购买挖机，并支付了49万余元，前后矛盾。第二，转账给刘小雪的款项性质难以确定，现无证据证明是购买挖机款项，且在购买挖机时未一次性转账36万元，购买挖机后还在转款。第三，被上诉人相互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其相互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达到损害上诉人利益的目的。第四，被上诉人曾经伪造案涉挖机购买合同，以达到侵占挖机的目的。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自认存在委托关系予以采信，作出的判决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被上诉人杨万荣、王洪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况飞、刘小雪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杨万荣、王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袁贵华、况飞、刘小雪连带赔偿经济损失498,000元，并自2018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返还之日止；2.由袁贵华、况飞、刘小雪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万荣、王洪与况飞系朋友关系；况飞与刘小雪系情侣关系。2017年7月27日至8月14日，杨万荣分六次向刘小雪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43,000元；2017年8月9日至同月14日，王洪分四次向刘小雪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250,000元。同年8月初，况飞得知周荣强处有一台二手挖掘机待售，主动与周荣强电话联系，谈好价格后，袁贵华及拖车驾驶员李辉于同月9日前往重庆市黔江区试驾后，由袁贵华与周荣强签订《工程机械设备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况飞指示刘小雪在8月9日、10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周荣强支付车款共计320,000元，拖车驾驶员李辉垫付尾款40,000元。周荣强于8月10日将挖掘机交付给袁贵华，袁贵华将该挖掘机运回重庆后交付给况飞，况飞将该挖掘机送往修理厂修缮后交付给杨万荣、王洪。后杨万荣将该挖掘机用于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中铁生态城路基工程。2018年2月5日下午，袁贵华前往贵州省龙里县谷脚镇中铁生态城工地，将该挖掘机拖走。后，该挖掘机在袁贵华控制期间被盗。后经报案后，由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公安分局追回，并于2019年10月31日将案涉挖掘机发还给袁贵华，袁贵华于同日将该挖掘机转卖他人。杨万荣向袁贵华索要挖掘机未果，于2018年11月19日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袁贵华返还挖掘机，后于同年12月17日申请撤回起诉。2019年3月20日，杨万荣、王洪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审理过程中，况飞认可与周荣强签订的《工程机械设备转让协议》中“况飞”的签名、捺印系袁贵华代签、代捺，但不认可袁贵华也在该协议中署名，认为“袁贵华”的签名、捺印与“况飞”、“周荣强”的签名、捺印非同一时间形成，申请对“袁贵华”的捺印的形成时间及“袁贵华”的签名与“周荣强、况飞”的签名是否系同时期、同一只笔书写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按照该鉴定中心送达的《工作联系函》，告知《工程机械设备转让协议》持有人袁贵华，需对协议中的笔迹进行有损取样，否则将无法鉴定，如因其不同意有损鉴定导致无法鉴定，将可能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袁贵华不同意对该协议有损取样。2020年4月16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20]鉴字第0196号终止鉴定告知书，对该鉴定作终止鉴定处理。杨万荣、王洪陈述称案涉挖掘机系二人委托况飞购买，并按照况飞的指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刘小雪共计493,000元，况飞已将其在周荣强处所购买的挖掘机交付给杨万荣、王洪二人。况飞、刘小雪对上述陈述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中，杨万荣、王洪主张案涉挖掘机系其二人委托况飞购买，并已经实际交付，自己系该挖掘机的所有权人，袁贵华无权侵占案涉挖掘机。况飞、刘小雪对杨万荣、王洪的主张及证据均予以认可。袁贵华对杨万荣、王洪的主张不予认可。袁贵华辩解称，案涉挖掘机系其用在况飞处开挖机等工资共计28万元与况飞合伙购买，杨万荣、王洪与况飞系合伙做工程，资金往来并非委托购买案涉挖掘机。袁贵华的主张及举证并未得到杨万荣、王洪及况飞、刘小雪均的认可，况飞对其提交的协议签名时间等申请了司法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因袁贵华不同意对《工程机械设备转让协议》中的部分签名进行有损取样，导致鉴定无法完成，袁贵华在一审法院告知其法律后果后，仍拒绝有损取样鉴定，按照证据规则，应由袁贵华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袁贵华亦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出资购买挖掘机或者况飞有欠其28万元工资的事实。结合况飞、刘小雪向设备出售人周荣强的转账32万元的交易记录及拖车驾驶员李辉垫付40,000元的事实，以及龙里县谷脚派出所对周荣强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况飞与周荣强达成购买案涉挖掘机的合意，况飞亦按照约定支付对价360,000元，周荣强亦按照约定交付了案涉挖掘机。杨万荣、王洪及况飞均对委托购买案涉挖掘机的事实予以认可，并举示了购买案涉挖掘机期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况飞将其在周荣强处购买的挖掘机交付给杨万荣、王洪，已经完成委托事项，杨万荣、王洪向刘小雪支付款项及刘小雪向周荣强支付款项的行为均是受况飞的指示，刘小雪并未与杨万荣、王洪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亦未与周荣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袁贵华将案涉挖掘机拖走的后果不应由况飞、刘小雪承担。袁贵华无权占有案涉挖掘机，杨万荣、王洪请求袁贵华返还原物。又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袁贵华已将案涉挖掘机转卖他人，无法返还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杨万荣、王洪有权请求袁贵华进行损害赔偿。关于赔偿金额的问题。本案中，案涉挖掘机已经袁贵华转卖无法追回，无法对财产价值进行评估，虽杨万荣、王洪及况飞认可购买挖掘机支付的价款为493,000元，但与杨万荣、况飞在龙里县公安局谷脚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一致，且财产损害赔偿应以财产的价值为限，杨万荣、王洪的主张明显过高，结合况飞向周荣强购买时支付360,000元的对价款，一审法院酌定由袁贵华赔偿杨万荣、王洪财产损失360,000元。袁贵华于2018年2月5日将案涉挖掘机拖走，确会造成杨万荣、王洪因无法使用该案涉挖掘机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应进行赔偿，但应对计算金额予以调整，即以36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以36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利息至偿清时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袁贵华在判决发生效力后十五日内赔付杨万荣、王洪财产损失36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以360,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以36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利息至偿清时止）；二、驳回杨万荣、王洪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70元，由杨万荣、王洪负担2430元，袁贵华负担6340元（杨万荣、王洪已垫付，袁贵华在履行支付义务时一并给付）。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二审中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1.袁贵华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袁贵华是否侵害了杨万荣、王洪的民事权利，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3.本案一审司法鉴定未能进行的原因及责任归属；4.本案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关于争议焦点1。现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杨万荣、王洪系案涉挖机的所有权人，袁贵华侵占并处分（出售）案涉挖掘机系侵权人，故杨万荣、王洪以袁贵华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袁贵华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争议焦点2.现有证据显示，案涉挖机系杨万荣与王洪购买并为其所有。理由是：第一、杨万荣、王洪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案涉挖机为杨万荣、王洪出资委托况飞购买的事实，该事实也得到经办人况飞、刘小雪二人的确认。第二、袁贵华主张案涉挖机由其与况飞合伙购买，缺乏事实依据。一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况飞有合伙购买案涉挖机的意思表示，也未以自己的名义向卖方周荣强联系、洽谈过单独或者与况飞合伙买卖案涉挖机事宜，二是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购买出资的事实，三是其与拖车驾驶员李辉到周荣强处代况飞签订买卖协议并运走挖机时，尚差的40,000元购机款系况飞向李辉所借并让李辉支付。第三、袁贵华主张案涉挖机系其用在况飞处开挖机的28万元欠付工资作为购机款与况飞合伙购买，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况飞欠付其28万元工资的事实。综上，袁贵华对于案涉挖机不享有任何权利，而袁贵华却将该挖机侵占并予以处分，其行为侵害了该挖机所有人杨万荣、王洪的合法民事权利，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3。本院认为，在一审法院依法启动鉴定程序、指定鉴定机构后，当事人袁贵华有配合法院向鉴定机构提供鉴定检材以便一审法院查明待证事实的义务，因袁贵华拒不履行该义务，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本案一审司法鉴定未能进行、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责任，应当由袁贵华承担。关于争议焦点4。本院认为，所谓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清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被上诉人杨万荣、王洪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利，向侵权人主张权利，且其陈述事实经一审法院查明并依法作出认定，因此，本案并不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和事实。综上所述，袁贵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由上诉人袁贵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云中审 判 员 陈胜泉审 判 员 吴 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王宏军书 记 员 蔡世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