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青28民终6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达文，男，196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青海省格尔木市居民，住四川省绵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住所地格尔木市建兴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1710471886A。 法定代表人：孙海立，该厂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奋，青海盐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达文因与被上诉人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厂）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2020）青2801民初14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达文、被上诉人污水处理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达文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是个人有意规避监管的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股权转让方案是经污水处理厂全体职工大会和源庄公司股东大会，按照法定程序表决通过，形成决议并经参会股东签字确认。2.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没有股东签字”属认定事实错误。依据股东会会议纪要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受让股东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其他股东不存在法律关系。3.一审判决以2014年3月7日源庄公司向污水处理厂出具收据“显示交款单位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人民币贰百柒拾万元，收款事项为投资款”这一证据认定“原告向被告已经支付2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错误，并错误地对270万元应付账款拆拼成本案所需的240万元及另一与本案无关且独立法律关系的30万元使用。一审判决书隐匿2020年6月28日当庭出示、质证有关商用房屋实际出资人的事实证据，直接隐瞒污水处理厂向源庄公司支付270万元投资款是其所占源庄公司商用房屋的预价款，不是股权转让款的重要事实。同时，判决书还隐匿2020年6月28日当庭出示、质证的“源庄公司历年应付上诉人应付账款明细”的关键性事实证据，直接隐瞒源庄公司转付给污水处理厂270万元的资金性质或用途是应付上诉人的应付账款，不是股权转让款的重要事实。至此，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对价240万元的这一事实，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64万元缺乏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条及《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2号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案件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法规和规章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依法有效。2.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2018）青28刑终90号《刑事判决书》作为本案重要证据使用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六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项、第七项的规定。综上所诉，请求二审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污水处理厂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购买（收购）被告持有的格尔木源庄餐饮服务有限公司40％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剩余64万元股权转让款；3．判令被告承担64万元转让款自2014年3月6日至还清之日止同期银行贷款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杨达文2011至2014年系污水处理厂的法定代表人（任职为总经理）及格尔源庄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庄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为董事长）。2014年3月在其担任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厂长、格尔木市源庄公司董事长期间，在未经国资委同意情况下，召开污水处理厂职工大会以及源庄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原始股价与转让对价比暂按1：3的比例计算，待资产评估后，多退少补，由原告以240万元价格收购被告所持源庄公司40％股份，股权变更后污水处理厂持有源庄公司股权51.50％。2014年3月2日被告杨达文与污水处理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3月6日污水处理厂通过银行汇款的形式向源庄公司汇款6笔共计270万元，2014年3月7日源庄公司向污水处理厂出具收据一份，显示“交款单位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人民币贰佰柒拾万元，收款事项投资款”并加盖源庄公司公章。同日，源庄公司通过电汇形式将270万元汇入被告杨达文个人账户。污水处理厂向源庄公司汇款270万元，其中30万元为张鲁西投资款，剩余240万元系污水处理厂股权转让款。污水处理厂系国有独资企业，资金来源系财政拨款。2010年6月17日被告杨达文及污水处理厂的其他33名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由职工个人及污水处理厂共同出资成立源庄公司，杨达文出资80万元，占股40％。至今被告仍是源庄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40％。2018年11月8日经格尔木市人民法院（2016）青2801刑初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杨达文利用其担任源庄公司董事长、污水处理厂法定代报人的特殊身份，明知污水处理厂作为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时须经控股人国资委的监管、批准，而被告采用污水处理厂职工大会、源庄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方式，避开国资委的监管，超越其职权范围，在源庄公司未经评估及国资委的批准下，利用其特有的职权，决定污水处理厂收购其源庄公司的股权，造成公共资产损失达240万元，属于超越职权范围行使权力，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最终判处杨达文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公共财产损失240万元予以追缴。后杨达文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8）青28刑终90号判决书，认定被告杨达文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违法所得176万元，依法追缴，返还污水处理厂。 一审法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定，国有股权转让应当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国资委）或本级人民政府批准，进行评估备案或核准并经常交易。国有股权转让未经批准的，转让协议未生效。《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格尔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作出的（2014）第15号《关于国有企业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也符合公序良俗，在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过程中贯彻实施。被告在转让股权时上述通知尚未作出，自然不发生效力，但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是明知的。被告认为原、被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召开股东大会和职工大会，其股权转让行为符合政府“继续推荐简政放权，依法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前置条件”“市国资委除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原则的答辩意见，该案中，股权转让首先形式上没有股东签字，实质上是被告杨达文在未经国资委同意下，擅自召开职工大会和股权大会，也是规避监管的行为，“简政放权”“不干涉生产经营活动”不意味着被告的行为可以脱离国资委的管理和监督，也不意味着可以不报告重大事项。被告未经批准擅自转让股权的行为显然超越职权，与污水处理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未经评估擅自定价协议转让股权，非法获取利益240万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76万元，该行为严重触犯刑法，构成刑事犯罪，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该转让行为显然严重违法，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协议，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应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股权转让协议》认定无效，原告向被告已经支付240万元股权转让款，其中176万元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追缴返还给污水处理厂，剩余64万元应当予以返还。被告称原告汇入源庄公司再有源庄公司汇入其个人的270万元系原告支付其占用源庄公司商业用房投资款270万元，以及源庄公司向其支付270万元系支付应付账款的答辩意见，因付款凭证及源庄公司出具的收据均注明该笔款项系投资款，无法证实被告所述情形，该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64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合同无效法律只规定财产予以返还，并没有对支付利息进行规定，双反也未有此项约定，该项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购买（收购）被告杨达文持有的格尔木源庄餐饮服务有限公司40％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二、被告杨达文返还原告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股权转让款64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格尔木市污水处理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杨达文与污水处理厂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股权（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2.一审认定杨达文收到股权转让款240万元是否正确？ 关于《股权（份）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五条第三项“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履行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企业，或者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近亲属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投资”的规定，及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的规定。国有公司除非得到了履行出资人管理机构的同意，否则，国有公司向关联方投资的行为无效。本案中，污水处理厂作为格尔木市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对外出资应当取得格尔木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同意。但杨达文在担任污水处理厂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经格尔木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同意程序，收购其担任董事长的源庄公司中的杨达文个人股份，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杨达文与污水处理厂于2014年3月2日签订的《股权（份）转让协议》无效正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杨达文上诉称《股权（份）转让协议》有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认定杨达文收到股权转让款240万元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已被生效裁判确认的基本事实。本案中，已生效的（2018）青28刑终90号刑事判决已认定杨达文利用职务之便擅自使用污水处理厂国有资金，以1:3的比例收购其个人在源庄公司的股权80万元，非法获利240万元。且由污水处理厂转入源庄公司账户，再由源庄公司向杨达文转款270万元，转账凭证及收据均注明该款项为投资款，且转账时间也与杨达文与污水处理厂签订《股权（份）转让协议》的时间相吻合。而且现杨达文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该事实，故杨达文上诉称所收款项并非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杨达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00元，由上诉人杨达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萍 审 判 员  吴培青 审 判 员  邢 昌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田雪梅 书 记 员  司风明